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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3, 2012, 6:42:17 AM3/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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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Mar 2012 05:46 PM PDT  图为胡锦涛、周永康（左） 【原题：胡锦涛治理时代：从乌托邦和谐社会到古拉格恐怖政治（雁南途）】 尽管胡锦涛下台尚早，但因其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建树，现在足以给胡锦涛执政盖棺论定：以乌托邦和谐社会始，以古拉格恐怖政治终。 特务政治会象瘟疫一样肆虐 2009年6月29日下午，江苏常州公民吴产娣等2人在北京乘14路前往国务院法制办领取行政复议书时，司机崔林以车上有上访人员为由报警，致14路公交车被迫停运1个多小时。2010年7月，常州警方以3人拒不购买1元公交车票为由，将她们先拘留、后劳教。这是胡锦涛执政期间中国发生的著名特务政治案件之一――"一元钱劳教案"。不幸的是，这3人不会是中国特务政治的仅有受害人，至少在未来数年内，特务政治会象瘟疫一样肆虐，因为这是快要下台的胡锦涛留给国人的一份遗产。 胡锦涛200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到2012年中共18大，胡锦涛将把总书记职位交给习近平。尽管胡锦涛下台尚早，但因其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建树，现在足以给胡锦涛执政盖棺论定：以乌托邦和谐社会始，以古拉格恐怖政治终。 2004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系统兜售了他的"和谐社会"论，其中不乏儒墨的"和为贵"和"兼相爱"元素。一向不苟言笑的胡锦涛还不无诗意地说"和谐社会"代表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历史上群儒向往的和谐社会大都为乌托邦，而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自然无什么假想美好，更因其史无前例地对到北京上访的底层百姓无情打压和对知识分子残酷镇压而让中国出了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其"和谐"被戏虐为"河蟹"，成为镇压与强迫的代名词，从而使得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成为中国底层百姓与知识分子的梦魇。 "社会管理"的内核即特务政治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又一次来到中央党校。这次他来向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述他的"社会管理"论。为落实他的"社会管理"论，胡锦涛提出的手段之一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6年前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时，内容空泛，手段贫乏，6年后，胡锦涛已经拥有多年推行特务政治的经验，他可以轻易使 "和谐社会"与"社会管理"杂交并具体化，"社会管理"的总要求被固定为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显然，2011年的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全然失去了"美好生活"诗意，透出的是以特务政治为特征的恐怖气氛。 从乌托邦为"和谐社会"到特务政治为核心内涵的"社会管理"代表胡锦涛和谐论2阶段；今年9月16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则说明胡锦涛特务政治的组织保障架构成形；而正在修正中的《刑事诉讼法》则把特务政治提升到了法律程序高度，其中规定的指定监视居住，可免除公安通知义务的密拘留与秘密逮捕、秘密侦查即技术侦查等完美地谱写了胡锦涛特务政治的理论-组织-法律程序三部曲。这就是胡锦涛在18大下台后，留给中国人民的恐怖遗产。 在1991年建立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基础上构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说明该机构具有完整的实行特务政治的平台，只要略加升级，就能服务于胡锦涛要求的新使命。根据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一个设计功能主要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协调议事机构，在这个，这个委员会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非常符合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要求的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发生在北京公交车上的一元钱劳教案就是这种可怕的"公众参与"背景下特务政治的可怕结果。 强硬派不择手段维护核心利益 改造升级后的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包括一名中常委、三名政治局委员，是一个拥有实权的超级特务政治管理机构。负责人周永康为为呼应胡锦涛"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的指示要求，在该机构的首次亮相会上说：该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建立覆盖全部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做好对特殊人群的社会关怀帮扶工作。"很明显，打击违法犯罪已不在该机构头三件大事之内。从其组织架构与人员配置看，该机构将以控制国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经济生活为主。可以料定的是，今后无论是中国百姓的虚拟空间还是各个社会生活细胞，特务政治将如影随形。 1989年之后，中共一直把"维稳"当作紧箍咒套在了国人头上。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这说明中共维稳机制面临挑战，需改弦更张，而外部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让中共再次出任一次冷汗。正是在挑战-应对模式下，中共上层出现了分化。温家宝提出政改主张，而胡锦涛社会管理三部曲的出现，说明中共上层强硬派在挑战-应对分野中占了上风。而以社会管理名义出面的特务政治的登场，说明中共会在强压下抛弃法治，不择手段维护核心利益。届时，中共将把法律当作惟我所用工具，同时会抛弃和公开蔑视这些年来制定的旨在约束当权者的法律，采用非法律的、流氓的，公开的、秘密的、卑鄙的、下流的等各种手段对付国人的民主、自由、宪政、维权诉求。届时，高智晟、刘霞的神秘失踪及钱运会的神秘死亡都将不是新闻。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0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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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Mar 2012 05:41 PM PDT （2012年03月12日香港蘋果日報） 兩位建制派特首候選人的割喉式廝殺與「貪官特首」曾蔭權的醜聞除了給市民提供了寶貴的政治與國情教育外，亦印證了一驚人發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喪鐘已越敲越響！ 首先，即使「當奴」的連串惡行曝光之前，中聯辦已取代特區政府成為香港的權力中心。參選前唐英年與梁振英要爭取的除了「阿爺」的首肯外便是中聯辦的支持，選戰爆發後「西環」的幹部更肩負極其重要的協調與助選工作。到今天中聯辦力撐 CY已是公開的秘密，個別媒體報道中聯辦大員如何或明或暗替梁造勢；如何游說好幾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不要支持動用「權力與特權法」調查針對梁的西九規劃比賽評審事件；以及游說本來支持唐唐的大商賈「換馬」等。但這些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須看清楚黑材料來源 表面上，中共幹部在香港的滲透與「指揮若定」似乎還沒有達到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幾年前倡議的「兩支管治梯隊」的程度。在金鐘特區政府總部充當要職的還是「飲香港水大」的百分百港人，但在關鍵的權力運作方面西環已把金鐘比下去！三月二十五號後香港的最重要政治任務，即說服敗選者背後的利益集團與候任特首合作，便會由中聯辦負責。之後，這些「新雷鋒」式幹部便會為參加今年立法會選舉的「愛國愛港」政客拉票、配票、甚至用神乎其技的方法「增長票源」。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中共派駐香港不同系統的國安與情治單位在近月的「爆料」大騷中似乎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關心香港前途的市民一定要搞清楚針對唐、梁以及曾特首的大量黑材料來自何方？這些黑材料大部份看來是真的，而且對港人判斷是非，尤其是「豬」與「狼」的長短好像有幫助。但假如提供「堅料」的「深喉」是已落戶香港的境外情報人員的話，後果就非常嚴重！因為這些大內密探同樣可以散播蠱惑人心的「流料」。前幾年個別「有背景」的報刊曾以精心炮製的虛假材料攻擊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銘與愛國報人程翔，當時已有評論界指出這些黑材料的源頭非比尋常。 恐新班子扼殺異見者 無論選戰鹿死誰手，新特首都一定會配合「中聯辦治港」這政治現實。即使「二十三條」惡法不會馬上通過，但香港的新權力中心吸收了「黑料政治」的經驗後，會不會用同一手法對付「反中亂港」的民主派人士？畢竟在大陸，公、檢、法與國安單位以莫須有的「罪證」扼殺如劉曉波等異議分子已司空見慣。這一陣子港人強力反對「雙非」孕婦來港，但在九七前大陸黨政軍不同部門的情報人員已開始以包括經商等方式進駐香港。除了堅守法治與司法獨立等香港核心價值外，港人經過這次「黑料旋風」後一定要齊心嚴打「國安部門治港」的勢頭！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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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4, 2012, 6:25:51 AM3/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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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r 2012 04:49 PM PDT  图为出席两会的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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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5, 2012, 6:23:08 AM3/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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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2 11:38 PM PDT 11  薄熙来在3月14日的人大闭幕式上欲哭无泪 对一个有着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薄熙来的不孝、不忠、不义，让老百姓反感。 “重庆模式”“树倒猢狲散” 王立军事件曝光已经一个多月了，在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文本之前，中国社会还在继续发酵和放大着这一丑闻， 还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有人说，王立军事件对中共当局的冲击与影响来说，不啻是一个小“林彪事件”，而老百姓对待这一事件的背后人物薄熙来看法，大都是抱着与当年对林彪事件同样的心态，不是幸灾乐祸、就是说早该如此。林彪从“毛主席的好学生”、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一夜之间成为仓皇出逃的“卖国贼”；而王立军往美国领事馆的无奈一逃，也让薄熙来也从最红最红的红书记，一下子变成了“最黑最黑的黑老大”。依靠暴力与谎言起家的中共体制，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养虎遗患、自取其辱，继续书写着高层政坛上难圆其说的诡异多变！ 这就给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前不久还在风光一时、大红大紫的薄熙来，突然如此遭人忌恨？其实，对贪腐成风、千疮百孔的中共官僚体制来讲，哪里还有什么好人好官？但民间对薄熙来的争议与憎恶，一向就好像特别地明显高调，再碰上一个王立军事件，于是乎政治高压阀一下子崩裂了，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各种传闻铺天盖地，都是冲着薄熙来来的，而且，就连他以前的左派粉丝，也说他是“假左派”，纷纷弃他而去，甚至还有反戈一击、质疑“重庆模式”的，大有“树倒猢狲散”和“忽剌剌如大厦将倾”的势头。无怪乎，在三月九日重庆团对外记者会上，薄熙来非常气愤地声称有人给他和他的家人“泼脏水”了。 是不是给他“泼脏水”？是不是所有不利于他的传闻都是空穴来风？在 “暗箱操作”的司法不公下，老百姓也只能叹一声“天晓得”了。但对一个有着几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撇开政治层面不讲，能摆在桌面上让众人看到的，这薄熙来就是一个不孝、不忠、不义之人，是一个让老百姓难以接受的政坛人物。 先说说他不孝。文革期间薄熙来造反打断他老爹的几根肋骨的传闻姑且不论，可他的亲妈，却是在那时候阵阵红歌声中被逼不过而自杀身亡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来人都知道，那时候也叫“唱红打黑”，不过打的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黑帮”，不像是薄熙来，用捡来的陈货来打所谓的“黑社会”。可以说这两次“唱红打黑”，都是将政治凌驾于法律至上的行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难道说薄熙来不明白这一点吗？可为了抢旗，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不惜再重唱那些逼死他亲妈的红歌，让亲娘老子九泉之下，焉得安宁？此大不孝也！ 防民之口，树敌太多 再就是不忠，不忠于自己的前妻与家庭。据最新一期的《明镜月刊》引用“知情人”的话指控薄熙来曾将他与前妻李丹宇生养的儿子关入锦州监狱，以防“十七大”前丑事外泄；而其后妻子谷开来则非法收取利益五至十亿以上。这些传闻，也可以存疑。但你美色当前，停妻再娶，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是商家大款，天天换妻都有说辞，无非是食色性也。可你是公共人物，是一心一意惦着要入十八大之“常”的政治人物，统治者如此见异思迁，移情别恋，又让老百姓安得放心？ 第三就是不义。想当年，王立军可与你可是同气相求，生死契阔的铁哥们啊，岂能以一句“用人失察”而蒙混过关，草草了事？那响彻中华、威震敌胆的“唱红打黑”，中共大佬纷纷去朝拜的“重庆模式”，你个人头顶上耀眼的政治光环，那一项没有王立军的汗马功劳？你们之间的关系，照老百姓话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关系！古语也说了，好合好散，你怎么就如王立军所讲“像吐嚼过的口香糖一样”，把人家一个副部级官员逼到美国领事馆去了。种种推测，姑妄不论，但这“兔死狗烹”式的小人伎俩，翻脸不认人的刻薄寡恩，可不似中国人奉行的“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这也是中国老百姓最最忌讳和提防的为人之道！ 有这样不孝、不忠、不义三条，在中国民间，薄熙来为什么这样遭人恨的原因，也就知其大略了！除此之外，还有最可恨的一条，那就是王立军事件出来后，自然少不了老百姓的街谈巷议，可薄熙来为了防民之口，公然放话威胁：“我们出了一点事，敌对分子就可着劲地造谣忽悠！”好家伙，想要把多少个老百姓都列入到“敌对分子”的阵营呀，打击面也太大了吧。这一来，他也就更加招人恨和遭人骂了。痛恨之外，也有惋惜的，大陆的著名学者吴思就说，薄如果入常无望，中国就少了一个选择模式，也不是好事。但如重庆“唱红打黑”模式，不少中国人文革期间曾深有体会，如此模式，不要也罢。如历史学家所讲，历史往往重复上演两次，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不过是闹剧而已！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3月15日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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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2 11:39 PM PDT  新世纪配图：（左起）张德江、薄熙来、汪洋在3月13日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 刚得到新华社的消息，薄熙来已被免职，张德江接任重庆市委书记，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感到震惊，多年来，不论是在《文汇报》做记者，还是因言获罪而坐牢，以致今天旅居海外，我始终都坚信，中国人民不想走回头路，中共的领导人中的改革派，也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像薄熙来这样的贪腐和枉法的官员，只能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抛弃。 据新华社3月15日报道，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一决定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但张德江接任他原先的职务，却是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他曾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现在，以政治局委员之身，改下重庆，表明事关重大，肩负使命，由于以前我对张德江比较了解，可以预期，他将改变重庆。这是3200万重庆人民之福，也是中国走出"二次文革"阴影的契机。 自2007年12月以来，薄熙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唱红打黑"为纲领，在重庆搞起了"二次文革"，不仅唤醒了暴力革命的意识，激化了社会矛盾，破坏了民主和法制，而且，包装拼凑了600多个黑社会，抢夺了民企1000亿，挥霍公款2700亿，引起了蔓延全国的跑路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幸亏胡温等领导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借王立军叛逃事件，搬掉了薄熙来这块又臭又硬的大石头，中华民族幸哉！人民幸哉！ 我读过许多网友的评论，有人认为薄熙来和王立军倒台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我不这样认为，早在90年代中期，温家宝还不是总理呢，和薄熙来有什么利益冲突啊，那时，薄熙来依仗其父的淫威，就在小小的大连市，横行霸道，无所顾忌，他的问题归于两点，一个是贪污受贿，一个人徇私枉法，当时老百姓和许多官员都痛恨不已，敢怒而不敢言，为什么？他的后台太硬了！ 正因为如此，他进一步滋长了权力的傲慢，把公检法司全部丢在一边，凡是不顺从自己的人，一律打入另册，交由安全局党委书记车克民派人监控，跟踪，并罗织罪名，妄图投入监狱，由于省委书记闻世震力阻，他才没有完全得逞，既便这样，依然制造了高姿案等数十起冤假错案，搞得辽宁官场人人自危，民不聊生，所以，2004年，他调离辽宁时，老百姓和很多官员都燃放鞭炮欢呼，大连人说，十多年来，他把我们害苦了，光这些遍地的"熙来草"，要喂水，怎么办啊！这话集中表现了民心，在一个严重缺水的海滨城市里，连人民饮水都困难，但他为了搞"形象工程"却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专搞花架子，一个心思往上爬。 同样地，随着权力的上升，薄熙来野心越来越膨胀，胆子越来越大，不仅贪腐的胃口越来越深，而且，徇私枉法的手段越来越肆无忌惮，他在重庆为了政绩工程，大种银杏树，3年种了30年的树，挥霍公款上百亿；为了打击政敌，到处深挖"保护伞"，搞得官员无心工作；为了抢钱买官，全方位地包装黑社会，搞得人人自危，群众互斗，官民互斗，警民互斗，以致他自己与死党王立军"窝里斗"，斗得跑到美领馆去避难。这不是"二次文革"是什么呢？ 所以，张德江受命于重庆的危难之中，无疑地，他接手的是一个棘手的滥摊子，这和2002年时大为不同，广东也有各种难题，但毕竟相对平静，如今的重庆，经过"二次文革"的浩劫已是满目疮痍，邓小平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已毁于一旦，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有一半是假的，什么"黑老大"，一大半是冤枉的，有的被枪毙的人，也未必不是冤死鬼，像李庄案，李俊案，黎强案，彭治民，曾智强案，方迪案，等等，哪一件不是虚构编造的？哪一件不是夸张和渲染的？以前，我多次讲过，一个直辖市重庆有600多个黑社会，还有"红社会"吗？这根本就是挑战人们常识的谎言，然而，却有人相信和鼓掌，这不是文革遗风是什么呢？ 对此，张德江应当不辱使命，不仅仅是改变重庆的假大空和拉帮结伙的官场作风，而且，要改变无法无天，破坏法制的问题，要坚决地给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为中国人民树立一个有错必纠的样板，为下一步全国平反一切冤案提供经验，这方面，张德江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未必能有太大的动作，但却可以显示一个良好的开端，给人民以信心和希望。 笔者在90年代中期，曾经常去吉林省延边自治州采访，与许多地方官员打过交道，大家统一的意见是，张德江是一位为人忠厚，心胸开阔的官员，他的学识，才能，眼界和作风，都广受好评，尤其是他提出的"五国共建北方香港"，图门江下游开发的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谓"五国"是指中国，俄罗斯，日本，南韩，朝鲜，那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要大举投资珲春，我受《文汇报》新闻部主任张建华的委派，曾三下延吉，与延边州委书记黄烁等人多次交谈，以《五国共建北方香港》为题，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其鼓吹，图门江下游开发办孙主任是一个十分了解张德江的专家，他是汪清县人，张德江曾是那里的下乡知青，他说，张书记是一个讲原则而有韧劲的领导，我也由多次会议和人们私下议论得知，张德江是一个类似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的大好人。 如今，张德江即将下派重庆，人品绝对没有问题，但这个担子实在不轻，我想，张德江的仕途面临空前的挑战，这既不同于1986年去民政部任职，又不同于1995年接任吉林省委书记，更有别于浙江省委的任期，因为薄熙来留下的是一个陷阱，那些冤假错案不平反吧，受难者家人心里不服，会不断上访；要彻底平反吧，又担心社会不稳，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当薄熙来高压和虚夸之时，整个重庆鸦雀无声，但张德江松绑之时，难免媒体会披露一些群体性事件的真相，这又会给观众一个错误的印象：重庆以前不是这样。因此，张德江应当用政治智慧，小心翼翼地行事，拨开山城的迷雾，让人们看到真实的重庆！让外界听到真实的声音！ 作为他的老朋友，我期待着！ 2012年3月15日深夜于多伦多。 {纵览中国3月15日首发}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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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读】薄泽东？薄普京？薄利钦？――杂谈“重庆模式”与中国未来（葫芦僧） Posted: 14 Mar 2012 10:50 PM PDT  图为薄熙来、薄瓜瓜在薄一波告别仪式上 天时、地利俱在，薄熙来却堪堪未得人和。其实，有"打黑唱红"的劲头，不如就在重庆搞它一场全市市民的民主选举，那就将上有国宪，下有选票，那个政治前景绝对不比现在这个局面差！ 西方红，太阳升，重庆出了个薄泽东。前两年《薄熙来之歌》传唱的时候，好像依然谦虚，没有把这句歌词写进去。不过，似乎也是打从这首歌出现，薄熙来开始不那么谦虚了。 他的"不谦虚"，迄今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标志，那就是提出了所谓"重庆模式"，据说这个模式就是中国的前途所在，而且也是世界的希望所在――当然了，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中国之外，那是没有人能够给人类世界以希望的。所以，在汉语词典里，"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希望"本来就是同义词，就像"红"与"赤"、"权"与"钱"、"共产党"与"腐败"一样，你不能想象把他们之间做出什么区分。不过，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夜郎自大的民族，偏偏认了几个卷头发、钩鼻子、好像不懂中国话的祖宗，那就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而且一认百年，至今还要磕头供奉。也许了，"贼"就是"爹"，"爹"就是"贼"，也属于同义之列，汉语词典洒家自承还是读得不够精到了。 薄书记堪比毛主席 自从有了"重庆模式"，薄熙来的高度，那也就只有毛泽东可比了。试想，咱们民族的这种内存量不怎么大的记忆当中，除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当然今天还有薄书记他年轻人家，哪里还有第三个人，有这种气魄、远见、胆识、本领，能够引领世界未来？！我党虽说自在娘胎受精以后就从来伟大、光荣、正确，但也并不是每个领袖都具有这种伟光正素质的，其实多年来甚有退化迹象，一蟹不如一蟹，个子本来是越发见矬了。那个不读书、不看报、就会打桥牌、杀学生的邓小平，自封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最大的"理论"能耐，不过就是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认为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很了不起了似的，他的世界眼光就是当缩头乌龟，"韬光养晦"。那个会唱戏、会说英文、还会欣赏宋祖英山歌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搞了个"三个代表"，一字不提世界人民、地球明天、人类希望、宇宙未来，说来说去就是光顾着代表咱中国人民了，居然认识不到，你能代表中国人民，还不就能代表世界人民了？白相相的小家子气嘛！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小家子气一气漫延，这倒好了，到了"第四代"，搞得连个什么"核心"也没有了，这位"为首的"当然什么也干不了了，宗旨就是"不折腾"，民间解读说是"不作为"――就是什么也不干的意思。盛世皇帝我自为之，作威作福我自为之，至于天下百姓，是水深还是火热，管他娘！ 于是给了薄书记机会。这位同志一有机会就不得了，三弄两弄就把自己给整成一个山寨毛主席了。"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问题是，当代的遵义会议还不知哪辈子能开成，所以薄熙来同志尚不具备"照到哪里哪里亮"的电力。说实话，他基本上还处于"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这个阶段，处处显示出自相矛盾。别的不说，单说他那爱子瓜瓜，在他英明指引下所走的生活道路，就和他本人的种种伟大教导南辕北辙。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朝鲜前线炒鸡蛋，薄熙来把薄瓜瓜送到哈佛大学啃面包，有得一比啊！ 其实他更像"中国普京" 其实，看卖相，薄熙来更像普京，就是那个眼看要做第三届俄国总统的北方同志呀。两位都是要帅有帅，要酷有酷，要冷血有冷血，要干劲有干劲，既下得了黑手，也撑得起台面。也许薄书记目前还没有学会开飞机，但并不说明咱中国、咱重庆的领袖就比老毛子普京有逊色之处。不谦虚地说，薄熙来好多地方都比普京强很多。个头比他高，盘儿也比他靓，那一笔龙飞凤舞的书法普京根本没法儿比，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的口才恐怕也远远比他棒。真要让我们薄书记评论普京，那恐怕还是会引用毛主席一句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可是，不管说什么，薄熙来有一条，那是比人家普京差得太远、太远、太太远了；糟糕的是，这恐怕正是薄熙来最在乎的一条：比薄熙来小三岁的普京，早在十二年前，正当四十七岁壮年的时候，已经坐上了大俄国的总统宝座，一坐就是八年，从此成为俄罗斯的无可匹敌的领袖，权力与地位都比当年的沙皇还要强大和威风；而个人条件只比普京强、不比普京差的薄熙来，到了五十八岁的时候，才勉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二十五人的权力机构中吊了车尾，成为盛世中国排名第二十五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还要因此被发配西南，实际上只是个地方领导人。