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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4, 2013, 6:17:10 AM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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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习近平怒拔尚方剑——"红二代"与"官二代"利益争夺加剧 Posted: 02 Sep 2013 11:35 PM PDT
就在世人众说纷纭地等待薄熙来"世纪审判"宣判之隙，中共当局又宣布对石油帮窝案立案调查，中外惊呼"谁是下一个大老虎？"习近平已于8.19下令打击"反动知识分子"。看清楚，他舞动的是柄双刃剑。
（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去年和今年的新华社电讯，北戴河时间已成定规。去年首先在北戴河亮相的是王储习近平，8月5日会见到北戴河休假的优秀专家和基层一线人才；8月14日总理温家宝到浙江考察经济运行，显示北戴河时间的结束。今年两头出镜的都是常委刘云山。8月5日他受习近平委托，在北戴河看望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60名专家；14日他先于其他常委，作为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在京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发表讲话。
8月5日至13日，总共8天，可以看作是北戴河时间。这8天能够决定和改变中国的命运吗？
习近平北戴河高调反腐，常委会集体授权
据悉今年在北戴河，习近平集中谈反腐，谈到中央准备立案的具体案例，讲得十分严厉，表示在任一定要打掉腐败恶性膨胀的势头，因为情绪激动，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人高体胖劲头之大把衬衫扣子都崩掉了。夏天领口敞开，其余扣着的5个扣子，崩得满地乱飞，衬衫上的只剩下1个扣子。
 北戴河海滨
回到北京，习近平在他主持的常委会上继续部署反腐，他说：因为情况特殊，王岐山同志需要尚方宝剑，应该给他。我们要大胆反腐，不管是谁都要一查到底。据悉习近平的提议已经形成常委会决议。
薄熙来不属于大老虎之列
从北戴河到中南海的8月常委例会，一而再研究反腐，针对的并非是前朝来不及审判的薄熙来。薄熙来案引发出激烈党内斗争，各个帮派意见僵持不下，无法平衡，才不得不交予司法解决，据悉这是王岐山拿出的意见。
薄熙来受审之前半个月，在律师的宣读下看到案卷材料，"律师念，我抄下来"。这种待遇是空前的，是超出现行法律的。出庭受审的薄熙来，"随身带的一大摞文件夹，有透明单页文件夹，有透明文件袋，并且每个文件夹都做了标记，每审一个事实，薄都会找出相应的文件夹。"中国哪一位犯罪嫌疑人庭审前可以做这样规模的应诉准备？拒绝律师辩护的江青做得到吗？两个同样是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做得到吗？8月14日在庭前会议上，薄熙来要求法庭对他去年7月对上届中纪委做的自书笔录，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态度十分决绝。已经明确表达他要翻供，拒不认罪的立场，但是并没有受到压制和阻拦。
如果说薄熙来连续5天的一审充分显示出中国司法的程序正义，那么这种显示今后是否能成为范例，普及到每一个法庭，每一场审理？回答肯定是否定的。追究幕后交易，只能认为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和王岐山并没有把薄熙来看成是陈良宇或刘志军那样的腐败分子，而是把审薄看成是不能错过的极为难得的机遇，对薄，对掌权的"红二代"都是如此。如果把薄熙来看作是陈良宇、刘志军一样的腐败分子，就会浪费掉对中共政权来说一个百年难遇的可贵机遇。济南中院连续五天对薄熙来的审理文明又公正，公开又透明，用知情人的话说，就是要让天下人同看一个大广告。笔者将另辟专文评论这个大广告。
 薄熙来不是老虎
反腐开局"'老虎'、'苍蝇'一起打"严重受阻
习近平今年1月22日，在中纪委第二次会议讲话中提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王岐山列出四个大案，上报中央。这四个大案包括十七大一名常委，两名政治局委员，还有一名前书记处书记。
新年伊始，习王明显是要学习毛泽东，当时主流媒体忽然又重提毛泽东杀天津的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大手笔，为习王打老虎造势。
应该说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决心是大的，是坚决的，如果立案能够获得通过，新政绝对不会是当前这种艰难的局面，落个"干嘛嘛不成"，"雷声大雨点小"的骂名，会有一个反腐立威的好的开局。
对新政要出手的四个大案，中央意见非常激烈。胡锦涛最先坐不住了，去找曾庆红，俩人又一起去找江泽民，江那会住在西山湖心岛，老邓的旧地，也忙于两会之前人事大盘。距离两会揭幕只有一个多月，江一听这四个人也坐不住了，就把王岐山和习近平叫到西山。江根本就不看习，算是给新君留了面子，对着王就破口大骂，说你们要搞什么名堂？党的形象还要不要？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几届中央的矛盾要让全世界知道？这就是搬出现在党的潜规则：注重党的形象。过去老毛从来不管党的形象，他一呼百应，全党都得跟着他走。他整完这个整那个，他管什么党的形象不形象？邓小平也不管这个，一下弄掉了一个党主席两届总书记。现在所谓有"刑不上常委"这个底线，不过是各派系单独的力量都达不到彻底搬倒对方，所以需要各派力量之间进行平衡，也就形成新的党的潜规则的底线。
王和习俩人回去商量之后，非常意外的，"打虎计划"搁浅，就是这四个人，一个退休了，那三个"两会"全部安排在显赫位置上，继续就任国家领导人的高位。习王对付这三个人，还好办，套用邓小平的话，他们都成了维吾尔族姑娘了，一大把辫子都攥在中纪委和习的手里。对于放虎归山的老常委，习王能放手吗？
 江泽民曾阻挠"打虎计划"
"红二代"与"官二代"利益争夺加剧
2012，十八大筹备的一年，党内大案丑闻频发不断。薄熙来被免职的3天之后，3月18日"大内总管"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因与两个藏族女子在法拉利跑车上"玩车震"，殒命北京四环保福寺桥东辅道。有说法，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帮他掩盖丑闻，两人达成政治交易，共同设计了5月7日海选，搞常委摸底，5名候选人，令计划名列第三把自己也选上去了。
要说薄熙来有政治野心，不过是大搞政绩，搞出一个"重庆模式"打回北京去。而令计划则是依靠政治阴谋，挤入常委，争当第六代接班人。据悉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副局长，把"3・18车震"丑闻详情报告给老市长王岐山，王又报告江泽民，江找来胡锦涛，胡竟然什么都没有听说，羞愧之下，不得不更换大内总管。
11月十八大之前，周永康的门生中石油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蒋洁敏因为协助令计划向两名受伤藏女赔偿人民币巨款被中纪委调查，成为外媒报道的热点。十八大蒋平安如，两会调离中石油，担任国资委主任。其中玄机真是一环扣一环。
在老子扛枪打天下的"红二代"眼中，像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爬上最高位的技术官僚，不属于正统，他们的子女只被称为"官二代"。而"官二代"20年来，对国有资产、民营资产、土地的掠夺，非常严重，正是国家权力急速恶质化的重大现象。一个县里的事，实际上都跟上面千丝万缕联系着，任何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案子，说来说去都会说到某一个常委头上。他们的子女个个都是大企业的主管，是巨富。而"红二代"上来之后也要掠夺，有的干脆要"官二代"把利益让出来。
习近平是决心要制止国家权力急速恶质化下去的状况的，否则天怒人怨，政权就要动荡。四个大案两会前被迫停止，但是并没有放弃，对四川省和石油帮的调查，一直在进行，省部级落网者连续不断，早已形成围城打圆的压迫攻势。北戴河重启打虎战役，十八大新常委，国资办主任蒋洁敏的立案，确实预示收网战役的到来。
刘志军大案三个半小时结束庭审，薄熙来延绵5天，这就是区别。打虎大戏会不断登场，但是想再看审薄那样的精彩情节，不能抱过高希望值，原因在于习王眼中薄熙来不是老虎。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了什么？
审薄前夕，8月19日，20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确实是习近平的一个新提法，也是打通毛邓的重大步骤，意识形态已经提到党的第二个中心工作的高度。邓小平时代有意淡化意识形态，"不争论"的时代宣告结束。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理论治国的方式，重新回到中共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到9月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连发八评，鼓吹习近平的这篇讲话，估计还要继续评下去。
有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内部版文件已经下发，看到的人比比新华社报道，人民日报评论员宣传的内容要"狠得多"。从这次会议上有一句话流传出来，"窥一斑可知全豹"，可以充分了解习近平讲话精髓。据悉19日刘云山作报告当中，习近平插了一句话：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19日当天，北京市警方抓捕"秦火火"、"立二拆四"，法制晚报报道："长期在网上兴风作浪，炮制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制造事端的网络推手被拘，是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的第一把火。"21日央视报道上述事件，用的背景是罗列其罪名的网络截图，声称："秦火火诋毁、污蔑孔庆东，司马南等等爱国学者。秦火火一方面造诣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另一方面却却极力美化蒋介石、胡耀邦和美国。"电视观众对上述内容纷纷提出质疑，央视不予理睬，该背景新闻连播两天。
8月23日网络大V薛蛮子在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居民楼抓捕卖淫嫖娼人员中落网，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些重型传媒，均进行连续报道。
 作者高瑜
各地都在抓捕网络造谣者，其中荒谬事件时有发生，广东公安官微发表《谣言必须打，打击须依法》被删除。打谣、抓谣，与官媒批宪政和公民社会相比较，已经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大有当年"清污"运动的味道。好在中国人啥运动都经历过，文斗、武斗都能扛。
作者：高瑜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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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Sep 2013 11:04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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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5, 2013, 6:02:42 AM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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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3 08:57 PM PDT
自十八大召开之后，北京的政界和商界都流行一种看法，要判断习近平的大政方针，需等到今年中共的三中全会。这里面既有程序的原因，也有历史性原因。程序的原因是，十八大刚刚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一中全会是决定中共高层权力的分配，二中全会是决定政府权力的分配，因此无暇讨论大政方针。历史性原因是，中共面临著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严峻的危机，因此，此次三中全会的重要性，非同寻常。
上周，中共高调宣布将于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中写道"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些口号一方面反映了当局试图提高外间对改革的预期，但这些毫无新意的陈旧话语也恰恰反映了中共改革面临的最大困境――一筹莫展。 为了显示当局正在认真推动实质性改革，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公报特别突出了政治局听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筹备工作报告这个议程，赋予这个改革举措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更多地了解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背景，反而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试验区的产生，正是实质性改革难以推动的结果。 根据《凤凰卫视》与参与设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计的专家的访谈，这个试验区的设计中有两个关键内容，一个内容就是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另外一个就是"负面清单"。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是指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也就是说，凡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的，外资都可以进入经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7/13/c_116523255.htm 这两项试验内容，实际上是中美投资协定长期谈不下来的关键内容。中方原来对保持经济增长很有信心，对此一直不热心，现在李克强认识到了外资大量撤离的真正危险，开始著急了，但推动相关改革谈何容易？但如果拖下去，中国不仅会失去大量的外资，更重要的是，随著美国和欧洲经济开始企稳和复苏，新一轮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高潮即将到来。中国若错过这个机会，后果非常严重。正是在这个压力下，据说李克强力排众议，甚至拍了桌子，才推动了这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但是，严格说起来，这个试验区并不是对现存体制的真改革，而是对真改革的回避。因为试验区将海关后撤，仅仅在有限的空间落实了中国对美国的承诺，这样做对外资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对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好处，都是很不清楚的问题。 事实上，国际资本对中国未来的局势，已经作出了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判断。仅仅靠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很难扭转这种判断，也就是说，很难扭转国际资本逃离和回避中国的大势。李嘉诚密集抛售大陆和香港资产转投欧洲，就是证明。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3_09_01_169615.shtml 这是不是意味著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设计只可能是画饼充饥，而不可能是背水一战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确实只可能是前者而不可能是后者。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习近平不想背水一战，而是他没有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种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1978年的中国与今天表面上有几分相似，就是说，是一场大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之后，有了一位新领导人。但那时在中央和地方，有一大批敢做敢当的中共元老和老干部，他们从文革灾难中反思了包括自己在内的种种谬误，有一种真诚的改革冲动，也有相当大的政治空间。 习近平今天几乎是处在贪官污吏的重重包围之中，他要想背水一战来推动改革，首先必须要打破这个重围。但现在还看不出他有这样的决心。他对中国经济还有幻想，对整个官僚体系也有幻想。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改革动员，只能是画饼充饥，而不可能是别的。因此，这一次三中全会的改革设计将不会有奇迹。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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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老人后继有人――写在网络唱红打黑的进军号下 Posted: 04 Sep 2013 06:11 PM PDT
