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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3, 2012, 6:18:32 AM3/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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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r 2012 10:43 PM PDT
记得第一次看到介绍一百九十八种非暴力行动的文章时，推介者对其中的“裸体抗议”评论说，这种方式并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文化与此相悖，当时我对此观点是认同的。 可是在中国近些年蓬勃发展的民间维权运动中，裸体抗议行动却一再出现。这一行动的参与者不仅有农民工，也有大学生；不仅有男人，也有女人。如2011年11月27日，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以捡废品为生的一家人，因最小的孩子无钱看病，全家四口人当天赤裸着走上了街头；几乎在同一时期，在距电白县不远的深圳，河南籍农民工韩文德也雇农民工裸体上了街；在前不久的中国“两会”期间，一名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裸跪，为自己上访而死的母亲鸣冤。同样的故事2011年8月18日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门前，77岁老妇庄静慧当日裸体下跪于该院前要求“立案”。 对于裸体抗议，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它的性质是什么。评判一件事务，首要的标准是看它合不合法。这种在公共场合裸露自己身体的行为，我国现行法律中只有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治安管理法》第四十四条涉及到了。该条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故意在公共场所裸露身体，情节严重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依据该法条的表述，行为人裸露身体的主观动机，是为了猥亵他人，该条规定主要是针对那些露阴癖好的人。很显然，上述列举的种种裸体抗议行动，其动机不是为了“猥亵”它人而是为了喊冤维权表达自己的诉求。有人还指裸体行为涉嫌是一种“流氓”行为，这种指责是从文化角度而非法律角度而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包容性越来越强，这样的看法在逐渐淡化。法无禁止皆可为，在现实生活中，裸体抗议者受到法律直接处罚的很少。 将自己的身体裸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裸体抗议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出现，自有它的道理，更显示了它的力量。 首先，裸体抗议是一种方便易行，投入少成本低的行动方式。这种方式只需要行动者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就行，甚至有时候并不要求脱光。它不需要事前审批，不需要秘密串联精心组织，不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当然行动进行时，异样的眼光与窃窃私语总是难免的，行动结束时，把衣服穿上就行了。 其次，裸体抗议是一种小、快、灵的行动。这种行动从开始到结束一般不用太长的时间，对外部的环境要求不高，时间、地点容易选择与把握，行动的具体过程、方式、程度都可以灵活处置。 再次，裸体抗议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行动。相对于那些经常发生在政府前的群体抗议性行动，警察动粗的可能性要低许多，当场无非是要你穿上衣服而已，事后的处罚也很少。 最后，裸体抗议的力量。裸体抗议不是作秀，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当抗议者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惊天一脱，你不注意也得注意，你不同情也得同情。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强大的夺眼球功能，使得它们常常能登上媒体的版面，从而产生影响并推动问题的解决。 裸体抗议是一种挑战底线的行为，具有强大的震撼力。没有冤屈谁愿意脱成那个样子。这样一种“失节”行动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一种最后的选择。抗议者脱光衣服不丢人，丢的是权益加害方和失职的社会的“面子”。裸体抗议不仅仅是一场场行为艺术，还是一次次深深的呐喊。 裸体抗议是勇敢者的行动，这种行为是一种“出格”的行为，没有勇气，没有胆识，脱不下来，脱不光。裸体抗议也是坚强者的行动，不坚强，无法面对嘲弄与流言蜚语。 裸体抗议与其它抗争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以身体为行动的工具和舞台。这样一种抗争方式给人们的启示是，普通民众虽然无权无势，是社会的弱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弱者毫无作为。只要你肯探索，只要你有勇气，抗争的舞台是宽广的，方法总比问题多。
刘飞跃 2012年3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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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r 2012 10:51 PM PDT  中国政府把汉地民众无法理解的这一现象，笼而统之地解释为藏人民众受了境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挑唆。可是，藏区民众历经几十年，为什么仍然不相信中国政府，为什么全世界都同情藏人、支持达赖喇嘛呢？ 从2009年开始，藏区民众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特别是在四川、青海和甘肃藏区，出现了年轻僧俗接连自焚抗议的事件，汉藏关系到了1950年代后最为恶劣的时期。当前汉藏关系的紧张状态，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不了解这一历史渊源，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藏人采用如此惨烈的抗议方式。 从历史上看，直到清末民初，汉藏关系是相当和睦友好的。在1951年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前，西藏有过四十年“事实上”的独立时期。中共建政之初，在军事占领西藏以前，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之间，签订了承认西藏自治的十七条协议。这在中共建政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从侧面证明了西藏的独特地位和汉藏关系的特殊性。 但是，基于其理论、纲领和意识形态，中国当局从一开始就计划将藏区纳入其统治模式。在五十年代初，汉地一系列政治运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1955年和1956年从周边四省藏区开始，中共在藏地展开以土改和毁寺等暴力运动为核心的“民主改革”。这一残暴的“民主改革”立即激起了藏民族的反抗，于是开始了藏民族和中共之间反抗和镇压的历史。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反抗和镇压就一直没有完全停息，一波又一波，至今已是第五波。 第一波：1956-1962，在中共宣传中称为“平叛斗争”，但事实上是一次相当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在6年半的时间中，席卷了甘青川滇和西藏自治区。1962年3月，西藏自治区境内“平叛斗争”结束；10月，青海军区完成“第三阶段”作战。至此，发生在青藏高原上这场鲜为人知的战争宣告结束。战争结束的标志为“三光”，即“叛匪歼光、枪支、反动证件收光”，而且作战地区不再有10人以上的“小股叛匪”。 战争带来巨大的破坏。短短几年内，战争以及同时发生的大饥荒，导致藏人人口急剧下降。根据公开发表的官方数据，甘南藏族自治州从1957年至1961年，四年间藏人人口减少量达1957年藏人总人口的31.8%；四川藏人人口从1958年至1965年减少11.8%；青海藏人人口从1957年至1964年减少了17.75%。 几十年来，汉地民众相信“百万农奴翻身做主”的宣传，却并不知道这个“社会主义天堂”是建立在战争废墟之上的。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共将藏区纳入“红色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同时也埋下了下一波反抗的种子。 几年后，在文革的反常政治状态下，藏区出现了第二波反抗和镇压。 文革期间，四川、青海、西藏自治区等地再次发生镇压藏人的军事行动。在中共的文献里称为“再叛”或“新叛”，以区别1956-1962年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典型事例为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尼木事件”，以及涉及范围很广的“红成事件”。有关这两个事件的资料不多，对其性质也有不同看法。1969年发生在西藏自治区的“尼木事件”牵连很广，18个县、几百个村被划为“叛乱县”、“叛乱村”，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西藏军区派军队实施“平叛”。这一波镇压导致的死伤俘降和判刑人数，至今没有详细资料，有关研究难以进行，只知道后来被称为“再叛扩大化”。 1967年发生的“红成事件”起源于四川省阿坝，蔓延到青海和甘肃，牵涉到三省十余个县。最初的起因是因为阿坝地区两派群众的冲突，“支左”部队介入，支持其中一派，对另一派开火，打死打伤近百人。成都军区为了自保，将此事定为“叛乱”，得到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批准，进行军事镇压，这就是被称为“新叛”的事件。这个事件牵涉面比“尼木事件”更广，资料却更少。目前所知，青海果洛久治县有900多人，其中包括35名基层干部和民兵加入了“红成”组织。1958年11月在久治县的“平叛”中，824人自动归降，战场俘虏64人，打死7人，捕办12人，2人被叛死刑。 文革结束后，各省藏区对1950年代的“平叛”和文革中“新叛”、“再叛”的“扩大化”作出了“平反改正”，但是至今没有公开有关档案资料，在中国政府的历史叙述和宣传中，对文革期间藏地民众的状态讳莫如深。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中共高层反思西藏政策，由邓小平亲自出面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访问藏区。这一政策松动，给了藏地民众和流亡藏人以新的希望，希望汉藏关系在新的政治格局下，重新回到对话与友好的传统中。藏地民众对达赖喇嘛代表团所表现的盼望、崇敬和热情，使得中共的很多干部大为震惊。随着胡耀邦等开明干部在政治上的失势，这一宽松形势很快被终结，中共内的顽固派和强硬派重新掌控了对藏政策。藏人盼望达赖喇嘛回归拉萨的希望很快熄灭，失望重新笼罩藏区。 现任中共最高领导胡锦涛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派往拉萨管治西藏。胡锦涛治藏期间中止了中共内部对治藏政策的反思和争论，采取了对所有问题都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归罪于境外流亡藏人所引起，以宣传上的强势来掩盖政策上的连续错误。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种强硬、蛮横而无理的做法，也许可以忽悠不知真相的汉人民众以一时，却无法安抚亲身经历高压政策的藏人。于是，从1987年开始，藏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藏人和平抗议。这是中共占领西藏以后的第三波反抗和镇压。 1987、1988年，西藏自治区发生多次抗议事件。1989年，第十世班禅大师的圆寂，激发了藏人的大规模抗议。从2月起，发生了4次以僧尼为主的游行。游行被弹压，成为1959年3月之后最大的抗议和流血事件。1989年3月7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戒严令，拉萨市从3月8日开始戒严。戒严至次年5月1日才解除，这是中共建政后历时最长的军事戒严。同年，由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同一年发生在拉萨和北京的民众政治抗议，以相同的方式和相同的结果而告终，也是至今在中国境内被严格管制、不可议论的政治事件。这两次事件，象征着汉藏民族在当代世界政治史上的相同地位和相同命运。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汉藏民族在同一个政治制度下，经历着相同的政治风波，民众反应却有鲜明的民族特点。2008年，当年在拉萨亲临街头镇压藏人的西藏党委书记已经执掌中共最高领导，中国要举办奥运会，在西藏却爆发了第四波民众的抗议。 2008年3月10日，拉萨哲蚌寺和色拉寺僧人开始和平抗议，当即被警察抓、打。14日，小昭寺一带藏人与军警发生冲突，冲突逐渐扩大，成为继1959年“拉萨事件”之后的第三次“拉萨事件”。这一波抗议蔓延到周边四省藏区，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均发生藏人游行抗议行动。军警在部分地区开枪，造成流血事件。这一波反抗和镇压是1956年之后规模最大的藏人抗议事件。 今天发生在藏区的僧俗自焚抗议和中国政府的强力维稳镇压，是半个世纪来藏民族的第五波反抗。比起前几波的抗议活动，藏人的抗议方式有很大变化。由于严密的基层控制，很难形成“群体事件”，因此抗议从“群体”行动转变成个人行动。自焚这样一种抗议形式，在世界各地虽然都曾发生过，但在短时期内连续不断的自焚，是极其罕见的。这一波抗议向全中国、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对于藏民族，不自由，毋宁死。 从历史角度来看，目前的事件是历史的延续。藏人的抗议方式有所改变，而面对藏人的抗议和诉求，不管中共以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粉碎藏民族追求自由的决心。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4期 2012年3月22日）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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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r 2012 10:49 PM PDT （2012-03-22 中國時報 ） 上周，前後相差不到廿四小時，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罷免了一位冉冉上升的政壇新秀。表面看似乎並無聯繫的兩件事，其實息息相關。 對原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的下台，中國許多法律專家唏噓之餘仍感差強人意。畢竟，薄在任期間發起的運動，似要立志重溫「文化大革命」，那場長達十年、無法無天踐踏一億多人民生活的、夢魘般的舉國浩劫。而對中國法律改革者來說，更令人厭惡的，是薄為貫徹其高調宣揚的「打黑除惡反貪腐」運動，縱容重慶公安、檢察院和法院追查涉黑涉貪犯罪嫌疑人時侵犯嫌犯權利的違法行為。在薄和他的下屬、時任重慶公安局長的王立軍的「主持」下，在押嫌犯遭受駭人酷刑、屈打成招、被告人得不到公正審判，連辯護律師也受到恫嚇和刑罰。 對這種公然的目無法紀，中央政府卻幾乎從未公開回應。律師李莊為重慶涉嫌黑社會犯罪被告辯護時，因主張其當事人曾遭刑求，被以妨害作證為名定罪；尚在囹圄之中，第二輪指控又接踵而至，此番引發了聲望卓著的律師、法學教授和社會人士不同尋常的抗議。然而，這一次的案件審理到一半，便匪夷所思地戛然而止。這或許已經預示了中央對重慶司法的忍無可忍。 可惜，最高人民法院對另一名所謂黑社會團伙頭目的死刑判決進行複核時，卻對這一否定重慶刑求做法的絕好機會熟視無睹。為說服最高院不要核准死刑，該案勇敢的辯護律師朱明勇把和當事人會見時祕密錄製的錄像提交給最高院，並上傳至互聯網。錄像顯示了被羈押的被告人手臂上因酷刑留下的傷痕。然而，儘管最高院頒布的關於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剛剛生效，且受到交口稱贊，其核准死刑的複核決定書卻隻字未提朱明勇提出的、應依法排除通過刑求取得的被告人口供這一論點。 《刑事訴訟法》的修訂，旨在遏制權力濫用──重慶模式反映出部分問題，但有待解決的當然不止如此。修訂後的《刑訴法》要求，最高法院從今往後審理死刑案件必須聽取辯護律師意見。它對限制警察任意羈押的權力提出了新的限制，加強了律師在為犯罪嫌疑人辯護時的作用，規定了排除通過刑求取得證據的相關程序，增加了證人出庭作證以及接受交互詰問的可能性，並做出其他程序上的重要改進，即使這些改進常常欠嚴密。 不可否認，修改後的法律仍然包括了為迎合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而作出的明顯妥協。例如，修正案草案授權公安機關對特定犯罪嫌疑人在其住所外的「指定居所」執行六個月的「監視居住」；雖然該條款受到民權人士和社會大眾的強烈抨擊，正式頒布的修正案仍保留了這一授權，即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時，如公安機關認為在嫌疑人住所執行「監視居住」可能有礙偵查，便有權在「指定居所」進行。同樣，儘管法律規定，一旦將嫌犯置於「監視居住」之下，公安機關廿四小時內應將該決定通知家屬（不包括原因和地點），但「無法通知」的情形除外。雖然檢察院有責任監督「監視居住」的決定，其面對公安時的軟弱無力早已不是新聞。而在押嫌犯本人、其家人或律師，更缺乏質疑公安機關違法羈押的有效途徑。 修訂後的《刑訴法》能否成為中國通往法治道路上的里程碑，取決於公安機關能否忠實執行法律。不過，九六年頒布的《訴訟法》的執行情況說明，中國警察極擅長利用立法中每一個模糊、漏洞和例外，以對其有利的方式，曲解原本意在限制其自由裁量的法律，而無論檢察院、法院還是其他機構，面對警察的不法行為通常無能為力。在相對個別的情況下，如果感到被刑事法律「束縛了手腳」，公安機關也可以輕易「自我鬆綁」，通過勞動教養（一種行政處罰措施，被處罰人可被監禁長達四年）達到目的，或是甚至連法律依據也不需要，直接對受害者毆打、綁架或非法拘禁。 改變罔顧法紀的現狀，辦法只有一個。中國領導人務必對依法開展刑事司法執法更為重視。在確定中央政法委書記繼任人選時，應選擇一名幹勁十足的領導人；他不僅要有能力號令公安和其他法律部門、確保法律得到忠實執行，還要能贏得更廣泛的群眾支持，完成這項普羅米修斯似的、艱巨異常卻意義非凡的重任。 中國刑事司法迫切需要一位像前總理朱鎔基那樣的改革派領導人──實權在握、精力旺盛、視野廣、能力強、個性十足且堅定果斷。朱憑靠這些特質，在九十年代後期意識到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並通過不懈努力，最終完成了這一轉變。 放眼望去，當今中國是否有此人選？對共產黨官員來說，能否攀至體制頂峰，靠的從不是支持保護人權、弘揚刑事司法。因此，大權在握前，無人會輕易亮出底牌。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年掀起「非史達林化」運動時，也令當時許多觀察人士目瞪口呆；他們中很多人此前還一直誤以為他是史達林的「走狗」。 許多人尚未認識到，但這或許正是薄熙來的悲劇。在為了升遷而將重慶變為「左派」大本營前，薄曾以其才智、教育和精練的處世給外國觀察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若是靠著這一著險棋成功躋身最高領導層，他或許也會看到，中國新一階段的發展需要的不是回歸「毛主義」，而是更加尊重法治；他或許也就會抓住這個機會，如同朱鎔基在經濟上有所作為，在刑事司法改革方面發揮歷史性作用。開展重大變革意味著調動官僚力量的同時發動群眾，而薄無疑具備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個人魅力和魄力。 難以置信？別忘了，尼克森總統上任前可是不折不扣的反共派；卻是他，有遠見有膽識，不受政治框架束縛，開啟了對他曾稱之為「紅色中國」的訪問，推動了歷史前進。有時候，憤世嫉俗的政客也會成為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前提是他們能到達權力巔峰。 （孔傑榮，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亞洲研究兼任資深研究員。英文原文請參www.usasialaw.org。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韓羽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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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4, 2012, 6:15:11 AM3/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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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r 2012 03:00 PM PDT  【貌强 Maung Chan （缅甸华族）译】 在4月1日补选未到之前，我全国民主联盟就公布自己的原则性政策，借以表示对人民权益的确认。 全国人民都有权研究竞选政党与竞选人士，以进行比较。 全国人民都有权决定投票给会真正代表自己权益的政党与人士。 我全国民主联盟一定遵照民主原则，接受人民的神圣决定。 兹结合20多年来所坚持的原则，展示我全国民主联盟对国家对人民的愿景与许诺。 我全国民主联盟重中之重的首要三大目标――依法治国、国内和平、修改宪法。 我们绝不强纳司法于政府鼓掌中；我们绝不搞媒体国有化；我们绝不硬置媒体于政府控制下；我们绝不公布严厉苛刻的媒体法与审查法等――借以取缔人民的自由言论权、自由表达权、自由获知权、自由请愿权等；我们绝不践踏法治――让人民生活于日日夜夜恐怖环境中。 我们一定免除人民的恐怖处境，我们一定给人民以基本人权，我们一定让民主制度全然建立、稳固、发展。 只有依法治国――人民才真正会受到法律保护，才真正会尝到民主美味。 有了法治――平民百姓、公务员、政治活动家等的权益才不受损害；握权人士与政党头头等，才不可能一声令下，就非法逮捕与欺凌无辜的人民； 法治――能使民主根深蒂固，并欣欣向荣。 如何建立与发展法治呢？ 首先必须尽快废除与时代脱节的、压迫人民的一些恶规章，代之以保护人民的好法律。 司法制度必须独立，并神圣不可侵犯。 书报杂志出版物等，必须享有自由权。 