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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若干心得与思考 Posted: 07 Nov 2012 09:53 PM PST 图为李江琳    1990年代初，我在纽约大学犹太学系读研究生，主攻犹太神秘宗教和宗教学。在一些宗教学课程中和相关书里，我初次读到一些藏传佛教的知识，这是我与藏文化的初次接触。那时的接触可谓“浅尝即止”，要到1990年代末，我在纽约中央公园参加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开演讲，才算得上是一次对我有深刻意义的事情。 又过了4、5年，一系列机缘促使我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当代藏史，主要是1950年之后的西藏三区历史。从那时至今，我的全部阅读都与此有关。之所以是“当代藏史”而非古代藏史，主要是因为我对近现代史比较感兴趣。2010年出版《1959 拉萨！》，今年9月出版《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算是这些年研究的小小成果。我个人认为，这两本书的最大意义是初步厘清了一些史实，收集、整理了相当一批中文资料，特别是零散于各处的中共官方资料。至于我基于这些资料写成的这两本书，自然是任由读者见仁见智。  写这篇文章，是想对自己这些年的研究心得做个简单的总结，顺便谈谈对当代藏史研究的困境与问题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在此我必须作两点说明：第一，这些年来我被称为“藏独分子”、“民主人士”、 “民运分子”、“达赖追随者”、“CIA特务”等等，无论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都是他人加诸于我的标签，与我对自己的定位全然无关。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独立历史研究者。这一定位对我至关重要。“独立”，意味着我不受任何机构、组织、党派以及政治势力支持和左右，亦非任何组织、机构、党派和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历史研究者”意味着我必须遵守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否则我的研究既谈不上意义，也谈不上价值。“史学基本原则”包含一整套理论、方法和伦理。随着时代的变化、价值观的改变，新的观念、事件、研究工具、资料等等的出现，史学研究的方法会发生一些变化，例如产生新的流派之类，但核心原则并无多大改变。对基本史学理论感兴趣的人，不妨读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的经典史学教材《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The Pursuit of History:  Aims,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自我定位为 “研究者”也让我明确一点：我不是个活动家，我的有限时间和精力必须用于挖故纸堆、采集口述历史、整理和分析资料等等与研究有关的事务。除了偶尔参加几个研讨会之外，我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参与各种政治性活动。 基于此，我在谈“观察和思考”时，是以“独立历史研究者”的身份，而非任何他人加诸于我的身份。 何为“当代藏史”？ 坦白说，我不清楚国际藏学界对“当代藏史”是否有明确定义，我自己对“当代藏史”的时间定义是1950年之后，对地域的定义是“传统西藏三区”，也就是现实政治架构中的“四省一区藏区”。为避免被误读，我在此做一点解释：当我提及“四省一区”或者“中国西南西北藏区”时，并不包含政治价值观，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这些地区同时也是“传统藏区”，即历史上的吐蕃帝国疆域，我只是如实描述现实的政治架构。 其实这里还有个相当实际的史学研究方法问题：研究者不可能将现代史的研究置于非现代的时空概念之中，正如研究当代中国史不能使用秦代的时空概念一样。  为什么是1950年？因为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意味着传统藏区全部被外部势力吞并，其历史开始了一个与此前全然不同的阶段。从“吐蕃帝国”到“四省一区”是一部长达千年的历史，由于能力的限制，我集中研究的是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一段，也就是当代史。 任何有过历史研究实践的人都知道，对特定历史阶段或者历史事件的研究必须有纵横两方面的扩展，也就是 “背景”。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放置在当时的——而非当下的——状况中加以考察，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我对当代藏史研究的背景深度延至清末，宽度涵盖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冷战史等等。也就是说，我对当代藏史的研究，是置放在这样一个座标中的。 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个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人，我还不至于相信什么“自古以来”。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不难明白，“自古以来”根本就是个伪命题。这些年来，为了证实或证伪这个“自古以来”，无数人耗费了无数时间和精力，其实，如果对“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有基本的了解，“自古以来”就不必谈了，因为逻辑上根本就不成立。有兴趣的人不妨读读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本出版于1994年的书在谈到西藏时和周边民族时，明显自相矛盾，显示出作者的挣扎，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的研究，是相当价值的。另外，葛兆光于2010年出版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也很值得一读，特别是第一章第四节。 当代藏史研究的困境 对历史研究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史学研究中难度最大的是当代史，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史料匮乏，特别是关键史料匮乏，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形形色色的立场、观点、禁忌、情感、“政治正确”等等等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研究者还有可能因触犯某些“禁忌”而遭遇各种各样的麻烦，甚至有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历史研究可以完全从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剥离，不管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不管是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通史、断代史、地方史、专题史等等，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当下政治的干扰。在某些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历史研究甚至会被当下的政治绑架。不幸的是，藏史研究，特别是近现代藏史研究，尤其是当代藏史研究，就处在“被政治绑架”的状态。 藏学研究分好几块， 中国大陆一块，欧洲一块，美国一块，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人在做各种研究。如今“藏学家”不少，但“藏学家”就像“汉学家”一样， 是个概括性的称谓，细分的话，各人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些年里，我与欧美的藏学界多少有些直接或间接的接触，虽未作统计，但感觉老一代，也就是60年代开始研究藏学的学者中，专攻当代藏史的人并不算多。虽然欧美每年都有各种“涉藏”书籍出版，但当代史方面的书如果有的话，往往并无多少新意，真正够得上学术研究的也并不多。最近几年遇到过一些年轻学者，还有些在校博士生，感觉到情况正在悄然改变，研究范围开始从狭义的“西藏”，即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西方学者现在常常称之为central Tibet）转向地方史（Local History）研究。为避免误解，在此特为说明，此处所说的“地方史”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框架中的“地方史”，而是相对整个藏区的“地方史”，比方说康区某地某时的历史，拉卜楞地区的历史，尖扎（不是现在的尖扎县，而是中共进入当地之前的尖扎王治下的尖扎）在中共建政之前的社会状况等等。 中国大陆的藏学研究起步比欧美晚。 1979年2月16里，胡乔木给中央民委党组写了封信，转达社科院宗教所所长任继愈给他的信中提出的几点建议，包括抢救西藏珍贵文物和宗教典籍、资料，成立西藏图书资料中心，吸收有专长的人才参与对文物、典籍等的抢救、整理、编目等等，其目的除了“保护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之外，还有“维护我国在西藏学上应有的发言权和学术地位”。1979年3月10日，也就是1959年“3•10事件”整整20年之后（历史的又一个有意思的巧合），中共中央统战部将此信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中国大陆的藏学从此发展起来。藏史研究方面，中国藏学界可谓被政治牢牢绑架，被“自古以来”、“达赖集团”等几条紧箍咒死死套住，纯属“戴着镣铐跳舞”。中国藏学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 艺术史等方面颇有建树，但在当代藏史方面那就是“马尾串豆腐——不提也罢”。一言以蔽之：国内独立研究者的成果，以及知情人和当事人所写的有史料价值的书不是被禁，就是只能在境外出版，还有极少数是地下出版的。 藏学在西方虽然历史较长，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其实也是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也就是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西藏流亡社会形成之后。1956年，CIA想找个藏语翻译来帮他们训练四水六岗游击队员还煞费苦心，如今CIA要在美国找个藏语翻译肯定不费吹灰之力。不过，这也意味着那个时代出来的藏学家很多是通过流亡社会来了解1950年之后的西藏的。那个阶段不仅资料来源相当有限（CIA资料和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尚未解密），而且书写者有很多是并未受过史学训练的记者。1960-70年代出版、涉及当代藏史方面的书我读过不少，但引用不多，因为很多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有些信息没有经过专业性的甄别，后来证实是错误的。由于当代藏史研究可说是在冷战中产生的，早期的各方出版物（60、70年代的相关出版物）基本上都是史实与宣传的结合，也都有点“你说黑我就一定要说白”的走极端趋势，情况相当混乱，专业程度颇低。到80年代后情况才开始好转。当然，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随着资料的解密或泄露，越来越多的知情人、当事人出版回忆录，研究自然会越来越细，研究成果也会越来越接近真实。 当代藏史研究属于“高度敏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大陆藏学界的那些紧箍咒也绑架了西方学术界的藏史研究。由于西藏问题是个“正在进行时”问题，而且是个持续不断的“热点”问题，世界各国都有相当多的西藏自由事业支持者和达赖喇嘛支持者，相关讨论、争论很容易情绪化，欧美藏学家们也被贴上诸如“亲中”（Pro-China）、“亲藏”（Pro-Tibet）这样的标签；中国政府自然也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许多拒绝被“紧箍咒”套住，发表令中国政府不满的言论，或是研究结果不符合中国政府有关藏史“主旋律”的欧美藏学家或相关研究机构，往往被中国政府封杀。西方藏学家被中国签证，被拒入藏考察调研，被拒参加学术会议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被封杀者不乏著名藏学家。 这种现状难免造成一些机构及个人的“自律”，或艰难地在各种观点上保持平衡。这点我深有体会。曾有亚洲某国的一学术机构拒绝让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原因并非“该人不属于学术机构，因而不具备参加的资格”这样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却是“该人研究的内容过于敏感”；  有次应邀在某大学参加一场讨论会，却在会前被主办方告知，由于与会者有不少大陆学生，我最好不要提及那些“令人震惊的数据”。前次在大陆跟一位宣传部门的官员谈及此事，他得意地说：“看来我们真的强大了，老外也不敢得罪我们了！”对此我无话可说，不过，我相信西方藏学界还不至于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  在中国，国人被灌输了大半个世纪的“自古以来”、“叛乱集团”等等，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加上国人那种“人人都是政治家”的状况，到了“涉藏问题”就成了“人人都是藏学家”，各方基于各自的立场来书写和解说历史，读者也根据各自的立场来选择。2004年，有个澳大利亚人写过一本书，叫做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恰好我那时开始阅读有关当代藏史的书和资料，加上在图书馆工作的“近水楼台”，该书一出版就认真读了一遍，对未来有可能遇到的状况有了点精神准备。前阵子在网上查这本书的出版信息，看到该书网页上有两条评论，一个西方读者说好，一个网名“Laowan”（老万？）的读者说差，理由是该书作者说自己曾在西藏流亡社区结交了一些流亡藏人，因此他对藏史的了解深受藏人的影响。Laowan认为这点足以证明作者的偏见，他推荐戈斯坦的《雪狮与龙》。我看了啼笑皆非：要是Laowan知道戈太太就是个流亡的西藏贵族之女，按照Laowan的判断标准，戈斯坦就肯定比那个澳大利亚人更公正吗？ 很明显，在这样的氛围里做当代藏史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庆幸自己是个独立研究者。独立研究者有另外一些困难，比方说缺少学术机构的财力人力支持，我没法让研究生来帮我整理资料，也没钱请翻译，但独立研究者的好处是，你的研究项目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批准，不需要顾虑任何一方的“政治正确”，因此更容易坚持自己的研究自主性。 另外一个问题是，历史研究者都知道，通过认真、冷静、严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时常会与大众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固有认知相悖。 在这样的时候，坚持研究的自主性就是对研究者的考验：考验的不仅是研究者的功力，还有定力。 词语的力量 《铁鸟》初稿完成后，我在修改书稿期间顺带做了点翻译活儿，把手头的一些“涉藏”中文资料译成英文，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算是“资料分享”。期间，我与我的合作者，通晓藏语的英国藏学家Matthew  Akester就一些中文词汇的英译有过多次讨论。这些词汇包括“土司（土官）、头人、活佛”等等。这些词在汉文资料里比比皆是，大家都很熟悉。坦白说，在动手翻译前，我从未想过这些词汇中包含的某些问题。但是，当我需要选择英文词汇来表现时，问题就来了。比方说，如果把“土司”翻译成“local lords”，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是“local”？相对谁而言是“local”？假如换个角度，还会是“local”吗？藏人自己是如何称呼这些官职的？于是我请Matthew找出在安多藏语中的相关词汇。我们分别对这些词汇汉、藏文的原义做出语义解释后，同时发现了问题。但是，翻译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我们当然不能任意改动原文，因此，我们在译本中加入脚注，指出这些词的藏文原文及其含义。 但是，当我按照习惯，将汉语的“部落”翻译成英文的“Nomad tribe”时，Matthew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反对使用tribe这个词，认为这个词在英文里有点贬义。根据《牛津英汉词典》，“tribe”这个词 的解释是： racial group (esp in a primitive or nomadic culture) united by language, religion, customs, etc and living as a community under one or more chiefs，这里的primitive可以被理解为含有“不开化”的意义。他建议用藏文tsoba来代替，我提醒他“部落”不仅仅是牧民部落，还包括农区部落，用tsoba不大合适。他说要不用“nomad group”来特指牧民部落？我说那农业部落是不是用“agricultural village”？他说village本身就有“定居”的意思……总之，我们来来回回讨论了多次，最后暂时还是用了tribe这个词。由于译本尚未最后定稿，我们说不定会对到底怎样翻译“部落”这个词再讨论一番才能定案。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如何研究是个问题，如何呈现也并非易事。历史学家不是外星人，当然有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当代历史研究者常常自己就是特定事件的当事人，中国的文革研究群体和六四研究群体就是明显的例子。历史学家本人的背景、教育、经历、阅历等等都会潜在地影响到他的选题、方法、资料的分析与运用，以及（很容易被忽略的）词语的使用。词语的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学家自身的价值观和立场往往会通过词语的选择和使用表现出来。很多时候，这种选择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研究者本人未必意识到，使用某些特定的、固定的词语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这点其实不难理解：说某人“自许为研究者”或“自诩为研究者”，期间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 一般说来，研究者都知道学术研究的原则之一是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尽可能使用中性词汇，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历史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事务，历史是由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组成的，所有的史料，无论是文字资料、图像资料、实物资料，背后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因此也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和立场。研究者在阅读、分析资料时，通史也是间接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研究者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知，不应盲目地被资料的立场牵着走。  几年来，我读了大量有关50年代藏区的中文资料，不管是官方资料还是参与战事的官兵回忆录，资料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叛乱”和“平叛”。仔细分析各种资料后，我确定在那些地区发生了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其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而且具有一场局部战争的性质。但是，这场军事行动应该称为什么？当我呈现研究结果时，应当使用一套什么样的词语？这是个很实际，也很紧迫的问题 。在写《1959：拉萨！》之前，我跟好几个朋友反复讨论过多次，试图建立一套比较中性的词语，这件事并不像我一开始想象的那样容易，特别是在中文语境中。最终，我用“抗争”取代“起义”，用“暴动”取代“叛乱”，用“镇压”取代“平叛”等等。我十分清楚，这套词汇并非完全是中性的，它们最多只是“接近中性”。 《铁鸟》在写作期间，曾有一位美国藏学家提出疑问，他认为“战争”这个词太夸张，他认为是“镇压”而非“战争”。在台北也遇到过类似的询问：为什么是“战争”，不是“屠杀”？  我认为那场军事行动是一场战争，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否认它是屠杀，书中我多次使用了“屠杀”这个词来描述具体的“战役”。我之所以选择使用“战争”这个词，首先是因为那场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强度：它不是警察使用催泪弹、棍棒之类驱散抗议人群那样的行动，而是动用了野战军和当时最强大的现代武器的军事行动；其次，“屠杀”有多种方式，相比犹太民族经历的大屠杀， 柬共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或者苏联对波兰的“卡廷大屠杀”，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屠杀有显著的不同：它是用战争形式进行的屠杀；第三，在那场军事行动过程中，藏人并非没有反击，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作战，如理塘寺之战、四水六岗成立后的尼木之战等等。在六年半中解放军死亡人数有1万多人。从各方面因素来看，这场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装冲突都具备了战争性质。 《铁鸟》排版期间，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曾希望我改一个“更有震撼力”的书名，我没有同意。因为，在大量阅读和思考后，我相信越是平淡的叙述越有张力，越是中性或接近中性的词语越有力量。 历史学家有的喜欢写宏观的通史，有的喜欢写具体的事件，《1959 拉萨》和《铁鸟》写的都是历史事件，只是试图回答“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宏观历史中这属于微观的问题，但在具体的事件中它又属于宏观问题，而且是“从外向内”的视角。有一本藏文汉译本的历史文学《赤风呼啸》很好地表现了藏人的“内观”，这本书即将出版，想要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在该书出版后不妨一读。 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是一两本书可以说完的。历史研究需要关注细节，5、60年代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一系列事件，需要更加深化、细化地研究，那将会是很多篇专题论文、很多本书的内容。这两本书只不过是我个人的一点点努力而已，在学术的海洋中，它们不过是一滴水。我从不怀疑，随着更多资料的出现，更多研究者的努力，它们将会被超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阶段的研究就毫无意义。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要尽可能客观地重构历史和解释历史，而是引起读者的思考。我希望《1959： 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这两本书，能够激发以汉人为主的读者思考一些超越当代西藏史，也超越当代中国史的、更为本质性的问题。 最后，我引用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人类的意识水平会由于对已经消逝年代的思考而得以提升，历史的 重构将一直会发挥对想象力的控制作用，它向作者和读者提供能引起共鸣的历史经验。同时，历史学家还要承担理解现实和指导现实的责任，他们所教授的历史学——不管是在中学和大学向学生教授、还是通过传媒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都需要以这种责任意识为指导。坚持这种教育方式，历史教育才能同时实现许多目标：它能培养思维能力、增加同情心，还能提供一种迫切需要的历史视角来观察我们时代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45页。） 原载《纵览中国》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53 ——作者供稿

蒋方舟：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那场大屠杀 Posted: 07 Nov 2012 05:53 PM PST 蒋方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08日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是报告文学作家、原《芙蓉》杂志编辑谭合成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他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对文革期间发生在湖南道县的大屠杀进行调查，之后完成此书。 叙述以一条河流开头。道县人爱吃活鱼，商贩往往早早地就在穿城而过的河流旁边等待着捕鱼，1967年，鱼变得异常肥大，十几斤的大鱼经常会翻白浮在水面上，可没有人去打捞，因为这些鱼都是吃人肉胀死的。 按图放大 Tan Hecheng 谭合成著《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011年由天行健出版社在香港出版。 相关文章 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达尔文改变中国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单作伴 这不禁让人想到小说家哈金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小说《南京安魂曲》的开头，他写道：“南京学校旁边的池塘里，水都变成黑红色，尸首在水上漂，鲤鱼和鲈鱼都变得异常肥大。” 两本书不同的是，南京学校旁边并没有池塘，这是哈金为了小说震撼的入场画面而杜撰的细节；而道县的那条河流，却是真实流淌着的，那些被鱼啃得乱七八糟的人的嘴，都曾真实地背诵过毛主席语录。 根据《血的神话》的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年，被迫自杀326人。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杀人手段可以归纳为10种：枪杀、刀杀、沉水、炸死、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这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屠杀。五千也好，一万也好，这些听起来庞大的数字在个体生命所遭受的苦难面前显得空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这场灾难的可怖。 《血的神话》2011年在香港由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时，《墓碑》的作者杨继绳为本书做序，他写道：“在《血的神话》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作者谭合成在1986年完成书的初稿，当时他任职《芙蓉》杂志编辑，得以接触道有关1967年湖南道县及其周围大屠杀的机密资料；此后，谭合成多次前往道县采访，补充原稿；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了50万字的最终稿。 这场杀戮是如何开始的？ 官方提供的材料是说当地的一个武器库被抢，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被杀，由此开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战。可作者谭合成的调查却发现，被杀的9000多人里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可几乎没有一个人反抗和为自己辩白。 当第一个无辜者被杀，剩下接二连三的残杀就显得那么顺畅，那么理所当然。人变得如鳄鱼，对血腥味异常敏感。书里写，道县大坪铺农场在周围地区都杀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还没有发生一桩杀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大开杀戒的指令。直到有一天，稻草终于等到了燃着的木柴。农场厕所里发现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恶攻的大罪，调查最后把犯人锁定在农场医生谢志向的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谢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儿子。简单潦草的“审判”之后，群众决定把谢志向一家五口处死。 在强奸了谢志向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背靠背绑在一起，中间放了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个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把这个叫做：“天女散花”。 书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让人觉得既突破了对人性想象力的极限，又觉得他们依稀仿佛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吞吐呼吸。 对于屠杀，我最大的困惑莫过于：人是怎样克服动物性的同情心的？如何看到同类被残杀而不心生恻隐？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Holocaust)里引用了哈佛大学社会伦理学教授赫伯特・C・凯尔曼(Herbert C. Kelman)的结论，从人变成集体罪行的罪犯有三个条件：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 前一个条件是前提，后两个条件在《血的神话》中也能找到例证。一个杀人凶手在接受调查，回答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对工作组的负责人说：“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把生命之间的残害简化为行政命令，能有效的抑制道德愧疚。 另一方面，杀人者千方百计贬低受害者的人的特性，在语言上，用“反革命”、“黑五类”这样的称呼去代指，在行动上，用充满羞辱的审判把他们逼到微不足道、苟延残喘的境地。 杀人者虽众，可在整个人群中的比例却并不高。比令人骇人听闻的杀害更让人心寒的，是全局性的无所作为，受害人缄默不语，见证者也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这让他们成为罪行的共犯。在整个道县地区的屠杀当中，不只没有成组织的反屠杀运动，甚至没有一个表现出超常道德勇气的人。 在和平年代谈论屠杀，多少显得有些沉重和不合时宜，但却是及时和必要的。关于屠杀的一切，让我不知所措，直接经验和想象力的匮乏使我对其怀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蛮行为，而这种怀疑，是危险的。只有直视人性异化的可能性，才能让我对自己保持警觉。 蒋方舟是作家，供职于新闻媒体。著有《正在发育》、《谣言的特点》等。 ——纽约时报中文网

孔捷生：美國選舉和中共十八大奇景 Posted: 07 Nov 2012 05:48 PM PST 中国超市道具柜台的告示 中共開黨代會本係家事，卻搞得全民緊張兮兮，舉國進入臨戰狀態，封網箝口，堅壁清野，菜刀下架，軍警與紅袖章滿街梭巡，儼然維穩機器總動員，更亮出「保衞十八大」鏗鏘口號，此乃戰爭術語，果真蔚為奇觀。歷數辛亥革命以降，歷屆政府交替，從未有過現政權那樣害怕人民。 對照美國兩黨開代表大會，搞的嘉年華似的；總統大選雙方造勢，卻井然有序。若美國政府規定此日槍店關門，槍械下架，那簡直失心瘋，民眾倒真要持槍護憲了。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人民有持槍權；《獨立宣言》寫明：「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廢除它。」換言之，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權利。 菜刀下架，教人想起秦始皇收繳民間刀劍，鑄十二銅人於咸陽；又聯想到元朝規定漢人每十戶合用一把菜刀，那都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偏偏在自詡盛世的本朝重現。十八大何以要「保衞」？確係大敵當前，卻來自黨內鬩牆，薄熙來就是一彪精悍人馬，薄被開除黨籍，接下來重刑侍候，卻樹欲靜而風不止，他不是陳希同、陳良宇，將來只用口述回憶錄去了此殘生，總之死而不僵，懸念叢生。當下習近平、溫家寶連遭逆襲，已足以證明黨國之敵不在草澤民間，而在蕭牆之內。 卻說「保衞」二字煞氣重重，大大有損十八大之祥瑞，不過御用喉舌會自有生花妙筆。薄案及習、溫財產案的連番地震，竟讓筆者想起汶川地震時喉舌的離奇讚頌：「國運將興，竟多磨難；巨龍抬頭，風暴隨之」；「還會有災難降臨降臨，讓它們來吧，災難仍會像這次地震一樣成全我們。地震天佑，苦多情長，凶信吉運，多難興邦！」把壞事化為好事，把凶兆化為祥瑞，以我這桿禿筆實在不能為之。 這種人工祥瑞最精采的復古版，在於發掘出習近平魚躍龍門的故事，報稱習在福建為官時，曾乘筏遊大金湖，竟有一尾幾尺長大鯉魚躍上竹筏，同舟者莫不嘖嘖稱奇。這是取自祥瑞典故「白魚入舟」，《史記．周本紀》載：「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鯉魚入舟同此理，原來真龍天子前緣已定！ 又不由想起，幾年前香港有過一波來勢洶洶的圍剿「天譴論」，梁振英也曾披堅執銳，義形於色地痛批之，原來「天譴論」不可，「天祥論」卻多多益善，十八大一開，滿天神佛都祭出來了，果真祥瑞！ ――苹果日报

纽约时报：在北京看美国大选 Posted: 07 Nov 2012 05:30 PM PST 2012美国总统选举结果招待会 （纽约时报中文网助理编辑 张晨 2012年11月07日） 北京时间11月7日早上8点，位于北京海淀区五道口的桥咖啡(Bridge Cafe)三楼已经接近满座。大约有30人在观看CNN的美国大选直播，其中大多数是在华留学、工作或旅行的美国人。 咖啡厅自2003年开办至今（2007年更名为Bridge），已经举办过两次大选直播观看活动，每次都座无虚席。桥咖啡的总经理陈乃夙女士来自台湾，她介绍说，她的美国合伙人Brian Connors非常热衷此类活动，每次协办活动都有美国志愿者来帮助她。此次直播，由美国民主党人Patrick Shorter志愿帮助。 8点34分，投影仪上显示西弗吉尼亚州罗姆尼获得24票，而奥巴马仅有3票时，咖啡厅里瞬间爆发出一阵长吁短叹：“天哪！瞧他那财阀的嘴脸！”5分钟后，看到俄亥俄州奥巴马获得了51票，虽然仅高出罗姆尼三票，咖啡厅里议论声顿时小了下去。 9点36分，当主持人宣布在关键的俄亥俄州奥巴马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时，咖啡厅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掌声。此时，桥咖啡的三楼已经坐满了人，从过道一直到楼梯口都加了椅子，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从自己的电脑和手机转移到了投影仪上。 宋云飞是得克萨斯州艾伯林基督大学的大四学生，今年12月将正式完成本科学业。他之所以一直关注美国大选，是因为已经签下了一份在美国的工作，新总统的税收政策将对他产生切身的影响。得克萨斯州是罗姆尼的铁杆支持州，但宋云飞坦言，虽然对两个候选人都“不是太喜欢”，但是相比之下，他更希望罗姆尼当选。 “他（奥巴马）很会演讲，煽动人心，但是他办事的能力实在不行。”宋云飞认为，奥巴马四年来在提振美国经济上表现糟糕。“我感觉奥巴马想在美国推行共产主义，”他说。“至少形式上是的，奥巴马太左了，这对于美国不是好兆头。”宋云飞说：“我不是右派，但是我相信政府不应该过多干涉经济。”宋云飞将在一家投资公司做IT方向的数据分析。如果美国经济再无改善，投资公司首当其冲，“我自己的饭碗也有可能不保。” 但是，宋云飞并不想加入美国国籍，他觉得自己早晚得回国。这个22岁的武汉小伙子说，自己的家庭能够承担留学的学费已经很吃力了，他生活的得州小城每个月生活费大概700美元，从大一至今，他靠打工收入每月能涵盖约500美元。他还担心，如果美国经济崩溃，中国也将面临巨大挑战，这些会成为对他和家人的后续影响。他还表示，自己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不关注大选，因为他们都是“某二代”，美国经济状况似乎与他们无关。 上午10点，美国东海岸的州基本结束投票，罗姆尼略有领先。咖啡厅里的气氛越发热烈起来，这群奥巴马的支持者们热情越发高涨，每公布一个州奥巴马胜出，他们欢呼鼓掌，大喊”好极了！“一旦罗姆尼占据上风，则嘘声四起，”真恶心，快让这家伙（的选票）跌下去吧。“10点46分，看到在宾夕法尼亚州奥巴马的胜出，全场爆发出空前热烈的欢呼和掌声，所有欧美裔、亚裔的美国人都用力鼓掌，挥拳高呼“帅呆了奥巴马！” 上午11点，咖啡馆里的人已经多到连楼梯都被站满，差不多有上百人，中国面孔也多了起来。 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的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杨明洪和同学一起到桥咖啡观看直播。因为来得稍晚了些，杨明洪只能和同伴站在楼梯口观看。他选修的美国文化课是一名年轻的美国教师授课，他推荐学生到桥咖啡来看选举实况。杨明洪说，之前虽然也关注过一些大选的新闻，但这样和一群美国人一起观看大选直播还是头一次。 他觉得美国大选对个体的生活没有直接影响，但因为现在全球经济状况都不景气，他还是希望新的美国总统能够有力提振美国经济，并且保持对华友好关系。“谈不上更支持谁，但还是希望多一些合作，少一些对抗。” 对于明天即将开幕的中共十八大，杨明洪说，他认为这两场在时间上极其接近的选举“各有各的优势”。他表示：“不能说他们的选举制度更公平、更好，我们的领导人也是经过层层历练、选拔的，今年来做的很多事也得到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认可，不仅如此，他们还赢得了民众的尊重。” 杨明洪还回忆起，今年9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清华大学看望师生，“温总理在演讲中提到最多的词，就是‘民主’和‘自由’。”他还提起，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时，校长李培根在毕业典礼致辞中，也强调学生应“自由发展”。杨明洪认为，尽管选修了美国文化，但价值不分国界，是共同的。民主、公平、自由的价值在中国文化中同样有体现和提倡，只是西方数百年来发展得更为完善而已。 随着奥巴马在多个摇摆州的获胜，咖啡厅里的美国年轻人们已经开始策划点一个蛋糕来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了。此外，不仅是总统的角逐，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参议员和众议院各席位的争夺也十分引人注目。蓝色阵营每赢一次，身着印有奥巴马头像T恤的人们就高呼：“我们的最爱！” ——纽约时报中文网

李平：（胡温）危世十年　三大危機 Posted: 07 Nov 2012 05:01 PM PST 2011年11月，薄熙来和国防部长梁光烈视察在重庆举行军事演习 胡錦濤、溫家寶主政十年，中國經濟維持較高速增長，國力持續增強，民眾生活水平提高，於是，官方振振有詞地大肆宣揚黃金十年、盛世十年、輝煌十年。然而，風光數據背後是欲蓋彌彰的重重危機，和諧口號背後是欲蓋彌彰的社會衝突。如果說，黃金十年未免自欺欺人，浩劫十年有些責之過嚴，那麼，以中國坐在道德崩潰、軍隊分化、網絡衝擊三座火山山口的現狀而言，胡溫十年堪稱「危世十年」。 內地有順口溜如此形容社會現狀：「過個車大橋墜毀，打個雷高鐵追尾；喝個奶時間不對，打個車艾滋入腿；擺個攤城管砸毀，炒個股終生後悔；圍個脖刪貼封嘴，開個會全國戒備。」短短幾包話，拆穿了和諧盛世的西洋鏡，道盡民間辛酸。 順口溜拆穿和諧盛世西洋鏡 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經濟增長進入快車道，但一方面政制改革紋風不動，官商勾結甚或官商一體，貧富分化加劇，官二代、富二代欺凌平民引爆的衝突日多；另一方面，金錢至上、物慾橫流，從官場到商場再到民間，道德全面崩潰，高官貪腐勢不可擋，毒食品氾濫，見死不救事件頻生。溫家寶痛斥國人誠信盡失、道德滑坡，竟招致官方傳媒圍剿。 槍桿子搖擺　筆桿子受衝擊 野心勃勃的薄熙來正是看準了社會亂象，把自己包裝成新左王，藉唱紅打黑拉抬民望，同時利用中共堅拒軍隊國家化的漏洞，大肆拉攏軍中將領，結果引爆軍中高階領的分化，引爆軍隊的分化。雖然劉源、張海陽等軍中太子黨因挺薄而失去躋身中央軍委的機會，但軍中挺薄、反薄之爭，實際上是左右之爭，是軍隊政治化而非國家化的必然結果，不會因薄熙來下台而結束。 中共維繫政權一靠槍桿子、二靠筆桿子，在槍桿子開始搖擺之際，筆桿子所主導的輿論也受到互聯網、手機通訊發展的衝擊。但胡、溫只是間中上網表演與網民交流騷，無意藉現代通訊廣納民意、疏導民怨，反而是橫加屏蔽、干擾，加劇官民對立、加劇社會衝突，結果陷中國於危世、亂世。 李平 電郵：Ch...@appledaily.com ——苹果日报

黄翔：答美国匹兹堡大学戏剧艺术系师生问 Posted: 07 Nov 2012 03:56 PM PST 图为黄翔在纽约 按：美国宾夕法利亚州匹兹堡大学戏剧艺术系的教授兼表演主管Cynthia Croot女士带领本科生和研究生，拟根据曾在匹兹堡市任驻市作家的中国作家黄翔等人的故事编排戏剧并上演，此为Cynthia Croot教授对黄翔的专访。 Hello Huang Xiang, At long last, we are finally ready to begin the interview process for the play we are mak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based on the writers from City of Asylum.  I'd love to familiarize you with the project, and to schedule a time to talk next week - ideally on Tuesday or Thursday.  Are you free on either of those days?  My students and I are building a play that will begin rehearsals this winter - one that discusses censorship, freedom of expression, political oppression and exile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City of Asylum program.  If we could start with a phone call or Skype session, that would be ideal. If you like, I could also send you initial questions via email, and we could start that way.  Please let me know your preference! Many thanks, Cynthia Croot ____________________ Cynthia Croot Assistant Professor Head of Performance Department of Theatre Art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617 Cathedral of Learning 4200 Fifth Avenue Pittsburgh, PA 15260 ~~~~~~~~~~~~~~~~~~~~~~~~~~~~~~~~~~~~~~~~~~~~~~~~~~~~~~~~~~~~~~~~~~~~~~ Here are some of the questions m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anted to ask: 这些问题是我的本科生提出来的：          1. Throughout your poetry and protest you make it clear that political changes need to happen in China yet you do not completely denounce communism.  What political policies  do you think would benefit the country most if instated?          通过你的诗歌和抗议，你明确地表达中国需要发生政治的改变，即使你并没有完全谴责共产主义。你认为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政策才对国家有益？          黄翔：  我的全部创作包括诗歌和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狂草书法“线条运动”（美国人称之为“画字”或“字画”）、“色彩就是线条”的形而上的抽象绘画和以“肢体语言”表达的朗诵式的“行为艺术”都是“诗”一一“宇宙生命大诗”！          对我而言，“政治”也是文化、而“文化”也是政治、表达心灵“良知”的“大政治”，因而不自囿或局限于狭隘或狭义的“阶级”、“党派”乃至“国家”和“民族”因而具有普世性。          我的精神追求的主体是生命自由，它不仅仅驻脚于对现实“社会体制”的反叛和抗议，也包括对整个“存在”和“生命”奥秘的追寻与探索。我反抗专制暴政对人类思想、言论、创作、信仰等与生俱来的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打压和封杀！在这个意义上我是社会邪恶的彻底的抗争者和反叛者，但我绝无纯粹出于权力追逐的“政客”的世俗野心和欲望！          在中国，我反对源于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血腥思维和现实，我不认同和反对现行体制的不公与社会特权，並不等于反对中国和生我养我的一片水土。我崇尚东方几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的菁华、如“诸子百家”和“唐诗宋词”、认同有别于“血腥暴力”和“阶级斗争”的东方“天人合一”的和谐的精神境界、在承传“象形思维”的基础上拓展和弘扬生命“人体宇宙”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我是现代“政治特权”的殊死反叛者、从儿童时期反叛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生命的晚年！我也是我的先人精神上“遗世独立”、心性上“与世无争”、不追逐“社会特权”却誓死捍卫“公民权利”者！           我早说过我是个“世界公民”，但我的人文承传是东方文化“诗书画的表现形式”、“天地人的精神隐涵”，东西方文化思维和表现异质，但可互为借鉴、兼容和取舍。          在东西方文化平行交叉、沟通、交融的前提下，我的人文背景是东方中华民族自由精神文化！我的文化艺术创作的深层是浩瀚“人体宇宙意识”综合、象形和立体而非仅仅受制于“平面文本”的表达！          当代中国应如何变革？我以为首先要告别“无思想”的血淋淋的“毛泽东思想”，告别“枪杆不里面出政权”的野心家和政客思维。社会变革首先是“社会意识”的变革、“精神文化”的变革，绝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打倒皇帝当皇帝”的问题，一个简单的“谁上台谁下台”的问题，而延续“一党独大”而拒绝“多党兼容”！中国古人早有“君子群而不党”、“结党而营私”的智慧表达。今人组党理应是不同党派互为竞争和彼此监督，才能真正拥有民心和体现社会公正！！！          人类社会的变革，从来以文明意识变革为前提、以人文作铺垫。起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国的“五四”运动和上世纪以人文变革为主体特征和追求的“民主启蒙”运动或“民主墙运动”无不如此！我以为，今日世界和人类社会变革首先为“非暴力”、“不流血”、“无涉于权争和特权追逐”的“广义和狭义”的“文化变革”！或以此作“社会变革铺垫”的人类精神意识变革！！！台湾马英九总统就职演说中说得好：“文化不为政治服务，而政治为文化服务”，由此而体现“一个国家的伟大”！！！台湾一位编导的艺文观极自信：“艺文远比政治更有魅力”！！！中国“老人政治”中的“年纪小、胆子不小”的改革派汪洋表示：执政者不是“坐在公众面前”凸显特权与威严，而是“站在公众面前”体现平等与谦卑。中国正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时刻，社会精神意识的变革、整体人文精神及其尊严的提升与“争夺和占有权力”的传统私欲之间在“精神时空”中的苍白、渺小而鄙俗两相比较，两者有“无足启齿”的天海之隔？！          2. You spent a combined twelve years in prison and labor camps with two separate appearances on death row - did the fear ever bring you to second guess your work and message?          你总共在监狱和劳改农场度过了１２年，２次被关进死刑号。你是否因为这种恐惧对你的作品和要传达的思想产生怀疑？          黄翔：我的人权和自由精神意识与生俱来，从童年时代起未因社会的“普遍洗脑”教育而受到扭曲和污染。我以为这既是生命的先天因素、也有其社会的后天因素。后者来自对我的先祖自由精神意识的承传，也来自西方先哲在儿时对我的启迪和影响。由于出身被打倒的“官僚地主”家庭的原因，我幼时在有别于“党文化”的诗书上受到祖父“身教言教”的熏陶，特别是从父亲留下的大批藏书、尤其是一本有中外名人语录的“文艺日记”中受到最早的思想和精神的启蒙。我由此既知道了老子、庄子、孙中山、蒋中正，也知道了华盛顿、林肯、爱默生、惠特曼。我至今还记得爱默生的“真正的友谊好比健康，失去时才觉得它的可贵。”也特别喜欢惠特曼说的“青春是美丽的，而老年是更美丽的。”父亲原为一位国民党将军，却喜好文化艺术，他留在身后的“文艺日记”的首页有一幅蔚蓝色的画，画面上是一片晨曦中的湖水和风帆，下面有几句诗是：“刹时间，白茫茫的晨光一片，已把树梢和湖面的微波融明，光明的追求者啊，你赶快往前推进吧，伟大的太阳正从深黑的地平线上渐渐升腾！”当时我一个“血管里流动着反动血液”的“天生反动”的儿童正置身社会黑暗中，“伟大的红太阳”对我来说并不是后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万寿无疆”的毛泽东，而是“独立生命的太阳”、“自由精神的太阳”、在我整个一生心灵中“越滚越大的诗歌的日球”！！！我对社会黑暗的反抗、对光明的执著追求从此开始！          我的作品及其传达的思想，正是对社会黑暗的反抗、对人的权利的维护、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我从未在精神上向暴虐妥胁、也从未终止生命的抗争、更不会因“恐惧”而“对我的作品及其思想”产生怀疑！我的始终坚守是：我们星球上全人类共同维护的普世价值！纵使我今生因此而“蒙难”、而失去很多现实功利，这並非我的追求，我终生无悔于以整个生命和全部人生而“殉诗”！！！          3. Maintaining an unbreakable spirit such as your own for as long as you did seems incredible.  What drove you to hold on so hard?          象你这样保持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简直不可思议。是什么促使你这样努力地坚持？          黄翔：我始终认为生命是短促的，短促于“阳光一闪”稍纵即逝，人人都应该珍惜生命！我认同东方佛教中的“众生平等”，每一个人都是一粒微尘！人与人之间只存在“智慧的悬殊”而非权利的差异？！任何一个人如果其“精神生命”终生“坚不可摧”，那必是奠基于“生命自由和自由生命”之上！！！          坚定追求和维护生命的大自由，是东半球和西半球人类的共识。这不由使我想起：1969年8月15日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我曾在白昼中用黑布蒙住灯泡，热泪纵横地写下表达对生命自由追求的《火炬之歌》(Song of the Torches)（我的《火神交响诗》(Fire God Symphony Poems)组诗中的第一首），近十年后的1978年10月11日，以诗张贴于北京王府井大街，冥冥中引发了人山人海的一场“占领王府井”的民主墙运动。由于讯息封锁我不知道1969年8月15日同一天在西方世界发生了什么？四十多年后，我才经由一位美国女艺术家戴安娜（Dianna Potts）知道，同一天在美国纽约附近的贝塞尔是由四个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人投资和发起的“首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the Woodstock Music Festival)开幕日。当时在暴风雨中有高达几十万嬉皮士参与，成了摇滚史上的永恒神话，也成了60年代嬉皮运动的象征标志之一。1969年8月15日这个日子既是东西方民间在文化意义上自由交叉，也是东西两半球人类对“生命自由”的共同追求和表现！我相信，在21世纪人类总体文明正值转型的今天，对“坚不可摧”的生命自由意志的捍卫和坚守，绝非一个黄翔：，而是东西方的整个人类、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中勇于“自由言说”的年轻又年轻的新生代！！！          4. What role did Zhang Ling play through the turmoil骚动and rebellion反叛of your life in China?          张玲（秋潇雨兰）（Qiuxiao Yulan）在你的“中国骚乱和反叛”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          黄翔：她在我的生活中出现的时候是个年仅17岁的少女、刚刚跨进大学的一年级的女大学生。对于我这个终生厄运者，她既是我的心灵知音，也是我的命运女神。可以说，我今生离开了她，我以往早期的作品将因险恶的社会环境而消失。因为对我而言，面对的不是一个专制体制中的“作品审查”问题，而是“不准自由写作”、我从事的“地下文学”写作等同于犯罪，随时面临着抄家和“依法”起诉、判刑的问题。她小小年纪在那个时代是我的“思想异端”或“思维超前”的自由写作的全部手稿的隐秘保存者和守护神。无奈流亡和漂泊西方的岁月，她是我的文学创作、书画艺术、社会活动、文化交流的全力支持者。生活中离开了她的照顾和关爱，也许我在迫于生存的挣扎中将一事无成，更不可能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中朝纵深发展，由诗歌和文学创作而延伸到狂草书法和象形绘画，从平面书写而综合为“多棱面”的立体艺术表现，从现实人生的表达和关注到浩瀚宇宙时空的探索和冥思。          她最早接触我的第一首诗是《野兽》（Wild Beasts），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个美丽的大学一年级的女大学生竟爱上了一头张牙舞爪的“精神野兽”？！并从一头“精神野兽”的背后或深层发现一头“精神冥兽”？！我诗中写到“文化大革命”中我被社会象野兽一样“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其中最后两句是：“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这样的诗句她当时在读到时，作为一个小女孩“不但不害怕”反而象一位胆大的“女驯兽师”一样很喜欢！          她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一般人无可替代的“生死恋”中的多重角色：心灵上的知音、生活上的小褓姆、精神上的支持者、创作上的助手。同她接触和共同生活中，竟奇妙地出现一种异象，她不仅成了我的“小妈咪”似的守护神，也成了不经意地为我的精神创造输送能量的源泉。这使我想起“雌雄两性”生灵中的“阴阳互补”的“生命人体”的奥秘？而她为我付出的却太多。如果没有她的存在与出现，我某一个时期的两组史诗性的作品《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World Your Body Revealed and Concealed)和以西方著名诗人、画家、音乐家、舞蹈家、哲学家为主题的《大动脉》及其“硬笔书法手稿”绝对无从产生，也引发不了我“並未期待”的而后来从“午夜惊梦”中突然触电般出现的“诗书画”综合艺术创作。古往今来的许多女性相信都是孕育人类灵智的“精神毋体”。          我在第五次入狱失去自由的日子，她象一位古代女人一样“痴情守望于深闺”，以为人烫洗衣物艰难度日，却並未象一个现代时尚女人“拜拜”离去，其间並完成了一部纯美的《荆棘桂冠》。此书的出版，她曾意外收到一位著名于世的汉学家来信说：“我是流着眼泪读完了你的书的。”          在今生曾有过的“骚乱与反叛”的痛苦挣扎中，命运给了我一份至珍的礼物，那就是让我的血泪人生中出现一位“阳光女人”秋潇雨兰！在此，我同样要特别感谢作为一座城市的匹兹堡、匹兹堡的亨瑞（Henry Reese）和黛安（Diane Samuels）夫妇与所有匹兹堡的人，如报纸主编蒲英女士、学者陈世瑞先生、“台湾小邓丽君”王丽华、匹兹堡大学图书馆馆长徐鸿女士、艺术家威廉 ∙洛克(William Rock)、“中国通”费大卫(David Fyock)、“狄金森”式的女诗人吾爱尤敢(Kim Chen Fyock)、来自台湾宝岛的郑文锦、吴慕正夫妇、二胡演奏高手咪咪（Mimi Jong）、精通中英双语的莉素（Lisu Zavidny）等等，这些名字说也说不完，这么多的人都曾经给予我的精神认同和帮助。我也期盼着匹兹堡大学辛西娅（Cynthia Croot）女教授和她的学生把您们的戏剧创作搬上舞台的一天，那时候，让我们在“日光与灯光”下欢聚在一起！！！          5. You are a being of pure energy - it's incredible.  If you could make one grand artistic gesture in whatever medium and with whatever message you'd like - what would it be?          你是一个具有纯洁能量的生命－不可思议！如果无论选择何种媒介和何种主题，你可以做一个宏伟的艺术姿态的话，那将会是什么？          黄翔：那将是一个大型的综合艺术项目或工程，其名称为《岩浆与火焰的天体和大地》(Sky and Earth Made of Lava and Flames)。它的前言是《宇宙人体的思维和表现》。整个作品是一个系列，需要一定的投资、包括裱装和大镜框与展出筹划。其中画面上的以东方“狂草书法”线条表现的中文诗句，需要精准的英文语言转换。          东西方文化互为异质也可彼此综合。此一项目为“诗书画的表现形式”和“天地人的精神隐涵”。在西班牙展出东西方、中美合作的《世纪的群山》(The Century Mountain Project)时，曾有人提及伟大画家毕加索的“变形”是“现代社会的超现实主义”。我回答，有别于“变形”，东方思维是象形思维（我这里指的是文化艺术领域、非对比或特指西方“实证科学”领域），“象形思维中包罗万象”，“是几千年以前的超现实主义”。在人类面临21世纪整个文明意识转型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遨游太空”、进入“宇宙人体”意识的时代！          6. Do you believe your works will ever be allowed within the borders  of your home country?           你相信你的作品是否能被你的祖国接受？          黄翔：在过去“文化大革命”前后，我的作品属“超前思维”。在今天人类精神进入“星际意识”的时代，我的作品仍然是新的历史阶段中的“超前思维”。我所面对的厄运不是“政治打压”就是“精神误读”的悲剧！我的文学创作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审查制度”的问题，而是“不准思想”、“不准偷偷写作”，随时都面对“下段民警和公安”的“白日或夜半的敲门声”，他们突然而至來干什么？为的是來搜查我的作品、看我写了些什么？一旦发现什么作品就被沒收、人就被铐上手铐押上警车！多少个黑夜我偷偷进行的“地下文学”写作，让我的前妻极度不安与恐怖！！！我偶尔一回头，会突然意外地发现被窝缝隙中露出一双惊惶不安的眼睛在偷看？！她仅仅因为一种预感的危险而整日整夜地等待着大祸临头！这对今日的人來讲，这种人生状况简直不可理喻、也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中国社会现实！！！我的弥足珍贵的人生岁月就这样被一个畸形的社会糟踏得精光！！！          对我的思想行为的不容与敌視，绝非一个有几千年灿烂历史文明的“伟大民族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过去以“毛泽东思想”、现在以“党派意识”的承传取代人文精神命脉的现代“专制体制”本身。如果中国不是真正实施现行“政治体制变革”，它在精神文化上面对世界必蒙羞、远不能真正提升一个伟大民族的人文尊严，最多只能对西方世界起“蒙蔽和误导”作用！它延续的将仍然是对“党文化”之外的自由精神文化的封杀和打压，敌视和人为湮灭“异议”和“超前思维”后继者的人文创造成果，並以监控方式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          毛泽东执政年代，我在同时代“被洗脑”群体和“红卫兵”思维者中极度孤立与孤独。          在当下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新的年青的一代在精神视觉上我相信同我“零距离”。新生代中的头角峥嵘者，既勇于正视社会现实，也敢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本着文化承担精神重写和改写中国当代思想史与文学史！当前，中国大陆敢言的网民越來越多，“民间网刊”和“文化网刊”最拥有读者、也拥有民心，对官方媒体形成一种社会冲击和压力。我的作品在我的祖国封杀、打压五十多年至今受到禁毁，但它植根于“民间中国”和“文化中囯”却绝不在专制文化夹缝中苟且求存！          我一生受专制强权的政治打压、长达大半个世纪受禁的作品能否为今日中国所接受？不决定于特权者意志的操控，而决定于今日民心所向！决定于普遍觉醒的社会道义和人权意识！中国人是否真正享有普世人权和言论自由？敢问置公民权利而不顾的今日大权在握者，我穷尽一生“从十几岁到七十高龄”的漫长岁月，就是个无从“消解和迴避”的“血证”和“铁例”！！！在所谓“变革”鼓噪声中，当前中国决策者若不是继续作秀？就唯有面对社会公众自我解剖？！否则，举世公众面对此类社会丑态该如何解读？！          And questions from myself and my graduate students working on the City of Asylum production:          这些问题是我自己和我的正在进行避难城项目的研究生提出来的：            1. When and how did you discover that you were an artist?  What specific moments mark your journey from that epiphany until now?  When you look back on your personal history - does it all make sense?  Seem like fate?  Or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你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现你是一个艺术家的？什么具体的瞬间使你从那种顿悟中开始你的旅途直到现在？当你返回去看你个人的历史的时候------它们全部有意义吗？看上去象一种天意吗？或者一些事情从那开始相当不一样？          黄翔：我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梦人”。中国古代书画家郑板桥称“难得糊涂”，而黄翔：“天然糊涂”。对于我，“现实是另类梦境”、“梦幻是另一种现实”、未来的现实。我不仅在“精神黑暗”中做梦，也在监狱中做梦，梦幻、梦想或梦境是我的人生支撑。以前在中国贵州高原的“花溪”河畔和江西九江“庐山”脚下，我写过一本《梦巢随笔》，我自已极喜欢、很“梦”也很美。我生活其中的“巢”不是鸟巢而是“梦”筑的“巢”。在匹兹堡生活的几年，我也写了一本《匹兹堡梦巢随笔》，我还写有“女性系列”，这些人有的见过面、有的未见面，她们在我心灵中都是“精神上的秋潇雨兰”或“秋潇雨兰的分身”。如果全都翻译成英语，你们一定会喜欢。          艺术对我而言既是“平面书写”的诗文，是“线条的书法”、“色彩的绘画”和以“肢体语言”表达的“朗诵艺术”和“行为艺术”。我的全部创作是“诗、文、书、画、行”的立体艺术综合。          我最早发现我是艺术家的时候，就是我因灵感触动而写诗的时候，我大致在九岁的时候就曾经为三个小女孩写诗，由此引来一场灾难。诗对于我，不仅是平面文字的书写、也是书法的“线条运动”、绘画的“色彩构图”和“行为艺术”的书写。我由“文学分类”的诗到狂草书法、最后出现色彩构图的绘画，经历了漫长的一生。我的诗书艺术启蒙很早，受祖辈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是“基因”的隔代承传或返祖遗传？早在上世纪1978年我首次在北京张贴我的诗的时候就同时配上了几幅抽象的象形绘画，当时不仅中国人也包括外国记者都声称不懂。我近年的绘画始于匹兹堡，在写“房子诗歌”的“壁画诗”的时候，我也创作了一些象形画。我在纽约的绘画往往来自“午夜惊梦”，这些画在梦境中出现和最后完成，往往是“一次性不可重复”，更不能断气。中国的“诗书画”创作对我既缘于灵感、也来自梦境，表现的是一种东方气韵。          当我回视自身精神历程的时候，我发现全部“存在”的虚无，但这虚无不是真空、不是一无所有，注意！这是东方精神视域中“无中生有”的“丰满的空无”！而我的作品的“意义”或“价值”，不决定于世俗价值转换或众声附和，而决定于其中“天地人”融为一体的“精神生命能量”本身！！！          2. What specific images, stories, people, music, etc. continue to inspire you - either in your work, or the work of others?  Why?          什么具体的图象，故事，人，音乐，等等，继续激励你？不是在你的作品中，或者别人的作品中？为什么？          黄翔：在艺术创作中，我不刻意追求“具象”的外化或形体的“肖似”，因为人的视觉的局限无从抵达存在的深层，且受人为观念和语言文字的定格，人类无从解读存在的奥义。而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摄影、电视、电影中的任何场景或“人物肖象”远比绘画逼真！而文学对于我，不是新闻报导、不是民俗文字、也不是在精神探索中停留在“讲故事”的层次，而是以“思想的深度”、“精神的高度”及其艺术综合表现确立其人文价值。“人”对于我是“完成于未遂”。“什么是人和人是什么”永远是个探索的过程！“人”的精神上升即“神”；“人”的道德沉沦即“魔”。“人”对于我是“人神鬼兽”的综合。大自然对于我“与生命融为一体”。音乐对于我不是“知识”而是音响，是“旋律和节奏”的抽象文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以心灵解读，而我听到玄妙的音响心会颤抖、眼泪止不住地流。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我自视生命保持永远的单纯！          不同时空与不同精神奥秘的文化艺术有不同表达，能激励我并对文明起引领和开创作用的任何领域的作品都为我所期待，其衡量与尺度标准非世俗化，象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一样，矗立精神的高峰者往往同世人、时空拉开距离。在一定时空内，他们拥有的不是粉丝而是寂寞。我这里指的是“自由精神文化”而非强权政治领域。          我不从属于任何世俗的党派、组织和团体，厌恶充满权力的野心和欲望的政客。政治对我是生命的良知和社会的担当。我认同真正的社会活动家和伟大的政治家，我早就说过他们在我心中是另一种意义的艺术家或诗人！          3. If you had to tell someone the story of your life in just 100 words, what would that story be?          如果你不得不用100个字告诉某人你的生命故事，那个故事可能是什么？          黄翔：不用100个字、只用两句话足以概括：我的故事表达的是“绝望中的希望”！是为自由而焚烧的“生命的传奇”！          4. What particular works of yours do you consider most intimately 密切地and directly related to your struggle for self-expression自我表现/个性表现and freedom?          你的什么具体作品最紧密关联到你的自我表现和自由抗争？          黄翔：我自视我的精神生命是“多棱面的自我运动体”。在“自由抗争”方面我的作品有《自由之血》(Freedom of Blood)上下卷、一百万字左右，其压缩本名为《刀尖上的天空》(The Sky About the Bayonet)，另有我的自传《喧嚣与寂寞》(The title of English version is: POET on FIRE inside Communist China)和政论性批判文字。在“自我表现”方面有《黄翔：诗歌总集》上下卷（英译本为《走出共产中国》(Out Of Communist China by Huang Xiang)、《今生有约》(A Lifetime Is a Promise to Keep)、日译本为《黄翔：的诗和诗想》、法译本收入《中囯民刊汇编》卷一）、《梦巢随笔》(Dream Nest Jotting)、《地球  生前的原乡与身后的遗址》。在“文化交流”方面有《星辰起灭》上下卷、《匹兹堡梦巢随笔》(Pittsburgh Dream Nest Jotting)及《在意大利的天空下》、《在西班牙的大地上》一类散文。在“诗化哲学”方面有《沉思的雷暴》、《留在星球上的札记》和“人体宇宙意识”的系列文论。在“诗书画”艺术“性情化”表达方面有《岩浆与火焰的天体和大地》大型目项工程。        这是区别于“一党意识形态”的东方“自由精神文化”，可与不同语种的文化相比较而存在。          5.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n artist in exile?  And what does the word exile mean to you?          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流亡的艺术家吗？流亡这个词对你意味着什么？          黄翔：中共建政后，我和我的朋友四人因冒险奔赴北京公开创办和散发第一份自由民刊《启蒙》、组建第一个民主社团“启蒙社”而引发“民主墙运动”受到严厉打压。在离开中国前，我今生先后六次为维护人权和生命自由被投入监狱，数十部作品至今没有一部在中国出版，长达53年受到封杀和打压。作为一个长期坚持非官方的“地下文学”创作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我离开故国家园出于无奈，“流亡”并不是我的选择，因为从离开我的祖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怀念中国，在纽约当夜写下了《逃避逃亡》一诗。我自比如“血肉吉它”：“我的身上有两根弦，一根是黄河、一根是长江。他们永远弹拨着两个字：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人爱中国，正如美国人爱美国，在人生的意义上天经地义！前苏俄作家布宁对俄罗斯也怀有同样的与政治无涉的乡愁与感情！这并不妨碍一个自由作家和艺术家是精神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对我而言，中国有别于执政党中共，它是我的祖国，也是我的精神文化的背景。我不从属于任何竞逐权力的党派、组织和团体，永远是一个独立思想者和人权捍卫者！          “流亡”一词在政治上对我首先意味着生命自由。如果不来到美囯，我的人权在中国将备受践踏，被人无中生有、强加罪名继此前六次失去自由之后，又一次预设刑期十几年、最终让我今生老死狱中。我将终生失去一个公民合法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的权利，全部作品被终生禁毁和人为湮灭！          “流亡”在精神层面上对我却意味着“漂泊”。作为“瞬间人生”的一个红尘过客，“漂泊”有囯内的漂泊、国外的漂泊；身体的漂泊和心灵的漂泊。唯有自由精神文化是我心灵的“梦巢”和内在生命的“原乡”。自由，首先意味着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非以虚伪的“人民”、“群众”和“群体”取而代之。只有以每一个“真实的个体”为组合才能真正构成整个社会“坚实的群体”！          6. Are there any particular images, metaphors, themes, characters,etc. that reoccur in your work?   What significance do you attach to them?          是否有任何特定的图象，隐喻，主题，人物等，反复出现在你的作品中？对你来说他们具有什么重大意义？          黄翔：年青的朋友，你所指的“特定的图象、隐喻、主题、人物”，是否反映出东西方文化“思维和表现”各异，因而需要“面对面”地互为沟通？但这种沟通并非以“西方现代文化”同中国“一党意识形态”的交流，而应该是东方“自由精神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交融、取舍和互补，否则对西方社会公众会产生歧义和误导。         关于“人物”我的作品里有具象和抽象的表达，一种是小说中的血肉之躯的生命形体，一种是诗歌中的“抽象与形而上”的宇宙人体，两者在“人物”概念上内质相通而表象有别，首先要弄清楚东西两半球不同地域特征的思维与表现的问题？         你提出的我作品中的图象、隐喻、主题、人物，是指“小说、自传”类的作品中，还是“诗歌、散文”或你在网上搜索的某些书画艺术作品中？ 其是否有特定的“意义”或何种“意义”？朋友，也许东西方的人基于不同的心理状态与人文视角，通过不同语言转换与沟通，才有深入把握和互为理解的前提，进而才能达到精神意识的和谐交融。         比如说作为一个东方地域的中国人，我以为：“人类有两种血，一种是黄金与钻石的诗血，一种是虚无与自由的哲血，他们同时在大诗人身上清澈混流。” “父性的脸和母性的脸一起构成伟大歌者的面孔”。这里的“血”有人类生理和精神意义的区分；这里的“脸”有具象和抽象的不同视角。我以为，习惯于具象思维表现，如果没有精准的语言文字翻译，很难把握东方“抽象和形而上”的象形思维。逻辑、推理、演绎、理念思维，也许更适宜于“实证科学”认知，文化艺术中的“象形思维”提供更大的精神能量和空间。东西方思维异质却应互为兼容，在兼容中深化、在深化中相通。如著名美国画家布洛克在绘画领域开创性地风格独具，其表现形式却相通于东方绘画中的“泼墨”与“泼彩”。其作品“意义”可与赵无极与张大千某些作品作同一解读，在精神视觉中无从区别“碧眼金发”和“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同样具有“人”的人文创造的普世意义。         7. How does the "American" image of freedom compare with your image of freedom?         美国自由的形象如何与你的自由的形象比较？         黄翔：作为“个体”的我的“自由形象”、与作为“国体”的美国的“自由形象”，前者为生命个体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反叛与抗争，后者为一囯体制的社会现实。“自由”在不同囯家具同一本义，而“文化”却有不同地域与民族的特征与色彩。前者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共同追求；后者为精神世界空间的辽阔中“万象纷呈却互为辉映”。          8. What challenges have you faced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hed light on U.S. culture (especially as it relates to basic freedoms and civil liberties).     来美国后美国所揭示的文化使你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尤其是它涉及到基本自由和公民自由。）          黄翔：基本自由与公民权利美国遥遥领先于全球，专制体制的中国现行社会必须实施变革。         在“精神文化”的意义上，中国的一党意识形态同美国现代文化远非比较对象，而东方地域几千年以来的灿烂人文菁华同西方文化艺术却各具特色、理应彼此取舍和兼容。相对而言，西方占社会公义与科学技术的某种优势，而非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独占鰲头。东西两半球历经无穷时空在思维、人伦、文化上各异。一般来说，几千年来西方重实利、重当下、重感性或血肉性感与欲望；东方重义、重久远（或曰“当下中的过去和未来”）、重男女深层情感的地久天长。这是地域文明和历史承传的比较。仅从美国和中国两种社会制度比较，美国是多党兼容、互为监督与公平竞争的社会，每个美国人都能拥有组党、结社、选举的民主权利、享有一个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绝不会发生象我一生的厄运与经历：六次为精神生命自由而投入监狱，至今70岁高龄，几近终生践踏我与生俱来的人权，封杀和禁毁我数十部作品的公开出版！        这种现行社会体制中，只有少数人享有特权：权力、财富、“小皇帝”式的“三宫六院”，所以，共产党美其名奉行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私欲”膨胀和“特权”独霸，引发的的是全民的怨声沸腾！！！          9. What can the U.S. learn from China?          美国能从中国学到什么？          黄翔：现行“贪腐中国”中，你一个民主体制中的美国公民能向它学习什么？学中囯的“贪腐”，必引发美国社会畸形的“两极分化”与“贫富悬殊”？！学中国的“特权”美国全体自由公民必瞬间爆发“揭竿而起”的“全民起义”！！！中国有可学习和参照的是什么？外来的“马家店”推销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假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实施的“专制体制”？！本土自产自销的传统“帝王意识”混杂传统“农民意识”的“毛泽东思想”？！          美国文化思维中可学习和兼容的是东方传统菁华“诸子百家”和“唐诗宋词”，这不是“人类精神幼儿园”中“简单的俗闻故事”，而是人类“伟大人文智慧”遗产的“主体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整体转型中揭开“星际时代”帷幕的新纪元，与中国和不同国家携手推进和共同建立一个全人类“和谐共处”的星球！！！            10. Why have you stayed in the U.S.?            你为什么要留在美国？            黄翔：我希望在大地上不同国家来去自由，整个地球就是我生命的原乡。“我从离开中国起就开始怀念中国、渴望重返家园。”但我在中国一无所有，房子被强行拆迁、这么多年无一丝一毫的公正补偿。在中国、我既没有“砖石垒筑的住房”、也没有“精神栖居的巢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没有容纳一个“自由诗人”的空间？！就撂不下我挥舞笔墨的一张书案？！            11. What hope do you place in the future, and how do you wish for your work to be received?            你对将来的希望是什么？你希望你的作品怎样被接受？            黄翔：从社会角度讲，希望中国在现行体制变革中与世界接轨，成为一个几代人渴望的“民主中国”。从精神角度讲，希望我今生的全部文化艺术成果解禁，享有同别人一样的平等与竞争的机会，终与同时代与新生代人见面。作品的创造过程中精神越纯粹越好，在这个意义上，我永远是“人类的儿童”。作品的接受是一个运作的过程、这是与创作者本身无涉的另一个领域。在专制体制中，不存在“异议作家”和“超前思维”存活的空间。在民主社会，也离不开媒体、人脉与运作的因素。独立中国作家的作品既为专制者所不容，也非出于政经功利考量的译介者的选择。层次越高的作品用中国话來讲“曲高和寡”也不易翻译精准，汉学家关注的都是官方首肯的作家或炒热的“新闻报导”式的“民俗文字”。本人崇尚我的先人“遗世独立”的人文精神，不排斥一个良心作家应有的社会担当，却甘为一个“与世无争”的后代传人。我的作品的产生与推出不以世俗功利作取舎目标，却以“独立于世”、“迥异于人” 为精神生命的最高追求！！！        12.  Can you please describe, in as much detail as possible, your home in China, the places where you were imprisoned, and any other specific architecture that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upon you?        你可以尽量详细地描述你在中国的家，你被监禁的地方和任何别的对你的人生有深刻影响的具体建筑吗？        黄翔：我的作品主要翻译的是诗，如果不通过翻译你能读懂中文，请读我的在中国囯内“流浪”和“逃亡”的真实记录。我有一部在狱中夜里“躲在被窝中”、“在手电筒的光照下”开始写、完成于“国内逃亡”中的书，共100万字、分上下卷、名《自由之血一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Freedom of Blood-A Soul Under the Sky and His Own Sky)。还有我的自传《喧嚣与寂寞》、表现山水中的“世外桃源”生活的《梦巢随笔》。这些书虽然是小说、自传和真实随笔，都充满了血淋淋中的“梦幻和诗意”。          13.  How does love figure into your work as an artist?          作为一个艺术家，爱是如何融入你的作品中的？          黄翔：请设法进入我的诗和自传中的场景。尤其是我第五次入狱时，我的心灵知音和终生伴侣在孤独厮守中苦苦煎熬，写成了一部《荆棘桂冠》，我在狱中读到这部手稿的时候，我的“ 少女妻”在我的润湿的双眼中美丽极了！！！          14.  Is there anything you have regretted on your journey?          在你的人生旅途中你有任何遗憾的事吗？          黄翔：在我今生的岁月中，我希望茫茫人海中所有“擦肩而过”的人都回头彼此认识並成为朋友。当你想到这样问我的时候也许仅仅出于偶然，但对于此刻的我却是最大的遗憾：因为我们彼此互不相识？          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中，有两句诗的境界我最喜欢也最神往，那就是：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         如果美囯人要向中国人学些什么？那就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诗人有别于“世俗政客”的天然情怀和胸襟！          15.  What advice would you have for young artists just starting out?          你对刚刚开始的年青艺术家有何建议吗？          黄翔：建议你进入我的“棱形与立体”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对你充满期待的一颗心灵，你的人生开创过程中的一个活生生的标本或参照。你无论写诗、绘画、作曲、或创作剧本、或成为一位登上舞台的演员，你都应该把所有的艺术表现都視为“梦”，让不同形式的作品都成为“诗”。在我的心目中，任何年青而纯洁的艺术家的起步，都是精神生命发展过程中“觅梦”和“寻诗”的开始！！！我为此向每一位“匹兹堡大学”的学生、“戏剧艺术系”年青的朋友深深表示祝福！！！         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一个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平等发展的机遇！每一个“梦幻者”都有可能属于“未來的明星”！！！                                                                                                                                           2012年11月3日于纽约秋园小丘草原湖畔“梦巢”                                                                     百年未遇的“野兽风暴”过后的阳光灿烂的日午时刻