就是现在，眼看薄熙来明年就要六十三岁高龄了，究竟能不能挤进下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排名第九位前后的"最高领导层"的垫底成员，天可怜见，居然还在不确定之数。而且，这次搞不上的话，六十八岁就要告老还乡了，而人家普京那边，却在又干了四年总理之后，卷土重来，欲再登总统宝座，要创俄国和世界历史的先例。普京如果再干八年总统，也会在六十八、九岁的年纪退休――可是，那将是与薄熙来完全不一样的退休！遥望北方，薄熙来欲哭无泪呀！ 天下可有"薄利钦"？ 有人说，普京还不是靠了叶利钦钦点上位，他哪是什么开天辟地之主？这话说得也对，符合历史实际。洒家因此深问一句：那叶利钦又是靠了什么上位？ 这个答案，人人明白（至少，玩政治的人，人人明白），咱们暂且不提；洒家也别扯得太远，还是回到重庆的薄书记身上：如果薄熙来堪比普京，那么谁会是薄熙来的"中国叶利钦"？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不是？其实，实话实说，也不难回答，答案就是两个字：没有！对薄熙来来说，世界上并没有"中国的叶利钦"这么一个人。薄熙来的悲剧，就在这里；更悲剧的是，薄熙来所卖命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年来，全力以赴要阻止的，就是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 这岂不是说，薄熙来的利益，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大有相互矛盾之处？你不妨这么说。其实这也不奇怪，毛主席的利益，和他所缔造、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相互之间还大有矛盾之处呢。要不然，毛老人家早就名正言顺地做了皇帝；就算毛岸英早早死了，他要传位江青同志那也是别人只能三跪九叩的。毛主席要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结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们抓了毛夫人，走了修正主义道路。薄熙来盼望中国有个拉拔他普京的叶利钦，但是中国的勃列日涅夫们掐死了一切貌似叶利钦的婴儿――怪不得薄书记与毛主席心有戚戚焉。 怨天？反正薄熙来没有普京的命。恨地？其实薄熙来本人倒有叶利钦的运！当年，叶利钦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却与民主派站在一起，借助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一场选举，当选苏联下面的那个俄国的民选总统，其来自民意授权的政治合法性，一下子就逼使根本没有民意基础的庞大苏联土崩瓦解。苏联变回俄国，叶利钦成为国家总统。薄熙来也是当政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也是这个国家的最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薄熙来也知民意、有雄心――中国的叶利钦，非薄熙来其谁也？ 可是，薄熙来打错了旗，走错了路。天时、地利俱在，薄熙来却堪堪未得人和。他被老毛迷住了眼，走上了"打黑唱红"的"重庆模式"。其实，反正都是想讨好老百姓，你有这个劲头儿去"打黑唱红"，莫不如就在重庆搞它一场全市市民的民主选举，难道中南海敢说这个事情是非法的？就算他说了，那又怎么样？非法还是合法，中国现有宪法。你薄熙来那就将上有国宪，下有选票，相信世界舆论也会爆炸性地支持你。那个政治前景将会怎样？恐怕这就需要一些想象力了。洒家敢说，那绝对不比现在这个局面差！ 可惜，聪明如薄熙来者，居然搞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倒被那个什么徐鸣和"新左派"牵着鼻子走，说得不好听，就是被人家给利用了。徐鸣者，"虚名"也。什么"打黑唱红"，什么"重庆模式"，都是为的什么呢？到头来落得一场虚名，六十八岁去给瓜瓜抱娃娃去了。到那时，不知薄熙来会不会明白：民主选举这东西，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那才是薄熙来的利益所在；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轰轰烈烈闹运动的毛泽东，那都是薄熙来的克星――薄熙来最倒霉的时候，并不是2007年08年间远赴重庆上任，而是毛泽东红太阳高照的文革岁月；而薄熙来最顺风的时候，却是在商务部长任内，和西方资本主义大谈生意经。一个人搞反了自己的人生逻辑，这样的人只能说是无可救药。比起薄熙来，也许人家普京千不行、万不行，可是，在洒家这旁观者的眼里却看得清楚：普京权力再大，对于俄罗斯民主再怎么倒行逆施，却从来没想要当什么"列宁二世"，也从来没有要回到斯大林时代――普京这么伟大，列宁、斯大林又算得了什么东西？ 世间只有胡锦涛，天下已无叶利钦。 摆在薄熙来面前的，本有两条路：一条是毛泽东之路，"农村包围城市"，人家那是靠井冈山打出来的，"唱红"不过是后来"顶峰"时代的一点儿杂耍；一条是叶利钦之路，"地方顶替中央"，要利用老百姓的选票把无能的中央政权做掉，普京也不过是叶利钦政治生命的延长而已。薄熙来看得不明白，干得不利索，哪条路也不沾边儿，只是眼馋壮年普京、意淫晚年老毛而已！罢了，罢了，什么"重庆模式"？什么"中国未来"？黄粱美梦惊醒在即，华蓥山下红旗乱矣！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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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2 10:49 PM PDT  图为薄熙来 【新世纪特稿2012年2月12日】王立军这件事，牵动了各方舆论。热闹之中，有几个重要问题似乎还没有理清楚，尤其是关于下一步发展的可能。不才这里就此贡献一点浅见。 第一个问题：下一步，胡锦涛会不会动薄熙来？有人说，王立军是王立军，薄熙来是薄熙来，王立军的事情不会牵扯到薄熙来身上。这种说法，因为太幼稚了，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有人这么想。我看，这种论调明显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放风，说白了就是胡锦涛方面为了稳住薄熙来所放的烟幕弹。试想：如果不是对准薄熙来，北京本来哪有什么必要调查王立军？搞王立军，目标就是薄熙来。说什么乔石对重庆打黑的做法有意见，因此导致王立军被中纪委调查，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谎言。乔石掌管政法委的时候，都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遇到问题能不表态就不表态。现在半死不活了，怎么可能管这种闲事？就算他真管了这么一次闲事，如果不是胡锦涛决定要搞薄熙来，于是顺水推舟利用他一下，中纪委也不会针对王立军有任何明显动作的。瞎子也看得明白，北京开始要敲打王立军，就是已经部署好了解决薄熙来的战役；现在王立军这么一跑，薄熙来先失一着，北京占据了主动。战役都规划好了，现在旗开得胜，你说胡锦涛会停下来，满足于搞掉一个王立军？鬼都不会相信。现在，王立军在胡锦涛手里，那就意味着：薄熙来有什么不法之事，胡锦涛可以掌握的更详尽、更切实；薄熙来没有干的不法之事，如果胡锦涛想把它安到薄熙来头上，那也一样可以很容易、很可信地安上去。可以认为，现在胡锦涛想要王立军说什么，王立军就会说什么；而但凡是王立军所说的有关薄熙来的事情，都可以被认为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在掌握了这样的优势的情况下，胡锦涛真是想怎么搞薄熙来就可以怎么搞薄熙来。你说他因此就不会搞薄熙来了？也许吧，如果咱们假设胡锦涛是尊菩萨的话。 第二个问题就接着来了：那么，怎么动？动到什么程度？说白了，胡锦涛下一步会采取什么动作呢？一种说法是，调湖南的周强接任重庆市委书记，把薄熙来免职；薄熙来可能进不了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了，但作为"太子党"，也就是打天下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胡锦涛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样说，似乎薄熙来不过丢掉现在的乌纱帽，事情就可以不了了之。在我看来，这个说法，如果不是有阴谋，那也是很幼稚的。如果胡锦涛抓不到薄熙来的把柄，凭什么把他免职？又凭什么不让他至少留任十八大政治局委员？如果抓到了他的把柄，那又为什么仅仅把他免职？要知道，薄熙来不是陈希同、陈良宇。二陈皆平民起家，那个官位一旦撸掉了，再坐上几年牢，谅他也就是个糟老头子了，不可能还要翻天。薄熙来有今天的声望和能量，固然借了重庆市委书记的位子，但重庆本是发配而来，薄熙来岂是靠了这个位子才有今天？薄熙来就是薄熙来，即便不是重庆市委书记，也一样是个人物。薄一波是在共产党老一代里也是数得上的能人，薄家在中共体系内经营八十余年，树大根深，那个势力不要说陈希同、陈良宇远远比不了，就是今天当朝的胡锦涛、温家宝，一旦下台之后恐怕也完全不见得有那个力量。凭借这种力量，薄熙来可以报仇；按薄熙来的性格，他也必然要报仇，决不可能认栽，决不可能就让胡锦涛白白把自己收拾了算完。胡锦涛那一方面，既然敢于动手打虎，当然知道打不死老虎就会被反噬的道理。所以，胡锦涛要打就会打死他，薄熙来的下场只会比陈希同、陈良宇更差。如果是"太子党"就动不得这一条经薄熙来这次事件成为中共"潜规则"，可以设想，下一步薄熙来（即使下了台）只会更猖獗，其他"太子党"更是中共高层所难以规范，中共则将国无宁日。所以，你看着，等三月初，薄熙来率领重庆代表团进京参加"两会"，一下飞机就会被抓捕。十八大之前的十七届七中全会，就会正式宣判种种腐败罪名。至于关押乃至审查期间出了问题，让性格刚烈的薄熙来逮空儿"自杀"了，那也是没有什么难度就可以想见的结果。 当然，薄熙来不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问题是，时间不多了，选择也不多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常规之下是很难想象出有什么好的选择可以帮助薄熙来逃脱厄运的。这就是第三个问题了：薄熙来下一步会干什么？有人猜他会拉军队造反，我看这不可能。现在这些浑浑噩噩的军官，也都是捞钱的主儿，根本不可能放着现成的将校不当而去跟着薄熙来铤而走险。再一个选择是低头认错。可是，薄熙来自己明白，政治上的事情，人家既然要搞你，你跪下磕头叫爹也没用，照样被搞，只能是被羞辱得更惨。来个百万人集会支持薄熙来？这倒也算是个路子，但其实和拉起军队造反没有什么不同，性质是一样的。说它是个路子，是因为：军队也许拉不起来，但把重庆的老百姓呼隆它几十万上街还是有可行性的。问题是，你能天天这么干？干了之后又怎么样呢？薄熙来的弱点，就在于只会按老毛的路子打所谓"民意牌"，但问题是你不在老毛那个位子上，越这么打牌越犯忌，好处没得到还惹出一身蚁。"民意牌"要打就应该打得扎实，还不如干脆径自宣布重庆为"政治特区"，要率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北京的"两会"也不要去开了，就在重庆进行市长直接选举就可以了。胡锦涛他还能拿军队来攻这个正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实行直接选举的重庆政治特区不成？如果不敢来攻，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胆敢来攻，胡锦涛将成为全国全世界万夫所指，他那一套马上完蛋。新形势下，薄熙来的前景就不仅仅是第一任民选重庆市长了，他可以直接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民选大总统。那才是死鱼翻生的大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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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2 06:47 PM PDT  图为温家宝2010年慰问在淮河抗洪防汛的解放军、武警和民兵预备役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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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2 03:36 PM PDT  3月14日，温家宝对王立军问题的回答是比较直率和坦诚的，短短数语，点透了薄熙来的本质，我们已经看到，重庆的"唱红打黑"实际上是一场由地方官员发起的"二次文革"，王立军叛逃事件是"二次文革"失败的标志，它提醒中国人民，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复杂的国家里，最好自上而下地渐进式地推进民主法制，温家宝已经做了努力，正因为收效甚微，故中共18大应当有一个集体的共识，否则，"二次文革"还会死灰复燃。 据报道，在昨日的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全场最后一个，也是最敏感的"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温家宝的回答与之前对西藏问题的含糊不同，罕见地坦率对重庆当局进行了批评，他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温家宝的这一表态，是中共政治局高层首次对重庆"王立军"事件的公开定性表态，显然，对薄熙来的仕途将是一大打击。 我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权力内斗的层面上分析王立军事件，那样将走偏，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不会感同身受，2009年6月30日，北京搞所谓"将军后人合唱团"，我就讲过，它是军事政变的一次彩排和预演，此后的多次国动委活动和军演活动，都表明薄熙来一直在鼓动军队燥动，这颇为类似文革前毛泽东的做法，他在重庆首倡毛的巨幅画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是要借毛的余威而搞乱全国。"唱红"是煽动个人崇拜，"打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1966年是抓"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如今是"黑社会"；过去是抓"走资派"，现在是"保护伞"；过去搞"语录本"，现在是《读点经典》；过去是"送最高指示"，现在变成"红色短信"；过去是红色"语录包"，现在是"红雨衣"；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文革的沉渣泛起，而且，2009年初，薄熙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把批评他的一些干部群众称为"恶鬼"，他的口头语禅是"敢和恶鬼争高下"，其来自于一本批判刘少奇的小册子，这都佐证了他的指导思想，没有一点新理念，新思维，全是温家宝所说的文革残留与封建意识。 据报道，3月14日中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中外记者的包括西藏、政改在内的多个问题。这是温家宝最后一年以总理身份亮相两会新闻发布会，在持续三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中，他自称以"认真没有敷衍地"的态度，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温家宝说，"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十分关注。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我认为，温总理点到了薄熙来问题的本质，而且，他所说的"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表明，他已经接受了文革的教训，既使是对待王彪子这样的人，也要在法律的轨道上处理。早在去年7月27日，我就在《薄熙来能管住王立军吗》一文中，分析和预测了王的未来下场，这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明，而是我了解薄熙来，也经历过文革和"文字狱"，薄熙来把王立军当成一把钢刀去杀人，杀完了他人，一定是自相残杀，这个套路文革走过，没走通而已，所以，毛的时代发生了"林彪事件"，过去是逃往温都尔汗，如今是成都美领馆；2008年开始的"唱红打黑"，是以个人崇拜为疯狂动力的，1966年是毛泽东，2009年是"薄泽东"；过去是"梁效"，现在是苏伟，李希光等；文革时是傅聪滞留国外，现在是民企老板李俊流亡；过去是老舍等无数的人自杀身亡，现在是乌小青死于看守所；过去是"走资派"灭亡，现在是文强"速死"；过去是"砸烂公检法"，现在是270个专案组；过去叫"牛棚"，现在叫"打黑基地"；过去是株连九族，现在是"一网打尽"；过去是"贴大字报"，现在是"举报信"，"检举箱"，"检举室"，"网上举报"；过去是抓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现在，是重庆高院副院长张�；过去是谢富治，现在是王立军；过去叫"倒赃"，现在叫"共富"；等等，总之，从薄熙来的一举一动，都找到了文革的影子。挑动群众互斗，美其名曰"打黑"；挑动官员互斗，美其名曰"反贪"；挑动军民互斗，叫"拥军爱民"，却搞出了震惊世界的李俊案，等等，不管怎样，都有一个前提：薄熙来是"救世主"，是清流，是"包青天"，是圣人，其目的都是篡党夺权，而王立军叛逃事件，则无情地粉碎了"薄泽东"的领袖梦。 报道引述温家宝的话说，"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随后，温家宝暗示，重庆的做法，与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改革开放的路线有所违背。 在我看来，温家宝已经明确而全面地否定了薄熙来2007年以来的工作，"历届"和"现任"的两个词语再清晰不过地表述了，薄熙来的事还没完，显然，薄熙来是仅仅反思，还是依法处理，这不取决于事实和罪证，而取决于中南海高层权力格局的变化，实际上，薄熙来在重庆，除了"二次文革"的以杀人震慑为特点的阶级斗争，没做什么有益的经济工作，"打黑"使国企资产增加，只是一种数字的转移，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引进的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只不过是当年"两头在外"的翻版，只能使重庆人成为新的奴隶；所谓"廉租房"是住房双轨制，在政体不改的情况下，只能进一步滋生贪腐；所谓"地票换户口"，是变相欺骗和抢夺农民的土地；所谓户籍改革都是陈词滥调；基辛格成为"国宾"，王立军投靠美领馆，又暴露了薄熙来"形左实右"，"假爱国，真卖国"的本质。所以，他的政策使重庆2011年财政赤字1000亿，但他唱红挥霍2700亿，打黑抢夺民企1000亿，{铁流老先生说是3000亿}现在，"二次文革"使重庆到了寅吃卯粮，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颇为类似文革结束的1976年。 媒体引述温家宝的话说，"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最后，温家宝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上述讲话是温总理的独唱，绝唱，还是中南海高层的集体决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在我看来，如果不像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样，把薄熙来和王立军等人的问题，毫不手软地一起解决，不借机调整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不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方向，薄熙来之流野心家卷土重来，把"重庆模式"变成"中国模式"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习近平不会淡忘《刘志丹》，李克强应当深知法律的重要，值此中共政权交接的十字路口，令人焦虑，但愿他们都能以王立军叛逃事件为鉴镜，找到未来中国旗舰前进的正确航向。 2012年3月14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万维网姜记者博客2012年3月14日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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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2 03:3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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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2 03:34 PM PDT  (2012-03-14 ) 就在刚才，就在决定13亿人未来能否确知今晚自己在哪里过夜的投票中，我只看到160支有灵魂的手，其它的是如林假肢。 可是比起秘密拘押、技术侦听和异地监视居住这些恶法，我觉得更恶的是这个国家一直有条专门以供通过恶法的神秘管道。这一次它可以没收你的自由，下一次可以没收你的财产，再下次就没收你的思想。就是这样，昨天你还在争吵为什么房子只有70年使用权，现在，你连是否拥有今晚的使用权也未可知。昨天你还笑那些不忿墓地只有20年期限的朋友太远虑，今你必须近忧你的肉身会不会忽然变成一堆骨灰。 有人说：这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恐怖份子和重大贿赂的，不做贼，就别心虚。可是当深圳办个大运会都能清理八万不稳定人群、禁止放飞孔明灯、长相行为可疑就会被带到派出所查指纹，你真那么确定，自己不会因为上街呼吁环保就被视作颠覆国家，不会因为只是不忿村干部占了你家地于是吹牛逼要跟他同归于尽，就变成恐怖份子，不会因为迫于潜规则咬牙送了红包也可能随着那官的倒台，就算成重大行贿。这里流行“假想敌”，办个末流的大运会就能想像出八万人在潜伏，八万人哪，三个集团军且是整编军……在一个为了创收，常常就把内部矛盾升格为敌我矛盾的地方，立法之后，连我都幻觉满大街都是间谍和叛军。 有人说这些条款其实有很多限定语的，可是我研究了一下： ——除非侦查需要，不得异地监视居住。但是，何为侦查需要并不是被侦查的你说了算，而是侦查人员说了算；除非案情重大，不得使用特殊手段。但何为案情重大也不由你说了算，而由办案人员说了算；除非无法通知，必须通知家人。但能不能及时通知，不归手机信号、邮递员说了算，而归廷骑校尉说了算。 所以没有限定语，只有语气词，以生活的经验你我轻易就符合着“侦查需要”以及“无法通知”，等查无实证六个月后你被放出来，国家赔偿是没有的，连个道歉也是没有的。 更别在意“保障人权”这一条。这里确实保障人权了，但你算不算人不归人本身说了算，而归有能力剥夺你做人资格的人说了算。 有人说：为了侦查国家安全隐患，过去一直存在越界行为，现在限定了除非侦查需要才可实施越界行为，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很缺蛋的说法，我忍不住举个例子：医生看病也是为了侦查隐患，有个色狼医生一直利用看病的时候搞你女人，院方后来就严肃规定，除非治疗需要，不可以搞你女人。然后，他就从非法搞你女人变成合法搞你女人了。此时，你会不会夸医生和医院从上半身到下半身都进步。 律师夏霖说：24小时还是6个月通知家人不是最重要，通知了家人也不会知道你在哪里，最重要是异地监视居住。我也觉得，你放着大把的审讯室和看守所不用，干嘛非要另搞个外地场所，哪怕在看守所里喝开开、做梦死也有个对质，在法外之域搞个异地监视居所，很难不让我想起当年放着好端端的刑部和大理寺不用，于是搞了行迹诡异的东厂、锦衣卫。至于白公馆本来是个公馆，但后来做什么用的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了…… 其实中国人大多是很爱国也很需要由这个政府罩着的，可这里总是“假想敌”管理模式，总觉得大街是影影绰绰全是敌人，总要从树立更多敌人才能获安全感，个把群众冲击一下菜市场管理处有人都会联想到边疆不稳，抗议砍棵树都怀疑这是动摇执政基础。还立法，你真不能为了让过去饱受诟病的“人治”看上去堂皇些，就请了一个叫“法治”的桥洞装修队施工，这里要的是法制，不是法治。 常识是大家都懂的：你可以侦听我，不可以用帮助我有正确思想的理由侦听我；你可以秘密拘押我，不可以用外地旅游的名义拘押我；你可以掠夺我，不可以用没收非法财产的借口掠夺我；你甚至可以强奸我，但不可以拿着刑法修正案高声朗诵着，强奸我。 就在刚才，温家宝总理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温总理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就可能走文革回头路，温总理甚至欢迎喜欢在网上批评政府的人去中南海提意见，这让一帮人很感动。开始我也很感动，后来地理常识提醒我不要轻易去中南海，去了，很可能就成为第一例以身试新刑法的人。我还是在网上提，以下就是我的意见： 刑73、83本身就是文革遗产，当刑73、刑83即出，并不是谁离异地的某个监狱更近，而是整个这里可能变成一个很大的监狱在向我们生活的街区延展。刑73、83条款并不是打击罪犯的草案，它即出，我们就已集体身处墙里面，它，其实是高墙里面的宣言。 ——读者推荐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16, 2012, 6:42:46 AM3/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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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2 11:40 PM PDT  图为李克强（左）习近平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 虽然北京正在召开本届人大、政协的最后一次会议，但是世人的焦点并没有放在会议的内容上，而是聚焦在下一届政治核心权力分配的幕后角逐上。根据目前的情势看，虽然还有一些未知数，但是有关各方在两个问题上似乎基本达成共识：一是党、政最高领导安排会遵循五年前由江、胡妥协而产生的习、李体制；二是根据惯例，下一届常委会中的绝大多数会从现有的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政治局委员中产生。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这种由熟面孔来继承现有权力的格局颇有些令人失望。因为从以往经历看，这些“老人”已经被现有的权利网络和利益格局所羁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具备带领一个大国真正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化的新思维和能力。当然，从执政者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对未来的领导人的思路和风格比较熟悉，因此社会各阶层政治、经济利益博弈能够基本延续当前的路数，从而保证社会不出现大的动荡。 胡、温体制被世人看作是最无能的体制，胡、温治下的十年被人们看作是“击鼓传花”、将矛盾推给下一代的十年。除了一些既不好看又不实惠的“亲民秀”之外，在政策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为了让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能够玩下去，他们不得不求助与毛泽东的幽灵，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向改革之前全面复辟。胡、温之所以能够推延解决各类矛盾，全然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球化给执政当局所带来的“红利”和政治上的高压。如今，“红利”已经被这一代领导人的无能消耗殆尽 ；而各类高压手段也越来越失去效力。 与十年前相比，中国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今的中国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执政者的腐败和由此带来的民愤。二是中国的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和分配制度向少数倾斜。三是中国国际政策失去了方向，在国内得不到多数民众的认同，与邻国的关系普遍紧张，同时为国际主流社会所不齿。习、李体制必须面对这些经年积累的矛盾。按照中国当前的政治规则，他们有十年的执政期，而这些矛盾等不到十年，甚至等不到五年。假如他们希望继续胡、温体制的击鼓传花游戏，无异于在政治上自杀。 在习、李体制下，中国领导层的政治生态也将发生变化。与现任领导核心中的任何一个人相比，胡锦涛在政治权力的竞争中要领先十年至十五年。这种优势使得其他人难以对他的权力形成真正的挑战。习、李体制则全然不同。李克强一直是胡锦涛刻意栽培的接班人。但是由于江泽民的上海帮四年前发动的一场政变，习近平一夜之间跃居李克强之上，成了新的“皇储”。这种历史背景和两人同时进入常委会的双接班格局，为日后的权力斗争留下了伏笔。与此同时，现有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的政治履历与习、李的距离相当接近，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曾经是习、李的直接上级。如果有机会向习、李中的任何一位发起权力挑战，他们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政治操作上都没有太大的障碍。 面对政治、经济和外交矛盾的紧迫性，尤其是面对政治局常委内部可能出现的权力挑战，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都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对的紧迫矛盾。向胡锦涛和温家宝那样只是作作姿态，显然不是一个选项。但是任何真正解决矛盾的企图，都可能会打破现有的“暂时性均衡”，从而为党内和社会上的反对派争取变革提供新的机会。至于习、李二人是否能够应对这些新的变数，以及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是否已经成熟到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些新的变数，现在还难说。但是有一点是一定的：那就是中国在习、李体制下不得不变。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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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2 10:51 PM PDT 如中国民间无能推动民主化，指望党内分化，而党内文官不能成为改革派，转而依赖少壮武将集团，则将是中国悲剧。