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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5, 2013, 6:07:24 AM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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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Oct 2013 09:29 PM PDT 由于美国参众两院未能就政府预算达成妥协，从10月1日起，美国政府停摆。 两院之所以在政府预算问题上僵持不下，原因是共和党反对民主党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医改法案。 17年前，美国政府也停摆过一次，那次停摆的起因也是共和党反对当时的民主党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 从历史上看，全世界第一个实行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是英国。1948年，在工党主持下，英国建立了全民公费医疗体系（简称NHS）。去年伦敦奥运会，英国人还骄傲地把它的这一成就展示于开幕式。 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建立起了全民医保，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推动全民医保的建立。 然而，全民医保制度也引出很多问题，招致很多争议乃至反对。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陷入财政危机，债台高筑，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出在全民医保上。 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全民医保问题上尖锐对立。不少论者指出，这种对立深刻地反映了两党在价值观上的重大差异。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反对大政府；强调个人选择个人负责，反对政府越俎代庖借花献佛，奖懒惩勤；如此等等。 我以为上述说法未免失之笼统，失之泛泛，并未触及到问题的特殊性。 我们知道，全民医保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或福利体系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很多人都怀抱这样一种理想，希望一个社会能够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养得起老，等等。这种理想并不必然意味着让国家包办一切，但总是要求政府负起某种责任，至少，是要政府承担起“保底”的作用 。 我们看到的是，在今天，起码是在发达国家，上述社会保障体系清单中列出的大部分条目都已经得到实现。 就拿人人有饭吃这一条来说吧。这在美国早就不成其为问题。且不说一个人由于天灾人祸丧失谋生能力，就算你是游手好闲而一文不名，除了民间慈善机构外，还有政府的有关机构给你提供免费的吃喝。有衣穿的问题也早已解决。不错，美国还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但他们露宿街头并非因为无处住宿，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修建了足够多的收容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只是有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缘故不愿意去（参见我写的《从美国的无家可归者谈起》）。 为什么在吃饭穿衣等问题上实行社会保障较为容易、也较少争议，唯独在医疗保健问题上那么困难、有那么多争议呢？依我看，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人对吃饭穿衣的需求，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到饱和，而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却具有很强的延伸性，几乎永无止境。 人的肚子就那么大，每天需要的热量和营养也就那么多。千百年来，人类在食物方面没有多大的创新和进步。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只要政府调配得当，从富人交的税中拿出很有限的一部分，就可以保证让最穷的人也能吃上饭吃得饱。在高度发达的国家，穷人也能够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富人无非是能吃得更花样更美味而已。 然而，治病和保健的问题就不同了。就在过去这一百年间，人类在医学上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均寿命以及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很多原先的不治之症都能得到医治。于是，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和期待也随之大幅提高了。尽管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包括政府－－可以用来花在医疗和保健上的钱越来越多，但由于人们对医疗保健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因此总是达不到饱和，得不到满足。 譬如在过去，人得了心脏病只能服用药物。起初，药物很贵，穷人买不起；随后，由于制药技术的发展，成本降低，药物的价格也下降了；再加上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一般人也能买得起药了。在这时，政府只消投入有限的资金，就可以保障让最穷的人也服得起药。按说在这时，心脏病患者看得起病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但其实不然。因为在这段期间，医学技术又有了重大的发展，人们不但发明了新的药物，而且还发明了人工搭桥，发明了人工心脏，甚至还能进行自然心脏的器官移植。于是心脏病患者自然不再以能服用药物为满足，他们都希望能得到更好的治疗，而更好的治疗需要花更多的钱，一般人又出不起了，政府投入同样的资金又不够用了。这里还不说器官移植的特殊困难，连可供移植的供体都大大地供不应求。因此政府不管花多少钱都还是满足不了患者的需要。 第二，当我们说要保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我们实际上给出的标准是一种比较低的标准；当我们说要保证人人看得起病，有病了能得到医治，我们给出的标准却常常是比较高的标准。 在美国，政府给无家可归者修建的收容所，给低收入者修建的廉租房，在质量上都属于中等偏下的档次，但它们毕竟还是满足了人对住宿的基本需要，如遮风挡雨，保暖御寒，因此也就可以了。可是医疗保健的问题就不能照此办理。如果一个国家建立起全民医保，但是它给穷人提供的医保只限于小伤小病，不管大病重病；或者是只给穷人提供低质量的治疗不给高质量的治疗，那就说不过去了，因为那不符合建立全民医保的初衷。 问题就在这里：让人人都“吃得起饭”和让人人都“看得起病”这两件事，乍一看去差不多，好像是一回事，其实却很不相同，是两回事。解决住房问题，只是让穷人也有房子住，并不是让穷人住上和富人一样高质量的房子；但解决治病问题却意味着让穷人也能得到高质量的治疗，而不是说穷人只配得到比富人更低质量的治疗。在解决“吃得起饭”的问题上，我们给出的是低标准，是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就可以满足的；在解决“看得起病”的问题上，我们给出的却是高标准，而且水涨船高，有如无底洞，是政府无论花多少钱都不可能满足的。 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正如高质量的住房，按定义就是稀缺的，就是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今天的医疗技术，几乎已经可以无限制地维持一个垂死者的生命，只要给他配备上足够的器械、医生和护士。但要让所有人都得到这样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则注定是不可能的。这就引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应该由谁，根据什么理由来决定，谁将受到这样的治疗，谁将不再受到治疗，以及将给予谁什么样的治疗？ 一种办法是靠市场：谁出得起这笔钱而又愿意付出这笔钱，谁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治疗。这种办法确实对穷人不利。人们建立全民医保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穷人生病也能得到良好的治疗。实行免费医疗的结果自然是使所有的人都看得起病，但由于高质量的治疗必然具有稀缺性，僧多粥少，于是就只好排大队，依先来后到。第一个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英国早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看病要排大队，动一个外科手术常常需要等好几个月乃至一年多，有些病人没等上手术台就死了。有病看得起的问题解决了，等不起的问题又冒出来了。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如今，有不少国家都实行了全民医保。各国的具体做法有很大差别，但也都有不少弊病。过去美国没有全民医保，不过有其他很多形式的医保，其效果也是有利有弊。奥巴马的医改计划很细致很复杂，应该说是认真参考了其他国家全民医保计划的利弊得失，但是其中包含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令人满意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自然很多，不排除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利益集团的作梗，但我这里强调的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问题本身。一般人往往把“看得起病”和“吃得起饭”“穿得上衣”等问题相提并论，其实它们彼此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至于谈到中国，卫生部长声称中国的医保计划已经覆盖全民，是如何如何的高明。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医保的问题，还不是福利低的问题，而是像秦晖教授早就指出的那样，是负福利的问题。偏偏是作为高收入群体的官员享有最高级的免费医疗保健服务。有些御用学者居然对民主国家的医保制度说三道四，并对中国的医保制度大唱颂歌，实在令人不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 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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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Oct 2013 02:27 PM PDT
附图：
1，《胡绩伟郑重声明——详述动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经过和看法》等报道。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头条
2，《万里滞沪传因须治病，人大常委会议难召开》1989年5月16日香港文汇报头版
3，《六名人大常委“辟谣”，本报特作四点说明》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
4，秦川（原人民日报总编）、林丽蕴、平措望杰、王同生、刘大年（历史学家）委员签名真迹。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
5，《就六常委否认事，澳门日报作说明》1989年5月31日香港文汇报头版
6，2012年10月17日，赵紫阳93岁冥寿日，90岁杜导正到赵家紫阳书房留言，叙述胡绩伟的临终遗言。
7，2013年8月25日，上世纪80年代同在中南海工作的两老同事曹思源（右）和俞梅荪回首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8，2013年6月19日，俞梅荪在胡家绩伟书房和胡雪滔夫妇回首话当年。
9，2008年10月10日，左起李洪林、孙长江（立者）、胡绩伟、郑仲兵（立者）、于光远、施滨海（立者）、朱厚泽等聚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委员权力第一人
——社会危机时刻的智勇者胡绩伟周年祭
俞梅荪
2013年9月16日是胡绩伟周年祭日，他在“八九六四”的壮举，恍如昨日，如一颗耀眼的启明星，照亮我国宪政民主法治之路，照亮我国议会民主政治之路。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精神是我的楷模，将永垂不朽！
胡绩伟1937年加入中共，1977年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在胡耀邦总书记支持下，开明办报，为民鼓与呼，深受民众喜爱，甚至有不少农民拿着《人民日报》向官方交涉维权之事。他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观点，被胡乔木（政治局委员）批评，1983年被迫辞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8年起，我任顾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秘书，有幸见证“八九学运”戒严后，胡绩伟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惊动政坛和民间社会，使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民众看到“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希望，成为6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委员权力的第一人。
悼念耀邦 呼唤民主
在1989年4月4日结束的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我多次见到被下台而深受人民爱戴的前总书记胡耀邦，10天后耀邦去世。
4月21日晚，数万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前露宿，等待送别敬爱的胡耀邦。22日上午，我前往送别，随参加追悼大会的人们临时由人民大会堂东大门改道北门进入。大会结束后，胡耀邦的灵车从西门悄然驶出，避开等待送别的学生，前往八宝山公墓。26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激起27日学生大游行和5月13日开始绝食请愿，各界人士纷纷上街声援。半个多月来，涌向天安门广场呼唤民主与法治的民众浩浩荡荡，每天达百万之众。
5月19日晚10时，我在天安门前，高音喇叭突然播放李鹏总理宣布《戒严令》。随后传来，大批军车被市民拦截在六里桥等地。子夜，我赶到公主坟、六里桥等三环路外，看到大量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被市民围住说教，劝其撤回，双方僵持。有军官喊道：“我们奉命而来，不知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保证不开枪！”
危机时刻发起“紧急会议”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持续一月，赵紫阳总书记反对戒严镇压而被下台；20多万大军兵临城下，被百万市民拦截和抗议，面临流血冲突；党政军各方陷于乱局之中。
5月17、18、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胡绩伟、江平、秦川等24位委员三次聚首商议并联署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危机，行使《宪法》赋予委员的基本权力。《建议书》全文如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为此，我们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会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胡绩伟、江平、秦川等24人签名
1989年5月21日
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和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在读博士生）受胡绩伟委托，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京委员在《建议书》签名联署，他们到中南海找我请顾明签名。
当时，顾明随万里委员长出访加拿大和美国。他们说：“顾明如在，一定会支持。”因未经顾明同意，我无权代为签名。
接连三天，他们征集到不少委员在《建议书》签了名，11位委员得知此事表示同意，共达57位，超过常委会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接近半数。
5月24日，胡绩伟亲笔致信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和彭冲副委员长，分别报送由57位委员联署的《建议书》。由于万里在改革开放中政绩卓著，近来不断发表“广大学生是爱国的”讲话：日前他在国外的讲话十分开明，国内各界对他寄予厚望。
据赵紫阳回忆录（2009年港版）：“5月21日，乔石（政治局常委）来说，如不是邓小平调更多军队来京，悲剧可能避免。现在军队进不来，《戒严令》不起作用，成百万学生和市民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门广场，首都将瘫痪。我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由最高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此前彭冲找我说，副委员长会议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真（前委员长）也赞成。”
5月24日，新华社报道，万里一行将提前回国。广大学生和市民举行环城大游行，口号有：“万里回国，人民期待”、“立即召开人大紧急会议”、“罢免李鹏”。
25日，我到首都机场接万里一行的专机，接到顾明，却不见万里，他被留在上海。两天后，我随顾明到机场接到万里，其秘书孟晓苏向大家解释说：“万里在上海逗留是‘正常’的。”
27日，顾明问：“听说香港报载有委员建议召开紧急会议，我也在其中”。我告知事出有因，但未签名。顾明要我查实。我打电话给曹思源，他立即赶来中南海向顾明解释：“港报上确有顾明联署，是差误而道歉。”
5月30日晚，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华社报道《四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声明》如下：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载，有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呼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5月26日《澳门日报》登载同样的消息。这两个报纸上登载的签名中，都有高登榜、王厚德、顾明、宋汝棼的名字。我们四个人从未见过这个签名信（当时顾明正在国外），根本没有在这上面签过名。这种盗用我们姓名的做法，是对我们的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严重时刻，编造谎言，混淆视听，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别有用心。
在5月25日之前，曾经有“四通研究所”的人打电话给王厚德和宋汝棼，说是受某某委员的委托，希望在一封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的信上签名，王厚德和宋汝棼均未表示同意。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常委会委员签名，他们要插手？更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没有得到同意之后，竟然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编造假情况？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查清，追究其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高登榜 顾明 王厚德 宋汝棼
1989年5月30日
另有李琦、刘大年两位委员发表声明被“盗用名义”，要求追究法律责任。
5月31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头版头条刊载《胡绩伟郑重声明——详述动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经过和看法》。胡绩伟指出：“1，签名信的内容，只是要求立即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其中并无要求罢免李鹏总理的话。2，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无论本人要求，或者联络其他委员签名共同要求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都是履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神圣职责。我仍然认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紧急关头，召开紧急会议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3，我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来代为广泛征求各位委员的意见，是完全正当的。他们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我衷心感谢。4，国内报纸不刊登我们几十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签名信，我很难理解。如果大道畅通，如实刊登，就可避免小道传播，以讹传讹……”
当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刊载《有关六名人大常委“辟谣”事——四通研究所发表声明澄清》，介绍在征集各位委员签名的经过并指出：“除顾明，其他委员的签名或表态支持确有其事。”报社编辑按这四位委员的姓名作打油词。我只记得：“顾明不明”，“厚德不德”。还刊载了刘大年（历史学家）、秦川（原人民日报总编）、林丽蕴、平措望杰、王同生五位委员的签名真迹。报纸配发的编者按指出：“作为人民代表，应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倒打一耙。某委员是历史学家，应有史德，不能任意拿捏历史。”
胡绩伟挨整被罢官
6月3日晚上10时，戒严部队的坦克、装甲车强行挺进天安门广场，沿途成百上千位学生和市民被枪杀。
三天后，曹思源之妻告急求救：“曹思源、李曙光和其助手李女士等三人在6月3日早上失踪，万分焦急。”我向北京市公安局的老同学打听，得知他被抽调秦城监狱负责预审被捕的曹思源等“反革命暴乱分子”。
我悄悄去胡绩伟办公室看望，胡老不在，其秘书常大林在办公室写材料，忧心忡忡，我慰问几句悄然离去。
6月30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北京市长陈希同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指出：“在某位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我在《会议简报》上看到委员们一致拥护“平息反革命暴乱”和批判赵紫阳的言论，人人自危，竞相表态；胡绩伟被围攻，受到各方严厉责问和批判。在简报上我没有看到胡绩伟和顾明的发言。
6月29日至7月6日的会议，经与会131位委员表决通过：“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提请，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通过陈希同的报告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初步审议了《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
会议期间，根据部分委员的意见，7月3日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张承先、孟连崑、顾明、王伟四位委员组成小组，对胡绩伟委员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事件，进行调查，并向委员长会议提出调查报告。”
之后的两月，胡绩伟专案组三次通知顾明开会，两次送来绝密材料，标注顾明亲启。我听到专案组办事员对顾明说：“正在加紧对胡绩伟的审查，又有的新突破。”我深为胡绩伟捏把汗。一向坦率的顾明从未对我说起胡绩伟有什么不妥之处，也没要我为他整理调查意见。
9月底，我到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找其杜秘书办事，无意中看到决定撤销胡绩伟一切职务的红头文件，很震惊。
之后，胡绩伟专案组未再通知开会，我也未见结案报告。据悉，胡绩伟案的事实查清后，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和彭冲副委员长均认为胡绩伟是正当履行委员职责，不能视为非法或违纪，不予处分。
1990年3月1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经与会114位委员表决通过：“胡绩伟因支持参与动乱并有侵权行为，已被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了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胡绩伟的代表职务被原选举单位罢免后，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被相应撤销。”
3月28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彭冲副委员长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在北京发生动乱的严重时刻，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又企图迫使人大常委会撤销国务院的戒严令。全国人大常委会顶住了这股逆流，认为国务院依照宪法规定，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必要的、合法的，坚决支持国务院依法行使职权，制止动乱和平息暴乱，维护了宪法的尊严。胡绩伟委员支持参与动乱，并有侵犯其他委员权利的行为。现已依法撤销其职务。”
胡绩伟所在党组织——中共人民日报社党委，做出开除胡绩伟党藉的决定，上报中央，因一些元老反对，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猴子变人，直立行走是飞跃。但是，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猴子是要被同类咬死的。
1990年9月，施滨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杂志记者，因参加“六四”学运而被关押一年刚释放）来到北京，邀我同往胡绩伟家探望。晚上8时，我俩在黑暗中找到东单煤渣胡同3号胡家，悄然绕到后门，隔窗看到胡老在家，推门进屋。不速之客的闯入，使胡老意外。刚坐定，施滨海介绍我是顾明的秘书，胡老怔住了，惊恐而束手无措。我赶紧欠身鞠躬，表达景仰之情，他才缓过神来。
我说：“顾明过去曾说：我历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而从不整人。”我俩问胡老一些家常，感受其内心镇定自若，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深为忧虑。因怕被人发现，我俩匆匆告辞。
积极为胡绩伟工作的秘书常大林挨整后，被调往《光明日报》社所属《博览群书》杂志。2001年夏，我去看他。他说：“近年来，胡老深入反思，不断有文章在港刊发表，他辛勤撰文百万字，自编自印《胡绩伟文选》数集，广泛赠送。”
全国各城市许多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市民被以“反革命暴乱分子”而判10年以上重刑，不少学生被通缉而流亡海外。
胡绩伟的反思与呐喊
胡绩伟撰文：“八九民运被武装镇压，大规模的政治批判和组织清洗运动席卷全国，还谈得到什么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制度，但在以党代政，党包办一切、决定一切的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完全成为党的下属组织和政府的附属单位。党中央越来越变成破坏民主和法治的专制独裁的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大屠杀，人大常委会不能问也不敢问，连开一次紧急会议来议论一下都不行，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样的民主和法治，被标榜为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岂不是玷污了社会主义吗？哪里有一点民主的气味呢？”
胡绩伟指出：“赵紫阳主张在‘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是正确的，罢免其总书记职务是违反党章的，被软禁、被监控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胡耀邦是一心为人民着想的伟大领袖，他当政时期为党为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邓小平‘逼宫’把胡耀邦逼下台，是历史的罪人。胡耀邦的冤案应当平反。”
胡绩伟精神感召我依法为民维权
胡绩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精神是我的楷模。我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被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而交上海市委窃取，且栽赃陷害而冤狱三年。刑满后，我致力于社会底层民众的法律问题，探索用宪政之法来为弱势群体维权，其中成功的两件实事成为法律界的先例，受到老首长顾明、法学家江平和于浩成前辈的热情鼓励。
2002年3月，游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废止恶法。2002年1月1日国务院新颁《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实施，把所有的单位和个人使用非正版软件，统统定为非法并处高额罚款而成恶法，各地民众群起而反对。我参与游说“两会”代表、委员，由全国人大37位代表提交《议案》和全国政协17位委员提交《提案》，要求修改或废止《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当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把软件保护限制在商业使用范围内，极大的缩小了打击面。
2004年3月，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失地农民的“万民折”。1995年河北省建桃林口水库，四万失地农民因移民安置款被当局挪用，上访8年而被警方残酷打压，很惨烈。“两会”前夕，我参与指导广大移民提出罢免唐山和秦皇岛两市党政领导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书》，唐山一万四千位失地移民踊跃签名联署，秦皇岛近万失地移民签名被警方追捕而收缴。我冲破警方追捕，把唐山的“万民折”呈送全国人大会议秘书处和吴邦国委员长，虽未得到回复，但“万民折”震动朝野，震动两市党政领导，使之对广大移民的维权上访，改打压为安抚，用五亿元彻底解决了四万移民常年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的老大难问题。
胡绩伟在位时主持起草“新闻法（草案）”；被撤职23年来，上书要求落实宪法第35条“言论和出版自由”（笔者参与签名）；积极呼吁为“六四”翻案；支持1957年反右派运动受难者依法维权等等。
胡绩伟在弥留之际的临终遗言：“要给‘六四’平反！”
近年来，中共体制内呼吁政改的开明智者张显扬、朱厚泽、李普、谢韬等前辈相继辞世，历史的重任正向吾辈袭来。
▲2012年9月16日，胡绩伟去世当时，我仓促撰文《动向》杂志2012年10月号，受到师友们的热情关注。这是重大历史事件，要力求准确，近月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1989年5月香港《文汇报》对“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一系列报道，与当事人曹思源和施滨海核实情况，纠正差误，重新撰文，为胡绩伟周年祭。本文经曹思源审定。
▲本文原载《揭露》杂志2013年10月号和《胡绩伟周年祭纪念文集》。现又作修改，为最后定稿。于2013年10月1日
附件1：杜导正在赵紫阳93岁冥诞日，在赵家紫阳书房留言
老上级（紫阳）：
我与《炎黄春秋》同仁和我家人看你来了，永远不可能忘记你。（上月）胡绩伟逝世前我看望他最后一面，他握住我的手不愿放开，吃力地说了几个字：“要为‘六四’平反。”我说记住了，这一天必到来。这是历史，谁也没有办法（阻拦）。
杜导正（夫妇率五子女）2012年10月17日
附件2：杜导正在赵紫阳8周年忌日，在赵家紫阳书房留言
紫阳同志：
今天是你的第八个年祭日，我们又看你来了。你的老朋友、老下级林若、杜瑞芝，近期走了，对你有点看法的，但忠于邓、胡、赵主张的吴江老学者近日也走了。去年九月十六日，崇拜你的《人民日报》老社长胡绩伟同志走了。走前四天我去探望他，他面色尚好，头脑清楚，不像老李锐告我的话：“不行了，你快去看。”我与他握手良久，他久握不放，咬字说：要为“六四”平反。我懂了他的意思。一批工作的老朋友，走了，我有悲凉感，但这是规律，人奈何不得。但我又想，这也很好，你们在冥冥世界大可许许多多志同道合者，要汇集成一个强大的团队，云上聚之，论说国家事，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出点子。
中共新班子上台，大家还是抱着新的希望，有的很强烈，但实践起来难度非常大。看来新班子也是摇摇晃晃，所以十一月一日我给李锐赠我的新书《国是忧思录》时（注：杜导正90岁生日聚会赠书），他要我顺便写几个字，我写：“前途难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只能无奈地尽一份力。每次到这间熟悉的，你的书房，我就禁不住想起我们聚会的佳景。会有无限的感慨，我也有许多的话要向你倾诉“无限的眷念啊”。我总是天真，总希望“六四”平反，总希望我们这个党有点出息。难说难说。
好在中年人起来了，青年人起来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会好起来的。
杜导正（夫妇率五子女）201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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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九十五大寿赋诗
一生登危走险，铺桥补路修栏。抵御风霜冰雪，抗击打压欺蛮。
累累留伤遗痛，赢得树茂花繁。远闻茉莉吐艳，喜讯风驰电传。
伟哉，人心背向！壮哉，寿追南山！
曹思源：悼绩伟
拔乱反正泽天下，九旬思想更升华。
忘年之交缘何结？一根藤上两苦瓜。
历史正邪终能辨，宪政大道乐无涯！
88岁宪政法学家于浩成：敬悼胡绩伟挽联
胡公千古
党报总编辑，宣扬政治改革，主持起草“新闻法”，保障言论自由，无私无畏；
人大常委员，支持民主抗争，呼吁废止《戒严令》，抵制镇压行动，功败垂成。
——于浩成敬挽，2012年9月17日
师友来信：
●叶光庭（90岁浙江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读此文，感慨万千！文天祥说：“时穷节乃现”，在关键时刻，人的气节自然显现出来。胡绩伟的大义大勇，在“六四”事件上迸发出万丈光芒，读此文肃然起敬。全国人大的委员如有几十人响应签名，不畏强暴，那么“六四”流血可能制止，中国的局势决不会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了！中国人呀，中国人！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你们都做缩头乌龟呢？暴政正是利用你们的懦怯！难道中国人只有做奴隶的命运吗？！
那些签了名的委员们，看到形势变化之后又出来更正的，更加可耻！在这些孬种之中，胡绩伟先生真是巍然挺立的巨人，一位大写的人，愈加显得可敬了。
此文记录中国历史的这件大事，给后世留下宝贵史料，是一大贡献。今天不再有文天祥《正气歌》“在齐太史简”中的齐太史这样的人了！要记录真实的历史，今天虽然不会杀头，但也需要勇气，因为毕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人不怕死的精神，比贪生怕死的今人，要伟大得多。中国人什么时候丧失了“民族魂”的呢？失去了这种成仁取义之魂的民族，只能逐渐腐烂，走向灭亡！
魂兮归来！愿与作者共勉！
●刘国鼎（80岁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敬佩胡老正直之人格，民主之思想和勇敢斗争之精神。宪政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中国必将走向民主。但美国式的大选，在中国一时难以实现。中国实现民主须从基层选举开始，如作者所力图推进的和乌坎已经开始实现的，然后逐层向上推行。但如今，连基层选举的独立参选人，尚且被百般非法打压，遑谈高层。中国实现宪政民主，路漫漫其修远兮！
●高越农：此文的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增加见闻和见识。对历史事件要还原真相，不掩盖，不歪曲。有人感慨，中国没有真相。所谓“60多年来，一贯说谎”。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按奈不住、情不自禁、迫不及待、铺天盖地要编造伪真相！最重要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不幸，目前是说出要紧的真相就要被找麻烦的时代。
●方能御（78岁上海第一医学院反右派运动受难者、美籍华人华盛顿政府官员）：Thank you for keeping true history. Sent from my iPad. Old people, old friends left us one followed another.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leave out true history. Thank you for your work.Sent from my iPad
●孙正荃（80岁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此文有史有情，文质皆备，作者的阅历经验心智才华正值当年，给后人留下真材实料责无旁贷，肯定比官书正史更真实更生动更富生命力，也更具历史意义。
●高积顺：作者叙述亲历的历史事件，人生一大幸事。个人的作用太小，在权力面前，无权的个人实在微不足道，但每人都怀揣善良的心，去做能做应做的事，非常有意义。
○俞梅荪答：我有幸在中南海历经邓胡赵时代的兴衰成败而反思，要努力为后人留下点史实，以鉴未来。十年来，为说真话真相，当然要付出被非法维稳监控打压甚至被打伤的巨大代价，但比起胡绩伟“一生登危走险，累累留伤遗痛。”则不算什么啦。
●黄一龙（80岁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此文结语：“历史重任正向吾辈袭来。”作者有这样的警觉，相信老人们该放心了。
