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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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雄：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 Posted: 05 May 2013 11:58 AM PDT 郭飞雄 赵长青 丁家喜 2013年4月17日，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被北京市公安局抄家、抓捕，罪名是涉嫌“非法集会”，此一行径纯属构陷，天下滔滔，予以谴责。 读三国，审美亦审丑。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中央特务体系选准了北京民间两位最有资质、最具行动力的民主精英加以政治迫害，的确很有眼光。然而，同过去曾经发生的一样，这又何尝不是在愚蠢地帮助自由民主阵营培养新的巨星？ 自1989.64至今，二十四年来，迎接政治转型历史挑战的民间道义支点和战略性人才，早已在重叠的囚笼、在大地的深处、在实战的水底诞生了。他们也该陆续浮出水面，总有极左狂流为他们鸣鼓开道。 赵常青，民主运动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五六位起草人之一。八九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他祖籍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这位历经数十年极权炉火陶冶的民主精英，近年成为京城公民圈聚餐、交流和学术活动的主要协调者之一，其人格操守、开放胸襟、文才、组织力，皆为一流，堪称全才。24年来，他为民主先后三次入狱，坐牢长达8年半，却日趋温和、善意，坚定地倡导政治改革和有序转型，其与自由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人道情怀令人感佩。 丁家喜，湖北宜昌人，近年崛起的优秀的维权律师。他毕业于北航飞机制造专业，却转行为专攻知识产权保护的商业律师，此乃一奇。北航创业家协会秘书长、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的身份，印证了他的确属于转型政治学所亲睐的中产精英。然而，他却成功地运作着中产与底层访民的战略联盟，此乃奇中之奇！自丁家喜和许志永联手后，“新公民运动”似乎便风生水起。如果说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头脑、精神领袖，那么丁家喜可称为新公民运动运行的心脏、卓越的组织家。 赵常青和丁家喜，有着共同的特征：不坚守传统的待时而动、潜伏爪牙策略，而是坐言起行、公开推动社会运动。他们的透明、笨拙，体现了民主运动所需的真正的道义担当。北京的公民社会，由饭局、沙龙，走向堂堂正正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阶段，这中间，许志永、胡石根、胡佳、江天勇——赵常青、丁家喜——李蔚、王永红、孙含会、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积极公民的努力，功不可没。新公民运动发起的第一个街头主题就是，“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数月以来，全国反响热烈，几成不可阻挡之势。 此次北京市公安局对公布财产九君子的刑拘， 证明这一街头主题的确击中了中国大陆权贵集团的软肋。新公民运动为中国民间有效地完成了一次战略侦察，而特务体系则不幸暴露了极权政体的底裤。未来中国大陆多元政治力量，都将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赵常青、丁家喜作为北京公民社会结构性链条之一，显示了罕见的胆略、洞察力和执行力，而特务体系的抓捕和政治迫害，则进一步反向将二人塑造为民间的战略性道义支点。此事的后续演变，良多趣味。 我与 赵常青和丁家喜二人仅仅只有数面之缘，但印象深刻。 2012年7月底，我在北京见到了赵常青，他在数十人聚会中表现出的组织能量，他的豪迈、开朗、从容、温良、醇厚，令我难忘。后来我了解到，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监狱中受洗，在磨难中走向虔诚与圣洁。他的温和政治主张，不仅有着自由主义理念支撑，而且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内蕴。 丁家喜，我的湖北老乡，和我先后在北京和广州数次见面，广州街头民主人士和律师们对他的操作理念演说评价甚高。他沉着，亲和，颇有微笑中四两拨千斤之概，而无形中又展示包容襟怀。他和许志永所倡导的自由公义爱的精神和对民主转型少流血的呼唤，见证了人性的悲悯和宽阔。 鉴于赵常青和丁家喜在北京公民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结构性地位，特务体系可能会认为，刑拘二人，足可斩断北京自由界理论板块和行动板块之间的衔接桥梁，强力抑制民间的街头化倾向。然而，从其后半个多月来北京和全国举牌、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街头活动此起彼伏的态势来看，民间早已铸成多元扁平结构，特务体系的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当然也不可能达到。 然而，真正有洞察力的分析家会观察到，特务体系的此举，还有着更深的战略意图，那就是，打击官民合力推动变革的势头，斩断官民和解的链条。18大以来，我们一再看到，特务体系特别重视要向民间传达习近平和胡锦涛并无区别的信号。越是主张温和、推崇法治、支持政治改革、鼓励官民互动的民间力量，他们越是重手打压，特务体系的此一做派特别凶险，非常蹊跷，早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了！ 通过系列文字和行动，赵常青和丁家喜已经显示，他们是温和的民主行动者，是对改革派有原则而坚决支持的建设性民间力量。