对广大人民的法律援助范围，必须扩充。 司法制度必须以民主制度为基础，丝毫不受行政管制与影响。 司法机关必须在行政机关之上。 对犯法的官员与组织――不论官多高、组织多权威，都必须依法追究。 但嫌疑犯在未被展示真凭实据之前，依旧是无罪之身。 远超半世纪的内战问题： 跟缅甸联邦独立先后诞生的内战，至今还打得很凶。 1947年国家领导们被突然杀害之后，族裔之间就发生猜疑，政见不同者之间就产生分歧。 痛惜解决纠纷的方法――不采取大家坐下来和平协商，反用暴力进行镇压，招致内战至今没完没了。 由于不依法治国，非缅族众原住民的安全与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而内战之火才越烧越旺――结果催生了军事独裁制度。 只有尽快扑灭内战，国家才能建设，才能发展。 停战和平步骤，分三步走。 第一步：全国范围内全面停战。 第二步 ：开政治性协商会议，解决政治性问题。 第三步：以非缅族众原住民需要的彬龙原则即各族平等权与自治权，加以基本宪法的自由决定权等为坚实基础，朝同一方向挺进――共建真正联邦制。 我坚信：我们联邦兄弟姐妹众民族，完全不需要分裂，却十足渴求真正联邦制。 2008年基本宪法草案一出台，我全国民主联盟就提出反对，并逐一明确指出哪些条款必须修改。 全体国会议员必须跳出政党、组织、个人的恩怨与利益，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军方力量，同心协力把2008年基本宪法修改完善。 无可否认：缅甸军队和世界各国军队一样――都是保家卫国的主要力量。 若总结与借鉴缅甸步步走过来的政治经历与一揽子经验， 我相信：我国要开拓要发展，军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也相信：我父亲建立的军队，永远准备着为国家利益贡献力量。 2008年基本宪法既然有问题焦点横置在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只要有必要――该修正的就必须修正，该改变的就必须改变，该删除的就必须删除。 2008年基本宪法，有多处不符合民主标准。 让我试举一个明显例子吧！ 民主的实质是：让人民选出代表们来统治人民。 众所周知：2008年宪法竟然允许25%国会代表们不由人民选出，却可以统治人民――这违反民主原则。 2008年宪法该修改的一些条款，我全国民主联盟早已通告人民了。 广大人民知道：自1988年民主运动后，我全国民主联盟曾为真正民主的出现，受尽各种压迫，整整奋斗了20多年。我民盟的忠实党员被赶出工作岗位，律师们与医生们被撤销工作执照，他们都被非法逮捕，并被判最高刑期――因而个个走投无路、家破人亡。 然而，无论面对任何凶险，我民盟成员总是坚持理念，为吾国吾民吾党不屈不挠地艰苦奋斗下去；同时跟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以及我们四周邻国，努力改善关系――努力准备为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们一定以国家的繁荣昌盛为首要，尽力争取必要的国际支持与援助。 在经济方面： 我们一定会以自由、稳定、社会公平为重点，以法治为基础，尽力朝市场经济迈进。 我们一定努力消灭贫穷、减低失业率、制造新工作岗位，缩短地区之间、族裔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做人尊严――让所有生活在缅甸大地的各族人民平等、公正、尊严地过好日子。 在金融财政方面： 国家财政收支或预算赤字，我们一定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与方案妥善处理――但坚决不以滥印钞票来解决。 所有束缚国家金融的不利因素，都一定排除。 为了促进私营与国营企业的发展，我们一定和国家基金会、国际财政组织、世界银行紧密合作。 在这领域，我民盟已经开始进行必要的开路工作了。 在教育方面： 我们主张凡公民都有权获得高等教育，凡儿童都有权接受免费义务小学教育；各行政区、邦区都必须有初中高中职业学校； 非缅族原住民孩子们若缅语缅文方面有困难，必须配备辅助教育措施； 对接受正式教育有困难的儿童和青年人，必须提供校外特别班。 我国教育水平必须赶上国际教育水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挖掘与培养精英人材，我们一定要提高师资水平――这些都很重要。 师资提高后，我们也一定考虑增加教师的相应合理薪水。 在教育改革方面： 我们一定排除目前阻碍教育事业前进的绊脚石。 在保健事业方面： 我们一定完善与提高目前的保健制度，让广大人民――尤其贫苦群众有病得医。 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改善目前医疗卫生制度。 我们一定和国际科学家、医疗机构、医药工厂等进行合作，以改善与提高医学、医疗科技、医药生产等，使之达到国际水平。 在农民权益方面： 我们首先一定依法让耕者有其田――农民既拥有田地，也拥有耕作权； 然后我们一定遵照市场经济，让农民自由种植、去壳加工、然后按市场好价格出售。 鉴于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我们一定让农民高度重视并建立前途广阔的农产品经济。 为让农民减少损失与解决所有权等问题，我们一定协助农民设立团结农会。 在劳工权益方面： 我们一定维护工人获取应得的合理工资，我们一定协助劳工阶级依法成立工联，我们一定让工人获得平等与公正待遇――如同工同酬、按时获得月薪、有良好的工作环境、不受强迫劳动、免于失业等等。 我们一定尽力遵照国际劳工条例为劳工阶级服务。 青年问题方面： 所有国家都视青年为最宝贵的力量。 我们一定鼓励年轻一代接受与提高教育水平，并能按所受教育高低而获得相应职业与薪水。 我们一定创造更多工作岗位让他们就业。 我们一定充分挖掘、巩固、利用精英人材，让他们尽力为国家贡献力量。 我们一定让学生自己依法组织自己的自由学生会。 妇女问题方面： 妇女占全国人口50%以上――是半边天。 我们一定加重保护与鼓励妇女平等地积极地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 刚才所讲的我全国民主联盟原则性政策，在我沿途竞选拉票讲话中，大多已讲过了。 我知道人们会在想：她说得好听，究竟能做到吗？ 说实话：我们渴求的联邦制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 但我相信：只要大家同心合力，以愿景、奋力、决心、智慧等取胜四宝，鼓足干劲再接再厉地奋斗，我们一定成功。 我全国民主联盟曾肩负重任――不懈地集累经验、为国为民奋战了十多二十年。 恭请选民们赋予我全国民主联盟更艰巨的任务――让我们能为国为民更加刻苦奋斗。 敬请选民们投票给我全国民主联盟竞选人！ 我全国民主联盟的标志： 红底；正中是金色的战斗孔雀；左顶端是五角白星；横写着"全国民主联盟"。 敬请选民投票给全国民主联盟！ 敬请选民投票给高举法治的民盟NLD！ 谢谢！ 昂山素姬敬启 ――译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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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r 2012 11:10 AM PDT  3月23日出版的香港《新维月刊》第18期惊曝独家猛料《薄熙来夫妇涉嫌谋杀案》，但愿读者不要姑且听之，其实，多年来，由于谷开来隐藏在薄熙来的权利阴影里，行走在官场和商场之间，不仅赚足了银子和虚假的名声，而且左右逢源，呼风唤雨，但这都是表象，凡是与其接触过的人，都感觉到她目光的阴冷和对名利追求的焦虑，她与薄熙来一样，对人既提防又利用，尤其是对得罪过自己的人更是谋略深，下手狠，因此，外界对其涉及多宗命案的猜疑，不一定是空穴来风，为了权利和金钱，她什么都能做，都敢做，去年，薄熙来在人代会接受采访时不打自招地承认，重庆"打黑"，其妻参与了法律咨询，如此重大的操控公权力的政治和司法行动，竟求教于自己的太太，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大连"五七空难"之疑 2002年5月7日的大连空难事件，已经过去多年，死去的人们已被亲友淡忘，但大连新闻界一直有人对其发生的原因存疑，消息人士说，薄熙来为什么恰好在这一天去了德国，他说，德国领导人施罗德邀请他，是真的吗？当时的受难者中，唯有李岩峰只注明是北京人，而没有职务等其他详情资料，其实，她是国家安全部人事司司长特别助理，她的先生韩晓光是大连嘉信国际酒店的老板，而据他称，北京王府饭店有他以太太名义出资的一部份股份，不论真假，韩与大连市委书记于学祥，宣传部长董长海关系密切，这些人正是薄熙来恨之入骨的政敌。 因此，2001年，被薄熙来下令公安，国安人员，从北京抓回拘押在大连开发区看守所里的韩晓光，有大约半年时间与我在一起，故对我倾诉衷肠，5月7日是一个星期六，李岩峰由北京乘飞机到大连去给韩老板送东西，也带了为韩老板求情的书信，韩说，信是李先念女儿和胡锦涛女儿写的，这一点已不能证实，但那一天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五七空难"，详情记载在我的狱中回忆录《活人墓》中，这个词句是韩晓光发明的。这件事的真正知情者是韩，他目前还健在，但守口如瓶。 李岩峰正好死在探望太太的途中，死得无声无息，没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更重要的是，官方的说辞，是张丕林为了骗保而杀死了机上乘客，大连消息人士说，张丕林曾是大连的秘密警察，在大连和北京，在商界和政界，曾以商人的身份活动，而出事前与薄熙来的马仔，特别是谷开来联系密切，但由于薄熙来严厉操控媒体和司法系统，"五七空难"的真相成谜，黑匣子也没敢公布。 同一新闻来源说，张丕林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骗取人寿保险，实际上，他是一个可怜的替死鬼，随身携带的汽油瓶，自身不知，有人利用他做人肉炸弹，袭击的目标是李岩峰，而李警官在中南海与谷开来一样，手眼通天，实施暗杀策划的也许正是薄熙来夫妇。 袁宪千之女死亡之疑 袁曾任职大连副市长，比较有影响力，但90年代初期，他的爱女忽然死于一宗离奇的无头案中，大连消息人士透露，袁女长期任职国营的春海热电公司，身居要职，收入可观，但有一天却先杀死公司另一主要领导后跳楼自尽，轰动一时，该公司曾聘谷开来为常年法律顾问，对其股票上市非常热心，与袁家多人来往密切，令大连知情人存疑的是，袁女死后，一直没有破案，也没有下结论，薄熙来强压信息，不许媒体报道，但他却与谷开来大搞"认亲收养仪式"，举办了收养袁副市长外孙女活动，吸引官场人士眼球，转移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向把钱财看得很重的谷开来，竟慷慨地领养了袁女留下的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大连消息人士说，有可能是薄家夫妇策划的一个阴谋，主要是想在个人私情上绑架袁副市长，利用他的老资格合人脉关系，去牵制官场那些反对他的人。此后，谷开来又留下了扑朔迷离的不解之疑。 张伟杰失踪之疑 90年代初期，张伟杰是年轻貌美的大连电视台主持人，她办得《太阳雨》文艺节目轰动一时，由于其与薄熙来往来密切，一度社会上风传其为薄熙来情妇的消息，致使谷开来吃醋，她不仅在地方媒体上以"王红"的笔名，竭尽全力抹黑张伟杰，而且，还动用国安，公安人员给张伟杰施压，迫使其离职。 大连新闻界消息人士传言，她被谷开来找人赶出电视台后，成了专业上访户，情绪激烈，身心交瘁，曾被秘密关押在大连南山宾馆，并多次自杀未遂，这些内情都不能进一步证实，但谷开来为此与薄熙来大闹冷战，则千真万确，《大连日报》女记者马某是金州人，与谷开来关系很好，曾作为家事调解人，多次前往薄家劝架，此事有多人目击证实。 后来，美丽动人的张伟杰突然失踪，由一个在电视上人人关注的明星，却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有的说，谷开来设局杀死了她，有的说，薄熙来派秘书吴文康和张小姐谈判成功，给了1000万元封口费，张小姐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读书，不论真假，她作为一个公共媒体的明星一瞬间如水蒸发，留下一个令人困惑的谜团。 重庆3，19枪击案之疑 2009年，重庆发生了震惊一时的3，19枪击案，从王立军多次下令刑讯逼供嫌犯看，他似乎在强力转嫁罪责给社会上一些"小混混"，他甚至逼迫樊奇航领认未果，如果不是公安部几位弹道专家质疑，必成为替死鬼，可见，王立军等人可能策划了这一案件，而薄熙来自己也承认，谷开来参与了打黑的法律咨询，因此，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那个杀死成都军区哨兵的年轻男子，是辽宁省铁岭人，其动作，体型，身态类似赵本山，可能也是薄熙来夫妇找的替死鬼，其目的是在"唱红打黑"之前，以抢枪杀人的恶性事件，激怒和愚弄成都军区，再逼迫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表态支持，这样就一箭双雕，既可以堵住地方官员的嘴，使他们不敢质疑运动化"打黑"的必要性，又可以借机拉拢成都军区，使其感恩戴德，据此，人们终于找到了薄熙来领导下的公检法，破案数千起，抓捕黑社会六百个，拘捕上万人，但却唯独破不了此案的真实原因，原来，它是一场薄熙来自编自导的闹剧，现在，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等人都成了剧中主角。 大幕已经拉开，薄熙来，谷开来将露出真相。 2012年3月12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初稿，3月23日修改。 {姜记者博客2012年3月23日首发}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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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r 2012 11:06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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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5, 2012, 6:06:59 AM3/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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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r 2012 02:10 PM PDT  图为吴国光教授 为温家宝鼓个掌 ――吴国光就温家宝"九一四"政改讲话答《动向》记者问 编者按：吴国光，曾任《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和亚太关系讲座教授，执教政治系和历史系。吴国光参与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实际经验和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的真知灼见，向为国际学术界同行所重视，他与本刊记者的以下访谈，对当今中国政治又有独到的剖析，或将成为解读未来中国政治演变的一把钥匙。 温家宝这一次讲话有实质进步 《动向》记者：九月十四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借达沃斯夏季经济论坛在大连举办之际，再次高调谈论了政治改革。这已经是过去一年多来温家宝第十几次谈论政治改革这个敏感话题了。一方面，这个话题依然敏感，中国官方舆论对温这次讲话，还是采取了基本不予报道的冷处理态度——无论“新华网”还是“人民网”上，在“高层活动”温家宝的名下，至迟到九月月底，已经只剩下了温在大连关于经济问题的达沃斯论坛主旨讲话，而找不到他谈论政治改革的那五点内容了。另一方面，似乎温的多次讲话也使得这个论题成功脱敏了，中国內外舆论好像已经不再那么看重温的这类宣示，反应相对冷清。甚至国内自由派也对这次讲话没有多少反响——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唱一句“家宝你大胆地往前走”呢。至于民间和国际舆论，则不外乎嘲笑温的作秀和无力，甚至说中国政治改革已经成了一幕滑稽戏和讽刺剧，都不相信温有诚意、有能力真正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请问吴教授，您对温家宝这次讲话有什么评价？ 吴国光：我基本上是赞成你刚才所说的民间和国际上舆论的这种看法的。去年年底，我对温家宝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也有比较尖锐的批评。不过，这一次，我的看法比较积极。我认为，与他此前的十多次同类讲话相比，温家宝这一次讲话有实质进步，显示了他确实有推动政治改革的诚意。我看，可以说，温家宝的大连“九一四”讲话，是中共领导人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以來关于政治改革的最大胆、最深入、最有內容、也最有政治背景和意涵的一次讲话。 记者：您这个评价是很高的了。这次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评价呢？您比较重视他这次讲话的哪些内容呢？ 吴：也并不是很高，因为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共对于政治改革净说些空洞无聊的话，相比之下温家宝这次讲话就很突出了。总的来说，温家宝这次讲话有关政治改革的论述，还远远没有超出二十多年前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改革的部署。不过，他这次是沿着当年那个方向展开论述的。以前很多次嘛，温家宝谈政治改革的时候，主要是表达意愿、表达他自己的决心。这次就不同了，他确实提出了一些具有实质涵义的东西。在我看來，这里最重要的包括六點：第一是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下重提“党政分开”；第二是突出地论述了选举的重要性；第三，也是与选举有关的，他讲到了在乡镇乃至县级实行有真正意义的选举；第四則是实际上提出了“司法独立”的问题；第五，他强调了以政务公开来反对腐败，并直接论述了官员财产公开等实际措施；第六，温也讲了党内民主——尽管这一条我不大以为然。所有这些，都不再仅仅是泛泛地、口号式地谈论政治改革呀、民主呀，只给一些好听的话。这次他提出了一些实际的改革举措，当然并不系统，但是大都具有重要的、重点的意义，有目标，有措施。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这是给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温氏路线图”。 中国政治改革的“温氏路线图”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温家宝这次所说的那些内容是这么重要？比如“党政分开”，这分得开吗？ 吴：在现行体制下当然是分不开的。反过来说，你要推动它分开，实际上就是要比较彻底地改变现行体制。温家宝这次重提党政分开，我觉得可以从这样几层含义上来分析。首先一层，要进行政治改革，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现行政治制度的根本弊病所在，要针对这个根本弊病动手。温家宝是针对“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来重提党政分开这个东西的，说明他懂得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弊端在于一党权力集中。与那些鼓吹“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人相比，温家宝这一点上还是有真知灼见的。当然，他只能用中共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认识，不可能讲“改变中共一党专制”。这个倒不必苛求。 再一层呢，舆论普遍都指出了，温家宝讲“党政分开”等于回到赵紫阳。当然，讲这个的时候，温家宝直接引用的是邓小平。 “党政分开”这个东西，确实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不过，对于其内涵的深刻开掘，那个是赵紫阳的功劳，在那个政治条件下也只能借此开掘来达到真正政治改革的目的。说实话，“党政分开”这个口号的政治改革意涵可深可浅。浅了说就是老邓主张的党委书记做甩手掌柜，只拿大主意，政府那边你们去落实、去办事。往深了说呢，这可以直接针对“党权至上”来开刀，首先限制党的权力，为进一步的政治制度转型奠定起码的基础。我理解，后面这个思路就是当年赵紫阳的思路。那个时候我们在赵紫阳领导下讨论政治改革方案的时候，温家宝就是中央研讨小组下属的“党政分开”那个专题研讨小组的第一号主持人。我想温家宝应该是知道“党政分开”的历史含义和制度含义的。 还有一层，就是我注意到温家宝是在“依法治国”这个框架下重提党政分开的。我觉得这也说明他头脑是很清醒的，说明他确实懂得是什么东西在阻碍中国依法治国。那个东西就是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嘛。接下来他又强调了“司法的独立性”，这不简单，能在中国提出“司法独立”就不简单。 核心就是赋予人民以选举权 记者：可是，怎么落实“党政分开”、“司法独立”等等这些东西呢？赵紫阳当年不是也没有做成吗？仅仅是回到二十多年前的想法，今天是不是就能推动政治改革呢？ 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赞成你的质疑。不过，能从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认真的政治改革讨论中寻求思想资源，我想这也说明了温家宝有推动政治改革的诚意，说明他很认真地想过这些问题。能不能做到，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我后面还想专门谈这个问题。其实，温家宝也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了今天中国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还有要向着什么方向去解决。“九一四”讲话再次强调了公平正义；这个话虽然比较空，但是放在讨论政治改革的上下文里来讲，其中的联系就比较清楚了：阻碍公平正义的，就是共产党权力太大，就是民众没有权利。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那些接近政治权力的知识界，又一次在圈內开展了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了，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意見并不多，我没有看到那种对于当下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能够直下针砭的看法。中国当下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就是官民矛盾嘛，就是有权有钱有势者与无权无钱无势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嘛。政治改革如果不能解决或者至少实质减缓这个矛盾，那就无关痛痒，没意思的。当然，解决这种矛盾也有不同的思路。重庆那也是一种思路，要靠英明领袖，要强化公有资产和政府权力来实现所谓“共同富裕”。这个思路确实也是看到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弊病的，但它的问题在于没有看清中国的政治弊病，所以一抓药就把原有的政治弊病给它更加加强了。