●刘凤麟（81岁清华大学反右派运动受难者）：此文的真实史料使我茅塞顿开，主旋律的嘴脸暴露无遗。权贵集团之私，杀人放火在所不辞。党国之天下,岂容揭示真相，令人堪忧！以虚假欺骗支撑门面，驾驭中华！作七言：
毛邓江×邪教徒，党国天下枪杆护。口是心非刀笔吏，愚弄民众假大空。
人性天良全不顾，烧杀抢掠灭祖宗。祸国殃民六十载，自立牌坊垂史铭。
●赵敏：对于一个人的定位与评价，越客观越好，任何预设立场、带主观色彩和情绪化的过分的褒扬或贬损，都会失之偏颇，经历不住历史的检验。对毛也一样，其为伟人或为枭雄，千年后，或许能更准确地评价他。现在还不行，历史太近，反而障眼的东西太多，情绪因素和利益因素都太浓，这些都会影响客观判断
●陈华：作者的一些文章虽内容沉重，但总令我一读再读。那些点点滴滴的历史，在他的笔下重新走一遍的时候，那些志士仁人又都鲜活了回来。
●赵力：看到浸透作者心血的珍贵史料得以保存并延续，欣慰！
●胡雪滔（胡绩伟之女）：谢谢你这篇宝贵的历史记录纪念文。
新华社发布胡绩伟病逝消息和遗像
新华网北京9月27日电，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胡绩伟同志，因病于2012年9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胡绩伟，四川威远人。华西大学数学系、四川大学经济系肄业。1936年参与组织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四川日报》编辑，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总编辑，《解放日报》采访部主任。1949年后，任延安《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后，历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首都新闻学会会长，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是中共八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免去其常委会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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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Oct 2013 02:23 PM PDT
举世瞩目的薄熙来公审终于在世界落幕，这一场闹剧让全世界的现代人，以至将来的后代子孙都会看得津津有味，不是因为这个案子精彩，辩分和诉方打得难分难解，而是世界人看完后才知道：啊！原来如此，人类中竟然还有这样愚蠢的物种； 将来后人读到这个历史时可能也会大吃一惊：啊，天啦，怎么人类到了二十一世纪时，还有这么大的一不开化部落。
可能有些中国人会大不以为然，你丫，别胡说八道，俺中国已有五千年的文明，愚蠢，不开化，俺怎么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是因为中国人在这个粪坑里定居已有时日，臭气已经无法使嗅觉敏感反应，下面待我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剥开，大家再闻闻。 这个案子的第一愚蠢是中国可能最蠢的人都知道坐在审判席上的这些法官都是木偶，装样子的，他们根本没有权力来给薄熙来定罪，真正在审这个案子和定罪的人，不在法庭，而远在千里以外的北京中南海的中共政治局，直到习近平。所以大家看的审判是演戏。这样的木头审判要拿到世界上丢人现眼，是不是愚蠢？ 这个案子的第二愚蠢不但法官是假的，连这个审判的内容都是假的，全世界和全中国人都知道中共要惩罚薄熙来的原因不是他贪污，不是他受贿，而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而贪污和受贿是中国每个官员天天都在做的事，现在中国要在全世界面前不审他们真正要惩罚薄熙来的内容，而用木偶假法官来用中国所有官员天天在做的事情来审薄熙来，还要让所有天下的中国人和世界人一起看，这是不是愚蠢加愚蠢？也就是DOUBLE 愚蠢。 这个案子的第三愚蠢不但法官是假的，审判的内容是冒充的，而且最愚蠢的是这个冒充内容里面的内容也是假的，因为中国每个官员都在贪污，官愈大贪污的数目愈大，薄熙来是封疆大吏，而现在法庭审判的数目在中国只是一个村级和科级官员的数目。所以用木偶假法官，来审冒充的罪行，而冒充的罪行又是中国每个官吏都有的罪行，这个罪行被从封疆大吏的水平降压到农村干部的水平，现在要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下用假木偶来审假中假套假，这是不是愚蠢加愚蠢加愚蠢？TRIPLE 愚蠢！ 而最，最， 最愚蠢的是这个审案的是假法官，这个审薄的罪行是全党全官罪行，这个薄的罪行为了使党不过份丢人而被从大学生水平缩水到幼儿园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是无需证明，无须审判，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个个都已经早已心亮肚明，了如指掌的，而中共自己却偏要大张旗鼓搬到法庭舞台上来表演一遍，认大家亲眼看看，是不是丢人现眼到姥姥家了。 那么大家可能奇怪，既然如此，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做么傻的事？这些人整起人来，贪污起来一点也不傻，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傻到令人捧腹呢？ 也不奇怪，说简单些，他们长年说假话，做假事，已经深入骨髓，对于说谎和做骗人事的丢人性已经麻木不仁，不像诚实人那么敏感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摆平了薄熙来，如果薄熙来能够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面前认罪， 而且是在他们准许他自由讲话的情况下去认罪，即便认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罪， 自己会显得又"民主"，又"宽容" ，又"风光"，而且最后还可以将薄熙来在自我情愿的情况下关起来，这对习近平和他的委员们实在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诱惑，以至他们显头忘了尾巴，对这个事情的出丑面就不太顾忌了。 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被薄熙来的不讲信用搅得稀里哗啦。 谁想到薄熙来在法庭会来个不认帐，用他们的话说翻了供，将事情搞得如此乱七八糟，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这样不但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他们的愚蠢加愚蠢加愚蠢就被毫无薄熙来听话遮拦的情形下晾到光天化日之下，这个薄熙来实在是可恨极了。 但是从简单法理上说薄熙来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不对，既然是公审，我就有说话的权利，既然没有正式定罪，何来翻供之说。 只有与TRIPLE 愚蠢的共产党同样愚蠢的学者才会去认真分析和进一步争论这件事上薄熙来和习近平谁对谁错，去分析薄熙来到底有没有罪，因为这里本来就没有审判，而只是薄熙来答应与习近平合作演一场戏给中国和世界看，现在薄临时变卦，不演了。于是习近平恼羞成怒，不顾世界舆论，在薄全面否定罪行，否定证人的合法性的情况下，以对薄熙来不合作的加倍仇恨重判薄熙来，这个判决到了这时候法律的遮羞布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只有强权和不讲道理了。 其实愚蠢的习近平即便在最后薄熙来翻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不像现在这样丢人和愚蠢的。有一段时候大家都认为习近平虽蠢，但是不可能这么蠢，搞这么一个愚蠢的公审，让薄熙来高谈阔论，出尽风头。 一定是习近平想放薄熙来一马，用这种"民主""宽容"方式来转一个弯。 如果这时候习近平在吃了哑巴亏的情况下，能够忍痛将计就计，做出一付慈祥和蔼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是自己导演的，将薄的大部分罪行都一笔购销，只以薄自己也承认的罪行，判他三年徒刑，这时候的习近平就从会现在的蠢货样子变成大家高深莫测的诸葛亮了。 然后呢？ 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等到薄关到监狱中去了再随便找几个原因，像薄熙来拒绝改造等等加他十年二十年，对没有法律和王道的共产党还不是袋中儿戏。在共产党的监狱中，还不是习近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中国的法律是假的， 任共产党说了为是，中国的监狱又何尝不是假的，以共产党的马首为瞻。 看来这次习近平和共产党是栽了，蠢得连家门口都找不到了，他们并不输在薄熙来手里，也不是输在中国民主人的手里，而是输在自己手里。 也就是说共产党这次的凶恶输给了共产党这次的愚蠢，要不习近平怎么会吃这么大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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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Oct 2013 02:22 PM PDT
别以为你有多少财产留给子孙，绝大部分人留给子孙的资产负债表将是负数
政府正在起草遗产税法，招来骂声一片。其实，这表明政府认为公民个人的财产是可以查清的，否则无法确定应纳税额。何以能查清所有人的财产，却不能查清官员的财产？莫非官员不是人？如果官员是人，那么反对遗产税的人就很可笑，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须知官员比百姓钱多，而且更怕被政府查清。 那么多人对80万元起征点的传闻非常在意，你有多少遗产？1980年代城乡人口比例是城二农八，农民有几个遗产能到80万元的？小城市和乡镇那些下岗工人的破房子又有多少人的能值80万元？只要起征点能随通货膨胀比例上调，今后50年内这个起征点都只嫌高不嫌低！ 别因为自己有一套现在能卖100万的房产就觉得自己有很多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大多数现在拥有100万元房产的绝大部分70后、80后，他（她）的遗产将是个负数！那些房子几十年后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寿命都快到期了；而且因为1991年以后持续的低生育率和超低生育率，房屋需求超级疲软。现在矿产资源挖光了的那些矿区城镇房产，价格比附近农村还低，也比建筑成本低得多！甚至有几千块钱一套的。由于年轻劳动力短缺，老年人需要的各种服务的价格将暴涨，那点退休金根本入不敷出。能够“以房养老”也是你的幸运，大部分老人把房卖了也还是不够养老，哪有什么遗产？ 其实老人的资产不及养老费用原本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否则何以有养老育幼之说？只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和超低生育率，这种负遗产状况在二三十年后的中国会特别严重。目前中国这种城市老人普遍有大额遗产的富有状况是高人口增长率到低人口增长率的过渡时期养老、育幼负担双低的产物，并且因为社会养老刚刚建立尚未惠及农村老人而大大强化。即使没有计划生育，这种状况是也不可持续的。把目前这种城市老人的财产状况当常态，认为坐享巨额遗产而不必纳税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计生也是寄生思想。这种计生思想使得我们盼望自己的兄弟姐妹死掉并且不愿意生第二个孩子，导致社会养老更早破产。 中国政府见钱眼开，中国人也见钱眼开。生孩子要批准，土葬了挖出来焚尸，但是抗议的声音并不大。祖坟可以扒掉你的，子孙可以断掉你的，遗产税算个什么？就算你死了真的还有不少遗产，谁来继承？以北京、上海0.7的生育率，连续两代就一大半人（51％）后继无人了。对于那些“失独”且无孙子女、外孙子女的，遗产都归“国家”所有了，相当于无起征点，100％的税率，不比遗产税厉害啊？中国大陆继承法的继承人范围远比台湾继承法要窄，旁系只有兄弟姐妹一项，还是第二顺序，且兄弟姐妹如果先死了侄子、外甥不能代位继承，因为代位继承人被限定为被继承人的晚辈直系血亲。不想留给“国家”，生前送人？赠与税的税率可比遗赠税税率还高，除非你送给前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负责的红十字会等官方“慈善机构”。 理论上我同意开征遗产税，用于孤儿、精神病人子女、服刑人员子女等困难儿童的救助。救助这些可怜的孩子并非仅仅是一种慈善，而且可以大大减少将来的犯罪率，对遗产税纳税人自己的子孙有利。一方面法律应该鼓励自力更生而非依赖遗产生活，另一方面法律应当鼓励投资而非浪费；所以遗产税可以有，起征点不宜过高，宜采累进税率；但税率应当比消费税、赠与税低。不过在现今中国增加任何税种、税率我都反对，当然包括开征遗产税；因为我不知道税是怎么用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在代表我通过税法、他（她）为什么有资格代表我。 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3日发表时有多处删节。结合《“以房养老”舆论折射的国民心态》（南方都市报2013年9月30日阅读，会对中国人重财轻人有更深的体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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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6, 2013, 6:20:23 AM10/6/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铁流向中纪委投书：实行举报李长春卖官
- 余英时：习近平主导意识形态斗争
- 倪玉兰：我不会害怕（附《崔卫平：倪玉兰，倪玉兰》）
- 贝岭：今是哈維爾生日，我去哈維爾和奧爾嘉的墓地向哈維爾致意（附：哈維爾《獄中書》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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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Oct 2013 10:20 PM PDT
王岐山同志：你好！
现寄来实名举报李长春受贿千万元的亊实，希望中纪委能重视此亊，组织专人彻查。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中国书协主席张飙先生与我相交三十多年，从成都到北京，他和我都是记者，故相知相善。他作风正派，为人谦和，聪明能干，有超人的工作能力，无论当记者做总编都十分清亷出色，没点劣迹漏行，是新闻界尽知的亊。毫不过份地说，他是个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好干部。想不到這样不争名不争利的人，也受到李长春的打击和排斥。
大约是2000年2月他从科技日报社总编辑位置调到中国书法家协会出任分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时年不足55岁，是中国书协最年轻的一把手。当时中国书协又穷又破，无车无房，管理松弛，人员淆乱，是任何领导干部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可是在张飙的经营管理下，很快成为中国文联所属协会中最好的一个协会，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会员剧增，收入过线，一派新的起色。。
按程序规定：书协主席最少时间应为两届，可以干到七十岁。可他一届还未到期，年龄未过五十九岁，即被小他六岁的河南省书协主席张海取而代之，当时他十分丧气，但不表露。据内部知情人告知，是张海花了八百万元人民币，走了常委李长春的后门，再经中宣部长刘云山出面指压全国文联，硬把张飙拿下换上庸人张海。此后张飙被安排到中国文化艺术报社作社长。他毫无怨言，直到六十岁退休。退休后他自筹资金，组建了自负赢亏的中直机关书协，任会长。接着在国内外举办了不少活动，其影力远远超过中国书协。
作为一个退休干部、共和国公民的我，对此亊极为不平，多次想向中央反映此一不公不义的事情，但因李长春是中央常委，权力太大，且有刘云山的支持，为身家安全计我只能隐忍不发。
十八大后，国家政局有了新的面目，习总书记反贪治吏的国策雷厉风行，甚而提出“大小老虎一齐打”，“摘去常委免死牌”，使国人看见了中共复兴的希望。两月前我去看望文化界一位有影响的遗孀，她送了我一幅张海的字，笑着说：這字过去不值钱，现在可值钱了。這四平尺字可卖到三万元。我道：听说他這主席是花八百万买下的，是不？遗孀回道：是一千万！唉，没有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在卖官发财啊！
无独有偶。半月前我与几位字画商聊天，一聊到张海，大家不约而同地说：他的字不乍的，现在值价是因为他是书协主席，可那主席是花一千元买的。
李长春卖官，张海买官，在文化界己是个公开的秘密，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绝非谣言或谣传！民间有句俗話“无风不起浪”。这浪太大了一啊！！
李长春劣迹斑斑，在河南做省委书记时就做了不少坏事，搞“卖血发家”，给河南省留下巨大的灾难--爱滋病。到中央后恶习不改，继续为非作恶。据说他的女儿李彤之杖其权力，大搞私募基金违反国家金融的犯法行为。其兄长李长吉任大连建委领导期间，曾全力帮助富彦斌拿地皮、搞项目、争贷款、找关系，几乎成了正源房地产的后台老板。大连沙河口区的幸福家园项目（原大连大重搬迁改造地块）开发成功，使其盈利上亿元。李长春与薄熙来的关系非同一般，既有黑金往来又有政治密谋，所以他支持重庆的“唱红打”。民间都知道，他既无能也无德，其上升提爬全靠拍江泽民的马屁。
今日中国为什么有许许多多不正之风？做过十年常委的李长春是个隐藏在党内的大老虎，是个假共产党员，真正要想推翻共产党的人。其特点是政治上搞左倾，，生活上堕落腐化，支持家族大搞权钱交易的勾当。他们用左的面目掩盖贪腐，用左的政治手段控制言论，打击迫害与自已不同观点的人。李长春就是這样一个伪君子。
我希望中纪委认真彻查李长春卖官一亊。还党一个清白，还国家一个正气，还人民一个公道。
举报人铁流、本名黄泽荣，成都日报退休记者。
联系电話：13901038114
註：此份举报信通过邮局直寄中纪委王岐山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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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Oct 2013 05:55 PM PDT
我收到北京一位朋友寄来的一篇北京日报社论，题目是“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这个题目表达了习近平最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的一个主题。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表面上他是说要抓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现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主要指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批评家对于共产党的理论完全放弃了，追求的是所谓普世价值。
对普世价值在这篇文章中间特别提出三点，第一个是普世价值；第二个是宪政民主；第三个是新闻自由。这三个论调他们认为是应该特别针对来做文章。说这三点东西是中国绝对要不得的东西。因为它把共产党的党史都曲解了。要走宪政民主的改革，要夺共产党的政权。
习近平刚刚上台时，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深圳向邓小平纪念碑致敬。这就表示他是要走改革路线的。更开放、更改革。跟胡锦涛当初上台以后就跑到西北坡是相反的。所以从那以后许多人寄希望于习近平开始新一阶段的改革。同时，李克强也表现出要改革的倾向。 特别是说‘市场不能由党和国家的国营企业包办， 而必须向私人开放’。如果向私人开放这个市场就可以有更大的宽松。同时在政治上也可以宽松一点，给人一种希望。
但这个希望实际上很快就开始破灭。这就是习近平马上又转向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对于宪政民主开始攻击。他只讲宪法， 宪法是共产党控制的。但是宪政可不行。 一搞到宪政如果宪政搞得大于一党专政的话，那一党专政就没有了。所以，现在习近平最怕的就是大家用宪政民主这个名义把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给破坏了。
再一个， 北京另外一个报纸叫《学习时报》，也有这样的报道， 有一个村里横幅大字下面有一句话叫‘西方普世派滚出中国’。 所以，西方普世派滚出中国是共产党宣传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一直跑到乡下去了。所谓普世派并不只是自由派，并不是自由主义者， 而是包括一切要求改革的人。也包括共产党党内要求改革的人。我们知道普世价值在毛泽东时代用的是一样的， 毛泽东用的是宪政民主、新闻自由、普世价值、人权来攻击国民党。所以我们要看新华日报，抗战八年中间的社论的言论就是现在普世价值派的言论。但是这个言论共产党是拿来利用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以后它基本上就认为它自己就已经代表普世价值、自己已经代表新闻自由、宪政民主了。所以普世价值还没有公开被排斥。 到了邓小平时代，违反了毛泽东的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了，走经济发展了，再加上开放改革。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对西方的宪政、宪法、民主、人权、自由都不能公开地反对。只能说在中国非常不合适。这就是说不符合中国国情。但是并不能排斥这个普世价值。所以普世价值在邓小平时代还是能够存在的。我们记得很清楚的。 邓小平的一句口号就是说‘我们对于人权是要软的；对于保持国家主权是要硬的’。这就是他有名的‘一手软，一手硬’的基本政策。在这个政策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普世价值虽然不能在中国流行，虽然受到种种阻碍可是没有受到否定过。
真正否定普世价值，公开站出来毫不含糊地否定的那就是现在。现在领导这个运动的就是习近平。所以习近平在刚刚我们提到的普世价值的社论跟报道中间就特别强调我们现在要不信邪、不怕鬼， 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所以西方知识界、舆论界都是根据普世价值来批评共产党。所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等一定要把它完全囚禁起来。不准他们在中国出现。怎么样不让你存在？第一个方式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斗争之下，要让大家相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才有前途，中国才有希望。所谓普世价值都是负面的东西。
西方普世派就是他们排斥的对象。对这个对象他们采取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叫把它管起来。就不只是说言论自由要管起来，而且人也要管起来。不用经过法律就可以抓起来，让你没有自由，没有说话的权利；第二个方式就是说依照共产党的法律给他们加以惩罚，就是要处以监禁。所以在这个社论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十分确切的一个消息就是共产党在习近平领导之下现在已经决定要走反普世价值这条路了。
有一点特别声明，我们应该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说互联网现在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战场。可见他最怕的就是现在的网络没办法完全控制。在没办法完全控制之下就总是有很多各种讽刺的或者直接批评的或者是跟它辩论的言论在网上出现，第一次出现你可以禁止它，可是你不能控制它第二次又会出现。它不断地出现，不断地反对，现在他已经不堪其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社论中间有一个有趣的观点，那就是他一再强调的‘斗争’两个字。他讲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绝对不能跟阶级联系起来，所以绝对不敢说阶级斗争。因为共产党现在就是一个统治阶级，又是大资产阶级，也可以说是地主阶级，所有的资产都在他们手上，所以他绝不敢提阶级斗争这四个字。但他可以用‘斗争’这两个字代替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就变得非牛非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论一方面觉得它杀气腾腾，一方面又觉得它非常可笑。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公开提出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是共产党从前没有走出的一步。这一步走出以后他们就可以无所不为了。 我觉得今天互联网它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想依然保持极权体制那还是做不到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根据作者9月12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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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Oct 2013 03:18 PM PDT
维权人士倪玉兰刑满获释。在当局的暴力之下成为终身残疾的她表示还要继续抗争下去。
（德国之声中文网）维权律师倪玉兰周六表示，自己已经被刑满释放。她在监禁中的命运此前一直受到国际关注。据称，她在先后几次遭监禁过程中受到种种酷刑和虐待，已经成为终身残废。她出狱后呼吁对负有相关责任的警察予以司法审查，并要求为自己的案子平反。
"害怕是没有用的"
倪玉兰此前因帮助遭遇强迫拆迁的民众维护权利而知名。2012年4月，她被判处两年零八个月有期徒刑，罪名是"寻衅滋事"。人权人士认为，当局对她的这一判决是为了使其噤声。2012年7月，法院经二审将刑期修改为两年半。
2002年4月，倪玉兰因拍摄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55号强拆现场，而被警察拉到新街口派出所殴打，导致身体受伤。同年11月，西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吊销其律师资格。据称，倪玉兰在狱中伤势没有得到救治，从而落下终身残废，双腿无法行走。
 监狱生活使倪玉兰的身体状况跌到谷底
2008年，倪玉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住所遭到强拆，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妨害公务罪"起诉倪玉兰，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2010年倪玉兰出狱后，当局强迫她和丈夫董继勤住在一家旅馆里。倪玉兰将这种旅馆称作"黑监狱"，是政府非法拘禁访民和政府批评人士的场所。
倪玉兰表示，她现在计划对北京市西城区派出所提出起诉，控告他们将她和丈夫强行控制在旅馆居住并且切断水电供应。她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害怕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早就丧失了自己的权利。如果我们不抗争的话，他们就会等着看我们自生自灭。"
"我希望他们归还我的资产。他们拆了我的房子而没有支付任何赔偿，让我们变得无家可归。"54岁的倪玉兰表示，目前她的身体状况很差。她的颈部左侧严重肿大，家人怀疑可能是淋巴肿瘤。
命运遭遇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一直受到美国和欧盟关注的倪玉兰表示："在被判刑之后，他们不允许我治病，所以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路透社未能联系到北京警方就此事件接受采访。
 倪玉兰和丈夫董继勤
倪玉兰说，由于国际社会对她的关注，以及欧盟外交官时常到狱中探望，所以她这次在服刑期间没有遭到更多身体上的虐待。
根据倪玉兰的讲述，2011年她被拘留的时候，那里的公安人员对她说："如果你死了那才好，这样你所有的财产都会收归国有。"
她的丈夫董继续在2012年4月也同样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两年徒刑。女儿董璇表示，有大约10名倪玉兰的声援者手持红色横幅在监狱门口等待迎接，结果被警方带走。
倪玉兰是在2011年年初被逮捕的一大批维权人士之一，当时当局担心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浪潮会波及中国，因此对异议人士进行大规模的打压。
来源：路透社 编译：雨涵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附录】崔卫平：倪玉兰，倪玉兰
我此前没有听说过倪玉兰。这位漂亮、坚毅的女律师，1978年考入北京语言学院，在中文系获本科学位，后来又获得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学位。她年轻时在鲜花花丛中笑容满面的照片，我们许多人的相册中都有相同的一张。1986年开始她从事律师工作，曾在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担任法律顾问、正义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而如今的倪玉兰只能在轮椅上坐着，而且露宿街头——在朋友的资助下，她们夫妇在皇城根遗址公园支起了帐篷，那就是她的生活和工作天地。她是这部新近完成的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的主角，导演何杨。
 倪玉兰律师 何杨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曾经在北京电视台做纪录片栏目的编辑。2003年秋天，是何杨找到我，介绍了胡杰先生的《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说几句。当然我们对于受害者抱有天然的同情心。那些人们无缘无故祸从天降，生命受到巨大戕害，家庭财产被扫荡一空，在火车上睡觉被人突然戳几刀，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遭遇撞车，报纸上经常登有这样的事情。对这样的无辜的不幸者投去关注，表明我们身上人性的力量尚存，当我们体验到同情时，是对于我们自身人性的肯定。同情是我们作为人的“底线情感”。 然而有另外一些人，她/他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她/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中的行动者，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远非无动于衷，而是向来积极投入和热心参与。某种灾难的降临，甚至是他们自身的所作所为引起的，是他们自身行为的结果，是因为他们的争取、抗争、不屈——他们以自己的行为，释放了极富意义的精神和道德价值。因此，在她/他们承受着自己行为结果的同时，这个世界也因为她/他们，呈现了不同的面貌，赋予新的光彩。这就是古典意义上的“英雄”。 英雄有看得见的行为。她/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表现出慷慨大度，她/他给予这个世界的，远非这个世界提供给他们的要多得多。我们对于英雄，所能报之的，就不仅是同情，而是尊重和敬重。如果说，同情触及我们身上柔弱的部分，那么，尊重和敬重这类情感，便焕发了我们身上富有力量的部分，召唤着我们本身对于这个世界的决心、期待、向往和行动。 而倪玉兰就是这样的当代女英雄。因此，当我们传颂倪玉兰的故事，不仅是她如何经历了酷刑，被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之后，绳子还要往上拉，只听得“肋骨嘎巴嘎巴响”；不仅是她被人用膝盖死命挤压她身上的各个穴位，表面上不露痕迹，但是却疼痛得让人生不如死；不仅是她被摔碎的水杯割大腿根，“它是很钝的，不像刀子一割就是一个口子，他割了我很多次”，她说，乃至很多年之后才能痊愈；也不仅是她最终被打得腿萎缩，至今无法站立。那是2002年的事情。 片中的倪玉兰律师对着镜头清晰地记得申奥成功是在2001年7月13日，接着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拆迁。2002年4月23日拆到西城区大四条55号赵家，赵是倪律师的邻居，作为街坊她与很多人都去声援了。倪律师在人群中拿了一部相机，悄悄地在一定距离之外进行拍摄。拿着机器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此，在众多声援的人们中，只有她一人被抓进派出所。本来说是治安拘留十天，可是一直没有放她，直至2002年11月27日，她因为“妨碍公务罪”被判刑一年，同时吊销律师执照。 2010年6月3日下午，我去皇城根遗址公园看望了倪玉兰律师，她告诉我，这个所谓“妨碍公务罪”写在字面上的指证有两条，一条是“在拍摄现场拍照”，另一条是“扰乱办公秩序”（即在办公室大喊大叫）。后一条即是前面所说的，在对她施行酷刑时，她疼痛难当，只有大声喊出自己的痛苦。难道一个人在经历非人的痛苦时，不允许叫出声来？面对这么一个柔弱的美丽女人，需要什么样的心肠，什么样的铁手，才能够打得下去？被她“扰乱”的这个“办公室”，不是她自己要来的，她不可能自己跑到某个公共机构去妨碍别人的公务，而是有人将她从街坊邻居的拆迁现场捉到了这里。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性，如此挥动拳头、大动干戈，这有什么威风而言呢？ 这个为之让路的“奥运”早已经举办完了，那些因为奥运而遭遇强拆人们的痛苦，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因为拆迁引起的矛盾在今天越演越烈，引起了民众更为广泛的不安和抗议。但是不能因为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淡化和忘却。实际情况是，正是因为更早时候人们的容忍，觉得那些事情离自己还很遥远，有人甚至会觉得为奥运所做的一切事情和任何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事情一点点发展成为今天这样。 从此倪玉兰的噩运就开始了。03年刑满释放之后她开始为自己的不平遭遇上访。她从一名“律师”，进而成为“维权律师”，进而成为“访民”。而她又是一名特殊的访民，她是他们当中精通法律、有智慧、有见识的一位，因而赢得了众多访民的信任和爱戴，她替他们出主意，帮助他们理性地、和平地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固然会招来进一步的记恨，被说成是“出馊主意”。  作者与倪玉兰合影 2008年，倪玉兰位于西城区的家遭到了数次强拆，倪玉兰再次被弄到派出所，对她的殴打、虐待仍在继续。我不想重复倪律师的全部遭罪，如果将它们写下来，我自己就要再承受一遍，这个令人痛苦。影片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有叙述，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克制的。不能回避的是后来导致她再度入狱的原因：在她已经被警察拽掉裤子的情况下，一名警察当着她的面掏出了生殖器，把尿撒到她身上。她不能喊“警察耍流氓”，只能喊“警察打人”。来人之后，这个警察反称她“踢打警察”，因为这一条，她又被判入狱两年，今年4月份才从监狱出来。片中的导演也是采访者何杨问道：这个人需要拐杖才能够站立，她怎么可能将警察踢伤？ 同样又是“妨碍公务罪”！这个罪名放在别处，可以令当别论；然而放在倪玉兰律师这里，这甚至不是对于她的惩罚，而是对于她的加冕——这位女公民除了与警察起冲突外，她在其余一切方面，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至少从法律的角度看是纯洁无瑕的。她两次被带到派出所都是在邻居和自家的被拆迁现场。无论如何，倪律师在家园被拆的现场，都不构成“犯罪”，不构成法律惩处她的理由，不构成让她去坐牢。拍照能算吗？那么余下来，她主要的“犯罪”地点，便是在派出所里？而堂堂“派出所”，怎么会成为公民触犯法律的场所呢？怎么会成为这么危险的地方，致使一个公民不止一次地在此获罪？ 这个倪玉兰于是特别了不起。她的“妨碍公务罪”，换句话来说，是对加在她身上非人做法的抵抗，是不屈服于那些不讲理的势力，那么，她就是“不服从”的罪、“不低头”的罪、“不配合”的罪。她丝毫没有危害社会，没有危害他人，她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她只是被认为对警察（及他们所要执行的公务）构成了“危害”。一句话，小小倪玉兰，是因为与穿制服警察的“犯难”，才将“罪犯”二字烙在了自己身上。 她告诉我，08年被收进监狱时，作为“囚犯”她们要给管教写信，称对方为“尊敬的警官”，她却写道，“我是被称作罪犯的，倪玉兰，我本无罪”。与以往每回一样，这再一次给她带来不服从的惩罚。她的拐杖被拿走，多次被迫在地上爬行，受到当众羞辱。“假如你不是这样做，他们便不会那样对你，对不对？”我问。她第一次表现出茫然的神情，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倪玉兰，她的父亲是1949年前学法律的，母亲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她的丈夫是一位退休中学老师，目前始终守候在她身边。她的女儿在读大学，孩子也跟着受了不少罪。——不，前面说过，我不说倪玉兰的受罪，不说她的痛苦。她是一个目光如炬的女性，一个仗义执言的女性，宁折不弯的女性，一个高洁和骄傲的女性。她目前在公园风餐露宿，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难道不仍然是一种抗争的方式？ 感谢纪录片导演何杨，是他将这位非凡女性带到我们面前。与这部《应急避难场所》差不多同时完成的，还有《吊照门》，主角同样是维权律师——唐吉田和刘巍，滕彪等律师在镜头之前有精彩的言论，在此一并推荐。刘巍律师是倪玉兰二审时的辩护律师，这也是一位有决断、有担当的女性，在这两部影片中刘巍律师都有“出演”。
——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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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今是哈維爾生日，我去哈維爾和奧爾嘉的墓地向哈維爾致意（附：哈維爾《獄中書》中文版序） Posted: 05 Oct 2013 05:44 PM PDT
今天午後的布拉格，陽光燦爛。
我，作為哈維爾在世上的眾多友人之一，六本哈維爾著作中文版的譯者之一、編者和出版人，也是他友情的溫暖感受者和某些公開信的合簽人，他的文學和思想遺產的受益者和研究者，在2013年10月5日，哈維爾77歲生日（契合了《七七憲章》），前往布拉格郊區的哈維爾和元配Olga 哈維洛娃的墓地獻上一束自郊外採集的野菊花，致意並默哀。
這一致意，也包括了筆會，哈維爾是筆會初創時最早的支持者，包括了所有在獄中的政治受難者，甚至包括了劉曉波和劉霞，我由1994年起試著和老哈聯系並尋求著作版權是在曉波的力促下開始的，我後來和老哈結識，每次見面之前，曉波和劉霞都請我代致問候，之後並詢問詳情。 今天，民眾陸續前來哈維爾和元配Olga 哈維洛娃的墓地獻花及點燭。
貝嶺
【附录】
哈維爾《獄中書》中文版序
這本書將會不朽。