陶傑：大选吵的是什么？ Posted: 07 Nov 2012 03:49 PM PST 添加图片说明 奧巴馬連任，不至於像一九七六年當選的卡特只幹一屆，無能下台，因為奧巴馬比卡特稱職，而挑戰者羅姆尼，雖然政綱和理念比奧巴馬好，卻缺乏列根的魅力。 本屆美國大選之爭，戰場主要是國內經濟。奧巴馬的理財風格有點像歐洲，而羅姆尼卻像美國。 對於工作，歐美的態度不同，如果歐洲的定義是法國和意大利，歐洲人崇尚悠閒和吹水，感性和想像，喜歡過好日子（Live well），而美國人的生活哲學不同，享樂放在將來，最緊要是今日做正事（Do right），什麼是該做的正事？傳統的美國人相信：今天咬咬牙，艱辛一點，付出汗水的代價，自然有巨大的財富在後頭。 所謂歐洲精神，卻不一樣，當下先享樂，將來的事，明天才想。這種態度，經民主普選，形成歐洲特色的民主社會主義。當然，法國和意大利，有紅酒、Gucci、Prada，在亞洲，有大量崇洋的暴發戶肯出天價來掃貨，供養着歐洲的懶惰，但美國不一樣──美國立國，是二百多年前牛仔開拓出來的，是要用生命冒險的，為美國企業打過工就知道，美國人幹起活來，全民皆兵，好好的麥當勞，也當成一艘航空母艦來經營。 羅姆尼想復興美國精神，但奧巴馬說：你看華爾街，二十年來，只懂用電腦掠奪財富，他們是當年奮鬥的牛仔嗎？當然不是，他們只是吸血鬼。 今年美國總統之爭，爭在這裏：羅姆尼說，他會幫助美國平民，找回自己的工作，把流失到國外的生產線，想辦法刺激回來。但奧巴馬的陣營不相信羅姆尼做得到，反覺得該向全球一體化的美國大企業多抽點稅。 這樣一來，美國的底層公民，尤其新移民，就樂得做歐洲人了。有人恐懼奧巴馬把美國「歐洲化」，摧毀美國人傳統的靈魂，所以羅姆尼的氣勢很強。但是人性是有弱點的，特別是貧富太懸殊，而富有的人歛財的方式，自從世界有了iPhone，又是容易得如此之不道德。 因此，今年美國大選，爭論的是大課題：是要美國還是學歐洲的問題，財富道德的問題，如果不道德，政府要不要干預。但其中何者是勤奮，應多得；何者是懶惰，應少分配，人性很刁鑽而狡猾，這又糾纏不清了。 ――苹果日报

赵达功：习近平“政治改革”胆略何在？ Posted: 07 Nov 2012 10:25 AM PST 即将走到中共政治舞台中心的习近平能否有所作为?习近平个人身上能够挖掘到中共的“正资产”，但与此抗衡的是积重难返的“腐败量”。作家赵达功对习近平未来政改之路审慎乐观。 （德国之声中文网）不久前，与深圳金融界的几个老朋友饭局聊天，其中一位名字叫于宁，毕业于河北财经大学。他告诉我，毕业前曾经到正定实习，与县里一起举行过一次文艺演出，当时他在后台与时任县委书记聊过一个小时，此县委书记正是习近平。他对习近平的印象很好，他说，习近平很平易近人，朴实、坦诚，毫无太子党的架势。这是笔者所认识的人中最接近习近平，且谈话时间最长的朋友。 临近十八大，包括改革派代表人物胡德平、学者吴敬琏等都在促中共政改，而更多的公众则在揣测和观望习近平上台后是否能推行政治改革。 习近平的背景、经历有助于启动政治改革 陕北红军根据地是刘志丹、习仲勋创立的。毛泽东率领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围剿，一路溃败到陕北，是靠刘、习收留，才得以喘息下来。但是毛泽东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大暴君，尽管习仲勋像所有中共高级干部一样，一直向毛泽东"示忠"，毛泽东就像对待"陕北帮"的刘志丹、高岗一样，始终也没有放过习仲勋对他的"恩情"。1962年发生小说《刘志丹》案，毛泽东认定习仲勋、刘景范（刘志丹的袍弟）、贾拓夫是"反党集团"，习仲勋是"头子"。"黑名单"上有一百多人，毛决定进行专案审查。关于这起案件，中共党史有关资料证明是毛泽东搞的最大的文字狱，"文革"因此打倒干部上万人，株连群众6万人，甚至给作者李建彤带路的群众也被牵连在内，迫害致死的有上千人。 习近平在父亲落难时才9岁，上了中学，不忿受歧视，与人打架被扭送北京公安机关，他13岁就接受过群众大会批斗；15岁以"少年反革命"定罪，送进少年管教所。 2012年7月9日《济南日报》刊文：《媒体盘点政治局委员知青生活：带书下乡 不忘学习》，其中有16岁 "可教育好子女"习近平插队陕北农村梁家河的故事。村民梁新荣那时只有十多岁，今天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时，还是历历在目："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梁家河村人记忆中，习近平还爱看书，经常在煤油灯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时候吃饭也拿著书。"队长石春阳回忆说。 有网民贴出习近平一篇 "自述"的全文，其中有： "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习近平在梁家河一直干到村支部书记。 习近平会一改前任保守力推政改吗? 习近平与薄熙来为什么会走向正反两级 习近平从少年到青年时代经历了毛泽东治下最残酷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文革"被打成"黑帮"狗崽子。他虽然与薄熙来有共同的文革经历，但是两个家族从来在中共内部不属于相同的政治派别。 习仲勋解放初期奉命去新疆化解王震、邓力群极左路线造成的民族矛盾对立，就立下奇功。调离新疆时，几十万各族群众拦车不让走。习仲勋说："我一辈子没犯过左的错误，没整过人。"而薄一波当年属于刘少奇派别，左的错误也接连不断，反右、大跃进都有份。"文革"被打成"61个叛徒集团"首要分子，关进秦城，"文革"后被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解放。官复原职的薄一波恩将仇报，反而充当邓小平打倒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帮凶和打手。与支持胡赵的习仲勋一直是政治对立面。 习近平少年时代当知青，多年和中国最贫困的农民生活在一起，习近平说："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这段阅历是薄熙来没有的。 薄熙来少年时代被关进监有5年时间，一直是北京少年管教所的改造标兵，监狱领导到处带着他去做"学习毛泽东思想体会"的演讲，即使坐监狱，也实现了他"出人头地"的人生理想。出狱之后，薄熙来即分配北京工厂当工人。 习近平与薄熙来都是从县太爷一直做到政治局大员，习近平能够更上一层楼；而有能力、有才华，到什么地方都能搞出大动静的薄熙来，却面临余生被囚的下场，绝不单单是命运安排。 习近平今年7月和胡德平的一次讲话中，称"胡耀邦是党的正资产"。这句话的分量，在于能够分清中共党和历史中的是非。这在大权在握，个个利益膨胀的中共顶层权力者中，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正派，有良好的思想品质，这才是一个领导人能够给予民众信心的地方。 习近平会遭遇"阻力"吗? 习近平"改革"与否的几个信息 七中全会期间，中国媒体释放出耐人寻味的几个信息：一是，北京媒体《新京报》10月30日刊发对赵紫阳女儿王雁南的专访；二是，在11月1日开张的十八大新闻中心出现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前中共领导人在位时出席党代会的历史照片。以上都是六四之后23年不遇的事情。虽然胡赵的照片11月3日已被撤掉，BBC援引日本时事通讯社周日引述中共内部消息人士说，新闻中心的图片是经中国官方新华社挑选、党中央精心审查过的，不可能看漏了眼。该消息人士分析说，这可能显示某种意图，只不过因展示该照片引起海外骚动而被撤换的可能性很大。 三是，11月3日，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改革不可废 承诺不可弃》胡德平说："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中国共产党在新阶段改革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在追求效率、繁荣、改革发展局面的同时，也不能减弱党的责任，不能减弱中国共产党对全民的承诺。"执政党"有权无责"是一党专政的最突出特色。胡德平打中的是中共的"七寸"。作为"太子党"中宪政民主派的领袖人物，胡德平一直在呼吁政治改革，他会给习近平以思想理论的有力支持。 权贵利益集团千方百计会束缚习近平政治改革 十八大还未召开，政治权力分配的蓝图还没有展示。假定习近平上台后也要经历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一个渐进过程。这个渐进过程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首要的是权贵集团多年来已经积累了积重难返的腐败量，在争夺权力和财富的过程中，权贵集团已经形成各种不同的利益分配链。这次薄熙来垮台，其实牵涉了包括中共最高层和军方诸多高级将领。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知还有多少人惶惶不可终日，薄案何时延烧到他们，谁也没有握着底牌。尽管中共最后确定了"到此为止"，不再追究薄熙来同级别以上的同伙和幕后支持者，但大家心知肚明，这种权力和利益的争斗决不会停止。 赵达功 彭博社曾经披露习近平家族财富情况，相信是对立面通过海外媒体尝试一次侧面进攻；而纽约时报对温家27亿美元财富的报道，则是拉开了未来权力斗争的序幕，一场新的大戏的主角习近平、李克强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来到十八大的幕前。习近平必须面对薄熙来同党及暗势力随时发起的攻击。如果习近平与胡温一样，采取保护权贵集团不同派别的利益的做法，政治改革根本搞不起来。 香港《太阳报》一篇评论文章写到："十八大后，中共最高层将出现'三代同堂、共治天下'的局面：第五代习近平登基，御临天下；第四代胡锦涛是太上皇；第三代江泽民是太太上皇。第二代还有个别元老在。"习近平头上的"太上皇"可不止一个，如果谁说句话他都要听，束缚住手脚，政治改革就更无望了。 《纽约时报》11月4号报导，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已经有相当基础，而且今天中国的自信程度，是美国前所未见。报导指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革命元老，而且他本人充份利用与军方的关系，因此他过几天接任中共总书记时，与军方关系之密切，远远超过他的前任胡锦涛在10年前接任时的程度。 前苏共末期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同时也引发东欧共产主义集团全面崩溃。当前，不少人断言："习近平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笔者也有同感。因为当前中国改革的代价太大。但是，还需要乐观，只要能渐进政治改革，十年或二十年发生巨变都有可能。当然，真正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来自于民间，民间要求变革的呼声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同样会引起中共党内的分化。民间也期望习近平成为一个审时度势的新领导人，能够化解越来越严重的执政党的危机。 作者：赵达功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赵达功，独立时评作家，本名赵世英，1955年4月15日生于河北省邯郸市。现居住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秘书长，新世纪新闻网主编。其主要著作有《毛主席纪念堂的黄昏》和《书法是中国一大祸害》（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在《争鸣》、《动向》、《开放》、《北京之春》、《观察》、《议报》、《民主中国》、《纵览中国》、《中国人权》等刊物发表时政评论文章数百篇；曾荣获香港第十届人权新闻奖大奖。 ——德国之声

苏晓康：王丹一代和薄瓜瓜一代 Posted: 07 Nov 2012 09:51 AM PST ——《王丹回忆录》书评 王丹近照 北大优异生走上政治异议之路。王丹选择在台湾教书历练取经，为未来回中国参政作准备。薄瓜瓜在重庆新红卫兵训练营亮相成笑柄。团二代听命于官二代的宿命前景。 我至今清晰记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首都知识界组织了一次"飞行集会"，就是自行车游行，我随一群作家骑在第一排。我看到几个学生蹬了一辆三轮车，跟我们后面紧追不舍。其中有一个男生，发育太快的瘦高麻杆身材，挑着一颗娃娃脸的脑袋，脸上又架着一副镜框巨大的眼镜，给我印象比较深刻；行进间他还不小心从三轮车上掉下来一回，就更叫我忘不掉他。风暴过后，我才从新闻照片上认出来，他就是王丹。 王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上进的男孩，台湾市井里称为"乖宝宝"。他说上小学时，老师曾深情地称赞他："要是学生都像王丹这样，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这个细节，到今天已经让他觉得"想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因为要是我那一代人都像我一样，共产主义应该早就灭亡了"。 其实连王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回忆录里的这个描写，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学意味，涉及了中国大陆至今令中共头疼的"政治参与"这个尖锐问题，也透视了一个中国青年，无论他（她）是在"五四时代"、还是在"九一八"、五七年、文革、"八九"乃至时下"腐败盛世"，他们所具有的政治选项是怎样被时代所笼罩；也再次证明，"青年运动"在中国政治生活里永不颠簸的历史作用；甚至诠释"学而优则仕"这个传统，在现代社会里必定异化为政治参与。 社会优秀分子永恒的叛逆倾向 无论王丹怎样强调他五六岁就贴过"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死的时候我笑了"、"十二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审讯"等等，他基本上不是一个被主流社会排斥、跟时代格格不入、沦落到社会底层的青年，总之不属于廖亦武"底层系列"中的人物；相反，他小学担任少先队中队委员，俗称"两道杠"；到高中竟也有了"团派背景"――年级团支部书记、参加区团代会、参加团中央的恳谈会、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市级优秀团干部"，以至校党委"也向我交底，准备发展我入党"。 问题是，像王丹这么一个"跟体制亲和"的青年，怎么会转变成"反体制"的异议分子、且成为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呢？王丹说"应当反思的恐怕不是我，而是中共自己"，显示他其实未解其中缘故，这却是我想做点分析的地方。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王丹是个很优秀的多才多艺的青年，这无疑跟他的天资、家教、成长环境的浓厚人文氛围等等分不开。他从小的自信，给人印象深刻，在高考那个关口，"我记得我当时的心情颇为放松"，还去看电影，结果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京大学。他心仪北大之强烈，因为父母都是北大出身，自我诠释为"有一种近乎血缘性的认同和亲切"，但这也可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压力――我猜大多数北大出身者的后代，都会终身背负这种压力。 北大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政治风云的发源地，说"数风流人物，还数北大"，也不过分，那么是不是北大塑造了一个反叛的王丹？有没有一个所谓"北大精神"？反观北大今天这幅堕落相（非指政治冷感，指迎奉体制、学术腐败），你又会很沮丧。我认为，"北大精神"并没有多少政治学上的意义，或者说，也做不了多少"政治"、"社会运动"的图解。 "北大精神"的正宗，只是一种学术精神，即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容纳信奉马列的陈独秀、自由主义的胡适、守旧的陈汉章、主张清帝复辟的刘师培。正是这样的自由氛围，让北大在学术、思潮、政治等诸方面，领先群伦，也在"五四"等重大历史关头鹤立鸡群。扼杀蔡元培精神，也就杀死了北大，这也许反倒可以归纳为一种"反北大精神"，在八九六四以后，逐渐臻于完备。 我非常欣赏王丹在第三章"北大：我的精神圣土"中，以强烈的笔触，写出了八十年代北大那种思想活跃、思潮激荡的醉人氛围，他也由此描绘出他自己独特的精神旅程，刻画了他的叛逆传奇――倾心各种讲座、追随"青年导师"，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静坐，迷恋、参与、主办勺园塞万提斯像下的"草地沙龙"、"民主沙龙"，编辑民办系刊《燕园风》、校刊《新五四》？？一个优秀的人，只要置身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氛围，他（她）就会吸收、思考、怀疑，一句话，变得更"优秀"。 这正是百年前"五四"那个北大、五七年"大鸣大放"时那个北大的光辉所在。这也证明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法则：凡优秀分子，注定会怀疑体制、质疑多数、反抗潮流，唯此这个社会才有希望进步、大多数人的权利才有保障；反过来，这也注定了专制制度的存活前提，是必须扼杀社会优秀分子，对整个社会实行逆淘汰，输送形形色色"脑残"、平庸甚至卑劣之徒，至权力枢纽中，那么它的运作代价和杀伤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理想主义"可能是一个陷阱 王丹作自传，回眸心路历程，将自己的"造反心迹"归因于理想主义，并以此诠释"八九一代"。以我阅读的范围而言，这是多数学运领袖所见略同的一个看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未经剖析和分殊的笼统之见，期间暗藏着许多思潮的陷阱；"八九一代"也以"理想主义"来区分他们跟"后八九"的政治冷漠，显示了某种代际紧张。 凡政治参与，都仰仗理想主义，文革中的"红卫兵"恐怕是最极端的"理想主义"。"六四"屠杀后，中共痛定思痛，决意泯灭青年学子的政治参与企图，不惜放纵娱乐化，以抵消理想主义，这大概是"理想主义话语"的一个主要观点。其实，这不过是在重复所谓"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即消费和享受，取消了人的批判和否定的能力。这种理论的缺陷一望而知，难道禁欲和清贫，就维持得住批判能力？ 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发育程度极低，公民社会基本空缺，民间政治参与渠道彻底堵死，在这样的社会里，"关心国家大事"就是最大的理想主义了，这基本上就是"八九学运"的历史前提。实际上，他们能够承受的遗产很有限，唯有模仿文革的静坐、绝食。假如用"理想主义"，可以同时解释文革造反运动和"八九学运"的动机、驱力，这不是有点尴尬吗？ 王丹毫不讳言诸如"红色经典情结"、建构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责任感、民族主义的体育狂热、阅读马列经典等"理想主义"要件，引出一个颇具张力的问题："八九一代"的理想主义，发育在中共意识形态背景下，集体、国家、民族等巨兽彻底压倒个体，如何支撑他们自由主义的反体制立场？这个悖论，甚至导致了他们与体制之间关于"爱国不爱国"的滑稽歧义。我们其实很难判断，距离所谓"喝狼奶"的一代只有几步之遥的"八九一代"，未被洗脑的程度究竟多少？王丹的客观描述并不错。"八九一代"未被解构的"民族国家"意识，使得"关心国家大事"的旧式政治参与难以长久，终究要被"个体"、"维权"等意识取代。 前不久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爆发的反日狂热，表演了一种由官方操纵的民间"政治参与"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镜：中共二十年来、尤其是茉莉花运动以来，最忌讳街头运动，不惜耗费高于国防费的巨额资金来防堵，今天居然肆无忌惮地"自我导演"一场群众抗议、砸店烧车、蔓延一百多个城市，规模空前。他们要向国际社会证明，他们用"民族主义"就可以把人民玩于股掌之间。惨不忍睹的是，民间郁积的愤怒，借由"刺刀对外"的官办临时孔道而发泄，人们竟也自得其乐。 "仕途"在今日中国 王丹或是一个做学问的好苗子，却此生注定要"以政治为志业"了，这使我自然有兴趣梳理一番今日中国的"仕途经济"。 中国官场今日的路数有二：是"太子党"须得混文凭，是平民拥有高学位也须得入"团派"，舍此二途，做官无门。所以我们来设想一番王丹，假如"八九学运"未曾发生，当初以他颇为看好的"团派背景"，又是北大出身，也够机灵，而今以他四十出头的年龄，兴许当上省委书记了；假如他的"学长"李克强肯提携，进政治局也说不定。 如今在中国高等学府里，对"团派"仕途，一定趋之若鹜，平民"学而优则仕"，唯循此径，跟"官二代"分享权力。网上曾风靡一个视频，薄熙来跟来自全国的一群大学生骨干座谈，恰好可以拿来作"官二代"、"团二代"两厢的应证，所以特别有趣。（见OPEN网站） 薄熙来接见新一代红卫兵 话说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九所全国知名高校的学生会或研究生会的主席，共一百六十二人，二○一○年来重庆参加"中国大学生骨干培养学校"，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卢雍政带领，跟薄熙来座谈。这些学生骨干在重庆"上山下乡"、参观考察，却在座谈会上，一律穿着红色polo（马球）衫，极为讽刺。这段视频的跟贴评品，最为精彩： 这些学生干部是将来官僚体系的中坚力量，是最善于钻营的一个群体，目前我们的官员系统主要培养的就是这种人，唯长官意志是从，有个性的有为青年被排除在外。 当代这些学生会头头也是学生中的"人精"啊。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学会官场中那一套，他们年轻，却并非心智不成熟，而是过度投机于政治，不知道薄案发的今天，再看这段视频他们作何感想？他们还想玩政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就在视频接近尾声、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时，画面突然闪过主席台，赫然出现薄瓜瓜，他站在薄熙来右边的位子上，前面并未摆放名牌。网友感叹这段影片如今看来格外讽刺： 看看这个视频，我更加坚信这厮若是当上一把手，必然重演文革，国家走向纳粹式的极权万劫不复之地。注意：视频最后十三分三十秒起立时，薄身边那个年轻小伙像谁？而且他台上是没摆放名字牌的，奇怪，政府会议竟然带儿子参加，什么用意？扶持上路？ 不厚非常神往当年毛贼城楼一挥手百万红卫兵山呼万岁的那个场景，非常神往红海洋，非常想玩毛贼那个味。看了这个视频，可以确认这厮正在重走毛贼曾经走过的道路，几乎没有区别。可怕的是，这些激情发言的名校大学生领袖跟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几乎一个腔调，他们随时可能挥舞红宝书，冲向不厚指向的战场。 团二代听命于官二代的前景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薄家少爷的出现，最可怕的是中国的年轻菁英们如此轻易的放弃了信仰，主动向权力靠拢。年轻菁英不再是社会进步的力量，已经彻底沦为权力的附庸，成为现行体制的接力维护者。这应该就是钱理群先生十分担心的所谓"精英利己主义"吧。悲观了，进步的动力在哪里？ 不过我并没有网友们那么"气愤填膺"，因为薄熙来的架势，与其说叫"团二代"跟"官二代"（薄瓜瓜）见个面，不如说他要让"团二代"明白，你们都要听命"官二代"。这不仅就是眼下中南海里的戏码，也将成为中国政治的长期内容。那情形，颇像满清王朝，有满员汉员之分，位高权重而颟顸的一定是满员，精干而不被信任的多为汉员，此亦大清覆亡之因。 由此，王丹暂时在台湾边教书边历练取经，实为上策。他将要去中国走一条全新的参政之路。其实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北大"学长"王军涛，也是他最服气的人，比他有更深的"团派"背景，却在纽约流亡环境下，作更艰幸的试炼。据说，他常常站在时代广场，冲着川流不息的熙攘人潮，用中国话大声演说，到了"如入无人之境"的境界。有一次我从王丹的手机屏幕上看到，王军涛磨练完了从纽约回新泽西家中去，深夜一个人孤零零站在路灯下等长途汽车。我忽然非常感动。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德拉瓦州） 《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台北市，时报文化，二○一二年九月初版。

中国民主运动迎接大变革宣言――致全国同胞和中共十八大 Posted: 07 Nov 2012 09:52 AM PST 2012/11/6 2012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充满危机、转机、动荡、变化、和挑战的一年。围绕着"重庆事件"，王立军、薄熙来纷纷落马。盲人陈光诚离奇出 逃， 薄谷开来的"政治审判"，十八大前的军方大洗牌，中共各派为争取"入常"的明争暗斗，温家宝27亿资产丑闻突然曝光。这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 大戏，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中共政治诡异的黑箱操作，随着十八大召开，矛盾和冲突激化，将不可避免地被揭开真相。历史又到了一个转折关 口，种 种迹象表明，中国已处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前夜。 当今中国，各种人权迫害引发的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民族冲突、统治危机和环境灾难的严酷性日益加剧。由一党独裁所造成的制度性危机， 已成 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对此，中国民主运动认为：寻求中国未来的根本出路，构建一个真正保障人权的和谐社会，维护在人的自由发展前提下的社 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在于中国必须在政治制度上实现全面变革，建立符合当代文明标尺的宪政民主。 今日世界，保障基本人权，实行宪政民主、社会善治，已成为公认的普世价值。中国如何才能从专制走向民主？中国的政治改革究竟面临怎样的危机？ 中国 社会矛盾的左右分野如何求同存异？中共最高权力的传承是否会引发内部裂变，并导致其统治的崩溃？民间抗争力量如何成为社会转型中的公民力量？中共 十八大是否会在危机的压力下实行政改？面对上述各种问题和挑战，基于对中国争取和平转型路径的深入思考，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我们向所有国 人， 表明中国民主运动的看法和立场： 一、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在历经长达60余年的暴力、谎言、欺骗、掠夺、愚弄之后，人民已不再相信中共。在一党专制的国度，这种信任危机就是中 共统 治合法性丧失的危机。在互联网高度普及、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共的各种罪恶、各种内幕，最终都会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对于这些重大政治黑暗面 所带来的统治合法性问题，中共内部的清醒者是有认识的。中共独裁统治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资 源、 环境、民族关系、国际社会各个领域交织在一起的重大危机，已到了不解决必然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乃至革命的危险程度。 二、中国社会重大危机的存在，已成为海内外的整体共识。如何解决这些危机？如何在中国开启政改？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共之间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 中共 愿不愿意改、能不能改、和怎么改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一句话，涉及到中共的改革决心和对改革路径的选择。我们的看法是，顽固拒绝改革只能迎来 革命。原因何在？朝野之间有不同的解读。而我们认为：中共统治集团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格局，没有真正自我改革的决心，继续倒行逆施，垄断权力， 暴力 镇压人民对自由人权和宪政民主的追求，将社会矛盾逼迫到临界点，必将导致社会共识的解体，从而引发社会的大动荡和革命。 三、中国人民对社会变革的渴望和追求，已经风起云涌不可阻挡。也就是说，在中共主导的改革和社会酝酿的革命赛跑中，改革如在中途跌到，革命将 会率 先达到终点。我们不认为，因中共掌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机器，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暴力、资本和意识形态工具，就能够牢牢控制住中国的命脉和阻挡中 国社会革命的来临。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往往是由社会内在被压抑的巨大能量推动形成。如果中共拒绝启动政改，社会大众的革命之火就会点燃。北非 和中 东的茉莉花革命风暴已经表明，大变革来临时，一切都会改变。 四、中国目前正处在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共主动改革，社会震荡的代价将会最小。这是可选择、可设计、可调节、后果是可控的。 如果 中共拒绝主动改革，那么革命必将到来。而革命的爆发和过程，常常是难以预计和控制的，后果更难预料。对于这两条不同的路径，我们相信，中共党内的 大多数人和全国民众一样，愿意选择改革路径，愿意选择和平转型，愿意选择自由、民主、宪政。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但如果中共 决心 对抗民意，人民抗暴就会最终形成社会革命的巨大浪潮。 五、中国是继续沿着一党专政，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还是走宪政民主之路，继承辛亥革命未尽之事业，还政于民、还产于民、还权于民，完成 中国 的和平民主转型？对此，不管中共和人民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对立和异议，中共却必须作出选择，因为，在改革之路走不通时，取而代之的一定是革命之路。 这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中共还有一个选择，在社会革命的压力下，被迫推动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但政改一旦开启，最终 必将 带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整体变化。 六、历史和现实证明，继续维持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基于时代变革的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在中国奠定现代文明社会的 基 础，即实现社会的基本正义---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以避免公民的基本权利继续受到侵犯。我们认为，对每一个公民而言，公权力的产生及运用是否 合法是至关重要的。而衡量公权力合法与否的标准，要看它是否合乎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正义----实行国家权力的普选制，即"所有公民的权利和 义务 在国家政治领域必须平等"，这一最基本的文明社会准则。 七、我们认为，"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些价值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 承认 还是否认这些价值与准则，是区别一个社会文明与野蛮的分界。我们认为，把这些文明准则标上"西方"的名号，冠以"西方"的标签是荒谬和卑劣的行 径，是对中国人民的歧视和侮辱。因为，这种谬论的实质是剥夺人民享有基本人权和选择自由生活方式的权利，以维护国家权力垄断者的专制统治。 八、我们认为，司法独立与公正，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法制缺失，其他一切社会正义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托。我们呼吁中共十八大，开启修宪，废除 中共 特权，改革司法管理，停止行政干预，以新宪法为准绳，防止任何个人、团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并将自身列入法律的监督之下。启动《阳光法案》的 立法，让中国的法制进入阳光时代，还中国人民应有的知情权、监督权。我们认为，国家公仆是否尽责，公民权利是否平等，司法独立是否落实，《阳 光法 案》是否设立，是检验中共政治改革的试金石。 九、我们要求，中国政府以公开的法律标准，审理薄熙来涉嫌违法案件，和对待温家宝资产曝光事件的调查，对全国人民作出交代。司法公正的体现， 要求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程序正义是司法所需之证据的合法获得、判别的必要条件之一，忽视了它，则司法无公正可言。在法律尊严面前，薄熙来、温家 宝与所有国民一律平等。我们认为：对程序正义内在价值的关注，其实质是彰显对人作为人应当具有的尊严，予以承认和尊重。是现代法制文明、人权 保障 观念在司法领域的原则体现，而这一原则对所有的中国公民适用。 以上声明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原则立场。而揭示社会危机和指明历史趋势，则是中国民主运动义不容辞的责任。百年求索、百年奋斗！中国宪政民主之 路，已 经困扰了整整几代国人。而今天，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已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发展进程。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的潮流，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 化，民主意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因为，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不光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追求目标，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需要。 在中共长达六十多年统治的漫漫长夜中，无数的仁人志士、铁窗勇士曾为改变中国挥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今天，中国终于走到了大变革的十 字路 口。历史的发展必将证明，这个世界上绝没有千秋万代的一党专制，人民的选择才是中国的未来！海内外的同胞们，中国民主运动的战友们，在中国大变革 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携手以一种宏阔豪放的视野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将一定能够跨越"百年民族悲情"，迎来一个宪政民主的新时代！ 中国民主运动各组织共同联署名单如下： 北京之春 公民力量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 民主中国阵线 加拿大中国人权网络 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 中国民主运动墨尔本联盟 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工作平台 中国共和党筹委会 中国人权卫士 公元2012年11月6日

信力健：中国外交何以青涩？ Posted: 07 Nov 2012 09:53 AM PST 随着中国经济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跟中国经济实力相比，中国外交却显得极不适应——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外交就象周旋于名媛如云佳丽如雨的社交场所中一个暴发户的女儿，虽然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却举止失措动辄得咎：自己一脸无辜，别人却满眼鄙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先是和日本因为战争赔偿问题闹得不欢而散。接着又因为美国和北约为了科索沃对南斯拉夫实施轰炸误炸中国大使馆而与美国闹僵，再遇上空军英雄王海和美国情报飞机的冲撞事件，双方为了“对不起”和“抱歉”一词的使用争执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抓住2008奥运和2010 世博的机会，中国极力向世界示好，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担心引火烧身，对于全球引发的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潮流，一直采取所谓“韬光养晦”被动式外交策略，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回避全球主流价值观的强力冲击，凸显了中国官方设定的“和平与发展”国际大趋势与全球性的民主转型浪潮格格不入。这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外交现象：曾跟中国保持密切友好的国家，凡是经历过民主转型后，这些国家的新政权对中国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即使慑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联合国的否决权，但是，双边关系往往若即若离或貌合神离。 总之，中国最近的外交邦交很多，但是盟友很少。利益很多，但是保护很少。生意很多，但是朋友很少。可以说，中国外交给人的是一种青涩感，不成熟感——显然这跟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又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是不相称也不应该的。中国外交所以会出现这种“青涩”状况，原因当然很多。 就历史而言，因为五十年代，我们实行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自绝于国际主流社会；六七十年的，又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成为世界各国听而生惧的麻烦制造者……如此这般，使得中国外交一向以强悍暴力和唯我独尊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其结果当然是人人敬而远之，外交之乏善可陈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与此相应的，就是中国外交人才严重缺乏。中国外交队伍长期以来被翻译们垄断和把持，由于他们外语专业教育和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特殊背景，中国外交人事整体面貌严重营养不良加之连年近亲繁殖，一些外交要员缺乏国家意识、民族自信和气节，缺少战略头脑和实际工作的能力，甚至对国情知之甚少。这种“翻译等于外交家”的专业用人模式，直接导致中国外交界严重短缺能够代表国家利益的领军政治人才，中国的外交人格被“翻译外交”彻底扭曲了，让别人不误判中国意图就很困难。就最近的钓鱼岛问题而言，据日本传媒报导，一位中国前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在与到访的日方人士进餐前透露，“中方领导人曾直接向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反对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但日本政府不顾劝告，随后便将钓鱼岛收归国有，令中方颜面扫地”。这位前外长是要告诉日本人，中国人的钓鱼岛之争只是面子之争吗？这样的中国外交怎么能不让“日本政府误判了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决心”。这位日语专业毕业，常年从事对日外交的“日本通”是这样解读钓鱼岛之争的，“究其源头，则是日本国内一些人和势力不愿看到中日关系顺利发展，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挑起两国民意对立，达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破坏中日关系目的”。中国外交部的日本问题权威向中央提供的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只不过是“达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而帮助日本掩盖长期以来有目的有步骤地军国化这一普通百姓都能看到的事实，导致中国外交部严重误判形势，忽视日本政府购岛的恶性意图还在积极准备庆祝中日建交40周年，给日本发出错误信号。双方的误判，使得在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对中国相当不利时空环境下，中了美国的圈套，钓鱼岛问题提前引爆。钓鱼岛问题走到今天中日两败俱伤，让美国人坐山观虎斗的局面，是中国外交无战略无规划，总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当然，造成中国外交“青涩”的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中国外交囿于传统意识形态，拒绝普世价值。 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走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先是对发达国家的资本感兴趣，引进资本；可是，随着资本的进入，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资本家的进入——外国企业家、经营者、商人、老板很快随着资本的进入而涌向中国；资本家的来临又必然导致附着在这些资本家身上的文化、价值、理念乃至法律道德的长驱直入……很显然，这些东西的集中体现，就是在中国也必须接受流行于当今世界主流国家的“普世价值”。然而，因为不彻底的改革，在国际交往中以我为主不受规矩的痼疾依然存在。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后，这种趋势有所增强。这集中体现在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国际奉行的“规矩”）还是“中国模式”的争论上。“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外交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其实，这也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一个体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内政上以甚么价值观去治国理政，话事权在执政党领导层；但地球上并非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存在，联合国会员国有一百九十多个，当中一百七十多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之所谓“普世”，正是由于其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奉为圭臬，而对抗普世价值的独裁者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等，一个个受到了历史的惩罚。正是对普世价值认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背景下，中国外交在与“地球村”其他成员交往中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是拥抱它还是站在它的对立面，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处理得好，可以融入国际社会，有利于和平发展主流；处理不当，被国际社会视为“另类”，“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会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比如，在中国与国外关于人权与主权的争论上，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是国际法基本准则，多次要求与欧美尊重相互核心利益，然而西方国家对此似乎另有看法：美国独立宣言及法国人权宣言被视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人权宣言，人权是它们的立国之本。按美欧的标准，中国人权状况远未达到它们的预期。尽管尊重他国主权是国际法原则，但卡扎菲、巴沙尔之流剥夺了人民的人权，因而不再合法，将其推翻，理所当然。中国与西方在此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必然要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投票中反映出来。凡此种种，导致了在诺干国际问题上中国的孤立地位。中国的本意是不让以人权等原因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他国内政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但不幸的是，在近期的每一次联合国投票中，中国总是遇到诸如卡扎菲及巴沙尔这样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的政府，因而必然导致与众多国家对立的局面。此外，在有些问题上，中国有持双重标准的嫌疑。北京奥运期间，当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这个主权国家时，中国非但没有对其谴责，反而实际持支持立场。只是在应俄罗斯要求承认南奥塞梯独立时，中国才出于自身利益，予以拒绝。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不一致性。 事实上，诸如自由、民主、法治的普世价值产生于西方，但其基础却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合乎人类共同人性演绎的要求，从本质上来说不存在东西方差异。只要我们走市场经济之路，愿意走向经济发达，自由平等和法治就会从隐性价值变为显性的价值，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因此，自由平等和法治能成为普世价值。有些人排斥普世价值，维护中国的人治价值，但问题的关键是经济的发达能跟唯我独尊的人治政治文化兼容吗？不仅理论上没有依据，而且也没有事实的验证，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经济都曾强势过，但他们不都民主自由和法治了吗？难道中国大陆就能创造历史的例外？可以说，这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愿望，除非中国不想走向经济发达，继续人治下去并陷入动荡之中。有人说，再过二十年，中国的实力与美国就可以决出胜负，那时中国文化价值的胜利就可以明确了。但是，如果再过二十年能决出胜负和明确的话，那肯定是普世价值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的胜利。 总之，过去20年，中国外交正逢经济全球化。然而，当中国试图迎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时，又正逢“政治民主化”的浪潮，还有政治本土化的现实。这就意味着，中国外交在面临既有地缘政治挑战的同时，还将面临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挑战，还将面临中国官方价值观与全球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挑战，因而，中国外交会出现种种异象，并引发一系列的、一波又一波的海外公关风险。解决之道无他，全面与世界接轨而已——我们不仅要在生产、科技等“硬实力”上与国外接轨，还要在制度、文化、法律、道德等软实力上也与之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才能摆脱青涩状况，真正走上成熟。 ——《一五一十》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7366

张鸣：制度性流民 Posted: 06 Nov 2012 05:18 PM PST 古代中国两千多年，每次社会大动荡的先兆，都是出现了大批脱离土地的流民。而避免流民成批的出现，安置流民，也成为使社会转危为安的一种必要措施。当今之世，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二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流民。他们很多人在城里长大，对农村生活，已经相当陌生。即使跟爷爷奶奶留守在乡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懂怎么干农活。这样的农民工二代，城市不是他们的家，农村又回不去，回去也生存不了。他们对农活的陌生，一点不亚于城里的孩子。他们跟他们的父辈完全不一样，父辈进城，仅仅是为了挣钱，挣够了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为此，城市对他们再歧视，受的苦再多，他们都可以忍受。但是，农民工二代是回不到农村的一代人，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熟悉城市生活，也更喜欢城市，但他们所在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喜欢他们，城市的一切，包括他们父辈盖的高楼大厦，跟他们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忍受不了城里人的歧视，也更难以忍受在城市里的外来人地位。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由于户籍制度，他们根本没有可能改变自身所处的尴尬。可以说，他们属于制度性的流民，城里安不下，农村又回不去。 我们看到，农民工二代，不像他们父辈一样能吃苦。建筑工地上工资比较高的活计，基本上还是他们逐渐年龄大起来的父辈在做。而他们自己，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喜欢选择做保安，一个月千把块钱。尽管工资能相差三到五倍，但只要工作清闲就行。还有好多的人游手好闲，学城里人啃老，一天到晚，什么不做。当然也不乏走向犯罪道路的，这些年农民工二代犯罪率之高，令人吃惊。 应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受的教育，比起他们的父辈，更成问题。父母进城打工，把孩子放在家里留守的，每每失于管教，除了少数人之外，成长过程都有问题。带进城里的，也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多数就是起到一个看孩子的作用，教育往往谈不上。这样的教育背景，使得农民工二代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一点都不奇怪。 更大隐忧是，这些农民工二代，是一个绝望的一代。不像他们的父辈，打工挣钱盖房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有更高的追求，但却无法实现这种追求。在一个户籍壁垒森严的社会，在一个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社会，这样一些既没有资金，受教育程度又差，更没有背景，没有亲属网络的人，生活在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城市里，能有多大的前途呢？那里能找到他们成功的道路呢？ 显然，这些制度性的流民，一些对城市满怀敌意，沦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二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隐患。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尽快想办法，打破制度的壁垒，提供必要的条件，比如提供合适的职业教育，解决他们创业的困难，尽快让这些农民工二代安定下来，那么，在今后的社会变迁中，稍有动荡，就很可能会出大乱子。 ――作者博客

梁京：“保卫十八大”怪像求解 Posted: 06 Nov 2012 10:58 AM PST 2012-11-06 自中共提出"保卫十八大"的口号以来，各种荒谬怪像层出不穷，且不断升级，终于使得十八大未开就已成为全球笑料。现在真可以说是全球关注中国的人士，都在笑迎十八大，大家都期待云集北京的各国记者，每天都能提供新段子，让他们开心一笑。而记者们看来也乐此不疲，不会让大家失望。 2012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18大即将在北京召开，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AFP PHOTO/Mark RALSTON ） 忍俊不禁之余，不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当局为什么会如此丢人现眼，让如此荒唐的现像发生，自取其辱？从"保卫十八大"这个口号被提出来本身，就可以有不止一种解释。解释之一，就是中国领导人处于一种"草木皆兵"的惊恐状态。联系到今年以来发生的薄熙来、令计划等一系列惊人的政治事件，这看起来也说得通。但我以为其实不然。因为真恐惧的话，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如此夸张，而会像以往那样强调"内紧外送"。以中共目前对社会控制之能力，加上过去的经验，做到这一点并非十分困难。 于是就有外国人说，中国领导人疯了，他们的精神出了问题。这个解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北京的种种怪像实在太荒诞了，很难想像一个神志正常的领导人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中国多数高层领导人在公共场合的古怪表情和对公众的反应，确实让惯于和民主政治的政客打交道的外国记者感到中国领导人精神不正常。 但我们中国人心里明白，那些表情和行为更像外国政客的中共领导人，反而很可能精神不正常。比如薄熙来，这不就出事了吗？还有汪洋，不是就很可能进不了常委了吗？专制中国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讲究的是"闷声发大财"。那些在外国人看来不正常的政治领导人，在中国反而可能是最正常的，因为他们最会"装孙子"，最有心计。胡锦涛就是一个经典的样板，他靠这个本事，居然当上了红色皇帝。 但恐怕中国的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当奴才当上了党天下的皇帝，他既没有可能传位于子，变党天下为家天下，又没有可能被人民问责，于是各种怪现像就不可避免会发生，因为这是一个无主之国，人人都是奴才，人人都可以对这个国家和社会不负责任，而且，最可怕的是，想负责任也无法，因为谁想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谁就会挡别人的财路，谁就会倒霉。 这就是当今中国各种怪现状之源，也是当前"保卫十八大"的各种怪现状之源。中国之怪现状到了中共最高权力交接关头更加严重，由此也可以得到解释，因为此时的责任是最不清楚的，出了什么事，谁都可以推拖责任，更不用说，对于许多中高层官员来说，谁是他们未来的主子都搞不清楚，更追不到责任。 这一条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表面上还要装成格外负责，因为这个时候不能"出事"，谁要"出事"就要倒霉了。因此，所谓"不出事"，就是不对未来负责，不对整体利益负责，而只对此时此刻此地负责。理解了这个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出现如此之多的"妖蛾子"和"鬼点子"。 这些还不足以给出充分解释。如此之多的"妖蛾子""鬼点子"，也和"保卫十八大"巨额的预算有直接关系。谁出的"鬼点子"多，谁分到的钱就越多，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场奇特的庆典。"保卫十八大"已经演变成为基层维稳的奴才们一场盛大的节日，他们利用此时高层奴才们全身心陷入权斗、无暇也无心管事的良机，为自己弄一点外快，找一点乐子，发泄一下当奴才的无奈，也享受一下做奴才的好处。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分享这些奴才们的欢乐，那些被迫取下车窗摇柄的出租司机，那些被迫不能打开窗户的住户，那些被禁闭在家里不得外出的人，那些不能到户外放气球，放鸽子的孩子们，就很难乐起来了。 至于全球关注中共十八大的众多观客，恐怕在大笑之后，也不免会生出一丝怜悯和忧虑，这样一个荒诞的国家，拥有如此巨大的人口，拥有如此令人生畏的经济实力和军力，对人类的未来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从“兄弟聚义”到后文革领袖：麦克法夸尔眼中的十八大 Posted: 06 Nov 2012 10:34 AM PST 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 / 中文名马若德）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作者 凯文 在哈佛大学教授、汉学家麦克法夸尔看来，除非面临性命攸关的危机，中国即将上台的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全面性的改革。因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个腐败体制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场“全面整修”式的改革，会变成“毁灭体制”的同义词。  一个人，一本书，一段历史，在中共十八大来临之际，再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 10月29日，英裔美籍汉学家、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在香港出席他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式，并作专场报告。在十八大来临之际，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用这种方式重新把历史和现实连接到一起。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并不是麦克法夸尔的新著，该书三卷英文版早在1974-1997年便陆续出齐，分别为《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大跃进：1958-1960》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英文版全书将近1700页，面世后即成为西方文革研究的扛鼎之作。 中国学界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一重量级著作，1989-1990年间，该书前两卷的中译版本问世，先后出过求实出版社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两个版本。但随后因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言论空间急剧缩小，第三卷《浩劫的来临》便迟迟难以面世。本次香港新世纪版本，不仅填补了全书空白，而且将此前两卷中译本中删节之处也一并补全。这部里程碑著作，终于以完整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在“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被指“文革复辟”的背景下，尤其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对此定案之际，这部文革“前传”性质的历史著作再度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浓厚兴趣。麦克法夸尔以史为鉴，分别在首发式报告、外国记者协会演讲和媒体采访等不同途径，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深切忧虑。 香港《南华早报》以“新任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改革”为题，报道了麦克法夸尔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基本态度。他认为，除非面临性命攸关的危机（life-threatening crisis），中国即将上台的领导人不大可能启动全面性的改革。因为政治精英的既得利益在一个腐败体制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场“全面整修”式的改革，会变成“毁灭体制”的同义词。 尽管麦克法夸尔希望这一体制能和平地转变为法治及民主制度，但他说自己并没有看到有这种转变存在，这种转变要求统治精英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政治制度的惯性往往意味着一个脆弱的体制能坚持多年不倒，但他也承认，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态可能会触发崩溃过程。 外界往往批评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掌权的十年中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麦克法夸尔认为，这是因为胡温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动改革的后果记忆犹新。政治体制改革充满风险，而他本人认为胡锦涛并不是一个冒险者（risk-taker）。他对中共从上到下清除腐败不抱希望，并称这种现状是“无法解决的困境”（insoluble dilemma）。 谈到近期盛传的“毛泽东思想”可能被剔除出中共指导思想行列，麦克法夸尔也认为不大可能是真的。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共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他指出，中共统治的脆弱性，部分来自于缺乏更新继承机制。新任领导人是密室交易的产物，而缺乏制度合法性。面对即将上台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麦克法夸尔表达了他的担忧，他甚至使用了“为之战栗”（tremble）这个词，因为他看不出习近平在千头万绪难题中找到出路的可能。 这种深沉的悲观论调，和大多数观察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往往将期待和怀疑同时交织在一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麦克法夸尔别出心裁地引述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的一段话作为开篇，或许成为理解这种悲观情绪的钥匙： “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这段耐人寻味的话出自《水浒》第七十一回，背景是梁山泊英雄一百零八将排座次，首领宋江率众对天盟誓。这段兄弟聚义的誓词具有雷霆万钧的气势，放在全书之首，却凸显出革命重蹈历史覆辙的宿命悲剧色彩。 事实上，这段话并不是誓词的全部。紧随其后的还有一句：“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然而这句更为乐观的前景却被麦克法夸尔舍弃。正是在一取一舍之间，作者已经明确表达了他对这场“史无前例”历史事件的态度。 在麦克法夸尔看来，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像梁山聚义一样，借助农民的反叛力量而成功，却因为领袖“存心不仁，削绝大义”而失败。1966年的中国“正由一群在长征、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及内战中建立起同志友谊的人们领导着”，然而“同志友谊”最终蜕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已成浮云，当手足之情和革命理想荡然无存时，“聚义”就变成了纯粹的权力斗争。 把“十八大”放在这场兄弟相残的逻辑下延伸来看，也许更容易理解麦克法夸尔深沉的悲观。一次表面上“团结奋进”的党代会并不是自我标榜的全新起点，相反，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更多地是往事的余波荡漾，是兄弟相残后明码标价的密室博弈。 从历史眼光来看，在政治体制方面，与其说中国生活在“改革”甚至“二次改革”的年代，还不如说生活在“后文革”的年代。从表面上看，群雄并起取代了一人独裁，但这种“后文革”特征在于，它和文革一样缺乏透明的进退规则，胜利者要具备神秘莫测的实力，以及更加神秘莫测的运气。后文革的领袖，固然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但这种表述同时也就意味着，他可能对各方都无可奈何。唯一可以期待的破局时刻，只能是“某些不可预料的事态可能会触发崩溃过程”。

纽约时报：中国改革派寄希望于汪洋 Posted: 06 Nov 2012 10:28 AM PST 杰安迪 报道 2012年11月06日 中国广州——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构十年一次的席位争夺战已经进入最后几天，备受争议的中国自由派人士当中，有许多仍在急切地注视南方的广东省，希望该省的最高官员能够赢得众人觊觎的中央领导席位。毗邻香港的广东省，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出口中心。 该省省委书记汪洋已经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因为他谴责“既得利益”，宣扬个人幸福高于政党特权。最近几周，汪洋的前景已经变得黯淡，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改革派当中最能与毫无个性的技术官僚和保守派候选人相抗衡的人选，后面这些人很可能会控制拥有无上权力、主宰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按图放大 Rick Rycroft/Associated Press 去年夏天，汪洋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在悉尼会面。 按图放大 Jason Lee/Reuters 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 相关文章 中国改革的领头羊 中国青蛙能否跳出温水？ 然而，汪洋追随者的焦虑已经加重，因为温家宝总理即将退休，后者经常发表支持民主的宣言，由此受到了自由派梦想者的欢迎，尽管他在位10年间的事实已经证明，他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空谈。 广州中山大学公共事务教授肖滨表示，“汪洋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派寄托期望和希望的主要载体。”广州是广东省省会。 虽然汪洋的政治色彩或多或少让人捉摸不透，但他已经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半开明治理倡导者的旗手，在这些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大致与前对手薄熙来在新左派人士心目当中的地位相同，后者倒台之前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得到了渴望回归毛式民粹主义的新左派人士的拥护。 薄熙来已经因为耸人听闻的谋杀案以及性丑闻而被免职，汪洋则依然是中国少有的魅力非凡的政治人物。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中国政治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表示，“哪个人进或者不进常委会，一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幕后操作，但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们还不曾如此关注一个人的前景。”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由九人掌控的常委会很可能会在周四开始的党代会期间缩减至七人。即将分别担任主席和总理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已经占去两个席位，包括86岁的退休主席江泽民在内的共产党权力掮客正在苦苦地暗中较量，争夺剩余的几个席位。 虽然人们认为汪洋这次不太可能进入核心领导层，但也有一些消息人士表示，57岁的汪洋仍然会在下一届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担任副总理，而且非常可能会在2017年的下一轮新老交替过程当中进入常委会。 现任政治局25名委员之一的汪洋是终生追随共产党的坚定分子，不能与西式的自由主义者混为一谈。他并不呼吁自由选举，也很少远离北京方面设定的议程。但当党组织铁腕实施新闻媒体审查、压制农村抗议活动以及民众对社会公平的种种要求时，汪洋却站出来赞扬政治自由化以及美式个人主义的优点。 他在今年年初表示，“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意识。” 汪洋因其温和的微笑，拒绝像党内元老们一样将灰白的头发染成乌黑而闻名。他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喜欢说类似民谚的话语，有时候会将目标对准共产党的精英阶层。自从2007年就任广东省委书记以来，他一直号召省级官员公布自己的资产，并且要求政府部门通过新浪微博（中国广受欢迎的微博平台）与民众交流。 近期，汪洋多次访问新加坡。6月，在结束一次访问回到广东后，汪洋赞扬了新加坡手法温和的极权统治。“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他说，“那就会像温水煮青蛙。” 去年，汪洋在渔村乌坎的抗议事件当中显示了他冷静处理危机的本事：他命令防暴警察离开，罢免了乌坎那些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官员，并允许村民自行选举新的领导班子。 人们经常把汪洋和薄熙来相提并论，因为薄熙来也曾经成功地游走于党的固有体制和政治独行侠之间的狭小空间，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是如此。他们的争斗体现为对经济政策的不同看法，最突出的表现是关于蛋糕的隐喻，蛋糕在这里指的是中国的财富。薄熙来认为，应该把蛋糕切开，进行更公平地分配；汪洋则坚称，首先应该把蛋糕做大。 汪洋和薄熙来都拥有强硬的个人作风和自我推销的本能，都是共产党内的争议人物，因为共产党期望自己的领导人都是唯唯诺诺的体制工具。 汪洋的办公室拒绝让他接受采访。但是，一些党内知情人士曾跟踪研究汪洋的职业生涯，包括他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那段政绩平平的时光。他们说，汪洋的改革派身份被夸大了。他曾多次回避人们对更大胆变革的期望，尽管这是他自己提倡的东西，甚至连他的忠实支持者也承认，汪洋打击腐败、削减特权阶层权力以及增加政府透明度的承诺充其量也只收到了一些好坏参半的效果。 “雷声大，雨点小，”学者肖滨说。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自己是汪洋的崇拜者。 汪洋最大胆的一些构想，比如将广东的支柱由廉价商品出口转变为环保的创新产业，最终化为了泡影。批评人士说，同时，他还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使用铁腕手段，以便达到一个实用的目的，让远在北方的领导者们更加看重自己，因为他的政治前途掌握在那些人手中。 他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反腐败运动，致使许多人遭到逮捕，更让人警惕的是，他还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加大了审查的力度。活动人士指出，近期大量对非法占用土地的抗议活动最终都以暴力收尾，由此看来，汪洋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乌坎事件的决定似乎只是昙花一现。 政治分析人士表示，汪洋只是适应了广州那种更加自由的社会氛围，广东在这方面受到了香港的深刻影响，后者曾是英国殖民地，现在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长期以来，广东的工厂一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如今，拥有1亿人口的广东已经成了中国所承受的社会和经济压力的风向标。 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及其盟友在这里成功地推行了自由市场试验。1992年，邓小平重返此地，象征性地对那些威胁他改革进程的党内保守派进行了回击。 “这里的人都为广东的进步特质而感到自豪，”广东社会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丁力说。“我们也感到高兴，因为我们远离北京，受到的控制最少。” 除了一些精简繁琐手续和庞大官僚机构的试验性项目之外，汪洋最突出的政绩就是放宽了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这些改变催生了一大批地方性的民间社团。 但是，这些改革似乎还伴随着一些警告。深圳的劳工维权人士称，地方政府官员一直在跟踪他们，并且反对他们的工作。他们说，那些官员已经迫使七个类似组织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地点。 46岁的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不久之前才结束五年的刑期，他说，“他的话说得好听，但却都是空话。” 分析人士称，如果汪洋没能成功进入常委会，那就说明即将卸任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党内的政治影响力已经开始减退，温家宝是立场最鲜明的汪洋支持者之一。 汪洋也很有可能因为年纪较轻而得不到升迁。如果现在当选，他就有可能史无前例地在常委会任满三个五年。在一些党内元老看来，汪洋显然会由此获得积聚过大权力的机会。 目前，那些把汪洋当作英雄的城市知识分子和权利遭到剥夺的农民只能在焦灼之中揣测。包括48岁的广东维权律师刘正清在内的许多人都非常清楚，汪洋很可能只是一个披着自由派外衣的政治投机分子。 “我承认，汪洋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刘正清说，“但是，跟其他领导人相比，他仍然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Patrick Zu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