再一种思路就是民主政治了，就是要赋予民众以挑选领袖和影响政策的权力。温家宝大连讲话的结尾有那么几句，说“使人心平静下来，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使弱势群体得到帮助”，这说明他看到了民气鼎沸、人心不安的现状，没有活在什么“空前盛世”、“中国模式”的肥皂泡之中。他所开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子，核心就是赋予人民以选举权，也就是实行民主政治，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混淆了“民主”与“民主运动” 记者：中国国内现在对西方民主的各种批评很多，“新左派”的言论很高调。西方的民主确实也遇到很多问题。您对这个怎么看？ 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一说到民主嘛，中共语境下那种多年积非成是的概念混乱就都出来了。我看到了，有人说，民主还是中国的好。这非常高明呀，就像说饮食还是喝西北风好一样，那样可以成为神仙的。我也看到还有人说，西方的民主也不怎么样。这也很高明啊，因为西方的所有东西，就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东西一样，也可以说都不怎么样，咱们什么都不要行不行？温家宝的痛苦，在于他不得不在两套语境之中挣扎，结果有时候就两边都不靠谱。他这次说了：“要相信群众能够管好一个村，也能够管好一个乡，甚至管好一个县。”这个意思是好的，要推动乡镇选举和县级选举啊。可是，如果按照中共语境，整个中国不都已经人民当家作主六十多年了吗，“群众”已经“管好一个国家”了呀。温家宝当然不信这种胡话，这是他的好处。不过，按照民主语境，在当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实行县级选举也不意味着“群众”直接“管理”一个县，还说什么“甚至”不“甚至”的，没有那么不可思议。我指出这一点，主要不是要批评温家宝，而是想讨论你这里提出对民主有批评这个问题。应该有批评，问题在于：第一，批评不要是胡搅蛮缠，至少基本概念要清楚；第二嘛，你能批评，我能不能批评？要给所有人平等发言的权利。后一点很明显了，“新左派”已经成了当局的附庸了嘛，所以他们能说话，而且高调说话。别人连低调说话也不让说啊。概念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举个例子。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的张木生，在这一轮政治改革讨论中很有影响的，他最近强调“最可怕的是广场民主”。其实，古希腊之后，天下并没有过什么“广场民主”，只有“广场民主运动”。而“民主”与“民主运动”是两回事。简单地说，“民主运动”是民众起来要求实现民主，这个时候“民主”还没出现呢。而没有“民主运动”，包括“广场民主运动”，又哪儿来的“民主”呢？对一个主张真正的“民主主义”的人来说，最可怕的决不是什么“广场民主”，最可怕的就是没有民主。 温家宝还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记者：那么，中国政治改革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呢？ 吴：没有希望，根本没有希望。希望早就已经不在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了。尽管这一次温家宝让我们看到了他个人有政治改革的诚意，但是，很明显，中共高层没有这个诚意，没有这个胆识，更没有这个能力，会在中国推动真正的政治改革。关于这一点，我完全没有改变一向的悲观估计。不要说温家宝根本主导不了中国政局，就是一九八七年那个时候，邓小平能够主导中国政局，老邓讲了政治改革，赵紫阳作为前台的第一把手更是诚心诚意、认认真地推动政治改革，而且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少也在表面上接受了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一揽子计划，结果怎么样呢？来自既得利益的抵抗那么强大，最终老邓本人也放弃了政治改革的想法，赵紫阳成为改革与反改革兵戎相见的牺牲品。现在的既得利益更要大的太多太多了。我看温家宝也是明知做不到，但不甘心在名声上成为这个制度的殉葬品，至少要表示一下“我不是个糊涂人”吧。我总说中国这种制度是侮辱正常人的智商的，看来温家宝并不甘心受这种侮辱就是了。应该给他鼓鼓掌，因为他在进一步向民众靠拢，向真正的政治制度转型那个方向靠拢，这是应当受到鼓励的。 记者：记得去年年底您在网上访谈中说到过，要问温家宝敢不敢讲党政分开，敢不敢讲差额选举等等。他这次讲了，好像是对您那个批评的一个良性答复似的。 吴：如果看作一个答复，这个答复可以打九十分。不过，中国政治变革的道路很长，这还差得很远，就像一年级答卷拿了一百分，套共产党的话来说，那也只能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政治不是问答题，它是亿万民众的实践。回头看看实际情况，你看，温家宝在那里讲扩大民众的选举权，可是中国当局同时也在强力打压独立候选人参选基层人大代表。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希望温家宝在这个问题上明确表态，支持独立候选人参加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这个是在现行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人大那个反对独立候选人的表态本身是违宪的。温家宝应该用进一步的行动来落实他的“九一四”讲话，这个才是政治家的诚意所在，那样我就完全同意要给他摘掉“中国影帝”这个帽子了。当然，在今天中国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他可能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九一四”这个讲话，也很可能只是谢场绝唱，“临去秋波那一转”。这也没有关系，不是花腔而是实话就好。中共的官员，有很多是退休以后才说真话，才转变为现制度的批判者、民主制度的拥护者的，温家宝比他们还先行一步嘛。等他完全退了休，到时候真有风起云涌的民变起来了，说不定温家宝还可以有再接再厉的大进步，一变而成为民间民主运动的领袖呢。到了那一天，中国政治转型才会大有希望。而对温家宝个人来说，如果真有那一天，用他当总理之后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的话来说，他那才是“攀上了光辉的顶峰”。到时候，我一定为温家宝、为中国政治变革大声喝彩！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10月号（10月15日香港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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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6, 2012, 6:12:19 AM3/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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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自立：打倒四人帮和驱逐周薄王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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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r 2012 10:56 PM PDT 作者：荆冬雨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选择两种自杀方式，但一个政党可能。高压维稳与在国际上支持叙伊等独裁政权，中共走在不归路上，积重难返。 中国社会对中共政权的不满情绪有多高，北京权力核心层的九大常委比全国十亿之众的底层民众更明白。但是，九个人以及他们手下大大小小的权力分子都无心也无力改变既存体制，因此「四个越」就成了中共政权丧亡前的典型特征――越反越腐，越维越乱。 「越反越腐」无须多说，它是中国版的「北京共识」最大特征。而「越维越乱」除了社会日益多发的暴力性抗争之外，仍然是「维稳体系本身才是这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对于这个悖论情况，民间观察家私下里称之为「诈稳」。 百万维稳人员保「两会」 今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地方政府由省至县动员大约近百万专职维稳人员进京，实施劝访、拦访、遣送、关押等维稳定作业。进京维稳作业人员不允许跟家人频繁联系，每两天通话一次，每次不能超过三分钟，「尤其不能谈工作的具体情况，也不得透露具体住址」。二月下旬，北京各中档旅馆就预定完床位，有的的甚至将二人房间加床而改为三人同住。业内反映，定床位者有三分之二的是各地维稳人员。 「今年两会的额外经费肯定是有『维稳』这词儿以来最多的一年。额外费用的主体就是地方各级政府进京维稳作业的开支。」北京一家官办舆情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如是说，但他没推算开支总额。 估计该项开支不会少于五十亿，尽管对于全国去年财政收入来说，这是个很小的开支。但是，与中共十八权力交接关系重大的「两会」，恰是靠「诈稳」机制勉强支撑的。在「诈稳」背后，官民对立呈不可调和之势，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底层百姓往往不惜豁命，因此放火与爆炸严重事件颇有发生。 积极试水文化特务体制 维稳与维权对立，前者显然没有义理可言，而北京最高决策层也豁出脸皮扛起臭名昭著的维稳招牌。不过，如此下去，终会引爆全面社会冲突。为了实施当局认为的「从根本上消除激化矛盾的因素」，在文化改革名目下，李长春与刘云山诸人策划了耗资巨大的文化特务体制：其一，在资金支持上不惜血本，费用列属文化改革基金项下的「其他开支」；其二，网罗有毛主义情结与反西方观念的落魄文人，在网上死盯异议言论与民间意见领袖的反映，此种人是改进版的「高级五毛」；其三，蓄意制造不同层级的网络话题转移公众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关注程度，韩寒作品真伪争论就是最成功案例，从此转移了整个社会「无条件民主」的前苏联式政改压力。 文化特务体制已经深入或曰干预到各大门户网站的正常运营。比如重庆王立军事件发生后，相对开放的网易网站被「电话指令」控制微博讨论。据网易一位资深编辑透露说：「由于一篇名博文章在讨论王立军事件时，涉及到了辽宁『蚁力神事件』，中宣部直接来人要求关闭该文项下的评论功能。」而据现已离开新浪网站的一位年轻的（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硕士透露，「新浪已经这么自律了，王立军事件后三天内竟然有来自各部门的五十多个电话，或是要求『私信』某段微博或是要求博文推荐备案」。 国内较为敢言的知识精英大多遭遇了所在单位的警告或婉劝，被要求停止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指责。在北京，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四家大学的宣传官员召开了秘密联席会议，商讨如何限制教授们对广东乌坎事件的正面评论以及对重庆王立军事件的负面评论。这次会议秘商了对「言论出格」教授的「无形制裁」。至于这些措施为何物，外界无从得知，但有一条已经泄出：谁的言论出格，谁的非专业著作就更难出版。 可以预见：文化特务体制将会激化当局与体制内开明知识分子的矛盾，从而给政权造成致命内伤。北师大的一位教授说：「前苏联在社科文化界发展克格勃密探，让全社会走上克格勃化的不归路。克格勃成立的『匿名作者侦察局』其功用，在今天中国环境下，就是微博实名制。」 「叙事」特使支持屠杀 中共忧惧叙利亚局势崩盘导致伊朗（石油重要进口地）专制导台，因此不惜代价在国际上「保卫巴沙尔」，并且中共政权一如巴沙尔独裁一样完全「阿拉维化」。（关于中共政权「阿拉维化」的分析，请见本刊去年十月号，观耘闲人文章《胡温之间已无改革共识》。）对于中共不负责任的国际行为，民间分析人士指出：为了其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继续盘剥社会，中共一边大规模进口石油，一方面阶梯性提高成品油价格而致国内物价腾涨，「实属『坑爹』行为」。 中共外交政策对国内的坑害只是其背离国际法的小部分后果，而其大部分后果则由全球承担。 在对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叙利亚的表决投反对票后，中共派出了特使到叙利亚，帮助亚巴沙尔寻找不下台又能缓和国内矛盾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对此，外交部的绝密档案标以「叙事」之称。表面上，翟隽是与温和的反对派接触且表示支持前者反对外国军事干预的主张，但暗地里却促使巴沙尔政权采取血腥镇压手段。翟隽踏上返途后，巴沙尔立即下令「对入叙记者格杀勿论」的命令，并专门实施了针对反对派新闻机构所在地霍姆斯市的爆炸袭击，致两名西方记者身亡。 不惟如此，中共当局还在继续支持北韩金氏政权对脱北者惩罚的反人道行为，将数十名逃到中国求生的脱北者以违法「越境」理由遣返至北韩。此举进一步激化了与南韩的矛盾，南韩就此通过遣责中国的决议。 习近平配不出「新药」来 中共在外交方面行「坑爹」之不义，在国内将「诈稳」常态化，其唯一目标是保住政权，所谓核心利益的核心。但是，无论「诈稳」还是「坑爹」都是自杀性选择。一方面，全球危机以来，人民个体主权意识全球性觉醒，中国底层社会的权利诉求越来越广泛，必然与现在的僵化体制产生总摊牌的最后冲突；另一方面，全球秩序趋好，解决叙伊等独裁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必然会面临与西方一决雌雄的选择，但胜算希望为零，即使其率先使用核武器。 正是内政外交都到崩亡的极限，党内开明派才起来救亡图存，敦促习近平实行断然的政治改革。但是，习也没有什么「新药」可治中共丧亡之沉疴，无非是以启用些许体制内开明人士为虚饰。因为中国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就不可能解决沉积六十多年的社会体制扭曲之根本问题。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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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r 2012 10:55 PM PDT 几十年来不少中国人都似乎患有一种通病，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拥护歌颂综合症”。即凡事总在官方或明、或暗的诱导下便按自己的—厢情愿去往好处想。表现出来的便是跟着起哄，跟着拥护、欢呼、歌颂、庆祝，甚至幻想。可是后来无情的事实往往都给了他们狠狠的一记耳光，证明不过是在“梦里娶媳妇----尽想着好事情”而已。 谓予不信请看：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当时真是万人空巷，敲锣打鼓扭秧歌，庆祝“翻身”、“解放”，说是从此“当家作主人”了。结果60多年以后，你在“公仆”们的眼里仍然只是个“屁民”。“土改”又有多少人激动得—把鼻涕一把泪，说是“土地还家”，从此“挖掉穷根裁富根”了。结果不到几年，你的土地，外加耕牛、农具、锅盆碗盏全都归公社所有，你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农奴。属于你的只有一碗难以吊命的大锅清水汤，几千万人就这样去了“共产主义”的“天堂”，进入了“非正常死亡”的名单。再后来，文革来了，打倒了刘少奇，又说这一切都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干的坏事，于是又庆祝欢呼成立革命委员会“祖国山河—片红”。再后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样欢呼、庆祝伟大的胜利。再后来打倒四人帮，这批人更认为是“大快人心事”，甚至许多城市中—时鞭炮断档，酒类售罄。 于是大家又在心里盼邓小平东山再起取代华国锋早点上台，邓又成了—些人心目中的“大救星”。结果真的把“小平同志”盼上台了，可人们看到的除了—张“四个现代化”远景的美丽兰图外，实际上就只是让他们“—部份人先富了起来”，我们草民则无缘与焉。至于政治上，从镇压民主墙，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一切仍是“毛规邓随”。甚至“毛规”中都没有的向学生开枪，邓也敢“天才、创造性”的加以发展而实现了。 后来“江核心”的“三个代表”一出现，又有人立马认为中国政府将转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再到“胡温新政”，又有人出来称“和谐社会就是既要让人有饭吃（‘口’中有‘禾’）又要准许人说话（‘皆言’为‘谐’）”。请看，哪一次不是想得如此美妙？哪一次不又是这些人出来坚决拥护，热烈欢呼，热情期待。而直到近期，甚至还在继续误导大家。记得两年多前，一位自称的“老作家”，“老报人”更以其当过右派，坐过二十多年牢的“特殊经历”，来对我等右派老人和呼唤民主宪政的人进行“启蒙”，并大声疾呼：“‘胡温新政’比毛泽东老政好！‘团派精英’比党派精英棒！我喜欢‘胡温新政’相信他会逐步推进中国民主宪政”。并谓：“我相信六十年���後，胡��得拿出一些新的招�，不然何以向小平同志交差”。这里所谓“六十年华诞”就是指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现在已过去快三年了，推进中国民主宪政的“新招数”在哪里？“小平同志”早去了天堂，又何须“交差”？ 而今当薄熙来被免职，“重庆模式”被打入冷宫后，同样的歌颂声又开始响彻云宵快塞满了人们的耳朵了。甚至乐观到中国的政局已在“向右转”，好像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已经开始了。姑且不谈王希哲之流的什么“右派党中央的伟大胜利”一类的胡说八道。而那位以“救党”策士自居的辛子陵先生，则还在“闭门思过”期中又发出高调赞颂胡锦涛与习近平开明的高论。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篇辛子陵先生在军队总参高干的VIP病房内与与一位“老作家”私下的谈话记录（由他人“侧记”）。辛子陵不但说胡锦涛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早在“2007年2月《炎黄春秋》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作者：谢韬---笔者注），胡锦涛内心是赞成的、欣赏的，甚至想在17大采用，但两个大佬出来当横，一个江泽民，一个李鹏。他只好放下”。辛先生不过是国防大学一个退休的教授，恐怕欲见胡总书记—面也不大可能。离中共高层权力中心不说十万八千里，至少也有五万四千里。其可信度自然令人质疑。接着辛先生更称；“正是胡锦涛领导中国走出了对毛个人崇拜的误区。为避免毛左攻击，他不宣传，埋头做事”。做的什么事呢？如果人们不健忘，肯定会记得，正是在胡主席主持的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庆典上，却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队伍中出现了文革后已多年绝迹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游行大方阵。对此有人的解释竟然是此事乃当时的中宣部长干的，胡锦涛事前不知情。这么大的事，不经胡首肯，一个部长敢拍板？对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稍具常识的人，都会视此为新天方夜谭式的神话。 接下来辛子陵的话就比神话更“神”了，他说：“201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在胡锦涛主持下通过了《关于毛泽东思想若干建议意见》的决议，编号（179）号，又称（170179）号，是指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9）号议案。该议案由吴邦国、习近平两人共同提出，内容是：关于党的会议公报、党的工作任务决议、党的方针政策制定、党的理论学习、党的宣传教育、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政府工作报告、政府有关政策、措施、决议等文件中，“毛泽东思想”不列入。据悉，当会议宣布一致通过（179）号决议案时，全体政治局委员都不由自主地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这个决议的作出，是民间重新评毛的推动。在中上层干部中，在知识界，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必须排除这个障碍，已经形成了共识”。 接着辛子陵更称：“取消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议案由习近平提出特别值得重视。习近平在未登大位之前举重若轻，一举挣脱了束缚自己，也束缚党和全国人民的绳索，这反映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走向，他不贪不色，一身正气，关键时刻会有勇气与权贵资产阶级切割，他可能领导中共走向中兴，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共和。习近平和十八大寄托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期望。（179）号决议，没有严厉的、高调的政治语言，没有大叫大嚷，平和的像个装集装箱的单子，注明某一种货物不准进入集装箱。就这样，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 好一个“把几代领导人想办没敢办的事情办成了”！然而与辛子陵先生天花乱坠的美妙说词形成巨大反差的却是中国严酷的现实情景。姑且不谈辛子陵那些扑朔迷离的“内部消息”从何而来，有几分可信。人们更要看的是活生生的现实。辛子陵所谓的“取消毛泽东思想重大议案”和今日中国的现实完全是冰炭不容的情景。单看最近在全国上下掀起“学雷锋”的名曰“活动”，实则就是一场政治运动。众所周知，“学雷锋”学他的什么？其核心就是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全国上下大肆号召学雷锋，就是要全国的人从上到下继续尊毛为圣，崇毛为神，独尊“毛术”，罢黜“百家”。这个“百家”中当然就包括辛先生说得唾沫横飞并说胡锦涛也欣赏、赞成的“民主社会主义”。这和什么“取消毛泽东思想”沾得到一点边吗？既然在党内都—致通过了“取消毛泽东思想重大议案”，却转过背来号召全国上下学雷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自打耳光吗？其实学雷锋与唱红歌，实际上是一回事。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表现形式而已。 此次薄熙来被罢官，重庆“变天”，并不是因为他“唱红歌”得罪了胡锦涛或习近平。正如胡锦涛朝拜西柏坡，习近平朝拜井冈山也不会得罪薄熙来—样。在这—点上他们绝对是同志，是—家人。