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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9, 2014, 6:09:11 AM11/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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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Nov 2014 07:37 PM PST  讣告 曹思源先生于2014年11月28日6时25分因癌转移导致肺部感染心肺衰竭，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68岁。 感谢社会各界亲朋挚友的关爱与帮助 ! 曹思源先生追悼告别仪式定于2014年12月2日早上8点30分于八宝山东礼堂进行。谨此泣告各位亲朋好友。 联系人：曹剑 联系电话 13810322603 联系邮箱：corn...@163.com 曹思源治丧小组 2014年11月29日 【附录】 VOA：著名宪政学者曹思源病逝 著名宪政学者、中国破产法专家曹思源因为癌症于11月28日凌晨6时30分逝世，享年68岁。 曹思源1946年1月出生于江西景德镇，1968年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 1988年，曹思源离职，创建了民间社会科学研究及咨询机构。 曹思源因曾主持起草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公开倡导竞争性产业私有化，反复提出数十项修宪建议，而被称为"曹破产"、"曹私有"、"曹宪政"。先后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亚洲风云人物"。 曹思源生前经常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多次作为嘉宾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访谈节目。他头脑敏锐、思想开放，语言犀利，在采访中就中国的宪政、经济和一系列其他敏感问题直言不讳。 他在三年前罹患癌症，手术后继续参加多种学术会议和讲座，而且继续撰写各种文章和评论。曹思源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告诉法制晚报记者，他这次发病非常突然，昨夜病重以后医护人员随即全力抢救，到今天早晨6点30分终于无力回天。
六月三日深夜，天安門廣場附近的狼兵已在磨刀霍霍，我們正在捕捉各方面的最新動態。忽然，電話響了，是曹思源的妻子打來的。在電話中，我第一次聽到曹思源失蹤的消息。 她說，曹思源於當天中午從古城區家中外出買菜，本來準備很快就回家，但自此一去無蹤。當時，他的衣著很隨便，腳上還蹬著一雙經常在家中穿用的舊鞋。 不久，我們終於從可靠的消息來源知道，曹思源是被捕了，直接原因就是他受全國人大常委胡績偉委托，組織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觸怒了權重一時的李、楊集團，因而招來身繫囹圄的結果。 四月中旬學運開始，形勢越趨嚴峻，不少人大常委認為有必要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局勢。曹思源受人大常委胡績偉的委托，徵求其他常委的意見，聯名要求開會。此舉直接刺痛和威脅到當權者的利益，因而要馬上壓下去，不但不准開會（有一內部規定，全國人大的有關會議必須中共政治局討論和確定後才能召開），還要追查此事始末。 曹思源首先被捕，成為今次「秋前算帳」中第一位被算帳的知識分子。他被捕是在血腥鎮壓之前，可見當權者一早已有部署，而不是鎮壓後緝捕漏網之魚，從而可以證明當權者整個算帳行動都是有預謀、有組織的。 曹思源現年四十三歲，江西景德鎮人。他出身低微，家人靠做手藝過活。貧困的生活給曹思源很大的鍛煉。他讀完書後，一直在基層工作，為他了解國情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直至一九七九年，他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班，當時帶他的導師正是張顯揚。 這段學習之後，曹思源進入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當時趙紫陽擔任該委員會主任），成為了國家智囊班子的一員。隨著多種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他於一九八三年提出了企業破產法的構想。他奔走於各大城市之間進行調查，提交報告。一九八四年，他開始為推動「破產法」而開展院外活動。當時他遇上了敢言肯說的人大代表溫元凱，並通過他動員了其他人大代表，把破產法的議案提了上去，就此開始了訂立破產法第一步。 後來，曹思源被調到全國人大法律起草小組，負責執筆起草「破產法」。草案出來之初，人大常委會不通過，曹思源於是分別按資料打電話給一百五十多位人大常委，向他們逐一解釋和聽取意見。當時有人指他不應這樣做，認為這樣會「影響人大常委的獨立思考」。但他認為這是憲法容許的，所以仍鍥而不捨地繼續下去，幾經艱難，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終告誕生。曹思源亦因此而得到「曹破產」之名。近年來，他還不斷地關注「破產法」的執行情況，希望提出完善和修訂的方案。去年，深圳當局要處理一宗破產案，還特別請他南下作「軍師」。 「破產法」一役後，曹思源又向「人大會議旁聽制」進軍。他說：「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看法是先易後難的，即首先是將人大會議公開化，例如大會、常委會議設旁聽制度，其次是實行人大代表選舉制，差額一定要多於席位一半。」 從一九八七年起，他到處演講，力倡人大會議設旁聽制，後來他更為全國人大代表起草了有關提案，結果再次被接納。由一九八八年六月起，多個地方的人大以及全國人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旁聽制。曹思源又一次院外活動成功。 經過了在體改委的幾年工作，曹思源雖然嚐到了成功的滋味，但他同時感到很多無可發揮之處。主要一點是：體改委的工作逐漸變成是為領導層搜集支持其政策和主張的材料，為領導層創造輿論基礎；真正從下而上的改革方案卻往往不被重視。所以，曹思源去年毅然辭退了體改委的工作，在四通集團負責人萬潤南的支持下創辦了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簡稱「四通研究所」）。 很多人不太了解四通研究所和四通集團的關係，其實兩者只是經濟撥款的關係，四通集團撥出一筆款項讓四通研究所進行他們認為值得搞的項目，從沒有要求他們為四通集團的市場和業務作調查研究。這純粹是一種支持 「窮得只剩下知識和良心」的專業人士開展調研工作的行動，加上國內的行政制度規定任何機構，都要有上級掛靠單位，所以才出現了四通研究所與四通集團這樣的關係。 四通研究所成立後，連曹思源在內，實際的工作人員只有三人。曹的妻子是教師，有時協助一些零碎的雜務。就這樣，這個位於海淀區民族學院附近一個胡同小院內的研究所便幹起來了。他們的工作中，較多人熟悉的是 「修憲活動」和「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簽名事件」。 曹思源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議會民主的建立需要一個過程，長遠是修改憲法，在憲法中應對人民權利、地位有具體規定，包括投票權和選舉權等。在八九年三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他向若干人大代表提出了五項有關憲法的建議，包括人大應設立憲法委員會，使人大及常委會有效行使解釋、修改和監督執行憲法的權力；修改憲法條文藉以保護商品經濟的地位和公民私有產權；要求增加條文，說明任何人在法院判決之前均應作無罪論。 為了深入探討，加強思想溝通，曹思源於三月廿六日組織了一次「修改憲法理論研討會」，豈料又遭到「勸告」。當時中共高層已決定憲法暫時不作修改，但恐怕在研討會中會出現與中央不一致的論調，所以要間接施加壓力。曹思源本來邀請了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人大代表，但這些人後來都被「打招呼」不要出席。曹思源同時也接到「勸告」，請他把範圍和影響縮小。為了大局和長遠利益，曹思源主動限制了與會人數，並婉拒了港、台和外國記者的採訪，連一些已發出的開會通告都要收回，所有通知信都寫上姓名和編號，以便入場時核對。當時，這種做法引起了不得其門而入的記者們的猜測，甚至有所誤解。其實，曹思源所想的，正是要避免被人抓住把柄，說他們借輿論界來壓中央，橫加責難。此事反映國內連一些學術主張的傳播自由也沒有，確實悲哀。 與曹思源交往已有一段日子，對他有三點印象至為深刻。其一，他是典型的漸進改革派，這一點他自己也直言不諱。他了解中國有很多事情是急不來的，更不能激進，所以他便常採用院外活動等合符正常途徑的方法，而且也常奏效。 其二，他是個對目標鍥而不捨的人。前面提及的破產法的產生過程可以證明這點。他的人力正表現於事情似勝似敗、希望若斷若續之間。 其三，他的說情說理的表達能力至為到家，相信很多聽過他演說的人都會深有同感。可以說，他的每一句話，都說到點子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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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Nov 2014 01:34 PM PST 博讯记者获悉，著名作家、散文集、编辑徐晓，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局的人员带走，随后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名义关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发出信息说："徐晓26日下午被市局预审总队（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单位）带走，昨天她亲属才知道消息，到派出所查问，得知是市局抓人。今天上午外甥和两个姐姐去了预审大队（在窦各庄），询问结果是人在一看，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但家属要求送钱和衣物都被拒绝，而且态度恶劣。" 博讯记者发现，徐晓的新浪微博最后更新时间是11月25日15时22分，发出："余华在海外出版了随笔集《十个词的中国》，看看他在汉堡的'第十一个词'说了什么？ 看看王竞怎么写意大利人把余华用废了。" 徐晓，生于上海，长于北京。198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徐晓邂逅了赵一凡。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赵振开的诗。从此，她人生的轨迹彻底改变了。1975年，徐晓与赵一凡一起因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  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1982年至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徐晓编辑出版过多部影响巨大的书籍，其中她最为满意的一本是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畅销书《逆风飞扬》，并帮助出版了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 除了徐晓之外，还有其他人也被抓。网友"高冬梅"在推特上透露："我知道的还有其他人，共计三个。" 对于徐晓被抓，著名网络人士北风表示："很多人问徐晓被抓有何理由。他们抓人需要理由吗？黄凯平失踪一个多月，没有任何理由。" 网友"刀尔登"在新浪微博也表示："徐晓被'带走'，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这个狗日的国家的每一分安全，就是我们的每一分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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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Nov 2014 01:30 PM PST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俄罗斯最近"战略重心向东方转移"并不新鲜。"从太平洋之滨到喜马拉雅山之巅，俄罗斯不仅将主导亚洲的事务，还将主导欧洲的事务。" 这句话并非如一些人或许在怀疑的那样、出自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之口，而是出自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的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伯爵(Count Sergey Witte)，1893年，他在给君主的奏折上写下了这句话。维特是俄罗斯工业化革命的设计师，曾推动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以求开发俄罗斯东部三分之二国土蕴含的资源，并且让莫斯科能够确立俄罗斯作为太平洋大国的存在。 事实上，自从16世纪末第一次翻越乌拉尔山起，俄罗斯就一直在将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历代统治者——无论是沙皇还是苏联领导人——都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俄罗斯太平洋舰队(Pacific Fleet)基地所在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注），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统治东方"，这并非巧合。 然而，对今日的克里姆林宫而言，战略重心向东方转移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当年苏联解体，对整个俄罗斯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对西伯利亚东部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一事件堪称一场灾难。支撑这一地区经济的军工企业一家家关停，就业岗位随之消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们听任停泊在港口的军舰锈烂。如今，这一地区经济萧条，人口越来越少。俄罗斯的太平洋海岸线在长度上等于从佛罗里达到魁北克的整个北美海岸，却只有不到500万居民。俄罗斯以南的中国有13亿人口。从俄罗斯政府的角度来看，问题已不再是它能否"主导亚洲的事务"，而是能否保持俄罗斯本身的完整。 自普京2012年重掌总统大权以来，他对俄罗斯东部的关注稳步增强。经过近20年毫无结果的谈判，俄罗斯终于在今年与中国签署了几项天然气协议，这是普京"东方政策"的最亮眼成果。第一条天然气输气管道，即通往中国东部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东线），最终的年输气量将接近俄罗斯2013年对欧洲天然气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第二条管道，即通往中国西部的阿勒泰管道（西线）建成，两条管道的年度总输气量将超过俄罗斯2013年对欧洲总输气量的40%。 然而，将战略重心向东方转移是一回事，能否转移成功则是另一回事。俄罗斯面临一些重大障碍。开发天然气田和建设输气管道都是浩大的工程，需要巨大的投入和长达数十年的工期。传统上，俄罗斯整个天然气工业的重心都在西部三分之一国土上。将重心东移，需要从零开始、在东部创建一套全新的工业体系，这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按照最雄心勃勃的估算，"西伯利亚力量"管线最早也要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才能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的设计输气能力。 因此，第二份俄中天然气协议顺理成章地诞生了。这份协议于11月初签署，拟在西面再建一条阿勒泰管道，这条管道将沿着俄罗斯夹在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那块狭长国土通往中国，接入中国西气东输管道的西头。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西线当然更有优势：它利用的是西伯利亚西部几乎用之不竭的天然气资源，它是现有天然气管道系统的一个分支，它让俄罗斯能够随时在欧洲和中国市场之间取舍。它还有助于对冲欧洲天然气市场受限的可能性。 这些工程需要大量资金，有人估计，仅东线需要的资金最多就可达550亿美元。眼下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又增加了一个障碍。尽管美国和欧洲迄今宣布的制裁措施并没有直接针对俄罗斯政府控制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但制裁对俄罗斯借款能力的间接影响迄今严重得出人意料。要推进"西伯利亚力量"项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必须到国际市场上去融资，而这方面的前景是不确定的。 维特当年也曾面临类似的问题。他推动建设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花了15年多才建成，几十人在铁路建设过程中失去了生命，工程支出超出预算两倍多。为筹集建设铁路资金，他不得不向海外发行高息债券。 因此，俄罗斯在21世纪的这次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无论在比喻意义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都是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长期过程的最新阶段。然而，如过去的情形一样，其推进速度将以十年计算。尽管普京渴望让俄罗斯更为公然地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霸权"，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仍将被固定在西方、以欧洲为重心，其天然气贸易将以对欧洲出口为主、主要工业布局和绝大部分人口也在西部。俄罗斯无法逃脱其欧洲宿命。 本文作者是能源信息公司IHS的高级董事，著有《财富轮转：俄罗斯石油、经济和国家的重塑》(Wheel of Fortune: the Battle for Oil and Power in Russia)一书 译者/阑天 ——金融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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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 2014, 7:00:25 AM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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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 2014, 6:32:30 AM1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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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Dec 2014 04:02 PM PST  台湾九合一选举，执政国民党全面惨败，在大都会的「六都」市长选举之中，由原本四个市长的席位，以几乎全败的姿态只馀一席，在合共22个县市长的席位之中，由选前的15席跌到馀下6席，而民进党则由原本的6席升至13席，再加上最关键的台北市市长，落入虽然非民进党，却属绿营支持参选的柯文哲之手，以目前的形势观察，民进党势赢出2016年的总统大选，实现政党再轮替。 国民党之所以面临如此的惨败，当然由于近年与中共愈走愈近，甚至丧权辱国有关。大陆官员如陈云林丶张志军访台，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竟不许台湾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举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却容许中共支持者在台湾举起五星红旗；国民党和一些台商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包装成国家的利益，不断自侮丶降格去媚共；而最近期的事件，当然是太阳花学运引爆的服贸协议，如事成的话，将有如香港的CEPA般，令台湾被绑上中国的经济战车；而中共则可以此任意政治勒索，借经济收买台商，再干预台湾本岛的政治，以此达成所谓「不流血」的「统一」，亦即不费一兵不卒「买起」台湾。这种阳谋如此明显，可是蓝营的一意孤行或事关中央政府不得不死撑，不但令绿营支持者振振有辞这是「卖台」，连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也看出这是一条死路，因此投下反对国民党──其中国政策的一票。 中国共产党把在渗透香港的一套殖民政策，照办煮碗去到台湾。在香港透过单程证签发，控制家庭团聚多为大陆新娘的新移民，组织这些团体去为亲共势力拉票，以至种票；同样的，在台湾的大陆新娘，竟组成了一个名为《中华生产党》的政党，党员超过四万，其党主席竟说要「想让台湾的立法委员丶将军也来跪毛泽东」；以亲共的商人大举收购台湾的传媒，然后一面倒唱好中国，再加上大陆学生，大量的大陆游客去扭曲当地的社会与经济，待签下服贸之后可全面收购台湾的各项企业，以不合理的优惠条件，利诱台商把工业全面迁到大陆，然后台湾就沦为一个只靠大陆游客为生的空壳。 这些在香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国民党一点也没有警惕，反而不断说其腐烂以至被中共渗透的国家机器，可以在国家主权之下挡得住中共。这种说法，更令人怀疑国民党不是弱智，就是已经被中共买起渗透。因此，在目睹香港人只不过在要求中国履行一国两制下的普选承诺，竟要在占领运动之中被暴力警察一再殴打，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台湾人醒觉了，用选票拒绝了国民党。 台湾的经济问题，本质是一个过度干预经济的问题；然而，国民党却把「开放经济」简化为「对中国开放经济」的问题；实际上的解决良方，是「对中国以外开放」走上国际化之路。这一个难题，或要回到李登辉的戒急用忍老道路，改为松绑之馀，却要慎防中国共产党的渗透。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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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Dec 2014 03:58 PM PST  学民思潮絕食宣言：我們的未來，我們會奪回來 「即便是再細微的燭火，聚集起來也一樣能照亮黑暗。就算被撲滅、被孤立，剩下在雄雄燃燒著的一枝火苗，也足以燃亮其他被黑暗所矇蔽的人心。」 一年前，我們手執政改單張，在街站喊著公民提名的口號，宣傳落實真普選。9月26曰，我們衝入公民廣場，開始佔領。原本應該埋首學業的學生，最終被迫站出來，走上街頭參與抗爭行動，爭取真正的普選。 我們的身體都累了 - 連日以來，組織學生罷課，包圍特首辦，部署重奪公民廣場，與政府官員對話，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尖沙咀等地⋯⋯一切的辦法，我們都嘗試了。然而，市民及學生的血汗，得到的只有政府的愛理不理、充耳不聞。我們為政府對廣大香港市民的普選訴求置之不理而感到失望，為香港警察使用過份武力傷害市民而痛心。 心靈上，我們都感到疲乏無力 - 面對高牆般的政府，我們是脆弱易碎的雞蛋；面對警察揮動的警棍，我們是手無寸鐵的年輕人；面對沉默的人群，我們是不顧聲嘶力竭也在吶喊的學生。我們猶如再也看不見以往年輕人所憧憬的美好未來，在這六十多天以來，香港像是變了樣的城市，眼看香港市民向來珍而重之的價值 - 平等、自由、公義，被蠶食、被摧毀。我們疲憊，但信念仍然堅不可摧。面對崩壞的政權，如今我們已別無他法。我們只能放下肉體上的渴求，以絕食來告訴政權，我們要一個真正的普選，我們要政府撤回人大決定。 我們並非不自愛 -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曾經說年輕人應迷途知反，不應浪費清春。抱歉了，讓愛我們的家人、朋友擔心我們的健康；但我們認為，我們不是在浪費青春，為了香港這片土地，一個我們深愛的地方，我們甘願以青春在香港的民主進程上作賭注。我們想要的，不是什麼地位，也不是好的名聲。我們真正要的，是一個公平的制度。這份既狂妄又天真的勇氣，是我們慶幸擁有的。 我們固然害怕，但我們不會逃避。因為我們知道，若逃跑，香港人最終只會一步步失去重要的東西。肩負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我們責無旁貸，甘願犧牲身體上的舒適。我們相信「香港問題香港解決」這句話，歸根究底，香港政府不可以再卸下所有政治責任予中央；我們要求香港政府正視市民訴求，以誠展開對話，重啟政改五部曲。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今天，我們甘願付上代價，負上這個責任。 我們的未來，我們會奪回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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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3, 2014, 6:47:40 AM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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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松林：曹思源——敢为人之不敢为，敢言人之不敢言
