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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Dec 2013 08:02 PM PST
一年前，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的当天，担心杜老受到过大的刺激，我就到他家看望。当时杜老夫妇已经打了电话，要去富强胡同６号吊唁。老人家行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嘱咐说，写一点文字纪念紫阳吧。我默默无语，不敢接半句话。赵紫阳先生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是一位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有历史性贡献的伟大人物，怎么就轮到我这样一介书生来写纪念文字呢？ 回想起来，实在是机缘巧合。我是１９７８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因为下乡已经１０年，对农村实际生活有了观察和体验，脑子里也存下许多挥之不去的问题，所以凡脱离实际、教条化的理论，一概不能吸引自己的兴趣。当时的大学里，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老三届学生应该不少。其中气味相投的，就常常聚到一起，读喜欢读的书，讨论喜欢讨论的问题。在一个跨专业的读书小组里，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没有料到，小组的一位成员、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早就认识当时的国家农委领导人杜润生，并把我们读书会上争来吵去的一些话题，转述给杜老听。更没有料到，杜润生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一来二去，杜老支持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地研究农村。１９８１年夏，包括北大、北师大和人大学生在内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到安徽滁县地区调查，介绍信和出差经费就是国家农委提供的。 滁县的调查报告后来被摘要刊登在一份内部简报上。赵紫阳看了简报，批语说这份调查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后来还听到传达，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谈到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并以农村发展组为例，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选出５００人来参加工作。因为赵紫阳的这个讲话，我们尚未毕业就已经被“分配”——农村小组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业务上受杜润生指导。 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身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调查、访问、整理、汇报，不经意之间就走进了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 不知道杜老当时是怎样考虑的，他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有一年文件搞出来以后，各种程序都过了，杜老精心修订文字，然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没有资格过目！ 正是那种重实际、少禁忌的氛围，才让我有机会见识到赵紫阳作为经济领导人的卓越和魅力。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是８１年底起草第一个中央农村１号文件。当时的背景，正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从非法转向合法、从落后边远地区向全国“蔓延”的关键时期。但是在官方政策方面，上一年中央７５号文件刚刚划定的界限——仅仅对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究竟还要不要突破？怎样突破？ 那时，赵紫阳正在黑龙江考察，传回来一封信，认为实际经验表明，即使在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农民家庭联产承包也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建议不再按发达、落后地区划线，而是统一承认农民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利。杜老向文件起草班子传达了紫阳的意见，在新文件草稿里明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合法性，并针对农民怕变的担心，宣布新体制“长期不变”。当时，中央总书记是永远充满理想和激情的胡耀邦，分管农村工作的是主持过安徽农村改革的万里。“胡、赵、万”三位领导联手，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给农民自发创造、屡起屡背的包产到户，举行了一个普遍合法化的奠基礼。 从那之后，多次听杜老转述赵紫阳关于农村和国民经济的意见。每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常常也是请紫阳讲话或由他接见各省参加会议的领导。另外，也出席过几次由赵紫阳召集的会议。说来不好意思，自己从来没有养成做记录的习惯，所以当时虽然听得认真，但今天留在脑海里的只剩一个整体印象——紫阳讲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中肯，没有一丝一毫“因为权位高，所以我正确”的官腔。最有启发的地方是，紫阳的经济思维，重点永远是怎样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他似乎是一个把是非问题转化为“怎么办”问题的高手：小是小非，不睬算了；重大原则问题吗？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大是”站不住，吵一万年也对国计民生无益。 如果有机会靠近赵紫阳，你对他的风格一定会有更深的感觉。我的第一次机会是１９８４年秋，有一天突然得到通知，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到中央警卫局的车子把我送上专列，才知道这次是跟赵紫阳到山西大同调查。专列刚刚启动，警卫参谋就急忙通知到会议车厢开会——说这是赵紫阳多少年的习惯，火车一动就开会——我进去的时候，情形有点尴尬，因为总理和计委、煤炭部、铁道部的领导已经坐定，就是我这个农口来的后生迟到了。幸好赵并不在意，示意我落座，继续讲他的话。 紫阳开始交代此次调查的意图。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调查山西大中型乡镇煤矿的生产潜力。为什么国务院总理要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原来当时煤炭供应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瓶颈”，而增加煤炭供给的关键，是增加铁道运输能力。如果提前完成大（同）秦（皇岛）铁路的双线项目，晋煤外运的能力就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生产“以运定产”的局面就可以改观。但是，当时国家投资的盘子就那么大，如何筹措投资大秦铁路的资金？赵紫阳提出了一个他的构想，就是把国家对山西煤矿的投资省一部分下来，集中于铁路。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发生一个新的危险，就是铁路外运能力提高了，但煤炭生产能力下降，结果顾东失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这位国务院总理开始打乡镇煤矿的主意。当时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已经进入煤炭行业。乡镇企业不需要国家投资，靠赢利预期的刺激，就可以动员非国家资本搞起来。根据报告，一部分乡镇煤矿已经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潜力可观。但是因为事关重大，赵紫阳要亲自去看一看。 赵一边讲他的考虑，一边与随行的部门首长交谈讨论。这件事情，对不同部门的影响明显是不同的。铁道可以得到追加的投资，拥护这个构想没有问题。但是对煤炭部门，减了国家投资不算，还要对煤炭供应的后劲负责，顾虑当然不少。不过，当着总理的面，大家讲的都是顾全大局的话，“部门利益”深藏不漏，话里有话地在那里“过招”。研究中国经济的，不会不知道“部门所有制”这回事，但是从文本上看概念与真刀真枪“观战”，感受完全不同。我当时看紫阳对付这些事一点都不费力。他可不是靠总理权威，而是凭对情况的熟悉和思路的敏捷，常常你刚刚提一个头，他就讲出很多例证，把你拉回到他的思路上来。 难免也有“卡”住的地方。这时候，赵很懂得转一个话题，轻松一下气氛。比如他会看着车窗外说，这条线路从来没有走过，回来最好安排白天走，看一看。或者提一个细节问题，让行家有一个说行话的机会。完全没有想到，我正听得入神的时候，他会问“小周，你怎样看？”——我一直做落手落脚的农村调查工作，对乡镇企业仅略知一二，但是如此专门而又重大的经济问题，从来没有碰过，怎么答得上来？ 总理看我说不出话，就像老师看见一个考砸了的学生一样，宽容地补了一句：没有意见？然后话锋一转说，那你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经他这么一提点，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坐到总理专列上来。原来个多月前，百十位中青年聚会浙江莫干山，集中研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记得会议分了六个组，分别讨论宏观稳定、价格改革、国企转型、对外开放和农村经济等专题。那是一个北大同学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旗帜的年代，人们都觉得应该对这个开始大有希望的国家尽一点力，使她变得更有希望。莫干山上，大家不分白天晚上，一连几天吵呀吵的，终于形成几份改革建言。 没有人知道，赵紫阳会派他的秘书李湘鲁、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会派他的秘书孔丹，双双到莫干山听会。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各小组代表到大会发言，汇报形成的思路，交叉提问，互相吸收意见。然后，会议通知几位发言代表，下山到杭州向正在浙江考察工作的张劲夫汇报。因为农村经济组的发言人是我，所以也就跟他们一行下了山。 轮到我汇报，主题是包产到户后的农民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势必与才开始酝酿全面改革的城市发生矛盾。其中牵一发、动全身的是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肯定守不住，但市场化之路怎样走得通，是棘手的挑战。