也不存在什么主义、路线之争。薄熙来被罢官，是因为他违背了中共官场的潜规则。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是官高一级如泰山压顶。说得好听点就叫“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薄熙来则是野心太大，且不听“招呼”，不但要卡位“入常”还想问鼎“大位”。这还了得！当然若薄氏生在英、美等民主国家，此人绝对算个人才，完全可以尝试去挑战奥巴马，“颠覆”小布什都可以去干。如果“成”了他也不敢为“王”，因为有选民、记者、媒体监督，弄不好叫他成尼克松。但“败”了也不会成“寇”，没有人会说他是要“篡党夺权”弄他去“双规”的。可惜此君生不逄“地”，偏生在中国官场。故倒霉就活该。但这决不是什么主义、路线上的错误。重庆事件只是人家党内的一场权斗，不关什么“主义”、“路线”。要说“主义”，双方都是一党独裁主义；要说“路线”双方都搞的是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路线。只是在表演作秀上有些差别而已。 薄氏的唱红歌，只不过是一场“秀”，而且此“红”也不全是文革的彼“红”。其中甚至还有诸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上》甚至《雪绒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小资”的粉红与淡红。在倡“读经典”中还有诸子百家的“封建”经典。而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据我旅渝亲眼所见所闻，他在整治社会治安，整饰警风，改善市容环境，改善民生等方面确实有所作为，并未如何欺压普通弱势民众，故不少人对其有好感。例如重庆农民60周岁以上的，每月都可领到50元补助。重庆的房价比全国许多大城市都低，在重庆买—套80平米左右的房，首付三万多元就可入住（其他余款由银行按揭），这在北京，上海想都别想。故薄氏今日下台，亦不应“墙倒众人推”将其说成是罪恶的化身。而他的对手就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人民的“救星”了。宣传这—套的人，其实是甩给你一张兑不了现的支票，意在叫尔等草民永远抱有希望。“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中国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型，马上就要来了，你们乖乖地等着，别吵！ 辛子陵先生不否认他是党的人，甚至以“朝中人”自居、自豪。但他不但不同于胡锡进之流，且因《红太阳的殒落》—书而颇负盛名。不久前更遭打压整肃。这样身份的人说出一些真真假假，半真半假的“小道消息”，对民众的安抚作用，乃至“维稳”的效果，是人民日报社论无法企及和代替的。当局必然心存感谢，只是不能明说。但正如笔者前文提到的，我们几十年来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所以我对此，不妨把去年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那句“名言”借用来改为：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2012年3月20日完稿 （2012年3月25日首发《民主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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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r 2012 10:55 PM PDT 我对温家宝总理的相关讲话和中共中央的决定表示欢迎。我们不能让“文革派”当道。重庆的某种政治手法实际上是在为“文革”张目。这种做法必然引起像我们这些“文革”受害者、过来人的普遍反感。“文革”作风还能够有所呈现、变成作为实在很值得我们反思。 “文革”虽然被否定了，但并没有受到彻底地清算，没有从思想上和政治制度上去剖析文革的根源。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有一句很出彩的话，那就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发生。 我们不能等到“文革”悲剧重演的时候再来哭哭啼啼。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但是绝不能允许法西斯的“文革”复辟式的路线再来尝试一下。重庆曾大搞“唱红打黑”，其政治运动式的方法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一点，作为前重庆市委负责人不久前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虽承认，重用王立军是“用人失察”。但他仍然坚持“唱红打黑”没有错。如此态度也依然值得人们三思！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刻不容缓！不改革，社会矛盾就无法缓解。客观上，改革是在跟革命赛跑啊！改革步子慢，犹豫不决，首尾观望，矛盾还在演进和激化，就可能发生动乱，就可能出现文化大革命或者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我们必须要努力加以避免。 对于改革之声重起，我认为这股潮流不可等闲视之。而改革的动力将存在于人民的意愿当中。 贫富不均引起的相当多民众的不满——这种不满正是改革的一种动力。中国提了多次政治改革，但是欲言又止，言而无行，行而迟疑，走了一步就退了两步。实际上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很强烈的需求。希望决策者们不应以稳定为由而牺牲政治体制改革；用牺牲改革来求得所谓的“稳定”，这只会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真正的稳定取决于制度的理性张力，而非行政手段的随性强力。 来源：影响力中国 2012-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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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r 2012 06:26 PM PDT  梁振英在中共強勢支持下當選特首，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進入「黨人治港」的黑暗時代。「狼」登上特首寶座後，最大的獲益者是由中共地下黨指揮的土共集團，以及北大人的駐港機構中聯辦。「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將逐漸消失，追求普選與推進人權的泛民主派人士很可能會活在白色恐怖中。 第一，中聯辦與土共精英將成為香港的權力核心，情況比「西環」研究部部長曹二寶幾年前倡議的「兩支管治梯隊」將更糟糕。在特區政府總部上班的司局長勢將成為傀儡。近月中聯辦大員已肆無忌憚地向特區官員發號施令，要他們配合梁的競選工程。梁當選後組閣的條件是高級官員除了要向阿爺效忠外，一定要惟中聯辦與「土共黨」馬首是瞻。 第二，中聯辦頭號打手、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在競選期間漠視香港新聞自由的核心價值，公然「吩咐」各傳媒老闆挺梁與阻止流選。前此老郝因為干預香港學術自由已搞得聲名狼藉。在競選期間，梁振英屢次拒絕批評老郝的惡行。有理由相信，梁登基後，中聯辦與土共的眾多打手會更粗暴地對付捍衞「一國兩制」的知識分子。當然，假如梁特首成功地硬推二十三條後，「反中亂港」分子更有被莫須有罪名收監的可能。 第三，香港經濟格局將大洗牌。回歸前大陸的大小財團，尤其是由幹部配偶或子女操控的企業已開始覬覦香港的發財機會，這些關係甚硬的紅色資本家，包括曾在港澳辦、中聯辦與新華社等涉港單位工作的官員及其親屬。以梁為首的土共幫一旦操掌香港的土地與其他資源的命脈後，這龐大利益共同體就可能橫行無忌！難怪力挺唐英年的眾多本地富豪一直視ＣＹ與他背後的祖國財金大鱷為洪水猛獸！ 當然，市民最關注的是民主的進程。因為假如二○一七年有真普選的話，老百姓還可以把「土共黨」踢走。但梁振英在競選期間對關鍵的問題，如二○一七年「提名委員會」的門檻與何時取消功能組別等都避而不談。根據過往經驗，土共幫與中聯辦都經常向中央誇大「反中亂港」分子與「外國反華勢力」如何聯手在香港發動「顏色革命」等陰謀論，並勸北大人萬萬不能加快特區民主的步伐。無他，中央一天不讓特區享有普世價值式的民主，土共與中聯辦的幹部便可以繼續興風作浪，並利用他們的政治資源在港做生意發大財！ 正如「香港良心」陳方安生所言，梁振英是條變色龍。狼上位後大概會搞一些大團結的政治騷，部份有威望的特區官員可能會留任，亦不排除一些溫和民主派人士會埋堆。但鐵一般的事實是黨人治港的大氣候已籠罩香江，香港將徹底淪陷，關注特區命運的人除了拼命捍衞港人的核心價值外別無選擇！ 2012年03月26日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原载《苹果日报》Apple Dai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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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彻底反独裁专制的老战士 ――纪念王若望先生系列访谈（之二&三） Posted: 25 Mar 2012 04:55 PM PDT 原题：坚定彻底反对独裁专制的王若望 ——纪念王若望先生系列访谈（之二 & 三）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  图为王若望、羊子夫妇赴美前夕部分朋友合影留念，右起章茵子、熊永石、朱杏清、李国涛，左起张光中、张伟国 *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王若望生平简介* 2011年12月19日是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居住在爱尔兰的华人作家喻智官先生所著《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纪念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暨《王若望传》新书发布会”于2011年12月20日在美国纽约举行。 王若望先生1918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岁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因为追求民主自由先后坐过国民党、共产党监狱共三次，合计近十年。 1933年王若望十五岁，进上海新亚药厂当学徒，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5月被国民党上海军法处逮捕，判刑十年。坐牢三年多于1937年7月获释，同年8月赴延安。 中共建政初期已经是高级干部的王若望先生后来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坐牢四年。1989年他71岁时，因八九“六四”入狱，一年多后获释。 1992年王若望和夫人羊子访美，后流亡美国。2001年12月19日王若望先生因患肺癌在纽约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羊子：纪念王若望逝世十周年，近期文章报道四十五篇* 日前，谈到近期纪念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住在纽约的王若望的夫人羊子女士说：“老先生去世了十年，有世界各地的个人写文章、有的是采访报道，一共四十五篇。 羊子女士说，尤其让她感动和欣慰的是来自国内朋友的纪念文章。她说：“我很感觉难忘的是吴朝阳发了文章给我，标题是《铁肩担道义，风骨耀中华》。他才四十岁多一点，用现在时髦话，是王若望的‘乡党’。他那时候还在美国，我说‘因为考虑到你还要回去，怕你不安全，我是不是（在纪念会上读文章时）不读你的名字？’他说不怕。这点我非常欣慰。他文章里还介绍了，在他们家乡，几十年来，直到王若望去世以后，对王若望都很敬重。” *喻智官：记录王若望人生轨迹，反映他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路程上怎么走过来* 在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前夕，新书《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作者是旅居爱尔兰的华人作家喻智官先生。 谈到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喻智官先生说：“王若望可以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代表人物、象征性人物。他过世十周年，我就想记录他人生的轨迹，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一辈了解文革后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路程上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可以作为代表人物反映当时的情况。” *张伟国：忆1987年“反自由化”王若望被批判，听同事章茵子介绍王若望高论妙论 * 在《王若望传》一书中提到，现在在美国的资深媒体工作者张伟国先生，当年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他与王若望先生有多年的交往，八九“六四”后，二人被关进同一所监狱，监房相邻。张伟国先生回忆早年与王若望先生的相识和交往。 张伟国：“王若望先生是我景仰的一位前辈，也许因为我是上海出来的缘故，比较有机会早一些和他结识。我印象是在1987年‘反自由化’开始时，他处于被批判、重新被开除出党那个阶段，很多‘学习材料’都下来了。 说起来我认识王若望，一定要提到一位我们《世界经济导报》的同事，也是一位老前辈，叫章茵子。她是‘胡风分子’，受了很多苦。《世界经济导报》创刊以后，她在‘导报’有点像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我们一个大办公室，她坐在最口上，进来出去的人都要经过她这里。所以也有人称她是我们‘导报’的‘门神’。她跟王先生特别熟。很多王先生的消息、王先生的高论、最早我都是通过她获得的。 他们年龄好像不相上下，她介绍了很多王若望的妙论。在我们当时青年人耳中，特别是像我这样‘开蒙’比较晚、觉悟比较迟的，好像还没完全打破共产党意识形态禁锢和宣传那套说教的人来看，‘哇！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境界’，看问题、分析问题，王若望先生用很多上海幽默的语言，作了很深刻的表达。只要王先生的话传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会笑痛肚子。” *张伟国：低调拜会王若望，私下作思想交流，得看到港台报刊* 张伟国：“后来在章茵子引荐下，1987年我们去拜会了王若望先生，在王先生那里谈了不少，尤其是他的一些处境。他当时是被监控对象，开除他党籍。‘反自由化’批判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三人，就是胡耀邦下台那次事件。 我们‘导报’的人是私下跟他见面，‘导报’处境也相当糟糕，因为胡耀邦下台，在邓力群和极左派压力下，工作组也进驻了‘导报’。当时是龚心瀚领队，后来龚作过中宣部副部长。他领队进驻‘导报’‘进行整顿’，因为当时在‘八七’年学潮前，《世界经济导报》从1986年开始一直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有记者采访了方励之，又介绍了东欧的一些改革经验。这样一来，受到当局的忌恨压力，处境也很不好。因这种缘故，我们跟王若望先生接触，也比较低调，私下到他家会一会，作些思想交流。 还有，当时王先生可能有些特别渠道，从他那里可以看到一些港台报刊。特别像《争鸣》杂志呀，《百姓》月刊啊，《明报月刊》啊，我印象中最早还是从他那里看到的（笑），有时候是通过章茵子转借过来的。” *张伟国：1989年王若望上街领导抗议走在前，“六四”后狱中与我隔壁监房* 张伟国：“1989年我在北京了，上海的情况只是听到或看到一些报道，知道他上街领导知识分子、作家、作协进行抗议，走在很前面。 ‘六四’镇压后，我被公安部通缉抓起来，关在上海，恰巧他就关在我隔壁。所以有时候王先生在监房里唱京戏，（哈哈）听得见，“打渔杀家”啦……” 主持人：“你们说话能听见吗？有机会彼此喊……打招呼吗？” 张伟国：“没有。” 主持人：“见面呢？” 张伟国：“也没有。” 主持人：“放风都见不到吗？” 张伟国：“ 放风见不到，都是一个一个分开来的。” 主持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张伟国：“对。我知道是他以后，就对着窗户哼哼那些流行歌曲呀，声音还是听得出嘛，等于用这种比较婉转的方法打个招呼。出狱以后，他告诉我他也知道（我在隔壁）。 除了我们自己确认以外，当时关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上海郊区，我感觉好像是以前公安局的招待所或什么的临时改的，加了铁窗呀，门上开个洞呀，改成班房，‘卫生设备’都是临时改的。 一个监房里，关我以外，另外配几个刑事犯，我这监房里配了三个。有经济的，有小偷小摸，后来知道他们等于是在里面监视我们言行的。他们放风机会比我们多，而且跟‘管教’，就是监狱管理人员，谈话也比我们多，所以知道一些其它监房的事。有时他们还轮着，有经验的带没经验的，有时到别的监房去，不固定在一个监房。这样，我听他们传出的消息说，隔壁是王若望。” *张伟国：王若望“几进宫”仍坚定乐观，对我在监狱里是很大的鼓舞* 张伟国：“我听到他的声音，当时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慨，因为我知道王先生的经历，国民党时期他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现在又坐共产党的监狱。这种反差，有时我想想，自己进去的时候，感觉到有点没思想准备，没想到政府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一个媒体记者，总是还有一点委屈的感觉，是不是打错人了？包括他们那些承办人员，好像也用这种东西诱导你‘好好配合啊’……。事实上看到像王若望这样的，用上海话讲‘几进宫’了，被抓了好几次，文革时也被抓，他还是照样斗志旺盛，意志坚定，非常乐观。对我在监狱里边应该讲是有很大的鼓舞。出来以后也跟他聊起过。” *张伟国：出狱后又陷“同案”，再遭传讯成难友* 主持人：“你们二位是谁先出来的呢？” 张伟国：“他先出来，相隔不太久。至少是我自己当时‘上了线’要判刑，已经批准逮捕了，在里面已关了20个月。后来据说因为朱�基要表示上海跟北京的区别，所以上海除了判了些工人、市民群众，所谓‘闹事的’‘扎轮胎的’或者是搞罢工的，其他知识分子像学校、报社、作协的好像都没有判，都放了。” 主持人：“出狱后，你们见面的机会多吗？” 张伟国：“不多。有一些接触。其中还一起牵涉到一个案子。因为当时‘香港支联会’有朋友进来，跟我们见面。” 主持人：“《王若望传》一书中提到的小蔡、小崔吗？” 张伟国：“对。在接触过程中，他们也见了其他人，有些身份比较复杂。当局掌握了这些线索，以后就变成上海一个案子，认为跟外面勾结，好像还是要搞什么活动。所以，跟王先生也算是难友了。为了这个事，王先生被他们传讯，我也被传讯好几次。 我纯粹是从新闻媒体交流角度，跟他们谈一些比如上海‘导报’的情况，（《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情况，当时上海也没有什么所谓‘�党活动’，�党好像是王先生出来以后，至少我不知道。 当时调查问询很多次，有一次搞了通宵。一直是把王先生，包括羊子牵在里面，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至少跟她也有间接关系。” 主持人：“那说你们是‘同案’，是……？” 张伟国：“主要是我和王先生都见了香港两位记者。我当时带他们通过了一些阻拦，去华东医院看钦本立，钦本立已处于晚期癌症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当时‘国际新闻记者协会’给钦本立颁了一个奖，奖牌存在香港记协，这两位媒体同仁也是在传递这个信息。具体是不是还有其它事，我也不知道。” 主持人：“那件事情后来怎么了的？” 张伟国：“不了了之。我就一直被监视居住，也没打听，直到出国前。” *张伟国：感触最深是，环境背景变化，王若望始终坚持理念，乐观幽默* 主持人：“你们后来又都来到美国，谁先出来的呢？出国后又有什么交往？” 张伟国：“他比我早出国一年。我1993年春节前后出来，王先生大概早半年到十个月。他在纽约，我在西岸旧金山，当时没有马上见到。 后来因为我去纽约开会，有些活动，有机会去拜访他，在他那里听他再唱京戏（哈哈），陪他一起喝喝酒。王先生还是那样的乐观。 我印象中还有几次他来或路过湾区，我们也有机会见面。像参加黄雨川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颁奖活动，还有一次是民联阵开会，我印象中蛮深的，在机场附近一个旅馆，我到那里见了他一次……断断续续有些见面。” 主持人：“您在纽约见到他的时候……因为以往您也到他上海家里去过，几次是在不同的背景下，王若望先生的生活居住环境、生存状态都有很大不同，您印象中他在不同背景和环境中有什么不同吗？” 张伟国：“这是我感触最深的。很多人因为环境变化，不管是自己的情绪、言论、作派，都会有比较大变化，王先生倒是相当本色。我感觉就像你提到的几个阶段，始终如一，首先是乐观，其次是幽默。而且对于参与民运，对于中共的深刻的认识，从来不打回票，不打折扣。这一点，我发现在很多朋友、熟悉的人里面，跟他有蛮大的区别。几乎在我见到他的所有次机会里，没有一次看到他垂头丧气、愁眉苦脸或唉声叹气，从来没有，始终乐观。不但在表情上，而且在言论思想上也是这样。这点我感觉王先生非常之特别。” *张伟国：王若望对共产极权专制认识深刻，批判不留情，追求民主，身体力行* 主持人：“根据您的印象，他最看重的是什么？他强调比较多的是什么，对什么事特别关心，常把话题和眼光集中在什么地方？” 张伟国：“一是集中在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对共产党专制本质的认识，要比很多人来得深刻一点。这个我想可能跟他原来在体制里很长时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对于专制的批判、对于共产党一些干部的讽刺，都很不留情。 当官的，包括邓小平，对他也是十分恼怒。他的言论收在《批判王若望言论集》里，大家后来从中看到他的言论，都觉得很‘解渴’。 另外一方面，我感觉他出国后，以他这么大年纪，那么积极地投身海外民主运动，不管是出去竞选，或者组织新政党，他都身体力行。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理念，在他完全是一种实践。尤其像他那样的，因为早年是追求民主而参加中共的，后来他能跟中共分道扬镳，重新开始，这点在我接触的人里，好像他也是绝无仅有。” *张伟国：王若望不留恋革命资历，不患得患失既得利益，彻底“割”体制“尾巴”* 主持人：“您说也有一些反叛者他们从共产党的营垒中来，相比之下王若望做得更彻底，除了您刚才已经谈到一些以外，还有没有其它是您所说‘绝无仅有’？这印象还从哪些方面得出来？” 张伟国：“一个是他从不留恋自己原来的革命资历，或者在上海所享受的那些待遇。从来不去计较这些既得利益，为这些患得患失。