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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7, 2015, 6:19:08 AM4/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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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雪忠：对高瑜女士的判刑显属枉法裁判
- 鲍彤评高瑜案（附高瑜被判七年新闻报道）
- 吴国光：鄧小平失蹤之謎——有關1989真相的一個推測
- 程映虹：毛泽东输出暴力革命是“反帝反殖”，还是干扰他国民族大业？
- 熊焱：回应——我的反思是更爱祖国（附录：环球时报评论和熊焱的公开信）
- 【旧文回放】熊焱：又一次申请回国看望母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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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5 11:01 PM PDT
今天上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判处高瑜女士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据悉，本案涉及的所谓国家秘密，应该是去年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即《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但其实，高女士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北京法院对她的有罪判决显属枉法裁判。现结合《刑法》和《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阐明理由如下： 1、一个政党的文件不应视为国家秘密，即使是党员也没有保密的法律义务（只有组织义务），更何况非党员公民。 在一个国家，如果在法律上把政党文件视为国家秘密，显然是一种党国不分或以党代国的错误做法。另外，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本来就应该尽量将它的政治方针、政策立场、执政理念公之于众，以接受全体国民作为国家主权享有者的评判与监督。如果执政党将这些东西都当成秘密，则反而会让人怀疑，它自己的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可能是相违背的。 即使政党将它的某些文件视作秘密，也只有党员才需承担保密义务，但这一义务只是一种政党纪律。如果党员违反了这一义务，最多只需接受政党纪律处分，而无需接受国家法律制裁。非党员公民对任何政党的文件内容，则无需承担任何保密义务。 2、本案所涉文件也不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的国家秘密。 依《保守国家秘密法》第2条及第8条第3款的规定，政党的秘密如果属于"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亦属于国家秘密。 从上文第1点的分析可以看到，《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这一规定，显然有违党国有别的政治原则。但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就是依这一规定的文义，本案涉及的政党文件也不属于国家秘密。 第一，这一规定作为法律规定，其中涉及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是具体和可识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即必须是信息一旦泄漏，就会造成事实上可认定和可衡量的国家利益损失或国家安全恶化。绝不能将信息泄露产生的空乏和抽象的所谓"影响"，视为法定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损，否则必将致使国家秘密的范围变得毫无边界，并将使任何公民都可能遭受无妄之罚。 第二，这一规定中的国家秘密，必须是"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这里的法定程序，必须是特定的国家机关依国家法律的规定，所进行的确定程序。政党或政党的任何机构，都无权自行将本党文件确定为国家机密。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高瑜女士的行为应不构成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 2015年4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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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5 11:14 PM PDT
鲍彤："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应该是马列主义的吧，应该是爱国主义的吧，我看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吧，这样的文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一个记者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就变成了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我想没有什么恶劣的影响，如果有恶劣的影响，就是中央办公厅的九号文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是记者造成的恶劣影响。这跟记者有什么关系？如果中共中央这份是好文件，她不是应该受到表扬嘛，如果这份文件是一个坏文件，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文件，那么这个责任能够由报道的记者来负吗？当然应该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来负责"。 高瑜涉"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七年 高瑜代表律师尚宝军向BBC中文网表示高瑜将会上诉。中国著名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周五（17日）早上在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被判7年有期徒刑，其代表律师尚宝军向BBC中文网表示高瑜将会上诉。 高瑜的儿子及弟弟早上由北京公安以专车接载到法院旁听。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上发布：" 法院对高瑜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认为，高瑜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为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机密级国家秘密，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被告人高瑜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尚宝军表示，整个宣判过程只有二十分钟左右，他与另一名代表律师莫少平不能与高瑜接触，只用了眼神交流。 尚宝军说，高瑜的弟弟高卫听到法院的判决后，在庭上叫出"高瑜保重"。 尚宝军对判刑表示十分失望及不满，因为他们向法院提出了反驳控罪的理由，但法院只表示不采纳，但没有任何解释，质疑法院在证据不足下作出定罪及判刑，对此感到遗憾。 他又表示，根据刑法"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量刑为5至10年，因此他形容高瑜的判刑 "不算重"。 另一名代表律师莫少平向BBC中文网表示，高瑜闻判后表现平静。 他引述法院在庭上指，高瑜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为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机密级国家秘密，行为已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所以作出判刑。 他们两名代表律师已经要求下周约见高瑜商讨提出上诉。 高瑜一案于2014年11月21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开审，而法庭当时并没有就案件立即作出宣判。莫少平当时向BBC中文网透露，高瑜在庭上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予以否认，称自己没有向境外非法向境外泄露国家秘密文件的行为。 今年71岁的高瑜是在2014年4月24日突然与外界失去联系。到了5月8日，官方新华社引述北京市公安局说，高瑜在外界与她失联当天被警方项目组控制，"并在其居住地起获了重要证据 "，继而被刑事拘留。 在5月8日同一天，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晨间新闻栏目也播出了一段"警方提供画面 "，视频中一名被指是高瑜，但被遮去样貌的女性说："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的事，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 不过，高瑜后来表示，是因为受到各种压力而违心地做出有罪供述。 三次被捕 多次获奖此前，曾任职中新社的高瑜也曾经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被捕，直到1990年8月28日获释。 1993年10月2日，高瑜再次被捕，并在1994年11月9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 "判处有期徒刑6年，直到1999年2月15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高瑜也曾经多次获得国际组织的奖项，其中包括1995年5月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颁发" 自由金笔奖"，1997年获无国界记者新闻奖以及2006年第二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 新闻勇气奖"。 （BBC 撰稿：陈志芬 责编：萧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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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5 05:28 PM PDT
此文根据目前已公开的资料，梳理剖析了1989年5月中旬邓小平以戒严为名发动军事政变所玩弄的伎俩，为揭示那场历史事件的真相作出了新的探索。 外交醜聞：哈梅內伊罷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北京天安門廣場正是萬頭攢動、人聲鼎沸的時候。下午四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來到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按預定日程，他將在這裡與來訪的伊朗總統哈梅內伊舉行正式會談。可是，四點鐘的時候，哈梅內伊並未出現，李鵬只好等待。然而，等了又等，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還不見哈梅內伊的蹤影。怎麼回事？外交部禮賓司負責人從釣魚台國賓館打來電話說，伊朗總統要對雙方正式會談罷談，以表示不滿。李鵬在《六四日記》中記載說：「這是在新中國外交史上還沒有發生過的事。」① 伊朗總統為甚麼不滿呢？原來，「聽說小平同志不準備見他，很不高興」。李鵬《六四日記》說：「我和（錢）其琛同志親自去釣魚台拜會，與伊朗總統商談。（但）他無法理解，因為鄧在他之後要見戈（戈爾巴喬夫）。」李鵬對哈梅內伊解釋說：「小平同志遵照醫生安排正在檢查身體，不能見你」。可是，哈梅內伊不依不饒，「提出只要求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握一下手，而不舉行任何會談，就可以了」。 對此，李鵬後來補記說：「當時，小平同志是因為準備中蘇會談，同時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而不想見外國客人的。」②可是，經哈梅內伊這麼一鬧，不想見也得見。拖了兩天之後，五月十一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了哈梅內伊。③ 內政危機：鄧小平拒見趙紫陽 這段時間裡，和哈梅內伊一樣想見鄧小平而見不上的國家領導人，還有一位。不過，這一位不是外賓，而是中國當時的第一把手趙紫陽。 趙紫陽上次見到鄧小平，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的胡耀邦追悼會上。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趙紫陽去朝鮮訪問；四月三十日上午，趙紫陽回到北京。④ 回到北京之後，趙紫陽很想盡快見到鄧小平。為甚麼？誰都知道，當時形勢並不尋常。就在趙紫陽出訪朝鮮的這短短一周之內，北京風雲突變，《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發表措辭強硬的社論，把四月五日胡耀邦逝世以來的學生悼念活動定性為「動亂」。趙在朝鮮的時候，不可能就此和北京爭論；回來之後，他馬上採取了緩和矛盾、降低對立的做法。但是，誰都知道，中國的最終決策權在鄧小平手裡。所以，如同趙紫陽後來回憶中所說：「我當時急著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⑤ 可是，整整兩個星期，儘管趙紫陽多次要求見鄧，但都被拒絕了。鄧的秘書王瑞林告訴趙，鄧最近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爾巴喬夫，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⑥ 一直到五月十三日，也就是鄧小平會見了哈梅內伊兩天之後，趙才得以見鄧⑦──距離四月二十二日兩人上次見面，已經整整二十天過去了──這可是中國陷入「動亂」（按照鄧的說法）之中的二十天。既然這個國家正處在「動亂」之中，為甚麼國家實際上的第一號領導人，二十天裡不肯會見名義上的第一號領導人一起商量對策呢？這位實際上的掌權者，採取的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嗎？ 政治陰謀：鄧小平究竟在幹什麼 那麼，究竟為甚麼，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鄧小平要這樣關門謝客，玩起了「失蹤」？查《鄧小平年譜》，從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會見李鵬、楊尚昆定性「動亂」之後，一直到五月十一日會見哈梅內伊，中間全部空白。⑧這段時間裡，鄧小平究竟在幹什麼？ 綜合李鵬《六四日記》裡的說法和趙紫陽《改革歷程》中的回憶，我們可以聽到三種解釋：第一，身體不好；第二，準備中蘇會談，要見戈爾巴喬夫；第三，「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 對哈梅內伊，用了第一個理由，但是人家認為沒有說服力；對趙紫陽，開始用的是第一個理由，後來結合上第二個理由。李鵬日記其實指明了，第一個理由，即所謂鄧小平身體不好、不能見客，明顯是個托詞。這就是說，鄧小平以此理由拒絕見趙紫陽，是對趙紫陽說了謊話。既然鄧「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而趙要見鄧就是來討論如何應對當時的形勢（即鄧所謂的「動亂」），那麼鄧為什麼偏偏不見呢？ 至於說鄧要準備中蘇會談，我們知道，鄧小平是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的⑨，就是五月十一日見一下哈梅內伊，中間還相隔一周的時間，應該足夠準備下一場會見了。至於趙紫陽，則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這中間鄧更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見趙，不會耽誤鄧見戈爾巴喬夫。 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但凡會見某個重要來賓，就必須閉門謝客花上兩個星期準備，連最重要的本國同事來商討最緊急的事務也不要見面，我看這個國家的外交和內政都不用搞了，這個領導人也不用當了，因為這說明他根本沒有當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的能力和資格。 當然，鄧小平不是沒有這種能力。鄧的領導風格，按周恩來的總結，是所謂「舉重若輕」⑩，什麼大事在他看來都是輕而易舉的。現在，為了一個戈爾巴喬夫來訪，難道就真的需要閉關十多天？顯然，這個解釋是很難說得過去的。而且，十一日不還是見了哈梅內伊嗎？十三日又見了趙，這不更耽誤「準備」中蘇會談了嗎？ 我的推測是：鄧小平這段時間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無法見趙紫陽，也無法見哈梅內伊。很可能他原本計劃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內伊那麼一鬧，只好盡快回京。 軍事政變：鄧小平「失蹤」的謎底 那麼，鄧小平幹什麼去了呢？為什麼要瞞著趙紫陽呢？我的進一步推測是：他出京安排軍隊去了。 安排軍隊幹什麼呢？就是要在北京實行軍事戒嚴，以同時解決學生和趙紫陽的問題。為甚麼要出京才能安排軍隊？看一看「文革」中毛對付林彪時候的要搞所謂「南巡」，就大體可以明白了（其實還有更多的類似事例，此處不贅）。 我們目前當然無法確知鄧小平離京的時間，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動亂」並激發了民眾更大的抗議浪潮之後。這就是說，早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已經決定要採取軍事手段來解決這次政治危機，並完成最高政治權力的改組。 準備周詳之後，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鄧不能不等一等。這件大事，就是戈爾巴喬夫來訪。但是，鄧一點兒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鄧見了戈爾巴喬夫；第二天上午，鄧辦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鄧家開會。會上，鄧小平提出戒嚴。（11） 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尚未結束對中國的訪問。五月十八日，戈爾巴喬夫離開中國；當天下午，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楊尚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十個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就從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進駐北京地區的有關目的地」。（12） 在北京戒嚴，在和平時期調動大批軍隊，這是小事情嗎？如果見個戈爾巴喬夫就真的要準備十四天的話，那麼，北京戒嚴這樣一件大事，難道鄧小平僅僅用了半天就決定了？決定之後，幾十萬軍隊從八方調來，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時就完成了？如果我們想像這些軍隊本來已經待命，是不是更為合理一些？那麼，他們是什麼時候開始待命的呢？推測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鄧小平失蹤的這段時間裡，應該也不是全無來由吧？ 當時，鄧小平是中央軍委主席，趙紫陽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按照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中央軍委要調動軍隊，應該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體領導」的原則，軍委主席調動軍隊，最起碼應該知會軍委第一副主席。難道，為了避開趙紫陽，鄧小平不惜撒謊、裝病、置國家臉面於不顧而鬧出外交醜聞，也要秘密調動軍隊？難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鄧小平事實上是策劃並進行了一場軍事政變？反正，結局很清楚：通過戒嚴，鄧小平打倒了趙紫陽，也打倒了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並最終悍然對和平抗議的民眾實行了血腥的武力鎮壓。 ——注释 ①李鵬《六四日記》「五月九日」日記原文為：「下午四時，原定與伊朗總統哈梅內伊會談，因為小平同志不見，對方罷談。我和其琛同志親自去釣魚台拜會，與伊朗總統商談。他無法理解，因為鄧在他之後要見戈。」其他引文，也出自此書，但根據李鵬前言介紹，是他在準備出書的時候「參考我〔指李鵬本人──引者注〕的親筆工作記錄以及當時有關文獻、新聞報道而寫成的。」 ②同上。 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274。 ④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頁24、26、35。 ⑤同上，頁37。 ⑥同上。 ⑦《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5；《改革歷程》，頁41。 ⑧《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2—74。 ⑨《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5。 ⑩薄一波，《領袖元帥與戰友》，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頁198。另外，長期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並當過其秘書處長的陳鶴橋回憶，鄧的工作作風是「沉著穩健，臨變不驚；反應敏銳，敢做敢為；計劃周密，有條不紊；凡事抓緊，抓而必成。」陳鶴橋《永不消逝的懷念》，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399。 （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276—77；《改革歷程》，頁47—48；《李鵬六四日記》，「五月十七日」。趙紫陽是五月十六日下午5:40開始會見戈爾巴喬夫的（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一九八九，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北京出版社，1989，頁82），不然也許鄧不會等到第二天？ （12）吳仁華，《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Alhambra，CA：真相出版社，2009，頁17—18。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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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虹：毛泽东输出暴力革命是“反帝反殖”，还是干扰他国民族大业？ Posted: 16 Apr 2015 04:02 PM PDT
那些曾经被文革时的中国报刊电台渲染得轰轰烈烈的东南亚国家的"革命"，其实不过是一些武装割据和恐怖行为。但有关它们的历史记忆，至今还反映在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上，一定程度也反映在主体族群对华人社群的态度上。 牛津大学博士徐泽荣先生1995年出版的英文专著《亢龙有悔证：中共先放后收泰共暴力革命》的中文本将在台湾问世。徐著帮助我们思考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战后，在亚洲很多国家处于国家建构和国族认同的关键时刻，毛派革命在那里究竟是帮助了"反帝反殖"，还是干扰了它们民族主义大业？ 中共为何支持泰共武装斗争？ 徐著用大量材料说明，泰国共产党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的武装斗争，基本建立在中国的物质和政治支持上。不但如此，泰共的意识形态和内部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中共政治的照搬。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泰国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可能会存在；但泰共的激进化和武装斗争——这也是它存在的主要方式——离开了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在理论上，徐著通过中共对泰共武装斗争从支持到放弃这个历史过程的梳理，主要探讨了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是国际共运意识形态中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这两条道路的关系，它反映了中共和苏共的分歧，直接导致了中共自60年代早期开始对很多国家暴力革命的支持。中共支持这些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动机中包括和苏共的"和平共处"路线对着干来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这个因素。至于这些国家共产党是否受大众支持、能否以暴力夺取政权其实并不重要。徐著认为，中共对泰共的支持一直是有限的，并没有彻底推翻泰国政府的打算，不过是要在国际共运中多制造一个暴力斗争的场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共对泰共暴力革命的支持也是出于对自己国家安全的考虑。60年代中期美国介入越战、对东南亚国家反共政权的支持、尤其是在很多国家如泰国设立军事基地或和它们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造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此相应，中共把输出革命作为自身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它在客观上制衡了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扩张。 在徐著成书的80年代后期，这两个问题的针对性都很强。一个有关中国究竟会不会再走暴力革命输出自己模式的老路，邓小平的路线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意识形态的根本改变，回答了当时世界对中国后毛时期发展道路的疑问。另一个则把国家安全的角度引入对冷战时代中国支持世界革命这段历史的研究，一定意义上是对毛时代中国对外战略的理性化，是对西方认为中国外交当时完全受非理性意识形态或革命狂热支配的一种矫正。 前门驱狼 后门进虎 在徐著这些材料和观点的基础上，我想进一步就一个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澄清对于毛时代中国"支持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一贯说法。 其实：毛时代对一些亚洲国家暴力革命和左派运动的支持，实际上发生在这些国家取得民族独立之后，针对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这些国家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尽管中国官方早已停止了这种支持，而且承认毛时代很多做法是错误的，但学界对于这种支持一直没有从那些国家本身民族主义历史的角度来评判，大众对这个问题的记忆或认识可能还是觉得中国支持了这些亚洲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只不过具体做法上有问题。 但是，亚洲国家也是这么想的吗？站在很多受毛主义革命困扰的亚洲国家的立场上，结论恐怕完全相反。二战后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束开启了它们国家建构和国族认同的历史大业，它们和中国一样渴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毛派共产党和政府的政治对抗和军事冲突导致了民族的分裂，可以说妨碍了这个历史大业，干扰了这些国家国族的形成和民族认同的确立。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国家前门赶走了殖民主义统治，后门迎来了毛派共产党革命。 阶级革命和民族国家的话语冲突 毛时代中国对这些亚洲邻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基于毛主义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分析"。认为这些国家的民族政府不但代表了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且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国际资本的买办，这些政权是新殖民主义的阴谋，或者它们是苏修的仆从，和西方国家加在一起是"帝修反"。真正代表这些国家人民利益的，是那里的共产党，而且是受中共而非受苏共影响的毛派共产党。因为苏共和中共不同，它承认了很多民族主义政权，不在这些国家发动武装斗争，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走议会道路，因此被认为是和"各国反动派"合作。 所有这些，只要打开文革高潮年代的《人民日报》国际版，都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如果我们摆脱毛主义阶级分析的革命话语，用民族国家的话语来表达，上述论断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不承认这些国家非殖民化的成果，认为它们在独立以后建立的政权不是这些国家自己的政权，不代表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泰国虽然没有经历过完全的殖民地，但其国族形成无疑也是受到整个东南亚非殖民化影响的。 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民族政府一般而言无疑是国族形成的重要象征。在国家和国族形成的关键时刻否认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等于否定了国族的形成。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或者亲共产党左派力量正是这种否定派，从泰国到马来西亚到缅甸和新加坡无不如此。 例如在新加坡，在中国世界革命理论和文革意识形态影响下，左派完全不承认1965年独立以后产生的"新加坡"这个国家，视政府为西方的傀儡，抵制一切政策和法令，拒绝接受国旗国歌，不承认自己是""新加坡人"。他们从国族符号到身份认同，完全自外于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马来西亚华人左派当中，他们不接受"马来西亚"的国号，拒绝这个新独立国家的一切象征，坚称自己不是"马来西亚人"。 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府虽然在全民代表性上有种种问题，但说它们不能代表本国族，是外国的傀儡，则完全无视客观实际。这也是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武装斗争无论如何"英勇顽强"，却始终不能得到人民大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在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眼中，本国共产党背叛了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其成员都不承认自己是本国族的一员，所以是一个外来的政治运动。 中共在文革高潮后放弃对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转而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关系正常化，承诺不再支持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活动，正说明它认识到自己过去否认这些国家政权的国族代表性是完全错误的，在国际关系上是损人而又不利己的行为。 中国革命的境外延伸 更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对东南亚国家民族独立和国族建构的干扰又是通过在这些国家的华人群体来实现的，这不但使得共产党革命在这些国家更容易被认为是外来的异己的政治运动，而且使得意识形态和族群身份相联系，坐实了华人是中国在东南亚的"第五纵队"的不良声誉，给这些国家的华人群体和主体族群的关系带来了麻烦。 在徐著充分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泰共不但不承认自己的国家政权，其武装斗争基本依靠中共的支持，而且其内部的意识形态、组织运作和政治语言基本照搬中共，可以说是一个"非泰"的政治运动，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境外延伸。这种非本土性可以追溯到马共和泰共的建立和最初发展：它们都是由中共大革命失败后和日本侵华初期流落或是派遣到海外的中共南方党员主持的，曾经是中共的海外支部，后来转为当地共产党。 大量历史材料说明，从30年代到50年代，中国革命波及到海外的华人社区，中共在东南亚殖民地的革命活动像在国内国民党统治区一样，采用了隐蔽和公开的两种方式，以"侨党"为核心，以"华运"为外围。隐蔽的是党的核心组织（即侨党），公开的是各种社团、俱乐部、读书会等等（即"华运"组织，指华人革命运动），尤其是数量众多的中文学校，它们不但是流落海外的中共党员的庇护所，而且培养了大批政治学生，成为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温床。马共以陈平为首的骨干和新加坡以林清祥为首的左派领导人都是在这样的华校接受的教育。 这就是说，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多国家实际上成为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政治运动。研究国际共运史，不能不注意到这个意识形态和族群身份相联系的特殊现象。与此有些类似的是，欧洲和俄国国际共运中有大量的犹太人，所以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视为"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和本土民族主义相冲突，被后者视为异类。 在东南亚，华人是这个地区马克思主义者最集中的人群，也是参与共产主义运动最积极的人群。整个东南亚华人的左翼运动，包括印尼和菲律宾在内，都不但把中国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文化和国族认同。他们在华人社区中长大，接受的是华人教育，认同的是华人文化，尤其是华校和华社中的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化。很多人甚至在主动加入了当地国籍后，不但把这个国籍认同视为权宜之计，还以"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夸，仍然视自己是"中国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影响下的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它们具有非本土性非本民族性，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来的政治运动；第二，它们又是和一个特定的族群相联系，外来的政治影响通过这个族群发生作用；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个运动对这些国家国族建构和国民认同造成了巨大干扰。 正因为如此，那些曾经被文革时的中国报刊电台渲染得轰轰烈烈的"革命"，在这些国家其实不过是一些武装割据和恐怖行为。但有关它们的历史记忆，至今还反映在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上，一定程度也反映在主体族群对华人社群的态度上。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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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焱：回应——我的反思是更爱祖国（附录：环球时报评论和熊焱的公开信） Posted: 16 Apr 2015 04:35 PM PDT