- 梁京：不自治，无自由——两岸三地新政治格局的重大意义
- 郑义：南水北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灾难工程
- 王康：往事绝不如烟
- 高新：徐才厚的靠山比江泽民更牛（另附二篇）
- 魏京生：香港人民不退场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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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4 09:50 PM PST
思源兄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认识好多年了。他每次到旧金山湾区来，大都住在我家。惊闻他的仙逝，不胜震惊。今年中秋他还寄来他的诗作【甲午中秋感怀】 民心总盼节节高，岁岁中秋思若潮。 百年忧患接踵至，浩劫之余禁呼号。 宪政共和梦非梦，依法治国看今朝。 普世价值莫逆反，血泪学费不白交。 他每有佳作，一定寄给我，我也一定和步其韵，和其作，甚是痛快。惭愧的是，这次我太忙没有及时看电子邮件，没有及时回复，成为憾事。从他的诗作里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他身患重病。思源兄豪爽之极，每餐必大口吃肉方才痛快。我每次都耽心他的体重，怕他有糖尿病、心血管病之类，他每次都说，他的一切指标正常。 他最后一次来旧金山湾区是2013年2月。他从东部打电话来，要来访问，我帮他安排了斯坦福的演讲，又开车陪他去拜访老朋友万润南先生。他不是第一次在斯坦福演讲了，但每次都非常轰动，人满为患。很多慕名而来听他演讲，也就成为我的朋友。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见面会成为最后的一次。 思源兄感情丰富，思想敏捷，每次历史关头，都会走在历史前面，成为弄潮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曹破产"到00年代的"曹宪政"，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经历了"秦城"本到了"大彻大悟"，但他从没有气馁，从没有妥协，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演讲、写作、座谈，从不停歇。最近数年著作颇丰，呼吁宪政，修改宪法，为人们敬仰之。 今春在《炎黄春秋》的新春联谊会上即兴发言，【假如我是总书记】，发出"修改宪法的两点建议"，取消专政和"军警不能向平民开枪"，声声有力，句句震撼。这就是思源兄，敢为人之不敢为，敢言人之不敢言。 昔日未能及时和他的【甲午中秋感怀】，今日歩韵和一首， 敢为人先顶狂飙，不惧风浪弄恶潮。 执笔疾书破产法，冲出鸟笼戏大猫。 血溅长安不知惧，秦城关里写明朝。 普世价值惊汝梦，宪政共和慰君昭。 安息吧，思源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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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4 06:37 PM PST  国民党在此次台湾地方选举中遭到惨败，奠定了两岸三地的新政治格局，意义十分重大。 这个意义最重要的内涵就在于，国民党的惨败，使得台湾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更加明朗化，那就是台湾政治将加速完成代际转换，从而摆脱统独思维的羁绊，全力深化民主政治改革，为台湾创造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开拓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多年来，统独之争令台湾政治陷于分裂和瘫痪，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失去了三十年前的活力。大陆与台湾经济融合带来的种种弊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大陆对台湾人民自由最主要的威胁，其实并非来自大陆日益增强的武力，而是大陆庞大而腐朽的权力经济对台湾自由意志和创造力的严重腐蚀。只要台湾人民充分发挥民主自治蕴含的无限潜力，台湾就不仅能不被腐朽的大陆牵著鼻子走，而是能像三十年前那样激发和引领大陆的内部变革。许多事实证明，在现代的国际环境和技术条件下，以强力来瓦解已经实现民主 自治的共同体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统独问题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假问题。 本次台湾大选的结果表明，台湾的青年一代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在民主自治体制的支持下，有能力把这种认知转化为政治行动，转化为新一代政治家的崛起。台湾政治格局的这一转折正当其时，因为智能化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正在发生，台湾有极为优越的条件抓住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契机。 智能化技术最革命性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合作互惠的潜能，无需靠增加资源投入来提升生活的品质，改善社会的公平与公共福利。台湾社会没有种族和宗教冲突之累，因而更容易开发和实现智能技术的潜能。 这本来也是其他华人社会的长处，但香港因中央政府顽固拒绝兑现港人高度自治的承诺，没有机会像台湾人那样轻装前进。不过，台湾太阳花革命的胜利，对香港青年人不放弃自治的理想，显然是非常有力的支持。台湾经济和社会若转型成功，对香港未来的发展也会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至于大陆，台湾政治的大变局，意义更加重大。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与台湾政治和经济困境形成了鲜明反差，在中国的权贵阶层，乃至在台湾的权贵阶层，对政治大一统的迷信膨胀的很厉害。习近平的所谓"三个自信"，与这种膨胀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而事实是，对权力的迷信，尤其是对中央集权的迷信，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尽管中国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环境危机，乃至健康危机都已经发展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但当权者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唯有更加集权，才是解决问题之道。这样的认知，不仅将让问题更严重，而且不断增加著危机灾难性爆发的风险。 台湾政治格局的转变，如果能够迅速推动台湾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模式的发展，对两案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的竞争将带来新的活力。我们看到，网络技术对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既有挑战性，也有重要的支持功能。这是因为网络技术大大增强了中央当局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 由新生代政治家推动的台湾政治变革的一大进展，就是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文化的创造。这种新的政治话语不仅对政治集权具有解构能力，而且对新的政治文明和新的生活方式具有建构能力。这对于大陆青年一代的政治成熟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青年一代对于当局空洞和逻辑混乱的官方话语已经厌恶不堪。但是，在缺乏政治自由的语境下，要创造出具有建构性的话语并不容易。台湾新生代政治家对大陆未来政治发展一个可能的重要贡献，就是把这种新的话语和政治文化扩展到大陆新生代的政治话语中。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不自治，无自由。历史上，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困境，就是缺乏稳定的自治空间和持续体验，令中国人缺乏政治自由的精神和文化资源。此次台湾政治变局与香港僵局的鲜明对比，再次证明一个充分自治的政治环境，对于自由的政治秩序不断演进的重要价值。网络技术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台湾政治自由的经验，能够为大陆的政治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和文化资源，从而大大加快大陆政治转型的历史进程。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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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4 06:25 PM PST
11月中旬，《中国水利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叫殷炬律师，题目是《比三峡工程更可怕的"南水北调"工程》，文章称：近日卸任的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刊文点名批南水北调工程。指出用外调水模式解决城市缺水，已引发诸多问题"。南水北调工程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劳民伤财，还没有全线完工，其恐怖影响已经显现，其隐患比11月中旬，《中国水利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叫殷炬律师，题目是《比三峡工程更可怕的"南水北调"工程》，文章称：近日卸任的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刊文点名批南水北调工程。指出用外调水模式解决城市缺水，已引发诸多问题"。南水北调工程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劳民伤财，还没有全线完工，其恐怖影响已经显现，其隐患比三峡工程更可怕，或成为中原大地的灾难根源。 这倒真是一个新闻，因为它并非一味粉饰，一味讴歌"正能量"，而是提出了真实的问题和警讯。据介绍，前副部长仇保兴先生在住建部任职13年，今年2月在《给水排水》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了中国的调水工程，4个月后被免职，据说是到了副部级官员退休年龄。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站出来批评"正能量"，然后就被免职，这其中留下了许多想像空间。作者殷炬在文章结尾处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三峡工程上马时，有那么多知识份子敢冒着自己身心的代价批评，南水北调就没有人批评了?"答案是：学乖了。三峡工程那些昧着良心签了字的人，最后都成了院士，得了这个奖那个奖。而那九位没有签名的专家，却没有一个人成了院士。因此之故，我要祝贺前副部长仇保兴与文章作者殷炬律师，在这个普遍堕落的时代，他们守护住了自己的良心。 让我们回到"南水北调"。仇保兴先生自己的文章是这样写的："随着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长，带来了调水越来越困难、调出地水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等诸多问题；同时，外调水工程量大、投资和运行成本高，调来水与当地水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一些地方出现了调来水与当地水成分差异导致自来水管道内的水垢溶解析出，形成了新的污染，且相当难以治理。所以，以长距离调水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仇保兴还援引了前苏联时期阿姆河、锡尔河引水项目与咸海的例子来证实他的观点。 咸海与阿姆河、锡尔河引水工程发生了什麽事情呢？前苏联把注入咸海的中亚两河85%的流量引向农田，农田扩展了，但咸海不断萎缩，出现大面积干涸。接下来，中亚地区的强风又从咸海底部把裸露出来的盐硷刮起，形成盐碱沙尘暴，以每年数以千万吨级的巨量投放到耕地中。致使高达60%甚至80%的耕地盐硷化。而且祸不单行，中亚地区各种交通线路、通讯设施、电力电网、油气管道无不受到盐碱沙尘暴侵袭。如此这般，中亚两河与咸海危机引起世界性关注，认为咸海生态危机已经开始威胁整个人类社会。中亚五国设立了咸海问题国际委员会和拯救咸海基金，至今收效甚微。 但这与中国的南水北调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南水北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从已经缺水的南方调水，其引水渠道要横穿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的700多条自然河流，要建造包括水库、运河、渠道、泵站、隧洞、渡槽、倒虹吸在内的大量工程，其规模、複杂及难度史无前例。其最后的结果，必然要重蹈咸海以及各种"改天换地"巨型工程之覆辙。因为以工程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早已是被宣判了死刑的路数。不必等遥远的未来，报应已近在眼前：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东线所流经地区污染严重，尤其流经众多癌症高发地区。即便工程建成，花费巨额税收而调来的，将是污水甚或致癌毒水。有人已经预言：南水北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致癌工程"。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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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4 06:18 PM PST
章诒和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往事并不如烟》，那些身居上层的大右派在反右运动中是如何蒙冤受屈的在此书中可略见一斑。然而大量身居社会下层被打成右派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冤屈和悲惨遭遇，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却不甚了解。我想通过我个人得亲身经历把那段可怕的历史比较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毛泽东继发动反胡风运动之后。于1957年又以"帮助党整风"，"阳谋"、"引蛇出洞"等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反右派运动，对知识份子大开杀戒，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份子，连同他们受到株连的亲属朋友等，波及人数高达300多万人。 1937年，我出身在四川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1952年考入设在荥经中学的4年制示范班，一年后与雅安师范合并。 1956年，从雅安师范校毕业后分配到芦山县芦阳小学教书。1957年底被打成右派分子，含冤整整21年，青春年华消失殆尽。 1957年夏天，所谓的"整风运动"急转为反右运动，中央和省上抓出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李亚群、张黎群、流沙河等一大批右派分子。在报纸广播上对这些右派份子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反击。当时县一级尚未开展反右运动，人们对一下出现了那么多反党反人民的右派份子很不理解，但出于相信党相信毛主席，都认为右派份子确实是在反党反人民。于是在上级组织的策划下满街张贴标语，会上高喊口号声讨右派们的滔天罪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当是我也积极参加了这类活动，按上级规定的内容写了标语满街张贴，怀着对右派份子的深仇大恨，投入到批右反右斗争中去。 不久，县委就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由县委宣传部部长余琪主持，县委书记严宗显在大会上做整风运动报告。其报告主题就是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说这是对党忠不忠心的试金石、分水岭。为了消除大家的思想顾虑，他特别强调：从省上到中央抓出的右派份子，他们骨子里本身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大家不是嘛，哪怕你的意见提得再多再尖锐，也只能说明你对党的一片忠心，绝不会是右派，右派是本质决定的，一定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从此之后全校24名老师和其他单位一样，把每天固定的集体政治学习时间改成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的"座谈会"。除了集体还要分小组，高、中、低年级各分一组，集体开会时由党支部书记杨桂桐或者校长李志荣主持，分组时由几个积极分子分别负责。我在高年级小组，负责人是刚入党被提升为教导处副主任的吴国玉。大家的发言他都要作详尽记录。他在大小会上一个劲地鼓动大家发言，甚至点名发言人人过关，今天发言明天还要发言，要做到"人人畅所欲言"，一再许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吴国玉常称我"年轻有为、思想活跃，"要把我培养成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加上我为了追求进步，希望加入共青团，并写了入团申请书，介绍人就是吴国玉。他抓住我这点就常常鼓动我说："你要加入团组织，现在正是接受组织考验的时候，你给党提的意见越多越尖锐，就证明你的思想进步，说明你拥护党热爱党，入团的事很快就会解决。反过来得意思是如不这样就休想入团。 我是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年仅20岁的青年，从小接受的是党的教育，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我的脑海里塞满的全是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要我指出党的缺点真是太难。为了应付上面的高压，特别是加上吴国玉的蛊惑，我只好绞尽脑汁提了一些意见，比如国家每月供应27斤粮食，我是年轻小伙就不够吃，而有的女老师就吃不完，所以不能平均供应，〔后来被认定为攻击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说自己买了个搪瓷盆，明明是碰掉瓷的次品，却在碰掉瓷的地方贴了个"合格证"的标签掩盖，这是欺骗顾客;说食品公司把没卖完的猪肉怕放臭就强行推销给老师，还说是吃"爱国肉"(此项被认定为攻击党的经济政策)。后来实在找不到说的，就给领导提意见，说杨桂桐书记白天教育学生爱护公物，晚上就私摘校园里桔子树上的桔子;说事务长敖元凯在上级领导面前点头哈腰，对一般老师则粗暴蛮横，是"两面人"。(此项被认定为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等等。其实，我和别的老师一样，提的也都是诸如此类的意见。 可是吴国玉却要我少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能"检了芝麻丢了西瓜"，说我的发言过不了关，说我"不相信党。""和党还有距离,"要我往"大事上提"。经过好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将我打成右派，差点置我于死地的罪状——香港问题。 1957年底提前放寒假，县委把全县240余名公办小学教师集中在芦阳小学搞整风。吴国玉要求和鼓励我在大会上发言，告诫我一定要"抓大事"，发言"要有水平"。我把发言内容给他讲了，他很满意。于是我就在大会上作了香港问题的发言(这基本是原话，并记载在档案中)："……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从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手中夺去了我们的香港，今天，党领导我们建立了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应该也有能力从英帝国主义那里把它夺回来，以雪百年之耻……"发言获得了老师们的一片掌声。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领导召集全体老师开大会听报告。大会仍然由余琪主持，作报告的换成了县委副书记李荣杰。