如中国的少壮派武将真希望中国进入宪政民主社会，便请脱下军装，加入到与千千万万呼喊宪政民主的平民百姓行列，这才是中国政治的光明未来。 军人成治国理念的带刀护卫 刘亚洲自己说“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确实，跟朱成虎将军的“西安以东的中国大部被美国摧毁，美国也要准备几百座城市被中国摧毁”相比，刘亚洲言论没有恐怖气味，跟最近的前国家主席之子，现解放�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前呼后拥华丽亮相比起来，刘亚洲“锋芒”真的不算什么。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披露，2011年4月24日，刘源幕僚，《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举行他的主张中国“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书发布会，刘源本已为该书作序，但在当天“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 众人皆知，中共搞党指挥枪，这个党或者是象邓小平那样的中共军委主席或是集体的中央军委，而象刘亚洲、刘源这样的中共将军就中国外交、政治而非军事策略战略发表公开言论，甚至象刘源公开让军人成为某种治国理念的带刀护卫的做法，只能是江泽民，特别是胡锦涛时代的特有现象。军人干政是非民主国家常态。由于政府无能，治理衰败等因素，亚非拉这些非民主国家扎堆的地带经常成为军人长袖善舞的圣地。当今中国语境下的军人干政，虽远未到军事政变和军人当政这些军人干政的高阶位，但在中南海这个军事、外交、政治决策中心之外出现军人绕过中共军队在政治局的代表（中共政治局委员徐才厚、郭伯雄来自军界）和中央军委，而直接就中国外交乃至国家发展方向诉诸公共舆论支持，说现在的中国出现了军人干政丝毫不为过。 如今中南海已力不从心 显然，中国军人干政现象的出现与中枢权力衰退直接相关，也就是常识说的你弱我强。在胡锦涛之前，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最霸道专制的皇帝之一，邓小平虽没有中共魁首之名，但其仍可以军委主席天威发号施令，甚至其魂灵都可以庇护现在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江泽民虽然没有毛邓之流那种中共一、二代领导人的淫威，但仍还可以以中共核心号令属效忠，可以把“三个代表”写进宪法，与毛、邓名字并列，到了2002年胡锦涛登台之后，他至多只能打着总书记旗号在“集体领导”的招牌下混完自己二届任期；其次，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最能反映中南海权威的指数上，传统的中央集权模式下的“全国一盘棋”政治早已成了中国政治博物馆的古董。“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这些新现象虽然可进行多种解读，但其最大的政治意义则是冲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流集权模式，让人们看到了如今中南海力不从心；最后，当今中国法纪松弛，特务横行则表明国家统一法律在崩溃中，而中南海对“延安儿女联谊会”这样的太子党组织发表《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提出的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则束手无策，这说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南海的权威在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流逝。 在一般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一个共识是军人干政乃取乱之道。但这种看法在当今的中国受到了怀疑，这是由于刘亚洲的政改言论中有“崇拜西方”要素，有民主派因此喝彩他。早在2005年，王怡就指出，刘亚洲的国家主义与他的民主与自由观念有张力。如中国民间无能推动民主化，指望党内分化，而党内文官不能成为改革派，转而依赖少壮武将集团，则将是中国悲剧。显然，由于中共长期压制民间力量，当下中国成建制的体制外民主派仍无影无踪，而中共体制内的文官则日趋向保守反动，军中少壮派登高一呼，便立刻成了某些人心中的希望。 军权政治树上生出的毒果 中国不缺军人干政的历史与教训。军人政治鼻祖袁世凯深知军人干政后果，曾禁军队参政，但在北京政府总统、议会与内阁的无休止缠斗与选择对己有利的立宪制度的较量中，袁世凯通电求助军人支持，从而打破中央政治僵局。袁世凯鸩止渴让北京政府权争临时趋于平静，甚至满足了不少文人的苟且维稳心理，当袁世凯建立在军权基础上的权威死亡之后，中国政治马上跌入万劫不复深渊，中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军权政治这颗树上生出的毒果。 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2009年展望中国民主远景时曾经说过：中国不太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民主化，而且，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民主化的威胁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未来政治演进的一个选项之一可能是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弗里德曼对未来中国走向的悲观与钱理群对老红卫兵当政的担忧均与崛起的中国少壮武将有关。 显然，在中共体制内不具备民主化的前提下，寄望于少壮武将集团的“觉醒”加速中国宪政民主化进程，这不啻是揠苗助长，更是引鸩止渴。如中国的少壮派武将真希望中国进入宪政民主社会，便请脱下军装，加入到与千千万万呼喊宪政民主的平民百姓行列，这才是中国政治的光明未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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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2 11:00 PM PDT  摘要： 今年初，前红卫兵宋彬彬等人抛出她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企图以澄清历史真相为旨，定位其人格，影响全世界。坊间业已有人做出一定反馈，但是综嫌空泛和单薄。 我们现撰一文，就宋氏历史作用和文革表现，结合毛之民粹主义文革观和极权主义镇压观，二者一合以求对史、对人做出撇清和辨正，且试图将观念和史事兼顾论述之。 主要史实是，宋是毛泽东文革几个主要阶段的活动者和领导者；她的作为，对于文革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卞老师的遇难负责，不可推卸。 主要观念是，宋氏现象值得所有研讨极权主义观念者注意，文革之毛，区隔斯大林甚至有别希特勒的民众运动观和大民主－大极权观。 尤其重要的分析，是在于对于红卫兵――这个中共尚未否定的人事载体，做出批判。 宋彬彬不久前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一文，为文革中她的作为辩护，罔史欺世，传讹布谬。古语说，"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今释即是，按照她们的道理，她们是无罪的，可以被历史、被世界原谅；但是，按照史实真相，按照道德规约，甚至按照法律裁判，她们却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几年来，我们对此真相还原，写过一些文字；王晶�先生（卞仲耘丈夫）也对宋等登上她们的历史光荣榜（协同八一八毛之检阅红卫兵照），提出严正批评。 但是直到今年，宋不单毫无忏悔表示，且炮制一个所谓"澄清真相"的文章（注1），沆瀣刘，叶，冯等人打算窜改历史，涂炭真相，把耻辱柱改造成歌德碑。（套用文革术语）是可忍，孰不可忍。 尤其严重的，是她们的"抢救（卞仲耘）论"尤其荒诞。文革四十年来，这个论调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本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黑灰色关键词。 这里，我们基本上以提纲的方式，简呈读者一个反驳宋氏历史之伪的文字，也叫做录以备考，呈释后人；更加详尽的内容，容后再呈。 这里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一，宋是"三朝元老" 那么，什么是几朝、什么是元老？《清史稿》中有二臣辑录。这里的二臣，就是降清覆明的那些臣子。这个"二"字的用意，在清史稿里自然是负面的。但是在大统一统的道德谱系中，尚可以分辨是非，捋出德行。宋这样的"三朝老臣"有无任何原则和德性呢？ 绝对没有。 这"三朝"分野是：毛文革发动时期；工作组时期（含工作组撤离与毛八.一八造势以前的过渡时期）；八.一八时期。 宋是当时北京中学里面响应毛－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且在师大女附中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者。是权贵（老）红卫兵中一员。这里值得注意、且不为外间解释的现象是，所有中学里面第一张大字报，无外是所谓干部子弟和权贵子弟所贴出，所发起。宋是这波夺权中的一人。 故此，宋成为第一朝元老；第二朝元老的权力直接源于最高层――邓，胡启立，张世栋（该校工作组组长），自上而下控制宋的学校筹委会（一种革委会产生以前的领导机构）。 第三朝元老的称谓就是八一八毛给她还名"宋要武"后的来的；且为外界所知。 这里最为交集和颇有争议的是，在毛1966年撤销工作组以后，到八一八毛－宋"要武"这个过渡时期，宋等控制的该校筹委会是不是不再运作，权力是不是处于真空状态即无政府状态；这个状态是不是不由共产党控制，领导和操纵。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北京的吴德，中央的毛、周照样在控制情势；刘、邓势力也处于死而不僵的抵制时期。 宋作为毛、刘不同时期的代言人和行动者，是毛式文革和刘、邓式文革的最大符号；这个符号可以归纳为毛式图腾，也可以表现为刘邓戳记；总之，她的身上烙印着根深蒂固的文革污迹。 自邓企图有限否定文革三十多年来，这个戳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之中国，决无再现和复制的可能――邓时期，绝对不可能有人将八.一八毛见红卫兵、宋彬彬的乱照刊登于任何媒体；但是，这个"统治阶级的思想"，随着邓和中央（共产党）否定文革文件的被遗忘、被涂改，随着新一波毛派蠢人的复辟和妄为，文革翻案风气日渐盛行，遂出现宋、刘（进；前筹委会成员）的规模不大不小的反扑。 今年来宋，刘势头风头大健；而从宋文发表以后网络的反映来看，一、两千的跟贴（凯迪网，共识网等）都是彻底批宋、否毛的――这也就说明，邓的有限否定论，还是受到民众首肯――遂形成"人民的思想"。这一点也要有限肯定。 同样说明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由后来遇罗克以反证的形式提出且因此遭到毁灭的反血统论，在现今中国依然没有市场。中国政权中人乃及后代，依然世袭中国所有政治权利且是中国内政外交的权力代表和国际契约的有效签署者。 而毛之文革，毛之运动，毛之纳粹、民粹和极权发动的主导势力是特权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以宋彬彬为其主要代表（含前后出现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骆小海和彭小蒙等）。 此间区隔是，1957年，毛利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继续）"革命"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挫折；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大学生和所谓民主人士中的章罗等势力，借机而起，试图分权。这样，毛的利用论，颇有被反利用论的嫌疑和危机。 故此到了1966年，毛忽然对于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中学生发生兴趣。他深知中学生群体的无知和盲目，加之干部子弟的狂妄和傲慢，使他击破社会桎梏的旨意或许可以得逞。于是，在工作组时期和后来的八.五时期（卞老师被打致死日）和八.一八时期，北京中学出现一种外间难以理解的"暴力特权"和"特权暴力"肆意横行的局面。而干部子弟，更准确说是高干子弟人群，成为这股暴力行世之祸水、源头。 而企图自命阿Q参与革命的那些贫/平民子弟照样被排除在外，除非他们成为"红外围。" 于是，原来的党锢（刘）府禁（周），被毛利用联动和老兵这样的特权阶层得以击破。故之，出现了北京大、中学校一色干部子弟掌握文革之局面。 可是，这只是毛的战略的一个侧面，而且是并不主要，并不致命的侧面――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毛的主要企图――那就是，最终要把这股洪水引向打击刘邓，清除榻敌之想。 这样，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俟后述之。 （又，外间不知道什么叫做"老红卫兵"，什么叫做"红外围"，乃及后来的天派，地派，四三，四四；更包含这其间是如何转换的；含对于"十七年"的评价和估计；因为这牵涉到宋、刘等人圈子里的红外围人员，故此，有此一说之补充。等等。这只好待后补述。） 二，卞仲耘在工作组时期即被批斗殴打，险些致死 工作组时期，也就是66年6月21号，校方（宋方）组织的批斗会几乎打死卞老师，也是不争的史实。 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 宋承认这一点。她引述邓的话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 "（注释2）这个"批"，就是6月21号的毒打和8月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此人（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绝无人权（这里，当然不能就此推断文革时期老百姓就有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无区别；据人的生命而言如此无二。 只此一点，就已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 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见《阳光灿烂的日子》） 三，宋是工作组时期和后工作组时期的掌权者 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因为，毛之派出和撤掉工作组，实为他的一个统一战略部署，也可以叫做第二次引蛇出洞（如果把高岗事件摆进去，这是第三次）；而不是所谓（王年一观点）之"二次发动"；而是"一次发动"，整体发动之阶段论和第二个阶段论。 宋，在蛇出蛇进的两个阶段，何以会屹立不倒？因为，她原来是刘、邓工作组的人马；后来（1966年7月底）毛撤除工作组，宋，是不是也如那些支持工作组的很多人那样（学生、老师、校长、组长……），下台走人，弃权以待？不是。 她和刘进等人，依然把控着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文革领导权。 她不是打击工作组这场斗争之阳谋（阴谋）的牺牲者，她，反而成为继承工作组遗事者。 （这段时期的背景记述可参考鄙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造神者言――"五十天"和<炮打司令部.>.》等文）――其中要点是―― 首先，毛首创文革之民粹主义发动后，接续创造两种革命－镇压方式于一身，既而区隔于所有的斯大林和希特勒政治统治和"革命"模式。因为，运动群众和以此打击政敌，且将中、小学生也悉数发动起来，这个规模、这个性质，显然超过纳粹冲锋队和KGB对于百姓的煽动。 此间，这个毛文革的特权论，世袭论和权贵论开始逐步转向，转向彻底的平民化运动和大学生文革――这是非常诡秘的转变――因为，前此他的特权论起到了击破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击破社会秩序，只是他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于是，超越工作组模式，成为毛试验大民主和大极权的两手策略。在此策略和战略的唆使下，毛并未及时批判工作组方式（如在八一八之城楼上，讲话（林彪之）中，他就矢口不谈此道……），而是相反之选，他邀请工作组走卒之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并支持红卫兵冲击社会。与此同时，他对于原工作组成员予以彻底抛弃。 这样，超越工作组官方镇压模式，由大学生主导的、兼有人民运动和官方意志的二兼文革模式逐步形成。这个形成过程，可以说，从八.五毛之《炮打司令部》开始，在所谓《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逐渐主导国势和文革，以至于最后在"九大"上，彻底颠覆刘少奇（――但是，这不是"历史的结束"――在21世纪，毛－刘势力合股并一，成为新一轮世袭势力之另外一种倾向，也当然值得探讨）。 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传统"运动－镇压"方式，即工作组方式；而在此方式中，宋彬彬起到重要作用。（我曾在一文中说――"如上所说，'初次发动'，既是毛的发动，也是刘的发动。 "从党内领导的排座次看，即便是刘的发动，也是在执行毛的发动。而毛，意在刘发动工作组掌控下的文革吗？当然不是。但是，起码，毛没有明确反对之。他至少是默认的。 "这里产生的奥秘是，毛有意让刘以'这种方式'发动文革――同时，他已经提示给刘一个新模式，那就是聂元梓大字报方式（――也就是大规模民粹方式）。于是，此间确实存在两种文革方式。官方指导的运动群众和群众运动（其实，这个群众运动，同样是毛运动群众）。 "在这两种方式并存的情形下，毛忽然拂袖而去，在他的山洞里作诗，写信，游泳，散步。刘，邓在中央，其实是按照毛意，党意，派出工作组，来'指导'文革――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毛发表聂元梓大字报的革命想象空间――这就是独裁者和小官吏之间的差距。 "刘，邓没有考虑毛的大字报方式，而是按照1957年的镇压方式，来解读今天之毛意。他们当然就被落井下石，自投罗网。 "这里的提问是，上至刘，邓，下至卞校长等中、下级干部，如何可以不听从毛派出工作组――这个党意呢？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刘少奇如果不同意中央派出工作组的立意，他会立即受到违抗党的指示的罪名。那样，毛，就会更快一点给他治罪。这个考虑，毛是懂得的：刘当然不会做此选择。 "而第二个选择是，刘同意毛意，按照毛意，他派出了工作组。他的做法，毛耳熟能详，了若执掌，知道他会镇压。但是，毛在当时没有讲话，没有表态，更没有反对。他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刘的选择，是一种无法选择之选择。派出作者，或者不派出工作组；都会被毛利用和治罪。按照党的传统思维，刘镇压了运动。而这正中毛之下怀。毛徘徊月旬，他果然假借造反派，或者'反对派'的名义，炮制了那张大字报，并且极为可笑地由中央全会加以印发――要知道，也许，中国历史上，这是一张唯一由官僚机构印发的，假借人民之名义传播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说明了文革之'人民性'的虚伪和荒诞。（注意：毛并未在人民日报和正式文件中派发"炮打司令部"――这是耐人寻味的。自立加注） "与此对应，1966年六月份，毛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印发'造反有理'的语录，手法如出一辙。他搬出多年以前给斯大林祝寿文章之一段，来号召人民造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这个皇帝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解读，只好让人民和青年去加以解读了。这个解读就是，另一个皇帝刘，要被拉下马了――不是只是借助毛意，而是借助人民的意志。毛的逻辑，昭然若揭。"（注释3）） 工作组时期，也就是66年6月21号，校方（宋方）组织的批斗会几乎打死卞老师，也是不争的史实。 这个史实说明，也许，卞仲耘因为身体更加虚弱而早被打死在六月份，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而何以会如此凶残地对付一个中学校长和老师的暴力，因为在此时间段，卞仲耘被定性为"四类干部"。 宋承认这一点。她引述邓的话说，"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同注释2）这个"批"，就是6月21号的毒打和8月5号的毒打致死！ 这是宋氏和工作组必须承当的罪责。既然此人（卞老师）是敌我矛盾，此人就已是"非人"，是无人权的"蟑螂"和"老鼠了"（这里，当然不能推断文革时期的老百姓就有人权……）。八月被打死和六月被（可能）打死之间，毫无区别；由工作组和后工作组时期，被打死，也毫无区别；被毛氏红卫兵打死和被他氏红卫兵打死，依然毫无区别。 只此一点，就已说明，所谓工作组"有秩序论"和后来无工作组、无秩序论之间，更是毫无区别。 而六月和八月这个凶残的舞台搭建者，是宋彬彬。（亦见《阳光灿烂的日子》） （即便她可以被说成是"花季少女"――但是，这是怎样一种花，一种女呢――东德解体后有所谓"链条罪"惩治有关人员――上至昂纳克，下至每一个射杀柏林墙逃难者的士兵；难道因为这些青年士兵因其年为"花季"或可豁免？其实宋当时已经超过法定年龄，她十九岁了……） 四，宋氏成为后工作组时期暴力运动的具体呈载者 接前而述。工作组撤退以后，至少北京文革呈现两股势力交叉运作的局面。一个局面是前此所谓特权暴力延续他们并不知晓的非毛方式即刘邓方式，实行对于社会的广泛冲击。这个冲击主力以特权红卫兵和一般红卫兵主导。没有迹象表明这一波暴力的泛滥是刘邓为之。但是，他们控制和导向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后来发展出来的联动（红卫兵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成为这一波暴力的主要行为者。 支撑这一暴力的荒诞派口号就是对联――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根据史料判断，毛派中央文革人员对"对联"的态度暧昧。因为，一是，他们要秉承毛意，继续做到"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不会轻易否定对联；二是，他们（如陈伯达等）对于"对联"干扰毛之打击目的，扰乱战略意图，心知肚明，也予以谴责；加之遇罗克正在揭露这一波血统论的视图，所以，江青等人对此态度首鼠两端，不作定界。 而在八一八和"十六条"中，毛方文字除去"炮打司令部"以外，并无直接煽动"反对工作组"的口号；相反，更多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广泛意义上的杀戮和迫害）；"破四旧"（广泛意义上的清除文化和传统）；支持红卫兵小将；继续呈现和反对走资派不同的政治趋向。等等。 这个意图的叵测之函是什么，就是毛的企图：准备让联动最终走向反面；而毛的意图很快得逞；联动反对江青，冲击公安部，支持刘邓等行径，终于让毛发威逮捕之（再释放之）――这样，毛需用大学红卫兵的战略，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快速实施，效果明显。这同样是外间人士和研究者中很点明的情势。从毛的民粹极权理论上说，是一大试验；从世纪斗争策略上讲，毛脑筋转动的漩涡引发的态势，半个世纪尚显模糊。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8月5号，卞仲耘老师被打致死。 据此推论，卞老师当然是在多种势力争相表现暴力的政治含混期，被害于乱的。这个乱中不乱的迹象和脉络仍旧可以爬梳治理，而非不可澄清。 换言之，卞案说明，宋等红卫兵在这场红八月里面的表演，不是戒除桎梏（工作组）以后的暴力降级，正好相反，是响应多种势力，施行屠杀比赛的残暴结果。 八.五事件实际上拉开了红卫兵暴力屠戮的序幕。 而打死卞老师的惨剧，仅是其中之第一幕。这场凶案，是前工作组余孽和新、老势力多种暴力交集之果，也是特权红卫兵在八一八登台、叩关以前的投名状。 这场唯恐落后的血腥比赛，使得一些人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这个血腥屠戮的奠基仪式，就是血统论叫嚣――文革初期，唯有这些血统高贵者，可以有恃无恐地加入暴行――这是一般外界很难理解的、中国文革初期的暴力特权史实。 重复而言，毛并不行止与此，而是通过这个暴力的阶段达到更为广泛的文革暴力，武斗，镇压乃至最终达到其战略目的――含毛之暴力平民化，造反派化甚至军队化――这是队文革史料的全面解释。 所以，单一解释毛的红八月暴力，而并不诠释这个暴力交叉运动和权力交叉运动，都是片面取史，不足为训。 五，宋是工作组撤退以后该校不变前任的继续领导者 她们的任命，既发端于第一张大字报，也取决于她们的出身论。她们有资格成为工作组协助者，而后，又成为后工作组时期的筹委会人员，都起源于她们直接受到邓，胡（启立）的领导；且有资格在邓家里开会，讨论文革形势，采纳上峰指示，导向该校运动。这个自我定位极其明确。她们的各种言论夫子自道，自白于世，不在话下。（同注释2） 六，宋，刘等人对卞案负有责任 她们在事发后出现在承载卞老师尸体的北京邮电医院，即是明证。那是8月5号夜晚。 七人签字字条的出现即是一证。 这个字条是赶到医院的王晶�先生先生要求她们自署的。 关于这一点作者朗钧有如下考证―― 这里"存在两个版本： "王晶�版本。王晶�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要求站在他面前的七人签写的，因为王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人是谁，包括他（她）们的姓名。…… "李松文版本。李松文说，这个七人字条是他在8月5日那天应医院的要求签署的。因为不签署这个字条，医院拒绝抢救。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医院将此字条交给了王晶�。 "两种说法。王晶�的说法可信度较大。 "王晶�为人耿直，文革中虽遇红色恐怖，他不为所迫，在得知卞仲耘被殴打致死后，立即购买照相机，将卞仲耘遍体鳞伤的遗体照相存证。当红卫兵要求对卞仲耘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也被王晶�严辞拒绝。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要七人签字存证的要求。 "松文说此字条是医院要求学校方面做的。李松文的话可信度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如果红卫兵也想抢救卞仲耘，双方一拍即合，签字何用？ 其二，从死亡证明没有如实写明卞仲耘是被殴打致死，而只写'死因不明'，可以判断，受到威胁的是医院方面。而不是相反。 "李松文无法解释这张签字条为什么会在王晶�先生手中。既然是医院要求签名，就说明，医院的就医程序需要这个签名条。医院得到此条后应将其存档，而不是将其转交死者家属。医院将此条转交王晶�的说法不能成立。 "七人字条在王晶�手中，这个字条具有证据的属性。李松文空口无凭，不足为训。"（注释4） 七，刘进第二天（卞死后）代表官方发表校园广播传达上峰表态 当时的北京市长吴德对卞仲耘的死亡事件表态，他说：……（她）死了，就死了。云云。 刘进则说，（死了也好，）要煞煞（卞）她们的威风……。 八，八.五是八.一八的预演 毛、周、吴德知悉该女中打死人事件后，毛办（？）周办抑或什么办公室非但没有追究杀戮者的罪责，反而在十三天后之八.一八，让该校红卫兵在宋、刘率领下登上天安门，遂出现毛之"要武"的暴力叫嚣 这是毛明明知道卞仲耘被打死事件后，对于宋等人行为的无耻肯定，且进一步鼓励，唆使和策划八.一八以后的暴行。 王晶�先生在那次反击"光荣校友"的声明中写道，"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其中包括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首要负责人派出的，由宋彬彬带队的50名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注释5） 重复而言，没有史料可以证实，当周恩来办公室和北京市委得悉此案以后，会不向毛如实禀报。 随后，毛看到这个事件，犹如闻血而动，见腥起意，他的本能和心智开始发生冲动――故此，他稍后时间便叫嚣"要武"，把宋变成一个暴力符号；目标指向，不单是对卞仲耘，也是对此后一个月，北京无辜被打死的一千七百多人。 注意：1966年8月8日中央出台《十六条》，虽在说"要文斗，不要武斗"；8月5号，卞老师就被武斗致死；孰因孰果？孰是孰非？ 同样，在对待北大（1966年）"六.一八事件"时期，毛，刘处理不同，立场不同，立意不同。但是，刘之文革在其"新的反右"之政策指导下，全国照样出现官方镇压和迫害事件――这和毛民粹直接发动红卫兵运动势成互补。 当然，如果硬性判定这两种暴力的轻重缓激，可以说，毛发动文革和刘多少抵制之之间，尚有一个毛"强极权"和刘"弱"之之区隔。不然，人们就会站在文革"就是好"的唯毛立场上去。 倒退几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据大饥荒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警告毛，"人相食，要上书的"……把自己和毛做出切割。 的确，在此课题上，毛、刘之间的观点异别。 坊间说，毛、刘一致形成发动文革之"集体智慧"，这样一种叙述，肯定有所误差。 九，红卫兵成立日期辨正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记载了这个事实：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同上）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注释6） （此外，红卫兵，子弟兵，血脉和骨肉――这个本来就为共产党留了一手而从未在其任何文件、决议中对其否定的文革暗器，成为研究文革者的最大难点。） 一向以来，存身于文革中的红外围中人，更是仆见主形，紧紧跟随。 于是，经过几年酝酿和谋划，截至去年冬天，宋，终于历经四十年蛰伏开始发威；而红外围就像文革中紧跟联动和老红卫兵的保皇党人，开始杜撰与其出身和利益（立场）完全悖理的宋氏文字或者宋风格文字（如，前此红卫兵"五人谈"中的冯静兰，就是这类红外围之一员；而叶维丽，则是夹杂在外围和中心的主脑人物。）于是，红卫兵以颠覆历史，歪曲真相和反扑反文革的极大势力，卷土重来，登台亮相。 十，毛记红卫兵和刘记红卫兵之异同 一如前述，宋氏红卫兵身份的特殊性是，她兼顾毛，刘双红卫兵性质。 何以在工作组撤离以后她可以继续登台表演，唯一原因是其父站队于毛。 而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派之梁二同（音）等人就无此幸运。 