今天凌晨有好友通过微信转来署名单仁平兄写的有关我想回中国看望弥留之际的妈妈的文章。今晨正好我有军事训练无法集中精力回应。但手机上微信讯号象机关枪一样打来，都是微信友们发来的的短信，大部分建议我要简单回应。 首先，幽默地说，我感谢单兄用这么大的媒体"批判我"，而且手下留情。 其次，我尊重单兄的思想言论情感，因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可以有各个不同的声音发出。 但是我要与单兄交流一下。 第一，当时我写信给习主席李总理时有一个环境背景需要交代：周五晚家兄通过微信电我说妈妈快不行了，主治大夫在电话中亲自告诉我妈妈已到生命的尽头。不仅仅是电话，家兄还发来妈妈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照片。这些照片就是陌生人看了也会唏嘘，何况我是她的儿子？而且是一个让妈妈提心吊胆几十年的儿子，有几十年没有具体照顾过妈妈的儿子。那天晚上就是夜不能寐。有关妈妈的记忆点点滴滴混合着惭愧痛楚的情感汇成难以言说的心灵状况，再加上朋有送来微信图片和诗歌"慈祥的母亲"，又加上"喝一壶老酒让我回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的泪在流。每一回我离家走，妈妈送儿出家门口，每一回我离家走，一步三回头。"这些加在一起，那心情啊，单兄！你懂的！ 大约到凌晨四点，给习兄李兄的信就成型了。飞速写下 只送几个微信朋友。因为我连续两年申请签证被拒绝，驻军基地离休士顿甚远，所以没有直接去领事馆。但是后来有一微信友送到独立评论，才酿成新闻。如今微信厉害啊！个个通信社 人人是记者，时代真的不一样了。顺便说一句 您写的文章 大陆十几亿人打不开啊！所以，不是您说的熊焱以政治公开信的方式吸引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压力。至少我主观上不是那样查我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写公开信。 第二，我虽然尊重单兄的言论自由权利，可是真不能同意您说的"他们曾经为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 。单哥哥啊，明明是小平同志命令军队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是小平同志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怎们会是学生呢？这个无法在短文里争论，留待历史作答吧！1989年5月18我在人民大会堂与当时的李鹏总理对话时讲过这句话。 第三，你文章中提到"埋单"一词，平时我很少用，单兄，夜深人静时你好好想一想，肯定不是"中国社会为学生的错误和代价买单"，而是中国政府，军队，和老百姓为邓小平的罪行埋单，是十几亿中国人为岌岌可危的自然生态环境埋单哦！ 好！单兄，你的文章对我寄予同情并手下留情，我谢谢你！我的回应很短不过很真实。有多人问我写个什么反思然后争取回国看妈妈吧，毕竟政府方面都释放了信息。我说，我的反思就是更纯洁地热烈地深爱我的祖国，更多关心祖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权状况。但我也很想回去看看弥留之际的妈妈啊！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言 忠孝不能两全吧！ 专次 敬礼！ 熊焱 2015年4月16日 于 El Paso，Texas 附录一：熊焱给习近平、李克强的公开信 尊敬的习主席李总理（克强学长）您们好！ 我叫熊焱，原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一九九二年来到美国。现为美国陆军少校军牧，驻德州第一装甲师所在地。日前我接到我妈妈的主治医生来电告知我母亲病情真实情况。医生说我妈妈 快不行了。 我妈妈（熊元吾）退休前是医生，现入住湖南省娄底市康复医院三楼，已到生命尽头。作为儿子，我心中万分愧疚，几十年来不仅无一日为妈妈端茶送水问候请安，还让妈妈提心吊胆几十年。现在我的妈妈已是弥留之际，作为儿子我很想回去看看妈妈，说不定还是伤心的奔丧之行程。 最近网上流传一首歌：慈祥的母亲。每次听她我都流泪。我也年近五十，开始明白母爱。最近华人发起全球孝道日令人鼓舞。昨晚我朋友和兄传我一微信，有这一段令我痛哭： "在悄无声息中，我想得最多的是： 给我生命，并照亮我生命的， 此生一个最让我牵挂的人——我的母亲，我的亲娘。" 昨晚我翻出一张母亲留给我的照片，那是我100天时母亲抱我去照相馆拍的。我拿出来并对照此刻妈妈在湖南娄底市康复医院三楼衰竭且奄奄一息的照片，泪水就流出来了。心中之伤疼难以言说。 美国军方知道我情况根据规则可即日批我紧急特假回中国探望母亲。 中华文化中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就是孝文化。我相信尊敬的习主席和李总理克强学长一定会支持我回国看望弥留之际的妈妈！ 专此 敬礼！ 盼复 学弟 熊焱 敬上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一日 附录二 单仁平：民运人士要求"回国尽孝"刍议 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熊焱近日高调现身舆论，要求回中国探望病重的母亲。他接受媒体采访，并发表公开信，强调自己的思母之情，以及他回乡省亲的正当性。海外民运人士不断发动要求"回国尽孝"的攻势，赢得一些西方舆论的同情。 回国探亲及尽孝，确属人之常情。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出走、流亡国外的激进人士，被20余年的漫长岁月做了诸多分化。他们中有许多人淡出了政治，逐渐随遇而安，有些甚至公开反思当年的立场，回归生活常态。那些人陆续都有回国经历，故乡对他们来说不再遥远。 熊焱是那场政治风波后被通缉的21人之一，后入狱一年多，获释后出走美国。他早已加入美国籍，现在美军中担任一名牧师，有少校军衔。通过互联网的简单查询，就能找到他在去年对"自由亚洲电台"的激烈谈话，他当时主张中国人要"非常严肃的抗争"。此外他曾公开支持法轮功的活动，要求改变中国政治制度。 不难看出，熊焱至今没有停止危害中国的政治活动，与其他出走国外但已与过去做了告别的人不同，他仍把自己放在与中国政治制度为敌的立场上，他不是个普通的"美籍华人"。 熊焱要求回国探母，这当中的亲情没人要否认。但熊焱以政治公开信的方式吸引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制造压力，也在把亲情搞成迎合西方舆论兴奋点的政治表演。当年的被通缉犯吾尔开希也曾做过为回乡探亲向中国机构"自首"的表演，总体看，这已成为民运人士既闹回国又显示政治姿态的一个套路。 回乡的路从来都不是堵死的。一位著名画家在当年的风波之后发表"辞国声明"，出走国外，风云一时。几年之后他改变了态度，通过"归国声明"展示了自己对祖国发展的认可，经历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完整回合。 从吾 尔开希到熊焱，他们曾经在年轻时为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如今人到中年，他们不仅拒绝反思和忏悔，而且继续站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对立面，他们应当很清楚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装出无辜的样子，但国家有自己的管理底线。 那些当年带着突出政治标签流亡国外的人，不应指望自己能带着同样的政治标签大摇大摆回来。中国社会不会为他们的错误和代价埋单，他们需要为自己今天的政治选择负责。这决不仅仅是中国的逻辑，如今世上很多国家都有因各种原因难以回到故土的海外流亡者，包括美国也有，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你懂的。 (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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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pr 2015 04:31 PM PDT
九月二十二日 刚刚从休斯顿中国领事馆出来，严格说来是以一种很不自然的面带微笑出来的。此刻坐在机场候机，把这故事说一说，算是小学生的作文吧。 2：10分pm,轮到我去领取签证的窗口，我是以120分的期待，以为可以得到Visa回中国看望病危的母亲的。没想到回答是：你的Visa没有，我问理由是什么，对方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以更加灿烂的微笑回答：可以理解，不怪你们。连我自己都很吃惊，若是以前我当场就发作了。而刚才竟一点没有发作。可能因为今年已过了五十岁的缘故吧。但是，说心中真的平静，那是假的。 我上周五早晨三点半起床，从美军基地飞到休斯顿，中午12：00到达领事馆，下午填表。办事人员说，周一来领吧。我即在休斯顿旅馆专等了三个晚上。今天上午九点进入领事馆，等到十一点半中午，办事人员说，下午两点多有消息。两点十分，轮到我时，结果是没有！我这次用了100%的诚意希望获得Visa进入中国探望病危的母亲。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悔忏之意，还在旅馆里企图禁食，以示诚意，直到我饿晕了，才说，妈妈你好象也不希望我饿得半死才回中国吧。这几天我几乎认为能拿到签证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在买票去休斯顿领事馆前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他们。 第二天他们给我答复说可以，于是我欣然前往，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四天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只是因为要回家看望母亲，才敢如此大把地花时间，100%的良好心境就这样被彻底埋葬了，心中实有不平之气。但是怪谁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请让我娓娓道来。 我困在领事馆的办事厅里专等超过九个小时，看到他们的工作人员很忙碌、很辛苦、认真而且和蔼。怪他们是断断不行的。我很敬佩他（她）们。怪休斯顿的总领事李强民同志，好象也不行。莫说他是我湖南师大的学弟，我也不能确切知道是他说了算。怪中国总理李克强同志？莫说他是我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长，恐怕他日理万机根本就不知道我去签证的事哩。所以当我被办事人员告之没有签证的时候，竟是更加的笑容满面，靠不停喝水来压住心中的怒气。 怒气既有，必要寻找发泄的对象。依我之心理定式和多年的习惯，大凡这种情况，我是铁定要操马恩列斯毛的，因为那才是中国问题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思想出了问题，才有中国的问题。好在操马恩列斯毛是我的长项。我真的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温情脉脉，一提马恩列斯毛我就怒火万丈。上升到神学的高度，中国是被邪魔所緾，中国共产党就是那大红龙啊。 当然，我自己心知肚明，不给我签证主要还是我自己的问题，要怪我自己。虽然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凌晨在长安街抬完尸体以后，六四中午在北大三角地公开贴出退党申明以后，我几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但从1989年6月到今天将近一万个日子里，我口里所出的"操共产党他妈"是不少于10万次的。这还是不成体统的粗鲁之言。要论思想，我是天天弹精竭虑地要搞死共产党。最近两年学了点军事战略战术，头脑中就更多了些如何进攻中南海的计划。你想就算共产党不知道我这些细节，恐怕也会怀疑。大红龙伟光正不给我签证，完全可以理解。想到此处，怒气不也就慢慢消了吗？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认定，大红龙"伟光正"定会死得很惨。立此存据，让时间说话吧。 行文即将结束，理智又惭惭回复，心疼至极，真的有愧于年迈八十的老母亲。这次来签证事出突然，又不突然。上周五从陆军通信司令部换防到德州著名的第一装甲师所在地，刚到第二天凌晨就收到家微信说：母亲病危，已不能呑食食物，并附有一张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极虚弱极瘦，生命如风前的灯，我的心极其疼楚，不住地说：我对不起我妈妈，我很自私，我对不起我妈妈。说真的我若改名换姓甚至偷渡去探望母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我没有采取行动。人啊，谁没有亲娘！这一次我的心真的作出了要回家看望母亲的决定，于是我去部队单位，告之我母亲病危之事，想不到部队司令长官和军牧上司立即允准我回中国，并用最快的速度开了绿灯让我办理各种手续。我还真没想到共产党真没有人性，没给我签证去见病危中的母亲。 刚才一个朋友得知我未拿到签证，在微信中回复我："这些天杀的"。 中国共产党"伟光正"是大红龙，它捆绑了十五亿中国人，把中国人拖进深渊。表面上的高楼大厦，只有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才说是进步和繁荣。这就是我为什么深刻地认同"天灭中共"的思想。 区区此文，算是借酒发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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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8, 2015, 6:41:37 AM4/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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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pr 2015 10:09 AM PDT 前天，中国政府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反映总体经济发展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今年一季度下降到百分之七，这是自从六年前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增长的最低纪录；如果与前一个季度相比，环比增长速度，则只有百分之一点三，也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度增长速度下行之后，再次下挫。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和劳动就业中的占比较高，因此，人们也十分看重中国工业增长的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今年一季度的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六点四，不仅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也低于普遍预期的百分之九的增长速度。从动态上看，今年三月分的增长，比前两个月的增长回落一点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工业增长呈现逐月下滑的事态。 虽然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中国经济的重点应该是施行改革和调整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著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一方面是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就业压力没有缓解，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依然需要向城镇的转移；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双倍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财政增长状况一去不返，经济增长下滑带来的财政收入更大幅度下滑，对政府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最近两年来，中国经济速度放缓的事态证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已经出现越来越刚性化的趋势。这三个约束条件分别是：包括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创新驱动不足在内的内部约束条件；发达国家的在工业化和国际资本加速从中国转向其他劳动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和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去效力的政策约束条件。 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体制创新保障，长期推行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形成了对国际加工产品市场的严重依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和国内的环境条件恶化到难以为继的时候，增长速度的减缓是一种必然，连续三年的经济减速说明中国经济还远没有能够成功地实现结构的调整。 中国对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使得它失去了一些利用有利外部条件的能力和机会。例如，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下跌，对于作为加工出口国的中国本来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中国长期形成的严重产能过剩状况，妨碍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巩固自己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只能够长期沉沦在消化库存的挣扎之中。 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都在极力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力图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所提供的条件实现"再工业化"或者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上升，也使得不少外国在华投资纷纷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美国、日本等对华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个趋势，对面对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如同雪上加霜。 面对内、外约束条件的强化，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也日渐失灵。由于体制性原因，许多本来可以用来进行经济周期调控的宏观经济手段，随著体制的扭曲而出现了效果扭曲，例如中国政府希望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但是，那些新增发的货币纷纷涌向虚拟经济，不断加大虚拟经济的泡沫，对未来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形成更大的威胁。 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面对体制制约的无能为力，李克强在前两天的经济座谈会上谈到要加强"定向调控能力"。这种所谓的"定向调控能力"，很可能变成政府在经济运行的一些细节方面的行政干预，而这样做，将重新赋予政府官员极大的行动空间，与政府所强调的简政放权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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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9, 2015, 6:13:49 AM4/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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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5 12:24 PM PDT
一， 高瑜被捕已一年了。当局反复侦审她撰写的报道，查不出她造谣，只查到她忠实地报道了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法院只能判她犯了"泄密"罪。我认为，这是法院献给高瑜的无上荣誉，高瑜当之无愧。忠于读者，忠于事实，向读者报道事实，让社会了解真相——对记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神圣更崇高的天职？ 二， 判处忠于事实的记者有罪，打开了世人的眼界，有助于理解"中国特色"的真相。人们常常对"中国特色"迷惑不解。现在比较好办了。高瑜一案，应该是检验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 "依法治国"真相的一块试金石。请看，中国分明存在着严禁记者报道事实真相的法律。请看，中国的法律绝对不允许出现有损领导形象的新闻。请看，中国公民所能获得的信息，必须经过领导的筛选和控制。中国是联合国的成员，却不存在四大自由。这些，应该都是中国的真相的一部分。 三， 高瑜报道的，不是军事机密，不是经济情报，而是一份有关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办公厅2013年9号文件》。这真使我恍如隔世。六十多年前，当我还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党在上海的组织处在地下，但意识形态不保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都是必须主动向群众宣传的东西，唯恐影响不大。现在共产党有了领导一切的权力，反而躲躲闪闪，把它的意识形态秘藏起来了！也许那个神秘的《9号文件》，能够帮助世人了解今天中共的真相？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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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Apr 2015 11:57 AM PDT
周五，被中外异见群体高度关注的高瑜案宣判，这位与共产党牢狱结下不解之缘的公民记者，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这份被成为"国家秘密"的文件，就是俗称"七不讲"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七不讲"，确定了意识形态控制的七个关键区域，为政权的意识形态化建立了标准作业流程。如果说，"七不讲"标志着极权政治已经在思想统治上完成了钳制工程的"闭环"，高瑜案的判决则将这一具恐怖统治的象征意义用司法的名义稳固下来。 面对这个极具标志性的判决事件，大陆知识阶层的反应，尤其是异见人士群体的反应令人"诧异"。张雪忠等人都在法理上做出了民间版本的"辩护词"，证明高瑜无罪。这些用法律作为"挡箭牌"的举动，将事件本身做成启蒙群众的机会，但也还是失焦了。 高瑜案在本质上是政治案件，一个"不讲"判一年，对她的重判就是专政判决，已经和法律没有什么关系，法条不过是专政工具而已——甚至于，通过法律来公然地进行政治打击和专政迫害。在如此明确的状态下，死守法律，做些辩护，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容易造成混淆。 如果在法律层面理解高瑜案，就容易陷入一个逻辑预设的误区，那就是预定"国家秘密"是正当的，只是需要在具体行为上加以辨析。可是，因为执政党垄断了国家秘密的定义权，国家秘密扩大化，最终演变为依靠秘密警察统治，依靠建立恐惧感来压服民众。 以高瑜案判决为标志，观察大陆维稳治理的视角应该进行更新。除了这是一个专政判决之外，它还证实了如下的判断：维稳体制与极权统治已经合流，公民社会彻底丧失腾挪空间；国家意识形态化达到强盛的顶点，强权铁腕通过秘密警察治国，已经不再掩饰。 由此，可以得出许多细分的结论，比如，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早已经不是想像，而是事实。许多评论者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故意回避这个事实，制造了虚假的政治改良希望。高瑜案一出来，但凡对现实中国有一丝一毫诚意的人，都应该承认这个历史性变化。 高瑜案的判决也从侧面证明，"党内开明派"之类的民间想像——实际上是宫闱里的高层斗争——也已经枯萎，边缘化。党内在实施意识形态最高管制级别上具有高度一致的共识，真的是"铁板一块"。这一变动，理应受到政治反对阵营更认真的对待，改进行动策略。 在理解执政党的现实统治上，在高瑜案之后，如果依旧沿袭旧有的认知框架，就已经落入了当局管控的"陷阱"中，并且会带来一系列危险的被动。从功利的角度看，一个专政的意识形态将是经济衰减期的标准配置，这也决定高瑜案不会是最后一起专政判决。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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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百年民族冲突之根源——谈中华民国“五族共和”之历史过错 Posted: 18 Apr 2015 11:53 AM PDT
如果当今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不想要割断历史的话，他们就应该承认，他们的前任——曾在大陆执政几十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西藏等边疆民族问题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其中包括：制造"五族共和"之泡沫，虚构"中华民族"之名义，不经边疆民族同意，单方面宣示对他民族的主权，给中共后来武力攻占西藏等民族区域、强行行使国家主权提供了所谓的法理依据，从此酿成百年冲突，给边疆民族带来了百年厄运。 多年来笔者从人权角度关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为藏地自焚的火焰而心碎，为新疆维吾尔族的刀光血痕而惊恐，也为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在文革时期所遭遇的大屠杀而震撼，……。所有的这一切，都根源于大汉族主义者的"大一统"观念，归因于强势民族的利己主义。 ◎ 从"共戴一君"到自命为"共主" 追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我们会深感历史之吊诡和荒谬。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而在此之前的1905年，孙先生的同盟会提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纲领： "驱逐达虏，恢复中华。" 这前后两个政治纲领之不同，在汉人看来似乎是很有道理的转变，但是，西藏、蒙古和回疆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命运，却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酿成至今无休无止、愈发激烈的民族冲突。 两个政治纲领的根本区别在于，孙中山早先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目的只是追求"汉族单一建国"，各边疆民族都是被排除在"中华"之外的。当时排满的汉人认为，我们中国有22个省就足够了，你们那些蛮夷想要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们不要管你们的事。这和后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的"民族统一"、"五族共和"是完全相反的。 按照现代民族权利观念来看，孙中山早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在民国之前，汉族和其他民族都被满清殖民，都是被迫"共戴一君"的被压迫民族。作为殖民地，汉人有权经过斗争，赢得自己独立复国的权利。 可是民国的汉人在掌权后，却不甘心仅仅只恢复汉人的中华了，他们擅自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那么，由谁主持将各个不同的民族合为一国呢？读孙中山的宣言书，他的表达很清楚，这合为一国的主语是"我"，即我汉族的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这样，汉族领袖就自命自封地成为统治各边疆民族的"共主"了。 在中国古代，"共主"即各个王国、诸侯国共同承认的中央政权，现代称为宗主国。这种多国共戴一君的现象，在欧洲有的是因为传统的君位继承法，例如丹麦在十四世纪曾和瑞典、挪威共戴一君; 有的是征服者在征服地建立起 政权，自任为征服地政权的元首。满清对汉族和其他各民族的统治，即属于后一类情况。 那么，孙中山是否有传统的君位继承法支持他的"共主"地位，使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共和"各边疆民族呢？没有。中华民国宣称他们实行的是共和制，不是君主制。共和制的特点是，国家元首并非世袭的皇帝，而是民主选出，民众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因此，孙中山无权不经其他各民族的人民许可，擅自接管原宗主国的殖民地。 同时，孙中山也并未使用传统的征服的方式，来获得本来不属于汉族的疆域，从而成为各民族的"共主"。但1914年5月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却规定："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那么，如此辽阔前帝国之疆土怎么就被囊括在民国之中了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创建中华民国的革命党人凭借汉族的军事、人口与经济实力的优势，无视其他各个被殖民民族的独立自主的要求，以强横的态度发出宣言，将本来不相统属的各民族"合为一国"。这样，他们就全盘照搬了旧的殖民体系，擅自接管满清留下的属于他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在摆脱自身被殖民地位的同时，汉族革命党人在新的政体中，成为新的殖民主义者。 ◎ "五族共和"未获边疆民族承认 最初，中华民国使用的国旗是五色旗，旗面为红、黄、蓝、白、黑五色，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族共和"被认为是民国时期重要而先进的思潮，被解释为：合汉满蒙回藏五大地域组成一国，国民则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所组成，彼此平等无分轩轾。 这个名称和解释看起来都非常美好，但经不起一点点深究。既然如汉族精英们所说，这是"怀抱宽广的胸怀，涵容五大民族共赴国事"，那么，在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这一统一政纲之前，有没有邀请各族领袖前来"共赴国事"? 各方是否有过协 商或谈判? 有没有签订各方赞同统一的契约？是否举行过全民公投，让边疆民族的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权利原理，约定是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主权在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约定。在孙中山宣称"五族共和"、将各周边民族合为一国之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已经和各个边疆民族谈判协商过，并获得他民族人民的承认。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政治纲领因此缺乏合法性。 据一位西藏历史学者说，当时（1912年1月）远在高山僻岭、消息闭塞的西藏噶厦政府，甚至不知道自己已被汉族革命党人"统一"到中华民国去了。后来藏人知道了，立即态度坚决地表态，拒绝与汉人合为一国。1913年，流亡归来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抓住机会，正式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决议："派员分赴蒙古、西藏，宣达中央扶植蒙藏民族之政策与决心。"当时的西藏噶厦政府否认与中华民国有任何政治上的从属关系，不予接纳。1934年，国民政府趁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机，终于第一次派出官员带团进入西藏，但西藏政府明确地向国民党官员黄慕松表示："五族共和"不适合西藏政教制度，不能合作。 蒙古人作为满族的盟友，比较清楚地了解辛亥革命之变化。其时驻京蒙古王公仍然态度强硬地尊戴清室，反对与汉族革命党人共和。辛亥革命不久，外蒙古就宣布"独立" ，并在宣布独立之后马上向列强派去使 节。1913年1月11日，西藏和蒙古甚至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主权地位。 被汉族革命党人列入五族之一的"回族"，在那时似乎是指全部中国回教人（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当时中国西北西南的的回族因常与汉人发生民族仇杀事件，因此被迫采取"争教不争国"的消极政治态度。至于满族人，在辛亥革命"驱逐达虏"之时遭到报复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当时失败的"鞑虏"只求活命，很多人改名换姓，自称汉人，因为他们满人早已被汉化了。 由此可见，被认为倡导民族融和、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从来没有为汉族之外的边疆民族所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似乎也不认为有必要考虑其他民族的意愿。因此，这个美丽动人的提法，只是大汉族主义的包装，是一种吞并、同化边疆民族的策略。它只是给国民党和共产党殖民各边疆民族提供借口，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 @ 立宪派之明智与革命党之颟顸 最早倡导"五族共和"的并非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孙中山本来并不认同"五族共和"的理念，甚至指"五族共和"是"无知妄作"、"欺人之语"。真正推动"五族共和"成为一种流行理念的，是清末民初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界与思想界，最初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 在满清帝国大厦将倾之际，康有为等立宪派为保全中国领土，防止分裂，主张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当今中国民族冲突激烈之时重读历史，笔者深感百年前的立宪派见识之明智。 立宪派认为："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可见他们对边疆局势有清醒的判断，并尊重各边疆民族原有的对满清的国家认同。如果当时的中国继承清朝的法统，再以君主立宪的政治手段建立一个现代国家，那么，这种做法就可能使各边疆民族甘心情愿地留在中国。 封建的清王朝在对待边疆民族的政策上不是没有可值得称道之处，那时朝 廷只对西藏等边疆民族实行名义上的统治，即实行宗主权。 然而智者可以认识现实、预见未来，却无能扭转局势。待孙中山等革命派废除君主、建立民国，为了大汉族的利益与扩大领土与势力的需要，他们立即废弃自己原来的"汉族单一建国"主张，将昔日论战对手立宪派的"五族共和"之口号拿来为己所用。但革命党人不明事理，他们不懂立宪派所称的"五族共和"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才能实现的。 当然，在共和制度下，不同民族和谐共存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但这种真正的"五族共和"必须基于各方的自愿同意，以和平的方式缔结跳跃，建立类似"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当时中国建立联邦制的可能性在于，清王朝崩溃之后，各边疆民族都有增强军事安全保护和谋求共同发展的深切需要。当然，在联邦产生之前，必须先有一部各方都能接受的宪法，使加入联邦的成员在把各自的部分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后，仍然能够保留部分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力。 当时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选择了联邦制，并借助联邦制建立了稳定的共和政体。梁启超早在1901年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如果能采用联邦制，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但是，曾留学日本，并拥有美国国籍的孙中山并不考虑采取联邦制。由于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拥有悠久的"大一统"传统，这个传统禁锢了民国思想家和政治家设计新制度的魄力和想象力。 当孙中山以颟顸的态度宣布毫无根基的"五族共和"之时，各边疆民族的危机就开始了，它给至今仍然绵延不息的民族残杀、自焚悲剧和暴恐事件埋下了伏笔。 ◎ 虚构"中华民族"作为吞并借口 前面提到民国思想家对设计新的合理的政治制度缺乏想象力，但他们却在如何维护中国大一统、吞并同化边疆民族方面却殚思竭虑，极尽微臣献言之道。 这些汉族思想家对大汉族主义的一个荒唐的贡献是：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如梁启超所说："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为什么要人为地合成这样一个大民族？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使中国变得强大无比，"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接过了汉族思想家们创造的"中华民族"之旗号。过去 "中华民族"一词曾专指汉族，到此时已经成为泛指中国各民族的一个概念。 然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很不真实的，这个虚构的名称不符合民族学对"民族"的定义，因为汉族和各边疆民族并没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孙中山本人早年就是一个民族主义原生论者，他说："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位革命领袖就是用这种民族原生论来号召汉人"驱逐达虏"的。 时过境迁，孙中山从一个民族原生论者转变为一个民族建构论者，即不再认为民族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刻意建构的产物。是什么促成革命领袖这样惊人的转变？这是由于辛亥革命胜利，昔日反抗外族的被殖民者成了统治外族的"共主"，为了巩固和扩大主权，他再次乞灵于民族主义-----一个由汉人建构出来、涵括各边疆民族的"中华民族"。 因此，"中华民族"只是统治者构想出来的一个政治概念，一种企图吞并他民族的政治手段。孙中山毫不隐讳他的目的是同化边疆民族，说："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即通过融合、同化五族，使之成为单一的中华民族。" 在宣称融合五族成单一的中华民族时，孙中山也不觉得需要征求其他四族的同意。因为他们认为汉族天生就优越于其它边疆民族，改造其他落后民族的使命必须由大汉族来承担。这种对弱势民族的歧视性的态度，就如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说："民族主义导致集体的自我崇拜。" ◎ 中共以主权践踏弱势民族 尽管孙中山等早期国民党人雄心勃勃，强行向各边疆民族宣示主权，要以"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等虚构的词汇同化各边疆民族，但行格势禁，中华民国在大陆执政期间，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中，无法有效地行使他们所宣称的对边疆民族的主权 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西藏、蒙古和新疆的少数民族不断对中央的统治提出挑战，边疆地区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如前所述，西藏人在1913年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外蒙古在辛亥革命后实行了独立，内蒙古的德王也曾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试图使内蒙古也独立。 可见，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时针对各边疆民族的单方面的主权宣示，在当时是空洞而毫无意义的。 但是，这个空洞的宣示却给共产党后来以大炮铁蹄攻占西藏，提供了所谓的 "法理"基础。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中共曾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大唱"民族自决"先进思想之高调，宣称"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从中国独立出去"。但在中共建国时，他们却自食其言，再也不提"民族自决"之理论，反过来继承被他们打垮的国民党的大一统纲领，仍然以"中华民族"的这个虚假招牌，吞并、殖民各边疆民族。 在中共强权殖民统治之下，国家暴力酿成了无数血腥的灾难。各边疆民族的厄运真正开始了。这些民族逐渐丧失自己的自主权与土地，其文化、宗教权利被剥夺。六十余年来，被欺凌被践踏的边疆地区从未安宁。 1950年10月，中共刚建国不久，解放军就进攻西藏，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丧失主权的"十七条协议"。195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印度。自2008年西藏发生骚乱，至今已经有一百三十几位藏人自焚，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惨烈的抗议浪潮。 1949年，中共将军王震率领十万官兵进军新疆，杀人如麻，他甚至用大炮轰平维族村庄。因此长期以来，新疆发生过无数大小规模的暴力以及民族冲突事件。血腥的暴力袭击事件甚至扩大到新疆之外的汉人地区，例如北京和昆明。此后中共当局对维族人的镇压和控制加剧，导致大量维族人外逃。据最近的报道说，每月大约有5000维族人偷渡到东南亚。 在1968年到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蒙古族精英被摧残殆尽。而后内蒙古不断发生小型的抗争活动。2011年5月，因为蒙古牧民死亡事件，內蒙古发生抗議示威冲突。 面对如此惨痛的历史和现实，我们不能不追本溯源，在指控中共欺压弱势民族的罪恶之时，也应该追究中华民国政府的历史责任，他们当年为获得大一统的疆土而制定的"五族共和"政治纲领，虽是一纸空文却留下了无穷后患。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呢？在当今中国的这种专制体制下，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解决民族问题的希望。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才有可能可以借助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正如现代共和主义的奠基人孟德斯鸠所认识到的，联邦制对于小国获得安全、大国实现自由有其价值。只有在中国实行高度自治的联邦制，才不会存在对于弱势民族的奴役和压迫。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二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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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探苏联神话破灭 问中国制度究竟——送别曾彦修被警方打压看《天堂往事略》的启示 Posted: 18 Apr 2015 11:49 AM PDT