李荣杰突然宣布，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他作的是"反右斗争动员报告"。 我先认为老师中不可能有右派份子，如果有，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和他们做坚决的斗争。可万万没有想到余琪在宣布右派名单时第二名就是我。一共有25名老师被划成右派，约占全体老师人数的十分之一。我是年纪最小的右派。当是我莫名其妙、又惊又怕，好似五雷轰顶。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右派，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什么理想、青春、事业、前程，统统都被扼杀了。 我的右派罪名是(有档案可查)："借香港问题，企图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而达到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引自李荣杰的《反右斗争动员报告》)。 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毛头青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学教师，居然有那么大的能量如希特勒，东条英机等战犯那样挑起世界大战？可笑之极，历史的荒诞和可悲就这样真实的上演了！ 一旦划为右派就没有说话的权利，只能低头认罪。白天被斗争，晚上被监视着不让睡觉，在煤油灯下写永远交代不完的罪行材料，几天下来，我就瘦了一大圈。这时，吴国玉在斗争会上斗争我时振振有词的说：没批准你入团，这是团组织的英明。其实你想打入团组织搞破坏的阴谋早就被人识破了，只不过想让你充分暴露、充分表演罢了，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和我同一所学校的赵叔模老师被打成了右派。赵老师是成都人，家住成都市中心盐市口，家中有妻子和两个还在读小学和初中的女儿。1950年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远山区教育事业，他离别了大城市，离别了温馨的家，来到了芦阳小学任教。已近不惑之年的他工作诚诚恳恳，生活异常节俭，每月42元工资仅仅留下12元作为伙食费和零花钱，其余全部寄回家，他爱人没有工作。他穿的是补过丁的衣服，抽的是劣质的香烟，而且一支烟常常要分成两段抽。此人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在整风运动中发言极少，即使发言已是说些所谓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他的罪名是：穿补过丁的衣服，是通过"买穷"来丑化新中国人民教师的形象，污蔑党不关心教师的生活。之所以在会上不发言，"那是螺丝有肉在心头"，"是暗藏杀机"是"把对党的深仇大恨深深藏在骨子里"，"是最阴险的敌人……还把他和我称为'赵王联盟'，一明一暗向党进攻。因为中央有一个"章(伯均)罗(隆基)联盟"。 1958年初，反右运动暂告一段落，被打成右派份子的老师便开始长达4年多的"土劳改"。右派们被剥夺了一切人身权利，毫无自由可言，统一关押、统一监督、统一劳动，每天过着身心被侮辱，忍饥挨饿，强迫从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所谓"军事化"的人间地狱般非人的生活。 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从芦阳镇去双石乡(公社)的深山沟里背上100多斤煤炭返回，往返路程达50多公里。背一趟下来浑身都快散架了，酸痛腿痛要持续十多天，但第二天照常出工;从芦山县城往南距"王晖石棺"不远处，抬回深山里开采出来的每块达五六百斤的大石条，四人才能勉强抬得动，往返8公里，规定而且每天要抬四趟;修建"姜庆楼公园"，从早到晚每天干十多个小时，运石料、挖土方、搬木料。大办钢铁时，被押上矿山挖矿石、开山修路、砌土高炉、上山伐木、白攻夜战;大办钢铁失败后又被集中在芦阳镇的西江村修建大型养猪场，背沙石、运石灰、伐木、扛木料……。可是;猪场刚建好就被风吹倒，纯属劳民伤财;在思延乡公社搞"农田田园化"，要把大片良田变成所谓"花园"。 右派们和农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分子一起，在民兵真枪实弹的监视下日夜劳作…… 饥饿直接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开始粮食供应，原为每月27斤，但没有蔬菜油脂，对于干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右派们而言根本不够吃。我们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大跃进失败后也就是1958年底开始，每月粮食供应锐减到19斤，加上监管人员和伙食团的勾结克扣，每日两餐每餐只能领到拳头大的一碗米饭和一碗盐开水。右派们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我正常情况下体重为125斤，当时到了88斤，形如骷髅，但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因此得到一点的减少。我们每个人已在死亡线上挣扎，浑身浮肿，并出现死亡现象。 饿得东倒西歪的右派陈企业老师，一天下午他说他实在撑不下去了，要请假去医院看病，他临走时候对大家有气无力地说："伙计们，再见了"。我们都觉得他表情有点怪怪的，他拄着一根木棍战战兢兢地走了。看他那风都能吹倒的身子我们都为他担心，怕他跌倒了就爬不起来。那天晚上他没有回来，我们准备天亮去找人。然而没等我们出门下放队就接到医院的电话，叫我们去抬尸体。我和几个人去把他的尸体抬了回来。我们都在想：今天我们抬陈老师，以后抬我们的人会是谁? 人身屈辱和残酷的虐待硬是把右派们普遍的逼向了死亡边缘。在监管人员军事化的严密监管下，每天列队前往工地，一路上若遇到以前教过的学生，常对着他们从前尊敬的老师破口大骂，甚至扔石块，监督人员不仅不加阻止还加以鼓励。而右派被监管人员打骂或者严厉惩罚那就是家常便饭了。有个监管人员叫马永禄，本是山区小学教师，他不会教书，但因为出身贫农根红苗正，上面就把他派来监管右派。他个头不高，却是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的冷血动物。他收拾右派就五个字："往死里整。"他发明了一种酷刑：如果他认为哪个不老实，就在工地上罚他背石头。右派李宗孟，年过半百，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教师，马永禄强行在他的背篼里装上两百多斤的石头，叫他在工地上来回走，直到他被压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为止。胡治钧、任道弘。等人都曾受过他的酷刑。 大办钢铁上矿山，李宗孟望着那儿的青山绿水脱口说了句"青山处处埋忠骨"，马永禄就说"他死后的骨头也要忠于国民党，反动透顶"。开了他的斗争会，马永禄领头拳打脚踢，致李宗孟于次日凌晨死亡，最后确谎称他是病死的草草埋葬了事。 马永禄还在右派之间搬弄是非，让他们彼此仇视甚至相互斗殴。他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在一次斗殴中他唆使其中一方把右派高侯阳用绳子吊在房梁上达数小时，使高的右臂严重脱臼最后成了残疾，而后来，他又怂恿高侯阳等人在开另一方斗争会的时候把对方的腿打成骨折，他好在一旁坐山观虎斗。 每个人都被卷入了一场沾满血腥的人性之恶的斗争中。这样的历史，怎么可以如烟散去啊! 1959底，芦阳镇西江村集中了来自各县级单位的下放干部，正式成立了"下放队"，右派们就被分散交给了下方队下属的各小队分别监管。下放干部其实本身就是"问题干部"，只不过没有给戴帽子，他们把对现实的种种不满统统地发泄在了右派身上，打骂虐待不给饭吃可谓司空见惯。 西江村下放队的队长叫杨润身，他是县里卫生科科长(现在叫"局")，大家都叫他杨科长。此人更是个凶险残忍的吸血鬼，草菅人命的刽子手。每餐他只发给大家约二两米饭团，他自己却吃得肥头大耳、精神抖擞，走起路来平地生风。他对右派分子的残酷虐待和折磨更是丧心病狂、登峰造极! 右派吕绍训老师，30出头，身材矮小体质虚弱，他和我同睡在一间四面通风的破楼中相连的地铺上。1960年初，一个寒风飕飕的早上，杨润身吹口哨叫大家起床出工，吕绍训因病起迟了一步，杨润身冲上楼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吕说自己有病，杨大骂"你他妈的装病"，又是一阵暴打，当场把吕活活打死，后来却称吕是病死的，通知家属把尸体抬走了事。右派家属坑都不敢吭一声，除了流泪，不敢申述，无处申述。右派生命猪狗不如，右派家属也是半个右派，只能忍气吞声地勉强生活下去。 1960年5月，右派们从西江村被押往思延乡公社参加"大战红五月"(收麦、整田、插秧、)，在路过架在思延河(青衣江上游)上的铁索桥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一个右派趁人不防绝望地从距河面十几米的桥上跳入了波涛滚滚的河水中自杀身亡。杨润身不仅不让人去施救，还让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河水吞没，并大骂他是"畏罪自杀、抗拒改造、反动透顶、自决与人民"，自尽的那个人50多岁，高度近视、体质虚弱、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说话，很是孤独，所以我实在记不清他的名字了。 有一次杨润身集中右派们训话，那天大家通过私人关系弄到了一些"康复散"(米糠豆面混合做成的"代食品")，在他训话时因实在饥饿，有人拿了些来吃，他发现后称吃康复散就是"闹粮"，闹粮就是反革命"，他抓起一条扁担对着下面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猛打。李光明被打晕在地，紧接着他又横起一扁担过来，打在周克仁背上，周痛的大叫着倒了下去，那扁担从周的肩上滑了过来打在了我的手背上，我手背上立刻隆起来一个枣大的包，如果不是周在前面先档了一下，我的手肯定会被打断的。而这个包就这样一直留在我左手背上至今也未完全消退，成为血腥历史的一段真实记录。 一天早上，寒风呼啸，杨润身命令骨瘦如材的右派们饿着肚子去山上砍伐木材。右派们像赶鸭子上架似的被赶上十几米的山坡，我因为身体虚弱加上饥饿站立不稳滑了下来，翻滚坠地时左手掌撞在了砍刀刃上，当即把手掌划开了一道七八厘米长深左右的口子，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去医院缝了十多针，包扎了伤口将手吊在脖子上。医生为我开了休息证明，可刚回到下放队，杨就强迫我用另一只手去搬运每块重达十几斤的石头填房基，并连声说："你现在还死不了。"50多年过去了，如今那条伤口还很明显地刻在我左手掌上，成了一辈子的记忆。 有一次我因饥饿难熬采了路边的野草塞到嘴里，有个叫刘四海的问题干部向他汇报了情况，他竟然说我是在"闹粮"。扣了我晚上拿来吊命的二两米饭，还说："你既然吃饱了野草，就不必吃饭了。"当晚我就饿晕了，倒在地铺上失去了知觉，经旁人发现去报告了下放队的医生李元杰(已退休，现住汉源县富林镇)，他立即给我打了葡萄糖针把我救了过来，他说："迟到十来分钟就没救了。" 杨润身不仅是个杀人魔鬼虐待狂，而且通过人们从现象上观察到，他很可能趁人们的饥饿，加上手中掌握的权利，对女性右派施行过诱奸。这绝非信口开河是有理可推，只因无人亲眼见到，只能成为永远难解的谜团。 从思想到心灵，从精神到肉体，右派所遭受的苦难实是罄竹难书。直到1962年初下放队解散时，四年多来这些右派被折磨致死已十有八九，幸存者仅三人：我、赵延柱、郝希结。和我同一学校的赵叔模被划为右派后停发工资，无钱寄回家，他就向我借，我是单身汉，还有些积蓄，先后借给他一百多元，直到他悲惨地死去也没还我。他是怎么死的我没有亲眼见到，只听说他在头天晚上忽然失踪，第二天发现他死在路边的水沟里，他是一口气喝下两斤烈酒酒精中毒身亡的，因为他的尸体旁有两个空酒瓶，口鼻里还散发着浓浓的酒味。当时白酒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黑市酒贵得惊人，他平时也从不喝酒。那酒是哪儿弄来的又成了难解之谜。 后来，我和赵延柱因摘了帽子成了"摘帽右派份子"，分到了山区小学教书(我被分到太平小学)，工资降到最低级每月21元，是平均工资的一半，同时也成为政治上永远受歧视的二等公民，一有风吹草动首先就成为斗争对象("文革"时候我又再次遭难，这里姑且不提)。郝希洁尚未摘帽，安插在芦山县林场继续改造，三年后病死于林场。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后被活活折磨致死(统称"病死")，这就是最下层右派份子的悲惨结局，四年多来右派们在那人间地狱中苦熬着，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什么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什么上饶集中营，那算得了什么，这是不折不扣的希特勒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中国的翻版! 然而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却是这样记载一段历史的："1957年的反右斗争很有必要，但是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大批知识份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份子造成了思想上和身心上巨大的伤害。" 如此惊心动魄的民族灾难，仅用这寥寥数语轻描淡写地做了结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坦坦然不惊不奇，遮遮掩掩，且不又是一种悲哀?反右斗争之后20多年后，右派们仅仅得到两个字："改正"(而不是"平反")，来个"一风吹"万事大吉。那些早已成了冤鬼的数十万计的"右派"，他们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那些侥幸活了下来的如我辈这样的受害者，他们能说"往事如烟"吗? 当年本人是刚步入社会年仅20岁的青年，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坐得端行得正，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对前途充满憧憬，我招谁惹谁了?确凭空招来灭顶之灾，毁了我的一生，差点夺去了我的性命。法理何在?天理何在?我很想豁出去下阴曹地府去责问那个"伟大领袖"："这是为什么?"顺便报告阎王爷："人间曾伏虎"。阎王听了定会"泪飞顿着倾盆雨"。 如今我已是年于古稀的老人，是亲身经历那段血腥历史而侥幸存活下来的受害者，如我这样还活着的人已寥寥无几了，我有权利也有责任必须把当时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从那深重的苦难中走过来的，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愿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再发生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那样的灾难。 往事绝不如烟！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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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4 02:13 PM PS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之所以说"谁是徐才厚的军中伯乐"根本就不用猜， 是因为按照《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一文中圈出的特定范围，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将徐才厚从集团军政委提拔到总部机关的"山东籍的某军队政工系统高官"只能是王瑞林。 熟悉徐才厚被提拔进总部机关之前那几年的中共宫廷内斗史的人士都会记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决议後,江泽民在兼任军委主席的就职演说中,除了把他在正式出任总书记职务的四中全会上表示过的一番谦虚再次复述一遍,再三强调"没有思想准备","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之外,更强调自己因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所以"一定要努力学习军事"。除此而外,还特别表示了有尚昆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刘华清担任军委副主席,杨白冰同志担任军委秘书长,是他自己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 五中全会开过十几天後,江泽民的这番讲话被新华社发稿,以头版通栏形式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官方报刊上。当时,无论是对杨尚昆不怀恶感,还是对"杨家将"反感已久的党内各派,都对江泽民同意把自己的这番"谦虚"表白公之与众,感觉十分不可理解。特别是把杨白冰也抬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是令人感觉他江泽民完全是在自曝其短。自此,连中共内部人士都把邓小平向江泽民"交权"的这一戏剧化安排,形容成"太上皇向摄政王'托孤'"。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虽然同江泽民上台之初一样,随时都要受到分别来自邓小平和陈云两方面的左右制衡,但当时他十分明白自己所兼任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完全是空有其名,所以在邓小平主动提醒他要过问一下军队工作时,他从来都是装傻充楞。 而到了江泽民登基之後,虽说很快就以党总书记名义兼挂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虚名,但因为此时的杨家兄弟在军中的实权甚至超越了赵紫阳时期(赵紫阳时期杨白冰的职务仅仅是总政主任),连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都时时有插不进手的感觉,更何况他一再自谦地表示"没有作过军事工作"的江泽民。 更不如赵紫阳的是,杨尚昆在赵紫阳时代除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和偶然因为其国家主席的头衔进行一些纯仪礼性的外事应酬,对党、政系统的工作从来干涉----从当时的党内规矩角度,他也无权干涉。而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後,杨尚昆已经是在手握军权的同时,还要随时代太上皇干涉党务、政务。总而言之,江泽民初入中南海的那两、三年时间里,"儿皇帝"的日子还不如当年的赵紫阳过得相对简单、舒心。而他江泽民之所以在上台之初到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的那段时间里,一直表现出宁左勿右的倾向,除了"六四"镇压之後的大趋势使然这一客观原因,更有一层说不出口的主观原因,那就是在杨尚昆在"摄政王"身份,随时支持乔石、李瑞环制约他江泽民的政治环境中,他江泽民要想逐渐摆脱这种政治制约,要想逐渐找到相对独立的自己,也只能在路线上向党内元老中的保守势力陈云、李先念那一方面靠得更近,以此换取组织上的支持。 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过後,杨白冰公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喊出了"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因为当时党内外普通认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实际上是在发表对江泽民和李鹏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开倒车"的不满,所以杨白冰的这一口号一经官方媒体正式报道,党内、军内的高层干部大都已经明白江泽民和"杨家将",特别是和杨白冰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有你没我,有你没我"的地步了。 十四大召开前夜,江泽民聪明地利用了邓小平的"六四"心结策反成功,邓小平决定以牺牲"杨家将"的代价换取党内政治稳定。於是,原来由杨白冰一手制定的中央军委十四大换届计划被临时调整,杨白冰本人虽然在十四大上被安排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但在十四大结束後即自觉地脱掉军装。 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後,江泽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在新的军委领导班子，特别是在邓小平指定"协助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内人事调整工作"的王瑞林的支持下,对解放军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事院校及各大军区进行全面人事调整。就在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的当月,首批完成了对全军几十名副大军区以上级别的高级军官的撤换,杨白冰的嫡系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更是首当其冲。 十四大召开之前，杨白冰把持的总政治部有三名副主任：周文元、于永波和李继耐。十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当天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当场宣布了总政人事调整内容：于永波任主任；王瑞林任常务副主任。担任总政副主任期间仍是副大军区级的李继耐平调至国防科工委任副政委;从一九八五年初即开始担任总政副主任，一九八八年即被"明确为正大军区级"的周文元被降调沈阳军区任副政委。 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杨白冰手下的上述三名副主任中，周文元和于永波都是於一九九零年五月被安排为部党委副书记的,但周文元是第一副主任，排名在于永波之前。 最初由邓小平放权给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制定的十四届中央军委名单中,杨尚昆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军队常务副主席,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继任,杨白冰升任军委副主席,周文元升任军委秘书长,张工(杨白冰当年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继任者)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调北京军区任政治委员,李继耐升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部党委副书记。所以,周文元、张工和于永波都被杨白冰安排进了十四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李继耐被安排进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并全都如愿当选。 江泽民於十四大前夜的"绝地大反攻"大功告成后,，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已经连不及修改,以至被视为杨白冰军中政治"死党"的人物全部如愿当选,但当时发给大会的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名单,已经被临时由杨白冰改为于永波。 