卡夫卡曾經寫下過一段令人匪夷所思卻發人深省的話﹐他說﹕“受難是這個世界的積極因素﹐是的﹐它是這個世界和積極因素之間的唯一聯繫。”這段話用在哈維爾身上極其合適﹐是受難催生了這本書信集。 嚴肅﹑從容﹑凝重﹐那是絕對意志力下的精神勞作。有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文字品質和深刻的思想質量。哈維爾的這些信件寫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３年﹐在他４３ 歲到４７歲的入獄期間。讓我們想象這樣一幅畫面﹕一個中年男人﹐政治犯﹐一個純粹的作家型知識分子﹐性情中人。在暴政的刑罰下﹐他低著頭﹐沉思著﹐抽煙﹐ 目光專注﹐帶著我們已熟悉的哈維爾式微笑。 這本書共由一百四十多封從獄中寫給妻子的信件構成﹐在書中﹐哈維爾不是用對上帝的祈禱﹐而是用對自己的嚴苛要求﹐在一個只有內心生活而不能正常生活的地方 ﹐用在獄中唯一被允許的書寫行為──寫信﹐寫啊寫﹐對自已﹑對他人﹑對人類“存有”（ｂｅｉｎｇ）的狀況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探究。 監獄和囚禁﹐作為一種無法迴避的人類現象和人類經驗﹐深刻反映著所處時代的人類生活和人類的精神狀況。正如哈維爾在寫給妻子的第１７封信中所說﹕“只有監 獄環境才能成為人類普遍境遇的隱喻”。對於政治犯來說﹐監獄是你或早或晚總會踏入的一所考驗意志力的偉大學校﹐除非你瘋了﹐否則﹐它最終會使你學會沉思﹐ 並迫使你審視自已。 準確地說﹐不是哈維爾擔任捷克總統時期對當今世界或對捷克現狀予以審視及剖析的那些演講﹐也不盡是他在共產黨專制時代充滿異議勇氣和公民責任感的文字和行 動﹐而是他在監獄這一嚴酷環境下給妻子寫的這些信件﹐讓我讀出了哈維爾與絕大部份從事政治的人物微妙但卻是本質的不同。從性格上講﹐他有著被政治人物視為 致命缺陷的個性﹕不自信──他甚至從不掩飾這種不自信。這使得他不倦地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分析﹐如同他在第１３封信中所說﹕“過多的反躬自省是我的‘死腦 筋'的另一面。”然而﹐恰恰是這種不自信和由此而來的反躬自省﹐成為哈維爾個性中最為迷人﹑也最為珍貴的特質。就像哈維爾對自已的描述﹕“忠貞和不屈不撓 是我最重視的品格﹐時間一年年過去﹐我越來越看重這些。我並不是保守﹑喜歡現狀﹐而是尊重人的一致性和延續性。無論如何﹐我的所有劇本都圍繞著一致性與延 續性崩潰的主題打轉﹐我想絕非偶然。” 了解哈維爾最好的方式莫過於閱讀這些寫自獄中的信﹐許多信件中有著對身體狀況和個人心境極其細節化的描述﹐從茶對於身心益處的論述﹐到在獄中偶爾得以獨處 的興奮﹐從疾病──他在信中不斷描述的痔瘡──到牙痛﹑炎症或發燒等症狀對於他的折磨。他那一板一眼的生活要求﹐他對友人的掛念和對友情的緬懷﹐他那與生 俱來的腆﹐他感嘆著自己“基本上是一個社交型的人﹐而寫作是一件最孤獨的事……”﹐他那喜歡朋友﹑充滿對朋友的惦念﹑渴望和友人們相聚的天性﹐都使我們 如晤其人般地感受到一個真性情的哈維爾﹐一個看似隨和﹑實則固執──擇善固執的哈維爾﹔一個有著凡人的習性（如對瑣事的嘮嘮叨叨）﹑凡人的怪癖（如對小事 的一絲不□）﹑凡人的七情六欲﹑凡人的喜怒哀樂﹑乃至凡人的痼疾（痔瘡）的哈維爾。一個通過監獄生涯最終學會了怎樣和妻子交談的哈維爾﹔一個執著但絕不自 以為是的哈維爾﹔一個注重外表和他人觀感的哈維爾﹔一個即使在噩運中仍舊保持優雅和良好品味的哈維爾﹔一個將精神生活視為人生最高樂趣的哈維爾。 通過這些信件﹐我也深切感受到﹐對於一個身陷囹圄的人﹐家人的信件﹑妻子的探監﹑友人片言只語的問候﹐甚至輾轉抵達的遙遠喜訊﹐都不可或缺﹐這一切是多麼的重要。 從第３７封信開始﹐也就是在他入獄一年之後﹐哈維爾開始有意識地寫“深思熟慮的信”﹐而不像之前那些雖然嚴謹和一絲不□﹐但是充滿對親人吹毛求疵的抱怨﹐ 指示奧爾嘉來探監時要帶什麼﹑要買什麼﹐羅列得清清楚楚。因為在獄中不能寫劇本﹐他只能對自己以往的劇作展開深入的思考﹐“我的所有劇本處理的都是人類身 份這個主題﹐以及意識到的危機狀態……”﹐他甚至警句式地強調他在思考“所有主題中最重要的主題﹕“身份與不朽”。他在隨後的許多信件中對戲劇形式﹑戲劇 觀念﹑劇場的意義﹑劇作家和劇場﹑劇場和觀眾的關係﹐以及他在不同的劇作中究竟想表達什麼﹐作了持續而專注的探討。 哈維爾也在信件中對他和神的關係作了深刻的論述﹐他在第４１封信中曾說﹕“他有時是我的良心﹐有時是我的希冀﹐有時是我的自由﹐有時是世界之謎。……我的 上帝的另一個典型之處﹕他是一個等候的大師……”。哈維爾並不是一個教徒﹐但他也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在信中詳盡闡述了他的內在信仰﹐最重要的是﹐他對這 個他稱之為“秘密的永世的他”充滿了崇奉。哈維爾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深刻思辯寫下了這些思考。 他在囚禁後期所寫的信幾乎完全是他與現代哲學的一場虛擬對話﹐哈維爾曾在第１０８封信中大量使用哲學術語對人的存有進行了連篇累牘的表述﹐並且滔滔不絕﹐ 我在這封信的最後一段突然發現了這一切表達的潛背景﹐哈維爾說﹕“我終於熬過了這個獄中的聖誕節﹐我的憂鬱已經消失﹐我的肚子也漸漸大了。” 其實﹐他此刻對哲學式“存有”的思考﹐就是對他在牢獄中受難的“存有”現實的挑戰﹐這使他在４５歲時戰勝了囚禁生活中那致命的憂鬱。他在這些用數字編碼的 ﹑看似可以無窮無盡寫下去的後期信件中孜孜以求地探討精神秩序﹑視界﹑存有秩序﹑存有的地平線等帶著我們所處時代深刻烙印的哲學概念﹐反復闡述著人的責任 ﹑人的信念及信仰的必要性和意義﹐其思想的純度之高﹑思路之嚴謹和思緒之縝密﹐令人震撼﹐不僅是人類受難史上﹑也是人類思想和人類精神進程中不朽的文獻。 我的建議是﹐將哈維爾的這本書信集放在床頭﹐就像在床頭擱放詩集﹐可蘭經或福音書一樣﹐每天在睡前讀上一頁或一封信﹐它可以成為我們精神的校正器﹐在狂躁或沮喪狀況下按時服用的“藥”。 我甚至冒昧地建議哈維爾先生﹐他二十年前寫出的這些獄中書信也應該作為他此時此刻“後總統生涯”中的床頭書﹐在他今天仍舊活躍的退休生涯中﹐或許可以通過重讀自己早年寫就的書信﹐重拾當年他在政治和文學那巨大的鴻溝間達至驚人平衡的偉大技藝。 書名﹕《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 作者﹕瓦茨拉夫‧哈維爾 譯者﹕王一梁等 出版﹕傾向出版社 日期﹕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7, 2013, 6:06:42 AM10/7/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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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Oct 2013 08:41 PM PDT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终于正式揭牌开张了。按照中国官方媒体的解释，这是中国在三十五年来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西方的不少媒体和投资者也对此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这一举动能够推动迄今为止相对封闭的一些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这些受到国家政策保护的领域包括金融、通讯等行业。 据说在上海自贸区开张之前，与自贸区有关的企业的股票行情大涨，而且被囊括在自贸区概念内的四个现有的保税区的土地价格也出现了大副飙升。 但是，当上海自贸区的政策文件公开之后，大部分观察家多少显得有些失望。当然，目前公布的文件还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政策线条，详细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因此现在就急于据此对上海自贸区的设计作出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是根据目前公布的政策看，这个被称之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重头戏的上海自贸区的确缺乏亮点。不知道是因为中国政府仍然希望上海自贸区沿袭三十年前特区的"摸著石头过河"的作法自己在将来的实践中去进行政策性的突破，还是因为党内高层的意见分歧使得这个承载著进一步改革希望的自贸区在出生之前就显得有些先天性营养不良。 从政治层面上看，在政策文件公布之前广泛流传的"自贸区将放开网禁"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事实证明，这类传言纯粹是那些对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并不了解的人们的一厢情愿的希望，在中共全面加紧舆论控制的背景下，这种政策是在当前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不仅如此，自贸区在经济层面的设计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例如，投资者所普遍期待的在自由贸易区内首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存、贷款利率自由化的纯经济方面的进一步市场化的措施也没有包括在现有的政策之内。 据说上海自贸区的一个重要的作法是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其中的一个作法被称作"负面清单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是指政府明确规定不开放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禁止投资，而在其他行业从事经济活动都是许可的。但是当自贸区公布第一批"负面清单"之后，人们发现这个清单中禁止和限制投资的领域与现有的中国政府公布的在全国范围内的投资指南中的"禁止类"和"限制类"的清单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在这一阶段，上海自贸区并没有起到什么先行者的作用。 上海自贸区开业时出席官员的低规格也不由得令人担心。这个自贸区的全称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与当初的的四个经济特区和第一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同，中国政府特意为上海自贸区冠以"中国"的头衔，而将指明地域的上海作为一个次要的修饰词放在括弧中，这显然是为了要强调这个自贸区的层级，指名这是中央政府推进的一个开放区域，它的意义是全国性的，而不应该受到上海地域的限制。但是出席这个贸易区揭牌仪式的却只有上海的地方官员和经贸部的代表，不仅大力主张设立这个自由贸易区的总理没有来，副总理和中央银行的行长也没有来。不知道这是否表明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在刻意与这个前途多难的自由贸易区保持距离？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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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Oct 2013 04:06 P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里说道，“红歌王”的老婆“中国梦歌”替轮奸犯儿子奔走呼号、游说诉冤，不择手段地努力为曾被薄熙来夸赞为“红歌自有后来人”的“未成年人”李天一争取到一个嫖客身份的表演之所以能够收到其预期的效果（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被收视、收听、收看率的角度），概因为有一个性看点——从李天一他爹当年因“作风问题”（“毛时代的党语，意即“乱性”）遭受“二劳改”到梦鸽的奉子逼婚实现了“小三上位”......，从李天一中学时即强奸老师到劳教出狱后又聚众轮奸......,撩拨得中国老百姓一谈到李天一和“中国梦歌”，就个个和被注射了鸡血一样兴奋难抑。 中国古代圣贤早已有话，“食色，性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干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间百姓在经历了毛时代的“前三十年”的不堪回首终于被党和人民政府恩准了追求并实现温饱之自由之后，“性”趣大发既是党性使然，更是人性的必然。这一点梦鸽懂，薄熙来更懂。 薄熙来不是东北人，但因为他在东北辽宁工作和生活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肯定是和比他在辽宁工作的时间还长两年的公安部一级英模王立军一样，都知道中国大陆的书面语言中的“乱搞男女关系”或者中共纪检系统的官式语言中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被用东北土话形容就是“搞破鞋”。在一个多月前的薄熙来济南庭审秀过程中，薄熙来先是出人意外地主动承认因为他本人“搞破鞋”导致夫人谷开来一度挟瓜远走英伦。此言一出，立刻收到象他在重庆发动“打黑”和“唱红”一样的震聋发馈且声名播的预期效果，象中共官方的人民网、新华网等都再也耐不得寂寞，纷纷用两年前高调宣传习近平考察重庆力挺“唱红打黑”一样的热切程度鼓励网友在网评中大发“意外之慨”。 人民网上的一篇网评中说：一直在法庭上表现“强硬”的薄熙来，能“主动”承认自己“有过外遇”，也是让人感到很意外的。薄熙来很很狡猾，对所有可以被定罪的内容他统统翻供和一概否认，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清官形象。与此同时他也知道，要说自己一点瑕疵都没有，鬼都不信。自己是个花花公子，这是公开的秘密，何况中纪委已经认定。好在自己“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没列入这次受审范围。说与不说一个样，说了也无妨。 一位国内新闻界的朋友告诉笔者，在内部传达关于薄熙来问题的中央文件时，有关方面特别解释了薄熙来在被中纪委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与多人发生不当性关系”的问题只是“情节恶劣”，但还只是“性混乱”不是“性犯罪”。可事实上谁都明白无论他薄熙来曾经是多么的“风流倜傥”，也只不过是与“表哥”杨达才以及薄熙来在重庆的忠实部下雷正富之流相比较而言，他薄熙来在已经年龄一大把的时候仍然不断会有青年女艺人、妙龄警花、未婚女主播为他满足“领导同志的（性）要求”，一半是迫于其“领导同志”的淫威，一半是基于以色相换利益。如此说来，从“性交易”的角度分析，那些与薄熙来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职务期间与其“发生或保持不当性关系”的“多名女性”与另外一位中共太子党成员（“党的老干部子弟”）薛蛮子花钱买到的“多名失足妇女”相比，薄熙来当庭主动承认的“外遇”也就是“搞破鞋”行为与薛蛮子的“嫖娼”行为相比，并无本质不同。 薛蛮子不幸被抓之后，与他“发生或保持不发性关系”的“失足女妇”之一对警察流露出了对薛蛮子曾经拖欠嫖资的不满，奉命对此案表现高度兴（性）趣的央视及人民日报等一向以“严肃、正经”为导向的中央级党媒都纷纷给以追踪报道，有好事者发现央视报道“薛蛮子嫖娼并聚众淫乱”的一则“新闻”就居然长达数分钟，是央视报道薄熙来被起诉新闻所使用时间的二十多倍，是国母彭丽媛随夫出访新闻所使用时间的十多倍，而亲自上阵播报“薛闻”的两名央视播报员都是央视的政治新闻主播，平时都是专门负责播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活动的重要新闻的。 央视之流之所以对一桩名人嫖娼案表现出如此深厚的兴趣，相信除了奉命官方之命欲借此事令中国老百姓和广大网民们从此相信“大V”们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之外，也还有满足广大电视观众对性话题的兴趣从而大幅提高收视率的自身利益之考量，在不准报道，更严禁炒作“负面”新闻的前提下又想提高收视率，央视也只能走追随和迎合观众之“性趣”的“下三路”了，所以才把“薛闻”进行了精心制作，连身着囚服的薛老如数家珍地把他如何在国外对嫖娼事务产生深厚性趣从而乐此不疲，以及在北京有多少次是同时与两名或多名小姐“发生关系”的侃侃而谈的实况录相都编播其中。 入狱之前，自美国举家返京定居的薛蛮子在普通中国老百姓中间是因为其“大V”的网络地位而红，走红之后又成了央视“佳宾”。但他被央视“佳宾”时的被收视率还不如他这次被央视恶心的收视率的零头，其原因就是“这次第，怎一个‘性’字了得”。 同样都是太子党出身，同样都是红色革命后代，薛蛮子因钱色交易而被治罪，薄熙来的权色交易却只被党和人民政府定义违纪而不是违法，对此，薛蛮子本人到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想当初他薛蛮子在与薄熙来、习近平、刘源等“红色后代”齐聚一堂，共议远大理想时，个个都流露了对出国放洋的无限向往，尤其是当时正在苦攻和恶补英文的薄熙来，更是毫不掩饰自己已经做足了赴美留学的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时的英文已经比当时的薛蛮子好很多的薄熙来没有走，当时夫人先行去了英国的习近平也没有走，当时本来要和自己的妹妹一起走的刘源因为突然对“参选人民代表”产生了深厚兴趣而临时改变了主意，只有自己的父亲的官位比前述几位的父亲要低一格至两格的薛蛮子可能是考虑到留在国内日后靠老子吃政治饭的话，肯定拼不过前述几人，出国发财才是迅速成为人上人的捷径...... 回过头来再说薄熙来，与薛蛮子的在人前表演的才能不分伯仲的他在法庭上主动以在干部大会上做工作报告的口气讲述自己曾经的“搞破鞋”行为时，就象薛蛮子在预审室里一说起自己的丰富“性史”就收不住嘴一样，满脸都是兴奋的表情。
主动承认自己“搞破鞋”的表演收到到令“收视率”大幅度提高的效果之后薄熙来又再接再厉，正象李庄律师事后文章中的描述：正当审判的关键时刻，突然将一顶“绿帽子”扣在自己头上，霎时间，所有的观众和媒体，甚至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他头顶的“绿帽子”上了......
事后，外界普通认为薄熙来如此“不顾（男人）颜面”的表演完全是基于为自己脱罪的考量，或是所谓的“羞愤难当，不吐不快”，恰恰相反，相比于那些在性问题上“只能自己滥交，不许内人纵欲”的党内土官，被其前妻美誉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者的薄熙来内心深处早已“超凡脱俗”，笔者过去的文章中已经说过，王立军被薄熙来从中组部和公安部要到重庆的目的就是要他一人同时扮演自己的打手和夫人的面首的双重角色。李庄律师说薄熙来把一顶“绿帽子”扣到自己头上是调侃，但确实也是事实。与其说是王立军给薄熙来戴了“绿帽子”，不如说是薄熙来自己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或者说薄熙来命令自己的下级王立军给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更为贴切。用王立军的话说：“他是政治局委员，是中央领导人，不服从他，我敢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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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Oct 2013 03:32 PM PDT
【新世纪特稿2013年10月6日】不能"听任格柏乌蹂躏全人类"，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陈独秀的一则重要的遗训。大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陈独秀在政治上的埋没，这则遗训也几乎被世人遗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氏遗训的光辉，却愈见鲜明。
"格柏乌政制"
陈独秀所说的"格柏乌"，指的是"格柏乌政制"。
所谓"格柏乌"，就是人人皆知、臭名昭著的"克格勃"原来的称谓。
"十月革命"，列宁逆世界潮流而动，推翻了民主的俄国临时政府。民众不买帐，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不到四分之一。独裁者列宁公然解散了立宪会议，"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能够控制的只有彼得格勒、 莫斯科以及与其毗邻的方圆500公里的地区，此外的其他地方，则建有十七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在国际上，列宁的所为，遭到所有民主国家的群起反对，苏维埃政权成了"世界的弃儿"，只有德国，这个曾经至少支出了两千六百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七千五百万欧元）支持列宁"革命"①、列宁夺权后作为回报，通过"布列斯特和约"向其割让了约1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个帝国，承认苏维埃政权。列宁没有料想到革命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 1917年 12月20日, "肃反非常委员会"应运而生。这个机构最初简称"契卡"，后来称"格柏乌" （苏联政治保安局），再后来改称："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嗜权如命，以夺权、掌权为唯一目的的布尔什维克，视一切不赞同他们统治的人为"革命的敌人"、"祖国的叛徒"，依靠这个机构，坚决予以镇压。"契卡"的第一任领导者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②
"契卡"——"格柏乌"——"克格勃"，是一个隶属于政府系列、却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特殊机构，只对苏共中央总头目直接负责，监控党、政、军、民的一切。诺大的一个苏联，斯大林一人如何统治？依靠"格柏乌"。苏联的统治实权，不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也不在苏共中央委员会，而是在"格柏乌"。 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举，斯大林得票稍少，秘密政治警察暗地追查，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代表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事后由此被以"反革命罪"逮捕；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③ 足证"格柏乌"是苏维埃政权的"通灵宝玉",既是它的保护神，也是它的象征。
陈独秀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依靠秘密政治警察窃听监视，在不见阳光的阴暗角落，法外行事，动辄拘禁、流放、监禁、处死，无孔不入，以恐怖手段掌控全社会的政治制度，科学地概括为"格柏乌政治" ④、"格柏乌政制"。⑤ 他呼吁：奋起斗争，不能听任这种制度"蹂躏全人类"。⒃
苏联是"首倡独裁制本土"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运动兴起，世界民主运动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反对"封建专制"的近代民主运动，进入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现代民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与近代民主运动交汇并存，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现代民主运动与近代民主运动不仅革命对象不同，运动的发展也有其特点。封建专制的建立，各国有先有后，彼此没有依存关系。"无产阶级专政"不同，它是有发源地，有中心的。这个发源地、曾经的中心，就是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特点，是陈独秀最早发现的。他指出：现代专制独裁制度是由苏联开创的：苏联是"首倡独裁制本土"。⑥
"格柏乌政制"给苏联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借助秘密政治警察等统治工具，苏共铸造了一个"铁打的江山"，全体民众沦为奴隶，唯有"俯首听命"，遭受最残暴的压迫和最残酷的剥削，除身体因被"共产党阶级"（德热拉斯语）奴役、有其使用价值、因而得以保留外，其他一切都丧失殆尽，成为陈独秀所说的"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①。在此基础上，独裁者们"天马行空"，不受束缚，任其意之所之，无所不为。甚至连人最宝贵的生命也可以泥土般地随意践踏。"与人民为敌"的苏维埃政权在其存在期间，残害的民众多达3000万之众，占战后苏联人口的三分之一。700万"富农分子"农户被消灭，1500万"政治犯"被处死。⑦
苏维埃政权专制独裁的烈度是空前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如此彻底地剥夺了社会的一切，独揽政治、经济、文化大权于一身，把民众剥夺精光。它固然可以因此在短短几年间，置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无辜的平民百姓于死地，或驱逐，或杀害，或饿死，也可因为独霸社会所有资源和所有劳动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几年间，使经济飞速发展起来。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二十年间，就是如此，既杀害了千百万平民，又飞速地发展了苏联的经济，在经济危机频仍的资本主义世界外，"一枝独秀"，皎然傲人。
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政体，横扫一切、无坚不摧的力量，激发了政治野心家、阴谋家们跃跃欲试的情怀。在它于1917年建立八年后的1925年，墨索里尼学它的样子，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此后九年的1934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推行"国家社会主义"，仿照斯大林，建立了一个同样残暴、但危害世界更为严重的法西斯政权。正像陈独秀所说："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 希特勒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或者如郑学稼所说："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二者是一对"孪生儿"。⑧ 陈独秀从来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德意的法西斯制"归为一类，称之为"俄德意的法西斯制"⑨、"德俄的独裁"⑩。而把"英美法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多党制"归为另一类。⑾ 他坚决反对把民主制国家与专制国家混为一谈，批评所谓"英法美苏民主阵线"，是"虚乌之谈。"⑿
"工人无祖国"。"无产阶级革命"从来不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而是世界性的革命。任何一国的革命都只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东欧与东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度达到十多个，它们组成"社会主义阵营"，与世界民主潮流集体对抗。陈独秀担心"格柏乌""蹂躏全人类"，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是把现代民主革命运动提到世界斗争全局的高度来对待的，这表现了他政治眼光的独到和深邃。
中国今天正处于世界现代民主革命运动风暴
的中心地带
陈独秀的不能"听任格柏乌蹂躏全人类"的伟大号召，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发出的。
破坏严重的人类大劫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实行"格柏乌政制"的苏联和苏联"格柏乌政制"派生的法西斯德国两国诉诸战争、共同瓜分波兰而触发的。苏联从东部进攻波兰，德国从北、南、西三面入侵。斯大林还以盟友的身份向希特勒提供石油和粮食援助，并且命令欧洲共产党不得支持本国政府抵抗德国。⑦ 陈独秀当时指出："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是现代的宗教法庭"。"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激烈进行的1942年4月19日，陈独秀发出号召："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势力，而加以严厉地惩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别种形式而复苏，而蔓延"，要力争人类"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中间千万不要再有"格柏乌政体"的插入干扰。⒁ 他说："一个格柏乌的苏俄已足够使人们窒息了"⒂，不能"听任格柏乌蹂躏全人类。"⒃
可惜，他的愿望后来没有能够实现。相反，战后"格柏乌政体"大发展，一度曾统治了人类的三分之一；人类仍然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彳亍而行。
当前，世界民主力量与"无产阶级独裁""战犹酣"。虽然"格柏乌政制"最初的基地和大本营苏联已经解体，一批国家由"无产阶级专政"转化为民主国家，大批民众从共产暴政的统治下得到了解放，但是，以中国为实际核心的新型专制独裁势力，仍在顽固地坚守着既有的阵地，对抗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苏联"的先后垮台，并没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们警醒。"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和扩张性，决定了从事这个革命的人们，只要一旦得逞，站稳了脚跟，就不会、也不应该满足既得成果，而必然要侵略扩张，以"实现世界一片红"。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以武力立国。和美、法等国国土的取得主要靠购买等和平手段不同，秦除了自己的一块微不足道的封地外，全部领土靠掠夺而得。此后历朝历代，无一不是依靠掠夺起家、发家。这是我们既有的不能回避的政治传统。我们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三国，今天能够单独存在，只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在唐、元、明三代分别扩张失败，他们才侥幸避免了被吞并的命运。现在，在我们国内，对外侵略扩张的叫嚣，不时可闻。作为中国未来的出路，有人甚至公然主张用生物武器消灭美洲的全体居民，以保持土地的干净、没有核污染，以便中国移民占用，比希特勒还绝，但却几乎听不到与之对抗的强大声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泛滥如此，实在值得严重关注。不批判我们的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不向当今的侵略扩张错误言论斗争、任其传播，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强大起来，实现了"大国梦"，对世界未必是一桩好事。只发展经济，不同时改革政治，这种"跛脚的发展"，不仅今天扭曲社会、民众大受其苦，未来也会是极其危险的。强大的纳粹德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今天尚有中、朝、越、古几国，十多亿人口，不管中国自己是否愿意"当头"，中国事实上都不能不是其实际的核心，不能不是"格柏乌政体"的"最强大的堡垒"。在苏联解体之后，"以苏俄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自然地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现代民主革命运动风暴的中心，我们的斗争关乎世界的未来。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七十多年前，陈独秀从世界历史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格柏乌政制"、不能"听任格柏乌蹂躏全人类"的任务，严重地摆在全人类面前，身处斗争前沿阵地的我们中国，尤其要牢记不忘。作为后来者，我们应当为完成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而努力。这是我们对人类应尽的责任。
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今年是他诞生的134
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陈独秀永生不朽！
(2013.7.8)
① 列宁：靠德国皇帝资助发动"十月革命"·（德）明镜周刊，网易转发
②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克格勃全史》
③ 林子明：《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任何底线》，http://www.guancha.org
④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4页
⑤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6页
⑥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2页
⑦ 陈启民：《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
⑧ 《陈独秀书信集》533页
⑨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3页
⑩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9页
⑪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502-503页
⑿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497页
⒀《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4页
⒁《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42页
⒂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19页
⒃《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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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9, 2013, 6:41:38 AM10/9/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世界日报社论：歐巴馬缺席 「再平衡亞洲」戰略未缺席
- 英媒：执掌中国艺术市场的革命女儿王燕南
- 鲍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接受国际人权公约的约束
- 梁京：司法集权的机会与风险
- 张三一言：子虛烏有的多數暴政
- 茉莉：介入政治的俄国前卫艺术――“暴动小猫”女子朋克乐队
- 林忌：梁振英对阿奎诺的微笑
- 余杰：在自我流放中品尝自由的滋味――阮铭回忆录《追寻自由：美国篇》
- 吴祚来：习近平，2.0版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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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3 08:28 PM PDT
亞太經合會（APEC）峰會，美中兩國領導人向來像雙子星座，爭輝鬥艷，互不相讓。但今年峰會，美國總統歐巴馬因國內政爭，政府關閉，須坐鎮指揮解套，以致缺席峰會，由國務卿柯瑞全權代理。一時間，美國為首的西方輿論和部分海內外華文輿論眾口一詞，謂歐巴馬缺席，成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枝獨秀，美國「再平衡亞洲」（pivot toward Asia）戰略因國內亂象，已欲振乏力，徒具口號。
不錯，從外交表面場面看，美國總統一直是峰會各國領袖想接近巴結對象，而美、中首腦會談，更是峰會重頭戲，備受國際媒體關注。如今歐巴馬缺席，習近平確實成了與會各國領袖爭取雙邊會談的主角，風光一時無兩。但從實際的亞太戰略較量角度看，歐巴馬缺席峰會，未必就是中國的「勝利」，也未必就是美國「再平衡亞洲」戰略走下坡的體現，北京不能隨著海內外輿論「熱捧」而忘乎所以，忽視中國在亞太地區面臨的嚴峻考驗。
首先，歐巴馬缺席，固然因國內政爭拖累，但也從另外一方面說明，白宮對亞太經合會峰會已興趣索然。而歐巴馬缺席，讓本受關注的峰會頓時黯淡，各國媒體報導力度似大幅下降，對習近平主席偕夫人彭麗媛高調與會的國際曝光度，不免也帶來若干影響。
同樣道理，美中領袖或交鋒或言歡，都會凸顯習近平的外交高度與亮度，如今習歐會告吹，只有不對等的「習柯（瑞）會」，北京在亞太峰會的能見度質量上也自然下降。中美雙星爭艷鬥輝，不但是亞太地區政治、經濟、軍事角力的現實寫照，也是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領袖峰會的最耀眼環節，美國不亮了，中國之星也難以熠熠生輝，畢竟中國實力還不足單獨照亮整個峰會，更遑論整個亞太地區了。
其次，歐巴馬缺席峰會，並不表明美國的「再平衡亞洲」戰略也缺席峰會。國務卿柯瑞雖在敘利亞化武問題處理上被俄羅斯擺了一道，而遭受批評，但他是美國在亞洲利益的堅定維護者，也是推動「再平衡亞洲」戰略的能手。為彌補歐巴馬缺席峰會造成美國主導峰會議題乏力，柯瑞在亞太峰會記者會拋出按計畫在年內完成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談判的目標，而這個新架構正是美國企圖奪回亞太經貿發展主導權的最實際行動。
美國表態就是要告訴亞太國家，美國在本地區的滲透和發揮領導能力的戰略部署，不會因美國國內政治因素或美國實力衰退而減弱，亞太峰會參與國也不要太「勢利眼」，因為歐巴馬缺席而猛抱中國大腿。事實正是如此，亞太經合會峰會是「務虛」，跨太平洋貿易夥伴協議架構才是「務實」，北京和所有參加國領袖都應明白其輕重。
再次，歐巴馬缺席峰會，並不表示美國圍堵中國的既定方針改變。雖然習近平藉亞太領袖峰會，對東協國家尤其主辦國印尼、馬來西亞大打經貿牌，釋出利多消息，企圖減輕中國在南海領土爭端的強硬立場對東協國家帶來的衝擊，並孤立不斷拉著美國挑釁中國的菲律賓，但鑑於地緣政治現實，中國建設航空母艦戰鬥群及各類核潛艦在南海集結，對臨近中國的東協國家來說，仍是難以擺脫的噩夢。
因此，在全球經濟放緩危機下，東協需要中國基於政治考量釋出的經貿實惠，但在政治和軍事上，還是依賴美國來平衡身邊的「巨人」，這就是美國的利多。更何況，除了東協與中國的海上領土之爭外，日本與中國在釣魚島等問題上的對峙日益嚴重，對中國的周邊安全，是巨大隱患。這些問題，都不是歐巴馬缺席峰會就可減緩。
美國霸權確實在衰退中，加上美國國內政治勢力分裂的影響，華盛頓對中東問題乃至亞太問題的主導權確實在減弱，但尚未喪失亞太地區的霸主地位。中國的「睦鄰」政策，包括對台政策，依然不能放棄與美國協商的主軸。在亞太地區民主化日益深化的時代，北京也應考量，在因應美國衰退導致未來亞太地區戰略力量重組時，中國該在政治體制和國際價值體系兩個層面努力，讓鄰國放心地承認：中國為亞洲當之無愧的領袖。
——世界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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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3 11:36 AM PDT
《金融时报》周二（8日）发表一篇该报记者采访中共前总书记、在1989年的六四民运后被软禁至死的赵紫阳的女儿王燕南的文章。
王燕南说，父亲赵紫阳对艺术不感兴趣，"他只会工作，工作，工作"，但父亲并没有阻止她开始与艺术品有关的职业生涯。
她说："他让我自己选择……我不记得他曾经要求过我努力工作，也没有命令过做某件事，他从未要求我入党，或者加入共青团。"
从未梦想过
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王燕南说，她从未梦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主管世界第四大的拍卖行――中国嘉德。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嘉德出售了价值5.1亿港元的中国艺术品和陶瓷。
王燕南对《金融时报》的记者回忆说，在文革时期，许多中国人为了不遭受红卫兵的更多殴打，不惜毁掉家中的艺术品。
王燕南家的一个朋友就试图这样做，但是那些中国画很不容易被毁掉的，不能烧，因为红卫兵会闻到焦味，只能放到浴缸里先泡，然后撕成片，在马桶里冲掉。
