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29 views
Skip to first unread message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14, 2013, 6:25:29 AM3/14/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 连清川：铁道独立王国的覆灭
- 任琛：新任教皇的“中国挑战”
- 纽约时报：美新增40支网络部队
- 廖伟棠：盛世背后，人皆裸命
- 杨支柱：为了每年不多死2万个孕妇
- 给那些为中国接管瓜达尔港欢呼叫好者浇盆冷水
- 王锐：“文革”中的几件“灭门处决”案例
- 梁京：讲实话的风险
- 《争鸣》杂志社论：不能再被玩弄了
- 秦前红：如何解读“申纪兰现象”
- 憲政改革大項目：變兩會為兩院（金鐘）
- 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
- 高瑜：新舵手，老航道
- 林忌：中共在香港「限奶令」所说的各种谎言
- 林保华：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停止“汉化”
- 被中共判重刑的徐泽荣却为香港回归立功……
- 鮑彤：群毆香港記者是兩會的大醜聞
- 严家祺：中国陷入“托克维尔困境”――要像告别“文革十年”那样告别“胡温十年”
- 吴祚来：不能站在中南海立场上看改革开放——对吴稼祥中青报文章的批评
- 習近平軍權：銀樣蠟槍頭？（凌锋）
- 刘新：恩将仇报？尼克松二访中国，福特不爽
- 南方朔：反核公民新社會運動的理論
- 杨支柱：中国卫生系统进一步沦陷于计生之手
- 洛桑森格在西藏抗暴54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
- 萧瀚：革命的德性
|
Posted: 13 Mar 2013 11:36 PM PDT
连清川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3月14日2003年的两会，在国家重要人事安排已经全然剧透的前提下，留给人们最大的看点无非就是大部制改革。况且，这其中涉及到数以千万计的公务员的权力与饭碗，自然非同小可。不过，大部制改革的方案也令各位过分热心的看客打了个趔趄：从29个正部级的部委缩减成为25个的力度未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不过，大快人心或众望所归的，就是铁道部的撤销。
不过，早已准备好了料的中国媒体的反应未免令人有些失落。在报道铁道部消亡的时候，普遍性的标题不过是《别了铁道部》，新华社、《第一财经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花边式的关于各色人等到铁道部摄影留念的报道充斥了网络。
这或者也多少归功于人们对于铁道部的关心迅速地转移到了两个更加实际的问题上来：其一是成立了中国铁路总公司之后，是否火车票会涨价？这个问题几乎没有悬念，末代铁道部长盛光祖在答记者问时的回答就已然昭然：“铁路票价一直偏低，以后要按照市场规律，企业化经营来定票价。”（新华社）其二是铁道部遗留的2.66万亿债务，究竟如何处理的问题，倒是专家们各执己见不一而足。
我感到惊异的是：在铁道部尚生龙活虎的时候，人们对于铁道部咬牙切齿，而如今它寿终正寝了，为什么反倒鸦雀无声了？难道是人们的同情心如此泛滥了么？
铁道部的撤销，或者更加直接地说，铁道部独立王国的覆灭，生动地反应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随意性。近些年来，铁道部已经成为千夫所指的藏污纳垢之地。先是刘志军窝案的大爆发，即便在腐败已然不是新闻的中国，其所涉及的人数、金钱、官员的等级以及所覆盖的区域，也足以令人嗔目结舌；其后便是7・23动车事故，明目张胆的事故掩盖让铁道部的颟顸与蛮横在国人面前一览无余；高铁新线路的不断故障，以及其投资建设的奢侈，再次让人们见识中国式建设的黑洞现实；而仍然新鲜的抢票软件争端使人们依然脆弱如玻璃的心一再碎裂。
这一切铁道部千疮百孔的建设、行政与经营，把铁道部推到制度改革的风口浪尖，也是中共中央无法再无视民众的怨怼，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铁道部的覆灭，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其实我们再看大部制改革的另外几个“受难者”，包括广播电视总局、计生委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无一不是民怨沸腾之地。也就是说，这些被“关停并转”的部委局，不过都是对民意的一种被动反应，而并非是出于现代政府管理、国家行政需求和服务公民的内在驱动。
一个国家的政府管理与机构设置，本应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必需性。惟有如此，政府与机构的政策与行政才能有其长期性与稳定性，公司与公民也才能够应对如流。尽管必要的改革是必需的，但是这种“推动-反应式”的改革，仍然是因为计划体制之下的思维惯性。
与其墙倒众人推式地去嘲笑铁道部的消亡，不如根据我们的常识来重建铁道部独立王国的产生过程。惟有如此，才能够明白如何这个血腥的庞然大物是如何建构的，也才能防止它的基因被复制到其它的国家机构之中去。
铁道部逐步庞大，其实乃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基建投资大膨胀时代的产物。国家垄断乃是其最根本的基因。因为不愿意引入市场竞争，于是它在投资日益庞大的情况下，其属下的铁路公安、检查、法院、军事和事业系统日益庞大，独立王国成型；而在刘志军的“跨越式发展”思路提出之后，在庞大的债务资金驱动下，它自己成为了一辆脱轨的列车，最终驶入坟墓。
在平常国家之中，铁路系统不过是众多国民服务系统中的一项，并无特殊之处。国家控制政策，投资亏损线路，而将日常的投资与运营交予民间。尽管各国之间有着不同的建设与管理方式，但是公司化与民间化乃是一个共同的思路。
由此看来，中铁总公司的出现，其实不过是铁路垄断换了一层表皮而已。中铁与中石油、中移动等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公司一样，必然又会成为一个沸反盈天的是非之地。
铁道部的覆灭的确不过是改革的开始，只是这种改革与市场化、民间化相去甚远。铁路票价上涨的鼓声已经响起，原来中国只不过又多了一个豪夺民间的官商而已。
连清川是IBTimes中文网总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
 |
||||||||
|
Posted: 13 Mar 2013 11:01 PM PDT
新一任教皇上任后要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与中国打交道。然而，从争议的焦点来看，中国的"爱国教会"和"地下教会"之间的分歧似乎是一个死结。
（德国之声中文网）就在全世界翘首企盼着西斯廷大教堂上方的一股白烟时，中国教会的命运似乎已经暂时从人们的注意力中消失。目前让天主教会更头疼的是其他问题。比如缺少牧师、性侵犯丑闻以及如何让女性和普通教友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对于新一任教皇来说，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都将会是他上任后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不仅仅是因为受到梵蒂冈承认的天主教会在中国继续遭到打压，也因为不断上升的经济和外交地位把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的推向全球事务的中心。
他也将愈发体会到，中国特色产物--天主爱国教会和罗马教廷承认的所谓"地下教会"之间的距离，绝对比福音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距离更大。将两者协调统一的工作比发展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更有难度。
 新一任教皇必须继续和中国打交道
马达钦主教被软禁
这种难度最新体现在2012年7月初上任的上海新主教马达钦的命运中。这位被北京和梵蒂冈共同任命为主教的神职人员上任不久后公开宣布退出中国政府设立的天主教爱国会，不接受中国官方授予的"助理主教"职衔，并拒绝与一位梵蒂冈不承认的主教共饮圣爵。
多家有宗教背景的中文媒体报道称，马达钦主教做出上述表态后，随即被中国地方政府安全力量软禁。禁止他佩戴一切主教牧职的标记，并不得公开主持宗教仪式。2012年年底，服从于中国政府管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在一次会议上以马达钦违反国家《宗教事务条例》及主教团对祝圣主教的有关规定为由，撤销马达钦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一职，并宣称其余所有涉及此事的神职人员都要接受处分。就此，梵蒂冈方面曾表示坚决反对。
本笃十六世强调政教分离
 本笃十六世2008年曾亲自欣赏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出
刚刚退位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其八年的任职期间，重视改善与北京方面的关系。他曾于2007年初，公开了一封具有历史意义的致中国天主教信徒的信。信中明确指出他本人了解中国信徒"有时需要付出痛苦代价的忠诚"，希望用教会的方法辅助中国各种天主教团体的融合。本笃十六世在任期内还增加委任了两名位于香港的枢机主教，并将一名香港大主教调任至梵蒂冈的一高层机构，试图在教廷做出决策的过程中给中国教会以发言权。针对天主教在中国以"爱国教会"和"地下教会"并存的现状，教皇本笃十六世强调："教会凭其职责和管辖范围决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亦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在各自的领域内，政府与教会是各自独立自主的机构。"
长期为中国地下教会提供帮助的美国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The Cardinal Kung Foundation）主席龚民权认为，刚刚退位的本笃十六世在改善与中国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大。龚民权指出，教宗本笃非常欢迎中国各种天主教会组织的加入。但这种加入必须建立在各组织严格遵守天主教教规的前提下。
"爱国"和"地下"逐渐模糊的界限
对于8年前就来到中国，如今穿梭于上海和北京之间的德国牧师鲍尔（Michael Bauer）来说，官方的"爱国教会"与梵蒂冈承认的"地下教会"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他坚决反对自己是一名"地下教会"牧师的说法。对于新一任教皇，鲍尔希望：
"他能够继续延续教皇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国信徒的那封公开信中所提出的思路，加强和中国的联系。我们都知道，中国从各个角度来说都变得愈发重要。所以，新上任的罗马教皇和中国之间也应该有很好的交流。"
 主教应该听从共产党还是教宗,这是"爱国"和"地下"教会争议的中心
争议核心
自从2007年梵蒂冈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以来，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对话关系一直处于时好时坏的状态。而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谁有权任命中国各地区的主教。2010年，共有至少4名获得梵中双方共同承认的主教就职。但在这期间，梵蒂冈方面也多次对中国方面擅自任命主教的做法提出强烈的抗议。2010年年底，梵蒂冈发表声明批评中国举行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并指出政府认可的主教团和爱国会"不符合"天主教教义。尽管如此，教皇本笃十六世仍然表示，那些没有被梵蒂冈承认的主教如果公开认错，争取教皇的原谅，他们仍然有望获得梵蒂冈的认可。
龚民权代表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主要为中国"地下教会"提供协助。他强调，新教皇也无法改变天主教有2000年历史的教义。教会要听命于教宗，这是天主教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天主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只有教宗才能够委任主教。
"这样最重要的教义没有被爱国会接受。如果爱国会自己选主教，没有听命于教宗。这个基本的教义没有被爱国会尊重的话，我们又怎么可以说（教会的）合一呢？……所以，无论谁做新的教宗，同中国政府打交道，谈判时都不可能从天主教最基本的教义上退步，否则他们就不是天主教了。"
作者：任琛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
 |
||||||||
|
Posted: 13 Mar 2013 06:34 PM PDT
MARK MAZZETTI, DAVID E. SANGER 联合报道 2013年03月13日华盛顿——美国军方新成立的网络战司令部(Cyber Command)司令周二告诉国会，他正在组建13支由程序员和电脑专家组成的小组，他们可以在美国的网络遭受重大攻击时，向其他国家发起进攻性网络攻击。这是奥巴马政府首次公开承认开发此种武器以备战时使用。
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局长、新近成立的网络战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将军(Keith Alexander)告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我希望说明，这支队伍，这支保卫国家的部队，并不是一支防御性的队伍。这是一支进攻性的队伍，如果美国在网络空间遭受攻击，国防部会用这支队伍来保卫这个国家。在我们正在创建的这些队伍中，有13支就是专门用于执行这一任务的。”
在亚历山大将军发表这番证词的同一天，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 Jr.)警告国会，针对美国的重大网络攻击可能严重破坏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与经济，他指出，这种打击如今对美国构成了最危险的直接威胁，甚至比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袭击还要紧迫。
周一，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要求中国当局调查此类攻击事件，并就制定网络空间行为的新规范展开对话。
亚历山大将军一直是美国在此问题上主要的战略制定者，但是在本周二之前，他总是从防御角度来谈论此事。他通常会回避有关美国进攻能力的问题，会把这些问题转化成有关防御的讨论，例如如何抵御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不断加剧的计算机间谍活动，以及公用事业、手机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遭受致命性攻击的可能性。在近年由美国支持的一次针对伊朗核浓缩设施的大型电脑攻击中，他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听证会上公开发言时并没有讨论那次高度机密的行动。
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在情报机构看来，美国在未来两年遭受重大计算机攻击的“可能性很小”，他将这种重大攻击定义为“可导致长期的、大范围的公用事业服务中断，如地区性断电”的行动。
和克拉珀一同出现的还有其他几家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包括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迈克尔・T・弗林中将(Lt. Gen. Michael T. Flynn)、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罗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以及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约翰・O・布伦南(John O. Brennan)。他们共同发布了一份对美国所面临威胁的年度报告。克拉珀首度在对国会的报告中将网络攻击列在首位。情报官员没将国际恐怖主义列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危险，这在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后实属罕见。
克拉珀在他的证词中说，“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世界应用数字新技术的速度超过了我们对其相关安全影响的理解和对其潜在风险的控制。”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不太可能在近期对美国实施“摧毁性的”网络攻击，但他说外国的间谍人员已经攻击了政府部门、商业部门以及私人企业的计算机网络。
克拉珀列举了两个具体的攻击案例，2012年8月对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Saudi Aramco，简称“沙特阿美”）的攻击，以及去年对一些美国银行及证券交易所的攻击。美国情报官员认为这些都是伊朗所为。
亚历山大将军在作证时选择了同样的主题，他说，他正在新增40支网络小队，其中有13支的重点是进攻，其他27支的重点是培训和监控。在被追问时，他表示，最好的防御有赖于通过私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监督进入美国的信息流，这些提供商可以在有关信息传播的几毫秒内向政府就潜在的危险攻击发出警告。不过，这种监控肯定会在隐私权的支持者中引起更多争论，这些人对政府监控大多数电子邮件和其他计算机信息交流的定位数据和地址数据感到担忧。
克拉珀证词的主要篇幅还是留给了传统威胁。美国情报官员再次强调了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构成的危险，据称，朝鲜的导弹计划首次“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对朝鲜的东亚邻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克拉珀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指出，在第三次核试验后，朝鲜最近发出了一系列挑衅性声明，还展示了一枚能够通过公路进行转移的洲际导弹，在去年12月在“大浦洞-2型”(Taepodong-2)运载火箭上加载一枚卫星，并将其成功发射。
克拉珀在和一名议员交换意见时说，“朝鲜的声明充斥着宣传口号，不过，它也显示了他们的态度或意图。”他补充说，他担心朝鲜“会发起一场针对韩国的挑衅行动”。
在讨论恐怖主义时，克拉珀指出，虽然基地组织(Al Qaeda)在巴基斯坦的核心“很可能不具备在西方实施复杂、大规模袭击的能力”，但其大量分支依然构成威胁。位列威胁首位的是它在也门的分支机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克拉珀称，该分支保留了攻击美国本土这个目标。他还指出了在其他六个国家仍构成地区性暴力威胁的一些激进组织。
克拉珀以指责决策制定者造成目前的预算僵局作为他的开场白，他说，被称为“自动减赤”(sequestration)的预算削减方案会迫使美国的情报机构大幅削减保密计划、给雇员放假。过去十年，保密情报预算有了大幅增加，克拉珀把目前这一轮的预算削减与20世纪90年代的削减相提并论。当时，冷战的结束导致中情局的预算大幅降低。
“与公园开放时间缩短、机场安检排队时间加长等‘自动减赤’带来的更直观的影响相比，情报力量减少的影响却不那么明显，”克拉珀说，“影响的作用过程是渐进的，也是几乎不可见的，直到我们遭遇一场情报失误。”
按计划，威胁听证会是每年唯一的一项此类活动，情报机构负责人要就美国面临的危险公开向国会提供证词。克拉珀没有掩饰他对这种一年一度的仪式性活动的反对。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时，保证会对国会和公众提高透明度，但退休的空军(Air Force)上将、71岁的克拉珀明确表示，他看不出更多的公开披露能带来多少益处。
他说，“公开就情报问题进行听证，这根本就自相矛盾。”
Scott Shane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曹莉、张薇
——纽约时报
Security Leader Says U.S. Would Retaliate Against CyberattacksBy MARK MAZZETTI and DAVID E. SANGER March 13, 2013http://cn.nytimes.com/article/world/2013/03/13/c13hack/en/
Shawn Thew/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Robert Mueller of the F.B.I., left, and James R. Clapper J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n Tuesday.
WASHINGTON — The chief of the military’s newly created Cyber Command told Congress on Tuesday that he is establishing 13 teams of programmers and computer experts who could carry out offensive cyberattacks on foreign nations i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hit with a major attack on its own networks, the first tim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publicly admitted to developing such weapons for use in wartime.
“I would like to be clear that this team, this defend-the-nation team, is not a defensive team,” Gen. Keith Alexander, who runs bo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the new Cyber Command, told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This is an offensive team that the Defense Department would use to defend the nation if it were attacked in cyberspace. Thirteen of the teams that we’re creating are for that mission alone.”
General Alexander’s testimony came on the same day the nation’s top intelligence official, James R. Clapper Jr., warned Congress that a major cyber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cripple the country’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y, and suggested that such attacks now pose the most dangerous immediat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even more pressing than an attack by global terrorist networks.
On Monday, Thomas E. Donil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demanded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investigate such attacks and enter talks about new rules governing behavior in cyberspace.
General Alexander has been a major architect of the American strategy on this issue, but until Tuesday he almost always talked about it in defensive terms. He has usually deflected questions about America’s offensive capability, and turned them into discussions of how to defend against mounting computer espionage from China and Russi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ippling attacks on utilities, cellphone network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He was also a crucial player in the one major computer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is known to have sponsored in recent years, aimed at Iran’s nuclear enrichment plants. He did not discuss that highly classified operation during his open testimony.
Mr. Clapper,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told the 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that American spy agencies saw only a “remote chance” in the next two years of a major computer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e defined as an operation that “would result in long-term, wide-scale disruption of services, such as a regional power outage.”
Mr. Clapper appeared with the heads of several other intelligence agencies, including Lt. Gen. Michael T. Flynn of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F.B.I. director Robert S. Mueller III, and the C.I.A. director John O. Brennan, to present their annual assessment of the threats facing the nation.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Mr. Clapper has listed cyberattacks first in his presentation to Congress, and the rare occasion since the Sept. 11, 2001, attacks that intelligence officials have not liste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first in the catalog of danger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some cases,” Mr. Clapper said in his testimony, “the world is apply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faster than our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and mitigate potential risks.” He said it was unlikely that Russia and China would launch “devastating” cyberattack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ar future, but he said foreign spy services had already hacked the computer networks of government agencies, businesses and private companies.
Two specific attacks Mr. Clapper listed, an August 2012 attack against the Saudi oil company Aramco and attacks on American banks and stock exchanges last year, are believed by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to be the work of Iran.
General Alexander picked up on the same themes in his testimony, saying that he was adding 40 cyber teams, 13 focused on offense and 27 on training and surveillance. When pressed, he said that the best defense hinged on being able to monitor incoming traffic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private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who could alert the government, in the milliseconds that electronic messages move, about potentially dangerous attacks. Such surveillance is bound to raise more debate with privacy advocates, who fear government monitoring of the origin and the addressing data on most e-mail messages and other computer exchanges.
Traditional threats occupied much of Mr. Clapper’s testimony.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are giving new emphasis to the danger posed by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and missile programs, which are said for the first time to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o its East Asian neighbors. North Korea, which recently made a series of belligerent statements after its third nuclear test, has displayed an intercontinental missile that can be moved by road and in December launched a satellite atop a Taepodong-2 launch vehicle, Mr. Clapper’s prepared statement noted.
“The rhetoric, while it is propaganda laced, is also an indicator of their attitude and perhaps their intent,” Mr. Clapper said during one exchange with a lawmaker, adding that he was concerned that North Korea “could initiate a provocative action against the South.”
In his discussion of terrorism, Mr. Clapper noted that while Al Qaeda’s core in Pakistan “is probably unable to carry out complex, large-scale attacks in the West,” spinoffs still posed a threat. Listed first is the affiliate in Yemen, 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which Mr. Clapper said had retained its goal of attacks on United States soil, but he also noted militant groups in six other countries that still threaten local violence.
Mr. Clapper began his remarks by criticizing policy makers for the current budget impasse, saying that the budget cuts known as sequestration will force American spy agencies to make sharp reductions in classified programs and to furlough employees. The classified intelligence budget has ballooned over the past decade, and Mr. Clapper compared the current round of cuts to the period during the 1990s whe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led to drastic reductions in the C.I.A.’s budget.
“Unlike more directly observable sequestration impacts, like shorter hours at public parks or longer security lines at airports, the degradation of intelligence will be insidious,” Mr. Clapper said. “It will be gradual and almost invisible unless and until, of course, we have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The threat hearing is the only scheduled occasion each year when the spy chiefs present open testimony to Congress about the danger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Mr. Clapper did not hide the fact that he is opposed to the annual ritual. President Obama devoted part of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o a pledge of greater transparency with the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but Mr. Clapper, a 71-year-old retired Air Force general, made it clear that he saw few benefits of more public disclosure.
“An open hearing on intelligence matters is something of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he said.
Scott Shane contributed reporting.
 |
||||||||
|
Posted: 13 Mar 2013 05:58 PM PDT
廖伟棠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3月14日
被压迫者的传统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例外状态”不是什么例外，而是常规。
——本雅明
“你算是什么，不就是一条命，人命不值几个钱。像你这样的人，说你意外死你就意外死，说你是自杀你就是自杀。像你这样的人，叫你顶案你就顶案，说你犯过多少刑案你就犯了多少刑案.......”这是小说《裸命》里的维吾尔族打手阿力对主角藏人强巴演说“裸命”最赤裸的含义。
2013年1月，香港作家陈冠中继小说《盛世》之后的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裸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读罢翌日，我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了上述虚构一幕的现实重现，但主角结局更悲惨。那是十五年前轰动内蒙的呼格吉勒图案，蒙古族青年呼格吉勒图夜闻呼救，惊见女子被奸杀，遂报警，竟被屈为凶手，62日后火速处决。九年后真凶落网并供认不讳，传媒哗然，而呼格吉勒图却至今未得到平反，其家人上访受压，近日老父赴京，下车即被“维稳”。原因很简单粗暴：制造冤案的原公检法人员，不少早已升迁，如何追究？
“裸命”二字，岂独蒙古人呼格吉勒图当之、藏人强巴当之，现实中还有河北人聂树斌、福建人吴昌龙......不胜枚举，盛世背后，人皆裸命。陈冠中预言的2013盛世早已满盈，如今他又以一本《裸命》来为刍狗百姓存照。
关于“裸命”的另一解释来自意大利当代哲学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藉由古希腊时期代表生命(life)所使用的两个词汇自然生命(zoe)及政治生命(bios)开启裸命(bare life)于生命政治律法内/外场域的表述。裸命为一种被排除法之外，置身阿冈本所云政治之原初结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中，介于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的生命态式。裸命是为现代政治建构的基本及主要单位，于法内法外有着悲情与困顿的样貌。”
陈冠中未必是去演绎阿冈本的理论，也许恰恰是他所书写的此时此国的人民都处于这么一种例外状态——无法、无天可以庇护的状态。或者作为香港作家的他还想到了“裸命”的粤语谐音“攞命”，乃是“真要命”、“纳命来”的意思，这里的例外状态即他第三章“异域”状态，在后一状态中，人若不攞别人之命，便被人攞自己条命。但是这样一个例外异域，是怎样层层罗织而成？每一个人又如何参与共织呢？
小说《裸命》中的“裸命者”包括一个被视作小藏獒的被包养男人，一群飞蠓和一车狗，一车上访者与一间维稳宾馆里的上访者，一个自焚的藏人以及更多藏人——小说写的就是一个人的法外状态，一个群体的随时可以被消失状态，一个族群的被胁逼状态。
小说《盛世》中笼罩着主角老陈的那种寻找慰籍而不得的忧伤，也在《裸命》中笼罩着主角强巴。强巴的存在一度维系于包养他的汉族女人梅姐，亦一度维系于她送给他的车，甚至梅姐的女儿贝贝，一旦失去梅姐的关照，他的生命在北京就任人鱼肉。当强巴离开拉萨前往北京寻找贝贝，那一章进入一个压抑下去的例外状态，介乎《盛世》所写的好地狱与伪天堂之间。强巴开始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裸命状态，通过思考那些无意义地死亡的蠓虫:“现在，蠓的命运与我的命运撞上了，那么撞死它们的也只能是我了，它们逃不掉，我也逃不掉。”逃不掉的不但是施杀者的命运，也是被杀者的命运——这一点他要到最后在维稳宾馆担任保安才觉悟到。接着他遇见尼玛——另外一个藏人，后者反复讲述的死亡冲动，由一场毫无理由的车祸来验证。陈冠中一直平实的叙述，在这一章带有公路电影感的场景中开始略带魔幻，现实的恍惚呼应着强巴的动摇：他之前一直习而为常的自得生活实际上危机重重。
爱比死更冷，在死亡的提醒下，强巴此前对性爱的焦虑获得了意义：强巴对梅姐的丧失性欲，实质上是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他靠观想“度母”的形态来获得性欲，绝非对本身文化的亵渎，而恰恰是一种返源式的寻求，就像古希腊的大力神安泰必须从土地母神盖娅那里获得力量一样。
藏传佛教中，白度母为观世音菩萨的眼泪所化身，象征其慈悲救难。对于作为自然人的强巴来说，他最早的救度来自性的救度，这部分情节是陈冠中最大胆的构想，随时会被追求政治正确的人指责他亵渎宗教。但是我要为之一辩：度母千万度必然包括性爱之度，未经此度难以语更高的救度，如同仓央嘉措说的：“默想喇嘛的面孔/不显现在心上，/没想的情人的容颜/却映在心中明明朗朗。”度母像顺利的担当了从信仰过渡到情欲的桥梁，强巴发现度母像与贝贝的相像，为他自己的背叛和觉醒提供了一个临时的正当性，驱使他脱离拉萨的悬浮状态（亦即被动的例外状态），渐渐进入一个主动的例外状态，亦即本雅明所说“真实的例外状态”中。
贝贝在北京的生活，就带有这种主动的成分。她是自由职业的设计师、双性恋者，爱护动物并行动去解救将被屠宰的狗——强巴和贝贝的重逢即以此为背景，这样一个人物为作家陈冠中所钟爱，就像是从他2004年的作品《波希米亚中国》走出来的典型，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典型与强巴这个几乎还是自然人的典型相碰撞必然有火花。贝贝也喜欢上强巴，并不只是因为出于报复母亲的欲望。狗的意象贯穿始终：强巴被视为藏獒——贝贝曾认为他不如狗——强巴拯救狗车上的伤狗得力终于获得贝贝信任——他们俩相恋并且在“狗窝”一起相依为命，这种生存是例外于北京城里的盛世的。
但贝贝毕竟不是白度母，她有自己的寻找。在他俩分手的最后一夜，强巴的内心独白最为感人：“我欲火焚身，你焚身侍我，我的救度佛母，慈悲的卓嘎，我的药，我的甘露......”这是诉说贝贝也是诉说度母。度母为强巴安排的最后一劫是让他置身于一个最为人间地狱的例外状态中，那就是北京的一间维稳宾馆。
阿冈本曾引用德国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论点来阐释裸命：“集中营是支撑集权主义统治之最基本准则”（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集中营被视为例外在于其为一块被置于司法之外的疆域，正因为被置外才又必须被攫捕于司法之内加以控管。集中营里的人被剥夺政治公民身份，降为裸命，由主权(如纳粹)决断及法悬置/弃置之方式来定其生死。”），如此看来所谓维稳宾馆，实际上与集中营无异，它非法控制上访者的自由但以和谐的名义，里面关押的上访者生死与夺取决于保安打手的心情——而强巴，意外地受聘于此成为打手的一员。
也许是对自身的裸命状态的隐约有感，强巴从一开始就对裸命的上访者抱有同情，虽然他尚未能如解救狗一样解救这些被视为刍狗的人们，只是在他逃离这一例外异域之时把自己的手机扔给了被关押者。这里陈冠中的处理还是暧昧的，强巴给自己的遁词是不想手机留在身边暴露逃亡行踪，但亦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与刍狗们的同病相怜，他始终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自然生命，直到维吾尔族打手阿力告诉他，他的命如何赤裸，直到“主权控制者”直接要“攞”他的命。
不是维稳警察，而是他的政治生命在最后一刻追捕到他，这个生命以藏人尼玛的自焚呈现，裸命之人强巴才终于与他裸命的民族相遇。他之前对贝贝/白度母的呓语在此刻终于落到实处：“你的烈火也焚烧尽了你心的魔障和身的不由自主，你就好像是脱了一层皮，消了几生业，更接近解脱了。你焚烧的时候，我是在你身边的。”关键是“身的不由自主”，这是裸命人的桎梏，在此时此地的困顿中竟只有最极端的方式方能消除。还好强巴不用以尼玛的方式解脱，现实中的贝贝救他出北京送他车子回西藏，精神上的白度母真正引领他回归其故乡，正如强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先把度母带去送给我的奶奶。她会喜欢。”藏人的身份认同必须以藏人自己的方式完成，无论是燃烧还是回归，还是回归之后的再出发。
再出发，去认识各个民族的地方，“跟各个民族包括汉族打交道，长见识。”这是强巴朴素的心愿，也是陈冠中的期许。陈冠中最后对强巴的期许也代表进步汉人知识分子对藏人的期许，诚恳而未必为藏人待见，但无论如何，我们要阻止的是例外状态变成常规，变成永远存在，如果人皆裸命，那么反抗裸命，应该成为无论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还是汉人的共识。
廖伟棠是香港作家、诗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
 |
||||||||
|
Posted: 13 Mar 2013 05:51 PM PDT