探苏联神话破灭 问中国制度究竟 ——送别曾彦修被警方打压看《天堂往事略》的启示 俞梅荪 曾彦修总结前苏联溃败的根本原因是政酷民贫。但愿他倾注生命余辉写就的醒世之作，能使中共以史为鉴，以民为本，将我国引向宪政民主法治的国泰民安之路。 2015年3月3日，我国出版界前辈96岁曾彦修去世，其送别会被警方打压，一波三折。 一本神书结奇缘 2011年初，我收到赠书启事电邮，以为是文学青年所为，随手回复住址，不久收到人民出版社老干部处寄来的《天堂往事略》上下两册，此书装帧考究，却无书号无作者简介的非正式出版物，作者曾彦修，与我素昧平生，想必是该社离退休人员。此书从写作缘由到深入研究苏联历史，探究其意识形态的构建，揭示执政者对思想钳制和司法黑暗，导致崩溃的原因，使从小受马列主义教育的我读之欲罢不能而随身携带阅读。时值全国"两会"期间，我被警方非法监视居住，此书只读了一部分，在派出所午饭时不慎遗失。之后，希望再读此书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2015年1月17日，赵紫阳十周年祭日，我在赵家见到前来祭拜的杜导正，他在紫阳书房留言："紫阳同志：我代表曾彦修、何方、吴象、袁鹰诸位你的老下级老朋友，看你来了！他们都很想今日来祭你，但都已90余岁在病中，来不了。我们这些老党员希望我党好，我国好！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精神，进行我党历史上空前的反贪腐，很得人心，这使我党我国的正气，又上升了些，因此大家的期待也就多了起来，期待习近平同志以反贪的气概和大无畏的精神，处理好'六四'事件……" 我为见到曾彦修的踪迹而大喜，将择机拜访这位前辈。 1937年，18岁曾彦修为寻求抗日救国真理，奔赴延安，任职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1949年南下广州创办《南方日报》任社长，后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起被迫害，1979年起任社长兼总编辑，1983年离休；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一生波澜起伏。 曾彦修为官为民数十年，以纠正所遇冤假错案为己任，为无数人讨回公道。他因右派冤案下放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尚未恢复党籍，却在1977年通过于光远向中央建议为前总书记张闻天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而作证。当胡耀邦向邓小平提出要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时，邓小平惊讶地问："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耀邦顶住种种压力，为这一特大冤案平反，使这些省部级官员重返各个领导岗位，成为我国拨乱反正的有生力量，为中共开始全面纠正"文革"的错误，实现了历史转折的重要一步。 送别曾老一波三折 3月5日，我见黄一龙（四川反右受难者）电邮的曾彦修讣告："他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正职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挂名）期间，顶着全国按比例划右派的命令，为保护无辜同人，把自己划成右派去顶替，落入苦海二十余年。先生为文坚持鲁迅风骨，冷对强权，热掖后进，令人没齿难忘，定将垂范千古。"我悲痛抱憾与曾老失之交臂，知其是右派而更难过，打听送别事宜。有报道，3日曾小凉说："父亲生前说，不搞送别。但社里刚开会，可简单送别，6日在协和医院举行。"6日黄一龙回复："5日听说取消送别，刚又说是在7日。" 6日获悉，9日8时半在协和医院外科地下室，只许家人送别，要我带身份证，供警方检查。7日接短信："10日可去曾家吊唁"，我请求确认9日送别事宜，未回复。8日电话询问曾老的马秘书，他要了我的身份证号而向警方争取 3月初，赶上全国"两会"，我又被警方非法监视居住，出门要报批。8日我对派出所长说："5日周总理诞辰日纪念聚会，被禁出门，请务必让我去送别曾老。"他答应汇报并争取，一小时后海淀区公安局批准，将由三警员监控前往。晚上接马秘书短信："家人送别已超20人，单位只我一人代表，你不能参加。"据悉，因曾老是"老右派和异见分子"，只许家属送别。 9日零时，我到住家小区大门口找中巴车上的执勤警员，要其6时叫我。刚出家门，警员从黑暗中冲出，紧张地问我要去哪？车已停靠在我家门口，三警员严阵以待。7时半，我们出发，百度地图显示，从航天桥至东单协和医院12公里需20分钟，警员以"上班高峰堵车"为由，绕道三环和四环路，8时40分抵达，耗时70分钟，约40公里。与马秘书通话得知，昨晚我未获警方批准而进不去。我不以为然，继续前行。 车驶入地下车库，我从7号电梯上楼，再转电梯到外科地下告别室,大门紧闭。电话问马秘书得知，临时改在高干区送别。我飞奔至马路对面的高干区东门（正门），门卫拒开门，要我向南绕行，从西门进。我兜大圈找西门而不存在，沿路打听，辗转1500米，终于找到北门的太平间（东门向北至太平间仅100米），里面冲出3人，把我拦住街上。我说送别曾彦修，两位蓝制服者拿出22人名单，其中没有我而不让进。一位便衣说："曾彦修是正部级官员，不是谁都能来送别的。"我拿出原在国务院的工作证说："我送别的正部级官员多了，从未见送别要级别？要报批？"他改口："这是高干区，进门要办手续和报批。"我要办手续，却没传达室。我抗议：不让送别，天下奇闻！ 当日降温至零下6度，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我戴白花，悲愤而不愿离去。 10时许，灵车驶出，被我拦下，鞠躬致敬。马秘书和曾家子女见我被拦并挨冻而致歉。我说："曾老生前揭示苏联的专制暴政，遗体告别又见证我国警察治国，闹丧搅局的荒诞和邪恶，如出一辙。"我因一路奔跑，汗水湿透内衣而不觉，回家路上，冻得彻骨而发抖，次日感冒发烧。 3月13日，三警员监控送我到北郊"鸟巢"旁的林萃公寓曾家吊唁，灵堂摆满数十个花圈，习近平、刘云山、刘奇葆、赵乐际、乔石、朱镕基、温家宝、曾庆红、田纪云、吴官正和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有："学者思想大家尽瘁文化事业，编辑出版巨擎堪称一代典范。"墙上挂着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在1982年76岁时为曾彦修手书的《于谦：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 马秘书赠送盖有曾老印章而仅存的《天堂往事略》，我如获至宝。旁边的几位学者说是网上看过我的冤案文，询问冤情，我深为感动却一言难尽。 曾彦修长女说："父亲在高干区去世，却被安排在外科地下普通区告别室；后得知中央领导送花圈，又临时被送回到高干区。" 曾老被官方印发的《生平》盖棺定论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其送别会，竟被警方严厉打压，如临大敌。92岁杜导正和80岁作家王春瑜等不少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和各界人士，只好纷纷前往北郊曾家吊唁，数日约达两百人。 后几日，两位朋友分别来电话，我聊起曾老，均被干扰并掐断，再次接通后，我说起习近平送花圈，未再被掐断，但是朋友发现其手机显示正在被录音，吓得不敢再聊而匆匆挂断。 "政酷民贫"结出恶之花 屡经迫害的曾老在《天堂往事略》序言指出："如果不去认识日丹诺夫、苏斯洛夫究竟做了什么，只从苏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去体认，就永远会是神话。" 该书上册《苏联思想专制史略》叙述：前后两任苏联二号人物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在43年间，如何为"最高权力者需要什么，就造出什么来"，管制人们的思想、言论，甚至发动各种政治运动而打击异己；下册叙述：肃反、战争、内政和经济中的大问题；总结：苏联溃败的根本原因：政酷民贫。 上册第10章《斯大林通过维辛斯基建立的杀人不要证据的"法学"理论》："法律只为'阶级斗争'服务，告密与证词就是判刑'证据'，杀人可以不要任何'证据'；法官是凭'意识形态'和'辩证法'判案，还可'改正法律的适用'。 维辛斯基的'法学'，加上日丹诺夫的'意识形态学'，为斯大林的专制暴政推波助澜，'逼供信'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在苏联泛滥。"（法学家于浩成的悼文提及曾彦修为写作而向其收集批判维辛斯基的文章。） 时隔4年，我又在"两会"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又捧起曾老在92岁时自费3万元印刷而赠送的《天堂往事略》，残酷的现实均能在书中见到踪影和答案。 回首35年前，我上学北大法律系，维辛斯基法学是我国法学基础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1984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因公指导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搞好中共"十四大"报道和法治宣传而给其看了相关文件，使其取得成效并受表彰。没想到相关文件被其盗印，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告密诬陷，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律师为我做无罪辩护，法官竟用作案人的伪证而枉法判我"泄密罪"冤狱三年，该报社团伙作案人却都被提拔，此案至今黑幕重重，近年我前往该报社讨真相，又多次被其报警，被迅即赶来的警员带走，党的喉舌实为反党反政府的杀手，为虎作伥，丧尽天良，沉冤22年，求告无门，成为我国众多冤案中的典型案例。司法人员违法办案，助纣为虐，十分普遍。 回首1978年，我国历经"镇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民怨沸腾，冤假错案积重难返。胡耀邦总书记力排众议，为370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为千百万人讨回公道（包括惨死于反右运动的家父），惠及亿万人民，而把社会矛盾降到最低点，使濒临崩溃的党和政府呈现勃勃生机。 然好景不常，开明的胡赵新政被停罢，26年来，我国政改停滞，官场腐败，司法黑暗，视民如草芥。每逢"两会"、清明、国庆、党代会等繁多的所谓敏感期，警方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残酷打击访民和异见知识分子，激化社会矛盾。我作为被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和司法部门联手陷害成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刑满释放犯"，常年被警方重点管控打击迫害，多次被警员进入家中扭打致伤，每年有一半时间被剥夺自由，祸及家人的劫难没完没了，血泪斑斑。这竟然要比我所亲历"反右"、"文革"的苦难，更为残酷！这一切与前苏联的法制为"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服务，极力维护权贵利益集团的暴政，一脉相承。 曾老强调指出："苏联和中国两大党大国，意识形态和体制相通，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渗透到许多人的血脉和骨髓，不是轻易可逆转的。苏联的垮台，垮就垮在老百姓没有安全感，所以在宣布苏联结束时，没人出来反对。如果人们没有安全感，生活在恐怖气氛中，是最可怕的。" 他呐喊："我国的公安部门，情报部门，不能用恐怖主义来吓老百姓，来对待一切人，这种统治长不了。苏联的历史经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条！" 曾老的离世，引起各界关注。习近平的花圈缎带："沉痛悼念曾彦修同志"。但愿曾老倾注生命余辉的醒世之作，唤起中共以史为鉴，以民为本，将我国引向宪政民主法治的国泰民安之路。 作者，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本文简稿2500字，原载《动向》2015年4月号。 ▲更新版5000字，《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20/2015417191950.htm 读者来信 ●92岁叶光庭（浙江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曾老的崇高品格，可奉为圣人。1957年老毛以"伟大领袖"之尊，背弃"言者无罪、不扣帽子"等承诺，打击迫害55万右派分子，被枪毙的仅北大就有七、八人之多，在夹边沟、北大荒等劳改农场被虐杀的无可计数。当时一批酷吏佞臣，为了邀功请赏，尽量多打击右派分子，而曾老却毅然自入地狱，为部下替罪。闻所未闻的壮烈之举，惊天地而泣鬼神！晚年曾老撰著《天堂往事略》，揭露苏联专制暴政，帮助我们认清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而指出，这种残暴的政权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的。 ●91岁石天河（四川反右受难者、离休作家）：中国这盘棋，现在显得很乱。我想，大概是因为阻力没有消除。如果反腐把路打通了，紫阳和一些悬着的历史大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 ●90岁许有为（安徽反右受难者、离休教授）：将来，当我国的民主转型终于完成，史家可以书写历史真相时，无数生动的细节证明今天的文化专制和警察打压手段是多么卑鄙、无耻和愚蠢。 ●88岁汪廷奎（广东反右受难者）：佩服曾老，从不整人而宁愿自己划右。大仁大勇。说他大勇是勇于去受罪（下地狱）也。 ●81岁刘凤麟（清华大学反右受难者）：此文揭示在红朝下，亊不由情，不由理，不由衷，挑战人性，揭示人权被戏弄的实况，令人不齿！曾彦修驾鹤西归，遗作揭示苏共倒台的铁证，令其追隨者不安的心态可想而知。因而遭致送别场所的变动，乃是权斗的效应。 天堂往亊著铁书，伤天害里始苏共，落难阳谋国妖害，难得终生老来醒。 州官放火纵意行，祭奠仙人难由衷。设岗验证难入场，挑战传统忘祖宗。 ●82岁朱光：苏联的真相就在眼前。不畏恐惧，团结抗争，埋葬黑暗统治。 ●80岁刘国鼎（北京大学反右受难者）：曾老人格高尚，令人感动。 ●79岁孙正荃（北京大学反右受难者）：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79岁高越农（清华大学反右受难者之子）：此文都是实话，事实部分就是证据，见仁见智是各人的事。送别曾老被打压，使我想起周厉王的穷途末路，想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 ●77岁陶渭熊（四川反右受难者）：此文记录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人的葬礼如何遭打压的过程。历史首先意味着真实，清除了具体人物，惟以制度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残缺不全，不真实的，此文为历史留下了真实。对于曾老的人品学识我早有耳闻，近读他的《平生六记》书，更增我的景仰。曾老借鉴苏联垮台的教训，应该汲取。革命胜利60多年，连革命者的葬礼都要打压，真使人喘不过气来。 ●74岁姚一庭：警方监控打压已成常态。专制下，不足怪。苏联神话的破灭，预示共产制度的消亡。中国向何处去？令人深思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答案有，不可言。曾老指出"苏联溃败的根本原因：政酷民贫"，给我们竖起一面镜子。当前惩治贪腐初有成效，但依法治国路还很长。对思想、言论的极端控制和打压，令人恐惧。导致言路堵塞，政改难行。现今虽说以民为本，但权贵当道，以权肥私，屡见不鲜，依然前路茫茫。 ●查建国（反右受难者之子）：曾彦修老人虽为中共党员，但良心未泯。做官时护别人，受害后反省写出大作，认识达到新高峰。死后追悼被限制，再次显现当局的真实面目，曾老竟用身后事最后再教育我们一次。曾老不朽！ ●刘建业：深感中国民主宪政之路如此艰难，令人概叹。以前看到有关俞梅荪"泄密"冤案，就目前情况看，纠正也难。只有期待中共党内健康力量发展壮大，能够带领我们"和平演变"吧？除此之外，真不知还有那条路好走。 ●陈维健：为贤者立传，实乃千秋之事。 （2015-04-18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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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0, 2015, 6:42:21 AM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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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pr 2015 10:17 PM PDT
金玉良言 胡耀邦："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鱼肉百姓啊！"（胡启立回忆）。 田纪云："如果问我对胡耀邦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家如此怀念他，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胡耀邦说过："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做主的。"（周瑞金，原人民日报副总编）。 胡耀邦："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四个字，我们为之奋斗了近70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需要继续努力。"（1989年1月与杨第甫讲话） 胡耀邦："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一个在台上的人都要接受检验。历史是瞒不过去的。"（1981年7月29日在中央党校第六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 胡启立："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胡启立回忆："耀邦同志曾经说，我们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时期改革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 胡启立："耀邦同志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处世的典范。 "耀邦同志任人惟贤、光明正大，对搞小圈圈、拉帮结派一类行为深恶痛绝。 "耀邦同志的纯真还体现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从来没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时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由于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始终是相通的。 "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 温家宝："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虽九死其犹不悔 刚过清明，又到4月15日，胡耀邦叔叔的忌日。 耀邦叔叔若在世，今年将过百岁生日。"仁者寿"，许多老革命都走过百岁人生。耀邦叔叔本应有百年之寿。 我父母是新四军的，家庭历史上与耀邦叔叔没有交往。我也没有机会在小范围见过他。之所以称他为"耀邦叔叔"，一是他比我父亲小二岁。二是他们是同一时期参加革命的。我父亲蔡辉，1928年在家乡上海入团，1935年转党。耀邦叔叔1930年在湖南家乡投身革命，是著名的红小鬼。三是同为含冤早殇之命。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干部，外表文儒，内心刚烈。在1952年的"老三反"运动中，不甘凌辱、愤而自杀，时年仅38岁。他最终平反，迟至1982年。我母亲和许多老同志，为父亲平反、鸣冤、伸冤了30年未果，若没有耀邦叔叔当年主政中组部和中央，决然将"平反"的范畴从"文革"扩大到历次政治运动包括非正常死亡的干部，恐怕蔡辉的沉冤迄今难雪。 在耀邦叔叔主政期间，一大批历次政治运动受冤屈的仁人志士的命运发生了正向逆转；一大批被"专政"家族的命运亦由衰转盛。从我家族的个案为例：我母亲李宁广东汕头人，华侨商富之女。1939年从上海红十字会护校毕业后，毅然投身新四军参加抗日；终身从事医务工作。文革中被打成"叛徒"，批斗、游街、抄家、关牛棚，后下放农村，不让回城。粉碎"四人帮"后，摘帽退休回城，安度晚年。我小舅公侯群麟，1930年入党，留美博士，中国石油科技和工业奠基人。文革前为中科院院士、石油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权威"，下放湖北干校劳动。耀邦叔叔主政后，获解放和重用，成为石化部首位知识分子副部长、双院士、全国政协常委、生前为中国能源战略规划领导小组组长。我二舅公候群川，无党派人士、留美博士、中科院院士、中国营养科学奠基人、文革前为二军大营养系主任，少将衔。文革中被打成"反动资产阶级权威"，抄家扫地出门，扫厕所。耀邦叔叔主政后，平反复职，被聘为世卫组织顾问；其子作为民主人士，曾选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 我舅舅武汉，圣约翰大学法学学士，1940年入党、1944年参加新四军。军调期间，是陈毅军长的英文秘书。解放后，为上海公安局首任特侦处处长。"潘杨事件"后，被任命负责侦查杨帆特务案，仅因作出"罪名不成立"侦查结论，反被打成"坏分子"，开除党籍、公职，下放安徽白茅岭农场无限期劳教。舅妈赵撫安，美国密执安大学高材生，1945年参加革命。曾任潘汉年英文秘书。解放后，为上海公安局情报室主任。潘杨事件后，与武汉双双下放白茅岭农场，任管教科科长。耀邦叔叔主政为潘杨平反后，武汉、赵撫安终平反返沪。武汉后为华东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犯罪预防学奠基人、著名法学家、联合国犯罪预防委员会亚洲委员，写了一批法学著作，桃李遍天下。 我前岳父黄静，1937年从河北到延安的红小鬼，曾给白求恩当勤务兵。是晋察冀的老医务工作者。解放战争期间曾为十八兵团野战前线医院的院长。在大清河战役中，为挽救伤员，曾下令强拆老百姓门板当担架，被过重处分。黄静解放后任中央卫生部保健处处长。59年"反右倾"时，被错定为"逃兵"，收到"双开"处分，戴"坏分子"帽，下放青海劳教。多年申诉未果。耀邦叔叔主政后，在聂帅、姚依林、耀邦等华北老领导直接关心下，终"平反"，调回北京，出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常务副院长，副部待遇；流散青海的子女们，经耀邦叔叔也特批调回北京。 耀邦叔叔逝世后，黄静老人痛不欲生、不思茶饭、连续多日泪流不止。我陪他去会计胡同25号胡家吊唁时，一进灵堂，老人就双手扶地、放声痛哭、长跪不起。和他一起来的北京军区多位老将军，也都长跪不起、痛哭失声！一个人的逝世，能让无数人长久地撕心裂肺、让无数戒马一生的老军人们热泪如雨、扑地长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魅力！ 从这批曾与耀邦叔叔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老共产党人的哭声和泪水中，我深深感受到的是一种深刻的亲情。在他们心目中、耀邦叔叔就是他们血浓于水的兄弟、战友、榜样、希望。他们也在以放声痛哭为耀邦叔叔公开鸣冤、叫屈、抗议最高当局的不公正！ 解放以来，由于人民哀悼党和国家领导人而引发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共有两次。 一次是1976年清明节，人民以大规模群体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形式表达对文革残暴路线不满的政治诉求，进而引爆"天安门事件"。 一次是1989年春天，人民同样以大规模群体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形式，表达对中国政治民主的期盼，结果导致又一个天安门事件的发生。 两次自发的大规模群体运动的共性： 一是引爆点都是最高当局贬低逝者、遏制人民表达崇敬、缅怀之情，激发人民的不满情绪瞬间爆发。； 二是都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在全国和全球产生特别重大影响； 三是人民意志广场表达与执政当局意志激烈冲突； 四是都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达到暴力驱逐、镇压、政治清算。 不同的是，1976年天安门广场运动表达的政治诉求主要是结束"文革暴政"，恢复传统秩序，拥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务实派老干部重新执政。所以既赢得民心，又赢得大批在野老共产党人的支持，同时满足了上下多数人的诉求。三年后，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邓小平复出主掌中国最高权力的前奏和改革开放的序曲。 89年天安门广场运动表达的政治诉求，则主要是支持党内"民权"革新派、反对特权守旧派。这种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和强度，虽然得到广大人民、知识分子、党内革新派的不同程度支持，但远远超过了好不容易九死一生、重建秩序、重新执政、担心再被"政治洗牌"的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党内专政守旧派势力的政治底限。动用军队进入天安门、撤换、软禁总书记、重组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大规模抓捕不同政见者，镇压强度和规模为空前绝后。 无论如何政治辩解，用坦克和冲锋枪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广场示威运动，都是暴力对平民生命和权利极端漠视的典型表现形式。 尽管历史不能假定，但我不能不推测：如果没有87年初，名为"批自由化"，实为"逼胡倒胡"的元老派政治阴谋得手；如果耀邦叔叔能顶住元老派们的压力，在"十三大"完成新老交替，进而领导全党向实现民主化和国家政治法制化的渐进转型，那么89年还会有天安门事件发生吗？即使发生了，耀邦叔叔会怎样选择呢？我想，耀邦叔叔一定会不惜牺牲政治生命，和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改革派联合，竭力反对调军队进京；一旦事态不可挽回，耀邦叔叔只要有人身自由，一定会挺胸站在天安门广场，用血肉之躯保护人民和孩子们，不惜以死抗争。或许整个政治局面，由此良性逆转！ 在当时党内部高层中，唯耀邦叔叔有此无私无畏的大胆魂。 正是天安门的枪声，一夜使刚刚重新凝聚的民族正能量，涣散为极端利己的拜金主义。法治、信用、公正、为人民服务，这些一个正常国家的基本理念，在十八大以前已被历届执政当局基本废弃。权钱交易、公权独大、掠公肥私、民肉官食，一度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共同行为准则。 如果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决心坚定不移要切割前朝的政治负资产，重新凝聚起中华民族的正能量；那么对胡耀邦、赵紫阳，对天安门死难者一个郑重的历史道歉，五年、十年内必不可免。 对中国人民而言，等待执政党的历史道歉，比日本政府就二战慰安妇道歉的实际心理意义要大一万倍！ 湘楚自古多豪杰；近现代中国史更是"无湘不成史"。湖南汉子们的刚毅、倔将、谋略、才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万里关山度若飞"的豪情，为世人万世敬仰。名垂青史的湘子，古有屈原、伍子胥、贾谊，近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前代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何叔衡、李立三、彭德怀、罗荣桓、黄克诚、王首道、何长工、李维汉等等。 二千多年来，能青史流芳、黎民敬仰、为天下黎民百姓安危而屈死的湘籍英豪有五人：屈原、伍子胥、谭嗣同、彭德怀、胡耀邦！屈原悲愤投江；伍子胥死不瞑目；谭嗣同慷慨就义；彭德怀挂甲屯激愤郁亡。耀邦则一身集四湘人之精神魂魄：有屈原苦苦追求真理，敢于"问天"的独立精神：有伍子胥力挽狂澜、捍卫国家尊严的倔强；有谭嗣同但求"千古一变"，以一己之血，换华夏新生的豪情；更有彭德怀不计荣辱、为民请命，敢逆龙颜的堂堂正气。 胡耀邦1988年，在烟台休养时，曾写了一首"古风"，其中有四句是："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落叶，心悲秋早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悲哉、壮哉、惜哉！ 耀邦叔叔"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湘水惊涛，千古一胡！ 歧见之源 邓小平和胡耀邦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关系，分为两个阶段。 1975年—1982年为紧密政治同盟期。这一时期的第一阶段党内主要矛盾是"文革派"和"被革命派"争夺党、政、军领导权的斗争，已进入决战胜负关键时刻。在周恩来鼎力争取下，邓小平重回中央中枢，成为"反文革派"的实际领袖。在联合抵制"四人帮"全面掌权的政治目标下，邓小平以"整顿恢复"、"解放老干部"为抓手，与"文革"中一度失势的党内元老派们结成统一战线和广泛政治同盟。这一同盟的核心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陈云和老帅们，拼杀在第一线的有王震、谷牧、胡耀邦、万里、邓力群等。在粉碎"四人帮"后，党内主要矛盾则体现为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派"政治同盟与华国锋、汪东兴"凡是派"政治同盟之间权利再分配的斗争。 在第一阶段两次政治大博弈中，胡耀邦冲锋陷阵、不畏艰险、勇挑重担、处事公正，为"拨乱反正"立了大奇功：一是组织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否定文革和"二个凡是"的批判武器。二是在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平反冤狱、解放老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封、资、修"使逾千万"专政对象"及其上亿亲属，从被奴役中解放的大平反中，作为一线总指挥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正是在胡耀邦竭力奔走努力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薄一波、习仲勋、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彭真等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冤案、先后得到纠正。几百万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平反、恢位恢职，为国家恢复政治稳定、上下心情舒畅，创造了社会条件。三是辅佐邓小平、华国锋，积极推动了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撤销"五七干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清查"三种人"；积极推动科技改革、教育改革、农村改革、广东先行改革等关系民生民权根本利益的政策出台和落实。 作为革命元老阵营中的"红小鬼"代表，耀邦叔叔以其人品、才智、政治胸怀、苦干实干、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杰出功绩，赢得党内外上下的一致拥戴。1979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被推选为中央主席；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在邓小平元老政治同盟的支持下和全党推举下高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2年"十二大"是邓、胡政治理念和政治关系从"统一"到"分歧"，最后转化为"冲突"的拐点。 "十二大"所建立政治格局的特点是多元制衡体制。常委七人：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一线工作；党、政两驾马车，一线双轨并行。邓小平以军委主席；陈云以中纪委书记；李先念以国家主席；叶剑英兼委员长（彭真1983年，以中顾委副主任兼全国人大委员长）；邓颖超以中顾委副主任兼政协主席。以邓、陈为首"八大元老"，不仅实为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上垂帘听政的影子决策机构，而且直接掌控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纪委，参控中央书记处、国务院；致使胡、赵的自主事权受到极大空间压榨。