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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日本被中共一鱼三吃（下）

Posted: 12 Jul 2014 06:46 PM PDT

毛泽东对日本人的感激看起来是一种调侃，其实是发自内心的：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毛泽东外交文选》）
邓小平1978－1979年两度访问日本，也多次提到，到日本来看新老朋友，中共对日本的情感，还有背后不为人知的隐秘，由此可窥一斑。中共无数次激发民间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对日的仇恨，但中共高层对日本的态度，却完全是云淡风轻、卷舒从容，见不出半点仇恨与隔膜。日本对毛泽东来说是鱼头，而对邓小平来说，则是硕大的鱼身，自从邓小平时代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持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素。
主流媒体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时，功绩都给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有党的领导，顺带说一下全国人民的努力，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处于洼地，世界经济与技术潮水很快汇聚到这里，很容易促成洼地经济的抬升，1979年以来，日本对中国低息贷款援助（即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简称ODA）达3200亿元，成为对华最大援助国，占中国外来援助经费的66.9％，从北京地铁、首都机场、中国电气化铁路约4600公里的改造、中国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约60个等等均由日元贷款建成或正在建设，一位资深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曾感叹："（在中国）你找不出来哪个大型工程没有日元贷款的影子。"
日本对华援助与ODA项目相呼应的是无偿资金援助项目，包括"一般无偿资金合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文化无偿援助"、"紧急无偿援助"等方式，其领域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方面。中日友好医院、中日环保中心、贵州农村改水等等均属无偿资金援建的代表性项目。还有技术培训、技术援助等等。
中国人自己对外援助，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中国自己一直是受援国，日本及西方国家对华援助，无论是低贷款方式还是无偿援助方式，在主流媒体也难以见诸报端，见诸报端与电视媒体的，只有党国各级领导人对不发达地区或贫困户的施舍式看望与送温暖活动，而接受看望与送温暖的困难户们，对领导与党国必然充满感激之情，千恩万谢溢于言表。为什么大陆媒体对日本如此巨大的援助、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促动如此巨大，却无片言感谢之辞呢？ 《读卖新闻》撰文宣称："不要求中国人感谢，只希望中国人记得"，中、日、韩有专家认为，日本政府这样做也是基于谢罪心理，还有些专家认为这是日本政府的"支票外交"。日本媒体已认定中国人不会感谢，但希望中国人能记得，如何记得?记在深宫大院里账本上，难以示之于公众，而说日本的援助是一种支票外交或谢罪心理使然，也不全错。
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个层面，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殖民地方式被完全终结，基于对土地与人民的征服时代结束了，代之以经济与市场的征服、文化征服与价值观念的征服。日本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多的考量是宏观经济层面，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与日本经济差距巨大，所以日本通过巨额经济援助（低息贷款）来激活中国经济，使中国经济具备基本的发展能力，以此培育中国市场与消费群体，而这是巨大的潜力，日本与世界经济三十年来利益于中国市场的扩展，回馈的利益也是巨大的。日本通过改善中国经济，使整个亚洲经济生态得到改善，通过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经济文明促进政治文明进步，这比中国花巨资培育一个无赖的朝鲜要高明一万倍。
经济征服的同时，文化征服与价值征服随之而来，日本的动漫、游戏、日本的电影、流行歌曲等等风靡中国大陆，文化的征服是情感领域的征服，只有创造了美、拥有创意，才能实现征服。那么价值征服呢，无偿援助与环保公益活动是价值征服，价值征服是比赛谁更慈善更博爱更仁义更宽容更尊重天道与人性。
相比之下呢，中国政府唯经济发展马首以瞻，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其它都是云烟。完全还是大清那一套，只接受西方技术与器物，不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与普世价值，不问日本为什么能征服大清，也不问为什么日本人在二战之后的焦土上如此快速地成长为世界强国，眼睛只盯着餐桌把日本当鱼肉吃，吃得自己脑满肠肥，最后结果，还要把日本这条鱼的鱼尾做成一锅汤，奉献给全中国人民吃，许多人因此被吃成了脑残。
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通过无数方式宣传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打败了日本，一直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抗日题材的电影电视动漫小说戏剧累计产品数以万计、十万计，只要中国国内出现问题或与日本有政治经济摩擦，立即就会启动民间抗日闹剧，公安规定不能示威游行，但有关部门随时可以组织对日本的抗议，甚至出现在大街上公然火烧日本车、暴力殴打日系车主的恶性案件，日本成了永恒的敌人、永恒的艺术题材、永远的仇恨宣泄对象。2012年，全国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电视剧200多部，其中抗战剧及谍战剧超过70部，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剧。仅横店电影基地，一年消灭的日本鬼子可达10亿（据羊城晚报2013年02月06日报道）。中国人在电影电视上杀日本人（自我意淫式征服），在网络上谩骂日本人仇恨日本人，由此制造了多少幸福感、快感，还有激发了多少仇恨？车不可载，海可以量。
鱼身日本基本吃完了，大块朵颐的日子结束了。但鱼尾日本却似乎馀味无尽，这道食之无味无营养的鱼尾，中共还要利用多少年，中国人民还要食用多少代？
——东网

胡平：中共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吗——与杨奎松、周濂商榷

Posted: 12 Jul 2014 03:55 PM PDT


周濂和杨奎松都是我很看重的国内学者。最近从网上读到"周濂对话杨奎松：革命的前奏"（原载《东方历史评论》第四辑），很受教益，很有共鸣，不过也有几个观点是我不能赞成的，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中共自我纠错能力的问题。
在对话里，周濂问："在过去9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很多次的危局，都安然度过了，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是超强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史的专家您认同这个判断吗？"
   
杨奎松回答："中国共产党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是事实。文革走得那么极端，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很快就扭过来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一次。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及其继承者有很强的务实功利的精神，通常不会像教条主义者那样一条路走到黑。一旦发现走不通，不管这条路原来是谁指定的，说调头就调头。"
我以为，中共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并非事实。
例如文革浩劫，持续十年之久，只是因为毛的去世才划上句号。一个错误可以犯那么大、那么长，怎么还能说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呢？
还有三年大饥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在这里，森氏恰好是说明，民主制度具有自我纠错能力，专制制度缺少自我纠错能力，而中共正是后者的典型。
据我所知，关于中共有自我纠错能力，或曰中共犯错误中共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这种说法，最早出自于"左王"邓力群。
邓力群在其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书里写到：1979年，"在起草、讨论和修改国庆三十周年讲话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这些年里，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6年开始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为此，起草的同志总感到理亏，调子提不起来。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我根据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提出一个意见。我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但是，再严重的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的。新中国成立前是这样，1949年以后也是这样。'大跃进'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由此证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里。这个意见一说，大家觉得有劲了，不是被动的了。"
我在1987年3月写的《自由，对中国前途的展望》一文里，曾专门对邓力群的这种说法进行过分析和批评。
我写到："有种说法值得分析，有人说，党虽然犯过错误，但正是党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因此不能以党犯过错误为理由去怀疑党的领导。这种说法大概首创于那位理论权威（指邓力群），此后立即被大加引用。在许多领导者看来，这种说法乃是继续坚持无限权力的最好的（也许还是唯一的）论据。殊不知这种说法完全是弄巧成拙。不错，领导者自己能够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这是好事，它表明领导者的明智；但是，若果只有领导者自己才能够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那就是坏事，因为那意味着广大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毫无力量的可悲境地。问题在于，当我们说党，确切地说，党的领导集团（因为一般党员，不论他们有成千上万，决没有力量纠正党的错误）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时，那并不意味着总是党的领导集团，而不是别的任何人，最先发现了所犯的错误，假如是那样，那还有话可说。但事实上，当着党的领导集团犯错误，包括犯那些严重错误之时，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一般党员）早就发现了错误，他们的认识比某些自以为是的领导者要高明得多。他们做了很多完全正确的努力以试图改变党的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可是，他们不可能成功，非但不能成功，他们有时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这就是说，所谓党的领导集团自己改正自己的错误，决不是因为他们最英明最正确，而是因为，也仅仅是因为这少数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不管他们犯下的错误有多明显多严重，几亿中国人，除了默不作声的承受忍耐和牺牲外，别无任何选择（想一想'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这是何等可怕的局面，继续维持这种局面不思改变，对民族对国家又意味着什么？"
邓力群发明了"党犯过错误，但是党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这种说法，"他自以为是为维护党的绝对权威做出了最高明的辩护，实际上他们是从反面承认了在旧体制下全国广大人民受人摆布的依赖地位，从而揭示出原有社会政治结构的某种明显的极权主义性质，进一步使人们痛感实行政治改革限制最高权力的迫切必要。很可能，他们这种说法，将作为对极权主义的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定义而被收进二十世纪的政治学词典，并不断地给后人以深刻的启发与微妙的联想。"
让我多少有些惊讶的是，由"左王"邓力群发明的这种说法，在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居然还大有市场，甚至被一些可尊敬的学者，而且是被划为右派的学者所接受。
其实，即便在共产党中，中共的自我纠错能力也远远算不上最强的。无论是反个人迷信，平反大清洗时期的冤假错案，还是改革计划经济，东欧的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都走在中共前头。要说纠错，中共还有大量的错误没有纠正。六四过去二十五年了，其错误（暂且叫错误）纠正了吗？土改过去六十年了，错误至今也还没有纠正。不错，地主富农在1979年摘了帽，但摘帽只好比刑满释放，当局并没有认错道歉，更没有退还和赔偿，甚至连刑满释放都比不上——本来戴帽子的时候说好是三年，结果一戴就是三十年，成了终身制，乃至成了世袭制。这怎么谈得上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呢？
不过，依我的推想，在杨奎松和周濂那里，所谓中共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一说，大概还有别的意涵。
是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也有纠错能力，可是他们纠到后头，把自己的执政地位－－准确地说是专政地位－－都给纠掉了，把党都给纠垮了；或者改旗易帜，另起炉灶。中共则不然。中共犯过更多的错误，几次面临更大的危局，但是中共都能挺过来，在大力纠错的同时仍然保住了自己的专政地位，甚至变得更强大；不只是党变得更强大，而且国家也变得更强大。当今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很快就是世界第一了。两相对比，中共的自我纠错能力不是比苏联东欧共产党强多了吗？所以说中共的自我纠错能力超强。
这就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小说《1984》里权力精英奥布来恩讲过的一段话。奥布来恩说："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做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
一般来说，僵化和软化是互相关联的：僵则硬，不僵则软。对共产专制而言，僵化的结果是垮台；不僵化就会软化，其结果也是垮台。
这中间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共产党领导人后来不得不意识到，他们的那套理念，他们建立的那套制度是很糟糕的，不改革死路一条，所以他们才进行改革。既然那套理念是错误的，那为什么不该放弃呢？而既然放弃了原来那套理念，凭什么还不改名字，不把自己定位于一个正常的政党和别人和平竞争，还要挂羊头卖狗肉继续霸占权力呢？
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有一章，题目就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到："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问题就在这里，由于共产党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错，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这就很可能导致其执政地位的丧失，起码也会导致其专政地位的丧失；要么强词夺理，死不认错，甚至变本加厉；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错误做出某种纠正，那就必须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一方面文过饰非，继续以谎言欺世，一方面施展铁腕，震慑与镇压一切敢于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才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最容易取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错，今日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上升，但是，且不说这样一种发展本身造成了多少严重的问题，单单是它立足于其上的基础，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公然践踏与肆意蔑视。对此，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5期    2014年7月11日—7月24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9262

袁刚：正视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的严酷现实

Posted: 12 Jul 2014 03:55 PM PDT

袁刚（北京大学教授）


                  
    提要：马克思主义宗旨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世界革命，以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中国改革早已放弃这两个目标，普京则庄严宣告百年共运实验已经失败。马列主义苏联模式被实践证伪成为改革对象，中共"打左灯，向右拐"，抛弃马列毛却不认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马列不搞世界革命是伪命题。社会主义本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初级"中又"初级"，等于宣告共产主义根本实现不了，何日"中级阶段"亦无法回答。高调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时就直言是"放空炮"，苏共最高领导也私下承认是讲"空话"，是"骗老百姓"。既得利益守旧势力坚持原教旨钻"死胡同"，以教执鞭阻碍改革危害极大。改革势力应正视现实敢讲真话，务实求治大胆解开意识形态死结，以切实工作取代虚玄的主义，回归"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引领中国改革成功。
一、中国改革的对象就是马列毛教条苏联模式

    中国改革已进入历史性选择关口，一些问题的关结点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想模糊却模糊不了一世。中共十八大"第五代核心"习、李上位，三中全会发布"全面深化改革"公报，部署60项具体任务，提出"两个百年目标"，改革力度可谓空前。但从骨子里看，执政党的执政纲领与国家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说的与做的并不一样，搞的仍然是"经右政左"，即"打左灯，向右拐"，理论与实践相矛盾。在经济上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政治上竟看不到半点放松迹象，反而是竭力压缩言论空间，陷于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纠结，陈年深层次影响全局的体制性问题不敢议改，内部潜伏着巨大危机。

    中国35年改革的对象何在？其实就是马列毛教条苏联模式！这些东西长期被当作圣物不容置疑，实却害苦了中国人，且早已在世界范围破产被证伪，而一文钱不值！但在当今中国却不敢点破，当政精英也并非不知马列毛教条已过时不中用，却知行不一，采取驼鸟战术继续愚民。既得利益统治集团与意识形态相捆绑，政教合一，落后守旧势力阴霾不散死抱教条，以教执鞭，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大阻力之所在。

    文革后的所谓"拨乱反正"，其实质就是抛弃旧教旧制另寻出路，胡耀邦用三个字概括文革高调意识形态："假、大、空"！改革开放用"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取代共产主义的虚幻目标，却也不时要唱唱高调，采取"淡化"意识形态的办法。"打左灯，向右拐"的始作俑者，正是邓小平。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死抱旧政教（即旧体制旧观念）的反改革顽固势力，在当今中国仍异常强大，中国改革要前进，不得不拐弯绕过他们。习、李上台搞"全面深化改革"，再次强调"意识形态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大抓意识形态，甚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要回归祖宗马克思，其是真是假虽不得而知，是祸是福却颇费思量。

    人们不禁要问：若果真回归马列讲共产主义，中国还有出路有前途吗？
    二、普京庄严宣告：百年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

    众所周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至今已有一个多半世纪的历史。马克思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并宣称："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达到。"经过百年血与火实践的洗礼，被马克思寄予厚望并认定将首先建立美好社会的美、英、法等欧美工世化国家，根本就没有爆发共产革命。被马克思视为落后的俄国虽爆发"十月革命"，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成为历史的过客。更落后而由苏俄"输出革命"克隆建立的共产党中国，虽硬撑着仍"坚持马列主义"，却大踏步后退宣布自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另觅新途，搞"市场经济"，主动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WTO，"与国际接轨"，从而获得难得发展机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破除马列教条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马列共产主义相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本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伪和国际共运实践的成败，作盖棺论定并非难事，历史事实都明摆着，但在中国却特别"敏感"，以至噤若寒蝉不敢发声。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却没有那么多顾忌，早在1999年底，他在新千年文告中就郑重宣告：过去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

    普京还总结苏联惨烈的共运史，沉痛地说："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

    普京的声明振聋发聩，其反思客观而深刻，他没有否定社会主义苏联也曾取得"不容置疑的成就"，并多次举办盛大阅兵庆祝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强大苏联的瓦解深表痛心。普京对俄罗斯祖国怀抱深厚的感情，当年叶利钦将帅印让给他时，嘱咐："好好照看俄罗斯"！ 普京不负众望，公示财产，铁腕执政，大刀阔斧强力改革，声言："给我20年，重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他颇具个人魅力，并不买美国人的帐。俄罗斯姑娘唱"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但普京这样的硬汉，却对过去曾信奉的高调意识形态弃之如敝屣，公开承认列宁开创的苏维埃政权彻底失败，对马列主义没有丝毫的留恋。

    普京也曾是共产党员，克格勃中校，奇怪的是，中共大骂戈尔巴乔夫是叛徒，却不敢说普京也是叛徒，相反，习近平还说与普京性格相象要巴结他。普京认为苏俄长达74年的共产主义试验，是"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走了弯路，马列主义唱得好听，实践中却不中用，因为它违背人类普世价值，"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给苏俄带来深重灾难，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普京虽珍视以往，怀抱强国梦，甚至有些霸道，却把马列主义看得一文钱不值，认为是荒谬空洞祸害人民的邪说，已扫入历史垃圾堆。现在，俄罗斯虽还有共产党，也有些人打"镰刀锤子旗"信奉马列，但他们人数很少，且越来越少，谁还指望马列在前苏联东欧死灰复燃，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苏联垮台并不是因为出了叛徒，而是自身体制落后混不下去。若在美国，即便是出百个戈尔巴乔夫，也丝毫撼动不了其体制。被中共骂为修正主义头子的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1959年出访美国搞"戴维营会谈"，也并不是去投降，而是豪迈地宣称："我是来埋葬你们的！"提出"和平竞赛"，让先进淘汰落后。其结果现已分晓，是美国"不战而胜"。马列共产主义被实践证伪已全面失败，红旗已倒这一客观事实，在前苏联东欧及东西方各国早就成为定论，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马列主义既由苏联人"送"来，现开创者"老大哥"垮了，改旗换帜彻底服输了，而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共，不但死不认帐，反而自称"先进性"硬撑，只能是自欺欺人。

    当今世界还顽固地打马列主义旗帜的国家，中国以外还有朝鲜、古巴、越南等。而凡以意识形态立国，不允许思想自由政教合一的国家，大都专制落后。朝鲜金氏政权即是活样板，已全面充分地显露其落后性。只要不搞历史虚无主义，客观公正地反思历史，就应正视普京宣布的百年共运已失败的事实：俄国"十月革命"并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其首创的公有制加党政干部官僚治国的模式，是一个落后的模式。"走俄国人的路"，走错了，是走进了"死胡同"。

    马列之路行不通，但中国改革开放却仍要挂马列主义招牌，我认为那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不正则言不顺，结果是造成假话、空话、套话连篇。当今中国是"礼崩乐坏"，危机四伏。路在何方？当局者迷，诸君还得多加思量。
    三、高调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苏联体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体制，却自吹先进要取代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蛊惑力和欺骗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野蛮落后的苏联垮台是历史进步！现在马列主义的故乡德国、俄罗斯都不信奉马列，唯独中国、朝鲜等在坚守，这并不表明中国人聪明"先进"，反倒是愚顽落后，更确切地说是无奈。而中朝及前苏联东欧以马列立教立国，也是建立在长期强制性宣传灌输、钳制思想言论不允许反对基础上的，甚至大搞个人迷信，把马列主义当宗教以愚民。

    然而，马列"真理"毕竟已被百年实践证伪，真坚守要吃亏饿死人，吃亏长智的中共领导人，只好偷梁换柱"打左灯，向右拐"，实质上也早已背离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马恩自已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一句话概括，即"消灭私有制"。 所谓共产，就是公有，否则，不叫共产党。其宗旨是以阶级斗争方式剥夺剥削者，建立没有人剥表削人公有制的所谓人间天堂。《共产党宣言》虽有"自由人联合体"的表述，那也是以没有人剥削人的公有制作为前提的。马克思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主张世界革命，所谓"一国建成"、"一国特色"，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两项最起码的宗旨：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世界革命，终极目标是在全球建立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则宣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垂死即将灭亡，为此不惜使用暴力和专政手段，建立社会主义苏联，并成立"共产国际"，向各国"输出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曾烧红过半边天，在世界范围曾有过几十年辉煌，建立了欧亚大陆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垂死"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抗，毛泽东曾论断："东风压倒西风"。

    百年共运起先的确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两项宗旨进行，即消灭私有制和搞世界革命，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逆转。

    众所周知，列宁、斯大林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计划经济，消灭富农搞集体农庄，搞大型国企，即是"消灭私有制"。后来的追随者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等，也都不顾人民死活"破私立公"，"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结果造成巨大"人祸"。苏联东欧变色后全面恢复了私有制，中国改革开放虽囿于意识形态扭扭捏捏，但一开始就倡导打破"大锅饭"，即破除苏式公有国家垄断，搞西式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办"三资企业"、办"特区"，主动加入WTO等，实际上是变换花样"破公立私"，实质是抛弃马列，回归"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另外，我们都知道马克思领导了"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了"第二国际"，列宁、斯大林领导了"第三国际"， 托洛茨基虽被放逐，却也成立了"第四国际"， 都是为了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毛泽东更是不甘只做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而要做"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一穷二白"，毛却要打肿脸充胖子支援亚非拉，支援朝鲜越南打美帝，是不忘马克思"解放全人类"搞世界革命的宗旨。1991年苏联垮台社会主义阵容解体，非洲人穆加贝来北京"劝进"，但邓小平提出"不挑头，不举旗，韬光养晦"， 实质是放弃了世界革命宗旨。上山打游击的马来亚共产党陈平部众，由于再也得不到中共支持，只好缴枪投降。中共不敢成立"第五国际"领导国际共运，关起门来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承认国际共运失败了。

    为掩盖修饰自已，中共也"与时俱进"以假乱真地"发展"马列主义，却毫无创新力，显得理论苍白无力。马列主义既是世界革命的理论，只管自已不管别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是马列主义，或仅是一个"伪命题"。且按照其逻辑，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将会有一百多个特色，那还有世界大同么？马克思主义既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理论上讲就绝不只通行于一国，不是中国的"专利"，因而不存在中国"特色"，也不存在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说，是很有意义的，却基本上是抄袭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因其本质上是反阶级斗争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敢深入表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就更加拙劣，众所周知，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推翻资本主义后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然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共产主义渺不可及，才有了一个短暂"过渡"社会主义的说法。社会主义本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们成了"初级阶段"中的"初级阶段"，这能体现什么理论创新呢？不就是宣告共产主义实现不了吗！

    中共早已不谈共产主义目标，代之以更切实际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梦、"两个百年目标"等，这些新表述应该说更有号召力。然而，这些目标实现了，到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试问：还能老用"初级阶段"来骗人吗？是否该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又何时达到"高级阶段"呢？到时还搞市场经济吗？或是按马克思所说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现了"四化"中国梦，离共产主义是近了还是更远了呢？又何时结束"韬光养晦"，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去"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呢？如果根本就不再提"消灭私有制"，再也不敢搞世界革命，那还能自称马克思主义吗？

    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人能回答！

    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邓小平说初级阶段理论"一百年不动摇！"说得都很玄乎。其实，这两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终身的"马克思主义者"，心里都明白：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共产主义实现不了！邓"初级阶段"理论和毛"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质都一样，都是承认共产主义在未可知的时间内实现不了，却又不肯认输，要变换花样继续努力，实际上仍然是昭示了马列主义的破产。而被实践证伪了的高调意识形态，再费劲去编织，也只能是欺骗！其实，中国完全可以不再去谈虚玄的马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只谈实在的"四化"中国梦，诚如五四时期胡适所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早在文革高潮苏联貌似强大之时，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对于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的事实，都已心知肚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曾就马列主义理论与苏共进行激烈论战，比谁马列主义大旗举得高，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发表过"九评"批修文章，林彪吹捧"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苏修也不示弱，标榜自己才是马列正统。但当时的苏共总书勃列日涅夫在家里却对其弟弟讲真话："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无独有偶，1972年中共领袖毛泽东也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坦言：遍布北京的高调红色标语口号都是"放空炮"，不必当真！1989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访，邓小平接见时也坦陈：当年中苏两国大论战，"双方都说了不少空话"。所谓"空话"，就是指挂在半天云中的马列高调意识形态，那些我们耳熟能详却不着边际的官话套话，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等，实际上却联合不起来，喊了也打不倒，其功用只能是："骗老百姓"。

    既然中共苏共最高领袖都早已私下承认，高调意识形态是"空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普京说的"实话"：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帷幕早已落下，马列主义破产了！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并必须正视的严酷历史与现实！
    四、别拉着13亿中国人去为马列共产主义殉葬

    马列主义破产共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许多人无法接受，于是有人捡起所谓 "低潮、高潮"说，预言国际共运新的"高潮"必将到来，这不过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欺人之谈。已获解放的前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决不会再走回头路，中国加入WTO讲劳资合作也早已脱离共运轨道，欧美日各工业化国家虽不时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经济社会问题，但其自我修补机制效能显著，又有谁还相信真会出现马克思所指望的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呢？社会主义终究将取代资本主义这条所谓"客观规律"，早已不客观了，已被历史实践证伪！

    有人看到"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句话不灵了，看到邓小平"猫论"、"摸论"盛行且卓有成效，于是提出"能救中国的就是社会主义"，讲实用主义。但原教旨死硬分子仍不服输，当中国搞市场经济提升了国力，马上就有人不失时机地提出"中国模式论"，竟别出心裁地提出："能救社会主义的只有中国"。这是忘乎所以不自量力，别说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到了"高级阶段"，宣布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而欧美各国无动于衷，那也谈不上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中国坚不坚持马列，已无妨世界大局，更何况其真假难辨，光说不练，在主义上再破费功夫，已经毫无意义。

    但马列主义破产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毫无价值，社会主义诉求公平，在世界上种类繁多，马克思之前就有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民主党至今仍十分活跃，并时常执政，他们不赞成马列革命暴力专政，与资本主义相得益彰。如英国工党主张社会主义，保守党主张资本主义，两党轮流执政，"封建遗留"的女王、爵士等，不仅依旧存在而且发挥着作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者在英国和睦相处，兼容并包，无须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不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调和，却消除了"三大差别"。王震将军初到英国，看到其社会和谐，生活富足，惊为共产主义。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向工党社民党看齐，剥离马列，吸收一些儒学仁德，是可具备中国特色的，这样的社会主义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选择。

    马列主义并不真正代表社会主义，其主导中国也并非中国人探索的结果，而在于当年苏联"输出革命"。梁启超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把马克思当骗人偶像，用来渗透侵略中国。苏式马列能轻易征服中国，不是因中国人聪明而是普遍愚昧，是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中国人盲目向西方学习中所走的一段弯路，"走俄国人的路"，是上了苏联人的大当吃了大亏。如今苏联垮了，俄罗斯反思改帜了！马列之路被普京宣布为"死胡同"，中国人能误入岐途而独不知返吗？面对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的严酷现实，中国再举马列破旗硬撑，又能撑几时？中国向何处去？假话、空话救不了中国！以期"打左灯，向右拐"，不如"开诚心，布公道"，中国完全可以象俄国人那样改旗换帜，回归"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这绝不是所谓"走邪路"。

    改革需要新思维，要顺应时代潮流。睁眼看一看当今世界吧，到底是谁在主导世界格局？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等高新科技，竟全是"垂死"资本主义美国的创造发明，而惠益全人类。社会主义苏联又为人类作了那些科技贡献呢？落后中国就更谈不上了，马克思列宁根本就没有预见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共产党"镰刀锤子旗"所标志的其实是落后旧时代。试问：现在的欧美日本，还能有几个农民手持中世纪的镰刀劳作？抡大锤的工人还能有多少？拿镰刀抡铁锤的人到底具有"先进性"，还是"落后性"？他们能代表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吗？在美国举着"镰刀锤子旗"，去向开数控机床联合收割机的工人农民宣讲，人家会感觉你在招摇撞骗！

    中国改革路在何方？所谓"不走老路，不走邪路"，正路又何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打着早已落伍过时的"镰刀锤子"旗，又能有多少自信呢？坚持马列，却又不敢"消灭私有制"，不敢搞世界革命，反倒要"打左旗，向右拐"，又能有多少出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剥离马列毛，只好说假话空话，连最高领导人也所在难免。这正是当今中国改革死结之所在！不打破意识形态死结，中国改革终难成功。

    反改革的既得利益守旧势力，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以迫使当政者屈从于己。中国国力刚有提升，死硬分子就迫不及待要放弃"韬光养晦"，去迎击国际共运"新高潮"。他们以民粹、民族主义煽情，鼓吹"亮剑"开战，说什么和平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时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而困兽犹斗不服输，却并不能改变世界格局，只会危害中国形同自杀，是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是没有出路的！"执政党不能只顾自身眼前利益，应向历史高度负责，千万不要拉着13亿中国人，去为已经败亡的马列共产主义集体殉葬。主导改革的中国执政精英，应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形势，实事求是，正视并承认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这一无可挽回的客观事实，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断然告别马列毛，拥抱新时代。"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共产主义既实现不了，连过渡性的"初级"升"中级"也渺不可及，不如务实去虚，为实现"四化"中国梦而扎实努力。"中国梦"与"美国梦"既没有什么区别，就更没有什么必要在主义、旗帜上再费口舌了，应以务实求治精神，大胆解开意识形态这个死结。

（2014.5.1）

刘自立：雅典民主启示录（续）

Posted: 12 Jul 2014 03:56 PM PDT


一

此"续文"以四个主题继续探索 古希腊雅典，斯巴达等城邦政权的专制－民主体制，思想和文化。其一,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政府之间的亲缘关系和龃龉.二,雅典民主（——斯巴达僭政）、乃及民
主正确与错误之间的辨识，即，解构民主和结构之之关系；三，雅典悲剧和民主政治之关系，同构与异象（——政治与文学）;四，当代性与古代性之异同在希腊－
波斯战争及乃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表现。此类绍述也许并不按照前后顺序进行，因为历史也并非按照前因后果的次序上演和中断——虽然历史不会完结，但是，历
史中的中断和断裂比比皆是。而20世纪极权主义就是既中断历史，又开创历史之否定和负项。以至于我们的各种分析都要区隔历史上各种专制和集权与极权主义之
迥然不同；当然，这也就是我们绍述希腊历史和极权主义历史之间很少可以对比的地方；而在前文，我们确有说出了希腊甚至雅典思想历史中空想理想国和极权主义
乌托邦之间似有却无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却为分析极权主义历史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参照。主要是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希腊人并未施行理想国中的哲学王治国，他
们是以僭主和民"主"治国，殖民和扩张的；这样，希腊帝国开拓了万里波涛于罗马和大英帝国之前，他们这样的殖民是不是民主紧紧伴随的产物且互为因果和缘
故？再就是，希腊人的思维所致导致的怀疑主义，唯物主义甚至犬儒主义，其正、负面向的影响如何？是不是怀疑主义导致本体论和本体论导致怀疑主义（——乃至
后来产生休谟的类似观点……）。他们的民主对内，殖民对外的自古已然（——以至于西方政治迄今如此）之状况，是不是民主万象之核心？他们的对于波斯的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是不是可以照搬到美苏g-2，美中g-2，乃至上溯到对于二战时期斯大林主义和罗斯福主义的并肩和对外？谁，是外？谁，是内？整套的希腊
－波斯历史和现在的无解的阿－以冲突导致的什么样子的体系和矛盾，让古代希腊之各个情节展现于今，甚至展现于后？什么悲剧，是政治之？什么悲剧，是文学
之？政治－文学间性之悲剧，又是什么？我们也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也许回答不了。故此，有此写作，以飨读者，为了分析和商谈。



首 先触及的是雅典人民民主的政治性质和自由性质——这个人民专政（当然严格区别后来列宁主义此类似是而非的概念）——成为希腊民主乃至世界民主、乃及古代民
主、现代民主的基石。认为"人民"概念的解构主义（——反对多数暴政观）可以复合后来美国代议制政治和英国、欧洲的非民粹主义政治，继而否定雅典模式和德
莫斯……——德莫克拉希主义，是一个历史长久性判断错误的延伸。这是因为尤其是美国开国元勋们将民主和治衡几乎对立所致。这个对立的说法主要根据来源于麦
迪逊，约翰.亚当斯和汉密尔顿——到了欧洲辩论雅典民主时期，关乎于此的话题，有了哲学和历史双向的发展和深入——而在最后敲定雅典民主肯定论上，得以基
本收尾。于是，人民主权希腊模型被认定为政治正确的换一种说法。其间，关于美、英代议制政治被对立于希腊民主，现代型政治被对立于古希腊，古罗马一类说
法，逐渐后退到政治不明智，政治（几乎）不正确的判断上来。人们就像重新看待古代悲剧那样看待希腊悲剧，并将这古代性和这现代性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第二点
触及的内容，越古典，越现代——雅典民主之纷争歧见和异化，产生了对于雅典古代性兼并现代性的发现——颇为类似孟德尔松发现巴赫并负义重新伟大的内涵。这
是解构－结构之类思索和实践的应证和考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后续发展（或言民主后和后民主发展），是因为政治智者都深谙民主辨证那套并非过时的逻辑；也
就是说，古代希腊小型的，城邦的，少数人的（——相对于奴隶大众们没有闲暇思考政治的实际民主——加上他们在战神山会议上几乎全民参与的那种政治觉悟和天
才（——一个伟大古典民族的整个天才），雅典和希腊的民主成为一种拒绝长期权力的选举产物（——他们的执政，法官和将军的任期不到一年——这和中世纪威尼
斯和佛罗伦撒平、富几乎轮替执政同样的短暂任期相类似）；这是他们对和后来极权主义领袖终身任期的最早期制裁和排斥。于是，在此一点上，雅典民主的操作繁
琐和任期不定，成为后来美、欧改变这种任期制度之理由。但是，这个改制的理由是操作性的，不是真理性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堕落到逻辑实证主义的无真理论
之地步……）。



短 暂的任期给人民－市民－公民以接替和候选领袖的可行性和可能性并一次产生贫富，民吏和外交内政之间的那些斗争；雅典人或者成为领袖的直接选择人——或者成
为他们被制裁和罢免的直接参与者而使得权力者的尊严，不会上升到不可侵犯之神、魔的位置。这是至关重要的、直接选择的、人民尊严的一种表现。虽然，这种表
现制裁了哲学家和思想者，甚至放逐了战争功臣——也使得雅典之地米斯托克利，斯巴达之波桑尼阿斯抑或其王之一德拉玛图投向波斯（
Cleomenes urged Leotychidas, a relative and personal enemy of
Demaratus, ……Demaratus was forced to flee. …… of the Persian king
Darius I, who gave him the cities of Pergamum, Teuthrania and
Halisarna, where his descendants Eurysthenes and Procles still rul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4th century.

He accompanied Xerxes I on his invasion of Greece in 480 BC and is
alleged to have warned Xerxes not to underestimate the Spartans before
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
（意译："斯巴达王克列奥蒙尼让德玛拉图的政敌列奥提齐德斯继任的王位……德玛拉图被迫逃亡，波斯王大流士给了他一些城邦并且让他与之统治。后来他伴随薛希斯组织侵犯希腊的战争，但是他告诉他不要轻视斯巴达人的能力（在温泉关战役期间之表现）。"
" The same goes for the Spartans. One-against-one, they are as good as
anyone in the world. But when they fight in a body, they are the best
of all. For though they are free men, they are not entirely free. They
accept Law as their master."

（意 译： "他们是世界上一对一作战最优者。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是他们没有完全的自由。他们只是服从法律和主子。"（希罗多德（《历史》）。但是，这种使得领袖颜
面扫地的错误行径，却使得政治正确性的几率，大致永恒地倾向于多数——而多数胜出的规则，即便于今，也无法改变——而且，这个无法改变，并不因为保护少数
而有所颠覆。因为，多数意志只要不会变成和蜕化成为后来极权主义0式人民概念，人民参与和人民暴政，那么，人民，还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决策于胜（——抑或决
策于败——这就是美国人惠特曼所谓——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的含义吧。）而且，在解构一切完美政治（——就像五百年以后解构人性善一样），希腊政治
学和诗学、美学的解构主义使得希腊文化的，悲剧的，喜剧的甚至神话的现代性集纳于其古代性——就像诗人所谓越古典，越现代（庞德语）。我们马上就会接触这
个主体。故此，在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人民选项，一直以来，都是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政府有效的，也许是可以或缺，抑或不可或缺的，必要的政治补充。这个补充
形式，远说，即雅典民主，近说，就是美、欧发起自19世纪宪章主义运动以来，以至现代来美国人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占领华盛顿运动）——再到现在台湾
学生发起的花朵运动；其深厚外延和深厚内涵尽括其中。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和民主政权绝对不可以拒绝代议制政府之外和两党或者多党执政之外的那一种政治力量
的积极参与（——这就是起源于雅典人民（德莫斯）政治之民主（德莫克拉希））政治之应有之义。改变和涂炭这个政治概念，不过是完美化和神魔化现代民主政治
的一种错误说法。当然，民主政治在现有的政治（——三权分立）框架内施行民主操作的可能性，还是具备的，有效的；但是我们所谓第四监督治衡——也就是人民
街头参与，或可成为直接继承雅典民主的那种第四治衡或第五治衡（——相对于舆论自由）。只是我们看待台湾人民政治的可能性，并非完全考虑两党政治的缺漏，
而是关照更多的政治因素（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民主台湾沆瀣极权主义的那种出卖民众的政党政治（——这是延续民主古代－现代话题的另外一个政治函
数。）



再 是，现代主义之所以可以说尽含于古代希腊之悲剧之内，也是因为除去文化（——文学，诗歌，音乐……）内涵以外之一层绚烂的政治色彩。这层政治色彩就是，无
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是酝酿希腊戏剧的绝妙场所。而在此类场所当中，现代性凸现的地方，就是他们所谓命运展现的场所。这是一种十分深刻和明显的走
向。如果定义现代性（——相对于传统，祖制和习俗——也就是文化常态）指向，人们或许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予以理解：一个层次是，每一种现代性，实际上，只是
含括在有限时段和某一时代之中之先锋主义（——而区隔于长线观察中的古代，近代，现代——从而同样出现关于在一个时代里面出现的先是法则，后是瓦解的那种
最后被定义为"上帝死了"这样的传统死亡现代性——并且极端严重的则是，这个传统死亡和上帝死亡，加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继而，在这个时代的中、
晚时期，人们开始处于行动不便和思维迟钝状态而逐渐从先锋退为后卫；在此状态中，他们对于这个时代比较早期的传统开始施行怀疑和亵渎——继而，出现了某种
就像希腊喜剧之中、那个首次由阿里斯托芬讲出的解构主义（——也许可以这样说）——讽刺，怀疑，否定，甚至颠覆置……。关于后期人类乌托邦的创造和试验，
据说，在阿里斯托芬的《鸟》中，也有想法，说法和做法。希腊民主的解构和希腊民主的结构，是一件一剑双面的事情。人们看到这样的解构，在希腊人探索，失
望，悲观和悲剧中被奉上台面，就像我们置疑和肯定波斯大蠹奥涅希斯也衷情民主一样，希腊－波斯之间的自由博弈本身，就已充分体现了结构的解构和解构的结构
——换言之，希腊－波斯之外部战争导致的人民背叛和背叛人民（——导向帝国之类），业已表达了希腊人解构民主的一种程式。这个程式，正是因为人们无法表达
对于类似阿尔克迈昂家族被诅咒和庇西特拉图完成"僭主黄金"雅典那样，充满了对于民主的矛盾和彷徨。是的，人们只是说出了庇西特拉图支援荷马诗史写作的事
情，但却触到其一，未及二，三……其实，这个道理就是，庇西特拉图，虽然，他不可以代替克里斯提尼，但是，他毕竟取代了梭伦。于是，这种民主和僭政的复杂
血缘关系（加之克里斯提尼的祖父西基昂之克里斯提尼），他们一起，前后成为民主－专制转换基因和血脉的内在同构。这个基因和血脉里面照样充满了悖论和异象
——就像女祭祀皮西亚咒骂西基昂的克里斯提尼是一个：强盗。于是，悲剧的含义，在提示政治或者并不（直接）提示政治的、人－动物－神环境中，被表现和表现
着。这就是他们体现复杂政治和丰富生活于现代性＝古代性之诗歌，之文献。



这 是人们不满意雅典政治的原意之一；因为可以结构的东西都是可以解构的；而凡是可以解构的东西，无法用乌托邦充塞她，只能用传统和现代之结构并予改变。所
以，看待希腊政治的缺陷和优点，是考验后人如何看待政治和哲学的关键所在。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或者哲理可以在神话和完美中善始善终，她们就像伯里克利的情人
阿斯帕奇娅或者机会主义者阿尔西比亚德和波桑尼阿斯一样，善变和投机，一仆N主。这两个人的史料如次：阿尔西比亚德：——"He
favored unconventional tactics,

frequently winning cities over by treachery or negotiation rather
than by siege.Alcibiades'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alents frequently
proved valuable to whichever state currently held his allegiance, but
his propensity for making powerful enemies ensured that he never
remained in one place for long; and, by the end of the war he had
helped rekindle in the early 410s, his days of political relevance
were a bygone memory.（意译："他不是靠攻坚而是考靠诈骗、不战屈人之兵，其政治和军事才能让他和很多国家结成联盟，但是他给强敌做成一个印象，他绝对不会长久
吊死在一棵树上；战争结束后他启动和好如初于BC410年代，他的政治忠诚往成过眼云烟。"）波桑尼阿斯；……波桑尼阿斯的最终逃跑，导致了他玷污圣地
（——避难所）：此前，"……He
sent a letter via Gongylus of Eretria to King Xerxes (son of
Darius),saying that he wished to help him and bring Sparta and the
rest of Greece under Persian control. In return, he wished to marry
the king's daughter. After Xerxes replied agreeing to his plans,
Pausanias started to adopt Persian customs and dress like a Persian
aristocrat.。"/ 意译："他写信给薛西斯答应归顺波斯，让斯巴达掌控于之。回来后，他想娶薛王之女。后薛王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此厮自以为波斯贵族且尊奉波斯贵族那样生活
了。"）（《维基百科》/上同）可以看见的和不可以看不见的雅典的结构和解构都是存在的，就像雅典的错误和正确，一样存在。如果人们认为只要批判抑或"审
判"雅典，就会得到政治全对而回避政治错误，那将是极端愚蠢的。人们在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会出现两派；一派，是极端拥护民粹和民众的革命派观点，
类似雅格宾专政的观点（——但是，他们甚至混淆了极权主义的人民－领袖论与专制之之不同——准确说，专制主义的人群参与极权主义之：运动了！实际上大相径
庭；就像专制主义中的宪章运动，巴黎公社，（中国的）五四运动等等——但是，极权主义参与者的文革和波尔布特大屠杀，完全是另外一种图景，另外一种性
质）；另外之，就是他们极端袒护代议制政治且百般将其神话，从而忽略了何以只有两党，只有间选，只有金钱，可以联系民主，并且乐于对他视而不见（可见约
翰.穆勒对此的分析。）而这两派的民主头脑之残缺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言必称希腊"的好处而乏于于习。就像我们上文所引，雅典的珍贵，正确和深刻，就在于
他使得人人是人（大意）——而区别于极权主义之"人人反对人人"，人人不是人——只有"人民"（一个0式存在，排除个体。）这是人人皆知之道理吧！



二



现 代性这个词汇有正、反两面说法；正面说发就是，强调近代以来之民主，之分权——乃己肯定革命，科学和人权带来的价值评估——负面的说法就是，科技，独裁和
意识形态带来的马克思主义价值毁灭之评估，且，以一般性批判专制主义为前提，导致专制批判径直批判自由和民主，蜕化为批判专制以导致极权主义。这是人们信
赖现代性的负面结果——继之，这个结果带来表面肯定市场经济，科技力量和政权非网化的后极权主义出现（——而相对于纳粹和法西斯）。再是，人们认可现代性
的说法，一般而言，是追随一种线形时间观，而缺少对于历史的非线形演进的辨识。这个非线性演进的主要所指，就是价值出现的非时间性
状态及其前提。也就是说，古代雅典民主并不是被后来所谓分权和代选可以小觑和蔑视的，有待时间进化的和有待被以那些所谓现代民主可以批判和删除的伟大价值
论；更不要说被后现代主义连同基督和欧几里德，一并被否定（见德勒兹《千高原》）。人们早已批判的"历史进步论"和"价值现代化"，充其量，只是马克思主
义，未来主义和未来虚无主义的另外一个说法。最后，革命带来的价值论和现代化，据说，原始于拿破仑时期之耶纳战役——据说自那以后，历史（——价值论）也
就就此偃旗息鼓。这是一种滑稽的，黑格尔式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说。这类说法，掩藏了历史并不进步，或者，历史并不不进步这种辨证现象；而这种辨证现
象，并非黑格尔线形历史观和绝对观念（实现反反异化）的客观维心主义的结果——甚至，当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线形历史观附会在"基督教现线性历史观"的头上，
人们忘记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任何一个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在他人生的生物本体和个体的生命时间中寻找所谓线性时间观——而这类时间观的实现，并
不依赖政体、社会甚至科技历史的所谓进步一说——因为，不管是这个人或者那个人，他/她，是处在黄金时代，还是末日地狱，他们都要诉诸这种并不依靠外部时
间的人性，命定线性时间观。于是，基督教线性时间观和希腊人的人类命运遭遇观，在圣.保罗惶惑于雅典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时候，终于不期而至。（当然，我们
可以看到包保罗对于希腊文化乃及其崇拜的严重不理解和不"信仰"。）所以，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线性时间观，恰恰是对峙于基督教线性时间观的一种形而
上学（——一种形而"下"学），因为他无法把主观个体主义个体心灵救赎，也无法将之与所谓客观维心主义、个体异化论和历史观念论简单合一。后者，是涂炭个
体主义，回归17世纪意识形态主义的杂种。于是，当人们逐渐发现达尔文和进化论被带进社会学和科学，又继而否定它的时候；人们在埃及，阿兹台克和其他地域
发现了几十万年前的电脑，计算机，电视甚至核试器械的时候，金字塔的信息和玛雅人的信息告诉人们，线性时间观业已覆灭。虽然，人们依然习惯性地叫嚷"相信
未来"……



严 重故此，雅典民主价值，人民价值和城邦价值也并不会因为现代性对她的抛却和回避而不会归来，或者说，他本来就在历史中和生活中，从来也没有离去。前此我们
数落过所谓雅典审判那些伟大一员中人在否定雅典价值。但是他们的否定，正好是来自雅典民主本身运作的启示。我们看到，这里的逻辑排列正告了这些伟大人物，
他们虽然言必批雅典，但是，他们的思想温床正好在此。我们可以这样予以分析之。看看美国的开国元勋麦迪逊的说法——他的观点是：主张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政
府的他认为：

如果不受外部制约，任何既定的个人或群体都将对他人施加暴政。

所有权利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即意谓外部制约的消除。

如果不受外部制约限制，少数人将对多数人施加暴政。

如果不受外部制约限制，多数人将对少数人施加暴政。

对于非暴政共和的存在，至少有以下两种必要条件：

如果选民在某种程度有众多的、广泛的和多样的利益，那么多数人的宗教就不大可能存在，如果有也无法像个统一体那样行动。（《维基百科》）

制 约论的创始本身，就在雅典。因为无论是那位改革家，他们改革的初衷和民主的元创，正好是来自制约——而相对于僭主和国王的烂权。二，当所有权力聚积到整体
人民手中，外部制约，不会消除，因为人民本身的集体参与，将会自然分化出来各个阶级的权益——就像忒休斯所谓的民各司其职，使其权，得到某种实现。少数人
控制多数人，是王权和僭权的起码方式，不是民主，也不是自由——而多数人控制少数人是共和的开始——他们的补充形式不是取缔多数，而是尊重少数（就像美国
四年一次选择的多数决定论。）三,宗教整体来自个体，没有多数人，少数人的宗教一说——而是要政教分离；而充分肯定古代僭政，后代专制－自由——这样的分
析方式，同样也是考量非纯粹民主历史长时期的一种做法；因为，美国并不提供完整的欧洲文明形态；而这类文明并非仅仅希腊和波斯具备，更要加之中国之（所谓
雅斯贝斯的文明轴心说……）。这是专制－民主－自由血缘关系说的另外一种宗教启迪。麦氏多数、少数论于宗教，甚至政治，都是完全不够的；因为美国就是美
国，而英国就是英国。……



再来看看关于现代性来源的另外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来自现代性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之澄明，之关系。（《维基》/以下所载参考书删略；）"Political/Politically,
modernity's earliest phase starts with Niccolò Machiavelli's works
which openly rejected the medieval and Aristotelian style of analyzing
politics by comparison with ideas about how things should be, in
favour of realistic analysis of how things really are. He also
proposed that an aim of politics is to control one's own chance or
fortune, and that relying upon providence actually leads to evil.
Machiavelli argued, for example, that violent divisions within
political communities are unavoidable, but can also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which law-makers and leaders should account for and even
encourage in some ways (Strauss
1987). （意译：现代性概念源自于马基雅维利公开反驳中世纪和亚里士多德分析方法，与其用事体的实然之义，不如以事体的应然之义，以作比较选项。他尚提出政治的目
的是控制和把握事体的机会和前程，并且根据天意决定是不是把事体导向恶。他争辩说，比如，暴力在政治领域中是无可避免的，而且是立法人和执政者贯彻法律和
勇于执政的有效途径（斯特劳斯1987））

"Machiavelli's recommendations were sometimes influential upon kings
and princes, but eventually came to be seen as favoring free republics
over monarchies . Machiavelli in turn influenced Francis Bacon ,
Marchamont Needham , James Harrington Rahe 2006, John Milton , David
Hume , and many others (Strauss
1958).（马基雅维利的荐言有时影响了国王和王子，甚至被看作优越于郡主制度的共和自由之说。继而影响了F.培根，尼德汉，James
Harrington Rahe，约翰.穆勒，大卫.休谟等人（斯特劳斯1958）

"Important modern political doctrines which stem from the new
Machiavellian realism include Mandeville's influential proposal that
"Private Vices by the dextrous Management of a skilful Politician may
be turned into Publick Benefits" (the last sentence of his Fable of
the Bees), and also the doctrine of a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government, first clearly proposed by Montesquieu. Both
these principles are enshrined within the constitutions of most modern
democracies. （"最为重要的现代政治信条植根于新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且包含孟德维尔的著名论断，"私人之恶在有效政治伎俩操控中有转向公共之善的可能"，（孟德维尔著
作《蜜蜂寓言》最后一句话），而且孟德斯鸠第一次以宪政的语言提出了政府"分权"的说法。在民主宪政原则中以上两项都是庄严载入的现代性信条。"）

"Modernist republicanism openly influenced the foundation of republics
during the Dutch Revolt (1568–1609), English Civil War (1642–1651),
American Revolution (1775–1783)],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现代性共和主义公开影响了自德国农民起义，英国内战，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所奠定的共和主义基础。"）

A second phase of modernist political thinking begins with Rousseau,
who questioned the natural rationality and sociality of humanity and
proposed that human nature was much more malleable than had been
previously thought. By this logic, what makes a good political system
or a good man is completely dependent upon the chance path a whole
people has taken over history. This thought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and aesthetic) thinking of Immanuel Kant, Edmund Burke and others and
led to a critical review of modernist
politics. （"按照卢梭的说法，据说他成为现代性第二种概念的做始者，他提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自然本性比较他前此具备的思维更有可塑性。按此
逻辑，善史善人的做法就是要择其抛却历史之全部机会。这个思想影响了康德，伯克乃至把它做成了现代性的政治观点（加上美学观点。"）



On the conservative side, Burke argued that this understanding
encouraged caution and avoidance of radical change. However more
ambitious movements also developed from this insight into human
culture, initially Romanticism and Historicism, and eventually both
the Communism of Karl Marx, and the modern forms of nationalism
inspire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cluding, in one extreme, the
German Nazi movement.（"保守而言，伯克争辩道，这种看法应该解释为必要的谨慎和避免基础颠覆。无论如何欲壑难填的很多运动源自于这种人类文化观，原始浪漫
主义和历史主义，甚至包含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受到法国革命鼓舞的现代民族主义，以至于发展到极端的德国纳粹运动。"）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tion modernity has been contested also due
to its Euro-centric underpinnings. This is further aggravated by the
re-emergence of non-Western powers. Yet, the contestations about
modernity are also linked with our notions of democracy, social
discipline, and development
。" （"另外一点，现代性观念包含一种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成为加剧非西方权力观再次出现的一种原因。并且由此延引对于发展模式，社会准则和民主观点的抨击。"
（《维基》））——这也就是另外一种反基本民主教义的、所谓后现代性和后现代派主义接轨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之滥觞——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加上毛主义（含格
瓦拉和波尔布特主义之）现代性负面大杂烩。于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那种稳定，革命，秩序和改革，成为中国模式以来，同样既反对人民民主，尚反对（——而且
无知）代议制政治的某种极权主义"自治"和被自治模式的泛滥。这样，以上所谓马基雅维利和孟德维尔乃及孟德斯鸠主义，也就野蛮地被和谐，被取缔，被都扔到
后面去了——希腊共和和雅典民主，更成为卢梭主义和柏拉图主义沆瀣纳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想国＋乌托邦）的负面现代性榜样。而马基雅维利在关于佛罗伦撒
共和历史之延续，之承传中，一再讲到的、自由源自希腊，共和源自罗马的、那些根本没有切断历史的，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古典性的李维论，抑或，梅迪奇论，都被
现代性负面野蛮所笼罩，所淹没，所忘却（其实，不仅仅东方人健忘于此，西方人，也是同样。）如果按照准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定义，他的共和主义，是源自罗
马共和——他的机会主义，是源自类似阿尔西比亚德甚至波桑尼阿斯那样的雅典抑或斯巴达机会主义（——加民主）。这是我们前此业已加以绍述之史事。就像共
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加上他的君主教育论；民主＝伯里克利和地米斯托克利——加上他们的机会主义论和外交主义论；于是在伯里克利，地米斯托克利与马基雅
维利观点之间（——其实，是在雅典民主和佛罗伦撒共和——自治之间），这种所谓似是而非的现代性，业已不生已在，业已生长壮大。并非只有马氏懂得策略和伎
俩，也并非只有客蒙和克里昂懂得贫、富权术和王、民教育（——君王统治术和人民统治术同样受到重视于希腊）。希腊人面对波斯人的时候，这些伟大的，后来成
为尼克松、基辛格使用的美、中外交伎俩，利益格局和叛卖主义，不单在施行马基雅维利所谓现代性巫术，本来，这类巫术就是从波桑尼阿斯和阿尔西比亚德的衣钵
中剩捡过来的——他们，甚至是希腊、罗马、基督教神话中那些寓言因素的再产生，再影响。说，所有这些东西就是现代性，就像评价希腊悲剧和莎翁悲剧，孰大孰
小，不伦不类。而所谓公共之善，围捕私人之恶，更是在雅典上演的最好戏码；虽然，这个围捕出现过某些不恰当和不合理的悲剧和牺牲。但是，雅典公共广场和战
神山会议的辩论和人际（关系），成为雅典人人向善的某种公共－私人空间之双向所指。这个所指和能指的双向内涵就是，他们的人人都是人人那种伟大尊严的诞生
——这个辨证逻辑的内涵就是，人人，只有在她/他外向公共而非私人时空，他/她才是人。这是雅典伦理和政治的要素所在。他们是首先把僭政和王政推翻的伟大
民族——而推翻僭主和国王，才是人类走向共和的人民性和平民性第一步——而第二步，才是不可以让人民和平民转向僭主和国王。这是一个双向逻辑；希腊人完成
第一步；美国人完成第二步。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除去三权分立这个明确的所指，善之公共与私人乃及马氏相对主义，并非现代性准确产物。这是毋庸置疑的史
料所证。约翰.穆勒虽然是代议制政府的设计者和辩护者，但是他业已看到了雅典公共运动对于现代政治的含义。穆勒说——



"如 果一个人能体悟到他自己除自然法则或他参与规定的社会授权外不受如何其他的外在束缚，而且如果他认为这种授权是错误的，他就可以当众表达不同的看法，并且
积极努力谋取将他改变，这样，在这种地方人的能力的状态就会截然不同。毫无疑问，在一个多少能得到民意支持的政府统治下，即使是不享有充分公民权的人也可
运用这种自由。……被排斥在于政体之外，非得从门外向控制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乞求，而不是到里面去进行协商，对个人来说只是令人沮丧的对一个阶级来说尤其会
感到垂头丧气。



"只 有当受到影响的人成为，或者指望着成为和别人一样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时，才能得到自由对性格的最大激励效果。甚至比这个感情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他就是有时
要求公民在一段时间内轮流行驶某种社会职务所能得到的性格上的世纪锤炼。如果情况许可，赋予他相当多的公共义务，就会使他成为有教养的人。尽管古代雅典的
陪审员和公民会议的实践的确把雅典公民的智力水准提高到远远超过古代或现代任何其他群众（——注意：超过现代群众！！！——自立），这是曾有过的事例。



"在 我们杰出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载中，相关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只要我们看一看杰出演说家的那些卓越的演讲就够了，他们认为这最有效左右民众的理解力和意
志。中等阶级较低层的英国人，因为他们承担着担任陪审员和教区职务的指责，于是出生了性质于此相同的好处，尽管在程度上远比不上古雅典人（！！！——注
意）。这种益处，尽管不能从每个雅典公民从雅典民主制度获得的公共教育相比，享受这种益处的人不那么多，也不是那样持续不断，也不诱导他们实现如此多样的
性的崇高想法，但仍然使他们在思想的广度和能力的拓展上，和那些一生之中只是拿着笔杆子或者占柜台卖货的民众相比，他们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约翰.穆勒
《代议制政府》）



基佐说（在他的《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一书中）——
"……一个倒退的制度却经常试图阻止人们对古代的研究。恺撒大帝从古希腊的神话中看到了那些道德需要——这些道德需要是基督教一直试图满足的——哲学，他要求人们应当从衰败的异教历史中看到并尊重那些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根 据本话题的普遍看法，有一个制度在整个欧洲都在显示或者宣告自己的存在，它明确地一直遵守同一原则，起始于同样地需要，趋向于同样地结果。代议制形式的政
府几乎在每一处都有需求，都能够被认可或建立。这一事实既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瞬间精神错乱的征召。它无疑植根于这个国家（——法国）过去的政治生涯中，
正如在当前情况下它仍拥有此动机一样。


"（他 拒绝孟德斯鸠所谓代议制政府'首发于德国的森林……'）无论是国家古代的事实还是根据我们所见证的事实，可以说，显而易见的是，自从现代国家奠基之日起，
代议制形式的政府就不停地在欧洲徘徊。它重复出现的次数和地点是如此之多，它的出现不能归因于任何理论的魅力或任何合作的力量。在追求它的努力中，人们经
常忽略了它的原则，误解了它的性质，但它却作为欧洲社会最深刻欲望和最持久的趋势的基础，存在于欧洲社会之中。……代议制形式的政府就一直或鲜明或隐约地
远远地浮现于现代社会的制度、期翼及其历史进程中"。


是 的，现代性朦胧本身导致一段思想史上的悲剧。这个悲剧是这样发生的：首先，是用虚假和虚伪现代性，造就法国革命中排除复辟可能的现代性绝对（——虽然，后
来，她势必以拿破仑主义回归复辟，作为开始的结束和结束的开始：对于革命而言——这是法国革命的应有之义：因为，法国革命本身，不是极权主义革命——她同
样是阶级权限和自治主义的冲突——而不同于列宁和毛的反对"阶级"斗争的革命（因为他们不允许地主和资本家革命——再后来，他们又反对对资本家的革
命……）。二，再用现代性中反对专制的因素，导致反对专制走向极权；这就是阿伦特等人所说的，他们"见到文化就拔出手枪"那种现代性诉求，加上，萧伯纳首
提使用焚尸炉对付反对派……。三，这个现代性反拨导致的文化和传统的颠覆，直接导致后现代主义。这些价值和体制解构者，对于雅典民主和对于现代民主，一样
深恶痛绝，嘻笑怒骂。因为，他们就像人们看到雅典民主的幼稚一样，他们继续着现代性、百科全书派似的唯物主义抨击（——比如，直接辱骂摩西和诋毁耶
稣……）；继而对于马克思和列宁，斯大林等人给予文化神衹般的尊崇。这是一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于雅典民众（加上罗马民众）本身的诋毁。东方人在接收
德理达和庞德对于所指和能指之、西方文字指向和涵义的解构与批判中，看到了他们对于希腊民主和波斯自由的某种忘却。我们就是在他们健忘和歪曲雅典民主的基
础上，来看待希腊和波斯历史——虽然，我们中国人，几乎根本就没有重新回到希腊研讨的习惯上来（我们在此怀念水健馥和罗念生这些希腊－中国研究者的伟
业。）罗念生文集中关于阿里斯托芬"现代性"和传统性冲突的文本，启发了上述关于一个时代，一个希腊时代（雅典时代）的时代精神之考定，同样存在现代性冲
撞传统性和保守性的戏份。这是理解雅典民主的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角度的出现，就像人们诠释雅典改革人物的生活和戏剧一样，被异样，同构和再现于希腊命运
和神话当中——继而，增加了希腊文学和希腊政治双向增值的思想内涵；换言之，把神话和文学甚至诗歌绝离于一个单向页面和单项目录中，完全是颠覆希腊文本核
心，悲剧核心和古典－未来延伸倾向之诠释的短见。这是我们会逐步展开的章节。



三


我 们可以为雅典民主辩护的地方，恰恰因源于她的人民性和直接选举；但是，雅典民主并非生长在一个鸟笼之中，而回避来自亚细亚和欧罗巴的腥风血雨。在此内战
（不好定义的"内战"——就像中世纪欧洲城邦，只有在面对阿提拉的时候，他们，才成为一种"国家"和民众——而希腊之内，含雅典和斯巴达；希腊之外，之
边，就是波斯，萨尔狄斯和拜占庭）的龃龉和战争的冲突中，雅典人和所有的希腊、波斯、埃及、利比亚、印度等等各个民族相处关系的历史，则经常挣脱民主的
"羁绊"而径直向着她的反面和负面权界而行。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甚至严重的、民主被包围论。这个民主－不民主关系，让后人看到了，不单所谓现代性周期和循环
（——想对于传统，祖制和神话），可以依据一个伟大雅典城邦从头至尾往复一遍（甚至数遍），这个民主－不民主的关系，还使得后来的历史长线发展当中的、所
谓社会进化史，也被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后现代；我们说，这个划分是完全不准确和不必要的。它只具备工具运营的性质，没有本体诠释的依据。在此一点
上，我们仍旧欣赏法国人基佐的价值古代观和价值复辟观（相对于革命）。这个观点的坚持和撇清，一直以来，都是基佐批判革命创新论的历史根据；甚至一如前
文，他坚持否定论证，代议制政府并非德国森林产物，如孟德斯鸠所言，而是几乎遍布各个民族之初期政府形式和准形式中。如此估计，最早的雅典，虽然，不是最
现代的，但是，从价值和人文选项而言，这个业至峰顶的雅典民主，依旧师范后人，无法超越；一如中国人的哲学和思想，无法超越先秦诸子。这是神秘时刻和科技
时代有的一笔之划。回到原题。那么，雅典民主被桎梏和异化的因素又是什么？在什么样子的角度上，对此予以分析是恰当的？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远
至今，也可以从今至远而看，而论。因为，一如我们常说，在20世纪出现人类癌症和癌病房（苏联，中国等）后，世界历史的民主－专制间性就似乎停止运行了。
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苏联和美国的间性运作，乃及后来之美中，欧中等关系，它们之间的运作，是基于一个非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没有源自亚里士多德，奥塔涅斯
和基佐等人所谓血缘之间的，犹如西基昂之克里斯提尼和雅典之克里斯提尼之间的间性转换和政治继承之运作；并非因为偶然，或者，仅仅与出于此，不，西基昂之
僭主和雅典之民"主"，就和庇西特拉图和梭伦，乃至庇西特拉图和克里斯提尼之间，尚有转化的空间。有时，全部课题概出于此。



一 个最大的区隔就是，古代波斯－希腊之战和希腊内部民主与专制，斯巴达与雅典之战，并由此含括，所有温泉关和马拉松，全部萨拉米和普拉提亚之战，其中民主原
则，价值，思想，人物，性格乃至命运，都有可能成为民主的桎梏，犹豫，反向和背叛。这种雅典主义，并非没有被后世之人，之政客，之叛卖者忽视；他们，也正
是运用这个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换言之，正是出于现在所谓价值规定性的准确位置，人们才有理由（——一种所谓的理由）来否定和边缘价值，制度和思想（——
所谓政治正确）。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安排的；一，就是国家利益首为考量；二，就是战略谋划，三，就是地缘捭和，四，或者，五，才是意识形态（价值坚持——人
权争取）……这样的排列并非现代美国和欧洲的产物；毋宁说，它也是雅典民主的产物。这样一来，民主在古代被波斯，被斯巴达，被底比斯（一个倾向于波斯的民
族），被N种民族的利益，殖民，资本（最初的贸易和开拓）和战争所左右，所制约——成为他们制约民主，而不是民主对其进行制约的一种繁复悖性现象。这种现
象，后来被中世纪城邦和集权国家（不是极权国家）所继承。这样的利益考量，让世界上充满争夺和战争，充满自由和民主，充满政治正确中的错误——和政治错误
中的正确——以至于，在此一点上，所谓现代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价值相对化和政治投机化，一次次印证了民主的历史，就是不民主的历史；就像阿克顿作证，自由
的历史，就是不自由的历史。于是，21世纪一个艺术家认为全世界实现民主（在物质化总需求上），必备五个地球（参考吕贝松电影《家园》）这是一个悲观的估
计。撇开这个估计不谈，我们回到原题。如果雅典人在面对战争和内政时期，不得不考虑外交斡旋和谈判机巧，不得不考虑拉友去敌，和拉敌去友，不得考虑殖民和
放逐，回归和自由，不得不考虑和平和妥协，战争和逃亡……他们的民主之水至清无鱼的状态，就会不日发生；每当这样的时刻出现，危机紧随而至——这不是不民
主的危机，而是民主之，自由之，和平之危机。于是，当人们阅读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们的所有改革者都有成为机会主义者甚至背叛者之可能。
我们业已举证波桑尼阿斯，地米斯托克利，阿尔西比亚德，甚至伟大的伯里克利，也不能幸免。他们的故事成为佐证所谓雅典－希腊帝国－民主（殖民——自由——
战争——外交－背叛）这个逻辑的延伸。尤其是阿尔西比亚德远征西西里的失败，凸现了这个两分法"民主""帝国"的分野。这个逻辑既是当时政治外交所需之逻
辑，后来成为民主－帝国战争和资本的逻辑——更有甚者，成为今天他们（美姑，欧洲政府沆瀣极权主义政权的逻辑。这样，所谓雅典审判，不是审判雅典的内政，
而是审判其战争，外交和国家利益？这个提法难道不是非常可笑的古为今用吗？



阿 尔西比亚德和西西里远征证实论述了这个几乎是亘古不便的道理；民主意志的延伸就是帝国主义——而海上民族（——水军，水手和他们的统领，改革者和民主领
袖）成为这个民主－殖民－战争的表率；而改革家的头衔，自从颁发给伯里克利或地米斯托克利以后，他们统统成为"帝国主义者"；而且这个头衔就像民主一样承
传有后，达于现代。其中值得玩味的是，这样的改革者历程，在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戛然而止。在此之后，改革－民主－殖民－战争，成为真正的民主世界和极
权世界之战，而且这个热战在二战后时期转变成为冷战，而且是摧毁苏联负面帝国的伟大冷战。这个冷战据说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方为停止——而又在普京复辟（——
负面复辟）后卷土重来；而实际上，这个冷战的本质并未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结束，因为还有CCP。这是一个转捩点。在此之前，日本效法欧洲民主－殖民－战争的
历史成为第二次上演的悲剧，成为一种对于世界人类的嘲弄和自戕：因为他们那些伟大思想家和改革者如富泽谕佶，大隈重信一类人同样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者——而
他们就没有克列孟梭和迪斯雷里那样侥幸，成为德雷福斯事件和宪章主义运动的正面参与者和维护者。……回到希腊。海上改革这个概念当然相对于陆地改革这个概
念；而后者正是波斯女将阿特密西亚拒绝和反对在萨拉米和地米斯托克利决战的原因。希罗多德对此少数详尽。阿特密西亚的观点导致了认可雅典海上强国，改革强
国和改革强人的观点（——虽然，这个杰出女人对于后来薛希斯战败给予了特出的鼓励，因为他们业取夺了雅典于一时……），继而，这些改革者马上转变为帝国主
义者。伯里克利是帝国主义者，地米斯托克利是帝国主义者，而关键人物阿尔西比亚德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后世马基雅维利似的的、典型的帝国主义者。除此之外，
雅典人内政的约束和不约束——他们的荣誉感在远方的特殊的异香请调——还有，他们所谓的"爱欲－城邦"这个欲念和雅典侵略的结合，使得改革民主派成为远征
西西里的典型帝国主义行为。于是，民主之阿尔西比亚德和殖民结构契阔一合。这个传统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几乎完全被予忽视。一如前文，西方人重新思索雅典经
验，并未关注或者特别关注这一点；他们只是纠缠在人民，民粹，德莫斯，直接选举和广场辩论之正面意义和负面意义上——而只有阿伦特和少数看似左倾右派中人
才尖锐地、一针见血地、不乏深刻地挑破了这层关系。



—— 放弃土地的观点，是雅典人开始海上生涯的关键转折，"雅典人能够放弃被劝导放弃阿提卡甚至城邦自身，而不愿意他们热爱的自由就不会再感到惊讶。……他们放
弃了土地，这也许是束缚他们的最后的限制。"（萨拉米战役以前地米氏的战略决策。）（S.福特《统治的热望》/下同）

——殖民观点，"雅典人从来没有忽视对帝国理论的捍卫。……管理他人或对他人的统治本身就是最高的自由形式——这是一个我们不承认的事实，但雅典人热衷于此。"其哲学或政治根据就是，民主从集体民主发展成为个人民主或者主义。



—— 解放与帝国主义，"首先是独一无二的民主制的建立，然后是波希战争以及波斯人战败带来的契机，带来了雅典人充满爱欲的大胆以及相关的一切：不道德或不虔诚
释放的帝国主义冲动以及追求这种冲动的力量。（修昔底得）即一种以人类能力解放隈特性的民主制，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帝国主义。"



—— 阿尔西比亚德和西西里远征导致的帝国主义，（此书把阿尔西比亚德翻译为阿尔喀比亚德，把伯里克利翻译为伯里克勒斯，等等），"一些最大胆的城邦与它们无畏
指挥官中最大胆的一位联手。"这个大胆就是意味着后世马基雅维力利主义中种种机会主义策略和投机主义人格。因为帝国主义就是一个投机。（有正、负俩面。）



—— 雅典人对阿尔西比亚德，雅典人在重视，重任，欢欣，怀疑，厌恶，疏远和否任该氏一个大周期后，表达了一个惊人观点，"雅典人对于后来阿尔西比亚德表现出的
厌恶，部分来自于他们自我认识以后的震惊。雅典人最不喜欢或最不信任阿尔西比亚德身上表现出来的和他们共有的特性。"（这是怎样一种精彩的分析：苏联人身
上，德国人身上和中国人身上，都有类似异国之阿尔西比亚德之特性乎？）呵呵。



——他比较马基雅维利更早知道帝国力量不可以保持静态，"他必须保持扩张以防止可能的攻击。"可是雅典人和他们的这个领袖的冲突是，"他们想要扩张性的帝制但无法容忍帝制所需要的强力领袖。"