网络正在大打其谣。我对谣言做过一点研究，有志於写一篇《谣言学发凡》，不过至今没有成文。
我认为谣言很可能"万岁"，至少比一切媒体更长寿；它的忌辰，我估计当在历朝历代各位热心打谣者寿终正寝之後。 有人说"谣言止於智者"，我看不见得。更站得住的判断，恐怕是"谣言止於透明"。因为谣言的突发流行期，往往在黑暗期，文化专制期，信息垄断期，舆论被管制期，言论无自由期。 谣言没有特别的属性，因此可以说它什么都"姓"："姓"王也"姓"李，"姓"社也"姓"资，"姓"官也"姓"民，"姓"正能量也"姓"负能量。为什么？因为谣言无所不在，可以出现在古代桀丶纣丶幽丶厉的高压统治下，也可以盛行於当今最先进的阶级专政或最先进政党领导的和谐模式里。 邓小平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他有拍板的嗜好，非要坚持这个说不清楚的制度不可。现在的主持打击谣言者，未必比邓小平高明，未必说得清楚什么是检验谣言的标准，但他一定有个藏在黑箱里面的潜标准，这个潜标准只能表述为，"领导的好恶是检验谣言的唯一标准"。 这也同样是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标准：薄熙来所爱，就是红，市民必须唱；薄熙来所恨，就是黑，国家必须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唯我独尊，多少条人命，千百亿民间资产，就是在薄熙来唱红打黑的狂想曲中被断送的。如此无法无天，居然被代表国家的公诉人，免於起诉，大赦掉了。 只要美容是治国的方略，就应该夺取和占领舆论的制高点，严打网络谣言，确保鸦雀无声。 我也听到了一条网络大谣。中国有一位知名军官发微博："普京8月27日下令，在西方攻击叙利亚的情况下，俄将对沙特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造谣造到这步田地，大概不在中国主旋律的火力圈之内，倒是有相反的可能，它正温暖地处在保护伞之下。 一切有立场有观点的革命者须知，谣言有红与黑的大区大别！比如说，如果有人指出中国有多位法官聚众淫乱，那一定是黑谣言，因为负能量不可能是被法官淫乱出来的，绝对是被可恶的网络揭发出来的。当年的反右派，文革，平暴，莫不如此；今天更应如此。领导人的精丶气丶神，应该是统率全国的灵魂。思想靠他出，道路靠他指，制度靠他立。不同的意见，除了扯皮和添乱，有什么用？章伯钧丶储安平因此被整肃。林昭丶张志新因此被消失。刘晓波丶许志永因此被逮捕。共产党的元勋彭德怀丶习仲勋也因此被出局。一个国家，只容得下一个脑袋和一张嘴巴，够了够了，再有就是多馀的！ 习仲勋老人死得太早。祝他在天国平安。这位老人最后的职务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在这个最后的岗位上，他仍然主张中国应该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多么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中国的命运，是和不同意见的命运息息相关的。鸦雀无声，整个国家因此奄奄一息，岂只是鸦和雀的悲哀？祝愿这位可敬老人的遗志后继有人，中国应该不会永远万马齐喑。 ――原载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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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3 07:47 AM PDT
《风雨宪政梦》前言
这是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探索、研究自由、民主、法治、宪政问题的论文选题。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泽东去世，十月江青等四人帮被抓，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浩劫结束了。人们在欢庆之余痛定思痛，不禁反思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以及今后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的中心工作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会议决议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民主和法治问题确实重要，应该加强，但有关的理论问题，更应该认真研究，先搞清楚：
什么是民主？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说，一个时期以来，我们讲集中多了，讲民主少了。这是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是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四条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明明是共产党内的规章制度，哪里是什么民主。有人把民主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忘了多数还应该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希腊先哲苏格拉底竟被雅典城邦大会多数人决议处死，这是人们熟知的重要教训。为什么三中全会决议以及其后党内文件中凡说民主必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这显然是为了和资产阶级民主相区别。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广大百万倍。"可是这和我们每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亲眼看到的事实恰恰相反。事实上正如陈独秀在其晚年与友人的书信中所说："民主并无东西之分，东西方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专制，一个是民主。"民主政治真实的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耘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胡适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写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中评论说："独秀自己的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决大悟的见解。"独秀看得更透彻了，所以能用一句话概括起来：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与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他更深说一句："特别更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短短的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由此可见多党制，三权分立，公民的言论、结社（包括组党）自由是何等重要和必要。中共所以一向严厉对待异议人士（或叫持不同政见者）。前常委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之所以大讲"五不搞"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确保他们的一党专政。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的是"法制"。后来人们常用"法治"一词。鉴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事实，毛泽东除了讲过"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还在一九五九年一份内部文件批示道："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我国古代曾有要法治还是要人治、礼治的争论。法家主张依法治国，严刑峻法。我们现在所讲的法治当然与古代法家所说的法治不同，因现在的法治总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法治就是依法而治。有人不同意依法治国，说：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于是又引发了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当有人向彭真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先说，我不清楚。后来才答复说："在制定法律前党大，法律制定后法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领导人民实行法律，这实际上说党比法大。"领导"一词在中共口中是一个大有用处的字眼。领导原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两个意思。思想领导是党以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的正确性，说服群众自觉自愿的接受和服从组织领导，是党不论说什么群众必须服从。刘少奇说过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每个人都是党的庞大的机器里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在这里党的领导与党的专政是一个意思。难怪毛泽东在反右派时提出的区分鲜花与毒草的，也即划定右派的六条标准；后来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提出的四个"念念不忘"；邓小平在全党理论工作务虚会闭幕词中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都是把党的领导和专政列在其中。毛泽东早就说过专政是个法宝，是通灵宝玉，是万万不可弃置的。本世纪初以来国内流传党内有一个说法：搞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一些人期盼中共领导人主动改革，却屡屡落空。马克思说的好，统治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是下一个说法说得对："改革已死，宪政当兴"。
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我在《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一文中反驳了这一观点。交通法规不仅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也有利。人类社会最早的法律，严禁并惩处乱伦的法律也与阶级斗争无关。看来法律是人类社会长期摸索后制定的共同行为规则。到了阶级社会一部分法律才有了阶级压迫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以偏概全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时说："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谁来治国呢？当然是统治者。在我国的旧王朝一向把治国称为牧民，也就是放牧者管羊群。他把宪法看成是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总章程。孙中山则说："政府之结构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法治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个是依法而治(Rule Dy Law)；一个是法律之治(Rule Of Law)。前者是法律的工具论；后者是法律的契约论。
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是最高的法律。但法是否就是至高无上，法上面还有什么呢？我在客居美国时曾探索这个问题。在一次接受友人高皋采访时说：法的上面还有自由、平等、正义、仁爱的普世价值。它们先于法律。一切成文法都源于自然法。这些被称为普世价值的观念，也就是我国古代哲人所说的"天理"，"道"・・・・・・最近，我国有御用学者为了坚持一党专政大反普世价值，自称他们发现了什么"宇宙真理"，真是匪夷所思，荒谬到家了。
1982年12月10日，我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通称《八二宪法》）诞生了。邓小平在修宪之初就提出将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后来写进了序言。宪法序言有无法律效力？在法学界引起争论。我认为序言没有法律效力。理由是序言只是政治宣言，不是用法律规范性语言写成的。宪法一般有规定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容。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两词写入并无不当，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内容人民是否接受和信奉，应出于自觉自愿，属于思想信仰自由，不应写入法律加以强迫。对于八二宪法内容，我也提出批评，主要有：
1 人民代表大会制显然是抄袭苏联的。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和议行合一。彭真说，这是最便于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多年来事实说明，全国代表人数众多，大会一年召开一次，且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担负议定重大国事，很难胜任。后来改用加强人大常委会的办法加以补救。特别是规定人大常委会不得兼任一府两院的工作。我曾说过，这是我国即将实现三权分立的预兆。