虽然，所谓革军子弟（军队干部子弟）之所以比较普遍反对工作组，这和林彪体系支持毛，打击刘邓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有待再探考的课题。 深而言之，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卫兵之所以受到毛、江的支持，是可归纳在毛之清晰的战略布局之中；而后来，这个体系加入了宋、这样的原工作组人马――再后来，在联动垮台以后，全国所谓造反派登堂入室，泛滥如斯，完成了毛曲径达鹄之铺垫。 于是，宋氏肩负几种使命的角色，开始形成，开始发效，并最后在八.一八一天，她给毛戴上沾满卞仲耘血迹之红袖章的时候，终告完成。继而，宋成为文革历史上最大的暴力符号。 这是中国文革历史中任何一派红卫兵领袖，任何一派造反领袖无法做到，也不能实现的符号光荣符号梦想，而宋彬彬，可以做到。 有人说，何以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等人不如宋的风头更健？ （她一度站在天安们上，站在毛前发表演说和叫嚣……）又说，这个宋彬彬现象，实际上阴错阳差该为彭小蒙现象所代替。合理的解释是， 宋，彭之选、之争，反映的，恰好是中共的等级制度和遴选制度，且可以中找到答案。这个答案就在于，宋氏父亲宋任穷的文革提升和等级鉴列；彭氏父亲，不够这个级别――所以，认为宋风头压过彭，使得宋为毛宠是一个偶然，这是怪写历史，不足为据。 十一，宋氏组织八.五批斗会的证据 （一），作为领导者，宋等一直要追查，要截获卞仲耘、王晶�于1966年8月时期写给上层的冤情报告。宋、刘们要卞在八月四号就交出这份材料。 于是，（二），八月五号清晨，卞，王握手永诀，准备赴死（见胡杰电影《我虽死去》）――既然卞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提出八.五凶杀是一场偶然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由乌合之众乱打乱批之类的"失序"论，根本就是毁灭真相。 （三），所谓"煞煞她们的威风"――这个当时宋在批斗会现场的用语，在陶洛诵，胡志涛，（含刘进广播讲话）等五、六位现场目击者和该校成员的记忆中，不约而同做出判定。无可辩驳，不能否认。 （四），宋，刘，叶（维丽），冯（静兰）等人炮制的"抢救论"，更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试问，卞仲耘被打死以后三、四个小时，尸体（死和濒死之间）被抛掷于校园一隅，躺在一辆板车之上，屎尿失禁，浑身抽搐，无人搭采，加之阳光爆晒，身上还遮盖一条雨衣，压着一把扫把……试问，这几个小时，你们是在抢救，还是在促死？！ 还有报告说，当有人提议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时，校、宋一方认为，阳光灿烂之下送往医院，影响不好，要等待落日以后，云云――这难道也是抢救？ （五），史料记载，宋彬彬确实和受难者家属王晶�有过一次谈话记录。这次谈话的主旨有几点：一是，宋认为她未打人。二是，她认可"要煞煞她们的威风"；三，她们见卞已死亡，担忧于前，欢呼于后；等等。 十二，打死人的序幕就此揭开 打死卞仲耘一人，和八.一八以后打死一千多人，更以后，成千上万人被打死，这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而非性质。 而这个打死人的序幕是在该校揭开的。这是宋不可回避的史实。 固然，这时她业已成为毛营一员而非刘、邓阵营者人。 十三，没有证据显示宋直接打人 这一点，也务必说清楚。 迄今为止，卞仲耘案件不是十分清楚，而是十分不清楚。 宋彬彬文字出台的背景令人堪忧。文革否定式，历经邓时期比较稳定的态势，却在他逝世以后逐渐倒退。 这种遗忘和淡漠使得宋氏一类人趁虚而入，大做文章。现在，逆流已成，暗潮拍岸。 我们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完蛋的时候，要写出"第三帝国兴亡"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点同样不能说明我们只能让贤于后而不做任何努力。 虽然，我们现在不单要对宋的文字施行厘清，更有广泛接受挑战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继续这个争论，以袒护真相，说服众人。 王晶�老先生说过一句话，"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 当如是乎，诚哉斯言！ 注释―― 注释1：《记忆》网刊 注释2：冯敬兰 刘 进 叶维丽 宋彬彬 于 羚《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记忆》网刊 注释3：刘自立《阳光灿烂的日子――兼论毛刘异同论》，《观察》网刊 注释4：朗钧《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惨案追踪》，《北京之春》杂志 注释5：《王晶�致师大女附中校长公开信》，《观察》网刊 注释6：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传记图书 原载《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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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想错了”――与格尔登寺僧人的访谈，纪念平措自焚一周年 Posted: 15 Mar 2012 09:52 PM PDT  阿坝格尔登寺僧人平措 2011年12月1日至15日，在阿坝格底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的格尔登寺，以下写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举行了因明冬季辩经法会，来自格尔登寺的众多僧人参加了法会。 以下访谈中的人物，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不便公开真名，皆以化名代之。安瑟是记录者，是一位境内的藏人作家。接受访谈的都是格尔登寺的僧人，他们是：阿瑟噶瓦、阿瑟卡瓦、阿瑟嘎瓦、阿瑟阿瓦，以藏文字母为化名。 阿瑟噶瓦： 能在这里见到你很高兴。早就读过你的书，我们经常谈到你，所以表示欢迎。 安瑟： 谢谢！今年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众遭受了无法忍受的磨难和暴虐，对此深表同情和慰问。我和许多藏人从心底里敬佩格尔登寺的僧众，我们不会忘记你们，我们休戚与共。 阿瑟卡瓦： 我们生活在暴虐之中，真的很难忍受，但是今天能在这里向你倾诉，我们从心底里感到安慰。 阿瑟嘎瓦： 是的，如今我们格尔登寺的很多英雄为了西藏政教事业抵押下自己的生命走了，我们承受着心灵的痛苦和磨难留在世上，很希望把这些痛苦讲述给世人听，为此我们等待了很久。虽然外边一些公允的新闻媒体有报道，但是自己很想亲口讲述这种痛苦，因为在心里埋藏了太久……把心中的痛苦讲述给别人，就如同在痛苦中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感觉。 我们现在虽然来到格尔登寺的母寺达仓拉莫寺参加因明冬季法会，但是我们每一个僧人后面就有一个汉人的干部或士兵监视着，我们的电话都遭到中国的监听。昨天，我刚到这里，就接到一个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回答，我在达仓拉莫寺的冬季法会上，我这样汇报了。事实上他们非常清楚我在哪里，但是他们在试探我们的动向或行为。 阿瑟阿瓦： 说实话，今天心里是高兴的，与一个担负西藏福祉责任的人进行讨论深感安慰。原本计划的是，我们格登寺的一千名僧人来参加冬季法会，但是很多僧人认为在中国政府对我们如此监控、骚扰和镇压的情况下，去参加法会还不如不去，所以没有来。 现在我们格尔登寺的僧人和寺院周围的处境很危急。自焚僧人的僧舍里常驻有干部，为了防止袭击，门和窗户上都安装了铁网。我们和中国干部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没有丝毫改善关系和产生信任的可能。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武力镇压，他们真的想错了。中国政府从2008年起至今使用武力镇压，使用更多武器，促使我们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对中国的仇恨更加激增，绝对没有任何人想停止或放弃抗争。这是中国政府的最大错误，既不理解，也不改变固有的政策。 对我们好的话，我们也是人。可是，对我们实行镇压，我们是人，是会反抗的。如果政府对我们没有开明的政策，如果军队不从格尔登寺撤离，反抗的运动绝对不会停止。我们格尔登寺的年轻僧人，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从来没有消失过。连小僧人们在玩耍的时候都表现出反抗和自焚的行为。 之前，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禁止了六个月。后来，中国干部说要开放宗教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当时，中国干部一而再地要求格尔登寺的格西（佛学博士）左仓宗智发言，他于是说：“我说了不讲，硬要我说，那我不多说。最近很多英雄儿女为了众生自焚了，对此一些什么都不懂的白痴和走狗们说什么自焚者是僧人和尼姑，他们自焚是破了戒。这种说法纯粹无知。自焚者没有破戒，因为没有违背任何一部律部经典——《广戒经》、《杂事品》、《百业经》等，这才是事实。在佛子菩萨传中有很多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记载，所以绝不能说他们都破了戒。”但散会之后，他就被中国人带走了。之后，两百多名弟子前往阿坝县城，警告中国人如果到下午六点之前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全体将自焚。那天下午格西左仓宗智获得了释放。如果那天不释放格西左仓宗智，我们绝对会一起自焚的。想起来真的非常敬佩！我们内部如此团结一致！ 阿瑟噶瓦： 我和爱国英雄洛桑平措（于2011年3月16日自焚）是同班，如今我们班在格尔登寺是反抗最强烈的，也是中国政府特别监控的对象。洛桑平措在生前总是谈论西藏民族的状况，尤其经常提起2008年3月16日中国政府屠杀很多阿坝民众的血腥事件。他常常痛苦地说“从2008年开始，阿坝民众有了非同其他的新的痛苦，这个大屠杀是无法忍受的”等等。当然，格尔登寺的大部分僧人都这样说，所以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重视，认为只是一般的言论。平措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身体很壮，而且力气很大。比赛力气时我们班上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他曾在私下里对几位朋友说：“我无法继续忍受心中的痛苦，2011年3月16日我将向世人表现一点迹象。”总之，他自焚的原因是无法忍受2008年开始的镇压。 洛桑平措自焚的那天，格尔登寺正在颂持《甘珠尔》，法会结束后我去了寺院的商店，听得有人说我们班的一个僧人进行了自焚抗议。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充满悲痛，赶快跑到僧舍告诉了师傅，再跑到大经堂跟前时，洛桑平措的亲戚格桑、格勒，以及现在被关在中国监狱中的达杰和甲普宗智等人，急匆匆地赶来了，当时我都不敢问发生了什么事。大经堂周围很多僧人抱头痛哭，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整个人恍恍惚惚……整个世界陷入了悲痛。没过多久，五百到一千名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僧人们准备冲出寺院以及进行其他的准备。但是，阿勒合（朱古，仁波切）东可仓做了劝说，并阻止僧人们出去抗议，要求他们解散。也有很多老人信众对着僧人们哭喊、请求：“我们的僧宝，请你们不要这样，我们不是这家汉人的对手，过去他们在1958年和文革时杀了我们很多人，现在这家汉人还会屠杀的，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这样！” “我们不是压不住幸福而想冲，是背不起痛苦而想冲……这些人献出了身体和生命，我们无法留下。”僧人们回答。那天，只想到要去死，根本不想活下来。但这时，有很多年轻的信众挡住了僧众往外冲。当人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根本没有恐惧和犹豫，我是个胆小鬼，但是那天真的觉得死是非常简单的事。往外冲的主要是我们班的僧人，都是十九岁、二十岁的僧人。出于同班同学感情深厚的原因，有的僧人号哭着往外冲，有的捶打着自己胸口往外冲。这时，曾在哲蚌寺学习过的僧人格桑和达杰（2008年3月12日哲蚌寺举行抗议时割腕抗议的僧人）让僧众们坐在地上，大家终于坐下了。天快黑的时候，三四千名僧人聚集到了那里，附近的朝圣者和手持拐杖的老人们前来对僧众说：“卡卓（藏语，哀求之意）！卡卓！卡卓！不能让喇嘛和僧众受伤害，你们受到伤害等于是我们全体藏民族受到了伤害……”说着放声大哭，整个世界都是哭号声。当时无法忍受如此悲痛的状况，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坐在地上，内心很痛苦。 这时，一位叫却派的僧人站起来说：“我们这样做也是别无选择，这样往外冲也可以理解。我们藏民族最主要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位尊者，达赖喇嘛尊者被驱走他乡，班禅喇嘛尊者被关在监狱中。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两位尊者的处境都是为了藏民族，我们必须要记住。除了这样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牢记、讨论这个事情。2008年，他们踩踏了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甚至没有收藏一张法像的权力，我们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 之后，格桑也讲话了。这时格桑的妹妹和弟弟哭着说“阿古罗罗（请求）不要讲话。” 格桑说“汉人有没有镇压我们，请看看我的妹妹和弟弟就会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哭泣？”等等。 这之前，有些僧人已经赶往洛桑平措自焚的地点。寺院吹法号的僧人（名字不详）说“我们要跟随自焚的英雄们反抗中国”，当他冲向外面时，他的父亲抓住了他：“阿爸，他们能把自己的生命点燃，我们必须站在他们的后面，”他边说边往外冲。那位吹法号的僧人冲出了寺院，后来遭逮捕，至今关押在监狱中，直到今天还没有判决。那天很多人被抓了，中国军人把僧人和民众分割成很多块镇压了。所以还留在寺院里的全体僧人都表示，洛桑平措已经牺牲了，但是必须要释放被抓走的僧人，如果不释放我们不会回去。天快黑的时候，僧人们在大经堂前点了很多酥油灯，这时手机的信号中断了。不过这次抗议有了效果，那些被抓的僧人当晚被放回来了。这是第一天。 第二天中午的十二点左右，平措的家人来了。昨天他自焚之后，被军人们打得很重，僧人们抢回了他，用小车把他送回了寺院。当时他说口渴想喝水，他喝了一碗水。这时他的父亲说：“你无法坚持下去，该怎么办？”。他说：“阿爸，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喝了很多汽油。”没过多久，他呕吐了一些乌黑色的液体后就去世了。 我们是同班。在格尔登寺的传统是，班里的学生发生福祸这样的事情，任何人没有权力干涉，所有的决定权都归这个班。当天晚上，我们准备了祈颂经文、祈福法会等。他的所有遗物归班级，我们用他的遗物为他做了法事。当时，也有人想收藏这位英雄的遗物，很多僧人和俗人争先恐后地顶礼他的遗体，所以我们找了一张平措很大的照片让民众和僧人朝拜顶礼。在处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运气和信心是胜利，失望和疑虑是失败。”我亲眼见过他写的字。很多人想把这些遗物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物证，都说“向格尔登寺和你的班级表示感谢！”洛桑平措的手机被一位俗人买走了，说是要珍藏英雄的遗物。 中国政府审讯了我们班的诵经师扎西。他们的理由是：这个事件发生在格尔登寺，但具体发生在你的班级。 我们本来计划将遗体存放数天，但是中国政府突然下令第二天必须举行葬礼。我们班按时进行了祈福颂经等佛事，第二天我们以崇高的礼仪排成色昌（僧众仪仗）迎请了平措的遗体和照片。所有信众没有不流泪的。妇女们痛哭着说：“为了嘉瓦丹增嘉措（尊者达赖喇嘛）的事业和西藏民众的福祉点燃了身体……”。从寺院开始，僧俗民众手持哈达和圣香列队迎请了他的遗体，并大声齐颂“岗日热瓦果为香堪斯……（尊者达赖喇嘛祈请文）”快到火葬台时，东可仓仁波切持香引前，全班僧众把遗体放入了火葬台。那是一个用铁皮制成的箱子，那就是火葬台。在把遗体放上火葬台之前，东可仓仁波切把洛桑平措的遗体三次举起让民众瞻仰，所有人都痛哭成一片。就这样，这一天就结束了（说到这里，阿瑟噶瓦泣不成声）。 第三天，没有任何的动静。 第四天，我们几个人在收拾拜访者献的哈达，一个小僧人跑来说：“他们要禁止格尔登寺的宗教活动”。这样叫喊了多次，后来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当时想，如果禁止宗教活动是了不得的事情。 一个月之后，达杰和甲普宗智遭逮捕。从此我们班就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又逮捕了丹增和纳丹，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指责他们和洛桑平措在茶馆里商量自焚。总之，指责他们商量了自焚，每年自焚一个或者一起自焚。 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详细登记姓名、籍贯等，当时大家议论说外省的僧人会被赶回去。有一天，僧人们聚集在大经堂前发放圣物，并说今晚绝不让一个僧人被他们带走。有些僧人和闯入寺院的军人在对峙，僧人和军人几乎脸都贴上了。僧人们说：“格尔登寺的全体僧人休戚与共，如果带走一些僧人，其他僧人无法袖手旁观。” 后来叫所有的僧人聚集到大经堂前，我也去了，不久大家又都回了僧舍。当晚来了很多干部和军人把僧人们强制带走了，遭到严重殴打的僧人也不少。当天晚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车辆，有人说如果发生严重问题，有的车上装着可以彻底消灭所有僧人、毁尸灭迹的武器，当然具体是什么武器我不清楚。那天晚上，军人和干部把我们像抓贼一样抓走了，押送到汶川和茂县。每辆车上押的有二十多名僧人，两名士兵押一位僧人，共有二十多辆车押送僧人，车队中间还安插的有军车，行驶在一条很宽的公路上，但是看不到其他任何车辆在公路上行驶。然后，把我们分成了七个组，我们每十八人关押在一间房子里，一直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其中有很多受伤的僧人。我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而他们对我们进行哄骗。二十多天后，干部们大骂道：“你们犯法了，到外地寺院学习要办理手续，你们没有办理手续，所以犯法了。” 有一天，有个僧人写了“你们蹂躏藏人的生命，不让我们呆在寺院是对我们的权利和民族的侮辱”。由于这件事，情势一度非常紧张。我们也进行了几天的绝食。一个多月后，我们被遣返回了各地。就是这样的情况，详细情况很多，这只是简单的一段经历。 安瑟： 唉！遭遇了巨大的磨难啊，感谢你！ 阿瑟噶瓦： 我们的两位怙主（嘉瓦仁波切和格尔登仁波切）不会停止为西藏人民的斗争。我们的心中有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国政府认为我们怕镇压、怕开枪而退缩，我想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抗争的敌人不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和开明的知识分子等群体，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这个政权。每天对我们进行的镇压、骚扰与限制，让阿坝地区的民众也无法继续忍受，而且在藏人干部中也有很多人无法接受。 阿瑟卡瓦： 这次我们格尔登寺的三百多名僧人到这里参加了法会，每个僧人心中都有巨大的痛苦，心病。由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不一样，所以面对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不可能一一讲述，已经占用了很多时间，这次就到此为止，达德莫（多多保重）。 安瑟： 唉！达德莫，西藏三区的人民心中有你们格尔登寺的爱国英雄们，很多英雄儿女永远在精神上支持和尊敬你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团结一致，我这次到这里也是为了支持你们而来的，总之，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 原文藏文，记录于2011年12月，安多 中文译者：桑杰嘉 附： 2011年3月16日，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20岁僧人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在阿坝县城点火自焚，呼喊“让达赖喇嘛回来”、“西藏需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遭中共军警毒打，次日凌晨牺牲。之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判格尔登寺僧人尊珠（又写仲周），洛桑丹增（又写泽让旦真）和洛桑丹增（又写旦纯）11年、10年和13年重刑，理由是他们“转移”、“藏匿”了重伤的平措，以此推卸当局责任。 自2009年2月27日，格尔登寺僧人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在阿坝县城自焚之后，格尔登寺这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寺在巨大的压迫之下，迄今已有13位僧人及前僧人自焚，其中9人已牺牲，4人迄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扎白（法名洛桑扎西）：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09年2月27日自焚。遭军警枪击，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洛桑平措（又写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1年3月1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毒打，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洛桑格桑：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是3月1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平措的弟弟。 洛桑贡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9月2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在某军队医院，四肢已被截肢, 却被禁止家人探访。 格桑旺久：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7岁。2011年10月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曲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卡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8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诺布占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1年10月15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次成：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丹增尼玛（又称丹尼）：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 仁增多杰（又名柔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洛桑嘉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2年2月1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格贝：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2年3月10日（1959年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人抢走，拒绝交还家人，由军营在12日晚上火化，并限制五名家人参加葬礼，现场被军警包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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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2 09:13 PM PDT  图为塔尔寺批斗大会（1958年《青海画报》） 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道，那些被称为“叛匪”的藏人早已平反；中国政府却未向藏民族道歉，还继续掩盖真相拒绝开放档案。 “扩大化”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当代中国历史中，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人们已经议论得很多，却依然议论得十分糊涂的事件。当文革后渐渐允许议论这一运动的时候，当事人大多还活着，史实并不复杂。不少文件逐渐解密，当事人在境内外发表了大量回忆和口述。即使是按照大大缩水了的官方数字，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数也高达五十万，这些人后来统统“改正”了，也就是说，官方正式认定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有五个人是例外，十万分之一。这五个人不予“改正”，为的是要用来证明，当年打右派也有打对了的。既然有打对的，那么反右运动本身就不能说错。于是，1957年反右的问题，只是“扩大化”了而已。 不过，大部分中国人至今还不知道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在中国西南西北，以藏区为主的地区，发生了一场更为血腥、更为惨烈的“扩大化”，那就是至今仍然遮遮掩掩的“平叛扩大化”。 1955年和1956年间，随着内地城乡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深入，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政策发生了一个转折，开始将内地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推行到藏区。在藏地农牧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先从西藏周边川滇甘青藏区开始。这一名之为“民主改革”的运动，包含中共建政之初在内地进行的土改、反右、镇反、合作化等，并将之压缩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人的反抗。中国政府调动军队镇压，酿成一场国家军队镇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956年初春，结束于1962年秋，历时六年半。当时的解放军12军区中，有8个不同程度参与。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部队、摩托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万5千左右。 在这场战争中，不仅发生了针对藏人农牧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更在每次作战后由上级下令滥捕滥抓，枪杀俘虏、导致很多地方藏人部落男性青壮年骤降到濒临灭绝的地步。 “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1958 年4 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这一招叫做“防叛”。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规定对21种人可以逮捕，而且“对已捕获的俘虏一个也不能释放，未捕获的应想尽一切办法追捕归案”。该州在两年内将藏人总人口8.6%关进监狱。 就像1957年反右有指标一样，“平叛”时抓人也有指标。这个指标经常高得离奇，而且总是超额完成。以青海省玉树州为例，青海省要州里抓2000到2500人，州委告诉下面说：“捕错了州委负责，漏掉了下面负责。”后来的官方州志披露，共抓了22780多人，超额十倍。青海省委198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仅1958年所抓的人，就占全省藏人总人口的10%左右。这年在青海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役”，大量男性青壮年已经死于冲突或者逃亡。这10% 其实就是把藏人部落里尚存的男性青壮年一网打尽，其中很多人死于监禁，再也没有回来。甘南部分地区分配的抓人指标甚至超过了当地成年人的总数。 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上，藏人必须依赖其历史上形成的部落群落和寺庙体系，才能够互相帮助，抵御灾荒。那里和汉地不同，城镇遥远，交通不便，没有地方可乞讨要饭。“平叛”战争和滥捕滥抓，使得藏人家庭和部落在后期的大饥荒期间失去了抵御灾荒的能力，大量人口死于大饥荒。1959年5月青海省海南平叛指挥部的报告中说，“双龙沟拉毛德打柴时，遇到6个叛匪问：投降杀不杀？她答：‘回来没吃的，不杀掉也要饿死’。该乡去年11月（按：1958年11月）至1959年初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 用“扩大化”掩饰合法性 1981年，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的藏族老干部扎喜旺徐向邓小平上书，要求解决青海省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此后，五省区开始组织专案组，开启旧档案，重审1956-1962年战争中捕办者的案件，对“错捕错判”者“平反、改正”。