笔者在此较详细地回顾了这段中共宫廷内斗史，主要目的是想证明《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所说的徐才厚被提拔进入总部机关之前,"该领导人(其实就是江泽民）并不认识徐才厚"的说法是根据的。十四大之前的江泽民被讽刺为"根本就不知道三座门朝哪儿开"，所以他不知道沈阳军区里有个一九九零年被从十六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提升为该集团军政委的徐才厚实属正常。而那段时间里"山东籍政工系统高官"只有两个，一个是李继耐，一个是王瑞林。而徐才厚十四大之后进入总部机关的大前提就是杨家将的总政系统被清洗，李继耐也一度被株连，所以提拔徐才厚"阔步进入总部机关"的那位"山东籍政工系统高官"除了王瑞林，没有半点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自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假惺惺地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之后，十四大之前是安排杨家兄弟当摄政王，十四大之后是安排自己的家臣王瑞林在军委当代理人。所以说被王瑞林一手提拔起来的徐才厚的靠山"比江泽民还牛"颇有道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过去外界在报道王瑞林时,大都将王瑞林的政治经历说成是一九九零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纪委书记。其实,王瑞林是在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位置上被安排为十三届中央委员。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后，王瑞林的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职务改为"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继而于一九九零年六月接替了尤太忠的军纪委书记职务,但并未被安排为总政副主任。一九九二年十月王瑞林成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後的半年时间里,他是唯一的一名副主任。同时被他推荐给江泽民的三名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分别是：时任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空军指挥学院政委周子玉；时任十六集团军政委徐才厚；时任六十七集团军政委杜铁环。这些都是可以从中共政权的公开文献中查找到的。 上述三人中，周子玉排名徐才厚之前，从副大军区职的主任助理升任正大军区职的总政副主任的时间也比徐才厚早。至于徐才厚日后为何会"后来居上"挤走了周子玉，下篇文章里会有介绍。 ——RFA 【附录1】 谁"提携"了徐才厚根本就不用猜（高新）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们介绍了一篇题目为《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的港媒文章以"出口转内销"的暴料方式招惹得境外媒体竞相猜测到底"谁是徐才厚的'军中伯乐'"。 "据悉，徐才厚在中共十四大时能阔步进入总部机关，并非海外传闻的得到时任某位军委领导人的青睐，彼时，该领导人并不认识徐才厚，徐依赖的还是一位山东籍的某军队政工系统高官的提携。农家子弟的徐才厚出生贫寒，素无背景，能在军中扶摇直上，与该高官的赏识、选拔和一再举荐不无关系。" 这短短的一段话看似"故弄玄虚"，其实已经用一简单的"排除法"把徐才厚能够在军中"扶摇直上"所"依赖"的那位"高官"到底是谁差不多点出名字了。 谁都会明白，即然徐才厚当年"阔步进入总部机关"的提携者虽然不是"(海外传闻)的时任某位军委领导人"，即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但也肯定是在徐才厚进入总部机关的那段时间里有资格、有权力和江泽民共商军队高层人事的"高官"，而这一位又被限制在"山东籍"和"军队政工系统"，那么只要从公开资料中查证一下徐才厚进入总部机关的时间和当时的中共军队政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哪位是山东籍，答案就已经是唯一的了。 巧合的是，就在中共港媒的这篇《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出笼前不久，中共境内媒体刚刚刊登出一篇题目为《解放军26年148上将：副总参谋长最多 山东籍居首》的文章，文中说：解放军的军衔制度，于1988年10月1日再度正式实行。从1988年9月14日举行第1批上将军衔的授予仪式开始，到2014年7月11日新一批4位上将军衔的晋升仪式为止，经历27个年头。其间，先后有152名高级将领分21批荣获了上将军衔称号，其中山东籍居首，计有 36名，约占全部的1/4。 而那位具体"提携"徐才厚"阔步进入总部机关"的"政工高官"也是在"提携"徐才厚之后不久被江泽民授予了上将军衔。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说过，把当年是徐才厚军纪委书记接班人的张树田说成是十六大筹备时"选拔"徐才厚的军内政工系统"高官"，就如同说王歧山是提拔习近平的"高官"一样搞笑。但是，日后徐才厚从总政主任位置上进一步晋升为军委副主席之后接替他总政主任职务的李继耐首先也是"山东籍高官"，其次还真的是在徐才厚当年进入总部机关之前具体负责过对徐才厚被选拔为正军职时的考察工作。 故事还要从当年的江泽民接替了邓小平的军委主席职务之后但却有名无实，完全被杨家兄弟当成阿斗戏耍的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的中共宫廷内斗内容说起。 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江泽民接替了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前后,当时的邓小平表面上对江泽民表示政治上的信任、工作上的满意,故作大方地让出中央军委主席职位,籍此表示自己不再扮演"太上皇"角色的同时,却又在江泽民身边安插了一位特殊人物,令在赵紫阳时代只是代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在政治局常委会内横插一脚,扮演辅佐"弱主"的"摄政王"角色。 从江泽民上台之初的中共对外报道中的领导人排名序列上,即可明显看出邓小平的这一用意。赵紫阳实际上已经下台至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杨尚昆与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共同露面的机会,杨尚昆的名字从来都是排在最前面,虽然他在党内的职务仅仅是个政治局委员。而江泽民正式登基之後的长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序列都是江泽民第一、杨尚昆第二,接下来才是李鹏等一干政治局常委。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於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党内众元老与党政军在位领导人共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举国欢庆"的那则新华社统一报道,所有出席者的排列顺序依次是: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杨尚昆的大名不但排在李鹏往下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前面,而且还排在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前面。 鉴於杨尚昆在"六四"镇压之後一直到十四大召开一直是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当然出席者,相信江泽民登基的那次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曾经就杨尚昆这一特殊地位有过一纸内部决议,就象十三届一中全会就邓小平在党内的特殊地位有一纸不对外公开的决议一样。 正因为如此,十三届四中全会闭幕当天,由新华社统一发稿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照片中,除了"调整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个人的单人照片,还特别配发一张集体合影。集体合影由七人组成,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六个"调整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列杨尚昆两边,照片说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杨尚昆同志合影"。用在党报上发表领导人集体合影的形式对外表现照片中每个人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又是共产党政权的一大发明创造。自此,便开始了中共党史上杨尚昆代"太上皇"摄政一段特殊时期。 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中共政权的官方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力宣传"十三年以来"的伟大成就。所谓"十三年"的定义,便是从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上台开始计算。而在此之前,海外也有人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把江泽民正式接过赵紫阳总书记位置的那一天定义为"江泽民时代的开始"。事实上至少登基之初的江泽民绝不敢如此自诩。而要把华国锋倒台之後的中共党史详细划分的话,把胡耀邦倒台之前定义为邓小平实际主政时期;把赵紫阳出任总书记至"六四"事件这一段定义为邓小平垂帘听政时期;把"六四"镇压之後至中共十四大召开之日,定义为杨尚昆代邓小平摄政时期……,应该说最符合实际。 而杨尚昆担任"摄政王"时期，完全不把党总书记兼军委主席放在眼里的还不是杨尚昆本人，而是他的胞弟杨白冰。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期间，因为邓小平的一句"内举不避亲"，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同意把自己的胞弟杨白冰放在总政主任位置上，与自己共同主持军队组织工作。江泽民接替军委主席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杨尚昆按照邓小平的授意把自己以军委第一副主席身份兼任的军委秘书长职务分给了杨白冰，江泽民同时也按照邓小平的授意给杨白冰安排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党内职务。从那以后直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夜，中共军队组织工作基本是杨白冰大权独揽。而他时主持军队组织工作的助手之一是徐才厚的大连瓦房店老乡于永波；之二是山东籍的李继耐，另外还有原来是被培养为杨白冰军委秘书长接班人选的周文元。一九九零年年中徐才厚被晋升十六集团军政治委员，受杨白冰委派前往沈阳军区当面考察他的就是时任总政副主任李继耐。 这位李继耐比徐才厚年长一岁，与徐才厚一样是"文革"前入校的"老大学生"，因为长期在二炮部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经历，一九八五年二月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一九九零年到沈阳军区考察徐才厚时刚刚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按副大军区职待遇）。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上杨家兄弟倒台，除了揭发杨白冰有功的于永波升任总政主任，其他副主任包括李继耐在内均被清除，被以"协助江泽民同志工作"的理由安排为总政第一副主任的邓小平秘书、山东省招远县人王瑞林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同时选拔了三名总政主任助理，其中之一就是徐才厚。所以笔者说，只要查证一下徐才厚"阔步进入总部机关"的时间和背景，再用"排除法"把非山东籍的于永波排除在外，当时选拔他的那位山东籍的"军中伯乐"具体姓甚名谁，根本就不用猜。 至于徐才厚在进入总部之前一有机会就要用"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与之死套近乎的时任总政主任于永波在徐才厚"阔步进入总部机关"的过程中起过什么作用，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内容之一。 【附录2】 说张树田"选拔"了徐才厚好比说王歧山提拔了习近平（高新）随着中共军中巨贪徐才厚被三零一医院"特护组"邀集军内外各路专家"集体会诊"之后确定已经"回天乏术、来日无多"的报告报送中央军委和中纪委的消息在北京流传开来，一篇题目为《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的港媒文章以"出口转内销"的暴料方式传递出中共决策层对徐才厚案"必须抓紧完成司法程序"的紧迫感。 自薄熙来、王立军，以及刘志军等人被陆续"司法处理"之后，人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最终写进起诉书和判决书中的案情，特别是贪污和受贿的额度都要比民间事先揭露出来的少了太多太多。未来徐才厚的被起诉书中会被"落实"的犯罪金额会有多少也许还要造等待上级授意，但由中共自己的在港媒体主动报料的徐才厚的经济罪案的情节之严重、数额之吓人，则是远远超出了过去所有的民间传闻。用一位曾经自夸擅长编故事"恶心共产党"的海外媒体人的话说：中共政权这次利用其在港媒体主动对外公开的徐才厚犯罪情节和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而这篇《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出笼之后之所以能够"再次掀起了舆论狂潮"，就是因为其中有一段内容是故意给出一个已经是很小的范围，招惹外界去议论和猜测出身农家，素无背景的徐才厚，之所以能够在军中扶摇直上的"伯乐"到底是谁？ 该文中总结徐才厚的早年从军简历分析说：自任吉林省军区干部处副团职干事以后，因年轻、高学历优势，已摆脱"被转业"境况的徐才厚，官运变得非常顺达。 其实，徐才厚虽然出身微寒但毕竟具备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学历背景，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公正地讲，这也是日后的"老领导"们大力提携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正所谓无独有偶，如今正在病榻上等待审判的徐才厚最早被军队"老干部"举荐的经历和与他同样具备军事院校本科学历的，正在秦城监狱里度日如年的陈良宇最早被上海"老干部"举荐的过程十分相似。 一九四六年出生，比徐才厚年轻三岁的陈良宇"文革"前于一九六三年因为符合"又红又专"的录取和审查标准而穿上军装，成为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结构专业的本科学员之一，时年十七岁。同年，大连瓦房痁地区贫雇农家庭出身的时年二十岁的徐才厚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录取。 一九六八年八月，此二人因为"时代的原因"同时被安排到不同的基层部队"当兵锻炼"…… 再往后的不同经历是，陈良宇正式的军官没当一天就被迫"转业地方"，进了上海一家工厂，徐才厚则被部队留用……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倡"干部四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需求令习近平、王歧山等身背"工农兵学员"学历的"提干"对象都供不应求，更何况以"真大学生"（即"文革"前凭高考进入大学者）为傲的陈良宇、徐才厚等。 更让此二人日后才感受到受益终生的是，他们在进入重要领导岗位之前，分别都被安排担任一段时间的老干部服务部门的负责人，陈良宇是从一九八五年初至一九八七年初担任过整两年时间的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的副局长和局长，徐才厚则是在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担任过一年多时间的吉林省军区政治部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共官场里混过的人都知道什么叫"扶上马，送一程"，说的是中共自上至下，从地方到军队都因为邓小平一声令下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了干部离、通休制度之后，所有因年龄和身体原因从各级领导岗位上退下去的老干部都自认为"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新上岗的年轻干部负有指手画脚的义务，而负责照顾这批老干部的陈良宇也好，徐才厚也好，只要把老干部们伺候的得体又周到，不愁老干部们不在台前领导班子成员间为他们说好话。可见，最初令徐才厚摆脱"被转业"境况的"伯乐"应该是吉林省军区里的一个或者数个上世纪邓小平时代初期即已经离退休的"老干部"。 《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一文中总结道：从1982到1985年，三年之内由 普通副团职军官擢升为正师职的大军区二级部部长。五年后，晋升正军。1990年，徐才厚升任第十六集团军政委。两年后又升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兼解放军报社 社长。仅仅一年之后再次晋升总政治部副主任，时年五十出头便跻身大军区正职。短短十年的火箭式蹿升，可谓是顺风顺水，青云直上。 该文中还说：据悉，徐才厚在中共十五大时能阔步进入总部机关，并非海外传闻的得到时任某位军委领导人的青睐，彼时，该领导人并不认识徐才厚，徐依赖的还是一位山东籍的某军队政工系统高官的提携。农家子弟的徐才厚出生贫寒，素无背景，能在军中扶摇直上，与该高官的赏识、选拔和一再举荐不无关系。 这里先中纠正的是，徐才厚"阔步进入总部机关"的时间不是十五大，而是中共十四大闭幕之后没过几天的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初。 继而更要纠正的是，因为该文中为了撇清江泽民"用人不察"的责任，特别说明了徐才厚进入总部机关是因为得到了一位解放军政工系统的山东籍高官的提携，外界即把关注焦点放在了曾经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军纪委书记的山东籍高官张树田身上，完全与事实相悖。 有外界媒体以徐才厚以及郭伯雄是十六大选出的军委领导人，而具体负责十六大军委班子选拨的人是当时的是两个山东籍的总政副主任王瑞林和张树田为"依据"，认为"当时王瑞林一直在邓小平办公室工作，很少到总政大楼办公"，所以"当时的选拔大权就落到总政另一副部长（应为副主任）张树田手中"。殊不知早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之前两年又两月的一九九九年九月，已经担任两年时间的总政副主任，完成是为了令其有大军区政工一把手工作经验和资历才被外放了济南两年时间的徐才厚已经奉调回京，出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和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同时晋升为上将军衔。自此成为此前半年多才被从兰州军区副政委岗位上调升总政副主任和党委委员的张树田的顶头上司。 更要说明的是，张树田当年被从武警部队政委位置上贬至兰州军区副政委后，其中将警衔随转为中将军衔，而他被明确为正大军区级的时间比徐才厚出任被明确为正大军区级的总政副主任的时间晚了五年半，晋升上将军衔的时间也比徐才厚晋升上将军衔的时间晚了一年。所以，仅仅依据张树田曾经担任过总政副主任，而且又是山东籍，就断定他是当年"选拔"徐才厚的"军中伯乐"，就如同把王岐山说成"选拔"习近平的"伯乐"一样荒唐搞笑。 事实恰恰相反，不是张树田当年"选拔"了徐才厚，而是徐才厚提拔了张树田成为他自己的军纪委书记接班人。 徐才厚一九九九年九月成为中央军委委员、总政常务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之后没有几个月，又接替了比自己年长八岁，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与自己同时调升总政助理的周子玉的军纪委书记职务。同时被宣布退役的周子玉此后专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至中共十六召大开为止。 日后，在徐才厚已经被确定为十六大上的新一届总政主任的同时，正是因为徐才厚的力主，张树田才力压排名在自己之前，升任总政副主任比自己早了近三年时间的袁守芳，被内定为军纪委书记接班人，并因此而被安排为十六届中纪委委员、常委和副书记。而正式被宣布成为徐才厚军纪委书记接班人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十六大召开之后两个多月的二零零三年一月。 至于当时的徐才厚的"军中伯乐"到底应该是谁，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作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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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Dec 2014 11:44 PM PST  今天25号，香港争普选的民众遭到了清场。警方使用了比辣椒水更厉害的催泪水，迫使民众不得不后退。习近平支持的梁振英高喊着，这是法治，法院有判决，警方在执法。 什么是现代的法制？首先它是三权分立的法制。既然是三权分立，法院不能干预立法和执法，也就是不能干预政治。因为立法和执法机构都是由选举产生，是直接的合法机构。而法官则是由合法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任命。法院只是间接的合法机构和有限的仲裁机构。它直接干预政治就属于非法行为。 其次，香港的选举虽然比大陆略好，但仍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和习近平的"依法治国"，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没有本质的区别。当香港人民要求真正的普选，伸张自己的基本权利的时候，已经是半合法的法院出面干预，阻止人民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知法犯法。 再其次，争取普选权的民众占领了街道，是违法行为吗？不是。 因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人民表达意愿都被认为是合法的。特别是现代，法本身来源于人民，人民除了有选举代表表达意愿的权利，也有直接表达意愿的权利。何况是表达要求尊重选举权，没有违法一说。否则你那个执法就是违法的，港警和法院使用暴力驱散人民就是违法的。 香港人民在英国统治期间养成了很好的遵纪守法的习惯，以至于进入了迷信的程度。以为法院说违法就是违法，所以有占中的老爷子们痛哭流涕地预先承认自己违法，还假装悲壮地要去自首。这真是糊涂透顶，忘记了自己的行为正是依法伸张被侵犯的权利，法院也无权剥夺的权利。 按照人类通行的惯例，当人民的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时候，人民有权用任何手段夺回自己的权利。占领街道请愿是最温和的行使权利。