2 是沿袭前三部宪法将宪法实施监督责任交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负责，而非由最高法院、宪法法院或专门机构负责。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立法院通过的每项法律都由最高法院进行合宪性的审查。一旦宣布违宪该法律即失效。我国由人大及其常委审查他们自己通过的法律，显然是多此一举，不可能起到监督作用。而且由于没有宪法法院或类似机构，宪法诉讼也无法进行。公民对国家领导人违宪行为告诉无门。例如，我在旅美期间曾与王丹、王军涛、胡平、李进进、陈小平成立了一个"司法观察"，我写了一篇江泽民越权违宪、卖国应该追究。国内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胡锦涛在上任之初，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一条宪法修正案。在国家元首一节中增加了一条：国家主席得进行国事活动。泛泛的一句话就把虚位的元首制改为总统制，把英国女王变成了美国总统。这未免太轻率了，太不严肃了。宪法实施监督问题是区分民主宪政还是党主宪政的标志之一。我还写了各国宪法实施监督机构的比较研究。
3 "八二宪法"还有许多缺点。如，有些规定是为邓小平量体裁衣。国务院总理有任期的规定并有义务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但军委主席既无任期规定，也未规定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这是关乎党国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军队不能国家化是政改的一个重大障碍。"六四"事件就是明证。
"六四"事件后，我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关押在武警部队一年半。一九九零年底获释返家。一九九四年五月获准赴美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宪政与中国"的研究项目。该校资深法学家亨金教授写了一本小册子《宪政主义诸要点》给我很大启发，深获教益。我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宪法都符合宪政主义。宪政的主要原则是保障私权限制公权。为此，三权分立、多党制、联邦制都十分重要。公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选出官吏，也有权将其弹劾罢免。一九九五年春，我完成了分配给我的项目，写出了《中国宪法简史》。在其最后一章"中国宪法前景"中，我指出，我国先后四部宪法都属于社会主义类型，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政治上只能专政，毫无民主。同各国的宪法一样，苏、中的宪法也有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但都是为了看着好看，并不准备实行的。根据"八二宪法"第三十五条制定的游行示威法，对公民实行这项自由权利加以严苛的种种限制，被称为"不准游行示威法"。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批评国民党的民国宪法时所说的挂羊头卖狗肉，是一样的。几年前，谢韬和辛子陵相继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并引起理论界的大讨论。我写出《民主与社会主义熏莸不同器》。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说到宪政，社会主义更不会有民主宪政了。此前社会主义阵营哪一个不是专政。最近越南实行政改修宪，将国名"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又是一例。二零零三年我总结了在美国的学习研究的心得，应邀在一个互联网聊天室做了"宪政主义救中国"的演讲。这篇长达一万八千字的长文，最近稍加修改，改题目为《宪政中国――理想与现实》，送香港一家刊物发表，并收入本书。去年底，我应了腾讯网记者采访，谈了我多年以来研讨与追求宪政的成就与挫折。该网在大师访谈节目中以《于浩成"风雨宪政梦"》为题发表。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在"八二宪法"发布三十周年纪念会上，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实行宪法是宪政的灵魂"，"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炎黄春秋"相继发表了两篇社论，回应说实行宪法就是宪政。我认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一是十年前胡锦涛在就任总书记之时，也曾宣称要实行宪法，把实施宪政写入宪法全文中，何以十年之久都落空了。其二，正是邓小平所指示将四项基本原则写人宪法序言的，这为执行民主宪政更增加了困难，成了拦路虎。有人说，只要实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就是宪政了。这话说的确实不错。在台湾，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公民有了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宪政也就实现了。我们现在是仅有宪法第三十五条条文，但因缺少保障这些公民自由权利的具体法律"新闻出版法"、"结社组党法"只有有关部门发布的限制公民自由权利的行政管理法规以至未能实现。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乐观。果然，是否和能否实施宪政，各种不同意见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小青提出倒宪的主张。她说，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不同于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实行宪政是不对的。由此引发一场大辩论。一家党报的一篇社论说，实行宪政就是变着法儿而拐着弯儿要共产党下台。值得注意的是争论的双方不论倒宪派还是行宪派都把西方的民主宪政看成或者说成是"坏东西"。行宪派中有不少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宪政论。据报道有人问他们，你们的社会主义宪政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无区别，有人答没有区别。著名政治评论家高瑜批评，既然如此何必还要搞什么政治改革？我认为实行宪政就是要共产党下台的说法是不对的。实行宪政只是说共产党不要专政，允许反对党派的存在，并参加公正的选举。如果在选举中失败了下台，也只是暂时的，下次选举后还有可能上台。在民主国家政党轮替是正常现象。苏联垮台时苏共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过，纵观世界各国，一个政党永远执政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主宪政不是坏东西，我们不必讳言。宪政民主来自西方。中外历史都说明，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十分重要；非常必要；并不可怕。日本明治维新时，有思想家提出"脱亚入欧"。我国五四运动时，德赛两先生也是从西方请来的。邓小平就曾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在美、英、法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因为没有采取具体措施，以致未能防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宪政民主是我国唯一的出路。让我们加倍努力，促使我国早日进步人类共同文明的康庄大道。
以上是本书主要内容。还有些篇讨论多党制、联邦制等问题，这里不一一细说。本人才疏学浅，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殷切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致敬！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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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6, 2013, 6:30:40 AM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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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Sep 2013 11:08 AM PDT 中国，"人民"是一个泛滥而混沌的概念，"人民"的字样、抬头、牌匾、题词、说辞无所不在。但人民究竟是谁？谁也说不清楚。似乎没有人敢说，我就是人民，更没有人敢说，我不是人民。人民既到处充斥，却又无处寻觅。 在中国，"人民"的长期泛滥有其深层的意识形态背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相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人民"自身则是暴力革命的政治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时代体现。按照阶级斗争学说，中国只有两种人──人民及其敌人。人民的使命就是消灭敌人。结果是只有找不到的人民，没有找不到的敌人。"人民"堂而皇之地成了实行专政的概念工具。人民的资格往往是由执政者根据其政治需要来界定，于是，凡是敢于坚持异议的人，必然被赶出人民之列，甚至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人民"还隐含著有罪推定：社会中有一部分敌人，他们总是处于人民的对立面。"不是人民"就是这些人的不赦之罪。因此，必须对这些（敌）人实行专政。不仅如此，人民还在名义上成为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可是，当没有人知道人民是谁的时候，主权自然落到号称是人民的代表者手里。可见，当公民缺位的时候，人民其实就是臣民的美妙代名词。在宪政民主国家中，也有人民的说法，但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上，政治意涵也完全不同。 与"人民"相比，"公民"就大不相同了。公民意味着平等，人民意味着歧视；公民意味着和平，人民意味着斗争；公民意味着法治，人民意味着人治；公民意味着共和，人民意味着专政；公民意味着包容，人民意味着仇恨；公民意味着团结，人民意味着分裂；公民意味着个人至上，人民意味着集体至上。 人民是以没有边界或者说可以任意划定边界的集体为单位的，不可识别。法国思想家贡斯当指出："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集体时，他并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了这个集体，相反，他是把自己奉献给了以集体的名义行事的个人或小集团。 公民生来就是以个体为单位的，极其容易识别。即使被划入敌人的范畴，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公民，我要伸张我的公民权。"公民的权利、自由是生来就有的。公民的门槛是最低的──有国籍的人就是公民，没有国籍的人就是世界公民。 人民概念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民内部是分成级别的、干部群众的、党内党外的、城乡有别的。人民对非人民则是压迫和专政，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公民概念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没有人有权压迫另一个人，更没有人有权对公民同胞实行专政。 不仅如此，凡是公民可以自由选择的政体，就不会是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的国家与共和国家是自相矛盾的。虚幻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家，既不民主，也不共和。看看历史上和当今如此命名的国家，就一目了然了。朝鲜、古巴、越南，以前的东德、匈牙利、波兰、罗马里亚，哪个人民共和国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立国之本的？那些东欧国家的人们一旦成为真正的公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从国号中逐出"人民（民主）"保留共和。 真正的共和国必须是为所有公民服务的，而不应只为公民中的人民那一部分服务。立法机关不应该成为仅仅代表"人民"而不代表公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机关不应该成为仅为"人民"落实正义的人民法院。政府机关是由纳税人的公民来养活，于情于理都不能只为虚幻的"人民"服务，而不为养活他们的公民服务。如果党和政府只为"人民"服务，不为公民服务，那么，谁来为公民服务？当没人知道"人民"是谁的时候，党和政府是在为谁服务？政府的官员不应是人民公务员，而应是公民的公务员。"人民公仆"与"人民共和国"一样，是自相矛盾的。人民的仆人是私仆，公民的仆人才是公仆。人民的仆人更不能让公民来养活。 "人民"是专政逻辑的产物，"公民"是宪政逻辑的结果。专政是人民之治，宪政民主是公民之治。只有公民才是共和国的自由、独立、有尊严的主体。如果说臣民体现的是君臣关系，"人民"体现的是敌我关系，那么，"公民"则体现的是共和之下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自由、平等、有尊严的个体之间的关系。伙伴之间也意味着，每个个体之间的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平等的，法律地位与身份也是平等的。公民只存在于民主政治之下，靠法律来保障。没有权利平等这一起点，就没有现代公民。没有公民，就没有民主！ ――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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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Sep 2013 10:40 AM PDT
公审薄熙来的那场大戏刚刚落幕，新的重量级党内贪官又被中纪委高调抛出，与以往不同的时，这回不是一次只抛出一个，而是一次端出一窝。除了在任的中石油四名副省部级的高管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更有从中石油一把手位置上晋升国资委一把手，去年这个时候经习近平亲自审查通过而荣升十八届中央委员的蒋洁敏。另外，在中石油副总的办公室里直接被中纪委调查组“接走”的王永春也是因为“年富力强”、“政绩显著”而在去年这个时候被习近平亲自审查通过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回顾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蒋洁敏在二零零七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先是被从中石油副总位置上扶正，继而在十七大上如愿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比蒋洁正好年轻五岁的王永春还没有来得及被在中石油副总位置上扶正，即已经被习近平等人迫不及待地安排进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足见此公如果不是在这一波反腐高潮中不幸中箭，晋升正省部级待遇的国企一把手本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说起来，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至今还未满一年，但当初一一通过习近平同志严格审查才得以成为十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进而又顺利当选者中，如今已经分别有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和本文正在介绍和分析的王永春以及蒋洁敏陆续被抛出来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祭旗。此举不但在中共党被称赞习近平反腐败“真的是动了真格儿的”，并因此而令外界倾向于相信习近平在王歧山的支持和配合下，已经有了打破“政治局委员一个不死，政治局常委一个不抓”这一党内反腐运动的潜规则的强烈意愿。