当时只有十多岁的王燕南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将来有一天她会与艺术品有这么深的关系，在当年，艺术品之类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麻烦。
1993年，从未有过艺术品拍卖经验的王燕南与合作伙伴一起创建了中国嘉德，她说，当时她甚至从未听说过苏富比和佳士得。
世界第四大拍卖行
20年过去了，中国嘉德现在是排在苏富比、佳士得和北京保利国际之后的全世界第四大拍卖行。
这些在文革期间可能毁掉一家人生活的艺术品，现在被中国的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抢购。
根据里昂证券的估测，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从2008年的15亿美元增至去年的51亿美元。
2012年，中国嘉德在香港举行首次拍卖，售出价值6700万美元的艺术品，是佳士得去年香港秋季拍卖会的中国艺术品与陶瓷销售额的一半多。
上周末，中国嘉德第三次在香港举行拍卖的同时，苏富比和保利国际也在香港举行拍卖会。
王燕南说，拍卖结果大大高于她们的预期，其中包括宋朝第14位皇帝宋理宗的一幅书法，售出了540万美元。
对于中国嘉德和保利国际进军香港，一些专家认为，它们目前不会对那些国际拍卖行构成严重威胁，而是会把更多大陆的艺术品弄到香港来拍卖。
"太子党"背景
王燕南说，中国嘉德希望在香港发现更多潜在的买家，因为香港是个国际城市，不仅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还有来自台湾、新加坡、印尼、欧洲和美国的客户。
《金融时报》的记者说，王燕南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文革结束后她到广东和夏威夷的大学学习。
中国嘉德的崛起引起外界对王燕南"太子党"背景的关注，而当年她从美国回来在喜来登工作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王燕南说，她不赞成生活在家庭的影响里，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信誉和身份认知。
不过她说，当人们发现她的父亲是赵紫阳时，马上会变得非常礼貌，大多数人会告诉她，他们尊敬她的父亲，而她对此很感激。
（BBC编译：嵇伟 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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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3 11:23 AM PDT
尽管中共中央正在声讨普世价值，中国政府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谋求一席之地。这是后者要求上进的表现，值得肯定。作为公民，我希望它的这一要求能够实现。中国是人口大国，13亿人的权利没有保障，使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唯一的障碍来自中国自己。中国政府虽然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但15年来，不批准，也不执行这个真正能够为中国人造福的公约。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共中央如果为了维护反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而抵制人权公约，当初何必指令政府专程派出代表前往联合国签署？既然签了字，就应该批准之，执行之，不应该糊里糊涂不明不白拖了15年。 此中玄机，也许涉及的层次太高，用心极深，非局外人所能得闻。且不管过去如何，今天总应该把一切陈年老账束之高阁，重新作出负责任的选择：要么立即批准和从此严格执行国际人权公约，并以此为转机，实施《宪法》第35条；要么宣布签约是错误的，宪法第35条同样是错误的，干脆退出安全理事会。过去拖了15年，又像鸟纲又像哺乳纲，当"蝙蝠"是可以的，作为国家是不严肃的。 也许有人说，退出国际人权公约也就罢了，何必退出安全理事会？我的认识是：安理会的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必须接受国际人权公约约束。对本国的公民和宪法尚且负不了责任的政府，能对联合国和国际条约负责吗？只维护自己的统治权而不维护公民权的政府，会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吗？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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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3 10:37 AM PDT
据多维网透露，计划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的一些重大的改革设计已经发给地方党委讨论。这个设计中最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司法集权，地方司法机构将不再由地方财政来支持，而是由中央财政来支持，也就是说，对地方政府而言，新政权与司法权将要因这个改革而分立。毫无疑问，习近平如果真走出这一步，是对中共治理模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实质性改革。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3-09-30/59334060-2.html 习近平会不会走出这一步，我以为可能性很大。因为习近平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共外部的挑战，而是来自党内，尤其是来自集体腐败的地方政府。事实证明，仅靠党内纪委系统，并不能有效约束地方官员，而且，对司法系统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也带来了巨大伤害。因此，通过司法中央集权，可能既增加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政府的手段，同时也可能提升司法系统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可谓一石二鸟。 但是，这样做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搞得不好，将彻底毁掉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毁掉整个司法制度的权威，这就无异于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批评的路易十六王朝那样，中央政府自己发动一场推翻自己的大革命。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还是有可能做出这个危险的选择？当然有可能仅仅是一个姿态。但如果中央真的出钱养地方的司法系统，就不是姿态了。 那为什么习近平不选择建立中央直属的司法系统来制约地方政府的办法？我认为既有理念的原因，也有实际的原因。如果一面保留地方的司法系统，也就是继续让地方财政来供养地方司法机构，在观念上就等于往地方自治迈出一大步。但是，在我看来，习近平并没有推动地方自治的意思，他的思路还是坚持大一统。因此，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有效地约束地方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快，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乾脆把司法系统垂直化。 不过，即使习近平内心想发展地方自治，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先垂直化也不失为一个策略。因为现在一面保留地方的司法机构，一面又重建中央直属机构，并不现实。比较有效率的办法是先垂直化，经过整顿和清理之后，再分工。这样就不给高度腐败的地方政府插手的机会。 不过，我真的怀疑习近平会想这么远，或者他的谋士们会想这么远。他们决定把司法系统垂直化，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的政治集权，而不是为了发展地方自治。这样的话，风险会非常大。 最大的风险就是遭到地方官僚阶层的全面反抗。道理是明摆著的，司法垂直化，首先给财政集权以理由，因为财权要跟著事权走。更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等于自己出钱来养整肃自己的力量。基于这个逻辑，很大的一种可能，就是司法垂直化胎死腹中。藉口也是现成的，司法垂直化，不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 因此，这个举措能不能最后进入三中全会的最后方案，将为外间观察中共的权力斗争提供一个指标性的对象。如果司法集权能够实现，就说明习近平不仅压倒了地方势力，也压倒了他在中央的潜在对手，从而争到了改革的主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习近平如何进一步与地方权贵博弈。一种非常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地方冤民或上访者，对垂直化之后的司法系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平反过去的冤案，公正执法，从而使得中央当局处于两难境地。 垂直化后的司法系统如果秉公执法，就会遭到地方权贵势力的反抗，因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地方权贵确实有很多伤天害理的恶行，这些恶行都被腐败的地方司法系统掩盖起来了。由于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中央当局就可能选择既往不咎，维持以前的司法结果。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因为不可能推翻二十年的司法结果。 但对于没有所谓终审概念的中国人来说，永远都可以拨乱反正。况且，不公正的司法陈案数量太大。因此，既往不咎的决定，有可能激化矛盾，从而成为让中央失去政治和司法权威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就是说，司法垂直化，有可能成为发动大革命的一个动力机制。 很难想像，推荐各级中共高官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共当权者，完全想不到上述风险的政治逻辑。因此，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思维之一，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不排除试一试发动和驾驭一场大革命的运气。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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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3 10:07 AM PDT
甚麼是多數暴政？
多數暴政，另一種說法是多數人暴政、暴民政治、多數人暴力、群體暴政等等。 既然是“暴政”或“暴力”，必然要有施暴對象才有意義，不然的話，無從顯暴，暴亦不成其為暴。施暴對象不可能是施暴者本身的“多數人”，只能是多數之外的少數人。所以多數暴政之說，必定要以少數人受害成為事實、必定要有多數人用政權暴力打壓少數人才能成立。 人類政治史上、政治現實中到底有沒有多數暴政？ 我只是木匠，不是學者專家，但是，這個木匠讀了七十多年書，除了唯一的被重炒又重炒的古希臘501審判官出席的公眾法庭，以281:220多數決定判處當時年已七旬的雅典最偉大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外，沒有見過第二史例。我到過原始狀態的社會，也到過高度文明的美澳，定居香港，就是沒有見過社會性政治性多數人暴政的實事（若有，歡迎知者提出，我會接受事實修正認識）。生活上幾個流氓（多數），欺負一個弱質女子（少數）之類的事倒見過很多；不過多數人暴政之說不是指生活事件的吧。 我猜想，會有人反駁說：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多數暴政。我的回答是，說它暴政，非常正確；說它是“多數”則是錯錯錯，大錯特錯。文革是文革領導小組五人幫少數人暴政，實質上是毛澤東個人暴政。請問文革期間施暴的“革命群眾”和紅衛兵有哪一個不是（起碼姿態上、口頭上）是忠於毛澤東，按毛“最高指示”辦事的？哪個不是毛的螺絲釘、打手？有哪一個不像毛婆江青一樣是毛的一條狗，毛叫咬誰就咬誰的？所以，文革是少數暴政，且是極少數人暴政，更準確地說是毛澤東個人暴政。 歷史上僅有一例，現實生活中不存在的“多數人暴政”的事實從哪裡來？答案只有一個：捏造！ 一個古今中外只有一例，之外的歷史和現實都是子虛烏有的“多數人暴政”之歌，竟唱了二千多年，現在還當紅地唱著，真是咄咄怪事，人世間無知、無羞恥事，此可為首。 為甚麼一個子虛烏有造成的“多數人暴政”之歌，可以長唱二千多年？而且在政治上起著強力作用？ 它的力量之源何在？ 第一個力量之源是專制極權統治者。 “多數人暴政”對應面是“少數人善政”（良政）。少數人善政應是曾有過的事實。問題是，有了“多數人暴政”墊底，“少數人善政”體現的今上（皇上、領袖、領導）英明就順理成章得多了。當真是少數善政之時，統治者用貶斥多數暴政來增加政治資產是必要之舉。大多數時候是少數暴政，少數暴政者更需要通過鞭撻“多數人暴政”來抵銷其政治負資產。 統治者利益與多數人為敵；炮製和鼓吹“多數人暴政”可以抵銷與民為敵的罪惡，增加其少數人專制極權統治、少數人暴政的合理性；是政治生存招數之一。於是否定、反對、批判、誣陷“多數人暴政”就成為統治者的主流意識（同時也必然是專制極權社會的主流意識）。這是“多數人暴政”之說不休、無恥長歌、成為他們例牌批判對象的原因。 第二一個力量之源是一部分鄙視害怕民眾的上層政治、經濟、文化、知識精英作祟。上層政治經濟文化知識精英多數有強列等級意識和高位優越感，相配備的是對低位底層民眾的鄙視和蔑視。在民眾聽他們的話，跟著他們的號召行動時，他們快意。問題是他們與民眾思想和利益往往不一致，民眾也常常有自己獨立自主的作為，特別是民眾中產生自己的精英並接受其導時，上層精英思想很牴觸、感情很難受，很需要一套貶誣民眾的理論為之解困；於是專制極權統治者配備的“多數暴政”（其它的還有刁民論、暴民論、群盲論、民粹論…）論正合用場。其實，更可能實情是“多數暴政”本來就是這些精英為專制極權統治者需要而炮製出來的御用理論；因為這套理論除了對症下藥為專制極權統治者服務外，正好能固精英的名位，長精英志氣。 作為統治型態的多數暴政不存在，但是，作為改變專制極權統治手段的“多數暴動”（我這是沿襲共產黨把民眾任何聚集都說成是動亂的說法）則是政治現實中極可能發生的事（尤其是街頭革命）。維穩就是防止民眾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少不免會以“多數暴動”形式表達出來。反“多數暴政”論，對維護專制極權統治，起著極重要作用；所以，陸共在防止多數暴動同時，很樂意高唱反“多數暴政”之歌。 20131008 HK 联系作者 E-mail: zsyy...@gmail.com 【張三一言近期全部文章】網址: 博訊博客 http://blog.boxun.com/hero/zsyy 天易博客：http://home.wolfax.com/home-space-uid-123-do-blog-view-me.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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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3 10:02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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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Oct 2013 09:52 AM PDT 
香港三家传媒的记者，在印尼峇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峯会采访，在提问有关菲律宾人质事件的问题后，竟被 APEC 职员指「不合礼仪」及令「嘉宾难堪」，强行抢走采访证并喝令离开。港台记者叶耀坤于电台节目忆述，当时记者正等待菲律宾总统阿奎诺，最初没人干预，惟香港记者发问后，即有 APEC 大会职员指他们的所在地不属采访区。叶耀坤更强调传媒手册内无提及发问位置是限制区域。
表面证据来说，如果一间电台的采访过了火位，的确有一定的可能；但同时有三间传媒，包括香港政府自己的官台──香港电台，这问题特区政府就已经责无旁贷，必须代香港电台出头。可是香港记者一而再，再而三在大陆以至外地受到欺凌，香港特区政府的态度就是「会跟进」、「要研究」，不断用拖字诀，真相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是一个丧权卖港的政权，对内则凶狠，对外则软弱无能，这才一再令香港人以至香港记者，一再在外地受到欺凌的原因。 记得暑假的时候，一位小学老师休假在闹市，为对抗警察不公的执法说了句粗口，特首梁振英就立即要教育局长交报告，而教育局长则要学校交报告；对于身在 APEC 现场的梁振英，不但没有出来说几句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说话，更对香港人恨之入骨，一直仍在追讨马尼拉人质事件责任的菲律宾总统阿奎诺谈笑风生，这是怎样的一幅画面？这是怎样的一种态度？这是对香港受害人家属如何的二次、三次、甚至系多次伤害呢？梁振英，当时你究竟有甚么觉得可笑？当时你在对阿奎诺说甚么？ 香港记者以至议员，向中国外交部求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说：「暂时只透过传媒报道得知事件，未掌握具体资料，中方很难就事件表态，鼓励香港传媒，积极与主办单位及印尼政府沟通解决问题。」敢问中国外交部在 APEC 做甚么呢？不了解？未掌声具体资料？那么他们可有接触记者？可有立即表达任何严正的立场？可有发挥基本法「一国两制」下中国独占的国防与外交权利，为香港记者做一些甚么？没有，就是鼓励香港记者去和加害者「协商」──叫受害人和加害者协商，这真是天下奇闻。 事实一再证明，香港人拿著特区护照以为享有「免签证」待遇，以为贪平用几百元的护照就可以享有出外旅行的方便，却忘记了这本「特区护照」，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一本护照；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本护照的确带来方便；万一出意外的时候，这个从不关心人民死活，只关心自己党与独裁政权利益的中国外交部，根本不会关心你香港人的死活！这些官员，既不需要向政府问责，更不需要向人民问责，特别不会向你们香港这个「中国再殖民地」的香港市民问责；出了意外不但没有人关心，所谓代表香港人的特首还和你的仇家谈笑风生，露出比名作《蒙娜丽莎》更开怀的微笑，令每一位有血性的香港人，都感到忍无可忍。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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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在自我流放中品尝自由的滋味――阮铭回忆录《追寻自由：美国篇》 Posted: 07 Oct 2013 06:08 PM PDT 
如果社会制度把某一群体、某一阶级或某一民族的自由建立在其他人的苦难上，那么，这种制度就不合理、不道德。——以赛亚•伯林
阮铭先生离开中国二十四年之后，我也选择了离开。我离开的二零一二年的中国，比阮铭离开的一九八八年的中国更加不堪——大国崛起的表象下，山河污染，人性败坏，官逼民反，天怒人怨，共产党正在转型为纳粹党，法西斯主义露出了尖锐的獠牙。 年逾八旬的阮铭先生差不多是我祖父辈的人物，他在回忆录中条分缕析的流亡之路，于我而言，未尝不是一部未卜先知的教科书。英国作家沃（Evelyn Waugh）认为，“人的本性是流放者”，热爱自由并追寻自由的人啊，哪一个，不是走在放逐与自我放逐的旅途中？ 邓小平道路跟毛泽东道路有多大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阮铭曾在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身边工作过，并参与起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历史性的文件。他深味中共高层权力运作的密辛，对毛、邓两个时代都有深切体认，在海外出版了厚重而扎实的代表作《邓小平帝国》。 二零一二年，习近平上台之后，旗帜与道路，暧昧不明，忽左忽右。左派为习近平向毛泽东鞠躬的举动而欢呼，右派为习近平向邓小平致敬的行为而叫好。于是，左右逢源的习近平，赚到的金山银山比青山绿水还多。 左派，尤其是毛左，我不予置评，也不值得我给予任何一句评价。而所谓的“右派”——或曰体制内改革派、温和改良派、宪政民主派、普世价值派及自由主义者们——一厢情愿地为新君唱赞歌的表现，则让我大跌眼镜，禁不住有话要说。人们看到习近平重走一趟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路线”，就把习近平看做是又一颗“大救星”。然而，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真有本质的差异吗？真是针尖对麦芒吗？ 惟有读史才能使人明智。阮铭是一名少有的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在这个时刻，更需要读一读他的有关著述，包括这本独一无二的回忆录。在阮铭看来，邓小平不是毛泽东的叛徒，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充其量就是“修正主义者”而已。在维护共产党一党独裁这一“核心利益”方面，毛与邓并无二致。胡耀邦与赵紫阳从未有过取邓小平而代之的意图，邓为何要罢黜胡、赵，转而选择江泽民为接班人呢？阮铭分析说：“鄧小平只是在開創改革大業時，才需要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有新思維的開創型人才。等到天下大定，鄧小平擔心的正是開創型新領袖的新思維，會改變他鄧小平帝國的舊路線，特別是他「絕不能讓」的政治思想領域。它需要的正是另一個「華國鋒」，遵循他鄧小平的「凡是」永遠不變。”这个看法如老吏断狱，切中肯綮。此后的胡锦涛、习近平都算是“盗版的江泽民”，才可能被此种“优败劣胜”的体制选中而上位。 习近平强调，“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都是共产党的荣耀和成就，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同室操戈。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毛知道邓是共产党体制的忠臣孝子，才留下邓一命；而邓执掌大权之后，果然保留毛泽东纪念堂、天安门毛像以及宪法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毛、邓的治国之道虽有差异，在意识形态上却都是“铜墙铁壁”。 这一点类似于毛泽东与周恩来之异同。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在回忆录中论及西方对周恩来的误解。很多西方人认为，在中国的权力斗争中，周代表的是“好人”这一边。但李洁明清楚地指出：“周恩来是个强悍、坚贞的革命党员，过去曾有过动用暴力的纪录。他之所以开启和美国沟通的管道，并非因为他喜欢或欣赏美国人，或是美国的制度，而是因为中国迫切需要可以反制苏联的力量。”邓小平也是如此，他开启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不是要给中国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乃是为拯救共产党自身摇摇欲坠的统治。可惜，在今天的西方和中国内部，仍有那么多人对邓小平的崇拜五体投地，甚至为习近平倾向邓小平多一点而祈祷。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所写的关于邓小平传记，甚至为“六四”屠杀辩护——傅高义曾经当过阮铭在哈佛访学期间的房东，却不曾吸纳阮铭对邓小平鞭辟入里的批评性看法。 只要是反对共产党的人，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吗？ 阮铭以海外流亡者中的“乌鸦”自诩，虽然这个名字是別人为他取的，他本人却甘之如饴。从这本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只是有限地参与过一些海外民运活动，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美国各大学和基金会之间，读书、写作和研究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不是政治活动的弄潮儿，只是偶尔涉足其间，不小心打湿了鞋子而已。 没有人喜欢听乌鸦的声音，没有人喜欢听批评性的言论。这些年来，海外民运的路越走越窄，不仅几乎在西方主流社会销声匿迹，也基本不受海外华人社群的认同和欢迎。没有任何一个人物与组织，享有清末时康梁、孙中山的那种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海外民主人士与经济崛起的中共政权相比，确实实力悬殊。但是，反省与检讨仍然必要，若任何批评意见都不愿听取，而是热衷于“抓特务”的游戏，民运与共产党又有什么差别呢？ 在这本回忆录中，阮铭对九十年代初期民运在轰轰烈烈的热潮之下潜在的败相已有所觉察。他写道：“討論到「民陣」的組織屬性，會上的「三巨頭」，陳一諮和萬潤南兩位「實力派」領袖一個代表「體改所」派、一個代表「四通公司」派，都傾向列寧式政黨。”用共产党的模式能战胜共产党吗？既然你变得跟共产党一模一样了，为什么还要反对它呢？短短几年之间，阮铭又发现：“無論樂觀的舊夢、悲觀的新夢，都是不願或不敢直面現實，喪失了民運前進的目標。而愈無目標，愈內鬥；愈內鬥，愈無目標。沒有了理想的追求，爭鬥的都是權和錢。”毛的斗争哲学深入到每一个反对共产党的人士的骨髓之中。 书中有几处涉及作为流亡者群体的精英组织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内部分歧与兴衰史。书生的争斗，亦堪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与好几位当年的学社成员是交往頗深的朋友，对学社的历史与掌故多少有所了解。我并不完全认同阮铭对诸多人事、理念的纷争与纠葛的判断，但我觉得，学社虽小，可作为透视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文化的病症的一个标本，也可以作为分析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典型个案。所以，阮铭书中披露的部分内容，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渊源更为深厚的苏晓康，在《离魂历劫自序》中如此描述学社当时的光景：“普林斯顿收留的‘精英’、名流，因为不懂英语又不是平常人，只好‘相濡以沫’，抱成一团，遂成一‘中国城’，派对每周必有，还非唱‘文革歌曲’不可，要不就是《血染的风采》。没有谁受过基本的学术训练，却常常要办学术讨论会，人人看上去大言不惭，预言中国，还都会侃几句文化；否则怎么叫‘访问学者’？”老实说，很多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过，皇帝的新装，谁也不敢戳破，戏还得演下去。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可是这些流亡者的心灵真的得到了自由吗？未必。苏晓康感叹说：“这班大名鼎鼎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拥有一辆破车和不再拥有崇拜者之外，仿佛并没有生活在美国。”若非经历生离死别之劫难，苏晓康的自我反省与解剖，又岂能如此痛彻肺腑？ 流亡是一段精彩的新生命的开端 一九八八年离开中国的时候，阮铭本是想暂时出来透透气，未曾料到次年发生了“六四”惨案，从此便有家难归。这本回忆录集中描述作者在美国的生活，美国的大山大河，在其笔下妩媚多姿，作者本人的生命状态亦多姿多彩，所以方能“相看两不厌”。对于接纳无数流亡者，让他们在此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言说的美国，作者充满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作者又并非“惟美是从”，对于从老布什到乔布斯等向中国暗送秋波、“与狼共舞”的美国政商人士，他亦是不是地直言批评。 阮铭如此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生命，三分之二逝去在地獄裡，三分之一飄泊在地獄外。”那自由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比起那不自由的三分之二的时间来，不知道要快乐、幸福多少倍。阮铭离开中国时，已五十七岁，差不多快到退休年龄。但在这本回忆录中，读者看不到某些流亡者身上的那种化不開的哀怨、愁苦、失望的情绪。二十多年来，阮铭著述十余部，在美国和台湾的大学开课数十种，紧张、忙碌、充实，开辟了堪称“笑傲”的“人生下半场”。思想家伯林说，流亡是一条康庄大道，阮铭当有同感。 所以，就连失去中国护照和中国国籍的那一刻，阮铭也轻轻写来，一笔带过：“中國領事館的答覆是拒絕延期。我問為什麼？回答是：「政府不滿意你寫的文章。」我再問：「 難道文章觀點不同，就可以剝奪我的公民身份？」回答是：「這個我們不能回答，我們也是奉命行事。」這樣，我就成了無國籍的漂泊者。”此刻，并无斑驳之血泪，更没有地动山摇之痛。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家国情感可谓“千年一贯”，如棺材盖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阮铭却能做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从美国到作为美丽岛的台湾，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家园，何必对那个早已沦为烂泥潭的中国牵肠挂肚呢？比“叶落归根”更高的价值，是与自由为友、与自由同在。 智者的流亡，不是智者本人的错，而是迫使智者流亡的国家和制度的错。英国历史学家理查•皮佩斯在《共产主义简史》一书中指出：“为了追求全体一致，共产党政权使用了流放与监禁等办法，企图让那些无法与其一致的人保持缄默，但这些人往往也是最具有才能与创造精神。其结果是，由于能存活下来的通常是最依赖以及最能配合的人，因此所有的创新行为几乎无法出现；因此，既然共产社会无法让最好的人才留下来，日复一日地陷于困境也就无可避免。”一个被土匪绑架的国家，有什么荣誉可言呢？我只能预测，哪一天，睿智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流亡他乡；哪一天，中国本土才是值得其公民自豪的自由之乡。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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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Oct 2013 10:10 AM PDT
如果将习近平新政以来的一切努力都看成他在致力于重建威权，我们就能理解他现在的一切言论与行为。
胡锦涛承诺权力交接后不再后台听政，把"说话算数"的权力一揽子交给了习近平，也把自己时代遗留的政治与经济麻烦，一并转让。
当年，邓小平曾对江泽民交待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李锐叙述，见《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习新政之初，必然要重建威权，尽管习是毛时代以来，第二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党国元首，但他却并没有享有毛、邓那样的政治威权，甚至难以达到江泽民那样的权势。习应该清楚，自己不可能达到毛或邓那样的政治威望，但他内心却视自己为普京式人物，梦想通过重建个人威权，实现他的中国梦或国家复兴。在现在这样的体制下，如果没"个人说了算"的威权，在他看来，必将一事无成。
胡锦涛因为一直没有真正掌握军权，所以他没有政治自信，只能谈谈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习近平的"三个自信"真正来源是党政军权集于一身，老人政治的民主生活会与军人政治，可以让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下台，也可以让胡锦涛屈身从命，当胡锦涛"高风亮节"裸身而退，老人政治在中共历史上可以说阶段性地划上了句号。即便有老人想干政，也难以从内部制度上来撼动习近平了。
习因此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威权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很简单，习的团队并不是习的人马，中央常委七个人却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既有邓的政治势力，又有江系、胡（团派）的政治势力，真正属于他的左臂右膀是纪委书记王岐山，这位在下乡时曾与他共卧一床的兄弟。
"共和国"不是人民的共和，也不是各民主党派的"联合中央"，某种意义上是党内政治派系的多寡头共和。常委中的四大派系并没有毛主义的代言人，宣传系统看起来仍然高举马列毛思想，但那只是一个政治幌子，他们既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唯一能做的只是用红色旗帜筑一道精神上的防护墙，以对抗民主宪政与普世价值的"入侵"。
2012年11月17日，习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而邓小平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对于威权统治者来说，如果丢掉了这面旗帜，就没有了红色的掩体，特别是红色传统中的斗争性与暴力性，在关键的时刻是超越法律、建立与保护极权的最强有力武器。
胡温时代，吴邦国说出不搞民主宪政与三权分立等"五不搞"，并不理直气壮，完全是防守姿态，但到了习新政之后，却是主动进攻态势，不仅有九号文件发往媒体与高校，规定不准谈公民社会、宪政制度、普世价值等"七不准"，并在《求是》杂志等媒体高调反民主宪政，将其归类到西方资本主义范畴中，予以排斥与抨击，广东宣传部长庹震发声：广东地处意识形态斗争"前沿"，中共党媒喉舌也纷纷发文提出"斗争"与亮剑，大有东风又在劲吹、战鼓又在擂响的架势。
而网络上面的反击，"二高"的司法解释，网贴涉嫌传播谣言攻击政府，转贴达到五百即可入罪，一些知名网络大V与相关网络营销公司被纳入打击范围。打击的方式、罗列的罪名五花八门，但目的只有一个，让网民消音、让网络减震，以夺取失控的网络宣传阵地。
习要的当然不是复兴"文革"，而是通过宣传阵地，建立自己的威权，维系当政期的稳定。但习在与宣传系的勾兑中，不知不觉陷自己于不义之地，当中共媒体提出有人利用网络反党、利用普世价值反党之时，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康生对习父习仲勋的政治打击：罪名是"利用小说反党"。习父因此被打压直到文革结束，习家也因此横遭灾劫。宣传系统还没有为习建立威权，却已让习背付复辟文革的骂名与质疑。
文革中，毛是红卫兵们的政治崇拜与信仰，但邓小平之后，毛思想只是政治家或政客们的政治工具，政客们用一种政治实用主义方式对待红色列祖列宗。当习近平要打击薄熙来、打击中石油腐败团队、打击地方藩邦势力这些红色大鳄与权贵利益集团，习无法以宪政民主方式来出拳，如果真的公示财产、真的三权分立宪政民主，整个政治集团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习近平唯一能借力的，只有毛泽东的方式，是"严峻"的形势，把习逼到毛左的路线上，也就是说，习是被逼扬汤止沸。
有人会问，为什么邓小平与江泽民建立自己的权威，并没有像习这样打左灯真的左转。
邓小平与江泽民用的是加法，邓小平时代自由了经济市场，平反了冤假错案，恢复了高考，这一切都足以使他拥有民心与威权，而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将新兴的权贵们笼络于政协、人大之中，让他们共同分享政治与经济权益，邓、江时代有巨大的改革红利，足可以让权贵们分赃分到手软，但到了习近平时代，面对的是刘志军与中石油这样的利益分赃者，又有薄熙来这样的政治权利争夺者，还有地方巨大的债务危机，习的天下被利益集团们掏空了，只剩下一具中国梦的空壳，因此他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是空前的，而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没有真正的威权，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自己也就成了儿皇帝，习因此披上毛氏红色外衣，借革命传统力量以提升个人威权。
习的威权与中国梦一样，都是虚空的，需要他自己一步一步做实。习要致力于把自己的威权做实，所以借力毛思想与毛方式，借力宣传系，当然，也得借力"警法系"（司法与警察、检察体系）。政法系因在胡温时代过度纵权，危及中央核心权力，所以，常委席位被剥夺。
到了习时代，只能依靠警法系来维护稳定，面对大量的维权人士、网络大V、公开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者、以及许志永、王功权这些公民社会建设者，习治下的有关部门不能容忍其和平地存在，主动重拳出击，敢于编造莫须有罪名予以刑拘或公诉，警法系的亮剑与斗争，以维护现政权的稳定名义，一步步做大做强自己的部门威权，轻罪重判、无罪拘审或喝茶、软禁，而对因自卫而杀害城管的夏俊峰、因集资而遭到地方迫害的湖南商人曾成杰都处以极刑，警法系的亮剑，超越法治、超越普众的想象力，招招见血，已成为习新政以来一道黑色的风景。以令人恐惧的方式建立政治威权，使人想到法西斯化或斯大林时代的黑暗。
无论是宣传系、警法系还是地方政府、国企，最高权利者需要什么，这些派系或机构都能提供什么，他们在提供概念与服务的同时，他们都要为自己对势力范围进行一次有效扩张，同时也在侵蚀党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他们有力量为最高权力者建立威权，但他们却要将自己派系、集团建设成享有法外特权的柱石，而这些柱石，不仅会成为国家社会的巨大隐患，也会成为最高权力者的隐患，上届政法系的暗厢擅权，就是绝好的例证。
习发起的整风运动在省部级流于形式、走过场，这是官场的不合作运动，地方官府已形成利益集团，官员们内部虽然有利益冲突，但面对上级的督察，他们会形成一个整体，共进共退，而这种不配合整风规避风险的方式，伤害的是习新政的面子，也会使其威权性失分，习必须亲自出场，让他自己蹲点的地方见出血色，河北省委必须撕破地方藩邦势力的一体化，一体化必然会成为一个腐败团队，也成为对抗中央威权的堡垒。当河北省委互相批评的画面通过央视播放于天下，习的自信与亲政、地方大员的问题与窘态都一一展现，如果有人真要类比文革的话，文革中毛只是象征性的接见红卫兵，而宣传毛形象、确立毛威权的事情，由林彪、周恩来、江青们执行落实，而习完全靠一已之力，他挥动一次左勾拳，对方就避让一次，或者故意受点轻伤，以保全自己的实力。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与革命老将们、踢开党委闹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确立了自己的神圣威权地位，习近平出左勾拳，借毛泽东的旗帜、毛泽东的语言、毛泽东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将自己打造成2.0版本的毛泽东，并建立自己的威权？意识形态领域的左转、警法系非法执法，也许可以带来一时的威权与稳定，但却会埋藏更巨大的政治隐患。习近平面对进一步的宪政民主与退一步的重建威权，他正在选择后者，这是无奈的选择，也会有一个无望的结局。