——他指控民主，是因为"没有他这样的人物作城邦领袖，就造成了政治上的无序和派系斗争。民主作为一种政体有一个不能容忍的缺点，即他容易受其领袖影响，他们将他变得象群氓制度那样坏了。"而于此相反，阿尔西比亚德还把民众与民主做出区分——他自己站在民众立场上。



—— 就像伯里克利一样，阿尔西比亚德也希望可能的话，应该中止民主一段时间，"甚至沉静而谦逊的伯里克利达到的权势，亦是民主制的暂时中止。更卓越的政治家将
通过他们的行为，使这种暂时的中止即便不是更彻底也会更显著。（阿里斯托芬：《蛙》）'最好别在城邦里喂养狮子，可一旦养了，就得迁就它的脾气。'"



——阿尔西比亚德虽然不想象僭主那样用武力索取所需"以为靠劝说的力量可以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但是，雅典人粗暴对待领袖的态度让他大失所望，他暗示了，"真正伟大的政治热望都是僭主式的。"呵呵。



这 里，我们只是提出另外一个课题。如果按照我们"教条主义"的说法，希腊－波斯的外交原则和内政原则，如果可以通融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奥塔涅斯自由主义和
波斯专制主义与雅典民主的关系所致；换言之，他们的共识基础，就在于大流士王权的选择融和了波斯寡头和色诺分之"老寡头"的民主批判。这一关系和这总关
系，并非后世极权主义割断历史和屠宰人脉的毫无关系说（——第三帝国没有历史依据）。但是，这个理论上的毫无关系说，却在各个国家、各种政客与极权政客之
间流连忘返；乐不思蜀。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热络和得意/得益。他们似乎在援用从奥塔涅斯到柏拉图的转换政权说和自由威权说，打造了一
种只要是资本，而不问涞源的哈耶克主义变异（——如果哈耶克主义仅仅停留在防止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取得政权上，且恪守资本主义权力有限体系，施行市场之手
（看不见的手？）之操作，那么，这番举措对于业已形成的红色资本毫无牵制，隔岸观火；更何况奥朗德，默克尔和奥巴马不断地趋之若骛，朝贡于兹，勾结这一暴
发户……）。



四



于 是价值说的历史定位变得十分重要；她的定位超越了资本和民主，因为后者也是一种几乎被利益和扩张埋没的政治手法和国家理念。价值与民主做成的文化和人格，
在雅典的命运故事中俯拾皆是。阿里斯托芬和修昔底得关于爱欲－城邦的价值，政治和政权故事，充分证实了这种关于价值地位的称述（——如果不是作为陈述，也
可以作为表述——因为在解构主义者法国人德勒兹那里，两种价值体系和意识想太都被解构了——他的关于主体陈述转变为相应表述的那种说法，给他所谓颠覆能指
给出了解喻－而非界喻和结喻的结果。这对于没有阅读他的著作的人当然是十分费解的。……简而言之，德勒兹要解构两种价值体系；1，就是所谓祭祀导致陈述为
转述的那种宗教教衹/旨；2，就是他所谓克里斯提尼形成的广场话语。于是在此一点上和我们较量于亚德是非，自由和民主。德勒兹认为的欧几里德几何政治和我
们前此所谓柏拉图理想国政治在所指的含义和试验的前提上似乎耦合于斯。德勒兹认为这个欧几里德的纯粹模型和空涉计划成为政治理想——也就是能指范畴的一种
反动——因为实际上的社会形式和内涵并无次等之方圆（德勒兹《千高原》－大意）。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欧几里德涉及的"空想"形式不过就像语言本身所涉及的
那样并无企及巴别塔的实质，而是一种对于后来所谓科学定义的某种发挥和写意——他并无涉及社会和政治的强行试验的意志和表述——这种表述，是由共产主义和
极权主义做成的。那个结果，就是：乌托邦动物庄园（里面的新"欧几里德"能指）。在此一点上，德勒兹所谓的欧几里德空想，一种指涉价值与能指的定位，不单
在古希腊人那里，即便在近、现代人那里，也不会奏效；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此方，此圆，当然不是要回到纯粹理念，原型和理想之圆，而
是一种度量和测试社会和人格的规矩——也就是，中世纪讨论名－实之间关系的一种正界。所以，德勒兹关于宗教表述和雅典改革之能指（意义）之"颜貌"（无
言，相对，测视，互补等等……），之含义为0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能指和价值能指否定说——这个说法，就像他结构分子解构和解构"克分子"结构那
样（他所谓纳粹集合分子和克分子结构；每个人都是黑洞！云云），不过是同语反复；一如他自己所云——所有所指之和是不是能指——这本身，也是一个假问题；
就像他虚拟：是战争机器指挥国家，抑或，国家指挥战争机器——那样一个假问题；而于此同时，他的超越国家说的国际资本联营集团囊括了社会主义，苏联、中国
(?)——而实际上，设置了非价值之价值和非能指之能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G-2结构的"价值"和资本。



…… 原谅，此段涉及德勒兹过多，是因为，他，居然要一般性，空泛性和无理性否定克里斯提尼的广场主义……）。这里，只是主要称述修昔底德的一些论述。……这种
价值称述（为了避开"陈述"和"表述"，呵呵），在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之阿里斯托基顿和哈摩荻乌斯同性爱欲故事中，得以一种展现，一种象征，并被后
人用各种艺术形式予以遗存和鼓吹。而在当时，关于这个故事的内涵，却是正、负两面之价值皆备而争执多出。因为首先，这个爱欲故事以弑杀僭主为由，产生同样
两面的争议；僭政，是不是可以以杀人为延续，抑或，僭政，必须以杀人为延续。后世的人们认为，弑杀僭主，正是平民起义而求平等之开始，那么，弑杀之民主和
民主之弑杀，是不是可以划等？再就是，关于雅典情公（伯里克利说法）究竟是关乎城邦，还是关乎男，女——而同性之、爱欲之考量，又是如何。当然，我们删略
了同性恋考证一类话题，虽然，阿里斯托基顿爱恋着比他小十岁的哈摩荻乌斯。这是两个雅典男人的故事。他们两个人的爱欲，之所以变得十分重要，也是因为，他
们的爱欲牵涉到弑君戮主。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吗？何以，后世给予这个做法歌功颂德（如，我们在维基上看到爱伦坡对此写诗歌颂之，等等。）但是，这个伟大时
刻同样被雅典思想者正、负两分。一派认为，因为他们杀死情夺于之的僭主，就是将爱情一日从僭主之爱夺回，变成个体之爱之实现；再一日，又可以从对于僭政之
爱，通达个体之爱，做成雅典式公私兼顾之爱——因为爱城邦，就是爱僭政，爱民主。反对派否认，认为，此等行径，等同于公报私仇，抑或，以私寻公。再是，如
果雅典人可以公私兼得，熊掌兼鱼，那么，尚有一个西西里远征时期之雅典"情公"之恋，之存在：那就是，他们爱恋西西里－远方－异乡，他们把阿里斯托基顿和
哈摩荻乌斯当作了帝国主义之爱之试验，之实践。于是，结合上述我们绍述之阿尔西比亚德的颠来倒去的故事，阿里斯托基顿和哈摩荻乌斯的故事也同样颠来倒去
——成为一种双面价值的体现和应证——在此一点上，看似表面，德勒兹一类后现代主义的"相对论"才可以得逞。这是一个笑话！于是，诗意释义的结合部，倒是
成为人们议论文学和政治的结合点。在此一点上，用政治衡量文学却是比较可行的；而用文学衡量政治，就会出现很多是非，危险和错误。因为政治讲一种具体的得
失和是非；而文学讲一种永恒之。那么，什么是永恒之雅典精神？又，什么是一时之政治价值？这是一道无解之义。因为文学涉及的特殊，并无在政治一般中得以诠
释：就像评价斯大林于二战之得失。但是，希腊文学或云希腊悲剧的政治启示，还是有人有备而来，予以分析之。我们看到此类书籍也多。其中《古希腊政治的起
源》一书，就是一例为之。作者（梅耶）说了很多关于克里斯提尼的话（书的中译把克里斯提尼翻译成为克莱斯特涅,伯里克利翻译成伯利克勒斯——从二公名称之
英文发音看，似乎这样翻译，亦可也。）在他关于希腊悲剧之政治意义上，他说的话更加明确而清晰。他的说法有成总结于兹：（关埃斯库洛斯的悲剧"维基"的基
本介绍是：《阿伽门农》（Agamemnon）《奠酒人》（Choephoroe）《欧墨尼得斯》或称《复仇女神》（Eumenides）上演于公元前
458年，这三部悲剧构成三连剧《俄瑞斯忒亚》（Oresteia）。）梅耶认为，（译者把《复仇女神》翻译为《和善女神》——是事出有因……），《俄瑞
斯忒亚》的成剧背景恰好是雅典贵族议会失势的时期（公元前458年）；而贵族会议事由贵族派领袖喀蒙领导，而埃菲奥特斯争夺其领导权。他让雅典人自由酒杯
斟酒太满，喝得烂醉（普鲁塔克）。于是雅典人中民社和贵族博弈于统治权的争夺，而民主概念政治浮出水面。梅耶认为，《和善女神》（Eumenides）一
剧正是反映此史。



1，他说，"在梭伦时代——第一次形成了宪政的概念，并从中发展出城邦的合理制度。其后就是所谓民主制度的发展。"



2，复仇女神追捕俄瑞斯特斯，但是阿波罗给予他赦免，诸神把这件案子交给了雅典娜审理。"阿波罗代表着贵族统治与赦免，而雅典娜则是民主制与血缘关系内部法制化的象征。"（梅耶/下同）。当然，有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是所谓"新旧神谱"在舞台上同时出现。



3，复仇女神被修正为和善之，是一个说法；是因为城邦要从冤冤相抱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走向城邦新制，也是"个体向互相依存的公民身份转换。"



4，据说，此举也说明在神属希腊世界里面（不是无神论世界——）宙斯从暴君转变为"形事有度、富于智慧并将世界带给全世界的君主——《普罗米修斯》。也就是所谓异乡人宙斯转变为广场宙斯。这是非常有趣的转变！



5，《阿伽门农》中民众对于"杀害阿伽门农的克吕泰墨斯特拉的统治无论是对家族还是对整个城邦而言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奠酒人》中的特洛伊女奴的合唱词将这种暴政暴露无遗。"



6，旧法权和新法权的变异；"剧中雅典娜法庭的设立，正是现实中公元前458年期间理性诉讼程序的建立互为表里。"



7， 母亲弑杀父亲，那么，俄瑞斯忒斯是不是可以弑母？而吕克泰墨斯特拉是不是可以追杀阿伽门农？……"杀夫和弑母更加邪恶（反之亦然），那么这样的论证定然会
是十分荒谬的。埃斯库罗斯既无意对婚姻制度进行仲裁，也对家长制的理论毫无兴趣。"（A.Lebeck《俄瑞斯特亚，语言与结构研究》）。



8，作者提醒读者，一个新兴政权总是具备显著的党派特征；埃菲奥特斯的所谓民社体制和喀蒙（客蒙）的贵族体制（民主），体现出剧作者关于"法权秩序的冲突"的深刻洞见。"这是较自由的民主制和更受约束的民主制之间的一场较量。"（后者离开僭政就差五十步了？）



9，"法庭的介入表明一种以公民为基础施行正义的方式足以作为神属统治的标志与象征。""关乎真理的问题就变为了如何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



10，剧作最后影射了喀蒙离开雅典而"暴民解散了议会"那个史事——于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最后，转化为"人们甚至必须承认并接受无产公民的权利"。



11，本雅明认为，希腊悲剧强调神话与英雄——而巴洛克悲剧则强调历史与"国家主权"——一方是希腊人的城邦与宇宙，另一方是现代思想中的国家与单一神；一方是希腊人的神学政治，另一方则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神学。"



（其实，中世纪自治，无论强调还是否之，它也是照样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观点和风格遗世长存；而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既不帝国，也不神圣了；也就是"国家主权"——这其实反过来证实了"神圣们"的智慧和无为——因为，无为，就是有为；这是需要证明于本雅明的地方。



这个辨证就像今天的欧洲国家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统一政体、还是单一主权之间的、几乎是似是而非的课题。这个问题同样似是而非的答案就是，民主——集权（不是极权）和自治的互相满足。）



最 后，涉及雅典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关于他的喜剧在雅典政治中的影响，历来争议不断。但是，结合我们的简单观察，阿里斯托芬的观点和埃四库罗斯的观点相差无
及。他们都是反映所谓历史阶段论的一种人文表达。只是坊间流传之所谓柏拉图在《会饮篇》里面和阿氏文本之间有着一些微秒的差别。当然，阿氏比较埃氏的背
景，更加牵涉一种历史，人文，神话和神秘性质而略早于埃斯库罗斯剧作背景的伯罗本时期。而在关于希腊僭主和僭政关涉法律，法制，政治和民主上，他们的观点
大致相同。这个相同，表现在一个最为基本的看法上：民主，如果导致帝国，希腊命运的悲剧，就会发生（而我们一再强调，如果当代民主结合于极权主义，人类命
运之悲剧，照样还会发生——这里，会出现类似解构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某种认差；这种认差就是，解构主义（类似德勒兹，德理达等）认为，一切价值相对主
义，法权相对主义和人文相对主义，一开始，就表现和作用－不作用于历史——而民主，作为一种基本结构和界构，她，同样，是可以解构和解喻的；她不过是一种
能指虚幻。而现代主义，其实就是排除负面之，强调正面之；负面之，就是法西斯主义，列宁主义；正面之，就是"荒原"——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悲观——过后的
民主浪潮）——于是，民主可以成为核心和能指于政治，也可以不成为核心和价值——而只是期待没有国家，城邦和神－人之间性所谓的拆烂污。这就是德勒兹所谓
的后现代解构；而且，他还对于苏维埃和中国社会主义给予了某种解构主义辩护托词；无外乎就是，中国的某种资本主义和苏联的某种社会主义，都不是希特勒式的
极权主义而是特色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可以结构世界资本主义，成为一种资本所指和内外结域……）这样一来，阿氏所谓僭政取代民主以后，僭主也好，民主也
罢，他们的野心，也会随着时代的变更而变更。一种僭政－民主的间性运作，就会体现阿氏对于雅典批判的精髓。这里的大概绍述如此：（"维基"关于阿里斯托芬
定义："在欧洲古代阿里斯托芬被看作是旧喜剧的三名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贺拉斯）。阿里斯托芬死后柏拉图在他的作品《会饮篇》中将他作为人物之一。柏拉图在
《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宣称，苏格拉底被起诉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有关。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不仅在其当代，而且后来也在罗马和亚历山大港获得欢迎。它们对
欧洲的政治幽默（特别是英国文学）也有影响。歌德加工了阿里斯托芬的《鸟》，并在其前言中称阿里斯托芬为'优雅宠幸的顽童'（ungezogenen
Liebling der Grazien）。"）


1，……"无论如何，佛罗伊德和《鸟》有着广泛的一致：礼法最初不是约束了，而是助长了僭主的天性。"（路德维希《爱欲－城邦》/下同）

2，"将礼法强加于异邦（即属于雅典最优秀传统的帝国主义历险）"。

3，"在阿里斯托芬的论述里，属人的本性式非人的。只有礼法授予人类理式"（于是上述辨正就产生以下悖论：

——礼法负面：僭主礼法。

——礼法负面，自然，人性；因为自然（法），人性（僭主）负面。

——礼法正面；无所适从，人形神，代表人类执法——阿波罗－和善女神－雅典娜（法庭）。

——礼法正面：民主，宪政。）

4，"礼法在人身上发现一种爱欲"；这是所谓"圆人"（升华成人以前的人类性状和人类本身）"前政治的爱欲"——一种昆虫的血腥社会。

5，人类"信奉人性神"……"祖外婚和弑父禁令构成了《会饮篇》演讲中第一部法律的两个侧面。"

6，"第一次罪行造成了人形神的产生。"

7，礼法－家庭－城邦。

8，"诸神在这个意义上是所有立法中最有效的：它们是拯救所有礼法的礼法。"神的出现在古希腊是为了"法律效率"。

9， 《鸟》中，"珀斯忒泰洛斯（珀斯忒泰洛斯设计建造鸟城(云中布谷国)，使飞鸟成为宇宙的主人，接受了众多来访者。其后，普罗米修斯劝告珀斯忒泰洛斯利用神
界饥荒要挟宙斯把象征主权的女儿巴西勒亚嫁给他，最终珀斯忒泰洛斯如愿以偿，被奉为神界至尊。——资料）杀掉僭主后，就马不停蹄地自奉为新的僭主"："获
得解放的欲望和统治欲望除了程度上有所差别，没有什么不同。"

这恐怕就是古典与现代之间价值走向的变化与疲惫吧？

《北京之春》

徐水良：走入邪路的改革凭什么“不可动摇”？

Posted: 12 Jul 2014 09:17 AM PDT

　　　　　　　　　　2006-2-18日



一、顽固的造神的神化倾向

（神化的改革）


凡专制制度，总有一种顽固不化的倾向，这就是公开的或者隐蔽的造神倾向，要神化独裁者和他们的思想、行为，要搞独裁者、统治者的个人迷信，或群体迷信。而民主制度，则坚决反对造神运动，坚决反对神化领导人，提倡批评和监督领导人，提倡人本主义，反对神本主义，提倡政教分离，世俗政权。

因此，凡专制御用文人，包括当代共产党的或者亲共的御用文人，往往习惯于造神运动，制造一些神圣的人物、事物、概念，给它们套上神圣的光环，制造不容怀疑，不容反对，不可动摇的形象。这些人物、事物、概念，或者是宗教那样公开的神、先知、救世主、天子（上天之子）、神子、圣子、圣经、经典、圣物、圣谕等等，或者是隐蔽的领袖，导师，伟大思想，伟大理论等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共产党主义，共产党，最高指示，全面专政，四个坚持，革命，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等等等等，都是例子。

但是，无论这些神化的人物、事物、概念是好是坏，是正面还是负面，一旦被神化，批评不得，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令人厌恶。

在当代世界上，尽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几百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几十年上百年来一直批判这种造神运动，但总有人死抱住神化习惯不放。

狂热的宗教分子我们不去说他们，反正他们的信仰决定他们总是要这么做的。民主事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维护他们及所有人的信仰和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为了这种自由去防止他们搞政教合一，搞思想和信仰专制，侵犯他人自由。这里的问题是那些深受专制造神习惯影响的人，尤其是御用的文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他们的这种倾向。例如这些年来包括捧邓、捧江、捧胡，捧四个坚持，基本路线，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等的文人们，无论在民主大潮中，他们这些造神迷信运动显得多么可笑，他们都是一本正经，振振有词，毫不脸红，吹捧不已。

改革这个词，本来是一个不坏的词。但是一旦被文人们捧为"不可动摇"，批评不得，难免就变成藏污纳垢，贪污腐败，抢劫掠夺，厚颜无耻的犯罪庇护所及遮羞布。

胡平先生在《评温铁军福建宁德讲话》中说："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势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会更大更大。更何况，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付出代价。事实上，代价天天都在付。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维持生存，它必须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沦才能维持生存。"

我赞成他的话。改革既然走了邪路，那就决不能"动摇不得"，相反，一定要动摇它，把它拉回来，拉到正道。否则，我们的民族就将在"改革"的幌子下，沉沦，堕落，及至在精神上甚至实体上灭亡。


二、改革的分歧和邪路

（歧路上的改革）


我们不来说中共的专制顽固派，因为他们根本上反对改革。我们这里只来说主张改革的人们主张的完全不同的"改革"。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存在方向和道路的严重的分歧。例如：

１、要不要搞政治改革？

２、如果要搞政治改革，是搞自由民主还是搞四个坚持？

3、在改革程序上，先搞政治改革还是先搞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先行，带动其它改革包括经济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先行，不搞政治改革或者经济改革"自然而然"带来政治改革？

4、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带动下，按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遵照客观规律尽可能先进公正的方式进行，还是在专制条件下变成官僚太子党的大抢劫大掠夺？

从1973年开始从事民主运动的那一刻起，尤其从七九民主墙时期由政治反对派民办刊物首先提出并讨论改革问题开始，笔者就是一直主张先搞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或者革命，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先行，以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带动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其它改革。认为在专制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国营经济的改革，一定为官僚们谋私侵吞所扭曲变质。但笔者的意见一直不为当局及许多自命改革派的人士所接受或重视，遭到反对或漠视。因此显得非常地孤独、孤单。

我们赞成农村大包干，重新回到个体私营农业，以及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因为这是当时一党专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救急性改革办法，也是经济改革可能和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可以分离的领域。但自从1984年那些自称改革派的人们鼓吹"一包就灵"，"让包字进城"，我在监狱中写文章批驳，认为这完全是幻想，包字不可能解决城市经济问题。从那以后，我们与大多数自称改革派的人们在改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实际上分道扬镳。

如果说，胡耀邦当政时，中共党内改革道路问题上还意见分歧，还有不同道路之争。那么，胡耀邦下台，中共基本路线的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改革就基本上走上了邪路。笔者当时写了多篇文章批判基本路线，包括批判赵紫阳先生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有关基本路线和生产力标准的论述。（见笔者当时的《短论数则》等文章）。但是，当时仍然有赵紫阳先生等讲政治改革，改革道路问题上的斗争，仍然存在，政治改革的可能，仍然存在。还不能说彻底走上邪路。

六四屠杀镇压政治反对派，主要是为了扼杀要求政治改革、搞自由民主反对腐败的诉求，以后，中国改革就完全走上了邪路，政治改革成为禁区。经济改革成为官僚太子党赤裸裸的大抢劫大掠夺。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是以改革为名，号召大抢劫大掠夺的动员令。南巡讲话反对保守派不敢搞改革，不敢抢劫掠夺的胆怯心理，但实际上主要是为用改革为名进行的大抢劫大掠夺，制造舆论。从那以后，以邓家为先锋，一场官僚太子党怀着末日心态全国性的圈地，倒卖，大抢劫，大掠夺的大潮，就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把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切和中国人未来生存需要的一切，包括土地、矿产、环境和过去创造出来的工厂房屋等一切财富，甚至人们的道德、文化和人格，都拿来抢劫、掠夺、拍卖和变现。大抢劫大掠夺的辩护士们看到了这种变现得来的金钱、好处和发展，却看不到这种急功近利的末日大抢劫大掠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子孙后代带来的灾难，尤其是破坏生存环境造成的生态灾难，掠夺社会财富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灾难，民族精神和道德崩溃的精神灾难。

无数御用文人和官僚太子党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叫好。但是，我当时跑了一些省市许多地方，看到的却是再一次大跃进似的浮夸风，国家、省市级到乡镇甚至村一级，到处是异常可笑的"开发区"，到处是抛荒的土地和废弃的半拉子工程。即使仅仅从经济上说，损失也是巨大的，估计经济损失是仅次于大跃进和文革的一场运动。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窍不通，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一窍不通。搞经济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任何经济，都切忌大起大落，切忌用搞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大跃进，文革，邓小平南巡讲话，还有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建议俄罗斯和东欧搞的休克疗法，都犯了这个大忌。所以我当时写了两个建议书，其中一个就是在全国取消开发区，制止浮夸风。


三、官僚太子党腐败、抢劫、掠夺的吹鼓手

（邪路改革的辩护士和吹鼓手）


自诩改革派的自由主义文人，采用极端化简单化的思维，跟在改革派御用文人后面，继续神化这场走上邪路的"改革"，鼓吹无条件私有化、商业化（所谓产业化），不顾一切私有化、商业化（产业化），在这场走上邪路的改革中，与御用文人一起，堕落为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和辩护士。

温铁军先生和皇甫平（周瑞金）先生，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体制内有由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派，广获好评。但事实上，在过去这场走上邪路的大抢劫大掠夺中，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地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类似的吹鼓手和辩护士。尤其是温铁军先生，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三农问题上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这一次福建讲话，温铁军先生的说法，却完全证明了我们过去对这些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士们的判断。温先生现在是完全自觉地投入官僚太子党的腐败阵营去了。并且，温铁军先生是比大多数糊里糊涂的自由主义人士自觉得多地充当官僚太子党及其腐败现象的代言人和辩护士。

温铁军先生说："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充分说明了当局包括温铁军先生这些被当局收买的知识精英的真实心理。同时也说明，这种大抢劫大掠夺的改革愈是进行，社会就愈是腐败，就越要加强专制统治，政治改革自由民主就愈是不可能，中华民族就愈是坠入腐败、道德崩溃、民族精神毁灭的深渊。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千万不能再对这个腐败的当局抱有任何希望。我们惟有积极准备，奋起抗暴。以全民抵制，全民反抗，全民抗暴，全民起义，全民革命，来埋葬中共当局的腐败统治，最终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才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当然，官方御用色彩更强的皇甫平先生，倒与温铁军先生有些不同，他主张搞政治改革来补救过去改革的失误。我们不知道他的说法是否真心。但只要他们承认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的必要，我们都应该争取他们，在批评指出他们错误的同时，争取他们，促使他们加入为自由民主奋斗的行列。包括温铁军先生，哪一天他认识了，不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了，倾向民主了，我们仍然应该欢迎。

李承鹏：一个国家民众的安全感问题

Posted: 10 Jul 2014 11:35 PM PDT


    李承鹏接受《right》线上杂志邀约，开设随笔专栏，本微信平台将陆续独家推出。我们互不信任，我们互相仇恨，这个用互相绑架的方式建立的国家，人人互交投名状，不签订合同，这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合同，你只是一个股市里一个被套牢的散户。


1969年11月15日，一个枯萎的男子被拉到开封东郊一家火葬场，口鼻变形，下巴有一片淤血。那是开封很冷的日子，有风无雪，由于身材高大，他的双脚裸露在吉普车厢外。无人知其来历，负责喷洒消毒水的人们被告知，这是一个烈性传染病人。他被塞进火化炉，很快变成一堆小小的骨灰，编号为123的骨灰存放证上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

三年以后，他的家人才被告知死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多年以后，有个叫曾成杰的湖南商人被秘密枪决（也许是注射）。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但它在共和国历史上注定只是一件小事，很快就被遗忘。比起前任国家主席，一个湖南新邵县二流商人被处决时未改其名、未隐其地，家人才两天就得到了通知，想一想，就没那么铭心之痛。至于枪决还是注射，在每家法院都有一个党委，整个国家由政法委而不是法典决定生死……的前提下，这并不重要。 

类似的令人惊吓的消息在神州不断流传，比惊吓还要惊吓的是，每次惊吓之后，人们只是换了个更熟稔的姿势，继续睡觉，仿佛永不会醒来。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任何抗争和清算都被视为愚不可及。

这样的惊吓里，一代又一代的人却茁壮成长了。就在湖南商人被处决之前几个月，有一个叫冯仑的人饶有兴趣地谈起"后半夜吃肉"的故事。面对商人屡被掠夺财产甚至生命，他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了，这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啊，"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会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吃肉，本身就是权利，堂堂正正吃肉，是商人从商的起因。当被誉为业界思想家的冯仑却大谈后半夜躲起来吃肉的妙处，脸上洋溢着终于当上了合法小偷的奕奕神采，你该知道，这个国家于惊吓中发明了一种叫"受惊若宠"的智慧。

比起柳传志"如果一人一票，这个国家将万劫不复"，梁稳根的"我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党和政府给的"，马云的"24年前，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冯仑至少保全了吃肉的念想，他并没有号召大家去吃屎。

别怪商人。当商人以躲着吃肉、蹲着吃肉、跪着吃肉，比赛谁离地面更近为荣时，你得知道，他们都没安全感。

文人在书写这些历史和道理时，显得游刃有余、洞若观火。可是如果他们不想欺骗自己，轻易便会想起本行一个前辈，王实昧。这个文艺青年、延安才子，只不过因为一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被乱刀砍死，尸首掷于一口枯井之中。

商人站起来吃肉，就可能获罪，文人，站起来写文章，就可能获罪。邓拓的《三家村》，储安平的《党天下》，林昭获罪之一的文章居然是自辩式的《我们是无罪的》……在这里，你认为自己无罪，本身就是很大的罪。

在一个专制国家，有多少犬商就有多少犬儒。除极个别理想忠贞、性如烈火，多少文人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在只需要两分钟产生灵感，只需要两小时完成写作，却需要两天甚至两个月来思量怎样才不被删除文章的创作环境下，大家的底线不过是：别像余秋雨那样假装寻根，别像于丹那样贩卖心灵鸡汤，别像郭沫若那样把灵魂典当给魔鬼。

所以文人并不比商人更高尚，我们用伤痕文学来撒娇、用玄幻穿越来逃避、用所谓纯文学掩饰胆怯。我们诲淫诲盗，出个《小时代》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它只是兜售庸俗和物欲。至少不像郭沫若，他的《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三儿子明明是冤死，他还向组织写信，自我批评"我没有教育好子女"。二子被造反派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求情，还言不由衷地"我是为了国家好啊"。直至儿子被打死了，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因为书房两小时的写作，换来牢房一辈子的生活。这就太糟了。这种情况下，多少人犹记王实昧当年那篇引无数人打着马灯夜读的《野百合花》，大街小巷的文青，现在只会哼唱永邦"野百合也有春天"。

官人也没有安全感。中国的官员最没安全感的是，他们需要陷害人，这是刚需，又要被人陷害，这也是刚需。他们必须交投名状，这是肛需。家人远走美国，银行户头在花旗，可是自古以来把家属和财产放在敌国，那不是人质吗。悲哀的是，身在敌国的人质是安全的，身在本国的官员，却度日如年。

多少官员办公室，藏着同僚安装的窃听器，多少酒店的床头，放着红霞的针孔摄像机。每回开会，从前面看齐刷刷一片秃头，活像闪耀着一排排LED灯。从后面看均是半截窗帘，这是操心哪。奇怪的是几乎看不见白发……染发厂真是发了。

司法不独立，商人没安全感。言论不自由，文人没安全感。不施行民选，官人没安全感。精英阶层整体无安全感，一股股移民潮过后，剩下的只是草根，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陈胜吴广即出，不是天下太平，而是战火四起、民不聊生，然后新一轮暴君上台，把历史再演一遍。

农民没有安全感，怕失地。工人没有安全感，怕下岗。大学生没有安全感，怕毕业找不到工作而且做个实验就铊中毒了。农民卖个西瓜怕被秤砣爆头，市民坐趟公交怕遇到上访户自焚，家长怕女儿上个学就碰到喜欢开房的校长。你以为暴力机器就有安全感吗。警察出勤，被城管打了；城管被欠薪，在市政府门口静坐时就被特警带走了；退伍军人生活无保障举标语，被现役军人控制住了。现役的回营房，想起又得向军官送礼了……现役和退役的，都没安全感，人生整体退役归于尘土也没安全感。大家知道，河南平坟了。

不记得是陈丹青还是他的母亲说过，去到美国，发现人人长着一张未曾被欺负过的脸。欺负你的，不仅是明确的政府、官员、暴力机器，还有我们自己。我们互不信任，我们互相仇恨，这个用互相绑架的方式建立的国家，人人互交投名状，不签订合同，这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合同，你只是一个股市里一个被套牢的散户，你只是无意中降生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散客，有时候，你必须先行怀疑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才可能拥有生存的更大可能性。在一阵阵击鼓传花的鼓声中，看炸弹落到哪个不走运的家伙手中。

人人都没安全感，为什么不敢联合起来签订整个国家的大合同呢。

宪法就是这个国家最大一单合同，宪政就是最高水准的按合同办事。别相信清官、反腐、举报、平反昭雪这些封建王朝的游戏。刘少奇死于开封，开封的大理寺再大，也容不下国家主席的冤屈。

你可以懦弱，用幸福为懦弱埋单。你可以继续大谈后半夜吃肉的好处，一辈子像个小偷。你可以饱于世故地嘲笑勇敢者，并教育你的孩子要学会自保、圆滑、忍辱负重见风使舵才可修为英豪……可经年之后，你的孩子没成为英豪，倒成为屌毛。哪怕身上挂着外国国籍和银行卡号，也不过是挂着卡号的屌毛。

为下一代不再过着这样人人自危的生活。不如一试。


—— right右边

胡平：中国改革的歧路

Posted: 10 Jul 2014 10:26 PM PDT

胡平
"六四"过去整整25年了。直到25年后的今天，北京仍然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25年来，除开异议群体，大部分人在谈论当代中国问题时都避开"六四"这个话题。日积月累，中国国内生产出一套套关于当代中国的论述，在其中，"六四"要么略去不提，要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错觉，以为"六四"没有什么重要性，似乎不谈"六四"也可以谈当代中国。其中，尤以经济学界为最。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描述，中国经济改革，自1978年开始，就是沿着一定的路线向前推进，"六四"之后固然有过一段短暂的停顿，但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重新启动，于是改革就承接着先前的路线继续向前推进。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六四"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给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有着根本的差异。
关于共产国家搞改革，有人讲过一句俏皮话："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话的前半句容易理解，后半句则另人深思：为什么那些主动进行改革的共产国家非但没有延长其寿命，反倒加速了它的灭亡呢？
大致上讲有两条原因，一条是一般性的，一条是特殊性的。
一般性原因即所谓期望提升律，既得陇，又望蜀。人们越是在某些领域赢得了自由，他们就越是对其他领域还存在的不自由感到难以容忍，他们就越是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在统治者方面，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专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常常不是其政绩最恶劣的时候，而是它开始改革，从而使其弊端公开显现的时候。
特殊性原因在于，共产党国家搞改革，即便在初期只限于经济领域，也具有自挖墙脚自掘坟墓的意义。因为其经济改革是改掉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它的改革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别人扣上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一旦执政党自己就在心照不宣路人皆知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当资产阶级，那么，它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去压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呢？
因此，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执政党内部的分化也就日益显著。那些正直的共产党人，既然他们在经济上主张改革，赞成私有制市场经济，他们在政治上也就顺理成章地主张开放，认同自由民主制度。这样，一方面，在民间，有越来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党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会上的自由化运动，至少也是出于理亏心虚而不肯严厉地压制自由化运动。两者交互作用，彼此强化，于是就加速了共产专制的败亡。
在解释东欧社会主义为何失败的一篇文章里，意大利学者阿尔曼多•皮塔西奥指出："80年代末，东欧的各共产主义政权均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前景，有时还要应付强烈的社会紧张状态，个别国家甚至不得不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们之所以最终崩溃，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领导集团本身以及各个共产党已经提不出一套既能应付和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困难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的办法。"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这一说明很重要。我们知道，东欧一些国家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70年代就开始经济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都力图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以期振兴经济，但总是没有多大成效。尔后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要振兴经济，唯有否定他们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重新恢复被他们打倒的资本主义。而一旦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理直气壮地坚持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了。这样，即便他们不肯主动改旗易帜，那么至少，当其面对成千上万民众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的和平抗争，正如美国学者亚当•普沃斯基所说，他们无法说服自己扣动手中的扳机。
八十年代的中国，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明眼人已经看出这场改革的趋向就是改掉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包括党内一大批改革派或曰温和派，当他们积极拥护这场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观念。与此同时，党内保守派即强硬派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也并非质疑其经济绩效，而是担心其引出的政治后果。当他们目睹南海边的小渔村几年之间变成繁华的大都市，他们质疑的是：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在这一质疑背后的忧虑是：如果我们放弃了社会主义搞起了资本主义，那怎么还能否保住一党专政地位？
八九民运的爆发，导致了执政党内部空前的大分裂。邓小平动用武力残酷地镇压下民运。邓小平一再坚称，这是反革命暴乱，其目的是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平息暴乱乃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出于刚刚镇压下八九民运的惊魂未定，又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北京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
这应该是很合乎逻辑的。既然先前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起到了瓦解社会主义信念，从而瓦解共产党一党专政、助长民主运动的作用，那么，为了保卫政权，就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
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大声疾呼经济改革。邓小平说，不改革死路一条，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很值得分析。我们都还记得，在80年代的几次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小平总是强调"这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六四"前和"六四"后一段时期，邓小平也是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理由，是为了给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提供根据，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体制内外的自由化力量遭受沉重打击，短期内不可能再聚集起有效的反抗。现在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因此还总是有点遮遮掩掩，三心二意；现在倒用不着了，现在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放心大胆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远比先前更为强劲。
党内保守派的迅速转向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本来，以陈云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一直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抵触，拖后腿；可是92南巡之后，保守派迅速转向，咸与维新，摇身一变都成了改革派。这说明，他们原来反对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主要还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主要是担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后果，担心其瓦解社会主义信念，助长民主力量从而危及统治。如今，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都被打下去了，他们用不着再那么担心了，所以也积极支持经济改革了。
就这样，中共完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它既逃过了"改革找死"的雷区，又避开了"不改革等死"的陷阱。
"枪声一响，变偷为抢。"92南巡之后，中国大张旗鼓地走资本主义，搞私有化。由于经受"六四"重创，民意消沉乏力，因此，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公共参与和民意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于是，最吊诡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共产党在六十年的时间内全做了。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恶劣的，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它们的私有化基本上都是大众私有化，也就是把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公产平均分给了每一个人民。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公平，能为大家接受；但这种做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渡的零碎化，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它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的下滑。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则避免了资产的过度零碎化。各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党委会成了董事会，各级官员成了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再加上中国搭乘上全球化快车，大力吸引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工资低福利等低人权优势，更有着充分释放出来的全民性的求富冲动与活力，等等等等。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模式"，就有了所谓"中国奇迹"。
不难看出，在促成中国改革华丽转身的过程中，"六四"是关键。除非我们深入地探究"六四"，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一转变是怎样发生的，也无法理解这一转变的性质，因此也无法正确地判断以如此方式崛起的中国，对中国对世界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
这些年来，以"中国模式"、"中国奇迹"为主题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当我们检视这如山的著述时，不妨先看看它们是否讲到了"六四"，是否对"六四"的影响或意义做出过认真的分析。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些著述不可能是正确的，它们注定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

（注：作者胡平，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80年代初硕士毕业，曾发表长文《论言论自由》，现为《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居美国纽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丁来峰：李承鹏销号的若干问题

Posted: 10 Jul 2014 09:27 PM PDT

李承鹏
李承鹏被销号好几天了。这事，从一开始就在我心中激起了巨大波澜，总想写点什么。结果什么也没写，只转发了几条微博。我一直在内心筑坝防洪，以免思潮外溢，形于言表。为什么？恐惧。当一只带头鸣叫的公鸡在你面前鲜血飞溅，孙猴子也不免战栗。
身体在战栗，内心却在思考。

李承鹏为什么被销号？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首先，是大环境。几乎与李承鹏销号的同时，还发生了几件事：广电总局继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报道"之后，又发文禁止记者给境外媒体撰稿，今天又通知要求国内所有智能电视机顶盒只能安装一种指定系统；社科院将意识形态列入干部考察，组织专家教授开设微博、博客，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辨析和批驳；兰州大学聘请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担任新闻学院院长，就是那个以否认"三年大饥荒"闻名网络的极左鼓手。
这些事与李承鹏销号有什么关系？它们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联系，叫"占领网络上甘岭"。显然，这句口号已经从五毛的自嚎，变成了决策者的意志。占领网络上甘岭，既要加强我军的兵力，又要打击敌人的实力。很不幸，爱国者李承鹏被作为敌对意识的主将，被一枪摞倒。
其次，是他自己。李承鹏最近在网上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是《说话——北大演讲录》。文中有一段话："雨停了，鸟儿就开心地叫；花开了，蜜峰就嗡嗡地来；春天来了，公狼闻到五华里外母狼的味道，仰脖兴奋地大声嗷嗷。"这话正是他的自喻，他就是那鸟儿、那蜜峰、那公狼；他的每篇文章、每条微博，都是在叫、在嗡嗡、在嗷嗷。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动物的本能。所以，他要唤起"中国人正在失却的说话能力"。
问题就是在这儿。他嗡嗡、嗷嗷的声调儿不对。我手里有一本《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书能出版就是奇迹；他在微博上、博客上，加起来有1000多万粉丝。在大环境强力左转的时候，他对粉丝说：他们在撒谎！你朝前看，朝右看，那边风景更好，有鸟儿，有蜜峰，有母狼。
不削你削谁？

李承鹏销号谁最高兴？

环球时报，或者说胡锡进，反正两者是一回事。
我们的媒体有几个是好东西？从某种角度说，一个也没有。没办法，都在昧着良心说话。它们之中最坏的是谁？我认为是环球时报。环球时报为什么能做到最坏？因为有胡锡进。他是个极"聪明"的媒体人，既能深刻体察上意，又能巧言令色取悦网民。那身段儿，婉若游龙，翩若惊鸿；忽或忽右，风行草偃。就是说，他虽是墙头草，但却比别的草聪明得多，能预知风向哪边吹，他先往哪边倒。
我记得李承鹏与胡锡进及环球时报有过若干嘴仗，甚至差点儿闹上法庭。可想而知，李承鹏大嘴不饶人，对胡锡进的小心灵造成了伤害。这仇，且记着。前几天李承鹏被销号，他认为报复的机会来了。
环球时报当晚迫不及待发布了一条微博："听说李承鹏销号了，这对微博是利大还是弊大呢？"对这个幸灾乐祸、假惺惺的提问，李承鹏本人不能回敬了。用于建嵘的话说：一个国家级媒体，面对一个作家的自媒体被销号这类事件，不能从公民基本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去进行追问，而是从"微博利弊"去衡量，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和水平？
第二天，环球时报用一篇文章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李承鹏销号，早晚注定发生。也就是说，环球时报确认了李承鹏被销号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并借此机会警告了所有大V：自由派必须有底线意识。

李承鹏会不会回来？

李承鹏被销号之后，网上出现了很多呼声，希望对他解禁。他到底能不能回来？回不来，至少短时期不可能解禁。除非有一天风向变了。
李承鹏跟作业本不一样。作业本的微博粉丝不比李承鹏少，但他在有关部门眼中，在新浪的帐号管理体系内，都算草根帐号。所以他的微博很容易销号，也很容易复活。李承鹏之前虽然经常性禁言，但从未销过号，因为他是名人、实名、认证帐号，要销这样的号，需要很高级别的命令。
这样的人一旦被销号，就不是一个平台的问题，而是全网封杀。所以，李承鹏新浪微博没了，博客也没了，其他的门户、社交网站，也不会再有他的任何一个帐号。这种封杀方式相对较少，但绝对数量不少，慕容雪村、王功权、章立凡、斯伟江、张维迎，等等等等，都是这个级别的待遇。
最后一个问题：李承鹏销号，情况不妙，其他大V何以自处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李开复病了，不跟这帮榆木脑袋玩了；薛蛮子怂了，恣意转发商业文章的链接顺便还传播一下正能量；章立凡跑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爷给香港媒体写文章；斯伟江、萧瀚火了，生命不息，转世不止，萧瀚都转到了300多世；慕容雪村拼了，干脆公开发表投案书，张开两臂欢迎你来玩。

我最佩服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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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天真误国！美国的对华政策错在哪？

Posted: 10 Jul 2014 06:53 PM PDT

网络图片：美中关系
作者 Eamonn Fingleton
中国现在肆意跟美国过不去，这种情况再怎么说也不为过。从贸易壁垒到工业间谍再到窃取知识产权，美国政府在各个方面都被中国政府视同空气。
美国政府从来没能鼓起直面中国的勇气。其结果就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一直在以大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逐渐衰退。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目前正在北京参加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他不太可能会扭转这一趋势。正相反，他显露出来的所有迹象表明，他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是标准的美国政坛"圈内心态"（Beltway mindset）。这是一种交杂着逃避、妥协以及固步自封的心态。一种中国人已经开始了解并且喜欢的心态。他很可能会从中国带回来中国人的一整套承诺，但中美双方都知道这些承诺都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故作姿态而已。
纵然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美国媒体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会告诉他们），但其实中国现在是中美关系中的居上风者。中美关系的关键是，美国完全依赖于中国的资金来为联邦预算赤字提供资金。作为回报，中国随心所欲地享受着美国制造业技术的广泛转让。现在，美国政府似乎无力阻止这股技术外流的趋势。
至于美国制造企业，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不再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以福特（Ford）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为首的美国制造商意识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配合中国政府的技术转让议程。毕竟，倘若他们拒绝中国政府的要求，他们也不会得到华府的支持。然而，如果他们服从中国的要求，那么他们可能会从这个新超级大国那里赢得一些印象分。
当然，一旦完成了转让，美国技术就会很快泄漏给中国本土的竞争对手。但对于如今美国的顶级商界领袖而言，这都是别人才该担心的问题。五到十年之后，到中国开始在相关行业中展开严峻竞争的时候，如今的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CEO） 们早已退休，并且已经把他们持有的股票期权兑换成现金了。
近几年来，中国间谍甚至已经有胆量向美国顶级媒体组织——尤其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动网络攻击。中国间谍近来胆大妄为行动的其他主要受害者包括美国铝业公司（Alcoa）以及美国特种金属制造商阿勒格尼技术公司（Allegheny Technologies）。
美国对此抱持的放任态度与中国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欧盟）受到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欧洲人更加愿意对抗中国政府。其结果是，欧洲出口产品通常比美国出口产品享有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德国一直是尤为主要的受益者，去年其对中国的人均出口额差不多是美国的2.4倍。而且，德国向中国出口的几乎所有产品都被归为先进技术。相比之下，除了煤炭、铁矿石、小麦以及其他美国未来会以廉价劳动力占据比较优势的大宗商品之外，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很少。
美国在哪里出错了呢？从中国人——以及德国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出在发挥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上美国：在现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由如此天真的一群人所领导。
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四个关键点上失败了：
1.在优先考虑信息经济而不是传统制造业方面，美国的决策者押错了宝。美国媒体没怎么讨论的是，信息经济隐藏的问题在于它是极其劳动密集型的。相比之下，现代先进制造业（通常由日本和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行业）则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对于一个渴望在全球工资排名表向上攀升的国家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毫无希望的。问题在于提高生产力的机遇受到严重限制。而且，信息经济在出口方面存在短板——在很大程度上如此，因为信息经济的许多最显著的进展可以很容易地被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重商主义国家——通过逆向工程而加以掌握。当然，相比之下，中国侧重于制造业的经济是一台庞大的出口机器，因而能够积累巨额的资金盈余，为诸如美国等赤字国家提供资金。
2.美国的决策者在应对中国的挑战方面一直在拖延时间，因为十多年以来，他们不断被美国那些预言中国即将发生金融崩溃的警报声所误导。中国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其金融大崩溃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便在最悲惨的情况下，这种崩溃也不太可能会阻止出口经济继续推动其在既定轨道上前行。美国的决策者未能充分注意到中国政策的核心目标，即接替美国、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先进制造品的首要产地。
3.美国决策者严重高估了美国在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在最具权威性的说法中，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握有一张备而未用的王牌：大家都认为美国拥有远胜中国的创新文化。华盛顿普遍认为，其秘密在于美国自由而开放的社会。如果不先向美国式的自由打开大门，中国甚至永远无法接近美国经济的成功水平。只需思考片刻，就可以意识到这个说法很荒谬。别忘了，在古代，最有创造力的社会没有一个是自由国度。利用大量奴隶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一点也不自由。但它无疑是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社会之一。相比之下，不列颠诸岛等地方在当时无疑更加自由，但在创造力方面远远不及古埃及。在古代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另一个社会——美索不达米亚，也几乎没有美国式的自由模式。然而，在如今依然在世的许多美国人的一生当中，就有纳粹德国这个证据。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自由。然而证据是，按照人均水平来看，它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社会之一。在现实生活中，驱动创造力的是财富而不是自由。一个社会越是富有，就越有经济能力投资开发新的想法和技术。中国已经变得明显更具创造力，而且现在已经在基因组学这类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的领域里占据全球领先地位。要想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查阅《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Technology Review）上发表的这篇文章。
4.美国的决策者认为，通过采取一种越来越"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他们已经比中国政府抢先了一步，这可谓是现代外交史上最不同寻常的错觉之一。这种观点近来最直言不讳的表达或许出自驻华盛顿的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大卫·香博（David Shambaugh，中文名：沈大伟）之口，他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撰文表示："中国是一个被动的大国，它的本能反应是在国际危机爆发时回避挑战并且躲藏起来。正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就是近来北京被动反应的绝好例子。"这可能被认为是华盛顿当局持有的普遍看法，但并不会被认为是北京当局乃至几乎任何其他外国首都持有的普遍看法。当然，北京当局持有的普遍看法是，由于不能自拔地干涉诸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的事务——这些国家的文化被美国决策者和政策分析人士所误解——华盛顿当局已经让美国在全世界名誉扫地。
本文作者埃蒙·芬格尔顿（Eamonn Fingleton）著有《颂扬硬产业：为什么未来经济繁荣的关键是制造业而不是信息经济》（In Praise of Hard Industries: Why Manufacturing, Not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Is  the Key To Future Prosperity），该书后以《不可持续》（Unsustainable）的书名发行平装本。

译 陈玮   校 李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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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怡郊：中國反法西斯將士的淒慘——觀諾曼底登陸70周年紀念典禮想起的（附宋美龄美国国会演讲）

Posted: 10 Jul 2014 04:14 PM PDT

图：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　
　

二○一四年六月六日，法國舉辦了盛大的諾曼底登陸七十周年紀念活動。紀念活動的高潮和最大的典禮是當地時間下午在烏伊斯特勒昂小城的寶劍海灘舉行，十九位國家元首和政要出席，一千八百老兵也出現在看台上。紀念典禮電視直播，全球數億人都彷彿親臨其境，感受到了這感人的一幕。

　　倍受尊敬的老兵和女王

　　十九位國家元首和政要中，特別引人關注和受到那些九十歲左右的老兵們尊敬的，不是此刻正在製造烏克蘭暴力衝突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也不是曾經為法國和歐洲解放出過最大力氣的美國的代表奧巴馬總統，甚至不是法國元首奧朗德，而是八十八歲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當她走到老兵代表跟前與他們一一握手時，那些九十多歲的老兵們全都顫顫巍巍地站起來，向她行以軍禮。而有些國家元首走到老兵跟前向他們致意時，那些耄耋老人多半沒有站起身來。

　　根據電視旁白的解說，老兵們所以特別敬重英國女王，因為女王與他們一樣，曾經也是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名老兵。的確，伊麗莎白二世當年是英國王儲，但也是戰時倫敦的一名義務消防隊員。二戰時納粹德國對英國各大城市狂轟濫炸，消防隊員所需的勇氣決不亞於前線戰士。所以，女王值得老兵們敬重，值得全世界尊重。

　　然而我卻在想，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有著比女王同樣值得敬重的國家元首級女性人物，那就是當時中國的第一夫人宋美齡。

　　中國第一夫人宋美齡的勇敢

　　女王作為倫敦消防隊員，畢竟不是在戰火連天的前線。宋美齡在淞滬抗戰最激烈的當口，親往前線慰勞國軍將士，身負重傷。這麼高級別的領導人在前線受傷當時中國政府中絕無僅有，在全世界也聞所未聞。自以為是艱苦卓絕鬥爭幾十年、當時僅有幾萬人勢力的中共，中央層面的領導人沒有一個是在抗日前線傷亡的。

　　宋美齡另有大功於國家。一九四二年，中國經過五年抗日戰爭，喪失了大片東部富庶國土，消耗了大量戰爭物資，收入銳減而支出大增，國家經濟狀況險象環生，國本正在動搖。更為嚴重的是，當時中國一方面製造武器能力很弱，一方面又極需補充武器，而此時進口武器的經濟能力也幾乎沒有了。宋美齡正於此時訪問美國。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宋美齡登台美國國會演講。時有美國報紙如此描述：「蔣夫人……舉止端莊，說一口地道的英語……議員們被她優雅的風度、嫵媚和智慧迷住了……驚愕萬分……完全傾倒了。在議員們長達四分鐘的起立歡呼之後，她開始講話……。」「當講到中國不願屈辱認輸時，議員們再次起立鼓掌。」以後，宋美齡在美國各地作了多次演講和多次召開記者招待會，並三訪白宮，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會商。在美國颳起了「宋美齡旋風」。

　　當然美國所以為之傾倒，是因為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然而，對於美國人來說，中國人的英勇抗戰是需要有人來宣傳有人來溝通的，這個宣傳者和溝通者就是宋美齡。

　　雖然，在宋美齡之前還有胡適、宋子文等很多人，在對美國的中國抗日宣傳工作中作出了貢獻（包括宋美齡在國內時對美國作出的大量呼籲），但因為宋美齡的身份地位、風度神韻，尤其她的魅力能力，使她成為這許多人中的最突出者，成為代表，贏得美國在緊要關頭對華的援助。

　　可是，宋美齡反法西斯的大功，今天又有多少人記得？大陸的大多數人從未聽聞過。

　　抗日老兵的奮鬥沒換來自由

　　諾曼底登陸七十周年紀念典禮上，最榮耀、最受尊敬的其實不是那十九位國家元首、政要，甚至不是英國女王，而是那些老兵們。是他們與他們已經犧牲的戰友的英勇戰鬥，才戰勝了法西斯。

　　可是，中國的抗日老兵們呢？

　　中國老兵們當年的戰鬥比起英美、蘇聯的士兵更加殘酷。中國沒有像美英蘇那樣強於、多於敵人的武器裝備，中國的武器裝備、軍隊訓練遠遜於日本，不要說中國曾經單獨抵抗強敵──日本四年，更嚴重的是，殘破的中國、有限的資源，還不能集中使用以對付強敵，包括中共在內的各種非中央政府的勢力，各自為了割據利益把持自己能夠控制的資源。站在抗日前線的中央軍將士常常只能用自己的血肉去抵抗日本。

　　從淞滬會戰、台兒莊、昆侖關、緬甸、常德到滇西、雪峰山，一次次血戰，那些不惜犧牲的國軍將士又有誰記得？他們的榮耀和禮遇又在哪裡呢？

　　在中共建政之前，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在台上演講，向台下的「特務」聲色俱厲的說：「是好漢你就站出來」。聞一多親共，黨派色彩很濃，因為中國尚不民主而受到暗殺，那是很不應該的（不過，聞先生如果一九四六年不成為中共烈士，在中共建政之後多半會成為反革命或者右派）。聞先生愛國，主張抗日，表現在口頭上或者文字上。可是在強敵入侵之時，更需要以血肉胸膛去抵擋敵人的子彈。而恰恰是被指為「特務」的榮二師偵緝科的那些年輕人，在關鍵時刻獻出了自己的胸膛。榮譽二師全體官兵都是在抗日戰場受傷，傷癒後重上戰場的好漢。可是他們的底氣似乎不及聞先生。

　　更為悲慘的是，中共建政之後的五十年代初，這些年輕人自以為抗日有功，在共產黨時代需要填寫無數個人表格中，填寫了這一段經歷。結果，留在大陸的榮二師偵緝科的，全部被槍斃了。

　　中共建政之後，凡在國軍中服役打過日本的，都屬於有「歷史問題」，都是灰頭土臉的，哪有抗日軍人的榮耀？直到今天，即使在大陸民間，還是認為「離休幹部」享受高待遇是理所應該的，「紅二代」是有足夠底氣的。可我要問，你們的紅色老子有幾個與日本鬼子血戰過？

　　從深層次看，中國的反法西斯老兵所以沒有得到國人足夠的尊重，還不在於官方幾十年的欺瞞。或許法國總統奧朗德在諾曼底登陸七十周年紀念大典上的一段話，給了我們啟示。奧朗德飽含深情的說：「在這諾曼底的海灘上，仍然飄浮著戰士的靈魂；在這寧靜的海灘上，只吹拂著一股風，那就是自由之風，這股風今天依然不息。」

　　如果說，美英加澳法等老兵們的奮鬥犧牲換來的是今天歐洲的自由，所以老兵們贏得榮耀和尊敬，那麼中國抗日軍人的浴血奮戰換來的卻是，過去不那麼自由的丁點自由也沒有了。難怪中國的抗日老兵作為個人，戰後幾十年生活得十分悲慘，作為整體則被淹沒在歷史的海洋裡了。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7月号

【附录】

宋美龄美国国会演讲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女士们、先生们！ 
    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与真诚的欢迎，令我特别感动。但预先我并不知道今天要我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只以为到此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诸位！"并向贵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问候就行了。然而，来到此地之前，贵国副总统告诉我，他希望我向各位说几句话。

　 　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说，实际上根本称不上演说家；但我不会因此而怯场。因为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参观总统图书馆，在那里看见的一些实物鼓励了我，让我感觉各 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说要求过高。各位知道我在那里看到什么吗？我见识了许多，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注：即罗斯福总统）演说草稿 的玻璃柜子，里面的草稿从第一份、第二份……一直到第六份草稿！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谈起这事，我说我很高兴知道，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一流的演说家，还 必须写这么多草稿。总统先生回答，有时他一次演说得写12份草稿！因此，今天本人没有做草稿就在此即席演说，我想各位一定会谅解的。

　　贵国和我国之间有着160年悠久历史的友谊，我觉得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有许多相似点，而这些相似点正是两国友谊的基础，我也相信并非只是我有这样的感觉。

    这里，我想讲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一信念。

　　杜利特尔将军和部下驾着远程飞机一道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我国内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跳伞，踏上我国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唯一中国话："MEIGUO！MEIGUO！"也就是美利坚AMERICA的意思，（掌声）美国在中国话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中国人听了都笑起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他已经回到了家！而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掌声）

　　我来到贵国时还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我们共同生活过。我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从小使用你们的语言，我想的跟你们一样，讲的也跟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我好像回到家了。（掌声）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跟你们说话，或是你们能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们，根本而言，我们都在为相同的 理念奋战！（激动的掌声如雷）；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也就是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提出的"四大自由"：自由的钟声、联合国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 国辽阔的大地。（掌声）

   谨向各位保证，我国人民深愿也渴望为实现这些理想和贵国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些理想不会流于空谈，而是将成为我们、我们的子孙、和全世界的现实！（掌声）

    我 们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我想，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我刚想起的小故事。各位知道，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被迫从汉口撤退，转入大后方继续抗战的时 候，蒋委员长和我经过前线长沙。一天我们上衡山，那里有一处名胜古迹叫做"磨镜台"，有两千年历史。诸位也许有兴趣听一听这历史文物的故事。

　　两千年前，台址旁有一座古寺庙。一名小和尚来此修行。他整天盘腿坐禅，双手合十，念念有词""阿弥佗佛！阿弥佗佛！阿弥佗佛！……"他唱念佛号，时刻不断，日复一日，因为他希望成佛。

　 　寺庙的住持老和尚于是也跟着拿了砖去磨一块石头，时刻不断地磨，日复一日地磨。小和尚有时抬眼瞧瞧老和尚在做什么？住持只是一个劲地拿砖磨石。终于有一 天，小和尚忍不住问住："大师，您每天拿砖磨石头，到底为什么呢？"住持答："我要用这块砖做镜子。"小和尚说："可砖块是做不成镜子的呀！大师。""没 错"住持说，"就像你成天光念阿弥佗佛，是成不了佛的。"（掌声）

　　因此，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不但必须有理想，不但宣告我们有理想，还必须以实际行动来落实理想。（掌声）

　　所以，我要对诸位参议员先生，以及旁听席上的女士们先生们说，如果没有大家的积极协助，我们中国人无法落实这些理想。诸位和我都必须谨记"磨镜台"的教训。
非常感谢大家。（全场掌声，全体议员与来宾起立。）

  
   【备注】1943年宋美龄应美国副总统邀请，2月18日在美国国会用英语做了即席演说（讲演全文取自美国国会记录，1943年,1080-1081页）   
    机智灵活、雍容华贵的宋美龄女士在美国国会如此隆重、庄严的顶级欢迎仪式上，在正式作为两大国的国家一级外交活动中，她没有预先准备任何讲稿、就随口做 出如此得体、如此倍受欢迎、极具感染力、而产生巨大实际效果的即席演说，非常难能可贵。这个明快简洁、激情洋溢、感人至深的即席演说，完全没有"假大空" 的俗套，甚至没有外交辞令，而是以诚感人，以高雅平和的风度、以幽默轻松的语调、以含义深刻的例证打动了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心扉。

1948年：共產黨是怎樣戰勝國民黨的？（刘统）

Posted: 10 Jul 2014 04:02 PM PDT

图刘统（上海交大） 


【导读】"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刘统

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嗡嗡嗡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嗡嗡嗡，成了黑五类，嗡嗡嗡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谢谢大家！
听众提问：
解放战争一共死了多少人？
刘统：
说实在话，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统计。过去的档案不集中，各野战军有各野战军的档案系统，没有向中央统一地报告。我在解放战争纪实中，每一个战役如果档案中有记载，我会写下来多少伤亡。但是如果说总的数字，因为还有很多小战役，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
观众提问：
卫立煌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刘统：
卫立煌在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关系不错，但是卫在任东北剿总司令时和跟共产党没有具体的关系，要说关系主要是他的女婿汪德昭，汪德昭是我国科学院的院士，汪回东北之后给卫立煌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他还没有来得及跟我们的情报机关接上关系，国民党已经垮下来了。卫立煌因为有抗战时的关系，建国后还是从香港回来了。
观众提问：
很多人认为《雪白血红》这本书演绎的成分比较多，经常有人说信史还是应该看刘统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
刘统：
我到大连特意跟张正隆见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位很正直的军人，他的作品《雪白血红》完全是用采访做成的，他采访了好几百位四野的老人。张正隆是军事文学出身，写东西有激情，从史学的角度看，他在排比材料、考证方面肯定会有疏漏。不过张正隆所说的每一个例子，包括部队的番号、具体的人都是真人真事。要从文学的角度看他，不能从历史学的条条框框约束他，《东北解放战争纪实》毕竟是历史的作品，跟他不一样。
观众提问：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时候曾经有日本军人在为解放军服务，我想问1945年以后苏联是否介入过东北的解放战争？有记载1950年以前苏联人确实介入过东北的建设，是否直接介入了东北的战争？
刘统：
杨奎松为这个事跟我争论过，他写《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说共产党进东北以后就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于是解放军就无敌于天下了，他是这个结论。我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里有大量的篇幅说明共产党的武器是捡破烂儿捡来的。黄克诚有一句话，老兵老枪、新兵新枪，这是东北初期的状况。苏军撤离的时候对我们解放军没有任何的帮助。
最困难的时候，在北满，林彪是跟金日成要了很多武器装备。金日成占了朝鲜之后武器全部换成苏式的，日本人的武器用不着了，所以转给了东北民主联军，据记载总共有三四百节车皮，这构成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的武器来源。到后来大局已定的时候，1948年年中，情况慢慢改变了，苏联派专家来帮助我们修铁路，提供了一些他们准备用来炼废铁的日式装备，还有一些捷克式的轻机枪，真正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还是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之后。
观众提问：
围困长春饿死很多人，这段史实现在是不是公开了？
刘统：
还是没公开。我在《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中引用林、罗、刘给毛泽东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在书中删节了相当一部分，就是说当时老百姓怎么痛苦，饿死多少人。长春国民党守军和解放军中间有一个死亡地带，国民党不让回去，共产党不让出来，后来共产党把老百姓从这个死亡地带放出来。最后统计，围长春的时候一共饿死10到12万的老百姓，这个数字郑洞国也认可，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长春虽然有上百万人口，但是到兵荒马乱的时候大部分老百姓都逃难了，这个事毕竟是说明战争残酷的一方面。
观众提问：
请问共产党的情报工作。
刘统：
因为绝大部分事情都没有解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零星见于回忆录的史料。比如熊向晖有回忆录，就可以讲。但是有很多做隐蔽工作的同志终生不会见诸于历史。当年做隐蔽工作主要的特征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必须要跟汉奸特务打交道才能得到情报。建国后这些同志因为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他们的作用也差不多了，于是他们就受到了组织上的怀疑。潘汉年这个案子牵扯到国内很多的隐蔽工作者、地下党，都受到了牵连。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为什么专门提出给潘汉年平反，那时潘汉年和夫人都已去世了。陈云给中央写了彻底平反的报告，胡耀邦在批示中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他说，过去从事隐蔽工作的同志，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他们的行动也非常秘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做隐蔽工作的同志都能够提供他们的见证人和组织关系，如果这样的话今后就没有人再会为我们做隐蔽工作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也是对常年做隐蔽工作的同志给出了一个历史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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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日本被中共一鱼三吃（上）

Posted: 10 Jul 2014 03:30 PM PDT

我在推特（TWITTER）上写了一条评价中共对日本的政治利用，被当成"段子"广泛转发：日本被中共一鱼三吃，抗战时，利用日本打民国政府（鱼头），经济开放时利用日本搞活中国经济（鱼身），现在利用日本搞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鱼尾），提升人民忠君（民族）情感 。
抗战时，日本人被中共当成"鱼头"，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是一道"豆腐"，做成了鱼头豆腐宴，尽管毛泽东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但却在延安大后方，谋取中共的势力范围，中日战争，日本最后战败，国民党军队牺牲惨重，中共赚取了抗战最大成果，在苏联军队的支持下赴东北收缴了大量战利品，并在苏联的支援下，战胜了中华民国军队，夺取大陆政权。
相关史料显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本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931次。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多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让日军阵亡48万3708人，而伤者更达193万4820人。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我们看出，中日统计日军阵亡数字的误差，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见，位于后方游击区的中共军队，消灭的日军，不会超过国民党军队的十分之一。
翻开延安史，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前线浴血战斗之时，毛泽东在延安所做是整风运动、抓特务，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利用文化来塑造自己的抗战形象，特别是通过残酷地打压异已，摧残知识分子，成功实现了个人集权。二十年前，我曾经与王稼祥夫人聊过毛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她说，当时毛的生活相当放松，许多时候是打麻将与跳舞，打麻将三缺一的时候，毛会让她去，当她深夜回到家时，王稼祥捧着书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显然，毛泽东是在旁观蒋介石与日本军队的持久战，中共的军队坐等着收拾战场。最令国民政府无法容忍的是，毛泽东对国民政府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对内却坚持要求部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于急剧扩张自己地盘而与国民政府军发生冲突，最终导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我们在中学读过中国历史课本的大陆学生都知道，在历史教科书中，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的，对日本侵略军是望风而逃，是中共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持久战打胜了这场战争，而战争结束时，国民党蒋介石却想下山摘取胜利果实。文革之时的电影故事书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战等等，使一代又一代大陆年轻人既看到中共军队与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血染的风采"，也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无能与"汉奸卖国本性"。
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才第一次公开承认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抗击日本军队。但宣传部门主导的媒体，只是一阵风地报道了胡的纪念讲话，媒体宣传抗日的时候，仍然认为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并因此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次中共中央在卢沟桥抗日纪念馆高规格纪念七七事变，媒体报道一个细节令人玩味：
习近平曾两次与讲解员提到国民党军：在铭刻着295位在抗日战场中牺牲的旅职或少将以上国共两党将领的抗日英烈环廊前，习近平先是仔细地查找张自忠、左权、杨靖宇等抗日名将的名字，在听到14块名录碑中收录了295位将领时，问道："是国共两党都包括在内了吗？"之后在听取日军在中国投降的10个战区时，习近平再次提问："受降的都是国民党啊？"
习两次问及与国民党军队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熟知抗日史的学者或普通人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但习近平问及了这两个最初级的问题，可以想见，在他的脑海里，仍然可能认为中共军队曾在抗日主力，或是对日军造成重创的力量。但在历史事实面前，他能否改变虚假的历史观？抗战中牺牲的295位高级将领，习能找的中共将领，也只有被中共千百次宣传的左权、杨靖宇等抗日名将的名字。由此可见，主战场与后方游击战无论是牺牲的将士还是对日军的重创，都不可同日而语。
台湾前行政院长、95岁的郝柏村在北京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就向媒体表达不满，其一，抗日纪念馆没有明确书写蒋介石总统是抗日阵线总指挥；其二，没有展览毛泽东发表的《共赴国难宣言》，这份重要文献里，中共宣誓要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放弃暴力推翻现政权，取消苏维埃政权，将中共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共同抗日。
习近平面对郝柏村揭示的真历史，将面临艰难的选择，是继续含糊其辞地认为中共抗日伟大辉煌，还是尊重历史重述真相？而重述真相，过去的历史虚无主义与编造的抗日神话、故事，又将如何处理？特别是毛泽东出尔反尔，本是历史的罪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窃取者，又将如何还原真相？
习象征性地提及了一些历史事实，只能给人一些联想，习也许会因此亲自去翻阅历史，去看看父辈们究竟做了什么，编造了什么。郝柏村的追问真相的讲话只是在港台媒体上有报道，大陆媒体完全噤声，那么，即便为了实用性的统战工作，习还是难以回避历史真相。一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太过轻飘，度尽劫波真相在、罪责应该有忏悔，这样才是尊重历史、重建未来的诚实态度。
习近平邀请郝柏村这样的国民党老将来参加抗战纪念活动，显示他对历史有开放的胸怀，还是仅仅为了一时的场面？需要后续的项目跟进，譬如两岸联合写作抗战史，两岸共同编写相关历史教材，通过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使中共意识到自己的历史的罪责，通过共同国难宣言与重庆谈判协定，两岸当政者共同正视历史，描述未来。如果两岸特别是中共连国共共同走过的历史都不能面对，所谓的五千年文明、中华文化共同体、两岸同胞这些概念又有什么意义呢？
当年毛泽东集团将日本与蒋介石民国政府之战做成鱼头豆腐盛宴，现在，习通过象征性地邀请台湾国军老将参加抗日纪念，习需要什么呢？又能给予什么呢？郝柏村这样的老将们，需要的已不是荣誉与财富，而是要求中共正视并还原历史真相。
——东网

鲍彤：反腐到了需要冷静思考的关头

Posted: 10 Jul 2014 02:23 PM PDT

鲍彤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家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查明为老虎，我听到的反应是强烈的。

正面的反应无比强烈。习总书记日理万机，还必须腾出时间来反腐败，替前人收拾烂摊子，使人感动。徐才厚本是个卖官买官的兵痞，只是由于前主席江泽民喜欢，叫他掌管全军的干部和政治，把解放军搞得乱七八糟；江主席离而不休，把他硬塞给胡主席，叫他坐在胡的边上，以军委副主席身份继续为非作歹，败坏和摧毁军队的战斗力。

过去江主席爱他，胡主席怕他，现在习主席不爱他也不怕他，为军做主，把他开除党籍，当然大快军心。何况徐副主席还不是唯一的老虎。听关心时政的人说，如果把部长、省长以上的腐败分子称为"老虎"，习总书记上任后已打出了"老虎"三十多只，徐副主席只是其中较大的一只而已。（说他"较大"，因为拿下薄熙来是胡总书记和温总理的政绩，可以不算在内。）

环顾世界，非洲到美洲，北欧到南亚，哪有一年揪得出三十多只老虎的国家？没有，唯我中国。在中国，哪有揪出了这么多老虎的时期？没有，惟有当今。所以当今乃是中外古今廉政最好的黄金时代。我想，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习总书记无疑是打虎的大英雄。