在香港颇有名气的政治评论员刘锐绍在接受境外新闻媒体采访时认为，现在就对中央会如何整治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周永康现在很可能已经处于被“调查的过程中”。 至于最后对周永康是做党内处理还是公开审判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对周的处理结果如何还要取决于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干系到底有多大，以及周永康是否能与中共高层合作等。如果中共认为周有其利用价值，双方能达成某种幕后交易，那么也许对周的发落会从轻。
而曾经因为“六四”事件的“幕后黑手”之罪名入狱十数年的陈子明先生则已经十分坚定地相信周永康绝对是在劫难逃，他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自信地表示：周永康的亲信相继落马，明确显示中共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周永康。
笔者本人同意刘先生的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的说法，但不苟同把周永康的劫数掺进“薄熙来因素”的分析。笔者在过去的数篇文章中都已经分析过，在薄粉们及个把外界媒体拼命把薄熙来美化为政治犯、塑造为“正义的化身”的同时，最不愿意把薄熙来事件往政治因素上扯的就是中共当局。把薄熙来的倒台和入狱说成是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不但中共当局绝不会承认，在局外的认同者也为数不多。至于所谓政治路线之争，中共当局更是坚决不会承认，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倒台之后虽然所谓的“重庆模式”不再被官方媒体当成“正能量”大力吹捧，但当局同时也在内部发文指示所有官媒不得刊发任何批评和批判“重庆模式”的报道和评论内容。如今假如已经下决心要拿周永康说事儿的话，肯定也是要竭力避开政治理由而不是相反。无论周永康的未来下场如何，中共现政权和周永康本人至少在一个问题早已达成高度共识，那就是从政治角度把周永康与薄熙来完全切割。
一年半之前，薄熙来被双规的前两天周永康还亲自到北京两会上的重庆代表团发表公开讲话，大赞“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是如何的誉满天下，此一举被中共党内和外部世界记忆尤新，因此也成了周永康力助薄熙来“篡党夺权”的铁证。而同时被外界有意或无意忘记的则是在此之前的习近平亲赴重庆力挺薄熙来时，对“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的“唱红”和“打黑”的赞美歌唱得比周永康的颂扬曲高了八度还不止。更何况周永康当时对薄熙来及他当时主掌的重庆市委的肯定和夸赞不过只是从他本人中央政法委领导人的自身责权出发，仅仅是单方面的重庆“打黑”在治安角度的“贡献”，而在此之前习近平对薄熙来的大力肯定不但已经有了上级对下级的阿谀之嫌，而且那种赞美或者说是阿谀还是以党的“副总书记”身份发出的全方位的“高度评价”，不但说他的“打黑”对全党全国都具有“示范意义”，而且还说他的“唱红”是宏扬正气和正义；不但说他领导的经济建设成就世人瞩目，而且还夸赞他的事实上的“面子工程”是“造福一方百姓”，难怪当时的重庆媒体报道习近平对薄熙来的评价时使用了“盛赞”一词，难怪薄熙来回报习近平说他的重庆之行“令山城人民倍感亲切”，习近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重庆之后，重庆人的“唱红”内容中又多了一曲《歌唱薄熙来》。可见，假如要从政治、组织和路线角度去追究周永康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岂不是要追到习近平自己身上。
现如今从所有迹象来看，周永康及其亲属的所有被外界陆续揭露出来的贪腐行为无论有多少属实，都与薄熙来本人及其亲属毫无不沾边。在薄熙来入狱和周永康在十八大上平安降落之前此二人过从甚密绝对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时两人之间的关系绝对是建立在政治利益之上而不是同属一条经济利益链。而随着周永康的退位交权和薄熙来的入狱服刑，此二人在政治上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更不会再对中共现政权的政治和组织运作持续产生任何影响，习近平政权完全没有必要再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说事。所以假如周永康日后真是会为习近平的反腐救党运动勇敢作出牺牲的话，百分之百分是与薄熙来已经被在公审过程中公布出来的罪名相同或相似，那就是利用职权帮助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大发不义之财----早已经在外界被一再揭露的周永康儿子周斌的恶劣行径至少有部分属实。
习近平上任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副省部和正省部级贪官已经陆续被抛出了十几个，其中至少有曾经担任过周永康秘书，在四川官至副省长和人大副主任的郭永祥；以四川省委副书记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李春城；前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吴永文；以及本文前面已经开列名单的蒋洁敏外加中石油的三位现任高官都被认为是习近平反腐已经是“剑指周永康”的铁证，而习近平如今陆续抛出一大票与周永康同属“石油系”高级别贪官是治罪周永康的前奏曲的可能性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在内部尽可能将周永康与这些曾经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下属们进行分割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周永康如果仍然还是平安无事的话，当然不是因为“调查”的结果证明了周永康同志的清廉和无辜，而是“剑指周永康”的政治风险被认真评估之后还是令习近平政权感觉有难以承受之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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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7, 2013, 6:33:55 AM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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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Sep 2013 05:52 PM PDT
在得到官方媒体的首肯之后，胡教授再接再励，最近又在媒体上宣传他的另一个 "研究"心得，那就是："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优于美国的总统制"。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一年多以前，胡教授曾经以更吸引人们眼球的说法宣传同样的观点，当时他将中国的政治领导体制称之为九位政治局常委组成的"集体总统制"。大概是感觉到"集体"和"总统"两个概念的不协调，他在一年后将概念回归到更容易为中国官方认可的"集体领导制"。 大多数读过胡鞍钢的文章的人会意识到，如同胡的其他"研究"一样，他所提倡的关于"集体领导体制"的观点学术成分太少，拍马屁的色彩太浓。例如，他在文中提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这个好的常委会是"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类似的论述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事实上，这样的论述已经完全偏离了一个学者对政治制度的客观分析，而沦为对当政领导人的赤裸裸的吹捧。 看来胡鞍钢的"研究"是极为容易的。因为它既不需要论点和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理论阐述，也不需要任何有客观数据、有历史事件支撑的科学证明，甚至对研究对像本身的描述也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例如，他在文章中断言，"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在这样一个结论性的观点中，他既没有对于所谓的"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和"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机构"等概念给出定义，也没有就他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进行客观描述。 在读了胡的文章后，我对胡的无知不得不感到诧异。他的无知表现在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肤浅认识和相互矛盾的描述。例如，在批评西方制度时，一方面他指责"美国总统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特别是对外决策几乎是由个人作出的。他的决策失误，就要由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来承担，而他个人的损失只是不再担任总统而已"；另一方面又指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国家，其权力机构既是分立的，又是多元的。它可能会互相制衡、制约，但它也可能会互相掣肘"。似乎他一点也没有感到这二者之间在观点上的相互冲突。 他对中国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望文生义"的水平上。他将现有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归结为"集体交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人们不会忘记，邓小平一个人推翻了三位党的主席和总书记、指定了两位四届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这些决策横跨二十年、影响三十年。这些做法与胡鞍钢所说的"集体领交接班制度"风马牛不相及。至于胡鞍钢提到的"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等等概念更是令人不知所云。这些都表明，胡鞍钢不仅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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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Sep 2013 10:30 AM PDT 受到臧小林先生惠赠的小说《玫瑰坝》， 我只是漫不经心地翻开，想读几页就打住， 因为我已经多年不读中国书，尤其是中国小说了。 一个从小就嗜书如命的人，上小学时省下早饭钱去买书，坐在小人书摊上看画书忘 了回家，老了搬家除书外什么都可以扔，到今天不看中国书，感到无书可看，这个 痛苦的历程，真是一言难尽。 其实在毛泽东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明目张胆将文学变成共产党的宣 传工具时，我并没有感到这个政策与我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候，五十年代的书店 里还充满了老舍，茅盾，郁达夫，徐志摩等旧文人的作品和解放前留下的各种翻译 小说，透过这些窗口我仍旧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和世界文化的基本面貌。 而且那时候的出版商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 他们的业务水平仍旧在对中国文化发生 影响，从很多出版物中都能感到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鉴赏力。 但是事情在悄悄地变化，那些描写解放后社会的文学作品已经开始在变成共产党政 策的宣传品了。这些作品成了一个公式，先是写在共产党的政策发布前的社会怎样 糟糕，人们已经无法忍受了，这时候共产党的政策像及时雨一样降临了，于是社会 大变化，人们开始在对共产党无限感激的心情下过起幸福的生活。而书里的人物千 变一律，哪本书都可以套来套去，无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 浩然的《金光大道》 等等都在重复这个公式。这些作品并不要时间的见证，因为 共产党本身政策的变化，就宣布了它们的死刑，所有这些宣传品现在都成了堆在图 书馆里的废纸，一堆没有人去问津的被人遗忘的垃圾。 人们可惜的并不是这些作品的垃圾化，而是由于它们霸占，倾销，控制了中国文坛， 使中国从四九年以来社会的真正面貌变成了空白。没有一本书敢于去记载，描写中 国人的实际情况。 也正是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人遭受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苦难和 浩劫，光饿死的农民就有几千万。至今不要说没有留下名字和死的情况，而且确实 的人数也弄不清，误差竟然在千万级，二千万？ 三千万？ 还有人说四千万。这真 是一个不负责任到极点的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脸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国 家里人命连商品都不如，因为商品还有货主去保护，而这个国家底层人民的生命得 不到任何保护，这样巨大数目的人死亡了，至今连个最起码的数字交代和责任反省 都没有。 随着上一代人慢慢地死去，了解这些情况的人会愈来愈少。人们不禁要想，难道中 国人的那段历史，尤其是受苦最深的农民的苦难生活，就这样被共产党隐瞒了？然 后被当代人遗忘了？最后对后代人不仅成为空白，而且成为根本不存在和从来没有 发生过的事情？从中国目前乌烟瘴气的文化和出版物来看这个趋势是几乎肯定的， 从充塞老干部传记，美女作家乱编乱造，升职提薪需知，皇宫皇帝秘史，鲁迅全集， 发财捷径，对成人童话鼻祖金庸和少女怀春鼻祖琼瑶的挫劣模仿，为了哄骗文学奖 而塑造的奇形怪状的叫做中国农民的怪物 ，或者对其他港台商业文化粗制滥造的模 仿等等当代中国文化垃圾场上，人们看不到一点真正反映中国人民实际命运，感情 和生活的东西。 当这个歌党媚权的公式被应用一次，十次，百次的时候，这个社会不会有感觉。但 是当这个公式被应用十年，二十年，以至一个时代的时候，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思想 死去了。于是出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空白，一个断层，于是这个民族悄悄地演变成一 个只有物欲和只讲谎话的物种，当然这个物种自己还浑然不知，因为他们没有思想 和精神。 等到这个公式已经被人们淡化，不再被人们热用的时候，这个由谎言生成 的物种却无法还原了，他们从应政治需要的谎言垃圾堆中， 被转让到各种胡编乱造 和色欲名利的商品文化中去沉沦，去纸醉金迷，去醉生梦死，这大概就是中国二十 一世纪初的文化国情。 