虽然早在1980年11月，胡耀邦在《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中，就对党内个人崇拜予以尖锐批判；81年春，又推动公布《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对当时的权力架构，胡耀邦有着清醒认识。在1982年4月15日同罗马尼亚党魁齐奥塞斯库时的谈话中，胡耀邦这样表述： 可以说，我们的政治局面是我们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方面外界不断有些流言，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猜测，有的还是些谣言。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相当稳定的，很安定。我觉得，我们党的领导层的团结比"文化大革命"以前还要好一些，和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差不多。用了三四年时间我们能达到这么一个安定团结的相当好的局面，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两条：第一，我们这几年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实际工作中见了效。可以说，我们大多数的家庭生活都有了一定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搅乱了的是非，基本上分清了；搞错的，基本上平反了，落实了政策。由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个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亲密，团结和友爱更加增强。这就使我们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看到、而且相信我们的国家是有光明前途的。第二，我们党正在努力恢复我们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处分那些违法乱纪的党员，特别是干部。最近，我们为了同干部中的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连续发了三个文件。其实违法乱纪的还是极少数，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可是，如果对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不批评不处分，它会蔓延开来。一些干部之所以敢于违法乱纪，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流毒没有肃清，当然，同我们的开放政策也多少有点关系。 我们中央领导核心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书记处在第一线，书记处有十二位同志，赵紫阳总理实际上也参加书记处。书记处实际上由我和赵紫阳同志共同主持。日常的重大问题都是由书记处讨论决定。重大决策由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一共7个人，有4位党龄最长。第一位还是邓小平同志，他党龄最长，是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精力很充沛，经验最丰富，威望最高。叶剑英同志当然威望也很高，但已经八十五岁了。陈云同志，他对经济工作很有经验，对党的建设也很有经验，五十年代后期就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可是身体比较差一点，但许多重大的决策都是跟他商量的。李先念同志，他管外事工作，年纪也不小了，今年73岁。赵紫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我年纪比较轻一点，说轻也不算轻了。华国锋同志今年61岁。他去年冬天去山东考察，一下子，心脏病犯了，得了心肌梗塞，他还有糖尿病，休息了3个多月。外界说我们要打倒他、排挤他，没这个事。我们现在不搞过去那一套。我同他私人关系很好，1963年至1964年我同他一起工作过一年半。他生病期间，我看过他三次。这都是题外话了。赵紫阳同志是1919年生的，今年63岁，他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他比我小4岁，我1915年生。我们作重大决策时都开常委会。出主意最多的是邓小平同志，其次是陈云同志。但也不是所有主意都是他们出的。重大问题都要经政治局讨论通过。我们书记处相当和睦。 我们今年要开党的"十二大"。我们争取在十月以前把它开完。报告未必会有很多新的内容。人事可能有比较大的变动，我们已经酝酿了好久。我们要在全会上选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中央委员会，这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我们要下决心引进一些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现在我们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六十七点五岁，相当老化，比你们党老化得多。我们要提拔一些年轻人上来。中央委员会可能有比较大幅度的人事变动。第二，我们下决心选一个顾问委员会。经过代表大会的选举，由一些在历史上做过贡献、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组成顾问委员会。我们建国以前的老干部现在还有二百五十万。地委和军队师以上的干部绝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的老同志。这些同志的好处是经过几十年的考验，经验丰富，有个弱点就是年纪老了。中国有句俗话，叫"老牛拉破车"。车子又不大好，牛又老了，就拉不动了。 1982年4月27日胡耀邦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时说："我们考虑了一年多，下决心成立顾问委员会。把那些在历史上为党做过贡献，有多少可以做些工作、出点主意、提点意见的同志安排到顾问委员会里来。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都不降低。小平同志说，如果有人不愿意当，别人又赞成他当的话，他愿意当顾问委员会的头。我们想用这个办法保持一个新老比较和谐的局面。这个问题已经在酝酿，得到了新老干部的赞赏。" 胡耀邦的讲话，明确表达了三层内容： 一是对以老辅新的领导结构的充分肯定； 二是对整个领导中枢"老牛拉破车"的中肯评价； 三是明确了以"中顾委"为过渡，进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路线图。 邓、胡在1978年—1982年期间，曾联手实施了三大政治颠覆： （一） 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颠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毛泽东为神主的两个"凡是"传统理念，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本、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新思维； （二） 以"大平反、大摘帽"为突破口，颠覆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纲，对占人口1/10以上的非敌人进行"阶级专政"的传统，实施了对一亿被变相精神奴役人口的政治解放，重新恢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三） 以建立"中顾委"，分一、二线为突破口，颠覆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传统，确立了"有限任期制"的政治理念和强制性制度。 邓、胡的政治分歧源于"十二大"以后，集中在： 其一，当思想解放向突破"四项原则"，进而开始从马克思人本主义角度把锋芒导向对执政党制度性、理论性深层批判、提出人权、法治、民主等政治革新理念时，邓就不能容忍了；胡则持宽容和团结持不同意见和政见者的开明政治立场。1979年1月3日，胡耀邦上任中宣部的讲话中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胡耀邦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胡启立回忆）；1983年10月，中央书记处在调研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时，针对邓力群、胡乔木要整方励之的发言，胡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的上实现共产主义吗？"胡推荐的宣传部长朱厚泽，曾以著名的"三宽"（宽松、宽厚、宽容）讲话，赢得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和支持；邓力群，胡乔木则不断组织策动"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并明确把脏水泼向胡耀邦。邓则多次强调集中、纪律、统一，肯定三十年基本政治制度和路线的正确性；在关键时刻，选择支持邓力群、胡乔木"批胡"、"倒胡"。在整肃了知识分子界，清洗了朱厚泽、胡绩伟等一批党内知识分子后，1987年初，又组织策动了"老人团"，以批胡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政治失职由，逼胡辞职。 其二，胡耀邦积极倡导党内民主化和认真落实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老人退台，新人替位"的十二大战略决策，挑战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元老派的权力管控意志。换言之，邓老人们只想转换角色，以幕前逐步隐退幕后，从一线逐步转向二线，但并不愿改变家长制决策格局、不愿大权旁落给胡、赵为首的中生代。胡耀邦反对"家长制、一言堂"，力主改变"老牛拉破车"的主张，显然不符合邓、陈元老派的权力意志。 胡耀邦认为毛泽东搞"一言堂"、"家长制"，才导致一系列错误政治运动和文革大灾难不可免。胡启立回忆说："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其三，胡耀邦坚定不移坚持"三个有利"（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原则，关心解决民生疾苦。1980年—1986年，先后奔波祖国各地，亲自到1160个县调研，掌握第一手民情；指导各地按"三个有利"为工作方向。六个春节，一次在中南海值班、一次慰问老同志、四次分赴海南、广西、云南、贵州边陲探视基层军民。胡耀邦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勤政不怠、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赢得党心、民心。但那些早已锦衣玉食、深居简出、脱离人民、善于宫廷谋划的元老派们，对此亲民作风则极为反感。 "十二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通常为后任执政党魁们漠视的决定，共有三条：一是确立了建立高度政治文明的政治改革目标；二是确立了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制的新规则；三是提拔了一大批55岁以下的中年领导干部进入中顾委（包括时年39岁的胡锦涛，当届中常委年均75岁、政治局年均65岁），为"十三大"完成新老交替作了人事准备。 "十二大"后，以胡、赵、习、万为核心的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一线领导人，力图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试图以民主、法治为目标，推进党内外政治体制改革；在遭到无产阶级专政派和元老派联手阻击的重重压力下，有史料显示，胡耀邦和习仲勋领衔的中央书记处的多数，对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首先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制，重建"二言堂"（邓、陈），实际成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大家长、并竭力阻挠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渐进政治改革，连开明政治也严加禁止的导向；确实曾有过顽强抗争和抵制。 其中最有威胁的"软抵抗"，是胡邦曜、习仲勋1986年中下旬，在不同场合公开提出"十三大"要完成八十岁以上老人全退的新老交替。如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一些老干部座谈时，就大胆放言："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 网上有资料（真伪待考）披露，在其后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三派争论意见：胡乔木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发言支持；陈云、宋任穷赞成留邓小平一人当代表的建议。胡耀邦、习仲勋力主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同志全退，聂荣臻、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万里赞成。赵紫阳中立。 据传，胡耀邦在会上坦荡发言："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後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後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後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 习仲勋支持发言："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的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後代又立一次大功。" 我不能确证这次会议和胡、习的讲话是否真实存在。但两篇讲话的立场和逻辑，应大体符合胡、习的新思维，也与当时党内高层的矛盾背景基本相符；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新政的思路一脉相承。 1986年11月，安徽科技大学率先发动"争民主、要自由"学潮，继而波及北京、上海。胡耀邦没有遵循邓小平坚决镇压青年学生学潮的意志，被邓小平组织"元老生活会"的特殊形式围攻七天，被迫辞职。随后，坚决支持胡耀邦的习仲勋也被剥夺实权，变相放逐广东，从此失去政治话语权，淡出中国政坛。 实际上，这是一场元老们为恢复家长专制，向革新派首领发动的"宫廷政变"，其历史恶劣性和政治保守性，绝不亚于当年慈禧太后迫害、软禁清光绪帝及扫荡维新帝党一脉。 （仅从政治权谋角度，邓小平更胜毛泽东。在国际共运史上，一个被三次打倒的，仅在党内任副职的党魁，竟能在1979—1989年的十年期内，连续废罢掉三届年轻有为的党主席、总书记，三次大改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国家权力机构。并对曾主掌中国十年党政军大权的林、江两大政治集团进行刑事追诉、全面清算。其蛮、其霸、其狠、其强硬、老辣，确实空前绝后。 都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请问，若没有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及董振棠、罗炳辉、谭震林、王震、王首道、邓子恢、张鼎丞、聂荣臻、刘伯承、何长工们的先后加盟，仅以区区一千多"山匪"对抗蒋介石的数十万国军，毛泽东能活着走出井冈山和瑞金吗？又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再请问，若没有华国锋、叶剑英联手智擒"四人帮"，若没有胡耀邦、赵紫阳和习仲勋、万里们的联手拼杀和忍让，邓小平能在"四人帮"手掌下活着复出，能重回权利巅峰十五年吗？历史从来都不是一个伟大英雄豪杰就能创造的。） 但正常吗？历史隔代，必有新论。 功德无量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评价政治历史人物的价值标准历来是功、才、德兼备。公论为功大、才高、无德的典型是秦始皇嬴政；功、才、德兼备的是诸葛亮；功、德兼备，才干平庸的是刘备。中共党史人物中，多数人公认功、才、德兼备的首推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则被多数人评价为功大、才高、德缺，和历史对汉高祖刘邦、魏王曹操、明太祖朱元璋的评价相似。 耀邦作为顶层政治历史人物，不属"天才"级，功劳虽大，但还比不上新朝开创领导者毛、刘、周、朱、邓那一代，为什么能成为20世纪以来最受中国百姓热爱的极少数人民领袖？田纪云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良心。有良心的共产党人不少，田纪云也是。胡耀邦作为人民领袖的突出点不仅是有良心，良知，更令人钦佩和敬仰的他敢于不计个人安危，坚持按良心、良知的指引去为天下百姓安危去谋事、办事的精神。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大德，即大仁大义之德！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普遍缺乏的、中华民族精神中最珍贵的品质和信念。 1989年4月22日，李昭阿姨率子孙在耀邦叔叔骨灰灵堂家祭时，含泪祭道："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老百姓为什么至今仍从心底里为胡耀邦鸣不平？从根本上看，就是老百姓都看的明白：这就是一帮无德、无良的老政治流氓们对有德有良、有为之君的卑劣政治陷害。相传秦末民间政治大师黄石公隐士是张良的导师，曾赠授其《黄石公三略》。《下略》有一著名政训："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善者。"治国之道应循："不废一善，不赏一恶，则天下太平，国安众善"之规。更何况废的是改革元勋、执政党的最高领袖！大善一废，则"众善衰、万恶兴"！ 在人民心目中，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一面道德和良知大旗，是党之魂、国之魄。这面大旗一倒，老百姓就如"失魂落魄"，从心里感觉这是坏人当道的恶兆。当年，天下民众的崇善厌恶心理的爆发表达，反遭到执政者的暴政压制，从此党民、政民关系急剧对立、恶化。大家都看得清楚，自胡公走后的二十多年，正是大批无德之党翻身上位之年，正是衍生出各数鱼肉百姓、贪腐成性的"黑帮"们高堂弹冠相庆之年！老百姓评价很公道：这群大大小小遍布朝野的"共产党人"，无不是"心系权色，利归私囊"的下流货色！ 这正是"废一善，则众善衰"史训的现实应验。 "国魂"归来日，民心凝聚时 26年前，邓小平坚决不同意在胡耀邦悼词中加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政治桂冠；对此，许多党内老同志仍耿耿于怀。 我的看法则不同。对胡耀邦的历史评价，若只放在某个主义、某个政党、某个阶级的利益评价体系中，是不公平的，是对胡耀邦历史地位贬低的狭隘评价。 胡耀邦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终于从黑暗转向光明、从君主专制转向现代政党政治、从多数人贫困转向社会多数人富裕、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孤独于世界转向与世界融合、从传统农耕社会转向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社会、从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转向尊重和维护个体权利和自由的历史大转型时代，曾代表历史发展潮流和平民发展利益与抱残守缺（抱阶级斗争之残，守极权专制之缺）的封建旧势力英勇斗争的伟大先驱、政治旗手。 他的历史贡献，仅以主导和参与推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的思想解放"、"人的政治解放"、"人的经济解放"三大解放运动为例，已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中长期的历史走向和民心向背，进而影响了今天世界格局。 但胡耀邦更伟大的是历史人文价值。是他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家们重新树立了具有中华文明符号的道德标杆——终生践行："心在人民，利归天下"。 中华儒家文明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诚、忠、孝、廉、勤"，被胡耀邦完美继承发扬，并以生命为代价作出现代的诠释。中国出了那么多"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倘若按中华文明道德的标准全面衡量，有几个不缺德大了？有几个可与胡耀邦比高？ 用大众流行语言评价，耀邦叔叔是心系人民、勤政敬业的楷模；是无私无畏、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楷模；是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的楷模；是清正廉洁、"利归天下"的楷模；是重情重义、善良宽厚的楷模；是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楷模；是立党为公，不搞朋党小圈子的楷模；是锐意革新，不循私守旧的楷模；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楷模；更是反对封建家长制、倡导民主法治的楷模！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德化"。"德化"才是中华文明可持续和不可战胜和估值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怎么评价胡耀邦的精神遗产，都不过高。 1959年，胡耀邦在河南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大殿前看到这样一幅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念罢改吟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心在人民，利归天下"，这正是胡耀邦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中华民族所崇尚的政治美德的写照。 这才是执政党人应有，但自胡、赵亡后，久已丧失的"党魂"、"国魂"。 如果站在中华民族以"科学、市场、法治、民主"为四大武器的现代化解放进程的大历史角度，我认为对耀邦叔叔最恰当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魂"，更应是全中华民族的"国魂"。 "国魂"归来日，民心凝聚时。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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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2, 2015, 6:13:48 AM4/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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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衣：独特的勇气和人格力量——访国际妇女传媒新闻勇气奖获得者高瑜 Posted: 21 Apr 2015 10:5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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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pr 2015 02:21 PM PDT
鄧小平向李光耀承諾停止對東南亞輸出革命。但是20年後一篇報導馬共電台在湖南的遺址的文章，竟被江澤民指示判處重刑。中共禍害東南亞的罪行罄竹難書。 在最近的「1908論壇」上，我談到「李光耀與周恩來東南亞外交的失敗」這個話題。李光耀去世引來的大量報導中，有北京官方人民網的一條，說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和李光耀的談話： 「這次新加坡之行，鄧小平以他驚人的謙虛代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承認並改正了兩個錯誤。一是改變保守自閉，主張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二是接受建議，不再搞革命輸出，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對外關係。」 事實是，老鄧復出，有感四小龍的成就，要過河去新加坡摸摸底。經濟上有意打破共產黨不得引進外資的教條。在對外政策上，李光耀對鄧直言，要求中國放棄「輸出革命」。鄧的反應是：「你要我怎麼做？」李毫不客氣說，要「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台廣播，停止對馬共游擊隊的支持。」鄧表示同意。 徐澤榮馬共電台案和高瑜案一脈相承 這件事，我們以前不知道。但有件事，即開放雜誌曾經介入的「徐澤榮案」和此相關。2000年6月，我們的朋友牛津大學博士徐澤榮，在香港亞洲周刊發表文章，報導他去大陸尋訪湖南益陽一座山頭上的馬共電台遺址經過。文章發表後，徐被中共拘捕，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判刑11年。我們為了援救徐澤榮，和他家人多次聯絡，並向特區政府反映，保障香港人的權利要求北京放人。但終於無效（據說是奉江澤民御旨），徐坐足11年黑牢，2011年6月出獄，再回到香港。 這件事的荒謬在於，老鄧已向李光耀承諾關閉電台，雖然拖延三年，1981年「馬來亞革命之聲」才撤銷，但徐澤榮尋訪已是近二十年之後，電台早是荒草殘垣的廢墟，何其「國家機密」之有？回答只有一個：機密者，黨國之醜聞也。哪怕是鄧小平已「承認並改正」了的錯誤。最近名記者高瑜以洩密罪被重判一案，實質也在於此。換言之，偉光正所有見不得人的事，都是機密。民可使之不可知之，你要爆料，就是洩密！他們這條苛法從毛鄧到江胡習，一脈相承，不知道陷害了多少人！ 中共輸出革命赤禍氾濫東南亞二十年 說回馬共、李光耀，事關中馬關係，這是被人遺忘的事，值得一談。現在很多人都知道李光耀和老鄧有交情，見過幾代中共領導人，是「中國的老朋友」。可是在周恩來主持中共東南亞革命外交時代，李光耀卻是「帝國主義走狗」「美國的傀儡」。報導說，中共這樣罵他達94次。他在周死後的1976年6月才作解凍之行，訪問北京。必須看到，李光耀1959年任新加坡自治邦總理後的20年，正是中共東南亞與南亞外交一塌糊塗，完全崩潰的20年。 1962年的中國印度邊界之戰，名義上是因麥克馬洪線的邊界之爭，實際背景則與1959年西藏事件達賴喇嘛出走印度，及中蘇分歧有關。中共軍隊經一個月的苦戰佔領馬線南域之後，又主動撤退到原地，這一戰爭史上罕見之舉令人費解。其實根本不是什麼「寬容」，而是其「戰略失敗」不得不為的姿態。大陸人完全被人民日報所蒙蔽——那場戰爭不僅美英蘇都支持印度，第三世界也同情印度。北京完全在國際上孤立。由1955年萬隆會議搭起來的「中印友好不結盟」破局，中印關係由此凍結20年。東南亞諸國看得目瞪口呆。西哈努克回憶錄說，周恩來開始極力主張蘇聯是亞洲國家，後來反對蘇聯是亞洲國家也是他。這位被中國長期供養的親王，不能理解周恩來尼赫魯那樣偉大的朋友，怎麼會變成死對頭？ 印尼930事件與李光耀鐵腕反共 1965年的印尼930事件，更是一個標誌。蘇哈托將軍平息印尼共支持的軍事政變，一舉顛覆蘇卡諾親共政權，對艾地領導的共產黨實行大清洗，而且殃及大量華裔。死於這場反共運動者約有50萬之眾。嗜好女色的總統蘇卡諾，不僅縱容共產黨無孔不入，而且反對馬來西亞建聯邦（指為殖民陰謀），支持沙撈越游擊隊——剛剛於930前三個月才獨立建國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眼見海峽（馬六甲）對岸的腥風血雨，豈能無動於衷？他當然洞悉無論蘇卡諾還是印尼共、馬共捲起的赤化狂潮，都在中共的巨大陰影籠罩之下。 由此，曾和左派合作過的李光耀深知，他的新生國家的生存，必須鐵腕反共，別無選擇。馬來西亞炒他魷魚，痛哭一場而已。馬共得勢，那將是死無完骨！曾為李光耀顧問的余英時教授證實，李明白他是以爭取選票而當權，馬共則是信奉武力奪權，必須嚴厲「處理」之。同時，李光耀上任立即採取自救措施：加入聯合國、加入英聯邦，發起組織「東協」，繼之與英紐澳馬五國聯防——那是一個200萬人的小國的生存智慧。 新加坡是最後和中共建交的東南亞國家 其後，中共在東南亞的作為，已是連一塊統戰的遮羞布也不要了： 1975年，毛周大力支持的紅色高棉武力奪權。波爾布特上台三年專政，屠殺200萬民眾與華僑。舉世震驚。國際法庭追訴至今，中共沒有一個字道歉。而且於1979年還發動一場謊稱「自衛」的侵越戰爭，鄧小平在出兵前夕跑到美國，竟然在白宮聲言：「我們堅決站在柬埔寨一邊，反對越南侵略者……我們不惜作出犧牲。」越南應韓桑林政府要求出兵推翻赤柬殘暴政權，乃是正義的討伐。鄧侵越戰爭的真正目標由此不打自招（其實背後還有更深的反蘇動機）。事後新華社曾發表一個世界各國對中越戰爭的態度統計，在各種表態中，「支持」的只有一家：赤柬。——這樣，東南亞唯一的「兄弟之邦」中越關係也就到此完蛋，2014年越南還有排華潮，中共留下的後遺症可想而知。 追溯中共和東南亞的恩仇記，一則可以看到李光耀的權力之路，執政有種種弊端，但也有三十年的防共反共經歷（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和中共建交），勇敢抗擊赤潮，是他的過人之處。二則也可透過至今為中共所掩埋的例如赤柬之禍與侵越戰爭的歷史真相，看到中共的外交政策和其內政有密切的互動關係。 說到這裡。談不上對李光耀的全面評價。他後來鼓吹的「亞洲價值觀」，認為西方民主、新聞自由對於亞洲人、中國人不適用，相信今天一代又一代自由的亞洲人，對此不會太認真。李登輝早就批駁過，他笑說，李光耀只能在新加坡這樣說，你來台灣說說看？更有學者早已論述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明顯是受美國戰後的影響；香港、新加坡則受英國殖民地法制的影響，加上中國儒家文化的傳統，發展而成。英美價值觀的認受性已不言而喻。李光耀這樣執拗，不外乎一個成功者的自我膨脹罷了。 （2015-4-19香港） ——《开放》网，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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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pr 2015 12:56 PM PDT
高瑜的这个噩梦确实有成真的可能，从习近平的"七个不准讲"，到他上台以来对民间维权组织的系统打压，乃至这一次对高瑜本人判重刑，都能说明，她对中国在习统治下走向黑暗的担心，绝非杞人之忧。 这种忧虑的另外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中国历史。宋、明、清几个王朝都没有能力改革自新，而是走上自我毁灭的绝路。有人拿习近平与崇祯相比，认为他很可能会重复明朝的命运。 但是，中国的内外情势毕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习近平是崇祯，他手里已经有了核弹，而习近平为了不做亡国之君，是有可能不惜与美国打一场核战的。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完全不可能在形式上重复宋、明两朝被外族征服的命运。 那么，习近平会不会为实现毛的理想而打核战呢？尽管习是毛的崇拜者，但我还是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习有两条底线其实已经很清楚，第一，就是共产党的旗号不能换，第二，就是他的个人权力不容挑战。在这两个底线不破的前提下，习愿意考虑一切可行的方案。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可能找到习认为可行的方案。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中国左派和右派都没有能够拿出令习近平满意的方案。右派的方案本质上是让习近平改旗易帜，所以习不接受不令人奇怪，左派的方案有再搞文革之嫌，习近平意识到了"折腾"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中国学派"出现，成为一件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据《观察者》网站报道，习近平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孔丹，最近组织了一个"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青年学会"，网罗了一批"从中国视角，用中国话语"来谋划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http://www.guancha.cn/YuLiang/2015_04_19_316456.shtml 我之所以认为这个事件重要，是因为这个发展说明，习近平从周小平事件中汲取了教训，表现了他的调整能力。他看来认识到重用周小平这类草根五毛帮不了自己的忙，于是转向吸引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学者，而香河会议表明，他有可能获得一批具有一定学养和学术能力的中青年学者的支持，一方面削弱毛左和自由派的影响力，一方面建立一种比较实用和理性的新秩序。我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我发现长期以来，左右两边的学者都不研究真问题，从而给这些支持中央集权的"中国学派"留下了机会。虽然"中国学派"能否抓住机会也还是问题，但他们比左右两派胜算要高，因为他们更从实际出发。 那么，如果"中国学派"成功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从习近平的两条底线来推断，这种秩序不可能是一种支持自由的秩序。在不少右派看来，只要不是支持自由的秩序，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种秩序会遭到人民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抵制。但我以为右派低估了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接受中国维持一种压迫性秩序的可能，也高估了人民反抗压迫的能力。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目前麻烦已经很多，所以只要中国不出大乱子，就是上天保佑，况且，中国的压迫秩序必定是一个对内榨取，对外输出利益的秩序。西方还能得到一些实惠。 在左派看来，中国对内榨取，对外输出利益的秩序，必定会遭到人民的反抗，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右派一样，很可能高估了人民的反抗能力。 因此，高瑜关于中国进一步走向黑暗的噩梦完全有可能成真，而且，中国还有比这个噩梦更可怕的噩梦，那就是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国学派"都帮不上习近平的忙，以至中国陷入大乱，世界陷入大乱。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学派"的兴起，有其积极意义。这一发展虽然刺激了各种迷信集权的学者投习近平之所好，但同时也会刺激左右两派的精英，更加关注把自己的价值主张，转化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办法。左右知识精英虽然有意识形态分歧，都有反对压迫和奴役的初衷。因此，当中央集权的秩序不可避免会失败的时候，他们努力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意义将会显现。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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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pr 2015 02:20 PM PDT 中国目前的体制，就是一个党国合一的体制，其关键就是在党完全控制国家的情况下，中国就是一个变了态的国家；然而很多人，却因为近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以至「毕福剑事件」之前的假象──「私底下生活的自由」，令很多人都忘记了中国的异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始至终都异常变态。 有如深圳取消「一签多行」，中国人忘记了设限的不是香港政府，而是中共中央；这种异常就是，香港政府竟自称「没有权利」，或者不敢去为游客设限，而竟由「中国政府」去规限自己的人民「出境」；为何共产党竟敢限制自己的人民出境呢？为何中国人民竟不怪共产党，却走去怪香港人呢？是因为比起共产党来说，香港人好欺负一些，还是「香港是中国的殖民地」呢？同样道理，香港人支持的「入境税」，早在一些人满为患的旅游景点如张家界实行，香港人甚至被当是「外国人」来收费，那么为何张家界可以，香港却不可以？香港「特区政府」为何连张家界的地方政府都不如？说到底，这就是中国制度的诡异之处，大家口说「爱国不爱党」，但讨论这些问题时，却忘记了制造出上述一切荒谬的中国共产党。 又退一万步，别的国家的人民有自由流动的权利，为何中国不可以？原因就是中国是一个异常的国家，虽然所谓经历了「开放改革」三十馀年，城乡差距却仍然差天共地，每个地方政府犹如地方的土皇帝，一旦自由起来，由利益、开支分配以至管理上都会立即打崩头，而监察异见人士维稳成本也会大增；同理，由于中国官员到处苛索杂税 ，所以和香港这个自由港连接，就会变成挡不住的走私洪流，「一国两制」，和「中港融合」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两者有如水沟油，真相是只有毁灭 香港，或者推翻共产党体制两个选择，期望又融合又两制，是妄顾现实。 良心记者高瑜被重判七年，中共所谓「国家机密」竟是习近平的「七不讲」，这七种不能讲的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这些「七不讲」更被指定在中国各间大学实行，因此这样制度出来的大学文凭，能够抽离背后教育缺憾吗？这种异常变态的中国，不但中国人忘记了，甚至连香港大学的校长副校长都忘记了，他们竟要强制香港大学生去中国「交流」，去接受共产党「七不讲」的洗脑，去活在一个中国人千方百计逃离的荒谬制度，去接受有如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那种「香港人等如中国人，所以港人治港等如中国人治港」的荒谬逻辑教育；真相就是，只要共产党一日未倒台，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都无法抽离或摆脱共产党，以此为例，中国的法律学者，真的是教法律的吗？ 中国人很不幸，活在中共的阴影之下，连累了亿万计的中国人；然而想救中国，首先要确认共产党的变态，而不能把中国当成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党国不分的体制下，不要甘为共产党借国家的名义来利用。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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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pr 2015 12:54 PM PDT