我大胆预测今后中国"卫计"部门的工作将成为最热门的职业：把人医活了是为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做贡献，把人治死了是为减少人口的计生工作做贡献，真是双剑合璧、左右逢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开方子、动刀子都得想着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忍不住开这种残酷的玩笑，实在是因为救人的医院和杀人（胎儿是潜在的人）的"计生"合而为一太耐人寻味了，就像合并后的机构的简称一样耐人寻味："卫计"部、"卫计"厅、"卫计"局、"卫计"院，到底是"危机"部、"危机"厅、"危机"局、"危机"院呢，还是"捍卫计划生育"的部、厅、局、院呢？我看二者并不矛盾。 有人对我的《中国卫生系统进一步沦陷于计生之手》颇有微辞，认为中国大陆的医患关系早已恶化，计生也早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会有什么实质变化。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以前医患关系的恶化更多地是由于医药体制的原因，并非所有的医师都腐败了，医师作为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对计生系统种种败坏医德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抵制能力的。产科可能是沦陷于计生最厉害的部门，但那也主要是妇幼保健院和一些县医院、乡镇卫生院的产科，综合性大中医院的产科医德还是不错的。迎接我家两个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北医三院"杨孜大夫就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好大夫。 当医院跟计生站合并之后，当计生系统的领导成为卫生系统的领导之后，医师面临的计生国策压力将陡增。医院对"社会抚养费"的分成可能大大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这种"集体福利"将解除个人内心的道德和法律警报，对医德产生的强大腐蚀作用远甚于个人行贿。据我所知，许多个人绝不受贿的教师对"集体福利"趋之若鹜，尽管一些"集体福利"来源于对学生的勒索！这样的恩威并施会使得抵制计生领导无理要求的医师面临被同事孤立的困境！1981年以前计生系统虽然设在卫生系统内，但那时计生是从属于卫生系统的，并没有取得基本国策、书记负责、一票否决的地位，也没有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可供医院分成。 这样的压力和腐蚀不仅仅产科即将面临，而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必须面临。孕妇可能得任何疾病，为了医治方案不危害胎儿她必须告知医师她怀孕的事实。我妻子怀二女儿3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因为怕毒害胎儿不愿意吃药，结果发展成肺炎，不得不打点滴（先是青霉素、后是头孢）十多天。为了少跑"北医三院"，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打的。这期间至少有"北医三院"呼吸科的某大夫（我忘了姓名）、校医院朱大夫知道她无证怀孕第二胎，但是都没有举报，因为他们有为患者保密的职责。当医院兼负计生职能以后，为患者保密的职责显然跟防患无证生育的职责发生了冲突，医师将何去何从？特别是在分享了"社会抚养费"分成的福利之后或者在对计生工作的奖励诱惑之下？因此我预言卫生与计生合并之后会增加医师对孕妇的告密行为和计生对早期无证怀孕的强制堕胎绝非危言耸听。 也有人批评我特别将矛头指向前计生委主任李斌将担任"卫计部"的传闻。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是合并了，那就是一个被窝里睡着了，谁当领导一个样。" 我觉得谁当"卫计部"的部长还真不一样，特别是部长兼任党组书记（这是惯例）的情况下。如果是个医学专家当部长，不但饭碗顾虑相对较小，更没有对过去所欠计生血债的顾虑。我国有三个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计生饭碗集团（包括计生行政系统、大部分人口学家、计生执法队的合同工、居委会和村委会的计生专员、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内的计生专员，估计总数高达200多万人），一个是计生财政集团（乡镇和中西部的县），一个是计生红顶子集团（包括计生行政系统的领导和地方党政一把手）。李斌占了两样，而医学专家出身的卫生部长既没有计生血债也不靠计生饭碗。因此医学专家还是计生领导担任"卫计部"的部长不但影响到医德和计生职责发生冲突时谁服从谁，也影响到"卫计部"对于国家今后改变人口政策的态度。 计生、卫生合并而且由前计生委主任担任部长的最糟糕的结果还不是早期强制堕胎、欺骗性堕胎的增加和扣发出生证，而是无证孕妇对于医院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将导致无证孕妇生病不敢上医院和在家里土法接生。如果每年1500多万孩子中有200万是无证生育的（我认为只多不少，因为农村有不少第一孩也是无证生育的），妊娠期间不敢看病和土法接生增加1％的死亡率，那么每年就要多死2万个孕妇！ 令人欣慰的是，3月11日，全国政协医卫界90位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依然叫"卫生部"。但光坚持卫生部的名称是不够的，必须让计生系统的领导（含前领导）离开合并后的卫生部，废除"准生证"、"社会抚养费"和对"超生"者的所谓行政处分、纪律处分，取缔一切非法的人身强制，真正变事实上的计生强制为法律规定的提倡和服务，同时开放对计生问题的讨论，以利于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转变。 为了每年不至于多死2万个孕妇，让我们一起呐喊吧！ （请帮助我传播） |
||||||||
|
Posted: 13 Mar 2013 11:13 PM PDT
附录：
毛四维：关于中国公司运营瓜达尔港的三大误
据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新闻部长凯拉近日披露，巴政府已于1月30日批准将瓜达尔港的运营权由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移交给一家中国公司。报道援引其话说，“两家公司已就此达成协议”；“中方将增加投资，以使港口得以运行”。
其实此事并非新闻。早在去年5月，巴基斯坦前国防部长穆克塔就向媒体透露，说中方同意接管瓜达尔港，并说，“如果能在瓜达尔建海军基地，巴方对中国政府将更为感激”。但当时就有报道，中方对所谓建海军基地事立即予以否认。
尽管如此，中国的和某些国际的媒体这两天还是兴奋了一下，就中国公司接管瓜达尔港运营的意义和前景进行了一番分析和想象。在此，笔者也愿意加入这场讨论，并认为，围绕中国公司接管运营瓜达尔港，有一些认知误区亟需澄清。
误区之一：中国需要一条从瓜达尔港到新疆的“能源走廊”。
中国能源短缺，海外运送渠道当然多多益善。巴方有关专家早就说过，从中东产油区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海运距离是1万多公里，从中国沿海地区到新疆喀什的陆运距离是3500公里，但瓜达尔位于海湾产油区的大门口，如果把石油从瓜达尔港通过管道并沿着巴中之间已有的喀喇昆仑公路运到喀什，距离仅1500公里。现在，不少人相信，由中国公司运营瓜达尔港，宏伟的中巴“能源走廊”将有望成为现实。
但问题是，这条想象中的“能源走廊”将翻越世界屋脊，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在经济上是否靠谱？
据百度百科“喀喇昆仑公路”词条，该公路“穿越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西端，地质情况极为复杂，雪崩、山体滑坡、落石、塌方、积雪、积冰、地震等地质灾害经常发生，沿途路面和桥梁设施经常遭到破坏，常常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以往在秋冬时节，因为气候原因，喀喇昆仑公路大部分时间会被封闭。”
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建造、运营和维护一条石油管道，需要多么强大的技术支撑，又需要多么豪迈的“人定胜天”的精神支撑！再说了，即使我们有技术，有精神，但有没有算过，以此向中国运送石油比普通海运方式要贵多少倍？如果不算账，很容易“被忽悠”。
接下来的辩论就是所谓“马六甲困局”问题。主张中国需要“瓜达尔—喀什能源走廊”的人强调，中国石油海运必须经过狭窄的马六甲海峡，一旦在此被掐断，中国将难以应对，而经瓜达尔港以陆路输油便可避开马六甲。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有无想过，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敢于并有能力掐断中国的海上运油通道？恐怕只有美国，而且只可能出现在两国交战的情况下。再试想，假如美国真要掐断中国的海上油路，他们在海湾地区有几十个军事基地，在印度洋还有迪戈加西亚海空军基地，又何须在马六甲动手？美军决不缺乏封锁瓜达尔港（以及缅甸皎漂港）的能力。
与此相关，据报道，不少人还在谈论沿喀喇昆仑公路建设一条中巴铁路，并以青藏铁路说明中国具有这个能力。暂且不论建造跨喀喇昆仑山脉铁路与青藏铁路在技术难度上是否同属一个级别，首先要搞清楚，投巨资搞一个世界级基础设施项目的必要性在哪里。在冷战时期，印苏（联）与中巴为敌，因此我们需要建造一条中巴战略公路支持盟友。现在，为了西藏的发展及其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建造一条青藏铁路。那么，有什么理由能够支持建造一条可能是世界上成本最为昂贵的中巴铁路？以中巴边境的红其拉甫口岸为圆心，直径1000公里的范围内基本上没有工业。试想，这条铁路建成后将主要运输什么？
误区之二：中国应该在瓜达尔建海军基地。
中国的综合国力的确是比过去强大了，现在不少网民喜欢议论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的问题，以致国防部在2011年底的一次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关于所谓中国建立海外军事基地问题，我们已经多次表明立场。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没有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执行远航任务期间，在一些沿岸国港口进行补给，这是世界各国海军的通行做法。”
看网上关于中国在海外设军事基地的种种议论，瓜达尔被荣推首选；尤其是瓜达尔港将归中国公司管理，所谓中国包围印度的“珍珠链”之说顿时又红火起来。在此，笔者愿提三个问题，泼盆凉水：
第一，中国目前有无能力向如此远距离的目标持久投送军力？瓜达尔离广州近1万公里，而曾母暗沙离广州约2000公里。中国是不是应该先把2000公里以内的事情搞定为好？
第二，瓜达尔往西72公里就是伊朗边境，再往西距离霍尔木兹海峡仅400公里，确确实实地处战略要地。但假如中国真的要在瓜达尔建海军基地，这个位置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战略含义？或中国想以此释放什么样的信号？美国与伊朗长期军事对峙，或许早晚会有一仗。中国跑到伊朗边境投放军力，是想表明中国支持伊朗还是相反？再说，打开地图不难发现，美国在海湾地区密密麻麻有几十个军事基地，仅瓜达尔以北455公里和以东114公里就分别是美国在巴基斯坦的达尔本丁（Dalbandin）和伯斯尼（Pasni）空军基地，以南448公里是美国在阿曼的锡卜（Seeb）空军基地，西南580公里是美国驻阿联酋的富查伊拉（Fujairah）海军基地。如果中国在瓜达尔摆上几艘军舰，是否有把羊扔进狼群的感觉？
第三，尽管美国将在2014年底前在阿富汗完成撤军，但出于对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以及这一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严重等多种因素考虑，美国撤军后依然会重视与巴关系；巴基斯坦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也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在所谓瓜达尔海军基地问题上，美国是否会对巴有所牵制呢？
误区之三：中国公司肯定能使瓜达尔港起死回生。
据报道，自瓜达尔港运营以来，生意惨淡，门可罗雀，以致大型机械多已锈迹斑斑。前不久看到一位巴基斯坦学者的文章，声称如果港口交由中国公司经营，再加上中国企业重视利用该港，瓜达尔将会成为这一地区最为繁忙的港口之一。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首先，瓜达尔港的地理位置是个先天不足的死穴。海港与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和交通发展形成相存相依、共生共荣的关系，因此，海港的地理位置是关乎其生死存亡的首要因素。瓜达尔背后纵深600公里是一片不毛之地，全部是沙漠和石岭，没有经济，没有矿产，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瓜达尔当地甚至没有淡水。而瓜达尔往东数百公里是卡拉奇港，那是一个大海港，而且陆路交通顺畅，从南往北连接巴基斯坦经济相对发达的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因此，如果仅从巴基斯坦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瓜达尔港存在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如果中国西北地区想从巴基斯坦找一出海港口，自然的选择也应该是卡拉奇而不是瓜达尔。
其次，瓜达尔面临周边海湾国家若干良港的竞争。正因为瓜达尔港难以成为一个通常的进出口货物港，因此，港口初步建成后，巴政府将其定位为“地区枢纽港”，或可称作“中转港”，并公开招标运营者。曾有报道说，一开始迪拜港最具中标优势，但巴官方担心迪拜有可能出于竞争考虑，仅把瓜达尔港作为其附庸，有意抑制其独立发展。巴政府最后之所以选中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也是着眼于“枢纽港”发展方向的考虑。新港集团不仅企业规模大，更重要的是拥有丰富的国际运营经验，在十几个国家经营20来个港口项目。而且，新加坡港本身在世界港口行业中拥有特殊地位，通过200条航线与世界123个国家的600个港口连接。显然，巴官方希望新港集团的这些资源会对瓜达尔港的运营有所帮助。但结果并不理想，或许阿曼、阿联酋等国的港口更富有竞争力是原因之一。
最后，瓜达尔港潜在安全问题相当严重。瓜达尔地属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这块地方历史上曾是个独立王国，1947年印巴分治时很不情愿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过去几十年里，当地武装曾数次与中央政府兵戎相见。近年来，俾路支分离主义又有所抬头，并在瓜达尔港问题上与巴政府对抗。他们认为巴政府无权与外国谈判属于俾路支人民的财产，而且，瓜达尔港的建设也没有使当地人受益。若干年前中国公司在建造瓜达尔港时，当地武装曾经向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发动袭击并造成人员伤亡。那时，中方人员全部集中在海边一个点上，巴方派出的保安力量人数数倍于中方员工，在一段时间内把瓜达尔围个水泄不通。但这不是一种可持续模式。但愿报道中所说的那个中国公司在接管港口运营后，一定注意与当地人搞好关系，并时刻提高警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确保安全第一。
 |
||||||||
|
Posted: 13 Mar 2013 02:25 PM PDT
方子奮先生《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談到“文革”時期南京“一打三反”運動中的一次“滅門處決”事件。方先生寫道：“在被綁上審判台的死刑犯中將有一對母子，他（她）將因‘現行反革命’罪同時在今天被處決”。又說：“這對母子，正是我年僅26歲的摯友李立榮，和他六十歲的母親林舜英。”
方子奮先生就此感慨說：“古今中外數百年來，從未有過同時處決母子政治犯的案例，那一天的公判大會，給了十萬觀眾大飽眼福的機會。也給當代歷史創造了一項‘中國之最’。”
過去中國古小說和傳統戲劇中，常有“滿門抄斬”、“誅九族”的說法，大致指的就是這種“滅門處決”。不過，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這種“滿門抄斬”、“誅九族”，也隨著滿清王朝的結束而退出歷史舞臺。沒料，1949年之後，這種“滅門處決”竟然在中國大陸上，以另一種更為時髦也更為冷酷的形式復活。所以方子奮先生要發此感歎。
以筆者掌握的資料，這種被人為創造出來的“中國之最”，早在1950年代初的“大鎮反”中就出現過。而且表現得更過份，更冷血。同時，在南京“12•10”公判之前，“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北京，早幾個月就出現過類似的夫妻被同罪處決，父子同場被處決的“滅門處決”。
北京25中教師王守亮、楊淑辰夫婦“一打三反”中被處決
以下談“文革”中的“滅門處決”。須說明的是，這裏談的是當局以法律名義用國家機器判處並執行死判的“滅門”，不是“文革”初期在“文革思潮”及“暴力文化”作用下的群眾暴力行為的“滅門”（如北京大興縣及湖南道縣那種情況）。
筆者所見的最早文革“滅門處決”，是1970年初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對北京25中教師王守亮，及其妻子楊淑辰的處決。略有不同的是，夫婦兩人的處決，是一前一後相隔了兩個多月。
最先被處決的是其妻子，48歲的楊淑辰。對她的處決，是在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正式下發之前，北京市的“一打三反”運動還處於“預熱期”的1970年1月27日。
筆者在《遇羅克的處決令是誰簽署的》一文中，提到過的“北京市公法軍管會”於1月9日發佈的那份《通知》所列的20人名單，排第一位的就是這位楊淑辰（名單上遇羅克排第10，另兩位著名“女性文革思想者”王佩英排第11，馬正秀排第15位）。在通知正文中，還特別提到，“現將楊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發給你們，……組織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云云。
這份《通知》上，當局對楊的身份及所謂“罪行”之介紹，全文如下：
一、現行反革命犯楊淑辰，女，四十八歲，北京市通縣人，地主出身，國民黨員。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楊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楊犯於一九六六年充當外國特務，大肆盜竊我國機密情報，書寫反動文章，並領取了大量特務活動經費。僅一九六七年三月楊犯出賣情報數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國駐華使館人員遞交情報時，當場被我抓獲。
看來，當局將楊身份定為“外國特務”，“罪行”是“向外國駐華使館人員”“出賣情報”。筆者曾在《遇》文中對此表示質疑。理由是楊一個無業無職的普通中年婦女（當時尚不知其夫是普通中學教師），根本沒有任何可能，在一月內（1967年3月）竊取數百份“我國機密情報”並完成出賣。其時，全球尚無電子文本，任何情報都是紙文本。機密材料一般十數頁或幾十頁，幾百份材料須裝幾大箱。要在一個月之內竊得數百份機密檔並完成遞交轉手，以一個人之力，筆者認為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國中情局或蘇聯“克格勃”的超級特工，也不可能做到。何況乎如楊這樣的一介無職無權、無特殊背景的普通婦女？她從哪個途徑或管道，能一月內竊取幾百份“機密情報”？
因此，筆者在文中推斷，這位楊淑辰出賣給“外國駐華使館人員”的所謂“機密情報”，不過是當時北京街頭隨處可見的文革小報，傳單和其他文革資料之類。楊貪利收集來，向駐華使館人員售賣並因此被捕。“一打三反”運動正式開始前，北京市奉命為全國樹“樣板”，楊也作為“反革命犯”典型，被定性為“外國特務”慘遭處決。
1970年1月27日，這位楊淑辰與材料上除遇羅克之外的19人（包括王佩英、馬正秀），在北京當局10萬公審大會後被處決。
本文完稿時，從《記憶》上讀到周七月先生文章，證實了筆者推斷。當年與遇羅克一起被處決的19人中，有一對情人。他們是北京挑花廠的醫生田樹雲和醫士孫秀珍。2月11日《通知》上給的罪名是：“竊取我大量重要情報，先後在國際俱樂部，友誼商店等處，將反革命信和情報投入外囯駐華使館汽車內十九次”云云。周七月獄中與田，孫相識，與田尤熟。周在所著《四十年前的死刑回憶》（《記憶》2011年1期）中說：“以他們的職務和社會地位，不可能接觸到罪狀名單上公佈的所謂竊取我大量重要情報。”又說：“據田樹雲說，他們投遞到某些社會主義囯家駐華使館汽車裏的僅僅是社會上公開賣的紅衛兵報和首長講話之類。”楊淑辰賣的所謂“情報”，應是此類。
這次處決之後，北京市公法軍管會3月5日再開公審公判，處決了遇羅克、顧文選等19人。之後的3月24日，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發出了當年的第三份類似《通知》。讓人沒料到的是，這份《通知》中，楊淑辰的丈夫，北京市第25中教師王守亮也赫然“榜上有名”。
北京市第25中，雖不如高幹子弟雲集的101中學，北京4中有名，但“文革”中也風光過一回。1967年7月，北京25中高三學生“曲折”（上山下鄉時改的名字），向全國學生發出創辦“紅衛兵大學”的“倡議書”。兩天內，北京有300多人報名。正式“上山下鄉”時，僅剩10餘人。被當局安排到內蒙古錫林格勒草原落戶。當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專門文章，讚揚此次“革命行動”。第二年底，《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全囯掀起了大規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知青運動”即由此而來。所以，有些史家將北京第25中，稱為“上山下鄉運動”的“策源地”。
這份《通知》中，對王守亮身份及“罪行”的介紹，幾乎就是其妻楊淑辰“罪行”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
五、現行反革命犯王守亮，男，四十七歲，山東省人，地主出身，系蔣匪軍上尉軍官、國民黨員，原北京二十五中教員。
王犯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夥同其妻楊淑辰（外國特務，已處決），大肆盜竊、出賣我國機密情報，書寫反動文章，僅一九六七年三月，王犯就夥同其妻出賣我國重要情報數百份，並領取了大量特務活動經費。
看來，當局認為僅僅將楊淑辰處決，似乎還不夠，還未能充分顯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於是這次將其丈夫王守亮株連治罪。而且，特別在簡介中注明，其妻楊淑辰系“外國特務，已處決”字樣，表明了這種株連治罪，而且必須“重罪施重刑”的意圖。
筆者收藏的這份經某位權勢人物批註過的《通知》原件上，這位王守亮所謂“罪行簡介”後，被黑筆批有“死。”字樣，表明將之正式列入下一批處決名單。
由此，可以認定，這位北京市25中教師，與“北大才子”沈元等，於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當年第三次集體處決行動被處決。離其妻楊淑辰處決，相距兩個月零21天。當局至此完成了“夫妻滅門”之舉。
也不知這位北京中學教師王守亮、楊淑辰夫婦有無子女？子女其後遭遇、經歷如何？王、楊夫妻兩人此案“文革”後是否得到“平反”？深望知情者提供相關資訊。
侯坤、侯建民父子同一天被處決
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另一起“滅門處決”，是北京通縣的侯坤、侯建民父子兩人，於1970年3月5日被同時處決。
北京市公法軍管會於1970年2月11日發出的當年第二份類似《通知》中，有其父子二人的情況及“罪行簡介”。全文照錄：
九、現行反革命殺人犯侯坤，男，五十二歲，北京市通縣人，系反動資本家。
現行反革命殺人犯侯建民（侯坤之子），男，二十三歲，北京市通縣人。
反革命殺人犯侯坤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抗拒社會主義改造，長期在其家埋藏鉛二千餘斤，並散佈反動言論，向其子女灌輸反動思想。侯犯為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唆使其子，反革命殺人犯侯建民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將其家中八口人全部砍殺和威逼跳井、跳水坑致死。
筆者認為，侯坤、侯建民這個案例，應算是“文革”中的一個典型案例，有雙重研討價值。
所說“雙重研討價值”，一是說其作為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父子同天同場被處決的“滅門處決”案例。二是侯氏父子殺人“罪行”，發生在1968年5月，而且所殺及所逼其自殺者，均為自己家人。
其時正是當局搞的“清隊”運動大規模開展之際。所謂“清隊”，就是“清理階級隊伍”。對每個人的出身，經歷，進行全面清理審查。各地開展運動後，搞得極為慘烈，極為恐怖。全國許多知名人士，獲是在這場“清隊運動”中自殺身亡的，甚至夫妻自殺，全家自殺。
査出身資本家的侯坤，是迫於“清隊”運動的恐懼，況且，又被抄出“長期在其家埋藏鉛二千餘斤”的“罪證”，不惜讓全家人集體赴死的。
此案由此也成為了研究“清隊”運動中，被清物件決心“自我尋死”，作為全家人最後“出路”的典型案例。侯坤是資本家，也算有知有識階層，身上肯定有古代士大夫階層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心理和意識。
其家躲過了“文革”初期的群眾暴力，卻躲不過其後的“清隊”。當然，更躲不過再其後的“一打三反”。顯然，侯氏父子，在殺了家人（或逼家人投井跳水坑自殺）之後，其兩人也是打算身死的。
但不知何種因素影響，父子兩人未及自殺，或相互殺死，以致被捕。但在獄中足足關押了近兩年，才被當局在“一打三反”中拉出來同時處決。
筆者保存的那份2月11日《通知》，亦是被權勢人物批註過的原始文本，侯坤、侯建民父子“罪行簡介”之後，黑筆批有“死刑”二字。在姓名之前，亦被紅筆劃了“√”記號，表明為被處決之列。
1970年3月5日，侯坤、侯建民父子，與遇羅克、顧文選等人一起被當局處決於同一個刑場。
馬正秀：另一種形式的“滅門處決”
馬正秀1931年出生，原籍重慶市，是北京自然博物館講解員，一位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女性。其丈夫趙光遠，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也是著名作家艾蕪的學生。
艾蕪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憶說，趙光遠在1940年代是他當年在重慶育才學校的學生，中共地下黨員。曾聽過艾蕪在“社會大學”講文學課，並在重慶《大公報》上艾老主編的《半月文藝》上發表過散文。1950年代初趙參加志願軍，赴朝作戰。因病退伍後，是艾蕪幫他在北京找到工作，即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戲劇編輯室任編輯。1960年代初，趙曾擔任過在全國影響甚大的劇作家孟超劇本《李慧娘》的責任編輯。
馬正秀在“文革”中因反對亂批亂鬥，反對打倒一批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反對打倒共和國主席，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在獄中馬正秀也始終拒絕認罪。由此，在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正擬拉開帷幕時，其與遇羅克、王佩英等“文革思想者”一起，上了北京市公法軍管會1970年1月9日《通知》所附的20人名單。該《通知》對馬正秀的介紹如下：
十五、現行反革命犯馬正秀，女，三十八歲，四川省人，商人出身，學生成份，北京自然博物館講解員。其父系歷史反革命分子，其長兄系軍統特務被我鎮壓。
馬犯思想反動透頂，刻骨仇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常散佈大量反動言論。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間，馬犯多次書寫和公開張貼反革命標語、傳單，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窮兇極惡地污蔑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馬犯在押期間，仍瘋狂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氣焰囂張至極。
這份名單上的20人，都是當局內定的“處決犯”，《通知》發出後僅10多天的1970年1月27日，除遇羅克一人因故暫時“刀下留人”外，馬正秀隨18人一起被處決。
從《通知》上的文字介紹看，馬正秀的親哥已于1950年代初的“大鎮反”中被處決。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馬正秀的丈夫趙光遠，已於一年前的“清隊”運動中，在所謂“工宣隊”進駐人民文學出版社時，於1969年3月15日，因妻子馬正秀被捕及所謂“社會關係複雜”，遭到審查拘押。不堪壓力，從四樓上，跳樓自殺身亡。如今作為妻子的馬正秀，又慘遭處決。由此，筆者認為趙光遠、馬正秀夫婦遭遇的，是另一種形式的“滅門處決”。
也不知趙、馬夫婦有無子女？馬正秀被處決後其子女遭遇如何？老作家艾蕪“文革”後曾著文《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頭》，深情緬懷追憶這對年輕的“文革遇難者”，感歎他們遭遇的不幸。
1980年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對馬正秀一案於做了改判。1981年秋，重慶市與北京市公安局在重慶殯儀館聯合舉行馬正秀追悼會，為其徹底平反。
著名詩人屠岸，曾是馬正秀丈夫趙光遠的同事和好友，兩家有10餘年的交往。屠岸先生于2000年末發表長詩《遲到的頌歌》，這首68行的長詩，全詩就是獻給馬正秀的。其中有這樣的詩句：“三十年前一個凜冽的寒夜裏/罪惡的槍聲響了，她倒在血泊中！”“啊，布魯諾、張志新式的女英雄，讓我用歌聲伴你到永久，馬正秀！”
筆者拙作《遇羅克的處決令是誰簽署的》，其中就談及馬正秀及丈夫趙光遠。該文後來被有些人的博客轉載，並有網友留言。其中，有位網友留言說：
博主提到的趙光遠我見過。文革前兩年我剛上小學，放寒暑假時經常隨家長到出版社去。當時象我一樣情況的小孩有幾個，大人在辦公室工作，小孩們就在樓道裏玩，或者跑到樓下大院裏去捉迷藏。其中有一個小女孩就是趙光遠的女兒，她比我小一兩歲，很會講話，膽子也比一般小姑娘大。我對她爸爸印象較深，個子不是很高，眼睛亮亮的，有些謝頂，面脥骨微突，講一口南方話。文革後某一天聽父母講趙光遠跳樓自殺了，也聽說他妻子是現行反革命被抓起來了，而他們的女兒（忘了名子）後來據說是被她姑姑接走。今天才知道馬正秀的名子，我們不能忘記他們。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工體遇羅克等人的宣判會我也在場，目睹了那最後的一刻，當巨大的災難降臨時他們挺身面對，他們才是我們中華民族真正的脊樑！
很榮幸能為此補充，這也是對他們真誠的紀念。
“大鎮反”中一家三口跪成一排被處決
應當說，共和國歷史上最典型的“滅門處決”，發生在1950年初的上海市。筆者在關注“文革”的同時，也在關注共和國的歷次“鎮反”運動這個課題（其中包括“文革鎮反”），力盡所能收集相關資料。其中就收集有這次“滅門處決”的資料。
這次“滅門處決”，被處決者是父陳小毛、母張金庭及其子陳磊一家兩代三口。時間是1951年4月30日，地點是上海市郊某刑場。
臨刑前的照片顯示，夫、妻、子三人被反縛雙手，從左到右跪成一排，頭頂上高插著特大的寫著其“罪名”的“死刑標”。當局給出的罪名分別是：父陳小毛，“特務、漢奸、惡霸”；妻張金庭，“特務幫兇”；子陳磊，“特務、漢奸”。（見《上海公安畫報》第2期）
其實，這陳家兩代三口，僅是當天全上海被處決的285“反革命分子”中的三人而已（另有資料說上海市當天處決數為294人--《建國以來大事紀實》第94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1951年4月30日，（上海）“市軍管會軍法處將被判處死刑的285名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此前兩天的4月27日深夜12時（實為28日淩晨），在“上海市鎮壓反革命行動總指揮部”統一指揮下，上海當局出動3.5萬名軍警、幹部，及工農、學生組成4445個行動小組，實行全市性大逮捕（捕人數不詳）。兩天后即有這次“大處決”。從被捕到處決，其間僅兩天（有的甚至不到兩天），可見未經認真證據收集及審判，幾乎是即捕即殺。
“二戰”後非戰爭狀態下的和平時期，一個城市一天處決285人（或294人），不知是否是創造了一個方子奮先生所說的“中國之最”，或者說是“世界之最”？此前，人民共和國的“處決紀錄”是一個月前的3月5日，北京市處決199人。3月29日，天津市處決193人（《建國以來大事紀實》第93頁、94頁）。“上海紀錄”出來後，北京市又於5月20日至22日，三天分批處決221人。不過，仍未能趕超“上海紀錄”。
關於上海“鎮反”成果，資料顯示，僅高潮期“自1950年10月中央下達‘雙十指示’至1951年10月，一年間，（上海）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5100余名，其中依法被判決死刑2546名”。（以上見山西《黨史文匯》1997年第8期）。
大概為了顯示“鎮反”對社會的震懾力，在死刑執行前幾分鐘，將這一家三口單獨跪成一排，給照了一張照片，而且是“特寫鏡頭”。然後發表在《上海公安畫報》上，對社會公佈。
筆者曾多次審視這張照片。驚奇發現，被即將處決的父母子三人，竟然表情相當平靜沉穩。既沒有通常所見臨死前的激烈掙扎甚至反抗，或大喊大叫，也沒有被嚇得半死，縮成一團。三人都是直起腰跪在那裏。尤其是父親陳小毛，那臉色之平靜，超乎想像。只有妻子張金庭神色陰鬱，多少有點怒目而視的樣子（也許她平時就是這神情）。兒子陳磊大概20多歲，眼神多少有些茫然，身上穿的竟然是當時的“幹部服”（可能被捕時即如此裝束）。一家三口平靜沉穩接受處決來臨，大概是以為全家人命中註定該“遭此一劫”，應當坦然面對。
最後，還須多說幾句的是，中國歷代的“滅門”，大都是殺男不殺女。被株物件，是年滿一定年歲的男丁，而家族中的女人，是沒為“家奴”，或發配充軍邊塞之類。人民共和國的“滅門處決”，卻是男女一起殺。不管是夫妻，還是母子，只要定性為“反革命”，一律株殺。
審視從“大鎮反”到“文革”時期的這種“滅門處決”，當局的意圖是清楚的，就是給全社會和民眾造成震攝及恐懼感。它傳遞的資訊就是：只要你敢反對（不管是行動反動，還是僅僅是語言或文字反對），我就敢殺你全家！
筆者在《周恩來與“一打三反”運動》一文中，談到一直被當局塵封了幾十年的一樁史事，毛澤東批“一打三反”中的周恩來說：“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其實，從“大鎮反”和“文革”對所謂“反革命”的各類處決事實來看，自他本人為首建立政權，一直以來，到“文革”時期，實在都是“靠殺人來統治”（當然還借助範圍和強度更大的“勞改”和“勞教”）。
——读者推荐
 |
||||||||
|
Posted: 13 Mar 2013 01:50 PM PDT
胡温时代，官话、假话和空话主宰了权贵的政治话语。习近平明白，他要是再打官腔，说假话和空话，会让人们感到非常失望。因此，自从上台以来，习近平就非常自觉地展现一种比较实在的语言风格，来赢得外部世界的好感，增强民众对他的信心。至少从表面上看，习的这种努力收到了一些效果。
此次两会，也许是为了继续营造鼓励说实话的氛围，中共宣传部对权贵阶层政治言论的报道尺度有所放松。不过，习近平自己带头说实话，并鼓励中共其他政治权贵说实话，也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给中共政治权贵带来了新的政治风险。 申纪兰说，“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发养老金”。此话一经报道，就引起网民的极大反感。其实申纪兰说这样的昏话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居然被媒体非常醒目地加以报道。记者们居心叵测，想让这位“橡皮图章”代表人物出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编辑也不把关？是不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想出中共的丑？也就是说，鼓励中共的政治权贵说实话的一大风险，就是让他们昏庸无知和腐朽的真面目更清楚地暴露在国人面前。 胡锦涛十年坚持不说一句自己的话，就是怕外人看穿自己的真面目。而习近平看来比胡有自信。不过，这不等于习近平说实话就没有风险。事实上，习近平关于PM250的一番议论就是弄巧成拙，对自己非常不利。我相信他的这番议论发自内心，代表了他真实的想法，但也正因如此，这番议论充分暴露了他作为政治领导人的重大弱点。PM2.5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的一大杀手。未来每年将有数以万计的人因此折寿。习近平不想打官腔，但他的议论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知识准备，更糟糕的是，他号召大家对中国的诸多挑战，“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让人感到他缺乏同情和理解受害者的能力。 即将接任政协主席的俞正声，在6日出席此次政协会议港澳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对香港的政治发展讲了一段很刺激人的“实话”。他说，“确保爱国爱港的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是人民改善生活，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还说“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大陆社会主义的阵地和桥头堡”。这段话之所以让很多人受刺激，是因为使用的是冷战时代的语言。 全世界都看到，香港和大陆的差别，早已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在许多方面，中国大陆比香港更加资本主义，而颠覆大陆社会主义的力量，主要来自中共自己的官僚体系。香港确有人乐见中共政权垮台，但说香港有人要颠覆中共政权，则无人相信。俞正声不合时宜的讲话，并不能起到他希望达到的威吓作用，反而会增加中共与港人对话的困难，增大港人与港人对话的困难。 那俞正声为什么还要说这些对自己并没有政治好处的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只会说这样的实话。俞正声的“实话”与申纪兰、习近平的“实话”一样，都反映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们的这些“实话”让外界感到吃惊，感到不可思议，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生活的世界相当封闭，很少与外部有深度交流。 胡锦涛时代，高级官员不轻易发表即席讲话，或者发表了即席讲话也很难见诸报道，从而让外人看不见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真实看法和态度，现在，中共新领导人和政治权贵已经不能再躲在秘书提供的讲话稿后面，因为严峻的形势迫使他必须出来讲“实话”才有可能与外部世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而这次两会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一旦他们讲“实话”，或者一旦他们讲的“实话”公之于世，就暴露出来他们的思维和语言十分陈旧，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能力。 这意味著中共的新领导人和政治权贵一方面不讲实话不行，另一方面实话讲的越多风险也越大。要克服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中共新领导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学习，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否则用不了多久，他们的“实话”就会造成普遍的失望和不满，让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政治困境。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3 Mar 2013 12:18 PM PDT 
一個沉醉於「大國崛起」的國家，六十多年來，多次被一個小小的鄰國玩弄於股掌之上。這不是小品演員在說相聲，而是發生在當今世界舞台上的事實。
在二月間悍然進行第三次核試爆的朝鮮統治者，已經是第Ｎ次玩弄中國了。
當年毛澤東阿意曲從，精心豢養這個金家小朝廷，原來是指望它能成為自己頤指氣使的哈巴狗，叫它咬誰就咬誰。誰知卻弄成反客為主，中國倒成為這隻哈巴狗的玩物了。如今它又掌握了核武器，就越發肆意橫行，如入無人之境了。
是誰使這個惡棍腰板如此之硬？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中國。
沒錯，它的後台就是中國。一九五○年，當金日成為吞併南朝鮮而挑起戰火卻遭到聯合國正義之師的致命反擊而瀕臨覆滅時，是毛澤東用幾十萬中國人的鮮血挽救了金家小朝廷對朝鮮人民的統治。所謂「抗美援朝」，是中國在對朝關係上做的第一件也是最大的蠢事。中國經歷了八年抗日三年內戰，自己已經是瘡痍滿面，疲憊不堪，卻出人出錢出物去幫助一個玩火自焚的獨裁者死裡逃生，使他重新確立對朝鮮人民的血腥統治。這還不說，蘇聯「支援」朝鮮戰爭的軍火都是要錢的，而這筆巨款卻是中國人來償還！
因此，一貫被毛澤東的信徒們引以自豪的「抗美援朝」，乃是金日成對中國的第一次玩弄。其實當時中共內部頭腦清醒的、對國事有點責任感的人，都不願去上當。只是毛澤東一意孤行，才使金日成得手。如果中國不去「抗美援朝」，金家小朝廷早就覆滅了，北朝鮮人民早就像今天的南朝鮮人民一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陽光下面了。所以「抗美援朝」乃是毛澤東這個大獨裁者對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欠下的兩大筆血債！
金日成佔了這個大便宜之後，還想進一步把中國綁在他的戰車上，使中國軍隊永遠給他當近衛軍。而毛澤東果然有求必應，命令周恩來在一九六一年和金日成簽訂了一個《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條約規定：「締約雙方保証採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國家對締約雙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而且更奇怪的是，這個條約第七條第二款居然規定：「在未經雙方就修改或者終止問題達成協議以前，將一直有效。」這就是說：只要有一方堅持這個條約，它就永遠有效，任何一方都無權退出或終止。這不就把中國永遠綁在金家王朝的戰車上了嗎？古今中外，不論國家之間還是個人或團體之間，只要都是獨立的實體，必須雙方都同意，才能締結條約或合約；而要終止它，只要一方退出就足夠了，根本無需對方同意。然而這個普世皆知的常識，卻在這個中朝條約面前碰壁；堂堂兩個國家的條約，居然被加上一條朝鮮可以任意束縛中國的霸王條款！這是金日成對中國又一次玩弄！
然而這還不夠，一九六二年金家小朝廷又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要把中國東北長白山主峰的天池分給朝鮮一半。而毛澤東也就真的遵命照辦，命周恩來去平壤簽訂《中朝邊界條約》。中朝邊界本來在長白山主峰下面二十公里處，現在一下子退到天池中央，包括天池邊上的最高峰白頭峰在內的縱深二十公里的大片錦繡河山，便都成為朝鮮領土。中國的神聖領土，東北人民情之所鍾的長白山天池，就這樣在朝鮮「偉大領袖」玩弄中國「偉大領袖」的遊戲中，被切割得山河破碎了！
金家王朝對中國的玩弄，以上所說還是人們一睜眼就看得見的。至於老百姓看不見摸不着的，那就不計其數了。幾十年來，不知有多少金錢，多少民用和軍用物資，跨過鴨綠江填到那個無底洞裡，連平壤的地鐵，都是中國停下自己的地鐵工程，替它修建的！在中國三年大饑荒時，中國人民都得勒緊褲帶，向蘇聯償還「抗美援朝」時的軍援債務。這個小朝廷總共喝了多少中國人的血汗，將來總有一天會從檔案庫裡拿出來曝光的！
鄧小平比毛澤東高明一點。他一九七九年到朝鮮看見這個小朝廷用黃金鑄造的金日成巨像，一下子就醒悟了；原來他們把中國的援助拿來幹這種事！所以後來當金家小朝廷又來獅子大開口索要軍火時，鄧小平一句話就把他們頂回去了：一個子兒也不給！
當然，那只是一時生氣。對於朝鮮的「民用」需求，中國一直是慷慨解囊相助的。因為窮兵贖武的金家小朝廷以兩千多萬人口養活百萬大軍，再加上這個統治集團的荒淫無恥和窮奢極欲，人民能不挨餓嗎？如果沒有中國這個大靠山，金家小朝廷的統治早就崩潰了！
然而靠中國給它輸血輸液才起死回生的朝鮮統治者，是一伙完全喪失信義，沒有道德底線、極其反覆無常的勢利小人。當他們貪得無厭的慾壑得不到滿足時，什麼下作的事都幹得出來。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朝鮮統治者認為紅衞兵對金日成有所不敬，居然下令把平壤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陵園砸個稀爛，連毛岸英的陵墓都被搗毀。至於平時在國際交往上以及對華關係上的朝三暮四和背信棄義，那就更多了。人們都知道在北京和悉尼爭辦二○○○年奧運會的投票中，由於朝鮮把票投給悉尼，使北京失去了舉辦權。更令人惕然警覺的是金家小朝廷在中美中蘇間縱橫捭闔，兩面三刀。別看它高調反美，前不久居然曾向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暗通款曲。說朝鮮的導彈打不到美國，而是往西打的。美國對這種反覆無常的卑劣行徑當然不屑一顧。但中國高層為什麼總是心甘情願被它玩弄呢？
這是因為中國和朝鮮都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有共同的「核心利益」，都是敵視自由民主，堅持獨裁統治，視人權為草莽，因此才有「牢不可破的友誼」。中共雖然幾十年來對朝鮮總幹蠢事，屢屢遭到金家父子的玩弄，卻總是情有獨鍾。尤其中共在政治上堅決奉行鄧小平「反自由化」的路線，必然從意識形態上把自由民主的堡壘美國作為最大的假想敵。這就使金家小朝廷繼續在國際舞台上充當中共反對「美帝」的一枚棋子。如果說毛澤東還把朝鮮統治者當作小伙計來操縱，那麼胡錦濤卻不惜放下身段，認為朝鮮政治上是正確的，值得我們學習。
事實上在解決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外交活動中，中共一直對蓄意用無賴手段破壞六方會談的朝鮮關愛有加，實際上起着偏袒作用。朝鮮肆無忌憚違反安理會決議和他們自己的承諾，悍然進行三次核試驗，中國外交部只是像和尚念經似地一次又一次表示「堅決反對」，卻連個「譴責」的字樣都不敢用，反而要各方「冷靜」、「克制」，生怕得罪了這個流氓。正是這種曖昧態度，更加助長了這個惡棍的囂張氣焰。