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具有党国体制的程序延续性，而无人民主权下的合法性。他的政治基础核心基元是彭德怀、胡耀邦、习仲勋、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以来的中共体制内右倾势力，体制外浩瀚的右派力量则是体制内右派的战略盟友。左右平衡是政治家的基本权略，但是，全社会的右派则是习近平的社会基础。特务体系打击民间右派，打击赵常青、丁家喜这样明确支持改革派和政治改革的独立自由的温和转型力量，实质上就是在侵削习近平的社会基础，进而给可能的改革家套上精神枷锁和人际囚笼。自古庸人皆为樊笼所拘，能否冲决樊笼？这不仅是对习近平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其自我保存能力的考验。 对赵常青和丁家喜等北京九君子的抓捕激起了民间舆论强烈的道义反弹。然而，局势至此，并非暧昧不明。近期有多重信号表明，业已展开的变革态势无法逆转。 当此之际，民间似不宜错估形势，夸大危险，以为茉莉花式的大镇压又来了，从而惊慌失措，由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立场上后退。见坏就上，坚守温和行动，方为理性抉择。 对于特务体系，我在此珍重地建议，请保持冷静，泼灭兽性，切勿自困绝境，乐祸喜乱，制造敌人，妖魔民间。继续王立军事件以来的缓和进程是明智的，主动寻求和解永远不乏机会，切勿把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丛林生存斗争。 2013年5月4日 原文链接

从资本家到维权义士 ——朱承志的“人民自救”之路 （瑞典）茉莉 Posted: 04 May 2013 03:16 PM PDT 1989年6月，李旺阳和我先后在湖南邵阳市以“反革命”罪入狱。面对巨大的六四悲剧，朱承志，一位邵阳企业的职工，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想法。他去云南千辛万苦地创业，终于开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锰矿。 在六四过去二十几年，很多人已经忘记那场惨烈的悲剧之时，朱承志回到他的邵阳老乡李旺阳身旁，帮助照顾这位陷狱21年、身已致残的民主义士。在李旺阳“被自杀”之后，朱承志赶至现场，立即发出李旺阳离奇死亡的图片和视频。而后，因为拒绝签署“不关注李旺阳事件保证书”，朱承志几次被当局违法监禁、被限制人身自由。                               朱承志（右）关照病残的李旺阳（左） 就社会价值而言，人和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他人。朱承志的经历令我这位老乡沉思：振奋人心的理想主义早已销声匿迹，中国社会充斥着精致而又狭隘的利己主义者，为什么朱承志却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人权关注，扛起历史的重负？        ◎ 只因为他热爱活生生的个体 如果不是陷入矿产经济纠纷走上进京上访之路，如果不是通过网络，了解到很多社会底层者的冤屈，朱承志可能至今还在做他的矿业。但是，当他遭遇了官商勾结、被枉法裁判的沉重打击，他的“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他对于社会的认识却异乎寻常地深刻起来。朱承志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人权被侵犯者中的一员，如果整个社会制度不发生改变，经济实业也无法拯救国家和人民。 认识到社会的阴暗与不义，注视现实那斑斑污点和暗疮，在朱承志眼里，正义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体现在一个个活生生个人的命运之中。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机制已经丧失，到处充斥着没有底线的社会道德崩溃现象，那么，一个热爱活生生个体的人，还能做什么呢？朱承志的答案是：“人民自救。” 于是中国维权运动中出现了一位颇为奇特的邵阳人，他被网友描绘为“慈眉善目、语气温和、清瘦而执着的小个子，下巴留有一缕飘逸的长胡子”。笔者在电话里，也曾聆听过这位老乡慢条斯理的邵阳乡音。 这位仙风道骨的邵阳人，于2009年响应“民间救助――让天安门广场不再有冻死的人”的倡议，捐款一万元给饱受饥寒的北京流民。他住着廉价的小旅馆，用相机记录访民抗议示威活动，因而被刑事拘留；他坐火车硬座，头缠黄丝条，手提红灯笼，前去加入福建三网友关注团；他声援被审判的维权人士王荔蕻，前去监狱为王荔蕻送钱；……现在，他又为揭露李旺阳死亡真相，被邵阳国安几次拘禁，至今仍然处在被监视之中。 进入了维权的公共领域，朱承志成为一个具有坚定人格的利他主义者。对他人苦难的深切关怀，成为他行动的最大驱动力。他拒绝屈服于黑暗的现实，笑呵呵地参与充满活力的维权群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努力做个合格公民！”       ◎ 反抗应该是所有人互助的行为 法国作家加缪在他的小说《鼠疫》中，以“鼠疫”象征人类遭受的各种灾难。曾经参加过反法西斯运动的加缪认为：面对鼠疫，任何人都不应该独善其身。与此相应，承担道义的反抗，也不应仅是个人的孤独行为，而应该是所有人团结互助的共同行动。 加缪所强调的“反抗的共同性”，在朱承志、王荔蕻等维权志士的经历中生动地展现。据王荔蕻回忆说，在马尾法院判处福建三网民徒刑时，前去围观的朱承志，“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古道热肠的他为出狱的李旺阳发起网上募捐，张罗为李旺阳治疗失聪的耳朵。艾晓明在其记录片里记载，为了营救王荔蕻，朱承志在庭审现场接受外媒采访，力证王荔蕻无罪。 2012年6月，因为关注李旺阳之死，朱承志被湖南公安以“扰乱社会治安”之名拘留，而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直到2013年2月才被释放回家过年。在长达七个月的被监禁时期里，朱承志的维权朋友们不屈不饶地为他呼吁。北京的王荔蕻每天都在网络中呼吁当局释放他。一位网名叫做“屠夫”的维权人士吴淦，与另一位维权人士刘喜珍前往邵阳，冲破阻扰，探望朱承志的妻子和李旺阳的妹妹。                            