我今天要评论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埃文·奥斯诺斯。奥斯诺斯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最近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这个书名叫做《野心的时代》，而且刚刚在2014年写的，也是讲中国的。 奥斯诺斯的观察是值得注意的。他的文章的题目按中国共产党的老话就叫"自来红"。共产党有一批人觉得自己是红二代红三代。这篇文章是全面检讨一下习近平的生平。 最早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就是说习近平在中国没有做总书记以前不过是一个并不出色的地方官员。为什么在两年多的时间之内他就突然变成了中国毛以来最重要的一个领袖，这是什么原因？ 他这里面的讨论不是他个人的偏见也不是他个人的主观看法。他是访问了极多的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和有关的学者对习近平的认识，比如说上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另外比如说还有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前任总理，会说中国话汉语说得非常好，我们叫他陆克文。像这些都是他访问的对象，还有美国国务院的重要人物。另外还有一些中国的重要记者，中国的重要学者，比如说历史学家章立凡；法律专家、北大的教授贺卫方；再加上作家，比如说是余华。这些都是在他的访问范围之内，而且都引用了他们的话。所以把这些所有的访问跟他其他的采访材料加起来就很可观了。 同时，他也引用了很多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许多话，这许多话一般我们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觉得非常值得重视奥斯诺思这篇叫"自来红"的文章，可以让我们一般人了解整个中国的一个形势是大有帮助的。 习近平最早在做总书记以前，几乎没人怎么注意他，而且当时有两个接班人，一个是李克强，就是现在的总理；第二个是习近平。这个习近平当时在一般人看来还不及李克强条件好，最后是什么原因他上去的？不过习近平的父亲在他崛起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能够执政跟他父亲习仲勋关系极大。 1979年习近平（应是习仲勋——转者注）刚刚出台不久的时候，他就跟耿飚工作了，耿飚当时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耿飚是习仲勋最好的朋友，所以因为耿飚的关系习近平就跟军方发生了联系。这是他后来做总书记以后在军方能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此外，习仲勋在早期改革的时候是大家所称赞的。所以，习近平至少早期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他会走上父亲的开放改革向西方吸收某些经验的作风，或是他父亲的继承人。 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他虽然用强力的手段好像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讲的都是很右派的话，所谓右派的话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要党专政这一点，他对一党专政的这一点加强得非常厉害。一般人认为这是他夺权当中不能做的事情，等到他夺权以后他就会开始改革，因为他父亲的影响在那里。 可是现在大家已经看清楚了，习近平根本不是走改革开放的路，他确实是要做以前的毛泽东，而且要做毛泽东以后最有权势的人。这是从前邓小平都没有完全做到的。后来在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可以说都是集体领导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做领袖的人并不突出，特别是在胡锦涛时代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胡锦涛几乎在今天看来好像没起过什么作用，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影响，所以才有周永康这样大的势力的兴起。周永康大概就是抵制习近平最厉害的一个人。他跟薄熙来搞得有声有色，很想取习近平而代之。而这里面支持的人最大的势力就是周永康。 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眼睛就对准了这两个人，要把这些势力去掉以后他才能出头。他最初的时候好像不显什么形色，这也许是他厉害的一点，是别人对他没有估计到的地方。他有他深沉的一面，他首先是把他9个人的集体领导制度改为7个人，在7个人中间他要做唯一最高的领袖。所以他在领导体制之下设了许多重要的委员会，他做了至少了11个委员会，包括外交，包括台湾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国防以及国内的安全都是他做主席，所有人都要向他报告。在一步步走的时候，他已经先把总理的地位给压下去了，所以现在中国只有一个领导人那就是习近平。而且习近平在军事方面又抓得很紧，所以把周永康在军队方面的重要人物一个个都搞光了，包括像徐才厚这类人。 习近平跟西方一些人交往，包括像刚才讲澳洲总理陆克文，包括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还有包括骆家辉，还有国内的观察家跟奥斯诺思谈话的时候都表示出一个明显的共同的观察点，就是习近平是这两年半之内用一切方式来做到一人专制的程度。而且习近平清清楚楚地表示出来他对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是绝对排斥、绝对反对的。所以他不可能说在抓到权力以后回到改革开放这条路，这一点现在大家已经承认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了解习近平就要看他的一些重要的作为。 奥斯诺斯分析习近平并不采取什么唯物史观的政权问题，而是把打天下的意识加强了。共产党认为天下是它打来的，打来这个天下的就是这些第一代的革命者，而最可靠的就是他们的子孙曾孙这样传下去，这就变成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并不是老百姓的。所以人民、民主这些东西过去在毛泽东时代还用来做口号，今天在习近平时代连口号都不再用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能抓住人心的来源所在，同时他在坚决地执行一党专政、个人专制，而不允许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出现。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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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pr 2015 12:18 PM PDT
刚才评论了一下毕福剑的倒霉事儿，不想话题在文学城就延伸了开来。把五毛和傻瓜们的言论过滤之后，发现大家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有褒贬。其实听见这种说法不是一年两年了，古已有之。 古人有云：文人无行，国之将亡。是某一国的高级间谍观察他国之后得出的结论。这只是结论，并不是原因。原因自然是指的这个国家的综合状况不佳，快要亡国了。而知识分子们的表现，是这个状况的指标。 其实从七九年的民主墙时期一直到现在，都有各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问过我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像欧美和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有骨气，有独立的思考，在社会的变化中起着推动作用。我只能说一些什么传统呀，儒家文化呀，等等废话来搪塞。 其实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暴君治国，国之将亡。政治高压迫使文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低头，阿谀奉承；指鹿为马；贪污腐败；人格低下。谁愿意在这种没有尊严的状况下生存呢？活得连老婆孩子都看不起你，实在太痛苦了。 当然。有些人太习惯这种活法儿了。你不这样他还看不惯，教训你；讽刺你；痛恨你；批驳你，形成了一种氛围。迫使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围绕在以暴君为核心的圈子周围，制造出亡国之像。注意，不是亡党，是亡国。是那个核心牵连着国家被亡。 把罪过都推给儒家文化，有点儿不太厚道。腐败不是儒家教你的吧；指鹿为马也不是儒家教你的吧。儒家文化教人要礼义廉耻，知耻而后勇。现在的说法就是要活得有尊严，还得尊重别人，见义勇为。这还是现在中国的社会风气吗？ 礼义廉耻，礼义在前。也就是说关乎社会和国家的事情，关乎道德伦理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该挺身而出，维护正义甚至杀身成仁。现在你要是这样做了，你就是个公认的傻瓜。 看看现在的文艺作品；看看现在的网络言论；再看看表面的冠冕堂皇和内心的黑暗。你就知道在知识分子们的舆论引导下，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是多么的无耻和阴暗。 还有一件事你赖不到儒家文化身上，这就是崇洋媚外。现在的崇洋媚外是近百年来登峰造极的时代。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甚至少数民族的也比汉族的好；甚至港台华侨的也比大陆的好。 有了学术成就科学发明也得外国人承认才算数；不在外国得奖你就不算伟大；甚至外国人承认你伟大，在国人眼里也就一般般而已。就因为你是中国人，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外国教授就比你权威。仔细想想你内心里是不是这个评价标准，这就是外国人看不懂的中国式的价值标准。 不知道现在流行的辫子戏里有没有这个情节，慈禧太后威严的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反正从那个时代到五四运动前后，崇洋媚外之风就一波一波的兴起了。苏联老大哥的时代是一个高潮；邓小平赵紫阳时代又是更高的高潮。把中国近代的民族自卑心理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单单只是民族自卑，还没到无药可救的地步。日本、韩国、台湾也都有过强烈的民族自卑时期。看看这几个国家的年轻人染黄头发就知道了。甚至现在的美国还有仰望欧洲的心理作祟。他们没有阻碍发展，反倒是促使向上的后座力。 可是中国不行。自卑心理再加上社会高压，培养出来的就是奴性，奴才品行。看看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不比欧美国家的差。再对比当下的知识分子，就知道暴政培养出来的文人无行，是什么成色了。 可见如果仅仅是崇洋媚外，还不是大问题。羡慕嫉妒恨而又恨不得模仿，是人类从猴子那儿继承下来的本性，不足为奇。可是人类自从脱离猴子时代以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就是作为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标志。因此而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起来成为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才是所谓的普遍适合人类的价值观念。 现在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鲜卑突厥，到蒙古满清，在军事上可以灭亡中国，可最后又自称是中国。为什么？知识分子说是精神不灭，文化不死，什么时候都不忘了自吹自擂。其实是传统文化中普遍适合人类的价值观念征服了蛮族，是蛮族的进步而不是中华民族的灭亡。孔子说：朝中失礼求诸四夷，就是这个普遍适合人类价值的道理。 自从西方野蛮文化的一支统治了中国以后，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传统文化中普遍适合人类的价值取向被禁止了。被西方人抛弃的野蛮的奴隶文化的价值观念成为了官方文化，并强迫推行。没有人格没有自尊，成为了新社会的生存之道，以致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别看不起人家毕福剑和赵本山，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看不起人家。大家都没有资格，这个国家还是人类的国家吗？古希腊的奴隶制，还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还出了几个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当人们堕落到把哲学家吊死之后，古希腊就快要灭亡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首先是匹夫中的知识分子有责。要救中国，先救人心；要救人心，先正文人。知识分子是国家兴亡的显示指标。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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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pr 2015 12:00 PM PDT 有位朋友来信问我外国书籍在中国译成中文出版时有无受到审查，我便列举了涉藏译著被审查甚至被篡改才能出版的几个例子。 比如美国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著述的《现代西藏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崩逝》(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中译本名为《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官员杜永彬译，199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再版。据通晓英文的读者将中译本与原著比较后发现，该中译本充斥篡改性质的翻译，而这种有意识的错误实质上"是政治对学术翻译的入侵"，是中国官方译者利用国际藏学家的学术声誉误导、欺骗中文读者，并非严肃的、真正的学术翻译。 据悉，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 知道他的藏学著作在译成中文时遭严格审查，也知道中国官方译者对他的藏学著作进行了篡改性质的翻译，但并未反对，而是默许了这一违背学术理念的行为，或有可能是希望获得更多读者。 又比如，1944年-1951年在西藏生活过的奥地利登山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因著《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而闻名世界。这本书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仅汉文译本就有两种：一是1986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奇遇》，译者袁士朴，曾任济南大学外办主任；一是1997年台湾大块出版社出版的《西藏七年与少年达赖》，译者刁筱华，台湾人，曾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做研究。 我曾将中国译本与台湾译本其中内容相符的两页做过对照，发现出入很大，中国译本有添油加醋的，也有故意删减的，甚至到了妄为的地步。之所以如此有意识、大幅度地篡改，显然是为了借Heinrich Harrer之口，来妖魔化西藏文化与西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并给中文读者制造出连这样一位与西藏密切的西方人都对西藏抱有鄙夷的印象。而据通晓德文或英文的朋友阅读台湾译本，认为翻译如实。 另外还发现，近年来的中译本，由于中国译者所受西方教育，使得翻译中这类有意识的修改变得巧妙，若非中英文水平都不错，难以察觉。比如，有关长期旅行东部藏区的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的传记《In China's border provinces : the turbulent career of Joseph Rock, botanist-explorer》，中译本名为《苦行孤旅》，201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译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若虹博士。我读这本中译本多处读得生疑，我的意思是，译者似乎在翻译中有修改和增删，从中可以察觉到某种主流立场，或者说，使用的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今日中国被审查之后的那种语言规则。后来我与一位通晓英文的网友同时阅读，这位网友的确在中译本中多处发现问题，我们当时在推特上有过讨论。 事实上，不仅是涉藏的外国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时有这样的遭遇，其他与政治、哲学、历史等相关书籍皆如此，这已是公开的事实。在极权制度下，所有的精神生活都会遭到奥威尔式的严格审查，"老大哥"的眼睛无处不在。 说起言论审查，同样是写作者却可能从未遭遇过如此审查的身在民主社会的朋友让我谈谈自己的经验，于是我做了简单的回顾。 作为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作家，在写作上所遭遇的审查，事实上从一开始即存在。不过我之前以写诗为主，诗歌的隐晦与含蓄，往往成了诗歌得以问世的护身符。但当我开始转向非虚构类的写作，即使写的是文学性散文，却因以历史和现实为题材，很快遭到惩罚。 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2004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西藏自治区文联，则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由于我拒绝承认这些"错误"，在这本书出版、被禁一年后，被开除职务，被没收住房，被中止保险，并禁止我办理出国护照，从此走上了艰难的独立写作的生涯。其状况或者说最起码的状况，就像中国作家许知远在《审查的艺术》一文中所描写的： "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他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们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他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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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pr 2015 11:44 AM PDT
让我们行动起来，一人一照片向暴政说不，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悬崖勒马，停止政治迫害，挟私报复，无条件释放被泄露国家机密的独立记者高瑜，让她早日获得自由。 4月17日，中共当局罔顾事实和法律、舆论和民意，再次以言治罪，借莫须有的"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已70高龄的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良心记者高瑜有期徒刑七年，消息传出，民怨沸腾，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从1989年6月3日至今，高瑜女士已经因为听从良心召唤，做了一个媒体人本来就该做的事情，三次因言获罪，被拘捕、判刑。这次蒙难，表面案由据称是她在2013年8月通过他人获得一份用通知形式下发的舆论导向机密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网上俗称"七不讲"的9号文件）复印件，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明镜新闻网负责人，该网站全文刊登了这份文件。其实，中国大陆政府网站也经常公开发布此类注明"发至地师级"的所谓机密文件。事实上，此前早已有人公开抨击这份逆流而动，反普世价值的"七不讲"。作为当事人的明镜新闻网负责人也迅速澄清：中共指控和海外媒体报导都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早在2013年6月前，该网站就通过中共中央宣传系统高层获得了这份文件。考虑到政治案件背后往往都有摆不上台面的复杂动机和目的，有海外舆论认为此番政治迫害的真正原因是2013年10月29日，高瑜在纽约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执政者，招致打击报复。无论如何，中共把党内见不得人的所谓舆论导向机密文件当成国家机密，借机以言治罪，打击敢言记者，都为捍卫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文明社会、普世价值和法治精神所不容。对高瑜的残酷迫害，侵犯了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
面对极权暴政，我们能做的也许很有限，当局也许根本不在乎民意，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公开表明拒绝接受暴力和谎言的态度：一人一照片向暴政说不；自由高瑜。 2015年4月21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pr 23, 2015, 6:02:25 AM4/23/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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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pr 2015 07:02 PM PDT
在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涯中，达赖喇嘛为藏民族开创了政教分离、政治民主化、教育科学化和社会世俗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藏传佛教不仅没有衰落消亡，而是传播到了全世界。 2011年，达赖喇嘛发表正式声明，宣布政治退休。他说："为了顺应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趋势，本人自愿地、欣慰地终止了从噶丹頗章政权建立至今三百六十九年，由历代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领袖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我已在1969年公开声明，将来达赖喇嘛的转世延续与否，应由广大信众决定。"2014年9月，达赖喇嘛表示，将来有可能终止达赖喇嘛的转世，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这一表态，立即引起了中共治藏官员的激烈反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说，达赖喇嘛终结转世制度是对宗教和国家的双重背叛，是一场阴谋。他坚称达赖喇嘛的转世和未来灵童的甄选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权力。达赖喇嘛的表态和中国政府强硬立场的对峙，将藏传佛教的政教分离问题放到了聚光灯下。 藏传佛教特有的转世制度 再生和转世的观念在古代很多文化中都有，佛教的转世观念起源于古印度宗教。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高僧转世并一直延续到当代，却只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建立在作为其宗教核心的对生命和意识的独特信仰基础上。藏传佛教的信仰认为，仁波切，即汉语所说的"活佛"，是已经脱离了六道轮回之苦的菩萨，他们怀着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慈悲心，一次一次地重返世间，弘扬佛法，带领众生脱离蒙昧和苦难。可见，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作为一种高度组织化宗教的设置和仪轨，它只有对这个宗教体系内的人才是富有意义的。简单地说就是，你只有相信转世，活佛转世才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藏民族全民信教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佛教深入到藏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达赖喇嘛世系建立开始，历代达赖喇嘛就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政治权力，这就是噶丹頗章政权。所谓噶丹頗章，从物质层面而言就是佛教最高上师达赖喇嘛的居所，从制度层面而言就是达赖喇嘛办公室。达赖喇嘛既是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导师，也是西藏政权的最高执政者。这就是西藏原有的政教结合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并行，宗教是核心和基础，世俗权力是其功能和表现。在噶丹頗章政权下，噶厦的职位都设一僧一俗两人，僧官在俗官之上。 达赖喇嘛推动政治民主化 达赖喇嘛从流亡之初就指出，藏民族必须走向开明的现代民主政治。达赖喇嘛在1959年流亡印度的第一年就说过："未来不能再延续西藏以往的状况，对过去的一切都要做出改造"。1963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公布了西藏民主宪章草案；1965年西藏人民议会通过决议，收回旧西藏时期原有的封爵，制定了议会工作章程。1966年5月设立了独立的议会机构，从此开始了民主政府的运作，人民议会于1974年12月公布了议会选举章程。1990年，噶厦召开特别扩大会议，达赖喇嘛对流亡宪章、议会改革、独立司法等问题作出指示，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未来应该"以民主程序由人民自己担负起责任"。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投入了极大的资源和努力，致力于教育流亡民众和青少年，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意识。这是非常困难的漫长过程。旧时西藏的民众，没有政治参与的意识，根本不知道选举为何物，无法想象底层民众可以质疑高层权力，甚至质疑达赖喇嘛本人。达赖喇嘛必须运用自己在藏人中的威望，一点一滴地把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和观念灌输到民众中。 2001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改选，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人民直选产生了最高行政长官。10年后，2011年，首席噶伦再次换届改选，选出了一位法学博士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在换届改选的过程中，流亡社区的民众和政治家表现得成熟理性，竞选和投票井井有条。这标志着藏人跨进了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也就是在这一时刻，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交出了历时三百六十九年的甘丹頗章政权的政治权力，一切政治权力归民选的民主政府。这意味着，达赖喇嘛结束了西藏的政教结合制度，走出了政教分离的关键一步。 这是藏民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性步伐。但是，在这几十年的流亡岁月中，达赖喇嘛带领藏人，还悄悄地走出了另外一步。 达赖喇嘛倡导世俗化伦理 达赖喇嘛在流亡初就形成了一个社会改革方向，那就是教育科学化和社会世俗化。旧时西藏没有现代学校体系，教育和文化传承的功能是佛教寺院承担的，而寺院有恒定的文化保守功能却缺乏革新动力。达赖喇嘛说，我们流亡印度后，不到一年，建立的第一个机构不是寺院，而是学校。从此，向青少年提供现代教育，始终是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最重要的任务。达赖喇嘛的特使们来到喜马拉雅山里偏僻的牧民家中，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要求家长把子女送到远处的寄宿学校。在印度和尼泊尔，流亡藏人的学校，其条件和教学质量明显高于印度人和尼泊尔人的学校，当地印度人和尼泊尔人家长都想把子女送进藏人的学校，以至于藏人学校不得不接受15%左右的当地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达赖喇嘛和一些当代西方科学家展开了持续三十年的对话，他们的谈话内容涉及当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还有心理学、大脑神经科学等现代科学前沿。他们就现代科学研究的发现和古代佛学的思考，探讨了物质的本质、生命和意识的本质，以及通过意识的训练来改善人的大脑和提高生命质量的可能性。到2003年，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公开举行， 取得极大的成功，一千多大学生旁听了对话。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和科学家的公开对话，2012年在南印度哲蚌寺举行了第26次对话，数千佛教僧侣旁听了对话。在那次对话期间，达赖喇嘛宣布，未来格鲁派寺院的教育中，将引入五年制的现代科学教育。未来格鲁派僧侣的格西学位，必须先通过科学考试。 这是当代佛教革新的重要一步，这一步的方向就是佛学教育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在和科学家及其他宗教的领袖们几十年的对话过程中，达赖喇嘛形成了"世俗伦理"的思想，他出版了一部影响广泛而深刻的著作——《超越宗教：整个世界的世俗伦理》。 藏民族现代化的前景 在半个世纪的流亡生涯中，达赖喇嘛为藏民族开创了政教分离、政治民主化、教育科学化和社会世俗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藏传佛教不仅没有衰落消亡，而是传播到了全世界。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由广大信众来决定的说法，是符合佛法和现代精神的说法。继续朝着达赖喇嘛指出的方向，藏民族现代化的前景是令人振奋的。 相比之下，号称唯物主义者、不信宗教的朱维群者流，却反而试图维护已经被达赖喇嘛宣布放弃的藏传佛教政治化，利用强权来维护他们宣称已经被废除的"政教合一制度"，这不仅是糟践佛法，违背人心，还向世界显示出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真面目。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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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pr 2015 06:49 PM PDT
在拉丁美洲各國，西藏事業支持者的團體雖然不算多，但近年來相當活躍，並且形成了區域性的聯合。近年来，他們在智利和烏拉圭舉辦過"西藏宣傳週"，向普通民眾介紹西藏文化和西藏問題。 今年二月底，我受智利和乌拉圭支持西藏團體邀請，到这两个南美国家介紹西藏現狀。接到邀請後，我放下手頭的工作，準備講座資料，在出發前幾天把講座用的PPT發給邀請方，請他們譯成西班牙文，隨即帶著筆記本電腦和簡單行裝，從美國東部的早春飛進了拉丁美洲南部的初秋。 智利的西藏之緣 此行第一站是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此前，我對智利這個國家所知甚少，更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會到智利來討論西藏問題。但是，我知道智利與西藏有一段奇緣：達賴喇嘛與科學家的討論會，即"心智與生命研討會"是一位著名智利科學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發起的。 弗朗西斯科·瓦瑞拉生於1946年，他的出生地就是首都聖地亞哥。有關他早期情況的資料不多，但他無疑是個天分很高的人。他在大學期間就立志於"研究心智在宇宙中的作用"。從智利大學生物系畢業後，瓦瑞拉進入哈佛大學繼續攻讀生物學，23歲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回智利任教。此後三年中，他與他大學時代的導師洪貝爾托·梅圖拉納共同提出"自生系統論"，這一理論的思想方法對當代許多學科領域產生了影響，年輕的瓦瑞拉也因此一舉成名。 1973年，智利軍事政變後，瓦瑞拉全家逃離智利，流亡美國七年。冥冥中似有安排，1959年逃離西藏，後來到英國傳播佛教的西藏高僧丘陽創巴仁波切於1970年來到美國。丘陽仁波切在西方佛教史上是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他採用的"狂智"方法曾引起極大爭議，然而丘陽創巴仁波切在"佛法西漸"中所起的作用卻是無可置疑的。他將许多藏文經典譯成英文，並在科罗拉多州建立"那洛巴学院"，即现在的那洛巴大学。 瓦瑞拉和丘陽創巴仁波切这两位流亡者在美国不期而遇，瓦瑞拉成为藏传佛教传往欧美的第一批西方学生之一，与佛教结下终生之缘。1986年，达赖喇嘛访问巴黎时，与定居巴黎的瓦瑞拉见面，这次见面促成了延续至今的"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以及致力於"用科學方法理解心智，以幫助減少痛苦，增進人類繁榮"的心智與生命研究所。 瓦瑞拉不幸於2001年五月因C型肝炎去世。五年後，也是在五月裡，達賴喇嘛訪問智利。 現在，智利已經有好幾個佛教中心和支持西藏自由事業的志願者團體。這些團體每年三月都會舉辦各種形式的活動，表示對西藏事業的支持。 我晚上八點從紐約肯尼迪機場起飛，天亮到达聖地亞哥，來接機的就是這次講座的組織者費南多。費南多曾是生物學教授，後來接掌家族企業，又成為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是一位"哲學意義上的佛教徒"，也是西藏自由事業長期支持者，是智利"西藏之友"組織的主要成員之一。討論會的會場掛著雪山獅子旗和幾幅唐卡，都是費南多幾次去印度達蘭薩拉帶回來的。 討論會上，我展示了幾十張圖片，向在場的約八十位聽眾，包括來自幾所大學的8名教授，解釋傳統西藏和現代西藏的地理概念、中共佔領西藏後對西藏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實施的政策及其演變，以及當下中共對西藏的嚴酷社會控制。對沒有經過"共產主義運動血與火洗禮"的拉美人，特別是年輕一代，講解中共在藏區進行"階級鬥爭"，有我預料不到的困難。當我展示1958年中共在青海塔爾寺對宗教高層人士開鬥爭會的圖片時，擔任口譯的女孩不知怎樣翻譯"鬥爭會"這個詞，我只好描述"鬥爭會"的具體方法和內容，聽眾才能理解"鬥爭會"是怎麼回事。 講完後，聽眾提出了許多問題，原定一小時的講座，延長到三小時，直到晚上十點半才結束。 烏拉圭: 一個中學生的鼓勵 在智利討論會的次日，我飛往烏拉圭首都蒙特維迪亞。烏拉圭是個小國，面積十七萬六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三百多萬，蒙特維迪亞是南美最南端的首都，也是全國最大的城市，整個國家的人口近三分之一居住在這個城市裡。從地圖上看，南美小國烏拉圭距世界屋脊西藏相隔萬里，在此之前，我完全沒想到在這個以足球著名的國家會有支持自由西藏運動的團體。 從智利的聖地亞哥到烏拉圭的蒙特維迪亞，飛行时間只有兩小時，飛越安第斯山脈，飛過阿根廷和世界最寬的河流普拉塔河，蒙特維迪亞就在河的東岸。在機場等我的是一對母女，母親叫阿洛瑪，她就是這個討論會的組織者。她臨時抓女兒的差到機場接我。 阿洛瑪是位作家兼英文和西班牙文翻譯，是達賴喇嘛和自由西藏事業的長期支持者。我很好奇，阿洛瑪是怎樣成為達賴喇嘛支持者的呢？她告訴我的故事有點神秘。 阿洛瑪告訴我，她出生於1959年4月，在她出生前，她的母親，一個從未離開過烏拉圭的政府公務員，突然反复夢到一位年輕僧侶在大山裡奔逃。那時候國際媒體大幅報導達賴喇嘛出逃事件，或許這件事給阿洛瑪的母親留下極深的印象，她差點兒給自己的初生嬰兒取了個藏名。阿洛瑪從小就知道，自己差點兒就不叫"阿洛瑪"，而另一個名字是跟西藏有關的。阿洛瑪就此與西藏結緣。這個生命插曲成為一顆種子，人到中年，那棵種子也發芽長大，阿洛瑪成為達賴喇嘛的堅定支持者。在烏拉圭，她和一群志願者組織了一個小團體，組織和參與各種支持西藏的活動，還在拉丁美洲的若干個國家採訪了一批西藏事業支持者，將訪談錄寫成《拉美人與西藏——差異中的和諧》一書，達賴喇嘛尊者為此書作序。 在拉丁美洲各國，西藏事業支持者的團體雖然不算多，但近年來相當活躍，並且形成了區域性的聯合。2011、2012年，他們在智利和烏拉圭舉辦過"西藏宣傳週"，向普通民眾介紹西藏文化和西藏問題。 在蒙特維迪亞的討論會裡，聽眾多數是年輕人，還有幾個高中學生。這些年來，我在歐美國家參加過多次討論會，聽眾基本上是大學以上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者，這還是第一次對幾位高中生討論西藏問題。這幾位高中生很認真地聽，提問也很積極。討論會結束後，一個男孩走來，告訴我他常在媒體上看到有關達賴喇嘛和西藏問題的報導，但了解不多，他感謝我帶來了很多前所未聞的數據、圖片等信息，使他對西藏問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說完，這個高中男孩擁抱我，說我的研究"對人類有益"。我很感動。正如達賴喇嘛尊者所言，二十世紀是"衝突的世紀"，人類爆發了兩場世界大戰，無數生靈塗炭，而戰爭並沒有解決衝突。二十一世紀應該是"對話的世紀"，人類應當學會通過對話，而不是通過戰爭，來解決爭端。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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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pr 2015 04:25 PM PDT