对粮食问题，我们那个农村研究组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后来跟进的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后来得到杜润生的肯定，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基本想法，是政府对城市粮食供应的行政责任，要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和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下来。政府必保的部分，靠农民上缴实物税满足。这部分的总量逐年减少，余下的部分就开放市场，激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并提高农民收入。我们还建议政府在过渡期的供粮责任，分中央、省区两级处理。中央政府只负责最必要的部分，其余全部落实到省区，实行省长负责制。考虑各地情况的差异，建议给地方变通处理的权力——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可以允许农民交货币税，就是说，种经济作物赚了钱的农民可以交钱到产粮地区购粮交任务，以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刚刚讲了一个大概，张劲夫就站了起来，一边在会议室里转圈走步，一边不断地提问题（孔丹事后告诉我们，劲夫的特点就是听到令他兴奋的意见，一定站起来边渡步、边发问）。我们当然听说过这位财政部长出身的中财秘书长的思维慎密过人，但没有料到他可以一口气提出二、三十个非常具体和实际的问题！有意思的地方是，张劲夫发问时不怎么看你，等到问题倾盆而出，他就站定在那里双目逼视，等你回答。 没有谁可以救你的。好在我们自己对这个粮食问题吵过多日，算是下过一点功夫；也曾经向杜润生、田纪云等作过汇报，受过问讯和咭难。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回应：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重要，是否先让省长们去对付？中央政府就是把大框子划定，然后跟着看，肯定高明的，批评愚蠢的，也帮一把那些不能对付的，看看能不能把这条路走通。这回张劲夫没等我说完，就大声连说两遍，“好，把这条路走通！”大家一起笑了起来，知道农村组的汇报算是过了关。从张劲夫那里告别时，记得李湘鲁在门口问过一句什么时候回北京。莫不是他推荐我把粮食问题的意见直接向紫阳报告？ 听到总理问粮食体制，我总算可以讲出话来了。不过还是有点紧张：他的秘书长就那样厉害，现在他亲自问，岂不是还要更加厉害？好在赵紫阳听得轻松，我只汇报了几句他就明白了大意，然后边听边插问。他的问题比较好应付，因为真的不是问我，而是问他自己——你只要不做声，他一定自问以后就自答。过一会，换一个角度又问，把刚才的结论修订那么一下。这样的汇报很过瘾，因为你似乎可以“看见”赵紫阳怎样形成他的思路。 我很快发现，赵紫阳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是务实的思维方式的特点了——能下手做的事情，他才有兴趣；正因为真的准备要做，所以非仔细推敲不可！这与后来我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才不会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ｓｑｕｅｅｚｅ）出来。 那天专列上赵紫阳问的最多的，是怎样分步、分级限定政府的供粮责任。这无疑是从统购统销体制里走出来的关键。至于政府责任范围以外的粮食供销，我们不过原则建议“靠市场机制调节”，但怎样一个“靠”法，究竟是不是靠的住，以及万一靠不住怎么办，就付之阙如了。赵紫阳可不放过这一点。对他来说，老体制不是靠推理推掉的，新体制也不是推理推出来的。新旧之间，必须切实找到过河的船或者桥。记得他不断问，什么是你们讲的粮食市场？一些地方是粮食销区，另外一些是产区，产销之间怎样连接？出现了缺口怎么办？难道粮店可以挂块牌子说“今日无米”？ 眼看总理自己把问题提到了几乎无解的高度，我心里想这件事情大概搞不成了。是的，粮食统购统销几十年，哪里有一个可以把一亿多农户与几亿城市工业人口连接起来的现成的“粮食市场”？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先是满足农民自食（过去是农民自己吃不饱还要完成上缴任务），然后主要靠国家“加价增购”消化，真正的粮食市场时开时闭，规模相当有限。我们主张逐步缩小政府供粮的比例，正是为了放出一个粮食市场来。你还没有放，从哪里想象出一个可以有效运行的粮食市场来呢？ 赵紫阳自己出难题自己解。问来问去，他看在场没有一个人接他粮食问题的话茬，就讲了一句：看来，还要搞合同制。他的意思是，国家在逐步减少粮食征购任务以后，可以与农民签订粮食收购合同；而粮食的销区与产区之间，也可以签订粮食购销合同。这就是说，依托合同制来发育全国粮食市场！这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想法。因为“合同”不是强制的上缴任务，买卖双方可以议价、定量；同时，合同又要事先定，不是完全的事后调节。其实，市场经济的骨架就是合同，就是靠合同才得以完成惊人庞大的商品供求。这些认识今天没有问题，可那是１９８４年！是年年底，赵紫阳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专列上的会议就结束了。工作人员告之，到了大同以后，地方上很多领导要来，赵总理就不可能再与北京来的同志多谈，你就跟着看，有意见回程火车上汇报。警卫还给每人发了一枚小徽章，宣布考察期间佩带这枚徽章， “总理看到哪里，你们就可以跟到哪里”。接下来的几天（似乎是三天），赵紫阳在大同市的五个县看乡镇煤矿，果然再没有与我这个“跟班”的谈话。印象是，这位总理精力过人，从早餐开始，就不断地提问题，讲想法；出门上了中巴，也是一路看、听、问；到了考察地点，他的问题就更多也更集中。还有一点，赵紫阳深入实际非常自然，到了当年那些乡镇煤矿，一定坚持下井看，也是一边走，一边谈；到达井底，就与第一线采矿工人交谈几句。他可不是做一个“视察”的样子，而是真有问题要研究，真有想法要验证。几天时间里听赵紫阳讲了那么多话，全部谈经济，没有一句官腔党八股。 回来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白天走。离开大同的时候夜色很晚了，路上也没有再开会。他的秘书白美清先生说，有什么想法就写出来。记得我回来向杜老报告赵总理关于搞粮食合同制的想法后，还真把这次“跟班”出差时的想法写了一份。赵紫阳看完，批给了山西省长做参考。１９９６年我回国后有一次到山西，一位省领导说，我们知道你，那年赵紫阳批来一个件，就是你写给他的信。其实我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不过作为一个学经济的，难得有此机遇亲见一位真正的经济高手，能够把现象、问题、构想、检验等做浑然一体的处理，有一种经脉被打通的感觉。回想起来，情形很像一个受了教的学生，想法再幼稚，也要拿出来向老师表演一下。 大同之行回来以后，再一次面见赵紫阳是１９８５年的８－９月间。地点是中南海赵紫阳办公的地方，时间就是一个多小时。那天集中谈粮食问题，受召见的是三个年轻人，罗小朋、刁新申（这两位９０年代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师从拉坦教授，成为农业和发展经济方面的顶级专家）和我。背景是从１９８５年开始实行粮食合同制后，出现了新情况，主要是粮食产区的农民和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与销区签定粮食合同。销区供粮没有合同保障，迫不得已重新给本地农民下命令多缴粮食。销区一般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搞粮食的机会成本很高，所以不肯就范。这样粮食全局就摆不平。紫阳过问之前，杜老派我们到浙江等地做了调查，也做了分析，认为粮食生产并没有出问题，但是因为８４年增发票子很猛，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导致产区粮农惜售。为此我们建议大幅度提高利率，认为只要通胀预期下来了，农民还是愿意卖粮的。短期内，减少的粮食征购任务加上库存，应该可以对付局面。紫阳听得仔细，重点推敲两点：（１）通胀预期与农民惜售的关系；（２）征购任务究竟守多少（记得我们算的帐是１０００亿斤）。其实我们知道，粮食从来是国民经济的“高压线”，经济问题与政治责任顶多只有一步之遥。当时因为粮食合同制的困难，紫阳作为第一线经济主管已经面临极大的压力。但是那天的赵紫阳，还是从容自在，集中于问题本身的经济性质和机理，半句经济以外的话题也没有讲。 第三次直接接触紫阳，是１９８６年春季。也是突然通知跟他去河南考察。这次的题目是横向经济联系，重点是看那些越出行政框架的经济组织方式和联系形式。那次随行的还有田纪云副总理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领导，国家体改委还有两位年轻人“跟班”。赵紫阳还是那个风格，思维集中于分权改革后究竟怎样组织国民经济。他显然有他自己的想法——突破行政架构发展市场联系。但是他绝不满足抽象的“市场”。他要寻找具体的“图像”，这就是分下去的权究竟如何通过跨县、跨市、跨省的“横向联合”把经济活动按照非中央计划模式再组织起来。记得那次考察也看了一些村庄，但主要还是看城市和企业。 这个题目，联系到一段公案。８０年代中国启动改革的时候，走的是分权改革的路线。后来有一个批评，意思是赵热中于行政性分权而不是经济性分权。我认为这个批评的道理不充分，也不够公道。从道理上讲，传统中央集权计划体制，作为消灭私产后的一种经济制度，最重要特征就是以行政权约束竞争，或者可以说就是以行政权替代产权。在此体制下，行政权和经济权一体化，想分也分不开来。分权改革是邓小平的发明，而在当时条件下，分下去的权当然既是行政权也是经济权。只有把高度集中的权力分下去，启动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包括以行政权从事经济竞争），行政与经济权利才有机会进一步分解开来。因为经验和逻辑都表明，正是那些重新划定产权、相应分开政企（经）的地方，经济表现要更胜一筹。先分权力集中、再分政企，是中国摸索出来的一条改革之路。 赵紫阳不是一个从概念出发的人。他贯彻分权方针很坚决，是要抓住那个差不多惟一可以在一个大国把计划经济改出来的机会。行政权和经济权混在一起放下去，当然不会没有行为的扭曲，当然不会没有代价。赵紫阳并没有闭眼不看分权改革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分权改革的后续路径。记得在很早的时候，他就提出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的构想（并在上海、山西安排系统的调查准备试验），后来又开启市管县、计划单列城市等体制试验，连同提出横向经济联合并亲自调查研究，一以贯之的意图，就是在分权改革的基础上切实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河南调查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记不得途中在哪个县市，听到河南省里的几位领导一起劝紫阳回家乡看看，但赵就是不答应。我开始以为是他怕惊动地方，但也注意到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赵紫阳失去了他贯有的谈笑风生。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赵从来不回家乡，原因是他父亲似乎是当地一位开明绅士，抗战时还支持过共产党，不幸后来在当地的土改运动中，被乱斗一气后去世了。我当然无从核实领导人的家史，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段传说大大增加了我这样一个平头百姓对赵紫阳务实倾向的理解。早就知道共产党内部有分工，一部分人管“方向”，另外一部分人管“产量”；一部分人批批批、斗斗斗，还有一部分人就不能不管国计民生。也许天性使然吧——因为讲不出什么道理的——我就喜欢赵紫阳这样的共产党。没有这样的共产党人，中国经济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真正的机缘巧合，使我在８０年代中有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的机会。当然不可能因此就对这位一定要被写进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共产党领导人，有比其他老百姓多很多的认识。赵紫阳留在我心目中的，永远是一个印象。衷心直说，这个印象里没有一丝一毫“大官”的影子。他更像一个走经验科学路线的大牌教授，心目中真正有兴趣的事情不是权位，而是“事实和包含在事实中的逻辑”。如果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紫阳平生倾心的事务，恰恰与十几亿中国人探索在新体制下扩大经济自由、提升生活水平、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力这样一件事情密切相关。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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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Dec 2013 10:37 AM PST  刘霞的世界•与刘霞碎语:
刘晓波入狱五周年，他的妻子刘霞被非法软禁五周年。最近知情人传出消息，由于严密监控和与外界隔绝，极度孤独绝望的刘霞，精神濒于崩溃。最近刘霞通过律师向当局提出三项基本要求：自由看医生、与丈夫刘晓波相互阅读对方信件以及工作以获得经济收入。未知下文。她的状况再度引发世界舆论的关注。本台借主持人北明度假期间，重播2010年对刘霞的专访。 北明2013年12月10日按：在我的《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们》访谈系列中，刘霞是一位特殊女性。这不仅因为她比她的丈夫刘晓波更具个性，而且因为直到去年（2009年）底刘晓波被宣布正式逮捕，她始终拒绝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甚至拒绝出国代受美国笔会颁发给刘晓波的自由写作奖。即便後来为营救刘晓波毅然接受媒体包围，她也仍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访谈对像。本采访是华盛顿到北京的越洋电话访谈录，做於2010年1月23日刘晓波一审判决获刑11年後上诉期间。电话中她时常长时间地沉默不语，导致访谈几乎中断。我除了转换角色与她对谈，没有别的办法让她开口。这让我隐隐然有借关心之名行骚扰之实的歉疚。……刘霞开口不易，而她确是中国“十二月党人”的出色妻子。在这个访谈重播之时，我要对这位不善言辞，一贯恪守私人生活空间，现今却被迫把自己暴露给媒体的宅女、诗人刘霞再次表达我的歉意和谢意。
=================== 附件•来函迟登： 写给刘霞 作者：常大林
北明按: 华盛顿手记《中国反抗奴役者的妻子们•专访刘霞》系列节目及文字电子版《刘霞的世界•与刘霞碎语》在大陆播开去之後，我收到的一封辗转而来的读者来信。信的作者是《博览群书》杂志前任主编丶胡绩伟的前秘书丶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丶虔诚的佛教徒，也是胡锦涛的内弟。刘霞联络不畅，亦未知此信是否能够抵达刘霞信箱，经联系，常大林先生同意将此信公开发表。 ------------------------
您好！看到相关信息，忽然有话想对刘霞说。怎料此念一现，泪即盈眶，写此，竟夺眶而出，禁止不住。真不该将这些文字麻烦您，您很可能和我一样，不知如何联系於她。但是，我不能不把这些话写出来，更不愿失去让刘霞看到的一线希望。
其实，常某人说些什麽无关紧要，但是，人心不可欺，天地良心仍未灭尽，见人无辜受难，不是人人都能无动於衷。刘霞说得好不让人难过！让人羞愧！让人无奈！让人泪下——坐牢的是你，探监的是我，没别人的事！我也是别人中无用的一个。真对不起了，刘霞。
照基督教言，人皆有原罪，佛教讲，未修行好时，人人都是贪嗔痴。然而，人人又都有追寻真善美的心，都有向往神圣人生之愿。刘霞是这样的人，刘晓波是这样的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是因为她变得更好，更趋向真善美，更向往神圣人生。
人心不可辱。惩治一个诚心向善的人，是些什麽人？让诚心向善的人受到惩治的社会，是一个什麽社会！我们手无寸铁，只能遭受惩治。
此刻，我想到刘霞，她的话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甚至连一点点抱怨也没有。我深切地觉知，他们（我也如是）认定这个世道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而我们则永远如此：手无寸铁，更心无仇怨。因为我有志气，不负良心。 （何谓志气？即求上进的决心和勇气；求做成某件事的气概。何谓不负良心？至死不做对不起良心的事，绝不背弃良心。）我的父亲十九岁时，用指血写下这八字誓言，执守至死。我愿将此言赠晓波，愿君就是如此，永远如此。
此时，又是泪如泉涌，不能自已，不知再对刘霞说些什麽，只觉得十分十分对不起你。我的孙儿刚出生，我为此颂经已有几天。一部《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个孩子出生了，可算件喜事。然而，同时，一个向善之人身陷囹圄，另一个十分真诚善良的人守候在外，这场景时时现前。
我不知为何想到，孩子们的真正幸福的未来，和刘霞们紧密相关。心中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天地八阳神咒经》中言：“若有众生忽被县官拘系，盗贼牵挽，暂读此经三遍，即得解脱”。 《地藏菩萨本愿经》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是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卫护是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
我无神力，只能发出誓愿，从今日起，日日诵经，回向众生，其中必有刘霞们。诵至晓波出狱之日，愿能在其夫妇面前诵一部佛经。
常大林 2010年11月4日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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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3 12:09 AM PST  朝鲜政治地震，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中国。金正恩处决张成泽，并摆开架势要彻底整肃“张成泽一党”，实际上就是打击朝鲜的亲中势力，实际上就是打击中国。 张成泽判决书罗列的罪名很多，最要紧的一条，翻译成中共的政治语言，那就是篡党夺权，妄图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据报道，张成泽在军事法庭上对被指控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张成泽承认：“我试图使军队和人民中间产生对现政权就国家经济状况和民生深陷困境束手无策的不满”，而他政变的对象则是“最高领导人”。 在张成泽判决书里写到，张成泽招供说他想担任总理。但总理并非最高领导人－－至少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那么，政变后的最高领导人是谁呢？金正恩难道不会追问张成泽：你想要当宰相，谁来当皇帝呢？ 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那就是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韩国《先驱经济》引述对朝消息人士的话，说张成泽与金正恩之间在经济改革和对外政策存在分歧。张成泽试图让金正男夺权；最近张成泽还派他在中国的核心亲信和金正男接触。判决书上说“张成泽搞同床异梦和阳奉阴违的宗派活动”应该就是指的这件事。此事被金正恩发现，故遭到肃清。 我们知道，张成泽是亲中派，是推动中朝经济合作的主要负责人。张成泽曾多次访问中国，受到最高规格的待遇。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对金正恩又颇为冷淡。金正恩几次提出要访问中国，中共当局都没有回应。今年年初，朝鲜核爆，中共当局还表示谴责。再有，金正恩想追杀金正男，由于中共当局出面保护金正男，金正恩才没能得逞。 可以想见，在金正恩看来，张成泽正在策划一个大阴谋：那就是，凭借其在体制内的庞大势力和改革派的良好形象，废掉金正恩，迎回金正男；而这个巨大阴谋的幕后支持者，就是中共当局。 张成泽判决书有这样一句话：“张成泽幼稚地认为，他以卑劣的方法篡夺权力后，‘新政权’可以借其被外界认为改革家的丑恶嘴脸，很快能得到外国的‘承认’。”这里的“外国”是指谁呢？当然首先是指中国。因为中国是朝鲜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盟国。能不能得到中国的承认至关重要，别的国家承不承认不那么要紧。 迄今为止，我们不清楚张成泽是否真的策划了这样一个政变计划，也不清楚中共当局是否参与了这一政变计划以及参与的有多深（不过我们很可以推测，一个由金正男和张成泽统治的朝鲜更符合中共当局自身的利益）。问题是，金正恩本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心。臣疑君则反，君疑臣则诛。于是，金正恩就决定处决张成泽，并且搞得特别大张旗鼓。 对于金正恩这样的独裁者来说，其权力可能受到三方面的威胁。一是外部力量武力颠覆，如美军打倒萨达姆，如越军打倒红色高棉；一是民间大规模的抗议，如1989年席卷共产国家的民主运动，如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再有就是宫廷政变。相比之下，宫廷政变的威胁最切近。 已经有人注意到，张成泽判决书里有些指控是暗指中国政府。不过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整个事件主要就是冲着中国政府来的，只不过没说破而已。 那么，金正恩就不担心他这样做会得罪中共，会招致中共的制裁或报复吗？我以为，金正恩是大赌徒，他敢狠狠地跟中共赌一把。另外，他多半会估计中共不敢赌。他估计中共会让步。这不是第一次了。金家三代都敢和中共赌，而几乎每一次都赌赢了。 果不其然。12月9日，张成泽被“双开”的消息一发布，中共当局就表态：“这是朝鲜内部事务。作为朝鲜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朝鲜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这等于是接受了金正恩整肃张成泽。一向以对外强硬著称的《环球时报》在第二天发表社评，明确地说：“张成泽落马证明了金正恩大权在握，牢牢控制着全国形势”；并且说“金正恩还年轻，未来将会是决定朝鲜命运的决定性人物”；进而提出“中朝都应为促成金正恩早日访华积极创造条件”。这篇社评旋即被《人民日报》转载，可见其代表了中共官方的态度。 不消说，张成泽被处决以及张成泽一党面临灭顶之灾，中共当局心里一定很不好受。可是，它不敢和金正恩对赌。因为它需要朝鲜政权的稳定。它担心，如果它谴责金正恩甚至对之采取某种制裁措施，那个小混世魔王就很可能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就像当年中共把苏联当作头号敌人），而这个家伙手里还有原子弹。所以，中共当局只好对金正恩表示认可。先前，金正恩几次三番提出访华，中共当局都不作回应；这次金正恩杀掉中共喜欢的张成泽，中共反倒放低身段，主动邀请金正恩访华了。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0期 2013年12月13日—12月26日）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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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Dec 2013 10:23 AM PST 12/10/13 Maryanne Reed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消费数字新闻，新闻业的前景从未如此光明。但是未来的记者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根据新闻集团高级副总裁兼策略副主管的Raju Narisetti的说法。 Narisetti最近和西弗吉尼亚大学P.I. Reed新闻学院的学生分享了他对媒体未来的预测，作为该学院“Future of Media - Now”系列的一部分。 Narisetti对BuzzFeed普及的“listicle（可收听文章）”模式表示了赞赏，他提供了未来新闻道路充满荆棘的原因提供了9个理由。