古人說「養虎貽患」，一點也不錯，如今應驗了。朝鮮的核武器究竟對着誰，先不去推測。它在中國大門口進行的這次核試驗所造成的地震效應，和核污染的惡果，已經令人擔憂。除去這些技術層面的問題以外，在東北亞出現了一個對自己的行為毫不負責的核國家，這將對亞洲和太平洋以致整個世界的格局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特別是對於中國的安全將構成多麼嚴重的威脅！
中共十八大以後，特別是今年三月份的「兩會」以後，中國新一代領導班子就要全面接班了。海內外對於這個新班子，有各種議論和希望。我們注意到習近平有許多新舉措，但是除了一些新的作風以外，還沒有看到什麼重大動向，特別是涉及政治改革方面，還根本沒有任何動作。我們當然應該給新班子留出餘地和時間，看看他們將給人民交出什麼樣的答案。但在國際事務方面，鑑於朝鮮已經公開向國際社會挑釁，並揚言還要繼續發瘋，即將開幕的全國人大應該提出緊急動議：立即廢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因為這個條約現在仍然有效，必須立即把中國從朝鮮的戰車上解脫下來！不要讓這條瘋狗把它的戰車拖到萬丈深淵裡，使中國人陷入無妄之災！
事實上這個條約正是金家小朝廷敢於肆意玩火的重要「保証」。廢除了它，也就拔掉了它橫行霸道的主心骨，這是對這條惡狗最有效的制裁。難道中國人民還能容忍自己的國家繼續被它玩弄嗎？
——《争鸣》杂志2013年3月号
 |
||||||||
|
Posted: 13 Mar 2013 12:22 PM PDT
|
||||||||
|
Posted: 13 Mar 2013 12:08 PM PDT 
北京人大政協兩會已近閉幕。港台歷來將兩會奉稱為「橡皮圖章」和「政治花瓶」，因為它們的性質、議程和景觀同各國實行立法權的議會大異其趣。沒有議場辯論、沒有官員答詢、更沒有各出其謀的抗爭鏡頭。有的是照本宣科、全場鼓掌、名流作秀、記者追星，以至酬庸群的昏昏欲睡。這次兩會，改革方面，還是沒有新意。人事大換班，本是看點，但是未選早定，名單已經傳遍天下……或許新總理的記者會有點看頭吧。
習近平上台，曾寄情「憲政夢」，捍衛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令人鼓舞。兩會是中國憲政的最大舞台，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殆無疑義。「政協」享有和人大並駕齊驅的光輝，究竟是一個什麼角色？暗藏著何許中國特色？這還是一個很多新世紀人不明究理的問題。而這涉及中國憲政架構的設計，遠比一個迫切的民生提案更值得重視。政協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中共建國前夕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制定「共同綱領」，暫代憲法，1954年制憲後，政協存廢起爭議，黨內一種意見要仿照蘇聯搞兩院制，被毛拒之，批評為「二元化」，定性政協是「人民團體、政黨協商機構」。文革起，政協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牛鬼蛇神的黑窩子」，關閉十二年。文革後，1980年中共痛定思痛，重建體制，又在內部提出改兩會為兩院：「地區院、社會院」，各設六百人，廢政協「花瓶」，變為人民的代言機構。由中共意識形態掌門人胡喬木成文報中央，但被鄧小平否定。其後八二修憲，序言中明訂政協為「統一戰線組織」，連「監督權」也不給。鄧一言九鼎：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可以「避免很多牽扯」。還說，政策錯了，什麼院制都沒有用。可見鄧的否定是基於維護獨裁權力的效能。到了江澤民治下，兩會改革問題被升級，斥為西化、議會制、西方分化陰謀，強調「不能向兩院制傾斜」。小木匠李瑞環主席快人快語：政協性質不能改，「政協就是政協！」於是，兩會改兩院成為一個沒有探討餘地的政治禁區。
但是，近年大陸學界有人借中共十六大一句話「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提出「借鑒兩院制操作上的有益做法」，試圖探討「政協權力機關化」問題。因為政協排場大，卻只有監督的「權利」，而不是監督的「權力」。被形容為「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歷史證明，西方議會政治是二百多年來人類政治制度的偉大成就，兩院制體現的完全是為了平衡兼顧一個國家各方面不同的權利需求。美國的眾議院參議院、印度的聯邦院人民院，照顧聯邦和各州（邦）的平衡，英國下議院上議院、日本眾議院參議院，照顧平民和貴族的矛盾，就連蘇聯最高蘇維埃之聯盟院、民族院的設計，也是為了平衡多民族的利益。因此，兩院制已經為世界眾多大國所採用。
當然，西方的議會兩院制，是和民主體制的三權分立、多黨制配套的。中國大陸名為「共和國」，即便全國人大，也不等於民主國家的國會、議會，因為其代表不是人民真正選舉產生，而是由一黨（共產黨）一手包辦。被指定的政協委員就連選舉的形式也沒有。一黨制下的兩院制，可以想見，很難具備議會政治的功能。但以憲政設計而言，有其進步意義。蘇聯憲法不僅規定了最高蘇維埃實行兩院制，還有實行「全民公決」和民族自決，各加盟共和國「都保留退出蘇聯的權利」等條款。顯示同為一黨專政國家，蘇共在憲政觀念上，比中共更為接近現代理念，因此，蘇聯的民主轉型自然沒有中國這樣艱難。這是習近平不理解的地方（他驚異蘇聯解體竟無一男兒出來反抗），中蘇之別當然和國情、歷史背景不同有關。換言之，蘇聯的政治體制不可能接受中國政協這樣非驢非馬的怪胎。
從務實的角度看，提升一個大國政治體制設計的合理性，兩院制的價值也不容否定。可以名正言順地協調制衡社會各階層、各民族、各地區的權益。徹底消除中國政協的現狀——不僅外觀上是無權有效實行「民主監督」的一個可笑的花瓶，實質上還成為利益交換和一些失意官僚、投機政痞流氓謀取不義之財的名利場。無疑，這是一個憲政改革的大項目，在今日中共政治體制「神聖不可侵犯」的氣候下，兩院制正如有人評論的是「與虎謀皮」，但中共改革論中，不是包括宏觀與微觀、基層設施與頂層設計嗎？大陸有識之士早已洞悉兩院制作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一部分的必要性，其正面價值根本不存在什麼西方陰謀的後果，如果習近平有膽識擺脫前任的思想枷鎖，真正圓其憲政夢想，改革兩會體制，總有一天，將有可為。
（本文根據2013年3月號開放雜誌社評修改補充而成）3-11香港
作者供稿
 |
||||||||
|
Posted: 13 Mar 2013 01:37 PM PDT
下面这篇答问录，经陈小雅老师授权发布，文中所述事实，自有小雅老师负责，小雅老师文中说：“我主张用负责任的、具体的公民运动代替群众运动。公民运动是产权明晰的利益共同体的意志集合，收获别人无法采摘。”我高度赞同。只有在负责任的公民运动中，才可能形成基本的抗争伦理，培育健康的抗争文化。——王天定首发按语
“三线计划”与“鹰计划”之争
——微友答问录
问：24年前的这件事，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有些我们熟悉的人，从此再没有见面。回顾这段往事，真是使人感慨万分。如果在八九之后，我们能从血的教训中，明白社会抗争需要基本的伦理，我们需要培养健康的抗争文化，也算一件幸事。这几天，我看见您在微博里谈到陈子明、王军涛在运动中有个“三线计划”，能否请您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一下？
一、在微博讨论的起因
答：2013年2月28日，我收到萧远抄送给我的一封他主送谢小庆的信。信中赞扬了谢的文章《共和国旗帜上有你思想的风采》。他同时告诉谢，他本来想在文后发一个帖子，说“陈小雅也明确表示，她的书再版时，将删去关于子明‘三线’的只有孤证的不确实的记录。”只是因为萧远不熟悉网上操作，没能贴上去。我看后觉得萧远这是要单方面宣布我已经“缴械”，所以当即回信“‘三线’不是孤证，而是三证！”并警告他，如果他发这样的帖子，“就是重挑论战”。接着，我找到小庆这篇文章看了，又给他们两人去信：“改邪归正有路，偷天换日无门。广场无辜学生的血不能白流。如要开战，即使以病残之躯也将奉陪到底。”这就是事情的起因。后来在小庆的博客里发帖，发现我的贴老是被删，而他的依然存在，我反复来去弄得很累。后来偶然发现外面的响应，我就弃内转外了。
二、何谓“三线计划”？
问：“三线计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答：“三线计划”是陈子明、王军涛主办的“北京市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针对八九学运制定的一个工作计划。他们根据1989年4月下旬以来的学运局势，把全局划分为“三线”，并部署了本所人员在“三线”中的位置及工作内容。具体内容是：一线是学生，由本所与学生关系密切的陈小平（中国政法大教师）、刘刚（原北大研究生）等人联系；二线是苏绍智、方励之、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由本所与知识分子关系密切的王军涛、闵琦联系；三线是在社经所兼职的研究人员，由陈子明主持。这三条战线的关系是：一线学生是运动主体，由他们开拓形势，给政府造成压力；二线的知识分子为学生提供思想资源（支招）；三线制定方案，在前者造成的局面条件下，专司与政府谈判。
进入5月以后，由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爆发，新闻界走上街头，知识界跟进，原先的一、二线合为一线，该所又对部署进行了调整。
三、“三线计划”的证据
问：看谢小庆的博客，好像连他这样的核心成员，对这个计划是否存在还有怀疑？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我的消息来源有三：
一、1989年4月30日或5月1日，一位朋友刚刚出席完社经所会议，与我交换信息时披露的。我有录音。之所以不能确定时间，是因为我的录音带前有采访“鲁博会议”的内容，后有采访“人体美术展览”的内容，因没有写作任务，而且当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没有注明时间。这是我首次听到“三线”的说法。
二、5月23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返所日”。那一天，陈子明、王军涛都到我所活动。陈被我关在了办公室的门外。但王是和我一道离开社科院大楼的。在长安街上，他告诉我该所新的工作调整，也说到“三线”。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旧闻”，而且仍然认为是好事，所以回家后补记的内容很简单。
三、90年代初期，人们陆续从秦城出来，几个被位列“三线”的朋友经常来我家聚。其中一人向我披露了这个计划的全貌。同时我也得知，秦城审讯人员曾以“三线”作为审讯的内容。
此后，我从不同的朋友处逐步获得与“三线”有关的信息：
其一，该计划出台的背景，是基于对于经济形势的一种估计：认为社会存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转换的发展规律，而89年是由“经危”转入“社危”的信号。另外，是“政治思想—政治运动—政治权力”的规律。我在《史》中交代“三线计划”前对此作了叙述。
其二，该所“三线”成员描述了与赵系“体改所”的矛盾，以及陈子明的经改思路与陈云接近。所以，陈认为89危机是可利用的取而代之的“千载难逢”机会。
其三，22日后，由于学生和北京市民的连日努力，戒严行动很可能破产，如果该所仍然采取幕后运作，很可能失去“圆桌会议”资格，所以陈子明从后台“跳”到前台……
其四，从鲁博会议的采访中，我发现许良英是被社经所派车接到会议上去的。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因为陈子明在过去的各种场合，都是批许良英的。说他“光说不做”、“租界民主派”、“‘一二.九’一代的局限”……他甚至把对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的批评，列为社经所1988年上半年以来的“工作重点”（见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这次为什么对许格外“礼待”？
其五，包遵信给我看了他的自述《未完成的涅槃》手稿，我发现他在运动中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依赖社经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的。
其六，许先生告诉我，4月25日，陈子明给北大学生王丹3000块钱的时候说：“决战的时刻到了！”（后来我和王丹见面，王丹证实了此事，说陈的原话是“摊牌的时刻到了！”
……
因为陈子明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当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自期（今年1月7日，他们来我家见面，闵琦当面说了这事，陈无言以对）。综合以上信息，我认为“三线计划”是存在的。它的手段是“以打促谈”，阶段目标是“圆桌会议”。终极团体目标是取代体改所；终极个人目标是政治局常委。
那时，我还没有看到谢小庆写的《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还不知道他们在1988年就已经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见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
四、没有“三线计划”我不会写《八九民运史》
问：您说刚开始听到“三线计划”时，认为是一件好事。是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它不好了呢？谢小庆说你对陈没有“善意”，你的恶感是怎么产生的？
答：因为后来流血了！直接触发原因是我90年代后大量的接触关于“三线”的信息，窥见了他们关于民主、自由、宪政后面大量的别的东西，我感到了恶心和恐惧！
特别是听到许良英先生告诉我，白夏曾对他说，王军涛曾在5月下旬回答白杰明采访时，对形势有个判断，他认为：下一步“会血流成河”，再下来是他们和政府一起坐到“圆桌”跟前。（载陈小雅《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336页，香港《开放》杂志社）我想了很多……
当时，我正在帮助胡绩伟、于光远先生整理他们的传记。胡耀邦去世前，曾委托秦川先生操持张玉凤回忆录的事。秦老先是带张找到了夏衍，但夏老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做这件事了。于是秦老又找到我。张当时一口答应，让我跟她回牡丹江，从头说起。但我因为怀揣着八九这件事，而且当时不少已经出狱的人，又折腾进去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看见有人的手伸进了别人的荷包，怎么也喊不出来的那种焦急！所以，我觉得《史》更紧迫，才辞去了张玉凤的事。这些，我在我的微刊《陈小雅文集》里已经说过了。
五、“三线计划”与“鹰计划”之争
问：《史》出来后，他们有什么反应？你们后来对“三线”的争论有什么结果？
答：《史》出版后，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先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这篇文章的奇特之处有二：第一，她四处向人打听“三线计划”的有无，唯独没有向他的哥哥打听。这种“舍近求远”的求证方式，恰好令我得出结论，这个极秘密的计划是不为该所绝大部分人知道的，尤其是前线的人不知道。反而“三线”的人知道得比较多。第二，陈子华在陈述该所“不介入”立场时，历数了该所和哥哥在运动中的活动。通过她抖出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社经所在运动中并不“守身如玉”。譬如：
“（１）从４月15日胡耀邦逝世起，（陈子明——括号内为笔者注，下同）就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２）４月17日，社经所兼职人员陈小平是把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带到广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上街的学生队伍）。
（３）４月21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与陈小平等一起商议了当晚学生示威活动的口号和有关事宜，并提供3000元经费。（此后，发生了胡耀邦逝世以来第一个高校联合行动－－４．22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４）４月23日，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前往北大，与王丹等就学运的现状与发展交换了意见，并提供3000元经费。
（５）（23日）当晚，社经所兼职人员、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发起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高校联合组织。此前，刘刚曾在4、20“新华门事件”中充当重要角色——见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整理《回顾与反思》张伦的回忆）。
（６）４月30日，社经所专职人员费远、兼职人员郑棣与其他人一起发起首都新闻界联合行动。（这是新闻界第一个联合行动。虽然不是他们发起，但费远和郑棣当时力主对“新华门血案”成立调查组织。请读者记住，领导“冲击”和“组织调查”出自同一伙！）
（７）５月初，陈子明、王军涛与首都高校对话团项小吉等就学生与政府对话问题交换了意见。
（８）５月中旬，陈子明派人印刷了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传单，供其散发。
（９）５月14日，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经所召集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开会分析学运的走向。
（10）５月15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前往全国总工会，与总工会系统中青年干部就学运发展为民运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11）５月18日和19日，王军涛、陈子明在蓟门饭店召集和主持了“联席会议”的筹备会。
（12）19日下午，陈子明主持拟订和传播《告人民书》。（不过他在这个传单下面的署名是“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干部”。）
（13）５月22日晚和23日，陈子明发起并命名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此后，王军涛一直是“联席会议”的灵魂人物，张伦为“纠察总部”总纠察长，刘刚、郑棣、白桦等多名社经所专、兼职人员担任“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负责人。”
——这是发生在1999年7月的事。
今年1月10日，笔者当面问陈子明，当时给了王丹多少钱？陈子明答：“3000”。我还问他，对陈子华的书写怎么看？陈子明不予回答。我又问：“运动期间，陈小平、刘刚的行为，是否自发行为？”他勉强答道：“有些是。”我又问：“那是否意味着，贵所在运动期间对本所人员失控？”陈子明再次沉默！——这件事有录音，有张勇进、闵琦、萧远三人旁证。它说明了什么？读者可以自己分析。
其实，陈子华似乎不知道，早在1998年8月号的《北京之春》上，已经刊载了亚裔采访王军涛的的文章。王在答记者问中已经承认“三线的计划是有的，人质的想法是没有的”。但他在说这“只是我们所的一个工作部署，与运动无关”时，又犯了一个错误，把不是社经所成员的包遵信、王丹，排在了“一线”。
但陈子明对此似乎并不满意。2004年，陈子华又出版了一本《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并强邀包遵信为她写序。包遵信的态度，我在微刊《忆包遵信先生》里已经谈到。不过，陈子华在这本书中披露，该所在5月1日确曾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而陈子明的“形势报告”与我所听到的内容基本相同。在“力量配置”上，她的描述是：“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
“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
我注意到，在陈子华以前的文章中，这一段的原文是：“王军涛、陈小平和刘刚负责与北高联建立联系，由郑棣负责与新闻界建立联系”。正式出版时将“北高联”换成“学生”，并删去了刘刚的名字。可见，他们当年的“计划安排”，十几年后仍在变动！
这个描述的内容没有什么新鲜，特点仍是绝口不提“三线”。
2013年1月7日，陈子明到我家见面时，照本宣科地朗读了这个他称之为“‘一主两翼’计划”的内容（为叙述方便起见，我称之为“鹰计划”）。他口气缓和地提出，以后修订《史》，是否可将“三线计划”置换为“鹰计划”？并要求我删去书中“5.17”包遵信家中神秘访客的内容。对于前者，我仍在犹豫，觉得“置换”的理由不充分；对于后者，我觉得应算作“疑案”或“悬案”，在真相揭晓前，不能删去，所以断然拒绝。
六、为什么要追究“三线计划”？
问：如果所谓“鹰计划”是确实存在的，为什么不可以置换“三线计划”？
答：赵元任先生有句名言：“言有易，言无难”。他可以证明“鹰计划”有，但他能证明“三线计划”无吗？更重要的是，两个计划根本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前者是公开的，后者是秘密的。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可以用秘密的取代公开的，但不能用公开的取代秘密的。
再说三件事：
其一，陈希同报告中所说的那些知识界“黑手”，为什么无一例外地、早在一个多月前就被“三线计划”预言了？而这些人，恰恰是根本没有介入运动的，譬如方励之、苏绍智、金观涛。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陈希同报告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人散布这种不实的信息？
2002年，我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期间，金观涛特意和我谈到一件事，运动初期曾有人到北大学生中“转达”他的所谓“指示”：建议北大、清华联合行动。当时，他已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根本不可能发此指示。我问他，当时是否和国内通过电话，说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根本没有。他这话我是相信的。在我的记忆中，陈子明在80年代曾批评过金的《走向未来》丛书；运动中叶只有他的“三线计划”提到过金。而事后发起成立校际联合组织的，恰好是该所的刘刚！……
——这类事情不查清，能把“三线计划”一笔抹掉吗？
其二，关于王军涛“血流成河—圆桌会议”的那段讲话，有可能是“兴之所至”随口说出的吗？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很难把这两种局面做一个联想。能在短时间内作出这种联想的人，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如果没有“三线计划”，这个即兴讲话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三，许多人大概不知道，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监狱组织和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如果不是自信有一个对方完全能接受的“腹稿”，他俩凭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还想翻本？！
七、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问：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件事吸取什么教训呢？
答：这次流血，是各种野心在学生生命场的一次逐鹿。八九的悲剧，是流血而没有换来任何制度进步。所以，未来的任何公民运动一定要注意把每一个进展落实到制度建设。流血的责任在政府，但广场学生不撤才会有这种结局。而不撤的原因，有很大的原因是“产权之争”。是王陈的“联席会议”空降权力（幕后黑手）企图用不道德（已实施的绑架、未实施的沉潭）手段控制草根权力造成的反弹。正如你所说的，这里提出了一个民运伦理问题，用我的话来说，是“规则”问题。
综观毛式革命和现代群众运动，我认为群众运动的果实群众是永远享受不到的。就像人民公社制度，产权不在自己手里，大田里的收获最终大部分是被拿走的。群众运动的最高成就是情绪得到宣泄。有人以为自己在“搞政治”，实际上往往被政治“搞”了。
问:能看出这项研究的价值。不过，会不会有阅读者因此而倾向于否定所有群众运动，对政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呢？
答：我主张用负责任的、具体的公民运动代替群众运动。公民运动是产权明晰的利益共同体的意志集合，收获别人无法采摘。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
2013年3月6日 于北京  |
||||||||
|
Posted: 12 Mar 2013 12:44 AM PDT
中国人大换届大会行将结束，中共第五代习近平将成为国家元首，他的两个长篇讲话继续在党内外引发巨大的争议，朝野对体制认同的断裂必定是未来五年的常态，习近平的新南巡究竟会把中国带到哪里？为世界关注。
（德国之声中文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已经过半，中共第五代领袖习近平，虽然几天之后才会名正言顺成为中国国家的一号人物，但是大会所有正在审议，即将表决通过的报告，包括内政外交方方面面的记者会，都已经笼罩在新中央的大政方针和治国方略之中了。
2月27日，90岁的《炎黄春秋》社长、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在颇有影响力的中国民间论坛――《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针对习近平的两个长篇讲话：去年1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提醒与会者："这两次讲话都是关于整个治党治国大政方针根本性的内容, 他不是讲哪个政策，哪个措施，很值得大家认真的对待。"
 人大会上的新旧国家主席
习近平究竟会把中国带到哪里去，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关注的问题。
邓小平的南巡路线已走到尽头
邓小平自1977年7月恢复了原来担任的中共党政军的领导职务之后，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成为中国这条航船的舵手。他不得不改变毛泽东建国27年的航道。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已经把前行的航线完全堵死，中国这条航船随时濒临翻船的险境。为了救党，为了救中共政权，邓小平开始"摸石头过河"，进行改革开放。
六四屠杀之后，邓小平又改变了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推动和引领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线，以南巡讲话为坐标，中国开始了权贵资本主义之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到胡锦涛交班，用学者荣剑的话总结："从外观看，开奥运，办世贸，经济位居世界老二，呈现中兴气象；从内里看，矛盾激化，冲突加剧，机体腐烂，败絮尽显。经济绩效没能带来民意支持，反而引发汹涌物议，盖因财富资源机会日趋向少数人集中，权力和利益格局高度固化，缺失起码的公平正义良知。改革已死，盛世国危。"
民间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呼声，"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求中国的航船再一次改变航道。《炎黄春秋》元旦社论和《南方周末》被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修改之前的新年献词，都明确提出宪政的理念和宪政目标。
习近平的基本思路就是继续邓小平南巡之路
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连续三次发表实施宪法和法律的讲话，提出依法治国，都受到好评。他选择邓小平南巡之路为他上任后第一次离京考察之路，也被舆论肯定。据说庹震坐镇广东宣传口后, 《南方周末》遭枪毙的1094篇稿子中，包括一篇记者对习近平新南巡的6千字采访报道。
但是当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在高层传达，内容传出之后，却引发党内外普遍的批评，有的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杜导正说："12月广东的讲话，一万多字，我读了5遍，越看问题越大，越看越没有信心，越读问号越多。……基本的思路，基本的评价不好，有些地方我认为不好，很不好。"
杜导正认为"很不好"的是有关苏联解体的一段讲话。他不看好的"基本的思路"又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要坚持走邓小平的南巡之路。习近平在广东回顾了邓小平两次考察广东，将邓小平南巡谈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上升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个"重大判断"。他高度赞扬深圳30年的发展变化，总结为："深圳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代表作，是一个中国奇迹，也是一个世界奇迹。老话说，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深圳打破了这个说法。"
陆定一之子陆德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对中国发展指标提出严厉的质疑："我们向全世界宣布，2005年到2020年15年间，单位GDP减排要达到40%到45%的超速度。这个指标是误导。15年我们的GDP以8%的中低速度增长，15年GDP翻两翻，就是现在的4个GDP。根据我的计算机计算，我们到2030年之前，我们每年的污染，要年年增加，我们2020年要全面达到小康，我们污染还要增加1倍，算什么小康？"
"2020年翻一翻，这个指标，跟解决贫富差距之间，两个参数没有相互关系，不是正相关。前十年，我们的GDP发展速度是最快的10.7%，人均收入增加，城镇是9.8%，农村是8.8%，也是最高的，但是这十年我们的贫富差距拉的是最大的。西南财经学院的一个国家项目，用了四年的功夫，计算出我们的基尼系数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0.6，达到了0.61，0.61是动乱线。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家统计局终于亮出了基尼系数，一亮就亮12年，亮出了终位数，基尼系数又是假的。"
"老路"与"邪路"考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话是胡锦涛讲出来的，但是十八大报告的起草组组长是习近平。据知情人透露，这个调子也不是胡给习定的，而是习一直认定的。报告起草过程中，习近平在玉泉山谈了十几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走老路、不走邪路"是习近平的原话，与胡锦涛没有关系。
在广东，习近平对此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邪路"的意思十分明确，指的就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路，是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的路。至于"封闭僵化的老路"，并非社会普遍认为的指毛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与他1月5日讲话中提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紧密关联，一脉相承。
习近平在广东两处谈到"僵化的老路"，一处是谈改革方法，肯定了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他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不能说改革初期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再不能提了。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出现后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同时，不能因此就什么都不动、什么也不做，那样就是僵化、封闭、保守。"另一处是谈生态文明建设，这里的"老路"，又是指欧美现代化的老路了，习近平说："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艰难，不能走老路，又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北京的雾霾竟然需要沙尘暴驱逐，不究改革发展模式和利益集团的责任，不究领导人的责任，不究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反而说不走几百年前欧美国家的老路，简直成了反讽了。
习近平说他"不折腾"
"不折腾"一词，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属于胡锦涛的版权。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三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不折腾"一词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热点，中国人大多认为，胡锦涛指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群众运动的治国方式的否定，多予以好评。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再次提及这个热词。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也重复了这个词，但是具有"翻唱杨柳枝"的新意。与民众赞同的胡锦涛口吐的"不折腾"，含义已经相去甚远。习近平在谈改革方法时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国政贵有恒，不能朝令夕改，不要折腾。今天喊这个口号，明天换那个口号，这不行。这不叫新思路，而叫不稳当。
在广东，习近平回忆邓小平南巡的同时，还回忆江泽民、胡锦涛对广东的考察，习近平说："2000年春，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春，胡锦涛同志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要求。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广东多年来敢闯敢试的探索和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
习近平上台之后公示了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他以身作则，很多讲话，语言简洁有力，显明生动，没有官话、套话，获得好评。但是80年代同样内容的规定，胡赵在政治局已经做出了正式决议，限制得非常死，"四菜一汤"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习近平为什么要重新提出来？为什么20年腐败泛滥到现在这种程度?为什么党风，政风溃败到与天下老百姓为敌？不讲出真实的原因，只依靠理想、信念来教育党员、干部，整党难能有结果。
习近平在广东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判断，对一批老干部老学者刺激很深，杜导正说："我还没有收到正式文件，只是传过来的版本，我的看法，如果大政方针的讲话是真的，确实是领导人大的思路，治党治国的真实的想法，紧急情况出现，结果就不要说了，肯定完蛋！但愿这个讲话啊是假的，是真的，肯定完蛋！非常的危险。"
近平在广东提出"凝聚共识，就是要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合力。"在"不同地方、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方面"，"把最大的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但是为什么讲话的效果恰得其反？朝野对体制认同的断裂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未来5年，社会矛盾集聚会不会越来越激烈？正是值得大家共同关注的严重问题。
作者: 高瑜
责编: 达扬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
||||||||
|
Posted: 11 Mar 2013 11:28 AM PDT
香港「限奶令」又再次引起严重的中港矛盾，两地居民在网上开火互轰，可是除情绪的指责之外，中共传媒却明显为抹黑香港而故意说谎，我必须在这个自由的园地澄清之。
党媒把香港的法例称为「限购令」或「限奶令」，其实是完全的误导；首先香港根本没有限制任何人「购买」奶粉，更没有禁止奶粉离境，港府唯一做了的事情，就是通过原有《进出口条例》，改变申报出口的规则，把原有只限车辆、船只与飞机的出口申报制度，伸延到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离境，唯一不同的是，凡奶粉出境必须事先申报取得《出口许可证》，带两罐以内则获豁免。 简单而言，这制度对批发、货柜过关等几乎没有影响，针对的只是个人旅客，以及透过「蚂蚁搬家」式集团式走私；此制度类似英治年代以至2003 年以前，香港为打击电器走私如电视机、录影机、雪柜等出口申报的安排，所以根本和自由经济或基本法都无关，更别说自由港或世贸地位了，不少评论人受到党媒的误导，误把「申报」当作「限购」，甚至连一些在欧、美的华媒都因而乱报，从中可见中共对全球华文传媒的影响力，实在令人忧虑。 党媒除了乱报「限奶」，更完全没有报导香港这三年的奶粉危机的严重性，比起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前，2012 年香港的奶粉进口量增加了十二倍，总值增加了廿七倍，进口量再增加，仍然远远追不上需求；个别牌子的奶粉香港长期短缺，港人甚至要「淘宝」反向从大陆购回奶粉，在香港买奶粉甚至比起在大陆更难！一直只为共产党服务的港共殖民政府三年来不闻不问，令民怨积累到沸腾，更可耻的是，那些挂著「香港传媒」之名，实为党媒的不断淡化消息，而少数报导真相的传媒及网站，当然全部被中共的网络防火长场所封锁了。 抢奶粉的怒火绝不止在香港，更在西方国家造成新一轮的排华风潮；欧洲各国如英法德荷皆由政府补贴奶粉，因此其零售价低至中国价钱的三分一；大量的华裔移民及留学生，把欧洲各大城市超级市场的奶粉货架搬空寄回中国，令各国被迫推出真正的限购令，这说明了即使在欧洲奶粉的原产国，亦无法应付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作为转口港的香港，又如何凭空「创造」货源去供应大陆市场呢？反之，如果货源如此易求，为何中国人又无法直接从外国的奶粉商输入奶粉呢？ 中共既不去解决毒奶问题，也不去降低外国奶粉关税或与外国洽谈输入奶粉，却把责任推给香港，更煽动党媒抹黑香港，这是蓄意的转移视线；研究中共的新闻封锁，除了留意中共封锁了甚么，更要留意中共故意不封锁甚么----既然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为何中国人在国内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却可以疯狂攻击香港政府呢？何况今日香港特首乃「梁书记同志」其实是党的人；观乎今次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互相开火，这次风波再一次是中共高层围绕奶粉权斗与走私利益的产物。 中共党媒多年来捏造了大量抹黑香港的谎言——包括香港经济起飞靠大陆、98 金融风暴靠中国打救、东江水与电力贵价卖港当作施恩等谎言，而最近的一个就是只占少于全港 3% GDP 的自由行对香港很重要云云，事实上旅游业只是令香港那些官商勾结的大商家得益，由于不断引入大陆的新移民以及高通胀，香港市民的生活质素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比起十年、甚至廿年前更差，这两年才兴起「怀念英国」就是最好的实证，证明中共管治下的香港，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令人更怀念英治年代，事实已说明了一切。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1 Mar 2013 11:06 AM PDT
在北京"两会"举行期间的3月7日下午，新疆再度发生血案，地点在库尔勒市。据说是多名手持尖刀的维族男子扑向途人乱斩乱刺，造成4死11伤。由于中国政府采取新闻封锁政策，事件真相还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以往的镇压，只能增加仇恨，于事无补。
封锁消息固不可取，但是当局没有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把事件推给"境外敌对势力的煽动"，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也算是一种进步。且看事后的说法，会不会摆脱过去的老一套。 事件发生以前的3月7日上午，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两会上还对新疆目前整体形势表示乐观，他表示，新疆过去总在讲"总体形势趋于明显好转"，现在还得加一句"总体形势和局部形势都在趋于好转"。 显然，他是过于乐观了，对新疆内部形势的判断有误。但是要做准确的判断也很困难，不满与愤怒的维吾尔人不会对汉人讲真话；而投靠中共的维族干部也不会讲真话，他们也掌握不到真正的民情。要赢得民心，第一步必须先承认过去王乐泉之流做的坏事，就如胡耀邦承认左倾错误那样。 而3月10日，则是西藏的抗暴纪念日，全球都有不同的纪念活动。台湾有游行，但即使是平时，西藏问题也越来越多吸引台湾年轻人的关注，那是基于西藏独特的文化与宗教；关心这些，也连带关心被迫害的藏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对西藏不太关注的香港，今年也首次开展活动。 由中国关注西藏问题的"目刻工作室"主办，香港多个团体协办；由3月10日起至4月中，放映7套西藏纪录片，呼吁香港人关注西藏人权问题。 这一天，"香港与西藏同行"在尖沙嘴钟楼下举行烛光集会，主办人Dorothy说，藏民的几千里路大逃亡，只为守护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而香港近年接连出现国民教育争议、自由行走私奶粉，以至近日社运人士杨匡被扣押、香港记者北京采访被殴打，都正显示香港与西藏问题相似，香港各方面正遭同化。 保卫香港自由联盟韩连山也到场发言表示，假如港人继续流连在温水中畅泳，香港核心价值很快便消失，就如西藏宗教自由已被剥夺。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信仰，只有对权力的贪婪与对利益的掠夺，所以他们无法理解在中国存在的民族与宗教问题。 他们认为只要采取怀柔手段，就会缓和矛盾；有的更以小人之心，以为只要给藏人与维人物质利益，他们就会臣服，这是实实在在的唯物功利主义。所以他们始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对香港，不也是以为只要开放自由行，香港经济好转，香港人就百依百顺？哪里知道，如今的中港矛盾反而日益尖锐，他们反过来，又把香港当做西藏、新疆，即将上任政协主席的俞正声就出来恐吓香港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吓怕香港人？须知，即使去年夏天在香港搞军演，香港中学生仍然出来反对国民教育。 也就是这个俞正声，18大当上政治局常委后，今年1月初到四川甘孜藏区调查研究，强调藏区需以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增加农牧民收入为发展重心。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收买藏人的心，哪里知道继续有藏人自焚给他看。因为这不是政治的改革，而是物质的收买，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已经世俗化与变质的少林寺。 如果共产党不能吸取教训，不但西藏、新疆继续是他们的两座火山，香港也会出问题。因为共产党不能尊重他们的价值观。而共产党要毁灭他们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就是"汉化"。这不仅是将大量中国的汉族人口迁移进入这些地区，以改变人口结构，更以共产党的所谓"中华文化"来改变当地的价值观。 中共所做的，仅仅是要改变这些地区的价值观吗？非也。对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他们将"孔子学院"推广到全世界。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但孔子的学说绝对不是，至少那个"三纲五常"，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宣扬的奴性就不是，而是开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倒车。 即使中东与非洲，经过茉莉花革命以后，也与中国拉开距离，拉丁美洲也转变在即，中共唯一剩下的朋友，就是首鼠两端、蛇蝎心肠、毫无人性的朝鲜"红三代"，这些死守权力与利益的太子党们就一起去共存亡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所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
|
Posted: 11 Mar 2013 10:36 AM PDT
【原题：我為香港回歸立大功】
編者按：作者在牛津大學做論文時，拿到駐香港英軍兵營圖三十餘幅，後獻給北京戰略學會，不料成為解放軍組建駐港部隊的依據。但二○○○年，作者卻因一篇報導被中共判刑十三年。
本人於二○一三年二月十五日，從美利堅合眾國西海岸洛杉磯電郵答復法國國際廣播電台香港特約記者（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女士的有關詢問如下：