“捕办”包括逮捕、判刑、拘留、集训、劳教等； “改正”包括宣告无罪、 改判、减刑。根据地方志中的资料统计，“平反改正”比例最低为四川甘孜，为35%；最高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这两个地区的“叛乱”案是当地干部人为制造的，共导致12970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两个案件后来均被宣布为“冤案”，涉案人员全部平反，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平反率”为100%。 青海玉树、果洛、黄南这三个镇压最严重的州，“平反”率分别为98.52%、83.6%、71.64%；海北州为76.72%。甘南的平反率达98.5%。西藏自治区相关资料尚未解密。因此，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统计出藏区总的“平改”数据，也无法得知被捕办藏人在狱中死亡的总数，能够确定的只有青海，该省捕办人数中的44%死在监狱中。甘肃省委承认有大量被捕人员死在狱中，但未透露数据。 青海省委198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透露，该省共捕办52922人，其中44556被“错捕错判”，占被捕人数84%。狱中有23260人死亡，另有173人被“错杀”，死亡率高达52.6%，其中3300人死在“集训班”。 八十年代对“平叛扩大化”的纠正，很快就走向终结。“扩大化”的情节过于骇人听闻，连参与处理的干部也震惊万分。当年参与镇压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则向中央表示强烈抗拒对“平叛”的重新定性。于是，档案被重新封存，再也难以为外界了解。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道，那些被称为“叛匪”的藏人早已平反；中国政府亦未向藏民族道歉。 在中共看来，“平叛扩大化”就像“反右扩大化”一样，错的都只是“扩大”了的那部分而已，“平叛”和“反右”本身，是当年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以及他们的继承人死也不肯认错的，因为这牵涉到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和意识形态，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也牵涉到中共的统治合法性。 ——《动向》2012年3月号，总第31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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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2 09:12 PM PDT 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需要一份冷静。首先，无论重庆事件的结果如何，重庆模式面对的那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用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去了“西来”，还会有“东去”；第二，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了撑大政治空间的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的出现，因此，不应从“削藩”的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情。 而关于重庆模式我主要有两点看法：即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可能读者朋友会对我这样的说法感到迷糊，我的意思有这样两个层面： 第一，不能仅仅因为现在重庆出了事情（可能是严重的事情）就否定重庆模式。我之前曾说过，“尽管我也是力挺广东模式，而对重庆模式怀有戒心。但我不同意说现在重庆模式已经倒掉。重庆模式是用错误的办法面对了正确的问题。重庆模式能不能倒掉，不取决于重庆本身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形成用正确的办法面对正确问题的新模式”。不管前市委书记的动机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看到，重庆模式是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中形成的，这个土壤就是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民众在现实生活上面临的种种困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强烈不满。前书记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形成这样的模式，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要满足社会中的某种现实需求。我非常有一种担心：由于否定重庆模式而导致对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以及民众要求的忽视。我的确是力挺广东模式而对重庆模式怀有戒心的，那么，为什么我没有公开反对重庆模式？就是由于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我一再强调，重庆模式能不能被彻底否定，得看你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解决造就重庆模式的那些现实问题。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力挺广东模式的。 第二，我也反对仅仅根据重庆模式注重民生，或者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而肯定重庆模式。这是因为，任何模式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都是可以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希特勒上台仅仅比罗斯福晚一两个月，面对的都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危机，法西斯主义没有有效解决当时一些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就业等）？1949年后，我们用铁腕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没有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诸如“黄、赌、毒”）？但我们能仅仅根据这些就肯定这样的模式吗？显然不能。问题在哪里呢？判断一种模式，不能仅仅看它眼前解决了什么，而是要看这种模式的逻辑是什么，其演变的前景或可能性是什么。我也正是在这样意义上看待广东模式的（见我在媒体上发表的关于乌坎事件的文章）。因为从长远说，使民众拥有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比暂时解决一些民生问题更为重要，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当然我并未认为广东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正如我过去一直强调的，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只有解决机制的问题，才有未来的前景。 从历史上看，在制止了一种趋势之后，可能面临的都不是一种选择。希望以此为契机，开启一场真正的改革，朝向世界主流文明迈进。 —— 经济观察网，读者推荐  【作者简介】孙立平，男，辽宁省人，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1年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1982年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0年1月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南风窗》评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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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2 11:26 AM PDT  图为作者原题：给温总理报告打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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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2 11:25 AM PDT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温家宝高调谈政改是最近几年才突然出现的“新生事物”。具体时间，大致可界定为十七大后。由此就可推断：温之骤谈政改，与十七大有关。那么，十七大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令温，及其温背后的胡，共同产生了政改的“紧迫感”？ 十七大上发生的最重大、也是最可能改变胡温“理念”之事，无疑是斜刺里杀出个习近平，夺走了本来可以由胡锦涛稳稳当当传给李克强的“储君”之位。十七大阵前“换储”，据说是由江、曾主导，起因应该不仅仅是要换上“自己的人马”，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否则，纵然以江之权威，也难骤然扭转乾坤。换言之，这是一场“保党、保路”之争。保党，是指保住中共对政权的掌控力；保路，不是说要回归“文革”、毛左之路，而是要保守邓小平所开创的“只经改，不政改”之路。因此，江泽民一系既不同于后来倡言政改的胡、温之右，也不同于标榜“唱红打黑”的薄熙来之左，而是居于中共高层的中间位置，可称之为邓小平意义上的改革派。应该看到，这一派中，即使是表现最保守的吴邦国，也只是提出了“五个决不”，换言之，他只是表态决不向右转，但并没有说自己要向左转。“五个决不”和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意思其实差不多。无疑，这一派是党内最强大的一股势力，仅仅在政治局9常委中，就占据了6席，还有江泽民坐镇于后，曾庆红策动于侧，他们足以主导中共当下的人事和政策大局。 十七大前，虽然李克强承袭胡锦涛的深藏不露，但仍难掩其观念“西化”的特征，因而，难免令党内高层一些人有“中国式戈尔巴乔夫”之担忧。如此人物，显然难以寄托“保党、保路”之重任，于是乃有习近平出，取而代之。习之能够成功上位，一则有江泽民的威望扶植，二则顺应了党内高层大多数人“保党、保路”的愿望，三则习近平本人的特性，也更能符合多数人的期待。 与李克强的藏锋、守拙不同，习近平不但根正苗红，政治立场坚定，决无“西化”之虞，而且个性鲜明，作风硬朗。李、习二人的这种性格、能力之别，其实也是很多团派与太子党的区别。出身、生存环境、上升通道的不同，形成的能力、性格自然有异。 李克强被“换储”后，胡锦涛最大的政治心愿成空。他受江泽民压制多年，一直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希望下一代接班人能够扬眉吐气，一展抱负，没想到下一代连这一代还不如，混成了“偏房”。此时，胡心中的怨愤，不问可知。 既然在现有的力量格局和游戏规则下玩不过江泽民，唯有把翻盘的微弱希望寄托于打破规则。因此，十七大后不久，人们突然看到，一直以来循规蹈矩的温家宝，突然屡屡出格谈起政改来，而且还越谈越欢，一次次地闯雷区，却一次也不见雷劈下。一种温前胡后、温明胡暗的格局，隐约可见。昨天是温最后一次总理记者招待会，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温终于把最后一张底牌掀开，他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就是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没错，我就是对十七大“换储”不满，对这样一种密室议定接班人的“领导制度”不满；如果搞选举，还不知道胜出的是谁呢？——众所周知，由于民众的印象和观念原因，太子党在选战中天然居于劣势；而团派则天然居于优势，因为他们大都擅长于宣传和造势。所以，胡系团派最终选择右的价值阵营，有着利益立场的原因。 于是从十七大后不久开始，“鼓噪政改”成了温的保留节目，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从胡的性格、能力出发，他的策略是先把自己放在最安全的位置，不求有功，但求无险，然后再谋其它。因此，胡不但不表现出右倾，反而屡次对外展示左的姿态，与温的政改演出保持距离，只是在背后默默为温买保险。温孤身冲在前面，吸收了一切火力，付出这么多，不可能不要回报。正如温此次“答记者问”时所说，他有着“独立的人格”。言下之意是：我就是我，假如我老婆、儿子干了些什么，与我无关——但是，怎么保证这种言语切割的有效性呢？这就是胡必须伤脑筋的问题了。据说胡本人很清廉，但他即使在某些方面看不惯温，包括可能认为温“鼓噪政改”的步子迈得太大、调子唱得太高，目标暴露得太彻底，却也无可奈何，只有捏着鼻子认了，毕竟人家的付出已经不少。 这样一种“胡温配”，细察起来其实很精彩，一时间也令江系阵营大为头痛，不知该如何出招应对。幸好此时重庆出了个薄熙来，以“唱红打黑“独树一帜，搞出了声势，无形中平衡了温的政改呼声，使江、胡这党内最大的两股力量，用不着白刃相见，保持了后权威时代党内格局的稳定——以江的身体状况，这已是最好局面。 这就是为什么江系6常委先后赴重庆挺薄的原因。薄本来已被排除在十八大的政治安排之外，这是江、胡两系共同认可的结果（可能胡温主动、江习被动），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薄重新拥有了上位可能。这对于掌握了十八大主导权的江系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而且，薄熙来此人作风强势，不好驾驭，易遭上位者所忌；“重庆模式”的“分蛋糕”理念，虽为当下中国情势之必须，但毕竟与邓“发展是硬道理”、江“三个代表”的思路有距离，他们肯定不喜欢有人把“分蛋糕”提得太高，喊得太响。所以，薄与江系之间，并非是没有嫌隙和隔阂，只是由于要用薄挡温，以最小的代价平衡矛盾，江系才不得不对薄伸出橄榄枝，而力单势孤的薄当然求之不得。 王立军事件出来后，薄熙来的软肋呈现，最兴奋的，无疑是胡温。在胡温趁机非得要将薄熙来解决不可的坚定意志下，在王立军被“突破”供出对薄熙来不利的铁证后，江系保薄的成本太高，已经得不偿失，于是决定顺水推舟，既可以之与胡温作交换（所以现在去重庆的是江系的张德江，而非此前传说的团派周强），又可趁机摆脱薄熙来这一潜在大麻烦，因此薄成为弃子。在温家宝高调炮轰重庆后，薄熙来被迅速解职，局势急转直下，这种现象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王立军突然供出了有力证据，加速了江系妥协。 薄遭此重击而下课，又有不知什么样的软肋被拿在人手，正常情况下，其前景已经黯淡无光，能够安享晚年就不错了。但是不要忘记，江、胡二系的矛盾仍在，胡“重签封神榜”的用心仍在，江、胡之间必定还有一场较量。在这种情况下，江系当然不愿意将薄一棍子打死。他们最乐见的情况是：薄既于十八大无望，必要时又能挺身出来站在抵挡胡温的前线。因此，只要“江胡斗”不落幕，薄就还有翻身复出之机。当然，这种机会的大小难定，而且受制于王立军供出了什么筹码。 无论是温高调弹政改，还是薄自下而上兴“唱红”，或者是薄、汪公开对掐，乃至温炮轰薄，这在毛邓江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颇有一种各行其是、渐趋分崩离析之迹象。这就是后权威主义时代的悲哀。当年邓小平将中共几代人的执政经验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党内必须有一个核心”，即有一个绝对的权威。现在看来，这话确实是睿智之言，点中了中共这种体制的命门所在。在中共这种“中国特色”体制下，有核心，可存、可兴；无核心，必衰、将亡。 江时代是有核心的，所以任凭海内外风吹雨打，始终波澜不惊。胡时代由于江对胡的压制，又缺少令胡不能兴起反抗意识的绝对权威，形成江强胡弱的“双核”格局。胡是邓隔代钦点的“第四代”，但邓能保胡上位，却不可能赋予其压倒前任的权威。胡上位而江犹健在，结果重演邓江格局，胡被江一压9年，心中憋屈可知。胡虽无力公开推翻这种压制，但底下的软磨硬顶必定少不了，就像南方报系对付中宣部一样。笔者此前曾撰文指胡可能在十八大前筹谋惊天一搏，试图翻盘，现在，胡通过温的重拳出招，接下来就看各方反应了。 从这个意思上说，或许温“答记者问”的重拳还只是投石问路，胡还有更多的后招、狠招，在等待时机祭出；真正的博弈大戏，才刚刚拉开序幕。 ——转自《博讯网》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17, 2012, 6:43:44 AM3/17/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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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r 2012 04:51 PM PDT  胡锦涛没有看到，一旦他把最高权力交出去，而且是交给了“太子党”，那他胡锦涛本人对这个党来说就没有多大的政治价值了。如果有，恐怕就是要为党当牺牲品…… 龍年是中國的凶年，而這個龍年，對中共來說，則是「悠悠萬事，惟十八大為大」的一年。本來這個十八大就是個很麻煩的事情，麻煩就麻煩在最高層的權力再分配不容易搞定。不承想，新春伊始，突然出來了一個「王立軍事件」。「打黑英雄」、現任重慶市副市長、剛剛免兼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三天的王立軍，驅車三百公里逃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一時間震驚朝野。王是重慶市委書記、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人稱「西南王」的薄熙來手下第一幹將，這兩年為「打黑」出力巨多，是「重慶模式」的最大台柱子人才之一。王立軍出走，背後黑幕重重，但是有一條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與薄熙來翻臉了。現在，王立軍在北京掌握之中；據老夫所知，其實就是在胡錦濤的人馬掌握之中，其保安級別甚至超過了胡錦濤本人的保安級別，全中國目前僅有賴昌星的保安級別可以和王立軍相提並論。誰都知道，王立軍這件事情，直接衝擊中共十八大最高層的權力格局。問題是，究竟如何衝擊？又會衝擊出個什麼樣的結果來？目前看，胡錦濤優柔寡斷，很可能失去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本來一箭定江山的機會反而要被對手所利用。下面，根據老夫在京城所瞭解到的一些邊邊角角情況，加上某些分析，綜合出一些看法來，供大家參考。 十八大是「團派」的難關 十八大最高人事難定，難就難在胡錦濤很難搞成一個「胡記」多數的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而如果不能組成這樣一個常委會，胡錦濤交班之後就會「人走茶涼」，以後的那些什麼「第六代」等等的盤算全都會成為泡影，搞不好連胡錦濤本人都可能成為「太子黨」上台之後實行所謂「新政」的替罪羊──這個苗頭，從很有來頭的張木生去年就公開指責胡錦濤對中共政權不負責任、「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等等這些言論裡，已經可以嗅到明確的味道了。張木生本來曾在西藏任職行署專員，那個時候正是胡錦濤本人在當西藏的黨委書記，兩人有過交集。可是，張木生根本不買胡錦濤的帳。北京流傳的笑話說，前兩年某一年的春節，胡錦濤拿出當年在貴州「尊老愛幼」的傳統，給張木生的母親打電話──這倒不是因為老太太是張木生的母親，而是因為張木生的父親曾是中共情治部門高官，公開職務則包括曾經出任「文革」前的國家經委副主任，資格也是很老的。據說，電話裡，胡錦濤先報家門：「我是胡錦濤啊。」稀裡糊塗的老太太回答說：「哪個胡錦濤啊？」胡錦濤對待老幹部是以和藹、耐心、周到、細緻著稱的，於是補充自我介紹：「中南海的胡錦濤啊！」老太太這回是這樣回答的：「噢，我不認識你啊！」這個段子是真是假，外人無法知道；如果不是段子中的某人或其家人說出來，這種故事外界就是要編也無從編起。至少，怎麼就單單編排到了張家老太太身上呢？能把這種段子傳出去，其對胡錦濤的那種不屑與輕蔑可謂溢於言表了。 可是，胡錦濤不甘心。就像有人文章裡所指出的，如果胡錦濤交了班而又不能組成一個胡記多數的下屆政治局常委會，從歷史眼光來看，胡錦濤其實等於給江澤民和太子黨們當了十年出力不討好的臨時管家。具有中共高層經歷（包括共青團高層經歷）、曾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胡少江（筆名）也說，「團派」將在胡錦濤之後很快走下坡路，其原因也應該是看到了十八大胡系力量一旦出現斷層，以後就不可能接得上茬了。胡錦濤對此應該比誰都明白，當然也比誰都著急。所以，不管別人提出什麼樣的下屆政治局常委組成方案，胡錦濤都不接受，因為其中頂多四位胡系人馬：李克強、李源潮、劉雲山、汪洋，剩下的五席都是別人的。胡錦濤在等待機會，希望找到一個辦法，可以把令計劃加進去。這樣一來，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可以是胡系五席佔據簡單多數的形勢，而十九屆政治局常委會則更將是李克強、汪洋、令計劃三人留任對上習近平一人留任的格局。那個時候，把常委減為七席，新晉三個常委很容易就能做到「團派」二席，總起來就是胡系在十九大將佔據政治局常委會的絕對多數（七分之五），完全可以保證胡春華成為「第六代」核心。可以說，胡系最難的關口，就在十八大；只要十八大這一局在政治局常委會問題上不輸，時間就在「團派」一邊，江系和太子黨未來都將十分黯淡。 胡、賀聯手，劍指重慶 有人會說，在第一把手最大的中共政治中，政治局常委會的多數這個問題，有那麼重要嗎？這就是不懂得「六四」之後最高層運作的新規範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之變，對高層來說，出現了兩條新東西：一條是鄧小平說的，常委不出問題──也就是說，常委出了非政治問題也不會追究。這就等於說，進了常委就是進了政治保險箱，所以每一位常委也都有恃無恐，強勢起來。另一條恰恰反過來：以前的第一把手，胡耀邦也好，趙紫陽也好，那都是同輩之中出類拔萃者，能力、政績、品德、修養都遠遠高於其他的同輩常委；而自江澤民開始，那就純粹是交關好運才當上這個第一把手了。當然，第一把手有很多便利，權力還是比其他常委大得多；但是，常委們各管一攤、自說自話的傾向越來越強化了，於是，「集體決策」、討價還價的現象也就越來越突出了。到了胡錦濤這裡，面對兩屆（十六、十七）都是江澤民人馬佔據多數的常委會，實在是太瞭解這個貓膩了。就是目前面對下屆政治局常委的組成問題，也包括面對薄熙來目無中央、自行其是的問題，胡錦濤一樣也在政治局常委多數的掣肘之下。 胡的辦法是，選擇個別問題，實行各個擊破。在爭取下屆政治局常委席位上，薄熙來跳得最高，因此也得罪人最多、爭議最大，胡錦濤早就盯上了他。而薄熙來得罪的人之中，首推曾任重慶市委書記、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紀委第一書記的賀國強。還是李克強當遼寧省委書記的時候，他就已經在胡錦濤的授意下搜集了不少薄熙來的材料，包括薄熙來手下第一打手王立軍違法亂紀的罪證。當這些材料塞進了賀國強的公文包裡的時候，賀國強心知肚明，曉得自己報仇的機會來了。胡、賀各有所需，一拍即合，他們先在遼寧鐵嶺動手，那裡是王立軍當了多年公安局長的地方。目標當然不止王立軍──中共黨史上，「批薄（一波）射劉（少奇）」、「批陳（伯達）整風」（目標針對林彪），這都是耳熟能詳的例子了，哪個不懂這個奧妙？所以，這就是胡錦濤、賀國強聯手收拾薄熙來的信號。 胡錦濤「加減乘除」如意算盤 收拾薄熙來幹什麼呢？這個問題就外行了。答案很簡單：對賀國強來說，是要報一箭之仇；對胡錦濤來說，就是要主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安排。為什麼搞了薄熙來就能增加胡錦濤的這個主導能力呢？「這裡有個『加減乘除』的如意算盤。」 第一是減法，就是減去下屆政治局常委的一個強有力競爭者，而這個競爭者不是胡錦濤這一派的人。第二是乘法，藉此立威，就是把搞掉薄熙來的權威效應加倍放大。這樣一來，就可以震懾那些不服胡錦濤主導的人物，等於告訴他們：薄熙來這麼張揚猖狂、不可一世，我都能把他拿得下來，你們自個兒掂量掂量，是不是還要和我頂牛？你們哪個敢說自己的屁股上沒屎？趁早都給我老實點兒！這個權威一立，下面還有除法跟著：借此東風，胡錦濤就要改變政治局的退休年齡規則了。他已經策劃了要把「七上八下」改為「六上七下」，這樣一下子就把年滿六十七歲的另外兩位強有力的常委競爭者排除出去了。這兩位，都是「太子黨」，就是出生於一九四五年的俞正聲和劉延東。俞正聲不用說了，那個劉延東，雖然出身團中央，但是，當年在胡錦濤手下當團中央第二把手的時候，就和胡錦濤面和心不和。所以，胡錦濤卸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時候，根本不向中央推薦劉延東接任，而是推薦了當時在團中央書記中排名最後一位的宋德福。結果，宋德福接了胡錦濤的團中央第一書記，劉延東不得不在宋的手下繼續當二把手。她心裡那個窩火，就不用提了。直到江澤民上台，劉延東這才時來運轉：老江要吹噓自己的紅色後代背景，於是大肆宣傳養父江上青，而劉延東的父親、前農業部副部長劉瑞龍，正是江上青當年的戰友。劉延東一下子靠上了江，但凡江家紀念江上青的活動，她沒有缺席過，身份就相當於江澤民的妹妹了。這個關係，非同一般。 上述這套運算方程做下來，就可以搞掉薄熙來、俞正聲、劉延東三個「太子黨」人物。這樣一來，本來還有九個現任政治局委員在年齡杠杠以內，一下子只剩六個了。就算全都進常委，加上習近平、李克強，才夠八個，還有一席空位，可供胡錦濤繼續撥打他的如意算盤的「加法」：把令計劃順理成章地塞進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於是乎，這就一舉扭轉劣勢，實現夢想，安然度過十八大的難關，就等十九大把個「團派」江山「胡記」天下鞏固起來了。 習近平撿了便宜賣了乖 可是，這個如意算盤，還缺一個關鍵的算盤珠兒。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這三個本來就是不待見薄熙來的，加上一個賀國強，僅僅才是四個現任政治局常委，還是過不了半數。這個不怕，胡錦濤早就像好了，那第五個就是習近平。薄熙來對習近平一直不放在眼裡，早有不臣之心。按道理，搞掉薄熙來，等於為習近平將來當一把手拔掉了一根釘子，這小習還能不配合？可是，王立軍事件出來之後，這個胖子習近平不吭不哈，表面上說是先不要干擾了下一步訪美的國家大事，可是誰知道他肚子裡賣的什麼藥？於是，趁他訪美，乾脆通過老美給他上上勁兒，就說薄熙來有計劃將來搞掉習近平，這是王立軍招供的。等習近平也表態嚴辦薄熙來，那就萬事俱備，連東風也不欠缺了。 胡錦濤沒有想到，習近平從美國回來之後，竟然表態要低調處理王立軍事件，盡量不要牽扯薄熙來。習近平的立足點還很高，他說：境內外敵對勢力都在試圖利用這件事情，我們不能上這個當；就想當年小平同志所說的，我們黨的領導層的團結，是我們立於不敗之地的保障。他還說：再說，重慶的很多事情，做的還是得民心的，探索了不少有益的經驗，雖然某些具體的做法可以更穩妥一些。不過，改革過程中有一些瑕疵，也比什麼都不幹強，比根本不改革強。好他個習近平，這樣一來，倒是他最有政治眼光、最顧大局、最改革、也最能團結人了。一下子把個胡錦濤晾到了那裡。 有了習近平這一番話，挺薄力量馬上來了精神，好像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之後不僅沒有問題，而且進常委更不在話下了似的。不過，這就是「醉死不認這壺酒錢」了。據知，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說了個含糊話。他說，薄熙來是不是進入下屆常委，這個恐怕就要多考慮一下了。這個傾向，是不讓他進的意思，但是留下了將來改變主意的餘地。胡錦濤那一邊呢，心知肚明這次是被習近平撿了便宜賣了乖，但有苦一時說不出。據明眼人分析，習近平就是看透了胡錦濤的「加減乘除」方程式，不想在十八大之後做「胡錦濤第二」，還讓垂簾聽政的胡錦濤多方牽制──要知道，如果「加減乘除」做通了，胡錦濤那個時候就將是「江澤民第二」了。「太子黨」本來人馬就不算多，儘管相互勾心鬥角，各有瑜亮情結，但習近平明白，大局是不能讓胡錦濤的人馬佔據主導地位。現在這麼一手，可謂漂亮，上能同時打起改革和毛派的左右兩面大旗，中能不動聲色地破掉胡錦濤的局，下能不費吹灰之力地收服薄熙來。哈哈，別提習近平有多得意了。 打不到黃鼠狼，反惹一身臊 不是說「王立軍定盤十八大」嗎，怎麼說了半天沒怎麼說到王立軍的事情？其實是說到了，現在不妨挑明：如果抓住王立軍事件深查薄熙來，十八大的盤子就將是胡錦濤所主導；反過來，那當然就不是了。一句話，有沒有力量拿王立軍做文章，按照原來的戰略設想直擊薄熙來，將決定胡錦濤和整個「團派」、「胡系」十八大的政治命運，也就將決定他們未來的整個政治前途。現在的情況是，胡錦濤首鼠兩端，舉棋不定，優柔寡斷，投鼠忌器，結果把本來是自己掌握主動權的這個王立軍事件，反而變成了好像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不錯，王立軍事件，對於整個中共政權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包袱，胡錦濤作為黨的總書記，站在整個中共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胡錦濤沒有看到，一旦他把最高權力交出去，而且是交給了「太子黨」，那他胡錦濤本人對這個黨來說就沒有多大的政治價值了。如果有，恐怕就是要為黨當犧牲品──此話怎講？ 頗有論者在討論薄熙來問題時說到陳希同、陳良宇，但是，大家似乎都忘記了，江澤民當年並不單單是拿下了陳希同而立威。江澤民當年反腐之劍是直接指到了鄧小平的兒子鄧質方鼻子上的。當然，那個時候，江澤民不可能把鄧質方送進監牢。可是，反過來說，如果江澤民有這個力量，他就會那麼幹的。江澤民當年能把目標對準鄧小平的兒子，這說明了中共權力繼承的背後，那個角力實在是驚心動魄。而這也正是江澤民死死抓住權力不放的最為根本的原因──他能這樣對待老鄧的兒子，後人也就能這樣對待他老江的兒子。何況，老江明白自己遠遠比不上老鄧，當然也就明白自己的兒子會面臨比老鄧的兒子大得多的危險。那麼，現在，輪到了胡錦濤頭上。「太子黨」尚未上台，就已經說了，要大開殺戒，殺貪官以謝天下。會不會殺到胡錦濤兒子的頭上？這個誰敢保證？還是胡錦濤自己去掂量掂量吧。 如果沒有要搞薄熙來的打算，也許這場權力鬥爭還不至於這樣劍拔弩張、腥風血雨。可是，不管你怎麼說，薄熙來一定是認為胡錦濤在那裡搞他。事情搞到半截，習近平居然又若明若暗地好像站到了薄熙來的一邊。這樣看來，生活在特級保安也就是特級監禁之中的王立軍，還真的成了胡錦濤的一個燙手山芋。沒有打到黃鼠狼，反惹一身臊。如果是去打狼打虎而沒有打到呢？那恐怕就不光是臊不臊的問題了。當然，胡錦濤黨性強，也許會為了黨的大局而寧願冒將來犧牲自己兒子的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但願中國共產黨全黨世世代代對胡錦濤會像對毛澤東那樣有感恩、崇拜之心吧。 