尽管美国的顶尖报纸都遇到了裁员和削减，但是纸媒新闻仍然在很多市场为广告客户提供了到达受众的最有效方式。 例如，《华盛顿邮报》（Narisetti曾担任总编辑）仍然抓住了40%的本地市场，为报纸提供了必要的收入来源。 “如果我们有将近百分之五十，六十，甚至七十的收入和利润来自报纸，我们将始终报纸如此大规模的员工专注于报纸，”Narisetti说。对于将报纸和下降的汽车行业做比较，他说，“它就像底特律。很少有人会去做新闻，但是你总是需要有人去做这件事。”
当越来越多的读者投向数字媒体，但是来自数字媒体的收入并没有跟上——因为读者越来越分化，让广告主占据了上风。 “如果你是一个广告主，你对在哪儿投放广告的选择将越来越多，”Narisetti说。“因此你的媒体可以在数字上挣一大笔钱，但是这个数量始终不可能接近报纸的广告利润。” Narisetti认为在新的数字产品和应用中植入新的盈利模式显得尤为重要。他将《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获奖项目“Snowfall”描述成“令人惊叹”的经验，但是由于没有盈利模式而显得遗憾。“在项目结束后，Snowfall的页面浏览量不会带来任何价值，因为它没有产生增加任何收入。”
将有更多的报纸建立付费墙，但是它们的成功与否各不相同，因为它们很难吸引愿意为内容付费的数字订阅用户。Narisetti认为一个媒体无论采用付费墙还是计量模式，大概只会吸引其独立数字读者数量的5%。 “如果将付费墙看做增加收入的额外来源，我认为是成功的。但是如果将它看做为新闻募资的解决方式，则很多都会失败，”Narisetti说。
随着Facebook和其它社交媒体为新闻提供了新的途径，现代读者并不期待努力去“找寻”新闻。如今的记者必须能够撰写、报道和推销他们的故事。最低限度，记者至少需要知道如何使用SEO来提高自己的优势。 “在纸媒世界，有一个职位叫做发行营销，他们的工作时弄清楚如何赚钱。但这个职位在数字世界中并不存在，”Narisetti说。“在2013年，新闻的定义必须包括‘我会做任何事情来吸引更多的人阅读我的新闻’。”
网络视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盈利机会，因为读者喜欢它，而且具有加入视频前贴广告片的可能性。 “视频是我们现在弄清楚的第一种新闻形式：当有人在观看——无论在哪里观看——其中都充满了盈利模式，”Narisetti说。 出于这个原因，《华尔街日报》——之前只出版报纸的媒体——现在每月都生产大概1600支视频，约合120小时，让它成为了全世界除电视台之外的最大视频制作商。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手机阅读新闻，新闻机构必须采取“手机第一”的模式——或者失去移动市场的竞争力。 这意味着将内容打包成在更易于在小“窗口”消化的方式。例如，长篇叙事新闻导语可能会被简短迅捷的方式取代。 这也意味着在移动平台将投入更多的资源，这在未来是一条很长的路。 Narisetti说，即便在《华尔街日报》——36%的读者只通过手机阅读——也只是少数人在移动团队工作。
如今的读者是“杂食性动物”——从一个资源到另一个，从一个设备到另一个设备，让媒体在有限的时间内捕捉他们的注意力。 “在报纸的辉煌时期，拥有很好新闻或优质报道的优势时间曾经是一天，”Narisetti说。“当网站迎头赶上时，它缩小成了几个小时。如果你幸运的花，现在已经缩小到了2分钟。” Narisetti称“惊艳”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吸引和保证读者的唯一方式是创建引人注目的体验，让读者回来。《华尔街日报》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它在Facebook上市时建立了实时跟踪克・扎克伯格财富的图表；《纽约时报》也在Facebook建立了互动的奥斯卡奖投票页面。
为了制作有影响力的数字新闻，记者、开发者和设计人员都必须携手合作，建立与读者互动的高质量内容。 但是团队工作对那些不理解和不欣赏其他人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你走进编辑部，你不需要编码，但是你必须作为一名可以用开发者语言说话的记者，”Narisetti说。“如果你在讨论我们可以给读者怎样的一个经历，开发者可以理解你所说的，了解你想要做什么。”
很多传统媒体的广告客户现在直接向他们的消费者推广自己的品牌。这种“赞助内容”和“原生广告”的兴起对编辑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公司也成为了熟练的内容制作商，争夺“读者拥有的独一无二的非再生资源——他们的时间，”Narisetti说。例如，通用电气公司通过视频和社交媒体将自己定位成创新的领导者，例如#6secondsciencefair活动。 “我们需要开始思考，我们如何与这些品牌互动，如何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他说。如果新闻媒体不占据这个空间，他们“不会有机会在数字领域取得任何显著的收入。” 最终，在不断发展的数字环境中成功，而不仅仅是生存的关键，是适应、实验和预测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 “讨论未来的好处是他们尚未到来，”他说。“但不好的是，没有任何标志显示未来的到来。如果你某天醒来之后发现未来已经敲门，但是你尚未准备好，那么只会被遗弃。” 这篇文章最初发布于PBS的MediaShift，IJNet获权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Maryanne Reed是西弗吉尼亚大学P.I. Reed新闻学院的院长。 Image of Narisetti CC-licensed on Flickr via hellomediacont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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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我们这一代
- 廖祖笙：连年几千亿的“维稳”经费开销在哪？
- 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 中国社会危机濒临爆炸（玛丽�侯芷明和魏京生在法国世界报发表的文章）
- 魏京生：从金正恩的姑父张成泽被杀谈今日中国的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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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Dec 2013 12:36 AM PST 2013-12-13 许知远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许知远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一
从京沈高速公路的豆各庄出口下来，车子拐进一条引水渠旁的林荫道，再往右转就进村了。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郊区村落，主街上满是小商铺，从山西刀削面到手机、杂货店、还有从剃头到按摩等服务都提供的美发店，劣质的蓝底或红底喷绘广告一个接一个、毫无章法地连成一片。路面上尽是尘土，车子驶过时扬起一片，让人无处可躲。
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在路边从容不迫地吃下盘中的炒面，再心满意足地点上一根烟。他们有的青春年少、有的已近老年，全都裸着上身、肌肤黝黑。他们不是本村居民，而是不远处那排「富力又一城」住宅高楼的建筑工人。这时正是中午，他们享受着暂时的放松时刻，抽烟、喝茶、和安徽老板娘无伤大雅地调笑几句。街对面美发店的姑娘斜坐在门前，专心打着毛衣，右腿压在左腿上，有节奏地抖动着，红凉鞋若即若离地挂在悬空的右脚上。
倘若不算那排正筑起的住宅楼，北京市看守所可算是豆各庄中最庞大的建筑群了。它的规模隐藏在院墙与铁门里，只能看到两幢大约六、七层高的办公楼。透过接待室的后窗，我模糊地看到一幢二层板房，灰色、简陋，不知那里是否是被关押人员所住之处，也不知这样的板房有几幢。
网络上流传着许志永就关押在此。他不是我第一个被捕的朋友，却可能是第一个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被捕」这种感觉的朋友。
二○○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夜里，我们一起在北大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席间，他保持着一贯的乐观与信心，似乎九天前税务部门突然造访「公盟」和近乎疯狂的惩罚措施，完全没让他心灰意冷。谁都清楚这是一次以经济为名义进行的压迫。
中国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这里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但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被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可能会一不小心就颠覆掉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却声称要用一款软体，保护那些上网的青年免受色情内容的伤害……
专制政权总是以消除社会力量为首要任务，不容许人民因相同的志向和兴趣而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会分散权力中心的权威。当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清除时，这就是一个极权社会；国家力量无处不在，从你的工资单到卧室，从你出生一直到你死亡，还记得在情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年代吗？极权体制透过恐惧和欺骗，造就出孤立无援、丧失独立思考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又是一场场荒诞的群众悲剧的素材。