朱承志（左二）与访民们一起声援王荔蕻。 在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我们只有在真正的反抗者之间，才发现这种特殊的友爱之情。因为社会没有正义，人们的共同反抗就成为友爱的基本内容。这种友爱在哲学家阿伦特看来，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不是一般的怜悯，而是一种道德理想。以活生生的躯体投入现实的抗争，他们一起承受苦难，赋予彼此更多的使命。 “友谊只存在于好人之间”（西塞罗语）。在专制主义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在专制制度下人们变得冷漠无情之时，这种具有公共精神的友爱，像一盏盏灯火温暖人心。       ◎ 八九一代已成为社会主流，然而 朱承志的经历令我想了很多。记得六四惨案过后，有不少教师和学生在悲愤之余，发誓要先去下海经商赚钱，有了经济基础再回来搞民主。今天的中国，当年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业已成为社会的主流中坚，然而，那场血腥的悲剧仍然没有昭雪的迹象。 与李旺阳、朱承志这些拒绝投降的侠客相比，曾经热血沸腾的八九一代，当年争取民主的激情似乎已消失。难道他们对六四惨剧已经心平气和、难道他们放弃了应负的责任了吗？我常常想起鲁迅冷峻的断语：“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利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 然而，单单把原因归于怯懦自私的国民性是片面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狂热的群众运动过后，都会有一段时期的冷却。中国人缺乏信仰，比较缺少高贵意识和精神性。出于“生存性智慧”，他们中很多人在抗争失败后，回到自己当年所憎恨的体制，并成为庞大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没有底线的权力资本腐败，造成人心贪婪，麻痹并锈蚀了当年纯洁勇敢的年轻人，使他们丧失了改变社会的动力和意志。 那么，这一切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按照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极权恐怖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它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废除真正的自由……它摧毁的是一切自由中一种重大的先决条件，即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就不能存在。因为丧失了自由的活动空间，大众成了“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他们变得孤独冷漠，只顾挣钱不再关心公共事务，于是，专制主义畅通无阻。 与阿伦特所说的极权主义存在的普遍原理相比，中国的情况还有其特殊性。首先是权贵资本主义利用金钱，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进行了的收买。丧失理想的实用主义导致灵魂的污染。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一个国家的末期，政治机制的失效、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与人民的腐化堕落是互为表里的。” 人民似乎看不到套在自己脖颈上的缳轭。中共当局在六四屠杀之后，选择了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替代品。经济的发展加上以“爱国”为名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八九一代很多人淡忘六四、丧失民主理想的又一原因。            ◎ “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但坚持言说六四的李旺阳精神并没有死去。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总是会有一些忠信之人不肯放弃理想。朱承志等人前赴后继地走向维权的公共领域，勇敢地为社会公义发出声音。在创造生命意义的同时，他们也创造了自己的幸福。 我注意到朱承志在被关押、被释放和被监视之间的精神状态。他总是哈哈大笑，宣称自己被囚禁后仍然“健康良好，心态也很平和”。这是一副高压压不垮的乐天精神。李旺阳、朱承志这两位邵阳老乡，他们可以被监禁或者被杀害，但他们不可能被征服。我因此想起法国作家蒙田的一句话：“成仁比成功更值得羡慕。” 这是一种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幸福感。年初，我的一位海外女友在广东会见了朱承志、王荔蕻和艾晓明等维权人士。聚会过后，女友惊讶地对我说：这些人没有什么钱，又明明知道自己是被跟踪监视的，为什么他们在相聚饭醉时，却那样的开心和快乐？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坚守着一种希望，深信它是正义的、不可放弃的。这种理想与信念，促使了他们情感的升华。在对不义的反抗中，他们获得了自身的人格尊严。超越了一己的生存状态，在公共领域里与他人命运相连，这种有意义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自我。 朱承志总是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在“专制政体病菌”败坏了整个社会道德和精神状态之时，他以一种积极公民的态度承受着艰辛，尽力发出微弱而恒久的光芒。这种求真求善的态度会在现世有什么报答呢？亚里斯多德认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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