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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17, 2014, 6:08:45 AM1/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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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4 10:19 PM PST
【编者按】在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资中筠先生对中国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会启蒙分别表达了自己看法和期待，本文系她的发言实录。作者本人审阅后，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 讲到中国的问题，我想到的是第一个问题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还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目前中国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环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们看不到生态的拐点。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性可能超过空气，空气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却不然。现在中国已经基本没有青山绿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执政者能够把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切切实实转到环境领域，不然民众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个，目前的反腐方式难说乐观。现在因为中央的反腐举措，好像导致经济一片箫条，饭店开不下去了，各行业都受影响，据说连做日历的都破产了。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中国的民间消费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费，官的消费实际上用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这是不正常的消费市场。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员消费反弹和大吃大喝来繁荣市场。所谓拉动内需，是应该真正把民间消费力量、老百姓的消费力量拉动起来，那么市场才是靠大多数民众支撑的，而不是靠官员奢华的大吃大喝、贪污腐化支撑的，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落实决议里面对于经济改革的好多积极的措施。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出席的会，经济学家们一片乐观，他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议，如果每一件都能够落实的话，足以推进经济改革，而且认为这次的经济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么起草决议为何能够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写上去呢？是不是因为，有关领导并没理解某一个措施意味着什么，就放过了。我不懂很专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证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后国家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一项一项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么办？这和许章润教授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上层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方向，那么改革措施与权力框架的矛盾，一定会有一个爆发点，矛盾张力紧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不乐观。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经济措施每落实一项都必然触动非常强大的权贵既得利益，这比当年蒋经国遇到孔家的麻烦大多了。我对目前这种方式的反腐，无论能够揪出几个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戕害温和的中间力量 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法治的问题。如果不强化法治，目前实行的大力反腐、反贪官，在另一方面将民间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压下去了。仍依靠原来的老式反腐办法，就是清官（在体制内进行官僚机构的整肃，编者注）的办法，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法治，相当温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让社会和平向前推进的力量，都会被当做敌对力量被抓起来，而在现有体制下贪官是抓不完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变成刁民和暴民，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把中间力量都打下去。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逃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有条件的，就往外跑。这个国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还是很欣赏清华孙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危险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动，这不太可能，危险在于整个民族的溃烂。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溃烂在发生，原本在社会共识中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认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尽职的监考老师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长们却聚众把他揍了一顿，为什么？家长认为他们唯一公平的权利就是作弊，因为权贵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后门就可以入学。现在公然认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权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认为干坏事可以得到好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诚实的劳动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获得好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是不能乱抓人，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狱是绝对错误；还有一点是严禁刑讯逼供。纵观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开始受到刑讯逼供，他还能走出来做这些事情吗？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对立面英国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也就没有今天的印度。现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后用各种办法变相的刑讯逼供，把肉体和精神都摧毁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狱。这个人出来后也没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对中国法治最大的期许就是能够公开严禁刑讯逼供，包括变相的折磨，并且对于刑讯逼供严加惩罚。这样对政治犯而言还稍微有点希望，当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获罪。但在尚未没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码给他们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听说取消刑讯逼供非常难，据说若取消后，真正刑事犯破案率会大大降低，因为相关部门缺乏经费取证，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个个取证，他们没有这笔资源，就要罢工。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刑讯逼供，刑警就没有资源去破案，抓获刑事犯、杀人犯，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会。太高的期许不必要，起码这一条我希望能够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个社会溃烂下去的时候，能够保护那些还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细胞。现在把那些健康细胞一个个都摧毁，整个社会就烂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文革”再现的风险不大，但“反右”风险犹在 刚才讲到有“文革”再来的危险，我认为这一危险不太大，尽管“文革”的思维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发生，是因为有一个非常自信的神话领袖，领袖个人认为把群众都发动起来，能拥护他一个人，打击所有他要打击的敌人，所谓“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现在如果真发生“文革”，把群众都发动起来，“造反有理”，矛头针会对谁？最近纪念毛泽东的规模缩小了一点，可能是领导层回过味来。现在“毛粉”们这样大张旗鼓的纪念毛、怀念毛，在他们心目中毛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了，就是那么一个偶像。而他们现在对现状最不满意的事情，是针对现任领导人的，他们都认为要是毛在的话就可以治治他们。特别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纪念，似乎要做成一种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的大事，却受到当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实际上可能是执政者意识到，现在如果把毛再抬出来，群众的矛头是针对现在一切不满意的事，不满意的根子在现在的领导。所以“文革”再现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现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专门打压不同意见和知识分子。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情况，“反右”重来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还是最弱的。 希望中国外交不要走向冒险主义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外交领域。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这一代人实际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至于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泽东在的话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但其实，毛泽东送掉了很多领土他们不知道。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毛泽东从朝鲜战争之后，在外交上至少并没有走冒险主义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传备战，但是没有敢主动向外冒险，还打开了中美关系，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中国虚骄之气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国别自以为国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发生冒险主义，至少最高决策者还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民间启蒙已经开始，任重道远 最后，我觉得希望在民间。如果说希望领导人或者上层能有向前突破的举动，我不抱希望。但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来民间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经多元化了。现在有一个撕裂现象，就是极左和极右都出现了，但真正比较理智的声音，或者是说我称之为“正能量”的（跟上面认为的“正能量”可能是两回事）的声音，像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正在传播开来。 如果说启蒙，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认字的民众里面，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明显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不见得大家都会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 现在在体制内觉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启蒙是不是还得继续下去？当然还要继续，因为启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众的狂热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脱离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维。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与原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尽管言论空间正在紧缩，好在现在的互联网和微信的传播力是是很难完全控制的。 ——原载FT中文网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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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4 10:26 PM PST 毛泽东曾说过，正确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被他的许多崇拜者奉为至理名言，但毛泽东还有一句话未对别人明说过，那就是，干大事缺钱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井冈山时期还是延安时期，毛泽东都把红军的财政大权交给自己颇有理财天分的弟弟毛泽民去掌握，他自己后来也颇为形象地说过，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决定中国兴衰的第一要素其实并不是政府的路线（或政策）是否正确，也不是任用的干部是否称职得力，而是政府是否有办法集中、大量地筹集到经济建设（或者说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历史学家在其近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提出，近年来有不少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不急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让中国社会较长时间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继续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不会出现后来的那种巨大波折。 但这两位学者指出，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需要巨额资金，而当时中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决定了这些资金只能从农民身上筹集。可是土地改革之后以地主/佃农结构为主的农村生产关系不见了，代之以普遍的自耕农形态，这种"新民主主义"模式的农村经济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粮食商品率的明显下降，刚经过土改晋升为自耕农的一般农户将原应提供给城市的大批商品粮贮存在家中过多地消费掉。1952年和1949年相比，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掉粮食70斤，换算成全国农村粮食总消耗量就多出了200亿斤以上。粮食商品率的下降，直接冲击到城市的粮食供应，并进而影响到政府企图利用农业积累实现工业化的速度。解决商品粮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国家官僚机构的力量强迫农民把余粮拿出来。 正因为如此，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短短几年内就被终止，此后从初级社、高级社一路到人民公社，国家对土地的控制越来越严，对农民的经济压榨越来越大，直至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学者杨继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求粮食和钢铁大幅增产，农民被迫超长时间劳作来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指标，生产出来的粮食被送到城市甚至出口到国外，却没有留足养活农民所需的粮食。饿得要死的农民又被禁止离开所在地区寻找食物，包括父母吃亲生孩子的人吃人事件时有发生。 "大跃进"导致的人间惨剧让中国执政者明白，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而对农村、农民实施的经济榨取已经达到了后者的承受极限，靠继续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为大规模工业发展积累资金的路子已经走不通。通过分析中国历年来的粮食生产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的年人均粮食拥有量在大规模农业集体化前夕的1956年达到306.8公斤后，此后很多年再也未能达到这一水平，1975年才稍稍有所超过，直到1978年以后才开始稳定超过。也就是说，从大跃进失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再想通过加大对农民的榨取来为中国展开更高水平的工业化筹措资金已经几乎没有可能。 然而像一切准备挑战老牌大国的新兴国家一样，中国的这种挑战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能够不断创造"奇迹"的基础上，因为如果"奇迹"没有了，底子依然薄弱的新兴国家又如何能让国内外的人相信自己有资格挑战老牌大国呢？上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击碎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强国梦，这两个国家在创造经济奇迹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转而寄希望于创造军事奇迹，于是有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然而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政治环境已经使中国完全不具有创造军事奇迹的可能（这从中印战争爆发后原本对立的美国和苏联全都站在印度一边反对中国便可见一斑），况且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也远不具备德日两国当年那种可以支撑军事扩张的经济基础，于是坚持做大国梦的毛泽东只能选择创造"政治奇迹"了。 对于"文革"爆发的原因，多年来史学界提出了许多看法，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创造经济奇迹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地冒险创造政治奇迹，应该是他发动"文革"的最深层原因。统领军队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保驾护航的林彪认为，"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是一场权力之争，因此他主张整倒刘少奇后中国还应该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主的道路上去，而毛泽东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称"文革"这样的大革命七、八年就要来一次，因为他比林彪明白，中国创造经济奇迹和军事奇迹之路都已走不通，唯有不断"革命"，继续创造政治奇迹，中国才有可能在大国的博弈场上为自己保留一席位置。 不断创造政治奇迹当然只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空想，"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失败给了他最好的答案。然而，或许正是毛泽东这种以整个国家和民族为赌注的疯狂举动，在美苏两强争霸的时代大背景下让美国看到了用中国制衡苏联的可能性。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渐行渐近，中国从西方获得工业化所需的技术逐渐成为可能，中国也确实不失时机地在上世纪70年代前半期推出了从西方引进成套装备和技术的"四三方案"，但与毛泽东故世后华国锋主政时期中国所谓的"洋跃进"一样，这些方案的实施效果最终还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打了折扣。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迎来了邓小平时代。笔者认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在否定毛泽东晚年各种错误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继承了事实上已被毛泽东打通的向西方开放之路。中共元老李慎之曾回忆说，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陪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曾问邓，中国为什么要与美国改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那些跟着美国跑的都富了嘛。利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的机遇，再利用日本、港台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外向型出口加工业，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不必压榨农村和农民而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道路，中国从此也继上世纪50年代"一五计划"期间之后，再次进入了经济奇迹创造期。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靠发展外向型经济积累工业化资金、进而创造并保持经济奇迹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这种局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已经初见端倪。危机发生后美国大规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资金涌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一时间好像世界上最不缺乏的就是钱了，"钱多"虽然也给中国带来了如房地产泡沫和人民币升值等种种烦恼，但还是使中国在2009至2011这段世界经济的最低迷期依然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得以继续延续经济奇迹。 然而，随着美联储明确表示将开始逐步停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的资金流向突然间出现了逆转，新兴市场国家仅凭一个美好动人的经济成长故事就能吸引来滚滚钱流的时代很可能将一去不复返，中国也突然之间发生了令整个世界既诧异又震惊的"钱荒"。 "钱荒"的出现虽然并不表明中国真的已经陷入缺钱的窘境，中国毕竟还有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中国也开始享有一定的"铸币权"，但"钱荒"确实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这一波"经济奇迹"很有可能将告终结。 对于正在大力宣传"中国梦"、"强国梦"的中国决策者来说，这种终结来得太不是时候了。突然之间，中国决策者似乎又面临了毛泽东当年在大跃进失败后面临的困境：要继续延续经济奇迹，只能涸泽而渔，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整个航船的倾覆。与当年所不同的一点只是，现在的涸泽而渔是鼓动金融体系继续吹大信贷泡沫，直至金融体系无法继续承受坏账的拖累而崩溃。 毛泽东当年在无法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情况下选择了创造政治奇迹，以延续他的大国梦，现在的中国主政者面对50年一轮回的大变局，又将做何选择呢？其选择又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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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4 10:26 PM PST  VOA 斯洋, 任禺阳 /华盛顿 — 虽然美国曾经是金融危机的中心，甚至一度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但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仍然难以撼动。美国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出版新书说，事实上，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地位却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位经济学家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币成为国际储蓄货币几乎是一定的，但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系，却很难成为投资者的避险货币。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随后，美联储推出了一系列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3年10月，美国政府甚至一度面临债务违约风险，但是，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却丝毫没有动摇，美元的价格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基本持平。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事实上，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功能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加强。 他这样解释其中的原因。 他说：“最终，全球依赖的是美元的安全。国际投资者很有信心，认为美元的价值不会完全受到破坏。有意思的是，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价格有所下跌，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国际投资者不认为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会违约。这种信心对国外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知道在国际金融困境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转向美元，特别是美国债券。” 他说，投资者对美元的信任来自美国完善的金融体系，甚至政治体系。 他说：“美国有一个具有深度和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而且有很广泛的金融工具，其中很多是以美元形式建立的。国际投资者可以购买这些。同时，美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支撑了对这些金融工具的信心。这样一个民主体系是非常的开放的，外国投资者知道，美国政府不太愿意使用通货膨胀等手段来降低债务的价值，因为这样不仅会损害国际投资者，也会损坏美国国内的投资者。” 2013年10月，美国债务总量突破17万亿美元。2007到2013年期间，美国累计的新债务为5.5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持有3.3万亿美元。 除了美元外，日元和瑞士法郎也通常被认为是避险工具。但是，普拉萨德说，在金融危机期间，因为不希望本国货币升值，日本和瑞士却在加速购买美元资产。从供求关系来说，当市场对避险货币需求增加的时候，而美国成为提供避险货币的主要国家。 普拉萨德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主任，他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美元陷阱》。他说，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世界仍然深陷美元的控制之下。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系列努力，人民币的地位在加强。目前，中国已经与21个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包括智利等六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另外，根据中国的计算，大约10-12%的国际贸易已经在用人民币结算。 普拉萨德说：“人民币的吸引力确实在加强，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相信人民币最终会成为世界主要储蓄货币，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是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每个人都希望与中国交朋友。最好与中国交朋友，无论是货币互换协议也好，用贸易结算也好，这样成本会下降。” 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很难撼动美元的作为国际避险货币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政治体系。 他说：“中国人民币变成储蓄货币基本是肯定的，前提是中国发展金融市场，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自由兑换，并开放资本账户，但是，考虑到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脆弱的法律框架，很难看到外国投资者前往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而是为了避险。” 普拉萨德说，他相信，美元维持的这种平衡短时间内不会消失，除非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最大美元储备的国家抛售美元，但是，中国不会这么做，因为中国除了投资美国国债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资料，截至2013年11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超过1.3万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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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刘霞的一封旧信――“还刘霞自由”活动致辞 （附自由亚洲电台相关报道） Posted: 16 Jan 2014 04:22 PM PST
（独立中文笔会2014年1月16日讯）独立中文笔会、美国笔会和刘晓波之友会于14日晚上6时到8时，在纽约市立大学杭特学院的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故居，联合举办了“刘霞诗作朗诵及其最新录影播映：还刘霞自由”活动。刘晓波之友会代表、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顾问胡平到会致辞，并朗读了刘霞多年前给他的一封信，现在此全文刊登。
我和刘晓波刘霞是老朋友。刘晓波在1989年和1993年两次来纽约都住在我家里。平时我们一直用电话用电子邮件密切联系。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给我打电话，要我在海外征集《零八宪章》签名，并特地嘱咐我，请《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就在这次电话后，刘晓波被捕了。 刘晓波入狱后，我和刘霞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2010年9月20日，我告诉刘霞，我认为刘晓波很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接下来的几天，我越来越觉得；刘晓波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告诉刘霞需要做相应的准备。刘霞说她不相信。刘霞说，长期以来，她“只是想坏事的发生，从没想过美事”。刘霞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失败，但我们站得笔直。”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公布，我和刘霞的联系更频繁。最后一次联系是2010年10月17日，我和刘霞商量出版刘晓波文集。那以后，中国政府切断了刘霞和外界的联系。 刘霞1996年来纽约，曾住我家。她在1997年写给我的一封信，我觉得很好。刘霞很难被认识被理解。我没有见到其他文字，象这封信里的几句话，把她自己描写得这么清晰，深刻。信里抄录的5首诗，其中4首（某个夜晚，一只鸟又一只鸟，一个词，从未结束的夜晚）收入这次印制的刘霞诗选，随后将以中英语朗诵。我现抄录这封信，并读给大家分享如下。 胡平兄： 真真不知道怎么说，有时候也觉得自己如同祥林嫂，可悲又可笑，所有的局外人都认为我娇气和脆弱，我也不想辩解。 我只知道一点，就是无论如何晓波都会为我骄傲。 我好像从来就不曾理解过这个社会，这种现实，我以自己的方式拒绝它。 我能够承受我应该承受的东西，相信晓波也如此。 在这个社会里，我自觉地成为一种无用的东西。 总觉得应该对朋友们说些什么，特别是一直关心晓波的朋友。可词语到这时就丧失了它原本的意义，行为可疑。 只好抄几句自己的诗给你。 （5首诗，略） 我们在困境中，伦理中，怀疑中只能绝对地，毫无保留地信赖某种东西。 我很少出门，除了偶尔和朋友们吃吃饭，上街买书，基本上就是在屋里读书，给晓波写信。对了，还给晓波画几张油画肖像，很神气。 每月去大连给晓波送书和别的东西，无论能否见到他，我会月月都去。 我就是这个样子了。不可能成为众人心目中“革命者”的老婆。大多数人认可的东西在我眼中很可怕。 我永远站在少数人和死去的人一边。 3月5日在大连开庭时，见到晓波精神很好。开完庭，我和他说了10分钟话，就10分钟。 我们都不会有问题。 以后有机会再见，你们会发现另外一个刘霞，爱哭只是10分之一的我。 王艾做母亲的感觉如何？我是不想这事了。 代我亲吻你们的宝宝。 谢谢你们。 刘霞 97，6，5 对了，我把长发铰了，象个男孩子。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纽约举办“还刘霞自由”活动 播放刘霞朗诵诗歌视频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一批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夫妇困境的人士，日前在美国纽约举办“还刘霞自由”活动。与会者朗诵了刘霞的诗歌，并放映了一段秘密录制的刘霞在软禁中朗诵自己诗歌的视频。 独立中文笔会、美国笔会和“刘晓波之友会”三个组织，星期二晚上在纽约联合举办“刘霞诗作朗诵及其最新录影播映：还刘霞自由活动”。会上放映了一段在2013年12月秘密录制的视频资料，长约2分钟，内容是遭到软禁的刘霞在北京家中亲自朗诵两首她新作的诗歌《无题》和《喝酒》。会上还放映了一部长约6分钟的纪录片《铁窗外的妻子》，该片记录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妻子刘霞遭当局软禁与世隔绝的现状，以及朋友们一直尝试与刘霞取得联系的努力。 谈到举办“还刘霞自由活动”的初衷，“刘晓波之友会”发起人、《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向本台记者表示： “自从2010年10月8号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后没几天，刘霞就被中国政府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她本来身体就不好，长达3年多的软禁，加上先生被捕入狱，对她的精神、身体都是很大的摧残。不久前，国际媒体披露她现在有严重的抑郁症。这种情况，让朋友们和人权人士焦虑。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唤起国际社会对刘霞处境的关注。” 胡平指出，中国当局近期加大了对刘霞的打压，其中包括以诈骗罪判处刘霞的弟弟刘晖11年监禁。 “这个事情毫无疑问就是向刘霞施加压力，向她的家人施加压力，从而进一步向刘晓波施加压力。刘霞很清楚，她的弟弟之所以被判重刑，全因为他是她的弟弟，而她是刘晓波的妻子。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她也为此感到非常的痛苦。” 现在美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对刘霞所遭受的打压感到愤慨。 “她只是政治犯的妻子，不是政治犯。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在家里软禁她三年。” 贝岭表示，刘霞目前有严重的抑郁症和心脏病，急需医治。 “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求：一, 让刘霞可以立即自由的选择自己信任的心理医生，获得治疗，不管是她去看医生还是医生到她家里去。心理医生必须由她自己选择，或者她的朋友和家人选择，不能由政府指派。二，心脏病要尽快治疗。三，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诉求，恢复她与刘晓波通讯的权利，这是宪法保障的。让她可以跟外界用互联网、电话联络、自由进出家门、会见朋友。这些权利，她在软禁之中，慢慢的全都失去了。这些是迫在眉睫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声援，能够使她的境遇和待遇得到改善。” 贝岭希望，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刘霞能够出国疗养一段时间，身心状况恢复正常后，再回中国，去探视仍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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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4 04:00 PM PST  2014-01-15 由欧洲议会驻美办事处以及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25周年活动，1月14日在美国国会举行。会上，该奖项几位获得者以及诸位美国议员，就人权和思想自由问题发表了讲话。 活动由"自由之家"副执行主 任丹尼尔-凯领尔特（Daniel Calingaert）先生主持。该活动的协办单位有："魏京生基金会"、"自由之家"、"记者无国界"，以及"古巴民主倡导者"。 在庆祝会上演讲的人包括：尼日利亚的获奖者浩瓦-伊布拉音(Hauwa Ibrahim)；中国获奖者魏京生；古巴获奖者奥斯瓦尔多-胡赛-帕雅-萨尔蒂纳斯 (Oswaldo José Payá Sardinas) 的女儿罗莎-玛丽亚-帕雅 (Rosa Maria Payá) 等人。 在庆祝会上，"萨哈罗夫奖"获得者讲述了各自从事人权活动和争取思想自由方面的特殊经历，以及欧洲和美国给予他们的支持、欧美今后如何可以更加密切地合作，从而为捍卫人权事业和个人以及组织提供更多的支持。 "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是欧洲议会于1988年设立的。该奖以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命名。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为捍卫人权和思想自由而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 自"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设立后的25年以来，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权和思想自由活动人士，先后被授予该奖。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被中国政府先后共监禁18年之久的人权和自由活动人士魏京生，于1996 年在狱中时被授予萨哈罗夫自由奖；而中国另一位异议人士胡佳则于2008年获得该奖。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之一、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和欧洲对人权和思想自由事业的关怀和支持，对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的鼓励作用，使他们感到外界关注他们所在国的人权状况。他以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者魏京生的经历为例表示，美国政府和国会对这些人权和自由活动人士的关注和支持的重要性： "我从没有忘记他所说的话，而这正是美国行政当局---无论是哪个党当政---都应该吸取的教训。魏京生曾说，他在监狱时，从监狱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对待他的方式和态度，就可以得知美国政府是否在关注他的现状。当美国政府官员不关心或过问他的境况时，他在监狱里的待遇就开始出现明显的恶化；而当美国政府开始关注他的情况时，他在监牢里的待遇很明显有所改善。" 1996年萨哈罗夫自由奖获得者魏京生也在庆祝会上讲了话。他表示，欧洲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合作并给予大力支持时，世界各国的人权和自由活动人士受到鼓舞，他们的事业得以进步。但两者稍微表现出分歧时，中共当局就利用时机，加紧打压国内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而他本人获得萨哈罗夫奖时，正值欧洲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积极合作的时期：他说： "那个时候我觉得，欧洲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合作的很好。他们不仅在人权问题上很有成果，而且在外交其他领域里也取得了成就。这给中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进入本世纪之后，全世界的人权都有所退步，而西方政府不愿再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中国政府也积极在人权问题上试图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制造分歧。 现在，欧洲议会的一些朋友们和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在积极推动欧洲和美国的合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意义非常深远的。" 欧盟议会驻美国国会联络处副主任杰弗里-哈里斯先生，在庆祝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设立25周年活动上讲话时表示，面对如今迫害人权者想方设法试图掌握全球政治主导权之际，欧洲和美国必须增加他们协助人权活动者的努力： "当然，在今天世界上的违反人权者正在设法夺取国际政治主动权之际，我们显然需要加倍努力。今天我们在美国国会这样一个庄严的地方，应该记住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一句话，我们必须不忘记那些人权活动人士的孤独奋斗。这些活动人士在孤独奋斗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并不知道他们的事业最终能否有成果。" 2013年，欧洲议会将萨哈罗夫自由奖授予了因争取妇女教育权而遭塔利班极端主义分子枪击的、巴基斯坦16岁的维权少女，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 萨哈罗夫奖于每年12月10日颁发，这天正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宣布世界人权宣言正式生效的日子，也是庆祝因此而订立的国际人权日的同一天。萨哈罗夫奖被认为是捍卫人权领域中最具有荣誉的一项奖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报道的原始连接：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nu-01152014151054.html 相关照片：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1/SakharovPrize25inUScongress140115RFAreport.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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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4 12:16 PM PST