孔捷生：“团结进步无私”还怕公开财产？ Posted: 06 Nov 2012 05:15 PM PST 老帅徐向前之子徐小巖曾呼籲政府官员财产公示，他说：「按道理说加入了共产党，连生命都可奉献，视钱如粪土，申报财产还有甚么做不到的吗？」这位将门之子忘了当今共产党已不能「按道理」论之，因为那个道理早已弃之如敝履。中共既非昔日之革命党，亦非宪政框架下的执政党，自然更非「团结进步无私」。意识形态词语只是装门面的招牌，既然大家都不信，它自己也不信，那么把招牌换掉亦无不可，十八大文告假使拿掉了「毛泽东思想」，也没甚么大不了，更称不上「划时代意义」。中共实质已成了利益党，它的政治专制和维稳至上，都是为了这个体制安全运转。 朱嘉明 经济学者朱嘉明今年到宁夏做社会调查，发现县一级政权都是由三到五个家族所把持，利益也由这些家族瓜分。放大到整个中国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些家族变成利益集团，数目也扩大到几百个，国家经济命脉由他们坐地瓜分。「团结进步无私的执政集团」以国家权力和资本结合，推行的是毫无正义公平可言的权贵资本主义。 从这个角度去看温家宝家族的财产，就一目了然。或许温家财产比不上李鹏家族，却不会比薄熙来少，问题不在数额多寡，而在於攫取模式。譬如李鹏家已垄断的电力能源的大头，其他家族要插足，就成了电影《让子弹飞》，门阀之间互相砍杀能免则免。於是后起豪门另闢蹊径，按《纽约时报》披露的细节，平安保险公司上市之前温家扩大股份，还有温公子掌握的私募投资基金，这都是回报极高而几无风险的摇钱树，企业公司要上市，在西方从考察评估到正式上市要三五年，而在中国却必须由权力来核准，有权力背景的家族只需在此前一年半年投资，上市后股价翻几番稀松平常，前提是玩家必须有背景和通天能力。这正是温家和许多当朝权贵易如反掌的圈钱游戏。 形象地说，就像香港前财司梁锦松偷步买豪车，现行会成员林奋强偷步卖楼一样。只不过大陆权贵玩得更大更豪，而且既无证监会监督，也无廉政公署和媒体监督，完全合法化。这就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 中共目下全面封杀和网络屏蔽《纽约时报》，指「抹黑中国，别有用心」，却不让人民知道《纽约时报》说了甚么，这完全不符合温家宝今春在两会上掷地有声的誓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请问，为何不从财产公示做起？笔者为此有感赋诗一首： 前朝故吏半蓝关，慨守坤炉炼九还。 声掷地时先集句，令行纸上易搬山。 何如心迹写驴背，好入林泉隐豹斑。 夜见隋珠明相府，祗疑五石已成丹。 ――苹果日报

高瑜：十八大差额选举，习李豁免？（下） Posted: 06 Nov 2012 08:58 AM PST 十八大人事的难产，为建国之后历届党代会之未见。7月王储习近平“撂挑子”，是对高层权斗忍无可忍之举。近日又曝光的温家宝财富事件，这些接连不断的大事件，对十八大之后的中共政权，都将留下长远的后遗症。 权斗困扰党代会 8月5日，习近平率众高官在北戴河亮相，而且是唯一亮相的常委。被人们看作是北戴河时间的开始。也是习近平强势接班的征兆。破局的仍旧是温家宝，14日他已经在外地现身，开始了职务视察。北戴河时间结束之快令人惊讶。中外媒体还都被中间插入的薄谷开来“世纪审判”所吸引。直到八月结束，海外媒体开始转向“北戴河会议”的人事摸底，谁能想像得到，预测的只不过是一汪海水，北戴河没有做出人事决议。 即便中共高层，也只有核心层知晓薄熙来之后，3月-7月，中共政权又经历了两次权力斗争的严重危机，对中南海来说也都是不让薄熙来事件的大地震，权斗接二连三冲击着十八大。 王储险些撂挑子 7月，习近平声言要放弃“十八大接班” 6月29日彭博社发表长文《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权贵精英身家几何》，揭露“在习近平在党内逐步攀升时候，他的亲属们将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 “总资产达$3.76亿。”这些亲属不包括习近平、彭丽媛、习明泽的家庭，而是指习近平两个姐姐和弟弟的商业行为和财富。彭博社声言“信息均来自于公开资料”。而习近平获得的内情是中共一元老直接向彭博社提供1千多页资料。因为此元老对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这个人选不满意，目的是敲打习近平“听话”，“不要和胡锦涛势力搅在一起。” 7月1日期间，胡锦涛赴港参加“回归15周年”庆祝活动，习近平在家里和办公室两次与军委领导人碰面，被批评“事先没有汇报”。胡锦涛的政治后台，政治老人宋平指责习近平“不可靠”、“让人不放心”，言重到要王储“面壁思过”，甚至说十八大要推迟“两年，或两年半之后举行。” 习近平17大成为王储，是江泽民势力推上去的，但是也有“党意”的支持，十七大前几次民主摸底，他都是第一名。他虽然低调，也生过不少闲气，但是从来不是贪权搞小圈子的人。胡锦涛的“文胆”，王沪宁就公开顶撞过习近平：“你什么也不懂，就不要乱说话。”当时把习近平的脸都气白了。但是十八大前因为党内权斗，如此受夹板气，还是使他忍无可忍，向常委会提出“不干了。” 只保"习李"是中央定的原则 习近平以他200多斤的体重撂挑子，十八大就真的没法开了。中央不得不请太子党私下掌门人叶选宁、叶选基兄弟出面劝解习近平。另外被路透社报道的胡德平到习近平家的谈话，也是此时发生。胡德平登门主要也是规劝习近平决不能放弃接班，并不是主谈政治改革。 “差额选举，只保习李”是应对十八大权斗的万全大计 最后出面的是曾庆红，他推动中央解决令计划问题，为习近平扫清接班障碍，明镜网揭露令计划与薄熙来暗中权力交换，结成“山西帮”；李源潮陷入“海选”，都不是空穴来风，当有实力人物爆料。 胡锦涛有可能留任军委主席 栗战书晋身任中办主任，是习近平提前接班的标志，外媒报道是胡习合力的结果，并不准确。栗战书在十八大之前就接手中办，实际成为十八大秘书处的大掌管，10月23日中共中央宣布令计划不再兼任中直工委书记职务，栗战书兼任中直工委书记。栗在十八大前夕进一步加强权力，标志胡锦涛党的权力已经边缘化。选择栗战书，有习近平的抉择，也有曾庆红的推力。习近平离开河北省之后，栗战书提拔到省里，与程维高关系不和，正是借助曾家将他调到西安市，又调到黑龙江，提拔到正省级。 中央基本确定7常委制，也是江曾对习的全力支持，有利于习近平集中权力。但是“太上皇”江泽民将常委会推荐的7人名单，用保守的刘云山、张高丽顶掉俞正声和颇富改革意识的汪洋，也曾经让习近平心情不爽，但是还是忍受下来了。十月令计划严重问题进一步被揭露，李源潮因而从7人名单中被拿下，俞正声顶替。七常委名单无论怎么变化，已然是江系人马和太子党平分天下的格局。中央定的“只保习李”原则，明显是应对高层激烈的权斗的万全大计。 温家宝明年卸任总理 胡锦涛若争取到连任也是“面子工程” 胡锦涛也赞同7常委制，是一种权力交换。胡因此会获得军委主席的连任的可能。这更多是面子上的安慰。胡锦涛最后就是争取到连任，也不会表现出江泽民式的强势干政，新军委的诸上将虽然大多由他任命，但也都经过江的点头。七中全会增补范长龙、许其亮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盘子已经和盘托出。内部消息传军委盘子是由江泽民敲定的。这也是胡锦涛作茧自缚，十六大一中全会，胡锦涛提议，一切重大问题经过江泽民，作为十六大一中全会的决议通过。 外媒报道胡锦涛另一名管家陈世炬，将担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果真，也是胡锦涛连任的“面子工程“的一部分，军办如何能与中办相比！军队军以上干部，多是太子党，与习近平有血缘般的亲和力，有令计划的教训在前，陈世炬如果不想政治生命与胡共进退，不想只当两年的军办主任，只有与习搞顺关系， 温家宝与薄熙来的对立影响久远 十七届七中全会之前，《纽约时报》将温家宝$27亿天文数字的家庭财富曝光，这是否算得上是对十八大的第四次冲击？本人认为影响绝不会有前三次大。因为温家宝明年3月将下台，他不会因此提前下台，如果因他本人要求，中纪委立案调查，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走走过场而已。2007年，因为温家宝要连任，就有接到国内外举报，对张培莉、温云松立案调查一说，调查结果是“无违纪现象。”并在中全会上宣布，还发了文件。《纽约时报》的报道，只不过让温家宝本人、让中共党和政府大丢其人而已。 政论家李伟东发推：“自三月以来，支持薄的若干高层（不是中底层薄粉）就多次秘密开会，讨论对温实施报复，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对温进行调查，整理材料向各外媒爆料，据信纽时那位记者也参与了其中若干密谋过程。爆料时机选在薄被审判前，既有为薄轻判施压（针对胡习，不轻判薄就爆胡），也为压住温退后成为宪政民意领袖的可能。” 《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的作者，《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大卫•巴博萨否认此说。他在公开采访中说：“我也从未在报道过程中见过任何主动提出或暗示说自己持有关于温家宝家族财产的文件的人。我只是在调查过程中对公开的文件进行了追查。”他说：“在历时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在起初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提出查阅公司登记文件的请求幸运获批后，我又在这篇报道上花了不少钱：申请获得同温家宝的亲属相关的几十家投资合伙企业的记录并为此支付费用。”“我阅读文件，打电话给律师、会计和金融专家，向他们咨询如何搞清楚这些记录的意义。偶尔，我会和能指认出某个股东的人见面。” 《纽约时报》的文章与彭报社的文章大不相同。齐桥桥家庭拿出政府监管的公司文件，轻而易举就证明彭博社把她家的财富扩大了$3个亿。而《纽约时报》对温家宝家族财富的调查报告，拿出的也是政府监管文件中的所持的公司股份的登记记录，有政府颁发给温家宝老母的身份证和她的签名。依照法律只能证明财产是属于温家老母和其他亲属的。让外交部发言人斥责是“抹黑中国”，让律师代发声明“没有财富”，都无济于事。尤其让一个叫段伟红的 “隐秘富豪”，声明$22亿都是她的，更像是无理取闹。关于段与温家宝众多亲属的投资关系，需要写专文分析。 有舆论认为七中全会确认开除薄熙来党籍是七中最重大问题。薄熙来要严惩，判重刑，是9月28日政治局的决定，七中全会只是走过场。对刘源一批挺薄的太子党不再重用，对王沪宁也不会重用，对令计划进一步处理，也属于十八大重要的人事部分 十八大前夕，左派人士连续给人大常委会上书，为薄熙来喊冤，根本不理睬十八大，这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当前薄粉和温粉的对立，赶上文革“派性”般强烈，但是在反对中共腐败，反对贫富差距、和环境的破坏，又有非常多的一致性。言论和思想的表达自由，无论左、右都是向十八大提出的共同的人权要求. “差额选举，只保习李”，算不得政治改革。一党专政不改，腐败横行，权斗就不会歇。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高瑜：十八大差额选举，习李豁免？（中） Posted: 06 Nov 2012 08:53 AM PST 三月十八日凌晨北京北四环保福寺路口发生不寻常的黑色法拉利F450撞桥事件，竟然牵出薄案之后中南海总管令计划“政变”丑闻，此事件不让薄案，胜似薄案，再一次冲击十八大。 2月6日，王立军逃馆事件在成都发生，8日王立军被带到北京，致使中南海里发生了12级地震。但是依靠严控舆论，故作镇静，两会之前总算把薄熙来安全带到北京。3月14日，温家宝以“个人自主动作”，在记者会上引爆了“重庆事件”。曾经打算作为“孤立事件”处理王立军的胡锦涛只能连夜应对，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派张德江前去救急。至此，协商一年，艰难达成的十八大人事预案彻底崩盘，十八大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公开化。 即便是中共核心层，也未必料到，就在北京下决心匆忙动手要解决棘手的薄熙来问题的时候，就在北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发生了一场不亚于薄熙来的大事件，十八大再次遭遇重创。 令计划调动中央警卫团封锁“法拉利丑闻” 3月9日，两会重庆团开放日，薄熙来给会议延长了15分钟，振振有词为自己和家庭做辩解：“‘一些人一直向重庆、向我、向我的家人泼脏水。他们甚至说到我儿子在外边学习，怎么开红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气愤。一派胡言。” 此后不到10天，3月18日凌晨四点，一辆薄熙来否认的“法拉利”，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四环路的交通要道保福寺桥上发生严重撞桥事故，整车解体，车体飞到车身外4.5米处，散落的引擎零件在燃烧。该车型F450，价值560万，不过此车不是红色，而是黑色。驾车的男青年赤身露体，当场死亡，车上两名女子，一名全裸撞成重伤，生命垂危；另一名衣冠不整，伤势略轻。被确认的事故原因匪夷所思，“酒后车震”。 根据消防队与北京市传媒的协议，《新京报》和《北京晚报》获得消息和照片，第一时间报道了这起车祸。最活跃的中央级报纸《环球时报》，也在英文版报道了此消息。但是都没有报道死者身份。很快照片和消息在网上被屏蔽。撰写报道的记者、警方、消防部门和几家当地医院均拒绝对此事件进行置评。还有说提供消息、拍摄事故照片的消防人员遭到上级训斥。 3月19日，微博出现“北京兵变，长安街枪战”的内容，20日腾讯微博用户“紫雨风暴”贴出一辆在马路上行驶99式坦克的图片，配文“20日凌晨北京传出枪声”。让人联想这张图片是3月20日北京凌晨街头所拍。 官方立即进行大张旗鼓地追查谣言，“紫雨风暴”贴出的照片被证明造假。“法拉利”车祸丑闻和“北京兵变”谣言，就在惩办微博谣言中暂时告一段落。 令计划继续陪同胡锦涛忙里忙外，人们看到的都是他微笑的面孔。 军委，常委 两次“海选”的重大背景 4月底，十八大军委海选在北京完成，无论四总部还是军事院校，总后政委刘源都得票第一。5.1期间，胡锦涛接见刘源，向他祝贺，还说“你进军委看来没有问题了。”胡锦涛顺便问刘源：“你们是怎么安排王立军到301鉴定精神病的？”刘源像是有备而来，从公文包拿出两份文件，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中央军委办公厅，都是发文给总后勤部，指示安排医院给王立军做精神病鉴定。刘源说：“不是你安排的吗？”胡锦涛看到这两份文件，神情一愣，像是没有见过。 这两份公文是谁下的，成为高层之谜。据悉高层还有人同时安排协和医院也给王立军做了精神病鉴定，两个医院鉴定结论一致都是“双反式间歇性精神分裂症”。薄熙来在重庆期间，曾经三次打电话给刘源，要求301公布王立军精神病鉴定结果，刘源谨慎起见没有允诺。 5月7日，省部级高官在北京进行了十八大常委的海选，只有五位候选人，令计划得票居第三名，汪洋得票最低。消息透露给海外媒体，舆论造的不小。  军委与常委的两次海选，与3月的“法拉利”丑闻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善良的人们根本无从遐想。 5月随后的消息是常委11人方案彻底被否决，7人方案提上桌面。7人方案对未来新主习近平当然最为有利，权力集中是习近平强势接班的条件。 胡锦涛割尾求生，栗战书取代令计划 6月2日，海外博讯网独家爆料3.18法拉利高速车震死亡者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随后便有亲中的台湾旺报和亚洲周刊对此辟谣。亚洲周刊根据人人网报道：“有网民在人人网与‘王子云’（令谷）取得联系，当被问及车祸传闻，王子云回复：‘谢谢，安好，勿念。’”后来戳穿这是一个神秘力量盗用令谷帐号，还在掩饰令谷死亡真相。 直到9月1日中央发布栗战书取代令计划任中办主任，令计划调任统战部部长，才知道令计划真的惹了祸，以至连累了跟随20多年的主子胡锦涛，被迫在总书记任上更换大内总管，只有毛时代发生过，但都是毛的个人意志。 海外传媒开始铺天盖地大揭“3.18法拉利丑闻”，多个细节披露，权斗内幕令人震惊。令谷车祸发生，令计划竟然调动中央警卫局部队包围了车祸现场，派多名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到北京市公安局施压。结果造成“北京兵变”传闻。令计划与与主管警察部队的常委周永康随即见面，达成权力交易，不但车祸丑闻严密封锁住了，令计划开始在中央联系多名军队将领和中央大员，策划两个“海选”。明目张胆调动中委和省部级高官来京，严重干扰了18大人事安排。以上都是罪不容赦，与薄熙来旗鼓相当。 令计划行为直接连累到胡锦涛，因为令是胡的第一亲信，11人的常委方案，令计划参与策划，就是为自己入常而设，胡锦涛拿到常委会讨论。令的暴露，使得11人方案立即夭折，胡对十八大人事的发言权，随即便打折扣。 想来令计划阴谋一旦被揭发，胡锦涛就应该割尾求生。为什么拖到9月1日才拿掉令计划？答案是胡锦涛不但难以割舍令计划，离开令计划一时寸步难行，而且中央又爆发了新的危机。 未完待续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张炜：十八大不可能实现政治上的“非毛化” Posted: 05 Nov 2012 08:53 PM PST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张炜 更新时间 2012年11月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37 新华社最近对政治局会议的报道中没有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最近，关于中共将在十八大抛弃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十分盛行。有人认为这是中共执政集团在薄熙来事件后对党内外极端顽固派利用毛泽东反对一些现行政策的现象进行反思之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更有人认为这是党内改革派战胜顽固派的结果，标志着十八大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将列入议程；还有不少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十八大将毛泽东思想从中共党章中删除的前奏。 所有这些说法和评论似乎源于官方新华社对9月28日和10月22日两次政治局会议的两次报道。在这两篇报道中，该社一反过去的习惯做法，没有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提到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些微妙的变化被人解读为中共全面“非毛化”的前兆。 相关内容 专辑：中共十八大 中共提十八大党章修正案传将去毛化 分析：党内无派不再千奇百怪 更多相关的故事 这两个报道与近几年来胡锦涛的多次讲话是一脉相承的。在胡锦涛那里，他的“科学发展观”和“亲民”思想是毛泽东在思想上的“重孙子”，而且这个“重孙子”在血统上比起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在血统上更纯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真传。在许多场合，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省略，只不过是为了突出他执政十年的功绩而已，绝对没有丢掉毛泽东思想的“非分之想”。 过度解读 那种认为胡锦涛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会采取如此政治动作的分析纯粹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过度解读。事实上，是否应该实现全面的“非毛化”与中共是否愿意和能够“非毛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毫无疑问，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僵化的政治教条早已经成为中国向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演进的桎梏。但是目前的执政集团是现状的受益者，他们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 应该说，部分实用主义的“非毛化”从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开始。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私有企业发展、与西方国家日益增多的贸易和经济往来，这些政策都是毛泽东生前所深恶痛绝的，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都逐渐实行了。这些共产党为了维持其执政地位不得不在在经济领域里实行的“非毛化”。 中国共产党没有意愿、也不具备能力在政治上实现全面的“非毛化”。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是这个党重要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其次是因为这个“前现代化”的政党，由于先天的局限，无法找到一个能够替代毛泽东主义的执政理念和实践；三是，目前的领导人都是毛时代成长的听话的“好孩子”他们不具备抛弃毛泽东的远见和胆略。 笔者认为目前的领导人都是毛时代成长的听话的“好孩子”他们不具备抛弃毛泽东的远见和胆略。 合法性 没有毛泽东带领这个党在苏联的援助下夺取全国政权，这个党只不过是一股山沟里的流寇。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和他们的后代常常“理直气壮”地声言，这个政权是他们用枪杆子打下来的，“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他们的合法性。显然，丢掉了毛泽东，就等于丢掉了合法性。 共产党曾经公开声言，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靠的都是“两杆子”：即笔杆子和枪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民众的觉悟，当骗人的“笔杆子”不再具有效用的时候，就只剩下枪杆子了。今天的共产党是一个充满腐败的利益集团，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依靠强权甚至暴力来维持。放弃毛泽东，等于公开宣称放弃暴力镇压，也就等于放弃了政权。在社会危机频发的中国，对执政者来说，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政治选项。 与邓小平和江泽民相比，胡锦涛的执政理念更接近毛泽东思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成长于毛泽东时代，世界观形成于中国思想控制最严密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创造性的一代政客，更由于这一代人是毛泽东创立的集权政治体制和市场化、全球化的经济制度嫁接的最大受益者。 无论是出于思想局限性，还是利益局限性，他们都不会也无能做出在政治上“非毛化”的选择。 虽然彻底的“非毛化”不符合执政党的一党私利，但是它是中国成为一个受世界尊重的现代国家的前提。 无论是早还是晚，这是历史的必然。遗憾的是，这个历史的进程恐怕需要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甚至可能带来社会阵痛。任何人为地阻饶这个进程的努力都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执政集团拒绝这个过程，只不过是一种自私而绝望的挣扎而已。 ——BBC

金钟：八大能，为何十八大不能？ Posted: 05 Nov 2012 06:01 PM PST 【請看這張八大的會場照片，沒有領袖像、沒有黨徽、沒有大會橫標、甚至沒有一桿紅旗——這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但是八大是中共歷史上最有進步價值的開得最好的黨代會。八大理論上的成就，既有歷史教訓的印證，也是第一代中共元老的集體智慧，沒有絲毫西方勢力的影響。回到八大，是十八大政改最方便易行的借鑒。】 促十八大政改，甚囂塵上。從胡溫習最高層的「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話，到中央級學者、教授吳敬璉、公方彬、許耀桐發表具體議題，指黨大官大，要求依法治國。解釋政改遲遲未動原因「不是懼怕民主，而是緣於理論準備不足」。其實中共政改現存的主要問題，早在五十年前的八大已作出示範。 所謂「理論準備不足」，就是中共沒有一套有說服力的理論，解釋今天體制的合理性與弊病，改革自然就缺乏理據。對於一個以重視「理論武裝」發達的共產黨而言，這是一種非常異端的狀態。不久前的回到「新民主主義」已經破產。十八大臨近，理論的貧乏顯而易見。 本文提出借鑒中共八大的政治經驗，是基於多年的研究與建言。也感到大陸有不少同道。 「回到八大」——是基於政治上的安全性與可行性的考量。八大理論上的成就，既有歷史教訓的印證，也是第一代中共元老的集體智慧，沒有絲毫西方勢力的影響。當然，八大有其歷史的局限性，尤其在經濟路線方面。 中共八大於1956年9月在北京舉行。「八大學」資料豐富而具權威價值，本文謹據有關黨章、憲法的幾個重點加以陳述： 一、宣布階級鬥爭結束——共產黨的理論、路線與政策最要害的出發點便是「階級鬥爭」。從馬克思到毛鄧，甚至到今日中共黨章、中國憲法，仍強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的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中共視六四學潮、零八憲章、甚至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都是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反映。肯定階級鬥爭，也就少不了其手段：專政。以前叫「無產階級專政」，現在叫「人民民主專政」。已載入莊嚴的憲法第一條。並被稱為「國體」。 八大怎麼說？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中宣布：「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除個別地區也已經消滅了。富農在消滅之中，民族資產階級在向勞動者轉變之中。」……革命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主要矛盾已是要建立先進工業國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不能滿足人民經濟文化需要的矛盾。毛澤東在批評斯大林時也說：「階級鬥爭已經完結，還要繼續階級鬥爭，大批捕人殺人，這就是錯誤的根源。」 劉少奇的政治報告非個人意見，是代表中共中央，毛親自修改過二十一次，才定稿。宣佈「敵對階級已經消滅」，階級鬥爭當然也就不存在了。沒有階級，何來階級鬥爭？這是簡單的邏輯。但是嗜殺好鬥的毛很快就背叛八大決議，掀起一個又一個的所謂階級鬥爭，直到文革，禍國殃民，連共產黨也被鬥得死去活來。毛死後，中共浩劫餘生，否定文革，1999年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 但「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的條款還保留在黨章和憲法中。承認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又將對違法份子的鬥爭說成是「階級鬥爭」——這樣明顯的錯誤，十八大是不是要糾正？ 另一個相關提法「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保留在黨章中，也是明顯的謬誤。這是毛鼓吹階級鬥爭的附屬部分，和法制觀念格格不入。法治中以法律為準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何來敵我、內外準則？ 「階級鬥爭」是國際共運早已解決的理論困擾，中共保守至今，尚不願割斷頑瘤。 二、不提毛和毛澤東思想——黨史學者都知道，中共八大的決議和黨章都沒有提毛澤東之名和「毛澤東思想」。這並不是「非毛化」，而是時代潮流所趨。八大在蘇共二十大之後同年召開，蘇共批判斯大林獨裁和血腥統治，震驚全世界，國際共運也深刻反省，引以為訓。毛當時還不敢反蘇，還認蘇共老大哥，因此同意對「個人崇拜」的批判，鄧小平八大修改黨章報告特地作了論述。全黨有共識。 但是，毛又反其道而行之，在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失敗造成大饑荒後，為洗脫數千萬餓殍的罪責，竟利用周恩來、林彪大搞「造神」運動，發動文革，個人獨裁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最後在天怒人怨中死去。 中共吸取毛獨裁的慘痛教訓，至今在黨章中保留一條「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第二章）。但實際上又在重覆歷史的錯誤，不僅不清算毛的滔天罪行，建毛堂、樹毛像，繼續進行多種形式的崇毛活動，扭曲歷史，繼續宣揚「毛澤東思想」。更不可理喻的是，又掀起對鄧小平、江澤民的個人崇拜，將鄧名列入黨章、憲法，江名列入黨章。這是極其嚴重的違法行為，進而吹捧鄧、江、胡不倫不類的「理論」。意在製造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威。十八大怎樣面對這歷史的大倒車？ 三、共產黨的法律地位——這是「黨政分開」的老問題。基於文革的教訓，1982年憲法沒有提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八大也強調「黨的一切主張的實現，都要通過人民群眾在黨領導下的自覺努力。」關於黨外組織中的「黨組」，規定其任務是「以團結非黨幹部，鞏固法律，負責實現黨的政策與決議。」提法比較含糊。趙紫陽時代啟動政改的第一步就是「黨政分開」，提出過取消「黨組」等主張。 可是現行黨章（46條）明文規定「在中央國家政府及人民團體組織中的黨組要發揮領導核心作用」，「討論和決定本單位的重大問題，做好幹部管理工作……」 這既違反黨綱規定的「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也違反憲法。 憲法第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各政黨……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這個第五條，是非常權威地確定了中國必須實行「黨政分開」。然而黨章卻明文規定黨要「決定」國家所有機構團體的「重大問題」。黨章公然如此違憲，當然沒有人敢於追究，但是十八大應不應該修改黨章的有關條文？ 此例顯示中共以黨代政、凌駕於憲政之上，已是明目張膽的行為。而事實上，造成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兩套權力和行政系統，已是當代國家制度的一大奇聞，如此愚不可及的政治體制奉行數十年，竟無一人大代表、黨代表提出質疑，而老百姓更視為天經地義。無論省市縣、企業工廠，兩套班子，書記掛帥。……既然一黨包辦執政，何不黨政一體，節省大筆行政開支（有統計顯示中國行政開支按國民負擔比，已超過日本十倍、美國兩倍）？ 四、共產黨的階級性質——眾所周知，有一個來自馬列的經典定義：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有些國家的共產黨就叫「工人黨」，共運很在乎黨的階級基礎。視工人階級大公無私，而農民則是狹隘自私。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斯大林因此一直不太信任中共，甚至謔稱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此說值得另議）。究竟中共的階級組成如何？ 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透露，工人黨員佔14%，農民黨員佔69%。打那以後，中共黨代會從來不公佈黨員的階級比重。到2009年，中組部公佈一份黨員統計：至2008年底，黨員共有7593萬人，其中：農民31%、工人9.7%，其他包括技術、管理人員22%、黨政人員8%、退休人員19%。說明八大後五十年，中共的工人成分不增反減，已低於10 %。 江澤民當權時提出「三個代表」，並聲稱資本家也可以入黨。十六大黨章作出相應修改：說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黨員條件上，除了工農兵知外，加上「其他社會階層」，革命分子也改稱為「先進分子」。——很明顯這是「離經叛道」的修改，和當年赫魯曉夫宣稱蘇共已是「全民黨」並無二致。 對此，當然可以給予肯定。當代社會的發展，早已不是馬列時代，工人階級絕對不代表社會（革命）的先進力量。有統計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已是一億多進城的農民工，而他們各方面的狀況都不是先進的云云。 問題在於，中共黨章仍然強調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就和上述修改相矛盾，造成文字上明顯的疏漏。十八大對此會有怎樣的交代？（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法，已是中國特色的時尚，也許難以苛求。） 五、共產黨的財政來源——這是接下來必須提出的問題。查中共黨章，1945年4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七大黨章之最後一章「經費」，有兩條規定說明黨的經費來源，包括黨員繳納之黨費、黨管企業收入與黨外捐助等。但到1956年八大修改黨章時，完全取消了「經費」這一章，鄧小平作修改黨章報告時，也隻字不提此事，顯有其敏感和尷尬之處。 可想而知，打下江山後，做了全國大地主，民脂民膏豈有不吃之理？毛澤東當時曾決定：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統統吃國家的，不搞黨產，有飯大家吃。」但白吃還是黑吃？實屬難題。中共智者能人不少，竟沒有找到一個可以公告天下的辦法。今日黨員已八千萬，吃黨飯的官吏占幾成？據2008年國家統計局數字，黨政機關人員1250萬，其中中共機關56萬人。國新辦2009年中國人權中的白皮書透露，官員人數2700萬，另有黨政事業單位職工2800萬，故黨政機關與事業單位共計5000餘萬人需要財政供養。粗略估計僅薪金一項，黨系統的開支每年可達數千億元。 這個因循數十年的議題，茲事體大，和一黨制的存亡相關。讓十八大解決，恐怕是強人之難。但應列入備忘錄，以供制定《政黨法》時參考。 六，黨代會必須設立大會發言議程——任何有效的政治制度的實施，都要落腳在一定的程序和規範上，民主法治社會更為講究，人治社會也不能天天朝令夕改。中共社會之混亂、問題之多，僅以憲法而言，便有三次修憲，面目全非，等同重新制憲，離譜之至。黨代會的開法，屬於程序層面。筆者多次推崇八大議程是最具合理性的一次大會。 最關鍵之點在於會議代表的民意如何得到最充份的表達和交流。八大採取接近各國議會通行的大會發言，使討論有全體代表直接溝通之效果。八大正式代表1026人，列席107人。代表1070萬黨員。大會開了13天，有68人大會發言，45人書面發言。除報告、致賀、選舉外，大會基本上以大會形式進行（分組會議只是輔助形式）。雖然不可能進行西方議會式的「辯論」，但至少有113名重要的發言為每個代表直接所知。另外有50餘個外國黨代表團出席，他們也有大會發言。 但是隨着毛澤東集權統治的逐步升級，這種以大會發言為主的會議形式被取消殆盡，直至今日。所有的黨大會，乃至人大政協，取而代之的形式是主題報告，然後分組討論，各組之間的交流靠會議簡報互相傳閱，最後大會一個總結交代了事。 據不少代表反映，我們也可想見，這種數十個小組的分組討論，完全不能形成大會的全面交流，很多代表的意見根本上不了簡報，也就消失在小組會上。甚至讓各組派代表作一次大會發言交流，也從來沒有安排過。 可以斷言，這種代表大會的形式，就是以化整為零的手段，扼殺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大會的實質權力，使「民主集中制」名存實亡，只剩下極少數人對大會的把持、操縱與壟斷。即便是政治上大有起色的中共十三大（1987），也是以這樣高度集權方式召開，筆者當年曾有文章《趙紫陽一言堂大會》予以痛批。 可惜，時至今日，不僅統治集團我行我素，惟我獨尊，中外評論界也麻木不仁。請諸位設想，開啟大會發言將會帶來何種議政氣象，而做到這一點，並不是照抄議會民主，是中共第一代群英聚會的八大已經實踐過的經驗。有道是，沒有民主的形式就沒有民主的內容。 至於邀請外國共黨出席大會，八大之後也成為絕響，那是毛孤意推行反蘇政策而自絕於國際共運主流的結果，不說也罷。 今天中外傳媒無不津津樂道，中共十八大人事一個又一個名單。同行們心中有數，不過是苦中作樂而已，因為無論是團派還是太子派、胡溫還是習李，他們謀求的權力班子的方式，都是嚴重違背中共黨章規定的組織原則：「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由選舉產生。」政治局常委，應該是十八大閉幕之後的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他們的選舉往往不是一致通過，就是高票通過。幕後包辦，有集中，無民主。一代又一代自命不凡的領導核心們，巧言令色為秘密操盤私相授受的權力辯護。 一言以蔽之，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涉及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實在太多太大，而且積重難返，要求改革者的遠見與魄力越來越高，天將降大任於斯者，何在？ （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2012年10月24日、紐約） ——作者供稿

公孙胜：赵紫阳九十三岁冥诞纪实 Posted: 05 Nov 2012 06:16 PM PST 75年前富强胡同6号的老住户任众向王雁南（紫阳女）介绍此院的历史。 紫阳家后院。 赵二军接待张小曼（我国最早传播马列的张西曼之女）。 1986年，赵总理访问西班牙，当地华领方新民（图中）赠送的铜斗牛模型，在紫阳书房。 2012年10月17日，西班牙华领方新民捧着26年前向赵紫阳赠送斗牛模型的合影，右为斗牛模型。 90岁杜导正邀请王雁南（紫阳女）参加生日聚会，徐庆全（中，《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 90岁杜导正和女儿杜明明在紫阳书房留言。 90岁杜导正给老上级紫阳的留言。 访民林秀丽、聂丽娜，在2012年1月17日紫阳忌日的书房留言册上签名，如今被关在看守所。 崔学武（原紫阳的炊事员）在紫阳书房留言。 盼望“十八大”新领导学紫阳勤政爱民 ——赵紫阳九十三岁冥诞纪实 公孙胜 2012年10月17日，赵紫阳93岁冥寿。早上8时，我前往赵家，富强胡同冷清而安静，不见以往戴“红袖标”的街道干部和便衣人员在此游荡。今日到紫阳书房献花的各界人士约60人。 紫阳书房摆满各方人士献的花篮和大盆的花，清香四溢，紫色蝴蝶兰，冰肌玉骨，清雅而圣洁。墙上四幅手书，笔势字魂，苍劲古朴。 人民总理人民爱 瞻仰者络绎不绝，留下话语抒心扉。昨日留言的紫阳身边工作人员：白美清（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改革开放之奠基者，永垂不朽。”王添生（秘书）、崔学武（炊事员）、张于育（勤务员）联名：“公理在民心。” 9时，前来献花的任众先生（北京市公安局反右运动受难者）说：“1937年我随在此院工作的父亲住在这里，当时这里是天主教宣德堂所在地，时隔75年，重返故地，很激动。”赵二军（紫阳次子）说：“听说最早是清末宦官李莲英的房产。”赵家子女热情地陪着老住户参观，王雁南（紫阳女）还打开后院。任众说，房子和格局与小时候的印象一致，没有大的变化。紫阳夫人梁伯琪在后院屋里，因年老多病，大伙没有惊动她。紫阳的骨灰存在屋里。 10时，腿残的张小曼女士（民盟中央原调研员）进屋，赵二军搬椅子请她坐下。她写下：“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此之谓大丈夫，紫阳同志就是我心中的大丈夫，人民的好书记。” 张老太讲述：“八九年五月学潮，紫阳到民盟座谈，结束后我送他出来说，欢迎他再来。6月3日晚上，我在天安门广场，那里的学生已撤去大半，完全不必武力清场。不料11时，大批军人从长安街地毯式开枪前进，人们躲闪不及，许多人被打死，很恐怖。” 张老太之父张西曼1911年留学俄国，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列的学者，其母是中共地下党，1950年被打成特务，长期监控。1977年，她为其母伸冤而找到住在此院时任中组部长胡耀邦家，“门卫对来访者概不阻拦”。张说：“这是耀邦规定的。我直奔里屋，耀邦放下手头事，与我畅谈一个多小时，鼓励我要向前看。”她感慨道：“要在历史和百姓心中留下英名，不知要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啊！”大家同感。临走时，赵五军（紫阳幼子）把耀邦种在院里的柿子树结的几个柿子，送给她作纪念。 海外华侨方新民（西班牙武术联合会主席）一行到访。他深情回忆道：“26年前，赵总理访问西班牙，我代表当地侨民赠送铜斗牛模型。我说：‘你领导改革，勇往直前，就像西班牙的斗牛士。’赵总理很高兴，拉我合影。”紫阳把这具“斗牛”拿回家中，摆放书房，喜爱有加。 “六四”要翻案   历史要向前 11时半，90岁杜导正（1937年加入中共，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长）在女儿杜明明搀扶下到来，大家高兴地围上去。他精神矍铄，与每人握手，邀请赵家子女参加11月1日的生日聚会。 在紫阳被软禁期间，他与杜星垣（原国务院秘书长）等四位紫阳老部下冒风险，常来看望并动员紫阳撰写回忆录，又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把紫阳口述录音拿回家中整理成稿，再由紫阳修改定稿的《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出版。为防止30盘录音被查抄丢失而复制备份，由杜明明存放到香港的保险箱，在海关边检时，险些被警员查出。 杜导正留言：“老上级（紫阳）：我与《炎黄春秋》同仁和我家人看你来了，永远不可能忘记你。（上月）胡绩伟（原《人民日报》总编）逝世前我看望他最后一面，他握住我的手不愿放开，吃力地说了几个字：‘要为六四平反（翻案）’我说记住了，这一天必到来。这是历史，谁也没有办法（阻拦）。” 中午时分，赵二军邀在场者到胡同口小餐馆午饭，65岁的他不断为大家夹菜敬酒，热情款待。我感慨，每年忌日、清明、六四、冥诞，赵家子女接待各方来客很辛苦。他说这是高兴事。紫阳子女为人真诚，不分老少尊卑和关系亲疏，都格外关照。大家讨论紫阳。他说，由四川54位省地县干部撰文回忆的《赵紫阳在四川》去年4月在港出版，省委书记刘奇葆向广大干部传达上面否定此书并严厉打压的批示，激起民愤，更有百来位干部撰文回忆而成《续集》；广东省数十位干部撰文回忆《赵紫阳在广东》，在省委和警方打压下完成；还有编辑中的《赵紫阳在中南海》，将陆续出版。 郭莱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在校研究生）：“我外公是赵紫阳爷爷的表弟，平时提到赵爷爷就伤感，去年他从河南老家来，带我到赵家探望。因新闻、言论、网络都不自由，同学们都不了解那段史实，不知道赵爷爷了，当局封杀和篡改历史很龌龊。我们渴望了解‘六四’真相和赵爷爷的功过是非。” 她说：“权贵经济和权贵法治，国进民退，权钱交易盛行，没有公平自由的市场机制，我们的就业和发展成问题。渴望政治改革，国家健康发展。” 大家谈论如今官场腐败，民怨沸腾，社会矛盾激化，希望“十八大”新领导人继承紫阳的勤政爱民，勇于推进政治改革的精神。旁边餐桌的一位便衣人员认真旁听，临走我向他打招呼，他礼貌回应。 盼社会清明  “还我公理！” 紫阳书房的四幅手书词作，是赵家的平民朋友朱刚创作，生动朴实，充满情感，概述紫阳的跌宕人生和执政经历，呼出平民的心声： ——中原一布衣，名两字紫阳。志在掘撼三山，转战奔四方。斗五鬼，别六亲，愿将七尺酬华夏。抗战八年终报捷，惟恨疆土九裂，迎十月建邦。 ——赴粤十余载，倾力护九鼎。温八吟宽且厚，怀七尺柔肠。恤六瘼，职五谷，心系四粤闾阎生。推联产三包农政，感佩参天两地，雄才显一隅。 ——入川主一方，联产两字扬。丰稻麦黍三粮，实四川廪仓。五业兴，六畜旺，七尺豪杰硬脊梁。垦辟八荒为先驱，遍燃齐烟九点，领十年风光。 ——羁十载高墙，沅江九肋伤。鄙薄八面跳踉，望七星无光。观六合，轻五侯，四方苍生内心藏。举头三尺有神明，笑看清风两袖，耀一生华章。 每逢纪念日，数十访民来献花祭拜，在紫阳像前哭诉冤情。今年1月17日紫阳忌日来的50多位访民中：怀抱婴儿的聂丽娜，9月份被警方带回河南省襄城县，关进看守所。林秀丽因5月份在北京火车南站大厅，冲过数道警戒线，把上访状交给温总理，温答应帮助，之后被山东青岛警方带回，要送进精神病院，如今无音讯。 许多访民均为房屋或土地被强拆强征等原因，被欺压，基层官员贪腐无能，访民求告无门，在北京流浪上访多年无果，反被加倍迫害，官民矛盾更为激化。许多访民祭拜紫阳，向往宪政民主法治，盼社会清明，还我公理！ 近来，北京警方为“保卫十八大”加强警戒，大批访民被警方遣送回家，故今日紫阳家未见访民来祭拜，只有我这个沉冤十九载，求告无门，生存无着的访民算是代表啦。 ●本文初稿原载《开放》2012年11月号 ●修订稿，首发《纵览中国》2012年11月5日 ——作者供稿

莫言：悠着点，慢着点――“贫富与欲望”漫谈 Posted: 05 Nov 2012 05:57 PM PST     感谢而且佩服日本朋友们，为论坛选择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当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担任了高官，要满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钱。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似乎也不愁没钱。因为富与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为一个范畴。     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古之仁人君子，多有不羡钱财，不慕富贵者。像孔夫子的首席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三国时高人管宁，锄地见金，挥锄不顾。同锄者华歆，捡而视之，复掷于地，虽心生欲望，但能因为面子而掷之，已属不易。庄子垂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个使臣请他去做官，他对两个使臣说：楚国有神龟，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锦缎包裹，供于庙堂之下，对神龟来说，是被供在庙堂之上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呢？使臣说，那当然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庄子的这则寓言，包含着退让避祸的机心。 尽管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道德榜样，但却收效甚微。人们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蝇逐臭，从古至今，酿成了无量悲剧，当然也演出了无数喜剧。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最重要的素材。文学家大多也是爱财富逐名利的，但文学却是批判富人、歌颂穷人的。当然文学中批判的富人是为富不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学中歌颂的穷人也是虽然穷但不失人格尊严的穷人。我们只要稍加回忆，便能想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除了给予生死的考验和爱恨情仇的考验之外，经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贵当成试金石，对人物进行考验，经过了富贵诱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经不住富贵诱惑的便堕落成小人、奴 才、叛徒或是帮凶。当然，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让他的主人公，借着金钱的力量，复了仇，雪了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有的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富且贵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又从正面肯定了富贵的价值。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中国的哲学里，其实一直不缺少这样的理性和智慧，但人们总是“身后多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依靠道德劝诫和文学的说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佛教就用“万事皆空，万物皆无”来试图扼制人的贪欲，因为贪欲是万恶之源，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于是，就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猛兽。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尽管不时有猛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金钱、名利、权势对人的诱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诱惑就是美色的诱惑。这问题似乎与女性无关，但其实也有关。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因为争夺一个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也曾经因为美女，而让某些统治者丢掉了江山社稷。绝对地否定色欲当然不对，因为没了这欲望，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延续。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多半是口是心非，尽管深宫中妻妾成群，但民间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情，被视为洪水猛兽。这样的观念，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对于人类贪婪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文学与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对于性欲，尤其是升华为爱情的性欲，文学作品却经常地另唱别调，有时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中国有《 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外国有《卡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男女之间的欲望，没有情与爱，似乎也就没有了文学。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恶症候 ，都与发达国家在贪婪欲望刺激下的科技病态发展有关。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 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 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然，衣服和住房也是必要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人们，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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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芬妮・弗兰德斯：中国难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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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明：解决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区困境、死结的唯一出路

斯蒂芬妮・弗兰德斯：中国难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Posted: 08 Nov 2012 11:54 PM PST 斯蒂芬妮・弗兰德斯（Stephanie Flanders） BBC经济事务编辑 更新时间 2012年11月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09 过去十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西方很多人对中国内部的政治知之甚少，但在一点上他们很自信：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关键时刻，中国会成为像我们一样的富国。 对前一种说法，中国领导人至少在公共场所会表示赞同，但对改革的步伐和最终目标会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可以不必模仿西方，走出自己的致富道路。 相关内容 观点：中国比西方更民主吗？ 专访李开复：中国如何才能有创新人才 智囊称中国中等收入群人数将激增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富不起来。几个世纪的经济史得出的教训是：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即不穷也不富。 转折点 今年年初世界银行发布《2030年的中国》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跳出这一陷阱，到2008年时仍保持发达国家地位。 这13个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的人口超过2500万（而中国人口达13亿多）。 全球180多个国家当中仅有不到1/5的成为富裕国家，其余的是低收入或新兴经济体。或许有人认为，其它国家加入富裕国家行列是迟早的事，但我们现在所指的“新兴国家”早在40年前就形成了，很多在拉丁美洲和中东。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陷在“中等收入陷阱”内？一个主要的经济原因是“刘易斯点”（Lewis Point），简而言之，这个点是发展中国家不再能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无法再简单地通过城镇吸收农村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随着工资和成本的上涨，增长开始滑坡。 斯蒂芬妮・弗兰德斯毕业于牛津和哈佛，曾担任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顾问。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到了这个点，人口老龄化也加速，因此增速减缓不可避免。问题是，放慢的幅度会多大？ 经济转型 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以保持大约10%的年增长率。如果中国能保持每年6%或6.5%的增长，世界银行认为到2030年时，中国能“毕业”成为高收入国家，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当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远低于美国。 对中国这个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国家来说，6%或7%的增长也许并不难。但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要想取得这样的经济增速，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从出口、制造和投资为主的经济向国内消费和服务业带动的增长模式。 投资和消费各占中国GDP的大约50%，为了能实现持续增长，世界银行认为消费对经济的贡献需增至66%，而投资所占份额则应出现相应的减少。 每个发达经济体都经过了根本的转型，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保持6-7%的经济增长率。 美国、欧洲和日本在他们的发展阶段都有劳动力增长的优势，中国则没有，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在2016年后将出现萎缩。 公众参与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跳出这一困境呢？世界银行开出长长的清单，其中很多都与增加竞争和培育创新有关。 中国智囊估计到2020年前，中国经济能以每年7%到8%的增长率增长。 西方的传统思维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你就不能培植创新。有人还会说，这需要自由的媒体，世界银行也委婉地指出“在公共政策制定上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 受其规章制约，世界银行不能说类似“民主优于其它的政府形式”的话，但在其发表的《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中，也给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睿智的建议：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对经济的管理也变得更复杂，政府通常会发现他们无法、也确实不应该，独自给出所有的答案。” “因此政府需要开发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潜能，包括大学、社区和智囊机构。” “发达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公众对公共政策参与。这种参与讨论已经在中国展开，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或许会把这称作民主。世界银行不能做出评论，但至少让人明白，为什么经济和政治的改革需要同时进行。 倘若一个国家不能成为开放和民主社会，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能推出像谷歌（Google）　或脸书（Facebook）这类产品。 中国领导人认为，在没有现代民主的情形下也能取得经济成就，至少中期是这样，但西方很多人不这么认为。这或许反映了西方的傲慢。 但也许他们都错了，二、三十年后的中国也许不像我们，但也不会成为发达经济国家。 ——BBC

林和立：「十八大」的八大弊病 Posted: 08 Nov 2012 06:39 PM PST 中共這九十一年老店樹立了不少「典範」，殺傷力最大者莫過於有法不依與不按牌理出牌。今天召開的中共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名義上是第四代領導集體過導到第五代領導層的換屆兼換血盛會，而且因為中國已躍升為准超級大國，全世界對馬上要「高票當選」的七位政治局常委寄予欣切的期盼，希望新領導層會拿出改革思維來解決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面對的多方面挑戰。 事與願違。主導全黨的保守勢力在「十八大」召開之前的數星期已經不按黨章、不按所謂中共「黨性」與政治倫理地把黨、國資源在極小圈子裏面瓜分！中共高層，包括最近鹹魚翻生的眾元老在處理權力交替的重大問題上犯了以下八大錯誤。 一．不按黨章辦事。根據中共黨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而全國代表會議的職權包括「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選舉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會員，以及討論與通過黨章的修訂等等。 按照一貫程式，今年年初選出的兩千二百七十名黨代表應在開會期間選出中委；而十八大閉幕後新鮮出爐的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馬上召開一中全會來選出新一屆的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 但舉世矚目的第十八屆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在上月中已廣泛流傳！換句話說，今年黨內黑箱作業的情況比過去更嚴重！ 二．老人干政達到巔峰。當然，剝奪黨代表大會權力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文革後鄧小平雖然曾經做過形式上的修補，但「舊常委指定新常委」的陋習沒有改變。按照以往慣例，即將退休的第十七屆政治局常委有權指定他們的接班人。 今年嚴重倒退的地方是好幾位已退出政壇多年的老常委，包括江澤民、李鵬與朱鎔基等對新一屆人選的發言權空前膨脹。結果是以唯唯諾諾見稱的胡錦濤推薦的兩位團派幹將，即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與廣東書記汪洋竟與常委絕緣！八十六歲高齡的老江卻迴光返照地異常活躍，並在媒體頻頻亮相。新常委當中的習近平、張德江與劉雲山更是老江的愛將兼代言人。 三．黨內微弱改革派受到空前挫敗。眾所周知，自從胡耀邦與趙紫陽先後中箭下馬後，黨內的改革牌長期靠邊站。嚴格來說李源潮與汪洋都並非胡趙式的「自由化改革派」，但相對其他思想僵硬的黨內保守派來說，李源潮與汪洋起碼比較熟悉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與社會運作模式。例如小李曾在哈佛大學短暫進修；而小汪更在廣東有限度地擴闊非政府組織與公共知識份子的活動範圍。 常委新貴劉雲山與張德江的意識形態其實比曾鼓吹「唱紅打黑」的薄熙來更與時代脫節。有「馬屁精」外號的老劉是不折不扣的「老八路」，他在內蒙古集寧師範學校畢業後當過老師與新華社記者，一路靠迎合領導歡心而扶搖直上。老劉掌管中宣部十年的結果是出版與媒體萬馬齊喑！老張畢業于朝鮮的金日成大學，回國後好像擺脫不了平壤金氏皇朝的極端封閉路線！ 四．「十八大」連最起碼的幹部年輕化都做不到。名義上大會後落幕後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第五代領導集體便開始掌權。但七位新常委中只有習近平與李克強是「五十後」的幹部。上海書記俞正聲更是六十七歲的老人，而張德江與張高麗也馬上要慶祝六十六歲生日。其實老俞自二00七年接掌上海後已經採取「無為而治」、「小事化無」的被動式老人政治，很難想像他如何勝任日理萬機的常委工作。反觀胡錦濤在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入常時只有四十九歲，在在顯示中共連起碼的政治化妝術也欠奉。 五．貪污腐敗的氛圍正牢牢禁錮全黨！中共各路人馬都曉得腐敗是亡黨亡國的必經之路。老江更曾明言「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今年彭博通訊社與《紐約時報》分別發表文章，羅列了習近平與溫家寶家族的巨額財產。但中紀委除了重提廉政建設是中共「生死存亡的問題」等老調外，哪有可能向高官以及他們的近親開刀？還記得今年春季胡的親信兼前辦公廳主任令計畫的兒子令古駕駛價值百幾萬人民幣的法拉利跑車在北京出事。胡的政敵提出要審查令計畫與他夫人的財產，但胡卻馬上阻止中紀委或監察部對小令和他親屬的調查。 六．軍隊的換班比黨政部門更亂套！解放軍今年在硬體方面可說出盡風頭！例如航母首航、導彈射程覆蓋全球、航太技術追俄趕美等等。但最新一輪的人事安排卻充分暴露了中國軍隊的原始軟體！例如本來預備退休的濟南軍區司令范長龍竟然三級跳升為軍委副主席兼政治局委員。原駐香港特區部隊司令員張仕波被破格委以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重任亦同樣莫名其妙！最離譜的是按照中共的程式，新一屆的中央軍委名單應該在「十八大」閉幕後舉行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獲得認可後才公佈。但這些大變動在上周召開的十七屆七中全會之前已廣為人知。 七．軍隊干政越發厲害。由於老江、老胡與小習都拼命拉攏解放軍以壯大自己的勢力，軍隊干政的可能性日益擴大。雖然中共與軍隊喉舌天天喊什麼黨指揮槍，但三月中旬薄熙來喪失重慶書記位置後北京曾傳出「政變」的消息。這些傳聞雖然亦幻亦真，但無可否定的是小薄的確嘗試利用他在解放軍的龐大網路達到「奪權」的目的。這從《解放軍報》八月一號建軍節的一篇評論員文章便可見一二。文章吹噓什麼「在我軍歷史上，不管形勢多麼險惡，從來沒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隊投敵叛變；無論野心家多麼狡詐，從來沒人能夠利用軍隊實現個人陰謀」。這位所謂狡詐多端的野心家當然非小薄莫屬！但更驚人的是，胡溫領導層雖然馬上出招打殘小薄，卻不敢對支援薄的頭面人物，包括好幾位如後勤總部政委劉源與二炮部隊政委張海陽等太子黨將軍作任何處分。 八．派系惡鬥已從政治路線之爭「異化」為赤裸裸的「分豬肉」遊戲。中共自延安窰洞時代開始各大山頭與「黨閥」就開始惡鬥，但直到一九八九年黨內的攻訐還多少牽涉較高層次的意識形態之爭。例如文革期間有老毛的「正統共產主義」與劉、鄧「走資派」的「兩條路線之爭」；鄧掌權後於「鳥籠經濟學」泰斗陳雲明爭暗鬥；然後包括老鄧的黨內老頑固派與傾向普世價值式改革的胡、趙體系的大決裂。但經過天安門事件差點亡黨的經驗後，不同派系已取得高度共識：首要任務是捍衛中共「永久執政黨」的地位，以確保各大紅色家族可以無限期壟斷國家的政、經資源。 這次「十八大」的權鬥特別厲害，但鬥爭的主軸不過是如何分配「經濟與權力蛋糕」而已。縱觀這次有機會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高幹，他們代表的既不是什麼治國的宏圖大略或人民的重托；這些黨棍拼搏的目標無非是儘量擴闊他們利益集團的地盤。到今天的田地，改革已寸步為艱。直至鄧小平的晚年，要不要改革還是個意識形態或世界觀的問題。如今任何一種改革都會抵觸位高權重的紅色家族的數以幾百億、幾千億元計的利益。上層推動改革的機會等於零！ 歷史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但總的來說没有一個國家、社會或政黨可以逾越某些放諸四海皆准的道理。這些普世價值包括「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官逼民反」；堅尼系数超过0.5之后社会便會有大動蕩等等。難怪越來越多黨政軍高層都利用種種特權把財產轉移到有法治保障的西方國家。最近《美聯社》引述美國非政府組織「國際財務廉正」（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報告，透露去年中國暴發戶通過洗錢等管道把高達六千億美元運到國外。該研究計畫更估計從二000年到二0一一年間非法流出中國的資金竟達到三萬七千九百億美元！ 圍繞「十八大」的亂局已充分顯示中共這千瘡百孔的大船已開始漏水與下沉。小習在多事之秋上臺，在沒有改革魄力之餘更處處受到列寧式制度的制約，飽受煎熬的老百姓都在思考這個問題：黴爛到這個地步的中共在十年後還有沒有能耐召開「二十大」！ ——香港《信报》，读者推荐

李天明：解决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区困境、死结的唯一出路 Posted: 08 Nov 2012 07:48 PM PST 此文特别献给昨天为民族尊严自由而自焚牺牲的藏族朋友 中共目前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出现严重的多种危机，比如：治理危机、信任危机、生态危机、稳定危机，不一而足，可以说是危机四伏；造成各种灾难严重，比如：人权灾难、生存灾难、环境灾难等等，可以说是灾难重重。 之所以出现这些危机、灾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没有履行、尊重、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公约，这部公约就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笔者要重点分析中共是如何违反此《公约》第一部分中的第一条的。 请看公约第一条第一款的原文：     “一、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 中共60年对藏疆两地的统治，完全剥夺了当地原住民的这项权利。 首先，少数民族完全丧失了对本民族各项事务的决定权。 一切要听从中央政府的安排，虽然表面上自治区主席由本民族人士担任；但别忘了，后面还有一个比自治区主席级别高半级、有最终决定权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而自治区党委书记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来自党中央的各项民族政策，不管该政策是否合法、合理、合民意。 非常不幸的是，大多数时候，党中央的民族政策都是极左、非人道、一刀切、瞎指挥，造成当地大大小小的人权灾难和生活困难。这一切，就是因为藏维两区人民的民族自决权遭到中共残酷无情地剥夺，任何想挑战这种对本民族事务决定权的努力，都遭到残酷镇压、即时清算，还要贴上形形色色的标签：分裂分子、叛国投敌、敌对势力、民族败类、恐怖分子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试想：如果相反，把民族自决权完全交给当地少数民族，让他们自己决定生活中的一切，中央政府再根据他们的要求，从立法、行政、财政、文化上给予积极、人道的帮助，过去60年历史上，会发生、产生那么多的悲剧和仇恨吗？ 其次，两地少数民族还完全丧失了对自己民族未来命运的民族自决权。 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本民族与其它民族是合并为一国，还是毗邻而居。尤其是在中国，当本地少数民族遭受来自中原地区大汉族主义者的欺凌与迫害时，他们本应该有权举行全民公投来改变现状，以寻找自己的出路与子孙后代的未来前途。但是，在统一与稳定高于一切的汉族思维里，尤其是在中央领导人的眼中，这种民族独合的自决权是不可思议、不可接受、不可出让的；否则，他们就担心国家必将分裂、民族必将分离、领土必将破碎、主权必将亏损、国力必将削减、自己也必将背上“卖国贼和人民公敌”的骂名与恶名。 可中共忘记：是谁在少数民族心中播下如此深厚的仇恨？是谁使藏胞、维胞日益遭排挤、打压，成为自己祖先土地上的边缘人、局外人，成为遭汉人剥削与压榨的奴隶、仆役？ 如果有一天，中国突然又发生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民变，导致中央控制能力和国力一时大幅衰弱。少数民族地区正好可以借机趁势获得外力的帮助，寻求分裂与独立。中共却将力不从心、无暇以顾。请问中共又如何维持统一与稳定？即便中共届时跪下求情，都不会得到少数民族的回心转意、重归于合。到时候，分裂必将成功，统一必将徒劳。当然，中共有可能使用武力、暴力镇压，中共是不可能改变嗜血的爱好；但是，流血可能促使少数民族独立建国的进程，速度加快、加剧。 未来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和目前台独的成因极为相似，都是和大陆中共中央政府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践踏人权、漠视人命，最后导致民心尽失、威信扫地有关。现在，表面上看，中共统治得强大无比、威风凛凛，少数民族都俯地而行，不敢声张自己的民族自决权。但是，不要忘记：民族自决权是写在联合国的公约里，而中国政府在1997年10月27日，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大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公约》。2001年2月28日，中国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作出批准了《公约》的决定。同年3月27日，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大使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交存了由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的批准书。 所以，民族自决权是国际上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惯例，也是行之有效的和平解决民族问题的良方，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死结得以顺利和平解开，就是运用民族自决权取得的结果与胜利，也给世界带来了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不可能永远剥夺少数民族的这项神圣权利，一旦真的付诸实施，少数民族必将选择独立公投，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的行动，必将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中共不思悔改，不得民心，破坏民族关系，在中央政府、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埋下“不定时炸弹”，早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食苦果，甚至还会在汉民族与西域伊斯兰国家的各独立民族间，埋下未来民间暴力与国家军事冲突的火种。 尊重、恢复、实施民族自决权乃当务之急，时不我待。 再请看公约第一条第二款的原文： “二、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而不损害根据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 正因为中国的藏维两族完全丧失了民族自决权，才使得他们无法从自己土地上的资源获益；而是成为中国东部地区的供血器，挤奶站。石油、煤炭、棉花、牲畜、水力、铀矿、地热、天然气、木材、草药等等等等，被中央政策和机构源源不断地开发、掠夺、豪取，输送到东部富裕地区，当地人却获益极少。回报给他们的却是来自东部的大量汉人移民，占用了他们的城市资源、旅游资源、物质财富；践踏他们的千百年来的宗教信仰自由；漠视他们的传统风俗习惯；用现代拜金主义的庸俗低级趣味生活方式，同化、消灭他们的民族文化。 一个古老的民族竟然无权过问自己祖先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却俯首称臣地听任外族到此肆无忌惮地开采使用，这还不算，留给他们的竟是水土流失、资源匮乏、贫穷落后、道德败坏、治安混乱、环境污染，尤其是核废料、核污染，给当地的少数民族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健康隐患、生态崩溃。 这不是开发，这是开枪！ 这不是造福，这是造孽！ 这不是获益，这是奴役！ 中共必须尽快改变长期实施的不人道、违反联合国公约的法规政策、统治方式。遵守公约，尊重人权，彼此尊重，和平共处，才是解决西部少数民族自治区困境、死结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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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飞：「谁敢说我们不是法治国家」——招摇撞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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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飞：「谁敢说我们不是法治国家」——招摇撞骗 Posted: 09 Nov 2012 11:56 PM PST 陈云飞@chen_yunfei

