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 胡少江：李克强答非所问有苦衷
- 苏中杰：维护极权统治强大力量
- 苏中杰：知识界愚民的10大表征
- 刘自立：读托克维尔该注意的问题
- 陈翰圣：新常委与大革命
- 中国梦，宪政梦！――遭阉《南方周末》原版新年献词
- 达赖喇嘛给“2012悉尼国际汉藏对话会议”的贺信（附2012年悉尼国际汉藏对话会议宣言）
- 金钟：走出传统治国方式
- 2012：心脏的骨头（唯色）
- 林保华：中宣部大战《纽约时报》
- 余英时：中国当局的侵犯人权问题和共产党的无耻文化
- 纪思道：幽默的抗争者艾未未
- 梁京：2013年，官员财产公示已成中共第一难题
- 高瑜：为《炎黄春秋》叫好！
- 张炜：两个突破可成就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 郑义给同龄执政者们的新年赠言
- 魏京生：2013新年问候
- 吴国光：薄熙来提出的三个挑战―― 一谈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局
- 李卫平：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湖北省孝感市为建设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违法征收房屋记实之一
- 苏中杰：“共识”的条件
- 陈光诚故里老人孙树仁被强拆 六年上访历经苦难至今无结果
- 郭春平：你在小监狱里，我们在大监狱里――广州举牌五君子之一杨崇侧记
- 杜光：与其侈谈文风，不如开放舆论――2012岁末随感之三
- 林楠森：悲观不安的一年
- 申弘：民族复兴，复兴所何？
|
Posted: 05 Jan 2013 02:24 AM PST
|
||
|
Posted: 04 Jan 2013 07:46 PM PST 维护极权统治的强大力量分为两种，一种是军队和警察，另一种则是"知识人"，我常使用引号，称其为"公知"。两相比较，后者维护极权统治的作用往往比前者大得多，有着百万雄师所起不到的作用。前者是对争取民主的维权行为进行镇压，后者则是解除思想精神武装，使之行动不起来，从而维护和延缓极权寿命。 后者之所以能有解除民众思想精神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都身披"公知"的外衣，能打入民间话语圈，让人相信他们。近些年来，"公知"们为极权统治效力，使用过许多手段，我在《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和《思想界的章鱼》等文章中已披露过了，不赘，现在要补充一个手段是"编织政改幻梦"。让民众都做政改梦，睡在甜梦中醒不来，以让极权统治者放心地重整旗鼓，调整统治策略，强化统治机器，正是"公知"们的战略作用。 但是，好多人可能没有注意这一点：编梦，也要编得略微靠谱，找点根据，以便让人相信。但是，从近期"公知"们的"编梦大潮"来看，则是不要任何根据的。人家已公开说不走邪路，搞极权的口气相当强硬，亮给他们的屁股总是冰冷冰冷的，可是他们不顾这些，总是以臆断、猜测和想象为基点，任意发挥，执意假定，并以假定为事实，说：我己经感受到了，我们老爷的屁股是热的，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热的，所以，你们都把脸贴上来感受我们老爷的屁股吧，确实变热了。 厚着脸，硬着头皮把冷屁股说成热屁股的人，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本来就是党的人，人家要救人家的党，自然对人家的老爷充满希望，当然总是认为自己老爷的屁股是热的了。要是救党的人都觉得自己老爷屁股冷了，那不是完全绝望了吗？ 第二种，是投机者，不管谁上台，都要表态效忠，以示投靠，说白了就是拍马屁。但是，自己又披着"公知"的外衣，就只好在"公知"的言说范围内找话题。那么，作为政治品德的"政改"，具有美化权贵的作用，便被用来拍马屁了。此类马屁者大有人在，只要看看薄熙来前景看好时的马屁队伍多么浩浩荡荡，就明白习总登位后更会有更多马屁队伍了。 如果说第一种人忠而丑陋、第二种人奸而鄙陋的话，那么第三种人则是蠢而愚陋的人了。这类人是前两种人的粉丝，他们看不透前两种人，总是当"学术情人"，在热昏中人云亦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不清极权不可改良的罪恶本质。他们受前两类人的误导，总把可以改良的威权政治和不可改良的极权政治混为一谈，所以总认为不需要民众的斗争，极权体系中能产生政治道义，极权统治者可以让出自身肥厚的既得利益，极权结构本身可以发育出自由民主。 特别一提的还有第四种人，高级五毛，是诈而下贱之徒。这类人，原来属于"异见者"，有一定知名度。后来，官方许愿收买，就跑过来把自己的脸贴到冷屁股上，不断叫着说：这个屁股变得越来越热了！ 不管是上述哪一种人，都是极权统治的维护者，都是极权统治力量的一部分，都发挥着警察和军队所起不到的强大作用。而我们要争取的，只能是第三种人。 毫不隐讳地说，我一向对那些从体制内找政治优点的文章特别反感，总以警惕的眼光审视那类文章，同时对这类文章的作者一向看不起，不管他名气有多大，我都通通视之为下贱货！这是不宽容吗？什么都可以宽容，但是对极权的歌颂者讲宽容，就是犯罪。 一见那些幻想政改的文章，在感到恶心的同时，并产生一股难忍的憎恶之情，同时又感到莫大的悲哀：这是民族悲剧根源之一。现在我们能做的工作，就是尽力地揭露，同维护极权的"公知"部队作战。现在，不少人致力于戮穿"政改梦"，余杰走在前面，好样的。感谢高越农先生推荐！  |