反应的强烈，还在于替习总书记以及中国的前景担心不已。斗争如此惊心动魄，领导人还能高枕无忧吗？习总书记忙得过来吗？面对案卷如山，法律如网，哪能容许我国领导人审慎从容处理内政外交大事？习总书记诚然是百年不遇的人才，十年以后，换了凡人，谁挑得动这种重担？那时候的老百姓，应该去求谁来解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只死老虎徐才厚尚且如此难缠，比他权势更甚，影响更巨的活老虎又该如何是好？难道就听之任之撒手不管了？中国的老虎当然远远不止这三十几只，如果五倍十倍于玆，就得苦战五年十年，但对源源不断新生出来的老虎又该怎生是好？如果打这只不打那只，请问应该打哪只，不打哪只？这种选择性反腐败（或者"有重点"反腐败）有什么法律根据？双规就是司法独立，执法如山吗？压制舆论反腐，严禁公民反腐，也算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綫吗？把坚持要求建立官员公佈财产制度的守法公民抓起来，难道也是顶层设计出来的反腐斗争的内容吗？

处于这种每时每刻都在制造腐败条件、提拔腐败罪犯、禁止舆论反腐的制度之下，十三亿公民在反腐败的工作中能起什么作用？我想，民间诸如此类的担心，虽然层次极低，但并不是杞人忧天。

因此我想，在客观上，也许到了需要举国上下冷静思考的时刻了。

——RFA

《争鸣》社论：“开天辟地”新论——纪念中共建党九十三周年

Posted: 10 Jul 2014 02:23 PM PDT

　　「七一」到了。中共年年都要給自己做壽，「喉舌」當然不敢怠慢。我們作為民間媒體，也想在這裏說幾句話，算是「紀念」吧。

　　「紀念」和「慶祝」不一樣。「慶祝」要說順耳的話，「紀念」卻未必。「紀念」是不要忘記的意思。中共的成立，確實值得中國人永遠銘記，因為它改寫了中國的歷史，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

　　用中共自己的說法，這個黨的成立，是「開天闢地」的大事。

　　原來中國人所知道的是「盤古氏開天闢地」，基督徒知道的是「上帝創造世界」。如今中共自稱「開天闢地」，居然與盤古氏和上帝平起平坐，其實也不算太狂妄，把是非善惡除外，這句大夢話倒也合乎實際。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使中國在亞洲成為第一個走向共和的國家。從農業手工業走向工業化，從自然經濟走向商品經濟，從專制走向共和，從思想箝制走向思想自由：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共同大道。中華民國成立以後，雖然步履艱難，但畢竟已經走上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雖然有過兩次帝制復辟，但是都被共和的潮流所吞沒。當時中國雖然長時間陷於群雄割據、軍閥混戰，但是共和的法統並未中斷，北洋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始終保持著，並為國際所承認。孫中山在廣州建立的大元帥府（即後來的國民政府）也只是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一，尚未影響到北洋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只是在蔣介石北伐成功（關鍵是「東北王」張學良易幟擁蔣），國民政府才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並得到國際承認。

　　國民政府統治中國的二十二年，實行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在政治上是背離共和之路的。不過這時國民經濟仍然在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大道上運行，在思想文化領域雖然實行「黨化」，但始終未曾完全封殺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就曾在國民政府的鼻子下公開出版發行。就是國民黨在政治上的一黨專政，也沒有背離孫中山的建國路線：經由「軍政」（武力奪權），「訓政」（以黨治國）培養公民意識，為憲政準備條件，最後進入「憲政」（還政於民）達到民主共和。所以這個時期的中國，仍然沒有離開辛亥革命所開闢的共和之路，也就是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

　　但是「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事情就起變化了，從此中國就有了兩條道路：一條是原來就有的「共和之路」，一條是共產黨新開出來的「共產之路」。中共把自己的誕生叫作「開天闢地的大事」，在這個意義上確實不假。馬克思主義所發現的「社會發展規律」是：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因此共產黨的目的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起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每個人都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了達到這個美好的目標，必須和人類傳統的社會制度和思想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建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在舊社會的廢墟上建造起「人間天堂」。

　　這是二十幾歲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完全背離人類文明、違反人性的一種「美妙」的極左空想。列寧又把它往左邊發展到極端，成爲最激進的極左思潮。他也曾反對「左派幼稚病」，但他反對的是「幼稚」，即「天真」，並不是「左派」。他所提倡和實行的，是為奪取權力不擇手段，縱橫捭闔無所不用其極，什麼政治和道德底線都可以突破。這就是列寧主義的真諦。他本人就是被德皇用重金收買，以出賣領土為條件，取得德國的支持，在俄國發動所謂「十月革命」，用陰謀和暴力，背信棄義奪得政權，並用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來「鞏固」政權。他的繼承人斯大林則用同樣殘暴的手段在俄國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人間天堂」。

　　這種偉大的創造真稱得上是「開天闢地」，因為它用「人間天堂」的神話造成了一座真正的人間地獄。而且共產主義是要「解放」全人類的，所以十月革命以後俄國人就向全世界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是俄國人出錢出人，在中國建立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中共從成立到奪得全國政權，都離不開俄國人的指揮和「無私」的「援助」，所以毛澤東說：「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俄國人的路」當然就是以馬列主義作為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道路」。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國人已經在這條道路上走了六十五年了。其實這條道路的要旨，用黨的語言表達，只有五個字：「黨領導一切」，用掌權者不愛聽的語言表達，就是「一黨專政」。在這條通向「人間天堂」的道路上，全社會的所有資源，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也就是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共產黨完全壟斷。在這種制度下的中國人，不但沒有言論自由和組黨自由，就連每個人能不能生出來，都要看他母親能不能申請到一張「准生証」。

　　顯然，這是一種和人類文明完全背道而馳的扼殺整個社會生機的極權制度。雖然靠著美麗的謊言能欺騙民眾於一時，依靠暴力鎮壓能維持統治於一時，但真相終究掩蓋不住，高壓也必然導致爆炸。毛澤東時代的暴政已經罄竹難書，到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不但民心思變，連中共自己也認識到無法照舊統治下去了，這才有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始的改革開放。

　　這個改革確實使社會恢復了一些生機，使人獲得了一點自由，並且加入了WTO，其結果是使被束縛了幾十年的經濟獲得喘息的機會，因而有了補償性的增長，甚至被目為「奇蹟」。

　　中共把它說成是自己的功勞，要老百姓感恩戴德。

　　其實把問題說透，這根本不值得掌權者自吹自擂。

　　一九七九年以來所有改革的實質，無非是廢除了中共的「惡政」：也就是把中共所壟斷的資源，歸還一部分給社會，不再霸佔這部分資源，也不再完全捆死人的手腳，而是從黨所「領導」的「一切」資源當中，放開一部份，「允許」人們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施展手腳而已。

　　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是把共產黨所壟斷的一切都還給社會，共產黨和他的黨員也從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放下身段，和群眾處於平等地位，使全社會的成員都能在民主憲法的框架下，自由地參與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這個國家也就告別了馬列主義所誤導的那條「社會主義」邪路，回歸到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了。

　　本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始的改革，就是使中國能夠通過和平轉型回歸人類文明大道的良好開端。但是剛剛通過初步改革度過統治危機的中共統治者，預感到改革將危及他們一黨專政的特權，所以通過陰謀和暴力，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舉行兩次政變，把改革扼殺在血泊當中。

　　血腥的「六四」屠城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如今這個黨利用局部經濟改革的成果大力加強一黨專政，使中國在背離普世價值（也就是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使對內對外的矛盾一天比一天激化。現在幾乎弄得前院後院、牆裡牆外，到處都能看到刀光劍影。東海南海，已經烽煙四起；內地邊疆，也是草木皆兵。光一個北京，除了滿街可見的軍警之外，還有八十五萬沒穿制服的「維穩」人士在監視暴恐分子。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這樣緊，這種日子，能夠長久嗎？

　　我們在上一次的社論中已經提醒中南海：「船到江心補漏遲」，那是說的中共本身有沉沒的危險。現在中共過生日的時候，我們針對中共自外於普世價值的「道路自信」和他們「開天闢地」的實踐，特地提出道路的是非問題，是為了讓願意聽聽不同意見的讀者，包括中共黨內外的人士，都能冷靜地回顧一下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的道路，到底什麽是正路，什麽是邪路，從而理智地認識一下中共到底在中國起了甚麼樣的作用，今後的改革到底應該走哪條路。我們也將和讀者一起，對有關問題繼續發表意見。

——《争鸣》杂志2014年7月号

晴朗：高尔夫球场的隐喻——凌驾于明十三陵和毛泽东之上

Posted: 10 Jul 2014 02:01 PM PDT

顺峰十三陵高尔夫球场



6月30日下午，中纪委开除四位中共高官党籍，被视作第二天向7月1日共产党生日的献礼。

在56年前的同一天，1958年，有过另一场献礼。那是6月30日，北京昌平十三陵水库竣工；7月1日举行典礼，庆祝这一大跃进年代高歌前进的标志。北京市委书记刘仁曾告诉毛泽东，十三陵水库修成后能灌溉30万亩农田。从毛、刘、周、朱到政治局委员，部长，干部都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其中也有当今习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那年最大的时尚就是去十三陵水库劳动，号称有40万义务劳动大军，用时160天，建成蓄水量6000多万平方米的水库。毛泽东挥毫 "十三陵水库"，被郭沫若赞颂为："要与洞庭比美，昆明湖水不孤。辉煌五字垂千古，曰'十三陵水库'。"；刘少奇题字"劳动万岁"；朱德题"移山造海，众志成城"；周恩来则抄写"总路线"。

明十三陵是1409年起用的，历230年，成为完整的皇陵墓葬群。在这风水宝地上，既讲迷信又与天公比高的毛泽东破土兴修水利。时光流转50年，还是共产党，及其治下的地方政府，变异成为既不敬明皇，也不敬"毛皇"，拜金钱为上帝。其表像之一是在库区修建了六座高尔夫球场。看上去球场草绿迷人，实际上，除了耗水量巨大，维护草坪需喷施大量化肥农药，并随废水渗进十三陵水库，危害水源。以2005年动工的顺峰高尔夫球场为例，它占地5000亩，一年使用650吨农药，控制三分之一水库面积。最奇怪的是，其动工时间，是中央政府已经下令暂停高尔夫球场审批；其发行昂贵会员卡时间，是北京市政府已经下令高尔夫球场迁出水源保护区。毋庸置疑，利用和侵占水库经营高尔夫球场，是政府与无良资本家合谋的掠夺行为。问题是，它是如何可能的？库区土地如何转让？谁在顶风而上，权钱交易勾当又是如何运行的？

百般折腾之下，十三陵水库已功能尽失，无水可蓄。刘仁向毛泽东承诺的灌溉农田早已不复存在。为了维持景观，他们一年两度从百里之外的官厅水库引水，而所引之水，又被高尔夫球场享用。国家资源、自然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权力支持下的资本家，继而宣称不走斜路的政党政府官员再与资本家之间暗渡陈仓。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实。习近平和官媒一再说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君不见，两个三十年已被"共产党自已人"否定，昔日兴修十三陵水库与今日兴建高尔夫球场不就是相互否定吗？几十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否定史，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其中充满了悲惨的不公与不义。

十三陵水库曾是昌平人民的后花园，现在却被围起来成了少数有钱有权人的私家花园。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教授说： "在十三陵水库西南三里的西关环岛，矗立著李自成持缰策马，遥望紫禁城的石雕，而雕像身后却是指示高尔夫球场的路标。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隐喻、嘲讽和启示，可惜我们未能领悟。"

国务院在2004年明令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 2007年在国务院工作要点中规定："落实禁止类和限制类项目用地的规定，特别要禁止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高尔夫球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建培训中心等项目用地。"总之，在过去十几年里，全国性禁令下达12次之多，形同废纸。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建设639个高尔夫球场，是2004年的3倍。也就是说，在禁令之下兴建400多个，可见中央权威已事实上瓦解。他们霸占国家公园，填埋泄湖，削平大山，砍伐树木，侵蚀土壤，污染水源。众所周知，在任何国家建高尔夫球场都有严格审批程序，尤其涉及水源之地。而在为老百姓办事时行政效率无比低下的中国政府，在为开房商办事时效率却无比快捷，巴不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手交权一手交钱。最近似有新政出台，要强拆一些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所维系的腐败大厦会倾覆吗？即便如此，那些资源、财富、人力、生态的损失如何可以追回？批准、兴建者的责任又如何可以追究？！

还能更荒唐吗？十三陵水库是北京市和昌平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那些冠冕堂皇的教育者恰恰是祸国殃民者。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丹：因为懒惰我们失去自由

Posted: 10 Jul 2014 01:49 PM PDT

今天的纽约时报脸书截图


话说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每天一份《纽约时报》已经成了生活习惯。我不敢说一天也没有断过，至少没看这份报纸的天数屈指可数。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我已经到了要是有一天没看《纽约时报》，心里就空荡荡的程度（同样待遇的还有咖啡）。

大家也知道，《纽约时报》是一份高质量的报纸，它的新闻分析之深入，国际视野之宽广，甚至英文语言之精炼，都使我获益匪浅。按理说，我应当坚持这个习惯。然而，我放弃了。

这是因为後来来了台湾工作。在台湾，有一些五星级饭店或者诚品书店可以买到日本的《产经新闻》和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但是就是完全买不到《纽约时报》。如果要订阅，一来我不知道找谁订，二来想必费用一定惊人，我胆子小，不想吓唬自己。所以，我这个坚持了十几年的习惯──而且，是一个好习惯──就这样被我放弃了。

问题来了：其实，我完全是可以看网络版的《纽约时报》的，打开电脑就可以了。可是我没有，原因很简单：懒。长期阅读纸本的报纸已经养成了习惯，让我改变这个习惯，去阅读网络版，我懒得去做，懒到了宁肯放弃的程度，哪怕我知道坚持看《纽约时报》的好处也很大。因为懒，我放弃的其实是更宽广的信息领域。

其实不仅是我如此，我们很多人大多如此。现在有很多陆生来台湾念书，他们到了台湾 以後，感觉最便利的事情就是没可以上脸书了。

每一届陆生回去，我都叮嘱他们："回去也要记得上脸书啊"，他们也都答应，因为对於很会翻墙的这一代来说，这根本不是难事。

然而，其实绝大多数的陆生回去中国大陆以後，就很少再来脸书上了。我相信他们其实也知道脸书上的资讯比中国内部能看到的更加丰富和真实，他们也知道要想看，只要翻墙就可以了，但是毕竟还是要在电脑上多做一个动作──翻墙，於是，很多人就不来脸书了。他们不是不渴望自由和信息，他们就是一个字：懒。

我知道看《纽约时报》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陆生也知道翻墙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也都知道，无论开阔的视野还是丰富的资讯，都可以使我们活得更自由。然而，我们都一样：因为懒，我们失去了自由。

其实不仅是我和《纽约时报》，陆生和脸书，还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反智的言论，通常来说，大部份的网友不会去回击，因为"懒得理他们"；我们上街，坑洼的路面颠簸不平，通常我们也不会去打市长热线，因为"懒得抱怨"；有一场讲座，讲者和主题都很吸引人，按理说如果听了，对自己帮助很大，但是外面下雨，我们一般也就不去了："还要打伞，懒得出门"，等等。其实，懒惰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克服懒惰：一旦网络上有反智言论，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市政有令人不满之处，市长热线就会被打爆；能获得知识养分的讲座，我们一个都不放过，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公共空间，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我们的自由，会不会更得以扩张并得到保护呢？

克服懒惰，其实就是发扬参与精神，其实就是创建积极自由，其实就是履行公民义务。而这一切，首先就要求我们不能懒惰。因为懒惰，会让我们逐渐失去自由。

对了，下次回到台湾，我一定每天看网络版的《纽约时报》。 克服懒惰，从自己做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高新：汪洋“又添新职”是否意味着回良玉刚刚退休？

Posted: 10 Jul 2014 01:06 PM PDT

汪洋（左）与回良玉（右二）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说：按照中共内部人士的说法，历数那些吉林帮成员，政治上"左"是一个赛一个的，官德上靠得住的则只有一个……而官德最差，名声最坏的吉林帮成员，无论是苏荣还是徐才厚，充其量只是"吉林帮"中的贪腐新秀，当苏荣和徐才厚还是在贪腐大潮中小试牛刀的时候，回良玉和早已经逃往澳大利亚的高严同志早已经是大刀阔斧了。

就是在笔者的上篇文章内容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后第二天的事情，一则由中国大陆境内媒体炒出，随即引起境外多家中文媒体强烈兴趣的关于中共现任副总理汪洋"新添要职"新闻报道中称："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信息，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但人民日报、新华社、农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尚未正式披露这一信息。"

报道中还介绍说："按照惯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兼任。2013年全国两会前，时任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回良玉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本届国务院领导层中，汪洋分管三农领域。"

此新闻内容到此为止，给读者留下的疑问是2013年的"两会"之后，也就是回良玉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是谁？

答案只能有两个，一是回良玉去年三月不再担任公开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仍然还被习近平政权安排"发挥余热"，继续留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到日前向汪洋交棒为止。二是循"惯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都是由国务院分管"三农"工作的副总理兼任，所以汪洋从去年三月"两会"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时也已经在党内接任了回良玉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兼职，只不过是因为中共官方媒体没有对此进行专门报道才导致了如今境内外媒体对"汪洋又添新职"的"新闻"大惊小怪。

笔者据此向在北京的体制内记者朋友讨教，该朋友的回答是回良玉去年三月"两会"开始不再担任任何公开职务，但在党内继续留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职务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该记者分析说，因为汪洋是本届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中分管内容最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又管土又管洋"，"土"是国内"三农"，"洋"指的是对外商务，众所周知，中国人自打晚清起即习惯于把对外交往，特别是对外商务活动称之为"洋务"，回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时任中共党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就是因为首开中共政权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务交往先河而被党内的陈云、姚依林等人讥讽为"党内的洋务派头子"。

而在汪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回良玉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十年，主要分工只是"三农"，这十年时间里，前一个五年的国务院"洋务"工作是国务委员吴仪负责，后一个五年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负责。也可能就是因为"洋务"和"三农"这两项工作基本上是互不搭界，本届中共中央决策层才设计了让回良玉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暂不退休"，继续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专职组长身份"帮汪洋一段时间"的"党内安排"，就好象当年江泽民在十六大上把党职交给胡锦涛，继而又在次年三月把国家主席职务也交给胡锦涛之后却又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一样。

与北京的记者朋友讨论过后，笔者注意到回良玉两个月前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家乡情节》中特别突兀地添塞进去了如下一段："中国农业这篇大文章，绝非肤浅，而是十分深奥，永远也做不完；中国特色的'三农'课题绝非简单，而是复杂艰难，需要不断破解；中国特色的'三农'工作绝非容易，而是极富挑战，需要勇于担当。"俨然继续是一副党和国家"三农"最高领导人的口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回良玉发表这篇文章的时间。今年五月七日，吉林日报以头版通栏标题加二分之一版面，二版整版的突出形式刊发此文，继而人民网等中央官媒均有全文转载，也有海外中文媒体借此文介绍了"回良玉在十年任期将届时自称，中国粮食产量2012年达到11,791亿斤，比2003年增产3,177亿斤，连续9年增产、连续6年超万亿斤，时间之长、幅度之大历史罕见。然而不久前，大陆媒体报道称这九年来也是中国粮食进口量最大的时期，粮食进口量从2004年的2,998万吨增长到2012年的6,589万吨，年均递增9.1%，中国粮食进口量创历史新高，同时农药需求量也名列全世界排第一，粮食安全堪忧。

海外媒体的相关报道中还介绍说：据传，回良玉退位前曾力劝加入李克强内阁的汪洋接任自己的主管领域。说是回良玉担任安徽省长时，汪洋是他的副手，两人公私关系俱佳。回良玉劝汪洋接手自己负责的农业，除了私人关系外，也认定汪洋能持续推动一些自己想做而未做的事，包括土地改革。

虽然很少有人会信李克强这一届国务院内阁成员的工作分工是上届副总理回良玉"力劝"的结果，但汪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并被宣布在国务院内部分工中分掌商务和"三农"等数大项之后已经过了一年又三、四个月的时间，中共人民网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中突然给汪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头衔之后新添一个"组长"职务的幕后原因，确实令人费解。

查找和对比一下该"资料库"中对其他中共现任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成员的头衔介绍，只有汪洋一个被在主要职务之后又加上了一个"组长"的职务。

众所周知，中共现有的中央党务领导体系中，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纪检委、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和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而外，还有一大堆"领导小组"，习近平本人就是因为除了党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大主要职务以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而外，还陆续兼任了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不久前甘脆把李克强手中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职务也收拢到自己手中，据说至少还有一个"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领导小组组长"的兼职，从而在体制内落得一个"习小组长"的外号。但是，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及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人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中的职务介绍，都不把"组长"的兼职列入其中，比较对刘云山的介绍，不但没能把他的中央思想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列出，甚至都没有把他的应该是比党校校长兼职同等重要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列出。

基于如上分析，当然也还不能肯定回良玉真的就是在不久前才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也移交给汪洋，但他在汪洋被炒出"又添中央农村领导小组组长新职"的整整两个月前发表的那篇长文中的字里行间，确实能够令人领略出"正式向'三农'工作告别"的味道。其中对他自己的吉林省政府主持农业工作时的"政绩"回顾，似乎也是要向外界提醒自己当年能够回江泽民同志"伯乐相马"，原因就是他确实是中共政坛里领导"三农"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事实上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江泽民重用多年之后又被江泽民赶在自己退休之前扶上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高位的"过硬"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在当时由江泽民一手拍板定案的十六届政治局委员"建议名单"中，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占了绝大多数,具备人文和社科学历者三两人而已,而农学"专业出身"的则只有回良玉一人。第二个理由是回良玉是回族人，他还可以充当那届中央领导集体中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代表。

后续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茉莉：母亲的嫁妆

Posted: 10 Jul 2014 01:03 PM PDT

直到去世的前一年，我的母亲还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说她的父亲把她嫁给我的父亲，是怎样害苦了她的一生。

母亲去世之后，我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哀伤与抑郁之中。往日散落在记忆角落里的父母的故事，他们那被无声的痛苦碾过的心灵，他们命运中的孤独、恐惧、焦虑和尊严，以往我曾习焉不察，此刻全都涌上心头。我没有挽歌，我只是在时光的缝隙中搜寻，拾起那些被遗忘的碎片，体察并审视父母一代的苦难之谜。


                     （1970年茉莉在湖南乡下务农）


人要等到不年轻了，才发现自己当下的生存状况，是如何植根于青春期经历和家族的沧桑背景。从这一点看，我长久的流亡生涯根源于家族的悲剧，虽然时光将那些悲剧无声地覆盖，死亡更是将生命一笔简化。此时的我，只想要静静书写父母那挫败的人生，书写红色宏大叙事之外活生生的个人家族痛史，因为只有具有历史意识的人才会有成熟的心智，看到"平日断裂处，历史呈现"。



◎ 穿白衣黑裙的女生嫁到莫家


我的父母都出身于湖南的地主家庭，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他们因为政治恐惧，对自己和家族的历史三缄其口。文革期间，年少的我跟随父母下放回老家邵东县牛马司小水冲，在山间田野里插秧打禾，辛劳滚爬，这时才有机会认识父母家族的过去。

那年冬日农闲的时候，我去山里耙枞树叶，眺望山那边一片广阔的田园，乡下人称之为"西阳江"的地方，我才知道那是我母亲的娘家，当年那一大片田庄曾是我杨家外公的土地。我的母亲就是从田园中的那个杨家院子，嫁到小水冲的莫家来的。

根据我老实巴交种田一生的伯父回忆，他曾看见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姐穿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装，走过那道山梁，去城里读爱莲师范。我想，我伯父那时对上学的女生一定是羡慕不已。因为我们莫家的家底薄，只能允许我父亲一个孩子继续攻读学业，我的伯父都被迫辍学在家务农，以给我父亲提供求学之资。我常常想象当年伯父挑着米萝送我父亲去县城求学的情景，为他感到不平而又心怀感激，

作为莫家唯一指望的读书种子，我父亲不辜负众人的期望。他刻苦努力，在长沙读高中时就数理化成绩拔尖，曾一连考上三个大学。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国社会开放了，我父亲才告诉我，说他高中时的数学教师曾在长沙师范教过毛泽东，那老师告诉他毛泽东的数学成绩劣等打零分。虽然是地位卑微的中学教师，当时我父亲说这话的口气，很有一点智力上的优越感，对那位曾主宰我们命运的共产党领袖充满了蔑视。

（1947年，父亲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


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我的书生父亲是会有出息的，所以山那边较为富裕的杨家愿意把二女儿许配给这位莫家才子。正是抗日时期，父亲选择就读于蒋介石当校长的中央政治大学，那是国民党培育国家政治人才的学校。但我年轻的父亲更看重的是，那个学校每年提供学生两套冬夏制服，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其后我母亲也跟着去了重庆读书。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回到南京，中央政大也迁往南京。1947年，父亲在台湾实习后毕业，然后分配到武汉市政府任实习科员。我的父母结了婚，于1948年生下我的大哥。


◎ 两亩好田嫁妆带来的厄运


按照时下婚姻经济学之观点来看，我父母的婚姻在当时还是满般配的。当今中国一些女性婚嫁，要求男方有房有车，而在七十年前土地私有制的中国，人们看重的是田产。据我从母亲晚年电话闲聊中获得的资料，当年我杨家外公在西洋江有田地五、六十亩，算得上中等的地主，而我莫家爷爷才有田地十几亩，只能算是薄有家产。但我父亲仪表堂堂，学业出众，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绩优股。至于男女之间的爱情，那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当饭吃的东西，不在我的前辈乡绅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母亲当年带来的嫁妆，有一套优质的红木家具，一张女子师范毕业的文凭，还有两亩好田。我下乡回原籍时，住在莫家在遭遇土改横祸之后余下的一间旧瓦房里。那蛛网灰尘中，还残留几件母亲陪嫁的红木家具。家具上那做工精细的中国传统镂雕花卉，令我想象昔日婚事之隆重。

虽然是莫家的第三位儿媳，但我母亲因为带给莫家两亩好田，一过门便获得其他儿媳没有的优越地位。那时莫家一大家人，大都一日三餐吃杂粮，只有三个人可以吃上白米饭：爷爷、奶奶和我母亲。我母亲从不下田劳作，她有师范毕业的学历，婚后就在莫家附近的小学当上教师。

很多年后我这位孙女儿惊讶于莫家这个地主之家生活之寒酸。除了我的父母两位读书人不要下田之外，我的爷爷和伯父们都是终年打赤脚辛苦耕作的，只有农忙时才雇请一下短工。有一年，在武汉国民政府实习的父亲拿他的工资买回一双女性胶鞋。这双很稀罕的胶鞋便由我奶奶保管，全家女眷谁要在雨天出门，都得由我奶奶批准穿一下胶鞋。

那么，这样勤劳节俭的小门小户，怎么就给划上"地主"成份了呢？当年每次填写家庭履历，年轻的我都要万分羞愧地填写爷爷是地主这一栏。"剥削阶级"的家庭出身曾使我喘不过气来，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直到现在我才想起一个问题：我们那克勤克俭的莫家剥削了谁呢？

据说当年我的家乡小水冲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如果按照1950年湖南土改的标准，每人田地超过三亩的才给划成地主，那么整个小水冲找不出一个地主来。为了土改事业的胜利，以十几亩田地养活一大家子的莫家就充数成了地主。我母亲带给莫家才三年的两亩好田，此刻变成莫家的负资产，导致莫家在土改时被划成地主成份。

时势以我的乡绅祖辈们难以理解的方式变化了。我当知青时，曾被生产队派到远在山那边的西洋江的一块田里去插秧。很多年后我才幡然悟出：那就是我母亲陪嫁过来的两亩好田。我的少年时代是"红太阳"照耀的时期，我在乡下常常是满身泥巴，破衣补丁，不但没有穿过母亲少女时代穿的白衣黑裙，还经受了失学、饥饿与政治歧视等更深重的苦难。


 ◎ 残酷土改后两家破败凋零


很多年以后，我才读到中国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于1949年写给毛泽东劝阻土改的一封信。董时进说："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当董时进看到土改浩劫无法阻止时，痛心疾首地说："发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

一家一族的历史都是时代洪流之水珠，我父母家族的篇章也泣血带泪。覆巢之下无完卵，我母亲的娘家最先在时代漩涡中覆灭。

杨家外公因为有不少田产，又当过当地的乡长，自知会成为土改批斗的对象，于是隐名埋姓逃亡到东北一家工厂，于1951年病逝于东北。母亲曾偷偷对我说，外公总算逃脱了土改斗地主的严刑拷打。我的大姨父因为曾在重庆为国民政府做情报工作，镇反时被枪毙，大姨带着孩子流落他乡。小舅在武汉读中学时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参加志愿军援朝。作为共军的连部文书，他目睹战争之残酷，在成为战俘后自愿去了台湾。据说小舅在台湾求学创业还算成功，但因为思乡心切而酗酒沉沦，最后失踪。

等到我于1969年站在家乡山坡上眺望昔日杨家田园时，母亲娘家的亲人已经荡然无存。少年的我曾挑着谷子，走过我外公建造的杨家院子，听见鸡鸣狗叫，孩童笑语。但我只是一个路过的陌生人而已。

而莫家却熬过了土改的残酷斗争，苟延残喘下来。父亲那时在县城中学教书，每月都拿工资救济家乡父兄，伯伯们在农村公社辛苦出工。日子本来还能过，但到了1960年大饥荒时期就面临绝境了。父亲每月的工资只能买几个南瓜，让我大哥挑回老家给乡下亲人充饥。有一次我父亲在城里买了一碗面条，自己一口都不吃，用搪瓷杯装着送到乡下给我病重的爷爷吃。但我的爷爷还是挺不住，因饥饿加疾病而死。只有伯父和伯母靠着一点南瓜汤，带着严重的水肿病活下来了。


 ◎ 我将怎样改写父母的命运？


在财产、自由均被剥夺，人陷入暴政镇压和大饥荒的生存窘境，我父母亲那本来就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就像那一套过时的旧嫁妆家具，蒙上了冰冷的灰尘。在母亲去世后，我曾向一位瑞典女友哭诉，说我在记忆中努力搜索自己童年享受母爱的镜头，但实在是太少了。我母亲甚至没记下我出生的具体日期和时辰，我只好在自己出生的那个月份选择某一天作为生日。。

我的瑞典女友分析说，那个时代中国没有避孕措施，你母亲被迫和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生下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已经筋疲力尽了，加上共产党折磨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她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情去疼惜自己的孩子。而离婚，对当时有多个孩子的中国女人是难以想象的。我豁然开悟，对逝去的母亲充满了迟来的怜悯和同情。

其实我父母亲的婚姻更与中国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父亲曾是国民党员，还在旧政府做过实习职员，他被内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只能低头做人。我母亲也曾在读师范时加入过三青团，在反右时被"插白旗"，虽然同是"黑五类"，但比较起来，我的父亲还要更黑几分。此外，由于我父亲是中国式典型的孝顺儿子，他把自己的工资大都用来资助莫家乡下的亲人，这也使我母亲很为不满。他们因此曾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以致母亲晚年还在怨恨这桩婚姻。

前不久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我的父亲母亲》，我羡慕莱辛能用机智的文笔，为她那在真实生活中饱受磨难的父母亲编织出一番如意人生。在虚构的故事中，她让父亲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农场主，并送给他一个温暖又慈爱的妻子，使他在太平富庶中长寿终老。莱辛也让其母在她笔下做她想做的护士长，职场顺遂并觅得金龟婿，即使成为寡妇也还为社会开创了一番事业。

然而，当我在梳理不堪回首的家庭历史时，却不可回避地要面对一个疯狂的政治体制。莱辛只要让她笔下年轻的父母留在英国家乡，不去英属殖民地南罗德西亚，那就一切好办，因为当时的英国允许她父母有实现自我愿望的可能。而我在为父母编织他们未曾有过的幸福生活时，却没有办法把他们硬拉出五、六十年代可怕的政治中国。

如果我有莱辛的想象力和创作能力，我将首先改写一段中国历史。例如，国民党在抗日胜利后声望如日中天时即开始土地改革，像他们后来在台湾所做的一样，对地主实行和平续买政策。一旦国民政府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那么，打着为农民"分田地"幌子、实则抢劫剥夺私有土地的共产党便没有机会夺取政权。

在想象里的中国，我那刻苦求学的父亲将在他的政治地理专业上有所作为，他的家庭也能保住小小田产，不必让他一个人承担经济重负，以免我母亲有太多的怨言。当然，我必须让我那一直没有感情的父母亲在我笔下离婚，因为我父亲需要的是一个贤惠体贴的妻子，而我母亲应该获得一位为她所爱的如意郎君。

我的母亲在去世之前还担心中共的惩罚，因此不让我回国探亲，她的心理上有着政治迫害留下的浓重阴影。如果人可以重构历史，我要打开他们生活阴晦的窗帘，让阳光透进他们的人生，使他们能够自由呼吸。

二十年没能回国的我只能在心理上寻根，依靠自己的记忆与想象，去深入我父母等卑微者的生活空间，抚摸他们的痛苦与梦想。当然，个人家族史的宿命无法改变，但人不应该失去缅怀与遐想、追索与重新选择的能力。正是从父母家族的命运中，我对自由、民主、正义、尊严等等概念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托克维尔在谈到历史与传统时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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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三月号

瑞典茉莉万维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user_blog_diary.php?did=185479

程凯：两个人渣上纽约——马云圈钱，陈光标撒钱

Posted: 10 Jul 2014 02:11 PM PDT

图：陈光标、马云（右）


这两个月来，纽约没多少新鲜事，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却常常出现在媒体上。这两个人都是中国的巨富，一个叫马云，一个叫陈光标。

华尔街近来为马云所困扰，因为马云创办和担任董事长的中国最大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要来纽约证交所上市。本应好事一桩，为何困扰呢？这要从去年说起。

去年7月，马云接受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采访，颂扬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说“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此话一出，立即招致海内外良心人士的同声谴责。旅居美国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周锋锁、熊焱，和在“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辗断双腿的前北京学生方政，在网上发起签名，要求马云道歉。熊焱在网上发表题为《幽暗世界中的马云》的文章，文章写道：“一个拥有30亿人民币的大企业家，在相对自由的香港媒体上公开说邓小平镇压‘六四’是最正确的决定，这须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做得到。这个勇气要大到：第一，与人的生命尊严为敌；第二，与自由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物为敌；第三，与理智，良知，正义，人性，慈悲为敌；第四，与一切真善美的东西为敌；第五，可能还要与自己的良心为敌。”几天后，周锋锁、方政、任松林，黄慈萍等民运人士，前往设于旧金山湾区的阿里巴巴美国办事处递交抗议信。在此期间，网上谴责马云的网文铺天盖地，称马云抢搭“六四”屠夫的末班车，讨好中共权贵得罪了全世界。

果然，马云的言论后果严重：今年1月，互联网评选2013年《中国百名人渣榜》，马云因颂扬邓小平“六四”屠杀名列榜首。十恶不赦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竟不及马云，名列第二。

马云对自己成了中国人渣第一名的后果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5月16日，阿里巴巴放弃在香港证交所上市而高调宣布来纽约证交所上市，接着便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报告。颂扬邓小平“六四”屠杀的第一名中国人渣的公司来华尔街上市，显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于是，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立即采取行动，对马云来华尔街上市圈钱，展开阻击行动。
旅居纽约的中国民运人士王军涛率领示威者，前去华尔街，王军涛向证监会官员陈述道：“在中国民主与专制的斗争中，马云为专制者唱赞歌，我们希望华尔街对马云说不。并告诉马云：赚钱不是华尔街唯一的准则，华尔街和美国人民遵守的最高价值准则是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旅居华府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委托纽约华裔大律师叶宁致信证监会，信中陈述道：马云的阿里巴巴是抄袭美国而成立，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窃贼，证监会不应该允许窃贼拿着自己偷窃的财产来美国变卖。在美国西岸，周锋锁等中国民运人士，也纷纷发言，加入对阿里巴巴的阻击战。马云不识时务的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宣布来纽约证交所上市，那么阻击马云来纽约上市，就成为海外民运人士纪念“六四”25周年活动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7月初访问韩国，把马云带上了，列为随行企业家之一，表明他喜欢马云这个人渣，这使得马云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感，只要习近平喜欢，就算是得罪了全世界，也没什么大不了。阿里巴巴近日又高调宣布，争取8月8日在纽约证交所正式挂牌，取个“发发”的好彩头。
投靠中共权贵不惜出卖良知得罪天下的马云的阿里巴巴，不可能是一间健康的公司。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近日发表报告警告投资者，投资马云的公司可能有重大风险，其中包括公司创始人的诚信问题。可以想见，即使证监会放他一马，马云“发发”美梦成真，遭遇了一场阻击战的阿里巴巴，在华尔街投资者心中也必然将其列入与“六四”屠杀扯上关系的肮脏公司。
说完马云再来说陈光标。陈光标毫无疑问也是中国的一个人渣，他之所以尚未进入《百名人渣榜》，是因为评选“人渣”时，他还没有来纽约表演撒钱。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穷人，陈光标不去救济，偏偏来富裕的美国纽约撒钱，和马云来纽约上市一样，原因不外乎纽约是世界的首都，在纽约表演，能赚得最大的知名度和满足感。
陈光标来纽约撒钱之前，便买了《纽约时报》整版广告，他把自己的大幅照片和雷锋的照片并列印在广告上，告知美国人他要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船屋餐厅宴请一千位美国穷人，发给每位美国穷人300美元，顿时产生轰动效应。上一次，陈光标不知好歹跑来纽约“收购”《纽约时报》沦为国际笑柄，也是人没到先张扬。
陈光标并没有兑现他的张扬，最后只宴请了两百多人，也没有发给每个穷人300元钱。6月25日，众多媒体来观看陈光标宴请美国穷人，看到的最丑恶的场面，不是在船屋餐厅内而是在餐厅外：陈光标花钱雇请一群华人男女和几位美国流浪汉，让他们穿上井冈山红军的军装文革时解放军的军装招摇，不但恶心而且可恶。这行为完全与慈善无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张扬。陈光标想得到的效果就是恶心，别人恶心是他的享受。
对于陈光标来在纽约表演撒钱，美中媒体和网民都有评论，左派媒体怕坏了自己的名声想称赞他几句却不敢。有评论指出：世界上所有的行善者，都让受惠者感受到尊严，陈光标来纽约撒钱，肆意羞辱美国穷人，通过羞辱美国穷人羞辱美国。而我从陈光标，也看到一些中国人由穷变富、由弱变强后萌生的心态，那就是羞辱他们在卑贱时抬头仰望的富者、强者、高贵者。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得意的描写过这种心态：痞子农民造反得势，首先想到的就是踏上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去打滚。多年前一位中国作家写下一篇文字：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拒腐蚀、永不沾，哨兵的首长们却四处寻找国民党官员撤离来不及带走的姨太太。当一个个秫秫发抖的白皙、细嫩的肉体被他们压在床上蹂躏时，他们就享受了过去从不曾享受过的快感。今年五月底，有七千名中国富人组团旅游美国洛杉矶，他们平均每人刷卡购物超过一万美元。特别的是，忽然一个早上，七千人齐聚一个广场上，升中国五星红旗、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阵大声喧嚣，接着浩浩荡荡集体横过马路，把美国人看得傻了眼，他们要的就是让美国人傻了眼的快感。如今陈光标在纽约向美国穷人撒钱的快感，与七千人在美国喧嚣，与霓虹灯下哨兵的首长们蹂躏国民党官员姨太太的肉体，与湖南痞子农民踏上土豪劣绅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打滚，所享受的快感，是完全一样的。
由穷变富的马云和陈光标，近来上纽约一番闹腾，都试图在美国寻找到他们过去梦寐以求的感觉。但正像毛泽东、邓小平，即使住进了中南海，也不过是个打江山坐江山的痞子农民；马云即使从纽约华尔街圈走更多的钱，陈光标即使去纽约中央公园撒更多的钱，感觉或许找到了，找到感觉的这两个人，其实还是个人渣。


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

——原载《纵览中国》

丁学良：中国治理香港缺少“比较优势”

Posted: 09 Jul 2014 10:17 PM PDT

图：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偷渡香港被称"大逃港"



作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若想理解今天香港人心态，须厘清香港历史上为何未发生浩大、持久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因为与当时的大陆相比，香港更有人权。
那么，为何香港缺乏这些，如此特异？
二战后的香港是中国人几十年的避难所
如果观察二战结束到1997年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会发现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作为历史潮流席卷了全世界。二战前，殖民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亚洲多处都有殖民地，香港在那时先被英国、后被日本占领和统治，没有出现大的反抗也很正常。二战以后，香港与世界潮流逆向而行，是有深刻原因的，与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的巨大变迁乃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
二战刚结束的香港，日本军队留下强占后的烂摊子，经济民生处于崩溃的边缘。日本人撤出后，英国作为宗主国又回到了香港。香港本应该和其他殖民地一样，籍此时机终结被外来民族殖民的历史，与中国大陆一起走进后殖民时代。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在抗战结束后，直接进入全面严酷的内战，并未如国共两党宣称的那样，马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独立的共和国。香港本应该出现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之良机，被中国全面残酷的大内战一笔勾销。
于是，英国殖民统治延续下来。虽然1940年代末的香港经济民生破烂，好歹还有一个汇丰银行，银行的老板Robert Morse把所有能够筹集的资金，据悉是700万英镑，全部支出作为抵押，接收了（redeemed）日本占领军滥印发行的货币，挽救了濒临破产的金融体系，稳定了香港宏观经济局面，从而让香港成为一个能够和平建设的边陲之地——它的北边正战火纷飞。也就是说，相对内战之下的中国大陆，香港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难所：从1946年到1948年，来自内地的资金和劳工促使香港的贸易额翻了一番。
内地阶级斗争的难民让香港经济起飞
等到中国的内战结束，1949年大陆基本上实现统一，和平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此时实为香港反殖民主义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的第二次契机。但立刻中国大陆就进入到剧烈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这场大革命让一个落后的社会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阶层——企业家、金融家、商人、地主富农、知识分子成为斗争的对象。简单地说，中国大陆在刚刚结束了内战之际，马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阶级的战争"（列宁语），中国翻译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战争虽然不用大炮机关枪，但照样会让许许多多的人家破人亡。
而同时期的香港，却意外收获了大陆革命局势的两大"成果"：资本和劳动力。英国殖民主义政权战后的措施，只是稳定了香港的局面，尚不足以带来香港的高速发展。但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却提供了香港经济起飞的基本动力——来自中国内地一波波阶级斗争的逃亡者。一方面来自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浙江）的资本家，为香港带来了企业家和管理人才以及开办工商企业的资本。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特别是广东），则带来了经济起飞的另一个要素——廉价劳工。
这就是香港为何在1950年代初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未曾涌现大规模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第二大原因——大陆一波波逃港的难民潮。
大陆难民刚到达香港，是四等公民——洋人是一等，本港出生的华人是二等，早先来港的华人是三等，经济权利、更不用说政治权利，是相对匮乏的。但相比于当时中国内地的状况，在各个可以比较的方面来说，香港还是好得多，因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宗教信仰、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受法律保障的：这些就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有了这些基本的人权，然后又可以打工糊口，运气好的还可以创小业发点财，逐渐地他们和子女还能享受到初步的公费医疗、公立教育的少许福利。你要他们敌视、仇恨、着手推翻香港的基本制度，很难办到。
有人要问：那为什么英国殖民主义政权会这样做？也许有人说香港需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力来发展当地的经济，或者殖民主义特别狡猾，以此收买人心。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同样的。当逃到殖民地香港的中国内地人在这里得到了在他们的故乡无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以后，他们就会把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生存、生活、经商、发展机会看得极端重要。
香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试图逃离内地的难民越来越多。仅仅在到1950年代初的几年里，就有至少30万人跑了过来。港英政府也因此设立了"东方柏林墙"，即从1951年起建立香港边境禁区，与内地完全分隔开。但内地阶级斗争越来越剧烈，土地改革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后来就是三年大饥荒，再后来是"文革"。与此相应的，有好几次大中小型逃港潮，总共约达56万人次。
"文革"中逃港的最知名的就是海归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1966年"文革"开始，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逃往香港。他本人则成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的开端。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大逃港》164页）。当时还有一个恐怖现象，流经广东广西的河流到了香港的入海口，武斗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从上游漂来的尸体，往往是五花大绑，带着被虐待的伤痕，都不是自然死亡的。香港居民从报刊上看见照片，或者自己亲眼所见，让他们对北边的祖籍故乡惊恐不已，庆幸自己人在香港，没被卷进这些灾难。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在北京方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小型报告会上，我第一次提及这个问题，强调说："香港过去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主要不是殖民主义制度有多么完美，而是白白得了'比较优势'的好处——毛时代中国内地的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反衬之下，香港尚可安身安家、打工赚钱，华人老百姓因此不愿意起来推翻不太糟糕的港英政权。"听众中有英国驻华使馆来的人，显出哭笑不得的神色。
香港殖民政权"维稳"的两个独特优势
我以上的历史厘清，并不是说香港在二战后一点反殖民主义的风浪都没有。虽然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不愿意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但也还有少数的激进分子不甘现状。香港至少发生过两次带有暴力成分的反殖民主义街头运动，第一次是1956年的"右派暴动"，规模小一些，是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促成的。港英政府抓了一些人，把国民党早先派来的骨干分子驱逐到台湾，从此以后国民党在香港发动群众的力量就完结了。
第二次要大得多，是1967年5月的"左派暴动"，主要是受了内地"文革"的刺激和支持，有人制造土炸弹，引发了街头的冲突和死伤。港英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抓了上千的人，把最骨干的力量驱逐到中国内地去，施行了一段时间的特殊街头保安和交通管制后，事情也大体平息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内地的文革势力不可推动香港的群众运动。
可见，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香港没有出现大规模持续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港英殖民政权还有两个法宝：第一，对涉及反殖民主义的言论不太理会，一旦付诸街头运动，就将涉及暴力行动的个人抓起来。第二，把最关键的骨干人物遣送回他们的祖国——你是"中华民国"派来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去台湾；你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指派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回中国内地，"人归其主"。这第二种方法特别有效，纯粹受理想主义鼓舞的群众很少，而一旦反殖民的骨干人物被驱赶回他们的大本营，香港本地的社会运动就瓦解了。
遗憾的是：英国当年有的中国如今没有
我以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大背景下殖民地时期香港"特异性"的疏理，主要讲的道理都是基于人之常情，而非忽悠人的抽象意识形态。
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之所以不愿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并不是因为殖民制度有多么完美，更不是因为香港人特别"下贱"，而是因为中国内地长时期多种形式的大动乱——全面内战、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较起来是一个不那么可怕的避难所，普通华人在此能够谋生、发财、写作、图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块避难所丧失了，他们就会过与故乡同胞们同样可怕的那种生活。所以极少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比他们人数多几十倍的香港华人（在那个时代，华人占本地人口的96%-98%），就比较容易。作为华人，你要是极痛恨英国殖民主义制度，不安于现状，那你就回你的故乡去；你要是组织群众试图推翻殖民主义制度，港英当局就驱赶你回故乡。
这样的"比较优势"英国当年有，如今的中国却没有——今天香港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你无法让他们继续有一种"被殖民地保护"的心态。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殖民主义者已经走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家园发展得越来越好。"对于那些非常不满目前的香港政治制度、企图发动群众改变它的骨干分子，你也不可能把他们驱赶回故乡，相反，中国内地政府这几年来能够做到的，是坚决不许他们回内地去，怕的是他们在内地闹事。
前不久我在大陆与朋友、熟人谈起英国治理香港比中国治理香港更容易时，非常耐心地解释过这后面深层次的"比较优势"的道理。随后有听众问：那还有没有可能，为中国治理香港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我说，除非你能够告诉香港居民，如果你们不满意北京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那就马上让北朝鲜来治理香港。只要有这样的"比较优势"，香港立刻就会很服北京的中央政府管治。
你听起来这是笑话，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道理。

——金融时报中文版

欧阳诚：中美间仍然缺乏战略互信（附相互对抗是灾难 吃个晚饭也危险？）

Posted: 09 Jul 2014 07:27 PM PDT

美中关系……
欧阳诚   BBC中文网记者
更新时间 2014年7月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49
虽然在官方话语里，中美两国关系前景仍十分明朗，但两国关系的现实，却愈发如两条越行越远和不相交的平行线。
虽然在官方话语里，中美两国关系前景仍十分明朗，但两国关系的现实，却愈发如两条越行越远和不相交的平行线。
自去年"阳光之乡"会谈以来，中美两国正从"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口水仗"交锋不断。随着东海与南海局势升级，以及"网络间谍"指控的不断加剧，两国在实践中不但未能真正坐下来谈彼此差异，反而更加自顾自地坚持己见。
虽然在官方话语里，中美两国关系前景仍十分明朗，但两国关系的现实，却愈发如两条越行越远和不相交的平行线。这表明，"战略互信赤字"仍困扰中美两国。

"自顾自追求"

"取决于你怎么看'阳光之乡'会谈，如果你认为这确实为'新型大国关系'助力，那这次（S&ED）会谈是让人失望的，"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专家孙韵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台面下，中国还是在自顾自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种现实在此次会谈中体现地淋漓尽致。虽然两国在话语上都表示中美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会谈第一天，双方只是说要努力避免冲突，并宣布了一些小规模的项目。在目前中美双边关键议题，如东海与南海岛屿争议和"网络间谍"上，双方仍未达成共识。
"以牺牲地区稳定与和谐为代价，通过建立新现状来解决问题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院一位不具名的资深官员在首日会谈后表示，"中国方面从来都不避讳说（两国间）没有太多可谈的，不避讳说他们的宣称是无可争议的。虽然他们愿意谈，但他们不会退让。"

让人担忧

近年来，北京的部分学者和决策者都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二战后欧美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应当改变。"在中国，许多人士都会对你说，我们不能再跟着既有的规则走了，"孙韵对BBC中文网记者说。
这或许是目前两国外交僵局的主要成因。若双方继续坚持己见，至少在奥巴马卸任前，两国关系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善。这将为两国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让亚洲其他国家更感不安。

若双方继续坚持己见，至少在奥巴马卸任前，两国关系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善。这将为两国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让亚洲其他国家更感不安。
若双方继续坚持己见，至少在奥巴马卸任前，两国关系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善,也让亚洲其他国家更感不安。
比如在近期5名"中国网络黑客"案件上，华盛顿称，美方证据确凿，并且信心十足；而中国方面却在没有提出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即予以否认，并称"美方对中方人员的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中方随即暂停了去年才刚建立的网络安全工作小组的对话活动。
再比如，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或"重返亚太"）战略上，自奥巴马政府2010年提出以来，中国方面一直怀疑美国借此遏制中国的崛起。尽管华盛顿反复强调此举并不意在中国，但四年后双方仍在争辩这个问题。
"美国对华实施的不是铜墙铁壁的'遏制'，而是给中国穿上了件国际制度、规则的'紧身衣'。这不是一面墙，而是一个'网兜'，有很多洞眼让我们可以与外部世界连接，同时又有很多'软约束'。这种'规制'才是美国对华战略中最难应对的部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在周三的一篇评论中说。
（责编：路西）
【附录】

相互对抗是灾难 吃个晚饭也危险？

习近平在周三的中美战略对话开幕式上表示，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对抗将会是一场灾难。他还指出，两国应尊重对方的主权。同一天，藏人作家唯色表示遭到软禁，她猜测这与自己收到美国大使馆晚宴邀请有关。
USA China Konferenz Klimawandel Treffen
中美举行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联合会议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派出了包括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k Lew）的团队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根据多家通讯社消息，预计美中官员将会围绕约60个主题进行商讨。美国希望在此次对话中与中方就中国的货币政策、朝鲜核问题、中国与南海邻国以及与日本在东海因为主权争议紧张关系升级等议题进行讨论。

路透社报道指出，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最近被黑客攻击和 网络间谍问题所困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发出了扩大合作的呼吁。他表示，两国之间的相互合作至关重要："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两国要"平等相待，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中包括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他还提出建议，中美应该在反恐上加强合作。
USA China Konferenz Klimawandel Treffen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主席习近平都参加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习近平透过翻译表示：" 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他还说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不同看法、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两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我们欢迎出现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能为稳定地区安全、发展地区作出贡献，并且愿意在全球范围内肩负起扮演一个负责任角色的中国。"

主权问题或波及中美关系

在过去数月，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海多次作出了宣示主权的举动，其中包括在争议海域部署大型 石油钻井平台、派出渔船和海军船舰。美国的盟友日本在东海、菲律宾和越南在南中国海也提出部分主权要求。美国尼克松中心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兰普顿（David M.Lampton）表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这样被卷入冲突。"《华盛顿邮报》指出，中国的崛起和亚洲的紧张气氛将会使中美关系出现"螺旋式下降"。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G. Lieberthal)表示，在过去5年，中美的合作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的："而我现在的担忧是，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域的主权争议因为情感的冲动而失去了以务实解决矛盾的能力。"
China Vietnam Konflikt im Südchinesischem Meer
中国海军向越南船只使用水炮（摄于2014年5月）
中美合作"新模式"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纪念了中美建交35周年，并谈及自己去年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习近平举行会面时作出的要建立超级大国之间合作"新模式"的承诺。

美国选择的是竞争而不是对抗之路。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表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放松汇率政策并提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美联社报道称，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这个美国前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中方在20世纪70年代秘密会谈为中美如今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的地方，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强调，中美关系的新模式"并非用话语来定义"而"要透过实际行动来实现…… 在于我们能如何共同作出什么选择。"

美国和中国官员一再重申，两国关系中，摩擦不可避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队，但有估计认为，中国的经济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超越美国，而中国的军力正在迅速发展。

不过美国尼克松中心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兰普顿指出，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中国的人口急剧老化，几乎没有移民，经济也缺乏创新。"而美国也面临着困难，但是相对来说并不像中国的困难那样不可逾越。"中国的崛起有的时候被炒作地有些过了。"

在本次对话中，这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在气候变化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双方宣布了旨在碳收集及储存，建立更有效的能源电网的八个新项目。两个国家还在为轿车和卡车制定更高燃油效率标准，共同研究工业锅炉用气上达成一致。

美联社报道指出，在周三的会议上，没有美国官员明确提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网络间谍问题。
Tibet Schriftstellerin Tsering Woeser
作家唯色（资料照片）


藏人作家被软禁

正值中美战略对话之际，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藏人女作家唯色表示她与丈夫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
这位藏人维权者本周三表示，自己与丈夫王力雄旅行归家不久，国保在当地时间周二晚间（7月8日）来到她家中。她还表示，国保没有给出软禁的任何理由，但她认为，这与她收到了美国大使馆发出的一份晚宴邀请有关。

去年这位藏族女作家获得了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国际妇女勇气奖"奖，不过她被中国政府禁止前往华盛顿参加颁奖仪式。




作者：Viktoria Kleber/路透社/美联社 编译：文木
责编: 苗子

未普：从反腐、权争和党指挥枪三个角度看徐才厚案

Posted: 09 Jul 2014 06:55 PM PDT

徐才厚

6月30日，中共在建党93周年前夕，宣布开除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党籍，移送军队司法机关处理其受贿犯罪问题。《亚洲周刊》称，这是习近平拍板决定的。


习近平的这个决定，显然是经过一番算计的。从反腐、权争和确保"党指挥枪"三个角度看，徐才厚都是一个不能不拿下的人物。

从反腐的角度看，徐才厚是军中腐败势力的头号人物，习近平在军中反腐，不能不打掉这支领头羊。徐案披露出，中国军队的腐败非常严重，就像地方的腐败一样，自上而下，腐入膏肓。从征兵、士兵分配、伙食、车牌到军官升迁、基建等，事无大小，无一不涉及金钱交易。习近平刚上任不久，颁布了军委"十项规定"，下达"禁酒令"，禁止拍卖军车号牌，就是要整顿军队。而习近平的军中亲信、十八大后上任的总后勤部长赵克石的讲话，则反映了习近平在军中反腐的真正意图。赵说，军队反腐要"敢于亮剑"，"必须把板子打到具体人身上"、"让坏蛋钉在耻辱柱上"。

徐才厚无疑是习近平必须铲除的军中第一"坏蛋"。实际上，网上早有传言，徐才厚是军中第一大贪。仅谷俊山一人就赠送了他四套上海住宅和3600万人民币。而徐主持下的军中职位和军衔的明码标价，更显示了军中腐败程度是何等惊人。

从权争的角度看，习近平不清除徐才厚在军中盘根错节的势力，便无法掌控军队。徐才厚掌控军队人事权长达十年之久，一批军区军兵种的将军们，都与徐才厚及其搭档郭伯雄有关系，买官卖官在军中已形成贪腐集团。胡锦涛当军委主席期间，中将以上的任命权，基本由徐才厚及其幕后支持者掌握。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谷俊山，就是由徐才厚提拔的。

据《南华早报》报道，徐才厚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前，把自己的人马安插在军委高层，令习近平十分不高兴。习近平在2012年9月，曾"失踪"了两个星期，应该就是为了打破徐才厚的军队人事布局。十八大前夕，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人事调整出现了黑马，可能与那次人事布局有关。

有北京观察家说，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都谈不上在军中有深厚的渊源，现在的军中将领大都"有奶便是娘"。对他们来说，"谁提拔了我，我就是谁的人"。徐才厚受到江泽民的几次破格提拔，感恩戴德，自是江泽民的人。有江泽民背后撑腰，也是徐才厚有恃无恐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现任的各大军区司令、集团军军长，大多是徐才厚的门生，接受过徐的考察，同样对徐感恩戴德。只是这些徐的门生料不到，习近平上台反腐竟反到有江泽民撑腰的徐才厚头上，他们奉上重金才买来的将军头衔，搞不好就会打水漂。

从党指挥枪的角度看，只有拿下徐才厚及其人马，换上习近平放心和信任的人，才能确保党指挥枪。2012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要坚持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使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在习近平看来，枪杆子不能掌握在徐才厚这样对党不忠的人的手中。

中共当局原计划在8月1号，即解放军的建军节，公布徐才厚一案，现在提前一个月在中共建党日前公布，就是为了强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徐才厚案中最敏感的部分，并非官方公布的贪腐，而是他与薄熙来和周永康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这层关系中，薄熙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野心及其与徐才厚的接触，直接挑战"党指挥枪"，这可能是习近平必须拿下徐才厚的根本原因。

对待徐才厚的余党，习近平不能不查，又不能大查。如不查，这支军队就有可能在腐败中完蛋；如大查，有可能在军中造成震荡，遭遇徐才厚余党的联合反扑。因此，习近平是否会在军内实施大规模清洗和调整，值得观察。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张鸣：甲午惨败下的帝后之争

Posted: 09 Jul 2014 07:03 PM PDT

　　亡国之危

　　甲午战争发生之际，中国的大门已经被打开54年。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自改革，洋务运动，也已经运作了34年。此前也跟洋人打了很多仗，割地赔款的事，没少干。但是，没有一次能引起中国人如此的震动。

　　上海很西化的《点石斋画报》，在战争爆发时，还连篇累牍地登载中国人"胜利"的消息，把矮个子的日本兵，画得十分可怜。可是慢慢就没声了，这些早期的媒体人知道，中国败了。

　　中国败了，败得很惨。此前跟西方人打，打败了还可以托词人家船坚炮利，可这回呢，是你自己船坚炮利，拥有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海军，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日军的淮军。可是，连一场可以拿来说事的小胜仗都没有。

　　北洋海军，大东沟海战之后，躲进威海军港，然后被全歼。淮军则从大同江退到山海关，打一仗，败一仗。每一仗都奏报说"毙敌无算"，但真正被毙到"无算"的，恰是自己；

　　旅顺要塞，李鸿章经营多年，枪炮弹药堆积如山，巨型的克虏伯大炮，至今还留在要塞的山上。1904年日俄战争中，"腐朽"的俄军用这些大炮，给 日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日军付出几万人的代价，才攻下要塞。而同样的武器，在淮军手里，一天没到，要塞就沦陷了，日军不过伤亡几十人；

　　淮军不行，湘军更不中用。吴大澂带了几十营的湘军，出征山海关，临行前气状如牛，发布檄文说准备了几麻袋的绳子，要日本鬼子前来受捆。结果，带去的绳子一根没用上，麻袋倒是可以用来装自己士兵的尸体。

　　这样惨败给一个附近的蕞尔岛夷，对于一向好面子的国人来说，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当年鸦片战争，我们也说英国人是蕞尔岛夷，但眼下这个蕞尔，跟当年的蕞尔，不大一样。这个蕞尔，是我们一向瞧不起，而且据说一直向我们学习的。

　　此番战败，不仅赔款之巨破纪录，而且被割去两大块国土，一块是台湾，一块是辽东，大清的龙兴之地。虽然辽东在三国干涉下日本人吐了出来，但这样的割地，象征着日本这条"蛇"，已然张开了自己的上下颌，要一口吞下中国。

　　至此，中国人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逻辑轰然变了。原来的西方各国，除了沙俄之外，基本上只是要你开放，把你拖入他们的世界，变成他们的市场。然而，新兴起的日本，在脱亚入欧之际，居然要你国破家亡，变成他的殖民地。也可以说，近代中国真正的亡国危机，是从甲午开始的。

　　权术大师

　　这样的亡国危机，刺痛了士大夫（老百姓还无所谓），更刺痛了皇帝和太后，尤其是年轻的皇帝。

　　比较明清两朝，制度大体一样，不一样的，主要是皇帝。不光是本族人与外族人的区别，而是明朝皇帝怠政、胡闹的多，但清朝皇帝，个个都很勤政，生怕把祖宗江山，丢在自己手里。光绪皇帝载湉，虽说在他的太后面前，显得很窝囊，但勤政发奋之心，却不让前辈中的任何一位。

　　甲午之前，光绪虽已亲政，但国人都知道，国家大权依旧在其养母西太后手里。所以，甲午战败，人们也并不怪罪光绪，要骂，都骂西太后，不敢骂太后的，就拿李鸿章来说事。

　　西太后种种抓权不放手的行为，信任太监、喜爱戏子、为自己过60大寿、大肆张扬等等，都进入国人批评的视线。两江总督刘坤一，甚至当面质问西太后，是不是宠信李莲英？害得西太后直辩解，说自己不是汉太后，没有宠信过太监，李莲英也从未过问政事。

　　当然，辩解是没有用的。女人干政，从来都是传统政治的大忌，干得好还行，一有纰漏，女人势必要承担责任。况且，清朝的败绩，西太后的确要负责任。

　　虽说她还算是个明白人，知道利害，也分得清臣子中哪个有用，哪个不行。但是，她毕竟不了解世界大势，也不清楚中国该向何处去。虽说支持了洋务派，但却养着一堆顽固大臣和王公，遥为牵制。她治理这个国家，大体上还是权术思维，自身是走平衡木的高手。

　　在这样的权术大师手里，中国的洋务运动，虽说也是一种学习西方的改革，却做得马马虎虎。就体制而言，仅仅在打补丁。比如八旗和绿营不中用了，不是说去掉八旗绿营，而是加上一个补丁——湘淮军；水师不行，加上补丁——北洋海军。

　　这些补丁，细节一塌糊涂。士兵学会了使用洋枪洋炮，而且经过了多次更新换代，但多数人连个基本的瞄准射击都不懂。一开仗，连敌人影子还没见就开 始放枪，子弹打光了，也就是撤退逃跑的时候了。这样的新式军队，对付国内的起义叛乱，还凑合，但放到外战的场合，就不大中用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年国中的精英人士，大抵都是西太后这个水平。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呼声，又不为人们所理解。所以，单单责怪一个女人，似乎也不大合理。

　　帝后二元

　　其实，对于甲午的战败，西太后也相当难过。她自己多次说，每闻战报，辄与光绪抱头大哭。亡国者，既亡中国，也亡大清，她怎么能不难受？但是，让她更为难过的是，对于国政，从今后的趋势看，她只能放手了。

　　对于一个不满三十岁就守寡，操持国政三十多年，等于嫁给了国政的寡妇，这意味着从此生活轨迹就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权力是弄权者的春药，没了春药，你让一个年逾六十但精力旺盛的寡妇如何是好？

　　反过来，一向懦弱，唯母后是听的光绪皇帝载湉，经过甲午战败的刺激，心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为之心大大萌动，真心实意，打算让他强悍的"皇爸爸"（满人皇帝对母亲的称呼）退休，安度晚年。把政治舞台留给他，一展身手。"不想做亡国之君"，的确是他发自内心的呼声。

　　在举国变法图强的呼声中，这一对母子，心态在各自纠结着。一直到1898年戊戌维新启动，这样的纠结不是减弱了，而是在增强。西太后退到颐和园，名义上是颐养天年，但军国人事大权，依旧不放手。

　　四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由她来决断。每周，光绪皇帝都得到颐和园汇报工作。实际上，光绪只争得了一个弱势的处理日常事务的一线领导的地位。就是这个地位，一点小事，都决断不了。连成立一个变法的领导机构，都不能遂愿。

　　这样一个二元政治结构，二元中的两极，在变法过程中，越拉越远。变法中受到伤害的利益集团，主要是满人集团，对变法越来越不满意。他们有特权， 可以进颐和园，直接找太后诉苦。而对这些人的胡言乱语，西太后也越来越听得进去。进园子汇报工作的光绪，境遇越来越差，横竖都要挨骂。

　　到了光绪盛怒之下，免了阻止部下进言的礼部六堂官之职时，帝后之间的矛盾，已经接近闹崩。

　　谭嗣同图谋发动兵变的冒险，其实只是给了早想出来垂帘的西太后一个最合适的借口。光绪被搁置，二元再变为一元，恐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戊 戌政变的发生，却中止了戊戌变法本身。因为躲在西太后背后的顽固势力告诉西太后，如果不尽废新法，你出来垂帘，就没有依据。毕竟，这还是一个王朝政治，女 人在这个政治里，没有合法的地位。

　　改革推行新法，目的就是挽救亡国危机。尽废新法，对于国运来说，等于自杀。以西太后的精明，她不可能一点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她在权力欲的驱使下，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也只能这样走下去了。

　　所以，在戊戌政变之后的岁月里，西太后进退失据，行为错乱。在顽固派的欺蒙和拉动下，一步步走向倒退。最后居然上演了一场动员暴民的排外大戏，付出了首都被十一国联军占领，自己仓皇出逃的惨重代价。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一个传统帝国进行改革的时候，二元政治结构是不合适的。由此造成的纷争，很可能葬送改革。当年的二元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甲午惨败刺激出来的。然而，如果没有甲午的惨败，中国又不可能进行深度的改革。

——上海观察

RFA：孔子学院引发中美交流陷阱多

Posted: 09 Jul 2014 07:03 PM PDT

中美学术交流日益密切，2014年留美就有30万中国学生，排全球第一﹔过去4年，美国则只共有10万名学生到中国游学。今年6月，美国波士顿北牛顿高中生亨利在留言册上写了被视为的敏感字句，在北京被禁锢了5个小时，还要写"悔过书"，引爆美中的交流问题。继而拥有共十多万会员的美加两个大学教职员组织炮轰孔子学院，指其运作没有学术自由，要求大学不与其续约。有学者更质疑，中方在海外设立的"孔子学院"，每年花数10亿人民币是向外输出中国式的洗脑教育，而当下的中美文化交流不对等，是弊病多多。（何山报道）

身在华府的访问学者、前北大教授夏业良，对"孔子学院"在美国行思想控制，有亲身的体会。他对本台讲，孔子学院的作用，已经超出了汉语教学，文化交流的目的。就连美国的著名的学府、言论自由至上的大学，都受到孔子学院的制肘。

夏业良举例说﹕我给你真实的例子，我在史丹佛大学，曾经举行过一场有关宪政的研讨会，请了国内的学者曹思源作演讲。后来，可能在场听的人，可能给孔子学院打了报告，说内容非常敏感，因为我们借用的场地，是孔子学院的场地，再过两星期就是我的演讲，后来组织的跟我说，上次演讲，你们触及很多敏感的话题，所以下次取消了。

夏业良说，由于开支来自中方，中方使领馆人员，对孔子学院哪些话题可以讲，哪些不可讲，都会指指点点。"在孔子学院控制的范围，他极力想阻止任何他认为敏感的内容。所以，美国的大学里面，的确有一些人，有一些机构与个人，想得到眼前的好处，他们跟中国搞好关系，到中国访问接受贵宾式的接待，然后可以得到研究基金的资助。"

夏业良还说，美方伙伴，只著眼眼前的利益，就正中下怀。有时，还要以放弃对自由、民主的支持为代价。

他说﹕再有一些场合有领导人接见，所以他们也是从眼前的利益，没有从基础的价值观考虑。所以造成共产机器，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的确是应当引起警醒与反思的。

澳大利亚学者晓刚亦有亲身体验。他对本台讲，孔子学院用教中文进入大学校园，但课本规定要用大陆出版，严格规定不能够用台湾的教科书，个中就有玄机。

晓刚说﹕在大学，有教授就抱怨，他们想用的教材，孔子学院不给，要用中国所给的教材。比如有的教授喜欢用台湾的教材，孔子学院就以中方给的钱（为理由），不肯。

至于要在孔子学院讨论西藏问题，更要看中方使馆的脸色。晓刚指，孔子学院文化交流为次，思想控制为实。

晓刚说﹕因为孔子学院是中方给的钱，有的教授就要顾及中方高不高兴。其他完全无关的，比如说有人要在大学做讨论会，中国领馆他们认为不喜欢，就打电话来说，为甚么要做西藏的研讨会，不要做这些活动。那学校就会害怕，因为他们跟中国有这交往。

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教育部旗下的汉办资助。自从2004年在韩国首尔成立首家孔子学院以来，十年来，全球已有440所孔子学院。据孔子学院年报透露，2012年，中国对孔子学院的支出达11.92亿元。

晓刚说，海外孔子学院一年的开支，是同年希望工程募捐款项的三倍。让人质疑，中方放弃中国的贫困学童不顾，却将大把的金钱撒向西方富裕国家，目的为何？

晓刚说﹕是一个教中文的西人教授亲口说的，孔子学院的控制非常严。因为他们是习惯学术自由，现在就很受控制。悉尼大学就有过因为（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大学演讲，跟孔子学院是没有关系的，但大学就害怕了，怕孔子学院去干扰。跑来把活动取消，后来有人抗议，才接受。还不光是悉尼大学，我们在其他大学的讨论会，领馆也打电话去学校，学校害怕，非常明显。

目前，美国有30万的中国留学生，排全球第一。中国留学生有否融入美国的文化，接受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则难以统计。至于美国，过去4年到中国游学的人数约10万，远低于中方到美人数。交流过程中，美国校方为保持与中方的良好关系，最近更出现疑似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

华府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目前就正协助美国高中生亨利（Henry DeGroot），研拟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波士顿北牛顿高中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

杨建利对本台讲﹕都是美国学校强迫执行的，包括给景山学校的校长写道歉信，把他关在学校5小时，都是美国学校执行的。回到美国以为没事，还是美国学校对他惩罚，不给他去毕业舞会。