李怡：掛一塊臭了的（中國）招牌有何榮耀 Posted: 09 Nov 2012 09:55 PM PST 李怡 去年底逝世的捷克人權總統哈維爾，在他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中說：「極權制度觸及到個人生活的每個角落……虛偽與謊言充斥着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渠道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渠道；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的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揑造統計資料；它假裝不存在一個無孔不入和無法無天的警察機器；它裝作尊重人權，從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甚麼都不怕；它假裝從不弄虛作假。」 胡錦濤在十八大的報告，是上引這段話的現實寫照。就以這次被列為全黨「指導思想」的科學發展觀來說，十年來氾濫全國的造假風，包括統治者的各種謊言，不是正與科學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馳嗎？ 胡錦濤提到港澳政策時，說了句令香港人啼笑皆非的話，他堅信港澳同胞可以「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近年來，香港人對這種尊嚴和榮耀，真是謝不敏了。上周本欄提到10月22日在YouTube發放的二次創作歌曲《核突支那style》，到昨天為止，點擊量已超過124萬，這數字顯示香港人普遍對「中國style」的厭惡，以及部份人喊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無奈。 廣州《新周刊》總主筆蕭鋒去年底訪台，今年初在他的博客講到台灣人不承認是中國人的原因是：「中國把中國這塊招牌給弄臭了！當今中國社會彌漫着物質主義，人民精神信仰空洞與社會道德崩潰」，「中國人的形象一瀉千里一去不返。」在國家形象方面，外人（包括香港人）「不瞭解為甚麼中國要在西藏新疆實施如此強硬的政策；搞不清為甚麼北京能見度都已經不到100公尺了，還只說是『輕微污染』；對中國為甚麼用『墮胎』這種殺人的方式來控制人口感到恐懼；……不明白為甚麼死於汶川地震的小學生名字是國家機密。不明白有幾千萬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下，但國家卻鋪天蓋地舉辦各種鋪張浪費的活動。不瞭解溫州動車追尾事件後，中國的決策不是停駛高鐵好好調查出事原因，而是就地拆解、掩埋車廂……」蕭鋒認為，台灣人不認同做中國人，原因之一「就是中國自己把中國這塊招牌給砸了」。 連大陸一本暢銷週刊的總主筆，都認為中國這塊招牌給弄臭了、搞砸了，與台灣人同樣久居文明社會的香港人，掛着中國人這招牌怎麼會有「尊嚴和榮耀」呢？ 在胡錦濤說「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的時候，台下黨代表們的鼓掌是否衷心呢？去年香港有雜誌引述大陸官方機構內部統計數據指，截至2012年3月底，第17屆中央委員會204名中央委員中，187人有直系親屬在歐美等西方國家居住或已加入所在國國籍，佔91%。中國有一個已很流行的名詞，叫「裸官」，意思是家人均移民而自己一人在大陸當官。據美國統計，中國90%的官員家屬和80%的富豪已申請移民，或有移民意願。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和既得利益階層都對自己國家失去信心,他們管治着這個被他們弄臭了的國家，卻口口聲聲說「中國人的尊嚴與榮耀」。 昨天有報紙社論表示對胡的這句話感到「百感交集」，說「不知道當局憑甚麼認為港澳同胞對做中國人不感到尊嚴和榮耀」，並舉了中國奧運成績、神舟升空，蛟龍號深潛、莫言獲獎等，說「港人都感到驕傲，與有榮焉」。 這個「百感交集」的論調，顯然也加入到虛偽與謊言的行列中去了。 香港人掛「中國人」這招牌，是因為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們甩不掉這招牌。掛這招牌我們絕不感到榮耀，毋寧說還感羞恥。我們若認同中國，是因為「我羞故我在」。這是中共官員不想聽到的真話。 李怡 ——苹果日报

《纽约时报》受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藏人自焚保持沉默 Posted: 09 Nov 2012 10:00 PM PST 核心提示：尽管藏族活动家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官员的麻木不仁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网上的自由派评论家对自焚事件充耳不闻一言不发，这越来越令藏人感到困惑不解。 原文：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e Silent Amid a Wave of Tibetan Self-Immolations 作者：ANDREW JACOBS 日期：2012/10/9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未经校对。 【周日，一位流亡藏人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的烛光晚会上流泪。与会者们哀悼当天早上在中国自焚的年轻藏人，表达团结。Ashwini Bhatia/美联社】 北京——近几个月来，我们数十次看到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反抗一再上演。本周，六名年轻的藏人自焚，当他们被火焰吞没时高喊自由的口号。据流亡团体信息，周五，连续第二天，在中国西北的青海省，上千名藏人走上街头，声讨"文化灭绝"，要求结束结束军警的高压手段。. 在中国首都北京，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掮客们正在推销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即将卸任的主席胡锦涛，周四对全国发表了一份长篇大论的讲话，但未提到正在中国不安宁的边陲蔓延的怒火。 当被外国记者问及正在不断升级的危机，18大党代表们谴责流亡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或笨拙地逃避这个问题。一位代表神情紧张地问，"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尽管藏族活动家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官员的麻木不仁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网上的自由派评论家对自焚事件充耳不闻一言不发，这越来越令藏人感到困惑不解；这一群体常常冒险冲破中国极权当局的束缚，积极为社会不公正发声。 在推特上，中国最雄辩的评论逃脱了政府的审查；但是藏人自焚话题常常被有关官员腐败、非法土地拆迁或当天的其他丑闻所掩盖。自去年自焚事件肇始，很少有中国学者试图纠结于这一议题。 "这种冷漠令人震惊，"张博树说。张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三年前，他因为批评政府的人权纪录而失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 在还在增加的69起自焚事件中，最少有56人已经死亡，很多藏人问他们自己，为什么他们的汉族同胞对藏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最少，他们也无意探寻为什么这么多人采用这种恐怖的抗议方式。 【周五，藏人在西北青海省隆务县抗议。显然想在此刻给共产党精英传递信号，示威者谴责"文化灭绝"，要求结束高压政治措施。匿名/通过美联社】 一些人认为，尽管几十年来，政府力图宣传一幅56个民族和谐大家庭的图景，这种沉默却显现了藏族和中国主要民族汉族之间令人不安的鸿沟。 "房间里有头大象，可是没人想谈，"著名藏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王力雄说，他的著述引来了国安人员不受欢迎的关注，本周因为党代会的召开，他被警察临时隔离在他北京的公寓里。 王先生和其他人认为，受教育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弥漫着一股反感藏人的暗流。他们认为，在官方宣传中，藏族人被描绘为反叛、不文明、对政府努力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努力毫无感激之情，这种情绪就是被这一宣传培育出来的。 一位著名的电影制片人，比平时更加坦率，但是只愿意匿名发言，他谈到说，许多中国人对藏族一会儿为之着迷，一会感到排斥。他说，"我们汉族热爱他们充满边域风情的歌舞，但是我们也认为他们是想分裂国家的野蛮民族。" 不管是反感还是冷漠，许多中国人潜意识地偏向政府的宣传；政府将自焚者描述为"恐怖分子"，而政府不屈不挠的审查阻止了对藏族人不满的任何公开报道，这些包括他们抱怨对藏传佛教的限制，抱怨一些地区将汉语置于藏语之上的教育政策。 "我认为当局有意在两个文化之间制造障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说。 胡先生说，这一态度被中国的藏族专家队伍所强化，所有这些专家都被隶属政府的研究机构所雇用，他们忠实地附和党对藏族历史和政治的官方叙述。 无所不在的审查确保有关抗议的新闻很难进入互联网，更不用说主流新闻媒体。中国媒体仅报道了部分自焚事件，把信息从藏族传送出来的人则受到严厉惩罚。 这一恐惧能够瘫痪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人想被谴责为分裂分子，"前社科院成员张博树说。 但是，无论是恐惧还是审查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自由派的沉默，其中大多数人是突破互联网防火墙的老手，很多人常常跨越那条想象中的红线，高调批评共产党。汉藏混合血统的博客作家茨仁唯色说，许多中国人将藏族看作"他者"；她说，朋友甚至引用一句中国古语来解释他们对藏人的悲痛无动于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唯色女士说，甚至她最开明的朋友都对藏族感到不理解，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要求更大程度自治，他们希望达赖喇嘛回归的心痛；北京常常责斥达赖喇嘛为"穿着羊皮的狼"。 唯色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将西藏看做一片令人生畏、动荡不安的地区，但是和中国不可分离。"汉族沉迷于主权议题，"唯色说，她与那位被软禁在家的批评家王力雄结了婚，"他们想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藏族人民或者文化。" 本周党内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准备十年一度的领导人更替。尽管自焚事件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有限区域，北京的官员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周四党代会开幕日，几位保安坐在人民大会堂后排，膝盖间放着灭火器。 在大会堂外的天安门广场上，消防员严阵以待，脚边放着灭火器，尽管广场上覆盖着一层防火的大理石地砖。一位《纽约时报》摄影师拍摄了一些消防员的照片，她被警察阻止，他们强迫她删除了这些照片。 周五，西藏自治区的代表进行分组会，一位外国记者提问政府是否有计划解决自焚问题，党的高官梁田庚否认了这个问题。他先是颂扬了藏族人民的幸福生活，然后指出甚至发达民主国家也被自杀而困扰。 "每天都有人自杀，有人点火自焚，有人用枪自杀，"他说，"我认为一些媒体组织怀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试图炒作藏区发生的很少的一些自焚事件。"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11/10/2012 01:13: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胡少江：胡锦涛的平庸谢幕 Posted: 09 Nov 2012 12:12 PM PST 2012-11-09 从某种意义上讲，十八大是现任总书记的谢幕表演。连续四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两届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作为邓小平之后在中共领导核心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政治人物，胡锦涛的谢幕表演与他当初的登台表演一样平庸不堪。看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胡锦涛除了留下一个“科学发展观”的口号之外，没有任何真正值得人们记忆的东西。 如同所有的政治分析家们的预料，胡锦涛在最后一次党代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没有任何新的内容。虽然他的“科学发展观”被党的文件所正式认可，升格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这并不能给弥补任何由于这一届执政者的平庸所带来的政治缺憾。 中国共产党除了固守权力，早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感。那个被称之为“指导思想”的东西，至多不过是一个充满自我矛盾的大杂烩而已。在这个表述臃长而绕口的“指导思想”的各种成分中，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充满矛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不仅仅在政策层面相互对立，更是无法称之为“思想”或者“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指导思想，早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笑柄。它就像是一个过了时的宗教仪式中的一项摆设，除了每到党的重大日子里受到官员们言不由衷地顶礼膜拜之外，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功能。江泽民、胡锦涛之流之所以热衷于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急不可待地在政治谢幕之前为自己刻上墓志铭，除了极度的不自信，还是极度的不自信。 胡锦涛的平庸还表现在他顽固地拒绝举国上下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急切诉求，坚持一党专政的陈腐体制。从他的主旨报告不难看到，胡锦涛所谓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阐述基本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只不过是在重复维护现有体制的老调，与“政治体制改革”丝毫不相干。与二十五年以前党的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相比，胡锦涛无疑是向后倒退了数十年。 政策的平庸来自于理论的平庸，而理论平庸的人一定会从前人那里照搬一些陈词滥调来为自己装点门面。从胡锦涛的整篇报告里，人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影子。在政治层面，胡锦涛对毛泽东是亦步亦趋，他的关于国家体制、党的领导、廉政建设等的观点基本上可以从毛六十年以前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一字不差地找到原话；而关于经济体制的论述则基本上来源于邓小平。至于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则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胡锦涛的平庸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平庸，也反映了他所领导和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平庸。现今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精英们，已经不是那些当初将这个党送上执政地位的那批充满理想、敢于牺牲热血青年，而是中国现代政治中最贪婪、最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们的集合体。他们已经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在，而正是形成和恶化中国各类矛盾的症结所在。在他们疯狂地瓜分这个国家的资产的时候，一个平庸的出奇的领袖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陆克文：中国崛起与新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Posted: 09 Nov 2012 12:19 PM PST 陆克文（Kevin Rudd ） 前澳大利亚总理、前外交部长、中国事务专家 更新时间 2012年11月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47 中共十八大除了承先启后之外，新的领导人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有可能成为中国下一届领导人的习近平，似乎是一个对自己能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不会有任何疑问的人。 他将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时成为国家的掌舵人，这也会是自从英王乔治三世以来，首次出现一个非英语、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站上主导世界经济的地位。 习近平和世界秩序 相关内容 观点：中国比西方更民主吗？ 观点：中国难以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观点：中国统治者中的权力派系 更多相关的故事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国内开国元老并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贡献良多，因此习近平的家庭背景几乎是无懈可击，习近平自己曾经在军队任职，在担任省级领导时也得到了如何管理经济发展的经验。 在陆克文看来，习近平已经为接班做好准备。 过去的五年当中，习近平还花了不少的时间来加深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尤其是在中美两国关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由于习近平在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同时也保持东亚的战略平衡，因此他也会是那种美国可以打交道的领导人物。 我们从经济史中学到的是，政治力量随着经济力量增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交和安全实力就会跟着上来。 但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面对的核心挑战将是，在应对中国崛起的同时还要维持并加强现行国际秩序。自二次大战以来，现行的国际秩序就一直是国际战略稳定和经济成长的基础。 在过去的30年，现行的国际秩序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时期，相当符合中国的需要。 让现行的国际秩序继续保持下去，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虽然中国当初并没有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反而是由二战获胜的西方国家在攻占柏林之后建立起了这个秩序。 民族主义与东亚 中国的经济力量快速增长，但是军事力量还是明显地不如美国；在本世纪中期之前，美国仍然会是唯一的强权，也就是唯一能够把战略施展到全球的强国。 但是在东亚地区或是范围更广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中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 中国军力日渐壮大，引起周边国家的疑虑。 中国的战略能力，这股结合了其军事力量和军事信仰的力量，目的就是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其中包括长期主张的与台湾在政治上统一、保卫中国对南海与东海的领土主权主张。 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主张和许多该地区内的国家发生争执，虽然美国对这些争执保持中立，但是南海与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未来都可能成为发生冲突的热点。 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东亚地区还是非常活跃，虽然实际上各国的经济益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民族主义的火苗还是很容易就冒出头来，不论是否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区域内一些国家政府已经越来越难对其加以控制。 所以对区域而言，主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建立包括各国间军事信心与安全在内的地区安全。这也已越来越变成是东亚峰会的重要任务。东亚峰会是泛区域的高层参与、公开讨论政治与安全议题的机构。 中国未来的角色 在东半球之外，中国将会如何在全球施展其外交政策是个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被西方国家形容成为剥削。 短期而言，应该记住的是，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为国家和人民完成经济现代化，此一任务的中心地位也就决定了中国外交的走向。 中国希望全球战略稳定能够保持下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冲突会影响经济成长的前景。 中国也希望能够继续取得国际市场的通路，国际市场是中国经济得以成功发展的基本因素。未来，中国的领导层希望国内市场能够超越国际市场成为本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经过了这一波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中国开始担心全球经济过于脆弱。不过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对中国经济中期前景而言还是非常重要的。 成为世界上受到重视的国际强国也是中国重要的政治利益所在，中国便是基于此一原因而为世界秩序的稳定做出贡献。 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已经让中国的地位极为重要。而中国一再支持俄国否决联合国对叙利亚采取制裁措施，凸显了中国外交决策与安全决策圈子之间的内部冲突。 外交决策圈子对国际社会如何看中国支持或者保护如叙利亚、伊朗以及朝鲜等专制政府的反应相当重视。但是安全决策圈子则是服从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遵行的互不干涉原则。 不过，中国未来有可能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经济、人道事务以及环境问题有关的国际机构。 非洲和中国 中国已经派员参加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维和任务，同时中国也自己发展出来了一套国际援助政策，西方已开发国家则是采行经合组织推行的政策。虽然两者大为不同，但是却意味着中国已经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前之所述，在中国有着重大经济与外交利益的非洲尤为明显。中国将非洲视为能源与原料的替代来源，而能源与原料对中国经济持续现代化的发展极为重要。 陆克文向来自称是中国的老朋友，所以关心中国的发展。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会继续增加，而这也会继续在许多国家造成问题（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赞比亚）。中资企业在这些国家大规模采矿造成了与当地社区关系越来越紧张。 非洲对中国维持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将是至关重要的。在非洲，许多人在讨论“北京发展模式”，亦即通过市场改革达到经济增长，无需在政治上做到像西方自由派民主国家眼中的全面政治开放。 故而中国经会继续在非洲各国扮演主要的经济与外交政策角色，这也包括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中国在当地全资兴建了一座总部大楼供非盟使用。 中国看未来 国际社会会提的问题是，那么在未来的10年，中国的外交政策会不会有重大改变？广义的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会继续沿着前述轨迹前进，因此保持原样的部分会多过于基本的改变。 对中国的核心问题依旧会是在未来全球秩序演化的时候，中国打算寻求取得什么样的影响力。 要是全球秩序出现变化，中国还没有在概念和政策上拟出框架。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因此有机会（不论是善意还是恶意）在这个最为重要的时刻协助华人思考问题。 对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们，我们的核心论点是现在应该加强现有的世界秩序，而不是让秩序变得越来越失去效果、更不是用别的方式来加以取代。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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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郁玉：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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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郁玉：共和为何成为历史大势 Posted: 10 Nov 2012 05:23 PM PST 图：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过程中获得了新生 共和之实 中国人不知道"共和"一词的人不多。从1949年以后，对每个大陆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在1949年以后出生的大陆中国人来说，镶嵌在国名中的"共和"一词，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时常要出现的最重要词汇之一。 中国人知道"共和"一词含义的人也同样不多。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即使是对那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共和"一词，虽是他们在念读国名的全称时经常会触碰到的词汇，但却是他们可能从未细究、也从未明了的词汇。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用"共和"来修饰自己的国名，为什么要以"共和国"的名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当然是因为"共和"在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上所具有的无人能拗的正当性；当然是因为早在60多年前，"共和"其实就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违的历史潮流。用"共和"来修饰国名的举措说明，不论具有多么强大控制力的政党，不论具有多么强大统摄能力的统治者，都不愿意以与"共和"相对立的"独裁"来概括自己的国体和政体。 自从"共和"这个词汇诞生以后，除了以"帝国"自称的国家外，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以"独裁"来自称或修饰自己的国名。"共和"，作为政治概念、政治制度、政治理想和政治思想，在人类政治的演进中不断获得和加强着自身的正当性。其实，在人类历史上，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和制的历史并不长。从古代共和制国家的昙花一现，到近代意义共和制国家的建立及其在数量上的扩张，以"共和"为框架的政治理想和国家政治制度，随着商品贸易和信息传播在地域上的扩展，几乎可以在国情各异的世界任何国家寻找到载体，并生长出愿意为之落地生根而行动的力量。 毫无疑问，在政治制度方面，"共和"所代表的制度，在所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排序中高高在上。这种正当性所具有的超越价值，是人类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中最具生命力的价值。这种超越价值的生命力就表现在：不论在任何地域和任何时间，只要"共和"的理想为人们所知，那么，"共和"的价值，就会成为大众判别社会革命和政治变革是否具有进步意义的不易更变的恒久标准。 从这个意义上讲，至迟约一个世纪前，"共和"的历史大势就已然在世界确立。这个历史事实，实则让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说"成了历史的"马后炮"。 保守的共和，自由的共和 "共和"是英文"Republic"一词的翻译词汇，其对应的中文词"共和"，一般认为取词于《史记・周本纪》中的周厉王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当然，既是翻译词汇，其所代表的概念及其所指，都根自于原文。 英文"Republic（共和）"一词，源自拉丁文"respublica"，其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共和"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从公元前500多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演进到近代世界中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英国，发展至"第三波"民主过后，其当下所指就是由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度。 当然，这里所谓"民主制度"，是广义的民主，是容纳、包含和整合了共和制度的民主制度。历史地看，无论在思想源流上还是在制度源流上，共和与民主存在着共同点，但区别也是明显的。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共和的原则，就是公平的原则，即所有公民都有在公共事务上的平等权利。显然，在共和原则与民主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由共和原则，无论多数还是少数，其权利是平等的，如果少数服从了多数，那么，少数人的平等权利便可能不复存在；由民主原则，除了小概率的"一致同意"以外，少数服从多数是形成有关公共事务决策的"技术性的硬限制"和最低门槛，没有少数人的服从，公共决策就形成不了，公共事务就无以处理，民主就毫无意义。 因此，在当代，共和制与民主制发展合流为宪政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就是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从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安排和落实少数人的权利，从而保证少数人不因多数人的决定而丧失权利，不因多数人决定的执行而被实际剥夺权利。不仅如此，宪政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限制由多数人投票赞同而组成的政府的权力，确保个人的自由权利永远高于政府的政治权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人们所谓的"共和"也好，"民主"也罢，从制度的角度讲，大都是指宪政民主制度。 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看，一般而言，共和的原则趋向保守。这种保守的趋向，就是在保有个人权利至上方面的几至冥顽的不妥协，以及限制政府权力所根基的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其对应在国家制度上，就是近代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为主旨的宪法及其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在这样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下，每个人、多数人、政府都必须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这种制度下的规则，之所以能够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不被剥夺，就在于这种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规则并不能随意改变，并且即使改变规则的意愿发自多数人也仍是如此。 由此可见，共和所具有的保守主义倾向，"保"的是个人自由权利，"守"的是个人自由空间。而共和之所以要"保"、要"守"，也就在于多数人和政府权力对个体自由的巨大威胁，在于个体自由在多数人和政府权力面前的"易碎性"。所以，保守主义趋向，是共和制的巨大内在力量所在，是共和制在诸多制度的竞争中成为历史潮流的关键所在，是共和制在个人权利、多数人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划界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根据所在，也是政府权力所具有的蛮力常常要不得不俯首于共和所具有的正当性的原因所在。 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共和的原则和民主的原则之间不是排斥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说到底，宪政民主制度是安排和落实公民自由的制度，是因保护自由的原因而划定自由边界的一套程序。实际上，宪政民主制度的产生，正是基于人的自由本性的需要，正是基于人们落实自己自由权利的需要。因此，人的自由度的大小，人们自由权利落实程度几何，是检验宪政民主制度是否到位、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尺。也因此，没有自由的共和是假共和，没有自由权利的民主是假民主。 共和制――有自由、"最不坏"之治 在当代，宪政民主制度几乎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公民的不二选择。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绝对。但是，除去已经实现和正在巩固宪政民主制度的国家不论，只要看看那些尚没有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当政者所极力防止、阻挡、压制和消灭的本国民众对国家制度的自由选择，就可以反证所谓"不二选择"之说，一点都没有言过其实。 近代以来，在国家制度的竞争和选择上，其他制度形态渐失其势，而宪政民主制度成为"终结历史"的选择而独领风骚，这其实正是人性之胜和人性之选。没有人愿意受他人或政府的奴役和驱使，没有人喜欢无条件地让他人或政府代表和代办。习惯于奴役的"坐稳了的奴隶"，和憎恶自由的异化了的人性固然有，但是，这只是人类中极特殊的个例，这些个例并不能改变人类自由的天性。 当然，也正如人的自由本性并不能保证人的所有选择都正确无误、所有行为都产生正面效果一样，作为保障人的自由权利的程序性规则，宪政民主制度中那些看似繁冗甚至多余的规定，只是为人的自由选择的正确性增加了可能，而并不保证这种选择的百分之百正确。 不过，选择的错误，其实也是自由的一部分，是自由的必付代价，是自由对应责任和义务的必然结果。人类自由度的扩大，正是在自由基础上不断试错和纠错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宪政民主制度正是为人们在公共政策的选择上提供了讨论、协商、妥协和交易的系列规则，从而通过落实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方式，来尽量避免错误决策的产生，把选择错误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最不坏"制度，而非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当然，在这个"最不坏"的制度以外，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最不坏"方面可以和宪政民主制度比肩而立，因为十全十美的制度根本就不存在。 在宪政民主制度所能提供的自由、安全、秩序、效率等诸多价值中，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价值。同时，在这一制度之下，公民所拥有的广泛的自由，也是宪政民主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关键所在。 宪政民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可能会给人们提供暂时的安全，也可能会在国家强制力的高压之下形成秩序，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效率。但是，宪政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和效率，建基于自由之上，由此可以构造充满活力的社会。而在其他制度之下，由于价值排序的不同，自由只是在安全、秩序和效率基础上的自由。因此，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度，与其他制度下的自由度相比，一个是空中之鸟，而另一个则是笼中之鸟。 保障自由，符合人性，是宪政民主制度"最不坏"的根基，是共和制、宪政民主制的自洽性和正当性的根基，是人们把共和之选、宪政民主制度之选送上制度竞争和制度选择之巅的根基。 经济之争，人性之争 在现实世界中，宪政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在制度竞争和选择中的优势，除了来自其符合人性的逻辑基础和制度设计以外，更多地来自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制度实践。这种制度实践的示范效应，是引发民主潮流、形成荡及世界的三个民主波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也正是宪政民主制度在解决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问题的有效性示范，也使得宪政民主制度在庇护和扩展人类自由方面的功能，常常被有意或无意地缩略为在促进经济绩效和提升物质富裕度方面的功用。 毫无疑问，宪政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物质富裕程度。但是，正如上述，宪政民主制度只是为人们自由权利的行使提供了制度化的保护，规定了一套制度化的程序。至于人们选择内容的"正确"与否，选择结果的正负效应，却并非这种制度所能决定。宪政民主制度下的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的提高，只是人们自由行使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结果之一，但并非是人们行使自由权利的全部结果。 不过，提高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却并非只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结果之一。实际上，从近代以来，在其他与宪政民主制度相竞争的制度形态中，有的制度形态在特定时限里，在提高经济绩效和物质富裕度方面，甚至还显现出了远非宪政民主制度可比的高效率。当然，这种高效率也从未被"浪费"，总是不失时机地被用来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低效和"注定被取代"。 然而，在人类对制度进行选择的历史过程中，制度的竞争是一个长时段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短跑"，不能靠以耗竭后代发展资源为代价的"冲刺"而取胜。因为这样毕几代人可用资源于短时间内的"冲刺"，其实不是这种制度形态的高效和优势所在，而恰恰是其不顾代际公平、竭泽而渔式发展的"癌性"痼疾。这种效率，不是自由的效率，而是专制的效率；不是创造的效率，而是贪婪的效率。 实际上，此种发展的效率，并非什么发展的奇迹。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有限历史中，这种奇迹――如果有的话，既不唯一，也不鲜见。甚至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因专制高压而形成社会有序性，而为专制所戕害的社会普遍道德水准又不足以降低攫取财富的疯狂冲动的社会里，几乎都可以实现这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所谓"高效"发展。此种"高效"发展及其最终结果，希特勒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和灭亡可谓一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崛起以及分崩离析可谓又一例。 曾几何时，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是在短时间内的发展效率远高于宪政民主制度国家的样板。如果把现代化作为目标，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显现了其各自制度形态的优越性。但是，制度的竞争，毕竟不只是经济绩效和现代化指标之争，而是人类生活直接或间接所及的所有方面的竞争。因此，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失败宿命，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其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制度设计。 在压抑和扭曲人性方面，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制度设计之精巧，都超乎了普通人的想象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希特勒德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实行宪政民主制度国家间的竞争，其实就是自由和不断扩展自由的人性，与受压抑和扭曲、且越来越压抑扭曲人性的竞争。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这种竞争的胜负早有定数。 制度之选，还是模式之选 把制度的功用简化为发展经济，又把某段经济发展的冲刺路径命名为"模式"，进而以一个时间段内的"短跑"成绩，来类比较长时间段内进行的制度竞争的"长跑"成绩，这就是把制度之选替换成模式之选的"路径"。 就在20多年前，"苏联模式"还曾是实现现代化的一条可选路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直至在其轰然崩溃之前，都是可以与世界头号国家――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美国并肩而立的超级大国。不过，如果用中国的一句话来形容"苏联模式"，那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于是，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诸多加盟共和国，大都四散独立，回到了共和制的起点，开始了其宪政民主制度的实践。 苏联的历史昭示人们，专制的高压的确能产生高于宪政民主制度的效率，的确能在某个路段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冲刺速度。但是，这种速度之所以不能长久，并且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反而会拖累社会进步的总体进程，就是因为这种速度的产生，是以专制制度下方才可能有的不计（资源）代价、压制无数社会成员的其他方面的愿望为基础的。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专制制度下的政府的豪言和计划，其实是对专制制度缺乏自信和长久预期的体现。而在宪政民主制度下，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体现在其对制度的稳定预期上。由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一整套规则限制，以消耗后代人的资源、"超额"损毁后代人还将"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为代价，以求在短时间内高速冲刺的"短跑"方案，几无被通过的可能。 专制的高速和"高效"，较少产生社会进步的长期效应。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举凡人们现在生活当中已经须臾不可或缺的科技产品，如个人电脑、手机、小型电子产品、数码相机和摄像机、车载导航设备……都是冷战时期的军工科技向民用科技转移的成果，都是冷战结束的"红利"之一部分。但是，这些产品中，有哪一个是与美国军事工业难分伯仲的苏联军事工业贡献给消费者的呢？ 因此，在此意义上，模式之选，永远取代不了制度之选；制度产生的长久效益，并非把模式产生的短期效益相加可得；再有效益的模式，也遮盖不了制度选择的根本问题。 在中国,从上世纪初清王朝派五大臣考察日、欧、美等国的政治制度始，制度的选择在朝野政治势力中，已然存有对共和制的制度认同。但是，由于清廷对制度建设的拖宕与延误，致使清廷对制度建设的创立进程丧失了操控权。而这完全是因为清廷在制度选择上畏首畏尾、犹豫踯躅的政治结果。当冥顽不灵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等不及了的枪杆子时，他们"钦定"的制度选择也只能"靠边站"。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选择问题是迟早都要解决的问题。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告诉人们，制度选择的问题不解决，一个国家无论在什么模式下、走得多远，最终都不得不来到"共和制"的起点，重新出发。 （责任编辑　黄　钟） ――炎黄春秋

李锐：我看民主群星的陨落 Posted: 10 Nov 2012 05:35 PM PST ――《"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序言 李锐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地方主义"，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1939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还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 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20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100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71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3800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13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　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1940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2012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要力挺"刘绪贻精神"。我的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约120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1931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1949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40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140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1957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调到"边纵"工作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1949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异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驯服工具"，当"螺丝钉"（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以上引语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第12册35页，第13册171页、182页。） 文化大革命中，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西南联大即是"民主堡垒"，又是"人才摇篮"。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1995年，共有90位学生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8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6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2000年开始，评"最高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2008年，共评出12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4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以耄耋高龄、孜孜　　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良好氛围"。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责任编辑　黄　钟） ――炎黄春秋

夏明：奥巴马的彩虹政治 Posted: 10 Nov 2012 12:08 PM PST 夏明 纽约市立大学政治系教授 更新时间 2012年11月1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18 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创造历史 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无论胜负，在一个白人占绝对优势（几近八成）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超过7成）国家，总统竞选在一个非洲留学生后裔和摩门教徒之间展开，2012总统大选就已具有历史意义。 一位黑人总统在失业率高达7%以上的经济低迷背景下赢得连任，以前的美国总统几乎不敢奢望。同时，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民主党前国会众议员塔米•鲍德温（Tammy Baldwin）在威斯康星州当选为国会参议员；与其他四位新当选的女性参议员一道，使得新的参议院女性比例达到20%，创历史新高。 相关内容 专访布热津斯基：奥巴马连任后的中美关系 美国大选：奥巴马再创历史但驴象对立仍存 美国总统大选选民关注中国十八大 更多相关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对奥巴马总统来说，如果他失利，成为一届任期的总统，他的医保改革会被废止，他的向底层倾斜的经济复兴计划会被终止。总之，他将成为一个没有历史遗产的总统。现在不同了。当他不再被下一场选举所分心，未来四年给了他塑造历史的机会，从而有可能为美国未来，甚至世界未来留下一份"奥巴马遗产"。 美利坚的胜利 只要看一看两位候选人背后站立的人群，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们是在为谁代言，他们有什么样的选民基础。共和党的罗姆尼融入的人群经常更像是公司董事会或常青藤大学俱乐部举行的晚会：上了年纪、上流社会富裕的、男性为多数的、白人占绝对多数的人群。对于年轻、普通收入、少数民族族裔背景的美国人来说，这里的门基本上是关着的。 但在奥巴马总统身后聚集着像彩虹般多彩的政治联盟：年轻人、女性、少数族裔和中下层美国人都能自然认同和融入。投票后民调显示，93%的黑人、73%的亚裔、71%的拉丁裔，63%家庭收入在三万美元以下的选民和55%的女性把票投给了奥巴马。而59%的白人、52%的男性、和55%家庭收入在25万美元的选民支持罗姆尼。很清楚，近四成的更有世界主义理想的白人和美国政治权力中的少数（女性和少数民族族裔）结成的"彩虹联盟"是奥巴马总统连任的社会基础。 在讨论罗姆尼选举失败时，有许多共和党的评论都指出，当美国愈来愈变成一个族裔多元社会时，共和党却变得越来越匀质。这就是共和党的失败。 我们必须明白，201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显示，过去十年91.7%的人口增长来自于少数族裔，而白人（排除拉美西班牙裔）只贡献了8.3%的增长。现在，少数族裔的新出生婴儿也已超过新出生的白人婴儿。可以说，罗姆尼是在为捍卫一个快速消失的美国而战，而奥巴马却是在把一个年轻、多元的美国引领进一个进步时代。 如果我们要知道人类的未来，只要注意观察美国、印度和巴西这些最为多元、复杂的大国，看看他们能否成功地运用民主体制来提升人的尊严、改进人的处境和给人类提供新愿景。美国显然已先行一步，她的成功与否不仅会影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关乎人类的梦想。 美国的力量 在他胜选后的演讲里，奥巴马总统指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但她的富饶却非因此而来；她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她的强大并非由此而生；美国的大学和文化为全世界所倾慕，但并非此故世界各国的人都愿意踏上美国的海岸。而真正使美国独特卓越的是那些把世界上最有差异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各种纽带。 这印证了美国的国训：合众为一。而能将世界上最异质的民族统一成一个最强大的民族，奥巴马总统说，其秘密在于的这个信念："当我们每一个个人能够追求各自的梦想时，我们还是一个美国家庭，作为同一个民族和人民，我们俱荣俱损。"只有建立和维护"一个大度的美国，一个慈悲的美国和一个宽容的美国"，美国才能维持她的强大。 在经历艰苦激烈的竞选后，政敌和他们的追随者能够握手言和，并表达出意愿，超越党派利益为国家寻求合作和共处，也只能在接受和珍惜多元的民主体制下实现。民主不是加深分歧和仇视的手段，相反，它是解决冲突和寻求妥协的机制。 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在一个三亿多人的国度里，民主会充满喧嚣、变得麻烦和复杂。但我们这些争吵正是自由的标记。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说话之际，在遥远的国度还有许多人民正在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得一个机会，去辩论他们关心的事物，去争得能像我们一样投票的机会。" 毫无疑问，罗姆尼和奥巴马在维护美国民主和自由上基本没有分歧，但在如何帮助更弱小和挣扎中的同胞们这个问题上，奥巴马彰显出更多的同情、慈悲、互助和温馨。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更多的美国选民相信罗姆尼在处理经济危机上会技高一筹，但美国人最终选择了奥巴马，因为更多的人相信他的慈悲心肠。 这一选择也显示出，美国的多数选民宁意付出部分经济代价，也要维护社会团结和公正等价值观。美国后物质主义的年轻一代在公平、女权、种族平等、同性恋婚姻等诸多社会问题上已经发出自己的主体声音，并开始左右美国政治方向。 在美国总统选举紧锣密鼓阶段，我以为，2008年的金融风暴和2012年的桑迪飓风其实都为奥巴马的连任成功助了一臂之力。奥巴马的当选，在我看来，是年轻美国、多元美国、乐观美国和互助美国的胜利，预示着暴风雨过去后，天空会更晴朗，甚至彩霞当空。 西方童话里说道，跟随者彩虹，我们可以找到满钵金子。奥巴马的彩虹联盟可能会让他的预言成真："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日子还未到来！" ——BBC

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陈彦） Posted: 10 Nov 2012 12:02 PM PST 人是语言动物，既靠语言生活、交流也为语言限制和屏蔽。现代人的生活常被屏蔽于一些意识形态概念而不得自拔。“革命”概念显然是同当今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意识形态概念之一。从法国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再到中国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革命乃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坐标和指南。在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里，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解放人类的手段，是创建新社会的必由之途。同时，自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开启了近代一波比一波强烈的革命潮流以来，革命又同暴力接下了难分难解的关系。以致于中国的革命信徒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在毛泽东那里，革命与暴力不仅难解难分，而且，革命业已成为暴力的同义语。 今天，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受意识形态概念的限制，从学者到政治家，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将革命与暴力联系起来。这一现象不仅见于当今仍然为革命所困扰而要告别革命的中国思想界，也常见于欧美政治学者的笔下。1989年，法国隆重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周年。但二百年之后，法国有关革命的讨论似乎仍然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家傅瑞（Furet）于七十年代末专门撰文疾呼“法国革命已经结束”。然而，革命就真的等于暴力吗？如果有区别，暴力与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次革命中难道真能抽象出革命即是暴力或者革命就必定伴随暴力的结论吗？退一步讲，即使革命确实同暴力有某种亲缘关系，在历次革命中，暴力的性质、方式、强度、规模、杀伤力乃至持续性都可以笼统论之吗？本文无意系统比较历次革命的异同，这显然不是一篇论文可以解决的问题。仅拟从回顾近代革命传承的历史入手分梳革命的类型，尝试分析暴力与革命之间的并非如此简单明了的关系。 （一） 革命一词来自于西文“Revolution”，西文中天体运行一周为革命。此词近代以来渐渐从天文学领域移植到政治社会领域，近年来更是日益频繁地用于经济、科技、文化甚至生活行为等领域。无论革命一词用于何种领域，一般来说具有突变和断裂的意义，只有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同暴力相连，可以说，革命的最本质的含义是突变和断裂。 按照历史学界的一般公认，近代欧洲最早的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是以1649年处决英王查理一世为标志的英国革命以及此后1688年的光荣革命。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英国革命并不典型，甚至可以说是半吊子革命，因为，英国革命虽然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但却没有解决公民平权问题。革命后的英国虽然进入一种虚君共和时代，但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贵族民主。相对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显然更为激进。美国革命既争得了自由，又获得了平等。从现代价值系统看，美国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不是美国从英属殖民地的独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身，而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因为这一宣言奠基于人权、平等的现代价值。法国十九世纪天才思想界托克维尔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革命之后发生的变化，留下了不朽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革命及民主的必读书。托克维尔为什么要到美国而不是英国考察革命，就是因为托克维尔敏锐地看到美国革命对平等的贡献。在他看来平等———地位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是现代性展开的历史动力。 然而，从当时沐浴于启蒙光照之下并正在酝酿更为激进的革命的法兰西看来，美国革命仍然不无遗撼。美国革命虽然集现代性价值于一身，但是，美国却是一个没有贵族传统的新大陆，与其说美国人由于革命而争得了平等，不如说平等乃是新大陆发动革命的基础条件。换句话说，美国革命争来的是自由，而平等则在革命前就已存在。在法国革命者看来，美国革命成功地完成了英国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但美国革命却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模式，不能展现在一个传统文明国家如何能够同时获得自由与平等。正是明确意识到创建自由与平等的双重任务，法国革命才赋予自己更为激进的特点。英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英国的独特传统，而美国革命则可以依靠新大陆的平等的先天条件。法国怎么办？法国既无英国那样的传统可以依赖，又无平等的社会基础。法国革命必须创造，必须重构社会秩序。而要做到这一切，革命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启蒙哲学家所倡导的理性（Raison）是大写的理性，是一种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具有终结力量的理性，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性。正是由于这种普世理性是法国革命的灵魂，法国革命因而也成为普世性的革命模式。法国革命的普世性特点，是法国革命的力量所在，是其深远的历史感召力的秘密所在。全世界有志于改变现状的仁人志士，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面对顽固的专制政权还是面对残暴的军事统治，都可以从法国革命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法国革命既是普世的也是激进的，二者相辅相成。同旧制度的决裂必须是激进的，否则无法获得普世性；为了彰显革命的普世性，必须采用激进的手段。普世的目的与激进的手段于是成为革命的两面，使得革命本身孕育着借助暴力手段，滑向暴力歧路的内在危险。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国民众武力攻占巴士底监狱，一七九三年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无疑是法国革命留给后世集体记忆中两幅最为鲜明的暴力图像。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法国革命也为后世开启了以暴力寻求社会制度转型之门。 法国革命奠基于普世理性，也诉诸于近代社会世人改变现状的渴望，而这一渴望又源于工业社会降生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正是因此，法国革命之后，以暴力手段进行改朝换代的思路迅速传播于世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和１９４９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均充满着血腥与暴力。革命在向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同时，同暴力接下了不解之缘，进而被认为同暴力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不仅表现在改朝换代，乾坤突转时的剧烈震动，也表现于革命对社会造成的巨大伤痛的持久性。有不少论者指出法国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法国君权神授的旧政权，也为法兰西留下了长久难以愈合的伤痕。从一七八九年到拿破伦称帝，中经几次君主制复辟，再到1848年革命，最后在1880年左右进入第三共和，经过整整一百年才最后摆脱内战、暴力的阴影。俄国先有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905年革命，然后有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先后经过所谓苏维埃国内战争（1917――1920），大清洗、卫国战争等等，苏联也一直难以逃脱暴力的魔咒。 中国的情况也十分典型。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果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革命与暴力如影随形。八十年代之后，当中国人欢呼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时候，不幸又发生了1989年的血腥惨案。从1911年到现在，在时间上也接近一个世纪了。上世纪末年，经过改革洗礼的中国思想界在力图冲破意识形态桎梏的同时，重新回首二十世纪，一方面惊醒于革命暴力的破坏性，一方面又看不到中华民族摆脱暴力的乐观前景，于是有人出来大声疾呼，告别革命。1995年中国知识界两位杰出代表人物李泽厚与刘再复在香港出版“告别革命“一书，此后海内外有关是否告别革命的讨论就一直没有终止。刘再复在此书前言中写到：“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 经过如此诠释的“革命”一词，不仅同暴力密不可分，甚至同暴力划上了等号。革命不仅被抽去了具体内容，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也失去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从中国的历史看，中国人受革命暴力之害既深且巨，喊出告别革命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到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革命与暴力不仅表现出某种连体婴儿式的共生关系，而且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不难发现，革命不仅没有因为中国知识人的告别而停止，而是加快了脚步。革命的历史仍在继续，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东欧大变局，大多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完成的。将以上简短历史回顾综合起来考虑，我们至少可以指出革命作为世界近代以来一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几点重要特征： 第一，从十七世纪中叶英国革命开启近代革命的先河以来，革命已经经历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一时间上的延续，显示了革命的内在生命力及其历史的合理性，而非人为主观因素可以随意拒斥。 第二，从欧美革命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革命，革命均同暴力紧密相连，但暴力的性质和指向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虽然都使用了暴力手段，但其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指出其暴力的共性固然重要，找出其中的差别也十分有意义。因为正是在具体的差别中才体现了上述革命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指向。革命，如法国革命曾对社会造成了持久性伤痛，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如此。相对于法国革命，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并没有造成社会的持续震荡。法国革命之后的伤口虽然长期难以愈合，但将其完全算在法国革命的账上也有失公允。法国革命之后面临整个欧洲地缘政治大格局的重组和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在革命一百年之后才建立第三共和国，同革命的激进程度自然有着因果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军事干预。仅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处于欧洲边缘的英伦三岛和远在新大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震撼都是无法同法兰西相比的，将法国的长期动荡放到整个欧洲框架内才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解释。 第三，同十月革命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模式相比，欧美共产主义之前的革命伴随着的暴力均是在革命推翻旧体制的相对短暂的断裂期间。美国革命其实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八年时间，法国革命从1789攻占巴士底监狱到1799年拿破仑政变实际上已经结束，其后战争不断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这同革命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是因为政权难以建立和巩固。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即使是在激进的法国革命时，暴力也仅仅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来使用的。 共产主义革命则十分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推翻旧体制夺取政权时使用暴力，更为突出的是，在政权建立之后暴力也是维持政权的主要手段。暴力不仅发生于共产主义的夺权时期，而且与共产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相始终。三十年代斯大林专治下的大清洗是在苏俄政权巩固之后发生的。大清洗的发生不是因为战争，暴力的对象不是企图推翻苏联政权的军事力量，而是苏联内部的异己或者潜在的异己份子。中国的1957年的反右及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也属于这类暴力运动。事实上，这种暴力的性质也已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为了革命而诉诸于暴力手段，而是利用革命的名义实行暴力强制。这样的暴力是失去了暴力的对立面的暴力，因而演化成为一种单向的镇压与恐怖手段。法国政治学者古尔多瓦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序言〉中表示：共产主义将暴力变成了制度。诚然，任何政权都需要一定的暴力，作为国家镇制机器的暴力（司法、警察、监狱等）来维持，但暴力必须纳入宪政的框架之下。按照古尔多瓦引述的数字，全世界共产主义各国从1914到1991年间共有近一亿人受害致死 !在这一骇人听闻的数字中，包括苏联200万，中国65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这些死难者，都不是夺取政权期间革命的殉难者，而是政权建立之后葬身于制度屠刀之下无辜生命。 这一事实告诉人们，作为手段的暴力和作为制度的暴力的杀伤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共产主义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革命二者均使用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的话，以暴力作为基本制度来维持政权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 （二）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按照革命的性质和暴力在革命中的位置将革命划分为近代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与后共产主义革命三种不同的革命类型来进行分析。在上述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暴力在近代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最大区别是手段与制度的区别，而二者之中暴力的杀伤力，持久性和暴力的对象也是极为不同的。那么现在是我们提出第三种革命的问题的时候了，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同上述两种革命又有什么不同呢？ 正当中国学者在呼喊“告别革命”的时候，如果我们将眼光更多地集中到欧洲的中部和东部，不难发现，革命一词不仅没有随着法国革命的远去和俄国革命的结束而被弃置，而是随着东欧社会的变化，使用越来越频繁。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二年的不足四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在东欧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时间，东西冷战结束，专制寡头垮台，共产主义制度消亡，市场经济登台，自由、人权成为历史的主调。2000年十月，以民族主义旗帜抗拒这一潮流达十一年之久的南斯拉夫强人米罗舍维奇也不得不接受南斯拉夫人民通过票箱作出的选择，被媒体称作塞尔维亚民主革命。2003年十一月，格鲁吉亚反对派将掌握权力十一年之久的谢瓦尔德纳泽轰下政坛，也被称作革命，所谓“玫瑰革命”。2004年 底，乌克兰总统大选通过三轮投票，将反对派领袖尤先科推上总统职位，成功地推动了乌克兰迟滞十三年之久的政党轮替，被媒体称为“桔色革命”。从断裂与突变的意义上诠释革命，将东欧这一历史巨变称之为革命显然是当之无愧的。 总体上看，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有两个突出的特征。第一是革命的民主诉求。无论是现在已经加入欧盟的东欧各国，还是转型较为迟滞的独联体各国，革命的任务都是要结束共产主义专制。一九八九年之后，经革命推动的所有这些国家演变的方向无一例外均是走向民主。这一特点，使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向十七、十八世纪欧美革命回归的价值指向。这种革命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并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大的军队，甚至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 这种革命的民主指向不仅存在于革命发生前期和当时的民主诉求，也充分体现于革命之后东欧各国的政治实践。东欧以铲除共产主义专制为诉求的革命发生之后，不仅共产党继续存在，没有作为阶级敌人被镇压，而且各国共产党都毫无例外地享有合法的地位，在议会拥有由民选选出的席位。保加利亚转型十分典型地说明共产党在失去一党专政之后仍然在政治舞台上起着积极的作用。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去领导职务，保加利亚共产制度解体。第二年六月改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在立法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1991年十月再次大选，社会党下台。但三年之后，1994年十二月社会党再次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获得议会204名议员总席位中的125个议席的好成绩。与此同时，在波兰（1993年）、匈亚利（1994年）等国或多或少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也都通过选举又重新回到执政前台，完成了共产党从一党专权的政党到多元轮替的政党的重大转变，同其他政党一样合法地民主地执政与合法地民主地下台。在原苏联集团的核心地带，独联体国家的民主革命似乎有分两步走的趋势，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相继宣布独立并进行了民主选举，但政权仍然长期由共产党或前共产党独占。直到最近的格鲁吉亚与乌克兰被分别称为“玫瑰革命”（2003）和“橘色革命”（2005）的二次革命，才在这两个国家完成政党轮替。其余的国家什么时候走这条路，如今还没有具体的回答，但是包括苏联在内，这些国家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大趋势也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是革命的非暴力特征。当时东欧各国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大潮虽然势不可挡，但革命的方式和革命持续的时间也不尽同。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东欧民主转型，波兰用了十年，匈亚利用了十个月，东德用了十个星期，捷克用了十天，罗马尼亚则用了十个小时。从方式上看，波兰团结工会同政府谈判，预留给共产党百分之六十五的议席；捷克民众再演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以上街抗议的形式将捷共领袖胡萨克逼退；罗马尼亚人民面临的是一个更为贪恋权势的暴君，于是只得寻找带有血腥的出路。但是，总体上说，东欧巨变包括苏联的崩溃，均是在一种相对理性和非暴力的气氛中完成的。即使由于齐奥塞斯库的冥顽不化，导致罗马尼亚转型染上了暴力色彩，但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三天后即被处决，罗马尼亚很快翻过血腥的一页。 将革命一词用于后共产主义变革，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大概应该归功于捷克的所谓“丝绒革命”。捷克的“革命”最为典型。革命前的捷克存在着一个高水平的组织有序的政治异议群体，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杰出革命领袖——哈维尔。革命之后，捷克共产党一举溃败，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在一个月后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哈维尔本人也被革命推上了权力顶端。革命这一在历史上只能同暴力为伍的概念，如今却同“丝绒”挂上了沟。 （三） 基于上述对革命类型的分梳，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是后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的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从这三种革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手段入手进行分析。 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近代革命或曰前共产主义革命面临着时代的大转折，那是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时代，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时代，是民主自律取代君权神授的时代，是个体、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凸现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既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激烈的，又是人类本身并无任何前朝经验可以依赖的。这一时期的革命不仅是激进的，甚至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目的的近代革命的意义以及其开启的人类现代社会得以奠基的现代性价值是随着时代的推延才日益彰显和深化的。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近代革命，革命借助了暴力或者暴力玷污了革命乃是有一定历史条件作为依据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摈弃革命中的暴力倾向，但是也不应该苛求前人，而将革命与暴力同等对待，将婴儿与脏水一同倒掉。 从性质上讲，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追寻单一的革命，而近代革命和后共产主义革命一样则是一种确立多元的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表现出同前共产主义革命的同质性，而显示出同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寻求政党轮替；不是消灭敌对阶级而是保护一切人的人权；不是企求尽善尽美的乌托邦而是实现普通的宪政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后共产主义革命称作民主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一种一党专政的革命。一党专政的革命的基础建立于对抗，建立于排他，建立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建立于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一句话，建立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极权主义体系。这种意识形态构想，这种极权主义追求本身就是暴力，因为它以消灭一切异己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种体系同时又孕育暴力，因为它在创建和生存过程中不仅随时都在“发现”异己进而铲除之，而且也不断地制造异己，从而为自己的排他性存在提供理由。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排他的机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于一神教的宗教之中，但是宗教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如果一神教有总揽整个社会生活之志，那么这种宗教就具有神权极权主义的特点。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有这样的志向，现今某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也有这样的志向，伊朗1979年发生的所谓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中世纪基督教的极权之志而今已经成功地受到制约，欧美社会不仅通过宪法将宗教限制在严格的私域之中，而且也不允许任何宗教垄断信仰领域；而伊斯兰教会政教合一的国体模式则日益显示出其对社会迈向现代的巨大阻碍作用。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一种世俗神权机制，该系统以世俗之身，独占世俗社会的一切位置，也以世俗的名义强占宗教的位置。在这种极权主义的机制下，革命的目的既然是建立不容任何人分享的独家天下，革命的手段因而也必然是强制与暴力。钳制言论、扼杀自由、强奸民意、消灭异己、镇压反对派等等暴力手段于是成为制度。暴力酝酿暴力，暴力服务于暴力，暴力上升为制度，政权蜕变为暴力本身，这乃是这种排他的极权主义革命逻辑的自然归宿。后共产主义革命以自由为宗旨，以制度化的分享权力为目标，不寻求一家独霸的权力格局，因而在二十世纪末年，当共产主义失去理想与正义的光环之后，非暴力的社会制度的转型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东欧及其他地区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比较这三种革命，我们还可以发现，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从时间上直接承继近代革命，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价值准则。共产主义革命利用法国革命片面强调平等的历史缺憾，以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的名义，将近代革命中作为手段的暴力推到极端，放弃了近代革命的民主指向，阉割了自由和人权价值。从世界革命传承史的整体观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是经过共产主义革命洗劫之后向近代革命回归的革命。从价值系统上讲，只有后共产主义革命是近代革命的继承者，而共产主义革命乃是对近代革命的背叛。不过，后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近代革命的简单重复，后共产主义革命非暴力的特点是在对革命与暴力进行了双重筛选之后向近代革命的回归。后共产主义革命既洗刷了共产主义革命极权主义的内容，又抛弃了暴力的形式。 这里，我们还必须涉及到一个同暴力相关的重要问题。暴力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方式之一种，当然不仅仅同革命相连。历史上的暴力（这里主要指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从战争、侵略、起义、镇压、复仇等等充斥人类社会生活。暴力更多时候是源于权力、领土、利益、信仰之争。暴力可以是反抗暴力的手段，可以是镇压弱小的手段，也可以是屠杀异族的手段。革命可以源于暴力，如反抗暴政；暴力也可以源于革命，源于意识形态鼓动，如共产主义革命；暴力更可以源于暴力，如战争、镇压。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表现出的非暴力倾向不仅仅同革命的民主性质有关，而且也同二十世纪的历史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霍斯鲍姆将二十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崩溃的历史称为“极端世纪”，正是指这一时期的人类的暴力行为登峰造极。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了两场大规模的杀人革命：列宁的赤色革命与希特勒的褐色革命。这两场“噬子”革命将人类的疯狂推到了极至，因而也预示着理性的可能的回归。 从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演化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避免了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铺垫。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归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中，均存在着强烈的改革诉求，一些国家也进行过强度不同的民主与自由指向的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是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变，同年的匈亚利起义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苏联对上述三次和平转型尝试的镇压一方面延缓了东欧革命发生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为三十年之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和平革命留下了历史的殷鉴。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和平转型成功的路径并不相同：匈亚利、捷克都有相对强大的民主传统和政治异议力量；波兰得益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如团结工会、天主教会等等。但各国的最基本的共同之处不是别的，正是都必须面对共产主义暴力这一庞大的历史遗产。共产主义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阶段性，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社会很难再迷恋暴力了。 后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暴力的取向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经过暴力蹂躏之后的人类对暴力的普遍厌倦。实际上，环顾欧洲，不仅仅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特点，在法西斯主义洗劫过的葡萄牙与西班牙都于七十年代选择了和平革命。葡萄牙于1974年发生所谓“石竹革命”，推翻了葡萄牙版的萨拉尔法西斯独裁政权；1975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国王卡洛斯主导民主革命，转型顺利成功。亚洲的印度尼西亚1998到99年的激进转型也应该属于这一革命类型。在同一时期，被希特勒“褐色革命”暴力直接蹂躏的西欧，在法国与德国的首倡下，开始了迄今为止人类最为辉煌的奠基于民主法制之上的，以建构和平为宗旨的欧洲政治统一运动。由西欧人开启的这一前无古人的和平工程既是为放弃自己的暴力的过去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回答，也无疑向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播发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向心力。 当然，我们并不能够对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环境盲目乐观。放眼今天的世界，不幸的是暴力依然紧紧纠缠住人类向前的步伐，如以九一一惨案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暴力较量。不过，伊斯兰极端分子所追求的既非现代人类的价值理念甚至也非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同革命扯不上关系。倒是美国发动的旨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战争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德国思想家哈帕马斯就将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新保守主义革命》。不过这是一种外来力量强加的革命，对暴力手段的依靠远胜于我们上述所谈的后共产主义革命。 到此，我们对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与非暴力特点从经验层面进行了概括，也从理论层面对这一特点和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特点进行了分析，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民主指向，还是其赖以发生的时代条件都不是今后类似的革命不会发生暴力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虽然后共产主义革命在性质、手段、历史条件等各方面都朝着非暴力的方向发展，但暴力因素并未完全排除。苏东的经验证明后共产主义革命既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并不能保证在其他地区这种革命就一定是非暴力的。只要是革命，就是断裂，断裂就意味着为暴力预留了门户。将非暴力的可能化为现实还要依赖于各个革命发生地的具体情况。罗马尼亚的例子不仅表明在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仍然飘荡着暴力的影子，尤其是显示了来自革命对象一方的暴力倾向难以获得有效的遏制。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一方的暴力惯性决定了后共产主义革命还拖着一条暴力的尾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逻辑地提出革命发展前景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朝鲜、越南、古巴尤其是中国会否发生后共产主义革命呢？这种革命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会否如罗马尼亚一样带有血腥的色彩呢？这些问题当然还要等待历史的回答，也超出了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但肯定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及世界前途的人思考的问题。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见傅瑞：《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一月。  法国汉学家施维叶（Yves Chevrier）曾将法国革命之后的反复同中国近代的长期徘徊相比，见《Le debat》双月刊，2001 11月号。中国学者杨小凯也曾持有这种看法，见其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P 4  古尔多瓦（Stephane Courtois）等，《共产主义黑皮书》（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epressions ）Paris: Laffont, 1997。关于共产主义各国死难者的数字，古尔多瓦认为有必要进行量化，否则难以把握其骇人的规模。但他提供的的数字也存在争议，如该书的其他作者如苏联部分的撰稿人威尔斯和亚洲部分（中国、越南、柬埔寨）作者之一的马尔戈兰则认为这一数字过于庞大，粗略的估计应在6,500万到9,300万之间。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可参见拙文《评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十月号。 霍斯鲍姆（ Eric J. Hobsbawn）, 《Age of Extremes : The Short Twentyeth Century》 , 1914-1991。  哈帕马斯，2003年5月3日，法国《Le Monde》《塑像与革命者》（La statue et les revolutionnaires）。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三期

