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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善待“文革人”道歉

Posted: 23 Jan 2014 10:23 PM PST

2014年01月20日
去年下半年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为自己在文革中的错罪向受害者诚恳道歉，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今年1月12日，"文革""红卫兵"的象征性人物之一宋彬彬，与刘进、王思梅等同学回到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向"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教师们道歉。此事再次引发社会更为强烈的关注，一时间微博上硝烟弥漫、剑气纵横。
道歉不是忏悔，后者在密室里进行，面对的是自己的良心或信仰的神灵，而道歉的对象则是受过自己伤害的具体个人或群体。"文革"带来的伤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既关乎私人领域，也关乎公共领域――这是一场绵延十数年牵涉数亿人的民族浩劫，它对生命、自由、情感、道德、精神、财产、文化的摧残无与伦比，成为中国历史上除战争之外曾经存在过的最恐怖时代。
在此过程中，千千万万人被邪恶的偶像崇拜唤起心中的恶，并以极端歹毒的方式在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肆虐，无数人罹难、被迫害，甚至被吃掉……由于蓄意挑起并主导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迄今依然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源泉，以至于对他罪行的控诉与清算一直无法进行，"文革"反思也无从开展，民间知识分子自发的"文革"反思也总是处于被压制状态，大量的研究成果无法发表，或少量不痛不痒的著作被阉割出版。这造成了举国上下对"文革"越来越淡忘，而近三十多年来不公正的经济发展，甚至使得无数尚未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人把"文革"当作济世良方，妄图东山再起。"文革"已成为一个巨大而恐怖的负面遗产，让许多人担心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然而，文革中受蛊惑而作恶的人中存在着诸多良知苏醒之后悔恨不已的人，他们就像陈小鲁说的那样感到"再不道歉就晚了"，有着严重的道歉焦虑。需要释放的道歉焦虑从严密的缝隙中透出一丝微弱的叹息，于是就有了"文革"时打死人的王冀豫的忏悔（1967年他才16岁，打死人后他的灵魂再没安宁过），有了"文革"民间研究者王克明搜集的一份32人的"文革"作恶者名单，这些人都对自己的暴力作恶深感悔恨。包括去年陈小鲁、今年宋彬彬都是这一"文革人"道歉焦虑大背景下的产物。虽然还有像广西武宣县吃人狂潮中吃人肉者的强硬不肯道歉，但"文革人"道歉焦虑现象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迄今就"文革"罪行道歉的人中，陈小鲁和宋彬彬都很难说是特别严重的作恶者（尤其陈小鲁）――至少没有确凿的相反证据可以否定这一点，正如有些人所注意到的，反倒是那些严重作恶者，例如武宣县吃人肉者，大兴县吃人肉者，以及直接打死卞仲耘校长的凶手等严重作恶者依然在沉默中。然而，从媒体报道了宋彬彬道歉之后的舆论反弹中可以看到，许多人认为宋彬彬的道歉不真诚，骂她作秀、假惺惺，真洗罪假道歉，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中共特意安排的见面会，目的是将"文革"之罪迁责于"暴民"，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同时，将毛泽东及其中共的组织之罪、指挥之罪、首恶之罪金蝉脱壳。
其实不仅仅是"文革人"道歉问题，还有之前的"镇压反革命"大屠杀、"土改"大屠杀、"四清"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大饥荒"，以及后来的"严打"运动、"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一系列的屠杀、抢劫、迫害所造成的恶果清算，都属于未来中国必须解决的转型正义问题。只是唯独"文革"因是直接由群众最大规模参与的自相残杀，才产生了即使官方压制依然有民间自发道歉的愿望。为此，对待"文革人"道歉问题必须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中考察，如此才有可能寻找到一条较好的解决之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型正义问题是当今世界头号大难题，几乎所有民主化转型成功的国家都至少曾经被这个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年前我在台湾时，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是，几乎所有台湾朋友都对民主化转型之后处理台湾戒严时期罪与罚的结果十分失望――作为"二二八"事件罪魁祸首的蒋介石依然被供奉在"中正纪念堂"里足够说明问题，有朋友直言不讳地用了一句"只有受害人没有加害人"来概括这个问题。几乎所有民主化转型国家在解决转型正义问题上都不如人意，即便是被视为标杆的南非"真相与和解"模式也遗留了一些烂尾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官方压制"文革"反思背景下的中国，民间还有顽强破土的"文革人"道歉焦虑，是件特别难得的事。
由于"文革"道歉是作恶者通过说出真相并道歉，抚慰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灵，作恶者并藉此获得灵魂新生。除了当事人之间获得新生，了却心结，大规模的"文革"道歉还必将使得社会将走向宽容与友�，消除隔阂，为建立公民社会扫除障碍。但目前在"文革"问题上，中共不但自身拒绝任何深入公开地反思，遑论道歉，首恶毛泽东的尸体还被供奉在"毛主席纪念堂"里，作为这个极权大国的政治图腾，同时中共还阻挠民间的反思；民间，参与过"文革"作恶的数百万上千万人里，除了很少的一些人，大都还在沉默之中。有报道表明，有些愿意道歉或公开忏悔的还遭到周围亲友的阻挠，与这个庞大的沉默数相比，愿意站出来道歉的道歉"先驱"完全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为此尤其需要注意正义比例问题，即正义在其实现过程中不能机械，而要参酌法理与人情，例如如此悬殊的情境下，若苛责道歉人，本身就可能不公。无论道歉的内容多么不尽如人意，都至少首先要珍视"文革人"道歉这一现象，对道歉行为本身首先要肯定、鼓励和支持以及帮助。
有鉴于上述，在官方阻挠的现状下，民间若要继续推进"文革"道歉，需要营造相宜的环境，让有道歉愿望的"文革人"能无所顾忌地释放他们的道歉焦虑。要营造相宜的环境，就要充分了解、理解和体谅"文革人"的心理特征，设身处地地体会"文革"作恶者的羞愧、自责、沮丧、怯懦、煎熬、恐惧、勇敢等各种情绪混杂状态下的艰难处境，除了受害者之外，其他人应当尽可能地用友�和温暖的怀抱鼓励他们说出真相，向受害者或其亲属真诚道歉，以求得谅解。作为非受害者的社会大众，在此过程中不宜苛求，转型正义原本就是打折扣的正义，它所要解决的罪恶带着很重的结构性、制度性、被骗性、压迫性和群体性特征，有幸不必亲历"文革"罪恶的人们，即使有权指责那些已经发生了多年的罪行，也应当对具体的罪犯有一份同情和将心比心的怜悯（想一想自己在那个年代是否一定能做到不作恶，虽然这只是个底线），受害的不仅仅是那些被他们伤害的人们，也包括他们自己，罪犯们在良知觉醒后的自责远比任何惩罚更折磨人。
以此次宋彬彬道歉为例，可以大致看出道歉环境是否相宜。许多人对宋彬彬道歉的内容十分不满，认为她在狡辩，以逃脱卞仲耘之死的罪责。打死卞仲耘是一起刑事案件，但迄今没有目击者指认宋彬彬直接参与了殴打，故以此认为她狡辩不成立；其次，任何一个道歉人都有权为自己辩护，道歉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澄清事实的权利，自辩本身就属于追究真相的一部分，任何罪大恶极的死刑犯都有辩护权 ，为什么"文革"道歉者就没有了？道歉者的自辩不仅是权利，在诸多不实指控中，甚至还是澄清事实真相的义务。即使对道歉者所说事实有怀疑――此次宋彬彬的道歉中对她自己的行为确实有避重就轻问题，也完全可以用更为友善的方式和语气去探寻，在尊重和信任他们的基础上帮助他们说出更多事实，而不是再次甩出道德的铜扣皮带。
可见，目前中国社会尚无足够的善意，还远没有准备好接受"文革人"道歉。当人们将各种指责甚至羞辱、谩骂指向这些"文革"道歉先驱之际，他们遗忘了这样做会怎样地影响那些原本犹豫和彷徨的灵魂们，如果夹道欢迎道歉者的是皮鞭和棍棒，是写着"绝对正义"的钢刀铜锤，那么道歉者一定会折回家去，继续在他们的道歉焦虑中沉默。没有哪个道歉者会蠢到要用道歉换来第二次"文革"。如果不出意外，至少目前，民间版的"文革"道歉不可能大规模推进，中共的阻挠次要，民间的混乱才是主要。
"国际转型正义中心"曾将转型正义归纳为七项先后相续的内容：真相调查、起诉加害者（含大赦）、赔偿受害者、追思与纪念、和解措施、制度改革、人事清查，显然要真正开展这些工作还得民主化转型发生并且成功之后，现在完全没有条件，但近年民间"文革"道歉焦虑现象使得我们需要提前思考转型正义问题。这是好事，虽然我们不知道它将走向何方。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纽约时报：中国大规模网络瘫痪是防火长城惹的祸？

Posted: 23 Jan 2014 07:44 PM PST

科技NICOLE PERLROTH, AMY QIN2014年01月23日
旧金山——这场严重程度堪称史上之最的互联网事故，幕后故事牵涉到几个匪夷所思的角色，其中包括怀俄明州一座土褐色砖砌建筑里一家鲜为人知的公司，以及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的世界上最精锐的互联网审查大军。
周二，中国5亿网络用户中有很多人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无法打开网站。事故波及中国几乎所有的网络用户和网络公司，包括百度、新浪等大企业。
原因何在？技术专家表示，中国设置的防火长城——被用来控制中国国内外网络访问的规模庞大的审查人员及窥探技术集合体——很可能是罪魁祸首，因为它错误地将中国的网络访问转向了几个通常在中国境内被禁的网站，其中一些网络访问指向怀俄明的那家公司。
中国当局非常重视控制。审查人员管控网络访问以遏制反政府情绪的任何迹象，拘禁异见人士和记者，封锁Faccebook、Twitter等主要网站，并且屏蔽《纽约时报》、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等媒体的网站，因为它们发表了对中国领导人不利的报道。
但周二出现的离奇网络故障说明，他们的举措有时候会适得其反。
周三，中国当局暗示事故是由黑客造成的。其他一些人却认为，大规模网络中断的原因是中国政府自身的防火长城出现了故障。防火长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隐秘基础设施，用途是限制普通中国人的网络访问内容。
负责网络事务的国家机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表示，该机构发现问题源于中国的域名系统。中国最大的杀毒软件公司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则称，这些问题对中国大约四分之三的域名系统服务器造成了影响。
“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网络中断，”底特律科技公司Compuware的互联网分析师海科・施佩希特(Heiko Specht)说。“全世界半数的互联网用户想上网却上不去。”
这些域名服务器的作用就像一个网络配电盘，它们把指向中国最受欢迎的一些网站的网络访问引向了登记在Sophidea公司名下的一个网址。至少是从注册文件来看，Sophidea公司在怀俄明州夏延的一栋建筑里面。
施佩希特说，鉴于全世界半数的网络流量流入了Sophidea的网址，他认为，该公司的网络服务器肯定是在不到一毫秒之后就崩溃了。
直到去年，Sophidea一直位于夏延一个住宅区的一座砖房里，砖房的面积有1700平方英尺（约合158平方米）。2011年，路透社(Reuters)对这座房子和它之前的租客——一家叫做怀俄明企业服务(Wyoming Corporate Services)的公司——进行了长篇报道。报道发现，这座房子是大约2000家公司的注册地点，其中包括由被关在狱中的前乌克兰总理控制的一家公司，一家被控帮助网络赌博从业者规避网络赌博禁令的公司，以及一家因向美国国防部出售伪劣卡车部件而被禁止获得政府合同的公司。
怀俄明企业服务公司可以帮世界各地的客户创建名义上的公司，并且受托代表这些企业接受法律诉讼。去年，该公司把总部搬到了10个街区之外的地方。周三，怀俄明企业服务的负责人格拉尔德・皮茨(Gerald Pitts)在采访中说，他的公司曾为Sophidea等8000家企业担任注册代理，但他并不知道Sophidea公司做了些什么。
科技专家称，Sophidea似乎是一个通过把网络流量从一个网站转到另一个网站来掩饰某人踪迹的服务机构，它的服务可以方便客户发送垃圾邮件，也可以方便人们绕过防火墙，比如中国审查者设立的那种。
Sophidea的管理层名单并未对外公布。怀俄明对企业的监管较为宽松，只要求公司每年提交一份简短的报告，披露实际位于该州的资产，以及一个报告提交人的名字。怀俄明州政府的记录显示，Sophidea的负责人名叫马克・陈(Mark Chen)，没有相关联络信息。
尚不清楚Sophidea的公司实体位于何处。怀俄明企业服务公司的皮茨表示，在没有收到法律命令的情况下，无法提供任何进一步的信息。
然而，在周二那不到一毫秒的时间里，Sophidea的经营者或许会惊讶地发现，全世界一半的互联网流量涌向了他们的服务器，而他们的网址成了中国媒体诸多揣测的中心。数家中文报刊将Sophidea的网址列为网络攻击的“头号嫌疑”。
不过，周二晚间，一些技术专家做出推测，此次网络故障可能是由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引发的：Sophidea名下的网站或许被用于避开防火长城，因此审查者试图阻止去往这些站点的流量，却不慎将访问引向了这个网址。
巩固该理论的一个事实是，周二的另一波中国互联网流量同时也被引向了动态网络技术公司旗下的网址。这家企业帮助民众绕开中国的防火长城，在大陆一向是遭到封禁的。
动态网最出名的是一款名为“自由门”(Freegate)的软件，可以协助中国网民绕过无处不在的政府网络审查与过滤。公司网站显示，他们的客户包括：隶属于在中国遭禁的宗教团体法轮功的大纪元新闻网、美国资助的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以及总部在纽约的维权团体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他已经注意到有报道称法轮功与此事有关，不过他接着说，“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来自何方。”
据路透社报道，秦刚说，“我想指出，此事再次提醒我们，维护网络安全需要加强全球合作。此事再次说明中国也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者。”
移民美国后创办了动态网的法轮功学员比尔・夏（Bill Xia，音译）否认与此次网络故障有任何关联。他在一封电子邮件里表示，此次问题反而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的防火长城“配置错误”造成的。防火长城控制着中国多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网络活动。他说，“只有防火长城才具备这种能力。”
搜集并分享中国互联网审查数据的独立网站Greatfire.org在一篇博文中援引自己进行的测试，得出了相同的推断。帖子指出，中国当局不时通过“污染”域名解析来封杀用户对互联网的访问，而域名解析会把网址转换成数字地址。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设法访问某网站的用户会被送到错误的服务器上。帖子说，“我们的假设”，是防火长城可能有意封杀动态网的网址，可是却在“无意中”污染了域名解析，反而把用户送到了那里。
Compuware的施佩希特还说，此事的罪魁祸首很有可能是防火长城的问题。
施佩希特称，可以肯定的是，这动摇了中国的网民和公司对网络的信任。而他说，“中国网民对互联网的信任本来就已经不多。”
Amy Qin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慕容雪村：临时工领导中国

Posted: 23 Jan 2014 06:53 PM PST

图为慕容雪村

北京——2013年7月，河北唐山两名女交警当街互殴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唐山公安局为推卸责任，说这两名女交警是临时“交通协管员。”这事并不稀奇：中国的丑闻常常会归咎于临时工。
7月份的另一事件更加令人不安，在湖南省临武县一条繁忙的街道上，一名无照经营的瓜农被城管活活打死。事件照片很快传到网上，随后当地政府宣称打人的是“协管员”。协管员也就是临时工。
最近几年，找临时工顶雷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以至于中国政府自己的报纸都开始谴责这种行为。
党报《中国日报》2010年1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都是临时工的错？(Blaming Temporary Workers?)”，文章称，“用人单位，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不应该把临时工作为借口，在强拆等丑闻中逃避责任，而且政府应该加速完善问责制度，停止滥用权力。”
临时工现象引出许多问题：这些临时工是谁聘用的？听谁的命令？受谁的管理？执行公务之前是否经过了严格的培训？
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一样，中国企业和政府也会聘用临时工来降低成本或减少程序：他们的工资和福利都少于正式工。但是，无论这些“负责人”是真的临时工，还是根据需要，临时地变成了临时工，其背后的逻辑都很简单：因为临时工不是正式雇员，不管他做了什么，都不能算是正式的官方行为，也就不需要正式地为之负责。
极权政府都没有认错和道歉的能力，如果确实犯了错误，那就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坚决否认，要么就用谎言蒙混过关。比如，1959－62年的大饥荒就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但在资讯空前发达的今天，政府雇员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上网，诡辩和否认越发艰难，政府必须找到替罪羊。
 如此密集的临时工现象，足以说明这个政府在推脱责任方面的智慧和勇气。与此同时，它还引出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临时执政。
虽然“基本国策”、“治国方略”和“五年计划”等词频频见诸报端，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最缺乏的就是长期战略或规划。许多政策、规定和法律都带有短视的实用主义色彩，甚至是某些官员一时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
“临时执政”最显著的是在法律层面，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毛时代之后，为了跟文明世界接轨，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它们往往都带有明显的“临时性”色彩。
2007年，四川一名男子被火车撞死。据新华社报道，铁道部向其家属赔偿了700元人民币，这数额依照的是1979年颁布的《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到那时已经“暂行”了28年。
曾引起巨大争议的的劳教制度是临时执政的最好的例子，该制度允许政府不经过法庭审判就可以剥人的自由。其起源是1957年一个用于惩罚轻微犯罪的草率决定，仅从文本上看，它都不具备任何法律的基本特征，但这个决定被当成正式法律执行了56年，直到去年才被废除。
大约三年前，一家中国出版社未经许可使用了我的一篇文章，大约2700字，随后通过邮局给我汇来30元稿酬。数额依据的是1990年颁布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著作稿每千字10至30元”。在这项规定颁布20多年之后，这笔钱还不够我在北京坐一次出租车。
不仅工作人员和法律是临时的，执行法律的政府部门也常常是临时的。在中国，临时性的“小组”和“办公室”比比皆是，这些小组的成立并无法律依据，更缺乏明确的权责规定。一些“奇葩”政府机构引发了大量嘲讽，比如河南省的“禁止午间饮酒办公室”和孔子家乡山东省的“马上就办办公室”，它们似乎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设置的。“馒头生产销售管理办公室”貌似是为了监督馒头质量而设立的，在引发公众不满之后，这个荒唐的办公室已在2001年被关闭。
这个临时政府的执政效果如何？一些人也许会以这30年的经济增长来证明其伟大。但成功不光取决于经济指标，我更关心空气、水、食物和整个国家的未来。
在过去30年间，我看到曾经晴朗的天空被雾霾笼罩，曾经纯洁的土地被腐败染黑， 权力变成致富的法宝，同时也是伤人的利器。灾难从不间断，无数人死于其中。
这一切都是因为“临时执政”，而其后果必将影响深远。然而，这一切却无人负责，因为这是一个临时工领导的国家。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译稿由 Jane Weizhen Pan 及 Martin Merz 提供，中文稿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年度公共面孔】王瑛 在逆车道上全速开车

Posted: 23 Jan 2014 05:47 PM PST



我们以影响力为首要标准，评选并报道过去一年中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力、在时代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他们或因个人的成功，或因坚持，或因激起大众热情，已被记入历史。

来看看“年度公共面孔”王瑛专访视频，听听我们的评选理由：


因为坚信中国企业家理应成为改革中坚力量，她激烈反对柳传志“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观点，这场发生在两个企业家之间的论战，演变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次站队，并引发了公众舆论场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文|魏玲 编辑|林天宏

2013年6月17日前，公众几乎对王瑛女士一无所知，但这一天起，因为她在企业家论坛“正和岛”上发表《我的“退岛”声明》，激烈反对柳传志以“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为主题的小范围发言，使得发生在两个企业家之间的论战，演变成中国企业家群体政治态度的一次站队，她的名字也被公众熟知。
公众舆论场中，王瑛收获的反响热烈，但在她真正希望影响的企业家阶层里，挺柳贬王的人占据大多数。冯仑回应，“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另一名企业家当面斥责：柳传志是被写入中国历史的人，你居然在他脸上划这么一道子。还有许多陌生同行把她看作怪胎：“这人脑子坏了，怎么彻底公知化了？”更亲密的圈子则将王瑛的举动视作对交情的不珍惜，就在前不久，她被相知多年的企业家姐妹们踢出了一个微信群。
然而王瑛仍对这个阶层抱以最大希望，相信中国企业家有能力逆潮流而强动，成为改革中坚力量。
王瑛从来不是一个安于挣钱的企业家。10多年前，她“业余”创办的网站“世纪中国”，在新世纪初搅得整个中国人文思想界心潮澎湃。她还担任过著名人文杂志《东方》的社长，在飞机上写了3年卷首语。朴素的名字帮助她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10多年的朋友、作家胡发云评价她说，王瑛对社会变化一幕幕都看得真切，不糊涂，可过去，她从不爱抛头露脸，就喜欢搬个小板凳，近台看戏。
这次发言，是她人生60年里第一次登台唱戏。当她做出站出来说话的决定后，行事干脆至极，10天之内，辞掉工作，安排父亲晚年，向女儿开诚布公，交代后事。她斩断了所有可能牵连别人的社会关系。她甚至和丈夫、曾经的“四五英雄”周为民离了婚，经历了震惊、愤怒、抗议后，周为民最终接受了妻子的决定：“我明白了，你是想把我放了。”
王瑛的性格里始终有着这样强硬执拗的一面。早在10年前，她任常务副董事长的巨龙公司正值重组动荡，员工纷纷离职，有报道说他们的离去，不是被王瑛炒掉的，就是因不满她的强硬风格而辞职的。并存在她身上的还有对殉道者的一种深情，每当不自觉援引到瞿秋白、林昭或者张志新时，她的目光总是很温柔。
这也是她选择离婚的原因，她思考的问题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追求自由的边界在哪儿？而她的答案是：“人有权利牺牲的只有自己。”

“我觉得我是要把老周放了，其实他和我对60岁以后生活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可是往下这么做，会一步一步把他逼到不得不跟我去做一样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道的。”王瑛说。

至于她自己，她什么也不怕。她享受价值的实现过程，包括享受它的代价。

拍摄现场
王瑛不化妆，头发自来卷，剪得很短，早前那几通商量如何为她准备拍摄用的大牌时装的电话，她都愉快地接了。拍摄当天，她穿着自己沾着猫毛的墨绿色旗袍来了。“我就这样”，王瑛瞪大眼睛说，“行吗？”

口述=王瑛

一

实际上企业家在什么情况下不站出来说话？我想恐怕是环境坏到了只要说话就会给他惹来麻烦。其实柳传志在这一点上，和我的判断是一模一样的。
很多朋友希望我改变。起码不要在那么多公开场合下讲话，不要那么一针见血，非捅到人家的肺管子里去。他们心里可能认为王瑛是个好人，但如果我不改，我就会是一个给他们带来威胁的人。甚至他们会很恼怒，这些事正逐渐在我身边发生。
我不知道我到底影响了谁，怎么影响。而且这件事情，我根本不关心。因为你只要做任何利害的权衡，恐怕你都站不出来，因为你会发现跪下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还彼此在那儿打招呼，说不行不行不行，赶紧都跪下，而且赶紧磕头，磕慢了都不行，你会看到你的力量和那种力量之间的对比，那简直可能就会让人悲观到底。
我已经活到60岁了，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共识形成。没有时间表，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大变化已经完全交给历史的偶然性了。能开动的加速器几乎全部开动了。
二

其实2013年是我生活发生很大转折的一年。

让我惊醒的是重庆，其实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重庆还会在短短的几年，会搞出那样的规模来。倒行逆施是不可以的，中国再发生像重庆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像“文革”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而倒行逆施怎么能形成一个大家难以抗拒的东西，实际上制造和传播政治恐惧是非常重要的拐点。人们感受到恐惧，会非常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是会被放大的，有的时候比危险都要大得多得多。

最近给我所在的一个企业家读书组织写章程，里头有个定义，这是个什么组织，“自治”这两个字他们认为不能出现，尤其和“企业家”这个词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出现。我听起来觉得哭笑不得。自我审查到什么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部法叫《村民自治法》，这个词什么时候变成了危险词了？
之前没有想过退休，做基金管理，所谓越老越值钱，还会有不错的收入，我把它断了。9月底我和中信解除了合同，也辞掉了中恒聚信的职位。

9月25号，我跟丈夫把离婚也办了。我们可能选择了不同的60岁以后的生活。我先生觉得，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边缘化了，整个事情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我们应该更远离一些，更重视自己的生活。满世界去走走是他最大的愿望，可一看我，哪有一点要出去走的意思？我是打算干到最后一刻的。

我知道接下来会很困难，我知道我自己选择了一条挺艰难的路。这个我很清楚。

三
我们这一拨人太奇特了，像短短的这一生当中，翻天覆地，我好像过了好几辈子。
我在内蒙古兵团待了6年，巴盟乌特拉前旗，在那儿建化肥厂。内蒙古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次我对理想主义、对乌托邦彻底的否定。我看到了太多人，就像一滴水一样，流入了这条邪恶河流里的最初的时候，可能非常非常清凉剔透。我再也不对所谓的一个人的愿望有多好，能够给予多大的评价。
刺激我的是集体，我发现集体对人的残害可以到那么极端。我清清楚楚记得她的名字叫颜容玉，呼市的一个女孩，是我们班长，不知道什么原因，班里的人想尽办法折磨她，突然几个人都把她给围在地上打。女孩对女孩，完了再拿她的脸盆晚上撒尿，后来我就跟她不一个班了，最后我知道她得精神病了，连大小便都失禁了。

当时读马列，能找到的书我都读了，为了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越看越糊涂，可是有一点越来越坚定，就是作为信仰的东西，一定要自己去弄懂它。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读老鬼的《血色黄昏》，简直是大哭了一场，是放声大哭。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实，并且证实这个事实：我们对自己青春的消耗，那种超出人所能够承受的程度的付出，结果最后是罪恶，最后是把内蒙古草原给毁得大概十几代都恢复不过来。
我觉得我能理解的最让人悲哀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你满怀的是向善的、是积极的、你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东西，倾尽全力为了去实现它，最后发现你在害人。
说老实话我现在更相信利益，我相信由于利益带来的，对于利益的维护而进行制度性的建设，我觉得才是最可靠的东西，不管你说它是善的还是恶的。
四

我大概29岁做司法局的副局长，在北京市的律师里头，是很知名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会那么知名呢？中国的第一本《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实务》，作者那个不带王字旁的王英就是我。我和张思之先生是当年的合作者。那27万字，没有一个字是抄出来的。我比他们的年龄小二十几岁。你听说过司法局局长不是党员的吗？

80年代末，我辞职下海。一开始做实业，做实业经常被迫做突破底线的事情，你不给红包不给贿赂、不去扯淡根本就拿不到资源，怎么办呢？说老实话，我一个红包没递过，就不给。我就不干了，转做职业经理人。
我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守着一个信念，如果让我做不成人的话，我连事都不干，所以我也就很失败，我没做成多少事。我是觉得一个人的道德律，其实是比什么都高的，是铁律。
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恐怕要做一辈子的。所以不要自我报废，一定要千方百计去保留自己做事的资格，做事的条件，做事的空间。我还是这样的基本立场——我是不会不管不顾的，可是需要站出去的时候，我连个磕巴也不会打。

我都跟女儿直接说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糟糕的事情。我说你得有思想准备，有可能的话你要帮着我照顾姥爷，我就自己扛了。我有权利牺牲的只有自己。去付出甚至牺牲，构成你幸福的一部分。我享受这个价值的实现，包括享受它的全过程。

(本文系节选，全文请见1月号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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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功权、许志永（右）
法广 / 作者 瑞迪

就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22日开庭审理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许志永的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广泛报道新公民运动的另一名重要成员、商界名人王功权已承认“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并宣布与许志永断绝关系的消息。消息传来在关注维权活动的人士中引发不少争议。有人领会到了王功权身在狱中可能面对的无奈，也有人为他向当局妥协感到失望，甚至愤愤不平。与许志永和王功权一道推动新公民运动的知名维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当局广泛传播王功权所谓“认罪”是试图瓦解新公民运动。
法广：１月２２日，许志永案在北京开庭的当天，中国官方媒体广泛报道王功权“认罪”的消息，在舆论中引发不少争议。您认识的王功权是怎样的人？您对他的“认罪书”怎么看？
滕彪：首先，我认识王功权已经有接近１０年的时间，很了解他。他对中国民主和人权事业的支持非常多，和我们公盟长期合作，他本人也是公盟非常重要的成员。２００９年，许志永第一次被逮捕之后，他曾全力营救。
王功权本人非常温和，脾气非常好，人品也很好。作为一个知名的企业家，他为中国的人权事业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这是完全应该肯定的。
他这一被抓后，我们还不清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一定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压力，也有可能受到酷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写“认罪书”，或者表示和许志永断交等，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具体在他被关押期间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对待，我们还不清楚。
其次，“认罪”本身并不算什么，哪怕他策略性地考虑先出来、先获得自由，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些批评他的人可能是受中共的思想毒害太深了，他们觉得无论受到何种酷刑（都要）宁死不屈，这才是正常的，而为家庭考虑或者为其他考虑做出某种妥协，就是背叛了某种事业。我觉得这种观念完全是错误的。

法广：王功权“认罪”消息在许志永案开庭当日传出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么？还是当局另有意图呢？
滕彪：我想他（当局）有他的意图罢。因为许志永案不是一个单独的案件，他有很多很多支持者，而且，也有很多同案的被告。他（当局）希望把王功权这样的事件抛出来，来瓦解许志永的支持者，瓦解新公民运动。同时，这本身也是对王功权本人的公开羞辱：他不但要拿到“认罪书”，而且要全国范围内宣扬，这本身是很无耻的做法。

法广：此事对许志永案的最后判决会有什么影响么？广泛报道王功权“认罪”消息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严判许志永的信号呢？
滕彪：是其中一个迹象罢。从起诉书的一些表述来看，他（当局）准备把许志永当作“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犯罪”的主犯，起到策划、指挥、组织的作用。虽然这不是事实，而且，许志永和赵常青、丁家喜等其他被告人，都没有任何犯罪的行为。他们的行动都是为了兑现宪法的权利。但当局为重判许志永已经做了很多安排和准备。
王功权原本是中国商界的成功人士。90年代，他先后创办万通公司，和IDG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他参与投资的一连串企业后来在国内或国际资本市场都业绩亮丽。但是王功权并不满足于商业的成功，也没有像诸多其他成功商界人士一样转向慈善事业，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在他的个人网站上，网友可以看到这样的座右铭：“以一个公民的努力，推动和见证中国社会的进步。”
此后的几年间，他频繁参与各种公民维权活动，关押访民的黑监狱门前有过他的身影，争取教育平权运动中有他的发言。他不仅向这些公民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也身体力行地加入其中。
王功权于去年9月被当局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名逮捕，被看作是当局打压他与许志永、滕彪、笑蜀等人共同推动的新公民运动的又一次行动。

——法广

李江琳：从历史视野中看西藏问题

Posted: 23 Jan 2014 02:49 PM PST

图：达赖喇嘛接受李江琳采访（2013年11月14日）


半个多世纪来，藏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生存，最重要的斗争就是保持自身的民族认同。在这一点上，藏人是成功的。达赖喇嘛说，藏人的精神依然高涨，特别是年轻一代，民族意识更强，"我并不需要说任何话来激励藏人的民族精神。"
2013年11月，我在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维持现在的西藏政策不变，如果西藏问题拖而不决，如果西藏的现状再延续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两百年，藏人怎么办？今天的藏人应该为未来做些什么？达赖喇嘛回答了我的问题。
单靠藏人无法解决西藏问题
达赖喇嘛对我说，西藏问题单靠藏人自己是解决不了的。
我研究1950年后的西藏当代史，理解达赖喇嘛的这一判断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所谓当代西藏问题，就是包括西藏三区在内藏区的政治地位和藏人合法政治权益的问题。西藏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政治问题的一部分，它的任何变化或进展，都受制于国际政治，特别是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在历史上，藏人是依靠特殊的自然条件来维持藏区的封闭状态，从而依靠这种封闭状态维护藏人的独立自主。但是这种条件早已不再具备，中国政府半个世纪来已经把铁路公路和机场修进了西藏，中国的军警能够到达西藏的任何一个地方，而对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控制与利用，涉及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多国的利益。西方国家和国际上其他国家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是双重的，一方面世界各国民众和政府同情藏人的艰难处境，在道义上支持达赖喇嘛和藏人，乐见藏人重获自由；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政府希望东亚处于稳定和平衡状态，这一状态有利于各方利益，所以在名义上都承认当下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拥有。
相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藏民族是一个弱小民族，而且处于四周被陆地包围的青藏高原上。藏人的人口总数占中国人口总数的0.5%不到。藏人失去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组织已达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手无寸铁。藏人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和全世界爱好自由人民的支持，单靠自己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一直把争取国际支持和世界人民的同情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达赖喇嘛始终相信，藏人争取自由和自身权益的要求是正当的，是正义的事业，任何人只要了解了事实真相，就会同情和支持藏人，因为这是来自于人的天生良知。
更重要的是，藏人争取自由和自身权益的斗争，必须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否则，西藏问题的解决将更加困难。为此，达赖喇嘛一直对中间道路的方针抱持坚定的信心，相信中间道路是一条双赢的道路。他相信只要中国人民了解事实，理解中间道路的意义，就一定会转向同情和支持藏人。
对这一判断，中国政府内反对政治开明、也反对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的顽固派其实也看得很清楚，他们完全明白，只要中国民众了解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哪怕一点点真实情况，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荒谬和错误就会立即浮现出来，所以，中国政府的涉藏部门、维稳部门和宣传部门在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紧紧围绕着封锁真相而展开的，其目的就是要把藏民族和汉民族在认知上隔离开来，在政治上对立起来。而藏人在当下所能够做的就是打破信息封锁，让外界了解藏区的情况，让中国和世界民众了解事实真相。
从长远着眼看西藏的未来
达赖喇嘛说，对于藏民族的生存来说，最重要的是藏人的精神不灭。半个多世纪来，藏人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生存，最重要的斗争就是保持自身的民族认同。在这一点上，藏人是成功的。达赖喇嘛说，藏人的精神依然高涨，特别是年轻一代，民族意识更强。藏人精神不死，不用担心。他对我说："我并不需要说任何话来激励藏人的民族精神。"
我研究过1950年后半个多世纪中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中国政府在占领西藏后，半个世纪来实行了各种政策，除了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期间的五六年间有尊重藏人意愿的姿态，意图改革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维护中国在西藏地区的统治为目的，其政策就处处表现出淡化藏人自我意识、消减藏人的反抗精神、使藏文化处于边缘地位的特点。但是，不管是胡萝卜还是大棒，在抹杀藏人自我精神方面，中国政府是彻底失败了。
那么，如果西藏问题久拖不决，再拖上五十年一百年，今日的藏人该做些什么呢？
达赖喇嘛指出，藏人应该看到，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历史时刻，藏人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资源，都放到教育上来，要培养出一代一代有能力保存藏文化、又有能力把西藏融合到现代世界中的藏人。达赖喇嘛说，这就是他一再向藏人强调教育的原因。受过教育的藏人应该是有能力保护藏文化的人，所以藏人要认真地保存好佛教，要有自信，相信藏文化中蕴藏了有益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藏人也应当认识到，光有佛教知识的教育还不够，更要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教育。藏人要自己的现代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律师等等。而且，还要把这两者，即佛教知识的教育和现代教育融合起来，以达到不仅是保存传统文化，而且更新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目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抛弃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由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的西藏政策，转向视达赖喇嘛为敌的顽固派政策。从那时开始，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就在一条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紧张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藏人一方面要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保持希望，对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保持信心，另一方面不能把自己的作为寄托在明天就能取得独立或自治之上，而必须从长计议，从长远出发，在历史视野里认识西藏问题，由此确定藏人今日的生存策略。
达赖喇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和科学家展开对话，这一对话每年举行，至今已经举行了近三十年，并从近年开始把科学教育系统地引入佛教寺院的僧侣教育。我问达赖喇嘛，这样的对话对当下的西藏形势有什么关系呢？达赖喇嘛回答说，确实，从当下来看，他所主导的科学与佛学的对话对缓和当下的形势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外界有些人，包括一些藏人，批评他同科学家的对话无助于藏人争取政治权益的斗争，只是增加他本人的声望。达赖喇嘛对此一笑而过。我知道，达赖喇嘛相信，藏人很快就会看清楚，尊者是在用自己的行动，为藏人指出一条长远的道路。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晴朗：没有最雷人，只有更雷人的新红歌

Posted: 23 Jan 2014 02:37 PM PST


自从薄熙来被整肃，红歌热似乎有点退潮，加上在毛诞辰120周年组织的一台纪念音乐会《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被禁止，好像红歌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有最雷人只有更雷人的新红歌又应运而生。最近深圳歌手马仕健推出一首新歌，这超级雷人的歌曲视频在网上传开，惹来一片嘻笑怒骂，但凡是吐槽的留言都很快被网管删除。这就勾起了更多人的好奇心，这是一首什么神曲？

这首新歌叫做《平易近人》，从头到尾都在阿谀奉承习近平，歌词是这样的："老百姓啊都说您笑容可亲，老百姓啊还说您身体力行，您曾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老百姓的声音您铭记于心。伟大的总书记敬爱的习主席，华夏儿女跟随您携手向前进，伟大的总书记敬爱的习主席，中华民族有了您一定会复兴！"

如此雷人的歌词，只有在毛时代才出产过，有一个有名的作曲家叫做劫夫，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作者，在文革中谱写了大量语录歌、甚至把林彪的毛语录再版前言全部谱曲，如此诘屈聱牙的一篇文章都能写成歌来唱，可见那是一个病态到接近癫狂的年代。

后文革时期的拨乱反正，反对个人崇拜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出过领袖崇拜的神曲，尽管90年代曾经一度传唱过讴歌邓小平开拓深圳特区，力行经济改革的歌曲，但歌词还多少有点文艺腔，不敢谄媚得太赤裸裸。何况那首歌问世时，邓小平已完全退休。很难想像，在老邓主政的年代能容许个人崇拜死灰复燃。江泽民、胡锦涛两朝都未有过类似神曲，顶多有幼儿园孩子在表演节目时喊过"江爷爷"。这在大陆很稀松平常，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西安小学生也齐喊"连爷爷"呢！胡锦涛似乎不喜欢人家叫他"胡爷爷"，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国庆60周年庆典的方阵抬著自己的巨幅画像吹吹打打地游行，就这件事已经惹来滔滔非议。

所以说，号称深圳"爱国歌手"马仕健推出的神曲，真是十足雷人。这个马仕健属于"喝采党"，这是有典故的，还记得几年前新华网评出十大优秀网评人，其中有一个得奖者网名叫"亦菲"，经网民搜索，他的系列代表作计有《为坊间语言入政府工作报告喝采》；《为外交部发言人幽默回答鞋袭问题喝采》；《为陈冯富珍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喝采》；《为五星红旗飘扬太空喝采》；《为世界第一坝简朴庆典喝采》；《为省委书记的探索观喝采》；《为中南海的问计喝采》；《为<资本论>搬上舞台喝采》；《为政协民主监督精品意识喝采》；《为抛头露面的十七大代表喝采》……所以网民评议："他的一生，是喝采的一生，是鼓掌的一生，他的一生从未说不，也从未不高兴"；"他就是亦菲，我心目中的喝采党党魁，人类史上最执著的鼓掌大师"；"他的一生，喝的是五毛，挤的是采"。知名网络作家章立凡还为喝采党写了一首诗："欲练歌功先自宫，天朝八股是家风。年年岁岁话相似，岁岁年年喝采同。"

而深圳马仕健则是一个"喝采歌手"，他在中共十八大开幕前就适时推出新歌《中国我为你鼓掌》；十八大开完他再推出《伟大的中国更精彩》、《感谢政府感谢党》。问题在于，你去为"中国"这个意像鼓掌喝采，赞颂她如何伟大，以及感谢政府感谢党，这在当今天朝的特定语境里，不但被许可被鼓励甚至被表彰，但复活某些渐渐成为化石的语言，就像文革中"三忠于四无限"地讴歌当今圣上，高唱"华夏儿女跟随您携手向前进，伟大的总书记敬爱的习主席，中华民族有了您一定会复兴！"这种雷人造句是否符合圣意？

这首《平易近人》的神曲在网上遭到集体吐槽，但所有批评和讥讽都很快被网警删除，只剩下区区几十条叫好的评论。按说喝采的才几十条，也太委屈了。由此可见，马仕健的献媚神曲并非由宣传部文化部授意和组织的，五毛党和网络水军也并没有接到指令去一窝蜂为这这首神曲捧场，收不到钱，五毛是不会做事的。但网警下狠手删除批评意见，那只是一种本能，上级并无具体指示，却有著铁定的基本原则，凡是对党和政府不利的言论均要严控，而这涉及到习近平本人的言论就更敏感了，哪一个网管都不敢砸了自己的饭碗，对负面言论宁愿杀错一千，也不能放跑一个。

这首新红歌的现世令人感叹，它标志著当今中国拜权媚上已经成了泛社会的潜意识，做臣民和做奴才的，其精神境界往往比做主子的更猥琐更低贱，而他们不以为耻，反而以耻为荣。真是没有最雷人，只有更雷人！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丹：既矫情又不矫情的温家宝

Posted: 23 Jan 2014 12:41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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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国总理温家宝 (法新社资料图)
AFP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有一阵子了。最近，前香港地区人大代表吴康民公布了一封温家宝的来信。这封信不长，最核心的一段内容是这样的：

“康民先生：我奉献国家数十年，努力工作，丝毫不敢懈怠。我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我追求完美，是做人的完美，人格的完美，为实现自己信念而奋斗的完美。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做一件以权谋私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利益能够动摇我的信念。现在退下来了，我要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赤条条来到世上，干干净净离开人间。”

说温家宝这封信矫情，是因为：

第一，这怎么可能是温家宝给吴康民的私信呢？吴康民纵然有天大的担子，也不可能把一封私信公开发表出来。显然，这是征得温家宝的同意才发表的。而且，更合理的推测应当是，这根本就是温家宝有话想对外说，才写的信。有话你就公开说嘛，还非要用私信的形式，搞得好像自己不说，是别人说出来的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这不是矫情，什么是矫情呢？

第二，温家宝过去被批评是影帝，就是因为他的发言听起来冠冕堂皇，义正辞严，但是听者总是有点想笑───好啦反正我就是。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习惯用很宏大，很庄严，很气壮山河的词汇，听起来不像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倒像是要排列组合一些格言名句。这封信中他还是老样子（证明不是伪造），什么“我追求完美，是为追求自己信念的完美”啊，什么“您的文章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啊之类的。一个简单的事，非要用那么拔高的词语来表达，这不是矫情，什么是矫情？

但是，本文的重点不是分析他的表演艺术，而是在于提醒大家注意这封信的并不矫情的一面，反映温家宝内心的一面，以及背后反映出的中共内部权力运作的蛛丝马迹。

如前所述，这份所谓写给吴康民的“私”信，其实是一封公开信，是写给外界看的，也是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写给自己的政治对手看的。如果温家宝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这段时间，我在家中过着一个退休老人的生活：锻炼、读书、习作、会友“，他就没有必要公开发表这份信了。他的这个动作，应该是迫不得已的动作，是不能不为的动作，因此也并不矫情。这封信至少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温家宝确实受到此前外界对他的家族贪腐报道的事件很大冲击。外界已经有传言说中共已经对他立案审查，这虽然未经证实，但是他在这个时刻，发表这封核心意思就是“我绝没有做以权谋私的事情”的公开信，反倒证明他急于洗刷自己的清白。他为什么这么急呢？如果他的安危没有问题，他不是应当老神在在的吗？

他信中那一句“我要走好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赤条条来到世上，干干净净离开人间“，应当是信中最不矫情的一句话。不是处于危急境遇的人，很难想像会讲出这么情绪性的话来。到底温家宝现在遇到什么处境了？这才是值得观察的地方。

第二，作为中共卸任总理和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应当有充分的党内渠道可以维护自己的清白。他更应当知道，这封信带给外界的政治信息，等于泄露了党内的政治动态。但是，他却无视党内成规，公开借助外力表达他的想法，这表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到了不可能风平浪静的程度了，过去的成规已经无法约束或者满足不同意见者的政治需要了。这一点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习近平统治的稳定，更值得外界观察。

中共统治表面上看总是稳如泰山，其实那是因为黑箱作业的关系，内部如何，我们无法看到。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一个庞大的专制体制，一定是从内部的斗争和分裂开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这就是我们不能不重视温家宝这封信的原因。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高新：处置周永康，习近平忌讳的是什么？

Posted: 23 Jan 2014 12:30 PM PST

自习近平发誓"壮士断腕"之后，对周永康的处置仍然迟迟不见动静，外界媒体认定今年春节的被"中央领导同志看望的老同志"名单是一个"风向标"，很有道理。
谁都知道每年春节前夕中共官媒都会奉命发布一条"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等老同志"的"新华社某月某日电"，那么今年春节之前被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头、分别前往府上或者医院里恭贺新年的"老同志"们里是包括还是不包括周永康？此问题被在美国的一家中文网站上的题为《周永康仍无定论 新华社如何过年》的文章认为"将影响新华社对这份名单的下笔"。
此前半月，因为习近平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法会议上说过一句"坚决清除害群之马"，令海内外的好事者们兴奋了好几天，人家习近平很明显是从"纯洁政法队伍"角度用"害群之马"来乏指所有败坏了"人民警察（法官、检察官）形象"的内部违法、违纪者，但海内外偏偏有好事者不但自己死活相信，而且拼命要说服别人也要相信习近平口中的"害群之马"只有一只，或者是两只。一只的话就是周永康，两只的话就还要加上李东生。当时有外界媒体引述北京现代史学者章立凡的话说：习近平在政法系统所说的"害群之马"，应该指的是周永康。该学者的判断是，习近平对政法系统已经有了全面的掌控把握，而周永康的外围也已经清理得差不多，目前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周永康案推到3月的两会后公布，另一个可能性是春节前宣布。按照中共的惯例、新年过后、春节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会进行严打，宣布重大的"敏感事件"，周永康悬案揭晓指日可待。
中共政权的节前节后都有哪些"惯例"并不重要，但具体到周永康这只"害群之马"的处理上，春节前和两会之后可就大不一样了。我们不妨假定习近平和王歧山已经决定了要等到三月份势必会召开的"两会"之后再宣布对周永康要采取什么什么样的措施，那春节前习近平等人应该就不会去给周永康拜年了，但被拜年的"老同志"们若独缺周永康，就等于是宣布了习近平政权拿周永康开铡已经是进行时了。基于这一分析，笔者更倾向于相信，只要有周永康已经铁定是习近平和王歧山伺机抛出的"大老虎"这一大前提成立，那么春节之前公开宣布"周永康摊上大事儿了"对习近平来说当然是便于操作！
不过呢，这一年多来几乎天天被海外媒体恶炒，被海外媒体坚信与周永康会同样下场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刚刚已经被习近平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宣布"没有问题"了。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２０日在京举行，陪同习主席出席慰问老干部、观看演出的军委领导人名单排列如下：范长龙、许其亮、张万年、郭伯雄、徐才厚、常万全....，也就是说，徐才厚因为是从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位置上退出来的，所以他和同级别的张万年等人与现任军委领导人一同露面时，名字还要在排以国务委员身份兼任国防部长的常万全之前。
香港《太阳报》一篇题为《徐才厚"登陆上岸" 习近平向江泽民和军队大佬投降》的文章中说，徐才厚是作为军队"老干部"，在春节前夕获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并被招待看了一场文艺演出。徐才厚一年多以前就被盛传出事，当时传言他身患绝症，住在三○一医院。倒台两年有余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据广泛传言其背后的靠山就是徐才厚。去年四月下旬，中国军网刊发徐才厚为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专着《从这里走向战场》所作的序言，算是官方的一种回应。不过此后，随着周永康被当作「大老虎」打的传闻愈演愈烈，徐才厚再度传出被调查。
就在本月初，内地财新网突然报道了谷俊山的贪腐事实。鉴于财新网负责人胡舒立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不同一般的关系，人们有理由相信这篇报道言有所指，矛头是对着徐才厚的。但仅过一周多时间，徐才厚就被习近平"看望"，这足以证明徐已"登陆上岸"，现在安全了。
该文章作者耿炎直认为：北京如今的反腐"打大老虎"声音愈来愈大，但就是只闻楼梯响，不见"虎"下来；另一方面，身陷贪腐传闻的政治局常委级人物愈来愈多，加上温家宝急于自证清白，令形势愈发扑朔迷离。徐才厚亮相，初步表明习近平向军中势力、其实更是向江泽民作出了一定的妥协。
若是沿着耿炎直先生的如此思路继续向下分析，那么在周永康和徐才厚被外界传播的大量贪腐丑闻均都是事实的前提下，习近平能够在徐才厚的问题上向江泽民"妥协"，为什么就不能在周永康的问题上同样也向江泽民"妥协"？徐才厚曾经是江泽民的亲信不假，而周永康更是江泽民一手栽培。查查徐才厚的简历就不难看出，他自一九九二年随着江泽民"倒杨"成功奉调进京之后的每一步官阶，都是江泽民的厚待，但大前提是在此之前的徐才厚已经是三十年军龄的集团军政委，更何况还是正规军事院校的科班出身，曾与俞正声在哈军工同窗。
与徐才厚在军队里步步高升直至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经历有着最大不同的周永康是在根本没有半天政法工作经历的前提下被江泽民直接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和公安部部长，以及武装警察部队第一政委等。
十一年前周永康志得意满地第一次身着警服在公安部亮相时故做谦虚地说了一句"我是公安战线的一名新兵"，台下的一位老公安随之悄悄发了一句牢骚："'新兵'居然直接就封'元帅'了！"
如此说来，江泽民当年对周永康的恩泽更甚于对徐才厚，更何况外界关于徐才厚和周永康的种种丑闻之传说如果全都属实的话，以周永康为核心的巨额贪腐"窝案"里可是既有江泽民的影子，更有江后代的内容。所以从逻辑上判断，如果是江泽民出面向习近平求保，首先要保的恰恰应该是周永康而不是徐才厚。
笔者本人当然不会认为徐才厚是"真的没有问题"，但同时也不相信徐才厚确实有"大问题"的前提下"习近平不得已放徐才厚一马"意味着是向党内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恶势力"低头。外界所谓习近平反腐必须分个"轻重缓急"，"打虎"也得有先有后，因为"抓周"是当务之急，所以要把徐才厚"留到周永康成了死老虎之后再说"的说法，笔者也不赞同。徐才厚今天已经被以很是高调的形式宣布"没有问题"了，今后再给他"找问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而周永康无论未来下场如何，他在习近平眼里都早已经是政治意义上的"死老虎"了。
年前李东生被中纪委对外宣布也是正省部级"老虎"之一后外界有报道说：李东生被抓是"扫清外围"行动的重要部署之一，周永康的一些支持者在为周的减罪而行动，这些人员主要来自公安和国安系统，他们仍控制一些重要部门，包括一些情报、媒体、企业和武装单位。而习近平在中盘厮杀中的最大难题是，防止打周局面失控。

事实恰恰相反，习近平在如何、何时对周永康下手的问题上担心的恰恰不是会因此影响内部稳定，而是"因此而成为敌对势力否定过去十年时间我党政法工作，特别是维稳工作的口实"。就此问题的更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里继续进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王力雄：明朝“贡赐”不是主权是贸易

Posted: 23 Jan 2014 12:26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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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妇女赶羊。（AFP Photo）
中国史学界证明明朝拥有对西藏的主权，根据一是明灭元后，西藏僧俗首领纷纷上缴元朝的印信，换取明朝的印信，表示归顺。明朝则对他们进行了重新认可。然而印信只是一个符号，那些首领人没变，权没变，仍然自己管着自己的地盘，对外谁强大就向谁表示个归顺，不过是一种投机。
中国史学界的根据之二是明朝对西藏政教首领赐予名号。1985年推出的一部号称“国家重点项目”的史料选辑——《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关于明朝与西藏的关系共81页，而封授政教首领的内容就占了38页，将近一半。但是这种封授只是给个虚名──诸如大宝法王、阐化王、西天佛子、大国师之类，毫无实际意义，不过是明朝吸取唐朝受吐蕃威胁的教训，迎合西藏文化所采取的一种怀柔策略。
还有一个根据是西藏的“朝贡”及明朝的“赏赐”。既然西藏给明朝上贡，岂非就证明臣服？然而这只是中国的逻辑。史料上明朝与西藏的“贡赐”往来的确不少，然而其中有多少是表示臣服却值得怀疑。从这个角度看明朝与西藏的关系颇有意思，不妨多说几句。
自古中国皇帝都把周边“蛮夷”的上贡当作统领万方的象征，以此满足“天子”心态。明朝内向，无意对外扩张避免额外枝节，因此并不能对“蛮夷”产生威慑，靠什么保证“蛮夷”前来“上贡”呢？方法即是所谓的“厚赏羁縻”。
明廷对西藏的朝贡物品要求只需当地土特产即可，东西本身不重要，要的是政治上“称臣纳贡”的象征。当时西藏的贡品单上主要是马匹，还有氆氇、硼砂、毛缨、酥油、刀剑、明甲和佛画、铜塔、舍利等宗教品，大部分不值多少钱。明廷给西藏的朝贡者却是优渥接待。朝贡者一进入内地，即由军卫拨兵护送，沿途提供马匹、车辆、船只和免费供给食宿，入京后住入会同馆。贡品由礼部验收之后，按朝贡者身分高低给予相应回赐。
一般来讲，所有回赐皆远高于贡品所值。对法王等亲自入贡者，赏赐尤为丰厚。赏分两种，一种是“正赏”──即对上贡行为本身的奖赏；还有一种“价赏”──实际就是给朝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明廷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赏赐物品的价值一般三倍于进贡物品所值。赏赐实物一般为茶叶、绸缎、生绢、麻织、棉布。这几大宗都是藏区的稀缺物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赏赐中茶叶最为藏人珍贵。进贡者往往再用赏赐的金银在内地购买更多的茶叶、药材、铜铁瓷器，运回西藏出售。
这种“贡赐”之间存在的差价使得受赐方有厚利可图，因此“上贡”成为一种合算的生意。在获取厚利的吸引下，西藏向明廷“朝贡”的人数不断增加，入贡队伍日趋庞大。进贡团动辄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浩浩荡荡来汉地免费“旅游”，给明朝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不得不颁布级别不够不许上贡的限制，够级别的也只许三年一贡，且每一贡的贡使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人。然而那时的局面是想不让上贡都挡不住，国师以下不许贡的规定没能执行下去。贡使团人数仍有达到十倍规模的。中国的历史学家把藏人来占便宜当作中国的主权证明，真可以算是史学奇葩。
至于明朝与西藏有比较密切的茶马互市贸易也被御用学者当做中国对藏主权的根据，那就更奇葩了。西藏有马，中国有茶，两方互有需要，这种贸易在唐宋时期就已广为开展。明初由官方垄断这种交换，后来变成以民间交换为主。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贸易跟主权没有关系。中国现在与世界多数国家都有贸易，难道能说中国对那些国家都有主权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杜光：不伦不类的核心价值观

Posted: 23 Jan 2014 12:12 PM PST

图：杜光



《意见》回避“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代替，反映了一种狭隘封闭的意识形态偏见。使具有丰富内涵的价值观，处于一种不伦不类的理论处境，并且很难实现培育和践行的预期效果。


读来使人产生某种文字游戏感觉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出“培育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具体部署。这是很值得欢迎的。《意见》规定的一些原则，如：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要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依法治国、社会治理中；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等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这12个概念，其实都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总结出来，为构建理想社会而孜孜以求的目标。它适用于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是指导各国走向理性王国的共同理念，因而具有普世意义，是普世价值。《意见》回避“普世价值”这个概念，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代替，反映了一种狭隘封闭的意识形态偏见。这样一来，就使具有丰富内涵的核心价值观，处于一种不伦不类的理论处境，并且很难实现培育和践行的预期效果。
《意见》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并且把12个概念分成三个层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读来使人产生某种文字游戏的感觉。用不着深入分析就可以了解，这12个价值观念，都应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民的价值准则。把它们分为三个层次，而且以目标、取向、准则分别加以概括，客观上割裂了这些价值观的内在联系，仿佛包括自由民主在内的前八个价值观念，主要是应该由国家和社会来争取的目标和取向，公民个人主要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自己的价值准则就行了。

实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问题还不在文字表述上。把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缀在“社会主义”之后，使它们蒙上一层朦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外衣，什么是社会主义？有谁说清了？十八大政治报告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和政治两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上确立的——经济战线的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政治战线的反右派运动。三大改造以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为基本特征，反右运动则剥夺了知识分子以至全社会的自由民主权利，自由民主成为思想言论的禁区。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经济上剥夺公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剥夺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能是社会主义制度吗？当然不是！剥夺公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自由民主权利，同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却符合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要求。所以，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对新生未久的民主主义幼芽的摧残，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他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只能是封建专制制度。当然，它不是封建专制王朝的复活，而是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传统和苏联式专制主义的结合，这才使它有了社会主义的称号和一党专政的实质。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的基本特征，在于经济上以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政治上依然坚持毛泽东的一党专政的专制统治。近几年来，在报刊和文件里谈到社会主义时，往往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见》从头到尾只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提中国特色，恐怕不仅是文字上的简略，而且还有深刻的涵义。所谓社会主义，指的是毛泽东所建立和邓小平所继承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所以，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多数是在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萌生，并且成为反封建反专制的利器，现在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其表、实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这种奇异的组合下，要培育和践行这些价值理念，不亦难乎！

苏联式专制主义的暗桩

《意见》还提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邓小平理论包括以猫论、摸论、不争论为指导的经济改革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观，都是同这些价值理念格格不入的。猫论、摸论和不争论，是邓小平在既不愿放弃毛式社会主义、又不知社会主义为何物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他能意识到毛式社会主义的专制主义实质，就会理解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懂得改革就是要革除专制主义：在经济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政治上以宪政民主取代一党专政。有了这样明确的目标，就不难绘制比较清晰的路线图，不需要别出心裁地提出猫论、摸论了。至于不争论，更暴露了邓小平陷于毛式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的窘况。面对毛左派提出改革姓资的进击，他不能以改革的民主性来作出理直气壮的回应，而只能含糊地用“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来加以掩饰。这样暗昧的理论，能指导意义深远的价值理念吗？
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毛泽东的余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既有丰富的民主主义内涵，也隐伏着不少苏联式专制主义的暗桩。前者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投入共产党的麾下，加快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后者成为摧毁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主要工具，复辟专制主义的理论武器。民主主义内涵这里就不说了，专制主义暗桩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必须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将实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以国有企业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这些专制主义暗桩公开化并付诸实践的结果。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是对这些毛式意识形态的归纳。四项基本原则所具有的维护专制和反民主的特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这些反专制的价值理念和平共处，让它来指导核心价值观，使这些价值理念为巩固专制统治服务，必将导致这些价值理念完全丧失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践行这些价值观需言论结社自由