今年初，18岁的高中生亨利，跟随学校到中国，与北京的景山学校交流。亨利在给中方同学的留言册上，写了"Democracy is for cool kid"、"不要相信政府与学校"、"造反是对的"三句留言，触怒了景山学校的校长。

牛顿高中并指亨利的行为危及一行同学，并违反了到中国的行前协议，强迫他向中方写下悔过书，并禁止他参加高中毕业舞会作为惩戒，但教育界人士批评牛顿高中的做法是向中方叩头。

这个星期，记者联络上亨利。亨利对本台确认，已经与美国的民权组织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律师见过面，目前正等待对方就案情的研究结果。是否提诉﹖他说言之尚早。对于校方，为了保持与中方姐妹学校的关系，放弃美国课堂上教授的对民主、人权、自由的坚持，亨利说极为失望。亨利并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对本台国内的听众说，对自由的坚持，要守得住。

他说﹕希望国内的哥哥姐姐，也能够享有如美国民众一样的自由。

美国的民运人士希望将亨利的个案打到最高法院，以突显民主社会与中国交流，不能丧失坚持已久的价值，与中方交流，也不能侵害美国自身的民主生活方式。亨利则说，乐于配合。

好啦，各为听众，美中交流日益密切，你是否认同自由、民主等价值，不能够到了中国就转弯呢？孔子学院在西方的扩张，是有否中方洗脑教育的输出呢？欢迎你加入讨论。

笑蜀：街头飞蛾扑火的妻子们

Posted: 08 Jul 2014 09:43 PM PDT

唐荆陵妻子汪艳芳与蔡淑芳 （左）

 2014年07月09日



今年香港七一大游行，有个小小的身影特别引人瞩目，那是汪艳芳的身影。她在香港街头举牌，恳求公众关注她的丈夫唐荆陵。她写作了短文《我的丈夫唐荆陵的自由民主梦》，介绍唐荆陵行状的同时，向读者大声疾呼："如果良心有罪，我们都在狱中；如果非暴力有罪，我们都在罪中；当你我老时，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讲述你的生平故事？"这篇短文在网上广为流传。
唐荆陵是广州最知名的人权律师，因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上个月遭广州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使唐荆陵成了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和他的兄弟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也加了我。我常常见到某些斗士，在群里对和平主义、对非暴力不合作慷慨激昂一番痛斥之后，马上拂袖而去，根本不给唐荆陵任何辩护的机会，目的就是来踢馆，来羞辱唐荆陵和他的兄弟们。但我从没见到唐荆陵动怒，一直那么平和、那么谦卑温良，那么不疾不徐、宠辱不惊，让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器量，佩服信仰的力量。
他的力量，也来自他的妻子汪艳芳。汪艳芳会计出身，本来不懂政治，也对政治没兴趣。但她也是基督徒，她相信善，相信自己丈夫投身的事业属于善的事业，因而无条件支持丈夫。操持全部家务，帮助丈夫接待访民，风里雨里他们一起奔波，几乎形影不离。唐荆陵被砸掉律师饭碗，她也被砸掉会计饭碗。2011年唐荆陵被广州当局密捕，她也遭国保囚禁，甚至一度遭暴力对待。
夫妻本是同命鸟，他们不只是同命鸟，更是同心鸟。所以这次唐荆陵被捕后，汪艳芳不但没有畏缩，反而以空前的勇猛、刚烈，站了出来，简直就像一头愤怒的母狮子。当局本来是要用恐惧来让人畏惧，结果恰恰相反，把一个弱女变成了不惜飞蛾扑火的街头勇者。这样的结果，是始作俑者始料不及的吧。
更震撼的是，这并非偶然个案。随着去年3月发端的对公民社会的全面镇压，前面一拨一拨的男人锒铛入狱，后面一拨一拨的妻子站出来呐喊，站出来举牌。街头开始崛起一个从未有过的妻子军团——没有谁去刻意组织，但她们不约而同，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
郭飞雄，因参与太石村维权而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维权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去年8月在广州被抓，这已经是他第四次锒铛入狱。此次入狱不久，他的妻子张青就在英国BBC发布了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控诉施于她丈夫身上的国家暴力，从此一直奔波在救援的第一线。
王清营是唐荆陵战友，一直协助唐主持微信群，于上个月同案被捕。他的妻子曾洁珊，还在哺乳期、独自抚养着才十个月大的孩子，第一时间发表公开信：《我们不害怕，也不逃避》，坦然宣称："我相信我丈夫王清营和众多仁人志士的选择是对的"，"我们不孤单"。之后，多次走上广州街头举牌，呼吁无罪释放她丈夫。
投身新公民运动的北京市民张宝成，一直没有跟爱人刘珏帆领结婚证。刘珏帆每次催他，他都说：像我这样的人，随时都会入狱，结婚岂不是连累你害你？去年5月他果然被捕，刘珏帆反而更死心塌地要跟他结婚，在公开的情书中告白："你尚欠我半生的陪伴，我亦欠你半世的相随，所以，跑不了你，也走不了我。你我今生的缘份，注定了我会等你、候你、想你、念你，我静静守候着你不在身边的每一寸光阴。"这告白曾让多少读者热泪长流。
又岂止妻子们。前不久被重判的江西新余三君子刘萍、魏中平、李思华，以下岗女工刘萍首当其冲，最艰难的也是刘萍：不仅要面对当局的压力，在家里更要面对自己女儿的阻力——女儿廖敏月一直反对她投身新公民运动，认为太冒险。但廖敏月最终还是因母亲的遭际幡然醒悟，不仅坚定地站到母亲一边为母亲维权，而且开始为上个月被捕的人权律师浦志强举牌，无论当地国保怎样威胁都不退让。河南人权律师常伯阳在上个月被捕后，他的女儿也勇敢走上郑州街头举牌，而有维权一日游。
所有这些，在过去是难以想像的。毛时代的可怕不必讲，即便所谓改革开放时代，中国良心犯生态的严酷也是举世少有。他们的噩梦不只在狱中，更在狱外：一人坐牢，全家受累。全家不止失去经济支柱，更往往被恐惧压倒，被社会排斥压倒，只能在孤独和黑暗中饮泣吞声。如天安门母亲、刘晓波的爱人刘霞、胡佳的爱人曾金燕那样公开发声已属罕见，敢上街举牌抗议更属闻所未闻。但显然，从去年起这一切正在改观。"我们不害怕，也不逃避"，正成为越来越多良心犯的妻子们的心声，而且，她们真说到做到。
汪艳芳在香港街头的那个身影不孤单，只是街头妻子军团的侧影而已。是怎样的压迫，怎样的不公，怎样深重的悲愤，把本来应该享受明月清风的优雅的东方女性，一个一个逼到绝路，逼到她们不得不站到街头怒吼！这是她们的男人的最大慰籍，但却同时是整个国家的耻辱，和所有其他男人的耻辱。
但这耻辱也是好事。这耻辱可以是催化剂，这耻辱可以是转折点。当年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即如此——当男人们纷纷沦为阶下囚，他们的女人们都第一时间站了出来，成了街头抗议乃至整个民间抗争的领军者，带动整个社会尤其几乎所有男人最终走出了恐惧，一起绝地抗争，最终实现了和平转型。今天的中国，分明正接近这个节点。当局对公民社会的无情镇压则是最好的推手。
当女人们纷纷站出来，天下所有其他的男人，还会继续沉默么？当街头妻子军团崛起，把耻辱变成转折点、把耻辱变成里程碑，这一天难道还会很远么？

笑蜀，本名陈敏，曾是《南方周末》报纸高级评论员和《炎黄周刊》杂志编委。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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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4, 2014, 7:17:20 AM7/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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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重新带回国家——重读福山（下）

Posted: 13 Jul 2014 07:56 PM PDT

Francis Fukuyama 福山
核心提示：如果说《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历史的终结》有明显超越的部分，大约就是对其"历史决定论"色彩进行了涂改：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起源》是对《终结》一书的推翻，不如说是对它的救赎。
好的学术著作其实像侦探小说：作者提出一个悬念，然后抛出一个接一个线索，在每一个线索上诱导你深入，然后又用新出现的论据给它打上问号，直到最后的解释浮出水面。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侦探小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见的世界，在政治上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起源何在？就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福山引领读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追踪"：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各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博弈纵横，福山试图把近年来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这显然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在一个学术日益专业化、精细化、技术化的时代，几乎已经没有学者敢于提出如此气势磅礴的问题，更不用说就此写出皇皇巨著了。在理解整体的基础上理解局部，从历史全貌出发定位当代，这更像是一百年以前古典思想家的思维方式，而不符合二十一世纪初的"学术范式"。但福山先生却"偏向虎山行"——某种意义上，这不仅仅是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挑衅：对从技术性细节出发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这一可能性的质疑。
但就回答福山所提出的问题而言，打开视野的广度又是必然要求。显然，如福山自己所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如此之多领域的专家，但是对不同领域权威和成果的引用，使得该书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有一位作者，而是由无数作者共同写作。更重要的是，也许福山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能称为专家，但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从来就更多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就串连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福山没有让人失望。
提起福山，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是他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在其1993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表达了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则代表了"最后的人"。由于这一观点发表于冷战结束伊始，在很大程度上，它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当然，因为同样的原因，它也被视为傲慢的西方中心主义代表、并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过去二十年来，福山先生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从2004年的《国家建构》，到2007年的《美国在十字路口》，到2008年的《信任：人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再到最近出版的这本重磅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几乎可以说"面目全非"的福山逐渐浮现。甚至可以说，前面几本书都是为最后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最后这本书构成了对前面几本书的整合与深化。
在何种意义上《政治秩序的起源》构成对《历史的终结》的"一百八十度转向"？与其说对同一个问题，"新福山"给出了与"旧福山"不同的回答，不如说"新福山"所关注的是全新的问题。如果说触动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的，根本上而言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最终能够征服世界"，那么触动他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则是"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
从关注"同一性"走向关注"多样性"，从关注"终结"走向关注"起源"，从关注"人性"走向关心"历史"，这个问题意识的转向显然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与过去二十年世界各地的政治发展紧密相关。在这二十年来，福山和我们一样，共同目睹了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的艰难：中东欧在转型过程中的阵痛、非洲许多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和部落动员、美军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后"移植"民主的艰难、乃至最近中东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与反复……固然，也有韩国、巴西、波兰这样的相对成功案例，但是这二十年的风云变幻，使得"西方的胜利"这样的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
那么，"为什么自由民主制尚未能够征服世界"？或者说，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如此多样？对这个问题，在《起源》一书中，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国家建构。什么叫"国家建构"？沿着韦伯对国家的定义，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政府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的能力。
客观地说，在《起源》中，福山对政治发展的认识具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他使用"问责"一词，以囊括在民主制发展初期的"精英民主"形态，但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就是民主制）。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整本书中，福山对"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格外强调是清晰可见的。
这首先体现在书的构架上。在整本书的三个核心内容部分，"国家建构"部分排在最前面，所占篇幅也远大于其他部分。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而言，福山对世界各国政治传统分野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就集中于对其政治源头"国家建构"成败与早晚的分析。由于将"国家建构"视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福山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不是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相反，他在书中强调，"我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如果说"为什么他们没能成为欧洲"是西方学者们惯常的思考出发点，现在福山想掉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成为中国"？
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的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秦国模式"推广到整个中国。
相比之下，印度从很早开始就是"弱国家"传统——或许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其国家建设的进程被婆罗门教的兴起所阻截和压制——根据该教的教义，宗教首领的权力高于世俗政治首领的权力。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
中东则像是一个"迟到"因而"发育不全"的中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七世纪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兵团制则把这个国家建构过程推向了高峰。但是，国家建构时间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奴隶兵团制度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得中东的这种国家建构从未达到过中国的高度。
欧洲的传统则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建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和贵族势力、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
可见，对于"政治为何如此多样"这个问题，除了开篇谈及的地理、人口等因素，福山格外强调的，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过程中，政权与社会不同集团的力量对比与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之间的发展顺序。换言之，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第一推动力。
"国家建构"越成功越好吗？显然不是。书中福山一再指出，只有当国家建构与法治、问责构成平衡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而"一个没有法治和问责的强国家相当于专制。它越现代和制度化，其专制就越有效"。秦国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福山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型"。
那么，为什么他对政治发展的"国家建构"维度格外强调？与其说这是因为福山过去二十年有一个价值转向，不如说他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
现实形势如何？在书中，福山时不时流露出这样一种看法：就那些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是国家能力的薄弱使得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削弱也使其民主制陷入危机。"现代民主制的失败有各种情况，但二十一世纪初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国家能力的薄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作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其经济与政治的长期生存"。在福山的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
也就是说，现实政治形势的演化使他越来越担忧，在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的"三角关系"中，人人过于强调前者对后二者的伤害，却往往忽视国家能力同时往往也是建设法治和民主的前提。福山在此书中的努力，是试图弥补这个认识上的盲点。换言之，根本上而言，他对国家建构的强调，不是为了弘扬专制主义，而是为了挽救西方的法治与民主。
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福山认为，过度宣扬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解：如果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应该是索马里——在那里，政府小到基本上不存在，但实际上索马里的经济一团糟。
同样，基于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他也对"社会放任主义"的观念（姑且发明这个词汇）进行了批评。我们今天习惯于把英国的宪政发展归功于"教会"、"贵族"等社会性因素对王权的制衡，却没有足够重视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社会并没有失去对王权的尊重——它从未失去其保守主义的这一面。如果王权越软弱、一个国家就越容易实现民主和法治，那么世界上最早实现民主和法治的，不应该是英国，而是匈牙利——十三世纪初，匈牙利就产生了匈牙利版的"大宪章"，但是在匈牙利，贵族如此之强大，王权如此之弱小，以至于政治体制演变成了"寡头统治"。正如美国南部社会的种族主义、印度社会的种姓文化所展现的，"社会性因素"未必就代表了先进文明的力量，它也可能带来另一种形式的专制。
此外，福山还对没有国家能力保障的"法治"发展表示质疑。他对哈耶克所说的"自发扩展秩序"表示异议：在他看来，法治在英国的生根不完全是"自发秩序自然演进"的结果，无论是早期的国王、后来的教会还是诺曼底征服之后的中央权力，都曾相当大程度上诉诸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或干预去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秩序。
对"国家建构"如此强调，是否可以说，"新福山"已经否定了"旧福山"？"旧福山"二十年前的观点已经"过期作废"？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你看，连福山都不谈民主、转而谈论国家能力了"，至少在中国，不少"国家主义者"为福山的问题意识转向感到欢欣鼓舞。但对《起源》一书真正严肃的阅读会使我们认识到，与其说福山试图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去否定《历史的终结》一书，不如说他试图用《起源》去完善《终结》。
何以如此？福山与中国一些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即，他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观念，而是一种因时因地制宜的"处方"。因为他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在《起源》一书中，他的判断始终是"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与问责不足"："推断有问责体制的社会会最终战胜那些没有它的社会，有一个重要原因：政治问责给制度的适应性变迁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路径。在王朝阶段，中国的政治体系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坏皇帝'的问题。在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当代中国，这个问题仍然至关重要。"
同样，不能将福山对"社会因素"的警觉视为站在国家的角度敌视社会。固然，他强调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将一切社会自发性力量当做文明的动力，但是，当他试图解释英国道路（问责政府）与法国道路（弱专制主义）、更不用说俄罗斯道路（强专制主义）的不同时，他诉诸的解释因素恰恰是社会力量的强大和团结程度。在英国，贵族、底层士绅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团结构成了抵御王权、达至宪政的强大力量，相比之下，法国的贵族、士绅和资产阶级被法国王权瓦解分化，而在俄罗斯，他们则对王权几乎是彻底依附。
因此，从价值上而言，似乎始终只有一个福山。虽然对世界各地情势的总体判断使他现在更强调国家能力——因为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贯彻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纸空言，而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作为基本秩序的维护者，民主很可能成为民粹的狂欢。但如果脱离语境，将这种强调应用于那些国家能力已经超强甚至过剩的国家，就成了认识上的刻舟求剑。
问题在于，强调"国家建构"，矫枉可能过正。如何把握国家能力的"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难题。
对思想者而言，一个悖论在于，时代往往是有意义问题意识的来源，但是为时代写作又有可能导致问题感的短视。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有过一次矫枉过正的经历。为了超越民主专制类型学的政治学视角，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表达了统治程度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更体现政治发展的观点，并在这个意义上把美苏归为一类而不是两类国家。他的这一观点曾经启发了几代学人，但是到1989年，苏联及东欧阵营的解体则某种意义上否证了亨廷顿的观点：政治制度很重要，美国和苏联并不是一类国家。
当福山频繁将国家能力强化等同于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化等同于"政治衰败"时，同样的危险也隐约可见。这样的观点甚至可能被某些教条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当做武器弹药。固然，一定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秦朝会最后崩坍，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了——摧垮这些政权的，并不是权力分散化、封建化带来的"政治衰败"，而恰恰是国家能力的无度拓展。
更重要的是，法治与问责使得国家能力的发展变得"有价值"。对比政治发展三个维度，我们会发现，由于法治原则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问责原则中的自治与参与精神，这两个维度具有内在价值，相比之下，国家能力则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几乎不会有人认为不顾及民众死活的"强大政府"是令人尊敬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我们才能把它视为褒义的"政治发展"。如果不划出这条界限，一味将国家能力的深化称为"政治发展"，将国家权力的分散和下沉称为"政治衰败"，这既不合乎我们的伦理直觉，也不合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国家能力的相对"衰败"使得法治与问责的"发展"得以可能。
而且，正如福山自己在书中指出的，一个"马尔萨斯的世界"——缺乏科技革命的农业社会——和一个"后马尔萨斯的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国家建构在政治各维度中显得格外重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往往依赖于对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夺，而占领土地和掠夺人口则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但在一个"后马尔萨斯的世界"里，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安全保障，都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而科技创新与资本安全则更多地依赖于法治与问责体制。换言之，即使历史上国家能力曾经是政治各维度中最重要的一面，在一个已经彻底变迁的世界中，是否依然如此则并非不言自明。
在制度选择问题上"重新带回国家"，一定程度上，福山过去二十年的个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走向。这种转变既是现实的变迁使然，也是知识的逻辑使然。冷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应，而不仅仅是用历史必然性来"一言以蔽之"。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对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的追问。如果说《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历史的终结》有明显超越的部分，大约就是对其"历史决定论"色彩进行了涂改：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因为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起源》是对《终结》一书的推翻，不如说是对它的救赎。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徐才厚被抓全程幕后细节曝光

Posted: 13 Jul 2014 07:59 PM PDT

徐才厚

中共打虎，声震八方。"华南虎"，"东北虎"，"军中猛虎"……打虎无禁区，刑上大老虎。六月三十日下午六点零分三十秒，新华网报道说，中共宣布开除中共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党籍。时间仅隔两分钟，蒋洁敏、王永春、李东生曾权倾朝野的三高官，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之前一天，亚洲週刊从北京获悉，原定八月一日中共建军八十七週年前夕公布的徐才厚大案，决定提前至六月三十日，即中共成立九十三週年前夕公布，这是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拍板决定的。"七一"前夕，中南海于同一天，开除一名上将、两名中央委员、一名中央候补委员的党籍，"打虎"杀气腾腾，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已有十六名省部级或以上官员遭当局查处。中共中央政治局表达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态度，表明"中共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军中也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有魄力的决定，要强化党内背景，这个魄力的背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魄力。

六月三十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被称为"徐军头"的七十一岁的徐才厚党籍。当局声称，"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人们注意到，当局的通报没有提敏感的原职务，反正已经退休不在台上，也始终没有提到中纪委、军纪委，也没有提到「双规」（纪检和监察机关的特殊调查，即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而是强调中共中央的"组织调查"，可见层级至高，办案模式与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大案类同。

亚洲週刊获悉，徐才厚接受"组织调查"时，被关押在北京三零一医院单独一幢楼里，这次调查行动，出于保密、安全、顺利的考量，并非由隶属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的中央警卫局负责，而是由习近平亲自掌控的空军特种部队执行，二十四小时守卫看管，个个荷枪实弹而全副武装。直到六月三十日，徐才厚被即时逮捕，晚期癌症的"病虎"从医院被带走。

当局声称，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透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二零一三年三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已卸任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尚未卸任国家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离奇没有露脸会场，政坛旋即传出他膀胱癌病重，也有传言他因腐败而被当局「监视居住」。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军网曾发布消息称，徐才厚为中国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的专著《从这里走向战场》作序。入夏，北京又传出，由于前总书记江泽民出面与习近平交涉而救出「笼中厚虎」。九月三十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国庆六十四週年招待会，近一年来徐才厚首次在中央电视台公开亮相。他身穿上将军装，头髮明显花白，面容和身形略显消瘦。之前，徐才厚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九日，中共十八大期间，他参加解放军代表团讨论。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已是满头白髮的徐才厚，挺著挂满胸膛的勳章，神采飞扬，陪同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据在场的官员事后透露，当时，徐才厚几次试图贴近习近平并与之交谈，习近平都没有迎合搭理，视若无睹。

二月，一名二十一岁名为赵丹娜的中国女子持双程证从内地赴香港，利用空壳公司在香港银行开户，在港涉嫌以八个户口洗黑钱约百亿港元（约十三亿美元）。
此人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至二十一日期间，透过中国银行香港户口清洗八百万港元，被香港金融监管机构发现后，移送司法部门在押候审。赵二零一三年六月被扣押，十二月以三千万港元现金担保获释，但她二零一四年一月七日再未到警署报到，不知去向。她在支付了保释金后，弃保潜逃，人间蒸发。她在徐才厚女儿帮助下，透过军队舰艇逃往内地，消息传出此女子与徐才厚案有关联，徐才厚妻子姓赵，那女子是徐家近亲，受徐才厚妻子委派来港，为徐家洗钱。这一事件震动中南海。

三月，全国两会期间，会场内外传出徐才厚的大案不再继续侦办，有中南海决策层人士提议採取「菊花模式」处置，即仿照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模式，当局以黄菊患绝症为理由，不再对其及其家人调查，只法办到其秘书。谁都没料到，三月十五日徐才厚在三零一医院被监视调查。

三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徐才厚大案正是由谷俊山案牵出的，谷俊山交代出徐才厚犯罪事实。四月二日，《解放军报》在第六、第七两版面以跨版通栏标题形式，刊登《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强军兴军伟大实践》的一组文章，其中包括空军司令员、七大军区司令员、二抱副司令员、武警部队司令员等等十八名将领的署名文章，从多个角度阐述中国梦、强军梦，表达支持习近平指示心声。如此大规模高级将领表态拥护军委主席，是自从邓小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出以来，近三十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关注中国政坛的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出了大事。

六月，当局在师一级以上单位传达了徐才厚被审查的通报。六月十一日晚，实名认证为"海口经济学院院长"的学者刘耘，在微博中透露，徐才厚因涉嫌收巨额贿款，已于六月九日移送检察机关。不到一小时，这条微博即遭删除。

徐才厚于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二年任军委副主席，并于二零零七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党内军中可谓位高权重。他被称为解放军中势力庞大的"东北军"首领，一直主掌军中高层人事升迁逾十年之久，中央军委班底都是由徐才厚布局的，权力超人，持续多年。

军队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守护神。军队若腐，国运难济，军队若散，家国俱危。最初拖倒徐才厚的关键，就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中将。二零一二年初，他因涉嫌贪腐被「双规」，当时有关徐才厚是谷俊山「政治靠山」的传言就不胫而走。据悉，谷俊山已交代涉及徐才厚的贿赂，包括送了上海四套房产、三千六百万元人民币（约五百八十万美元）。

谷俊山腐败案被揭，不能不提当时刚刚出任总后勤部政委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正是他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下旬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点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贪腐问题。事后，军纪委作了几天调查，结果认定谷俊山没贪腐，当时主管军纪委的正是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徐才厚谷俊山过从甚密
不过，二零一二年春节一过，谷俊山被"双规"，由地方纪委主导，军纪委协助，避免军纪委不作为，甚至给谷俊山通风报信。当局在对谷俊山调查时才牵出徐才厚的大问题。他俩交往甚密，谷俊山由分管军队干部任命的徐才厚一手提拔。在徐才厚担任济南军区政委期间，谷俊山升任济南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当徐才厚升任中央军委委员，二零零一年，谷俊山也奉调进京，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并晋升少将。二零零七年六月谷俊山升任部长、全军房改办公室主任，二零零九年升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二零一一年七月，晋升中将，半年后因腐败被免职。
二零一四年年初，习近平在两次军队内部会议上一再点名谷俊山，指出军队存在范围更大的"谷俊山现象"，必须深挖产生贪腐将领的土壤，大腐败小腐败的"腐将"，不论这个"将"在哪高位，都要拉下马。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位高层人士对亚洲週刊透露，前不久他们听中央军委的一次重要讲话传达，说习近平接任军委主席后，在公开场合曾前后十多次点名谷俊山贪腐案，先后批示达十二次之多，一再强调"不管位居多高，要一查到底"，"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说，徐才厚的主要罪责是卖官。军中的官，为何有如此的含金量，能让人们争先恐后地去买？接二连三破获的冒充将军诈骗案，都表明涉及军队的市场很大。军队不能成为利益的渊薮，利益太大，腐败比地方还厉害。

谷俊山案将于近期宣判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就在徐才厚被审查半个月后，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将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及滥用职权犯罪案，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徐才厚案已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处理，此案交军事法庭，一旦因"涉及军事机密"，便会不公开审理，细节也就不会对外公布。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是否还能出庭，都是疑问。亚洲周刊获悉，谷俊山案将于近期宣判。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导中南海执政，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出任总书记，在军队领域，他部署的"习家军"逐渐成形，打乱了徐才厚的人事布局。习主导的"五马进京"便是重要举措之一：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于一二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一二年十月升任总参谋长，十一月任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张阳于一二年十月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十一月任中央军委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于一二年十月任总后勤部部长，十一月任中央军委委员；渖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于一二年十月任总装备部部长，十一月任中央军委委员。

由徐才厚、谷俊山引发的解放军肃贪风暴，正越颳越烈。原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军区政委叶万勇少将五月在成都家中被抓捕，六月二十五日，叶万勇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他是徐才厚一案牵连出的，他向徐买官行贿。长期在四川军区任职的西藏军区副政委卫晋少将亦在一个月前同时被捕。卫晋与叶万勇在四川省军区任职时有交集，其被捕与叶万勇涉贪有关。此外，山西省军区原司令方文平少将因涉山西腐败案，两个月前也遭当局调查。

除了贪腐，徐才厚与因贪污等罪名而被判无期徒刑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关系，早就在政坛流传，说他俩「厚薄」难分，薄熙来自诩一旦执掌中南海，徐才厚便是他军中的肝胆。

对"老虎"和"苍蝇"，要一起打。这是习近平说到反贪腐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最早渊源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蒋经国声势浩大的反贪腐，人们质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说法流传下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小腐败和大腐败一起抓。习近平说，"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鬆，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习近平上台执政前，就明白军中反腐，难度比地方大多了。主导"打虎"的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多次在朋友面前亮出习近平的这一观点。习近平上台后越发感觉到，要在军中反腐，徐才厚是问题最集中的焦点人物。

中共前领导人一手提拔徐才厚
据北京军方人士透露，曾经是中国前领导人一手提拔的徐才厚，是该领导人在军中的最爱，当年他在济南军区政委任内，被看中而调任总政治部主任。

多年后，他眼看这位"伯乐"在军中影响式微，说话的分量有限，便转而投向继任总书记胡锦涛，不过，却遭胡锦涛人马的鄙视。在胡锦涛总书记任内，当局已经开始搜集徐才厚腐败线索。

如果说，徐才厚已是"病虎"，但他患病前却是"斑斓猛虎"。这些日子来，北京天天打"老虎"，六月刚打完身居"副国级"的"东北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不出一週，中央再出重拳，同时公布打"山西虎"、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和山西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接著，又冷拳重击"华南虎"、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同是东北虎，但徐才厚与苏荣的权力和质素相较，苏荣只是一只"菜虎"，被视为"华南虎"的万庆良，更是一隻只会玩花活的纸老虎。一比较，徐才厚是隻"斑斓猛虎"并不为过。

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打掉的又一只"大老虎"。就在中南海公布将徐才厚开除党籍的这一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几乎与新华网同时公布，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石油原副总经理王永春，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收受巨额贿赂，一同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四高官曾经位高权重，一朝身陷囹吾，他们进入司法审理阶段，显示将揭开"大老虎"周永康或许已为时不远了。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一位官员透露，他们作过统计，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到二零一四年六月，已有三十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接受贪腐调查，既有中央部门官员，如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等严重违纪违法，也有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等地方"大员"；还有像王永春这样的国企负责人。被调查处罚的基层干部涉及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医院、高校等事业单位。除党政系统和事业单位外，针对国有企业的反腐力度也在持续加压。仅二零一四年以来，已有几十名国企工作人员因贪腐被查或处罚，被称为"石油系"、"政法系"高官落马，其中包括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涉及能源、钢铁、电力、电信、航运、金融、冶金、造船等行业。

四百八十多官员遭查处
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看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公布姓名的遭查处的官员多达四百八十多人，涉及大陆三十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该网站案件公开频率看，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查处三百三十人，超越二零一三年全年"战果"，被调查或移送司法机关的官员数量同比上升，月均五十人以上，其中四月高达九十四人，二零一四年以来，每月至少两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形势清晰表明，中共反腐不设禁区，不留死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权力过分集中且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始终是政府和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个关键任务已被列入新反腐败战略核心议程。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较大可能跳出"查不胜查"的怪圈。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以及实际成效前所未有，做到反腐"全覆盖"，查处贪腐官员已从在职的延伸到退休的，从中纪委以外延伸到中纪委内部，从地方延伸到军队，从央企延伸到境外中资机构，很多举措具有"突破性"，他预计将会有更凌厉的"反腐"风暴。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反腐专家李永忠说，腐败是政治之癌，要从制度层面确保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孕育权责一致、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权力运行机制。持续反腐为经济改革扫除障碍，而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其根本之策在于实行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权力滥用。

——《亚洲周刊》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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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7, 2014, 6:15:01 AM7/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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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中国转型是意志的对决——许志永被囚一周年感言

Posted: 16 Jul 2014 10:32 PM PDT

图： 2011年11月6日晚，许志永在他竞选人大代表的海报前。肖国珍拍摄


去年今日，我在北京，许志永被囚。 

这早在意料之中。此前，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跟志永谈了三次，都是要他书面认错，承诺爱党。志永每次都断然拒绝，并且每次都立即通报我们，我们也都坚决支持他，坚决不妥协。那时我们非常清楚，当局肯定恼羞成怒，抓人是分分钟的事了。
我随即结束在台湾的学术访问回大陆，在家中只呆了几天，便匆匆赶到北京，等他们朝志永下手。但公开场合，我跟志永没有任何交往，并且推掉了身边几拨老友要我去志永家中探视的邀约。
抓捕志永的当天，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志永的几十个兄弟，都被软禁。还好，我和王功权还可以自由走动。
于是，志永被抓的第二天起，我跟功权天天碰头，当然都是讨论如何声援。第一封联署声明在志永被抓四天后，即7月21号早上发出。考虑到北京人人自危，敢第一时间站出来的人未必很多，动员难度太大；而且多头联络容易走漏风声遭"老大哥"反制，第一封联署声明仅以我跟功权两人名义发布。但这仍如深水炸弹，激起强烈反响。随后，声援浪潮铺天盖地。
但很快，我付出了代价，于8月2号遭北京国保绑架，强行遣返广州软禁48小时。功权更是重蹈志永的厄运，于9月13号遭当局悍然抓捕，拘押了近四个半月。
转眼，一年过去了。志永仍在狱中，被判四年。功权虽然取保，但并未完全恢复自由。我则不得不姑且漂泊天涯。三兄弟天各一方，音讯阻隔。
新公民运动的发端，可以说是2010年志永发起的公民承诺。当时他就找到我，邀我加入，我以坚守南周平台为由婉拒了。2012年5月志永正式发起新公民运动，也到广州找过我；我到北京出差，他还请我到他家住了一晚，也是为了游说我加入，但我不为所动，统统婉拒。每次婉拒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多失望，但我必须硬着心肠，不被他诱惑。
我怎么不知道新公民运动干的就是我一直期待的组织化维权呢？但我给自己的定位，始终只是言说者而不是行动家，我清楚行动不是我擅长的。我更清楚的是，最危险的时刻一定会到来，那时需要一个体制内外都有资源的人第一时间出来救场、出来接力，这个人只会是我。我绝不能让志永把我装到同一个篮子里，必须坚决跟他切割。
事实证明这是对的。我仍然不擅长组织、行动，我仍然只有言说。但新公民运动跟体制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一场道德战，在这场道德战中，言说就足以组织起强势的抵抗，让体制付出从长远来说它根本付不起的道德代价。
一年后的今天，抓捕仍在持续。不仅新公民运动的兄弟们，包括郭飞雄、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常伯阳、方言、贾灵敏、浦志强等兄弟，迄今都身陷囹圄。他们跟新公民兄弟一样完全无罪。专政体制武装到牙齿，对不同意见者的定点打击可以无往不胜，这点跟过去比，没有任何改变，而无论它的话语体系怎么变。
但有一点，却是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不以它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社会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开始急速增长，让当局的镇压不得不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镇压新公民运动之前，当局决不会料到他们会遭遇国内外舆论那么强悍而持久的狙击；其法治高调、现代治理的高调，统统成了笑话。他们更不会料到，其后的一系列镇压中，社会的抵抗甚至从舆论发展到地面，如建三江事件中的公民围观，如郑州十君子事件中的公民围观。低成本乃至零成本镇压的时代，显然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是当下中国最深刻的变化。任何国家的宪政转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不可能避免镇压。不说韩国威权政府的残酷，智利威权政府的残酷，即便同文同种的台湾，国民党当局难道不也要借美丽岛事件把反对派斩草除根么？只因为美国高压尤其停止军售的高压，才让国民党当局不敢公然杀人。但纵如此，仍有林义雄灭门案及诸多至今不明真相的神秘命案。但台湾社会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每次镇压都激起更顽强的抵抗。国民党当局仍有能力镇压一切，但却越来越难以控制镇压成本，最终不得不承认，人心变了，时代变了，镇压不是办法了。理性计算之下，不得不从镇压转向容忍，并最终从威权走向宪政。
期待对手良心发现停止镇压固然是幻想；遇到镇压就张皇失措就立即宣告失败扩散绝望和恐惧，则更荒诞可笑。既然镇压不可免，作为转型推动者就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坦然面对严酷后果。因镇压而沮丧而退缩而放弃，那是怯懦，怯懦者只能最多做清谈者，而不可能是转型的实际推动者。
从夹缝中成长，在围剿中前进，用抵抗回应镇压，这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宿命，中国转型的宿命。唯有不屈不挠而且有理有节的抵抗，街垒战一般反复争夺的抵抗，才能让镇压成本最大化，动摇镇压意志。就此来说，中国的转型无非是意志的对决，毅力的较量。这节点刚刚在中国展开！唯有仁智勇兼备如许志永郭飞雄唐荆陵者，始能笑傲风云。
2014年7月16日写于澎湖
——新公民邮件组

戴大为：英国应为香港民主挺身而出（附王振寰：香港局势让台湾人对北京更添戒心）

Posted: 16 Jul 2014 10:41 PM PDT

 2014年07月16日
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十七年后，这块土地的政治未来仍悬而未决。香港或许会继续前进，实现全面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北京方面或许会阻碍民主发展，最终以管理其他中国城市的方式管控香港。
所有迹象都表明，北京计划加强控制。愈发躁动不安的香港人今年夏天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北京方面的干预，此时国际社会，特别是前殖民宗主国英国，有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支持香港人要求民主与自治的愿望。伦敦方面应当要求北京遵守协议，软化立场。
7月1日，大约有50万人在香港走上街头，对北京的干涉表示抗议。那之前几天，大约有80万香港人参与了由主张民主的团体组织的非正式投票，他们支持通过民主方式选举香港的下一任领导人，北京方面几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中国政府曾经承诺给予香港人"普选权"，通过自由选举产生香港的下一任领导人。但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它打算违背这一承诺，坚称北京方面必须审核候选人是否"爱国"。但激起香港人对内地干涉的抗议的，是中国政府6月公布的一份措辞强硬的政策文件，文件中称北京对香港拥有最终的权威。
这份所谓的白皮书称，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中承诺香港拥有的"高度自治权"，并不是指"完全自治"。签署声明时，北京方面意在让全世界放心，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束后，中国不会对香港进行干涉。白皮书中声称，北京方面可以随心所欲地对香港法律进行解释，全然无视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联合声明》上的签字。白皮书声称，香港自治权的"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
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该文件将北京对香港的控制权与它对中国其他自治地方的统治相提并论。只要了解中央政府如何对待西藏和新疆的民众，任何人都会对这种前景产生担忧。
形势本不应如此严峻。早在1979年，邓小平与英国官员举行会晤时就表示，香港人应该对中国的统治感到"放心"。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了《联合声明》中的法律承诺。香港法庭获得授权，能够在自治权允许的范围内解释《基本法》，北京方面负责处理外交及国防事务。最重要的是，香港将会实施"普选"。
如今，白皮书将香港的法官称为"治港者"，并强调他们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
香港移交后不久，裂痕就出现了。一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际上推翻了香港终审法院1999年对一项涉及当地居留权的案件作出的裁决，促使人们对香港的司法独立产生了严重的担忧。后来，北京方面要求，任何对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选举程序进行改革的举动，都要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在过去十年间，唯北京马首是瞻的香港政府，还曾试图推行不受欢迎的国家安全立法和爱国教育政策（面对大规模公众抗议，港府都放弃了上述举措）。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某种形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已经越过边境，蔓延到了香港。
2007年，北京方面终于同意，允许香港在2017年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然而，北京方面在最近一年里坚称，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这一措辞意在排除民主人士。香港人感觉自己除了走上街头支持民主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组织曾威胁，如果政府不提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公平的民主方案，该组织就会在金融区中环，举行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抗议活动。为了展示公众对其立场的支持，"占领中环"上个月组织了投票活动。该活动要求香港市民在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三个民主方案中选择一个。政府的方案定于本周公布，组织者称，如果政府提出的方案意在阻挠真正的民主改革，他们最早将于8月举行下一场抗议。
谁会为香港挺身而出？大型国际银行和会计事务所遵从北京的立场，公开表示民众抗议会破坏香港经济，扰乱治安。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政府，除了像往常一样表态支持"可信的"选举之外，基本上都对北京最新的举动保持沉默。
一项特殊的责任落在英国身上，一些香港人在7月1日举行示威活动期间就高举着英国国旗。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最近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伦敦期间，与中国签署了一些重要的贸易协议。人们不禁要问，卡梅伦是否会介入，履行英国对香港民众的承诺。他应该考虑一下前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的话。梅杰在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之前，曾设法让心怀警惕的世界放心。
梅杰在1996年，也就是移交香港的前一年表示，"如果未来出现了违反《联合声明》的迹象，我们就会动员国际社会，采取所有的法律及其他手段。"很明显，这个时刻已经到来。

戴大为(Michael C. Davis)是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学教授，研究宪政发展与人权。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王振寰：香港局势让台湾人对北京更添戒心
法广/ 作者 瑞迪
2014年数十万香港民众冒雨参加七一争普选大游行。
2014年数十万香港民众冒雨参加七一争普选大游行。
（图片来源： 路透社/Tyrone Siu）
２０１４年６月初，中国政府发表的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在香港引发强烈反弹。很多香港人感觉"一国两制"５０年不变的诺言似乎出现变数，这种忧虑刺激了香港６•２２全面投票活动，更让超过５０万香港人在７月１日走上街头，参加争普选大游行。香港"一国两制"设计之初原本是为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模式，那么如今香港一国两制现实出现的困惑与紧张对台湾民意有何影响？台湾政治大学大陆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寰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指出，香港的民主建设其实一直从台湾得到某种借鉴，两地的公民社会运动也有不少互动，香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尚未进入大中国政治版图的台湾人对北京更多了几分戒心。

台湾的命运与香港越来越接近
法广：王教授，您好。最近香港发生很多事情。先有北京就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发表白皮书，后有近80万港人参加6•22争普选全民投票，后来又有七•一争普选大游行。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在设计之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对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样板。台湾人对香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否很关心呢？
王振寰：对，台湾当然非常关注香港7月1日的游行，特别是大陆发表白皮书后，它（大陆）所宣称的"一国两制"其实是说香港即使想要普选，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就是说香港与北京的关系不可能脱离大陆的控制，这对于一国两制以及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其实是形成很深远的忧虑。
大陆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基本上一开始是想做给台湾看：香港人与大陆维持一定的关系，但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大陆）是想香港的模式也许可以给台湾的未来做一个榜样。但是，这几年的发展，香港在政治上追求自己发言权的状况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清楚，香港的自我认同，就是Hong kong Identity 越来越强，这就对大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很大压力，特别是7月1日的游行，这其实是对大陆在香港的统治权利的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台湾一直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这样的设计，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中华民国，一直有自己的主权，所以，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这一次，大陆对香港说：无论怎样普选，最后决定权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手中，这就让台湾人看香港而产生非常大的戒心。台湾的命运与香港越来越接近，最近有非常非常多的香港人到台湾来，认为台湾比较能追求自己的政治独立，但这会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很大压力。台湾一直与大陆在经济上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但是，政治上，道路则比较长远，需要好好谈判。香港追求民族自决的努力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台湾的影响。而且，事实上香港很多学生到台湾来，观察台湾的社会运动。
与香港不同，台湾还有不同选择的权利
法广：台湾与香港可以说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在经济关系上对大陆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香港还是台湾，维护自己民主、自由价值的空间是否都变得更加狭小？
王振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香港情况与台湾有很大不同，因为香港已经被大陆纳入其版图，已经被"一国两制"，台湾则不同。香港面对大陆在谈判的时候，空间会比较小，它的经济也基本上融入大陆经济，但台湾还有不同选择的权利。台湾在政治上一直以来与大陆分离，经济上越来越被大陆整合在一起，大陆方面越来越用经济来压迫在政治上的谈判，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内部，特别是年轻人对此的抗拒也越来越强。大家都在年初的学生运动中看到这种抗拒力量其实很强。
法广：台湾近期也出现了重新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声音。在您看来，政党的两岸关系设计与民间对两岸关系的感受、看法和期望之间是否有些脱节？台湾人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共识是否变得越来越脆弱？
王振寰：应该这么说：大陆与国民党的关系基本上比较容易，共产党与民进党的谈判就比较困难，但是，民进党十分清楚，在政治上，台湾必须与大陆在一定程度上谈判，民进党如果坚持不与大陆接触的话，它的反中立场就会让它在选举中遇到困难，所以，民进党在与大陆接触问题上开始转变态度，不过，共产党、民进党和国民党三方各有想法。长期而言，共产党的谈判能力很强，台湾必须想办法，建立一种合适的两岸关系，但大家都会接受所谓的和平发展原则，也就是一定要在和平的状况下建立两岸关系，至于采取何种策略，这三方（共产党、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香港而言，大陆的政策面临很大困难
法广：最近，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提出台湾未来前途应当由全中国13亿人共同决定，面对香港的争普选公投，大陆官方媒体也阐述了相似立场，在您看来，无论香港，还是台湾，公民对自身前途的认同是否应该由13亿人共同决定？
王振寰：台湾一直有民主选举，所以，公民意识非常强，不太可能接受大陆方面所谓由13亿人来决定的其前途的说法，所以，台湾与大陆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谈判。香港目前内部比较紧张，因为它已经在1997年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但大陆一定要想办法，来面对香港越来越高的香港意识以及香港要求政治自主的趋势，也就是香港要求公民自决的意识越来越高。所以，大陆现在会很头痛，因为处理台湾问题与处理香港问题不同，台湾一直都不在北京的控制范围内，但香港在。倘若北京承认香港的自治权利，那它以后如何面对西藏？如何面对新疆？这都是非常大的问题。对香港而言，我觉得大陆的政策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法广：北京国台办主任张志军6月底曾赴台湾访问。他此次访问行程在开始时显示出一种开放的态度，但在访问结束时出现一些紧张。在北京就香港一国两制发表白皮书、香港民间组织"占中"争普选公投这样的背景是否对张志军此行有所影响？
王振寰：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张志军访台其实早有安排，他只是落实了他原来的想法。我认为，他非常清楚来台湾要做什么，他在来之前其实就已经规划好了行程，他也会预期到在台湾他会每到一处都会遇到抗议，上次（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湾的时候（2008年11月）也遇到非常多的抗议活动。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台湾有一部分人是不喜欢与大陆打交道。所以，我相信张志军对这些是有所预料的。
我觉得张志军此行在两岸关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和平桥梁的角色。他进入台湾民间，去了解台湾人的想法，特别是去中南部，了解台湾叫做"三中一青"（即中小企业、中下阶层、中南部民众及青年人）的这些原来比较支持民进党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觉得，他此行应该对台湾有更深入的了解。
王振寰教授在采访结束时表示，"我觉得台湾人会非常注意大陆如何处理与香港的这些紧张关系，因为香港实际上是在要求公民自决，而香港已经在大陆（主权）之下。北京方面对此如何处理对未来处理台湾问题会有影响，而且事实上是有义涵的。也就是说，从北京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可以看出将来北京与台湾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北京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对台湾人如何看大陆会有很大影响。

张鸣:香港稳定的秤砣

Posted: 16 Jul 2014 06:47 PM PDT

香港法律、司法界重要人物，出席2013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对中央政府而言，香港的不稳，显而易见。无论反对派能否最终占领中环，人心的动荡，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现实。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香港人都对中央政府不满，对内地人不满，但是，不满的情绪，的确在滋长而且蔓延。
说实在的，为了稳定香港，保持香港的繁荣，中央政府费了不少的心力。这样一个发达的大都市，年年给补贴不说，内地输入香港的水电，都是平价。还开放内地民众自由行，给香港经济输血。
中国政府感到很冤，输出这样的善意，做出这样的努力，但香港人似乎不买账。不仅不买账，而且抵触情绪年复一年，一浪高过一浪。这样的感到冤的心境，相信一些内地民众也有。就目前局面看，相信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局面，已经有危机感，如何稳定住局面，令肉食者诸公，大为头疼。
显然，靠吓唬人是难以有成效的，尽管有些人很喜欢用这一招。无论前中联办的负责人的谈话，还是几个马屁精弄出的香港问题白皮书，估计不仅吓唬不住人，而且还会把人激怒，最后，把温和人士也一股脑儿推到对立面去。在中国历史上，某些顽固派，或者刻意执顽固强硬立场的文人，经常会干这种帮倒忙的好事。反正惹出事来，有人给他们擦屁股。
香港的特殊地位，原来是中国内地封闭的果实。作为中国内地这样大的一个腹地上唯一的一个窗口，想不繁荣都难。但是，自打改革开放，中国内地的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尤其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崛起，香港作为窗口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远东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许会让位给上海。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香港一定程度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意味着香港不能中兴，不能依托珠三角再度起飞。而对于这一点，中央政府实际上也是给予支持的。
在我看来，香港的不稳，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其实主要是人心的动荡。这种动荡，主要来自内地的施政。内地言路越是紧缩，管控越是严厉，他们的担忧就越是强烈。更重要的是，香港是个有法治地区。当年的英国人治理香港150多年，其实不是没有殖民压迫，但是却给香港带来了法治。这个法治，是香港人特别珍惜的。然而，在这些年，香港人却看见内地的法治建设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在倒退。直到今天，不讲法律的政治案件，依旧十分猖獗。每个珍惜自己法治环境的香港人看到这种情形之后，都会为自己的未来捏一把汗。他们不是一定要繁荣，一定要发财，但他们却一定要法治，要一个安定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稳定的秤砣，在内地，在中央政府手里。这个秤砣，不是打压，不是威吓，而是讲规矩，讲法治。

——作者微信

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 、阿战的预测（牛新春）

Posted: 16 Jul 2014 06:52 PM PDT

2003年4月9日巴格达萨达姆雕像被美军拉倒


牛新春/文

2001年10日7日美国出兵阿富汗、2003年3月20日美军攻打伊拉克，这是21世纪初国际政治中的大事。当年，围绕战争目标、战争进程和战后重建等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界曾做出过大量预测与判断。2011年12月18日，美军战斗部队全部撤出伊拉克。目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还在谈判过程中，尽管2014年底能否全部撤出仍是未知数，但可以确定撤军只是时间问题。至此，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长期军事行动基本落下帷幕，可以做盖棺式的总结。当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判断和预测，不论是战略性判断还是战术性预测，绝大部分同今天的事实相去甚远，几乎是集体性走偏。

反思是进步的阶梯，如能通过寻找当年判断的理论、事实、逻辑疑点，勾勒出学术研究的轨迹，就能看到我们今天是否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一、判断

本文选择2001—2004年国内学者涉及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文章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代表学术刊物，《世界知识》代表通俗刊物。四年中，三家刊物共发表4219篇文章，其中直接、间接涉及两场战争的文章为400篇左右，这些文章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在这些文章中，大部分是解释、说明、评论类的。关于预测的只言片语往往淹没在文章的海洋中，整篇文章从选题立意、谋篇布局到逻辑推理都以预测为目标的可谓凤毛麟角，甚至是绝无仅有。

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大家普遍看衰美国，认为美国既不能打垮阿富汗政权，更不能收到反恐效果："美国怎么能打赢呢?敌人在哪儿它都不知道"；美国军事打击的手段不多，且要顾及后果，以空袭结合小股特种部队人境缉凶的可能性较大；美国通过军事行动来改变阿富汗政权结构，并非易事，军事反恐不会取得多少实际效果；甚至，美国一旦将塔利班作为敌人，反而会使其浴火重生，其政权得以巩固；"我有个预感，就是再过二三十年回过头来看，也许这是美国由盛至衰的一个转折点"。只有一人认为，美国凭借如今的超强国力，又有各国合作，"极有可能取得对塔利班战争的胜利"。事实上，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势如破竹，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2002年3月布什总统宣布反恐第一阶段结束。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学术界的判断迅速逆转，怀疑美国军事能力的声音烟消云散，质疑美国能否搞定阿富汗的声音也迅速消失，转而夸大美国的军事、战略成就。比如，有学者认为：美国已确定无疑地在阿富汗立定了脚跟，轻而易举地进入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格鲁吉亚，这是亚历山大大帝以来西方军队第一次驻扎中亚，最典型地说明了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是何等巨大；美国霸权性优势出现新的跃进式扩展，其欧亚地缘战略大大推进了一步，中国西部受到威胁；21世纪初，美国的实力地位似乎已经登峰造极。还有学者认为，阿富汗战争证明国际政治的性质变了、大国关系性质变了。战争中，世界主要大国、阿富汗周边国家积极配合美国，大国关系的融洽程度似乎前所未有。2003年1月，《现代国际关系》召集10位专家讨论阿富战争后的国际局势，会议主持人总结："恐怖与反恐怖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世界主要矛盾，这已是大家的共识。"因此，国际政治的主题变了，主要矛盾变了，大国竞争、霸权与反霸权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形成一种以美国为主导、兼顾各方利益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21世纪与20世纪的一个根本区别；美国认识到，唯有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才是方向，这是美国的一次大觉醒。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以及与伊拉克周边国家产生激烈冲突，大国关系一团和气的局面不见了。面对这样的事实，学界判断再次大转折。不少人认为，国际政治的性质又变了，大国关系的性质也变了，美国反恐战争具有强烈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国际政治中心仍是单极与多极、战争与和平、霸权与反霸权的矛盾与斗争；世界更乱了，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将在很大程序上瘫痪或瓦解；大国关系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剧烈的动荡，大国良性互动趋势面临逆转；西方出现"二战后最严重的分裂"，美欧渐行渐远具有长期、战略性与结构性，因为共同威胁不存在了，共同的价值观受到质疑，联盟的基础坍塌，同盟将名存实亡。

同战前激烈的大国博弈相反，美国攻打伊拉克异常顺利，21天推翻萨达姆政权。对此，学界预测伊拉克战争将极大地改善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得以分别钳制伊朗和叙利亚，新生的伊拉克极可能成为伊朗的强大对手；"可以肯定地说，一个美国主导下的中东正迅速转变为美国霸权下的中东"；美国在中东已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伊拉克是美国插在阿拉伯世界的一根"支柱"，是美国根除中东恐怖主义的基地、整合中东的大本营；美国可以控制中东，进而实现以石油为后盾的全球霸权；大国力量对比更加向美国一边倾斜，一超正向独霸发展。

但是，又过了几个月，由于美国在伊拉克受挫，上述评估站不住脚了。同一批学者提出，"中东：美国霸权的陷阱"，从馅饼到陷阱只有几十天时间。学者们再一次认为美国霸权出现转折：美国实力已经达到阶段性峰值，地缘扩张冲顶回落，其国际权势和地位局部出现了严重逆转，总体来说凸显"形势性赢弱"和"结构性赢弱"；现在，两场战争的战略影响非常清楚，伊朗的两个死对头"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被消灭，伊朗明显壮大，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伊朗"独大"的局面当然也严重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如果说两场战争是美国走向衰落的转折尚有争议的话，那么美国的霸权没有得到巩固、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战略地位也没有得到改善则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早前关于两场战争的战略预测与事实相去甚远。其实，早在2004年11月美国陷入阿富汗的态势明朗后，已经有人看到中亚是一个"地缘政治黑洞"，而不是之前的亚欧心脏。

在战术判断上，学界一方面对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的困难估计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对战后美军驻留问题预测完全失准。

令人奇怪的是，从2002年3月阿富汗主要战争行动结束后，学术界极少有人谈论阿富汗，似乎阿富汗问题已经解决了。2002年底阿富汗面临非常严峻的国内动荡，有学者仍然认为："目前阿富汗已完成新旧政权的交替，迎来了由乱转治的新契机。走向稳定与发展是阿富汗的大势所趋。"在伊拉克，2003年5月1日布什宣布战争结束，大家也都比较乐观，认为美国大体实现其战略设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的估计是第一阶段可能持续3—6个月，第二个阶段可能持续两年左右；在美国对伊拉克实行占领的情况下，伊拉克局势不会失控。还有人认为，战后重建是一个各方争夺的巨大"战略利益"，欧盟及德法都要在重建时抢夺战略红利，因此，重建面临国际主导权之争、经济利益之争；从中、长期看，这是美国石油公司进入伊拉克的绝好机会，扶植起亲美政权后，通过对伊拉克石油的控制，可以影响世界石油市场走向。

2003年8月，有人认为"伊拉克问题基本解决"，"无人怀疑美国实施其改造中东战略的严肃性和能力"；在实现其计划前，美国不会轻易撤兵。到2003年l1月，伊拉克恐怖袭击非常严重，学界仍有判断称"反美抵抗力量对美尚难构成实质性威胁"，"布什不会放弃先在伊拉克树立起'民主样板'进而改造中东的战略"。直到2004年9月，才有学者认识到，想要将伊拉克政权打造成美国设计的"民主样板"只"不过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

在战后驻军问题上，没有一个人明确提出美军会全部撤出阿富汗、伊拉克，相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将借机在两国永久驻军。2012年2月，阿富汗大规模军事行动还在进行之时，有专家认为，"美军长期在中亚保留军事基地已成事实"；美军将在中亚长期驻扎下去，帮助当地的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建设；美国的触角伸进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试图赖在中亚不走；不仅美国在阿富汗的长期军事存在是必然的，而且美国很可能借反恐之机，在亚太地区进行新一轮军事战略部署，配合北约东扩进程；美国即使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也极有可能找借口在阿富汗留下军事力量。2004年11月，美国已经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有学者仍然相信"即使局势稳定到可以撤军的程度，美军也决不会远离中东，而是要在阿拉伯半岛和红海地区长期安营扎寨"。

没有人预测到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结果是，美国先后有200万军人参战，6000多人死亡、4万人受伤，直接开支1．5万亿美元。两场战争几经波折，预测失误实难避免。然而，对于国际政治的性质、美国全球战略的态势、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等战略性问题出现数次误判，值得深刻反思。同时，不论是战略性预测还是战术性预测，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较为少见。即使有一些不同意见，也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没有对逻辑、理论、事实的检验、质疑，而只是抛出自己的观点。

二、理论

在本文选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虽然不乏对各个理论流派的介绍，但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在关于两场战争的研究实践中，如果说可以找到清晰的理论支撑的话，几乎是清一色的现实主义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交替出现，以不变应万变解释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理论视角，看似做研究的人很多，从理论角度来看则是一个人在做研究。罗伯特·杰维斯在反思冷战结果时指出，绝大部分政治事件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理论的简洁性以牺牲事物的真实性为代价，多个理论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分析事物的复杂性。

在解释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略意图时，在预测美国占领两国的战略影响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首先，国际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斗争。所谓世界格局，就是世界力量对比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世界是一个以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为动力的世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依然是权力政治的本质，单极与多极竞争替代美苏竞争及两极世界与多极世界的竞争，成为这一时期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调整的主线和基本内容。其次，军事性、进攻性、霸权追逐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冷战后，美国通过"海湾战争"获得了对中东地区的大体控制，通过科索沃战争基本控制了巴尔干半岛，通过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和敲打朝鲜基本控制了东北亚地区。按照既定步骤，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下一步用力的重点。这是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美国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建立全球霸权，这是霸权国家的本性，并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具体的威胁源。第三，只要军事影响力得到扩张，美国的霸权和国际地位就能得到提升。因此，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后，学术界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得到极大巩固，没有人去关注美国需要付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也没有人关注军事占领的战略效益是什么。第四，只要是已经获得的军事影响力，一定会继续保持它。因此，不难理解，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会在伊拉克、阿富汗保留永久性军事基地。

依据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霸权国与反霸权国之间是零和游戏。然而，阿富汗战争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却恰恰相反，美国霸权得到提升，大国之间没有发生军事争霸，反而"协调与合作是主要的"。对此，学术界转而应用防御性现实义理论，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并非没有前提和限度，而是基于对威胁的评估。阿富汗战争后，反恐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成为霸权国家全球战略最优先考虑的阶段性目标。

对于理论局限性，当时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了，"阿富汗战争后，用地缘政治认识和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的专家学者日渐增多，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一书中关于欧亚板块的论述被反复引用"。也有学者提出要超越地缘政治学，从多层次、多视角审视国际关系；应当从权力霸权、制度霸权和文化霸权三个角度考察当前的国际体系；更有人指出在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世界中，必须用双赢或共赢取代零和博弈思维。然而，这些现实主义之外的理论视角并没有应用于研究实践。对于没有办法纳人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框架的变量，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但是弃之一边。例如，当时有学者认识到，"冷战时期，主要矛盾是东西对抗、两超争霸，所有的矛盾焦点都集中到两制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上，它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其它一些矛盾。但冷战之后，两超争霸的矛盾消失，南北差距、民族矛盾、宗教极端、资源享有等诸多问题一起凸显出来，有些矛盾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建构主义理论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美国对待国际事务的观念有所调整，一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思考中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二是大国协调与合作意识加强；三是国际治理框架中治理意识的加强。"但是，这些变量没有办法在现实义理论中找到位置，因而也没有在战略预测中发挥作用。甚至同一个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虽然认识到"美国这一次是真正把恐怖主义看成了心腹之患，美国的根本威胁不再是大国竞争"，但结论却是，"美国借反恐战争行称霸之实，就是要实现美国的单极治理"，"争霸与反霸的斗争是未来大国关系的重大主题"。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思维影响之深。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应用也并非系统的、规范的，而是无意识的，或者说仅仅是现实主义思维的朴素应用。人们只是简单地运用"落后就要挨打"、"国强必霸"等观点，并不去仔细研究现实主义理论的前提、概念和逻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某一个特定角度看问题，必须有假设前提限制其他变量，因而只有在有意识地运用理论的情况下，才能知道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具体现象。现实主义理论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具有最强大的解释力。例如，当时就有学者指出，后冷战国际体系特征是权力霸权、制度霸权和文化霸权并存，但主导大国互动的主要方式是制度霸权。因此，制度主义在解释大国关系时往往更有说服力。

有趣的是，在镜像思维影响下，中国学者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也是受现实主义主导的。"现实主义在美国当前对华政策中是起主导作用的"；"美对外战略死守冷战思维定势，借反恐追求地缘战略优势"。恰恰相反，当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自由主义却主导着美国。"在外交事务中，大部分美国人是自由主义者，在关于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和理解的问题上，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又是乐观主义者。"

一位学者依靠单一理论视角解释一个复杂国际事件是可以的，因为总会有别的解释形成互补。但是，当全国的学者都从一个理论视角解释某个事件时，就成问题了。特别是，当大部分人都是在无意识地应用朴素的理论观点时，就接近于没有理论。没有理论，一切预测都会沦为随机猜测。

三、逻辑

可以想象，几乎所有判断和预测的逻辑都是辩证逻辑。辩证逻辑的三条原则(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与五个维度(内因外因、主次矛盾、一般特殊、相对绝对、局部整体)集中体现为"矛盾"的观点及分析方法。辩证逻辑的优点是简洁、实用，能够用全面、发展、联系、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其最大缺点是模糊性，因为辩证逻辑主要关注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不关注事物本身的名词性、属性，而名词性才具有确定性。在关于两场战争的逻辑推理中，简单、率性、随意应用辩证逻辑等不足充分暴露出来。

首先，对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缺乏标准，具有非常大的随意性。阿富汗战争前，大部分人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霸权与反霸矛盾，因此推断美国要通过反恐谋霸；反恐是真心，谋霸是真实的，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假途伐虢"，虞国、虢国都要。2001年9月25日，《现代国际关系》召集16位学者座谈，大家一致认为：美国虽然要反恐，但也要控制欧亚大陆中央地带，直指亚欧大陆的心脏，打压和遏制俄罗斯。当然，也有人认为恐怖与反恐怖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美国的根本目标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尽其最大能力进行反恐斗争，美国担心的是其他国家利用美国反恐获益。阿富汗战争后，绝大部分人认可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是也有人认为"长期的国际主要矛盾从'一极'主宰与'多极'化之间的矛盾一下子变为与恐怖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用于判断哪一对矛盾为主要矛盾，不同观点之间只能自说自话、无法辩论交流，当然也没有实证的程序验证哪种观点更可靠。正因为如此，关于国际政治主要矛盾的认识才会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两起两落。同样，在选择何者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也有非常大的随意性。例如，有人指出，"鉴于伊内部派系林立，民族宗教矛盾极其复杂，战后伊拉克能否维持稳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若伊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长期陷于动荡和事实上的分裂之中，不仅可能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又一温床，而且也可能成为危及地区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根源。"但是，其结论是："倒萨后，美在中东主导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再如，一位学者指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可能面临军事、政治、财政等多重困难，但是结论仍是美将进一步扩大反恐、先发制人、单边主义。显然，作者认为这些困难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主要靠顿悟，不是靠方法、理论。

其次，过度强调全面、辩证的研究视角，缺乏对细节、具体路径的实证研究，结论是想像出来的。在两场战争前后，学术界有两个推论。一是美国占领阿富汗、伊拉克就能控制中亚、中东的石油：美继续在中亚驻军，着眼于中亚、里海的石油，在中亚能源开发争夺战中占主导地位；美国能控制阿富汗，就控制了中亚油气输出的管道，也就控制了中亚丰富的油气资源；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控制了伊拉克油田，控制海湾，就可以控制日本、西欧等大国的血脉，就可能控制世界经济；一旦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美国石油公司就可以长驱直人伊拉克市场，获取重要财源，重整世界石油市场。二是美国占领阿富汗、伊拉克就能建立起亲美政权："若美'倒萨'成功，并建立了亲美'民主政权'，新生的伊拉克就很可能成为'阿拉伯超级大国'，必将引起中东地区的'重大地缘变动"'，"一个亲美的伊拉克将大大加强以色列的有利地位，改善以安全环境"；总体来看，民主改造伊拉克的方案有比较现实的一面。这两个推论都没有能够经受住现实检验，美国在阿、伊既没建立起亲美政权，也没控制住石油。这两个论断缺乏具体、清晰的逻辑推理过程，只是从观点到观点、概念到概念，结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想当然的逻辑：只要美军占领阿富汗、伊拉克，就等于美国控制了两个国家，然后就可以建立亲美政权，就可以随意支配这两个国家的石油和外交，至于军事占领后通过什么手段控制整个国家，通过什么手段建立亲美政权，美国这样做的成本、代价和可能性有多高，都没有受到关注。缺乏对细节的论证，预测就是一种哲学思维，而非实证。

第三，名词性、概念性缺失，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使研究过程、结论都具有模糊性。阿富汗战争后，学术界认为，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处于历史上罕见的"单极时间"，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国际力量能够挑战美国的地位。2002年7月2日《现代国际关系》举办的"时代特征问题"研讨会认为，当前世界处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其他国家没有意愿平衡美国。专家们使用"唯一超级大国"、"单极世界"、"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500年来首屈一指的地位"、"霸权体系"、"超级权力"、"单一霸权"这样的概念来描述美国的实力，认为这种格局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不会出现大国制衡。但是，没有人给出定义：什么是单极霸权，一个国家达到怎样的国际地位可以称之为单极霸权。然而，两个月之后，在伊拉克战争上主要大国联合制衡美国，无人制衡美国的结论显然不成立。那么，是不是两个月之中美国已经从"单极霸权"位置下来了呢?显然，这也是不可能的。问题出在对单极霸权的界定上，美国实力地位并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师米尔斯海默的定义，目前世界上没有全球性霸权，只有一个地区性霸权，那就是美国在美洲的霸权，美国在那里是唯一的大国，没有邻国对其构成任何军事威胁。再如，有一篇文章的结论是"美国完全控制中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给出"完全控制中东"的概念，也没有定义什么叫"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的结论因为太模糊，不可以证伪，因而也没多大意义。

第四，每一个问题都是从全面的视角、矛盾的两面来分析，结论往往骑墙。作者分析事件的走势时，往往是谈正反两方面因素，并且大部分时候没有明确指出哪一方面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读者去仔细品味才能发现。如，在谈美国的改造中东计划时，作者主要谈这个计划的可行性，然后指出美国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可能面临困难；再如，"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强势与弱势"一文，指出美国出兵伊拉克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这两篇文章的结论都是：美国要搞定伊拉克有困难。这就等于没有结论，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困难。

缺乏对概念的有效界定、缺乏对细节的深入追踪，导致结论要么是想像的而非实证的，要么因太模糊而不能证伪。更可怕的是，过去30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西方成批引进的，都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造成了理论与逻辑思维的脱节，形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非驴非马形态。

四、方法

在本文选取的所有文章中，只有一篇采用博弈论方法，其余都是历史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是一种优秀的方法，"历史是一个有用的数据库，在那里能找到失落的钥匙"。但是过度依赖甚至粗暴地使用历史分析，往往是给预设结论寻找历史根据，而不是沿着历史轨迹寻求发展变化态势。

历史分析方法依据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的历史性，认识现状和预测未来。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同，历史分析方法认为每个事件都具有独特性，必须对其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影响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弄清其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历史分析方法的优点是更接近现实、更全面，关注每个领域的因素，具体分析每个问题，适合解释复杂因果关系，其缺点是没有清晰的因果逻辑关系，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历史分析方法要求对历史背景、原因、条件、内容、影响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分析，以便最大程度上接近客观现实。例如，对一件事情的历史背景分析就应当从国内、国际视角，分别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背景。政治又可以包括政府、政策、政党、外交、阶级、民族、军事等等。可见，历史分析方法关注具体、关注细节。相比之下，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西方实证主义分析方法则重视理论、重视简洁。西方学者认为，"对于科学方法，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基本的特征是一样的，即收集材料、形成假设、验证假设、得出结果。任何一个分析报告都由三部分组成：假设、事实和判断(Assumption，factsandjudgment)，三者不可分割。

近30年来，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将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粗暴嫁接，同时放弃了历史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的优点，将二者的缺点集于一体，形成了非中非西的研究方法。在实证主义方法中，核心步骤是对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在历史分析方法中，核心步骤是对历史的全景式复原。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放弃了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抛弃了对历史的全景式复原，而是借用现实主义理论的简洁性，只抓住一两个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然后得到线性结论。在分析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略图谋时，有学者进行了这样的推理："根据美国在朝战和越战中的一贯作法以及美国目前对阿军事行动的某些作法，美国对中亚显然有长期地缘战略考虑。打垮塔利班后，美国有可能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亲西方的政权"；"1990年，在全世界的支持下，美国在击退伊拉克的同时，顺理成章地建立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众所周知，在与俄国人长达40余年的冷战中，这正是美国梦寐以求的目标。当前的这场战争与l0年前的那场战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推理看起来都是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历史轨迹来预测未来趋势，实际上作者没有详尽分析朝战、越战、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历史背景、过程，而是仅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惯用逻辑分析了这些事件中权力政治的影响，然后就得出了结论。例如，还有一位学者这样推理，"当我们完整地审视了美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后，就能够得出结论：美国在其面临的每一次重大危机事件后，都使得美国的扩张反弹更进一步，美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没有在力量扩张方面衰退和收缩的国家。冷战后，美国通过打海湾战争控制中东；通过科索沃战争控制东部欧洲；通过打阿富汗战争控制中亚。"显然，这里的"完整地审视了美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指出的是其霸权扩张轨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发展轨迹。

此外，中国学者特别喜欢应用比较一历史分析方法，对不相连贯的时间段、不同国家的类似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然后得出当前事件的结论。比较一历史分析方法在案例选择上必须严格操作，否则就会发现历史事件之间无法进行有效比较。因为，比较一历史分析大体上有两个路径：一是求同法，采用多变量的方式寻找多个案例背景的共同原因；二是求异法，唯一不同的变量造成了不同的结果。不管求同还是求异，都要求对复杂变量进行排除，然后才能得到相同或相异的变量。但是，中国学者在案例选取上随意性大，既不求同也不求异，而是进行简单类比。因此，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比较一历史分析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方面，19世纪到20世纪初，阿富汗发生三次抗英战争，当时英帝国如日中天，被打败了；还有苏联入侵阿富汗，当时苏联也是超级大国，但也被阿富汗打败。阿富汗正准备第三次打赢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战争，让美国陷入阿富汗泥潭中。另一方面，冷战后，美国通过海湾战争控制中东；通过科索沃战争控制东部欧洲；通过阿富汗战争控制中部亚洲；通过将来可能进行的台海战争控制东亚。每打一次战争，美国的联盟就扩大一次，美国的组织力和号召力就增强一次。海湾战争是西方联盟加部分阿拉伯国家；科索沃战争是北约全体加整个欧洲；阿富汗战争时，美国几乎动员了全世界。历史分析方法要求全面而精细地重现历史事件的背景、发展轨迹，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异同，从差异中寻找变化，从发展轨迹中展望趋势。但是，绝大部分文章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是把历史事件信手拿来、简单类比。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势如破竹时，对比的案例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当美国陷入泥潭时，选择的案例则是越南战争。