殷鉴很近，文革不远。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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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0, 2013, 6:14:59 AM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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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Oct 2013 06:12 PM PDT  6月30日，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纪念中共前宣传部长朱厚泽老先生的座谈会。姚监复先生在发言中谈到，朱厚泽先生在去世前曾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中国会不会成为21世纪的邪恶势力？我以为，这个问题很深刻，由朱厚泽这样一位对中共有深刻体会和研究的人提出来，实在值得所有国人警惕。 据姚监�介绍，这句话的背景大致是这样的：2008 年，当北京举行过奥运，西方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共政权开始向世界推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御用文人自然跟风而上，大加诠释。其中有两本书是朱厚泽特别不能同意的，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 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8～2009）》；另一本是北京大学新左派潘维编的《中国道路》。朱厚泽向很多人推荐过这两本书，希望大家对当权者所鼓吹的"中国模式"加以高度重视。 朱厚泽自己的观点是：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发展很快，因此世界上左派都拥护苏联，都学苏联的模式，中国也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个苏联道路、苏联模式，最终给世界带来的是灾难。现在21世纪，资本主义又出现危机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又是快速发展，世界又在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自己大张旗鼓宣传，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在朱厚泽老先生最后一次动手术进手术室之前，留给姚监�的话是："我跟你说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会不会在21世纪给世界带来灾难？中国会不会成为21世纪的邪恶势力？这个问题我跟好多人讲了，不以为是，也不愿意看我提供的这两本书，要组织人好好研究批判这个，否则中国会成为21世纪的邪恶势力。" 参加座谈会的人们认为，今天可以告慰朱厚泽的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了。瓜农被城管用秤砣砸死；访民被治安员打残、生不如死，到机场用自制炸弹自杀；熟睡的2岁女婴在街头被恶人活活摔死；副处级官员可以日均进帐2万元，坐拥房产上亿；偌大中国处处刀光血影，穷人富人都不得平安。仅处理一个薄熙来，扭转不了政权的野蛮、暴力和颓势。因为一党专政下"老虎""苍蝇"治国，产生薄熙来的制度不变，中共政权的危机会继续加剧，还会出现新的薄熙来。而且，"中国模式"和道路不仅危害中国人，也会像"苏联模式"一样，危害世界。 这些话我都赞同，但我还想加以补充，即，所谓"中国模式"是一个掠夺、毁灭全球资源与环境的人类自杀之路。要全面论述这个话题需要很长的篇幅，我只想谈一个侧面："中国模式"的资源投入与产出。据有关权威数字，近年来中国大致投入了全世界总量的一半的铁矿石、煤炭、钢铁、水泥和有色金属，消耗了全球最多的能源，生产总值却不到全球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巨量的资源投入却没有产生大致相当的产出，那末，这些资源都到哪里去了？简单地说，就是变成费废气、废水、废渣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了。 "中国模式"要消耗世界一半的资源，造出十分之一的产品，而且还要严重污染环境。"中国模式"创造出全世界总量第一的空气污染、世界第一的垃圾和世界第一的水污染，中国废水排放量高居世界榜首，比第２～１０名的９个国家废水排放量总和还要多。我们暂且不谈什么地球、人类这类世界主义的大眼界，从最自私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废气、废水、废渣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享用。这种模式和道路，有谁敢学呢？中国科学院还专门办了一个非洲国家总统顾问的学习班，讲中国模式。这真是天下奇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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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Oct 2013 11:24 AM PDT
当年熙来往上爬，大展拳脚、为所欲为之时，并未受到党和国家体制性的约束，以致几年之中竟在重庆这个直辖市搞了一场十年文化大革命复辟的预演。他的失败却是偶然的，是内讧的结果。主子给奴才的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意外地打翻了自己的船，也意外地减少了我国人民和执政党的损失。
据新华社 2013年9月22日电，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2日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薄熙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至此，薄熙来案件基本上可算告一段落。所谓“基本上”，无非还有两条尾巴： 一是薄熙来上诉； 二是上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两条尾巴，几无悬念。 然而，如果跳出这次薄熙来案件审判的小范围，回到整个大范围的薄熙来事件本身来看问题，却是悬念甚多。我这里主要谈两点。
控方为何避重就轻？
一、对于许多广为人知的薄熙来违法犯罪问题，薄案控诉方为何避重就轻？
薄熙来在重庆大张旗鼓开展，并欲推向全国的“唱红打黑”运动，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检察院难道不知道？起诉书为何对此只字不提？ 动用党政权力和国家财力开展的“唱红”，实质上就是大歌大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歌大颂暴力、大歌大颂救世主毛泽东，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关于否定文革、否定个人崇拜的决议，公然对抗亿万中国老百姓对于十年浩劫和极左路线的血泪控诉和历史性的唾弃。 “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在营造大规模、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国家恐怖主义气氛之下，剥夺公民人权、私设公堂、滥设刑罚、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千百起血泪冤案，冤死了七十余条人命。以“打黑”的名义剥夺了私营企业家亿万资产。这些合法的私有财产成了二十一世纪“打土豪分田地”的战利品，经薄熙来、王立军之手“充公”，相当一部分由其自肥，剩余一部分由其任意支配用于笼络人心、沽名钓誉、欺骗民意，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据悉，重庆“打黑”共没收资产一千多亿，其中只上缴国库不到十亿元，即不到1%。其他那将近一千亿元到哪里去了？为何既不查、也不追，甚至在起诉书中只字不提！如果检方认为这些数据还不够准确，那也有必要去把它搞准确，并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宪法第十三条还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重庆的私营经济在薄熙来、王立军的黑打之下，已陷于灭顶之灾。时至今日，薄熙来肆意违反宪法和法律、破坏私营经济、侵犯公民合法财产的严重罪行得不到惩罚，其政治影响十分严劣： 第一，薄熙来黑打无罪，被黑打的成千上万公民平反无据、伸冤无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威望损失无法挽回。 第二，黑打无罪导致公民被非法没收的财产难于追回，而相关掌权者们对于已经“黑”到自己手里的财产迷恋不舍，贪心便愈益膨胀，“胆量”将愈益增大，后患无穷。 第三，黑打无罪的示范作用无边，今后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黑打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第四，黑打无罪，导致国家发展私营经济的法律政策受到怀疑，使私营经济“二等公民”形象愈益“增色”，破坏中国经济。 第五，黑打无罪，意味着公民生命与合法财产不受保护，进一步降低社会主义社会的可信度和吸引力。 第六，守法公民的安全感丧失或受到威胁，是近来几年、十几年中国人口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富人中出国移民倾向在日益增加。如果黑打无罪的局面不改变，这种离心去国现象不但难于扭转，还可能加剧。其政治影响之险恶，不言而喻。
暴露政治制度什么弊病？
二、中国政治制度在薄熙来事件暴露了什么弊病？能否“亡羊补牢”？
据一审判决书提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辽宁省人民政府省长、商务部部长期间，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2044万余元。・・・・・・ 然而，正是在此期间，薄熙来所担任的职务越来越高，并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直辖市重庆的中共市委书记。可以说，薄熙来的官场病越来越重，官位却越来越高。正如民间俗话所说，他是“带病提拔”的官员之一。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能够带病提拔官员的政治制度和组织人事制度本身是不是有病？是不是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治疗和改革呢？答案恐怕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薄熙来带病往上爬获得高位应当承担责任的有两部一首长，即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以及提名薄熙来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中央首长。由于他们的工作失职或失误，导致薄熙来上篡得逞，给人民、给国家、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但是到目前为止，未见上述两部一首长中任何人站出来向人民、向共产党谢罪和承担责任。这难道不说明党和国家的人事组织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了吗？ 中国共产党章程四十四条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利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当地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然而，薄熙来从大连市到辽宁省、到商务部、到重庆市所犯大量违反党纪国法的罪行，有哪一条是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和处理的呢？ 世人都知道，薄熙来罪行的揭发，并没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功劳。纪检委在薄熙来案件和其他许多类似案件中都是后知后觉、效率颇低、有负众望。这难道不需要从制度上找找原因，动动手术吗？ 其实，纪律检查权本来就是与同级党委的执行权分立的。现行中共党章第十九条已经规定，党委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同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两个机构理应平行、互不统属。这是起码的形式逻辑。但是党章随后有一个重大失误，它规定纪检委受同级党委领导，使其难以对近距离的同级党委实行纪律检查，大大降低了纪检工作的效率。这是惩治贪官污吏工作长期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政治体制需要分权制衡
薄熙来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的缺陷。当年他往上爬，大展拳脚、为所欲为之时，并未受到党和国家体制性的约束，以致几年之中竟在重庆这个直辖市搞了一场十年文化大革命复辟的预演。他的失败却是偶然的，是内讧的结果。主子给奴才的哪一记响亮的耳光，意外地打翻了自己的船，也意外地减少了我国人民和执政党的损失。 重庆事件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政治体制需要分权制衡。我们这套集权的制度太危险了，一个人只要大权在手，就可以滥杀无辜，可以灭口，干什么都行，因为他觉得天下可以一手遮。直到偶尔阴谋败露，失去权势的那一天，他才自叹倒霉。只有分权制衡，才不会使这种令人感到耻辱的事情一再重复。 可惜的是，时至今日，薄熙来案件的审判都快要落下帷幕了，但对薄熙来事件的总结，还远远没有上升到政治体制的高度，没有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采取应有的措施。我们基本上还躺在有可能重复产生薄熙来，有可能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体制上睡大觉哩。 朋友们，危险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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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1, 2013, 6:09:00 AM1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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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千帆：“舆论斗争”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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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Oct 2013 12:20 AM PDT 自八月下旬以来，"舆论斗争"成为中国官方推出的热门词汇。《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环球时报》、《解放军报》陆续发表文章，若干省委书记和宣传部长也纷纷表态，支持"舆论斗争"、否定宪政民主。中央军委副主席更是表示要像"坚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言下之意，舆论阵地已经失守，现在要靠网络军管等非常措施才能夺回阵地。 或许在新一届政府看来，舆论阵地对于信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再不收复将无力回天。只是新中国在经历了前30年的全民洗脑、后20年的精英反思之后，早在10年前就已进入大众觉醒时代，现在更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通过专政手段回到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其实，在中国近60年，不同版本的"舆论斗争"一直是官方主旋律。各种"整风"、"学习"等思想运动每隔几年甚至每年都来一次，以保证党员和大众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只不过那个时代的大众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或主见，因而每次思想"斗争"如同演习一样轻而易举大获全胜。和威权政治不同的是，极权政治的主要体征就是舆论和权力的高度合一：政治权力垄断舆论工具，并生产自己的"真理"话语体系；舆论机器对全民灌输"真理"，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权统治。 国家一方面屏蔽外来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用专政机器直接剪除国内的少数异己力量，以此形成"超稳定"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全民都相信权力即真理。无论政权对你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它是不会错的；你挨整，只能说明是你自己错了，你只有老实悔过、痛心检讨。政治权力因代表"真理"而获得巨大的道德资源，变得至高无上、所向披靡；"真理"则借助专政机器的威慑力而深入人心，全民对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基础深信不疑。 新中国的"前30年"即处于这种全民洗脑状态。1949年后，政治异见的主力逃离大陆，剩下的小股反对力量或遭到镇压，或经过改造而成为"真理"话语的一部分。全国上下都毫无保留地崇拜一个人、一个党、一种思想，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权力和真理的统一达到不可逾越的巅峰。其实这个时期仍有一批受传统教育影响、有思想、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但即便他们原先也对正统信仰坚信不移。1957年"反右"前夕，中共执政才七八年时间，绝对权力即已绝对地产生腐败和社会不满，知识分子利用"双百"方针对党进行"猖狂进攻"，结果悉数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文革"初期也产生了遇罗克、林昭等青年反叛者，但是在全民崇拜绝对权威的疯狂年代，反对力量如沧海一粟，无一在专政机器下留存下来。 事实上，对待这些凤毛麟角的先知先觉者根本用不着国家暴力，只要发动群众起来"大批判"，"六亿神州"的吐沫就能把他们淹死。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了那么大的人道灾难，也只有党内高层极不彻底的批评和反思。在党内中下层和党外，宣传机器若无其事地照常运行；忍饥挨饿的人民对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毫不知情，数千万饿死的冤魂并没有对"伟大领袖"的形象造成一丝伤害。"大饥荒"削弱了毛泽东的党内地位，却未曾贬损他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正是这种格局让他发动"文革"，利用全民对他的狂热崇拜打倒那些因他的错误而获得机会的党内挑战者；假如没有前者作为土壤，"文革"充其量只是一场宫廷斗争，不会发展成为惨烈的全民运动。 "文革"之后，中国进入所谓"后极权"时代，一个标志就是党内外部分精英痛定思痛，开始反思造成这场全民浩劫的制度根源。进入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伴随着思想开放，中国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结构发生全面变化，政治权力对"真理"的垄断岌岌可危；公民社会已经开始发育，意识形态已开始经历解构与重构。但是在这个阶段，对意识形态的反思和质疑仍限于少数精英；多数民众仅满足于追求自己的温饱和小康，并不关心更宏观的政治与制度改革问题，也不具备交流信息与思想的便利手段。因此，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思想运动主要影响高校师生，并未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弹。 "八九风波"中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对于民主、自由、法治思想的传播却影响甚小。上世纪90年代之后，关于宪政民主的各种学说仍然持续不断进入大陆。原先国内对西方宪政制度只有粗线条理解，现在连司法审查等相对晦涩的知识细节均已成为法学常识。至少在学术界，传统意识形态已彻底失去"阵地"，宪政民主等现代理论的知识积淀已经完成。与此同时，征地、拆迁、分税制、土地财政、禁止农地流转、放任环境污染等各种借"改革"之名剥夺民利的制度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政改缺位造成的官僚腐败和公权滥用直接影响了数以亿计的平民百姓利益，从反面验证了宪政民主的必要性。 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老百姓对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件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国家制度联系起来。以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复转军人乃至被"双规"的官员从自身遭遇中认识到，没有法治与宪政，自身基本利益、安全乃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破坏法治、胡作非为，但是一旦坐到被告席上，连他也不得不为自己呼吁公正审判。法治、人权、民主等宪政理念不再只是少数学者宣讲的书本知识，而已经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常识和共识。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新一届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舆论斗争"，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回阵地"。除了新一届领导人的教育知识背景及其形成的个人思维偏好之外，这种政治左倾回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胡温执政期间，上一届即已形成的各种恶法产生的社会恶果全面发作，造成空前的官民对立、民怨沸腾。单面推进经济改革的后果越来越严重，社会要求政治与法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让执政者感到压力倍增、芒刺在背。然而，实质性改革将无可回避地触动既得利益，执政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触碰的；反之，通过现有的舆论控制系统扼杀宪政民主、回归毛时代话语则似乎代价和风险较小。于是今年"两会"结束、权力交接完成后，就有了传达"九号文件"、组织发表反宪政系列文章、打击"新公民运动"、对青年教师加强思想政治控制、拘捕网络大V、夺回舆论阵地等一系列"亮剑"行动。 当然，从其产生的效果和社会反应来看，这一行动计划显然误判了中国当前的舆论形势。"九号文件"虎头蛇尾，在高校传达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七不讲"成为教师们茶余饭后的挪揄对象。逻辑不通的反宪政文章多以匿名发表，知名知姓的作者大都是学术圈里名不见经传的边缘人物，有的根本算不上"学者"，表明官方已找不到像样的学者为之捉刀。更重要的是，反宪政文章引起的社会反应几乎是清一色的批判和讥讽，可见此种言论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种程度。 在官方对民间发动的这场"舆论斗争"中，胜负早已不判自明。除了官媒的自说自话和极少数官员的被动表态之外，如今还有谁在公开支持这股反宪政逆流？事实上，官媒对宪政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不仅没有镇住局面，反而得罪了大批体制内学者，让体制内的"社宪派"、体制外的"自由派"等原本不同立场的派别结成了广泛的护宪联盟。在这种生态下，任何学者公然站出来反宪政都是一种职业"自杀"；这么做也许马上就能得到"封赏"，却彻底毁了自己在圈子里的声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哪次精英联合抵制、社会普遍反感的"舆论斗争"成功过呢？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格局是60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在全民洗脑和精英反思阶段，执政者或因自身强势，或因顺应民心，都牢牢掌控着舆论主导权，官民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舆论斗争"或哪怕是实质性的对话。在毛时代，显然一切都由他一人说了算，任何公然唱反调者都不会有好下场。有的学者对1954年宪法的上亿人"大讨论"津津乐道，其实那个年代哪有什么"讨论"？几亿人只有轰轰烈烈学习、领会、赞美领袖精神的份儿！邓小平抓住人民追求自由、富裕的心理，打出改革开放的旗号，主导了意识形态潮流。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辩论"是拉开改革序幕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其实也不是任何意义的思想或学术辩论。"辩论"的基调早已确定，剩下的任务是找学者写文章正面论证，反对者（当时的左派）是不会有任何机会在官方媒体发表意见、正面交锋的。事实上，这种行事模式和现在的反宪政言论如出一辙，只不过改革开放的立场得人心，因而大批真学者愿意为之效劳。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执政者当前面临的尴尬。初看起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理由不"自信"。毕竟，专政与舆论两大武器仍然和以往一样掌握在政府手里。当年位高权重的"四人帮"都抓了，今天抓几个体制外的大V算得上什么？他们都是耍笔杆子的，而"四人帮"倒台表明笔杆子最终要听枪杆子的。但是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打倒"四人帮"在当时就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且不说长期被压得抬不起头的"臭老九"们，相当部分的普通民众也早已厌倦了让他们"一穷二白"的意识形态。因此，即便在极左派还掌控着舆论阵地的时候，打倒"四人帮"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然而，今天反宪政、抓大V的民意基础在哪里呢？时代不同了，当代中国人不仅懂得爱惜自己每天都在行使的言论自由，而且已经意识到对别人言论自由的任何侵害也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 独立学者陈子明指出，最近的意识形态运动是在"50年代的底色上泼墨"，但这种"底色"只是政府自己假想和力图制造的，完全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底色。当然，作为未曾清理的"文革"遗产，左派言论仍有巨大市场。反宪政逆流掀起后，"左派"确实十分活跃，据说已开始和政府联动打击"右派"；如果属实，那么当今中国已经出现了"文革"时期"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危险迹象。然而，中国"左派"看似声势浩大，却终究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没有经得起推敲的治国思想。除了在领土主权等外部问题上可以一时蒙蔽群众之外，对于民生、反腐、教育、环境治理等和民众利益攸关的国内实际问题，毛主义中找不出一个答案，多数民众也不可能对这一套老调重弹的说教感兴趣。"新左派"虽曾名噪一时，但是其影响仅限于少数学者，政府不可能指望通过他们的鼓噪让极左主张获得普罗大众的支持。除非发生战争或分裂等非常事件，作为一种大众意识形态，左派已走上穷途末路。如果执政者决心向前推进改革，来自左的阻力亦无足多虑。 在经历全民洗脑和精英反思阶段之后，当代中国大众已经觉醒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主体思维。在今天的学者、记者、律师及普通百姓中间，支持宪政民主的"右派"已占据绝对多数。宪政民主虽然还说不上是牢不可破的信仰，但早已深得人心。多数人或许不敢站出来主动维权，但是要把他们的思想拉回到不可理喻的五六十年代，又如何做得到？辩不过就抓人，也许能制造一时的恐怖气氛，让大V们眼下三缄其口，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抓了许志永、王功权，接下来又能如何？他们因言获罪，只会收获更多的社会同情。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下，政府并不能将他们重判并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提高他们的国际与国内知名度，而自己则四处树敌并在道义和形象上丢分。 思想的闸门犹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合拢。现在早已不是五六十年前的全民洗脑时代，领袖想要人民信什么，人民就信什么；甚至也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精英反思时代，用武力就能消除少数异议者的声音。大众觉醒的时代已经到来，武力压制并不能改变大众对宪政民主的信仰。事实上，不论中共执政的原始合法性来自何处，它也不是纯粹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单纯的军事胜利并不能为它赢得广泛的大众支持，而国民党之所以丢失政权，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引起了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普遍失望和反感。在今天，国家动用武力更不可能收复思想和言论阵地，反而只能进一步自损形象、丢失民心。而在信息高度多元的网络时代再实行语态单一的思想灌输，显得幼稚可笑、不合时宜。在不合时宜的方向上走得越远，执政形象所承受的损伤越大。 面对大众醒悟的中国社会现实，执政者有必要为体面执政做长远打算。既然不可能扭转宪政民主的历史大潮，不如尽早改变"舆论斗争"的习惯心态，设计或接受和宪政民主更加兼容的话语体系，与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和谐相处。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与法治改革而言，一个具备宪政意识的公民社会显然是好事而非坏事。要为改革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氛围，也必须采用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目前的"政左经右"姿态好比人格分裂，高层传递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困惑与对立，而官民对立无疑会造成巨大的改革障碍。其实，打破对立的钥匙掌握在政府手里。要让中国改革回到八十年代初期上下齐心、官民互信的良好局面，执政者可选择的路很宽。 （本文作者张千帆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个人法律博客：http://const123.fyfz.cn/blog/const123/。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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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Oct 2013 08:46 PM PDT
毛泽东对米高扬披露的一些真话
短史记18
1949年1-2月，在国共内战的天平已明显倾向于共产党方面时，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赴西柏坡，与毛泽东进行过一次秘密谈判。米高扬曾把他同毛泽东及中共政治局委员们的谈判内容整理成一份记录，并于1960年9月22日，将该记录提交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后被收入《俄罗斯总统档案》（特藏卷）。经俄罗斯学者安・列多夫斯基博士整理披露，由中国社科院学者李玉贞教授翻译，米高扬这份重要记录遂得以公诸于世。
这份记录在重塑国共内战史乃至建国史方面的重要性，自然毋庸置疑，当交付专业史学工作者去充分利用。笔者较感兴趣的，是这份记录中，毛泽东对米高扬所说的一些真话，这些真话，虽然已不算稀奇，但在一般的国内史料中，仍并不容易见到。
譬如，毛泽东曾向米高扬表示，共产党当时尽管一路势如破竹，但仍致力于"避免攻占大城市"。米高扬记录："他们不想拿下上海。毛说，上海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共产党的基本成分是农民，共产党组织在商海势单力薄。最后一点是：上海乃靠从外地运入的原料和燃料维持生计。如果他们拿下上海，那么燃料就运不进来了，工业将停滞，失业将蔓延，人民境遇将恶化。"事实上，1949年国民党治下的上海，工业停滞、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已经很严重。显然，从现实利害关系考虑，尤其是从民心、舆论之向背等角度来考虑，暂时让大城市留在国民党手中，对中共确实更为有利。
类似的权衡，还出现在新政权的成立时机问题上。毛泽东告诉米高扬，"不应急于建立政府"。米高扬曾按照苏共的指示，"劝毛泽东不要拖延成立革命政府一事，要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成立革命政府"，"在拿下南京或者上海之后就立即宣布新革命政府的成立"。但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他的理由是："没有政府他们会过得更有利些。他说，如果有了政府，那就要搞联合，这意味着，共产党就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其他党派负责，这就复杂了。眼下他们，共产党人是……独立的。毛泽东肯定说，这有利于我们清除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他坚持这一点，并且论证说，打下南京，也不立即成立政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他对同民主党派打交道的策略与火候的把握，远在苏共之上。
会谈中，毛泽东还问及了新疆和外蒙问题。"毛泽东怀疑我们打新疆的主意。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地区在进行独立运动，这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支配，伊犁也有共产党。"米高扬则明确表示："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看待外蒙古的统一。……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当米高扬表示："我们认为，即使所有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毛泽东亦只得表示"不拟提出关于蒙古统一的问题。"
争取苏联在军事装备和经济建设层面的援助，同样是秘密谈判的焦点。据米高扬披露，苏联曾"把从日本关东军手中缴获的全部70万军队的武器交到中国革命军队手中"，"林彪在东北的部队从苏联指挥部得到的武器，不仅有缴获的日式武器，同时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苏制的武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愿外界知道这一点。"毛泽东曾在会谈中对米高扬讲过一个小秘密："当国民党将军傅作义率部起义之后，林彪部队进入北平之时，他们所使用的苏制武器全部被上缴，并以美式装备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米高扬还披露，周恩来曾向他提请坦克和反坦克炮等装备的援助，"周恩来说，'我们只有150门反坦克炮，太少了，因此想请苏联给我们一些。我们的坦克也不行。现有的大部分是轻型坦克，最重的15吨。'"米高扬所披露的这些资料，显然会对以往所谓"小米加步枪"的传统宣传模式，构成某种修正。
注释：
本文所有引文资料，均来自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1949年1-2月）》，李玉贞翻译，该译文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刊载于《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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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Oct 2013 07:46 PM PDT 
一去巴渝三千里 ， 难料囹圄二十年
遥想卡拉放歌日 ， 怎禁双泪落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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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Oct 2013 02:22 PM PDT
一
在布满灰尘的书架上，王丹发现了这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他不明白“不同政见者”的意思，也从未听过两位编者萨哈罗夫与麦德维夫的名字，出于好奇心，他把它借回家。
这是一次意外的发现。“那些作者在书中列举的事实，比如斯大林主持的肃反，比如苏共宣传对人民的愚弄等，使得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谓‘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另一面……”他后来写道，“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宣传之外还有完全不同的论述。”
此刻的王丹是北京四十一中的一名高中生，阅读广泛，活动力强。他也是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既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也同时为狄更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激动。这正是共产主义实验的吊诡之处，它制造了无穷的灾难，仍能激起人们的理想憧憬。
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四五运动、毛泽动去世、邓小平复出……王丹的童年是在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中度过的，中国是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一个儿童也难逃影响。不过1岁，他因父亲来到江西南昌附近的鲤鱼洲的“五七干校”生活，“在迈开人生旅程的第一步时，就走在了‘五七道路’上”。他5岁时在幼儿园登台演讲，当邻居郭大爷拒绝给他糖果时，他还用糖纸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讨邻居的“资产阶级不良作风”。他日后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摆脱极权阴影的挣扎过程。
尽管遭逢如此多的悲剧，人们对于这个体制与信仰系统却缺乏根本的怀疑与反思。当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时，他又赢得了一片欢呼，人们似乎再度原谅了这个党与它缔造的邪恶制度。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象征了即将到来的1980年代的矛盾性。在一个漫长的冰冻期后，人们努力尝试一切，试图冲破各种禁忌，在表面的自由之下，是一个从未改变的体制，当它的根本权力被触及时，它会毫不迟疑的露出利齿。