今天是赵紫阳逝世九周年纪念日。他的最后十六年是在非法幽禁中度过的。他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生活中早已被中共扫地出门，但至今活在老百姓心中。 人们心中有赵紫阳，因为赵紫阳把人当人。 不把人当人是中共某些领导人的痼疾和通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把人不当人。把人当什么呢？当"群众"，或者当"敌人"。 如果服从毛邓领导，唯命是从，甘愿赴汤蹈火或为虎作伥，你就是 "群众"，就必须为实现党的梦想而牺牲你的所有权、自由权和生命权，加上你的良知。 否则的话，就叫反党，你就是"敌人"，你就应该被打倒，你和你的子孙就永世不得翻身。 现在所以国无宁日，就是这种"敌我二元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作祟。以上两种二元结构都是毛邓体制的特殊产物，随时随地都在发挥自己的断裂作用和破坏作用。 中共党内只有极少数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跳出"有我无人"、"唯党独尊"的眼界，赵紫阳是其中之一。"文革"使他大彻大悟。赵所致力的改革，不是"改善"，而是"改掉"和"革除"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毛泽东认为农民和工商企业应该是国家计划的附属品；赵紫阳主张维护农民和企业的自主权。毛和邓共同玩弄"民主"和"专政"的概念，赵破天荒提出了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真民主显得很假"、"资本主义的假民主显得很真"的思考题。赵的"放权"和"松绑"，意味着"各就各位"，正是在当时条件下理顺"主人"和"公仆"之间被颠倒了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努力。 70年代，他力主彻底平反四川藏区"平叛"错案，力主否定"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的奇谈怪论，表现了他对各民族和睦的追求和胆识。1989年，他力主"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和"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要民主反腐败的诉求，如果没有军委主席介入，本来有可能成为全面启动政治改革的决定性的步骤。把人当人，把市场主体当市场主体，把公民当公民，把共和国当共和国，虽然在一党制下被视为异端邪说，却是赵紫阳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赵紫阳因把人当人而不容於邓，不容於党。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命运。现在中共领导人正在呼唤公平正义，大家都很关注！和《宪法》类似，公平正义的生命同样能被扼杀在空谈之中。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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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80年代的政治改革为何失败？――纪念赵紫阳逝世9周年（上） Posted: 16 Jan 2014 11:57 AM PST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行了一场官方至今讳莫如深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由邓小平发起，赵紫阳主持，从1986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起，到1989年六四枪响嘎然而止，前后不到三年。这场短寿的官方改革在官方的纪录中，始终是个巨大的空白。今天，借纪念赵紫阳逝世9周年之际，反思这场政改失败的原因及借鉴作用，应具有特殊意义。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根据赵紫阳的《改革历程》、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陈一谘回忆录》和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笔者以为，原因致少有以下几个： 首先，政改启动者邓小平和执行者赵紫阳对政改如何进行有根本分歧，这既是赵紫阳下台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治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是这场改革的发起者和主张者，同时也是终结者和扼杀者。他有他的政改目标、政改内容和政改底线。邓小平的政改目标是肃清封建主义流毒，提高和改善政府效率；政改内容局限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行政改革；政改底线是，改革不能挑战、影响和削弱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关于政改底线，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提到，"邓的信条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允许挑战，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专制制度是他特别欣赏和喜爱的。因而他谈的民主，废除领导人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是空话而已。当他感到形势逼人，专制体制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连这方面的事也不会谈了。" 赵紫阳在刚开始主持政改时，他关于政改的想法和邓小平差不多，即，没有政改，经济改革很难深入下去。这是因为赵接受邓小平的指令，仓促上阵主持政改，本来并无思想准备，但是后来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赵作为组织者、设计者、实践者，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和思考不断演进，在任内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更是把政治改革当作他的首要使命。赵的政改目标和政改内容因而发生了重大改变。正如鲍彤所说，在赵紫阳的主导下，这场改革"演变成了使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现代政党转型的一次勇敢的尝试"，为中国的政治转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赵紫阳的政治遗产既有理念上的，也有制度上的。他主张政治改革"应当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它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解决执政党和民众的对立问题，解决人民在这个制度下没有自由的问题；主张改变共产党执政方式，改变人治问题，认为党的活动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支持新闻自由原则，支持社会舆论调查和民办报刊；主张在选举中引入、实现差额选举，把形式化的选举变为竞争性选举。在"党政分开"方面，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开"不同，赵在这个提法中植入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将党和国家机器分开，和包括工会与学生会在内的社会团体分开。赵还主张建立人民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鼓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扩展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等等。 赵紫阳还计划从十三大开始，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整个国家体制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赵紫阳的这些政改理念、目标和内容及实施的政改措施已经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底线。这是邓小平一定要把赵搞下台的根本原因。 从表面上看，邓小平对赵紫阳于1989年5月向戈尔巴乔夫披露，"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示"，是邓和赵撕破脸的重要原因。赵紫阳为此一直自责，认为是邓误会了他。实际上，杨继绳、吴伟等人的著作显示，邓小平早在1988年就对赵紫阳失望，说："赵紫阳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六四枪响之后，"搞自由化"的赵紫阳终于被反自由化的邓小平搞下了台。一直义无反顾为赵紫阳设计政治改革的政改办人马，则全军覆没。他们坐监的坐监，流放的流放，审查的审查，背靠背交代的交代。一场中华民族的伟大尝试，就此划上句号。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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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4 11:49 AM PST
2011年香港出版了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风云人物》，其中包含了一些1966年老红卫兵的口述历史。比如陈小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秦晓的《走出乌托邦》。前些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始作俑者之一骆小海发表过讲话，2012年在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也发表了《四十多年来 我一直想说的话》。由于中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历史罪行，“彻底否定文革”就始终不能贯彻到底，这些人物还把红卫兵的历史当做了不起的事情来讲述。但是随着中国人对普世价值的逐渐深入理解，对毛泽东时代的深刻反思，红卫兵的形象将越来越成为负面的典型，逐渐归类到反人类犯罪团伙的历史地位上去。 中国版水晶之夜的法西斯冲锋队 “老红卫兵”是成立最早的一部分以高干子女为主要骨干的极端组织。早期是中学生，稍后一部分大学生也参与其中，是红卫兵暴行的始作俑者。红卫兵从理论上对已经相当极端的毛泽东政治运动手段进一步极端化，将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的暴民暴力行为在和平时期全面重演，造成了举世震惊的恐怖红八月。1938年 11月9日纳粹冲锋队制造了柏林水晶之夜，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公开非法冲击犹太人家庭和商店，焚书、抄家、绑架、歧视和虐杀犹太人，成为持续的官方行为。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以扫四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为名，在北京街头撕行人裤管，剪妇女发型，到所谓黑几类分子家庭抄家，辱骂殴打被批判的对象，有的被举家押送出京注销户口，上千人被当场打死。这些行为很快从北京蔓延到上海和其他城市。专政机关的辱骂、拷打和人格侮辱、疲劳虐待……从1949年开 始还基本局限在监狱、劳改场所；后来的政治运动又将暴力施行于各单位的隔离审查囚室和批斗场所，文革的红八月忽然将这些暴力恐怖手段公开地施行于城乡街头家庭，施行于校园课堂，师生之间、青少年之间。这一切暴行的首恶当然是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同事包括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叶剑英、谢富治等人，而具体执行人就是 北京的高干子弟红卫兵。1966红八月打人死亡数为10,275人 ；被抄家为92,000户 ，被驱逐出北京的家庭为125,000户，（1985年 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引自《动向》2011年9月号），老舍、陈梦家等在暴力和侮辱下自杀的大量死者还不计算在内。这些老红卫兵不仅打骂行凶，而且采用野蛮的手段侮辱人的尊严。捆绑吊打之外，还搞剃光头、阴阳头，不仅对男老师实施，还对女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女同学实施。 老红卫兵负责人皆已触犯刑律 老红卫兵的组织者虽然不一定直接动手打杀，但是根据“首恶必办”的原则，他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刑事犯。（当时虽无刑法，却有相应惩治条例）。中国现代历史一定要把这笔血债详细地记录下来。八月五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老师。该校的校领导和红卫兵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进、马德秀和（邓小平之女）邓榕等人。 宋彬彬在卞仲耘挨打时说“杀杀她的威风也好”；卞仲耘死后，邓榕带队去医院要求大夫开具死亡证明书。（陈毅之子） 陈小鲁的讲话承认，他组织成立了西城纠察队，而且在毛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西纠就公开用武装皮带集体打人。老红卫兵参与抄家行动，例如将罗瑞卿的岳父母驱离北京，押返原籍。（后来该岳父自杀身亡）。陈小鲁还命令西城纠察队冲击和取缔八大民主党派，收缴各党部官印。八大花瓶党派曾经是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虽已被毛泽东玩弄在股掌间噤若寒蝉，毕竟还是一部分统战对象和右派人员的归属单位。党派横遭取缔以后，那些被剥夺了起码人权和尊严的右派更加失去了最后的一道保护层。吉祥戏院集体棒打，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乃器是极少的幸存者，九三学社宣传部长储安平被毒打后凄凉出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著名翻译家民盟成员张友松无靠挂单位，当时右眼被打瞎，竟无人救助（民盟本应好歹出面管一管）。陈小鲁的双手沾满了暴力的鲜血。老红卫兵除了暴力人身伤害以外，用血统论对联侮辱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少年，鼓吹“红色恐怖万岁”，同时还集体冲击公安部，占领办公大楼，张贴反政府大标语，呼喊反党口号等等。陈小鲁竟在回忆中否认他参加过红卫兵。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当过西纠头头、收过八党官印的陈小鲁晚年还把百姓当阿斗，玩的是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暴力行凶之外，“混蛋、狗崽 子、滚他妈的蛋、砸烂……的狗头”等粗野的语言暴力全都首先出现在老红卫兵的文章、对联和标语口号中，然后再蔓延全国；“建立非法社团、冲击国家机关、人 身伤害、侵入民宅、恶意诽谤（血统对联和狗崽子骂名）”等等刑事罪名，每一项都足以给这些犯罪嫌疑人定谳；未满十八岁则宜按未成年犯审理。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语言暴力典型标本的作者们，暴力团伙的领导者们，宋彬彬、邓榕、谭力夫、宫小吉、卜大华、彭小蒙、秦晓……每一个人都罪责难逃。实际上老红卫兵们并没有因暴力言行受到法纪惩处，直到他们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和“1960年后的毛思想”，公安部才仅仅拘押了几十天。然后非经司法审理，由江青周恩来先接见再释放，不了了之。文革时期，经常张贴审判公告，说罪犯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集团。实际上老红卫兵的西纠、联动才是真正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暴力集团。这伙现代义和拳人物因为出身高干家庭，是中国当朝新贵的后裔，所以凭籍革命的“丹书铁券”，犯法却不“与庶民同罪”，长期逍遥法外。中国人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无法像以色列人那样组成追剿小组飞往各地捉拿纳粹逃犯那样将这些老红卫兵缉拿归案交付法庭审判。至少要在文字史书上将他们的血债一一 写明，将他们的姓名永远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笑的辩白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宋彬彬都说自己反对过打人，还特别制止过暴行。他们比中共中央还要不自量力。中共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好歹还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造成了千百万人民的灾祸，包括许多无辜者被打死和自杀，为此承担了罪责。我们可以设想这些红卫兵头目曾经劝阻红卫兵不要动武，甚至解救过他们认识的个别老师和同学。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所带领的团伙造成的集体暴力浪潮犯下的滔天罪行。被审判关押的造反派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乃至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也都没有执鞭打人，持枪杀人，可是他们都曾被判处长期徒刑。卜大华等人炫耀他的所谓《十点估计》发挥了制止打人风的作用， 完全不足采信。难道8月8日中共中央没有发表过十六条吗？（第八条要文斗）8月18日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难道不是林彪用他那拖音很长的湖北方言大声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毛泽东签署过十六条，林彪呼吁过不要武斗，能不能减轻他们的反人类罪行？说起来很可笑，“不要打人”又不是什么深奥难通的哲理，需要烦劳中央正副主席三令五申，还有老红卫兵首领来开导？三岁的娃娃就听大人教训不可以打人，50年代开始每 个小学生都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五项和第八项），《二十三条》反对逼供信，据说毛本人在12月份专门给周恩来写过信，强调不要打人。依照此说，制止 打人的功劳怎么也轮不到这几位红卫兵小将。为什么打人恶风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说穿了，这是我们的党文化。毛、林都知道要先矫枉过正，害死一部分人。毛甚至公开鼓励宋彬彬“要武嘛！”刘少奇每次搞运动都知道又有人自杀，他早就成竹在胸，那都是刑讯逼供（即残酷打骂）的结果，陈毅甚至将凶残当有趣，戏称跳楼自杀的上海工商业者是降落伞部队。各级干部都掌握着这样一种火候，“先拿一部分人来开刀，然后才能把运动铺开，多多少少死伤自杀之类都是难免乃至必要的”。几十年政治运动的反人类性质正是隐含在这一种默契文化中。文革只是将这种从富田肃反到延安整风，从土改到四清的革命传统扩展到了未成年的中学生范围里来 了。然后再将批斗会、私设刑堂的暴力行为扩大到了街道、里弄、家庭和校园、课堂。老红卫兵中不乏已经入党的成年人，如宋彬彬、刘进、邓楠、贺鹏飞、秦晓、谭力夫、马德秀等，而陈小鲁（1946年生）等干部子弟多是中学生入党候选人，党支部培养的党章学习积极分子。他们对于历次运动暗含的这类潜规则“基本套 路”绝不可能完全无知。到了老兵暮年，陈小鲁还来假扮天真巧装嫩，难道不觉得恶心？陈小鲁说“毛主席都夸我不赞成打人”。这种说法十分无力，历史早已看 清，掀起文革打人浪潮的首恶凶犯不是别人，正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毛泽东本人。先“矫枉过正”，再出面颁布一点政策，这是老红卫兵父辈的老伎俩。根据《吴德谈 文革中的北京市委》的记载：毛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彭真和叶剑英等人早就想把北京清洗成水晶一样纯净，军警不方便行动，红卫兵刚好成了他们的打手。抄家、驱离的名单都是公安派出所暗中给定的。老红卫兵干了父辈们梦寐以求而不便下手的脏活罢了。将数十万名黑五类人 员押解出京的行动哭声震天，已让陈小鲁略动恻隐之心。其中发生了多少死伤冻饿，现已无法统计，很多受害人早已亡故。现居德国的德籍华人蔡升先生堪为这一暴行的历史见证。文革前他从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文革爆发时，他因出身富农竟被单位批斗，红卫兵将他押解出京，一路训斥打骂，在火车上就把他的眼镜打得粉碎。他深度近视，四顾茫然。押入原籍浙江江山县看守所，无人了解他的案情，一押竟押了整整八年。1974年狱方清理陈年旧案，方才想 起将他移送劳改农场，当时他的四肢因长期禁锢，无法站立，由难友背拖上路。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平反。一位新婚燕尔的青年德语编辑，就这样丧失了最美好的青春。（蔡升已经加入德国籍，他的悲惨经历由笔者当面采访记录，发表在《留德学人报》）。 这些老红卫兵自辩的潜台词是“应该让直接下令打人者承担罪责”。历史上的动乱惨案几乎都查不到下令者。北京三一八惨案并没有查到下令者，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也没有找到国民党高官的手令，六四天安门也只有“不惜一切手段”清场的说词，并没有具体的开枪命令，柏林墙下死难者数百人，德国法庭审判东德官兵的时候，也没有找到直接的命令文本。直到2007年才发现了一份70年代东德国安部发给士兵的材料，要求哨兵向鸣枪警告后仍不停步的越境者射击。但仍然是一纸笼统的指示，没有首长签名。 骆小海、陈小鲁、卜大华、彭小蒙、宋彬彬、宫小吉、谭力夫、王铭、薄熙来等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子女）都是红八月时期的红卫兵头目、校文革领导人。抄家打人杀人的恐怖局面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愈演愈烈的。几篇回忆讲话更加坐实了当时普遍发生的打人暴力情景。获得专制权力的平民如果缺乏监督制衡，会 在短暂期间疯狂滥权，打压甚至虐杀对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西方有过相关的实验，取名路西法Lucifer现象。从正常的青年演变成暴力专制者， 时间只需要几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征用两组大学生分别充任狱警和囚徒进行试验。结果本来很正常的青年因获得了权力变成了虐囚恶警。这还仅仅是一场假定身份的实验，在文革的现实中，毛泽东确实将专政的权力交给了红卫兵，从毛给红卫兵写信的八月初到批判联动的次年一月底，将近半年，具备了充分的犯罪时 间。这种权力（抓人、关押、拷打、侮辱……）是默许式地真实赋予，而不是实验式地虚拟给予，当然就导致了全国性的血腥风潮，滥杀滥捕、私设公堂，刑讯逼 供。2008年德国导演甘塞尔Gansel拍摄的故事片《浪潮》Die Welle非常形象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所中学的师生本来以为纳粹专制的社会已经离开现实生活十分遥远，不料经过老师的心理实验，发现这种恐怖和压迫很可能就会在我们的身边重演。温和善良的青年也可能变成粗暴蛮横的法西斯狂热分子。这部影片给研究老红卫兵暴力犯罪现象提供了非常形象的参照。 老红卫兵毫无忏悔意识 多少年来，老红卫兵们都非常缺乏忏悔意识。最无自省的当属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骆小海，他竟恬不知耻地将红卫兵自诩为“有正义感、有理想主义、有自我反省精神”的群体。但是随着历史真相的披露和人文历史价值观的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红卫兵反人类的暴力价值观念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越来越风雨飘摇。 文革中的许多高干子女，大部分都通过参军躲过了下乡的苦差，没有躲过下乡的，一般也是凭藉出身优势最早招兵招工招生离开农村。改革开放后，他们捷足先登最早获得机会出国留学或考察。若无海外学历，好歹混个绿卡。西纠联动时代，他们激情高呼“毛泽东、伊里奇”，“革命红旗白宫招展、四海平，环球赤”。 “出国热”的时代，他们摇身一变，玩过了拉斯维加斯（赌城），巴黎红磨坊，荷兰红灯区，学会了最西方化的各种奢侈游戏，……唯独一样他们没有学会，那就是 最具西方人文色彩的忏悔精神。德国社民党总理勃兰特跪求世界人民的宽恕，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谅解，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要误以为勃兰特曾经参加过党卫军或冲锋队，恰恰相反，少年勃兰特是因为参与反纳粹斗争被迫流亡北欧的民运红小鬼。不仅德国的领导人从不拒绝忏悔，每逢我们谈及纳粹，德国的大学生都普遍而诚恳地表示谴责和忏悔，没有任何迟疑。 老红卫兵最热心提倡的阶级路线输得最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仅仅十年过去，三代贫农的王洪文变成了反革命，毛邓去见马克思以后，汪伪汉奸官僚的儿子江泽民当上了总书记，拉扯上一个被敌人杀害的亲叔叔认做养父，认养的时间和手续又不那么吻合；胡锦涛的家庭，竟是苏北茶叶小商贩，胡父不要说省部级地师级县团级，竟连党员都不是，还有贪污的疑点。从向忠发、顾顺章到王洪文，这几个无产阶级出身的中共高干偏偏都不是好东西。文革中叛逃投敌的解放军飞行员，个个都是三代贫农出身，投奔美国中情局的俞强声、出卖解放军情报的姬胜德竟皆是革命老干部的儿子。俄国十二月党人出身贵族，却喊出了打倒沙皇专 制、实现民主自由宪政的口号，主张废除农奴制。今天翻开西纠、联动的文件，真为他们汗颜！红色贵胄联动背负着“曾经反抗过毛、江”的虚名，却连起码的个人 崇拜都没敢反对过。扭扭捏捏地反过一阵“1960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思想深度远没有走出高干子女既得利益的小圈子，毫无超脱自身地位的人文气息和自由精神。而且释放出狱以后便立刻销声匿迹，他们对毛泽东的封建法西斯思想和当代社会现状的认识和分析，还比不上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俄国贵族里出现了反抗沙皇专制的诗人普希金、作家托尔斯泰和思想家赫尔岑，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也发生了世界性影响。东欧干部子弟中出现了以米奇尼克为代表的理论家。中国红色新贵子女享有贵族特权，却少有贵族精神，从他们里面走出来什么思想文化人物了吗？至今六十上下的年纪，思想还没有完全走出红卫兵、联动的藩篱。出身平民或贱民的同龄人除了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等烈士以外，如郑义、谢泳、丁东、智效民、朱学勤、艾晓明、易中天这些自由色彩的作家型学者，海外还有胡平、陈奎德等现代民主的理论家已崭露头角。老红卫兵们中小学上的是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1970年代或参军、或当工农兵学员，先后入党提干，改革开放时，往往最先照顾得到出国的机会，或拿绿卡，或拿学位，或定居，或海归。除了一位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较有成就以外，张木生还未走出新民主主义的框架，其余老红卫兵薄熙来（已倒台）、刘延东、李源潮等等，皆以官位而得名。从这个角度说，唯出身论不仅阻碍了许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优秀青年的成长之路，也贻误了全民族的青年。 干部子女也是民族的后代，若能出类拔萃，也是民族的精英。可恰恰是门阀观念也阻碍了他们的成长。血统论把家庭裙带、阶级身分、特权优惠跟人生前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打造了一律的红色保险箱，顺利倒是顺利了，可是才情、思想、志向呢？从生产队、连队上调回城令人欣羡，但参军、入党、提干有时 也并非全是福祉。他们往往阙失了最重要的精神历练和独立思考。更加可悲的是阶级路线的庇荫让宋彬彬的姓名沾满了文革暴力的血污，也把一大群老红卫兵的姓名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秦晓的回忆披露了他和宋彬彬等人下乡后上大学的过程。大学简直就像是“吃窝头还是面条”一样任凭挑选。这种描述是可信的，但是不应该让后世的读者以为 当时的情况对每一个青年人都是这样。那就太不公平了。高干子女到处得到领导的眷顾，习仲勋已经失势，但是还有一些他的朋友、部下继续照应习近平在1974 年入党，次年推荐进入清华。而平民子女非常困难。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从五十年代就被政审拦路很难进入大学，文革时更只剩下下乡的资格。大学他们根本不敢奢望，能脱离农村回城跟家人团聚，吃一口商品粮都是难圆之梦，男青年不得不引刀自残，例如《北京之春》主笔胡平就曾经体尝了当代折臂翁的痛楚，另一位重庆女知青过量吃盐导致肾衰竭获得“病退”回城，终于在回城后半年因肾衰竭而撒手人寰。还有许多下乡女青年因为要上大学，不得不奉献自己的贞操，“工农兵上大 学”的时代，女生“脱了裤子上大学”的故事绝不是谣传。面对这类特权，秦晓们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愧怍自惭，没有任何忏悔。还有清华附中的老红卫兵任世民， 侨寓德国已经多年，当中文报刊上清算毛式阶级路线的时候，他竟还写文章辩护说，“阶级路线是重在表现……” 历史的定位 老红卫兵是共产党权贵子女的一个文革群落。被定性为生活在文明现代而思想偏执、言行狂暴的当代义和拳。但是简单地将他们描写成一伙专制社会的男女衙内，也有欠公允。至少在文革初期，他们追求的完全不是物质享受，恰恰相反，他们充满了权力意识，这种权力意识强烈到西纠、联动几乎完全排除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尤其有意识地排除与他们在学业上平起平坐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从诞生之日起，红卫兵就拥有强烈的接班意识，一切言行都是准备承接权力的。但是数十年的时间过去，毛泽东鼓励的老红卫兵变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历史名词，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之类高官的履历都对相关经历避之唯恐不及，可见一斑。这类接班的培养形式已经完全失败。从毛泽东江青毛远新等人的授权举措，陈云关于“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之类的私房话来看，朝鲜金氏王朝的封建套路还是他们心向往之的模式。中国人民不可以不警惕以防范之。红八月暴政就是太子党执政的极端形式。习近平、刘源、薄熙来等人比其他高干子女略胜一筹，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中确实 有一段“沉入沟底”的时期：父辈真的是黑帮，自己真的感觉被抛出了体制外，坐班房，下农村，几乎没有庇荫。这样的底层经验歪打正着，反而曾使他们清醒。 政治人物希望子嗣继承己志，本是人之常情。历史上的梨园流派，杏林高手，训诂渊源，武林门派都有家学渊源，连传统名菜名点也多世代相传。政治作为一种高级管理艺术未尝不可以子承父业，克绍箕裘。西方社会亦不少见。例如美国的布什父子和肯尼迪家族，德国的施特劳斯家族。关键是不能依靠血统论去建立门阀特权制度。共产党的干部有意培养自己的后代成为接班人似也无可厚非。但是共产党的方法却是绝对愚蠢的。“阶级路线”给予子女各种特权，让他们绕过各种社会的 障碍，占尽国家的资源，却使他们脱离了社会的基层，先天不足地缺乏历练。加速入党、提干、升学，实际上是揠苗助长。习近平在三五年内既拿博士文凭，又搞省市中央“跳加官”，结果在知识界和网路媒体上影响不好。在宪政国家，政治人物必须有公开的群众基础。不论你是谁的儿子，你必须有演说辩论的能力，有团结同侪的能力，必须面对群众集会和各级议会的场面。如果父亲是政治家，或许你会有一点遗传获得的演说能力和组织手腕，也有一些父辈的朋友帮衬，可是学术文凭和社会资历不能非法捞取，党内的初选，民间的竞选，都需要自己去打拚，没人能提拔栽培。治国理念、战略策略和应变能力更是必须由自身历练来打造，而且所有的 过程都有法治的制衡，权力被掌控在宪政框架之下。人民痛恨官二代、富二代，说到底就是担心这些人享尽社会恩泽捞取各种头衔，上台却不干好事。毛泽东嫡孙毛新宇，硕士、博士、少将、研究员，什么头衔都挂上了，就是题词写不通，年份也算不对。笨一点倒也罢了，依靠祖荫和特权登基的人物一定不了解人民的疾苦，看不清民族的前途，掌权一定会贻误国家的命运。如果狡诈贪腐，又缺乏监督机制，那么纳粹、文革式的灾难就不远了。 老红卫兵是一伙二十世纪的刑事罪犯。当时没有受到司法追究，但是昭彰的血债已给他们定罪。进入21世纪以后，从刑法的理念出发，30年已超出了刑事追究的追诉期。但是不论这些昔日凶犯的今日状况如何，尊卑贫富生老病死，他们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日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秦晓的回忆有一些服膺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表示，当然是好事，值得欢迎。但是晚年的认识也不能洗脱早年的罪愆。今天仍犹健在的老红卫兵，如果良知未泯，人性犹存，何妨出来向公众表示忏悔，也好给历史留下些微的亮色，以略减后世的天谴。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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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4 11:13 AM PST 进入我的博客（指祝春亭第一代博客），一曲忧伤凄婉、如泣如诉的小提琴独奏曲悠然响起。 博友留言以及我的学生面询：这么伤感的曲子是何曲名，何人所作？ 我告诉他们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作的《思乡曲》。学生一脸茫然：马思聪？没听说过有这个人，曲子过去也没听过。 我感到悲哀：不是因为学生无知，而是有关方面的沉默和低调。因为提起马思聪，或者国内的音乐团体以隆重的方式演奏以及传媒特别推荐并传播这首曲，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将会触及一块伤疤——这无论对马思聪及家人，还是对有关方面，都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马思聪为逃避暴政而叛逃美国，文革后有关方面三番五次诚邀马老至死不回！
马思聪，中国第一代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1912年马思聪生于广东海丰县，父亲马育航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23至1932年两度赴法留学，是第一个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黄种人，主修小提琴；回国后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思聪创作完成了不朽名作《思乡曲》。 1950年马思聪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马思聪把主要精力放在音乐教育上，仅谱过一首革命歌曲——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他为何只谱这一首革命歌曲？没有正面答案，据中央音乐学院的老人回忆：马老只关心音乐。可见马老是个不关心政治、疏远政治的音乐家，而当时的政治对文艺家来说，就是讴歌新政权、新时代、伟大领袖。 就是这位疏远政治的人，仍然逃不过文革暴政对他的摧残。 1966年5月的周日，一名学生惊慌失色来到马院长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小提琴是迷恋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师学琴了。6月，马思聪受到激进学生高呼着口号的狂暴围攻：“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学生们给马思聪一大捆书写好的大字报，命令他张贴在家中，认真阅读，触及灵魂。 马思聪堕入了噩梦中。 马思聪被关进“社会主义学院”，那里有学院党委书记、各系主任，还有北京艺术院校、电影院校、文艺界权威和知名人士，计500多人。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读报、讨论，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事朋友的“反党言行”。 40年后，广东侨办干部鲁大铮为筹建马思聪艺术博物馆，曾与马氏后人多次接触，对于那个年代，他笔下这样记录： 8月一天，马思聪被押上卡车，回到音乐学院。下车的马思聪脚跟尚未站稳，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把一顶写着“牛鬼蛇神” 的高帽子戴到他的头上。马思聪脖子上挂着两块硬纸板，一块上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着“吸血鬼”。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 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就可以命令马思聪他们低头，叫他们在地上爬行。 一次，一个红卫兵拿着一把尖刀，对着马思聪吼叫：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然就拿刀子捅了你。 一日，马思聪在草地上拔草，一造反派走过来，粗暴地指着马思聪呵斥：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配吃草。 马思聪的家，红卫兵把写有打倒马思聪的大标语，贴满门窗和围墙，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洞口。并且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 妻子王慕理无法承受这等威胁和惊吓，与儿子、女儿逃离北京，开始流浪生涯。马思聪的小女儿马瑞雪曾经回京偷偷去看过父亲，“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把打算到香港避风的计划和盘托出，遭到马思聪拒绝。“父亲总想着受批斗可以熬过去，但一走开就等于叛逃，什么都完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身心极度疲惫的马思聪终于同意先回广东南海休息养病。家中厨师贾俊山，一位出生于河北南宫的厚道人帮助马思聪和女儿逃离北京，化装南下广州。 1967年1月15日夜晚，交付了蛇头费的马思聪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一艘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到达香港九龙的海滩。 文革期间笔者看到作为大批判材料的《马思聪叛逃记》，马思聪在他叛逃的回忆（他隐去了具体步骤和帮助他的人）中有一句我印象最深的话：我们全家在香港九龙海滩登岸后，悄悄摘下别在胸口的毛泽东像章，非常厌恶地扔到大海。 到香港后，美国驻港领事护送马思聪及家人乘美航头等舱飞抵纽约。马思聪在机场说：“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还在那儿继续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程度，是17年来所没有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像乞丐一样在各处流浪，成了漂泊四方的饥饿的幽灵。”
马思聪是国际著名音乐家，他的叛逃在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举世瞩目。中央特别成立“002号”专案组，帮助马思聪出逃的厨师贾俊山被拘捕，四年后保外就医，衣食无着，瘫痪六年后郁郁而终。马思聪的二哥马思武（上海外语学院教授），受到牵连，跳楼自杀，他的夫人（法国人）也于1976年忧郁而亡。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心脏病，死于拘留所，死时年仅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处12年徒刑，一个判了7 年。马思聪的妻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王友刚之妻）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受牵连而遭至迫害的亲友达数十人！ 马思聪在美国得到二哥马思武自杀的消息，在日记中愤然写道：“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 70年代末，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国铺开，人们不再认为“叛逃”是什么大罪。海外著名人士成为统战新对象——他们回来，表明他们爱国，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特定的话语中，爱国即爱党，爱国即爱党国一统的政权。 中国的音乐界，有两个著名的“叛逃”人士，一个是钢琴家傅聪，一个是马思聪。1957年傅聪的父亲、著名翻译家傅雷打成右派，傅聪的女友写信给正在东欧访问演出的傅聪：你回来你的艺术生涯将终结。傅聪由东欧叛逃到西欧，打了当局一耳光。文革中，不堪凌辱的傅雷夫妇跳楼自杀。1979年，上海方面成功邀请傅聪回国参加为他父母召开的追悼大会。 当局当然也希望马思聪能回来。以彰显上升到政治高度的“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之说教，教诫国内对西方抱有好感的青年。
1980年，时任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向马思聪夫妇发出回国的邀请。马思聪没回来。1982年胡耀邦、邓小平也表示：可以欢迎他（马思聪）回来看看。马思聪仍没回来。1984年10月，马思聪被平反，统战部门和音乐界高层开始频繁邀请马思聪回国。 1985年中央音乐学院邀请马思聪回国出席35周年校庆，马思聪写下“礼能节众，乐能和众”的题词，人却没回来。 1986年1月，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委员会正式向马思聪发出邀请函。他依然没有回来。 在这期间，马思聪收到了当年造他的反、革他的命的学生写来的忏悔信件，马思聪置之不理。 有关方面还组织北京红领巾班给马爷爷写信，汇报“当我听到中国少先队队歌的时候”的感想，以期感化马思聪，让他的思想立场回到革命的峥嵘岁月。马思聪没任何回复，当然也没回来。 郭沫若作的词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了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第一段＞），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斗争，努力学习＜第二段＞。为了理想勇敢前进前进，为了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著名作家徐迟等高级人士与大陆记者拜访过马思聪。他们交谈的全部内容是什么？据透露出来的部分内容，语焉不详。尽管如此，我们仍在字里行间挖掘不出马思聪的倾向，也看不出他有回国看看的愿望。同时，我感到纳闷：把罪责推给四人帮，自己就干净了吗？ 马思聪却多数赴祖国的台湾访问，登台演出，还站在金门含泪眺望大陆。我们可以肯定马思聪念念不忘他是炎黄子孙，无比思念生他养他并且工作过的祖国大陆。 马思聪如果回来，肯定会受到很高规格的礼仪，官方媒体会像捧杨振宁那样捧他；他如果回国定居，政治与物质待遇都会非常高。我相信去游说的高官作过某种承诺。马思聪却不领情，不给面子。按照大陆人的习惯思维，马思聪没有用行动证实他爱国。 然而笔者反复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马思聪是一位真正懂得爱国的音乐家！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马思聪回来不存在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可是天嫉英才，1987年3月，马思聪感冒住院，转为肺炎并引发心脏病。5月20日，手术失败，中国一代音乐巨子马思聪，与世长辞。终年76岁。