“三个代表”更是对这些民主性价值观的否定。它的提出就充满了专制主义的色彩。既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由共产党代表了，那么，芸芸众生只须俯首帖耳地接受统治就是了，要什么民主自由呢！“三个代表”被写进党章和宪法，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柄。现在还要它来指导这些富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价值理念，岂不是莫大的嘲讽？
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这12个价值观，当然十分必要。由于这些价值观所具有的民主主义内涵，只要它们能在广大民众的思想上树立起来，就会成为反封建反专制的强大动力。但《意见》对核心价值观的各类表述，包括它的指导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能发挥反封建反专制的积极作用，是为不伦；而这些价值观念的民主性，又使它不可能为专制统治服务，是为不类；不伦不类，伊于胡底？
要使这些价值观摆脱不伦不类的局面，使之顺利地得到培育和践行，首先需要权力机关提供相应的政策环境，取消不利于培育和践行的种种限制，创造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的条件。例如，实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特别是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的规定，就可以开辟顺利培育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康庄大道。因为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正是培育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的最适宜的气候和土壤。现在，一方面教育公民培养和践行这些价值观，同时又不解除对言论出版和结社的禁锢，不愿为培育和践行提供有利的条件，这就使人们难以期待这些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价值观念，将会发挥多么积极的作用。

                                               2014年1月3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吴闻：殊途同归 志同道合――文革余孽朱永嘉把习近平引为同道

Posted: 22 Jan 2014 10:17 PM PST

图：朱永嘉


一个八十三岁的资深毛左，一个刚满六旬的新任总书记，心想到一起、话说到一块、劲使到一处了。不谋而合，可谓同道。



张玉凤成为习近平家的座上宾


    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一百二十周年的“毛诞日”。此前，上台一年来大幅度向左转的习近平接连做了几个假动作，让无数善良的人们误以为他与毛左拉开距离了，不会去纪念堂拜谒曾让几千万中国人民惨死于暴政与饥馑的这个共产专制的大魔头了。先是取消了已经开印的三百万册新版《毛泽东语录》；二是公开指示，隆重纪念要从简行事，给湖南耗费一百八十亿人民币巨资来纪念毛泽东降温。一时间，去与不去纪念堂，成了大陆民间热议的话题，也成为以此来判定习近平是真左还是假左的试金石。但在这一天，习近平不仅去了，还率领七常委向毛泽东塑像毕恭毕敬的顶礼膜拜，并发表重要讲话，誓言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来实现中国梦。与此同时，一衣带水的东瀛那边，日本首相安倍也不失时机地参拜靖国神社，被人称为一天之内出现的“一个拜鬼、一个拜魔”的两大政治奇观。


习近平不顾天下有识之士的冷眼侧目，公开拜魔，一是出于他“红二代”的出身，与毛泽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与归属感，他今天所获取的无上权力与耀眼荣光，也都是源自于父辈的打拼与夤缘。第二就是出于巩固他个人极权统治的道统需要，是要向天下宣示，他就是毛泽东遗产与毛泽东思想的合法继承者。一年多来，为了增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习近平竟然罔顾历史事实，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苏共垮台是因为竟无一个是男儿”、“要狠狠打击反动知识分子”、“辉煌的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等等极左论调，这些反民主反宪政的观点，不仅从中共三十年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大幅度倒退，从政治逻辑判断上也是荒诞不经的。假如前三十年不能否定的话，习仲勋还是臭名昭著的“反党集团头子”，你习近平还是“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狗崽子”，凭什么现在能光焰四射、八面威风地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


细心的大陆网友发现，“毛诞日”前后，文革后遭到整肃或冷落的人物纷纷高调亮相，粉墨登场。如被判过刑的毛泽东的侄子与联络员毛远新，出现在湖南纪念会的主席台上，风光无限，踌躇满志；那个和毛泽东说不清是什么关系的女人张玉凤，不仅一场接一场的赶会发言，居然还在“毛诞”前夕成为习近平和彭丽媛夫妇二人家中的座上宾。


朱永嘉把习近平引为同道


最让人惊异的是，“四人帮”张春桥的心腹、前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十四年的朱永嘉，在借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公开撰文否定“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称今日现实证实了毛主席文革时所说“资产阶级就在我们党内”。这篇题为《对毛泽东的景仰，我毕生一以贯之》的文章，开篇就表达对习近平的感激之情，说是看了“习近平同志在湖南说了要隆重俭朴务实地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后，他才有感而发写此文的。接着阿谀奉承习近平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三大优良作风”，并巧妙地否定邓江胡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本质上都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在这一点上，又恰恰迎合了习近平想在中共历史上成为毛、邓、习三雄并列的旨意。朱永嘉在文章中公开为文革翻案，坚决否定“毛泽东晚年犯错误”，强调文革是正确和必要的，为了“不走回头路──毛泽东同志晚年反复思索的便是如何加强我们党的建设，如何维护我们党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不发生蜕变的问题。……他所以发动那场文化大革命，是担心我们的党蜕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动政党。”朱永嘉把习近平引为知音与同道，大力赞扬并坚决支持中共支持镇压“思想自由派”，他在文中称，“对于网络上的那些大Ｖ们，不仅要揭露他们丑恶的行径，还要认真批判和清算他们在网络上的错误言论，……所以能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诬民之‘邪说’，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



听听，朱永嘉文中的这最后一句，与习近平去年“八一九”在中共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如出一辙，完全是一个腔调，都把能不能掌控网络舆论视为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一个八十三岁的文革余孽，一个刚满六旬的新任总书记，心想到一起、话说到一块、劲使到一处了，真可谓同气相求，不谋而合。查朱永嘉此人简历，倒也是一个熟读诗书的饱学之士，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晚年出狱后大著频出，收获颇丰。以已故历史学家朱维铮所言：“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得出来。”上世纪六十年代，此人因“写作组”而兴起，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的身份脱颖而出，成为上海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直接领导上海市委写作组，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倚为心腹。“士为知己者死”，朱永嘉对“四人帮”怀有知遇之恩，所以才对毛泽东作出如此评价，其中自然掺杂有他个人的情感因素。不过，以他独有的学识修养，对习近平的全面左转，大概是不会看走眼的。

天下人都知道，习近平的之所以回归毛左，是为了保全以他为代表的“红二代”的巨大利益所作出的政治选择。但这个权贵利益集团的生死成败，对于一介书生、又因政治原因成为戴罪之身的朱永嘉来说，正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纽约时报：不容忍异见的中国难以做到科技创新

Posted: 22 Jan 2014 10:06 PM PST

斯蒂芬・L・萨斯 2014年01月23日

中国会在科学和工程创新方面超过美国，成为凌驾于美国之上的科技强国吗？


似乎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中国的无人飞船最近成功登月、在可再生能源和高速铁路领域的迅猛发展、日益增多的专利申请数量，以及在研发上进行的重大投入，这一切让人感觉——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夏天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强国，如果它现在还不算的话。
中国曾诞生过印刷术和火药等里程碑式的创新发明，其“发明之乡”的历史面貌可能再度焕发光芒——甚至连美国政府的最高层都对此表达过关注。2011年，当谈到中国在生产低成本太阳能电池的霸主地位时，美国时任能源部长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曾敦促说：“我们确实可以，而且也应该夺回这项技术的领先优势。”
我觉得美国人不应该那么担心。没错，中国已经展示了它可以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上，而且中国人善于改进现有技术，用低廉的成本生产产品。但是在真正的创新领域，中国的表现并不出色。（第一块现代太阳能电池是美国人发明的。）
这件事中国人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在2012年卸任中国国家主席职务之前，胡锦涛曾指示在扶持科技创新方面进行重大投入，以“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作为一位曾在中国教学的科学家，我也不相信中国很快会在创新上占据优势——至少在中国的体制文化从压制异见者朝着支持言论自由和鼓励批判性思维转变之前是不行的。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几乎所有的“范式转移”创新——从1831年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伦敦用一个在磁场中运动的铜线圈发电，到20世纪40年代，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发明晶体管——都出现在政治和思想自由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个原因是文化上的：自由社会鼓励人们心存怀疑，提出批判性的问题。我2009年曾任教于北京一所大学，学生们表示，我经常问他们是否有疑问——而他们却很少有疑问。我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在学生们的坚持下，我们讨论了这种沉默的原委。
有几名学生表示，从童年起，人们就不鼓励他们提问。我知道，在他们父母那一代，文革毁坏了高等教育，普遍性地摧残了知识探索的精神，但作为一名客人，我不想涉入政治讨论。所以，我委婉地向学生们表示：他们是有心成为科学家的人，而所有的学术活动中，怀疑精神和批判性的质疑对于去芜存菁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原因是体制上的：美国的很多创新技术都起始于少数人的好主意，他们在企业、政府、大学的实验室，或是硅谷的某个车库里工作。虽然政府对研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爱因斯坦1939年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核裂变可以用来制作威力巨大的炸弹，此举导致了“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诞生。
2006年，我带领一队来自康奈尔大学(Cornell)的科学家，和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同行们讨论我们可以在纳米技术领域开展的合作。在用餐时，中国同行告诉我，科学研究是靠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启动的。
第三个原因是政治上的。自由社会吸引了外国人才。在18世纪，蒸汽机之所以诞生在英国，部分原因是胡格诺派教徒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逃离法国，前往宗教宽容度更大的英国。他利用蒸汽和大气压做功的理念，被汤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发扬光大，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
去年秋天访问中国时，我不禁注意到，人们不仅无法接触几个西方新闻来源，而且对新闻存在普遍的怀疑心理。“知情者”们对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说辞并不信任。
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夏业良据说因为公开表示反对一党专政，被北大解聘。此事无助于激发大家对学术自由的信心。
在北京期间，我和妻子参观了位于该市东北部的798艺术区。当我们在画廊和工作室的漫步时，我曾问起艺术家和异见者艾未未的情况。2008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跟艾未未见过面。我询问的那位女士说，探望艾未未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他住宅附近有很多警察。
中国在研发上投入巨大资金的重要意义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尤其是在美国做出一个短视的决定之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其他提供研究资金的机构预算遭到削减。
我说政治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关键也可能是错的。作为一名科学家，我必须怀疑自己的结论。但21世纪开始还不久，我们将在本世纪的某个时候看到这个正在展开的实验的结果。目前来说，我还是更看好美国。

斯蒂芬・L・萨斯(Stephen L. Sass)是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工程系荣誉教授，《文明基于的物质：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材料学史和人类史》(The Substance of Civilization: Materials and Human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Silicon)一书的作者。

翻译：土土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廖祖笙：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之“有罪”

Posted: 22 Jan 2014 10:05 PM PST


正如圣经所说："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屈枉义人。"这样的事他们过去干得不少，在"法治国家"早欲罢不能，现在也还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不只他们认定了许志永"有罪"，往深层想想，你也同样会觉得许志永等人是"有罪"的。

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等人之"有罪"，"罪"不在牵强附会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显见的事实有：三台八座只要一出行，就必定前呼后拥，而且封路；街头耍猴的引得众人围观，群起喧嚣……凡此种种，你又何曾见过法官大人煞有介事，法槌一敲，也宣判其"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可你许志永等人不同，分明就是亡国奴，还要端出"公民"的架势，勾引另一些不知轻重的"公民"，到闹市去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这不等于跟黑白无常一般，大白天的，跑出来公然向贪腐集团索命吗？当官为的什么？不就为的盆满钵满吗？你这么个搞法，对官家而言太可恶了。

于是许志永等人，就无可避免犯了"可恶罪"。鲁迅说了："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志永等人"滑入犯罪的深渊"已然注定，换在古代，"法治国家"黔驴技穷，也还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故而许志永等人的"据正道而临有罪"，这已是铁板钉钉、迟早的事情了。剩下的，无非也就是给其安个什么罪名的问题。至于对其治罪之后，会引发何等恶劣的政治影响，会给他们宣称的建设"廉洁政治"自抽多少下嘴巴，那都只是后话。先止痛了再说，以免痛脚疼痛的面积进一步扩大。

声援许志永的市民未虑及个中玄机，还在给许志永添乱，居然拉出了这样的横幅："许志永为人民谋利益无罪！"这般张扬，许志永等人的"罪"就更大了。君不见在以往的岁月里，真正"为人民谋利益"者，有哪个是不悲惨的？没有"莫名其妙"家破人亡，许志永等人已是足可额手称庆。

你我对司法的信任度已趋近于零。有罪没罪，谁说得清楚？张志新之死曾引发"谁之罪"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割喉者是无罪的，殴打者是无罪的，枪杀者是无罪的……罪恶之手拧开了无限镇压的阀门，"有罪"者激增。圣・鞠斯特从被捕到被处死都保持沉默，知道抗辩并无阻兽群的嗜血。

"法治国家"的是与非、对与错、罪与非罪，众口悠悠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不算，法律条文说了也一样是不算……谁说了算？官字两个口，操弄法律小姐者说了算。而手执权杖者一旦异化成兽，就往往遵循的是狼的准则。上游的狼说下游的羊"有罪"，那么羊即为"罪不可赦"。

羊群在狼群的眼里是"有罪"的，人群在兽群的眼里是"有罪"的……只要你的人性还没有泯灭，只要你的血管里还奔流着良知，在狐裘蒙戎的"法治国家"，你就随时可能"有罪"。"有罪"是承载，是担当，是表彰，是荣光……浓重的夜色湮没着荒野，已罪在千秋，我们都是有原罪的。


写于2014年1月23日（廖祖笙之子廖梦君在罗干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张德江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和杀人犯同穿连裆裤的邪党放任凶徒逍遥法外第2748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全是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匪帮全面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被反动当局连续非法断网1049天！在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中，幕后迫害的操纵者能非法控制全国的媒体和互联网，能控制公检法，能控制广东和福建，能控制电信，能控制银行，能不时操弄"不作恶"的谷歌……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并立过军功的廖祖笙，因在文字层面坚持为国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呼号，遭到法西斯新变种疯狂迫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蛇鼠一窝的当局从上到下装聋作哑！）

廖祖笙邮箱：liaoz...@gmail.com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liaozusheng/

北京审理许志永案，律师称判决已预定

Posted: 22 Jan 2014 09:32 PM PST

图：在许志永受审的北京一家法院附近，许志永的支持者刘春霞（音）被警方拘留。

杰安迪 2014年01月23日




北京——周三上午，在针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名法律活动人士的审判中，主要的相关人员基本上保持了沉默，以此抗议他们所说的政治化司法制度的缺陷。
现年40岁的活动人士许志永和他的两名律师认为，针对检方提出的罪名展开法律斗争毫无意义，因为检方宣称许志永组织抗议活动，“扰乱公共秩序”。前述抗议活动的参与者高举横幅，要求实现社会公正，并对官员贪污进行有效遏制。
“庭审无视基本的法律程序，因此，我的委托人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在周二表示。“这不过是演戏，因此我们将保持沉默。”
作为一名曾受到官方媒体称赞的法律卫士，如果罪名成立，许志永将面临长达五年的监禁，而审判几乎必然会得出罪名成立的结论。
外界普遍认为，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许志永的审判是中国新领导层的镇压举措，目的是压制公众对政治改革日益强烈的要求。此时，正在放缓的经济致使官员们担心潜在的社会动荡。
许志永于去年7月被捕，这是官方打压新公民运动的行动的一部分。许志永在2012年帮助发起了这个界限模糊的公民运动，吸引了数千名参与者，其中一些人在全国各地举行了街头抗议。该运动部分借用了中国政府自己做出的反腐和加强法治承诺，力图在不引发共产党强烈反应的情况下推动变革。
回头看去，这些策略似乎过于乐观。去年，中国当局广泛压制公众异议及自由理念，加强了对新闻媒体及网络评论的控制，并拘捕了近30名新公民运动成员。
除许志永之外，还有七名在押的新公民运动成员将在未来几天接受审判。在押新公民运动成员的律师表示，他们断定法庭判决已经预先定好。“辩护跟不辩护没什么区别，”其中两名成员的辩护律师陈建刚说。“我们做律师的都是戴着脚镣和口罩的。”这两名成员将于下周一在北京的另一家法院接受审判。
鉴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誓要加强司法公正，陈建刚及其他律师的抱怨突显了中国当局在利用法庭遏制新公民运动时面临的挑战。
司法官员曾告诉辩护律师，法庭将禁止他们对检方证人进行交叉质询，也不准他们传唤自己的证人，而这两者都是中国最高法院最近倡导的法律程序。法学专家还表示，当局把这些人分开审判的行为违反了中国法律，他们称，此举意在阻止被告提供可能有利于彼此辩护的证词。
周三晚间，受理许志永案件的法院发布声明称，去年9月被捕的风险投资人王功权已经取保候审。声明称，王功权承认自己从事了“违法犯罪活动”，并“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王功权是许志永的密友，并为新公民运动提供了资助。
记者无法立即联系到王功权请求置评。
律师张雪忠表示，检方多次改变对其委托人赵常青的指控，突显针对赵常青的扰乱公共秩序指控站不住脚。“现在反而变得更加隐蔽，”张雪忠说。“在这种政治案件中，法院成了政治迫害的工具。”他指出，有关部门指控他的委托人去年在北京中心地带的一个大广场上组织了短暂抗议，但那次活动只有几个人参加。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Jerome A. Cohen)说，中国官员禁止公众和新闻媒体旁听审判，这种做法说明，习近平和他新任命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遏制非法定罪的承诺只是一纸空言。“他们的宣传和他们的实际行动似乎没有任何联系，”孔杰荣说。“诉讼过程十分荒谬，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一样。”
据一名出席了许志永庭审的人士透露，许志永的两名律师都拒绝与检察官进行合作。
这个人说，官员选择了一个特别狭小的法庭，里面只有18个座位，而且拒绝给到场的几位外国使节提供座位。在许志永的家庭成员当中，只有他的妻子和妹妹获准旁听。
周三晚上，网上开始流传一封据称是许志永准备在法庭上宣读的声明。“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你们心中深深的恐惧。恐惧公开审理，公民自由旁听，恐惧我的名字出现在互联网上，恐惧一个正在到来的自由社会。”声明称。“我们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顺民，草民，暴民。”
周三夜间，记者致电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他确认许志永写了这份长达50分钟的声明，同时又说，许志永只宣读了10分钟左右便被审判长以与案件无关为由制止。
与去年因贪污腐败而被判终身监禁的中国高层领导人薄熙来受到的高调审判不同，官方并不急于宣传对许志永及其同志的审判。这个话题已从互联网上移除，审判时间也正值许多中国人忙着为农历新年制定旅行计划的时候——到北京的火车票尤其难买。
香港中文大学法学副教授艾华(Eva Pils)说，这次的审判时机值得注意，因为中国往往会选择在圣诞节期间，也就是许多外国记者度假期间进行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审判。她说，对新公民运动的审判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时举行，显示了官方对许志永及其事业感到焦虑。她说，“对于那些参与了这项运动的人而言，这表明官方更担心国内反应，这样的担心或许意味着该运动出现了一线曙光。”
这样的恐惧感并非无凭无据，至少从周三上午那些不屈不挠冲过警察防线的人身上就可见一斑，他们在法院附近聚集，高举谴责“不公正”的条幅，并且高呼反腐口号。61岁的虞春香也在其中。她是来自上海的一个老上访户，她说她想告诉中共领导人，关押许志永及其同道的做法将是徒劳。她说，“你可以不断地把人关进监狱，但他们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这些人都愿意为正义而战。”
她说完以后，警察突然冲过来，把留在现场的抗议者押进了等在一旁的一排厢式货车。不过，虞春香逃走了。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对本文有报道贡献，Patrick Zu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许志永律师：庭审违反基本程序 被告静默抗议

更新时间 2014年1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22
许志永（资料图片）
许志永本人与律师都认为庭审程序违法，因此以静默进行抗议，没有进行质证。
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星期三（1月22日）在北京一家法院进行了审理。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宣布庭审结束，将择日宣判。
许志永的辩护律师张庆方在一天的庭审结束后接受了BBC中文网的电话采访。
张庆方表示，法庭违反最基本的法律程序，与许志永关系密切、参与、了解新公民运动的人士没有一人被允许到庭。

静默抗议

张庆方说，法庭只允许他提供两位证人，而他提供的五位证人都被警察控制，失去行动自由。
张庆方对BBC中文网表示，许志永本人与律师都认为庭审程序违法，因此以静默进行抗议，没有进行质证。
法官随即宣布休庭10分钟，试图劝说许志永发表质证意见。
张庆方律师说，在遭到再次拒绝后，法庭再次休庭，随后在被告静默抗议中完成了庭审程序。
他又指出，公诉方提供了近两百份证据，但最关键的证据，视频录像上显示，许志永等人的抗议行动很平静、有秩序。
张庆方进一步解释说，庭审结束后，检控官要求对许志永“从严”判罪。
在周三的审讯结束时，法庭宣布将“择日宣判”。张庆方说，他对“有罪”的判决不会感到以外。以所控罪名，最重的刑期可判五年。
不过，张庆方强调，他们在法庭上静默抗议不等于说不会发表意见。他说，他和许志永“会在一两天内向社会公开他们的辩护意见”。
张庆方律师介绍，只有许志永的姐姐和妻子被允许到庭旁听。

国际关注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法院门外一大早就有大批警察戒备，不许记者靠近或拍摄。
BBC的一个报道小组遭到身着便衣的警察驱赶。
美国有线电视CNN的记者麦肯锡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在法院附近遭到了“推搡、拘留、设备被损坏”。
约20名支持官员财产公示的访民到法院外声援要求无罪释放许志永，遭警察抓捕。
记者们称，许志永案将是继2009年“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审以来，中国最重要的一起异议人士审判。
来自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十多名外国驻华外交官来到北京市一中院试图旁听，但被拒绝。
外交官们称，他们被告知法庭面积过小，无法容纳他们旁听，而且外国公民在一起起诉中国公民的案件中没有任何位置。
此前，美国国务院、欧盟驻中国使节、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纷纷对许志永受审表达关注，促请北京释放许志永。
40岁的许志永去年7月被拘押，12月被正式起诉。他被起诉相信与其组织争取官员财产公开与教育平权的集会有关。
路透社报道说，许志永的妻子上周刚刚生孩子，许志永向朋友们表示他不怕，并鼓励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21日）回应称：“许志永因涉嫌犯罪，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对其实施逮捕，并对其进行开庭审理，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
“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希望有关国家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司法独立，不要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系列审判

本周晚些时候，赵常青、丁家喜、李蔚、马新立、侯欣、袁冬、张宝成等参与了、或举行类似维权活动的人士也都将在北京受审。
赵常青的辩护律师张雪忠也在周三对BBC 中文网说，赵常青案将在明天（1月23日）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审。
丁家喜、李蔚案以及袁冬、张宝成案也将在1月24日在海淀区法院开庭。
据非完全统计，自去年以来，至少有20名新公民运动的支持者被中国当局抓捕，至少三人已经受审。
北京市一中院外警察驱赶新闻记者（22/1/2013）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外有大批警员戒备并驱赶记者。
北京市一中院外一名声援许志永的访民被警察带走（22/1/2013）
一些声援许志永的访民被警察带走。
北京市一中院外警察驱赶新闻记者（22/1/2013）
许志永被捕前倡议官员财产公开与教育平权。

——BBC

机密档案表明中国石油贪污或与避税天堂有关(ICIJ)

Posted: 22 Jan 2014 08:54 PM PST


By Alexa Olesen and Michael Hudson

January 22, 2014, 4:00 pm


个人控告石油巨头，突出离岸中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孙天罡的离岸游戏也日益出神入化。
他在开曼群岛、百慕大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几十家离岸公司，赚了大笔钱。生意遍及酒店、电器和食品包装行业，最后更成为石油大王。
他喜欢离岸公司的方便省税，隐蔽不为人知。他说， 只花几百美元就可以注册一家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得到“很强的屏蔽效应”。公司表面上由一些人出面操持，真正的幕后老板不为人知。
孙天罡在访问中对记者说“万一出了诸如诈骗等问题，可以把公司关掉，一走了之，否认与问题有任何关连。国内很多人就是这样。”
但加勒比海避税天堂和离岸隐蔽的种种好处是双刃剑，伤人也不利己。
孙说，他被对手用离岸公司盗取了大量资产, 吞掉他在新疆的投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输油管道全部股份，他不得不告到美国法院。
孙天罡向洛杉矶联邦法院控告国企中国石化和中国的公安机关串通，非法拘禁他长达五年；并且在他被关押期间，中石化伙同孙的员工抢走他用来控制大部分石油资产的离岸公司。
2013年《财富》杂志榜单世界500强排名第四位的中石化 -- 前三名是壳牌石油、沃尔玛和埃克森美孚—向美国法院要求撤销这宗定于今年三月开审的诉讼，理由是案子的管辖权在中国。再者，即使确有孙所说他的离岸公司被转到中石化名下的情况，也没有发生他所称的恐吓、绑架、虐待等事宜。
记者多次联系中石化都没获回应。
孙天罡的大起大落反映了以英属维尔京群岛为代表的避税天堂在中国市场扮演的隐蔽角色。该案也显示，在世界第二大的中国经济体系中，离岸金融中心和中国石油业以及其他行业贪腐激增的关联。
成立离岸公司已成为中国企业和商家的常规，中国的贪腐案也常有涉及避税天堂。
中国银行发布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1990年中期以来，国企雇员及政府官员从中国转移了1,200多亿美元到海外。报告称，其中通过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转移的数额可观。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的密档显示，贪腐案频发的中国石油业是避税天堂的常客。
密档还显示，离岸金融中心和中国石油三巨头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关系密切。从1995年到2008年，中国的石油公司及其高管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等地成立了几十家离岸公司。
这些石油公司以子公司的形式成立离岸公司，在母公司下属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作出过披露。但看来也有很多离岸公司没有公开披露。这些国企有否按官方规定向上级政府提交内部报告，不得而知。
没有证据表明，石油公司及其高管有不法行为。但离岸公司的隐秘性使人无从知道其成立的目的，也无法得知高管设立海外公司究竟是公司行为还是当作个人资产。
中国上述三家石油公司都没有回应ICIJ的查询。
ICIJ取得的密档包括与孙天罡控告中石化有关的离岸公司资料。资料显示，孙被拘禁时，他一名下属的妻子更改了和石油管道项目有关的离岸公司的名字。
孙现在控告这对员工夫妇联合中石化的高管和执法部门官员，“精心策划以打垮孙天罡的商业王国。”

过境

2005年8月一天，以港为家的孙天罡一如往常地过境回深圳的公司。不料一过境就被逮捕。孙说公安没收了他当时所有的财物—一辆奶白色奔驰轿车、用作员工薪水的4万美元现金 、两部手机、皮带、衣服和鞋子。
Sun Tiangang. Photo: Michal Czerwonka Oil executive Sun Tiangang is suing Sinopec. Photo: Michal Czerwonka两天后，不明就里的孙天罡在6名公安押送下，登上飞往东北长春的民航班机。他坐在最后一排，双腿带着镣铐，同机乘客注目。
其后五年， 孙在牢中度日，两度被控贿赂和挪用公款，但最终罪名不成立。
尽管孙在美国的控告书声称被下属变卖了大部分资产，包括石油管道公司和香港的住所，他显然已经收回一部分的财产。记者最近在美国加州南部孙的律师的办公室采访他。他当时驾驶白色奔驰。公开的资料显示，2013年首九个月，孙花了25万美元游说美国政府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
孙精力充沛，与人握手时很柔和，笑声有感染力。他在东北沈阳长大，第一份工作是自来水检测员，当时月薪不超过5美元左右。因为想赚钱，转到日本贸易公司做联络员。之后发展迅速，投资深圳的罗湖大酒店。
孙说： “（我）一开始是做贸易，然后搞房地产， 也搞酒店和电子。对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像苍蝇一样，到处去做，找机会。就是这样。（像）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
中国税制复杂，资本控制严格。离岸金融中心让投资者拥有灵活的所有权结构、货币兑换简便、方便在海外市场上市。孙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自然地进入了离岸世界。
离岸公司给了孙更多的空间。2001年，他的石油管道公司反向购并（reverse merger，港称“借壳上市”），无需担心太多监管审查。
孙把控制新疆输油管道的BVI公司注入他持有60%股份的香港上市公司“百姓食品”（PNF Food Holdings Limited）。合并后的新公司更名为“捷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GeoMaxima (HK) Holdings Limited)，然后把食品业务剥离。
" 用BVI很方便、很容易。在香港注册公司的话，香港证监查得很严。"
当时BVI公司还不能直接在香港上市；内地公司要经中央批准方可在港上市，但难度很大。
孙说，捷美的律师和会计师“设计了这个方案，所以我们可以越过法律屏障。”
新疆的资产当时是孙天罡最大的赌注和赢资。但现在看来，独立的民营企业想在国企垄断的石油行业出头几乎不可能。

隐秘力量

中国的石油产业是独立而隐秘的世界，金钱与政治交缠。
中石化和中石油2013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 全球企业500强”前五名。中海油是中国第三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
他们坐拥超过数十亿美元计的资产，被视为其中一个最腐败的国企垄断行业。
2009年，孙天罡首次就石油管道项目的纠纷控告中石化。当时，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因涉嫌受贿2,800万美元被判死缓。
很多中国高官来自石油系统，与石油业的关系千丝万缕。前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在2007年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前，在石油部门待了30年。(注: 盛传周永康即将被起诉，事件的规模远远大过薄熙来案。大量关系人物会受到株连，令他的关系网，包括石油业官场圈子面临崩溃。)
中国政府去年开展反腐运动，打击与周关系密切的官员和他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时的亲信。CNPC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PetroChina Co）的母公司。
目前至少有五名中石油高管被开除，包括曾任周永康私人秘书的前副总裁李华林、以及前董事长蒋洁敏。蒋在去年升任国资委主任后不久即被撤销公职。此外，起码有两名中石油子公司的高管被扣查。
对中石油案的调查似乎才刚开始，暂无迹象表明有关的腐败指控涉及离岸公司。
不过，上述的国企贪腐案仍然与避税天堂有关。中国银行2011年的报告显示，有些中国上市公司和国企高管透过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其他避税天堂开立虚假发票。
报告称，贪腐的高管使用离岸金融中心越来越得心应手。
报告称：“起初，有关公司的管理层通常与外国合伙人联名注册离岸公司；但现在，许多中国高管已经有了自己的‘皮包公司’（也叫“壳公司”）” 。

BVI关联

距北京约13,500公里的英属维尔京群岛人烟稀少，是最受中国投资者青睐的离岸金融中心。维岛政府统计，有四成离岸公司业务来自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专长离岸公司及信托资产破产诈骗案的当地律师Martin Kenney说：“中国商人想注册离岸公司时，他只是说‘我要一个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ICIJ数据库中的石油高管名单里有中石油子公司昆仑能源董事长张博闻。张去年12月起任董事长，是BVI公司Adept Act Enterprises唯一的董事和股东。公司于2006年注册，2008年解散。
中海油的首席执行官杨华也有一间BVI叫Garland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Limited。同样是该公司唯一的董事和股东。杨华的同事、中海油执行副总裁方志是两间BVI公司Xin Yue Lianping Company和 Xin Yue (BVI) Company的董事和股东。
ICIJ曾联系昆仑能源和中石油，要求评论张博闻持有BVI公司的事宜，但没获回应。中海油也没有就杨华和方志持有BVI公司事回应记者的询问 。
ICIJ的密档里还有两家规模较小、与中石油腐败案有牵连的公司，分别是香港上市的惠生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惠生工程”）和中旭投资有限公司。惠生工程是中石油的供应商，去年九月停牌，宣布受中国当局调查，被取去账本和记录，部分银行户口被冻结，惠生工程称，董事长华邦嵩正协助官方调查。ICIJ的密档显示，华邦嵩2003年在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公司的帮助下，成立三家与惠生有关联的BVI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是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的离岸机构服务商 。
根据在惠生工程的年度报告，其中一个BVI公司（惠生集团控股公司）是惠生工程的控股公司。其他两个BVI 公司的目的并不明朗。
惠生工程在给ICIJ的回复里说除了其年度报告和其他披露文件之外，公司不会补充其他信息。
受牵连的还有为中石油管理加油站的中旭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吴兵去年八月被拘留调查。《财新》杂志说，退伍军人赵明是中旭北京分公司股东 。ICIJ的密档显示，赵明于2007年成立 BVI公司Eagle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目的不明。
ICIJ曾寄快递到赵明最后为人所知的地址询问，该信被原封不动地返回。

孙天罡的斗争

孙天罡和当时刚成立的国企石油公司中国新星石油合作开发新疆石油项目。新星石油当时获政府批准开采新疆塔河油田。孙获邀参与建设和运营石油管道的工程，是个高风险项目。此前，竞争对手中石油公司曾花了六年时间，无功而退。
“那地方很难搞，四周只有沙漠，”孙说。“我之所以能够拿下这个机会，因为非得啃骨头才能捞到点油水。”
根据孙天罡在洛杉矶联邦法庭的诉状，输油管运营第一年就赚了700多万美元。
2001年，孙成立BVI公司，打算把输油管业务上市来扩大石油生意。 孙本想用香港上司公司捷美收购那间BVI。但根据港交所规定，他不得同时持有捷美和那家BVI。他于是把这间BVI转到生意伙伴名下。
中石化收购中国新星石油后，成为孙在新疆项目的合作伙伴。但很快就出了事。虽然孙的公司依约享有塔河地区20年的独家石油开采权，但孙说中石化违约另建输油管，把他的油引到中石化那里。
孙先后在香港和北京控告中石化。孙说他到中石化北京总部谈判时，被律师指着鼻子说：“你最好想清楚点。你去共产党的法庭告共产党的企业。你有可能打赢吗？”
几个月后的2005年8月，孙在深圳边境被拘留。
被拘留几个月后，捷美董事会宣布撤销孙在北京对中石化的控告。其后几年间，孙说他的资产被员工瓜分了。他在洛杉矶联邦法院的诉状中称员工伪造文件，抛售他的物业和拍卖了其他资产。
要抢走持有孙天罡上市石油管道公司大部分资产的BVI公司就更容易。那间BVI由孙的生意伙伴代为持有。孙最近说他不能确定代持人是谁，但在他被拘留以前，代持人肯定不是他前下属张宇平之妻刑晓晶。但ICIJ获得的密档记录显示，刑曾持有过该公司，但文档显示两个互相矛盾的日期，分别是2001年2月26日和2005年8月31日。密档还显示刑2007年将BVI公司的名字改成鸿昌中国有限公司(Hong Chang China Limited).
鸿昌中国目前仍在经营，但孙根本插不上手。
2007年，孙在大陆被控合同诈骗、虚假出资、行贿和挪用资金四项罪名。控方其后撤销控告 。
2009年，孙第二次被起诉受审，罪名是挪用资金和行贿。法院没有判决，延期再审，没有判决。在中国罕见公诉一再失败的例子。但公诉人无法将被告定罪的原因不明。
2010年末，孙从拘留中心获释，案子尚未尘埃落定。六周前，同被羁留的捷美副总经理师林华死于脑溢血。
孙又被软禁了两年。他住在北京一间出租公寓，被24小时监控，没有电话。妻子只能在受限制的情况下探访。孙只能在官方人员陪同下偶尔外出。2012年3月，第二次起诉正式撤销，孙重获自由。
孙一直在找被指抢走他BVI公司的刑晓晶，但徒劳无功。记录显示，她在香港拥有一间价值180万美元的公寓，坐落在高档小区的20层楼，可远眺维多利亚港。
最近有记者到刑的物业探访，但没有人在家。邻居不清楚住客的身份。ICIJ留在刑信箱的询问函件也没有得到回复
。

中国领导层亲属持有离岸秘密资产

Posted: 22 Jan 2014 08:53 PM PST

By Gerard Ryle
 
 
January 21, 2014, 4:00 pm
当东方遇上西方：中国成为以隐蔽、避税和方便国际贸易着称的海外避税天堂的主要客户。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刚发布的调查报道揭示中国最高领导层近亲在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秘密资产。这是ICIJ成立1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调查报道项目的一部分。
在“离岸解密”调查报道系列中，我们使用了ICIJ获得的机密档案。
调查中的重要发现有：
  • 资料显示，至少有五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其中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李鹏、上届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已故领导人邓小平。
  • 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瑞信集团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扮演了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为中国投资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开设资产信托（trust）和公司。
  • 发生了多起贪腐丑闻的中国石油业与离岸中心有密切联系。中国三大石油国企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与ICIJ密档中的数十家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有关联。
  • 中国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后，成为以隐蔽、避税和方便国际贸易著称的海外避税天堂的主要客户。  
密档里有将近22,000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离岸投资者，其中至少包括15名中国富豪、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深陷贪腐丑闻的国企高管。密档还包括了16,000名台湾离岸投资者的资料。
ICIJ与欧美、亚洲50多名记者合作，从250万份机密文件中查找信息。至去年4月开始，ICIJ发布的第一阶段“离岸解密”系列调查，报道产生了全球性影响，推动多个政府立案调查、引起高层下台，也促进了政府修订相关政策。 
ICIJ密档中关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离岸投资者资料是首次发布。
中国新闻工作 
这一项报道工作充满着挑战。有一些时候，很难找到人回答问题，报道中国新闻更尤其有独有的难处。
去年11月，有跟ICIJ合作的大陆媒体退出团队，表示受到政府警告，不得发表有关该数据库的报道。为免记者遭到打击报复，ICIJ决定不公开该大陆媒体的名字。
调查继续
1月23日，ICIJ(非牟利机构“公共诚信中心”的项目)会在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添加37,000多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台湾的离岸投资者名单。数据库于去年6月首次发布，有70,000多个名字。
这些名字是离岸密档的一部分。整个密档数据超过260千兆，信息量相当于50万本书。这是记者获得并分析的最大的一组解密数据之一。
ICIJ是一个非营利性，调查性报道的组织 - 这是缓慢的新闻。 
它是昂贵的，但是独一无二的。调查性报道日益受到威胁，很多世界各地的传媒机构開始精简或是退离的调查报告。有鑑於始，我们非常感谢您的閱读者及支持。
  • 资料显示，至少有五名现任与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其中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李鹏、上届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已故领导人邓小平。
  • 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瑞信集团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扮演了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为中国投资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开设资产信托（trust）和公司。
  • 发生了多起贪腐丑闻的中国石油业与离岸中心有密切联系。中国三大石油国企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与ICIJ密档中的数十家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有关联。
  • 中国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后，成为以隐蔽、避税和方便国际贸易著称的海外避税天堂的主要客户。 

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Posted: 22 Jan 2014 08:52 PM PST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从中不难看出他那种属于书生本色的天真。1954年，他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说：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1895页）
                 
            1945年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北大留给他更多的只是屈辱的记忆。在毛的心目中，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
                 
            毫无疑问，“五四”时代，彻底皈依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青年毛泽东曾是胡适的热烈崇拜者，虽然胡只比他大了两岁。直到1936年，毛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1951年5月16、17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17日，他读了胡华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把有关毛泽东办“自修大学”等内容抄在了当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页）
                
                 周策纵在《胡适杂忆》中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也是受了胡适《沁园春・新俄万岁》的影响而作的。
                 
            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1945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1961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看了以后说，这个电报好象没有留稿，“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他指出几个排错的字，还在旁边注上了13个字：“从纽约发给毛泽东的无线电文”。（《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3843—3844页）
                
                 
            1949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虽然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245—246页）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相比之下，反胡风运动、1960年饿殍遍野的报道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在他生命的黄昏，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判断就是建立在这些历史事实之上的。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要对离开大陆的胡适进行缺席批判，当作一个靶子来打。
                 
            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同上，第七册，2546页）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同上，2547页）
                 
            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当中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并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同上，2600页）
                 
            1961年，胡适71岁了，这年10月25日，他在给赵聪的复信中说：“‘人民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中共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1957）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12页）
                
            也是在1956年9月那一次，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2547—2548页）
                 
            1957年6月7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为大陆发生的“抗暴运动”而欢欣鼓舞。“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一致的反对中共政权。”（同上，2598页）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他无比沉痛地指出：
                 
            “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
                
                 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604）
                
            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他的这一看法至死都没有改变。所以，他一直惦念着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适68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认为1957年春夏之交北大学生创办《接力棒》刊物，发起“新五四运动”，正是“北大精神”未曾中断的标志。正值毛泽东退居二线，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同上，2775页）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着“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1960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1961年1月21日，胡适看到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用红色的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划了好几处。他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同上，第十册，3460页）
                 
            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饿死也就饿死了，历史将继续。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568—569页）
                
                 也是这一年，程靖宇寄给他一些书，其中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他在5月21日的复信中说：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
                
                 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华寺院》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算不得好诗。
                 
            大概此君颇得毛酋宠任，故招致妒忌，忌者借此书下攻击，意别有在，并非如你说的‘钱真是高明而有胆’也。”（《胡适书信集》下册，1396页）
                  
            在这些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钱钟书在大陆至今仍被捧为“学术泰斗”，其《宋诗选注》也被捧为“经典”，素来公允、客观的胡适感到其实“这部书实在选的不好”，但大陆文人攻击此书，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争风吃醋而已。
                
                 不过，胡适也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
                  
            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1960年5月3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3254页）5月4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40分种的演说，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1921）7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英国作家罗勃特《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同上，3256页）
                  
            不久前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同意这一说法，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那么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自由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取而代之，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那些试图一夜之间在地上建天堂的梦想，那些一心渴望大同的不着边际的追求注定了将碰得头破血流。既然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我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那么21世纪，就让我们走近浅白、清楚的胡适吧，他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他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

—— 来源：作者新浪博客

司马璐：我对刘少奇的印象

Posted: 22 Jan 2014 12:16 PM PST

图：司马璐近照（曾慧燕摄）


    司马璐，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延安。后因遭到政治迫害，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后一直从事自由、民主活动。司马璐被人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人物的活词典”，他在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对于中共开国元勋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期的言行有详细记载。在这部分章节中，司马璐认为，早在1943年，“毛（泽东）刘（少奇）体制”就已建立，毛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刘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毛以外最大的赢家。以下为相关章节全文摘录.

1938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六届六中全会，开始清算王明，会前摄有这张照片。毛泽东特意让王明坐在正中的主位，他与康生则站在后排两边。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在延安时，刘少奇当时是中央干部教育部长，常对我们作政治讲话。不过我一向不喜欢听刘少奇的讲话。他总是沉着脸，腔调不男不女，阴阳怪气，讲的内容也很沉闷，死板的教条极多，好象他一身全是“党性”。“文革”期间，我在香港出版过《刘少奇语录》和《刘少奇选集》，中外报刊居然把我当作“刘少奇派”。当时中共清算刘少奇，我认为应该客观地公正地介绍刘少奇的思想与观点。

抱朴谈刘少奇

我在香港办《展望》杂志时，有位作者秦涤清常为我们写稿，他的文章都是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后来我到纽约，见到彭昭贤，他说，“你有一位老朋友叫抱扑的，急于想见你。”接着彭打了电话，抱朴来了，一谈之下，抱朴就是秦涤清，秦涤清是他的本名，早年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到中国时当翻译的杨明斋在上海办过俄文专科学校，秦涤清是该校的学生，后来他与刘少奇等同去俄国，是中共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留俄学生。

我问秦涤清一个问题，我知道你是最早去苏联的，又是最早与共产党决绝回国，为什么呢？

秦先生说，他在莫斯科时，最受不了的是日以继夜的批斗会，他当时和刘少奇住在一个房间，刘忙于开会，秦则帮他做饭。当时他们就读的是中山大学。中大表面上是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实际上完全由苏共操控。刘少奇总是批评我学习不积极，当时苏共还顾及维持国共合作关系，我提出退学，他们就让我回国了。当他把回国的决定告诉刘少奇时，刘惊问：“你有没有向组织反映？”秦答：“我不是共产党员，不需要组织决定。”

秦涤清对我说：当年，中国的留俄同学受苏联党争的影向，互相斗得很利害。在共产党内部，许多领导人的上升，都是踏着别的同志的肩膀，先把别人打倒甚至踏着血迹而获得的。刘少奇就是踩着王明和周恩来爬上去的。

我问秦：“王明和刘少奇，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

秦答：“王明浮躁，刘少奇深沉，两个人的性格不同。”


1937年，刘少奇回延安


从“毛周联盟”到“毛刘联盟”

刘少奇回国后，主要从事职工运动和地下工作，他和周恩来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刘指周太左，周指刘太右。 

秦说：“其实两个人都紧跟共产国际，没有什么自己的思想的。不过，刘这个人跟得很笨。上海人形容不会跳舞的叫‘拉黄包车’，被善于跳舞的拖着走，刘就是这个样子的。周呢，左腿来右腿去，右腿来左腿去，他跳舞如此，政治戏法也如此，刘就远远不及周了。”

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上，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在五大才当选中央委员的。他们早期与争夺北方局的控制有过斗争。中共六大后，1928年12月，北方局称为顺直省委，韩连会为书记，刘少奇为组织部长，陈潭秋为宣传部长，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的实际当权者，认为刘少奇工作不力，将他撤职，改派张慕陶为组织部长。这个张躲陶后来在陕北的中共党内斗争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我将在第三篇第九章“陕北党争秘史”中写到他。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仍然是党中央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刘少奇主持职工运动，他上书中央，认为中央的职工路线太左，曾被周恩来扣上右倾帽子。1932年3月，临时中央又撤消刘少奇对职工部和全总的领导职务。1932年底，刘少奇到达江西苏区，重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4年10月，随红军到达陕北，这时张国焘的败局已定，毛泽东的矛头转对周恩来，大力支持刘少奇，因此新的“毛刘联盟”逐渐代替过去的“毛周联盟”。后来王明回国，又形成新的“王周轴心”。中共党史高潮迭起，好戏连台，值得看的。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图为刘在杨家岭窑洞写讲演稿


刘少奇重建北方局

1935年12月中共举行瓦窑堡会议，刘少奇被派到华北重整北方局。刘少奇到达天津，才知道北方局只剩下寥寥几个人，其中包括我后来在延安认识的高文华、柯庆施等。他们商量的结果，认为当时华北抗日情绪高涨，必须争取领导学生抗日运动。但当时绝大多数中共的领导干部，都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

据王光美回忆：“1936年初，少奇到华北时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系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通过他正确积极的领导，党组织和左派爱国团体迅速发展起来，……需要说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挺身赴险。”

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提出，要展开北方局工作，必须要使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干部争取出狱；当时国民党坚持，共产党员出狱必须要办一个“自首”的手续。刘少奇明白，这种“自首”就是公开宣布反共的意思。当即表示可以办假“自首”，等我们的同志出狱了，不是一样可以为党工作吗？但兹事体大，必须请示党中央。因此，刘少奇向延安正式提出此一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在获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正式批准。当时刘少奇发出一个指示说：“华北形势危急，……共产党员不要再蹲在监狱里搞斗争了，应争取出狱，迎接抗战局势，不过出狱时要履行一个手续，就是要在指定的报纸上登反共启事，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根据上述指示，1936年有大批在狱的共产党员公开在报纸上刊登脱党或反党声明。

1936年6月，刘少奇告诉柯庆施，中央已经批准。 

并指示柯庆施、徐冰等共同处理共产党员假自首争取出狱的案件。刘少奇指示，假自首骂共产党，怎么骂都可以，将来为党继续工作，中央不会追究的。于是，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等都在表态后，相继担任领导工作。这就是后日文革时期“六十一个叛徒案”的来源。就当时而言，刘少奇的这项工作对党的贡献很大。这时由上海临时中央撤退的王世英也辗转到了天津，成为北方局的主要干部。王世英和杨帆，后来都向中共中央提出过因为他们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熟悉江青的私生活，认为毛泽东不适宜和江青结婚，这两个人都曾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过，后来都先后遭到江青报复。

1937年春，刘少奇从平津回到延安，给中央四封长信，检讨白区工作过去太左，领导错误，需要彻底转变。5月17日，延安举行白区党的代表会议，刘少奇的“万言书”在会上散发。刘少奇又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刘的观点又被认为有针对性，因为过去中共的地下工作，主要是由周恩来领导的。在这次会上，刘周两派对骂，场面火爆。起初毛泽东没有表态，后来董必武报告，据许多老同志向中央的反映，过去白区工作过左，使党的力量受到严重损失确是事实，董的报告并没有针对谁，在会上被认为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被认为公正，受到肯定，继之毛泽东作出总结说，刘少奇的意见是正确的。

刘少奇白区工作的转变，确有大收获。比如薄一波，他是山西人，是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的同乡。阎锡山对薄一波的才能很有印象，薄的自首，阎锡山信以为真，抗战开始后，对薄委以重任，由他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后发展为“新军”，最后“新军”并入八路军，使国共在华北的力量对比大大改观。在南方，刘少奇的势力伸展到中原局、华中局，并直接掌握了新四军。周恩来与刘少奇两人之间，无论对白区工作，还是对军队工作的影响力，都是周消刘长，发生根本的变化。

1937年底，我到延安时，刘少奇已经是大人物了，当时我听中央的政治报告，除毛泽东以外，记得刘少奇作的报告最多。中共重要干部调动工作也经由刘少奇谈话。王明回国后，武汉长江局隐然成为“第二中央”。毛泽东压制王明、周恩来，刘少奇在延安所扮演的角色，不断上升。


1939年8月，刘少奇与即将赴苏联治疗的周恩来合影


刘少奇为两个口号作总结

30年代，在左翼文艺圈里，以周扬、徐懋庸为代表的“国防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相当轰动。中共尊鲁迅为“大师”，鲁迅骂周扬为流氓，而周扬又是左联的负责人，我们当年的左倾文艺青年，对于当时这场争论相当迷惑，其后才逐渐理解，两个口号之争的背后，也是一场党内斗争。周扬30年代是上海左联的风云人物，当年代表中共在上海主管文化的、社会科学的是胡乔木，文艺影剧的是周扬。周扬主管的部分，当时控制了上海许多大报的副刊，电影公司的编导部门，声势很大。周扬属王明、周恩来一派，在当时来说，是中共的主流派。

不久，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上海左翼文艺界的领导发生变化。 

冯雪峰是参加过长征的著名作家，在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指示他要好好利用鲁迅这面旗帜，因此冯到上海后直接掌握鲁迅，甚至封锁鲁迅与周扬的联系。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当时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致的，鲁迅和冯雪峰都比较左，当时认为国共合作抗日是投降主义，“国防文学”也是投降主义的口号，因此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相对抗。

试想，我们当年那些左倾文艺青年，怎么可能理解到这两个文艺口号论战的背后是一场党内文化领导的权力斗争。

1938年10月19日，我在延安参加边区文协举行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晚会”，由诗人柯仲平主持，刘少奇作报告。刘少奇的讲话，就我记忆所及，他对“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战作出以下结论：“国防文学”是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中国革命进一步提高和深化的口号；“国防文学”是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现阶段的战斗任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众”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未来的战斗任务。这两个口号没有根本的矛盾。他讲话时把这个意思重复了许多次。后来我见到一份中央文件，吴亮平代表中宣部传达中共中央对上述两个口号所作的结论，与我所听的刘少奇的讲话内容完全相同。可见当年刘少奇代表中共政策讲话的份量和权威。但是，1942年5月，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公开指出“国防文学”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周扬这个被称为中共“文艺总管”不断受到批评。



1941年，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讲演


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

在我听过的很多刘少奇的讲话，其中包括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的这个讲话，后来出现许多种不同版本，每个版本内容都有一些修改。这个讲话成为“延安整风”的主要文件之一。

很多刘少奇的讲话都是冲着王明、周恩来的，对王明是点名的，对周恩来是不点名的。

我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对我说，刘少奇曾屡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刘少奇在别的讲话中，一再强调他的“工具论”，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除了当党的工具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刘少奇又在另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党，想当领袖的人，偏偏他当不了领袖；一个共产党员，勤勤恳恳不计个人得失利害为党工作，会自然地获得党内同志的支持与拥护……”刘少奇的话，当然是冲着王明的。

1940年5月，王明在“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学习毛泽东”的讲话。 

本来这是王明表态拥毛的。不久，刘少奇就说王明“学习毛泽东”是假的。在这同时，王明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再版，刘少奇在这本王明的书上写道：“这本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

刘少奇的讲话中，其中有一段他的典型的“工具论”，刘少奇说：“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以后，就象木料一样的交给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当党需要建筑大厦的时候，你也可以变成栋梁；但是，如果党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也得尝尝臭气……”

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又要王明在会上表态。王明就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我愿意做‘党的工具’。刘少奇接上去说：“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是掩护，是有毒的。”于是，王明又接上去说：“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着毛主席走，可以吗？”刘少奇说：“做党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条件的”。

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时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为人民服务，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都一样为人民服务。”这话的意思除了党的“工具论”，还加上政客的伪善。



1943年，刘少奇在延安


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公开整的是王明，实际上整的是周恩来。开始时刘少奇不在延安，毛泽东用十二道金牌把刘少奇召回延安挂帅。

延安整风，具体的执行者是刘少奇与康生。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中央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党校校长。这次会议还通过，中央会议的召集不定时，由主席决定；中央会议的决议，由主席同意才生效。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处理主席交办的日常事务。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有：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等八人，刘少奇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直到1944年5月，才补进了周恩来、朱德二人。由此可见，早在1943年，“毛（泽东）刘（少奇）体制”就已建立，毛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刘取代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毛以下最大的赢家。

延安整风中，柯庆施受到冲击。柯早年是留俄的，而且受共产国际重用过，后来回国在周恩来安排下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延安整风时，康生责问柯庆施：“北方局被国民党破坏时，几乎所有的同志都被逮捕，你哪里去了？”事实上，当时柯庆施去了绥远，在冯玉祥、方振武领导下的“反帝同盟军”做兵运工作，后来回到北京，又在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执行共产党员假反共假自首争取出狱中立了功。在延安整风中，康生要搞他，刘少奇保了他，中共建政后，柯拥毛最力，毛也最欣赏他，柯和康生在苏联时就是死敌，柯死在1965年，否则第二年文革开始，柯庆施与康生谁死在谁的手里，就不知道了。 



1945年5月，中共七大期间在会议休息室合影，左起：朱德、毛泽东、刘少奇、聂荣臻、林彪


周恩来报了30年的仇

1945年中共七大时，陈赓代表周恩来反对薄一波当候补中央委员，结果毛泽东把薄一波提为中央委员。刘少奇派另一名大将彭真，在审查参加代表的资格时，也故意对周恩来的党龄提出疑问，结果被毛泽东宣布搁置讨论。

刘少奇在七大中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周恩来得票的名次落在全部四十四名委员的二十三位。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主管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书记。

1964年3月22日，苏联“红星报”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贯反苏，可能与他每次讲话必骂王明有关。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派刘派互揭疮疤，周派抓住“六十一个叛徒事件”打刘，其时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个当事人张闻天，联名要求周恩来复查档案，周未答复。原件呈毛，毛批确是反革命事件。于是周恩来下令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后，“刘少奇项目组”（专案组——转注）、“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项目组”，两个项目组的组长皆为周恩来。毛泽东开始“提刘压周”是1936年，文革开始于1966年，周恩来总算等了30年报了仇，其实周刘都是毛泽东的工具。

未普：80年代的政治改革为何失败？――纪念赵紫阳逝世9周年（下）

Posted: 22 Jan 2014 10:28 AM PST


80年代政治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党内高层保守力量远远大于改革力量。自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就一直在孤军作战。

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场政治改革在高层就是一场保守派和改革派实力悬殊的较量。胡耀邦在位时，胡赵二人一个总书记，一个总理，位高权不重，牵扯他们的高层力量是位不高权却重的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邓陈李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的第一把手，而胡赵是听命于"第一把手们"的少数派。

在政治改革的大方向上，少数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总是互相支持。关于这一点，鲍彤在他的"我看胡赵关系"（见蔡文彬、鲍彤、严家祺、张显扬等著的《赵紫阳的道路》）一文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种"扬胡抑赵"的怪现象时指出，在经济改革的某些问题上，胡赵二人确实有不同意见，但在政改的重大问题上，他们配合得很好。鲍说："胡耀邦致力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保障大家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赵紫阳致力于建立依法办案而不再由党办案的制度；胡耀邦致力于做伯乐和选拔年轻的接班人，赵紫阳致力于建立名副其实的选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由此可见，在政改的理念和制度上，胡赵二人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在经济改革方面，邓小平和党内元老陈云、李先念、王震、姚依林等有分歧，但在政治改革方面，这些元老站在保护一党专制的统一立场上，邓小平的底线就是他们的底线，他们对胡赵的各种指控如"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邓小平对胡赵的最大不满。"搞自由化"的胡耀邦被搞下台之后，少数派赵紫阳就成了孤家寡人。在和元老交战的过程中，用麦克法夸尔的话，赵几乎总是孤军奋战（见《改革历程》代后记）。他既要在第一线和元老们周旋，又要防止背后李先念、李鹏等人发出的暗箭。

政改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作为政治改革的主持者和实践者，赵紫阳没有推动政改的实权和实力。这表现在，赵紫阳在重要人事方面和决策方面都没有主导权。

在重要人事方面，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邓小平、陈云两人。赵虽是中共总书记，却不能主导诸如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那样的任命。赵紫阳1995年在软禁中接受杨继绳的采访时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能顶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赵对保守派宣传部长王忍之很不满意，却无权撤换他。

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与出台方面，身为中共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也没有实权。价格闯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出台，按照李鹏和陈希同等人的说法，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的酝酿和预谋"，他们认为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赵紫阳。但这不是事实。吴伟说，他查阅了他在政改办的全部工作日记和会议记录，发现在那段时间里，赵紫阳考虑的一是沿海发展战略问题，二是物价稳定问题，并没有任何记录涉及到"价格闯关"。根据鲍彤的回忆，1988年首先提出价格闯关的，是邓小平。赵紫阳后来在他的书里，也证实了这是邓提出来的，但赵紫阳在位时，和后来被审查时，都没有为自己分辨，而是为邓小平背了黑锅。

赵紫阳在后来的软禁岁月里感慨道，即使不发生六四，他也搞不了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没有实力。由于没有实力，那时的赵紫阳有时只能充当元老们的"大秘书长"，而当邓小平和陈云二人有分歧意见时，他又成为"一仆二主"，无法适从。

总之，基于上述几个原因，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改试验失败了。它告诉我们，对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来说，高层决策者的改革意愿和改革实力，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必要充分条件。

习近平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快速积累了像邓小平一样的政治强人的本钱和政治实力，但是倘若没有赵紫阳和胡耀邦那样的政改意愿，中国的政治发展仍将停滞不前。而政治改革的长期缺位，必会严重拖拽习近平的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进程。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未普：80年代的政治改革为何失败？——纪念赵紫阳逝世9周年（上）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1/809.html

胡平：习近平的权力有多大？

Posted: 22 Jan 2014 10:03 AM PST

过去一年多，中国政局的一大看点就是习近平独揽大权，强势超过江泽民胡锦涛。


对于这一点，我在大前年的一篇文章里早有预言。在2011年11月9日出版的香港刊物《大事件》里，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主题就是：十八大赢家通吃，习近平强势远超江胡。