中国被毛泽东治成了一个容不得不同意见的国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一切全国性的悲剧都和容不得不同意见有关。只要十三亿张嘴巴都能得到解放，十三亿个大脑都能得以动员，无疑将一通百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转折点。各种难题都不难迎刃而解。 （主：鲍彤；客：记者） 效法毛的风格，执行邓的路线 客：聊聊天，方便吗？ 主：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不过当局劝我，不可以谈两会。 客：好的，不谈两会。一年前我采访，你说过，习主席是"以毛主席的风格，走邓主席的路线"， 记得吗？ 主：记得。 客：现在还是这么看吗？ 主：人是会变的。台湾蒋经国先生在开放党禁报禁之前，也没有变。他是在坚持不变之中遇到大困难大压力之后转变的。穷则必须变，变则终于通，他走上了被时间证实为正确的路。 客：你认为习主席也会变吗？ 主：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变的迹象。我现在看到的习主席，仍在继续效法毛主席的风格，执行邓主席的路线。 客：他为什么這樣呢？ 主：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能够听得到的大英雄，唯有毛主席；能够见得到的好时光，唯有GDP翻两番。见贤思齐，当然立志继承毛邓的事业和遗产。现在的人，不可能完全不知道毛邓有严重的问题，更不可能完全不知道目前这些遍及全国的腐败现象。但是可能他认为只要個人洁身自好，不犯毛邓的错误，中国就复兴有望了。 客：他的父亲不是也挨过毛泽东整吗？ 主：当时的中国人，几乎都挨过毛泽东的整。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名副其实是全民遭殃的十年。习主席的父亲1962年开始挨整，早于全民挨整4年；跟彭德怀比，则晚了3年；比右派和资本家晚了5年；比"小脚女人"邓子恢晚了7年；比地主和"反革命"晚了十几年……。老人挨整时，习主席年纪小，不可能很清楚。 客：所以…… 主：所以，他敬仰毛邓，是自然而然，无可厚非的。 领导反腐败，强化了绝对权力 客：你认为习主席主政以来最大的成绩是什么？ 主：看得见的事情，当然是反腐败。习主席和他的两位前任显然不同。江主席纵容腐败之风刮遍全国上下各地区各部门。胡主席对腐败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习主席不同，他敢作敢为。两年来，打出了近百只老虎，几千只苍蝇，成绩俱在，有目共睹。问题是面对全面腐败，谁知道还有多少苍蝇多少老虎尚未打出来？谁知道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去进行选择性的反腐败？根本的问题是，谁知道还有多少苍蝇和老虎正继续在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的土壤中源源不断地生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怎么办？ 客：能彻底解决吗？ 主：目前不能。目前反腐败，是领导反腐败，公民不得反腐败。它强化了绝对权力，并没有触动产生腐败的权力体系和制度本身。 客：那你认为…… 主：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一个不好克服的矛盾。 客：所以你主张公民应该有权参与反腐败？ 主：监督公权力，本来就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不赞成以反腐败为由去发动任何形式的"反腐大革命"，那是搞不得的。但是把要求反腐败的公民抓起来，显然是违宪的，也是和反腐败背道而驰的，必须无条件改正。 治理中国靠十三亿人的主動性 客：你觉得习主席的工作特点是……？ 主：努力！说干就干，有责任心。这一点在老百姓中口碑很好。 客：是吗？ 主：我听说如此。不过我孤陋寡闻，见闻有限。 客：努力是优点。 主：很大的优点。做人，能努力就能进步。治国和做人不同。治国，如果只靠一个人努力，就不够了。以中国为例，全国十三亿人，靠一个人的主動性，不靠十三亿人的主動性，恐怕是治不好的。所以需要让所有的公民畅所欲言，需要有容纳各种不同意见的度量，需要有保护不同意见的胆识。所以，习主席已故的父亲习仲勋副委员长主张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真是真知灼见！中国被毛泽东治成了一个容不得不同意见的国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一切全国性的悲剧都和容不得不同意见有关。只要十三亿张嘴巴都能得到解放，十三亿个大脑都能得以动员，无疑将一通百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转折点。各种难题都不难迎刃而解。所以我认为，习仲勋老人的主张應該成为我们大家前赴后继务期实现的理想。——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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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pr 2015 02:46 PM PDT
对高瑜被判重刑，海内外异见人士的反应是诧异和愤怒，美国政府的反应是不安，德国官员的反应是震惊，欧盟则质疑法律程序。所有这些愤怒、不安和震惊，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习近平的认知落差上。在判决出台之前，不少观察者期望，高瑜会被无罪释放。理由是，习近平将在９月访美，释放高瑜将有助于他改善形像，改善中美关系。迹像是，５名被拘押的女权活动者已于前几天被释放。 这些认知落差表明，无论是西方政府还是海内外异议人士，都仍然对习近平存有一定的期待和幻想，以为习近平集权后会启动政治改革，会拥抱民主和宪政。对此，高瑜在两年前的一个纽约座谈会上，就曾警告过，不要对习近平存有任何幻想。她的根据是，习近平虽说是中共改革派习仲勋之子，但他以毛泽东为精神父亲，骨子里淌的是红卫兵的血液，其无知好斗，一旦当权，一定会有所表现；９号文件的出台就是习近平的一个表现。高瑜的警告，已经被习近平当政后的一系列言行所证实。 在习近平整肃的"反动知识分子"名单中，高瑜无疑是在列的。而这次对高瑜的重判，充分显示了习近平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特征。盛雪在她的"中共与国家恐怖主义"一文中，引用联合国的定义，把政府对其本国民众实施的恐怖活动，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恐怖主义，并指出它对人权的严重践踏远远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 运用国家恐怖主义迫害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中共历届领袖维持一党专制的手段。毛泽东运用国家恐怖主义，从当政到去世，迫害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期间，用国家恐怖主义整肃文艺界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到了89年"六四"，更是动用了国家恐怖主义的最高手段——军队和坦克，从肉体上消灭那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江泽民继任后，用国家恐怖主义迫害上亿法轮功修炼者，而胡锦涛也不遑多让，他对刘晓波的政治迫害使这个只会击鼓传花的中共领袖和历史耻辱柱难解难分。而中共领袖中凡是不肯用国家恐怖主义迫害知识分子的，如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都被自己的党用同一手段迫害致死了。 习近平当政后，在整肃知识分子方面，更是开辟了国家恐怖主义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有几个不同于其前任的新特征：首先，它以莫须有的罪名，借司法的名义，公然对异议者进行政治迫害。高瑜案名义上是泄密罪，实际上是言论罪，思想罪，批评习近平之罪，而她的泄密罪在司法上根本站不住脚。 其次，习近平国家恐怖主义不择手段，以党的绝对意志操控舆论和法律程序。高瑜从去年被捕到今年被判刑，中共先是用高瑜的儿子胁迫高认罪，然后令中央电视台曝光高的认罪，再用这个在逼供信下被迫认罪的东西作为高的证词，并以此为重判的依据。整个过程显示出中共的极端两面性，一方面唱著依法治国的高调，一方面无法无天。而高瑜被重判7年，习近平本人的意志可能也起了很大作用。网上普遍流传的"七不讲，一个不讲判一年"，像极了他的口气。 习近平国家恐怖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冷血与残酷。在这两年中，中国政府连续判了几个70岁以上的长者，一个是香港晨钟书局创始人73岁的姚文田，被判十年监禁，一个是老右派作家82岁的铁流，被判两年半，第三个就是71岁的高瑜，被判7年。以德高望重有影响力者为靶子，可能会成为习近平打压异见的新趋势。 再有，习近平国家恐怖主义完全不在乎国际反响。习近平强硬固执，毫不掩饰对"反动知识分子"的憎恶和对西方的反感，再加上最近筹办亚投行的意外胜利，都使习近平在高瑜一案中，处于绝对攻势。不后退半步，就是习近平的态度。他一定在想：我就这样，这个世界能把我怎样？！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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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pr 2015 08:25 AM PDT
习近平追随毛泽东、斯大林，敌视戈尔巴乔夫，忽略胡耀邦赵紫阳，看似集党国智慧于一身，自以为聪明。到头来，恐怕终不免反被聪明误。 近五六年来中共执政方式起变化 美国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共的统治正在进入"残局"，习近平的严厉手法难以阻止其统治的崩溃，甚至适得其反。这位教授一向以对中共持正面看法著称，现在他表示对中共的执政前景不乐观，引起广泛的议论。 人们注意到，沈大伟说中共统治进入残局，但其论据似乎并不充分，可以说是在中国社会深层矛盾激化之际，以其表面化的诸多迹象作文章。于是，沈大伟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对其观点做了解释。他指出，"二零零九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从"主动和动态的方式"、"开放的姿态"，转向"被动和防御性的做法"，"进行压迫式的统治"，这样，他"对于中国和中共的统治战略和战术"，也就随之转变。如此一来，有评论认为，沈大伟是在介入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他对曾庆红的辩解已经到了不遗余力、不加掩饰的地步"。 不过，说沈大伟教授是在为曾庆红辩解，未免简单化了。这位教授发表他的对中共不利的看法，看似匆忙，甚至显得不够严谨，是有缘故的。他看到，近五六年来，中共的执政方式在起变化。原本，他可以从容不迫地积累素材、推敲观点，拿出一个比较成熟之作来，而他也确实在过去五年里就中共的变化"公开发言、教学、发表文章"。然而，他正面评价"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希望中共回到这种改革上来，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共持续向着相反的方向迅跑，而习近平以"反腐败"名义展开权力斗争，其锋芒看来已在指向曾庆红。 "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中国形势的变化逼人。显然，一旦曾庆红被打倒在地，沈大伟那时再来正面议论"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更有"介入权斗"之嫌。两害相权取其轻。晚说不如早说。沈大伟只好不避嫌疑，以"吸引眼球"方式发表他的看法──当中共统治进入残局之际，"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许能让中共"逐步加强政治开放和改革，同时不会失去控制和权力"，"是一个好得多的选择"，而习近平对戈尔巴乔夫式改革深恶痛绝，追随其前任对"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弃而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抵制政治改革及大力进行严厉的压制活动"，但是"压制正在让本已出现问题的体系严重承压，很可能会加速它的崩溃。 显然，沈大伟先前对中共持正面看法，抱乐观态度，那是他认为中共还有希望从专制向民主转型，他的基本立场是否定专制，而不是相反。当他看到，中共死抱着专制不放，而习近平更以"雄主"气势弘扬毛泽东、高歌党专政，强势清洗对手，排除异议，那么，他得出中共进入残局的结论，就毫不奇怪了。 人们旁观习近平"打虎"，看他打到了江泽民门前，直逼曾庆红和李鹏，当然乐观其成。然而，与懦弱之君胡锦涛不同，江泽民与曾庆红当政十多年，有其特点。 在曾庆红帮助下，江泽民一面接受邓小平对市场化改革的主张，一面化解邓小平政治干预的压力，反而通过邓之手打倒了杨氏兄弟，而邓的干预也随之消退。这一役堪称精彩，进而成就了官僚集团与红二代的联盟。于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之中，中共纵容权贵资本主义肆无忌惮地发展，同时，以"三个代表"作铺垫，"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调整了中共的统治姿态，对避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起了作用。 "毛左"色彩与潜藏着危险 习近平以"打老虎"姿态，与中共党内各派周旋，甚至逼得江泽民与曾庆红步步后退，显示了他的权术功力。不过，很难指望他坦率、深入、公开地对江曾乃至胡温当政的作为，做一番清理，对中共党员乃至中国民众做一番认真的交代，那么，他的政治智慧相形见绌，而这正是沈大伟们最为担心之处。 "打虎"行动重创官僚集团，也危及一些红二代权贵，相形之下，习近平的红二代支持者圈子就显得小了许多，且其中"毛左"色彩格外鲜明，与习近平很合拍。看得出来，习近平意识到现实中潜藏着危险，正在力图调整，其表现，一是愈益喧嚣的个人崇拜宣传，一是"打虎"策略或手法或有变化。 同时，习近平对社会持续保持着严厉压制的态势，"依法治国"口号与无法无天举动并行不悖，而且民间反对之声音越多越响亮，其压制就越严酷，表现得几乎没有调整、妥协空间，其亲红色权贵、仇视公民社会的本色，已是暴露无遗。 中共总结苏联解体、苏共衰亡"教训"，是只见皮毛，回避实质，无视苏共暮气已深，视公民社会为畏途，难以再生政治竞争力的实际情况，只一味痛恨戈尔巴乔夫。习近平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追随毛泽东、斯大林，敌视戈尔巴乔夫，忽略胡耀邦赵紫阳，看似集党国智慧于一身，自以为聪明。到头来，恐怕终不免反被聪明误。 ——原载《动向》2015年4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pr 24, 2015, 6:08:24 AM4/24/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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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pr 2015 09:27 PM PDT  中国：香港政改方案闹剧一场 政府应放弃操纵提名的侵权计划 北京于2014年8月31日宣布这项规划后，曾引发香港长达数月的"雨伞运动"抗争。 "投票权和参选权都是基本人权，"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如今香港当局拒绝其一，不仅违背国际法，更无视于港人争取民主的长久奋斗，背弃了对市民的民主承诺，。" 该方案虽然允许所有香港合格选民一人一票选举特区行政首长，但严格的筛选机制，实际上可以排除不为北京接受的人选获得提名参选特首。依照该方案，将由四大界别推选1,200人组成"提名委员会"。欲参选特首的人士必须先得到120至240名提委推荐成为初步人选，再得到提委过半数支持，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方案并规定，提委至多能提名二或三名候选人。选民只能在这两、三名候选人当中做出投票选择。提名委员会在结构上与现有的特首选举委员会如出一辙，其目的是确保亲北京人士的席次长保绝对优势，使中央政府能够掌控选举结果。 这种基于政治意见、言论或党派立场筛选候选人的提名程序，违反适用于香港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政公约）。该公约对普遍、平等选举权的保障，意味人民不但有权在选举日投下一票，还应当有权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不受其政治观点的影响。中国政府一向将批评中共治港政策与人权纪录的民主派议员和政治人物贴上"反华"标签，足见其有意根据政治意见对潜在特首候选人给予差别对待。 对香港官员人选进行政治筛选，也不符合《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规定："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不论谁出任特首，都应当遵守《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条文；香港政府享有高度自治，应当在大多数政策事项上反映香港人民的偏好。世界各国表现优良的政府之中，亦不乏意见与中央政府扞格不入的地方官员和首长。 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可在2007年以后朝普选方向修改选举办法。《基本法》原本定有三阶段的程序，但因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争议性法律解释而被修改为五阶段。这五个阶段包括：一、特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说明香港选举办法是否有必要修改。二、常委会继而对该报告进行批准。三、香港政府宣布由其拟定的政制改革方案。四、方案得到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并由特首签署批准。五、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前述方案做最终核准。 在前述第二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31日虽决定批准启动政改，但同时更进一步对政改设下框架。是项决定发布后，随即引爆"雨伞运动"抗议。该运动高潮期间，数万人占领数处通衢要道，要求撤回常委会决定，实现真正普选。示威活动由2014年9月一直延续到12月。 在此次政改方案发布前，港府进行了两轮公众谘询。在2014年7月15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轮谘询报告中，行政长官梁振英说，特首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是香港的"主流民意"；特首候选人提名权应由一个委员会行使，其结构与现行由北京控制者相同；立法会在下次选举前不应民主化。公众谘询过程表面上开放公众参与，但被以"主流民意"呈交中央政府的谘询结论却受到人为操弄，未能反映多数市民表达的不同观点，包括许多港人一贯要求落实民主的强烈愿望。 港府方案将交由半民主的立法会审议，并在7月8日暑期休会前进行表决。为通过方案，港府必须在70席立法会议员中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赞成票（47票）。目前，泛民主派23席议员已誓言加以否决。 "在今天对立法会的报告中，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形容该方案为'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但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是香港政府公然屈服于北京，背叛港人的民主热望，"理查森说。 更多人权观察有关中国的报导，请浏览： 查询详情，请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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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pr 2015 08:55 PM PDT
为六四几次坐牢都没有前科，感到很委屈，这一次终于起诉了，我很坦然，也很荣幸，终于为六四实质性做出了一点努力！从内心里一直觉得欠六四太多太多。这是昨天接到起诉书的第一想法。我们成立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宝贝女儿，得到了幸福，可以说我是六四的受益者。而六四那么多人永远倒下，有的人长期服刑，有些人一直在漂波，已经到了我应该回报六四的时候了。一句话，轮也轮到我了 。 起诉书仅指控我一个人，而最初被非法羁押的达十人，号称"十君子"，由于全国网友大量声援，维权人士的不懈抗争，律师团队的艰苦工作，使九人被当局无奈先后释放，在我的内心也感到很高兴 ，很从容！在此要感谢网友、维权人士和律师团队！ 我将在庭审中保持沉默，因为对我的审判是非法的，这种法庭本身也是非法的。起诉的所有指控也是非法的，他们没有或者已经丧失了审判的资格！我鄙视这场闹剧式的审判，所以将一言不发！ 于世文 2015年4月23日 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附：于世文狱中亲笔信） 于世文妻子、前八九学运领袖陈卫在会见于世文之后，感动地表示： 我觉得这个在铁栏之内的人，形象无比高大，内心无比强悍，思想无比活跃，我们应该为他早日得到自由而加倍努力，为平反六四和中国的民主化勇往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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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pr 2015 08:51 PM PDT On two kind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different nature [内容提要] 构建和谐社会，"矛盾""斗争""敌人"一类字眼应该涤除。曾经，人类正常的社会分工被目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格斗。各阶层人士手足合作互补共赢关系共同创造历史，被打乱。敌我划分，把社会人群割裂为敌我关系，同仇敌忾，灭此朝食，群起而攻，在公民内部人为制造人民和敌人的矛盾和分裂，掀起仇恨与敌对。阶级之分，则又在人民内部划界，肇端阶级裂变。作为人民的资产阶级受到专政。本属农民界内的地富成分，也成为政治敌人。工商阶层，社会分工不同，都是社会大家庭好友。对社会成员无端任意进行阶级阶层划分，造成人群仇恨和对立，从而斗争哲学成堂皇理论，其基础盖在一分为二对立统一论。认为越穷越革命，敌富仇财，这是一个盲区。穷，和流氓无赖懒汉无知莽撞联系在一起。根据财富多寡划分革命与否，奖励的是贫困和怠惰。人人希望自己穷困潦倒，朝不保夕。依靠底层民众打家劫舍，造成愚昧混乱。掌柜、先生、社会精英、文雅之士，受到侮辱。社会人群有智愚、尊卑、高下、文野、粗细、贤与不肖区划，不能听任底层卑微愚陋民众对高雅富贵文明宣战。历来驭民宰制之术在分化瓦解，但熙朝盛世也着力调和社会纠纷，化解矛盾，减少仇恨，减轻折耗，简政放权，无如斗争为纲时代自上而下倡乱，窝里激斗，自乱阵脚。恤狱缓刑，轻徭薄赋，芟夷宇宙，安居乐业，此其时也。 [关键词] 内部 敌我 矛盾 斗争 和谐 宪政 普世 等级划分，分而治之，愚民妖术，也属于驭民一类东西。封建时代士农工商，社会分工，非所以社会压迫也，乃社会合作和衷共济。阶级合作社会协调，尚须教诲。在上者统治者公然提倡国家实行社会压迫、制造对立、抹杀和谐、残酷暴虐、不施仁政、阶级统治、铁腕镇压、流血牺牲、人莫予毒，剥夺对立面的自由平等权利，连暴虐无道的封建皇帝也不会公然恬不知耻地以此自诩。普世价值，人性、人道、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共和，可能就连犯有反人类罪的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也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加以否认，也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公然诋毁。浩劫文革伊始，公然将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彭真陆定一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荣耻，以耻为荣。"你们独裁，说对了。""你们搞阴谋，说对了"。"绝不施仁政。""对你们，一点人权，半点人权也不给。"历史上这样公然自诩的帝王不多。我是流氓我怕谁。统治阶级总要打着皇恩浩荡、慈悲为怀、豁达大度、普天施恩、圣皇之下、百业兴隆、百家安康。佛教也提倡普度众生，也就是解放全人类。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帝王总是自我标榜圣君贤相、政通人和、仁风远播、大化周行、与民同乐，不自我标榜残酷歹毒。不意现代人竟然拒绝仁义道德的美誉，犹自自我标榜"残酷"。 公侯伯子男，爵位，荣誉身份，有根据，不是用以打压的，犹如宫商角徵羽五音，造成和谐。但不能把农民再细分分作地主富农中农（还有上中下）贫雇农赤贫，它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农，共同构成农民阶级。体力劳动者，劳力者，田舍郎，分工的不同，造成经济繁荣。把工商企业分为工人和工厂主，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人为划分，制造对立。资本家分为买办、产业、商贾、官僚、民族资产阶级，制造对立斗争窝里斗，统治者从中渔利，则是乱党乱国。统治者如此不求安稳，倒是匪夷所思。治国理政，大治，不是大乱，理政者，顺理成章，政通人和也。 曾经，我们相信，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刘少奇一类上台，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相信赫鲁晓夫的苏联就是千百万人人头落地，血流成河。林彪说："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这个重要问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但是改革开放，地主富农还乡团南霸天黄世仁并没有回来，共党的地位没有改变，刘文彩赫鲁晓夫刘少奇也没有骑在头上拉屎拉尿。不过死人的事的确发生过，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刘邓陶彭贺，而是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地富平 反，大老板外资私企，没有人头落地，没有人落荒乞讨。资本主义没有死人。资产阶级不是恶魔。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洪水猛兽。 篡夺权柄者夺龙椅坐龙廷靠傻乎乎农民，一登基就把农民扔进火海。全地球上最苦最累最饿最黑最苍老最驼背最佝偻身躯，面目黎黑牙齿脱落，又最能为它火中取栗杀人放火的人，成了社会底层，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不断到阴曹地府报到。我小时天天下地，他还说我不辨稻麦黍稷，上了大学还让我们还俗插秧割麦砸石块贴别人大字报诬陷造谣斗刘少奇。没死了就万幸。 一 历史回眸：地主富农，农村精英陷于万劫不复深渊 毋庸讳言，农村，农民，曾是落后愚昧不开化的别名。野心家、强人、匪类、社会骚乱者、鼓动家、打家劫舍为害人群势利之徒，利用无知暴民制造动荡攫取权柄，为害人寰。他们制造浩劫，都是依靠了文盲法盲暴民。我出身农民，不否认农村的积重难返的旧习惯。 地主富农代表财富、繁荣、丰赡、富足、进步、开化、文明、礼仪、廉耻、尊敬、诚实、笃信、虔敬。 20世纪50年代暴力革命，贫困懒惰呆傻贪婪自私暴虐取代文明和善财富。地主富农是货真价实的响当当硬梆梆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农民，斗地主是破坏社会财富与秩序，地主富农是五星红旗上璀灿的一颗明珠红星，他们是农民一分子或曰主力，广置田亩，精于农桑，组织社会劳动，实施耕耘，他们是社会财富缔造者，社会化生产组织者策划者经营者谋略者实施者。 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地主"寓意是尊敬、崇拜、歆羡与仰慕。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害了200多万地主。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 95%以上的地主，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人。1949年之前，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地主们大都受过正规教育，文化素质较高。他们读《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地主一般能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铺路、兴修水利、排难解纷、赞助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我们如今读经复古，宏扬古代文化，其实就是宏扬反映古代大中小地主阶级富农阶层情趣的士大夫文化。古代宦游文学作品，反映仕途遭际交游的诗文，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 处理敌我矛盾，革命斗争历史，虽不历历在目，但也历久弥新。土改——又一次农民起义，历史大倒退。断送了民主自由新中国，葬送了民主。重新分配土地。土改，打砸抢烧，所谓"民主革命反封建"，实则恢复封建皇权思想。还没有登基就成为万岁爷。土改那阵把人拉出村外用石头砸死，狂欢暴民眼里闪出激动欣快的泪花。革命，把人性中最黑暗龌龊的一面呼唤出来。任何群众运动都是邪魔附体。人类最惨烈的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从快从速从严从众从重。"严打"， 非法制概念。历史的沉痛教训。放着欧洲先进文明法治不学，怎么偏爱封建把戏？流氓无产者恶棍败类的发明。民，就是氓。民粹，纯粹的民，祸害也。永远不要寄希望于百姓。百姓，民众，要等拯救。把人光腚吊在大树上毒打，打得屁股拉屎，"扑哧"，我听大人说，自己就"扑哧"一声笑了。一个社会，如此心态，还说自古中华，人权伟大，文明古国。有人喊"打死他"，那就是法院终审"判决"。把人拴绑在铁轮车后拽拉，脑浆崩裂至死。到地主家小姐牙床上躺躺，可那是人家的财产。 土改（那不是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的和平土改）是中国社会和人心倒退，道德沦丧，世风披靡，浩劫灾难，颂扬暴虐，颠倒是非，勤劳质朴、节俭善良的人被打入冷宫。地主富农，日月的精华，农村的典范，勤俭的榜样，道德的楷模，财富的积聚着，治家理财的榜样，惨遭屠戮车裂。愚昧懒惰靡费野蛮粗暴恶劣无知横蛮受到歌颂和奖掖。起早贪黑，不误农时，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积善之家，收到玷辱。戴高帽游街，吊打车裂，酷刑戕贼，受到欢呼。地契债券付之一炬，诚信良知被亵渎，没有天良，没有羞耻之心，牛大水和地主婆睡觉。长工娶地主婆，反了天了。地主富农是农村的旗帜，积善成德，笃信诚实，节俭敦厚，殷实富足，坚韧不拔，不幸成为颂扬贫困怠惰的牺牲品。在地主富农身上集中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勤劳节俭向善的美德。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均贫富，则代表野蛮迷信落伍守旧不文明。仇恨怨怼被书写到革命的大纛上。 最近河南爆出新四军给地主开的借据。多么老实巴交的地主呀。有人说借条是假的，也有说你地主的财产就该没收瓜分。你还有脸来要？你不想活了？你有几个脑袋？我们的炮弹大刀可不是吃素的。这个地主冒着被打死的风险伪造新四军借条？又藏在砖缝半个世纪不敢索还，四清文革打地主还乡团还没被吓死，今又卷土重来和我军算账自找倒霉，新笑林广记。法院应判该地主斩立决，判老赖为上上大吉！ 借东西要还，天经地义。欠债还钱是古训。还能说，借地主的东西可以不还？现在应该分两步走——先还钱，再打土豪分浮财，把银子分给穷光蛋，大家吃大户。蹊跷的是，信阳市文物管理局鉴定"借粮款收据"为赝品。看来，伪造借据的人绝对是反党反革命分子，应该代替他爷爷吃枪子。这个管理局是个什么东西，它不具主体资格，亦非索赔对象，被索赔的是当今中国军队总参总后。河南信阳当局无资格说三道四。你有啥监定资格?这法律上的借据文书凭据官司是待确认的文物吗? 不过千千万万贫下中农，真的当家作主，自然谢天谢地，阿弥陀佛。然而大集体时，河南我的岳父虽是贫农，但却时常夸赞地富东家的好处和慈祥。他倒是常说生产队长如何欺男霸女云云（昨晚我妻做梦偷吃集体地里花生被抓写检查，应是儿时公社化时代潜意识乘机作乱沉渣泛起成梦魇）。说到阶级斗争，那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我们未能摆脱时代共性通病和局限。革命应该是请客吃饭，从容不迫，和占领华尔街一个样。那个时候斗地主可不像现在"斗地主"好玩。把人拉出去打死，是无需乎证据和公审的。我后来宣扬，革命不一定是暴动，不一定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可以像作文章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和平演变是未来社会前行的必由之路，不一定要革人家的命杀人家的头专人家的政。和平演变计划是伟大的发明。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皇权思想严重，人民做了人家改朝换代工具，又被卸磨杀驴，还乐呵呵的。民就是虻。蒙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国学大道理千年中华丰厚遗产灿烂辉煌足以打败美国野心狼，目前正发扬光大。民打败了资本家，贫雇农斗垮富裕农民，学生斗老师，群众斗干部，皆为自相残害。但民不旋踵就尝到自己酿造的苦酒，"计"、"划"经济下，农人最苦，卸磨杀驴。50年代以来农民是全国最为悲惨的群体。农民还被冠冕堂皇的红头文件说成"自发的资本主义"加"倾向"，真会拿咱们穷苦农民穷开心。咱农民知道华尔街华尔兹是甚嘛东西？咱农民见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如今，农民只有离乡离土，把自己变做城里人，屁股上的封建主义尾巴才会脱落。农民若果果真成为市民阶层第三等级企业家，那就是社会的福音。 二 资、三资、外企资产阶级政要：朋友抑或敌人 改革开放，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革命前。证明那场所谓改造的非法与虚假。那么，工人和工厂主，农民和果林园主，工人和企业家，店主和店员是什么阶级关系呢？敌人，债主，放债，借贷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并非全是阶级斗争关系。如果按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就很简单：杀关管。如今，新生资产阶级雨后春笋，参与社会进步，农村养殖林牧矿山果林栽培建材业也都有新生资产阶级。阶级合作，联谊，代替阶级斗争。昔日资本家小业主五星中之一早已黯然失色，大势已去，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如果竟然针对新生资产阶级，岂非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乎?中国新的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这是新生的社会力量，他们也为中华社会贡献了新的形成中的产业工人大军。这是新生的脱离小农意识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参与社会进步。农村养殖林牧矿山果林栽培建材业也都有新生资产阶级。我们对文人雅士，巨商大贾，侠客好汉，僧侣道长，着色渲染，对勤俭致富积善之望门阎闾，亦应不吝笔墨。今国共合作，陆台交流频频，大陆对国军抗战亦广做宣传。阶级观念正在淡化。 专政的概念，独裁的概念，斗争的概念，敌人的概念，杀敌冲锋代代出英豪的概念，举一阶级全体为敌人的概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概念，是古代氏族血缘部落时代血亲复仇食肉寝皮的概念，属"非法制"的概念，梦幻的概念，迫害狂的糊涂的有害的概念。历史虽不能遗忘，但生活在仇恨和报复中，将会很辛苦。历史造就今日的我们。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过度地生活在仇恨中，等于用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历史著述不应突出阶级斗争。我国家幸已放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合作，大同之路，共襄盛举。对过去之望门大户，富庶之家发迹史，亦可记载，俾后人知勤俭积善之重要。我们对文人雅士，巨商大贾，侠客好汉，僧侣道长应着色渲染。 依理，改革开放，我国重新回归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政策，私营经济、分田到户、农业单干、荒山承包、外资私企、农场主、业主、债主、房东、老板、企业家、财团、个体户、暴发户，属资本主义经营。对资本主义大开绿灯。资产阶级参与国是讨论，劳资两利，各革命阶级联合执政。再提批判资产思想，清除资本主义，就不合时宜，也许自相抵触。破坏和谐稳定，倒行逆施也。