如果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杀死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那么 毛泽东死后的三十年，就不是光共产党这个屠夫了，由共产党文化生成的只知物欲 和专讲谎话的物种已经由共产党培育出来了，他们也加入了对中国文化大屠杀的行 列。这种大屠杀不但表现在整体民族中真正学者和作家的绝种，表现在整体民族的 不读书， 或者阅读兴趣的低下和商品化，而且也表现在共产党制度中诞生的出版商 除了特有的政治敏锐外，已经缺乏对于作品优劣的判断力。比这可能更坏的是他们 根本就没有想去判断优劣，而只对作品出版能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 关系利益感到兴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责怪中国的出版商，在官员贪 污腐化，医生敲榨勒索，商人造假和全民堕落的时代，为什么出版商就要独善其身？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像别人一样用他们的职业手段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中国文 化的现状，包括出版商的现状正是现代中国社会这颗堕落树上应该结出来的果实。 这是一块失去了思想、精神的土地，一个没有灵魂的物种和国土，他们已经不知道 自己的位置，而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的祖先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是和他们一样的。 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类就是只说谎话和只求物欲的生灵，所以当他们戴着劳 莱士，穿着圣¨洛朗，开着法拉力逛来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体验到羞耻感， 却是认为自己正坐在地球的顶峰上领带着本世纪世界的潮流。 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带着对这个民族的鄙夷去读《玫瑰坝》的， 谁知出乎我自己 意料的，我竟然看下去了，因为它完全出乎我的估计之外，不是我设想应该遇到的东西。 那种英雄化了的共产党，或者恶魔化了的共产党，或者美女作家的幻想，或者一个 个文痞为了耸人听闻而生编硬造的人物，这些都没有出现，而代之于这些，我竟然 在这本书中看到了活生生的中国人，与书本已经久违了的中国人啊，尤其看到了在中 国苦难中饱经煎熬的中国农民。看了三分之一，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在我的 博客上写下： 伟大的中共农民史诗-玫瑰坝 我一直在等待中国出现一部伟大的 不是谩骂的 彻底揭开共产党统治画皮的小说。 我一直怀疑中国人有没有能力将它写出来。 当我读玫瑰坝到一半时，我感觉它来了。 这几句话引起《明镜》主持何频先生的注意，他委托我对谢宝瑜先生做一个访谈， 这样就产生了读者现在读的这篇文章。我很认真地写这篇文章，写得很慢，很艰苦， 因为面对这样一本讲真话的书，如果我讲不出真话的时候，最好是沉默。 作者谢先生谦虚地说我的评价是过誉，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解释，为什么我这么说， 尤其要说清楚为什么它是一部史诗。 一部史诗必须符合二个条件：一是必须鸿篇巨制；二是必须忠于真实。 首先我们论述它是鸿篇巨制，《玫瑰坝》确实是气势宏伟壮观的大手笔。 从篇幅上讲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五十六万字，《红楼梦》七十三万字，《三国演 义》八十万字，《西游记》八十六万字，而《玫瑰坝》六十一万字，所以是名符其 实的鸿篇巨制。从规模上讲玫瑰坝从土改开始，历经互助组、合作社、反右、大炼 钢、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人灾、社教、一直到文化革命结束，跨越了毛泽东主 政时的全部历史时期，不可谓不是气势磅礴。 现在我们论述为什么说它忠于真实，而且真实到惊心触目。 对一个已经与真实脱离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去谈忠于真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记得我在旧文《为什么这块土地只长一种草? 》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七十年代年的一个夜晚，我在山海关火车站换火车。肮脏、 拥挤、吵闹的候车室 内充满了劣质烟草的气味，几个香烟夹在耳朵上的人坐在地下打牌。一个母亲坐在 凳子上打盹：她的胸口敞开着；孩子在干瘪下垂的奶子上吸奶。一个精神病人站在 进口处，手指着天空，头仰着，半天也不动。我想如果我将这个景象照下来，登到 报纸上，人们一定说这是抗日战争时的景像。如果我说不对，这是解放后的真实景 像，人们一定说我诬蔑新社会。 问题出在哪里呢？人们已经看惯了报纸上，电影中，照片中出现的新社会和人，而 不认识实际的新社会和人了。” 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恐怕会非常难以理解和想象对于一个已经被与真实隔离，而在 谎言中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人要重新看到真实和认识真实会有多么艰难，而对于 一个中国作家要去写出这个真实无疑更是比一般中国人看懂真实更是雪上加霜了。 他们可以写出圣贤中国人，或者妖魔中国人，就是无法碰到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中 国人。 而谢先生是怎样越过这些悬崖陡壁的？ 因为在共产党的歌颂模式的对面，对于大部 分对共产党的统治有着反感的中国人来说都有着一个强烈的诱惑，那就是在共产党 的神庙的对面，建筑一栋与它完全相反的魔窟，而作者可以在这个魔窟中意淫这些 阳间的上帝，释放所有被压在心间对共产党的不满以至仇恨，从而感到解脱。在这 两座大山之间，对于爱憎分明的中国人来说，连一条羊肠小道都不存在。当他们在 叫喊所谓的写中间人物时，他们还是迷失在上帝和魔鬼的阴霾中找不到窗口，而只 是幻想将上帝和魔鬼合到一起，再一除为二，生成他们的人物和故事。即便在这样 的困境中，他们或者歌颂，或者仇恨，或者教育别人，或者耸人听闻，就是不想重 返真实，写真真实实的人和事情。 但是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等到了一个谢宝瑜，他将自己紧紧的绑在真实的柱子上。 谢宝瑜先生非常智慧地选了一个令他无法脱离真实的主人公冯东明，这个主人公不 是共产党的英雄，也不是反对共产党的英雄，而是一个崇拜共产党却得不到共产党 信任的，努力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小知识分子。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真实，因为在 共产党的文化王国里和反对共产党的文化王国里找不到他的地位，他甚至根本就不 应该存在。当谢先生将这个人物带给读者时，读者很自然就跟他进入了中国真正的 社会，随主人公对共产党的困惑而困惑，随主人公对社会的彷惶而彷惶。主人公在 这里的位置是如此谦卑，而不是像所有严肃的中国书中的主人公(共产党的和非共产 党的)带着手术刀来对社会指手划脚，然后准备动手术。这个主人公的位置确定了本 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当然要说清这个特点可非三言二语。首先我们不能想象 在这样一本描写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史书中，作者不去将共产党的宗旨和动机给读者 做一个忠实的交代。如果没有这个部分，这本书不要说不能称为史诗，而充其量也 只能算做作者的自说自语，一部中国风格的单向批判书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如果 要做这个交代却本书面临着两个足以使它灭顶之灾的陷阱，第一个陷阱是差不多 所有反共作者都难以逃避的将共产党妖魔化，如果谢先生也重蹈这个覆辙，那么本 书的价值也就像我们在网络上常见的反共论文了。第二个陷阱是由于共产党这套道 理本身非常枯燥干瘪，对这样一系列政治运动理论的长篇复述会使这本书变得特别 无味，以至无人能读下去。而现在这两个陷阱却由冯东明这么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 而巧妙的越过了，他对共产党的崇拜，他在自己不能理解共产党政策时候的自责， 他为理解共产党、解释共产党所作的不懈努力，自然而然地将共产党从执政以来一 个个政策的来龙去脉和道理交代得淋漓尽致。这个交代使谢先生的脚牢牢地站在坚 实的大地上，一个非常公正和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共产党并不是妖魔，不是生而俱 来专门折磨中国人的。而且听起来他们想要做的事还是想造福人民的，但是最后他 们做的事情却给中国人带来了可怕的灾难，这是为什么呢？作者另外一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成功就在他没有将自己的理念，答案和说教塞给大家，而躲过了一个使本书 落入一种新宣传物的命运，而这种命运对于共产党下长大的中国人去写书是几乎不 可避免的。谢先生只是将真实带给了读者，让大家自己去面对真正的真实，自己去 求索为什么。真实和真理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面对真实的书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他自 己的真理，而面对真理的书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作者的真理。 但是要是说作者在这本巨著中对于共产党的理论和恶行完全没有批判和表达自己的 态度，那就错了，只是这种批判和态度作者不是用理念和说教来完成的，而是用事 实和结果来表现的。尽管书中也常常用女主人公陈素芬朴实直觉的一句话，轻轻拨 打这种貌似有理的共产党政策理论的七寸。虽然是轻轻，往往令人不能忘记，感觉 胜似批判的洋洋万字大文。但是作者真正的批判还不是在这里。事实上他的整本书， 都是在为完成一个致命的批判做准备，那就是用冯东明的经历，一个对共产党无限 信任，而得不到共产党信任的人的经历， 一个每次将对政策不理解都归之于自己水 平不够，一个每次受到打击都归之于自己没有改造好的人的经历，一个对共产党虔 诚到诚惶诚恐的人的经历，在将故事向前推进，而为最后的打击做准备。而这个准 备从本书的开始就在进行，一直到冯东明知道陈素芬死了的时候，这个对共产党信 任得这么虔诚， 这个在共产党面前谦卑得无以复加的人终于绝望和疯狂地喊出“素 芬，我们一起逃吧，逃到缅甸去，逃出这个整人害人的火炕。”，才爆发出来。令 人不寒而栗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冯东明都没有去骂共产党，没有去责备共产党，而只 是绝望的嘶喊，逃走，远远离开这个党。这个嘶喊出于这么一个终生笃信共产党的 人的口，胜过任何责备，重于任何谩骂，它令人痛楚彻骨，它令人泪迸肠绝。这时 作者用全书蕴蓄的力量对共产党作出了奋不顾身的一击， 到了这里书已达到最高潮， 无法再向前继续，只有结束， 留下无数个为什么和无尽的愤恨给读者。 王守伦是这本书中另外一个令人无法忘记的人。中国自中共执政以来有多少文人和 作品描写了中国农村的干部，只要稍许比较一下他们，就会发现共产党下的御用文 人们应共产党的政策需要塑造的人物是多么虚伪和荒唐。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王守 伦真实到很难用中国人热爱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划线去归类，他的荒淫与其说是 道德败坏，不如说是在一个权力无制约的情形下，人性的完全发泄。这种权力无制 约引起的荒淫不但对于没有受到什么教育的底层农民，就是对于目前已经有了各种 高级学历的共产党高官也是表现得同样透彻，肆无忌惮和肮脏。不同的只是没有受 到教育的底层农民的荒淫离道德更为遥远，而更接近动物的本性。但是也正因为它 更接近动物的本性，它在另外一种情形下也同样表现得比高等道德的持有者更为直 接，因而显出动物的慈性。例如，当玫瑰坝面临着饿死的威胁时，王守伦毫不犹豫 的选择了瞒产。这一旦被发现他会毫无疑问地被共产党送上祭坛作为牺牲。像他的 荒淫一样赤裸裸，他的人性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赤裸裸和不设防的。反过来对于权 力无制约下的道德持有者来说，决不会选择瞒产这种违反党性和将自己置于非常危 险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守伦这个个性所以饱满，因为他真实到既不是真正的 共产党，也不是中国任何一种道德系统，礼教系统可以概括包罗的，他只是一个更 接近原始人的本性，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他的故事显示了一个主要靠动物本能生 存的人被放在共产党权力无制约系统中的表现和悲剧，能够写出这样的悲剧也正是 本书真实到惊心触目的又一个例证。 谢先生显然很善于写女性，玫瑰坝中四个主要的女性陈素芬、范淑君、王春花和魏 锦雯个个栩栩如生。陈素芬的自然和善良，范淑君的理性和谨慎，王春花的泼辣和 机灵都令人难以忘怀。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陈素芬，这个人物令我想起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写的马缨花，张 贤亮先生以二十年右派的代价得到了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价格不可谓不贵。 无论从美学角度或者人文角度看陈素芬在文学上的深度和意义都超越了马缨花，陈 素芬的性格美在于她的善良，她的与世无争和自然主义几乎到了听天由命的佛学的 深度，到了黄老之学的无为境界，而这个女人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她达到这一 切都出于她本身善良， 自然和内向的天性，正像她对共产党政策的不屑也不来自任 何理念，信仰和教育，而只是出自看问题时的单纯，而这种单纯又出自她的本性。 一个挑战的问题是这个人物在中国农村到底存在吗？尤其在共产党的中国存在吗？ 我在农场劳改时，与底层的妇女有过接触。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范淑君，看到王春花， 看到魏锦雯的影子，但是我确实没有看到陈素芬的迹象。陈素芬在中国文学中的出 现具有极大的美学价值，我一边很喜欢这个人物，另一面又对她的存在没有信心。 陈素芬可能代表着很多有着陶渊明倾向的文人对于理想女人的一种憧憬，在这样的 文人心目中，陈素芬可能已经到了一种完美境界。陈素芬可能存在的一个希望正基 于她没有受到学校教育，中国文人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受到学校教育就意味 着没有被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毒化，也没有被中国士大夫的道德污染。她兴许就 像中国野地里开的一朵自生自灭的小花。中国毕竟辽阔广袤，希望在某个被共产党 污秽漏掉了冲刷的那么一点小小地角，无声无息地开过这么一朵自然的花，产生了 陈素芬这样一个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不注意的美丽的个性。 谢先生笔下的女性似乎都比男性更为洁净，有些像《红楼梦》说的，女人是水做的。 如果要苛求我对《玫瑰坝》提个希望的话，作为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人，感觉到今 天人在回看那个时代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实际情形。共产党如日中天的时候(反右到 林彪死)，从中国神州望去，满目都是强烈要求进步的中国老百姓，而今天这些老百 姓都不承认当年自己充满阶级斗争觉悟和要求进步的样子了。其中女性，尤其受过 教育的女性，在那个时代表现的激进绝对不亚于男子。中国的女性比男子更容易受 正统吸引，而且在信仰一种信念的时候，往往比男子更偏激。与范淑君经历相仿， 但是是自己求得此地位并以此为荣，就像今天以二奶为荣的，被很多其它落后于这 种时代潮流的女子艳涎的巾幅，在这两个紧紧相连的 极端时代中，是女子的主流。 