体制里出来的人，思想认识甚至理论比他更高、更成系统的人有的是，但是真正跟这个体制划清关系，真正能做到彻底决裂，我想王若望先生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楷模。 我跟别的朋友开玩笑说，大陆出来的人，尤其是体制里出来的人，实际都要经历一个‘割尾巴’的过程。很多人的‘尾巴’都割不清楚。虽然从形式上他已经离开了那个营垒，也被定性为跟王若望一样属于叛逆行为，但是因为长期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控制，情不自禁的跟那个体制、那些旧东西，甚至那些利益，若即若离，不愿意那么爽快地放弃掉。当然有的时候也不是他们个人意识决定的，他就是这样一种行为方式，是这种体制里培养出来的，要改造相当困难。所以王先生在这方面……的确，我的感受比较深。” *张伟国：中共危害中国与世界，因党内王若望这样的人太少，他是先知先觉者* 主持人：“王若望先生过世十年了，现在怀念他，回顾他说的话、写的文章、做的事情……年轻人看到王若望先生的名字，已经比较陌生，您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 张伟国：“时代发展很快，尤其是中国，外部的硬件日新月异，但是中国的社会本质、存在的问题，跟王先生当时看到的几乎一样。 他的一些经验，他的模范作用，在今天依然有相当的启示性。 特别是怎样跟这个体制……，有时候我也在想，中国的共产党之所以没有救，之所以烂到现在这个地步，之所以不但危害了整个中华民族、中国文明，而且现在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危害整个人类文明，跟中国共产党里面像王若望这样的人太少有很大关系。假设有一百个王若望，有一千个王若望，那这个党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王若望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凤毛麟角。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迷惑、变种，越来越走向自己当时宣示目标的反面，是越来越走向与人类为敌、不顾人类文明底线的政治集团。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看到至少在共产党营垒里面，王若望先生敢于这么早就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批判、与之斗争，那这在共产党和类似人群里，是一个先知先觉者。”  右起章茵子、朱嘉树、张伟国、熊永石（1993年1月30日） *曹长青：王若望一生致力于挑战抵抗共产独裁，在反叛者中最彻底，独一无二* 在美国的独立作家曹长青先生就纪念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接受了我的采访。 主持人：“纪念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能谈谈您的心情吗？” 曹长青：“王若望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我特别怀念他，多么希望他现在还健在，会和我们大家一样非常高兴地看到中东、北非民主的变化。看到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人民赶走了独裁者，这些国家走向了民主和自由，他会非常振奋和高兴。另外还会看到中国即将发生的变化……可是王若望先生现在看不到了。但是我觉得，王若望在过去那些年所坚持的一种精神，和中东北非的变化有相当的关系。就是他相当的确信，共产主义和一切专制独裁者的垮台，而且一生在致力于……尤其晚年致力于挑战、抵抗共产主义和独裁统治。” 曹长青先生谈到在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前夕于香港出版的喻智官先生著《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 曹长青先生说：“最近，旅居爱尔兰的华人作家喻智官，写了一本中文专著《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作家在序言中也强调，王若望是他们那一代中共反叛者中最彻底的，是‘独一无二的’。 一般情况下评断评价一个人，很少用这样很极端的、饱和的评价，都会留有余地。但为什么这个作者提出了这么强力的一个认定、一个盖棺论定——认为王若望是在那一代反共者中‘独一无二’的呢？ 我基本认同这种说法。为什么王若望成为他们那一辈人中反共最坚定最彻底的一个呢？我觉得也是跟他的性格气质有相当大关系。这也是后期王若望来到美国之后，我跟他交往、见面聊天，读他的文章、看他的经历所感觉到的。” *曹长青：王若望率真坦诚服从真相，必与共产独裁的虚假直接冲突* 曹长青先生说：“王若望是一个性情中人，给人印象很达观、直率，也很坦诚，有一种‘老小孩儿’，或者叫‘老天真’的东西，让人想到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种孩子的东西。他没什么心机，也不善于算计；不故作高深，也不会不懂装懂；不摆架子，不摆谱。跟他交往你就不用提防什么，这种性格导致海外很多流亡者喜欢他。当然大家都喜欢比较随和自然坦诚的人。 王若望这种性格肯定在共产党世界很倒霉。你率真，必然和虚假发生冲突。所以我们看他的简历，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批毛泽东被判刑；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开除党籍；八九‘天安门事件’他又走上街头支持学生，最后被迫流亡美国。这都和他这种率真气质有关系。这种气质和中国的那种共产主义的虚假直接发生冲突，结果当然他是倒霉。 我个人对他这种气质有相当强烈、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中国广东深圳编辑《深圳青年报》，当时我们托一个朋友拿到一份王若望的稿子，谈中国政治改革。标题是《现有的体制是培植个人专横》，内容直接是挑战中共独裁的。这样题目的文章王若望就敢写、敢公开发表，我觉得没有率真的性格是不可想象的。 从王若望简历来看，当年追随共产党，19岁就当了地委书记。如果一直跟着共产党，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都是可能的。但是王若望有个特点，率真导致他知道真相，就服从真实，放弃原来的意识形态。” *曹长青：王若望留下的知识遗产——纯真诚实接受新思想，坚定反对共产主义* 曹长青先生认为：“王若望来到美国后， 在海外坚定反共，因为他知道真实的情况。像西方人有一句话说‘人的头脑就像降落伞，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能运作’，王若望就是一个头脑开放、思想开明的长者。 他在美国这些年写了很多坚定反共的文章，相当坚定。所以，旅居爱尔兰的华人作家喻智官把他称为‘独一无二的反叛者’是有相当道理的。他不仅反共坚定，而且在台湾、西藏这些问题上，都比绝大多数中国异议人士，尤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开明、开放、理性。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什么‘大中国’啊，‘沙文主义’，而是支持西藏、支持达赖喇嘛、支持西藏人权，也支持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这些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中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 曹长青先生谈到王若望先生留下的知识遗产。 曹长青：“今天我们来纪念王若望先生去世十周年，怀念他，很大程度上要想到他在哪一方面有特质。我觉得在纯真、诚实、真实、接受新思想、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我觉得这是今天特别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接受、应该思考的一份重要知识遗产。” *曹长青：从中东北非变化看，结束独裁专制靠人民，不是靠独裁者开恩实现* 主持人：“我在采访喻智官先生时，也就书名提出问题。对‘独一无二的反叛者’可能作两种理解，一是只有他能称得上是反叛者；另一理解是，在众多反叛者中，他做了很多‘独一无二’的事情。作者说当然是指后者。您觉得在众多反叛者中，王若望先生还有什么更具独特之点的地方？” 曹长青：“在中国海外的民运中，一直有两大派意见。一派认为共产党是无法改革的，不能寄托在共产党的什么‘党内改革派’啊，什么‘领导人开恩’哪，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人民知道真实情况下力量的产生。还有一派强调支持‘中共改革派’，中国要‘和平过渡’等等，把希望寄托在中共内部的所谓‘温和派’、‘改革派’身上。 我们看，共产党过去仅仅‘改革开放’就三十年过去了，哪来的‘温和派’？基本还是共产党派，都是保护共产党绝对统治权力，在这点上他们都是一致的。 很令人遗憾的是，以王若望为代表的坚定‘反抗派’一直不占上风。而‘温和派’，要跟共产党什么‘理性对话’，甚至‘我们没有敌人’哪，或者‘跟共产党形成朝野良性互动’等等，这方面的声音、力量反而一直比较占上风。因为他们占有资源、杂志、话语声音等等。 而今天我们看看，中东北非发生变化以来，坚定反抗中共的声音，现在开始占了上风。因为我们看到利比亚也好、埃及也好，都是人民起来，推翻了独裁者、赶走了独裁者，并不是靠独裁者开恩发生变化的这个事实。 更不要说更早整个东欧，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共产国家的改变，所有共产政权的被推翻，都不是统治者主动放弃权力的结果，都不是什么所谓‘党内改革派’的结果，而是人民知道了真实产生的力量，逼迫导致共产党内部发生变化，最后专制政权被人民结束。” *曹长青：狼就是要吃人的，要结束狼的制度，从体制内觉醒出来更有特殊价值* 王若望反对共产主义认知的清楚性，我还要强调与他的性格有关。他非常纯朴，纯真导致你可以跟他辩论，如果他认为你有道理，会服从你，他有这么个劲头。而中国其他一些异议人士、大佬，或老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由于原来有很高地位，再加上性格因素，很难达到像王若望这样。所以才导致王若望在那一代人中成为出类拔萃的、甚至可以被视为是‘独一无二’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彻底者和坚定者。” 主持人：“王若望先生过世已经十年，在这个时候重新提到王若望，有些年轻人对他很陌生，他又是从共产党营垒中出来的。您刚才讲，要依靠民间力量，不要寄希望于党内的那些所谓‘开明派’、‘改革派’。而王若望所提供的例子，实际上他与共产党有很深的渊源。您今天又是怎样看、怎样理清这中间的关系？” 曹长青：“王若望比较有特殊性。他不是一开始就从体制外反对共产主义的，他原是那个体制之内的。从共产党阵营内部觉醒出来的，我觉得更有特殊价值。可以现身说法，告诉其他共产党员或其他年轻人，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怎么邪恶，怎么不可改革改变，必须把它结束。 狼不能变成善良的狼，你期望狼变成善良的狼，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狼的问题，是你的认知有问题。狼就是要吃人的，只有结束狼的制度，才能有羊的生存和安全可言。所以，王若望这样一个与共产党有深厚渊源的人，最后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对立面，产生的意义力度更强。” *曹长青：旗帜与力量：王若望逝世十周年和《新阶级》作者吉拉斯百年冥诞有感* 曹长青先生还特别提到：“王若望去世十周年，正是特殊的一年，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先驱性人物、南斯拉夫曾经作过副总统、人民议会议长的吉拉斯（中文有译为德热拉斯），也就是《新阶级》一书作者诞辰一百周年。 我也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吉拉斯当年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官作到副总统，是铁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铁托去世他就可以当元首。那么高位置的人，最后他反叛，认识到共产主义是邪恶的。他写了《新阶级》，认为共产党就是剥削欺诈、迫害人民的新阶级。他写了好几本批判共产主义的书。 这从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叛，就更有力量。所以，吉拉斯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刊登文章说，他是早期反对共产主义的一面旗帜。 我觉得王若望从共产党内部起来反叛，而且一直到死反叛得那么清晰坚定，非常非常了不起。” *羊子：中共极权专制摇摇不坠，王若望所追求的没有过时* 纪念王若望先生逝世十周年，王若望先生的夫人羊子深有感触。 羊子女士说：“看到人们对老王的纪念，好多人都没有忘记他。看到人们对我好，我再仔细客观地想一想，其实我们的形势并不乐观。现实当中，隔过太平洋去看看，想想中国每天传来的消息，中国这个专制政权总是好像摇摇而不坠，要是王若望再醒过来看一看的话，他连哭都哭不出来。离开他追求的目标好像远了，而不是近了。再追溯到一百年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他们都是曾经有过很深刻的追求，都说过要启发中国人的心智。他们那时也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有人在探讨，今天也一直在谈‘中国向何处去？’ 王若望所追求的东西，非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希望早点能够达到。现在的社会现实，离开王若望追求的目标好像越来越远，所以说要追求一个理念几十年至死不渝，真不容易呀。” *羊子：王若望纪念网页介绍，兼谈“悼念王若望”（网上纪念堂）专栏被“黑” 主持人：“您说互联网上有纪念王若望先生的网页，怎样找到这个网页？” 羊子：“www.wangruowang.org 在‘若望纪念文集’里一共有四档，这四档就是最近纪念王若望逝世十周年综合报道。主页首页有‘王若望生平’、‘王若望全集’、‘若望纪念文集’、‘华人心中的王若望’、‘影像资料’、还有‘English’（几篇英文文章）。” 谈到这里，羊子女士特别提到：“我还要讲一个情况。网页原来有一档‘悼念王若望’，像纪念堂一样的，可以献花、点蜡烛，可以简单留言，表示敬意……大概半年以前，被‘黑’掉了，再也进不去了。中共的网络警察、分布到社会上的警察，严密封锁，恐怕是超过中国历代的封建打压。原来是悼念王若望的纪念堂，现在没有了。现在的网页在那个位置换了喻智官先生的《王若望传》，全书的内容可以在那里看到。 我可以查到统计历年多少读者浏览过这个网页，最多的是2010年，超过十六万人次。我就希望大家踏踏实实，追求的理念要坚持下去。中共那边一天不改观，不能放弃。”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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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r 2012 06:24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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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7, 2012, 6:06:13 AM3/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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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Mar 2012 11:09 PM PDT  图为2011年6月28日至30日基辛格访问重庆期间在薄熙来的陪同下前往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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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8, 2012, 6:32:43 AM3/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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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Mar 2012 10:37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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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Mar 2012 10:49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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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Mar 2012 04:35 PM PDT  温家宝不只一次公开地表达了对现代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的认同和在中国展开政治改革的呼吁，虽然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见不到那怕是一丁一点的行动，他本人也赢得了影帝的荣光。即使是今年情况已经有了一点变化之后，因为他有说完之后，立即就将高举血腥旗帜的薄熙来免了职，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他至少是有一份功劳的。对于薄熙来我不想做更多的评论，我是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好感，而且我还曾经逃避过单位组织的唱红歌运动。很多人对他的"善意"依然做"恶"的解读。 不知是那一位西哲说过：伪善是恶对善表达的敬意。基于这个道理，我认为即使温家宝有关政改的言论不是发自内心而仅仅是作秀，也是值得善意的响应而不是恶意的咒骂。即使是作秀，也说明他不敢公然否定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这在中共党内肯定是个另类。如果全体的中共成员都该被恶意咒骂，他也应该是排在最后的那一位，而不是要骂中共首先骂他。 在中共最高层现有的成员中，温家宝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至少是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就很欠缺，所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称职的总理，但他给我的感觉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知道克制自己权力的人，在责任的中共最高层中，他是他管治下的民众敢于公开取笑的唯一。这不仅是中共，在中国的历史上，治下民众胆敢公开取笑的领导人，不论是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非常少的，也许是我本人无知，我就不知道有过另外的一个。当然，台湾和香港奥门不算。就凭这，温家宝即使也要被咒骂，至少也应该排在最后。 回到政改本身，停留在言论当然是不够的，但言论起码是一个态度，更是一个起点，如果言论都没有，事情是更糟还是会更好，我以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温家宝的政改言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他个人的独白，民间的响应并不热烈，甚至很快就有影帝的称号强加在他的身上，这对他其实也是不公平的，政治民主化是少不了民间力量的，只有在上层有人振臂一呼，下面民众应者云集的情况下，才是有希望达成的，但我们看见的不是云集的响应者，而是除了怀疑、嘲笑、咒骂的旁观者外，就是沉默的芸芸众生。我以为这正是他的言论只能停留在言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的对立面最高兴见到的局面。 我承认我从来就没有响应过温家宝的政改言论，因为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我没有冒险的勇气，但是我知道中国的现状有我本身的一份责任，有人曾经说过："通往朝鲜的路是每一个沉默者铺就的。"这个人的名字叫作韩寒，即使是有人给他准备好了讲这话的底稿，这也是他在公开的场合说出来的。 眼下，中国很可能又面临一个机遇，二十多年前，中国也曾经有过一个机遇，就是因为缺少有勇气的国民，机会消失了，这一次，如果还是失之于同样的原因，就只能证明这是一个没有国民的国度，那就还是把它交还给上帝吧。到时，要寻求谅解和宽恕的将不应该是温家宝，而应该是依然保持沉默的民众了。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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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Mar 2012 04:3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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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Mar 2012 12:13 PM PDT 核心提示：艾未未自述文，谈个人经历、谈艺术、谈科技、被失踪……以及他的观点变化。 原文："Ich bin nicht bereit, China zu verlassen" 作者：艾未未 发表：2012年3月27日 本文转载自“艾未自由”网站，经 @aiww 授权发表 原文提要：一年前，中国警察让他“被失踪”。在经历了“精神折磨”之后，艺术家艾未未为什么仍然相信自由会胜利。  【原文配图】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和家庭的经历经历了被迫害和被歧视的痛苦。我从中学到了忍受巨大痛苦和凌辱的能力。父亲个人经历了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的流放，这种迫害和苦难成为了我的家庭生活内容的最基本状态。我适应这种状态，也很了解这种状态。我对中国的人性，对极权政治的残酷性和野蛮性，都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解。对于我来说，承受政治迫害已不是新鲜的事情，我也没有任何幻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准备好了，就可以承受突如其来的种种痛苦。 