2007年12月，马思聪骨灰将由美国费城公墓移葬广州。回国安葬不是马思聪的遗愿，因为他没留下遗嘱。马思聪在国内的家属有这个愿望，加上广东方面不懈努力，终于成行。 南方都市报报道了马思聪骨灰安葬仪式。出席仪式仅马思聪亲属，没有邀请官方人士（其实是谢绝）。该篇报道引述马思聪儿子马如龙的一席话为题记： 父亲生前一直对我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 魔鬼害了人，难道会使人觉得冤屈吗？ 对的就是对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马思聪之子马如龙 官方非常低调对待这件事。有关马思聪的研讨会、音乐会、作品出版、作品传播等，也都显得十分低调。 根结就在马思聪没有配合，他“叛逃”后没回大陆中国！ -------------------- 附马思聪主要作品： 小提琴曲《摇篮曲》、《第一回旋曲》、《内蒙组曲》、《西藏音诗》、《牧歌》、《跳元宵》、《新疆狂想曲》、及两辑《民歌新唱》等，另有交响曲两部，管弦乐组曲《山林之歌》，大合唱四部；在美国期间还创作了舞剧《晚霞》，歌剧《热比娅》、歌曲《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 《思乡曲》作于1937年，为《内蒙组曲》的第二乐章（第一乐章《史诗》、第三乐章《塞外舞曲》）。乐曲表现了远离家乡的游子对故乡的深切怀念，为三部曲式与变奏曲式的混合结构。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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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4 10:55 AM PST
2013年10月，原北京八中学生、老红卫兵组织"西纠"的发起者之一陈小鲁公开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的行为道歉。这无异于在干部子弟、红卫兵一代冰封的心灵上扔一颗炸弹，虽然一些同代人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他避重就轻，但是，社会总体是叫好声，以致于获得2013年度致敬人物的荣誉。 可能受到激励，可能良心有所发现，可能担心没机会了，上个周末，1月12日，在北京师大女附中，20多位年过花甲的学生向30多位80、90岁的老师也进行了一次道歉，其波澜远远超过陈小鲁。之所以会这样，一是因为道歉人物之一宋彬彬是文革的标志性人物，曾在1966年8.18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并且，毛泽东对她说，不要文质彬彬，要武。二是因为该校高一女生王友琴，研究红卫兵打老师及文革受难者逾三十年，于1995年发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2004年，发表《卞仲耘之死》，此后有《文革受难者》出版。而卞仲耘正是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学生的殴打之下，是被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位老师。 多年来，围绕谁打死了卞老师的追问不绝，有指控、有辨解，宋彬彬无疑是承担罪名最多者。经过十余年调查，她以为终于可以摘清自己--并非直接责任者，是时候卸去心头重负了，然而，人们不答应，不接受她实为洗脱的有条件道歉，最主要的是，卞校长的先生王晶垚拒绝。王晶垚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在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有史学家的基本素养，他以非凡的意志建立了一份死难者记录，与试图改写历史的人物经历了数个回合的较量，如今93岁，顽强如故。 王友琴曾这样写道："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上，还是从处死的'理由'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残酷。""在天安门城楼上最为瞩目的两个红卫兵是：彭小蒙和宋彬彬，一个来自北京最早开始用暴力殴打折磨老师和同学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来自打死了卞仲耘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所说的'要武嘛'，意义和影响就绝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的名字的评论。"两天之后，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随后《人民日报》转载，她的名字与"红八月"、红色恐怖紧密相连。据1980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的消息：1966年8月，从北京到全国，发生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 道歉事件，是过去几天人们热议的焦点。至少有这样三个群体：一是干部子弟集团内部。他们始终是特权阶层。 以宋彬彬为例，1972年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使其1978年得以考取中科院研究生。而在国门刚开的1980年，就出国留学，读取博士。网上流传著两年前，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时，她与张玉凤等毛泽东身边人士一起聚会向毛泽东敬酒的图片，尽管她一再说从来没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可她早已被视作毛泽东的人了。这个举杯的形象和闭目流泪道歉的形象，哪个是真实的宋彬彬？ 作为"天之骄子"，这个群体的很多人宁愿再熬20年，历史把他们遗忘，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然而，提前引爆使他们的日子不再安生，良心发现者会纷纷站出来道歉；罪大恶极者将水落石出。 第二个群体表示欢迎道歉者，主张别对他们苛刻，免得把他们吓回去，目的是引发更为深刻而广泛的道歉，从而掀开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第三个群体是不依不饶，追问真相，追查真凶。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其中不乏80后、90后青年一辈。无论是哪一种反应，道歉潮都势必冲破历史的天空。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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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an 2014 10:50 AM PST  提到邓小平，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推动中共从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治国理念的决策人。按照邓小平传记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说法，是邓小平，带领中国向前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事实真的如此吗？这需要一些历史的厘清。 关於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比喻被认为是八十年代打开改革局面的主要策略，至今，仍然是中共官方论述中经常引用的所谓"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摸着石头过河"，成了八十年代至今，邓小平式改革的招牌。但是，这句话并不是邓小平说的。这句话被提出，也不是改革开放时期。 提出这个理论的，是有"经济沙皇"之称，在八十年代的改革中被认为是坚持计画经济的保守派领袖的陈云，提出的时间，是五十年代。1950年4月7日，陈云出席政务院第二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谈到物价上涨的问题时说："物价涨不好，跌也对生产不好。上月物价跌了5%，对此要先收後放，先少後多，使物价先跌後涨。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1951年7月2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如何做好工商联工作的时候，再次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从此，这句话在中共党内成为名言。元帅刘伯承就曾经对奉命组建军事院校的张爱萍将军说："我给你六个字，你可要牢牢记住，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此後陈云逐渐离开主持经济发展政策的位置，长期被毛泽东闲置，一直到邓小平上台才重新出山，在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具有与邓小平并驾齐驱的影响力。将近三十年过去了，陈云的重要政策主张，还是"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开幕式上讲话，再次提出："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回顾这个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要考据一个说法的提出，而是因为这个考据结果，在今天看来，其实耐人寻味。它告诉我们：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邓小平，和邓小平开启的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一，"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邓小平的发明，他只是引述陈云的观点。这个引领八十年代改革的重要战略的制定，不是邓小平的功劳。而战略的具体落实，则是前後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成绩。因此，对於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邓小平起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其实是需要重新认识的。 更重要的是第二点：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提法，是五十年代的经济主张。邓小平式的改革，其实是延续中共刚刚建国时期的政策，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适度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不急於向社会主义过渡。对邓小平及其领导的改革开放的评价，什麽"开启新时代"，"进入新时期"，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溢美之词，邓小平式的改革，其实不是向前走，而是向後走，回到五十年代。 而五十年代初期的发展思路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心中，历久不衰，从邓小平一直传承到今天的习近平。某种程度上，习近平也是在向後走，试图回到五十年代去寻找维护统治的经验。这就是重新认识邓小平，认识到邓小平式的改革的五十年代印记的现实意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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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an 2014 10:30 PM PST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改为"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并由习近平以党的总书记之尊亲自主持、亲作"重要讲话"的"首要重点"或者说"重点中的核心"是什么？人家共产党的党报的"评论员"文章已经解释得再明白不过，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郭生琨等人在其"学习体会"中也已经传达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明明是习近平"重要讲话"中的原始内容，而外部世界一面一厢情愿大力追捧人家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的核心重点内容是所谓"坚决清除政法系统害群之马"，一面还把"刀把子"之说归"罪"于本来是奉命以"本报评论员文章"形式传达习近平指示精神的人民日报。比如一家在美国的华文媒体就刊出一篇题为《中共党报政法机关"刀把子"论遭挞伐》的报道文章，内容中声称"习近平亲自上阵部署政法工作，喊出坚决清除政法系统害群之马之后，1月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评论员文章《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中称，政法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共党报'刀把子'论一出，即遭网络舆声挞伐。"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宣布:" 我为党之主，党在法之上"！》中已经说过，"依以往的经验，中共领导人在这样场合的"重要讲话"应该不会被"原汁原味"地全文公开对外播发，而只是由新华社的新闻通稿中以不打引号的形式引述重点"。 继而，如果这份"重要讲话"足以重要到要令全党全国认真学习，努力贯彻的话，那么其内部逐级向下传达讲话原文的同时，人民日报肯定就会奉命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向公众转述"讲话精神"。那么，既然这次人民日报在刊登习近平出席中央政法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的同时即在同一版面配发题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的评论员文章，只要对中共政权的宣传方式稍有一点常识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篇评论员文章的核心内容绝不可能是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们自己一厢情愿的"自创"内容。此其一。其二，这类向公众传达领导人讲话精神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更多的时候都是由给领导人起草那份"重要讲话 "的"大内御笔"亲自捉刀，人民日报在奉命刊登时肯定不会有半句删改。更何况人民日报等中央党媒继而陆续发出的后续报道中也已经通过郭生琨等人在各自负责的政法机构内的"及时传达"，点明了"刀把子"之说乃习近平对他们这支队伍高度重视的"形象说法"。 各大党媒都有刊载的关于"全国公安机关迅速掀起了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的报道文章中说：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郭声琨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有效解决了政法机关必须"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这两个重大问题……，概括起来讲，就是"五个充分体现"：一是突出强调政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充分体现了坚定的政权观念。要认真学习领会讲话中体现出的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度的政治清醒、强烈的政治自觉，切实把维护政治安全、政权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来抓，坚定不移做国家政权的捍卫者…… 试想，如果习近平讲话的原始内容没有"突出强调"政法机关是"党和人民的刀把子"的观点，他郭生琨岂敢假传"圣旨"？ 需要在此提醒的是，郭生琨为习近平"重要讲话"总结出来的总共五个"重要体现"中都不包括被外界想当然地理解为习近平此番讲话之核心的"清除害群之马"的内容。 公安部副部长、纪委书记、督察长刘金国的"学习体会"就更"透彻"了，他说，"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非常有气势……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既论述深刻又语言平实。政法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公安机关是刀把子的刀尖和刀刃。"这里的"刀尖"和"刀刃"说应该不是习近平的原话，而是刘金国在投总书记所好。 一位在香港专门从事"中国传媒研究"的专家说得好："从2013到2014，政治话语的错乱一再发生。各地会场高悬的"政法机关要做党的'刀把子'"一语，带着"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印记，公然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庄严条文。强调中央权威，表明政治立场，完全可如江、胡，用有别于毛时代深红话语的浅红色官话，何必出此下策，使用有百害而无一利之粗鄙语言。 奇怪的是，这位专家在愤愤然地发表如此感慨的同时，却也如同前文列举的那家在美华文媒体一样，一定要把"刀把子"这样"血淋淋的语言"的出现归咎于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和郭生琨等人的"学习体会"。 这位专家考证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刀把子"开始专指政法机构。《人民日报》的标题上首次出现"刀把子"，是1957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握紧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 首都法律界粉碎右派实现资产阶级复辟阴谋》；文革时期，有"印把子、刀把子、笔杆子"之说，分指政权、专政机构和舆论工具。 这位专家还认为改革开放后，鲜有人再说"刀把子"，并引述2003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政法工作要有新思路》等文章意欲证明"刀把子"的说法已经在"步入法治社会"后被呼吁"及时纠正"，且被"以人为本"取而代之。殊不知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时代，关于"政法机关是党的刀把子"的说法也从未被摈弃过。例如2012年10月22日新疆察布查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召开 "做党的'刀把子'"主题教育活动研讨会的报道文章中说："大队教导员韩海刚带领民警集中学习了党的历届中央领导人关于'刀把子'的深刻思想。在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公安机关要做好党的'刀把子'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学习周永康、孟建柱等领导同志对公安机关做好党的"刀把子"的重要指示；学习张春贤等领导同志关于新疆政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做好党的'刀把子'的部署和要求基础上，从思想灵魂深处查找自己的不足。" 再往前追述，不妨以胡锦涛以政治局常委身份199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为例，其中一段是："要深刻领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是党和人民手中掌握的枪杆子和刀把子，要永保其性质、宗旨和政治本色的观点……" 可见，"政法机关"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队伍"是"党的刀把子"的说法就如同人民解放军是党手中的枪杆子的说法一样，无疑是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再到如今的习时代是一以贯之的绝不可被动摇，更不可能被放弃的"钢铁观念"，如今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把它再次突出强调，一是基于领导全党大张旗鼓地、旗帜鲜明地反击"宪政治国"、"司法独立"等西化思潮和主张的的需要，二是为了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示，他这位新党总书记与其前任最突出的不同点就是不但紧握"枪杆子"，也还亲攥"刀把子"。"我习近平一手拿刀，一手持枪，刀、枪统归我一人，试看党内谁能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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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an 2014 10:30 PM PST  旧的一年过去了。在年底的12月30日，新疆喀什地区的莎车县还是发生流血冲突。根据中共媒体的报导，清晨6时30分许，有9名"暴徒"持砍刀袭击莎车县公安局，并投掷爆炸装置、烧车，其中8名暴徒被击毙，1人被捕。 奇就奇在发动攻击的"暴徒"8死1活捉，全部歼灭，可是被攻击的公安局却没有一个人伤亡。人们不免发出疑问，到底谁攻击谁？谁才是恐怖袭击者？而所谓暴徒用的武器，除了砍刀，所谓"爆炸装置"也是语焉不详，起码不是炸弹，随便找个玻璃瓶装上汽油就是爆炸装置了。面对这种没有枪支的简陋武装的"暴徒"，一定要打死8个人才能结束战斗吗？留下一个活口的目的，就是逼供信要他承认是恐怖分子，以便证明这场政府对维吾尔人屠杀是合理合法的，最后这位活口也一定被灭口。 检视过去一年中共政府与维吾尔人见诸于媒体的较大流血冲突约有10宗，除了10月28日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发生的汽车冲撞事件是是明显的报复，个别冲突政府死亡人数超过维吾尔人外，基本上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屠杀，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10个案子中，有两宗官方媒体没有报导，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独家新闻。一次是8月20日发生在喀什叶城县依力克其乡，一次是8月底发生在喀什泽普县奎依巴格镇。为何官方没有报导？因为是军警进攻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甚至出动武装直升机袭击。这种围剿式的进攻，自然大获全胜，也就是杀了不少维吾尔人，就地掩埋，所以死亡数字是个谜，但是肯定没有缴获到什么武器，光杀人可不是可以公布的光荣战果。 政府死亡人数超过维吾尔人，只有4月23日发生在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那一次，官方说是有预谋的暴力事件，其实是政府"探访"居民家，怎么是居民的预谋呢？而所谓探访应该是去搜查，而不是亲善的探访，才会遇到反抗。 这场冲突，维族人死8位，政府与警方15位，这是因为警察子弹打光了，被赶到小房间里活活烧死。可见警方先滥杀，杀死8位维族人，到子弹打光，没有武器的居民才用"火攻"把他们烧死。从探访到射杀平民，都是政府主动，缴获的也是维族人个个都有的刀具，那么谁是恐怖分子还不明显吗？但是政府为了报仇，除了当场抓了8位维族人，后来又抓了一批，没有具体数字，有多少人因此受到恐怖报复，政府没有交代。 官方公布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发生在6月25日的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死27人：10人是"暴徒"，警方9人，平民8人，还有3名"暴徒"被抓。由于警方死亡人数较多，可以想到事后的报复一定也很惨烈。10月28日天安门前的事件就是这次事件的延续，一家3口再以自己的性命制造事件唤醒世人对维吾尔人人权的关注。因为这场冲撞事件主要是撞伤38名游客，然而既然是暴力事件，也造成两名游客不幸身亡。 纵观这些流血冲突，我有三个结论：第一政府没有缴获所谓"暴徒"的一支枪，维吾尔人的抗争武器是砍刀、镰刀、砖头，和所谓的简陋的"爆炸装置"，就凭这点，他们够不上"恐怖分子"；第二，他们与国际恐怖组织没有关系，否则岂止这些破武器；第三，除了误伤平民，他们的主要抗争、乃至攻击对象是警察、公安与政府官员，因此与对付平民的恐怖分子有区别。 新疆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他们原本属于维吾尔人的，如今被中共统治，资源被掠夺。除了中央政府，还有贪官污吏的掠夺，中石油等央企转给贪官污吏、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家族几十亿、几百亿的油气资源，有一部分就是来自新疆。何况与新疆有关的贪官污吏，何止千千万万？ 去年年底公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正在接受党内调查的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刚，出身新疆建设兵团，曾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与新疆前书记王乐泉共事多年，关系密切，杨倒台有可能对周永康副手王乐泉造成政治压力。杨刚的哥哥杨森、胞弟杨司也长年在新疆工作，3人有"新疆杨家将"之称。王乐泉家族的贪腐更是远近皆知，他们的作为，加剧新疆内部的矛盾，因为他们必然用扩大敌情来转移视线，镇压民众，方便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然而中共当局为了新疆的"稳定"，也会包庇王乐泉的恶行。 不但中国人民，全世界都应该对维吾尔人的命运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制定联合国人权宪章的联合国，岂能坐视对维吾尔人的屠杀继续下去？ 对中共来说，还是一句老话，除非改弦更张，否则新疆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在大汉族主义的宣传逐渐失效以后，新疆的连天烽火将会影响到中原，维吾尔人的血性，会感化汉人的奴性。中国也有大变动的一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所做的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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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an 2014 10:18 PM PST  这是一块美丽而血腥的土地。 在非洲刚果的东北角，坐落着加兰巴国家公园，占地3000平方公里，一片宜人的景色。在无边无际的齐胸高的紫色狼尾草草原上，棕色的河流静静流动。古老的丶曾记载了埃及历史的纸莎草沿河生长，叶子就像丝带一样，往往会繁茂得堵住了河道。有时还能看到非洲所特有的蛇鹫，展开宽阔的黑白相间的翅膀，从晚霞中优雅地飞过。 这座国家公园始建於20世纪上半叶，是公认的非洲最令人惊叹的公园之一。在世界性的环境灾难下，更成为自然主义者梦想中的天堂。但如今，这里却成了一个毫不夸张的战场。 每天早上，由加兰巴公园的140名巡逻员所组成的一个个小组开始工作，但他们必须要携带突击步枪丶机枪和火箭弹。这些巡逻人员介绍他们与盗猎者的战斗时说，“我们不谈判，也不警告，我们直接开枪。”他们正在考虑购进夜视镜丶防弹衣和配备有机枪的小卡车，最好还能配备上无人侦察机。 在不加警告就开枪的状况下，偷猎者是真是在玩命了。 加兰巴国家公园兴建於70多年前，对非洲历史稍有了解者猜也猜得出来，保护的主要对像应该是大象和稀有的白犀牛。这里的白犀牛曾经有1000头以上，守护了70年，现在已经成了濒危物种。因为很多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相信，犀牛角磨成粉可以治疗癌症和其他重症，於是犀牛角价格升至3万美元一磅，比黄金还贵。随着刚果陷入长期战乱，盗猎犀牛的人就转移到了加兰巴。 巡逻员们说，已经有五年没有看到一头了。至於偷猎大象，则是一个更为久远的故事了。自从非洲被早期殖民者发现之後，首先是谋取黄金，然後是象牙，再往後是贩卖黑奴。经历了漫长艰苦的历程，人类终於结束了罪恶的黑奴买卖，至今尚未结束的，就是象牙的盗猎丶走私了。 加兰巴公园曾经有两万多头大象。去年，只剩下了2800头。今年，可能只有2400头了。 在晴朗的日子里，公园负责人路易斯•阿兰斯每天早上都会开着小型双座飞机在加兰巴公园上空飞过，巡视他所管理的土地。机翼下，翠绿的热带草原一望无际，景色令人赞叹，尤其在黎明时分。但有时他会看到秃鹫，而这种吃尸体的猛禽会把他带到作案地点。成千上万的苍蝇围绕着被杀死的大象，恶臭扑鼻，象牙被拿走了。他说，“这就像是一场毒品战争。只要有人出钱买象牙，就不可能停止。” 那麽，象牙到哪里去了？ 据调查，象牙的运输路线有很多条，但其终端，大多都通向中国。 据估计，70%的非法象牙都流入了中国。中国崇尚象牙有几百年历史，但只是到了今天，才有数量庞大的暴富阶层买得起象牙。在北京，象牙的价格已经飞涨到每磅1000美元的天价。 就在去年一年中，从肯尼亚到尼日利亚，有150多名中国公民因走私象牙被捕。有一个间接但无法推脱证据：在有野生大象活动的地带，凡有中国工人筑路的，偷猎现象就愈演愈烈。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罗伯特•D•霍马茨说，“中国是象牙需求的中心。没有来自中国的需求，所有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就连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中国领导的最高层会谈中，象牙走私也成了一个议题。 历史上，贩卖黑奴曾经被辩解为一个经济问题。与贩卖黑奴几乎同时兴起的象牙买卖也被辩解为一个经济问题甚至艺术偏爱。奴隶制结束了，那末象牙呢？当我们中国人以昂贵的象牙制品炫耀财富时，难道就没有丝毫的犯罪感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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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an 2014 10:04 PM PST  读到宋彬彬道歉的报道，重发旧文《读<卞仲耘之死>》。 ――胡平 这是一本真正用血泪写成的书。它激起我的万千感慨，决非一篇短短的序言可以说尽。这里我只说一点。 历史上罕见的血腥暴行 一位中学女校长被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女学生――用棍棒和皮带活活打死。这是一桩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极其罕见――如果不是闻所未闻的话――的血腥暴行。 它不是发生在野蛮的国度，而是发生在有两千年尊师传统的文明古国；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或灾害时期，而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和正常时期；不是发生在偏远蛮荒之地，而是发生在首善之区。不是发生在黑暗角落人迹罕至之处，而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 打人凶手是清一色的女中学生，不是据说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性。这些女学生不是出自贫困的或破碎的家庭，而是出自相对富裕的和有教养的正常的家庭。她们就读于名校，并非缺少教育；她们大多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就被视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而备受宠信，绝不存在长期受压抑和受挫折的问题；她们身心健康，更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曾有犯罪前科。也就是说，通常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或暴力行为的理论统统都不适用于她们。 再有，她们行凶的对象不是陌生的因而抽象的敌人，而是朝夕相处的最熟悉的人；不是往日就轻蔑就敌视的人，而是过去一直尊敬、亲近乃至爱戴的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如果被贴上某一类"敌人"标签者是陌生人，整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仇恨与成见常常源于无知源于隔膜。你越是对某人不熟悉，你就越是容易对某人形成刻板化的印象，越是容易产生仇恨与敌意，或者说越是容易对之冷酷无情。另外，德国人迫害犹太人，那和欧洲漫长的反犹主义有关。红卫兵迫害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当然和黑五类早就被打入另册定为敌人有关。可是卞仲耘的情况却明显地和上面讲的都不一样。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怎么能对她们的校长下得了手？她们哪来那么大的仇恨？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里，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恶的平庸" （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曾负责把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处死，战后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犹太人抓住押回以色列受审。当时以色列的媒体都说艾希曼是恶魔，是怪物，是虐待狂；但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不过是个心智薄弱的小丑而已。阿伦特不是说纳粹的罪恶是平庸无奇的，而是说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是平庸无奇的人。人们对艾希曼本人算不算平常人颇有争议，姑置不论。不过我们确实很难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不是平常人。那么，这些（起码是大多数）平平常常的女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平常的暴行呢？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只是执行命令。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构成开脱罪责的理由，也不能构成其行为动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活活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她们为什么打死卞仲耘 毋庸赘言，红卫兵的暴行是中共长期以来教育与宣传的产物。在文革期间，中共当局，首先是毛泽东本人，更以多种方式对暴力迫害行为给予暗示、默许、纵容，乃至鼓励。但尽管如此，我们又不能不指出，在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毕竟没有直接号召打人杀人，而且，在公开的讲话和文件文章中，他们还一再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作为毛主席的红卫兵，如果你真是对伟大领袖怀抱天真而虔诚的信仰，按理说你本来是不应该去打人的；不但你自己不应该去打人，而且你还应该劝阻你的同学去打人，因为打人不符合最高指示，不符合党的政策。因此无论如何，施暴者本人难辞其咎。但问题是，为什么竟会有那么多人去动手打人呢？为什么许多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人――他们分明是在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反而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但不好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还常常要违心地表示支持甚至被迫参与呢？为什么这种明显违背最高指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吗？）的行为常常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事实上，在无人观看处，此种暴力行为还要少一些），而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具有刺眼的公开表演的性质呢？ 在我看来有以下几条原因：首先，不少人身上潜伏着许多恶念，平时只是苦于师出无名，同时也是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敢造次。一旦有了一个堂皇的藉口并且有了不受惩罚的环境，那就什么恶事都干得出来了。 我们知道，伴随着红卫兵登上舞台，"他妈的"、"混蛋"一类粗话脏话满天飞。红卫兵不只是简单地打人，他们还想出种种方式践蹋、侮辱、虐待和折磨受害者，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套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应该说它们并非直接来自官方的宣传教育。在官方的宣传教育（包括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好人都是不骂粗话的，坏人才骂粗话。好人惩罚坏人也就是一刀一枪了事，好人不会去折磨虐待坏人，坏人才会去折磨虐待好人。在当年中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里，即使出现暴力情景，通常也避免鲜血淋漓与恐怖凄厉的场面。红卫兵的这一套，或许有一部分是来自家教，但更多的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做坏事往往不需要老师，只要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大大敞开恶念的闸门，各种坏主意鬼点子自然就会蜂拥而至，再加上迅速的互相启发互相模仿，很快就会发展到十分恶劣十分残忍的地步。 其次，打人足以显示特权。特权之为特权，就在于特权者可以不受常规的约束；因此，特权者一定要通过打破常规去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由高干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倚仗自己的特殊背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用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万岁》里的话"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所以，是他们而不是别的群体，率先出手打人，甚至打人致死。他们正是要通过此种行为树立起红卫兵的令人恐怖的赫赫威势，用他们自己的话就叫"打出红卫兵的威风"。 北师大女附中是一所有名的红色贵族学校。在学生中，干部子女占很大比例。文革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侄女、孙女几乎全都进入这所学校就读。"可以这么说，谁家住中南海，就有谁家的孩子。当时开家长会，政治局委员能到三分之一"。由于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也由于长期以来对老干部革命经历的的极力渲染乃至神化，干部子女，尤其是高干子女大都有极其强烈的优越感。特别是在63年64年以后，学校里强调执行所谓阶级路线，干部子女要比其他学生更容易上大学和上好大学，更容易入团和当干部乃至入党。在清华附中和北师大女附中这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高干子女谈话，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毛远新对王海容的讲话，并为他们专门组织和安排种种活动，这就进一步培养起高干子女的特权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年，干部子女的优越感或特权意识主要并不是体现在物质追求上，而是集中在权力欲望上。他们把自己视为天然的革命接班人，未来的国家掌权者。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在政治活动中出人头地，以显示和证明他们的无比优越。然而问题是，这些"自来红"们，不但在学习成绩和文艺体育活动等传统的衡量学生高下的项目中未见出色，就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和下厂下乡劳动锻炼等活动以及在学毛选加强自我思想改造或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等政治表现上也不显得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更高明。毕竟，在当年，同学们都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大家都革命，显不出谁比谁更革命，所以这些"自来红"们就尤其渴望着在文化革命中作出非常的举动，所以就要有"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所以就要有比革命还革命的带头打老师打校长。 像卞仲耘这样的学校领导，昔日在一般学生心目中是党的化身，现在虽被当作"黑帮"揪出，但那种敬畏之感一下子恐怕还去不掉，至少是不敢对他们大打出手朝死里整。只有那些高干子女，仗着自己父母的显赫权势，过去就不把区区中学校长放在眼里，尽管这些学校领导过去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当他们发现在这些学校领导身上滥施淫威最足以显示他们革命小将的的优越，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把这些学校领导当作了自己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批祭品。 第三，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卞仲耘，那并不是因为这些女中学生们对她们的校长怀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她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装出来的，而装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更革命，是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在当年，革命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衡量一个人革命与否和革命性的高低，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在对敌斗争中是否表现坚决，看你对敌人的仇恨深不深。既然我们平常都认为人在感情过于强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冲破理智的约束而做出过火的行为来；于是，有些人便故意做出过火的行为，以证明自己具有强烈的情感。打人固然不符合党的政策，但是它证明你阶级感情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可怕嫌疑。就像作家老鬼在自传小说《血与铁》里写到的那样：学生们互相比，"看你打得狠，我要打得更狠，否则好像我的思想就有问题，阶级感情不及你的深。反正对阶级敌人越残酷越好"。这就是说，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它是经过理性精心算计之后故意装出来的非理性。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是故意做出来给别人看的；所以它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愈来劲。 不难想见，这会形成一种何等强大的群体压力。在这种故作失控状的氛围之下，你要想坚持不'失控'实在是很难很难。这不是说你在众人的狂热的感染下自己也会变得狂热，而是说你在众人的装腔作势之下自己也很难不跟着装腔作势。如果你是根红苗正的天生左派，你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根本不容怀疑，你还比较容易顶住这种压力，因为你没有证明的必要。如果你的革命性本来就令人生疑而你又急欲显示自己革命或者生怕被别人指为不革命，那么你面临的压力就格外沉重。在那时，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一句话被反复引用，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没有比这句话更恶劣的了。因为按照这句话，过火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正确的，不过火反倒是不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尽管大家都知道打人不符合政策，且大多数人本心未必想出手打人，但是打人现象还是一再发生，并且越来越狠，以及总是难以制止的原因。明乎此，我们也就对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荒谬绝伦的种种"过火"现象有了清醒的认识。 不要无视良心的声音 就在打死卞仲耘的第二天，师大女附中校广播站播出了一篇广播稿。这也是因为是第一次学生打死老师，红卫兵们感到有必要作一个交代，作一番辩解。广播稿全文如下：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 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 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篇广播稿显然出自红卫兵之手，很短，还不到一百字，文字也很浅显，但是它包含的意思却很多很复杂，值得我们认真解读。在这篇广播稿里，作者玩弄概念游戏，避重就轻，推卸罪责，蛮不讲理；引用毛语录为自己壮胆，为同伙鼓气。最值得分析的是最后一句――"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太奇怪了！打死人不算破坏文化大革命，把打死人的事实真相向外面讲却要算"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逻辑呢？如今，很多人在回顾文革往事时总是说，红卫兵虽然做了坏事，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还一心以为他们做的是好事呢。不对。红卫兵们也许不能十分自觉地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做的是坏事，或者说，他们力图让自己相信他们做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而这正是恶的最确定不移的标志。