最后谈一下戴福林。 《玫瑰坝》以极大的篇幅描述地主和出身不好的人在共产党统治下受到的非人待遇 和虐待。戴福林这个形象的出现是玫瑰坝这本书的另一个看点。 也许我孤陋寡闻， 在我的印象中，《玫瑰坝》是第一部将注意力投向本人出身于反动阶级，却以比共 产党百倍的疯狂和狠毒去执行共产党政策，“蹂躏”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共产党 的阶级斗争已经很可怕了，经过这些人去“糟蹋”，去“蹂躏”就更惨不忍睹了， 在《玫瑰坝》中对此有非常出色的描述。 戴福林这一人物形象对于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政治的意义可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这是千千万万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贱民”，或者“奴隶”为求生存的挣扎和与命 运的背水一战。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常常告诫他的继承人，反动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随时准备 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对于反动阶级的镇压和 压迫从来没有手软过。可是如果你现在打开共产党领导的档案，也许会大吃一惊： 这个所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里面的共产党领导人竟然 没有几个是工人农民，而很多是出身不好的。这个情形愈到上层愈清楚，到了最上 层政治局一级恐怕只剩下两种人，太子党和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顺这些人上爬 的轨迹循序下去，会发现在它的两旁倒着一排排他的同类。他们就是踩着他们同类 的身体，一节节爬上去的。当然踩出这条路不但要心狠手辣，因为他们的主要政绩 和功劳就是靠折磨和虐待阶级敌人得到的，而且也充满惊险，随时会摔下来，戴福 林就是半截摔下来了。 有趣的是就算政治局里全部都变成出身反动阶级的人，也不会像毛泽东说的反动阶 级夺回了失去的天堂。因为这些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彼此是不成帮系的，他们的仕途 完全是见不得阳光的个人奋斗。那怕他爬到共产党主席的位置，他们还是小心翼翼 的与他们的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并以与红色家庭的公主联姻为荣。他们是从千千万 万的他们的同类的尸体中爬出来的魔鬼。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哪个作家能够将这些人 的经历写出来，一定会令世界触目惊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玫瑰坝》是这个主题 的开拓者。 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用钱收买良知，收买灵魂，收买道德，甚至收买人类文明的灯塔 诺贝尔的时代，得到一本《玫瑰坝》是非常幸运的。《玫瑰坝》的出现对于陷落在 谎话灾难中不可自拔的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必然，只是一个异数。现在至少我们的子 孙有可能了解超越十亿的中国农民在二十世纪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为中国这个民 族赢得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灯红酒绿男贪女淫的泡沫文明，那些冤死的灵魂至少有 了一个归窝。不过《玫瑰坝》的出现离能够被流传下去，被子孙诵读还有非常大的 距离。在中国这么一个正统压制“邪门”的地方，从古到今，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 真知灼见只是大海一滴，大部分都被社会吞噬埋葬了。《玫瑰坝》所以还能有一线 生机，因为它跑到国外来了。但是就是在海外环境中，它毕竟还只在非常少的人中 流传。它能不能被更多的海外人士读到，读到后会不会被爱国志士打假，都是不可 预料的。它离国内人能普遍读到的距离就更遥远了。 但是不管怎样我相信《玫瑰坝》到了今天这个程度，要它无声无息的死亡已经是不 太可能了。 附录： 对谢宝瑜先生的访问 1。 你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历时多久？ 答：我是在1998年下半年开始写这本书的。在此之前我每天都过得很紧张，忙着考 这样学位，那样执照。 1998年我拿到会计师执照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开业虽然可以 多挣一些钱，却非常辛苦，觉得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挣钱似乎是本末倒置，没有 多大意思。那段时期我刚好学会了在电脑上打汉字。有一天，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 一个自己也许也可以写一部小说的念头。开始的打算是写一个革命干部和一个地主 婆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这种爱情很特殊，估计没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经历 的人难以理解，所以决定增加一点历史背景。当时也没有拟个大纲。也许是灵感突 然降临，也许是自己的心中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正等待着宣泄，一下笔，人 物、场景和细节似乎就自己涌了出来。故事似乎有自己的生命，正急于表现自己。 很多时候，我有一种被故事推着走的感觉。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被故事里面的一 个人物或者场景惊醒，不写下来，就不能重新入睡。2001年初有了一个初稿，然后 作了一些修改，到 2001年9月就基本完成了。后来稿子一直没有动过，直到2005年 10月准备出版印刷的时候才再次修改了一遍。 2。你的书写完至今天已有十多年了，你能不能说说它出来后经历的困难和你的努力。 答：2001年9月稿子基本完成后打印了两三份，在几个朋友中传看。一个朋友带了一 份稿子去中国大陆帮我联系出版社。据他说，虽然有一些编辑对这个稿子感兴趣， 但是在领导那里通不过。与此同时，我写信去台湾香港等地的一些出版社联系，也 没有得到正面的结果。就这样拖了好几年，后来才接受了一个朋友的建议，在2006年 一月自费出版印刷了这本书。 书印出来后，因为没有发行的渠道，很难找到读者。后来我有幸在网上结识了一些 朋友。感谢这些朋友的大力推介，通过邮购，《玫瑰坝》这本书在海外慢慢地找到 了一些读者。这些读者又成了我的新朋友。他们不仅用种种方法向别的读者推荐这 本书，有的还慷慨解囊，购买多册《玫瑰坝》来赠送给当地图书馆或者自己的亲朋 好友。从前年开始，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也有了一些读者。今年年初，在一些朋友的 帮助下，《玫瑰坝》通过苹果公司的iTunes 店出了电子版。非常感谢这些新老朋友。 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大力支持和热情介绍，这本书早就被湮灭了，根本不可能走到 今天的这一步。 3。 你的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是不是都有原型，从写法看，读者很会认为冯东明是你 自己的影子，但是从岁数看不是，为什么你对他如此了解？ 答：《玫瑰坝》是一本小说，其爱情故事是虚构的。书中的人物可以说都有原型， 但不是一对一的原型。书中的一个人物往往综合了现实中的好几个人， 而现实中的 一个人又可以“分身”而加入书中的好几个人物。书中的冯东明当然不是我。我生 于1956年，那时候书中的冯东明已经在玫瑰坝乡当了好几年的副乡长了。 不过，说 冯东明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也不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一些经 历移植到冯东明的身上去了。同样，我也把自己的一些经历移植给了书中的其他人 物。 我对像冯东明这样的基层干部的确非常了解，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1972年我初 中肄业后去了县农场当知青。后来我被县农业局“借”去充当“果树技术员”，搞 果树病虫害防治和果树整形修剪之类的技术指导，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和很 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普通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下去跑的时候或者是 住在普通农民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公社的客房 里。我们那里当时非常落后，很多地方没有电。天黑之后，大家无事可做，或者聊 天，或者聚集在一起摆龙门阵。这本小说中的很多素材就是在那个时候无意间积累 起来的。例如，一个地主被枪毙的时候不肯下跪的细节就是从一个去公社蹲点的公 安局副局长的口中听来的。 这本书中还有很多细节也是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口里听 来的，算是“道听途说”吧。 4。陈素芬有没有原型，或者完全是塑造的？你对这个人物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为 什么？ 答：同书中的其他人物一样，陈素芬既是虚构的，也有好几个原型。我对这个人物 的确很有感情，也许是因为她的情况和我本人有些相似。陈素芬出生贫寒，却被当 成了一个地主婆，受尽了苦难。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却也成了一个坏的家庭， 我连上高中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因此，我在写到她的时候，心中往往充满了悲哀， 既为像陈素芬这样的人，也为自己。 我在第一版中对陈素芬的一些处理不是很适当。例如，当冯东明谈起福尔摩斯的时 候，她竟然不知道这么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这就误导了读者，给了人们一个她似乎 不识字的印象。其实，小说的前面谈到过，她小时候在邹家的资助下曾经上过学， 她又喜欢读小说，所以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愚昧村妇。我在电子版中采纳了一些朋友 的建议，修改或者删去了这样一些有误导嫌疑的细节。 至于共产党的政策和理论，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常识，只要自由地思想，就不难看 出其荒谬之处，这并不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也不需要过人的智慧。 就在中共如 日中天的时候，很多农民就看出了这些政策和理论的荒谬，不然他们就不会抵制合 作化，就不会消极怠工，就不会“自发地搞资本主义”。他们只是不敢明目张胆地 说出来而已。很多其他阶层的人也看出了这些政策和理论的荒谬，因此才有那么多 的右派分子，那么多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多的坏分子，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 被共产党迫害过的人有很多是误会，并不是真正的异议人士，但是其中也有很多清 醒的、有真知灼见的人。还有别的很多人也看穿了那一套。他们没有被抓出来，是 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处处谨言慎为，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迷惑人，原因之一是它先给你一个思维的路子，或者可以称为思 维的框架。你要是跟着他的路子思考，接受他的思维框架，这个理论就显得无比正 确，无比英明。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个思维的陷阱，一但掉进去，就 很难爬出来。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这一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期受 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一直在这个框架中思想，要识破这个理论就非常困难。 但是，比我年龄稍大的人从小接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就没有 迷信过共产党的那一套，对于他们来说，要识破这些政策和理论的荒谬并不困难。 关键是要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用自己的脑子独立地思考，而不是轻信 任何权威。 5。 写中国农村小说很多， 你在动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你书 中有大量的每个时期共产党对自己政策的解释，和当时流传的口号和理论，这些东 西是在你的记忆中， 还是你收集材料得来的？ 答：我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过要有一个定位，当时只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不过，我在78年上大学后看过几篇当时很流行的“伤痕文学”，对那些“妈妈错打 孩子”之类的论调很不以为然。当时就想，如果我来写，我决不会为了某种目的而 掩盖事实，曲意奉承。我认为，一个作者写作的时候起码要对得起自己，不能写问 心有愧的文字。 我是在一个边远山区的一个很小的县城里长大的。我就读的小学虽然在县城，里面 的学生却大都是农民的子弟，连学校的作息时间都同农民的作息时间相同。我可以 说是在农民当中长大的，耳濡目染，从小就对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和解释有所了解。 在被“借”去农业局当果树技术员之前，我还被县委农工部抽去为县“农业学大寨 会议”准备一些生产大队的“先进材料”。因为是新手，我不得不事先认真阅读以 前各种会议的“先进材料”，然后再去采访那些大队干部。当了果树技术员后，我 天天都在乡下跑，见得多，听得多，所以对这些政策和解释的印象非常深。由于宣 传机器的狂轰乱炸，当时流传的口号和理论可以说已经“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 中”了。有些口号写下来之后怕记忆有误，在网上查对过，但是记忆基本上是正确 的。 6。你写完玫瑰坝后还写过其它东西吗？今后还有其他写作计划吗？ 答：写完《玫瑰坝》后写过一本题 材和结构都跟《玫瑰坝》不同的小说，自己觉得 不大满意，所以准备先把它放一段时间，然后看能不能够把它修改得好一点。到现 在为止还没有其它写作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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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8, 2013, 6:04:15 AM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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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Sep 2013 05:53 PM PDT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實際已大權在握的鄧小平正式訪問美國。1月30日上午，鄧小平和卡特總統會談，重點討論雙邊關係。卡特提出了中國管制人民出境的人權問題，鄧小平對卡特說：「如果你要我輸送1,000萬中國人到美國來，那我是十分樂意的。」卡特立即啞口無言。美國以移民立國，按理不應拒絕世界各地的移民，但美國經過二百多年，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因此現在對外來移民就有相當嚴謹的限制。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和毛孟靜發起籌款刊登反赤化兼要梁振英下台的廣告，惹來中共媒體口誅筆伐，也成為民主派內部爭論的焦點。原發起人之一工黨張超雄，因不滿廣告有歧視新移民之嫌，因此退出署名。《大公報》昨天發表評論，為香港需要新移民撐腰，說「香港發展需要新香港人，這是因為香港百多年前開埠，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繁華都市，大量的人口及人才的出現是外來移民，正是不同時期不斷進入香港的這些『新香港人』，成為推動香港都市發展的力量。」文章說香港700萬人口中的四成以上是外來人口，即使過半數香港人在香港出生及成長，大多也是自1945年後由中國內地的新移民後代。按這個邏輯，美國總統當然不應該拒絕1,000萬中國人移民美國啦。