精细的历史分析往往能得到可信的结论，这也是该分析方法历久弥新的根本。例如，一位学者通过分析阿富汗独立外交传统，指出未来阿富汗不可能一边倒向美国，"即使美国在未来阿富汗有较大影响(但能否保持其军事基地还是一个未知数)，后者的外交政策估计仍会受到其中立传统的约束，因而中阿的友好关系是可以预期的"。但是，简单粗暴的历史分析方法只能收到图解预设结论的效果。正如西方谚语所讲，瞎子拄灯柱，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寻求支撑。

五、学风

学风是个大问题，这里只涉及研究的专业性和客观性。理论、逻辑和方法都是研究问题的工具和路径，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对问题本身的专业知识，对工具的研究不能取代对问题的研究，否则就是舍本逐末。正是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在国别研究领域，中国缺乏真正的专家。

国别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也是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需要真正的专家而非"大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恰恰缺少专家。在两场战争前后，在期刊上、媒体上露面的作者群大体上是同一批面孔。不论是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美国外交还是时代特征、国际形势走向，台面上的人都似曾相识。这批人可以称之为"大家"、战略家，他们掌握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现代战争是全面战争，涉及美国、阿富汗、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专业知识，这些知识是准确把握变量的基础和关键。然而，在关于两场战争的研究中，几乎看不到专业研究，而到处都是战略研究，都是从大战略、大棋局高度看问题。没有扎实的国别、领域研究，战略研究就是空中楼阁。仔细分析前述400多篇文章可以看到，两场战争期间居然没有涌现出阿富汗问题专家、伊拉克问题专家、巴基斯坦问题专家。中国的国别问题专家本来就少之又少，在国际关系研究界又难以立足主流，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越没有地位、研究的人越少。相反，"大家"、战略家们却如鱼得水，话语权越来越大，涉及的面越来越宽。因为缺乏真正的专家，所以关于阿富汗、伊拉克形势的分析都是一些常识性知识，缺乏深入的第一手材料。战略家们往往转述美国观点，"美国领导人的许多言论表明，他们对在阿富汗作战的实际困难、对美国可用的军事能力的局限性、对军事打击所涉及的外交麻烦和地缘政治陷阱、对战后安排的复杂性和可能代价，都有比较清醒的估计。"即使是偶然有国别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也难入"大家"、战略家的法眼。专业知识缺乏、国别研究与战略研究脱节，战略预测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专家需要中国传统学风中"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但在信息时代、家国天下新月异的背景下，很难求得这样的人才，目前的科研体制也不鼓励这样的人才。

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的干扰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政治正确问题，只不过有的国家更严重些罢了。在中国学术界，看坏美国是正确的。把美国的威胁估计得严重一些、长远一些，在政治上永远是正确的，这是政治避险的捷径。过去几十年的学术历程大体表明，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威胁的估计往往偏于严重。中国外交史专家章百家指出，从我国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外来威胁估计过高。同样，唱衰美国也永远是政治正确的。有一位学者指出，很难否认有一种倾向，就是判断美国地位下降，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可以论证多极化；而说美国地位没有下降甚或上升，会产生"感情、立场有问题"、"跟多极化唱反调"之嫌。

预测国际事件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特拉克(PhilipTetlock)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做过一个实验，分别访谈189位苏联、南非、中东领域的专业人士，包括教授、情报分析员、记者、政策分析员和研究生，让他们对未来一到五年的事情做出预测。五年后发现，预测结果令人失望，预测准确率略高于概率。人类永远不可能找到完全科学、准确的预测结论，但是可以努力向科学靠近一点点。人类社会科学数千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专业知识、专业方法。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仍然重视出思想、出观点、出点子，靠的是诸葛亮、笔杆子。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要专业化、科学化，必须依靠理论、方法，必须积累大量的案列研究，必须研究具体、实在的问题。十年前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写文章的多，做研究的少；写"大"题目的多，研究"小"问题的少。今天看来，形势没有好转，似乎还有恶化趋势。但愿十年后若有人回顾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要再得出相似结论。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

——《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4期

求辟谣： 郭伯雄将军逃脱记

Posted: 16 Jul 2014 05:39 PM PDT

图为网传郭将军逃亡时的化妆照片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XCH开除党籍处分，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未公开的另一个决定，不是决议，是正式对前军委副主席G将军展开审查。他已经被软禁在北京一处秘密地点。G将军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看管起来。他和余党趁X外出访问，便演出了一场出逃好戏。昨天，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5时15分，G将军余党率领的突击队对看守他的守备人员发起强攻。因绝没料到有人敢如此大胆放肆，守备人员猝不及防被悉数控制。G将军成功逃脱监控。
G将军等人逃离现场后两次变换车辆，最后隐入北京国际机场附近一工场。早上6点，趁员工尚未进场，G将军进食后作短暂休息。7时整，易容后的G将军与随行人员共4人顺利登上国航CA155班机，于7时30分起飞抵上海浦东机场。得知郭将军脱逃，X决定授权W必要时全面封锁海陆空通道，切断G将军及其党羽外逃路线。5个小时后，北京时间，10点15分，易容后的G将军在上海机场，正等待起飞由上海转吉隆坡飞往墨尔本的马航MH387航班上被捕。随后W下令取消北京上海之间的部分航班，全力抓捕G将军余党。为何G将军脱离监控后几分钟，W便获知消息？为何G将军逃脱5个小时，便被逮个正着？为何精心策划的出逃计划毫无胜算？为何易容术和假的真护照都无法解救G将军？为何我拍苍蝇打老虎势如破竹？为何老虎们毫无还手之力且无外逃之心而束手就擒？有没有发现新近外逃几个商人都被成功抓回？咳！十八大决定拍苍蝇打老虎之后，中纪委秘密与美国CIA合作，利用美国间谍卫星对嫌疑人进行24小时不间断追踪。只消W在电脑上键入嫌疑人名字地址照片，美国卫星锁定目标，若有需要，随时随地传送卫星图片。自然的，我们自己也没闲着。以北京城为例，还有哪个路口没有设立监视器进行24小时录像？当然，另外一些更高级的追踪手段不便透露给大家。抱歉！总之，G是插翅难逃，即使逃了也会被抓回来。 

——网友推荐

掌權者應懂得：負責=負債——「負責」五義（黄一龙）

Posted: 16 Jul 2014 05:11 PM PDT

秦開美老師
「份所應為而必求其如是」

　　六月十日上午，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第三小學發生一起劫持人質事件，情緒激動的作案者手持汽油和自製爆炸裝置等兇器，闖入一間正在行課的教室，劫持全班五十三名師生，威脅著他們的生命。正在現場的老師秦開美和稍後趕到的鎮黨委副書記王林華，先後說服作案人以自己代替人質，保證了全班孩子的安全。事件結束後王林華回答記者提問說：「作為分管領導，我必須在第一時間趕到，這是我的職責。」秦開美則說：「我是一名人民教師，也會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去愛自己的學生，當學生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保護學生的生命都是我們應盡的職責。」據報道，當時趕到現場爭當人質的，還有浩口鎮黨委書記徐國亮、派出所長蒲平元，他們都把「我的職責」當做重於生命的義務。我看他們所說「我（們）的職責」，乃是「責」最直接的意義：「份所應為而必求其如是」（商務印書館《辭源》民國九年版），自己應當履行的責任也。我向這些「負責同志」衷心地致敬──儘管他們比起報章上、電視上有頭有臉的「負責同志」官職小到不可比，而可愛的秦老師只是從教二十六年迄未轉正的「代課教師」，還曾兩次被「按照政策清退」，我們的共和國還真沒有輪到她去負什麼責呢！

　　而事實是，在中國所有的「負責同志」中，他們卻只屬於那個真正負起自己的責任來的、未必很大的群體。我這樣說，自然是認為還有另外的「負責同志」群體在焉。他們對於「負責」，另有看法。

　　「負責」的第二義：掌權

　　據我觀察，首先進入那另有看法的，乃是「負責」的第二義：掌權。請看以下指示：

　　「敢於擔當是領導幹部的職責要求。領導就是責任，領導就要擔當。有多大的擔當才能幹多大的事業，盡多大的責任才會有多大的成就。」

　　這是大負責同志劉雲山常委今年三月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對官職也不很小的一群領導幹部的訓詞。「領導幹部」就是掌權幹部，「敢於擔當」就是敢於用權；掌了權且敢用之，就是「職責要求」，亦即「負責」。在這一點上，劉常委真是說到做到，他在負常委之責以來敢於用權敢於擔當的政績車載斗量，從去年狠批憲政狠批普世價值到當下禁止媒體「跨行業跨領域」報道（國際新聞應當首先遭殃了）、禁止記者「私自批評」（卻未指示如何開展「國有批評」），還公然違背中共本屆中央不准領導人出版個人著作的禁令大出特出「國長」諭旨且充大學教材，種種史無前例的違黨紀違憲法違邏輯違常識的「多大的事業」他都敢做，因為權在他手上他「敢於擔當」！而且他所謂領導的「責任」和「擔當」還可稱斤掂兩，和「幹多大的事業」、「有多大的成就」相兌換。真不愧是高官，眼界比湖北省潛江市浩口鎮那些鄉鎮小小幹部小小教師高得不知凡幾：假使那幾位鄉下朋友在那瞄準自己的手槍、汽油、火源、炸彈面前還想到他們的「負責」多麼來之不易，還有多大的事業等待自己去完成，有多大的成就等待自己去撈取，他們還可能為了履行「我的職責」把生命置之度外嗎？

　　而既然能夠把負責多少和事業大小成就高低相兌換，那麼按照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它就必然和個人的物質利益掛起鈎來，由是引入「負責」的第三義：享受。

　　權錢掛鈎的享受與責與債同

　　常見的官方文獻（包括首長的訃告）中就有「享受」正副科級處級廳級部級國級（劉常委當屬副國級）待遇一說，責負得越大，享受得越多，據說百餘已退休的「副國級」以上官員法定公款花費年均十億元，人均則年一千萬、日二萬七、時（包括上床睡覺做中國夢時）過千元，這當然是他們「負責」的事業做大成就升高的金錢效應了。所謂權錢掛鈎，其合法起源就在這裡，其合法底線也在這裡。從此再走一步，就是權錢交易，相關人員就不屬負責同志的範圍，歸入老虎同志圈子了。

　　謹按這「負責」一詞，在約兩千年前我國古文獻裡，就和金錢直接有緣，其義為「負債」，是為「負責」的第四義。此解轉取自前引那本民國九年的《辭源》，它的「負責」詞條只有一個義項：「責與債同。《漢書‧鄧通傳》：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這裡說的是班固撰《前漢書‧佞幸列傳》裡的故事，其實它的原本出自司馬遷撰《史記‧佞幸列傳》，所引文字基本相同。這個故事怪有趣的，且在本文結束以前囉嗦幾句，算是餘興。

　　話說昔我大漢之興，興自革命造反，起於草莽的革命家當了皇上，「負責」天下即享受天下。享受的方式也甚革命化，以滿足性欲論，二奶三奶Ｎ奶三宮六院不用說，「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史記‧佞幸列傳》），總有那麼些「非有才能，徒以婉佞幸，與上臥起」（同前）的「男同志」效法娼婦爬上床去為「上」解悶，使得從高祖劉邦起到惠帝文帝武帝直至元帝成帝，皇二代三代若干代都喜納男寵同志，個個同志都位極人臣。其中文帝的同志蜀人鄧通，承恩官至上大夫，榮獲銅山一座，受權鑄造貨幣（號稱「鄧氏錢」）流通全國，簡直成了中央銀行。不過文帝一死他即無人寵了，立即遣送回家，財產旋即被抄，《史記》和《前漢書》都說他「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而死了以後，「（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這個「負責」，就是「負債」。更有意思的是《前漢書》對於鄧氏那遺「責（債）」的性質加有兩條意義相反的注釋，一是說它是鄧通「顧（雇）人採銅鑄錢未還傭直（值）」，警察把錢抄走了，民工工資卻欠著；一是說「此說非也」，而是鄧某「前後所犯」應該沒收的數額巨大，除了抄走的以外還欠「數鉅萬」云云。後說出自唐代有名的經學家、史學家、文字學家顏師古，持前說的是不甚知名的張宴。不過我倒覺得張先生說對了，鄧某其人其事不正是當代政企合一官商勾結搜刮民財欺壓民工的原始版嗎！

　　「負責=負債」的公式

　　……可是我說到哪裡去了？其實我想說的是，這「負責=負債」的公式，的確也適用於今日廣大非鄧通的負責同志。你們既然負責了掌權了享受了，當然也就欠著國家社會和人民一筆債務，你們必須「敢於擔當」在離職以前把它償清，即把自己的工作切實做好而不是躺著不做更不是胡亂做歪，切勿到那時還「尚負責（債）數巨萬」，留下千古罵名。──這留下罵名的可能性，也來源於辭書對「責任」一詞的解釋：「在道德和法律上，因某行為之結果，任他人論其是非，或加以處分者。」（前引《辭源》），「沒有做好分內應做的事，因而應承擔的過失。」（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一九九六年版）欠債不還清，不僅要承擔過失接受處分，還不得不「任他人論其是非」，──顯然是指無須單位批准也無時限並公開發佈的「私自批評」，可算「負責」的第五義。有關負責同志們，敬煩撥冗記取啊！

二○一四年七月一日
於不設防居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陈翰圣：比“砍人头”更坏——评中国一种阴森的传统政治文化

Posted: 16 Jul 2014 04:59 PM PDT


胡平先生写过篇文章，题目是"数人头胜过砍人头"。意思是民主选举的政治，胜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因为，"选举"是数人头，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砍人头。其实，世界上还有一种比"砍人头"更坏的政治，那就是"借人头"的政治。"砍人头"虽然残酷惨烈，但远不及"借人头"来得阴森可怖。

中国历史上"借人头"最早最著名的人物，大概要算那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曹孟德先生。在旧戏文里，曹先生一般不太有"正能量"，常以奸雄的面目出现。但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那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主席毛先生，对曹先生另眼相看。于是，便让要烧自己作品的郭沫若先生做翻案文章，将曹先生由奸雄"翻"成了英雄。但不管是奸雄还是英雄，曹先生"借人头"的事，在所谓正史上，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并无记载。说曹先生"借人头"，根据来自小说《三国演义》。

据《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曹先生和袁术大军酣战多日，忽然粮草告急，入不敷出。曹先生便让军需官王垕用弄虚作假克扣斤两的办法维持局面，王垕犹豫，怕动摇军心。曹先生便鼓励他解放思想，胆子不妨再大点。王垕信以为真，认真执行曹的指示，结果军中怨声四起。于是，曹先生密召王垕，说向他借样东西，以稳军心。王问何物？曹答"阁下项上人头"。王大惊，说属下无罪。曹淡然说："知道你无罪，但非如此，不能挽回大局"。言毕，喝令左右，将王垕推出斩首。曹先生大概也知道，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和笔杆子，两杆子缺一不可。于是吩咐文书昭告三军，列数王垕种种劣迹，誓言这种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三军将士见曹先生大刀阔斧地反腐败，自然群情振奋，士气高涨，以一当十。果然，不日便将敌军一鼓荡平。杀一军需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换来了整场战役的胜利，这要怎样的韬略，才能创造出如此惊人的投入产出？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一种称为"妇人之仁"的人类情感，特别鄙视。妇人是否真的就"仁"？古有河东狮吼，今有如虎之妈，所以难下结论。但在中国传统中，妇人参政机会不多。偶有几次，也大多不成功。如最近那次，以"还看今朝"的夫人江青女士为主角，就很失败，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因为妇人参政机会少，"借人头"之类的谋略不够娴熟，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妇人"是因为其"仁"而不宜从政。这，可能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因此就有人以"妇人之仁"为教训，刻意培养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政治文化。经过历朝历代积累发展，终于修炼出一套以"借人头"、"杀人树威"、"借刀杀人"等等为特征，统称为"无毒不丈夫"的政治伦理道德。

司马迁的《史记》，历来被视作中国史学著作的经典，是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史记》中有关楚汉争霸中刘邦、项羽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描写，更被视作经典中的经典，名篇中的名篇，多少年来被一代代读书人传颂在口，烂熟于胸。刘邦是胜利者，但他同时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敌人要烹煮他父亲，他说请分一杯羹给我喝；被敌人追杀时，他把亲生骨肉从车上推下，以便自己逃命；被包围时，他强迫妇女假扮士兵，去吸引敌人注意，为自己突围当人肉诱饵。项羽是失败者，但在他身上却体现出尚未泯灭的人性。鸿门宴上，他对杀害昔日的战友明天的敌人刘邦，于心不忍；乌江渡口，因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拒绝东归；敌军丛中，他悲悯胯下战骑，想方设法放其一条生路；死到临头，更是牵肠挂肚儿女情长，发出了"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鸣。刘邦是"无毒不丈夫"的化身，而项羽是"妇人之仁"的典型。正是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司马迁用他的春秋史笔一字褒贬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教训：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征途上，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历史环境中，什么样的人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中国历史上，"砍人头"的，往往只有匹夫之勇。只有"借人头"的，才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最后君临天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已退入历史的浓荫之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要评论谁对当代中国政治最具影响，那当然非邓小平莫属。但邓小平就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借人头"的专家级人物。八十年代初，面对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他发动过一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这场运动"从重从快"到什么程度呢？"从重从快"到谁对警察不恭，谁两性关系稍有不慎，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的程度。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杀，在中国自然和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国家机密"。就是在西方，这事也乏人问津。因为，邓小平杀的，毕竟不是亲西方的"民主战士"。八十年代初，中国正在提倡"法制社会"。邓小平不会不知道，所谓"从重从快"，从语言风格到精神实质，都是对"法制"的粗暴践踏。那邓小平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那是因为当时他另有一盘大棋要下，他绝不允许"治安"这个小局，干扰他"改革开放"的大局。所以，"从重从快"，不仅是"砍人头"，也是"借人头"。

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杀到了"民主战士"头上。这次，终于杀出了世界级新闻，杀出个永载史册的"六四"。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对"六四"的评论，都还停留在"砍人头"的层次上，很少有人深入到"借人头"的层次。面对天安门广场几千名绝食学生，手握全部国家机器的邓小平，有无数种办法可以对付他们。他手上有不止一千种办法，可以以更低的烈度、更少的流血、更不令人侧目的方式平息事态。但他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最丑恶、最凶暴、最明火执仗、最令全世界反感的方式终结"六四"呢？他明明知道，他的做法会遭到全世界谴责，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如果光从"砍人头"的角度，就无法讲清。但如果换个角度，从"借人头"的角度去看，就会豁然开朗。

"六四"时的天安门广场，不是战场，是舞台。邓小平的敌人，不是坐在广场里的几千名学生，他们不够资格做邓小平的敌人。邓小平的敌人，是当时弥漫于全社会的一种不再敬畏权威的心理。邓小平要通过天安门广场这个舞台，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中国存在着不可冒犯的权威。他要借广场内外学生以及其他"贱民"的头，消灭全国那种不敬权威的心理。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心理在当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邓小平成功了。他成功的第一道喜讯，不是来自军队成功地收复了天安门广场，而是来自那位中国第一持不同政见者，那位不久前自以为可以挑战邓小平的方励之教授，因为"六四"枪声，吓得逃进了美国大使馆。军队收复天安门，邓小平未必高兴，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难事。方励之逃进大使馆，邓小平高兴得要喝茅台，因为这证明了"借人头"的成功。如果邓小平是"砍人头"，方励之确有安全之虞。但邓小平是"借人头"，方励之其实安全得不能再安全。所以，方励之一逃，邓小平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事后，邓小平曾说，有人建议冲进美国使馆抓方励之，被他制止。他说了一句话："方励之有那么重要吗"？这是作为胜利者的邓小平，对方励之公开表示的最大轻蔑。

"六四"的实质不是"砍人头"，而是"借人头"，也许可用这样一组数据作为证明：即所有在"六四"中不幸被砍掉"人头"的，全是无名小卒；而所有被列入政府"要犯"名单的，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知识精英，全部毫发无损。这是一组对比多么强烈的统计数据？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统计意义？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说，这是异乎寻常的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戊戌政变"后，慈禧至少砍了谭嗣同的人头。慈禧太后毕竟是女流，"借人头"的把戏，不够娴熟。所以，杀人主要靠"砍人头"。而谭嗣同，又是个不仅嘴上要"流血革命"，而且真准备为革命"流"自己"血"的主。维新失败后，日本大使馆曾主动请他去避难，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到了"六四"时，情况完全不同。敌我双方，一方没有人愿意做谭嗣同，一方根本不想杀谭嗣同。两者结合，才创造出了上面这组几近悖论的统计数据。

"砍人头"和"借人头"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于："砍人头"的对象，是正面的敌人。任何战争，任何暴力冲突，都免不了"砍人头"。但"砍人头"中的砍人者和被砍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借人头"不同，"借人头"的对象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自己内部的成员，是内部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例如部下或臣民。"借人头"的把戏，在中国官场十分流行。拿"六四"来说，不仅邓小平"借人头"，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也"借人头"。例如，"六四"后上海当局就把一个叫"毛估估"的低能儿，送上了"借人头"的刑场。虽然邓小平的"借人头"，胸有全局，而上海当局的"借人头"，只是为向中央交差，虽然两者目的不同，但它们体现的政治文化底蕴，却完全一致。

"借人头"的把戏，虽然为中国催生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如果换个视角，却不难发现它的无比丑陋。九十年代中国曾发生过一件举国震惊的刑案，案犯在某地绑架一富豪，企图敲诈。不料九十年代的中国富豪，大多在黑白两道上见过世面，不信案犯真敢"撕票"，因此不肯轻易就范。为了震慑被绑架者，迫其就范，案犯决定杀个人给他看。于是上街骗个小贩进屋，当着被绑架者的面，将其杀害。案犯杀人无数，但破案后，所有新闻媒体，都集中报道了他杀害小贩这件事，以示其丧心病狂，死有余辜。但是，这种丧心病狂，说到底和政治家的"借人头"，究竟有什么两样？

外国是否也有"借人头"，不甚清楚。但据霍布斯（Thomas Hobbes)先生的意见，人类经历过最黑暗野蛮的时期，数史前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盛行丛林法则，到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就是在"自然状态"里，在人和人就像狼和狼一样的丛林中，有的最多也就是"砍人头"，不会有"借人头"。所以，"借人头"这种成熟的政治谋略，超出了西方最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想象。如果一定要在西方历史中寻找"借人头"的痕迹，那么最可能入选的应该是十五、六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的哲学家兼政治家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但马基雅维利最多也就是劝说君主，在"被人敬畏"和"被人热爱"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弃"热爱"而保"敬畏"，他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借人头"的谋略。所以，老奸巨猾如马基雅维利，比起中国古法炮制的借人头术来，也显得无比稚嫩和阳光。

梁漱溟先生说，西方哲学强调遇事向前看，在外部世界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哲学遇事向内看，在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虽不能产生哥伦布这样发现新大陆的开拓者，但却善于随遇而安，自我满足。梁先生似乎没想到，向内看的哲学，有时产生的未必总是自我满足，它也能产生自我斗争，甚至自相残杀。因为没有外部发展空间，没有向外开拓的习惯，一味向内求生存，"攘外必先安内"，结果只"安内"，不"攘外"，遇到小事窝里斗，摊上大事，就难免要"借人头"了。

世上事，很难"从一而终"。同样的事，总可以向不同方向发展。例如，"砍人头"的刑罚，可以力求减少刑犯痛苦，甚至废除死刑。但也可以相反，可以发明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五马分尸。又如，提倡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用技术进步、开拓创新的办法，力图通过"竟优"，用优势战胜对手。但是，有种市场经济，也可以用压低工资、破坏环境、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办法，力图通过"竟劣"，用"劣势"战胜对手。在"借人头"的政治哲学和行贿受贿的市场经济间，会不会有某种内在联系？至少，按梁漱溟先生的分类，它们应该同属"向内部寻找解决问题办法"的那一类。或许，向这个方向寻去，我们竟能发现某些思路。

（2014年7月4日）
——原则《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张伦：从一战的爆发看中共的存亡

Posted: 16 Jul 2014 04:17 PM PDT

网图：2014年6月26日，在比利时伊普尔市梅宁门战争纪念馆，欧盟28国领导人以及欧盟机构领导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活动。



与现代生活匹配的政治制度的阙如或是脆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些帝国之间爆发战争却又在这战争的飓风打击下崩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作为一种"复辟"和扩张的新形式，一战后建立的苏俄帝国和第三帝国，也由于制度上根本性缺陷，被当作新模式推崇后又都最终消失。其中蕴含的道理，对今日判断中共体制的命运会有很多的借鉴。



没有一战就不会有苏俄和中共

今年是一战爆发百年，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都在组织各种纪念活动。百年前因萨拉热窝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王储而引发的大战，导致奥匈、德、俄、奥斯曼等传统帝国的解体，也引发了二十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和冲突；旧时代彻底崩颓。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极端思潮相继出笼，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决定性地塑造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命运。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及苏俄体制是一战的直接产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受苏俄从思想和经济、军事上的影响甚巨，可以说，没有苏俄就不会有中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现行体制和意识形态，也是一战直接和间接的衍生物，带有那个时代政治的基因，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催生的产儿。一战已告结束近百年，因一战诱发的二战以及随后的冷战亦走进历史，中国人却令人遗憾地依然生活在那个时代孕育的体制之下，生活在一战造成的这制度恶果之中，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
回顾一战，直至今日，正如加拿大女历史学家、一战历史权威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所说，有关一战最让人们困惑不已的问题是：为何战争最终没能避免？事实上，尽管战前各国备战不已，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各种史实向我们展示，一战并不必然爆发，它是各种偶然因素交汇的结果。战前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军事准备、结盟的国际政治结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层的意识等从各方面培育了战争的土壤，但即使是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人包括各国领导人也多半不相信战争会真正爆发，但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从七月底八月初这一个月之间，由于各国政治领袖对自己国力军力的过度自信和一系列的误判，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且出乎任何人的预料，持续了整整四年，将全世界卷进一场疯狂的杀戮，上千万人因此丧生。 历史在这里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偶然的事件可能对历史造就的深远影响。

中国变革万事俱备只欠"机缘"


谈及此，或许我们可以就此转开讨论一下另外一个话题：中共现行体制的命运，这个近来再次成为许多国人私下或公开讨论的话题。二十五年前，六四镇压后，这曾是许多体制内外人讨论甚多的话题。或许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中共依靠融入世界经济，释放某些经济自由空间，推动经济增长，辅以一些强制手段，成功地避免了许多东欧国家崩解的命运。但二十五年后，这种增长和治理模式因内外各种因素的变化和负面条件的积累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官员的腐败和与此相关的体制的衰败，它再一次严重地威胁到中共及其体制的存续。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关中共未来命运的议论再起。显然，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等展开新一轮力度空前的反腐运动，试图扭转这种最终必将导致中共败亡的恶质腐败趋势。习在反腐上的一系列的强势做法，或许从另外一个方面诱导了人们再去评估这个政党和体制的寿命：这个党和体制还具有多大的能力可以释放用以缓解甚至是从根本上解除中共的合法性危机？
其实，就象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就未来发展所做的探讨一样，这是一个当下很难给出确定答案的问题。正如一战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一些历史的因素只给我们准备了各种必要的条件，一些趋势，但许多历史的演变的形成也还取决于各种偶然性事件。可以确定的是，中共体制败亡的因素在持续积累着，而不管中共从工具意义上如何调整，试图将其与现代生活匹配，但其从本质上是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除非将其做根本的调整，否则其内在的矛盾决定终将有一天它会被历史彻底抛弃。不过其发生于何时，发生的形式，付出的代价都将具有很大偶然性的，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中的行动者如何取舍运作。中共的领导人反腐的举措，一方面可能会推迟这种事件的到来，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其引发的内部矛盾或者向民众展示的结构性腐败而加速人们对体制的抛弃。其最终结果是否有助于达成其挽救体制的目标或是相反，这既取决于中共领导人的举措是否运作恰当，也取决于各种力量我们暂无法全然预见的反应，当然也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互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以习近平等反腐来对体制来做寿命推论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还它要取决于反腐与各种其它条件的互动。一战前流亡中的列宁曾悲叹一辈子可能也无法再见俄国，阿拉伯之春启动前，几乎绝大多数观察家都没有预料风暴在即。历史女神常常在人们预料不及的时候展现其威力，尽管我们事后发现她曾经给与过人们无数次的提示和警告。中国变革的要求和条件已成熟，剩下的或许只是机缘而已。

政治制度与现代生活冲突的教训

但有一点又是确定的，与其去猜测各种可能的偶然事件，所有对中国的未来负有责任的人们所该努力的，就是在培植中国和平转型的深厚土壤上着力，强化公民社会的力量，传播现代文明的观念意识，为中国的和平转型，体制的更新创造不可逆转的条件。当然，如果官方绝然关死向这方面努力的大门，我们可以确定，不管反腐如何强势，最终是注定无法解决体制更新的机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造，只会加速中共体制的败亡。而如果中共能借反腐运动，吸纳社会的力量，开放体制，再造体制合法性，就不仅能延缓体制的崩解的到来，并有可能从根本上化解危机，完成更新再造。
百年前，欧洲的奥匈、德、俄三大帝国以及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尽管各自面临的内外挑战不同，或上升扩张，或衰退，所处的境况不同，却都具有相当大的军事和政治实力，也都具有某种内部的体制更新的压力。与现代生活匹配的政治制度的阙如或是脆弱，是这些帝国之间爆发战争却又在这战争的飓风打击下崩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作为一种"复辟"和扩张的新形式，在一战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苏俄帝国和第三帝国，也由于这种制度上根本性缺陷，在被当作各种新模式推崇后又都最终消失。这其中蕴含的道理，对我们判断中共体制的命运是会有很多的借鉴的，值得人们深思。

（作者为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未普：金砖峰会挑战国际秩序（附：普京呼吁金砖国家联合反美)

Posted: 16 Jul 2014 02:38 PM PDT

金砖五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巴西举行第六次领袖峰会


这两天，国际政治领域正在发生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金砖五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巴西举行第六次领袖峰会。本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储备基金，这引发不少西方媒体的报道和关注。他们最关注的是：金砖峰会是否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实际上，自从高盛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师奥尼尔（Jim O'Neill）2001年发明了金砖国家的概念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外主流媒体、知名智库、学术机构争先讨论的问题。他们问："金砖会不会主宰世界？""金砖的崛起是不是不可避免？"

金砖国家的概念后来有几年走下坡路，被唱衰为"明日黄花"。不过这一次，金砖国家的领袖们显然是玩真的了。经过两年的谈判，金砖开发银行终于要开张了。金砖峰会的认真，也让前几年一直奚落金砖的西方社会变得认真起来。他们对金砖峰会的最新讨论已经由问号式转变为肯定式了。路透社７月11日刊登文章"金砖银行无视西方在国际金融的影响力"（"BRICS bank to defy Western clout in global finances"），便提出了金砖内部和西方都面临的挑战。

在金砖内部，有国家担忧中国以它的超大经济规模绑架金砖银行，为自己谋利。而亲西方国家和反西方国家显然存有严重分歧。巴西圣保罗教授、金砖研究者Oliver Stuenkel说："金砖国家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巴西和其他国家非常担忧中国的崛起。" 

在金砖外部，西方认为，金砖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选择，就是试图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争夺国际影响力，借此挑战美国和欧洲在二战后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规则。文章承认，金砖国家在IMF的投票权不能如实反映他们的经济增长，它们的经济如今占世界GDP的五分之一，人口占40%。金砖国家因此而抱怨不断。

无论是金砖内部还是金砖外部，他们看中国在金砖五国中的作用，都有值得担心的理由。不过中国方面，却自我感觉好极了。中国领袖从胡锦涛到习近平，都对金砖五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习近平执政团队在中共18大中，专门提到金砖国家，称"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显示，中国认为现在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有不少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而金砖国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挑战这些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重要平台。

对中国而言，这个平台是第一个全球性、由非西方大国构成的国家关系网。中国要借助这个平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增加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等等。在金砖中，中国总是中心，中国在提出倡议、制定日程和参与决策中，无须看西方的眼色，无须顾忌现存的秩序和规则。中国觉得自己就是老大。

不过，印度并不买这个帐，喜欢和中国争老大。印度最早提议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因而希望由印度人出任第一任主席。至于俄罗斯，在金砖国家中，心绪是最复杂。昔日美苏争霸，苏联代表世界的一极，后来跌落到G8集团国，相当不甘。凭借金砖，俄罗斯期盼能找到新的重拾旧日辉煌的大好舞台。

金砖国家虽然各怀鬼胎，但他们能走到一起，却有极为相同的政治诉求。首先，他们都是野心勃勃的地区大国，有强烈的意愿和企图提高国际参与度；其次，他们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不满；再次，他们都希望藉金砖这个集团，增加他们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总之，金砖貌似经济组织，实是某种政治联盟。按IMF统计，2013年俄罗斯人均GDP为17884美元，巴西12220美元，南非11259美元，中国9844美元，印度4077美元。这五个经济发展阶段如此不同的国家，凑成一个集团，实属牵强。如果不是有惊人相同的政治考量，他们很难走到一起。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庞珣和美国企业研究所史剑道（Derek Scissors）有类似的看法。

藉巴西峰会，金砖五国已经急不可待地要展示他们的"政治肌肉"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普京呼吁金砖国家联合反美

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莫斯科, 李若瑟 巴西福塔莱萨报道 
俄罗斯呼吁由新兴市场组成的"金砖国家"(Brics)集团共同反制美国"骚扰"其他国家的行为。在乌克兰问题上与西方对峙的莫斯科方面，正寻求建立更强大的联盟。
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领导人齐聚巴西海滨城市福塔莱萨，举行他们的第六次年度峰会之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对俄通社-塔斯社(Itar-Tass)表示，俄罗斯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制裁攻击"。
"我们应当一起考虑一套措施体系，帮助防止那些不同意美国及其盟友作出的某些外交政策决定的国家受到骚扰，"普京表示。
俄罗斯发表此言之际，金砖国家领导人预计将批准创建这个集团第一个真正的机构——一家开发银行，以及一只1000亿美元的联合外汇储备基金，旨在帮助抗击金融危机。
外交官们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普京不太可能赢得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让他们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但这个集团可能对这场冲突做出一个比较中立的表态。
俄罗斯领导人表示，他也将提议在五国外交部之间建立定期磋商机制，以协调它们在联合国对于地区冲突的立场。
这种战略应着眼于"抵制个别国家的企图，即把它们推翻自己不想要的政权的政策强加于国际社会，以及对危机局势倡导单方面解决方案，"俄塔社援引普京的话称。
自俄罗斯在今年3月从乌克兰版图上吞并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和欧盟已对多名俄罗斯官员和富豪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金砖国家的贸易部长也在周一晚开会，重申他们致力于落实世界贸易组织(WTO)去年12月在巴厘岛达成的协议，实施旨在简化贸易程序的各项措施。
他们重申这一承诺的背景是，有人担忧印度和南非可能阻止这项定于7月31日正式实施的协议，因为这两个国家不满世贸组织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谈判进展。
据路透社(Reuters)报道，印度商工部秘书Rajeev Kher在新德里对记者表示，粮食安全问题上的进展，已不再是批准实施巴厘岛协议的前提条件。
"我们没有说不该有协议。我们只是要求他们应对我们的关切，"Kher表示。
巴西尤其热衷于解决这一僵局，因为巴西曾大力游说，让该国最受人尊敬的外交官之一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去年接掌世贸组织。巴西还需要重振多边贸易体系，以弥补该国缺乏双边贸易协定的现实。
"部长们强调了巴厘岛部长级会议的成功……并在（巴厘岛协议）的目标及其实施时间框架上依靠金砖国家的支持，"金砖国家贸易部长会议的一份公报表示。
在双边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出席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论坛。
译者/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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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华：怎样看中共新的反腐风暴？

Posted: 16 Jul 2014 02:4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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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浙江杭州举行的反腐展览上，一位参观者站在写有"廉政"二字的毛笔字画前。 （法新社资料图片）
中共的反腐，在今年春节过后，一度出现"既往不究"的风声，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与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案件的发展也似乎一度停滞。但是近来风暴再起，说明习近平克服了又一障碍，反腐向"纵深"推进。

这次新的反腐风暴，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党的方面，周永康的秘书余刚、警卫谈红以及前秘书冀文林三人，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全被移交司法机关。其中冀文林是跟随他时间最长的秘书之一，显示他们把问题交代清楚了，周永康该是什么问题也基本清楚了。这样，对周的问题就可以进行处置了。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可能把周永康案定位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贪腐案件。

第二，军队方面，在徐才厚春节亮相后，四月一批将领透过媒体表态支持习近平。如今徐的老巢"东北军"大批成员被清洗，而徐的爱将、前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的案子在爆出大量"证据确凿"的赃物后，也即将进入司法程序。"二炮"政委张海阳、司令魏凤和最近在媒体表态拥护习近平，鉴于张海阳是前军委副主席张震儿子，也就是红二代身分，又与薄熙来过从甚密，因此这个表态具有他与习近平之间关系"和解"的意义。

第三，7月份传出重大的反贪消息，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拍档贾庆林，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拍档郭伯雄也都出事被查。虽然消息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但是无风不起浪，何况他们的贪腐早就传遍。这都是"新人"，表明习近平的反贪，即使到了1949年以来党军的最高层级周永康与徐才厚，也还没有收手，因为从排名来看，贾庆林在周永康之前，郭伯雄在徐才厚之前。这些反贪对象，都是江泽民的爱将，因此习近平所克服的障碍，就是江泽民。据境外媒体报导，其间4月时分，江泽民出游扬州、深圳，但是国内媒体严密封锁，至于其它退休领导人的活动却有报导，显示江泽民的"失势"。

习近平凭借什么力量，让江泽民"战败"？第一点，江泽民家族绝对不是干净的家族，这些老虎挖出来以后，即使没有与江泽民有牵连，以当今中纪委的能量，还查不出江家的肮脏勾当？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是红二代之间取得了基本共识。那就是牺牲江泽民来成全习近平。最近香港明报报导，前年18大召开以前的9月初到中旬，习近平"失踪"期间，是与众多太子党密会，表达他的执政想法，当然也是要取得他们的支持。由此看出，习近平所代表的权力结构，就是红二代们。所以至今的反腐，除了薄熙来因为要"篡党夺权"变成政治问题而要处理之外，其它的"大老虎"都不涉红二代，包括周永康、贾庆林、徐才厚、郭伯雄，都没有参与"建国伟业"，他们的子女只能算是"官二代"而不是"红二代"。

即使是胡锦涛、温家宝，套用薄熙来以前的说法，只是代"红二代"管理国家，到时收回而已。没有想到他们代管时，居然不顾"红二代"的感受，大贪其污，是可忍，孰不可忍？当然必须接受清算。至于"红二代"本身的贪污，例如李鹏家族，那是他们在享用他们老爸流血换来的财产，所以是"合法"的。即使《亚洲周刊》多篇揭发他们的文章有证有据，也动不了"红二代"、"红三代"的一根汗毛。

现在问题在于，江泽民不也是"红二代"吗？有报导说，习近平等"红二代"不承认他是，所以才会清算他的爱将。江泽民"红二代"之说，是在邓小平去世，他掌握大权之后才曝光的，说是他为革命牺牲的叔叔江上青是他的干爹，因此他就混进"红二代"的队伍。然而此说并非江泽民以前的档案里有的，而是出任总书记后才出现，因为死无对证，加上江泽民的爸爸在日伪汪精卫政府手下做事，所以他的"红二代"身分可疑。他的心腹、"红二代"大哥曾庆红也为他拉近与"红二代"的距离。然而因为曾庆红为其家族嚣张的贪腐行为所累，自然也很难再为江泽民说话，何况是周永康、徐才厚他们。

当然，江泽民最后的命运如何，要看他对习近平的表现。至于其它"红二代"的贪腐家族，目前还是平安无事，以后呢？难说。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高新：习近平至今未敢惊动的回良玉

Posted: 16 Jul 2014 02:5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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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中国政府网）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汪洋"又添新职"是否意味着回良玉刚刚退休？》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自打去年三月中共两会开始即已经不再担任任何公开职务的回良玉今年五月七日发表的文章里仍然还是一副党和国家"三农"最高领导人的口气。
"中国农业这篇大文章，绝非肤浅，而是十分深奥，永远也做不完；中国特色的'三农'课题绝非简单，而是复杂艰难，需要不断破解；中国特色的'三农'工作绝非容易，而是极富挑战，需要勇于担当。"字里行间的自吹自擂除了居"功"自傲，更有一层籍此对外辟"谣"的最直接用意。
君不见，自从习近平把"反腐无禁区"解释为"不能因为人已退休就'即往不咎'"以来，一直都在被坊间强烈质疑其严重腐败行为的退休高官们个个都想方设法对外曝光，以证明自己"尚未被党内'双规'"，而最近两三个月内还在以公开出书或在党报上发表文章的办法反击"谣言"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是李鹏，另一个就是回良玉。
习近平为何轻易不会拿李鹏开刀，不用脑袋想都能明白，但为什么敢于把军内退役"大老虎"徐才厚送上军事法庭，对退休前在党内与徐才厚同样级别，但其实际权力和权位都远不及徐才厚的回良玉却迟迟不敢出手？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江泽民当年把党总书记权位交给胡锦涛之前所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多名政治心腹全都安插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里。十六大之前已经进入中央领导层的诸如黄菊、贾庆林等自不待言，而被江泽民赶在自己退休之前在十六大上新提拔成为中央领导人的那一票人里，党内党外腐败传闻最少最轻的可能那位当年大学一毕业就被安排到江泽民手下担任技术员的曾培炎，而腐败行为最恶劣、最令人发指的外界普遍认为是周永康和徐才厚，但外界有所不知的是他们中间的回良玉虽然可能不是腐败得最狠，但肯定是腐败的最早。他的第一次因腐败问题被举报还是在胡耀邦为邓大人当"儿皇帝"的年代。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当年在由江泽民一手拍板定案的十六届政治局委员"建议名单"中，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占了绝大多数,具备人文和社科学历者三两人而已,而农学专业出身的则只有回良玉一人。第二个理由是回良玉是回族人，他还可以充当那届中央领导集体中唯一一位少数民族代表。
在中共官方公布的回良玉的简历中,特别注明其学历是省委党校的大专学历,并具有经济师职称。而在这个学历之前,他早已经具备了吉林省农业学校的中等专科学校学历,而且在日後的政坛道路, 大部分基层职务的经历也都与他农学专业的学历有关。
前不久外界刚刚有专门针对回良玉的揭露文章中特别提及了"中专文化水平的回良玉报的学历是'大专'，职称是"'经济师'也被揭发是造假"。但相比于当今相当比例的"工农兵学员"出身或者仅有各级党校培训经历即可自称"硕士"甚至"博士"学历的中共各级官员们，回良玉至少还有一个"文革"前的吉林省农业学校的中专学历是实打实的。
上点岁数的中国大陆人都还记得，当年的中国大陆是习惯上把中等专业学校以上学历者都统称为"知识分子"，"文革"中有"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臭老九'靠边站"的口号，象回良玉那样"文革"前的中专毕业生也属"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老九"之列，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分好"，祖上三代都是所谓"贫雇农"出身，所以他早在"文革"结束之前即已经在自己家乡吉林省榆树县混到了县委副书记的职位，从此奠定了"文革"结束之后成为"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年轻化"之典型的被重用基础，以"专业技术干部身份",於一九七七年四月被从县委副书记位置上越级调升至吉林省农业局任副局长。省农业局与牧业局合并成为省农牧厅后,回良玉又出任了该厅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不久又被安排为白城地区专员，升任正厅局级。
一九八五年中共各级党政班子大调整过程中，我们前面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高狄升任吉林省委书记(从此再无第一书记建制),后来成为朱容基内阁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的王忠禹等任副书记,杜青林、李德洙,以及回良玉等人升任省委常委。与此同时,回良玉被任命为吉林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 一九八六年五月,省委又决定恢复过去曾有的农村工作部建制,於是农村政策研究室又归并至恢复成立的农村工作部,由回良玉出任部长。在此期间，回良玉在吉林省委党校函授班"党政干部基础专业"取得了他的"大专学历"。"函授"的意思是什么，这里就不必解释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吉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何竹康任吉林省代理省长,回良玉为吉林省副省长。同月,吉林省委免去了回良玉省委常委职务。
至此,四十三岁的回良玉虽然被安排为吉林省政府分管全省农业工作的领导人,但同时被免去省委常委职务,当时的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和吉林省委还只是把回良玉当成一个"专业技术"类型的干部使用，并未把他列入未来晋升正省部级的"第三梯队"名单，因为正常情况下,同时担任省委常委的副省长往往是准备进一步提拔的培养对象。而另外一种从当时的中共吉林省纪委传出的消息说，事实上当时的回良玉被安排出任吉林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的初衷是要让他省府和省委"两头跨"的，但副省长的任命宣布之后省纪委就接到了中央纪委批复要求"调查"的对回良玉早在榆树县委工作期间就已经存在"生活作风不检点"以及"多吃多占"问题的举报，这才导致了他的省委常委职务被"中止"。于是，高狄推荐回良玉为十三大中央候补委员的计划也被中组部打了回票。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在"成就"了江泽民的前提下，也"成就"了一整批"政治上强"的军、地干部，军队方面当然以徐才厚最为典型，地方上的"脱颖而出"者，回良玉是典型之一。
前面介绍的回良玉成为吉林省委常委之后在省委内部具体承担的职务是农村政策研究室，而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大都有过的这个"研究室"都是仿效一九八二年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而设置。
回想当年因为研究农村问题率先在体制内成名的王歧山曾经在中央的这个研究室扮演十分吃重的角色，该研究室设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受命负责协调指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的工作之后，也是由王歧山担任主任。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经历，回良玉退休，王歧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之后，党内有传闻说回良玉曾当面巴结王歧山，故作谦卑地说自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吉林主持农村政策研究工作时"可以说是在代表中央的歧山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工作"。
王歧山是否会买回良玉的账另说，回良玉当年在吉林的"农村政策研究"经历确实是高狄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向江泽民举荐的重要依据。
熟知"六四"事件的人士大都会记得当年随赵紫阳而被邓小平亲自下令关进秦城监狱的鲍彤先生此前的两项职务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六四"镇压的当月底，江泽民即宣布撤消赵紫阳时代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其中的农村政策研究这一块儿，被高狄适时举荐的回良玉抢占，详细的内容，下篇文章里再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李直：江、胡的人馬干習近平的事

Posted: 15 Jul 2014 09:48 PM PDT

左起江泽民、贾庆林、习近平、胡锦涛、贺国强
習近平的反腐行動似乎沒有停歇的跡象。最近一段時間，幾乎每到週五，中紀委網站都要宣布一個或幾個省部級以上的重要官員落馬的消息。從徐才厚（週一被宣布受調查）始，甚至週六、日也成了中紀委的大案、要案宣布日。

12日週六，中紀委在中午12時宣布，級別為副省部級的安徽省政協副主席韓先聰被調查。晚20時，中央中央組織部則通過新華社透露，級別同樣為副省部級的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已被免去中共雲南省委常委、委員職務（按中共組織程序，免去昆明市委書記職務應由中共雲南省委宣布）。中國大陸媒體統計說，在中共十八大以來大約600天的時間裡，已有35名副省部級官員在習近平的反腐行動中落馬。

這樣的反腐節奏，實際上已經全面否定了江澤民、胡錦濤以來二十餘年中的中共幹部路線，由此也等於否定了中共同期的黨建工作。在習近平600天反腐行動中落馬的官員，全部都是在89年"六四"後的江、胡時代步入政壇、受到提拔、得到重用的人。以江、胡的標準衡量，這些官員都是政治立場堅定，與江、胡為首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人。當然，也正是這些官員，把中國經濟總量推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

如此，則給一黨執政框架內的反腐帶來了困境。這個困境體現在，一方面習近平要以這些官員創造的業績為其執政的基礎，而另一方面習近平也必須清理創造這些業績的腐敗官員作為其繼續執政的前提。更關鍵的還在於，習近平就是要靠這些在過去二十餘年"混跡江湖（胡）"的官員來接掌政權、拍蠅打虎、繼續執政。這些官員因此而對習近平政治構成了最大的製約。自然，這些官員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習近平政治的運行軌跡——不論這種軌跡原本就是習近平的本意或是偏離了其本意。

在此，且不論習近平是否有意以反腐為契機提拔、替換一大批自己人至官場要津，只是習近平意欲此為時就會發現，現時官場從下至上，所有位置都早已由江、胡時代的官場"油條"所充斥。對這些官員，習近平想用自然得用，不想用也被迫得用。最典型事例，莫過於習近平新近授予5名軍官為上將軍銜一事。這批被授予上將軍銜的人數，被稱為歷來被授予上將軍銜批次中"人數最少的一次"。但是，就是這個"人數最少的一次"授銜，5名被授上將軍銜的軍官，竟也有（戚建國、褚益民）兩人來自"西北軍"，其從軍履歷都與已被腐敗傳聞包圍的前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郭伯雄的從軍履歷大致相同，其被快速提升階段正是郭伯雄在軍中一言九鼎的時期。

問題還在於，"混在江湖（胡）"的官場"油條"大都是一些利欲熏心之徒。這些逐利者的政治立場只為利益所設，政治理想只是寡廉鮮恥的功利算計。因此，這些"油條"的政治忠誠度，不過是根據政治風向與潮流變化而把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個精心選擇。對這樣的官場現實，習近平的反腐再深入、再持久，怕是也奈何不得。

正是這樣的官場現狀，營造了當今中國的政治現實。江澤民以腐敗換取權力基礎和政治擁戴的潛規則，胡錦濤以毛主義換取權力正統性和執政合法性的做法，早已徹底改變了中共官場的生態系統及其環境，把"文革"後中共官場開始出現並一時成了氣候的開放、開明、解放、敢言的風氣清理得乾乾淨淨。對此，習近平滿意也好，不滿意也罷，都只能順勢而為，用江、胡的人，幹自己的事。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原載《世界日報》

杨宪宏：普世价值是两岸交往的前提

Posted: 15 Jul 2014 09:55 PM PDT


VOA 方冰 15.07.2014 14:18

纽约 —台湾资深媒体人、人权活动家杨宪宏在纽约表示，普世价值应该成为两岸交往的前提；两岸之间不能只谈价格不谈价值、只谈利益不谈正义。他举了声援被以台湾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的大陆民运人士王炳章的成功案例：通过台湾民主政体的程序，要求台湾国安当局对此案进行调查，最后由国安当局出面宣布，王炳章不是台湾间谍，并通知大陆方面和关心此案的美方。
"我一直希望把台湾民主深化扩大到中国整个大变化的过程中，使台湾成为这个变化的一个基地。"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以此作为开场白，星期天在纽约举行的一個演讲会上如此表示。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台湾的优势*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在两岸局势讨论会上演讲（美国之音方冰拍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在两岸局势讨论会上演讲（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他说，台湾的民主制度，以及自由、人权和法治这些价值观，对北京来说如芒刺在背，而这恰恰应该成为台湾在与中国大陆交往时的前提和优势。
杨宪宏是台湾的资深媒体人、人权活动家。他于2011年创办了"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从统独之争到价值之争*
他表示，台湾现在的形势"已经完全不是过去的统独之争，而是价值观之争"。实际的情形是，"中共不仅收买了国民党，现在也在收买民进党"，很多民进党人都争相向北京示好，以获取现利："以XXX为代表的思维是，要让共产党放心，要跟共产党交朋友，像国民党一样，'我们这样才能取代国民党，'" 可是，杨宪宏问道，那就让"国民党继续执政就好了，干嘛还要你民进党呢？"
*不能只谈价格和利益不谈价值和正义*
为此，杨宪宏在台湾喊出了一句口号："两岸之间不能只谈价格一定要谈价值；对中国不能只谈利益，一定要谈正义。"他认为，台湾在任何场合与对岸交流，都要告诉中共这不是价格问题，是价值问题；这不是利益问题，是正义问题。由此，可将此扩及所有项目，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
在中国，从胡锦涛时代到当今习近平政府，中共都明确否认普世价值，认为中国绝不能走西方的这条邪路。
*是台谍就抚恤，不是台谍就撤案*
星期天，杨宪宏在法拉盛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跟三、四十位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就两岸局势进行交流的时候，举了一个两岸要讲价值与正义的成功案例：通过台湾的民主政体，让台湾政府出面否认了中共加诸于民运人士王炳章身上的台湾间谍罪名。
2003年，中国当局以王炳章为台湾情报部门服务、犯了"间谍罪"为由判处其无期徒刑。
杨宪宏说："我就问台湾政府，如果王炳章是台湾间谍的话，台湾的情治单位有没有抚恤过家属，有没有救援过他；如果他真的为台湾做过间谍就应该救援，这是个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如果不是，现在两岸关系不是很好吗？那就应该跟他们讲他不是台谍，不要乱判，否则影响两岸关系。"
结果通过台湾立法院的公听会，台湾国安局长正式做出答复：王炳章不是台湾间谍；然后再通过立法委员联合质询行政院长江宜桦，将这一结论形成书面文件。这一文件不仅交给了对岸政府，也提供给了美国国务院。杨宪宏说："我们正在等看它怎么处理王炳章的案子，如果他半年不处理，我们就要求重审。"
*人权恶棍不准入台*
杨宪宏说另一个案例是北京正非常积极地推动在两岸互设办事处。他称此为"中共要在台湾所有县市区插五星红旗。"去年6月15日他被邀请到立法院国民党立委召集的一个公听会上发表意见："第一我完全反对，如果一定要设，应有一个栅栏，人权栅栏。"他说，如果来台的驻点中共官员在大陆鱼肉人民、欺压百姓，就应不准其入台。为此，民进党立委总召集柯建铭已经在推动"人权恶棍不准入台"的立法。那次公听会结束时，国民党立委当场决定撤销次日就互设办事处在立法院的表决。
另外，杨宪宏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喜欢到台湾来，他认为"其中是有利益的"。他说，很多台商的利益交付是在台商在台湾的私人俱乐部里进行的。他表示，"为什么这些党委书记年年来，几乎半年就要来一次，我们正在查原因。两岸的商务交往很多，习近平在大力反贪，贪官一定会竭力掩盖，但到台湾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这些台商真的可以不交任何保护费就可以躲过关吗？如果保护费是在台湾交付，这个事情就应该在台湾解决。"
*台湾很多民众对国、民两党都失去信心*
台湾正处于大变动之中。杨宪宏举了几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变化之一是红色势力的渗透无处不在，"红色势力不停地在里面购买媒体、买人，非常多人在里头做渗透。"变化之二是年轻人已经有了清醒的"保卫台湾"的意识，尤其是反服贸协议，"学生说这不是'服务贸易'，这是'特务贸易'，就是他的各种行业的特务要进台湾，假着服务贸易的名来。所以一定要反对到底。"变化之三是民众的自救意识，他说，"台湾的民众很多人对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失去信心了。本来我们想说不然你国民党挡不住你民进党挡。学生为什么会冲进国会议场？就是对民进党没信心嘛！就是你们民进党你守不住了嘛！民众已经绝望了嘛！没想到冲出了一条路。"
*"台湾不纪念六四，台湾就完了"*
从2012年开始，杨宪宏的人权组织一直是台湾纪念六四的主力军。他说，"到了六四23周年的时候，台湾居然没有人接办这个活动了。以前都是蓝营的人在办，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北京的座上客。"于是他的组织开始接办六四纪念活动。他表示，他很佩服陈为廷、林飞帆两位同学，是他们首先提出了"台湾不纪念六四，台湾就完了。"他说" 就是他们非常注意到六四天安门跟台湾民主自由之间的关联。"杨宪宏说，今年六四25周年，学生在反服贸的基础上已经完全自己接办六四纪念活动了，"今年我只是跟他们开了一次会，决定了那一句话：路过天安门，人人坦克人，这是台湾的学生想出来的。"
对比之下，台湾媒体的被渗透与自律令他吃惊。杨宪宏说，一次他去一家电视台做节目，制作人听说他要谈六四，"脸色都变了"，告诉他，他们的电视台不可以谈六四，他没有理会，照谈不误，结果被通告封杀以后不得邀请。
*台独人士认同要关心中国人权*
杨宪宏这次来纽约，除了跟大陆的异议人士聚会，主要是跟主张台湾独立的社团进行沟通，说服他们为什么关心中国人权状况很重要。他说，台独人士过去都抱持中国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丝毫关系的态度。但是，自从杨宪宏的组织邀请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访台后这一看法正在转变之中。陈光诚在台湾提出了"台独已经过时，人权高于主权"，引起激烈反响，并最终获得一些有影响力的台独大佬的认同。在纽约的台湾人社团纷纷要求杨宪宏前去演讲。他说，"独派人士办的夏令营，所有的我都会去。"

胡平：中共高层权斗趋向丛林之战

Posted: 15 Jul 2014 10:02 PM PDT



wangqishan.jpg
图片：中共新领导层成员王岐山所主导的反腐斗争，引发各界关注。（AFP）
7月14日新浪财经消息：周一中午至傍晚，往返于上海和北京的航班因空中管制原因大量取消。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称，空中管制是由于军事演习所致。

此后，推特和脸书等社交网站传言四起。有说是要去抓某位大人物，又有说是某军中大佬（指郭伯雄）化妆潜逃。到目前为止，真相尚不明朗；但无论如何，这次突如其来的空中管制总是极不寻常的，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最近几天，有关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传言满天飞。一会儿说贾庆林被抓了，一会儿说曾庆红被抓了，一会儿又说宋祖英被抓了。依我看，这几条传言都靠不住，它们很可能是被习近平清洗的一方故意放出来制造混乱的。但有些事情确实很蹊跷。

例如几天前，央视和央行公开对掐。中央电视台发出报道，揭露中国银行涉嫌非法洗钱。不少观察家都把这件事解读为刘云山斗王岐山。因为刘云山主管宣传，王岐山早先曾主管金融。接下来，央视知名主持人芮承刚被检方带走。虽然媒体透露说芮承刚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敛财，但这次他被抓得那么匆促，更容易使人联想到几天前央视和央行的对掐即高层权斗。

6月30日，中共宣布将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开除党籍。两天后，中纪委又宣布将海南省前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前副主任余刚和公安部警卫局前师级参谋谈红3人开除党籍。有官媒特意说明此3人都是某一领导的亲信。于是，大老虎周永康再一次呼之欲出。

我先前讲过，对于如何处置周永康，估计中共高层有很大争议。毕竟，周永康和徐才厚有所不同。周永康当过政治局常委，而徐才厚只当到政治局委员。另外，徐才厚是军人，由军事法庭审判，对外不公开。因此，你徐才厚配合不配合无所谓，当局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周永康不是军人。如果把周永康的问题端出来，把周永康移交司法，那么，有薄熙来的先例在，当局不好不搞公开审判，不好不搞现场微博直播，不好不给周永康比较充分的自辩机会。

周永康在位时间那么长，主管过那么多机要部门，当局要做切割给他定下合适的罪名很难，因此，审判周永康难免会变成审判共产党，其结果必定是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空前巨大的损害。再说，也不知道周永康会不会采取配合的态度，如果周永康拒绝配合，死不认罪怎么办？万一周永康不惜鱼死网破，当场反咬一口，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迄今为止，省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已经打了一大批，但是都还没有公开审判。对民营企业家刘汉兄弟已经完成了一审和判决，可是被告并不服气，刘汉在法庭上大喊"被陷害""被冤枉"。

如果习近平王岐山拿不出一种方案，确保对周永康的公审不捅漏子，那么，他们就很难说服同僚把周永康的问题端出来－－这里还且不说高层中某些人出于其他目的不愿意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公审周永康。但是对习近平王岐山而言，如果把周永康的问题端出来但是又不进行象薄熙来那样相对公开公平的审判，那又会严重损害他们这场反腐斗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当然，如果习近平王岐山到此为止，不把周永康的问题端出来或者是只进行党内处分而不移交司法，那对他们的打击就更大。据说先前高层各派曾经对周永康的问题达成妥协，但问题是，这种妥协必定是暂时的，是靠不住的。因为习近平一派早就摆明了公开打倒周永康的架势，开弓没有回头箭，后来再收手，其权威势必一落千丈，所以他们一定还会寻找机会打下去；另一派也不会对眼下的妥协而放心，他们也一定还想趁势削弱习近平的权力。因此两派还会继续斗下去。

今年1月我曾撰文指出："六四后，中共上层，尽管彼此勾心斗角，但在大面上尚能维持局面，就是靠的恐怖平衡：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要把别人推下水，别人一挣扎一反弹，船就给折腾翻了。如今，这种平衡已经摇摇欲坠，上层权斗日趋白热。在蔑视人权、拒绝法治、反对民主的情况下，这种权力斗争很可能演变为一场丛林之战。"

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劳伦斯•萨默斯：美国外交不应消极保守

Posted: 15 Jul 2014 02:08 PM PDT

Lawrence Summers 劳伦斯•萨默斯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长 劳伦斯•萨默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一个国家的实力或影响力，永远受制于它对塑造全球体系抱有的雄心。而当前美国维护全球稳定的意愿，比几十年来的任何时候都面临更多质疑。
体育教练员都知道，对一支团队最危险的，莫过于因为担心犯错而采取消极被动的策略。不管原因是希望守住领先局面，还是在遇挫后神经紧张，不敢大胆进取几乎无一例外是战略上的败笔。
体育比赛中的道理，在国际生活中也非常适用。虽然轻率总是不明智的，但以审慎或权宜之计为名的过度谨慎同样能造成严重后果。一国的实力或影响力，永远受制于它对塑造全球体系抱有的雄心。如果敌对国家壮起胆来，而盟国要么绥靖，要么准备自保，那么一国的宿命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俄罗斯在乌克兰冒险使欧洲局势高度紧张，冲突和不稳定局面在中东蔓延，中国进一步树立影响力、并让外界普遍感受到这种影响力，使亚洲内部局势日益紧张。在此时刻，美国做出的选择将产生深远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为盟国撑腰、抵御侵略和维护全球体系稳定的意愿，比几十年来任何时候都面临更多的疑虑。
在危机一触即发时进行有效干预固然关键，但危机应对永远不如危机预防。当世界目光聚集在全球热点之时，有一项危险被忽略：美国将放弃它自二战以来承担了70年的责任，即支持一体化程度更高、日益以规则为基础、增长更快的全球经济。70年中，这一计划的成功使二战后的历史走上了与一战后截然不同的道路，也正是这一计划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它展示出，比起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才是世界人民的最佳前途。
当威权重商主义出现，成为民主资本主义的主要替代选择时，美国国会却在考虑解散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 Bank)。进出口银行可使美国出口商与竞争国家（它们都拥有类似的机构）在更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而政府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只有维持反制外国补贴的能力，我们才有希望维持平等的全球贸易体系，避免让位给重商主义者。在没有得到外国政府让步的情况下解散进出口银行，在经济上无异于单边裁军。
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以为世界已经度过了最后一场大型金融危机，也不会认为我们能在危机世界中繁荣昌盛。但之前成功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大幅增加资源并开展重大治理改革的美国，如今却成为唯一一个阻止这些改革付诸实施的国家，因为国会不愿意通过相关的授权法律。IMF让我们能在经济领域做到无法在安全领域做到的事：让全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担支持全球体系有效运转的大多数负担。
过去5年，美国外交政策强调的战略核心是转向亚洲。考虑到全球经济重心的迁移，这是完全合理的。但现实是，改变甚少。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潜在有利变化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签署。但协定既达成、又获得国会批准的概率似乎低得不足以让人感到安慰。而且，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该问题在相对狭窄的国际贸易社会之外具有紧迫性。与欧洲达成贸易协定的前景似乎更加遥不可及。
接下来是经济援助方面。当拉美上世纪80年代面临严重债务危机时，当柏林墙倒塌、中欧和前苏联各国需要转型经济时，当金融危机1997年打击亚洲时，当债务负担在世纪之交阻碍非洲增长时，美国与盟国及国际金融机构合作，设计出恢复增长和希望的有力对策（尽管有欠完美）。如今在中东和乌克兰问题上，却没有在规模和慷慨程度上相仿的援助举措——即使中国在非洲和拉美大部分地区的势力已经渐渐超过美国。
如不能有效参与全球经济问题，便难以为保护美国利益展开有力的前沿防御。我们确实不能什么都做，但这万万不可以成为我们什么都不做的理由。选举可能关注美国国内的当务之急，但历史对美国的评判将取决于它在国际上做了什么。被动消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译者/何黎
——网友推荐

管见：香港见证中共“食言特色”

Posted: 15 Jul 2014 01:45 PM PDT

中共香港白皮书激发更多港人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中共承诺了香港实行普选，但是它打定主意，要把体现"中国特色"的大陆选举方式，改头换面地移植到香港。中共以各种花样对香港政治实行控制，现在无论中共怎样对民意高唱"尊重"，民众还是对中共更加不信任。


好不容易，中共熬过了八九民运及"六四"镇压二十五周年的日子，随即以大无畏之气概，抛出一份关于香港"一国两制"的白皮书，把它心底里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包装得冠冕堂皇，亮了出来。这一举动激起强烈反弹，民间组织公投，以及七一游行，都受到直接刺激。

中共为"一国两制"敲响丧钟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须与英国谈判，不能完全自作主张。而更重要的是，中共掌握政权数十年，到九七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能蔓延到香港和台湾，而这两地都发展得有声有色，与大陆恰成鲜明对照。

两国当年发表联合声明，就香港事务对国际社会作出承诺。然而，中共白皮书对中英联合声明轻描淡写，淡化这一国际文件对"一国两制"承诺的约束力。于是，所谓"一国两制"实践，如今归结为完全由中共的自作主张，它也就可以肆意妄为。

它突出"一国"，强调"'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强调中央的"全面管治权"，特别是对香港基本法的释法、修法之权，强调法律文件之外的所谓"爱国者治港"，为中共对政制改革步步设限辩护。难怪舆论广泛认为，中共此举为"一国两制"敲响丧钟。

"一国两制"决策者邓小平，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的中方签字人赵紫阳，都已相继故去，如今，中共官僚机器越来越无所顾忌──从催促香港"落实二十三条立法"以钳制其公民社会，力主政制发展"循序渐进"而对普选步步设限，到此次抛出白皮书，公然以"一国"压"两制"，赤裸裸显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时，曾经作出承诺，要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然而，一旦掌握了权力，毛泽东就翻了脸，指责"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右倾"，随即发动群众运动以推动社会改造，生造出一个以苏联为榜样的中国式"社会主义"。

香港政治民主成长撞上一党专政

当年中共声称向"社会主义"过渡期为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结果不到十年就下手剥夺民间资本，而香港"一国两制"，中共信誓旦旦五十年不变，现在不到二十年，眼看"一国两制"正在寿终正寝。

"一国两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一开始，它不仅针对着香港，更针对着台湾，而先前中共与西藏签订"十七条协议"，实际上即为"一国两制"最早雏形。但是，毛泽东继承"分而治之"传统，在西藏之外的藏区推行其社会改造，致使那里的藏民铤而走险，汉藏合作破裂。

"一国"未成现实，"两制"相映成趣。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付诸实践。表面上，"马照跑，舞照跳"，然而，潜藏着的矛盾迅速显露出来。大陆为一党专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香港为经济自由全球瞩目、政治民主尚在发育的自由资本主义。于是，香港政治民主的成长，迎面撞上中共一党专政。

中共承诺了香港实行普选，但是它打定主意，要把体现"中国特色"的大陆选举方式，改头换面地移植到香港。中共一向厌恶开放式选举，担心选举使得权力旁落，连它自己党内也不能实现党员普选。中共的"选举"以黑箱操作著称，竭力控制候选人提名，竭力回避候选人之间竞争，这样，"等额选举"就成为臭名昭著的"中国特色"。

而在香港，中共算是格外开恩，从等额到多人，已有过实践，如不久前的梁唐竞选，而从"选举委员会"到"提名委员会"，是否能走出"小圈子"而成长为普选，尚未可知。

民众诉求：让权势者必须要倾听

中共以各种花样对香港政治实行控制，其控制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名曰"爱国者治港"。当然，这也似曾相识──中共曾要求确保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与今日"爱国者治港"如出一辙。中共"选"出的"接班人"，先前难得善终，后来好了一些，如胡锦涛，如习近平，都能顺利上位，而习近平把历史唯物论视为"历史虚无主义"，一本正经表演他的"无知者无畏"，他是否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另当别论。

既如此，则现在无论中共怎样对台湾高唱"尊重"，台湾民众还是对中共更加不信任。

正当香港政争如火如荼之际，美国在纪念它签署民权法案的五十周年。据说，当年美国社会因民权之争而动荡之际，肯尼迪总统曾与马丁·路德·金会面。会面时，金博士对总统说，这场非暴力直接行动能发挥的部分作用，是制造一种危机，让权势者，无论在政府、公司或其它领域，必须要倾听。当时，民权示威中已出现暴力，但肯尼迪总统似乎没有指责金博士撒谎，也没有斥责黑人抗争为"闹剧"。相反，他在全国电视讲话明确承认，黑人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却没有法律改变这种情况，除非国会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上街头。

显然，香港民众没有回避其行为的"非法"或"无效"，他们要求的，正如当年金博士所说，是权势者必须要倾听。无奈，与肯尼迪总统不同，中共标榜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存在决定意识，它的实际价值观，反映它一党专政的现实与利益，又有渐进的香港经济大陆化作为支撑，如今它正气壮如牛，香港的僵局就难解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丁一夫：他们害怕民主化的示范作用——西藏的今天与香港的明天

Posted: 15 Jul 2014 01:36 PM PDT

达赖喇嘛和现任流亡政府首脑洛桑森格（左）和桑东仁波切（右）



香港向中国人显示，既然港人能做到，中国内地也应该能做到。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就在眼前，不是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然而专制集团不会允许民主的示范作用危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


最近两年，我在藏区接触过一些汉藏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既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再声明坚持中间道路方针，放弃独立诉求，只寻求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之下的民族自治，而境内藏人盼望达赖喇嘛回归，甚至到了有一百三十多人自焚的地步，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仅拒绝和达赖喇嘛对话，而且摆出那么傲慢恶劣的态度来诬陷污蔑达赖喇嘛，把话说得那么难听，把事情做得那么绝，一副再也不回头的派头，这到底是为什么？

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即白皮书，无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国两制"可能长久吗？

九七香港回归，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很鼓舞国人的民族主义心态，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承诺"马照跑，舞照跳"，尽量消减港人对共产党统治的疑虑，而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在中英联合声明基础上的香港基本法。

我和很多期盼中国早日走向民主的朋友，对香港的回归抱着期待，期待香港对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提供一种示范。香港的法治，文官制度，分权体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开放社会，都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和先进社会所最亟需,也是最缺乏的。凡有理智的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香港人生活得比内地人好，不仅是富裕，更有精神上的充足，社会更公正，更有正义，而这和政治制度所提供的自由和民主是分不开的。香港回归后，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存在，让很多似是而非的反对和拒绝中国民主化的理由不攻自破。香港向中国人显示，既然港人能做到，中国内地也应该能做到。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就在眼前，不是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香港的前途不看好，不少港人根据以往生活经验，不敢相信共产党，更不愿重新落入共产党统治之下，在九七回归前去了加拿大。更有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对"一国两制"抱怀疑态度。他们担心香港变坏的理由也正是我们曾经期待内地会变好的理由：两制下的民主制度会对原来旧制度下的人发生示范作用。他们担心的是，专制集团不会允许民主的示范作用危及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