于2012年2月28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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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r 2012 04:49 PM PDT 王立军事件终于正式演变成薄熙来事件。除了那些将薄熙来视为政治旗手的新、老“复辟派”们还有一丝连自己都不能信服的侥幸，希望薄熙来在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大仍然能够如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是薄熙来政治生涯的滑铁卢。看来北京的决策层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动手，将王立军事件升级为薄熙来事件，从而正式中止薄熙来的政治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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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8, 2012, 6:40:46 AM3/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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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2 06:24 PM PDT  图1：西班牙著名艺术家达利的作品《记忆的永恒》  图2：蒋经国1988年1月1日最後一次出席元旦开国纪念大会，13天後病逝。 雖然體制內亦不乏乘勢而爲，促成真正轉型者。但虛晃一槍，降低民怨，以撐過十八大，再回歸舊軌的心態，恐怕仍是主流。猶如晚清半途而止的憲政改革一樣。 時間開始了？ 已經記不清持續了多久了：無邊無際令人窒息的冷酷與冷漠，彌漫在那片廣袤的皇天后土，小悅悅事件、富士康十三起跳樓、唐福珍抗拆遷自焚，盲人律師陳光誠被困……都不必提了，甚至連前赴後繼極其慘烈的多起藏人自焚，也猶如一粒粒小石子，墜入濃黑啞瘖的大湖，泛起幾片漣漪，瞬間隨即消逝。日子循環往複，江湖依然太平…… 在中國，時間凝固了 。事實上，時間已經國有化。時鐘是由黨來撥動的。“九頭鳥”不撥，時針就“穩定”下來，壓倒一切，停在那裏紋絲不動。 于是十年過去，體制依舊，權力壟斷依然，絕望之霧，籠罩大陸，遍及士林。 然而近日來，驟然地， 中國的官媒，號角齊鳴，震耳欲聾。其主調，竟然是“政治改革”。 時局急轉直下。 人們注意到，首席官報《人民日報》1月23日發表“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居然喊出“將問題矛盾擊鼓傳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時輕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問題拖延成歷史問題，讓危機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終引發更多矛盾、釀成更大危機。” 號令槍扳機一扣，時鐘呼啦啦快轉，一時間，衆聲喧嘩，目不暇接。 觀察家們一頭霧水：時間開始了？ 變局驟起之謎 衆所周知，中國有一個金字塔尖上的既得利益集團。保持目前的利益格局和政經模式， 既不前行，亦不後退，是其最大利益所在；同時，他們又占據了權力中樞。 這正是上述中國“時間凝固“的秘密所在。 這也是“中國模式優越論”制作者的良苦用心所在。 既如此，變局緣何而起？莫非權力精英的良知突然發現？ 非也。 變局之起，“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孫子》） 近年來，在一片“中國模式”的盛世頌歌的伴奏下，在“統治世界”的“中國世紀”的南柯夢境外，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風，靜靜地從八方收縮聚攏，鼓蕩風帆；“轉圓石”一步步移動而上，君臨千仞山之巅，構成一幅氣象萬千的世紀初中國與世界風景大觀。 自外向內，僅列荦荦大端，讓我們一瞥八方湧來的進逼之“風”和滾滾而下不可阻遏之“勢”： 一、“民主第四波” 濫觞于2010年初的中東革命。從突尼斯到埃及，從利比亞到敘利亞、也門，一直擴展到軍人獨裁的緬甸，一個全球性政治變遷潮流業已形成。無論從規模、深度、持續的歷史長度、跨越文明的廣度以及發展趨勢看，如果沿用亨廷頓的術語，我們都有理由稱，世界性的“民主第四波”已然成形。 在各種文化、族群大規模的空間接觸下，在全球網絡的貫通流轉下，普遍性赫然呈現：文明的邊際線一個又一個被跨越，文化的斷裂溝一波接一波被突破，一個個“國情特殊論”相繼破産，一樁樁“例外論”受到嘲弄。 在幾波民主潮下，各不同文化，各不同宗教，各不同人種，從基督教新教到天主教地區，然後到東正教地區，之後是亞洲儒家非共産地區，再後蘇東波衝塌共産帝國，如今洶洶于伊斯蘭世界……，自由之浪，無堅不摧，無往不利。而共産中國已變成在這幾波大潮洶湧中最後的一個頑固堡壘了：形影相吊。 二、中共的地緣政治外交敗局 特別是2010年以來，從北韓挑釁南韓受挫，到南海歸屬爭拗中北京被孤立，到美國高調返回東亞，結盟日本、南韓、澳洲、新西蘭、印度、越南、菲律賓，拆散緬甸-中國和北韓-中國的無神同盟，構築排除中國的TPP體系，揮師所向，直指北京。北京外交在胡時代向毛式意識形態略微移動的結果，是衆叛親離，使中國陷入四顧皆敵的環形包圍圈：茕茕孑立。 三、台灣大選成功以及中華民國百年法統的示範 2012年台灣成功舉行了第五次總統大選，作爲華人社會民主試驗的示範，早已超出一島範圍之外，其活生生的制度衝擊力，直指對岸大陸。而2011年作爲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彰顯了現存的中華民國法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法統兩個法統的優劣比較，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産生心理震撼。 四、廣東烏坎事件的衝擊 烏坎因爲土地非法征用問題引發村民激烈抗爭，官方先是封鎖村莊，後來改爲妥協談判，承認村民自發組織的合法性。事件基本平息下來之後，烏坎短暫自治期間的領頭人林祖銮在獨立、透明、公開的直接選舉中當選爲村委會主任，又被當局任命爲該村新的黨總支部書記。一種新的官民互動博弈形式萌發。 五、重慶王立軍出走美國領館事件 此事凸顯了中共黑箱內權力鬥爭的黑社會化與國際化。左翼“唱紅打黑”模式遭遇滑鐵盧，從而深化了中共政治世界人人自危的危機感，逼迫中共在政治競爭領域與國際接軌，直指權力更替的選舉制和法治化。非如此無以自保，非如此無人擁有安全。 六、中共賴以驕狂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呈衰頹之兆 廉價勞力優勢喪失，海外市場日益緊縮，內需市場發育乏力；而土地制度之謬，使房地産泡沫漲至臨界點，通脹難于遏制，壟斷的國有銀行壞賬再起，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正在增加，危機感正在蔓延。而貪腐之深之廣，貧富懸殊之巨，權錢交易之盛，已蓄積了深廣無邊的民怨，一觸即燃。 七、互聯網特別是微薄，以及香港傳媒，已部分解構了北京的新聞封鎖 因其地利、大陸居民“自由行”赴港及其牢固的新聞自由傳統，香港已成爲全球性的中國信息中心。而中國的四億多網民，則隱然已成“虛擬公民社會”，正在制衡權力對權利的壓制與迫害。微博實名制亦未能阻遏日益高漲的輿論壓力。人自爲戰，一微搏就是一微型媒體。各地獨立候選人已變成2011年一道特殊景觀，他們借助微薄“競選”，雖叠遭威脅打壓，仍屢仆屢起，隨勢而生。 八、隱而不顯愈益洶湧的官、富流亡潮 中國頂層官員及巨富向海外轉移資産、安排家屬子女後路以及“裸官現象”，標示的是一種末日情結。這一情結正在加速腐蝕北京壟斷政權的信心及統治合法性。 不可抗者，勢也 如此，八管齊下，奪路風生，淩厲呼嘯，直逼京師，社稷飄搖。以致太子們驚呼當國者正在“擊鼓傳定時炸彈”，意圖把危機轉嫁給後任。擊鼓之論，矛頭直指胡氏的——“下定決心不作爲，以熬至交班，全身而退後，管它洪水滔天”——的卸責式策略。人民日報所謂“將問題矛盾擊鼓傳花，……讓危機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終引發更多矛盾、釀成更大危機”即是指此。按太子們判斷，即使在胡任期僅剩的幾個月內，也潛伏著深不可測的危機引信。 爲情勢所迫，被輿論所逼，尤其是烏坎抗爭與王立軍事件轟然而起之後，上層脆弱的政治平衡已經打破，當局終于無可逃遁，不得不爲了。 于是政改高調遂起。 恰如當年梁任公在《致康有爲書》中指出：“可乘而不可抗者，時勢也。”聽過了吳邦國信誓旦旦的“五不搞”後，再聯系到日前官媒“政改之論”的突然喧嘩，筆者腦中掠過的，正是任公此言。 環顧全球與中國，中南海諸公不可能不知道前景。他們不可能不清楚，上述內外交困的八大危機，在現行體制內是一盤“死棋”，注定是無解的。資産轉移、裸官現象以及駐英大使劉曉明否認中國爲“共産黨國家”，就是其心態的外化。試想，目前這種黑箱操作的權力分配方式，造成的無人服氣服輸而驚心動魄人人自危的權力惡鬥，除了選票解決外，還有任何其他公正的解決辦法嗎？即使懸賞諾貝爾獎求解，舉世滔滔，也無人敢于認領。顯然，在當局者心中，共産黨專權國家必將成爲歷史，是瞎子也能看見的前景了。 他們不是不清楚，倘若放手一搏，像其他國家一樣，融入國際主流體制，只要挪動這一步關鍵棋子，中國這盤棋就活了。上述八大危機，大部即行化解（除領海糾紛之外）。 抬起歷史的閘門 然而，所有專權者最大的問題，誠如蔣經國先生所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麽時候不去用它。” 經國先生做到了。精准地判斷了大勢，看准了歷史的契機，“是時候了，”四兩撥千斤地，他抬起了歷史的閘門：大潮洶湧……。中華民國衝閘出關，柳暗花明，跨進了憲政新紀元，獲得了根本的合法性。而那些盤根錯節山窮水盡的歷史包袱，則被關在了閘門之外。蔣經國一身系天下安危，在生命的晚秋，縱身一躍，放手大權，雕塑了中國現代史上成功轉軌的路標，那路標，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某種意義上，北京當局目前大體處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經國先生的位置。何去何從，是當1987年的蔣經國，還是1989年的齊奧塞斯庫或2011年的卡扎菲？選擇的主動權仍然操于他們自己的手中。 聚焦他們當前的“政改”之聲，一個基本問題是：是乘勢而爲，還是虛晃一槍？ 訴諸歷史，心存僥幸往往是獨裁者的通病。 雖然明知體制不可持續，不改即是絕路，但仍僥幸認爲不至于當下即爆。他們囿于自己千百次鎮壓得手的歷史經驗，陶醉于鐵腕手段的無往不勝，決難相信此次會例外。而歷史的機會，瞬間即逝。最後，當霸王別姬，喪鍾敲響，契機錯過時，業已追悔莫及也。齊奧塞斯庫如此，米洛舍維奇如此，卡扎菲也如此。 “以專制之手結束專制”，經國先生那樣的人物，畢竟鳳毛麟角，青史罕見。 有鑒于此，人們對這次官媒的“政改熱”仍疑慮重重。雖然體制內亦不乏乘勢而爲，促成真正轉型者。但虛晃一槍，降低民怨，以撐過十八大，再回歸舊軌的心態，恐怕仍是主流。猶如晚清半途而止的憲政改革一樣。 中國已多次錯失歷史機緣。倘此次仍如是，當局者將成歷史罪人，被“民主第四波”邊緣化。而歷史的主導權，勢將轉移散放到民間。誠如當年敏感的龔自珍所預言的： “夜之漫漫，鹖旦不嗚，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矣。”（龔自珍：《尊隱》） 中南海衮衮諸公，各位好自爲之。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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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2 06:15 PM PDT 薄熙来下岗为重庆问题画上了句号，但进一步突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治路径上的莫测。 至今为止，中共对"社会高度关注"的薄熙来究竟是什么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或者介绍，连对王立军事件的用词，最具体的也不过是"私自进入"。这种语焉不详和吞吞吐吐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内部对事件的细节还不了解，而只说明他们在如何定性上还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两次中共最高层换马中，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权力集团成为牺牲品，罪名都是贪腐问题，而这次换马前被整肃的重庆是政治问题。前两次是中央主动找茬，京沪的两陈冤哉枉也；这次是反过来，西南王薄熙来招摇了好几年，最后意想不到的是王立军捅了大漏子，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央是被逼处理重庆的问题。这个过程，用"阴谋论"（即中南海有人施离间计，王立军中招投奔美领馆）来解释似乎太像演义。 和前两次的京沪事件相比，重庆既然是政治问题，其定性就事关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走向。按照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那段欲说还休的话，他是要把重庆的问题朝否定文革上靠。如果这是中共最高层内部初步达成的共识，那么人们可以期待中国政治生态将有一段时间的积极的变化。如果这主要是温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有"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这样的限制词），就像他一再表白的要推行政治改革一样，而将来出炉的正式罪名还是犯上作乱（例如王立军违反党纪国法，薄熙来有个人野心，机会主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等等）再搭上一点贪腐，那只会加剧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困境和政策路线上的莫测。 长期以来，中共最高层对文革的态度就一直是暧昧含糊的，建政60年大庆时把毛时代和改革开放一锅煮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中共深知文革绝对不能翻案，但放任对它的反思和介绍又会在历史源头上加剧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又打压和限制相关的讨论。正是这种暧昧和含糊给极左势力的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为薄熙来用唱红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空间。这种作茧自缚最后让这个魔瓶中放出来的恶鬼陷自己于尴尬境地。 要摆脱文革给自己造成的这个困境，一个途径当然是公开彻底地否定，并允许社会对文革做介绍，讨论和研究，而如果这么做，很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政治改革诉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文革这个问题，又变成了政治改革问题。所以反过来，如果中共不想政治改革，也就不会去碰文革这个问题。 温家宝是懂这个道理的，所以他既提政治改革，也提否定文革。在他看来，重庆问题既和文革余毒有关，也是政治不改革的结果。 如果温家宝的这个途径最后没有被中国最高层采纳的话，那么文革和政治改革的话题都会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已经形成规模的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强化。 中国目前意识形态的局面很像德国的魏玛和日本的昭和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百家竞争，最后是融合了专制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并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国家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此之前曾经有过的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被淘汰，因为国家主义既满足精英的权力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抑富济贫"的民粹主义诉求，因此也可能获得底层民众的拥护，而更激进更民粹的流派在实践中常常挑战并损害国家的权威，所以必须被压制。德国冲锋队和日本中下层激进军人早早的被整肃就是如此。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重庆事件和乌有之乡的被消音就是更激进势力的提前出局。 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左派中比较聪明的，早就在薄熙来和乌有之乡那种类型的粗糙的毛主义和从西方话语中移植并加工过的国家主义中作了选择，并在"中国特色"下，把国家主义变成了党国主义，例如汪晖的"政党是主权的内核"。自重庆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觉得新左派这下没戏了，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受重庆事件影响的不过是一部分新左，脑子比较死板的那种，他们把牌押在特定的政治人物身上，即使在这类人中也还有在毛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两头都想靠的。而"政党是主权的内核"则超然得多也高明得多：只要这个政党不垮，这句话就永远是"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 ――原载《纵览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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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9, 2012, 6:36:52 AM3/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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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r 2012 07:51 PM PDT
贡噶扎西（更新时间2012年3月18日） 一、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了多少自焚事件？ 从2009年2月27日发生的第一起境内藏人自焚至今，也就是说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3月18日，共有30位境内藏人自焚。 二、在三十位自焚者中，牺牲了多少人？ 在30位自焚者中已知21人牺牲，11人当场牺牲，10人被中国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另有7人至今在当局手中，二人已变成残废，被禁止家人和亲友探望、照顾；5人情况不详。 三、男女比例、年龄和地理区分如何？ 在30位自焚者中男性25位，女性5位。年龄做高的为43岁，最年轻的是17岁。按照今天中国行政区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9位、壤塘县1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位、道孚县2位；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位；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位；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位；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位；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位；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位。也就是说，四川藏区23位，西藏自治区1位，青海藏区5位，甘肃藏区1位。 四、他们的诉求或口号是什么？ 从境内传来的视频中看到，自焚者搞呼“让达赖喇嘛回来”、“西藏需要自由”、“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这三个是他们的主要口号。 五、三十位自焚者的简历如何？ 他们的简历如下： 01、扎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09年2月27日自焚，20岁。遭军警枪击，被军警带走，只知已残，更多情况不明。 02、洛桑彭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11年3月16日自焚，20岁。被军警毒打，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03、次旺诺布：康道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灵雀寺僧人。2011年8月15日自焚，29岁。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04、洛桑格桑：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11年9月26日自焚，18岁。被军警带走，生死不明。他是3月16日自焚牺牲的僧人洛桑平措的弟弟。 05、洛桑贡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11年9月26日自焚，18岁。被军警带走，目前在某军队医院，四肢已被截肢，却被禁止家人探访。 06、格桑旺久：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11年10月3日自焚，17岁。被军警带走，生死不明。 07、曲培：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被军警带走，后牺牲。 08、卡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1年10月7日自焚。被军警带走，后牺牲。 09、诺布占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1年10月15日自焚。被军警带走，后牺牲。\ 10、丹增旺姆：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四洼尼姑寺尼师，女，20岁。2011年10月17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11、达瓦次仁：康甘孜（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甘孜寺僧人，38岁。2011年10月25日自焚。重伤，留在寺院，目前情况不详。 12、班丹曲措：康道孚（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甘丹曲林尼众寺尼师，女，35岁。2011年11月3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举行隆重法会并火葬。 13、丁�朋措：康区（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嘎玛区人，41岁。原为噶玛寺僧人，后还俗成家，有妻子卓玛和两个儿子，长子十岁在噶玛寺出家为僧，幼子六、七岁在家。于2011年12月1日在嘎玛区政府门口自焚，12月6日在昌都县医院不治而亡。 14、次成：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15、丹增尼玛（又称丹尼）：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2年1月6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 16、索巴仁波切（索巴活佛）：安多果洛（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人，41岁。2012年1月8日在达日县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自焚前录音遗嘱说：“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17、洛桑嘉央：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阿迪寺僧人，当地母语继承协会主要成员，21岁。于2012年1月14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18、索南热央：康称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37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只知腿被截肢，更多情况不明。 19、仁增多杰（又名柔白）：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原为格尔登寺僧人，被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19岁。2012年2月8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20、丹增曲宗：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四洼尼姑寺尼师，女，19岁。2012年2月11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后牺牲。 21、洛桑嘉措：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9岁。2012年2月13日自焚，重伤，被军警抢走，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22、丹曲桑波：安多（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阿汗达勒寺僧人，寺管会负责人，40岁。2012年2月17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23、朗卓：安多壤塘（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僧人，18岁。2012年2月19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24、才让吉：安多玛曲（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藏族中学初三学生，女，19岁。为抗议藏语文被削弱的教育政策，2012年3月3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数日后火葬。被当局声称头脑有病，学习差。 25、仁钦：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女，四个孩子的母亲，32岁。2012年3月4日自焚。当场牺牲，后由藏人火葬。 26、多杰：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牧民，18岁。2012年3月5日自焚。当场牺牲，被军警抢走遗体，此后情况不明。 27、格贝：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18岁。2012年3月10日（1959年西藏抗暴53周年纪念日）自焚，当场牺牲，遗体被军人抢走，由军营在12日晚上火化，并限制五名家人参加葬礼，现场被军警包围。 28、加央班旦：安多热贡（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寺僧人，39岁。2012年3月14日（2008年3月10日始于拉萨的藏人抗议被中国当局定名为“‘3•14’打砸抢烧事件”4周年纪念日）自焚，被僧人们送往医院，后接回寺院，重伤。 29、洛桑崔称：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0岁。2012年3月16日（2008年3月16日阿坝藏人抗议遭镇压4周年及2010年3月16日格尔登寺僧人平措自焚1周年纪念日）自焚，被军警毒打、抢走，现情况不明。 30、索南达杰：安多热贡（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同仁县）年都乎乡夏卜浪村农民，43岁。2012年3月17日自焚，当场牺牲。上万藏人僧俗将他隆重火葬。 ---------------------------- Kunga Tashi Chinese Liaison Officer The Office of Tibet 241 East 3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6 Tel: 212-213-5010 ext.13 Fax:212-779-9245 www.tibetoffice.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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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0, 2012, 6:11:04 AM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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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祺：世界屋脊烈火中的呼喊声――杨建利、韩连潮编《浴火袈裟》序 Posted: 19 Mar 2012 01:13 PM PDT  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藏人已出走西藏五十三年，迄今不知何时能踏上回家的路，而我们也离开中国二十三年，对藏人的离家之痛感同身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我在巴黎St.James Club Hotel会见了达赖喇嘛，自那时起，我感到汉藏民族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受到镇压，天安门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和亲人，数以千计的人被投入监狱，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遭到软禁，许许多多流亡者年复一年不能回到家园。