在这篇文章里，我写道：十八大习近平上位已成定局；"如果习顺利接班，胡不可能对他有多少牵制，因为胡在台上时就不是强势，何况下台后"。"据说大胡（胡锦涛）有意让小胡（胡春华）隔代接班。能如愿吗？胡锦涛不是邓小平，习近平凭什么买他的账？可以想见，习一旦登基，再有个几年的功夫巩固自己的权力，很可能比江和胡都更为强势，因此，胡锦涛的隔代指定几乎没有希望"。"江一度是很强势的，特别是在十五大之后。手上握有一大堆好牌，但是邓小平（指定隔代接班人，好比）留下一张牌抠底。胡在位这么些年，一直没强势过，因为背后老有个监军。未来的习，下面没人抠底，背后没人监军。他的权势很可能远远超过江胡。而中共高级官员们一旦发现这种趋势，很多人就会西瓜偎大边，提前向习靠拢，这就会加速习的强势的形成"。

习近平独揽大权，不但表现在出场仪式上和媒体报道的尺度上，更表现在建立的新机构上。除了国安会之外，习近平还建立了几个小组，亲自出任组长。包括深化改革小组，不少人原以为这个小组的组长将由李克强担任，结果还是习近平挂帅。

建立小组的做法自然是效仿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建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废掉了书记处。习近平建立深化改革小组，几乎是架空了国务院。和江胡时代，乃至于和毛邓时代相比，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可以说是权力最小的总理。

如果单看担任的职务，那么，习近平担任的职务既超过江胡，也超过毛邓。只比当年的华国锋少一点。当年没有国家主席没有政法委，华国锋一度身兼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公安部长。

在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中，权力最大的首先是毛，其次是邓。但是毛和邓担任的职务却并不多。自59年辞去国家主席后，毛就只是党主席军委主席。邓担任的职务更少。邓第三次复出后，先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不当副总理了，担任军委主席，六四后把军委主席也辞掉了，成了普通党员，但仍然能一言九鼎。

由此可见，在中共体制下，职务不等于权力。职务多不等于权力大，职务少不等于权力小。因为决定权力实际大小的，除了职务，还有声望，还有人脉或曰派系。毛泽东邓小平拥有巨大的声望和派系，所以他们不必占据更多的职位而拥有极大的权力。习近平则不然。习近平过去的政绩平平，声望有限，也没有自己的雄厚派系。

我们知道，习近平之所以能荣登大位，主要得力于江泽民曾庆红一派的大力推举，而江泽民曾庆红之所以推举习近平，主要是不甘心让胡锦涛属意的李克强当上总书记。这就是说，江派势力未必就算得上习近平的派系。正因为习近平的声望和人脉或派系都很有限，他只有靠占据更多的权位才能加强自己的权力。反过来这也就意味着，纵然习近平占据了很多的权位，但是他的实际权力并不象看上去的那么强大。

不错，至少在眼下，在现行体制下，习近平的权力缺少硬制衡，但并非没有软约束。上任一年多来，习近平展现强势作风，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朝野上下，体制内外，不满意习近平的大有人在。习近平誓言反腐败，这似乎是得民心的，但问题是习近平既然无意于改革体制，一般人又料定他的反腐败只是选择性的反腐败，更何况习近平不敢依靠民意反倒打压民意；因此，到头来他能在改变上层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上走多远，乃至于会不会引爆更大的危机，实在是大成疑问。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许志永在法庭上被法官打断的最后陈词

Posted: 22 Jan 2014 10:10 AM PST

为了自由・公义・爱――我的法庭陈词

许志永

你们指控我在推动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和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的行动中扰乱公共秩序，表面看这是一个公民言论自由与公共场所秩序的边界问题，实际上，这是你们是否把公民的宪法权利当真的问题。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你们心中深深的恐惧。恐惧公开审理，公民自由旁听，恐惧我的名字出现在互联网上，恐惧一个正在到来的自由社会。你们试图打压新公民运动，阻碍中国和平改良的民主宪政之路。虽然你们在庭审中没有提及新公民运动，但是，案件材料中大量涉及，我想，没有必要回避这个问题，敞开来谈，对中国社会进步是有意义的。
新公民运动倡导每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我们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顺民，草民，暴民；把公民的权利当真，那些写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里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神圣的权利不能永远是一张白条；把公民的责任当真，中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中国，良心正义的底线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坚守；新公民运动倡导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精神。个人自由，无拘无束真实快乐的自我是国家和社会的永恒目的；公义是个人自由的边界，是此世间的公平正义，是恒久的道义良心；爱，是友善，是宽容，是同情，是奉献，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是幸福的源泉。
自由，公义，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的行动指南。新公民运动倡导每个公民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改变具体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做起，理性建设性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中国人在共同的公民身份下团结起来，在自由民主的规则之上形成公民的共同体，成长为公民社会健康理性的力量。公民群体有共同的公民身份，共同的民主宪政理念，共同的自由，公义，爱的信仰。但公民群体不是专制意义上的组织，没有领导，没有层级，没有命令与服从，没有纪律与惩罚，而是完全基于自愿的自由公民的联合。各地公民群体在推动具体的制度变革行动中自发的自主成长。公民群体作为公权力的监督者，政治改革的推动者，民主法治的建设者，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中健康成长。推动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和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就是在这一理念下的公民行动。
推动教育平权，实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是我们2009年底开始的一项为期三年的行动。在那之前，我们陆续接到一些家长的求助，注意到这样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两亿多新移民在城市工作，生活，作为纳税人却不能平等地享有市民待遇，而其中尤为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的孩子不能在他们身边学习和参加高考，不得不被送到数千里之外的户籍地读书，由此制造了中国数千万的留守儿童。很多人关心留守儿童的命运，却未曾想过，对他们最好的帮助是打破户籍隔离的高墙，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
我们的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10年初到当年6月，到北京市教委和海淀教委请愿，协商推动了北京中学升初中不分户籍的平等入学。第二阶段，2010年7月到2012年8月，到教育部请愿，推动教育部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第三阶段，2012年9月至年底，敦促北京市教委落实教育部的新政策，我们通过征集签名，扩大家长志愿者团队，每月最后一个周四到教育部门请愿，提交建议，召集专家研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可行性方案，给数以千计的人大代表写信、打电话和见面，恳请他们在两会期间提出议案。2011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长接受采访时说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正在制定中，2012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长在媒体面前公开承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将在上半年内出台，并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2012年6月28日，和以往一样，是家长志愿者的例行请愿日，和以往一样他们没有得到教育部门的任何答复，大家在现场约定，如果教育部不能按承诺在月底前出台新政策，他们在下周四还来，这就是7.5请愿的由来。2012年8月，教育部终于公布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并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到2012年年底，全国共29个省市陆续出台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但是北京却成了例外。一位家长苦笑着说，我们奋斗了三年，解放了全中国，却唯独剩下了自己。
我知道这背后是眼泪，他们的孩子即将远离父母，到陌生的地方去读书，也许命运会从此改变。作为理想主义者，我们推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但是，作为这个新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北京的非京籍家长却没有给他们的孩子们争取到公平的机会。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而这时很多人已经开始心灰意冷，我不得不去地铁口发放卡片，号召大家2.28请假一天，到北京市教委门口请愿，作最后努力，这就是2.28请愿的由来。7.5和2.228请愿，我们去的是教育部门，是公民到国家机关表达诉求，我们去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刑法对公共场所界定得很清楚，是除国家机关、社会单位、公共道路之外的公共空间，所以我们的行为不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三年来，我们的行为一直温和理性，7.5的时候，确实有个别家长情绪激动，那是因为教育部没有兑现自己的公开承诺，也没有给予任何的解释。但是即使这样，他们的所谓激动也就是喊几句口号，他们要求与教育部长对话，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拿着十万人的签名，背后是两亿新移民的权利，然而他们却遭到了什么呢？看看现场的照片吧，那个网名叫跳舞的家长，被警方拎着头发抬走。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把她带走吗？她做了什么过激的行为吗？三年来她有任何的过激行为吗？没有，从来没有！每当我想起这一幕就痛心不已，三年来我们的目标如此单纯，我们的行为如此温和，却遭到如此恶毒的对待。有警察拿着事先拟定好的名单，恶意地殴打他们。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一再告诫他们，要理性，要理性，一定要理性。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这个社会需要新的希望，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
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符合新公民运动的理念，从具体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改变做起，为迁徙自由，为公义，为爱。1958年中国确立了户籍隔离制度，从此城乡分隔为两个世界。1961年，中国确立了收容遣送制度，从此，一个农村人，如果想自主到城市寻找工作和新生活的希望，他随时会被抓捕遣返。2012年一年时间，北京抓捕遣返22万人次。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但新移民融入城市的道路依然漫长。2006年，我们在北京调研时发现，针对非户籍常住居民的歧视政策多达19种，而其中最不人道的，就是孩子不能在父母身边上学。我们为了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整整努力了三年。三年间，我见证了教育公平志愿者们严寒酷暑中在地铁口、在路旁、在商场，征集签名支持，直到有联系方式的签名支持者超过十万人。我见证了几百位家长在教育部信访室的后院集体朗诵《教育平权宣言》，我见证了数百位家长和孩子到青龙湖公园植树，那是2012年清明节，大家的帽子上有统一的标识——在北京，爱北京。我见证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录制现场，一位小女孩失声痛哭，因为她不想离开在北京工作的爸爸妈妈，到陌生的户籍地读书。我见证了地安门外的一个胡同里，国子监中学初三的学生章旭东，这个班级前十名的学生，因为没有北京户籍，被迫到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到张家口一人完全陌生的县中学读书，一年后因为语言、环境、教材不适应等原因失学了。这个爱说爱笑的孩子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他的父母在北京工作了近三十年，而他们却永远是外地人，是这个城市的贱民。
想到千千万万被万恶的户籍隔离制度永远改变命运的孩子，想到一代又一代被万恶的户籍隔离制度伤害的中国人，想到那些无以计数的死在收容遣送路上的中国人，为消除中国特色的身份隔离制度，为中国数千万留守儿童争取在父母身边上学的权利，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何止是无怨无悔，我是多么的骄傲啊。
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是我们推动国家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努力。全世界超过13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人民公仆"到底害怕什么呢？不要太贪婪，不义的财富带给自己的不只是奢华的生活，同时还是深深的恐惧不安，以及来自民众的愤怒与仇视。我们用征集签名上网，发放宣传品，以及上街打条幅等方式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同时也是践行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我们的行为没有侵害任何他人的正当权利，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性，即便西单演讲个别言词有激烈之处，但是，作为针对公共政策的言论表达，也没有超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界限。
公民在公共场所以打条幅、演讲等方式公开表达政治观点，在现代文明社会，完全属于正常的社会现象。执法机关可以在现场监督和防范，但不应该滥用权利，不当干预。事实上，我们在清华西门，中关村广场等地打条幅，在没有警察在场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秩序混乱，没有妨碍其他任何人的权利，大家打完条幅就离开了。这符合我们一贯"快闪"的理念，我们没有用如今多人聚集的方式进行公共表达，采取少数人快闪方式表达，就是考虑到了中国国情，考虑到了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我们当然希望宪法中规定的那些神圣权力都变成现实，但是，改革需要稳定，社会进步需要渐进地进行，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我们要采取点滴方式践行宪法规定的权利，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
十年来，为自由，为公义，为爱，为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我们一贯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我们通过介入公共事件来改变具体的制度和公共政策。2003年，孙志刚以他生命的代价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在此过程中，作为法律人，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以公民的名义对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的建议。最近十年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新移民融入所在城市获得平等的权利，一直到2012年推动随迁子女实现就地高考政策的出台。我们为遭受极端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这其中有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动车事故受害者等等。
2008年，三鹿事件暴发后，我们组建律师团，根据媒体报导，计算受害者数量。根据法律提出公正的赔偿方案，联合受害者共同推动了政府主导的赔偿方案的出台。但政府赔偿方案远不能弥补很多孩子受到的伤害，比如，一个孩子的手术费用花了将近十万，而赔偿只有三万元。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委托我们的四百多个孩子寻求公正，起诉到最高法院，起诉到一百多个地方法院，起诉到香港法院。2009年7月，当我被以公盟偷税的名义投入监所，社会各界为公盟捐款缴纳罚款的时刻，我们的志愿者在南方，正在把其中一笔一百万元送到受害的结石宝宝家中。我永远为那个时刻感到骄傲，我们不会因为自己身陷困境就放弃对弱者的承诺。
很多个冬天，我们给贫穷的露宿街头的上访者送去棉衣、棉被、馒头，以尽量避免他们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悄无声息地冻死、饿死。上访中国特色的维权，这是一个关系社会，关系背后是特权、腐败、不公正，只有少数性格倔强的人才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但就是这少数人，聚焦到国家的首都就是成千上万。他们在北京被驱逐，被非法拘禁，被殴打。我们核实过的，非法拘禁他们的黑监狱，北京就有四十多处。我们去现场围观，拿着法律条文举报正在进行的犯罪，遭到看守的辱骂殴打，一次又一次，我为能够分担他们的一点点痛苦而感到骄傲。
十年了，因为选择站在无权无势者一边，我们见证了太多的不公不义，太多的苦难不幸，可我们依然怀着一颗光明的心，理性建设性推动国家进步。在对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建议后，我们调研起草新的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推动教育平权，我们起草的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被大部分省市所接受。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就在2013年3月我们还曾经讨论起草阳光法案。提出问题就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反对，是为了建设，因为我们是新时代的公民，对国家负责任的公民，我们爱中国。
然而遗憾的是，你们把公民群体的存在和成长当成异端心怀恐惧，你们说我们有政治目的，是的，我们的政治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民主、法治、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我们追求的，不是为打江山坐江山，为权力不择手段的野蛮政治，而是美好政治，是为公众谋取福利的美好事业，是全体公民共同治理国家的事业，我们的使命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约束权力。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公平正义自由幸福建设民主法治健全的现代文明制度，奠基高贵的政治文明传统。美好政治离不开真正的民主法治，各级政府与议会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政权出自选票而不是枪杆子。真正的民主法治，政治在法治秩序中运行，政党公平竞争，只有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胜出，才有资格执政。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权力科学分立相互制衡，司法独立，法官忠于法律和良心。真正的民主法治，军队、警察是国家公器，不可沦为任何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私产。真正的民主法治，媒体是社会公器，不可为任何政党和利益集团垄断为喉舌。真正的民主法治，宪法规定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公民神圣的权利必须兑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决不是一句谎言。这些现代民主的价值和尺度根植于普遍的人性，不是东方或者西方的，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而是普适全人类，只要是人的社会，无一例外。民主制度是解决人类问题的知识，我们的祖先没有发现这种知识，我们就应该谦卑，向别人学习。三十多年来，中国引进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带来了经济繁荣，同样，必须引进自由竞争的民主宪政制度，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社会不公问题。
当下的中国，社会不公问题激化，而政治权利的不公既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同时也是其他不公正的根源。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一个特权利益集团垄断了全部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民主宪政问题。年年反腐败，可是六十多年来，腐败愈演愈烈，没有民主选举，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绝对的权力不可能打造一个清廉的政府。年年喊民生，可至今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偏远山区，甚至每月一百元的低保也常常成为贪官污吏们侵吞的对象。权贵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仇官仇富，根本上是仇视高高在上的垄断特权。就连教育，基础教育，千千万万个家庭也要为孩子上学而奔波愁苦，到处托关系送钱，甚至连上幼儿园都要行贿。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溃烂至此？
人，是政治的动物，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自由，要公正，要参与国家治理。你们说，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可又说这个最高权力机关要听党领导。连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都是这样一个公开谎言，靠什么建设诚信社会？你们说，司法公正，法院公开审理，然后安排不相干的人占据法庭的旁听席位，连法院都这样的不择手段，人民到哪里去寻找正义的底线？于是，人与人之间到处是冰冷的面具，连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居然都成为一个持续的热门话题，毒奶粉、黑砖窑，各种恶劣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他们对此毫不愧疚，他们觉得这社会就这样。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假，而最大的假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假，什么是社会主义，你们说得清楚吗？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吗？政治的谎言无底线，十三亿国民都深受其害，猜疑、失望、困惑、愤怒、无奈、抱怨，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是的，政治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不可能远离政治，我们只有努力去改变它。权力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改变家天下党天下的专制政治。我真诚地希望，执政者能够顺应人类文明潮流，主动推动政治改革，建设民主宪政的文明政治，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百年中国梦。
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错过了和平改良通往民主宪政的道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在革命、动荡与苦难中挣扎，民国曾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希望昙花一现，极权政治回光返照，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文革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了一条增量改革的模式，在不触动旧体制及利益的前提下放松社会管制，又通过市场中成长的力量反作用于旧体制，推动改革前进。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可以没用此模式，在不触动旧体制利益的前提下，放松社会管制，容忍体制外民主力量健康成长，这才是有价值的中国道路。我们建设公民共同体，理性迈出一小步，对国家是负责任的。你们不用恐惧新公民运动，我们是新时代的公民，理念上，彻底告别了敌人、江山、推翻、打倒的专制意识，坚守自由、公义、爱的信仰，行为上彻底告别阴谋、暴力等野蛮模式，以和平改良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公民群体的使命不是作为反对党存在，虽然建立宪政民主，是未来中国实现政治文明的必然趋势。我们的使命，是和中国所有进步人士一道，共同推动中国实现政治文明转型。
新公民运动是民主法治进步的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政治文化传统重生的文化运动，民主宪政运行需要良好的政治文明土壤，而这土壤就是我们的集体预期和信仰。美好政治必须成为国民的信仰，无底线的野蛮政治必须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永远成为过去。这需要一群优秀的公民勇敢地担当责任，牺牲自我，成为公民的楷模，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这是我的责任。生在这片土地上，对这个国家的爱是不需要理由的，爱中国，就要让她更美好。我选择作为一个和平的改良主义者，继续一个世纪来先辈们未曾完成的使命，倡导绝对非暴力，倡导自由、公义、爱，倡导和平改良的民主宪政之路。我有能力在这个体制中过上优越的生活，但是，任何的特权都会让我感到羞耻。我选择站在无权无势者一边，一起感受北京的冬天街头地下通道的寒冷，一起承受黑监狱的野蛮暴力。上天创造了贫穷富裕、地位差别，不是为了让我们彼此厌弃甚至仇恨，而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相爱，我很荣幸有机会和他们一起走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我选择了担当，在我孩子刚出生，家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渴望守候在她们身边，可是很多年来，面对无辜弱者的苦难，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悲哀，甚至无法保持沉默，我终于相信，审判和炼狱都是命中注定，为自由、公义、爱，为众生幸福，为主的荣耀，这一切苦，我愿意。
这是我们公民群体的责任。在一个遍地屈膝的臣民社会，总要有人率先站起来，总要有人为社会进步面对风险承受代价。我们是率先站起来的中国人，我们更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民主法治，关心公平正义，关心弱势群体的尊严的幸福。我们更加纯真善良，厌恶阴谋诡计，向往自由简单幸福的生活。我们努力服务社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推动社会进步。我们勇敢担当责任，为理想放弃特权、放弃很多世俗利益，甚至失去自由，我们努力入下自我，不计较个人得失，尊重别人的权利边界，谦卑面对众生。
这是你们法官、检察官的责任。你们有责任忠于法律和良心，坚持社会正义的底线，不要沦为这个官僚体制中卑微的一员，不要践踏法治的尊严。不要说这是顾大局，中国最大的大局不是领导的命令，而是法治的底线，不要说你们是在按照法律的逻辑在给我定罪，不要忘记宪法规定的那些神圣的权利。不要说这只是个饭碗，你们是无辜的，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何时候都要忠于自己的良心。在一个延绵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国法律人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我无论作为辩护人，作为陪审员，作为宪法学老师，都努力坚持良心正义的底线，希望你们也是如此。我一直希望中国司法界会有一场良心觉醒运动，希望你们法官能和国外的同行一样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希望良心觉醒能从你们开始。
那些躲在幕后观看这次庭审，或者在等待请示汇报的人，这也是你们的责任。不要因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就努力维护旧体制，一个不公正的体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你们心中有太多的恐惧，以为政治永远就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时代已经改变，新文明时代，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力量，不是暴力，而是爱。不要恐惧民主，不要恐惧失去特权，不要恐惧公平竞争，不要恐惧一人正在到来的自由社会。也许你们觉得我的理想太过遥远，太不切实际，但是我相信信仰的力量，相信人类灵魂深处真善美的力量，相信人类文明进步的浩浩荡荡的进步潮流。
这是我们十三亿中国人共同的责任。王朝、政党，都会成为过眼烟云，而中国依然是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有责任铸就中国美好的未来，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有着最发达的科技，最繁荣的经济，最强大的全球范围内捍卫公平正义的能力，最灿烂的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但那不可能是专制的中国，那一定是宪政文明实现之后的中国，那一定是民主的中国，法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请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能够为国家做什么，才能实现这个国家美好的未来。这个国家缺少自由，自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争取，这个社会缺少公义，公义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捍卫，这个社会缺少爱，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真情去点燃。让我们一起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把公民的权利当真，把公民的责任当真，把公民社会的梦想当真，让我们一起坚守良心正义的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上级的命令去作恶，不要因为后面有人推你你就推前面的人。底线，就在你的脚下，底线，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让我们一起用爱唤醒沉睡的良知，用爱消除心与心的藩篱，用爱建立中华民族高贵的政治文明传统。
推动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倡导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在这荒诞的后极权社会，成了我的三大罪状。如果执政者有一点点诚意把公民的宪法权利当真，我们当然无罪。我们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我们是为了推动国家的民主法治。我们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我们不过是在践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我们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后果，没有人的正当权利受到损害。当然，我清楚社会进步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我愿意为自由、公义、爱的信仰，为了中国美好的未来承担一切代价。如果你们执意迫害一个民族的良心，我将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从容接受这份荣耀。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把我投入监狱，就能扼杀新公民运动。置身于现代文明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把公民的权利当真，把公民的责任当真。总有一天，我十三亿中华同胞将从跪倒的臣民成长为堂堂正正的公民，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这将是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一个自由、公义、爱的幸福社会。得救赎的不仅是那些无权无势者，也包括你们，这些高高在上，但内心阴暗恐惧的人们。
今天，中国依然高扬改革的旗帜，我衷心希望改革顺利进行，实现美好中国的梦想。但是改革必须有清晰的正确的方向。继续摸石头过河是不负责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负责任的，项层设计回避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不负责任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个世纪之后，这依然是我们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利益集团固化，经济趋于衰退，社会不公积累的矛盾集中暴发，中国再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顺历史潮流以实现民主宪政为目标，改革就会成功，逆历史潮流以维护一党专政为目标，改革必然失败。缺乏清晰的民主宪政的方向，改革即使全面深化，也很难走出清末中体西用的老路。今天，我们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在轮回一个多世纪以前清末改良主义者的悲剧，我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依然充满的深切的忧虑。当改良的希望破灭，人民会起来革命。权贵们早已把财富和子女转移到国外，他们不在乎弱者遭遇的不幸和苦难，不在乎中国的未来，可我们在乎，必须有人在乎。和平改良的民主宪政之路是中华民族唯一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一个世纪以前我们错过了，今天我们不能再错过。我们中国人民必须决定中国前进的方向。
同胞们，任何时候，不论中国发生了什么。我恳请大家一定要坚守自由、公义、爱的信仰。坚守自由的信仰，活在真实之中，追求一个世纪以来仁人志士们浴血奋斗所追求的那些普世的自由权利；坚牢公义的信仰，任何时候都怀有一颗的心，绝不为目标不择手段；追求一个民主法治健全、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强有制约、弱有保障的正义社会，一个道义良心基石上的社会；坚守爱的信仰，这个民族有太多阴暗苦毒的灵魂需要救赎，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戒备、恐惧和敌意，这些埋藏于灵魂深处的魔鬼必须被驱除，但这驱除的过程不是仇恨，而是救赎。我们是救赎者。自由、公义、爱，这就是我们的新公民精神，它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而这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牺牲和担当。建设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只要我们相信爱，相信光明希望的力量，相信人类灵魂深处对真善美的渴望，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信仰变成现实。公民们，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身处何种职业，无论贫穷还是富裕，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在现实生活中，在互联网上，在中华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坚定而自豪地说出本来属于我们的身份―我是公民，我们是公民。

公民许志永
2014年1月22日

中国：谁在使用离岸避税天堂（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Posted: 21 Jan 2014 10:22 PM PST


January 21, 2014, 4:00 pm

两万多名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者在避税天堂注册公司

美国一家独立新闻组织取得的机密档案和资料库显示，中国高层领导的近亲在加勒比海避税天堂持有隐秘的离岸公司，有助中共精英在海外隐藏巨额财富。
这些文件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在海外与他人合伙的地产公司注册资料，以及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儿子、女婿注册的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缩写ICIJ）获得的密件显示，近22,000名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其中起码有15名包括富豪、全国人大代表、涉嫌贪污的国企高管等知名人士。
文件还显示，普华永道、瑞银集团（缩写UBS）等会计事务所和欧美银行扮演了关键性的中间人角色，为中国投资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开设资产信托（trust）和公司。例如，瑞士金融巨擘瑞士信贷集团（简称瑞信）曾协助温家宝的儿子注册BVI公司，当时温家宝仍是国务院总理。
有关的档案和数据库来自两家专门为投资者开设离岸公司、信托和银行账户的商业机构，也就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
ICIJ两年前获得这批内含250万份文件的离岸密档后，与欧美和亚洲等地50多名记者合作，展开为期一年半的跟进调查与采访。ICIJ与合作的媒体自去年4月起发表一系列有关离岸金融中心的调查报道，在多个国家触发当地政府立案调查、高官下台。有关的政府因而修订有关公职人员和企业的财务披露政策。
半年前，ICIJ 开始分析密件中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港的离岸金融资料，今天首度发布初步的分析报告。
资料显示，中国大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遥远的离岸金融小岛依赖日增。由于隐蔽、免税和方便国际贸易的特点，避税天堂大受中国投资者青睐。中国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体后，已成为海外避税天堂的主要客户。 
就ICIJ数据库所见，中国投资者所涉及的行业遍及石油、绿色能源、矿产、武器贸易等。
中国法律未规定政府官员公开个人资产。权贵利用平行经济(parallel economy)来避税、隐藏交易。据估计，2000年以来，流失到境外的资金至少有1万亿，甚至可能高达4万亿美元。具体路线难以追踪。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者裴敏欣认为，中国精英在境内外资产的增长"不一定违法"，但往往与"公众利益冲突"，有"权力寻租"之嫌。"
政府高层的腐败在中国是高度敏感的话题。不少揭露高层领导隐蔽家族财富的记者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公民都受到打击报复。
ICIJ调查团队的合作伙伴包括香港《明报》、台湾《天下杂志》、德国《南德意志报》和一家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去年11月，该大陆媒体退出团队，表示受到政府警告，不得发表有关该数据库的报道。为免记者遭到打击报复，ICIJ决定不公开该大陆媒体的名字。 
ICIJ的团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查看密件和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者名单。中国投资者在注册离岸公司时，通常用罗马拼音登记姓名，核实身份不易。要靠档案里注册人所提供的护照和地址来确认身份。但有些注册人没有提供护照和地址。本文没有包括数据库里疑似的"太子党"和官员，因为无法确认身份 。
ICIJ的机密档案还包括16,000多名台湾投资者的名单。有关报道将在本周陆续与合作媒体同步发布。ICIJ 将会在本月23日公开大中华地区的离岸解密数据库。


太子党的离岸资产

中共领导人的血亲或姻亲俗称"红色贵族"或"太子党"。

ICIJ密档显示，至少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现任或前任常委的亲属曾在库克群岛(Cook Island)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温家宝的独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

邓家贵是习近平大姐齐桥桥的丈夫。他是地产开发商，投资过生产手机和电子设备的稀有金属。文件显示，邓家贵曾与李华和李晓平兄弟合伙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卓越通力地产发展有限公司（Excellence Effort Property Development），邓与李氏兄弟各占50%股份。去年7月，李氏兄弟出价20亿美元竞标，拿下深圳两块商业用地，成为新闻焦点。
习近平从 2012年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高调反腐，曾发表讲话要"苍蝇"、"老虎"一起打。但另方面又打击呼吁政府官员公示个人财产的草根运动。
温家宝的独子温云松留学美国，曾与他人合伙成立新天域资本私募基金，专门投资中国市场，2012年出任央企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卫通"）的董事长。中卫通属国资委管理，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卫星运营公司。
ICIJ密档显示，温云松2006年经瑞信香港协助，成立名为Trend Gold Consultants的BVI公司，自任唯一的董事和股东。公司于2008年解散。
投资者通常设立空壳公司，以便用离岸公司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借此掩盖公司和真正开户人的关系。Trend Gold Consultants成立的原因不明。
ICIJ多次联系温云松和其他在文中提到的离岸资产持有者，大多数人包括温都没有回复。瑞信集团的发言人则表示"不予置评"。
不久前，有媒体爆出温家宝女儿温如春（又名常丽丽）的公司与美国金融机构商业往来的一些内情。
ICIJ现在独家发现，名叫Fullmark Consultants的这家咨询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此前未见媒体报道。《纽约时报》报道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曾与Fullmark Consultants签订合同，向其支付180万美元咨询费。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现正对摩根大通借中国高官子女来发展中国市场展开调查。
Fullmark Consultants的注册方式似有意隐藏与温如春的关系 。温的丈夫刘春航专长金融，曾在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工作。2004年，刘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Fullmark Consultants，自任唯一的董事和股东。2006年，刘退出该BVI，同年加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
资料显示，刘退出后，Fullmark Consultants的全部股份转移给与温家宝家族关系密切的女富商张玉宏。张是温家宝弟弟温家宏的同事。据《纽约时报》报道，张曾为温家打点钻石、珠宝等生意 。
2005年10月，保得利信誉通向瑞银集团寄送账单，收取为Fullmark Consultants签发存续证明（Certificate of Good Standing）的费用，说明这间BVI公司和瑞银有商业关系。瑞银就ICIJ的查询发声明，表示该集团"了解客户"("know-your-client")的规定和处理与政治敏感客户关系的程序是"业内最严格的"，意指不会回应任何的查询。
2011年，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国务院在2007年发送的一则密电称温家宝"对家人的活动很反感"。电文说，"只要开价合理，温家宝的妻子和子女可以'搞定事情' 。"" 温的亲戚"不一定是收受贿赂，（但）他们很可能会收取高昂的'咨询费'"。温家宝去年结束十年任期，正式退休。
ICIJ还在离岸密件中发现邓小平、李鹏和胡锦涛等中共前领导人的亲属的离岸公司资料，（密件内容可按链接查看 ）
有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太子党的财富和生意（包括离岸资产）越来越大，会威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掌权者自己深陷其中，难以制止。
常驻中国的美国律师史蒂夫·迪金森（Steve Dickinson）说："如果没法给家人弄个几十亿，当共产党的领导人有什么意义呢？"史蒂夫曾经调查与BVI公司有关的诈骗案。他说，"这个问题规模庞大，对中国有重大的意义。但事实是每个人对此言不由衷或避而不谈。"

中国走向离岸金融中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深化经济改革，中国投资者开始涌向离岸金融中心。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Don Clarke（汉名"郭丹青"）认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向国企倾斜，民间投资人特别是创业者遂向离岸金融中心寻求发展。 在"中国特色"制度下，开展对华贸易的西方银行家、会计师和商人，也推动了离岸模式的发展。
美国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Cadwalader, Wickersham & Taft)大中华地区业务主管李大诚（Rocky Lee）说："刚开始采用（离岸模式）时，是我们外国人给这么做的。当时外国投资者普遍不适应中国的法律法规。"
就ICIJ数据库所见，中国投资者所涉及的行业遍及石油、绿色能源、矿产、武器贸易等。
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进一步加紧资本管制，客观上推动了内地人到海外投资。很多人此前已经到当时仍属英国管治的香港成立公司。眼看中国即将收回香港主权，内地投资者担心香港也不安全，便转向更远的离岸金融中心。
于是，英属维尔京群岛成为很多内地人转移业务和资产的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用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也推动了内地投资者使用离岸金融中心。例如，一些中国厂商用"返程投资" (round-tripping)的方式避税：在境外成立子公司，由国内的母公司将在内地生产的产品低价卖给离岸的子公司。母公司由于账上利润少、甚至没有盈利，自然免税。然后再由子公司把产品以高价卖给别的公司,把利润汇回母公司。这部分利润是当作母公司从英属维尔京群岛或香港获得的"外商投资"，也无需向中国政府缴税。
据英属维尔京群岛官方统计，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离岸业务占当地业务的40%。1998到2002年英国派驻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总督Frank Savage说，BVI政府向中国当局表示，BVI"管理有序、法律制度健全"，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但离岸体系的批评者认为，BVI"无疑"是进行隐蔽交易的天堂。总部在英国的倡导组织Tax Justice Network说，BVI公司"丑闻不断"。因为保密制度给予"BVI公司极大的自由，随意掩饰违法活动、滥用权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海外成立离岸公司的内地人有中国"八大元老之一"彭真的儿子傅亮。ICIJ密档显示，傅亮至少持有5家BVI公司，在1997年到2000年间注册。其中一家公司South Port Development在2000年收购了一家菲律宾酒店。傅亮在内地投资游艇和高尔夫俱乐部生意。
离岸服务供应商信誉通公司（Trustnet）曾协助傅亮成立离岸公司。2000年，信誉通已在中国大陆全面发展离岸公司注册业务，与毕马威（KPMG）、安永(Ernst & Young)、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德勤(Deloitte & Touche)和安信达(Arthur Andersen)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上海开会讨论拓展市场。
ICIJ资料显示，普华永道通过信誉通，协助 中国内地和港、台投资者成立了400多家离岸公司和信托；瑞银集团则通过信誉通，协助内地和港、台投资者成立了1,000多家离岸实体。
2006年，瑞银香港协助当时的中国女首富杨惠妍成立名为Joy House Enterprises的BVI公司。杨惠妍继承父亲杨国强的地产王国碧桂园，当时净资产约83亿美元。 ICIJ向杨惠妍就离岸公司事宜提问，未获回应。 
2007年，瑞银通过信誉通，协助地产大亨、SOHO中国创始人张欣成立BVI公司Commune Investment。SOHO中国在北京重建了很多地标建筑，不久前媒体报道， 张斥资2,600万美元购入纽约市曼哈顿区一栋五层的楼房。张通过代表，拒绝回答与BVI公司相关的问题。张欣在北京郊区打造的精品酒店"长城脚下的公社"(The Commune by the Great Wall)亦取名commune （公社）。
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是7家BVI公司的董事。这些离岸公司在2004年到2008年间由普华永道帮助成立。从ICIJ文件来看，这些BVI公司与李的天狮集团有关联。天狮涉及生物科技、旅游、电子商务和房地产等多个行业。2011年，李金元的净资产约为12亿美元。
2005年，信誉通的一份"绝密"销售备忘录要求员工加强与瑞信香港的关系，积极示好。鉴于中国限制外资银行进入，信誉通另辟途径。该份备忘录写道："我们在上海的目标是国际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公司。" 该公司的的市场攻势收到了成效。2003年到2007年，信誉通在中国大陆、港、台发展的客户数量从1,500上升到4,800。
信誉通还帮助两位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成立离岸公司。
全国人大安徽省代表韦江宏是国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董事长。2006年，铜冠资源控股有限公司（Tong Guan Resources Holdings）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韦任董事。铜冠资源控股是铜陵有色金属集团的子公司。2007年，铜陵集团通过铜冠这间BVI公司向智利一项价值5,000万美元的铜加工项目投资1,000万美元。
腾讯创始人、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也持有离岸公司。2013年，马以100亿美元的身价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5位。
2007年，他和腾讯另一名创始人张志东成为BVI公司TCH Pi的董事。马的发言人称TCH Pi是腾讯集团旗下公司，"与（马化腾和张志东）个人无关。"但这间BVI并未见于腾讯的公司文件，成立的目的不明。

利润和腐败

中国染指离岸金融中心以来，经济发生巨变，增长可观，离岸金融中心不只方便了用作"返程投资"，也成为海外投资进入金属、矿产等资源市场的渠道。
支持中国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人认为，离岸金融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我认为我们应该面对的现实是，中国资本正在走出去。这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利的，"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说，"我当然支持企业在东道国注册。但如果东道国不能提供这种环境的话，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只不过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William Vlcek是离岸金融著作《Offshore Finance and Small States: Sovereignty, Size and Money》的作者。他认为在中国，官僚主义和政府的干预妨碍国内市场的发展。在离岸公司注册对商业活动有利。
有证据显示，中国一些公司和个人利用离岸公司进行非法活动。
2013年9月，前铁道部高官张曙光承认转移28亿美元到海外账户。中国银行发布的一份政府内部报告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国企高管）转移到海外的公款累计超过1,200亿美元，其中一部分通过BVI公司转移。
2000年，"保得利信誉通" 帮助中国远洋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BVI公司Cosc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家BVI的董事包括当时的中远洋董事长马泽华和副总经理宋军。宋2011年以贪污、受贿、妨害作证被控三罪受审，被指调往青岛分公司后，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空壳公司以冒充合作公司。之后把建设青岛中远广场的数百万资金转移到该空壳公司。据新华社报道，宋军挪用公款600万美元，收受台湾合作方贿赂100万美元。他用非法财产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合共购入37套房产。宋军的审讯结果没有公开。
中国政府最近严打贪腐成风的石油行业，业内不少高管因为贪污被停职调查。三大国企石油公司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注册了不少离岸公司。ICIJ数据库里就有几十个与这三大石油巨头相关的BVI公司。
中石油前高管李华林因为"严重违纪"被调查，去年8月落马。ICIJ数据库显示，李是两家BVI公司的董事。
有些离岸公司见于母公司的报表，但有些是国企高管以个人名义成立的。中石油下属天然气公司昆仑能源的总裁张博闻、中海油总经理杨华均曾以个人身份成立离岸公司，目的不明。
ICIJ多次尝试联系中石油和中海油均未获回应。
目前身陷囹圄的中国前首富黄光裕也曾运用离岸公司进行商业操作。黄与妻子杜鹃在2001到2008年间至少成立了31家BVI公司。当时他们持有的国美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电器商连锁。
2010年，黄因内幕交易、贿赂和操纵股价，被判有期徒刑14年。杜也以相关罪名获刑，但二审获改判，当场释放。
黄大部分资产被冻结，但利用离岸金融网络维系他的商业王国。2011年，黄名下的BVI公司Eagle Vantage Assets Management竞购英国退役航母，欲打造成高端购物商场。（英国政府最终销毁这艘航母）。
黄光裕目前通过Shining Crown Holdings and Shine Group这两间BVI公司控制国美集团30%多的股份。

离岸公司的未来

眼看企业寡头、政府官员和亲属非法敛财，一些中国人不顾安危，奋起质询。
草根组织"新公民运动"运用资讯网络和小规模的示威，向政府争取透明。去年春季，新公民运动创始人、民权律师许志永写道："党政官员的个人财产都不敢公布，共产党还反什么腐？"
政府随即以"扰乱公众秩序"和"非法集会"罪名逮捕许，除了许，并关押该组织20多名成员。在中国，政府通常用这类罪名让异见分子沉默。
官方甚至惩罚揭露中共高层近亲资产情況的外媒。《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报道太子党在国内持有的资产后，网站被中国政府屏蔽。驻华记者延续签证遭到延误。
英美和一些国际组织此前对离岸金融中心一直抱放任態度。直至离岸金融中心客户泛滥，方著手改革。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改变离岸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小。
今年以前，中国的税法不要求申报境外资产，这漏洞使国人很容易借离岸来营运。 北京一位李姓公司法律顾问说："中国的决策者没想到会有这许多钱流失到海外。"
当局正著手控制流入离岸金融中心的私人财产。今年元旦生效的法规规定国民要申报海外金融资产。
改革离岸体系的力度可能会对中国目前的改革有重大的影响。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也是离岸金融中心的重要客户。
去年，200多名银行家和离岸金融专家参与了一个以亚洲地区为主的业界意见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高管认为，"与中国有关的需求"是离岸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名BVI离岸服务公司的主管在调查中写道："未来五年，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客户市场。"

王容芬：道歉不能为文革反人类罪结案

Posted: 21 Jan 2014 10:19 PM PST

近年来，宋彬彬仨字儿成了中共当局对待文革的风向标。2007年9月，文革中第一个打死校长的皇家师大女附中，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90华诞庆典"，各级领导和各国驻华使节出席，CCTV新闻主播罗京主持，CCTV全程拍摄，制造光碟出售。宋彬彬很看重自己的符号价值，为了竞选“荣誉校友”，提供了不少私家照片，把革命老母和美国博导都拉来助阵。结果她成了这场闹剧的主角，不但与毛泽东家室同登“荣誉校友”榜，而且风头大大盖住了她们。宋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戳在校园里，制在光盘里，印在纪念册里，传递了明白无误的信息。到了国庆节，文革特产样板戏和红色芭蕾纷纷上演。转过年来，薄熙来在重庆唱红，俨然文革卷土重来。唱红高潮的2010年，宋彬彬又递出信号，与当年女附中的冯敬兰、刘进、叶维丽、于羚集体回忆当年红八月，不但把导致卞校长惨死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把她和女附中革委会变成了抢救卞校长的义士。回忆座谈记录先发在以研究文革著称的《记忆》网刊“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上，到了敏感的八月，竟然堂而皇之上了“秉笔直书，以史为鉴”的《炎黄春秋》。
如今宋彬彬又传递信号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回母校，念了封“公开道歉信”。道歉信字斟句酌：“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她承担的是“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这四个人都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女附中九位员工里。死者里面宋彬彬只提到一个卞校长，而且仅仅是悼念，并没有像对另外四人那样向家人道歉，公然无视为亡妻昭雪奔走48年的女附中第一苦主王晶垚先生。
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辩白，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不实，“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事实是，就在毛对宋说“要武嘛”之后一周，红卫兵暴力组织“西纠”，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在成立宣言上签字的35个红卫兵组织里有“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前面提到的五人座谈记录里，主持人冯敬兰女士也证实当时看见红纸黑字“红色要武中学”贴在校牌上。文革档案里有一封1966年9月6日的“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这封信得到当年同去武汉串联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卜大华的证实。信确实很武，开口就是“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宋彬彬无视这些有人证物证的事实，坚持说学校和她都不曾改名“要武”，大概指没有正式登记和报户口改名，在那个无政府的年代冒出来的数以千万计的“卫东”、“向东”、“要武”、“爱红”们在哪里申报过？“红卫兵”这个组织又在哪里注册过？
念到道歉信结尾，宋彬彬摆出姿态：“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原来高潮就是个“Sorry”，王晶垚先生和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等八位文革死难者的家属，连个“对不起”都不配。
宋彬彬这次风向标演砸了，文革浩劫，不是一句时髦的“Sorry”就能结案的。中共当局对文革的反思与德国人清算纳粹不可比，与邓小平审判林彪、四人帮相比，也是退步。命案永不逾期，是各国通例。三千万人的命案，只能通过反人类罪法庭结案。    

  （2014年1月6日）

吴祚来：中共的红线正在编织成一张大网

Posted: 21 Jan 2014 08:10 PM PST

图：吴祚来

政治红线是专制社会特有的名词，专制者不守法律与道德底线，却肆意划定政治红线，以禁锢公民的思想与行动自由，新公民运动倡导者、网络批评者、持政治异见的大学教授、学者，以及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等等都因政治红线而遭打击或迫害，红线如一张大网，必将损毁中共自身。

没有底线才有红线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维基百科与百度知道中检索“红线”二字，可惜这一新词还没有写成辞条，人们对“红线”特定的政治含义还没有通过辞条的方式呈现出来。维基百科里关于红线，介绍的是东亚民俗中的男女婚姻关系，红娘牵了红线，使一对男女喜结百年之好，百度百科里介绍《红线》，只是一部日本的游戏作品，延伸得到的内容也是建筑规划红线，中国耕地１８亿亩红线等等。红线在当代中国人的语境里，政治同，内涵已然上升，碰触政治红线，意味着轻则被禁言销号，重则有牢狱之灾。
文革时，对知识分子或政治异已的打击，多是戴帽子的方式，帽子是自天而降，可以把人盖得严严实实的，譬如习仲勋被康生诬陷，说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通过毛泽东之口，就完全坐实了习仲勋反党罪行，一人戴帽，全家遭殃。
而今，有关部门对媒体人、网络发言者、大学教授、学者的打压，则是通过政治红线，只要是碰了他们设置的红线，或敏感词，就会被禁言或解职，甚至被拘审。
红线一词，近期通过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文章中，醒目地出现：弗里德曼批评中国政府驱逐外国新闻记者；反对新闻封杀；中国官方认为外媒的报道踩到了红线，因此才发动了大规模的驱逐记者行动，弗里德曼反驳说：“是你的同僚与其儿女踩了红线，从事大规模的贪婪行为……”
其实，红线与底线完全不同，红线是说不出口的，是暗线，是潜规则，国内媒体被要求不得“擅自”报道省部级以上领导人财产或家属经营情况，还有中央九号文件中规定的七不准之类的政治内容，这些红线明显违反新闻自由准则，但弗里德曼说权贵们或其儿女们踩了红线，实则是权贵或其子女们越过了底线，一是领导人们没有公开财产，导致媒体无法知道真相，并引发多起公民因要求领导人公开家庭财产而被拘审的事件；二是领导人家属不得经商，中共中央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均有公开的文件严加规定，但现在看来，这些规定早已被废弃，所以，领导人或其子女可以堂而皇之地越过中央文件规定的底线。
权贵集团不守底线，却为社会暗划红线。

红线制造政治迫害

中国学者或媒体人入狱或遭受打击，多不是因为触犯了法律或道德底线，而是触犯了所谓的红线，刘晓波因为发起签署零八宪章，而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刘晓波的一切行为只是言论与文本，连组织行动或抗议都没有进行，显然他触犯的只是中共的政治红线，不允许有组织地向中共提出政治述求，过线者即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判处。现在正在被拘审的新公民社会促进者许志永、王功权、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江西民主人士刘萍、民主人士郭飞熊、还有失去大学教职的北大夏业良副教授、华东政治学院的张雪忠副教授以及早前炮轰中宣部的北京大学焦国标副教授等等，他们无一不是因为触动了有关部门所谓的红线而被拘审或遭受打击。
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因为私自去香港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大学有关部门不问他在香港是否参与了违法活动，也不问他的学术发言内容，只以一条违规出境，就定他有“罪”，最终迫使这位副教授辞职，以这样的方式打击异见知识分子，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焦国标、张博树、刘军宁、范亚峰、夏业良、张雪忠等等，
红线时时在延伸之中，刘晓波被判刑，他的妻子就成为红线中的人物，时时被软禁，为什么被软禁？因为刘晓波妻子刘霞为刘晓波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引发媒体关注，如果有人擅自突破红线，这些人也将面临被处罚，成为被有关部门盯上的人物，红线会不断延伸，这也是维稳部门不断增加经费的原因，而经费增长过程，也是维稳系扩张自己地盘与势力的过程。
红线并不是像法律那样一视同仁，红线会因人因单位不同而不同，这次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因赴香港开会被迫辞职，而其它高校教授却平安无事。也许因为谌洪果在当局内部规定七不许之时，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批评讲演，使他成为敏感人物，因其身份敏感，所以不允许出境参加学术活动，一旦擅自出境，就会以此作为借口，迫其辞职，使高校老师队伍“纯洁化”。
政治红线无处不在，对宗教信仰者、对政治异见者、对维权上访者、对公民社会建设者，甚至对有独立自由追求的艺术家都用看不见的红线予以控制与打压。一旦触及有关部门私设的红线，就有可能被定点清除。我们看到，尽管周永康时代的政法委被降格处理，周本人也可能被拘审，但政法委时代遗留的非法维稳思维与方式却仍然大行其道，政法警方与宣传系共同建立红线网格，以制造政治迫害为已任，使国家人权法治蒙受耻辱。

红线越多法治越渺茫

当中央设置红线之时，各级政府也会相应设置自己的红线，不同的单位更会相应设置政治敏感的红线，这样，就会到处都是地雷，无处不是红线。
对网络名人或知识分子、律师、媒体人、维权人士的红线禁忌，有点像中共党内的“双规”，它多是通过法外执法，内部悄无声息地处理，以达到打压异已、维护稳定的目的。遭遇到这种打击的个人，无法通过任何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网络上被禁言甚至被销号，你无法通过合法途径来为自己辩解，网站给出的解释是，上面通知禁言或销号，网站无权过问，近期知名政治与历史学家章立凡、张千帆、李伟东还有本人都被禁言或销号，新浪与腾讯等网络没有一句解释与说明，被问及相关编辑，则永远只有一个回复：接到上级通知。这些网络都是独立的市场法人企业，网管办或宣传部门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上级单位？甚至在大网站里，警方还设有专门的办公室，直接控制网站后台，不经网站自己的技术人员与编辑，就可以直接删贴或封杀博主。
政治迫害有时会以其它名目遮掩，譬如对北大夏业良副教授，北大不敢公然政治迫害，只能借口他的教学或研究有缺憾，不再聘任，西北政法大学谌洪果副教授被迫辞职，则是上级的暗示或指令，不留任何文档，如果其所在学校不处理谌洪果，那么学校领导就会遭到处分，或受到莫名打压。我们看到，在触碰红线之后，有关部门对触线者的打压，你看不到任何责任人或责任单位，红线操控者隐身其后，受害人上司具体实施，却似乎是无可奈何，最终的结果，受害人只能通过网络公之于众，如果影响太大，有关部门又会一个电话，全网封杀，辞职信或公开信在国内的网站上会瞬间消失。
有关方面并不希望你去触碰红线，因为正是这些勇敢的人们触碰红线，使红线突显出来，当这些人受到打击与惩罚，或被拘被判刑之时，人们看到了党和政府的真相，他们守不住宪法的底线，也罔顾道德底线，人为设置红线，肆意侵犯人权，虚拟的红线因此触目惊心，它束缚了人们思想与行为的自由。中共明知暗设红线是基于政治迫害与侵犯人权，任何一个案例出现，都会成为国内外新闻事件，所以，无论对国内外媒体还是对学者教授，他们都希望有自我审查或“自律”，因此现在的迫害与过线，成本越来越大，特别是信息化时代，政府可以控制纸媒或删除网贴，但它的传播与影响力是不可能删尽的，越禁锢越删除，往往传播得越广泛，并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中共的红线正在编织成一张大网，红线越多，禁锢越多，法治越渺茫。似乎只有习近平可以以一已之力，帮助受害人解除红线，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直接写信给习近平，一些国际媒体人被解禁了，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郭飞熊的妻子张青也写信给习近平，习能收到这些信函吗？
那些无数因触碰红线而遭到打击的人们，都能一一写信给最高领导人，这些信都能抵达天听，并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吗？通过人治树立的威权，是虚伪的，不可持续。中共编织的红线成为一张大网，束缚是法治社会与公民人权自由，最终也必然将中共高层束缚住，因为他们在红线的大网中一样被蒙骗，一样不会有自由。

于洛杉矶，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附注：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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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5, 2014, 6:05:54 AM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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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龙：台湾很近，人心很远

Posted: 24 Jan 2014 10:04 PM PST


【如果您愿意参与关爱抗战老兵公益活动，请点击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关爱老兵淘宝公益店”http://szlongyue.taobao.com/，或发邮件至：ser...@szlongyue.org，或致电18274970815。】

 

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不再用统战的思维去面对另一个群体，不再用政治认同主宰对个体的人性关怀，让士兵远离党派的纷争和轮回。

 

一

 

2012年10月，央视记者在台北街头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老人曾打过八年抗战。面对记者，这位老兵说：年轻时最看重的就是当兵，跟日本打仗；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回大陆。

 

节日播出的当天，无数网友通过微博联系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期望老兵回家。我立即召集同事，紧急启动台湾老兵回家项目。这场在微博上的爱心接力也随即展开。

 

我们先是找到央视驻台记者，记者说，那次是街头随机采访，只知道老兵姓陈，江西人。

 

根据这点细微线索，我们委托台湾朋友谭端实地寻访，竟然发现老兵就住在采访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遗憾的是，小区的管理者坚持，要会见老人，必须通过“荣民之家”。

 

“荣民之家”隶属台湾退伍军人辅导委员会，是负责台湾老兵养老的官方机构。2012年3月去台湾时，我曾和他们有过接触，虽然有过很愉快的会谈，但我知道，要通过他们寻找老兵，要经过一个繁琐的程序和漫长的等待。繁琐，是基于台湾法律的严谨，但更多的，是出于对大陆人的狐疑和隔阂。

 

央视的视频被越来越多的大V转发，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开始联系我们，希望了解这位老兵更为详细的信息；在江西，已经有地方政府开始为这位老兵找家，并且愿意为回家提供帮助；也有网友和企业表示，愿意为老兵提供回家的路费。

 

可没想到，当我们最终找到这位老兵，得到的回应却是，他不愿意被打扰。

 

这场公众期待的老兵回家行动，似乎只是一厢情愿。

 

谭端采访过很多老兵，他说，老人不愿意被打扰，肯定是有顾虑，要不，大陆开放台湾老兵探亲已经25年了，他为什么不回去？

 

二

 

在台湾，我曾采访了台湾老兵回乡运动的发起人姜思章。1987年4月，他和几位老兵发起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在印发的传单《我们已沉默了40年》上写道：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难道不是人情义理的最起码要求吗？

 

20多年后，台湾老兵返乡运动依然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只不过，回来的是一坛坛骨灰。

 

几年来，孤身背了100多坛骨灰回家的高秉函得知龙越基金会愿意提供帮助时，这位80岁的老兵突然很感伤：我老了，背不动了，终于有人来接替这件事情了。

 

在花莲县新城乡，身为老兵第二代的乡长将葬在乱坟岗里的200多位单身亡故老兵的遗骨捡起来，重新火化装入坛子，供在一间房子里。

 

那是一群在“反攻大陆”的政治口号中终身未娶的老兵，反攻成了笑谈，连自己都成了异乡孤魂。乡长说，他们的遗言，就是有一天能魂归故里。

 

回家，是死后依然绕不过的情愫。

 

但是，这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老兵回家运动，本是一场关于人性的重逢，却变成一场关于人心的离别。很多老兵，在回乡探亲之后，再没有回去过第二次。他们身上的政治标签，让他们的回乡之旅，显得有些委琐。

 

在花莲县的“荣民之家”门口，一位曾经参加过太原保卫战的抗战老兵非常淡定地说：我再不会回去了，我打的是抗战，我不是反动派。

 

各种政治运动遗留的阴影还在，很多家属对从海峡另一边远道而来、不期而至的亲人，仍然心有余悸；

 

有老兵说，我回去只是给父母上坟，不要把我作为统战的对象；

 

还有很多后代，他们更看重的，是金戒指和彩色电视机；

 

有谁知道，多少老兵是举债回家，怀着一个儿子或者父亲的愧疚，当被洗劫一空后，伤心而返。

 

谁都想衣锦还乡，但衣锦不仅仅指外表的光鲜，还有内心的体面。

 

三

 

在台湾，我曾前往退伍军人辅导委员会联系骨灰回乡事宜，虽然有官阶较高的朋友引见，但对方依然满脸狐疑，戒心十足。聊得投机之后，对方告诉我：我被大陆人骗怕了，很多大陆人来找骨灰，就是为了骗遗产，甚至连大陆的警察都合谋开假介绍信；还有的人，当得知没有遗产后，骨灰就不要了。

 

离开“退辅会”，陪同我的朋友突然很严肃地提醒我：在和陌生人，尤其是年龄比自己长的人谈话时，要用“您”。那一刻，我满脸通红，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未守礼节，更惭愧的，是自己早已将这种礼仪传统忘得一干二净。

 

那晚，在台湾的两名大陆朋友约我喝茶，茶馆很小，店主是泰北孤军的后代，听到我们的谈话，很有兴趣，非常热情，还送上了珍藏的红酒。结账时，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很龌龊的疑虑：红酒会不会算我们钱？没想到，店主手一挥：今天晚上我请客。

 

走在陌生的复兴南路，我突然有一种恐慌：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但我却离我的国家日益遥远。这种距离，不在于时空，而在于历史的隔阂和文化的断裂。

 

在台湾采访老兵，我也经常会陷入对历史表述的纠结当中。解放，抑或沦陷？为了不触及他们的伤痛，我不得不用数字表述，1949。没想到，偶尔的口无遮拦，对方也并不生气，只是淡淡一笑。

 

5年前在缅甸，我采访过一名来自云南的华侨。1949年，身为国军将领的父亲被杀掉，祖父带着只有两岁的他逃亡缅甸。

 

提到这段历史，他却非常坦然，他说：不恨共产党，那是不可能的，但那毕竟是历史。我们面对未来，需要更多的包容和抛弃个人的偏见，需要放下历史的包袱。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天堂的，但天堂是现世，就是我们的快乐。

 

一个战败方，会放下仇恨，从容地面对历史，不是因为无奈，也不仅仅是基于胸怀，而是内心的强大和自信，对人性的信奉和尊重。

 

四

 

追溯到童年，对台湾的印象是宝岛；后来，则是余光中的《乡愁》和于佑任的《望故乡》；再就是琼瑶和郑智化。

 

当了记者之后，突然发现，这个在童年记忆里美好而又感伤的地方，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那时，稿件中关于台湾的表述有很多要求，比如和其他国家并列时，一定要用台湾地区或者中国台湾，台湾的新闻一定不能出现在国际新闻的版块中；甚至在每天的国内新闻里，都要硬生生地编辑一、两个关于台湾的稿件，用这种意淫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同城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台湾对抗大陆，瞎闹》，编排时分成了两行，成了《台湾对抗，大陆瞎闹》；有很多媒体在中国地图里漏印了台湾......这些失误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患得患失？

 

那时，军事新闻里最引人关注的，是又有多少导弹对准台湾，或者解放军一声令下，多少小时就可以解放台湾。

 

对台湾最近的一个印象，则来自电影《赛德克・巴莱》，其中一句台词记忆颇深：如果文明是让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

 

我们用什么来统一台湾？

 

在台湾，我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在谈及国家的时候，经常会一脸迷茫：中国？台湾国？中华民国？惟有和抗战老兵谈到国家时，没有过多的分歧。这个游离于母体之外的小岛，和大陆的最后一丝纽带，或许只剩下1945年之前的那段历史，以及亲历那段历史的耄耋老兵。

 

或许，只有老兵回家、历史回家、人性回家，才会有台湾的回家。

 

另一个在微博上引起关注的抗战老兵是陕西韩城的何光奎，为了申请更多的生活补助，他多次上访，在申诉信里说：我生不逢辰，历经两次战乱，在抗日战争中为国为民做了一点好事，但在解放战争中对人民造下了不可宽恕的罪恶；1951年元月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立功者奖。我蒙获宽大、不杀，耐心的教育二十五年，恩比山高，德似海深。

 

一个被政治裹挟的个体士兵，要有多大的隐忍，才能说出“罪恶”“匪”“恩比山高，德似海深”这样的话。

 

在申诉信中，这位老兵说，他曾找到陕西韩城市民政局，民政局的领导说：想要钱，去台湾找国民党；你的血债我们都没追究！

 

试想，如果何光奎真的去了台湾，他是否需要另一个版本的申诉书？

 

五

 

央视采访陈姓老兵的视频，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后来，央视《新闻联播》出乎意料地重播了这段视频，江西一位90岁的老奶奶陈菊月看到电视后大喊：那是我哥哥。