美国宪法的持枪权就是这样的集体自卫权，就是依据这一条最基本的人权而制定的。这叫做自然法，不是人指定的也不是人可以改变的。 现在有人在那儿煽动什么退场机制。这都已经是最温和的了，还往哪儿退？要退也是违反基本法的共产党退，香港人民已经退无可退。再退一步就是大陆人民六十几年来的那种深渊。这个时候以策略为借口忽悠香港人民退场，就是在一脸奸笑地陷害。 老百姓通常都比较短视，有时会很糊涂。以至于经常会被那些狡猾的政客给忽悠了，忘记了自己真正的利益之所在。共产党就是这种真正狡猾的政客，所以他们一再重复什么百分之几十几十的民意调查反对占中，而不说百分之几十的人民反对真普选。为什么？共产党不敢说。因为大多数香港人民支持真普选，反对假选举、真独裁。共产党这是在利用人民的短视和糊涂，在以策略为借口愚弄人民。 在这种退无可退的形势下，什么是策略？就是站稳脚跟不后退，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八九年大陆人民的失败教训就在于此。不要去学八九年的赵紫阳和学生，因为退不退都要流血。狼总是要吃小羊的，唯一的活路就是挺起你的犄角拼死一搏，或许能赢得一线生机。 香港人民不要以为共产党清场之后的秋后算账，只不过是枪打出头鸟，咱们老百姓没事儿。看看八九年的六四屠杀吧。清场之后是全国大搜捕；再之后是人人过关；再之后是全国政治形势大倒退；再之后是一直到现在还在一步步地退向文化大革命。人民已经没有退路了。 出头鸟们就更没有退路。不要再表现自己的胆怯，为虎作伥了。蹲监狱有什么可怕？既然做了，好汉做事好汉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反正已经没有退路了，不要再幻想共产党法外施仁，格外照顾投降的叛徒。看看八九年的学生领袖们如何被照顾的，就别再抱什么幻想了。 蹲监狱有什么可怕？七九年审判我之前，胡耀邦和叶剑英就警告共产党不要制造英雄，不要为人民的反抗制造偶像和领袖。只要有了偶像，人民的反抗就会英雄辈出。只要人民的反抗英雄辈出，领袖不断，就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整个八十年代验证了这条真理。 你在监狱里受苦，可你的事业在监狱外继续扩大。我十八年都不以为苦，得意洋洋，愈挫愈勇，信心百倍。你们怕什么，怕当英雄吗？太可怕了，这叫什么心理，这叫文化沙漠吗？人人都不敢当出头的鸟，你们就成了一群下蛋的母鸡。母鸡还知道为了保护小鸡和雄鹰搏斗。如果你们不敢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拼死一搏，那你们香港人就还不如鸡。 现在倒是应该学习八九六四学生退场后，和共军拼死一搏的北京市民了。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虽死犹荣。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人民赢来了理智和信心。可惜在领袖全线撤退的形势下，没有形成民主运动的延续。香港人民现在要做的，就是制止软弱的领袖们撤退。要支持他们站稳脚跟不后退。 习近平就是有邓小平的胆量，也没有邓小平的实力。他要是东施效颦学邓小平武力清场，然后金盆洗手下台谢罪，可就没有邓小平那么轻松了。无数只狼在后边等着他的肉呢。不信咱们走着瞧。 相关录音：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4/WeiJS141125onHKpersistance.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4年11月25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Dec 4, 2014, 6:24:53 AM12/4/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木然：國家安全不能成為法外之地
- 張可：北京將失去台港一整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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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思源灵前的邂逅与断想：人权中国的顶礼与传承（朱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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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4 11:57 PM PST
現在，官員們都愛談兩件事，一件事就是法治，一件事就是國家安全。官員愛談的東西，就不一定是好事，或者好事就變成了壞事。官員們談法治，就是想辦法治理群眾，治理人民，而很少會考慮到法治就是約束官員，保障公民自由的。官員這樣談法治，就把法治變成了官治，變成人治，就走向法治的反面了。 國家安全本來也是法治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國家安全就是在法治之內的安全，不是法治之外的安全。法治之外的國家安全，就是公民沒有安全，國家有安全。國家安全因此就變成既得利益的安全，官員的安全，官員濫用權力、搞腐敗、搞女人、搞通姦的安全。國民的不安全，都是公共權力亂用國家安全的結果，使國家安全成為法外之地。 國際關係學院編著的《國家安全學》一書中對「國家安全」概念的論述是：是國家的基本利益，是一個國家處於沒有危險的客觀狀態，也就是國家沒有外部的威脅和侵害也沒有內部的混亂和疾患的客觀狀態。當代國家安全包括10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國民安全、領土安全、主權安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態安全、資訊安全。其中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是國民安全。 《國家安全學》把國民安全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上，無疑是對法治的最好解釋，符合法治的內在規範和要求。國民不安全，就意味著國家不安全。國民安全，就意味著國家安全。國民安全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全方面安全。其中任何一個方面的不安全，都會使國家整體不安全。 現在的問題是，恰恰是國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不安全，或者是不完全安全。建立在國民不安全基礎上的安全，就是偽安全、假安全。尤其是國民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會導致國家動亂。政治不安全是經濟、文化、社會的不安全的根源。只有政治安全，才能保證國民在經濟、文化、社會的安全。 現在政治的不安全，主要是體現在批評政府、監督政府的不安全。人們在議論政治的過程中，存在著恐慌感、恐懼感。沒有免於恐怖的自由。 政治的不安全還表現在法治的不安全。追求法治的群體，諸如律師、維權者、憲法中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實踐者都沒有安全保障。法治上的不安全，就是公權力蔑視公民的權利，把公共權力置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破壞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 騰訊線民蘇小宅發微博說：他與一位政府辦領導閒談，提到物業問題，該領導高興地說：「以後好了，市政府可能發文，對不繳物業費的市民進入誠信黑名單，對黨員幹部黨政紀處分。」蘇小宅說：「你們真荒唐，物業費是一種民事契約關係，是否屬於惡意不繳只有法院等才能認定。此舉如法盲。」蘇小宅感慨道：如同通姦被公開通報，中國的法治之路還極其漫長。 經濟上的不安全的表現就是具有一定財產的人都想移民或都想移民，移民的目的就是保障自己的財產安全。 強徵土地、強制拆遷、亂收費都是經濟不安全的表現。近日，河南永城市一名貨車車主因不堪忍受巨額罰款服農藥試圖「自殺」事件，通過央視二套11月30日播出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自殺維護財產不可取，但財產的不安全程度卻讓人震驚。官員們濫用手中的罰款權力，肆無忌憚地侵犯公民的財產。維護財產權的公民，其政治權利也受到損害，有的因為參與政治而因此被沒收了財產。人們不會忘記，在2011年，曹天參選鄭州市長後，竟然一下子從億萬富翁變成了躲藏的逃亡者。 文化上的不安全，主要是指政治文化不安全。政治文化安全，是現代文明的政治價值觀得到保障，得到健康傳播的安全，是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得到全面宣傳和實踐的安全。政治文化的不安全，主要是源於一些人重提資產階級自由化、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階級鬥爭、人民民主專政、反對普世價值。一些人反對現代政治文化，本來是思想自由的一部分，但反現代政治文化一旦與權力勾結在一起，現代政治文化就沒有安全可言了。 社會上的不安全，主要是指在社會分配嚴重不公、兩極分化明顯的背景下，普通人或弱勢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沒有建立起來，生命安全沒有得到保障。普通人和弱勢群體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吃不飽飯，沒有尊嚴。公共權力沒有負起公共責任，沒有為弱勢群體提供良好的救助體系。公共權力還貪污救助弱勢群體的公益金，使弱勢群體雪上加霜。 綜上所述，國民安全，國家才安全。國民不安全，國家就不可能安全。要讓國民安全，就得有效約束濫用國家安全的人，把行使國家安全的官員關進憲政民主法治的籠子裏，防止他們為所欲為。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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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4 11:54 PM PST
選舉終於塵埃落定，台北又要從喧囂歸於沉寂，這使我想起最近發生在身邊的兩則故事。 第一則故事，是台北的選前之夜。我的陸生小夥伴從候選人的現場回來，她們告訴我說，在執政黨的造勢晚會上，她們幾乎看不到同齡的年輕人，充斥在現場的，基本上都是中年或者中年以上，而她們則被當作是年輕的支持者，備受身邊叔叔阿姨們的優待。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我去看的長安國小開投票所，那時有很多中老年人，也有一些穿著印有柯文哲LOGO的青年學生站在那裡監票。這時候，有一張蓋在6號選票上的印章帶有重影，這引起了同學們的異議，而在場的選務人員並不這樣認為。就在這時，一位監票的女同學拿出中選會印發的指導手冊，認為根據認定標準這張應該算廢票。最後，經過討論，選務人員認定其為廢票，整個過程平和，沒有爭吵。 「作為楔子的青年世代」 這樣的結果，與其說是國民黨敗在民進黨的手上，不如說是國民黨在面對來自於青年所發動的公民力量的全面性崩盤，而其中最致命的論述，就是一直在年輕人中口耳相傳的兩岸政治統戰和經濟買辦的故事。 我的一位藍營同學投完柯文哲之後，笑瞇瞇的對我說：「很不幸哦，你們（北京）從2004到2012，剛剛弄明白台灣選舉的基本規律，現在青年人變了，整個都變了，你們全部又要重新來過了。」 假如從台北的結果看，這一代的台灣年輕人，他們已經開始出現跳出政黨二元結構限制的行動可能，伴隨著PTT、Facebook為主的網路社群動員的出現，以及素人政治的登場，也使得他們看到基層青年參與政治的可能性，而這近三十年來破繭而出的「台灣主體性」論述，也有了實現其可能的新載體。 我的台灣同學在臉書上說：「你我該支持的，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而是更好的台灣。」台北的一場選舉，就是他們向這個藍綠二元結構，釘下去的第一個楔子。 「失去青年一代人」 反觀香港，佔領中環運動從九月底一直延燒到今天，恐怕已經超出所有人的預料。「佔中」從純粹的定點佔領，逐漸有變成全面性公民不合作運動的趨勢，他們站在旺角的人行道上，通過不斷臨時性的佔領運動，用打游擊的方式來消耗國家機器的力量，不斷增加香港政府的管制成本。而造成這一切的，還是香港的青年一代人。 對於這些香港和台灣的青年來說，他們很多接受了「祖國」吃香喝辣的招待，在領略偉大祖國的「大好河山」回去之後，仍舊票投在野黨，我要真普選。對他們而言，面對那些核心的價值，打任何經濟牌已然是不起作用了。而北京從頭至尾，除了經濟與統戰的乾癟論述之外，從來就沒有能夠建構一種能夠在青年人心中形成主流的話語。 晚間，我在大陸的微信上發了一則狀態，內容說我們即將失去台灣和香港的青年，不一會兒我的大陸同學，在下面回復了一則狀態：「反正大陸的年輕人也差不多快輸掉了，今天是不是可以唱綠島小夜曲了……」 ——苹果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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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4 10:19 PM PST
习近平自登基以来，大兴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整肃大陆知识界、舆论界和思想界。因此而被拘押、逮捕、审判的知识分子，已经举不胜举，最近再添新例。财新编辑、作家徐晓（见图）11月26日被北京公安局带走，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同天被拘押的还有立人乡村图书馆和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三人。 很多人想不明白。徐晓近六十岁，手无缚鸡之力，一生以诗歌、文章为伴，满怀慈悲与温暖，看重友谊、爱、正义和真理；连这样一个文弱女子，都能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刑拘，谁还是安全的？ 是的，没有人是安全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想为中国进步做一点事，不肯附合党中央，那你很可能被政府当做危险人物。在这个政治环境下，人人都紧张、恐惧。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说，"能不恐惧吗？专政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对任何人，以莫须有的罪名，今天是别人，明天就可能是你我"。 进入2014年以来，中国文人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一位网友说，他身边有不少文人、学者、艺术家被"喝茶"、被跟踪、被监视、被捕；梁文道说，他在大陆的熟人中几乎有一半遭受厄运。而这些人都是中国最有理想和担当、最有救世责任、最正直的读书人。 这种状况还有愈演愈烈之态势。中共近期出台了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要求律师、教师、记者等必须首先忠于党，否则后果严重。中共中央在最新出台的关于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就要求高校要"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强调"高校校长要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社科院要求要"确保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更有甚者，《中国社会科学报》１１月６日刊文"意识形态斗争研讨会：绝不允许砸共产党的锅"，充满杀气。文章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无论什么人，只要发议论，就不能背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叫板；谁要砸共产党的锅，就要收回共产党给他的饭碗；对这样的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发现多少，处理多少。 这个充满杀气的研讨会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主持。该研究会近几个月以极左的姿态在舆论界大出风头。他们在10月份召开的座谈会上，大谈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在11月召开的座谈会上，则大谈意识形态斗争。他们向自由派直接叫阵，声称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对于那些公然反党又坚持不改的，必须作出相应处理"。他们还指名道姓称，某些党内民主派，像李锐、杜导正、贺卫方等人，挂著中共党员牌子，成天干的是毁党、毁社会主义制度、侮辱开国领袖的事情，应当把他们清除出党。 红色文化研究会的杀气，绝不是凭空而来。他们从习近平去年的"8.17"讲话，今年的"2.17"讲话，和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嗅出了新的政治动向，而"不允许砸共产党的锅"的提法也非他们所创，而是来自习近平。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披露，习近平近期对意识形态工作再发重要指示："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 习近平的几个讲话，红色文化研究会的舆论造势，及大批文人被拘被捕，都证明，"反右"再现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习近平政权用国家机器迫害敢言人士，动辄给他们扣上分裂国家、颠覆国家、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就像毛泽东当年用国家机器惩罚向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一样。政治迫害正成为习近平治理中国的新常态。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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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4 09:16 PM PST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中，又一个高贵的灵魂随风而逝——曹思源先生在2014年11月28日6:25，病逝于北京301医院，享年68岁。老曹虽御风而去，但他身后的精神遗留，如同他健硕的身躯，丰沛、充盈。新疆的胡杨林，传说是死后千年不倒，终于倒了，也千年不腐。老曹这个生于南国景德镇的读书人，堪比万里之外的胡杨，尤其是在当下的士林中，他的不拘一格、特立独行的人生轨迹，更显兀立。 1986年，老曹在总理衙门当差时，位卑未敢忘忧国，前瞻性地从《企业破产法》入手，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学者生涯。今天的后生对"曹破产"这个名头响亮了几十年颇为钦羡，殊不知当初他首倡时可是计划经济当道，主流意识形态和那些濒临破产企业的职工，怎容你破他的产！极左的官场惯性思维迎合着底层的懒惰思想，视老曹的超前理论如洪水猛兽，必欲寝其皮，食其肉。 老曹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与社会实践，是1988年他从红墙里纵身下海创立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谓思想的独立，基础是人财物的自主。万润南开通，大开方便之门。世人都说越过龙门的鱼将如何如何，可越墙而出的曹思源却没见他化龙或成虎，仍是书生一介，厚如瓶底的远视镜片后面，依然目光如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几乎与他同龄的花花世界，只见它纷纷攘攘，日新月异，你方唱罢我登场。所谓"四通"者，老曹希望在它的四个学术领地——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都有所建树，研究通透，力求通达。巧合的是，当年蜗居在北京万寿寺左近的这个小小研究所，连他这个所长在内，只有四人。四通四通，结局只有一通——开张仅8个月后，老曹就和他的3个下属直通到但丁的那首著名长诗里去了。"二四六八，咫尺天涯……"，老曹用浅显的白话诗，写实记录了那段苦难日子。在老君炉里修炼了11个月又6天后，他在重见天日的第二天，就再整锣鼓，挂牌"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又开始了他服务社会的弗弗西斯之旅。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忍辱负重，是老曹的又一重生命底色。 学人老曹，语多惊世骇俗，每每面世之初，引来一片哗然，但事后多少年，甚至只有几个月，社会的发展即验证了他的预言。比如他于1999年9月在"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会议上发表的"银行改革的关键在于多元化"演讲，疾呼要打破银行为全民所有制的垄断，尽早组建民营银行，现已成为现实。又如他在那段时间的前后，先后率先提出的人大旁听制和法院垂直管理，现在也都部分实现了。老曹的社会发展预言家的本事，是建立在他研读的广博、思想的深邃和逻辑的严密基础上的；对新生事物的高度敏感，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大体把握，是他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担当的具象外化。老曹的另外若干关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设想，比如对私有化的正名，比如对政党活动经费的来源，现在还看不出端倪，我们拭目以待。 老曹人胖，怕热，爱吃肉，但这都是去年4月15日他在301医院做胃癌手术前的事了。那时的他笑口常开，像个大肚弥勒佛，豁达、率真，不大在乎旁人对他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与此相连，老曹的政治理念中也蕴含着不少包容、大度的成分。与一些思想激烈的社会变革分子不同，老曹主张改革的途径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崇尚甘地之道，呼吁在社会准备好了之后再渐变，不赞成"毕其功于一役"，鄙薄街头政治，推赞议会民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他2002年出版的《雾里乾坤》一书的第二部分中看到较为系统的阐述。古往今来的无数事实明证，读书人只有在平稳、平和、平顺，当然最好还衣食无忧的殷实况境中，才能潜心向学，硕果叠出；才能欣喜地看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是这种一相情愿，殊难得遇，遇不到怎么办？老曹在幽居京北那个神仙洞府的时候，度曲、填词、打太极拳，这种超然境界一般人难以比肩。在老曹的30本著作中，有3本《以诗会友》，其中的《之一》，有几首那时的苔痕，不似李锐的《龙胆紫集》，全都是磨难记录。 在老曹的全部学问中，宪政研究占了很大比重。从1998出版的《中国政改先声》，到2013年出版的《亚洲宪政启示录》，中间杂以《中国政改方略》、《世界宪政潮流》、《各国宪法比较》、《公民宪法常识》、《七国宪政史》，与宪政相关联的这7部煌煌巨著，老曹倾注了大量心血，拳拳赤子心，殷殷镜可鑑。老曹在去世前，正与夫人合作撰写《中国宪法修改大纲》，已是第11稿了，无奈天不假年，书未竟而人已殁。 老曹晚近几年，还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改革予以关注，写了几篇论文。"干卿何事？"，劳而无功。 老曹生前的最后两年，在加拿大皈依了基督教。他的离去，是被天父召回了吗？愿他的在天之灵与主同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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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4 06:40 PM PST  曹思源灵前的邂逅与断想 ——人权中国的顶礼和传承 朱 毅 12月2日上午九时。 挽祭如雪如林如海的八宝山东礼堂。 雪波菊浪簇拥着的曹思源遗像前，默哀，致悼词，阴霾冬日里的慰灵唱诗与祈祷....... 然后，每六人一排次第深深三鞠躬，人们鱼贯巡绕着白绫红十字幡覆盖的灵柩，最后瞻仰与告别曹思源先生——如此栩栩如生却永远沉寂曹思源先生啊！——慰藉与一一握别曹先生的妻子女儿与亲人们...... "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尽管小毕结束主持人讲话时又深情又铿锵的如此一问，久久在人们心头回响，尽管手捧圣经的牧师最后的天国祈愿抚慰着每一个吊唁者的心灵，当曹嫂陈彬彬与李慎之女儿抱头痛哭，当如是者再三、再四…….人们无不动容，不忍相视；鱼贯着的队列迟滞了；整个告别大厅一片沉重的静谧！——多么悲伤沉痛压抑的时刻！ 直到所有人都告别完了，我才从我始终肃立的厅西头——主持人小毕站立在厅东头——径直走到曹嫂陈彬彬面前，拥抱着的一瞬，只对她说了一句： "我是老曹老同学的同班同组同学啊！" 曹嫂诧异着又似乎有点明白：我肃立始终，原来是为曹思源老同学、为一方故土的最后送别与见证 ！