朱学勤、荣剑、萧功秦的思想交流 Posted: 10 Nov 2012 10:56 AM PST 朱学勤：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注：清华大学2012年法政哲学论坛，荣剑发表讲演，题为“改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刊发。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附二，萧功秦回email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转自刘真《周末分享》 【附录】 荣剑：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 ——在2012清华法政哲学论坛上的演讲 　　很荣幸收到许章润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这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这里讨论关于革命这个重大话题。在座的诸位都是学术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和专家，而我只是一个业余学者，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也不算是严格的学术论文，因此，我有些诚惶诚恐。当然，我还感到荣幸的是，和我有着同样独立学者身份的吴稼祥先生担任我这个演讲的评议人。今年以来，我在网络上每发出一篇文章，都会提前给吴稼祥发短信，提醒他关注，我是高度关注他的意见的，但在他的微博里好像还没有讲过我什么好话，今天你终于要为我讲上十分钟了，我期待你的高度评价。 　　在这个场合谈论革命这个话题，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如果在公共话语领域，谈论革命，我想是有风险的，最低的风险是，你发表的某些看法很可能会被马上删掉，你所用到的几个关键词会被屏蔽掉；而最高的风险是，说你煽动革命，你也可能被劳教了，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时有发生，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我初步翻阅了这次会议的一些论文，我感到很佩服，这些论文都写的很学术，很专业，很深刻，深刻的我都有些看不懂，我想，我看不懂的文章，那些网络管理者也一定看不懂，对于那些看不懂的文章，他们是不会删的。可见，我们的会议一定是安全，我由此而感到欣慰。 　　我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是我在前几月已经发在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而且连续发了两次。为什么要重复谈论这个话题？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谈，很多人都在谈，高层在谈，学者们谈的更多，都在议论，中国是不是会再次爆发革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好像又是杞人忧天，夸大其词。前些天，一个央视记者拿着话筒到处追着人问：“你幸福吗？”我记得大概只有一个老头回答说：“我不幸福，我姓曾。”而其他人都回答说“我很幸福”。我注意到，他们在说幸福时，脸上的确洋溢着幸福的真诚的笑容。在一个幸福的中国，革命怎么可能会产生呢？因此，学界讨论革命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一个怎样的观察角度？我在共识网上第二次发表《中国能否告别革命》这篇文章时，写了一个按语，是想提醒读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们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主要体会是：反思革命，告别革命，清算革命谱系；而在过去了二十年之后，人们重读这本著作，可能更关心的是：革命的宿命是否会再次降临中国？以前反对革命的一批学者，现在重提革命的可能性；以前坚持改革的人，现在越来越对改革失去希望。在中国重陷所谓“改革和革命赛跑”的轨道中，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很显然，从二十年前的“告别革命”到现在的“迎接革命”，这个话题的转变，值得重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语转向，是需要作出解释的。在座的大多数人，对二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我想都会有体会。在“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基本上都是痛悔革命的残酷性和极端性，由此清算整个革命谱系，以及和革命相关联的那些思想，普遍认为自由比民主更重要，英国比法国对中国更有见鉴意义。比如，上海的朱学勤，最早出来清理卢梭的激进主义，他的那本被人质疑的代表作主要就是讲的这个意思，认为法国的革命文化是从卢梭那里起源，遗毒不浅，传播甚远，殃及俄国和中国，至今仍然左右中国人的思想。但是，那天听萧功秦讲，现在老朱的观点全变了，变得极其激进，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而且还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为何那些原来高度理性的冷静的致力于激进主义批判的学者，会再次诉诸革命？ 　　我的文章是为响应一个据说是高层人士的推荐而写的，他在有限的范围里推荐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我在得知这个信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他为何会关注这本书？他是关注中国有可能会像法国那样再次爆发革命呢？还是说革命在中国会引发更为极端的专制后果而必须提前加以控制？这些都属于猜测。我不想从猜测出发，也不想拘泥于这本书的具体结论，我想说的是，为何中国会再次涌动起革命的情绪，以至于那些以前一直主张清算革命的人，会期待革命浪潮的再一次来临？ 　　我的观察是，关于中国革命可能性的看法，或许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十个问题，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十问”。这篇文章在网上公开发表后，存续了很短的时间即被删除，但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传播--我真是庆幸互联网的力量。我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一次聚会上，我和金观涛说，你是研究关键词的，如果说2012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什么，那一定是合法性这个词。因为执政党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信用流失，公信力几近耗竭，说什么话人民都不信，人民不信真话信谣言，这种信任危机不就是合法性危机吗？文革后期，国家陷于破产边缘，但那时有几个人认识到这一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让人们无法知道内情，这得以让执政集团能够继续有效运行下去。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所有的内幕最终都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想掩盖都掩盖不住。我的文章虽然被删了，但我提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在执政党内部是有认识的，他们在内部也把这些问题看得非常严重，也提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亡党亡国。很显然，中国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是社会总体危机的表现，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资源、环境、民族关系、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已到了不解决必然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乃至革命的危险程度。 　　第二个判断是，对于问题的存在，左右有共识，朝野有共识，差别无非是看的重一点还是轻一点，但是，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分歧巨大，朝野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要不要改、愿不愿意改、能不能改和怎么改等一系列问题，一句话，涉及到改革路径的选择。我的看法，实际上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老问题：改革还是革命？晚清宪政改革最后被辛亥革命取代，原因何在？学者们有各种解释，现在看无非就是这么几条：晚清统治集团受制于权力和利益格局，没有真正自我改革的决心，皇权内阁倒行逆施垄断权力，宪政时间表不能满足地方和民间要求尽快立宪的主张，人心思变已经风起云涌不可阻挡。也就是说，在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我并不认为，中国目前的危机，不管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和晚清具有相同的性质，现有的执政集团可谓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机器，它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暴力、资本和意识形态工具，至今依旧牢牢控制着地方的命脉和民间社会的生长，但它的未来道路的选择无出其二：改革或革命。改革一定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一定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不可控的。对于这两条路径，我相信大多数人愿意选择改革这条路径，愿意告别革命，问题是，为什么大家普遍愿意选择的道路很可能在现实中走不通，而革命却会不期而来？ 　　有人说，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三岔口，或者继续沿着现在的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走下去，继续强化既得利益集团，保护官僚资本、买官卖官交易；或者是往回走，回到文革，包括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一条路是往前走，走宪政民主之路，完成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实行还政于民。对于这个历史三岔口的说法，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还可能有其它更好的路径，还有第四条道路或第五条道路，但是，在我看来，不管中国有多少种路径选择，最后都无法回避是改革还是革命的选择，在改革之路走不通时，取而代之的一定是革命之路。因为这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前些日子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还将跌到在哪里？”这篇文章有着巨大的点击量，这大概是因为文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改，你们怎么办？”我想，这不会是执政者的一个既定立场，可能是多种选项中一个考虑。就宪政改革而言，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很多人都谈到了执政党“不改”的可能性。比如，有人谈到，现在按宪政方式进行改革，必定是两个结果，一个是改革者被其周围人轰下台，一个是引发革命，因为以自我为对象的改革无异于拿刀去砍自己的身体，改革是对其支持力量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改的动？改革的动力又何在？这或许就是改革无法进行下去的深层原因所在。为此，我总结了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也就是改革的边界条件，我最近反复提到这五个约束条件，今天，我愿意再次复述如下： 　　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动摇现有的执政格局，至少是对现有权力格局的重大调整。 　　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至少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 　　3、改，必将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关系着原有统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4、改，必将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如何避免社会分裂、动荡、报复和失序，是对新的宪政体制的严峻挑战。 　　5、改，必将意味着传统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方式将迅速终结，如何避免民族分裂、继续维护中国统一，是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根本考验。 　　我对我自己的问题：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没有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我的一个朋友说，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没有历史观和大局观的人推动而成，我在此引用，或许也算是一个答案。

俞梅荪：“十八大”促我讨“十四大”冤狱公道——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盗印《“十四大”征求意见稿》害我冤案十九 Posted: 10 Nov 2012 10:39 AM PST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Ah06QHkB6qPIgc2f5iAprqIvQGqy3uN6Pzu52LnffEs/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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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飞：清明「赵紫阳故里」行（看图说文） Posted: 12 Nov 2012 11:32 PM PST

图1：有了村民自制的路标，到河南滑县道口镇桑村乡找「赵紫阳故里」就方便多了。 图2：笔者祭赵紫阳先生父母：赵廷宾、刘稳二位老者。 图3：不记报酬、任劳任怨、独居小屋守护赵家陵墓的村民。 图4：村民自筹修复好已倒塌毁坏的「赵紫阳故里」坐西朝东的龙门。 图5：进门右手边的东厢房已是空地。76年紫阳先生母亲刘稳女士过逝，紫阳给200元让其子赵二军回家处理安葬事宜。二军到家靠这200元很难交差，便拆了这东厢房，东筹西拼处理完奶奶的后事。 图6：「赵紫阳故里」坐北朝南一楼一底的正房。 图7：「赵紫阳故里」正房一楼大厅端放着花丛与紫阳先生遗照，墙上还挂有赵紫阳先生办公室给滑县政府不让搞特殊的信件。 图8：「赵紫阳故里」正房二楼四周墙上挂满家乡百姓收集的紫阳先生各个时期的照片。 图9：刘稳女士和她的重外甥女沈桂英。赵二军讲了他奶奶两故事。一是，他小时给奶奶读刘文彩的故事时，奶奶很生气，说"过去地主没那么坏！"。当二军跟紫阳先生说这事并问"为什么"的时候，紫阳先生只叫他以后不在奶奶面前读这样文章。二一个是，76年＂四人帮"垮台后，二军告诉奶奶这消息，奶奶只平静地说："朝廷里还有坏人！" 图10：这是紫阳先生母亲与女儿赵秀（中共党员、23岁的丈夫沈清章于40年被日伪军活埋）厮守近三十年、离赵家庄近3.5公里冢头营的房屋。已是人走房空的院落，只有两棵古树似乎在述说她俩的苦乐年华。 图11：刘稳老人的好友94岁的沈云老人说：她，勤劳朴实，沉默寡言，邻里互助… 图12：08年1月17日进京祭紫阳被处分的村支书赵正安（左）、乡干部都鸿儒（中）、村长赵子朝（右）。村长村支书还停发一月工资。羞于领取处分书的村长、支书在听了笔者说"这可是奖状哦"后，都大笑地表示，一定找组织领回家收藏。 图13：六位村民自制「赵紫阳故里」路标，签署的政治风险承诺书。 图14：六位村民扩建赵家陵园，签署的政治风险承诺书。陵园地从村民自己承包地出，承包费由六人承担（后由赵家二军承担）。同时承诺，若有人坐监，其余人负责继续共同的事业，负责照顾狱外家小，负责为狱中人送饭、钱。乡亲们特别爱护这陵园还有一重要原因，希望有朝一日紫阳先生能回这里安葬，让他魂归故里，陪伴爱他的故乡和父老乡亲。 图15：6位签署政治风险承诺书的村民（从左至右）赵荣现、赵子朝、赵同喜、赵同锡、赵正安、赵现波 图16：陵园外景。 图17：参观「赵紫阳故里」纪念册。 图18：笔者与王雁南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合影。紫阳先生生前特别爱玉兰花。于是家人2005年清明，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棵玉兰花。今年它开得出奇的艳。

纽约时报：赌徒胡锦涛 Posted: 12 Nov 2012 07:55 PM PST 原题：胡锦涛的抉择 克里・布朗 2012年11月12日 Sungyoon Choi 上海 胡锦涛是个押注者。但他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老套赌徒，他押下的注可谓历史上最大的赌注之一。他的赌博决定了中国以及全世界命运将何去何从。其中的风险几乎难以计数，但如果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将成为未来一个世纪中的最强大国家。 相关文章 胡锦涛十八大讲话总结执政十年 与大多数赌局相同，一切都很简单。200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16届四中全会。那一年，人们谈论的是，党应该把重心由过去20年的实现经济增长和让人民致富的传统目标转向解决GDP增长以外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关于福利、平等、可持续性和人类发展的问题。 党内高层中很大一部分人认识到，虽然经济改革依旧在飞速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却变得更加困难。抗议活动在增加，到北京中央政府上访的人数越来越多。不平等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 前总理朱�基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报告中称，中国是世界工厂，这被看做是一把双刃剑。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变得更加紧迫，当时的一份世界银行(World Bank)报告引人注目，它曾宣称，在世界上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座在中国。中国正在变富，但也正在毒害自己，并将在可以享受到辛苦得来的成果之前陷入衰老。 2004年，思想较为超前的省委书记李源潮在富裕的沿海省份江苏有限度地开展了乡镇选举，这是在过去将近10年时间里实施的村级选举基础上进行的。那一年，共产党的会议也讨论了完成GDP增长以外的其他目标，包括环保措施、进一步强调人民福利、“和谐”与平衡的理念，以及“以人为本”。胡锦涛是一个潜藏的自由派这件事似乎成为了事实。 但接着发生了一些事情。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爆发了所谓的颜色革命。此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它多次回顾这个问题，试图弄明白其中原因，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出现。 这一波新抗议浪潮在党的高层中引发了不安。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2007年做出了评估，称中国永远不会允许推动西方政治抗议活动的两股力量，即律师和公民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挑战共产党的权力垄断的合法性。由此，党在所有的改革领域都不再像从前那么积极。 尽管2007年胡锦涛在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言辞恳切地指出，需要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建立新形式的问责机制，并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和权力分享，但在现实中，共产党却完全没有这么做。它制订了一系列“维稳”措施，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公共安全领域，并再次将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了GDP增长上。 2008年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强化了这一战略。2008年西藏发生暴动，2009年新疆发生暴动，当时还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切的结果，只是增强了党内一些人的力量，他们宣称中国真地尚未准备好，不宜进行任何复杂或具有潜在风险的社会政治改革。唯一要做的就是一边继续致富，一边等待。 而这在本质上就是胡锦涛的赌博。 2007年，胡锦涛终于巩固了权力，并真正掌握内政大权。从那时起，他做出了一个异常简单的战略选择：政府和党把增长作为唯一施政目标。 这些都基于一个简单的信念，即增长最终能使中国足够强大，强大到解决从西藏问题、社会矛盾到中国的国际角色等一切问题。这将使中国更具凝聚力，使其做好进行改革的准备，并意味着中国将可以处理其真正的、深层次的国内矛盾及挑战。增长能为中国赢得时间，使其得以暂时遏制日愈加深的社会矛盾，并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十年中可以到达一个阶段，那时，包括不动产所有权、法治、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所有紧迫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进行这场赌博有可能是正确选择。但一如既往的是，还有一个大问题，而胡锦涛和温家宝从未能够解决此问题，但是新一代领导人不得不解决它，而且动作要快。从现在开始，增长必须依靠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规律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良好的统治方式所带来的高效率是开启未来的钥匙。 按人均计算，中国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大幅提高GDP将更难，经济情况也会更复杂，增长来源也会更有限。出口导向型及资本投资型增长将走向终结。那么，政府要做的工作将是建立更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并打造服务型的创新经济。 胡锦涛的赌博是，他停止了对更加复杂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全部探索，转而不遗余力地追求GDP增长，以赢取时间，降低风险。这还真是精心策划的一招。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在未来十年，中国能在风险最小的情况下，以一种可控的方式，面对巨大的执政任务，并能将其政治模式进行更新升级。如果他错了，那么中国就失去了至少5年时间，而这段时间本可以用来解决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未来几年的某一天，我们会知道，胡锦涛这个赌博是否带来回报。如果有，中国的强国地位就得到了保障。否则，中国与世界其他的国家就都要过段苦日子了。 克里・布朗(Kerry Brown)是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及中国政治学教授。 ——纽约时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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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我妻子因为十八大被要求离京 Posted: 13 Nov 2012 09:43 PM PST 图为王力雄与妻子唯色（左） 王力雄 2012年11月14日 北京  上周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人称“十八大”。我不属于任何政党，也从不觉得共产党代表大会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我住在北京。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汉族中国人。我的妻子唯色(Woeser)也是作家，是个藏族人。我家的另一个家庭成员是我妈妈，她今年90岁。 相关文章 中国知识分子对藏人自焚集体沉默 艾未未护照被扣无法赴美参加活动 艾未未旗下艺术公司被吊销执照 几周之前，中国的警察要求我妻子离开北京，理由是十年一度新一代党领导人换届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共产党把中国西部的西藏人和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视为祸患，长期以来不是怀疑他们是恐怖分子，也是找麻烦的乱民。碰巧我妻子是一个小女人，纯洁无邪，像玻璃一样透明，怎么看都不像恐怖分子。 但她却写了一些为她藏族同胞命运抗争的文章。因为这个原因，共产党把她列入了黑名单，不允许她发表文章，剥夺了她的工作，并拒绝给她办护照。这次，她按照要求返回西藏老家，一路上几乎在每个换乘点都被拦住搜查。成千上万中国人乘飞机、火车、大巴和骑摩托车穿梭进出于西藏，而藏族人自己却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外来者，无往而不遇到拦阻。 我妻子最后终于回到了西藏的首府拉萨，但这也只是因为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关下令西藏警方，由于“十八大”的缘故，允许她回去。毕竟，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内的首要大事。 接着，10月24日，国安又来到我家。这一次是要求我离开北京。他们没有告诉我共产党视我为威胁的原因。我是个写小说的，也写过两本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书，目的是希望能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难道是这些书惹怒了共产党？我想应该是吧。一名在北京教书的维族教授曾邀我去他家，和他的几个维族朋友一起过古尔邦节——一个重要的穆斯林节日。但国安却不让我去。而且，为了确保我不会去，还在我家门外面全天24小时派人把守。 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我问那些警卫，谁给他们权力，让他们站在我家门口，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指了指上面。我们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上面的人，党。”同时，那个维族教授也被迫取消了这次聚会。原因呢？“十八大。” 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大会，让我的妻子离开了我，还要让我离开我年迈、需要人照顾的老母亲。无独有偶，她正是在194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前，当时加入共产党还十分危险）加入的共产党，为的就是反抗当时执政的、在她看来是“没有人性的”国民党政府。 现在，我想问她，“你看今天共产党的人性怎么样？”但却不忍心因为这样的追问让她再受痛苦。 我对国家安全局的回复说，一个党的会议不应该成为拆散一个家庭的原因。但他们反而威胁说，如果我拒绝离开，事情会变得让我更加“不好受”。他们没有说会怎么做。我决定待在家里。我倒要看看，一个在全世界面前信誓旦旦说要实行法治的党，会怎样让我不舒服。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11月6日。 王力雄是一位作家。本文由Perry Link译成英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梁京：18大提出的真问题 Posted: 13 Nov 2012 12:00 PM PST 2012-11-13 中共18大将于本周闭幕，中共最高权力俱乐部的最后人选届时也将揭晓。在许多方面，这次会议都具有历史意义。围绕中共18大的这场权力斗争，不仅关系到十几亿中国人，也关系到世界几十亿人未来的福祉。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不仅毫无严肃性可言，而且竟如此地荒诞，能够以如此诡异的方式在中国和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娱乐效果，令我感到极不可思议。中共顶层的“入常之争”，真可谓惊心动魄，高潮迭起。虽然只有很少的真实情节和场景传递出来，但持续不断的“谣言”一次次被官方所证实，其引人入胜，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高收视率的真人秀。 这一切意味著什么？这一切和我们个人以及这个世界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享受完18大的娱乐价值后，我们无法回避的严肃问题。 很多人会自然地发问，中共还有能力领导改革吗？尤其是中共的新领导人有能力领导改革，解决堆积如山的难题吗？看罢18大的这场大戏，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对此有信心。如果仅仅是薄熙来事件，人们还可能得不出这个悲观结论，但中共当局对薄熙来事件的处理，特别是紧接著薄熙来倒台发生的令计划事件，以及最近李源潮的神秘出局，让外人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朝纲已乱，薄熙来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反映了中共从红卫兵一代中选拔的领导人的整体状况。看来他们之中，有相当多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没有原则和操守，敢于胡作非为。 这种状况不仅是十年来胡锦涛空话治国的结果，也是自江泽民独断朝纲以来，放纵官僚以权谋私的结果。中共18大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若不是近90岁的江泽民出来干政，这场权力斗争完全有失去控制的可能。 有些人相信，如果是那样的话，可能对中国的变革更加有利。因为江泽民干政的结果，不过是稳住了既得利益的权力平衡，这不仅无助于改革，反而使得改革更加困难。我同意这个判断，但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真问题，那就是如果真有机会，中国的思想和知识精英，是否做好准备，有能力支持有改革意愿的政治家，推动全面改革？或者，他们有能力领导和支持一场政治革命？ 从近一年来对中国知识和思想精英的精神和思想动向来看，我得不出乐观结论。相反，思想和舆论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我更加不敢乐观。最近发生的朱学勤与荣剑的是非，强化了人们的这个印像，那就是二十年前思想和舆论界的领军人物，已经唱不出什么新调子。他们不仅失去了当年的锐气和自信，甚至失去了相互理解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代新的意见领袖正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影响力，而其中维护既得利益，维护现状者，如胡锡进和最近获得中国新闻特别奖的卢新宁之辈，颇为得志。他们自认找到了一套新的政治话语，来补充胡锦涛陈腐无效的空话，为这个公认腐败透顶的执政党，提供活力。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1106/article_70491.html 胡锦涛的18大报告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正如一些网友一针见血所言，这句话实际上反映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哪里也不想去，而像留在原地踏步的真实心态。因此，18大提出的真问题，不是中共想不想改革，能不能改革，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那就是他们不想改，也没有能力改。 真问题是，中国社会的现状是否能如胡锦涛、胡锡进之辈代表的既得利益所愿，保持现在的基本格局，让他们继续享受这个盛世？ 这个问题恰恰是一个看来最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美国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假设，他认为在网络时代，中共不可能继续像以前那样统治下去，因为社会可以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手段和渠道。佛里德曼认为，过去中共与社会只有单向的沟通，而今后只有双向的沟通才可能统治下去，而这种双向的沟通必然带来变革。未来几年将是对弗里德曼假设的一个检验。我希望他的假设将被证明是对的，否则，中国当权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现状，不免有些让人太失望。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胡平：温家宝何去何从（全文） Posted: 13 Nov 2012 11:05 AM PST 温家宝 2012-10-30 日前，针对《纽约时报》揭露温家宝家族秘密拥有27亿家产的长篇报道，温家宝的亲属通过律师发表声明予以反驳，并表示将继续澄清。 这一举动在中共高层官员中可谓史无前例。过去遇到类似事件，中共当局和有关官员一贯的做法是封锁信息，再置之不理，或者是简单的否认，骂一句对方"造谣""抹黑"就算了事。 上个月，美国的《布隆伯格新闻》发表了一篇揭露习近平家族财产的文章，其后不久，有据称是接近习近平家族的人，以匿名的方式，送交海外媒体一篇文章予以澄清；习近平本人及其亲属都没有露面。这次不一样。这次，温家宝的亲属直接出面作出回应。 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证实了这件事。这就更不寻常了。它表明温家宝亲属的做法得到了中共当局的认可。 温家的律师在声明里说，他们将保留追究《纽约时报》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以为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以至于不可能。因为《纽约时报》发表这样的报道，就算其真实性有问题，也属于言论自由而受到保护。我想，温家的律师之所以这么说，倒不一定是真想和《纽约时报》打官司，主要还是做姿态，表示自己这一方理直气壮，有自信，有底气。 早在《纽约时报》爆料之初，就有人指出，如果温家宝沉默以对，不作回应，别人多半就会认为指控属实，温家宝就会留下千古骂名。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坦然面对，积极回应，主动公示个人财产，并以此带动阳光法案。 假如说在过去，温家宝在高层确实推动过阳光法案，也表示过愿意以身作则，从我做起，但由于高层其他人的反对而不能实行的话，那么，这次《纽约时报》的文章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既然《纽约时报》的文章已经给温家宝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温家宝要起来为自己的名誉辩护，岂不是理所当然，箭在弦上？这谁能反对能阻止呢？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温家宝能够自证清白吗？ 就算温家宝的律师们公示了温家的财产，并公示了若干相关文件和证件，别人怎么能相信它们都是真的呢？就算温家宝主动要求中共纪检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调查，且不说有关部门很可能不会接受他的要求，就算接受了也调查了，最后得出结论温家宝是清白的，别人就会相信么？别人就应该相信么？ 有人建议让海外的某些机构或组织介入调查，这种建议明摆着缺乏可行性。中共当局想来是不会允许的，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干涉内政"，那等于自己承认自己不可信任，他们害怕开这样一个先例。 如此说来，在现今一党专制，没有分权制衡，没有公众监督的条件下，如果温家宝是清白的，他甚至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头来，结果很可能是这样的：温家方面作出了种种说明，甚至公布了某些文件证据，然后在海外的媒体上发表了；整个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缺少有公信力的权威机构出面做调查做裁决，这场公案就成了各说各话，而一般人的感觉则是见仁见智，半信半疑。 如果温家宝是清白的，他一定会觉得很委屈－－因为别人半信；如果温家宝是腐败的，他一定会暗中窃喜－－因为别人半疑。既然温家宝此前一直在使公众相信他的清廉，更由于温家宝比其他高官更在意自己的声誉，那么这样的结果对他就总是一种打击。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面对《纽约时报》的指控，温家宝一方果真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露一点破绽吗？ 根据《明镜网》的报道，泰鸿公司的段伟红证实，温老太太等若干温家宝的亲属确实曾经代人持股。这件事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意味着什么？温家宝本人对此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 在这一点上，平民出身的温家宝和太子党习近平有所不同。如果习近平的老母和兄弟姐妹拥有巨产，那自然和权势有关，但是他们可以将之归结于习仲勋的权势，可以归结于太子党的身份。就算他们的财产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以解释成和习近平本人没什么关系。《布隆伯格新闻》那篇文章对习近平没有构成巨大的杀伤力，并不是人们都相信了习近平亲属的财产没问题，只不过一般人会认为那些问题可能和习近平本人没什么关系，如果习近平本人坚持说和他无关，似乎也说得过去。比方说，如果习近平的母亲齐心也曾经代人持股，人家可以说那是因为齐心是习仲勋的夫人，而不是因为她是习近平的母亲。温家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温家宝是平民出身。如果他的亲属倚仗权势大发横财，温家宝本人很难撇清关系。虽说这种区别对平民出身的官员未必公平。 据说（尚无从证实）温家宝已写信给中央，表示愿意接受调查，如果查出自己或亲属有腐败问题，甘愿接受党纪国法制裁。这个态度当然很好。不过一般人都估计，中共当局自己不会出面调查。当局一定是要保护温家宝的。他们一定会说温家宝没问题。因为在这里，保护温家宝也就是保护他们自己。 但问题是，如果在回应《纽约时报》的指控时，温家宝方面就捉襟见肘，顾此失彼，暴露出重大破绽，试问温家宝本人将如何是好？就算当局不说话，温家宝本人是不是要当众认错或者是自己请求某种处分？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而温家宝果然又这么做了，那固然很好，但也很讽刺。因为这是温家宝自己引火烧身，主动回应海外媒体的指控才落得如此结果，那很可能只会使得其他的中共官员引以为戒，以后对海外媒体的爆料更加采取高挂免战牌置之不理的态度。 据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11月5日报道，在温家宝总理要求下，中共高层已经就温家拥有巨额财产事进行调查；温的家人拥有平安保险公司股份一事可能是调查的重点。 如果这条消息属实，那不仅对温家宝个人的声誉，而且对阳光法案的推动，都有积极意义。但是也正像我在上一讲里讲到的那样，由中共当局自己进行的这一调查，其结果有多可靠，人们不能不抱怀疑态度。 在《纽约时报》文章刚发表不久，鲍彤先生接受采访。 鲍彤说，他对温家宝一直有很好的印象，希望温家宝能站出来澄清事实，希望温家宝家族的财产都是光明正大的，是用合法方式获得的。 不过鲍彤又说，中国的制度就是一个腐败的制度，所以谁腐败都不奇怪。 鲍彤说："我相信，如果我现在还在这个制度里做官，我也一定是个腐败分子，不是可能是个腐败分子。" 今年6月，鲍彤先生在接受纽约书评采访时，把当今中国官场腐败的普遍化和制度化描述得既生动又深入。 鲍彤说："如果你身在这个制度之中，他们会跟你说，你的儿子应该做个CEO吧，但如果你说你不要儿子当CEO，他们会很奇怪的说，他为什么不要。如果你的儿子不想做CEO，那么我们大家的儿子都不能做。然后，他们就会把你从船上推下去，所以只要你在船上，你就肯定贪污。人人都有别墅豪宅，他们也会给你一幢，一幢在北京、一幢在杭州、一幢在苏州，一幢在上海。你说你不要，为什么？甚至连省级领导都有别墅，你能不要吗？完全合法，就拿去吧。" 鲍彤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在当今中国，官员不腐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拒绝腐败，你就会被排挤出局。第二，只要官做到足够大，很多腐败都可以披上合法的外衣。 记得早在1997年1月，国内出版了一部据说是影射陈希同案件的小说《天怒》，其中就讲到中共高官家庭的"一家两制"，有人当官，有人经商，天然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书中假借一位贪官之口指明：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们享有贪污腐败，大发不义之财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对于专制政权而言，腐败也是控制官员的有效方式。腐败好比"投名状"。 在《水浒传》里，林冲投奔梁山，梁山的首领们首先就要求他下山杀人，有了人命在身，你就再也回不去当良民了。专制政权要求大小官员都腐败，你从腐败中获得大量不义之财，你就会害怕民主害怕法治，甘心情愿地维护专制；如果你想反抗了，如果你倡导民主法治，他们就会抛出你腐败的材料，让你身败名裂。 有位网友借古讽今，编写了一段北周皇帝宇文泰和谋士苏绰的对话。宇文泰向苏绰请教治国之道。苏绰答曰：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 宇文泰又问："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 苏绰说：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官吏只要贪腐，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腐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如果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杀贪官来收买人心。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贪官。这样还可以把贪官搜刮的民财充实自己腰包。总之，治国之道就是：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没贪财来实己腰包。 众所周知，温家宝是中共政治局现任九常委中，唯一一个鼓吹普适价值，倡导民主法治的；如今，《纽约时报》爆料专攻温家宝家族的腐败问题。所以有人怀疑《纽约时报》爆料有背景，是中共高层中那些反对政改反对民主法治的一派人所为。只是对于这一点，怀疑者还没有提出什么证据。 我认为，探究《纽约时报》爆料的背景也不是不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纽约时报》报道本身是否真实可靠，更重要的是这篇报道所提出的问题。象温家宝这样，一方面是高层中极其少见的公开主张普适价值，倡导民主法治，另一方面又大有腐败的嫌疑。 对这一复杂现象，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这个问题，容我下一次再做分析。 正像鲍彤所说，今天中国的制度就是一个腐败的制度，所以谁腐败都不奇怪。 如果温家宝腐败，那一点不奇怪。奇怪的是温家宝居然鼓吹普适价值，鼓吹政改，倡导民主法治。这在中共高官中极其罕见，九常委中独一份。 有些所谓左派提出一种奇怪的论调。他们说，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腐败是不合法的，现行制度是要反腐败的；所以贪官们就想改变现行制度。一旦实现政改了，实现民主法治了，贪官们的不义之财就被合法化了；所以左派们坚决反对政改反对民主法治。 没有比这种观点更错误、更不符合逻辑的了。想想看，如果政改，如果民主法治，真的就能使贪官的不义之财合法化，而今日中共官场又是十官九贪，无官不贪，那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还不争先恐后、齐心协力、迫不及待地推动政改、推动民主法治？那中国的民主转型岂不早就实现了？ 不错，在口头上，现行制度一直声言反腐败；但事实早已证明，现行制度决不可能有效地反腐败，现行制度正是腐败的温床，现行制度正是要靠腐败来维持，怎么能指望用它来反腐败呢？ 十八大政治报告又在讲反腐败。但正像一位网友在推特上写的："仔细看完十八大报告后总结：一，要彻底反腐败；二，腐败的根源在制度；三，制度绝对不能改。" 温家宝倡导民主法治。同时又大有腐败的嫌疑。这使人联想起当年的赵紫阳。 八九民运，学生主要有两个诉求，一个是要民主，一个是反腐败。起初，不少人把反腐败的矛头指向赵紫阳。有顺口溜曰："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赵紫阳在高层会议上力主和学生对话，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并主动提出审查自己家庭的经济问题。 当时，有很多人对赵紫阳的温和立场表示肯定；但也有些人因为反感赵紫阳家人的腐败，所以对赵紫阳主张民主法制的呼吁不屑一顾，不以为然。这后一种态度无疑是错误的。道理很简单，就算赵紫阳也有腐败问题，我们也应该支持他提出的用民主法制解决问题的主张。 这并不是说，一个官员只要主张自由民主，我们就可以对他的腐败嫌疑不闻不问甚至一笔勾销。这只是说，我们不应当因为某官员有腐败的嫌疑，就连他主张政改主张民主法治这一点也不敢肯定不敢支持了。 既然我们都认定，只有在实现了民主法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反腐败，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联合一切主张民主法治的人共同推动民主法治的实现。 对体制内官员而言，身处污泥，很难洁身自好，免不了会沾染大小污点。唯一的自我救赎之道就是竭尽所能地推动政改推动民主法治。清白的，只有在民主法治的阳光下才能证实自己的清白。不清白的，有这种那种问题的，也只有借政改的东风才好自我纠正，主动悔改。 回到温家宝的问题上来。先前我讲过，就算温家宝公布了他的财产，就算中央答应了温家宝的要求对温家的财产进行了调查公布了报告，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就算当局通过了阳光法案，由于整个制度的不透明不开放不民主，所谓阳光法案势必沦为一纸空文，沦为自欺欺人。 如此说来，纽约时报文章对温家宝声誉的损害几乎是不可挽回的。这当然也是因为温家宝太在意自己的声誉。说来也是，海外媒体曝光中共官员腐败已经很有些年头了。举凡中共大佬，无论是在位的还是退休的，从邓小平、李鹏、江泽民，到胡锦涛、习近平，等等，几乎都被境外媒体揭露过腐败问题，今后想来也还会继续揭露。问题更严重，情节更恶劣者，比比皆是。只不过那些人多半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奈何？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温家宝不甘心声誉受损，他就不能只限于就事论事地自证清白。他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在倡导普适价值倡导民主法治上作出更大更精彩的表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練乙錚：台獨綱領源於中共 分離意識止於民主 Posted: 13 Nov 2012 10:19 AM PST 放大圖片 放大圖片 練乙錚：台獨綱領源於中共 分離意識止於民主 信報財經新聞 13-11-2012 題目前一半是歷史事實，後一半是列寧和斯大林根據大量史實得出的理論概括；這裏，民主指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指出這兩點，目的不在於令中共尷尬。今天，「港獨」論甚囂塵上，有必要從史料和文獻兩方面把問題釐清，方能有助國人看出正確努力方向。 在 上周二的文章裏，筆者指出，大部分港人對「政權中國」的認同危機由來有自：十九世紀淪為英國殖民地是開始，二十世紀中葉大陸解放則是第二步。這兩個主因的作用不同；前者通過政治力量把香港原有的中國文化降為次文化，後者因為中共在經濟上搞共產、文化上與中國傳統決裂，「走自己的發展道路」，遂與留在原軌迹上的香港愈行愈遠。 文化心理 迥然大陸 今天回望，大家猛然察覺，香港雖毗連大陸，但六十年來，不僅在地域、語言、經濟體制這三方面自成一體，論文化心理特徵這一方面，亦與大陸迥然有異。如此，我們若和大陸政府一樣，按斯大林的民族理論歸類，可得如下結論：「『香港人』大抵上已可和內地的藏族、維族、蒙族……等量齊觀，成為中國範圍內的一個（馬列意義上的）少數民族」。嚴重如此。因此，我們有必要探討與大陸同胞以及和大陸政權的各種深刻關係，思考對 「中國」在不同意義層面上的認同。 思考不能憑空。中共十八大依然高舉馬列旗幟，因此筆者提議，首先多讀幾頁列寧、斯大林等社會主義宗師對民族問題的論述，因為他們提供的材料實在豐富，發人深省。斯氏在〈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文裏定義了「民族」一詞之後，繼續提出：在帝國周邊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的根本出路，不是民族自治，而是民族自決，權利包括與帝國徹底分離、政治上獨立。下面引兩段斯氏的原文給大家看： 「各國社會民主黨主張民族自決權。自決權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干涉這個民族的生活，毀壞它的學校和其他的機關，破壞它的風俗和習慣，限制它的語言，削減它的權利。」（這裏說的社會民主黨，即當時的共產主義政黨。） 「自決權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願望去處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權按自治原則安排自己的生活。它有權和其他民族建立聯邦關係。它有權完全分離出去。每個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註一】 看待「港獨」 偏於情緒 魯平先生如果還信奉馬列、還記得這些宗師觀點的話，很可能要重新思考自己對港獨的那種比較情緒化的態度。 也許左派朋友會說，斯大林不是馬列理論的最高權威，其思想水平不過一般，上述文章觀點很可能不正確；況且，中共不提斯氏、只掛馬列肖像久矣，不必再拿斯氏的民族理論來說事。的確，斯氏的理論水平總的來說很一般，但他這篇文章的地位卻不同凡響，是馬列理論精華，連他的政治死敵托洛茨基也如是說。不過，托氏其後在其力作《斯大林評傳》第五章爆料：斯氏的這篇文章，觀點是列寧的，而且幾乎是列寧把着他的手寫成的，還不知替他修改了多少次，而這個寫作背景，是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親口告訴他的。【註一】 也許有人還認為，由於托氏一向反斯，他爆的料不可靠，應該拿出列寧本人的論述看清楚。那很容易。斯氏文章於1913年刊出之後，列寧意猶未盡，於翌年與另一社會主義巨星羅莎．盧森普的大辯論中，寫出〈論民族自決權〉長文，強調了同一觀點： 「從歷史—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的綱領中所談的民族自決，除政治自決，即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以外，不可能有什麼別的意義。」 「俄國無產階級負有兩方面的任務：……首先是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不僅要一般地承認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認建立國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認民族自決權，民族分離權。」【註一】 回歸之前 強調「自治」 可見，馬列宗師對民族自決這個基本原則徹底支持。當時，奧地利的一些左派學者認為，讓分散各地的少數民族報個名，成立文化意義上的自治組織，讓他們管理自己的民族教育、民族文學、藝術和科學，建立學院、博物館、美術陳列館、劇院等等，俄羅斯不再在文化上壓迫他們，就可以了。 但列寧、斯大林等人對這個提法十分反感，強調這種「民族文化自治」絕不足夠，必須起碼實行「區域自治」，賦予整片土地上的政治自主權，方才正確。大家留意到，馬列主義在革命奪權之前，十分開明寬鬆，和革命以後的高壓政策完全是兩回事；這可以惡意解讀為俄共上台之前好話說盡，一上台就翻臉，根本靠不住，就像中共對待香港一樣，回歸前強調「高度自治」，回歸後強調「不是自治」，回歸前強調「不變」，回歸後強調「可變」。 不過，俄共當年所以變臉，筆者比較善意解讀，認為原因有二。其一是因為要向專制的沙俄奪權，之後的幾年更需保衞政權免被內外敵人推翻；此點無可厚非。其二是因為要實行強迫性的共產經濟，並且訂出目標，誓要把生產力提升至高於西方國家的水平，以證明共產主義優勝；為此，不惜對人民實行全面專政。兩個原因相加，終令俄共變質成為後來的那個樣子。 台共統領 暫歸中共 長篇大論講馬列民族自決理論，讀者會問，到底對中國有沒有現實意義？實情是，意義重大。茲舉一「猛例」：台灣獨立運動及其綱領，最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搞出來的，遺害至今，而其指導思想，正正就是上述馬列民族自決論。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創黨黨員當中的林日高、謝雪紅，都是來自中共的過檔黨員（台共失敗後，謝又回鍋中共，1970年病逝北京）。當初，台共組織上歸由日本共產黨直接領導，正式名稱是 「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那是因為第三國際理論家認為，一國之內的革命應由單一的該國共產黨統領，而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可視作日本的一部分，中共對此並無異議。 但是，當時日共在日本受嚴厲打壓，自身難保，台共於是暫歸中共領導，是以創黨大會上有中共代表而無日共代表。然而，創黨大會提出的台共綱領，第一條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第二條是爭取台灣民族獨立，第三條便是建設台灣共和國。今天所謂的台獨「教父」李登輝，其實並非台獨的祖師爺；不過，李早年是中共黨員，心懷台獨之志，顯然和上述馬列理論有莫大關係。如此，這個理論對中國的現實意義還算小嗎？【註二】 民族自決 兩個但書 然而，筆者只是介紹了這個馬列理論的一半，另外一半才真正關鍵。 馬列的民族自決論，俄國革命者其實沒有認真實踐；十月革命之後，俄共讓少數民族名義上成為獨立國，然後這些名義上的獨立國「被加盟」到俄共領導的「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裏，接受鐵腕統治。1949年中共建國，更沒有出現由藏族、維族組成的獨立民族國家，反倒是鎮壓獨立運動的行為卻時有所聞。原來，馬列的民族自決論，有兩個但書，道理都很簡單。 其一：馬列的社會理論是一種線性發展論（「進步主義」），認為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分階段發展的，最高級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觀點底下，處於同級社會的不同民族的分離運動是完全值得支持的，如挪威脫離瑞典、沙俄周邊的很多少數民族的分離運動等，列寧都極力聲援。若是一個民族要脫離一個比較低等的社會，則更是一種進步。不過，若有低等少數民族要脫離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就是「反動」行為，絕對不可。（最近，一些人認為釣魚台應該劃給日本，因為日本這個民主國家比大陸先進；道理和上述馬列主義線性發展論如出一徹。） 其二：馬列認為，分離主義是專制體制之下的大民族沙文主義獨有產物，不僅社會主義之下不可能出現，在一些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也不會出現，或是根本不可能形成氣候，不值得無產階級政黨或社會主義國家支持。斯大林這樣說：「國家愈民主，對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就愈多。俄國是半亞洲式的國家，所以這裏的侵犯政策往往採取極粗暴的方式，即蹂躪的方式。不用說，所謂保障，在俄國是少到最低限度的。德國已經是多少有些政治自由的歐洲式的國家。無怪乎那裏的侵犯政策從來不採取蹂躪的方式。在法國，保障當然更多些，因為法國比德國民主。瑞士更不用說了。那裏由於有高度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各民族都自由地生活着，不管它們是少數還是多數。」 斯大林還說：「把民族矛盾減到最小限度，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國的例子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為此就必須使國家民主化，使各個民族有自由發展的可能。」這個說法相當開明、合理。（注意這裏講的是受壓迫的民族的自決問題；隨便一個地區、州、郡要獨立，通常不可能，也不是斯氏討論的內容。） 「高人一等」 便可出兵 問題來了。當初，中共真正追求共產，因此，按馬列線性發展論，在國民黨專制統治時期支持蒙獨、倡導台獨，有百分之百的理論根據。毛氏建國，實行社會主義，社會形態「高人一等」，因此出兵入藏、鎮壓低等社會農奴主領導的分離主義運動，又反過來反對台獨，等等，訴諸馬列理論，亦皆完全正確。但是，1978年起，大陸走資，政治上卻不走相應的資產階級民主，而是保留了史無前例的專制制度，經濟上很快墮落成權貴資本主義，貪污變成千萬黨政幹部的「第一需要」。另一方面，台灣從九十年代起，已進化為典型資產階級民主社會，香港亦起碼是半民主、很自由、高度法治的社會，從馬列觀點來說，在在比大陸先進。那麼，當台灣出現獨立運動、香港浮現分離意識之時，北京還可根據什麼道理去反對乃至打壓呢？ 北京可以不用馬列、只用民族主義為根據，要求愛國一家，排拒分裂。不過，這還是有不少「馬列麻煩」。專制政權借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鎮壓分離分子，史上很多，沙俄當年那樣做，列寧完全反對，批之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北京要翻炒沙俄的這個把戲，於馬列理論行不通。 「馬列麻煩」 或可去除 筆者探討幾個解套方法，給有關人士參考。 一、摒棄馬列，自然不再有任何「馬列麻煩」。不過，馬列肖像掛在天安門上，主義也在十八大文件裏重複確認，全國認真學習了，轉彎比較難。 二、強調自己「發展了」馬列主義，而馬列宗師個別文句已經過時，大陸現在搞的，才是二十一世紀如假包換的社會主義。其實，這個說法已經沿用多年，屬於比較低等的詭辯，國人大多一笑置之，當政的大概自己也不相信，今天再拿出來當真要別人信，恐怕得費一番唇舌。 三、大膽在今天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實行「資產階級民主」，讓社會制度逐步趕超台、港，令分離意識消失、獨立運動止於未然。這個做法最有效，筆者最支持。中聯辦官員如果不信此法行得通，可隨便到街上抓一個搖獅龍旗的分子問問：大陸搞民主、香港搞普選，你們還分離不分離獨不獨？答案一字咁淺。無他，這些獅龍旗派，骨子裏，龍的成分不一定比大陸當官的少，只不過摒棄了當下的狹義的「政權中國」。 當然，北京可以什麼都不做，罵你就罵你，打你就打你，不必給理由。國家不解釋。在大陸，這叫「不折騰」。馬列也有一個經典講法，叫「哲學的貧困」。 註一：本文引的列、托、斯氏文章，三篇都可在「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站上看到：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電子搜查容易，筆者不列章節頁數。 註二：關於台共初年的活動，公開的資料已經很多，1933年黃師樵的《台灣共產黨秘史》是最早的論述。台共黨綱，網上容易找到。這裏說的台灣共產黨，與年前在台灣出現的同名小黨沒有關係。 《信報》特約評論員

魏京生：中共十八大――泰坦尼克号船长室里的会议 Posted: 13 Nov 2012 10:14 AM PST 图：据报道澳洲富豪克莱夫・帕尔默有意委托中国船厂建造一艘21世纪复制版的泰坦尼克号 2012-11-13 上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的十八大和美国大选一样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很多人认为这两件事，都具有决定人类命运的重要性。美国是否能够从衰落中再次兴起，确实非常重要。那么中国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因为中国这个最后和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和二十年前的苏联一样，面临着不得不进行一场彻底变化的转折点。当年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民主化，曾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的人口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军事力量世界第三。其重要性与当年的苏联和东欧集团相比，大致相当。如果她从独裁专制的共产党体制，转变成为民主的政体，或者任何其他的政治制度，都将使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的半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持续下去的阶段。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很高，但是国内消费却很小，生产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按照生产总值计算，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国内市场计算却是个经济小国。 这样的结构不仅难以应付国际市场的变化，而且给其他国家的市场造成了困扰，不可能被其他国家长期容忍。而且正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就更加让其他国家难以长期容忍。这种殖民地式的经济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正常经济破坏力也相对很强。它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现在已经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了转折点；或者变成完全的市场经济；经过痛苦的调整之后，改变结构成为以国内消费市场为主的正常的经济结构。这样经济可以平稳地继续发展，可是一党专政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自由化，以及它所带来的官场腐败的极度扩展而崩溃；或者扩大名义上的国营经济，实际上的党营经济。这样可以保证党对社会的控制力。最近十年来正是这样做的。那么生产和经营的效率必然会大幅度下滑；腐败水平会加速上升；再加上已经超过危险线的基尼系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必将爆发。这个体制，这个政权还是会崩溃。 共产党内的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险的悖论。他们和老百姓一样期待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进一步自由化的经济体制，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前提，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并且扩大进口市场，是保持经济发展和缓和国际贸易纠纷的前提条件。而经济结构进一步的自由化，必须也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或者说，真正的民主和相应的法律保障，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前提条件和必然结果。 没有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的改革，就没有结构调整的可能，也就没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也就无法走出死胡同。这也正是人们殷切地关注着中共十八大的主要原因。如果十八大的领导集团能够完成和平演变，那么中国就可以走出死胡同，而且是以损失较小，代价较小的方式走出死胡同。 如果不能和平演变，几乎可以肯定随之而来的就是暴力革命。在暴力革命中，上层阶级付出的代价将远远大于中产和下层民众，而且肯定包括流血的代价。因此，新一代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些明智的人，懂得这是唯一的出路，也正在释放着改革的决心，或者说正在制造舆论。 但不是所有人都期待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真正的改革必然是一场巨大的利益调整。很多有钱有势的人会失去他们即得的权势和利益；更多的穷人会得到利益和人权保障。改革会得到穷人的支持，但同时也会得到富人的强大的反抗。一般来说，穷人的数量很大，可是对政治的影响力远远小于富人。在专制体制下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中国和民主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民大众几乎没有决定权。而正在北京开会的几千名党的代表也只有微乎其微的决定权。决定权掌握在现任的和前任的几百名中央委员们的手里，也就是通常人们议论的寡头政治再加上老人政治。 从开会的第一天看，就形势不妙。老人们昂首挺胸地走进了会场，标志着他们赢得了这场竞赛。政治报告给继任的寡头们定下了调子：既不能走毛泽东左派的老路（这是一句废话。因为谁都知道那根本就不可能了）；也不能走民主国家的邪路。必须和只准许在保证一党专政前提下的小幅度调整。换句话说：泰坦尼克号只能沿着既定的航线，灾难性的、毫无希望的冲向已经可以看见的冰山。 不过政治报告也不一定就算数。故事总是会有情节变化和跌宕起伏。特别是在专制暴君面前的保证，不一定就是真的。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新一代领导人掌握实权之后再翻脸不认人。苏联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么干过；中国的邓小平和华国锋也曾经这么干过。古代的历史故事就更多了，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创举。 我和他们一样抱有这样的希望。但也做好了另一种准备。因为民主强国们的资产阶级，并不一定希望和容忍失去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就增加了中国民主化的难度，延长了四分之一人类的苦难，也延长了人类的灾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林达：社会最重要的是正义 Posted: 13 Nov 2012 10:10 AM PST 采访：常识报刊亭 　　林达，是美籍华人作家丁鸿富与李晓林共用的笔名。他们出版的作品包括“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西班牙旅行笔记》、《带一本书去巴黎》、译著《汉娜的手提箱》等，被誉为介绍美国最好的作者之一。 　　然而林达一贯行事低调，读者对他们所之甚少。6月中旬，《常识》得到机会采访丁鸿富先生。丁先生告诉《常识》记者：“以前所有的媒体采访我们都谢绝了，但接受学生采访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多接触学生，从学生那里感觉到我们的未来在什么地方，使内心增加一点光明”。 　　（因丁鸿富先生和李晓林女士的家规便是不在公众场合曝光，《常识》尊重其意愿，故不载出丁先生的图像资料。） 　　“文革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结，对于我们这代人，自从经历了文革，就摆脱不了它。在我们的内心，文革的阴影永远存在，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愤怒，对文革的耿耿于怀，会一直伴随我们，直到我们走向坟墓。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有一种苦闷，盼着国家变化，但总觉得变化迟迟不来。” 　　常识：您是1991年出国的，出国前在国内有些怎样的经历呢？ 　　丁鸿富：我和妻子这一代，俗称“老三届”，就是文革时正好在读中学。我们都是老三届中的最后一届，读的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学——复兴中学。妻子是引人注目的优秀学生，什么功课都好，连体育都好。 　　她的父亲是一位教授，文革开始后被叫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于是妻子首当其冲受到迫害，连她的老师也受到当时政治观念的影响，认为阶级感情是最要紧的，对待敌人就应该冷酷，对敌人的冷酷才是对人民的温暖。 　　多年后，这位老师拜访妻子家，表示很后悔，每年圣诞给我们寄卡片。后来我相信人是有天生良知的，人可能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干扰，天生良知被遮盖、被扭曲了，但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有天生良知的。 　　我家在爷爷这代非常穷，父亲带着叔叔到上海学徒，干最苦的活——打铁。后来父亲开了一个打铁作坊，然后变成小工厂，成了“资本家”。叔叔一直在工厂做工，最后做了车间党支部书记，党组织就要求他和父亲划清界限。这是当时我父亲最难以接受的事。 　　文革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结，对于我们这代人，自从经历了文革，就摆脱不了它。在我们的内心，文革的阴影永远存在，我们对于文革的批判和愤怒，对文革的耿耿于怀，会一直伴随我们，直到我们走向坟墓。我们不会摆脱文革这个词，因为它是我们青少年时期如此惨痛的经历。 　　虽然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文革，可是文革对你们来说也许是古代史。所以我希望年轻一代，读一点有关文革的历史，不要对这一段历史茫然无知，因为实际上文革还在延续，还在继续。 　　常识：文革以后呢？ 　　丁鸿富：文革时我们去黑龙江插队，文革后进大学，毕业以后我们才结婚，恋爱十年。妻子在同济大学留校任教，我在上海铁道学院。读大学以前，我和20几个里弄里的中老年妇女组装小日光灯，每天在那里拎螺丝，一天挣7毛钱。 　　常识：88年你们从大学辞职，为什么辞职呢？当时在大学里做老师不是一份很让人羡慕的工作吗？ 　　丁鸿富：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有一种苦闷，盼着国家变化，但总觉得变化迟迟不来。80年代我们盼着政治体制改革、新闻更自由、出版更自由、说话更自由。在85、86年有过一些希望，但87年开始，出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很尊敬的方教授被开除出党，气氛一下子很肃杀。 　　到了88年，妻子的系主任找到她，让她“不要乱想，不要做不该做的事。以你的才华，我退了休，系主任就是你了”。妻子站在窗口，说：“我在这里混几十年就是变成你啊”。于是，当天下午她就辞职了。 　　我也受不了当时大学的那种氛围，价值观开始扭曲。大学的党的系统对我也不好，认为我反动。其实，我只是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正确的话。接着我也辞职了。 　　辞职后，我们到建筑工地给人家管工地，挺有意思。和工人们住工棚，晚上在草地上喝喝酒，也蛮好的。 　　“真正导致我们写书是因为妻子写过一封很长的信给她的一个大学同学。结果，大学同学回信说你的信好看，大家都说好看。我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用书信的方式避免了系统地写一本东西，这样可以掩盖我们训练不够的缺点，我们用写信的办法讲故事，讲故事是我的强项。” 　　常识：那后来是因为怎样的机缘的美国呢？ 　　丁鸿富：辞职后，我们要养活自己，妻子就办了一个设计事务所，做园林设计，赚钱赚得不错。但是，89年整顿个体户和私营企业，说个体户和私营企业是动乱的社会基础。我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罚款后只剩下700块。 　　于是我们就去了广东，帮一位港商盖海边别墅，他喜欢和我们聊天，说你们这样的人应该出去看看，看看西方社会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就没有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就有各式各样的人帮助我们，91年，我们很顺利就去美国了。 　　常识：您到美国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呢？ 　　丁鸿富：刚去的前几年做搬运工人、开卡车，也和妻子一起摆小摊，现在在佐治亚大学工作。我们没想做更大的事业，因为一开始想的就是观察美国。 　　常识：你们一开始就是报着观察美国社会的目的去的，但是为什么直到6年以后97年你们才出版了第一本书《历史深处的忧虑》？ 　　丁鸿富：写书是有很多偶然原因的。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妻子摆小摊，有时间。我有一段时间失业，就有时间看书。失业半年，很开心，有钱拿，还可以坐在图书馆看书。 　　当然，真正导致我们写书是因为妻子写过一封很长的信给她的一个大学同学。结果，大学同学回信说你的信好看，大家都说好看。我觉得这个办法好，我们用书信的方式避免了系统地写一本东西，这样可以掩盖我们训练不够的缺点，我们用写信的办法讲故事，讲故事是我的强项。这样对我们也有好处，因为开始动笔了，就会观察得更仔细，会有意识地去读书。 　　常识：谈谈您的一些观察吧。 　　丁鸿富：举个例子，我在美国最愉快的经历就是图书馆。去任何一个图书馆，工作人员都一个劲的谢你：Thank you for coming。 　　为什么呢？它是有道理的，图书馆建设的钱是哪里来的？图书馆是不挣钱的，图书馆是一个花钱的地方。钱从哪里来？公共图书馆的钱来自于税收，税收是通过政府拨款给它的，那么在制度上必须有一个安排，就是它必须是值得给的。什么样的图书馆是值得给钱的？它提供好的服务，好的服务里头包括：Thank you for coming。 　　在美国的图书馆，读者不叫“reader”，而是“patron”，翻译成中文就是“事主”、“恩主”。因为你借书，帮了图书馆一个大忙。公共图书馆的的钱来源于税收，图书馆的出借率、收藏率、馆际互借率都是自动统计的，比较这些统计数据，政府和基金会根据这些数据给图书馆钱。如果一个图书馆得到的资金多了，就可以雇更多的员工，或者已经雇佣的人的job security 就会更好，不会被fire掉，这一切都来自于读者来读你的书，所以读者去他们就一个劲感谢。 　　常识：刚刚提到税收，中国人和美国人纳税人的观念差别很大？ 　　丁鸿富：对老百姓来说，纳税人的观念要深入人心。美国为什么连不怎么有文化的乡下人也有这个观念呢？因为他们对政治的直接接触都是local的。每一个小镇，每年都要开会讨论这个镇的钱怎么用，讨论小镇是需要改善图书馆还是改善老年活动中心。有时候太需要钱了，老百姓讨论结果“咱们加点local的税吧”。 　　在美国，税收是这样分流的。比如说income tax 是federal government 拿去的，州政府就有一个州收入税，叫做state income tax ，还有各个州的消费税，买东西的时候标价9.99元实际上要你付10.05元。多出来的那几分钱就是给州政府的消费税。这样老百姓的概念机清楚了，原来税收点点滴滴是我们给的。 　　中国是中央政府把大部分税收收起来以后再用下去，老百姓觉得这是个恩赐，体会不到自己实际创造了财富。 　　常识：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会使人产生不一样的观念？ 　　丁鸿富：我在中国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人立法的时候往往比较粗糙，结果这些法立了以后不是让人们遵守的，而是让人们破坏的，因为这法把人们的生路堵上了，不违法也得违法。 　　所以我们从法制建设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立法本身必须经过相关利益者的充分讨论、权衡。 　　常识：而在中国很多时候条例、行政法规比法律管用。 　　丁鸿富：对，中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宪法成了最摆设最没有人信的东西，更有效力的是国务院自己立的条例。 　　这和我们的三权分立原则没有确立起来是有关系的。其实，在美国也有这种现象，美国人通常认为三权分立的立法权属于议会，而政府不是。所谓的行政分支，只不过是执行这些法令的。但是政府也有自己的执行细则，所以就会有“总统行政命令”这样的概念，为了执行某一个法律，总统作出一个命令，而其实这个命令带有很大范围的立法的概念，这种命令全国是要执行、要服从的。 　　这个问题在美国法律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如果说总统行政命令一概而论全部都属于法律的话，它实际上破坏三权分立原则，因为它让行政分支也有了立法权，所以答案肯定是no；但是如果说总统一点没有下达行政命令的权力，那么有些时候有些法例，总统就很难实行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总统继续发布他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是可以被挑战的，如果你发现有地方不对，那么就去挑战吧，告他的行政命令违法，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总统是可以告的。 　　常识：您的书里有很多司法故事，您对美国的司法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们特别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吗？ 　　丁鸿富：对司法感兴趣，大概就像年轻人对武侠感兴趣一样，首先因为它好看、好玩。 　　一开始，我们想介绍一点美国的制度的时候，想介绍的是三权分立、制约平衡、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政府权力是需要限制、需要防范的。这几句话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如果我要把它写成一本书，有两个选择，我可以写美国制度的特点，第一三权分立；第二制约平衡；第三司法独立的理论和来源。可是这样写，大家会看吗？另外一个方法：讲个故事。讲理论是我们的弱项，我们没有在大学课堂上学过这个，但讲故事就是我们的强项了。我和妻子经常互相讲故事，讲得都很有意思。 　　讲司法比较多，因为司法体系本身有意思，而且美国的司法在法庭上把美国政府、老百姓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社会对老百姓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老百姓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头？ 　　常识：安全。 　　丁鸿富：正义的社会。一个社会至少应该正气，应该好人当道，好人可能受苦、可能吃亏、可能输了甚至蒙冤了，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整个社会应该是好人抬头的社会。在美国，这一点我们体会是很深的，尤其是这法庭上，法庭是维护社会正义最重要的地方。 　　我做过半天陪审员，对我教育很大。法庭这个地方是open to public，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但是他塑造了一种氛围，无论来的人有多少，法庭都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里是要寻求正义的。 　　正义，是我们到美国以后很快感觉到的，因为我们是带着文革的伤痕去的。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并不打算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写，而是为我们这个年龄，经历过文革的人写。事实上你们也可以感觉到我们的书里往往一个字也没有说中国，但每一句话都在说中国。 　　“中国人有谨慎、不为名利诱惑的传统，你们夫妇，大家也都知道你们是很克己的。但是，你们得知道，名不是世俗的一种东西，名是一种责任，你们应该完成自己的责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是你们自己的来决定的，但你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种责任。” 　　常识：您书中大部分的观点是在90年代形成的，那么现在有没有改变呢？ 　　丁鸿富：如果有不一样的话，并不是因为时间或者认识的深化，而是因为发生了911。911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人出现了一个共识，就是要防范恐怖事件。所以以前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开始做了，比如摄像监控、允许司法部窃听。 　　有一个很有名的案子，美国禁止种大麻。但是在以前，种大麻是很普遍的事情，有些人把大麻种在家里，用灯光照射它，给它一些光线和热量，它就可以生长。在屋里种，警察是查不出来的，因为警察不能进入家里。后来，美国警察发现红外探测仪可以探测出墙壁温度，只要弄一辆车，装一个探测仪，一间间房子照射，哪间房子温度特别高，就说明这件房子可能是有问题的。 　　这个案子里警察开一辆装有探测设备的车在街上巡逻，检测每间房子的温度。后来引起了美国人权组织的抗议，状告警察违反了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不得侵犯公民的家。警察辩解说他们没有侵犯，只是使用仪器，并没有触碰。案子后来一路告到最高法院，争执不下，一位女士在联邦最高法院上的一句话对案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说：一位美国女公民，如果她每天都要洗桑拿浴，她有权利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是什么时间洗的。 　　然而911以后，警察是有可能打赢这样的官司的，只要不妨碍生活，这种监视是被允许的。也就是说，911以后，为了安全，美国人牺牲了很大一部分自由。 　　常识：所以对美国人来说，安全其实仍然是首要的？ 　　丁鸿富：现在应该说，安全是更基本的需要，而公正的需要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理念的需要。可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正的话，是非常没有意思的。 　　我认为公正又是和个人责任有很大关系的。公正不是等来的，这个概念在美国很清晰：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人，你才有资格去要求社会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苟且偷生、屈服于不公正的人，你就没有权利要求公正。 　　常识：这涉及到公民责任的问题，身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不仅有权利也有义务。那么华人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程度怎么样呢？ ——来源: 常识报刊亭 | 来源日期：2012-11-12