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说一件事"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拿不上台面"（ 个人隐私属于不同领域故另当别论）时，我们不就是在说这件事是错误的是丑恶的吗？人的道德直觉是如此的敏锐，它能穿透任何邪说谬论的迷雾而顽强地发出自己的警示。 文革后，我和不少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包括不同背景，不同派别――讨论文革。我们讨论了我们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讨论了彼此在文革中做过的正确的事正义的事，也讨论了彼此做过的错误的事和愚蠢的事。尽管我们对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评价，但我们都认为，每一派中都有好人，每一派中也都有坏人。人品的好坏是可以脱离派别的好坏而存在的。这就是宽容与自由难于建立而又终于可以建立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些事虽然是错误的恶劣的，但当事人的动机却可以是正确的善良的。由此我们对那句名言"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深有所悟；但是我们又都认为，有些错事坏事绝不能用善良的动机来解释，它只能出自阴暗的心理和邪恶的动机。连行凶打人这种事都不能一概而论。然而，有的行凶打人，就像殴打卞仲耘致死这件事，那些带头打的人，那些把人朝死里打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推卸罪责，他们绝不能用什么"理想主义"、什么"受蒙蔽"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 正是通过文革，我们发现了人心中固有的道德直觉或曰良心或良知。人因其具有普遍而超越性的道德感而成其为人。人心中的这种道德感既是显明的，又是暧昧的。一事当前，我们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相同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是独立发生的，但倘若不和别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只能是模糊的、朦胧的，它就难以获得清晰，获得确认。当周遭的环境是极端的晦暗封闭，当任何自由而公开的理性交流都不可能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好比黑暗中的一丝灯火，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它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可靠，但又是我们在一无倚靠的时候的唯一倚靠。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倾听良心的呼声，决不要做亏心的事。遵循良心，并不能使我们免于犯错，但即便错了也不会错得太远；违背良心则几乎注定会使我们犯错，而且可能错得很远很远。暴君暴政得逞的秘诀是，用冠冕堂皇的理论，大力诱发和释放出人性中潜藏的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它首先就要求你无视良心的呼唤。 这应是我们从卞仲耘之死的悲剧中吸取到的最重要的教训。◆ －－－－－－ 原载《北京之春》2007年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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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平庸的恶”再次展现 ――关于“道歉”戏码登台的一些分析 Posted: 15 Jan 2014 09:35 PM PST  【新世纪特稿2014年1月15日】道歉，何时成为一个权力符号？此符号，是在这几天召开的北京一所中学里面的道歉聚会上形成的。这里，文革余虐宋氏，刘氏（刘进）等人粉墨登场，涕流满面，说是她们开始对文革受难者开始正式道歉了。这个戏码的序曲部分，一个“西纠”中人首创的（但是，他完全没有为他的那个叫喊“降落伞”的父亲的很多其他行为，道歉，反思和否定……）。我们在此之前，就已说过，红卫兵问题不是他们是不是道歉，而是他们是不是掌权、是不是继续掌权的问题。这个掌权和道歉如果合为一体，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景观；掌权者不作任何动作如颁“罪己诏”一类举动，在权、财完全“合法化”的统治基础上，施行一种对于文革所谓的忏悔和反省。这样的举动，究竟含带多少历史意义和含金尺度？受到置疑，绝对在所难免。我们说，这是全然不顾基本政治常识的伪说和作假——就像中国作假普遍化一样，现在，“忏悔”，这个宗教名词，也变成一种伪称。之所以如此说法，就是因为宋氏等人，是在我们所谓罔史避实的文革谎言中，施行所谓道歉的。其中，她们陈词滥调地一再施行戈培尔式重复所在，不过几点：1，她们学校卞老师被打死，是“学生”责任（规避文革红卫兵和毛的责任）。2，宋氏们工作组时期地有效统治是“秩序”的代名词；红卫兵是打人以后组建的。3打人发生后，她们是积极的“抢救者”和“阻止者”。……诸如此类（其中细节，可以参考张敏，朗钧，刘自立等有关文字）。这些说法，罔顾历史的特征极其明确。 就其重复的谎言，我们同样重复说明与辨析之： 1， 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所谓毛路线和毛号召，一般学生如何发生打老师打校长行为。如何高一三班一类年级和学生，忽然变成恶煞横行无法无天之人？为何此类暴行可以横贯校园而不被阻止——卞老师尸体停放几个小时无人过问！当然，这种行径绝对是一种文革行为，而不是在一般年代，一般环境和一般年纪之学生行为……这些看法，我们早有说明。 2， 毛、刘之争，在关于派，撤工作组事情上，上层前后矛盾，破绽百出；说是工作组时期有着某种刘邓革命秩序，是宋氏们的一再重复之谎言；1966年6月，卞仲耘就是因为被有组织批斗，殴打，以至于几乎遇难——这难道就是宋氏们的秩序？ 3， 毛从南面回到北京且撤销工作组，但是，这个由刘进，宋彬彬把持的校方专政机构的人头，并未改换——批判刘邓路线和继续毛路线成为宋氏机构权力一体化操作之基础；更因为后来八一八宋氏登上天安门，刘邓中宋，又一时得逞而和一般学校工作组势力式微，完全不同——宋，成为工作组帮凶和毛氏无工作组主要元凶，二位一体；呈现绝对的文革权力操纵者的双料面面，且继续把持校政。 4， 于是，六月份宋、刘殴打卞老师和八月份所谓“学生”（其实是红卫兵）殴打卞老师，成为刘邓路线和毛路线交叉，混合和殊同一体。这是人们几乎完全忽视的历史。而这些说法正好是所谓“道歉者”遮蔽历史和偷梁换柱的行为实质。 5， 道歉们一再所说的红卫兵是8－5事件以后成立的说法，一言蔽之，就是要遮蔽和摆脱文革罪恶行径之主要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在政权煽动下施行人人反对人人的，看似群众运动，实际运动群众之运动——而这个运动方式，就是由红卫兵中人先书面，后武力施行之、大字报加打死人这两种基本方式予以完成的——而权力作用，在于把卞老师等等一干老师和校长，定位敌人（四类干部），从而失去人权和生命权。这不是简单一句“高一三班”如何如何可以一笔代过得。 6，红卫兵何时创造，成立和作为，人们为文也多。只是一个文革常识要强调清楚。不管这个名词（红卫兵）细节如何，人员如何和行事如何，她们都是红卫兵实质的承载者。而宋所在学校红卫兵成立时间业有多人研究明确之，是在1966年7月底成立的。这符合毛回到北京之时间。这个时间巧合是有逻辑考究的。因为毛要排除官方文革形式（如镇反，反右，四清……），要别出心裁地搞一个民粹新招——所以他发明或者说支持了红卫兵。于是，凡是按照这个意志组织的任何组织，都是毛式红卫兵（——并且接合刘邓红卫兵的最先出现——在毛播发北大大字报以后。）所以，宋，刘之所以期望淡化和规避8月5号以前就有红卫兵之组织和活动，就因为她们既要开脱毛，也要开脱刘、邓。 以上是宋、刘道歉的基本情况，和她们继续罔史欺世，蒙蔽社会、尤其是蒙蔽那些不懂文革的人群之罪恶之继续。 “道歉”，不过是她们变换文革暴力威吓为诱惑和蒙蔽之手法的、另外一种荒诞游戏。 可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却不只是宋氏把戏，而是支持她们的，继续受蒙蔽的所谓群众（老师，校长和后代们）的，带有“平庸的恶”的那种可悲做法及其缘由。这个游戏居然从66年（也许，是从49年——或者19年或21年）持续迄今，而且丝毫没有觉醒的任何迹象。这恐怕就是中国特色的“和解”和“真相”之悲。在丝毫没有和解前提和提供真相之脆弱沙滩上的荒诞表演，成为中国公知们枉解南非和东欧和解真相的、对于中国转型的明吁和暗寓；但是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童话，完全无法适应中国现实。于是，在此道歉戏码的舞台上，一方面，是宋氏等权力中人企图依靠官方保障得到话语权和展开广泛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携带极其准确定义之“平庸的恶”的那些群众和老师，在符合这个恶轴而围其旋转。于是，阿伦特饱受争议的这个政治哲学论断，在21世纪的中国，居然被人们如此异类地，又行发挥一通。这个“恶”，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阿伦特错误论证的艾希曼之平庸；这个说法现在完全不能成立。因为艾希曼具备的绝对不是所谓的平庸恶(无知，无思，责任，机械等等)——艾希曼是拥有罪恶，罪行和犯罪动机者，而且他的罪恶带来无数死难者；他是纳粹思想的主动有意积极和肆无忌惮的施行者，和平庸毫无关系——而所谓平庸，实际上就是含括包括那些纵容纳粹的，含括左翼犹太人在内的群众，乃及其社会基础（其实世界上的人们忘记了，这个平庸最合格的人选，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而张伯伦主义之平庸，现在符合所有和“CP资本论”共襄一构之西方平庸主义者。）回到文革话题。之所以宋、刘可以把巨多受难者和老师、学生召集一堂，听取她们颠覆历史和歪曲文革之戏作，就是因为阿伦特针对的平庸人群，在中国基本仍旧存在。这就是平庸恶的今天的诠释和地道存在；这是中国极其可悲的极权主义现实之一种。 这样的推论也许是比较合意的。首先，平庸并不等于邪恶；平庸只是纵容邪恶和犯罪的土壤。 再次，要让平庸完全不受限制，就像让罪恶完全不受限制那样，在制度和法本的缺陷中无法施行。起码，在20世纪极权主义开始建立体制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平庸和罪恶的转化同样是有条件的。所谓法制－体制－无法无天，只是20世纪的产物。 第三，辨正看待平庸，在以往世纪之中，他发展和发挥成为由平庸而转向罪恶的可能性，是十分之小的；因为有西方传统政治，体制，道德和文化的保障——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之中，含集权主义之中的法统和道统，依旧存在，这就让文明有取代平庸的可能——只是极权主义将其彻底摧毁。 所以第四，只有在极权主义土壤上，才会出现平庸之恶和极权之恶之相加。这是一个短暂而完全悖理的道德毁灭时期（加上毛主义纯粹民粹之政治不可能性操作，毛也会适时放弃民粹，转为官僚体制）。 于是的五，在平庸＝邪恶（犯罪）之框架里面，从平庸走向罪恶并不是全体人群的必然选择——虽然，反向思维之，反平庸者，微乎其微；而只有占据广大的平庸人群之优势，文革罪恶才可以广泛施行；毛主义运动才得以实施。这就是我们所谓毛主义极权＋民粹的文革运动说。 第六，在此运动说的胁迫进行之下，依然可以发现极为少数的人，就像遇罗克和林昭那样，处在绝对优秀的不平庸地位。可是，广大人群，基本上处于平庸但不是犯罪之地位。 故此七，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其他哲学家要着重研讨的，是平庸如何和怎样走向邪恶和罪行——而那些大多数，何以又不是完全走向邪恶如艾希曼，而是就像现在的宋，刘支持者那样，依然处于平庸－邪恶之罅隙当中，无法自拔。于是，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平庸，是不是有时候就是邪恶的铺垫和拓路者？这是一个非常伤众的判断。但是，我们无法避开这个判断。因为，现实就是如此——反之，却无法自圆其说；因为如果在没有言论，没有尊严和没有没有威胁恫吓和恐惧中产生的平庸，平庸也是不好随便裹身于人的。人，为什么要自甘平庸呢？她们并不愿意。这绝对不是一个判断智商的课题，而是一个判断政治和研讨历史的课题。 但是人们要问，如果第三帝国时期，人们开始讨论希特勒暴行，会有什么结果？那个结果，就是现在国人讨论文革历史的结果——结果就是恶果——这个所谓研究的不受监督和不受制约，大行其道，而越发转变成为无道之祟的罔史欺世行径，也许，有着某种有恃无恐的依赖，也不好说。至此，研讨思辨层面上的平庸。当然，我们说过，不能给艾希曼一个平庸的称谓；因为，他不是犯下平庸之恶，而是反下绝对不是平庸的滔天大罪者（平庸铺垫恶，但其本身不是恶）；这是纳粹罪比天大，恶比海深的那种人类灭绝罪——这个罪过，同样可以延伸到文革时期毛的天大、海深之罪（毛，当然，也不是平庸）。我们的问题是，除去现在人们讨论的那些平庸的恶之有限范畴，宋、刘们是不是属于平庸的恶？她们是艾希曼吗？她们的观点，组织，行为，超过平庸了吗？这是一种个比较难以回答的课题。因为，我们认为，她们属于半个艾希曼，半个非平庸；同时，她们的另外一半，也属于平庸的恶（而不属于直接打人者的暴行——她们是打人的官方机构背景中人和权力中人——而且已经是成年人）；她们在道歉书中百般歪曲的历史和今天，使得她们似乎平庸，也似乎并不平庸呢！这是一些基本概念，基本事实。如果人们回避这个事实，就像回避文革是由毛主义发动者发动的，且完全不去归类和分析何以出现八五，何以出现八一八，何以出现宋彬彬，那么，在此层面上，施行所谓的言说和道歉，就是袒护文革和极权主义的戏法。虽然，这个戏法可以让很多平庸的恶之背负者，再行一次类似犹太人纵容纳粹暴行的平庸之选，但是，恐怕她们一手遮天的可能性，业已变得十分渺小了。宋氏七千言自辨书出版在“猫眼”网页上，受到两百页嘲骂和否定，即为一证；我们的提法是，也许中国所谓公知们，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宣誓人群，以支持宋氏，但是，广大老百姓和一般民众对于宋氏们的表演，心怀嘲弄和嘻弄戏谑……他们的表态，说明了自从宋，刘（叶维丽，于伶，冯静兰）们“五人谈”以来，一直的努力和混淆之完败。（“五人谈”，见《记忆》网刊47期。） 最后，我们在极端抽象的意义上，也是赞成她们宋、刘们对文革平庸和文革罪行施行道歉的。因为这是一种把文革钉上耻辱和罪恶柱子的总体方向性选择——就像人们一开始置疑人权，后来，还是抽象肯定之而唯恐避之不及于不人权。这是一个总体上的进步；虽然伴随这个所谓的进步，有着更多含义不确的概念混淆与之；比如资本，比如经济，比如国家，比如外交……就是。这样，坊间很多人士认为道歉值得肯定，只有极端左、右两翼者否定。这是一个误解。我们绝对不是不支持道歉；也没有任何理由和可能，要对比如打死卞仲耘者，绳之以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只是反复强调，反思和忏悔的前提就是真相。这是唯一的前提，舍此无道。设想，如果有一天，宋、刘们不再坚持工作组秩序论，不再强调打人不是红卫兵论，不再强调打人后她们虚以尾蛇的抢救论，不再强调她们立象废史（该塑像下不作任何文字说明，就连卞仲耘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这种字样都没有……），让后人无言以待，不再强调毛刘邓责任的虚无化……这样，我们就会对之丝毫不加任何保留地支持道歉论。可惜，她们并未如此做法——就如对于西纠历史的回顾和真相，也是含糊其词一样，她们没有确凿交待，真切反省和翻然悔悟。所以，我们对此道歉高潮，基本上采取置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于上述身载平庸之人，却也不是一个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难题。其中，很多耄耋之人和七老八十之辈，是不是因为年迈而清澈而完思而健康（思想上），事情也不是这样理想。我们显要提到的卞仲耘校长伴侣王晶垚老先生却和所有这些人物迥然不同。他是一位坚定的反对邪恶，同时，反对平庸者——他当然不会苟同宋、刘们的上述谬论。他的话语是，我绝对不会示弱！这是我们再先肯定的，优秀执着和坚定讨还历史真相之少数人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国人怀抱希望之所在。还有很多那所中学里面的良知未泯者，也向我提出不同的声音，以严格区隔于宋、刘们。人们也许会关注她们的以后的说法。这一点，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文革研究到了今天，依然是坎途漫漫，不到尽头。这和人们研讨很多亟待争议的其他历史课题一样，国人何时可以予以善待和正答，也许和历史转变的到来，或可同位。在此之前的任何过多的期待，都是会落空的。 所以，人们说悲观者，乐观之动因也；因为悲观者没有可以依赖的现成答案，只能孜孜以求，因悲观而不懈努力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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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an 2014 09:02 PM PST  最近几年有关毛泽东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争论得越来越激烈。这里边有个现实问题，就是日益壮大的左派民众队伍，仍然把毛泽东捧为神圣。甚至共产党内觊觎大位而不得的野心家薄熙来，也忽悠了一群毛左知识分子给他站台。现在就连集大权为一体的习近平，也想接过薄熙来的大旗忽悠千百万的毛左民众。所以如何评价毛泽东又成为了一个国人争论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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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澄清真相 分清主次――在“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讨论会”上的发言 Posted: 15 Jan 2014 04:41 PM PST
今天讨论师大女附中1966年发生的“85事件”，我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我是师大一附中初二的学生，和卞仲耘的儿子王行是同班同学。和北京八中的书记华锦是一个院的邻居。当年的悲剧，就在身边发生，离自己并不遥远。 我们这一代，已经年过花甲，应当反思自己的过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反思的前提是恢复真相，而不是改写真相。我要坦率地承认，我自己当时是个人崇拜的信徒，文化革命的信徒。我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我想积极投身文革，又有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我虽然没有参与过武斗，但参加过文斗，用极左思潮的逻辑和语言，批判过同学，伤害过别人。 当时的舆论宣传导向，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就有这样的说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据穆欣回忆，在起草过程中，刘志坚曾建议删去这些话，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刘志坚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可见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高级干部，对宣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严重后果有预感。但是，对于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哪里懂得其中的深浅？就是当时动手打人的学生，也是那种狂热政治宣传的受害者。 还原历史真相要关注微观细节，也要结合宏观背景。卞仲耘之死，不仅仅是校长和学生两方面的事。要把基层的事件放在文革的全局中考察。从1966年6月开始，不只是师大女附中一个学校的领导被打倒，进而成为暴力摧残的对象，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几乎同时遭遇了灭顶之灾。究其原因，就不能不直面当时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易储”，也就是换接班人。“516通知”里有一段话，是他亲自加上去的：“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没有参加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讨论“516通知”时一个字都不能改。毛泽东已经打定主意，用群众运动的方式，通过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实现权力的重新洗牌。但从哪里入手，具有偶然性。此前拿《海瑞罢官》开刀，编历史剧的人已经不安全了。批三家村，写杂文的人也不安全了。但这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16通知”下发以后，中央文革有几个人分头点火，找“516通知”传达范围内的人写大字报。5月下旬北京出现了三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张是学部吴传启的大字报，比北大早两天，一张是教育部卢正义的大字报，和北大同一天。毛泽东选择了北大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作为发动群众的突破口。这张大字报的题目点了宋硕、陆平、彭珮云的名字。陆平是北大校长、书记，彭珮云是副书记，和他们职务相似的全国大中学校的校长书记，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态度其实差不太多，他们很快在本校成为众矢之的，纷纷倒台。 火烧各个学校的校长书记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标，他们是通向最终目标的垫脚石。平心而论，在党政军群各条战线，学校的领导干部既不是最腐败的，也不是官僚积习最深的。但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长、书记们在6月就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文革初期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我们师大一附中的书记兼校长是刘超，他没有被打死，也饱受皮肉之苦，落下了后遗症。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领导运动的时间虽然不足两个月，但他们对学校校长书记的态度也应当正视。以他们分别过问的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为例。刘少奇6月21日接见师大一附中工作组部分成员时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要争取陶书寅（师大一附中的副书记）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邓小平7月5日接见了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的讲话提到卞仲耘，说她“意志衰退”，“ 卞仲耘只给我寄了一个信，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从中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一种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心态，而非尊师重教，保护校长，砥柱中流，仗义执言。 刘、邓和这些受冲击的中学校长书记其实有三重关系。第一重是中央领导与基层领导的关系。第二重是参加革命先后的关系。这些学校的校长书记，大多是抗战前后参加革命的党员，他们的革命资历刘、邓是知道的。第三重是家长与校长的关系。刘、邓都有子女分别在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在读。这些中学是北京市的名牌学校，用今天的话说，是稀缺教育资源。作为家长，他们本来是乐于把子女送去读书的。运动以前，他们对校领导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如果认为校长书记是坏人，他们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可是运动一来，就翻脸不认人了。放在文明史的长河里看，家长与校长这样的关系，也是不多见的。虽然很快刘邓也受到文革冲击，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他们运动初期体现的政治伦理也有反思的必要。 陈小鲁、刘进、宋彬彬作为北京八中和师大女附中临时机构负责人，为当年没有保护好校长、老师而道歉。这种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实际上他们掌控局面的能力相当有限。不能超越时空，要求他们完成当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每个过来人应当从严律已，拷问自己的灵魂。但对别人应当实事求是，不能要求别人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文革的罪责应当在弄清真相的基础上，分清主次。毛泽东去世后，一些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革命重新掌握了国柄，否定了文革。80年代初追究文革责任时，审判了两案，强调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罪责，在清查四人帮和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一些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和一些文革初期积极造反的青年品尝了苦果。但有些地位高得多的老革命，其实在文革的某些阶段，也曾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对干部、教师、学生和其他公民有这样那样的伤害，他们只强调自己受迫害，并没有反思自己伤害过别人。这个问题，不应成为历史的盲点。 （2014年1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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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an 2014 12:44 PM PST
2013是“中国霾”元年，“中国霾”是“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现在“改革再出发”，其实是“中国模式”的升级版。伴随这样的“中国梦”，必然就是今天全国山河一片红、明天全球生态大崩溃的“中国霾”。 「中國霾」 二○一三年，新認識了一個漢字，曰「霾」。新年伊始，以北京為中心，北部中國深陷「霧霾」；年底，「霧霾」南擴，攻克上海、南京並佔領長江中下游地帶。據報，「霧霾」同時凌厲西進，自西安而拉薩，進軍西藏比當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神速百倍。於是乎，二○一三年，一年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霾」。 俺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為早先不認識這個威風凜凜的「霾」字而愧怍。活到老學到老，於是搬出詞典補課自學。可是，這麼一學，發現不對了。怎麼不對呢？詞語不對。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一二年出版），「霧」是空氣中懸浮的微小水滴（第1386頁）；而「霾」（第865頁），此書定義為「空氣中因懸浮著大量的煙、塵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濁現象，能見度小於十千米」。顯然，「霧」是水汽，「霾」是煙塵，兩者根本是不同的東西。因此，這本權威詞典，在「霧」字條下完全沒有「霧霾」一詞；而「霾」呢，詞典說，「通稱陰霾」。 中國出現的那個被叫做「霧霾」的東西，看來根本不是「霧」。這麼說，「霧霾」這個詞，本身原來是個忽悠，是為了模糊乃至掩蓋「陰霾」的實質。所幸，這本《現代漢語詞典》是二○一二年出版的，還沒有來得及配合政治宣傳的需要。估計，經過我這篇短文此次引用，有關部門會去找社科院語言所了，要求他們訂正詞典，以後的版本就會增加「霧霾」一詞。搞不好，「霧」的定義都得修改，不能說是「水汽」了，可以改為「空氣中任何細物瀰漫的混濁狀態」──反正今後的中國，至少「偉光正」百年之內吧，再也不會出現水汽瀰漫的現象了，漢語應該與時俱進，改掉它！ 可是，至少現在這本詞典還沒有改。捧著這本詞典，俺很難接受「霧霾」這個詞彙，那不等於說「水汽煙塵」嘛？現成的「陰霾」一詞，為什麼不用？俺揣測，黨和政府不喜歡這個「陰」字。黨和政府喜歡「中國特色」，我看乾脆叫「中國霾」好了。 「中國模式」 二○一三，「中國霾」元年，據說也是改革再出發的更始元年。上次改革出發，是一九七八年，距此三十五年矣。 這也是官方的說法。而從「霧霾」這個命名的可疑，顯見，官方的說法，都是有埋伏、喜忽悠、具備重新定義詞典功效的不平常說法。小民不應該僭越，因此不應該拿官家的說法當自己的說法。關於改革，俺也算是有些研究的，曾經提出「兩次改革論」、「改革終結論」，坊間亦有認同者。所謂「兩次改革」，說的是，一九八○年代的改革與一九九○年代的改革，那是兩回事。現在可以補充一句：一九八○年代沒有什麼「中國模式」，只怕被「開除球籍」；自一九九○年代以後，「中國模式」崛起，似乎輪到中國要把別的國家「開除球籍」了。 「中國霾」就是「中國模式」的直接後果。不受制約、為所欲為、不計代價、好大喜功的政治權力，加上唯利是圖、不計成本、缺少大眾參與和法治制約的那種畸形市場機制，推進經濟發展的成就是取得了，但是，為取得這個成就而付出的代價，卻同樣很大很大。生態環境被破壞，就是其中一方面的代價。 有人說：霧霾的原因找不出來。我說，怎麼會呢，天下沒有沒有原因的事情，下面你不妨聽我解釋是什麼原因。也有人說：河北的鋼鐵廠是北京霧霾的原因。可是，這不上海、西安、拉薩也霧霾了，應該不是因為河北的鋼鐵廠吧？最近又有研究說，機動車是主要原因。可是，汽車並不是首先在中國發展起來的，為什麼中國的汽車就這麼牛氣衝天？ 當然，鋼鐵廠、機動車，也都是原因。但是，我認為，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全面惡化，積累到了發生癌變的程度，「霧霾」就是生態系統崩潰的一個表象。所以，「霧霾」並不是某個單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二十五年來「中國模式」在生態環境上的總結果中的一枚果子──當然，是一枚苦果。 現在「改革再出發」，其實是「中國模式」的升級版。那麼，這會產生什麼樣的生態後果呢？對此我是不敢想下去的。再來這麼二十五年、三十五年、六十五年，全球生態系統可能都將面臨崩潰，這個地球會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中國夢」 如果不徹底改變「中國模式」，「中國霾」籠罩全球，可能就將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為重要的結果。 雖然國人直接生活在「中國霾」之中，但是，許多人還是慣於從什麼改革、市場、漸進等等這些角度來看問題，他們還在做「中國夢」，也就是中國強大的夢。有的人「進步」一些，他們的「中國夢」是國強民富，多一些考慮到老百姓。這個「夢」沒有什麼不好，我不反對；但是，恕我直言，這是一個視野狹窄、觀念落後的夢，還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產生的「中國夢」。一百五十年來，世界變化很大，人類正在面臨很多新的巨大挑戰。一個大國，還沉浸在自己一百五十年前的夢中，還在戮力地、不計代價地去實現這個夢，這對於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整個人類都是很危險的。 我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模式」的升級版，並批評這樣的升級是「敗筆」，有人不以為然，認為我太幼稚，不懂得政治的複雜性，太性急，總希望一步到位。有朋友轉來幾句批評，告訴我：「歷史總是在缺陷中往前走，只要往前走就好，任何希望畢其功於一役的想法，可能適得其反」。可是，我什麼時候反對過那種漸進主義的原則？從來不曾。我又什麼時候奢望過「一步到位」？說實話，一百步後能不能「到位」，我都是懷疑的、悲觀的。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往前走」，而在於弄明白哪裡是前方。道理很簡單：如果方向不對，道路不對，任何所謂「往前走」，又有什麼意義呢？ 儘管參與過艱難的中國政治改革，作為政治學者更承認馬基雅維利是我們的鼻祖，但是我確實不足以理解現在流行的兩種邏輯。一種是：不集權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進步；另一種是：進一步的市場化可以解決市場化所產生的弊端。中國的所謂「左派」正在為前者的實現而躊躇滿志，「右派」們則在歡呼後者，甚至左右合流共同膜拜「改革」這個早就已經腐爛了的名詞。什麼「以毛的手段進行鄧的改革」？毛的手段是「文化大革命」，鄧的改革最終是官員和他們的關係戶發財。新一輪改革，是否就是加倍鉗制甚至剝奪民眾的公民權利（civic rights），同時翻番讓政府及其合作者如柳傳志、馬雲等佔有中國國民財富的更大比例呢？ 就鉗制權利和增加財富而言，我並不認為「中國模式」行不通。是的，它能做到這兩條，而且做得有效。我對「中國模式」的批評，恰恰在於它做這兩條做得太好，為此不惜代價──「兩個不惜代價」，即「不惜代價維持一黨專政，不惜代價推動經濟發展」，這也是我以前總結過的「中國模式」特點，這裡不再重復了。事情就是這樣：越是不在乎代價，代價就越是大；有人得到了很多，別人付出了代價。「中國霾」就是代價之一，很大的代價。是誰為此付出代價？不用說，大家都明白。沿用這樣的「中國模式」，不錯，是可以實現一些人的「中國夢」的；而伴隨這樣的「中國夢」，必然就是今天全國山河一片紅、明天全球生態大崩潰的「中國霾」。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本文网址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6105.html 【吴国光简介】 （1957年－），山东临沂人，政治学家、政论家、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文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秘书、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鲁斯学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王安博士后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及亚太关系讲座教授，并兼任六种英文国际学术期刊编委；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国际政治、中国对外关系、二十世纪中国史等，出版英文书籍四种、中文书籍十六种，论文见于Asian Survey, China Quarter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The Pacific Review, Social Research, Third World Quarterly 等国际学术期刊。——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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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an 2014 09:37 AM PST  新君即位，拿下前朝权臣以立权立威。这在专制朝代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最近这一现象居然在亚洲东部一小一大的两个专制国家重复出现了。这就是朝鲜的处决张成择和中共的拿下周永康。 但是这两个事件到底和历史上什麽时期发生的类似事件相似点较多呢？如果和清初的“康熙擒鳌拜”相比，似乎不像。因为康熙登基时，天下已定，康熙拿下鳌拜奠定了自己的权力，为后来的“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如果和慈禧斩肃顺相比，则虽然那是清朝被英法联军击败时的事，但毕竟清朝没有灭亡，而且还暂时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同治中兴”。 因此我认为“张-周事件”和历史上相似点最多的还是明末的崇祯斩魏忠贤。崇祯本人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无道昏君，但他生非其时，轮到他时明朝气数己尽。（最近国内有一新电影片“大明劫”，反映的就是那个时代）。杀了一个魏忠贤就能回天吗？最后崇祯皇帝只有吊死煤山，而且只有一个小太监王承恩伴随着他。（有趣的是：据说北京居民在景山议政时，关于周永康问题也说这不过是“狗咬狗”而己）。 朝鲜官方历数张成择的罪恶是：滥用职权，生活腐化堕落，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在高级餐厅大吃大喝。在思想上放松，吸食毒品，利用去外国治病机会用外汇进行赌博。这真是开玩笑：朝鲜和中国的官员（不仅高级，而且中下级）有几个不是这样的？如果因为这样就处决，那大多数的官员都要人头落地了。 据说张成泽的罪状还有一条是出卖国家资源（给中国）。这似乎会引起中朝之间的破裂，即小狗（朝共）咬大狗（中共），小流氓取闹大流氓。但到底能闹到哪里去呢？难道朝鲜会往北京扔核弹自己找死吗？其实从金日成时代开始，朝鲜搞过的反中共浪潮不止一起，连毛泽东都忍了。人们不能忘记：中朝关系的一条底线是：当今世界和东亚仅有的两个专制国家只能相依为命了。中共无论如何受了朝共的气，也必须忍着。朝鲜毕竟是中共的缓冲国。一旦朝鲜专制政权覆亡。中共在全世界形影孤单，更是加速自我崩溃了。据说，朝共想投靠美国反华，但是美国要它吗？因此，不论朝共怎麽对中共无理取闹，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共只能豁出老命来保住鸭绿江以东的这个小小的专制共产政权。 总之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小狗（朝共）大狗（中共）互咬，而中共朝共两党自身内部也在不断狗咬狗。犬吠声一片。不要以为“狗咬狗”与人民无关。因为这一方面削弱共党内部，同时也帮助了人们觉醒（比民主人士们进行启蒙效果更好更快）。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上世纪曾经有过的一个预言：1959年前苏共召开非常的21大时，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一个新论点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将大致上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然后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斯捷潘年又写了一篇文章，推测说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将第一批进入共产主义，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则将是第二批。你不要以为斯捷潘年院士说的是胡话：他这预言里毕竟有一些合理的逻辑，而且已经从反面验证了一半，而现在又正在验证另一半：1989—1991年间的 “苏东波”使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大致上同时崩溃了。而现在从2013年起东亚的两个“社会主义（专制）”国家正在同时走向崩溃。难怪中共迟迟不肯公开宣布周永康被捕，因为它害怕引起人们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朝波”的联想呀！但是，纸能包住火吗？ 2014年1月1日于美国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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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an 2014 09:36 AM PST  历史问题，尤其是重大历史问题，是威权国家政治转型进程中难以逾越和必须逾越的历史障碍。因为对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涉及到对威权统治历史的否定，涉及到对威权统治之下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揭示，涉及到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更重要的是，这必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转型时期的路径抉择和约束条件，涉及到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的根本调整，涉及到国家制度转型之后对历史责任者的重新评价和清算。历史真相的揭示是形成新的社会冲突，制造新的历史悲剧，还是从历史的清算中重新走向民族和解和国家团结？这是中国目前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关切。世界威权国家转型史已经普遍确立了转型正义的理念，积累了处理历史问题的有效机制和成功经验，其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国即将全面展开的制度转型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光州事件”与韩国制度转型 9月24日，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朴槿惠发表讲话，向其父朴正熙执政期间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她说，她会竭尽所能，与受害者会面，缓解他们的痛楚；另外，她提议设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团结委员会，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评估那段历史。朴槿惠的这番讲话，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个选举策略，而是表达出面向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真诚态度。韩国从威权体制转向民主宪政体制已有近二十年时间，期间经历了四任民选总统，迄今已基本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可谓“东亚模式”中制度转型的成功范例。但是，威权统治对国民所造成的痛苦记忆仍然未被完全抹去，自朴正熙时代以来军人独裁政权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全斗焕政权对“光州事件”的残酷镇压，仍在时时不断地折磨着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灵，这是韩国历史中难以轻易翻过去的一页。朴槿惠勇于面对历史，愿意重新评估其父朴正熙的功过是非，彻底清算和反省威权体制的罪恶，以真诚争取国民谅解，以谅解重建国民团结，无疑是一个符合人类正义的重大举措。 韩国自韩战结束以来，长期被置于军人独 裁统治之下。朴正熙于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李承晚政权，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1962年3月任代理总统，1963年8月任民主共和党总裁，同年12月当选总统，其后连任5届总统，直至1979年，被其情报部长金载圭枪杀。在朴正熙之后，又是连续两任军人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在全斗焕任内（1980年5月15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独 裁政权悍然以武力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造成平民的巨大伤亡，据事后可靠统计，共计死亡633人，军警死亡27人，受伤数以千计，财产损失达226亿韩元。“光州事件”对韩国国民造成了难以愈复的巨大伤害，极大地毁坏了韩国的国际形象，写下了韩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全斗焕的独裁政权由此遭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光州事件”是威权体制无法适应和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要求而激发出剧烈政治冲突的一个典型事件。韩国自朴正熙执政以来，在威权统治之下，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为所谓“东亚模式”创造了政治专制和经济繁荣共存于一体的制度经验。据后来韩国KBS电视台和国民大学联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已故前总统朴正熙被选为历届总统中“领导能力最强的总统”，其后依次是卢武铉和金大中。韩国历史承认，朴正熙的威权统治不仅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也致力于惩治腐败。在其治下，因腐败而受处分的官员每年都有数千人，对官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等行为均有严厉的处分。尤其是在 1977年1月推行了“庶政刷新奖惩记录簿”，对官员每月记录一次，严格监督官员行为，公布了12种肃清对象，包括索要礼品、保护企业非常经营、懒惰、刁难群众、提升中走后门、拥有豪华住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有情妇、无能力等。这些措施都是力求维护威权统治的合法性，以此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即使这样，威权体制的内在腐败依然无法遏制，如政治献金问题，政府和军队高层的贪腐问题，涉及所谓经济发展中的腐败问题，朴正熙均以不可动摇国本为借口予以容忍。正是这些根本性的腐败问题，引发了人民的强烈不满，进而引发了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和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政治。“光州事件”的实质，是威权统治内在危机的爆发，是人民要求宪政民主和专制的冲突，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诉求的冲突。 