如果问我，如何能成为今天这个状态，肯定有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我出生在中国，经历了若干个不同的时期：童年的时候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去了美国纽约后的经历，之后再回到中国，已有将近二十年。这几次经历，使我对中国社会有着比较强的认识。我认识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大程度来自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它一直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仁、义、礼、智、信这种礼教政治的控制之下，每一个人的个人位置都是非常确定的 。共产党将这个封建礼教打破以后，仍然沿用了封建文化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认同和服从。这导致统治者的行为不受局限和权力滥用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政治的现实。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统治者说的。唯“上智下愚而不移”，是说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是智慧的，而下层的人都是愚蠢的。孔子说唯此而不移，这是封建社会的秩序，秩序是确定的。今天开两会，从他们的方式、态度和行为上可以看得出来，权力在文化中发挥和渗透着。这完全是上层和下层一种断裂的状态。显然，这片土地离民主社会很远，这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它的野蛮和非理性的特征始终是持续保持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参与和表达化为虚有，社会在基本层面上否认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的欲望和需求。当大家公认，作为个人是不能够提出政治见解，没有真正美学和伦理学判断的时候，这种全民的放弃，就变成了极权主义生长的最佳土壤。 作为一个艺术家，自由表达和建立交流是我的天职。我在表达过程中发现很大的空缺，我说的很多观点，实际上谁都可以说。即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百分之八十的人会拒绝去说，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会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听得见。这导致了百分之百的没效果。我公开的表达了这些观点，已经算是非常特殊，一个有社会影响力或者生活处境很好的人，为什么会和权力对抗，已经让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同时，这个状态又给了我很大的空间，由于没有人说，我的行为就变得很明显和突出。再就是，我的声音有可能被听到，因为作为艺术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可能被听到，直到这几年，我在国内完全被禁。 虽然我做艺术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其中很多阶段，实际上我是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太关心艺术问题，而是对建筑、设计、甚至收藏，还有策展、出版这些事情，产生了比较大的兴趣，直到我找到互联网给我提供的可能性。在05年年底的时候，新浪要求我开一个博客。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打过字。虽然最初很不熟悉，但是很快我就自觉的克服了这些不足，成为一个比较熟练的网络使用者。博客对于我来说，第一次将个人孤立和切断的事实打破，进入一个与他人，可以随时随地建立一种新关系的交流方式。这在以前的经验中是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关系的确带来了新的自由表达的可能性。这时候，我才真的意识到“媒介本身就是信息”。记得我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2007年的Kassel文献展，我做了作品“童话”。在做“童话”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和多种的可能。这是我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很大原因。 由此经验，我08年开始，做四川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这是另一次主动通过网络交流发生的事件，通过和志愿者的招募、交流，实地的考察，信息的整理，并且在博客上的公布，使这个调查成为了一起非常成功的社会运动案例。作为个体参与到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个事件使我的博客被彻底的被永久关闭，由于不可能再使用国内互联网媒介，促使我使用了推特。在推特上，我每天公布死亡学生在当天的姓名、生日，动员网友们对每个学生的名字的朗诵，并寄回给我们，合成了一个叫做“念”的声音作品。 这些案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致使我们在以后现实当中，遇到的很多事件，包括我在四川被因为为谭作人作证，被警察施以暴力，之后在So Sorry的展览过程中做了脑部手术，回到成都后再次申诉，并引发后来一系列政府的报复行为，包括，对我监视居住，工作室拆除，再后来，对我秘密拘捕关押，以及释放之后的1500万的税款事件，以及网上借款行为，都变成我们在网络上进行自觉表达和参与社会事件的活动。将艺术融入今天的生活，融入一个国家惨痛的现实，融入个人理想、个人表达的一种尝试。我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些表达是有效的。这种表达成功的尝试将个人的艺术行为融入到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中。 我发现在互联网时代，即使我在国内已经完全被禁，从09年开始，至今已两年半时间，我的网络影响力仍然在不断的增加。我被关押监禁，在放了以后，推特上的跟随者增加了将近一倍，从七万到目前的十三万人，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测试。政府打了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他们把我抓了，然后以经济犯罪的借口来惩治和污垢我。被抓后的第一天，他们面对面地告诉我，“你攻击政府，我们要把你搞臭，让人们知道你是一个骗子”。我当时比较愤怒，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挺好笑的，是因为我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是诈骗，经济诈骗，我觉得这罪名非常好笑。他们后来摊牌了，说他们实际上是想削弱我的影响力。原因是我在外媒和推特上对政府的批评，他们直接跟我这样说，这令我觉得他们挺坦率的。但是我在想，这罪名有没有可能成立呢？我说，你认为一个90后年轻人会相信你们说的这些话吗。他笑了，说，大部分人是会相信的。我想，这是他们压的一个赌注吧。 我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的抹黑和诬陷的工作，当然，是技术质量很低下的抹黑，直接、明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缺少耐心，连制造舆论评论的“五毛”也是教养很差的那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才会做大量低质量的抹黑，包括环球时报和境外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失去了风度。关于我的案情，国内报道极少，他们回避公开讨论，只是在网络上找一些诸如司马南、吴法天之类的学者旁敲侧击。他们已经非常羞涩了，没有任何问题敢拿出来公开讨论，没有公开指责和批评。他们大可不必，去做一个执政了60多年的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你自视强大，无需要做一些很不体面的勾当，当你一定要做这样的勾当的时候，那就是黔驴技穷了。 在被关押的时间中，得不到一丝关于外界的消息。我曾说过，关押时，我就像一颗黄豆滚到了一个无人关注的缝隙里面。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你被彻底的遗忘，与外界的生活断裂。警方明确告知不允许会见律师和通知家人，完全切断了我和外界可能产生的任何联系。直到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关押可能成为有史以来个人失踪所引发的，无论是政治层面或是艺术群体、普通民众极为关心、参与的，多种方式，持续的一种反应。这不仅仅是关于我个人处境的一种反应，而是表达了对于言论自由、个人权利遭受侵害时，抒发的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的认同，表达了人们对极权政治的野蛮和非理性的厌恶，这种情感是普遍的甚至激烈的。无论是我家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网友、国外的艺术家、博物馆，从普通民众，80后90后的年轻人到政界的一些显要，都对言论自由所遭受到的伤害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表态。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毕竟，中国在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新闻媒体做了细致和持续的报道，使人们能够再一次重新意识今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舆论抗争的巨大优势。因为这是不可能发生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81天监禁中，我的处境所承受的那种状态，应该是人类在监禁中可能承受的最为严厉的刑罚，虽然没有肢体接触和殴打，但仍然是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折磨，非人性的一种酷刑。在这种非人性的处境中，所遭遇的苦难不是来自皮肉的疼痛或精神上的凌辱，而是通过强迫性的屈从致使个体对正义和公平绝望，致使个人对社会正义和你生命的生存含义失去信心和希望。这种失望来自于，个人意识到，眼前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开的、无视法律、拒绝交流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你，没有任何权力的制约，阻止对个体生命实行任意迫害的时候，生存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这是对宇宙间的秩序、人的伦理和美学、生命崇高的信仰的摧毁。没有一个人，不管在进行什么类型的抗争，不是期望和信任更高的伦理和意志的存在，相信善意能够战胜邪恶。迫使一个人在一种状态下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不是脆弱的，将无一例外，因为极权知道，生命的特征就是脆弱。 在收到罚单之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三万多人踊跃借款给我，和最终拿到9百多万的捐赠，这个事实让我非常吃惊。这个事件，同样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重新的评价。我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和今天的社会并不是像往常所想象的那样一盘散沙，拒绝参与和表态。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合适的机会，或一个合适的方式，这些都很重要。我相信整个社会都是在自我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权力方还是这些争取权利方，或者第一次应用自己权利进行表达的人，每一个人，都在从中学到一些什么…… 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动的前期，互联网的出现，使我有机会通过这种技术革新寻找出一种新的表达和交流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科技的变化是个人发展至今天这一状态的最主要原因。同样，科技的革命也是中国可能发生变革和必须变革的最主要因素。关于变革的时机，没有人能够知道。既然是变革，它很难出现在人们的预期之中。变革的含义本身就是意外和不可知的出现，随时都可能发生。 在关于伦理和社会正义的争论和辩证当中，德国始终扮演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角色。德国的公众觉悟和公共舆论、政界和商界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支持，是今天维护普世价值和社会公正的重要的力量。我希望看到德国在今天的社会变革这个重要时刻仍然能够坚持这种立场。在政治和经济的交往中，人们共同的倾向是做出某种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通过在关于差异的争议上来完成的。这些差异之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获取交易中的优势。希望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作出交易与决定的人们，有更长远的观点和宽广的视角。不要牺牲长远的价值，为了一个短期的利益。任何在人的价值，人权和自由言论的权利上作出的让步和妥协都是罪恶的，都应当付出代价，因为这必然是盗用和掠取他人的生命和不幸在做交易。我们处在一个混乱的时期，这个混乱来自于一个旧有的世界、固有格局在新的政治和技术条件下的瓦解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的现状，也是全球的现状。这个瓦解和变革会持续下去直到旧有的体制彻底崩盘。新生的可能和对自由的渴望必然会取代陈旧、腐朽、束缚自由，对人的基本价值和生命伦理的扭曲。在这一点上，人性必然会胜利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有觉悟的世界。 我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使我和中国产生了某种密切的关系，它意味着现实的，也可能是超现实、形而上的联系。这致使我的去留负有特殊困难和附加的含义。我没有要离开中国的准备。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给生命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危险真正到来之前，你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这是不确定的一种状态，在这里的生存是可能和极有含义的，除非被强制性的置入另外一种不可能状态下，在此情形出现之前都是可能的。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和艾未未有关的更多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3/30/2012 12:03: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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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31, 2012, 6:12:31 AM3/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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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Mar 2012 01:37 PM PDT
（达赖喇嘛住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整理提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前夕，既2012年3月26日年轻的流亡藏人江白益西啦，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点火自焚。臧人抗议者和印度警察连手迅速扑灭火焰，送往医院抢救，因伤势非常严重，于3月28日离开了我们。 他的遗体于3月30日自新德里运低达兰萨达大昭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藏人行政中央的所有公职人员，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数千人参加了悼念活动和隆重的遗体火化仪式。 3月30日上午7点钟，一辆印度警车的开道疏通下，挂有西藏雪山狮子旗和达赖喇嘛尊者法相的数百辆车辆从距离达兰萨拉约18公里处的冈热县一路护送江白益西啦的遗体到达然萨拉。而在大昭寺院内外和达然萨拉上镇街道两旁，则有一万名民众手持哈达和雪山狮子旗，默默流泪、沉痛悼念并迎请爱国英雄江白益西啦的遗体。名民众齐声高唱西藏国歌，并纷纷向遗体敬献哈达，表达沉痛悼念。 在悼念活动仪式上西藏青年会的成员丹增央宗宣读了江白益西啦在自焚前留下的遗嘱。随后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顿珠拉达、藏人行政中央代理首席部长白玛曲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先后发表讲话。结束在大昭寺举行的悼念活动后，流亡僧俗民众抬着江白益西啦的遗体，一路高呼各种口号，到上达兰萨拉火葬场，并按照西藏传统的方式，迎请西藏僧侣，在颂经和祈祷声中，隆重举行了遗体火化仪轨。（发言内容请参见：http://www.vot.org/?p=9347） 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博士之前为了出席这一悼念仪式，还特别把访问日本的行程推迟了一天，但因为遗体运送的具体时间临时出现变动，最终指示内阁阁员和所有公职人员参加有关悼念活动，而他则在遗体运往达然萨拉的途中，向遗体敬献哈达，表达沉痛悼念和深深的敬意。 江白益西啦是康道孚（今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人，2005年流亡印度，曾就读达兰萨拉西热噶才彩林成人学校，约三年前移居德里。为了藏民族的利益，虽然江白益西啦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和遗书内容深深烙印在每一位藏人心中。 以下链接是护送江白益西啦的视频整理，视频来源挪威西藏之声网站。http://vimeo.com/39488642 相关图片取自网友脸书、推友、藏人行政中央网站。 图片AA：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向遗体敬献哈达。 图片BB：印度警车的开道疏通下，负责护送遗体的车队往达然萨拉的途中。 图片CC和GG：结束悼念后，遗体运往上达然萨拉的火葬场。 图片DD和EE：带着沉痛心情，前来参加火葬仪式的藏人学生。 图片FF：火葬场附近的森林中，挤满了各界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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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Mar 2012 11:50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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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 2012, 6:11:18 AM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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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r 2012 01:06 PM PDT  薄熙来与军方关系密切，图为国防部长梁光烈与薄熙来一同出席成都军区的一次军事演习 从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到薄熙来、王立军双双免职，重庆事变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共产党刚刚庆祝了它的九十周年，自诩如何先进，一下子，显出了它在现代政党发展中远远落后的原形。 薄熙来被中共中央免职，本来没什么不正常，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派到重庆去担任书记，其权力来自任命而非选举。然而，中共在各地部署军警，防范不测，显出此次事变本身的政变性质。同时，国内有孔庆东声称薄熙来免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外有王希哲破口大骂，直斥“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实行“白色恐怖”，随后又有北京发生政变的传言，看上去大有重庆事变发展为北京事变之势。 其实，中共用政变手段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是它的历史传统。当中共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就自觉地转型为依恃刺刀的政治军事集团，打AB团是早期的突出表现，延安整风时似乎成熟了许多，以思想理论路线的斗争为主，而发展到“抢救运动”，又露出原形。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华国锋和叶剑英打倒“四人帮”，邓小平逼退华国锋、罢黜胡耀邦和赵紫阳，江泽民和曾庆红击败杨氏兄弟，都程度不同地运用政变手段。相比较而言，陈希同、陈良宇垮台，算不上什么政变，而薄熙来被免职本身也还算不上政变，但此次事变看来牵一发动身，是否触发政变，尚待观察。 中共的一位大使厚着脸皮声称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据说就象英国不是“保守党国家”一样。英国当然不是保守党国家，保守党要同工党及其它政党竞争，才能得到执政地位，中国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发誓要永远执政，将“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不仅不准其它政党争取执政，甚至不准人们组建新的政党，只因为那在它看来“没有必要”。