从共产党革命纲领的角度看，容忍"一国两制"是幅度很大的变化。"两制"差别之大，"除了军事和外交"，就是两个国家的差别。这说明，邓小平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是非常灵活、讲究实用的策略家。但是，这一代人一旦有实力了，发作起来也可以是没有底线的人，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乎道德和原则。

对香港回归后的制度安排，邓小平一方面可以灵活到"马照跑，舞照跳"，一方面却坚决训斥把这种制度安排和联邦制或邦联制联系起来的说法，他宁可另起炉灶发明一个新说法，即"一国两制"。其中的心态和算计很明白：联邦制或邦联制，或任何别的说法，都是国际上已有的概念，和这些概念相连的有一套现有规则，选用已有的概念，就意味着以后得按已有的规则办，必受制于人。而"一国两制"是他自己发明的，想把话说得漂亮就可以说得漂亮到极点，可日后照什么规则办，也可以随他解释。

于是，回归十七年后的第一个香港白皮书出来解释了，精彩的说法是"两制"必须受制于"一国"，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授权。那等于是说，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好，那也是我给你的，我不高兴了就可以收回不给。西方政治学者的担忧终于成为了现实：一个专制政权不会允许其内部有一部分长期实行民主体制，因为民主体制会产生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长期作用下，会损耗专制政权的合法性。

拒绝达赖喇嘛回归的真正原因

看清了香港的遭遇，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顽固地拒绝和达赖喇嘛对话，绝不愿意让达赖喇嘛回归了。因为达赖喇嘛回归，前提是藏民族实行真正的自治，而达赖喇嘛将给自治的西藏带来民主的政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的示范作用，是中国的政治大佬们真正害怕的。
所以，中国的领导人这些年一方面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让国人了解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半个世纪的民主实践，另一方面死死咬住，说达赖喇嘛回归就要恢复旧西藏的农奴制。其实他们并非不知道，西藏流亡社会的政治体制远比中国内地更开明，更先进。

1959年3月达赖喇嘛流亡印度，12月第一次举行大法会就指出：西藏要不同于以往地成为一个民主政府。 1961年10月10日，西藏流亡政府公布了宪法草案讨论稿；1963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公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1965年西藏人民议会通过决议，收回旧西藏时期原有的所有封爵，也就是废除了西藏传统的贵族和庄园制度，并制定了议会工作章程；1966年5月设立了独立的议会机构，从此开始了民主政府的运作。人民议会于1974年12月公布了议会选举章程。在选举章程和规则方面，流亡藏人经历了很多磨练，内部曾经发生争执，但是最终在达赖喇嘛引导和干预下达成共识。

 1990年，西藏流亡政府召开特别扩大会议，达赖喇嘛指示，流亡政府将来的方向是"以民主程序由人民自己担负起责任"。1991年6月，达赖喇嘛正式批准新的流亡藏人宪章。以后用了10年时间完善流亡政府的结构和换届产生方式。2001年首席噶伦改选，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人民直选产生了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10年后，2011年，首席噶伦换届改选，选出了一位在流亡中出生成长，在大吉岭的流亡藏人学校开蒙，在哈佛大学深造的法学博士洛桑森格先生担任流亡政府首脑。

 就在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并作出持续努力将西藏政治世俗化，走向政教分离。同时，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一再重申中间道路，并且通过流亡藏人代表大会等程序获得多数藏人的支持。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一再公开表示，只要藏民族真正得到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自治，达赖喇嘛就将作为一个佛教僧侣回归西藏，流亡政府将自动解散，西藏的政治制度将由全体藏人通过民主方式来决定。也就是说，未来藏人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民主的西藏。

这个民主的西藏，必定会对整个中国产生无法漠视无法拒绝的示范效应。这是中共真正害怕的。这就是他们拒绝和达赖喇嘛对话，不让达赖喇嘛回归西藏的真正原因。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张轶东：所谓“中国政治模式”的终结

Posted: 15 Jul 2014 01:14 PM PDT

法轮功在香港游行时举的标语……


2011年，当时正在访问美国的胡锦涛在回答"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问讯时说："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这个"中国模式"是一个什麽玩艺儿呢？这就是用"两会"（人大和政协）装饰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制度。
那麽"人大"又是一个什麽玩艺儿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同一个胡锦涛，在某一年回答一个日本女孩问他如何当上国家主席时，居然恬不知耻地会答说："我是被人民选出来的！"不要说选举国家主席，就是那选国家主席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如何产生也是一团迷雾。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在国内时还是一高校教师，但是从文革结束到我出国，我一次也没有（被通知）去投票选举我所在区的人大代表，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个人大代表也从来没有向我征求过对当地和全国事务有什麽意见。如果我真有自己的一票，即使我对胡锦涛候选国家主席投了反对票，我也能承认胡锦涛的国家主席是"人民选出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胡锦涛在美国表演之后两年，18大开完了。"中国政治模式"又全面自我调节了一番。这就是2013年3月份的"两会"。这次"两会"较之历史上的历次"两会"更能暴露"中国政治模式"的虚伪：人大最富有的5名代表，其资产超过美国国会全体议员的总和。两会83位富豪平均财富33.5亿美元（而美国众议院及内阁最富有83人平均资产仅5，640万美元）。但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3月8日却在离职报告中说："我们自觉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你看，共产党领导的人大是保护谁的利益的呢？人民能从这次人大开会除了买单以外还能得到什麽好处呢？

"政治花瓶"政协的表演更为露骨。（附及，我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当过一届我所在城市的政协委员，亲身体会过所谓政协开会不过是鼓鼓掌，给你几顿饭吃，说点空话而己）。其实那8个民主党派的党员总人数可能也不到80万人，即不到中共党员人数的1%。而且它们的经费是中共赐给的，怎麽谈得上监督制约、分庭抗礼呢？但是3月6日，新一届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主席集体亮相，当有外国记者问他们有否可能竞选执政时，这9个主席马上坐直了，几乎要紧张出精神病了。他们最多只能鼓起"胆量"向中共乞求"雅量"。其实上世纪毛泽东已经回答过梁漱溟说他没有这个"雅量"的。3月12日，新政协主席俞正声（他的父亲黄敬是江青的前夫，1958年被毛泽东吓死了。他仍然对上海大学生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无可厚非，足见其无耻）宣称："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决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什麽是当前中国的国情呢？北京霾雾和沙尘暴，天津大火，上海人喝黄埔江死猪（已达13，000头）水，中国人到香港和荷兰等地抢购奶粉！中国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到干净水，吃不到安全食品。现有的"政治模式"符不符合国情不是你俞正声说了算的，而是14亿人民说了算的。
当权者以为把行政机构作一些调整就算是改革了，也就是改革现有的"政治制度"了。于是搞出什麽"大部制"，例如把铁道部改名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继原铁道部2万亿贷款。又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人民戏称为"出局"）。但是这些"大部"不是还得由中共党组领导吗？效率能高到哪里去呢？能扼制住贪腐吗？
新皇帝习近平在人大会议上要求人民对霾雾"淡定"，只引起代表们一片谄媚的陪笑，而没有一点批评。（有的代表对政府个别部门或官员不满，也只敢在投票时对之投不记名的反对票或弃权票，而不敢公开发言）。这叫什麽人大会议呢？自由，人权和宪政这几个词在两会上都听不到，听到的只是"坚持党的领导"。关键在坚持。你越强调"坚持"就越"坚持"不住了。习近平在3月17日的讲话中许诺"有理想，有机会，有奋斗"。"理想"吗？大小官员都在往国外跑找"理想"。"机会"吗？机会在国外哩!"奋斗"吗？人都跑光了，你和谁奋斗呀？你捡起已经被国际上抛弃了20多年的马列主义，救得了中国吗？

从实质上说，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和清末张之洞等人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什麽不同。都是要坚持专制政权，不过换了词句而已。但清末最终"中学为体"坚持不住了，也宣布要政治改革，但为时已晚，"武昌起义"发生了。
胡锦涛在2011年说"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到现在又两年多了。在这两年中世界形势大变。从非洲的茉莉花革命到卡达菲、查韦斯先后见阎王，表明世界民主的全球化已走向最后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主流社会和以中共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专制阵营对峙的结果或许将比当年美苏冷战的结果更为顺利。
"中国政治模式"的原形毕露了。人们对于"两会"从过去的冷漠已变成热讽，出了不少段子。今后的问题就是人民何时用何种方式彻底抛弃这个政治模式了。不管中共怎样修补这个政治模式，万变不离其宗的还是"坚持党的领导"。其实，只要有"党的领导"，你就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对于中国的前途来说，不仅不能要"党的领导"，连"不领导的"共产党也不能要了。其实"取消党禁"的提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初期，有一个党是应该被禁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它对国家和人民近百年的伤害有必要被清算（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对前苏共的清算至今尚未完全结束哩！）。只有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人民才能创造出一个民主，自由，人权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

梁京：中美关系的挑战来自何处？（附金融时报：中美关系前途难卜）

Posted: 15 Jul 2014 12:08 PM PDT

美中关系 网络漫画
上周中美战略对话的仪式上，习近平讲了一些很理性的话。类似的话他以前也说过，但并没有妨碍他这两年把中美关系搞得越来越紧张。那么，此时他讲这些缓和关系的话，是否有诚意呢？

我的判断是，目前中美都希望避免对抗进一步升级。缓和气氛一方面可以令双方领导人集中精力对付一些更紧迫的内外危机，另一方面，双方也需要根据新的全球形势，对两国关系下一阶段的发展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估。这种评估之必要，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形势近来变化很快，一些全球热点危机随时可能恶化，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周期，也到了要为下一轮权力更替进行筹划的时候。

中美关系受两国政治周期影响越来越大，是一个明显趋势。这一轮中美对抗的加剧，与两边都是全球舞台的新手有很大关系。奥巴马以为自己对中国谦恭一些，可以打动中国领导人，结果却遭到胡锦涛的傲慢和羞辱。于是奥巴马转向强硬，又碰上了不吃硬的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历史上，这种个人性格和认知因素对国际关系影响很大，现在看来，现代政治制度也无法消除这种影响，而是让这种影响与制度化的政治周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相信现在中国领导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谁将接替奥巴马，而美国方面关心的是，习近平的权力会不会因反腐太猛遭到 挑战。

不过，对中美关系来说，真正的挑战，还是来自于两个大国精英阶层本身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两国精英阶层不仅存在非常深刻的文化冲突，因此难以沟通与合作，而且，两国精英阶层都缺乏承担大国责任所需要的担当和智慧。因此，尽管两国精英都认识到习近平所说的，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灾难，都认识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就有能力避免中美未来发生灾难性的对抗。

中国的南海主权争端就是一个现实的例证。在南海问题上，习近平以及整个中国的当权精英集团，充分表现出他们的傲慢和偏见，表现出没有能力承担起大国责任，结果是不必要地增加了与美国直接冲突的风险。中国当权精英用阴谋论来解读美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自欺欺人，因为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冲突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精英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多数国家接受的解决领土争端的游戏规则，他们以为凭借强力，可以在这个地区颠覆这些游戏规则。对此，美国不可能坐视不问。中国将为自己的误判付出很大代价。

虽然很难想像中国会为南海争端不惜与美国一战，但在中美两国精英中，确实有不少人坚信，中美将来必定会发生重大的武力对抗。中国方面有这样的"疯子"不令人奇怪。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美国一些有相当影响力的精英，也这样想。因为在我看来，那些主张与美国打仗的中国精英，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利用反美在国内政治中捞好处是一回事，有没有本事让别人上战场去送死是另一回事。中国的百姓认为他们的敌人是贪官，而不是美国。让中国士兵为贪腐的政权去打美国人，是很多中国人很难想像的事情。

但美国前副国务卿、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认为，恰恰是因为中国内部政治的脆弱性，中国的当权者会以煽动民族主义、煽动反美来救自己，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与美国对抗。

这个逻辑不大能说服我，我相信也不大能说服多数中国人。我以为中美关系更现实的危险，就是由于两国精英都没有能力推动重大的内部变革，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两国内部和全球范围的贫富不均，让整个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最近大量中美洲儿童非法涌入美国边境造成的危机，只不过是这个危险趋势的冰山一角。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既得利益与美国的既得利益勾结，从中国榨取大量财富输送到美国，这是两国当权精英都刻意回避的一个重要事实。这些财富对美国穷人并没有太多好处，对美国政治却有相当的腐蚀性。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争斗，容易让人忽视两国存在不利世界稳定的利益关联这个重要事实。但我认为，两国既得利益勾结阻碍两国变革这个问题，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有更根本性的不利影响。

如果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真的能够被当局动员起来向美国开战，那绝不仅仅因为中国精英阶层出了大问题，美国的精英阶层，一定也有逃不掉的责任。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中美关系前途难卜


英国《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查尔斯•克洛弗 报道
然而，美国政府对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看法正好相反。美国官员认为中国正在实施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长期战略，即挑起小规模的冲突，这样不会引发美国的反应，但会让美国的盟友们明白他们在防务上不可能依赖美国，从而逐渐取得对西太平洋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仍有一些美国官员质疑，中国对南中国海上许多小岛和礁石的控制是否真的对美国核心利益构成挑战。让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正促使许多亚洲国家更加靠近美国。澳大利亚通信产业部长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表示："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越南日益被推向美国那边很不寻常。对历史观察家来说，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华盛顿方面有人认为，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激进行为的努力一直未能奏效，美国需要找到新的军事策略来反击此类侵犯。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日前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行为是"贪婪而赤裸裸的挑衅"。他说，"反击中国在该地区的激进举措"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为情况还不够严峻，那就是自欺欺人，南中国海的局势已经快沸腾了"。
美国五角大楼(Pentagon)正考虑在争议地区采取更多海上与空中行动，对中国海军的活动实施更严密的监控。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表示，"我们从没真正试过，我们能否提高中方行动的成本，从而令他们改变决策。我们需要看看，五角大楼的工具箱是否有什么工具能改变他们的决定。"
结果是，两国正在被慢慢拖入学者们所称的"安全困境"——在这种情境中，一方的军事举措必定引起另一方的反制行动，从而增加了发生冲突的风险。
中美在贸易、债券市场等多个经济领域的高度相互依存对这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起到了中和作用。有些观察人士认为，美中经济联系只会不断强化。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表示，就在安全紧张局势加剧的同时，两国的经济关系正在改善。他说："中美关系图景的一半画面变得更亮，另一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暗了。"
尽管上周的峰会没有取得决定性突破，但美中两国正就一项双边投资协定展开谈判，并且似乎有望在高科技产品贸易自由化方面达成一项协议。
中方相信，习近平承诺实施的经济改革将可解决美方关于中国操纵汇率以及和资本市场相关的许多批评。
美中经济联系突飞猛进的一个新领域，体现为近来中国对美国投资大幅增加。根据纽约荣鼎咨询公司(Rhodium Group)的数据，2013年中国对美投资交易案达82起，总金额达140亿美元，为前一年的两倍。
不过，传统上强烈支持加强对华联系的美国商界，却对在中国营商的现实情况越来越失望。
许多在华经营的跨国企业抱怨中国行业政策偏袒本国企业，并试图让外国企业交出商业秘密，作为继续经营的一个条件。
在科技行业，这种抱怨之声是最强烈的，尤其是在斯诺登爆料导致跨国公司被指可能参与美国的间谍活动之后。本月，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Qualcomm)宣布，将与中国的中芯国际(SMIC)展开合作。一些分析师认为高通想借此化解与中国反垄断当局的分歧。
中国方面也有自己的抱怨，称美国具有政治动机的保护主义势力刻意打压优秀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华为(Huawei)。部分由于美国国会的反对，这家电信设备企业在美国丧失了许多商业机会。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承认，中国有些行业政策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但他补充道，"并非只有中国这么做。美国、澳大利亚等一些英语国家就拒绝购买华为和联想(Lenovo)的信息技术(IT)产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贸易保护政策"。
布雷默表示，习近平承诺实施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命运如何，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将有重大影响。
如果习近平的改革成功了，中国经济得以维持较高增速，则在华外资公司将继续蓬勃发展。然而，如果改革失败，政治气候变得更加反西方，跨国公司的处境就会不太妙。布雷默说："中期来看，中国的不确定性超过任何其他大国。如果习近平在国内面临严重政治问题，那他对美国的态度就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
Ma Fangjing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金融时报，网友推荐

"爱国爱港"与关照台湾（附梁振英报告和香港如何“一国两制”）

Posted: 15 Jul 2014 11:12 AM PDT

香港警员协会的声明中，用上了"寻衅滋事"这个大陆发明用来打压异见人士的用语。台湾陆委会则被批评成了中国大陆国台办的白手套而不自知。
Festnahmen bei pro-demokratischen Protesten in Hongkong 02.07.2014
香港警察在清场（2014.07.02）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周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政改报告，其中"公民提名"和"特首须爱国爱港"最受关注，香港学联准备发起大专生罢课并号召罢工的公民抗命行动。时事评论人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引述传言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名言说："异议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
李怡认为，"在爱国已被专制政权骑劫的情况下，爱国与爱港必须如连体婴那样分割才能存活。如果爱国就等于爱专制政权而不是爱香港人民的话，你继续爱国就是爱国贼。爱港如果不是维护香港市民政治权利的话，你就是拜倒在一个绝对权力之下的爱港奴。"因此，敢于向剥夺港人政治权利的政权发声，敢于起而抗争的异议者、反对派，就是爱港的最高形式。
香港警察也用上了"寻衅滋事"
学者蔡子强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无力正乾坤》，对 香港"七一游行"及学生"占中"行动中的警权滥用提出质疑。蔡子强说，他不赞成把警队视为"朝廷的鹰犬"，更认为把他们完全推向运动誓不两立的对立面，是十分危险的。但近年香港警队又确是出现了太多太具争议的做法。
Pro-demokratische Demonstration in Hongkong 01.07.2014
香港七一大游行
蔡子强说，继"七一"秋后算账之后，警员协会撑前线警员的声明中，用上了"寻衅滋事"这个大陆发明用来打压异见人士的用语；海关人员总会发表"撑警察"声明，但却被发现全文竟有约三分之二篇幅，照搬中共官方喉舌《文汇报》社评。蔡子强称公民社会与政府开战，已经濒临一触即发，但又再想不到可以用什么理由，叫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再给这个政府多一点耐性。
西方道义支持有利香港民主
作家苏赓哲在《温哥华星岛》报发表评论文章《 谈勾结外国势力》指出，香港人为了追求真"普选"，将发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中共和港共已经表示将以武力对付。为了使对付行动合理化，他们就说占中者勾结外国势力，是美国围堵中国的一个环节。
苏赓哲认为，中共是勾结外国势力起家的，没有外国势力就没有这个政党。中共宣传洗脑，当然不会用他们自己勾结外国，推翻本国政府的历史来做对比，而是鼓吹民族主义，先讲西方列强在近代如何侵略中国，到了现代又如何亡华之心不死，把和西方国家有联系的异议者打成汉奸卖国贼。苏赓哲说，要求西方国家提供道义支持是有利香港民主发展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应该有此认识，不要和中共唱同一个调子"。
"中国对台统战已收实效"
Taiwan Protest gegen chinesische Regierungsvertreter 27.06.2014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中后白衣者）访台遭抗议
台湾《苹果日报》发表前台湾国安局特勤组前组长陈伟忠的文章《陆委会变成国台办白手套》，认为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 张志军访台，已可看出两岸事务形势之消长。"高喊口号，不若实质嘉惠于民"。张志军此次来台参访重点摆在"三中一青"，亦即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与年轻人。所以张志军在五股工业区与中小企业主座谈，要求与会企业主"反映真实问题"，并举旺旺、康师傅等原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因为在中国找对了发展路径致以成功。
陈伟忠说，照顾三中一青，本是马政府的执政口号之一。如今张志军的来访，提出相关政策，不见政府相关业管机关的因应，而农民对张志军的来访，盼若甘霖的期待，虽说可能是经过刻意安排，另一方面岂不就是彰显马政府的施政无能？陈伟忠提醒，两岸交流迄今，中国统战已收实效，陆委会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成了国台办的白手套而不自知。
摘编：张平
责编：李鱼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附录】

梁振英报告和香港如何“一国两制”

更新时间 2014年7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58
香港
学者：梁振英报告并未拉近政改争议各方的距离，不排除反对派发动新对抗行动的可能性。
香港特首梁振英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启动政改的报告，学者认为这一报告并未缓解就普选问题产生的争议。
梁振英报告中指出，咨询期内香港市民对如何落实普选行政长官（特区首长，特首）有不同意見和建议，在“某些关键议题上”立场有不少分歧。
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也承认特首提名方式是个争议焦点。
今年以来，香港就如何实现“普选”发生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包括数十万人参与的“占领中环（占中）”行动的民间公民投票，以及7月1日比往年更大规模的游行。
在争议存在的背景下，香港特首梁振英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启动政改的报告，完成了香港政改“五部曲”中的第一部。

香港政改“五部曲”

  • 2014年7月15日，香港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提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方式是否需要做出修改；
  • 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是否需要修改选举办法做出决定；年底，香港就修改方案举行第二轮的公众咨询

  • 2015年初，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修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法案，需70名立法会议员中的2/3多数支持方能通过；
  • 行政长官同意立法会通过的法案；

  • 行政长官将有关法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

香港社会大学讲师张楚勇认为，梁振英报告并没有拉近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立场，这可能让人担心有关香港政改前景的争议会进一步加剧。
“不同方式，实质区别”
张楚勇指出，北京和香港的反对派在什么是“普选”以及选举方式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梁振英报告中虽然承认了就特首提名方式有分歧，但“并没有就此让步”， 仍建议按《基本法》中以提名委员会的方式进行2017年特首选举，并表示香港大多数人都是支持这一选举方式。
但从反对政府立场的民主派来说，他们认为今后选举应该实现“公民提名”方式，以保证和政府意见不一的人士不会在提名过程中就被排除在外。
张楚勇表示，从不久前民主派方面宣布近80万人参加了“占中”民间公投、其中大多要求公民提名等事件看，很多人可能会质疑梁振英报告中所表示的“港人大部分赞同”目前以提名委员会方式选举的依据何在。
“港人治港”
虽然北京可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说明官方落实《基本法》中“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但随着2016 年香港立法会和2017年特区政府行政长官选举日期的临近，就香港政改的争议日趋尖锐。
张楚勇表示，现在争议的实质是，北京方面是否能放心地把民主的权利交给香港特区。北京方面担心如果把大权交给香港，香港不听话怎么办。
而香港方面的人士担心，北京对香港影响过大，使得“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张楚勇分析说，对立双方目前似乎都对对方缺乏信心，双方强硬意见有可能会分别成为主导。
张楚勇认为，作为香港政改“五部曲”中的第二部中的全国人大一环，预计人大下个月开会时可能会批准梁振英的报告，既没有必要修改《基本法》对立法会选举的规定。但一旦人大否定了“公民提名”的因素，香港反对派再掀抗议的可能性恐怕难以排除。
（BBC 撰稿：立行/责编：李莉）

吴伟：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

Posted: 14 Jul 2014 06:24 PM PDT

邓小平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7月14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篇。


在1980年代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过程中，无论是赵紫阳也好，中央研讨小组的其他领导人也好，都在反复强调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实际？
1987年6月1日上午，中央政改办再次讨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稿提出的批评的时候，原任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组副组长的黄海说了一句话，后来成为政改研讨中的经典。他说，我们总是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小平同志的话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搞，只要能搞下去，哪怕只向前走一小步，也会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前进了一大步。这既是我们当前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信念。那么方案该怎么搞？鲍彤（中央政改办和十三大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在政改办刚刚成立时，曾经对研究人员们说过：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方向要正确；第二，建议要可行。"所谓方向正确，就是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以改善党的领导为目标，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所谓建议可行，就是要注意党内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要求，注意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鲍彤在这里说的"承受能力"是指什么？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自身的承受力。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最核心的主体，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这个党、这个政权是从几十年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风雨中走过来的，它有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干部，它的体制、观念、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早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现在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就要对这种适应阶级斗争、军事斗争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就必须改变原有的体制、观念、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使之适应执政与和平建设的需要，其艰难程度可想面知。其中，观念的改变尤为重要，也尤为艰难。
二是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承受力。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几百万在国家各个领域，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方面权力的干部。几十年的"一元化领导"，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化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再调整，也是政治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里面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和利益，党的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党政部门与民主党派、社会团体间的权力和利益等，都要进行再分配、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触及一部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利益，触及一些潜在派别的利益，触及一些部门、团体的利益。他们会不会接受和配合这种调整，他们从心理上、观念上会不会支持这种调整，这是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三是中央高层，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的承受力。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彭真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还健在，还有一些主张积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层"理论权威"（邓力群、胡乔木等）们也都在，而且有相当大的影响。党内的中、高级领导层中对政治体制要不要改，改什么，怎么改，都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承受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党内高层，特别是老一代领导人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四是邓小平的承受力。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全党逐渐树立起了领导权威。这个权威在当时，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1990年代所说的那种"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言九鼎的程度，虽然在形式上他不是党的第一领导人，但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虽然他在许多时候还要受到来自陈云方面的压力，和左的阵营的影响，但不得不承认，邓小平是党内老人们事实上的核心，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内外、党内外公认的一个事实。所以，要考虑所谓承受能力，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邓小平的承受能力。他能承受，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被全党所接受；他不能承受，就谈不上被全党所接受。当然，这并不是说，邓能接受的东西，党内其他高层，其他老同志就都能想得通，能赞成，而是说邓小平接受了的，其他人就不会提出大的反对意见。
以上讲承受力的四个方面，在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这个阶段，邓小平的承受力是关键。
邓小平这次对于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无论是活力、积极性、反对官僚主义，还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甚至是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都要围绕着效率这个主题。至于民主，那不是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他明确地说，不能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邓小平的这些看法，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起草者们说来，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当时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不但要承受来自党内老人集团的重大压力，同时要面对着另外一方面的压力，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企盼。从当时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侧重于反对一党集权，主张党政分开，实现民主监督、权力制约、言论自由；而基层民众则侧重于反对腐败、反对以权谋私，要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同样也必须反映这方面的要求，否则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就会对政治体制改革失望，对这个党失望。因此，赵紫阳、鲍彤，包括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认为，民主这面旗帜，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赵紫阳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明确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却感觉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民主应该是越来越发展，一些条件不具备我们可以对人民说清楚，但绝不能让人感觉到共产党害怕民主，不敢讲民主。这就是说，报告的起草者们认为，民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必须有所反映。
应该说，多年来党内外知识界在政治改革的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问题，在这次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中都讨论到了。但是在纳入方案时，必须有取有舍。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在这个时候，对于邓小平要的效率，与党内外对于民主的要求这个矛盾，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也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政改方案的研讨者们不得不首先选择服从于邓小平这个"中国最大的实际"。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要拿出来，要在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全会、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首先就需要邓小平通过。邓那里通过了，这个方案就能得到多数老人、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就能拿上代表大会，就可能被党代会、被全党所接受。对于邓小平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就不要提，否则方案就通不过、搞不成。
鲍彤和政改方案的起草者们意识到，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只能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向前走一小步，但只要这个步子迈出去了，这一小步就可能会成为中国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大步，就有可能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造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把现在要做的而且能做的提出来，邓小平们现在不能接受的，或是将来才有条件做的先不去讲，不纳入方案。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现在走出这第一步，几年后下次党代会上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而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
再说，自然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的。党内的这些老人们，总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邓小平们这一代有着绝对政治权威的党内元老退出政治舞台以后，中国的权威政治必然会呈现递减趋势，逐步走向常人政治。为了维持党的执政地位、党的稳定、国家的稳定，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也许就会成为党的新一代领导者们无论主动或被动，但又不得不作出的选择。许多现在不能讲不能做的事情留到十年后再去讲再去做，其结果也许就和现在完全不同了。
大家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想问题，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让邓小平和中央的这些老人们，让党内的高层干部不能接受，方案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党代会上通过不了，那就等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流产，想再发动第二次是极其困难的。
理清楚了这个关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案怎么搞，大家就都心照不宣了。方案的起草者们都明白，文件的起草方法，是要紧紧抓住邓小平的思想脉络，研究他说过的话，用他的说法开路；同时把民众反映最迫切而现实又能做得到的东西加进去。按照鲍彤后来 的说法，就是"跪着造反"。
1987年1月9日，鲍彤在政改办的例会上强调说："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小平同志的思想，要把小平的主张搞得非常熟悉，熟悉到提到一个问题就能想起小平同志讲过的相关观点。我们越熟悉，以后走过的弯路就会越少。"事实也是如此。几十年来，邓小平在"改变党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状况、实行党政分开、党组织要联系群众、群众团体要代表群众利益、实行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等许多问题上，都有不少符合民主政治方向的说法。这些问题，广大民众和改革实践也都有迫切的要求。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找出来，研究它，并加以阐发、细化。邓小平讲过的这个事情要落实，那个事情也要落实，要落实就要有具体化的组织措施，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方案。在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过程中，有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怎么办？办法是，只要原则对头，话不必说得那么尖锐，把它磨光，使它具有弹性，留有余地。
上面说得这些，笔者认为，就是后来赵紫阳、研讨小组及办公室处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决定各种具体的改革措施在方案中取舍的不成文的、不能公开讲的基本原则。
那么，具体说到方案上，改什么，怎么改，就要有个取舍，有个折衷和平衡，既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又要让邓小平和老人集团能够接受。不反应民众的要求，这场改革就失去了民众基础和进步意义；如果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不能接受，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底线，那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泡影。所以，6月14日，鲍彤在谈到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修改稿时说，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看了是否满意；一个是我们的研讨内容，是不是写进去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方案的具体写法方面，经过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反复讨论，确定，一是在总体目标的表述上，来处理民主与效率的矛盾。长远目标，高度民主；近期目标，讲效率、活力、积极性；二是在具体内容的各方面，都要体现效率这个主题。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基层民主、法制建设，都照讲不误，但是都要尽可能归结到提高效率上；三是民主问题所涉及的各项内容的处理，都要从理顺关系、明确职能，发挥各种组织作用角度去讲，落脚点是缓和协调各类社会矛盾、减少扯皮，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一来，效率，这个邓小平最关心的主题突出了，解决党权过分集中的问题涵盖其中了，社会和基层民主这个民众和知识分子最迫切要求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映。
在后来的文件修改过程中，赵紫阳又多次发表了意见。虽然邓小平的批评对他这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组长说来，也同样、甚至可能有着比政改办研究人员们更加巨大的压力，但赵紫阳并没有屈从，去一味强调效率，放弃发展民主。他多次说，政治体制改革要讲清道理、讲清为什么一定要改，为什么只能有先有后的改，为什么这样搞，为什么搞这个不搞那个，为什么先搞这个后搞那个。基层民主还是要提，不讲民主是不行的，但是要有步骤。基层自治这个口号恐怕也还是要提。对于民主与法制关系要讲清楚，最后落到法制上。人大问题在于立法，要把法制部分带进去。我们与资本主义民主主要划清两条界限，一是不搞扯皮体制，一是不搞形式主义。
赵紫阳同意鲍彤的建议，十三大上不再搞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明文件 ，只搞一个十三大报告。但在此前向中央报告的时候，则要搞出两个文件，即十三大报告的第五、六部分（即政治体制改革部分和党的建设部分）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1987年7月底，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草稿，经赵紫阳报送给邓小平审阅。邓看后亲自告诉赵紫阳："同意这个总体设想"，但同时点了一句，"决不能搞西方三权分立、轮流坐庄那一套"。赵紫阳立即亲自在方案稿上加了一句，"决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不加这句话，邓小平不放心；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整个政治改革方案就会夭折。加了这句话，文件就顺利通过了。赵紫阳不在乎咬文嚼字，纸上的矛盾应该由社会实践去解决。因此，邓小平继续信任赵紫阳，赵继续得到邓的支持。
8月下旬，由中央政改办修改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8月27日稿）》报送给赵紫阳和中央研讨小组。27日，赵紫阳看后在稿子上批示：略有改动。可提交政治局会议上议定。赵紫阳在这个稿子上作了三处修改，都是有关党政分开的。遗憾的是，赵紫阳修改的具体内容，笔者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按照中央研讨小组的设想，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党发起和领导的，其目的当然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改良，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中，必须把握这样几个原则：一是保证国家的安定团结；二是兴利除弊，发扬优势；三是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四是不搞一刀切；五是上下结合，党作表率，中央带头。研讨小组认为，遵循这些原则，就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条不紊地发展。
关于改革的大体进程，研讨小组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施各项改革，需要有先有后，有主有次。设想十三大后开始布局，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机构改革和建立协商对话制度，抓得紧，通过三至五年可以有一个基本格局。其他各项改革都应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择机出台，逐步实施，但不可能很快达到预期目标，必须有个过程，才能逐步走上轨。赵紫阳的考虑是，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年，三到四届党代会的不间断改革，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前进一大步。这就是说，已经提出的目标和改革内容都是有限的，三、五年的时间也只能完成一个基本格局。要实现改革的长远目标，需要后人沿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这就是赵紫阳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他可以说是渐进式改革之路的发明人。
上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把握的原则和对于进程的设想，主要精神都写入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中共十三大报告当中。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吴伟：邓小平谈不要照搬三权分立——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十九

Posted: 14 Jul 2014 06:18 PM PDT

图：左起彭真、赵紫阳、邓小平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7月07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九篇。

1987年5月下旬，十三大报告的第五、六部分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两个文件的初稿都已经大体完成。赵紫阳首先把十三大报告的部分初稿报送给邓小平看，同时他给邓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报告的起草情况。邓小平看了报告初稿后，5月27日上午请赵紫阳到他家中，重点谈了他对报告稿的看法。
邓小平先是从总体上评价报告初稿 ，他说，写得太粗了，太不活泼、不动人，语言多了，反而说不清楚。对于报告的内容，邓小平说，我对内容没多少意见。要说有些意见，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这部分。我们不照搬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分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主要问题是要使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地工作，不能过多干扰行政机构的工作。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优势不能丢。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邓小平说，我们要搞一个什么样的体制？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我过去讲过三条（指邓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三条内容：一是党政要分开，这是关键；二是权力下放；三是精简机构），仍然是必要的。民主还是个手段，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这个报告语言沉闷，包括初级阶段部分。要使人能从报告中看出中国还要继续改革，这个报告就成功了。
最后，邓小平强调，左和右，仍应以克服左为主，因为左的积习很深，很难改。至于右的问题，一发现去解决就是了。经常妨碍我们的是左，反左纠左应该是我们的主要精神。
就在邓小平对十三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提出批评当天，5月27日晚上，鲍彤（中央政改办和十三大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就召集中央政改办全体人员，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同时，鲍彤还传达了邓小平在5月22日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段谈话。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凡是影响稳定、正常秩序的东西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口号应该是效率、稳定，而不是民主。
5月28日上午，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七次会议，听取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的汇报。会上，赵紫阳与研讨小组的其他领导人对邓小平27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要体现效能、稳定的意见，也进行了议论。赵紫阳指示政改办，要在散会以后回顾一下前段时间的工作，研究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意见，要"反复议"。
邓小平的"是不是也搬了点三权分立"的说法，是一种含蓄的批评。这对于文件的起草者们说来，构成了一种巨大压力。在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环境下，这种批评无疑包含着政治上的风险。但是，起草者们所要考虑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个，而是怎么样才能既让邓小平满意，同时也处理好效率与民主的关系，怎么样在让政治老人们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在这场政治体制改革当中体现出发展民主政治这个大的主题。
中央政改办于29日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邓小平的意见。会议由鲍彤主持。开会伊始，鲍彤就说，要认真讨论一下邓小平同志指示，回顾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接着，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如何估计前段时间的工作？哪些需要肯定？哪些需要完善？哪些需要重新考虑？今后20天我们要做哪些工作？下一步研讨中要提哪些基本精神？对邓小平的意见应该怎样认识？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要讨论一下。鲍彤说，6月下旬前，十三大报告要有第二稿，6月下旬紫阳访欧回来，我们对他走前提出的研讨回顾这个题目要有个回答；6月底、7月初要向中央报告政治体制改革半年来的研讨，要将结果发到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鲍彤说，现在的问题是在立论上，效率与民主的关系怎么摆？一个是近期的，一个是长期的。实行党政分开，进行机构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都要同时着眼于保证效率。
严家其（政改办四位负责人之一，时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在会上认为，提高效能要在四方面下功夫，一是党政分开，目的在于提高政府效率；二是解决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三是实行机构改革，加快行政立法，四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他认为，政改办对第二个问题讨论得较少，党政分开可以考虑几种模式，比如可以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出任总理，也可以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兼任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要有实权。
陈小鲁认为，我们在研讨和十三大报告起草当中，没有受三权分立的影响。主要的问题是在表达和结构方面没有突出讲效率，而整个思路其实是对的，措施和内容都是有根据的。
陈群林说，我们在十三大报告中确实没有讲三权分立，但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考虑得那么理想，那么纯。有许多条件的限制和约束，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初级阶段。近期目标是个关键问题，应该有所变动。怎样确立这个目标，直接关系到方案的设计。
陈一谘认为，我理解，小平不是说我们在指导思想和行文上的照搬，而是指没有突出效率问题。要有效率，就要有一个相对独立运转的政府系统。
鲍彤在大家发言之后，比较全面地谈了他的看法。鲍彤认为，小平说，不搞三权分立，你们也没写，我看这是鼓励；是不是也搬了一点？这是提醒我们注意。我理解，小平讲的，就是不搞扯皮体制、无助于提高政府效率的体制，这种体制看起来很热闹，但不是当务之急。小平还讲，不要迁就民主化的情绪，这也是提醒，指的是不要把民主问题看得太天真、太理想化，认为一下子就可以搞到什么程度，能解决多大问题。
鲍彤说，如果是指这两点，要以此来考虑我们半年来的工作，是表达问题，还是个思路问题？这两个问题分不开。我们在研究每一个具体问题时，是掌握了效率这个尺度的，两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长治久安，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从实际出发、效率、活力、积极性、克服官僚主义，我们是注意了这些方面的。但这是在谈到具体问题时考虑的。我们对国家状况缺乏宏观的分析，这就使思路问题产生一个后果，即形不成完整的体系，在表达上使人感到我们是从概念出发，从而产生错觉。
鲍彤认为，我们遇到一个两难的选择，即效率与民主这对矛盾怎么处理？全世界都认为，这二者之间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恰当处理好难度很大。第二个难题是民主与稳定，如何找到适当的结合点？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集中要把这两个问题处理好。稳定才有效率。近期应该着重解决效率与稳定问题。民主是长远的、总体的，效率是近期的、主要的。
鲍彤提出，现有我们各种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党，二是政府。党要提高效率，就要提高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效率，政府要提高日常决策与执行的效率，这两点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我们提出的关于党政分开的建议，是有利于提高这两个效率的，这里不存在党与政府之间扯皮的问题，也不存在削弱党的领导的问题。讲效率，最重要的，是党的重大问题决策的效率。我们现在要理顺党与政府的关系，讲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实行党政分开，这对党、对政府都有好处。由此看，党政分开的各项建议，都是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的效率的，包括取消分管书记、取消党组，包括理顺书记处、常委、政治局的关系，包括基层党的工作重点是保证监督。这是个有效率的体系，不是个扯皮的体系，也不削弱党对政府的领导。要加强政府效能就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这个理念，非常必要。
6月1日、2日两个上午，政改办继续举行全体会议，讨论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指示精神，研究如何修改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和"总体设想"。在讨论中，有些研究人员主张不去区分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鲍彤表示不赞成，他说，为了不吊高民主的胃口，目标分层表述很有必要，也是为了不至于使人民失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现行体制的弊端要讲，但是要讲得巧妙一些，改哪几条就讲哪几条，不一定集中讲。一些话小平可以这么讲，我们就不能这么讲，比如说讲党政分开，就讲在我们的体制下，党包揽的事情太多，影响到政府效率和人民的积极性；讲机构改革，就讲政府直接管企业，自己的事办不好，还影响企业的积极性。要明确而不平淡、鲜明而不刺激的讲。
关于近期改革目标，鲍彤主张就写小平的三句话，增加活力、提高效率、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不必深究这三者的内在关系，这三个东西归根到底是一个东西：官僚主义阻碍提高效率、压制活力，挫伤人民的积极性。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突出说明民主与稳定、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政改的有限条件，讲到近期目标是有限目标，沿着稳定、效率的方向展开，抓住几个环节，即党政分开等环节，既可解决效率，又可以解决民主问题。抓住这些环节，就抓住了方向不可逆转。现在的体制就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这次撤销地方党委常委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们解决了分管部、分管书记、分管常委的问题（指在原有以党代政体制下，地方党委设置直接领导同级政府某些部门的机构、分管政府某一方面工作的副书记或常委。经研讨小组讨论，决定全部取消） ，就等于取消了党委权力膨胀的载体。载体去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鲍彤进一步说，不是党的办事机关代替政府来工作，而是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工作，这就是党政分开（在原有体制下，中共党的领导机关可以直接通过发文件下指示代行政府职能，目前状况仍然如此）。党政分开要说现行体制有什么弊端，要用什么方法解决，改了以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形势和局面。要让党代会代表得出结论，必须要这么干，目前也只能这么干，过高的和过低的要求都可以被克服。讲清了之后，就不会有失望与过高的期望。要写清楚，不搞三权分立，就是不搞扯皮体制；不迁就民主化的情绪，就是不搞形式主义，而是扎扎实实地搞能调动人民积极性的东西。
6月4日，中央政改办领导人与综合组成员再一次讨论十三大报告第五部分和"总体设想"的修改。鲍彤对综合组成员说，要回顾一下九个月来，称得上研讨结论的有几条，报告就要把这几条反映出来，重点要转成讲道理，有别于过去的稿子那样讲改革的内容。对于现行体制弊病的分析，不在开头讲，而是从解放生产力讲起，讲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一样，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都应该是解放生产力的体制。三中全会时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小平讲了话，但当时还来不及实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去年6月，小平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央做了研究，现在向大会报告。
鲍彤强调，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分开，这是研讨的重要成果，只讲长远，不讲近期，则胃口吊得过高；只讲近期，不讲长远，则令人失望。实现长远目标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要逐渐积累。近期要确定一个既符合长远方向，又切实可行的目标，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有行政效能的体制。现在最大的任务是搞好现代化建设，要稳定、要效率，保证发展生产力，保证长治久安，要反对官僚主义。从根本上说，民主政治离不开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建设搞好了，民主就会更多一些。
对政治体制改革措施的写法，鲍彤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解决稳定和效率问题，关键是解决党政关系，否则其他关系解决不了。现行体制其实就是党政不分的体制，所以现阶段政治改革的首要关键是党政分开，主要内容或重点就是提高政府与企业的效率，提高人民积极性。对党政分开要讲清弊端，讲清必要性，讲清怎么做。党政不分开，削弱了党的领导，政府没效率，各种关系理不顺。要裁减党的机构，党在中央，地方和基层等三层有不同的职能。党实行政治领导。改变领导方式，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实行了党政分开，才有可能提高政府效率。为此，还要精简机构，实行政企分开之后，政府机构要符合新经济体制的需要，专业部门要裁并，否则政府管得太多，企业就没活力。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要加强，因此综合部门要加强。改革之后，人员素质怎么提高？就是建立公务员制度，这样干部人事制度就走上法制的轨道。
鲍彤认为，建设民主政治是发展的方向，问题在于怎么起步。目前我们虽然受到文化等多种条件的限制，但是保护公民权利、实现基层参与、实行群众监督这些方面是可以做到的，有利于提高基层群众的积极性。要讲选举、讲人大、讲绝不允许侵犯公民权利。党和政府怎么与群众加强联系？可以通过协商对话这个渠道，把这个重要性说清楚。协商对话具体怎么做不去规定，由群众来的创造，现在已经有了各种渠道。要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协、群众团体都要代表群众的利益，这样来讲群众团体的自治问题。同时要开辟新的对话渠道，成为活跃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
鲍彤还说，司法的问题可以放在党政分开部分中讲，立法要保障改革，立法主要的内容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立法为改革服务。一旦固定下来，党的组织和政府都要照此办理，理顺之后，即走上制度化。最后要特别强调指出，这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过去的体制基本是好的，但是沿袭了战争年代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的建设，系统提出改革和根本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要通过长期的改革过程，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集中和人治的弊端。进行改革的时候要配套，不至于注意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
在这段时间，邓小平"你们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分立"的批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起草者们的政治压力无疑是巨大的。但是，这也促使起草者们去反复讨论、分析和研究邓小平提出这一批评的出发点和心理状态，逐渐地，大家对于怎样起草这个报告、起草出一个什么样的报告才能被邓和党内高层及全党所接受，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原则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被打飞：《21世纪资本论》批评

Posted: 14 Jul 2014 05:30 PM PDT

《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


一、原书介绍

要说起当前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最火的一本书，无疑是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一本厚达六七百页的专业学术著作，竟然高居亚马逊畅销书榜榜首，在美国连续两次印刷都卖到断货，是令人乍舌的现象。笔者所在的小镇图书馆一口气购入8本，但前几天检查发现，不但早已全部借出，排队等待的居然有130多人。
这本书为何如此之火？据说此书揭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作者通过大量的数据搜集和理论论证，将这个基本矛盾简化为只包含三个符号的公式：r>g。这里r表示资本的净收益率，g表示国民总收入增长率。Piketty教授搜集的历史数据，涵盖的时间尺度长达百年甚至千年。通过这些历史数据的考察，他指出，排除通胀因素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净收益率长期保持在5%左右，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尤其是扣除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扩张之后，长期稳定水平只有1%。而一些亚洲国家较高的增长率，只是在"追赶"阶段的暂时现象而已。当这一阶段结束后，增长率也会逐渐变慢并趋向于1%的数字。
他认为，这样的数字反映了资本主义下经济发展的基本现实和未来的长期规律。按照这种比例，随着资本家将获得的投资回报不断投入再生产，资本总量扩张的速度将比国民总收入扩张的速度快很多（相当于r与g的差别）。长此以往，资本家占有的财富和国民总收入相比，会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巨大数值。资本家的财富通过后代不断继承，会形成一个高度富裕，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这样的社会，无疑是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各种严重问题就要出现——穷人暴动，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同时，该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逻辑所内生，因此自身无法摆脱。
而众所周知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的空前繁荣，非但上面所述的末日景象并未出现，反而在西方各国出现了强大的中产阶级，贫富差距大大缩小。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Piketty认为，这只是例外情况。其原因主要在于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战时和战后的高税收等外因对资本造成了巨大破坏，遏制了资本。但这样的事件，以后不会再有，因此从现在开始（他认为其实从80年代已经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将越来越不平等。
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Piketty提出，增收高额的累进财产税。并建立全球税制，防止资本外逃。由他作为顾问的法国社会党政府，已经实行了75%的最高收入税和财产税政策。
所以这本书火爆的原因也就明确了，就美国来说，在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经济不平等"议题的讨论本来就较多，各种左派反资本主义思潮正在崛起。"经济平等"被纳入所谓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核心论题。这本书的出现，无疑给予了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左派人士以学术可信度(credibility)。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索罗也加入了为Piketty摇旗呐喊的行列。一时间r>g的所谓资本主义核心矛盾似乎已经无可置疑。
不过既然这本书这么重要，也立刻受到怀疑者的认真检视。最近一段时间，质疑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权威经济学家，前美国财长，哈佛校长萨默斯撰文对Piketty的经济学推理进行了批评。其他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包括哈佛的曼昆，费恩斯坦，乔治梅森大学的Taylor Cowen等等。
目前据笔者观察，国内学术界对此书的了解大致限于几篇克鲁格曼的支持性评论。对反对的意见以及此书存在的内在问题了解大大不足。笔者准备就此点通过系列文章进行展开，一方面对批评意见进行综述，一方面论述自己的看法。

二、 r>g与储蓄率s

首先来考虑一下r>g的所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问题。说起这个，必须提起我目睹并参与的推特上两位著名美国知识分子的一番争论。
这两人一位是著名媒体人，目前在美国很火爆的独立媒体VOX创办人Matt Yglesias。这个VOX有些类似国内自媒体"大象工会"，对各类事件进行"深度解释性报导"。Piketty访问美国，受到摇滚歌星般的热烈欢迎，Yglesias阅读全书后，亲自对其进行长篇专访，并在VOX上向读者对此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可见他对Piketty思想的把握程度。
另一位则是硅谷著名投资人Marc Andreessen。是著名的互联网先驱，网景浏览器的发明者。他在争论时自承并没有读过这本书，只是通过各方评论了解其思想。
Marc Andreessen表示根据自己的投资经验，不能同意Piketty资本回报率会长期稳定在5%水平的看法。他说自己认识的所有投资人，都极为希望世界真如Piketty所描述的那么"美好"，拿到5%长期回报，大大跑赢国民收入增长，真有那么容易。但可惜，从实际投资经验看，难以置信。
而Yglesias认为r>g非常容易证明。他解释道，假设经济停滞，国民收入增长为g=0，此时一位拥有地产可供出租的资本家，资金收益r仍然会大于0，人总得住房子对不对？所以r>g，命题得证！就这么简单！
看上去真的很简单，Marc Andreessen一下子张口结舌，说不出什么反驳。
不过我作为围观者，却觉得这里有个很显然的错误。因为所谓r>g，意思不只是某一件确定的资产拿到的回报会有r（例如5%），而是指这些回报能被进行再投资，导致资产扩大，扩大的资产仍有同样的回报，滚雪球一般不断扩张。
所以经济停滞时现有的地产有再高的租金回报都证明不了什么。Piketty理论所要求的，是这些租金回报重新投资，比如，盖了新的房子，然后再出租，仍能拿到同样的回报，然后再盖新房。。。产业不断扩大。
这时问题来了。因为整体经济停滞，怎么肯定盖了新房还能找到租客入住，且保持较高的租金水平？完全无法保证。而资本家如果意识到这一点，根本不会去费力做再投资的亏本买卖。还不如自己把钱消费掉！
这样看，Yglesias的错误就清楚了，他没有考虑再投资的问题。没有想到资本家要再投资，将回报变成新的资本，不是自然而然和随心所欲的，而是和整体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而Marc Andressen虽然没看过此书，但他的直觉是正确的，因为他的职业，正相当于拿资本家的回报去盖新房，找新的租客入住。所以他知道这不容易！
我发推指出了Yglesias的错误所在。令人高兴的是Marc Andressen立即收藏了该推文，表明认同该看法。
所以这直观指出了很多Piketty拥趸的一个关键遗漏，即资本家的再投资率或储蓄率s_c(saving rate)。简而言之，资本家在挣了100块钱后，自己会消费掉多少？会把多少钱省下来进行扩大再生产？这里"储蓄"和"再投资"二词通用，因为从会计学角度看，任何省下的钱均直接自动成为新的资本。假定资本回报保持在r（约等于5%），则资本的扩张速度其实是r*s_c，而不是r。所以应该比较的，不是r和g的大小，而是r*s_c和g的大小！根据上面的例子，s_c和国民收入增长g密切相关。如果经济形势好，g会较高，投资有利可图，s_c自然较高。反之g若很低甚至为0，投资容易亏本，s_c会随之降低。
这么简单的一个常识，Piketty本人是否提到？还真提了。让我们回到原书，审视一下他的原话。
在我购买的英文版351页，Piketty论述到：
'For example, if g=1% and r=5%, saving one-fifth of the income from capital (while consuming the other four-fifths) is enough to ensure that capital inherited from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grows at the same rate as the economy. If one saves more, because one's fortune is large enough to live well while consuming somewhat less of one's annual rent, then one's fortune will increase more rapidly than the economy, and inequality of wealth will tend to increase even if one contributes no income from labor.'
翻译：例如，假设g=1%, r=5%, 资产继承者（富二代）只需要储蓄（按前面解释，这等于再投资）1/5的资本回报就可以使资本增值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速一致。但因为他们的富有，他们很容易将更多比例的资本回报用于再投资，结果则会是他们的资本增值率超过经济增长，财富的不平等会随之加剧，即便（富二代）不劳而获。
所以我们清楚了，在Piketty的理论中，富二代等资本持有者进行再投资是随心所欲的，和总体经济状况无关的。无论经济如何，他们均可任意投资并取得同样的回报。这和前面所说的经济停滞新房子也能高价租的出去一样缺乏依据。怪不得投资人Marc Andressen没法被说服。
用点经济学的术语讲，Piketty这里的问题在于其设置了太多的外生独立变量而不考虑他们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r,g按照历史数字有确定值，然后s_c外生，可以随心所欲的设定。在他的论述中，他没有解释，就算富二代"很容易"省下超过1/5的回报并再投资，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他们为何不考虑再投资的风险？
另一方面，Piketty的书中以提供大量数据著称，r和g的历史数值各国的都有。那么他有没有提供资本家的储蓄率（或再投资率）s_c使我们能验证他的理论呢？只有一处有与此有关的数据。在第10章图表10.8中，Piketty提供了法国从1820年至1913年，每10年的全民平均储蓄率s，这个概念和前面说的资本家储蓄率有一定差别，但可以互相换算。下面我们进行一些基本的四则运算来说明这二者联系。
首先这个全民平均储蓄率s指的是每年的国民总收入通过储蓄变为资本的比例。例如总收入100元，s = 0.1，意味着这些收入中有90元被消费，10元成为资本用于再生产。
国民收入则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归资本家，成为资本回报。另一部分归劳工。假设归资本家的比例为alpha。例如，当alpha = 40%，总收入为100元，则资本家总计拿40元，劳工总计拿60元。因为资本家总数比劳工总数少得多，平均到每人，收入也高得多。
不但资本家存钱，劳工也可以存钱。我们已经设了资本家的储蓄率为s_c，现在设工人的储蓄率为s_l。则资本家分到的钱100 * alpha中，存起的部分是 100*alpha*s_c。工人分到的钱为100*(1-alpha)，存起的比例为100*(1-alpha)*s_l。所以存起的总钱数为二者之和，即
100*alpha*s_c + 100*(1-alpha)*s_l
但是按平均储蓄率的定义，存的总钱数是 100 * s，二者必须相等，所以
100 * s = 100 * alpha * s_c + 100 * (1-alpha) * s_l，即
s = alpha * s_c + (1-alpha) * s_l。
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即s_l = 0。也就是说，工人因为贫穷等原因，存不下钱。或许他们年轻工作时有存钱，但年老之后会拿钱养老又消费掉了，一进一出，总储蓄率为0，无钱留给后代。此时，
s = alpha * s_c，或者
s_c = s/alpha。
在原书图表10.8中，同时提供了同一时期（1820-1913）年法国资本回报占收入比alpha的数据。在表10.7中，则有该时期资本净回报r和国民收入增长率g的数据。因此我们有了全部数据来比较r>g积累近100年后，到底会造成怎样的资本收入比扩大，怎样的不平等。在下图中，笔者将1820年的法国资本总量和国民净收入均设为单位1，然后让资本总量按r*s_c的年增速增长，国民收入按g的增速增长，直到1910年。
21世纪资本论批评(2) -- r>g与储蓄率s
可以看出，虽然按照原书图10.7， r 约为5%，g约为1%，r比g大得多，但总储蓄率s的值一般不到10%，资本占收入比在30% - 45%中波动，造成 r*s_c并不比g有明显优势。所以从上图看来，经过整整90年，资本增长确实跑赢国民收入增长，但优势仅有20%多。这并不如想象中的惊人。
事情还没完。仔细观察上图后会发现，之所以资本跑赢了收入，完全是因为1870-1890年间收入停滞造成的。我们知道，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赔款50亿法郎。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动荡。所以这20年的经济停滞其实是这一外来事件的后果，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无关。但如果不考虑这20年，在剩下的70年间，其实资本增速和国民收入增速高度一致！
对这部分具体数据Piketty本人有何评论呢？在原书355页，他针对这一时期法国的数据评论到，
"Income from capital accounted for nearly 40 perc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it was enough to save one-quarter of this to generate a savings rate on the order of 10 percent. This was sufficient to allow wealth to grow slightly more rapidly than income, so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wealth trended upward"
翻译：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近四成，因此只要（资本家）储存四分之一的收入就能达到（图10.8所示的）平均储存率。这足以让财富（=资本）的增长比国民收入增长略有优势，造成财富的集中。
可以看出，Piketty对资本家储存率s_c和全民平均储存率s的关系理解和笔者一致，这证实了笔者计算的有效性。值得玩味的是他原话中被笔者加黑体的部分-r>g造成不平等急剧增加的描述没有了，换成了"略微"（英文"slightly")。这很可能表明，他做过笔者上面所作的计算，知道会有怎样的结果，所以用词开始退缩和躲闪。当然这些细节一般人很难发现。
总结一下，所谓r>g会造成不平等的急剧上升的说法，因为没有考虑到储存率（再投资率）和国民收入g之间的约束关系，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而根据Piketty书中提供的数据进行的计算，也证实了这一点。从Piketty在涉及这些细节的论述口气变化来看，他很可能知道这样的缺陷，但不愿声张。
最后，笔者要感谢Piketty教授将如此大量的数据全部制成excel表格打包置于自己主页上。笔者研究此问题时第一次试图下载数据发现大量excel表格损坏，因此专门去信提醒Piketty教授注意。Piketty教授立即修复了文件并回信提示。这种负责的态度令人钦佩。当然，一本如此火爆的畅销书对应的数据包损害，被笔者这样的小人物发现，说明认真研究了数据和此书内容的人并不多。

三、"替代弹性"科普

这一次先科普点基础知识。
上次的资本论批评已经说明了，所谓r>g导致资本恶性增长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不存在。其实关于r>g的问题还有很多可说的，但我们暂且先搁置该问题的其他方面，而是集中精力审视和经济不平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替代弹性，搞清Piketty在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中，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是个看起来很专门，很高级的经济学概念。但其实只是对我们日常接触的，很容易理解的一些经济学现象的理论包装。本来，学者在面对公众讲解问题时，不该使用过多学术性专业概念。但在这次的争论中，专业名词一再出现。比如在最近何帆对21世纪资本论的赞扬性评论中，就又提到了替代弹性。这种做法的问题是，容易给公众一个印象：既然你没法理解这些学术概念，那你就缺乏思考和质疑有关结论的能力和资格，因此最好接受我们专家的意见。
因此，笔者作为不同意有关结论的反驳者，只能专门辟出一节，先对这一经济学概念进行科普。争取让读者有机会把握其精髓。已经熟悉这一概念的朋友可以跳过。
这具体是啥呢？和经济不平等又有何关系？让我们从Piketty原书的论述说起。
前面我们讲过，Piketty认为，资本总量会按回报率r增长，国民总收入会按g增长，因为r>g，所以会造成相对国民收入的资本总量恶性增长。这个论述的问题，不仅在于没考虑资本家的储蓄/再投资率s_c，还在于，资本总量，那是个总存量的概念，而国民收入，是个流量概念。拿存量和某时间段的流量相比，多少有点莫名其妙。更加合适的做法，应该是把每年的国民收入拿出来具体考察，看看其中归于资本家的是多少，归于劳工的又是多少，这个比例又如何变化。
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假定经济体内的总人口不增长，劳工供应总量不变。按照Piketty的说法，随着不断扩大再生产，资本总量供应会越来越多。但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个竞争性市场，各种资源定价由供求关系决定。如果资本总量供应越来越多，单位资本的回报也会随之下降。
比如资本是房产，回报是租金。可供出租的房子多了，而人口没增加，租金只能下调。又比如资本是机器，回报是产品利润，机器多了，生产的产品多，价格也会降低。
另一方面，对劳动力来说，如果供应总量不变，但资本在增多，则劳动力会相对稀缺。因此工资会抬高。
这都是常识。
但这时问题出来了，在资本（机器，房产）增多的情况下，资本家获得的资本回报总额和劳工获得的工资回报总额的比例，如何变化？
这个问题就难判断得多。每个劳工工资提高，所有劳工的总收入肯定提高。但资本方面呢？单位资本回报降低，但资本总量又在增加，两个数乘起来，总回报可增可减，和劳工阶层的总工资收入的比例也可增可减，还有可能不变。
替代弹性的概念就是描述这问题的。
如果资本总量增加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后，资方总回报和劳工总工资比例保持不变，则替代弹性等于1。如果资方总回报的增长比例超过了劳工总工资的增长比例，则替代弹性大于1。如果资方总回报的增长比例落后于劳工总工资的增长比例，则替代弹性小于1。
举个例子。某个工厂，原有100台机器，雇了100名工人。每台机器每天生产100件商品，每件商品售价2元，但所需要的原材料价格为1元。而工人每天工资是60元。
因此，每件商品销售获得的利润为1元。这也是该工厂生产所创造的附加值--产品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差值。
对该工厂来说，每天总产量为100×100=10000件商品，销售总利润是10000元。给工人发放工资总量为60×100 = 6000元。剩下的是资本家的回报=10000-6000=4000元。该厂资本家总回报和工人总工资比例为4000/6000 = 66.7%。
然后工厂主觉得利润不错，决定再购入10台机器，扩大生产。这时总机器数量变为100+10 = 110台，增加10%。工人还是那么多。每个工人干的活多了，所以工厂主为防止工人跳槽，不得不加工资，假定每人每天多给两块钱，工资变为60+2=62元。
所以这时工人总工资增加到62×100=6200元。因为工资提高，工人没有跳槽，因为机器增多，每天产量增加为110×100=11000，即比原先增加一成。问题来了，现在每件商品利润多少？还是一元？
肯定得有所降低。因为不仅这一家工厂会扩大生产，所有的工厂都会有类似的策略。所以全社会该商品总供应增多，价格和利润不得不降低。但利润具体降低多少，很难判断，和各种复杂的经济，市场状况有关。我们先假定一个数值，看看会发生什么。
假定每件商品的利润从1元降低到九毛四，即0.94元。
此时，销售11000件商品的总利润，不再是11000元，而是 11000×0.94 = 10340元。发工资后，还剩下
10340-6200 = 4140元，归资本家。这时资本家总回报和劳工总收入比值是4140/6200 = 67%，和以前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资本家决定扩大再生产10%后，虽然他的回报增加4000 -> 4140，但劳工总收入也增加 6000->6200，二者增加比例一样，资本家在收入分成方面没有占到更大优势。
按照我们前面的说法，用经济学专业术语来讲，此时替代弹性为1。也就是说，资本家总获利增长的比例，和劳工总工资增长的比例相同。
但是，难道那个九毛四的利润不是我们自己设的吗？如果扩大再生产后，每件商品的获利高于九毛四，则资本家总回报会超过4140元。比如，我们假定每件商品获利为九毛五，则通过同样的计算，资本家总回报增长为4250元。这时工人总工资仍然为6200元，所以资方回报和劳方总工资比例为 4250/6200 = 68.5%。高于刚才计算的67%。也就是说，资方在收入分成中占了优势。前面说过，这种情况下的替代弹性大于1，具体该怎么计算？
为计算替代弹性，我们换个角度考虑问题。
1. 首先，扩大生产后机器总量增多，劳工不变。所以要知道资方总回报与劳工总工资比例的变化，可以先计算机器（资本）总量与劳工总量比例的变化。工厂里原有工人100人，机器100台。所以机器与人比例为100/100=1。
扩大生产以后，工人总数不变，但机器总数变为110台，机器与人的比例为110/100 = 1.1。
所以，机器与人的比例，扩大生产后是扩大生产前的 1.1/1 = 110%。
2. 然后，扩大生产后，劳工工资提高，每台机器生产的商品总数不变，但利润降低，这说明相对单个劳工的工资，每台机器从其为资本家获利的角度看，变得"不值钱"了。这种"不值钱"，会抵消机器总量增加的效应。所以第二步再计算每台机器为资本家带来的回报，与每个劳工获得的工资的比例变化。
前面的例子，扩大生产前，每天每个工人工资60元，资本家总回报为4000元，平均到每台机器，为4000/100=40元。所以每台机器为资本家赚的利润，与单个工人的工资比例为40/60 = 0.67。
扩大生产后，工人每天工资变为62元，资本家总回报增长为4250元，但机器总数为110台，所以每台机器为资本家产生的回报降为4250/110=37.64元，与工人工资比例更加降为38.64/62=0.623。
所以，每台机器为资本家带来的回报，与每个工人工资的比例，扩大生产后是扩大生产前的0.623/0.67=93.48%。
很明显，1和2中的两个比例，代表了两种互相抵消的不同效应。他们的乘积，正是劳资双方在总获利中分成的比例变化。事实上，这二者乘积为
110%×93.48%=1.028。或者说，资方与劳方分成比例，扩大生产后比扩大生产前，增加了2.8%。这正和前面计算结果一致。因为先前我们的计算是，扩大生产前，资方总分成是劳方的66.7%，之后升为68.5%，增加量正是（68.5-66.7）/66.7 = 2.8%。
这事情和"替代弹性"有何关系？特别是，从哪里体现出来了"替代"？经济学上，可以将前面2中提到的资本（机器）的相对（于劳工工资）"不值钱"，看成1中提到的资本总量的上升（相对劳工人数）的原因。也就是说，资本的相对低价，造成了资本对劳工的"替代"，资本家宁愿多使用资本少使用员工。如果替代弹性高，则少量的资本降价就会导致较多的劳工被资本替代，反之，替代弹性低，则意味着较多的资本降价也只带来较低比例的劳工被资本替代。因此，资本降价时，高替代弹性对劳工不利，低替代弹性对劳工有利。
拿前面的例子来说，商品利润下降代表着资本更"不值钱"，这和房屋租金下降代表房子本身不值钱一个道理。如果替代弹性为1，则商品利润降到九毛四，造成的后果是工人总数虽保持为100，但机器总量增加至110，但按扩大生产前的比例计算，此时"本该"有工人110人。也就是说，10个工人被替代。
而在后面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商品利润仅下降到九毛五，就造成了同样的机器总量增加，即10名工人被替代的情况！
那么替代弹性的值到底怎么算呢？是前面1和2中计算出的两个比例，先取自然对数，再求比例，然后取相反数。即
e = -ln(110%)/ln(93.48%)=1.41。
这里涉及到一些数学，笔者不再解释，基本能理解前面所说的"替代"之含义即可。
再考虑一种情况。反过来说，如果扩大再生产后产品利润下降比较大，例如，降为九毛三，情况又会如何？这时，产品总利润变为11000×0.93 = 10230元，给工人发工资6200元后，资方利润仅剩4030元。所以资方总回报和劳方总工资比例降为4030/6200 = 65%。比起扩大生产前的67%，劳方占了优势。
这时的替代情况如何？很明显，资本利润需要降到九毛三，才导致10名工人被替代。说明替代强度较低，替代弹性小于1。按前面同样的计算方式，得到的替代弹性值为0.79。
真实世界的替代弹性是多少呢？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美国经济学家，前参议员Paul Douglas早在1927年就发现，无论经济规模如何扩大，美国国民收入中，劳工部分占比长期稳定于70%。根据我们前面的说明，这表明，替代弹性的数值就是1，因为不断的扩大再生产，没有造成劳资双方中任何一方的优势。
为解释这个现象，Douglas和另外一位数学家Charles Cobb合作，提出了著名的Cobb - Douglas生产函数。这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标准模型。
但是，近年来，有研究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出现了劳工收入占比滑坡的现象。把具体数据代入一些模型经过测算发现，对应的的替代弹性数值大于1，很可能达到1.2。这说明，可能劳工在利润中的分成随着生产的扩大发生了减少。这样的结果，为"收入不平等"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四、替代弹性的毛利与净利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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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部分科普了替代弹性的概念。我们提到，替代弹性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在于，替代弹性的大小，代表了在资本回报率降低情况下，资方和劳方总收入比值的变化。在标准的Cobb-Douglas劳动生产率模型下，替代弹性等于1，此时虽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占有的国民总收入却能保持稳定——而这差不多正是美国多年来的情况。
Piketty所担心的，是随着不断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面临资本总量不断上升，资本回报与劳工回报差距拉大问题。但如果Cobb-Douglas模型成立，资本总量的上升与资本回报率的变小正好抵消。不过，Piketty认为，Cobb-Douglas模型过于简化。长期来看，并不严格成立。至少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真实的替代弹性数据大于1，即随着资本总量的增加，资方在总产出中的分成会越来越大。
原书划出专门章节讨论该问题。如219页有一章标题就叫：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Elasticity Greater Than One（21世纪的资本-劳工替代：替代弹性大于1）。经济学界对此问题有不少专门的研究。比如，2014年两位经济学家Karabarbounis和Neiman的论文建立模型计算近二十年多国的历史数据表明，替代弹性的数值可能达到1.25。该结果被Piketty近期相关论文中引用作为证据。
看起来大于1的替代弹性已经没有疑问了。Piketty的论述要点在于，这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机制，所以近来一段时间数据观察到的不平等不是偶然或暂时现象（这些数据的问题我们后面会加以讨论），而必将因该机制而在将来愈演愈烈——除非采取有效政策遏制资本。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很微妙，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技术问题：替代弹性标准定义中所说的资本回报，指的是"毛利"，但Piketty在讨论资本回报时，使用的是"净回报"或"净利"。这两者并不一样，区别在于总回报或毛利要减去资本消耗减值才等于净利。首先发现该问题的是经济学家Matt Rognlie。
拿上一节的例子来说。工厂每台机器，每天生产的商品出售获得利润100元，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60元后，剩下的40元成为资本回报。但这个回报属于"总回报"或"毛利"的概念，因为还有一部分费用没有扣除——机器本身的折旧。机器运行会带来自身的损耗，价值下降，旧机器没有新机器值钱。假设机器每天折旧损失的价值是20元，则最终资本家能拿回家的钱只有40-20 = 20元。这才是Piketty所说的净回报。
为什么说Piketty的替代弹性，是按净回报定义的呢？因为他的回报，必须能够用来进一步投资扩大再生产。显然补偿折旧的钱就谈不上能使生产规模扩大，只能防止生产规模不因机器损坏减小而已。
这么细节的一个区别能造成什么不同？会造成Piketty的替代弹性，比正常定义的数值来的小。原因很简单：同样的利润下降，所造成的净回报下降的比例高于总回报下降的比例。
再说前面的例子。发完劳工工资后，每台机器为资本家获利40元，但因折旧减值20元。
考虑资本家工厂扩大再生产之后的情况。假定因为供应量增加，每件商品利润从1元降低至九毛五分。则按照上节的计算，每台机器为资本家获利仅为38.64元。获利下降。然后，关键点来了——机器的折旧减值会怎么样？也会下降吗？很明显不会！机器仍因折旧减值20元！原因很简单，商品利润下降完全是供求关系变化导致，机器减值则由磨损等物理原因导致，二者没有关系。机器的磨损不会因为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而自动减少。
所以每台机器总回报，从40元降至38.4元，下降比例为(40-38.4)/40=4%。
但除去机器减值的净回报，则从40-20=20元降至38.4-20=18.4元，下降比例为(20-18.4)/20=8%，比总回报下降比例高一倍！
这如何影响替代弹性？按照前面说的，资本总量增加，产品利润降低情况下，替代弹性为1表示最终资本所得和劳工所得比例不变，替代弹性大于1表示比例变大，替代弹性小于1表示比例变小。
所以，如果真实世界满足按毛利定义的替代弹性等于1的情况，即随着生产的扩大，资本家总回报和劳工总工资比例不变。这时，虽然单位商品的毛利有下降，但卖出的商品多了，总毛利还是增加，且增加的速度正好赶上工人工资总量的增加速度。但，按净利看怎么样？每件商品净利下降比率比毛利下降程度比率要大，所以总净利就算有所增长，增速也已赶不上工人总工资增速。也就是说，此时如果计算按Piketty的净利替代弹性，值只能小于1。
数值上这二者具体差别涉及一些微分计算。按前面例子，首先要知道资本净回报和资本减值率的具体数值。我们净回报采用Piketty的数值5%，目前美国的资本减值率也约为每年5%，两者大致相等，这种情况下，像前面例子里计算的一样（例子里的数值也是净回报等于减值），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商品净利下降的比率是毛利的2倍。所以Matt Rognlie认为按照净利计算出的替代弹性只有按毛利（传统定义）计算结果的1/2。但仔细检查他的算法后发现，他并没有考虑到劳工工资变化问题。因为在替代弹性定义中使用的是相对回报（即资本回报与劳工工资的比例），相对回报的变化有一部分是劳工工资增加贡献，这部分的变化和使用净利还是毛利无关，所以使用净利计算的替代弹性和标准定义差距没那么大。具体差距和当前资本毛利和工人总工资比例有关。按美国的情况，净利替代弹性约是标准替代弹性的1/1.7（约等于60%）。所以这二者差距颇为可观。
问题来了。Piketty理论所要求的是按净利替代弹性大于1，这等于按毛利计算的替代弹性大于1.7！所以他理论的要求，比传统的标准模型（毛利替代弹性为1）的偏差比看上去大得多。然后，他引用来支持自己结论的研究不再有效。比如，Karabarbounis和Neiman (2014)文章中的计算结果为毛利替代弹性为1.25，换算成Piketty的净利替代弹性，仅为0.74，和1有较大距离。事实上，在已有的研究中，并没有任何模型能够支持高达1.7的毛利替代弹性。
萨默斯在其发表的重量级评论中，提出的Piketty书中技术失误有两个，一个是之前我们评论过的储存率问题，一个就是本节介绍的替代弹性计算中毛利/净利混淆问题。