全斗焕政权以武力血腥镇压光州起义，暂时平息人民反抗，但是，其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完全动摇，原来依靠经济发展所换来的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已基本流失，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主运动已不再局限于学生，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宗教团体都走上了街头，形成了强大的势不可挡的要求民主变革的力量。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试图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借口，宣布停止修改宪法，这个讲话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经无法再以暴力压制民主运动。1987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74票对0票，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421票对0票，两院一致通过了 《促进韩国民主化决议案》。国际奥委会也发表声明，不惜以取消汉城奥运会主办权相威胁，要求韩国顺从民意。在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军人政府被迫接受宪改方案，由总统候选人卢泰愚发布《民主化宣言》，宣布实行总统直选，还政于民。卢泰愚上台后，致公开信给受害者家属，认同“光州事件应被视为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公开为“光州事件”平反。卢泰愚于1993年把国家政权交予民选的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由此，韩国的威权制度正式转向宪政民主制度。 制度转型之后，历史清算问题立即被提到议事日程，“光州事件”的平反首当其冲，因为这牵涉到整个韩国国民内心深处的一个剧痛，必须迅速修复；否则，社会将陷入在不理性的怨恨和报复状态中，国民无以重建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团结。1988年，“光州事件”在国会中被重提，1993年金泳三上台之后，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他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对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内乱罪课以重刑。作为“光州事件”的发源地光州市，承受的牺牲最大，自然成为重写历史的中心。1997年，“5・18”公墓在光州正式落成，将所有遇难者的遗体归葬一处，其中大多数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生，死时仅20岁上下。现在他们长眠的地方，已经成为国民纪念先烈的圣地。5月18日被定为“国家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韩国总统都要来这里发表讲演，缅怀他们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不朽贡献。韩国的所有媒体，都会给予隆重报道，大学里会有各种关于“5・18”主题的讲座，广场上有纪念“5・18”运动的大型晚会。对于“光州事件”的死难者，韩国政府于1999年正式把他们封为“国家有功者”，同时给予有关抗争者以医疗保险。韩国“东亚细亚国家暴力受害者联合会”组成“5月光州事件精神”继承运动，“光州事件”成为人权、和平的摇篮和市民自治共同体运动。倡建“5・18纪念馆”和“5・18纪念广场”，设立受害者治疗中心。2000年，第一次有现职总统参加的“光州事件”纪念仪式上，金大中总统承诺制定有功者特别法。“5・18纪念财团”制定“光州人权赏”，以奖励国内人权团体或人权运动人士。通过这些方式，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一方面是让国民永远不要忘记威权统治所制造的黑暗历史，铭记死难者为国家民主化所承担的无法弥补的牺牲，抚慰死难者家属不可复愈的沉痛心灵；另一方面，是让国民从仇恨中摆脱出来，不把历史记忆当做历史包袱背起来，而是以历史和解的精神着眼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未来。 “光州事件”作为韩国政治转型进程中的一个悲剧性事件，其意义极其重大，它充分暴露了威权制度侵犯人权、违背民意和与人民为敌的专制本性——在转型的关键时刻以武力镇压平民抗议，在韩国历史上留下了黑暗一页。“光州事件”同时又是韩国民主运动的总动员，它开启了威权制度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的不可逆转的进程，显示出人民要求实现民主权利的不可遏制的力量。“光州事件”对韩国国民所造成的心灵剧痛，是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了理性的治愈和修复，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清算，并未进一步撕裂社会，反而是形成了新的国家团结的基础。这是“光州事件”给予世界的最有价值的政治和思想遗产。 台湾地区“二二八事件”与转型正义 台湾地区于1947年2月28日爆发并蔓延全岛的冲突流血事件，史称“二二八事件”，是比韩国“光州事件”范围更大、冲突更为剧烈、死伤人数更多的历史事件，其死亡人数有各种估计，从数千到十几万。1992年台湾行政院的报告推估在18000人至28000人。这样一个死伤惨重的事件，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之下，被湮灭和屏蔽了长达四十余年，直到台湾开放党 禁和报 禁之时，才被重新置于公共视野之中。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是它以往专制统治必须承担的一个后果，也是一个必须清算的历史问题。它主动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通过民选重建其执政合法性，对“二二八事件”的重新认识和平反，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坎。 从目前披露的史料来看，台湾“二二八事件”最初起因于一个偶发事端，由于警察取缔私烟贩不当引发民众自发性暴动，后逐步酿成有台湾中上层精英尽数参加的要求地方自治和政治改革运动，在部分地区（台中、嘉义）又扩大为群众暴动和武装起义，最后是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介入，用武力镇压民众的一切诉求和反抗，滥杀无辜，实行白色恐怖，造成台湾前所未有的悲剧。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台湾四百年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政治事件，对台湾人民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生活态度，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无可否认的，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已经变成台湾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台湾人民对政治的畏惧，对现实的疏离，对历史的逃避，都可以在一九四七年的流血经验中找到原因。” 以专制手段统一社会意志，用武力镇压社会一切反抗，是威权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惯常做法。1947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台湾韩国1980年代的水平，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看来，因为国共内战的存在使得中国尚处在军政阶段，离训政尚远，更何谈宪 政。因此，对于台湾本土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和政治改革要求，国民政府绝无可能予以支持，一旦面临局面失控时，它唯一的手段就是用武力平息事态，为此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一个“过早”发生的事件，是在威权制度根本还未出现宪政转型迹象时，因为台湾地方自治的“早熟”而必然会发生的政治冲突。那个烟贩的死亡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他点燃的是由各种矛盾所积累起来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在缺乏宪政的条件下，危机的克服只能采取专制的暴力的方式，它由此给台湾带来的痛苦记忆必定是深刻和漫长的。 国民党在台湾四十余年的高压专制统治，在主导经济快速增长一跃进入亚洲“四小龙”的同时，一直试图抹去人民对于“二二八事件”的痛苦记忆，长期封存有关这个事件的各种信息，以意识形态的说辞抹杀或混淆事件真相，以为依靠时间之流也将彻底冲洗掉人民心中为此留下的印痕。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持续永久地遮蔽历史，正如一 dang专制不可能永远垄断政权一样，国民党也最终认识到这一点，在蒋经国主动开放党 禁和报 禁之后，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记忆闸门即被瞬间打开。 1987年2月13日，为纪念“二二八事件”40周年，台湾有关人士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组织人走上街头，祭悼亡灵。2月27日，历史学家许倬云发表文章，就二二八事件提出5项建议：（1）当局向台胞道歉；（2）追查二二八事件的责任；（3）对于含冤负屈者，予以平反；（4）释放因为“台湾情结”而抵押的人犯；（5）当局要求海外主张暴力的人士公开声明放弃暴力主张，允许发表声明者返台。从这之后，“二二八事件”的禁区被打破，许多长期保持沉默的知识精英，首先跨出禁区，重新面对历史和现实，强烈要求还原事件真相，为那些蒙受冤屈长达四十余年的同胞平反昭雪。1989年8月19日，嘉义市公园立起了全台湾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纪念碑，民间要求当局为二二八事件平反的呼声已喷薄而出，不可阻挡。 正是在知识界和民间的巨大压力之下，台湾当局不得不顺应民意，正视历史，迎合时代潮流。1991年1月17日，成立“行政院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以处理该事件的相关善后问题；同时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负责撰写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以备当局参考。1992年2月，该研究报告如期公布，内容主要是叙述事件的背景、爆发、经过，以及政府的因应、事件的平复、伤亡与受害及当时的救恤情况。1992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行，先由曾道雄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来慰灵，悼念死难者。李登辉出席致词，这是台湾45年来第一次朝野一体以公义与爱的精神，用美丽音乐来纪念“二二八事件”。 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于台北二二八纪念和平公园落成，李登辉代表当局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4月7日，台湾“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10月7日生效。“行政院”于1995年12月18日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负责受难者赔偿抚恤事宜。基金会成立后即开始运作，先由受难者本人或遗属提出申请，由基金会进行审核，如系事实，即按照补偿金核发标准视情况给予数额不等的补偿。 “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给台湾所制造的最大一笔历史债务，清偿这笔债务绝非仅仅给予受害者家属于国家赔偿就可了结，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必须承担其更大的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必须承受人民对其执政历史合法性的质问。在台湾进入到政党政治之后，作为主要反对党的民进党，时时不断地以“二二八事件”激发所谓“台湾悲情”，制造省籍情结，酝酿族群冲突，倡导台独意识，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形成巨大冲击，迫使其连续两届失去政权。“二二八事件”已成为国民党最大的历史包袱，它不得不长期为其支付信用代价。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国民党并未退却，反而是勇于正视历史，主动承担责任，以真诚的态度换取人民谅解，重新取得人民支持。马英九在纪念“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时，撰文阐述了他对解决历史问题的基本看法，对台湾人民郑重作出五点许诺：1、一定要让“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的最后一场悲剧，绝对不能再发生；2、对战争永远说“不”；3、严正地对族群撕裂说“不”，同时坚持清廉政治，打击贪赃枉法；4、政治必须民主，社会要更加开放，历史的教训是威权政治下的压制，会引发更强大的反抗，人民表达意见、集会、抗争和示威，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5、两岸必须和平、开放，让二二八当时的内战烽火，永远从台湾绝迹。 正是在国民党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主导下，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朝野各个党派，普遍形成了“转型正义”的理念，该理念强调的是：转型正义作为“迟来的正义”的目的，是为巩固和保障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督促政府停止、调查、惩处、矫正、和预防未来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当国家从独裁政权或内战状态转移至民主政治或和平状态时，对过去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政府以转型正义维持社会稳定与满足应报思想。按照转型正义的理念，对历史的清算将不再重陷仇仇相报的族群冲突之中，相关的赔偿是着眼于社会的和解与团结，把过去发生的不义视为对未来发展的警戒，以此培养公民的理性精神，奠定宪政民主制度的牢固基础。 转型正义对于台湾政治转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各个党派均有强大的约束力。民进党个别民意代表曾经提出过一个“二二八事件及戒严时期政府违法责任追究特别条例草案”，该草案不只要求当时逮捕行刑的加害人，必须负起刑事和赔偿责任；如果当事人过世，还要继续追究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等直系亲属的连带责任。对于这样一个明显鼓励族群冲突的草案，不仅蓝营痛批，民进党内部也是批评声不断，谢长廷和吕秀莲均对该草案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是“拿石头砸自己脚”。社会对该草案的普遍反应是，违背转型正义。台湾《工商时报》对此发表题为《不容法制与历史悲剧沦为政治斗争工具》的社论指出，在台湾社会中，“二二八”早就被大众认定是历史的悲剧，虽然始作俑者罪无可赦，但生者应该学习用爱及宽容来相互对待，岂可容忍政客用历史的创伤来撕裂族群，来进行政治斗争。可见，转型正义的理念已深入台湾人心，这是台湾政治转型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 南非的社会和政治转型，显然比韩国和台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它解决的是白人少数政权向黑人多数政权的转换，另一方面，是种族隔离制度终结之后如何重新建构族群和平共处的社会条件。对于一个由白人殖民统治已达四百余年的国家，社会的矛盾体系是由民族、阶级、文化、宗教以及风俗习惯诸种矛盾所共同组成，如何彻底清算历史问题，解除历史包袱，重建民族和解和团结，绝非单纯的政治转型即可实现，这必然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改革和国家基础建设，涉及到新的国民意识的形成和国家认同。南非为此建立起来的“真相与和解”制度，创造性地为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开辟出一条正确之路。 1652年，荷兰在好望角开辟了南非最早的殖民地开普敦，从此欧洲白人移民源源不断地向此涌来，其中主要的是布尔人。在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中，欧洲白人不仅打造了南非的经济基础，而且强行地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大力奉行“白人至上论”，把非洲黑人视为奴役和教化的对象。进入20世纪之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世界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南非白人政权为继续巩固其殖民统治，打着“维护白种人纯洁性”旗号，强行推行种族隔离制度，从1950年起，陆续颁布了《人口登记法》、《集团住区法》、《公共场所隔离保留法》、《土地法》，由此构成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四大支柱。1959年，又推出“黑人家园计划”，将占全国人口73%的黑人驱赶到12.7%的土地上居住。通过这些法案，南非公开建立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黑人的基本人权——居住、迁徙、工作、生活等项权利均被剥夺或限制，选举和被选举等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从其实行起，即遭到南非黑人的抵制和反抗。尤其是在非国大成立之后，黑人的反抗迅速进入到有纲领有组织的状态。非国大根据1949年《行动纲领》，组织了一系列反对种族隔离法的群众运动，通过罢工、不服从和不合作等非暴力方式，要求取消种族歧视，实现种族平等。其中规模最大和影响最深的是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大会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南非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非国大的元老卢图利。自他之后，非国大在曼德拉的领导下，南非黑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一度进入到暴力抗争阶段，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和1976年的索韦托事件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暴力抗争特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与互相仇恨达到了极其剧烈的程度，曼德拉也由此被白人政权投入监狱，终身监禁，非国大的大批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南非国内黑人斗争陷入低潮。 在南非为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国际社会给予南非黑人以巨大的支持。早在1962年，联合国就专门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成立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其后的二十年间，联合国通过了许多重要决议，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连续进行了“动员制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国际年”和“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10年行动计划”，由此促使许多西方国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1986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全面反对种族隔离法案”，对同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实行严格限制，美国的银行带头制裁南非政府并终止了对南非的全部贷款，从而引发国际社会多个国家宣布对南非实行制裁。到80年代末，全世界140多个国家与南非断绝了外交和经贸关系。 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南非白人政权不得不面对现实，郑重考虑终止种族隔离制度和还权于黑人的问题，他们的最大担忧是，在清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和把政权交还给黑人之后，他们会不会面临着黑人的清算和报复，毕竟在他们统治之下，制造了太多的人道灾难。在这个担忧之下，许多白人选择离开他们已生存了几代人的南非，重新返回欧洲。这种状况如果持续出现，对于南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是一个重大隐患。因此，历史性的妥协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89年，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在狱中致信南非总统博塔，其中写道：“为了国家的利益，非国大和政府有必要紧急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个有效的政治解决办法。”自此，开始了非国大和白人政权的建设性谈判。1989年，德克勒克上台，开始民族和解进程，他说：“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南非议会开幕讲话中宣布解除对非国大等33个反种族主义统治政党和组织的禁令；同月，不顾议会内右翼集团的反对，宣布释放入狱达27年的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1991年6月30日，宣布废除四大支柱的有关法令，正式宣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1994年，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就任总统，新南非正式诞生。 正是在以德克勒克为代表的白人力量和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力量，共同认识到历史妥协与和解的重要性，并将这一精神真正贯彻于政治转型之中，才共同主导了南非从一个种族政权向一个宪政国家的和平过渡，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并为后来的“真相与和解”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1995年，南非政府公布《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根据此法案，宣布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图图大主教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宗旨为“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具体任务是： 1．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2．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3．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为完成上述任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立了相应的专门机构，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听取了两万余名证人的陈述，这些人中有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也有当年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作恶者。听证的重点是，由受害人讲述他们遭遇迫害的经历和受到伤害的程度，指控施害者的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他们做出道歉和赔偿；同时，对侵犯人权的施害者，只要他披露了与政治目标相关的所有的犯罪事实，给受害人一个讲述他们所受到的侵害的机会，采取相关的手段来修复双方的关系，赔偿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被害人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尊严与人权，在全国范围内报道这种侵犯行为和受到侵犯的人，对如何防止再发生此类情况提出建议；只要双方能够彼此达到这样的谅解，均可算实现了和解的目的。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2003年，由完成使命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所有听证记录编写为厚厚的7卷报告递交给南非总统姆贝基。至此，南非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才真正翻过去了。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运动，以转型正义的原则，化解了黑人和白人之间持续数百年来的民族怨恨，让受害者得到补偿，同时让他们宽恕过去，让施害者受到谴责，同时赦免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民族和解，重建了国家团结，开辟了国家未来，巩固了宪政民主制度，重写了南非的历史。 处理历史问题的四个原则 韩国、台湾地区和南非基于转型正义所建立起来的历史问题的解决机制，对于所有威权国家在政治转型中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中的许多经验可以直接效仿。威权国家的历史，作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普遍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是人类必须承受的一个代价。如何化解这个代价，如何在付出这个代价之后能够实现人类的正义和进步，是人类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必须正视的问题。历史既可以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包袱，让他们永远背负，冤冤相报，互相仇视，无法卸装而行；也可以转化为他们的精神财富，让他们记住教训，忘记仇恨，重新团结起来，轻装走向未来。共产党人一直在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从韩国、台湾和南非的经验中，我认为，至少可以总结出处理历史问题的四个原则。 1、真相原则。 正确地处理历史问题，首先必须还原历史真相。威权制度面对历史问题的惯常做法是，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掩盖真相，尘封历史，按其特有的意识形态方式随意解释历史，无视重大历史事件的存在，设置历史研究禁区，企图依靠时间之流彻底冲洗掉人民的历史记忆。因此，还原历史真相，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统治者可以欺骗所有人于一时，也可以欺骗一些人于永远，但是，他们决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于永远。历史的真相最终无法遮蔽，终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刻。 还原历史真相，对于人民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历史的受害者来说，是要求一个公道，是要求彻底清除统治者无端加诸于他们名下的各项指控和各种不实之词，是要恢复他们的清白之身和做人的尊严，是要求历史的平反；对于统治者来说，特别是对那些理应承担历史责任的人来说，是要求他们主动公开说出历史真相，如实交代那些侵犯人权事件和重大历史悲剧的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坦白个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实际作用。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由于年代久远，长期封闭，具体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细节极易引起争议，因此，真相的原则重在定性，轻于定量，重在对事，轻于对人。例如，台湾“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一直无法确认，数字差距极大，台湾前国防部长郝伯村就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只有几百人，远不是成千上万。对于这样的分歧，马英九的看法是，“历史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历史的过程不能遗忘”，当局必须深刻体会受难家属的感受，要记取教训，避免重演和抚平伤痛，焦点不应该放在“受难人数”上。马英九的这个态度，体现的是转型正义的原则，是为历史评价和历史清算提供一个尽可能宽大的尺度，以恢复和重建历史正义为最大目标。 2、补偿原则。 在还原真相的基础上，接下来的工作必然是为历史受害者主持正义，恢复名誉，作出赔偿。威权体制下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长期受制于体制迫害，在身体和心灵上遭受极大创伤；那些死难者的家属更是无法彻底摆脱失去亲人的剧痛，巨大的精神折磨让他们对生活基本绝望，无论何种补偿都无法弥补他们所承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因此，补偿原则，首先应当是着眼于对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灵和精神的抚慰，恢复他们的人格尊严，追认他们为正义所付出牺牲，赋予他们应得的荣誉，通过各种方式纪念他们。比如，韩国和台湾，均为悲剧事件的死难者建立了纪念碑、纪念广场和公园，设立国家纪念日，尽可能详细地查找死难者的资料，为他们建立专门档案，以备后人缅怀和研究。其次，在精神补偿的同时，制定专门法案，对历史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国家赔偿，建立国家和社会的专项基金，对受害者后人的困难给予特别救助。 补偿原则，不过是实现“迟来的正义”，它最终要表达出法律和道义的力量，一定会冲破制度的障碍而得以彰显；显示出不管在何种制度条件下，滥杀无辜，肆意侵犯人权和破坏公民财产的行为，均将在法律和道义上得到追偿。沉冤必须昭雪，正义必须声张，历史必须公正。 3、和解原则。 和解是转型正义的目的，这不仅是指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具体实施威权统治当事人的宽恕和谅解，接受他们的忏悔和道歉，放弃对他们的法律追责，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人化的行为，形成全民和解的态势，以此重建国家团结的基础。但是，和解的必要前提是，历史的真相已经得以澄清，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已经得到补偿，历史责任者的法律追责已经启动，尤其是对那些主要责任者的犯罪指控已经实施。历史重大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和作恶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审判和严惩，否则，社会无法彰显正义，生者无法告慰死者英灵，人民的悲愤情绪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只有在公正的法律审判之后，在主要责任者真诚地表达出深切忏悔之后，才可以对他们实行大赦，宽恕他们曾经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因此，和解是正义的实现、人民的谅解和执政者的忏悔所共同构成的。 威权统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制度化行为，它的具体执行者体现着国家的意志，承担着国家的职责，对公民的迫害更多的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对于威权统治的清算，如何界定庞大的执行者的行为，是一个难题。按照韩国、台湾和南非的经验来看，一般是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尽可能地放宽法律惩戒的尺度，对于那些具体制造侵犯人权案件的执行者，在事实调查清楚之后，只要他们认错忏悔，均不予以刑责处分。即使对于那些制造人道灾难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一般也是在执行刑期几年后，给予特赦，让他们重返平民状态，在家面壁思过。由此看来，和解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免责、宽恕和谅解，而且还在于建立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基于人的良知、道德和法律的社会正义。 4、宪政原则。 威权体制下所发生的人道灾难，一般均来源于人民要求向宪政民主过渡而形成的政治冲突，冲突的实质是少数人专制和多数人权利的矛盾。在宪政体制下，绝无可能发生统治者以暴力压制多数人权利的事情，社会各个阶层、利益集团和党派的不同诉求均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得以表达。人权事件和大规模的人道灾难是威权统治的特有后果，避免这个后果的惟一途径就是向宪政民主制度过渡。转型正义提倡历史性妥协、和解与放弃法律追责等方式来重建国家团结，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通过制度而不是寻求道德觉醒以避免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威权统治所付出的人权成本，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中才能得到最终化解。 从韩国、台湾地区和南非的政治转型来看，威权统治的晚期，宪政民主的潮流实际上已经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中产阶级都参与到了反抗威权统治的行列中，民主的目标已经确定；而那些威权统治者的命运则是不确定的，他们面临着最大的政治风险，面临着未来遭遇被审判的可能性，他们很清楚，作为威权统治的末代领导者，将不可避免地为威权统治的历史承担最终责任。因此，是主动转向宪政民主还是继续反抗宪政民主，就成为他们的选项。历史可以告诉他们的是，惟有主动转型，像韩国的卢泰愚、台湾的蒋经国、南非的德克勒克那样，迎合时代潮流，寻求与不同政治力量的合作和妥协，抛弃朝野歧见，共同建设宪政民主。惟其如此，他们才可能规避政治风险，完成政治转型，救党救国，成为时代英雄。 本文以《民主转型中的历史问题处理》为题，已公开发表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发表时编辑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此为共识网发布的全文，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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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an 2014 09:36 AM PST  相比陈毅之子陈小鲁去年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所作的鞠躬道歉，另一位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的忏悔引发了激烈得多的争议，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因给毛泽东戴红袖章而获赐名“宋要武”的宋彬彬，在文革中担当了比陈小鲁突出得多的符号角色，曾被广泛指控为“组织过红卫兵‘杀人比赛’，亲手杀了七八个人”；其二，文革结束后，宋彬彬赴美留学并入籍，在1989年至2003年曾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出任环境分析官员。 宋彬彬的道歉发生在前天，已经头发花白的她回到母校北京师大女附中，朗诵一份致歉信。是成都全搜索新闻网紧跟动态，以华夏时报社长张宝林的微博为据，在当天深夜率先发布图文报道，定义“这是继陈小鲁道歉后的又一起重要的忏悔事件”：“宋彬彬是文革武斗的‘符号’，她的道歉具有指标意义。据介绍，宋现场很动情，数度落泪。” 对文革忏悔话题同样持有浓厚兴趣的新京报也派记者来到了现场，并在昨晨发表整版报道《北师大女附中部分参与文革学生道歉》，详细记录了这场道歉的过程及来龙去脉：“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报道重点引述的正是刘进和宋彬彬的忏悔：“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在宋彬彬紧闭双眼、神色凝重的照片旁，新京报还配发了对话稿《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由这位“红二代”讲述动机与体会：“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在这篇获头版标题导读的访谈中，宋彬彬还得以重申了道歉信所说的“两个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而当记者提及“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以及“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后，这位自称“没准备好不会站出来”的文革标志性人物显露出荣辱不惊的姿态：“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新京报做过功课。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宋彬彬第一次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而道歉并自辩。早在2003年由美国纪录片工作者卡玛拍摄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即曾强调，在光明日报1966年8月20日刊出《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时为她所署的“宋要武”一名，并未征求自己的意见，只是被当作了“时代工具”“政治棋子”；而且，自己与卞仲耘的死没有直接关系，“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此后，又有过一篇《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从2012年年初起出现于中国网络论坛，是宋彬彬回忆1966年前后经历，否认对自己“亲手杀了七八个人”和领导红卫兵组织打死卞仲耘的指控：“（1965年）8月5日下午，发生了因本校学生的暴力行为导致卞校长死亡的严重事件。我事先不知道要游斗校领导，事后了解是高一部分学生发起的...1995年，我校一位校友（68届高中）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她在文章中第一次将8月5日校长之死和8月18日我在天安门上给毛带袖章联系起来，作为因果关系来论证。2004年，她的又一篇文章《卞仲耘之死》，更是多次提到我的名字，甚至直接指出我是导致校长之死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多年以来，该校友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舆论普遍接受了她的引导，认为是宋彬彬带领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因而八一八受到毛的接见，毛给我改名‘宋要武”，同时我的父亲还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些中外学者也将这一讲法写入文章或专著中，以讹传讹，还被不少人添枝加叶，以耸人听闻的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根据这篇宋彬彬注明写于2007年12月的文章，她在这一年被母校实验中学评为“荣誉校友”为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烦恼：“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关于我的‘个人简介’里还有8.18我给毛戴袖章的内容...在校庆活动当天，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张照片竟然放在大幅展板上，先竖立在人民大会堂的活动现场，后又陈列在校园里...我当选为荣誉校友一事在海内外迅速被热炒为政治事件，实验中学的校庆也由此成了为文革翻案、替红卫兵张目的活动。网上流传着不少声讨我的文章，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我与卞校长之死有直接关系。读了这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是为文革中的死难者感到伤痛；二是为谣言难以澄清而心力交瘁。我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可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却难以实现。我想说清真相，但说什么都会被误解。我终于明白，试图通过一次校庆活动澄清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是多么幼稚；同时也认识到，实验中学的校庆之所以会演化为一个事件，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文革受害者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我只考虑为自己澄清名誉而去参加荣誉校友的评选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 于是，宋彬彬开始“反思和道歉”：“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当时，工作组因为犯了压制群众革命的错误而被撤走，党报社论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因此，绝大多数同学想的也是怎样才能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8月5日，学生发起游斗所谓‘黑帮’，出现了暴力局面，导致卞校长不幸去世。‘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们大多数人在看见校领导被施暴时，虽然心里同情，但不敢说什么，更不可能站出来坚决反对。一些无力的劝阻虽暂时缓解了事态，但根本无法制止新一轮的殴打折磨。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大体上，这也就是宋彬彬前天道歉信中的主要内容。根据共识网昨天早晨刊出的全文，她寄望于“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作为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也为“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而“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并在向遇难者道歉之后，宣布“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并无悬念，经由新京报报道，宋彬彬的道歉成为昨日各门户首页展示重点，再加上网易稍后奉上的《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现场内幕》全程记录，社交媒体上更是讨论喷涌。评价亦大致分为两类：一为沿袭陈小鲁道歉时的立场态度，理解她的忏悔诚意和责任自辩，呼吁更多对“十年浩劫”的反思；二则不以为然，并且是同时来自左右两翼殊途同归的不以为然，主要原因正是缘自宋彬彬今非昔比的巨大身份差异——当年“要武”旗手，而今美籍华人。 供职于工人日报的石述思算是前者。他通过微博表达立场：“现代公民的关键词是责任，国人普遍缺乏忏悔和饶恕的基因，充斥着冷漠和自私，经常塑造出几个雷锋似的天神证明自己仁爱厚德。比如太多人至今对文革中的罪孽像鸵鸟一样假装遗忘，连正视的勇气都没有。因此，宋彬彬和陈小鲁的道歉是可贵的，希望能激励更多人正视历史和自己的良知，也为日本树立个好榜样。” 认证身份是人民网舆情分析师的@摘星手010同样有一颗宽恕之心。前天得知道歉事件后，他即引用刘进所言“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并强调“时隔近50年，需要当事人对历史作出交代，才能翻过这一页。在目前大环境下，这样的举动需要良知担”。昨天，在为宋彬彬报道而“向新京报致敬”后，@摘星手010更是喊出“下一个该毛远新道歉了”：“如果你能以墓碑前对父亲的思念同样的情真意切，对张志新家属示以忏悔，就像狱中终于承认‘文革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对张志新之死有所悔罪，网上的气氛会不会不这样苛严与峻急于你呢？是的，张志新之死真凶是一条罪恶链而不可能是一个人，不过你是最至要一环。” 毛远新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儿子，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曾以毛泽东“联络员”的身份号令八方诸侯。