  我与曹思源先生本并不熟：他在首都法律——精神界叱咤风云时，平反后的我仍然在赣南山区小镇任教。辗转来京后的唯一一次相见，是北京医院告别三宽部长朱厚泽那个正午，为感恩与答谢姚监复先生告别现场殷殷引见，我索性请老鬼丽娜夫妇在附近一家酒楼安排了两桌，让难得一见的同仁们叙谈叙谈，我也想趁机催催陈子明先生一篇关于林希翎的追思文稿——这是林希翎北京追思会上他和高瑜一同承诺却欠下我的一笔文债。不料陈子明先生笑眯眯打过招呼，就迈着八字步，折到于浩成们的另一厅去了。我便与戴晴大姐坐在了一起。而我们对面，就是一位头大脸慈、戴着眼镜、有着钱理群先生那样一脸佛相的先生，经介绍才大吃一惊：居然就是四通万润南的臂膀——游说三分之一人大常委弹劾李鹏戒严令、几欲改写历史的大名鼎鼎曹思源先生！不过，他的经济法贡献与"曹破产"绰号，他作为"曹宪政"九天揽月的锲而不舍，直到那天我依然所知寥寥。那天他左边坐着李慎之的女儿，右边是他的女秘书。聚餐后，唯有曹思源先生十分殷勤谦恭地亲自递过来名片，并特地让女秘书把那天同桌的每一位的姓名与联系方式都记录了下来。六四三黑手之一的如此卑谦严谨之中，自蕴一种人格魅力，所以林昭八十冥诞，我曾想过也请曹先生为之献辞，却一时难寻那张名片了。此外，各有精神注重我们难有交集。直到曹先生生平因仙逝而广为流传，才又一度大吃一惊：啊！曹先生竟与我同年，同生长在江西，同在南昌读大学，并在同一年毕业！........ 为帮萍嫂操持甘粹先生葬礼，我不但无法送陈子明先生最后一程，连今天之曹思源先生的葬礼，昨日也被国安明令禁行，我本也表示过妥协的........不料，昨夜一个神秘的南方电话："曹思源先生可是地灵人杰的江西当代首屈一指的精神人物啊！明天你........" 听得我芒刺在背, 惴惴不安....... 一早醒来更是忐忑，尤其担心昨夜就被上岗了，就赶着为曹先生写了一副挽联，并第一时间推特给胡佳兄弟： 劫海悲心恰明月，三世共仰； 私产公义哭枭雄，九阙招魂！ 一发现并未上岗，我便直驱九号线转一号线。到得八宝山不过七点四十分，弔客其时并不多，东礼堂的黑纱横幅格外触目锥心："思源我们爱您"。推开门，左首第一幡更令我大吃一惊，天哪！这不就是我大学同班同组的黄河浪——黄富民同学作为曹思源"老同学"的祭幡吗！前厅的祭幡，正厅祭挽的精选与荟萃罢了，我的老同学的祭幡居然置于前厅左首，可见黄河浪同学对于曹思源不仅是更老的同学，而且必定是更其亲密、更其肝胆的精神挚友！ 黄河浪，文革破四旧前本名"黄富民"，来自瓷都景德镇，毕业后也分配归故里。我们那一届中文系是一个大班，同学七八十位之多，可当李九莲争鸣如火如荼、凶险危厄之际，大学同学之中就唯有黄河浪以景市大专红司常委身份，从遥远景德镇特地赶赴赣州，名曰"考察"，实为悲悯、关注李九莲，支持辩护士，危难中给老同学以精神陪伴.......而那以后，因我冤狱辗转、八方漂泊，我与黄河浪同学再无缘相见...... 踏破铁鞋无觅处！精神中国如此之大，却又如此之小：曹思源先生魂归天国之际，他的老同学显赫地位的祭幡中，我与我思念不已的一位 "老同学"——黄河浪"邂逅"了！
 "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真的很难一一展开此情此境赋予久久盘桓在我心头的此语的繁复意蕴，总之，在吊唁簿上录下我一早拟定的挽联，并代签上"胡佳"的名字，又郑重拍摄下丽娜把鲍彤、高瑜与他们夫妇联名献祭的鲜花，置于曹思源灵床正前之后，我便暗自决心： 在曹思源先生的最后一程，我要代有幸"邂逅"却不能亲临的老同学，为他最挚爱的老同学全程守灵；更要为一方灵秀的故土，为它最杰出的精英骄傲地见证！ 江西，至少自王勃《滕王阁赋》"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的千古咏叹始，唐宋八大家超半随之脍炙人口，乃至中国之驰名世界，"国号"也只以瓷都精绝的"物宝"代称。尤其近现代迭起的枭雄——不断有史料表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家世血脉都与江西相关。另一方面，不仅反极权的标杆人物林昭的父籍就是庐陵，不仅思想的、以生命的代价曝露出文革嗜血与高层龌龊的李九莲、陈耀庭、谢聚璋，都是在江西的"红土地"上喋血的，就是当代震撼华夏的人权浩歌之中，曹思源之八九弹劾，也并非江西人物的绝响：也是庐陵籍的刘晓原律师——不正为伊力哈木、铁流等案忙得昏天黑地吗？不正是此时此刻，江西籍的张雪忠律师在为新公民运动案获刑迄今最长的江西女杰刘萍祝福生日吗？——犹记当代人权第一巾帼林希翎的北京追思会上，我正是怀着一种故土自豪感，请刘晓原代表律师界追思发言的。而此时此刻，我肃立在离曹嫂陈彬彬咫尺之遥的吊唁大厅西头，莫大的崇敬与悲痛之中，不仅夹杂着一种深深的故土自豪感，更为人权中国之庄严际会、崇高顶礼与后继有人深深庆幸！ ——化悲痛为继承，这是即将魂归天国的曹思源先生最渴盼的悼念！ 也许又在八宝山相逢的老鬼、丽娜、唐吉田、任众、袁陵、钱行行、黄河、李和平们也许至今不解：为什么在吊唁全过程，我执拗地与主持人小毕东西相对，肃立始终？ 更未必洞悉我灵前的遥思缅想中，我作为人权同道的悲哀和痛苦，与作为故土儿女的惊羡与骄傲，是同在并存的——人们多半会以为我是在为我亲自操持的甘粹葬礼之寂寞冷落，寻找弥补与平衡吧？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成分，但那确实只是我精神驱动力中最微不足道的。倒是主祭的女司仪，显然一直注目、试图理解、更终于谅解了我始终居于东前一隅的怪诞，以致我明明已经与曹嫂及曹先生亲人们一一握别之后，她仍然刻意安排，让我最后独自一人向曹先生遗体三鞠躬——就如甘粹葬礼上，殡仪特为因瘸腿而迟到的李家騤重新开棺，任其最后瞻仰与告别……    素昧平生的陈彬彬大嫂，万恳您节哀！盼您与黄河浪同学都能读到我这灵前的断想，不仅为失联老同学"灵前的邂逅"，也不仅为一释您拥抱对视之际的愕然。 是的，犹如《铁玫瑰园的中国纪念》及其钱理群序言：《永不掉头》，往往华夏精英不幸的最后一程，也正是精神中国崇高顶礼与价值传承举世瞩目的宣示平台。 感谢曹先生一家及其精神挚友们，感谢你们在空前的悲痛压抑中，为这如雪如林如海的一瞬所作的一切！告别现场多少人与我一样，虔敬地、几乎一无遗漏地摄下了前厅正厅所有的祭联挽幡。它们凝定不仅是巨大的哀思和悲痛，更是宪政中国的艰难开拓、不懈进程、历史性建树的人权高度与精神传承。历史低谷中，理想主义的求索往往显得浪漫，但时间，必会证实毕生前驱思想着、践履着、担当着的曹思源先生的真正价值。曹先生炼石补天的悲悯与荣光，当同属于基督公义、民族觉醒，也属于一方水土——属于哺育、支撑、继承曹思源先生事业的故土和所有亲朋师友同学同道们！ 2014/12/2-3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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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4 04:07 PM PST
我们知道所谓亚太经合会奥巴马也去中国参加，也受到习近平的欢迎。但是严格地说美国并没有取得它需要的中共方面的合作，唯一的成就也可以说在环境改善这一点上好像双方同意了准备签订一个合同。当然这要在美国国会通过,共和党是不是赞成也不知道。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跟我现在要谈的没有关系。我认为奥巴马最初想让中国跟它合作的方式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很大的成就的，一个原因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来中共有一种明显的反美运动，是有规模的，有系统的。这个运动虽然不是习近平亲自指导的。可是是他有这个意思。他显然是在后面发动了一些说法或者引起了大家的反美情绪。这个反美当然是以党为主了。在奥巴马还没有去中国之前中国官方的环球日报英文版已经有社论了。就是讥笑奥巴马，说他6年以来好像一事无成。美国的老百姓对他不满意。他做的事情没什么东西可以显出成绩来。所以大家对他已经厌弃了。中期的选举民主党大败在共和党的手上。环球报的英文版做这样的一个社论很显然是对付奥巴马的。在奥巴马还没有到以前先给他一种侮辱性的欢迎或者侮辱性的介绍。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习近平在不久以前在网上称赞一个在网上反美的年轻人。这个人好像叫做周小平。这个周小平是经常用最尖锐刻薄的话和言辞来骂美国。说美国文化把中国的道德和中国人民的信心种种都摧毁了。说一切坏事都是美国来的。而且美国是有意这样做，它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最近居然对这样一个网民表示称赞，这当然是鼓励。这种鼓励当然会引起很大的反映，会有许多人趁机而上，希望能得到官方的宠爱。所以这是第二个现象。 第三个现象我们就看到从官方到民间都兴起了一种新的说法，就是中国一切的毛病都都不是党的什么错误，而是国外敌对势力的阴谋来摧毁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香港方面，美国是出钱在后面鼓动。香港大公报，共产党的大公报还写了一篇报道说它手上已经有铁证说美国给钱让学生抗议的。这些东西只是说说，所谓有铁证也没有发表出来。 第四现象就是两个多月以前习近平在上海有一次谈话中间说了一句很露骨的话说美国应该让出它在亚洲的所有的权力，只有亚洲人才配管亚洲的事。换句话说，美国是帝国主义。它根本不应该到亚洲来张牙舞爪，这个当然对反美煽动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点我们知道解放军就制造一个影片，也是反美的。这个反美的影片时间很长，差不多有100分钟。在这个100分钟之内，强调的是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华的种种活动都是以推翻党委目的，这个影片流传得很广。我相信解放军报是代表中国官方的。如果习近平或者他的部下不同意地话不会有这样的影片出现。 第六点现象是今年到十月为止人民日报反美的文章据《纽约时报》的统计已经有四十二篇了，比起去年一月到十月来讲已经多了三倍。去年大概只有十一二篇，今年是到了四十二篇之多。人民日报是代表党的官方报纸，所以这个也是官方的意思。换句话说反美的文章在报纸上大量增加也是运动的一部分。 第七点我还想讲的就是他还鼓动外国反美。奥巴马七月在巴西开会的时候在国会里公开放言，他说发展中国家必须在网上挑战美国的霸权。这是明摆着叫巴西反美。这是习近平自己说的话。 最后一点现象是在经济上，美国的公司在大陆受到很大的压迫。这个压迫就是进行调查。所谓调查说有好多理由，其中一个是你是不是贿赂给官方钱？第二个是说你是不是有独霸的趋向？第三个是说逃税了没有？所以在这个三个名义之下贿赂、独霸、逃税它就对各公司进行长期的调查而且罚款极重，到他们已经不太能够承担的地步。所以这是在外资在投资运用或者在市场上的流通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换句话说它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护中国自己的工业而让外国人没有竞争的余地。这个当然是违背了国际贸易最基本的原则。 何以有这样一个现象出现？我们当然说中共在四九以前已经开始是反美的。反美一直没有断过。只有在中间邓小平那时想要在美国取得经济上的帮助，所以有了所谓开放，那个时候就是中共的开放期，毛泽东死了以后他想改弦更章，想在经济上让中国扭转过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和美国关系进入到蜜月阶段，那时候在1980左右，邓小平要到美国来访问在白宫受到卡特的特别招待。这个关系只有一段是很甜蜜的。但是很快就变成有问题了，因为美国到底还是有人权的问题。比如说卡特，照说是他们的恩人，可是最近卡特到中国去，本来有一次在大学讲学的计划，都被共产党压制了。共产党口口声声说它是不忘本的。任何人对它有好处，跟它做朋友它是永远尊重的。所以这个就是习近平的基本观念，要一个人独裁，在这个独裁之下用各种强硬的手段对内对外都要压迫。压迫引起反抗、引起内部的不满。为了把这个情绪从内部转移向外就制造各种反美的活动，让老百姓把各种愤怒集中到美国人身上，他就可以因此逃避任何责任。所以这是习近平的一个人独裁。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这个新的发展就是反美的一个主要的根源。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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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4 03:50 PM PST
夏霖在11月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了。他是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接手我的"状告海关案"两位律师中年长的一位。我是11月13日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听到这一消息的，赶紧联系我的另一位律师夏楠。还好，他尚无事。 我问夏楠："是不是我的案子给夏霖惹了麻烦？" 夏楠说："应该不是。" 我又问："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被拘捕？" 夏楠说："现在还不清楚。" 我再问："除了我的案子，夏霖手上还有什么案子？" 夏楠说："他是郭玉闪的律师。" 这就是了，郭玉闪是10月9日被公安带走的，除了他，传知行研究所还有另外两个人被刑拘，罪名都是"寻衅滋事"。传知行的办公室已经被彻底查抄，所有的计算机、文件都被国保（国家安全与政治保卫总队）搜走了，研究所已按国保的"建议"登报宣布解散。传知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夏霖被拘捕的罪名是"诈骗"和"赌博"。这次回国已经听说：现在"上面"有个说法叫做"用非意识形态手段对付意识形态的问题。"只要是想抓你，大概没有人能不被抓到"非意识形态"的辫子的。 应国内一个科研单位的邀请，我是10月6日进的大陆，11月18日回到美国。这段期间，我在北京所住宾馆只能通过网线上网，而我计算机内所上载的美国浏览器呈瘫痪状况。到了上海，在我访问的单位和所住宾馆，美国的浏览器仍然是废物，不过有Wi-Fi，可通过我的IPhone无线上网。但是因为无法在计算机上通过Email传递和下载技术文件，只能用腿跑办公室，拿着U盘互相往计算机上插，感觉特倒退。据宾馆和所访单位的计算机人员说，这是去年10月按照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要求做的一次网络调整的结果。习近平担任组长的这个小组的工作效率确实可圈可点，不过网络似乎"安全"了，"信息化"可是大打了折扣。办公室之间可以用人腿代替光缆，腿够不着的香港就没辙了。只好用IPhone电邮"争鸣"："跟进" 文章暂停一月。这一停，好多朋友来电话，有的以为官司赢了，有的以为我出事了。 我在大陆待的这43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 10月15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政治局常委有一人陪同出席——刘云山。我认真看了CCTV的新闻和新闻重播，主播说习主席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表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习主席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 10月20日至23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因为觉得此会对于我的"状告"案子至关重要，我更为认真、连续地看了CCTV几天的新闻和新闻重播。主播说总书记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了工作报告，还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主播所述全会公告的如下内容，令我事先对四中全会的那一点期许化为绝望： "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按：此一陈述只出现在序言，并没有写进宪法条例中）。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 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 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 10月30日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了新古田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1月2日电说，习主席在会议讲话中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开出了五个药方，第一个药方是：着力抓好铸牢军魂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各级党委要把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作为第一位责任，把党领导军队一系列制度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和完成任务全过程，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 11月5日至11日习近平主持了APEC期间的一系列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和致闭幕词。在11月８日"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 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我国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在11月1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主席在发言中说："中方将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亚太经合组织机制和能力建设，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APEC之后，CCTV新闻频道开足马力宣传"中国马歇尔计划"，称：APEC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系统阐述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规划，并于近日召开最高级别经济工作小组会议，确定让中国过剩产能"走出去"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这一个紧接着一个的会议，从文艺到中共中央，从军队到走向世界，突显了习近平一个人统领一切的权威；宣布了依法治国的命脉是党的领导；誓言中国军队绝对地属于党而不属于国家；更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要将中国变为超级经济体的"雄心"。若对习近平还抱什么幻想，除非脑子进水。 这次在国内有朋友对我说：你太较真儿了。何必呢，小心人家收拾你。我回答他：我不是帝国的臣民，是共和国的公民。明知不可为，非要为之，就是因为只有大多数国民自觉地担起公民的责任，中国才有望走上宪政之路。我期待宪政在中国早日开张，就必须从自己做起。 临行的前一天，我电话尚有人身自由的夏楠律师："我的工作结束了，得走了。12月17日是最后期限，若能在此前开庭，我立即折返回来有困难，请你代我出庭吧。若三中院判我败诉，请立即着手上诉程序。高法开庭时，我一定争取回来。我的底线是：不能用你的自由换我的'走到底'。你一旦感到人身受到威胁，请立即停止为我办案。若当局不让我们把法律程序走完，那我就用笔为此案结案。"夏楠回答说："李老师，要是有事早就有了。我会好好地把这个官司打好，您放心。"我在电话那头热泪盈眶。 11月18日傍晚，飞机在跑道上待飞，接到最后一个电话，是夏楠打来的："李老师，今天跟法院通了电话，开庭的日子还没有定。我会照我们的约定做的，您放心。"热泪再次涌入眼眶，飞机滑动了，关闭了手机，默默道："小夏，谢谢你了！"2004年回国时，我跟政法大学"争鸣学社"的同学们座谈，小夏是学社的成员，二年级的学生。十年之后，已经长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律师。他称我老师，我岂能愧对令我从心底敬佩的这位后生，岂能愧对身陷囹圄的夏霖。 2014.1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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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Dec 2014 03:56 PM PST 网络上有人把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和CP内斗机制混淆一谈，以图以此比附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灭亡）之前路。是为极端荒唐之论。在我们援引基本资料和基本常识以外，这里还要证实一下政治理论和普世价值之间的历史面向，以批驳那种为我们中国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常常批判的——不要把我们现在代人的罪过推诿古人——我们加上一句话，更不要妄图把中国今人的愚蠢和荒诞诿过于外国，特别是具有正面帝国主义文明创始国（——虽尚未具备现代国家意义）之希腊，之罗马，之神圣罗马帝国一类文明典范。此间引用正面帝国主义不单函括文明文化论，尚且主要是要区隔极权主义之非文明，无文明和反对之之国家，"制度"和"文化"（——文革？）于是首先要定位什么是正面帝国主义。这个命题的提出，其实是为了还原现在人们（——比如对香港问题的争论）讨论的自治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自治——帝国——殖民，这个结构和解构的革命发生论和保守复辟论，在西方学界是如何一体共生和渐次演进之问题。这个问题归结到正－负面帝国主义，是由我们以前引用的西方学者福耶尔的观点是：刘易斯·塞缪尔·福耶尔（Lewis Samuel Feuer）将帝国主义分为二类： 一种是"回归式帝国主义"（regressive imperialism），其中只有征服、剥削、减少或消灭不想要的族群，让想要的族群移居到国家以内，纳粹德国即为这类的例子。 另一种是"渐进式帝国主义"（progressive imperialism），是以世界主义为基础，希望可以提升所谓的"落后社会"，提升所征服领土中的生活水平及文化，允许其中的人民融入帝国社会中，像罗马帝国及大英帝国即为这类的帝国。"（《维基百科》/下同） 这也就是正面和负面之帝国主义之观点。这个观点的延伸，内涵很多。