不過，當時鑑於對外國記者新聞採訪的限制，接下來卡特總統的回應沒有被報道。後來卡特在日記中寫道，當時他對鄧說：「既然他要給我提供1,000萬中國人，那我將給他提供1萬名新聞記者。他放聲大笑，並立即表示謝絕。」
卡特這句話，可以說是擊中了中國的要害，使鄧小平立即謝絕。因為對專權政治的中國來說，1萬名記者所造成對政權的威脅，絕對比中國向美國輸出1,000萬人的危害更大。自由社會需要媒體的監督，而專權政治卻最怕新聞自由不斷揭發政權的醜惡。美國開國元勳、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說過：「如果政府和報紙兩者之間只能有一個存在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在中國，根本不須猶豫，因為沒有獨立媒體存在，也不容存在。
沒有獨立媒體存在的社會，專權政治在沒有監督之下運作，使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老百姓在專制統治下，不是奴隸就是奴才，而在專制權力顧不到的地方為了生存就不得不成為見縫就鑽的刁民。一個自由社會對於來自專權社會的刁民，有移民規限是理所當然的。卡特對輸出1,000萬中國人自然敬謝不敏。不過30多年前的中國人，公德雖缺，私德還是有的，故那時代來香港的大陸移民，大都能融入香港的價值系統中，欣賞並珍惜在香港享受到的自由和法治。然而，經過這二、三十年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金錢、權力及二者結合成為大陸社會的唯一價值標準。公德固然蕩然，私德也不存在了。一切能想像的與不能想像的荒唐事情都會發生。最近薄熙來大審，報紙刊登了許多匪夷所思的報道，筆者一位曾經極關心中國新聞的朋友對這些報道全都否定，認為全不可信。一位6歲男童被挖了雙眼，官方說是他的伯娘幹的，其後又報道這伯娘投井自殺身死。網上許多人懷疑這是又一樁「被自殺」事件。而官府摘器官也早不是新聞。
近年香港接收的大陸移民，有很大機會是一些既無公德又無私德的人。他們當中很多人只求近利而不重視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於是我們看到親共政團的鐵票越來越多，我們看到有種票有種人，我們看到愛字頭團體突然冒現，我們看到梁振英騙民粹的謊言也有市民受落。香港社會的品質越來越不堪，難道跟這些「新香港人」無關嗎？
昨天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耿春亞出席電台節目時，對於有港人不滿內地人的舉止行為，他認為踎在地上是文化，香港人應有能力尊重文化，外傭周日也在中環席地而坐，故港人應對其他文化予以尊重。這位在香港創業的殷商，是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如果我們要尊重踎在地上的「文化」，是否也要尊重隨地吐痰、大小便的文化？也許我們更應尊重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愛字頭文化。
我們不歡迎包括耿春亞在內的所謂「新香港人」。但既來了，我們也沒有辦法。但至少香港要維持兩制，就要力爭日後大陸來港者的審批權。沒有審批權，施君龍這樣的罪犯都可以移民來港。香港將徹底成為中國大陸的城市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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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0, 2013, 6:09:20 AM9/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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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Sep 2013 01:21 AM PDT  審薄大戲落幕後，中國大陸的反腐勢頭似乎未有窮期：中石油的一窩碩鼠被中共最高紀律檢查機關端了出來。這就從某種程度上兌現了習近平要「打大老虎」的施政許諾。
不過，人們可以注意到，除在胡錦濤任上案發的薄熙來案以外，從中共18大閉幕後不久即被收拾的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始，直到最近被雙規的現任國資委主任、前任國企巨鱷——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乃至包括與此相關的所有官員、富豪，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草根性。
此所謂草根性，就是在這些人中，誰都沒有紅色父輩的蔭澤，誰都沒有先賦的權力根基；他們能至今日之位，完全是憑其個人在官場中長期揣摩觀察、摸爬滾打、見機行事的奮鬥成果。這些貪官污吏，既是中共官場產出的產品，反過來又是當今官場形態的塑造者，堪稱官場的一體兩面。
從這些人的個人履歷中，人們很容易找出這些人的共性：窮苦家庭出身，從最基層起步。這種人若想出人頭地，必先有出眾的能力。這種能力，是解決基層的棘手問題，被上級官員注意到的必備條件。當然，這種人，也絕對是聰明人。因為他們必須很快發現出眾的能力並非步步高升的充分條件，善於同流、敢於合汙才是取得上級信任和提拔的訣竅所在。否則，他們就只能停步在基層小吏的位置上，成為解決具體問題的能人。
至此，原來中共紅一代官場上的「一起扛過槍、一起渡過江」的升遷規則演繹到現在，遂成為「一起分過贓、一起嫖過娼」的升官潛規則，正所謂「和領導幹一百件好事，不如和領導幹一件壞事」、「你腐敗，我放心」。因此，這些出身草根的貪官污吏，雖然並非無辜，但其隨波逐流、見風使舵、前腐後繼的本領，則完全是在先其而在的中共官場腐敗環境的浸染中，被進化出來的為官之本能。
不過，雖然腐敗盛行於中共官場，但相對而言，出身草根的官員卻常常由於沒有深厚的根基而成為中共反腐行動中的易碎品。這一點，在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共紅二代掌權以來尤為明顯。在紅二代眼中，這些草根出身的腐敗官員，無疑是敗壞紅色基業、斷送紅色江山的賊臣逆子。要打大老虎，不拿這些人開刀，拿誰開刀？
在現時情勢下，反腐敗之於中共，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反腐敗固然能贏得民心，但是反腐敗當中所揭露出來的官員的腐敗奇蹟，卻足以抵消反腐敗行動所要達成的正面效果，並可能暴露出滋生官場腐敗的制度背景。而這正是中共在反腐敗問題上投鼠忌器、首鼠兩端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共高層在選擇薄熙來罪行時的最重要依據。
其實，「草根大老虎」的胃口完全得自於紅二代大老虎的胃口。紅二代大老虎、前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創下的月交際費200萬元人民幣、一次性受賄1億6000萬人民幣的紀錄，至今無人能破。陳同海之後，除因權力鬥爭而被起底腐敗的薄熙來以外，紅二代尚無前腐後繼的案例。無案例，並不能反映紅二代的實際狀況。這就如同薄熙來，如果不是已經家丁化的「王捕頭」把事情鬧到美國人那裡，薄熙來將幾無懸念地正在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負責著中共的反腐大業。顯然，在薄熙來那裡，如果不是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草根出身的腐敗官員，也同樣會成為他全力打擊的對象。
（作者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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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Sep 2013 03:27 PM PDT
日本东京申办2020年的奥运会成功，第一轮日本东京居首，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及西班牙的马德里同票，因而要作附加淘汰投票；党媒中央电视台即时在直播片段加入中文说明，指东京已被汹汰出局，投票中伊斯坦堡击败了马德里，党媒新华社把这个附加淘汰投票当成了「决胜局」，即时报导伊斯坦堡夺得了2020年奥运的主办权，连累《长沙晚报》，因为采用了新华社的「乌龙报导」，几十万份报纸要重印。
网民反问中共近期所谓「严打网络造谣」以及「传递虚假讯息」的运动，质问中共公安部为何不采取行动，去打击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报导假新闻呢？ 为何中共的传媒会犯如此低级错误呢？首先，中国长期执行洗脑教育政策，痛恨「小日本」深入民心，因此一见到附加投票，就想当然尔认为是东京出局，然后狂喜的心情就击倒了理智，未经核实就抢先「报喜」；其次，中国人口众多，十三亿中所谓的少数「尖子」的假象，加上一些中共党安排往海外机关工作潜伏为中共服务的高学历传媒人，令人误以为中国传媒已经全面和世界接轨；事实上，追求为党宣传服胜的机关单位，留下的都只是一群没有独立思考的木偶，外文水准之低劣，一再闹出笑话，如把Twitter上假冒美国「叛谍」史诺登的笑话，当作「独家消息」──如美国登月是假冒来报导，令人贻笑大方。 中共传媒既听不懂直播的外文，更没有为申办奥运的程序做功课──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中国传媒在第三轮见北京一度领先，误会北京已赢得奥运主办权而欣喜若狂，随后才发现真正胜出者是澳洲雪梨，同一个错误犯上两次，再次证明中共传媒人质素之低落。 更荒谬的是党媒环球时报，在2008年北京奥运时写「奥运政治化，西方将食恶果；五年后的今日社评却双重标准，把东京奥运拉上政治了：「中韩就可以借世界舆论对奥运会的特殊关注，把日本对待二战历史的顽固和嚣张展现给全世界，让全球公众都看看，官方对二战战犯施以重礼的国家，究竟适不适合举办弘扬和平的奥运会。」 万幸有互联网，找出陈年的旧闻，不但可以比较五年前中国传媒以至评论人，如何声嘶力竭，呼吁全世界各国要把政治和体育分开；全球华人更被中共利用，呼吁不要借奥运来迫使中国改善人权喎；加拿大籍的前中国运动员李华华，当年甚至写公开信给加拿大总理呼吁体育和政治要分开；怎么大家今次默不作声，不写信去谴责环球时报了？ 究竟体育是不是政治？看看七十年代末的中共文宣，大声疾呼「体育就是政治」，为了和美国联盟对付苏联，中国竟然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杯葛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当年的大公报更谴责香港奥委会坚持「体育与政治分开」；如今2020的东京奥运会，这些五年前大声疾呼要分开体育和政治的中国传媒以及评论人，如何又再施展「变脸」绝技「搬龙门」，由「体育就系政治」变成「体育和政治应该分开」再转回「体育就系政治」？实在令人拭目以待！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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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11, 2013, 6:17:13 AM9/11/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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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Sep 2013 09:44 PM PDT
前不久，8月份，香港《成报》发表了一篇对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的专访。王维洛指出，最近一个时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极端反常的气候。先是五十年不遇的大旱，旱得长江成了一条水沟，航运中断；中国最大的两个湖泊，鄱阳湖和洞庭湖，湖底裸露，可以走汽车，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还可以放牧牛羊。紧接着这两天暴雨、洪水成灾，许多地区直接从大旱转变成大涝，就跟按了个电钮一样。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指向三峡大坝，认为正是这个庞然大物造成了这些生态灾难。
极端性气候与地震跟三峡大坝有多大关系，尚有待于深入研究。但是，长江干流水位太低，变成了一条大水沟，以及鄱阳湖、洞庭湖旱得底朝天，无疑是三峡大坝的罪过。王维洛认为"专家们曾经预言的灾难后果，现在一一都出来了，都捂不住了。好处现在看来只剩下一个，就是发电。但是发电的收入全都被李鹏等权贵家族所垄断，而比这个发电效益巨大到无法比拟的灾难，却是都由无辜的百姓承担了。"
关于这个唯一的发电利益，还可以多说几句。当初反对三峡工程的专家们认为三峡工程在经济上不可行，投资巨大，得不偿失。据王维洛估算，在建成后的十年之内，无论利息怎样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均为负；就算使用年限长达一百年，只要利率高于6.9%，其经济效益仍然为负。葛洲坝工程早已是前车之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明明是赔本买卖的工程居然找到了资金，顺利开工上马。
那么，这笔巨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摊派，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出来的。每一度电加价几厘钱，除了不用电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被强迫捐了款。这一笔钱，加上葛洲坝电厂逐年上交的利润，合起来叫作"三峡基金"。原来说，只要三峡一发电，就可以用电费来满足建设资金的需要，但他们完全食言了，不仅发电后继续徵收三峡基金，完工之后还在徵收，只不过是换了个名称，把"三峡基金"改成"重大水利工程基金"。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魔术，令人在眼花缭乱头昏脑胀之间就中了他们的招。但是，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官方曾经承诺，三峡工程应该在完工第二年偿还全部建设资金，其中包括老百姓17年来"借给"三峡的1378亿元"基金"。但是他们又食言了：他们拒不还债，他们说，三峡工程的所有发电能力现在成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与老百姓无关了。魔术是这样变的：2002年，也就是应该还钱的前一年，他们抢先成立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发电机组。也就是说，三峡工程百害一利的发电能力，尽为这个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成了他们的私产，与老百姓和国家一刀两断，再无任何关系了。当然，三峡工程之害还得继续由百姓和国家来买单。比如上游严重淤积，下游湖泊河道乾涸，洪水的威胁，堤防崩塌，航运不便等等，损失通通由人民承担了。说他们巧取豪夺是轻了，简直就是明火执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有谁见过这种大手笔、大无耻的公开抢劫吗？没有！主谋是谁呢？合理的猜测是李鹏。主要操盘手是谁呢？李鹏之子、电业大王李小鹏。