但藏人的苦难更甚一层。雪域高原的人口相对较少，交通、信息传播的条件也与多数汉人居住的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那里的镇压往往不能及时被外界所知，即使藏民掀起一波波的抗议，但因人数的相对弱势和汉人的冷漠而无法奏效，而只能一次次遭遇被镇压和清算的结果，汉人的党委书记，大权独揽，对藏人的统治，还含有民族压迫的成分，因此，藏人的悲哀与绝望更甚于抗争中的汉人。 自焚是最深切绝望的体现，在我的记忆中，早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傅全有访问印度的第一天，在新德里绝食的藏人土登额珠就高呼“达赖喇嘛万岁！西藏万岁！”而自焚。二00八年藏区三月事件发生在北京奥运前夕，举世的关注未能改变在“奥运盛世”景象下，对藏人的压制也没有任何减缓。强硬的张庆黎走了，却没有改变中共治藏的铁腕手段，中共四代“领袖像”史无前例地被强行送进藏区寺庙，这是对藏人的宗教习俗的公然蔑视和侮辱。 一九八九年达赖喇嘛对我说，佛教是一种“无神论”宗教。佛不是神。藏传佛教是藏人至高无上的信仰，达赖喇嘛是藏人心目中的圣人。无论达赖喇嘛是否掌握政治权力，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在藏人心目中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攻击，也是对藏人信仰的攻击。二00八年三月事件后，北京没有从政策的根本上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毫无根据地将其说成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加上藏区掌握大权的贪官污吏借“反分裂”之名，极力掩盖藏区普遍存在人权侵害、文化语言歧视、环境破坏等种种问题。北京在对达赖喇嘛的攻击逐步升级的同时，加强对藏区寺庙的政治控制，对许多具有崇高地位的寺庙实行排查、关门整顿、来自外地的云游僧人被驱赶，所有寺庙被迫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北京对藏区的高压政策和对达赖喇嘛的攻击，使愈来愈多的藏人感到绝望。在中国境内的藏人，愈来愈把自己没有宗教自由和没有人权保障，与达赖喇嘛年复一年不能回到自己家园连在一起。这种绝望的体现是，不到两年时间，藏区连续发生至少二十起藏人自焚事件，自焚的藏人高喊着“让达赖喇嘛回到家园”而痛苦地死去。 著名藏人女作家唯色说：有人把自焚视为自杀，這完全是一种贬低的看法。唯色引用高僧強巴加措格西的话说：“西藏僧俗自焚，完全沒有违反佛教杀生的教义，也沒有与佛法見解相违，更沒有犯戒。因為西藏僧俗自焚的动机与目的，毫无沾染一点个人私利的味道……是為了护持佛法，為了爭取西藏民族的民主自由的权益”，根本上是“为利他舍自身之菩萨行”。我们都不赞成自焚，更不鼓励自焚，但自焚是一种为引起人们注意表达愿望的方式，是在再也找不到其他办法表达自己愿望时、极其痛苦而无比刚毅的行为。伟大而可敬的二十位藏人，他们用自焚表达的最大愿望是“让达赖喇嘛回到家园”，这一声音已经传遍了全世界，让全世界多少人为藏人而痛彻心肺。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似乎感到阵阵烈火的温度及其带来的伤痛。因此，我也要发出喊声，表达我内心的强烈愿望，让更多的人听到藏人的心声。杨建利请我为公民力量编辑出版的《浴火袈裟》一书写序，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发生在藏区的这一系列自焚事件，并思考背后的原因。这本书收录了许多汉人人权活动者和作家的文章，收录了一些国家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对藏人自焚事件的反应，同时也收录了中国官方对此的一些说法，这让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来看这些事件。我觉得这样的出版工作是很有价值的。 我和达赖喇嘛有过多次接触，我对他的智慧、幽默、悲悯充满敬佩。达赖喇嘛的威望不仅来自于他的非暴力主义、对世界和平、对传播藏传佛教的贡献，而且来自于他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在西藏问题上，达赖喇嘛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的“中间路线”是要求西藏在中国宪法框架下、名副其实的自治。达赖喇嘛这些主张得到海外华人的普遍认同和支持。达赖喇嘛还是一位藏传佛教的宗教改革家，他对科学的尊重、主张政教分离、推动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化，对今天的藏人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将长远影响西藏的未来。 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我谴责中共对汉藏等各族人民的人权迫害，并发出我作为一个六四流亡者的呼吁： 第一， 让达赖喇嘛返回离别五十多年的家园，给藏人以真正的自治； 第二， 停止监控和打压天安门母亲，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 第三， 遵守宪法，厉行法治； 第四， 制订新闻法、政党法，尽快将政治改革重新提上日程。 一个个藏人的自焚，一次次刺痛我们，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悲剧屡屡发生的政治环境继续存在下去。让达赖喇嘛回家！让所有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享受到自由和人权的阳光普照！ （2012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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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r 2012 01:11 PM PDT 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历史表明，权力更迭时期就是统治内部危机发生之时。2002年中共第三、四代权力交接顺利完成之后，西方一些中国专家曾经赞叹这一黑暗传统将在中国结束。但2012年中国发生的高层权力斗争再次证明，这一黑暗传统并未结束。 这次权力斗争有与改革30余年以来历次高层权力斗争不同的特点： 一、2012年高层权力斗争被给定的性质之宽泛前所未有，从路线错误、政治错误、腐败（即刑罪嫌疑）三方面都预留了定罪之由。 路线斗争。这是温家宝3月14日答记者问露出的口风。温在要求"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后，接下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联系到温相在同场记者会上谈到"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肃清"，而薄熙来又主张"唱红打黑"，可以看出，温相谈话明显是指北京与薄熙来的斗争属于文革与改革开放二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清除腐败变质分子。这是习近平发表于3月16日《求是》杂志上的文章所持说法。习近平说，要求各级党员保持廉洁，"别以为入党就是为了捞好处，对屡教不改、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将会坚决革除出党"。按习的说法，罪名大概应在"无可救药的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这个框架内做文章。考虑到习近平的文章应该至少在半月前交稿，发表时间晚于温讲话，温讲话应该是高层新口径。 重大政治错误。据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指出，2 月9日上午，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王立军事件的有关情况汇报。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滞留的事件，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稳妥处理，努力把这一事件给党和国 家事业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该通报指出王、薄关系恶化的原因是辽宁省调查的重要经济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其他消息源说家人就是指薄妻谷开来）。 邓小平废胡耀邦总书记一职，理由是胡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态度过软，犯了政治错误；1989年整肃赵紫阳，是说赵在处理"六四"事件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江泽民将陈希同投入监狱，胡锦涛整治陈良宇，打的都是"反腐败"旗号。薄熙来与后两位的政治地位接近，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胡温等中央高层对其预定的罪名却用上了对地位相当的政治对手才使用的"路线错误"。此前只有毛泽东将其与政治对手的斗争称之为路线斗争。 非常宽泛地预定罪名，说明北京目前尚未就薄的罪名达成最后定议，还得在查办过程中搜寻各种证据，审时度势，根据党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情况再做决定。 二、与历次高层政治斗争相比，应对格局之高、处置手法之重，超出薄熙来的政治身份。 北京宣布将薄熙来免职之后，还要求将胡锦涛在两会期间对各大省（区）、直辖市党政负责人的重要讲话层层传达，并要求各地方党政负责人明确表态，服从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中国各网站与媒体上都登了重庆各界（尤其是警备区）表示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消息，却不知其他省区也在传达、表态，比如上海电视台报导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向县区一把手传达胡的讲话，各级干部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 要求各省（区）明确表态与中央保持一致，只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出现过。在陈希同与陈良宇案件时未有此现象。但薄的政治身份仅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无法与身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相比，其个人声望更不如在广东改革及总理任上积累了声望的赵紫阳。因此，上述措施只能让外界猜疑：胡温等人要对付的政治敌手，绝对不是薄熙来一人，而是薄熙来背后的支持者。否则对胡来说，实在有点自降身份与防卫过度，并抬高了薄熙来的份量。 三、薄熙来背后有支持者？ 这里谈的"支持者"并不是指那些为重庆模式出谋划策的新左派学者，以及孔庆东、司马南及乌有之乡的一干人士等浮在面上的各路附从。这类人再多，在中共高层眼中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引起胡温担心，只能是那些能够真正参与政治博弈的重量级人物。 细心的观察者当然会注意到，在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受到国内新左派为主的各界人士热捧时，对胡锦涛政绩的否定之声也非常明显。 2011年6月，在以香港为基地的共识网上，一篇由该网负责人周志兴亲自采写的"共识之途――采访张木生"，是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其关键看点如下：一、"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样把我们的国家从本来已经走错的道路上拉回来一点"；二、对当朝者的指责，"确实有人这样想，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张木生与刘源交往甚密，这在中国媒体上是公开言说的事情。张木生父亲是老干部，曾为董必武、周恩来当过秘书，张本人任职不高，1996年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至今。知内情的人大都认为，张的底气不是来自于他本人，而是其身处的圈子。 与此同时，胡温政绩还遭受到"红二代"群体以各种形式发出的批评。在中共高层眼中，有些红二代还有政治要求，比如"延安儿女"曾于2011年发表了"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9稿）――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 "。该文干脆对如何组建党委提出具体建议，"采取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20%的直选党代表。在增加直选党代表中选拔20%的优秀分子，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策委员会"，"人大、政协可考虑面向社会层面开放"，这些人应该从对红色文化有感情的人中产生。 上述言论与活动，如果不是这些人具有的特殊政治身份，早就被中共的国安系统扼杀消除。胡温等人如何看待这些活动（尤其是这些活动之间有无联系），以及这些人对薄被"免职"的反应，都将决定薄熙来今后的命运。中国名记杨海鹏在其【午夜政治观察86】中说，"铁幕后面的角斗正激烈进行中，至少50个以上交叉关联的圈子在彼此缠斗，几乎卷入所有已退未退大佬。"中国是个信息不透明的社会，这种以真名实姓发表的来自京城的小道消息不可忽视，其中"50个"这数字不必较真，但牵涉之广却可从胡温等高层的高度防卫可见。 最后一个特点比较有趣，即这次权斗发生于网络2.0时代，即自媒体时代，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宛如在半透明幕布遮掩下的一场大戏，形式有如日本的歌舞伎，除了中共高层等各位演员登场演出之外，还有各类人士充当"旁白者"串场，在网上发布各种信息与评论，使得台上台下形成了一种不由自主的互动。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被互联网拼接在一起，再加上杂然纷陈的中外视角，使得这台政治戏剧具有前所未有的观赏价值。 ――作者美国之音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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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1, 2012, 6:34:26 AM3/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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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r 2012 11:21 PM PDT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三七开评价，采用的策略是：早年肯定，晚年否定；革命肯定，建设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宏观肯定，微观否定；政治肯定，经济否定。成绩七分，说得大实际小；错误三分，说得小实际大。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大卸八块”，为我所用。 当年的“非毛化”至少有三个标志，一是逮捕“四人帮”并且作为“反革命集团”审判，二是解放邓小平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毛迫害的老干部，三是真理标准讨论。长期以来，真理标准讨论的定评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评价是概念化的。那么真理标准讨论的本意是什么？首先要看当时中共面临的是什么问题。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共首先面临的是“拨乱反正”，彻底解放邓小平等被毛泽东打倒的老干部，平反包括被折磨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副总理贺龙在内的几十年的冤假错案，实现中共的工作重心转移。如果不摆脱毛的束缚，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政治问题一解决，真理标准讨论就结束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针对的是“两个凡是”，为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仅仅是一次在既定政治框架中的有限度的党内开明派的思想松绑运动。1979年理论务虚会戛然而止并且转向就是明证，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高层四千人大讨 论定的调子也是明证。 其实在中共党内，谁也不要说谁是“凡是派”，就维护毛维护某些原则而言，大家都是凡是派。让华国锋、汪东兴等独享凡是派的桂冠不公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浓重的“凡是”特征？反右不是只能说“扩大化”？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此凡是不是彼凡是罢了。毛泽东尸骨未寒，接班人华国锋就主持逮捕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决定邓下台不到一年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是对毛最大的不恭不敬？ 邓小平多次谈话，为《决议》定调子，认为《决议》核心是评价毛，毛的调子定的好坏，关系到《决议》的好坏。本质讲，是个策略。道理很简单，不非毛化，没法搞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他一方面是举毛旗，一方面又非毛化；否经济，不否政治和意识形态。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纯经济问题吗？中国的经济主张也好，经济理论也好，经济政策也好，是纯的吗？是政治经济。只要改革，就是非毛化。只是不好或不敢这么说罢了。 这就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邓在政治上树毛（当然很多时候也只是个说法），经济上非毛，言行不一，使中华民族精神分裂，社会断裂。这就带来了问题。今天我们在处理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很难找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都带着策略的、技术的特点，这样看待历史，看待具体的问题，使很多问题就混淆了，就是名实、言行完全割裂。共产党的理论很清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互相作用，政治经济是为一体。反自由化为什么最后不在思想领域上反，一定要反到经济领域、科学领域去？从清污到86年底的反自由化最后都要干下去，实际是它的内在逻辑，就是要反对“干自由化”的。“干自由化”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非毛化，是邓小平确定的经改和政改目标。83年耀邦、赵紫阳、方毅、万里阻击清污，87年阻击反自由化，胡乔木和邓力群看的很清楚，为什么说最大的威胁不是那帮思想异端的秀才，而是经济领域“干资本主义的”？ 这只是粗略地谈谈，要详细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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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r 2012 11:29 AM PDT  图说：王奉友（右二）陪同薄熙来（中）等高官去朝阳和阜新等地视察。 薄熙来任辽宁省长时曾发起大规模的打击非法集资运动，但被收缴「非法资金」中至今有七亿多去向不明。李克强调任辽宁书记后，力图帮前任掩盖劣迹而招致不满，令「蚁力神案」成为改写十八大第一预案。 王立军与薄熙来反目成仇，不只是重庆模式失败的征兆，而且涉及到中共高层官场潜规则的大曝光。正是因于这点，中共才正式向美国方面索要王立军交给成都美领馆的三包材料。 曾任辽宁书记并与薄熙来矛盾颇深的闻世震（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被问及事件是否会影响薄的前途时，避开主题而让问者想想他曾说的「两洲论」。此论是闻任省委书记时对薄在大连搞形象工程的批评，称曰：「城市搞得像欧洲，农村弄得像非洲。」 不该遗忘的辽宁旧案 闻世震指责薄熙来大捞政绩并没能阻挡薄当省长的脚步，最后因两人矛盾不可开交，先后被调离现职。薄去了商务部，而闻去了全国人大。此时，「蚁力神案」已经初见端倪。美国方面于二��四年十一月确认蚁力神产品为违禁药品，建议美国民众不要服用。 「蚁力神案」的案主是王奉友，他利用集中起来的二百余亿资金中相当部分进行公关，获得了大量的政治荣誉，并与时任辽宁省长的薄熙来建立私交，私下叫薄为「省长大哥」。薄入主商务部经过两年经营稳住脚跟，于�六年八月给蚁力神公司发了一张直销牌照。就是按现在的规定，没有分管内贸的政治局委员或（和）副总理签字，申请企业也是拿不到直销牌照。 直销牌照没能挽救蚁力神的大衰之势，亦未能在公司上市方面起到任何作用。未能上市不是出于主管机构证监会的反对，而是银监会禁止建议所致。后者在�一年与�六年两次认定蚁力神公司有非法集资行为，但均被薄从辽宁与北京给顶住。后一次，就连时任省委书记的李克强也表示反对。 然而，迫于民众向蚁力神追讨欠款的压力（如封堵省政府），李克强痛下决心，于�七年十月抓了王奉友。此举被中央赞为「确保平安奥运的得力举措」。 至今不知所终的案主 王奉友被抓，暂时搪塞了上百万受骗民众，而据当时的情况看，王奉友将被判处死刑无疑。但是，该案在�九年五月庭审后，再也没有结果。有人猜测王奉友已被秘密执行死刑，但又无任何可以印证的消息。其中还有一个被人移花接木的操作，那就是将另一个以养蚂蚁为名集资诈骗的案主汪振东在�七年十一月被处决，说成王奉友被执行死刑。而汪振东被处决时，王奉友尚未被提起公诉。 知悉李克强与薄熙来微妙关系内幕的人士透露：在李薄二人从不同角度的干预下，王奉友已经保住性命，这也是目前北京有高层人士力保浙江吴英的原因，希望吴英案可比照（未公开宣判的）王奉友案来处理。此消息虽亦未得证实，但是�七年十二月初北京市司法局的一项通知却从侧面上说明了些许问题。该通知要求：北京律师在代理蚁力神集资受害诉讼案件时要慎重，接受代理的要在司法局备案，还要从维稳的角度出发，「不宜接受境内外媒体采访」。至今，「蚁力神案」仍是一个禁忌，国内媒体无人敢做该方面的题村。 「蚁力神案」牵涉到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巨大，可以初步印证的有三点：第一，薄熙来接受王奉友馈赠约为六亿；第二，经薄向江输送利益近三亿；第三，李克强抓王奉友而确保了自己进政治局的计划，但是由于力图帮薄江二人掩盖劣迹而招致李瑞环、朱�基、田纪云诸人不满，未能得到总书记职位的「预定」。换言之，不是江泽民迫使胡锦涛「弃李选习」，而是「蚁力神案」改写了十八大第一预案。 薄捞「小钱儿」十亿 李克强未从「蚁力神案」上捞钱乃众所公认，而薄熙来在蚁力神获取六亿好处之外，另从打击非法集资运动中捞取了近四亿的非法收入则鲜为人知。后者恰是王立军能「证（整）死」薄的致使武器。时至今日，辽宁官场上仍有深重的疑问：�二至�四年全省历时两年打击非法集资，涉案金额高达一百亿，涉及公司十六家，为什么后来「一家就干到二百亿」的蚁力神却毫发未损？不仅如此，涉案人员的家人纷纷「关系托关系」，至少有十亿的「活动资金」，这些钱最终去向是哪里？ 「打击非法集资与蚁力神大案是任何人不敢碰的两本烂账，可偏就王立军这个『棱子』给捅开了。」北京接近闻世震的消息人士转述了闻的看法，而据闻本人向中纪委举报的材料看，薄熙来借打击非法集资运动，两年间以挪用赃款与收取人情费的形式博取了五亿的收入。确切消息证实：闻世震已经向中央书记处递交书面材料，要求政治局常委批准复查「蚁力神案」。 「蚂蚁咬坏了十八大第一套预案，还会不会咬坏第二次预案」无人能够预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美方在拒绝向中共返还王立军三包材料后，是否会爆料其中的「蚁力神案」问题。不过，北京太子党巨商级人物几近公开地讥笑薄：「捞十亿『小钱儿』值得吗？穷疯了。捞就捞点儿吧，你别装公正廉明嘛！」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外界自然会关注薄熙来的仕途，高层官场更有人试图重揭「蚁力神案」原委。但是，这样的举动遭到了李克强的训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明确表示：「为确保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媒体绝不能节外生枝，重炒一些旧案。」 「防火墙」边权斗急 李克强没贪钱且因「蚁力神案」而失去接班资格，为何还要对此案继续设「防火墙」？原因无他，只是他在善后「蚁力神案」时颇有过份动作——逼迫到村做稳定工作的党政干部自掏腰包或变相用公款，安抚受骗的蚂蚁养殖户。据辽宁大洼县的两位退休干部讲，二人在任上时「一共垫了十四万，四万是自掏腰包，十万是借企业的。借企业的现在还没还上。官差成了私债，这叫什么事儿？」为阻止二人进京上访，辽宁省政府已答应「三年内归还十万元的本金，利息按一年贷款计」，但四万自垫不在考虑之列。 彼时，李克强将「大洼经验」上报中央，得到了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贺国强的表扬批示。现在贺改变了态度，在中纪委最近的会议上做报告，重点指出「严肃查办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司法领域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案件」。这即便不是确指王立军事件与薄在辽宁的捞钱劣迹，至少也是制约薄不能对贺任重庆书记时的诸多弊案进行揭发。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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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r 2012 11:10 AM PDT  图为2012年3月5日两会主席台上的温家宝、薄熙来 溫家寶甫在記者會上勒令重慶市反思王立軍事件，薄熙來就被解除市委書記職務，大有溫總一聲令下、薄督被褫烏紗的戲劇效果。加上，當年衝撞溫家寶的江澤民愛將陳良宇，如今還困在秦城監獄，似乎沒有靠山、派系支持的溫家寶，又是如何拿下兩位政治局委員的？ 樹親民改革形象 溫家寶上周在記者會上說，其任內謠諑不斷，對自己獨立的人格不為人們所理解而感到痛苦。但是，在中共的血腥權鬥中，溫家寶能夠脫穎而出，就任總理後又能打垮政治局委員一級的政敵，其能力、權謀已不言而喻，並不是簡單的獨立人格可以說得通。 溫家寶在 1985年出任中辦副主任，翌年扶正，成為中南海大管家，並經歷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任總書記，未受胡、趙落台連累，成為政壇「不倒翁」，至2002年更晉升政治局常委， 2003年出任總理。溫家寶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沒有鮮明的派系色彩，本是其短處，但在中共強人政治削弱後，反而以其才幹，成為各派系較易接受的人物，奠定他輝煌仕途的基礎。 權術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時常拋書包的溫家寶顯然深得其中真味，並形成其一文一武之道。文之道，扶持自己的宣傳團隊，對內打造平民總理形象、對外打造改革派形象，佔據道德高地；武之道，透過安插在監察部、中紀委的親信，以反貪腐手段打擊政敵，由此打開自己可操控的政治空間。 掌控了反貪機構 坊間一直不乏批評溫家寶為「影帝」的聲音，而其背後的確有一個專門為他塑造形象的班底。溫家寶無論是常年到基層過年過節、第一時間奔赴災區指揮救援，還是與網民談民生、在國際場合談政改，都有這批導演、化妝師在發功，包括新華社前副社長、現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魯煒等，為其抗衡利益集團、實施政策爭取民意支持。而真正令溫家寶的政敵感受到威懾的，則是其掌控了反貪機構。 中共高層近年的權鬥一直被視為江湖（江澤民、胡錦濤）惡鬥，早期表現為上海幫與團派之爭，近期為太子黨與團派之爭，溫家寶的角色並不顯眼、吃重。這正是派系色彩較淡的溫家寶享有的優勢，但無論是陳良宇事件，還是薄熙來事件，都可看到溫家寶的強勢，看到他在紀檢、監察系統的力量。 2004年 1月，溫家寶的愛將馬駇獲增補為中紀委副書記。當年6月，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在政治局會議炮轟宏觀調控政策阻礙經濟增長，要溫家寶負「政治責任」。外界預料，中共政壇將出現震盪。但直到 2006年，胡錦濤、溫家寶才聯手將陳良宇拉下馬。翌年，馬駇出任監察部長，替溫家寶掌控反貪力量。 薄熙來溫家寶勢成水火 2008年，溫家寶連任總理後高舉反貪大旗，連年在人大會議後一周左右召開廉政工作會議，邀請中紀委書記賀國強、副書記何勇出席，強調查辦案件是反腐敗的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手段。就在 2008年，曾任薄一波秘書的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涉受賄落網，消息傳出當日， A股暴跌 5.5%，影響還大過溫家寶上周在記者會上批重慶。 或許，薄熙來從王益被判囚嗅到了政治危機，因此加快在重慶唱紅打黑的政治運動，以挾民意向北京逼宮。而力挺薄熙來的左派學者、網站，近年肆無忌憚地攻擊溫家寶「神化自己」、「不宜再擔任總理」、「奸相當權」，令薄、溫在形象、輿論上勢成水火。而溫家寶指令反貪部門調查王立軍，敲山震虎，終引爆薄、王反面。溫家寶公開表示，對王立軍事件的調查要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言下之意，將追究薄熙來的法律責任，不會讓他輕易過關。 薄熙來最終能否避過陳良宇的命運，言之尚早。但觀察溫家寶的反貪行情有兩個指標：一是本周末國務院召開第五次廉政會議時，溫有甚麼大動作？二是今年十八大舉行時，馬駇會否如願晉升中紀委第二把手，並進入書記處，成為另一位女性國家領導人？ 