在此之前，人们要拼命地享受这骤然出现的自由。少年王丹也是如此，他沉浸于突然到来的多元思想与文化思潮，《第三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射雕英雄传》、斯汤达、席幕容共同涌到了眼前，邓丽君的歌声比邓小平的政策更为诱人。他也同样被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理想鼓舞——它们都有一种救世情怀，符合一个少年人的英雄与浪漫情绪。
这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集》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它让一个思想正统的少年开始以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世界。这也象征着思想的传播又是多么出人意料，不管多么严密的控制都存在着缝隙，这本原本供高级干部参考的内部出版物流进了一所中学的图书馆，把一位少年引导上一条“持不同政见者”道路。
一本书改变世界观，或许是一种日后回忆的夸张。但北大的确把他引入了一条更为自由之路。
八十年代末的北大校园与中国社会一样，正处于一个思想与情感的沸腾时刻。国家控制的减弱，一个自由空间日趋形成，各种彼此矛盾的思潮、学术与实践交杂在一起。倘若五四时代是一个启蒙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一个新启蒙时代。知识精英在其中扮演着令人瞩目的角色，他们的使命感与被期待的程度，也唯有五四时代可比。
王丹忙于体验这眼花缭乱的新生活。参加各种话题的讲座，听完了《河殇》的讨论会、就又去理解通货膨胀的原理，他创办文学杂志，第一次体验到上街游行的滋味……
这一切忙乱而刺激。在短暂却浓缩的北大时光，他最富有成效的角色不是单纯的思想者或活动者，而是一个联结者。他在知识与行动之间寻找联结，也在知识分子与学生间建立桥梁，他创建的“民主沙龙”与校园杂志，把方励之、许良英、戴晴这样的人物带入学生中间，也把青年人的朝气与理想传达给这些知识分子。他表现出某种罕见的历史自觉性。他对反右与文革产生了浓厚兴趣，试图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传统连接起来，他也关心苏联的异议传统与缅甸学生的反抗，这种历史感是支撑他渡过日后漫漫旅程的最重要力量。
但不管对于中国的未来或是自己的未来，他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设想，他正沉浸的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尝试。他也预感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发生，但对它的残酷性缺乏丝毫的想象，毕竟在整个八十年代，自由与禁锢、改革与保守的力量拉锯中，似乎总以前者胜利为告终。
历史突然涌来，把这个20岁的知识分子活动家推到了中心……
二
我在《王丹回忆录》中看到这段往事，它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我差点就忘记了他与我出入同样的三角地与28楼，在未名湖旁与西门的草坪上游荡。
在书的封底，是那张著名的照片，他站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背后黑压压的人群与模糊的天安门城楼，他的头发软软的扣在头上、鼻梁上架着宽宽的塑料框眼镜、身上则是过分松弛的绿色夹克衫，左手握一叠稿纸，右手拿着麦克风，脸部清瘦、充满稚气，却有一种不容轻视的庄严——那或许也是80年代气质的一次完美展现，理想主义者们不顾自身的脆弱与现实困境，试图超越自身、奋力一击。
整个1989年夏天，我是在长安街旁的一所小学课堂里度过的，焦虑而疲倦地准备初中考试。上课时，我听到零星的枪响，在夜晚也曾被坦克的轰鸣声吵醒，偶尔看电视，总是广场的混乱的景象，我模糊地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大事发生，却没我面临的考试重要。我没对这些年轻人产生过特别的同情，反而有一种疏离。
我父亲是军人出身，笃信秩序的重要性，他也是邓小平政策的受益者，认定这些广场上的学生带来了过多的不安定，尤其是当戈尔巴乔夫来访时，我觉得这些未撤出广场学生让国家蒙羞。这种看法也影响到我，尤其是当中央电视台开始大肆诋毁学生领袖，对死伤军人大唱赞歌时，我真心相信这是一场动乱，对于被悬挂与焚烧的“烈士”充满同情（我至今不知道这些惨案是否真实）。我也记得印在《人民日报》上的几排黑白照片，他们是21名被通缉学生，为首的是王丹，第二名是吾尔开希，他们看起来倒当真像是通缉犯。
夏天过后，我如愿地考上了重点中学。新教材中有一本薄薄的黄色小册子，正是关于天安门的学生，政治老师喋喋不休的用“反革命暴乱”来形容这一事件，王丹、吾尔开希、刘晓波乃十恶不赦之徒。不过比起这些宣教，一个更有力风潮的出现影响了我和同学们。在这一年秋天，一部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的专题片在中央台播出。电视画面上天安门广场那群焦灼、声嘶力竭的青年，被小虎队、童安格、金素梅的形象与声音替代了。同学们兴奋的翻录最新的台湾专辑，谈论赵传与四大天王，谁还在意这年夏天发生了什么？在整个中学时光，1989年似乎突然消失了……
1995年，我进入北大，感慨故园不在，一股平庸涌动。这是一个去政治化、去理想主义的校园。诗歌、思想与天下事，再不是年轻人的生活重心。燕园里最受青睐的社团是山鹰社与爱心社，三角地贴满了TOFEL、GRE的培训广告，而不是政治宣言、文学沙龙。游行更成了一种禁忌，我唯一的体验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那是校方允许与组织的，用旅行车把同学拉到美国使馆前。与八十年代的亲西方态度不同，一股狭隘的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兴起，用来填补共产主义破产的价值真空。
我缅怀五四时代与八十年代，却从未对1989年的广场感到特别的兴趣。只有一次，我随余杰在勺园的一个韩国留学生宿舍里观看纪录片《天安门》，那真是血脉�张的一刻，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到处飘扬的横幅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也对片中王丹那镇定自若的表情、刘晓波的口吃与梁晓燕的清新印象深刻。
这感觉短暂、没激起我继续探究的兴趣。我对未来雄心勃勃，1989年的天安门不仅意味着危险、也代表着往昔，如今比尔・盖茨、哈佛商学院、全球化才代表着我要努力的方向。对于王丹、刘晓波或是天安门母亲的遭遇，即使我有某种下意识的同情，却也认定他们代表着被翻过的历史一页。在官方全面遮蔽了这段历史后，我也与很多同学一样，选择了主动自我遮蔽。
直到2009年前后，我这一看法才发生缓慢的转变。在经过将近20年令人绚目也没心没肺的经济增长后，中国迎来了它另一个转折时刻，人们逐渐发现市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并没改变这个政权，各种弊端也浮现出来。随着年龄的成熟，我也终于迟缓地意识到中国背后蕴藏的巨大的黑暗，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声音，这个国家的另一种可能道路的被迫中断，还有我们这一代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1989年的天安门是探寻这一切的重要密码，王丹则是不容错过的角色。
三
在台北一间光线飘乎的Jazz酒吧里，我第一次见到王丹。他头发短促、脸庞圆圆的，比起当年被形容成“可能被一阵风吹走”的瘦弱学生，他明显地发福了，不过那股青春劲儿却尤在。
过去几年里，他在这里教书，与罗文嘉创办了一个促进两岸民主的基金会，编辑出版《公共知识分子》杂志……当媒体与民进党需要了解大陆政治时，他是个当然人选。他也卷入了台湾政治，因为一笔经费，他要上庭作证，也深受八卦杂志之苦。不过总体而言，台湾人对于他的印象颇佳，尤其是在对比他当年的战友、另一位住在台湾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时，后者常因生活作风被诟病。
对于六四，台湾人的感受即使不似香港人那样强烈，却仍有特别的记忆。当年台湾的媒体对中共口诛笔伐，操着乡音的国大代表们对情况深感忧虑，甚至觉得这又是一个反攻大陆的机会，他们仍用“北平”而不是“北京”的称谓，明星们齐唱《历史的伤口》，把天安门的屠杀视作中国人的失败。北京的学生为台湾学生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榜样，中正纪念堂是一个缩小版天安门。
第一次见到王丹时，马永成感到特别激动。“他真是个咖”，他玩笑地说，相比于北京，台湾的学运只是小事一桩，天安门才是世界性的事件。造化弄人，台湾的学生运动世代不仅迅速获取了权力、也迅速被这权力腐蚀与抛弃，他们的人生像是一场加速度运转，与此同时，天安门一代还处于流亡中，像是被仍到某个停滞的时空。
我仍记得见面时的奇妙。我们喝啤酒、吃辣花生。我带着明显的紧张，他仍是个纪念碑式的人物，我差点就忘记了，他仅比我年长7岁，是比我高不了几级的北大师兄。我们之间似乎横亘着一堵厚墙，墙两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印象里，我们没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既然他是个纪念碑式的人物，你该怎样向一个纪念碑发问呢？更重要的是，他的方式与我的期待截然不同。我原本以为会遇到一个凝重、深邃、不无悲伤的流亡者，他却快活、自嘲，有一种过分的轻松，仿佛我们在酒吧碰到的不过是一个老熟人，因为好久没见，没准备、也不知该怎样敞开心扉。我试着问起他的监狱生活，他却说几乎忘记了。我也想问他对海外民运的看法，他也是一语带过，我只好继续喝啤酒。
在那次见面后，我仍不时遇到他，我们热烈地打招呼，却从未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关于他的过往、他对此刻中国的看法、他内在的忧虑。我们像是熟悉的陌生人。在人群中，他既自在、又孤单。很有可能，这也是流亡的副产品，他需要与周围保持轻松，却无法真地进入其中，或许他也不愿意进入其中。这是流亡的必然副产品吗？它又怎样影响他的政治行为，那个昔日懵懂的中学生的确变成了我们时代最富盛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我现在有耐心，或许太有耐心了”，他说。我们坐在国宾饭店的茶室里，进行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认真谈话。他的语调里仍是一贯地调侃。流亡15年之后，他仍有着北京少年的典型俏皮。他的声音也依旧沙哑，在24年前的全国通缉令里，他的特征描述里正有“嗓音沙哑”这一条。今天的声音更低更哑，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剧烈咳嗽出血，他的喉咙中生出息肉，医生警告他不能喝酒、吃辣与过多地讲话。
“这和监狱生活没关系”，他连忙打消我的想象，我记得他是在秦城监狱里得的咽炎。这正是我认识的王丹，他回避自我浪漫化。
流亡让他更意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个社会需要准备，他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需要准备。这漫长的准备过程，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停滞，也意味着无穷的希望。
“要是六四成功了，我可能早完了”，他说。怎么样才算成功呢？是天安门的指挥部搬进了中南海，学生领袖成了掌权者吗？
王丹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多年来，他要不厌其烦地回应这样的指责——要是你们当权了，情况要糟得多。为这种指责做论据的是中国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与海外民运界的各种内部争执、学生领袖们的不佳个人表现，前者证明共产党的统治是有效的，而后者则似乎表明这些昔日的反抗者是一群多么不值得信任的人。
他们24年前在天安门静坐、请愿、绝食时，从未有取而代之的意愿。他们的诉求如今看来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不过是为了重新评估胡耀邦的地位、反贪腐、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争取言论自由、校园民主……这不过是学生们对限于困顿的改革的不满，他们对于现行制度、意识形态，都没有产生根本的质疑。他们甚至也从未想到自己的行动会产生这一连串反应，它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控制力，他们不再是领导者与组织者，而是被裹挟其中。
台湾的民主转型也给他带来新感受。他感慨两岸的不同命运，台海两岸在80年代似乎处于同样的起点，都深受民主第三波浪潮的影响，校园内都在进行相似的试验，但台湾成功了，自己却失败了。当然，他也感慨历史的复杂，这些成功者如今又陷入了强烈的失败感，包括他的朋友罗文嘉与马永成。
但他在台湾能实现多少政治抱负？靠他的两岸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Facebook上七万个朋友、还是不断涌来的大陆学生？
在一连串的逃亡、被捕、入狱、流亡后，这曾经吸引了整个世界注意的“天安门一代”也似乎没形成一个鲜明有力的政治反对力量。这一代人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组织，但往往是在明确和稳定的表达与行动之前，就很快陷入了内部纷争。一些学生领袖在屠杀周年纪念时，仍会面对着镜头表态，但他们已普遍创造出新的身份了——风险投资人、牧师、商人、电台主持人，而不再是个职业反对派，他们似乎背叛了昔日的理想。
王丹从不批评自己的同代人，包括也同样生活在台湾、当年和他同样富有盛名的吾尔开希——“你想想看，开希已有24年没见过父母，这对人是多大的折磨”。对于当年在广场上过分激动、如今投身商业世界的柴玲，他也更愿意把她的道路视作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她成为广场总指挥是个偶然，她也有权寻找新的身份。这种同情或许也是对他这一整代人的，是啊，当他们被推到舞台中央时，他们不过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没有深入的思考、更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如今，批评者们忘记把矛头指向镇压者，反而常把这群年轻人作为标靶。
王丹是其中最让人尊敬的一位，他不是一次坐牢，而是两次坐牢。在第一次释放后，他出于对六四死难者的愧疚与未竟之志，留在政治与社会气氛已经大变的国内继续他的斗争，因此被判11年重刑。流亡美国后，他也从未自我放弃，除去参加正常的政治活动外，还在哈佛获取了博士学位。
在过去的三年中，他在台湾教书。除呼吁、串联与集会，他也在大陆来的交换学生中找到了久违的阵地，这对于一个无根的流亡者显得至关重要，他们中一些好奇者像是打量大熊猫或是史前文物一样接近他，然后被他大大咧咧的孩子王劲儿征服，感慨还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存在。
王丹乐观地相信，他的努力已使台湾社会意识到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性，他们搭建的民主平台，很有可能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马永成私下却多少觉得，王丹的确维持了一个不错的位置与能量，但对两岸交流却难有太多期待，它找不到真正的着力点。对于中国的海外民运分子，他感到一种苍凉，当年台湾的流亡者普遍抱有强烈的希望，因为台湾会变，但大陆的问题太大、太复杂了，大陆流亡者要辛苦得多。台湾流亡时间最长的彭明敏也不过流亡了22年，而大陆“六四”一代流亡海外已有24年。在大部分时间，王丹必须要与一个逐渐消失的记忆作斗争：当你问起今日的北大学生，很少有人知道1989年夏天发生了什么，也很少有人知道王丹到底是谁。王丹与朋友们发起的“天下围城”活动，与其说是一场政治行动，不如说是一次集体行为艺术，他提醒世界不要忘记。
但对于王丹来说，政治只是流亡的维度之一，它还有另一种意味……
四
“我喜欢残败的东西，美是来自悲哀，流亡是个悲伤的事情，你要离开母体，我在这里中感到一种特别的美。”
被问到流亡与美学的关系时，王丹从厌倦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他之前一直用礼貌来掩饰这种厌倦。
自1989年夏天以来，他就处于一种流亡之中。先是一种内在的流亡，他被关押于监狱中，然后他被驱逐出中国，外在流亡也开始。流亡的荒诞也注定伴随着他，他要在这种荒诞中创造意义。关押在秦城监狱时，他以21岁之龄来理解外在自由与内在自由的区分，“当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被剥夺了的时候，一个人对自由的全部热爱就会加倍倾注到对内心世界的自由追求上……即使是在逆境中，在一个最肮脏嘈杂的地方，一个内心自由的人也可以体会到生活的美”。流亡美国时，他又要面临身份的戏剧性重组，他先是从一个学生领袖变成囚犯，如今又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这自由可能解放他、也可能压垮他。
相较而言，台北仍是个不错的流亡地。各种各样的流亡者造就了这个岛屿。从郑成功到蒋介石，他们在此建立流亡政权，徒劳地面对中央帝国，从渡过黑水沟的泉州农民到百乐门的金大班，他们的乡愁无处安放、四向迷漫。
对于王丹，甜品店、夜半的诚品书店、蜿蜒的小巷、醉酒的朋友，台北让他找到另一种归属感，缓解不断滋长的乡愁。相比新英格兰的凛冽空气，台北潮湿、温暖，像是个温柔乡。他还找到了一直被压抑的作家身份，比起学运领袖、政治流亡者，这可能更符合他内心的渴望。在燕园的岁月里，除去民主沙龙，他也是文学杂志的创办者、热情的诗人，他在1989年初的一首小诗后来被张雨生谱成流行曲《没有烟抽的日子》，红极一时。在台北，他出版过诗集、散文集，一些作品被少年人评为最受欢迎的诗作。这重身份与趣味，似乎是他过分政治化的身份的一种平衡。
还是多年前，一位旁观者就发现，与其他学生领袖不同，王丹有一层更敏感的内心世界。他在狱中写下这样的句子：“秋日的傍晚，四、五点钟的时候，从半开的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大群的归巢麻雀在落叶将尽的稀疏树梢间上下翻滚，桔红色的夕阳把半边天空染成金黄。这种色彩与窗外世界的静谧融合在一起，总是给我一种强烈的震撼。带着这难以言表的感受，我常常独自站在窗前，静静地目送夕阳的西下，直至夜色的降临。”它像是一种自我保护，防止自身被现实的残酷吞噬。他自己也说，因为有文学，他不怕输，可以在政治世界更放松，他可退回文学世界。
“那场冬雨像一个个性内敛阴郁的孩子，静默地坐在那里，尽管不暴烈，却令人窒息。我只有拥被坐在窗口前，看中山高架桥上至深夜仍车水马龙的一条光河，在雨幕的朦胧中一寸一寸计量时间的长度。”他这样描述冬日的台北，用的文章标题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翻开王丹的新书《台北日与夜》，他写半诗半散文的段落，年轻的摄影师陈卓邦配上照片。整本书的情绪也是孟庭苇式的，一点点感伤的小布尔乔亚。
这感春伤秋的劲头似乎与20年前没什么两样，这值得庆幸，却有一种潜在的危险，他对世界与生活的认知没有太多的改变，也没有太多的深入。
读过他的回忆录、政治分析文章、诗歌与散文、还有Facebook上的生活点滴，我被一种深深的困惑包围着，他的高度戏剧性的经历似乎没有赋予他一种观察、理解世界的独特角度。他有高度的历史意识，正是这历史意识把他推向舞台中央，但他似乎又逃离了常与这历史意识伴随的深刻与沉重，他对于中国历史、对于民主看法，往往是常识的重复、缺乏必要的独特性。他高度敏感于个人感受，但他的个人感受却又少一层真正的自我追问，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文学趣味停留在80年代初的朦胧与抒情气氛中。历史力量没有把他推入智力与人性的深渊，反而让他凝固在某个少年时代——他总是那个在北大塞万提斯像下组织沙龙的历史系学生，一个雄心勃勃的文学青年。
或许这也妨碍了他扮演更重要的历史角色。1989年的天安门，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也是全球历史的重要一刻。广场上的学生不仅感染了中国社会，也让整个世界屏住呼吸，对于东欧、苏联这些同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尤其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王丹与天安门学生，与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哈维尔与市民论坛、或是一年前的缅甸88一代一样，是一场全球革命中的偶像人物。但王丹的意义似乎仍被局限于华人世界，没有演变成更辽阔的历史叙述的一部分。这其中当然有多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或是中国足够大、已自成一个宇宙，也因为代际的不同，哈维尔、昂山素姬在领导各自国家的革命时已是智力与情感成熟之辈，他们更是68一代，而不是89一代……但这一定也与他的个人局限性、或者整个中国异议群体的局限性相关。我问起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与异议者的交往，他说很少，也没表现出太多的兴趣。他说，这因为他的懒惰，也与内心骄傲有关，他没有动力去融入别人的世界，他有一个自足世界，正是这种自足让他可以坚持做一件事，而未偏离轨道。但倘若自由与民主是对多元价值的追求的话，这种缺乏对多元文化、另一种可能性的好奇心，可能给这种追求带来新的障碍。
很有可能，我的这些感受一点也不对。即使有一些道理，它又够公平吗？“流亡”，就像爱德华•萨义德说的，“Exile is strangely compelling to think about but terrible to experience. It is the unhealable rift forced between a human being and a native place, between the self and its true home: its essential sadness can never be surmounted. ”（流亡想来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但体验起来却是可怕的。它是强行在人类与其原居地、在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远不能克服的。编者注。）
我从未经历过流亡的折磨，又怎好擅作评价。或许正是这种无法深刻的少年劲儿，让他熬过了监狱与流亡岁月，他成了89一代中最能保住昔日理想的一位。
或许我们应该在纵酒之后再谈论这一切，他对我说，通过书籍不能了解一个人，除非每一页都用酒精浸泡了。在经过多年的公共生活的训练后，他早已熟练地把自己的内在世界关闭起来，这种“狡猾”是他这样的流亡者必须的自我保护。
我们再度说起了北大，我知道，燕园始终在他的内在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他仍常想起落雪的未名湖，那种肃穆的寂静。他也仍宣称要成为北大校长的梦想，这比成为中国的民选总统更让他激动。当我说起三角地几年前被拆了，他竟淡然的说，那就再建呗，这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对未来的强烈信念。是啊，蔡元培不过用一代人的功夫缔造了现代北大，我们为何不能再用一代人的功夫再恢复它的荣光。
况且，历史是多么的不可测，只要稍微转化视角，整个节奏与主角就发生了变化。在我成长的时代，天安门是个被遮蔽与遗忘的主题，但或许再用不了几年，这些几乎被忘记的天安门母亲、刘晓波、王丹将占据媒体的空间，激起整个社会的情感巨浪。
既然我这位师兄钟情诗歌，我也把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一首《伊萨卡岛》送给他：
当你踏上伊萨卡之旅，
愿旅途漫长，
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不要怕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
独眼龙，或愤怒的波塞冬海神：
你不会在途中遇到这类怪物，
只要你高扬起你的理想，
只要你有一种罕见的兴奋，
激励你的精神和肉体。
只要把“伊萨卡”置换“天安门”或是“未名湖”，这正是王丹的旅程。而我也坚信，他也终将会像奥德修斯一样归来。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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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Oct 2013 01:41 PM PDT
台湾政府今年的双十节是在大批警力及铁丝网拒马保护下进行庆祝典礼，在封锁保护区内典礼照旧的情况下，封锁区外则是抗议烽火四起。
这样的场景令人回忆起前总统陈水扁第二任期的国庆日景象，当时抗议者用倒竖大姆指的手势要陈水扁下台，而在今年的双十节抗议者则是以对马英九照片扔鞋的方式要马英九下台。
相对于当年对陈水扁抗议的是统一身穿红衣的红衫军，今年双十节对马英九抗议者，则是来自各路的公民团体。
这些由关厂工人、反核、反土地强征、反两岸服贸等民众组成的公民团体，也有部份如当年红衫军一样穿上统一颜色的衣服，这包括了＂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以及＂公民1985行动联盟＂。
黑衫白衫
穿黑衣抗议的＂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是由来自台大及清大等学生组成的团体，这些喊出＂暴政下台，夺回未来＂口号的大学生，从双十节前一天即彻夜进行。
他们在总统府前＂青年占领凯道＂晚会上批判马英九毁宪虐民，期间获得文化界人士及学者到场声援，学生们在被警察强行架离时并发生肢体冲突。
而在双十节当天上午，数万名身穿白衣的抗议者则出现在总统府不远处的立法院前，这些白衫军是此前因义务役军人洪仲丘命案而串联的＂公民1985行动联盟＂。
该联盟对他们再次的结集说，他们在25万人于总统府前大规模抗议后，两个月来目睹总统涉违法监听、政府毁宪、执政党恶斗、反对党无能。
白衫军这次具体提出要求包括了＂黑箱服贸重启谈判＂，也要求修法下修公投法门坎落实直接民权，下修罢免政治人物门坎及下修不分区立委及政党补助门坎。
他们说从关注军中人权议题的过程中感受到，当局的态度是没人抗议就没事，有人抗议就说听到了管定了，但接下来就一直拖延，根本的困境在于公民受宪法赋予的权力是被剥夺的。
不受影响
在铁丝网隔离抗议者的另外一头，总统府前的双十典礼则不受影响一切照旧，马英九也发表了例行性的双十讲话。
从马英九在双十讲话内容来看，对于白衫军批判的两岸服贸协议黑箱操作，他不再像洪仲丘案那样表示听到或管定了，相反的他宣传了服贸协议的好处。
马英九本人的民调支持率虽然仅红衫军时期陈水扁支持率的一半，但与陈水扁不同的是，他除了控制台湾政府的行政体系外，也以国民党主席身份控制国会体系。
相对于当年陈水扁推动民调支持的对美军购受到国会长期阻挡，马英九推动的上调能源价格、进口美牛等不受民调支持政策，则在国会获得通过。
除了对反服贸的抗议不予理会外，双十节抗议者提出的反核、反土地强征等议题，马英九看来也无意改变其立场。
在野政党目前提出了包括弹劾、倒阁等提案，但这些提案都必须通过国会过半支持，而在国民党控制国会过半席位下，也被广泛认为不可能通过。
末日景像
眼下马英九的低支持率，以及所到之处民众抗议不断，被评论员认为相同于当年陈水扁政府的政权"末日景像"，而马英九针对此一＂景像＂则进行了反制。
除了致电媒体总编辑及接受媒体专访后，一家媒体所作民调其支持率由不到一成＂暴升＂至逾两成外，公民团体的抗议活动也受到反制。
这种反制包括了国民党即将在阳明山召开的全会，公民团体在向当局申请抗议活动时，超过一个月的抗议活动路权被用各种游行名义申请走。
公民团体说，他们申请路权时发现了一些人在他们之前拿钱排队，其目的是抢下路权但不办活动，以阻挡真的要办抗议活动的团体。
这种被质疑来自马英九方面的反制虽可能起到暂时消音抗议的效果，但若从公民团体愤怒的反应来看，这些烽火四起的抗议活动看来不会因而止息。
(责编：路西)
――BBC（林楠森BBC中文网台湾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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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Oct 2013 09:59 AM PDT
中宣部从来都是这个党管制全国人民思想的工具。但胡耀邦和朱厚泽当部长时却是例外，他们两人都要把它办成思想解放部。然而大局不变，这种良好愿望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两位深得人心的共产党员都是因为不得志于本党，以致抑郁而终。
至今，朱厚泽在部长任内所倡导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仍为人们所乐道。这是朱厚泽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在政治上为受压的思想界争取最大自由空间的策略。作为中宣部长，这是他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了。
实际上朱厚泽并没有停留在共产党一个领导干部的水平上，也没有满足于从政治上争取“三宽”。他的思想早就驰骋在更广阔的天地，即使已经被排斥到边缘，也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往前走。从他的大量遗稿来看，这位政治家留下的精神财富，足以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骄傲。只是长期以来，这一点不为世人所知。虽然他有深刻的理论思维，但人们所看到的只是“三宽”部长的政治形象。这种理论和政治的脱节现象，正是钳制思想自由的“中国特色”之一。他生前曾经谈到这一点：“很多的文件都是折中的，都是妥协的产物，因为要让大家都接受，所以文件都具有不彻底性。只要是文件，就是如此。”“思想家的东西只有在他自己的著作里能够比较真实地体现出他思想的彻底性来。”
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在他未来得及发表的遗稿里，果然表现了这种思想的彻底性。他对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且有惊人的见解。
邓小平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至今在中国大陆仍是不可冒犯的禁区。但是朱厚泽却在遗稿里，对许多所谓“经典”原理都提出质疑，或者干脆把它推翻。本文仅举数例。
推翻《新民主主义论》
中共党内不少人都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好的，如果夺得全国政权以后，一直实行“新民主主义”，中国就不会走那样长的弯路了。包括赵紫阳在内，都持这种观点。
然而朱厚泽却超过了他们。他说：
“紫阳作为政治家，作为现实政治选择考虑，这样说是对的，因为这样说最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许多同志，包括许多老同志，包括许多学者，正在做思想和历史反思的同志都能接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可以的，问题是出在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但是，要从思想理论上把那个逻辑贯彻到底，紫阳的说法是不行的。”
他的理由是：
第一，时代判断错误。毛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边讲，二十世纪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样的“新纪元”。这个时代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事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更加发展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却崩溃了。
第二，领导权的错误。“新民主主义”的“新”，在于“无产阶级领导”。这种“领导权”的思想，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朱厚泽认为，马克思这个观点要打问号。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得一部分人享有文明的生活，担负治理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另一部分人负担更加沉重的体力的和其它的劳动，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状况下，首先得到优惠并且作为这种文明体现的，恰恰是当时的上层人物，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都是上层人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阶层会产生新的政治诉求，甚至组成政党。“但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乃至主导人类的未来，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
第三，革命前途是错误的。毛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化，再到最后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毛的“社会主义”。朱厚泽说：“我们吃这套‘社会主义’的亏吃得太多了。”
第四，从“革命”的结果来看，有人认为，我们作为民族总算是站立起来了。朱厚泽指出：中国作为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是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的一九四五年，那时不但废除了过去的租界和不平等条约，而且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作为战胜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还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至于四九年的建国，“那是以公开的形式，把我们拉到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边，公开宣布‘一边倒’，有事情向莫斯科汇报、请示，还要听他们的指示。”“中央决定个什么事情要派人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汇报，要得到那里点头，你独立个什么？！”“至少在建国初期，中共事实上是苏共的下属。”
据我所知，这是至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深刻的批判。在此以前，党内左派和右派在毛泽东的问题上虽然有很大分歧，但对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却一致肯定，认为他“革命有功”。
邓小平在起草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最关心的不是毛泽东所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而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而他之所以能把毛的旗帜再度强加给全党，也就是靠毛“革命有功”，靠“新民主主义论”还能被全党所接受。
如今朱厚泽把“新民主主义论”的根子给刨出来了，用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精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前提到实践结果，都是站不住脚的。原来毛泽东用来吸引人的“新民主”，乃是骗人的假货。其中“民主”只是手段，只是外壳；那个“新”字才是目的，才是核心。什么是“新”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其实所谓“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是“党的领导”，而这个“党的领导”，也就是领袖的个人独裁。这是自从一九四三年中共在延安把“最后决定权”交给毛泽东以来，七十多年“一以贯之”的天经地义。这种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少灾难，中国人民太熟悉了！如果追根溯源，奠定这些灾难的理论基础，正是“新民主主义论”里面那个“新”字。朱厚泽第一次把它的外衣揭穿了，这是中共党内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解剖“党文化”
作为已经垄断全部国家权力的执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能够跳出权力的腐蚀，毅然和“党文化”决裂，并且反过来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在阳光下解剖给大家看，这是作为思想家的朱厚泽给人们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
“党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依靠政治高压，消灭一切个性和自由，用集体的名义，实现少数人对全社会的控制。朱厚泽是把它和启蒙作为一组对立物来研究的。“对启蒙来说什么最重要？个性的解放、个性的独立是最重要的。”“而‘党文化’呢？讲究的就是控制他人；所谓集体主义，铁的纪律；说到底，就是以多数人的名义实现少数人的统治。”
他认为，“党文化”形成于延安整风，并且批评了周扬把延安整风当作“思想解放运动”的说法。而且他还有一个语惊四座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启蒙运动的终结。因为“党文化”从整体上消灭了个性和自由，把中国人全都控制起来了。他说：“当初，大家都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到来了，换新天嘛，包括我们那些老作家、老知识分子。他们欢呼雀跃，高兴得不得了，结果追求来的东西是个什么呢？是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争取科学的结束！”“一切自由的、有个性的东西都完了。”“从辛亥革命到今天，我们转了一圈，又转回到了专制的起点，而且这个专制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其控制的严酷前无古人，其对思想的钳制超过历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文字狱算不得什么。”
以“山之骨”自励的朱厚泽，对“党文化”深恶痛绝：“‘党文化’是个很腐朽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非常堕落，十分丑恶。它能够形成四面八方的渗透力量，而我们还不得不容忍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无耻的文化，绝无任何羞耻。人们对这种邪恶估计不足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处冠面堂皇地表演，实际上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朱厚泽剖析了滋生这种“党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人是从农村底层来的，这些人知道的党就是帮会。至于现代政党，他们根本不知道。所以，这种人一讲就是老子打天下就该坐天下，他认为结党就是干这个的。他怎么知道工业文明社会中的议会民主，政党之类的东西？”他指出：“‘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不但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有的是非常落后的东西，可以说是乌七八糟。有的在国民党时期也是令人不齿的东西，竟在共产党那里又死灰复燃。解放初期，南下干部里面，有的带着自己一班子人，炊事班长成了粮食局长，此类事情不胜枚举，说明什么？说明农耕文化的宗族、帮会之类的观点在起作用，并通过武装斗争推向全国，发扬光大。”
经过几十年曲折的道路，虽然今天中共整体的文化素质略有提高，掌权者也终于承认科学技术的重要，但是与现代文明不容的“党文化”依然存在，所以朱厚泽说：“改造‘党文化’的难度很大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它已经形成一种文化了。”
既不“社会”也不“民主”
被排斥在政治核心之外的朱厚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正因为远离政治，他在理论领域也就可以开门见山，直言不讳，没有必要躲躲闪闪，转弯抹角，以免误触政治地雷，也不必披红挂绿，粉墨登场，去讨好官方了。