在两个多星期前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他曾经被湖南省委邀为座上宾，实现了30多年来在官方活动中的罕见露面。从这个视角而言，如今这一轮借宋彬彬道歉而升腾的舆情，也恰恰可以视作是“12.26”未尽争议的续篇。 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账号，@思想火炬正是在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当天开通，与喉舌媒体里的体谅者不同，宋彬彬流泪忏悔的模样只能让其心中怒火更加旺盛，连声逼问“美国官员为文革道歉？打着开国上将子女的旗号经过父亲同意了吗？”，怒斥“某些‘红二代’永远是最大的获利者”：“文革初起，你是造反武斗夺权先锋；实行改开，你家是留洋换爹入籍先锋；政治投机，你又是反思道歉先锋。任尔东西南北风，俺总能挺立潮头，勇当弄潮变色龙！这样的红二代”永远是最大的获利者，是不是太无耻了？出卖信仰、祖国，不仅仅是坑爹，而是太无耻、非人！” “这种闹剧政治目的很明显”——@思想火炬指引了批判方向，作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朱继平微博接力：“美国官员到中国进行这样搅乱历史的表演，把个人的罪恶归罪于那个时代从而进一步抹黑党的历史...这场戏是谁策划的，目的何在？应该彻查！” @点子正则扩散@天祥宋瑞的鄙夷之情：“道歉？当年以造反为名打击父辈政敌排除异己，为个人前途清除障碍，石头砸到脚后装受害者，局势稳定了利用父荫拼存量还是挣了个出身。现在眼看蛋糕越做越大，不满之前的分红，要再扩大既得利益。从红卫兵到推墙党一脉相承。道歉不过是挖掘伤痕潜力，创造洗牌机会，上下其手当人民是傻子。” 相对而言，@司马平邦总算说了句“不管怎样，能出来道歉说声对不起，也不错”，不过，更多的也是对陈毅之子和宋任穷之女的动机判断：“文革流行那个，现在流行这个，赶时髦主要赶的是时间；文革打人不犯法，现在道歉不追责，凡轻于鸿毛的事尽管做...其实，宋彬彬真正要道歉的是对她的父亲，她早年就背叛了父辈的信仰，现在又回来扯父辈的虎皮。” 早在陈小鲁道歉之后，无锡市社会主义学院特约研究员尹国明就曾经拍案而起，转发一篇《再说文革中“联动”覆灭记》，并附点评：“陈小鲁是改革贵族，也是文革的红卫兵贵族。秦晓、薛蛮子同样如此。不了解西纠和联动，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文革。今天控诉文革最卖力的人，你能想到他们才是文革中作恶的人吗？今天控诉红卫兵的公知贵族，很多都是当年的红卫兵贵族。路线向左，他们就极左；路线向右，他们就极右。奥妙只有两个字：投机。”在发现宋彬彬“故伎重演”后，这位左派意见领袖更是嗤之以鼻：“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引起质疑，是因他们的道歉已经迟到太久却看不到真诚，对自己错误轻描淡写并简单的把自己的错误推给时代，就以为实现了对自己的救赎，投机本性未改。” 海峡导报责任编辑庄华毅一边转发@思想火炬的怒斥，一边对@刘耘博士赞扬陈小鲁、宋彬彬、刘进“代表了人类良知、理性和责任感”的说法表示抗议：“要反思首先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当年这些人是文革的反对者，是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打砸抢分子。1967年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迫害群众，转移斗争方向的反动组织。后来文革结束后，重新上台的‘走资派’才为他们‘平反’，要反思文革，请尊重这些基本事实！” 至于不惮于公开赞美文革的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此前也曾借人民网视频访谈指责过陈小鲁：“毛主席明确在亲笔信上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原来是他们当初做了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却是毛泽东给他们背黑锅。”所以，当背负着“打死卞仲耘”名声的宋彬彬也试图以道歉寻求谅解时，他亦迅速转发跟随者的反驳：“破坏文革，罪大恶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惩办凶手，伸张正义！”；“我们呼吁追究宋某的法律责任。如果这还是法治社会，‘道歉’就不应成为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免责依据！” “不是道歉的问题，而是认罪的问题”——这既是左派对让文革“背黑锅”者的愤愤不平，也同样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肯轻易原谅的所在。用@费明微博言简意赅的那句反讽来说，就是“卞校长，我们打死了您，现道歉。” 转发那些坚持指控“宋彬彬参与打死卞校长”的调查文章之余，@洛之秋更是极尽挖苦：“原来宋彬彬道歉的核心是自己曾两次阻拦同学殴打卞校长但未起效，‘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同时新闻报道中提到，被批斗的老师一直念叨这些造反学生，‘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宋彬彬们则‘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这是要把‘反思文革’变成‘感动中国’的节奏么？真行啊！” “权贵家庭本属文革要打倒对象，宋彬彬们却踊跃参与煽动或打斗。78年后他们大多优先享受升学出国经商当官的待遇，从此大抵非富即贵。数十年后道个歉，没有真相，却要捎带扮演无辜者和不明真相者，还能感动中国，获得致敬。固然没有宽恕没有未来，但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把道歉当恩典和施舍，是不是太贱？”——作为微博上最“凌厉无情”的批判者之一，@叶恭默认定“在找出真凶前，她的自辩说服力不够”：“作为非当事人，我们可以欢迎和肯定道歉行为，要上升到社会向他们致敬，那是对死者和家属的伤害。致敬的本质是通过滥情放大其社会效应自我感动，而罔顾家属感受的无良行为。道歉本属理所当然，因这个民族少道歉，所以要当种子当花儿供着捧着，把道歉当成施舍和恩典，正因这种蠢贱逻辑社会才如此畸形”；“个人感觉，刘进的道歉比宋彬彬真实、沉痛，反思也更深刻。宋的道歉，充满自恋和撇清，因身份特殊，反而获得更多了肯定和赞赏，也包括公知们错把底线当上限的滑稽致敬。他们迄今没有指证真凶，希望她们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 宋石男同样在其不停转世的账号中宣布，“陈小鲁、宋彬彬等红二代就文革受难者的道歉，就像是高尚宴会上，贵宾带着迷人的微笑，在服务员端上来的盆子里洗手。不值得一个字的赞美”，并转引温克坚的评价：“陈小鲁、宋彬彬等红二代就文革的道歉，不能替代对制度之恶的反思和清算，不能模糊制度之恶一直延续的现实。30多年后的今天，不建立在制度变迁基础上的个体忏悔，依然是特权主导的表演和欺骗。” 发布宋彬彬道歉信全文的共识网，昨晚亦转发徐贲之文《宋彬彬的“错”和“罪”》，由其指责这位文革标杆人物的忏悔“不过是一番自我辩解，尤其是撇清自已与卞仲耘校长之死的直接责任”：“她的责任仅仅在于‘没有想到’和‘误以为无事’，好像她如果想到或以为有事，就会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似的。她还说，当时‘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这也是轻描淡写的自我粉饰，因为‘文革’期间的迫害、残杀不是出于所谓的‘无知’，而根本就是明知故犯，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明知故犯，因为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和别的个人利益。宋彬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年少无知，但‘有良心’的红卫兵，这样的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 不过，徐贲的说法，被@吴稼祥批评为“吹毛求疵”。这位有“国师”之名的时局现察者，尽管也认为“毛远新不是道歉的问题，是谢罪”，但对陈小鲁、宋彬彬的忏悔，却奉之为“迟来的道歉，却带来早到的春意”。他截图展示那些“我们不需要道歉”的决绝态度，叹息“假如道歉得不到善意回应，社会将重沦因果”：“先封杀道歉，后抹黑道歉，都是文革附体者们干的。邓当年‘向前看’，不纠结文革恩仇，是怕中国陷入复仇内战，耽误现代化。过去10年‘小文革’，是某势力‘选择’的意识形态。当事人出来道歉，是对这种选择的拒绝。不是纠结过去，而是着眼未来。找道歉者算账，是暗算。” @王巍w就是被叶恭默点名嘲笑“滑稽致敬”的微博大V，在发现自己遭遇跟帖讥讽后，这位同样经历过文革时代的老人感叹：“看评论就知道文革仍然在民间甚至知识界有深厚土壤。人人都以为是局外人，可以超越历史情绪性审判他人，充满戾气地谴责父辈一代，排斥任何善意和反思，将制度批转移为个人恩怨。更使陈宋的道歉显得难能可贵。” 同时在批评“审判者”的还有司马南。当然，这位此前因为突然停止微博更新数日而引发动向揣测的左派人物，所持视角必不会与王巍完全一致：“今天没任何人有能力再搞文革。动不动就给别人戴文革帽子的人更文革。许多当事人尚在‘仇恨态’，现在结论为时尚早。对文革也要抑恶扬善。” 此外，他还要指责那些“借道歉而‘非毛’，籍‘非毛’而‘非习’”的老对手：“道歉不道歉本来是个人行为，但是现在被严重意识形态化了。某些公知在网上推动‘国家道歉’，致力于所谓‘清算’...宋陈或无辜，公知确有图。” 一场道歉，一片混战。据此，宋志标昨天下午已有舆情观察《关于道歉：熟悉的与陌生的》，流传于微信间：“争论不在报纸上，在微博上。在两三个小时内，宋彬彬道歉就汇集成为颇有挑战性的辩题。在肯定道歉的声音出来后，迅疾出现了对此种道歉的‘质疑’，认为个人道歉不能取代制度道歉，从而将辩论带入深处，萧瀚等人则以容纳正反立场的观点再将辩题激化。也许是从陈小鲁的文革道歉收获‘年度致敬’上产生了警觉，不认可宋彬彬道歉的声音，试图将焦点转移到对文革‘真相’的追问上。而赞成宋彬彬的声音，则希望以‘和解’带来宽容，进而求取反思之门的开启。辩论的僵局就形成在真相与和解的优先次序上...无论对道歉持何种态度，两大类型的索引派都谨慎地使用了阴谋论，亦即：宋彬彬为何在这个时候举行道歉仪式？她带着自辩状而不是带着真相来到卞仲耘塑像前，是何居心？文革道歉有秩序地进入舆论场域，有相激而成，也有相辅相成，谁在俯瞰这场道歉的实验？” 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确实不太能够穿越电脑屏幕化为白纸黑字。不过，总还是有那么几张报纸勇于跟随新京报的步伐，在今晨就此阐明观点。其中，东方早报即发表头条评论《倾听宋彬彬道歉，维护改革共识》，声称“我们相信，这是一种真诚、自觉的道歉，而不是出于外界和舆论的压力”。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出发点，评论员任大刚写道：“《决议》厘清了领导者在‘文革’中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而那些裹挟在历史洪流中具体的每一个‘中人物’、‘小人物’应该承当何种历史责任，不可能由《决议》面面俱到提及，况且也不符合当时凝聚改革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代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中人物’、‘小人物’可以自外于《决议》，无愧于道德与良知，无愧于子孙后代。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伤痛不时发作，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对一个把自己的历史当成宗教一般信仰和看待的民族来说，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国家的历史如此，个人的历史也是如此。不论是那些被冤杀的忠臣义士，还是那些活着的时候备获尊宠的逆子贰臣，无论历史如何曲折，随着时间的推移，固有的形格势禁一经突破，历史最终给了他们应有的位置和定评。宋彬彬女士道歉的举动，说明她是一个不愿绕开历史的人。” 根据这篇文章中的定义，宋彬彬女士的道歉是“对自己个人历史的负责之举”、“也是对自己的家史负责”、“也是对国家的未来负责”：“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大地真正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年轻的一代已经成长为社会中坚，在开放的网络空间里，在一些未必正确的历史知识蛊惑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过去的历史产生某些幻觉，其言行甚至背离了《决议》的精神。对这样的倾向如果不加注意，改革开放的历史共识很可能动摇。宋女士以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身份道歉，有助于说明历史真相，是重要的警醒，是维护改革开放共识的努力。当年的热血青年，以其家国抱负，参与到‘文革’中，在一个对错颠倒、乾坤倒持的世界干犯良知美德。事后，很多人虽然内心深藏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选择了沉默。那些苍苍白发的老人，如今面对宋女士非常急迫的‘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的呼告，不应无动于衷。三四十年的时间，可以使人忘掉具体的肉体之痛，可以改善窘迫的生存空间，但修复深埋于心底的精神创伤，还需要最后的一声‘对不起’。如此方可心安理得，走完人生下半程。” 南方都市报固然没能像旗下云南信息报那样转载新京报报道，也未刊正式评论，但是，在昨晚的微博留言中，也算有所交待：“‘没有反思难以接近真相’，被符号化的“文革”学生领袖宋彬彬如是说。有关宋个人的真相依旧存有争议，但她关于反思的提醒还是极为重要。‘文革’的真相需要一个个亲历者们勇敢站出来，用各自的反思拼接出‘真相’。因为，真相反过来构成了反思的基础，甚至，追问真相本身就是最好的反思。” 凤凰网今晨首页所荐评论《宋彬彬道歉仅是和解的第一步》，亦是由杨耕身在呼吁珍视“个体勇气”、“人性抵达”之后，承认“关于‘宋要武”，我们也许还缺少一个真相”：“就陆续出现的‘文革道歉’而言，这也的确是一种需要得到认同的价值高度。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对于今天更多仍对那场浩劫‘决不原谅’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道歉的仪式，或者一掬公开流出的泪水...这一方面表明，尽管不断有人出面道歉，但是涉及到那场巨大浩劫的林林总总、细枝末节，我们今天所知晓的依旧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则表明，尽管随着时过境迁，我们今天已多少有了对那场浩劫的基本评价，但是由于仍旧缺少一种体制或制度层面的追溯、正视与反思，使得一切真相仍旧处于欲说还休，犹抱琵琶，从而也无从考证的状态之中...道歉如盐，在点滴催化之中，必将溶解那些尘封的坚硬与麻木。个体的道歉之所以必要且弥足珍贵，正是因其所意喻的忏悔姿态，是在历史晦暗不明的情形下，一种道德的清醒与承担。但是如果说道歉，又如何能仅限于某一个体？而除了这些零星的姿态以及公开的坦陈，在历史最痛彻真切的深处，那所有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如今安在？那使所有人成为被迫害者与做恶者的原因又是什么？因此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历史真相的完整还原，是现实体制对于历史真实的真正承担与正视。非如此，不足以弥合价值共识；非如此，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宽恕与和解。” 再加上齐鲁晚报所刊《为“文革”道歉，在自省中进步》，这些掌握中国市场化媒体麦克风的时评家，试图在宣传官员的容忍底线内，利用由陈小鲁、宋彬彬创造的缺口，委婉地呼吁中共领导层公开完整层面上的历史真相。 值此紧要关口，环球时报自然不能缺席。今晨所刊社评即是《文革不可能重演，其风却不易肃清》，并获新浪重点展示，文中所述就是其标志性的“将个人与文革的关系掰开揉碎”理论：“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从上到下的集体错误，但也在每个层面包含了大量个人的不光彩。个人的操守如何在‘乱世’得到坚持，这同样是中国社会需要认真补救的一课。文革是一个时代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绝大多数人共同分担了那一时代痛苦，也或多或少同那个错误有份。作为政治路线，文革已被清算，它其实也是最容易做的部分。而它所暴露的人性的问题，或许更值得长久的反思。” 这份人民日报的畅销子报左右开弓，试图将政治光谱两端的声音都压制下去：“‘文革’一词最近几年出现的频率很高，它重新提供了宽阔的争论面，导致一些出乎意料的发酵。首先出现一批公开为文革唱好的人，他们虽然人数很少，而且大多处在社会边缘，但这在过去不可思议。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左倾’的重要动向，还有人认为这是社会多元化的正常涟漪，就像现在有人公开否定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一样，各种极端声音都能在今天的中国舆论场找到一块阵地，或者一个自娱自乐的角落。二是中国舆论场这几年汹涌激烈，文革时代流行的贴大字报、造谣诽谤和人身攻击等恶劣做法‘阴魂不死’，在互联网充分自由的环境下得以复活。这刺激了很多人对社会可能重蹈覆辙的担心，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一切属于民主，或者强调只要目的是发展民主，包括造谣等对现秩序的打破都是可以原谅的。还有一些人无视国家已对文革定性的事实，要求党和政府出面为文革道歉。文革中的受害者有大量党员干部，少数‘造反派’文革一结束就受到清算，党群那10年回头看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分野。上世纪80年代全社会一起反思，这比当时搞出一个大道歉，针对性更准确，也更具有建设性。文革挺臭的，但当时的一些做法似乎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臭了，其中有些还受到变相推崇，贴上新的标签，而且如今争论的双方经常互指是‘文革派’，跑到海外的一些人尤其喜欢用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语言，围绕“文革”有很多乱象的翻新，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金融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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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Jan 2014 05:40 PM PST  当年红卫兵宋彬彬（中）和其他红卫兵一起在卞仲耘的半身像前洒泪鞠躬。(取自共识网） VOA 东方 / 北京 — 文革时期的全中国闻名的红卫兵宋彬彬上个周末为打死女副校长一事公开道歉。宋彬彬的道歉，相比陈毅之子陈小鲁的文革道歉，在北京舆论场掀起一场更为汹涌的舆情狂潮。 据《新京报》报道，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2014年元月13号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飒爽英姿 彬彬要武*  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袖章。毛泽东给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取自网络 ）*鞠躬默哀 数度落泪* 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屋子的角落，放置了卞仲耘副校长的半身塑像，她两手交叠在一起，表情和善温柔。塑像是女附中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宋彬彬和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宋彬彬数度落泪。 共识网独家刊登了宋彬彬道歉书的全文（见附录）。 这不是宋彬彬第一次有争议的回到母校。宋彬彬2007年曾参加校庆活动，并被这所以学生造反打死校长而闻名的中学评为知名校友，引发海内外巨大争议。 *荣誉校友 荣辱颠倒* 据报道，那天是2007年9月8日，北师大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凸显出这所不寻常的学校的高规格）举办了盛大的“光荣与梦想”校庆九十周年庆典。学校全体师生、部份校友、部份退休教师、领导嘉宾、外国使节、香港姊妹校师生等近六千人出席了庆典。 庆典由已故中央台主持人罗京、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北师大实验中学校友陈鲁豫，北师大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梁乐、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5班谢依一同学共同主持。根据校方的报道，在庆典上，学校对校庆活动中网上公开投票评选的90名知名校友颁奖，其中包括校友宋彬彬。当时的宋彬彬对卞仲耘校长被打死这段往事选择了沉默。 *一朝失足 终身悔痛* 网络作家冉云飞称：这次她的道歉虽然充满辩解、推脱，剔除其道歉背后的动机勿论，对道歉这个事实，我持谨慎之赞成态度。有更多的个体出来道歉，对更多的年轻人真实地理解文革是有帮助的。 但是，很多网友对宋彬彬为什么具体事情道歉提出质疑？她只是泛泛地谴责文革，并没有向被害的校长表达自己多年来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和应付的责任。她在道歉声明中说她“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宋彬彬的道歉更多的是引发了争议。北京外媒引述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崔卫平的话说，“她在红卫兵中是个重要人物，对她的要求应该比普通人高。说自己目睹了一场谋杀，之后又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这毫无意义”。 *没有真相 遑论和解* 宋彬彬的道歉，遭到卞仲耘的丈夫、93岁的王晶垚的拒绝。多年来，他一直指责宋彬彬及其他人掩饰他们在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一事中的表现。 卞仲耘称宋彬彬们没有直接向他道歉，他是通过媒体获悉这件事的。媒体引述王晶垚的话说：“因为她做的那些事，她是个坏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他干了很多坏事。这不是个人问题……整个共产党和毛泽东都有责任”。 七年前北师大附中举行校庆的彩旗飘飘和鼓乐声，难掩一位丈夫对真相的呐喊和对凶手的谴责。王晶垚得知校庆中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之后，发表了中国官方媒体不予报道而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三点声明。这三条要求掷地有声，凸显出老人对半个世纪迟迟未来的公义的诉求： *钉棒殴打 军靴践踏* 第一、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第二、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第三、要求校方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吹捧文革 不顾底线* 93岁的王晶垚老人，也许看不到为文革建立纪念馆并且把妻子的血衣陈列在纪念馆里警示后人的一天了。相反，今天的中国，从唱红打黑，到七个不准，到打杀大V公知，弥漫着一股文革之风，当局似乎不用摸石头就走上了没有毛的毛方向。看看这所以学生打死校长而知名的学校对荣誉校友宋彬彬的介绍：宋彬彬，女，毕业于1966年。1966届高中3班。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后响应国家号召去内蒙插队；十年动乱后，出国求学、工作，研究生学历。 “为主席戴上红袖章”这句话，显然不是作为负面批评，讥讽和谴责而加上的，更是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名校赖以骄傲和自豪并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的光荣。 对文革的态度，已经超越了红歌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的自我吹嘘和自我肯定的阶段。良心常年的责备和谴责，会让一个尚有良知的人无法永远保持缄默。 *国家道歉 清算罪恶* 潘多拉的盒子随即打开。更多的罪行和忏悔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宋彬彬的道歉，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谁应该为文革道歉？更应该道歉的是不是这个国家和党？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错误”以至罪恶要不要清算？卞仲耘校长的惨死难道用毛的三七开而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吗？ 文革至今仍然是一个禁区。在中国互联网上讨论文革的文章，会立即被网管封杀。宋彬彬的道歉引发出清算文革罪恶的大讨论，矛头直指对毛泽东的评价。 @矛头鹰:他们是加害人，也更是受害者，大多还是未成年青少年，而真正元凶依然逍遥法外，甚至被供奉为神，没有追究责任。文革是典型反人类罪行，不从根上反省和翻然悔过，天理难容。陈小鲁宋彬彬敢于站出来道歉，是好事。但更应道歉忏悔的人谁，应该予以扒衣揭露。 *牛鸡之间 何去何从* 海外文革学者王友琴，通过搜集大量资料，访谈，成为卞仲耘被害事件和文革的最权威研究者之一。王友琴曾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同样是动物，在看到同类被杀之后，牛群会拒绝前往同类被杀的地方，哪怕那里青草肥美，并会发出悲伤的吼叫。而鸡群却不但仍然在同类被杀的地方嘻戏玩耍，还会争抢被屠宰的同类的内脏一饱口福。王友琴说：“对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 附录：共识网独家刊登宋彬彬道歉全文： 《我的道歉和感谢》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 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维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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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Jan 2014 05:27 PM PST
1月6日，香港《明报》传出总编辑刘进图遭撤换，由一名马来西亚报人空降接替的消息，立即激起《明报》员工抗议，也震动了传媒同行圈子，普遍相信这是中央透过报老板，在加速限制本港新闻自由，简而言之是"染红"。 在笔者所栖身的传媒机构，有同事就不禁慨叹："难道以后就只能看《苹果日报》？"一派心有不甘的语气。 不言而喻，这慨叹替《明报》的地位写下脚注：《明报》和《苹果日报》被视为全港仅余的两份敢向中央挺直腰板，独立发声而又具销量和影响力的报纸，分别是前者号称全港公信力第一；后者则以夸大煽情为人所垢病，同行在担心独立声音越来越少之余，也惋惜只能由《苹果日报》肩负起独立发声的责任。 《明报》编采部逾二百名员工联署，要求高层交待撤换总编辑的原因，他们的忧虑并非无的放矢。《明报》的马来西亚大老板张晓卿，在大陆有庞大的生意利益；加上计划要调大马报人空降管《明报》，而马来西亚的中文报业，众所周知是由执政党和单一集团操控，严密控制报道口径。 香港媒体环境到临界点？ 《明报》对每年六四纪念集会、李旺阳事件、香港电视网络不获发牌风波等，均大篇幅深入报道，自然为中央所不喜。商人为了在神州更大的商业利益，而驯服旗下一份报纸，博取中央信任，又有甚么稀奇？ 引用马来西亚同行、《当今大马》中文版创刊主编杨凯斌在面书所言："明报突然撤换总编辑的举动，其实折射出整个香港媒体大环境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即'温水煮青蛙'的那一套暗中操纵及影响已被粗暴的撤换及空降手段取而代之。" 他回顾了2001年马来西亚"报殇"的沉痛经验(执政党收购报章，交由单一媒体集团垄断)，忧虑2014的香港会重复大马中文报业的旧路。巧合的是，当年收购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并加以严密操控的大亨，正是今日的《明报》老板张晓卿！ 不错，老板是否为了利益而控制旗下媒体的口径，确是很难证实，就有报章指《明报》换总编，直接导火线是报道港视发牌风波新闻过多，引起张晓卿的亲信不满，大家也只能半信半疑。 但是，这情况类似种族歧视，要证明某个黑人求职不受聘用是因为种族歧视，确实很难有实质证据，但在马丁路德金前的美国，大家都知道种族歧视是公开的现实，一宗两宗歧视个案到底实情如何，也已无关大局痛痒，因为整个社会皆布满怀疑和愤懑。 传媒成员头上悬剑 同理，今次《明报》撤换总编辑并非单一事件，从多年前的商台名嘴郑经瀚被迫"封咪"、到近期商台节目主持人李慧琼被调离晨早黄金时段，《信报》重量级反共作者传被控制口径等，每次有这样的新闻出现，传媒老板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和释疑。 可以说，老板会扼杀独立敢言的声音，以换取在大陆的生意利益，早已成为传媒工作者以至整个社会的共识，变成公开的秘密了。悬在同行头上的剑，不知何时掉下，只能顶着恐惧，做好每天的工作。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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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Jan 2014 11:21 AM PST 原题：评索罗斯关于中国经济的判断 上周，中外传媒广泛报道了索罗斯对全球经济大势的一篇文章，其中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格外严峻。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4_01_03_197233.shtml 从财经专家的角度看，索罗斯并没有讲出什么特别新的东西，索罗斯文章最突出之处，就在于他把中国经济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突出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索罗斯为甚么要这样做？笔者认为，索罗斯此文，代表了国际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严重忧虑。 索罗斯认为，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已经失去动力，消费率太低，家庭储蓄不能支持高投资，导致各种债务融资指数上升。这个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中国债务融资指数上升是事实，但原因并非储蓄率太高，而是政府投资的收益率太低，大量投资沈淀在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建设中，而这些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提高地价，以满足政府短期的财政需要。 不过，索罗斯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决策当局面临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一方面知道过去的增长模式无以为继，但一方面又忍不住用老办法来维持经济增长。索罗斯特别指出，2012年中国决策当局发现经济放缓，就人为刺激经济，包括重启钢铁企业，一时间，竟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好转。 索罗斯的文章表示，他可以理解中国的决策者把稳定经济优先于调整结构的选择，因为改革与紧缩财政结合，"会把经济推向通缩的深渊"。不过，索罗斯警告中国决策者，如果为了稳经济而形成大规模的债务，将导致改革失败，而中国的改革若失败，"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公信力就会下降，对内会加强压制，对外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敢于像索罗斯这样直言不讳地道出中国经济危机的全球风险的人虽然不多，但他在此时公开指出这种风险，代表了国际资本界相当多人的想法。笔者注意到，对中国经济一向说好话的史蒂芬罗奇也在三中全会中对中国的经济决策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罗奇批评中国决策者，制定了太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又彼此矛盾，给经济带来很大风险。
不管国际资本的代表人物如何表达他们的忧虑，不管他们说得是否准确，看来他们感到了中国的决策者面临著紧迫的困境，中国的经济决策不仅给自己，也给整个全球经济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他们的这种感觉和判断，是符合当前中国的现实的。更重要的是，索罗斯选择在此时公开表达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忧虑，有可能说明国际资本的主流正在做最坏的准备。 中国决策者面临著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决策的利害关系从来也没有这么大，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危机的规模和深度也前所未有。 中国经济最有爆炸性的问题就是债务危机，这个危机在2012年恶化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许多人的意料。笔者相信，近几个月来，中共加紧了对各方面的控制，尤其是加紧对言论的控制，与他们对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习近平的基本方针是"稳中求进"，说白了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债务危机对习近平的这个决策模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中国的决策者很可能在今年做出一些风险极大的决策。其中一种主张，就是大规模增加货币投放，以阻止楼市泡沫破灭，阻止经济陷入通缩。谢国忠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建议，主张决策者乾脆让泡沫破裂。他相信，泡沫破裂后中国经济会迎来一个新的增长期。 笔者的判断是，无论何种极端主张，中国目前都承受不了，而此时政策主张的严重分歧，是危机临近爆发的一个明显徵兆。索罗斯发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判断，并非因为他知道很多内情，而是出于他阅历丰富的直觉。他的直觉告诉他，中国的事情已经相当不妙，不可不防。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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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附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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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4 11:21 PM PST  《纽约时报》 2014年01月17日一位以批评维族在中国所受歧视而知名的维族经济学者，遭到了警方拘留，他妻子说。维族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本周三下午，有30到40名警察搜查了他在北京的公寓，伊力哈木也遭到拘留，他的妻子古再丽努尔在电话采访中说。 伊力哈木的母亲则在失踪了几个小时之后，于周三晚十点半左右被送回公寓，古再丽努尔说。 古再丽努尔说，周三傍晚她下班回家，发现丈夫和婆婆都不在，而警察正在搜查他们的家。警察拿走了几台电脑，一些闪存驱动器、书籍、论文、甚至学生的作业，她说。他们的两个儿子，年龄分别为4岁和7岁，被迫坐在一张沙发上，在6个小时的搜索过程中，当他们试图站起来时，警察就会把他们按下去，她说。 “我问警察：‘你还是人吗？’”古再丽努尔说。 在过去几年里，愿意公开谈论共产党在新疆执政的不足之处的知识分子极少，而44岁的伊力哈木就是其中之一。新疆是中国西北的一片广袤区域，是维族人家园。伊力哈木说，维族人从新疆经济的强劲增长中获益极少，这助长了他们的怨恨情绪。 在分布着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区，比如新疆和西藏，中国当局无法容忍异议，经常指责活动分子们促进了分裂运动。然而伊力哈木说过，他希望中国执行其对新疆的官方政策，新疆名义上是一个自治区。 伊力哈木之前曾遭到过软禁，但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官员对他和家人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去年11月，他说安全部门人员逼停他的车，并威胁要杀害他的妻儿。 “多年以来，警察一直在对我进行监视、软禁和跟踪，但我从未见过公安人员做出这种举动，”伊力哈木在冲突之后说。“威胁儿童不是人干的事。” 那起事件发生数日之前，一名维族男子及其母亲和妻子开车冲过天安门附近的一条人行道，撞倒了一些行人，然后车辆起火燃烧。车上的三个人和两名路人丧生，40人受伤。一名安全官员后来说，这是一起和恐怖组织有关的袭击事件。 伊力哈木曾表示，他担心这起事件会被用来对维族人施压。安全部门人员的威胁之一，就是警告他不要跟外国记者交谈，但他说，自己不会被吓倒。 “我认为，新疆安全部门想对付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香港的高级研究员林伟(Nicholas Bequelin)说。“他住在北京，以及他的教授身份，多多少少对他有些保护，但最近几个月这些保护消失了，因为最高层的意思变得更加清楚。同时他也明确表示了不会让步。” 路透社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周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力哈木涉嫌违法。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拘留。现在相关部门将依法处理此事。” 伊力哈木创立的网站Uighubiz.net率先发布了他遭到拘留的消息。该网站密切关注新疆发展，自从几年前在中国遭到屏蔽后，就托管到了海外。本周三，该网站登出伊力哈木被拘留的消息后就无法访问，不过缓存的内容仍然可以查看。 他的母亲周三在儿子公寓附近散步时，有两个来自新疆的人跟她搭话，并带她去新疆在京的办事处吃饭，而且不让她离开，直到晚上十点以后，古再丽努尔说。古再丽努尔怀疑他们是政府工作人员，目的是在警察搜查的过程中，把伊力哈木患有心脏病的母亲带离公寓。 在201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伊力哈木曾表示，他母亲担心他开展的活动会让他跟政府起冲突，“她说，如果知道我会变成这样，就永远都不会让我去上学。” Mia Li对本文有调查贡献。 翻译：土土 SINOSPHEREOutspoken Uighur Scholar Detained in BeijingBy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7, 2014A prominent Uighur economist known for his criticism of the discrimination the predominantly Muslim ethnic group faces in China has been detained by the police, his wife said. Ilham Tohti, a professor a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was taken into custody when 30 to 40 police officers raided Mr. Tohti’s Beijing apartment on Wednesday afternoon, his wife, Guzaili Nu’er, said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Mr. Tohti’s mother, who went missing for several hours, was returned to the family apartment around 10:30 p.m. Wednesday, Ms. Nu’er said. Ms. Nu’er said she returned home from work early Wednesday evening to find her husband and mother-in-law gone and police officers scouring their home. The officers removed several computers, flash drives, books, papers and even students’ assignments, she said. The couple’s two sons, ages 4 and 7, were forced to sit on a couch, and officers pushed them down when they tried to stand up during the six-hour search, she said. “I asked the police, ‘Aren’t you humans?’” Ms. Nu’er said.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Mr. Tohti, 44, has been one of a very few intellectuals willing to speak publicly about shortcomings in the Communist Party’s governance of the Uighur homeland of Xinjiang, a vast region in northwest China. He says Uighurs have enjoyed little of the fruits of Xinjiang’s strong economic growth, which fuels resentm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intolerant of dissent in regions with large minority populations like Xinjiang and Tibet, and activists are often accused of promoting separatist movements. Mr. Tohti has said, however, that he wants China to enforce its stated policies toward Xinjiang, which is nominally an autonomous region. Mr. Tohti has been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before, but in recent months officials have placed increasing pressure on him and his family. In November, he said security agentsrammed his car and threatened to kill his wife and children. “I’ve been monitored, kep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followed by the police for many years, but I’ve never seen public security agents behave this way,” he said after that altercation. “To threaten children just isn’t human.” That incident came days after an incident in which a Uighur man, his wife and his mother drove down a sidewalk near Tiananmen Square, hitting several pedestrians before their vehicle erupted in flames. The three people in the car and two bystanders were killed and 40 other people were injured. A security official later called it an attack linked to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Mr. Tohti said he feared the incident would be used to increase pressure on Uighurs. The security agents’ threats included a warning not to speak with foreign journalists, though the scholar said he refused to be cowed. “I think the Xinjiang security apparatus has been trying to get at him for some time,” said Nicholas Bequelin, a Hong Kong-based senior researcher for Human Rights Watch. “He was somewhat protected by his status as a professor and living in Beijing and so on, but that evaporated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line coming from the top became clearer. And he has very clearly refused to back down.” 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Hong Lei, said at a regular news briefing on Thursday, “Ilham is suspected of breaking the law,” Reuters reported.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have detained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will now deal with hi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Word of Mr. Tohti’s detention first appeared on a website he founded, Uighubiz.net, that closely monitors developments in Xinjiang. The website, which has been hosted overseas since it was blocked in China several years ago, went down on Wednesday after the notice of Mr. Tohti’s detention was published, although cached versions can still be viewed. Ms. Tohti’s mother was walking near her son’s apartment on Wednesday when she was approached by two people from Xinjiang who took her to dinner at the region’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Beijing and would not let her leave until after 10 p.m., Ms. Nu’er said. Ms. Nu’er suspects they were government employees assigned to keep Mr. Tohti’s mother, who suffers from a heart ailment, out of the apartment during the police search. In a 2010 interview with The New York Times, Mr. Tohti said his mother worried about his work leading him into conflict with the government. “She said she would have never allowed me to go to school if she knew I would turn out like this,” he said. Mia Li contributed re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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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4 02:30 PM PST 昨天，中国的执政党颁发了经过修改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力整顿吏治的一个的组成部分。而整顿吏治则是习近平试图缓解和平息官民矛盾的一个入手点，他希望通过此举使中国的执政党和官僚系统赢回在民众中已经丧失殆尽的信任，从而能够实现他所提出的"中国梦"。 公道地讲，古今中外，官民之间都是有矛盾的。这不仅仅是中国执政党面对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极权制度国家所特有的问题。即使是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官民之间也存在矛盾。但是中国当今官民矛盾之普遍、之激烈、之令人绝望则有著自己的鲜明特点。特点之一就是中国官僚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权力的传递只有自上而下一个维度，完全没有来自系统外的制约。 在权力来源高度集中而且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中国的官僚制度和中国的各级官员们已经滋生了若干在现有体制内无法医治的"绝症"。日前中国执政党公布的改革干部任用制度的《条例》对官员的提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例如，不再提拔"裸官"等等，但是从总体上，这个《条例》并没有拿出治疗中国官员们所罹患的绝症的妙招。 中国官员的绝症之一是"说假话"。从胡锦涛到习近平都强调"以德治党、以德治国"。一谈到德，他们最经常提倡的就是"大公无私"。其实，在中国最突出的不道德现象并不是人人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甚至也不是官员们有自己的利益盘算，而是全体国民、全体党员一起说假话。不仅说假话，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说假话。不仅是执政党官员们说假话，而且还不允许有人说真话。以至于说假话成为一种政治时尚、一种生活习惯。 一个社会的成员为个人利益奋斗，这是人性使然，也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对于这种人性的负面效应，可以通过法律、通过制度来制约。但是在一个人人说假话的社会，人们通过假话来掩盖自己的自私自利，来逃避法律和制度的规范制约。容忍假话、鼓励假话、压制说真话实际上就是回避法治。没有法制，官越大，为自己牟利的空间就越大，官员们的道德水平就越发低下。中国官员们一边说假话一边办坏事蔚成风气，令社会底层绝望。 中国官员的绝症之二是"追求平庸"。由于没有来自执政党之外的约束系统，而执政党内的权力运行机制又是至上而下的一个方向，当下级的便千方百计讨好上级，以便得到提升和获取其他利益。在这种制度下，最为忌讳的是让上级感到你的威胁。这是一个鼓励平庸的制度，而鼓励平庸的制度只会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官民冲突日益激烈。 解决这些绝症的方法其实不复杂，对付说假话的官员只需要有揭示真相的社会机制，揭露官员腐败的自由舆论，将官员以权谋私的行径和他们在所谓的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在各种报告会上说的那些假话进行对比，这比任何"组织部门"的考察都强过百倍千倍。对付追求平庸的官员也需要有一个社会的民主选拔机制，尤其是要打破党内官员拿社会公器私相授受。而这些根本性的措施恰恰是日前公布的干部任用条例所回避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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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4 12:21 PM PST