我们在《帝国小论》中业已普遍展开（（刘自立《帝国小论》/原载《北京之春》）其大致的看法就是，包含罗马帝国在内的比如波斯帝国，大英帝国，美国……一类正面帝国主义，是历史和人类承载文明和制度（马克思主义一类是反制度历史）的主要载体，这个载体就像人类历史上一切所谓自由和不自由的历史，民主和不民主的历史，宪政和专制之历史一样，（就像基佐所谓），他们之间缘有着政治上的血缘关系；以至于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伯拉图，都可以把这些政制和僭政和共和作一比附，而不是全盘否定和肯定——就像阿伦特等人在分析十九世纪法西斯主义兴起之时，人类反对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纠结和纠缠，导致人们忽略了反对专制之前景，有可能变成一个极权主义乘机作乱的结果——这是一切贯注自由和民主之人们留给社会主义欲壑难填的坏资本主义和坏社会主义占据世界的重要和主要原因。 于是，正面帝国主义，也就是古罗马帝国主义，她，一样有着各种非极权主义之特制/特治/特质。因为，就像我们以下援引的各种文明贡献论一样，罗马文明，成为世界历史无法更改和回避的伟大文明之一——这个文明绝对不是可以让希特勒比附神圣罗马帝国文明，列宁比附伟大俄罗斯文明和毛，比附伟大中华文文明那样——变成对于文明，制度甚至宗教的（——也就是，对于反文明，反制度和反宗教革命/反革命）一锅烩。其中坊间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伏尔泰式的论调（——她，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也是有着一般偏见的。因为正是因为这个不神圣极权，不罗马极权和不帝国极权，再造了直接比附和继续罗马正面帝国主义的政治和宗教遗产（——而负面毛和希特勒，列宁毫无正面遗产可言）。这些遗产就是为人们所庸俗诟病的伟大的共和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所说的（请原谅重复引证之）的观点，"帝国主义是在殖民，自治和所谓共和，民主之中艰难而行，而改变，而发展，而终结的（这个终结可以说是一般性终结，也可以说是帝国历史的终结，和资本历史的并非终结；等等。）把古代帝国历史，共和历史和中世纪帝国历史和共和－自治－城邦历史接轨之也许是第一人就是马基雅维力。他的见解往往因为他的机会主义而同样被忽视，但是，其共和历史之研究和贡献却在更加深广的学人阅读圈中被充分肯定甚至激赏之。这里，我们的较为细致的帝国小论，自然无法忽视老马之说也。 "马基雅维力在论述帝国和殖民历史时说，'在古代共和国和君主国中，那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销声匿迹的伟大而令人惊奇的制度当中，有一项使得许多城镇和城市不断得以建立和更新；因为对于一位出类拔萃的君主或一个国泰民安的共和国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兴建新的城镇更加值得关注，对一个地方来说更为益国利民，因为人民能够为了防御和耕作的便利定居其中。这些能够非常容易做到，通过向那些征服或无人居住的地方输出新的居民，他们把那些地方叫做殖民地。 "'由于除了建立新的城镇这个因素，这个制度还使得新征服之地为征服者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使得新移民在无人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保持这些地区居民的分布合理。如此一来，这个地方变得更加适宜居住，人口数量随之增加，因而能够更迅速地进攻、更可靠地防守。这个惯例在今天由于一些共和国和君主的不当使用而废弛，许多地方随之出现了灾难破坏，疲敝不堪，因为这个制度是使得帝国更加安全的唯一途径；并且，如前所述，它使得帝国各地保持大量的居民。 "'殖民地带来安全，一位君主将殖民地建于新近征服之地，就像一座堡垒和一个哨所一样，使得那些化外之民归顺。舍去这个制度，没有其他办法能使得任何一个地方完全被占领，也无法使得居民合理地分布：因为任何地方在物产气候、健康宜人等方面是不同的；于是，有些地区人满为患，而另一些则地广人稀；如果不想办法将他们从人满为患的地区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整个国家很快就会遭受损害；居民稀少的地区将变得愈加荒芜，人满为患的地区则愈加贫穷。'（马基雅维力《佛罗伦撒史》/下同） "这是马氏对于西方古代殖民概念（后来肯定发展成为自治）之较为准确的说明。 "这个概念自然和他的时代之自由城邦和各个王国（郡县式，藩属式，王国式等自治领地）之属性密切关联。而古代自治和佛罗论撒自治异同，当然也是马基非常关心的比较——叫做自治形式之比较学；历史时段比较学和古代、中世纪比较学——也许可以这样述说。"（刘自立《帝国小论》） 于是，远自希腊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所延续的自由和民主，到了伟大"非"黑暗时期的中世纪，有伟大的自治城邦和自由市所继承的，并且在现代集权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继承的自由传统里面，那些民主的制度核心价值，就成为现代甚至后现代民主的继往开来者。这是西方人一直有民主，现在还有之，之本质，之根据，之血脉。所以，在此核心价值中，罗马价值，处于永恒价值的地位。这个地位就像人类历史一样，因为他是历史而不是消灭历史而著称于"是"/世。反之，人类远远不能因为这个历史的衰败，就把她，和毛，和希特勒，和列宁等同起来。这是对于罗马，佛罗伦撒，威尼斯，对于自治和自由的一准亵渎。因为，人类的自由和民主，就是包涵在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就包涵在自由——自由主义——自治市——这个结果逻辑和结构逻辑中；包涵在罗马法制，法治，（宗教自由——见东罗马帝国和康士坦丁大帝的宗教包容政治……）中。等等。（于是，新近一轮所谓要在极权主义和自治（香港类市）之间，达致一致的不一致主义，遂变成为一种新的机会主义。） 于是，接下来我们稍稍贯注坊间学界常常引用的罗马帝国衰亡抑或灭亡论的一些看点。以下是这些著名学人的看法。（參考資料:http://homework.wtuc.edu.tw/~wenlurg/forghis/0220-1-7-i.htm） 一、 李維（LIVY,西元前59~西元17年），著《羅馬史》（羅馬編年史）,指出羅馬雖有顯著武功,遼闊邊界,眾多的民族,可是隨著民族品格混亂及道德標準的降低,衰微,己經漸漸走向衰運。 二、 塔西佗（TACITUS,西元？~117年）,著《儒略王朝史》《當代史》,描述羅馬官廷陰謀政爭不斷,尤其羅馬人對日耳曼人的衝突日益顯見,日耳曼人生氣勃勃,富有好戰精神,反觀羅馬人腐敗、墮落、有被日耳曼人取代之勢。 三、 聖奧古斯丁（30~？年） ,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從神學來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是現世帝國的逝去,將由另一個精神帝國取代（即基督教）,暗示羅馬崩潰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四、 奧托﹒弗萊辛（OTTO OF FREISING ,1137年）著《雙城史》,提出在君士坦丁贈予之後,羅馬世俗政權歸于教皇所有,教（神）權超越了俗世的王權,所以教會的發展與國家的關係密切,認為教會權力的擴張,削弱了帝國對人民的統治（此為政教衝突時期的觀點）。 五、 馬基亞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531年）,擴大李維的《羅馬史》範圍,以「君主論」解釋羅馬史,為採攻治理論史第一人（此為民族主義興起時期的觀點）。 六、 吉朋（FDWARD GIBBON,1737年）,著《羅馬帝國興亡史》,啟蒙運動時,以理性分析羅馬文明崩潰原因,從政治演變及基督教互動的起伏,歸納出以下幾點： 1. 忠勇愛國之立國精神,因擴張而衰落。 2. 基督教的出現,使他們追求來世的幸福,不再捍衛自己國家。 3. 基督教派別之爭,對帝國分裂產生影響。 4. 宮廷政爭,城市奢靡,軍隊腐蝕。 5. 財稅不公,貧富不均,經濟來源崩壞。 6. 鼠疫流行,醫藥衛生尚差,致鼠疫流行,社會崩壞。 吉朋分析最為完整,是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啟蒙大師後,最重要的一位。 七、 蒙森（亦譯孟森,THEODER MOMMSEN, 1817~1903年），著《羅馬文化史》偏重羅馬之偉大而不在其衰亡。 八、 湯恩比（ARONLD. J. TOYNBEE 1889年）,著《歷史研究》一書,強調文明均會經生長、茁壯、繁茂、枯萎四階段,即文明的誕生及死亡。 九、 德國史賓格勒著《西方的沒落》,以春、夏、秋、冬循環論,論文明之起衰與再生。 十、 俄裔美人羅斯托夫茲夫（MICHEL J. ROSTOVTZEFF）著《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採社會階級論,以為中產階級,農人及軍人的結會而使帝國崩潰。 每一位史家所處的時代不同,解釋的觀點與其時代思潮背景有關,大體上不出政治,社會,經濟,思想（宗教）軍事...各項。 这些看法每一种之展开都是一本大书。这里自然绝无可能。我们只是稍加分析；且针对那篇比附极权主义和罗马覆灭一样论之荒诞。其中特别要指出的就是这一点： ——1，基督教派別之爭,對帝國分裂產生影響。/從神學來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是現世帝國的逝去,將由另一個精神帝國取代（即基督教）,暗示羅馬崩潰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2，日耳曼人生氣勃勃,富有好戰精神,反觀羅馬人腐敗、墮落、有被日耳曼人取代之勢。 ——3，羅馬雖有顯著武功,遼闊邊界,眾多的民族,可是隨著民族品格混亂及道德標準的降低,衰微,己經漸漸走向衰運。 其实，出去基督教影响之外，罗马帝国灭亡（——也就是，他的死亡——复活——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延续着一个胜败萧何之果：灭亡原自：自治（民族品格混亂，等等——就是多民族自治）之失控导致灭亡——自治之复辟（中世纪自由市壮大于后罗马帝国），也是罗马复活（——不灭亡）之因。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更而言之，现代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隔导致民主主义，更是完善自治形式的现代性成熟表现。这是西方人自由的始因。没有希腊，没有罗马，甚至，没有罗马的死亡－复活，西方自由的历史是不能完成的。这和极权主义不自由反自由历史毫不相关（——虽然，希腊也产生过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理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被选入制度选项和人权实践。）而关于自治与罗马兴亡之关系，有日本学者这样说—— "卡拉卡拉敕令，正名安東尼奧敕令（拉丁文︰Constitutio Antoniniana），諭出羅馬皇帝馬庫斯‧奧理略‧謝維勒‧安東尼奧‧派阿斯（別名卡拉卡拉），因以為名。時維西元二一二年，帝卡拉卡拉敕令曰︰「化內之民，齊心為國。榮辱與共，方為正法。是以今後，萬民平等，一切行省民，盡為公民。欽此。」今人初聞，靡不贊譽平等博愛，德政章章。惟其貽害，實為無窮。蓋羅馬之門第交流、兵制、稅制，由是巨變。二百年後，帝國之亡，實此濫觴。 "夫人性也，辛勞所得、與別不同，倍添珍重；不勞而獲、平平無奇，視如草芥。昔羅馬公民，不足什一，惟有功於國、職事醫教、退伍輔兵等，皆授公民，世襲罔替。是以雖有門第，寒門進路不斷，以成公民為榮。是敕以降，俱為公民，貌似平等，惟官宦富人，自成一系，門第森嚴，寒士自此，無可上進，公民之稱，有如敝屣，無恥無榮。所謂「人人皆有，跡同皆無」，蓋亦如是。 "又，帝國兵制，自奧古斯都以降，以公民兵為主，行省兵為輔。公民兵退役，可領長俸，行省兵則無；公民兵訓練有素，專責攻防，行省兵僅為輔助，訓練裝備，俱為次等。是敕以降，皆為公民，再無行省兵，退役皆領長俸，裝備皆須精良。養兵開支，由是大增。帝遂重鑄銀幣，大減成色，以增幣量。三世紀時，羅馬幣值屢貶，亦由是此。 "至若帝國稅制，亦立於奧古斯都，以廣徵薄賦為宗。除卻營業稅、關稅，公民所納，獨遺產稅、奴隸解放稅而已，俱二十分之一，亦非常年可課。行省民雖無遺產稅、奴隸解放稅，所得什一，上繳歸公，稱行省稅，屬常年必課。是以羅馬國庫，不可無行省稅。此敕以降，皆為公民，行省稅自廢，雖遺、奴二稅，改課什一，不足彌補，稅收不增反減。此敕初行，時人謂以增稅，實獨見公民稅增，不見行省稅廢之誤也。嗣後諸帝，為資需用，遂諸餉加派，新稅不斷，是害方見。 "時逢蠻族日盛，邊患不息。昔時招安，授蠻酋公民，可撫其心，蓋公民之榮猶在焉。是敕以降，公民無榮，蠻酋鄙棄，招安益艱，侵擾漸繁，國力日衰耳。 "凱撒有云︰'害政之始，多由善意。'敕即為戒也。" 塩野七生著《羅馬人的故事第十二冊－迷途帝國》（《维基》） 这也就是所谓，"二百年後，帝國之亡，實此濫觴。" 以下资料（同上）同时可以参——"羅馬帝國何以衰亡？ "這一直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乃至心理學家等不斷討論的題目，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各個社會也都希望能夠得到殷鑑。英國歷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著重政治、軍事和宗教的因素，而較忽略經濟與社會力的作用，而歸納認為蠻族入侵和基督教的興起為羅馬帝國衰亡的主因。 "出生於烏克蘭基輔，後來在聖彼得堡任教，於俄國革命後歸化美國的羅斯托夫茲夫（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著有《羅馬帝國社會與經濟史》指出：東方文化的衰亡常因外患且常能復興，而希臘羅馬文化則由小的城邦發展而成，但隨著對外擴張與發展，其社會結構便因階級區分而分裂，因而造成心理態度的轉向，或追逐物質利益，或沈溺於來生的憧憬，而喪失創造的力量，因而無法抗拒內部解體與外來侵略。他認為不能完全歸咎於經濟的層面，而應從更廣闊的現象去觀察，此一更廣闊的現象便是'行政的失敗和中產階級的毀滅'。 "二十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也認為宗教有分解力使社會不能緊密結合，但他相信基督教的興起是羅馬帝國衰落的結果而非其原因。"（同上） "軍事方面：其衰落始於三世紀，軍人追逐權力與財富，變為政爭主力，不再能善盡捍衛帝國的職守。在此情形下，政權依賴軍隊，而非人民，常發生篡奪之事。塞佛留皇帝（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93-211在位）以後，兵源常感不足，原來軍隊組成份子以羅馬公民為主，配以來自文明地區的帝國居民，後來士兵漸成世襲。奧理略皇帝（Marcus Aurelius 168-180在位）時，蠻族加入軍隊，三世紀後主要兵源仰賴蠻族，很多家庭子弟不願當兵，軍力恆感不足。 "政治方面：自180年皇帝收養繼位的制度破壞以後，不容易再有賢君，繼之而來的是混亂和東方式的專制改革，人民失去了政治權力，便趨於政治冷感，失去積極精神。 "社會與經濟方面：政治和軍事的混亂，自然有負面的影響，另外自奧古斯都以來，義大利的人口增加率即有降低之勢。166年以後瘟疫流行，尤為嚴重。北非有長期旱災，義大利本身自漢尼拔戰爭以來即未真正恢復，農業生產減少，雖有新的耕作技術，農民遲遲不能採用，於是經濟繁榮不能維持，人民生活水準降低。另外強制地方政府與議會包徵稅額，不准他們離職，也對社會結構有很壞的影響。 此外，精神與心理方面：如基督教的興起，使人民轉移精力於來世，喪失了公民精神，可能也是因素。" 就像希腊民主制度在后期希腊化时期，转见为非民主之罗马时代（——却是有间共和时代）一样，人们无法因为希腊兴亡而贬低她的的伟大的民主试验——而且这个价值伊始之试验，恰是西方自由制度的奠基与后续——就像罗马共和一样，成为《罗马法》以来，自治和共和的奠基与后续。（"罗马法分为本国国民所适用的"市民法"以及使用与外国人的"万民法"，后者就是现在的国际私法的起源。"罗马法反映出当时罗马帝国的现实。罗马执政官保证了法律能够适应一个迅速膨胀的帝国不断变化的需求。但是，这种变化仍然是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下完成的。执政官并不重新修改法典，而是通过新的解释或者修订来解决新的问题。这种对传统的依赖以及对变动的怀疑态度正是罗马人的思维特点。"（《维基》）所谓的腐败和内斗的普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也违背了一种基本的逻辑。那就是，无论是罗马还是希腊，他们是在民主－共和并非天堂的人间社会中，努力实现他们的地上的乐园和天上的圣殿；而这种理想既要大地，也要天堂。 这是一种衡定而非恒定的人类历史。这个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也就是说，至今以来之人类历史，自由和民主，也并非天堂之据。天堂是归制和约束人间－并非天堂的一种精神指向，道德指向；指向人间对于星空和超然的向往；而这就是西法本质在宣示祈使句中的圣经定位。（人权之上和神权之上的辨正，成为希腊精神，罗马精神，共和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写本和实践；虽然"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一直争论不休（可见阿伦特关于此议之表述……）。此间，战争与和平，内斗和外侵，自由与独裁（——而不是极权和独裁……），谱写了人类文明与反文明之间，人权与反人权之间，个性与反个性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都是框架着文明和自由，而不是排除传统和人性的极权主义前期——反之，文化，就是在这种压迫的弹性和反抗和弹性之间酝酿，成熟和结果的——而极权主义之所以无法与之类比和同构，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弹性——也就是基佐所谓专制与民主的"血缘关系"；不，极权主义和民主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是敌对关系。 其中，关于罗马共和，成为人类法治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后来远自英国宪章写入历史的皇权和教权良立和两立的兑现和实施。换言之，所有的专制（——函希腊民主时期的战争，内斗和阴谋……）都使得这种阶级斗争成为立法和共和的基础。没有任何阶级的权力认定（他们通过正常的阶级斗争实施之，争夺之，兑现之——这当然不是不让阶级权限存在的，列宁和毛的"伪阶级斗争"——这个斗争现在，更成为他们反对反对红色贵族阶级斗争的忌口），就没有共和（——其中包涵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理论意义上的和实际意义上的皇权－教权合法性衍生）；一般而论，这样的表述，就是孟德斯鸠否定阶级立法的、早早就反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和马基雅维利早早就否定了的、只有平民统治合法性的解构而专注于贵族和梅帝奇统治和治理（见其著《佛罗伦撒史》）；没有这些人群的权益和尊严之争夺之平衡，没有这些皇族和僧侣的争夺，没有这些贵族和庶民的争夺，就没有共和，宪章和法治；也就没有这些自始于（波希战争于后之）《大王协约》之后宽容的历史，也就没有自治的任何可能性。（安塔尔基达斯（？－前361年），斯巴达外交家、将领。他曾试图把希腊城邦让与波斯人以终结公元前393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388年，他进而与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谈判。他封锁赫勒斯滂海峡后，斯巴达的敌人们接受了"大王和约"("安塔尔基达斯和约")，放弃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让与波斯。约公元前373年，他重返波斯，可他于公元前361年前后的使命失败，他本人自杀而亡。《维基》）甚至，有波斯人让希腊臣服以后允其施行城邦民主之例（见希罗多德《历史》）。历史证明，人类的民主睿智，不单施行于希腊，也深入波斯人心和人性。于是，战争和内斗，阴谋和阳谋，成为划分罗马政治的正、负选项之前提。而后一种选项，虽然可能成为罗马和希腊因为战争和殍败而灭亡之因，却也正是他们严重区隔于极权主义内斗的一种亚文明现象。这里举出众所周知的原因。 一， 即便是民主发源地的雅典，那里的民主人士，也是生活在战争与和平，动乱与盛世中的人性人物，并非神性人物（他们和波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忒休斯和雅典创建者凯克洛普斯（Kékrōps）都是半人半神，后者，他，首任雅典国王；而前者，多被看成是希腊民主制度的前驱；尽管他颇赋神人色彩。这是西方学人考希腊体制和政治的一个难点；这个难点同样适用于罗马人物和神祗。起源于这样的人物和神祗的西方政治和民主之神源和人缘，一直以来，比较不好说得清楚。(比如忒休斯，也许是希腊试验民主之第一人和第一神？ 再比如，忒弥斯。（"忒弥斯（希腊文：Θέμις）是古希腊Titaness。她被描述为"优秀律师"，是人格化的神圣秩序，规律，自然规律和定制。忒弥斯的意思是"上帝的律法"，而不是人的条例，字面意思是"这是到位"，比títhēmi（τίθημι），意思是"放"。/ Themis means "divine law" rather than human ordinance, literally "that which is put in place", compared with títhēmi (τίθημι), meaning "to put".（《维基》）——译文：……忒弥斯意味着"神的法律"而不是人类秩序，字面意思是"降法于地"，专置于此——置于人间——也就是，天赋此法……——自立偿译。） 二，这就为罗马神祗和罗马人物后来的基督化和道德超然（——发展路线延续至康德！）奠基——继而从多神论，转变为基督论。这是他们之法典，之摩西（《十戒》）和宪章（《大宪章》）的源头。 三，这样的法制/治奠定了他们的外战与内斗法据。他们的从僭政，民主，共和到恺撒的制度脉络，体现了罗马人源于希腊人的某个神定法律，而绝对不同于无神论定制（至于中国之传统，之法制，缘自并非无神而同样是半神之法家、道家、儒家一类半宗教，也就是中国特点）。这是东、西方人们面对和争夺人权和神权归制的一种辨正启示。 四，所以，除去庞大的罗马帝国，不单在政治和行政之地缘治理中因为大而无定导致崩裂，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甚至在宗教多远化一类课题上，企图施行他们的基督教和异教（如伊斯兰教等等）的合一，而不能。他们的亚历山大之口号就是耶稣－民主——他，抵达印度的时候，也许，也和佛教世界产生了接触。这是一种归纳世界异议宗教的伟大试验。 五，于是，从罗马伟大遗产中，人们不单学到了他们的种族的，文化的，科学的（阿拉伯人的中世纪医学和数学贡献等等）的多元化，而且尝试了他们的类似东罗马帝国之康斯坦丁大帝（——君士坦丁）的宗教多元化举动。这是无论后世任何政治家都没有阐释和尝试过的伟大举动。（资料（《维基》）—— "君士坦丁究竟何时开始信奉基督宗教无法确定。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在穆尔维大桥战役的前夕，君士坦丁看到天空上闪耀着十字架样的火舌与这样的话：'这是你克敌的迹象'。不管君士坦丁怎样或何时成为基督信徒的，他总是非常热衷于基督宗教的发展。 "颁布《米兰敕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君士坦丁使基督宗教合法化也决不是为了使它成为正式的国教，但是他制订的法律和其他的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它的发展。 "仅就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宗教的皇帝所起的作用就可以使他在史册中有一席之位。他允诺多神信仰自由，保证不破坏传统神庙。当时的罗马帝国官方依旧奉行多神信仰，只是皇帝本人是基督徒。 "他宣称：'就让那些受蒙蔽的人们享受和平吧，就让每个人保有内心想要的东西吧！就让谁也别折磨谁吧！'这些话似乎有效阻止了当时一些过于狂热的基督徒前去破坏传统庆典和神庙。 "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派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基督宗教第一次大公会议 （325年）"） 这样一来，就和自治之膨胀导致失控一样；宗教之异议同样导致了失控。这是罗马崩解的原因。至于他们的内斗和腐败，只是其中一种微不足道的原因。这里我们只是指出，不是罗马的内斗强似极权主义内斗，而是中国式历史上的太平天国一类极权主义基督或者伪基督，倒是颇为相似于之。因为道理十分简单。极权主义不是因为自治膨胀而导致分裂，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支撑极权和统一导致崩裂；不是因为内斗，权裂和开放导致崩裂，而是因为同样反其道而行止；不是因为信仰歧义和宗教多远导致崩裂，而是因为毫无信仰之无神论。诸如此类。所以，拿伟大的罗马帝国、这个正面帝国比附CP或者CCP,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思维。即便是罗马人后期的奢侈和腐败，却也连通着他们文化中的豪华，奢靡和伟大。毛的鼠窃狗偷，列宁的暗染梅毒，斯大林的人伦颠倒……以至于迄今为止的他们的权色腐败，完全没有尼禄和克里古拉的大场面和公开性。罗马人是人性腐败，而CP是反人性腐败。人性腐败有着传统的纠正和修复能力，因为他们靠神，靠英雄，靠人民，靠法典，靠体制——而非人性的腐败，什么也考不上。这也是需要特别挑明的要素。于是我们最后提到。就像历史上出现过英雄时代一样，卡莱尔一类学者将其谱入历史；英雄之所以不可或缺，不是因为他们抑或也许具备列宁和毛的某种独特性，而在于他们只是一种文化和体制的延续——就像恺撒和拿破仑一样，他们的两面性之一，是在依靠人民和授权于体制，之二，是其的独裁特点。二者不可或缺，后面是他们的文化，宗教和历史根据。拿破仑，即便戏弄了教皇庇护七世，但是他在弥留之际却完全回归了这种宗教笃信，并期待和祈祷与之（见夏多布里昂）。这是皇帝－共和的双修。至于恺撒，他起码还有一个表面上的政敌——"毕布路斯和恺撒执政之年"。 这些，都是非极权主义英雄必备之品格。 ——《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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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5, 2014, 6:51:27 AM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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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Dec 2014 06:48 PM PST