 

陈奶奶说，她记得最后一次见哥哥是在1932年，当时哥哥参军，骑着一匹马走出了村子，之后便再也没见面。

 

就在我们想方设法核实这条线索时，在微博上有无数陈姓的江西人留言，那是他们的亲人。

 

一场抗战，让无数的个体离去，让无数的家庭离散。但1945并不是战争的结束，而之后的政治分歧，让那些虽然侥幸活着的人，依然不能与家人团聚。在台湾的海岸线上，曾经到处是住在铁皮房子里的孤身老兵。如今，大部分已化为孤魂野鬼。

 

有细心的网友在央视记者采访的视频里面，还是感触到了这位老兵内心的一丝期盼。当记者采访他时，不怎么说话的他突然反问：你们大陆来的啊？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和陈姓老兵的联系还在继续，他是不是陈奶奶的哥哥，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最终能不能回到家乡，或许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不再用统战的思维去面对另一个群体，不再用政治认同主宰对个体的人性关怀，让士兵远离党派的纷争和轮回。

 

老兵回家，是一个已经进行了五年多的公益活动，我们希望，这种对人性的关注，能跨越历史和政治的隔阂。

 

让政治归于政治，让人性回归人性。

 

——作者博客

德国之声：“离岸解密”中国篇的来龙去脉

Posted: 24 Jan 2014 09:28 PM PST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周二发表一份机密报告，披露中国权贵拥有海外资产。参与该项目调查活动的《南德意志报》记者吉森(Christoph Giesen)接受德国之声访问，谈及"离岸解密"的调查过程。
德国之声："离岸解密"项目是如何开始的？
吉森(Christoph Giesen)：国际记者调查联盟(ICIJ)在两年前收到一个260GB的移动硬盘，里面列出130000个离岸公司持有者,公司注册地点遍及英属维京群岛、萨摩亚、马绍尔群岛和英属开曼群岛等地。这份文件经过了国际记者调查联盟的分析， 2013年4月发表了第一波的报道，内容涉及德国、美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等国人士的离岸公司。一直没有被公开的是有关中国的部分。因为硬盘里的名单上所出现的名字中，有四分之一，或几乎是三分之一都是华裔姓名。 这些人来自台湾、香港或中国。我们在一年前核对了几个名字， 找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人名，最后决定要有目的性地分别进行调查。这个工作从去年夏天就展开了。7月底我们聚集在香港举行了一次讨论会，思考如何系统性地分析这些资料。之后的四五个月中我们分工合作进行调查。
您在这个项目中负责哪些工作呢？
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辨识资料中的人名。与德国或美国名字不同，要辨认中文人名相对困难。资料库中的名字都是用拼音书写，要确认一个姓名是否就是某人，这是我们遭遇的最大难题。 如果是较复杂的德文名，我们几乎能立即确定此人的身份，但是核实中文姓名却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进行了分工，第一阶段先列出我们可能感兴趣的政治领导人亲属、富豪、知名巨星等名单，大概想出了1万至2万人。之后再将这些姓名与资料库中的13万人名单核对，最后找出超过35000个中文人名。接下来检查是否出现重复的人名。通过比对护照复印本、生日和地址证实这是我们要找的对象，而不是同名同姓者。
调查相关资料历时多久？
大约半年。7月底在香港开会后，我们花了3、4个月的时间密集调查。部分团队人员在欧洲，在华盛顿、纽约、香港或台湾也有人负责调查。国际团队中有能够说读写中文的人，也有熟悉离岸公司作业方式的经济专家。

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周二发表机密报告，披露中国权贵拥有海外资产。
调查过程中还有什么样的阻碍？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几乎无法获得中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很早就开始设法与这些人接触，向他们发出电子邮件或一般信件，也试过拨打电话确认对方是否收到信。中国的工作模式与其它地方很不同。在欧美国家，当你想询问某间公司董事的财务状况时，对方的新闻联络处总会在2、3个小时内回复。中国的情形则多是无人回应，在锲而不舍的追问后，才终于有人告诉你"我们收到了，但是不予置评"。
如何确保调查活动不被监控？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会注意到这个项目。ICIJ的做法是用加密的电子邮件交换讯息，而且多数负责调查的人员都不在中国，而是分散在香港、台湾、欧洲和美国等地。此外，我们也在网络上的加密论坛中交换资料。我们刻意将论坛设置在德国的服务器下，让全球记者在德国的网络平台交流。身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只能透过VPN软件才能进入这个论坛。
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在2013年4月就发表第一波的"离岸解密"，这两次的解密内容最大的差异为何？
最大的差异在于，有关中国的报告中出现的都是顶层人物，涉及中国过去30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及其亲属。这是相当特殊的情况。名单中出现许多高层人士的家属，包括现任和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前总理温家宝和李鹏。这勾勒出一个国家的面貌，其它的"离岸解密"则不是这个情况。在第一波的"离岸解密"中，虽然也牵连到重要政治人物亲属，例如阿萨拜疆独裁者的女儿或前哥伦比亚总统的儿子都出现档案中，但是如今的报告牵扯到的是中国极其重要的政治人物家属，这是截然不同的规模。
采访记者：张筠青

骆家辉在人民大学演讲：维护言论自由和法治 建设繁荣社会

Posted: 24 Jan 2014 06:31 PM PST

骆家辉（Gary F. Locke）
美国国务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
骆家辉（Gary F. Locke）
美国驻华大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国北京
2014年1月17日
维护言论自由和法治 建设繁荣社会
多谢您，朱教授。
我很高兴在我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任期结束前重返人民大学。我在中国最令人难忘的一些经历就是访问各大学。我感到特别高兴得是，去年能在这里举办模拟法庭竞赛（Moot Court competition）期间发表讲话。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我将很快回美国与家人团聚，这样我的两个大孩子能在那里完成高中学业。把整个家搬回美国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这是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作出的决定。我妻子和孩子们对于离开这里感到难过；中国人民一直非常热情和友好。我们一家人对我们祖先的国度有了一些了解和探索，令人感到欣喜和激动。
在离开中国前，我想谈谈一些对我和中国都特别重要的话题：法治和言论自由对形成不断进步和稳定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和言论自由共同有助于美国成为如此成功、如此具有创造力、如此充满活力和稳定的社会，吸引了并继续吸引世界各地的人。
让我先谈谈法治。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从做一名律师开始，在我的家乡华盛顿州西雅图（Seattle, Washington）当了4年的刑事检察官。我负责起诉被控犯有入室盗窃、抢劫、贩运毒品和谋杀的人。
我对法律的热情继续贯穿我职业生涯的始终。我曾短期当过兼职法官。作为华盛顿州州长，我的工作经常涉及法律事务。
根据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不论是入室盗窃的小案件，还是涉及生死的检控，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前都假设无罪。此外，所有的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富人或穷人、名人或无名之辈――都享有公平的机会，受到平等对待。
小人物的权利正是美国法律系统的基石。早在18世纪，很少有人想到大西洋（Atlantic Ocean）彼岸13个殖民地平民百姓组成的松散联盟能够摆脱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的统治获得独立。但是这些殖民地的确获得了胜利。随着年轻的美国继续努力创建新国家的基业，我们的建国之父要求我们的宪法保证捍卫小人物的权利。
经过世世代代的努力，我们美国的法院已确立，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也是如此。在1974年美国诉尼克松（Nixon）一案中，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不顾尼克松总统的竭力反对，命令白宫（White House）公布在总统办公室内录制的谈话录音带。这些录音带披露的信息使白宫掩盖非法活动的行为昭然若揭，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我们的法律和政治体系再一次证明，没有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美国最有权势的人也不例外。
中国本身的法律传统和历史远比我们悠久，在很多方面与美国不同，但也纳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远在公元前4世纪的秦国，著名的中国政治家和改革派商鞅在《商君书》中阐述了他的法律哲学。他确立的最重要的学说之一体现为他的一句名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此，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已经提出并得到公认。
美国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已被证实具有宝贵的价值，原因之一是它可以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发生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我们不时修正宪法，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的价值观，并让更多的人得到保护――纳入过去被排除在外的人。美国非洲裔直到我国建国近100年后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才被认为是享有全部权利和自由的美国公民。同样，妇女直到1920年通过第19条修正案后才被允许投票。2008年巴拉克・欧巴马（Barack Obama）当选为我国第一位美国非洲裔总统，为我们取得的进步提供了又一个证明。
根据我自己的国家的经验，法治为政府提供了更大的合法性，因为人们相信有公平和透明的渠道纠正各种问题。法治不一定保证某一个人获得有利的结果。在法院败诉的一方不会同意案件的结果，但是他们离开时认为他们得到在法院申辩的机会――公平的申辩机会。他们离开时相信法律程序具有基本的诚信。
这和体育活动一样，你不可能永远同意裁判的裁决，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如果大家都相信裁判是公正的，运动员和球迷们都能够接受比赛的结果，即使他们支持的一方失利。但不能接受的是，裁判无视规则或者歪曲规则，采取偏向某一方或某位球员的做法。
关于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这种信心和信念，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乔治・布什州长与副总统阿尔・戈尔（Governor George Bush v. Al Gore）的角逐。总统选举的结果最后仅由9个人――9位美国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大法官投票决定，堪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必须决定应采用什么程序点票，从而重新计算佛罗里达（Florida）州的一些非常令人困惑的选票――鉴于双方在该州的得票非常接近，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决定可以确认谁当选美国总统。对于如何计算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票，他们的决定有利于乔治・布什，尽管有些群体相信副总统阿尔・戈尔事实上在佛罗里达赢得更多的选票，因此应被宣布为下一届总统。
不过，尽管最高法院的决定引起了极为强烈的争议，副总统戈尔和他的支持者仍接受法院的裁决，因为他们相信我国法律机构和法律程序具有诚信，需要做出最后的决定。在很多其他国家，总统大选的成败如此接近，竞争如此激烈，会导致愤怒的暴民走上街头，引发革命，甚至由军队夺取政权。美国人民接受法院关于谁成为下一届总统的决定，清楚地证明了强大的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可作为稳定的力量发挥作用。
美国社会中的另一个发挥稳定作用的力量是言论自由。我们视言论自由为一种普世权利，已被纳入我国宪法。实际上中国宪法也规定了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规定我们享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
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不仅适用于反映多数意见或政府立场的言论，更重要的是保护不代表主流而且经常是不受欢迎的思想的表达。然而，社会极大地受益于这些观点的公开发表。这些言论可引发就重要话题开展亟需的讨论。这些讨论可以促进和影响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改善社会的政策变革。
这在美国历史上一再发生。请让我给大家举两个近期的例子。
第一个是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尽管林肯总统（President Lincoln）在1863年发布了给予奴隶自由的《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但在其后的100年里美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隔离状态。很多南方州直接违抗我国宪法和林肯发布的宣言，批准了限制美国非洲裔权利的法律。这些州利用法律条文实行种族隔离，并限制美国非洲裔的公民权利。
民权领袖们运用宪法所保障的表达自由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雄辩有力地阐明，一个现代的、民主的社会绝不容许隔离。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马丁・路德・金牧师（Reverend 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他在著名的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用他的原话就是，"有一天，我的四个年幼的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这篇演讲的道德力量感召了整个国家，并力促政治人士采取行动。在此后的两年之内，国会（Congress）通过了历史性的公民权和投票权立法，并宣告主要的歧视形式为非法。
言论自由在现代美国历史上发挥关键作用的第二个实例是反对越南战争（Vietnam War）的抗议活动。美国人民运用他们的表达自由质疑把年轻人送到越南丛林，去打一场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战争是否明智。
国务卿约翰・克里（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是最雄辩有力地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士之一。1971年，他代表"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他的证词中有一句话如今已成为名言："你们怎能要求一个人最后在越南丧失生命？你们怎能要求一个人最后为一个错误丧失生命？"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这不是尼克松总统和我们的军队领袖想听的话。但是年轻的约翰・克里及成千上万的抗议人士通过运用自己的表达自由并有力地说明反对越战的理由，帮助促使政府改变了路线，结束了这场战争。
像约翰・克里那样对当权者说出真相并不是美国独有的品格。中国自己有句古语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那就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说的是在刘邦于公元前207年攻克秦国都城后，张良向他进言一事。刘邦一心想住进刚刚夺取的宫殿，享用其中的财宝和美女，但是张良告诉他，如果这么做，他就有可能被视为一个助桀为虐的人。刘邦只得听取了张良的劝告，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支持。
当然，表达自由不仅仅是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它还包括信息的自由流通。不受约束、不受限制地获取信息对社会的现代化和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在中国这里，我们在过去几年已看到信息的自由流通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所能起到的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让我们首先看看环境问题。在北京，大家都知道空气质量很差，但不知道到底有多差。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对此感到关切，并想要了解有关他们所呼吸的空气质量的信息。为此，美国大使馆（U.S. Embassy）开始提供PM 2.5小时读数，供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人使用。这一信息最终达及更广泛的受众，并帮助中国民众在网上及通过其他渠道就他们的国家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空气质量展开公开讨论时做到知情。
不久后，北京和中国其他主要城市相继开始监测并公布自己的PM2.5数据。在最近几个月，中央政府和北京政府还为此进一步制定了改善空气质量的综合性计划。
信息的自由流通还对改善治理，特别是打击腐败祸患至关重要。我对普通中国公民在过去几年中利用因特网举报涉嫌的腐败事件印象特别深刻。在美国，我们也通过要求政府官员每年公开申报其资产来打击贪污行为。要求必须提供这一信息使收贿受贿和其他腐败行为更难以藏匿。
在中国这里，一直有人呼吁对中国官员提出类似的要求。美国政府尤其关注呼吁变革的人中有些人现在正受到起诉，他们遭到打击报复是因为他们公开努力揭露腐败，而且因为他们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还知道，观点的多样性和思想的自由流通对一个国家的成功从未像在今天这个因特网时代这般重要，这个时代尤其适于创造和创新。副总统拜登（Biden）上个月在北京说过，创新在人民能够自由呼吸、自由讲话并能挑战正统的地方会生机勃勃。它在报纸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报道真相的地方会生机勃勃。我们现在在上述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多分歧，其中包括对待美国新闻记者的方式。但是，我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人都相信，如果中国尊重普世人权，它将会更加强大、更加稳定、更具创新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网，自由发表他们的想法，网络对所有人，对使用者和社会都更具价值。但如果人们不能自由地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或参加网上讨论，那么因特网的潜能将永远不会全部得到发挥。因此，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在因特网上表达他们的想法，并利用因特网进行辩论及讨论话题，即使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不受欢迎，即使他们所说的话可能被一些团体或个人视为敏感言论。
网上信息的自由流通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已变得日益重要。在这样的世界里，最紧迫的问题不受国界限制；当任何一个国家设置壁垒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损害。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例如可能快速地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染性疾病，以及在这个全球贸易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
总而言之，法治和言论自由对各国向前推进及取得进步至关重要。身为一个美国人令我感到自豪的诸多因素之一是，美国人民通过我国世代人民的努力，不断地争取使美国更接近达到我国宪法序言中所阐明的缔造"一个更完美的联邦"的理念。
言论自由和法治是这一理念的主要支柱。它们有助于造就团结、爱国、坚信自己的权利而且投入于自己国家的未来的一国人民。
中国前程似锦，但要发挥其全部潜能将取决于保持中立并受到尊重的司法体制、活跃且克尽职守的律师、明智的领导层，以及对法治的尊重。这还将取决于对宪法所保障的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的尊重、开放的因特网，以及广泛知情并愿意就如何最好地为中国建设一个稳定且不断进步的未来而展开不受限制的对话的公民。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健康和进步都至关重要。
请让我祝愿大家马年好运、快乐。
非常感谢大家。

胡平：恐怖平衡不复平衡 中共内斗日趋白热

Posted: 24 Jan 2014 03:23 PM PST

左起胡锦涛、习近平、江泽民、曾庆红
就在习近平声称“打铁还需自身硬”，誓言对腐败“零容忍”，“康师傅下架”箭在弦上之际，国际记者调查同盟于本周二公布解密报告，披露中共最高领导层近亲在离岸金融中心拥有秘密资产。其中有邓小平、胡锦涛、温家宝、李鹏等人的家属，也包括习近平的家属。这无疑是对习近平反腐败“打大老虎”战役的凶狠回击。很多人都注意到在这份机密档案中没有江泽民、曾庆红以及周永康的名字，于是就把这次曝光视为周永康一派鱼死网破的绝地反攻。
在1997年出版的那本据说是影射陈希同案件的政治小说《天怒》里，书中一位作恶多端的“衙内”有恃无恐地宣称：“要动我爸爸(市委书记，据说是影射陈希同)也没那么容易。把他逼急了，他抖落出几件就得惊天动地！上面能不保他吗？敢不保他吗！不保，就一块儿玩完！”
可是陈希同还是被打倒了，未见他抖落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陈良宇也是如此，甚至薄熙来也是如此。在地方上，有面临整肃的官员也放出过类似的狠话，扬言要和整他的上司同归于尽，但到头来真正做到鱼死网破的大概也只有王立军。
为什么陈希同、陈良宇乃至薄熙来都没有以鱼死网破的架势反过来痛咬对方？想来有几种原因。有的人虽然知道对方贪腐的事情，却没有掌握足够的真凭实据；有的人手里握有证据，却找不到合适的曝光媒体或时机与场所。再加上对方的软硬兼施，拿三寸，给出路。例如许诺把你关进监狱后给你特殊待遇，坐两年就让你保外就医颐养天年；例如许诺不追究妻子儿女；例如在没收赃款时给你留下一大笔，以及诸如此类。
毕竟，处于落败的境地，你要反咬对方，势必会招致更凶狠的惩罚。你要拼个鱼死网破，到头来网会破到什么程度不好说，你这条鱼却必然是死定了，没准还搭上家人。如果你惜命，如果你舍不得家人尤其是子女受罪，你就很可能放弃。据说陈良宇在监狱里待遇优厚。陈希同确实是早就保外就医住别墅安度余年。薄熙来在法庭上敢于为自己辩护却不敢反咬对手，估计主要是为了保护涉案很深的薄瓜瓜。
相比之下，周永康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薄熙来都判无期，周永康那还不判死刑？儿子周斌涉案也关进去了，更不说还牵连众多部属。周永康才是真正被逼到了绝地。就算咬了也白咬，但不咬白不咬。
据《德国之声》发表的《“离岸解密”背后是谁》一文报道，这次“离岸解密”项目始于2012年一位匿名人士送料。由于数据过于庞大，国际记者调查同盟决定邀请全球记者一道进行整理，其中包括香港的《明报》。香港《明报》本来以中立著称，可是日前因为撤换总编而引发编辑部空前震荡却提醒我们，恐怕《明报》也早有被中共渗透之嫌。
《德国之声》报道还说，2013年夏季，来自全球各地－－包括来自北京－－的记者聚集香港，就此一高度敏感的调查报道项目举行会晤，查证与报道持续了6个月，其间有一家中国媒体机构退出。问题是，这份庞大的机密材料对中共最高层，首先是对习近平以及胡温都极为不利，那么，来自北京的记者和中国的媒体机构会是谁呢？合理的推测应是他们的对立面周永康以及江泽民、曾庆红一派。
还有一件事很蹊跷。1月21日国际记者调查同盟爆料，中国政府立即封网。这很正常。奇怪的是就在这一天，中国国内的互联网也一度瘫痪，大约2／3的网站的访问受到影响。当局指控“境外敌对势力”攻击。但接下来有人在微博上说倒是当局的网络管理者自己忙中有错，在封杀境外媒体时不小心把自家的互联网给搞瘫痪了。
此一事故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姑且不论。意味深长的是，《环球时报》于22日发表文章《中国互联网突遭神秘攻击  涉事IP指向翻墙软件公司》，明确告诉读者，对方是一家名为Dynamic Internet Technology（即动态网）的公司，该公司研发有“自由门”翻墙软件，“其服务对象包括大纪元、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为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提供被屏蔽网页的访问服务”。这等于是暗示乃至鼓励读者去找到动态网，下载“自由门”，然后翻墙阅读被屏蔽的境外网页，其客观效果是使得更多的国内网民能读到国际记者调查同盟的爆料，从而强化对习近平及胡、温等的打击。
把上述现象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脉络。自2012年2月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引爆薄熙来案件，同年3月4月，薄熙来被撤销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掌握党国领导人最多机密的周永康深感威胁，即派人匿名送料给国际记者调查同盟，并帮助完成解密工作。等到去年12月周永康被拘，到如今眼看习近平就要把他抛出，这颗预先埋下的炸弹于是引爆。
应该说，周永康的背后还有江泽民、曾庆红。有消息说，江泽民是认可整治周永康的，但问题是，江泽民认可整治到什么程度，却未必和习的主张一致。再有，江、曾不能不担心，一旦习顺利拿下周从而权威大涨，日后整起他们来如何抵挡？
我们知道，周永康倒霉主要是政治问题，是他和薄熙来试图政变。若是在毛时代，定然以篡党夺权的罪名打倒。倘如此，江、曾不会感到自身受威胁－－还是他们推举习上台的呢。只是到如今，权力斗争都是以经济问题、腐败问题定罪，而经济问题、腐败问题人人有份。从江时代到胡时代，中共上层形成寡头专政，刑不上常委，于是可达成某种平衡。如今的习却想打破这种平衡，建立个人强势地位，这就要削减其他寡头的特权，倒周就是第一步。
对习而言，倒周已是箭在弦上。如果这一炮成了哑炮，习在上层的威望就大打折扣，日后想强势多半也强势不起来了。再说习已经亮过剑了，如果再收回去只会给自家留下后患。但如果习这一炮打响了，其权势必然大涨。不错，眼下为了倒周，习必定要和江、曾做妥协，答应不侵犯他们的利益。可问题是，有谁、有什么力量能保证这种妥协继续维系下去呢？眼下，习是和胡温结盟，但这种结盟能维持多久呢？当年毛就是先联合张三李四王五打倒赵六，然后再联合张三李四打倒王五，然后再联合张三打倒李四，到最后，只剩下张三，如果不彻底臣服，要打倒就轻而易举，于是一代强人也就诞生了。
今日中共，腐败病入膏肓。任何自上而下的反腐败，势必是选择性的反腐败，势必沦为搞权力斗争，清除异己的手段。如果习近平是皇帝，那还好说，因为皇帝和臣子的分际是明确的。但习近平不是皇帝，在地位上和高层同僚并无绝对的分野。只准你腐败不准别人腐败，别人会不服气；你想反谁的腐败就反谁的腐败，势必引起其他同僚人人自危，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起来约束你，甚至把你搞下来，换一个让大家都放心的人上去。
六四后，中共上层，尽管彼此勾心斗角，但在大面上尚能维持局面，就是靠的恐怖平衡：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要把别人推下水，别人一挣扎一反弹，船就给折腾翻了。如今，这种平衡已经摇摇欲坠，上层权斗日趋白热。在蔑视人权、拒绝法治、反对民主的情况下，这种权力斗争很可能演变为一场丛林之战。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3期  2014年1月24日—2月6日）

达沃斯：矫情的王健林遇到理智的约瑟夫（胡少江）

Posted: 24 Jan 2014 02:05 PM PST

法新社图片：中国富豪，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2013年资料）和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约瑟夫•奈（Joseph Nye）（2011年资料）。
在达沃斯论坛昨天的一场讨论中，新近被《福布斯》列为中国首富的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表现抢眼。与其他的发言人开门见山讨论问题的风格不同，王健林发言伊始，就对他前面一位发言人进行了指责。他指责对方在他这位中国富豪面前批评中国的政策“不太礼貌”，与十三亿中国人的看法“不一致”。

是什么人、什么言论激起了王健林如此的愤怒呢？被王健林指责的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发言中，约瑟夫•奈结合中国当前国内外形势，阐述其软实力思想。他表示如果中国一味的依靠增强军备，驱逐南海的菲律宾渔民，就像美国入侵伊拉克一样，对自己的软实力是一种伤害。

王健林的指责则没有围绕提高中国软实力的话题，甚至也没有针对约瑟夫•奈对中国在南海的表现的批评进行辩驳。相反，他的指责集中在议题和礼节上。首先，他批评约瑟夫不应该在一个经济论坛上讨论政治问题；同时，他还指责约瑟夫在有他在场的情况下批评中国，认为这是不礼貌的。面对王在一个国际论坛上如此幼稚的“爱国表演”，我真为这位中国首富汗颜。

王健林要求在经济论坛上的发言不涉及政治，这种主张没有任何道理。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任何经济政策都是不同的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国内经济是如此，国际经济也是如此。例如，收入政策既是经济政策，又是政治政策；又如，国际贸易和货币机制，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约瑟夫•奈是“软实力”概念的创造者，谈到软实力的时候涉及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力量在内的硬实力，这是无可指责的。

王健林关于在他面前批评中国是不礼貌的行为的说法更是缺乏逻辑和显得霸道。按照他的说法，在一个人面前批评这个国家是不礼貌行为，那么为了礼貌，难道应该专门背后批评不成？王健林或者是想说，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因此在他面前不应该批评任何与他有关的事物。我想他或许真地可以在他的“万达王国”推行这一条，但是想把这一条推广到万达以外的地方，未免显得太不自量力了。

对比王健林的幼稚和矫情，约瑟夫则显得理性和有教养得多。他首先说明自己只是就提高软实力对中国提供谘询建议，是想帮助中国，而不是批评中国；他也表示不能同意经济和政治决然分割的思维和讨论方式，因为任何经济都是在大的政治环境下运作的。最后，面对王健林自诩代表十三亿中国人的想法，他说他无法立即听到十三亿人的想法。

我毫不怀疑王健林的商业头脑，但是他把在中国经商所特有的“政治敏锐”拿到国际环境下来运用，不仅不能显示他的智慧，只能公开显示他的堕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大谈“在商言商”、“不枉论政治”，而且不分场合地作出一系列廉价的“爱国”表演，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些都是他们的自宫行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讨好政府，以换得利益上的好处。这些做法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就是在中国国内也为正派的中国人所不齿。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唯色：党设计的藏传佛教寺院模式

Posted: 24 Jan 2014 02:00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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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余剩不多的僧侣们正在辩经场上向游客们表演辩经，而照片上那位穿便装的年轻汉人男子实际上是武警或特警。（唯色提供）
前不久陆续披露的几件事情需要重视：1、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的嘎玛寺，因牵涉2011年10月底发生的一起轻微爆炸案，原有300多名僧人，如今只剩6人；2、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的卓那寺，去年11月起多位僧人被捕，所有僧舍被贴封条，整座寺院被关闭；之后，比如县又有塔摩寺、热丹寺被关闭；3、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著名大寺——拉卜楞寺，上个月13日由寺院管理会发红头文件，要求在三个月内全面清除在本寺学习的外来僧侣。

我曾在2008年底连续写了这几篇文章：《“爱国主义教育”在藏地》、《又一场文革悄然席卷藏地寺院》、《在“法制教育”的背后》、《把寺院变成旅游景点的用意》、《拉萨发生不为外界所知的“清洗”》。事实证明，针对全藏所有寺院的围剿，一直在有步骤、很全面地进行。正如我在2008年底写过的，“中共当局正在对藏地寺院开展自文革结束之后最为严酷的清洗。但在中国的媒体上，却根本不会见到对这类‘黑箱操作’的报道。这是又一场席卷藏地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文革砸寺院砸佛像驱逐僧尼，留下一片触目惊心的废墟。而这场再度复苏的文革会驱逐真正的僧尼，只留下寺院躯壳，留下不得不失去勇气和良心的僧侣。”

如果我们还没有忘却的话，应该记得2008年4月10日起，拉萨三大寺即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都在深夜遭军警突袭，上千名僧人从各自僧舍被抓走，几乎都是来自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藏区（官方称“四省藏区”）的学经僧。之后，他们被押送至格尔木的军队监狱，直至北京奥运结束才遣送各自原籍，从此禁止再回三大寺。

原本在三大寺学习的僧人有一半以上不是拉萨本地人。这是三大寺建寺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传统，也是佛教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包括汉传寺院在内的所有僧团组织皆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出家人组成。迄今汉地寺院依然有各地僧人挂单学习，可是在拉萨三大寺的外地学经僧却被武力囚禁与驱逐，这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近代惟有中共统治全藏地之后才频仍发生。

如果我们还没有忘却的话，应该记得2008年在中国当局的网站上有一份正式的藏文文件，是由甘孜州州长针对甘孜州18个县签发的决定，声称当局将会对有10%到30%的僧尼参加抗议的寺院实施这些措施：寺院里的宗教活动会被停止，僧侣的行动将会受到密切控制；而且，寺院里的僧尼也必须重新“再注册”，凡未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考试的僧尼会被开除，僧舍会被拆除。至于参加抗议活动的僧尼，轻则遣回原籍，进行“再教育”，重则将会被囚禁。

从2011年起，西藏自治区1700多座寺院都有驻寺工作组，共约7千多名工作人员。而当局注册在编的僧尼据官媒报道有4.6万多。那么，每一位驻寺干部要管6-7位僧人吗？问题是，作为噶玛噶举祖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发源地的嘎玛寺，目前所剩僧人比驻寺干部还少。难道由西藏书记陈全国发动的“驻寺”、“驻村”运动，现已出动第三批人员接力，其目的就是要僧侣不断减少、寺院最终被关闭吗？

“四省藏区”的当局同样在针对约15万以上的僧尼所属的寺院进行围剿。并非这些藏区当局向西藏自治区当局取经效法，这只能是出自最高当局的对藏强硬政策，实际上是毛泽东制定的“西藏政策”的继续执行。毛说过：“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而所谓的办法，看来就是今天的嘎玛寺模式、卓那寺模式、拉萨三大寺和安多拉卜楞寺模式，属于党设计的藏传佛教寺院的模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但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拐点――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走访杜导正

Posted: 24 Jan 2014 01:55 PM PST

十八届三中全会似乎吹响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号角。 
11月15日，《习近平关于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强调深化改革是一场伟大革命，这个革命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实行起来，阻力极大。阻力主要来自于体制内，体制内又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观念上的陈旧思维，另一个是利益集团，改革要进行下去必须要冲破这两个障碍。 
中国宪政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党内改革，取得改良主义共识；第二步，才是实行宪政的普选，目前贸然普选，选出来的将会是“左”派人物。 
反对暴力，通过暴力革命上台的政权多数会更加暴力，还会有千百万生灵涂炭。 今年像是个暖冬。临近岁末，北京的雾霾却比夏天淡些，空气明朗了些，一如北京的政局。我们来到了《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家，爬上三层楼，他家在东边的一个单元。房子已经很旧了，墙壁斑驳，但是客厅里花草繁茂，铁树、橡胶树绿意盎然，常青藤顺着墙自由攀爬在古旧的书架上。没想到年过九十的杜老如此精神烁烁，行动敏捷，让我们一行感到意外和兴奋。 

一、 三中全会似是一个拐点 
记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后，先发表“公报”，接着公布了“决定”。对这两个文件，有人认为基本没提政治体制改革，觉得有些失望；而有人又觉得经济改革步子太大，“一夜回到十字坡”。您是怎么看三中全会两个文件的？ 
杜老：作为共产党培养的“老新闻”，我有个习惯，就是直接看公开发表的报道。三中全会“公报”、“决议”和“习近平的说明”三个文件一发表，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两遍后，感觉不错。特别是习近平所做的说明，可以说是振奋人心。我马上给李锐打电话，说看来不会走回头路了。 11月15日，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35年来，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我们绝不能有丝毫动摇。习近平接着说，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潘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因此，一定要有自我更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杜老从桌上拿出画着很多红道道和红圈的习近平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的最后结论部分的三条，就第二条一个字一个字念给我们听。杜老说：这些，都是近平严肃地强调指出的。这个深化改革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实行起来，阻力极大。阻力主要来自于体制内，体制内又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观念上的陈旧思维，另一个是利益集团，改革要进行下去必须要冲破这两个障碍。 

记者：那习的这个讲话跟前一段的民间传说，习的两个内部讲话和中办九号文，不就是是180度大转弯了吗？
杜导正：和他上台后的两个讲话相比是个极大的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百分之九十九是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邓的一套，不是毛的那套。毛泽东思想只提了那么一句。我特别注意到，习说，“改革开放是中国一次伟大的革命。”我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六十年，当然知道这些字眼都是很有讲究的，在内部会有争论的。“一次伟大的革命”，一下子把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肯定了，对毛晚年的那些东西几乎不提了。我着重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了许多遍习近平对三中全会决议的说明，“说明”的最后三条里的第二条，说得非常好。他说深化改革是一场伟大革命。这个革命能不能搞下去，能不能实行起来，阻力极大。阻力主要来自于体制内，体制内又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观念上的陈旧思维，另一个是利益集团。深化改革就要冲破这两个东西。近平讲得非常的好，看到中国的要害了。他的分析和估计是正确的，决策也是正确的。我看到这里眼睛一亮，看来我们党有希望了！ 

记者：看来，在中共老干部里，您是对习近平十八届三中全会认同度很高的。但是我记得，就在几个月之前，您对形势的看法还很悲观呀？
杜老：没错。当时国内一批反改革派活跃得很，还出了个中办九号文件，不让讲宪政、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司法独立，讲党的历史上的错误等等，被人们概括为“七不讲”。如果按那几条搞下去，真的太危险了。去年4月到11月17号，形势很糟糕。其中一些话我还背下来了，什么“现在一小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用语，“反动知识份子”--这是戴帽子，“利用网络对共产党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造谣、污蔑、攻击”。这些东西一出，国内形势立即恶化，首先民营企业家纷纷携资外逃，有个数字显示大约走了一半。我想数量大概没有这么大。那段时间，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对我党从有希望到失望，又到绝望。我的很多老朋友，很高层的，非常有头脑、有成就、有学问、人品又好的，对我们党很好的，那几个月也绝望了。有时候我们见面，讲着讲着就掉泪，说完了完了，有的说，“老杜呀，你怎么一直到现在对共产党还是抱有希望！”他们觉得我是幻想，觉得我很离谱。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两三天，我搞了一次小的测验，到会十个人。我出了一个题目：对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抱有一点希望和绝望？让大家回答。结果，抱一点希望的4票，包括我女儿，完全绝望的6票。很明显，大家那段时间情绪很不好。我简直是寝食不安，朋友们和老伴都让我保重身体，不要这么忧伤，何必呢！但我是娃娃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这个党完蛋。我给李锐写信说，“我们要尽我们的最后一份力！”。努力也许无效，我们要学习谭嗣同，”我们都90多岁，李锐97岁，抓有些话我们非说不可，老同志们有点良心就应该站出来说话，听不听是一码事，我们要尽我们的一份力量，良心上过得去。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能尽多少算多少，心里安慰一点。 
记者：照您的看法，三中全会是个转折点？ 
杜老：正是。我个人以为很可能这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拐点。前段时间我们当中一些同志不看好近平同志大的治党治国的大思路。最近开始抱有希望了。有人说三中全会没怎么提政治体制改革，但要看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幅度、步子这么大，这就不能不涉及政治体制，所以现在大家经常谈论一个词“倒逼”。到了关键点上，政治体制不动是不行的。现在眼见得到的，一个是司法改革，打破原来的政法委一统天下，实际上缩小了地方党委的权力。再一个是缩减政府的审批权，该由市场决定的事项就让权力回归市场。再有，一些超大型国企、央企，这次虽然没有动摇垄断地位，但要他们拿出利益来向民生倾斜，某些利益集团的“好日子”可能快到头了。这几项，又都是跟反腐败紧密相连的。谁都看得到，习和王岐山配合得很默契，那些阻碍改革的人就得掂量掂量。事实上，死抱着集团利益不放、反对改革的人，往往就是贪官。照近平这个路子走下去，法治的管辖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人治的圈子就越来越小。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也不幻想道路笔直，准备着再出现反复，但现在方向是明确的，大思路得到人心。 
杜老继续说：这是我这些日子一直思考的问题。首先，发生90度变化的主观因素是什么？客观因素是什么？其次，近平还会不会不动摇？能不能实行到底？如果坚持贯彻这个思路，我觉得共产党可能和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一样，会有一个大的变化。不可否认，近平同志拐了个弯，拐回正确上来了。他是怎么转过来的？能不能坚持下去？显而易见的，他受到的阻力很大，首先就是反贪腐，我的看法很难彻底搞下去。周永康问题要下决心解决，可能没有退路了。现在要搞清为什么半年多思想有这么大的变化？搞清楚这个，才能够回答能不能搞下去。 
中国搞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了，近平的这个大转变很可能是党内外健康的、进步的力量的一个胜利，错误力量被正确力量压下去了，正确的力量就是党内民主宪政力量。这是个世界潮流，如孙中山先生说的，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刚上台时，显然有人在他耳边鼓吹那套“左”的思路，也实践了一段，根本行不通，在党内外、国内外都碰到大阻力。显然已经影响到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有几次内部会议争议很厉害，这群主张进步的人在起主要作用。如果按照“左”的路子搞下去，不仅仅是个人完了，而是共产党完了。 
当年，毛泽东明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错了，也知道在党内很孤立，但他还是干下去。邓也有这个问题，“对越自卫反击战”，那场战争老同志们百分之百的人反对。我年轻时是杨成武兵团里的新华分社社长，杨成武年老时住在西山，他把我叫去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老杜，越南战争我们所有上将都反对，小平决定打，我们只能听话。”现在时代变了，权威时代结束，“维权”时代来临。近平有个好处，他接受了进步力量的影响。他还有个优点，是想有所作为。我得到内部消息，他表达过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当这个总书记，矛盾真是复杂，真是难办。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说，习曾说“我不当亡国之君”。你替他着想，真是困难。他的压力太大了，我说他24小时都没办法睡觉。三中全会开过，我想，他应该好一些了，也让我们大家心情放松了些。 
记者：听说您跟习仲勋认识，他还请您给习近平当顾问？ 
杜老：近平同志的父亲我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文革后，习仲勋同志从牢里出来找我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我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习仲勋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耀邦同志当总书记的时候，大约两周开一次有关宣传部门工作会议，我每次都去，我和习来往密切，至少有六七年比较密切的来往。后来他去深圳，我和林若去深圳时都要去看他。我和习近平没有来往，差了30岁。遵循遗训是中国的传统，再加上近平同志这个人本来的性格和历史，他不会离开他爸爸的思路和性格、风格、作风。当年习仲勋出来以后，中央找近平同志谈话，你是留在中央哪个部长那里当秘书？还是到下边去？他说到下边去。于是把他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第一副书记。到了下边以后，我估计是习仲勋的主意，让他把北京的老同志请一些去当顾问，顾问委员会有五个人，名单里有我。但是没有开过一次会，我是他的顾问。 
现在，恐怕有人是希望他一直“左”到底，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用我的话说习近平以“土”气上台，应该以“土”气治国。这个“土”是褒义的土，就是实实在在，实事求是，像他刚上台时的讲话。 三、中国宪政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党内改革，取得改良主义共识；第二步，才是实行宪政的普选，目前贸然普选，选出来的将会是“左”派人物。
记者：有一个话题海外很关心，习近平上台后抓了一些贪官，但是将一些言论网站关闭了，还建立了国安部，现在香港担心港澳这部分以后也归国安管，会影响香港言论自由。现在您和李锐等老干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一直鼓舞我们明报月刊和进步的海外媒体。
杜老：我一直认为中国宪政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党内改革，取得改良主义共识；第二步，才是实行宪政的普选，目前贸然普选，选出来的将会是所谓“左”派人物。我们杂志社有的年轻编辑就比较激进，对共产党完全绝望了，希望共产党下台。我就说。真是马上下台， 国家就大乱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十几亿人，谁来管理？怎么管理啊？他们说：你不用管，乱乱就好了。
我想年轻人没有经过战乱啊。我们中国和民族实在是经不起一次大的动乱和战乱了。从鸦片战争到现在， 1840年之后170年了，战争不断。我是打过很多仗的人，我家里牺牲了三个，我父亲、我弟弟和我妹妹。打仗很辛苦，我身体好能活到今天，可是很多人牺牲了。打日本时候我在五台山根据地跟日本人拉锯战，有一次打伏击被包围了，日本人十多米远追我们，部队都从山沟力撤，我慌了在山梁跑，几个鬼子兵叽里呱啦指着我开枪，子弹嗖嗖从耳边飞过，打到旁边的土块乱飞，后来没路了，我跳了十多米高的土崖。怎么能逃脱的，后来才明白，那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有经验的鬼子被调到那边去了，我们这里的鬼子大部分是娃娃兵，新兵，所以就这么“让子弹飞了”。（笑）  我弟弟打太原时是副连长，被敌人机关枪扫中，胸部完全被打烂。每一仗下来死伤无数啊。
二是乱。1949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本来是很好的建设环境。可惜，毛泽东又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政治运动不断。对内镇压，对外伸手扩张，他要当世界领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实在是经受不起大的战和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正如近平同志说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中国经济确实是发展了，老百姓生活确实提高了。但是思想领域上层建筑方面整个滞后，没有跟上来。”七年前，我在港大演讲时说，碎步前进也是前进，现在我已经改成我党必须中步前进了。像水，水到零度变成固体，到了一百度就是气体，有个“临界点”。咱们这的水现在大概已经到了九十八九度了，差一点就崩溃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很优秀的民族，文化各方面的沉淀积累在全球这么多民族中都是优秀的。我走了这么多国家，中国文化沉淀很深厚，我们就像个小联合国，清王朝是立了大功的。没有好的东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多民族相处融洽。因此， 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在党的领导下改革成功的。 
赵紫阳曾对我说过，“我们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共产党马上培养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就像英国。我们要留一手，万一中国共产党讲话不灵了，一盘散沙，怎么办？还不让组织起来。民主党派连花瓶的作用都没起，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而且里边的老领导人，比我们共产党的“左”派还“左”。
我还是那个思路，千千万万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乱，中国一旦有战乱，谁也沾不了光。老百姓最倒霉，资本家和当官的都跑了，他们没有事，受罪的还是老百姓。因此，我们要有最大的忍耐力，不要发生大的战乱。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多数会更加暴力。也就是说要变“革命思维”为“改良思维”。 所以我认为我是个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前一段，中宣部对《炎黄春秋》说，宪政不能提、公民社会不能提、普世价值不能提、新闻自由不能提、司法独立不能提。今年夏秋时，我们开了个“八二宪法”座谈会。第九期发了这个“八二宪法”座谈会纪要，一万多字，跟近平同志去年底在纪念八二宪法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完全一致。但是中宣部来电话说，最好将这部分有关宪政的内容全部删掉，否则不能发行。吴思回答，已经开始印刷了，如果撤，经济损失很大。对方说“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我们承担”。吴思回答：这个事情太大，我做不了主，得向杜老请示，恐怕杜老一个人也决定不了，必须要开编委会。后来吴思告诉了我，我说，“这样的事情不能只打个电话，要有送来正式文件。”第九期讲到宪法的部分，我们强调近平同志几月几号讲宪法好，怎么要求的，我们十几个编委。座谈会上我第一个发言，我的说的题目就是如何落实八二宪法。 
杂志办了二十多年了，在中宣部的批评声中茁壮成长。现在，我们发行有十九万，估计读者在四五十万人，多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青年人也开始喜欢了。我个人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一个团队，团队的核心队伍有几十个人，李锐在我前面。《炎黄春秋》2013年12月份发行到19・2万，都是个人订户，我估计明年还要上。三中全会开过了，我想，港澳的同事们也应该放心了。我认同《明报月刊》，你们的政治理想、政治思路、思想框架是属于比较现实、可行的，不保守不激进，实际上和我的想法一样，都属于改良主义者。
这次三中全会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机。我相信，目前近平同志的压力还是很大很大，非常大。“左”的右的或者说“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还会十分激烈和复杂。三中全会后，近平的班子向民主的、健康的力量靠拢，但还是要警惕，“左”的力量得到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其实弱势群体根本分不清“左”右，只不过前些年社会改革滞后贫富差别扩大，他们有怨恨，觉得还不如干脆回到平均主义的路线上去，这并不是出于理性的思考。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不放开，体制跟不上去，经济改革根本搞不成。像上海自由贸易区，保守力量就给加了个“暂时”，中国好的东西就只能是“暂时”，不过我们不要绝望，共产党有很大的进步。争取好转，准备着，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我多次呼吁，要允许结社，有了结社自由，就有多党制基础。孙中山的共同纲领里有这么一条，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领导地位还要有强有力的制约，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至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我从去年起，一直都在讲比较可行的七条建议：1、给予人们免除恐惧的自由；2、放开媒体放开稿件审查；3、允许老百姓结社自由。（这些都很现实，现在就可以做。）4、放开党内民主。（这个也没有任何危险。）5、给右派彻底平反；6、给“六四”分阶段平反；7、对外方针上要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

——香港《明报月刊》记者 。许医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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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6, 2014, 6:06:49 AM1/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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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监禁维权律师许志永深感失望（附现场采访许志永案）

Posted: 26 Jan 2014 12:22 AM PST

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与庭外外国记者交谈时，受到警察和便衣警察的阻挡，场面一度混乱(美国之音东方拍摄)

美国对中国监禁维权律师许志永深感失望
更新时间 2014年1月2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22
许志永（资料图片）
美国形容许志永是推动中国官员财产公开与反腐败的领先人物。
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知名维权律师许志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判刑四年。美国对此“深感失望”。
40岁的许志永获刑与其组织争取官员财产公开与教育平权的集会有关。
美国国务院星期天（1月26日）在法院宣判后不久发表声明说，美国促请中国当局马上释放许志永等政治犯，终止限制其行动自由，并保证其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
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对BBC中文网说，法院匆匆宣布了判决结果，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并将提出上诉。
张庆方在法院外对记者们说，许志永本人形容这个判决“把中国法治的最后一点尊严破坏殆尽”。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谴责北京一中院的判决“可耻”，并说中国当局再次选择以恐怖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主任阮柔安（Roseann Rife）发表声明说，星期天的这个判决说明，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垄断政治过程，任何人敢于表达意见，当局都将予以痛击。
张庆方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外于民警押送下接受境外记者采访（26/1/2013）
张庆方说法院草草宣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基在其声明中形容，许志永是推动中国官员财产公开与反腐败的领先人物，美国担心中国透过起诉许志永来报复其和平表达意见的活动。

驱赶记者

与星期三（22日）的庭审一样，北京一中院星期天早上聚集了大批境外媒体记者采访许志永案宣判情况，数以百计民警和便衣警察驱赶记者。
BBC驻北京记者杉丽雅（Celia Hatton）报道说，警员强硬地把记者推往远离法院的地方。张庆方律师向记者们简短评论说判决不公后被拉上警车带走。
张庆方其后对BBC中文网说，警方已经恢复了他的人身自由。
他说，许志永的姐姐获准进庭听判，在许志永被带出法庭前有短暂交谈。姐姐嘱咐许志永保重身体；许志永请姐姐向母亲问好。
关于上诉的问题，张庆方说，虽然他们也不认为上诉能改变结果，但仍得一试。
张庆方还说，按照法律规定，他可以随时到看守所或监狱会见当事人，但当局认为此案属特殊案件，要求他提前预约会见。他将马上安排会见许志永。
在美国专门发布许志永与新公民运动消息的ChinaChange.org网站创始人与编辑曹雅学接受BBC电视世界新闻台采访时说，习近平有诚意打击贪污腐败，而许志永则是希望参与其中并呼吁更多人参与，但却被当局视为对中共执政正当性的威胁。  （BBC）
警车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外戒备（26/1/2014）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外早上已有大批警察戒备。
张庆方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外于民警押送下接受境外记者采访（26/1/2013）
律师张庆方在法院外跟记者谈话但遭警察阻挠。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外民警阻止记者采访（26/1/2013）
BBC记者说警方大力驱赶在法院外采访的记者。


中国新公民运动创始人许志永被判刑四年

（VOA 海彦）香港 — 中国有关当局2014年1月26日上午，对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法律维权人士许志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天上午以官方微博发布了此判决。

此前，今年40岁的许志永以及辩护律师在1月22日的庭审中保持沉默，以抗议法庭不公。

许志永的辩护律师表示，法院从周三开审到周日宣判，显示当局对此案早有定论，就是要将许志永定罪。

许志永参与创立的新公民运动，支持民主和法治，并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作为目标。目前共有7位新公民运动成员上周和本周受审。与许志永案密切相关的民主人士赵常青等人1月23日出庭受审。

1月27日，北京民主维权人士丁家喜、李蔚、袁冬、张宝成等新公民运动人士将同样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受审。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上周四发表声明，对中国审判和起诉许志永以及其他和平呼吁政府良知的维权人士深表关注。即将离任的骆家辉代表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许志永和其他政治犯，停止对他们的行动自由施加的任何限制。

现场采访许志永案：警方骚扰外国记者　律师被强行拉走


(VOA 东方）北京 — 星期天上午，因为要求中国官员公示财产的北京新公民运动活动分子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四年。

*律师当场被拉走*

法庭外，中国当局投入了更多的警力，戒严的范围更广。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在离开法庭后，与等待在街口的外国记者交谈时，受到警察和便衣警察的阻挡，场面一度相当混乱，后来张庆方律师被几个便衣塞到一辆警车里，并被带走。张庆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被拉到几个街区之外，在外国记者散去之后，才让他离开。

*外国记者被骚扰*

这次北京警方对前去报道许志永案的外国记者更为强硬。美国之音记者在警戒线外的人行道上刚刚拿出一个小照相机，几个身穿警服的人立刻走过来，不但限制记者的自由，不让离开，两个警察试图还架住记者的胳膊，试图把记者拖走。后来在记者的要求下，警方出示了证件，并将外交部核发的外国记者证拿走登记后，警方才让美国之音记者离开。在现场采访的其它一些外国记者的记者证也被扣押，有些后来被发还。

*许志永将会上诉*

据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对美国之音记者称，许志永将会对这一判决提起上诉。知名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对许志永博士判刑4年，是对法治的践踏和对公民的挑衅。监狱从来不会压灭人民反抗的意志，而是更加点燃人们战斗的激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许志永被判刑后发表声明，对判决表示深切遗憾，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许志永和其他政治犯。

国际社会谴责中国重判法律学者许志永


(VOA 海彦)香港 — 在中国当局2014年1月26日上午对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法律学者许志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后，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等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将行使公民权利、立场温和、参与推动官员公示财产的许志永定罪。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发表声明，对中国重判许志永“深感失望”。

国际特赦组织称对许志永的4年监禁判决“可耻”和“荒谬”，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许志永。国际特赦的声明说，这个外界早已预料到的判决表明，中国当局再次选择以恐怖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

此外，人权观察也表示，对持温和立场的许志永重判，是中国当局整肃要求反腐败和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运动的借口，表明当局不容忍异见的存在。

人权观察的声明说，习近平总书记将反腐定为重点施政，但是有关当局却同时将支持反腐败的普通公民治罪，这种虚伪的做法是对习近平的最大的讽刺。

同时，美国国务院在宣判后发表声明说，美国促请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许志永等政治犯，终止限制其行动自由，并保证其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

今年40岁的许志永以及辩护律师在1月22日的庭审中保持沉默，以抗议法庭不公。许志永的辩护律师表示，法院从周三开审到周日宣判，显示当局对此案早有定论，就是要将许志永定罪。

刘自立：王晶垚先生追索卞案真相记

Posted: 25 Jan 2014 11:59 PM PST

图：王晶垚


（作者案――

此文发表于前年。因由为，一些红卫兵和红外围对于王（晶垚）老坚韧，持续和勇敢追索卞案真相，怀抱一种"拿来为用"的策略，施行打进去，脱出来之办法，以期达到怀柔政治之目的，故而浅记这些事端细部，以待放出魔鬼（魔鬼在细节中……），辨清其陋。现在，她们中人又抛出所谓公开信，期望代替她们没有获得的"和许云峰碰杯的照片"，"安抚"天下，续罔其史，为红卫兵张目。其中，大致细节发生在2006年以后。再前，有卡玛电影为红卫兵辩护，说是卞因心脏病并发致死，云云。自《记忆》四十七期刊登"五人谈"以来，这轮攻势，正式拉幕――以至于道歉戏码和"公开信"，了了不了。故此，这里刊出前文，对于王老一个人抵抗红卫兵和平庸的恶，做出粗浅分析和记录，以示读者，以示历史。