五、"不平等基本悖论"

21世纪资本论批判 (5)-
图为里根总统为乔布斯颁奖

我们知道，法国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所著《21世纪资本论》一书提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核心概念，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的不断扩大。而本系列前面几部分已经详细讨论了Piketty在理论论述方面的问题——他并未从经济学理论上证明这种矛盾的存在性。
但是疑问仍然没有消除。难道Piketty不是搜集了海量历史数据证明收入差距确实在不断扩大？而我们平时也经常听到各种有关亿万富翁财富的新闻。例如美国的苹果，谷歌，facebook，中国的阿里巴巴等巨型公司管理层的个人财富总量均已达到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所以，不管未来如何，巨量的社会不平等岂非已经产生并且亟待纠正？
现在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对Piketty的数据部分提出各种合理批判，指出他对历史趋势的判断并不如看上去那么可靠。
但是核心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这种"收入不平等"，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没有实际含义的"数字游戏"。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惊人，但实为很容易理解的逻辑必然。首先，收入不平等，本身的确是货币意义上一个数字的概念。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数字，在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通过消费，确实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钱多的人购买力强，生活品质就高，反之亦然。固定某个时间段（例如当前，去年，1990年等等）来看，生活品质很大程度被拥有货币数量决定。例如月收入5000的生活品质不如收入一万的，更不如两万的，等等。正因为如此，收入这个数字概念，才对我们重要。
但是，上面的逻辑有个要点：时间段的固定。如果我们想考察不平等状态在历史上长期的演变，就会出现逻辑问题。举个例子，假定没有通货膨胀，十年前穷人月工资五千，富人一万。现在穷人月工资还是五千，富人则变成两万。从收入数字上来看，不平等的确扩大了。但生活品质上呢？是否也必然有"相应"的不平等扩大？这大大的不一定。甚至可能正好相反。
早在2009年，美国著名智库卡图研究所的政策报告中就发表了一篇详细论述此事的论文——《清晰认识不平等》（Thinkingclearly about inequality by Will Wilkinson）。对应于Piketty的所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篇文章给出的观点可称之为"不平等基本悖论"。
这个基本悖论可以论述为：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条件下，任何人要扩大其个人与大众收入数字上的不平等（通俗的说，发财致富），反而要通过压缩富人与大众生活品质上的不平等而实现。
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全球知名的苹果公司。苹果总裁蒂姆库克在2011年拿到的薪酬总计达3.78亿美元。此事被不少人当作当前不平等已经过份的重要证据（严格的说，这来自对其薪酬结构的误解）。不过，为什么苹果公司有实力发出如此海量的薪酬？在于他们能够让全球普通消费者心甘情愿的购买设计精美，功能众多的苹果手机。今天，哪怕是中国和美国的穷人，往往也持有一部苹果。
思考一下——穷人在用苹果手机，富可敌国的富人，例如蒂姆库克本人，投资大佬巴菲特，或者位高权重的官员，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用什么手机？也是苹果手机，以及类似的品牌——比如奥巴马的黑莓手机。换句话说，在手机的品质方面，一个穷人和亿万富翁，已经没什么差别——当然，富翁的苹果存储更大，下载的应用程序更值钱，奥巴马的黑莓则具有强大的安全性能，但是这种差别在使用体验上基本无法体现。穷人富人的手机设计完全相同，存储空间到底是32G还是64G，是否有优质的应用程序，在价格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专门为奥巴马准备的拥有强大安全性能的黑莓机也许价格不菲，但这种特性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有和没有并不存在体验上的区别。
所以，智能手机作为当前社会中一件对生活有重要意义的消费品，穷人和富人实在是非常平等。而苹果总裁之所以在2011年拿到如此之高的奖金，原因在于他所领导的公司（以及其他类似的技术公司），促成了这种平等——他们一举将"亿万穷人"的某项消费品质提高到和"亿万富翁"差不多相等的水平。正因为他们的产品能够吸引"亿万穷人"自愿购买，每人送上少量的利润（上百美元量级），才造就了这批"亿万富翁"。他们虽然凭借产品畅销造成了自己和广大穷人的收入数字的高度不平等，但却又通过该产品，使得穷人和富人（包括他们自己）的消费品质大大拉平甚至消失。这正是前面提到的"不平等的基本悖论"所叙述的内容。
把这个案例放进历史的大背景下，会更加看清不平等的真正趋势。
手机发明于80年代，最初中国叫"大哥大"，当时此类产品价格极其昂贵，是普通人绝不敢梦想的，不折不扣的是地位与身份的象征。在美国，普通人用的起的，也只是固定电话而已。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手机才进入普通人的财力范围，那时功能简单的手机和带有比较高级功能（如大彩屏，高存储，照相，游戏功能）的手机价格差别可达10倍以上，从手机品牌区分收入非常容易。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智能手机"概念，但有些类似的雏形，例如中国人称为"掌中宝"的PDA等，基本是大富大贵才能染指的范畴。九十年代我印象很深的一大新闻就是，中国的跳水冠军伏明霞嫁给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夫君送给她一个PDA。当时感觉这是个极度神奇的东西，压根没敢想象这玩意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
所有这一切产品，和今天的智能手机相比，统统"弱爆了"。科技在进展，人类在进步，所以今天享受的技术比昨天要强，是个很普通的事情。但就像前面指出的，有一个不普通之处——今天手机，早已丧失了20年前那样区分穷富的能力。消费品质大大的平等化了，而不是相反。
从80年代到现在，按照Piketty等经济学家的说法，收入数字的差距在扩大。很多经济学家不同意他们的计算，但的确也没有证据说明收入差距有明显的缩小。但从手机的历史可以看到，生活品质的差距，却有明显的缩小。这说明，仅从收入数字变化来判断不平等在较长期历史过程中的演变，存在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正是"不平等的基本悖论"。
换句话说，收入数字上的差别，造成生活品质实际差别的潜力越来越小。而这种趋势，实际从资本主义诞生那天起，就一直在进行。资本主义推行自由市场，自由交易，要想富，找大众，你必须能让大众主动消费你的产品，达到最广大的用户群，才能致富，这又要求你的产品能够显著的提高广大用户的生活品质。整个工业体系，最终都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专门为极少量富人服务的，的确有，但是不多，而什么东西只要富人消费了之后，会有大量的人为了赚钱，挖空心思，琢磨如何也能推广到穷人。这是巨大的"平等化"力量。
生活中真是充满了类似的例子。拿我们日常消费品来说，富人开的车，是极其昂贵的兰博基尼，穷人开着不起眼的小丰田卡罗拉，但是这二者在效用的差别，实在是没法和其价格上的巨大差别相比。卡罗拉车性能也很稳定，夏天也有空调，内饰材料当然很普通，但是坐在卡罗拉座位上和坐在兰博基尼座位上到底有多大感官上的区别？
再说电视机，穷人的电视小一点，富人高价购买最新款式的各种"巨型"电视，但收看节目时得到的乐趣实在是差不多。而且很快最初看起来高级的电视也迅速进入了穷人的家庭。
既然如此，为何还有人会有动力致富？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于人类对这个财富数字的渴望。富人致富之后，不甘心自己的生活看上去和穷人毫无差别，他们在挖空心思制造这种差别。只不过，这种差别，越来越与真正的生活品质脱离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名牌奢侈品。LV，香奈儿的皮包，爱马仕的丝巾等等。这种东西之所以高价，只在于因为历史的原因，他们成为了身份和财富的标志物，和实用的功能几乎没有关系。但甚至连这些都很难被保住。在中国，LV和香奈儿已经被称为"街包"，富人要显示身份必须不断另辟蹊径。看过一张搞笑漫画，对比的是一般"土豪"和真亿万富翁。漫画标出土豪和亿万富翁一身行头的价格，土豪穿着昂贵的衬衫和裤子，价值上千美金。而亿万富翁穿着几十美金的衬衫和裤子——但是带着一只几万美金的手表。那只手表的价值，只在于'身份认证"的功能而已。
早有经济学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对奢侈品的消费和追求，等于对富人施加了天然的高额税赋——富人必须出高得多的价格购买这类商品，而其功能品质和穷人所用的基本等同。
理解了"不平等基本悖论"，我们会立即发现，当前将收入数字不平等当作"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进行的讨论，存在重大问题。首先从纯粹逻辑角度讲，这忽视了收入数字和实际生活品质的区别。但更加严重的是，这种逻辑上的错误可能带来的政策后果。既然收入数字的不平等，往往恰好和生活品质的平等化是同一硬币的两面（资本主义条件下），则人为降低前者的各种经济政策，很可能干扰这一机制。最终导致的是，收入数字看起来更平等，但反而阻碍了生活品质变得更平等。
拿美国两家著名IT业公司微软和苹果来说，他们由两位传奇人物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与70年代创立，并在80和90年代获得高速发展，那个年代也是美国最尊重市场和自由经济的时代。《21世纪资本论》作者Piketty本人对美国的经济成就颇为不屑。比如他指出，从数字上看美国经济增速比起欧洲也没什么了不起。特别的，他不认为个人奋斗积累财富所造成的差距有什么合理的一面。所以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对所有超过一定数值的资产均征收高额的累进资产税。这种资产税不具有其他的经济优化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控制"不平等"，防止富人的产生。但思考一下，如果80年代的美国执行的是这类政策，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建立的公司早就会在成长的中途夭折。今天普遍使用的视窗系统，office办公软件，苹果手机等等会不会被发明出来将是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这种政策下的世界，不仅生活品质远远落后于今天的现实，生活品质方面的不平等也会大大加剧。
其实，仅仅在十几年前，中国人对美国的一项羡慕之处正是：美国的穷人和富人生活品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时美国的穷富收入差距当然也很大。只是这种差距在衣食住行方面没法有明显的体现。今天很少有中国人羡慕美国这点，因为这种成就中国也部分实现了——通过资本主义与全球化。
理解了这样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与其关注收入数字的不平等，不如关注真正的贫穷问题：如何提高那些仍然没有享受到自由市场好处的穷人的生活品质。至于富翁的财富数字进一步上涨，为何要过多的在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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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给香港前线警务人员的公开信

Posted: 14 Jul 2014 05:31 PM PDT

图：香港警察强力清场——占中预演

親愛的香港前線警務人員：

在7月2日凌晨開始的留守遮打道行人專用區事件中，有過千市民參與，最後有511位市民被移離及拘捕。對於當天前線警務人員的表現，我在此公開表示讚揚。前線警務人員所展示盡忠職守及克制的專業態度，足證香港警隊的前線人員，是達到國際標準。

我也明白前線警務人員在面對社會矛盾越益尖銳的情況下，在執行職務時，實在是承受着極大的壓力。由本人所發動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在過去十多個月在香港社會引起極大爭議，因行動涉及有可能出現萬人堵路的計劃，而負責處理這場景的，必會是前線的警務人員。「和平佔中」引起了不少前線警務人員的顧慮，是我所深感歉意的。

一旦出現萬人佔領中環，若特區政府和警方高層下令清場，前線警務人員就要在全世界的目光注視下執行命令。因涉及人數過多而未必可以把示威者逐一搬離現場，前線警務人員為要達成任務，就有可能要使用更大程度的武力如水炮或催淚彈去驅散人群。對和平的示威者採用那程度的武力，前線警務人員可能因而被各方指摘，所承受的壓力必是非常巨大，這也我能想像及感受得到的。

前線警務人員把責任推向佔領中環的示威者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一向以來香港在談及法治時都是強調各方須守法，而示威者明知犯法仍要佔領中環，那的而且確與港人過去所認知的法治是有出入的。

但我希望前線警務人員嘗試明白「和平佔中」行動背後的理念是甚麼。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人，並不是一群吃飽沒事做的人，也不是一群只有一腔熱血卻不去思考的人，更不是一群投機撈政治本錢的人。他們都是一群心愛香港，為了建立起一個更好、有民主有法治、更公平公義的香港，而願意自我犧牲，甘冒被拘捕、起訴、入獄危險的公民抗命者。他們與前線警務人員一樣，非常尊重社會秩序，故他們在犯法後是願意承擔罪責的；但他們更希望能建立起公義的秩序。

公民抗命者不會視前線警務人員為敵人，我們也明白前線警務人員即使要在他們身上施予某程度的武力，那也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而已。因此我希望前線警務人員，即使不認同公民抗命者的政治訴求和採用的抗爭方法，請不要把他們視為挑戰警權的不良社會分子，他們也絕對不是在尋釁滋事。

但我也希望前線警務人員知道，在除下制服後，你們也是與公民抗命者一樣，都是香港的公民。我也相信作為香港公民的前線警務人員，與其他香港公民一樣，都是擁抱香港的核心價值，珍惜法治、人權、公平和民主的。為了香港能在2017年實現真正的民主普選，大家或許站在不同位置，但心應是一樣的。

當去到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希望前線警務人員在執行警方高層所下的命令前，也要用你們公民的身份具批判力地想一想，那些命令是否對警方、特區政府及香港是最好的？為何這些公民抗命者要被迫走到這一步？為何警方高層要下這樣的命令？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達成目標而不需採用這些方法呢？我絕對相信香港的前線警務人員是有智慧的，既能盡忠履行職務，也能恰當地處理和平示威者。

我更希望前線警務人員知道，在你們制服下面，不只是一個公民，更是一個人，一個擁有良知與良心的人。因此我絕不能苟同警務處處長所言，「只要嚴格依法辦事，就不會出現違背良心的問題」。研究法律30年，我知道法律不等同良心，因有惡法。即使是善法，也有惡意執法。因此，嚴格執法不可能保證人的良知不被違背，也不表示人的良心不在。

在這裏，我最後只是再次希望所有前線的警務人員能明白，在當一名警務人員之前，你是一名公民。在你當一名公民之前，你是一個有血有肉、有良知良心的人。與公民抗命者一樣，也與700萬港人一樣。

在此，我祝願前線警務人員工作順利。互勉。

「和平佔中」發起人　戴耀廷

苏晓康：野蛮的崛起

Posted: 14 Jul 2014 12:28 PM PDT

苏晓康
中國經濟二十年掠奪式的耗竭型的發展，使它今天對外擴張爭奪資源。如果不是因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殺，中國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條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發展道路。

問：您當年在《河殤》中提出中國應走向海洋文明，這與中國向西方開放，大力加強海空軍事力量，有無關聯？

蘇嘵康：這完全是兩碼事。《河殤》的主題是打破封閉。因為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上臺後，把中國搞成了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封閉社會。我們就在這個封閉的社會裡長大的，一直到文革以後，我都快三十歲了，還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所以《河殤》講的是二十幾年前中國人對外面世界、對國際社會、對文明的一種期盼和嚮往。事實上，當時中國的封閉我覺得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地理空間上的隔絕，但思想精神上的封閉更重要，是雙重的封閉。《河殤》所希望擁抱的藍色文明，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普世價值。

在二十七年前的那個環境和時空裡，我們完全不能想像中國今天作為一個專制社會而崛起，會是什麼樣子？老實說，基本上它不能在文明上成為一個大國，成為一個像美國或像當年的蘇聯那樣的世界超級大國，今天的中國還到不了那個程度，因為它內部的問題非常嚴重，而且是一個在精神、新聞、文化等方面完全封閉的、禁錮的社會型態，比毛澤東時代還要禁錮，比如最近曝光的「七個不准講」，比八十年代還不如，甚至文革也沒有到那個程度，這是中國表面的光鮮掩蓋不住的，它內裡不過是一種野蠻。什麼「睡獅醒了」，分明是從一個叢林社會爬出來嘛。

問：今天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麼性質？

蘇嘵康：中國經濟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掠奪式」的資源耗竭型的發展，使它的資源匱乏非常嚴重。今天中國對外的發展，純屬資源爭奪上的擴張。但是如果不是因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殺，中國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條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發展道路。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也就是由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主持的經濟改革，如果沒有發生六四衝突，而照著趙紫陽的路子繼續往下走的話，中國就不必去搞後來的那一套，就是大開國門，把外資都放進來，給它們提供非常優厚的條件，提供廉價勞動力，趙紫陽是不會走這條路的，他會保護中國自身的利益，這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起碼的思路嘛。可是六四屠殺後鄧小平選擇的戰略，就是要中國快一點經濟起飛，不顧一切。鄧當時說的意思就是：只要把經濟搞上去，把老百姓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記六四屠殺。

鄧小平的思路很清楚，他要用經濟發展來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問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政治危機，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經濟發展，不必走現在這種讓中國資源全部耗盡，土地、水源、空氣通通污染的發展道路；同時，又在分配上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不公平，極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國90%的財富，其他十幾億人只占百分之幾的財富，我們還付出了環境的代價。胡平對此有一個極神似的概括：「槍聲一響，變偷為搶」。反過來說，不偷不搶的話，中國可以篤篤定定的走一條資源低消耗的發展路徑，也犯不著到海外去搶資源。今天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中國兩個喪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沒有了，還有這些年的封閉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精神荒漠，中國人失去了心靈的家園。所以我可以講，中國十億人今天在心靈上也是在流亡。

問：您提到環境破壞與資源的消耗，後果會怎樣？

蘇嘵康：比如，以北京的霧霾為例，我在北京生活過二十多年，沒有過啊。上一任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一到北京就測試空氣污染指標，中南海還指責他故意出中國政府的醜，現在呢？北京霧霾嚴重到這樣的程度，也無法否認了。霧霾成了一項跨越政治、經濟、社會的綜合指標，它對中國人心理的打擊之大，怎麼估計都不過分，因為空氣是一種「最平等的資源」，它對誰都沒有特權。我覺得，自從北京霧霾成為一個事實，沒有人還敢堅持中國環境沒破壞了。都說中國富裕了，但是大批有錢人卻跑到紐約曼哈頓、洛杉磯來買房子，大概去巴黎的也不少。中國強大了，你們為什麼不在自己的國家生活呢？因為中國的環境已經沒法生活了。

再以江西鄱陽湖為例。鄱陽湖在八十年代還是非常漂亮的一個湖泊，現在完全乾枯了。還有黃河，一年裡有二百多天斷流。經濟掠奪過度，山河破敗，都是不爭的事實，中國老百姓把杜甫悲歎家園破敗的千古名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稍改幾個字用來哀歎今天：「國在山河破，城汙草木枯」。從這裡就可以聽到人們淒涼的心境。然後還有土地污染，種出來的糧食吃了會有得癌症的嫌疑。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很恐怖，其後果，我們還無法估計。中國現在的癌症發病率是世界最高的，就是因為污染的問題。如果不是因為六四，中國完全可以走另一條無論如何都會比今天好的道路。

問：中國的崛起和美國重返亞洲，是否會造成更嚴重的摩擦？

蘇嘵康：這是一個地緣政治學上的問題。中國要在太平洋上崛起，去那裡爭奪資源，就會跟美國遭遇，比如中國跟越南在南海因為石油和天然氣的爭奪，美國支持那些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上的小國與中國講道理。這時中國需要在地緣政治上做一個選擇。怎麼辦？它重新去和俄羅斯聯手。這是我要講的重點。這裡插一句，人們也在問：中國為什麼不敢「朝北方崛起」呢？北方的西伯利亞有極為豐厚的自然資源呀，但是中國不敢，它怕死了俄羅斯。

中國要和俄羅斯聯手，這非常有意思。我們這代人都很清楚，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就選擇了和蘇聯聯手，依附于蘇聯這個超級大國，跟另外一個超級大國美國抗衡，這條路線，讓中國老百姓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毛澤東跟蘇聯要軍事工業化，要原子彈技術，是用中國農民的糧食去交換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中國大饑荒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政府強行從農民嘴裡奪糧送到蘇聯去。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啊！這就是中蘇聯合抗美的後果。所以，今天的中共如果重新走上當年毛澤東的路，我們不知道前途是什麼，未來會如何？總之，俄國從近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真正的禍害和威脅，而不是美國。

二十五年前製作《河殤》時，確實是想提出一個比較開放的思路，而不是往外擴張，這個開放是從兩個層次，即從地理上，也從精神上，文化上，向國際社會、向先進文明開放。但中國後來走了經濟開放，但精神上更加禁錮，這樣一種封閉狀況下如果對外發動戰爭，國內是會發生內戰的，現在的維穩費高出軍費，因為每個縣城都需武警把守，每年的群體事件數十萬起，可以說是「烽火四起，八方冒煙」，有人乾脆稱之為「第四次國內戰爭」。這種形勢，中共敢在國際上開戰嗎？對這個問題，大家都在看他們一意孤行，等著崩潰。

問：您覺得這種危機局勢還可能挽回嗎？

蘇嘵康：如果要挽回，首先今天的執政集團從政治上，要有思路的改變。可是，我們到今天看到的，他們現在所做的，是把崩潰的時間盡可能地往後推，而不是採取補救的辦法。推到什麼時候算什麼時候，一直推到總爆發。前幾年中國有一句話，叫著「擊鼓傳花」，不知道傳到誰手裡會爆炸，這種情形現在更嚴重了。

我最近也經常和朋友談，現在國際社會面臨著一個非常荒誕的弔詭，要麼是中國在經濟上發生無預警性的崩潰，有人在說中國的樓市要崩了、中國的金融要崩了、股市要崩了，可是誰都不知道何時會崩。但按照常識判斷早就該崩了，可就是一直不崩，它變成了一個不可預估的崩潰；另一方面，西方也不願意中國崩潰，因為這種崩潰也可能引起整個國際社會的崩潰，華爾街的崩潰就和中國有關。這就是人類面臨的弔詭，影響整個人類文明。

（按：此文係作者根據法廣的訪問稿整理而成）
——开放杂志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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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8, 2014, 6:53:23 AM7/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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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风潮：邓小平发展模式的重大危机（王军涛）

Posted: 17 Jul 2014 11:18 PM PDT

图：香港人挺身而出：今年的71大游行中，街站主持问到谁有参与占中公投，大部分市民都举手回应。（RFA粤语组夏晨摄）


这次中央政府与香港之间的冲突，与西藏、新疆、台湾、乃至大陆内地发生的危机的原因一样，是邓小平发展模式导致的政治危机；如果中共不改弦更张，危机不仅不会解决，而且中国积累数十年的发展果实将在大规模政治反抗和冲突中毁于一旦。

2014年，香港风潮骤起，维园破纪录烛光悼念六四、近80万港人占中公投、创纪录参与人数的七一大游行、以及即将到来的占中行动。一波波港人要求真民主的冲击波，影响之大甚至盖过中共政坛反腐大戏周永康、徐才厚集团清洗案。笔者认为，这次中央政府与香港之间的冲突，与西藏、新疆、台湾、乃至大陆内地发生的危机的原因一样，是邓小平发展模式导致的政治危机；如果中共不改弦更张，危机不仅不会解决，而且中国积累数十年的发展果实将在大规模政治反抗和冲突中毁于一旦。
香港问题的由来
香港问题源自香港回归中共统治。虽然香港在19世纪因为清帝国输掉战争而租借和割让给英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后，香港回归就成了假问题。中共完全可以在1949年就收回香港，但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国际孤立的情形下需要香港作为"透气"的窗口，因此故意让英国继续占有香港。80年代邓小平成为中共党魁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更希望香港发挥桥梁作用并在毗邻香港的大陆一侧设立特区接轨。根据鲁平的回忆，邓小平甚至希望1997年清朝与英国关于香港的租约到期后，英国继续管理香港。英国提出通过缔结新约确认英国继续治理香港的合法基础。然而，邓小平认为这是英国刁难，这是让中共亲手出卖香港。于是，邓小平在政治经济都最需要香港的时候不得已收回香港。此时，香港问题是中英如何合作保持香港的持续稳定和繁荣。中英联合公报和香港基本法以不伦不类的一国两制作为回归后香港宪政的主导原则：外交和国防主权归大陆的香港自治；但自治的香港不能危及大陆的安全；这种宪政安排50年不变。问题是：自治的香港虽然没有民主但有充分的自由；如果香港的自由危及大陆政治怎么办？那时，邓小平没操心这类问题，因为中共70年代后期引领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大陆改革开放的榜样和方向就是香港。乐观者甚至认为，50年后，大陆与香港是一国一制，这就是香港的制度。
1989年是香港问题的转折点。六四屠杀，唤醒了香港人的政治觉悟。由此开始，香港问题不再是殖民时代遗留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而是香港人民与大陆专制政权的矛盾。此前，香港人的政治运动主要是60年代中共操纵的反英风潮。香港媒体在两岸关系和大陆政局中的角色与香港本地社会无关。1989年后，维护大陆人权和促进大陆政治进步成为香港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1989年后的十年，为缓解国际压力和恢复大陆与西方的国际关系，大陆对香港支持大陆民主活动采取容忍态度。21世纪开始，大陆发展迅速提升国际地位，开始对香港采取打压。这种打压导致香港民意对大陆政权的政治反感日益强烈。香港挑战大陆的抗争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议题日益民主化，从2003年反23条的七一游行，到2010年的五区公投，再到最近的占中，议题从支持大陆民主化，到为维护香港自由而抗议大陆政治控制，再到争取选举权。其次，参加者日益年轻化。80后和90后正在成为抗议的先锋。最后，抗争方式开始在公民抗命的思路指导下采取不损害生命财产的违法街头运动方式。
香港风潮的根源
中共总是把一切反对它的政治活动都说成是被境外势力操纵的一小撮人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颠覆活动。但是，这一点对香港政治运动没有任何杀伤力，因为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是负责任专业运作的必备要素，与境外势力交往和合作也是合法。大陆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香港回归17年后，香港人民与大陆政权更加对立？而且香港对大陆的情感逆转，发生在由香港领先并帮助大陆发展转为大陆帮助香港维持经济安全的情况下。香港争取普选引发的风潮是邓小平发展模式的失败！
邓小平认为，中国问题是贫穷，妨碍解决贫穷的原因是为政治理念而多斗争引起政局动荡和内乱。因此，邓小平以高度集权的国家暴力维护政治稳定，保障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以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就有自愿解决该解决的问题。30年来，改革开放确实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并有望成为第一，但原有各种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激化，还产生许多新的问题。这是高度集权导致腐败，暴力维稳又压死解决问题的力量和堵死解决问题的途径，经济发展产生一个少数权贵垄断发展的果实和机会、多数大众承担发展的代价和苦果的不公平社会；其中，公民的安全、尊严和权益被肆意践踏。暴力维稳又将不满的民众推向愤怒和反抗。
以香港为例。大陆发明了许多理由不给大陆人民的民主选举的权利：文化水平低、缺乏法治、经济不发展等；所有这些理由都不适合香港。大陆不给港人权利的原因就是为了自身政治安全和稳定，要控制香港的统治者依照大陆执政者的心意行事。当香港民意对大陆已经极度对立的情况时，大陆居然不思转变思路，还以为这是大陆自己没有明确说出理由惯坏了港人的思维；因此要以白皮书高调宣示自己的思路，砸钱打造软实力抢占话语权，并动员支持者造势。然而，白皮书不仅没有压住和扭转香港的民意，反而火上浇油，刺激香港局势向失控方向演变。
其实，新疆、西藏和台湾的问题，都是大陆以为经济发展加上暴力维稳再加上强势话语权造成的。发展虽然能解决温饱问题，但当发展是不公平的模式引发社会不满会超过不发展，暴力维稳只会将不满推向敌对，而强势话语权会让被剥夺者产生精神侮辱的感觉，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以为物质决定精神，但世界多数文化和正义的思想，认为公平和精神生活比物质更重要。于是，反抗由针对具体政策，发展到针对管理者，进而到针对制度，再到要求独立。方式也由和平、理性与合法，发展到违法冲撞，甚至暴力对抗。
香港问题的出路
在邓小平的执政思路下，港人与中共矛盾会更加激化，香港问题只会日益严重。然而，邓小平执政思路目前对大陆不再是思想误区，而是巨大的现实和未来利益；中共不可能更换治理思路。因此，香港问题与其他地区问题一样，只有在大陆实现民主化之后才能解决。当然，这也不是消极等待。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是大陆民众反抗暴政的斗争会同香港人民、台湾人民、新疆和西藏人民的反抗暴政的斗争一道，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斗争。香港因其历史、地缘政治、国际地位和对大陆的影响，在其中有重要的角色。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萧瀚：虚无主义与伪革命──《群魔》漫谈

Posted: 17 Jul 2014 10:56 PM PDT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在中国，与蜚声世界文坛已近一个半世纪长盛不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相比，《群魔》被谈论和重视的程度简直不值一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重大长篇小说中，这是被讨论和关注得最少的一部作品。

这一沉默的默契，对于中国来说，既相当自然，又极不正常，或者反过来说，既相当正常，却又极不自然。因为俄国苏维埃政变成功之后，《群魔》一直被视为一部"恶毒攻击革命"的小说，这一观点自然也波及中国。其实，无论是褒扬还是贬低《群魔》的思想，如果将此小说仅仅视为是针对革命而讨论并且批判伪革命的，那就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思想分量，甚至可以说是对这部杰作的庸俗化解读──它真正的批判矛头指向的是20世纪人类即将深受其害的极权主义政治及其哲学基础：虚无主义。

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群魔》初稿中的第二部第九章在最初出版时被删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只好改写相关篇章（书尾那封寄给达沙的信可算是个替代品），但这一章通常在后来的出版中会作为附录单独成篇，加缪在创作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时加上了这部分内容。这一章中有一份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书，有些评论家称其为忏悔书，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并没有忏悔之意。在这份自白书里，斯塔夫罗金回忆了年轻时包括诱奸幼女和杀人等种种犯罪劣迹，自陈其颠覆一切伦理价值的虚无主义观念的来由，这是理解整部《群魔》的一把最重要钥匙。

从作家创作的思想脉络来说，《群魔》其实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热身。《群魔》里虽然没有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那样辉煌的系统思想，但其中涉及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五人小组中的所谓天堂就是百分之十的人奴役百分之九十的人之"希加廖夫理论"，以及斯塔夫罗金偶尔零碎的表达，都已经具备《宗教大法官》的雏形，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极为人称道的那句天问："如果没有上帝，人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在《群魔》里虽然没有那么醒目，但也已经明确提出。

《群魔》攻击革命──这只是书中并非核心的东西，《群魔》所表现的对"革命"的批判，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了俄罗斯的未来道路，他眼中的革命者，只是中了虚无主义剧毒的俄国流氓与地痞，他们放纵享乐和杀人放火，是因为心中没有敬畏只有仇恨，他们取消一切价值，甚至不是重估一切价值，他们反对专制政府并不是出于正义和爱，而是出于对破坏的变态兴趣，而且因为他们懒惰图省事，解决无聊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破坏，只是他们需要给外界一个破坏的理由以便免责才找到革命这件外衣──而通往地狱的通常都是捷径。正如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在他专门讨论俄国革命的政治小说《在西方目光下》揭开的题旨：

"专制统治残暴愚蠢，摒弃一切法制，事实上将自身建立在彻头彻尾的道德混乱之上，导致一个纯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采用同样暴烈愚蠢的方式进行回击。该主义把毁灭作为首选行动，并有个奇怪的信念，即先要把某些既有的人类体制搞垮，才会有人心的本质转变。这些人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仅仅是更改一下名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世人将再一次领悟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的正确性。"

康拉德的这一精彩表述，揭示了虚无主义附着于革命的恶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说得更斩截而惊心动魄："有权公然侮辱别人的人格最容易吸引俄罗斯人跟着自己走。"书中反复表现"革命领袖"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为了"革命"不择手段，其中有这么一段，是在彼得指使"五人小组"杀害沙托夫之后的演讲：

"你们目前要做的一切就是破字当头：让国家及其道德全部土崩瓦解。将来留下来的只有我们，我们未来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让聪明人参加我们的行列，而让那些蠢货做牛做马。对此我们用不着不好意思。我们要改造下一代，要使他们无愧于自由的接班人。我们面前还有千千万万个沙托夫。我们要组织起来控制舆论导向；对于那些逍遥派和观望派，我们应当伸手把他们拉过来，否则我们就太无能了。"

这段演讲可谓揭开伪革命者真暴徒的面纱──至于什么是真革命，或有没有真革命，无论是康拉德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没有涉及制度地讨论过，倒是宪政母国英国的罗素勋爵曾说过：

"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一些革命──1688英国的以及1776年美国的革命──是由对法律身怀敬意的人完成的。"

遗憾的是，在缺乏法治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地方，如此与法治密切相关的道理并不会有多少人听得懂，在宗教土壤稀薄因而缺乏自然法传统的地方，人们甚至对法治也无能辨析。对这个问题，加缪《正义者》有更具贵族和精英气质的斩截回答：

"如果革命背叛了荣誉，那我就背叛革命。"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关心的并非革命，革命只是他批判虚无主义的一个载体。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虚无主义，布罗茨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毫不含糊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俄国反极权主义的第一波勇士──这个观点见于他批评昆德拉的一篇文章中，他的根据当然是《群魔》与《卡拉马佐夫兄弟》；而加缪更是明确表示，《群魔》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四五部作品之一，将它与《伊里亚特》、《战争与和平》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并且为此专门改编了一部剧本《群魔》，他的另外两部著名剧作《正义者》和《卡里古拉》也都与《群魔》有着内在的精神与哲学联系，甚至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也深受《群魔》影响。

别尔嘉耶夫曾敏锐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尼采更早就深刻揭示了虚无主义的作家，加缪则说自己在20岁时读《群魔》之后，一直被它震撼──他笔下的莫尔索也无非第三代第四代斯塔夫罗金。斯塔夫罗金并没有参与谋杀沙托夫的五人小组，并且反对他们杀害沙托夫，他甚至发出决斗书却宁愿被打死而不愿意朝对方开枪，对于费季卡要替他杀害妻子玛丽亚和妻舅列比亚德金，他也不置可否──这绝不能理解为是默认或羞于启齿（他的自白书可证），在所有经历中，斯塔夫罗金唯一感到恐惧（不是后悔）的是因他诱奸而自杀的小姑娘生前留给他的一个表情：朝他点头并且捏着小拳头对着他。在斯塔夫罗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高尚的，也没有什么是卑贱的，没有什么是值得做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值得做的，他娶疯女人玛丽亚只是要为了表现独特并不是因为爱她，这是一次打赌的产物，虽然他表现得似乎极其温柔和绅士，而最后彼得要借费季卡之手杀害她，他也无动于衷。

与恶贯满盈的五人小组首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相比，斯塔夫罗金至少看上去没有那么邪恶，斯塔夫罗金明确说自己不想杀人，但彼得却视之为瑰宝，奉其为精神领袖，是因为他彻底的超然物外，他眼中没有善恶高低贵贱是非黑白，救人和杀人没有任何区别，他表现得最有生命力的精神状态，只是玩世不恭而已，世界对他来讲只是死亡的一种形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不会有愤怒，也从来不知羞耻为何物；所以也从来不会有绝望。"他在母亲沙龙里的荒唐行径：当众揪人鼻子、当众咬他人耳朵，都只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要释放他无穷无尽的力量──至于怎么释放他完全无所谓，既谈不上有什么恶意，甚至也谈不上恶作剧。消解一切价值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就是他所达到的虚无主义的最高境界，这包括他最后的上吊自杀前留下的那封简短遗书："不要怪罪任何人，是我自己。"作品借《圣经》福音书中中邪者身上的鬼从人身上出来后进入猪群，猪群因此跳海自尽，来隐喻斯塔夫罗金式的虚无主义会在俄罗斯引起灾难，但俄罗斯也会因为"虚无鬼"的最终离去而痊愈。

只有准确理解了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之后，才能理解受他影响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基里洛夫和沙托夫，他们各自代表了虚无主义的三种结果与面向。彼得是个打着革命幌子无恶不作的恶棍，那个远离京城的省城里发生的一切杀人放火的邪恶事件都是他谋划的结果，他的目标是通过恐怖活动动摇社会基础，颠覆一切既有的价值和秩序，他声称要让一两代人堕落而后让俄国走进天堂（书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是当彼得跟省长连布克讨论这些的时候，连布克明确表示自己虽然有自由主义思想，但不赞成而且要阻止他们摧毁一切秩序和既成体制，因为他们官员的使命就是要维护这个帝国的表面秩序）。而事实上所谓天堂只是他作恶的借口，他自己也清楚没有天堂，他还没有到达斯塔夫罗金那样对作恶都失去兴趣的僵尸状态，因此成了不折不扣的恶棍。而基里洛夫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人物群像中最具悲剧色彩的哲学英雄，也是他小说中最独特的一个人物，他因为不相信上帝，而用自杀来证明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他很善良，德行高尚，对沙托夫尤其慷慨，最后却替彼得杀害沙托夫掩盖暴行。而沙托夫曾经因为斯塔夫罗金而误入虚无主义歧途，但经过痛苦的思考，他认为除非宗教别无拯救，他因此而对那些打砸抢的伪革命之徒十分厌恶，要退出革命小组，但被彼得他们杀害──彼得杀他的原因仅仅是"流出的血当做一个扣，立刻把他们所有的人栓住，他们就会变成您的奴隶"。

除了这些人物之外，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这个老自由派，也是《群魔》中被公认为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斯塔夫罗金虽然是他的学生，但自由主义思想在斯塔夫罗金那儿尚未成形，斯塔夫罗金就一个人不辞而别了，斯捷潘寄人篱下，在斯塔夫罗金将军夫人瓦尔瓦拉府上做一个寄生虫生活了20年，最后因为与瓦尔瓦拉闹别扭出走，在流浪的路上遇到圣经推销员索菲亚和其他农村村民，他们的淳朴和善良，使他醒悟自己此前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能是错误的，于是临终前发表了一通"爱的宣言"，认为只有"上帝才能让人永远爱口"，而此前，他在省长夫人尤利娅举办的游艺会上已经发表过一通"美的宣言"，认为美才是超越一切高于一切的，没有美，就连科学也无法存在。

斯捷潘作为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自普希金以来俄罗斯文坛上奥涅金、奥勃洛摩夫、罗亭等多余人群像中形象最饱满与丰富的一个。俄罗斯文坛上的多余人形象，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批判他们脱离人民，不知道人民的需要，而空想和徒然地要改变俄罗斯，幻想将他们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俄罗斯，但他们自己却毫无行动力，从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并在无聊与枯寂中颓废沉沦。在很大程度上说，俄罗斯文坛上的多余人形象与俄国源远流长的民粹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所有多余人的共同特点都是用世之心太深，他们急切地想要用自己的思想改变俄罗斯，但知识分子毕竟不是革命家，于是他们对自己的无能不满，转而批判这些知识分子的无能，并将情感投射到俄罗斯的广袤疆域赞美所谓伟大的人民，不知不觉中就滑向了民粹主义，因此缺乏西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种以求真和求知醉心于智慧创造为业的从容与满足感──那是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这在俄罗斯作家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无论是普希金，还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要复杂得多，也自我冲突得多），包括当代的索尔仁尼琴，都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常常体现为大俄罗斯情结（布罗茨基的大俄罗斯情结则来自于他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

从创作技艺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一样，这部《群魔》写得拖沓冗长，结构松散，有时候不必要的细节实在过于冗汰，此书的可读性不强──虽然像他所有作品，总是能在那些冗长繁复的文字里跳出光芒四射的句子。在写作此书期间，作者有次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说，这部书写了一百多页以后，他才找到他的主角，可见此书缺乏事先精雕细琢地构思──叙述者小公务员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不但多余，而且使得小说叙述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不可能全景参与。我很同意毛姆说有些经典著作如果出精简版本会更有人读，我在20多年前硬着头皮读过第一遍后，一直缺乏重读的兴趣，直到几年前两次重读，每次都只读到200页左右就继续不下去了，这次第三次重读还是下了点决心，全书中文版65万字，如果删掉20万字也许会好得多。加缪根据此书改写的戏剧，其实也可以算是个精简版，小说中最重要的精华内容，剧本基本上都保留了。

正如历史上所有预言的命运，后人惊叹于预言的准确，但前人并不能避免预言实现后的悲惨命运，因为阿波罗早就下过诅咒，卡桑德拉预言准确，但没人信她。俄罗斯用了七十年的苦难和无数人道灾难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的惊人准确，让人担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言恐怖的伪革命只是他整个关于"虚无主义-现代性"预言中的一部分。

编者注：【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或译《鬼》） 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所用译文来源）

本文作者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网友推荐

老庚：「北京反腐」与「占领中环」

Posted: 17 Jul 2014 10:16 PM PDT

左李小林、1江绵恒、2朱云来、3胡海峰、4温云松


由习近平坐镇、王岐山操刀的中共高层反腐运动，不但引起中共内部各派势力激烈较量及重新排列组合，也波及远在千里之外的弹丸之地香港。香港近期迅速升温的「占领中环」运动，组织者虽然是香港本地的激进民主派，但运动推手却是中共，原因无它，九七回归后，香港已经成为中共贪官及太子党「狡兔三窟」中最重要的基地，大小贪官、太子党们决不愿失去掌控香港的权力、不愿看到真普选后由民主派执政特区，因此心急火燎地不断放话及推出白皮书，激起香港民众的强烈不满，为「占中」变相加油添柴。习近平、王岐山如果真要反腐，就应该斩断大陆贪官通往香港的财路，其中最简单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香港民众普选出具有扎实民意基础的特首，由特首领导特区政府重振权威，重竖香港人的信心。

九七后香港政坛发生两大变化

九七回归后，香港政坛出现两大变化。首先，特首由小圈子选举，使得以特首为主的特区政府成为弱势政府，由于缺乏强大民意基础支持，因此只能靠北京撑腰打气，唯北京是从。大批太子党、高层贪官通过各种渠道在香港定居，获得香港永久居留身份，将香港当成享乐窝，将大陆流行的官场权贵交易风气带到香港，特区行政部门对此无可奈何。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李鹏之女李小琳，据香港媒体报道，李小琳早就有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还拥有回乡证；与此同时，她还是大陆大型央企的高管及党组成员，香港回归后，北京曾规定外派官员不能领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或者领取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要离开政府或国有单位，「但李小琳保留了官方和私人的双重身份，让其在商海中游刃有馀。」
其次，九七后受制于基本法的选举安排，香港民主派一直被排除在体制外，虽然他们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但却无法赢得立法会的多数席位，民主派人士也无法进入政府行政部门担任主管职务，使得掌握行政权的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不但不敢得罪中联办，也不敢得罪「有来头」的北方大佬，处处看北京脸色行事，连廉政公署這樣的金子招牌機構主管，也要频频讨好北京官员。前一阵子揭露出来的前廉署专员湯顯明宴客送禮、主動討好中方的案子，只不过是较突出的事例罢了，这在港英统治期间是不可想象的。

治港不需「爱国」定要「爱港」

从九七回归到现在，短短十七年的功夫，香港已经成为中共太子党捞钱、各级贪官转移资金的天堂，官场风气每况愈下，特区政府的公信力也一再下降。香港民众与大陆的矛盾不断累积，由于拥有普遍民意基础的民主派长期被排除在体制外，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选，但北京却背弃承诺，给特首普选定下「爱国爱港」的调子，指责「占中」是「一场公然挑战基本法的政治闹剧」，如何不激起港人的怒火？
早在九七回归前，《财富》杂志就以封面大标题「香港之死」预言九七回归后香港的大倒退，当时曾受到亲中媒体的围剿与嘲笑。不过短短十几年，《财富》的预言已经部分应验，香港现在虽然还没有死，但已经开始病入膏肓。当年香港在英国统治下，末代港督彭定康被大陆官员骂为「千古罪人」，但香港却成为大陆经济上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为大陆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彭定康并不「爱国」，却很「爱港」，将香港治理得很好，深得港人喜爱，揭示一个真理：治理香港其实并不需要「爱国」，但却一定要「爱港」。中共应该有这个雅量，放手让港人选出自己喜欢的特首，放手让新特首治理香港，这样不但对香港好，也可以避免香港步步滑入「北京贪腐官员乐园」的深渊。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闵良臣：是“渐入佳境”还是“腐败透顶”

Posted: 17 Jul 2014 09:51 PM PDT

图：贺卫方



诚如北大教授贺卫方所言：（中共的贪官）被抓之前都冠冕堂皇，抓起来都是长久的贪腐者。人们自然会怀疑其他官员是否彼此彼此。抓贪引发的更是对政府深深的疑虑和失望。打虎取代不了政治体制改革；一张不受党政控制的报纸抵得上十个中纪委。

　　环球时报7月1日发表社评，题目叫《93岁的中共渐入执政佳境》。

                                   徐才厚"大老虎"突显军队腐败

　　渐入佳境当然好。不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渐入佳境"。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国家，执政者当真能"渐入执政佳境"，那全体中国人就要手舞之足蹈之了。问题就怕这种"渐入佳境"只是环球时报极少数人的感觉，至于常常被这张报纸代表的"13亿中国人"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就要另当别论了。
　　大约也就在环球时报在键盘上敲这篇"渐入佳境"的社评时，中国政府通过互联网等于向全世界公告：决定给予中国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被中国人称作"老虎"的腐败分子像申维辰、苏荣、万庆良等，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被带走，被双规，被调查。据说，现在"每周周末已经成为了贪官们的'梦魇之时'，一周一'虎'，甚至一周两'虎'几成定律"。而就在宣布开除徐才厚党籍的同时被宣布开除党籍及送司法机关处置的人还有国资委主任、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及中石油副总经理王永春。中国"老虎"级的腐败分子实在是太多了。
　　像这样反腐败，除了腐败分子，自然没有人不高兴。可中国人在高兴之余，也还是不能不面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官员几乎可以用"腐败透顶"来形容。特别是像一个国家军队的次高长官居然也是腐败分子，在军队中大肆卖官，这个国家军队中的腐败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一个国家军队中的腐败到了"可想而知"的程度，这个国家又是"党指挥枪"，那么整个国家的腐败程度即使用屁股也能想得出来。把一个国家弄到从地方到军队，从军队到地方，几乎无官不贪、腐败透顶的地步，又怎么还能把这种治理国家的"状态"说成是"渐入执政佳境"呢？如果这也能叫"渐入执政佳境"，那么对西方那些官员廉洁的国家的执政者或政府又该如何评价呢？更可怕的是，徐才厚既然在军队如此卖官，那么他的这个"军委副主席"就很有可能也是买来的，那么他把钱送给了谁？

                                      年年加大力度，反而腐败透顶

　　这个星球上每个正常人都是有感觉的，而且任何人的感觉都不能代替一个正常人自己的感觉，更别说一张报纸、一个总编动不动就要代替"13亿中国人"的感觉了，简直是笑话。
　　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感觉呢？本人这里绝非要代表任何中国人，而只是从互联网论坛以及大量网文后面的大量跟帖中也不难看到中国一部分网民的感觉。这些人虽然仍不能代表十三亿中国人，但确实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国民。
　　那么这些人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反正没有看到有哪一个网民有环球时报这种"渐入执政佳境"感觉。既然大家都没有，那么也就表明环球时报的感觉只是一个错觉，而且即使从中国反腐败的历史来看，也很难证明环球时报的感觉是对的。
　　印象中，就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了所谓的反腐败，而且在这二十多年里，从地方到中央，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在媒体上，甚至在城市街道雪白的墙壁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在反腐败。这还不算，更邪乎的是，一任又一任中央政府领导班子，几乎年年喊着"要加大力度"，而一些腐败官员在东窗事发前，大会小会上也都是强调要如何廉洁做官，河南省几任交通厅长上任前更是向组织信誓旦旦保证不搞腐败，结果一任又一任都是在那厅长任上被带走，然后被判刑。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这种反腐败是失败的，不仅失败，而且还越反越多，反到现在，几乎无官不贪。正如网上有网民质问：你说还有那位官员没腐败。
　　现在如果真要说句代表13亿多中国人的话，那就是13亿多中国人对中国的腐败早已麻木了。他们没有资格也更没有权力监督官员，因此自然也就没有资格没有权力反腐败。就像贺卫方在近日微博中所言："抓几只大虎，能满足公众的心理期盼。不过，这种政治审美却有极大的局限性。被抓之前都冠冕堂皇，抓起来都是长久的贪腐者。人们自然会怀疑其他官员是否彼此彼此。抓贪引发的更是对政府深深的疑虑和失望。打虎取代不了政治体制改革；一张不受党政控制的报纸抵得上十个中纪委。"
　　可就在这样一种国情面前，环球时报却发出了中国政府"渐入执政佳境"的"呼声"，真不知胡锡进安的什么心。

　　2014-7-2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晴朗：撩起喉舌们的大红盖头（附芮成钢出事的轰动效应大过贪官落马）

Posted: 17 Jul 2014 04:37 PM PDT

网络上被PS的芮成钢
本月11号，央视财经频道副总监、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在《经济新闻联播》开播前被锦衣卫带走，央视节目组事前显然未接获通知，到正点开播时刻还未来得及拿走主持人的名牌，女主持旁边芮成钢的位置令人触目地空缺，造成强烈的视觉震撼。

这是央视继广告部负责人兼财经频道总监郭掁玺以及副总监李勇被抓之后，又一个重要角色落马。加上央视已经有一批主管级人物和女主播、女记者被扣查或者被约谈，人们不禁要问，在人称"大裤衩"的央视大楼里，藏污纳垢到如此地步，还有多少个郭掁玺、李勇和芮成钢？

36岁正值少壮之年的芮成钢英语流利，曾采访过许多世界不同国家的政商界领导人。他的言行素来带有强烈反西方色彩，早在2007年，他就对北京故宫里的星巴克咖啡店大张伐挞，并利用他在央视的财经频道的特殊位置和话语权，把这种攻击煽情化，占据爱国和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把反美进行到底。果然煽动起舆论的鼓噪，致使故宫星巴克咖啡店被迫关门大吉。

芮成钢的爱国表演最出位的一次，是在2011年当众质问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当时骆家辉出席2011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又称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他一如既往地坐经济舱出行，出席这一会议的多数是中方的达官贵人，这些所谓"人民公仆"出入有跟班迎送，不但要坐公务舱商务舱，就连出入机场都要走特殊通道，一派朝廷命官肃静回避的架势。为了弹压骆家辉时时处处展示美国价值观的气焰，芮成钢作为央视主持人，在达沃斯论坛咄咄逼人向这个美国大使提问："听说您是坐经济舱来的，这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如此腔调这般嘴脸，活脱脱是土财主黄世仁的狗腿子穆仁智在向杨白劳厉声吆喝："你欠了多少多少，快还钱来！"

芮成钢身为财经频道副总监，为了用反美表演博出彩，竟然连起码的财经常识都置之脑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是金融投资，美国会按债券期限还本还息。购买美国国债证券不止中国一家，因为这是全球最安全可靠的投资。打个比方，如果有人在某银行存了定期存款，却三天两头到银行挥舞著存折说人家欠了他的钱，这不太荒唐了吗？更何况，美国国债比起银行定期存款尤其是比起股票，其回报率更高而且风险系数低得多！

当时骆家辉据实回答答："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是我们领事馆官员还是大使馆的，也包括总统的内阁成员，一般的规则就是坐经济舱。"央视主持芮成钢气焰顿时受挫，这口气却憋不下去，于是再在博客里骂骆家辉，说："他总是抓住一切场合和机会，不遗余力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说美国好，不说美国的差，这是他的工作。他可能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愿意展示自己，也最善于展示自己的人，从背包喝咖啡到坐旅行车，坐经济舱，都精准地得到传媒传播议论。竞选过州长的他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

而身为传媒中人，芮成钢难道不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吗？应该说，他不懂得西方自由媒体是怎么回事，但他很懂得由党国体制垄断和把持的喉舌媒体是怎么回事。正因为懂得，他才不放过一切机会去作爱国和反美表演，同时又不放过一切机会为自己捞取利益。

芮成钢被扣查，据悉是他长期持有国际公关巨头爱德曼子公司帕格索斯公关公司的股份，并利用在央视财经频道的特殊位置，为这家公司提供服务。又据海外媒体披露，芮成钢可能和令计划的太太和侄子令弧剑有瓜葛很深的商业利益合作。同时作为垄断喉舌的财经频道副总监，他接受很多家企业集团的利益输送，尤其是央视有一个节目是给某些黑心企业和不良资产曝光，只要进入这个黑名单，那些集团企业就急于洗脱恶名，争先恐后地给财经频道送钱，从郭掁玺、李勇再到芮成钢都两头通吃，坐地分赃。那些不肯或者不懂得送钱的就被抓出来示众和搞批斗，比如美国的苹果电脑。

这种龌龊行径，岂止是央视，连各省市的地方媒体、电视台都是这么干的。只要撩起喉舌媒体的大红盖头，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芮成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芮成钢出事的轰动效应大过贪官落马　
中南海
中南海
DR
本月11日，北京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播芮成钢被检方带走，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芮成钢事件的分析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沈泽玮的评论称：“外界至今还不知道芮成钢具体何故被带走，所涉问题性质有多严重，是调查对象还是协助调查。”“芮成钢被带走的轰动效应之所以大过贪官落马，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当红媒体人的身份。在‘老虎’和‘苍蝇’之外，他创造了另一个反腐对象的定位和谈论空间。在这位中英语双声道切换自如的帅气男主播身上，外界可找到的关键词包括：国家电视台、当红主持人、专访政商学界领袖的精英、偶像化励志人物、央视国际化的标志。这些个词汇结合起来，实际上就能拼出一个权力的化身。”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芮成钢出事再次发出强烈信号，腐败不仅是官员才有的事，社会其它权力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活跃源头。”“中国足球水平很差，但足球场上的‘权力’却导致了惊人的腐败。此外中国一些名校的招生环节也出现腐败险情，中小学择校的‘中介’大概都与腐败多少有关。官场反腐败很像是只给中国建立廉洁社会开了一个头，接下来我们不知有多少反腐倡廉的工作需要不断开展和推进。” “反腐败从惩治贪官高起高打，会逐渐向社会的各个权力领域延伸，也会触及越来越多的灰色地带。”“至于芮成钢曾有过一个‘爱国’的光环，有人借他出事攻击爱国主义，这属于典型的舆论场泡沫。爱国主义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生生不息，没有人能有资格做它的‘代言人’，它也不会因任何人的倒台而受到牵连。攻击爱国主义的人，或许就是一群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糊涂蛋，或者狂妄之徒。”

香港《东方日报》署名臧无极的评论称：“央视名主播芮成钢被调查，被视为中纪委查处‘新四人帮’案的民间再深入。有别于此前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被查，芮成钢一案牵扯头绪更复杂，他不仅和家人一起开有公司，利用自己的身份谋取私利，而且，芮还与一众高官的亲属或身边工作人员有着密切往来。特别是，他与令计划夫人谷丽萍以姐弟相称，并参与了令计划侄儿令狐剑的广告公司的经营合作。这样的背景关系，使得芮成钢一案具有了相当的指标意义。中纪委通过调查芮成钢，向外间明确透露两条讯息，即反贪惩腐没有死角和禁区，牵扯到‘新四人帮’案，尤其是令计划一家的，第一不会因为令的身份特殊，就不查下去，令政策被查已证实这一点。第二，更不会顾及涉案人员身份的特殊性，中纪委坚持的是‘露头必打’，有线索必查。芮成钢一直被央视当作台柱子力捧，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更是拥有上千万粉丝的微博大V，是无数年轻人的偶像，但中纪委照查不误。”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画面‘震慑’央视和全大陆媒体界，显示反腐不但遍及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嫡系和许多省部级高官，如今也烧向官媒。整顿风纪、清扫不法之外，杀鸡儆猴、震慑意味也很明显。这波对媒体‘开刀’具双重效应：一方面整饬大陆媒体界收红包、拿钱办事、节目广告化的不正之风；另方面，中国近日公布新闻媒体人员管理办法，严防泄漏国家机密，新闻工作者须与所属新闻机构签订保密承诺书和职务信息保密协议，不得向境内外其它传媒、网站提供从采访中获得的信息，禁止担任境外媒体特约记者、通讯员、撰稿人或专栏作家等。显然中共对传媒采‘两面夹击’，除了义正词严的风纪操守，还力推紧缩信息来源、箝制言论和遏制企图对抗命令、对外散布信息的自由派媒体从业者。这种上下夹击、两面反制，‘媒体整风’的后续效应值得留意。”

王丹：没有硝烟的战争

Posted: 17 Jul 2014 03:55 PM PDT

网络图片
如果说中共已经发动战争，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是，如果考虑到今天的世界，战争的形态已经更加丰富和多元化，那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已经不宣而战，在网络上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中共认为危害到它的统治，阻碍它扩张势力的力量。

试举三个迹象：第一，就在香港发动要求普选的公投和"七一"大游行的前夕，立场上一贯支持民主的《苹果日报》的网站受到到大规模的骇客攻击，导致网站瘫痪；同时，电子公投系统也受到同样强度的攻击；第二，以我个人的处境为例。前不久，海外的网络上出现了两个新成立的网站，专门针对我编造一些谣言到处传播，甚至试图把谣言内容编辑到维基百科的相关条目中去，以至于中文维基的编辑专门写信提醒我注意。过去长期以来，网络上一直有抹黑我的言论，但是基本上也是歪曲我的言行，或者针对我的言行进行攻击，而现在的做法，则是从从歪曲发展到直接凭空捏造，试图浑殽外界视听，可见这种行为已经升级；第三，在过去一个月里，不仅Line的使用在中国受到干扰，目前还未能完全恢复正常，同时，中国还干扰了Google公司的几项网上服务，其中包括Google搜索引擎，Google电子邮件及其网上广告服务。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网络上动作频频，显然不是个别的和一时的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规模的系统的国家行为。

这一切其实都有迹可循。早在1999年2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乔良、王湘穗撰写的《超限战》一书，作者将战争原理从「用武力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意志」，改变成"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和非武力、军事和非军事、杀伤和非杀伤的手段，强迫敌方接受自己的利益"。在超限战眼裡，战争除传统战争手段外，还包括了贸易战、金融战、新恐怖主义以及生态战。为了打赢对方，不惜违背所有游戏规则和道德约束。"超限战"的提出，外界普遍相信不是两名校级军官的个人见解，显然代表至少是部分军方，甚至是中共国家安全领域的决策者的战略思考。而从目前中国的饿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需要来看，发动贸易战，金融战等等显然是"杀敌三千，自伤一万"的失策，而在东海等领域进行军事对抗，至少目前也还不是中共当局的选择，那麽，网络，自然就成为中共打击异己力量，扩张自己势力的主要场域。

这显然也是习近平的"新政"之一。习近平上台之后，一个很明显的政治决定，就是加强在国内的网络管制，严打所谓"微博大V"就是标志性的动作。在他的主导下，中共专门设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旨在"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可见他已经把网络的工作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而且不仅仅是侷限于消极的保护中国的网络安全，更进一步计划通过网络境外作战。前面举的三个例子，都可以看作是这样的战略思考的具体体现。

网络上主动出击，显然已经成为中共发动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主要形式。外界应当更加重视事态的发展，也把它提升到新形态的战争的高度来重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高新：回良玉当年被党内保守派集体看好

Posted: 17 Jul 2014 03:29 PM PDT

回良玉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818习近平至今未敢惊动的回良玉》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成全了本来已经计划在一九九二年退休"回母校当教授"的江泽民，也令因为被检举"生活作风不检点"和"多吃多占"而被"中止"了省委常委职务的回良玉时来运转。当时的中共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对"六四"镇压的态度成了干部审查和考核的唯一标准，在所谓的"大是大非"面前，回良玉此前被检举的问题无论是"生活作风"还是"多吃多占"，都不过是"小节"而已。
"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进入中南海亲自拍板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在党内宣布撤消赵紫阳时代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另起"炉灶"，成立自己的"中央政策研究室"。
新机构挂牌之后，在中南海里还是形单影只的江泽民以江上青"继子"的名义求助江上青当年的革命战友，时任中顾委常委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张劲夫给他推荐了曾经在自己手下担任过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胡耀邦下台之后调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王维澄出任该室主任，张劲夫当时推荐此人的理由是"你用他邓力群会放心。"
回良玉在高狄的推荐下能令江泽民相信是"不可多得的懂农业的干部"，从吉林奉调进京出任该研究室副主任兼农村组长，也还是因为他积极迎合了在"六四"事件之后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组织工作的宋平的极左思路。
"六四"镇压之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引导江泽民不断向左靠拢的其实并不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而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的岳父姚依林以及升任政治局常委之后仍还兼任了一段时间中组部长的宋平。江泽民日后提出的"三个代表"之所以被中共党内人士概括为"允许资本家入党"，就是因为宋平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后不久的一次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过"私营企业家是有剥削性质的，绝对不能让他们入党"。而当时的宋平另一大极左表现，倡导在农村地区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源自于回良玉的所谓"吉林经验"。
一九九零年年中中央政策研究室举行农村工作座谈会，回良玉奉召前往介绍吉林经验，宋平在讲话中表扬说"有的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或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把对农民的教育、完善联产承包制、加强基层班子建设结合起来，收到了好的效果"，根据的就是回良玉的吉林省农村工作"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围绕农村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各项任务，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的所谓经验介绍。
会后，宋平又专门找回良玉谈话，要他尽快把吉林省分管的工作移交出去，"到中央来上班"。回良玉立刻又投其所好，提出了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增设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联络组"的建议，与宋平一拍即合。
日后不久宋平到陈云处汇报在部分省区开始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的成果时，特别提到了回良玉在吉林的"带头作用"，从此奠定了回良玉步步高升的基础。
在中央政策研究室里,回良玉只工作了一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 一九九二年年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讨论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时,江泽民和宋平都认为,鉴於党内高级干部中农业专业出身者少之又少,应该把回良玉这样的同志放到重要的农业省份去进一步加强省级领导的锻炼。
於是,回良玉於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的一九九二年八月被安排为湖北省委副书记,并在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
日前，中共国务院刚刚正式对外宣布了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出任发改委副主任的消息，消息中特别以括号形式提醒他是正部长级的副主任。
这位何立峰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习近平从河北正定县委书记调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之后最早结识的"学者型"干部。与习近平都有知青插队经历的何立峰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批大学生，本科毕业后未出校门，直接攻读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硕士研究生，一九八四年初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又在导师手下从事了五个月的学术研究即进入厦门市政府担任普通科员。
习近平到厦门之后对整个厦门市政府里的唯一一位硕士研究生，而且还是财经专业出身的何立峰非常感兴趣，两人从此结缘，二零零零年何立峰仕途上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从正厅级至副省部级正是习近平直接提名并获得中组部的认可。当时的习近平正在福建省委内部办理由省委内执掌党务工作的专职副书记升任正省部级的省委（第一）副书记兼代省长的工作移交。
习近平离开福建之后何立峰又经历过的一个重要职务变化就是从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平调为省委常委兼厦门经济特区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十七大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之后，何立峰的从政之途随之进入了快车道。二零零九年初何立峰被委任以天津市委副书记兼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塘沽区委书记，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因为何立峰的经济专业背景和他在厦门等福建对外开放前沿地区的长期工作经历，调天津后担任的如上新职是典型的"专业对口"，体制内自然无人质疑，但待习近平接替总书记职务之后不久，天津市委内人人都相信不日即可升任天津市长的何立峰突然被宣布不再担任市委副书记和常委，改任市政协主席。因为中共政权的各级政协领导人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退居二线"的安慰性职务，所以外界因此奇怪这位追随习近平多年的何立峰为何为在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如日中天的时候被"明升暗降"。
当时的海外媒体对此也"大惑不解"，曾有文章"解密"说何立峰从福建调往天津前曾经得罪过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而孙春兰从中共十八大开始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出任天津市委书记，市委里自然就容不下何立峰了。但事实上何立峰调离福建还是在孙春兰出任福建省委书记之前。
如今，在天津市政协主席位置上才坐了一年零几个月时间的何立峰又从"二线"转回"一线"，人们才明白原来习近平去年安排何立峰先出任一段时间的天津市政协主席，不是"明升暗降"，而是"暗渡陈仓"，道理就在于虽说天津市"政协主席"还是习惯上被党内外认为是个"二线"，职务，但级别上却是正省部级。如此一来，调赴国务院发改委时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宣布为"正省部"级了。
何立峰调赴发改委的消息伟出后，外界只是注意到了发改委的副主任里有好几位都是正省部级，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副主任里虽然何立峰没有被排名第一，但其他所有发改委副主任的党内职务都只是党组成员，只有何立峰一人是党组副书记。有国务院人士透露说，自中央深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后，现任发改委一把手徐绍史已经被内部任命为"中央经济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主要精力都要放在该项工作上，何立峰已经以发改委党组副书记身份主持发改委的日常工作了。
综上所述，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对何立峰的仕途安排可谓煞费苦心。而这种把自己急于提拔的干部先安排成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二线"职务省政协主席职务短期过度一下再"平调"到一线正省部级岗位的作法正是始于当年江泽民对回良玉的提拔重用，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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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9, 2014, 6:31:08 AM7/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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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在隐忍苟且和火山爆发的循环中——抗争与启蒙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Posted: 18 Jul 2014 11:48 PM PDT



中国社会有强大的不满派，但没有强势的反对派，有宏大的发言群体，但没有强大的行动者，有庞大的人民群众，但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普遍的抗争、普世的启蒙、普及公民社会常识，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改革与革命仍是无解话题

现在这样的局势，人们普遍悲观，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变得非常艰难。统治集团不愿意向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借力，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腐败与专政，而是通过集权，实现极权，以极权的令行禁止的方式，来治国平天下。
"我们有三个自信，我们要指点江山，我们要让国家强大，我们自己反腐败，让中国梦实现。你们都听令，不要乱我新政，任何想染指政治、说三道四的人，都格杀或封杀勿论。"这些话他们没有明说，但通过新政一年的行为，基本可以见出端倪。有善良的人说，习李还没有真正稳住局势，现在的乱象完全是一些人故意乱其格局，使反腐败难以展开，使政治改革无法推进。我无法证伪这一善良的观点，但这是暗政治内部的乱象，新政如何证明他们对国民的善意与诚意，需要时间，更需要行动。
还是回到原点"我们不改革，你们怎么办？"他们不政治改革，我们怎么办？
中国社会有强大的不满派，但没有强势的反对派，有宏大的发言群体，但没有强大的行动者，有庞大的人民群众，但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因此，有人说，如果不政治改革，如果还这样腐败，权贵们必然官逼民反，人民必将揭竿而起，革命时代即将到来。甚至认为，中共的政改是不可能的，除了革命，别无它途，反对革命者，寄望于改良者，都是散布虚假希望，而这种散布虚假希望无异于助纣为虐，应该应头痛击。
其实许多赞同或希望或认为中国已到了革命的时刻的人们，多不是行动派，他们臆想着革命，或者通过革命的幻觉，使自己变得崇高起来，然后用自己崇高的形象，来批评那些主张温和地建设公民社会、理性地推进社会进步的人们。在我看来，无论是倡导革命者，还是倡导改良者，都是主张社会进步，认同普世价值，只是道不同而已，或急切或温和，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如果因为路径不同而打起架来，只能说明反对者难以形成共识，无法形成一致的力量，去抗衡恶政。最令我不忍的是，将理性中立客观（"理中客"）这样的理念进行污名化，似乎主张理性客观中立的人，比腐败分子或造恶者还可恶。
这里得说一下我们的民族性问题，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要么隐忍着苟且着屈辱生活，要么就火山爆发不惜一切代价革命性地摧毁一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谈判与博弈的空间与可能。当然，最后一个王朝大清谢幕时，是通过谈判妥协达成的，但结果呢，革命的力量最终还是将其铲除，不给他们留有寸地。现在共产党为什么不敢退一步呢？因为共产党人最了解人民，人民就是大洪水，一旦开闸，就势不可挡，他们历史上的罪恶都要翻出来，他们面临怎样的命运与惩罚，想想都不寒而栗。所以当政者在穷尽一切力量，维护稳定。
中共在政治改革方面，六四以来没有一点进步，而在民间社会自由度方面，也不留有一点空间，不允许民间结社，不允许示威游行，不允许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甚至内部发文件，不允许在媒体与大学讲堂谈论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内容，不仅把改革的路自我封死，也想把革命的路全部封死。