红色司法的元老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1954年9月，当选最高法院第二任院长。与他搭班子的，是副院长高克林、马锡五、张志让。[1]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班子，专业与非专业、党内与党外完美结合，都有革命的热忱。这个班子里，董必武资历最老。他是前清的秀才，1903年到武昌参加乡试时，因好奇地朝衙门里张望，被衙役饱以拳脚，“从此恨死当官人”。 他是中共一大的代表。1934年江西苏区成立最高法院，他是首任院长。1945年3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他逝世后，联合国秘书长专电悼念，称他为联合国的创始者之一。在延安，他和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被尊为“延安五老”。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彭真是副主任。这个委员会类似于今天的中央政法委，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等机构的工作。他任劳任怨，不在意个人得失。他对子女说，自己是一块抹布。虽然不起眼，但总有用得着的时候。他告诫子女要甘当配角，不要老想当主帅，他自己是跑了一辈子的龙套。 雄心勃勃 董必武到最高法院任职后不久坦言：“如果各地法院、人大代表请我汇报我们法院是怎么办案的，我无可奉告。如果外国的朋友问我法院是怎么办案子的，我难以作答。”他接手的法院，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国民党《六法全书》已废，“人民的法律”迟迟不来。共产党沿习根据地时期的运动传统，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一波接一波运动。人们迷信运动而不是法律。 虽然接手一个烂摊子，但他雄心勃勃。 他安排最高法院法官到全国调研，制定刑事和民事程序审理规则。他提醒热衷于运动的人，运动“有副作用，应当以依法治国代替运动治国”。对于党政不分，他说：“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2]他还明确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他要将人民司法纳入正轨。多年后，薄一波回忆说：“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是很可贵的。”[3] 他台前台后卖力地跑龙套，不料有人认为他跑偏了。1957年10月9日和10月14日，《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警惕说“政法战线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集中的部分”，指责政法工作“忽视专政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 1957年底，各行各业开始“大跃进”，各地法院不甘落后，口号震天：苦干一年到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强奸”甚至“无民事纠纷”；审判工作要做到“党委满意，公安、检察机关满意，当事人、群众满意”；公检法三机关要联合办案，三个机关的首长“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暴风雨就要来了，他好象无动于衷。1958年4月，最高法院召开了司法工作“跃进”座谈会。董必武委婉地说：“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决后就执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的前面，也不能摆在检察的位置上。” 他成了不合时宜的人。 小政变 1958年5月27日，中央派董必武率团访问东欧和苏联，8月7日返京。在此期间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政法小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罗瑞卿，董必武只是成员之一——他和彭真掉换了位置。随即，中央政法小组指令最高法院会同司法部召开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检查、总结八年来的工作”。2006年1月出版的《董必武传》评价说：这次会议未点董必武的名字，但会议批判的基本观点，大都引用董必武所讲过的话。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一直是党和国家政法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既然是所谓‘政法战线上几年来存在两条路线的争论’，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8月7日董必武回到北京。8月13日，公安、检察、司法三个会议召开联席大会，请董必武讲话——其实是看他如何表态。 他的表态很好。他说：“各位批评得对，我完全接受……”而他有的观点，毛当年曾经明确支持。1951年10月18日，身为政务院副总理，他写信给毛主席和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指出：“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毛12月4日复信说：“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 司法会议结束后，最高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情况报告》，说：“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第四次全国检察会议也有类似的提法：“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4] 1958年8月24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发表谈话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成。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后来，毛主席更明确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1958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湖北等地视察时指出：“发展钢铁生产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最高法院成立了炼钢办公室。 一块被丢弃的抹布 董必武是个倔强的人。他儿子董良羽说，父亲有一副“温和长者”的面孔，实则内心倔强，是个硬汉子。虽然自己被批判，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他还说：“我思想觉悟低，没有看出彭德怀同志反党。” 董必武也是个识相的人。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５日他给毛主席写信说：“这次中央全会将讨论国家机关负责人选，我去年十月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将来在政协安一个没有实际工作责任的名目就够了。” 毛批示说：“我和大家同意此信意见，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几位同志的新工作，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 他明升暗降，心存忌惮，不再言谈政法，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农村要积极地推广利用沼气”。他有个孙女小名毛毛。家人逗她玩，把拳头举过头顶喊：“打倒毛毛！”董必武立即哼住了他。在公开发表的诗作里，他勉励夫人学习毛著“用之不尽保终身”；勉励儿子“毛选诸篇读尚勤”…… 他不时地写诗和毛主席奉和。任是如此，文革期间他的儿子两次坐牢。他私下里说，儿子是在替他坐牢。他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这类发泄不满的诗，还有许多。为了防止别人认出来，他横着写、竖着写，大字、小字拌合著写，然后把整张整张的报纸涂成墨色。夫人提醒他：“不要写了！”他笑着举起全黑的报纸说：“谁看得出来？” 此后董必武一直任国家副主席。林彪事件后，有一天他在家听广播。播音员说，国家代主席董必武接受某某大使递交国书。董必武一愣：“我怎么成了国家代主席？” 他像一块抹布，被丢弃在一边。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据说毛泽东悲痛得断食断饮，整整放了一天张元干《贺新郎》的录音：“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1982年，彭真任全国人大委员长。重新当权后，彭真对法治有了新认识。主持宪法起草时，他特别主张把“党要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写入宪法。如今，大家都在赞颂彭真对法治的贡献。当年他协助毛泽东拿下董必武，此一段旧事，已无人再提。 [1]高克林，陕西华县人，追随刘志丹闹革命起家，任前担任最高检副检察长。马锡五，陕西保安人，长期在根据地从事司法，以作风便民，常在田间地头办案扬名——人称“马锡五审判方式”。此前任最高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张志让，江西武进人。历任北京大学、东吴大学法学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任大理院推事、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法官。“七君子”案他是实际首席辩护律师，地下党称其为“党外布尔什维克”。新中国一成立即任最高法院副院长。 [2]《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4]崔敏：“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回顾与反思”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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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4 11:38 AM PST
从"导师"到"总设计师"，从"总工程师"到"顶层设计师"，其中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质是：中共最高领导占据政治权力跷跷板的中轴，运用左右两手，使"左"、"右"两派互斗，并处于永远的恐惧状态和对最高领导的感恩状态，任凭其平衡博弈，就是习近平的权术秘籍。 制造狂风暴雨者却稳坐钓鱼台 在中共大位上登台亮相一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左右开弓、左右逢源、忽左忽右、宁左勿右，让国内官民和国内外观察家感到扑簌迷离。其实静静观察和思考，不难发现，六十多年中共权力学从毛邓江胡再到今天习以为常，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这里涉及的根本问题就是"核心"。 毛把自己封为"导师"、"舵手"和"红太阳"。邓自认为"总设计师"，并给自己配备了两位保证萧规曹随、继续贯彻邓路线的"总工程师"。在习近平一身兼任党政军最高职务，并像集邮一般占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后，我们可以预计，他很快又会执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中共的"顶层设计师"。 从"导师"到"总设计师"，从"总工程师"到"顶层设计师"，其中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质是什么？首先，它不是政策的改进。其次，它也不是体现的党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其实质是，中共最高领导在残忍的权力斗争中，为了获得、巩固和维护自己的权力核心地位，运用左右两手，把左、右派玩弄于自己的掌股之间，让双方互斗，通过用"左"反"右"、或用"右"反"左"的不间断政治清洗，使"左"、"右"两派都处于永远的恐惧状态和对最高领导的感恩状态，来营造个人的权力安全堡垒。人们都知道，暴风眼经常是最安全的。中共最高领导惯于在自己身边制造狂风暴雨，自己却稳坐钓鱼台、避风中南海。 毛邓习玩"左""右"一脉相承 在中共政治里，"左"和"右"的区分经常并不以意识心态或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为根据，而是相对于"核心"而言的。当毛突然脑袋发热，刮起"共产风"、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大跃进"时，任何反对他的主张的人就自然成为"右派"。当毛需要收拾他自己弄出的烂摊子时，他又会提出"积极稳妥"、"整改提高"、"戒骄戒躁"，请出被他贬职或迫害过的领导人，然后把"极左分子"送上牺牲的祭坛。林彪是被毛用在"左翼"来攻击彭德怀、邓小平和刘少奇等人的。但一旦林与毛翻脸，毛又用极左的江青（和她的"四人帮"）来清理和替代林彪势力。为此，毛又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把林作为保守、复辟的右派来鞭打。 邓核心同样手拿两个杀手锏："坚持改革开放" 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会时常用前者敲打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个所谓的"左王"，同时给钳制自己权力的陈云提个醒儿。他又会用后者拿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以后，邓还会对李鹏左敲、江泽民右打。邓自己则稳坐在政治权力跷跷板的中间，静观左右起伏升降。 占据政治权力跷跷板的中轴，掌控左右两翼、任凭他们平衡博弈，就是习近平的权术秘籍。早在胡锦涛时期，习被立为享受王储地位的接班人，而他的右翼又有"亲民"、"自由派"的温家宝，留给薄熙来的政治空间就只能在左派政治里了。其实，胡锦涛已经非常"左"了，薄熙来踏上更左的步子，难免不在与习的争斗中自掘坟墓。薄的清除，让习露出容易被"左派"（毛左和新左）攻击的软肋，也容易成为自由派反左的靶子。这就有了习向"网络大V"和"反动知识分子"宣战下手的动力。"幸灾乐祸"的国民性让自由派从薄的倒台中看到了习近平改革的新希望，让左派保守势力从反普世价值中看到了习近平坚守红色理念的老传统。正是在这种大众天真的政治期盼中，习近平右手"反对走老路"，左手反对"走邪路"，自己成为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正确道路"的正统和旗手、纵横捭阖权力格局的核心。 习近平成为朱元璋第二 习近平是明洪武太祖朱元璋废相后又一位"乾纲独揽"的专权者。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基本遵循"宰相制"，天子皇帝和宰相形成君相权力分开、辅佐、制约的关系。郭成康教授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2001年台湾昭明版，第22页）一书中写道：明太祖"彻底废弃分寄大权于丞相的汉唐旧制，而代之以全新的君臣权力划分的准则：皇帝兼昔日君相二任于一身，独揽国家一切权力，亲理天下军政事务；大小臣工俯首听命。""这一套'上下相维、大小相制'的君臣权力配置构架，其精髓一言以蔽之曰'事皆朝廷总之'，或曰'乾纲独揽'。"在18届三中全会上基本废弃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后，总理的权力上交给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朱元璋第二。 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格局下，习近平占据核心地位，使得六十年的中共统治定制成型。概而言之，它有几个支柱：（1）对官员和部门的根本权力控制遵循"放风筝政治"，也就是永远牵着线，只是一松一紧来稳定和控制。（2）对经济管制施行"鸟笼经济"，亦即，中国的市场经济永远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市场的控制只是笼子的大小而已。（3）在法律控制上搞"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亦即，在"外松内紧"的精神指导下，建立全息、全方位控制体系。（4）对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玩"束鹿政策"。在习近平政治起家的河北正定县东面五十英里有一个"束鹿县"（今天的辛集市），曾有一批美国政治学家在那儿蹲点（王绍光也参与到了他的导师的项目），出版了一本英文专著，以"束鹿"为书名。他们揭示出，中国政府对地方和社会的控制就像是把一个鹿拴住一根柱子上，给它留下吃草的空间，但绝不给敞放的自由。中共的非政府组织有"GONGO"（政府指导下的NGO）之称，可见一斑。（5）在信息网络控制上建"防火长城"和"天网"。（6）"天罗地网攀染栽诬"的特务政治。与明太祖的司礼监下辖东西厂和内行厂相比，今日中国的特务网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安会"下有"政法委"，又辖国安部、公安部（政保、国保、文保），还有中纪委、总参情报机构，以及他们安插在所有政府和经文教部门的卧底。 对这一套精细的网络控制，中共的顶层设计师和他的师爷们可能颇为得意，所以他们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实，这些无非都是专制史上刨出的旧货而已。以明朝的专制君主朱元璋相比，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晚生了七百年。如果我们发现这套顶层设计还有中共智囊王沪宁从西洋专制史中挖据的功劳，那么与辅佐欧洲君主终结封建制、建立绝对中央集权制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相比，我们还可以说，王沪宁也晚生了五、六百年。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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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4 11:09 AM PST 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说，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证实，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撤职，之前中央纪委上星期宣布李崇禧因涉嫌贪腐被调查。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李崇禧这次落马，很有可能是经济问题。 问题在制度，不在机构
李崇禧是从政协主席的官位上落马的。在此之前，他先后担任过州长、省委秘书长和中共四川省纪委书记。1982年8月，李崇禧作为第一批具有经济专业背景的身份进入四川省纪委工作，并成为办案人员。直到到1995年的十多年中，李崇禧的工作范围主要集中在纪委系统，他从办案人员后变成办案处室的负责人，而后又成为四川省纪委常委、书记；纪委有他宦海最初和最长的经历。这位有着纪委工作背景的高官，最后以严重违纪――很有可能是经济问题被撤职。人们不禁要问：纪委反腐靠得住吗？ 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要反贪腐的，也有专门的反腐机构。督察院、御史台哪朝哪代都有，这叫体制监督。效果如何？不好说。贪腐代代有，前赴后继，何时消停过？明代的监察系统权力大得吓人，朱元璋连杀人剥皮的手段都用上了；到头来还不是是腐败丛生，贪官横行。严嵩父子、魏忠贤一出，就把所有的御史台PK下去。其实这还算不错，他们没有在御史台供职过。只是权力太大，御史台管不得他。这是体制内监察制度弱项，管不住比它权力更大的主。问题在制度，不在机构。即便如此，我们也清楚这个制度有问题，御史台反腐靠不住。那时反腐可是真反，皇帝老子的天下；直接触动了皇家利益，当然容他不得。即便如此，御史台一类都靠不住，何况现在。 "谁来监督监察者" 若是御史台本身出问题呢？马马虎虎查看了一下，历史上好像没有哪个监察大吏出问题。算是讲天良，尽职尽责。但是现在，监察大吏管不住自己，良心大大的坏了；和贪腐份子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天良都不讲了，哪有什么靠不靠得住的问题？问题已经不是靠他反腐，而是如何对他反腐。也就是所谓"谁来监督监察者"。 在中共一党独大、一把手当家的结构中，纪委其实只对一把手负责；这和皇权时期监察机构只向皇帝负责没有两样。古代君权乃神授，是唯一而神圣的；天下就是皇族的家天下，没有其他的政治力量有效制衡。在此格局下，单靠监察机构是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权力情有可原。如果缺乏分权制约和正当程序的原则作保证，没有真正的无差别法治为监察制度的法理基础，无论多严密的监察工作也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维持残局的权宜之计。何况，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在"党天下"没有制衡的权力下；所谓纪委监察系统，不过是腐败体制的一块遮羞布。比皇权时期的监察机构还不如。 纪委反腐靠不住，反腐事如何是好？其实简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绝对的权力转型为有限的、能制衡的权力；不再用警察、国安监视国民，请公民来监督自己。如此一来，李崇禧之流怎敢胆大妄为？早就被群众揪出来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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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4 11:08 AM PST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最近的一次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中一句"以猛药去疴丶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丶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再一次令党内党外丶国内国外的"习粉"们兴奋不已丶激情澎湃，人民网"强国论坛"里的一篇赞美文章猛夸习近平这份讲话"（处处用典），妙语连珠，使人精神一振，展现了习近平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格魅力"。 这位"习粉"根本没有体会到的是，面对"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的党内乱象，习近平此时此刻的引经据典可不是为了秀学养丶兜书袋。自被明确为"胡锦涛之后"即醉心读史力图以古为鉴，在内部讲话中曾数次引述过唐太宗李世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的习近平如今"治乱用重典"的决心直接借鉴的应该是大明王朝朱皇帝的"吾治乱世，非猛不可"。 元末明初，社会不宁，犯罪现象严重，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遵循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思想，形成影响明朝的"治乱世用重典"的治世思想。制定《大明律》，实行"重其所重"的原则；制定《明大诰》，从严惩罚犯罪。这才是习近平此番"以猛药去疴丶重典治乱的决心"的直接出处。 据说习近平在这出席这次中纪委全会之前召见王歧山及中纪委全体常委时即建议他们读读关于朱元璋肃贪用重典的故事，故事说的是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後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於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有后人评论说，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 60 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建立大明王朝之后，他朱元璋一心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丶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习粉"都会拿习近平朱元璋作比。 有"习粉"认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而这也正是习近平为政的特点。 有一则故事说的是朱朱元璋手下的开国元勋之一朱亮祖收受了地方土豪劣绅的好处之后诱骗朱元璋下令冤杀了被地方贪官污吏们恨之入骨但却被万民称颂的清官道同，朱元璋不久搞清事情真相之后下令将朱亮祖与长子朱暹押到自己面前，自己亲自动手皮鞭问罪，侍卫们看到皇帝亲自上阵，纷纷出手更重，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地方贪官丶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有文献记载说：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与这种"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 如此说来，习近平登基之后与王歧山联手出台的一系列"纪检新政"中似乎总能看出一些"朱元璋元素"。 习近平在这次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中还说道："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丶稻草人。" "纸老虎"一词的出处是哪里，连奥巴马都知道。习近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说人家"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今的习近平借用此语，意在警告党内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这一次肯定不再是雷声大雨点小了"。联想起笔者半年前因为周永康"荣归故里"受到中共江苏省委的高调追捧有感而发的《周永康不会畏惧习近平的反腐"空包弹"》发表后不久，国内一级党媒的一位从业者即提醒笔者说："习近平这一回可能真的是在'玩儿真的'"，如今看来，习近平"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丶稻草人"和"反腐不是'空包弹'"是一个意思。 这次习近平在中纪委的讲话内容被择其重点报道出来之后，人民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即预言说："反腐开好头，好戏在后头。可以预见，今年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加强，随着依法反腐的深入，势必有更多的苍蝇丶老虎乃至大老虎落马。打老虎不是目的，约束住权力，让权力为公才是目的。" 如果说已经陆续落马的蒋洁敏丶李东生丶李崇禧等数名正省部级贪官可以被形容成"老虎级"的话，那么这里用"乃至"二字引出的"大老虎"应该是暗指周永康了。"治乱用重典，刑上正国级"？但愿！习近平之所以还口出"壮士断腕"四个字，想必是已经对只要"刑上正国级"，"大老虎"就绝不止周永康一人有了思想准备。 至于习近平在其讲话中为什么在借用"纸老虎"一词时还联想出了"稻草人"，兴许也是他熟读《明史》的结果。 笔者数月前即读到过的一则网贴中建议习近平和王歧山都应该读读一篇题为《明太祖朱元璋将贪官污吏剥皮鞭死》的读史笔记，殊不知习近平和王歧山早就已经将朱元璋不惜"以恶法治恶人"的故事讲给了党内纪检高官们听。 当年的朱元璋为了增加对贪官污吏们的震慑力度，曾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自唐宋至元末，政治制度丶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丶戒石丶鼓楼丶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因为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後，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後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於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 如今的习近平当然不能直接引述此故事警告党内贪官们会有被剥皮之忧，不是被人皮包裹的稻草人当然也就不具震慑力，所以习近平才会警告其全部党内部属：纪检制度不是"稻草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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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4 11:07 AM PST  【笔者按：今年是笔者迈入“古来稀”之年，感谢朋友们在去年就为我预祝了我的七十寿辰，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孙文华先生和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的朋友们，他们帮助我出版了我的书法专集——《黎鸣书法集》，正是在这本《黎鸣书法集》之中，我首次公布了《我的七十自述》的文章，这里再发布网上，公诸所有的网友，请大家批评和指正。谢谢。】 我生于１９４４年阴历４月初９，籍贯江西南昌。１９６１年入江西大学物理系读书。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推迟一年毕业分配。１９６７年入南昌市无线电二厂任技术员。１９７８年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１９８１年夏季毕业。１９８２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从事社会控制论理论研究。１９８６年为了解决妻子进京工作和全家住房的问题调入中国民政部下属的中国社会工作问题研究所工作，任中国社会保障研究室（正处）室主任。 １９８９年因为政治性“签名”问题被解聘，“六四”之后即成为了真正的“坐家”（作家），即坐在家里的研究者。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正是在这“坐家”的研究之中，二十多年来我出版了四十多部著作，我和我的家庭的生活费用基本上即来源于此，其中的艰辛只有自知。我现在的著作大部分都在网上发表，获得了不少网友们的支持。我的主要著作是“三问”：《问人性》、《问天命》和《问历史》，总共分十卷，前两部已经出版，后一部在２０１２年年底竣工。其中，《问人性》的结论部分另有出版，名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问天命》的结论部分也另外出版，名为《西方哲学死了》。我的更重要的著作应该是我的已经完成了的《黎鸣批判孔儒全集》（十二卷，四百多万字），正等待出版，和正在写作的《东方的荒漠甘泉——黎鸣解老》、《现代人学全书》，以及计划之中将要撰著的《全息逻辑魔方》、《人类逻辑史纲要》和《中国思想史纲》。我的全部著作（包括已出版的）系列见后面附录。 我最重要的工作现在看来主要有如下三个部分： 第一， 我发现了孔丘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其实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文化“肿瘤”，是中国人迄今为止的“政治体制”始终都难以获得任何改变的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是《中国历史》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始终都只能停留于人类的《前文明史》、《非文明史》乃至《动物史》状态的最根本的原因。孔儒的“文化传统”实质上即中国人永远都难以获得精神“启蒙”的最根本的“文化障碍”，不彻底批判孔儒的意识形态以及其“亲亲尊尊长长”的价值观，中国人的大脑就将不可能获得“启蒙”，中国就将不可能真正“崛起”； 第二， 我发现了中国人真正最伟大的古代思想家是老子，他的《道德经》著作其实应该是全人类最伟大的精神瑰宝，老子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为全人类所提供的具有“全息逻辑”的《古典人学》的伟大的发明和创造。老子的《道德经》其实是全人类的《全息心灵经》、《全息逻辑经》、《全息人学经》，甚至是贯穿人类古今和未来的《全息人类幸福文明经》（具体见我的著作《东方的荒漠甘泉—黎鸣解老》）。 第三， 我创造了全新的《人学》，它的内涵就是我的对于老子的“全息逻辑”和《古典人学》的继承和发展，并使之与西方人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的《哲学》全面“接轨”，我在老子的“全息逻辑”的基础上发现了宇宙万物其实是一个完全的“永动机”，它之所以能够永恒保持自动进化的至深的“奥秘”和逻辑规律，即宇宙万物的永恒蕴涵递推的自动进化定律，我称之为“老子—黎鸣定律”。（具体见我的著作《创造中国历史》第九十六章：《老子—黎鸣定律》）。我坚信，基于老子的“全息逻辑”和“老子—黎鸣定律”，人类未来的全部科学都将会发生一系列重大的革命性的变迁，包括迄今为止所有方面的科学理论，全都将出现革命性的全新的综合，例如理论物理之中关于基本粒子问题的全新的综合，生物理论之中的关于基因、生命密码等问题的全新的综合，甚至数学理论也将会出现全面的革命性的全新的变化。问题的根源，全都在于逻辑理论的“全息”概念的全新的动力。 顺便说说，正是因为受到老子“全息逻辑”思维的启发，使我非常意外地破解了世界七大数学难题之中的三道，其中关于“四色定理”的证明我已经在网上发表了，还有我的关于《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伪命题》的论文也在网上发表了，顺便指出，陈景润先生的关于“１加２”的命题其实与“哥德巴赫猜想”的“１加１”无关，不能认为是接近解决了“１加１”的问题。最后关于“费马大定理”的最简单的证明方法（这或许就是费马本人在丢番图算术书边页上提示过的方法），我还在进一步完善的考虑之中。必须声明，我不是数学家，虽然我对数学始终有着强烈的兴趣，因为数学的源头其实就应该是逻辑。我确实是在老子的全息逻辑的启发之下，非常奇妙地获得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当然，最终如何，还须获得世界上众多数学家们的批评、论证。关于这一点，我毫无疑虑，因为我本来就不曾有过想要成为世界大数学家的奢望，所以，众多尊孔读经学儒的忌妒成性的中国文人同胞们，也大可不必因此而对我嫉恨，须知：我既没有为此而获得过权力，也没有为此而获得过金钱，自然也不太可能为此而浪得名声，因此，忌妒我这样一个老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充其量就只不过是一场不必考虑任何功利的思维游戏而已。真正说起来，数学原本就是一种思维的游戏，完全没有必要把它看得那么神秘，其实也包括逻辑，逻辑实质上是更深邃的数学，甚至应该是数学之母。重要的是，我发现了老子“全息逻辑”的真正伟大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相应的补充性的发现和发明。我极愿意把它们奉献给我所有的中国同胞，以及全人类。 作为我的七十自述，我要告诉大家，进入人生的暮年，我将启开自己终生钟爱的艺术活动，我的艺术爱好是广泛的，从音乐的器乐、声乐，美术的各种绘画种类，到其他所有的综合艺术，例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等等。我已经出版的《黎鸣文存》三卷，其中即包括了我年轻时候的大量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创作，而已经出版的《黎鸣绘画作品集》则包括了我从小以来的主要的绘画作品，现已出版面世的《黎鸣书法集》则包括了我此前主要的书法作品。我对未来的一个期望是：“七十成为书法家，八十成为大画家”，如果“上帝”允许的话。作为一个《哲学》学者，尤其作为一位老子《道德经》的重要《人学》思想的阐释者，我自有一套涉及全息理论的“美学”思考，特别包括对于中国书法和国画艺术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的思考，虽然未必成熟，我愿意奉献给中国艺术界所有的朋友，也算对于自己从小即钟爱的中国艺术以尽自身的一份绵薄之力。我的愿望能否实现呢？希望获得大家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大家。（2014,1,13.） 附录：我的著作，包括出版系列，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１，《多变量控制理论》（英文翻译）， １９８２年，科学出版社 ２，《控制论与社会》（英文翻译）， １９８４年，商务印书馆 ３，《信息时代的哲学思考》（专著）， １９８６年，中国展望出版社 ４，《社会统计学》（英文合译） １９８８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５，《控制论与社会改革》（专著）， １９８８年，光明日报出版社 ６，《中国的危机与思考》（主编）， １９８９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７，《球籍——一个世纪性的选择》（合著） １９８９年，百家出版社 ８，《社会控制论》（英文合译）， １９８９年，华夏出版社 ９，《中国的危机》（专著）， １９９０年，香港明报出版社 １０，《信息哲学论》（专著）， １９９２年，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１，《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英文合译，校）１９９２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２，《费正清自传》（英文合译，校） １９９３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３，《东亚之锋》（英文翻译）， １９９５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４，《问人性》（专著），（上卷） １９９６年，团结出版社 １５，《问人性》（专著），（下卷） １９９６年，团结出版社 １６，《中国的危机》（主编）（上卷） １９９８年，改革出版社 １７，《中国的危机》（主编）（下卷） １９９８年，改革出版社 １８，《黎鸣文存》（共三卷） ２０００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８，《人生的求索》（《文存》第一卷） ２０００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人类的新生》（《文存》第二卷） ２０００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人性的外衣》（《文存》第三卷） ２０００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英文合译） ２０００年，商务印书馆 ２２，《三个犹太人——千年的三个天才》（专著） ２００２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此书的台湾版本：《天才的惊叹号：影响世界的三个犹太天才》，2006年，台湾智富馆 ２３，《社会圆桌》（合著） ２００２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４，《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专著） ２００３年，华龄出版社 ２５，《西方哲学死了》（专著） ２００３年，工人出版社 ２６，《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专著） ２００３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２７，《问天命》（专著）（共三卷） ２００４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２７，《命运的诅咒》（《问天命》第一卷） ２００４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２８，《道德的沦陷》（《问天命》第二卷） ２００４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２９，《悲剧的源流》（《问天命》第三卷） ２００４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３０，《犹太十杰》（合著） ２００４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３１，《恢复哲学的尊严》（《信息哲学论》再版） ２００５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３２，《情场化社会》（《问人性》精缩版） ２００５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３３，《存在与在》（英文翻译，校正） ２００５年，民族出版社 ３４，《人性与命运》（多部专著精缩版） ２００６年，中国档案出版社 ３５，《学会真思维》（专著） ２００９年，中国社会出版社 ３６，《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合著） ２００９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３７，《老不死的传统》（专著） ２０１０年，华龄出版社 ３８，《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黎鸣绘画作品集》 ２０１０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３９，《问人性》再版（上卷） ２０１１年，上海三联出版社 ４０，《问人性》再版（下卷） ２０１１年，上海三联出版社 ４１，《黎鸣书法集》 ２０１３年，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４２，《儒学的终结》（专著）（已完成，等待出版） ４３，《问历史》（专著）（共三卷）（已完成，等待出版） ４３，《发现中国历史》（《问历史》第一卷） ４４，《发明中国历史》（《问历史》第二卷） ４５，《创造中国历史》（《问历史》第三卷） ４６，《西方哲学常识》（《西方哲学死了》的浓缩本）（九万字，已完成，等待出版） ４７，《东方的荒漠甘泉》（黎鸣解老，或黎鸣通解《道德经》）（此书在２０１３年完成） ４８，《人学全书》（专著）（又名《颖悟大道》）（以下四部著作将在２０１３年以后完成） ４９，《全息逻辑魔方》（专著）（尚未完成） ５０，《人类逻辑史纲要》（专著）（尚未完成） ５１，《中国思想史纲》（专著）（尚未完成） ５２，《美国人性生活史》（英文合译，译校）（以下著作早已完成，只等待机会出版） ５３，《基本粒子概论》（俄文翻译）（此书翻译于１９６４年，笔者尚读大三之时） ５４，《一般系统论》（英文合译） ５５，《自然科学与人类价值观》（英文合译） ５６，《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英文合译） ５７，《黎鸣论思维方法文集》（专著）（多卷）（尚在编辑之中） ５８，《黎鸣批判孔儒文集》（专著）（全十二卷）（已经完成，等待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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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an 2014 10:10 AM PST