这样的国家，当然是共产党国家，而这样的国家既然缺乏基本的权力制衡，国家化的中共本身，也就根本难以实行民主。 这样，即使中共已经执政，它还是自觉地保持它作为政治军事集团的本色，习惯于运用政变手段解决它自身的政治矛盾。中共咬牙切齿地反对“军队国家化”，将“人民军队”据为其一党之私产、作为“党军”保护它的永久的执政地位。然而，即使它发誓不允许“枪指挥党”，而事物的辩证法却表明，非“国军”的“党军”既然是党派之军，也就注定会被用于党派之争，成为政变的工具。毛泽东以林彪取代彭德怀，使军队成为“毛家军”，军人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并依靠这支军队的支持打倒刘邓官僚集团，但是，林彪掌握着军队，依然是毛泽东的心腹之患。他处心积虑，挑起争论，发起运动，还风尘仆仆走遍全国，形成对林彪不利的局势，迫使林彪走向失败。 邓小平清除了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的政治家，党内矛盾看上去大为减弱，于是，经过持续的努力，中共权力的“一代两任十年”格局基本成型，庞大的党政官僚机器臻于完善。然而，毛泽东当年发现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以及更早年间托洛茨基的类似论述，都是基于共产党国家的现实，即共产党专政之下，政治变化与政治矛盾，都必然集中出现在共产党内部。中共塑造出一党专政的新秩序，终究无法避免政治矛盾在这一新秩序下仍然存在与发展。 薄熙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标新立异，意味着他不甘心听从最高层的政治安排，试图自己闯出一条进入最高层的路来。他的“重庆模式”之突出地方自主创新、关注民生之类，实乃顺应时势之举，而他要从实用性、投机性明显的政客，成长为有独特政治纲领与执政风格的政治家，本来也不无可能。然而，他在紧要关头只顾自己的利益，无情抛弃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属，结果遭遇反击而陷入被动。 这一来，却牵动了中共权力的格局。 “文革”失败后，毛泽东式的政治家成为昨日黄花，中共由党政官僚主导，而“六四”之后，胡赵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失势，中共的官僚气更为浓重。邓小平本为讲究实用主义的官僚，这时勉为其难，以政治家姿态作最后一搏，推动中共接受市场经济，而此后，中共之派系格局更为明显，与此前大为不同。 大体而言，中共有三大派系，即团派官僚、非团派官僚，以及太子党。江泽民较为特殊，他本人与邓胡赵等同属中共第二代，身为地方官僚，且多少有些太子党血脉，一旦晋身最高层，即依靠太子党支持而施展权力。他在邓小平逼迫下走向市场经济，逐渐地自己也主动起来，不仅维持改革开放之势，而且为权贵集团开辟出相当广阔的空间。 平民出身的团派官僚因胡锦涛掌权而起，温家宝本身为党机构官僚，也因团派崛起而得势。他们本来易于得到民众支持，而他们的习惯于守成，使他们比江泽民辈更倾向于权力交接新秩序较规范运行。同时，他们对党国大局则缺乏政治家视野，偏偏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亟需根本转型的年代，团派官僚便逐渐以平庸而著称。 新秩序在形成之时，就受到江泽民挑战，继而，薄熙来不甘寂寞，在西南弄出大动作，同时，改革停滞，社会各阶层对胡温执政日益不满，官民矛盾逐渐尖锐化。团派习惯性地以维稳为重，太子党则对于危机逼近较为敏感，许多人显示出以变革救党的雄心。 当此之时，即使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有仿效毛泽东的“改造”与“革命”宏图之嫌，即使薄熙来被免职实乃咎由自取，但胡温处置重庆事变，终究触动其它两派。要恢复权力平衡，须经复杂的博弈，特别是，政变之势一旦出现、形成，要走出来并不容易。 迷雾笼罩下的局势将如何发展，还很难判断。现在能够肯定的是，试图以中共党内民主而求中国民主，根本此路不通。“国际大循环”乃求助于国际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则是求助于国际规范，显然，只有国际通行的民主可以救中国，而中共仍拒绝民主，则只能与政变相伴。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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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r 2012 01:01 PM PDT 今年的"两会"前后，真是热闹得很。 先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表面化，弄出一个王立军事件，"唱红打黑"蒙上阴影，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受到影响，而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英国《金融时报》恰在"两会"召开之时发表重庆"黑打"中"李俊案"的长篇报道，随后又有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实名举报与王立军相关的重庆贪腐问题，居然在北京"被失踪"。先前，学者童之伟关于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研究报告已经引起不少关注，现在，"重庆模式"的实质更为清晰了。 乌坎村民则在"两会"召开之际选举他们的村委会。这些村民在沉重的压力下，坚持依法、依法定程序推进他们的选举，展开了竞选，实行了秘密投票。与"重庆模式"对照，与"两会"对照，这些村民的确在做着一件平凡而伟大的事情。 同样有意思的是，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智囊机构合作的一份研究报告，敦促中国改变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这份报告中"有关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的核心信息苦得让人难以下咽"，于是，它遭到国资委严厉批评，甚至有反对者到这份报告的新闻发布会上去闹场。 军界也不平静，据传因"军队国家化"而致使温家宝强调"党指挥枪"，更显得不寻常。 然后，"两会"结束之际，温家宝在记者会中再次触及政治改革问题。他尖锐指出"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因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谈到王立军事件时，坦言"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再次强调，"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锋芒所向，直指薄熙来，也直指"重庆模式"的实践。翌日，薄熙来、王立军双双免职。 薄王二人免职，主要还是关乎权力政治，不一定意味着"重庆模式"真的被中共否定，然而，温家宝那样一讲，使得事情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人们记得，这位总理谈论政治改革已经有好几次了，越来越被视为老生常谈，唯独这一次，他不仅具体有所指，而且与"历史经验教训"相联系，话语份量的确很重。  但是，大煞风景的是，中共操纵全国人大的表决机器，不惜违反程序规定，强行表决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反对票和弃权票加在一起，不到百分之八（见图）。如学者萧瀚所言，一个"综合了密证、密捕、非法长期监禁、技术侦查，足以置任何人于死地"的恶法，宣告"一个更加恐怖而血腥的时代即将来临"。一下子，温家宝的政治改革调门再高，也显得苍白无力，而那投下赞成票的数千"全国人大代表"，与乌坎村民相比，显得格外渺小。 于是，重庆事变与恶法放行，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前者似乎意味着对"文革"悲剧重演的势头稍有遏止，而后者分明意味着比"文革"之无法无天更为可怕的黑暗。 其实，民间对"文革"悲剧重演早有议论，温家宝的说法表明，中共官方对于这种现实的趋势发展，也已经感到了某种威胁。 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以"文革"失败为直接起因，就是要避免"文革"悲剧重演。到现在"文革"阴霾依然浓重，足以证实中共对改革开放其实是三心二意。中共当时拉开了架势，作它的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梳理中共执政后的变化，若真能实事求是，本来是它的一个极好的走出毛泽东阴影的机会。然而，与第一个"历史决议"时毛泽东的对手已经失势的情况不同，以邓小平为代表，中共坚持维护毛泽东、维护党专政，尽管第二个"历史决议"声称否定"文革"，但毛泽东与"文革"无法切割，"文革"阴霾也就难以散去。 就实质而言，"文革"基本精神在于坚持毛泽东创造的"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猴气十足，他讨厌官僚化的趋向，但他痴迷于他的"社会主义"所迷惑，将"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潮流视为"修正主义"，以为官僚就是"走资派"。久为中共党政官僚所苦的民众跟着毛泽东"唱红打资"，打来打去，难以阻挡党政官僚机器在血泊中再次崛起，而市场经济在红色浪潮中更趋萎缩，民众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 否定"文革"，就要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其实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无视中国社会更"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现实，在中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长期发展阶段之际，在新社会"胎儿"毫无踪影的情况下，试图要生造一个"社会主义"出来，只能说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学说，只是以他的方式重温空想社会主义的旧梦而已。毛泽东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硬着头皮承认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刻没有放弃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一旦缓过劲来，"国进民退"之势即悄然兴起。玩这种花样，让市场化改革悄悄变味，瞒不过明眼人，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是明证。 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共产党专政的条件下，权力与市场、于资本结合，就出现比自由资本主义下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更严重更普遍的贪腐。这样一来，那些象毛泽东一样无视中国社会更"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现实的"左派"们，也象当年的毛泽东一样激动起来，为再次发现"资本主义复辟"而义愤填膺。他们激情澎湃，要为"文革"平反，要发动新的"文革"。 在"国进民退"大趋势中，"重庆模式"是更为极端、更具特色的一个支流。它以"打黑"震慑社会，实行对官场、对民营企业和对农村的改造，象是要重演当年的"五反"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而"唱红"则明显效仿"文革"。这样来看，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大有将1950年代的"改造"与1960年代的"文革"，毕其成功于一役之势，气魄直追毛泽东。薄熙来的实验场仅局限于西南一隅，易于显示"地方自主性"，而"打黑"对于治安有影响，自然颇有好评。即使他垮台，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仍有相当的吸引力，也许只有再经历一次"文革"惨败才会有真正的转机。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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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r 2012 12:59 PM PDT 翻开世界地图，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哪里经济发展好？哪里文化艺术繁荣？哪里的人权有保障？哪里的人们能更好地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答案并不复杂：就是那些走上了宪政民主道路的国家。 什么是宪政？什么是民主？ 宪政是通过实施宪法以保障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机构权力的制度；民主就是公共事务由选民及民选机构决定的制度。宪政与民主是紧密相连的政治制度。 台湾作家龙应台对于民主还有一段文学式的描述： 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 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 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 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 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 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宪政以宪法为前提，法治为基石，民主政治为核心，，人权保障为目的。 国家宪政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是人类的最大公约价值，也是中国政改所要追求的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最优越的、最有生命力、最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大潮的政治文明，就是宪政民主。美国总统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说的“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党内民主”，同样是我们在当下需要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民间学者，我深深体会到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果执政党想要与时俱进，长治久安，那就必须以宪政、民主、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组织自己，在践行和追求普世价值中实现国家的福祉。 政治体制包括很多方面。可以概括地说，包括国家政权管理制度与执政党管理制度两个方面。因此，政治改革既包括国家体制改革，也包括党的制度改革，二者缺一不可。或者说，要“两条腿走路”，缺了哪一条腿，恐怕都不好办。 而现在我们是“几条腿”走路呢？一条都没有，既没有在宪政上下工夫，也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动真格。 试想一下：如果缺了国家宪政的大方向和良好氛围，党内民主如何推动？没有压力，就没有变革的动力。我们应当以宪政潮流为标，规划进取。 如果缺了党内民主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自身都没有实现民主、分权，国家又怎能实现宪政呢？ 实现国家宪政，方向是明确的，我们有东、西方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 如何实现党内民主，有没有方向？当然也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来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基本路子是：分权制衡。然而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以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俄国共产党都是走向集权制道路。集权制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集权制害了共产党，害惨了共产党！ 有朋友说，如果我们有蒋经国那样的领袖人物来推动民主宪政就好了。但是不管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作为公民，都应当尽力去推动。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全国上下包罗万象都由各级党委说了算。而这应该是全民来参与的。一个良好的环境，要靠相关人士（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包括在内）共同投入体制变革来争取，等是等不来的。 有人说，政治制度改革难就难在高层，其实世界上没有不难的事，高层也要靠老百姓来推动。 一、关于党内民主 我想提个问题：党委归谁领导？有人说：是党委书记。 实际上应该是“党代表大会”来领导党委、授权党委和审议党委的工作。有人只知道党委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党内民主要求三权分立。 党内民主有哪三权？ 一是党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二是党委行使执行权；三是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国家机构的三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党内机构的三权则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是三权分立的，不是党委说了算，而斯大林之后包括毛泽东以来就是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大权独揽，毫无民主可言。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 破坏权力制衡，将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最积极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排除异己、滥杀无辜。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军人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 同样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三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却有三大人祸：1957年反右，打了三百多万右派；1958-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饿死四千多万人；1966-1976年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两千多万人。 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这些重大决策都没有经过执政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的代表大会，而是由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个人决策的，朕即中央，朕即党。 让我们发挥想象力，试问一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致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周、朱、刘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毛泽东还能那么畅行无阻，让其妻子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职，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能够实现，将是一种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现在中共有8500多万党员，如果所有党员都能说话，让党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挥作用，那对全党和各地工作就会带来很大的起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让党的内部多样化，互相争鸣、公平竞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共产党自从“十二大”以来，尤其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改进党的建设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就。面对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党少犯错误、不辱使命，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为此，我提出了一套党内改革方案，供研究参考。 建议落实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为党组织的权力机构，县级以上（包括县，下同）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们各自的职责简述如下： （一）决策权 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和专职专薪制。党代表的薪金由相应一级党的组织发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支出，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为500人左右，县党代表50人左右，省、市依此类推。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筹备和召集党代会）；其人数为党代会代表人数的1／10，并设常务主席1人、副主席1人，处理常委会日常事务和组织调查研究。 