李平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03月19日-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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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r 2012 11:29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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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22, 2012, 6:46:12 AM3/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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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r 2012 02:10 PM PDT 核心提示：一名与中国的安全机构有紧密联系的人士说已有命令，周永康不能再公开露面，或参加高层会议，"某种程度上他已被控制了。"这名人士还说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家中被软禁，他的妻子因为涉嫌腐败被带走调查。 原文：Beijing on edge amid coup rumours 作者：JAMIL ANDERLINI发自北京 发表：2012年3月2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数十年来最重大的一次政治清洗之后，中国的首都充斥着猜测、暗语和传言，即使是最有路子的官员们对于未来会怎样也完全摸不着头脑。 自从上周四，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一薄熙来被免职以来，官僚们和公众们都焦虑不安，等待着这出扣人心弦的政治大剧的下一个转折点的到来。 上周，一则网络通告宣告了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后，中国被严密审查的媒体上就没有再提到他的名字，更不要说为后续情况提供什么线索了。 但是，中国的网民，特别是利用很难被完全审查的类推特的微博服务的那些网民一直在互联网上发布着大量的信息，从极其难以置信的到看来真实的一应俱全。 周一晚上，一则广为流传的传言说，周永康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周是薄熙来的盟友，他负责中国的安全机构。在北京的心脏，最高领导人的居住地中南海发生了枪战。 但在周一晚间，《金融时报》记者开车经过那一地区附近的时候， 看起来一切平静，到周三晚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但是，一名与中国的安全机构有紧密联系的人士说，已有命令说，周永康不能再公开露面，或参加高层会议，"某种程度上他已被控制了。" 这名人士还说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家中被软禁，他的妻子因为涉嫌腐败被带走调查，腐败是用来指控在权力斗争中败北的高层官员的常见罪名。 尽管这些信息无法被立刻证实，互联网上流传的文件和录音（注：可参加另一篇译文《纽约时报》 薄熙来被免职的新细节浮出水面）似乎足以说明薄熙来的家人正在因为腐败而被调查，甚至早于他信任的公安局长王立军二月初逃到美领馆要求避难之前。 对这一事件出具的一份初步的政府报告文件和录音暗示王立军是在薄熙来解除了他的职务，想要逮捕他，以中断对[薄的]腐败调查之后逃跑的。而中国官员说这些文件看起来是真的，且可能是故意流出。 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曾经多次见过薄熙来，他说薄被免职说明中国的高层领导中有着严重的分歧。 洪博培说："在常委中关于改革的分歧现在非常明显，就和1989年天安门时期一样。中国的政治相当艰险困难。现在的事就是公开的证明，在世界都看不到的帘幕后面正在发生着什么。" 周日，一起致命的车祸涉及一位高层官员的儿子和一辆法拉利，关于这起车祸的信息曾出现在互联网上，但是很快就被审查系统删除，这也为北京增加了诡异的气氛。 网民和一位接近中国高层领导的消息人士说，一名常委的私生子在车祸中丧生，两名年轻女子严重受伤。 James Lamont对本文有贡献 相关信息：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3月20日的报道（原文），称薄熙来已被双规，不允许离开北京。并指薄熙来夫人谷开来涉嫌贪污。还说王立军去年年底之前就因经济问题被调查，如果与《金融时报》的信息源不是同一个的话，可以认为这一信息已被交叉验证； 另据彭博社3月21日的报道（原文），中国外交部首席发言人秦刚在昨晚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发生了什么政变。而在中南海，举行了一场有前美国商务秘书Carlos Gutierrez等外国高管们参加的一次会议，旨在平息这种风言风语带来的干扰。"政变"的流言在网络上传出后，用来确保中国政府债券不会违约的掉期产品的价格上升了十个基准点，达到107，是自11月9号以来最高的单日增幅。 -- 译者 于 3/22/2012 04:18: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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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r 2012 02:09 PM PDT 核心提示： 根据接近中共高层内部讨论的人士所言，近几年，温家宝已分别在三次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中提议为六四平反。但是每次都被他的同志们反对。薄熙来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官员之一。 但薄熙来被免职已经清除了一大障碍，也向其他官员发出信号：春天将至。 原文：Wen lays ground for Tiananmen healing 作者：JAMIL ANDERLINI发自北京 发表：2012年3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同时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编辑配图：在墙内搜索不到一张广为流传照片中，温家宝站在赵紫阳的后面，他们那时一同探望在天安门抗议的学生，并警告他们镇压即将到来。】 中国上个世纪所发生的暴力政治事件已经被中共从历史书籍和公众讨论中抹去，为的是否认自己犯下的惨痛错误。 所以，上周，在两会的记者会上听到温家宝总理谈党和国家必须要面对1966-76年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教训，否则有可能会"重蹈文革覆辙"就很令人诧异。 温家宝持续提到由毛泽东发起的文革动乱，明显是在斥责薄熙来这位具有民粹色彩的"太子党"政客。数小时后，薄熙来就被免去了担任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重庆的党委书记的职务。 对薄熙来的批评是对他倡导的"文革式"政策的猛烈抨击。这些政策包括恢复唱毛时代的革命歌曲和宣传，还有对他所指控的任何一名"黑帮成员"进行残酷的镇压。 不过对于那些专门解读温家宝"费尽心思、暗有所指"演讲术的人，温家宝的演讲所暗示的已超出薄熙来垮台事件本身。而薄熙来今后可能面临各种不确定罪名的指控。 根据接近中共高层内部讨论的人士所言，温家宝曾尝试为一项举措铺平道路，这可能会打破中国的既定政治规则，并开启他在近年来所鼓吹的政治改革。 这一举动就是重新评价1989年的天安们学生抗议，及后来在六月四日发生屠杀，那一天，党内的元老们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 时至今日，党对那场民主抗议的正式定性还是"反革命暴乱"，这一痛苦的事件也从这个国家的集体意识中被抹去。 温家宝呼吁重新评估文革实际上是在表露他的这一意向，以便可以对"六四"也重新评估，最终让这一伤口愈合。 根据了解情况的人的说法，近几年，温家宝已分别在三次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中提议为六四平反。但是每次都被他的同志们反对。 薄熙来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官员之一。 薄熙来父亲薄一波是中共革命英雄，曾是上世纪80年代进行幕后统治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这个老人集团在幕后统治着中国。 当北京学生抗议由天安门席卷至全国时，薄一波是多次向邓小平施压，对抗议者采取强硬路线，派出军队予以镇压的元老之一。 许多中共资深的前领导人及他们的子女也都因这一决定（动用军队残杀手无寸铁的平民）而受到玷污。也有人因此被提升，比如江泽民被提拔就是八九事件的直接影响。 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国家主席，他替换了赵紫阳，后者因为拒绝宣布戒严令而被逮捕。他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 在中国的"防火长城"审查系统的外面有一张广为流传的图片（注：即题图），温家宝站在赵紫阳的后面，在1989年的时候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去探望学生，表达支持，并警告他们镇压将至。 虽然"天安门大屠杀"在整个民族记忆中被成功地模糊掉了，但它仍然是中共高层内部极易引发分裂和最具争议性的事件。 中共高层骨干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倡导或受益于六四屠杀的人，这一类反对对六四进行任何类型的再评估的人；另外一类就是受到六四屠杀伤害或无论如何不受任何影响的人。 2007年去世的薄一波就是第一类，这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减少，所以重谈"六四事件"的体制性阻力也正在减小。 在今年年末之前，在十年一次的换届中即将退下来的温家宝可能是在打赌：纠正历史错误、以开启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温家宝这一相当胆大的动作可能会给强大利益群体（尤其是军方内部）带来名誉损害，所以很容易遇到阻碍。 但薄熙来被免职已经清除了一大障碍，也向其他官员发出信号：春天将至。 相关阅读： 译者合集：透视八九学运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3/22/2012 03:20: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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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r 2012 10:47 AM PDT 【原题：薄熙来到底为何被免职？】 图为薄熙来、梁光烈出席成都军区国动委第六次全会实兵演练 |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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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r 2012 10:45 AM PDT 核心提示：网上出现一份在政府官员中传阅的有关薄熙来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并得到了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该报告提供了管窥政府内部处理多年来一次最大规模政治地震的努力的珍贵线索。(根据录音整理的该报告文字版见文末。) 原文：Report on Ousted China Official Shows Effort at Damage Control 发表：2012年3月19日 作者：MICHAEL WINES、JONATHAN ANSFIELD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上图中间的薄熙来上周被免去了重庆党委书记职务，之前他还参加了北京于3月9日开幕的全国人大。图片来源：欧洲新闻图片】 北京——一份在政府官员中传阅的有关薄熙来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称，在获悉薄熙来设法解除自己手下公安局长的职务，并阻挠涉及自己家人的腐败调查之后，共产党领导层解除了颇有影响力的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该报告的一个版本被贴到了一家中国网站上，并得到了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该报告提供了管窥政府内部处理多年来的一次最大规模政治地震的努力的珍贵线索。一些官员担心，对薄熙来的清洗可能扰乱今年秋天党领导层的新旧交替。 报告也首次指出，引发这场地震的重庆市公安局长、薄熙来的心腹王立军为了逃避薄的惩罚，曾前往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 周五， 在薄的免职被宣布一天之后，中共中央向一定级别以上的党政官员们传达了这份报告中的发现。其内容被一名在部级研究所就职的研究人员证实。当时参与了政府会议，就在该报告宣读现场的一名重庆官员也同样给予了证实。 政府决定开始向薄熙来兴师问罪，加上近日采取的其他行动，开启了一场让薄熙来名誉扫地的运动。薄熙来是广受欢迎，但也非常有争议的一位政客，其父是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薄熙来公开地竞争在今年晚些时候最高领导层换届时能赢得一席之地。 报告还提到了薄熙来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这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来说十分罕见。北京和上海的党委书记们曾分别在1995年和2006年被免职。后者还因腐败而入狱。和薄熙来一样，这两人都是25名政治局委员之一。 和薄熙来一样，这两人被免职也主要被认为是在高层权力斗争中落败。但是，政治分析人士说，他们认为薄熙来被罢黜有可能是[比二陈]更严重的事件，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控制权的争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这和政治路线无关，而与是否改革有关。" 决定在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之际解除薄熙来的职务，突显了中国领导人对于薄熙来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有关他的争议的重视程度。 在经历了几十年来领导人退休时亲自挑选接班人的做法之后，今年的领导层更替将是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按照规则行事——尽管这样的规则基本上只有领导层的成员才知道。确保稳定的过渡已经成为党的头等大事。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精英领导层的专家黎安友在谈到薄熙来时说："如果他被驱逐，而且这次清洗坚持下去，那么权力过渡可以顺利进行。不过为了把他解职，他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这样会破坏党内团结的表象。而他们不愿这么干。" 62岁的薄熙来在他的个人魅力基础上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声誉——这和其他面目模糊的中国领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他治理下的重庆，这个有着2800万人口快速发展的大都市，开展了清理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家的"打黑"，重新分配了财富，并开始了一场城市化和为农民提供廉租房的大行动。 他的中央集权式的政策和提倡回到毛时期文化的"唱红"活动让他成为中国的"左翼"骄子，并成为竞争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这个九人组成的集团对政府政策掌控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据说，也是薄熙来的这种个性和政治企图惹恼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他们对他这种混合了凌驾于经济和社会上的国家权力，和他的个人及政治利益的做法表示不满。一些[政治]精英也对薄熙来象西方政客那样寻求大众支持皱起了眉头。 薄熙来的崛起势头在2月6日突然终结，他的长期副手、重庆副市长王立军逃离该市，到四川成都的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近一天后，王立军离开了美领馆，由北京的国家安全部门官员带走审讯。 这份周五在内部传阅的党内四点报告旨在解释为什么王立军会逃入美国领事馆，以及党是如何挽救损失的。报告大体上指出，王立军离开重庆是因为他在告诉薄熙来他的家人正在受到刑事调查之后，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党内调查的"初步结果"称，分管安全部门的王立军在1月28日就几个"涉及薄熙来家人的要案"向薄熙来作了汇报，并告诉他一些调查人员已经感到了压力并试图辞职。这份泄露出的文件称，"薄熙来同志对此感到非常不快"，他在没有按规定得到公安部批准的情况下安排解除了王的公安局长职务，让他转而负责不那么重要的文教系统。 报告没有解释为什么作为薄熙来下属的王立军要对自己的上司展开腐败调查。对于这个级别的官员的腐败调查通常是由北京党的高层直接指挥的调查人员进行的，而非省级官员。 根据该报告的说法，在重庆当局2月2日宣布调整市公安局干部职务后，就开始了针对王立军的副手的调查，以及负责调查薄的家人的感到了压力。压力来自薄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 "王立军感到自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决定逃离。" 据该报道称，在与美国领事馆官员讨论了"合作与交流事宜"后，王立军提交了要求政治庇护的正式申请。但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未经证实的谣言盛传王立军向美国官员提供了官员腐败的证据，并且还把更多证据送到了国外，以备在有人试图伤害他时予以发布。 这些流言以及党内调查结果都突显了有关腐败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困扰着中国精英领导层，以及民众对于领导人的看法。对政府的抱怨很少可以这么广为流传，也有很少被认为是解决腐败措施无力。 但是，在薄熙来的事情上，控告其腐败可能是薄熙来的政敌想要破坏他作为大众代言人的名誉的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薄熙来的影响力主要建筑在重庆为数众多的穷人之上。 周五，胡锦涛的盟友和继任者，习近平在党刊上发表文章称，党的干部要更有纪律，并批评那些"想挑动群众"或利用职位赢得名誉和财富的人。 和温家宝在上周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一样，习近平的文章也提出，采用极端政策可能引发另一场文革。这篇文章被普遍解读为要扫除薄熙来的浮夸治理。 尽管如此，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专门研究中国领导层的学者李成认为，薄熙来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得如何处理他的问题成为党内领导层面临的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他说："如果罪名不痛不痒，一些高级领导人和所有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会答应。如果他们只指控他犯腐败罪，那会使他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人们大多感觉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要专门把他揪出来呢？" 相关资料：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即上文所说的"调查报告"。根据录音（一、二）整理的文字版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党委、各大人民团体党组织： 2月6日发生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滞留事件。跟据中央要求，现将王立军事件调查处理的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 对王立军事件的初步工作情况： 2月6日X时X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四川省国家安全系统发现并确认之后，向国家安全部报告了有关情况。接报后，国家安全部立即向中央作出汇报。胡锦涛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及时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2月7日下午赶赴成都，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王立军作劝说工作。事先，重庆市委派出有关同志，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王立军进行劝说。经做工作，2月7日23时32分，王立军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2月8日，国家安全部将王立军带到北京接受调查。2月9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就事件调查处理工作做出部署。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滞留的事件，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稳妥处理，努力把这一事件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会议决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组织专门班子，负责对王立军事件进行调查处理。重庆市采取的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措施要先请示中央同意。2月9日下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向薄熙来同志电话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有关精神，并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随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会议，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组建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门班子，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对王立军事件展开调查。专门班子组建以来，主要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与王立军本人多次进行谈话，了解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有关情况。二是派国家安全部、中央纪委有关同志赴成都，对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的幕后原因进行调查。三是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四是做好外交应对工作，以防王立军事件影响我对外工作的大局。五是协助重庆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二，对王立军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现已基本查清了王立军事件的经过和原因。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2月1日下午，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事先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的意见。王在市政府不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调整为分管教育、科技等工作。为此，王立军想不通。2月2日，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市公安局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和局长职务后，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独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随后提出避难的请求，并根据美方要求写了政治避难申请。7日晚，经中央派出同志当面做王的工作后，王立军同意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三，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意见： 中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王立军本人对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薄熙来同志作为重庆市委书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此，中央决定按照法定程序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中央这一决定，是经过反复权衡，慎重考虑作出的。这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有利于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和权威。目前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工作，有关方面正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严格依法进行深入调查。在问题彻底查清之后，再做最后结论和相应处理。 四，对做好当前和下一步工作的要求： 王立军事件的发生，再次给党敲响了警钟。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王立军事件当中汲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认真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是加强对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和坚决支持中央决策，相信中央有决心有能力处理好这一事件。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二是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尤其要把保持重庆社会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注重将重庆市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绩，重庆市广大干部为之做出的贡献与王立军事件区别开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确保人心不散，工作不断，秩序不乱。三是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按中央统一口径报道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封堵和删除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适时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监听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四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要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全面正确把握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阳奉阴违或自行其是。五是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严格按规定和程序办事。坚决防止个人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坚决防止个人独断专行。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公道正派，公开透明。切实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决反对凭个人好恶用人。六是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努力取得经得起时间、人民、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要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以反腐倡廉的和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2年3月15日 -- 译者 于 3/21/2012 11:23: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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