杨献珍就写报告，说少奇同志，我现在已经恢复党校的工作，我跟彭德怀同志是老战友，他现在就住在我们党校边上的吴家花园，我可不可以到吴家花园看看他？刘少奇说这事我不能作主，得请示毛主席，刘少奇转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关系？我就不相信杨献珍会把彭德怀绑架了，看吧，随便看。其实毛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所以彭德怀晚年在吴家花园，就把他和毛泽东几十年关系中深层次的秘密全部跟杨献珍讲了，讲得非常详细。比如派彭德怀到四川参加三线建设的时候，开始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找他谈话，他拒绝去四川，说把我搞得臭成这个样子，我指挥谁能听我的？我不去，让毛主席找我谈。彭真也没办法，只好回去汇报。毛泽东说看来解铃仍须系铃人，找他谈吧，把彭德怀叫到中南海谈话，两人关起门来谈五个小时，可是对外只公布七百多字，其中有句话，毛泽东说可能真理在你这边，彭德怀说什么叫可能，本来就在我这边，可能是什么意思，彭德怀不服气。 还有很多话现在都没公布，但彭德怀把这五个小时跟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都跟杨献珍说了，杨献珍都记在脑子里。那五个小时里，彭德怀和毛泽东拍桌子瞪眼吵得一塌糊涂，彭德怀是上风，毛泽东是下风。彭德怀就质问毛泽东，庐山会议我给你写了封信，本来是提意见，给你个人做参考的，怎么成为我反党的纲领了？毛泽东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就东扯西拉，不要这么说了，看来这个事情真理在你这边，我们当年怎么怎么样，当时在苏区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在哪儿，陈芝麻烂谷子讲了一大堆。彭德怀就始终不放，我怎么得罪你了？你给我讲明白。为什么这么大的气？毛泽东最后就赖帐了，你这个意见书骂了我嘛，所以我对你气才大。彭德怀说我哪儿骂你了，我没骂你，对你很恭敬的。毛泽东说，你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德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骂人的话吗？毛泽东说是骂人，你看过东北会议上高岗的报告吗？彭德怀说我没看过。毛泽东说，高岗在报告上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做了个解释，看这个就明白了，你就是骂我了。 彭德怀说，那你给我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毛泽东讲了，说那个会上有人问，党内经常拿"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给大家戴政治帽子，高主席，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高岗说，这个你们不懂吗，我给你们解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男人的XX。下面一片哗然，女干部都挡着脸不好意思，说怎么这种脏话都说出来了。高岗亲口讲的，拿男人的生殖器比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捧你一两句就了不起、横起来，不理你就软面蛋一个。毛泽东就赖彭德怀，你看高岗解释了吧，"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骂人的话。彭德怀哑然失笑，我怎么知道还有这个解释呢，我哪知道高岗讲过这个话啊。 另外，《雪白血红》那本书里，张正隆采访了很多四野的老干部，有当年参加高岗会议的老干部，回忆高岗当时真是这么讲的。毛泽东跟彭德怀不讲道理，拿这个话来敷衍彭德怀。五小时谈了很多内容，我就不详细讲了。可是这些历史内容到现在都是保密的。 在彭德怀去世前半年，在301医院，他清醒的时候几乎都在骂毛泽东。怎么骂呢？话说得很难听，他说什么路线正确，我的路线才正确呢，你这个路线正确个屁，你就是个封建皇帝、政治流氓。他在301医院的床上公开讲，警卫战士不让他说他也说，这些话都记录在案，叫恶毒攻击，他在晚年是骂毛泽东的，说毛泽东就是个专制皇帝，"文化大革命"没搞成，把党搞成这个样子。还公开骂江青，骂康生。 彭德怀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有个变化过程 问：根据当时到成都抓彭德怀那些红卫兵的回忆，说文革初彭德怀还上街看大字报，挺支持"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对文革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 滕叙兖：彭德怀对"文化大革命"看法有个变化过程。他侄子彭启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他写信，说那些造反派出身不好，自己不干净等等。彭德怀还在信里给他做了番解释，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因为他也有他的思想局限性。所以在1966年的8月份，全国刚刚大乱的时候，彭德怀还对"文化大革命"抱以希望，说这下可好了，把那些党内的官僚主义整一整，我们党作风会变好。他真诚地信仰"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使我们党不变颜色，而且他常年被禁锢，党内很多事也不知道。但是后来到了1966年的下半年，9、10月份天下大乱，乱到红卫兵到处抄家，斗人打人抓人，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彭德怀思想开始变化了。他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原先想象的太不一样了，他思想就变化了，就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划问号了。 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并非彭德怀保护不周 问：有人说因为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导致毛泽东对彭德怀产生隔阂。彭德怀有没有跟他的亲人或者朋友说过毛岸英牺牲的真相？ 滕叙兖：毛岸英要到朝鲜打仗，他和毛主席两个人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什么不同意。彭德怀跟毛泽东讲，主席，战争无情，子弹不长眼，我老彭死了不足惜，我都这把年纪了，岸英还年轻，不能让他到朝鲜去。毛主席说老彭，我信任你，你是战神，你老彭身经百战，毫发未损，我毛润之搞秋收起义，国民党追着我打，把脚还崴伤了，你老彭打了一辈子仗毫发未损，把岸英交给你我放心。彭德怀就推，说这样吧，既然岸英一定要当志愿军，我把他放在北京，作为我们志愿军办事处的负责人。毛泽东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要到前线去打仗，不能留在北京。彭德怀马上要率兵出征了，最后那天晚上，三个人吃顿饭，喝了点酒。彭德怀一看这爷儿俩劝了好几天了，实在是推不掉。彭德怀说了句话：主席，我向你保证，有我老彭在就有岸英在。 彭德怀先到朝鲜的，几天之后，毛岸英才跟邓华这些人过来。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干吗，是俄文翻译，对外叫董翻译，除了志愿军司令部几个最高领导，像邓华、韩先楚、洪学智、杜平、解方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大儿子以外，其他处长级干部都不知道他是谁。他的任务就是苏联专家来的时候当翻译，司令部里军事参谋一大把，都非常棒，比如，丁甘如、成普、杨凤安、杨迪、徐亩元、王亚志等，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参谋。所以现在电视剧讲毛岸英去抢救军用地图什么的牺牲了，完全是胡说八道，军用地图、军事文件由他抢，那军事参谋们干吗？不归他管嘛。 彭德怀生怕他出事，就放在身边不让他走，天天看着他，后来在毛岸英入朝之后的两个多星期吧，彭总从西安调来了高瑞欣，高瑞欣是西北解放战争彭德怀身边的军事参谋，小伙子非常精明，非常能干，来之前刚刚结婚。到朝鲜见到彭总，彭德怀说小高，我把你调来你知道干什么吗？我交给你个任务，你要保护好董翻译，悄悄告诉他，他是毛岸英，主席的儿子，24小时贴身保卫，出一点事我拿你的脑袋。高瑞欣说彭总我一定完成任务，所以高瑞欣大事小情天天寸步不离守着他，怕出事，结果还是出事了。 那么怎么死的？大家知道是美军燃烧弹烧死的。为什么被烧死？他违背了防空纪律。就在他牺牲前一天下午，美国一架军事侦察机就老在大榆洞上空飞，那时候志愿军的司令部在大榆洞，飞机老在大榆洞上面绕圈。哨兵报告，说美国一架飞机在这儿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枪也打不着它。我们志愿军司令部这帮身经百战的将军很有经验，说这肯定是军事电子侦察机。当时彭总准备打第二次战役，正在调兵遣将，战争需要电报指挥，我们这十多架电台在日夜发电报，美机的电子侦查能力非常强悍，这个飞机就是执行电子侦查任务的，一看这个山沟里电波这么强，就知道肯定是共军的指挥部。所以那天晚上，志愿军领导开了防空会，决定明天早晨天一蒙蒙亮，每个部门要吃完早饭下山进矿洞。早饭很简单，馒头干、炒面。有人说吃蛋炒饭，没那个事，哪有蛋炒饭？上哪儿弄鸡蛋？上哪儿弄食品油？作战室里有炒锅吗？这个军事会议要大家第二天清晨进入防空状态，这个决定毛岸英是知道的，已经跟他布置了。 但是他恰恰在那天下半夜的时候，想起作战室彭德怀桌子底下还有十几个鸡蛋。那个鸡蛋哪来的？朝鲜领导人朴一禹送的。朴一禹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把四野的三个满额整编的朝鲜族师连枪带炮支援了金日成，朴一禹就成了金日成手下的主要将领。他看彭德怀太辛苦，好不容易找来十几个鸡蛋，拎个小筐拿来，说彭总你得补养补养身体，脸都黄了。彭总一辈子跟战士同甘共苦，他怎么可能吃呢。彭德怀说不能吃，拿走拿走，给伤员吃。当时志愿军总部还没有伤员，所以这个鸡蛋就放桌子底下没人动，谁也不敢动。 毛岸英看上了，想吃，怎么吃啊，军队战士每人发个小搪瓷杯喝水，他就用这个小杯子煮，杯里只能放一个鸡蛋；又没有炉子，只有一个很小的、烧木炭的小手炉，火也不旺，鸡蛋放上去，半天也煮不熟。下半夜毛岸英起来，高瑞欣也得起来守着他，彭德怀那时候困得不得了，躺在行军床上要眯一会儿。好半天煮熟了一个，毛岸英就说彭叔叔，煮熟的鸡蛋你吃吗？彭德怀说，不吃不吃，你吃吧。这两三个小时，毛岸英就干这个了，煮了第一个又煮第二个。 结果天快蒙蒙亮，洪学智把彭德怀拉起来，说彭总你怎么还躺着，今天要防空了。彭总说我不怕，你们怕你们就躲着去，我还要再躺一会儿。军事参谋早把所有的地图、文件拿走了，洪学智就拖起彭德怀往外走。彭德怀出门的时候还喊，岸英岸英快出来！毛岸英还和高瑞欣守着那个小炉子。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四架轰炸机从山边飞过来了，飞过来就对准山半腰志愿军这个作战室投弹，凝固汽油弹一爆炸，上千度的高温，瞬间就把人都烤焦了。高瑞欣扑在毛岸英身上，和他一块儿牺牲的。 问：这些细节您是怎么知道的？ 滕叙兖：彭德怀把毛岸英牺牲的真相告诉过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杨献珍。杨献珍高寿，生前把这一历史真相留给后人。有的军事参谋也看见过毛岸英煮鸡蛋，如果说他是煮鸡蛋牺牲的，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毛泽东一定要追问哪来的鸡蛋？鸡蛋下毒了没有？要牵连到朝鲜方面，谁说得清楚？所以就说他没来得及逃出去，再不往下讲了。毛泽东后来把志愿军司令部的主要领导，一个一个调到北京当面问，你当时在哪儿，你给我讲清楚，岸英怎么死的。这些干部都说，主席，我们犯了大错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没有把岸英保护好，没有逃出去，等等，就这么打马虎眼过去了，最后毛泽东也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谁也不说煮鸡蛋，彭德怀也不说，但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有人提议设"毛诞日" 彭钢坚决反对 问：从您接触的毛家后人那一方来看，他们觉得毛泽东对彭德怀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滕叙兖：我曾跟毛远新探讨过许多历史问题，但没谈这个问题。毛远新说彭老总对我挺好的，我在中南海还是小孩的时候，彭总还摸摸我的脑袋，你长的这么好看，像你爸爸大眼睛，彭总喜欢我。他说我对彭总很尊敬，他回避了毛泽东怎么整彭德怀的。 问：那毛彭两家的后人后来有什么接触吗？ 滕叙兖：没有听说有过接触。彭钢亲口跟我讲的，有一次红二代们开了大会，有人提议要把毛主席的生日列为中国的国家假日，叫"毛诞日"。要大家表态，同意就签名。彭钢说给我气的，我突地站起来了，说，搞什么你们，现在你们还搞个人迷信，我坚决反对。彭钢扬长而去。彭钢对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非常反感，也从来没听说彭家后人跟毛家后人有什么接触。 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毛泽东的指示 庐山会议没有人因此批判彭德怀 问：有人说，彭德怀过去整刘伯承、粟裕、肖克的时候，也非常狠，他晚年对此如何看？ 滕叙兖：有很多反对彭德怀的人，特别是"毛粉"们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说彭德怀整刘伯承、粟裕。这些话不符合史实。按说彭德怀这个人不是太整人的人，他跟刘伯承当年关系很好。《彭德怀全传》把这个问题讲透了，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是毛泽东的意见。军委主席不点头，彭德怀敢作主吗？本来在3月的成都会议中，毛泽东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多次提反对教条主义，其中就批评了解放军，说部队这些年我没管，军队落后了。弄得彭德怀压力很大，就跟黄克诚商量，决定召开一个落实成都会议、解放思想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时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我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要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主题。毛泽东说我同意。 从5月27日到6月9日，反教条主义并没有成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此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来。"毛泽东又说："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大国有大国的宪法，小国有小国的宪法，教条主义即不承认这条真理……"于是本来是几百人的会议，扩大到1500人。这都是毛泽东下的指令。毛泽东又派邓小平坐镇，是会议的大组长，元帅们要听邓的指挥。 后来，邓小平认为会议"温度不够"，毛泽东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会议变得火药味十足。6月29日，毛泽东在组长座谈会上指名，严厉批评了刘伯承和萧克，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刘伯承在历史上跟彭德怀没有多大矛盾。百团大战的时候，彭德怀唯一一次骂过他，刘伯承说你这样打消耗战不行，人都死光了。彭德怀说你不把关家垴攻下来，我把你的番号给撤了，刘伯承挺生彭德怀的气，这些都是在战争年代当中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但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并没有整刘伯承，查遍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没有"刘伯承"三个字。 彭德怀和粟裕，因为一个是国防部长，一个是总参谋长，之间有点小疙瘩、小矛盾，彭德怀发过脾气，说你怎么不跟我讲就直接上报？意思是你越过国防部长就上报。但这些工作当中的矛盾都不足以形成什么整人不整人的问题。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什么让粟裕做检查？那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认为粟裕犯了三次擅权的错误，第一次是1955年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第二次是1957年访苏忽略外事纪律，未经请示向苏方索要国防部职责资料；第三次是朝鲜战争结束后，1958年2月擅自调兵。粟裕没经过毛泽东同意，以总参谋长的名义下了个令，哪个师、哪个团先回来，何时开拔，怎么坐车。这就犯了大忌，毛泽东绝对不允许部下不经过自己调动部队。当然粟裕完全是出于善意，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结果毛泽东记恨在心，在成都会议上就决定让粟裕做检讨。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的8月，毛泽东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坏人"。 在反教条主义这个事情上，彭德怀是有错误，他很积极，他也反，但是背后操纵指挥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军委主席，军委主席不点头，谁敢批元帅，谁敢批大将？还有两个元帅，一个聂XX，一个陈X，整粟裕要厉害多了。粟裕检讨时，聂XX说，"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陈X也讲，你这个检讨根本就不深刻。"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到根据"。 如果彭德怀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算他的严重错误，那庐山会议能不揭发吗？庐山会议所有揭发批判彭德怀的话，没有一个人提1958年反教条主义，这说明问题吧。毛泽东指挥，邓小平坐镇，几个元帅都参与，算彭德怀错了，那不等于毛泽东错了吗？所以庐山会议，把彭德怀踢个底朝上，说他从小时候就是坏蛋，人家本名叫彭得华，林彪说你有野心，你小时候就想得中华，你野心多大。无中生有地戴帽子，但是唯独1958年反教条主义没人提，说明问题。后来也有人动员刘伯承和粟裕揭批彭德怀，他们都拒绝了。 我采访彭家子弟，他们就跟我讲，说我伯伯在吴家花园想起来1958年反教条主义挺后悔，说那时候我到南京调研，带着陈赓、谭政谈教条主义问题。恰好刘帅不在，当时如果伯承同志在，我们俩交换交换意见，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事，彭德怀挺后悔。 彭德怀到吴家花园以后就反思自己，就跟彭启超讲，咱们党内斗争太惨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做过火了，把人整得这么惨，最后肖克都吐血了，不应该啊。他跟启超讲，我是没办法了，等以后有机会，你要去拜访肖克，就说1958年让同志们受苦了，我老彭对不起大家。彭德怀平反昭雪后，彭启超两次到肖克家里道歉，第一次自己去的，第二次领着彭钢和彭正祥去的。肖克说我对彭总一点意见没有，我知道这个事不是彭总的本意，但是彭总跟我道歉，这种风格我非常感动，这个事情我不怪彭总，后面有人指挥。 彭德怀去世前最想见朱德但见不到 问：在将帅中，彭最佩服的人是谁？他晚年最想念的人是谁？ 滕叙兖：彭德怀最佩服的人是朱德，他跟朱德是生死之交，死前最想见见朱德，见不上，不让见。朱德拿着手杖杵地板，人都要死了，有什么可怕嘛，为什么不让我看一眼。 问：彭德怀刚到吴家花园的时候，朱德去找他，彭德怀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了？ 滕叙兖：他是怕朱德受牵连，开始两人一块儿下棋，左太北说我去看彭总，他和朱德两个老头在下棋，杀得不可开交，我在旁边看，我突然想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朱彭左就代表八路军，今天也是个朱彭左，只不过左是左太北。 后来彭德怀说朱德再看我得倒霉，我就得撵他走，不发脾气他不走。朱德说你好好生活，心情要放宽，不要想不开，该吃该睡，朱德说这些家常话，彭德怀就故意发脾气，说我现在是犯错误，正在做检查呢，你给我说这些话，对我检查错误没有好处。你不教育我，不帮助我改正错误，现在犯反党的错误了，我都过不了关还说这样的话，以后不要来了。朱德说我好意劝你，怎么这样，朱德再就不敢去了。 后来彭德怀在长沙碰到了谢觉哉说到这个事，谢觉哉说彭总我看你，彭总说别来，我有传染病，谢觉哉说我不怕传染，马上来，两个老头关起门来说。这是谢觉哉长子谢飘告诉我的。彭总说谢老，你还来看我，我在吴家花园谁来看我？我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躲都躲不及，就是朱老总来看我，帅大姐来看我，还有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来看我，这次你又来看我，没人来看我，不敢。他说朱德看他非常感激，后来不得不撵走。还有朱敏写的回忆录，就说我的父亲去看彭总，彭总不得不撵他走，再不撵走朱老总要受牵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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