凌锋： 入常焦點人物汪洋李源潮 Posted: 13 Nov 2012 09:26 AM PST 走近十八大：中共十八大11月8日將在北京開幕。大會及一中全會將決定高層人事及政治路線。這次大會的形勢極為複雜，面臨空前激烈的鬥爭。本特輯根據會前資訊及歷史資料對大會相關的權力分配及政治改革議題，作出分析與報導，等待大會的印證。 汪洋與李源潮（左右）是18大政治局常委人選的爭議焦點。由於胡錦濤政治上的保守倒退，竟然支持劉雲山壓倒汪洋，而李源潮則受到六四屠夫李鵬的激烈攻擊。 十八大常委人事是中共改革與否的指標，本文指出，七人入常名單中，習李之外，只有張王比較肯定，排除名聲惡劣的劉雲山是黨內外共識。關鍵人物汪洋李源潮的進退，應該由七中全會差額選舉決定，抵制李鵬江澤民的幕後干預。 在十七屆七中全會召開前夜，十八大召開前的一個星期，作為權力最高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還在變。其實名單的不斷變化，只是中共內部不同派系對外放出的不同消息，有真有假。有不同需要，也就有不同版本；或者是本來有初步協議，因為情況變化而翻盤。總之，是黑箱作業，因此真相只能以最後一分鐘決定的官方版本作準。 胡錦濤可能留任軍委主席 由於所有消息來源都沒有具名，其真實性也就要打許多問號，不要說許多與中共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海外華文媒體，即使是權威的外國媒體，也很難做到準確。到執筆時為止，比較可信的消息，應該是韓國中央日報對來訪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的採訪。因為這是「實名制」，他也有相當的地位，又是對外發言，自然比較慎重，經得起一定的檢驗。金燦榮的講話有幾個要點： 第一，澄清了最近不斷由境外媒體報導的政治局常委人事消息；那些消息基本上是有利於江澤民派系的，江澤民雖然還有一定影響力，但影響力已經不大。 第二，希望胡錦濤退下軍委主席，以增強習近平影響力，也就是改革的影響力。但據中共軍網透露，胡錦濤主席辦公室主任的陳世炬將出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那是走十年前江澤民秘書賈廷安的路，說明胡錦濤很可能將繼續保留軍委主席職務。 第三，總結胡溫十年，肯定胡溫十年的功績。但是如果溫家寶主導經濟被肯定，胡錦濤的政治改革就使人失望。但胡主導的兩岸關係被肯定，因為有別於江澤民的武力恐嚇。 第四，外交情況惡化。由於胡錦濤是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是否應該由他負責？這是否也顯示釣魚台爭議可能進一步降溫？ 第五，明確習近平在推行太子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但是許多中國問題專家似乎根本不知道有這個綱領存在，即對中共太子黨及推這個綱領的劉源、張木生缺乏認識。 應該承認，金的講話還比較客觀，也是比較傾向習近平的立場。他敢對外講這些涉及中共內部的敏感問題，公開評論胡錦濤與江澤民，除了可能有後台，有意放風，也反映中共政壇出現了一點鬆動的氣象。 政治局十名委員有資格入常委 人們最關心的還是未來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因為中共權力結構還是金字塔式的集權統治。根據各種消息來看，常委人數決定為七人應該已經成為共識，以便容易「集中」決定政策。但是哪七人？則是眾說紛紜。 首先，這七個人是從現政治局成員中選出，不過要剔除超齡者。何謂超齡？十五大時以七十二歲劃線，江澤民續任，喬石退下。十六大時則是「七上八下」（六十七歲上，六十八歲下），江澤民把他不喜歡的李瑞環一起帶下，此後這個潛規則基本未動。按照這個規則，現政治局十一個人有機會，在薄熙來出事以後，剩下十個人。據說，胡錦濤原準備將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辦主任的令計劃作為大黑馬跳級進入常委作為隔代接班人，但是不幸北京三一八凌晨著名的法拉利車禍，死者正是令計劃的兒子令谷，貪色問題曝光，不要說入常，連中辦主任的職務也提前讓給栗戰書了。 不到六十七歲的十名政治局委員及其年齡是：習近平59、李克強57、王岐山64、劉雲山65、劉延東67、李源潮62、汪洋57、張高麗66、張德江66、俞正聲67。 誰入常機會最大？根據大量消息來看，習近平與李克強是鐵定的。這已由五年前十七大把他們列入常委，就確定了他們雙接班的主角地位。從失蹤事件習近平以退為進，寧願讓出儲君地位，就迫使其他常委及政治老人與他妥協，可見他的接班地位已不可動搖。 張德江王岐山入常第二選 除習李之外，比較沒有爭議的是張德江與王岐山。江澤民喜歡張德江的名字，胡錦濤喜歡他留學北韓金日成綜合大學的背景，張德江出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曾經出版《習仲勳主政廣東》一書，並接見習仲勳的遺孀齊心而得到習家的好感，因此入常沒有什麼阻力，雖則在處理去年七二三溫州動車慘劇被批評，但是接任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穩住局面，沒有出亂子，可以將功補過。 王岐山是太子黨，岳父是十三屆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姚很保守，但是王岐山從事對外經貿事務已有相當經驗，形象比較開明，派系色彩也不突出，因此入常沒什麼爭議。他的高調行事作風，江澤民派系一度想讓他取代李克強的未來總理職務，但是因為涉及「雙核心」的更換，牽動太大而未遂。 十人中最沒有希望的是現任政協副主席的劉延東。本來作為女性，而且也是太子黨，有人捧她，如果像台灣有「保障名額」，未始不可以作為女性入常的突破，尤其適合做統戰工作。然而她口碑不好，太靠攏江澤民而出賣團派，胡錦濤很不喜歡她，工作能力平平，加上已到六十七歲年限邊緣，因此入常渺茫。 原不被看好的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長期在廣東工作，轉山東、天津第一把手，都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容易出成績。在廣東與江澤民女將黃麗滿結緣；在深圳時，也對養病的習仲勳無微不至的照顧，讓習家非常感激。久未出巡的胡錦濤，九月二十日居然到天津考察，被當作為張高麗造勢。故傳入常有望。 胡錦濤支持劉雲山嚴控傳媒 薄熙來案爆發後，被看高一線的是與薄唱對台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但是這兩個月來，各款名單中已經把他踢出，理由是他還年輕，下屆還有機會。汪洋與李克強同歲（57），李克強五年前就已入常，汪洋五年後還太年輕？故年輕說不能成立。 汪洋表面上是團派人馬，又是胡錦濤的安徽同鄉，實際上他的改革主張已經與胡錦濤漸行漸遠，胡錦濤趁機以犧牲他作為與其他派系討價還價的籌碼而未力保他入常。如今公開支持汪洋的是溫家寶。然而，正是溫家寶與汪洋比較「激進」的改革主張，尤其汪洋在廣東肅貪行動，嚇壞那些利益集團成員。 而根據某些版本看來，取代汪洋入常的竟是本來呼聲不高的中宣部長劉雲山，他與政法委書記周永康都是眾矢之的。但是他作為團派，對媒體的嚴厲態度，頗得胡錦濤讚賞；二○○五年劉雲山主導出版庫恩署名的江澤民英文傳記《他改變了中國》，其吹捧功夫深得老江歡心。近來他似乎也摸到習近平力圖改革的心跡而讓媒體唱些改革調子，以圖討好習近平。 甚至有消息捧他不但入常，還可能主持書記處，出任國家副主席，真是馬屁萬歲也。彭博通訊社對習近平家族財富的報料，《紐約時報》對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導，中宣部毫不猶豫將他們的網站屏蔽，應該深得最高層的歡心，顯示他們需要一條看門狗，哪管他有沒有其他領域的工作經驗。 俞正聲讓賢汪洋是否可能？ 十月中下旬，又有最新版本的消息傳出。現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將出任國家副主席。早先曾傳他已經出局，原因是也六十七歲，缺乏競爭優勢，且被視為鄧小平家族的代理人，因為擔任過鄧大公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總經理；鄧家已經過氣。但他是江青前夫、中委黃敬的兒子，也屬太子黨的老大哥輩而有競爭優勢，而為人圓融也少樹敵。雲南省長李嘉廷案的「公共情婦」李薇，他是一名皮條客。 最近傳出的入常名單，俞正聲的名字又頻頻出現，蘋果日報報導，上海市流傳說，俞正聲願意出任國家副主席，但是不入常，把常委名額留給汪洋，也算他體恤比他年輕而有改革雄心的人。這種讓賢風格現在殊為少見。 俞正聲被傳入常，那誰出常呢？居然是原來被視為十拿九穩的現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李源潮也算太子黨人馬，父親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副市長李幹成。整個一九八○年代，李源潮都做共青團工作，擔任過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無疑是團派；而他的太子黨與上海背景，他與曾慶紅有良好關係。他的工作歷練非常完整，除了團中央，還有宣傳部門、組織部門，並且在擔任江蘇省長與省委書記時，有不錯的政績。他思想開放、知識多面、工作踏實、人脈廣泛，是主持書記處的最佳人選。 李鵬插手人事亟欲幹掉李源潮 什麼人與李源潮誓不兩立？原來是李鵬。據各方的報導，李鵬多次向胡錦濤告狀，指李源潮數度在高層會議上提黨內民主，要將幹部選拔方式的改革作為政治改革的前導進行試點，並已著手進行相關方案的研究。李鵬認為，拋開黨所堅持的，行之有效的幹部任用方式，是想從結構上徹底改變共產黨，刨共產黨的根——這個嚇人的帽子，可能打動處事保守的胡錦濤。還有消息稱，李鵬告李源潮，還因為六四後，李源潮在共青團保護了一批人，因而擔心李源潮成為常委後，會平反六四。 李鵬是現今退休元老中的極左分子，是六四屠殺的第二號禍首，拆李源潮的台並不意外。但是李鵬還有不能宣諸於口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兒子李小鵬的問題。李鵬二子一女最早下海撈錢致富。李小鵬與李小琳分別是電王、電后，經常炫耀富貴。但是李鵬嫡系羅幹十七大退休，心腹高嚴也因貪污於二○○八年在李鵬包庇下潛逃國外。 政壇無人繼承李鵬的香火，唯恐家族被清算，於是急急安排兒子小鵬棄商從政，辭去華能國際電力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職務；二○○八年五月出任山西省副省長。李源潮身為組織部長，對省部級幹部的升遷調動有管轄權，可是四年下來，李小鵬還窩在那個常常發生礦難而領導幹部難以卸職的地方，眼看十八大換屆，也沒有李小鵬的喜訊，相信這是李鵬要拉李源潮下台的主因。但李鵬很難得逞。 常委人事應在七中全會公開評選 可是十月二十三日明報報導說，中組部與中宣部已經提前交棒，年齡適宜的李源潮如果不入常，還會到哪裡去？如果李鵬扳不倒李源潮，那恐怕是他的災難的開始。因為李鵬倒潮不但得罪不少政壇人士，也引發對六四屠殺的新仇舊恨。而中共第五代的改革，平反六四是繞不開的，鄧小平已經死了，承擔最大罪責的就是李鵬，即使不交法院審判，在千夫所指下，李鵬的日子也屈指可數了。 十八大常委的人事，可以判斷共產黨是否想要改革的指標，因此觀眾希望缺乏改革意識的，不准入常；有意改革的，必須入常；這是胡溫十年改革停滯的最大教訓。 現在看來十八大還有兩個變數不可不留意：一是常委七人九人之爭，二是七上八下的潛規則。這兩條都是人治的規定，沒有固定的合理性，任何變動都會影響人事的安排。 江澤民最近頻頻亮相，想做什麼？繼續操控第五代？而習李一代又會聽任擺佈？我看不能。江澤民是不是想與李鵬結合，捂住六四不讓平反，為李鵬陪葬？ 因此，汪洋、李源潮被排斥入常，就是十八大一個重要的看點。他們如果被排斥，應該訴諸輿論進行公評，至少也要在七中全會上交中央委員會討論，必要時進行投票，選出提名名單，交給十八大及十八屆一中全會，進行差額選舉。從選出來的人選中，可以檢驗十七屆中央委員會與十八大代表的眼光與素質。這也算是改革的序幕吧。標籤： 《開放》雜誌  2012年11月號  http://www.open.com.hk （穿越30多年時空的重要評論，以及人生的酸甜苦辣，請看林保華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新舊評論還在繼續增加與上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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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央军委主席的难题：军队腐败（纽约时报）
• 吕意：港独啊，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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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大：政治报告保守，权力斗争惨烈（林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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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中共换届中的艰难选择

新中央军委主席的难题：军队腐败（纽约时报） Posted: 14 Nov 2012 10:25 PM PST JANE PERLEZ 报道 2012年11月15日 北京——中国新领导层即将接掌军队之时，出自知情人士的一条针对军队腐败的批评开始流传，其中警告说，贪污和大范围的滥用权力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威胁跟美国一样大。 作为《为什么解放军能赢》一书的作者，刘明福大校的声音并不孤单。 按图放大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十八大结束后，空姐们在人民大会堂外面敬礼。 相关文章 中共换届中的艰难选择 解放军的艺术风 今年早些时候，一名位高权重的军队首长发表了一次情绪激动的演讲，将腐败称为“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几天之后，根据媒体的广泛报道，总后勤部副部长、知名将军谷俊山因涉嫌腐败而被捕，现在正在等待审判。据报道，这名将军通过非法的土地交易赚取了巨额利润，还把原本应分给退休干部的400多栋住宅送给了朋友。 刘源上将在演讲中说，这些过分腐败的行为，与藏在深处的整体腐败比起来，或许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刘源上将是新任党领导人习近平的朋友。 习近平拥有军事血统，他的父亲是一名游击队领导人，曾协助毛泽东在1949年掌权。对他来说，正在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军队将成为他在国内站稳脚跟、对国外施加影响的根基。 但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严重贪污和无耻牟利行为给这名新领袖出了一道难题。正如刘明福大校和其他一些人所警告的那样，这个问题可能会削弱共产党的地位。 作为这个国家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的一部分，习近平预计会同时就任12人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北京时间周四上午中共已宣布习近平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编注）。即将离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预计会打破先例，不会像之前的领导人那样，在退休后的一段时间之内继续保留掌握军权的机构的最高职位。 近期发生的与日本和东南亚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增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激起了民众对强大军事力量的渴望。如果习近平想要着手揭露公共资金的浪费问题，上述情况可能会给他带来政治风险。 在十八大的开幕讲话中，胡锦涛表示，中国将致力于成为一个“海洋强国”。这是讲话中为数不多的涉及外交的言论之一，意味着中国政府将会维持军事支出的两位数增长。 但是，现代化和更高的预算带来了更多的腐败，这一问题在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之中普遍存在。 中国分析人士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中，这是陆军第一次被迫放弃在军事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 他们说，中国前空军司令员许其亮将被任命为副主席，这让空军在重大决策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陆军将领、前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也将成为副主席。 中国分析人士表示，这两个人将负责中国军队的日常事务。 中国国防大学前教授刘明福大校在他的书中写道，解放军已经有几十年不曾经历考验，并且已经变得自命不凡。“作为一支30年未参战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危险和头号敌人是腐败。”他写道。 刘明福大校因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梦》而成名，这本书充斥着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论述中国应该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快速取代美国全球“第一”的地位。 在他的新书中，大校拿1894年的情况来做对比，当时的中国军队拥有来自欧洲的昂贵船舰，但却还是很快就被飞速现代化的日本打败。历史学家经常把这次败仗归咎于腐败。 属于贵族阶层太子党的另一名退休官员说，腐败现象贯穿整个军队，新一届军事委员会却多半不会发起持续的反腐运动。 “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是不会出现的，”这名退休军官在接受采访时说。“你不能做得太过，否则党的形象就太黑了，领导人不喜欢这样。” 的确，研究中国军事的美国分析家詹姆斯・马尔韦农(James Mulvenon)最近为《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撰文称，谷俊山中将被捕一事多半只是针对军内重要将领进行的又一次零星打击，并不是全面的整肃行动。 “在谷俊山被捕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五年多没有发生备受瞩目的腐败案件了，这说明的更多是反腐执法所受的政治约束，而不是人民解放军真实的腐败程度，” 马尔韦农写道。 新一届军事委员会阵容表明，对腐败问题太过直言有害于仕途升迁。 刘源上将未能在军委会赢得一席，尽管此前曾有支持者透露他有望进入军委。一些分析人士推测，身为中国前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可能在反腐败讲话中走得太远，引起了太多人的不满，甚至连他和习近平之间的情谊也不足以保证他的席位。 专门研究中国军队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军队也面临着组织方式过时的问题，这会阻碍其战斗能力。 这名西方外交官说，中国军队最显著的缺点之一就是，他们未能像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发展出一套可以带来联合指挥方法的体系，因此无法确保战斗中的总体协调，也不能减少海军、空军和陆军之间的竞争。 他说，中国军方官员曾讨论在军委会设立联合司令员职位，下设四名指挥官——联合司令员类似于美国国防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 但在成立新一届军委会之时，关于联合司令员的提议显然是遭到了否决。 “为什么呢？”这名外交官问道。“因为联合司令部首脑的权力将会比常委更大。”常委会是中国的核心决策机构，由担任党总书记的习近平领导。 ——纽约时报中文版

吕意：港独啊，港独 Posted: 14 Nov 2012 07:32 PM PST 自由撰稿人 吕意 更新时间 2012年11月1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46 香港中文大学最新调查便显示香港人自觉是中国人的比例是16年来最低的。 有一句粤语的歇后语是: “阿崩叫狗、越叫越走”意思是崩嘴人想唤狗过来，但因为他声音和其它人不同，狗听到后觉得害怕，不敢向前，阿崩更焦急，继续大叫，最后把狗吓跑了。 意思也很简单：做事方法不对便往往事与愿违，现在一些所谓的 “不要搞港独”的声音，正是这样的状态，“不要港独”的声音骂得凶，结果这些声音却把更多人想到这个方面，就算不是要香港独立，却多了人想到移民他方。 相关内容 林贡钦：不必过于计较港独问题 港媒结合十八大报告分析港独争议 大部分港人不认为港独势力抬头 更多相关的故事 当亲建制、亲北京和前大陆官员重量级人物尝试叫港人不要支持 “港独”、要做好中国人的当儿，香港中文大学最新调查便显示香港人自觉是中国人的比例是16年来最低的。 这个调查结果表示，更多的被访市民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越年青的被访者越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身份，抗拒中国国旗及国歌的人也增加了。 这样又如何? 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不代表是港独支持者，可有些人就是要装作不明白这一点。 “人心回归” 身份认同可以是个人情感层面的一回事，没有付诸行动的逼切性。但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立即发表评论文章，批评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关于港人身分认同的民意调查，认为大学应该少做这些 “玩弄香港人中国人”概念的调查，因为不利中港关系。 结果，这个调查反而得到更多人的留意，评论令更多人反感，因为触及了学术自由的界线，让那些早前反对强推国民教育等的负面情绪又再度一涌而来。 在回归前负责港澳事务京官鲁平和陈佐洱等，突然非常关心 “港独”，又说见到七一时出现的“港旗”感到痛心，鲁平批评鼓吹港独是傻瓜，但大部份香港人其实没有任何感觉，对于不少人来说，那些只是无伤大雅的个别事件而已。 这些文章和那些大喊港人人心要回归的声音一样，就是要港人配合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 的“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香港人一定能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这是否冲着港独争论而来，真是胡锦涛才知道，但大部份香港人是不会对这些话有感觉的。 旅游证件 但有些亲北京人士就是怕港人不够留意时事，如有政协代表便说上街挥舞殖民时代的英国旗是叛国、分裂国家行径。这些“小事当大事”的情绪话，究竟是要说给谁听？言论只会让更多港人反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社会已经越来越多人讨论港独，一些被视为意见相对保守和中产网络讨论区，往往少谈政治，最近也开始就这个题目作讨论。 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的时候，香港身份、国籍问题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对未来担心而不想留在香港，可是在十多年后，所谓的国籍，对于大部份人来说并不重要，反正都是住在香港，拿那国护照是要看免办旅游证件的国家数目。 就像近日便有讨论比较香港和台湾护照，大谈到美国不用签证的事。这些讨论是否代表要外国势力介入，或是要求香港独立呢？ “中国人”和“大陆人” 香港人身份在这些年来，因为不同的政治事件及社会运动而对身份多了自觉，像保卫皇后码头、菜园村、新界东北地区是否要和深圳融合发展等都唤醒了香港本土意识。 再加上“西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办公室）治港”、内地人是“蝗虫”论调所造成的对立情绪，确是让不少人更着紧香港人这个身份。 可是如果细心一点，在香港很少听到“我不是中国人”而多是“我不是大陆人”。“大陆人”这三个字，对于不少人来说，带点不文明的气质，同样，最新的叫法“强国人”也有相似味道。 相反，对于“中国人”这三个字，却是较为中性，当然近日有人表示“不是中国人”，又如何？也是他们的个人选择。 而近日各方就港独的批评，令更多人反思何谓香港人、中国人。这样的情况对于年轻的一辈，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主权移交前那一段时间就身份认同的争议，这些声音却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一次重要洗礼。 经过这几年香港的政治发展，年轻人会倾往那个方面？ ——BBC

张炜：十八大名单显示“各派平衡” Posted: 14 Nov 2012 02:36 PM PST 更新时间 2012年11月1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36 Facebook Twitter 分享 转寄朋友 打印文稿 “18大中央委员会名单显示各派妥协结果” 新的十八大中央委员会名单公布。学者认为，新名单体现了各派的平衡结果。 中共十八大闭幕并选出205 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包括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副总理王歧山、张德江、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中联办主任彭清华等。 相关内容 音频：张炜分析十八大中央委员会名单收听04:15 视频：中共十八大闭幕 代表谈发展道路收看01:58 纽约时报：新兴贵族阶层主宰中国政治 更多相关的故事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的张炜博士认为，新的名单体现了中共各派之间的平稳妥协结果。 他表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可以看出，除了薄熙来以外，17大产生的政治局委员中目前在67岁以下的基本都进了18大中央委员会。 王岐山 国务院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王岐山不仅名列中央委员会里，他还在中央纪律委员会名单里。 张炜认为，这就基本摆明了王岐山在十八大中央政治局里的地位。 他说，王岐山因此可以肯定会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一职。 另外，受到有关儿子车祸丑闻传言困扰的令计划仍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名单，这更说明各派之间的妥协。 张炜说，过去类似的内定政治局委员无法获选进入中央委员会有先例，比如中共十三大时的邓力群等。 有待观察 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没有出现在十八大中央委员会名单中。 张炜认为，这并不代表胡锦涛就不再留任中央军委主席。 他说，江泽民在十六大时也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单里，而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 关于这次十八大中央委员的选举和过去的不同，张炜说，虽然按中共的说法，这次选举的差额更高，更体现民主化。但因为候选人都是上面指定的，这样的差额选举并不能说明十八大在民主方面的有多少进步。 ——BBC

18大：政治报告保守，权力斗争惨烈（林保华） Posted: 14 Nov 2012 01:40 PM PST 图为浙江台州边防警察官兵集体组织收看胡锦涛18大政治报告 2012-11-14 经过惨烈的权力斗争，中共18大终于落幕，通过了几个报告的决议，也产 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千呼万唤的政改，在胡锦涛所做的政治报告里面没有明显体现，还充满胡锦涛个人的极端保守风格，是说明仅仅是胡锦涛的个人问题，还是表明未来还是这个腔调？这是关心中国局势发展的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不必去看胡锦涛的长篇大论报告，只要从一句话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内心世界，也是中共高层相当一部分人对政改的真实思想。这一句话就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有人说，这是调和左右、左右逢源，我则认为，这是“宁左勿右”，坚持左倾保守的立场。为什么这样说呢？“老路”指的是共产党的老路，“封闭僵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改旗易帜”却是邪路，邪恶的道路，不是敌我矛盾是什么？ 实际上共产党的老路是野蛮残暴、杀人放火的道路，只有“改旗易帜”才是中国的希望。所谓“改旗易帜”，就是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当然，接受过程不是囫囵吞枣，也得一口口、一步步。如果把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当作“邪路”，中国还要进行什么改革？ 所以胡锦涛大谈这个监督、那个监督，全是连篇空话，这种空话说了几十年，还能继续骗人吗？真正的监督，就是权力的监督；这就必须分权，相互制衡。维持“一党专政”，还是独裁统治，谈什么改革？ 其实，就是每个报告的决议里重复至少一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够烦了，共产党四个朝代，已经超过中华五千年史中的“唐虞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再加民国共和国”。假若中共还可以千岁，每十年加一个标签，那就要一百个标签，不把人整成疯子才怪。就连这个党八股都改不掉，还能期望什么？ 至于政治局常委的版本，到十八大闭幕，还有新版本出现。香港有线电视在十一月十四日早上居然还报导有十八大代表说，政治局常委维持9人，推翻了8月份的北戴河工作会议的结论。如果那位代表不是胡说八道，这个反覆也够惊人的，因为有一篇博文刚说，常委之争出现过六次变局。总之，不到常委名单的文字见报，还可能有变！ 高层人士安排的争斗，固然表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也由于后期传说，倾向改革的李源潮、汪洋被踢出常委，也显示其中还有路线之争，反改革实力的猖狂。 说“你死我活”不为过，除了薄熙来案已经涉及谷开来杀人；3月18日的法拉利神秘车祸，在当时的中办主任令计划儿子令谷车祸身亡中两位受伤的西藏女郎，一个已经回到青海，另一个在抢救脱险可以讲话后，不知说了什么不应该说的话，就被医生一针打死。这里面有没有灭口的可能？ 斗争不但惨烈，而且还是黑箱作业。这种情况不改变，难保不会发生军事政变。因此不时有政变之说传出；更因为新的军委人选提前上位，就表明军队不稳，要用异常手段来实现交替。 这样的“惊险”情况不改革，5年一次，恐怕连中共高层也受不了。倒是民众可以抱着看戏的心情，看看你们在玩什么把戏？可是一旦发生政变，甚至内战，那么老百姓也将被迫卷入。再到人民大逃亡时，周边国家也没有看戏的心情，新一轮的“黄祸”就成为话题了。 改革非走不可。改革有风险，不改革就一定有危险。改革涉及许多利益集团，包括台上几乎每个人的家族利益。因此不可能用简单粗糙的手法，也不要进行报复清算，而须营造和平改革的气氛。台湾、缅甸都是榜样。虽然改革比起革命是温和的，但是如果遇到强力的抵抗时，也必须用强制的手段，否则改革者也会死无葬身之地，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郑义：环保部长周生贤是否涉嫌脑残？ Posted: 14 Nov 2012 11:37 AM PST 2012-11-13 据国际财经日报消息：针对今年发生的什邡事件、启东事件以及PX问题，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党组书记周生贤在十八大表示，中国在环境方面正处在敏感时期。而环境问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周生贤表示，从必然性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些环境问题，这是规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已经大为发展，在环境方面正处在敏感时期。” 周先生实在不愧为共产党的忠实走狗，一句话就把中国环境灾难的责任从共产党肩上摘下来，撂到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性上。我说他是狗，并无人格侮辱的意思，不少环保主义者都自称为狗，为民众看门。我也自诩为狗，甘愿为中国老百姓守护家园。周先生所说的环境“敏感时期”一词很妙，意思是说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必然出现环境问题。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诡辩。打个比方，我们可不可以说青春期是性的“敏感时期”呢？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就必然出现性犯罪呢？当不可以。因为99%以上的年轻人并没有性犯罪。环境污染确实肇始于工业发展，但是，在所有经历了或经历着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中，无论东西方，唯有中国有如此严重的环境灾难和如此强烈的民间反抗。这种事实，不知道周部长将作何解释！其实，周部长正是在作解释。他的解释是：不必紧张，现在是中国的青春期。我怀疑周部长是脑残：这不过是“中国特色”，哪里是什么“规律”。中国环境灾难引发的群体事件，按照官方统计，每年数以万件，年均增长率高达29%，去年超高速增长，达到120%，而且范围持续扩大，对抗烈度不断增强，终于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蔚为壮观的景象！ 我猜想周部长也自觉心虚，他不敢展开对于“敏感期”的阐释，很快就转到了细节。他说“因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未批先建，二是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三是所在地政府的执政能力问题，四是有关重大项目社会风险评估的法律不健全、机制不健全。”接下来，他提出了四点措施： “第一，加强依法环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事。中国是法治国家，在环境影响方面也是有法可依的。”——如果有发言权，我们会忍不住问一句：既然中国是“法治国家”，“有法可依”，为什么不依法制裁呢？ 周部长的第二条：“大力推进信息公开，把环境影响评价所涉及的信息，包括各级政府所做的承诺，全部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说的多好！但是，不公开不接受监督我们又能拿他们怎么办？ 周部长的第三：“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力度，在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上下功夫。”——这句话讲得不好，恐怕有副作用。去年环境群体事件的年增长率已经达到120%，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周部长还倡导“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力度”吗？ 最后一条，第四：“建立健全社会风险评价机制，从源头上预防突发事件。”——这可完全是痴人说梦。连人赃俱在你都不能依法惩治，谈何预防！ 最后，我想给周先生一句忠告：想完全回避制度问题是讲不清中国环境的。一句真话不敢讲，讲半句也好呀。您的副部长潘岳先生已经被消音，不再大胆放言，但他总还是要不时讲几句环境治理的“制度支撑”、民主与法治等等。“青春期”（“敏感期”）之类的话，千万不要再讲了。叫人笑话。 2012年11月13日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裴敏欣：习近平应如何调整中美关系 Posted: 14 Nov 2012 11:14 AM PST 裴敏欣 2012年11月15日 Daniel Haskett 中美政治日程遵循着不同的运转周期，不过，每隔20年，中国的领导层换届就会和美国的总统大选同时进行。所以，随着奥巴马总统再度当选，以及习近平被指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两国现在拥有一个充分衡量双边关系的机会。 两位领导人可能不愿高声明言这一点，但他们私下里会承认，中美关系现在已陷入困境。虽然新闻报道的头条都被人民币汇率和贸易争端问题占据，但使两国关系恶化的真正原因更为深刻，而且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过去两年里，两国在战略上的互不信任已经升级，正在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不能很快结束这种状态，将会导致激烈的对抗，对两国都造成伤害。 中美两国互相指责对方使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奥巴马政府认为，需要采取措施反制中国对领土争端和军队现代化展现的主动性。而中国领导人也越来越敌视美国在越南、菲律宾以及日本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给这几国提供的外交支持。更重要的是，中国厌恶美国采取的所谓转向亚洲战略，即增强美国在西太平洋海军部署的计划。 所以，两国领导人最应优先考虑的头等外交大事就是重新设定中美关系的基调。当然，鉴于中日关系几乎崩溃，习近平必须下大力气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不过，他必须意识到两个相互勾连的事实：就中国的长期利益而言，中美关系要远远重要得多，修复和日本的关系只是朝这一方向迈进的第一步，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了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的内在重要性；过去30年里，这种意识避免了危机彻底地破坏两国关系。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也极有可能继续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力图避免和美国进行对抗。 然而，保持脆弱的现状正在变得愈加困难。有几个趋势加剧了双方互不信任的局面，其中包括：双方的力量对比正在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对军事层面的过度关注、可能将美国拉进来的的日益激烈的领土争端，以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习近平和他的同僚需要重新调整相关政策，来向第二届奥巴马政府表明，中国希望能够建立更加牢固的双边关系。 作为重新调整的开端，中国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解决与邻国，特别与是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一旦习近平就任中国领导人，他将会表现出中国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将遵循国际法规。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中美两国在东亚的战略竞赛中的最危险的潜在动因就会被移除。 另外，作为重新调整的一部分，中国还需要改善恶化的中美安全关系。两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差异所导致的战略不信任将会使这一点很难实现。但是，中国还是能够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逆转那些负面因素。一方面，可以让中美军事交流变得更有实质意义；另一方面，双方可以制定规则来避免在海上发生擦枪走火事件。为了避免潜在的灾难性事故，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双边对话也绝对至关重要。 当然，中国仍将遭到美国的怀疑。但是假如习近平能够采取主动并拿出具体方案，他就会发现，奥巴马政府将乐于接受他的好意。 为了改变美国对自己的看法，习近平的重新调整计划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进行内部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保守性倒退是引起中美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习近平可以从一些更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开始，来对这种情况做出改变，例如释放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允许他保外就医。 诚然，政策的调整不会让中美关系的本质快速发生改变，但是它将在塑造习近平果敢而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形象方面起到很大作用，让人们看到他打算与美国建立更加稳固的双边关系。 裴敏欣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翻译：张薇、陈柳 ——纽约时报中文网 CHINA CHANGES LEADERS The U.S.-China Reset By MINXIN PEI November 15, 2012 Daniel Haskett THE political calenda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llow different cycles, but once every two decades China’s leadership transition occurs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So now, with President Obama’s re-election and Xi Jinping’s anointing as chief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oth countries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ke stock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se two leaders may not want to say it out loud, but they would privately admit that U.S.-China relations are in trouble. While the value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and trade disputes dominate headlines, the real cause of deteriorating ties is more profound and potentially dangerous. Mutual strategic distrust has escalat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and is creating a vicious cycle that, if not stopped quickly, could lead to a fierce rivalry harmful to both countries. Washington and Beijing blame each other for the growing tension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China’s assertiveness on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it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must be met with countermeasures. Chinese leaders have grown increasingly antagonistic to U.S. diplomatic support for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and Japan in their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China. Most important, Beijing resents the so-called Asia pivot, Washington’s plan to beef up U.S. naval asse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us the top foreign-policy priority for both leaders is to reset the tenor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Of course, given the near-collaps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Xi will have to devote considerable energy to defusing tensions with Tokyo. But he must be aware of two interlocking realities: that U.S.-China relations are far more critical to China’s long-term interests, and that repairing ties with Tokyo will be only the first, but vital, step in that direction.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op Chinese leaders are acutely aware of the intrinsic importance of a stabl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wareness has prevented crise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from totally destroying relations. It is also highly likely that China’s new leaders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a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and try to avoid confront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maintaining a fragile status qu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Several trends — changes in relative power in China’s favor, the one-sided focus on the military aspect of America’s Asia pivot, escalat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that could dra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 are exacerbating mutual distrust. Xi and his colleagues need to initiate a policy reset to signal to the second Obama administration that Beijing seeks to put ties on a more solid footing. A reset could start with concrete measures to resolve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China’s neighbors, particularly Japan,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Should Xi succeed, he would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at China will abide by international law in resolving such issues. Success would remove the most dangerous underlying dynamic in the Sino-American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A reset also needs to stabilize the deteriorating security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ill be difficult because of the strategic distrust caused by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two countries. Yet, China can still take substantive measures to reverse the adversarial dynamics. Making Sino-American military-to-military exchanges more meaningful and substantive is one. Agreeing on rules to avoid naval accidents is another. Initiating a bilateral dialogue on cybersecurity is absolutely critical in avoiding potentially calamitous incidents. Granted, Beijing will continue to encounter skepticism from Washington. But if Xi takes the initiative, with concrete proposals, he should fi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receptive. To shift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his leadership, the third component of Xi’s reset is domestic reform, especially political reform. The conservative backsliding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is the deeper cause of the worsening U.S.-China relationship. Xi can reverse this dynamic, beginning with a more symbolic step, such as releasing Liu Xiaobo, the jailed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under medical parole. To be sure, this policy reset would not quickly alter the na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but it would go a long way toward establishing Xi’s credentials as a decisive and forward-looking leader intent upon nurturing a more durabl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Washington. Minxin Pei is a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at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and a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t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陈奕廷：北京公园里的另一种“十八大” Posted: 14 Nov 2012 10:46 AM PST 陈奕廷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15日 十八大期间，趁着没什么事可以采访，我到了北京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寺庙。寺内十分静谧，历史与宗教感给我带来了一些安定的感觉，身处其中，仿佛这里与北京这座充满“喜迎党的十八大”气氛的城市无关。 冬阳下，老北京人在聊着天、打牌或下棋；老妇推着老夫在轮椅上晒晒太阳。这景色最是和谐，比什么都好。七十多岁的老张跟我聊上了天，听说我从台湾来，他又招呼了几位同伴过来一起闲聊。 我像一个闯入者，给他们寻常的午后生活带来一些刺激。短暂的开场后，他们开始对着我高谈阔论，像是诉苦、又像是在对我上课。从旁观到加入话题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纷纷拉着我说个人的经验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我一时错觉，感觉身在北京公园内召开的另一场“十八大”。 老张跟他的同伴都是中国国营企业的下岗员工。他先从房子谈起，他像是在试探我立场似地问，靠挣来的工资肯定买不了在北京的房子，你说在北京买房的那些人，都靠什么买的？ 我没办法回答。老张自顾自说下去：北京人现在都买不起自己的房子，房子拆了后给的钱，要跑到五环外才能住；看病也很贵；去庙里拜拜甚至也要钱。他排斥那些来到北京的人，认为这些人都不是靠工资生活，是靠裙带关系致富，然后来北京买房买车，炒高了物价，让北京人生活不了。 话说了一半，他向老杨打招呼，并向他介绍我是从台湾来的小伙子。老杨恰好是从河北来的，他纠正老张对“外地人”的指控并不准确。他说，北京外的人更穷，就是穷的要死了，才来北京找机会，结果来了这里也没办法生活。 讨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讲着充斥在他们身边的腐败或者不公平现象。说到医疗保险的钱过少，医院太贵且没有人味，还背地里收钱。提到贪腐，有人马上说，以前医院拿钱是私下里的，现在都是公开要，甚至是考大学差五分，一分一万都能补上。 在他们眼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是党富民穷、社会势利。 “我认为，对于中国最好的发展就是不要再发展了。”老张把讨论带入了新的阶段。另外一个原本在打扑克牌的许先生立刻接着说：“胡锦涛跟温家宝都说要整党，要不然会亡党、亡国，我的看法是，这问题不是点的问题，是面的问题，根都烂了……” 又有位老人家接话说，你看看这十八大期间多少人戴着“维护治安”的红袖章做戏，到处都有检查，真不知哪来那么多坏人，这个党要防谁啊？另外一人马上回答，这就是心虚。 讨论至此，似乎有点一发不可收拾，更多的人聚集过来发言，也有一些人悄悄避开。 留下来的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毛泽东时代最好，也充满了人情味。 我听到后的感觉可能像是大陆人第一次在台湾听到大家讨论台独似的，整个身体在寒风中发热。 我疑惑地问这群老先生，在文革的时候，人与人的撕裂不是最严重的吗？大家忽然沉默不语。第一个跟我聊天的老张缓缓开口说：“是啊，那段是不好。” 一位老人家告诉我，改革开放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是他们怀念毛时代的原因。他说：“毛主席的时候，一个县长的钱能有多少，要贪污也贪不到哪里去；工厂里，我们喝苦的，那厂长能喝甜的吗？你瞧瞧现在一个县，就可以搞多少钱。”从河北来的老杨说，都是从我们这种人身上挤出来的。 那，你们觉得胡锦涛这十年做得怎样？温家宝呢？你们关心新领导班子吗？我又提出问题。其中一名老人家对我说，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胡锦涛跟温家宝是怎样的，我们这里不像台湾，没有人认识真正的他们。 老张拉着我说，电视上你看到老百姓说的话，那都是安排好的，台词背错还得重来，不能信。他又指着几公尺外一个坐在椅子上的老婆婆，她袖子上也有保护十八大安全的红臂章。老张说，在我们这里，谁都知道她根本连站都站不太起来了，她能保护谁？ 我故意问：你们现在穿的也暖，在北京也有房子，还能对政府发牢骚，不也挺好的吗？一名老人家马上说：“你以为我们是牲畜吗？你看看旁边这老胡同，两代人的住房只有七平米。”另外一个人笑着说：“你这样说，那你别住台湾来这里住好了。” 老张拍拍我说，台湾还是不回来的好，人都要过更好的生活才能活得长久愉快。 我继续说，改革开放带来国家富强，中国也的确是世界强国了啊。话毕，老魏刚好吐了一口痰，大家都笑了。老张接着说：“我说这是骗自己人的，如果真这样子，钓鱼岛干嘛不打呢？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因为小日本后面有老美，我们那些爷的儿子、孙子，还有搞来的钱，都在国外，打个屁！” 最后一个插话进来的老先生说，我看了政治局报告了，最后胡锦涛说，2020年要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你们怎么看。老魏说，我看吃糠差不多；老张说，他们那些人十年前都小康了，2020他们会变成大康，我希望我自己不在了，别再受苦。 这个讨论会议持续了约一小时后，自动散去了。 临走前，我特别再向开头跟我聊天的老张说了声谢谢。之后我上了一台计程车，开车的师傅今年44岁，他的成长经验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问他对于十八大的看法，他腼腆地一开始不愿意说，仅说自己没念过啥书，不太懂，但是透过后视镜，我看到他的脸上有藏不住的光彩。之后他话匣子打开了一点，说了改革开放好，大家都安居乐业，这就是党给大家的希望，十八大召开，让他更感受到爱国的气氛。 当我把刚刚在公园里讨论的几个话题转述给这位司机师傅后，他愣了一愣，之后缓缓地说：“他们怎么能跟一个外人说这些……” 陈奕廷是台湾媒体人，他正在北京采访十八大。 纽约时报中文网“一件小事”栏目征稿：如果你目睹了新闻事件，如果你经历了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情，如果你面对巨大的权威、压力或者情感不吐不快，请写下来，投稿给“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尊重个体表达，讲述真实故事。字数大约1500-2000字，投稿信箱： my.s...@cn.nytimes.com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解读十八大：政府的边界，市场的规则 Posted: 14 Nov 2012 10:20 AM PST 连清川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15日 对于中国人而言，每五年一度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乃是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看热闹的外行总是热衷于猜测新一届的执政人选；而许多行业中人，却恐怕更关心的是政治与政策的变化。因此，一些新的提法与概念，总能成为热点。 在十八大的报告中，胡锦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句话，已然成为无可争议的关键词之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自然，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这是一种新鲜的表达方式，尽管在民间与学术之中，这种关系早就已经成为一种通用话语。通常的解读方式，也可以认定是正确的解读方式，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将会更加开放，给予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从而给予民间和民营更多的发展可能 不过，报告中紧随的两句话，却通常被忽略过去：“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尽管后面两句话乃是对前面一句论述的解释或推进，但这两句话本身所产生的矛盾，却深刻地反应中国政府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时，其理想与现实、愿望与利益的冲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种无奈妥协。 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细化成千千万万种，但归结起来本质的无非两种：其一是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其二是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 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也有无数种方式，政策直接控制，比如准备金率、基础建设投资、低碳政策等，都会对市场产生直接的影响；准入与审批制度，财政与金融杠杆等，都能够对市场进行控制与影响。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显现出种种矛盾的情形。似乎中央政府有意放权，而地方政府则疑虑重重；垂直管理的条，与横向管理的块之间，利益与权力之间矛盾众多，难以协调；部门与部门之间尽日争吵，难以一致。在多重矛盾之中，政府的松绑政策即便有利市场，都未必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因而，中国政府在对于市场的控制上，显现出混乱、无序与随意性的病征。其端在于政府对于市场的管理方式，并不以一个常规与稳定的治理形态出现，或者更简单地讲，并非以整齐划一的法律形态来管理，而是以权力与权威的划分来进行。中央与地方、条与块、部门与部门、地方与地方之间，处在一种日常的对抗与争辩之中，以非常规的博弈，来替代正常的行政，那么自然也就无以形成一种稳定而对所有人都行之有效、公正平等的市场控制模式来。 因此，政府对市场的控制问题，其根本的解决牵涉到的，乃是更加本质的政治体制改革，而非经济体制改革。 而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乃是一个更加现实、更加矛盾与更加利益纠缠的问题。其根本问题，就在于老生常谈的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现实。中国政府所执行的，不仅仅是对市场的监管与控制，而且是市场的最重要参与者。国营企业的扩张，就是政府市场参与扩大近年来的一个重大变化。 由于中国政府目前仍然所行使的是一个万能政府的职责，因此，其对于市场发展过程，本身就有过深的介入，尤其在资源分配上。2010年的4万亿计划，本身就是对市场发展的一个深度干预。4万亿中多数的资本，都流入了资源本来就已经丰富的国营企业中。国营企业的资本过剩，与民营企业普遍的资金困难，恰成比例。在市场竞争之中，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调，对于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不公平。 由于国营企业本来就是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因此在政策倾斜、补贴、贷款等方面，都有着天然的优势。有国营企业代表国家力量参与了市场竞争，已然造就了市场机遇不平等的现实。在多次地王的拍卖之中，在互联网领域的竞争之中，在钢铁企业的并购中，处处可以看见国营企业的强势身影。 近年来在经济领域中讨论焦点之一的国进民退，即是政府参与竞争的一个恶果。经济学家陈志武提出这造成法制与市场化的倒退、就业增长下坡、普通民众收入下降、产业调整不利于民主法治进程停滞，而学者章立凡更认为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 国营企业几乎垄断了金融、国防、能源、电信、铁路和港口这些关键性资源领域，而民营企业只能在具有极度残酷竞争的领域例如服装、食品、汽车、互联网等领域发展，难以形成国际型的大企业。而即便是这些领域，也由于国营企业的普遍存在而使民营企业发展困难重重，成本增加，连生存也都难以为继。 与国营企业发展相关的，乃是政府对于市场竞争无所不在的控制与扭曲。国营企业可分为央企与地方企业，这些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了难以分割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企业在市场准入与审批上具有天然优越性，而民营企业则必须通过大量普遍的寻租，才能进行正常的开办与运作。在如此竞争环境之中，民营企业的所谓“国民待遇”或者表面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梦而已。 在政府政策与国营企业的双重挤压之下，民营企业大量选择“红顶”——出售给国营企业，例如蒙牛出售给中粮；或者寻求国营企业的保护，例如山东钢铁厂兼并日照钢铁厂，都是一种市场逆淘汰过程。 国营企业的普遍进击，与民营企业的大规模撤退，令人回想起早年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局势。随着大型国企的垄断与资本的增值，重回一统天下，未必不是可能。 在一种正常的市场制度下，由于政策与法律具有普适性，民营企业不必寻求政府与国营企业的保护，增长的速率与扩张的路径，由企业本身的能力所决定，因此经济活力旺盛；政府所提供的不过是市场总体调控与控制，民营企业判断市场有基本的基准，成长空间则庞大；政府企业所提供的仅仅是公共产品与服务，民营企业的竞争与兼并，都在正常范围之下进行，则必须约束自我，市场伦理健康。 因此，所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非是明确政府的边界、设定制度标准、退出竞争市场、提供公共服务，才能让市场的规则起到作用。要真实地去实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恢复政府边界与市场规则的常识，是必须的第一步。 作者为IBTimes中文网总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

孙大午：民企呼唤真正的市场经济 Posted: 14 Nov 2012 09:46 AM PST 图为孙大午 孙大午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15日 有人问我：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不是亮点？怎么看？ 我说这不是新意。差不多十年前，大约在2004年，国家就提出“平等准入、公平待遇” 原则，对“非公经济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非公经济36条”）；2010年，国家又明确鼓励非公经济投资“医疗、教育、交通、水利、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土地整治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再到这次十八大，中央的态度一直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就是要大力支持非公经济，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虽然中央的态度明确，政策清晰，但落实起来难度很大。在非公经济中，民营企业是主体，民营企业中，中小企业是主体，但目前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处境堪忧。 民营中小企业的困难，集中表现为创业难、发展难，寿命短。 创业难 这十年来，国有经济越来越强势，但民营经济却不断在萎缩。如果把市场比作战场的话，国有经济就是正规军，民营经济则是游击队，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如活在夹缝中，很不容易。有的中小企业因为证照不全，活得像贼，东躲西藏，偷偷摸摸，而且“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的帽子一直罩在他们头上。可以说95%以上的民企都处于一种非法生存状态，比如说大午集团快30年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执行国家规定的双休日、法定假期，以及法定假日加班的双薪、三薪的制度？我觉得几乎95%的民企都不会执行这些法规。实际上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的，都是国企人员、外资企业或者公务员，因为我们很多中小企业连工资都很难保证，怎么能实行五天工作制，怎么能享受这些假期呢？从这一点来看，说95%的民企都是非法生存并不为过。 许多民企被执法部门以“非法集资”、“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等名义扫荡，“非法”成了民营经济的专用词，或是中小企业的代用词。国企有这些“非法”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下，国企就是政府的“亲生子”，而民企是“私生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是自然的，逢年过节进贡上香是应该的。 民企的创业难，还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证照办理。虽然1990年代以后，政府搞依法治国，各个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但很多民营企业仍很怵和政府部门打交道，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办证照、跑路子、找关系之中。 发展难 现在有些民营企业家看起来很风光，开着奔驰、宝马，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其实在目前体制下，很多企业家们内心很煎熬。他们常常为几十万、甚至几万块钱而发愁，为什么？因为企业的利润常常不足以支撑本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的企业难以融资，去借高利贷，结果企业会深陷泥潭，所有的利润都不够还高利贷的利息。在民间，20%利率的高利贷都是低的，可是企业的利润率往往只有10%左右，一些种植养殖企业，利润甚至只有5%，即使是还正常的银行贷款后，企业都很难支付工资、利息、社保和税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还何谈发展？ 媒体曾经梳理了近些年来自杀或者被判刑的十来位民营企业家，也包括最近的吴英。他们都曾是亿万富豪，都曾风光无限，但通过这些人的案例，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是多么险恶。 民营企业的发展难，主要是土地和金融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老大难的问题了。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一是金融，二是土地，三是劳动力。劳动力是跟随金融和土地走的。可是现在国家对金融是垄断的，国有银行与民营中小企业不对等，民营企业得不到国有银行的支持，正常的民间借贷或民企融资又被作为“非法融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来打击，让无数民营企业家栽倒在这个雷区。 现在虽然表面上开放了村镇银行，但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甚至是唯一股东仍然是国有银行，这样的股权结构导致民间资本无法参与，而且现在的村镇银行经营偏离了初衷，热衷走“设机构、铺摊子”，依靠大企业、大储户，民营中小企业依然得不到金融支持，没有切实可行的融资渠道。 至于获取土地资源，难度就更大。民营企业办不下来土地证是个普遍问题。成都市工商联曾经对216家有融资需求并反映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进行调查，其中明确是因为“土地证”原因融资困难的企业有125家，占57.9%。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造成众多民营企业不能取得土地证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或没有土地指标，或土地费用被挪用，具体原因极为复杂。但在我所知的案例中，因地方政府原因而无法取得土地证的情况，比例高达90%以上。 长期以来，中国对农村的土地实行“三不变”政策，即土地的性质不变、土地的用途不变、土地的承包权益人不变。土地性质不变，就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简单地说，就是张庄的地不能变成李庄的地，而李庄的地也不能变成张庄的地，把土地固化在一个集体组织里，不能流转；土地的用途不变，就是土地原来干什么就永远干什么。集体没有权力改变土地的用途。不仅土地的用途不能改变，连土地的权益人都不能改变。什么是权益人？如果发包方是村集体，承包方是村民，如果村民转包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只能叫“使用人”，不叫“使用权人”。这就更加限制了农村土地的盘活。农村土地“三不变”的政策，让民营企业在农村几乎无法生存，即使办起了企业，也会随时因为土地问题被界定为非法状态。 上述原因造成了近十年来民营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再加上铁路、公路、石油、能源，电信、金融、教育、医疗等国有企业垄断的这些产业长期实质性禁止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只能蜷缩在吃、穿、生活用品等领域徘徊，并一直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即使有几个高端的民企身在垄断产业，如果深究起来，也能发现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国有企业改制后发展为民企的，并不是纯正的民营企业。 寿命短 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李建伟的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根据我的经验，这一数字基本客观。这突出反映了民企生存之艰难。当然，民企寿命短，可能是资金、生产技术、信息管理等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无可否认，寿命短跟民企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民企寿命短，对整体民营企业的发展破坏极大。 国外的中小企业，比如日本，平均寿命高达30年，美国是40年，上百年的企业也很多。这样的企业重视研发和品牌，也注重企业传承。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寿命短，企业家没有动力进行上述长远的发展规划，只重视短期盈利，由此衍生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假冒伪劣产品和不良企业。即使个别企业家有操守，保证产品质量，但也绝不会在技术上进行正常投入，企业会一直在产业链低端徘徊。 要想解决民企寿命短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我认为最主要有两点： 一是产权制度。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中国的非公经济36条虽然从法律意义上明确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但在操作中，“民企种树，政府摘桃”的现象仍旧很多，这使得民企创业者缺乏安全感。 二是政府的服务功能不足。民企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着经验欠缺、资金不足、融资困难、信息不畅、市场垄断等问题，企业本身很难解决这些难题，需要政府的参与、支持和引导。只有政府服务到位，创造了良性的、宽松的市场环境，民企才能健康、长久发展，才能让民营经济成为道德经济、品牌经济和信誉经济。 民营企业创业难、发展难、寿命短，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仍非市场经济，而是“穿着计划经济的鞋，走市场经济的路”，政府重在“管制”，而不是“治理”，政府仍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中国现在所有的管理部门，比如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土地局、工商管理局、技术监督局，基本上还是30年以前的管理体制，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鞋。  过去30年来，中国虽然一再宣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结果我们看到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经济市场”，是“政府的经济”，“百姓的市场”。在这样的体制下，想要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所说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部门利益的关系，各个管理部门仍然会利用自己手中的部门法，制约民营企业的发展，油价、气价、水价、电价、地价、房价还是会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土地、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的开放似乎仍旧遥遥无期。 民营企业呼唤市场经济，期盼政府创造法治化的市场环境，经济政策一视同仁，脱下计划经济管制的鞋，消除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部门法规，真正让企业自由平等竞争，非公经济、民营经济才能破除万马齐喑的现状，重现万马奔腾的盛况。 孙大午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原董事长，现任该集团监事会监事长。2003年5月，当地政府以非法集资罪名逮捕了他，酿成名噪一时的“孙大午事件”。 ——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中共换届中的艰难选择 Posted: 14 Nov 2012 09:22 AM PST SUSAN SHIRK 2012年11月15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换届的大多数海外报道，都专注于预测新领导层会有哪些成员，并试图推测他们将带领中国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那些雄心勃勃的人都把自己的政见藏了起来，以防犯下可能导致壮志落空的错误。但是，此次换届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结构性特点，而且也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领导共产党的政客们正在打造相应进程，以便在挽救党的同时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以下将简要介绍，中国现任领导人在本周的选拔程序中将要做出的几个艰难选择。 领导层换届是专制政治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相关文章 中国太子党的崛起 十八大论政改为何没精打采？ 政改难有实质性推进 中美换届焦点：中国能否深化改革 十八大期间中国收紧网络信息监控 改革难有大动作 中国面对的最大政治挑战是，如何在缺乏公开合法的领导层选拔程序的情况下，进行最高层的权力交接。多数专制政府的倒台原因都是领导层内讧，而非民众暴动。伊利诺伊大学的政治学家米兰・什沃利克(Milan Svolik)称，1946年到2008年间倒台的独裁者当中有三分之二都是被内部精英所推翻。近期的薄熙来事件，以及党内在如何惩罚他的问题上产生的明显分歧，已经使得党的领导人格外担心内讧的危险。如果他们没能在这次换届过程当中妥善完成权力瓜分，党可能撑不过未来十年。在下一次国内或国外政策危机到来之时，特别是在危机引发公众抗议的情况下，顶层的激烈较量可能会变成公开斗争。中国领导人仍然记得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濒临崩溃的并不是抗议活动本身，而是领导层对于如何应对抗议的分歧。 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瞬息万变，因为共产党要奋力维持精英阶层的团结及群众支持，而市场经济以及与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已为社会带来了剧变。毛泽东过世后，邓小平试图稳定党的统治，方法是把任期限制和强制退休变成制度。2002年，共产党让时任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卸任，这是一个重要成就，第一次实现了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和平离职。胡锦涛也会遵循先例，在任满两届之后卸任，这一点没有人真的怀疑。然而，在你争我斗的过程之中，中国政客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更改规则，多数规则既不成文，也不曾公开宣布。他们有时会扩大约有24个成员的中国最高统治团体政治局及其核心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以平衡不同派别的势力。进入政治局的年龄上限渐渐放低，现在是67岁，领导人们通过这个方便好用的招数来摒除对手，并减少合格竞争者的数量。 最高领导机构的规模 希望中国恢复经济改革的人都应该密切关注，领导集体是否会由九人减少到七人。政治局常委会以集体决策的方式统治中国，这一管理机构每周开一次会。2002年，常委会的规模由以前的五人、六人或七人扩大到九人，每位成员负责一个具体的方面（经济、立法、反腐、国内安全、宣传等）。 规模较小的领导集体会提高高层决策过程的效率和效力。中国按照一致通过的原则制定政策，如果顶层领导都没有意愿或能力做出最终决断，这个体系将会停止运行。在这个方面，党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因为领导乏力而招致了国内的恶评。谁也不希望中国出现又一个能够贸然推行大跃进或文革之类莽撞计划的毛泽东式独裁者。但是，挑战在于缔造一个领导集体，并让该集体能够以高效权威的方式遏制党政军三方那些各自为政的利益团体。过去十年里，这些利益团体一直在操控国策以谋私利。 规模较小的政治局常委会应该可以更好地对抗既得利益，进而尝试亟需的经济改革，也应该会倾向于更加稳定明智的外交政策。 但是，将金字塔顶层的人数缩减为七人会加剧权力瓜分的问题。现在，权力仅次于政治局常委会的20人政治局当中有八位成员的年龄符合提拔要求。如果常委会只有七个席位，那么除习近平（下一任总书记）和李克强（下一任总理）已经占据的两个席位之外，这八位角逐者中只有五人会得到任命。（还有可能，一颗格外耀眼的新星从政治局之外直接升入常委会。）壮志落空的的三个人会默默地湮灭在政治荒漠中吗？还是会产生不满情绪、像薄熙来为晋升造势的时候那样去争取大众的支持呢？由于缺少公开公正、有约束力的选举过程，失意者出现不满情绪的风险就更大了。 国内安全和宣传事务领导的级别 关注中国人权、法治和新闻自由的人应该注意，国内安全和宣传事务的负责人是否会被降到政治局一级，而不是继续出现在常委会里。 过去十年中，这两个负责控制的官僚机构一直在夸大群众骚乱的威胁，以便争取更多预算，扩大自己在社会上的势力范围。中国社会学家以及其他批评者抱怨，这种所谓的“维稳”活动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只会拒斥公众的警察国家。正当法律程序几近完全丧失，原因是最高法院、司法部以及基层法院都听命于安全事务首脑周永康手下的中共政法委员会，周永康已经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在宣传事务首脑李长春的治理下，中国实施了大范围的审查行动，封锁并过滤那些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似乎无伤大雅的网上信息，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如果把这两个部门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是一个重大信号，表明其他领导人愿意挑战这些强势官僚机构，借此改善党的声誉。这也会增加中国实施相关改革、赋予法院和媒体更多不受共产党干预的自主权的可能性。 外交政策领导层 关注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美关系以及与邻国领土争端当中的表现的人应该留意，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最高官员，亦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是否能够跻身政治局，获得更大的权力。 中国尚未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以目前状况而论，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高级官员缺少对该领域的管辖权，原因是各种机构和国有企业把这个领域挤得满满当当，都在推销自己的议程，稀释了外交部的权力。这个领域的首脑只是有着300多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当中的一名普通成员，政治级别与普通的部长或将军一样。难怪在任的外交首脑戴秉国抱怨，当九个非军方海事机构、国有能源公司以及人民解放军海军擅自进入南海并引起亚洲邻国愤怒的时候，他试图对它们进行约束，但却无人听从他的号令。 如果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必须以更有效的外交政策来控制中国挑衅行为所带来的日益强烈的反作用，他们就应将下一任对外政策首脑晋升为政治局委员，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钱其琛那样。习近平需要负责的事情太多，无法独力协调外交政策。正因为此，在大多数其他政府中，外交部长都是最重要的内阁成员之一。 党和军队领导 任何了解中国军队快速现代化，担心近来出现的军队不服从命令迹象的人应该密切关注胡锦涛卸任共产党总书记之时，是否还会让出军委主席职位。 2002年，其他领导人通过允许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职位直至2004年，帮助他顺利退休。两个分开的权力中心并存的局面——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但江泽民继续对军队发号施令——让包括军队官员在内的整个高层都很不安。尤其是在外交和国防问题上，没人知道究竟是谁在掌权。两年后，江泽民终于卸去军委主席一职并将其移交给胡锦涛。但很多消息称，江泽民利用这两年过渡期巩固了自己在人员任命和政策决策领域的个人影响力。 很多中国批评者把胡锦涛时期政策过程的不稳定性归咎于他在江泽民后续影响力的阴影中不能完全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胡锦涛同时卸去所有职务，这将强化他在促进共产党执政制度化、清楚界定民权高于军权上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但这也会让他自己、他的盟友以及家人在反腐败调查面前失去一部分保护层，这种反腐败调查在毛泽东以后的时期成为了高层竞争的一种手段。 挑选领导人的程序 有些人关注的是共产党统治的脆弱稳定性，对他们而言，影响最深远的问题是，此次是如何挑选领导人的。如果在烟雾弥漫的决策会议室里的高层领导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他们会选择让中央委员会首次通过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人吗？ 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就会举行会议，投票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由300到400名中央党政官员、省级领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有权选举坐镇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总书记。然而，时至今日，中央委员会还从未在候选人上有过真正的选择余地。相反，少数高层领导通过秘密且高度集中的程序定下候选人名单——候选人数量和空缺职位的数量相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一直只能老老实实地投票，让这些人正式当选。 最神秘的事情之一是，那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都有谁？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核心成员包括现任领导（胡锦涛）、下一届领导（习近平）和前任领导（江泽民），不过可能也会征求政治局常委会的其他一些现任和前任成员的意见。 围绕着谁出任什么职位会进行讨价还价，而要了解这一切基于什么，便出现了另外一个让人迷惑的地方。许多人认为，谈判的核心是在个人派系之间分配职位。个人派系是指效忠于不同的高层政治人物的官员和这些政治人物的同事、老乡、校友及其鼎力提拔的门生的关系网络，比如江派和胡派。其他一些人则认为，现如今，诸如国有企业和国内安全机构这样的利益组织之间的平衡比派系平衡更重要。 在1993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书中，我把中央委员会称作“筛选人”(selectorate)。这是一些精英选民，尽管他们从未真正行使过选举领导人的权力，但他们的偏好却不得不被考虑在内。决策会议室里的政客们不确定，中央委员会里的官员是否会在什么时候鼓起勇气说不。在前苏联的历史上，中央委员会曾两次否决了官方提名的高层职位人选。如今的越南共产党(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也会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进行差额选举，选出领导人（得票最多的人出任总书记，得票数名列第二和第三位的人分别出任政府总理和国家主席）。 为了避免“筛选人”失控，中共会进行非正式的调查，收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偏好信息。这样的调查分别在2007年党代会之前和几个月前进行过。然而，高层领导不愿真正放弃他们对选拔过程的垄断。毕竟，那意味着他们将丧失任免权，退休后自己以及家人拥有的保护也少了，并会引发一股难以预料的趋势，即党内外的公开政治竞争。这正是为什么他们从未宣布过调查结果，也不接受调查结果的束缚。 非正式调查还只是代表着迈向满足党内民主需求的一小步。过去20年来，党内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倡议人士中的许多人都服务于中共的智库机构。他们称，在党内实行差额选举将改善党管理社会的能力，并将在更大范围内带来和平的民主化进程。自1987年以来，党代会通过投票选出了中央委员会成员，选举中的候选人数量略微多于应选出的成员数量。2009年9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发布的指示明确呼吁，要在党内进行更具竞争性的选举，由此引发了外界对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选举的预期。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烟雾缭绕的决策会议室里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构成陷入僵局，如果他们想降低不满的失意者可能会制造麻烦的危险，以及消除中央委员会可能会和他们对着干的一点点可能性，现在可能正是他们将选择权交给中央委员会并成就自己党内民主设计师美名的时候。制度变革就是这么产生的，靠的不是宏伟的设计，而是关注自身利益的政客通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博弈来实现的。如果他们这一次还是紧紧抓住过时的办法不放，秘密分配权力，那么这种分配方式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内瓦解，并导致中共的倾覆。 Susan L. Shirk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学院21世纪中国项目负责人、中国和太平洋关系教授。本文最初以英文发表于中参馆(ChinaFile)，这是纽约亚洲学会中美关系中心最新出版的在线杂志。 翻译：梁英、张亮亮、陈亦亭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www.chinafile.com/china%E2%80%99s-next-leaders-guide-what%E2%80%99s-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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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十八大后“知青代”领导中国之劣势 Posted: 15 Nov 2012 11:27 PM PST 图：习近平、王岐山（左）都有在陕西插队的知青经历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校正规学习的时间在十年左右，都有博士、硕士、学士的头衔，尽管其学历越来越高，但无法掩盖其根本的缺陷：中国教育制度造成的知识构成不合理和谬误内容颇多，往往导致其错误的决策。 即将接班的第五代"领导人"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虽然有很高的学历，却长时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可谓是不学有术；如今他们已经或者即将步入耳顺之年，进入生命下坡曲线，不可能有改革进取的热情和精力。 劣势一：生命的下坡曲线 中共十八大后，所谓的第五代接班人将掌管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代表的第五代"领导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习近平曾在延安附近的梁家河村插队达7年；李克强1974至197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插队约5年。王岐山在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2年…… 维基百科对知识青年的定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历史名词。知识青年本义是泛指有知识的青年或特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但通常说的知青，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少数获得大学或大学以上教育。"其中文化大革命中离开城镇去当农民的中学生是其中最大部分。 曾经是知青一员的笔者要告诉读者另外一个知识青年自己的定义："没有偷过鸡或者吃过偷来鸡的就不是知青。"从中可以看到知青生活的真实一面。不久前大陆播放梁晓声撰写的关于知青的电视剧，里面对偷鸡摸狗有些描述。 知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们正好上中学。如今他们已度过了知天命的岁数，进入耳顺之年。就是说他们即将或者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习近平1953年生，今年59岁；李克强1955年生，今年57岁；王岐山1948年生，今年62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知识青年早就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为什么？理由是年纪太大了，干不动或者是干不好，所以必须回家。那么剩下的这不到百分之五的知青，他们年纪就不大了？他们就能干得动、干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的建议，他说："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他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但是也就在邓小平建立的选接班人和隔代选接班人的制度下，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年轻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家领导人的年轻化在国际上则是潮流。英国的布莱尔，美国的奥巴马都是著名的政治家，他们开始执政时都只有四十多岁。 "知青代"领导中国的劣势之一就是他们已经步入生命的下坡曲线，没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即使他们有一时改革进取的冲动，但也没有持续改革的毅力和精力。如果十年或者二十年前，他们登上这个位置，可能会是另外一回事。 劣势二：不学有术 知识青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系统学习时间短，基本功差，特别是对世界与中华传统文化理解甚少。知识青年是这样调侃自己的：该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该学知识的时候遇到了文化革命；该上大学的时候遇到了上山下乡；该成家又赶上了计划生育；该大干事业的时候又遇到了下岗分流…… 就以习近平为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正好进中学，课不上了，书不念了，整天革命造反。1969年插队，到1975年10月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期间整整9年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不可否认，不少知识青年在农村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学，有的还自学马列主义的著作，在那里寻找救中国的理论。但是毕竟和系统教育不能相比，基本功差，而且他们失去了学习的最好时间段。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校正规学习的时间在十年左右，都有博士、硕士、学士的头衔，可以说是不学有术了。 虽然中国领导人的学历越来越高，但是不能掩盖一个缺陷，就是中国教育制度造成的知识构成不合理和谬误内容颇多，这往往导致错误的决策。 劣势三：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第五代领导人对自己、对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正确认识。他们表示，上山下乡使得他们得到磨练，了解基层的痛苦，对人生有很大正面的影响，正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因此他们认为，上山下乡是自愿的，是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的。他们不愿否定自我，自然不能否定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更不能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制造文化大革命的制度。 在知识青年的定义中有关键的两个词，自愿和被迫。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自愿的行为；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被迫。什么是自愿？什么是被迫？笔者简单的定义是：在有选择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是自愿的；在没有选择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是被迫的。当初在所有知识青年面前的只有上山下乡，没有其他路可走。可选择的只是去的地方，是去北大荒，还是去内蒙古，是去陕西，还是去云南……因此上山下乡是被迫的，而具体去何地则是自愿的，在此忽略了对出身不好子女的一些特殊限制。 上山下乡使得第五代领导人得到磨练，了解基层的痛苦，这是媒体经常吹嘘的优势。其实正好相反，这正是他们的劣势，他们只是看到基层痛苦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去追究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苦，如今中国社会阶层中谁最苦？是知识青年。许多知识青年的处境不如农民，不如农民工。如果承认上山下乡是被迫的，知识青年就有权索取赔偿，政府就有义务承担赔偿；如果上山下乡是自愿的，知识青年无索取赔偿的权利，政府也不用承担赔偿。第五代领导人能解决这些曾经经历炼狱的伙伴们当今的痛苦吗？能够给知识青年一个道歉，一个赔偿吗？ 劣势四：不说真话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言论中不否定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但是在家庭的生活实践中却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一句话他们就是不敢说真话。 如果说上山下乡是正确的道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等，那么中国就应该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或者说第五代领导人的子女应该按照父辈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他们的子女却多在美国的著名大学中学习，没有一个到陕西或者安徽去插队落户，去磨练，去了解中国社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否定自己走过的路，否定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乃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走这条路。只是他们没有勇气说出真话。就象他们没有勇气说，我也曾偷过鸡；我吃过偷来的鸡。 十八大后"知青代"领导中国，是中国的幸还是不幸？ ――《动向》杂志2012年11月号