上級指示中山大學恢復我的教職，原因在於政府仍念我為香港回歸立過大功，儘管作為香港尚未回歸的港人，當時我沒得到任何名義上的榮譽。事情來龍去脈如下：
向中國官方奉獻英軍駐港兵營圖
一九九二年我在牛津大學選修為時一個學年的「戰略研究課程」，需要撰寫一篇Term paper（學期論文）。我的題目定為《二戰前夕駐港英軍備戰方案分析》。收集公開資料之時，從牛津大學法學院圖書館得到始於十四世紀的「英國海外駐軍法案」十有四份；在香港政府房屋委員會得到大比例的駐港英軍兵營地圖描圖三十餘幅（五十餘處）。寫完Term paper，我覺將這兩份寶貴資料束之高閣未免可惜，於是將之送給位於北京的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原來我想我是錦上添花，不料對方回應說是雪中送炭，解放軍據此方能組建駐港部隊。意即起草解放軍香港駐軍法需參考英國海外駐軍法案，總參謀部需弄清香港兵營具體情況，方能擬就兵員部署、武器配備方案——以及方不至於「國有資產流失」。
一九九三年初，我榮幸地得到柴成文會長單獨接見，憶起抗戰期間曾在黃河邊上與我父親有過一面之交的他，對我的愛國行為讚賞有加，說我參與實現了父輩（四野）的一大遺志。後來我又在似為政協出版的一份雜誌上，看到一則有關「一位匿名香港愛國人士為國捐獻駐港英軍兵營地圖」的簡短消息。
由我擔任出版人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曾有一度交由廣州軍區司令部印刷廠印刷。從其一位廠領導口中，我得知該廠曾以我所交的描圖為版，印刷了足夠數量的香港兵營地圖，交給駐港部隊以及有關軍事單位。
數年之後某天，其時兼任英國政府外交和聯邦事務部中國事務顧問，將任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外校考官的邁克爾·葉胡達教授（Michael Yahuda。供職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訪問香港，專門約我到富麗華酒店見面。他說：「英中兩國政治談判小組吵個沒完，軍事談判小組卻是風平浪靜，令人頗感意外。你給分析一下，這是怎麼回事？」
我說，只要雙方在確認軍事用地產權、數量、位置、劃界問題上沒有大的分歧，英中兩軍之間還有什麼事情值得一吵？他連點頭稱是，探討戛然而止，似乎原是有備而來。英國國法民俗奉行「抵壘政策」，解放軍既對駐港英軍兵營有關情況瞭解得一清二楚，皇家軍便不會出於私利作香港回歸過渡期的「釘子戶」。我確為擔驚受怕的港人少受折騰出了把力，確為生我養我的當代中國軍隊長了回臉。
順便說上一句，我看得明白：駐港英軍乃以接近同緯度兵營構成防線，由北往南，九龍半島三道，香港本島兩道；西向海面以岸炮防守，東向海面以艦隊防守。五十餘處兵營可容兵員十萬，石崗兵營且備機場。
大英全球體系成功帶動人類進化
我做此事，並無仇視英國之意。我熱愛中國，但是毫無疑問，我也仰慕英國。二戰期間曾有多國租借美國戰爭物資，戰後堅持逐年還清的，就只有英國一家。英國撤出所有前殖民地，其實並無有意留下什麼內亂隱患或者負面遺產，那樣說她是沒有事實根據，出於階級偏見的。例如，若沒實現印巴分治，後來印度半島必是內戰連綿，血流成河。這是王道行為。
在世界政府還沒出現以前，Pax Sinica（東亞）， Pax Romana（西歐）， Pax Britannica（全球）， Pax Americana（全球）四者是人類歷史長河之中四峰逐峙的帶動人類整體進化的成功國際體系——它們的結束帶出或者必將帶出合題，開啟新宇，儘管它們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反觀Pax Attilana以及Pax Cingischamica（歐亞），Pax Germanica（歐洲），Pax Cominterna或稱Pax Sovietia（全球）四者，則是造成人類集體退化的失敗國際體系——它們的結束體現反題，毫無寸進。
Pax Britannica是人類首個全球國際體系，其發生學旨、法治精神的體用兩義，對於所有可能後繼國際體系來說均為格外重要。阿提拉、成吉思、希特勒、斯大林與李世民、屋大維、域多利、羅斯福怎麼好比？如果不是這樣，當代中國為何還要改革開放——對Pax Sovietia的內政外交、民生社保法度改革，對Pax Anglo-Americana的內政外交、民生社保法度開放？ 近代以來中國朝野無數家庭為何群起花鉅資送子女到英美去留學？收回香港雖然是維護中國主權，改革開放卻是順從世界王道。馬學奠基命題「勞動時數決定交換價值」錯了——我已能夠令人信服地對其科學證非，「打出樊籠第一關」。馬學其餘命題便是一錯俱錯。然而，馬學全錯並不等於社會主義願景有錯，後者只是需要更換原理。習近平實應「慕宗愨之長風」，思立新於棄舊，從而率領國人擺脫古代中國式蒙昧野蠻，實現當代華夏的偉大夢想！
人治陷一個對香港有貢獻者入獄
也許有人會問，既然你為香港和平回歸做過如此之大貢獻，為何國家對你判刑下手如此之重？我的回答乃是：知我有功之人——國際戰略學會華南分會會長——其時不在其位，後來幸得復出，為我復職出力不少，莫忘這是一個人治國家。林立果稱無產階級專政為「絞肉機」，楊獻珍稱蘇聯模式社會現「人吃人」。據此，本人勸告海內海外愛國者們，在起而採取愛國行動之前，重溫「龍潭虎穴，當思父母」這一警句，才好決定下步行動。只有想通備妥，方會立意「雖千萬人，吾往矣！」「出了研究室進監獄，出了監獄進研究室」（陳獨秀語）。此種中國特色國格、囧境，古今中外世所罕見，丟人現眼。
當然有人會說，愛國並不等於愛黨，但是本人認為：出發動機雖然完全不同，慘烈後果卻有可能一樣。至於今後會不會為我平反，現在還是未知數，我會於今年六月向最高檢提出管轄異議，並向中聯部部長王家瑞提出和解要約。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已是國際戰略學會協作單位，後者且為前者提供大筆贊助，本人撰有《亢龍有悔證：中共放收泰共暴力革命》、《霧釋鴨綠江：抗美援朝源起目標兼論》、《知兵非好戰：海外海內檻外檻內墨凝》等兵學著作，應是他們共同需要的人才。今後還能有何際遇，現在還不清楚，但至少可以看出：華東師大沈志華教授多年以前也曾蹲過監獄，雖然罪名比我嚴重，但是刑期只有一年；我是十年有一，從刑期上看，不能不說政府有關政策確比以前有大放寬。
不要忘了，本人還是中共老營之後也是烈士之後，血脈有異，歸宿不一，亦是事理不得不然。希望各方進步人士勿生誤會，不是連吾爾開希都在爭取回國麼？
參與設計香港特區政體、說服許家屯氏寬待民主、捐獻香港軍事用地地圖三件大事，令我和香港政治發展締下了不解之緣。本人的外祖父曾昆甫曾經是印尼華僑巨商，當年分店開到上海、神戶、香港——永樂街。香港賜給我的祖先豐饒財富，我報答她，本是十分、十分應該的啊！
——开放杂志
 |
||||||||
|
Posted: 11 Mar 2013 10:00 AM PDT
【新世纪特稿2013年3月11日】香港記者因探望北京公民劉霞而遭群毆。這是極端嚴重的政治事件。
公民劉霞僅僅因為是劉曉波的夫人，而在中國首都被非法軟禁。 香港記者僅僅因為採訪無罪的公民劉霞，而在兩會期間遭受群毆。 當局說，肇事者“身份不明”。眾所周知，從2010年10月劉曉波獲得诺贝尔和平奖以來，劉霞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處在政府有關部門的全天候的控制之下。因此，所謂“身份不明”，只意味著肇事者和當局的關係已經密切到了不可告人的程度，甚至完全不能排除：他們本來就是當局派出的或雇傭的“維穩者”；而經費來源正是本屆人大正在審議的本年度的“維穩經費”。 這是醜聞，是中國特色的醜聞，是中國今年兩會的大醜聞。 以往這類醜聞，幾乎百分之百被不了了之。 這次不同。如果繼續不了了之，無疑將被記到新領導的“賬”上——大陸輿論、香港輿論和國際社會都有理由作這樣的推斷：難道這一無法無天的事件真的是新領導指使或認可的？或者，難道依法查辦這種非法案件已經超出了新領導的職責和能力？ 我希望看到，這類事件從此不再不了了之。我希望看到，這種無法無天的事情是新領導所深惡痛絕並且完全有能力徹底解決的——包括依法徹底恢復劉霞的全部公民權，包括依法保障一切中外記者的採訪活動和人身安全。  |
||||||||
|
严家祺：中国陷入“托克维尔困境”――要像告别“文革十年”那样告别“胡温十年” Posted: 11 Mar 2013 10:14 AM PDT
什么是“托克维尔困境”？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是十九世纪法國政治思想家，他出生在法国爆发大革命後的十六年，成长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代和其後的专制王朝时代。他三十岁时，出版了《论美国民主》一书。当时正值法国七月王朝时代，人们对照美国和法国政治制度，有助于认清当时法国的专制腐败，使这本书获得广泛好评。一八四八年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托克維爾於同年當選为國民議會議員，他在議會裡參與了第二共和國（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新憲法的起草。一八五一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在普选中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由于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拿破崙三世在任期届满前几个月發動政變，下令解散國民議會，废除共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托克維爾與其他議會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反对“总统政變”，被拿破崙三世以“叛國罪”為名逮捕。釋放後，四十七岁的托克維爾退出了政壇，與他妻子一同居住於鄉間城堡。这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拿破仑三世实行专制统治，但在“非政治领域”充满自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托克維爾開始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一书。这时的法国，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要求经济平等的思想广泛传播，人们看不到法国走向民主的希望。这本书的第一卷在一八五六年出版，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小，完全不能与他的《论美国民主》一书的影响相比。 可以说，《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一个主张民主、但对当时法国实现民主看不到希望的人所写的书。事隔一个半世纪，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後，引起了李克强、王岐山和许多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再加上被中国现在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通过网路介绍，《舊制度與大革命》一书已在中国广为人知。 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国领导人都清醒地看到，从一九八九年镇压学生运动以来，特别是“胡温十年”，在中国形成的制度，在很多方面都与托克维克描述的“旧制度”相同，是一个典型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已有十万八千里。这本书说“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许多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会爆发十八世纪法国那样的暴力革命。但是，法国革命的后果，并没有带来民主，而是激进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把温和的民主派送上断头台、在“热月政变”中，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上了断头台，最后以拿破仑军事独裁、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收场。 所谓当代中国的“托克維爾困境”，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
一、今天中国的制度是托克維爾所说的“旧制度”。
二、为了改变“旧制度”，愈极端的言行愈有影响力；激进派的影响力超过
温和派。
三、对当权者来说，“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就像托克維爾所说，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四、对“旧制度”的反对派来说，革命在推翻“旧制度”後，在“大革命”
中“激进派”将把“温和派”置于死地，“革命”将导致自相残杀，最 后以建立比“旧制度”更专制的制度收场，就像以提倡“自由、平等、 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以互相残杀、拿破仑军事独裁、建立第一帝国收场 一样。 简单说，“托克維爾困境”就是“改革”、“革命”都没有出路，“改革是找死、革命是惨死”。在许多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中国今天处于大革命前夕，许多领导人把自己的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中，让子女移民到国外。“托克维尔困境”使中国只剩下了一部“法”，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 当代中国的“托克维克困境” “胡温十年”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托克维克困境”。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一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制度被抛弃，“市场经济”虽然有“社会主义”之名，实际上，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代。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弊端远比英法等国早期资本主义弊端严重，财富集中到数百个权贵家族手中，贪污腐败、践踏人权、两极分化、环境破坏成了遍及全国的现象。“反贪”的结果，出现的是一个、几个权势人物家族的“合法财富”比所有“贪官”的“非法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由于中国只剩下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江胡时代就把“暴力维稳”作为根本“办法”，愈“维稳”愈“不稳”，以致用来对付人民的“暴力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开支。 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问题，中国到处都是忧国忧民的热血人士，人们提出了种种主张，从温和的改革到主张暴力革命。中国的政法委和“维稳办”是“维稳产业”的经营者，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经费，就竭力“誇大敌情”，把一批一批发表了一些不同政见到人士投入监狱。中国的“反对派”大部分是政法委和“维稳办”制造出来的。就像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在谈“专制的病症与后果”时说：“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 “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革命主张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需要打破沉闷的兴奋剂。这样，专制国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革命”的声浪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吓得不敢进行任何政治改革，因为，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现在，还没有正式接胡温班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不知道他们是否觉得自己也将陷入“托克维尔困境”。
如何走出“托克维尔困境”？
事实上，“托克维尔困境”是一个似有若无、虚无缥缈的“幽灵”。人们相信托克维尔，是因为人们相信托克维尔早年写的《论美国民主》一书， 认为他在法国经济大发展的、拿破仑第三的“自由帝国”时代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样可信。事实上，一八0五年出生的托克维尔，既没有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中生活过，也没有亲身经历法国大革命。他是在法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而“非政治领域”充满自由的时代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这本书时，托克维尔看不到法国实现民主的希望。 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既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也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苏联。比较一下法国与英国的历史、俄国与法国的历史、中国与俄国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历史大变革时期，法国特别关注英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俄国自由派、改革派和民粹派眼睛盯着法国，在二十世纪和今天，中国又眼睛盯着苏联和俄国。事实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外国历史不会在本国简单重演。苏联解体了，像胡锦涛这样的“庸人政治家”竟担心中国也会发生解体，就像“维稳办”誇大“敌情”一样，把反对“口头”的“台独”、“藏独”、“疆独”作为自己的“国策”，而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鸦片战争後，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政治受屈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近两个世纪以来，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中国的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探索和奋斗。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复兴，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事实表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复兴必须经过四大步骤：
一是独立自主；
二是国家统一；
三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
四是建设民主政治。
可以说，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国的民主、国家统一、独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没有完成，而正是毛泽东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毛泽东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反右”和“文革”使他从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完全变为中国传统王朝的帝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一九八二年的宪法和邓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张，表明他有意识要把中国逐步带离有终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杀”，使他前功尽弃。 现在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有四件事没有完成：
一是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
二是改变中国经济中的混乱现象，使市场经济建立在财产权受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基础上；
三是，在平反“六四”和其他"冤假错案”的基础上，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依法
治国，同时，依靠人民的支持，有步骤地进行政治改革，
建设民主政治；
四是收复钓鱼岛、南海诸岛和其他失地。
今天的中国，处于鸦片战争以来国际环境最好的时期，如果中国接受普世价值、在维护中国主权的同时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将有建设民主政治的更好的国际环境。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说，中国人需要“人格再造”，事实上，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保障每一个人法律规定的“权利空间”不受侵犯，就能逐步改变中国的道德风尚。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通过制定《新闻和网路法》、《结社和组织政党法》等具体法律，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权利有法律的可靠保障。中国人民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正是社会普遍安定的基础。看一看法国几乎经常不断的游行示威，法国的政治始终保持稳定，相反，胡温的“暴力维稳”是愈“维”愈“不稳”。
胡温十年，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暴力维稳”更产生了无数“冤假错案”。汉语拼音“胡”“温”两字相拼就是“混”，“胡温之乱”就是“混乱”。假冒伪劣进入了食品领域，是在“胡温十年”发生的。“胡温十年”，是践踏法制、无法无天的十年，“暴力维稳”是名副其实的“授权作恶”。薄熙来在重庆搞的一套更是“授权作恶”。要走出“胡温十年”，首先要像“文革十年”後胡耀邦做的那样，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使中国大地上照亮正义的阳光，为此，要恢复“六四真相”、平反“六四冤案”，为胡耀邦、赵紫阳恢复名誉、释放因“六四”被捕人士、释放宣称“我没有敌人”、声言“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的刘晓波、释放没有任何实际暴力行动的王炳章、释放所有因“言论”治罪的“政治犯”，要平反其他各种“冤假错案”。
达赖喇嘛在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奖前，曾经在巴黎停留，我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是中国人，所以，达赖喇嘛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多次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希望有生之年回到中国。在“文革十年”後，邓小平曾提出让达赖喇嘛回中国，但因当时达赖喇嘛不相信共产党，担心回到中国会受到迫害，因而没有回中国。但九十年代以来，他一次又一次表示要回中国。一个离开自己家园和祖国五十四年的老人，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应当是一个起码的权利，然而，江泽民、胡锦涛居然置之不理，反而在他头上扣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达赖喇嘛被打成“分裂主义者”是一个“冤案”，今天到了“取消”他头上这顶“帽子”的时候了。达赖喇嘛虽然提出，要求在中国宪法框架下使西藏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与他回国是不同的问题。如何改善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自治，达赖喇嘛完全有发表他意见的权利，但这要依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国务院颁布新的措施来解决，需要依靠“藏区”政府认真按宪法和法律办事。不能因为达赖喇嘛提出了“名副其实的自治”而用“分裂主义”的“帽子”禁止他回国。达赖喇嘛在国内外藏人中有崇高的威望，他热爱中国、心胸开阔、为人和善、平易近人。对他个人的每一次攻击，都是对藏人的一次伤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藏汉两大民族的团结。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将使中国出现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当达赖喇嘛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会有无数藏人、汉人和达赖喇嘛在全世界的朋友会感动得痛哭流涕。五十四年的路，是那么漫长！ 平反“冤假错案”，将是确立“法治天下”的开端，宪法至上、以法治国才能变成现实。宪法可以修改，但要按法定程序进行。今天中国一定要废除虚幻的“托克维尔困境”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按宪法规定实行“党政分开”、限制党和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这就是中国走出“托克维尔困境”的根本办法。
（写于二0一三年一月七日）
——读者推荐
 |
||||||||
|
吴祚来：不能站在中南海立场上看改革开放——对吴稼祥中青报文章的批评 Posted: 10 Mar 2013 05:35 PM PDT
邓小平没有彻底打破教条
我的朋友吴稼祥先生曾供职过中南海，曾参与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后因八九民运而遭到打击，在秦城监狱里待过多年。
近日在《中国青年报》上，稼祥兄发表了一篇题为《突破教条束缚，改革不能走老路》的文章，主要谈的是有关改革"方法论"问题。在我看来，他的这篇谈话主谈的倒不是改革方法论，而是一篇站在中南海立场上说话的告白书。
吴稼祥开篇就说，调侃邓小平"猫论"的人，是没有认识到猫论的实质，它是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稼祥还博引出猫论来源于四川民间俗 语，以及当年刘伯承在战场上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总结猫论的核心价值是：一切都要看情况而论，不能把自己锁定在教条与本本上。
在我看来。邓小平的猫论是让共产党人回到常识，为什么要回到常识？因为毛时代一切都是反常识的，从大跃进到打击右派，从大锅饭、大炼钢铁，到"文革"，毛时代用斗争与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邓小平的猫论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或者在农村承包土地政策方面，万里与赵紫阳通过回归常识，使农民解决了温饱， 所以他们就是扮演了好猫的角色。
吴稼祥认为邓小平一直在除教条化，这不确切。邓小平只是废除了部分教条，或者废除了生产生活领域明显反常识的教条，但最大的教条邓小平不敢反，也不想反，譬 如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毛泽东思想不能丢，这两根粗如卧龙的大教条邓小平一直紧抱不放，这不仅是邓小平的巨大缺憾，也是后来造成六四灾难的 根源。不放弃教条，不追求人类共同的政治伦理或政治价值。邓反了两个凡是，却创造出"四个基本点"，两个凡是是两个教条，四个基本点是四根教条，邓小平只 是在劳动生产与经济层面回归了常识，在政治层面，没有回归常识。
吴稼祥说：按照"两个凡是"，别说改革，连邓小平和陈云恢复工作都不行，因为他们两位都是被毛泽东罢黜的。
如此说来，邓小平反的两个凡是，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心态，反的只是毛时代形而下的决定，而对毛时代形而上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反，而且还强加维护。为什么吴稼祥没有看清这一点？
邓小平不政改直接导致六四学潮
更为严重的是，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起来是释放某种自由竞争的善意，但一个"让"字，使我们看到极权者的开放语言背后，誓不放开的是铁腕：我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哪些人就会先富起来。在农村与小商品领域的自由竞争，人们靠体力与小商品生产流通可以得 到某些财富，但邓小平时代的价格双轨制，不仅使特权阶层暴富、物价飞涨，也直接促成了八九学生运动。
邓小平不仅暴力镇压了民主运动，还将运动的责任推到民运师生头上，认为这场风波迟早会来，迟来不如早来，因为早来，他们这些老人还在。这些"老人"是什么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敢于杀人放火的人，是敢于在把坦克开到广场上，公开镇压和平抗议人群的人。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没有主张公平正义，开放没有引进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低层面的，只在器物 层面上，而非精神层面与制度层面。当年他为一所小学题词：中国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但在中国政治改革方面，他不是面向蔚蓝大海，而是跑 到小河中，假装摸石头，仍然面向马克思与毛泽东。
普世价值是检验人类实践的唯一标准
胡耀邦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是改革派在占领理论制高点，以迫使华国锋们走下政治舞台。对邓小平 来说，实践就是实用，实用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小平不实用的，就不可能是真理，枪杆子里面在毛泽东时代出政权，在邓小平时代出真理。邓小平凭借枪杆 子，使三任党的总书记"杯酒失政权"，（在邓时代是枪指挥党，江时代过度到胡温时代，仍然是枪在指挥党）在理论领域不争论，不争论的本质是不允许别人与自 己争论，一意孤行，一言九鼎，邓小平自己成为国家教条与禁区。
中国的政治伦理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再无任何建树，中共一直没有进入到形而上的价值思维。由于邓小平的局限，直到今天，中共一直视普世价值为西方价值，不允许宣传与讨论，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不可逾越的政治教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用什么来检验实践呢？不能用真理来检验实践，只能用价值，实践如果不能给人类带来 价值，实践是没有意义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来检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使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得到实现吗？自由、平等、正义、人权、民 主、宪政、博爱、诚信，这些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元素，你生产食物，人们需要的是食物中的营养价值，你发展政治，人们需要的是政治文明中的普世价值元素，这些 价值元素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共在延安时期就已明确倡导，可惜中共的政治实践由于继续遵循马列教条，不能回归政治常识，所以南辕北辙，离他们自己的特色很 近，而离人类普世价值越来越远。
邓江两个时代确立了权贵资本主义体制
邓小平在精神层面与毛泽东一体化，他的进步只是体现在生产生活及相关流通领域，邓没有任何理论建树，江泽民时代把 邓的实践理论化了，邓的实践就是红色权贵主义，红色是帽子，权贵资本主义是实质。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根本不同在于，中国特色的权贵主义用红色 做资本，而不是用金融、科学发明为资本，所以红色权贵资本主义主要依靠掏空国家利益与做空国民利益，以牺牲人权、环境、牺牲公平正义与政治文明为代价，以 牟取权力集团的巨大利益。江时代最可怕的是败坏了社会道德，把知识分子包括教育科技与医药均推向市场，金钱利益左右着每一个人的灵魂，这样的影响一直持续 到胡温时代，利益成为社会主流追求。社会中间力量、应该坚守价值伦理的知识阶级，被拉下了水。而红二代稳居上流，纽约时报报道的中共八老后代掌控巨额资 金，显然不可能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经营的结果，而是红色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从中南海角度看，它使中共变成全民党，使中共具有了开放性，保守的左派强烈反对中共的这种开放，认为它违背了原教旨的马列主义精神，中共 应该由无产者、工人农民等组成，绝对不允许资本家进入中共集团，但江泽民在形而下的经济领域与邓小平一致，只要不反对中共，只要你的知识与资本能为我所 用，就可以进入中共，成为中共权利共同体一员，形成权贵利益共同体。
大量资本家、名流明星成为人大代表、党代表、政协委员，新兴的资产阶级新贵成为中共宝座边的贵宾。
吴稼祥认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因为他在中南海时，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社会主义到了中级与高级阶段，会不会重新实行共产均富，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心里没底。
吴稼祥显然是以君子之心度君王之腹，中共权贵资本主义体制一旦形成，红色政治就完全破产了，王震无法控制自己的儿 子，其它八老或十老也无法控制自己下一代的资本膨胀，中国的高速发展完全是权力与资本的纠集，形成巨大的内驱力，既促使经济泡沫化发展，又通过国家无休止 的投资，使经济持续高位运行。有评论家形象地调侃：中国是高速骑行的自行车，只要停下就会倒下，中共已无力再次发动红色革命运动了，国家财富都集中要权贵 们手中，权贵们左右着中国的政策方针，他们会发动一次以剥夺资本为目标的革命？
结语
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还是三个代表理论，都被吴稼祥视同摸石头过河中，被统治者摸到的石头，这些石头只能 用于中南海的自慰，而不可能引渡中国达到政治文明的彼岸，只有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公平、正义的巨大价值支柱，才可以支撑政治文明的桥梁，使每一个中 国人都可以平安走在这座雄伟的大桥上。
中南海不是海，它只是一条臭水沟或一潭死水，稼祥兄不要以为站在中南海就望见了政治文明彼岸，中南海的视野高不过大清遗留下来的破落的红墙。
吴祚来
学者，旅居美国。 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
――法广
 |
||||||||
|
Posted: 10 Mar 2013 04:59 PM PDT
習近平接班，軍權問題比江胡都順利。但是近期在釣魚島爭端上，黨媒和軍媒對戰爭竟然有針鋒相對的不同論調，顯示黨能不能指揮槍還是問題。
胡錦濤裸退，江澤民離開中南海，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似乎完全操控軍隊。情況遠比江澤民與胡錦濤接班出任軍委主席時好很多。但是從習近平與軍隊的各自表現來看，到底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外界還是看得一頭霧水。
在開展軍隊的反腐敗時，人們也在看習近平會怎麼做。因為軍隊擁有很多特權，必然就很腐敗，劉源在總後勤部反腐，清除副部長谷俊山中將時，就遇到很大的阻力。習近平的「新政」，會在軍隊更徹底的反腐敗嗎？問題是即使習近平表示蒼蠅、老虎都要打，但是民間網路反腐很快被壓制，何況軍隊？因此，就像反腐停留在政治局訂出作風上的「八項規定」那樣，軍隊也只是作風上的「十項規定」，要求軍內宴會不得飲酒，軍委委員不得擅自發言、題字，又要堅決糾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風。
黨軍媒體論戰爭幾近針鋒相對
然而槍與黨的關係中，最重要的還是槍指揮黨，或是黨指揮槍。這點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都非常了解，沒有槍，就沒有黨，因此只有掌握了槍，才能掌握黨。這也是黨內鬥爭中最關鍵的一環。也因此，那些軍頭，就奇貨可居，成為「黨頭」爭相拉攏的對象。但是如果一不小心，軍頭坐大，變成槍指揮黨，整個權力系統版圖就要大挪移，因此如何掌握分寸，達到微妙平衡，考驗「黨頭」們的功夫。
十八大人事佈局，雖然幾位可以成為習近平太子黨大哥的劉源、張海陽等沒有進入中央軍委，而是與習家有歷史淵源的張又俠進去，讓習近平多一些揮灑的空間，但是軍隊似乎也還不是完全就聽命於習近平，出現一團亂局。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今年一月十四日《解放軍報》在頭版頭條報導，解放軍總參謀部頒布新年的指示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今年都要「強化打仗思想」，「做好打仗準備」。
這就有點像發佈戰爭動員令。而黨報系統的《環球時報》第二天則發表社評，呼籲民眾不能輕易為了「出口氣」而動打仗的念頭。可是，一月十八日，軍情背景而又支持薄熙來的鳳凰衛視採訪十分敵視民主國家又喜語言亂語的國防大學教授、央視特邀軍事評論員張召忠少將。張召忠說：中日釣魚島發生戰爭，日本將在三十分鐘內被解決掉。這是在為發動對日戰爭火上加油。
這還不夠，一月二十日的《解放軍報》又在頭版頭條發表「準備打仗，先向『和平積習』開刀」的報導。含沙射影與玩弄文字遊戲是中共權力鬥爭運用輿論時最拿手的把戲，如果注意到「先向『和平積習』開刀」，這個「習」字就是習近平的「習」，是否感到有些人已經在磨刀霍霍？這裡要說起《環球時報》，雖是黨報《人民日報》旗下，以前是軍方鷹派的喉舌之一，但是薄熙來事件發生後，總編輯胡錫進受到某些衝擊，態度有少許的轉變，報紙對不同意見多了一些包容。今年一月初爆發《南方周末》事件後，他與中宣部的態度並非完全一致，而習近平則是批評劉雲山的處理手法。
習推和平外交，中宣部竟呼應鷹派
而進一步公開交鋒，是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召開了習近平上台後的第三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新華社的標題是「習近平：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用核心利益做交易」。但是報導習近平講話內容，超過一半篇幅卻是主張推行和平的外交路線。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中國人民對戰爭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國人民怕的就是動盪，求的就是穩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他還說：我們要廣泛深入宣傳我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思想，引導國際社會正確認識和對待我國的發展，中國發展絕不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我們絕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將堅定不移做和平發展的實踐者、共同發展的推動者、多邊貿易體制的維護者、全球經濟治理的參與者。
這個會議找了三名部長做報告，分別是外交部部長楊潔篪、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前兩名都是主管外事工作的部長，相信陳德銘也會談及外貿與外資都不妙的情況﹐可見主要就是要解決中國外交孤立的問題。連一向為中國說話的李光耀，不但贊成美國留在亞洲駐軍，在他最近出版的新書中還說：亞洲許多中小國家很擔憂中國可能想恢復昔日的帝國地位，他們擔心可能再次淪為不得不向中國進貢的附庸國。
然而新華社把講話中的「但書」作為標題，本末倒置。顯然，中宣部也在配合軍方的好戰姿態。於是又發生了一件事。政治局學習的第二天，即一月二十九日，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在北京會見來訪的美國國會眾議院「美中工作小組」共同主席里克．拉森一行時說：中國絕不會主動挑起海上爭端和衝突。可是當天中新社就奉中宣部的命令，刪除了這句話。戚建國的講話是前一天習近平的講話精神，居然又被中宣部撤稿。為此，戚在二月四日強硬表態說，「國家核心利益不能損，主權不能丟，領土不能少」。顯然，他受到了相當的壓力。
劉源不隱諱利用釣魚島訛詐日本
此時，在十八大後表現低調的總後勤部政委、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出來了。二月四日，《環球時報》網刊出劉源在學習十八大精神輔導報告上的講話，題為「確保戰略機遇期，戰爭是最後選項」。他認為，現在中國經濟建設到了關鍵時期，「千萬別因為偶發事件再被打斷了。美國和日本就怕我們趕上來，千方百計要遏制中國發展，我們千萬不能上當！」他說，作為軍人任何時候都不能說不打仗，但也不能輕言打仗。「戰爭對軍人是唯一選項，但對國家則是最後選項。」劉源是在「反戰」？某種程度是，但不是真正反戰，而是「機遇」未到。但必須做出戰爭姿態。
他說：「按照孫子說的，『兵以詐立、以利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然後不行再伐兵，這個伐兵不純粹是打仗，主要是訛詐，或者叫威懾，兵拉過去給你看，包括軍演。最後迫不得已才攻城，才去打被占島礁。」為何現在還不是機遇？有評論認為劉源深知軍隊的腐敗，打仗必敗，因此「反戰」。但是他的整篇講話還是以民粹觀點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毫不掩飾釣魚台問題上是要訛詐日本。然而，他們要訛詐的，不也是「中央」嗎？全國人大就要召開了，當然希望「詐」出更多的軍費，塞滿軍頭的荷包。
因此戰爭與和平的論戰，阻止不了現實中，共軍在保釣問題上訛詐性的「戰爭邊緣」政策，誰也不敢阻止這種「愛國」行為而承受「賣國賊」的罪名。也因為這是黨內權力鬥爭的共同需要，與轉移國內矛盾焦點的共同需要，因此釣魚台周圍還是硝煙四起。儘管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黃惠康去年十二月在香港表示，對於近期中國周邊局勢變化和中國新武器頻密亮相，就判定中國推行強硬外交路線是「誤讀」，但是中國新武器的亮相與軍頭不斷發表強硬講話，仍然充斥在中國媒體。中央是放任，還是無法控制？除了央視直播外，許多中國在釣魚台的軍事或準軍事（例如海監船誰會相信那是非軍事的）活動，日本媒體也有報道，再由中國媒體大肆渲染，製造戰爭氣氛。例如二月四日日本防衛省透露，中日軍艦在一月十九日和三十日兩度於東海海域對峙，中國軍艦曾使用導彈火控雷達瞄準日本反潛直升機和護衛艦。為此，日本首相安倍向中國提出抗議，美國也十分關注這個挑釁性事件。中國不得不要作出回答。
共軍不斷在東海域玩火
開始中國方面迴避，外交部說「不知道」，而某些專家出來說話，說是日本「小題大作」，顯然是心裡有鬼而要縮小事件的嚴重性，因為這樣做隨時會擦槍走火。接著外交部又說是因為日本「不斷的進行非法活動」，國防部更說是「根源是日方艦機近距離跟蹤監視中方船舶」，也就是說他們承認了，但是歸罪於日本的某些做法。問題是這些做法，例如「非法活動」只是中國的說法，日本與國際則認為是「合法」呢。於是二月八日，國防部就改說是日方「造謠」。從每天變換說詞，可知是共軍的確在玩火，說不定外交部的確不知道，問題是軍委主席習近平也不知道？如果是「黨指揮槍」的話，難道不要嚴辦這種玩火行為？
但是二月十日的《讀賣新聞》報道，中國負責起草國家安全政策的一位成員最近暗示，中國海軍獲高層命令，在中國水域遭遇國外軍艦時，中國軍艦可進行警告性射擊。這不是比火控雷達瞄準更加嚴重？這個「高層」是習近平，還是其他人？也是在這個時候，一向好戰的太子黨軍人羅援少將又出來危言聳聽了。大年除夕那天，他在《環球時報》撰文，指責日本惡人先告狀，說一月十日中國一架運-8巡邏機在東海油氣田巡邏時，日本出動兩架F-15J戰機近距離追蹤，中日兩機距離只有五米，方緊急派兩架殲─10戰機到場查證和監視。
然而這種說法很少人相信。因為玩這種危險的軍事雜技，是共軍的拿手，二○○一年四月一日一架美國海軍EP─3型偵察機在海南附近上空就是因為被一名叫做王偉的共軍殲─8飛行員玩雜技而撞到，被迫降落在陵水機場，而王偉本人則跳傘失蹤。而釣魚台事件，動用海空部隊咄咄逼人的是中國方面，如果真有距離五米的事情，中國方面早就得理不讓人，出來指責日本了，還用得著等到一個月後，才請羅援出面？這才真是叫做造謠了。
不排除失控而擦槍走火發生衝突
從這些戰爭叫囂與戰爭動作來看，目前中共的槍與黨關係還沒有解決，像脆麻花那樣交織在一起。問題是玩火玩得過分，不但不容易找到台階下，也因為軍頭中，除了「訛詐」的共識，還各有他們的小算盤，因此不排斥會失控而擦槍走火。一旦爆發衝突，是不是能夠立刻停下是一個問題。
人們當然不希望戰爭發生，但是也有一些中國民眾認為，如果發生戰爭，也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可能像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戰爭那樣，擁有軍事優勢的中國因為腐敗而戰敗，推動戊戌變法的誕生；再因為戊戌變法的失敗，催生了辛亥革命。在中國被利益集團嚴密掌控，改革難以推動的時候，一旦發生戰爭，這個社會受到衝擊，將會出現某種震盪，利益集團將重新洗牌而出現改革或者革命的契機。這也叫「壞事變為好事」？即使仗打不起來，這些張牙舞爪的戰爭言行，也表明中國這個國家，不管是槍指揮黨，還是黨指揮槍，都顯露出軍國主義的面目。
——开放2013年3月号
 |
||||||||
|
Posted: 10 Mar 2013 02:36 PM PDT
美国故总统尼克松因为水门案而辞职，由副总统福特继任。后来福特特赦了尼克松，可是一年多后，尼克松不顾福特选情吃紧，硬是再次访问中国，惹得福特阵营十分恼火，福特的国家安全助理甚至在尼克松背后斥责他是「混蛋」。