应当怎样认识当今中国社会？这位“山之骨”的回答真是掷地有声。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朱厚泽用八个字把它们的外衣剥个精光：“既不‘社会’也不‘民主’。”这简直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小孩一样，指着光屁股的皇帝说：“他什么也没穿呀！”
朱厚泽用朴素直率的语言，对这八个字作了如下说明：（原文不长，晓畅易懂，另加解释都是多余的。）
什么叫“既不社会”啊？我们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目标的，我们是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用国家把社会“吃”掉了，“国家”把“社会”吞没了，一切都听命于官方，听命于官员！从幼儿园管到火葬场，从婚姻登记就开始管，而且管到火葬场以后，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政府还要管到他（她）的子女、他（她）的后辈。在谈到他（她）的后代的时候，还要看看他的祖宗、他的父母是个什么人，真是荒唐之极。总之，国家代替一切。
什么叫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才叫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社会的繁荣，为了社会的自主，为了社会生动活泼地自主向前发展。我们反对过去的政权对社会的压制、统治、限制，所以我们是为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一群人。我们组成一个党，就是不满意原来那种国家对社会的统治、限制、专制！是为了社会解放，不为了社会解放，你搞什么社会主义啊？
用政权控制社会，而把社会自身的发育和成长给弄掉了。在用国家来代替社会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政权从产生、授权，一直到它的运行过程，到它权力行使的监督，有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授权都不民主，权力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履行，权力运行的结果缺乏有力的监督。所以说我们当今的社会是“既不社会，又不民主”。
普适价值——五个一般
朱厚泽不但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同时也没在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旁边停下脚步。他已经跳出历史唯物论所推演的“五种社会形态”，而是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归宿概括成“五个一般”，并且用它作为中国的走向。
因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所有的“社会主义”，至今都不过是一种理想，并未经实践证明。恰恰相反，已经有过的实践，不论共产党执政还是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都陷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的泥潭，更不要说政治独裁和思想禁闭又扼杀了整个社会的生机。所以它们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包括“社会主义祖国”原苏联在内，全都回过头来重新踏上人类文明的正道了。虽然有几个国家还硬着头皮挂着“社会主义”招牌，那只是为了维护“法统”。因为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都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上台的。 其实现在他们在经济上早就靠资本主义过日子了。这都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朱厚泽没有对它多费笔墨，而是直接把目光投向人类社会的未来。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走向，朱厚泽根本没提什么“中国特色”，而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五个一般”：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民主法制国家一般，
第三，公民社会一般，
第四，现代科学技术一般，
第五，当代人文精神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荣）。
这五个“一般”其实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所谓“现代化”，也就是达到这“五个一般”的过程。这“五个一般”是不是已经准确地概括了现代文明，当然还可以研究，另外，每个民族进入现代文明的路程，也都会有各自的特点，但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点，总是共同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朱厚泽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句话就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实质：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
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包括领袖人物和理论家，从来无人涉及，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没有任何人达到这个高度。
衣带渐宽终不悔
如果把眼光再放远一点，其实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其中有改良，有革命，有和平演变，有武装斗争。从社会发展方向来说，有时进步，有时倒退，或者某个方面有进步，而另一些方面在倒退。一般说来，科学技术层面的东西，总是或快或慢在进步，而经济，政治和文化，却是有进也有退。尤其是中国政治，一百多年来，在大陆上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所以总是反复无常，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用强力勉强维持一种高压下的“稳定”而已。其实这种“稳定”，只是在给更猛烈的爆发积累能量，当然谈不上“和谐”。这种“中国特色”，如果用“五个一般”来衡量一下，只有“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这两条，多少还有些共同之处。而“民主法治”“公民社会”和“当代人文精神”这三条，就很难找到什么共同的东西了。所以，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许多方面，距离现代文明还相当遥远。
朱厚泽是共产党内的异数。所以这个党容不下他，然而他一直没有忘记参加革命的初衷，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始终关心国家命运，虽然被丢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二十年，但他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即便坐在冷板凳上，仍然为国家的前途煞费苦心。他始终不渝地盼望中国能真正开始全面改革，尽快和平地转变为宪政民主国家，早日进入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现代文明殿堂。
然而现实却使他失望：“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要实现真正的转变，我不持乐观态度。原因是它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阻碍，还特别受到利益的干扰。”
在这里，他又表现出政治家的明智和“三宽”胸怀：“我们不是主张越乱越好的，乱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没好处。”“我们不主张推翻重来。但是，要改良，要改革，必须是领导要接受群众的要求，要响应社会内外的要求，如果领导人不接受，改良改什么啊？”
据他估计，“在内外压力下，当今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不会没有改变，这些改变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我们也是欢迎的。”他担心的是：当政者“由于利益的制约，如果始终跳不出来，那么这种改变，常常会落在整个形势的后边。这样就会进一步促使矛盾的激化，而且还可能酿成新的事件。”然而历史脚步不可阻挡，社会如果不能和平演变，就只能酿成暴力革命，整个社会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朱厚泽说：“我们是促进派，即促进社会的变革，我们都是改良主义者，不是革命家，解决制度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求在一天内完成，也不是要求一句话，也不是说让政府散了架不管就行了，而是要有步骤地推进政治改革。”
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底线，是真正实现宪政民主。不过他很清楚：“从根本上要解决一党专政的体制。现在我还看不到这个前景。而不从根本上转变，矛盾就很难解决。”
他对中国的前途，可以说有信心也有担心，有决心也有耐心。万恶的病魔在朱厚泽最后的时日里，对这位终生宽厚待人的长者进行了可怕的折磨。他就是带着这些未了的心情，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和朱厚泽没有共过事。他出掌中宣部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不过彼此都知道名字，算是“神交”吧。后来有些见面的机会，相聚的时间也不长。我原来对他的了解，也就限于“三宽”。
直到他去世之后，才发现他有许多遗作。原来他在精神上如此富有，在思想上已经达到这种境界，不单跳出了毛泽东的樊笼，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框架。实在难能可贵！可惜这些著作面世太晚了，当人们看到的时候，它的作者已经永远离开人间，再也不能和大家一起为寻求真理而切磋琢磨了。这真是思想界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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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Oct 2013 09:32 AM PDT
因为美国政府的临时稍业导致被停薪留职的奥巴总统不得不缺席在印尼举行的APEC峰会，令中共官媒的马屁精们自以为他们的习总统终于可以有一次“山中缺老虎，猴子称大王”，在国际会议上感受一下“地球老大”、“唯我独尊”的机会了，虽然期间也还是被主办国总统亲自弹琴，强迫所有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为俄国总统普京唱生日歌的大会前奏夺走部分镜头，但依旧难掩习近平的“自我感觉超好”。
中共政权驻港报刊之一《大公报》以“APEC领导人穿印尼服装拍大合照 习近平夫妇位置突出”为题，内文中毫不掩饰对奥巴马面对的“内政危机”的兴灾乐祸。而习近平总统本人更是不负重望，随时寻找“尽显大国风范”的机会，最令广大爱国贼们“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的表现莫过去当面对新西兰总理的“严格要求”。 海外某华文网媒的一篇题为《习近平对新西兰总理说了一句话，全世界都笑了》的报道中说：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见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习近平表示，中新关系在高水平的政治互信和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双轮驱动”下，发展很好……今年上半年，中国首次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 习近平强调，食品安全问题事关人民身体健康，希望新方把好食品质量关，切实维护两国经贸合作良好发展势头。 从网评和跟贴的数量上看，此文受网友关注的程度远非与它并列刊登的《中国旅游团在德国购物出手阔绰：这里没有假货》一文所能相提并论，可谓“‘好’评如潮”。 网友“哈哈笑”替新西兰总理回应了一把：“希望中国把好主席智商观”。 网友“Angry小鸟”质疑说：“ 新西兰奶粉并无任何问题，厂家主动上报，结果还被证实为虚惊一场。习总大概中国梦做多了，在首脑会晤的重大场合，这样给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抹黑，真不应该呀。” 网友“爱音乐剧的小叶”的跟帖是：“这个绝对是冷笑话！”网友“琴韵声声”称赞说：“习总幽默感极强！佩服！佩服！” 网友BMRedEastern显然非常善解人意，认为是“乖宝宝习大大背书背窜了”。 网友“大道无名”代表所有爱国贼感慨道：“殷切期望，这才是大国风范。” 网友“千年老妖”的评论是：“已经开始对外‘强调’、‘希望’了，下一步该‘指出’、‘要求’了。看来，大国崛起得老高了。”最能代表爱国贼们之强烈感受的跟贴内容是：“很好，中国领导人终于站起来了”。 不止是海外华文网站和华人网友为中国习总统的“大国风范”所感动，内地各大媒体和广大网民同样也是，比如内地新浪网的相关报道就是以《习近平会见新西兰总理：希望新方把好乳制品质量关》为标题，引来网友们的赞叹无数。 宁夏吴忠的网友“回马怒斩断喉枪”和上海网友“美国绿卡基金”纷纷感慨说：“天朝的好主席，心系世界 ”；“习大大真正有大国领袖的风采了！”北京网友“竖子”和“任佳的老爸”分别称赞道：“真是个幽默的领导人 ”，“习大大很风趣”；湖北武汉的网友“ 天堂里的尼奥”则为习大大支招说：“要理直气壮敦促美国改革开放”。 笔者和众多海外华人及内地网友的感觉一样，也认为中国人民的习大大真的是越来越风趣了——特别是在外交、外事场合。人们都还记得今年年中彭丽媛国母曾挟夫借访问美国后院拉美国家的机会顺道去了趟美国加州，虽然当时的美国总统夫人米歇临时变卦，借口要留在华盛顿陪女儿不愿随夫前往加州给中国总统夫妇以“对等”接待，但因为新华社成功引导世界舆论，特别是成功地引导了中美两国舆论包括台湾和港澳舆论，舆论一致地认为美国第一夫人不愿与中国国母面对面的真正原因是“自愧拂如”，令信以为真的习近平心情大好，竟然忘记了中美两国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尖锐敌对，楞说他要求全体中共党员以及全中国大陆臣民都要陪着他一起做的“中国梦”和人家的美国梦是相通（同）的。据说当时是因为奥巴相信了习近平“中南海的特供肯定没有假冒伪劣”的言之啜啜之后，三杯茅台下肚就开始跟着他习近平满嘴跑舌头，坚决彻底地同意了他习近平关于“中国梦”和“美国梦”之间存在“血绿关系的英明论断”。 在此之前，习近平外交场合的另一番惊人之语则是他与俄国总统普京之间的称兄道弟。今年春刚刚完成与胡锦涛之间的行政职务交接，习近平即把他的首次外访目的地安排为莫斯科，当普京向习近平表示了“很高兴你第一次出访选择了我们”时，习近平立刻套近乎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此言一出，中共官方媒体立刻刊出马屁文章具体阐述习近平与普京之“相似性”，愣说“习近平与普京间存在着高度互信的价值观基础”，理由是“普京的父亲是苏联的模范共产党员，他坚信共产主义并试图将它应用于日常生活，并当过核心党员的秘书。而普京自己也曾是苏联共产党员，他把苏联解体视作‘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习近平则来自一个知名的革命家庭。两人分别生于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青年时代自然深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影响，也自然会继承父辈的一些优良作风。虽然世事变迁，两人的思想会有一些变化，但他们一定不会忘记中苏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深厚友谊。” 余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批驳说：此种论述破绽百出：普京并非共产党的忠诚党员，在苏共崩溃之前便决然退出前程似锦的克格勃系统，此后为民主派的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服务，一直视俄共为政敌。习近平自以为跟普京相像，其实他的那点摸爬滚打的本事，哪里能与特务出身的普京相比？梦想当现代沙皇的普京，开飞机上天，驾潜艇下海，精通柔道和拳击，甚至亲自猎杀勐虎。整肃金融寡头毫不手软，改善民生亦有相当成绩。习近平有这样的能耐、政绩和人气吗？ 也许是因为对余杰先生的这番评论颇不服气，习近平在美国加州与奥巴马套近乎时特别吹嘘了一番自己虽然年已六十但仍然每天坚持游泳的本事，没想到被翻译把“日泳五百米”翻译成了“日泳五千米”，不但令奥巴马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从此更加确信中国领导人享受的“中南海特供”真的很“特”，也立刻经由媒体渲染而惊动了整个世界，据说一时间不乏有个把天真的美国人因此而专门跑到中餐馆里点着名要吃波菜，因为中国总统的“日泳五千米”令他们没法再继续相信在美国家喻户晓的那位一吃波菜就力大无穷的漫画人物大力水手仅仅是个传说。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12, 2013, 6:29:49 AM10/12/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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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办公室和藏人摄影家左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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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0日
中文译者：原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陈闯创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英文原稿链接：http://bit.ly/19BQREN
尊者称与会的近50名学生为兄弟姐妹，并重申他相信人类都是一样的理念。他对交流会表示赞赏说“我们要抓住任何改善事物的机遇。另一方面，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都应该坚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尊者回忆起1955年夏天他在北京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后是满怀信心和乐观回到西藏的，但后来发生的事情瓦解了这种信心和乐观。1956和1957年中共不顾藏区情况强加与藏人的改革引发了藏人的极大不满，这最终导致了1959年的拉萨危机并迫使尊者离开西藏。1980年代初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采取更加温和的态度时，（解决西藏问题）有了希望，但最终仍无济于事。尊者随后解释了中间道路的由来和发展。 当被问及汉藏学生可以向彼此学习什么时，尊者说他不知道，但明确说明藏人并非反对中国人。有人问他如果能见到习近平主席会说些什么，尊者说也不知道，但果真发生时自然会想到说什么。尊者提到曾有朋友告诉他习近平更加务实，还赞扬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 随后1200位师生齐聚在格伦礼堂，聆听尊者与瓦格纳校长之间关于世俗伦理问题的对话。教务长克莱尔・斯特克（Claire Sterk）致辞介绍后，Raj Patel代表学生欢迎尊者的到来。 尊者在开场白中说“兄弟姐妹们，我非常荣幸能再次来到这所已经同藏人结成深厚友谊的杰出大学”。 “你们让我做名誉教授，但我觉得自己是无望的教授，因为我有点懒惰而且从不做家庭作业”。许多观众闻声而笑。 “每天电视、收音机，或者报纸上，都充斥著暴力谋杀、流血冲突的消息，这都是人们过度猜疑、嗔恨和恐惧而导致的，也证明了人类目前正面临著严重的道德危机，而原因就是人们缺失了可以带给我们内在力量的道德准则。” 尊者说科学和教育正在试图解释表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前人们只能在宗教里谈伦理，但现在随着教会和家庭价值观的影响减弱，教育体系承担起伦理教化的责任。尊者说他的一些朋友也赞同人类正面临道德危机的说法。他说就在美国，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自由世界的领袖，却和印度、中国一样发生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教育机构有责任寻找此类问题的综合解决办法。 “作为一名无望的教授，至少我可以在我的大学表达热心关怀世界的期望。” 尊者与瓦格纳校长随后的对话里谈到了几个问题。尊者首先阐述了他如何领悟到不受自己研究领域或信念所限制的重要意义，因为那会使你对其他观点视而不见。瓦格纳校长询问这是否就是智识上的谦卑。拉吉帕特尔（Raj Patel）则请教如何适应教育体系。尊者说正在准备一门结合世俗伦理的学校课程，准备好后就会进行试点，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鼓励更多学校采用这门课程。 瓦格纳校长指出，尊者在“超越宗教”一书里几乎没有提到“牺牲”的字眼，这让他很惊讶。尊者解释说牺牲显然是慈悲方法的一部分，如果你是在为更大集体的利益福祉而牺牲自己利益的话。重要的是牺牲必须是自愿而非义务的。但在极权主义社会，人民不这么做就会受到惩罚，所以只好牺牲。 有学生问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算是有道德的，尊者笑着说他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但他注意到日本企业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个学生谈到美国庞大的监狱人口以及重新犯罪倾向，并就此向尊者提问是否一个教化而非惩罚系统可能会更有效的处理罪犯问题，尊者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印度德里Tihar监狱的长官Kiran Bedi为监狱引进了教育项目，其中包括冥想课程，据他所知这个项目在服刑人员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尊者曾提到单一宗教现在已不能满足整个世界的需要，瓦格纳校长感到这种说法同好多宗教的观点都不一致。尊者澄清说在过去曾有一个国家奉行一种宗教一种真理而且运行良好的例子，但时代变了，在互相依赖、多文化的现代世界里，虽然个人仍然可以信仰一种宗教一种真理，但考虑到更大范围的集体和人类整体，我们就必须接受多种宗教、真理并存的现实。 尊者回忆起他在澳大利亚遇到的一次让他感到诧异的访问，有个基督徒问他是否相信有恐龙，尊者说相信，因为他看到过恐龙的骨头。事后他才得知有人认为创世纪应当是在距今5000年前，这远迟于恐龙在地球上行走的时间。 最后，有个学生引述她母亲的话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快乐和有益于人类，然后请教尊者什么才是有益于人类。尊者说如果我们能避免伤害他人的同时尽力帮助他人就算是有益于人类。 在Cox宴会厅举行的午餐会上，人们庆祝“罗伯特・A・保罗 艾默里——西藏科学研讨会”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播放的一个视频提到了在印度达兰萨拉的一些活动。教员们收到感谢状，有些参与者还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大家都很佩服尊者的远见卓识大大推动了研讨会取得显著成就：比如在项目设计，训练有素的学生，创造科技术语，设计教材，文本翻译等方面。 当天下午800名观众聚集在一起，旁听尊者同艾莫里大学宗教部和道德中心的学者一起举行的小组讨论。Wendy Farley询问尊者为何她的学生可以敞开慈悲的心怀却无法承受下去，尊者解释说有不同级别的慈悲，有一种慈悲是简单的祝愿别人希望脱离苦难，还有一种慈悲是更加积极的行动来改善现状。 曾与Piaget共事的心理学家菲利普・罗沙（Philippe Rochat）向尊者请教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善恶兼有。罗沙说据他对儿童的研究，人类应当是多面向、矛盾的综合体。尊者询他的研究是否考虑了儿童生长于不同的环境这一因素，尊者还猜想如果人性主要是恶的话，那么人口就不应该有增长。 尊者还指出，“因为每个人都有正面和负面两种情绪，所以通过教育来培养正面情绪，减除负面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 当被问及他们是在讨论世俗还是泛宗教的伦理时，尊者承认所有主要宗教都在培养爱的能力，使人们通过宽恕与容忍避免愤怒和仇恨，通过自律与克制避免软弱，通过知足避免贪婪。这些宝贵的品质是各种信仰所共享但世俗伦理却没有的。 11日，尊者将传授佛法，讲授第四世班禪喇嘛洛桑确吉坚赞所著的《甘登大手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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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亚特兰大：在21世纪地球村成为负责任公民的几个支柱 Posted: 12 Oct 2013 12:31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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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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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13年10月8日
中文翻译：更桑东智（Kalsang Dhondup）
提供者：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
在警灯闪烁的安保车队的护卫下，在开道摩托车和头顶直升机的轰鸣声中，达赖喇嘛尊者离开在亚特兰大下榻的酒店，乘车前往活动地点谷内体育馆（Gwinnet Arena）。艾莫利大学（Emory University）校长詹姆斯•瓦格纳（James Wagner）在体育馆门前迎候尊者，在可以容纳10000人的体育馆内，人们用热烈而友好的掌声欢迎尊者。 在介绍中，瓦格纳校长提到，艾莫利大学由卫理公会（Methodists）创立，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公民。随后，主持人保罗•沃尔帕（Paul Wolpe）说，对于一所大学而言知识固然重要，但同样也需要智慧、深刻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他说，因此能与一位拥有智慧的人士同聚一堂是一个难得的殊荣，然后他请尊者发表讲话。 尊者正打算开始演讲时，看到了他的朋友理查德•摩尔（Richard Moore）也来到了会场，他走下讲台向他表示问候。 “他便是一个真实的榜样，”尊者说，“他10岁的时候，在北爱尔兰，被一颗橡皮子弹击中而失去的视力，但是他慢慢地原谅和宽恕，而没有诉诸愤怒。我总在喋喋不休地讲慈悲心，而他让慈悲心产生了实际效果。他是我的英雄。” 回到关于世俗伦理的问题上，尊者说，我们必须观察人性和人类历史才能明白这些伦理为何是必不可少的。他指出，像他这样超过50岁的人属于已经过去的20世纪，而那些现在刚刚15岁、20岁甚至是30岁的人属于21世纪并将面对自己的未来。尊者请在座的听众举起手，看看有多少人属于年轻的一代。 “历史学家说，在21世纪，人类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有2亿人死于暴力，这是一个血腥和暴力的世纪。我相信，如果我们把他人都看做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互欺诈、蒙骗和争斗。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解决问题和冲突的方法；我们必须依靠对话而不是武力。我们必须更少地想到‘他们’和‘我们’，而是考虑更多其他因素。总会有各种原因在我们当中产生冲突，但是当冲突出现时，我们必须进行全面的讨论而不是进行争斗。” 尊者说，我们必须将新的世纪变成一个慈悲的世纪。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慈悲：一种慈悲是源自生物因素的本能反应，根植于类似我们婴儿时从母亲哪里得到的慈爱；另一种更加广泛和包容的慈悲则是以理性为支柱。 “当前，我们是如此地相互依存，我们的邻居遭受毁灭意味着我们同样遭到毁灭。这正是我们为何必须要建立一个更加慈悲的社会，我们需要更多地从理性而非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这样的社会。如果我们运用常识去观察，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邻居中，那些相互亲爱和信任的家庭也会以友好的方式对待他人。换句话讲，一个家庭即便在物质上是富足的，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缺乏温情，如果他们相互嫉妒和缺乏信任，并且相互猜疑，他们不会很幸福。“ 尊者接着引述了一些科学发现，这些发现指出怀疑、愤怒和恐惧会侵蚀我们的免疫系统。为了保证肌体健康，我们需要平和的心态。因此，正如我们需要关注肌体健康保持在良好的水平，我们也要提高我们情感健康的水平。 “一个社会不会因为联合国的介入或是国会大厦的裁决而发生改变。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改变必须要从个人开始。改变不会因为给予或花费钱财而产生，而是来自我们心灵上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践行以常识、共同经验和科学发现为基础的世俗伦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谢谢大家，现在请提问。” 对于有关21世纪所面临的挑战问题，尊者回答说，教育是创造一个更加快乐、更加和平的世界的关键因素。他说，我们需要从提供知识和培养健康心灵两方面来设计教育。此外，我们必须提一个问题，目前美国生活方式在根本上是不是可持续的？而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适应于整个人类的慈悲心。 “我们需要把人类看成一个大家庭；他人快乐，则我也快乐。太多的竞争导致邻里之间相互嫉妒和猜疑，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不信任。那样我们怎么可能快乐？这是常识。 “有关世俗伦理的教育不仅仅止于慈悲心，还要包括对心灵的理解。我们需要一幅心灵地图，去理解心灵的工作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正确的理念训练心灵。” 有听众问到是否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似乎西方人更易于发展分析判断能力而东方人更易于发展慈悲心。尊者否认了这种区别，他说在世界的东西方人类都是一样的，拥有同样的七情六欲。对于如何在全球和政治层面上理解慈悲心的问题，尊者拿欧盟举例子说，正是因为它的成员国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要比各自国家的利益更为重要，才最终导致欧盟的形成。 有人问尊者，如果慈悲的行为让你感觉良好，那么这样的行为还是真正无私的吗？尊者回答说，帮助他人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利益。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私利，我们是自私的，但是我们需要聪明的自私而不是愚蠢的自私。他举例说，吸毒就是愚蠢的自私而锻炼身体就是聪明的自私。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我们需要彼此合作，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彼此信任，而这种信任是建立在我们关心他们幸福的基础之上的。 一位两个孩子的母亲想知道慈悲心能对他们有何帮助。尊者回答说： “我具备一定的慈悲心，而这样的慈悲心源自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不识字也没上过学的村妇，但她从来就是个热心肠的人。今天，当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热心肠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领导人。科学研究表明，妇女在这方面有特殊的才能。” 在上午的会议结束时，尊者要求那些对他的讲话感兴趣的听众，进行更多的思考并和朋友们进行讨论，如果看上去有些意义就将其付诸实践。他告诉那些没有兴趣的听众不用担心，走出大厅忘掉就可以。 午餐后，尊者会见了“艾莫利—西藏医学促进会”（ Emory-Tibet Medical Science Initiative）和“西藏医学研究所”（ Tibetan Medicinal Research）的主要成员，他们介绍了正在进行的有关西藏医学方面的科学研究。 回到有关“世俗伦理与教育”（ Secular Ethics and Education）的专题讨论会上，尊者说，现代科学趋向于注重物质的和可以测量的事物，心灵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所以科学应该在它的研究领域里包括心灵与情感。尊者强调说，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们的根源不在身体方面，麻烦制造者在我们的内心。尊者提到枪支管控问题时说到，枪支引起的问题更多地是由于使用枪支的人。本质的问题在于精神上的管控。武器也具有保护的功能，麻烦的真正原因在于我们的破坏性情绪。 “破坏性的情绪，诸如愤怒和恐惧，破坏了我们心灵的平和，当我们心灵失去平和，我们身体的幸福也不复存在。通过教育和认知，我们可以学会减少我们的负面情绪。我一直和一些科学家共事，像在座的里奇•戴维森（Richie Davidson）先生，他们在这个领域进行了二三十年的研究，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非常感谢他们并请求他们继续研究下去。” 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从事灵长类研究，他发现灵长类动物可以像人类一样有道德感。他们具有道德“构建模块”（ building blocks）。他们也表现出“移情”（ empathy）并且互相帮助。哺乳动物身上有高度发达的“移情”现象，而这是一个主要的道德构建模块。他还通过视频证据展示了有些动物甚至具备了发达的公平心（sense of fairness）。 里奇•戴维森与大家分享了三个要点，来说明即便是受教育前的婴儿也能，在给其他人提供帮助或设置障碍的场景中，在慷慨助人方面有积极的反应。他说，正如我们都有语言能力，但要通过练习才能开花结果，我们也具备慈悲的能力，但同样需要经过培养。弗兰斯•德•瓦尔补充说，尽管在人的天性中也确实存在竞争和攻击性的成分，但如果你生活在群体中，你必须妥协和照顾他人。 尊者回应道，这正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首先我们需要认知，然后获得确信，在此基础上我们的行为会更加开放、诚实和透明。 格西•洛桑丹增•聂格（Geshe Lobsang Tenzin Negi）就慈悲作为世俗伦理的基础谈论了自己的看法，并介绍了支持这一观点的科学发现。这些发现提供了证据证明慈悲是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的，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训练来调节我们的情绪。布鲁克•多森拉威尔（Brooke Dodson-Lavelle）谈到了认识儿童害怕被排斥的重要性，孩子们需要感到被爱从而将慈悲心延及他人。这也说明为何需要一个完整的社区来培养儿童。 尊者还回答了一个有关宗教作用的问题，他解释到，各种主要的宗教一直以来并且将会继续在培养爱和慈悲的品德方面发挥作用。然而，每一种宗教都有其局限或界限，而我们今天所需要是一种可以跨越这种界限的伦理观。因此我们需要世俗伦理。 在当天的讨论结束之前，瓦格纳校长向格西•洛桑丹增•聂格和他的导师罗伯特•保罗（Robert Paul）博士颁发了奖状，感谢他们在“艾莫利—西藏合作计划”中的协调工作，正是这些工作导致了“罗伯特•A •保罗—艾莫利—西藏科学促进会”的创立。尊者还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他说格西啦和他一样来自偏远的村庄，但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才能。 “心灵与生命研究所”（ Mind & Life Institute）主席亚瑟扎因斯（Arthur Zajonc）宣布会议结束，他感谢尊者缜密的思维和观察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带来的激励。他说，他们将继续努力工作，将我们内心的现实同我们周边的现实结合起来。其中一个事例便是实施向西藏寺院介绍科学的项目。他引用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伊（Simone Weil）作为结尾： “人世间除了上帝，唯有友情可以让我们的目光如此专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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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Oct 2013 12:31 AM PDT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11/1114_2664_877714.shtml