早就有人力倡在三峡铸造一尊李鹏的跪像，以伸张正义，以警戒后世。现在看起来，恐怕应该是群像了。那些在三峡上马中做出过重大的个人性贡献的人，以及那些把三峡工程化公为私牟取了泼天暴利的人，都应该在哪里有一席之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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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Sep 2013 09:18 PM PDT
【原题：已经犯有"恶攻罪"夏业良教授难逃此劫】
近日，关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先生因为犯有"恶攻罪"而被校方给以除名之威胁的消息正在广为传播，说的是最近结束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回到北京的夏教授主动对外披露说，在他返京之前即已经被北大校方告之，九月份将有一个由多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他的去留进行投票，也就是说，他可能被北大除名，原因是有人举报他在海外发表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嘲笑习近平的"中国梦"的言论，并且对中共新领导层的"反宪政"提出批评，指出"反宪政就是反人类"。
除了北大当局，中共政法当局内的重要人物之一，刚刚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但仍然还兼任北京市委常委及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傅政华也已经对外公开宣称：利用网络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严厉打击。
一位已经退役的前解放军中校军官撰文说，傅正华的这番言论让网上的批评者不寒而栗，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因言获罪，即所谓"恶攻罪"。这位网友回忆说：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我在军队保卫部工作，国家进入"拨乱反正"期后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尤其是所谓的"恶攻案"。
什么叫"恶攻案"？全称叫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伟大的共产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案件。只要你的言论和文字触及了上述四项中的一项，就构成犯罪，而且是重大犯罪，要从严从快从重打击！1968年，中央公安部发了个"六条"，将"恶攻案"的对象扩大到周总理、江青等6人，凡是攻击周、江等6人的也算是"恶攻"犯罪。
当时国家还没有刑法，主要是依据建国初期的《镇反条列》和后来的《公安6条》，由党委（军队）和地方革委会开会研究后就判刑，罪名是"反革命罪"，简称恶攻罪，一般判处3--15年徒刑，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的，可以判处死刑！没有申诉，没有复查，没有律师，开完会就收监;定了死刑的，第2天拉出去游街示众，直接毙了。
"文革"期间发生了大量"恶攻案"，大批百姓和党内、军内同志受到错误打击。怎么才算是犯了"恶攻罪"呢？按当时标准和做法，只要说过一句话或写了一个句子，就可以定罪。
打倒"四人帮"后，全国第17次公安工作会议就公安战线拨乱反正、特别是纠正"恶攻案"等"文革"遗毒做了重要部署;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对所谓"恶攻罪"进行了严厉批驳。我当时参加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恶攻案"一律全面推倒，彻底平反！1980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诞生，在法律上彻底否定了所谓"恶攻罪"。
这位网友说，30年过去了，国家有了长足的进步，法制也在走向健全和成熟，突然听到有人重提"恶攻罪"，异常惊讶！而且说这话的不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老百姓，而是执法机构的头头！这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读罢如上网文就会明白，事实上夏业良教授正是犯了"恶攻罪"。夏业良教授曾说过，本来大家对新一届领导人有很高的期望，是因为过去的十年所谓的"胡温新政"整个地破产了，但现在看来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新政，就是两大倒退，在意识形态上的倒退和在经济上的大倒退----国进民退，让本来最有活力贡献最大的民营经济陷入僵局。政治上比胡温时期更加倒退的典型表现就是"文革"化的语言思维做法现在又死灰复燃了。薄熙来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说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坚决阻击的话，将来"文革"就会死灰复燃的。有人说我这是杞人忧天，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老百姓绝对不喜欢"文革"，"文革"怎么会死灰复燃呢？但现在的现实，大家难道没有看到吗？"文革"的那套语言模式现在又逐渐回来了，很多地方又开始搞学习马克思主义那套，搞政治学习。如果谁讲了一句"错"话，马上逮住你的小辫子。中央最近打击所谓"造谣"、"传谣"，这都是从语言上就给你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不允许你随便说话了。最高领导人老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难道这不能说明他的思维是受什么左右的吗？这一切都反映出不仅思想保守，而且是全面倒退，连邓小平当年开放的魄力都没有。
夏业良教授肯定是十分清楚他所在的北京大学与 "文革"十年浩劫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秘密关系，一九六六年宣布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发出的当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北大食堂张贴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引发全国性造反运动，次日康生到北京大学支援聂元梓，赞扬其发表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两个月后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自此，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
正因为聂元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起到过如此恶劣的作用，所以邓小平对她恨之入骨，二次复出之后立刻下令将其逮捕下狱，继而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名判处她17年徒刑。
曾经风云一时的聂元梓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虽然往事不堪回首，但仍然能够令她聊以自慰的是，她生命中最辉煌、最重要时段中所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才倍出"，其中又以北京大学的现任党委书记朱善璐为"杰出代表"。北大校方提供的朱善璐简历中记载，此人与他的"学长"，现任中共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王伟光一样，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前即已经是党的基层政工干部，入校后即在系内的学生党组织内担任领导职务，毕业后即在中共政坛上步步高升、一路辉煌，这种被习近平政权最为放心的所谓"政治上强"的干部所执掌北京大学容不得夏业良教授对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中国梦"公开表示质疑，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更何况他还"恶毒攻击"过另外一位现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刘云山同志。别忘了朱善璐前年被委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重任正是始自刘云山的提名。
中国大陆境内的自由派人士大都还记得，大概是在二零零九年年中左右，夏教授大胆发表了《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指责当时中共政权内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控制所有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并指责中宣部，"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如此大胆敢言博得海内外一片赞誉，夏业良教授因此而于当年至二零一一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海内外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继而发生的故事就是朱善璐被刘云山委派接掌北大党委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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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Sep 2013 08:54 PM PDT  
习近平在G20峰会的处女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这次峰会给习近平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学习如何赢得文明世界的尊重。
在那些有机会直接和习近平打交道的外国领导人眼中，中国的这位红色新君主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他们显然不会告诉公众，因为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各种微妙细节，从言外之音，尤其是从难以掩饰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中获取一些信息，进行猜想。 我猜想，他们一定感受到了习近平与他的两位前任明显不同。在个人层面，习近平要自信得多，自然得多。这不仅有个性原因，更有家世背景。习近平是一个红二代，红二代从小对国家就有"主人翁"意识，这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无论如何学不来的。正因如此，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乎的是面子，而不是尊严。但习近平不同，他更在意赢得对方真心尊重，更在意个人尊严与国家尊严的一致。文明世界的领导人当然更愿意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但是，习近平毕竟对外部世界知之不足，他上台以来的种种言行，尤其是他在钓鱼岛争端上的强势举措，明显给人留下了不够成熟和稳健的印象。这个涉世不深的新皇帝，有很强的荣誉感，这既可以是大好事，也可能很危险。 正因为看到了习的性格特点，李显龙继承他的父亲，选择了对习近平直言不讳的策略。不久前，李显龙讲了一句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不敢讲的大实话："中国或得到钓鱼岛，但会输掉名誉和世界地位"。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3_08/21/28866477_0.shtml 这句话很重，但并没有影响李显龙访华并受到礼遇。习近平显示了他的气度，但他有没有接受李显龙的忠告和斡旋，开始缓和中日关系？从这次G20峰会上习没有回避与安倍进行接触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此次G20峰会的东道主是普京，可以想像，习近平一定会悉心关注普京如何来应对这样的大场面。习近平并不掩饰他对普京的由衷钦佩，但普京究竟怎么看普京？ 普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确实为维护俄国的国家尊严，包括维护苏联那一段历史的尊严作出了有成效的努力。不过，普京对一个问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不能因此而与文明世界做对，而要坚持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为此，普京坚持在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范围内，在文明世界的大是大非的范围内与西方国家博弈。换句话说，普京宁肯在文明的游戏中扮演一个不那么舒服，不太讨人喜欢的角色，也不选择与文明世界为敌。 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似乎并没有想的很清楚，而是让人感到，他认为普京和自己是一边的，因为底色都是红的，是和蓝色的自由世界对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G20峰会的经历，特别是普京与自由世界各国首脑的交往细节，可能有助于帮助他看清楚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普京虽然与美国和西方，包括与日本有很多分歧，俄国与中国虽然有很多利益互补，但他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因为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家，他懂得俄国的国家利益与文明世界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文明世界并没有忘记，也不会原谅德日法西斯在二战的罪行，但文明世界更清楚，如今这两个民族已经洗心革面，是文明世界最忠诚、最可靠的成员。而中国的立场和取向则并不是那么清楚。各国对中国的尊重，包括给中国北京奥运的机会，包含著对中国巨大的期望，期望中国加入到文明世界之中。但到现在，中共当局，包括习近平本人对一些最基本的文明底线问题，态度总是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在钓鱼岛以及其他主权争议中得到广泛同情和支持是非常困难的，想让世界相信日本或者安倍之辈是坏人也是很难的。东京得到了第二次主办奥运的机会，而中国的官方通讯社却急于把东京出局的愿望当新闻来报道。这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不正常的心态，也说明他们不能理解，中国的国力再强，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好恶和是非判断强加给别人。 习近平还有时间和机会学习如何赢得文明世界的尊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任期才刚刚开始，而且因为，中国选择历史的哪一边对所有人都实在太重要。文明世界不愿意放弃耐心，也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期望：这个人的品格最终能让他作出正确的选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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