在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总统俱乐部》（The Presidents Club）披露了这段历史。
1976年总统大选前的党内初选，里根声势很旺，令竞选连任的福特承受很大压力。但同时福特面临着另一个压力－尼克松。因为尼克松在1974年8月下台，已经过了一年半，自己觉得可以复出了。 尼克松以高规格再访中国作为复出第一步 尼克松认为复出的最佳方式是高规格出访，而中国是最佳目的地，因为他在1972年访问中国，开启了历史新纪元，中国很欢迎他再去。另一方面，水门案固然令他名誉扫地，可是中国并不理解水门案的意义，毛泽东主席甚至以「屁事」形容水门案，因此出访中国没有心理障碍。 尼克松重视国际关系。其他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可是尼克松首创发表「世局咨文」，因此以出访作为起身炮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他的出访必然抢走福特的光采，因此尼克松曾透过中间人向福特承诺过，「在1976年大选之前，不会有任何国外旅行」。 但是1975年末，尼克松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改变，至今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福特阵营不愿见到他出访，认为他是「再次表现他的自我为中心」。福特阵营尤其不愿见到尼克松访问中国，认为此举动势必对福特的选情造成重大伤害。因为里根正在批评福特对共产主义太过软弱，尼克松再访北京必然受到中国热烈欢迎，等于坐实了里根的批评。福特当初是尼克松挑选出任副总统的，福特又特赦了尼克松；尼克松访华，可能被视为是福特向中国示好，这会影响保守派对福特的支持。 尼克松再访华，对福特很不利 这其中还有另一个原因。 1975年12月，福特访问了中国，但对美、中双方关系没有什么帮助。现在尼克松再去，如果中国释出一些善意给美国，岂不显得福特的外交成就不如尼克松？  尼克松和福特（1974年）中国政府派遣一架波音707到美国接尼克松，这是与美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同型的最大型客机。福特的白宫助理有人主张美国政府不准这架飞机在美国降落，甚至有人主张美国政府扣留这架飞机以显示福特的强硬。但是最后福特只能说，「尼克松总统将以私人身分前往」。福特的国家安全助理史考特罗（Brent Scowcroft，做过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副助理）将军认为尼克松是恩将仇报，直截了当的说：「尼克松是个混蛋」。 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这是当时最早的初选）前三天，尼克松夫妇抵达北京。他这趟访问完全是总统规格：15位秘勤局（Secret Service）干员全程保护；20位记者随行采访；他观赏了中国最新的特技杂耍表演；和毛泽东主席见面40分钟；美国《时代》（Times）周刊登载了两页彩色照片。 尼克松再访华，效益不大，骂声不小 访问结束，美、中两国都没有多少收获。美国这厢对尼克松的批判毫不留情。政论家布罗德尔（David Broder）写道：尼克松这个人，「只要能在他苟延残喘的生命中找到任何醒目的片断来挽救他自己，没有－绝对没有－任何事他不会去做」。 与尼克松同为共和党的参议员高华德（Barry Goldwater，1964年的总统候选人）指责尼克松违反了美国在1799年制定的法律，这项法律禁止私人进行未经授权的外交行动。高华德说，尼克松干脆别回来了，「如果他想为这个国家做件好事，他应该留在那儿」。 福特本人不好说什么，只能忍耐。可能尼克松回到美国并没有报以应有的敬意。例如福特打算指派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华特斯（Vernon Walters）到尼克松在加州的住所去，听他简报这趟中国之行。可是尼克松拒绝了，而是送了一份60页的书面报告给白宫。福特看过后，交给史考特罗、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George Bush，1988年当选总统）、以及其他几人一阅。他们看过之后的评语是「没有什么价值」。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福特以些微差距获胜。总数10万票，只要有700票转向，里根就会打败福特这位现任总统。真是如此，对福特而言无异是选战灾难。而对里根而言，这显示他实力雄厚，果然，4年后他赢得共和党提名，并进而当选总统。 前后任总统通常都建立起深厚情谊 这本书的作者是南西‧吉布斯（Nancy Gibbs）及迈可，杜非（Michael Duffy）。根据书中所述，尼克松与福特这段不愉快是比较例外的情形，大部份的时候，前后任总统都有很特殊的情分。例如奥巴马上任前夕，准备离任的小布什总统告诉他，「我们希望你成功」。小布殊所说的「我们」包括其他卸任总统卡特、老布什、克林顿。这些「总统俱乐部」成员全部到了白宫给奥巴马打气，也对他进行职前讲习，包括告诉他怎么对付白宫幕僚，怎么给孩子选学校等。 书中写道，克林顿做总统时，常以长途电话向尼克森请益。后来尼克森说，「从没有人像克林顿那样全然信任我」。民主党籍的约翰逊做总统时，常向共和党籍的艾森豪总统请益，后来约翰逊说，艾森豪「是我遇到的最佳幕僚长」。
作者：刘新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
 |
||||||||
|
Posted: 10 Mar 2013 11:15 AM PDT 
一九七○年代，歐美各種新型態的社會運動勃然而興，思想理論界也開始討論這種現象。一九八一年秋季號的重要批判思想學報「目的」（Telos）上，刊出了近代德國思想大師哈貝瑪斯（Jungen Habermas）的一篇文章「新社會運動」，從此以後，近代新興的社會運動就被定了調，一個新社會運動的時代也被開啟。
新社會運動 強調自我保衛
哈貝瑪斯的那篇文章相當抽象艱澀，它的意思是說近代的新社會運動已和老政治和老社會運動不同。老政治和老運動，基本上以階級、權力和政黨等為主軸，而新社會運動則在體制和人民生活世界接縫的地方發生。體制的官僚精英企圖以他們的權力將某些事強加於人民的生活世界上，這是一種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化和風險化，因此新社會運動是一種社會為了自我保衛而出現的自主運動。因此，它不是簡單的經濟政治運動，而是涉及更多文化和生活選擇的運動，因而新社會運動必然更加複雜，也必須更加敏銳，它的運動特質也更加的新中產階級化，它更像是個巨大的彩虹。用抽象一點的說法，那就是新社會運動真正在爭的，其實是「一個社會的生活形成的文法」，也就是生活世界的細部規範，它的運動表達也更有彈性，才能形成一個龐大的聯盟。
強化話語權 可有更多選項
自從批判理論大師哈貝瑪斯為新社會運動定了調之後，後來「目的」學報出了一份新社會運動的專號，將新社會運動做了更清楚明白的分析。該期專號指出，社會運動根據時代的變遷，可概略分為老社會運動和新社會運動兩個階段。老社會運動階段，社會看重階級、權力等根本問題，因此它對當權者形同是要搞革命，抓人關人殺人乃是常事，社會運動者自然必須秘密為之；而新社會運動階段，由於在爭的已和政權有了距離，它是在爭文化上的群眾影響力，當權者仍會在策略上打壓，但抓人關人殺人已不太可能，這意味著它已可光明正大的活動，強化運動的話語權，讓社會大眾在做公共選擇時可以有更多合理的選項。
反核四運動 打破被污名化
近代新社會運動對社會的進步、民主的深化厥功至偉，但在台灣，新社會運動卻相當寂寞，這不是台灣的公民麻木或程度較差，而是國民黨的社會控制的確厲害。國民黨的邏輯裡，運動影響到它的權威，絕不可任其自由發展，因此長期以來它都用「政治化」及「污名化」的策略對付新社會運動，將其政治化，即可阻止對政治有潔癖的中產及中上階級參與；將運動污名化，即可壓縮掉它的成長空間。台灣的新社會運動主要都是知識份子及在野政治人物參與，中產以上的新面孔並不多，即是社會控制所致。
但這次的反核四運動卻不然了：
（一）福島核災造成全球的反省，尤其是歐洲德瑞義等國的廢核，已證明了台灣民間長期以來的「無核家園」，不是一種不理性的意識形跡可疑態，而是一種已被證明了的遠見。
（二）過去多年來核四的弊端頻傳，已使馬政府的擁核失去了正當性。而馬政府的無能，更擴大了公民對體制的懷疑。在核問題的拉鋸上，正當性毫無疑問的是在公民社會這邊，而不是在體制那一邊。
娛樂界名人 紛紛站了出來
（三）最使人感動的，乃是在反核四問題上，以前絕對不可能站出來的人物，這次居然一個個相繼站了出來，作家、導演、製片、名模、明星、歌星，這些人傳統上都被認為是娛樂化社會的代表，他或她們從來就不會參加公共議題的活動。但這次在反核四議題上，這些不可能的人物都一個個站了出來，也帶動出青年一代的公民。這些名人這次發揮了他或她們的公民意識，也證明了新社會運動需要積極的公民，這種條件在台灣已告成熟，新社會運動要有積極的公民，要有更進步有效的動員方式，更重要的是必須有更多新面孔的中堅動員串聯人物，它才能將社會的麻痺性解除掉。這次反核四的動員實在是次動員的範例。
今天的台灣已和過去大大的不同，社會的發展已使得台灣社會的自主性日益凸顯，還使得社會有了更強的自我防衛機制，統治者企圖將他的意志強加於社會身上，整個體制企圖將他們的作為加諸社會，要社會概括承受一切代價，這種對社會殖民化的舊方式，已不被公民們所接受。德國思想家哈貝瑪斯說過，一個社會有生活世界自為的文法，那是整個社會有機體的基礎，當它被侵犯，社會本身就會展開自我防衛，反核四不是公民對體制的侵略，而是一種反侵略。新社會運動本質上就是一種公民社會的反侵略運動。
反核四展開 擔心政府阻礙
目前反核四運動正在展開之中，從台灣社會的變化而言，這乃是第一次全民性的新社會運動。我樂觀其成，在反核四運動的推動下，台灣極有可能成為亞洲第一個非核家園，對周邊的國家一定會有重大的影響。對於反核四，馬政府一定會使盡手段來阻擋及破壞，以及用各種手段意圖蒙混拖延，反核四的人士們必須提高警覺。
（作者南方朔為文化評論者）
自由時報
全台大遊行 22萬人喊廢核「這就是民意」
2013年03月10日 台蘋
廢核遊行台北場昨湧入12萬人，疾呼停建核四。廖瑞祥攝
309大遊行
【綜合報導】台灣反核運動寫歷史！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150個民間團體共同發起的「309廢核大遊行」，昨在北、中、南、東及離島澎湖同步登場，總計逾22萬人走上街頭要求停建核四，創下歷來反核遊行最多參與人數紀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祕書長崔愫欣振奮地說：「請主政當局睜開眼睛好好看，這就是廢核的民意。」
台中一名小女孩坐在母親肩上參加遊行。張惠凱攝
崔愫欣指出，2000年由人本教育基金會發起的「非核家園遊行」有近10萬人參加，當時因前總統陳水扁停建核四，國民黨力爭續建，在藍綠對決情況下，遊行難免有政治動員，昨刷新紀錄主要是日本福島核災及核四問題爆發，激起全民危機意識。廢核團體昨要求政府停止追加核四預算並停止核四裝填燃料，運轉中的核一、二、三廠也應盡速除役，核廢料應立即遷出蘭嶼，並由政府提出「用電需求零成長」具體方案。
昨台北場湧入約12萬人，還未到下午2時30分出發時間，集合點凱達格蘭大道就被人潮擠爆，長達5公里的遊行路線走走停停，民眾沿路高喊「終結核四」、「核電歸零！封鎖特區！」等口號，氣氛高昂。
藝人挺身
藝人阮經天和女友許瑋甯參加遊行，表達反核立場。彭欣偉攝
50位藝人現身力挺
昨北市遊行沿線設有6個反核活動演出點，例如在環保署前設斷頭台，意味要將核電送上斷頭台。下午4時，309名活動志工還同步高舉黃色封鎖線，象徵封鎖博愛特區，提醒一旦發生核災，總統府也遭殃。
演藝圈昨力挺廢核大遊行，金馬影帝阮經天和女友許瑋甯攜手走上街頭，小天說：「為了下一代，不該讓危險繼續。」鳳小岳說：「如果未來的孩子們要為我們現在的決定承擔後果，我覺得很慚愧。」其他走上街頭導演及藝人包括鈕承澤、李烈、于美人、戴立忍、吳念真、張震、蔡康永等，估計有逾50名藝人參與。
綠營天王級人物昨幾乎到齊，包括前副總統呂秀蓮、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及前主席蔡英文、施明德、許信良、謝長廷、游錫堃，以及台聯黨主席黃昆輝等，親民黨祕書長劉文雄也出席，唯獨不見國民黨政治人物。
封鎖特區
309位志工高舉黃色封鎖線，提醒若發生核災，總統府也無法倖免。張良一攝
凱道守夜升反核旗
台中場廢核大遊行有3萬人走上台中台灣大道，沿途吸引許多家長帶孩子加入，抵達市府廣場後，上千人跳起反核哈林搖，廣場上巨型LED電視牆亮出寬60公尺、高40公尺，號稱全國最大的反核旗。
高雄場遊行昨午在高雄凹仔底公園聚集群眾，主辦單位估計7萬人參與，最高潮是遊行民眾在「3、2、1！倒！」口令指揮下，集體「路倒」，象徵核災發生時無人可倖免。
位於東部的台東場昨有3千名民眾扶老攜幼，頭綁頭巾、臉塗反核圖騰等走上街頭；離島澎湖則有近300人帶反核道具及旗幟，在馬公市區遊行呼口號。
昨晚台北場在凱道舉行廢核守夜晚會，有2萬人參與，晚會由導演柯一正、作家劉黎兒等及民眾輪番上台發言，歌手陳明章、黃韻玲等演唱。今早8時民眾將在總統府前升起寫著「反核，不要再有下一個福島」巨型反核旗。
「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發起人、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陳藹玲昨未參加遊行，但該聯盟臉書隨時更新遊行動態，表達力挺態度。
遊行發起單位統計昨有逾22萬人走上街頭，警政署則估總人數約6萬8700人，其中台北5萬人、台中7000人、高雄1萬人、台東1500人、澎湖200人。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昨公布反核連署手機號碼0987-571430，民眾可傳簡訊至該號碼，表達反核立場，主辦單位日後有反核行動也會通知。
豹紋辣妹和扮成漫畫《美國隊長》主角的民眾齊聲反核。田裕華攝
總統府：穩健減核
針對廢核大遊行訴求，總統府發言人李佳霏昨轉述，馬總統認為，政府核能政策是在「不缺電、電價合理、達成減碳國際承諾」前提下，「確保核安、穩健減核、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其中「確保核安」與「非核家園」，政府和廢核團體的看法相近，不過「非核家園」的終極目標在目前條件下很難一步到位。
台電發言人蔡富豐說，現在核四要辦公投，還是要等政府提供完整資訊後再決定，台電一定遵守。原能會副主委周源卿說該會態度中立，但核四只要續建就會做好管制。
全球市場研究機構TrendForce表示，若台灣核四停建，核一廠又於2018年除役，加上2021年核二廠除役，台灣將面臨供電來源短缺的重重考驗。
廢核團體訴求與政府回應
核四廠小檔案
★正式名稱：台電龍門核能發電廠
★所在地：新北市貢寮區
★員工人數：1200多人
★主要設備型式：進步型沸水式反應器
★裝置容量：2部各135萬瓩機組，預計年發電量193億度，佔全台總發電量6%
★興建時程：1999年3月17日動工，原訂2011年12月商轉，目前1號機工程進度完成95%，正在試運轉階段
★經費：原本預算1697億元，3度追加預算後，目前預算為2838億元，預計再增列至3300億元；但核四公投前不會追加預算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余艾苔：九百萬人站出來
2013年03月10日 台蘋
過去大概只有政黨可以動員數十萬人上街頭，但昨天廢核大遊行，藍綠全數退位，純粹的民間團體竟然可以號召20萬人站出來「終結核四、廢除核電」，就憑這股強大力量，馬英九與江宜樺都該心中一凜。
媽媽們力挺廢核
這次遊行最大特色是催出了婆婆媽媽的力量，這群人平常可能只是家庭主婦或是職業婦女，對於政治沒像男性那麼熱中與狂熱，甚至每逢選舉時，也未必都會去投票。
但是面對核四存廢，媽媽們不能再噤聲，因為沉默就是默許由政客來決定下一代孩子的命運 ，而為什麼我們要將攸關性命的議題，交給不信任的人來安排？
所以既然對台電興建的核四有疑慮，那就務必出來投下公投票，無論如何都要讓核四公投成案，想想為了選總統，我們都可投出七、八成的投票率，核四關係生死，沒有道理催不出五成投票率。
不管支持與反對總要表達意見，如果你無所謂，也就別怪別人決定你的未來；不要以為差你一票沒關係，每次選舉後扼腕的一方，捶胸頓足就是最好的教訓。
——凌锋推荐
 |
||||||||
|
Posted: 10 Mar 2013 10:03 AM PDT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者霍小光、赵超），国务院将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报道称，"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计划生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近年来，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当前，计划生育工作需要在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也需要不断提高。" 从这则报道看，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计划生育行政系统并没有在大部制改革中被撤销，而是躲在卫生部门的躯壳下得以保存下来，"稳定低生育率"的政策取向也同样被保留下来。不仅如此，报道还明显将计划生育置于卫生工作之上。 这也被另一则海外媒体的报道所证实： 有香港媒体报道说，现任安徽省委书记李斌成为接替陈竺担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热门人选。3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有记者问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这一传言，陈竺称："你们消息很灵通。"（bbc中文网：《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引人注目的女高官》） 李斌1994.03―1998.10任吉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2007.07―2011.12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前计生委主任担任卫生部部长，她能不把她满脑子的计划生育意识带进卫生工作？估计仅仅是基于国际形象的考虑，或者为了安慰卫生部门，才在机构名称上将卫生置于计生之前。 这样的大部制改革，无疑将使中国的卫生部门进一步受到所谓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影响，并使中国政府即将着手的医疗卫生改革打上计划生育的烙印。国家计生委办公厅主任崔丽在2007年发表文章《惠民政策背景下计划生育政策面临的挑战和对策》（《中国发展观察》2007年9期，崔丽为第一作者），抨击普惠政策让计生工作难做，实际上是要求一切惠民政策的受惠者必须以遵守政府的生育计划为条件，恨不得将"超生"夫妻与被"超生"的孩子赶净杀绝。2009年1月崔丽被李斌提拔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李斌主导"医改"，能公平吗？ 中国的医患关系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本身就受到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影响，其中产科所受的影响最严重。（详见杨支柱：《产科"医闹"特别多是为计划生育背黑锅》）把卫生部门跟计生委绑在一起，患者对医护人员所剩不多的信任会锐减，医患纠纷将爆增。这甚至也不仅仅是因为信任危机――如果计生系统以卫生部部长的名义给医院下指示，对无证生育的早期强制堕胎和对基于"优生"的欺骗性堕胎本身就会暴涨。今后黑孩子可能连"出生证"这个唯一的身份证明恐怕都办不了――这导致黑孩子根本不敢被父母带出门，否则父母何以证明自己不是人贩子？ 【附录】 产科"医闹"特别多是为计划生育背黑锅 杨支柱 据都市时报2012年10月27日《孕妇胎死腹中，4家医院拒收治》一文报道，10月25日，昆明一位怀孕8个月的赵女士因胎动停止去大板桥中心医院做产检，医生建议她去大医院做引产手术，赵女士从下午1点多钟开始，先后辗转到昆明市延安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省第三人民医院求医，都被以"没有引产药水"、"没有床位"的原因拒收。直到晚上7点40分，才通过拨打昆明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在记者的帮助下，被武警云南总队医院接纳，检查证实胎儿已经死亡，旋即进行手术取出死胎，保住了孕妇姓名。报道说，产科相关专家认为没有引产药水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担心惹上医患纠纷是医院拒收主因。 关注这个事件的人似乎并不多，而且关注点基本都在医患纠纷上，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了事件背后的计划生育问题，就是胎儿死于节育环。 武警云南总队医院医务处主任刘莉说："赵女士在4年前已经子宫上环，谁知今年怀上了孕，这是孩子致死的最大元凶。" 刘主任说，赵女士是戴环妊娠，节育环还没取出来就妊娠了，妊娠后这个环始终是一个异物，对孩子还是有损害；此外，它的胎盘和脐带都存在问题。刘主任认为，如果戴环妊娠，可能会导致子宫破裂，不仅会影响到胎儿，而且会影响到孕妇的自身健康。赵女士之所以怀孕，是因为节育环从宫颈掉到了宫腔内，一直没有检查出来。 带环怀孕的事时有所闻，连结扎后怀孕的事也偶有所闻。要说计划生育手术失败的风险应该由政府承担，但事实上在全国各地政府都拒绝承担。由于带环怀孕、结扎怀孕是当事孕妇意想不到的事情，通常都在妊娠中期（12周以后）才被发现，这个时候堕胎已经相当残忍，对孕妇本身的身体伤害也比早期妊娠堕胎大得多，于是许多带环怀孕的妇女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她们要么向计生办保证生育后立即缴纳"社会抚养费"（许多地方还要求缴纳一笔保证金），要么东躲西藏逃避强制堕胎，极少有人知道带环怀孕可能导致胎儿死亡或子宫破裂！如果中国大陆的节育环也像欧美的节育环一样带根尼龙绳随时可以自行取下，赵女士的第二个孩子完全可以保住，她自己也不会冒生命危险。但是中国大陆的节育环是不带尼龙绳的，取环须经县级或县级以上计生委批准，私自替人取环要承担刑事责任。 这篇报道还有另一段涉及计划生育问题的话，连高度关注计划生育的朋友也都没有注意到―― 高危产妇连续被几家医院拒收，真的是没有药水、没有床位那么简单吗？业内人士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医院担心惹上医疗官司。"今年内，我们医院闹的医疗纠纷都是产科，都是高危产妇被其他医院拒绝后，在我们这里收治后导致的医疗纠纷。"昨天，某省级医院医务部主任说。 为什么产科的医患纠纷特别多？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计划生育。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我相信妇产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产科的医患纠纷也比较多，而肿瘤医院和综合性医院肿瘤科的医患纠纷肯定比较少；因为孕妇家属是抱着喜庆的心态进医院的，而恶性肿瘤患者的家属是抱着赌一把、让亲人苟延残喘或减少亲人临死前的痛苦的心态进医院的。一旦出现孩子甚至孕妇本身死亡，心理落差非常大，难以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很容易怀疑医护人员存在过失。这个问题或许应该通过医院对产科手术投保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计划生育显然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大陆妇产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产科的医患纠纷。最近十多年来中国每年堕胎堕掉的孩子几乎跟生下来的孩子差不多，即使不算药流和小诊所私自堕胎，仅仅计划生育人工流产、引产手术，最高的年份就超过1400万例，最近几年每年仍有七八百万例，仍超过出生数的一半。难以想象，如此司空见惯的堕胎手术，还有大量的强制绝育、强制上环手术，不会影响妇产医院或产科医护人员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妇女的尊重，不会影响接生或剖腹产的医疗服务质量。即使不影响医疗服务质量，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强制上环也极大地败坏了妇产医院或产科医护人员在孕产妇及其家属心目中的形象，使他们被置入哈哈镜中，一会儿是天使、一会儿是魔鬼，患者家属当然更容易怀疑他们认为可能是魔鬼的医护人员。所以要减少妇产医院或产科的医患纠纷，就必须停止强制堕胎、强制结扎、强制上环，并将从事堕胎的医护人员从产科分离出去，恢复产科医护人员对生命的敬畏和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白衣天使形象。 特别是当孕妇没有"生育服务证"时，一旦出现孩子或孕妇本身死亡，医患纠纷几乎不可避免。赵女士之所以被多家医院一再拒绝，我怀疑跟她无证怀孕有极密切的关系。从报道中可以看出除了第一家大板桥中心医院和做手术的省武警总队医院外， 3家拒绝赵女士的医院并没有给赵女士做检查。身为母亲也肯定不愿意承认已经孕育35周的胎儿已经死了，这意味着在那几家医院看来，赵女士显然希望引产下来的孩子是活的，而引产下来的孩子可能是死的也可能是活的。在"见证怀孕，持证生育"的中国大陆，不少人相信医师可能杀死没有"生育服务证"的孩子。如果引产下来的孩子是死的，你说发生医患纠纷的概率有多大？此外，如果引产下来的死孩子是个女婴，医院还可能必须接受计生委对性别选择堕胎的调查。 虽然三家医院关于"没有引产药水"的说法高度可疑，但省第三人民医院没有床位、走廊里都加满了的说法也有相当可能是事实，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是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的走廊里打地铺生孩子的。这种好医院产科床位高度紧张的局面，表面上看跟好的肿瘤医院或肿瘤科床位紧张一样，似乎是优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但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生孩子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或重症，为了孕期检查的方便通常都会就近选一家医院，原本不会那么集中往遥远的"三甲医院"挤。正是计划生育国策下提倡或强制（二胎间隔）的晚育、泛滥的堕胎和带环怀孕等原因，产生了更多的高危妊娠，导致了产科优质医疗资源的高度紧张。 赵女士的遭遇让我想起前几年的一起医患纠纷：2007年11月21日下午4点左右，一名怀孕9个月而患重症肺炎的孕妇李丽云被胎儿的父亲肖志军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虽然医院一再敦促肖志军同意立即手术并答应减免费用，但肖志军固执地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几十名医生、护士在抢救了3个小时后宣布孕妇经抢救无效死亡。李丽云的父母将朝阳医院和肖志军一起告上了法庭。 就连我这么关注计划生育问题的人，当时也只看到了医疗行业的信任危机和穷人的心结，其实那件纠纷也同样起源于无证怀孕。 据《法制晚报》11月24日报道："10月中旬，衙门口西居委会来找他（肖志军），要他出示结婚证，他表示没有。居委会要其找湖南驻京办，让老家的人把结婚证传真过来。 11月初，衙门口西居委会再次找到肖家，这次还叫上了民警和房东......当天下午，两人被带到石景山救助站，在救助站住了一晚后，两人离开。11月3日两人来到京西医院，在门诊大厅内睡了两晚。"另据《检察日报》记者吕卫红11月23日报道："感冒竟然是因为在收容所感染"。 如果不是因为无证怀孕被居委会赶出租赁的房屋，李丽云就不会患上感冒并演变成肺炎，这起医患纠纷就完全可以避免。 2012年10月30日  |
||||||||
|
Posted: 09 Mar 2013 11:47 PM PST
1959年的这一天，数以千计来自西藏三区（卫藏、康、安多）各阶层的僧俗百姓，汇集在首都拉萨，抵制抗议中国政府的入侵和占领。在几千年的西藏历史中，我们是生在最为悲剧时期的一代。今天，为了前辈开启的抗暴事业，我们聚集在这里，向所有为西藏的自由事业而献身的同胞致以敬意。对自由的渴望，曾引领我们的前辈，在1959年3月10日这一天，承担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使命，并激励我们继续奋斗确保我们的基本自由和民族尊严。
目前，西藏境内持续自焚抗议的现实，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当局正在西藏实施残酷的镇压政策。自2009年以来，西藏境内已有107位藏人自焚，其中90位壮烈牺牲。仅在2012年11月份，中共召开十八大会议期间就有28位藏人自焚。如此频繁地爆发自焚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自焚者中包括牧人、农民、教师、学生等各领域的藏人，不过，多数为僧人。自焚事件已蔓延到西藏各区域：卫藏、康、安多，以及首都拉萨。我们今天的内容之一，就是纪念自焚藏人和所有为西藏自由事业而献身的同胞。 藏人自焚的根源是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和越来越残酷的镇压。我们时刻都可以见证和体验中国政府对西藏佛教文明、语言文化的不断打压和摧残，而且深感愤慨的是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玷污！同时，大量汉人移民西藏，抢走了有限的工作机会，占有了藏人的土地，使藏人失去了未来，而西藏的城镇，正在被迅速地汉化；无以计数的牧人，被强迫离开草原定居在贫瘠的地方，破坏了他们本来自给自足的生活，使之日甚一日地陷入贫穷。有目共睹的是，殖民"开发"的大车，每日载着价值连城的矿藏，源源不断地运往如今自然资源已十分贫乏的中国。这一切，让人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关心的是西藏的博大疆域，而非藏人。 然而，对这些非正常行为，如果藏人稍有异议，就会遭到长期监禁、酷刑、公开羞辱和失踪等。中国当局非但禁止藏人和平抗议，就是表达微小的愿望，都会遭到严厉惩罚和残酷打压。因此，他们宁可自焚，也不愿沉默和屈服。最近，中国当局又定性自焚为"犯罪"，并对自焚者家人、朋友等进行关押、重判，但是西藏境内的自焚抗议仍在此起彼伏。 通过各种媒体，噶厦一直呼吁藏人不要采取惨烈的自焚抗议方式，生命宝贵，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这样结束生命；作为佛教徒，我们必须为逝者超度祈愿；作为藏人，我们有支持境内同胞实现意愿的神圣责任：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家园！让西藏人民获得自由！让所有的藏人团结起来！ 只有实现此愿望，才能结束当前西藏的惨状，中国政府应该尊重西藏人民的意愿，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 噶厦将全力坚持寻求真正自治的"中间道路"， 这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向西藏人民指明的最可行和最有远见的解决西藏问题的路径。对此，西藏人民议会经过认真审议后，一致通过了"中间道路"的决议。同时，也获得了境内外藏人的支持，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领导人的支持；尤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学者和作家的支持。 希望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以现实为基础，真正认识到"中间路线"的方案是双赢为和利益藏汉两族的最佳政治途径。 2002年恢复对话，曾给藏人带来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不幸的是，最近的僵局，动摇了这一切。 解决西藏问题，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法律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中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采取了一国两制之政策，也对台湾表达了同样的政治意愿。然而，涉及西藏时，既没有在宪法框架下处理的意愿，也没有其他任何正面回应。尽管如此，噶夏仍然期望实质对话。因此，我们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展开有意义的谈判。 解决西藏问题也有益于世界，因为西藏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也为世界第三极，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涉及下游15亿人民的现实生活。另外，西藏的自由斗争坚定地建立在非暴力和民主原则之上，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既可以鼓励争取自由事业的人们，也更有助于中国走向现代化。 感谢五十多年来，印度政府和人民慷慨有力的支持！感谢声援西藏正义事业的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各声援西藏团体和个体，正是在你们坚定的支持下，通过了各项决议和公开声明！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早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我们希望国际组织敦促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专员、国际媒体、外交官员等进入西藏，这也是了解自焚事件和西藏境内真实情况的唯一方法。 正如噶厦宣布的2013年为"声援西藏年"，带着民族尊严，我们和平地、合法地开展了所有的活动。今年1月30日起，在噶厦和西藏人民议会联合在新德里开展的为期四天的大规模活动上，许多印度重要政治领袖、国会议员、不同党派的代表，都来到现场，承诺了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今天，在布鲁塞尔，欧洲流亡藏人和支持者，举行了"欧洲声援西藏"的集会。这个月，北美、欧洲和其他各国藏人，还开展了"西藏游说"活动，主题为：达赖喇嘛移交政治权力的目的、西藏民主发展进程、敦促开启具有实质意义的"藏中对话"等。 如今，西藏人民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努力，关系着西藏人民的未来。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关怀和指引下，我们必将克服各种困难，更加团结和充满力量。 在此，噶厦特别感谢境内外全体藏人的坚定拥护和支持！尤其向全体境内藏人表示亲切的问候！愿达赖喇嘛尊者长久驻世！愿在团结、创新、自力更生的原则下，雪域家园尽快获得自由，境内外同胞早日团聚！ 2013年3月10日 司政洛桑森格  |
||||||||
|
Posted: 09 Mar 2013 12:11 PM PST
去年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飓风时，纽约一加油站前有人掏枪顶着别人的脑袋想插队加油，这使我想起王力雄政治预言小说《黄祸》里抢米风潮拉开中国崩溃的序幕。空气里弥漫着的硫磺气息，常是危机城市的爆炸前戏。
人类社会的秩序很脆弱，就像生命本身一样脆弱。在倾斜帝国的病态社会结构中，鸡毛蒜皮之事都可能引发连锁巨波，顺势不可收拾地摧毁不公正与特权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谁将曜升崛起，国族将走向何方，是重建不公正与特权，还是新开公正与平权，常常会是一发千钧、命悬孤吕。
不公正制度造就的社会，在其秩序被摧毁时，摧毁的暴烈程度既取决于它的不公正程度，也取决于人心被荼毒的程度，更取决于人心触底反弹向往真善美爱的强度与广度。任何一场革命都有它的道德水准，数百年来，英法美俄中印诸国惊天动地的革命声中，也激荡着道德血水的深浅相映，这些革命从成败两方面印证着罗素的论断：
“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革命，比如1688年英国革命以及1776年美国革命，是那些对法律身怀敬畏者完成的，没有这份敬畏，革命就容易堕入无政府动乱或独裁专制状态。”
除了英国和美国革命，甘地领导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也是罗素上述论断的极好注脚。甘地一生总共绝食过18次，多次成功阻止了仇恨与杀戮的升级，他认为政治仇恨意味着印度人民还没有为独立做好准备。罗素说的法律，当指包括自然法在内符合人们基本良知和常识的各种伦理观念或规范，如果换个说法也可以是指常识性的社会伦理。
甘地的条件固然很不错，比如他所面对的是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可以自由办报，可以游行，可以结社组党，这些都足以让他充分利用非暴力空间去完成民族解放大业，但同样不可忽视，甘地是受过英国正统法学教育的执业律师，虔诚信仰“神”的信徒（他将“神”称为“真理”），他有非常强烈的规则意识，而他所领导的人民也有着广泛的印度教信仰。马丁・路德・金深受甘地影响，反对暴力，他倡导的占座行动、填狱行动以及进军华盛顿（据说当时肯尼迪总统对游行队伍里的马丁・路德・金大为赞赏）。这些主客观条件，在中国，无论是败走麦城的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们没有，成功建政的朱元璋、毛泽东们也没有。在不产生蒙巴顿、德克勒克、肯尼迪的国度，固然难以产生甘地、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但是，革命者并非只有走毛泽东、波尔布特这条路，还可以像卡利亚耶夫那样“怀着温情热爱正义”，在万不得已破坏不该破坏的正义规则时，主动承担后果，否则“革命要脱离荣誉，我就会脱离革命”。加缪戏剧《正义者》中卡利亚耶夫的这句台词，道出了罗素所说“敬畏法律”的革命者因其最大公共性而视荣誉为生命的内在高贵情感。
是否敬畏法律，反映的是革命者对待革命的伦理态度。以阿伦特“革命向来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自由”论，革命并没有道德豁免权，苦难者的反抗与秩序重建并不因其苦难本身获得道德优势直飞天界，反抗方式本身也不能逃脱伦理的衡量。反抗者不但绝不会仅仅因为受过苦难就高贵，更不可能因反抗压迫就可以为所欲为——任何理由都无法为黄巢丧心病狂地创办人肉加工厂“舂磨砦”屠杀至少十数万人开脱罪责。
无论时间地点，无论谁，无论发动什么样的革命，只要是人的行为，都有着道德准则，即使标准常因世易时移而有移易。政治本应是共赢原则之上妥协的艺术，而革命是通过特殊手段将无法共赢的不公平状态扳回到均衡状态的极端政治，其目的在于回归规则，而不在于试图报复哪个具体个人或群体，更不应该是混乱无目的的自相残杀，合法的复仇该由司法完成而不该由革命完成，虽然革命过程中容易发生报复性乱局，但不应是主流，无目的相杀更该杜绝。若以亚里士多德政治的本义“处理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共事务”而论，除了民国北洋时期短暂时间以及民主化转型以来的台湾以外，中国数千年来迄今并未有过真“政治”，只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伪政治。无论是引起农民战争的等级奴役，还是掀翻旧奴役重建新奴役的抗暴，都只是暴动者在处理他们心中的“家产”，而非公共事务；都只是占领原奴役者的宝座归自己享用，重新奴役一切人，而非结束奴役本身。可见，革命是基于被奴役者反抗奴役与特权，向往自由与平权的道德追求，还是基于被奴役者咸鱼翻身，取代原奴役者地位的私怨仇恨、道德杀戮，此间相距不啻千万里。
革命往往与大众运动相关联，但正如勒庞研究革命心理学时说的，大众运动虽是革命的重要形式，大众自己不会发动革命，得由领袖们组织大众进行，大众盲目而涣散，情绪易变；在同题研究中，卡内蒂认为，大众的品质既可能高于平均值，也可能低于平均值。大众运动不仅与领袖的品质关系密切，也与弥漫在空气中的某种神秘氛围密切相关。
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颁布“摧毁里昂城”的法令，雅各宾党徒约瑟夫.富歇奉命在短短三周时间里砍掉1600多个人头，破坏了20000幢私宅，尸首甚至污染了塞纳河，富歇赢得了“里昂屠夫”称号——他在执掌讷维尔、克拉姆西辖区时却未流过一滴血，而那时候别的雅各宾党徒却在各地大开杀戒；控诉并要求判处22名吉伦特党人死刑的德穆兰，在听到他们真被判死刑后，仓惶哀嚎：“啊，这可不是我本意！”曾经说过“宁愿上断头台也不杀人！”的丹东却是杀人不眨眼的公安委员会的主席，是杀人法庭的创立者；就是在报纸上撰文宣称要杀30万人的马拉也经常营救具体被判死刑的人（他还在日记里写过根据形势在不同的时间里应有不同的杀人数目）；签发了数千张死亡令的罗伯斯庇尔在1791年还是个死刑反对者，过了两年他就将“断头台变成了礼拜堂”。
这些怵目惊心而又奇怪的现象说明什么？
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常常存在着一种嗜血的倾向，就是大众心理学上所谓复仇的“破坏性”和狂欢的“破坏性”。人们常常难以清楚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些本意未必嗜血的人在结果上极端残忍。正如茨威格、博洛尔、霍弗等人都曾正确分析过的，所有这些人，德穆兰、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富歇的残酷是因为担心自己被视为温和派（在恐怖分子眼里，温和派就是投降派）。如蒙田曾经说过的，暴戾是因为怯懦和恐惧。他们为了让人们相信自己是坚定的革命派而杀人，如果不杀人，他们自己也会被杀，丹东就是因为最后不肯继续杀人而被罗伯斯庇尔指控“丹东想让革命的骏马停在妓院门前”（毕希纳戏剧《丹东之死》），并被他自己创立的杀人委员会判处死刑。
这里涉及革命过程中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恐怖分子对整场运动特殊的绑架能力。在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都存在一些极端暴虐的恐怖分子，他们是些如穴居动物一般的流氓，未必受过多少迫害，但有着对一切美好事物和一切规则的仇视，他们有着崇拜破坏的强烈情感，参与社会运动之后，他们就极易主导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整个运动的目的甚至都会被绑架，从而使得“人民”成为毕希纳所说的“米诺陶洛斯”，“如果十人委员会自己不想让它吃掉，就得每天喂它死尸吃。”这就是革命运动过程中神秘的恐怖氛围。
霍弗曾说过，“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但不能不相信有魔鬼，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这就是群众运动为什么会被绑架的原因，持温和观念和态度的群体因缺乏凝聚力而丧失战斗力，即便是善的力量也必须具有某种极端性，才能获得凝聚力而富有战斗力，即抵御和反击恶的力量。马丁・路德・金在其著名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列举了历史上诸多爱和正义的“极端主义”者之后，说了下面这段话：
“问题并不在我们是不是会作为极端主义者，而在于我们会作为哪种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恨的极端主义者，还是爱的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保存非正义的极端主义者，还是扩展正义的极端主义者？”
比马丁・路德・金至少早了160年的路易斯・博洛尔，则在《政治犯罪》(Political Crime)中从相反角度提醒人们要注意城市暴动中的恐怖分子，他说：
“潜伏在大城市郊外的暴徒比丛林野人更野蛮凶残，以反社会者只占少数、绝大多数人没有革命情绪为由误导人们堕入虚假的安全感是错误的：所有革命都是由胆大妄为的极少数人完成的：不错，暴徒的人数很少，问题是懦夫数量惊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72年就以长篇小说《群魔》预言了恐怖分子将僭夺革命权、引导革命方向，并将整个民族带入地狱的可怕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在检视“共产主义幽灵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像在俄国那样强烈的抵抗”时，将最初的致敬送给了这“第一波就是《群魔》”。
霍弗说“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你可以说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都印证了这句话，但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当代的西班牙转型、台湾转型、韩国转型显然印证着相反的道理：他们的精英成员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和命运。霍弗的话不妨修改为：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取决于品质最优秀者和品质最低劣者的力量对比关系。
马丁・路德・金、博洛尔、霍弗，以及前文提及的罗素，不约而同地将革命的成败关键指向人群中成就革命者的“极端性”品质——是追求真善美爱的、敬畏法律的，还是些恐怖分子？革命中有时难免发生暴力——绝对的非暴力是种理想，它需要太多主客观条件，在没有三权分立基础制度的国家几无可能。当暴力尤其是自卫性暴力不可避免时，应当将暴力强度降到最低点，以制服对方暴力为限，滥施暴力一定会走向初衷的反面。这也属于革命的伦理范畴。显然，被恐怖分子绑架的革命只会将暴力无限扩大而不是缩小，只有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些有着坚定意志的善的“极端主义者”才可能在血污的革命天空下以仁慈和理性之手紧握住舵盘，不让它翻进地狱。
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从未有过一场真正成功的革命，从来只是推翻旧奴役建立新奴役，从未结束过奴役，原因在于数千年以降，国人不知私权和程序正义为何物，将每一场反抗暴政的鼎革变成滥施暴力的血腥狂欢，每一轮“打土豪分田地”都为下一轮“打土豪分田地”准备仇恨的弹药。
当代中国适逢——从奴役走向自由，从专制奔向民主，从威权迈向宪政，从人治赶往法治，从集权转向分权，从一统步入联邦自治——的革命时代。在这嘈杂的革命声中，常能听到诸如清算或打击民营资本之类需要警惕的极强音。这些指向人和物的指控原本应该在民主宪政制度确立之后亮剑，旧制未除即汇成难以遏制的巨浪，一旦风云突变，保护私权和遵循程序正义的独立司法未及确立，私权就可能已经被消灭、程序就已经被践踏——走回到新一轮“打土豪分田地”老路上去了。
动辄下跪的跪族让人绝望，肆无忌惮的暴族则让人惊悸；视革命为地狱之门固然偏颇，把革命看成天堂之钥同样幼稚。在两个极点的针尖上跳舞，就不会有广阔的视界。重要的不是革不革命，重要的是革命者选择何种德性。