也有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复古文化不敢置辞，却敢于对国外所谓"资产阶级文明"大兴问罪之师。在他们，当前主要敌人不是修正主义封建主义裙带和徐才厚家族。敌人忽然是西化一一西方文化、教化、武化、开化、西哲、西洋、西医、西餐、西服、西语、洋博士、全盘西化一一典章制度器用实物应用文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党同伐异此其时也。 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时，发生乱拿东西的现象。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严格区分封建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城以后面临的考验。1949年4月，刘少奇着力纠正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解除资本家担心和疑虑。他说"剥削有功"，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内难民到关外去，要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认为，应利用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占第二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革命胜利以后还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他说，目前在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使得我们不能遽然盲目提倡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也不能盲目批判资产阶级文化学术观点。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和刘公那时差不多呢。应该让资产阶级演得就像资产阶级才好。民主党派就应该演得像资产阶级那回事儿。资产阶级应该演好反面教员，多说资产阶级话，少说无产阶级话。你不能冒充无产阶级大亨，自己好像大胡子马克思。我，安希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角色定位，按部就班，各就各位，一个萝卜一个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上课、讲座、言说、打电话、写文章、著书立说，开口闭口，就得按照法律，言说阶级语言，这才叫安分守己。我不能占着资产阶级茅坑不拉屎，或者反而拉无产阶级的屎，就不好。我不能不知趣地和最高统帅保持一致，因为那会抢人家的风头，踩人家脚后跟。做好本职工作，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我，就是替国内外的资产阶级说话——如果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列国和占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要握手，就是个人演好自己的台词。 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我国依法存在的、合理参政议政的合法阶级。他们不是花瓶摆设，不是聋子的耳朵。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很不幸，他们受到愚弄和欺骗。他们曾经被允诺是"人民"的一部分参与联合政府参加政协沐猴而冠。他们未曾知道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个古词。他们的汉语言文学知识是零。他们的"人民"地位屁股还没有坐稳，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来得及"正确处理"，他们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过河拆桥，如此迅疾。他们的"资产阶级方向"曾经是得到恩准的。御批钦此，尚方宝剑。但后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就受到批评，要猴子说人话，要资本家不再是资产阶级。可是那个资产阶级想方向是御批钦赐的，又不是他们篡夺得来的。改革开放，资产阶级、私企老板、个体企业，外资，是守法经营，合法存在，但戚本禹伟光袁贵仁又一次对资产阶级宣战，革资产阶级的命。改革开放还在进行，就又回到1957年。民主党派，高校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工商界，都有，他们是资产阶级无疑，但奇怪的是，袁贵仁却不许资产阶级说资产阶级的话，思资产阶级的想，要他们说无产阶级的台词。他们，"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资产阶级"革命派，就该唱黑脸呀。 "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可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后来就不让表演了。舞台上高大全的是工人老大哥。但独角戏唱不了多久，就该下岗了。"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些漂亮言辞很快被置诸脑后食言而肥。 咱一个农民的儿子，忽然对压根儿就不认识的资产阶级恨之入骨，这才叫神经病脑子进水。你见过资产阶级嘛样儿？你遭遇过一天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你吃过西洋大餐穿过燕尾服swallow-tailed coat？你见过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你带来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吗？人家拿着公款吃喝完毕谩骂美帝苏修尼基塔赫鲁晓夫奥巴马Obama写文章宣言假大空，你一个农民工人教师跟着起哄？炎黄农民，我，我一家，我父母童年伙伴发小，没有见过牛头马面碧眼隆準西装革履肥头大耳的资产阶级，更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搭界，没吃过没穿过象征资产阶级的"牛的奶、面的包、西的装、革的履、洋的楼、外的车、山的珍、海的味、金的发、女的郎"，天然地走封建主义道路，三十亩地一头牛，做梦当个土地主，皇权思想，甘做顺民，怎么会有办企业攒利润买股票债券剥削剩余价值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侵略扩张搞通货膨胀发动第X次世界大战的主张呢? 说吾侪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也忒抬举吾们了。这是给我们脸上贴金呀!我从来沒见过资本家，也没有和一个资产阶级臭小姐轧马路，又不富有腰缠万贯，不是大腹便便，没读过一天资产阶级的书，怎么可能不教而能，凭空自发地搞资本主义三权分立——老子要掌权就把反对我的人打进地牢，大权独揽。吃不饱穿不暖的我和人家一起痛骂"资产阶级思想"，我成为大傻子一个。我常想，我要是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沾亲带故，那就好了。我的远房叔叔怎么当年不逃到台湾呀，怎么咱家不出一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洋教授呢？最近听说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全民大选、多党竞争，忽然又一次成为大敌洪水猛兽席卷神州——你就那么不允许别人和你竞选？你就喜欢独霸天下万里河山怀里搂抱所有美女让自发的资本主义农民打光棍？咱们这个封建主义大国忽然主要危险不是皇权专制贪官愚民以逞，倒是生活富足民主自由成为了大敌当前的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我就觉着这是拿穷人穷开心，说讨饭的甘油酸酯高应该减肥，说农民工应该在跑步机上锻炼。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农村专业户、企业家，是很有前途的新兴资产阶级产业阶级。他们雇工盈利，成本核算，投资放贷，属于第三等级，造福于社会众生，前途无量。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变为市民，而不是在南墙根下晒太阳。他们进城唱卡拉OK，逛超市，用购物卡购物，下馆子，子女读研究生，出洋留学。他们成为市民阶层。中国社会起根儿巨变。消灭三大差别当然是消灭农村农民消灭体力劳动消灭愚昧落后，不是大学教授到昔阳大寨干农活。你的宅基地成为商场，大家动嘴皮子，机器人就做我们按摩小姐——你不要一听就不高兴。消灭贫富差别，不是大家都去讨饭，而是大家都不去讨饭。消灭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别，是大家都能够上大学做白领吃大米白面玩电脑，大家都成为脑力劳动者，能够评论国是，而非大家一起修理地球。只有小家子气的大学老师才觉得这么多人上大学挣工资进城务工，自己的尊严就没有了。在他们脑子里，中国几千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扎下了根。读书，那是我们少数人的事儿呀。 三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从人权或法治看，人治政治的"两矛说"不合法治。人权也者，系每个自然人自然生命呱呱坠地所具有的与生俱来权利也(生存生活生息权)，不特工人贫雇，抑且地富上中，巨商富婆，大亨老板(他若遇害，警察接案)，教授名医，囚徒黥面，乞丐弱智，人人与生俱来，终生享有，比如开口讲话，仰天长啸，吮食吸啜，聚众议论，争论狡辩，出版集会，财产私有等，无待上天恩准御赐钦准者也。两类矛盾学说，云天雾地，但理论上，被宣布为"敌人"而从人民内部"踢"除出去的人便被褫夺，然而诡异之处在于，今日之敌被群众专政，明日成专案组对昨曰之革委行使专政权。所以人人重足而立，谁是人民谁是敌人，便永久性地成为"革命的首要问题"，而永远不会再有次要问题一一一个永久解决不了的马拉松之谜。这也从反面印证:人人，凡呼吸吐纳者，皆享有人权，大家都有机会喊"打死他打死他!" 按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论，资产阶级是人民内部矛盾。然而后来，本属于民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却与地富反坏右一道沦为阶级敌人和全面专政的对象。一九五七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违反动物的本能和自然规律，要求资产阶级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化"，要牛拉马屎。结果是牛头马面。要牛说人话，结果人说鬼话。牛真的成为了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文汇报说："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思想"。毛喝令："错了，应改为充满着。"资产阶级人物不该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吗？资产阶级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这才是角色定位，本真。 人民内部思想观念学术思想也成为了阶级斗争大敌，更加不可思议。结果，把经济政治军事领域阶级斗争蔓延至意识形态文化领域，把阶级斗争引入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除剥夺生产资料外，还要解除其思想文化知识学问呢。他们的灵魂在驱壳内也不得安宁。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中，毛泽东号召：在古典文学领域对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可以开展起来了。对俞平伯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应当采取团结态度，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声势浩大。后来即形成姚文元戚本禹戚伟光袁贵仁环球时报梁效张铁生螺丝钉。 人民，依毛氏理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七，敌人占百分之1，2，3。一小撮和一大片的比例。但在吾国十七年，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纯正的无原罪沒有反省没有痛楚自责过的人民一一或者，你只能找到一个(唯一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民，但他是红太阳，其余都是资、小资、自发资、(爬)虫，牛(棚)，龙，鬼，蛇，神，(千里)马，(老绵)羊，(小老)虎，钉(不生锈)，鬼域(妖为鬼域)、小草，或多或少都自首过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个人主义腐朽没落败德劣迹对女人动过心思见苹果流口水。当然这些人也当过猴(奋起千钧棒)，但也当过(落水)狗，每个人对比自己低的人都是巨蟒猛虎，对比自己强大的人，都是懦夫软蛋臣妾婢女。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对敌斗争为纲。对敌狠，对己不会和，因为满目皆敌，无从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便成为积极解决敌我决斗一一因那个资（资本主义和资产思想），已成为大敌当前。最次也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私，这个汉字就沾染原罪无穷。时至今日，学术论文规范化引用外文设关键词，亦被看作大敌当前呢。在斗争哲学的明眸浩齿看来，举目皆敌，须时时咬牙。思想学术亦有大敌焉，斗士认为论文注引亦涉嫌敌对势力西化阴谋，乃和平演变之设局布阵圈套也。中华知识界学人教授更冲陷在前特别能战斗，按"基本估计"，他们已彻头彻尾革命锣钉锣帽金猴金棒了! 把社会人群分割为敌我两大壁垒分明的集团，撕裂社会，野性兽性大发，挑动群众互斗，全面内战。立足于大打，全世界死一半人口在所不惜，使参加莫斯科会议的群兽为之颤抖。境外串联，造反有理，天诛地灭，是原始低等动物状态的思维。人处在动物状态之下，憎爱分明，立党为私，党同伐异，人对人是豺狼，非我同类，其心必异。这比人类一体，遐迩一家，民胞物与，环宇共治，互相提携，共同富裕，解放全人类的现念差之万里。提倡对敌人冬天般冷酷无情，秋风落叶，扫荡一净，灭此朝食，食肉寝皮，掏心挖肝，触及皮肉，改造灵魂，株连夷族，共诛共讨，干净彻底消灭之，举一家一族一群一国为敌，无法无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撕破遮羞布，不知世上羞耻二字，这与虎视眈眈，虎狼之心，鸡鸣狗盗，灭绝人性，狼心狗肺，鬼域伎俩，含沙射影，蛇蝎心肠，豺狼虎豹，豺狼当道，兽心大发，没什么两样。惨无"人道"(主义)，灭绝"人性"(论)，提倡兽性，自我标榜"不仁，说对了"。处在原始动物状态的亚细亚生产生活方式，人对人是豺狼，原始朴野，动物状态，天人合一，不知博爱和普世价值，不知道普度众生共存共赢互胜互助互利的解放全人类襟抱，奉行斗争哲学。人类大家庭的观念，超乎龙的传人炎黄贵胄! "阶级敌人"这个概念引起混乱，举一阶级整体（不是指个体犯罪）为敌人，匪夷所思。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是对付那个阶级的——不管他有无犯罪行为。他们的后续接棒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的当权派还在走，翻案不得人心。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注意，没有汉奸——因为勾结曰寇的大有其人)、走资派、臭老九，就是九大敌人。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就包括对知识分子实行专政——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统治学校，不能继续了。所以，阶级划分的标准，转移到思想文化上。意见、学理、认识、论文、观念、教学、著作成了罪证，属于专政斗争领域。 现在恢复人民民主专政，回归新民主主义，再次步入过渡时期，实行党的最低纲领。"无产阶级专政"不见于官方文献。据此，资产阶级属于人民一员。资产者是联合政府专政的参与者、合伙人、共济会、共谋、双黄蛋、孪生姐妹。资产阶级搞自由化，乃天经地义的合法存在，无可厚非。因为资产阶不会发起无产阶级自由化。我是资方我怕谁?这如同狗嘴里吐不出马牙。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自由化乃其本性使然，无可厚非。它若不搞自由化、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宪政和普世价值，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啦。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如果唯"马"克思之首是瞻，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革命镜、语录袋、忠字舞、一帮一、一对儿红、虚情假意开展谈心活动、碗口大的像章别在肉胸，那就成为先锋战士。 两类的社会矛盾学理违背法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容易酿造冤假错案。人们可以先入为主按照阶级成分和社会地位破案。人们可以践踏法律，根据意识形态和观念学说的差异，或者按照经济地位对另外一些人肆意剥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言论行动自由。它造成社会不和谐。积几十年的观察可知，人民和敌人的界限游移不定，变幻莫测。曾经，人人都当过敌人和资产阶级。纯粹的人民，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蹲过牛棚和隔离审查的无产阶级，只存在于头脑中。纯粹的敌人和资产阶级，也只在童话世界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云云，就是镜花水月。精心研制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人，自己也可能被目为敌人或者资产阶级。 结果人民内部也没有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个人隐衷不复存在。那不是同盟军、侧翼、追随者、第三势力、超然者。简直大家都无产阶级革命化了。 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无人问津只有质疑和反感（你可以对于人家的反胃，置若罔闻鸵鸟埋首）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及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全体专政的理论（不是个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同中国国体相矛盾，同法律制度、法治、依法治国极为扞格（contradictory）抵捂。结果不成体统。法治之惩办犯罪，完全不同于一个阶级不问具体情由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另一阶级全体成员整体消音棒喝封杀，只许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其实所有人都应严守规矩不宜乱说乱动)。现如今重現阶级斗争和全面专政论，就是为人治召魂。张春桥的阴魂高兴得不得了。所有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视同仁。但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整体剥夺言论自由，使之沦为阶下囚，却违犯共和国宪章。"人心不同,闻见异辞,班氏所谓疏略抵捂者,依违不悉辩也"(《史记集解》) 。思维异见，意向认识，言论心态，生活情趣，批判的武器，不应诉诸武器的批判和肉体的摧残折磨。不许资产阶级思想进课堂，就无法做到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人们接触一种思想，是不对的。毛泽东之正确处理理论云云，说的恰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思想认识方面的矛盾"(此时资产阶级已被剥夺生产资料更无机枪大炮只有文汇光明二报也不旋踵亦转而成党报政府喉舌)。毛泽东其文旨在反对粗暴方式，主张和风细雨柔情蜜意，但不幸却落实于斗争、消灭、围剿、摧残。这就有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结局是万马齐喑，而非不拘一格。百花，喻指一切言论思想学说也。一家独鸣不是鸣，千帆竞逐才是竞。形格势禁，毕竟可哀。 四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理难以自圆其说。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宗旨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又说要批判斗争，但必须是允分说理的和风细雨，不是大规模急风暴雨。这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尚属人民一部分。后来却发动急风暴雨式群众性大规模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尤其是党内走资派成为主要危险和敌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和右倾翻案风(对党内且属观念思想主义之争的人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甚至倒查旧账"国防文学"，"四条汉子"和革命功臣也成敌人)。资产阶级右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亦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故刘少奇两类矛交叉并不错，后被"重点是整走资派"代替，走资派成主要社会斗争对象)。 党内走资派，顶多是一个派，并非一个阶级。作为阶级的利益的集中体现者的政党，内部不可能再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按照分类法，纲目种属界别不相混淆。理论上，这是空间的错位，逻辑的紊乱。谁有魔法把大瓶装进小瓶呢？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内核、精华，是阶级的精英。阶级比政党宽泛，政党包含在阶级之内。一个阶级可以有两个政党，例如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两党竞争充满活力。但一个政党内不可能再有阶级划分，甚至有两个阶级。否则就是逻辑的混乱。政党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特定阶级的领导力量，有各该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组成。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竞争性政党体制，主要是西欧、现在的东欧、北美、日本及其它先进的国家，如印度。在一党制国家，只有一个政党获得实权。共产主义政党，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入党宣誓、考察、培养、考验、教育、奋斗，应该不能说党内还有一个别的阶级存在。如果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地主不是一个阶级，这是逻辑问题），那么，说党内还有另外一个阶级，就犯了常识错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排外排他，别无分店。在党外，无须寻找资产阶级了。 说共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作为惩办和打击的目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群众专政，铁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办学习班，全国都是毛思"大学校"，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一个万寿无疆的人永远是严肃的斗争面庞，民兵小分队，街道向阳院，小脚侦缉队，半夜查户口，批判人权和人性论，蹂躪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清除"精神污染"(触及灵魂深处爆火花)，这是出乎马翁恩公意料的对马主义的"创新"、阉割和推进一一但这不是以消灭阶级实现天下大同环宇一体为目标，而是增进仇恨和分裂，阻滞社会生产，推动僵化和凝固，建立柬朝古阿式家族世袭制的杀人机械的"社会主义"。它与人类解放、普世价值、宪政共济和回归普遍人性相背离，它加深人类分裂和仇恨，带来普遍贫穷、野性和愚昧，是囚禁人性，使人类复归横蛮、无理性、蠢痴、饥饿、豕突狼奔的浩劫。未免太任性了。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3.9关于浙江干参劳批语）。 曾经宣布已经死亡的资产阶级忽然"复活"。 "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危言耸听。 "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通常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剥夺人民的敌人的公民权或人权。这也许豪迈而且有气质。不过后来发觉如果在人民内部讲人权，那也属于资产阶级的骗局。北师大周桂钿说："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选举优越于西方投票民主选举。中国的制度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在优越的制度下，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两年会超美国。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传播西方毒害思想，他们企图搞乱中国，颠覆政府。对这群人，一定要采取铁碗行动，否则中国就完了"。一搞民主，就完了。这是诅咒我党。西方思想会颠覆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就是西方思想呀。 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那个资产阶级就被专政，而不仅仅是对其中的右派专政。资产阶级整个阶级集体被专政被消灭后，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并没有止息，接续的就是对党内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实行专政。阶级敌人作为一个阶级，转移阵地。党内民主派，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在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福国利民。资产阶级，的确，就在党内。而且，资产阶级就在人民内部，也在穿衣、衣着打扮内。看戏、唱歌、娱乐游戏，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资产阶级无处不有，无时或已。不仅在党内，资产阶级也在心内、衣内、饭内、鞋内、袜子内、头发内、山水内、歌声里、一投手一举足内。 彭德怀和党內民主派比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好，还落个党的同路人的雅号，只是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可是这也没嘛大不了呀。如果大家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如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都是战斗的的无产阶级先锋部队司令官，如果大学都是中央党校，都团结在周围把领导们憋死闷死，我们这些麻雀不许叽叽喳喳必须鹦鹉学舌莺歌燕舞，民主党派就该当大学党委书记红旗杂志主编，成为怪物了。 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是杜撰，而新生的第三等级产业阶级个体经营者专业户，则是进步，是社会福音。阶级分化职业分层收入差距资金雄厚则是进步。它解决社会就业，提供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过剩劳动力，承揽大型建设项目。这些人不是社会累赘，不是寄生者。 刘少奇连一天也沒搞过资本主义。他"白色恐怖50多天"也是长封建阶级威风!在家乡，我老家的亲友凭什么猛地长出一条长长的粗粗的资本主义尾巴?牛能长出马尾巴?共产党宣言批判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是臀部烙有秦二世大名的假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饿肚子的大锅饭敲钟上地。文革批判彭真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可他们哪里有半点资产阶级"影支"? 陈伯达康生刘邓彭贺原皆无产阶级司令部司令员，一朝阶下成资产阶级司令员矣。波诡云谲，诡异多变，壁垒不分明。国际上，众多资产阶级司令员和少数溃不成军之无产阶级司令握手言欢把酒交杯，吾中华革命党人亦不支助列国产业工人大军搞街垒战发动城市起义，也不耸动非洲草原游击战，怎么忽然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内就搜寻并无生产资料的思想敌人一一观念上的资本呢? 陈伯达康生刘邓彭贺原皆无产阶级司令部司令员，一朝阶下成资产阶级司令员矣。波谲云诡，诡异多变，壁垒不分明。国际上，众多资产阶级司令员和少数溃不成军之无产阶级司令，握手言欢把酒交杯，吾中华革命党人亦不支助列国产业工人大军搞街垒巷战发动城市起义，也不耸动非洲草原游击战，怎么忽然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内就搜寻并无生产资料的思想敌人一一观念上的资本家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呢?不扯旗上山闹革命却对文化异见征讨? 党内资派，乃是"思想犯"、"认识犯"、"言论犯"。他们并不拥有生产资料，不雇工、不剥削剥余价值，不符合阶级划分的硬件软件。此属以言治罪，以言代法，在别人的头脑里跑马。认识上的差异，见仁见智，应当通过辩论求同存异。认识和意见，赞同或反对，作为权利，从法律上原无所谓对错。人代会投反对票，只是少数，且意见可能错误，但不能以众凌寡，也不能因其不正确就加以扼杀。 党内资产阶级并不符合阶级论发明人所定义的"阶级"。 这乃一个捕风捉影的风车 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价值在这个世界上被大多数人认同接受。他们分明正和我们携手同行互相访问祝酒干杯。人家高官和资产阶级政要亲嘴搂抱出入白宫爱丽舍宫白金汉宫，凭什么你，一个月二百五块钱，就成为反美反资先锋战士？社会主义明明是建基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上，以资本主义为前提。你抽掉了这个基石，自己就轰然坍塌。资产阶级政要并非恶棍暴徒，一点也不青面獠牙，怎么他们在吾华的"影支"就该做南冠囚徒黥面囚服? 那些坚持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的老"左"们，仍以敌我矛盾内部外部思维成见和阶级斗争为纲作指导，公然推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新时期基本路线。他们蠢蠢欲动，否定新时期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如果资产阶级作为一阶级从经基础上已不复存在，如果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了，则，老左们其矛头所向，就是对准党内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其目标乃针对邓小平叶帅陈云李先念赵胡江胡习，把他们当作修正主义头目了。在我国被剥夺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还有资产阶级，那么，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这就是理论困境和雷区:在吾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宣布不复存在，故，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估计，也不复存在。毛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乃空中楼阁和泡沫理论。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复存在，那就只有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是切实的存在了。于是绕回到文革。这理论太玄妙了，可得弯弯绕诺贝尔奖。 资产阶级最早是在西欧的先进国家逐渐形成的独立阶级群体。历史地看，剥削有功，剥削有理 。如今在我国，老一代资产阶级不复存在，生产资料被剥夺，资本家没了资本。按毛泽东，党内特权阶层走资派就是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如今大有"四人帮"死灰复燃，阴魂不散之势。王本禹戚伟元袁贵人反对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矛头就直指红二代罗援薄熙来刘源。刘邓陶彭陆贺杨罗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野心家阴谋家。其结果，唐诘诃德与风车搏斗，与心造幻影斗，百年浩劫吧。 ——————————————————————————————— 社会矛盾，无时或已。执政集团，国家治理者，要化解简化而非激化矛盾，消弭社会矛盾而非促进斗争制造社会动荡。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 "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不应激化冲突酿造灾难。两类矛盾学理的初衷，应该就是基于此。 宪政，以宪治国、以宪理政、依宪行事，而不是党锢之祸，不是结党营私舞弊。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轨道交通，国家依循轨迹车辙，才不会翻车，不会偏离正规，不会失联，不会误入歧途。中国人是公民，不是家丁、衙役、听差、农奴，他们有受自已支配的大脑。中国焚书坑儒曾噤若寒蝉犯禁必斩的字汇：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宪政、温情、怜悯、异化、多党、竞选、议会、市场经济、普选、游 行 、示 威、罢 工、罢课、普世价值、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有人认为， 普世价值不适合中国人:人道、全民医保、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宪政，不适合中国人。咱们凭什么低人一头？学术论文不可以学西方搞什么内容提要引文注释和规范化。那就不要当教授院士，也不要政府。 对敌恨，对己和，同仇敌忾，鸣鼓而攻，撕咬捕捉，合围嗜杀，灭此朝食，食肉寝皮，茹毛饮血，天然状态，这是连动物都能做到的动物状态初民社会。这出乎动物本能。但化敌为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却是更高境界。秦王无道，尚且化剑为犁:"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李白《古风》) 史载，秦朝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 立于咸阳。哲学家鼓吹爱仇敌，犯而不较，恕道，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约人宽，责己严。未见哲人公然鼓吹以斗争求团结求稳定求长治求久安，自乱阵脚。统治者改朝换代，选址定都，易帜建邦，新朝建立，新王继位，往往与民休息，大释天下，网开一面，仁爱宽厚，停止追杀剿灭，化干戈为玉帛。 2015， 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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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5, 2015, 6:48:46 AM4/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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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pr 2015 07:35 PM PDT