而三十年的改革之后，我们看到了市场力量迅速兴起，却没看到社会力量的成熟。只有在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中，才能培育出多元的价值观，让人们既能抵制强大的政治力量，又可防止沦为单向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当权者了解这些，因此登记一家非营利公益组织，要比登记一家公司要困难得多。这其中的涵义一目了然——我允许你赚钱，其他你就不要管太多。
但许志永和他的同志想多管一些，因为中国人早已生活在一个扭曲的社会之中：经济进步没有带来普遍的福利，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结成新联盟，利益垄断集团出现，普通人的成功机会不仅减少，而且利益更经常受到侵害……于是，在中国这台庞大的经济列车轰然前进的同时，许多人从车上跌下，被巨轮碾过，但他们的叫喊声却经常被轰鸣声所淹没。
这些跌落的人群只能在家中叹息，挤在上访途中，或是徒劳地等待希望，举着申冤的牌子默默站在法院、检察院乃至中央电视台门前。媒体漠视他们的存在，因为媒体不但被意识形态控制，更加入了娱乐化的潮流。社会精英也很少关注到这些人，因为精英们要大谈的是中国的全球领导力、经济增长率，弱者们不过是发展中无可避免的牺牲品。官僚机构当然更不会有对他们兴趣，这个政权建立的最基本哲学就是漠视人的尊严；人是工具、是材料，过去的国家主席都曾如此惨死，更何况是这些普通人。至于广大的公众，因为身边有太多不幸，所以更要拚命向上爬，以期得到些许的安全感……
许志永和他的同志们满怀责任与深情，想透过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困境中的陌生人，减少这个社会的不公，给那些悲观无力者一些希望。但他们想成立一家民间机构时，却因为没有政府部门愿意出面担任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它不得不注册为「北京公盟谘询有限公司」以求生存。公盟旗下的数十位律师几乎全部免费地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法律谘询，并以各种方式普及法律常识。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为邓玉娇案的辩护，再到协助受三聚氰胺奶粉影响的家庭，他们很少用口号和理论表明姿态，而是以具体的行动推动增长公民权利，为充满绝望和嘲讽的公共空间增加希望。
他们也从未放弃任何一个改善社会的机会，包括在体制内。许志永自从二○○三年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后，就不断利用他的新身分，揭露种种问题。他在某次演讲中提到，公盟寻求的是团结、共识、参与、奉献，他们要透过点点滴滴的努力，改变中国长久以来恶劣的政治生态。他们在某些时刻成功了，在另一些时刻则失败了。他们当然也得罪不少当权者与利益团体——当他们为受害者寻求公正的同时，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当然也因此减少了。
许志永生于一九七三年，他的出生地似乎决定了他未来的道路——河南民权县。两年前，我们因为一个青年组织而相识。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国的成功者，投资银行家、出版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无一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许志永谈论的则是另一个世界，上访者、无奈的父母亲、被判冤狱的人——一个被人侮辱和损害的世界。他身上散发出的活力和强烈的正义感让我折服，他既让我钦佩，也让我不安。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曾经撇过头去，假装他们不存在。我们无节制地崇拜成功者，不追问他们为何成功，不愿为失败者稍做停留，去理解他们的困境。我当然了解这个广阔的中国暗藏无数的个人悲剧，倘若你在中国的县城与乡村旅行，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窒息感；这不在于人的内在悲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和制度性的伤害。但是，许志永却决定将这些私人愤慨转化成行动。
许志永在席间还试图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困境。即使在分析这一切时，他仍旧保持着一贯的乐观。我想起了两年前和他的一次交谈，当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二○○八年的奥运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革。当全世界都盯着北京时，政治权力会有所收敛，不同的民间组织都该利用此一良机，拓展公民社会的空间。在这之前，一连串的事件都表明了弱势者经由网络的聚合与传播效应，可能与强势者进行一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争，而且胜负未定。
那如今呢？这些年来，我看到的却是政府权力借着重大的国家事件而增长——大地震、奥运会，还有金融危机，似乎每次挑战都必须借由扩张国家权力才能应对。赈灾只能由政府出面，伤亡名单是国家秘密，奥运会的一切都只能由国家承担，最富有的是国家的中央企业，连年轻人都意识到公务员才是这个世上最美好的工作。那些自以为有性格的线民，轻易地汇聚成一股「爱国主义」的洪流，而社会力量则困难重重，身分不清、财政吃紧、经常处于被收编的边缘。在意识形态死亡之后，党与政府早已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都会毫不留情地动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许志永在困境之中看到的仍是希望。他为上访者提供法律援助，为受毒奶粉所害的父母索赔，他探访京城的黑狱，他挨过打、被粗暴地拘留过，这些全因他试图为一群受难却失语的人寻求公正。或许，他在这一系列的个人际遇中，会感觉到人们对正义与良知的巨大渴望。这种渴望让他温暖、坚定。
那天晚上，我们在蓟门桥道别。我记得他离去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其中有一句是：「最坏的结果是抓我坐牢，这也没什么。」我没把这话太当真。我想，他们对许志永这位受到普遍关注的人物，会以更谨慎的方式对待，而不会下重手。何况，志永的方式是如此温和，公盟的方式不是批评——尽管批评很重要，也不是改良，当然更不会是对抗，而是建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区人大代表，如果要逮捕他，是要区人大通过的……
但不到一周之后，就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七月二十九日清晨五点，社区保安看到他被四、五个人带走，不知去向……
二
大约六年前，在北京豆各庄更远的东郊的一间公寓里，余杰和我玩笑似地讲起他这些年被跟踪、审查的经历。我和余杰结识于一九九七年的北大，他比我年长三级，但不同系。我记得初次读到他油印出版的文集《明天》时内心难耐的激动——思想的热忱、批判的锐气、宽阔的视野，这些全都混杂在少年意气中了——而这不正是我期望北大校园中本应具有、却几乎没有的气质吗？
我们成了朋友。比起文章中的尖锐，生活中的余杰善良、任性、小小的虚荣、喜欢回锅肉、要命地单恋一位长腿姑娘。在我们相识一年后，一位出版商发现了那些油印的文集；突然之间，余杰在大学中、在青年间、在社会精英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距离天安门的那场悲剧将近十年了，这也是思想上沉闷和过度谨慎的十年，但一个年轻人跳了出来，用他明显带着稚气的口吻表达他对文化、社会、政治的看法，他的勇气和热情感染了所有人。余杰显得既年轻又古老，他才二十五岁，但是他所采用的方式又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写文章、谈论思想、引起争论、刺激人们思考。他是个启蒙者，尽管思维有时过分单调。
他接下来的轨迹不再那么顺利。他的严厉批评态度让校方难安，或许也让更多的保守者不舒服。二○○○年毕业后，余杰发现原本该接收他的单位拒绝了他。他成了独立作家，但依旧引起争议。他在一份期刊上发表一篇名为《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试图剖析一九九○年代的文化心理——我们太聪明了，而且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似乎每一次公开讨论，都是一种价值观覆没前的最后顽抗。在一九九三年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之后，人文精神被弃如敝履；而在这次关于智慧和立场讨论之后，连立场的最后防线也溃败了。
随着名声提升、交往圈子扩大、还有他在海外媒体上撰写的文章，余杰逐渐被划分到异议作家的群落。紧接着，他的著作无法继续在中国出版，中国媒体禁止刊发他的文章，再接着，他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们的关系日渐疏远。这既是因为我们离开大学之后，各自有了不同的生活轨道，也或许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觉得他的方式太过简单。一个新时代到了，过分的道德判断便会显得既单薄又粗暴。
一个新的时代真的来了。网络热潮在一九九九年席卷中国，成为新偶像人物的是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丁磊、张朝阳，而不是罗素、卡夫卡、鲁迅或是李敖；成为时代精神载体的是资本与技术，而不是书籍与思想。
我先是在网络公司工作，而后进入一家新兴的报纸。这份报纸要报导的是中国融入全球的进程，跨国资本如何改造中国的面貌，技术如何冲破被禁锢的社会，市场化如何摧毁了计画体制，民营企业家如何成为时代英雄……总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去他妈的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道德立场问题，这些东西如今陈腐不堪了。我们有了苹果电脑和Google、出国旅行、充沛的工作机会与性爱；也可以大谈硅谷精神与摇滚精神的相似之处，评论911与美国外交政策，偶尔还引用一下詹姆斯・乔伊斯。我们心安理得地说，告别革命吧，中国需要的是渐进；放弃批评吧，我们要的是建设，强调道德是愚蠢的，因为它通往灾难；我们聪明、时髦、以为无所不知、或许还挺酷的……我们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代。
然而六年后，我的看法变了。我曾以为我们这一代可靠全球化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自由和力量，将中国引入新的舞台。如今，希望犹在，那种浅薄的乐观却迅速地消退。倘若我们这一代不能正视这个国家深层的困境，还用肤浅的时髦来转移我们对这种内在困境的理解和改善，那么我们只能被证明是轻飘飘的一代。
因为许志永的被捕，余杰的形象再度浮现出来，我开始觉得他的那些愤怒和呐喊或许失之片面，但对这个社会仍然至关重要。如果一个如许志永这样温和的建设者都要面临如此残酷的对待，那么中国蕴涵的巨大黑暗力量，是必须被不断检讨和纠正的。一些曾经被我淡忘的书籍和人物再度进入我的脑海中。奥威尔的《1984》，还有尼姆勒的那着名的诗句：