主讲：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统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文革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文革，成了黑五类，文革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国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党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党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国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国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党吗？国民党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军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党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 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军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军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党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党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党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党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军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党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国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军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党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党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 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党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党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党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我看了解放军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党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党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党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党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党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党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党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的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党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党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党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军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军过去缴获国民党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着解放军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党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国民党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阶级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军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党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党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党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军。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军治病的，解放军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军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党去不了，所以解放军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军的语言。对于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军吃掉80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国民党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军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军推车，有的给解放军治伤员，有的给解放军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党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党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党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党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党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党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军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党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党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党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台湾党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党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国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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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惠：諾貝爾獎得主的停車位（劉玉昕：諾貝爾獎 中國教育之痛） Posted: 11 Oct 2013 11:59 AM PDT
諾貝爾獎得主的停車位
黃美惠
昨天，南加大化學教授瓦歇爾（Arieh Warshel)獲化學獎，南加大也立刻公布，要給72歲的他一個終身免費停車位。還會將今年已繳的停車費退給他。南加大在洛杉磯市中心之南，停車相當競爭。不過，南加大到底不如柏克萊擁有壯盛的「諾貝爾艦隊」，校史上獲諾貝爾桂冠「只有」四人。 柏克萊加大諾貝爾獎得主共22位。如以柏克萊校友來算，得諾貝爾獎者高達29位，可謂戰功彪炳。灣區另一名校史丹福亦不遑多讓，還在世的諾貝爾得主就有21人，已故者9位，合計30人之多。這還沒把1962年得文學獎的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算在內，因他在史大兩進兩出，沒有念畢業。1919年史坦貝克修史丹福的大一英文還只拿到「C」呢！ 本文一路說到現在，驗證一件事，即對於諾貝爾獎這個含金量最高的國際級大獎，凡夫俗子記得的也僅一些「稗官野史」，至於醫學、經濟、化學、物理界偉大學者竟究因何得獎，所學為何，大部分人都不能懂得，所以諾獎向來是懂門道的人少，看熱鬧的人多。 再舉一例。史大學者居德霍夫榮獲醫學獎，一個插曲令人印象特別深。瑞典皇家科學院打電話到他家，是他的華裔妻子陳路接聽的，居德霍夫出國開會去了。陳路受訪時對記者說，她寧可丈夫親自接到這通重要的電話，而不是由她來轉達。這樣的想法很有智慧，值得參考，將來都還會記住。 這種故事，拉近了諾貝爾獎和大家的距離。醫學獎公布當天聽到一段廣播訪問，講主辦者電話通知得主，有時還聽得到背景傳來家裡孩子的哭聲，讓過程非常自然，非常生活。 是的，超有學問者也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也要愁上班時找不到停車位。1986年，台灣出身的李遠哲得到諾貝爾化學獎，此後他成了台灣的「萬事通」，從該不該選陳水扁到教育怎麼改，台灣人都去請教他。他的化學專業很艱深，大家並不懂，但很多人記得，他提到在柏大終於有了專用的停車位。 幾年前，台大校園也出現「諾貝爾獎得主專用停車位」，台大學生有人不以為然，說「那，乾脆就說李遠哲專用好了。」後來台大的主任秘書出來講話，很得體。他說，是「給年輕老師樹立標竿」。 ——世界新聞網
【附录】
諾貝爾獎 中國教育之痛
劉玉昕
不過，中國似乎不需等50年。上個月，南京工大校長黃維向新生致詞時預言，「十年後的中國，獲諾貝爾獎將是常態，而非個案。」似乎拿個諾獎將像京奧奪金牌一樣，輕而易舉。這位中科院院士作此預測時，不知心裡想的是哪些由國人提出、十年後可獲承認的成果，或只是望梅止渴、鼓舞士氣而已？ 並非所有人對國人獲獎都如此樂觀。北大教授鄭也夫指出，現行中小學的12年教育，把人修理得沒有了想像力和創造力，只是一架考試機器；他斷言，這樣的學生即使進哈佛、耶魯，也不會獲諾貝爾獎。此論太悲觀，甚至有些武斷。大陸學人近年在美嶄露頭角者不少，這些人當中說不定有人將來捧得諾獎歸。不過，鄭也夫所言，已獲獎的華人無一接受過大陸現行教育，確是事實（敏感的和平獎和不那麼敏感的文學獎除外）。 中國中小學教育唯一目標是考試。校長教師的職稱薪酬，與考試掛鉤，學生升學及前程，也是一試定乾坤。因競爭趨烈考試日難，學生壓力亦越來越大。北大調查顯示，每五名中學生就有一人想過自殺，另一統計指出，中國兒童自殺率排名世界第一。考試重壓之下，學生想象力和創造力的育成，完全被忽略了。 對學生高分低能、有知識無創意的問題，各地大學早有覺察，故紛紛開通識課，期能拓寬視野，刺激想象力。但一長串吸睛課目之外，馬列哲學及毛澤東思想，仍是重點。如此通識，至多增加些文史常識，難達開放思路、培養創意目的，空繞一圈，仍回歸一元、排他的固有意識形態巢臼。 中國科研資金投入近年大增，高端人才及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數，直追歐美，予人以科技經濟同步繁榮印象。但事實上，大量經費流入個人腰包，科研人員圈錢，花經費包情人，以身體換學位，時有所聞。而抄襲造假、花錢買版面的論文，跟到處可見山寨貨一樣，難有創新。 或許，未來國人獲諾獎真的會成常態，但這一天到來前，須先打破教育科研之體制常態，否則，只是畫餅充饑而已。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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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Oct 2013 10:17 AM PDT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去年"十一"前后曾经在一些城市的街头四处询问中国人一个问题："你幸福吗？"结果遭到不少被询问者的戏弄，答案也是无奇不有。虽然最后播出的访问都是经过编辑们按照主旋律的要求仔细挑选和删改的，但是不少回答仍然令人捧腹。
例如，一位曾姓老者的回答是"我不姓傅，我姓曾"，一位农民工回答说："我是打工的，别问我"，一位青年人边走边说道"这个问题太复杂，说不清楚"，甚至刚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也抱怨"压力这么大，怎么幸福得起来？"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根据电视台记者的引导去歌颂执政者眼中的"幸福生活"。事后有人戏称中央电视台的问题是"神问"。 虽然被嘲笑，但是央视并不罢休。在今年"十一"期间，央视又推出了新的"神问"："你爱国吗？"显然，电视台的"设计师们"在设计今年的问题时稍稍多动了一点脑筋。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我爱国"，谁也无法当街作出相反的回答。于是乎，那些在街头作"神问"的记者们个个都可以得胜回朝，向中央宣传部作出"政治正确"的交差了。 派出大群的记者满街地追著市民去问只有一个答案的小儿科的问题并不会使人感觉到中国是一片歌舞升平，也不能逼迫中国的老百姓对言必称代表人民、代表国家的政府感恩戴德；反倒是显得中国的执政者们是那么的没有底气，以至于需要这样的问题来为自己壮胆，也显得中国的宣传部们特别的弱智，将全国人民都当作是一年级小学生，提出如此这般的"神问"。难怪不少人抱怨中央电视台是在无端地糟蹋老百姓们的纳税钱。 中国的执政者们需要老百姓们爱国，是爱中国的执政党，更是执政的各级官员们。他们是不允许将国家和政府分开来看待的。前几天，经常发表不同意见的企业家任志强就在他自己的博客上透露，央视记者也曾经就"如何爱国"的问题访问过他， 他的回答是"爱国就要努力批评政府的一切错误，以让这个国家中的人民生活的更好，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批评得越重，爱得越深。放纵政府滥用权力，恰恰是最不爱国的行为"结果，任志强的采访被完完全全地删除。 其实，爱国、爱家是不必爱政府的，也是不必爱执政者的，这是常识。例如，被中国共产党尊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的孙中山，就不爱当时的政府。他甚至还加入了美国国籍，到处游说外国政府反对中国政府。似乎共产党也没有因此就将孙中山归于"卖国者"的行列。又如，假如"不爱政府就是不爱国"的道理成立的话，共产党就是最大的"不爱国集团"，因为这个党一成立，就是跟当时的民国政府作对的，直到把"民国政府"完全颠覆，自己取而代之。 再者，中国政府现在常常抗议日本政客们祭拜放有二战战犯遗骸的靖国神社。不要忘记了，这些战犯们是爱当时的日本政府的，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假如爱国就是爱政府的话，他们就是日本的"爱国者"，拜祭他们的行为也就是日本人的"爱国"行为。还有二战时期德国的希特勒政府、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府，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说当时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应该去"爱戴"这些个祸国殃民的政府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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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Oct 2013 10:16 AM PDT 
今年"十一"虽然是习近平上位党国元首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但因为只是建政六十四周年，既不逢五也不逢十，当不当正不正，所以也没搞什么"普天同庆"，习元首只是在"十一"当天一早率领朝内文武百官到"纪念碑"前正大光明地鞠了一个躬，继而即躲到此碑背后的"纪念堂"里对着毛神主和刘、周、朱、邓、陈五神位许了一个愿、发了一个誓，第二天就牵手国母彭女士到东南亚一带呼息据说MP2.5只有北京的百分之一的新鲜空气去了。至于到底是许的什么愿，发的哪门子誓，恐怕连随时都会陪侍左右的王沪宁和栗战书都一定猜得出来，笔者只是相信不大可能和周永康有关。
就在习近平率领少数几位近侍经暗道进入纪念堂发誓许愿的前几个小时，周永康刚刚神采奕奕地结束了他自退休之后的最新一次对外曝光，也是他在自己的曾经的政治把兄弟薄熙来被宣布判处无期徒刑之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有外界华文媒体报道说：国庆日前后，一批中共卸任元老借助各种场合开始频频在公众面前现身。10月2日，中国石油大学举办建校60周年庆祝大会，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以校友身份出席。就在前一天，饱受负面传闻困扰，种种迹象显示罪责难逃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样以校友身份参加中国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活动，一度引起海内外关注。 既然已经被"种种迹象"显示为"罪责难逃"为何还能够自由自在地公开露面，而且还是以"前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身份体体面面地到自己的母校借与校友坐谈的机会帮习近平宣讲了一番"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语重心长"地要求所有聆听者"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五四"青年节之际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提出的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等五点要求"行事？ 对此，中国国务院研究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老先生的看法是：既然再次公开露面，我认为这证明他周永康安全着陆了。"现在等於是证实他还是协助调查，所以虽然他的秘书、部下等很多人都出了问题，但他能这样出来的话，就证明他不是'大老虎'。" 引述姚先生此番判断的外界媒体显然不并不赞同他的看法，故特别强调姚老先生同时还说了"假如新华社等官方媒体能证实的话，就意味着官方肯定其政治上安全，证明'刑不上常委'这条潜规则可能还有效。不过，昨日对周的活动，并无官方传媒报道。" 用新华社等官媒未对周永康的公开活动作出反应来证明周永康还是"罪责难逃"显然逻辑上就不周延，自从江泽民把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也交给胡锦涛之后的九年以来，中共中央一级党媒对包括江泽民在内的所有退休元老的"非重大政治活动"一般不作报道早已形成惯例，仅以此次国庆期间包括李瑞环和吴仪在内的数个退位元老都先后出现在不同的公众场合为例，连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陪同的李瑞环观战排球赛不是也没有被新华社发"通稿"吗？如果能够用周永康的公开露面未被新华社关注来证明周永康"还是有事"，岂不是也可以反证李瑞环和吴仪同样也都"摊上事儿了"？ 周永康此次露面之前，习近平政权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接连抛出的十几个副省部和正省部级贪官，其中被外界列为与周永康"难脱干系"的至少有曾经担任过周永康秘书，随周永康到四川之后官至副省长和人大副主任的郭永祥，周永康退位的同时以四川省委副书记身份进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李春城，前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吴永文，从中石油一把手位置上晋升国资委一把手，去年中共十八大上经习近平亲自审查通过而荣升十八届中央委员的蒋洁敏，也是在去年十八大上经习近平亲自审查通过进入正省部级接班梯队并荣升中央候补委员的中石油待升总经理王永春，以及石油系统的另外三名副部级高管李华林、冉新权和王道富，这一票贪官接连被公开为中纪委反腐箭靶成为外界媒体坚信"习近平发誓要拿下周永康"、"习近平反腐剑指周永康"和"习近平发誓破除刑不上常委潜规则，先拿退休常委周永康开刀"的"铁证"，并因此引出了周永康儿子周斌已经被收监，周永康本人已经被中纪委"双规"的"内部可靠人士透露的消息"。现如今，周永康继六月下旬在山东考察了一家石油系统的下属公司之后又在北京公开露面，几天前还在"报料"所谓"周永康被立案调查 中共打虎达成共识的"外界媒体总要找出自圆其说的理由来，于是便再次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是"周永康从十八大下来后，一直处于软禁，尽管他曾去过江苏、山东及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都是经过特批的"。 相比于外界媒体如上滑稽可笑、自欺欺人的莫衷一是，北京独立学者高瑜女士的分析至少从逻辑角度站得住脚，她认为，周永康10月1日的活动"主要就是说明他还没有最后被拿下来.....薄熙来去年3月9日不还在见记者吗？那调子比周永康还高......所以我不觉得周永康露个面就能说明什么"。 依笔者的分析，周永康露个面确实说明不了什么。与之同理，日后周永康如果又有一段时间未有露面，同样也说明不了什么。 周永康的母校中石油大学利用十一长假举行校庆，被邀请的周永康没有选择十月二日了出席庆祝大会而是选择十月一日到场亮相并不是因为同时校友的吴仪要与他"切割"的原因，而是他周永康本人要借"十一"这个日子说事，证明他和党与国的多么的紧密，所以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自己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几十年是从进入石油大学开始的。所以从其个人角度，借机对外"辟谣"的考量肯定是有。至于习近平那里，显然是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决定对他周永康下手，所以象出席校友会这样的"非正式"活动，当然就不存在是否"允许"的问题。 至于习近平最终也不敢抛出周永康的原因，外界有所谓"周永康经营中共政法系统整整十年，遗留组织实力仍可威胁习近平"的说法无疑是最站不住脚的，比胡锦涛把党政军大权都交给习近平之后仍然还可以"发挥军内余威"、"幕后掌控大局"的说法更站不住脚。 人们都还记得当初随着薄熙来夫人杀人事件的败露和本人的倒台，温家宝"家族巨敛暴富"和"习近平家族财富过亿"的新闻先后被美国的英文媒体率先爆料并大肆炒作，日后外界舆论普遍认为此乃薄熙来家人或余党们报复温家宝和习近平的"重磅炸弹"，而笔者则倾向于周永康难脱嫌疑。要知道周永康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委二把手和一把手整整十年，在此期间其手下的秘密警察系统在监控"境外敌对势力"的同时肯定也随时汇总了大量的中共中高级官员当然也包括退休官员们的子女和亲属的"涉外活动"，特别是涉外经济活动。如此说来，也包括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在内的所有中共在位及退位高官中的哪一些个的子女和亲属们都和周永康的儿子及儿媳一家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周永康比谁都清楚，比谁都知道得多。在此前提下，我们即使假设习近平还有王歧山再加上一了孟建柱都是清清的清官，绝不担心自己及家人会有贪腐把柄掌握在周永康手里，但也还是会担心周永康一旦被逼到与整个共产党政权撕破脸的地步，就真是应了民间所谓"办了周永康，毁了共产党"的说法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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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Oct 2013 09:41 AM PDT
越是担心某种事情以某种方式发生，它就越如所忧而发生。被称为菲墨定理的该现象，正严重困扰着力持党指挥枪原则的习近平。
前苏联烟消云散二十二年，几乎为国际社会所淡忘，而俄罗斯再返红色帝国的说法不仅被中国体制外知识精英认为不可能，而且当今俄罗斯顶尖级政要如普京也均否认这个说法。但是，少年时代耳际回荡「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一代人，每思苏联解体事件，仍有犹在梦中的感觉。
习近平是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因此，才颇有感慨而言「竟无一人是男儿」。他出任中共总书记一个月后考察深圳，对苏联解体发了如此感慨。
习近平担心军人丧失荣誉感
习的感言引自中国历史最乱时期五代一位亡国女性的诗，该女性对军队全体投降而不抵抗颇为不满。但在中国历史上政权行将崩溃之际，军队以及贵族不再效忠向他们提供利益旧政权的现象频频发生。换言之，中共若遭亡党亡国，更多的原因是重复历史而不只是把苏联的昨天变成中国的今天。
可靠消息来源称：习近平一直在防止军队苏联化，防止军队苏联化的重点不是它不再效忠现政权或党指挥枪的原则失灵，而是防止军心涣散影响战斗力。更明了的说法是「防止前苏联解体前舆论肆意攻击军队的现象出现，因为那是反动势力剥夺军人荣誉感的阴谋」。
中国军队的腐败程度远高于社会，这从内部消解了军队的战斗力。目前，军队内部较为极端的言论要求取消文工团，因为后者里面的人可以轻易获得升职，而在军队战斗、训练、边防、建设、医疗等称之为一线的人虽付出数倍的努力，也达不到同级职务。军队内部颇言「一首歌当正团，混副营二十年」。由于军内不满情绪太大，解放军总政治部下文件并在报纸上公开内容，不允许对三级以上文职军官称将军。并有评论说：「将高级文职军官称为将军，是官本位的顽固表现。」
网络水军大腕被指诋毁雷锋
按着文职军官与武职的对比，最高的「一级干部技术职称」相当于中将，二级相当于少将。陷入儿子轮奸案丑闻的著名军旅歌唱家李双江「相当于中将」，习近平的太太彭丽媛则「相当于少将」。在军队该文件公开的两周前，另一位与彭丽媛齐名的军队女歌星宋祖英亦晋阶为「相当于少将」的二级职称。宋祖英还当了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团长。虽然有此议论明显是针对宋祖英的，但也有人说：军队的反腐败政策比地方的选择性更强，以至于在不公开的内部舆论中出现了「骂李骂宋不骂彭」的态势。
为了安抚军内不满情绪，不但解放军总政治部下文件禁止称高级文职军官为将军（显然是习近平的授意），而且习近平还在八月下旬签署命令给一个连级战斗单位以及两个一线军人荣誉称号。消息人士称：「后补吧！这应该在『八一节』临近时办的，和授上将衔一起办最好。」
习近平的后补或曰「马后课」里面有一项信息表明：在朝鲜战争中出现的战斗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连队（现隶属空降兵），被授予「模范空降兵连」，意在唤起军人内心英雄意识，在战争发生时为中共献出生命。为了让军人恢复荣誉感，特别是「让雷锋精神焕发新光芒」，习近平指令打击网络上对雷锋的「造谣」行为。抓捕网络水军大腕秦志晖表面上北京公安实施，且被认为是新任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的「一把火」，但本质上是军队维护声誉的「清理网络涉军负面言论」行为。最初报道秦志晖被抓事件的《新京报》在新闻标题中并未涉及雷锋，而是说「风姐干露露幕后推手『秦火火』被刑拘」；但很快，包括网络在内的诸多转载此消息的媒体，都将秦志晖「被指诋毁雷锋形象」作为标题。
文人政府更忧惧埃及化发生
对秦志晖被刑事拘留表现得最高兴的是军方鹰派名人罗援。他发表网文称：不仅自己是对越自卫反击逃兵的谣言得以澄清，而且军队的尊严也得了维护，云云。可以预见：到秦志晖被正式宣判之前，网上关于该事件的争论会一直持续下去。有舆论认为当局制造该事件的企图是打压微博言论，以便尽可能地保护腐败不受网络舆论揭发。
对于抓捕秦志晖及稍后对网络名人兼著名投资商薛必群以治安理由拘留，知情人士称：「这实际上是军方力量操纵的一次『清网』行动，因为自电影《青春雷锋》零票房以来，军队士气极为低落，尤其肩负对日作战的南京军区。」更为微妙的细节是：发生在南京市新街口国际影城的《青春雷锋》零票房事件，时间是今年三月五日（即毛给因公殉职的雷锋题词五十周年纪念日），而秦志晖被「群众举报」的诋毁雷锋网络行为是四月份发生的。秦志晖四月份的网络行为到八月份才被「举报」，更证实了事件背后有操纵力量存在。
维护军队形象、捍卫军人荣誉似乎没必要大费周章，但是在防止军队出现苏联化的同时，习近平还要防止军队出现埃及化倾向，即不满的军人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时间或由头上发动埃及那样的政变。习已经采取了重大的防埃及化步骤：首先，对直接影响他与李克强领导的文人政府安全的北京军区进行了人事调整；其次，将有「打网」经验的傅政华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并仍兼原职（北京市公安局长），配合军方「清网」行动；还有，加强对一线军人的笼络，如前已指「马后课」式的授予荣誉称号之举。
整体信息战在国内全面实验
军方「清理网络涉军负面言论」还具有信息战的含义。对内，是要威慑他们认为太过自由的网络精英势力，即给后者造成心理压力而使其不敢在诋毁解放军的同时，在网上散布美军如何强大的信息；对外，表明军方不但在不懈地开发网络战力，而且能够随时实控网络，尤其之军方使用尖端网络反间谍手段而致使外籍在华调查人员被逮捕。这种逮捕的执行者是中国公安，但实际侦查者是军方。正如此次「清网」是公安实施而背后由军方操纵一样。这样的合作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军地合作」意义，而是整体信息战的组成部分。
外籍在华调查人员获罪名义上是违法搜集商人及公司隐秘信息，实质上是因向其母国提供包括中共军方高级将领在内的高层贪腐信息而被打击。因为军方高级将领的贪腐信息不仅有利于在战争期间「某母国」反制前者，而且还是判断中共军队作战毅力的重要指标――将军过于腐败，士兵肯定不愿在战争相持阶段坚守，甚至会阵前倒戈――就像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同类事件一样。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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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13, 2013, 6:09:32 AM10/13/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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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Oct 2013 11:39 AM PDT
据检察日报报道，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昨日在广州中院受审，他被控受贿497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2亿，总金额1.7亿元的贪腐数额，可能创下广东职务犯罪案新高。吴湛辉曾历任东莞市政府科员、市政府办副主任、环保局长、虎门镇长、市政府秘书长，在落马前，这位"裸官"已经内定提拔为副市长。吴被指控受贿的犯罪事实，全部案发于东莞环保局长期间。 一个小小的处级官员，仅仅干了4年环保局长，就受贿5000万，这是对当下中国官场被世界舆论热议的"小官大贪"现象的最好注解，也是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的绝妙讽刺――愈反愈腐，不仅是中国官场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不断刷新的腐败金额纪录，更说明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基本失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吴湛辉这样经年积累起来的贪腐纪录，绝非落马前才能发现，对他的纵容和放任，应是纪录创新的制度因素。对此，我相信很多人会立即想到权力的监督和政权的民主化出路。这些大道理，无需本文多说，这里只想说一个具体问题：小官大贪说明什么？ 第一，说明了当前官场的"有权可腐"是随着权力架构的变化而源源不断更新的。过去被曝光的贪腐官员，多集中于工程建设、资金拨付、人事安排等领域，而环保局长能够在4年受贿近5000万，说明随着环保审批权和监管权日趋重要，这种权力寻租的"经济效益"更为明显，更说明权力架构变化过程中给官员带来了新的寻租空间。 第二，说明了当前官场的"有权必腐"趋势日益明显。一个处级干部就贪腐如此之多，我们无法想象，比这种官员级别更高、权力更大的人，该要面对多么大的腐败诱惑，而在预防和监督机制失灵的当下，那些大大小小的诱惑，又怎能让官员日日克服？事实上，从政治局委员这等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到村组干部这等芝麻官，人们见识了太多的贪腐。 第三，说明了当前官场的"控权不严"已成普遍现象。反腐败的核心是预防，预防的关键在于对权力的有效控制。中国反腐败这么多年，虽然天天呼喊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可从来没见一个有效的控权机制出台，甚至连世界上普遍公认的民主监督和三权分立，都被斥为"邪路"。控权不严之下，岂有完卵？ 第四，说明当前官场的"滥权不究"成为风尚。纵观多数被公开的腐败案件，掌权者基本上都是滥用权力而形成的权钱交易，并且这种滥权现象几乎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在官场，大家明白一个潜规则――只要在政治上让自己的顶头上司觉得可靠，只要在人身上对自己的上司形成可信的依附关系，那么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即便滥权，亦常常被认定是"有魄力"、"敢干事"。这种风尚，让滥权几乎成了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 一个级别不高的裸官，在任时间也不算太长，但由于有权可腐、有权必腐、控权不严、滥权不究，终于成就了腐败新纪录。对这种典型的带病提拔，我认为除了追究贪官本人的法律责任，一定要追究对吴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东莞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对他们以玩忽职守罪治之，才能警示和震慑其他官员。否则，即便杀了吴湛辉，也一定还会站起更多的李湛辉、王湛辉、张湛辉。 （本文专为搜狐博客而作，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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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Oct 2013 11:14 AM PDT 我比较欣赏郑国巍的态度，谋国者要有责任心，要有理念，要考虑后果，要现实----国巍是有这些的。但是我感觉，国巍的思路中最大问题还是把视野限制在朝廷。其实，现在朝廷绝对不再能独立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开放政治体制，而这就要面对真正的政治过程。我们现在不是评估还有什么“顶层设计”尚未发现，而是应当准备应对一个无中心或多中心的无序或灰色秩序结构的政治过程，产生新的政治体制。
顶层设计的最大问题，是顶层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和驾驭局势。能力不是意愿，更不仅仅是道德，而是兼有形象、视野、技能、社会基础、体制支持及其它资源。这一点从习近平的动向可以看出。习上台之初想给人的印象是改革派和开明派，然而他最近的形象和姿态都急剧左转。我认为，习其实不“左”，但他一上任马上发现共产党要“栽”，可能要完了。上次讨论我就说过，你要是想摆出开明姿态，就得准备面对民间的各种恶意攻击、自己系统内、体制内的那种恶性厮杀。你要是没有这种容量，你就必须要收。现在习感到共产党面临灭顶之灾，改革与维稳都是这样。我觉得，习的底线就是要保红色江山，当维稳不足以应对挑战时，他需要在舆论上联合老左，但他绝对不是左派，不会在行政实权和社会经济政策上给左派任何空间。我相信，他用人，一定还是用改革开放的人，但是他会在话语上打压那些可能对共产党江山造成威胁的右派和体制外左派激进派。这种形“左”实维稳的联合左派甚至毛左的策略表明，他不相信左右都打可以继续维持稳定。
丁子霖女士最近“六四”的表态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习不大可能解决中国现存的问题。丁女士努力了这么多年，但在今年“六四”24周年的时候感到绝望。这是对当局解决问题的绝望。其实，此时不应该绝望。因为1989 年邓小平开枪搞维稳是错的。古今中外政治经验都证实，这样做会给未来更大不稳定和更残酷的斗争埋下伏笔。但“六四”屠杀特别是邓南巡讲话后，一度有人相信邓小平是对的。现在，20多年的高压维稳，造就少数权贵利益集团垄断发展过失和机会、多数大众承担发展代价和苦果。这表明，1989年民主运动是对的，问题是学生的行动策略不够成熟----这是枝节性的。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认同这一点，这几乎是现代中国人的共识。丁子霖女士本该看到希望，但却感到绝望，这说明她本想让中共解决问题。现在看到中共不可能解决了。我感到习不解决不是意愿问题，而是他觉得中共承受不起解决问题带来的冲击。他对局势和驾驭局势的前景不自信。
曾树轩和冯胜平在海外，仍对中央抱有期望，但国巍已经看出来，中国新核心不会解决这些问题的。如果中国已经如孙立平所说制度“溃败”，那麽光搞顶层设计，不可能解决问题，仅仅靠执政党的整党、反腐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对执政者可能的作为，做一个沙盘推演：如果做“顶层设计”，且不说习近平的视野、知识和意愿还不够。即使他想做设计，如果不是纸上谈兵，他必须看到可以实施这种政策的机制。改革开放之初，当局是有意识利用腐败和犯规提供的物质利益驱动来推行改革措施。或者说，是以腐败提供物质诱因赎买党政官僚支持改革。结果是，党政官僚成了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因为每一次改革都给他们发财的新机会。这导致体制失效。体制的溃败不是像孙立平先生所说仅仅是为了维稳而在21世纪才发生的压垮制度的溃败，而是在80年代就被双轨制、实践检验、摸着石头过河等改革做法盛行时就已经发生了。80年代后期，我在《经济学�报》写过和发过几篇文章，讨论双轨制必然带来的两种体制间摩擦和最后必然导致各类体制都失效，从而造成社会生活紊乱的前景。我还唿吁要警惕庸俗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提倡贵族精英的精神。但1989年以前，这种腐败和溃败造成的危害还没有那麽严重，因为还没有党政高度集权为维护稳定采取一切措施，那的时舆论对党政有重大制约，党政内部的风气也还有底线。90年代中期以后，腐败进入集团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加上高压维稳，使得腐败暴政都不再受到任何有效的节制。
习近平反腐其实也是自杀
如果不反腐败，在目前情况下就无法推行任何新政。所有顶层设计都没用。习近平深知这一点。他放下所有争议很大但不紧迫的问题，首先整党，大概就是看出这一点。但是，过去领导不是不想反腐，即使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也不容许底下人腐败。中央难以反腐，不仅是因为整个机器都腐败，法不责众，而且在“后89”中国党政扩权、重新垄断国家所有权力后，维稳和治理须臾离不开这些官僚----所谓“投鼠忌器”。习近平不是江泽民和胡锦涛，他有太子的霸气，还有来自血统的对江山的责任心，他要反腐。但他如果集权反腐，就会搞乱官场，并搞乱天下。
以清末为例。人们说清末朝廷搞“皇族内阁”，逼反立宪派。这是革命党的说法，说“满族排除汉族”。但内阁名单中还是有几个汉族大臣的；这个博弈继续进行，下次完全可以再选回来。实际上，清末立宪派很像当今的改革派，整体太腐败，从北洋军队到地方士绅、再到盛宣怀，无不腐败。就是那个为辛亥革命开路的四川保路运动，也是起源于充满腐败的经济工程的利益纷争。清廷有反腐的想法，结果把立宪派逼反了，立宪派接过革命党人种族主义的说法。
再看今天的中国和中共。王立军事件出来的时候，我们开会评估此事的意义。大家说的都是党内派系分裂内斗及带来变局机会。但高文谦说过一句话，现在看来最到位：连王立军这样的重臣都要叛逃美国，这说明共产党相忍为党的时代过去了，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做任何事情。这说明，如果习近平真反腐，就会逼反贪官、逼反官场。现在，共产党是集团腐败，每抓一个贪官，会在当地和部门揪出一伙，还会在上下左右牵扯动更大的网。他们有人会像王立军那样逃往国外，现在裸官就是准备这条路；他们更可能会在当地制造灾祸，毁灭证据，甚至杀人灭口。最近的火灾和车祸，就有这类贪官负隅顽抗的影子。我与那些接待访民的官打过交道。他们说，中央并没歧视他们，但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他们是受罪吃苦，但还有命；如果中央真要受理他们的控告，严格查处地方官，那些恶官就会杀他们灭口了。这些官员还会制造乱子，把自己主管的地区和部门搞乱。他们会制造麻烦，让查处者办不了桉，下不来台。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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