此文此次再发表，原标题做了更变。）

王晶垚先生今年耄耋九秩，而精神绝好，身体健硕。何以老先生有着如此顽强之生命力（我们称为伯伯――因他是笔者父亲燕京大学学友、战友，皆为抗战时期"民协"创始人），因为有一种精神支撑着他；这个精神支撑是什么？就是研讨历史，谴责文革，追索卞仲耘、他的夫人惨死的真相。卞老师殉难业已四十七年。66年8月，卞老师死于红卫兵的毒打重殴之中。在此案件中，凶手和组织者是谁？凶案负罪者如何估量？案件申诉和拒申过程怎样？案件何时可以真相大白？……王先生为之付出一生的努力；从他四十多岁到九十多岁。这个坚守和求真的过程，也被老人叫做，"我一生都背着十字架……"――果然，在他家墙壁上，悬挂一副"最后的晚餐"图。其中1966年的案件里面，谁是受难者？谁是拯救者？谁是犹大？这也是一个问题。二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学人对他的采访中，在他们撰写的关于卞案的文字中，王晶垚和卞仲耘，无疑走入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前沿（可参见徐唯辛先生的有关画展）。于是，人们记住了王先生的声音，行止和气质。这种坚毅而从容的性格，是毛权变易后中国知识分子罕见之例；这种气节和品格的保留证明，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中，并非都是属于"平庸之恶"之人。
让我们打开历史的路径。其间的有力证据出现在1966年的酷暑。那就是，在所谓阳光灿烂之日，卞仲耘副校长（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被红卫兵活活殴打致死。在此案件细节不明而毛营造的血腥高压气氛笼罩北京之时，王晶垚拨开恐惧和威胁，走上了记录历史的第一步。那就是，王老在凶案发生之第一时间，用照相机记录了卞仲耘死难的现场（医院）照片。从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即他毅然公布卞案的主要档案（包含和宋彬彬于六六年夏天的谈话记录；见后），其间历经四十七年。可见他一以贯之的韧性精神和坚毅立场。虽然，这并不意味王老是人间飞地之人，没有恐惧和犹豫。但是，最终的抉择才是定位的定论。现在，可以说，在王老做出最终选择的时候，在他将宋彬彬矢口否认的谈话记录予以公布的时候，一切都决定了，改变了，战胜了。是的，当一个人战胜自身弱点，那好比突围之旅，陷敌之师，何敌不克，何功不制？在此过程中，他讲过一句话，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诉诸法律，那就诉诸历史"。这是他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打破缄默，口出箴言之证。难道这不是印鉴于史，关照于今之至理名言？
（当然，我们的补充是，卞案的政治批判，历史追究和法律探源，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一体研究；固然，法律审判的难度最大；政治批判和历史追究，次之，是我们可以进行研讨和申诉之可能；其间，政治批判的原则和历史追究大体一合――而法律审判和上述二者，异同不一，不好苟合。因为，这里牵涉到很多无法、（几乎）无法厘清的界限和内涵。比如，如果政治批判被法律审判片面取代，很多事情、事件和案件，无法实施，只能搁置；如，对毛（未来）的法律审判和对其进行政治批判之间，既有现实的距离，也有外交的隔阂；前者，无现在时，后者，则完全是现在时……。如果毛被审判于未来，中美关系，毛和尼克松之间，难道具备任何法律纠葛之关系吗？这个话题游离主题之外，却也是卞案定位不可或缺的考虑――无法诉诸法律，就是美国人哈理斯先生无法介入到完成的、仅仅是法律起诉之难题。我们说，我们现在的政治批判，还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就如如果诉诸法律，在美国轰炸科索沃和利比亚以前；在穆巴拉克被美国人放弃以前，是不是有任何国际法庭可以针对任何罪行、罪人施行人民反抗之前的起诉呢？他们起诉斯大林，毛和金了吗？……再如，现在他们要如何解决叙利亚问题。这就是政治－法律分梳的实际课题和理论课题之悖论悖证。等等。）
王老起初没有这些担忧和顾虑。他在卞仲耘被打惨死不久，他第二天就买下一个照相机，准备记录真相。这个举动非常难得；多少文革被打、被害者人群里，也许我们只是看到王晶垚一人选择这种做法。这要付出如何的勇气和智慧。于是，关于卞仲耘的一张张死难遗照，一件件遗物，尸衣，什物和家属伴之之惨景，开始从王老的备案之中走到历史前台。中国人胡杰，徐星，张敏……将这些故事，这些画面，记录在他们拍摄的电影和广播之中（《我虽死去》，《我的文革编年史》，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录。等等）。（德国学者魏格林说――"可以这样说。但是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关于文革题材的，但是只有英文版本。这就是电影《Morning
Sun》(《八九点钟的太阳》， http://www.morningsun.org/film/) 。我们的电影和《Morning
Sun》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但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Morning
Sun》主要以红卫兵的观点（注意――自立加注）解释为什么当时这么多年轻人参加文革。而有关卞仲耘的电影（《我虽死去》）是集中讲红卫兵运动下牺牲者的情况。"）美国人哈里斯，德国人魏格林将王晶垚讲述和控诉的历史惨案，通过自己的言笔，传播于世界。在胡，徐二先生拍摄的电影中，王老证实，作为见证人他是卞案的精神和物质的遗产保存者；是针对红卫兵歪曲历史，杜撰"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八九点钟太阳"的直接质疑者――而我们认为，卡玛，是可疑的李芬斯达尔（见卡玛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暨笔者对此影片的批判）。可以说，这是王老和世界正直之人对于红卫兵文革后企图罔史欺世的首次回击。
在与红卫兵抗争的日子里，缘于王老的宽厚和包容，他没有察觉，"潜入"他家里帮助他整理材料的人，居然就是红卫兵的红外围人员――以至于她们借助整理王老的材料，"窃取"了王老的史料，并对此进行取舍和杜撰。王老在观看卡玛电影的时候敏锐以察，就是红卫兵中人所谓卞老师被打，"死于心脏病"之诡辩开始出笼（中文片，无此说法；英文片，有此说法――其间蹊跷险恶如此。）……此后，王老在和卡玛等前左派接触的时候，又出现很多面目不清者登门王室，企窥王秘。这段时间是一段朦胧期。此后在师大女附中施行校庆的时间，王老终于发现了这些前红卫兵正在有组织，有蓄谋地全盘计划控制王晶垚。这个计划，逐步展开。其一，就是借机帮助王老整理材料，"窃取"王老的全部资料为其择用；以"说出一部分事实"，歪曲一部分事实，以歪曲和隐瞒全部真相，达到她们最后抛出"抢救卞仲耘"论，歪曲真相，遗误历史；第二，她们以其似是而非的文革观影响王老，诱使他最终得以与其言行保持一致，将卞案官事化民，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第三，他们接触王老，是为了继续觊觎王室，伺机一逞，达到她们抹去红卫兵罪行的最终目的。但是，自从王老发现她们的企图以后，这个打算，完全告吹。四，于是，她们历经对王之史料研究的筛选和负择，依次抛出了"五人谈"（谈话人是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和叶维丽）和宋彬彬文章"四十年要说的话"，妄图混淆视听，颠倒历史。这个过程，是外间人士和善良读者绝对不知之内情，之谋算。王老及时发现，及时转身，给销蚀和涂抹卞案者一个硬钉子，一个强回击。（参见我文《与红卫兵争论的几个回合》/载《民主中国》）
在此前后，在几次采访王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捋清了卞案、即八五事件的真相。这个真相的唯一权威诠释人就是王晶垚先生。这是横亘在红卫兵谎言之前不可逾越的障碍。王老的存在，使得很多真相还原和道义坚持，变得有所依托。九十年代，也是因为王晶垚先生接待了王友琴，卞案真相得以首次在海外见诸报端。但是，王之"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之说法，不尽准确（包含她"女性野蛮"的说法）；不是"学生"（"女性"）而是"红卫兵"野蛮，红卫兵打老师，红卫兵掌权――而与此对照，红卫兵宋、刘（进）、叶（维丽）现在就否认"红卫兵打死人"，而编出"学生打死人"之谎言――学生，一般而言，没有这个特权；而女性，则是更为广泛的说辞，称其野蛮，不足为证；卞老师，也是女性……；这牵涉到我们称之为当年之"特权暴力"的极权主义史实。王现在并不更正这个说法。说明她用心良苦，取舍投机。她十多年前就掌握了宋－王谈话记录，但是从未公布，也从未引用――这和红卫兵掌握之，同样不公布之举无独有偶（！），殊途同归。如果她早年引用这份材料，公诸于世，宋，刘，叶等炮制的假相和谬论就无缘登台。有人称此为女附中人里，"右翼"和"老兵"的"攻守同盟"。难道不是这样吗？史料证明（大意）：
八.五殴打是一种组织谋划行为；她们要煞煞卞老师威风（认可了这次殴打不是偶然，无谋行为）；
卞老师无疑不是被所谓乌合之众打死的，而是死于红卫兵的暴行（否认了学生打老师的空泛之论）；
卞老师被打死后，她们当场欢呼（杜绝了四十年以后的"抢救论"出台）；等等。
虽然如此，经过人们的努力探索，卞案脉络及其背景还逐渐得到廓清。针对卞案，去年以来，红卫兵人士连续抛出她们的文章、谈话，复辟之风汹涌；用原来的批判和史料加以反驳，业已非常不够。为此，我们坚决支持和等待王老公布此一批从未在坊间公布的五、六份重磅史料，以回击这次曲史思潮和罔顾之风。并且重点指出，宋彬彬所谓：她文革期间从未见过王晶垚这个谎言，必须揭穿。可见，宋彬彬《我四十年来一直要说的话》："文革后，我一直想去看望王晶垚先生，当面表达我的歉意。但是，我的处境又使我不能不谨慎行事。……"当然是一个谎言。文革"八五事件"后不久，王，宋即有谈话且记录于斯――
宋氏谈话如是说。"66.8.5後，南营房家中（时间：王老并不确认这次谈话准确时间。但是，从谈话语气和背景分析，绝对是在出事后不久。地点：南营房为北京的社科院宿舍，位置在阜城门外；卞仲耘王晶垚的住宅――自立注）
"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自立注――此间卞老师究竟在濒死状态被弃置校园多长时间，是为一考；但是她们并未实施第一时间的救助。无疑。）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这充分说明她们没有实施任何"抢救"――自立注）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和××和××都是临时团委会的。
"××当时是少先队辅导员。
"革委会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很紧张，怕大家紧张，就讲话了，可是大家还鼓掌，也不紧张。我们后来到高一去调查。（自立注――"鼓掌"！为什么？因为她们打死了卞仲耘――而这样的态度正是凶手当时本该表现的态度――是历史真相的真实记载――和她们后来所谓的抢救，完全相反。）
"这个广播有个稿。（就是吴德说卞仲耘"死了，就死了"……――那个谈话。由刘进在卞死后第二天施行校园广播。说明，她们依然操控该校权力。――自立注）
"本来想开会斗她，（自立注――"本来想开会斗"；说明什么？就是说，宋彬彬是这次八五批斗会的组织者；四十年后，她们所谓这次批斗是无组织，无蓄谋，无政府状态的，由"学生"――而不是"红卫兵"批斗、毒打卞老师的说法，不攻自破；也说明，工作组撤退以后，学校仍然掌握在宋，刘等准革委会领导之下――而毛，刘，邓的势力，全部存在；交叉存在――是这次批斗会打死卞老师的政治本质和历史真相。）
"打一打威风，（自立注――这个"煞煞威风"/"打一打威风"的说法，在当年第一时间就有胡副校长等几人不约而同予以证实；几十年后又有她证；如，伏生，如，陶洛诵等人。不是孤证。）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自立注――这就是上述卞"死于心脏病"的最初说法。）――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运动刚一开始就揭发校领导的问题，也没有很具体的讲。当时认为胡（志涛――该校领导――自立注）的问题比卞的问题大，是掌实权的，而且卞有时从市委开会回来。还让她领导。可是工作组一进校矛头就转了，认为卞是总支书记，是头。于是就专门开了一个栏揭卞的问题。
"六月十三日批判会后，工作组梳了一条辫子八大罪状。当时我们认为这些还不能足以说明能罢官。后来到六月二十一日会不久前（21日，工作组批斗殴打卞仲耘至重伤――自立注）。张世栋（该校工作组组长――自立注）喜出望外地对我们说现在有可以罢官的材料了。我们问他是什麽，他说是从国务院转来的揭发卞仲耘材料。当时张世栋根本不了解袁（袁某；一个校外的造反派，来该校"揭发"卞仲耘――自立注）是什麽人，听张的口气，好像袁还是党员似的。"（《王晶垚、宋彬彬谈话记录》/由王晶垚在记录原稿上（影印件）签字。/原载《记忆》82期/2012年3月。但是《记忆》编者注释有很多问题；在此未为引用之。此外尚有其他几人谈话记录。――自立注）
加之，我们前此对于这段历史的分析，给出宋彬彬是文革"三朝元老"（聂元梓大字报时期，工作组时期，八一八时期）的提示和结论，以反驳工作组时期"秩序论"，"权力真空论"，"温和批判论"（卞老师在66年6月末即遭殴打、险生），"红卫兵未成立论"（可见邓女邓某的有关记载），还有"二次发动论"（毛发动第一次文革；后到武汉，回来后发动第二次文革――其实，这是他做窝引蛇，套使刘、邓上钩的整体、一体计划……），等等，等等。这些论调，都是宋氏们拿到王晶垚资料经过歪曲和筛选后打出的谎言牌。此等伎俩，只有王老可以用当时第一手资料予以回击和揭露。（关于这一论说，稍后我们有详文再辨。）
就此，在我们记忆中，有王老清点卞案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凭证。他努力厘清事实，总括观念，把握方向。我们仅仅举出少许例证，以示国人，以证历史。
比如，他在讲到八月四号，也就是卞老师被殴致死前一天，夫妇俩讨论了凶恶"礼拜五"（八月五号星期五）的前景，如何对应；五号清晨，他们排斥了回避和逃难（也无处可逃）可能，而握手诀别，卞老师可以说毅然赴死。
又比如，他在讲到八五事发原因的时候说，八五以前，王，卞两人业已将该校暴力治校的情形向上峰报告，而被红卫兵说成反扑和反叛，以至于要在八五"煞煞她（卞仲耘等）的威风"――换言之，八四，卞老师就被殴打，八五还要见虎而行，无可逃避；
尚比如，在医院里面，王老要求校方负责者宋，刘（进）等人出具到场人头签字――即所谓七人字条，以留背书；并证实受难者死因不明，但承当者确有其人（"抢救说"之所以根本不能成立，就在于卞老师是下午四点多钟即已死亡――她被停滞在一辆板车之上达几个小时――其间无人搭理，更不要说"抢救了"）；
再比如，王老哀送卞老师的遗骨运往东郊火葬场的时候，他述说了那些文革狂欢者和他及家属比肩而过之情形，其悲其欢之对比触目惊心。这些或者那些极权、民粹、纳粹运动中人的狂欢之所以极端可悲，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其实，也就是王晶垚的命运；反之亦然；
更比如，王老完成了对于红卫兵"投名状"的、一针见血的揭释：八一八红卫兵献给毛的"红袖章上有卞仲耘的鲜血"。还比如，他一直以来，就坚持这个我们前述，"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的观点，收集资料，接受采访，做出声辩（如，对该校给宋彬彬名誉校友等劣举生命谴责――见"观察"网等）。
这里需要注意，王老申诉卞案二十余年，于八十年代，而终被告知，法院最终不予受理，了此结案。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之政治表现――王老说，事隔将近五十年，经过红卫兵的多方诱降和误导，师大女附中很多当事人见他如同敌人，唯恐避而不及。这是人们很难相信的事实。但是，情形就是如此。为此，他感叹"文革没有结束"。文革结束了吗？这是一个问题。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当我几年前试图采访前北京大公报中人，并问及大公报右派人员情形时，在座的一些老人马上借故离去。怕啊！怕什么？谁在威胁？是他们自己吓自己吗？是的；但是，恐怕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恐吓吧。王老身边当然有很多支持者，"不怕者"和思想者，史学家。他们地位不等，位阶迥异，但是，他们支持王老的事业。这是一种国人的共识。文革必须批判而否定，卞案必须得到还原而澄清，凶手必须得到谴责和追究（我们坦率说，中国现状只能做到道义谴责）。南非和解法庭的做法与此不同。
我们看到资料（电影）说，图图主教主持的和解法庭，并不放过那些恶行严重之人，图图逮捕那些犯下人命案，强奸案等严重罪行者，让其偿付代价，判刑，关押，处死――是的，和解不等于释放和无过；和解不等于清算的消失；和解更不是掩盖真相，曲解历史；绝对不是――而另外一点，只有在原告和主诉不再追究罪行（罪人）的前提下，双方才能和解。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说，王老并不是要对张三、李四、王五进行报复甚至报仇，而是要还原真相，主持公道。没有这个真相，自然没有这个公道。没有公道和真相，红卫兵和一切文革作恶者，就会将罪行推到毛的身上而逃之夭夭。这是不能容忍，不能容许的做法。东德垮台后的"链条罪"，对于东德之首领昂纳克和射杀越墙者的士兵，是一律对待的。我们希望文革罪恶在身者，不要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报以任何无罪幻觉。不可能的！
离天三尺有神明，是中国谚语；因果报应，是东方启示；而宗教宽容，并不等于魔、道不分。
那些不遗余力颠倒历史和曲解事实者的老红卫兵（原来的"老兵"和现在实际年龄中的"老兵"……），可以在王老的坚持下，松开你们一如当年紧握的"拳头"和棍棒了！
你们面对一个品格气节一如诗语"雪赀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忠未肯降"，而"寄语行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的固执老者，只能落下一个黔驴技穷的结局。
再说一遍，你们无法在编制谎言和罗织威胁的时候越过王晶垚这个事实之证者，历史之证者。
一个人抵抗万千红卫兵者乃王晶垚也！
这是中国人里面良知良心之不泯者！他的做为，不是仅仅为了卞仲耘，而是为了中国文革无数受难者；乃至1949年以后千万、亿万牺牲者和死难者。
此外，红卫兵幻觉当政者可以纵容你们而几乎推倒邓关于否决文革的决议，也不现实；虽然，现在文革毛派和乌有之众叫嚣着文革"就是好"……，他们有希望吗？
你们现今唯一的选择是经过反省，得道而返。
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应该缴械你们沾满鲜血的刀和笔了！

（原标题：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记王晶垚先生近半世纪追索卞案真相/

《纵览中国》首发 )作者供稿

张博树：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从中共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Posted: 25 Jan 2014 10:52 AM PST

本文的标题用了问号，然而十八大结束以来中国政情的发展，已经可以大体给出一个肯定性断言：是的，一个“红色帝国”正在崛起。（注1）这个事实值得全世界关注，也似乎给现代人类文明和中国民主转型提出了一道难题。

                              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左转

                              当今中国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于党国独裁体制，这几乎是自由知识界的共识。近10余年来，呼吁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的呼声在中国大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温和的民间自由派、党内民主派、新权威主义者乃至某些“宪政社会主义者”都在以各种形式敦促当政者顺应历史大势，哪怕先从“碎步改革”开始，先从体制内可以做、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建立起官方与自由民间的沟通渠道，一步一步创造条件，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习近平一代新的领导人上台，也曾给人们以希望。有些人甚至以习的父亲习仲勋是著名的党内改革派为由，想当然地以为小习也将效法其父，成为中国改革的新的推手乃至“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然而，这一切想象均落空了。民间呼吁宪政改革的“热脸蛋”不但碰到了官方拒绝宪改的“冷屁股”，而且事情还要糟糕得多：自十八大结束以来，官方反宪政逆流甚嚣尘上，文革式意识形态大棒满天飞舞。今年（2013年）4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中共中央“9号文件”，该文件一下子列出7种必须加以批判的“错误思潮和主张及活动”——

                              1. 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2. 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3. 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4. 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5. 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6. 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
                              7. 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注2）

                              几个月来，作为对“中央精神”的响应，大批御用文人甚至军人撰写的反宪政檄文充斥官媒。最近的例子如2013年10月16日《求是》刊登署名“秋石”的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摘要播出此文。该文复述了“9号文件”的基本内容，称“没有共同思想基础的维系和支撑，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民族也不会有凝聚力”，而“国际反华势力骨子里是不希望中国发展壮大的，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西化是手段，分化才是目的，一个分裂动乱、软弱涣散的中国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西化、分化中国最主要的一手，就是搞意识形态渗透，搞乱人们的思想，瓦解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也是最厉害的一手，是釜底抽薪的一手，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注3）

                              一党专政与“红色世袭”

                              人们惊诧于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及御用文章的恶毒、蛮横、毫不讲理，为了维护一党统治的私利，竟然不顾基本逻辑，一定要给宪政、普世价值等主张加上“西方”的罪名，却绝口不提没有掌握政权时的中国共产党天天在用宪政标尺批评国民党；当政者甚至把所有善意的批评、建议统统歪曲为“敌对势力的图谋”，又用“没有共同思想基础的维系和支撑，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之类恫吓它的臣民。当人类早已进入21世纪，民主、自由、人权等准则已成现代文明的基本公理时，还在用这套党国不分、“中国特色”的愚民术欺蒙视听、排斥异见、糊弄百姓，说来真是令人不齿！

                              那么如何解释当政集团如此冥顽、如此悖谬的行为？

                              不想放弃权力自然是中共当政者的基本心理。在他们看来，“宪政”就是搞多党制，就是让共产党下台。尽管温和的自由派一再声称宪政只是改变制度，改变规则，至于共产党是否下台，要看选民的选择和共产党自己的表现；和平的转型、公平的权力竞争与权力替换机制甚至给共产党提供了体面的出路和自身转型的无限可能，共产党应该顺应乃至主动引领这个历史潮流。但这一套人家就是听不进去，认准了自由派是在给党国挖坑。此可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直至今天的习近平，历代中共当权者的共同认知模式。但仔细分析起来，他们之间还有不同，乃至重大的不同。

                              江、胡两代中共领导集团，出身平民者居多，虽然在他们掌权期间，“太子党”势力已经在发展、蔓延，但毕竟尚未占据最高权力中枢，故江、胡带有明显的“守摊者”角色特征，加之尚未走出六四镇压带来的合法性阴影，一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守邓氏遗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进取精神差，“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可谓对江、胡时代的一个传神描述。习近平上台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但表现为十八大常委班子中出现了习近平、俞正声等标准“红二代”，而且在于刘源等“红二代”军界代表人物对最高权力中枢开始产生直接影响。“红二代”领导集团不同于江、胡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更为明确的“江山意识”，也就是，“红色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他们对守住这份“家产”负有天然的责任；党国肌体的严重癌化激发了危机感，同时也激发了使命意识。仅仅“守摊”是没出息的，“红二代”领导人的抱负是要实现党国的“中兴”，这个“中兴”将证明“红二代”无愧于他们的父辈。而在现实利益层面，“中兴”又将意味着党国权力的重新稳固，这对于遍布党、政、军、国企、民商各个领域、已经控制中国政经命脉的太子党集团来说，乃是其既得利益的最佳保护。

                              因此，理解今天的中国政治和中国政局，仅仅讲一党专政已经不够了，还要加上四个字：红色世袭。“红色世袭”不同于中国前现代皇权时代的皇位世袭，因为权力传承不再局限于天子一家；但“红色世袭”又承续了前现代皇权制度的根本和精髓，那就是血缘关系构成权力传承关系的基础，只不过中国党国时代的血缘传承表现为“红二代”对其父辈权力的集体传承，而不再是某个家族的单独传承（比如北朝鲜金氏家族）。

                              “红色帝国”的崛起

                              这个格局的形成对未来中国政治的影响至深且巨。从实践层面看，“红二代”领导集团正在迅速抛掉江、胡时代谨小慎微的形象，而同时在几个重要方面展开动作：

                              首先，以更加强有力的方式宣示党国权力不容挑战，这是一年来反宪政逆流高潮迭起，官方主动出击、重拳打压民间反对力量的根本背景；（注4）

                              其次，对内展开大刀阔斧的反腐和毛式整肃（所谓“洗洗澡、照镜子”、“群众路线”乃至“民主生活会”之类），以期改善“党风”，整顿吏治，收复民心；

                              第三，继续推进民生领域的各项“改革”，包括金融、商贸、劳动保障、住房、教育、民营企业的平等待遇等，这些领域的改革成功了，均有助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第四，借助30年经济增长造就的国力强势，“红二代”领导集团一改过去“韬光养晦”的邓氏国策，开始在国际舞台和对外关系领域频频示强。笔者称之为党国版的“新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它的解读可以包含三层意思：在民族国家层面，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再现；在民族记忆层面，这是被党国刻意渲染的一个曾经辉煌、但饱受近代列强羞辱的古老民族的“复兴”之举；而在党国政治层面，这又是确立、强化党国体制与党国政权合法性的新动能、新支点。在党国现实逻辑中，前两条必然服务于第三条，且最终归结为第三条。

                              钓鱼岛是精心选择的第一个切入点。党国一改过去数十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低调，借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之机，迅速把这个无人小岛炒作为东亚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新焦点。接着是南海问题。围绕南海一些岛礁的主权归属，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产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过去也存在，但最近一年来大有升级趋势。中国海军和空军实力的迅速增长是重要背景。而如果说南海问题体现的还是较为单纯的民族国家层面的利益交织和利益冲突的话，那么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党国展示的外交新思维和新布局则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战略意图。这个战略意图的根本点是在未来同美国争夺对世界的“引领权”，因此它既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更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毛式“世界革命”是“红二代”（也是包括笔者在内的整个一代人）曾经的“理想”，虽然今天很难说还有谁相信这一套乌托邦，但既然“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东风”、“西风”之争就仍然是个现实。“崛起”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和西方较量一把？为此，习近平上台后的一年，党国迅速展开外交新布局，一方面提升与俄罗斯的关系层次及“战略合作”水平，形成联俄抗美的基本格局（注5），一方面把外交触角伸向非洲、拉美，以拓展党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战略利益。“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都是实现这个战略意图的新的国际组织框架。至于欧洲这头病老虎，党国的办法是又打又拉，充分利用欧洲经济的不景气，让反共的欧洲各国政府臣服于党国的金钱、商贸外交。

                              所有这些努力的根本目的，当然是遏制美国和西方，遏制美国的“重返亚太”，并形成对美国和西方的反遏制。

                              这难道不是一个超级红色帝国的崛起？

                              可以说，这个超级“红色帝国”既是党国，又是帝国。对内，它是党国；对外，则越来越像帝国。把二者连在一起的，是它的红色。

                              三中全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

                              当然，“红色帝国”内部并非充满自信，刚刚闭幕没几天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就是证明。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用习近平的话讲，这是因为“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注6）。“国安委”的设立就是为了应对此“双重压力”，就是为了满足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安全需要”。

                              首先是内部安全。请注意，“对内维护政治安全”是一个新提法，至少是在公开的文件中。所谓“政治安全”，说白了，就是党国的安全，政权的安全。凡批评一党专制者，在人家看来都威胁到党国的“政治安全”。所以党国才要严控舆论，打杀一切反对力量。习近平本人在今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8∙19”讲话）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根据网上披露的材料，习在这个讲话中提出对意识形态问题“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报刊杂志、讲台论坛、会议会场、电影电视、广播电台、舞台剧场等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一切数字报刊、移动电视、手机媒体、手机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论坛等新兴媒体都不能为之提供方便。对这些言论，不仅要在网络上加强控制，而且要落地做人的工作。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必须教育引导，要建立责任制，所在地方和单位要切实管起来；对造谣生事的，必须依法查处，不能像《三岔口》里那样摸着黑打来打去，也决不能让这些人在那里舒舒服服造谣生事、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注7）

                              除了互联网，公众维权、民族地区冲突、港澳自治呼声等均涉及党国“政治安全”，所以新设立的“国安委”又是一个超级的党国强力机构，它将整合公安、国安、政法、武警等内部安保部门，连同涉外的外交部、国防部及中联部等部门，组成一体化的国家强力决策机构。对内，它将确保臣民的忠诚，至少是就范，这是党国“政治安全”的需要；对外，它将确保崛起中的“中国海外政治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红色帝国的需要。它要具备处置国内、国外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为此它必须整合党国的所有资源，而且用高度集中的一体化权力掌控之。

                              以上对这个超级强力机构的描述，大体不会错。

                              它告诉我们：正在崛起的，不仅是一个红色帝国；这还是一个新极权时代的到来。

                              再谈中国政治转型的三种可能

                              这一切，对中国未来意味着什么？或曰，在上述背景下，当如何估计中国的政治转型？这种转型还是可能的吗？其前景又如何？

                              笔者在几年前发表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中，曾对中国未来政治转型给出三种可能性预期：

                              第一种可能：“中左”与“中右”主导改革，在较平稳的制度转型中达致宪政改革的成功。
                              第二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崩溃。
                              第三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但用更加纯熟的手段维持统治，使专制体制死而不僵（注8）。

                              “中左”在这里指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中右”指中国民间的温和自由派。二者在宪政民主的旗帜下汇合一处，理性地、渐进地推进中国民主转型，本应该是未来中国转型之路的最佳选择。但这需要条件。一方面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对官方形成足够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当权者对这种压力做出正面回应。从这几年的实际政治演进看，情况并不理想，甚至恰恰相反。中共当权者，从胡到习，对中国民间民主化要求的回应，均是负面的。胡锦涛当局对“零八宪章”的打压、对“茉莉花散步”的强力震慑，表明中共“守摊”领导人全无政治远见，丢失政权的恐惧远远压倒对民族未来的历史责任感。习近平的“左转”则继续了这个倒退势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红二代”领导人的“江山意识”从根本上对立于中国民主转型的大方向。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的第一种可能（即体制内外结合的理性渐进转型）的可能性在降低。

                              那么，中国可能崩溃吗？诚然，“党专制体制有其内在的脆性，在常态下，它可以有效地维持自己、复制自己，然遇到非常情况，却极可能出问题。党专制控制越严密，社会减震装置就越少，越容易失灵，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注9）但是，近年来的党国实践却证明，这个体制有着异乎寻常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风险学习能力，它正在不触动党国制度根本的前提下尝试增加社会减震装置，它也在充分利用国力增长给予统治集团的所有有利资源。虽然党国的危机仍然带有根本性，即权力自身的癌变已经无法逆转，但只要它手里还有钱（经济仍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势头而不致发生大的波动），只要它把社会矛盾和冲突爆发点控制在临界范围内（一方面整顿吏治、遏制贪腐，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国民性的软弱、势利和小富即安施以“安抚”），这个体制再挺上十年八年乃至更长时间，并非不可能。更何况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正在成为党国新的得手工具，它能够发挥的合法性再整合作用也不可小觑。综合上述，我以为中国现存体制在某个触发点崩溃的可能性尽管不能完全排除，但实际发生的几率并不高。

                              这样看来，“主报告”中提到的第三种可能，即“当权者拒绝宪改，但用更加纯熟的手段维持统治，使专制体制死而不僵”更接近于当今中国的现实，甚至“死而不僵”都低估了人家，“红二代”领导人还要实现红色帝国的“崛起”和党国的“中兴”呢！

                              当然，话说回来，历史发展的总潮流不会逆转。自由、民主、人权、正义是当今人类的普世价值，即便党国统治者也不能不从表面上接过这些口号，只是给它们加上“社会主义”的红色标签。迄今为止，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仍“继续充满了矛盾：既是经济增长中的大国，又是全球最大的现代专制主义国家”（注10）。“红色帝国”的“崛起”将使这个矛盾更加凸显。然而，从根本上说，我质疑这个“崛起”的人类学含义，也不认为它真的会有什么美妙结局。即便中国的GDP在10年或15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那又能证明什么？一个骨子里不承认公民的政治权利、不能给国民带来基本尊严的政体，即便获得更高的经济成就，也只能证明这个国家本身的畸形。更何况从内部看，带有前现代皇权文化基因的“红二代”集体接班，在权力继承和权力分配上将面临新的困难。前些时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已经让人们看到中国“红色帝国”高层权力继承的非确定性和权力斗争的无规则性。即便他们成功压制了民间力量的成长，这个“红色帝国”也可能毁于内部的自我绞杀。它绝不、也不可能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更谈不上“引领世界的未来”。

                              总之，在历史哲学范畴内，中国的民主转型仍然是必然的。体制内外结合、理性渐进的和平转型，固然仍是我们应该努力争取者；崩溃背景下发生的突发转型也需要纳入民间政治家和转型研究者的思考视野，而无论其发生的几率如何；至于“死而不僵”甚至短暂“中兴”的党国体制，最终仍无法避免或转型、或毁灭的命运，则现在就可以断定。

                              （作于2013年11月19日，新泽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1) 据我所知，最早用“红色帝国”这个术语概括中国当下政治变化的，是北京的政治评论家李伟东。他的《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一文已经在网络产生巨大反响。

                              (2) 见明镜新闻网记者陈曦“《明镜月刊》独家全文刊发中共9号文件”，明镜新闻网2013年8月19日。


                              (3)秋石“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求是理论网2013年10月16日。

                              (4)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始于习近平，胡锦涛执政后期面对汹涌发展的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开始一轮强似一轮的打压。习继续了这个势头，并更有“主动出击”的味道。

                              (5)尽管从骨子里，中俄双方都彼此保持着警惕。

                              (6)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发布。

                              (7)见博讯网2013年11月4日报道“习近平“8•19”讲话传达全文曝光，杀气腾腾”。尽管至今未看到这个讲话的官方版本，但据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博讯网提供的版本应该是真实的。

                              (8)见拙著《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香港晨钟书局2008年版，页58~59。

                              (9)同上。

                              (10)同上。

——中国人权双周刊

阿珊：习近平虚与委蛇 郭声琨凶相毕现

Posted: 25 Jan 2014 10:44 AM PST

图：郭声琨与周永康（2008年）


习近平的除夕贺词是面子工程，是欺骗世人的弥天大谎；而郭声琨“强力维稳”的重头文章才是中共想说的实话，才是他们所真正要的里子。一个虚与委蛇，一个凶相毕露。这就是这个政权本身所具有的双面性




      二O一三年除夕,刚刚带领七常委拜谒中共开业奠基人的大魔头毛泽东后、又表演了一场“包子秀”的习近平，在他的办公室里首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发表新年贺词，一改往日反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的左倾保守形象，公开标点出公平正义和睦邻友好才是文明社会的特征。如此一来，又引发无数中国网民万众瞩目与赞口不绝。看看，习近平致词之中只字不提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等政治口号了，办公室连一本毛泽东著作也没有，而是摆放的家人照片，多么朴实亲民，跟世界接轨，这是强烈的政治信号，中国看来又有希望了！


   看到这里，总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真的是太善良太容易被欺骗了，几句好话，就能给他们以枯木逢春、绝处逢生的期冀。纵观前几届中共领导人，无论是“三个代表”还是“胡温新政”，都是以这种伪善的方式，巧言令色，骗取天下人的信任，再让老百姓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玩得都是“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把戏。以毛泽东来说，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大兴冤狱，伤害了无数知识分子的爱国爱党热情，他的一个脱帽致歉，就让无数受迫害的人谅解了他，但此后这个魔头依然故我，整人害人，一生不断。再以二十五年前的震惊世人“六四”事件来说，中共疯狂杀人之后，只是把“暴乱”与“动乱”淡化为“政治风波”之后，似乎又取得了中国老百姓的原谅，但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那数百成千游荡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孤魂野鬼和日日思念他们的家人，依旧是哀怨啼苦，无所依附，得不到一个说法。听中共领导人嘴上轻飘飘地说几句亲民的好话容易，然而让这个制度弃恶从善、接受世界通行的普适原则却很难。据相关人士透露，前几年，温家宝在公开场合下赞扬几句普世价值，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批温的就是习近平。可以说，习近平今天的政治态度绝不是民间所猜想的受人裹挟，而是由来已久、率由旧章的保守倒退，他本人就是中共高层反宪政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领头人和排头兵。再看看中国的现实，大陆官府豪强依旧横行无忌，该抓人的还抓人，该强拆还在强拆，如河南强拆民房的官员当下所放出的狂言那样，“想维权，去美国！”在中国，除去一再重复的美丽谎言，体制不变，一切照旧，中国人只能等来一次次希望的落空与破灭，如鲁迅所言，“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然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


习上台一年抓异议者超胡温十年


就在习近平对世界施放新年献词的“糖衣炮弹”之后第三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又于重要位置上发表了公安部长郭声琨的一篇长文，字里行间除去吹捧习近平的战略思想之外，剩下的全是“强力维稳”的老调新弹，文章呼吁抵制西方反华意识形态渗透、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确保共产党政权安全，显示出中共 “维稳”体制将会进一步升级。次日, 郭声琨又在武警大会上讲话,要求武警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地服从党的领导,仍是“党指挥枪”那一套陈词滥调。十多年前，自周永康掌管公安系统以后，就逐步强化思想控制和机制转型，将保护人民利益、维护社会治安的“人民警察”转变为执政党和国家领袖的保镖和鹰犬，把主要是打击社会犯罪的公安职能，转化为控制异议分子和防范突发群体事件的个人工具。近些年来，作为国家重要工具的公安民警频频参与地方政府的拆迁事件，动用暴力制止民间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的事实证明，公安机关已经沦为中共治下的维稳工具、成为替权贵集团的保驾护航的御用打手！眼下，周永康虽然因为权力之争落魄去势，但郭声琨的文章与讲话表明，他所执行的仍然是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是要继续把人民警察打造成为维护极权统治的“党卫军”，把因世道不公、贫富悬殊而产生的民间维权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作为主要的“敌对势力”来打击。习近平上台一年来，所抓捕的异议人士远远超出胡温十年的数字，这与公安机关践踏法治、以言代法地滥抓无辜不无关系，郭声琨可以说从中起到了马前卒和急先锋的作用。


郭声琨与曾庆红有着表亲之谊


对依仗（枪杆子、笔杆子）“二杆子”起家的中共政权来说，公安部长的位置生死攸关，不可小觑。现任的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原是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意中的接班苗子，结果受其牵连，至今不尴不尬地困坐愁城。而说到现任的部长郭声琨，此人年届六旬，政治面目十分神秘，一个学习冶金专业的技术人员，本属平庸之才，更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为何能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竟位至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原来这位出身江西兴国的老俵，与同是兴国人的前“大内总管”曾庆红有着表亲之谊，由他来掌控多达二百万的中共御林军，乃是十七大上曾庆红从常委的位置上全身而退、由江泽民隔代钦点的习太子入主常委时的一个政治交换。所以，郭声琨掌控公安武警，自然要为以曾家为代表“红二代”的马首是瞻，来效犬马之劳。前几年，内地军方学者辛子陵不断揭露曾庆红的公子曾伟涉嫌巨额贪腐，在澳洲购有价值数亿人民币豪宅，民间与海外舆论也为之汹汹。但这一举报不仅今天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与有效的查处，中共反将具有大校级别的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软禁家中长达四年之久，不许发声说话，会见外人。而对具有“官二代”身份的周永康的儿子周斌来说，刚一传出他在海外购有豪宅，没几个月功夫，父子二人就双双身陷囹圄。有人分析，习近平手持的“横扫江胡”反贪杀手锏，也仅仅止于“官二代”与“团二代”而已，除去保不住的薄熙来之外，一年多来，那些腰缠万贯、骄奢淫逸的“红二代”，他又动过哪个了？


   由此看来，习近平的除夕贺词是面子工程，是欺骗世人的弥天大谎；而郭声琨“强力维稳”的重头文章才是中共想说的实话，才是他们所真正要的里子。一个虚与委蛇，一个凶相毕露。这就是这个政权本身所具有的双面性，与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同样的道理。六十多年来，中国人经历的“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太多了，这一次想来也不会受其新年贺词蒙蔽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中國「土豪」「官豪」現象 引外媒關注

Posted: 25 Jan 2014 10:26 AM PST

（图：谷俊山、刘志军）


《世界日报》社論

全球化智庫(CCG)21日公布數據，截至去年，移居海外中國人達934.3萬人；2011年，中國移民帶出國的資產達4623億美元，海外置產把香港、美、加、星、澳的房產都炒高。「中國購房團」所到之處，常見不殺價全額現金交易，甚至加碼競購，流露財大氣粗，形成集體版的「土豪現象」。

土豪之外，還有商場富豪。《彭博商業周刊》近日報導中國富商訪美國的一些炫富和土豪現象，充滿揶揄和嘲諷。報導指陳光標發給美國媒體記者名片，十多個極盡誇大的職銜，真實性和影響力不像正經的商人，狂言收購《紐約時報》爭取知名度，卻連紐時股權結構都一無所知，買不成紐後，還揚言改買CNN、彭博社或《華盛頓郵報》。井蛙之見、如鄉巴佬的土豪作風，成為美國媒體笑柄，連帶也傷害中國和民族形象。

向來形象正面的企業家馬雲和王健林也中箭，報導指馬雲為阿里巴巴上市案，無視美國法律，為保持控制權出爾反爾。而收購AMC連鎖戲院的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要求會晤好萊塢影星妮可‧基嫚和湯姆‧克魯斯，結果自己卻遲到一小時。他向安排會面的夢工場創辦人卡森柏格說，是因「我的私人飛機停得太遠了」，沒想到卡森柏格回敬他「我的私人機隊（private jets）也沒有停得很近」。報導明著說，「私人飛機（在美國）有甚麼了不起嗎」，這次「炫富」失敗，碰了一鼻子灰。

從郭美美炫富、網上曬存摺金額數字，與名牌精品、名車照相自我曝光；到江蘇土豪訂製100張百元人民幣花束求婚、浙江土豪開坦克車參加車友會，有人用數十輛保時捷跑車隊娶新娘、養育價值上萬萬人民幣藏獒作寵物、大廈頂樓蓋四合院違法建築等，大陸近年興起土豪風。本報洛杉磯記者報導，近日一名中年土豪婦女抵洛城旅遊，導遊以為旅行團十多人，見面才知是十名隨從服侍一個人旅遊。女土豪所到之處擺闊、鋪張，她用輪椅代步，讓人推著觀光，要求所有服侍她的團隊畢恭畢敬稱她「領導」，網路熱烈轉載，令人瞠目結舌。這些「土豪現象」交織成中國社會奇景，延燒海外。

與「土豪」對稱的是「官豪」。近年案發的中國貪官，財產堪比乾隆皇時代的和珅。前鐵道部長劉志軍擁房產374套，查有實據的貪污金額6460萬人民幣，擁18名異國情婦；日前曝光的總後勤部前副部長谷俊山，金銀財寶用四輛大卡車裝載，上萬瓶茅台、純金製帆船、金臉盆、純金毛澤東像，還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擁數十套房產，涉案金額人民幣200多億。但這些財富比起國際記者調查聯盟剛公布的，中共十多位領導人的家屬在英屬維京群島擁秘密帳戶，可能都只是零頭小數。「官豪」勝「土豪」，小巫見大巫。

中國「土豪熱」驚動國際，BBC專文分析中國「土豪熱」，《人民日報》也刊專文，認為「土豪」一詞出現，是成功的定義出了問題。「土豪稱呼流行，與其說是揶揄，不如說是自嘲、是焦慮。自嘲，是因為擔心『豪』起來了卻仍掙不脫『土』的羈絆；焦慮的背後，則是物質日漸走向豐裕之後，對精神生活更上層樓的迷茫和嚮往。」

不擇手段發財、用盡方法搞錢，撈飽就跑，「裸官」「移民熱」都是土豪和官豪現象的副產品。中國觀光客海外出手闊綽，購買力強，提升了華裔地位；大媽瘋狂購黃金，導致金條缺貨，「中國大媽打敗華爾街」，流露中國土豪的豪氣。但獲利的外國人不一定感激敬佩。外電報導，中國觀光客已是韓國旅遊最大客戶，但近四成中國客卻感覺遭韓國人蔑視；同文同種的香港，對內地觀光客印象近年直線下墜，不再感念內地客帶來生意和商機，導致兩地民間情感漸疏離。

土豪和官豪成中國「特產」，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唱紅打黑」是看準了群眾心理的脆弱面。為甚麼多數網民和海外華人，都難為土豪驕傲，還感到羞與為伍，傷害了華裔或民族形象？文明文化與擁有的財富不成比例，成功的出口太單一，衡量標準只有金錢，獲取的手段有失公義……，都是原因。這也是中國體制改革之外，更艱難的軟議題。


——世界新聞網 网友推荐

安倍晋三与《人民日报》：谁在“摧眉折腰事权贵”？

Posted: 25 Jan 2014 09:59 AM PST

美国参议员鲁比奥访问日本时和安倍的会见
法广/ 作者 凯文

1月22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帐号发布一张图片，其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做弯腰半蹲状，满脸带笑，伸手向美国客人示意。@人民日报为此引用唐代诗人李白名句作为评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安倍的名字，但显然影射他在“摧眉折腰”，美国人则是“权贵”。鄙夷之情，跃然纸上。
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尖阁列岛）和靖国神社的争论，已经远远超过了外交政策本身的范畴，而演变成一场口水战。从中日两国驻英国大使互相把对方贬称为“伏地魔”，到49位中国驻外使节（截至1月20日）在所驻国媒体上集体密集批评日本，冲突愈演愈烈，战火一直延烧到达沃斯论坛，甚至使得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论，呼吁双方“停止导向战争之举”。
在这种背景下，针对日本首相的隐蔽攻击起初激起部分中国网民的一片叫好之声。但很快，随着更多图片和视频的出炉，网民发现这不过是正常外交场合的一个瞬间，而现场的气氛和@人民日报暗指的含义完全无关，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反的。
事实上，照片中的场合是21日美国参议员鲁比奥访问日本时和安倍的会见。现场图片和视频显示，当时安倍先和鲁比奥握手合影，随后和后者随行其他客人依次握手，这期间鲁比奥转身去倒水，而安倍返回后，恪守礼仪等待参议员收拾停当，才一同落座，而在坐下去的瞬间又略微停顿，抬手示意客人自便。于是，镜头就定格在这一瞬间，显得安倍“胁肩谄笑”。
从事件全程来看，安倍的举动没有任何失礼之处，反而显得较有风度。但那一瞬间的画面却被中国官方媒体所利用，成为舆论战的攻击性武器。好在中国网民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在感觉受骗上当之余，在相关评论中用“断章取义”、“手法下作”来严厉批评这份党报。
仅就舞文弄墨而言，@人民日报不但没能成功地羞辱日本首相，反而暴露出自己的软肋。很多评论者不无讽刺地表示，相比遭遇挫折又东山再起的安倍，人民日报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扮演的角色，更配得上“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评价。虽然有胡绩伟、王若水这样一定程度上保持独立和尊严的个例，但作为一个机构，它作为“党的喉舌”的定位则是毫无疑问的，甚至于能不能定性为“媒体”，在一部分研究者眼中都成为了问题。
人民日报固然不是“铁板一块”，它由不同履历、不同年龄、不同学科背景的成员组成。近年来，面对公民意识的觉醒，它也在试图与时俱进，内部人士更是对编辑方针作出“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的区分。在后者的余地范围内，它发出类似“倾听沉没的声音”等叫好且叫座的评论。“你好，明天”的晚安体微博也一度被赞赏带来官媒新风气。但是“摧眉折腰”的事实提醒人们，作为官媒党媒，不仅涉及国家利益的“规定动作”底线无法触碰，即便在“自选动作”当中，一旦主动为恶，“自黑”效果甚至要更甚于“规定动作”。
至于“摧眉折腰事权贵”究竟是值班编辑的心血来潮还是领导授意，也许看客永远无法查清，事实上也并不重要，因为在近期以来铺天盖地的对日舆论战、尤其是针对安倍个人的攻击波中，这不过是“顺势而为”最醒目的一幕而已。而在上线四十八小时、收获近万条评论之后，这条微博还能存在，似乎表明主管机构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从裁剪事实的角度而言，这次人民日报的手法实际上和2008年西藏3.14事件中美国CNN饱受非议的新闻照片如出一辙。二者都并没有刻意修改照片，但对画面信息的裁剪，导致和事实真相大相径庭。CNN在空间上隐去了对军车投掷石块的示威者，而强化了军车本身的存在；而人民日报则在时间上割裂了因果关系，撷取了最缺乏代表性的瞬间。但是，当CNN误导的时候，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官媒可以义正辞严地痛斥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以偏概全”，并通过anti-cnn等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新生代来推波助澜；而当自己刻意误导读者的时候，则可以一声不吭地拒绝作出任何解释。
当然，“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不仅仅是人民日报。无论如何，即便是恶趣味，它至少还保持了文化包装，而眼下传遍大江南北、为习近平吃包子而歌功颂德的歌曲《包子铺》，则更为不加掩饰地为李白这句千古名言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让人看到，不管是文人还是艺人，在恶趣味泛滥时，距离一个公民的距离可能都很远。

刘自立：红外围思想考

Posted: 25 Jan 2014 10:09 AM PST


(一)


文革派系考证，是一个大课题。之所以这样说法，是因为文革派系虽然都掌控在“一个人的自由”之中，但是，服从和挣脱掌控，也给文革之暴力本质，一个值得商榷的余地。俩种极端的说法是，一，文革本有“人民文革”说——也就是造反派合理论和正面论；——二，文革官方说法，是造反派和“三种人”乃及四人帮，是文革祸首。这两种看法，其实，就是一种看法，毛操纵造反派而后将其发落成为反动派。这是我们常常所说之文革民粹主义（造反派合理论）和文革官方镇压（造反派反动论）之极权主义合一。没有没有造反派的文革；也没有没有镇压之之文革。这个弯子，如果研究者转不过来，那么，他们只能是文革官方镇压的反对者和所谓“人民文革”的拥护者；而人民文革的拥护者，却无法解释毛之在官方体制里，同样，成为文革掌控者，这个现实。而他们所谓的文革积极论，也就是“文革第一次发动”，或者说是文革第一阶段积极论（见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和文革第二次消极论，其实也是我们上述观点之转换一种后的不良反映；同样，是毛之民粹主义和毛之反民粹主义之集合。所以，毛文革成为不同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极权运动，“体制”和统治之一种风格，就是他敢于“炮打司令部”，施行民粹主义造反——而他的这个民粹主义阶段，其实，持续不到两年。毛，最终无法完成一种纯粹的、彻里彻外的民粹主义。因为他的思维和行为，早被他的前辈们框定在：社会主义就是由一个资本家控制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型制之中而无法摆脱。换言之，毛的内、外体制论，不管是他炮打，还是炮熄，都是一种由民粹主义思潮，理想国思潮和人民万岁（——毛万岁合一）思潮的左右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极权主义异化。在搞清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要跟随现在所谓“道歉思潮”引发的两种方向之争、支持和质疑此次道歉，做出人头梳理和派系澄清——我们把这两种方向之争，称之为自由思潮和红卫兵思潮，乃及，红外围思潮，续作业于今之现实。这个红外围思潮的发展，是从同路人思潮发生以来的系列观念联系而生，而灭的（固然，今天，这股思潮远未完全消匿，而是借尸还魂地重新复活着，鬼祟着和坚持着）。这是文革遗风的另外一种表现。这种表现，乃是极权主义现实中阿伦特发现的“平庸的恶”之持续生存论；而其生存和红卫兵掌权和红外围依附之，紧密相连。这是中国特色的平庸而远剩于德国之；从人数，本性和无道之范围而论。那么，红外围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较大的内涵和外延观察，CP革命时期康生所谓党的“同路人”提法，是红外围最早的简称（？）；这个简称，后来被北上入海（入中南海）的那些并不民主，或者后来不民主，以前也不全民主之“民主人士”，领取和认同。他们的中南海身份，就是这个最先出现的红外围身份。以后，文革发动，党的同路人被1966年红八月的红卫兵分割成为45年党人和以后之（45年以前入党人士子弟不算红卫兵），等等。这样，缩小了的同路人及其子弟归属，理所当然地、变成后来他们所谓革命的建设者——革命的领导者之区隔——（接班人和“直接接班人”——也就是“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那些人）；也许包含现在那些“道歉者”之一或者之二一类人。于是，在文革中，赞成和反对这样的同路人分野的群体，开始产生。这个产生的过程，可以分成大背景和小背景。大背景就是，毛要打破过去他制定的革命特权，革命血缘和革命世袭论，施行由官方子弟革命特许论，转变成为平民子弟一样革命特许论，也就是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革命特许论。这是貌似进步于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狭隘血统论之革命特许状。小背景，就是中学革命派的分野，分成了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四四派系的出现之历史狭隘原因，坊间多有分析介绍，在此无赘；我们只是要分析这样的派系分野的风格特征，内涵特征和走向特征。从最后一点说起。四三派所谓的否定十七年，和毛的所谓否定不约而同；严格说，是四三派秉承了毛的某一种思维趋向，而定下的派系原则——否定十七年，那么，产生两种结果：大一之：关于四三派观点和幻觉：1，否定十七年，要干什么？那么，四三派的回答当然就会秉承毛主义之一个部分，一个特点和一个风格，那就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据说，这是继承了那个德国人的说法。2，否定十七年，就像鲁迅和易卜生提问，却无法回答的那个问题，否定以后，用什么制度弥补和充填不是十七年的十八年，十九年……乃至永远？没有答案。3，于是人们就像记得CP热衷于巴黎公社建制那样，把巴黎公社其实没有建制，毁灭建制和废黜传统（文化，历史，道德，宗教……）之政治幻想和暴力无道（他们要杀死雨果和很多知识分子……），拿来作为宝贝于继承；其实，他们一不懂巴黎公社，二不懂毛之真实企图。

大二之，于是，因为四三派拿不出实际建制和远景，其热衷于毛之纯粹民粹和造反到底之幻觉，既不能到底，也无法继续。于是，四四派占据了政统（正统）的上风；这些四四派，并不想构想杨小凯体制论和革命论，也不奢望推举巴黎公社乃及巴黎公社的建制（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巴黎公社的普选和平等，在北京人民公社和上海人民公社里面，一天也不曾施行，无法施行和不能施行。）他们大大方方地保守于官方合法性和官僚合法性——就像他们苟合着大学（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样，在思想上和举止上，他们厌倦了民粹；在方法上，策略上，他们趋同于“同路人”风格（不管从二等公民之身份上，还是从二等观点之见解上，他们有着奴才般的忠诚和愚昧，软弱和投机。）但是，他们是有优势的。他们的优势，就是后来被证明的，“十七年”，非但没有被解构，打倒和批臭，反而从中找到了刘、邓正统（政统）的所来之源。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在中国，除去十七年模式和后来发现的“模式”，其实，都不是真正复合普世价值和普世体制之模式。于是，问题的提法，开始出现一种争议。四三派和四四派关于十七年的讨论；大学中，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清华），究竟如何分野和定位呢？其实，这是一种对于中国革命，改革，模式和价值超前的讨论。现在的回答有两种：一是，四三派和毛本身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不是CP最终的选择。因为，体制和反体制，在文革的意义上，全都排除了选择正当体制的努力。四三派和团派不要体制的体制，和毛的所谓政治幻觉（连同马克思的，乌托邦的），本质相关，灵犀相共，都是要排斥那种普世意义上，操作可行上和治衡得法上的政治体制；而或者选择十七年，或者选择无法无天，再或者，选择中国模式（经济高速发展的生态毁灭方式和人权低廉方式——也就是，资本之南桔北栀的非法治和不完全市场模式……）；而就是规避民主和自由。这是一些文革中人们不可发现的前景和“未来”，但是，四三派和四四派之争执、之终极目的，本源在此。

(二)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四四派走向和四三派走向，及其区隔和“前途”的课题——也就是回答，为什么，很多四四中人，变成红卫兵外围，迄今如此——而四三中人，却从“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常常演变成为、对于红卫兵和红外围人物的谴责者和揭露者。这是一道难题，而解释之，需要颇费力气。首先，就像刚才所说，四三派没有肯定“十七年”；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因为，十七年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的试验地，基础地和原则地，要想否定它，是要有些勇气的。这些勇气之来源，同样值得一考。一，首先要指出，不是四三派愿意或者有天才首创否定十七年；否定十七年的，是毛本人（关涉于此，比如他说，十七年来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都是毛言十七年——但是他更加指出十七年，长城不可毁——所以，他的循环逻辑等于0）；而毛和后来江青的关于干部子弟前途和历练的讲话——关于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八旗子弟蜕败的讲话，更加重要的，是她关于“财产和权利再分配”的强调——成为杨氏和北京良乡电校四三原则的一种承托和发挥——加之本人，在67年随即跟紧“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取消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民兵）和履行巴黎公社普选和履行工人工资（对于干部阶层）……成为整个四三派的原则立场和主要观点。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是其自身独立思索的产物。就像“四一四思潮”强调捍卫十七年，十七年必胜一样，同样，不是什么文革异端思潮（这里，相对于十七年的所谓官僚体制之最大异端就是毛本人了——见笔者有关文章－《北京之春》）这样，就会产生二，四三派，作为毛派附庸地位之同样是平庸的恶之承载者，如何摆脱这个东西，寻找出路和走向。这就是说，四三派在有限度否定十七年以后，当然，也分成两种前途：1，就是摆脱十七年体制正统说，另起炉灶；这个另起炉灶，不是退回到十七年，而是进展到逐步接近普世价值和自由制度。2，有一些极端顽固四三派（延伸到广泛意义上的团派主义），则坚持西方左翼思潮，依旧肯定毛制和文革，试图制造再一次乌托邦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德国、法国68年运动的持续支持者和附庸者，而根本看不到68年，就和百多年前巴黎公社一样，在施行体制上，毫无希望，毫无意义。）

二，毛本人是四三派的鼻祖，他，同样也是四四派的源头。而分割成为四三，四四中人，很多人逐步演变成为体制内人物和体制外人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例外是，红卫兵中人，也有喊出“五个现代化”的，如魏京生等人。）于是，从近期所谓前途和仕途而论，当今中国当然是四四派的天下。因为他们的十七年，由邓和后邓时期所肯定——更由六四镇压所肯定。四四派中人和红卫兵中人，因为都一度外在于中央视线，是因为毛暂时放弃之；而后，由CCP制定直接接班人政策后，他们被看成《决议》文本以外的主要势力而被纳入政权。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他们这样叫嚣——抑或相反相成。清华四一四派喊出的“四一四必胜”，更是成为刘邓胜出于毛的证据。于是，四四派中人，或者随波于流，或者上岸招安（他们本来就是准备招安的非干部子弟。）而四三中人，则经过文革，认为毛的试验不顾人权法理，道德规制，是一种界天堂而下地狱之路。这样，他们除去很少数转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多为成长为普世价值的追求者和履行者。因为，他们的放弃四三原则，不是肯定十七年或者否定之，而是要挣脱这个文革羁绊本身。于是出现三，是一种估计；这个估计就是，肯定十七年者，比较否定之，更容易成为体制的拥趸和辩护——于是我们看见，文革拥护十七年，跟在贵族红卫兵身后，讲究捍卫红卫兵的，大多成为今天紧跟红卫兵权贵的新的外围人士和帮系；这个东西就是新的红外围其人，其“是”（以认可“宋氏道歉”为一道标准线）。这是一种悲哀。但是，这种悲哀的发生，被犹太人阿伦特定义为平庸的恶之载体，是再确切也不过的。因为，CP同路人的言行选择和前途断定，后来自然而然发挥成为新的平庸的恶（也就是八个所谓花瓶党人之平庸，之恶俗，之腥臭。）这些伟大的骑士们创造了一种举世无双的、新世纪唐佶歌德之歌，用其附会“联合政府”的空洞叫嚣，为中国人带来亘古未有的无独立，无自由状态。他们是红外围的生态祖先。

四，据实而言，红外围何以四、五十年接续不断地、成为红卫兵权贵的附庸和寄生，问题比较严重，而且必有其因。实举几项，以做说明。1，平庸的恶之承载，形成和发展，是因为人们恐惧现实，惧怕暴力和沉溺权财。这几项成为他们这些同路人不拾好歹和助纣为虐之成因。2，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之血统里，没有丝毫主义坚持和问题意识，抑或将其变异和腐化，把本来作为政治常识的原则是非，统统偷换成为似是而非的具体技术课题而加以应用（牵强附会）。他们是天生的一群庸人；而庸人的主要体症就是以服从为本性，为天职（他们在文革中袒护十七年，就是一个证明——而据反证之，则是四三中人。）于是，3，这些人，在进入中南海或者思想上如此这般以后，他们的政治身体和发音器官，即被改造和摘除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本性远离四三派，远离怀疑一切，远离无政府主义，远离“炮打司令部”……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蹊跷。因为毛，并未把文革组建成为单单是四四中人——而他自己造就的团派和四三派，则成为一种对于他的体制的终生的炮轰者（而蒯大富，聂元梓等愚忠于毛者，除外。）这是一种辨证。这个辨证也许，仅仅是也许，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四四派娘胎里带出的媚态和服从，成为她们判断失误和待人系事的习惯与准则——而这种媚态和服从，在四三派里面绝无仅有——只是蒯大富和其他极左人物，依然非常愚蠢地认为，毛是真正的团派主义和四三主义；始终耿耿于怀于“第一次文化革命”（这个革命本就子虚乌有）。他们搞错了。毛是什么，他就是他本人的正、反两个极端组成的一种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这也是辨证法。

五，于是，我们相系于今。讨论这个红外围可以成为今天没有红卫兵的红卫兵外围——也就是，政权和政治的外围。她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除去证实了平庸，证实了邪恶，更证实了文革的阴魂不散。这个“文革”，既真又假。真之所在，是因为文革单独权力运作下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中事宜，以貌似历史的面貌出现（如唱红歌，跳忠舞，万众一梦，全国一心等等……）；但是她们的文革缺少真正的民粹主义实践——这样的“文革：没有蒯大富，也没有聂原梓——这是官方之民间和民间之官方之双原型；没有这两个原型，只有一个官方原型，当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文革。换言之，这种文革只是四四派的文革，不是四三派的文革；只是官员文革，不是人民文革——更不是毛主期待，实行，停滞，失控和终结之文革——而文革终结，不是终结了“革－文：革除传统，价值和自由”——而是开始了毛在四十年代讲过的：CP要搞资本主义。（见资料）这是一段另外的话题。但是，这段话题和“十七年”乃至其发展，紧密相系之。所以，四四派中人既可以完成革命，也可以完成（CCP）资本——既可以跟随毛，也可以跟随刘、邓——既可以成为同路人，也可以成为红外围。这是由平庸的恶支撑、豢养的，那种帮衬极权势道之枉道从势者类的、代代香火接续之物。这是中国人的平庸的恶；她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诊视了这样一种症候：极权主义和文革之毛，必须不单要有四三派（团派——帮助其打倒十七年，打倒刘、邓）——还必须有四四派，在文革阶段任务完成以后，从新开始旧的或者新的统一体：国人模式，而红外围则是那个文革和这个模式的平面支撑者和平民支撑者。这是那句话的新、旧诠释之一体：你们是建设者，我们是领导者。（！）

(三)


文革“红外围”形成的大概历史背景是这样的。66年，第一张大字报纷纷出现于各种中学，其写字者，一律是干部子弟。这不是偶合。这是一个信号。毛－刘、邓之流，要同时抢夺文革霸语权。这个蹊跷在于，毛一开始纵容这个举止——抑或是他抵制“水泼不进”的一种表现。继而，毛退出北京；工作组成立，进驻各种单位和学校（陈伯达这个典型的毛派，进驻人民日报）。于是，发生后来很多事情。毛的通盘计划就是要否定工作组形式的文革。于是，他否定了他自己同意的路线（工作组路线），而提出一条所谓批判“资产阶级白色恐怖路线”（这里，哪里牵涉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是，国人居然对于这样的毛氏语言无法、也不能有任何察觉和质疑……）。于是，反对工作组而要回到或者创造毛式文革之呼声，开始出现。这就是毛一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二来支持反工作组之各类大学和中学组织之故。于是，在此浪潮中，一贯以血统革命论为准则的中国“革命”（——以至于文革）发生了变化。将军队派系，林彪派系拉入反对工作组之战略之毛，由各种军队子弟发声，形成一种所谓军干子弟乃及平民子弟参与的反对工作组文革之苗头——而大学造反派接过清华附中造饭口号，形成以清华，地院等造反派红卫兵组成的庞大毛派平民子弟之组织。据此为止，贵族红卫兵所谓革命特许状和血统站队论，随着刘、邓主张和转移斗争大方向之失败而告终。联动一类所谓的八旗子弟，反抗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其实，是毛派聚焦文革方向，指其爹娘所致——于是，毛，暂时放弃了血统论而坚持平民论——但是整个CP并未贯彻到底这个毛氏路线；到了七十年代末叶，红卫兵不受谴责论和直接接班论，业成事实。

于是，出现平民子弟“闹革命”的毛氏方式，究竟是什么方式？这个问题，同样比较难以回答。一方面，他们主张和实际上引来千万蒯大富和韩爱晶；另一方面，他们枪毙了反对血统论的遇罗克。之所以这样有所指，有所不指，全赖毛的实际政治需要。在66——69年，血统论中人只能是保爹妈派和血统封建派，是些五世而斩派。所以，毛要触动这个底线。但是，毛很快就释放联动。说明他又要挽救这个底线。于是，在大面积煽动和诱惑下，广大学生和民众也就随着毛的双身、两面、“多元”起舞，隐、现于时。似乎一时间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这是平民子弟的灾难和节日。他们分成的（在中学）北京中学四三，四四派，大致也是跟随双身之毛分裂成为两翼之派系。于是，我们缩小这个范围，以观察其中的走向和发展。集纳北京打死校长那个学校而论。工作组派和非红卫兵派，在那里是一个例外。不像在其他学校，工作组撤退以后，大权真的旁落于非红卫兵派系——不，宋氏，一方面为刘、邓势力把持，又同时为毛把持——这样一种双向把持论中，宋，刘等人的权力角色，是北京几乎唯一的，不因工作组撤离与否而立于不倒地位之红卫兵。因为，比如在清华，蒯氏出现，随即意味着刘，贺和其他高干子弟权力旁落。可以说，宋氏倒否，证实了毛、双身两面的一个实例——而这个实例，在后来所谓薄希来一类人身上，同样得到了比较毛来得更加彻底的权财落实（“直接接班人”）。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于毛式文革的基本框架之内，所谓平民子弟造反的前途，究竟何在；抑或他们根本就没有前途。