纳粹开始追缉共产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当他们囚禁社民党员， 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逮捕工会成员， 我没抗议，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冲着我来， 此时已没有人能替我说话了。
因此，让我们走出网络和消费主义营造的小世界，去迎接这个真实的社会吧。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
我们也要努力让自己成为富有建设性的一员。拒绝身边的谎言，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去签名，表明你的立场；你成不了维权律师，却可以为这些组织捐款、提供别的�明；你可以在你的报纸上，为这些社会不公提供更多的版面，而不仅仅是无聊的娱乐；你可以和身边的人结伴旅行，真心理解中国的现状；你可以在网络上发起free internet campaign，去抵制那该死的防火墙；你可以在你创办的公司强调自尊和公平的文化，而不是那些拙劣的市场规则；做一个好医生，让你的病人能感受到人道；你可以在餐桌上对朋友说，我们别谈论股票和房价了，我们来谈论一本书，我们不要再聊那些艺人八卦了，来说说许志永他们做的事；放弃那些自我原谅，相信个人的力量，你会想影响周围的人，接着这种影响会扩散开来，友爱、同情、公正、正直，这些美好的东西，会逐渐浮现而出……
我和余杰也恢复了联系。「我彻夜没睡，放声大哭」，二○一○年十月八日，余杰在短信里这么说。当时，他人正在旧金山，目睹电视画面上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新闻发布，刘ｘｂ得奖了。
我多少能体会余杰泪水中的复杂成分，除了狂喜，更有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在过去十年中，他是刘ｘｂ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们共同参与的独立中文笔会是这个庞大的国家中一小群异议人士的临时避难所。残酷的国家机器固然可憎，反对者内部的争吵同样令人心焦。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保持独立的人格、建设性的态度更是难上加难。有时你不禁沮丧，中国掉入了历史的陷阱，它的统治者与反对者都有一颗专制的头脑，总是重演着小暴君推翻大暴君的剧码。与此同时，他们还多少不安地看到国际社会的暧昧态度，人人都急着想和中国政府做生意，赞叹「中国模式」的成效，至于民主、自由、人权，倒像是历史的陈旧之物。
「当你觉得一切毫无希望时，上帝突然给了你这样一个礼物。」余杰说。他回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他住处社区的一家餐厅里。餐厅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七、八个青年人，他们奉命来监视余杰，似乎担心这个文弱的作家，突然会带来不测的威胁。不过，这监视的形态与气氛已经有了变化。昔日的意识形态早就失效，这些青年再也不会认定自己在报效党与国家，他们会无奈地说「这是我的工作」，一脸身不由己的表情。别试图激发起他们的人性温暖，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n)中的一幕从不发生。你在许多时刻会感觉中国社会正陷入汉娜．鄂兰所说的「banality of evil——平凡的邪恶」，每个人都以看似无奈的方式让这个系统继续运行，别期待这强大的惯性会立刻改变。
我和余杰仍有许多分歧。我赞赏他持续的勇气，却对他过分简单的思维感觉不适。我们在一起时，各自又回到了十二年前的角色。他是知识渊博的中文系研究生、新锐作家，我是个大学三年级的文学青年。这感觉令人既舒服，又别扭。我觉得余杰成了自己的姿态的俘虏，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反对声音，却不再是个讲究语言与思想的作家。
在聚餐隔天，他在自己家被软禁了。四个小夥子日夜守在他家门口，其中一个还因为气温突然骤降而得了重感冒。来探访余杰的人被拦住，他则不能离家。接着，他的手机被切断，成为北京这座拥挤城市中的隔离者。这不自由的状态可能要一直持续到十二月十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时。他和刘ｘｂ一样，都是国家的敌人……
三
二○○九年八月末，我再度见到志永。他在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获释，这次释放和捉捕一样，没有具体说明，很有可能是舆论压力的结果。这个经历丝毫没有影响他；相反地，他似乎更乐观了。既然尝过牢狱之灾，还有什么令人畏惧的？况且，获释本身也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在进步。
像以往一样，我们的交谈仍是表层的、事物性的、甚至有点玄怪。他说自己在看守所时，内心出奇的平静，满脑子都是宇宙的起源、时空变化的问题。我想探究他内心的软弱无助，还有他深切的焦虑、支持他的根本信念，但志永无意进入这种话题。我试着理解他的谈话——倘若没有这样一种强大乃至封闭的自我，他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压力？或许我不是个好的交谈对象。在这层意义上，他单纯，却仍是个谜一般的朋友。
将近二年后，我再次见到志永，是在他的婚礼上。那郊外的庄园中的婚礼也是一次「异议人士」的聚会，维权律师、新闻记者、活动者济济一堂，当然还有几名「国宝」。我记得神色不定的滕彪，他似乎刚从一次迫害中走出不久，他与我交流时，带着明显的创伤痕迹。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和这些不算熟悉的朋友的关系，我赞叹他们的作为，却又知道自己难成为其中一员。我们都不满这个政权，都期待一个美好的社会。他们是行动者，而且做出了个人巨大的牺牲；我是个旁观者与描述者，尽可能逃离不必要的麻烦、更别说迫害了。他们也让自己扎根在现实生活中，而我总像是无根浮萍，会欣赏与支持那些抽象的道德与正义，却躲开人群与冲突。对于他们，我总有一种因为无能、胆怯而带来的惭愧感。我记得，那场婚礼有一种动人的张力，是一种压力下的温柔。
又过了二年，二�一三年的八月末，我听到志永又被拘压的消息，我竟没有半点惊讶，或是其他什么特别的感受。我又想起了二○○七年夏天，我们在五道口酒吧的那场长谈；彼时，他意气风发，相信一年后的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带来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而我们也将迎来自己的进步时代。但历史似乎证明，二○○八年竟成了中国停滞与倒退的转捩点。巨大的成功让共产党政权更加傲慢，以一种更尖锐的方式来对付像他这样的「异议者」。而且手段似乎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无所忌讳；从刘ｘｂ到艾未未，这个政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爱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
也因此，许志永被监禁在家，进了看守所，他的组织被查封，这些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四
「索多玛的臣民们会围着你、羞辱你、诅咒你，向你扔石头……在毁灭的大火与硫黄从天而降之前，他们愿意毁掉一切希望……」在志永被捕后不久，郭玉闪在一封公开信中如此写道。
在索多玛城中当一个「义人」固然不幸，但一个民主的雅典也未必通往光明的结果。他接着写道，「雅典也把苏格拉底和他的新公民运动送上审判席，判决苏格拉底该喝下毒酒受死。与索多玛不同，雅典是被祝福的城邦，然而雅典的公民们也不能忍受苏格拉底对他们美德的不停追问」。
郭玉闪和许志永的友情从十年前的北大就已开始了。十年来，这两个昔日一起喝酒、谈论理想和姑娘的青年已是中国公共生活中最令人瞩目的角色，都致力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成熟。郭玉闪也因「传知行研究所」的努力与在营救陈光诚行动中的表现赢得广泛关注。
郭玉闪的感慨出人意料，更流露出少见的悲观。我们认识不过半年，但我几乎一下子就被他身上那股巨大的能量、当然还有喋喋不休的言说征服了。在一次共同参加的座谈会上，他对刚刚上台的新领导人毫无期待，反而表明一种悲观——控制会日益加禁，红卫兵出身的这代人是不忌讳使用任何极端手段的。这论调与当时中国盛行的期望态度大为不同，大多人乐于相信在一个平庸的胡温时代结束后，新继任者会打破这个僵局。如今看来，这僵局的确开始打破，却是一种向下的姿态。新领导用一种新的强硬手段来控制社会。
我从未和许志永建立起亲密的朋友关系，与郭玉闪却有一见如故之感。我猜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放松感，他很少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某种道德优越感，也很少流露出因此而生的孤立与自怜。他还保有对知识、生活的强烈热情——从哈耶克的经济原理到杜甫的感时忧怀，他都能滔滔不绝。他也有一种自嘲精神，回忆起恋爱时光时，更能让我们笑翻在地。郭玉闪总给我这样的感觉，他因为对人性与社会的复杂性都有充分理解，因此很难成为极端主义者，这意味着他有适度的圆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不止一次兴致勃勃地讲起他与「国宝」与片警的奇妙关系，由于被监视的时间太久了，他们早已彼此熟悉，甚至还卷入这些监视者的个人生活，为他们的子女上学出谋划策。郭玉闪也知道，官僚系统并非铁板一块，适度的合作可能带来更大的生存空间。面对这样庞然的国家机器，他似乎从来没有卡夫卡笔下的K那样的焦灼，反而有一种好兵帅克式的戏谑。
在某些时候，我面对粗壮、健谈、永动机式的郭玉闪时，心中会生出另一种历史感，他让我想起我认识的那些七○年代台湾的党外政治人物。这些人接受过现代教育，同时有一种扎根于土地的实在感，一种面对时代变幻的江湖气。我不知道这是否与郭玉闪的福建人身分有关，他的家乡曾是洪门的发源地，而且过去三十年来充斥着发财致富的野蛮故事。
但很可惜的，不管是郭玉闪、许志永还是他的其他同志，他们似乎找不到让能让自己真正扎根的土地。他们从河南、福建的小城来到北京，获取了现代知识，被一种正义感驱动，试图去纠正错误，但却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孤立。十年来，郭玉闪依靠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和媒体的支持、同志间的帮助，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得到了暂时的生存空间。相比于傲慢的国家权力，他们的声音与力量是那么地微小，尽管这微弱的声音与力量在某些时刻会被媒体放大出来。
两周前，我去探望郭玉闪，他的楼下整日停着一辆警车，他被限制自由行动。他在那个短暂的下午依旧兴致勃勃，但偶尔还是说出这样的话：「他们想要捻死我们真是太容易了。」这句话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感而发。就在几天前，许志永被捕，他的传知行研究所被查封，正如四年前公盟的命运。一贯老练如他，也不知道这次的风暴会有多么猛烈，他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
索多玛与雅典的比喻让郭玉闪流露出少见的不确定性，这也让他的反抗具有另一种个人的美感。人类漫长的抗争历史，历来都是在这巨大的不确定与彷徨中进行的——人们明知自己的行动难以获胜，却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郭玉闪、许志永等人都太过孤立了，他们从未得到足够的社会共鸣，尤其是社会精英的响应。我们的时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像是叶芝所感慨的——最聪明的不承担责任，最有热情的却缺乏头脑。