2013年3月1日於纽约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15, 2013, 6:51:30 AM3/15/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14 Mar 2013 01:16 PM PDT
130年前卡尔·马克思与世长辞。几乎没有哪一位思想家像马克思那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但人们对其褒贬不一。热情推崇者有之，对其采取鄙夷态度，或将其混同专制者，也不乏其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同1789年的《人权民权宣言》以及《美国独立宣言》一道，堪称最富影响的政论文献。德国哲学家施托里希（ Hans Joachim Störrig）说，"马克思之前，以哲学为原点和动力的运动还从未掀起过如此浩大的声势。"二十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的政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统治的人口达到全球半数。
由此马克思兑现了自己提出的要求。还在年轻时代，马克思就曾写道："哲学家不过对世界进行了不同的理解；而重要的是，对它进行改变。"
马克思的核心思想
 柏林市的马克思、恩格斯塑像
马克思始终希望人们把他看作是科学家，而非哲学家。对劳动的分析是马克思思想的中心部分。人"成了可以自我生产的动物"，兰德胡特（Siegfried Landshut）和迈尔（J. P.Meyer）这样认为。他们二位都是带有评论部分的马克思著作的出版人。分析劳动的必要前提是掌握经济知识。马克思的经济知识多半是由好友和同道恩格斯传授的。
马克思撰写了剩余价值理论。该理论的要点是，一个人能够创造超过自用价值的更多价值，而资本家则将两者间的差额占为已有，方式是，让工人更多地工作，支付较少的工资。这样便产生了利润。
马克思的理论最终建立在物质基础决定社会生活的思想之上，即"存在决定意识"，也就是我们怎样生活，决定我们怎样感受和思维。此外，马克思思想还包括，历史的发展也遵循类似的规律，自然界亦然。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因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而瓦解，这是一条必然规律，就像石头落地一样。
作用和后果
过去100年间，像潮涨潮落、经济周期一样，马克思思想也经历了兴衰的历程。
他的理论在冷战时期的体制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苏联，列宁以及继任斯大林以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将共产主义不仅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将其转变成政治现实。中国的毛泽东、越南的胡志明、朝鲜的金日成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都从在德国特里尔市出生的马克思那里获取理论的源泉。他们都一致认为，马克思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真理。所以，为适应各自国家的需求，修改马克思理论也在所不辞。
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
共产国家的统治在短短的数年内，变成了残暴的专制政权，在苏联和中国，因此而丧生的人数高达几百万。而同时，马克思的将在工业国家不可避免发生革命的预言，却未能兑现。情况正好相反：被看作是实现共产主义先驱的苏联，却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博弈中，败下阵来。
马克思的其他假设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不是被证明为谬误，就是至少不够完整。自由主义学派的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未能达到科学标准，虽然他极力希望创立科学理论。
因此，苏联瓦解后，将马克思理论作为谬论加以摒弃并不困难。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民主理论，至少从表面看，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取得了体制冲突的最终胜利。
全球经济危机
然而，以上说法并非正确，最晚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佐证。数以十万计的职员失掉了工作和他们的住房。这一背景下，马克思理论重新体现了它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不仅将全球化描述成资本主义的后果。他也记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这一矛盾导致危机不断发生。此外，马克思还预言道，资本将不断集中，掌握它的人会越来越少。德国经济学家克莱默（Werner Krämer）说，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体现了特别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子孙
中国的崛起让许多观察家感到震惊。他们不解并提出疑问：共产主义难道还在发挥影响？不过，今天的中国或古巴、委内瑞拉以及越南，推行所谓的"共产主义"，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同马克思的理论已毫不相干，虽然他们会不断声称自己是马克思的子孙，也会不断援引马克思的言论。
以中国为例，对国内事务的不断集中，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的理论大相径庭。马克思认为，只有国际无产阶级，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曾在中国执教的克莱默说，中国是一个相对不公正的社会，贫富差别巨大。这说明，"中国在马克思理论和现行经济制度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作者：Rodion Ebbighausen 编译：李鱼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16, 2013, 6:17:17 AM3/16/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动向》长短论：假装理直气壮还能多久？
- 胡少江：“死猪潮”与中国官场
- 吴祚来：党的光辉“罩”几代？
- 王丹：国家的主人翁
- 林楠森：马英九出访梵蒂冈将考验两岸关系
- 徐友渔：我亲历的“自由主义-新左派”之争
- 高新：习近平已不再象自己父亲那样“政治天真”
- 蔡子强：香港要的是“伊朗式”普选吗？
- 刘自立：意识形态考
|
Posted: 15 Mar 2013 03:06 PM PDT
两会期间，民革主席万鄂湘在回应外媒"是否希望参与多党竞选"时表示，尝到目前这种政党制度的甜头，没有必要去改变。这种政党制度不是所谓的政治安排。他表示……美国是不是也可以学学中国的政党制度。万鄂湘所说，除了"尝到……甜头"发至肺腑，其余的不外是假话而已。
所谓中共的民主协商制度，本身就是掩人耳目的政治秀，和民主制度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尤其在共同纲领被撕毁后，民主协商制度也就寿终正寝。各民主党派已成中共政治秀的摆设，其花瓶的地位众所周知。有人把这这个制度比作是：自己的丫鬟送给民主党派当夫人，把民主党派的夫人弄来当丫鬟。形象地说明民主党派在中共的政治棋局上的真实地位。
其实，在这一格局中，岂止是没有发言权，就连这些民主党派的党魁、领导班子的产生，都在中共统战部的操纵下完成。天下哪里有如此行事的政党？可见，民主党派早已名存实亡。说穿了，他们就是中共豢养的政治马仔。穿着民主党派的马甲，吹着中共的喇叭；不外是挂羊头卖狗肉，吃纳税人血汗的应声虫。以政党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放弃政党的政治责任，换得好车豪宅以及相应的花瓶待遇，这就是万鄂湘所谓的甜头。甜头是他们尝到了，苦头却让老百姓吃尽。被强拆、被下岗、被关押，甚至被上吊，被自焚！中国人值得为你们吃到的那点甜头付如此的代价？
这种"制度甜头"，鲁迅称之为"吃教"。 "'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至于"吃统战饭"的老什么，鲁老夫子做梦也未曾想到。
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比万鄂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大有人在。尤其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的辩护上，假话讲得来都让人脸红。但他们却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何故？除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持政权的狂妄、贪婪，还有万鄂湘这类的政治垃圾。
从衣俊卿之流的"三个自信"，到傅莹的"中国已经找到正确道路，没理由不坚持"；从吴邦国的"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特色"，到申纪兰"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拿养老金"。没有万鄂湘这样的垃圾垫底，这样言不由衷的假话怎好意思说得出口？
胡德华在2013年《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发言说："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明知如此，你还不得不在这个假话充斥的社会里忍受如此弱智的欺骗。
以北京的大气污染为例。当初有驻华使馆公布PM2.5，环保部官员说是不科学，是干涉中国内政。北京奥运四个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因空气污染戴口罩，最后被要求向中国人民道歉。而最终的结果如何？现在的北京人被阴霾天折腾得苦不堪言，也纷纷带起了口罩。这两个事件，当事人该不会忘了？事实胜于雄辩，更何况是谎言。
戈贝尔有句名言，叫做假话重复千遍就是真理。作为戈贝尔的信徒，你照着他的教导做了，所向披靡，大有斩获。但你不能忘乎所以，信口开河。假话也不能不讲点逻辑，讲点依据。申纪兰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拿养老金"，那是因为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的无知。但你们把她的无知推到前台广而告之就是无耻。一个靠假话维持的制度有什么自信可言？假话说到不要脸的地步，不要说对制度、就是对自己的人格也不自信。如此不自信的一个政权，还能假装理直气壮坚持多久？
――《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
||
|
Posted: 15 Mar 2013 02:52 PM PDT
在中国人代会和政协会上，那些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口头禅的北京高官们不仅一再地在公开场合对"人民"关切的社会重大问题表现出极端的麻木不仁，而且在一些危机应对的微妙场合仍然一如既往地讲"官话"、自以为是地讲"错话"，甚至是愚蠢之极地讲"神话"。在近两周的会议期间，这些高官们的拙劣表现几乎成为中国底层民众街谈巷议的一道风景线。
坊间谈论最多的是最近出现的"猪投上海"的现像和官员们对此所做出的各种解释。就像是专门为了北京的两会增添谈资似的，上海居民的重要水源之一的黄浦江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漂浮死猪。面对这个现像，最先表态上海官员们立即解释，这些死猪没有影响上海的水源质量，显然是希望以此来安定民心。不料民众并不买账，纷纷愤怒地要求表态官员亲自品尝被死猪污染的江水。 更为拙劣的表态随后相继出现。据说在死猪的尸体上发现了类似"身份证明"的防疫"耳环"，这些特殊的身份证明将来源地指向了浙江省的嘉兴等地。而有关的浙江官员则对此进行了否认。事件已经发生数日，但是迄今为止，只见报章上各地官员推诿责任的一次又一次声明，却没有看到中央到地方有关部门负责任的解释和追究责任的具体措施。 最令人捧腹叫绝的是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和副部长窦玉沛关于死猪问题的一次与记者的对话。当有记者问道，村民将大量死猪直接投入江中，是否因为负不起火葬死猪的费用。两位部长竟然长篇大论地向记者谈论起了有关人的殡葬管理服务的收费问题。显然，这两位部长不是将人错认为猪，就是将猪错认为人了。以至于事后有的记者调侃到，中国的民政部长人猪不分。 中国官员没有能够有效地应对这次死猪漂浮黄浦江的事件，看来事出偶然，实际上势在必然。在官员腐败猖獗、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没有保障的中国，老百姓本来就已经对政府官员极度失望。因此，一旦类似的事件发生，官员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欺瞒和如何自保。他们或是强词夺理，或是装聋卖傻。唯一不做的就是追究和承担责任，或是去得罪同朝为官的官僚。 民政部的两位部长看似愚钝，实际上暴露了当今北京官员为官的"天机"。首先，不如此的愚钝，他们是到不了今天的高位的。其次，他们的讲话稿显然是早就拟好了的，只不过是照本宣科罢了。同时，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弄明白上海的死猪事件是怎么一回事。诸多因素凑在一起，帮助二位实现了贻笑大方的"人猪穿越"。 其实，死猪事件并不是引发官员们当场出丑的唯一事件。大量官员在不同场合对民众深感不满的社会现像作出了许多非常不合时宜的评论。例如，在谈到"假冒伪劣商品的现像时，侯任总理没有正面抨击这种既违反道德又违反法律的中国造假现像，而是大谈什么"假冒不一定伪劣"；又如，政协新闻发言人在谈论奶粉危机时，不去谴责非法牟利的奶粉商家，而是抱怨中国民众对奶粉的不信任。中国的各级官员们对基层民众关切的社会问题如此不敏感，真的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5 Mar 2013 02:20 PM PDT
靠唱红歌来影响社会文化是不可能，影响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更不可能，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洗脑方式，红歌与红色故事中有着太多的暴力与仇恨，法律与道德精神在其中更是荡然无存。
李氏父子的“颜色革命”
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我都不知道少年时代看过几遍《闪闪的红星》，记得清楚的大概是1975年前后，听说学校附近几公里外有地方放露天电影，我们兴致勃勃地去看，结果看的仍然是这部老片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年能看几场这样的电影，就算是有了文化活动了。有时候由于信息有假，还可能空跑一趟，每逢这样的事情，总会有人说，今晚看了一场“英雄跑白路。” 从小人书《英雄小雨来》，到《闪闪的红星》，到《小兵张嘎》，这些故事可以说影响了中国几代儿童少年，这些题材都是关于战争，关于敌人侵略与我们保家卫国，我们正义敌人邪恶，我们必胜敌人必败。儿童在战场上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看过这些电影之后，第一感觉是后悔自己不是生在战争年代，如果与少年英雄们一起打仗，自己也可以成为英雄，第二感觉是敌人太可恨了，而且都跟白痴一样，任何敌人都应该消灭光，不惜一切代价，不在乎任何手段；第三感觉是闪闪的红星这样的歌太好听了，使人热血沸腾，这些红色歌曲成为伴随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心灵伴奏曲。这些电影与歌曲，使战争一直没有从我们心里结束，无论是国内战争还是抗日战争，它激发了某种爱国与战争的热情，同时使仇恨注入到每一个孩子心中。 1988年我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当时院址与中国音乐学院同居一院，也就是著名的恭王府，音乐学院的学生们经常把李双江教师来电话找梦鸽当成笑谈，因为当时电话还非常稀少，大学生与研究生们有时一个楼道才有一个共享电话，总政歌舞团的李双江老师要找到梦鸽同学，得要在电话中求助小同学去找人。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不仅进入婚姻的殿堂，李老师还老来得子，有了这位现在号称“帝都小银枪的李天一”（现名李冠丰），从父辈歌唱的红樱枪到新红二代的“小银枪”，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发生了“颜色革命”。
红二代已没有兴趣讲党性了
现在通过网络视频看到李天一与父母同台唱歌的节目，基本上都是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李天一与人斗殴进入看守所后，网络上就有网友恶搞这首主题歌，改名为《红星罩儿去战斗》，其义不言自明。这些红歌对新红二代或官二代有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问题，我们知道，主流社会的红二代或在高层或任职国有大型企业，或成为跨国富商大贾，像薄熙来的公子薄瓜瓜，从小就进入西方教育体系学习，相对来说，获得了某种安全保障，而李双江的公子是新红二代或官二代，由于家人的骄宠，没有长期在国外念书（听说三月份准备赴美读书，可惜没有守住时间），衣食荣华无所不有，最终有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惊奇。“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上”、“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成为笑谈。
李双江教子的失败，证明红歌教育的失败，或革命教育的沦落。红二代已没有兴趣讲党性了，由于没有法制观念与道德束缚，又有权贵背景依仗，他们放纵的是他们人性中的兽性。“我爸是李刚”、“我爸是李亚力”、“我爸是李双江”，李姓的父亲多为儿子背上了黑锅，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姓李，而是因为姓党，党的教育记在心上，而人性人道法制道德丢弃在一旁。
从现在网络上有限的停息看到，这次与李双江之子共同犯事的年轻人，多未满18岁，其中还有李冠丰上次犯事时的狱友。看守所或劳动教养，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人寻找知音或同伙的大学堂，这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受红色教育十几年，还不如受到看守所里同伙教育几个月，那么红色歌曲与党的教育，到底会让孩子们记在哪儿了呢？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李双江曾表示：“孩子总归学不坏，因为我们所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的。”李双江夫妇唱的歌曲全是正面的东西，红二代的上一辈革命家嘴上唱的口中说的，也全是“正面”的东西。闪闪红星主题歌是正面的东西，艺术中制造潘冬子血腥复仇，在他们心目中也是正面的东西。
红歌破产，李双江应引咎辞职
红歌不仅在结束文革时破产，也在重庆破产，在李双江这样的家庭里也破产，为什么破产？因为其间充满谎言与仇恨，充满血性而没有爱与关怀，这样的歌手唱红歌，不过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艺术功力，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而高歌，他们是唱给党听的，唱给领导听的，也美其名曰唱给人民听的，但他们永远不会唱给自己的心灵听，他们假歌真唱，唱着唱着，虚拟的红色人格就塑造了起来，唱红歌或主流歌曲的人，主流形象矗立起来之后，他的身后可能是一地鸡毛。唱红歌的人，多具有双重人格，他们的生活是完全的权贵方式，一种寄生的方式，而他们给公众的形象，仍然在追求共产主义美好理想。
看起来是李冠丰涉嫌犯罪，而真正的原因与结果是李双江失败了。
靠唱红歌来影响社会文化是不可能，影响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更不可能，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洗脑方式，红歌与红色故事中有着太多的暴力与仇恨，法律与道德精神在其中更是荡然无存。
李双江之子涉嫌强奸被捕后，我在网上发了一条微博：李冠丰没有收入来源，完全靠父母的经费，而父母是军人，所以李双江之子滥用军费作恶。我甚至希望李双江引咎辞职，其实他应该早已是退休之人，已无职可辞了，听说因为儿子犯事，被气得住进了医院，而母亲也通过媒体，希望社会能够宽恕她的儿子。其为父为母的心情，谁人都可以理解，但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纵容儿子走到这一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
||
|
Posted: 15 Mar 2013 02:05 PM PDT
上个星期是我在台湾的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沙龙的第一场，虽然没怎麽动员，但是还是来了三十多个陆生，几乎是清大陆生总数的一半。学生们给我抛出了很多问题。 其中有一个陆生问我，对於未来中国有什麽具体构想。这有点像是在考我。於是我就一一讲了一些我的主张，例如提高国企上缴税收的比例，杜绝公款浪费等腐败现象，以节省下的资金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司法独立等等。 讲完，我半开玩笑地问那位陆生："这就是我的主张。如果现在你可以投票，在中共和我之间，你投谁？"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说："投给你。" 我并不认识这位学生，但我相信他不是敷衍我，在他的眼里我看到他是带着诚意回答的。因此这让我有一点点感动。选举是未来不可知的梦想，但是我现在已经拿到了一张票。虽然只有一张，但是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张。在这张虚拟的选票中，我看到了希望，也看到坚持的意义。 以後会不会参加选举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会很珍惜，今天晚上得到的这一票。因为，投票给我的是青年，他们终将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对於任何社会来说，青年的意向都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中国大陆如此，对台湾也是如此。 上个周末在台北，我去参加了反核大游行。 这次游行，仅仅台北就号称有12万人走出来。这是我来台湾这麽多年来，看到的最大的一次游行。别的不说，我从捷运出来，人潮汹涌的程度，让人想起跨年。重点是，满眼望去，到处都是年轻的学生。不可否认，现在的台湾青年人的社会关怀热情，经由反国光石化，反媒体垄断，反核等一系列事件而越来越呈现出来。反观香港，也有同样的现象，那就是：年轻人要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未来。 在人群中，看着年轻的面孔组成的海洋，我心里有无限的感慨： 在今天的台湾，不管是媒体议题，还是核能议题，青年世代的内部共识度越来越高，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认同这些议题。我一直觉得，古今中外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政府，如果跟青年世代对着干，是天下最愚蠢的事情。因为，不管你现在怎样强，未来还是他们说了算。那你现在这是何苦呢？！ 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年青人愿意站出来承担，未来就有希望。这还是刚才那个道理，因为毕竟未来是他们的。看着台湾的青年已经在为自己的未来站出来，我跟身边走的几个陆生都多少有一点惆怅：在台湾，人民可以为了未来的隐忧发动大游行；而在中国，北京已经几乎无法呼吸，但人民只能忍耐。还有什麽，比这个对比，更有力地说明民主的好处的呢？ 我多希望有一天 ，我也可以再一次，为我的故乡的生活品质，与百万人一起走在长安街上!所以，当我坚定支持台湾的学生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也要说一声：中国大陆的年轻世代，你们也要加油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RFA
【附录】王丹回忆录：从六四到流亡 （选摘）
 |
||
|
Posted: 15 Mar 2013 12:56 PM PDT
林楠森
更新时间 2013年3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44
 |
||
|
Posted: 15 Mar 2013 12:31 PM PDT
《天涯》杂志在年初给我的约稿函中说："回首十余年思想演变，左与右之间的界线似乎已不再明显。"我写此文时值春季，由一个政治事件在学界、民间、网上引发的争论与对立，左右立场的鲜明与整齐划一，直截了当、不留余地地证伪了这个判断。当然，谈左右有容易混淆的毛病，长期以来，有人把自己认为照理是左派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比如维权)归诸左派，造成"应然"与"实然"的错位；而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看得清楚，一些所谓的左派表现出强烈的右派特征，比如国家主义倾向，拘泥于简单左右划分的人对此困惑莫解。
我一直用来刻画社会思想立场分野的术语是"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对立"，这个说法的优点是有具体的内涵。但仍然有缺点，两派在中国的分野与其在发源地西方社会的分野大为不同，相同的名称对应不完全一样的事实。很可能，我们只有在对分化和争论历程的叙述中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思想演变中这方面的真相。
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争论十分火爆，当我力图澄清自己的总体思想文化倾向时，想到了"自由主义"这个术语，这是与当时流行的几种思潮相比较、相驳诘而产生的。
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文学界爆发了所谓"二王二张"之争，上海知识界发起和开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前一场争论中，持"躲避崇高"和"以笔为旗"说法的人誓不两立，我认为双方各有可取之处和片面性，不倾向于哪一边。而对于后一场讨论，则有明显的倾向性。我注意到，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开始时，论者认为失落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由于文字狱和种种摧残而导致的人格萎缩、精神的侏儒化和动物化，是主流意识形态坚持教条，与专制政治结合的意识形态排斥人文精神，导致思想僵化，以及传统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的合作者、代言者和工具，所以人文精神被阉割和遗置。但到后来，话题变为人文精神与商品大潮、大众消费文化的关系，论者认为人文精神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失落的，以至于后来在重述那场讨论时，都认为是以人文精神的名义对市场经济的控诉和声讨。
王蒙对此发出质疑，他问道："是市场经济诱发了悲凉的失落感了吗？是'向钱看'的实利主义成了我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了吗？""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吗？引领风骚吗？成为传统或者'主流'吗？盛极而衰吗？"王蒙说，在中国的近现代，人文精神从来没有被承认，更没有大力实行，"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
我认为王蒙说到了要害。当然我也注意到，王蒙的视野有局限，他只看到斯大林模式、左的路线形成的危险，只警惕反右和"文革"运动的重演，而没有觉察到一种新形式的弊害开始产生，这就是金钱和资本主义性质之恶。在1996年年中《大学生》杂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坐在王蒙的旁边，专门讲了一段话给他听，大意是说问题出在两方面，哪一方面都不能忽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两种弊端有主次之分，当前作用和长远作用之分。我凭自己的经验和现实感，更警惕左的危害。我觉得，文化人在敏感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时，容易超前地、夸大地估量其危害，忽略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指出过的问题：对于不发达民族而言，苦头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过分，而是来自资本主义不足。
这使我在两种倾向、两种思潮的争论中，不选择新左派的立场，而倾向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立场或倾向，是已然存在，早已被人指出的，并不是虚构或任意粘贴的标签。中国的"新左派"称谓最早出现在1994年，杨平在评价崔之元的文章时，称中国出现了"新左翼"；《二十一世纪》在1996年2月号上刊登卞悟反驳崔之元、甘阳，张隆溪批评张颐武的文章，使用了通栏大标题《评中国式的'新左派'与'后学'》。
虽然汪晖在国内一再表示他反对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说明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谴责这是"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但他在接受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采访发表的谈话表明，他完全清楚这两个名称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条件变化和知识界立场分化的产物。该刊编辑提问说，1980年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1990年代措辞和划分变了，人们开始谈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原因何在？汪晖分析了社会状况的变化和知识分子立场的分化，认为用"改革"、"保守"难于表达实际内容，政治词汇因此发生变化，这大致始于1993年，在这种语境中开始说"新左派"。该刊编辑认为，1989年后，"自由主义"一词表达了对政府既支持又批评的立场，赞成市场化，不赞成言论控制和违反人权，当被问及情况是否如此时，汪晖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方面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对情况了然于胸，另一方面却在国内躲避推诿，说别人贴标签？我公开表达了这个疑问，并论证说，"自由主义"、"新左派"不是帽子而是事实，但没有得到回应。
我在1997年3月号的《文化中国》上发表"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提出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重提自由主义。汪晖在《天涯》 1997年第5期上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1999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从新左派的立场出发，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对于市场经济、全球化、转轨时期社会弊病根源的观点。我在《开放时代》1999年5、6月号上发表《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提出与之对立的观点，后来，我又发表《评中国九十年代新左派》一文，指名道姓地批评崔之元、甘阳、汪晖的主张，再后来，我还发表了《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我的观点针锋相对，言辞尖锐，但我是在进行严肃的论战，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汪晖一贯泛泛指责他的对立面只是进行人身攻击，以代替认真的思考和讨论，但他从来没有在学理上回答过对他的质疑与批评，对于我的挑战未置一词。我本以为会有凌厉的反击，但从头至尾领教到的只是装聋作哑的功夫，后来，我终于看到这种功夫是何等了得。在确立自由主义的自我定位时，对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考虑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到奇怪：在各种牌号的理论学说和社会思潮中，比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多的是，怎么会是自由主义？
首先我要说，在充当某种思想学说的支持者与坚持自己理想和价值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我曾说过："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找不到理由使我决心在自由主义这棵树上吊死。"如果自由主义与对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追求冲突，我会没有半点迟疑地抛弃前者而选择后者。我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于我后来自觉选择思想立场起了决定性作用，我深知，打出社会公正和平等的旗帜，喊出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口号是非常容易的，古今中外有政治图谋的人都精于此道，这对于获得人心大有帮助，但在这旗帜和口号之下干别的事，却是经常发生的。我还深知，无节制地提倡社会公正和平等，而不倡导自由、个人权利和法治，其后果将是灾难，人们最后会一无所获，到头来面临最不公正和最不平等。
最让人真假莫辨，造成历史迷局的情况是，有这样的统治者或政客，他们本来是不公正不平等制度的缔造者或最卖力的维护者，但为了争取民心以获取权力或扩大权力，打出"公正、平等、共富"的口号，这一招很灵验，往往奏效，但用人权和法治为标准来衡量，则不难判别真伪。
在1990年代中期，当我举目四望在当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寻找思想定位的支援性资源时，我看重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时他的代表作《正义论》刚被介绍到中国，学界正在品味和消化他的思想。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正义理论是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而使我动心的是，罗尔斯的主张是一种非常激进的平等主义，但不管有多么激进，这种平等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前提，是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实行的。我的最重要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没有这些前提条件和约束性条件的正义或平等，只会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无法无天"的内战、迫害、遍地冤狱和普遍的贫困。
在1990年代，明确定位为自由主义者或明显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发出了强有力的社会公正、平等，反对特权和化公为私的呼声。比如何清涟的《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等一系列文章，卞悟(即秦晖)论《公正至上》的多篇文章，朱学勤为何清涟着《中国的陷阱》所写的导读，以及我本人在《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当前中国思想争论》等文中表达的观点。
新左派全然不顾以上事实，攻击自由派站在富人一边，助长社会不公正，比如甘阳说："今日许多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对于这么严重的指控，甘阳提供了什么样的文本依据呢？没有，一点也没有。他也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更早(或者同时)像上面所引那样呼吁过社会公正，抨击利用改革化公为私、搞腐败的现象。对于甘阳而言，谈论公正只不过是用来打自由主义的一根棍子。
转型期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弊病――比如不公正、腐败等等――是全社会有目共睹，官民一致承认的，分歧出在对于病因的诊断：主要问题是权力还是市场，病源来自外部还是本来就存在于内部？汪晖说："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今天的腐败经常表现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我认为，这是一种舍近求远、避实就虚的诊断，这与人们所知道的――不论是从媒体还是根据亲身经验――每一件关于贪腐的个案不相符。我反对把当时的中国说成已然是市场社会，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批判的视线从中国社会内部引开，对直接、明了的问题兜圈子，将其原因推到遥远的大洋彼岸。
我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权力的腐败就没有经济的腐败，单纯说市场经济是社会不公和腐败的原因不正确。中国的市场是被权力干预、控制、扭曲的市场，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打破权力垄断和不受制约的局面，让市场经济在法治和民主宪政的框架之内规范地发育，而不是退回到大一统时代，更不能退回到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文革"时代。
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认为它是一场惨剧、一场浩劫，还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尝试，这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对于"文革"灾难记忆犹新，对于以左的形式，以革命的名义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高度警惕；而新左派并不认为左的路线在中国危害甚烈，指责人们对于左的做法的批判和清算是轻易地抛弃了一笔宝贵的社会主义遗产。他们挖空心思要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打捞淘洗出一些所谓的"合理因素"。比如，崔之元在《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一文中说："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直接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我相信，这种话一定会使很多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感到极大的震惊。崔之元是在套用毛泽东的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毛的原话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根据"文革"的经验，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乱中国一次，停产关校，使法制荡然无存，打倒自己的政敌，使知识分子受尽凌辱和摧残，这有什么"合理因素"可言？我坚信，崔之元并不知道"文革"中真正发生了什么，所以他也不明白自己的话真正意味着什么。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爆发以来，不少热心人竭力做"统合工作"。他们认为，两派的理论分歧在所难免，但不应该闹得势不两立，作为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大家应该有共同的社会责任，应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我在一开始短暂的时间内为这种热心感动，也想参与沟通交流、求同存异的工作，但很快我就看明白，这种努力毫无用处、毫无结果，不用在这方面白费劲。我的这种态度需要解释，我不认为这是出于有些人说的"文人相轻"，也不是出于理论上的教条或激进。
大概是在世纪之交，那时香港中文大学的"世纪中国"网站还存在，我注意到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发言极其活跃。他的理论资源明显来自当代西方新左派(他吊洋书袋比那几个号称通西学的新左派代表人物还要厉害)，他的攻击对象一直是我在本文中提到的新左派，其言辞之犀利令人诧异。这个青年学者宣称自己是"原教旨的新左派"，自白说自己痛诋那几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新左派，而是因为他们是假的左派，他想彰显真正的新左派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认为，争论不在于立场观点的差异，而在于学术的真诚性。他甚至说，那几个人不仅是伪左派，根本就是伪学者。
透过这位年轻学者的激烈言辞，我看到了几分事实真相。我反省到：凭什么说两派认识统合很难，凭什么说文人相处不容易，我的朋友中不是明明包括有货真价实的新左派吗？我们在批判现实生活中的丑陋和腐败时不是立场一致、同仇敌忾吗？在做一些冒险犯难的事情时，我们不是站在一起的吗？我对他们欣赏乔姆斯基，对他们追捧《娱乐至死》一书，对他们动不动就痛骂西方帝国主义，不是仅仅报之以一笑吗？我不是一直视他们为可爱、可敬之人吗？
我突然明白，说两派难于统合，只是因为把那几个经常吊西方新左派书袋的人当成了中国新左派的正统，其实，他们之中有的人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什么有影响的主义(比如文化保守主义)都要插上一腿，只要能被视为某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就成；有的人披着新左派的羊皮，但往往露出国家主义的狼尾巴。分派只是在对知识分子思想立场的理论资源进行深究时才有意义，如果看重的是人们在现实中是批判、坚守还是逢迎、钻营，那么派别的标签真的不那么重要。
我无意说，只有新左派中才有名实相异者，我还是能不带派别偏见看事情的，我这里说到有人以新左派为名而以国家主义为实，其实，以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新儒学为名而以国家主义为实者，也大有人在。派别标签与道德、人格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虽然，在今天，判别或结交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确实不应该是对方自称的或被称的立场，而只能是其道德与人格。我的考虑和体会是，要当自由主义者或者是新左派，是要准备吃亏，是要准备为自己的社会立场付代价的，而不是为了得到好处的，不论好处来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更不用说力图在体制内外通吃。
《天涯》 2012年第5期
――读者推荐
 |
||
|
Posted: 15 Mar 2013 11:53 AM PDT
愚笔在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共政制还不如前苏联》一文中为本篇文章预报的讨论内容就是“从乔石接任人大委员长至今，时光又过去 了整整二十年，中共新党首上任之初重提维护宪法尊严的口号，兑现的可信度能有多高？”