姜维平：从习开始，中国进入“知青时代” Posted: 15 Nov 2012 11:22 PM PST 图为1975年，习近平(前排右四)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入学前与梁家河村民合影留念 2012-11-15 以习近平接班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知青时代，从昨日中共18大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看，新一届领导集体，较之胡温一代，更具有紧迫感和使命感，更了解民情民意，更希望社会变革，但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中，受制于邓遗留的保守思维，不会主动地改变一党执政的状况，除非此间发生重大的突发事件，逼迫中共裂变，但习近平为首的知青们，会学习胡耀邦，会为“六四”和赵紫阳平反，也会仿照他们，比较包容地善待人民，言论自由的空间会逐步放大，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步伐会加快，中国不会崩溃，只会比过去更好，但政改是渐进和长期的，世界对中国依然会充满困惑和期待。 在已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里，有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在常委里，一二号人物都是知青，习近平更是典型的下乡知青，他插队延安梁家河七年之久，这正是他讲话时，像唠家常一样纯朴的原因，我们从电视录像中已看出他与胡锦涛的不同，他比较自然，坦诚，务实，一举一动，神牵人心，仿佛坐在农家的热炕头上，与当年插队时的知青或老农促膝谈心，这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表演，是发之内心的，但由于他受制于现有的政治框架，他的执政宣言，还是有一些言不由衷的套话，但他承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显然不是指过去，而是指现在，因此，习了解现状，具有忧患意识和历史的使命感。他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 我1974年下乡，1978年考上辽宁大学历史系，对知青一代情有独钟，这一代人经历了最重要的故事是，从毛泽东时代摆脱出来之后，不再相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谎言，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质疑，后来就下乡，求学，工作，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并关心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毛的阴影里，还没有勇气变革因循守旧的社会，一部份人挤入官场而变质，一部份边缘化后而沉默，一部份还在文海书山中跋涉而思索，无疑地，习李等知青是幸运者，是社会精英，凝聚了全世界的目光，但能否有所作为，不辱使命，还有待于日后的观察。 在笔者看来，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习近平和李克强，非常了解下情，这种了解不是有意而为，而是命运使然，比如，习近平去延安插队，与农民打成一片，后来上学回京，是原先始料不及的，他父亲习仲勋的文字狱，他自己的两次被监禁，他在乡下与穷人同甘共苦，都刻骨铭心，这些都给他留下深刻的烙印，这也促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的形成，所以，他在第一次讲话中用了七个“更”字，来展示他的抱负和情怀，他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毫无疑问，尽管胡锦涛的18大报告充满了大话，套话和废话，并企图笼罩未来的五年，但形势是瞬息万变的，比如，1969年中共九大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并列入党章，但一年后的九届二中全会，毛已把林彪当作野心家批判；1977年，十一大仍肯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但一年后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却推翻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开启实践检验一切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破局，所以，18大报告，不过是党内派系妥协的大杂烩，没实际意义，习李未必一字一句去执行，说一套，做一套，是官场的风气，打左灯向右拐，是官员的惯伎，新的中共高层领导将来会如何动作，取决于形势，而非文件，他们必将借机而变，因为谁也不会预见明天会发生什么状况，一旦突发事件出现，在危机时刻，就会看出历史人物的作用，而习李如何应对，不会求助于僵化的文字，而会来自于知青情结。 首先，他们与穷人有过血脉联系，与阶级斗争的社会有过冲突，因此，相信其所思所想会站在人民的一边，并有意民主与法制建设，比如，李克强在辽宁时就曾致力于棚户区改造，成绩斐然；其次，这一代知青的精英又大都从乡下进入校园，不仅体察民情，而且学识渊博，眼界开阔，因此，如遇社会危机，会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灵活应对；第三，知青吃苦耐劳，作风扎实，相信18大后，新的领导核心会努力工作，所以，习近平说，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而且更为重要是，现有的以知青为特色的常委们，就目前看来，还比较廉洁，鲜有腐败丑闻缠身，比如，习近平，较之其他太子党，表率作用不错，李克强在辽宁时没有贪腐传闻，而张德江在延边州工作时也相当清廉，等等，所以，习近平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他还承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看来，一场廉政风暴将在习李时代开始，而薄熙来贪腐杀人案的依法处理，将成为一个样板。 但是，期待习近平会像蒋经国那样开放党禁和报禁，恐怕比较难，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权贵资本集团已经形成，盘根错节，难以撼动，他的反弹和抗性太强，足以抵消政改的动力，而且，中国经济形势较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虽两极分化严重，但大多数人希望社会稳定，既求变革，又望平安，故心情矛盾，瞻前顾后，人们大都希望改良，而摒弃革命，所以，他们可能守成为要，变革为次；就他们自身来说，由乡下回城读书而进入体制，丰衣足食，地位显赫，也担心一切得而复失，因此，也有保守和安于现状的一面，同时，中国的“老人党”思想僵化，退而不休，指手划脚，垂帘听政，也往往捆绑新一代领导人的思维，“六四”的悲剧就是由此上演的。 因此，我认为，希望习李新官上任三把火，能改旗易帜，是一厢情愿，但习李可以在搞好民生的前提下，以公正评价胡耀邦为突破口，发扬邓小平经济上改革开放的思想，摒弃他政治上高压维稳的错误，果断地平反“六四”，模仿赵紫阳的执政风格，宽容大度地对待民众，致力于民主法制的建设，依然会有所作为。 不论如何，中共的权力核心集团，又一次和平交接，是国之大幸，习近平是目前唯一的不是由某个领导人一句话指定的接班人，而是党内多派权斗的妥协和小范围选举的结果，而且，胡锦涛裸退，为习近平创造了比较好的工作条件，他们又大都是知青出身，因此，我依然对其抱有善意的期待。习近平在昨日的讲话中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我想，这一次，他“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千万不要失败，应当以蒋经国为榜样，力推中国和平民主转型，那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2年11月15日于多伦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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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忠阳：十年一觉中国梦，醒了锦涛睡近平 Posted: 15 Nov 2012 02:59 PM PST ――谨以此文祝贺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 那些在媒体上鼓吹"希望"、"政改"、"新政"等的知名人物，是很可疑的。他们摸透了民间看不到希望但又难以接受没有希望的生活这种心态，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虚假的希望，以此来帮助维持专制政权。 十年复十年地做着"中共梦" 本文标题，应该是有个主语的。但是，主语是什么，是谁，有点儿说不清楚。是谁还在十年复十年地做着"中国梦"？或者说，在做"中共梦"？应该人不少，但也不是所有中国人。外国人也有，但我不大了解，这里只说中国人。 什么"中国梦"或"中共梦"呢？这个可以说得比较清楚，那就是标题的下半截所说：十年前，胡锦涛上台的时候，很多人做梦，对他，对中共领导层，也对整个中共、整个中国，抱着莫大的期望。现在，十年过去了，除了官方喉舌（甚至也不是所有的官方喉舌），好像几乎没有人敢说胡锦涛这十年确实干得不错，落实了当初中国人民的一些期望。这个梦，终于醒了。可是，当初做梦的人，没有半点反省的意思，接着又做上了新梦，对将要上台的习近平，对新的中共领导层，因此也对整个中共、整个中国，又抱上了莫大的期望，甚至是更大的期望。说他们又和习近平睡上了，听着有点儿粗俗不雅，但是意思是明白的：这个梦还得做上十年，整个所谓"习近平时代"。 我不妨做一回"智叟"，先给一个断言：这些人所做的"习近平梦"，不用十年，也会被证明仅仅是场春梦，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当然，我还可以给出另一个断言：十年之后，今天做梦的这些人，在反过来批评、指责习近平的同时，肯定又做上了"胡春华梦"――假设胡春华十年后接班的话。不管是谁接班，反正这些人都再次、第三次、第四次、无数次地鼓吹对于新的中共领导人的新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实质。 知识分子的的屁股长歪了 有人说：十年之后？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中共下一个领导人接的了接不了班呢？也许中共那个时候已经或者就要下台了。我扮演"智叟"，水平达不到这个程度，不敢（不是不愿）下这个结论。我敢下的结论是：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对中共新领导层抱有希望，所以，这将会大大帮助中共延缓寿命。十年一轮，不断醒了睡、睡了再睡，旧梦完了有新梦，就像愚公他家，"子子孙孙是不会断绝的"，现行制度就可以这样摇摇晃晃、糊里糊涂地维持下去。 是不是所有做梦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呢？我们不知道。至少，那些在媒体上鼓吹"希望"、"政改"、"新政"等的知名人物，是很可疑的。他们摸透了民间看不到希望但又难以接受没有希望的生活这种心态，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虚假的希望，以此来帮助维持专制政权。要不然，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是具有学习能力的，怎么会完全不能从自己十年前刚刚犯过的错误中学习不到任何东西？号称知识分子，却没有学习能力，只能是因为他们的屁股长歪了。他们个人希望从中共高层权力重新分配中得到一些好处，至少是害怕将来有好处的时候自己被完全排除在外，所以就来了这一套。 十八大给说梦的人提供了新理由 好吧，既然大家都对中共的新领导人抱期望，我也别做"乌鸦嘴"了。还是以此祝贺中共吧，祝贺中共十八大终于能够举行――举行就是胜利，所以是"胜利召开"。想不祝贺都难，因为有了领导人换届，那么多人就在鼓吹新的希望，于是九十多岁、浑身烂透了的中共，还能这么折腾着活下去。不管换届斗成什么样子，也不管揭出了多少黑暗、腐烂，这个十八大开得值。值就值在它给说梦的人提供了新的理由，大家还可以把这个梦不断做下去。都说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我说用屁股做梦的人也是永远都会有梦的。"有梦最美"，这好像是台湾什么人竞选的一个标语。中国人民做美梦，中共权贵和他们的形形色色、或明或暗、或正统或异议、或内部或海外的吹鼓手们吃美食、喝美酒、泡美妞、存美钞，天下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可喜可贺！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1月号

《动向》长短论：十八大让习近平走“死路” Posted: 15 Nov 2012 02:45 PM PST 网络漫画：习近平改革无路 历史的镜子很奇特，常常是时间离得越远看得越是清楚。 究竟怎么看十年来的"胡锦涛时代"？好话说尽者称其是"黄金十年"，对此，中共十八大和民间舆论的评价莫衷一是。其实，只要竖一个时间标尺，假设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再来看这十年，一定会更清晰。就像我们现在看晚清改革夭折的史实，经过一百多年的沉淀，那些诡谲的权力博弈被剥下迷离扑朔的御用包装，历史进程的脉络真相自白。 清王朝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起开始改革，因义和团事件逃亡在外的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于1901年推动了比戊戌变法更进一步的变革，史称"清末新政"。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专制大国俄罗斯，让大清朝野见识了国家政体的威力。1905年10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查，拟出立宪方案。随后设立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1908年8月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10年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预备立宪期9年改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 看得出来，当年的精英们为了力挽大清国的命运，推动了一系列政治变革，这些变革远比1980年代中共的所谓"开放改革"要深刻，由于被既得利益的皇族权贵捆绑，如1911年5月，清政府组建以皇族为主体的新内阁，终于在同革命的赛跑中，五个月后输给了武昌起义的那一声枪响！ 曾几何时，迅速崛起的希特勒纳粹帝国、日本军国主义，包括被中共称作"老大哥"的前苏联，都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某一时间段上，兴风作浪，不可一世，如今却已灰飞烟灭。正好比"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即便是63年前中共建政，随着时间的推移，披在他身上的种种伪装乃至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被扯了下来――集古今中外极权之大成的一党专制，在共和宪政的历史上不就是一种倒退吗！ 胡锦涛上台之初，自诩"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一时间被肉麻的吹捧为"胡温新政"，有胡氏标记的"科学发展观"在十八大又载入了中共史册，但他为毛左回潮大开绿灯终于酿出薄熙来案，并引发一系列连环权力恶斗，暴露制度性腐败已然是晚期癌症，全社会官民对立已经变成了一座随时会爆发的活火山。受制于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中共十八大拒绝了"补台派"的政改呼吁，胡以"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之名，宣示了习近平第五代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原地踏步，只走"只摸石头不过河"的死路。完全是一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自寻"的架势。 此时此刻，提起十年前的"胡温新政"，你就觉得可笑，尤其是在美国大选的对比之下，在逾九成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子女、孙子孙女和兄弟姊妹等直系亲属已移居海外、新一波的富人移民潮正在用脚投票的时候，更像是对胡锦涛的无情鞭挞。不难设想，百年后，当人们再回看胡锦涛执政这个时期、再来看中共十八大，就像晚清改革受制于皇族权贵而坐失良机一样，"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之所感叹的，正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都没有挣脱的一种恶性循环。只要中国一天不建立民主宪政，就一天难逃"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宿命。 ――《动向》杂志2012年11月号

鲍彤：评十八大 Posted: 15 Nov 2012 11:35 AM PST 图为中共政治局十七届常委与十八届常委合影 2012-11-15 不透明是十八大新闻组工作的缺点。官方新闻没有告诉大家：两千多代表，有没有意见分歧；七天的大会小会，有什么争论。这令人无法理解：如果真的没有分歧，没有争论，那又何必开会？如果确实有重要的分歧和争论，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不能让大家了解一下？ 辉煌的成绩无法抵消或掩盖腐败。腐败之风遍于中国的官场、市场、文场。上起政治局，下到乡镇村，干净土也有，难得。除了经济领域的严重腐败，还有同样严重的行政腐败，司法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道德腐败，舆论腐败。整个社会苦于腐败。薄熙来只是其中一个捂不住的桉例而已。这种制度性腐败，是在一党专政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受一党专政纵容和庇护的。十八大要求在坚持不受制约的一党专政制度的基础上反腐败，能成功吗？ 十八大提出了GDP翻一番的硬指标，我相信有可能达到。同时我担心，更有可能达到的，也许是腐败翻两番，“薄熙来”之类的桉件翻三番。有人相信GDP拜物教，以为一党永远执政，只要GDP不断翻番，相辅相成，崛起了的中国就不再那麽腐败，不再那么污染了，就和谐了。现在我还不相信，还要看一段时间。 我祝贺新的领导人就任，对他们寄予厚望。我敬重一切不讲空话不讲假话的政治家。过去做过什么好事或者错事，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民权和民意高于一切，这是共和制度对领导人的要求。把人民放在心里的领导人，人民也会把他放在心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冯海音：政治改革遥遥无期 Posted: 15 Nov 2012 12:08 PM PST 胡去习来，习近平是中国的新领袖。德国之声评论员冯海音认为，新上任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不会给中国带来深入的改革。 （德国之声中文网)长达数月的等待和猜测终于结束，党代会终于闭幕：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迎来了新一届最高领导。该领导层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中指挥这一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一个一党制的国家。共产党已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这一点本质上不会发生改变，最多只是口气和方式。 保守派人士主导政治局 改革派领军人物汪洋终未能顺利入常 新的总书记习近平以文雅风趣的形象出现，和他看起来有些"木"的前任胡锦涛大不相同。但是，人们却难以期待59岁的习近平会带来政治改革。这一点人们从由九人瘦身至七人的政治局常委的构成就可以略见一斑。保守派力量在这里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另外，单从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人物张德江的背景来看，就可以推断出新一届领导层不会推出大胆的改革。排名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后的张德江偏偏是在朝鲜学习的经济学。而来自广东省委的改革派书记汪洋和在哈佛大学进修过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却都未能顺利入常。 习近平现在可是集万千权势于一身。除了担任党的总书记，习近平还当即接过了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由此掌控了从人数上来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他的前任胡锦涛用了两年时间才拿到这个职位。明年3月，习近平还将出任国家主席。 丑闻缠身 但是，习近平现在也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了党内蔓延的腐败问题。特别是在这次领导人换届前夕，一系列最高层领导人大规模丑闻的曝光着实的让人民感到一惊。尤其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及其妻子谷开来的杀人丑闻以及前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贪污丑闻吸引了人们数月的注意力。 美国媒体经调查后曝光的温家宝家族据信拥有20亿欧元私人财产的消息和关于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都被政府部门封锁屏蔽。相关报道显示习近平家族的财产也已经高达3亿欧元。 乌坎地方选举: 中国老百姓要求自己做主的呼声越来越大,无形的社会契约还能存在多久? 社会契约摇摇欲坠 这些报道都显示了一点：中国社会正愈发分化。20年来存在的社会契约现在已经摇摇欲坠。这一契约的内涵是人民放弃政治权力，但能在经济上获益。执政党的腐败丑闻以及无数环境灾害已经激起民愤。人们对食品安全失去信任。为了大型建设项目而剥夺农民土地的做法在中国到处招致抗议。 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过去执政的10年中没有努力促进改革，解决中国各方面的问题。相反，他愈发加大了政治打压的力度。所以，批评家们也将他的任期称为失去的十年。现在上台的习近平可能也只能做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超级大国所面临的诸多巨大难题。 作者：Matthias von Hein（冯海音） 编译：任琛 责编：乐然 ――德国之声

纽约时报：中共新领导核心集体亮相 习近平时代大幕开启 Posted: 15 Nov 2012 12:04 PM PST 黄安伟 报道 2012年11月15日 北京——周四，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亮相，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执政60多年来的第二次平稳权力交接。习近平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崇的革命领袖和经济改革家，他本人也将担负重任，领导中国走向更有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使中国崛起为全球强国。 对于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一次的权力移交相当动荡，其间充满了丑闻和激烈的政治斗争，让中共承受了1989年学生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周四中午12点前的几分钟，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进行确认投票之后，59岁的习近平信步走上人民大会堂铺着红毯的讲台。和他一起的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其他六名成员，这一精英团体将会对中国经济、外交政策和其他重大问题做出关键决策。他们亮相前，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宣布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组成。 按图放大 Mark Ralst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习近平 按图放大 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李克强 按图放大 Mark Ralst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共新一届领导核心今天上午在习近平的带领下集体亮相，习近平时代揭开序幕。从左到右依次为：张高丽、刘云山、张德江、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王岐山。 按图放大 Ding Lin/Xinhua, via Reuters 中共新一届领导核心今天上午在习近平的带领下集体亮相，习近平时代揭开序幕。从左到右依次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相关文章 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副书记的日子 中共换届中的艰难选择 中国太子党的崛起 江泽民插手中共决策 十八大期间中国收紧网络信息监控 身穿深色西装、系着酒红色领带的习近平神情轻松，他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他还补充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习近平和其他一些“红色贵族”成员登上党内顶层，意味着所谓的“太子党”已经确立了突出政治力量的地位。由于他们的出身，他们认为自己是1949年革命成功的继承人，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威。 “我认为，这次换届的重点是连续性，而不是改变，”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中国政治学者包子岳说。 中国精英阶层的呼声日渐强烈，要求习近平支持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开放。批评人士指出，尽管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影响力不断加大的地区强国，但在即将离职的党总书记胡锦涛治下的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 周四， 69岁的胡锦涛也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交给了习近平，这是自1976年命运多舛的华国锋接任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同时就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夯实了习近平借此巩固权力的根基，尽管他还需要和党内元老的残余势力进行斗争。 在新一届领导人亮相的前一天，为时一周的中共十八大拉下帷幕。在闭幕式上，胡锦涛最后一次以党总书记的身份现身，七名政治局常务委员也退位离职。 习近平以为人低调且善于建立共识闻名。他在北京的领导人大院里度过了童年，后来却被迫在陕西省的窑洞村子过了七年艰苦生活，因为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整肃。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北京的一名高级将领当助手，随后在省级官场中扶摇直上，包括福建省和浙江省，这两个沿海省份以私营企业和对台交流著称。习近平的职位和家庭背景也让他和一些军方领导人建立了紧密的私人关系。他的妻子是著名歌手彭丽媛。他们的女儿以假名字在哈佛大学就读。 胡锦涛放弃军委主席之举为以后的权力交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先例，还可能让其政治遗产更加受人称道。在中国政治中，领导人在退休后仍会尽量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直到年事已高，他们或是紧握职位不放，或是在重大决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胡锦涛之前的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江泽民就做到了这两样：他在2002年让出党内职位后还紧握军队职权长达两年，导致党内矛盾加剧。在最近几个月中，他极力安插亲信进入常委会，该机构的成员通常是通过党内元老和现任领导人讨价还价来确定。 常委会成员由九名削减到七名。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一些党内领导人认为，各方利益在常委会当中的过度体现会导致决策过程出现僵局。缩小的常委会也让控制国家安全力量的职权有所降低，一些官员称这一职权已变得过于强大。 在新一届常委会的七个席位中，江泽民的盟友占了五个，说明他依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尽管他曾在去年罹患严重疾病。胡锦涛的亲信李克强预计将在明年春天获得国家总理的职位，届时习近平会当上主席。上一届常务委员会即将卸任，李克强和习近平是唯一留任的成员。 在新一届常委会中，其他官员的排名顺序及其将来的职权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政协主席俞正声、副主席兼宣传部门主管刘云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及协助管理经济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张高丽。 按照早些时候的传闻，太子党成员薄熙来本来是常委席位的一名竞争者，但他已经在今年春天倒台，起因是他妻子被控谋杀一名英国商人所引发的丑闻。 进入这一阵容的都是保守派和年纪较大的官员。关于共产党领导人年龄限制的不成文规则意味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必须在2017年的下届党代会上退休，届时习近平将有机会任命他的其他盟友。 新华社宣布，王岐山将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个机构负责调查腐败和其他违纪行为。 几个月来，有传言称，王岐山将主管经济事务，但是，他似乎已经被排挤出了这方面的工作。一些分析人士称，这一局面对经济进一步自由化不利。不过，王岐山在金融行业有着可观的背景，他在其中的关系网可以成为反腐调查的一件利器。 王岐山和习近平一样，是人们预计会成为常委的三到四个太子党当中的一员。太子党并不是一个步调一致的政治派系，他们当中充斥着私人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但他们的家庭关系或许会增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敢于行使权力、强力推动大胆变革。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这一类人已经发展得非常富有。在中国，官员和国有企业携手掠夺利益，常常伴随着私营企业的牺牲。即便是那些支持经济或政治体制自由化的太子党，依然坚信党应该拥有主导地位。人们认为，他们推动的各种改革，目的都是确保党的生存。 “那些跟习近平走得很近的顾问确实想进行改革，前提却是他们必须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一名前部长的儿子、历史学家章立凡说。“他们认为共产党及其统治是他们父辈的遗产。所以他们不愿冒险失去党的统治。他们心目中的改革是有限度的。” 习近平将不得不把他任期的头几年用来建设一个权力基础，这将限制他实施重大政策措施的机会。政治知情人士表示，在他的第一个五年任期里，他可能会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假如他或其他领导人想在政治制度上做些实验，最早也得等到他的第二个任期，尽管真正的经济改革同时需要政治改革。 习近平和即将上任的领导人也将不得不应对党内元老的持续影响，包括胡锦涛和江泽民。十八大在本周三结束之后，现在已经有了大约20名退休常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想在重大决策中拥有话语权。 不过，江泽民授权传记的作者、依然与高级官员关系密切的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预测，习近平可能会让那些预计他会延续现状的人失算。压力将迫使他很快行动，因为中国需要构建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较少地依赖大型项目投资和出口，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和私营企业。“到了现在，不改革的风险已经高于改革的风险，”库恩说。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林蒙克、陶梦萦 ——纽约时报 Xi Jinping Takes China's Helm as New Poliburo Unveiled By EDWARD WONG November 15, 2012 BEIJING — Completing only its second orderly hand-over of power in more than six decades of ru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Thursday unveiled a new leadership slate headed by Xi Jinping, the son of a revered revolutionary leader and economic reformer, who will face the task of guiding China to a more sustainable model of growth and managing the country’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For this nation of 1.3 billion, the transition culminates a tumultuous period plagued by scandals and intense political rivalry that presented the party with some of its greatest challenges since the student uprising of 1989. Minutes before noon on Thursday, after a confirmation vote by the party’s new Central Committee, Mr. Xi, 59, strode onto a red-carpeted stage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accompanied by six other party officials who will form the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elite group that makes crucial decisions on the economy, foreign policy and other major issues. Before their appearance, the new lineup was announced by Xinhua, the state news agency. 按图放大 Mark Ralst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Xi Jinping 按图放大 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Li Keqiang 按图放大 Mark Ralsto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nation's top decision-making body. From left: Zhang Gaoli, Liu Yunshan, Zhang Dejiang, Xi Jinping, Li Keqiang, Yu Zhengsheng and Wang Qishan. 按图放大 Ding Lin/Xinhua, via Reuters 相关文章 习近平在正定当县委副书记的日子 中共换届中的艰难选择 中国太子党的崛起 江泽民插手中共决策 十八大期间中国收紧网络信息监控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 proud — proud, but not complacent,” said Mr. Xi, looking relaxed in a dark suit and a wine-red tie. “Inside the part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be addressed, especially the problems among party members and officials of corruption and taking bribes, being out of touch with the people, undue emphasis on formalities and bureaucracy, and other issues.” He added, “To be turned into iron, 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strong.” The ascension of Mr. Xi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red nobility” to the top posts means that the so-called princelings have come into their own as a prominent political force. Because of their parentage, they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the heirs of the revolution that succeeded in 1949, endowed with the mandate of authority that that status confers. “I think the emphasis is on continuity over change this time around,” said Bo Zhiyue, a scholar of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r. Xi is facing a growing chorus of calls from Chinese elites to support greater openness in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which critics say have stagnated in the last decade under the departing party chief, Hu Jintao, despite the country’s emergence 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and a growing regional power. Mr. Hu, 69, also turned over the post of civilian chairman of the military on Thursday to Mr. Xi, which made this transition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promotion of the ill-fated Hua Guofeng in 1976 that a Chinese leader had taken office as head of the party and the military at the same time. That gives Mr. Xi a stronger base from which to consolidate his power, even as he grapples with the continuing influence of party elders. The unveiling came the day after the weeklong 18th Party Congress ended as Mr. Hu made his final appearance as party chief at a closing ceremony and seven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stepped down. Mr. Xi is known for shunning the spotlight and being a skilled consensus builder. He spent his childhood in the leadership compounds of Beijing, but was forced to toil in a village of cave homes in Shaanxi Province for seven yea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his father was purged. His first job was as an aide to a top general in Beijing. He then rose through the party ranks in the provinces, including Fujian and Zhejiang, two coastal regions known for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exchanges with Taiwan. Mr. Xi’s jobs and family background have allowed him to build personal ties to some military leaders. He is married to a celebrity singer, Peng Liyuan, and they have a daughter attending Harvard under a pseudonym. Mr. Hu’s abdication of the military chairmanship set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precedent for future successions and may put his legacy in a more favorable light. In Chinese politics, retired leaders try to maximize their influence well into old age, either by clinging to titles or by making their opinions known on important decisions. Jiang Zemin, Mr. Hu’s predecessor as party chief and president, did both: he held on to the military post for two years after giving up his party title in 2002, which led to heightened friction within the party. And in recent months, he has worked to get his protégés installed o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which is usually assembled through horse trading by party elders and leaders. The committee was trimmed to seven members from nine. One reason for that change is that some party leaders, including Mr. Xi, believe that an overrepresentation of interests on the committee has led to gridlock in decision making. The smaller committee has also resulted in a downgrading of the party post that controls the security apparatus, which some officials asserted had grown too powerful. The new standing committee has allies of Mr. Jiang in five of seven seats, reflecting his considerable power despite being hit by serious illness. Li Keqiang, a protégé of Mr. Hu’s, is expected to get the state title of prime minister next spring, when Mr. Xi becomes president. Mr. Li and Mr. Xi were the only members on the departing standing committee who are remaining part of the group. The other officials on the new committee in order of ranking and their expected portfolios are Zhang Dejiang, head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Yu Zhengsheng, who will run a similar advisory body; Liu Yunshan, vice president and overseer of propaganda; Wang Qishan, the head of an anticorruption agency; and Zhang Gaoli, the executive vice premier, who helps manage the economy. One princeling said earlier to be a contender for the committee, Bo Xilai, was felled last spring by a scandal after his wife was accused of killing a British businessman. The lineup is stocked with conservatives and older officials. An unspoken age limit for party leaders means that several of them will retire at the next party congress, in 2017, at which point Mr. Xi might have an opening to get other allies appointed. Xinhua announced that Mr. Wang is the new head of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 group charged with investigating corruption and other infractions. For months, there was talk that Mr. Wang would get an economic portfolio, but he appears to have been pushed aside for that job, which some analysts have said bodes ill for further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But Mr. Wang’s network in the finance industry, where he has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could be a powerful tool in corruption investigations. Mr. Wang joins Mr. Xi as one of three or four princelings on the projected committee. The princelings are not a coherent political faction, and their ranks are rife with personal and ideological rivalries. Their family connections may mean a greater confidence with wielding power and pressing for bolder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class has grown wealthy of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in which official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ork together to reap benefits, often at the expense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hip. Even those princelings who support liberalizing the economy or the political system still believe in the primacy of the party, and their push for various reforms is seen as an effort to ensure the party’s survival. “These people around Xi Jinping who advise him and with whom he’s close, they do want reform, but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maintain the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aid Zhang Lifan, a historian and son of a former minister. “They consider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ule a heritage from their fathers. So they’re not willing to risk losing it. They have limitations on how far they want reform to go.” Mr. Xi will have to spend his first years building a power base, limiting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major policy moves. He might, however, support a further opening of the economy in his first five-year term, some political insiders said. If he or other leaders want to experiment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y would do that in his second term, even though true economic changes nee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as well. Mr. Xi and the incoming leaders will also have to contend with the continuing influence of party elders, including Mr. Hu and Mr. Jiang. With the end of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on Wednesday, there are now about 20 retired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and many of them want a say in major decisions. But Robert Lawrence Kuhn, an American businessman who wrote an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Jiang Zemin and remains close to senior officials, predicted Mr. Xi would surprise those expecting him to adhere to the status quo. The pressures on China to create a more sustainable economic system — one that relies less on investment in large projects and exports and more on domestic consumption and private business — will compel him to act soon. “The risks of not reforming are now higher than the risks of reforming,” Mr. Kuhn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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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喇叭声咽，胡时代告终 Posted: 16 Nov 2012 11:08 PM PST 十八大结束，也结束了胡锦涛时代，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十八大的民主色彩远远赶不上十三大，这正是胡锦涛留下的遗产。不过胡的遗产，也被江泽民老人干政的人事安排遮蔽。 （德国之声中文网）11月14日，北京时间将近12点半，新华社发布一句快讯："胡锦涛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是记录在中国历史上的胡锦涛时代结束的时间。 虽然到明年3月，在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胡锦涛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两个职务上告老还乡，但是在"党指挥一切"的中国，放弃了党魁和中央军魁两个党的最高职务，他就该歇菜了。胡锦涛时代实在太长了。 中共还有哪一个时代不长吗？1976年10月6日之后，全北京的人都到长安街披红戴彩地扭秧歌，不就是毛时代结束了吗？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延庆监狱女队所有的犯人都向我祝贺：你该出狱了！等我回到家，才知道楼后住着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作曲家，六四之后他用扑克牌占卦：邓小平死了。可是从电视里看到邓小平又出来了，他一下子就疯了。邓小平真死了，他还疯着，一直疯了十几年，直到疯死。 十八大，是北京出动近150万保安大军保卫的大会。几千名中外记者，捕捉会情，犹如对付一只硕大无比的变色龙。保守、空洞、闭门、内耗都登峰造极，这就是胡锦涛留下的最后的色彩。直到今天才确定他到底下台了。 十八大闭幕式直播无现场镜头 CCTV闭幕式转播全球出丑 十八大闭幕式，CCTV用了三、四个小时，说是多频道并道转播，但是这么长时间，只有主持人和两个嘉宾在播音室里为十八大吹喇叭，抬轿子。期间新华社播发了数条快讯，主持人插播比网络慢得多，直到转播结束，观众竟然没有看到会场一个镜头，如此也叫 "转播"，可谓"蝎子尾巴，毒（独）一份。" 闭幕式新华社的滚动播报也匪夷所思，历届大会选举一结束，中委、后补中委、中纪委委员名单，很快就出来了。但是十八大选举结果，八个小时之后才出来。闭幕式结束2个小时，新华社播发的照片竟然还没有主席团和胡锦涛的，要看得去找中新社的照片。 看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现场采访，才知道记者比电视观众更悲催，从早晨7点半在寒风中到指定地点集合，8点钟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受安检，直到11点半，几个小时全困在走廊里，根本不知道大会堂里发生了什么。等进入记者席，已经进行报告和草案举手通过了，最后再听一遍国际歌，采访就结束了。差额选举过程，对他们严格保密，甚至连新华社快讯"党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当选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也一个上午都不知道。 十三大3人差额永驻历史 十八大中委差额低于事先普遍预测的10%，选举的差额率为9.3%，比上一届十七大的8.3%微升了一个百分点。能算进步吗？ 中共差额选举源于十三大，各省市代表选举就差额掉邓朴方、陈元一批当时炙手可热的太子党，打断他们进军仕途的梦想，陈元原来的安排是当北京市委副书记，连代表都没选上，只好改任银行界。十三大前，人大、工青妇也都搞差额，邓小平女儿邓榕两次被差额掉，发了一句毒誓："我与差额选举不共戴天！"就在这种情况下，十三大依然进行差额选举，虽然差额只有三人，但是就差掉预定的政治局人选"左王"邓力群。当然差掉的还有"三宽部长"朱厚泽，朱只差三票。当时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坚定"反邓力群派"林京耀对朱厚泽说："就我们研究室的票，就够把你差掉了。" 这说明十三大无论左派，右派，对差额选举都可以玩"真格的"。赵紫阳中委选举后向邓小平汇报："左的被选掉了，右的也选掉了。"邓小平回答："尊重选举结果。"十八大中委选举做得到吗？ 刘延东 令计划的当选与马馼的失选 中委差额选举，被舆论认为是十八大"民主"的最大看点，预选当天，香港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最大的国营石油企业'中石油'的董事长蒋洁敏因与年初北京发生的一起法拉利豪华跑车车祸事件的处理有关，而受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在法拉利车祸发生后，有人将数百万元人民币从中石油的帐号转到了车祸两名受伤女乘客家人的帐号上。"这说明令计划之子令谷法拉利车祸丑闻的黑幕，还在深入揭发之中。但是令计划与蒋洁敏的名字都列在十八大主席团247人的名单当中，令计划还是由历届常委为骨干的41人主席团常委会的成员。 即便如此，海外诸多媒体仍旧把中委差额的看点集中在已经丢掉中办主任这一中枢要职的令计划身上，其中海外最大的中文新闻出版集团明镜网引用知情人的话评论："如果令计划仍然留在中央委员里面，那么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也是个摆设。"结果不幸言中，令计划的名字果然出现在十八大差额选举出的中委名单中。 十八大差额选举另一大看点，是中委、候补中委、中纪委三份名单上都缺少的一个名字，这就是十七大中央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主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马馼。马馼今年64岁，按照正部级，还差一年退休，按照她的职务和曾经握有的权柄，应该是接替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勇的热门人选，自然而然是中委当然的人选。但是接替何勇的是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马馼是温家宝极力推举的人，同属南开系。温家宝1985年进入中南海，求见邓颖超，"晋身阶"就是"我是南开的"。温家宝和周恩来同有南开中学的学历。而马馼不见外，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生。 也是中委预选当天，明镜网刊登《吴康民泄露温总理"政治改革"动机》一问，文中披露去年4月温家宝夫妇在家中会见香港左派人士吴康民伉俪，"曾经交给吴一个牛皮袋，却什么也没有说。"这个牛皮袋里"是一大迭影印剪报，被温分门别类并加上小标题：1.谣言的由来，2004年7月1日，21世纪经济报导；2.有关平安保险的"谣言"，各报、杂志、网络、 "辟谣"资料；3. 有关珠宝展台湾代表团的声明；4. 徐明假冒女婿；5.近日有关温云松的报导失实。"吴康民随后只披露与温会面，温家宝如何忧国忧民，提出'中国现在还面临文革余孽的影响和威胁'。此次《纽约时报》对温家宝'抹黑'，吴康民才挺身而出，用"牛皮袋"中的材料替温做辩护。该文的作者看山不仅赞成《纽约时报》的文章，而且就平安股份和温云松的'天域资本'，进行了更惊人的爆料。 此前明镜还发表特约记者刘子威的报道《温家丑闻被爆，马馼处境不妙》。文中揭露："现在来看，马馼想当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在温家丑闻被曝光后，手握监察大权的马馼也被置于风口浪尖，因为她保护和袒护温家的传闻早有流传。"马馼在中纪委一直和何勇对著干，甚至大吵，尽人皆知。批评她的人很多。 看来十八大中委和中纪委的差额选举，继续着高层激烈的派系权斗，与"民主"有何相干？相去太远。令计划一中全会从书记处退出，也是胡锦涛落败的一个结局。 胡锦涛的"裸退"是怎样促成的？ 10月17日李锐、杜导正、何方几位老党员与胡启立约好，共商给十八大的上书，书已经起草好，内容是劝胡锦涛"裸退"。当天早晨，胡启立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决定了，连任。上书已经没用了。"共商一事便取消。是胡启立当时传达的消息有误？还是胡锦涛这一个月来又做出新的决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胡锦涛毕竟自己愿意退下来了，不想像邓小平、江泽民一样当千夫所指的"太上皇"。 促成胡锦涛裸退，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胡锦涛原本不是野心勃勃的人。1992年，他被邓小平指定为隔代接班人，当时他对人说过："能调到北京当个部长就满足了，从来没想过能进中央。" 二，怎么处理和江泽民这个老"太上皇"的关系？胡锦涛名义上当了十年总书记，接军权也有八年，实际一直是"大丫鬟,拿钥匙",头上罩着江泽民权力的阴影。十六大时，江泽民在成都会见布热津斯基，就告诉美国人，十六大的人事主要是他安排的，胡锦涛每晚都要就重大事情给他打电话，向他汇报。 十八大，江泽民这个"千年老二"的交椅还要稳坐，"大丫鬟"排"老三"也是万分尴尬的事。 三，如何处理与习近平的关系？习出身红色家族，有十分完整的履历历练，还有正经的军委核心的工作履历，如果自己为此再摊上"恋栈"、"贪权" 的骂名，得不偿失。 习近平和李克强 四，家族利益，走为上。 2008年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担任过总经理的清华同方所属威视公司，在纳米比亚爆出贪腐丑闻，牵涉胡锦涛与纳国签署的国家专项贷款，纳国要求胡海峰协助调查。胡海峰此前虽然已经调到上级公司担任党政领导，但是该丑闻仍旧在欧美和非洲广为传播。 今年7月，北京一场暴雨竟然淹死77人，旅美记着赵岩撰文揭露1992年胡锦涛进入中央之后，他的夫人刘永清也调进北京市市城乡规划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主管北京市上下水利设施的设计和审批。直到2005年退休，虽然一直是副职，但是就连北京市规划委的一把手的任命，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是事前亲自征求过刘永清的意见。另外没有刘永清的认可和签字，北京市长和副市长也无法签发北京市政项目的投资与施工。耗资几千亿的奥运工程，刘永清也不会不知道。竟然把北京的下水工程搞的还不如明代，作为这样一个权力无边的北京市政多年水利工程设计和审批的主管，难道能够逃脱和推卸应负的重大责任吗？只不过无人敢追究罢了。 胡锦涛作为中南海的主管，本人专业也是清华水利系，对刘永清做了什么，做的怎么样，也不会像外行一样不知晓。 以上归纳，只是粗疏的总结，胡裸退内幕详情，还有待披露。 十八大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在主席团第一排中央就坐的江泽民，稀疏的头发漂染成咖色，以显示与染成漆黑的一排的不同。也表达了他的好心情。江泽民现在可以和任何一个外国政要说：十八大人事是他安排的。"主席团常委差中委，老江差常委"是十八大人事形成的格局。 老人干政和高层权斗，是阻碍政治改革的两大原因。 十八大江泽民确实是赢家，他赶上邓小平，立了总书记，并为习近平找了五个常委老大哥，其中三个目无表情者，都是他的嫡系人马，而且年龄都只能干一届。十九大，剩的还是习李，到时候老江还能说了算？ 作者：高瑜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蓝无忧:「阳光法」为什么难产？ Posted: 16 Nov 2012 10:47 PM PST 图为2012年4月1日，广州有人在天河区示威呼吁胡锦涛带头公布其个人财产。 “陽光法”難產，因為它根本上触及中共的合法性。實際上不僅是財產，連官員的履歷、家庭成員甚至生日都諱莫如深。大大小小的幹部，幾乎都有拿不到檯面的東西。 　　十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發題為《總理家人的隱秘財富》的長文，這篇據稱花費一年時間所做的調查，披露了溫家寶家族（從母親到妻子、兒女、弟弟、連襟等）擁有價值二十七億美元的巨額財富。儘管文章用語慎重，強調尚無證據顯示這是溫家寶的不義所得，但如此巨大的財富本身，似乎已將溫氏精心營造的親民清廉形象瞬間打破。 　　27億美元毀總理「清譽」？ 　　不同於中共以往對類似指控的默不作聲，外交部迅即抨擊外媒進行歪曲報道，港媒刊出一份以「溫家寶家人」名義授權的律師聲明。這份共六點的聲明，澄清溫家寶從未參與親屬的商業活動，母親名下並無退休工資以外的收入，其他親屬的商業活動則應由其本人負責，並宣稱保留對不實報道追責的權利。這份聲明看似強硬，卻未對《紐約時報》作出實質性的辯駁，而這兩位律師也神隱，不接受外界的採訪。從民間反應看，先是人人錯愕，繼而不少人選邊站隊。對溫氏不滿者拍手稱快，覺得「一報還一報」，而有些自由派人士包括媒體則認為政敵造假抹黑，意在「圍溫救薄」。 　　在污濁的環境中做大官，沒有制度約束，單靠個人修養難以獨善其身。溫家寶喜歡看《沉思錄》，仰望星空，為民淌淚，「維基解密」披露他對家人從事商業活動不滿，大概都屬實，但他並未與貪腐政權劃清界線卻是千真萬確，甚至連有效約束家人行為也未做到。對溫家族爆出的財富疑雲，民間固然要警覺，避免充當宮廷鬥爭的工具，但更要站在公平正義這個位置，不必盲目站隊。政敵爆料的可能當然很大，但要認為《紐約時報》完全充當某派勢力的打手，也缺少根據。 　　有消息稱，溫家寶要求中央立即對其進行調查並率先公示個人財產，這種消息的真實性尚難判斷。即使屬實，他也難以自清。沒有制度性的官員財產公示，向人民坦白，這只是政治上的反制手段，將對手一軍，不能取信於民。諷刺的是，溫家寶多年來再三再四表態要「推進財產申報和公開制度的落實」，從根本上防範和懲治貪腐，卻始終停留在口頭上。到頭來自己惹了一身腥臊難以清洗。雖然說他貪腐尚乏確證，但說這二十七億美元毀了努力經營的清譽，也不算過份吧。 　　但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只有憲政民主才能從制度上減少官員貪腐的可能，權力運行在陽光下才能利國利民。公職人員財產公示，被稱為「陽光法」，形象生動，可以顧名思義。不僅要公示本人名下的財富，還要披露配偶及子女的財富，這就增大了貪腐的風險。除此之外，「陽光法」還包括其他限制官員牟取不正當利益的舉措，如公職人員的利益迴避、政治獻金等規定。「陽光法」固然是洋玩意，但要說中國人不知它為何物，也是不對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幹部財產公開便被民間所呼籲，「八九」學生更是明確提出這一要求。 　　中共從一九九五年起頒發了黨政領導幹部財產申報的多個規定，但這些都只限於「財產申報」，而且是向中共紀委申報，並不是對社會公眾「公開」，在申報內容上也不全面。這種流於形式、沒有監督的申報，距離「陽光」不知有多少光年。近年一些地方作為財產申報的試點，但實踐緩慢，遮遮掩掩，不能持續，始終沒有突破進展。有位全國人大代表連續七年共七次提出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的提案，得到的回覆始終是「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論證和調研」、「條件不具備」之類。 　　很多幹部沒有「政府權力受監督，官員財產應公示」的意識。一位省部級官員竟發出「為什麼不讓老百姓也公開財產？」的雷人之語。一位副市長公然稱「公示官員財產會引起社會混亂」。一名官員稱「我的財產可以公開，但這不符合組織紀律吧？」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更大言不慚地說「我的財產早就申報了，如果可能的話，你可以去中紀委查查」，而中紀委則回答記者，「省部級官員的財產申報情況我們有所掌握，但是不對外公開」。這不是捉弄人嗎？有些官方學者建議「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也即對剛進入官場的人實行財產申報，對「老人」則應赦免。這些都表現出中共並無這方面的真正決心與誠意。 　　反腐亡黨，公佈財產等於自首 　　公務員考試之熱在中國各類考試中首屈一指。在大陸做官安全而有油水，可謂鐵飯碗、聚寶盆，這與民主社會的官員處境大不相同。陳水扁貴為總統，林益世炙手可熱，一朝身陷囹圄。而中共官員鮮有單純因貪腐而落馬的，他們雖然名義收入不算高，但獲得灰色收入和制度性特權利益的機會很豐富。有膽的人做貪官污吏，沒膽的做個庸官也很富足。和房子一樣，權力是投資的上佳選擇。 　　「陽光法」難產，因為它根本上危及中共的合法性。中國社會全面潰爛，形成極其複雜的政商貪腐互利結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正像《紅樓夢》中寧榮兩府只有門前的一對石獅子是乾淨的。幹部財產掩蓋得嚴嚴實實，群眾仍不斷發掘出被戲稱為「錶哥」、「房叔」的各類官員。如果幹部財產真正向民眾公開，將會有數量無法估計的「錶哥」、「房叔」甚至「薄督」、「溫相」浮出水面。實際上不僅是財產，連官員的履歷、家庭成員甚至生日都諱莫如深。一些把持著中國最高權力的人，配偶叫什麼居然不為世人所知。大大小小的幹部，幾乎都有拿不到檯面的東西。包括馬上要繼承大統的習近平，其博士學歷也為人們所議論。對許多官員來說，要他們向人民公佈財產，基本等同於讓他自首。自首對個人來說是獲得新生的機會，而對中共而言，會讓它喪生於人民的怒火。「不反腐亡國，反腐亡黨」，這不是誇張。包括「陽光法」在內的政治改革，是一台必定要中共之命的大手術。因為不是給中共治病，而是給被它禍害的國家治病。它就是病魔本身，是手術的對象。中共不敢做，不願做，我們也不指望它做。 　　未來或許會出台一部兩部形式上的「陽光法」，但沒有強大的輿論監督，沒有具公信力的審計機構，沒有民選的議會代表，沒有獨立的司法機構，沒有政黨政治的競爭，勢必是一紙空文，仍然是一黨說了算，按領導說的辦。 ——《动向》杂志2012第11期