蒯大富造反，是没有前途的（他被毛象消灭土匪一样即将消灭——而邓实际上消灭之）。2，一般平民子弟，如果不是依赖于红卫兵或者十七年，他们也表现的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四四派的十七年，当然不是平民的，而是太子的。3，所以，平民子弟保卫十七年，实际上，就是既保卫党委，也保卫太子。4，到了文革结束，太子正确论和联动－西纠正确论——加上红卫兵元创者正确论（清华附中红卫兵反对暴力论——骆小海等人和后来某子道歉论——乃及他所说“毛主席伟大领袖论”……），一股脑，都成为一般平民子弟中保护太子的理由。5，这个观念，和他们在文革时期没有任何反对力和想象力之平庸有关。6，加之，她们在后来的生活中，被太子们诱以利益，钱财和房子……她们很快就在具体倾向上，转移到红卫兵立场上。于是，我们看见，在宋氏从蒙面（见《八九点钟的太阳》电影），到直面于纸张网络和会议，她们逐渐地试图恢复她们的正确性和权力面。于是，就像文革中那些袒护她们的人一样，太子周围，总会有一些红外围在作业，在作祟于文革研究（她们甚至偷盗第一苦主的文革资料）。7，这就是大范围研究平庸的恶的中国背景；这个背景的出现，一方面是文革乃需；另外，则是普世适用的、极权主义附庸支撑权力结构的、那种未解构前状态。这个状态只能在极权主义解构以后方才可以消失。8，就像极权主义研究者们研究纳粹系列迫害图一样，类似集中营统治，也不是完全由屠夫们亲自掌控。他们需要一些支撑这个局面的人们，包含运输死人者，管理囚徒者，“协纣为谑”者。他们组成迫害与被害的赋格。九，就是这样一种群体，在完成直接刽子手不能直接完成的，关涉坟墓，焚尸炉，毒气室……这样一些被执行事宜。9，这些人的出现，究竟是恶，还是平庸；究竟是是，还是非；究竟是屠夫，还是尸首？……记住吧，他们仅仅被叫做“犯人头”吗？……（见《倾向》杂志）

（四）

考察“红外围”人群和个体之较好对照物，牵涉到极权主义指涉下“人民”之定义（当然，主要是指平民子弟及其父辈一类人群；含，中程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小业主、商人子弟，……等等）。人民——这个一般泛指“政治正确”的人群，对于极权主义，对于毛，对于文革——乃至对于整个49年以后的历史，究竟具备如何一种含义呢？——当然，可以扩大而言之纳粹体制下和意大利墨索里尼体制下并不完全雷同的人民和人群（个体）。关于极权主义人民一词指涉的一般性概念，是被笼罩在关于极权主义统治概念之中。就像很多极权主义研究者所云。但是，其中“人民”究竟是服从者，还是挣脱者；是思想独立的群体，还是未可改变的被洗脑固定之人群——他们的洗脑和反洗脑关系如何？加之他们的沉默，发声，宁默而生，还是宁鸣而死？——他们的利益，吃饭和服从，和怀疑，和挣脱……又是如何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不是不可改变？这个改变，是不是一旦出现，随即意味死亡？……这些对矛盾（复数），如何落实于个体？所谓个体自由，是在什么样子的启示和顿悟（长悟？）状态下，关涉到群体自由，结社自由和人民自治乃及体制和法制？这些，都同样需要严格定义与分析之。换言之，如果我们听信类似阿伦特和阿隆一类学者的话，那么，在争夺人民和启发人民这个层面上，极权主义作用的恶，作用的平庸，作用的罪过……是不是永远都是遮蔽性固体而没有伸缩性……他们是合理的现实和现实的合理吗？如何确定这些实物和理性？如何分清是非曲直？乃及政治上的物质与暗物质；对称与非对称……甚至可以关涉到美学和丑学一类问题（类似翁.艾柯一向研究的历史与现实，今天与昨天）—— 一切历史都是今天的历史——其取消历史和时间的关涉又意味何在？这些，也是一道道难题。其中，关于文革指涉的觉醒说，造反说和外围说，莫不与此有关。这里，就书摘式予以简单说明之。

我们来看，阿伦特指涉的人民思想状况和社会情形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基本呈现以下一些特征：阿伦特说

——“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人类样本，一组反映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反应清除和取代，这些就是极权主义国家里的模范‘公民’；这种公民如果是在集中营之外制造的，就会不完美了。”（《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下同）

这是一种现实吗？是绝对现实吗？“完全相同”的反映是不是彻底，干净，全部呢？是不是有着不同的某些反映呢？（比如在“道歉”这件事情上，完全不同的反映真的出现了。这是非巴甫洛夫反映。）极权主义国家的未来公民，就真的是在时间完成式中出现的吗？如果这样，那么，潜在的前苏联和前东欧之哈维尔，之瓦文萨，之索尔仁琴……又如何解释呢？换言之，我们看到的那些成千上万的狗，模范公民和完全一样的方式，难道不是涵盖所有道歉平民之群体吗？于是，完全相同——对应于完全不相同？这里的分析是这样的。在毛文革时期，“完全相同”的反映，是占据绝对多数的人群之观点；巴甫洛夫之狗的观点和人民＋毛＝文革的观点不可动摇。但是，在四五运动以后，这个裂隙开始出现。人民开始转移自己的视线从毛游离到周，到邓。于是，在异议人士提出迥然“不同”的观点以后，巴甫洛夫狗效应开始瓦解。一大群自己思考问题、自己回答问题的小圈子开始出现。但是，就像四三派否定了十七年以后，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到否定天堂之路导向地狱的方向之普世价值和民主制度——而更加多数的人，则跟在四人帮倒台以后的皆大欢喜中，认为CP拯救了中国，自此，一切都是以CP为主导，为主干，为选择。这就是新的巴甫洛夫结构之表现，乃至持续发效以至于今。所以，我们挑开的只是阿伦特的一个隙罅，而不是全部。在“道歉”事件之中，这种巴甫洛夫效应同样表现在这些附和权贵虚以为蛇的红卫兵权力论＝道歉权力论（话语新霸权）。在此悖论之中——和他们认为四人帮垮台就是CP新生一类笑话，可以同归一体。因为平庸的恶的政治哲学前提就是在不否定纳粹的基础上给出一些模棱两可和偷梁换柱的“反扑”。这种反扑，实际上已经比较老邓否定文革还要倒退。

——一个反抗暴君者并未失去言论自由，“从理论上说，在极权主义政权下也可选择做反对派；但是，假如自愿的行动只是带来一个每一个别人都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惩罚’，这种自由就几乎是无效的。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不仅降低到它那最后一种独特的仍不可摧毁的保障，即自杀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独特的标记，因为它的操作结果属于完全无辜的人们所共有”。

这个说法的合理性在于，每一个人都会不自由；这个说法的不合理性在于，如果没有一个人去争取这个自由——这个自由本身，不自杀也会死亡——而极权主义社会中，人们正在探索一种自由和一种自杀之间的悲观的和乐观的关系，以求在实现事务的转换过程中，兼顾两头的结局：一头，仍旧是极权主义——而另外一头，业已开始了非极权主义的希望；虽然，没有人知道如何切断这之间的脐带而抛弃极权主义，但是似乎人们在思维上，业已开始切断阿式“无效”和极权“惩罚”（恐惧）？而那些保障在有效范围中的红外围，不愿意待见这一点，她们依旧保持独立和自由无效论。我们可以从三个实例看出这个两端错动论的奥妙。一个是，在七十年代末叶，改革大潮汹涌之际，出现三股势力挑战极权主义。一股势力就是官方势力，这个势力业已不是毛主义风格，而是实用主义之；但是在这股势力的历史根基中，也有施行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技巧（见延安时期CP关于不施行一党专政和施行资本主义之言论）；于是极权主义开始由他们导致发展成为“后极权主义”（资本加权力）。二一股势力，就是借助CP改革而企图将其引入所谓新威权主义之路的几乎是全部改革派主张。这些人，附会邓的新加坡模式而企图找到一种CP融合资本模式论。（他们被称为新启蒙主义（＝新愚昧主义）之运动的后人、后学——而被许良应等睿智学人所批评和揭露。）三一股势力，就是盲目乐观于整个世界对邓发出微笑的那种局面之人——也就是国人中又是占据绝对多数之平庸恶的承载者（当然，包括那个时期的老美和欧洲人）。这些人群在以后的发展中没有丝毫进步。他们最后伙同宋氏和刘氏（进）一起，制造一种气氛，把一种对于文革批判和解释的权力，也就是歪曲和遮蔽文革真相的权力，以“道歉”之名，加以巴甫洛夫化，让今天的四四派人众匍匐在前，以称其确。这是一个悲剧中的笑话。

——“18世纪《人权宣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的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法律的来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历史的习俗，而是人。”她解释道，“人权宣言无视历史赐予某些社会阶层或某些民族的特权，显示了人从一切监护下的解放。”  但是，“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们并完全意识到另一层含义。宣布人权，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里有一种迫切需要的保护，因为个人在这个时代里，不再能安全保有出生时既有的财产，作为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换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会里，人不再确信这些社会权利和人权，而直到此时，这些权利还是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宪法来保障，而是由社会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来保障。因此在19世纪，一致的意见是，每当个人针对国家的新统治权和新专横而需要保护的时，就必须提出人权。”（这是一个创新的见解：天赋人权变成上帝已死。）
   
  ——她说，“是自己之本，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之本。另外，没有哪一种具体的法律必然保护他们，因为一切法律都取决于他们。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为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样。人民的主权（有别于君主的统治权）并非上帝恩惠所赐，而是以人的名义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离’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变成人民自治主权中不可分离的部分。”（同上/并参考笔者《阿伦特的大哀赋》）
   
这是三个标准；上帝，人民和个体。所以，结合极权主义体制这三者皆无的状态，人们可以看到同样三个元素在起作用：1，如何看待毛的造神运动对于普遍中国人民的愚弄——她们之中的、66年八一八造神对于宋氏人物的意义和无意义。2，十九世纪极权主义派生物就是无神论；这个无神论是以人俗之中的客理斯玛类型，代替上帝赋予之礼物：客理斯玛——这是一个严重的转折。在此转折中，荒诞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毛之流，更是以亘古未有的个人（“个神”）崇拜代替上帝，宗教，道德（她是先验的），文化（她是传统的）和革命（她是还原于前的，复辟的和历史的价值再造和重复）——而原型客理斯玛－上帝之恩赐，之礼物，之天才，之领袖，和东、西方一直以来的、无论是民主之，还是独裁之领袖，毫无关系。3，平庸的恶，正是因为她们认定人类自选客理斯玛，而不是寻找相应的上帝之选，之民，之才所产生客理斯玛。这样，在此20世纪独有的专制和极权客理斯玛中，迷信和盲目与之的红卫兵及其附庸——也就是平庸之恶的载体顺势而生，延续至今。故此，在此延伸分析中，阿伦特论及的艾希曼之流才被悄然或者显然引入文本。平庸的恶之携带者和人权法案之变异者，成长为双重的、对于人的服从和对于神的抵制，反对与涂炭。而“忏悔”，只能面对上帝——如果忏悔文化已经被消灭，就像上帝已经被消灭，她们的所有忏悔都是没有壁向，龛位，平台，所指和能指的；其为一种世俗的滑稽和形上的虚无。因为，如果没有所有这些宗教铺垫和基础加以支撑，一切人类的，神祗的良知都会对之伸出拒绝之手——就像历史的回顾，只能是传统的接续，而不是任何纳粹和红卫兵文化可以取代的。按照阿伦特的见解，如果“上帝死了”，那么，至少“人民自治主权”还需亡羊补牢地给予宗教缺遗一种必须的补救。（？）这恐怕是最为一般性的结论了。


——原载《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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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7, 2014, 6:24:36 AM1/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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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中国政治不开放就不能再向前走

Posted: 26 Jan 2014 06:38 PM PST

图：崔健

法广/作者 杨眉

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用歌声支持八九学运的中国摇滚歌星崔健近日因拒绝当局的审查要求而谢绝参加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此事引发了密切跟踪中国动态的法国新闻网站八九大街网站的关注，该网站本月17日刊登文章，介绍了崔健其人以及他们此前对崔健的一次采访，有意思的是，该文上网时正值法国政府发布禁令禁止涉嫌发表反犹言论的法国喜剧表演家迪尔多内登台表演，不少法国读者因此有感而发，本台将向大家有选择的介绍几则法国网民的观点。
八九大街网站介绍崔健的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摇滚歌星崔健因拒绝审查而被禁止登台春晚。文章的作者的是该网站的创始人之一皮埃尔•哈斯基，哈斯基将崔健比作是中国乔尼•哈利代Johnny Hallyday，http://fr.wikipedia.org/wiki/Johnny_Hallyday
哈利代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成功地将摇滚乐搬上法国歌坛，赢得了法国听众的普遍喜爱，哈利代也就因此成为法国最有名的歌星之一，被誉为是法国的猫王。
哈斯基在文章中写道，中国摇滚乐之父崔健本月31日差一点登上官方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但是，这一中国官方与民间公民社会的一次罕见的约会却终于胎死腹中，付诸东流了。中国当局要求他将他演唱的歌曲的歌词递交审查，遭到了崔健的拒绝，因为对崔健来说，他必须忠实于自己，忠实于他所从属的公民社会。
春晚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年内收视率最高的节目，邀请参加这一节目就等于是官方要给53岁的崔健“恢复名誉”，崔健因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用歌声来支持示威抗议的学生而被当局禁止在电台或电视台演出二十多年。
哈斯基随后简单介绍了崔健成名的经历，1981年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时崔健才二十岁，同他的父亲一样，他在北京古典乐队演奏喇叭，据他自己介绍，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名外国人给了他一合著名的美国二重唱，保罗•西蒙和亚特•葛芬柯演唱的歌曲磁带，使他发现了前所未见的新的音乐表达方式。崔健于是弹起了吉他，用全身心来拥抱来自北美的摇滚音乐。1987年，一曲《一无所有》使崔健一举成名，歌曲表达了同崔健同一代年轻人的心声，他们刚刚走出毛泽东时代，虽然还一无所有，但却充满希望。1989年学运期间，崔健用红色的绸带蒙着眼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演唱一无所有，当时激动人心的画面铭记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六四镇压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称赞崔健的中国文化部长王蒙宣布辞职。崔健也从此被禁止在大型的剧院演出，中国的广播电视也再也不向崔健发出邀请。2000年时代，哈斯基曾经在北京的一些地下剧场观看崔健的演出，虽然，崔健本人试图推出新的歌曲，但是，观众最爱听的还是他的一无所有，哈斯基还就此评论说，尽管中国新一代摇滚歌星不断涌现，尽管崔健创作的音乐也并非无与伦比，但是他的名字却依然能够激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中国特殊的政治气氛应该是其中的一大重要因素。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那年，崔健被允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当时演出的目的是为癌症研究事业捐款。同一年，八九大街记者在北京对崔健进行了采访。采访中的崔健依然故我。并没有改变他当初的理念。他就中国模式向记者表示说，虽然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完全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是在高压监督之下的被动性的发展。他说，在文化领域也是如此，虽然稍微有所开放，但是，推动文化开放的动力是市场，是盈利，因而，只是一些表面性的开放。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依然十分严密。崔健说，其实，对他来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十分简单，当局应该继续推行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开放政策，使公民拥有更大的真正的自由空间。他期望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逐渐演变，因为，如果政治上不开放，中国就不可能继续往前走。
一名署名叫Jules Romain 的网民评论说，既然春晚邀请崔健参加演出，既然江泽民的情妇宋祖英不再参加春晚，这是否意味着江泽民派已经完全失势？意味着北京将重新评价六四？咱们就静静地等待着看今年的六四会发生什么？
另一名署名sid.vicious的网民对中国的摇滚乐世界非常了解，他说，虽然崔健长期以来在北京被禁止演出，但是，他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在中国其他地方演出，崔健的歌曲也在中国视频网站到处可见。而相比之下，九十年代在中国武汉涌现出的新一代朋克歌手生命之饼演出团，他们不会收到来自中国官方电台或者电视台的邀请，因为，他们直接抨击中国政府，他们的代表性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天安门母亲。
八九大街网站文章链接：

关于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禁区

Posted: 26 Jan 2014 05:44 PM PST

胡舒立
2014-01-25 李强强
主人公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媒体人，这让《禁区》广受记者圈的关注。很多记者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才建立了对《纽约客》的认知和信赖。如果你的收藏夹或硬盘里还没存，那赶紧吧。
一段时间以来，胡舒立和的轶闻充斥于饭局间。2009年底她带领《财经》班底和联办决裂后，双方对原因都讳莫如深，直到前些日子罗昌平旧事重提（点击左下阅读原文 可取阅）。《禁区》、罗昌平文以及陈永洲事发后胡舒立的写的一篇社论，组合起来有助于你了解一个更加完整的胡舒立。
《禁区》涉及新闻管控和高层派系抵牾。北大的胡泳老师对前者有个精到的表述：“审查的不可见，在于它的不可言说。这种不可言说，首先表现在官方的不承认。”他还用皇帝的新衣隐喻官方提出的新闻自由：“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审查随处可见，但人人又对其视而不见。这就是中国有关审查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吊诡现实。”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诡谲的行业，对此感受不能更加深刻。兄弟我昨天下午参加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的记者证考试，其中有两道紧挨着的考题是这样的：
1、西方新闻伦理规范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正确答案是：新闻自由原则。
2、我国新闻伦理规范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正确答案是：为人民服务原则。
 ◆ 为什么推荐这篇文章？
1、精确。精确用语是《纽约客》的生命。这一点在小欧这篇文章中得以展现——地震中遇难学生人数、主人公身高、2004年中国被关停的媒体数量，甚至连胡舒立姐姐写过的第一本书的名称、王波明所戴眼镜的品牌都清晰地列出，而作者本人也确信，这些细节随时会由编辑回访核实。
很大程度上，并不喜欢猎奇的《纽约客》的报道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值得被信赖的文字。何伟（前《纽约客》驻华记者）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来自《纽约客》的报道的严谨程度甚至“比国会山出具的国情咨文更值得被相信”。
2、行文。西方媒体报道中常见的倒装句、直接引语前置、双破折号连接的解释或转折等，在这篇文章中都有大量使用。这使文章信息量更加饱满但又不会让读者感觉审美疲劳，读着很过瘾。建议小伙伴们可以尝试一下。
3、立场。这篇文章在前半部分着墨于刻画胡相对正面的性格，最后的几个段落则通过采访程益中等有意进行了平衡。采访过程中被对方牵着走、事后写作时不自觉地神化采访对象，是几乎每个记者都犯过的毛病。我跟同事说过，约访成本可能很高，你要珍惜每一分钟的采访时间。采访权旁落几乎意味着灾难：如果整个采访过程中你和对方其乐融融相谈甚欢，那说明采访失败了。
文章很长，但相信我，很值。
  
禁 区
TheForbidden Zone 
文 | 欧逸文   原载《纽约客》 
2008年5月12日，《财经》杂志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2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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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8, 2014, 6:38:01 AM1/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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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龙：跟着逻辑走一走――再读《改革决定》

Posted: 27 Jan 2014 10:59 PM PST

图：2013年10月15日浙江省余姚市示威市民拆掉了政府门口围栏上“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二字。


从2013年的事情看来，甚多变化的来临并无预兆，全在“顶层设计”之中，总出公众意料之外。说遵宪法又批宪政了，才抓大V又抓大老虎了，实难看出其逻辑关系，却未排除其突然理顺。

「決定性作用」回歸市場了

　　寫了一文《看不懂「改革決定」》（載本刊二○一三年十二月號）之後，聽有的專家說，那個決定「是一項宏達而雄心勃勃的計劃」，展示了領導層應對挑戰的嚴肅態度。我也就向領導層的嚴肅態度學習，繼續努力研讀文件。努力至今，總算有成；成之大者，是找出了幾個指向同一路徑的關鍵詞，把它們細加咀嚼，嘗出了點味道。食而知味，懂了一點，不甘自專，且與看官分享。

　　先嘗第一個關鍵詞：「決定性」。決定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輿論公認的亮點。一般認為，此話講的是把資源配置的決定權由政府轉移到市場，使經濟真正從計劃經濟命令經濟拍腦袋經濟變成市場經濟；也就是擺正市場和政府的關係。是這樣嗎？

　　是這樣又好像不僅是這樣。說它是，因為妨礙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的計劃也命令也通常都是政府發出的，所以改革就是要從政府手裡收回這個作用。可是我們這裡說的是中國的政府，中國的政府有中國特色，就是它是共產黨所領導的。按照憲法，它該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可是這個人代會都是服從「黨的領導」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上還有一個最最高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或其政治局或其常委會或其總書記，後者是「領導一切」的，當然也領導市場──所以我們還叫（本決定也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麼根據決定，「決定性作用」回歸市場了，這個作用，既不歸政府、也不歸黨了。這說明什麼？說明或者黨不領導市場了，即黨的領導缺了一塊，不去「領導一切」了；或者黨對市場只領導不決定了，因而不讓黨決定事情並不算「反對黨的領導」了。是這後一種味道吧？

　　司法獨立和轉變政府職能

　　第二個關鍵詞：「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審判權檢察權」就是司法權，司法權對誰獨立？第一是對立法權行政權獨立，人大和政府不得干預民事刑事案件的偵查審判。哎喲，這不是要把司法權和立法行政兩權分離嗎？那個吳邦國前人大委員長一再在人大會議上莊嚴宣佈的這不搞那不搞名單裡不正有它嗎？它不是屬於「西方那一套」的「邪路」嗎？我們真要走上去嗎？而且還有第二，它又是對同級黨委獨立。多年來特別是近十來年的事實證明，干擾司法獨立者主要或完全並非人大，而是同級黨委的政法委和同級政府的公安局。長期以來黨委常委兼任政法委書記且兼公安局長，這個長官威風八面權傾朝野，既代表黨又代表政把重大案件特別是政治案件的偵查審判管得嚴嚴實實，說殺就殺說關就關說躲貓貓就躲貓貓，是造成天下冤假錯案的總根子。本屆黨中央廢止了常委兼任政法委書記的成例，而本決定又明白規定司法獨立於該委。司法權特別是審判權自然也是一種「決定性」的權力，這個決定性也如上例一樣獨立於黨委了，恐怕也須解釋為它並不算「反對黨的領導」吧，是這個味道嗎？

　　第三個：轉變「政府職能」。我們的政府一向叫做人民政府，它的門口立著招牌「為人民服務」，人們早就認為，這不過和所有商家的招牌一樣，是個廣告而非職能，所以門口才軍警林立虎視眈眈，它與人民之間才有與民爭利、斷民生計、暴力拆遷、武裝截訪等等一系列衝突。如今「決定」公開承認過去的政府需要通過改革才能將廣告詞變為職能，成為「服務型」政府，這無疑是巨大的進步，我在前一篇文章裡把它看走眼了，未曾提及，真是罪過。我想這一條改革如果真正「嚴肅」地落實，我國官民的關係必將發生根本的變化，因為服務者侍候也，不是人民侍候政府而是政府侍候人民，把這個誰侍候誰的關係顛倒過來，世道必將走向清明，和諧社會指日可待。不僅不會有前指官民爭利等情，而且從根本上說，再也不會有「顛覆政府」的罪行了：有主人顛覆侍候自己的僕人者嗎？侍候得不如意，把它辭退算了，用不著「顛覆」吧，更無論「煽動顛覆」、「妄圖顛覆」了；如此則刑法裡的顛覆政府罪名自然隱退（甚至可能改成「顛覆人民罪」），冤假錯案靠得住會消失大半，民樂了，官也不必時時提防「楊佳」，安全多了。

　　「頂層設計」顯示邏輯路徑

　　由此還將推及在這樣的政府裡執政的黨。根據本決定，黨的領導依然是「最重要的」，不過它首先當是領導政府去「侍候」好人民，在這個意義上，大約相當於「侍衛官」或「僕夫長」的角色，至少不應高踞於人民頭上對他們呼來喝去，把命令或禁止做這做那想這想那說這說那夢這夢那當成「天經地義」的規矩吧。追根索源，立在政府門口的招牌上「為人民服務」，就是共產黨自報的根本宗旨嘛！在本屆黨代會以前，當局有所謂「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的口號，且不說它三個「至上」互相打架邏輯混亂（有人認為那是某個或幾個技校學生文化水平的反映），只說它把「黨的事業」獨立於「人民利益」以外，黨除了為人民服務還另有自己的「事業」當然也就有該事業的利益，這雖然也悖離邏輯還悖離「馬克思主義」，倒不失為中共多年執政的真實寫照。這次的改革真能把這個關係改革一番，連同前面的市場決定和司法獨立，那就差不多做到「全面深化」了。

　　根據以上推論，決定的最終所指就應是政治體制改革了吧。且慢批我自作多情，從今年的事情看來，甚多變化的來臨並無預兆，全在「頂層設計」之中，總出公眾意料之外。說遵憲法又批憲政了，才抓大Ｖ又抓大老虎了，實難看出其邏輯關係，卻未排除其突然理順。現在頂層真來了這樣一個有板有眼的改革設計，空前顯示了明晰的邏輯路徑，人們為何不可沿著這條路徑加以期許加以推動，支持有關同志繼續跟著邏輯走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陈翰圣：不如“厕所崛起”――回国见闻之三

Posted: 27 Jan 2014 10:57 PM PST




"大国崛起"，不如"厕所崛起"。"大国崛起"，只是富国、富党、富政府。"厕所崛起"，才能富民、富草根，才能建设"和谐社会"，才不会"放多少，偷多少"，才能拉动那老也拉不动的"内需"。
中国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继而捧出"大国崛起"后，屈指算来，已有些年月。不过，漫步在"大国"最繁华的上海南京路上，上厕所却仍是个问题。南京路上的厕所，是否已清洁到与"大国"身份相符，路人或可不必较真。但南京路上的厕所，绝大多数都没有为如厕者提供厕纸的习惯。这却是个"屁股指挥脑袋"，令人头疼的问题。这叫"南京路上缺厕纸，路上行人欲断魂"。
曾在网上读到一位仁兄的回国游记。说是走在路上一时内急，冲进厕所，不及细察就蹲下方便。事毕，定睛细看，方发现目力所及之处，片纸不存。吃惊之余，不禁叫苦不迭。正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际，他突然急中生智，掏出手机向一位朋友求救。朋友接到告急电话，立马专程打的，为其送去厕纸。当那位仁兄整顿衣冠，走出厕所，重返阳光世界时，不禁激动得紧握朋友双手，一股面对人民救星的感激之情，在胸中奔腾升起。
中国特色"麦当劳"

前车覆辙，殷鉴不远。走在路上，本人既难免有如厕的需要，又有不带手机的习惯，两者相加，似乎是一种危险的结合。所以，每每出门，这就成了一块心病。一日，漫步在号称金融中心的浦东陆家嘴，只见前有东方明珠，后有金茂大厦。正眼观前后左右钢筋水泥堆起的祖国现代化，耳闻四面八方各地乡音呼朋唤友汇成的喧嚣，那种"需要"，不期而至。急抬头，见不远处有家麦当劳快餐店。心想麦当劳，乃美企。其中厕所，应像麦当劳在全球的连锁店一样，提供统一标准的免费服务。于是，满怀信心迈向麦当劳。进得店来，方知这里的麦当劳，不仅出售汉堡，还提供烧饼油条。至于厕所，得到的回答简洁明了。不存在是否干净，有无厕纸等具体问题。因为，这里的麦当劳，根本没有厕所。麦当劳，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代表。但在上海金融中心的麦当劳，没有厕所，却卖油条。看来，中国真的"可以说不"。
浦东没戏，遂将目光投向浦西，首先想到的便是和平饭店。和平饭店与当时笔者所在位置，仅一江之隔，耸立在南京东路外滩转角处，位于全中国最顶级的黄金地段，其规格相当于纽约的华尔道夫大酒店。在这种酒店的大堂内，通常设有豪华到奢侈程度的厕所，供游人随意使用。一念及此，下定决心，渡江西行。从和平饭店东门进入，向西装革履的侍者一打听，果然有厕所。闻言，喜从中来。到底"和平饭店有和平"，侍者笑容可掬，厕所宾至如归。于是，按侍者指示，穿大堂西行，直奔厕所而来。至堂西，未见厕所。再问，被告再西行。再西行，眼看就要走出酒店，厕所仍渺无踪影。不得已，三问。这次，说出了西门便到。出西门，再次向门童"不耻下问"。终于，顺着门童白手套遥指的方向望去，看见高楼底下，大墙背后，有条破旧不堪的老式弄堂。而在弄堂深处，根据飘来的气味判断，存在一间改革开放以前的上海弄堂公厕。望着一脸无辜的门童，心中不知为何，冒出一句山寨版唐诗："借问厕所何处有？门童遥指旧弄堂"。虽然明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和原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格调意境，天上地下，格格不入。
衡山路碰壁

入东门，出西门，在和平饭店免费旅游一圈，不来白不来，来了也白来，原来"和平饭店无和平"，厕所还是没有着落。人被一逼，有时就有创意。心想上海最洋派的地方，当属衡山路。那里的酒吧，乃上海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在那里，难不成让外企高管社交名媛共度良宵之刻，携手漫游高尚精神世界之时，还要为厕所这等下贱的事操心？所以，到那里一游，顺便解决厕所问题，一举两得，几近浪漫之旅。于是说干就干，从和平饭店直接打车，横穿整个上海闹市，直奔衡山路而来。
车抵衡山路，在一家名字透着几分暧昧，叫"一千零一夜"的饭店停下。这家饭店，每当华灯初上，便有年轻舞娘前来助兴，表演所谓的"肚皮舞"。选择这里，是因为多年前来过，有点故地重游的意思。进门拾级而上，便见有两个去处，右边是"一千零一夜"，左边却是家新张发廊，装潢十分讲究。心想先到这里试试，遂推开发廊大门，见迎面端坐一位白领丽人。趋前说明来意，遭到严词拒绝。因为，厕所只对发廊顾客开放，外人一概谢绝。眼见没有通融余地，怕要和高等厕所咫尺天涯，失之交臂，便问"贵发廊最低消费多少"？心想如果价格公道，不妨忝陪末座，权当购买厕所使用权。不料"白领丽人"狮子开口，理发最低要价，竟是六百八十元。花六百八十元上趟厕所，就是在衡山路上，也是暴殄天物！
"一千零一夜"奇遇

无奈，退而求其次，转战隔壁"一千零一夜"。夜市尚早，"一千零一夜"处于大战前的沉寂。进门遇一领班小姐，虽不及"白领丽人"高傲，但却更显年轻俏丽。这次决定战略迂回，先不商谈厕所，只问晚间有何节目？领班小姐回说是"肚皮舞"。闻言不觉一惊，心想光阴似箭，岁月如流，肚皮舞娘们人来人往，一批批大概已经不知换了多少人，但同样的艳舞却在同样的地方长盛不衰，真正物是人非，几度秋凉？但面对如此年轻美丽的领班小姐，"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的话题，自然不合适谈。便淡淡说道，以前来过，不想"肚皮舞"仍在上演。小姐闻言，嫣然一笑，说道："那就是因为有人爱看啊"！
叙过往事，寒暄已毕。遂切入正题，道明来意。领班小姐出人意料地慷慨，朗声说道："可以"。闻言，再次喜从中来。心想真是"一千零一夜"，阿里巴巴，芝麻开门，总算求得正果。迈进男厕，环境差强人意。但唯一缺憾，是厕纸已行告罄。不得已，再度打扰领班小姐，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 谁料领班小姐语出惊人："去女厕所用嘛"！见我犹豫，又鼓励道："怕什么，里面又没人"。见领班小姐如此豁达大度，通融应变，大概读过《孟子》，懂得"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的道理，于是斗胆走进"一千零一夜"的女厕，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厕纸。厕所静悄悄，定神细想，自己跑遍半个上海，最后竟在肚皮舞娘们的厕所里，找到归宿，真有点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的感觉。
几年前在上海书城的厕所里，碰到过同样问题。书城，乃书香之地。但厕所，却未能免俗，和上海绝大多数厕所一样，没有厕纸。那里男女共用一个洗手池，池内没有洗手液，放块多年不见的"固本"肥皂，有两位上海大嫂看管。有钱雇人看厕所，却没钱买厕纸？百思不得其解，便请教大嫂。大嫂惊讶于有人问这样奇怪的问题，大概也百思不得其解。但职责所在，乃耐心解惑道："放厕纸？早就被人顺手牵羊了。放多少，偷多少"！看来，这不是个经济学所能解答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盛行"大国崛起"。但在我看来，"大国崛起"，不如"厕所崛起"。"大国崛起"，只是富国、富党、富政府。"厕所崛起"，才能富民、富草根，才能建设"和谐社会"，才不会"放多少，偷多少"，才能拉动那老也拉不动的"内需"。近一年来，中国又盛行"做梦"。但"中国梦"，既可以是"厕所崛起"，也可以是"大国崛起"。从中国领导人的行为看，无论从过去的"奥运"、"世博"、越盖越豪华的政府大楼，还是从最近的"防空识别区"、"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看，恐怕偏好的终究都是"大国崛起"的道路。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白夏看法中关系：我很难把中国当作一个外国

Posted: 27 Jan 2014 10:19 PM PST

图：白夏（Jean-Philippe Béja）
法广 / 作者 安德烈

五十年前，戴高乐断然决定同几乎与西方世界隔离的中国建交。这一前瞻性的决定对今日的法中两国有何现实意义？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保持健康的法中关系？目前在北京从事研究的法国政治学院教授、汉学家白夏对此有独到的解读。这位早年在中国学习汉语的法国学者深切感到，中法建交五十年庆祝活动过分强调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今日中国民间社会活跃，各种思潮澎湃，非政府组织以各种方式涌现。应该利用法中年的机会，把这一多元化现象介绍给法国社会，借此让法中两个社会有更深入地了解。在这位“可以说中国已经变成我的第二祖国”的学者眼中，中国人的素质完全配享有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他也有一个中国梦：中国公民有一天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法广：1月27日是中国和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法国这边在巴黎大王宫举行“中国之夜”大型纪念活动，象征着2014年“法中之年”正式启动。中国和法国在今年全年要举行400多项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先生。中法建交其实是戴高乐主导而成的。因为当时的毛泽东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自我封锁的中国，另外还有当时东西方面临的是一个冷战的环境。在今天，五十年以后，如何重新解读戴高乐先生当年所做的这一重大决定？
白夏：当时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那时美国刚刚开始打越南战争，法国刚刚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所以戴高乐就决定，他不要完全听美国的，也要不完全的属于一个所谓的自由世界的阵营。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跟中国建交，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从六零年开始，中国跟苏联已经开始有了一些矛盾，法国对美国也有一点不满。所以戴高乐的意思就是要在自由世界阵营有一个比较独立的，有自己自主的外交政策的法国，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一个比较独立的中国。因此他觉得法国和中国建交的话，就会加强法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地位。当然，他以前也有一些机会跟中国建交，比方说五五年在万隆会议以后，或者五四年法国结束印度支那战争谈判期间。当时法国虽然跟中国谈判了，因为中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但是还没有建交。随后，又因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主义战争，而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所以法国不可以在那个时候跟中国建交。六四年，戴高乐有一个经典讲话，批评美国的越南战争，那时候他就觉得，跟中国建交，就会加强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法广：当时，戴高乐对法国媒体解释为什么法国要同中国建交时说，中国有着伟大的人民，辽阔的国度，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国家，决心独立自主等等。那么，在今天，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于50年前的中国，经济面貌完全改观，处于一种政治共产主义和经济资本主义杂和的状态。而今天的法国也不同于戴高乐时代的法国。您觉得，戴高乐的话对今天发展法中关系还有现实意义吗？
白夏：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古老的国家，一个比较独立的国家。这话任何时候都适用。当年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现在希望自己变成一个超级大国，所以情况就变了。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中法关系跟所有的国际关系一样，有好也有坏。但是，我觉得今年庆祝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有一点很重要但强调的不够，那就是现在的中国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中法关系已不限于两国政府的关系。现在两国的社会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关系。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到法国留学，也有很多法国学生到中国留学。有各种各样的商人来往。而且，社会，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的关系也发展了很多。可是五十周年的纪念过分地强调了官方的关系。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多元化的中国，法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中国现在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中国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趋向、思潮，应该给法国人介绍中国的这种多元现象，而不应光看政府与政府的关系。五十周年的庆祝从一月二十七号开始，我希望这是一个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好机会。

法广：在您看来，中法纪念活动还仅仅局限于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其实，在一般人看来，中法两国政治制度有重大的不同，一个是自由的社会，一个是受控制的社会，但是，您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中国社会今天其实存在着一个民间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开始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形态了。换句话说，中法之间，可以从民间的层次，可以从非政府组织的层次，可以从文化的层次交流，可以冲破政府的限制进行交流？
白夏：对。当然你可以说，中国现在好多民间组织不一定注册，不一定是完全公开的，但它们是存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越来越活跃的社会，只要你看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思潮。法国社会可以更好、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这些倾向，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另外，政府跟政府的关系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很多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到了中国，不敢提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四年前，有一个中国人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人叫刘晓波。现在，刘晓波还在坐牢。我觉得，如果法国跟中国有一个真正的友谊，法国的领导人应该跟中国的领导人说清楚，这样一种做法是完全无助于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的地位的。为了中国自己的利益，中国必须要开放整个社会。另外一件事，北京这几天正在审判新公民运动人士，而这些人是完全合法的活动的，中国却要镇压这样一个运动。我觉得，法国作为一个早就跟中国建交的一个国家，法国领导人应该跟他们的中国对象说清楚。中文有一个词叫诤友，一个真正的朋友就是要说真话，这样才可以发展友谊。我希望法国领导人，做中国领导人的诤友。

法广：也就是说双方要深入发展关系，要发展真正的友谊的话，就得把话说清楚。您刚才提到了刘晓波先生。我要问的是，法国是一个崇尚人权的国家，现在，正好在法中两国要庆祝建交50年的时候，北京当局也同时对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的一些活动人士审判。这种情况下。法国怎么样才能跟中国说清楚？作为法国，如何能做到既同中国发展关系，又能不失去法国应有的立场呢？
白夏 ：我觉得政治与经济有一定的区别。在政治方面，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方说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中国签署了。法国也签署了。这些原则就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础。所以，如果法国领导人可以跟中国领导人谈，应该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发展友谊，发展关系。因为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一个受尊重的地位，他必须要遵守他签署过的宣言。他也必须要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同样的，假如法国如果犯了这样的错误，假如法国没有遵守这些原则，中国如果要批评法国的话，当然也是非常合理的，是应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应该是相互的。友谊是应该在一定的原则上发展的。至于利益问题，就是说经济关系、贸易关系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反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摆脱世界独立存在。法国经济需要中国，中国经济也需要欧洲，需要全世界。在这方面，中国领导人非常明白他们自己的利益。打个比方，中国需要进口波音，也需要进口空中巴士，不会因为有什么法国领导人说了真话，中国领导人就决定要完全购买波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样一个互相依靠的全球化的时代，没有这方面的危险。经济是一方面，政治是另外一方面。但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良好的国际关系，也会引起经济关系的发展，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双赢的状态。

法广：法中关系一般情况下比较正常，但也有高有低，比如在萨克齐担任总统期间，因为法国批评了中国在西藏的镇压，萨克齐会晤了达赖喇嘛，中法关系进入低潮，之后又逐渐恢复。现在这边有个说法，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政治家越来越害怕批评中国。那么，您认为中法之间如何才能保持一种稳定的、成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的关系？就像您说的，能够交流，能够坦率地批评。而且同时又能够发展经济的、文化的交流？
白夏：如果是诤友，问题是不大的。你如果遵守一定的原则，你自己遵守这些原则，你也要求或者希望你自己的对象也必须遵守这些原则，这样肯定就会有一个长期的、非常健康的关系。我做过一些分析，诚然如你所说，中法关系有高有低，这是事实。但是政治上的高、政治上的低跟经济上的高和经济上的低完全没有关系。从六四年开始，看中法贸易关系和中法政治关系的走向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关系紧张，但是贸易关系非常好。有的时候政治关系非常好，但是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不好。比如，六四年到七二年，虽然德国那时候跟中国没有建交，同一时期中国从法国的进口比重一直低于德国。周恩来六十年代说过，如果是同样的质量，我们买法国货。如果不是同样的质量，他肯定不会买法国货。中国的领导人是现实主义的，他们不会因为有一些政治紧张，而去损害他们的国家利益。所以有的时候，法国领导人不懂得这个最起码的道理。

法广：您是一位政治学者，又是一位汉学家，您对中国的问题有多年的观察。而且您个人的经历也和中国有关系。多少年来，您经常去中国，当年您也在中国学习汉语。今天我们谈的是中法五十周年的主题，我想最后请您结合您个人的亲身经历，概括地总结一下，在您眼中，当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您对未来的中国有什么展望？
白夏：现在，我可以说中国已经变成了我的第二个祖国了。现在，我很难把中国当作一个外国，虽然我不是一个中国人，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中国的事跟我的事有了直接的关系。如果要我说出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以前不能跟普通的中国人谈心，不能说真话，不能有真正的对话。现在，基本上可以跟任何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讲话，也可以有真正的正常的交流，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变化。我终于可以了解中国人的想法，跟他们很直率地交流。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至于将来，我在观察中国以来，我发现中国人的人权意识、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有的时候，我的有些中国朋友说，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太低了，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越来越有觉悟。他们完全成熟了，他们完全可以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制度，不会乱，也不会乱来。这个我相信他们会理性地影响中国的政治。所以，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将来，中国公民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也可以监督自己的领导。这个是我的最深的希望，但是我相信会实现。这是我的中国梦。

唯色：伊力哈木语录

Posted: 27 Jan 2014 05:01 PM PST

伊力哈木

伊力哈木：其实在新疆，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反恐扩大化问题。以反恐的名义掩盖其他矛盾，包括地方政府的无能以及维稳部门的无能。其实，新疆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反恐问题，也不是恐怖主义问题，而是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权力的不平等以及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和垄断的问题。
伊力哈木：我在新疆看到，它越压制宗教，维吾尔人越保护这个宗教…政府应该做的是什么？不是一再高压，而是要首先对自己动手术。治理不好自己，它也治理不好这个国家。治理不好自己，不去改变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和思维，不尊重人民的发言权，包括民族自治的权利，那么维吾尔人与政府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伊力哈木：2009年我被软禁时，曾告诫中国过政府，将来维吾尔族类似的抗议事件可能会形成一种抗议运动，而且其规模是过去60年你们没有见到的，你们会看到越来越团结的维族人。我现在也大胆预测，如果政府不改变对新疆的政策，那么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可能选择和与政府抗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诉求。
伊力哈木："有些汉族学者说，维、汉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我部分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从人权、法治、民主的角度，维汉面临的是共同的问题。不过维吾尔族还面临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源。我们还要面对民族歧视和宗教等问题……因为我们和汉族主流文化，包括语言、长相、信仰等方面差别很大。"
伊力哈木：现在新疆是"一村一警，一警一户"，这是张春贤去了之后实行的政策，也就是，一个村一个警察所，一个警察负责一个户。走访的人员有干部，还有政府聘用的一些失业的人，甚至是不良青年，或拿了政府补贴的人，以及警察、特警等等。如果有人随便闯进我家，我绝对不接受。
伊力哈木：目前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的排挤和歧视是很系统的，而且是政府带头…维吾尔族对政府不满，在内部是没有分歧的，而且是全面的。政府在新疆那么多年，并没有培养出维吾尔族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有，但是很少，没有形成规模…我觉得这一点上，新疆的政策很失败，连这个都没有做到。
伊力哈木：到现在为止，我那么困难，我没有寻求过任何国家的资金支持。 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走狗，我是一个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人，一个维吾尔知识分子。我首先负责任的是对我的民族，我的家乡，我的国家。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走狗。
伊力哈木：我崇尚美国的制度，我喜欢美国的学术自由，我喜欢美国的价值观，比如人权的保护，少数主义的尊重，宗教自由，媒体自由，民主等等。但有一点，我不是美国人。我也不认为维吾尔问题靠美国就能解决，维吾尔问题最终还是靠维、汉的相互对话来解决。
伊力哈木："我不想对国际社会呼吁什么，我们需要中国政府要用负责任的态度，反思自己的新疆政策。不要把一些个案政治化和民族化，要讲证据。"（2013-11-07VOA视频专访）
伊力哈木：我哪里也不去，维吾尔人的问题在中国，解决的办法也是在中国。如果一定要坐牢，那么我会呆在中国的监狱里，出狱以后我还是会在中国寻找维吾尔人的前途。如果我死了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将我安葬在我的故乡，这一点幸福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

滕彪：许志永案是政治案件

Posted: 27 Jan 2014 12:00 PM PST

图片：滕彪谈许志永案（CK摄）

目前正在美国的中国著名政治异议人士、法学家滕彪接受记者访问，谈举世关注的许志永案，指出：这不是普通的案件而是政治案件，法院对许志永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审判。许志永被判刑，他所倡导的中国新公民运动仍将继续发展。

1月26日，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著名宪政学者许志永，因要求中共官员公示财产和教育平权，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滕彪谈许志永案时指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是一个政治案件。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审判。比如说禁止律师介入，包括曾经禁止律师会见，还有开庭的时候没有证人出庭，安排一个很小的法庭，家属和公众旁听都不能满足。许志永和律师说，如果证人不出庭、同案被告也不出庭的话，他就会保持沉默。我理解保持沉默就是他在法庭的调查阶段和辩论阶段不说一句话，律师也不说一句话。许志永对民主法治的信念是非常坚定的，他对坐牢也有充分的准备，但是整个审判是不公正的。"

滕彪指出，法院对许志永案的不公正审判，还表现在，将同一个案件的被告由不同的法院来审理。他说："这显然是违反法律的。从起诉书来看，许志永、王功权、赵常青、丁家喜、袁冬等是一个案件，但是他们要分开审理，而且分成中级法院和区级法院两级法院，这与现行的诉讼法是完全违背的。辩护律师也明确提出管辖权的问题，但法院不予采纳。他们把这个案件分开来审，是为了分散民众的关注，分散律师的力量。如果有十几个被告、有二十几个律师同时出现在法庭上，那这是很大的影响，来围观的人也更多。"

在许志永案件的审判中，人们注意到，同案的王功权获当局允许取保候审，当局并称王功权要与许志永划清界限。对此，滕彪说："我认为这一定不是自动自愿的。我认识王功权快十年了，他对新公民运动，对中国的民主法治事业，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作为非常成功也非常有名的企业家，能够公开的支持民间社会推动民主、推动法治的努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他是不可能有这一番表态的。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身体的酷刑，即使没有身体的酷刑也一定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酷刑。所以我对王功权的所谓'认罪'，是完全理解也是完全支持的。他没有出卖朋友，他只是做了一些妥协、一些让步。"

许志永被判刑入狱，他所倡导的新公民运动前景将如何呢？滕彪说："新公民运动是一种新型的公民运动，并不需要有统一的领导、严密的组织、固定的成员，可以说是去中心化、多元化、能够不断扩大参加者数量的运动形式。虽然许志永、丁家喜、王功权他们被捕入狱，但是新公民运动不会被消灭。在这种非常危险、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还有许多城市在继续公民活动，包括公民聚餐，等等。当然现在新公民运动面临一个低谷，但是从长远来看，还会不断发展。"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维权网声明：严正抗议当局密集审判维权人士

Posted: 27 Jan 2014 05:06 PM PST

中国当局近期在北京、广州等地密集地对去年抓捕的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声援南周献词及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多名维权人士进行审判，并对欲前往旁听及围观的公民进行阻拦、绑架、殴打、传唤、软禁。北京市一中院1月26日还将发起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及教育平权运动的许志永博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维权网"对公民践行言论、集会、监督等宪法权利，为社会争取公平正义、推进反腐、维护公民政治权利，竟然招致当局入罪判刑的严重违宪违法侵犯人权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
2012年底至2013年初，随着中共权力交接的进行，新的执政集团上任伊始，高调宣示尊重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要"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要下决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等，由此燃起了中国民间对新执政集团的一些期许，于是一批勇于担当的现代公民，起而呼应。这些公民通过和平方式向教育部门递交要求平等享有教育权的请愿书；依照国际反腐惯例，上街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支持《南方周末》新年社论――《中国梦，宪政梦》，到南周报社门口和平集会抗议广东宣传官吏篡改社论；在一些城市的广场或公园举牌，要求全国人大批准中国政府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安徽合肥为张安妮争取上学的权利。
中国当局对于民间如此呼应加强法治、反对腐败和要求保障人权，没有予以包容、支持，而是采取了强力打压举措：2013年2月24日，广东警方拘押了刘远东；3月31日，北京警方拘押了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4月17日，北京警方拘押了赵常青、丁家喜、李蔚等人；4月27日，江西新余警方拘押了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人；5月25日，湖北赤壁警方拘押了袁奉初、袁小华、黄文勋等人；7月16日，北京警方拘押了许志永；7月19日，安徽蚌埠警方拘押了张林，之后又陆续因声援安妮上学事件拘押了李化平、周维林、姚诚等人；8月8日，广东警方拘押了郭飞雄；9月13日，北京警方拘押了王功权。
这些因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声援南周献词，为安妮争取教育权及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遭拘押的人士，随后都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或其它罪名，并被陆续起诉到当地法院。去年12月初，江西新余开庭审理了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案，但至今未宣判；12月18日，安徽蚌埠法院开庭审理张林案，至今未宣判；随着中国传统春节临近，北京及广州当局近日加紧了对这批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人士的开庭审理：1月22日北京一中院审理了许志永案；23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审理了赵常青、侯欣案；24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审理了刘远东案；27日北京海淀法院审理丁家喜、李蔚、张宝成、袁冬案。许志永案在开庭结束时就确定26日宣判，并于1月26日将许志永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案子密集开庭不仅存在严重违反司法程序，如将同一案件分开由不同地区与不同层级法院来审理；限制当事人家属人数前往旁听等；同时对欲前往声援、围观的公民进行拦阻、绑架、殴打、传唤、软禁。北京近日不仅对大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予以警告、软禁，不许他们出门前往旁听，而且在许志永案开庭时，对前往声援的大批访民与维权人士进行强制带离；在赵常青案开庭时将前往声援者关入黑监狱――久敬庄；在广州天河法院刘远东案开庭时，将30多人绑架关押到附近学校；还殴打、非法对10名被绑架人士进行指纹、血样采集；1月27日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更是如临大敌，警察密布，阻止人们前往关注开庭情况。
纵观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郭飞雄、张林、刘萍等等这一大批从北到南，因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声援南周事件、主张教育平权、为安妮争取教育权而被抓捕起诉的人士，他们完全是践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担当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通过和平、理性的言论表达、集会演讲及上街举牌形式，表达公民反对腐败，伸张权利，支持宪政和政治改革的意愿，结果竟然招致如此大规模的抓捕、审判，实在令人愤慨！
中国当局对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声援南周献词、要求教育平权、声援安妮上学的维权人士和前往声援围观他们案件开庭的人士的打压行为，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序言"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以及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严重违反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序言"各国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第1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5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b）成立、加入和参加非政府组织、社团或团体"；第8条"1.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不歧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机会，参加治理国事，管理公共事务。2.这特别包括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向政府机构、机关和负责公共事务的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其运作，提请人们注意其工作中可能阻挠或妨碍促进、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方面"；也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并且违反中共领导集团宣示的尊重宪法、建设法治国家，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与反对腐败的政策。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维权人士和公民维权运动的打压，无罪释放许志永、郭飞雄、刘萍、赵常青、丁家喜、张林、周维林、李化平等所有因参与公民维权运动而被拘押的人士，并对他们遭受的政治迫害给予国家赔偿。
二、严肃追究打压公民维权，阻止民间反腐，制造人权灾难，激化社会矛盾的相关部门及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民意，尽快启动以保障公民权利和约束公共权力为指向，真正实现"将权力关入制度笼子里"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使中国尽早迈入法治、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维权网
2014年1月27日

妻子崔筝给许志永的信：我不希望你放弃

Posted: 27 Jan 2014 11:49 AM PST

图为许志永与崔筝结婚时的照片

中国知名法治倡导者许志永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他获刑的第二天，也是他女儿出生两周后，他的妻子公布了一封写给丈夫的信。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说，很多人关心他的家人，所以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让人们对情况有个更好的了解。张庆方周一公布了这封信。以下为信的全文：

许志永：

妞妞出生这两周，每天都过的体力和智力透支。虽然只是50厘米长的一个小人，我和我爸妈三个人加一个月嫂忙的团团转，再也没睡过一个整觉。另一方面，庭审和宣判来的这么快，也有些应接不暇，我们的一切侥幸和幻想都破灭了，虽然知道结果的时候很平静。

我最终想通了，每个人都有各自坚守的东西，一条不为取悦或是顾及他人而改变的底线。我也有一些无论你怎样请求，都不会改变的东西。所以，今天的结果我并不怪你，也坦然接受，但并不是因为你所坚持的东西在我看来有多么高尚，而是因为命运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选择坚持而放弃其他一切的这一步。

二审的细节你趁着年前和张律师好好商量，我也无力再掺合了，但还是希望你走到程序的最后一步，哪怕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我也不希望你放弃。

家中的事情你不用太牵挂，只希望你时时惦记这孩子。妞妞的鼻子和嘴和你极为相像，她每次一皱眉头，那神情嘴脸超像你，让我超级郁闷。如果说你的现在，我的现在都是我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是自己作的，那么这个十四天大的孩子，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辜的人了。

我生产之后很多你的朋友来探望，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渐渐的待客也成了种沉重的负担，于是拒绝了很多人。王瑛，是你进去之后火起来的一个企业家，在小范围的企业家群体里募了12万元，我也没推辞掉，告诉你一声，她也希望这个行动本身带给你一些希望。

先不说太多，再过几天就是春节，这两天二姐应该会给你送点厚衣服，既然要从长计议，你也不妨在春节期间计划一下日后，既然要换个地方长期生活，还是要有个生活的样子，衣食住都要尽量舒服一些才能保障健康，不要怕麻烦。另外还是要坚持锻炼，庭审时觉得你精神还不错，好像瘦弱了些，希望你多吃点，通过锻炼变结实些。

庭审时二姐三姐都在京，那天我因为没能争取到和你会面的机会，就没坚持听完全场。我生产虽然顺利，但还是觉得异常痛苦，真是人生一大劫难。审判日我最终决定不去，一则是需要休息，不想太激动，再有就是无论结果如何，和你见面的日子都不会太远了，算账的事情，当面再说。

崔筝

李直：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哪里

Posted: 27 Jan 2014 10:40 AM PST


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在哪裡？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大陸民眾常常猜測不已的問題，也是所有關心中國現狀及其發展的人士常要確認的問題。

其實，人們當然知道，所謂既得利益者一定在掌握著分配利益權力的官僚機構裡，也一定在那些可以搬動公權力以謀私利的其他公營或私營機構裡。但是，他們姓甚名誰，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還是錢彼得孫約翰周史密斯，都是人們無從確定的事。所以，每當有人說中國的改革為既得利益者所羈絆的時候，就難免有隔空打砲之嫌。

現在，有關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在哪裡的問題，有了比較確切的一解。已經成為熱門話題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的報告告訴人們，一部分中國的既得利益者就是在英屬維爾京群島上開設離岸公司以洗錢轉移財產的那些人。

其實，對被稱為避稅天堂的加勒比海島嶼，中國民眾早有耳聞。最近一些年，在眾多腐敗案件的故事裡，都不時出現一些加勒比海島嶼的名字。不過，以蒼蠅、老虎的量級來區分，那些腐敗案件故事裡的主人公，還只能算是飛到加勒比海島嶼的蒼蠅。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發布報告中提到的名字，才可稱得上是老虎或大老虎級別的。

但是，國際記者同盟提到的所謂老虎，也只是中國既得利益者中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實際上，除了維爾京群島，其他加勒比海島嶼如馬紹爾群島、開曼群島和百慕達群島也同樣是中國金主開設離岸公司的扎堆地。

這些在加勒比海島嶼設立離岸公司的中國金主的實力幾何？這次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的報告，讓人們略開了眼界。早有專家估計，中國金主在加勒比海島嶼的資金實力大概在2兆美元至4兆美元。如此，即使以低線2兆美元計，這些離岸公司的資金規模也已經大大高於中國現在一整年的國家財政收入。而現時中國的國家財政收入規模，是可以養航母造航母、同時供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且在全國範圍內大興土木的財政規模。由此，加勒比海島嶼聚集的中國財富的數量，遠超一般人的想像。

去年6月，中國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突然從慣常的3%陡然上升到了30%的歷史最高點，險些引發中國商業銀行的信用危機。這次利率劇烈波動，就是這些加勒比海島嶼（業界所謂「三大島」）的離岸公司，因人行聲稱要讓商業銀行自負盈虧，而把資金從理財產品中突然大量抽走所造成的後果。這次事故，讓人們充分領教了加勒比海島嶼離岸公司晃動中國貨幣市場的強悍實力。

問題就在這裡。加勒比海島嶼只是避稅的天堂、洗錢的天堂、轉移財產的天堂，但卻並非是賺錢的天堂。對於這些在此設立離岸公司的金主來說，賺錢的天堂在中國大陸，且只在中國大陸。所以，諳熟中國大陸通行規則的離岸公司的設立人，為了不使他們轉移出去的錢在加勒比海島嶼上曬太陽，就必須把這些錢以外資的名義再輸入到中國大陸，以錢賺錢，以錢生錢。

關鍵還在於，這些既得利益者，正是中國大陸現行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因此，他們當然要制定或促成制定、以及盡力執行對「外資」賺錢有利的政策，並且極力阻擋不利政策的產生。實在無力阻擋，就在執行過程中作梗。再不行，往往可得先機的既得利益者則乾脆抽出資金，拔腿走人。

中國的既得利益者扎堆在加勒比海島嶼上。這，是習近平面臨的難題，是中國政治經濟面對的問題。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Jan 29, 2014, 6:37:38 AM1/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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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因签证面临被迫离境

Posted: 28 Jan 2014 11:32 PM PST

图：《纽约时报》记者王霜舟(Austin Ramzy)