先接着上篇文章的内容继续向前回顾，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是由彭真领导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就已经提出人大系统如何独立行使监督权的问题，但时至今日，全国人大系统既没有能够出台一部《监督法》，也没有能够被允许设立一个独立行使其职权的监督委员会。到了一九九二年时任国务院监察部部长尉健行接替乔石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职务以后，国务院的监察部门便开始与中纪委进行所谓的“合署办公”。 如此安排的主要目的,便是要强调党对监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而不是让人大系统去独立行使这一权力。 可见，中共政权自邓小平时代至今，不但用一个执政党的政法委员会令“司法独立”成为空谈，同时也绝对不允许所谓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监督权。道理就在于一旦要赋予人大系统以独立的监督权，那就意味着执政党处于被监督的地位了。 刚刚被当选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一九八五年十月被邓小平以年龄理由逐出书记处之后，以政治局委员之身主导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立法工作，但正在和时任总书记胡耀邦讨论是否允许人大系统设立独立监察机构的过程中，胡耀邦就被迫下台了。据说当时的习仲勋曾经托杨尚昆就人大设立独立监督机构可行性问题试探邓小平的口风，邓小平很不高兴地问杨尚昆，习仲勋提这种问题是政治天真还是别有用心？后来杨尚昆出于好心，只向习仲勋传达了半句，说小平同志认为这种设想是政治天真。 乔石一九九三年三月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内容仍然余音绕梁，深受鼓舞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趁机把因为“六四风波”已被冷冻数年的起草《监督法》和在人大系统设立监督委员会的动议重新炒热。 一九九五年召开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时,针对许多代表对人大系统不能有效发挥监督权的尖锐意见，及《监督法》草案为什么迟迟不能拿出来交人大代表们讨论的质问，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就此解释说：监督权不能落到实处的原因之一是在人大工作的同志勇气不足，胆子不够大，怕得罪人，怕越轨。原因之二是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只想听好的不想听坏的。从我个人来讲也没有很足的信心,因为确实有困难。 田纪云虽然没有具体说出困难出在什么地方，但就因为田纪云讲过这番话后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即可证明困难无疑是来自江泽民和李鹏等人。 田纪云在那次讲话中还披露说：从彭真的六届人大到万里的七届人大，都进行了《监督法》的规划和起草工作，但都未能出台。我们现在有规划，但我在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里却没有讲。不然，承诺了又拿不出来怎么办？要搞《监督法》就要搞一个象样的东西出来，要有棱有角。如果搞一个又滑又圆的《监督法》，没有意义，反而为後代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制造了工作上的困难。 田纪云的这席话,一方面道出了以乔石为主，以他田纪云等人为辅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争取扩大自己权限的急切，同时也暴露出了江泽民以及江泽民以前的邓小平对人大的限制和戒备之心。 另外，田纪云当时所讲的“要搞《监督法》就要搞一个象样的东西出来，要有棱有角”，无意中暴露了当时那一届中共高层就人大监督权限问题的内部矛盾。田纪云不愿意搞一纸“又圆又滑”的东西，证明当年的全国人大方面至少有象他这样的人，是一直在坚持要出台《监督法》，就必须在这纸国法里明确规定人大的监督权限，正如乔石一九九三年在其第八届人大委员长的就职演说中所讲：“人大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而这样一来，势必立刻再次引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江泽民和李鹏等当然要千方百计进行压制。 当时一位在任的出自北京高校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曾经在私下里对他的“自由化”学生说：劝劝你的那些朋友（指一批在北京的政治异己人士）,不要在他们的“上书”内容里写上要求人大设立监督委员会这样的内容。我们在人大要求设立监督机构的议案已经受到上面的压力，这种事情再从你们嘴里提出来，就更没有代表敢於公开附议我们的提案内容了。 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后，鉴于乔石的大名已经被从中央委员名单中剔除，眼看李鹏接掌全国人大已成定局，海外民运人士中，居然还会有人把中国共产党的毛、邓、江三个时代，类比成中国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 先不说共产党的毛时代与邓时代是否相当於当年国民党统治的“军政”和“训政”阶段，指望在江泽民时代的最后五年，也就是李鹏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五年里为江泽民时代实行“宪政”，委实有些可笑。事实上，李鹏担任人大委员长的五年，是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对人大系统最为放心的五年，当时仍然继任人大副委员长，便却在内部被悄悄免去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职务的田纪云干脆成了甩手掌柜儿的，和已经在家赋闲数年的万里一样，只能靠打打网球消磨时光。 江泽民交班之后，伴随的胡锦涛执政的十年，吴邦国在两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内，政治上保守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李鹏。 刚刚被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个人骨子里也许没有吴邦国那么僵化，但似乎已经越来越有理由相信未来十年的全国人大系统应该不会在设立专门监督机构和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督法》问题上再开口子。 君不见刚刚接棒的十二届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上任伊始立刻命令手下包括宗教、港澳以及民主党派界别的所有委员们必须“拒绝浮躁”，不准在提案里出现“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政协都下了封口令了，何况人大。包括进城农民工的临时夫妻现象如何应对，尸横黄浦江面的数千头腐烂死猪是否应该接受火化，死猪处理是否也属于民政部“殡葬改革”的职权范围等，都被宽容地允许为“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的这次“两会”中的耸动提案内容，但凡涉及“监督”的，即使不是被明文通告的“提案禁区”，肯定也是已经没有一个代表敢于触碰的“政治雷区”。 习近平接班以后，因为其“平民情怀”赚取了海内外媒体阵阵喝彩的同时，一些境外媒体，包括被中共政权一直视之为“境外极端敌对势力”的媒体还一厢情愿地把习近平的“亲民”与“政改”挂勾，殊不知胡锦涛的“权为民所用”也好，习近平的“情为民所系”也好，不过就是把刘罗锅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给“理论化”了一下。事实已经证明，习近平口中的“民”仍然还是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皇权治下的“臣民”而不是普世意义的“公民”。 ——RFA
【附录1】
中共政制还不如前苏联（高新）
愚笔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中向自由亚洲电台的听众和网站读者们解释了为什么说中共新党首习近平上台伊始即信誓旦旦的“恪守宪法原则”和他在十八大上向胡锦涛郑重承诺的“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意思。不过，即使是在遵从吴邦国概括出来的“五不搞”的前提下，中共现行宪法中明文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权力的行使，特别是监督权力的行使长期以来一直是“流于形式，止于口号”。极具讽刺的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陆续解体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之中，无论是当时的苏联还是其他一些东欧共产党国家，虽然和当时的中共政权一样都是一党专制，但其国家权力机关在落实监督权方面，至少在形式上要显得比今天的中共政权治下的全国人大进步许多，原因就是这些国家里在共产制度解体之前，已经将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向制度化和司法化靠拢。
先说前苏联，当时的苏共政权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创建了“人民监督委员会”，同年并颁布了第一部人民监督法；一九六八年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颂布了人民监督条例及《关於处理公民的建议、申请和控告的程序》等相关法令；一九七七年在新宪法上正式确立了人民监督机关的法律地位；一九七九年又依据宪法制定了新的人民监督法；对人民监督机关的基本任务、机关系统、设立程序、职能、权限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到一九八一年，前苏联已经有了四千六百个不同等级的人民监督委员会和一百二十七万多个人民监督小组和人民监督岗。 另外，匈牙利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设立“全国人民监督委员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在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下也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上述国家，当时的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波兰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则设立相对独立的宪法法院，规定用专门的司法手段强化对宪法实施的监督。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宪法法院的决定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甚至连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要服从它的决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还要保证它的决定的执行。 鉴於前苏联及当时的东欧众多共产党国家的经验，三十多年前中共政权在否定“文革”的前提下制定“八二宪法”时，中国大陆的政治界和法学界考虑到南斯拉夫等国设立宪法法院的形式似有学习西方“三权分立”之嫌，所以只敢建议中共治下的中国人大制度在宪法监督方面的取向，应该汲取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在宪法中规定建立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属下的各级宪法专门委员会。 当时，在彭真主持的几部宪法草案讨论稿中，还出现过有关建立宪法委员会的的设想和章节，但讨论来讨论去，最终还是被邓小平等政治元老一手遮天的中共决策集团所否定。 据当时曾参与其中的中国大陆的法学工作者撰文回顾：一九八二年在争论是否应该建立宪法委员会时，持反对意见者认为：我国已经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宪法监督的领导和核心力量，也建立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宪法监督的体制。只要保证党和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宪法监督的作用，同时也充分发挥其他宪法监督力量的作用，我国宪法的实施就会得到有效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从旁设立一个独立於这两个体系的第三个宪法监督体系，必然会打乱既定的权力平衡，还要分散精力去协调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 从这段文字分析，一九八二年的这场讨论，要害其实是“三权分立”的问题。此前东欧国家虽然建有“宪法委员会”和“宪法法院”等机构，但这些国家当时的政体从根本上讲同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还不是一回事。但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此仍然感觉不能接受。 “八二宪法”公布实施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界、法学界部分人士及全国人大系统中的一些专职工作人员，基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号召，强烈要求通过立法形式和建立必要的专门机构，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实施的监督“经常化、制度化、专门化、司法化”。 他们认为:无论执政党、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都有自己特定的职责和任务，这些职责和任务也都是国家和社会生活要求必须实现的，不能设想，它（他）们可以无视或抛弃自己的主要职责和任务而去专注於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即使是宪法明确地赋予宪法监督职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也要同时处理其他许多重大的国事，不可能把一切精力和时间，甚至不能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到宪法监督中去。更何况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主要是以集会的方式处理国事的，由於会期固定,会时有限，不可能对宪法的实施进行经常性、制度化的监督。 当时有少数法学界人士及人大各级工作人员，更是大胆地发表文章，论证南斯拉夫等国建立宪法法院的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传统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监督制度的一个发展趋势”。 鉴于这种愈来愈强的要求和宣传呼声，当时的中共主要负责人及人大负责人曾经允诺进行人大监督“专门化、制度化”内容的理论探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也已经开始组织进行有关“监督法”方面的立法研究工作，万里担任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更是借中共“十三大”规定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机会，伙同现任中共党首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向政治局汇报了人大常委会内在人大监督“专门化、制度化”方面开展工作的计划，并着手组建“监督法”起草班子。但这些讨论及工作计划都因为“六四”事件的发生而中止。 自一九九零年开始,习仲勋事实上已经提前退休，万里等人无疑是惧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压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止，再也没有提及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之类的问题，制定有关监督程序方面的法律和建立监督工作的专门机构等问题更是不敢再提。 乔石自一九九三年春天从万里手中接过人大委员长职务之后，公开强调过要在他的本届任期内，强化人大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强调“人大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 从乔石接任人大委员长至今，时光又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中共新党首上任之初重提维护宪法尊严的口号，口号兑现的可信度有多高，可能性有多大？愚笔会在本专栏的下一篇文章中再作分析。
——RFA
【附录2】
习近平的“恪守宪法原则”和“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表达的完全是一个意思（高新）
十二届全国人大召开了，一切都在按照党中央的意志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前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还是由交班之前的总书记胡锦涛主持，而十二届人大会议上只由还未进行法律交班程序的十一届委员长吴邦国在大会开幕式之前向与会者宣布了一下大会主团成员名单，继而从宣布大会开幕直至日后所有的内容和程序就都是由张德江主持了。因为张德江笃定接替吴邦国人大职务的安排早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即已经被炒成了旧闻，苦于找不到新闻亮点的境外媒体只好吴邦国“五不搞”的旧话重提，“好奇”张德江上任之后是不是仍还坚持“五不搞”，殊不知吴邦国当初提出的“五不搞”不过是一种“释宪”行为，对中共现行宪法的内容绝无半点背离。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花个几分钟的时间浏览一下中共现行宪法序言及总纲内容，文中开宗明义，清楚标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以武装行为强行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必须由共产党一党来坐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由此可见，如果张德江接掌人大常委会之后拒绝继承其前任的“五不搞”口号，岂不成了“违宪”行为？借他个胆他也不敢！
当然，这样一部宪法中仍然还是出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表述，当年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据此提出，如何论证党与人大的关系的问题曾经成了邓小平时代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块“理论心病”。 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就这个问题解释得最详细的一次是在一九八六年的一个内部讲话中，其中一个段落是：“党委、人大、政府，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不是权力之争，三个机关实际上干的是一件事情……。有人提出，到底是党委书记大，还是人大主任大，还是省长、市长、县长大。我们不搞这一套。我们是搞制度办事，党和国家都是按民主集中制办事，党内按党规，党法，国家按宪法、法律。” 也是中共上一代的政治元老之一，时任人大常委会的党内副委员长陈丕显在一九八七年年底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要明确党委同人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同於行政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人大党组的活动以及在人大工作的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来实现，而不是直接向人大发号施令。” 事后看来，彭真和陈丕显等人主持的那一届全国人大在任期间应该是中共政权建政六十多年来政治上最为宽松的几年，一九八八年万里和当今总书记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主持的那届人大常委会在任整整一年的时候，八九学潮就暴发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连“政治体制改革”六个字都有“反动”之嫌，哪还容得下讨论党与法的关系的政治之空间。乔石担任人大委员长的五年时间里，整个中国大陆的总形势是经济改革重启，政治改革虽然毫无进展，但整个中国的政治空气不再如一九八九年下半年那样黑云压城、万马齐喑也是不争的事实。 转眼到了一九九八年春的全国人大再次换届，中共政权自实行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最为保守僵化的李鹏接替了人大委员长职务，上任之始即在当年四月二十九日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说:“人大监督的目的是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虽然分工不同、职能不同，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都是一致的。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根本不同於西方国家议会对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制衡。”(见讲话次日的《人民日报》) 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现行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话的意思无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其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便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李鹏在他的讲话中把全国人大常委会说成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如何解释宪法中的“最高”两个字?照此逻辑推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政治地位或者说组织规格充其量相当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或“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总之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的下属机关。 当然，在现行政治体制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事实上是要无条件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但因为毕竟有宪法条文中的“最高”两个字的约束，所以无论是邓小平时代开始以来的历任党的总书记，还是李鹏之前的叶剑英、彭真、万里、乔石等历任委员长，均没有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把全国人大说成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 中国现行宪法还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 如今，上述四个分门别类的“最高”机关，均被李鹏说成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机关”，到底是“违宪”还是准确“释宪”？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内高层也引起过讨论，结果是李鹏一派的意见占了绝对上风，那就是宪法序言中已经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唯一领导者的地位标示得非常明确，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没有疑问的，而党的地位在国家之上也是没有疑问的。据说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也附合李鹏的意见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我们的党从舆论导引的角度未能在党与人大的关系上理直气壮，被动回避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给否定党的领导甚至推翻党的领导的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提供了政治空间。这是我们党的执政史上最惨痛的经验教训之一。 从那以后，无论是人大常委会还是最高检查院和最高法院的领导人，也开始不再回避“司法独立”的问题，无论是内部还是公开讲话，都是把坚持党对司法战线的绝对领导挂在嘴头。 如今，因为有习近平上台之初即在纪念宪法实施三十周年大会上念了一句王沪宁为他写下的“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外界便因此欢呼中共新总书记要推行“宪政治国”，殊不知习近平口中的“宪法”与普世价值的“宪政”根本就是南辕北辙，他的所谓“恪守宪法原则”和他在十八大上向胡锦涛保证的“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表达的其实完全是一个意思。
——RFA
 |
||
|
Posted: 15 Mar 2013 11:00 AM PDT 
两会举行期间，北京不断传来信息，让人觉得中央对于2017年特首普选安排已有一定倾向，为了确保经由一人一票选出的特首，要爱国爱港、得到中央的信任和接受，特首的提名将会加诸例如预选又或者筛选等安排，把诸如泛民等中央不接受的人踢出局，避免选出一名中央认为会与之对抗的特首。这样的信息传回香港，因为与港人一直期盼的真正普选存在重大分歧，自然惹来舆论哗然。
《基本法》第45条规定，香港行政长官“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并“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普选特首的3道关卡
根据这个写法，正如一年前我早已在本栏（2012年4月19日，〈有关特首选举门槛的谬误〉一文）指出，如果北京存心封杀泛民或不同政见人士的话，可以在普选特首设下3道关卡，分别是：
（一）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二）按民主程序提名；
（三）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首先，所谓“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是如何组成？是延续如今的1200人“选举委员会”，把它变身成为“提名委员会”，还是更保守（说得极端一些，如由港区人大和政协组成），又或者较民主（如由立法会取代）的方案呢？以“公民联署”作为辅助性方法提名特首候选人，能否引入？
第二，何谓“按民主程序提名”？提名的门槛如何？如果以现时1200人“选委会”过渡成“提名委员会”，门槛是如今的八分之一？如唐英年竞选时提出的降低至十分之一？又或者进一步收紧至六分之一、四分之一？又或者像近日传得沸沸腾腾、绘影绘声的，所有参选者，须先经提名委员会“预选”／“筛选”一次，只有获过半数委员同意者（例如被“鉴定”为“爱国爱港”），才可正式“入闸”呢？
第三，北京官员已经反覆强调了多次，《基本法》里提到的中央对特首，是一种实质的任命权，香港选出来的特首，中央可以不予委任。
正如一些法律学者所说，以一个组成保守的提名委员会、高提名门槛、预选／筛选机制，把泛民和不同政见人士排拒门外，未必明显抵触《基本法》，却并不代表这样符合港人的期望，以及在政治上，能够符合一个民主选举的界定和要求。
●民主选举必须符合9条件
究竟怎样才可算是一个民主选举？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它必须符合9个条件：
1. 所有成年人均可享有投票权；
2. 每个选民其选票之影响力必须大致上与其他人的均等；
3. 选举定期地举行，以及所隔时间必须合理；
4. 所有议席均同样由选举产生；
5. 选举能为选民提供实质的选择，没有任何主要社群被剥夺了组成政党及提名候选人的权利；
6. 候选人可在免受恫吓的情况下自由地表达其政见及作出竞选宣传，以及选民可同样地就此加以自由讨论；
7. 选民可自由和秘密地投下其一票；
8. 选举行政管理过程必须对所有候选人均公正无私，选民投下的选票会受到尊重，以及被忠实地依法转化成有关的议席；
9. 选举获胜者可取得有关的公职并留任至其任期完结。
如果拿着这9个条件来审视香港，大家会发现我们的选举制度并不民主。先说区议会选举，507个议席之中，只有412个议席由直选产生，另外68席则是委任，27席是当然，明显违反了第4条，所有议席均同样由选举产生。
再看立法会选举，功能组别选举明显违反了第2条，票值须大致平等，纵使如今有了5个超级议席，每个人除了直选票外，都有第二票功能票可投，但因为票值极度不均等，由金融界的128个选民选一席，到教育界的92,957个选民选一席，再到超级议席的3,219,755人选5席。
再看行政长官选举，它明显违反了第1、2、5共3条，不是所有人均有权投票，即使有份投票者，票值也不均，提名权亦受到限制。
如果2017年，纵然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但却以一个组成保守的提名委员会、高提名门槛、预选／筛选，来控制提名，让中央不接受的人例如泛民，被拒诸门外，只容少数两三个建制派候选人角逐，这明显仍然抵触了第5条，因而亦并不能被视为一个民主选举。
●建制派偷换概念
近日不少建制派人士纷纷出来为此保驾护航，其中又以曾在史丹福大学修读政治学、师承一代民主理论大师Larry Diamond教授的叶刘淑仪最出格，她说特首选举有预选机制并无问题，因外国所有选举都会设有门槛，这是民主选举常见程序。这遭到中央政策组前全职顾问练乙铮不点名批评为“混帐”、“胡说八道”、“从未见过咁大欺骗”。
不错，诸如奥巴马当年也经过党内初选击败希拉里才可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请记住，那是民主党自己党内的机制，若你不是民主党，根本不关你事，以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除了奥巴马及罗姆尼之外，还有12个候选人，只不过因为媒体聚焦两大党而遭到忽略而已。企图以政党内部初选机制，偷换概念，说成是为普选设下预算机制，在外国司空见惯，实在是极大的误导。
在争论到真正的普选不单止是选举权要平等、投票时是一人一票、就算是被选举权也应平等和开放时，有建制派再次偷换概念，说全世界的被选举权都有一些要求，例如无严重刑事罪行、无破产等，不会完全开放。
不错，在各国选举提名都或多或少有一些限制，但这些如国籍、年龄、犯罪纪录、财务纪录等，都是一些技术规定，但却不是以政治意识形态，诸如“爱国爱港”，作为思想鉴定，更不是以预选作为筛选。
●香港竟以“伊朗式普选”为楷模？
实行一人一票普选，但却先要筛选候选人，又作思想鉴定的，让人想起伊朗的总统选举。
在当地，总统候选人需要先经Council of Guardians（宪法监护委员会）先作筛选，这个委员会12名成员当中的一半，是由最高宗教领袖所委任的教士。委员会筛选总统候选人的准则，包括“convinced belief i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official madhhab of the country.”（见伊朗宪法第115条）。海外媒体批评，这样的筛选往往把改革派候选人拒诸门外，只容保守及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候选人角逐总统一职，而女性候选人更加不容奢望。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弟弟、当地改革派政治领袖哈迪．哈梅内伊（Hadi Khamenei），便批评这样的筛选制度威胁和危害伊朗民主。
换成香港，那么候选人须“恪守伊斯兰主张”这项条件，可能便会换作“爱国爱港”；Council of Guardians，换作“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被排斥和踢走的，则由女性和改革派候选人，换作泛民候选人。但这是你和我想见的吗？
香港的普选特首方案，是否又应该以“伊朗式普选”为楷模呢？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
 |
||
|
Posted: 15 Mar 2013 11:08 AM PDT
“意识”一词之译文是，conciousness；但是，意识形态这个词，根据资料，“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英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Count
Destutt de Tracy——he studied Condillac and Locke（孔迪亚克和洛克）, and
作者供稿abandoned the natural sciences for philosophy. On the motion of Cabanis, he was named associate of the Institute in the class of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He soon began to attract attention by the memoires which he read before his colleagues—papers which formed the first draft of his comprehensive work on ideology, named Eléments d'idéologie.）在1796年所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拿破仑称帝之际，发现欧陆的哲学家多数对他有所批评，高傲的拿破仑遂以‘意识形态家’轻蔑地称呼他们，自后在言语的使用上，‘意识形态’偶尔会表现出负面的意涵。在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系谱上，其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谎言’（the noble lie）的思想。” 那么，Ideology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如何？一种解释是，ideology, a form of social or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which practical elements are as prominent as theoretical ones. It is a system of ideas that aspires both to explain the world and to change it.这里包含三种含意：1，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系统（a system of ideas）——既然是idea，那么就有2，解释和改变（实践）之含意（aspires both to explain the world and to change it.），3，他是一种理论指向（as theoretical ones），其指向是按照政治哲学和社会形态（form of social）的改变而发生。 更加详尽的解释，可以参考《The Compact Edition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诠释，其大至含有如下意思—— 1，the science of ideas; tha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which deals with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ideas. applied to the system of the French philosopher Condillac（孔迪亚克）according to which all ideas derived from sensations.（一种科学观念；用来处理原始和自然状态的观念。依据所有观念源自于感知，法国哲学家孔迪亚克提供了这种哲学系统。（是Count Destutt发明了这个系统吗？待考。——作者） 1796,W.Taylor …read a paper ..and proposed to all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deology.（1796年，W.泰勒……读到一种报章……建议把所有关于心灵哲学的阐述，（规定为）意识形态。） 1797..sciense which result from this analysis ,be named the ideology, or science of idea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it from ancient metaphysics.（1797年，源自分析的结果，被名命为意识形态抑或科学观念，以示区别于古代之形而上学。） 1852 H.Roges the word ideas. enters appropriate corrupted in the term ideology as a name for system of purely sensational philosophy.（1852年，H.罗格斯认为，观念这个词，就纯粹感知哲学而言，更加适用于那些被腐蚀的概念。） 1882 T.davidson….ideology undertak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of human knowledge.. 2.Ideal or abstract speculation in a depreciatory sense ,unpractical or visionary theorizing or speculation .（1882年，T.戴维孙……意识形态这个词汇承担了人类认知自然的状态。2，一种耽于思索而不作为，或者，处于迷思妄想的状态，即涉此类观念。） 1813 ..Napoleon has invented a word, which perfectly expressed my opinion..he calls the project ideology .（1813年，拿破仑发现了这个词汇，用以完满表达我的看法，他且称之为操作性意识形态。 1827 Scott napoleon. by which nickname the French ruler Bonaparte, used to distinguish every species of theory ,which resting in no respect upon the basis of self interest ,could he thought ,prevail with none save hot-brained boys and crazed enthusiasts.（1827年，绰号为法国统治者的S.波拿巴，为了区别一般性的理念，把这个词看作基于一种个人好恶而不受重视的观念，他宁愿把它看作一般男孩子的痴心妄想和胡作非为。） 1839 Carlyle ..call all this unpleasant doctrine of our ideology?（1839年，卡莱尔……他把我们的意识形态看作不受带劲的教条。） 1881 Seeley Bonaparte. He, put aside the wholes system of false and confused thinking which reigned since 1792,and which he called ideology.”。（1881年，S.波拿巴把统治1792年以来的虚伪和癫狂的思维系统抛掷一边，且称之为意识形态。）（此引有删节；中译为笔者附——作者） 这里的诠释非常清楚。从后面说，卡莱尔为什么要说一切歹意教条都是意识形态，而那个波那巴特更是把意识形态说成1792年法国革命时期谎言和混乱统治的产物，……但是，早些时候，法国哲学家还是将其看成是感性（知），分析，沉思，观念和理性的产物，以区别古代的形而上学。于是这个辞藻的生成和变异似乎渊源于革命——改造即人类应用意识，观念和理论的实践路径和过程。这样，随着目的为改造社会和建设理想之革命工程，意识形态，随即变成了几乎脱离神志和上帝规划之人文行动（含思想和行为）。这样，他的无可如何的跌落状态也就接踵而至。从思维和行为二元意识出发，这个辞藻的核心含义随即被规定为马克思之说项：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尤其有秉承其哲学之道继之改变世界之含意，也就是实践哲学之含意。于是，观念和理念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明确内涵和外延。这和德国人兰克所谓时代变化和国家意志必须应和上帝的旨意之政治－宗教观念，大相廷径，（甚至和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演绎和螺旋上升也不一致——他变成纯粹的人为主观意志和路径（领袖克力司马型）——这个路径，慢慢脱离了正面意识形态的塑性和结构，转而成为人类和超人意志的妄动，也就是，prevail with none save hot-brained boys and crazed enthusiasts（无可避免的痴儿之肆意妄为和脑筋发狂）。人们知道，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哲学界一直讨论不休。其中马克思和福科的观点一直受人关注和争论之。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哲学要旨就是，人们不单要解释世界，主要是要改造世界——而福科对于西方正统意识形态的抨击，使得他的权力说，谱系说，理性说（非理性说），变成意识形态问题纠缠不清的类似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其中，关于他强调意识形态中立说的解释，仍让人们对于一般而言的对于意识形态的类似拿破仑鄙视，产生一种纠偏。于是，这个问题成为宏大论述的冗长拨冗和论述。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之现代性和福科主义之后现代性紧密关联。其中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本身，而是正统，道统，人文，宗教问题的纠结和辨正。从逻辑的关系梳理此课，我们看到，首先，idea这个辞藻发挥了人们最初的人文和神道的双向选择；那就是说，无论是神智还是人道，人们在近代和古代，都是双向关联之，辩证之和解析之；也就是说，无论是罗马共和、还是希腊民主，古代之人都要源于双向的自由选择，以解决和解释来自德尔斐圣地的祷告和占卜——他们无论是希腊神、还是罗马神，都会袒护那些为了民主和自由而战斗的斗士和群众（当然也包含殖民战争……）——这些早于基督诞生四、五百年的“意识形态”，让人们从圣殿走向选举，从广场走向辩论，从商议走向决策…… 于是，无论是祭献，还是投票（瓦片主义），人们秉承了最初的原则——价值——意识形态、即观念之发轫（也就是，最先出一个主意之类的战略判断）。由此，这个战略判断成为继而制定策略的某种主意——也就是目的和手段关系论开始出现——制定目的和应用手段的那种做法，成为某种系统经验的累积和基础，继而形成某种theoretical ones（理论的选项）。于是，在此插入一个价值判断，也就是，观念，主义，主意，理论和他们所诉诸的系统，是否符合某种神性和人性之考量——这就是最初的价值判断——这个判断，在现代时期，就是所谓我们熟知的“问题和主义“之分梳：问题，是实用化解决的对象；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意义，价值，意识形态（正面意义上）——这个意义的人文和神道解释，在20世纪，被插入民主与否的、主义——问题、之争——所以，价值判断和实用判断是无法分割的（不是毛之实践和列宁之经验批判可以诉诸于价值之）。（这样，我们就中国胡适之“问题与主义”，价值与效应，做过观念和实践对比；他的20世纪初叶的价值取消论，只谈问题论，正好是为中国人缺疏价值做了反向论述——这个论述和后来他40年代的价值——自由主义取项，正好悖谬——但是，其政治实用和效益路径却无法跟上——而毛的实践论之疏玩意识形态和制造伪装价值论，人民革命论，土地革命论和中国“民主”论，却实现了毛的主义和效益；等等）。 这个判断的组成部分大概可以概括成，人文主义对于神道的关系类判断；也就是说，人类生存原则对于上帝一类神道的关系；或者说，从人类论理学与人神关系论出发的那些间性关系诸项，成为人们一般性规定价值和价值判断的出发点。比如摩西的十戒和希腊的民主一类人类规范说，就是这些价值判断的源泉。再而言之，人们制定一些法则和规定一些道德，都要由天赋与之，而不是人文与之，就是这个人文价值说和宗教价值说的搭配而迄今如此（虽然，宗教价值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里的人文，科学，自由（主义），实证一类人类价值和范式，成为人文主义越作越大的榜样和事实——从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和近代的英法革命，价值人文主义越发变成企望超越宗教价值说的一大趋势——历史是不是由人类缔造和结束，成为黑格尔乃至福山的哲学论证之一——其中当然经过科耶夫和列奥.斯特劳斯的严重争执；（这个争执上溯到古希腊僭主希耶路罗是不是听取诗人西蒙尼德的观点。）（这里提出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所谓人文科学之范式论的历时与共时选项：我们说，其实，从意识形态最早的观念出发，其更新历史——范式——主义这个三者可能性的冲动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基督之前，在共和之前，在国家之前，价值皆已具备（价值就是意识形态）——而后来的任何近代革命也是要回到再早的价值和观念之上——理论和系统，不过是导向和映证。故此，发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范式之反，之新，是彻底不可能的。这是民主范式的历史主义。） 于是，最初的意识形态问题开始了他的变异和演绎。这个路径其实从价值取向开始定位或者动摇。我们在看到比如宗教势力反抗神圣罗马帝王巴巴罗萨君王决定论（君王特权法（IURAREGALIA)）的时候，价值判断开始从神道主义偏向人文主义（君王主义）。这是不胜枚举例子中的一个。以后，在但丁的价值谱系中，历史神道论开始择为人文主义，但丁主义（由他取舍何人进入地狱和天堂）、人文主义愈发向人类、人道、人文文化敞开门扉；继之出现的文艺复兴之个体主义和启蒙运动之唯物主义，成为价值采纳论的一个反抗阶段——加之路德所谓“上帝就是魔鬼”说（见其传记）和加尔文主义的清教人文主义倾向，人们的价值取向说开始“增值”（比较纯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这个增值，后来发挥到20世纪初期之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所谓价值判断和语言指向（能指所指）之间的分裂。这个分裂，变成人文判断本身并不涉及价值的语言游戏（也就是蒯因等人所谓词与物之间的原罪）。这样，价值泯灭随之发生。尼采的价值取缔和价值再生之人文主义倾向，导致人文主义之人性归附超人之说——就是后来海德格尔所谓存在就是此在——人文超越宗教——达成存在之手段就是此在（人在）。 这样，形而上学之胡塞尔一类人对于形而上学的悬置和敬畏产生松动，以至于萨特直接将存在实践化（也就是：practical elements are as prominent as theoretical ones）——他的实践原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选择”就是一切……。