又有一个人入狱了。我想起了郭玉闪曾有的感慨：「如果功权入狱，中国的『美丽岛阵营』就形成了。」玉闪一直对台湾的民主转型深感兴趣。在他心中，他与志永仍是异端，而他们的朋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王功权却是另一种角色。王功全不是个职业的异端，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分享到中国经济奇迹的甜头，他的旧识新知都是中国商界最活跃的人物，他也是个温和耐心之人。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不是干革命，我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我们的国家、民族在这重复的暴力更迭中损伤太惨烈了……」他也表达了某种困惑，「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为这个国家的良性变革提供一些健康的批评之声……这么多年，我做的事情都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做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点事、说点什么都会被渲染。」这样有高尚情操、温和的手段的人物，如果仍不免遭此困境，这会惊醒沉睡的中国社会与精英群体吗？
王功权真的被捕了，但带来的震撼却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大。谁也不清楚这一事件是否会变成中国精英改变态度的分水岭，他们可能继续逃避，也可能因此审视自己的价值与使命；他们是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成功者，却是政治与道德上的侏儒。这个社会仍未准备为变革付出代价，搭顺风车仍是主要的社会心理。
我想起了在绿岛监狱参观时，那么多我熟悉的作家的名字都刻印在绿色的监牢门上；他们不是第一线的政治挑战者，却以作家的身分捍卫社会良知。我也扪心自问，或许要等到一群像我这样自认温和的批评者与旁观者都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主张，并主动接受得付出的个人代价时，中国社会才可能真正从这巨大的道德沉睡中惊醒。我们也有可能依然只是仍进湖中的小石子，没有激起太多浪花，但至少我们履行了自己的道德义务。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逃避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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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Dec 2013 12:09 AM PST ――说得严重些，天价"维稳"就是国家在长期买凶杀人、整人和抢人…… 设若这片贪欲横生、匪患猖獗的荒野还能算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这国家便摇曳着一串巨大的问号：连年增长并高达几千亿元的"维稳"经费开销在哪？将"维稳"经费美其名为"公共安全支出"，公共安全何在？"维稳"经费连续几年高于国防开支，凭何可以不接受国人的全面监督？…… 财政部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2012年，"公共安全支出"分别为4744.09亿元、5517.70亿元、6293.32亿元、7017.63亿元。以2011年年为例，国防支出6011亿元，教育支出2964亿元，医疗卫生支出1728亿元，中央财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030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14亿元。 "维稳"到底是怎样的"头等大事"？它凭什么可以不但高高凌驾在国防事业之上，还能高高凌驾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安居乐业等等直接关乎国民福祉的事业之上？哪个集团是"维稳事业"的终极受益者？这样的巨额支出，何以能既不征得国民的同意，也不向国民据实报账？ 把"维稳"经费美其名为"公共安全支出"，"维稳"经费的开销者们，是否回馈给了国人真正的公共安全？遑论山高皇帝远的僻壤了，就连"天子脚下"，都无真正的公共安全可言：天安门前发生爆炸、首都机场发生爆炸、不时有人当街自杀或持刀行凶、市民在雾霾中呼吸得日益艰难…… 在这片险象环生的荒野上，何处是净土？何处有真正的公共安全可言？"食有毒，穿有毒，住不实"不说，你的孩子走进了校门，要么可能是被校长或老师带去开房了，要么就瞬时刀口累累、血溅当场，再也无法走回家门；你出门坐趟公交车，也很可能就尸骨无存，就此和家人成为永别…… 连续几年高于国防开支，并每年高达几千亿元的"公共安全支出"，到底有百分之几确实用在了保障公共安全之上？盲人陈光诚在视频中揭露，仅在2011年，当地在他身上所花费的"维稳"经费就超过了6千万元人民币。丧尽天良，每天上百人次去监控一个盲人，这也能算是保障公共安全？ 廖梦君惨烈遇害后，广东当地有时仅在明处监控我夫妇俩的便衣就有40多人次，我们只要一出门就遭到这些人前后左右全方位亦步亦趋的跟踪和布控，只要是去北京上访，就必定一次次在首都街头遭到政府和公安的当街绑架……以反向作为如此"招呼"着受害者，这也能算是保障公共安全？ "维稳"经费高企，"维稳"者们像是打了鸡血般兴奋，甚而不惜以各种下作伎俩频频"开发经营"受害者。不少在京访民曾向我反映过，截访者们多通过虚报开支等手段进行贪腐。在这同时，各种权力和暴力也在"维稳"之中觅食和寻租。"维稳"已然成了一个市场，成了一种产业链…… 多少家庭在"维稳"的怪圈里欲哭无泪，家破人亡；多少冤魂在"维稳"的叫嚣中衔冤负屈，死不瞑目；多少访民在"维稳"的伤害中，于"首善之都"千呼万唤，却不见天日，肝肠寸断；多少百姓在"维稳"的绞肉机下，失去了祖传的家园，失去了自由和做人的尊严，甚至失去了生命…… 国家以"公共安全支出"或"维稳"经费的名义，养肥了一个庞大的兽群，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目不忍视的险象环生和乌烟瘴气局面，说得轻一些，是开支不当，是监管不力，是做事不经大脑……说得严重点，就是助纣为虐，是助长腐败，是国家在长期不负责任地买凶杀人、整人和抢人…… "维稳"啊"维稳"，多少罪恶和贪腐假汝而行！连年几千亿的"维稳"经费开销在哪？开销在了雪上加霜；开销在了伤口上撒盐；开销在了掩盖真相；开销在了对法治精神进行百般悍然践踏；开销在了一个原本神圣的行业就这样彻底烂掉，只想到唯利是图，不再记得了职业操守和荣光…… 当头顶国徽的"执法"者在"维稳"经济的利益驱动下，能甘当官商勾结下的走狗和打手，汹汹作恶在血腥强拆的现场时，或是为利益计，为升官计，全然不顾显见的事实，公然和杀人犯同穿了一条连裆裤时，在这片荒野上，除了能看到无耻至极的腐败分子，还能到哪里去找真正的执法者？ 这种上下心照不宣、以行业圈钱为目的的群体性腐败，干净彻底毁掉的不只是一个原本神圣的行业，它干净彻底毁掉的也是执政党已然覆水难收的向心力；毁掉的是人心中对公权、司法等等曾有过的信任、敬畏和尊重；毁掉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毁掉的是中共的整体形象；毁掉的是…… "维稳"至此，"腐败"至此，仅只抛出个"祸国殃民，荼毒天下"的"大老虎"，已远远无法凝聚和捂热人心。要遏制前所未有的群体性腐败，必须从现在开始，就建立健全有效监督机制。中国最大和最不得人心的腐败，莫过于"维稳"所滋生出的贪腐。此贪不除，反腐就必将沦为笑话！ 以"公共安全支出"的名义也好，以"维稳"的名目开销也罢，都只是给一笔巨款的去向冠以名称而已。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笔巨款的所有者本是纳税人，当这样一笔巨款的具体去向不明，且没换来相应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局面时，就须替纳税人问责，就须全面公示款项的具体用途。 原《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也认为该进行"维稳"经费使用的信息公示，他说"这首先是一个透明度的问题"，断言"绝大多数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拿不到台面上来"，就意味开销不当，意味隐含了贪腐。不肃清"维稳"衍生的各种腐败，当局的反腐就只能是一傅众咻、贻笑大方！ 写于2013年12月16日（廖祖笙之子廖梦君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和杀人犯同穿连裆裤的邪党放任凶徒逍遥法外第2710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全是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匪帮全面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被反动当局连续非法断网1011天！在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中，幕后迫害的操纵者能非法控制全国的媒体和互联网，能控制公检法，能控制广东和福建，能控制电信，能控制银行，能不时操弄"不作恶"的谷歌……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并立过军功的廖祖笙，因在文字层面坚持为国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呼号，遭到法西斯新变种疯狂迫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蛇鼠一窝的当局从上到下装聋作哑！） 廖祖笙邮箱：liaoz...@gmail.com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liaozush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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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Dec 2013 11:37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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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危机濒临爆炸（玛丽�侯芷明和魏京生在法国世界报发表的文章） Posted: 15 Dec 2013 10:16 PM PST --玛丽�侯芷明(汉学家)，魏京生（持不同政见者） 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有376名成员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第18届三中全会显现了推动未来经济与社会改革的愿望。但其主席习近平的工作报告却自相矛盾。比如他提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无论如何，概括起来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次全会的主要结果好像是成立一个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表明中共18届三中全会毫无新意地继续着由邓小平在1978年制定的经济开放，但政治上坚持更为严厉镇压的政策。 * （中共）政权的恐惧 * 既然中国已经建有包括司法部、国防部、公安部、警察、武装警察部队等完整的安全体系以及整套的镇压系统，那为什么还要再建立一个安全委员会呢？其原因就是恐惧笼罩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共领导人担心社会爆炸，而驱使他们不断拿出更多的钱来"维稳"，以至于很单纯的人都不禁要问：党的真正的唯一的敌人是不是全体人民？ 中共党内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干部也希望政治改革。如因1989去世而造成了过去四十年中最重要的民主抗议运动的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就是希望开放的象征。 这些人坚持建立真正的民主及在其之上重新分配财富的需要。他们的民主并不是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爱说的"中国特色的民主"。 但政改的时机有可能已经逝去。中国有句话："改革亡党，不改亡国。"中国之所以没有西方前共产主义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发展进程，是因为中国的富裕阶级害怕失去既得利益，而穷人也希望能尽快致富。 一些人盲目追求成功，接受任何不合理的工作和工资条件，另一些人则害怕他们的巨额财富被剥夺。所以，得过且过。。。 * 有钱人已移民海外 * 但同时，根据胡润百富2012年7月的报告，超过60%的中国富人或是已经移民国外，或是已经填好移民表格；他们之中超过85%的有钱人将子女送到国外最好的大学去留学。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不断扩大。 如果按照基尼系数计算社会不平等的规模为0-1，而任何大于0.4是社会动乱的预兆。中国的指标在2012年底已接近0.5。根据这些数据，中国社会普遍的反抗不久就会爆炸。这也说明为什么中国亿万富翁及中共高级领导人会害怕。 事实上，习近平完全被其同行及官僚机构所包围。他在2012年11月刚上台时有关取消名叫"劳教"的行政拘留营的建议已经告吹。一些省份实施了，另一些没有，没有人知道余下的故事... 如果中共走上政改之路，其官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就会受损，也没有人知道法律之下新的党领导的下场。 以三中全会前刚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政治后台很硬的薄熙来为例。他的后继者可能会做的，将不是静静地等待被逮捕和肯定会的判刑，而是采用武力。 * 官员的腐败及财富 * 的确，有关财富的信息变得更加准确，并导致更多的愤慨。六月份，彭博新闻社估计习近平家族的财富为5亿美元。而纽约时报在十月份发表它有关前总理温家宝家族拥有27亿的继续调查出的报告。这两个媒体的中英文网站都已被完全封锁。 腐败和裙带关系的罪恶还没有完全在人们面前爆炸。如何解释仅仅是上海的一个警察局长就在他的家里藏有200万美元的现金？难道是因为他在主要由台湾、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商人占据的静安区？ 最近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和山西以及其它地方的爆炸案只是社会重大危机的初步征兆而已。1989年提出"和平，理性，非暴力"口号的天安门广场示威面对如今越来越没有暴力底线的专制还能重演吗？ -- 玛丽・侯芷明（汉学家）和魏京生（前持不同政见者） 魏京生：反对邓小平政策的头号持不同政见者，被囚于1979年至1997年。他目前流亡在美国。 玛丽・侯芷明：汉学家及中国团结主席。她与伯纳德・德波合作了传记"不屈不挠的魏京生"（蓝色中国，2005年）。 法文原文出处： 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3/11/19/chine-l-explosion-de-violence-est-proche_3515624_3232.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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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Dec 2013 10:05 PM PST 亚洲东部最近非常热闹。其中最受到大家关注的，也最让国际媒体震惊的，就是北朝鲜的金家第三代独裁者一家子，合伙把他们的姑夫张成泽抓起来然后迅速地杀掉。同时被杀掉的还有张成泽的几名亲信，另外的两名副总理逃到了中国避难。 这个张成泽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不仅是金正恩的姑夫，而且是辅佐金正恩上台的顾命大臣。在金正日没死之前，张成泽就已经是仅次于金正日的最有权势的人物。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他在金正日突然死亡之后的继位者之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保证了金正恩能够顺利上台。 可是还不到两年。这位身兼顾命大臣和近亲属的姑夫大人就被迅速地抓起来然后杀掉了。据说还死得很惨，有说用机关枪扫射，还有韩国媒体说是脱光了扔给一群恶狗吃掉了。总之表现出仇恨深重，就差像岳飞说的那样，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了。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呢？权力之争。当这种权力之争牵涉到重大利害，甚至是身家性命的时候，它的惨烈程度往往是一般小民百姓难以想象的。即使不熟读历史，看看古装电视剧也会十分清楚这种斗争的惨烈程度。不但古代，就是现代中国也一样：看看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怎么死的，也不比北朝鲜差多少。 但凡是专制的体制，权力就会大到了极限而且还没有约束。这包括牵涉的利害也大到了极限，野心也大到了极限；伪装也大到了极限，互相不信任也到达了极限。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害人之心可以导致残忍，防人之心也同样可以导致生死之争。没有正常的约束，极端的权力本身就造成冷酷无情。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了这个简单的真理。 远古时期，人们为了解决权力转移所带来的自相残杀，发明了血统继承制。这在当时非常先进，极大程度地解决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因此极大程度地平息了内部权威之争，稳定了内部加强了团结。因而在生存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且逐渐淘汰了那些政治体制落后的政体。 这在西方历史中语焉不详，但在中国先秦时代几千年的历史中却非常明显。当时政治制度先进的华夏国家，在技术水平并不是最先进的情况下，用了不到三千年的时间，就从只占人口极小部分的夏代，发展到秦朝时占人口的大多数。这之中毫不留情地淘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 在这段政治体制进化的时期中，华夏国家和非华夏国家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权力继承制度的进化。内部的稳定和团结是它最大的优势。虽然仍不能杜绝残酷的权力斗争，但把这种权力斗争缩小到了很小的范围内，把权力斗争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减小到很小的范围内。相对于其它合法性来源不稳定的国家，这就是极大的长期优势。 历史发展到现代，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继承制的新的权力来源，这就是民主选举制。古代的君主和学者们尚且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但是这个过程往往很长，而且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民主制解决了这个问题，定期的直接选举使得得民心者接掌权力，从而避免了权力转移带来的残酷无情和动荡不安。 遗憾的是，咱们中国人一百年前开始的政治现代化努力没有成功，最终演化成了从西方学来的旧制度的变形。这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在权力继承上它既不是相对稳定的血统继承，也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选举制；而是介于小集团内选举和血统继承之间的、更不稳定的形态。 邓小平上台后想搞一个能维护一党专政，而又不是内斗剧烈的制度。结果很不成功，八十年代的内斗最终发展到了动用坦克机枪屠杀人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降到了几乎崩溃的水平。结果是只好倒退，回到了还不如血统继承制度的、没有制度的隔代指定。 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认知水平还没有倒退到北朝鲜的程度，直接的血统继承已经没有了合法性。但是现在这种半吊子的继承制有多少合法性呢？这就是中共最大的危机。 古语说得好："人无信不立"。国家就更是无信不立。这个无信，就是权力来源有没有合法性。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它很生动地描述了权力缺乏合法性的状况，也说明了中国现在几乎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根源。 不但老百姓不相信共产党，就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也不相信共产党。所以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国家已经无法维持整体的利益。这样的国家和社会距离大乱已经不远了。 现在还有不少人坚定地相信习近平能改革政治体制，在保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解决人民的信任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甚至有人叫嚣什么"打天下、坐天下"这种土匪的理论。但是这都没什么用。 一百年前，当大多数中国人还认为继承制最合法的时候，民主革命不成功是必然的。在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继承制不合法的时候，无论是继承制还是变相的隔代指定，不成功也是必然的。就像股票市场一样，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道理，而且是硬道理。任何狡辩都没有意义，只能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改革或者革命。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3/WeiJS131213ChinaWayOut97NKoreaExecutions.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3年12月13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