中国言论的进步、社会空间的扩大，一定得感谢那些冲在最前线和那些已倒下的人。我们要记住并感谢那些在监狱里、以及从监狱里出来又进去的勇者和良心，如高智晟、胡佳、郭飞雄、张林、赵常青、黄琦、陈西、刘贤斌、朱虞夫等。 2003年，滕彪初登大学讲台，就与其两位同窗——许志永、俞江一起， 针对当年五月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发起了“提请全国人大对国务院《收容遣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书行动，此行动经互联网传播，迅速获得了全国广泛支持，并最终迫使当局废止了这一恶法。 十年前的此时节，“以公民的名义”致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博士，被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并列评选为当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如今，他们中的许志永已身陷囹圄，而滕彪既被当局注销了律师资格证书，也被当局非法拘禁过多次，最长一次竟达70天之久。 当年的初生牛犊，如今已是有了妻儿的中年汉子；然而，矢志不渝要为明天的中国而奋斗的滕彪，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一天都未曾停止过跋涉。他在其博文中还不无幽默地自称，“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新年之际，本刊专门约请滕彪博士做了如下访谈： 谈许志永案与新公民运动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先谈许志永吧。志永马上要上法庭了，作为他多年的亲密同学、同事、朋友，你有何话要说？ 滕 彪（以下简称滕）：许志永是我的同学，毕业后，我们一起推动中国维权运动，一起创办公盟；作为战友，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十年。我认为他是中国这十多年来维权工作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一直坚持非暴力和法治的原则，并一直冲在维权最前线。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他非常稳健、温和，对当局也抱有明显善意。如此一个具有法治精神与纯洁的政治理想的人，也被构陷入狱，这真实反映了中国当前的人权与法制状况。 戈：你对中国当局处心积虑打击与迫害以许志永为代表的新公民运动有何看法？ 滕：新公民运动更值得我们去观察与思考。因为传统的反对运动受制于各种条件，一旦成立组织，比如说各种反对党，那就会遭到当局极其严厉的镇压，而且规模也没法变得很大，比如九二年组党、九八年组党吧，一些发起和参与者被判以重刑，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 如何让宪法里的“结社自由”成为实践，这一直是个非常大的困境。互联网出现后，公民之间可以远程分享信息，相互连接不仅变得非常便捷，而且成本也更低。所以，依托互联网，比如QQ、微博、微信、推特等等，公民联合就逐渐成为趋势。新公民运动通过诉诸公民责任和公民伦理，让各地公民在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理念下，聚到一起来讨论问题，或参与具体的人权工作，比如推动教育平等权、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以及公民同城聚餐，这些都是新公民运动开展以来非常值得肯定的社会运动形式。 戈：为何当局容不得新公民运动？ 滕：新公民运动无组织，无章程，无固定领导，也无固定成员；它不是组织，但却有组织化的活动，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就使得当局感觉到了威胁，所以新公民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包括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王功权、刘萍、郭飞雄等人的入狱，就跟当局感受到的威胁有关。 我们也不能把今年以来当局对新公民运动和整个民间社会极其严厉的镇压看成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想法。在我看来，中国维权运动兴起至今十多年，与当局的维稳逻辑必然会发生冲突。民间要求基本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行动越来越多，关于政治权利的诉求也越来越多，而且逐渐从网络上的呼吁变成现实中的具体行动，比如说游行、示威等街头活动。这种有某种组织形式的街头活动，尤其是有维权人士、知识分子参与的现实行动，就和当局的维稳逻辑发生了巨大冲突。这就是今春以来的这一波严厉打压的深层原因。 话中共维稳逻辑与今天的境遇 戈：你认为当局今年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决策，而是从江、胡到习一贯的维稳逻辑使然；那么，经过此轮严酷打击后，是否会给民间反对力量造成一段时期的沉寂？ 滕：在现今体制下，当局对民间各种社会运动非常警惕，也从未放弃过镇压，从邓、江、胡到习近平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是，当局的镇压基本上没能让民间社会停止前进步伐，或者说它能起到的威慑效果非常有限与短暂，正如“六四”开枪后的威慑效果，并未能阻挡住人民争取尊严与自由的步伐一样。比如说，2011年“茉莉花”那波相当大的镇压之后，民间虽有段时间的沉寂，但很快又活跃起来了，2011年下半年“营救陈光诚”的活动，还有其它一些网上活动也都逐渐活跃起来了。2013年的这一波，不亚于茉莉花那一次。民间的各种活动，包括南方街头运动、“新余三君子案”、“南乐教案”中律师的这种抱团取暖，访民的抗议，家庭教会的坚守，公共知识分子的网络言论和行动，都表现民间的顽强生命力，所以我觉得当局的威慑效果不会持久。 戈：多年以来，你承受了当局对你的多次暴力，比如，黑头套、被失踪等；但与志永、丁家喜、郭飞雄、赵常青他们相比，你目前却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你怎样看待你和你的战友们目前的不同境遇？ 滕：他们对我采取的全是非法律手段：软禁、绑架、失踪、秘密关押、酷刑等。他们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来达到对我的威慑效果。对许志永等人的这一波打压，基本上是刑拘、起诉与判刑等刑事司法手段。在现体制下，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哪怕有钱的曾成杰、吴英，或者权倾一时的薄熙来、周永康，都没有法制保障，谁都不安全。我目前虽没入狱；但危险是随时会出现。……若不被抓，我就折腾；若是被抓也好，以免我在外面有很深的负罪感。我现在更能体会到以前我被抓时，许志永等朋友在外边的感受。 讲民间力量空间与中共新招数 戈：我们都清晰地看到了当局企图通过绞杀新公民运动来达到消灭民间聚集起来的力量之用意。你认为在高压态势下，民间NGO组织还有无生存与发展空间？如果所有空间都消失了，那么新公民运动将何去何从？ 滕：首先，民间NGO是多样化、多元的，比如一些慈善、环保、动物保护等，因不直接和官方利益和官方意识形态冲突，所以发展空间就稍微大一些；但像公盟这种直接涉及人权、宪政等敏感领域的，就会遭受到非常大的打压。公盟这十年来基本上一直处在最前沿，它甚至触碰了计划生育、西藏等问题，最后还开展了新公民运动，比如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公民同城聚餐等等，这样一来，当局就彻底无法容忍了。但无论怎么说，打压不可能让民间NGO都彻底停下来，某些领域的NGO，官方觉得没必要彻底打压；即便那些走在最前沿的NGO，也并非绝无空间，它们会利用各种新技术手段，在体制的边界上继续推进。目前看来，民间空间完全被扑灭的可能性并不大，若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中国要走北朝鲜道路了。最重要的是有了互联网，此外，还有市场化的程度、国际的因素、民间觉醒的程度与法制化的程度等等。 戈：突然想到个问题：中共目前对异议人士的打压采取了去政治化策略，且很少再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了，你怎么看待中共的这一策略转换？ 滕：目前这一波打压除了个别案例之外，基本没用颠覆国家的罪名，而用非政治罪名，像非法集会、非法经营、扰乱公共秩序等对待异见者。他们的考虑就是想让国际社会救援呼声有所减弱，因为很多国际人权机构，或者外交官不太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他们一看罪名是非政治的，于是就减少了关注度。其实这很可笑，国际社会也不会认为许志永、王功权、郭飞雄这些人是普通刑事犯，他们当然是作为政治犯或良心犯被列入救援名单当中的。 忆夏俊峰案律师介入三部曲 戈：夏俊峰最终还是被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死刑了，对此，你感到意外吗？夏俊峰虽走了，但你心中一定有很多话要说，对吗？ 滕：在现今体制下，凡事皆有可能。像樊奇杭、滕兴善、聂树斌等案，有些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执行死刑的。夏俊峰之死，说明了现司法体制的反动性。 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在夏俊峰案里，不同风格的律师，不同的策略全都采用过。一审是沈阳当地一个并不出名的律师，他没用较高调的方式让公众知道，但夏俊峰一审就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中国刑事案件的一审结果，对后面的二审和死刑复核极为关键。这也并非律师能控制，城管以及其背后的力量控制中级法院并不难。二审阶段的律师是我，我认为如果不通过媒体与网络让公众参与讨论，不把影响弄大一些，那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维持原判。实际上，跟我一起讨论案子的所有律师，包括家属都赞成这种模式，所以从一审判决到二审维持到死刑复核，拖了近4年。由此看来，当局对于是否核准夏死刑一直犹豫不定。死刑复核阶段的律师是陈有西，他有名，与当局关系也不错，其策略与一审和二审都不一样，既不那么低调，也不那么高调，但结果还是没保住夏俊峰。当局执意杀夏俊峰，肯定是出于政治需要，就像要杀曾成杰和不杀谷开来一样。通过夏案，可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司法的邪恶。 侃使命、责任与街头民主派 戈：如今，习近平已成功掌控了中国各项最高权力，于是，我们都无法回避他对我们的公众生活与个人生活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作为党国重点维稳对象之一的知名“反动分子”，你肯定对今天这个时代有独特的看法，能否把你的看法与大家分享一下？ 滕：对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思想倾向、人事更换等，我向无关心兴趣，我只知道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自己应肩负的使命。对我来说，不管是江泽民，还是习近平，我能做的就是批评他们，批评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政治体制。哪怕到了中国民主化后，我的角色还是批评者。在自由民主体制下，这种批评，是不会给批评者带来什么危险的，更别说坐牢危险了。在专制体制下，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公民，他必须时刻面临困境：作为知识分子，或公民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作为家庭成员，对父母妻儿所应承担的家庭责任。这两种责任在正常的体制下不会有冲突，但在不正常的体制下就时刻面临着冲突。没有简单答案。答案只能是在每一天所做的选择中，我只能说，我不愿坐牢，我渴望安全地和所爱的人在一起。但又不能害怕坐牢，绝不能让恐惧毁了自己的生活。我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原则和批判立场。 戈：今年下半年以来，夏业良与张雪忠二教授先后被各自的校方解聘了，而同为大学教师的你曾说过：不怕坐牢，但舍不得离开讲台。你有段时间在公共领域里的言行，也相对克制与低调了一些，但当局对异见者的打压愈来愈残酷后，你不仅又“蠢蠢欲动”了，而且还在今年“六四”前夜写出了《一个反动分子的自白》的博文。你难道没看到你极有重蹈夏、张二人覆辙的可能吗？ 滕：是的，我被学校停过几次课，但只要有机会讲课，我从不搞自我审查。该说、该写的，还是要说、要写。目前当局对高校的言论控制的确明显加强了，但当局最害怕的还是行动，在街头表达抗议或发表演讲的“街头民主派”勇士的危险最大。而单纯的、没有行动的言论，风险就相对小一些。所以，中国言论的进步、社会空间的扩大，一定得感谢那些冲在最前线和那些已倒下的人。我最反感温和派骂行动者为“激进”“冒进”“表演”，明明是冲锋陷阵者一点点撑开了公民行动的空间，让后面行动的人危险变得更小。我们要记住并感谢那些在监狱里、以及从监狱里出来又进去的勇者和良心，如高智晟、胡佳、郭飞雄、张林、赵常青、黄琦、陈西、刘贤斌、朱虞夫等。 注：就在访谈结束时，网上传来了西北政法大学教师谌洪果博士为捍卫其尊严与良知而被迫宣布辞职的消息。毕业于北大法学院的他，是我们此访谈录的主角滕彪博士的学弟之一。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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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力哈木：我的理想和事业选择之路（附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 Posted: 17 Jan 2014 09:48 AM PST
一、我的成长历程及我的人生理想 我1969年生于新疆克州阿图什县城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我爷爷那一辈是文盲，父亲则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真正的民族知识分子，1950年代末，父亲初中毕业就被保送内地大学读书，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北师大、兰州铁道学院深造，毕业后曾在南疆军区和地方工作，1971年，父亲28岁时在文革期间惨死。当时我仅2岁，弟弟只有11个月，由在阿图什当汽修工人的母亲拉扯我们兄弟4人长大。父亲当年的同学今天多已成为自治区一级的领导干部，我们虽以父亲为傲，但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死的，由于长辈不愿提及往事，也不懂得当时复杂的政治，我并不知晓。 1980年，我大哥15岁时当参军，很快转入地方，期间先后在上海、乌鲁木齐，大连，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进修，先后担任阿图什市团委干部，书记，克州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团委书记，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州民政局局长，现在是克州交通局党委书记，州政协委员。我二哥很早就进入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现在是克州公安局纪委书记，党委委员。除两位哥哥外，我的二嫂以及大哥和二哥的孩子，也在公安系统工作。某种程度上，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公安系统家庭。不过，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这些年颇受牵连。 1985年，我16岁考入内地求学，离开故乡，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预科），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就读。在学业上，我深受施政一、陈才、张克武等教授的影响，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个维吾尔青年的教诲，不忘他们对新疆、对维吾尔社会的真切关注，对学术的真诚态度。 1991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民族大学工作，曾任系团委书记，后于1994年转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学，国外经济学选读，新疆经济的教学，期间曾于1996年自费在韩国留学，于2001年在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政府文化交流项目下交换到巴基斯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进行《新疆周边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2003年调入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讲授《国际贸易事务》，《国际结算与信贷》，《新疆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课程》。 1994年前后，我就开始对新疆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除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西部发展报》等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文章外，还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论坛，民族经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早在1994年，我就提出过在南疆喀什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为我的专业研究能有更广阔的视野，除英语外，我还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俄语，能用上述语言进行简单日常交流和信息获取。 在工作期间，我曾业余时间经商，在股市、合资建厂等项目上曾有过不小的收获，因为教学工作一度受限制，曾有朋友建议我彻底转行做一个商人。但在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后，我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等鲜活案例，这些见闻，让我逐渐产生了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致力研究新疆问题、研究中亚问题，避免境外悲剧在中国上演的强烈愿望。 为此，我自费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并开始系统性地进行社会学、民族学、地缘政治学的进修和自学过程，使我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分析工具。除研究前苏联东欧等失败案例外，我也曾认真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成功案例，以期能为中国社会的探索实践提供更丰富的参考。 我深爱含辛茹苦抚养我的母亲，深爱我依然贫穷困苦的民族，深爱养育我的这片国土；我深切希望我的故乡能像内地一样富裕发达，我担心我的故乡、我的国家陷入动乱和分离；我希望多灾多难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能创造灿烂辉煌文明的伟大国家。我将致力于研究新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致力于民族间的交流和沟通，致力于探索现代转型社会中，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作为我的理想和人生奋斗目标，我的这项事业选择，源于我出身的环境，源于母亲的教诲，源于我受的教育和成长经历。 二、我是一个致力于研究新疆问题以及研究中亚社会经济及地缘政治的学者，虽然今天不断有人把我描述或希望我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但我始终坚持，我只是一个学者，无意于也不希望被政治化。在学者之外，我惟一愿意的称号，是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流与沟通的使者和桥梁。 1994年起，由于经常直言批评新疆地方政府的工作失误等原因，我的教学工作不断受干扰，自1999年起，我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1999年--2003年，我在民族大学的教学工作一度被终止。 近几年来，随着我越发专注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和调查，并开办了汉语的“维吾尔在线”网站，不但我个人工作生活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在新疆的亲戚、家人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少说话，少管闲事、闷声发大财，但同时，我能看到新疆的民族问题越来越严重，民间酝酿的仇恨在不断加剧。 我知道，我们民族像我有良好教育、开阔视野和丰富阅历的人不多，我们国家像我这样在新疆问题和中亚问题上有各种天然优势的人不多，在这个领域，有真知灼见，有责任感的诚实正直的学者极为罕见，而中国社会将来要面临的考验却是如此险峻，因此，顶着压力继续从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责任的召唤和牵连家人受累，使我备受煎熬。 七五事件的民族悲剧发生后，新疆问题一下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热门人物，并且无可避免地开始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对待。我不拒绝任何人任何组织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但我一直拒绝各种力量将我政治符号化的努力，无论它是否出于善意。 我认为，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干干净净的学者，一个业余时间能对普通人提供帮助、对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的人，才能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强烈认识，我在七五之后，因为外部环境压力，陷入经济困境时，始终坚持个人绝不接受境外机构一分钱的援助，无论是外交机构还是NGO组织，甚至哪怕仅仅是生意往来，我都不愿挣与外国沾边的钱——我在中亚和欧美有很深厚的政界和经界的人脉资源，本可坐在家里帮人挣钱。如果我是汉族人士，或许我可以拿这样的钱，但对我这样一个备受怀疑的公民来说，我必须对自己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必须承受汉族知识分子无法想象的压力和考验。 长久以来，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在社会层面，不但汉族与维吾尔族存在隔膜，甚至在汉族知识分子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之间，也缺少正常的交流。隔膜和猜疑使得愈发严峻的民族问题，居然没有起码的公开探讨，这是一种极不正常而可怕的氛围。 基于此，我于2005年末创办了“维吾尔在线”，让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讨论交流，它当然会有激烈的碰撞交流，但我认为，争议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沉默中的猜疑和仇恨。 为了让新疆问题引起汉族知识界的广泛关注，让他们贡献宝贵的观点和经验，在创办“维吾尔在线”后，我开始努力与汉族知识界交往，并致力于推广和介绍维吾尔族文化和社会知识。 七五事件的悲剧和此后新疆族群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民族仇恨和猜疑不断积累的可怕，为突破仇恨和猜疑的坚冰，我曾设想通过民间的方式发起“民族和谐日”（或“民族和解日”）的活动，以七五悲剧日为纪念日，利用暑假期间，让两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互相让自己的孩子到对方家庭生活，让未来的一代人，在加深民族间的情感和友谊时，还能塑造出能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包容意识。这个想法后因种种外部原因限制未能付诸行动。 应当以理性、忍耐、宽容、温和、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面向未来的态度探索民族相处之道，一开始是基于我受的教育和训练所产生的理性认识，而在不断的践行过程中，这种态度已经逐渐成为我发乎自然的情感。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有将自己的观点、愿望和方法论传授给学生的强烈愿望。很少有老师还能像我这样，认真准备每一堂课的讲义和课件，长时间坚持每周六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的公开课。 我鼓励更多的维吾尔学生投入到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的学习，以便于他们在职业选择上能更多地将个人的成就与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步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专业，不但可以赋予人们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也更有助于把他们对民族单纯而朴素的强烈热情，由奔放而感性的能量，变成一种理性、科学的态度。而这种训练和观念的养成，不但对维吾尔族人来说，是极为缺乏而宝贵的，对今天的整个中国来说，也是远远不足的。 三、我长期而持续关注的问题，是新疆和中亚两个领域。关于新疆，是转型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新疆多民族的相处之道，是中国国情下，探索国家主权统一完整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 今天，新疆的人们在民族关系上普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和胡耀邦-宋汉良时代。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政府可通过资源平等公平的分配，产生良好的民族平等感，而当时禁止人口流动，缺少产生不平等感的比较机会；胡耀邦-宋汉良时代，政治气氛宽松，虽然表面上看人们牢骚不满增多了，但内心却因为信任而最少压抑，社会向心力极强。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新疆经济大幅度发展，但民族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开始日益明显，尤其是维吾尔社会的转型发展出现了令人揪心的局面。偷盗、扒窃、贩毒、吸毒、卖淫等问题，在一个有宗教信仰、对这类犯罪活动有天然文化抑制力的民族，竟然迅速严重到了整体被视为犯罪民族的程度。“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竟然无情地落在了维吾尔族人身上。 与此同时，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竟然成为研究的禁区和空白，鲜有人敢于直面这些问题，更谈不上去做系统的社会调查分析，研究探讨应对之道。维吾尔社会的问题，一方面使得对政府对汉族的不满不信任日益增长，另一方面，让汉族尤其是内地汉族社会对维吾尔族的歧视性印象不断加深。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能深刻感觉到在维吾尔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猜疑、不信任的巨大裂痕日益严重，尤其在青年一代，因为就业问题、身份歧视问题，仇恨情绪普遍滋长。尤其是七五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社会互动，它不是矛盾和仇恨的爆发和宣泄，反而是一次新的积累。 问题越来越严重，却越来越没有人敢于说话，问题在于1997年后，反“三股势力”成为地方的首要任务，它带来的间接效应是，维吾尔族干部、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强烈的不信任，普遍感觉政治空气压抑。 对一个身在北京这个法制环境更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关注和研究新疆问题，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早已不仅需要的是知识和专业，而首先是一种勇气。 七五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前拉萨的三一四事件，无疑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剧烈转型时期的中国，探索出一种民族和谐相处之道，是极为迫切的任务。中国习惯了讲政治，尤其是政治道理，而甚少真正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治艺术的角度，去完善和创造民族和谐相处的环境，此外，关于民族和谐相处的技术性问题，国内不但几乎没有人涉及，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 任何美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愿望，都离不开一系列精细而周到的技术性支持，尤其在中国，往往习惯于以不计代价的政府大规模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来替代持久而耐心的技术性安排。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民族多元文化实体，在精细地平衡处理民族利益，技术性地创造民族包容与和谐共处上有其独到的经验，我始终认为，我的探索和努力是有价值的。 关于民族自治，随着民族问题在中国日渐成为一个敏感和紧迫问题，从反分裂角度着眼，以吸取民族政策失败国家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民族政策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多隐含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典型的管制思路，它实质上是为近年来地方民族政策失败的辩解和背书。而国外那些成功地解决或缓和了民族矛盾、化解了民族分裂危机的大量经验案例，却无一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对学界的这种误导决策者的倾向，我深以为忧。 关于中亚的研究，是我个人的兴趣和地缘关系的缘故。作为新疆问题的自然延伸，我必须关注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中亚与新疆不但有广阔的边界，更有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亲缘关系，多民族跨境而居，新疆与中亚，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从地缘战略角度，研究中国如何在中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在获得地缘安全地位的同时，能最大程度对中国和中亚双方有益。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不但因为语言便利有长期持续的知识积累，而且在游历中，在当地政商两界积下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此外还有成功的经商经验，这都是我与国内一般中亚研究者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更贴近的资源、信息和经验，在探讨中亚问题上，相对我也更容易获得当地的认同。 因为这种特殊的优势，我不但帮助不少汉族商人成功地在中亚投资牵线搭桥，也还为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在当地拓展市场穿针引线，解决各种棘手的麻烦和问题。 我深以为，中国在中亚如何施加影响，是一个远未认真系统梳理总结的课题，中国在中亚应当有一番更有成效的积极作为。 四、“维吾尔在线”是我个人创办的网站，它的宗旨是，让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了解新疆，了解维吾尔族，让新疆各民族人民了解这个世界，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对话。管理上，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 “维吾尔在线”的创办，是因为我发现在网上和搜索引擎中，存在大量煽动仇恨和攻击维吾尔族人的言论后，深感维吾尔族和汉族人互相隔膜太深，完全缺少沟通和对话平台。汉族和维吾尔族网民往往只有各自隔空的发泄，却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讨论，认真倾听对方声音的机会。 此外，中国全社会议论维吾尔人的多，但对维吾尔社会拥有基本常识的人却不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情形，别人未做，我就当填补这项空白。 在管理上，维吾尔在线反对发布任何主张独立、分裂及不负责任的煽动性言论，反对发布颠覆国家的言论。但不禁止直陈新疆或其他地方社会时弊的文章，只要其用意是好的，内容是真实的。 尽管如我事先所料，有时候汉族“愤青”和维吾尔族“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我始终坚持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事实上，尽管有过不少汉族网民也曾指责我言论过激或偏袒不公，但我还是赢得了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尊重：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但我理解你的动机和良好用心。 “维吾尔在线”除了是一个交流的平台和意见的平台，它还是一个公益事业的平台。近些年来，被犯罪分子拐骗、绑架和诱惑的维吾尔儿童，在内地从事扒窃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它不但对当地人的安全感构成威胁，也严重损及了维吾尔的整体民族形象。然而这个人所共知且成为日常关注度极高的社会问题，竟然因为敏感性，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披露，没有一个组织和机构勇于系统性地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珍宝、社会的未来，无论他是何族群。 为此，我在“维吾尔在线”搭建了一个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童的平台，积极与各地民间反扒组织联系，对流浪儿积极提供救助和法律援助。同时也促成《凤凰周刊》公开报道此事，使得新疆政府开始有了将救助流浪儿纳入议事日程的积极举动。 此外，我也将“维吾尔在线”作为一个影响和争取维吾尔社会意见的工具。今天的维吾尔社会，除了官方正统刻板的舆论外，能直面维吾尔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同时又是一种理性的、温和的、建设性的声音，完全没有，而海外却从来不乏以煽动性言论“正视”社会问题的声音。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反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因为“维吾尔在线”的独立性以及维吾尔社会完全没有类似的网站，它还是在不断的争议中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它的社会功能和效果，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日渐增强。在创办“维吾尔在线”的过程中，我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网站一次次被强行关闭或遭到无端攻击，我也经常因此被关心被谈话。正是因为同类性质中唯一的网站，我坚信“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的价值无可替代，我是在做一项正确的事业。 结语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天然对自己的民族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她的落后，她的困苦，使我时刻无法心安。我对自己的国家，同样心怀强烈的感情，尤其是当我游历了几十个国家后，才更能体会，强烈的家国情怀早已溶入我的血液。无论是我的民族还是我的国家，她的痛苦她的荣耀，就是我的痛苦我的荣耀。 今天的新疆，以及其他的地方，民族问题在特殊的时代成为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无论是基于情感还是基于理性，我都很难接受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被分离出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不反对民族的自然融合，因为这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就历史而言，汉族、维吾尔族都是多个民族源头融合的产物，但我反对安排和设计出来的民族融合。本质上，以行政塑造的民族融合，是在以强力制造分裂，以宽容鼓励的多元化，才是促成互相融合影响的纽带。 解决民族问题，只能从探索民族自治之路的方向着眼，使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国家。 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角度来说，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状，增加了社会转型时期问题和困难的复杂性，但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来说，则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笔无法估量的共同财富。无论是纵向看中国自身的历史，还是横向看今天的世界，越是有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就越有强大而丰富的创造力。 而任何一种刻意强调其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而不断对其固化统一或排他的观念，都是封闭部落社会的思维，它必然导致被刻意强调和保护的文化的内在生命力的死亡。 中国宪法中关于民族自治的规定，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框架，但在实践层面，还需要逐渐摸索探讨，在法律法规上逐步落实。我们应当勇于借鉴国外各种成功经验中的规律，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办法。 我深信，只要有面对未来的智慧和胸襟，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一定能探索出一条尊重中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在国家的统一完整和民族自治之间取得一种理想平衡的民族自治的路径。 虽然，我已连续几年受限不能到新疆，但我深信，我亲眼见到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深刻而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不会就此止步，我深信我的努力和探索，会成为这个国家进步的一部分，我将以此为傲。 伊力哈木・土赫提 2011年1月17日 【附录】 关于要求立即释放伊力哈木教授的联署2014年1月15日下午，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警察从北京家中带走，并对其家进行两次长达数小时的搜查。迄今伊力哈木下落不明，其妻儿母亲被限制自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014年 1月16日宣称伊力哈木涉嫌违法案件。现年44岁的伊力哈木·土赫提是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他于2006年创办的“维吾尔在线”网站，面对封杀打压坚持至今，成为让中文世界了解新疆问题真实状况的重要窗口。伊力哈木始终反对新疆独立与任何暴力行为，积极推动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友好沟通，他把解决新疆问题的主要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调整错误的新疆政策。为此他对当局现行新疆政策进行批评，同时提出各种改进建议。他的批评和建议皆以认真的课题研究为基础。他被中国思想学术界视为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弥足珍贵的桥梁人物，被新疆当地人民视为有勇气的民族代言人，他应该能够成为未来解决新疆问题的重要民间领袖，在民族和解中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 我们呼吁： 1.当局马上释放伊力哈木，否则就应公布伊力哈木“涉嫌违法案件”的案情，拿出足以服人的事实和证据，而非以言治罪。 2.警方必须保证伊力哈木的人身权利，允许伊力哈木本人和家人委托的律师介入案件并依法会见当事人，解除对其家人的非法人身限制。 从2008年的拉萨事件到2009年的乌鲁木齐事件至今，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败与恶果已是有目共睹。伊力哈木的被抓标志着当局在拒绝反思错上加错的路上继续前行。一党权力是暂时的，国民未来是永久的，维护一党眼前之稳定，毁损国民长远之未来，每个中国国民对此都有权过问和追究，为国家未来也即自己的未来负起责任。其他国家的国民同样有权关注，因为维吾尔人的苦难即是人类的苦难，中国未来的灾难则会危及整个世界。 让我们用签名表达对伊力哈木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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