于是，在维也纳学派一方面看到绝对语言，绝对真理导致了纳粹铁蹄的踩踏声响（见布拉德雷），同时，这个学派的逻辑学真谛则是明确宣布：判断——不等于价值——语言，不等于客观——乃至后来现象主义出现的主－客观相对说，成为人们摒弃价值（主观——客观）本身是否、或者，有无意义说的争执。在此前后，既然人们开始置疑价值说，一种新的价值规定，于是乘机而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其实，马克思主义在其出身以前就被宣告没有价值，没有观念，没有理论，没有（古典意义上的）实践。何以如此说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价值说所诉诸的平民主义（后来的无产阶级），在马基雅维力的平－贵共和主义政治学的框架里业被美第奇家族实践有绩，也已解决——而那个绝对平民主义的领袖体制业被阶级共和论所取代——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更是早被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其著作以前即被置疑——而基督教历史发展线性论，不是要建立地上的天堂；所以，要大地，还是要天堂，同样，呈现十分纠结和难缠的悖论和磨合——而马克思主义（原先，还有但丁主义——要建立世界统一之神圣罗马帝国），是不是能够建立人类非宗教天堂于反基督观念，早已被政教二分法所驳倒……所以，任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的做法与说法，只是要回到原先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其价值取向上，即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就在于他从来不是现实逻辑，也不是历史轨迹。 所以，那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才是集合人类圣道和人道文化的基本意识形态；无论拿破仑如何嘲笑那个意识形态，他本人对于教宗的亵渎态度必须由他本人加以改变而确实是改变了（见夏多布里昂）；他本人嘲笑的人文主义和平民主义，业被他本人的、在皇帝面前是人民、和在人民面前是皇帝之“策略”加以匡正。所谓的福科之权力批判说和圆形监狱说，迄今为止最大的区别就是，20世纪极权主义改变了“监狱”“训诫”“服从”……这些概念——圆形边沁监狱说，让给“古拉格群岛”这个概念——监狱－权力——惩罚”这些概念，让位给“劳改”这个概念了—— 一切谴责西方权力说的君子之言，让福科们根本无法言及权力之“劳改”和“古拉格群岛”之性质。他们的类似帕累托似的惰性物质，惰性人性概念，都被北韩，柬埔寨和中国文革、这些新的“列维坦”给取代了。你认为权力对于权力的腐蚀，可以避开列宁，斯大林和毛对于权力的把持而大巫见小地指向戴高乐和邱吉尔吗？这是一种笑话；这是福科一类哲学家无法面对的极其简单的“权力说”和“谱系说”；历史不是由历史割断的；马克思主义切断历史和历史无规律论，十分艰难地双双呈现于人类现实和历史平台，让人们纠结和纠缠与兹。 虽然，兰克起劲地将时代，国家和个人应照于上帝之意志（资料：“兰克并非科学实证派，实证仅是其史学的一部分，他本人的信念深扎于基督教义中，相信历史是由神创造，历史背后有一精神力量，他称之为“理念”（Ideanlehre），“理念”是源自于上帝意志，而历史家是在神的旨意下而客观，故他自言：“神在人心，人在神中，知识不过是道出存在我心之神。”）但是，他的奇怪的诠释，在人文和神道，在人性基础和社会结构上面，还是比较尼采之或者福科之上帝死了——人也死了——这种说法，来得更加高明一些。人死了吗？人死之判断，按照逻辑实证论的说法，它，只是一个非价值判断继而是非客观判断——只是一种语言判断而已，呵呵。其实，“人”死了，不是福科对于价值之死的判断结果和逻辑延伸，而是价值反对者造成了人死和上帝死——因为，不是后现代人如福科和德勒兹对于耶稣和欧几里德的批判带来了拯救；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价值重估”和价值亵渎，造就了马克思价值，列宁价值的伪价值泛滥，继而造成人死和上帝之死。于是，我们回到原先讨论的那个主题上来。何以感知和理性的最初观念之功和意识形态之功，大约在法国革命时期，被意识形态化为伪？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大致发展有以下一般结果。 一， 法国革命造就的意识形态主义，基本上，有别于原先初创时期之；因为卢梭主义起到很大作用。卢梭主义的“普遍意志论”和将观念整体化和总持化特征，让权力和宣传渗透了革命者，领袖和人民成为“那种”意识形态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所谓思想是统治阶级思想之说，和卢梭所谓要消灭个体主张（IDEA）之说潜在符合，先验一致（因为卢梭的概念没有经验主义证实）；继而，这种断头台主义将目的和手段混淆起来，将现实和未来对立起来，将人民和铁碗统摄起来——但是，这种罗伯斯比尔主义不能在法国持久——那种对于“雅各宾法制”的调侃，成为后来人们讽刺意识形态的滥觞——也就是说，当拿破仑首鼠两端地对待意识形态的时候，那种意识形态和“现代性”一起被质疑，被（重新）定位。 二， 现代性（据说）元起于拿破仑耶拿战役的结束——有人说，最早的历史结束与之同在资——而这种现代性的发端，使得这个正面主义和意识形态负面性，双向而生，悖论而在——这是一个辨正：意识形态，可以是一种癫狂，一种白痴，一种革命；但是，现代性是不是符合这种革命狂热呢？于是，人们开始思索这个革命整体观念的是非。 三， 还是基佐和夏多布里昂等人将这个形态和观念调整为一，统摄关照。这就是以传统的宗教和近代的政治价值复旧于意识形态层面，而不是以卢梭式强调民粹和超人（外国立法者）的方式，强行灌输人民一个革命时期癫狂的统一思维——那么，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回归”内涵包含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拿破仑法典和天主教复兴（见夏多布里昂）。于是，按照这个革命时期和反革命时期的意识辨正，至少，西方人开始回归他们的传统和元创政治学和基督教。这便是意识形态主义的正面回归。 四， 而这个半新不旧的意识形态，自然包含了核心批判于负面现代性——这个负面现代性就是马克思主义——包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歪曲和玷污——费尔巴哈主义对于精神和物质的涂炭，使得洪堡主义和兰克主义在德国，在世界比较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更加显得对于今人的主要和重要。 五， 但是，马克思主义修正派的、对于西方、英国宪章派肇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来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对于马克思的纠正和摒弃。这个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施行了偏重于平－贵联盟中平民一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诉求而最终融入到西方政党政治和主流文化之中，成为洛克，孟德斯鸠主义主张的政治内涵，分权内涵和财产内涵之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六， 但是，可笑和值得警惕的是，马克思主义生下的、它的跳蚤、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他们开始在后马克思主义时期，后列宁时期和后毛时期，辨正（变戏法）出来一种阴阳合体和雌雄两便的怪胎。这个怪胎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个体制，不是西方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和专制，王权和僭政；也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因为，它是一种东、西方资本沆瀣结构的产物。于是，在此结构中，马克思主义贫民，庶民和平民并无他们在传统意识形态中被强调的地位和尊严——他们既无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尊严；也无资本主义工会诉求和法治呵护的弱势和平民尊严——这里的意识形态对于他们毫无作用。 七， 于是，在此21世纪之中，这里的意识形态不是西方传统之，不是西方解构之，甚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它是一种权钱交易，社资串通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反对意识形态——这种反对也不是绝对的：它取材于马克思主义特权阶级和新阶级（见德热拉斯）之非传统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又反对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反对对于资本的反对——反对对于社会主义的反对……于是，这个酱缸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不打自垮却总也不垮之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奇迹。 八， 这个奇迹诞生了这个意识形态包含的种种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表现。这些表现就是，它们既是毛主义的，又是反之物；既是邓主义的，又是反之物；它们是世界上最为滑稽，辨正之无意识形态和极端意识形态之产物。他们不是龙种，就是跳蚤——他们好像有些象外星人，让人们，让东西方，让世界琢磨至死。 九， 所以，面对这个意识形态，人们要严肃对待它是十分不易的；因为它本身没有严肃性；既没有孔迪雅克，波拿巴特和卢梭的严肃性，也没有马克思和列宁的严肃性——它一身轻松，轻松得让你无法受重；于是，在你飘忽于无轻无重的非自重，也非它重至堕落体中而被它洗劫而去……这就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根本什么都不是。换言之，这个意识形态之极权主义状态成为对其定位定性之结论。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形态就是没有任何形态之机会主义——其“意识形态”调整可以呈现和调整到无观念，非理性，左右两顾，社资无类一类主义和主义之非；它可以呼叫民主，自由，也可以呼叫打倒之，亵渎之；甚至这个主义可以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反邓之意识形态的；其中西方实用主义和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与之之结构成为他们打破意识形态的新的东、西方“意识形态”。这是对ideology的最后的补充说明。 ——《北京之春》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17, 2013, 6:57:28 AM3/17/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李登辉：面對反對意見 領導者應謙卑
- 既是金刚罩，又是保护伞--推荐沈良庆著《双规--中共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胡平）
- 李承鹏：你再没资格跟我说道德
- 管见：悲观的理由与乐观的依据
- 吴祚来：习近平不要做毛泽东的孙子，要做习仲勋的儿子
- 丁一夫：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
- 吕朴：思想解放要从天上落回地上――社会革新与发展思想的结构与重点
|
Posted: 16 Mar 2013 11:47 PM PDT
李：面對反對意見 領導者應謙卑
前總統李登輝昨日在台灣民主基金會「見證台灣民主系列論壇」專題演講，他表示領導者應以冷靜、謙卑的態度面對反對聲音，堅持台灣主體性，堅定民主信念，台灣終將走向完全民主的國家。 （記者叢昌瑾攝）
〔記者陳慧萍／台北報導〕前總統李登輝昨天在一場演講中表示，決定團體成敗最重要因素，就是領導者的素質與能力，領導者應該以謙卑、冷靜的態度，面對反對意見和人民，而不是「每天都在那邊鬥爭」，這樣無法解決任何國家問題；他也指出，台灣要邁向完全的民主國家，應徹底解決國家認同的分歧。
每天鬥爭 無法解決國家問題
台灣民主基金會為慶祝成立屆滿十年，將一連舉辦八場「見證台灣民主」系列論壇，昨天舉行的首場論壇，邀請「民主先生」李登輝發表演說。
李登輝在演說中表示，當年他擔任副總統時，蔣經國總統有兩句話，成為他推動民主改革的力量，一次是蔣經國找「台灣人的大老」到總統府茶敘時，會中說了一句「我是台灣人」；後來他在另外一個場合，又說了一句「以後中華民國總統不必由蔣家人接任」。
李登輝說，蔣經國這兩句話，打破了中國五千年來以「皇帝」為中心的專制制度，與他思想一致，後來他推動改革，就是走這兩條路。
李登輝說，台灣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下，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寧靜革命」，在民主化的調和下，逐漸消弭族群矛盾。但是，台灣要邁向完全的民主國家，仍需徹底解決國家認同的分歧。
李登輝指出，根據各種調查資料顯示，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自認是「台灣人」，與五十年前相比，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已經起了截然不同的「質變」。過去由於教育因素，許多台灣人民不由自主地自認是「中國人」；現在，越來越多人覺悟到，那根本是不符歷史和現實的虛構。
李登輝說明，台灣四百年歷史中，曾有過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等六個不同外來政權治理台灣，如果中國現在可以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難道過去佔領過台灣的國家，也都有資格說，「台灣是荷蘭的一部分」、或「日本的一部分」嗎？
強化認同 邁向完全民主國家
李登輝說，台灣就是台灣，所有移民國家的民眾，都有權利成立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台灣的民主發展若要進一步深化，就應該釐清歷史，建構超越矛盾對立的新時代台灣人觀念，強化人民對台灣的認同。
李登輝也提醒，台灣未來民主發展能否具體落實，與領導者的素質和能力息息相關，台灣的領導者，必須要有堅定的民主信念、堅持台灣主體性，才能讓人對台灣民主的深化有所期待。
——自由時報
深化民主 李登輝：強化認同
【中央社╱台北16日電】前總統李登輝分享 台灣民主歷程 / 徐書賢
前總統李登輝今天表示，台灣民主要進一步地深化，首要之務是強化人民對台灣的認同，徹底解決在國家認同上的分歧。
李登輝上午應台灣民主基金會邀請，出席「見證台灣民主系列論壇」演講。
李登輝說回顧台灣轉型過程，雖是革命性的，但是在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定的基礎上逐步完成，所以被稱為「寧靜革命」，雖然改革過程中出現社會緊張、甚至衝突，但最終仍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寧靜革命」。
李登輝建議台灣的領導人，謙卑冷靜和在野領袖對話，繼續堅定民主信念，才能為台灣人創造幸福。
台灣要邁向完全民主國家，李登輝認為，應先解決仍存在的國家認同分歧，台灣未來民主發展，如果要朝進一步的深化，首要之務則是強化人民對台灣的認同。他說，不管過去歷史如何，台灣就是台灣，這是國家認同過程中重要的一步。
李登輝說，台灣未來民主發展能否具體落實，與是否有一位真正有能力的領導者，是息息相關的。他說，領導者的堅持、意志力，以及堅守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才能讓台灣民主的深化有所期待，且領導者要有一顆從公的心，不以個人、政黨或組織少數人利益為考量。
他認為，台灣需要的領導者，除了必需堅持台灣主體性外，也必需具有堅定的民主信念，台灣在經歷兩次的政黨輪替之後，相信人民以後在選擇領導者時，一定會有更成熟的判斷，讓台灣民主更深化，具體落實民主的真諦。
身兼台灣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的立法院長王金平全程陪同李登輝，演講後兩人又私下聊了超過40分鐘，王金平致詞時說，李登輝對台灣民主的貢獻，已經記載在史冊上。
——凌锋推荐
 |
||
|
既是金刚罩，又是保护伞--推荐沈良庆著《双规--中共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胡平） Posted: 16 Mar 2013 06:51 PM PDT 
去年11月，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了一部双规问题民间调研报告，书名就叫《双规》。作者沈良庆，曾担任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共检察官的调查报告》。沈良庆在六四后因创办民运刊物，从事人权民主活动，被检察院开除公职并多次被当局拘留与监禁。
《双规》一书，正文之前是概述；正文共有六部分，它们分别是：双规问题的概况介绍，双规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双规问题导致的腐败滥权和人道灾难，双规问题的非法性，双规问题的实际运行状态（访谈案例）以及结语：双规问题的解决办法（政策法律建议）。作者拥有良好的专业教育背景，又有司法与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的相关人脉资源。他这本书可说是全面系统论述"双规"问题的第一部。 所谓"双规"是中共的一种"家法"。1994年颁布生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调查组有权"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双规不是一种在法律中规定的程序，而是共产党自己的规定。 然而，上述条例明确宣称，"纪检机关依照党章和本条例行使案件检察权，不受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公然的党大于法，以党代法。 诚如作者所言，双规并不是中共的新发明；实际上，双规就是毛时代的隔离审查。四人帮垮台后，臭名昭著的隔离审查也随之废止。由于中共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推行经济改革，导致大量腐败，激起民众强烈不满。在八九民运中，抗议者的一个主要口号就是反腐败。六四屠杀镇压下民众的反抗，同时也堵死了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可能性。在这种背景下，当局为了应付恶性膨胀的官场腐败，只好求助于过去毛时代的那一套，于是，已被废止的隔离审查就借尸还魂，双规由是应运而生。 沈良庆指出，中共利用双规选择性反腐败，既侵犯了党官僚个人权利，也赋予党官僚凌驾法律之上，免受司法追究特权。 作者引用香港政论作家桑普的比喻："'双规'制度可以是中共高官被整肃时的'金刚罩'，让他逃不出党的五指山，但也可以让他有充分机会，将金刚罩变成自己的'保护伞'，化险为夷，免受司法制裁。"无怪乎这样的反腐只会越反越腐，包括一些纪检和司法官员借反腐之名而大搞腐败，双规这一反腐败的工具本身也变成了搞腐败的工具。 双规的弊端是十分明显的。不过按照某些纪检官员的说法，没有双规一类的特殊组织措施和调查手段是不行的；毕竟，只靠一张嘴，一枝笔，无法胜任反腐工作。这种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早就有了现成的行之有效的惩治和防止公务员腐败的一整套法律和制度。例如美国的政府道德法案，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我们很可以拿来借鉴。 问题是，当局一直拒绝采行这些措施，单单是一个阳光法案，有人大代表提出二十多年了，至今仍排不上议程，遑论其他。 前一阵，有网民在网上搜索，发现有的人名下居然拥有几十处房产，于是一批被称为房叔房婶的贪官浮出水面。可是紧接着，有关方面就下了禁令，严控用姓名查询他人名下房产信息。像这样，阳光法案拖了二十几年都不能出台，限制房产查询的禁令颁布却雷厉风行，立竿见影。可见，在运用民主与法制的方法防治腐败的问题上，当局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这并不令人意外。当今中共专制统治本身就是靠着官员的普遍腐败来维系的，因此它根本无心反腐。再说，时至今日，官场腐败早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十官九贪，无官不贪。所以韩寒要挖苦地说："我认为，大陆现在的国情是不适合成立一个独立的类似廉政公署的机构的，如果一成立然后来真的，那几乎所有公务员及其亲属都嗖一下不见了。"
RFA首发（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作者供稿
 |
||
|
Posted: 16 Mar 2013 04:54 PM PDT
所谓3.15晚会，就是拉了364天皮条，剩了一天很想装装母仪天下就去扮捉奸，可职业素又让她念念不忘收钱，就规定“凡未曾来嫖者就可能被捉奸”。于是平日客源大增，捉奸成了核心创利来源。 所谓“8.20”，就是找了几个托儿假装正义群众指认破鞋，偷偷往人兜里塞吐过痰的套子然后说“我亲眼看见的”，可是有一粗心大意的队友连避孕套的包装纸都没撕就说“我看见射了”……“大概8点20分发”，捉奸只好遭遇反捉奸。 不是不可以为配合打假做些线上线下联动行为，可是你不能利用公权力定点清除且清除对象屡屡针对非你的广告大客户。苹果当然也可批评，可是你不能放着轻易可查的国产滥货不打却死盯着综合质量全球第一手机品牌，且拔高到民族大义国家歧视……关键是你一直这么做，得多不要脸，才能做到为了一己私利就总拿国家名义当避孕套啊。 那些企业是不良，你这就叫猥琐。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掌控最大频道资源和上层人脉、自身原创力痿到只略好于乡村小喇叭，收视率下降到跟你揭露的周大生铱含量一般，不思进取却逼迫广电领导缩水地方台火爆节目时长的国家电视台，每天来30分钟经典叫床不过瘾，每年还玩一次无耻地收费捉奸。 你看不见国内孩子被砍，看得见国外校园惨案；你不批评国内会场举了六十几年的假肢，总在嘲讽国外议会又扔鞋子了。你从不质疑国内官员为何不财产公示（靠，这问题最后居然还是外国记者帮我们在会上发问），却欣喜若狂于国外某官员因公款喝了瓶红酒被曝光。是的，国外当然不少烂事，有毒食品有贪官也有贫民窟，可是国外再多的烂事关我屁事呀，那里又没有我的亲人，我批评中国的破事是因为怕伤害到我的家人（哦，原来你总批评国外这些事情，也因为家人……？）你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就得关心中国的事，多批露些身边的丑事，才是对这个国行功德。这么简单的道理，很难懂吗？ 放眼全球，好像只有我国有一个以公权力执行的3.15晚会。这里晚会越多，问题越多，最终连晚会竟成了问题本身。我们不去解决问题，而总是办晚会、办晚会。为了阖家欢乐，我们就办了春晚，为了赡养老人，就办了重阳节晚会，为了拯救道德，我们就办了学雷锋晚会，为了拯救产品质量，于是便有了3.15晚会…… 一头头死猪漂过长江，不计其数，我也懒得计数，只要你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每天就加上一头，这头永远不说话的名叫道德的死猪。 此事对我最大的收益：CCTV ,你再没资格跟我说道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2ealg.html  |
||
|
Posted: 16 Mar 2013 04:09 PM PDT
中国山寨版的伪共和，已将共和体制视为"邪路"；"富国强兵"渐露凶兆，还罩上了一层"中国梦"的光环，对民间提出的"宪政梦"，习近平却还在犹疑……
革命临界点似近实远
习近平在表现，人们在观察，渐渐地发现，这位中共新任总书记的"中国梦"，不仅表现为整顿党风、政风的手势，以及对宪法的姿态，更体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用《纽约时报》记者报导的话说，"他在公众面前把自己推崇为跟随邓小平步伐的大胆改革家，但与此同时，他在私下里对共产党官员却有另一番教导"。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对习近平的失望之情迅速出现，人们慨叹"改革改不动，革命革不成"，呼唤革命之声不断，而革命仿佛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其临界点似近实远，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化也已明显可见──对党政官僚的嘻笑怒骂之声遍及神州，尖锐批评时时可见，这迫使习近平不得不作出倾听的姿态。以政治学学者刘瑜的观察，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现实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变革观念的"水位"正在升高，而孙立平则断言，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 显然，人们有悲观的理由，也有乐观的依据。 乐观态度实际是基于社会中的"慢变量"，而悲观态度，则往往直接来自于那些"快变量"。那么很自然，弥漫开来的悲观情绪，以及寄希望于革命之心与对革命深为恐惧之情交织在一起，远比乐观情绪明显得多。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也许是最为可怕的"快变量"，而学者们的批评，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快变量"。只是很遗憾，这两者完全不成比例。
"共和百年"一场虚幻梦境
以作家慕容雪村对中共及其政府的观察来看，"它永远都在学习，永远与时俱进"，"它建成了全球技术最先进的防火墙，成功地把Google、Twitter、Facebook挡在墙外；它坚持走群众路线，发动无业人员和青年学生为自己辩护，同时也攻击自己的敌人"，而且"它建设了全球最庞大的敏感词库"。如此强悍的思想控制力量，再加上它的背后，是以"忠于共产党"为坚定意志、以"维稳"为天职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即使人们乐观，也能感觉到其中的苦涩。 当中国东部大片区域笼罩在雾霾之下，公众没有看到习近平就此严重局面表态，却在电视上看到他视察武警部队，勉励那些在雾霾中训练的士兵"听党指挥"。同时，更令人不安的是，习近平似乎有意仿效当年邓小平"教训"越南、江泽民弃泄洪不用而调动大军抗洪以树立自身权威之先例，在东海和南海都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而对国外政商机构持续不断的网络攻击，更引起世界各国的愤怒和警惕，"网络冷战"，甚至"网络战争"，都已近在眼前。 中共领导人喜欢谈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习近平初登大位，更是大谈"中国梦"。共产主义宏伟理想收了起来，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实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看上去，温和了许多。 不过，零八年刚刚举办了奥运会，中共就撞上民间的《零八宪章》，不能不露出专制底色。翌年，它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大耍手腕，自以为聪明，硬是把世界各国抱以极大期望的这次会议给搅黄了。此后，它在网络上尽显霸道行径和肆意攻击，迫使谷歌对其中国业务做了重大调整，而它的"五不搞"强硬宣言，更令人惊觉，"共和百年"只是一场虚幻梦境，山寨版的伪共和，早已将共和体制视为"邪路"了。 "富国强兵"渐露凶兆之际，罩上了一层"中国梦"的光环，而且，与胡锦涛相比，习近平表现得更象个政治家。但是，他能不能把僵硬、保守的中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还很难说。
突破左的思想局限考验习近平
习近平显示出追随邓小平的姿态，那么，人们在观察，邓小平敢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习近平是否敢说"国有化不等于社会主义"，"私有化不等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悍然以武力将自由派打倒在地，于是他敢说，当时"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而习近平视察广东，清楚显露出中共传统的"反右"思维，能否突破这样的思想局限，对他是一大考验。习近平强调实施宪法、依法治国，淡化胡锦涛所谓"三个至上"，然而在宪政面前，在民间有识之士将"中国梦"引申为"宪政梦"的推动下，他至少是还在犹豫徘徊，似乎生怕与他反感的所谓"西方普世价值"扯上关系。 习近平也象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对戈尔巴乔夫很反感。戈尔巴乔夫54岁就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信念，其实并不比中共领导人逊色。不同之处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思维较为开放。在他影响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放弃了宪法中规定的领导地位，显示出走向共和的政治勇气，而悲剧则在于，这些共产党长期依赖政治垄断地位，一旦放弃这一地位，其自身政治竞争力乃至生存能力严重萎缩的残酷真相，就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中国共产党其实也同样是如此。它对戈尔巴乔夫恨之入骨，如同当年毛泽东敌视赫鲁晓夫，都不是没有道理。中共今日之强大，一是它掌握着权力，二是它运用权力手法娴熟，而且越来越不择手段，失去权力对它而言是可怕的恶梦。而这样一来，宪政实际成为它弄权的障碍，而政治开放，更有"理想信念动摇"、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之嫌。 说到底，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其变化相对较慢，与政治中的变化与花样，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然而资本主义尚在发展之中，他看不到社会主义到来，只能埋头著述《资本论》。他若得知，他身后那些"跳蚤"们把国有体制、共产党专政奉为"社会主义"之金科玉律，大概也只好摇头叹息。这位老人去世后十年，毛泽东才出世，那些欲借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气的人们，真可以说是太性急了呵。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
||
|
Posted: 16 Mar 2013 03:44 PM PDT
 |
||
|
Posted: 16 Mar 2013 02:21 PM PDT
科學和佛教的不同之處一目了然，人人都看得見，達賴喇嘛與眾不同的是，他能看到科學和佛教在精神上一致的地方，那就是都要探索和理解世界的本質。 今年一月中旬，在南印度孟古特西藏難民定居點的哲蚌寺，舉行了第26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由位于美國的心靈與生命研究所舉辦的這一系列研討會，已經持續了25年，是達賴喇嘛個人和科學家的對話。 達賴喇嘛從兒時起就一直生活在佛教僧侶的生活環境里，他沒有受過現代學校教育，但是受過嚴格的佛學訓練，而且他是一個天資極高的人。1959年流亡以前，他在幾千僧侶面前經過辯經考試，獲得了藏傳佛教的最高學位，格西拉然巴學位，年僅24歲。佛學是他的強項。根據佛祖的教誨，對佛法的信念不是基于盲信，而是應該基于對“實在”之本質的探索和理解。達賴喇嘛從小就對探索世界懷著好奇，1954年訪問北京和1956年訪問印度期間，對科學技術帶來物質進步而造福于人的景象非常感興趣。于是，在流亡印度后的第二年，就開辦了第一所西 藏難民學校，而且從此以后始終把現代教育作為西藏難民在異國生存最重要的建設事業。 從不放棄和科學家的接觸請教 很多人把佛教傳統和現代科學視為互不相容的知識，或者最多是對外部世界之本質的風馬牛不相及的觀點，毛澤東在1954年稱贊年輕的達賴喇嘛是一個能接受科學的人，但是立即告誡達賴喇嘛，宗教是一種鴉片。達賴喇嘛卻從不這么簡單地把佛教和科學對立起來。科學和佛教的不同之處一目了然，人人都看得見，達賴喇嘛與眾不同的是，他能看到科學和佛教在精神上一致的地方，那就是都要探索和理解世界的本質。所以，他在后來幾十年無數次講經弘法的時候，多次說到佛祖的教導：佛祖給你一塊金子，不是要你立即就認定這是金子，而是要你去敲打它、火燒它，用種種方法去檢驗它，直至確定這是真正的金子。如果你發現那不是金子，你就不能認為它是金子，即使那是佛祖給你的。本著這樣的精神，達賴喇嘛從不放棄和科學家接觸請教的機會。 在科學界，最早對西藏佛教徒產生興趣的是在神經科學領域里。打坐冥想是藏傳佛教僧侶人人都要修的功課，冥想修行比較深的人，能夠顯示出一些外界難以解釋的精神和身體狀況。這樣，佛教僧侶的冥想修行就為神經科學的研究提供了觀察和實驗的機會，也提供了不同的解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達賴喇嘛有了和著名神經科學家弗朗西斯·瓦列拉交往的機會，出訪西方時見到瓦列拉就請教神經科學方面的問題。但是出訪途中的會面和交談時間有限，無法盡興，都是中途不得不中斷。達賴喇嘛就向瓦列拉正式發出邀請，請瓦列拉帶著科學家到印度達蘭薩拉的住所來。于是，1987年，瓦列拉帶著幾位科學家來到達蘭薩拉，在達賴喇嘛住所的客廳里，整整談了一個星期的科學。從此，開始了達賴喇嘛和科學家的對話。
期间有兩位華人學者參加了對話
一開始，達賴喇嘛和科學家都希望對話保持低調，呈現私下談話的形式，其原因是，無論是在佛教界還是科學界，這種對話都不是沒有爭議的。有好心人勸達賴喇嘛，和科學對話會對佛教信仰造成風險，因為一百多年來，科學在世界范圍內挑戰宗教信仰，已經形成了科學和宗教的對抗態勢。簡單地說就是，學了科學是會動搖宗教信仰的。而科學家方面更有顧慮，擔心這樣的對話會引起同行在學術客觀性和中立性方面的質疑。 對話一般在達賴喇嘛住所的客廳進行，為期五天到一周，或者在達賴喇嘛出訪西方的途中進行，通常為期兩天。探討的科學領域除了神經科學以外，還有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等現代物理學議題、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等。 這樣的對話從1987年開始，以平均一年一次的頻率舉行。世界級的科學家從歐美來到印度達蘭薩拉，給達賴喇嘛講述他們科學專業領域的成果、觀念和遇到的問題，也向達賴喇嘛請教，源自印度的古老佛教智者是怎樣思考類似的有關自然和人類意識之本質的問題的，雙方都覺得大有收獲。于是，對話會開始邀請經過選擇的客人來旁聽，但是從不邀請媒體報道。在這些年的對話會中，有兩位華人學者參加了和達賴喇嘛的對話，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參加了1997年的第六届對話會，獲诺贝尔物理奖的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朱棣文参加了第十届研讨会。 2003年的對話會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行，反應出乎意料地熱烈，一千多人的會場座無虛席，還有兩千多大學生報名等候。這是達賴喇嘛和科學家對話的轉折點，從此對話會開始漸漸地面向大眾。 形成達賴喇嘛的現代科學觀念 在這二十多年的一系列對話過程中，作為一個佛教高僧，達賴喇嘛漸漸形成了自己的現代科學觀念。他出版了專門論述現代科學的意義及其問題的專著《相對世界的美麗》，并倡導由科學作為一個媒介，來和非信仰者對話，以建立所有宗教信仰者共同的、也包括非信仰者的全人類的“世俗倫理”，以提升人的內在價值，讓全人類變得更好。 他在《超越宗教》一書中論述了這一觀點。 與此同時，作為藏民族的領袖，達賴喇嘛在思考藏民族怎樣引進科學技術而完成現代化進程的問題。在最近半個多世紀中，藏民族遭遇了政治上的重大挫折，民族文化一度陷入危機。眼下，藏人和中國政府的對話談判沒有轉機，但是藏人的民族意識和全民族的統一認同在持續加強，藏民族重獲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權利只是一個早晚的問題。但是，從長遠來說，藏文明的前途，取決于藏人能不能在保持自身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同時，引進人類文明的精華即當代科學的成果和機制，能不能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對于藏民族這樣的一個曾經封閉的古老民族，這一步絕非一蹴而就。未來就取決于現在怎樣利用外界的有利因素，全面提高藏人科學教育的水平。于是，今年一月的對話會選擇在南印度的哲蚌寺，有六千多佛教僧侶旁聽了達賴喇嘛和科學家的對話，反應非常熱烈。從明年開始，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僧侶教育將引入五年制的現代科學教育。 這一步的意義，將在今后一些年里呈現出來。很多西方科學家和學者教授看到了這一偉大舉措的意義，以極大的熱情響應達賴喇嘛的請求，加入到幫助藏人建立現代科學教育體制的努力之中。 而這一切，中國國內仍然一無所知，互聯網上這一系列對話會的視頻和文字資料統統被封殺。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附录】 佛教与科学对话在印度南部举行（组图）
第二十六次佛教与科学对话自星期四起在位于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举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同世界知名科学家共同探讨透过现代科学与佛教的合作，增进对人类心智的了解及促进社会道德的改善。
2013-01-17
由心灵与生命研究所（The Mind and Life Institute）召开的第二十六次佛教与科学对话：“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于星期四（1月17日）在卡纳塔克邦孟戈德（Mundgod）西藏流亡社区的哲蚌寺举行。达赖喇嘛与来自美国、欧洲、尼泊尔和印度的著名科学家就有关透过佛教与科学观探索自然本质、量子学、神经科学、意识、冥想法的实践运用和未来发展方向共六个议题上进行为期六天的讨论。
图片：美国物理学家亚瑟•札炯克在会上介绍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分。（记者丹珍拍摄）
该会议是由印度新德里的达赖喇嘛基金会和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联合主办。包括物理学家亚瑟•札炯克（Arthur Zajonc）、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佛学家马修•理查德（Matthieu Ricard）、科学史家安妮•哈林顿（Anne Harrington）和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克（Christof Koch）等共二十位知名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及部分资深西藏学者参加对话，并邀请了来自二十三座西藏寺院的一千多名佛教学者和其他印度及国际研究组织的学者参加会议。
达赖喇嘛在会议第一天发言表示：“这次能够在哲蚌寺举行佛教与科学对话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兴建哲蚌寺是传承了印度那兰托寺的建筑，在雪域西藏被称为是‘第二个那兰托寺’。我所认识的科学家们都是一些思想开放、客观、具有智慧的科学家，他们从小接触科学，对真实的事物、外在的物质和事态的发展进行认真研究与探索，获得最终验证后，才予以肯定，并努力为自己也为他人谋取利益，他们才是真正的科学探索者。而佛学者在论证佛法义理观点时，只固执于经典内部的证明思路，缺乏自身的研究，这点需要学习和改进。” 
图片：与会各西藏寺院及研究组织的代表。（记者丹珍拍摄）
达赖喇嘛表示，佛教作为心灵科学，其实质内容涉及心智或者意识学的哲学理论，成为科学家研究与实验的对象，并通过近30年来的对话和探讨，找出了对于冥想，即禅修可行性的研究成果与新的探索方法。 达赖喇嘛说：“虽然科学的发展、物质的发达，满足了人本身的需求，也带来了实质性的帮助，可宗教在数千年来成为心灵上的信仰和寄托。三、四十年来，科学家们发现物质越发达，人类内心的欲望就越大，痛苦也随之增加，而依赖宗教信仰者反而内心更快乐、活的更充实，于是很多科学家们意识到藏传佛教中的暝想实践方法有助于消除痛苦、营造内心平和，也给社会带来和谐，于是开始着手研究，使得佛教与科学在两者相辅与相成的基础上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对话。” 达赖喇嘛表示，与科学家展开对话，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增进知识，第二是把所学所悟运用到实践中，共同促进社会道德的改善。因此，期待所有僧尼在注重于学习佛法理论的同时，也要把握好现代科学知识。 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神经学与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戴维森表示：“我们有幸在这周再度相聚，希望在座的上千学者就有关认知、情绪、意识等热点问题上能有更好的沟通，共同探索出科学如何与佛教合作来进一步研究心灵。” 会议主办单位之一，达兰萨拉西藏图书馆的馆长拉多格西（佛学博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从1987年开始组织了达赖喇嘛与世界顶尖科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对共同感兴趣的关于自然规律、神经生物学、佛教禅修以及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以建设性且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展开论述并调查，然后寻找其中的共同点与不同点。通过对话，双方增进了互动，至今彼此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 星期四第一天的对话会上，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神经学与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戴维森、美国物理学家亚瑟•札炯克等就自然科学观作了介绍，之后举行了公开讨论会，通过问答式交换意见，傍晚就寺院科学教育项目进行了讨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丹珍的报道。  |
||
|
吕朴：思想解放要从天上落回地上――社会革新与发展思想的结构与重点 Posted: 16 Mar 2013 02:29 PM PDT
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业社会由于完成了以建设“资本生产----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反映新型社会的主流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实作为立志推动社会革新和发展的人们，仅仅知道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在思想领域里的主要区别显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深刻明了带来这种思想进步的社会发展进步的整个立体性过程。特别是掌握后者的内容。对于基本未能实现资产阶级革命、依然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从事社会革新运动的人们，特别是倡导者们，包括自称为最先进的革命政党，无疑将具有决定社会革新运动成败的重要作用。欧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能否取得成功问题的本质也就在于此。
今天的美国人和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以为掌握了政权，就实现了民主革命。其实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从经济到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包括社会各个方面，存在发展进步的先后关系的整体变化过程。绝不是一个政权更替（是不是政治革新还要以观后效）就能解决了的。遵循这一变革发展规律，就能避免动乱、和平地实现社会革新；不遵循这一规律，势必带来尖锐的冲突和动乱。为什么中国在百年之前发生辛亥革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体制国家，但是直到今天在权力体制和思想体制仍然处在现代专制状态的社会（国家），呈现“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必要的过程，中国从来就未能实现。即使经历了邓小平模式的经济手段市场改革，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是由于未能实现真正的“资本生产----市场经济”（既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过程），所以社会革新应该形成的经济成果、社会成果等各项成果都未能形成。基础性的经济成果和社会成果都没有，依靠土壤才能生长出来的政治成果和思想成果、文化成果自然不可能出现。即使再有“革命”政党来领导，再喊民主、自由，实际也实现不了。以前是这样，今天和明天依然会这样。只知道前者，而不明了后者的具体进程。这种人不可能是脚踏实地实现社会革新与发展的践行者，只是叫喊空洞概念的现代教条主义者。了解这一思想规律的两大主要方面，特别是掌握重点内容。对于当前风行于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极大的意义。 至少在死刑的废存问题上，北大的贺卫方目前就是现代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因为在人类社会当中，善恶始终都会存在，所以对于人类行为的匡正，只能使用两种手段，仅靠人道主义是不行的，非要片面施行，实际效果肯定是对于恶的纵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于贪官的司法处理的现实效果，不已经就是这样了吗！ 2013年3月16日（星期六）  |
Reply all
Reply to author
Forward
0 new mess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