各级党代表大会职责与现行党章规定大体相同，但要增加一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督促其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策。遇有紧急情况，由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代会代表按一定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纪检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无权插手其具体业务活动，同时他们还受全体党员投票者的制约。这样的分权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强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个前景是可以争取的。 （二）执行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9名委员，组成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以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人数和职权上大体相当于目前各级党委常委。目前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员很长时间才参加一次全会，成了党内花瓶，不必再虚设了。 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常务委员会通报备案。 党的执行机构并非单方面接受决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在执行工作中如果发现决策有误或不甚完善，可以对决策机构提出抗辩，并提请下一次党代表大会重新审议。这就使党的重大决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三）纪律检查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5～7名纪检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纪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进行纪律检查，但无权干预其日常工作；各级纪检委同时领导属下各级党的纪检委员会的工作。 大家想一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上级应该是谁？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吗？不是的。 各级纪检委员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无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独立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向全国党代会负责并汇报工作。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执行权往往权力最大，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点目标应是监督和制约党务工作的执行权。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决策机构由虚变实，党的纪检机构升格独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点的实现。 三种权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个机构的成员就不得互相兼职，这是不言而喻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选入党的执行机构、纪检机构任职，在其任职期间，则应辞去代表职务，以免角色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下，代表只是五年开一次会的虚职，搞点兼职似乎并无矛盾；但在党内领导制度改革之后，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制衡，党代表大会代表专职专薪，他再去兼任执委或纪检委，就很不合适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能够在党内做到分权制衡，那么一位领袖人物还能那么容易地去“集中力量办坏事”吗？而如果要集中力量去办好事，三权分立则可以使好事考虑得更细致、更全面，而严格的制衡可以保障各个权力按照合法程序去行事，从而防止“好事办坏”。 二、关于国家宪政 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顺应世界宪政潮流；而要明确世界宪政潮流之所向，不能不对中外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 笔者有幸根据中国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宪法全书》所载中国和其他110个国家的宪法进行比较研究，颇有收获。愿选择部分成果，与有兴趣的朋友分享。 究竟什么是宪政潮流？这虽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却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我选取了十八个问题进行考察，以110个国家为基数，计算相关国家所占的比重（%），主流便一目了然 1. 56%的国家宪法规定有公民投票； 2. 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 3. 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 4. 69%的国家承认或不禁止双重国籍； 5. 69%的国家元首为总统； 6. 71%的国家元首兼任军队统帅； 7. 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 8. 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 9. 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 10. 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 11. 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名称写进宪法； 12. 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13. 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 14. 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 15. 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 16. 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 17. 98%的国家宪法保障人权； 18. 99%的国家宪法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 如果说，大多数国家在前述十八个问题上的宪法取向，反映了世界宪政潮流的话，我们可以说：2004年3月中国人代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初步顺应了世界宪政潮流；而其他问题上，则显示了中国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之间的差距以及中国宪政改革前进的大方向。 世界宪政潮流发端于十七世纪英国，成熟于十八世纪的美国与欧洲，流行已达数百年。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新闻自由，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判断政治体制优劣进退的一面镜子。不是吗？上个世纪莫斯科两度易帜——1917年升起了红旗，1991年8月22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用历史上的俄罗斯旗帜（白、兰、红三色旗）取代了镰刀斧头红旗，重新作为俄罗斯的国旗。对此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评判。而用世界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来对照，就一清二楚了。 1、布尔什维克先后消灭了它的“兄弟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从1921年开始，俄罗斯由多党制变为党外无党的一党制国家，显然是历史的倒退。 2、1917年以后的俄罗斯政权同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背道而驰，经历了由“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到“一切权力归党的总书记”的发展，形成了高度集权专制，红色恐怖笼罩全境。仅1935—1941年这六年多就有2000万人遭受政治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平均每年杀100多万人。 3、前苏联宪法虽然载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但实际上候选人均由执政党指定，然后交给选民去按等额投票，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根本无法当选。选举成了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的愚民闹剧。 4、前苏联无新闻自由是举世皆知的，以致于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只能靠收听美国之音来了解新闻，这就是对否定宪政原则的绝妙讽刺。 苏俄反宪政潮流七十余年，终于陷入了天怒人怨的汪洋大海。最后时刻，苏共中央通过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高官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试图挽救危局。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害怕重新回到那种一党一派垄断政权、草菅人命、控制选举、扼杀新闻自由的恐怖生活中去，因而都不支持“8・19”政变，政变三天就失败了。广大公民和他们的代表唾弃了反宪政潮流的政治体制，以致于共产党员占最大比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8月29日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历史终于宣告，1991年三色旗在俄罗斯重新升起，是顺应世界宪政潮流的进步之举。循此思想方法，我们也就不难评估那个时代的东欧剧变，新世纪以来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事变，以及未来还可能发生的此类事变。所以说，以宪政潮流为镜，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历史变迁。 无论在中国还是前苏联、东欧各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都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不改革，就会亡党亡国”。但是究竟如何改，以什么为参照系，对未来新的政治体制应当怎样设计和建设，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具体而言，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据某人说，关键在于它要“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沃土是什么？谁都知道，就是封建帝制嘛！中国是全球历史上帝制最发达的国家，谁要以“皇帝”为题材做博士论文，非到中国考察不可。然而，封建专制主义沃土，并非中华民族的荣耀，恰恰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政治根源。谁对称孤道寡感兴趣，就让他去沾沾自喜吧。这也许是某些人强调“特殊国情”的潜台词。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喜欢帝制的阴影。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永远只能植根于过去几千年的落后惯性，那怎么能实现后来居上？那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社会变革和“与时俱进”？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岂不是也有点道理么？ 显然，后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像90%以上的国家那样，走分权制衡而不是集权专制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识世界宪政潮流，对我们启示多多。再譬如说，当今世界七成以上的大国实行联邦制，而非联邦制国家则七成以上实行地方自治，这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设计也颇有借鉴作用。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目前，许多人除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以外，并不知还有一般的地方自治概念。借鉴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认真探索和解决好地方自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处理好民族问题。因此，只有以世界宪政潮流为航标，我们才能拨开迷雾，看清前途，明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需求，区分轻重缓急，去逐步争取胜利。 中国宪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权利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直接民主权”，它所对应的是国家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 现行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不知情，谈何管理？不知情，如何评价委托管理者即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水平？ 现行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知情，如何选举公民放心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罢免公民不放心不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监督人民代表的工作？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现代宪政民主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对国家政务——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等各类“间接民主权”的信息不知情，如何做得了主人呢？ 与公开化相对立的是保密，是神秘。马克思把缺乏公开化的国家机器斥之为官僚主义机构，他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神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靠的是等级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社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三○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列宁讲得也十分明白：“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六卷一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二版）现在时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快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化，将国家机关所掌握的全部信息（除极少数法定例外），一律向公民公开。 因此，国家应当从“直接民主权”的立场，充分保障公民对国家政务及其相关信息的知情权，同时还必须从“间接民主权”的角度，明确规定国家对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公开化原则写进了宪法，可见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重要性已经被普遍承认。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建议在宪法中规定公开化的原则和措施，并在此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可惜至今尚未实现。一九八八年就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可是只有保密法而没有公开法，形成的就只能是个偏瘫的制度。 正是由于我国在宪政与法制层面上对于确立公开化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二○○三年上半年发生的SARS疫情中，受到重创。如果认真从那次SARS之灾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SARS疫情问题上，个别人的工作责任是次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制度本身不健全，从而导致疫情发生初期信息传递梗阻，防疫措施滞后，病毒传播迅猛，结果夺去了过多的生命。亡羊补牢，如果没有制度性的补救，今后老百姓和国家难免还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公开化原则意味着：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有依法公开政务及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除非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在特定时间内需要保密的，才能保密。应当保密的不保密是违法，应当公开的不及时公开同样是犯罪。 公开化不能仅限于国家机关对过时的保密档案解密，那只是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中的一种情况。公开化更在于法定保密以外的全部信息必须及时地充分地向公民公布，尤其是那些关乎广大公民权利、自由、利益的重要事情和重大问题，毫无疑问在事先、事中、事后都要公布，不得有任何隐瞒，以便公民充分了解，并能进行广泛的讨论。 因此，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和新闻发布制度，通过专门的公告以及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定期地或随时地向公民通报信息、发布新闻，帮助公民了解政务情况及其相关的信息，并向老百姓提供查询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 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根据公开化原则，应当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作出相关的具体规定，如： 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必须公开举行，如果需要召开秘密会议，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批准。 第二，人民代表在公开举行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由秘书部门在三日内印发，并允许公民到指定地点查阅或索取；秘书部门负责定期将人民代表的发言记录汇集成册，公开发行。 第三，公开受理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旁听人民代表大会的申请。 第四，正常情况时，定期举行人大新闻发布会，向公民通报人大工作；非常情况时，随时通报。 第五，大会及各种公开会议均允许记者采访，允许电视台、广播电台录音、录像，现场直播或录播。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顺应世界宪政潮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现代民主的政党制度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容之一。任何政党都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革，将自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民主型的政党。而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当其冲需要完成自身的改革任务，成为现代民主的楷模，才能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搞好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 总之，国家宪政建设与执政党内的民主改革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所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是国家宪政与党内民主改革双管齐下。 2012年3月27日第5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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