胡平：评十八大两篇 Posted: 16 Nov 2012 10:52 PM PST 我对十八大新班子的一点分析和看法（胡平） RFA  2012-11-16 中共十八大的最后一幕，是新常委登台亮相。 人们注意到，新常委班子保守色彩很强，被视为改革派的李源潮和汪洋名落孙山，而最为外界诟病的刘云山却高居台上。 不过仔细考察可以发现，新常委班子其实更象是论资排辈，按年龄划线的产物。 我们知道，本来，按资格，有条件进入新常委的，除了习近平李克强之外，还有9个人，再除去垮台的薄熙来，只剩下8个。 据说上层对入常一事有个不成文的规则，叫“七上八下”。意思是，67岁以下的可以入常，68岁以上的不入常。 在剩下的8个人中，有6个今年已经超过63岁，这一届不入常，下一届就没指望了；李源潮今年62岁，汪洋今年57岁，5年后的十九大，他们两人还有希望。 所以这次入常，优先考虑年龄大的6个，让年轻点的李源潮和汪洋靠边站。 年龄大的6个人中，刘延东是唯一的女性，据说政绩平平，能力有限，另外大概也因为是女性，所以落选。 剩下来的5个，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和王岐山统统入常，和习李共同组成了新的常委班子。 这实在很可笑。如今的中共高层，在没有强人能一言九鼎说了算的情况下，因为顽固地拒绝民主选举的公平竞争，各派力量你争我夺，相持不下，剩下来的唯一办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概也就只有论资排辈，按年龄划线了。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高层现在这套权力交接方式，本身就具有浓厚的保守性。 首先，上来的新人都是老人挑选出来的，他们自然只会挑选和他们想法接近，让他们放心的人。新人上台后，老人还不甘寂寞，还要在后台垂帘听政。 其次，由于上层派系复杂，每一届班子都是各派争斗和妥协的产物。这就导致了最高权力的交接拖泥带水，盘根错节，新人的权力不完整。 民主制下，有政党轮替，新上台的政党可以全力实行自己的主张。君主制下，新皇帝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以重用自己信任大臣，力推改革，实行和老皇帝不同的政策。 唯有在现今中共的权力交接制度下，新人很难搞改革。且不说他背后还有婆婆有监军，更麻烦的是，他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因为他周围没几个自己人，而他又很难去换掉那些人。 以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间的关系为例。按照宪法，总理是由主席提名，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实际上，这几届的总理没有一个是主席提名的，都是元老们在幕后搞拉郎配，搭配给他的。李克强这个总理并不是习近平自己挑选提名的，温家宝这个总理也不是胡锦涛自己挑选提名的，还有朱�基，李鹏的总理，也不是江泽民自己挑选提名的。另外，正因为总理实际上不是主席挑选的，因此主席也很难撤换。于是到头来，不论是主席还是总理，谁也没能力去全力推行自己的主张。 不少人说，5年后，现任常委7人中就有5个要退休，习李可以大换血，大大充实改革力量。按照这些人估计，这5年改革没戏；5年后大有可观。 但问题是，5年后，习李就不再是新人而是旧人了。如果他们现在还有改革愿望的话，只怕到5年后，他们就没有改革愿望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们沿袭过去的做法长达5年之久，他们就和过去的那些做法难解难分，融为一体了。既然前人的做法成了他们的做法，那么必然地，前人的错误也就成了他们的错误，前人的包袱也就成了他们的包袱。到那时，他们还想改吗？他们还敢改吗？ 中国有句老话，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别看新官上任，基础还没打稳，好像很难推行新政，其实不然。因为在新官上任之初，大家都会抱着某种观望的态度，从而也抱着某种期待的心理，抱着某种准备调整的态度。这时推行新政，反而会较少阻力，反而会比较容易得到贯彻和成功。 如果你上任了一段时期之后都没有显示出什么新气象，别人就把你看淡了，看穿了，觉得你也不过如此尔尔；于是就会把准备调整的心理收起来，故态复萌，依然故我，回归老样子。到那时你再拿出新东西，恐怕大家就都不来气，不怎么作反应了。 因此，要改就得抓紧时间改。 同样地，抱某种希望抱某种期待的人，要看也不要一看再看，等到过了5年还说看，要看就看现在，就看未来这一年半载。如果在未来一年半载都没什么新东西，也就没什么可看的可期待的了。 我对十八大新班子主动推行改革并不抱什么希望。只是，对那些仍然抱有某种希望的朋友，我想，以上所说的或许值得参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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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的“两委”选举是怎样作弊的（胡平） RFA 2012-11-16 中共十八大上，选举“两委”（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是重头戏。 据新华社报道，这次“两委”选举采取差额选举。以中央委员的选举为例，提名十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224名，差额数19名，应选205名，差额比例为9.3%。 这个差额比例要比以前几次中共党代会的差额比例都高，于是被媒体称为党内民主的重大进步。然而，只要我们对十八大的选举过程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十八大的选举程序大有问题，十八大的选举严重作弊。它不是民主选举的重大进步，而是对民主选举原则的公然违犯与肆意践踏。 阅读有关报道，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次“两委”选举，居然进行了两次！ 一次叫预选，另外一次才是正式投票。13日举行了一场预选，是差额选举；14日又举行了第二场选举，是等额选举，这一次选举才算正式投票，“两委”是经过第二次选举才产生的。 这就怪了。同一个选举，为什么要选两次呢？ 按理说，第一次选举是差额选举，投票情况一统计，结果就出来了。以中央委员的选举为例。候选人有224名，应选205名。那么，根据得票多少的顺序，后面那19名被淘汰，前面那205名就算当选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举行第二次呢？ 根据报道，第二次选举是等额选举，这等于是每一个候选人都自动当选。请问，这第二次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如果是根据头一天的预选结果确定的，以得票多少为准，前205名就是第二次等额选举的候选人，从而也就自动当选。这就意味着头一天的预选实际上已经选出了中央委员，那么，第二次选举就纯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如果第二次选举的候选人和第一次选举的结果不一致，那问题就更大了：什么人，凭什么权利，可以置第一次选举的结果于不顾，擅自加以改动呢？这不是公然而然的作弊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们知道，十八大是换届大会。上面的头头们务必要控制选举结果。他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内定了一批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及进入政治局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可是既然要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因此就有风险：万一头头们内定的人在差额选举中就选输了，就被差了下去？那又怎么办呢？ 记得在1987年举行的十三大上，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雄心勃勃，打算问鼎总书记，殊不知在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中就被差了下来，连中央委员都没当上，自然就进不了政治局当不成总书记了。 现在的中共，内部派别纷争，暗潮汹涌。上面的头头们不得不担心，他们内定的人选，特别是那些内定要入局甚至要入常的人选，在差额选举中遭到被淘汰的命运。 于是，上面的头头们就设计了一套分两次选举的办法，以保证他们内定的人选安全无虞。 新华社报道有两句话暗含玄机：一是说“各代表团以差额选举方式对‘两委’人选进行预选”，一是说“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经预选产生的‘两委’候选人名单”。 这就是说，首先，预选不是全体代表一块儿进行的，而是分成各代表团分别进行的。这样，每个代表只知道他这个代表团的选举结果，不知道别的代表团的选举结果，因此对整个大会的选举结果也就无从估测。 然后，各代表团把本团的预选结果上交给主席团。按理说，主席团唯一该做的是计票，也就是把各代表团的投票结果加在一起，从而得出整个大会的投票结果。但是新华社报道写的却是“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经预选产生的‘两委’候选人名单”。可见，主席团不是只做统计。主席团不是只扮演计票的角色。 这就含蓄地暗示，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名单，并不一定就是各代表团投票的统计结果。这就意味着，主席团会议可能在其中 做了手脚。 主席团可能把他们属意的人选，虽然其得票总数很低，本来是名落孙山的，硬把他放进正式候选人名单里，与此同时，则把一些得票总数比较高，理当列入正式候选人的人，硬是排除在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之外。 由于预选投票是分成各代表团分别进行的，每个代表只知道他那个代表团的选举结果，不知道其他代表团的选举结果，因此对整个大会的选举结果就无从估测。如果主席团会议在通过正式候选人名单时暗中做手脚，广大代表不容易觉察；即使起了疑心，因为不准串联，不准打听其他代表团的情况，因此也很难找到证据。 举例说，假如你是四川代表团的代表，在差额选举的预选中，你知道在你们四川代表团，张三的得票是最少的，是垫底的。可是，后来，在主席团会议通过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上，你却发现张三赫然名列榜上。你觉得有些蹊跷，但问题是，你无法断定这是不是主席团的人做了手脚；因为那也可能是张三在其他代表团的得票相当高，因此总票数足够上榜。 而实际情况却是，在差额选举的预选中，张三在绝大多数代表团的得票都很低，都是垫底的，按总票数算肯定是名落孙山的。只是各代表团的代表都不知情，他们都以为别的代表团投的和自己不一样呐。 就这样，主席团的大佬们就可以把他们自己属意的人，不顾其得票偏低理当淘汰，欺负代表们不知情，硬是塞进了正式候选人名单，并进而在等额选举的正式投票中，让他们被“选”上中央委员。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十八大“两委”选举有严重作弊： 第一，上面的头头们很可能篡改了预选的结果，虽然到目前为止，由于有关信息保密，我们对这一点还拿不到确凿的证据； 但是第二，分两次选举这种程序本身就极其不合理，本身就该算严重作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杜光谈十八大：失望还不是绝望 Posted: 16 Nov 2012 10:13 PM PST 杜光 十八大以前我对政治体制改革寄以很大希望，怀着谨慎的乐观，曾预测会有明显进展，但新常委构成却令我大失所望。十八大政治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承诺，很有可能像前几次代表大会那样，成了空头支票。当然，失望还不是绝望，我仍然希望这些常委能发扬八十年代所受到的良好影响。这算是我无奈的乐观罢！ 更令人担心的是，按照现在的常委结构，会不会出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现象，实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计划？薄熙来甚至卷土重来？当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绝非没有可能。民间很难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但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如果出现这种征兆时就利用网络等大声疾呼，也许能挽救这可能产生的民族危机。 不过我认为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写进党章，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科学发展观自2003年提出以来，论证的文章很多，但它的带有本质意义的特征，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过，这就是：它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试看它的内涵：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可持续的发展，不都属于普世价值吗？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值得肯定，还在于它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有着非常宽泛的可容性，它排斥过去所有不科学的发展观念，同时可以吸收一切符合于发展规律、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发展观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问题在于今后它是否能够真正为全面改革服务，是否会把它意识形态化，为专制统治服务。

吴闻：重申「五不搞」　政改又泡汤 Posted: 16 Nov 2012 05:47 PM PST 一个被无数人"誓死捍卫"的会议，每天都在无限制地靡费着纳税人的公帑，无时无刻都在演绎着无耻、荒唐的蠢笑话，这些都是从"五不搞"中所发挥出来的最大极致！ 　房寧重申所謂「五不搞」 　　就在中共緊鑼密鼓地嚴密防範、被外媒稱之為以「戰爭狀態」來召開十八大的關鍵時刻，各種改革觀點也不時被釋放出來，如中共「太子黨」的自由派領袖胡德平，隔三差五就出來說話，力主當局盡快兌現改革承諾，再加之他與習近平的私下對話，在民間被廣泛流傳，給老百姓一個十八大之後中共勢必要進行政治改革的印象，甚至連新一代黨魁習近平「是一個具有當年改革家鄧小平膽略與決心的人物」這樣肉麻阿諛的話語都放出來了。不過，就在這換屆在即、又對政改前景一片看好聲中，官方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卻在十一月三日刊登了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的一篇重頭訪談錄：《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文章中不僅重彈所謂「中國特色」與「一黨專政」重要性，特別重申了要堅持所謂「五不搞」的老調。此言一出，網上譁然，種種改革願景，如鏡花水月，恍然不見，也讓許許多多對中共自身改革尚存幻想的人徹底涼透了心。 　　追根溯源，這「五不搞」是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提出來的，而吳本人也因此獲得一個眾所皆知的「吳不搞」的雅號。據稱，這「五不搞」代表了一種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說穿了，就是中共拒絕普世價值觀、堅持一黨專制的原則立場。具體是指一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二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三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四不搞聯邦制，五不搞私有化。這種宣示甫一出籠，立即引起海內外媒體的極大關注，也遭到國內外主張憲政民主的知識分子的迎頭痛擊。國內民主派旗幟人物杜光先生，曾經撰寫專著在香港出版，條分縷析，把這表面是「中國特色」、內瓤是「獨裁專制」的所謂「五不搞」駁斥得聲譽掃地，體無完膚。其實，對於早已喪失了道德制高點的中共來說，對其自身的理論闡述也是空洞無物、蒼白無力的，這五個不能搞的東西到底壞在哪裡？為什麼全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可以搞而且搞得很好，而中國人卻不能搞？這一點連他們自己都無法解釋，很難自圓其說。如網友回覆房寧文章的一句話所講，錢都讓少數權貴給偷走了，還說不搞私有化，哄鬼呢！ 　　中共自己可以瞎搞胡搞 　　其實，自二十三年前的天安門廣場槍聲一響，中國的改革就死定了，其後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讓老百姓切齒痛恨、「損不足以奉有餘」的邪招子，是誘騙和欺哄世人的麻醉劑。有人說胡溫十年是停滯的十年，是無所作為的十年。不過，除了不允許人家「五不搞」外，他們自己倒是搞這搞那的，一直沒有閑著，把「黨政分開」搞成了「一黨獨大」，把「市場經濟」搞成了「國進民退、國企壟斷」，把「共同富裕」搞成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搞成了「三個至上，關鍵是黨的利益至上」、把「民族和諧」搞成了「藏獨、疆獨、蒙獨」……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老百姓希望改的和憲政民主所需要改的，恰恰就是中共所拒絕並視為洪水猛獸的「五不搞」。其實，有了這「五不搞」這樣的民主制度，就有了輿論監督與相互制約，有了司法公正與財產透明；也就沒有了他們一黨專制下的權貴資本主義，沒有了今天他們戒備森嚴的「密室政治」與「黑箱操作」，沒有了少數特殊利益集團的貪婪腐敗與為所欲為，更不可能昨天一個陳良宇、今天一個薄熙來地在中國輪番出現，禍害百姓。其實，房寧的這篇訪談無論從邏輯上和實踐上來看，除老調重彈之外，根本就說不通，為啥當政者不讓老百姓這搞那搞，他們自己卻可以瞎搞胡搞？一個二千二百七十個黨員代表開個換屆大會，竟有二百三十萬各式兵種、一百六十萬公安幹警、一百二十萬武警戰士一線待命（城管非常規武裝忽略不計），僅北京安保志願者就一百四十萬人，達到歷史上最高位，連鴿子都不讓放，游輪都不能開，兒童遙控飛機都不能玩，出租車窗都不能搖下來，長安街都限制通過……一個被無數人「誓死捍衛」的會議，每天都在無限制地靡費著納稅人的公帑，無時無刻都在演繹著無恥、荒唐的蠢笑話，這些都是從「五不搞」中所發揮出來的最大極致！ 　　十八大的政治取向更趨保守 　　老調子已經唱完。十八大期間，中共當局高調重申「五不搞」這僵死的教條，絕非偶然，以及對大會保衛工作的升級加碼，都表現出它們對執政危機的驚恐憂懼。「五不搞」的實質和當年的「四項基本原則」一樣，像是賈寶玉脖頸上的通靈寶玉，更是中共當局賴以生存的護身符，也是阻礙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最大障礙。在這樣的政治情勢與接班制度下，中共的政治取向只能是更趨保守，不可能有絲毫的鬆動與更改。所以，這個時候再去侈言什麼解放思想與體制改革，說輕了是問道於盲，往深裡說無疑是與虎謀皮了！ ——《动向》杂志2012第11期

郑永年: 中国新政治生态下的政治改革 Posted: 16 Nov 2012 05:51 PM PST 今年年初以来围绕着中共十八大所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包括各种政治谣传、政治丑闻和毫无规则的党内竞争等）表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管喜欢与否，人们可能不得不加以接受。很显然，事情发生了，并且这些变化已经变得不可加以阻止，这就说明政治生态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状态。这些新现象也已经对中国政治体系的运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有人甚至认为，越来越多的新状况可以在毫无预见性的情况下发生。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它们，政治系统运作的瘫痪也不是没有可能。对执政党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这些现象，在此基础上之上进行政治改革，重新调整中国的政治体制设计。 　　那么，中国政治面临怎样的新政治生态？如何根据新生态来进行体制改革，推进顶层设计或者基层设计？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或者基层设计才能应付新的挑战？所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加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所面临的新政治生态呢？我们可以从国家和社会两大方面和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的变化来看。 　　在国家层面，或者严格地说，在领导层层面，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过度的内部多元主义，表现为思想和利益的多元性，从而失去了政党的有机整合性。任何执政党如果要有效、可持续地执政，都是需要行动导向的。只有行动才能应付面临的危机、解决存在的问题，在生存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要行动，就要赋予执政党的领导人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一个政党如果是无为而治，那么就不会有行动，会眼睁睁地看着各种问题的产生和发展，酿成最后的总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顶层设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重塑一个行动导向的执政党领导集体和政府？ 如何塑造一个行动性政党？ 　　政治如何从无为转型成为有为？也就是说如何塑造一个行动性政党？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带来的过多的内部制约。要有效减少内部制约，一些重要方面的改革不可避免。 　　第一，中国迫切需要在退休制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建立政治退出制度。中国的领导人往往是退而不休。退休之后，尽管没有了正式的职位，但仍然通过各种方式行使着原来的职位所赋予他的权力，继续干预现存领导层的权力行使。在缺失政治退出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年来非正式政治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正式制度的改革不到位，而非正式制度在快速发展，中国政治制度的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因此，要建立政治退出制度，大大减少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在任何国家，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如果非正式制度过度，不仅会有效制约正式制度的运作，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瘫痪正式制度。至少在外界来看，中国除了一套正式制度在台面上运作，人们很容易感觉得到其他隐形的制度的存在和运作。有人称其为"影子政府"或者"影子政党"。 　　第二，要建立新的制度来确保形成能够支持新领导人进行有效决策和政策实施的执政团队。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度，强调的都是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团队。例如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内阁就是总理（首相）的执政团队。而在总统制国家，例如美国，实行的是所谓的"政党分赃制"，即总统有权任命支持他的政党成员为部长，组成执政团队。今天，西方的执政团队也面临挑战，尤其是多党制国家，内阁往往是由多党组成的联合内阁，各党派在内阁里面互相制约，经常造成政府运作的低效率。如果考虑到国会和议会的制约，西方国家的行政权力的有效性更会成为问题。但不管怎样，在这些制度里，政治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总统和总理可以任命部长，也可以解雇部长。 中国和西方的制度不同。尽管强调集体领导，但并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内阁制。人们可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是政治局及其常委，这是最重要的第一层面的内阁。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西方类型的政党，执政党掌管重大政策的决定及其实施权。其次是国务院，是行政部门。无论是政治局的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都没有可能组成自己的执政团队，因为这个执政团队是集体选择（选拔）出来的。在今天，他们往往是党内不同利益妥协的结果。实际上，在执政团队的选拔方面已经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即权力的分配倾向于为了增进各种个别利益而非执政党的整体利益。因为没有自己的执政团队，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总理都很难决策和执行政策，已经造成了执政党和政府不作为、既得利益和官僚坐大的局面。因此，中国需要给各级领导形成自己的执政团队的权力，也就是名副其实的"领导班子"。行动型领导班子的形成是有效决策和政策实施的前提条件。这里，人们不应当把执政团队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派系"和"山头"。执政团队当然有可能演变成"派系"和"山头"，但这可以通过其他的制度设计来制约和避免，例如限任制（两届）和政治退出制度。 　　在顶层设计的意义上，还有一个相当有效的制度就是在政治局常委层面设立数个委员会。在这个层面，早已经有一个委员会，即中央军事委员会。还可以设立中央社会经济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可以在现存的中央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来设立。各种领导小组往往是为了满足一些领导人个人决策的需要而设立，体现为过分的非正式化，很难提升其制度化水平。委员会制度可以通过互相交叉任职等方法来满足高层政策协调的需要，改变近年来"一人负责一摊"的局面。在政治层面，各个委员会成为最高的决策机构，从而把决策和执行政策的官僚机构区隔开来，从而避免因为官僚体制坐大也就是官僚既是决策者也是政策执行者的局面。同时，各委员会可以吸纳更多的来自下一层的官员（例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等），既能提升党内民主的格局，又能培养未来政治人才。 　　第三，要形成有效的执政团队，必须把政治官员任命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区分开来，也就是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这种分割制度本来是中国传统制度的最优实践之一，对近代西方的公务员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本土反而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这种分割制度的确立是为了实现政策变化和政策延续性、变革和稳定之间的平衡。政治官员来来去去，但公务员则是永恒的。政治官员由新的领导人任命，是执政团队的一部分，是决策者，而公务员则由非任命产生，是政策的执行者。 加紧正式政治表达制度的改革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要加紧正式政治表达制度的改革，主要是改革人大和政协（"两会"）等基本国家制度。社会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退休领导人，要进行政治活动，产生政治影响力，都应当通过这些正式的平台。现在，中国很多退休官员都会通过各种非正式途径来动员体制内的力量，通过非正式的关系和管道来影响当政者。这种现象在深刻负面地影响着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程度。如果各种权势政治力量能够通过非正式的途径在背后操纵国家的命运，而一般社会成员没有政治的途径来影响国家政策，那么社会对体制的怨恨会越来越重。不管那些参与非正式政治干预的政治力量如何来论证他们行为的合理性，因为没有透明度，没有正式的程序，在人民眼中他们是没有合理合法性的。民间对这种现象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怨恨。怎么办？如同其他社会力量，这些权势阶层也有权利参与政治。唯一的办法是：给他们正式的渠道！那就是人大和政协制度。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些权势阶层的人事都安排在人大和政协这两个代表或者议政机构。"两会"已经充斥着太多的权势阶层了。有效的改革就是把"两会"转型成为真正能够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协调各社会阶层利益的机构。 　　在社会层面，政治生态也同样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概括地说，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已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一个开放的社会迫切要求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近年来，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压力遽然增大，越来越超出现有体制的应付能力。 社会政治参与需要制度化 　　必须意识到，在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政治参与会继续呈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中国社会存在着高度的政治平等精神。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等级制度，也没有印度那样的种性制度。几千年来，中国人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精神。第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成长，但总体规模仍然很小，穷人(或者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仍然居多，社会的政治参与往往体现为非理性，甚至充满暴力。第三，社会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提高，加上信息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政治期待持续提高，也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判断能力。第四，社会参与也经常表现为无序的参与，一些人通过正常的渠道，而更多的人则通过非正常的渠道，例如通过制造事件来"参与"政治，无论是像游行示威和群体性事件那样的有形事件还是像谣传和揭露丑闻那样的无形事件。 　　就是说，中国式的社会政治参与远没有制度化。非制度化的参与经常给政府带来莫大的压力。这要求政府拥有更大的能力来应付社会参与。社会层面的情况也说明了国家层面更需要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来自社会的压力。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执政团队来应付社会无序的参与，那么社会政治的稳定很难得到保障。这方面，中国可以从自己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学到很多深刻的教训。 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意味着在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基层设计。没有基层设计，顶层设计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人们经常说，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政府。同样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基层就有什么样的顶层。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两方面需要互相配合。在很大程度上说，基层设计并不见得比顶层设计来得容易。如果说顶层设计涉及到的是党内民主，那么基层设计更多的是关乎"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一个危险的现象是，各种"隐形"政治力量或者特权阶层都深居"城堡"，操纵着国家政治，而对社会层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深化到了什么程度毫无感觉。而执政者既无法超越也无法克服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怨恨，只能救火，而无能通过改革而解决问题。如果顶层和基层、政府和社会继续脱节，必然最终造成中国数千年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的革命局面。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既得利益集团还是社会都会成为受害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觉到这样一种悲剧的可能性，但执政党内部的各种利益都在忙着增进自身的利益，还没有想着如何建设一个有效的行动团队来避免悲剧的发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联合早报 （2012-11-13） ――读者推荐

丁东：又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血的神话》序二 Posted: 16 Nov 2012 05:57 PM PST 图：中间发言者为谭合成 谭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1997年。我和陈敏之先生应黄德志女士之邀，编辑了《顾准日记》一书，但出版受阻。当时担任《书屋》主编的周实，介绍我认识了运作过《中国左祸》一书的谭合成。谭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说通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并自己承担投资风险，迅速推出此书，知识界争相传阅，堪称一时盛举。 　　谭先生学工出身，却酷爱写作，他的报告文学在80年代就名动三湘。当时，中共高层老人重掌国柄不久，在各级政权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还未达到，余悸犹在，所以强调彻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学界看准了文革题材的轰动效应，所以也十分热心组织和投入这方面的创作。作为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谭先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采访良机，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全方位采访1967年发生的大规模杀人惨案。谭先生采访时，道县惨案善后工作尚未结束。这使他不但可以查阅全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以后二十多年间，他又几赴道县，补充调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本题为《血的神话》的大作，长达五十万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有各方面数据的详实统计和分析，有对大量个案的生动描述，如实地记录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为这起不能掩盖也不应遗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道县事件发生于文革期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全部10个区，37个公社，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占全县总人口1.17%。受道县影响，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 　　读完这部大著，掩卷长思。我不能不思考，这种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文革前期担任47军军长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黎原将军，当时曾和华国锋等人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杀人风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但是，谭合成却告诉我们，1984年，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就调查清楚：“被杀的9000多人中，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说，所谓敌情根本不存在。而杀人过程中也不是两派互相残杀，而是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杀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政治贱民。黎原写回忆录时早已不在湖南工作，凭借的还是1967年的印象。而谭合成的答案，则建立在反复调查和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野蛮征服曾经一再发生。杀戮男性，占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惯用方式。类似的血腥的屠杀，也曾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1967年的道县事件，虽然在行为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主导性的理念不是对异族的征服，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演变为治国之道。他把人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剥夺资本家、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其肉体。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在中国扶植的秘密政治团体，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和发挥。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共合作，一度改行减租减息的温和政策。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从解放区到全国，再度开展土改运动。其间打死、逼死的地主富农难以数计，仅1947年几个月内，在北方的几个解放区就死了25万人。1950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经试图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批评。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执政党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当时的杀人风，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不同点仅仅在于决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级干部，而是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政权。掌握县级领导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红联”和区、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4665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66.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本来就是执政党的自己人。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县在文革中首创。毛泽东称赞“好得很”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就掌握过生杀大权。1947年，领导解放区土改的刘少奇曾经主张，组织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农会各派法官，土改期间每村都搞一个，给他们杀人权。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也曾经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权从省下放到专区。并提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可超过千分之一点五。那场运动实际杀人为七十一点二万人，占当时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最高领导人预先确定杀人的百分比，已经埋下了大规模错杀无辜的隐患。当今世界，许多文明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国家执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国大陆近年将死刑的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说，这是靠近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谭著告诉我们：如果基层官员握有生杀大权，且无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后果是多么可怕！ 　　道县惨案，放在人权意识有所觉醒的今天，可谓骇人听闻。但对于这种暴行的反思和检讨，在中国大陆仍然困难重重。历史的伤疤仍然被权力有意地粉饰。在全球范围内，希特勒等种族主义狂人的大屠杀受到了文明人类的一致谴责，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只在部分欧洲国家得到反思和清理。最近，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的审判刚刚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杀害无辜的政治运动，上自建国初的土改、镇反，下至1977年对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等一批政治犯判处死刑，许多历史上的暴行尚未得到清理。谭合成先生正是清理历史的先行者之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遮蔽国耻，四维不张。中国应当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承担起清理历史的使命。让中华民族的复兴，真正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石之上。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11571098.html

乔纳森・芬比：中国，危险的务求自保政权 Posted: 16 Nov 2012 06:00 PM PST 乔纳森・芬比 2012年11月17日 北京 周四，在这里举行的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代领导班子。同时，尽管并非有意，它也向世人透露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大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按图放大 David E. Smith 相关文章 强人决策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 中共换届中的艰难选择 11月8日，即将卸任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主持十八大开幕式，朗读报告时，指出了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很明显，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周四，胡锦涛的继任者习近平获得任命后，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并且要解决党内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然而，此次党代会所任命的核心领导集体——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却以保守派居多，而两名主要的改革派却被排除在外。持续了一整年的幕后政治交易最终产生了一个七人组成的以安全考虑为第一的常委会，就此完成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那些忠诚、受信任的党内人物得到了提拔，他们坚定地遵守党的核心路线，从不表达自己的任何观点。 从相关内部报告和讲话中，我们了解到，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已意识到，需要对那个自1978年经济改革起推动中国向前发展的模式进行变革，并需要适当及时应对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随着工资水平增长、资本价格升高，再加上发达国家市场的疲软表现，邓小平所倡导的发展模式中的三个关键元素——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本和强劲的出口需求——已经今非昔比了。20世纪80年代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私营部门也遭到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挤压。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日益增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污染问题。而腐败是它一个最大的心病 。公众越来越不相信道德规范。虽然个人自由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任何人如果宣扬一党专制之外的多党竞争式民主，都很可能会进监狱。自1949年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政治束缚与当今由社交网络连结的社会显得格格不入。 推崇中国政治体制的人将它描绘成一个成熟的精英政治体制，行政立竿见影，和西方民主国家政客的笨手笨脚不同。然而，像这样的精英政体，它的基础只不过是占全国人口6%的党员。官员提拔的标准很不透明。个人的忠诚以及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私相授受的关系让这个体制扭曲变形。这一点从前任领导人江泽民在权力交接中再次露面即可看出，他10年前就应该退休了。 胡锦涛开幕致辞时至少承认了其中一些问题，而且他同时卸任中央军委主席，而没有像他的前任江泽民那样继续在这个职位上留任，扫除了人们的疑虑。但是，像其他高层领导一样，他坚持说这个政治体制应该保持不变。 但是，如果拒绝变革，包括法制的改革，要想解决所谓中国模式的各种弊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共政权控制一切的本质，和中国公民社会的薄弱，意味着急需的改革会遭到既得利益的反对。这些利益集团从现行的体制中得到好处，而且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能阻止变革。 政治局常委前期选拔过程中的两位有改革派资历的男性候选人（高层领导中没有女性）——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最终没能入选。 问消息人士为什么习近平能登上最高领导地位，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习近平让各派利益集团感到放心。在可能引发争议的政策问题上，他没有明确表达过自己的立场。这使他成了中国领导层的象征。这个领导层已经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演变为一个神秘保守的决策集体，好像是公司董事会。他们不接受公众监督，不用为自己的决定作出解释，指望着只要有一系列好看的统计数字，就能得到民众的认可。不管人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中国模式与美国总统竞选中公开的激烈辩论相比，那种反差是惊人的，这种模式的缺乏大众参与，也是惊人的。 对于一个务求自保的政权，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十分危险。中国处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发展阶段，它需要为未来几年规划一个路线图。缺乏公开透明的政治制度和顽固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成了路上的障碍。 现在，习近平已经登上了权力顶峰，问题是，他能否破除陈规，挑战这个成全了他的体制，从而引入改革。但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否有这样做的愿望，不知道假如他有的话，这个体制是否允许他去做。中国有太多众所周知的未知数，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份量，这实在令人不安。 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是新兴市场咨询公司总经理 ，著有《虎头蛇尾》(Tiger Head, Snake Tails)。 翻译：谷菁璐、许欣 ——纽约时报

丁学良：分辨中国政治改革的四个层次 Posted: 16 Nov 2012 06:07 PM PST 丁学良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1月16日 11月8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重点提到“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随之引来各种针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解读。 传媒界和学术界一谈到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满肚子牢骚。部分原因是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理解得过于笼统模糊。为了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增加一些现实感，有必要先把“政治改革”概念搞清楚，然后再来分析和比较中国的政治变化在哪个层次上是退步了还是进步了。不然越说越悲观，只能跳楼作罢。 相关文章 十八大论政改为何没精打采？ 中国政改前路未卜 政改难有实质性推进 政改，是否还有一线希望？ 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至少要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治理想，这是最高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政治制度；第三个层次是行政(administrative)体制；第四个层次是政治技巧。 过去的 35 年里，中国政治改革的四个层面情况非常不一致。从1977年到1989年夏，中国的领导阶层在政治理想这一层面上有过显著的文明开化，努力与世界主流拉近。但是自1989年夏秋直到目前的 23 年里，中国领导层在政治理想层面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进步。这并不是说中共党员里没有人向往更高的政治文明，这样的人不少，但不能成为主导。 政治改革的第二个层次事关政治制度的进步，核心内容是自下而上的政策输入（即普通公民有改变基本政策的常规渠道）和自下而上的权力制约（即普通公民有裁决政府大的人事安排及主要官员行为的实际力量）。中国自1989夏秋以后，在这个层次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进步，虽然也提出过几个模模糊糊的“施政为民”之类的口号。 政治改革的第三个层面是行政体制调整和施政改革，这方面倒是有不可忽视的变化，一些环节的进步也是显著的。比如，出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需要，中国过去那些年里增加了“市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最近以来又在试行“强县”的改革，因为很多地方的县政府的资源和权力太少，而责任太大，不得不把过去从县级政府手里拿走的实权归还一部分。 再比如在干部任命的问题上，以前并无所谓的信息公开。过去这些年来，在全国的很多地方任命官员之前都要公告，并听取基层的反馈意见。反馈未必都见效，但说明在程序上有所进步。还有，过去十几年来，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民告官”案例，虽然民胜者还是少数，但从维护公民个人权益角度看，这毕竟是进步。最近，有些省市也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展，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不断有大学生、律师、普通老百姓、NGO 组织，要求地方政府公开它们的预算、花费、官员收入等等。提出这类要求的人，大部分没有被和谐掉，尽管披露的信息可信度还不高。 又比如，眼下人们关注的政府系统内部职权的重新划分、政府各级机构的重新设置，即所谓的“大部委制”架构。如果施行，则会带来行政成本和效率的显著变化。总之，1989年夏秋以来，中共官方所说的“政治改革”其实指的是行政体制调整改革。虽然它们多半是局部的修修补补，不全面不完整，更非逐渐深入、指向要害部位，但总体来讲，还算是有所进步的。 第四个层次在1989年夏秋以来发生的变化最多，也最容易叫老百姓反感乃至怒火喷发，这个层次就是政治技巧。比如，某个官员和他所负责的部门犯了严重过失，引起极大民愤。于是上级党政部门就宣布解除该官员的职务，公众乃至境内外媒体都会为此举欢呼。其实，在这一层面上，如果执行到位、坚持到底，便会触及行政体制深层的改革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经过多年的观察人们发现，对这些官员的处罚大部分都停留在政治技巧的层次上。中共不希望看到，公众对个别官员和他所负责的部门的不满立刻演变为对执政党的不满，所以“杀鸡儆猴”，以暂时平息公众的怒火。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受处罚的官员被发现易地做官了，或者换了一个部门做官。对这样的忽悠，老百姓非常不满。 再比如，一些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老百姓与负责维稳的警察部队及其附属队伍发生冲突，导致平民伤亡。官方很快宣布：伤害百姓的都不是公安系统的干警，而是编制外的城管人员，他们是“有关部门未经上级批准擅自雇佣的，现在已经被辞退”；这些人对老百姓使用暴力、强拆人家的房子，都跟当地政府没关系。大家细想想，到底是谁雇佣了这些编外人员，又给了他们实际的执法权？当然是地方政府和警察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地方政府把公众最痛恨的任务交给了这些代理人，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政府就拿这些编外人员做挡箭牌。显然，这种做法是在政治技巧上的“推陈出新”。 中国 23 年来在政治技巧这个层面发生的变化最多，对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基本人权的影响也最大。发生在这个层面上的很多变化都是出于搞“政治装饰”，目的是平息民愤，而结果往往是导致更深层的社会不稳。 中国政治改革的四个层面相辅相成，越高层面的改革越是直接影响改革的结果。由于1989年夏秋以来，中国领导层不愿意在第一和第二层面上实行改革，就只能在第三和第四层面上做些行政调整变动、政治技巧翻新。最高领导层这样做，主要是为着缓解最具爆炸性的官民矛盾。回顾 23 年来的中国国内局势并将其与前苏联及周边国家相比，中共领导层确实达到了一个大目标，那就是防止了政权的丧失——即政治革命的发生。与此同时，他们却日益面对着另外一种局势——大面积的政治溃败(political decay)的发生。这是他们越来越焦虑的大问题，也是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状。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纽约时报

格丘山：一个令中共三代家族胆战心惊夜不能寐的消息 Posted: 16 Nov 2012 05:40 PM PST 陈水扁家族位于美国维吉尼亚的房屋。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今天看到美国政府没收陈水扁儿子陈致中在美国两处房产的消息。因为该房子疑似家人利用收贿所得，美方根据司法部的「贪腐政府高层资产追回计画（Kleptocracy Asset Recovery Initiative），作出此决定。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布劳尔说，「贪腐政府高层资产追回计画」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贪腐的国外元首把美国当成避风港，隐匿不法所得。 这个消息对于中共的重要程度显然要超过什么钓鱼岛，那个破岛与中国共产党的子孙七姑不姨有何相关， 甚至比什么十八大更重要， 因为十八大说到底不就是中国的利益分配：上一批共产党官僚已经捞够了，现在需要确定下面四年谁来捞。这些捞的钱一般都像温家宝一样分散在他的七姑八姨和子孙后代那里，而他们的七姑八姨和子孙后代拿这些贪赃钱心理不安稳，都存到国外银行和置买国外资产。 如果这些资产和存款最后要被国外政府根据贪腐政府高层资产追回计画没收的话， 那么我们的共产党忙了半天， 打得死去活来，弄到最后，不是在为外国政府服务吗？这简直太荒唐了。俺们的共产党一直在发誓赌咒，坚决不改革，而且日夜瞪着大眼防止美国政府颠覆自己的地位，现在美国没有派一个特务，一个兵， 轻轻一拨， 四两拨千斤，使中国十八大成为了美国政府财务计划中的一个执行环节，而中国共产党成为了美国财务计划中的一个执行雇员，历史的智慧真是太诡谲了，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最后在为他人在做嫁衣裳。人算怎能与天算为敌呢？ 新的世界平衡链将如下工作： 中国巨大人数的农工天天生产便宜货； 美国人天天买便宜货； 美国的钱滚滚流入中国； 中国共产党打得死去活来用十八大确定谁来分配这些钱； 这些钱以最小的比例养活中国农工； 这些钱以最大的比例分配到十八大确定的官僚的七姑八姨和子孙后代那里； 官僚的七姑八姨和子孙后代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将钱弄到美国银行或买地产； 美国人袋里愈来愈没有钱买中国的便宜货了； 美国的中国贪官资产和钱愈来愈多； 美国政府根据贪腐政府高层资产追回计画没收这些资产； 美国政府将这些钱分配给美国人； 中国巨大人数的农工天天生产便宜货； 美国人天天买便宜货； 如此循环不已， 一个新的世界平衡链就形成了。 当然这个平衡是不稳定平衡，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随时出问题。譬如中国农工不干了，造反起来，说到底他们是最吃亏的，那么平衡就破坏了。但是这种可能很小，因为中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书人就是在研究怎么控制农民 和穷人，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最大可能是中国的官僚发现自己做了傻事不干了，但是这个可能在短时间中也不会发生，因为人的生命周期相对历史变化的周期有些短，美国政府不到山穷水尽不会轻易的去没收这种财产，所以中国官僚的七姑八姨和子孙后代在这个两个历史变化的空隙中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穷奢极欲，就像那个什么李鹏的孙女叶剑英的孙女等还有足够长的世界套上满身的名牌去招摇世界。当然要不了多久，这个平衡链就会破坏的，这种荒唐平衡是典型的中国人满嘴仁义 道德和满肚男盗女娼的结果，是中国人自以为聪明的结果，是中国人智力的极限。 所以最终主导这个世界历史的决不可能是中国人。

纽约时报：强人决策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 Posted: 16 Nov 2012 11:42 AM PST 图为周强搀扶熊清泉（中）走下舞台 DIDI KIRSTEN TATLOW 报道 2012年11月16日 北京——许多党内高层人士和政府研究者称，即使按照世界最大的政党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标准衡量，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一件很大的事” 。 说本次会议大，不仅仅指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层意思，亦即本次大会承担着选择党和政府的新领导人的任务，这种事情每10年才发生一次。 相关文章 中共换届中的艰难选择 中国太子党的崛起 江泽民插手中共决策 十八大开启中国领导层换届进程 其实，说本次大会大，也是因为一个隐含重大潜在危险的特点，并因此与以往的大会区别开来（包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已经走出了乾纲独断的强人时代。 一位党内高级研究者称，现在的情况是，军政两界权势家族的几千名成员及其盟友，你争我斗，以获得对最高领导层擢升活动的影响力，使得召开十八大之前的那段时间 “极其混乱”。 因为此话题的敏感性，该研究者坚持不具名。 尽管最后一个真正的强人邓小平已于1997年去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却仍然健在，包括“八大元老”之一的政坛耆宿薄一波。薄一波于2007年过世。该研究者称，甚至邓小平的影响力也是很久之后才消退的。但是，中国现在正深深陷入新的、更不确定的“宫廷政治”时期，亦即那种曾多发于许多封建王朝的、高度个人化的弄权活动。 这位研究者说，“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既没有强人，也没有民主决策体制，”而这两者都能授予政府合法性。 他说，“我们失去了规则。强人决策是一种规则。民主也是。但是如今我们两者都没有。” 这听上去似乎是说，中国处于某种无人掌舵的状态。其实，这么说也不对。中国有习近平，他是革命领导人习仲勋之子，国内外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错人选。 然而，指引前进方向的，可能是一只从墓穴里伸出来的手 。 现年59岁的习近平，早在20年前就被其父及邓小平当做领导人人选。这也显示，中国政经事务的长远安排到底有多么长远。 这位研究者说，“邓小平谋虑深远，像下棋时谋子布局一样。” 中间阶段的道路也是精心选择的。在选择69岁的现任主席胡锦涛一事上，邓小平施加了重大影响力，并以此“作为阻断江泽民的一招”。胡锦涛这位86岁的前任者，在此次大会上高调出场，惹恼了一些希望他退出政治舞台的党内人士。但是中国对这类元老的尊崇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邓小平不信任江泽民，而胡锦涛当时最大的优势是他还年轻，”所以他可以比江泽民活得更久，这位研究员说，“尽管胡锦涛并不被认为是非常有能力的。” 强人深深植根于共产党的灵魂中。 这位研究员称，“从第一届代表大会到邓小平时期，每一届大会上都有一个强大的核心，或者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个人，或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挑选领导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是如此。 共产党军队在北方的陕西省重组时（从这里，他们开始了接管全国的过程，并最终于1949年成功），“毛泽东开始做出选择，”他说。“毛泽东死后，大多数人员任命决定都是邓小平做的，虽然不是他一人说了算。” 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引发的危机中，李先念和陈云这两位“元老”在选择高级领导人时也获得了发言权。“那个时期很复杂，”他补充道。“现在，所有这些政治强人都不在了。” 江泽民是过渡者。“现在，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做出选择的决定，”他说，“在现今这个阶段，我们在寻找一个选择掌权者的系统。” 所有这些，让下一届，或者说第六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选择变成必须尽早面对的问题，那些拥立王位的人急切地要选出候选人，并加强他们的权力，以保证预定在2022年举行的下一次权力交接实现平稳过渡。未来领导人在合法性上的缺陷必然要用其个人影响来弥补。 有些名字已经广泛流传，比如52岁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49岁的内蒙古省委书记胡春华。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升进最高层，但在最近一次湖南省党代表团会议上，周强展现出的交际手腕和威信，可能对他有利。 当湖南省前省委书记，80多岁的熊清泉对代表团和记者漫无边际地讲话时，代表们开始尴尬地微笑。当熊清泉扯出一大副自己的书法作品要展现给大家看时，他们笑得更厉害了。这时，周强出场了。 “熊书记是位老代表。他的想法很好；书法也不错。”他说，在把大家带回大会的同时，也保住了熊清泉的面子。 翻译：梁英 ——纽约时报

專訪吳稼祥：政改關鍵是民主選舉 Posted: 16 Nov 2012 10:50 AM PST 吴稼祥 （原题：專訪：中國體制改革研究專家吳稼祥 ——政改已開綠燈關鍵是民主選舉·江迅） ·胡錦濤十八大報告最重要的意義，就在於把政治體制改革單獨成章，這是十三大以來首次，表示政改已開了綠燈，可以往前走了，至於下一步怎麼走，就是習近平的事了。政改關鍵是民主選舉，但先搞黨內民主是偽命題。 --------------------------------------------------------------------------------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部研究員吳稼祥，是中共十三大報告起草人之一，他長期關注中共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十一月九日，中共十八大召開翌日，他在北京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他說，胡錦濤所作的十八大報告，主色調是平和的，沒讓你覺得驚訝的東西，似乎沒有什麼很重要的東西。不過，報告中有一個章節很重要，即把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單獨一個部分來寫，自中共十三大以來，從未如此。這是極其重要的信號、極其積極的信號。不要看它寫了什麼，這不重要，單列一個章節寫政治體制改革，這很重要，表示開了綠燈，可以往前走了，下一步路怎麼走，是你習近平的事了，十八大報告最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就在此。以下是專訪內容： 你總體上怎麼評估胡錦濤所作的近三萬字的十八大報告？ 黨的報告是一個大雜燴，其實每一次黨的報告都這樣。不管哪個政治局常委提出的意見，應該說都必須吸納。當然，強人時代就不一樣，比如鄧小平時代，別的常委提出的意見，他可以否決，其他人就沒有這權力。可以說，這樣的報告是高度談判的結果。每個人都想加入自己的東西，但每個人都不希望對方加一些完全否定自己的東西。十八大報告按應有程序，半年前就給所有的部級以上官員看了。 在大會上讀報告的是即將離任總書記的胡錦濤，而出任報告起草小組組長的是擬任總書記的習近平，為什麼有如此安排？ 這就決定了這份報告的品格，即承前啟後。承接的是胡錦濤十年所做的，寫出來的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習近平未來要開啟的，也是上一屆領導人胡錦濤以及與胡思想一致的人不會反對的。起草小組組長是下一任總書記，這就確保報告不會出現下一屆領導人絕對不能接受的東西，你胡錦濤可以要求寫上你認為必須堅持的，但你不能堅持我習近平認為不能接受的東西。承前是可以的，但不能承前那個「唱紅打黑」和文革那一套，承前那個「五不搞」（吳邦國所提的五個不搞：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鼎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 胡錦濤報告中說，「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你怎麼理解？ 不走邪路，就是不走西方道路。但僅僅用了四個字「改旗易幟」，習近平不允許把話講清楚，只能含糊寫，這就是雙方妥協的結果。至於說，如果把走邪路說得很具體，以後他們就會質問你，明明說這不能搞，你偏偏搞。你會說，不走邪路，我搞的算邪路嗎？什麼是邪路，這是定義問題。「唱紅打黑」是「老路」，在胡錦濤看來，「唱紅打黑」卻是正路，但在習近平看來是「老路」，這路不能走，於是雙方妥協了，我既不能走重慶的「老路」，你也不能走那條改旗易幟的西方「邪路」。十八大報告起草小組組長堅持的是不能搞重慶、文革的那一套，上屆報告起草小組老組長堅持的是，你不能搞西方普世價值那一套。 你強調的是這樣重要的報告，其實是各方觀點的妥協結果？ 對。正是如此，我們不能對十八大報告有太多指望，重要的不是報告寫了什麼，關鍵的是這報告沒寫什麼。它沒有明確寫胡錦濤這些年來堅持的反對普世價值，沒有明確寫不搞西方議會政治、聯邦制，沒有明確寫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沒有明確寫國有制的主導地位，這就是積極信號，關鍵是什麼沒有寫，而不是寫了什麼。寫的那些是老的總書記幹的，沒有寫的是可能要限制下任總書記要幹的。 以往的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都是妥協的結果嗎？ 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強人時代，就不用妥協，他們說了算。二零零一年十月成立十六大報告起草小組，胡錦濤任組長。當時提出精神文明決議時，每一次胡耀邦都將鄧力群加上的以共產主義核心的一大段刪除，鄧力群拿到徵求意見稿，又添加上去，胡耀邦又刪除，鄧力群再加上，先後五次。 你認為推動政改，關鍵是什麼內容？ 政治體制改革實質就是民主制度化，就是民主化，離開了民主就沒有意義，談民主不談選舉沒有意義。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怎麼把民主選舉落實了，說其他的話，那是環顧左右而言他，就是在迴避問題。我說個小故事，第一次對你公開。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宣布戒嚴）晚上，我從中南海到政治改革研究室見鮑彤，他說我一旦死了，這就是我的遺囑：我們現在感到後悔，動作太慢，不能按照我們（指他和趙紫陽）的想法，準備用五年時間，把民主直選村一級推到地市一級。這就是當年趙紫陽和鮑彤的設想，如果按照他們的設想，現在已經民主化了。所以你看溫家寶每次到地方講話，說的話都是當年趙紫陽的想法，他說人民可以管好一個村，就可以管好一個鄉，也能管好一個縣。為什麼這麼說，這就是說直選可以推到縣，可以推到地、市，這都是趙紫陽的想法，在溫家寶的心目中是很清楚的。兩邊的政改他都很清楚的，一個是我們這邊，一個是趙紫陽那邊的政改小組，報告要交給總書記，都經過溫家寶，他是中辦主任。 你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民主選舉，是直選？ 對。所謂政改，除此以外，沒有政改。現在談什麼行政機構改革、大部制、省直管縣，都沒有意義，那都是在一個艾滋病人身上治療潰瘍瘡疤。當然可以治療，也應該治療，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政改在我看只有一個東西是有意義的，就是把人民直選從村一級逐漸往上推。政改內容就是把直選由下到上、從點到面、從少到多，逐步推行。 據你分析，這個十八大後能解決嗎？ 我不思考十八大後可能不可能這麼做。只能這麼說，不這麼做，就亡黨，共產黨已經進入讀秒階段，改革是自救，不改就是自戧？你看這次政治局常委名單，你想再有一次換屆嗎？這一次都搞成什麼樣子了，差點發生內戰。我同意杜導正的說法，中共還有十年時間自救。這樣下去，不可能還有下一個十年，我們兒女不可能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明年他不改革，我都會成為革命派。這些年來，我一直在維穩，如今就看習近平怎麼幹了，給共產黨一個機會。中國不可能再這樣下去，拿人民血汗錢到處招降納叛，這是些小人，是宮廷太監，把中國搞成這樣。 你對十八大後的發展態勢還是有信心？ 我沒這麼說，我只是說有了信號，今後會怎麼做，我不知道，它不這麼做，就自取滅亡。 中共多次提出黨內民主問題，你對黨內民主怎麼看？ 民主從黨內民主開始，沒有意義，這是個偽命題，黨內民主從來都是個偽命題。研究台灣情況就知道了，台灣社會民主化後國民黨才開始民主化，如果說國民黨沒有社會民主化而先自己民主化，這個黨就崩潰了。 民主化是指制度化，任何人都不能改變，這叫民主化。聽別人意見，是民主作風，跟個人的品格有關。真要搞民主化，黨內要直選，所謂民主一定要直選，要投票，必須要有競選，候選人多於當選者。民主的三個精義，一是選票、二是競選、三是候選人多於當選者。不可能先有黨內民主，社會民主化之後才能有真正的黨內民主。民主和分權結合起來，權分到哪，民主跟到哪，所以說村級選舉搞不好的都是不想搞好。 說中國特殊，社會承受不了直選，這種觀點就像說孩子游泳，你把他們趕到海裏，不管了，死了好幾個，你說孩子不該游泳，全世界的孩子都在游泳，就中國的孩子不能游泳。這不是笑話嗎？■ 吳稼祥小檔案 新權威主義首倡者之一，推動國有企業股份化改造。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基金會副理事長、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部研究員，1982年2月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辦公廳高級研究編輯職務評審委員會評為副研究員；1982年—1989年，曾就職於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領導過書記處辦公室政改研討小組，2000年3月赴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三年。主要著作有：《中南海日記》、《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果殼裏的帝國：洲級國家時代的中國戰略》等。 ——亚洲周刊

胡少江：十八大人事安排的几个看点 Posted: 16 Nov 2012 09:32 AM PST 2012-11-16 十八大终于闭幕了，风靡世界的中共新领导人的猜谜游戏的谜底也终于大白于天下。除了普遍认定的“双接班人”习近平、李克强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之外，新当选的五位政治局常委都是上一届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升迁基本上在人们的预料之中。虽然如此，这次党代会的人事安排事项仍然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新看点。 首先是胡锦涛的“裸退”。胡锦涛不仅如人所料地从总书记的职务上卸任，而且还同时让出了中央军委主席的位置。按照过去的惯例，老人在移交政治权力的过程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对军队的控制权。例如，邓小平和江泽民在退出中央常委会之后，都曾经保留了一段军委主席的职位。胡锦涛一反常规的“裸退”，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预料。 对胡锦涛的“裸退”有各式解释，有人解释为这是胡锦涛为了羞辱他的前任江泽民贪恋权位的政治举动；有人解释为这是胡锦涛为了换取政治对手在其他方面的妥协所作出的让步；也有人认为这是胡锦涛无心恋栈，急于从他所无法控制的政治博弈中脱身的表现；或许以上都在胡锦涛的考虑之中，或许胡还有其他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胡锦涛全退的举动是明智的。 在控制军队方面，胡锦涛并没有超出党的领袖身份之外的个人优势。在这一点上，他与当初的邓小平不可同日而语。从总书记的位置上离任而保留军委主席的位置，在政治上不仅不能给胡锦涛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只会是自取其辱。尤其是，干净果断的移交权力或许多多少少能够赢得习近平的好感，从而为日后在关键时刻与习的对话埋下一个正面的伏笔。 人事安排的第二个看点是常委中江泽民的人马再次占据绝大多数。习近平本人正是在江派人马的支持下五年前突然取代胡锦涛属意的李克强成为总书记的人选的；新常委中的张德江、俞振声、刘云山等三个人是经江泽民直接提拔在十年前进入政治局的；张高丽也是江泽民提拔和一路庇护的。至于王岐山，虽然一向被看作是前总理朱熔基的门徒，但是他与江的关系肯定比与胡的关系更密切。 虽然胡锦涛在政治局委员中安排了一些所谓的团派人马，尤其是将胡春华和孙政才这两位“60后”的新人作为“准隔代接班人”进行了安排。但是由于现在的常委班子基本上由江派控制，因此这一安排的最终成效还是一个未知数。按照成规，作为上一届的领导核心，胡锦涛的意见将会得到新一届领导人的尊重，但是当江、胡这两届前领导人的意见相左的时候，现任班子中两派力量的对比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十八大人事安排的第三个看点是李源潮和汪洋未能入常。这两人的落选应该是常委会人选由九人变七人的一个直接结果。当然政治的角逐远比“9”和“7”这两个数字来得复杂。虽然这两个人在五年后基本上将没有悬念的进入第十九届中央常委，但是延迟他们的入常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胡派人马在十九大、乃至于二十大的新领导人问题上的发言权，这个影响不能低估。 十八大的另一个看点是，丑闻缠身的令计划虽然入选中央委员会但是却没有能进入政治局，甚至连原来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也没有能保住。应该说这是胡锦涛和政治对手讨价还价的结果。令计划的处置也十分耐人寻味。假如传说的关于他的丑闻是假的，胡锦涛一定会让他进入政治局；假如丑闻属实，但是他仍然能够进入中央委员会，那么足以显示中共的人事安排是多么的荒谬。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鲍彤：胡锦涛的历史贡献和七常委的法律责任 Posted: 16 Nov 2012 10:01 AM PST 2012-11-16 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史，是一部“老人干政史”。现在胡锦涛先生洁身而退，应该从此杜绝任何老人继续干政的藉口。这是一个正确的重大选择。有了这一条，胡锦涛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相形见绌。 在老人不可能或者不应该继续掣肘绊脚的新格局下，七常委名正言顺，当仁不让，可以严格根据宪法和党章，把责任全部担当起来，不可能依赖了，也不应该推诿了。 按照现行体制，七常委中，肯定将有未来的国家主席。他是国家的象征，代表着整个国家。他的力量应该来自人民的全力支持。能不能得到这种千金难买的支持，新主席显然有成竹在胸——不取决于别的，只取决於能不能维护民权，体恤民生，顺应民意。 新的常委中，将有未来的国务院总理。他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领导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尽力多做有利於人民的好事，不做任何一件无法无天、侵犯公民权益的坏事，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总理应该是最符合人们期盼的好总理。 新的常委中，有一位担任中纪委书记。他的责任是反腐败。这是一条危险、光荣、责任重大的“战线”。依靠法律，依靠民众，依靠舆论，则胜；孤军陷阵，畏葸不前，徇私枉法，则败。祝他履险如夷，祝他成功！ 其他四位常委中，也许有未来的人大委员长，有政协主席。按照法律，任何人都无权领导人大和政协。顺从人大的委员长，顺从政协的政协主席，必然能为人大和政协提供出色的服务。 还有两位常委，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分工。也许协助国家主席工作，也许协助总书记工作，也许协助国务院总理工作。协助就是协助。配角的全部责任就是配合。配合得好，就是莫大的成绩。 祝七常委依法顺利开局！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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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立：中国新常委的特征和倾向 Posted: 16 Nov 2012 09:51 AM PST 核心提示：詹姆斯敦高级研究员林和立撰文分析新任常委的特征、过往政绩以及他们未来可能的政策取向。除了习李之外，其他常委都生于1940年代，显然常委会具有过渡的性质。而刘云山入选表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改革将继续被置于次要地位。 原文：HOT ISSUE: Traits and Orientations of China's New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发表：2012年11月15日 作者：林和立（Willy Lam）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校对 （新常委露面） 11月15日，中国公布了中共18届政治局常委会的7名成员。这7人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首，将组成中国今后5年的最高统治班子。这个常委会的过渡性质表现出一种饶有趣味的矛盾。中共18大宣称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因为它代表着21世纪的第一次领导层交接，是即将离职的胡锦涛主席率领的第四代领导层向新出炉的习近平总书记率领的第五代领导层的交接。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领导人交接走出了邓小平指定领导人的阴影，胡锦涛是邓最后的选择。 然而，只有被认为是第五代领导层"双核心"的习近平（59岁）和候任总理李克强（57岁）生于1950年代。他们的其他同事都是刚刚从政治局退下来的第四代巨头——69岁的胡锦涛和70岁的温家宝——的同辈。由于年龄的原因，这5人都只能任职一届。这意味着更为彻底的领导层更替几乎肯定会在2017年的中共19大上发生，届时第六代领导层的两名成员可能会被引入政治局常委会。这两人可能是内蒙古区委书记胡春华和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他们都生于1963年。胡春华（他与胡锦涛主席没有亲属关系）本周刚刚晋升为政治局委员，据传他将执掌广东省，而孙政才将主政重庆。 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实是，7名政治局常委中几乎没人被看作是改革者，尤其是在中国政治体系方面。例如，接替习近平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的刘云山是一名毛式风格的官僚，他主要担心的是社会主义正统受到破坏。然而，候任总理李克强带领下的经济团队有望在经济和金融改革的某些方面取得突破。 下面简要勾勒了7名新政治局常委崛起的背景以及他们的个性和政治倾向[1]： 习近平 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常委会的重中之重。他以团队精神和建立共识而闻名，并非有远见的开路先锋，至少在未来的2-3年里，这位59岁的陕西人将遵循既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十二五"计划。 习近平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和改革家、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身为太子党，他分管的领域预计将包括党务以及外交和军事事务。自从2007年第一次升任政治局常委以来，习近平已经策划了多项意识形态运动，来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在外交政策方面，这位新任总司令将继续胡锦涛主席几年前开始的准超级大国的外交战略，尤其是以反击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为目标。 与前任的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同，习近平并没有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党的派系。这可能会对新任党首巩固权力基础和推行新政策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他与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些太子党将领关系良好。这可能意味着，这位最高领导人将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观察。 李克强 作为1980年代早期自由派时代的明星法律系学生，李克强被认为是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改革家。但他过去5年来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政绩乏善可陈，57岁的安徽人预计将更加努力推动行政和经济不同领域内的变革。这包括对国务院（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废除多达10个部委。通过限制大约120家国家控制大企业的垄断权力，李克强将在经济中注入更多的市场元素。他也可能促进中国金融部门的国际化，例如加速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以及逐步放开中国的资本账户交易。 除了候任常务副总理张高丽之外，李克强预计将高度依赖马凯和汪洋，他们可能在明年3月决定国家职位的全国人大上成为副总理。汪洋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被认为是政治局中最开明的委员。马凯在金融方面拥有坚实的经验，可能负责之前由王岐山副总理掌管的经济领域。 张德江 张德江成功的秘诀是他建立关系网络的完美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是讨好党的领导人。作为平壤金日成大学的毕业生，66岁的张德江在意识形态和经济领域并不是一个保守派。2001年，籍贯辽宁的张德江在一家重要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引起轩然大波。然而，张德江在浙江和广东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他1998-2002年和2002-2007年分别掌管这两个省。 考虑到缺乏立法或司法工作的经验，张德江将担任下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令中国法律界为之侧目。不过，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都明确指示在下一个十年的改革重大突破是"依法治国"。落在张德江肩上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全国人大不仅要引入立法思想的现代化，而且要承担党-国框架批评者的作用。 俞正声 67岁的俞正声仅仅比离任主席胡锦涛年轻2岁。俞正声被认为是"太子党老大哥"，自从他5年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以来一直保持低调。他进入常委会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稳重敏锐以及超强的人际交往技巧。一旦7人的最高层发生争议，俞可能是平息怒火、求得妥协的最佳人选。 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家最高级"统战"机构）主席，俞的主要工作是促进与非中共政治人士、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台湾、西藏和新疆居民等在内的各界的联系。因此，尽管政协通常被认为是没有实质性权力的建议机构，俞仍可以向习总书记提供赢取民心尤其是台湾和西藏民心的诀窍。 刘云山 65岁的刘云山被赋予习近平之前的职责，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书记处是党的神经中枢。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认为是新常委中最为保守的，是中共推行媒体审查和封锁自由思想知识分子的核心人物。 刘云山的职业生涯开始于新华社内蒙分社的低级记者，而他跳跃式的爬升则得益于为上级充任优秀的公共关系官员。据说前任的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都喜欢刘云山毫无保留的奉献，因为他帮助两位党的首脑的政策和口号广为流传。然而，刘的任命是最为清楚的信号，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改革将继续被置于次要地位。 王岐山 64岁的王岐山是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具有个人魅力的干部。这位负责金融的前副总理被任命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反腐机构。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王岐山拥有与跨国企业尤其是金融领域中的跨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他是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而且在美国尤为知名。2009年以来，他领导中国代表团在两年一度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中与华盛顿的内阁级官员开展对话。 王岐山是前总理朱熔基的爱将，与朱拥有同样的强硬个性。尽管据说他对未能获得常务副总理的职位深为失望，但王可能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腐败斗士。中国的网民和党的领导人都将腐败视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王岐山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障碍是他与数以百计太子党商人和重要金融家的良好关系。这让人们怀疑他打击中国红色贵族中的腐败"老虎"分子的能力。 张高丽 66岁的张高丽预计将在3月份的全国人大上任命为常务副总理。这让外界的普遍预期落空，人们曾预期中央政府中的这个第二号位置将归于同为常委的王岐山，王是拥有丰富经验的副总理。张高丽获得这一职位的原因之一显然是避免候任总理李克强和意志坚强的王岐山之间产生权力斗争。 张高丽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履历，曾管理一系列沿海新兴城市和繁荣省份，包括深圳、山东和天津。他的政绩之一是将环渤海地区（包括两个直辖市北京和天津在内）发展为一个可以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大上海地区相媲美的增长轴。但张高丽因其喜好面子工程而受到批评，许多工程背负巨额债务。 据说张高丽的政治直觉极高。他是还在世的3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认为有能力的少数高级干部之一。 注： 1、7位政治局常委的经历和倾向部分基于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以及香港报纸如《明报》、《文汇报》和《大公报》的公开报道。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11/17/2012 01:09: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