红色革命模式不可能再现

传统意义上的流血革命，即暴力方式推翻当政党，在目前的情势下，几乎没有空间与可能。孙中山与中共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或能够做大成势，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当时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丛林状态，革命暴力思想是当时的主流思潮之一，特别是苏联不仅在思想上输入了马列暴力革命思想，更在组织上、经费上甚至武器上，给予中国革命力量以巨大的支持，中国革命根据地，叫苏维埃根据地，甚至一度要武力保卫苏联，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捍卫国际共产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的支援、日本的入侵、美国对蒋介石的放弃等等因素，促使中共的革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历史的变数，中共的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
除了国际国内形势，革命队伍也是关键因素。五四之后，大量的年轻人告别传统，走出家庭，他们刚刚接受西方文化，或致力于推动新文化运动之时，还没有反思理性与法治精神，就接受了极端的革命思想马列主义，加之共产党组织极其严密，他们像黑社会或极端宗教势力那样，既忠诚于自己的主义理想，又极其残忍地对待政敌，以崇高的理想来诱惑年轻人加盟，又以获得土地来吸引无数农民进入红军或入党，中共革命的初期阶段，社会一直在动荡中，传统文化已然没有生命力，新政权没有管治国家的能力，大量年轻人希望借助共产主义理想，寻找自己的理想寄托，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甚至人类公平正义问题。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宗教热情的民族，突然通过一种主义理想，使无数人因此陷入狂热的革命精神之中，正是这种革命精神，使革命队伍"勇敢直前，所向无敌。"
我们看到，中共的革命，有革命理论、革命队伍、革命组织与政党、革命手段、还有强大的革命文化，鲜血与使命、主义与梦想、牺牲与贡献、进步与胜利等等，每一个方面无所不至其极。中共的革命像龙卷风一样，把地面上的残石废砖都卷起，成为武器，扫荡一切，核心操控者们，具有超人的革命意志力与操控力。他们从一战后到二战过程中，就完全做大做强，最终成为中国大陆的掌控者或胜利者。
毛的中共完全是政治实用主义者，当他们需要美国的时候，他们大谈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反对一党独裁，当他们需要国民党的时候，他们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这个组织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任何理论都是他们手中的工具，任何人与阶层，也是他们的工具，他们共产或剥夺一切私人财产与权力，早期是为了战时经费，战争结束后，则是通过自己一手主导的再分配，来使自己成为庞大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革命与战争时用精神与主义凝聚团队，而战争结束后，则用打压异已，分裂人民，来精神控制整个国家社会，整个国家的财富，通过组织来计划分配，以此控制整个新的利益集团。
红色极权政治不仅要江山，还在毁坏人心，使整个社会沙漠化，道德败坏，环境恶化，在这方面，中国的社会良性基础远不如任何其它转型成功的国家。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抗争与启蒙

如果有新革命兴起，还会重复半个世纪前的革命故事：革命手法、革命理论、革命技术甚至革命目标？这种血性革命，其天然合理性应该在生存底线被突破时，统治者无底线侵犯人权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革命者反其道而行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但新的世纪，新的价值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关于人权，关于法治，关于理性，这些价值理念会使抗争者成为天然的弱者，所以在当代社会中，和平理性的方式最难成功，甚至在体制内，改良改革的力量、和平理性的力量无法与保守极左的力量对垒，原因就在这里，对方无底线、不择手段，他们只要一个目标就是成为胜利者，成为权力掌控者。当你也采用他们的手段之时，当你也改用其理念之时，就会是以暴易暴，以恶抗恶，暴力专政会循环往复，毛的革命推翻蒋的中华民国，就是以一个极权推翻另一个专制。极端的方式无底线的手段，在丛林生态中会成为大赢家，这就是中国极端保守势力为什么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
无产阶级革命是血性的，用超越人类伦理底线的方式完成动员与资源整合，这种革命方式，在当今之世显然无法效仿，人们转而期待天鹅绒革命或茉莉花革命，以最小的成本，通过和平抗议与结社组织与当政者抗衡，促使社会转型。而这些革命在八九六四之后，在中东欧与北非都成为现实。
中东欧的天鹅绒革命完成社会转型，大背景是前苏联的转型，如果前苏联当时由铁腕人物控制，小规模的抗议难以大规模化，即便大规模抗议，也会遭到惨烈镇压。加之这些国家靠近欧洲，国家的规模不大，有宗教基督使民众有凝聚力，当政者其文明度与人伦底线都与东方极权者有巨大差异，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成功，有赖于网络动员、大量的民众抗议聚焦，这些国家的规模都不是很大，政府的受让度与镇压烈度，都有限。
受让度，或受让空间，使当局有回旋的余地，当年日本入侵，蒋介石政府之所以没有很快被灭亡，原因是受让空间巨大，而八九民运以北京为中心的社会抗议广度烈度与民众支持度也是空前，但邓小平依靠这样的受让空间，加之其掌控的军事力量，使中国无法实现和平的革命转型。亚洲周边国家与地区包括韩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原因多方面，但统治者的受让空间是重要原因，在这样的空间里，统治者与百姓几乎是面对面，任何抗议很容易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军人都知悉，当局难以做出有效的欺骗，而抗议者也易形成强大的动员，置当局于危境。
中共依恃受让空间巨大，而对公民社会与异见者抗议者横加打压，不允许抗争者有一丝空间，即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的萌芽状态。这也使中共维稳经费超出军费，难以为继。2011年发生的北京茉莉花革命，当局无所不用其极，对网络上出现的民众抗议聚集地，出动大量军警戒严，民众出现在聚集地，即受到盘查，极端的案例是，一位女孩为母亲生日买了鲜花走在大街上，也被警察盘问，京郊茉莉花种植户的茉莉花不允许销售，在网络上谈论茉莉花，轻则被封杀，重则被拘审，我本人因在微博中讨论革命与反革命，以及茉莉花与敏感词这样的问题，也被警方拘审。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律师与网络民主人士因此被警方拘审数周，并用粗暴的方式残酷对待，受虐待者后来揭露的情形令人发指。
维稳体制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要靠不稳定因素来维持自己的存在与利益，为此，他们不惜制造不稳定因素，夸大不稳定因素，无限上纲上线，网织罪名，步步进逼，譬如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学者律师们在香山饭店开会纪念，并没有受到打压，而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在私人住所进行，多名相关人士被抓，先抓人，再寻找罪名，寻找其它方面"罪证"。如果说胡温时代维稳是守势的话，现在的维稳方式则是攻势，官方通过违法与侵犯人权的方式寻衅滋事，却给维权与异议者冠以寻衅滋事的罪名。
面对这样的酷法之治，人们想到的是革命，是推翻恶政。高喊革命是容易的，革命的组织在哪里，革命的队伍在哪里？革命的群众在哪里？经济市场支撑的极权政治，却也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通过发展使更多的人投身经济，以谋取生存、福利与经济自由，过去用政治专政的手段，现在则动用经济方式，投入更多的经费、人力，来维系专制体制。精英阶层或在体制内，拥有一定的利益保障与发展空间，甚至可以分享一杯专制成果，还有的精英则以逃离的方式移居海外，使得专制的压力在精英层中无法形成强力对抗。精英阶层或隐身或脱身或安身于体制，极少数公共知识分子并无组织力量与号召力量，形成与当局的抗衡，当然对话的可能也几近于无。
公知仍然要启蒙，而当局也正在一步步通过自己的强权侵犯人权，向民间社会启蒙，正反向启蒙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没有宪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当然也不可能有和平与稳定。当局更多的侵权，必然激起更多的维权，维权会不会导致一场革命，我的看法是悲观的。普遍的抗争、普世的启蒙、普及公民社会常识，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

2014/7/2洛杉矶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秦晖：乌克兰问题解析

Posted: 18 Jul 2014 11:31 PM PDT

乌克兰历史地理示意图
难有赢家的"欧罗迈丹"

　　 曾因2004年"橙色革命"令全球关注的乌克兰近来又出现惊人的政治剧变：去年11月21日因亚努科维奇总统中止"入欧"进程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即"欧罗迈丹"（Euromaidan，由"欧洲"和"广场"两词根缀合成的一个新词，目前它已经进入英、德等语）运动在3个月间愈演愈烈，发展成全面反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群众性街头运动。

　　 头两个月运动还是和平进行的，各方都能保持理智和克制。但进入2014年后便逐渐失控，1月22日示威者与警方在基辅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的冲突开创了死亡记录，3名示威者被打死，另一名前一天被捕的示威者当天被发现弃尸于市郊。暴力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对抗日益升级，并于2月18日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最近的调查列举了有名有姓的平民遇难者102人，其中100人属抗议者，一人是围观者，一人为抗议者所杀，另有16名警方人员遇难，其中11名的姓名及死因已经公布。

　　 亚努科维奇至此身败名裂。他在事件初期还是理智的，后来就恼羞成怒，先派其亲信控制的"金雕"特警队进行镇压，但未成功，又多次下令调派军队镇压，军人却拒不奉命。黔驴技穷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步步退让，街头的群众却越来越激进。2月21日亚努科维奇终于落荒而逃，议会随即于22日凌晨以"总统不知去向"、"不能履行其职责"为由高票通过罢免总统、提前大选的决议。乌克兰又一次出现了通过街头运动实现政权更迭的异常现象。而俄罗斯则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使乌克兰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国际危机，令全世界深感忧虑。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同情民主反对专制的人会为乌克兰民主化进程走了20年后还会发生如此乱象而痛心。

　　 无论人们对亚努科维奇或是季莫申科等人及其主张有什么看法，他们毕竟都曾经是通过公认的民主程序产生的总统或总理，怎么会闹到这样鱼死网破、举世震惊的地步？如果说2004年事件的是非还是比较清楚的，事件的善后也还差强人意（事件规模虽大却滴血未流，亚努科维奇作弊事实最后也几乎被公认，但他虽然因此落败，却并未断送政治生命，几年后还是在中规中矩的民主选举中上了台），那么这次的事件显然双方都有出格之处，善后也非常困难。

　　 就外部而言，俄罗斯对乌克兰"变天"固然气急败坏，乃至公然出兵干涉，但这肯定不是它最初的打算；欧美当然对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不满，乐于见到反对派得势，但也只是想延续乌克兰入欧进程，欧债危机中尚未恢复元气的欧盟并未准备好立即接纳乌克兰，更不想也没有能力接过一个因政治"休克"和俄国制裁导致经济崩溃的烂摊子，更何谈为此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了。
　　
众叛亲离的"铁腕"总统

　　 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的过程显示出双方的首领似乎都约束不了自己的追随者：

　　 一方面，尽管国内许多亲俄网民对反对派如此"闹事"而当局却收拾不了很为不解，乃至埋怨亚努科维奇"软弱"、"右倾"，其实亚努科维奇并非心慈手软之辈，他早就想使出"铁腕"了。但是尽管乌克兰军队的最高层都是亚努科维奇上台后这几年新换的，却没人接受他出兵镇压反对派的命令。

　　 2012年亚努科维奇刚提拔的乌军总参谋长弗拉基米尔·扎曼纳将军出身于前苏军驻东德的精锐坦克部队，接任他的尤里·伊利英将军原是苏军黑海舰队的海军军官，而且出生于白俄罗斯而非乌克兰，从履历看他们都绝不可能"亲欧反俄"，只可能相反，亚努科维奇也正是因此提拔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亚努科维奇要他们镇压的命令。

　　 先是扎曼纳因"不支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被撤职，亚努科维奇指派伊利英代替他，而伊利英更明确宣布："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忠诚和确实地服务于乌克兰人民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选择，我没有，也绝不会发布任何犯罪的命令"，军方旋即宣布中立。伊利英在政权更迭后即被解职，也可见他与反对派其实毫无瓜葛。但他宁可丢官也不愿把军队用于对内镇压，与先下令屠杀、后落荒而逃的亚努科维奇相比，他们究竟谁是"男儿"？

　　 军方不奉命，亚努科维奇只能靠"金雕"特警，可是尽管基辅的"金雕"早在年前11月30日就奉命开始以暴力驱散示威者，却因势单力孤收效不大。年后1月27日当局给他们大幅度加薪，并把人数扩充6倍，达3万多人，但重赏之下难有勇夫，除基辅的"金雕"开枪镇压打死不少人外，各省"金雕"仍然观望，西部一些省的"金雕"甚至在基辅开枪后发生倒戈、哗变，使反对派控制了当地局势。

　　 政权更迭后"金雕"成为众矢之的，被临时政府下令解散并宣称要追究责任，此举应该说很不明智。其实3万"金雕"如果都听命于亚努科维奇，即便军方中立，反对派也不可能成功。把他们都赶到对立面，致使一些人逃到克里米亚投奔俄军，新政权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军人抗命，特警怠工，亚努科维奇的党政骨干更是众叛亲离。2012年选出的本届议会（最高拉达）中，亚努科维奇建立的地区党本是第一大党，有208名议员，但"欧罗迈丹"刚发动，就陆续有议员退黨。去年年底地区党议席降至204名，今年1月开始流血后，退黨潮加剧，到2月21日降至177席，已经和议会中反对派主要三党的议员数相当，而且更重要的是未退黨的议员也纷纷改变立场。

　　 22日议会开会时，参会的38名地区党议员有36人赞成罢免亚努科维奇，只有2人未投票。次日地区党正式声明开除亚努科维奇，谴责"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小圈子"发布"罪恶命令，导致人类受害，国库空虚，债台高筑，使党在乌克兰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并感叹党已被亚努科维奇绑架，"成了一个腐败家庭的人质"。2月24日地区党议会党团领袖阿列克·叶夫列莫夫宣布：地区党正转为反对派。而77名国会议员已在18日后的几天内退出地区党。25日，前总理基纳赫等32名前地区党议员宣布成立新党"经济发展党"并与亚努科维奇决裂。

　　 显然，亚努科维奇的阵营已经土崩瓦解。22日后他逃离基辅跑到东部俄语区各省，那里通常民众亲俄，地区党实力强大，但他在那里也未能找到立足之地。在哈尔科夫他不敢公开露面，只是开了个事后播出的室内会议，在更东边"更亲俄"的顿涅茨克、他本人早年的发祥地，他更是连室内会议都没开就悄然离去，而且想从那里出境赴俄也被堵回。甚至到了俄族人控制的克里米亚他都不敢见人，而是径直到了俄军基地附近才解散了自己的卫队，转头进了俄军的地盘。后来俄罗斯之所以直接出兵，正是因为其"代理人政治"已经完全瘫痪，不得不自己走到前台了。
　　
"见好不收"的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的组织程度也是相当的差。整个运动由许多党派组成，从左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乌纳翁索 （UNA-UNSO，"乌克兰国民公会-乌克兰民族自卫"的简称，一个由退伍兵发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从国会中有相当影响的三大反对党（祖国党、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和斯沃博达党）到无数院外小党派、非政党类型的NGO和其他民间团体，从基辅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辅市中心"广场运动"的几十万参加者到中后期约有半数是来自基辅以外的乌克兰各地——这是现代史上首都广场运动旷日持久时常见的一种现象。

　　 这些外地参与者如果不是当权者纯粹用钱雇佣来做戏的，而是真正"热血沸腾"、不惜劳顿远道前来的"愤青"，就往往会比本地市民更激进，有"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的劲头，同时也更不受本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或者说，本地反对派只有迎合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如果本地反对派中也存在影响力竞争，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样拥有强大道义资源和"受难圣徒"形象的人物来呼唤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比赛激进"的场面，造成"见好不收"、难以妥协的困境。

　　 整个"欧罗迈丹"运动中反对派的代表曾与亚努科维奇当局不断谈判，并且多次达成妥协。前期的妥协可能是亚努科维奇的缓兵之计，但2月16日、21日的两次妥协是在亚努科维奇逐渐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达成，他显然是大势已去，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的所有条件，很难说还是缓兵之计了。然而当反对派代表到广场上向群众宣布协议时，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奋，要求乘胜追击"的欢呼，或者是不屑妥协、不满代表"软弱"的嘘声，唯独很少对妥协的响应。

　　 事实上，2月22日议会所做的各项决议，大都是前一天反对派代表、亚努科维奇本人与波兰、法国和德国的欧盟调停人三方签署的协议内容：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年内提前大选，通过新选举法并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决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政府、反对派与欧盟三方联合调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议者撤出占领的公共建筑，没收非法武器。反对派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俄罗斯调停人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议会后来调整的无非是把年内大选确定为5月25日。协议未提到的释放季莫申科其实也是顺理成章（54个地区党议员和32个共产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反倒是反对派议员有个别不赞成）。而由于亚努科维奇逃走，程序复杂的弹劾总统变成了简单的罢免总统。

　　 可以想见，如果反对派能够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履约撤出公共场所，不给亚努科维奇以逃走的借口，他留在基辅议会同样会通过除罢免他之外的各项决定，而弹劾他则因程序复杂不可能很快进行。这样到新大选时他再下台，整个程序就会完美无缺。俄罗斯再恼羞成怒也难找到干涉的借口了。

　　 但是协议在广场宣布时遇到的嘘声、获释的季莫申科到场号召民众坚持不撤、秩序恢复的缓慢和胜利者报复的威胁，都使得亚努科维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后来还反过来指责反对派并未接受先前的协议。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即便那样，亚努科维奇还是会出走，俄罗斯还是会干预，但那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了。

　　 曾经有段著名的对话："为什么广场运动总是以（被镇压）失败告终？""因为不失败它是不会告终的。"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专制国家，其实在专制国家也有以全胜告终（专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应该说，在专制国家广场运动的确很少以妥协告终。不过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民主国家的广场运动，从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963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巴黎学潮，世纪之交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在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镇压的情况下告终的。

　　 问题在于，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已经20多年了。尽管其民主制度还远谈不上完善，但已经不能说那里还是专制制度。亚努科维奇2010年上台后把议会制宪法修改为总统—议会制宪法固然增加了他滥权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总统制宪法，在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与民主抵触而不可接受的。亚努科维奇作为个人可能贪腐，可能滥权，甚至可能（在亲欧疏俄的乌克兰人看来）"卖国"，但"欧罗迈丹"之前的乌克兰国家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并不是不会有广场运动，但这类运动在民主条件下通常都能够"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乌克兰人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欧罗迈丹"式的场景如果发生在20年前，它被镇压会引起人们广泛同情和声援，它的胜利会引起人们普遍欢呼，但20年后还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政变"还是"革命"

　　 "欧罗迈丹"运动的参与者构成复杂，应该说也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正常情况。可是各党领导人甚至对自己的党都很难有效控制，却是乌克兰的特点。而越是难于控制，

　　 越是需要"哗众取宠"，慷慨激昂、不依不饶的越多，理性平和、有理有节的呼声越少。坐了两年牢的季莫申科出狱后呼吁"追穷寇"，与坐了28年牢的曼德拉出狱后呼吁和解形成鲜明对比。

　　 在季莫申科获释、临时政府成立前，反对派经常出面的"三剑客"中，经济学家亚采纽克及其知识界为骨干的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应该是西方最为看好的自由民主派政党，但在乌克兰其影响力远不如有争议的季莫申科及其祖国党。另外两位，一个是前拳王克里琴科，另一个是不仅反俄、而且时有反犹太、反波兰言论的极右翼人士贾尼波克，他所属的斯沃博达党常被视为"反俄但未必亲欧"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西方民众和舆论尽管基于普世价值大都同情"欧罗迈丹"，但对这两个人是很有保留的。

　　 历史上广场运动难免有过火行为，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规模宏大，却难得滴血未留，秩序井然，国际上印象很不错。这次就不同了，尽管人们通常都认为（甚至前执政党也认为）亚努科维奇及其受命者应对流血牺牲负主要责任，但示威者中也有打死人的极端分子，有"蒙面人"与特警的武力对抗，则是新政权下的调查也承认的。西方的抗议运动也有"占领华尔街"之类的出格之举，但占领政府机构、焚烧公共建筑就太过分了。俄罗斯对此的愤怒不是没有来由的。

　　 俄罗斯现在说整个"欧罗迈丹"是"暴徒"搞的一场"政变"，在俄罗斯以外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因为如果不管价值判断上的褒贬，就事实而论"政变"通常是"体制内"的军政势力搞的流血或不流血的非法夺权。就连俄国的"十月革命"剧变后被不少人称为"十月政变"，也是因为十月前"两个政权并存"状态下，"两个政权"之一的苏维埃已经属于体制内（临时政府从未宣布取缔苏维埃），它用暴力（即非法手段）推翻原来"并存"的另一个政权（临时政府）可以说是"政变"。如果是体制外的势力推翻政权，褒义或不分褒贬的可以叫"革命"，贬义的就该叫"叛乱"了。

　　 乌克兰这次的"欧罗迈丹"是体制外的广场运动施加压力，通过体制内的2月22日议会决议实现的权力更迭。从议会决议来讲，尽管程序有瑕疵（根据2010年宪法议会不能罢免、只能弹劾总统，尽管当时议会已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但亚努科维奇并不承认），但基本应当说是合法的，因为正如议会方面所说：亚努科维奇诚然是民选总统，但他既以出逃来拒绝履行职责，就自然失去了总统资格。然而从体制外的广场压力而言，则确实不仅有合法压力（和平示威），还有非法压力——占领政府建筑、武力对抗警方等。所以西方现在多把欧罗迈丹称为"革命"或"革命与改革的结合"。就事实判断而论，说"欧罗迈丹"是一场"革命"，实比说它是"政变"要合乎逻辑，因为它在体制内程序上说不上非法，但体制外压力则的确有激进、"剧变"乃至流血的特征。

　　 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在逻辑上可以有渐进改革和"剧变"革命的区别，革命也未必是暴力的——剧变也可以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但是在民主体制下逻辑上应该是只有合乎程序的政府更迭，而不应有革命的。东欧当年在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大多都是"天鹅绒革命"，可是乌克兰不仅在民主化进程走了20多年后还发生了"革命"，而且还不是"天鹅绒革命"，而是流了不少血，这怎么说也是个不幸的大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左右"、"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俄欧争夺乌克兰，真的要明火执仗吗？

　　 现在人们谈到乌克兰的国内斗争，大多承认这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主义"之争，而是国家认同上的"东西"之争、"亲欧"与"亲俄"之争。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尽然。

　　 乌克兰独立以来20多年政治一直不能稳定，但是前十多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东西之争。当年乌克兰独立时各州都进行全民公决，全乌84.2%的选民投了票，其中92.3%的票赞成独立。与西部几乎全民赞同相比，东南部俄语区的赞成率稍低，但也是压倒优势。如今号称最"亲俄"的最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当时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也占到 83.86%和83.90%，反对者只有13%和12%。连俄罗斯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甚至黑海舰队官兵，多数也投了赞成票。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要塞城市、90.6%的居民讲俄语的塞瓦斯托波尔，57.1%的投票者支持独立，只有39%的人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与今天的选举结果常受部分人质疑不同，1991年的独立公投至今无人提出舞弊指责。就党派而论，当时从民族主义的鲁赫运动到乌克兰共产党人，各有影响的派别都赞成独立。正如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古连科称："如果我们不为独立投票，将会是一场灾难。"包括克里米亚人在内，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国家认同之争和东西对立。

　　 之所以出现如此强大的独立呼声，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乌克兰的离心传统和俄苏时期的旧怨，以及因8.19政变陡然升级的对苏联政治风险的担忧，也与乌克兰当时经济和生活水平高于全苏平均值、也比俄罗斯略高有关。苏联解体进程的特点之一，就是越是富裕的共和国越想摆脱"穷亲戚"。最富的波罗的海三国追求独立最早，最坚决，乌克兰次之，最穷的中亚诸国其实是在三个"斯拉夫老大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签订《别洛维日耶协定》决定结束苏联后，才无奈地跟风独立的。

　　 独立公决时的乌克兰人普遍乐观，认为他们和脱离帝俄后的芬兰、脱离苏联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会变得更富裕。克里米亚的多数俄族人赞成独立，更是出于这种因素。

　　 但实际上，以重工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在上游（原材料、能源）、下游（销售市场）和中游（技术协作与知识产权共享）各方面对苏联经济的依赖程度，既高于工业不太发达的小国，也高于虽发达但国家小、西方经济体系易于吸纳和帮助的波罗的海国家，更高于本身体量庞大、相对更能自成体系维持一体化的俄罗斯。因此，尽管乌克兰独立后的经济体制转型远远没有那些号称搞了休克疗法的"新欧洲"国家、甚至没有俄罗斯那么激进，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沉重得多。

　　 独立后乌克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很快变得不如俄罗斯，当然更不如已经"入欧"的西邻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这使得一些人，主要是东部俄语居民，对独立产生悔意，出现亲俄情绪，而另一些人，主要是西、中部乌克兰人更急于向"新欧洲"看齐，争取加入欧盟。于是历史上就存在的"东西差异"便被逐渐激活。

　　 尽管如此，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异并没有在乌克兰政治中成为焦点。

　　 独立后不久乌克兰就陷入党派纷争，但前十年的纷争和其他东欧国家转型期的党派之争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与俄罗斯内部的党派之争几乎是同步的。1991-1996年，乌克兰政争的焦点是府会（总统府与议会）之争、制宪冲突。与1991-1993年间俄罗斯总统-议会之争导致"炮打白宫"事件相仿，独立后乌克兰也出现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对立。苏联时期的1978年宪法已过时，但乌克兰新宪法一直在争论中难产。

　　 1994年俄罗斯的府会之争以叶利钦获胜、通过总统制宪法而告终，乌克兰的府会之争却更趋严重。东部军工企业出身的强人库奇马总统号称是"乌克兰的叶利钦"，要求强化总统权力以加快经济转轨。同样以东部为基地、却抵制转轨的左派（以乌克兰共产党为代表）和以西部为基地的右派则形成反库奇马联盟，利用议会掣肘库奇马。这样的政争既非左右对立，亦非东西对立。库奇马的手段比叶利钦更圆滑，他不用"炮打白宫"的强硬手段，只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终于在1996年战胜反对派，通过了以总统制为基本原则的新宪法，结束了独立6年来的府会之争乱局。
从府会之争到左右之争：亲俄寡头的崛起

　　 总统制下的乌克兰党争进入第二阶段。正如叶利钦战胜"白宫"后的俄罗斯党争形势变成叶利钦当局与俄共的对立一样，1996-2002年乌克兰的政争也转变为左右之争。这一时期库奇马利用总统制下的强势地位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使经济出现回升。但市场化，尤其是强人主导的市场化，造成寡头崛起，民众不满，给以乌克兰共产党为首的左派反对党积累了深厚土壤。

　　 1994年议会选举，乌共取得96席，加上农民党的19席、社会党的25席，"左派联盟"三党共占有1/3以上议席，社会党主席莫罗兹成为议会议长，议会多数委员会也由左派领导。1998年再次大选，结果更加左倾，乌共得票率达到约25%，比上届多获58席，一党囊括议会全部议席的40%，连同盟友，左派控制的议席已达半数。这是迄今乌克兰政局最"左"的时期，库奇马政府面临左派的强大压力。

　　 由于库奇马所代表的寡头集团主要形成于东部大型国企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满私有化的左派基础也主要是东部原国企工人，这种东部寡头与东部草根民众的对立自然属于左右对峙，没有什么东西色彩。而当时的西部"右派"可分为反俄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视为"极右派"）与支持私有经济的自由派（一般视为中右派）。西部由于没有东部那样的大型国企私有化寡头，中右派主要是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民间自由派。他们在支持市场化改革方面与库奇马接近，与乌共对立。

　　 民族主义的"鲁赫"右派由于在独立之初（库奇马之前的克拉夫丘克时期）执政，成为当时经济大滑坡的替罪羊，影响剧减，在1998年议会中只剩32席，比上届减少60%，几乎退出了主流政治。于是，库奇马联合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对以乌共为首的左派展开反击。出身东部寡头巨富的亚努科维奇与出身西部经济学家的民间自由派尤先科，后来是橙色革命中的冤家，当时却是站在库奇马一边的盟友。

　　 1999年总统选举，库奇马依靠上述联盟获胜连任，那时经济也止跌回升，库奇马利用民气，不失时机地于2000年1月联合11个中、右党团形成议会多数派，发动"议会革命"，一举从左派手中夺走了议长、第一副议长和议会各委员会的领导职务。4月间，库奇马又发动全民公决，再次扩大总统权力，左派阻止未遂，再受挫折。2002年乌克兰第四届议会选举，乌共只得66席，比上届剧减108席，由第一大党降为第三，可谓空前大败。2006年大选，乌共只获得3.66%的选票，议席更跌到21席。尽管此后稍有上升，终难恢复元气。这期间乌共发生分裂，分离出的小党乌共（复兴）未能进入议会，乌共与社会党关系破裂，农民党则已瓦解。左派总的来讲已经不成气候了。

　　 库奇马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反共亲俄"策略。作为寡头政治家，他在国内坚持推行左派深恶痛绝的经济转轨，国际上却明显"亲俄"，在前南斯拉夫危机、北约东扩、车臣冲突等问题上偏向俄罗斯立场，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一起积极推动独联体内"斯拉夫三兄弟"的"一体化"进程。因此他不仅得到了叶利钦、普京的支持，而且俄乌经济联系的恢复也进一步拉动了乌克兰的经济复苏。由于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乌经济联系，东南部率先受益，遂使乌共更陷尴尬。

　　 "反右亲俄"的乌共，其反右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主要是靠"亲俄"吸引独立后吃了苦头的东部选民而一度兴旺。如今"亲俄"的招牌被人夺去，乌共亲俄，俄罗斯却不亲共。无论是"民主派"叶利钦还是"民主倒退"的普京都是打压俄共的，自然也不会喜欢乌共。他们喜欢的是乌共的对手库奇马。

　　 俄共虽然由于思想陈旧，未能像许多东欧的前共产党后继者那样改行民主社会主义后、在"左右轮回"的民主政治中东山再起，但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转向"爱国"和民族主义，俄共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支持率。乌共却由于"亲俄"，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树立"爱国"及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形象，其尴尬自然更甚于俄共。作为共产党不能像俄共那样打"爱国"牌，作为"亲俄"者又无法与库奇马争风，乌共前景黯淡是难免的。
"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

　　 但是，使乌共无法仿效俄共的上述原因，同样也使库奇马难以比肩叶利钦和普京。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在俄罗斯1990年代共产党与民主派的斗争结果是谁也没能取胜，从叶利钦后期到普京的俄当局固然是逐渐背离了民主派的初衷而走上"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人政治之路，俄共也没能靠意识形态取得复兴，其支持率自叶利钦后期达到峰值后就不断衰落，只能靠"爱国"民族主义维持最大反对党地位。于是俄罗斯的政治从府会之争、左右对峙之后，到普京时代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以民族主义旗号求同存异，在民主虽有相当程度倒退但仍然保持多党议会政治的状态下，实现了剧变后从未有过的政局相对稳定。

　　 然而，如果说乌克兰的前两个阶段与俄罗斯相当类似，进入第三阶段后却与俄罗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政局不是趋于稳定，而是越来越乱。道理很简单：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不是"亲俄"而是"反俄"的。在俄罗斯，普京可以靠民族主义掌权，俄共可以靠民族主义当反对派老大，但库奇马与乌共的"亲俄"却使他们谁都不可能拉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旗当虎皮。

　　 在左右对峙阶段，库奇马的"反共"使得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互相靠近，而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至少也不会以库奇马为头号敌人。但是乌共这个对手衰落后，库奇马的"亲俄"却引起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民间自由派与寡头自由派也转趋对立，以中西部乌克兰为基地的民族主义者和民间自由派在"亲欧疏俄"的立场上联合起来，与寡头自由派控制的东部地区矛盾越来越凸显，终于酿成了以东西之争为背景的"橙色革命"。

　　 早在库奇马当政后期，他不断强化总统权力的做法已受到关于"民主倒退"的批评，但新的抗争不再有"左右"分野。这是因为库奇马"亲俄更亲寡头"的政策虽然迎合了东部亲俄倾向，却打击了反寡头的、除乌共以外的左派，同时亲俄太甚引起具有反俄传统的西部"右派"不满，"民主倒退"更引起中右的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的社会民主派共同反感。于是乌克兰又出现了"左右"混合的反对派运动。

　　 2001年乌克兰发生反对库奇马的三·九政治风潮，但过去领头反库奇马的乌共并未参与，反而与库奇马同受冲击。社会党成为反库奇马运动的左翼，而右翼则是从"鲁赫"衍生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2001－2002年间政治风波不断，尤先科总理与库奇马分手。在宪法规定总统连任只能一次、2004年必须交班的情况下，库奇马开始培养东部亲俄寡头、顿涅茨克州州长亚努科维奇为接班人，继2002年任命其为总理后，2004年又支持其竞选总统，从而由"大选舞弊"风波引发了那年的"橙色革命"。

　　 橙色革命意味着乌克兰政治进入了俄罗斯支持的东南部势力（以亚努科维奇为代表）和先前反库奇马的"左右联合反对派"形成的亲欧西部势力（当时以尤先科为代表）的对垒状态。"东西对立"具有更多的民族矛盾性质。笔者曾指出与"阶级矛盾"联系的"左右对立"相比，民族对立与国家认同的对立是更难化解的。而俄、欧各拉一边使问题更难解决。

　　 即便比"左右之争"更难化解，这"东西对立"也不是一开始就你死我活的。甚至"东西"阵营的边界那时也不是很分明。不仅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几年前都出自库奇马麾下，橙色革命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季莫申科也曾在库奇马时代当过副总理。乌克兰那时毕竟已经搞了十几年的民主政治，人们并非不了解妥协和多元化的必要。橙色革命虽然是亚努科维奇败北，但正如一位俄罗斯评论家所说："所谓的亲俄候选人，如果他只以微弱多数获胜，他的胜利就会有争议，这使他无论如何不会像原先承诺的那样奉行亲俄路线。亲西方候选人也一样，如果他也以微弱多数取胜，他的胜利同样会有争议，他也永远不会奉行反俄政策。"
"亲俄"与否的模糊性：季莫申科的角色演变

　　 橙色革命后亚努科维奇仍是亲俄派领袖，而橙色阵营却很快发生了分裂。最近我国网上有个"亲俄"热帖《季莫申科的十年》说："2004年前任总统尤先科和她一起搞掉亚努科维奇，2005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2007年尤先科和她搞掉亚努科维奇，2009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2010年亚努科维奇和她搞掉尤先科，2011年亚努科维奇把她送进监狱，2014年亚努科维奇逃亡，她又回来了。"

　　 这个贴子有许多事实错误：橙色革命时尤先科并不是什么前总统。革命后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确实很快分道扬镳，2005年尤先科以重组政府免去季莫申科的总理之职，提名自己政党的叶努哈罗夫接任，但谈不上联合亚努科维奇，只是次年议会选举中尤先科自己的政党大败，依宪才不能不提名议会第一大党而且能形成执政联盟的亚努科维奇组阁。

　　 2007年因政治僵局提前再选议会，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仍是第一大党，但因无人愿与之结盟、凑不成多数无法组阁（主要是上年与亚氏结盟的共产党与社会党这时都已与他闹翻，所以要说这次亚氏下台有谁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与其说是季莫申科，不如说是乌共），尤先科遂再度提名第二大党且有能力结盟执政的季莫申科。这时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党已濒解体，其后继派别有的支持季莫申科，但并非季的主要盟友。至于"2009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则纯属子虚乌有。事实是季莫申科作为总理一直执政到2010年，才因亚努科维奇赢得总统大选后另组政府而被迫下台。

　　 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尽管尤先科与季莫申科是各选各的，但他们都没有帮亚努科维奇。当时尤先科的得票数已无足轻重（到第二轮选举时，已被淘汰的尤先科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投了季莫申科的票），季莫申科是亚努科维奇的主要对手，后者以微弱多数胜了前者，这怎么是"亚努科维奇和她搞掉尤先科"？倒是该贴没有提到"2011年亚努科维奇把她送进监狱"时尤先科曾经出来作证。但尤先科要证明的恰恰是季莫申科与俄罗斯商定的天然气价格太有利于俄罗斯，而亚努科维奇当局也恰恰是以这个"亲俄"罪名判了她的"渎职罪"。如此说来，这件事情上倒是亚努科维奇在"反俄"了。

　　 但这个热帖的确反映了2004-2011年的乌克兰政局敌友多变，分合不常。甚至亲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以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而论，公认为"反俄"的季莫申科其实出生、成长、受教育都在东部俄语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而且也是从被东部俄语选民（基洛夫格勒州1996年）选进议会开始涉足政坛。

　　 季莫申科自谓过去一直讲俄语，只是在加入政府后才学讲乌克兰语，但俄语仍比乌克兰语流利。另一方面，亚努科维奇虽为公认的东部寡头，与俄罗斯关系千丝万缕，但他在与俄天然气谈判中的立场似乎比季莫申科更强硬。而乌克兰"入欧"进程，虽然"西部人"嚷嚷很早，实际谈判恰恰是在亚努科维奇任总理和总统期间开始的，而且在他2013年11月中止进程引发大乱之前进展也不能说慢。

　　 所以，尽管"西部亲欧，东部亲俄"的矛盾确实很难化解，但这次危机之前也并不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我国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支持的人一定偏左，西方认可的人就是右派。其实亚努科维奇"亲俄"是否一贯尚可讨论，他作为对东部大型国企搞权贵私有化而形成的寡头巨富群体的代表倒是更为鲜明。尤先科主张市场经济很明确，但也提出对某些大型国企（如克里沃罗格化工厂）私有化黑幕要立案调查。

　　 倒是季莫申科虽然也是富豪而且引起非议，但她从流通领域（从开录像带出租连锁店到倒腾天然气）发家，对大型生产性国企私有化则一向指责甚厉，乃至主张全面清算。她任总理时，曾计划将3000个公司重新收归国有，但未及实行就被解职。她也反对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私有化。部分乌克兰政治家与学者认为她的政策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倒未必，说她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应该是对的。

　　 不仅如此，季莫申科最初参加橙色革命主要也并非出于"东西"情结。无论她是否是"真正理想主义者"，也无论她自己的财富是否清白，至少作为一个选举政治家（所谓政客），她当初反亚努科维奇的理由确实是以民粹主义价值观来清算亚氏的权贵私有化，而很少提及"东西""欧俄"问题。

　　 由于季莫申科早期的东部背景，更由于她在格鲁吉亚事件中持现实主义的低调态度，反对尤先科严厉指责普京侵略（实际上却无力支援格鲁吉亚）的做法，以及她在进口天然气谈判中被认为是屈从俄罗斯的态度，在橙色革命后普京甚至一度很看好她。当时俄罗斯认为亚努科维奇已经玩完，季莫申科可能是替代的亲俄派，因而对她评价甚高，在她与尤先科的矛盾中更是偏向于她。但是后来季莫申科不像真正亲俄，更没想到亚努科维奇很快东山再起，并且狠整季莫申科。普京权衡后还是觉得应该在亚氏一方押宝。但季莫申科成为"反俄英雄"显然也不是必然的。

矛盾为何突然激化？

　　 事实上，"东西之争"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条件。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人用兵，严重加剧了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疑惧。他们觉得没有西方的保护就随时可能被俄罗斯吞噬。不久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乌克兰，乌经济遭受重创。人们又从经济上更加感到乌克兰需要保护。但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寻求这种保护，对立就更加凸显。应该说如果两边都能给予保护，所有乌克兰人都不会反对。但如果二者只能得一，那么亲俄乌克兰人的危机感就远不如亲欧乌克兰人。因为有了格鲁吉亚事件的教训后，前者尽管亲俄，却并不担心欧洲会侵略乌克兰；而后者不但亲欧，还非常担心俄罗斯的霸权威胁乌克兰的生存。至于入欧还是靠俄，哪边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大，反倒是次要的。

　　 今天我们这里常有些自作聪明者算计欧盟能够给乌克兰的好处是否足以弥补与俄罗斯交恶会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论证如果说在格鲁吉亚事件以前还能有点说服力，在此以后就会被嗤之以鼻了。

　　 所以加快入欧对于亲俄乌克兰人的刺激，远不如中止入欧对亲欧乌克兰人的刺激大。亚努科维奇如果只是亲俄，东部人会支持他，而西部人的抵制也是有限的，这就是他在"橙色革命"后能够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亚努科维奇如果绝欧，西部人就要拼死反抗，而东部人倒不见得会大力支持他——欧罗迈丹之后亚努科维奇在东部也无法立足，连地区党也抛弃了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而对于这一点，恐怕俄罗斯与亚努科维奇自己都没有充分的估计。亚氏贸然绝欧，点燃了火药桶，欧罗迈丹运动就这样爆发了，而且其力度是出乎他们预料的。于是运动一起，亲俄派就节节后退，但运动却"见好不收"，终于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乌克兰民主的"哥萨克传统"

　　 当然，"见好不收"的也不仅是"亲欧"一边，亚努科维奇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主儿。2010年他刚当上总统，次年就把季莫申科判刑入狱，乌克兰国内和国际上都广泛地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这不是说早年贫寒、开录像带出租店起家、后来暴发成"天然气公主"的季莫申科致富史就没有嫌疑之处，问题是亚努科维奇这些通过大型国企私有化暴发的东部寡头在一般公众看来更黑，而季莫申科就是以声言追究寡头私有化黑幕而声名鹊起的。2010年总统选举中她仅以3%之差负于亚努科维奇，亚氏一上台就逮捕、审判季莫申科，当时指控她涉嫌贪污乃至谋杀等一系列大罪，但审了一年半，这些嫌疑仍未能证实，最后司法当局宣布对她的"十宗罪案"乃至"更多的罪案"仍然继续调查，却单独以她主持俄乌天然气进口谈判接受了俄国的高价这样的理由先判了她"滥用职权"，服刑7年。这个审判令举世哗然，被指责为"选择性执法"、"政治迫害"，不仅在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国家遭恶评，甚至俄罗斯舆论也有非议，欧洲人权法院、欧洲议会以及国际透明组织、自由之家、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国际NGO组织都强烈抨击这一审判。与此同时，亚努科维奇当局还对季莫申科阵营的人，包括她的政治盟友、同僚、军人和她聘请的律师也进行类似的追查和审判，同时却对自己阵营的腐败案百般包庇。无怪乎季莫申科获释后来到广场上也要号召其追随者"宜将剩勇追穷寇"，穷究亚努科维奇党羽了。

　　 像这样不依不饶的做法，政治就很难稳定。但为什么乌克兰政治中的各方都喜欢这么干？本文前述格鲁吉亚事件后的危机感，国家认同和民族矛盾相对于"左右"矛盾而言的非理性都是原因。但是，在乌克兰悠久的历史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使人觉得"哥萨克传统"的因素也不能被忽视。

　　 人们谈到俄罗斯实行民主制度的困难，通常都要提到俄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悠久传统。乌克兰政治长期以来受到俄罗斯影响，甚至如前所述，2004年以前的党派斗争模式演进都类似于俄罗斯，但是从形式上看，乌克兰人的文明史似乎与俄罗斯截然相反，自从"乌俄共祖"的基辅罗斯时期结束、乌克兰人作为有别于东北罗斯（莫斯科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的族群形成自己的特性以来，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君主专制制度。除了受到外族（俄罗斯、波兰、奥斯曼土耳其等）奴役外，乌克兰人的"自治"历史一直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历史。可以说，除了宪政（契约、妥协）的要素比较缺乏外，要讲自由、民主精神，在喀尔巴阡以东的欧亚地区，恐怕没有谁比乌克兰人更突出的了。

　　 乌克兰的历史与"哥萨克"这个族群-集团密不可分。可以说，历史上的哥萨克并非就是乌克兰人，但是历史上的乌克兰人就是哥萨克。"哥萨克"一词源自突厥哈扎尔语，意为"自由自在的人"。14世纪以后在莫斯科公国向沙皇俄国专制制度演变、16世纪后俄罗斯农民逐渐农奴化的过程中，那些不愿臣服于专制君主、不肯作为农奴侍奉主人的人们，纷纷以类似我国历史上所谓"盲流"的形式逃往"边疆"，在黑海北岸的南俄大草原地区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时处于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土耳其、瑞典等几大强国势力的交界处，历史上多次成为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时突厥语游牧民族来往的通道。这些向往自由的斯拉夫流浪者与之相结合，就以突厥语自称"哥萨克"了。而他们生存的"边疆"就是"乌克兰"（斯拉夫语"乌克拉伊那(украйна)"就是边疆之意。

　　 大家可能记得十年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乱时，克罗地亚一些塞族人在克国与波黑交界地区成立过"克拉伊那塞族共和国"，"克拉伊那(крайна)"与"乌克兰"其实都是"乌克拉伊那"的方音，指的都是"边区"），于是，指地的"乌克兰"与指人的"哥萨克"相表里，就成了这些"自由自在"生活在"边疆"的人们的认同符号。

　　 当时，这些"自由自在"的"边疆"人处在周边几大国管不着的几近无政府状态中，亦兵亦农，彪悍尚武，流动性强，形成类似绿林好汉式的群体，自己推举"头领"（音译"盖特曼"）实行自治，其代表性的聚落就是15-16世纪第涅伯河中游的"扎波罗热营地"和17世纪在相距不远处的"齐吉林营地"。与突厥人的世袭酋长不同，这些绿林好汉们不接受世袭制，他们的"盖特曼"是以"齐吉林哥萨克人大会"的方式推举产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民主制度"。自由自在的哥萨克"民主选举"盖特曼，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农奴制，这种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在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有很大区别，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也十分抵触。这种"自由民主"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后期哥萨克地区被沙俄帝国完全吞并，盖特曼自治传统被废除。但是此后他们反抗专制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反抗过土耳其人、波兰人、尤其是统治他们最久的沙俄帝国，二战中又反抗过德国纳粹，这一切都是为了捍卫他们珍爱的"自由民主"。

　　 正是这种传统，使乌克兰人难以接受俄罗斯普京时代的"民主倒退"。可以说，从剧变后头十年乌俄政治几乎同步演变，到2000年后乌俄政治趋势渐行渐远，"东西矛盾"逐渐突出，乌俄关系时好时坏，而总的趋势是趋于恶化。除了民族矛盾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外，乌克兰人的"民主传统"与俄罗斯的"民主倒退"也是一个不能无视的因素。而西方之所以同情乌克兰，当然有排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虑，但是基于普世价值观对乌克兰民主制度的支持，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哥萨克传统"的三大弊病

　　 然而"哥萨克民主"的传统毕竟不是近代的宪政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人摆脱君主专制传统走上稳定成功的宪政民主制度固然不容易，乌克兰要摆脱"哥萨克民主"的传统弊病而实现宪政民主的稳定成功，困难也不小。

　　 在今天的历史书中，17世纪乌克兰的盖特曼政治被归类为"共和制"，而与"哥萨克民主"相表里，但实际上这种来自绿林好汉的民主共和与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讲，就是"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哥萨克民主"有多数决定但缺少尊重少数的传统，也不大容得下反对派。而"盖特曼政治"还有与周边强大势力结盟进行内部斗争的传统，这在历史上更使乌克兰人大吃苦头。

　　 "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使得乌克兰的政治传统中易于接受多党制但很难形成西方那种"左""右"派。西方成熟民主政治中的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类型政党，主张群域较大的福利国家。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类型政党，主张己域较大的自由竞争体制。但是无论群己孰大，权界都是清楚的。而乌克兰的众多政党中能成气候的大都是民族主义类型的政党，自由党类型和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党很难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乌克兰社会党在独立之初一度很有声势，其领导人莫罗兹在库奇马时代曾经是左派第一明星，但后来就逐渐衰落，如今已经连乌共都不如。乌克兰共产党的保守理论家曾从教条出发，认为乌克兰"阶级斗争"高度尖锐，所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式的"温和左派"的发展空间。其实乌克兰独立后，从来没有什么像样的劳工运动，何有尖锐的阶级斗争可言？

　　 而自由民主党类型的"右派"在乌克兰更难找，通常只是民族主义政党中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已。历史上的哥萨克曾经有相当长时期东西分裂，东部的"自由哥萨克"不是农奴却要为沙皇服役，西部哥萨克则沦为波兰贵族庄园中的农奴，但波兰贵族只搞政治（当时波兰是"贵族共和国"）不理农事，庄园管理依靠犹太人管家，造成波属乌克兰人与犹太人关系恶劣并形成哥萨克的"反犹"传统。今天西部乌克兰的一些"右派"政党抗俄固然积极，但"反犹"倾向却让欧洲生疑。这样的多党制下，对市场经济、私有化这类转轨经济中的关键问题并未形成有意义的分野，斗争却非常激烈。同样一个党，往往在野时激烈反对执政党的私有化，执政后就大搞私有化，而轮到下野的前执政党扮演反对私有化的"左派"角色了。由于不停地角色倒错，乌克兰经常出现"再国有化"和"再私有化"过程，产权不稳定，斗争双方都轮流突破"权界"，这是乌克兰发展市场经济的很大障碍。

　　 不够尊重少数，对反对派缺少宽容，是历史上盖特曼政治的特点之一。

　　 哥萨克们的盖特曼虽然都是民选的，但选上了就要排除异己，历史上的盖特曼"共和"就很不稳定，经常发生流血内斗，选举规则不严格，结果也时常不被承认。"哥萨克民主"往往变成频繁更替的"短期独裁"。尤其是这种内斗还常常引进外力参与，使乌克兰人的内部冲突变成周边几大国的国际冲突，结果往往极大地扩大了冲突烈度，给乌克兰人和乌克兰民族带来灾难。

　　 1648年开始的、后来被苏联史学家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盖特曼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开始了乌克兰历史上一个多世纪的内外争交替时期。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国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到俄国人的门下。即便这时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别列亚斯拉夫协定的文本始终没有公布，据说一直到1990年乌克兰独立时，叶利钦才从俄国历史档案中找出原本，复制给了乌克兰政府一份，原来那不过是一种同盟关系而已，但俄国人以此长驱直入，与波兰人爆发大规模争夺战，使乌克兰血流成河，最终形成俄波瓜分东西乌克兰之局。

　　 赫麦尔尼茨基之后的历任盖特曼也是在内争之中对外多次反复结盟、合纵连横。像先依靠土耳其、后依靠俄罗斯以反抗波兰宗主的赫麦尔尼茨基一样，赫氏之后的盖特曼维戈夫斯基就发动了一场与其前任方向相反（即联波反俄）但同样是追求乌克兰自立的起义，并且一度成功地击败俄国人，与波兰和立陶宛缔结平等的三方联盟，成立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三元国家。这个条约被认为是在1918年乌克兰第一共和国以前历史上，乌克兰人争取民族权力的最高成就。但是很快盖特曼政权又陷入内讧，维戈夫斯基的政敌勾引俄国重掀战祸，使他的努力终于失败。此后的盖特曼马泽帕又曾与波兰和瑞典密约，并乘俄瑞战争之际联瑞反俄自立，失败后逃往土耳其。马泽帕以此在苏联时期的历史书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但实际上他曾较长时期地有效控制了乌克兰并颇有作为，如今马泽帕时代被认为是"乌克兰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可惜好景不长，波尔塔瓦战役后败走他乡。他之后的盖特曼老斯柯罗帕茨基也企图独立，直到1722年沙俄废除了盖特曼自治，派军进驻东乌克兰并成立"小俄罗斯成功地与委员会"直接统治该地，所谓的"俄乌合并"才真正实现。

　　 "哥萨克民主"的这种内争不休、频引外力的特征给乌克兰历史上增添了无数的混乱和流血，也使得乌克兰的民族独立之路变得异常坎坷。1918年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即第一共和国）又一次重演了这段历史，金雁的《坎坷千年路，沧桑十三秋》一文介绍了当时原委，此不赘述。但显然，今天的乌克兰无论是要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还是要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就必须克服这种历史传统的积弊。

　　 事实上，独立20多年来，乌克兰人民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糟糕的外部环境又一次使他们步履维艰。

（本文原载《经济观察报》）

胡少江：中国共产党的“两杆子”烂透了！

Posted: 18 Jul 2014 10:56 PM PDT


中国共产党从不讳言，自己打天下和坐天下靠的是"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在夺取政权以前，这个党先是靠枪杆子搞割据，得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待羽翼丰满之后，又靠枪杆子在正面战场与国民党对垒，最终赶走了蒋介石的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

与此同时，笔杆子也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党先是靠笔杆子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宣称自己拥护民主自由，以此争取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这只笔杆子曾经动员不少忧国忧民之士投向共产党，心甘情愿地为了这个党夺取政权而流血奋斗，很多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将自己过去关于民主自由的宣传和承诺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搞起了独裁统治，变成了一个比国民党更腐败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共产党依然依靠著"两杆子"：靠枪杆子镇压反对自己的人，军队和警察完全沦落成执政党镇压政治异己的工具；靠笔杆子不断散布谎言，压制不同声音 。

近来发生了一个非常令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与"两杆子"密切相关的人士纷纷在反腐运动中"中枪"。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已经成为路人皆知的"大老虎"。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中国枪杆子的实际掌控人，徐掌握军队干部的提拔大权，是中国军队官位最高的两位职业军人之一；周控制公安、武警、检察院、法院，是中共对内镇压的总头目。

枪杆子出了大事，笔杆子也不寂寞。几天前，中国最有名的央视记者兼主持人芮成钢突然被抓。芮是中国宣传部门的新宠，他的使命是用流利的英语向世界输出中国执政党的谎言，被认为是中国执政党最紧跟时代、最有效率的"笔杆子"，是共产党向外推销软实力的精英。如今芮也陷入了腐败丑闻，而且与他一起涉案的央视名人还有好几位。

军队大佬、警察头子、新闻名人一起出事，镇压民众和欺骗舆论的恶棍们的那些恶心和腐烂的臭事一件一件地被起底，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额手称庆的好事。与此同时，这件事也向世人昭示了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意人们知道的真相，那就是中国党的"枪杆子"和"笔杆子"都彻底地烂透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烂得不可救药。

这"两杆子"是中国党赖以维持统治的关键力量，徐才厚、周永康、李东生、芮成钢等等，都是这个关键力量中的关键人物，他们都烂透了，以至于十分顾及脸面形象的执政党都遮不住家丑，不得不把他们抛出。这么烂的东西，长时期掌控著核心部门，其间还提拔了不少人，怎叫人相信这些部门是清白的？那些被他们重用提拔的人是清白的？

他们的被揭露还暴露出了中国腐败的一些规律：越是关键的部门越腐败；越是卖力气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精英越腐败。想起来也符合逻辑。他们之所以卖力维护这个制度，说到底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长期不受制约的腐败的特权。而且，拿枪杆子镇压人民，用笔杆子去欺骗舆论，这些都是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这样的人不腐败才是咄咄怪事。

只要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枪杆子"和"笔杆子"继续不改镇压人民和欺骗人民的使命，只要他们继续享有不受制约的特权，他们的腐败必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充满信心地期待著未来的徐才厚、周永康、芮成钢之类的官员和精英们前赴后继地腐败下去，直到这著名的"两杆子"和他们背后的操控者彻底完结。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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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0, 2014, 6:25:30 AM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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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中共四砸孔家店

Posted: 19 Jul 2014 11:30 PM PDT

图：文化大革命中山东曲阜孔庙内的孔子像胸前贴上"头号大坏蛋"的标语。


無論中共是孔子儒學的敵人，還是試圖成為它的推銷者，最終都製造出同樣的毀儒效果。因為，無論哪一種作為，中共都沒把孔子和儒學當作人類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財富來共享，而是把它作為了維護權力利益的工具。

一部中共反孔毀儒的歷史
聖人孔子活著命運多舛，死後其歷史地位也曾經歷大起大落。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帝製造了"焚書坑儒"，對孔門學者大開殺戒。而最後兩次帝制復辟（袁世凱和張勛）又都提出了"拜孔尊教"。如何對待孔子，真是冰火兩重天。但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手中，孔子才會從聖人之尊跌進糞土，爾後又在"大外宣"中化糞土為神奇，反反复复。如果聖人在天有靈，恐怕也不會想到在儒學天下化外之邦，以他命名的"孔子學院"引起了一場又一場的風風雨雨，以致許多國家的大學教授和學者聯名呼籲，要把"孔子學院"掃地出門。中國文化大儒受此大辱，不能不讓人們擊額反思。儒學和中共，放在一起為何如此彆扭？
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就是一部中共反孔毀儒的歷史。在上個世紀的早期，中共創黨的領導人在他們主導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成為倡導"砸爛孔家店"的激進力量。陳獨秀發表的《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李大釗的《孔子與憲法》和《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把中國的專制和落後歸結於孔子學說，並斥之為"專制政治的護符"和"專制政治之靈魂"。中共黨史權威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指出：與戊戍維新和辛亥革命相比，受馬列影響的、後來成為中共理論刊物的《新青年》的作者們，具有更強的鬥爭徹底性："他們把打擊的矛頭直指封建時代的聖人孔子，掀起了'打到孔家店'的潮流。"
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用國家暴力系統地剷除了儒家學說，從肉體上消滅了該學說的載體—紳士階層。在"破四舊"的運動中，再次砸爛孔家店。文革中，狂熱的紅衛兵乾脆衝到孔子故里曲阜去砸孔廟、毀孔林。據紀希晨在《史無前例的年代》中記載："1966年11月間，在孔子的故鄉毀壞文物6000餘件，砸爛歷代石碑1000多塊，燒毀古書2700冊，字畫900多軸。"

孔子成了中共權力遊戲的道具

如果說，前兩次毀孔，一是為了要奪權，二是為了要穩固政權，在1974年，毛澤東和他的妻子江青之流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把林彪和孔孟之道捆綁在一起，目的則是為了權力之爭。批复辟、批周公，一方面是要打壓周恩來和鄧小平以及他們的溫和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為左派的激進路線提供理論支撐。孔子成為了中共權力遊戲的方便道具。但每一次，孔子都是以反派角色登場的。
直到1980年代初，我在復旦大學讀書時，當時的副校長、歷史學家蔡尚思出版了《孔子思想體系》一書，向我們談到孔子"野合而生"："孔子是個私生子，他的母親是個受沒落貴族凌辱的貧賤婦女。""所謂野合，只能是指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隸主叔梁紇強姦，迫使她懷孕而生下孔子。叔梁紇根本不管自己獸慾所造成的後果。"而且，蔡教授還談到"鬧離婚成了孔子祖孫三代的遺傳病"："孔子出妻，孔鯉也出妻，孔鯉之子子思也出妻，所謂'孔氏三世出妻'。"在官方言語體系下，孔子名聲和家風之差由此可見一斑。
但在人類文明誕生之初，儒教和諸子百家與印度教、佛教、古希臘文明、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同構建出"軸心文明"，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貢獻都是功不可沒的。進入21世紀，中共突然提出以德治國、以人為本，並開始在全球大把撒金，宣稱要在全球建立五百所"孔子學院"。如果你認為這一大舉措是因為中共也意識到孔子思想的價值，那就大錯特錯了。有人說，你第一次受騙，是騙子的錯；第二次受騙，就是你的錯。等到第三次受騙，就是你的傻。在中共三砸孔家店後，如果它突然提出要建孔子學院、樹孔子塑像，警惕的人們不能不牢記"黃鼠狼給雞拜年"的告誡了。
其實，孔子學院就是一項政治統戰項目。它不僅配合中共"大國崛起"和"北京模式"的對外、對內宣傳，而且，也幫助中共使領館對各國大學進行滲透，干預學術獨立和自由，甚至摻雜情報人員，恐嚇獨立的、批評性的中國研究專家，把遵守中國的法律強加在外國的研究人員身上。西歐某國家的一位中國研究專家親口向我講述，在他擔任孔子學院院長時，他的大學邀請了達賴喇嘛到學校做演講。中國駐該國大使館的教育參贊要他以孔子學院的管道向校長施加壓力，力圖取消安排。由於他的不合作，從此再也不被邀請到使館參加活動了。

孔子学院"大外宣"成众矢之的

由於有各種的政治干預（包括對有法輪功背景的教授刁難），加拿大的麥馬斯特大學關閉了它的孔子學院。2013年12月，加拿大的大學教師聯合會敦促各大學停止孔子學院。2010年，芝加哥大學170位教授聯名上書要求該校中斷與中國"漢辦"的合作，稱孔子學院為"學術上和政治上都很曖昧的項目"。2014年四月，108位教授（包括七位系主任）再次聯署簽名，要求芝加哥大學不再續延"孔子學院"的協議。六月，美國大學教授協會也發出呼籲，鑑於"大學和它們的教職人員的完和品質受到犧牲"，要求美國一百多所大學切斷與孔子學院的關係，以保障學術自由。
可見無論中共是孔子儒學的敵人，還是試圖成為它的推銷者，最終都製造出同樣的毀儒效果。因為，無論哪一種作為，中共都沒把孔子和儒學當作人類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財富來共享，而是把它作為了維護權力利益的工具。一個連鄉校都不願投資的政府（想想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震毀的7千多所學校），又怎麼可能成為弘揚儒家文化的工具？所以，孔子學院缺的正是"仁愛"、"中庸"、"君子不器"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共自己推崇的文人魯迅在80年前說的話現在也沒錯："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這個所謂的萬代師表"也總是當着'敲門磚'的差使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如果中共有誠心想向全球推廣中華文化，為何不可在孔子學院之外建立一所"老子學院"，談一些"無為而治"和男女平等？或建一所"墨子學院"，推廣"兼愛、非攻和天志"？甚至可以考慮"莊子學院"、"華佗學院"或"木蘭學院"？當然根本的障礙還是，中共不會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得到真正的實行。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野渡：新极权时代的言论严控与公知分化

Posted: 19 Jul 2014 11:15 PM PDT


网络图片：艾未未、郝建（右）

思潮的争论足以让更多的民众明白了新极权主义下的社会现实；抗争推动的政治转型才是最佳路径，未来的路径诀择在民众手上……

新极权时代的刚性专政铁腕

自2011年以降，中国结束了长达20年的后极权时代，进入了典型的新极权时代。如果说极权主义的逻辑是你不与我们在一起，你就是在反对我们，那么后极权主义的逻辑就是你不反对我们，你就是与我们在一起，而到了新极权主义的的逻辑则是除了我们，谁都不与我们在一起，都在反对我们。所以新极权主义把所有公民视为假想敌，一反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弱化被动防守，主动进攻以刚性专政铁腕对付民间社会。

新极权的建立基于官方对其统治前景的末世恐惧。后极权末期与官方意识形态弱化相随的是民间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间各阶层共识凝聚的零八宪章的发表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阿拉伯之春的广场革命冲击，网络新媒体成为网民网上围观与网下行动的平台，种种因素使官方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亡党亡国"的末世恐惧，为了维护其统治，必然需要改变后极权时代的"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强化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与镇压，而维稳体制的升级版"国安体制"，可视为新极权建立的正式标志。

网民言论空间急剧收缩

极权主义是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而暴力和谎言依然成为新极权主义的依赖支柱。新极权主义一面以大扫荡模式持续打击、消耗民间社会，一面严厉地控制媒体、网络言论，压制异端思想，以期恢复极权时期的社会思想的统一。

从去年至今，传统媒体成为新极权严厉控制言论的最大牺牲品。新极权强行推广党管媒体原则，以禁令系统、把关体系层层设防，媒体的言论空间被禁锢，党化色彩越来越浓厚。传统媒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在经济有限自由化进程中也开始了媒体的有限市场化，中国南方的广州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所在地即得益于走在媒体市场化探索的最前面，在中国最富裕的珠三角城市群区覆盖了中国最密集的都市报。而在新极权严控下，媒体的市场属性被扼杀，重新向党报回归，而市场必然也对党媒排斥，造成传统媒体无论是舆论影响力还是经济收益都大幅度下滑。

官方把互联网视为舆论斗争主战场，是中共面临的"最大变量"、"心头之患"，所以对网络的控制与打压也是新极权严厉控制言论的最主要战场。从实名制到封杀微博知名大V，以"二高"司法解释传谣转贴五百即可入罪恐吓等等控制手段层出不穷。

在官方的严控打压下，网民言论空间急剧收缩，去年底微博用户直线下降将近三千万人。在去年10月的第十三届中国网媒论坛上，官方网媒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骄傲地宣布："党和政府已经初步而有力地掌握了互联网这个舆论主战场上的主动权，有力地扭转了前几年政府工作在网上被"围观"的被动局面。正能量覆盖负能量，网络戾气大为缓解。互联网雾霾渐散，清朗的天空初现。"

公知地位开始不断弱化

在新极权严控言论下，曾在公共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地位开始不断弱化，甚至在当今的话语体系里已悄然成了一个贬义词。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正式使用是在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推出的一个概念，因其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公知的产生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密不可分。市场化进程需要市场化媒体，市场化媒体需要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以获得受众，受众需要与传声筒性质的官媒喉舌相异的声音，从而催生了就公共议题发言的知识分子，公知就此应运而生。到了新媒体时代，由于微博在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力，公知的"意见领袖"作用获得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有影响力的公知动辄上千万粉丝。

在新极权时期公知作用被弱化来自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

在外因上，公知赖以发挥影响力的平台被严控。传统媒体被迫放弃市场化回归党化，因应市场化需求而产生的公知声音在传统媒体平台开始消音。在新媒体平台上，官方以薛蛮子"嫖娼"和秦火火"造谣"事件杀鸡儆猴，严控公知微博言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对公知明确提出了"七条底线"，要求这些网络名人不能碰触：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即使是很有影响力的公知，在言论触及官方敏感区时，官方会禁止他们在一定时间段内发言或者直接删除微博账号。慕容雪村和李承鹏是著名公知，分别拥有400万粉丝和拥有700万粉丝，但是当他们基于良知而就常识发言时也被官方毫不犹豫地删除微博账号。

在内因上，公知群体本身良莠不齐。由于不少公知依附于体制，缺乏独立性，在极权压力或利诱下很容易妥协，成为新极权的帮闲。不少公知的知识、视野也不足，如在台湾的反服贸问题上，大陆好几个知名公知张鸣、萧瀚等人就表现出惊人的无知或知识结构上的陈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曾深刻剖析批判过包括自己在内的公知缺陷："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

未来路径诀择在民众手上

在新极权统治下，民间社会的自我发育空间被扼杀，社会心理、社会氛围在明显变化，冲突与抗争将成为新极权下官民关系的主旋律，公知群体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近两年以来，革命与改良、暴力与非暴力、革命与民粹、激进与温和的思潮争论成为从公知到草根的主流话题。因应路径的不同诀择，以立场来站队成为公知分化不争的事实。

笔者无意在此评断思潮争论的孰是孰非。观念之争也很难说服人，要害在于，思潮的争论足以让更多的民众明白了新极权主义下的社会现实，这比虚幻的共识更易道破中国现在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观念恒有，抗争推动的政治转型才是最佳路径，未来的路径诀择在民众手上，而不在知识分子的争论中。

在公知群体的分化中，让人心动的是越来越多人选择了成为异知（异议知识分子的简称），与这个源远流长包括刘晓波、张祖桦等人的群体站在一起，而不是选择违心去光亮处搔首弄姿成为另一种公知（公家御用知识分子）。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所在吧。

2014年7月4日于广州家中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魏京生：爱国主义还是爱党主义

Posted: 19 Jul 2014 10:58 PM PDT

近年来中共似乎改变了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政策。一般评论认为，邓时代的外交基调是韬光养晦。也就是遇到领土纠纷、利益纠纷都是绕着走，尽量避免对抗。以此来换取国际环境的容忍，保证经济建设。就像宋朝时期的赎买外交，靠向外输送利益换取和平。

这在邓小平时代也是不得不如此。大家可以想见，一个共产党的独裁政权，自然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必然引起大家的警惕。如果不把姿态放得更低一些，不像越王勾践一样卑躬屈膝，怎么能骗过人家偷偷地发展实力呢？当时的邓小平只能藏起狐狸的尾巴，韬光养晦。

因此一般的评论就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实力已经增强了，可以改变韬光养晦的策略。因此而真的准备打仗了。所以大家都十分紧张，时刻警惕着不要擦枪走火。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习近平真的要打仗吗？我看不见得。

从外部条件看，要打仗也要集中在一个目标上，不可能东西南三个方面作战。现在的习近平一会儿弄一弄东边的日本；一会儿弄一弄南边的菲律宾；最近又和越南搞得不亦乐乎。这像是要打仗吗？也就是军网上的愤青五毛们激动万分，而且还不知道是真是假。

假设现在中共真的和其中的一方打起来了，那么其它几个被挑衅的会没有任何动作吗？前边打着，后边还被人家抄了后路。这样的仗就是拿破仑来了也没法打，必败无疑。我看习近平还没有笨到这个地步；即使他笨，他手下的高参们也不至于笨到这个地步。这明摆着就是炒作爱国主义情绪，用来缓解国内的危机。

从国内形势上看，也没有打仗的道理。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希望靠反腐败来重建社会信任，好像效果十分不理想。贪官污吏抓了一些，但大部分动不得。靠抓少数贪官来平民愤，这个招数早就被毛泽东用老了。现在早已经是效果递减，正剧演成了闹剧。老百姓对反腐只是看热闹，狗咬狗两嘴毛。再也不能激动人心，转移注意力了。

也许打一仗就能激动人心，挽回支持率？这个想法不但天真，而且很不现实。最近的军中反腐败揭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军队腐败到这个地步，怎么能打仗？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就是个很好的教训。所有方面看上去都绝对强大的中国，只有政治落后加上官场腐败，轻轻松松地就败得非常彻底。因此改变了之后一个世纪的亚洲以至于世界的历史。

现在仍然是政治落后加上官场腐败。即使军事装备上稍占优势，又怎么能逃脱甲午战争的结局呢？所以习近平根本就没有发动战争的打算，确确实实是在作秀，煽动一场爱国主义运动以解国内的燃眉之急。他敢于冒险挑衅周边国家的原因，是无论战胜还是战败，战火都不会燃烧到中国境内。这是国际环境变化造成的，不是因为共产党有多么强大。

所谓的国际环境变化，是周边国家没有愿意占领中国的。那对任何国家都不是利益而是负担。而且和中国互相挑衅的日本、越南、菲律宾，也和中共有相同的目的。这就是借助于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他们也都把分寸掌握得很好，走到惊心动魄就见好就收了，绝不会走到真的打起来的地步。

那就没有危险了吗？不是。除日本之外，中国、越南、菲律宾的统治都不稳定。以中国为例：内部矛盾尖锐激烈，被整肃的军人和官员可能会铤而走险，不满现实的军人也可能会铤而走险。除了直接造反之外，挑起中外战争以便浑水摸鱼，也是造反的另一种方式。

在爱国主义狂热的掩盖下造反，比直接造反风险小。战争一旦发动，就没有人关注反腐败或者权力斗争了。最高当局也必须集中精力于国际斗争，无暇内顾。无论战争是胜还是败，那都是国家的事，而不是贪官污吏的胜败。他们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所谓擦枪走火的危险。真正的危险不是无意间的擦枪走火，而是有计划的擦枪走火。越南、菲律宾也有类似的危险。虽然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但道理是一样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周边国家并没有重大利益纠纷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而是各国政客虽然目的不尽相同，却都是在做政治秀，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战争秀。这种政治秀不会给各当事国人民带来任何利益，一不小心还会给各国人民带来灾难。

我们作为民主派，是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反对派。我们在这种复杂形势下的任务就不是一项而是两项。第一是坚持我们自己的使命，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反抗专制统治。第二就是注意不要被共产党所迷惑，无意间帮助了我们的敌人。

现在的形势下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被所谓的爱国主义情绪所左右，不要卷入为共产党缓解矛盾的爱国、爱党的热潮。我们既不支持中国的共产党，也不支持越南的共产党。反对他们所有的爱国爱党运动，这才是我们民主运动的朋友们应该站稳的立场。

有些朋友以为可以利用爱国主义运动煽动推翻共产党。这可能太天真了，最终只能是被共产党所利用。这种投机取巧的想法实际上是低估了共产党的狡猾，只能是被共产党所利用。望大家小心谨慎。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4/WeiJS140716CCPjingoism.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4年7月16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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