北京――尽管美国副总统小约瑟夫・R・拜登(Joseph R. Biden Jr.)在和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提出反对，但中国似乎已经确定要在本周强迫一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离境，并将继续阻碍供职于《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的其他一些记者，在北京接受新的工作岗位。
这名记者39岁，名叫王霜舟(Austin Ramzy)，已驻华六年多。去年12月底，王霜舟获得了有效期一个月的签证得以继续留在中国，但政府表示，周四签证到期时，他就需要离境。
王霜舟会成为过去13个月里第二名因签证申请得不到批准，而被迫离开中国大陆的《纽约时报》记者。2012年，《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报道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人在其当政期间聚敛了巨额财富，并招致中国官方的不满。王霜舟被迫离境则是这种不满的最新表现。
如果他必须离开中国大陆，王霜舟将继续在中国大陆之外报道中国，并将继续向北京官方寻求获得长期的居留签证。
在那篇关于温家宝及其家人的文章发表后，中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屏蔽了《纽约时报》的网站，并且自那以后不允许《纽约时报》向北京分社派驻新记者。
和王霜舟的境遇相似，2012年夏天从路透社(Reuters)跳槽到《纽约时报》的资深驻华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也被迫在2012年底离开中国，当时他作为路透社员工获得的记者签证到期。储百亮申请作为《纽约时报》记者获得一份新签证，但政府拒绝处理他的申请。从那以后，中国政府一直没有给储百亮签发新的记者签证，而他一直在妻子、女儿住在北京的情况下，从香港发回报道。
中国政府同样拒绝向《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任社长潘公凯(Philip P. Pan)及彭博新闻社的几名员工签发新的记者签证。2012年6月，彭博社发表报道，披露习近平的家族所进行的投资。当年晚些时候，习近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周一，在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政府正在"依照法规"处理王霜舟的申请，但并不会在其临时签证到期前完成这一过程。
秦刚还说，去年王霜舟持有在上任雇主《时代》周刊(Time)供职时取得的签证往返中国，违反了中国的相关规定。而中国政府12月给他签发临时签证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秦刚说。
"根本不存在某些媒体所报道的，王霜舟受到驱逐或被迫离开中国的说法，"秦刚说。
在被问到储百亮和潘公凯的居留签证为何一再推迟时，秦刚回应称，"决定给谁记者证以及入境签证是中国的主权。"
《纽约时报》女发言人丹尼尔・罗德斯・哈(Danielle Rhoades Ha)周一表示，"自去年夏天以来，我们一直与中国外交部定期联系，将王霜舟在《时代》周刊的记者证换成《纽约时报》记者证。我们一直努力严格遵守中国有关记者变更供职机构的规定。我们希望当局解决这个问题，王霜舟不必被迫离开。我报的另一名记者储百亮一年多前被迫离开北京，当时他也正在申请变更供职机构。我们仍在与当局联系，让他能与家人团聚。"
拜登最近访问中国时，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都曾向中国高层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化解僵局。
拜登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和副主席李源潮分别举行闭门会议时，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警告称如果中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方面会有所反应，特别是国会。美国副国务卿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上周访问北京时再次提到此事。
拜登访问中国时，《纽约时报》及彭博社30多名驻中国大陆的记者面临驱逐，因为当局停止处理他们更新下一年记者证和居留签证的申请。在拜登介入后不久，北京方面开始重新处理申请，中国外交官坚称拖延处理属于常规。
即便如此，中国政府还没有处理彭博社一些记者的申请。彭博社北京分社有至少五名员工离任，希望让那些目前不在中国的记者前来中国接替。彭博社的一名代表拒绝发表评论。
尽管储百亮和潘公凯近两年前就提交了申请，但中国官方并没有向《纽约时报》发出任何信号表示会为二人发放记者签证。
潘公凯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曾是《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北京分社及莫斯科分社社长。储百亮在北京居住过15年，在中国开展报道期间，他曾在《纽约时报》担任研究员，在《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和路透社担任记者。
中国政府通常会快速处理新的常驻记者签证申请。在《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申请迟迟没有下文之时，中国政府批准了其他外国新闻机构的很多申请。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会长付毕德(Peter Ford)表示，他担心中国政府是在设法利用签证审批来影响新闻报道。"不给出官方解释往往会让人们揣测，《纽约时报》是因为报道的内容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惩罚，"他说。"这并不符合国际标准，应当予以谴责。"
《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吉尔・阿布拉姆松(Jill Abramson)曾表示，中国官员最近与《纽约时报》进行接触时，明确反对发表文章审视政治精英在经济上的瓜葛。在中国政府11月暂停签证续签之前，《纽约时报》曾报道，彭博社内部就是否发表两篇此类文章产生过争论。《纽约时报》也曾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调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是否曾向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经营的公司支付过180万美元（约合110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之后《纽约时报》也遭到了中国官员的批评。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谷菁璐、许欣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梁京：解读许志永、王功权案的政治意义

Posted: 28 Jan 2014 11:13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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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7日，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和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等20多名代表，游行至香港中联办要求中央政府立即释放许志永。（自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推特）
许志永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获刑4年，王功权认罪后取保候审，至少暂时获得自由。这个结果，令许多一直关注这个案件的人士大出意外。据知情者说，原来一些人的估计是，罪名会加重为政治颠覆，刑期则可能高达十到十五年。

没有人相信许志永、王功权案是一个刑事案件，当局也并不隐瞒杀鸡儆猴的政治目的。那么，如何来解读这个案子的结果呢？如何理解这场政治博弈对中国政局发展的意义呢？

一种判断，就是习近平对以"新公民运动"为旗号的政治反对派做了重大妥协。这个重大妥协主要是大势使然。大势之一，习近平大刀阔斧反腐在中共高层引起了强烈反弹和不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温家宝在香港公开发表信件，以这种不寻常的姿态自证清白，向习王施压。另一事件，就是徐才厚最近公开露面，支持了这样一个说法：习在各方压力下决定适度收敛锋芒，调整节奏。大形势之二，就是今年的经济有可能出大问题，而美国经济却比较乐观，中国要稳住经济，需要美国货币政策的支持。这给美国很大的政治杠杆，可以私下就人权问题，尤其是许志永和王功权案对中共施加压力，不让中共太过分。

另一种判断认为这个案子的结果与大形势并无太直接的关系。习近平在处理此案中，可能认识到没必要对这种潜在的政治反对派采取过于狠辣的恐吓措施，因为对当局没有实质性好处。除了香港，中国政治化的公民运动象徵性大于实质性，并无实力挑战中共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扮演凶狠角色对自己是不利的。因为习近平面对的真正威胁，来自党内的庞大贪腐势力。以莫须有罪名判许志永和王功权重刑，帮不了习近平多少忙。

在笔者看来，前一种判断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习近平虽然反腐力度不小，但并没有因此而走出政治困境。他不敢打破官民对立的基本格局，因此，反腐力度越大，自己面临的风险也越大。第二个判断则突出了另一个事实，虽然官民矛盾极大，但民间的政治反对派并没有能力，也找不到正确的政治策略，迫使当权者与自己进行有意义的政治对话。结果是，围绕许志永、王功权案所进行的这一场政治博弈，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政治结果。当权者虽然成功地让王功权的政治人格受辱，让有钱人不敢轻举妄动，但自己的政治形象也并不好看。

唯有一件事让许志永和王功权的同情和支持者们稍感轻松：习近平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狠，说明至少现在，他还不希望把事做绝，不希望让中国的政治生态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习近平展示的这种理性，有没有可能为中国走出目前的政治僵局，提供某种基础？

从这一次双方博弈的细节来看，并不令人乐观。虽然与郭飞雄的案子比，官方对待自己的政敌要文明了许多，但还是缺乏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尊重对方的政治人格。官方的一个基本策略，还是要在精神上摧毁对手的政治人格。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害者为了自身利益，有人选择了迎合官方的需求，实在令人感到可悲。

南非政治转型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博弈的双方对尊重人格这个问题都很重视，也很敏感，否则的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运作是不可想像的。

对中国来说，尊重政治人格不仅对当局与民间反对派的政治博弈非常重要，对反腐也非常重要。中国的腐败规模如此之大，人数如此之多，完全靠官方机构反腐，不知何年才能成功。而要动员社会力量来反腐，又要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灾难，就需要找到一种反腐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能够体现对政治人格的普遍尊重，包括对那些有罪者的人格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当权者和反对派，都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钱钢语象报告：学习与学“习”（附何毅亭：党校社科院高校要批驳4种邪说谬论）

Posted: 28 Jan 2014 09:04 PM PST

2014-01-28 钱 钢 尽知天下事

自中共十八大后，汉语“习”字的地位发生变化。贵州的习酒，酒因习贵，华美广告随处可见。微博上出现了名为“学习粉丝团”的账号，声称“这里是喜欢、支持习的家园”。学习，原来是学“习”——向习总学习。


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曾发表不少谈论改革的文章，予人印象不那么僵化。但一月二十日，该报头版以通栏大标题刊出《总书记讲话常学常新常用常新》，吓人一跳。

 

该文作者是中央党校副校长，被海外媒体称为“元首智囊”。他评价“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陆续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文风沉稳、语言朴实，合国情、接地气、入人心”，盛赞党中央“一举一措都是大手笔，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特别是，他提出了“常学常新常用常新”的口号。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对此耳熟能详。


当今世界，要民众学习领袖的国家已寥寥无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个人崇拜浪潮中，林彪号召学习毛泽东著作，他所说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成为当年热语。他力倡学习毛语录（小红书）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提出“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常学常新”，就是在此背景下问世的。


它第一次出现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是在文革初。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新华社电讯《国防科委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交流学习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攀登国防科学技术高峰的胜利旗帜》称：“《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常学常新，是思想革命化的宝书，谁学谁进步，谁用谁灵，科学技术人员一个也不例外”。“常学常新”很快出现在人民日报标题上：


 

一时间，各地报纸上到处是“常学常新”。十月二十日，《宁波大众报》报道：《字字闪金光 句句是真理 学一次有一次收获 ‘老三篇’常学常新越学越亲 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林彪同志号召,决心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


“常学常新”衍生出“常用常新”。文革词典中的“用”，意为遵循伟大理论，照领袖指示办事。文革中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做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彼时，正进行以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为目的的“路线斗争”，数月后，刘将被中共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报道称：“老三篇是路线篇，狠学狠用老三篇，就是要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学，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用”，“把老三篇作为路线篇来学，来用，就常用常新，常用常灵。”


笔者亲历文革，对文革口号耳熟能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后，红色词语一度销声匿迹。但2013年，时空错乱的事一再发生。八月，当局发动“舆论斗争”，又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这几乎是毛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翻版。十月，重新宣传推广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批示的“枫桥经验”，这个经验，是阶级斗争年代管制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经验。现在，向领袖学习，对领袖讲话要“常学常新，常用常新”的口号又重现政坛。

 

《学习时报》的文章出自智囊，值得注意。文革后，邓小平对毛式个人崇拜较为警惕，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即为此。然而政改的迟滞，使中国至今不能从制度上彻底杜绝领袖崇拜。媒体上对领导人的谀辞，代代不绝，以至今日将学“毛”的口号，直接移植到学“习”。

 

“常学常新，常用常新”——那些成长于文革的智囊，他们是不知今夕何夕，脱口而出，还是刻意为之？而习听到这样的赞美，作何感想？是习焉不察，还是可能有所警觉？


（作者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本文首发于台湾风传媒。） 


【附录】

何毅亭：党校社科院高校要批驳4种邪说谬论

2014-01-21 09:30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总书记讲话常学常新常用常新

何毅亭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海省委联合举办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交流会，今天就要结束了。我对这次交流会作个小结，和大家交流。

　　这次交流会，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现精彩开局的形势下举办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十八大之后一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紧紧抓住治国理政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紧迫性的重大问题，励精图治、苦干实干，实现了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开辟了思想理论新境界，形成了战略谋划新格局，开创了改革发展新局面，展现了非凡的理论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得到全党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一举一措都是大手笔，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人民群众对中央领导集体感到亲近信服，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下，我们举办这次交流会，联系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相互交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情况和收获，就是要引导和促进广大党员和干部把思想认识进一步统一到总书记讲话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提高紧跟中央、维护中央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这次交流会，是在全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取得阶段性进展、正在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的形势下举办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陆续发表的一系列讲话，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文风沉稳、语言朴实，合国情、接地气、入人心，在党内外、境内外引起广泛共鸣，广大党员和干部真情学习，越学越觉得好用、管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青海省委对总书记讲话的学习抓得早、抓得实，去年5月初就举办了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讲话精神，逐步在全省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中央办公厅去年5月下旬转发青海的经验、中央宣传部6月下发学习宣传总书记讲话的通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刊发学习总书记讲话的系列文章后，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在各地引起进一步重视。特别是中央办公厅去年9月初召开各省区市党委秘书长会议对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进行部署，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从11月上旬开始连续举办三期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研讨班，引领作用很大，全党迅速兴起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的热潮。中央明确要求，要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集中轮训，系统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现在，全国学习贯彻讲话精神总的情况很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覆盖面还不广泛。省一级学得早、学得多、学得深一些，市、县尤其是基层单位和一般干部学得少一些、浅一些；党政干部对学习抓得紧一些，其他领域的干部抓得松一些。我们举办这次交流会，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不断向各个领域延伸，不断向基层单位延伸，不断向越来越多的党员和干部延伸，使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进基层、进群众、进头脑、进人心，真正成为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理论武器。

　　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即将告一段落、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马上就要部署的形势下举办的，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这次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风建设，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是活动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中央指定的三本学习材料，其中一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汇编。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广大党员和干部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作为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紧密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用讲话精神检查自身作风，“照镜子、正衣冠”，收获很大。可以说，全党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过程，是同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始终抓好学习特别是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学习相统一、相一致的。现在，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即将结束，中央将在近日召开会议，总结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部署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主要在省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基层组织进行，涉及的党员和干部面大量广，搞好学习教育尤为重要。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举办这次交流会，就是要认真总结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的经验特别是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经验，推动参加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党员和干部更加自觉地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更加自觉地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确保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概括起来说，这次交流会在政治上要成为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奋进力量的“风向标”，在理论上要成为推动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的“助推器”，在实践上要成为促进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更好地学习实践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加油站”。我们说这次交流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具有重要实践意义，这些意义归根到底就在这里。

　　这次交流会，有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和部分省区市的111位代表参加，既包括各个层次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又有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的专家学者，有利于广泛交流沟通，有利于相互促进提高。交流会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节俭务实、紧凑高效，开得圆满成功。在一天半的大会交流中，23位同志作了高质量发言。穿插播放的纪实电视片，立体直观地反映了青海省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思路做法和工作成效，成为这次交流会的一个亮点。与会同志普遍认为，这次交流会虽然时间不长，但内容丰富，是一次高强度的集中学习研讨，也是一次有实效的现场经验交流，达到了预期目的。

　　这次交流会成果丰硕，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四条。

　　第一，增强了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自觉性。大家在发言和交流中认为，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是时代和实践的呼唤，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总书记系列讲话科学回答了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新的伟大斗争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有助于增强看齐意识，促进全党团结一致；有助于增强使命意识，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助于增强担当意识，提振精神状态；有助于增强责任意识，切实推进各项工作。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是精神充电、党性洗礼和能力加油，能够起到明辨是非、把握大局、导航定向的重要作用。

　　第二，深化了对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基本内涵和重要观点的认识。大家在发言和交流中认为，总书记系列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既有理论上的引领，又有实践上的指导；既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深化与拓展，又是对治国理政根本问题的最新阐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交流发言中，有伟光同志对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系统理论阐释，有惠宁同志对青海学习贯彻讲话精神的经验总结，有贵仁同志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体会，有晓晖同志如何把学习研究宣传系列讲话精神引向深入的工作思考。19位专家学者从中国梦、依法治国、改革开放、中国精神、文化建设、军队建设以及讲话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等角度作了深刻阐释。一些同志还提出了进一步把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引向深入的建议，比如：要注重运用讲话中体现的哲学方法论，要正确处理深化改革中的一些重大关系，要科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科学稳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所有这些发言和建议，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更好以讲话精神为指导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引。

　　第三，增强了对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进行引导的共识。大家在发言和交流中认为，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既要加强正面宣传解读，又要做好对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引导，最大限度增进人们对讲话精神的理解认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旗帜鲜明，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明确无误，让人一看就明白，一读就清楚，是我们认祖归宗、正本清源、提高认识的“主心骨”和“压舱石”。一些同志建议，下一步，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可以围绕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对社会上存在的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邪说谬论，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和观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批驳，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筑牢思想根基，把住理论底线。我认为这些建议具有现实针对性，是可行的。

　　第四，交流了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好经验好做法。参加这次交流会的各个单位，在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方面有许多共同做法，比如系统全面学、带着问题学、领导干部带头学、扩大覆盖广泛学等等。很多与会同志认为，青海省委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方法新、成效大，特别是在促进广大党员和干部学、思、用贯通，促进学习贯彻活动延伸到基层等方面，措施扎实，值得学习推广。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等单位，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做法和经验也各有特点，值得借鉴。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特别要看到，总书记系列讲话涵盖广泛、博大精深，很耐读、很管用，而且常学常新，常用常新。希望与会同志把这次交流会的成果和精神带回去，把学习研究宣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推动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2014年1月17日在青海举行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交流会上的总结发言）

钱钢：把中文译成中文

Posted: 28 Jan 2014 08:58 PM PST

我的同事班志远（David Bandurski），美国人，一口流利中文，不少大陆媒体文章经他译介到海外。他和他的老外同道在网上有个朋友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那几天，他和我忙着分析大会决定，不时来电话，讨论诸多费解的官方术语。他告诉我，圈里的朋友说：“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把中文翻译成中文”。


我在香港大学，与陆、港、澳、台以及国际的学生和同事相处，把费解的中文变成可理解、可传递的中文，是常做的事。比如，中共控制媒体的手段之一“打招呼”，要是直译“Say hello”，老外怎么能明白这是宣传部对媒体下禁令呢？


我给同学讲当代中国新闻史，每每遇到语词障碍。媒体上那些曾铺天盖地的口号，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有如天书。大跃进时期的“放卫星”，若不解释，后人很难懂 得这是生产高指标狂热口号，实与太空无关。文革中的“继续革命”、文革后的“抓纲治国”，抽离时代背景，人们不知所云。


中共的语言，是世上的一种奇特语言。文革前军中有“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文革时有“一打三反”。这种数字口号修辞法代代相传。如80年代的“四项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前些年的“三个代表”。2013，中国大陆官媒上“两个一百年”成为热语。


两个一百年，不等于两百年。它的意思是：2021，中共建党百年；20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这是两个百年庆典。中共提出在2021“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在2049“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就是习近平说的“中国梦”。


大陆媒体人用“庙堂”和“江湖”指代官方和民间。这些年，和庙堂话语相对，在江湖，特别是在互联网上，产生了许多奇词怪语，如把宣传部叫“真理部”或“萱萱”，称网络防火墙（GFW）“功夫网”等。前不久，《墓碑》作者杨继绳先生访问台湾后来到香港，我们邀请他和同学见面。同学们谈起2013网络上的最新 流行语，让这位老记者瞪大眼睛，好奇如孩童。


2013，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密语暗号似的词语，如“不明觉厉”、“人艰不拆”、“喜大普奔”、“细思恐极”。我不在这里一一转述同学们的有趣“翻译”， 姑且效仿网络造词方式，把它们称作“高浓仿成”（“高度浓缩的仿造成语”）吧。这些“高浓仿成”中，最传神的，我认为是“地命海心”——“喝地沟油的命， 操中南海的心”，或许可说，是调侃版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语言的创造、变形，在不同的语言圈里天天发生。听懂不同的圈内话，并能自如转译，是传媒人的基本功。“风传媒”问世了，在此谨致良好祝愿，祝“风传媒”成为华文世界去塞求通的上佳平台。

 

（注：“风传媒”是台湾新创的新闻网站。本文作者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转自微信，网友推荐

李劼：江南士子京城劫――万润南其人其事

Posted: 28 Jan 2014 11:09 PM PST

图：万润南在美国加州

海外流亡者中值得书写的人物并不多，但老万是一个。这不是因为当年四通总裁曾经如何辉煌，而是因为作为历史个案的万润南，有着独具的地标性。
老万寄来的四通回忆《商海云帆》很厚实，精装，封面红红的，让人蓦然想起当年的马恩选集。通读过后，又发现，老万毕竟是清华理工男，虽然少时的文学根底不错，但还是疏于叙事艺术，将精彩的故事讲说得沉闷乏味。流水账式的讲说方式，外加诸多相当冗长的演讲报告、会议文件引文。要不是间杂了大量的历史性旧照片，这本书的可读性只能在六十分以下。
但这就是老万。一个务实能干的企业家，文学写作并非其本行。要不是受到深藏在老万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老万，一个理想主义的并且是极其业余的政治活动家，的骚扰，老万绝对不会混迹于海外的流亡人群，而是一颗闪耀在京城的商业巨星，万众瞩目。90年代以后在京城爆响的诸多商业明星，比之于老万，鲜有不黯然失色的。
曾经说过，在中国百年历史上，懂得给对手留余地、懂得妥协谈判、懂得谋求双赢、懂得不能凡事都你死我活的人物， 举得出来的，也就是曾国藩、杜月笙。如今，似可再加上一个万润南。政治游戏的关键在于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成因，又基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是商业文明的谈判运作， 还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这在中国人，至今是个问题。因为那个抢台面的同义词，造反有理，早已深入人心。
老万将四通故事命名为《商海云帆》虽然有点诗意，但却过于飘忽。因为这个故事的历史内涵在于，是一个拒绝认同你死我活规则的江南士子，在京城遭到的人生劫难。在老万的四通年代，经商并非已然蔚为大观。真正的经商人士，就好比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从水泊梁山到商业文明，其间的沟壑，哪里是区区几年时间可以填平的？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穿了就是，坚持你死我活的游戏规则、坚持镇压屠杀的独裁原则，永远不改变。
老万一介布衣，因为读书出类拔萃，入了京城首席学府，结识了一批精英人物，同时又生发出与落难公主的一段姻缘。 倘若仅止于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老万完全可以藉此广织人脉，小心钻营，团团作揖，蒸蒸日上，在京城里谋得体面的地位，活得红光满面。但老万却误入理想主义歧途，还将骨 鲠学长罗征启引为人生楷模。在结束了与头号走资派千金的 婚姻之后，再度结缘，岳丈刚好又是个官场里的骨鲠。倘若说人以群分的话，那么老万在京城碰运气时碰来碰去、碰见的有缘之人，尽是书生。先向陈云坦然直言、后向下令屠城 的屠夫公开抗议的罗征启是书生，缘自一、二九学生运动投 身革命从而拒绝认同向学生开枪的李昌，也是个书生。这样的人缘格局注定了老万一旦卷进流氓政治，会领受什么样的命运。那些在八九年以后飞黄腾达的政商权贵，大都因为或者公开支持、或者悄悄默认屠杀平民，得以自保。那一年， 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在人格上的鬼门关。
当然，假如换一种很学术的说法，老万商业生涯的败北，乃是没有体制保障的结果。据此，可以做出一大堆体制改革如何必要或者民主政治必须先行的学术文章。但问题是，假如体制不同，作为历史个案的万润南也就根本不成立。在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下，要讨论的不是万润南如何如何， 而是比尔盖茨、巴菲特如何如何。与文明的体制相应的，是商人的良心和底线。所以有了让中国人看不懂的慈善捐赠， 以及财产不留给子女而是捐献给社会之类的人文景观。良心是道德的，底线是法律的。
但在既没有法制又不讲道德的国度，想要成功的前提，刚好 就是�掉良心，拉掉底线。这对既有底线又有良心的老万来 说，当年的苦苦奋斗，无疑更为不易也更为挣扎。但老万没 有多说。印象很深的是这么一个细节，一位政府官员盛气凌 人地告诉老万，要灭掉四通公司，就像掐死一个蚂蚁那样轻 而易举。其时，老万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但也只能强作笑 脸地忍了。此时此刻的老万，不得不做一把《林家铺子》里 的那位林老板。
不过，老万此刻也该明白，当局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言外之意，并非是说人人都有了发财的机会，而是要让梁山子弟优先捞钱。老万为什么在人家眼里只不过是只蚂蚁，就因为不是正牌的梁山子弟。即便做了人家的女婿，也不等于就可以名列梁山。倘若老万的父辈是开国功臣元帅大将之类，那么陪笑脸的就不是老万，而是那个把老万看作蚂蚁的官员了。 老万说得比较详细的，是四通公司如何创办如何坎坷如何闻名遐迩的故事，只是区区于商场上的林林总总一向茫然，所以看得不是很真切。倒是老万提及与一些旧朋故友交往的情节，让人感受了世道人情的凉薄。后来出任了总头领的清华老同学，后来当了大将军的前妻舅，没有一个向后来落难潦倒、流落他乡的老万伸出援手，拉老万一把。那当然也都可以理解。因为在一个你死我活的国家里，没有人有安全感。 对于身踞要津的在位者来说，老万就像一个麻疯病人，谁都害怕沾染。这跟老万当年名动天下之际、人人争相握手的情形，对照鲜明。就世态炎凉而言，这也算是人之常情。
有趣的是，区区却刚好相反，命定结识落难之人，而不懂与炙手可热的权贵勾肩搭背。在老万风光的八十年代，区区孤陋寡闻到了不知万润南为何人的地步。直到老万在旧金山度过了开出租车的岁月，才因为网络上文章流传的缘故，今晨捧袂，喜托龙门；在那帕附近的那个社区住宅里，有幸造访老万夫妇。他们都喜欢区区的文章，尤其是万家太太李玉， 见了区区开心得像个小姑娘，一再强调是忠实粉丝。夫妇俩那么阳光的神态，一点不像落难中人，而像是刚刚出席四通庆典之后的余兴未消。
印在书里的旧照中，有他们夫妇最早的合影，看上去很知青的模样。很难想像这两个知青，后来竟然会打拼出那么一个私营公司；商家楷模，震惊朝野。不过，他们虽然也在扮演 着先富起来的角色，但这在当局看在眼里，却感觉仿佛是当年的资本家又回来了。当初，刘少奇会跟资本家套近乎，还放下身段，提出剥削有理。但此刻老万夫妇及其四通面对的邓小平，是个粗坯，根本没有那种雅兴。邓小平的先富起来 理论，是专为梁山子弟度身定制的。像老万那样的新兴资本家，在其眼里不过是一只可以随便掐死的蚂蚁而已。
然而，老万在回忆中可是口口声声邓大人。殊不知，那位大人乃是因为太小人，所以当上了大头领。流氓政治的一个特色就在于，最后总是最流氓最没有底线的痞子胜出。邓大人不做小人怎么能成为邓大人？老万当时可能没有看清楚，所以一再表示，跟邓大人是站在一起的。老万或许至今都没想过，邓大人当年身为一军统帅时，敢扔下军队当逃兵，你老万敢么？邓大人面对毛湖南时，一再低头认错、发誓永不翻案？你老万说得出来么？老万是直到邓大人向学生开枪，才恍然大悟，自己跟邓大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人家在逻辑上是相当一以贯之的，因为敢做逃兵，因为敢低头认罪，再加上早就有过镇压知识分子的前科，所以一面对闹事学生，马上就会想到开枪。这要换了其他没有做过逃兵、也不肯低头认 错的人物，会向学生开枪么？即便是在上海滩青红帮里混迹过的蒋介石，也不曾向请愿的学生开过枪。邓后来坚持改革开放，是理当肯定的。老万当年因此对邓过于信赖，是天真的。当然了，这天真之中，也不排除是一种弱者的策略。狐狸只有跟在老虎后面，才能理直气壮。
老万在书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学生的绝食，将赵紫阳逼到死 角。五月十七日，某些知识精英公开提出打倒现代慈禧，将垂帘听政的邓小平逼到死角。不管后人如何评价赵紫阳没有做俄国的叶里钦，不管后人如何痛恨邓屠夫，但老万的痛心疾首，却是非常值得后人深思的。
老万并非是呼吁大家向准备做屠夫的独裁者低头，而是痛心于双方都不愿改变你死我活的游戏规则。改变游戏规则说艰难很艰难，说容易也很容易，就是给对方留余地。比如说， 面对戒严令，最机智的方式与其说是坚持到底，不如说是适时撤退。道理很简单：你想开枪么？那我们通通从广场上撤走，你还向谁开枪？抗议可以在广场上进行，也可以在校园里进行。在广场上可以谈判，在校园里也照样谈判。按照民主政治的逻辑，最后应该是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
老万当时虽然没有想到那么多，但至少知道，不能诉诸流血的方式。老万当时认为，屠夫固然是无可理喻的，但学生却是可劝说的。老万的岳丈李昌，可能也是那么认为的，所以 会让老万去劝说学生。基于常识，他们都认为，屠夫是非理性的凶残的，而学生只是天真而已。他们全都忽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细节：学生确实天真，但学生领袖是否天真？
学生领袖当中当然也有天真者，比如其中有人认为军队最后不会开枪，最多不过是冲进来打一顿，然后架出广场。学生领袖当中也不乏听得进劝说者，从而曾经举手通过撤出广场的决议。最后不愿撤的，是广场的总指挥们。这不仅在老万的书里有披露，还曾在其他当事者的回忆中被证实。
历史有时确实系于一人一念之间。这不是一人一念如何举足轻重，而是那一人一念聚焦了众多的意愿，从而凝聚了空前的能量。开枪一方如此，不肯撤出广场一方，也如此。
当人们翻过那一页历史时，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双方虽 然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对立对峙，但双方领袖人物的思维方式 却是完全一样的。黑白分明，不容调解。倘若开枪者承继的是毛式思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自枪杆子的政权必须用枪杆子来捍卫；那么在不肯撤出广场的总指挥身上发酵的， 是江青人格。
区区在论说毛现象时，曾经指出，中国男人一旦大权在握， 很容易成为又一个毛泽东。后来发现，中国女人一旦上位比如炙手可热，嫁与权贵豪门，或者成为广场总指挥，江青人格就会迅速滋生发芽、茁壮成长。这种人格的特征是：目空一切，惟我中心，酷爱作秀，颐指气使，凭着快感行事，渴望万众瞩目。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学生，突然成为全中国全世界万众瞩目的广场总指挥，那样的心理效应，是中彩票的千百倍，是范进中举的上万倍。而一旦撤出广场，总指挥的辉煌马上成为过眼烟云。这在总指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权力，不只是让当权者恋栈的毒药，也同样可以成为反对专制权力的造反英雄或者学生领袖一心执着于继续领袖继续风光的毒药。
但也不要以为，总指挥的坚持不撤是准备做烈士了。不，人家想得非常清楚，血，是一定要流的，但领袖，是不能牺牲 的。这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就算是官方教科书上好像也没有那么写过。即便是当年闹革命的共产党，好像也牺牲了不 少领袖，当然是早年。能够肯定只是，官方灌输的你死我活斗争哲学，不仅成为当权者的圭臬，也变成了反对者的潜意 识。
凭着快感行事的广场总指挥，不愿丧失快感，正如二十多年 后，总指挥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富家太太外加基督徒之后，又享受了一把公开宽恕当年屠城杀人犯的快感。当年老万受岳父大人之托，去恳请学生撤出广场时，绝对不会料到，他面对的，其实是那么一些广场总指挥。老万的毁家纾难是悲壮的，但老万的努力，却是徒劳的。
倘若说，开枪的决定好比一堵不可动摇的墙，老万在书中提及，当时准备开枪的当局，狠心到了不愿让学生撤出广场的地步；那么广场总指挥的快感也是一堵难以让步的墙。老万夹在这两堵墙之间，结果可想而知。不要说当时，即便时过境迁，老万依然面临非议：因为有个四通家当，所以软弱妥协。至于那个四通算不算官倒公司，还得花费不少口舌才能 解释得清楚。就像曾国藩算不算卖国贼、杜月笙是不是大流氓一类的疑问，老万的四通辉煌，永远有个算不算官倒的道德利剑悬之其上。
不过，将来若干年之后，最让老万讲不清楚的是，四通故事的整个叙述，充满党语毛语。除了老万不认同你死我活，其它话语，哪怕是新兴的商业文明开拓，老万也是用充满所谓时代气息的党语毛语说出来的。难怪有说，所谓意识形态， 总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深受其苦的芸芸众生，都无法不遭到污染。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万与广场总指挥们，倒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受害者。
至于老万那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不认同你死我活，可能与老万身上的江南士子秉性有关。江苏宜兴出生，在上海求学长 大，使老万不知不觉浸淫于江南文化。从这种文化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前有王国维、徐志摩、邵洵美、杜月笙诸君，后有林昭、高尔泰、钱钟书、乃至胡河清等人。这种文化虽然 遭受到一次次的劫难，但其底蕴却始终因生命的承传而绵绵 不断。老万以刚正不阿的罗征启作为人生楷模，并非心血来 潮，实乃天性所至。
然江南士子品性，最不宜相处之地，便是历史悠久的专制京城。林昭是在京城遭罪的，钱钟书是在京城苟活的。京城的文化是皇权文化，皇城文化。京城没有商业文明的气氛，京城的生意，说穿了就是权力寻租。老万想在京城开创货真价实的商业文明，那无疑鸡蛋碰石头。老万用石头（STONE即 四通）命名所创公司，不无反讽。准确的命名应该是鸡蛋。 英文应该叫爱格（EGG）吧。
必须指出，老万在操作四通公司时，是务实的，冷静的。老万只是在历史性关头面对政治事件之际，犯了理想主义的毛 病，想用给对方留余地的做法，改变政治游戏规则。老万以为准备开枪的那一方不肯留余地，那么准备被开枪的那一方理当知道什么叫余地了吧？老万绝对没有料到，人家早已胸有成竹，把流血牺牲的光荣让给学生市民，把总指挥的继续辉煌留给自己。老万还没有料到的是，反抗者异议者并非是从书本或者从常识当中走出来的，而是从反抗对象和异议对象那里生发出来的。其思维方式与对方一模一样。相信老万到了海外以后，慢慢地领悟了。至于如何领悟的过程，那要等老万后续的《流亡生涯》问世之后，才能知晓。区区很期待老万到海外后的故事，这应该比四通故事更令人深思。
相比广场上的总指挥们到了海外或者成了华尔街富贾，或者 成了美国富家太太，老万以开出租车写完了其人生的最后一 章。两相对照，意味深长。但不要以为，老万的悲剧就此结 束了。不，哪怕老万百年之后，悲剧依然会继续。将来，不 仅老万是否英雄是个问题，老万究竟算红色的还是白色的， 也会大有争议。就像对曾国藩、对杜月笙的历史评价，至今尚无定论。可能要等到中国人懂得了、并且习惯了另一种游 戏规则、非你死我活的游戏规则，或者说，中国人的文化心 理土壤不再出产毛泽东、江青那样的脾性和人格，老万那样的人物，才会得到真正的理解。当然，也许这比老万不能回 国更加遥遥无期。因此，老万也只能听命了。
二0一四年元月二十七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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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宋彬彬應該投案自首（延長版）

Posted: 28 Jan 2014 08:22 PM PST

 

宋彬彬終于道歉了，爲1966年卞仲耘的慘死而道歉。作爲高幹子弟、紅衛兵頭頭，宋彬彬帶頭造反，最先貼出揭發學校領導卞仲耘等人的大字報，並組織對卞仲耘等人的批鬥大會，卞被當場打死。

 

宋彬彬道歉，毫無誠意

 

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文雅、秀麗的卞仲耘，被一群紅衛兵活活打死。紅衛兵使用帶銅扣的軍用皮帶和帶鐵釘的棍棒，對卞殘酷施暴，並用軍靴肆意踐踏她鮮血淋漓的身體。殘暴、殘忍的殘殺場面，遠超納粹德國。

 

宋彬彬是這群紅衛兵的頭，極可能就是這起殺人案的主凶，或凶手之一。但她一直否認自己是凶手，並聲稱她不知道凶手是誰。然而，凶殺案就發生在光天化日和衆目睽睽之下，持續數小時，宋彬彬不可能記不得參與行凶的任何一個人。只要公安部門立案偵察，斷無可能查不出凶手。

 

宋彬彬道歉了，但毫無誠意，她說："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好一個"保護"！一個絕妙的推脫之詞。那時候的她，一個紅衛兵頭頭，何曾想到"保護"二字？在她那顆被毛澤東思想燒昏的腦殼裏，有的只是"消滅"二字，"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一群人消滅另一群人，從肉體上滅絕，從地球上抹去。

 

遮掩事實，隱瞞真相，宋彬彬毫無誠意的道歉，立即遭到受害人卞仲耘的丈夫、九十三歲高齡的王晶垚斷然回絕，他直斥宋彬彬："她是個壞人。她和其他人都受到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是所有罪惡的根源。"

 

毛澤東教唆宋彬彬殺人

 

作爲中共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與其他高幹子弟一同造反，明顯得到了中共高層的直接授意。據載，那是文革中的第一起武鬥、第一起殘殺。隨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宋彬彬，說："文質彬彬？要武嘛！"意思是，她應該把名字從"彬彬"改爲"要武"，她果然照辦，興高采烈。

 

顯然，毛事先已經知道了她的"英雄事迹"，故而有此接見、有此改名一節。然而，今日的宋彬彬，竟推說自己"從沒有正式用過這個名字。"能登上天安門城樓、接受毛的接見、並給毛戴上紅袖章，依據中共高層嚴密的安全慣例，絕非隨興而爲，一切都是事先布置，經過精挑細選、精心編排。

 

當打死人的案例越來越多時，北京市委曾發文制止武鬥，但毛澤東怒而阻擾，親自批示：不得制止武鬥。毛又授意其親信、公安部長謝富治，指示公安人員："紅衛兵打死人，不用管

！"

 

在由毛澤東鼓動、宋彬彬等人牽頭的"紅八月"裏，紅色大恐怖蔓延，僅在北京，就有近一千八百人慘遭虐殺，三萬三千多戶家庭被抄家、搶劫，十萬多人被驅趕出城、下放農村。（另有統計顯示：一萬多人遭虐殺，九萬二千多戶被抄家，十二萬五千多戶被驅趕。）

 

所有這一切，都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所爲，其頭頭，多爲中共高幹子弟，即"紅二代"，也就是今日的"太子黨"。除了宋彬彬，還有鄧小平（總書記）之女鄧榕、劉少奇（國家主席）之女劉平平、陳毅（元帥）之子陳小魯、賀龍（元帥）之子賀鵬飛、薄一波（副總理）之子薄熙來、董必武（國家副主席）之子董良翩、孔原（調查部長）之子孔丹、喬冠華（外交部副部長）之子喬宗淮、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之子李黎風……他們的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天下者我們的天下，我們不幹誰幹？"

 

自私的、淺薄的、廉價的道歉

 

道歉，忏悔，不免讓人聯想到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的名著《複活》，那個男主角意識到，自己的忏悔，不過是爲了求得自己內心的平衡，另一種自私。不同的是，托翁筆下的男主角

，至少還爲了那份忏悔而奔走、爲受害人做盡可能的彌補。

 

而宋彬彬們做了什麽？排成一行，在卞仲耘的塑像前鞠躬，拍成照片，登上報紙，再次"揚名天下"？不久前，中共已故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也道歉了，相比之下，語調稍微真誠一些，他提到文革"侵犯人權"以及未來"中國法治"的必不可少。但采訪他的外國媒體說："從表面上看，陳小魯沒有顯露出多少悔恨終生的痕迹。"與其說是道歉，不如說是推诿；與其說是向人忏悔，不如說是自求平衡；與其說是爲了別人，不如說是爲了自己。

 

宋彬彬們的道歉，如果不能上升到批判毛澤東 的罪惡——文革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能上升到反思現行制度的罪惡——文革得以發生的環境條件；那麽，那樣的道歉，就永遠是淺薄的、廉價的。沒有深度，毫無真 誠，等于另一種意義上的盲目。就在2011年，宋彬彬還夥同張玉鳳等人，在北京人模人樣地紀念毛澤東，她們"永遠熱愛的毛主席"。

 

母校評宋"榮譽校友"，集體無恥

 

2007年，宋彬彬曾就讀的北師大女附中、現已改名爲北師大實驗中學，假人民大會堂舉行六千人參加的"九十周年校慶"大會，會上，向九十名"榮譽校友"頒獎，其中就包括宋彬彬

。大會這樣介紹她：

 

"宋彬彬在校學習時熱愛學習，熱愛集體，關心同學，尊敬師長，嚴格要求自己，積極參加社會工作，高三加入中國共産黨。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見紅衛兵時，爲主席佩戴上紅袖章。在文革中曾受江青等人迫害，後響應國家號召去內蒙插隊；十年動亂後，出國求學、工作，研究生學曆。"

 

"尊敬師長"？顛倒榮辱，混淆黑白，莫此爲 甚。"爲主席佩戴上紅袖章"，仍然是宋彬彬最大的榮譽，也是北師大女附中最大的榮譽。"受江青等人迫害"，宋不過是被毛利用之後又抛棄的千百萬棄兒之一； 日後下獄的江青，又受誰迫害？"出國求學"，這幾乎是所有中共高幹子弟後來的路徑，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鍍金，與當初他們喧嚷的"無産階級理想"背道而馳， 人格分裂。

 

如此校慶，集體瘋癫，集體沈淪，集體無恥。這個校慶大會，命名爲"光榮與夢想"，本身就是一個天大的諷刺：一個帶頭武鬥、暴力最烈、以學生打死老師和校長而聞名天下的中學

，居然自我標榜爲"光榮與夢想"！等于承認，這個中學，至今依然擁抱暴力價值觀。

 

文革大屠殺，至今未清算

 

古語雲："知恥者近乎勇。"如果宋彬彬真有悔罪之意，應該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要求公開審理當年的一樁樁凶案，爲受害者昭雪。如果中國公安機關拒絕受理，則應投案自首到國際法庭，讓發生在中國的反人權、反人類罪行，得到世界公義的審判。

 

在國際法庭上，形形色色的大屠殺、反人類罪、種族滅絕罪或戰爭罪，大都受到起訴或審判

，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日本軍國主義禍害亞洲，柬埔寨紅色高棉屠殺四分之一人口，米洛舍維奇的戰爭罪，蘇丹軍政府制造達爾富爾大屠殺……然而，發生在當代中國的大屠殺，包括文革大屠殺，成爲罕見的例外，罪行依然未受清算，凶手依然逍遙法外。

 

"紅二代"，"太子黨"，文革是他們的，今 日中國還是他們的。文革，針對億萬民衆的紅色大恐怖，表面上，成了過去式；然而，紅色江山依舊在，扼殺民主、自由、人權的紅色大恐怖，依然彌漫于神州大 地，如霧霾的肆虐，只是，包裹了一層"改革開放"的外衣，讓一些人雙目迷離，識不透表裏，辨不清真僞。

 

這或許也容易解釋，爲什麽時至今日，中南海裏，還有人崇毛、頌毛、保毛？因爲，中南海裏的那幾把交椅，仍然是他們吃穿不愁、享樂無度的鐵飯碗；天安門廣場那塊發黑發臭的臘肉，仍然是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糧。

 

有人說，道歉，總比不道歉好。從最低層次上來說，也是。這種道歉潮，至少有一個好處：提醒習近平的"太子黨"政權，遮掩文革、捧毛、朝左轉，開曆史倒車，注定是一條死路。懸崖勒馬，猶未爲晚。

 

（原載香港《開放》雜志，2014年2月號）

 

附：法國廣播公司的采訪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40124-%E9%99%88%E7%A0%B4%E7%A9%BA%EF%BC%9A%E5%AE%8B%E5%BD%AC%E5%BD%AC%E5%BA%94%E8%AF%A5%E6%8A%95%E6%A1%88%E8%87%AA%E9%A6%96

高新：不怕“亲者痛”，只忧“仇者快” ――再议处置周永康，习近平忌讳的是什么？

Posted: 28 Jan 2014 03:05 PM PST

神秘商人吴兵（右）背后的神秘人物涉及到周永康亲家—网络图片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刊登并播出之后，关于周永康的最新消息有两则。一是昨天的人民网刊登消息说，金螳螂27日盘后公告称，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接家属通知，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先生因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批准执行逮捕。报道中引述《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内容，说是一位与朱兴良相识的人士表示，朱跟官员走得很近.......公开资料表明，金螳螂近年来设计施工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工程，包括2008年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等建筑，几乎囊括了大型公共建筑的各个领域。去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3.7亿元，同比增长31.82%；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69亿元，同比增长41.21%。

这么大一间公司，而且居然连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这样的“国家重点工程”都能承包，该公司老板的行贿对象怎么说也应该是“老虎”级别的。难怪有境外媒体援引这则消息时怎么也要把这位朱大老板的落网和周永康拉扯在一起，说是这位在《新财富》杂志发布的2013年500位富人榜上以189亿元的身家成为江苏首富的朱大老板是“借周永康曾在苏州就读的名头与周建立了私交”。是否如此？存疑！而另外一份也是来自中国内地的揭露身陷囹圄至今已足半年的四川神秘富豪吴兵背后的“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詹敏利的文章则是百分之百地直击周永康，因为连所有驻京外国记者都没有一个不知晓这位詹敏利正是周老虎周永康的亲家母。

这篇源出自中国经营网的深入报道内容至少在笔者落笔本文时还能够从人民网上查出，标题是《四川富豪吴兵涉中石油案成傀儡 背后潜伏神秘女人》。文章中说：从2013年8月，吴兵在北京被警方带走至今已近半年。就在这半年之中，中石油和四川官场的反腐风暴，让低调的吴兵和他的“中旭系”被推上风口浪尖。

涉足房地产、水电、高速公路、石油、金融乃至影视娱乐和IT的中旭系，更是被抽丝剥茧般抽出了吴兵身后裹藏起来的一个神秘女人——詹敏利。而詹敏利的丈夫黄渝生、女儿黄婉以及女婿周滨都在这条隐秘的商业链条中悉数登场......

文章中对周永康亲家及儿子周滨如何依势仗权将巨额国家资产轻易化公为私的具体细节有详细的披露，如果文章中所列举的数额能够被落实二分之一，就已经是薄熙来无期徒刑判决书上列举出的贪污受贿数字的十倍不止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党鹏”，因此被境外一家媒体猜测为以“党的朋友”为笔名，显然是在暗示此文内容对外公开披露是“受党之托”。

“党鹏”发表此文之前是否得到过上面的暗示外界无从判断，但这个“党鹏”本来就是中国经营报系的资深记者党鹏，他本人在去年九月吴兵入狱不久即发表了一篇揭露吴兵与周永康亲家母狼狈为奸的文章，而这次赶在年关已近，中共领导人又要为“老同志们”逐个说声“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的时候再次公开点名周永康儿子及儿媳一家，而且还详细说明了这一窝蛀虫是如何利用周永康儿媳的美国公民身份向境外转移巨额资产，文章发表之后不但没有被查禁，而且连人民网也都敢抢着转载，似乎能够证明周永康要想在习近平发动的这一波打老老虎的运动中抽身而退、毫发无伤是没有什么可能了。外界也因此更倾向于相信所谓“不到火候不揭锅”的周案“锅盖”赶在春节之前就被习近平和王歧山下令揭开的可能性更大了，没成想人家中共政权居然可以对今年春节的被“看望”的“老同志”名单如何“落笔”的问题四两拨千斤，干脆让江泽民和胡锦涛之外的所有被“看望”的“老同志”们全部和周永康一起被在新华社通稿中用一个“等”字就代替了。如此一来，一方面是暂时躲过了周永康案仍然不能及时对党内外说个明白的难题，另一方面也可以由着外界去猜测江泽民和胡锦涛之外的所有“老同志们”还会有谁谁谁会被“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宣布“晚节不保”。

也许中共政权在此问题上“用心良苦”的“决策”过程中连境外记者可能会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等场合“表示好奇”的回答口径都已经设想好了：“精简中央领导人的新闻报道的篇幅和内容是十八大以来已经开始实践的党和政府的新闻宣传工作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话肯定会这样说，但事实肯定不是如此，因为前几天徐才厚等军内“老同志”陪同习近平出镜后，党政军主要媒体的报道中都把他们的名单一一开列，无一遗漏，而且正如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徐才厚的名单还被依“惯例”排在现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之前。

有外界媒体认为，在官方公开报道中省略江泽民和胡锦涛之外的所有被节前“看望”的“老同志”名单的“用心良苦”更说明周永康案已板上钉钉，只差对外公布。周永康案已铁定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政治腐败窝案，只待中纪委“适时公布”打老虎真相。

笔者虽然至今坚信习近平政权在处置周永康及其马仔们的过程中百分之百分避开“政治”因素，但同时也更相信周永康要证明儿子及儿媳一家以及自己在石油系统、四川省委、中央政法系统任职期间的直接部下们的腐败窝案自己都“不知情”的可能性肯定是完全没有----薄熙来案的处理就是最好的例证。周永康案和薄熙来案的最大不同除了周案的犯罪金额远远大过薄熙来而外，就是薄熙来只是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则是刚刚退位一年多的政治局常委，在位政治局委员成为反腐运动中的“大老虎”在薄熙来之前已有数例，而无论是在位还是退位政治局常委被以贪腐问题问罪的，周永康之前还从未有过。所以“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惯例”被周永康打破之后在党内党外，尤其是在党内高层的震憾效应会达到何种程度，习近平和王歧山等人势必要进行一番“沙盘推演”。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也是习近平政权最忌讳的就是周永康口中的所谓“仇者快”！

国内新闻界的一位朋友年前曾告诉笔者，公安部大院里传闻周永康曾对赵洪祝说：我始终支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我也始终相信习近平和王歧山等年轻一代同志不会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而习近平这边既然已经发了毒誓说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一边抓苍蝇 一边打老虎，自然就会对周永康所谓的“亲者痛”回之以否定、报之以轻蔑，但所谓“仇者快”却是可能会戳到习近平政权的软肋。

自去年晚些时候外界已经普遍相信习近平和王歧山肯定是要对周永康挥重拳、下狠手之后，境外一家一直被中共政权视之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华文媒体以“周永康在民间恶名昭著”为题历数其罪行，说他的犯罪情节要比薄熙来严重得多。他在胡、温党中央九名常委中名列最后一名，但亲掌200万武警，7,000亿维稳经费，其权势横跨公检法、司法、情报、媒体、民政、国企、军队等，权势之大直逼中共第一和第二把手，有人因此称 他为“中共第三号人物”。说他因镇压法轮功、地下教会、藏人、异议人士和网民，在民间也恶名昭著。周永康和另一常委曾下令封锁网络，二人是二零一零年Google退出中国事件背后的真正推手......

如上所列举出的周永康在位时之所以“恶名昭著”于民间的例证种种，恰恰是今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政权不但肯定为无比正确，而且还要在周永康已有所为的前提下再接再励、变本加利的政绩内容而不是犯罪内容。此乃为什么说习近平欲把周永康打成“周老虎”最忌讳的应该是“因此而成为敌对势力否定过去十年时间我党政法工作，特别是维稳工作的口实”。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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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30, 2014, 6:14:01 AM1/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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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历史虚无主义的虚无和主义――《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一书序言

Posted: 29 Jan 2014 08:16 PM PST


几年前读到郭选年先生的《铁笔点春秋》和《续铁笔点春秋》，深为他的见识和胆略所叹服。在这两本大作里，他铁笔纵横，汪洋恣肆，对许多时政陋习和社会问题，提出尖锐的分析和批评，其中不乏独到的深刻见解。这些具有浓厚的批判意识和建设意义的思想观点，是以他对当代社会性质的准确理解为基础的。他在《续铁笔点春秋》的序言里认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坎坷徘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忽视了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不具备经济基础的条件下要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催生社会主义，不可能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专制社会”。这是他对社会各领域普遍存在的封建专制主义现象进行深入观察与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他所写大量文章的立论基础。已经出版的两部《铁笔点春秋》，针对的是时事政治和社会现象；最近即将出版的《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针对的则是现当代的诸多历史迷雾。无论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郭选年的笔触都是以当代社会的封建性专制性为立足点的。

（一）“七不讲”和历史虚无主义

六十多年来，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现当代部分，都被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一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历史记录。在这些历史教科书和历史著作里，不仅是对历史的描述，而且历史事实本身，都有大量溢美掩丑的现象。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和西学东来的高潮，为人们提供了全面反思历史的条件，但是，一方面，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压抑之后，知识分子普遍热衷于向前看的社会前景，注意力集中在探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以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另一方面，共产党禁止媒体书报揭露和批判党在历史上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的错误。所以，整个社会舆论专门揭露、讨论当代历史疑点的论著不多。8964之后，体制内外许多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遭到清查整肃，社会上万马齐喑，一家独鸣。知识分子在经过短暂的阵痛之后，有的远离政治，或埋头业务，或下海经商；有的通过进一步的反思和探讨，对历史和社会发展前途产生了新的理论认知；有的潜心于对现当代历史真相的发掘和收集整理，于是开始有了一些揭露历史真相、探讨历史教训的研究成果，或在《炎黄春秋》、《东方》、《百年潮》等刊物上发表，或以口头文学、回忆录、理论专著等形式，送到香港出版。进入新世纪后，这些通过反思感悟和梳理历史事实所获得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新成果，陆续涌入社会。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许多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得到广泛的传播，动摇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历史合法性，这才出现了“七不讲”，其中包括不许讲共产党在历史上的错误。“七不讲”是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方式，它鲜明地表现出执政当局的无能和无奈。
共产党在历史上的错误被列进“七不讲”，意味着对现有历史课本的那些溢美掩丑现象，不但不许纠正更改，而且连评论探讨都要禁止。如果你想探讨历史疑点，揭示历史真相，那就给你加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罪名！“七不讲”宣布之后，官方报刊网站上发布了不少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洋洋大观，颇堪玩味。
有一篇题为《详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文章说：“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呢？一般来说，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对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个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定义里，包藏着掩盖历史真相的祸心。问题在于，对那些虚假的、伪造的历史，为什么不能“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呢？探讨历史的真伪、揭露假象，正是我们应取的历史主义态度。
我们通常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历史事实和它的经验教训，可以成为我们今后为人处事的警示。但前提是这面镜子必须是干净的，才能如实照出镜前形象；如果镜面被涂上许多肮脏的污垢，并且布满裂纹，照出来的只能是残缺不全、扭曲变形的形象，而照不出真实的本来面目。溢美掩丑的历史，就像涂上许多污垢的镜子，必须擦去这些污垢，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现有历史中的许多漏洞百出的问题，不许质疑，不许否定，不许揭露真相，不许据实论事，把编造的虚假历史强加于人，定于一尊，这难道不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吗？
历史虚无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包括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对历史本身的否定，表现为抹杀、掩盖、淡化历史事实，或以虚构的假象伪造历史；二是对历史事实，作出违背事件性质和历史逻辑的论断。前者存在着真实和虚无的差异，后者则有主义与邪说的区别。探讨历史虚无主义，就是为了求实祛虚，求真辟邪，抹去镜面上的污垢，以求清晰地看清历史的真貌。
郭选年的《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就是一部求实祛虚、求真辟邪的著作。他针对我国现当代历史上的许多关节和疑点，搜索了大量资料，在探求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对历史作出自己的评价。尽管其中有些史实还需要进一步求证，有些见解不一定恰当，还可以商榷，但这种求实求真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我国现当代历史上确实有不少虚假不实的记载和论说，经过几十年的宣传灌输，这些虚无不实的历史和相应的论说，都已经深入人心，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与进步。因此，如何恢复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迫切。这本来应该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由于当局严格限制探讨历史上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功罪评说，绝对不容民间染指。因此，恢复历史原貌、如实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和著作就很难面世。尽管如此，历史却不依当权者的意旨而开辟着自己的道路，揭露历史真相、评说历史真理的文章和专著不绝如缕，许多作者冒着被查被禁被批判被迫害的风险，把自己思考研究的成果，陆续推向社会。郭选年的这部著作，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版的。

（二）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历史

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层涵义，我把它概括为“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历史”，前者意味着历史真相被“虚无”或淡化掉了；后者指的是以虚构的假象充当历史的真实。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上，被虚无淡化的史实，最典型的大概要算是反“AB团”和“富田事变”了。这是毛泽东制造的一个党内军内的大冤案，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AB团是国民党右派1926年冬在南昌成立的反共组织，只存在了几个月，1927年4月就已经解体。毛泽东却在1930年10月14日向中央的报告里说，“在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就以这个不明不白的情报为依据，毛泽东先后在红一方面军和赣西南的党政军机关中开展肃反运动。据江西省委党校戴向青、罗惠兰所著《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记载，红四军共抓了1400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总团长”，有的老人回忆，当时红四军驻地黄陂沙滩上尸横遍地，水都染红了。萧克说：“总计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的五分之一。”赣西南的反AB团更为惨烈。毛泽东派亲信李韶九主持赣西南党政机关和红二十军的肃反，抓捕了大量领导干部。20军174团政委刘敌愤而在驻地富田率部抗争，救出被捕人员，并发布文告，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是为“富田事变”。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获悉“富田事变”后派项英到苏区，以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处理这一事件。项英采取内部处理的方针，一方面批评富田事变是重大错误，同时也批评反AB团中的刑讯逼供。不料当时正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却认为“富田事变的本质是反革命”，“毛泽东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迫使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并以毛泽东取代项英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于是，江西苏区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肃反高潮，与富田事变有关的人员及赣西南的大量干部都被杀害。1931年7月，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被以开会整编的名义诱骗到于都县平头寨，缴械关押后，从军长、军政委到排长600余人，全部遭到残酷屠杀，仅有二人幸免。
在江西苏区肃反的影响下，其他根据地也开展了反AB团的残酷斗争。据《百年潮》2000年第一期一篇文章记载，“短短几年间，共处决了七万多名‘AB团’、二万多名‘改组派’和6200多名‘社会民主党’”。各地党政军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部分都惨遭杀害。
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么重大的事件，本应认真清算总结。却因为这个大冤案的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长期成为禁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曾组织以冯文彬为首的调查组，对反AB团和富田事变进行专题调查，后又由中组部长陈野苹组织核查组核查。调查和核查的报告已经查清事实，几万被杀者没有一个是AB团成员。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反AB团是“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的干部”，“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但同时又强调“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总是想方设法企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党和红军坚持肃反斗争是必要的。”只是由于缺乏经验，政策不完善，以致“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就严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请看，最后没有查出一个真正的敌人，却依然坚持肃反是必要的，只是严重地扩大化了。一方面把历史事实本身虚化淡化，另一方面把违反事实的结论强加于历史，这种历史的虚无，不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吗？
虚无的历史可以西路军的失败为典型。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五军、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西渡黄河，准备夺取宁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11月初因形势变化，夺取宁夏计划被迫放弃。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以河西部队为西路军，继续西进。但在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剿下，敌众我寡，孤军奋战，两万余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据西路军幸存的领导人李先念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记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任务不定，变化多端，西路军每步行动，都要请示报告，指挥员没有临场机动专断的权力。这说明失败的责任在于中央和军委。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却说：“为敌人吓到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里还说：“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历史事实就这样为虚构的谎言所代替。多年来，这个虚无的历史一直是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论。直到199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才承认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西渡黄河和建立西路军，都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行事的。但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却讳莫如深，不着一词。这个历史问题的内核，依然被“虚无”着。