曾庆红的势力眼见得"即将崩溃"，只是困兽犹斗，还不肯甘心认栽而已。在此微妙时刻，沈大伟教授公开贬习褒曾，此举疑似介入习曾之争…… 伟大的预言家与糟糕的预言家 人类思想史上不乏伟大预言家的身影，英国人爱德蒙·柏克精准地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和长远后果，他不仅提前预告了暴民专政、政治屠杀、恐怖统治，甚至连军事强人接管革命烂摊子并进行独裁统治也预测得分毫不差；法国人托克维尔天才地预言了美国和欧洲民主化时代的到来，他还预言了美国或爆发南北战争，将吞并德克萨斯，他甚至提前一百多年准确预报了美、俄两国将共同统治世界（托克维尔因此而被恭维为未来学的奠基人）。近代中国人当中也有大师级的政治预言家，如梁启超便是，梁精准地预言了清王朝的覆灭时间（"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也清醒地预见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难免长期内乱和严重外患，晚年梁启超（梁57岁早逝，其实谈不上晚年）预见到了日本将侵华且将失败（"若欲戡定中国全国，则所耗日本兵力财力必二三十倍于台湾"，"数十年后其国反以是自取灭亡"），他甚至预见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刚刚从俄国沾染上的"赤化"、"赤祸"非同小可，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但总的说来，作预言是极困难的工作，好的预言家如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大多数预言家都是滥竽充数，不值得信赖。共产党的大宗师马克思、列宁就是成绩特别糟糕的预言家，关于未来，他们没说过几句靠谱的话。马克思幸灾乐祸地以真理的名义宣判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死刑，顺带以上帝般的口吻预告了家庭、民族、阶级、国家等等一切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富足、共产共家、天下大同的人间天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迄今为止仍将这一套早已破产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奉为圭臬的国家，却是当年马克思眼中"东方专制主义"的大本营中国。 "中国崩溃"用词不当 糟糕预言家的通病是草率、臆断，好作夸大之论，好出惊人之语，某种程度上近乎"标题党"。但问题在于，糟糕的预言家往往更加吃香，他们更擅长哗众取宠，更容易名满天下。近些年来关于中国的预言就是如此，要么"中国第一"，"中国世纪"，要么"中国大劫"，"中国崩溃"，总之不是好上天，就是坏入地。其实，以中共的立场而言，鼓吹"中国世纪"固然很有面子，惊呼"中国崩溃"——这个词儿在中文里通常包含了四分五裂、天下大乱、一塌糊涂、一败涂地、全面倒退等负面含义——也有政治上的好处：把共产党政权的倒塌描绘得可怕一些、再可怕一些，不仅祸害本国、祸及周边，还要祸害子孙、祸延全球，那么两害相权，为免于"崩溃"之害，岂不是让共产党继续掌权、再继续掌权来得更合理一些？ 在东欧、苏联共产党政权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续倒台之前，全世界的政治预言家们竟集体缺席，他们全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苏东各国并非无迹可寻的制度衰竭表征和政权猝死先兆。似乎是为了弥补在苏东巨变中后知后觉的迟钝表现，这些年来，预言家们对中国作为上一波共产政权猝死风潮的幸存者、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漏网之鱼，给予了超乎寻常的积极关注。预言扎堆，言多必失，倒也无可厚非，但我以为，即便以苏联、东欧为参照，像"中国崩溃"这样的预言也有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之嫌。严格说来，苏东巨变大多数当事国之摆脱共产党政权，事变之前前后后，均未产生崩溃性的严重后果，相反，都走上了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虽然有些国家走得不太稳健，但也不必以"崩溃"二字相贬。即便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分裂、国家解体，亦未始不是一种解脱，只有前南斯拉夫是例外，其裂解过程过于血腥暴烈，不值得给予正面评价。 章家敦律师写了那本思想性、逻辑性都欠佳的畅销书《中国即将崩溃》，发布了一条精确到年份的"中国崩溃"预言，而其核心论据不过是中国经济经不起WTO冲击，一经冲击必全面引爆积聚隐蔽已久的中国经济—金融危机，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非"崩溃"不可。他显然没有用对"崩溃"这个词儿——前两波国际金融危机既然并未导致东南亚与欧美崩溃，同理也就未必导致中国崩溃，或许反而更有利于中共借机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也说不定，但更糟糕的是，他恰好把整件事情给说反了。比起那些更加成熟的市场体系国家，半吊子市场经济的中国才是此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最大获益者，如果章家敦真的相信市场竞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他本该知道，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友军而非敌军，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解药而非毒药，如果他非要把WTO与"中国崩溃"挂钩，他的预测结果本该是：加入WTO若不能有所化解，至少也将延缓某种程度的"中国崩溃"。 沈大伟"中国崩溃"析疑 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教授不同于章家敦律师，第一，他是美国主流的、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通"，见多识广，著作等身，而不是章律师那样比较业余的中国问题预言家或"占卜士"，第二，他不仅对美国社会的对华态度、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深厚影响力，曾是驻华大使候选人，也因一向"亲北京"、是"熊猫拥抱者"而常常行走于中共高层和政学两界，对中共官方亦有深厚影响力，所以，沈大伟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断言"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开始进入残局（endgame）"，让人既觉得意外，也感到新鲜。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得说，沈大伟的文章有"标题党"之嫌。实际上，文章内容并不涉及所谓"中国崩溃"，他只是谈到了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以及中共现行统治方式的未来存续问题，而完全没有谈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及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民族关系结构的未来存续问题，所以，其题目中的"中国崩溃"似应改为中共崩溃为宜。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共产党何时会崩溃，但是不难得出结论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历时第二长的政权（仅次于北韩），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永久统治下去。"他还说："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的，暴力的。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此种表述当然不是什么"中国崩溃"，而只是中共倒台，或者仅仅是习近平倒台而已。如果沈大伟的意见只是中共正走在逐渐失去其垄断性统治地位的道路上，那么，沈大伟的预言在内容上倒是完全正确的。 沈大伟提出了五个"迹象"——包括富人移民、政治压制、宣传失效、腐败与反腐败的风险、经济衰退陷阱——以论证中共统治已进入尾声的观点。但是，这五个"迹象"并非刚刚出现，而是由来已久，而仅仅在几年之前，沈大伟教授对中共和中国的前景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沈大伟的结论是："尽管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收缩，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弹性的组织。确实，问题与挑战确实存在，但是实际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溃。"他也明确而武断地排除了当时由江、胡领导的中国"在全面的政治崩溃后四分五裂"，或"陷入长期停滞状态"，或"堕入法西斯主义制度"，或"回到毛泽东主义制度"等几种政权衰亡的可能性。 令人不解的还有，在沈大伟的新文章里，压制反对派被当作中共崩溃的迹象之一。而在旧著《收缩与调适》中，"中国共产党也不容许任何反对派出现，因此，一旦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露出苗头，就会立即遭到压制"却被当作中共"执政工具并没有锈蚀掉"的证据。这两种说法有着巨大的差异：为什么2008年中共压制反对派是一种"调适"，2014年压制反对派就意味着"崩溃"？此中差异何以成立？难道他的批评性预言并非对事不对人，而是专门针对习近平当局？ 习近平与曾庆红的路线斗争？ 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采访时，沈大伟承认自己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标题不当，过于"吸引眼球"，因而引发了不必要的争议。他没有继续纠缠"五个迹象"，而是直截了当切入了习近平与曾庆红之间的路线斗争，以此对文章作出了几乎全新的诠释。他解释说，曾庆红是中共调适路线的制定人和保证人，曾庆红路线是中共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路线，当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逐渐背弃了曾庆红路线，由此走过拐点、掉头向下，而习近平上台之后拒斥政改、强化镇压的执政行为加剧了崩溃走势，使中共统治更加接近崩溃的临界点。 沈大伟这番贬习褒曾的讲话令人讶异。对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曾庆红路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从江曾到胡温，再到习近平，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路线转向。比如打压异议，当年江泽民、曾庆红与当今习近平在程度上、范围上确有差异，但本质上、方向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习近平上台这两年里唯一与江、胡两位前任拉开了差距的作为，只是"打老虎"、反腐败而已——如果说曾庆红与习近平有什么重大路线分歧，似乎也只能是反腐与反反腐的路线之争。 目前，北京高层权斗正酣，气氛紧张，"老虎"很郁闷，"武松"也很烦躁，用王岐山的话来说，"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去年底，中纪委网站声讨"大清裸官庆亲王"，那当然是以古喻今、指桑骂槐的老把戏，矛头所指，呼之欲出；两会期间，曾庆红前秘书施芝鸿气急败坏，愤怒回应"全民竞猜庆亲王"；而曾庆红势力染指颇深的国安系统遭清洗，军委办公厅、中央警卫局也走马换将；财新网起底郭文贵，郭文贵隔空叫板胡舒立，……凡此种种，恐怕早就有不止"五个迹象"表明曾庆红或将沦为习、王新一轮"打老虎"的目标，曾庆红的势力眼见得"即将崩溃"，只是困兽犹斗，还不肯甘心认栽而已。在此微妙时刻，沈大伟教授公开贬习褒曾，此举疑似介入习曾之争，人们难免要问：沈大伟究竟是"亲北京"还是"亲江曾"？他是在替曾庆红传话吗？"崩溃"云云是政治预言，还是"曾老虎"遗言？ 2015-4-4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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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pr 2015 02:42 PM PDT
本周三，香港政府公布了二零一七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政改方案。在这份新公布的报告中，虽然政府在一些技术细节上做了些许修饰，但是在特首普选的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让步。这表明，北京和香港政府作出的就普选问题进行咨询的姿态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公关秀"，他们没有任何诚意听取香港市民的意见。 这个方案应该遭到香港人民的唾弃。首先，因为它是一个继续由北京指定特首的方案。这个方案的三条原则是，只有提名委员会才有权提名特首候选人；特首候选人必须通过一半以上的提名委员会成员提名，因为北京实际控制了该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任命权，这也就意味著，只有北京政府同意的人才能成为特首候选人；为了进一步方便控制，提名委员会只能选出二至三个候选人。 第二，这个方案是一个赤裸裸地强奸香港民意的方案。按照这个选举办法，只要是北京看上的候选人，在所谓一人一票的"普选"中，通过第一轮选举的简单多数便可以当选。而那些不在北京提名人选中画圈的选票，都可以被北京认定为无效票。这等于是说，即使绝大多数香港选民不满意，也无法通过选票来拒绝北京强塞的候选人。 第三，这个方案的制定过程，彻头彻尾地体现了中国政府的霸道。在人大提出所谓的特首普选基本框架之后的近三年时间内，香港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对这个方案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不仅表现为长达数月之久的大规模街头抗争，也表现为全体泛民议员在立法会的集体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依然没有表现出半点听取民意的政治意愿，而是不断强硬表态，表示绝不会放弃操纵普选。 亲北京的人士在推销这个方案时，常常拿它与一九九七年以前英国指定总督的做法进行对比，坚持宣传这个方案好于过去由英国政府指定总督的做法。恰恰是这种比较暴露了北京背叛香港高度自治承诺的真实面目。过去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的香港是一个被许诺高度自治的区域。当今香港特首的产生办法，理当与过去由宗主国指定完全不同。 对香港居民而言，由中国政府指定特首与由英国宗主国指定港督没有任何区别。要说有区别，区别只是在于：英国政府及其指定的港督需要对本国的民选议会负责，也必须接受独立的司法系统监督。中国政府却并不是一个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政府，所谓的人大和司法系统对政府根本没有制约。因此，与英国政府指定港督的做法相比，中国政府指定特首更没有民意，更没有合法性。 还有一个被中国政府长期刻意掩盖的事实是，在二战之后拒绝给香港民主权利的并不是宗主国英国，而是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政府。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近两年来公开的一些文件显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管制香港的英国总督多次寻求在香港进行民主改革，但是这些努力遭到了周恩来、廖承志、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坚决反对，甚至遭到中国政府使用武力解决香港的威胁。 香港市民抵制这个政改方案，这是香港人民的政治权利。他们不愿意像梁振英等香港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团那样，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专制者，这体现了他们的高贵人格。仅仅是这一点，香港市民理应得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支持。至于那些心甘情愿地跪著接受北京的指令的香港傀儡们，就让他们永远地跪在那里，世世代代接受人民的唾骂吧！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pr 26, 2015, 6:01:34 AM4/26/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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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5 03:30 PM PDT
如今的中国，从最高层开始的各级官员，无论是"反腐"一派的还是"被反腐"的，全都是权力动物，"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是他们的共同心理。中国的领导人，看得明白想得明白的，在软禁中去世了，而看不明白想不明白的，正在领导着这个国家。 真正的定论是历史 赵紫阳逝世已经十年了，他的骨灰还保存在家里，没有入葬。赵紫阳没有像周恩来那样，留下遗嘱把骨灰撒了。相反，赵紫阳是一个对自己的死亡有所思考的人。他曾叮嘱家人通过关系转告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为他念经祈祷。达赖喇嘛为他念了经，并转告赵紫阳家人，骨灰应及早入土为安。但是，赵紫阳的骨灰至今还没有安葬，原因是现在的当权者不知如何处理赵紫阳骨灰安葬的规格和形式，因为对赵紫阳的历史定位，过去、现在和将来，肯定都不一样。 赵紫阳的儿子赵五军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希望能将中共中央对赵紫阳的"定性"，即中共对赵紫阳评价的决议，"支持动乱和分裂党"刻在他的墓碑上。这一要求，从逻辑上说理由充足，定性既然是中央的决议，刻在墓碑上有何不可。可是党中央却不可能批准家属这样做。可见，赵紫阳家属和党中央，大家心照不宣。对赵紫阳的"定性"，中央怎么说，家属怎么说，都不算定论，真正的定论是历史。 赵紫阳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六年，在他的党和革命队伍中，属于失败者和落难者，是一个受难者。但是，比较去世前的赵紫阳和同样被罢免的总书记胡耀邦，不难理解赵紫阳被软禁的苦难十六年，既是苦难，也是幸运。 软禁成全了他功德圆满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那么几年，是文革后中国政治进步最有希望的时候。政治进步的开拓者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任国家总理的时候，胡耀邦对中国政治改革想得更多，说得更多，而赵紫阳有领导省一级事务的经验，主政国务院以后重视经济改革，被认为是有魄力的实干家。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经历和风格很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他们看得到未来，有勇气面对事实，面对未来。他们从心底里明白，中国必须改革，改革是必然的，不仅是经济要改革，政治也必定要改革。否则，他们和他们的党，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抛弃。 可惜的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在短短两年里先后黯然下台。胡耀邦是心脏病突发而突然去世的，他没有经历被罢黜后的长期羞辱和痛苦。而赵紫阳却被软禁了十六年，先是被他的上级领导邓小平，后是被他当年的下级和助手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些人连放他出去打打高尔夫球的乐趣也不肯给，他只能在院子里搭个塑料棚打打mini高尔夫。我们外人很难想像，这十六年，五千八百天，失去自由的赵紫阳是怎样度过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像，这十六年里，赵紫阳有了足够的时间回顾和思考，更重要的是，他有了以前所没有的视角和眼光。他不再是总书记，不再是一个革命家，不再是一位忙碌的干部，他被自己的党，自己的战友排斥出了革命队伍。所以，他可以转过身来，用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毕生从事的革命，自己的党，自己的战友。人生最后的十六年，他终于有机会在"革命队伍"外面看革命，于是他把革命、把国家的命运、把人生的意义、把生命和死亡都看明白了。从赵紫阳晚年的谈话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境界，是以前作为总理和总书记的时候所不可能达到的。被软禁的十六年成全了他，使他功德圆满了，而这个机会是胡耀邦所没有的。 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 软禁中的赵紫阳，一位来访者向他说，中共历史上黯然下台的众多总书记中，只有陈独秀和赵紫阳没有认错，赵紫阳听闻后，突然激动地站起来，抬头哈哈大笑。这个时候的赵紫阳不再感觉冤屈，他知道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 中国人是没有上帝的民族，中国人的上帝是历史。可是历史只对认真读书的人才是有意义的，认真读了而有历史感的人，和不读书或者不把历史当真的人的区别是，前者敬畏历史，后者回避历史，前者畏因，后者畏果。 赵紫阳之后，从邓小平及其身边元老，到后来的历任官员，都不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对未来的洞察力和历史眼光，更不会有赵紫阳晚年反思后的历史感及人生观。如今的中国，从最高层开始的各级官员，无论是"反腐"一派的还是"被反腐"的，全都是权力动物，"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是他们的共同心理。习近平执政后，打虎反腐似乎声势很大，但是处处显示出他没有历史感，没有敬畏，他看不到未来。他的中国梦，真的只是梦，梦中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梦醒以后是什么，他想都没有想过。 中国的领导人，看得明白想得明白的，在软禁中去世了，而看不明白想不明白的，正在领导着这个国家。国运如此，这怎不叫人慨叹！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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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龙：平反和存真——从赵紫阳的安葬问题想到“平反冤假错案” Posted: 25 Apr 2015 01:46 PM PDT
如同紫阳只能同六四政变当局"分裂"一样，右派也不能不同坚持以言治罪原则的人们划清界限，不会和它同"派"：只要后者把言论自由的要求看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保存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分，对于保存反右运动的真相，应当是无二的选择 趙紫陽後人絕好的主意 「前三十年」搞莫名其妙的階級鬥爭為綱，因此冤獄遍於獄中，因此冤假錯案及其平反成為一時的「民怨」和「民願」；後來又說後三十年和它一樣，至少在冤獄的規模上，估計說大了一點，不過看來平反的需求也不會小到哪裡去。 日前看到一則網訊，是關於後三十年一則級別最高、規模最大的冤假錯案的： 在趙紫陽去世十周年之際，香港《南華早報》記者專訪趙紫陽最小的兒子趙五軍。趙五軍說，在他全家繼續爭取骨灰安葬的權利的同時，也希望官方的結論被人們記住。當被問及是否希望官方的結論被重新否定時，他說「我希望『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刻在他的墓碑上，對於我們家人來說，這不是什麼恥辱，是我們的光榮。」 一位接近趙紫陽子女的友人星期三告訴記者：「五軍的這番講話，不僅僅是趙紫陽目前家庭成員的一人講話，他家裡都是這樣的想法，這正如趙去世以後，他們家庭子女寫的一副對聯所說的『支持您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能做您的兒女是我們畢生的榮耀』。我覺得這是趙紫陽子女集體的心聲。我對他們子女十多年來所表現出對父親的愛戴、理解，我覺得非常好」。 被中共中央長期囚禁至死的前總書記趙紫陽，到今年年初逝世已屆十年，他的遺骸卻還不能入土，依然被他那些曾經和百姓同聲高歌「要吃糧找紫陽」的恭順下級和下級的下級們長期囚禁著。這倒是中共為人類歷史貢獻的又一筆空前絕後記錄，很令它的黨員臉紅，也使它的朋友寒心；而如果此例不改，中共現在和以後的任何一把手，恐怕即使鑽進骨灰盒進入八寶山，都無法對自己能否安然去「見馬克思」產生信心。 但是趙公子五軍所傳達趙氏遺屬的一致希望，將在趙公的墓碑刻上當年中共中央封贈他的誅語「支持動亂和分裂黨」，我以為是絕好的主意。 歷史真相對趙紫陽是最大的光榮 本來，對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反腐敗求政改的民主運動的態度，黨內高層發生的「分裂」是顯然的：以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真正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人們，堅持中共對人民的一再承諾，主張在理性和法治的基礎上把群眾的抗議轉化為政治改革的助力，推動國家向現代文明前進；而以軍委主席鄧小平為首的以「打天下坐天下」為當然、以死守「鎮壓之權」為天職的皇族維穩家們，則視人民的抗議為洪水猛獸為亂臣賊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其結果是法理上的黨政最高領導被事實上的皇族集團使用軍事鎮壓的手段所制服，在震驚中外的坦克碾壓下「平定暴亂」。而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分裂」自己領導的黨、支持擁護自己政綱的群眾在廣場和平搞「動亂」，則成了他的罪名和新朝合法性的象徵。但是，這樣的「罪名」何嘗又不是趙紫陽以及他的支持者們與政變者們根本界限的象徵呢！ 從那時以來，黨內外一直存在著為這個罪名平反的聲音，而時過四分之一世紀，這種平反卻毫無徵兆。其實原因很簡單，和各種技術上的冤獄個案不同，一樁政治冤案的形成，總是來源於某個政治集團的某種政治利益；平反罪名的前提條件，或是該利益集團的下台，或是（很難）他們的悔悟，總之以徹底否定和放棄造成該項罪名的利益為前提。當代中國最大範圍的一次「平反冤假錯案」，發生在神化毛澤東的文革利益集團下台和迷信毛某的廣大黨內骨幹的覺醒之後。沒有這樣的條件，不會出現給任何政治冤獄平反的「救世主」。而這正是無罪的趙紫陽不得平反的原因。 其實站在趙紫陽的角度看，他真希望那些踏著群眾的（也是他的理想的）鮮血上台的人們，以及繼承那些人遺產遺惠的人們，會給他平反，說當年他並不支持反貪腐求政改的學生，並未與死保專政體制的皇族世家搞「分裂」反而和他們沆瀣一氣嗎？他希望那些人嘻嘻哈哈和他握手言歡，說「原來你是我們的好同志」嗎？這是為他平反還是對他污辱呢？所以，只要一天不出現平反所需的前提即不能斬斷對那次所謂「動亂」「風波」的鎮壓形成的利益鏈，那麼在墓碑上鮮明刻上被栽的罪名，事實上就使該罪名成為他和那些借鎮壓而形成的利益集團的鮮明界限，這就保存了歷史的真相。而歷史真相對他，用趙五軍代表可敬的趙氏遺屬的話說，就「不是什麼恥辱，而是最大的光榮」！ 走資派平反和右派改正 上文說到文革以後那次「最大範圍」的平反，那也僅是指其範圍而言，至於平反的深度和質量，則各有很大區別。對於文革所收拾的「走資派」，因為上台主持平反的就是他們自己，自然毫不猶豫地「全盤否定」，連其中某些人欺壓群眾營私舞弊甚至推行弊政誤國害民的惡行也一概抹掉，「不留尾巴」。而對於那以前「十七年」的種種冤假錯案，則視它和掌權平反者的關係而定深淺了。最惹人注目的，莫過於反右派運動受害者的處置。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進攻」，其實正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預演，其主要訴求正是反對後來文革發生、腐敗泛濫的病根──不受監督的權力，所以否定反右也是否定文革的題中之義。可是當年反右的實際領導人鄧小平卻兼為平反冤案的關鍵點頭人，且那時正在復位的當權者中又多為反右受益提拔的長官，所以對於文革和反右兩者的處置就顯著懸殊：全盤平反文革罪名而根本肯定反右只個別「改正」其「擴大化」！正因如此，沒有一個走資派後來承認自己的「走資」罪名，而右派們的境遇卻大不相同了。因為根據「鄧小平理論」，對右派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連個「平反」都不能給他們，賞給一個「改正」卻連其名稱都是從當年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抄來的，那是說運動後期發現劃了個別不符右派標準的應當「改正」過來。雖然由於真正同情右派民主追求的胡耀邦們的堅持努力，使那次「改正」的約數竟是五十餘萬分之五十餘萬，幾乎等於全體一風吹掉，可是並不觸及該運動以言治罪的反憲法反人權本質，只說右派當年起的是好心說的非壞話所以無罪，無異承認黨治下的人民只能心往一處想話揀好的說，否則就是罪大惡極就該以言治罪；這當然不是對憲政、人權和民主自由的堅持了。所以，如同紫陽只能同六四政變當局「分裂」一樣，右派也不能不同堅持以言治罪原則的人們劃清界限，不會和它同「派」：只要後者把言論自由的要求看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麼，保存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名份，以區別於那些以擁黨擁社會主義之名行獨裁專政搞壞資本主義之實的團夥，對於保存反右運動的真相，應當是不二的選擇。這就大不同於前「走資派」們對自己罪名的厭惡了。 不久以前，有兩位文化名人兼中共高幹逝世，比較他們的訃聞，因此看出這點區別。一位是二月十日逝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原書記鄧力群，新華社訃聞甚不尋常地稱他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並無一字提到他在文革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幾年之久。另一位是三月三日逝世的出版家、雜文家曾彥修（嚴秀），同是新華社發出的訃聞中明白指出他「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為右派」。兩者的相異還包括訃聞發佈的時間：鄧力群的是在他逝世當天，而曾彥修的則在逝世一周以後。鑒於官方發佈的高官訃聞雖都出自「組織」擬定但一般均須商諸家屬，曾彥修訃聞的顯著延遲當是雙方在內容上曾經反復商酌。他們商酌的是什麼，我無從知道。但是就我對雜文大師嚴秀文品人品的瞭解，特別是知道當年他作為人民出版社領導反右運動「五人小組」組長，為了保護同仁而把自己劃成右派上報，我相信如果他泉下有知，對於這段訃聞必須保留他曾成為右派的內容，應當是始終堅持的。他絕不願和那些只顧追隨領袖的陰謀陽謀不顧人民的生死存亡的上峰們同「派」。這畢竟是當年的真相，「不是什麼恥辱，而是最大的光榮」啊！ 二○一五年三月三十日於不設防居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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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pr 2015 12:17 PM PDT
集权导致腐败，发展不仅没有解决旧的问题，还带出新的问题。腐败已由个人腐败发展到集团腐败、制度腐败、全社会腐败，甚至腐败成为风俗习惯。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大集权导致更大的灾难。 2015年，持续激化的中国政坛权力斗争继续令人缭乱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徐才厚病死和周永康被审判、郭伯雄父子覆没、令计划被抓后传言曾庆红也可能被调查。中国问题观察家的视野又被两个新的事件吸引：郭文贵隔空辱骂胡舒立和无锡市委副书记蒋洪亮自杀。这两个事件传递出新的政治信息。 信息之一：权力斗争残酷前景 这两个事件虽然涉及权力层次并不高，其八卦想象空间也未必比权力大亨落马更大，但据说传递出更残酷的政治斗争前景的信息。 在坊间看来，郭文贵貌似传奇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地痞使用流氓手段成为暴发户的发迹过程。虽然笔者尚无确切资料证实围绕郭文贵争议的事实和说法的确切程度，但仍然可以探讨这一事件的另一重政治涵义：郭文贵发起的挑战预示中共高层殊死权争的新前景。表面上看，此次争端中郭文贵直接挑战的是胡舒立及她所领导的财经团队；这是他一贯做法，面对发展的重大路障就用权力黑道方式置对方于死地。但由于这次涉案人员有习近平和王岐山要整肃的国家安全系统的要员，郭文贵挑战的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控制局势能力。如果习近平和王岐山不能迅速摆平郭文贵，那么他们将面临政敌的殊死反扑。自从习王大规模反腐整肃官场开始，尚未有实质性的抵抗和反扑，原因是那些被整肃的官员出于对后果不清的顾虑不敢动作。郭文贵可能以"小痞子"的方式探出习王应对反扑的路数从而撕下不可挑战的神话。特别是，如果习王不能在短期内拿下郭文贵，会使得对手们发现习王也没什么了不起。即使习王最终拿下郭文贵，其路数也会让对手看出强势中的破绽或弱点，对手会采取比郭文贵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反扑。总之，郭文贵的挑战行动会让至今还有深厚人脉关系的习王政敌布局反攻。 蒋洪亮案件则有一个解读角度权争前景。坊间传说，蒋洪亮是江泽民看重钦点的爱将。本应按部就班地进入高层，但却不明不白地自杀。笔者在以前文中分析，习王反腐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重洗18大权力格局，为了拿下19大中委的多数，今年是关键。官方媒体报道蒋洪亮是抑郁症自杀，这显然不能服众。如果蒋洪亮是因为被查处贪腐案逼死，那么这表明习近平和王岐山整肃贪腐抢滩19大已经开始动江泽民比较器重的人。这使得习近平和王岐山与江泽民的斗争进入刺刀见红的肉搏战。以江泽民的脾气秉性，一定会尽力拼搏。 动令计划和扬言动李源潮表明习王与团派为敌，蒋洪亮表明习王与江泽民派系为敌，习王面对强敌能继续动作，所挟持的是高位声势下的强力运作震慑使得政敌不敢反击。郭文贵撕开他们的震慑威力的外强中干后，一旦政敌反击，中共权争会进入乱局。 曾几何时，89后中共的维稳发展甚至被西方民主国家的学者视为成功经验；不少专家认为，中共成功地解决了专制体制的软肋之一：围绕继承权的殊死斗争。现在，中共权争如此惨烈，甚至诛十族，使得那些欣赏中共发展模式的专业分析破产。中共与一切专制体制，无法消除权位继承带来的权力斗争。 信息之二：官商勾结的腐败机制 郭文贵和蒋洪亮的案件虽然是官场权争引出的大案，但其暴露出的官商勾结的机制，揭示出中国式腐败的特殊机制。 郭文贵的出身在中国属于底层，但他能数度大起大落，与他善于结交和使用权势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不乏这样的暴发户，运用腐败手段收买官场权势人物给予照顾，使其可以获得暴利。但郭文贵几次面临厄运不被毁灭，不是仅仅靠巴结官场权势人物，而是能置与其作对的权位高官于死地，这使其几乎成为传奇人物。现在，我们知道，这与他收买的是特殊官场权势者有关。他的权势靠山是中国安全部门的高官。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和国保系统高官张越是他的后台。马建和张越以他们的掌管的安全系统为郭文贵提供打击高官的资料，铲除与郭文贵摩擦的商界对手。中国的腐败竟然将国家安全机构卷入小混混间的争斗，这确实不能不令人感到好笑和胆寒。 相比较而言，蒋洪亮的腐败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主管地方的高官，勾结地方商界巨子，这是中国到处都有的现象。邓小平时代中共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要求中共各级官员傍大款，支持和扶植所辖地区的企业。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商紧密合作。在没有宪政分权和公民自由表达的压迫型政体中，特别在奉行维稳压倒一切保经济发展的发展战略下，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官商勾结必然导致极度的腐败。据说，蒋洪亮卷入的腐败是其亲戚蒋锡培经营的无锡奥锡达公司有关。当然，在中共体制下，这类腐败是不大的事儿，蒋洪亮应当是死于官场内斗的恐惧。 直到最近，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被说成是世界发展的奇迹。甚至许多自由民主国家的专家要对这一发展过程提炼出模式用于指导其他国家的发展。某些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最近还指责习近平毁坏了江泽民时期推行的国家发展模式。郭文贵和蒋洪亮的案例则揭示这样的想法多么可笑和荒唐。人类现代化发展是通过企业家的创业和发展而进行的。郭文贵和蒋洪亮告诉我们中国式的企业发迹是怎样的罪行！看到他们，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发展会伴随贫富差距、环境破坏和道德沦丧。 信息之三：专制模式的破产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总结毛的教训，以威权政体维稳保障以改革促进经济告诉增长。他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贫穷；只要经济发展了，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解决问题。然而，郭文贵和蒋洪亮告诉我们，集权导致腐败，发展不仅没有解决旧的问题，还带出新的问题。腐败已由个人腐败发展到集团腐败、制度腐败、全社会腐败，甚至腐败成为风俗习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但郭文贵和蒋洪亮告诉我们，共产党代表的不仅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是腐败暴虐至极的恶势力。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郭文贵和蒋洪亮告诉我们，共产党专制下不会有社么和谐；不仅普通人的权益和尊严被践踏，而且权贵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也受到威胁。 那么习近平和王岐山的集权反腐会解决问题吗？郭文贵和蒋洪亮的结局似乎告诉我们：这可以解决腐败问题。人类政治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告诉我们：这种集权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一些腐败问题，但从长期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大集权导致更大的灾难。其实，只要有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就不会有郭文贵和蒋洪亮这样的恶劣势力发达。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4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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