（三）虚无的主义和主义的虚无

我在这里把关于历史问题的论说、评价、判断、结论等等戏称为“主义”，是从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着眼的。虚无的主义指的是同历史事实相反或强加于历史的评价和结论，主义的虚无则是指正确的评价和结论却被虚无掉了。前述反AB团和西路军两大历史事件，都存在着虚无的主义和主义的虚无，但最典型的要算是共产党历史上两个最具权威性的历史决议——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造神运动的重大里程碑。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记载，“《决议》的起草从头到尾是毛主席主持的，他构思和修改，很多思想都是他的。所以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这个决议里，既有如实的历史叙述，也有不少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历史。为了树立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决议既夸大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又突出毛泽东个人在那一段历史上的作用（胡乔木在九十年代就承认这个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而像反AB团和西路军这样一些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给共产党带来巨大损失的历史灾难，却一个字也不提。正是循着这样的逻辑格局，决议制造了对毛泽东的神化。
在这个决议里，历史的虚无和虚无的主义鲜明地表现在关于遵义会议的记载和评价上。请看：“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著作和文字都是按照这个口径立论的。其实，这都是一些虚无的谎言，都是为突出并神化毛泽东服务的。所谓“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是为后面的谎言作铺垫的，完全不是事实。《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里说：“长征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闲人”，因为“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销”。一个在长征前领导职务被撤的“闲人”，长征后怎么有可能把广大干部和党员团结起来呢？但没有这个谎言，后面的谎言就无法成立了。正因为广大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所以他才能领导遵义会议，并成为中央新领导的“为首”者，才有“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断语。
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遵义会议的记载，主要是在调和谎言和事实之间的矛盾，在“团结起来”的问题上，说是“毛泽东在长征行军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和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这个不同于《决议》的叙述，基本上是符合于事实的。遵义会议的召开，上卷说是“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说会议是“毛泽东所领导”了，但把毛泽东列在参加会议人员的首位，说会议的决议，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的，“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等等，依然没有摆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窠臼。
何方在2005年出版的《党史笔记》，有两篇专门介绍和论述遵义会议的长文，共约五万多字，对有关遵义会议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以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揭穿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谎言。他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传统说法，指出：“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就对军队的领导而言，1985年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明确地记载着：“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后成立的军事三人小组，组长是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直到这一年的8月，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因周恩来病重，张闻天建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成为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就直言：从1934年12月的黎平会议到沙窝会议的8个月里，“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
就对全党的领导而言，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会议，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前，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并主持的。据有人统计，前后多达137次。如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的几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都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由他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或结论，起草会议决议。在党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会议讨论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洛川会议（1937年8月，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都由张闻天作报告和结论。这个时期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进行联系，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答复地方党组织的请示汇报，也都由张闻天出面。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任命，如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前敌总指挥，长征途中由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陕北后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席等，都是张闻天提议后经有关会议讨论决定的。所以何方说：“至少1938年前，在政治上还不能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8年9月，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向政治局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接着举行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才改变了党中央的领导格局。在此以前，政治局会议一般都在张闻天的家里举行，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也比较尊重。据何方在《党史笔记》里记叙，毛泽东“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即张闻天）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从毛泽东的戏言里，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虽然名义上还是总书记，但由于他为人谦抑，自动退居毛后，毛泽东才成为实际上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中央的一些会议也改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了。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里，最突出的“虚无的主义”和“主义的虚无”，是关于反右运动的论述：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经过30年，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不但重复这个谰言，而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坚决予以反击”的过程，以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决议和党史二卷关于反右运动的描绘，是典型的“虚无的历史”。所谓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谎言，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右派分子”有这样的言论与行动。在这个虚构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起虚无的主义：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就抹杀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把55万多（一说三百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贱民、使数以万计的右派分子在劳教营里饿死、冻死、被打死的严重罪行。
我曾经多次指出，我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基本矛盾，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反右运动正是这个矛盾尖锐化的反映。以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为界，此前以广大群众通过批评建议的形式，揭露共产党领导的工作中的某些弊端为主要内容，反映了争民主、反专制的本质要求。尽管当时只有少数青年学生自觉地提出民主自由的口号，批判现行制度的专制实质，绝大多数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言论的民主性质。但既然他们批评的矛头指向专制制度的弊病，那么，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他们就站在了民主的一边。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专制一方占尽了优势，“六八社论”一发表就把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对敌斗争的反右运动。所以，反右运动的实质是代表专制制度的权贵官僚对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而在官方的舆论和许多文痞的文章里，至今仍在重复“决议”的谎言和滥调，却把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的实质“虚无”掉了。
主义的虚无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毛泽东的专制主义本质的虚化淡化上。前面提到的反AB团和西路军的问题，主要责任者都是毛泽东，都是他为了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而消灭异己的阴谋活动，可是党史在这些问题上却丝毫也不涉及他的错误和罪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虽然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但又说反右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多么荒唐！究竟是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还是他利用反革命集团？江青在被审判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事实非常清楚，毛泽东不但利用这个反革命集团，而且他自己就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是罪恶滔天的文化大革命的头号罪犯。从反右派、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都充分暴露出毛泽东处心积虑地巩固独裁统治的专制主义本质。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颂毛的红歌到处吟唱，评毛批毛却依然是个禁区。“七不讲”中的不讲共产党的历史错误，实际上是不许讲毛泽东的错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掩盖了毛的专制主义，也就维护了、虚无了现在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

（四）简短的结语：让历史回归真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取代中国现当代史的中共党史，存在着太多的历史虚无主义迷雾。历史贵真实。真实是历史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已经传诵千古，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文化遗产。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也有权利追求历史真实，克服历史的虚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抛弃虚无的历史。郭选年的《拨开迷雾 石破天惊》就是一本旨在求真求实的著作。他书中关于毛泽东的大量史实和评论，对于许多至今仍然把毛泽东奉为“大救星”的毛粉和毛左派，是非常有力的当头棒喝。当然，由于他长期从事技术工作，个人认知有限，不论在史实的是非判断上，还是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上，都会有所不足，但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大无畏的勇气是很值得发扬的。
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存在着太多的疑点，迷雾重重，要拨开迷雾，需要有更多的朋友起而探求、评议、争论，通过广泛的、深入的切磋研讨，让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大白于天下，才能从中取得有益的经验教训，克服历史虚无主义。那些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无聊文人，舞文弄墨，媚上惑众，以虚无的历史假象来掩盖历史真相。他们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

                                                     2014年1月20日

纽约时报：中国浙江温州“鲨鱼屠宰场”曝光

Posted: 29 Jan 2014 06:03 PM PST

图：浙江省蒲岐镇，一名置身于一堆鲨鱼块中的工人。
作者：狄雨霏 2014年01月29日

动物保护人士亚历克斯・霍福德(Alex Hofford)和保罗・希尔顿(Paul Hilton)接到了一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线报，称中国东部沿海浙江省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家屠杀鲸鲨等易危物种的“鲨鱼屠宰场”，为此，他们前往当地考察情况。
看到的景象使他们震惊。人们在湿滑的地板上动手切开鲸鲨这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这种有巴士那么大的热带物种（他们可以长至12米）。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将这种鲨鱼列为“易危”，也就是说它们是有“灭绝危险”的物种。
  • 印度洋的马尔代夫海岸，一条正在游泳的鲸鲨。
    David Loh/Reuters
    印度洋的马尔代夫海岸，一条正在游泳的鲸鲨。

“仅仅这一个地方就有这么多的杀戮、这么多的破坏。这相当令人震惊，”希尔顿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景象时说。从2010年到去年12月进行的一场暗查中，他和霍福德假扮成买家三次走访了这家工厂。“我们走进院子里，到处都是鱼翅。我没想到他们会如此肆无忌惮。”

霍福德说：“这令人震惊。走进那儿，看到它们被排放在地板上，都切成了块，我差点儿就想吐了。对于曾经和他们一起遨游海中的人来说，这十分让人难受。”在本周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两人宣称，在温州蒲岐镇上的乐清海洋生物保健品有限公司里，为了取得鱼肚、鱼唇、鱼软骨、鱼油和鱼翅，每年有大约600头鲸鲨被宰杀。
这两名非政府组织WildLifeRisk的成员在一份题为《中国浙江省蒲岐镇曝光世界最大鲸鲨屠宰场》(Planet’s biggest slaughter of whale sharks exposed in Pu Qi, Zhejiang Province, China)的报告中说，此地也对姥鲨和大白鲨进行“工业化加工”。
这份报告表示，所有这三种鲨鱼都在中国受到保护，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对它们进行捕杀是违法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称，世界上四分之一的鲨鱼和鳐鱼种类都濒临灭绝。
政府间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缩写CITES）将鲸鱼和姥鲨列为附录二(Appendix II)动物，即“不一定有灭绝危险，但需要控制其交易，以避免对它的利用与存续产生冲突”。国际上也有人施压，要求将大白鲨列入附录二动物。
多次与乐清公司联系都没有收到任何置评。当我们问到，公司是否加工鲸鲨时，一位接电话的女士说，“谁说的？我不知道。”她拒绝把电话转接给她的经理，或工厂里的其他人，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公司的网站上介绍了数种不同的鲨鱼制品，包括鱼翅、鱼软骨、鱼肚在内的产品都整齐地包装在色彩鲜艳的礼盒里。但并没有写明它们究竟出自哪种鲨鱼。
这份新报告的作者表示，鱼翅基本都保留在国内，鱼肉作为食品出售，而鱼皮则被卖给箱包行业。然而他们也说，鱼油会出口海外，要么作为保健品，要么用于化妆品生产，出口的目的地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希尔顿在采访中说，公司里一位叫做李光的经理说，鲨鱼制品都被标为一种常见的养殖鱼——罗非鱼。
梅楣(May Mei)是总部位于美国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野生救援(WildAid)的中国项目经理，该组织的公众代言人是前篮球明星姚明，他号召人们不吃鱼翅。梅楣称这份报告“相当令人震惊”，并且“可信”。
“他们拍下的照片、那些细节、他们所投入的时间，以及他们提到的具体名字，这些都看上去很扎实，”梅楣说。
“中国国内媒体也相当震惊，”她说，但也补充道，就总的鲨鱼加工来说，人们认为中国已不再是最大的加工地，而是印度尼西亚。
但她也说，“我们的控制系统还不够好。我们必须告诉渔民，哪些是受保护品种，哪些不是。各个环节的监督都必须有所改进，包括在海关部门。”
希尔顿说，人们相信，这种鲨鱼是在从澳大利亚西部经过中国沿海的迁徙路径上被渔民捕获的。鲸鲨性情温和，捕食浮游生物。在港口，一条鲸鲨能卖出3.1万美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
报告说，“在中国东部沿海上下大大小小的港口，从南部的广东省到北部的山东省，投机的渔民都会捕捉整条鲸鲨，要么作为副渔获，要么作为定向副渔获（即有意而为）。”
李广据说曾对这两人说，鱼肝油会被发往一个位于海南岛的加工厂——海南加华海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姥鲨体内的鱼肝油尤其多，他们写道。
这家海南公司销售部的一位自称潘萍曼（音译）的女子接了电话，她否认公司涉及任何非法行为。她说自己还没有见到这份报告。
报告写道，“在海南，这种油会和其他种类的鲨鱼肝油混合在一起，为出口美国和加拿大做准备，虽然这违反了具有国际约束力的CITES协议。”这两位活动人士指认出一家接收这一产品的公司，它名为Omojo，总部位于华盛顿州。
这家公司的网站称，“我们由始至终控制产品质量，确保100%可追溯性，以及100%的负责任。”联系该公司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
在Vimeo上关注WildLifeRisk的“中国鲸鲨”(China Whale Sharks)。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曹莉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未普：习近平对异议人士下重手非常不明智

Posted: 29 Jan 2014 03:35 PM PST

老百姓无惧打压为许志永鸣冤

1月26日，新公民运动领导人许志永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北京人民检察院在一审判决书中指控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罪名成立。笔者仔细读了洋洋洒洒1万八千余字的判决书之后发现，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实，罪名难以成立。许志永肯定会上诉，但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说，许被判四年"这个结果是高层领导人决定的，没有改判的希望"。

早在胡锦涛时代，许志永就是著名的异见人士。2009年，官方曾以账目不清为借口扣押了许志永，调查许志永创办的"法律援助组织公盟"的税务问题，对其处以罚款之后将其解散，几个星期后放了许志永。许志永那时的真正问题是他在公盟发布报告，批评中共的西藏政策及许主持的维权运动。

到了习近平时代，许志永又被扣押，但表面的罪名和真实的罪名都发生了变化。他的表面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真正的罪名是，呼吁中国大陆官员公布财产，惩治腐败，主张"教育平权"，推动新公民运动。一审判决书上的罪名，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习近平和胡锦涛一样，用假罪名掩饰真罪名判决异见人士。这是中共经常玩弄的欺骗国际社会的把戏。但习近平和胡锦涛不一样的是，胡锦涛把许志永关了几个星期后在舆论压力下放了他，而习近平把许志永关了几个月，面对舆论压力非但未放，反而判了许四年。从许志永的两番不同的境遇来看，习近平对异见人士的处理更加严厉。

习近平对异见人士下重手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跟许志永搞的新公民运动有关。习近平登基时划下的底线之一，就是不得对共产党统治形成挑战，而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在习近平的眼里，是在挑战他的权威和共产党的统治。据独立记者高瑜女士披露，俞正声对任志强表示，许志永的"公盟"是反党集团，而民营企业家王功权先生被拘捕，就是因为赞助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获得民营企业家的支持，本来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所在，但中共出于一党之私，不希望看到这样的转型威胁自己的统治，因而把任何可能使新公民运动做大的苗头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习近平的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统治思维，其实和胡锦涛差不多。

北京的观察家说，习近平的向左转似有改弦易张的可能。倘若这种观察属实，习近平对异议人士下重手，就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首先，把主张打击腐败的许志永关进监狱，让外界怀疑习近平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把为农民工子女争取平等教育权的许志永判刑，又让人质疑中国政府反对教育平等。

其次，中国的人权状况再次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许志永的国际声望骤然提高。许志永要求法律得到切实执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金融时报》因而把许比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活动人士。徐达内说，许志永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根本不像是站在中共的被告席上，更像是陈独秀、李大钊式的中共先辈，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中央视死如归地演讲布道。这让共产党情何以堪？

再有，习近平要依法治国，可是许志永被判刑表明，习近平是"口头革命派"。法律在他治下，仍然是共产党统治人民的工具。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自信满满，但在处理许志永的问题上，显得既无自信，又无智慧。

而许志永为新公民运动的辩护，已经在网上广泛流传。他说："新公民运动倡导每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我们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顺民，草民，暴民……你们不要以为把我投入监狱，就能扼杀新公民运动……总有一天，我十三亿中华同胞，将从跪倒的臣民成长为堂堂正正的公民，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许志永是习近平时代第一名因言获罪、因新公民运动获罪的重要政治犯。官方用政治迫害恐吓知识界、企业界、民间维权人士和新公民社会倡导人士，可能会产生一些作用，但新公民运动所代表的政治文明潮流，终究是阻吓不住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丹：习近平反腐败？别傻了！

Posted: 29 Jan 2014 03:07 PM PST

网络漫画
习近平上台后，摆出一幅大刀阔斧惩治腐败的样子，外界纷纷予以肯定，我觉得很傻。尤其是因为对习近平的反腐抱有期待，遂对他本人的政治开明抱有期待，以至於对他上台以来政治上的倒退都假装看不到或者保持沈默，甚至认为要给习近平时间，那就更傻。因为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反腐败，毫无疑问是假的。把假的当成真的，这不是傻是什麼？

最近的两则新闻可以为我的判断提供佐证：一个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1月23日发佈报告，披露了中共权贵子弟在海外成立离岸公司，涉嫌避税或者转移资金的情况，其中不仅包括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李鹏的女儿李小琳，而且也有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海外爆料这些人的海外资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7月彭博社就直指习近平家族总资产，有将近40亿美元之巨。试问：如果习近平的反腐败是来真的，他敢动邓小平，李鹏，温家宝的家人吗？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在反腐败上树立起光辉形象，没有什麼比他拿自己的家人开刀更有效的了，他会这样做吗？他没有，他的反腐败就是假的。这样的反腐败，就是他在政治上打击敌人，树立权威的一种手法，他的目标不是腐败，而是权力。这样的反腐败，当然就是假的。

另外一则新闻发生在昨天：1月26日，在海外的强烈关注下，大陆法律维权人士许志永还是被判刑四年。判许志永当然是习近平政权杀鸡儆猴，目的是打击许领导的新公民运动，而这个运动的核心诉求是什麼呢？就是反腐败。他们的具体要求，是呼籲官员财产公开。老实说，许志永在中国维权运动中的政治光谱是饱受争议的，在推特上他受到不少激进者的攻击，这样的一个温和派的代表，只因为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提出反腐败，当局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说明了什麼呢？说明对於中共来说，反腐败只能他们自己做，别人不能做，不要说不能做，就是呼籲都不行。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能自己说，不能别人指出，别人说“你错了”，他就勃然大怒，伸手打人，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真的是想改正自己的错误吗？别傻了！

表面上大刀阔斧的反腐败运动，确实也拉下了不少贪腐高官；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严厉要求党内和政府官员不得大吃大喝，要生活简朴，雷厉风行之下，北京等地高档消费受到冲击，高级餐厅感叹生意下滑。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反腐败，那实在是傻得不可救药。因为很清楚，无论是抓贪腐官员，还是禁止奢侈，反对的矛头都只是腐败行为，而不是导致腐败的制度；这不是反腐败，这是做样子。我们都知道，导致腐败的，不是各级官员贪吃爱玩的个性，而是权力过於集中产生的寻租空间。不从制度的层面去分权，不去建立宪政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以从源头上防范腐败，只是派出酷吏到处巡查人家吃什麼，或者就是要求各级官员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这样的反腐败，从秦始皇的时候开始，历朝历代就都做过啦，要是有用的话，根本就轮不到共产党和习近平执政了。这样的反腐败，怎麼可能是真的呢？

一个只捡软柿子捏或者只盯住政敌，而放任自己家人敛财的反腐败；一个只能自己说，别人不能说的反腐败；一个只反结果，不反原因的反腐败，他自己恐怕都不当真，你要是还当真，你说我能说你什麼呢？一个字：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Posted: 29 Jan 2014 11:28 AM PST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王晶垚先生签署声明的照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2014年1月27日
 
        王晶垚先生声明影印件

——纵览中国，刘自立推荐

张千帆：许志永案须依宪审判

Posted: 29 Jan 2014 10:57 AM PST

许志永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张千帆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依据《刑法》第291条，认定“许志永无视国家法律对于公民正当行使权利的规范，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多次组织、策划在政府机关周边地区、商业繁华地带及人流密集地区等公共场所，实施多人聚集及张打横幅的活动，且参与人员在现场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扰乱了公共场所的秩序，情节严重。许志永作为首要分子，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并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一审判决认为北京市检察院“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匆忙，因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并不等于被告违法；要确定被告行为是否违法，显然还要分析法律规定及其适当解释。
《刑法》第291条规定：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即便控辩双方对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争议，许志永的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所”？是否构成“阻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情节是否“严重”？对于这一连串法律问题，一审判决统统没有交代。长达十几页的判决书99%都在陈述事实，法理分析却只有一两句话轻轻带过，直接跳跃到判决结论，显然是一篇不合格的刑事判决书。如此判决是对法律的严重误用与亵渎。
更严重的是，一审判决只引用了《刑法》条文，对国家的最高法律——宪法——只字不提，以至严重曲解了《刑法》规定，并错误为许志永定罪。由于一审判决的法律适用与解释存在明显错误，其判决结论不能成立。
法院有义务适用《宪法》
众所周知，1982年颁布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国家机关”显然包括法院，法院对于宪法实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中国境内的每一个法院都是按照《宪法》及根据其制定的《法院组织法》建立的，每一个法官都是按照《宪法》及根据其制定的《法官法》任命的。如果司法判决拒绝适用《宪法》，那么法院和法官自己即沦为非法的存在，他们行使的权力亦失去合法性根基，而变成赤裸裸的私人暴力。
既然《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所有法律都必须以符合《宪法》精神的方式获得解释。譬如《刑法》第291条中的“情节严重”如何界定，必然取决于相关行为本身的性质。如果行为本身是无足轻重的，那么对于公共交通的瞬间堵塞，即可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但是如果有关行为涉及极为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那么即便严重的交通堵塞，都可能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容忍的——因为如果不容忍的话，对基本权利的压制可能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许志永的行为恰恰涉及最为重要的宪法权利——《宪法》第35条保障的言论与集会自由。面对这项对于社会健康生存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一切国家机关”必须慎之又慎。如果《刑法》的某些规定和《宪法》第35条存在明显抵触，那么《刑法》规定是无效的。如果《刑法》规定笼统模糊，那么法院就有义务以符合《宪法》第35条的方式解释这些规定，使之符合《宪法》；否则，法院即放弃了自己作为“审判机关”（《宪法》第123条）的职责，如此作出的司法判决必然违宪无效。
适当解释《宪法》第35条
《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这一条规定的六项权利当中，集会、游行、示威独占三项，可见这一权利的重要地位。一般认为，集会是言论的延伸和放大。人们之所以诉诸集会，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围观和关注，以利扩大诉求的影响范围。只要不发生暴力冲突，集会在本质上是言论的一种形式，可被视为广义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应和其它形式的言论一样受到保护。
言论自由是所有宪法权利中的皇冠，因为言论之于一个健康社会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在此无需赘述。在中国近六十年历史上，对于言论自由的压制曾造成最为惨痛的人道主义悲剧。只要有一点点言论自由，如果彭德怀的反对言论不受压制，“大跃进”就不会发展到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烈地步；如果林昭、遇罗克的言论没有随着他们的肉体被一起消灭，毛泽东就不可能把整个民族绑在如痴如狂的“文革”战车上长达十年之久；如果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可以自由出版，中国早在几十年前就能以更人道的方式实施有限度的计划生育，而不会面临今天的全面资源紧张；如果唐山地震前夕允许发布各种预报，那么24万人就不会被埋葬在钢筋水泥之下……
总之，言论赋予信息；真实的信息是理性决策的依据，同情与理解的基础，驱除黑暗的力量。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可能看上去是乱糟糟、闹哄哄的，但是它绝不会发生“三年自然灾害”静悄悄饿死几千万人的悲剧。反之，这个民族早已用血的教训证明，一旦言论受到压制，各种邪恶势力悄然滋长，各种人间灾难不期而至，一项强迫沉默的禁令最终必然会被一个个再也掩盖不住的爆炸性新闻打破。当然，压制言论所产生的最大邪恶是政府腐败与公权滥用。所有专制国家都迫不及待地把言论自由扼杀于摇篮之中，结果却无一例外对整个社会乃至政府自己都是一场灾难。要避免重蹈覆辙，这个民族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有效实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各种言论自由。
即便在交流十分便捷的网络时代，集会自由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网络交流固然便于传递信息，但是许多有价值的诉求被淹没于信息爆炸之中；不露面的虚拟交流降低了信息成本，但也为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乃至人身攻击提供了充分空间。集会游行有助于壮大支持者的声势，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公共问题的严肃讨论。当然，集会自由也附带一定的风险，游行人群的“从众心理”及其中混入的非理性因素可能会产生现实的社会危害，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否定集会自由本身的价值。集会需要受到法律规范，但是政府并不得以此为借口禁止集会。
为了保证集会的和平进行，各国法律均要求集会事先获得治安部门的批准，但《宪法》规定的集会自由意味着集会审批必须是程序性的。换言之，政府部门只能规范集会的时间、地点、场合，而对集会本身并不掌控生杀大权。只要没有证据表明集会将引起社会骚乱、交通堵塞或政府职能失序，那么就必须允许集会，而不是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名义拒绝批准。即便集会可能隐含一定的暴力冲突风险，政府也不能简单扼杀之，而应该允许集会正常举行，并部署足够的警力予以疏导、以备不测。如果政府拒绝批准的决定缺乏法律依据，公民有权诉诸法院撤销之。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除了2008年奥运会短短两周外，我们尚未发现一起地方公安部门批准集会申请的公开报道。虽然1989年10月颁布的《集会游行示威法》也规定了和其它国家类似的审批体制，但几乎所有集会申请都遭到各种名义乃至没有名义的拒绝。这种状况显然不符合《宪法》第35条对集会自由的保障。既然政府拒绝批准已违法在先，又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等途径及时消除违法状态，公民即有权诉诸自力救济。自2007年厦门市民为了抗议PX项目而“集体散步”以来，上海、广州、江苏启东等地居民均采取过类似的自发集会。总的来说，这些过程是和平理性的，不但没有产生严重不良后果，而且确实引起了社会与政府的重视，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当然，在此过程中，公民对集会产生的社会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如果集会过程中确实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那么肇事者显然应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组织者也可以按照《刑法》第291条等规定而受到适当惩罚。然而，为了保证《宪法》第35条受到适当的尊重，必须严格解释《刑法》第291条。事实上，这一条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其所规定的各项要素。只有在有充分证据表明集会确实造成了交通堵塞或破坏交通秩序等社会后果，且后果是明显和严重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被告行为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反之，则被告只是在合法行使其受《宪法》保护的集会自由，而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刑法》第291条，只能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违宪侵犯。
总之，《刑法》保护这个国家的交通、秩序、安全等公共利益，而《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是更基本的公共利益。没有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刑法》很容易沦为维持专制腐败、纵容公权滥用、剥夺公民权利的工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两种公共利益并不冲突：言论自由是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安全与健康的制度保障，安全与秩序则是自由言论和理性交流的前提。在两者确实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需要妥善平衡两种不同利益。一般来说，维持社会秩序并不要求完全压制某类言论，而只要求对于表达此类言论的时间、地点与场合有所调整；而要让至关重要的言论自由作出任何让步，《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必须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辄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那么它正徘徊于“大跃进”或“文革”式万马齐喑的边缘。为了体现对言论自由的适当尊重，只有对社会产生切实而严重危害的行为才能受到《刑法》惩罚。
许志永的言行不构成严重危害
让我们以此标准来检验许志永案的判决。一审法院认定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有两类：一是组织动员非京籍家长去教育部或北京市教委门口集会，要求尽快实施随迁子女就地高考；二是组织少数人士在北京街区打横幅，呼吁官员公开财产。毫无疑问，这两类活动的目的都是正当的，并已获得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在就读地高考是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教育部等四部门已经联合发布文件，指示各地接纳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官员财产公开则是各文明国家通例，中国领导人也明确肯定，有些地方已开始试点推行。问题是许志永参与或组织的活动是否在效果上对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以至违反了《刑法》第291条。
对于前一类活动，一审判决提到了两起事件。第一，“许志永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组织、煽动百余名人员于2012年7月5日到国家教育部门前聚集。”许志永承认，自己曾发过“7月5日上午九点半教育部请愿，欢迎围观”的微博。据部分证人说，当日“有200多人在教育部门口打横幅、喊口号”；“警察进行制止时，有很多上访人员不听劝阻，并且阻挠执法。其中一人用手机拍照并对处置警察破口大骂，随后还有一人也带头闹事，警察将二人带回派出所。”
在此，一审判决以先入为主的方式，采用“利用”、“煽动”等字眼抹黑被告行为，在法律上显然是无效的。任何一种需要民众推动的诉求都需要“利用”或“煽动”群众起来维权，这正是《宪法》第35条保护的公民权利。如果许志永确实选择了“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这样的“利用”或“煽动”有何不妥？至于他发微博传递活动信息并号召更多人围观，更是行使其普通意义上的言论自由，除非他所组织的活动违法。
然而，一审判决自始至终回避了活动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事实上，判决完全没有引用《集会游行示威法》并认定其构成“非法集会”。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只能认定活动本身是合法的。
虽然一度有200多人聚集在教育部门口，但是一审判决未曾提到集会本身造成了任何混乱、冲突、影响教育部工作秩序等不良后果。集会人群只是“打横幅、喊口号”、“不听劝阻”，只有一个人对处置其拍照的警察“破口大骂”，还有一个人“带头闹事”，但是未说明如何“闹事”。“破口大骂”也许显得不文明雅观，但是公民并无法律义务在政府工作人员面前毕恭毕敬，而有宪法权利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更不用说警察干扰其拍照的行为本身未必合法。判决书引用的这一段事实表明，活动整体上是有序和平进行的。事实上，据许多未能参与作证的非京籍家长反映，活动秩序正是被警察的粗暴干预打破的。判决书没有提到的是，被警察带回派出所的“二人”均为女性家长。其中网名“胡杨”的家长被扔进警车，网名“跳舞”的家长则被拽着头发拖了一路。二人均被扣押至深夜才放回家中。如果要追究整个过程谁在违法，那么违法者不是上访人，而恰恰是阻碍公民正常表达诉求的管制者。
审判书提到的第二起事件是，许志永“组织、策划、煽动近百人，于2013年2月28日，前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门前长时间聚集，且不服从现场警察的指挥、疏导，造成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门前周边地区秩序严重混乱。”据部分证人说，当日的聚集人数一度达到90余人。这些人在教委南门外的便道上站着，造成“在北京奥运大厦办公的相关委办局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出入，影响了正常办公秩序”。下午仍有40余人坚持在市教委南门处聚集，造成“北四环辅路上的车辆也都减速行驶”。
第二次活动的规模比前一次更小，但是因为地形等因素影响，集会可能确实对北京市教委等单位的办公带来一时不便，并影响了“北四环辅路”上的交通。然而，判决书并未说明，这些影响如何构成了“周边地区秩序严重混乱”。北四环辅路的交通只是“减速行驶”，并未完全拥堵，更无迹象表明主路交通受到影响。如果地势狭窄，90多人的集会也许确实会影响附近办公人员出入，但这种影响至多只是构成轻微的不便而已，并无证据表明当时的工作秩序因此而有所中断。更何况警察的职能是疏而非堵，他们完全可以组织集会人员适当站队，让出一条通道，而非简单阻止集会。阻碍公民行使正常权利，遭到抵制乃至反抗也很正常；如果只是让公民换一个地点或时间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绝大多数人均会欣然听从，原本没有必要发生任何冲突。
后一类活动发生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间，许志永“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组织、策划多人在公共场所聚集并实施张打横幅、发放传单等行为”。2013年1月27日，四人在北京市朝阳公园南门附近打横幅并拍照，“且不服从现场警察的制止，造成现场秩序混乱”。2013年2月23、24日，数人先后到中关村海龙大厦、海淀黄庄地铁站、北京大学东门、清华大学西门等地打横幅、发传单。在清华西门，上述人员不服清华保安人员的制止并发生相互推搡，引发三四十人围观，部分证人说“场面挺混乱的”。2013年3月31日，四人在西单文化广场打横幅、发传单、持扩音器演讲，并对现场进行拍照、录像，引发四十多人围观。在此期间，几个便衣警察要没收其中一人手里的横幅，双方争抢了“好长时间”。
和非京籍家长相比，涉及官员财产公开的集会规模小得多，通常只有四五人，至多引来四五十人围观。如果说一人独自打横幅、发传单或表演行为艺术是其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言论自由，那么四个人凑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都很难构成严肃意义的“集会”。虽然这些表达方式引来了一些人的围观，但是并无证据表明他们造成了任何不良后果。清华西门口有红绿灯，如果围观人数过多可能造成交通堵塞，但是判决书并未提及，而只是笼统提到“场面混乱”。事实上，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交通堵塞等混乱场面已成常态，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每年暑假，清华西门几乎每天都集聚大量想入校参观的游客，不时造成交通堵塞；商场举办活动也时常有多人围观，乃至造成交通不便，而有关部门均未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因为个别人打横幅引起围观就出面干预，难免显得“别有用心”——换言之，干预的实际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证交通流畅或公共秩序，而是为了压制言论及其表达方式。政府一旦这么做，就突破了《宪法》第35条的底线。
打横幅、喊口号本来是公民表达诉求的正常方式。某些政府官员之所以感到不适应，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宪法权利受限制太多，公民自由表达的能力被压抑太久，公权则从来习惯性地目空一切、恣意妄为。当警察违法收缴属于公民的财产，自然会引起自卫和反抗，进而导致官民冲突。事实上，似乎每次“现场秩序混乱”都是在警察干预后才发生的，警察才是混乱的始作俑者；假如他们放手不管，这些活动本来可以是唤醒更多公民关注官员财产公开的愉快经历。即便发生了一些警民摩擦，即便公民也分担其中一点责任，也绝不至于构成“情节严重”的罪行，至多仅构成治安管理处罚。试想，如果这些公民的自由呼吁推动了官员财产公开，有效遏制了无所不在的官场腐败，将为这个国家节省很多宝贵资源。
综上，即便许志永确实参与或组织了一审判决书中指称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均未造成严重的公共场所秩序混乱。一审判决认定“许志永明知组织、策划、煽动不特定多数人在同一时间段集中于公共场所表达某种诉求和张打横幅将引发社会公众围观，极易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并出现抗拒执法的情况，仍通过各种方式组织更多人员到现场，且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避免出现秩序混乱”，是没有法律与事实根据的。从众多未能参与听证的非京籍家长那里了解，许志永在每次活动之前均叮嘱家长们和平理性，完全履行了一个活动组织者的道德义务；一审法院不让这些证人出庭作证，本身即构成程序不公，在此且不赘述。
从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些活动并未造成任何严重的社会后果；假如只是因为这些活动“极易”造成秩序混乱即予以禁止，那么任何集会都不可能发生，因为无论多么不起眼的集会都“可能”造成当局眼中的“混乱”。这样的司法解释将彻底抽空《宪法》集会自由的内涵，沦为剥夺公民权利的帮凶。
至此，许志永案的结论只能是：一审判决无视《宪法》第35条对集会自由的保障，错误解释了《刑法》第291条，对许志永的判决不能成立。许志永完全在《宪法》第35条所保护的范围之内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因而应被无罪释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mojin...@ftchinese.com）

——网友推荐

亦虹：叶维丽不要往“王叔叔”伤口上撒盐

Posted: 29 Jan 2014 11:17 AM PST

图：在卡玛影片中的叶维丽


在《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中，叶维丽称王晶垚王叔叔。卞仲耘和王晶垚是叶维丽的父母年轻时的同事，也是他们的朋友。卞仲耘不但是叶维丽在中学时的副校长，而且是那个从小疼爱她的阿姨。

围绕着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场活生生的滑稽剧从多年前就开始上演，至今还没有落幕。其中的一个很重要也很特别的角色，就是称王晶垚为“王叔叔”的叶维丽。

正如叶维丽自己所说，如果想找，她是有办法找到王晶垚的。2001年之前，她没有找过。不过，对于这一点，“王叔叔” 是能理解的，所以，2001年秋天，当叶维丽以帮助卡玛找卞仲耘的照片为由第一次拜访了王晶垚的时候，“王叔叔”热情接待了她。

这时候，卡玛正在酝酿拍摄《八九点钟的太阳》。宋彬彬和叶维丽都是卡玛准备采访的对象。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之后，宋彬彬曾向王晶垚先生讲述了一些与卞仲耘之死有关的情节。决心为妻子寻求公义的王晶垚，以历史学者的敏锐，记下了这个谈话。王晶垚还记下了与其他女附中师生的谈话内容。这些谈话记录包括《宋彬彬的谈话记录》，《胡志涛谈话补记》，《刘文连谈话记录》，《宋淮云和刘秀莹谈话记录》，《8月6日上午校文革刘进广播稿》，《王永海谈话记录》，《66.8.5.晚在邮电医院出面人员（名单）》。

王晶垚没有想到，从小称他王叔叔的叶维丽，其实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因为她是老友的女儿，王晶垚格外信任她。当叶维丽向王晶垚推荐自己刚刚退休的好友于羚帮助王晶垚整理材料时，王晶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但几年不曾有疑，而且对叶维丽、于羚非常感激。于是，于羚整理抄录了王晶垚先生拥有的所有与卞仲耘有关的文字资料，并为叶维丽和她所属的“团队”借阅了这些与卞仲耘案件有关的重要材料，包括《宋彬彬谈话纪要》。

当宋彬彬的“团队”在叶维丽、于羚的帮助下掌握了王晶垚的全部资料之后，他们便开始有计划地篡改有关卞仲耘之死的历史事实。

在卡玛2003年开始上映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开始为自己辩解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参加过過。……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叶维丽则在这个影片里强调卞仲耘有“高血压”、“心脏病”。有人看了电影问：红卫兵对打死人的口气，怎么就像打坏个窗户。卞仲耘的女儿后来说：“不但像打破窗户，他们还要说是因为窗户自己不结实。”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打死卞仲耘之后，还在学校里打死了一个十九岁的附近饭馆的服务员，年轻的服务员显然不可能用“高血压”、“心脏病”做借口，所以他们根本不提这个小服务员。《八九点钟的太阳》根本不提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

2007年秋季，师大女附中举行90周年校庆。宋彬彬参选“知名校友”。宋彬彬给毛戴红袖章的照片赫然树立在校园中。王晶垚为此发表一封《公开信》阐明自己的立场。

王晶垚发表声明之后，叶维丽就再也没有登过王晶垚的家门。

2010年4月底，《记忆》杂志47期师大女附中专刊，登出了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冯敬兰和于羚的对话录《也谈卞仲耘之死》，他们一致否定历史事实，强调红卫兵和宋彬彬对卞仲耘之死没有责任。这是宋彬彬“团队”的主要人物第一次公开亮相。看到叶维丽和于羚在宋彬彬“团队”所起的作用，王晶垚明白了叶维丽、于羚的目的。

也是在《记忆》杂志47期师大女附中专刊，叶维丽无视王友琴关注和研究卞仲耘之死超过三十年、做过大量调查访问的事实，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一文里把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说成是王友琴编织的“好故事”。叶维丽攻击王友琴的原因不难理解：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明确地写到卞仲耘“死于红卫兵暴力”。

2012年，宋彬彬在《记忆》杂志80期矢口否认她见过王晶垚，并以此否定《宋彬彬谈话纪要》的真实性。她说：“近年来我听到一个说法，说我在事发后对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说，我从远处看到了卞校长躺在宿舍楼前。我不记得与王先生交谈过有关卞校长之死的事。我曾找了一些同学、老师询问，她们对此也没有印象。所以在这里我只能说，我确实不记得有这次会面，也不记得在文革中与王先生有过其他个人接触。”就在同期《记忆》上，刘进称王晶垚的说法为“孤证”。为此，王晶垚老人公开发表了《宋彬彬谈话纪要》、《宋淮云和刘秀莹谈话记录》和其他的一些历史记录。

在2013年12月31日发出的《记忆》105期上，有人用“潘祛病”的名字，写了一篇文章，以纪念2013年11月27日去世的刘秀莹为名，声称刘秀莹生前告诉他们，王晶垚说，1967年刘秀莹和他的谈话记录是假的。这个“潘祛病”究竟是谁？你们对王晶垚的攻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你们是否知道，这种手法，既侮辱生者，也侮辱死者？

2013年12月底，宋彬彬的团队还在挖空心思地诬蔑王晶垚制造假证据。以死去的刘秀莹为名制造假证据，性质不可谓不严重，跟“道歉”更是差十万八千里。与此同时，以道歉为名义的见面会正在筹备。十几天之后的2004年1月4日，旨在篡改历史的道歉见面会就通过媒体与大众见面了。道歉会也好，见面会也好，都需要有道歉的对象和见面的人。卞仲耘在1966年8月5日那天死于女附中的红卫兵暴力，女附中见面会邀请的受害者家属，理应有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然而，卞仲耘的丈夫和孩子却从未接到过邀请。

不但如此，宋彬彬还在发言中刻意漏掉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和卞仲耘的孩子们。宋彬彬对王晶垚没有歉意，相反，她恨王晶垚，因为这位嫉恶如仇的老人，虽然年事已高，却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有着坚定的立场。47年来，他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寻求公义。王晶垚的孩子说，他们对这次宋彬彬的“道歉”有“自己的看法”，就算被邀请也不会去。事实是，他们对这个“团队”所作所为的了解，已经不是一年半年了。

主动介绍于羚到王晶垚那里帮助整理资料的叶维丽，不会不知道《宋彬彬谈话纪要》的真实性；身为耶鲁历史博士的叶维丽，不会不知道诚实面对史料是历史研究最最基本的要求；身为波士顿大学教授的叶维丽，不会不知道王友琴《卞仲耘之死》的学术和历史价值。究竟是什么，使得叶维丽既不持守职业伦理，也不顾惜自己作为历史学者的声誉？

在《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中，叶维丽说：“去年11月下旬，因受到早些时候八中陈小鲁等人集体向老师道歉的启发，我“冒”出个想法，希望在寒假期间召开一个有若干北京老三届同代人参加的座谈会，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也就是说，她承认自己是这次道歉会的策划者。

道歉会的策划者叶维丽，会忘记邀请疼爱过自己的卞仲耘的丈夫“王叔叔”吗？会忘记邀请自己的小学同学、卞仲耘的女儿王思吗？会忘记邀请卞仲耘最小的孩子、1966年8月5日年只有八、九岁的四宝吗？

叶维丽没有忘记他们。可是，道歉会没有邀请他们。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宋彬彬”，而不是坚强不屈的王晶垚，“赢得了”叶维丽“的敬意”。这个世上，还能有比这更加颠倒的是与非吗？

叶维丽，你怎么可以对47年来坚持不懈地寻求公义的王晶垚说，在那个他和他的孩子们缺席，在宋彬彬避重就轻、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见面会上，你“感到了多年来久违的精神升华”？你怎么能够说出“王叔叔，下面给您汇报一下最近召开的两次会议”？你是把“王叔叔”当傻瓜还是把读者当傻瓜？从2007年起，你就没有睬过王晶垚，而就在不久以前，你自己还人在北京，现在，你何需隔着大洋故作姿态？不管是为他人洗白还是为自己辩解，叶维丽，找找别的方式吧，不要再往“王叔叔”的伤口上撒盐，毕竟，他已是九十几岁的老人了。

《CND》 读者投稿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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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31, 2014, 6:18:23 AM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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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的进化》――帮助我们了解现代极权主义

Posted: 30 Jan 2014 02:17 PM PST

《独裁者的进化：收编、分化、假民主》封面
法广 / 作者 安娜

美国学者威廉．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以他的新书《独裁者的进化：收编、分化、假民主》为我们揭开当今独裁政权的内部运作。有书评就认为：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与词汇，帮助我们了解现代极权主义。
作者在书中回顾说，二○○○年塞尔维亚发生革命，让民主国家又多出一个新成员。二○○三年格鲁吉亚、二○○四年乌克兰、二○○五年吉尔吉斯等国所发生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象征了自由对抗独裁的高潮。到了二○○五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总数，比起葡萄牙的年轻军官听到广播电台播放那首号召起义的歌曲时，已经增长了三倍以上。
然而好景不常。民主浪潮达到最高峰之后，世界上最令人不敢恭维的政权──独裁者、暴君以及专制政府等等──也不甘示弱卷土重来了。根据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统计，接下来的五年，世界各地的政治自由开始一蹶不振。自由之家创立四十年来专门评估自由趋势，他们认为这五年乃是政治权利以及公民自由最长的连续低迷期。
亚洲多国发生军事政变，民主政府被推翻，另一方面，民粹的威权体制在南美洲站稳了脚跟。即使是新取得成功的格鲁吉亚、乌克兰以及吉尔吉斯，原来的成就似乎也土崩瓦解。到了二○一○年，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一九九五年以来的最低点。
是民主制度本身出现问题了吗？作者对此的分析是，问题并不在民主本身。如同阿拉伯之春于二○一一年提醒众人，即使全球面临经济不景气，政治以及经济自由的理想还是不失其重要性。各地方的人依然憧憬自由。改变的，是独裁的“性质”。
作者指出：今日的独裁者以及威权统治者，已经比从前精明老练灵活太多了。压力渐大的时候，最聪明的独裁者不再把自己的国家变成警察国家，也不再锁国了；相反地，他们学习而且适应新情势。民主的进逼迫使数十个专制政府不得不从事新实验、使用有创意手法。现代的独裁者练就了继续掌权的新技巧、方法、模式，把独裁制度带入新世纪。
作者形容：今日的独裁者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较为残暴的威吓方式──大规模逮捕、行刑队、血腥镇压──最好以较柔性的强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独夫不再强行逮捕人权团体成员，而是派出税吏或者卫生局官员让反对团体关门大吉。政府把法律写得很宽松，但遇上它们视为有威胁性的团体时，运用起来却像手术刀一样精确。委内瑞拉的一个异议分子开玩笑说，查韦斯总统的座右铭是：“我的朋友，荣华富贵；我的敌人，法律伺候。”所以今日的独裁者不再关闭所有的媒体，而是保留一些小型的言路──通常是报纸──民众虽有讨论空间，却是有局限的。
今日的独裁者在演讲时，三不五时提起自由、正义以及法治，比如中共的领导人常常讲到民主，还自称是人民所选出来的领袖。这些人已经了解作表面功夫的重要性。二十世纪的时候，极权国家的领导人常常举行选举，然后声称自己高票当选。苏俄的领导人总是宣称他们获得百分之九十九选票支持，这当然十分荒谬，事实上他们是以舞弊的方式赢得选举。今日，克里姆林宫派出的选务人员作法不同，票箱达到七成满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往里面塞选票了。独裁者已经了解到，最好是赢得一场表面上看起来有竞争的选举，而非公然舞弊。
作者在书中形象的说，我们总是以為独裁政权好似恐龙──笨拙、愚蠢、动作迟缓的大怪物，彷彿苏联的末期，或者某个充满不安全感的南美香蕉共和国。当然，一些老派而落伍的独裁者确实步履蹣跚地来到了二十一世纪，如北朝鲜、土库曼以及赤道几内亚。然而他们所代表的是独裁者的过去，他们并不想掩饰自己的真面目。在其他国家学著进化、改变甚至繁荣的时候，这些老派独裁国家落得偏远而落后的下场。没有人想成为下一个北朝鲜。
结果证明，极权主义只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现象。它是有史以来最充满野心的非民主赌局，而且表现极差。现代的独裁者往往利用民主制度与威权政体之间的模糊空间，会想办法让人民满足，赢得人民的支持。假如没办法让人人高兴，他们也可以透过恐吓以及特定的威摄方法，让异议人士无所适从。
作者在书中分析指：远远看上去，世界上许多威权国家看起来好似民主国家，其宪法也有行政、司法以及立法等权力分立，但还是跟民主国家有重大差异：某些国家只有一个立法机构，而非双层的上下议院制度，某些职位并不是选举產生，而是由上级指派，而权力监督的程度也有异。然而这些威权国家的许多机构，其特征──至少在纸上──看起来与最稀松平常的欧洲民主国家非常类似。

高新：对周永康案的进度不能盲目乐观

Posted: 30 Jan 2014 12:12 PM PST

巴丢草漫画：大老虎

笔者本专栏上篇文章完成之后，关于“周老虎”案的最新信息是笔者浏览过的各大境外中文网站上全部转述了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关于周永康贪腐案的调查工作“已进入尾声”的“消息人士”的说法。

《南华早报》1月29日报道中称中共政权已经对高层干部通报了此案的信息。报道援引熟悉传达案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调查只限于周永康的经济腐败问题，而且涉及的金额比一些媒体报道所提到的数据要少得很多。

该篇报道的真实性如何暂且不论，但文中所谓“调查只限于周永康的经济腐败问题”百分之百会被日后正式公之与众的官版周案内容所印证。正象是笔者上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习近平政权在处置周永康及其马仔们的过程中百分之百会避开“政治”因素。

自境外媒体上最早揭露周永康及其亲属涉嫌巨额经济犯罪至今已经两年有余，一家境外媒体半年前“披露”出中共北戴河会议上决定查办周永康的“内部消息”后，又于近日再发“确切消息”，把周永康被“双规”的时间定为去年十二月。无论这些消息来源在时间上的出入有多大，但去年下半年里随着周永康分别在石油系统、四川省官场和中央政法委这三个系统的最重要的马仔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这三个正省部级贪官的落马，笔者本人也越来相信习近平这位“壮士”还真得是有一股子“断腕”之勇。如果周永康真的是向赵洪柱或“专案组”的其他什么人说过“亲者痛，仇者快”的话，肯定也是“专案组”向他传达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之前说的。

下笔至此，笔者突发联想，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的讲话中发誓要“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时，也许就是在反击周永康所谓“亲者痛”的说法。共产党人口中宣传的一向都是“立党为公，大公无私”，从党性出发即使有“大义灭亲”之必要都会“义无反顾”，何况你周永康过去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怎么可能与同为“中南海发小儿”的习近平与薄熙来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所以话题还是可以回到我们上篇文章的题目“不怕‘亲者痛’，只忧‘仇者快’”。

所谓“只忧‘仇者快”，担心查处前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会“因此而成为敌对势力否定过去十年时间我党政法工作，特别是维稳工作的口实”。这也许正是周案已经被外界热炒了这么长时间，中共政权在距今两个月前还没有在内部做出对周永康该怎么样或者不该怎么样的决定。

笔者在这里界定出两个月前这一非常具体的时间范围是以周永康的大名最后一次与习近平、胡锦涛等人一起公开见报（当然说的是中共政权的官报）时间为事实依据的。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上网查寻一下2013年11月26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刊登的 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浙江大学教授王承绪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中称，王承绪先生住院、病重期间及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周永康......等前往医院看望、慰问家属或以发唁电、送花圈等不同方式表示吊唁。
如果说周永康借此机会让自己的名字公开见报是为了对外表示自己“没事”，不如说他是借此机会试探台前党内决策者是否已经有了拿他为反腐祭旗的动向。试探的结果是虽然中共高层当时没有下令阻止他借此机会“公开曝光”，也没有指示浙江方面在地方党媒的报道中采取如今习近平等春节“看望老同志”的新闻稿处理手法，用一个“等”字把周永康和其他所有除习近平、胡锦涛之外的“领导人”名单全部省略，但中央媒体，包括中国教育报当时都没有转载浙江日报的这则消息就有些反常了
搜索一下百度网站的新闻栏目，正面报道周永康的条目无数，最近两条一是前面已经说过了，倒数第二新的则是深圳特区报9月4日一则原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王宁同志遗体于9月4日在广州火化的消息，周永康也是和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等人的名字一起出现。

也是这两天发生的故事，有外界媒体注意到以周永康英文名Zhou Yongkang在百度搜寻，却能搜寻到周永康涉贪腐被调查，甚至周永康密谋暗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试图政变的英文报导。及时捕捉到这一细节的外界媒体认为这是“中南海对周永康立案调查秘而不宣，任由海外媒体披露相关细节，或有意间接对外放风。”但本人更倾向于相信这是中共网警的失职。

笔者落笔此文前刚刚在百度的“知道”栏目里查了一下，页面上的回答是“抱歉，暂时没有找到与周永康相关的问题”。接着又在百度的“贴吧”栏目里键入周永康三个字，给出的结果是：“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相关结果不予展现。”。百度网页栏目里输入周永康后，也会被提醒一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如果在这两个栏目里键入习近平或者温家宝等人的名字，结果也是一样的。这说明截止目前，在关于自己的负面新闻和负面网评一律被网警及时拦截或清除这一点上，周永康和习近平等所有高层领导人包括退位领导人的待遇仍然还是一样的。

不过，笔者到是意外地在百度百科里查到了“周滨”的词条内容。因为外界一直有媒体说周永康的这个儿子的真名应该是“周斌”，笔者查了没有，所以才试了“周滨”，百度百科里关于他的最新内容是：

周滨，男，汉族，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公司原董事长。周滨岳母是詹敏利，岳父，黄渝生。妻子，黄婉。毕业于四川省的西南石油大学。因中石油腐败案出名。

当然，如果这个词条的编辑曾经把周滨与周永康的父子关系写进去，也已经被网警们过滤掉了。

从中国大陆境内公开媒体仍然在周永康问题上被彻底禁声的动向看，周永康案在春节之后即会被共政权自己对外公布的推测还是有点乐观了。自由亚洲电台已有报道说：章立凡猜测，周案结果有可能很快公开的另一个原因，应该和不久前国际记者同盟曝出的中共高层包括习近平和温家宝家族"离岸财富"有关，这则报道疑为周永康等政治力量为挽颓势而打出的一张大牌......。从双方出牌的节奏来看，最后摊牌的时间到了。

笔者在数月前的一篇文章里已经说过，人们都还记得当初随着薄熙来夫人杀人事件的败露和本人的倒台，温家宝“家族巨敛暴富”和“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的新闻先后被美国的英文媒体率先爆料并大肆炒作，周永康难脱嫌疑。要知道周永康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委二把手和一把手整整十年，在此期间其手下的秘密警察系统在监控“境外敌对势力”的同时肯定也随时汇总了大量的中共中高级官员当然也包括退休官员们的子女和亲属的“涉外活动”，特别是涉外经济活动的一手情报。也包括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在内的所有中共在位及退位高官中的哪一些个的子女和亲属们都和周永康的儿子及儿媳一家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周永康比谁都清楚，比谁都知道得多。基于此，笔者到是认为所谓“离岸财富”名单的“及时”曝光，也许会影响中共高层尽快了断周永康案的决心下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付军：法西斯的道德底线

Posted: 30 Jan 2014 11:58 AM PST


    德国驻军少校克鲁伯一上任，就接到集团军参谋在李斯特将军的命令，让他到比利时威苏里的荣誉军人院枪毙一头名叫“骑士”的公牛。
    此时是二战期间的1941年，德军刚刚入侵比利时，并占领了疗养胜地威苏里城。少校十分不解，将军为什么和一头牛结下冤仇。
    原 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李斯特将军还只是个少尉，在索顿河战役中，比利时人为了突破德军的雷区，组织了六十头公牛开路，领头的公牛撞瞎了李斯特少尉的右 眼，但那公牛也因踩中地雷被炸伤一条腿。就在李斯特拨枪要杀掉这头公牛时，一发炮弹飞来把他震晕倒了。李斯特由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变成了独眼龙。后来他得知 那头公牛是那次战役中唯一幸存的牛，战后被送进了威苏里荣军院。
    然而，当克鲁伯少校带人来到荣军院，拨出手枪要枪杀它时，被俘的比利时军人都怒吼起来，一个比利时军人走出人群，对克鲁伯说：“少校，我是比利时陆军中士约瓦克，也是这头牛的勤务兵，根据《日内瓦公约》，你不能杀害这头牛，你必须把它当作战俘对待！”
    克鲁伯少校一楞：“把一头牛当作战俘？笑话！”
    约瓦克郑重地拿出一张纸递给他。
    克鲁伯少校一看，是奥波彼德国王给这头牛的授勋令：“授予‘骑士’比利时王国陆军上校军衔，颁二级荣誉勋章……，1917年12月11日。”
    克鲁伯少校傻眼了。这是头有军籍的牛，而且军衔比自己还高，按照《日内瓦公约》，他确实无权枪毙它。他只好把它关到战俘营里，然后把这个意外情况电话报告给李斯特将军。
    李斯特将军告诉他：“那就在战俘营里合法地处理它，我不相信它在那里什么错也不犯。”
    这是2010年第23期《读者》中《特别战俘》一文中所描写的故事。读到这里，我以为“骑士”死定了。对于法西斯军人来说，在战俘营里处死一头牛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比如可以让他“躲猫猫死”、“喝水死”，用“鞋带自缢死”等等……
    出 人意料的是，德国法西斯少校克鲁伯“笨”得出奇，他偏要“依法”处之。根据德军战俘营的有关规定，战俘严重抗命或者逃跑，是可以当场击毙的。于是克鲁伯就 让骑士拉木头、干重活儿。但骑士并没有违抗命令，只是拖着一条残腿一瘸一拐地拼命拉车，几乎要累得倒下。战俘们开始骚动，对克鲁伯提出抗议“这头牛已经 26岁了，按照牛的寿命，它已属于老年，你让一个老年军人干这样重的活合适吗？你是想累死它，你这是在犯罪！”
    少校只好给骑士放假，故意让士兵把营区的大门打开，外面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在通往草地的路上密布着地雷。
    骑士果然被营地大门外的青草吸引，它慢慢地走过去，可当它走到营区门口那条立有骷髅标志的白线时，却转身回到了营区。
    少校没想到骑士居然明白什么是警戒线。惊讶之余，他了解到，在索顿河战役后，受伤的骑士曾被德军俘虏，在集中营被役使了三个多月。后来德军战败，骑士重新回到比利时，受到国王的册封。
    少校欷虚不已，骑士居然是第二次进德军的集中营了！他不禁对骑士肃然起敬。他决定给老牛正常战俘的待遇。
    一个月过去了，骑士依然活着，这让李斯特将军十分恼怒，他把克鲁伯少校叫到司令部臭骂了一顿，问他为什么不讲政治，为什么不考虑纳粹党的利益问题。少校辩解说：“我和我的士兵都是有荣誉感的军人，大家实在无法对一个有战功的动物下手。”
    读 到这里，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如果我们是法官面对上级，要他作出枉法裁判时，敢不敢比一个纳粹军人更有勇气向上司说出这样的话：“长官，我是 一个有法律信仰的人，我实在不能让你的权力强奸我心中的法律女神。”当然，我的这个念头仅是一个幻想，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怎么与当年的纳粹德国同日而语。
    听 了少校的逆耳之言，将军的独眼里冒出了火：“那好！既然它是一个特殊的战俘，那就需要一个特殊的守卫来看管它。”说着，副官牵过一只德国特羊犬。将军说： “这是我的护卫犬，名叫‘野狼’，我已签发命令，授予它陆军少校军衔，从明天起，这条军犬负责看管那头蠢牛，不管它对那头牛做什么，你们都不能干涉——动 物的事情交给动物去解决。”
    少校只好把野狼带回集中营，把它和骑士关在一起。野狼攻击骑士，骑士奋起自卫，最终野狼败倒在地。骑士抬起前蹄，正准备给野狼致命的一击，这时，它却突然放下前蹄，放过了野狼，然后喘息地走到一边卧了下来。野狼也从地上爬起来，躲到很远的地方，再也不敢靠近骑士。
    令人惊奇的是，第二天，人们发现野狼居然与骑士成了莫逆之交，不管骑士走到哪儿，野狼都十分忠诚地护卫着骑士，谁若敢呵斥骑士，野狼就会龇牙冲谁狂吠。
    接 到报告的李斯特不能相信，自己一手训练出的野狼居然会和敌人成为朋友，他赶到集中营，下令处罚“叛徒”，把野狼当众绞死。看着士兵对野狼行刑，骑士竟挣脱 看守，连续撞倒几个行刑的士兵，救出了野狼。将军气疯了，他拨出手枪，要亲手枪毙老牛。可他没想到，就在他枪响的一瞬间，野狼一跃而起，挡住了射向骑士的 子弹，枪声之后，野狼鲜血迸流，一声不响地跌落在地上死了。
    骑士悲吟着走上去，跪在野狼跟前，用舌头舔着朋友的尸体。
    李斯特再次抬起手枪，对准了骑士，骑士毫无畏惧，默默地看着他。
    五分钟后，李斯特的枪口无力地垂了下去，他吩咐少校说：“按军人的标准安葬野狼，善待这头老牛。”说完，便默然离去。
    三天后，比利时境内所有战俘营部都接到了李斯特将军签发的命令，严格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战俘，禁止一切虐待和虐杀战俘的行为。
    战后，第六集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处决，而李斯特将军因为其签发过保护战俘的命令而得到了比利时人民的谅解，他未被起诉，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我以为，这是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挽救了这个纳粹军人。
    看完这篇文章，我的眼睛几度湿润。我感叹，在中国的民间，这种人生的光辉尚在闪灼发光，而在我们的一些官员的心中，为何荡然无存？刑讯逼供，虐杀访民，暴力拆迁，为了自己的一已之私或面子不惜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们的人性底线究竟在哪儿……

 参阅文献：
    《特别战俘》，载2010年第23期《读者》，作者：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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