||
|
Posted: 04 Jan 2013 07:45 PM PST 对我那篇《愚民的10大表征》，惊异者可能不多，因为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而对这篇《知识界愚民的10大表征》，睁大眼睛者可能不少：知识界都是高智商的人，里面还有愚民？我说，知识界的愚民还不少。不信？看如下表现，就明白了。 这里所说的愚昧表现，显然不是在其专业方面，而是作为现当代社会知识人的重大缺憾――缺少必要的社会见识和政治见识。请看这10大表征，可能要踩痛不少人的尾巴的： 1、不知道什么是民主。有不少知识人是喜欢民主这个提法的，但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有所以有的本来就不是民主的货色如果贴上民主的标签，就把他们蒙住了。例如，主张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而搞专政，是一种公开宣传的政纲，显然不是搞民主而是搞专制，可是千千万万知识人曾经还是往宣传那个纲领的延安跑，要到那里找民主。"人民民主专政"不用分析，已明明白白告诉你搞的是专政，没有"民主共和"，可是49年之后还是要从自由世界回来"报效祖国"。上述寻找民主的知识人，后来有不少人被整得家破人亡，还动不动就是"解放前"，"解放后"，真是"梦中不知身是奴"。直到现在，还有人重复"民主集中制"，说什么"要民主，也要集中"。还说"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有社会主义，还有民主吗？动不动还说什么"西方民主"如何。不管哪个地方的民主，它只要是民主，本质属性是不会变的，如同宇宙间的水，分子结构一样：两个氢，一个氧。 2、不知道如何实现民主。自己不懂民主，还充当民主教官，教导老百姓说：提高素质之后才能搞民主，有了宗教信仰之后才能搞民主，建立起强大的中产阶级之后才能高民主，只有按上级的改革安排走才能搞民主……总结起一句话：只有听教官的话，从我们的"民主培训营"毕业，你们土老百姓才能搞民主。这都不是屁话吗？民主是从实现个人权利起步的。权利，不只是一个划分群己关系和落实社会公正的道德概念，而且是个蕴含着制度性质的法治概念。每个人都有其权利，每个人都奋起维护个人权利，争取个人权利，就是实现民主。近代历史由此汇成洪流，就是这样前进的。离开了支持民众维权，要民众先进"民主培训班"再搞民主，只能让独裁者强化统治权力,延缓民主进程。 3、分不清威权和极权。有宪政框架而不成熟，出于历史、政治和社会原因，权力一时被一个有权威的领袖人物掌握着，所以，民主空间受到一定限制。但统治权力不控制经济和文化，民间社会还存在，新闻出版还是较为自由的。这是威权统治，威权统治下的社会是可以改良的，不需要革命就能进步。而极权统治下，政治，经济，文化全由统治者个人或政治寡头控制，没有民间社会，没有任何出版自由。这样的统治，没有任何改良的空间。所以，胡适在他那个时代，认为所处的是威权社会，可以改良，所以他反对革命，特别是反对共运。而今面对极权，有大批知识人把胡适搬出来了，学习胡适，大叫改良。简直没法说，脑子进水了！ 4、用一厢情愿代替社会客观。改革还是不改革,是由统治者选择的,而有些人无顾于统治者如何选择,比如已决定了的"六不搞",一厢情愿地大发议论,说需要改革,可以改革,改革成就如何大,发展前景如何光明,似乎自己就是改革的主导者,有了改革的权力,正在实行改革。这类人如果不是吃错了药，就是奴才为主子化装。还有革命还不革命，是被压迫者的选择，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如果你不能给杨佳们一个"说法"，那么你就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对杨佳们讨"说法"的方式说三道四，百般指责。如果你不能制止三个壮汉要对弱女子邓玉娇们实施强暴，你就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指责弱女子邓玉娇们用修脚剪刺死淫官的行为是万恶的暴力行为。奇怪得很，改革不由自己主导，却偏要以主导者的身份说改革；革命是别人的权利，自己却偏要反对。对此不说较难听的了，姑且算那种一厢情愿的心态吧。 5、总把社会改善归功于权贵。没有民众的反抗斗争，作为统治者权贵，是不会放弃既得利益以助于社会进步的，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举两个小例子，农业税的减免，并不是权贵的恩赐，而是因为农村的税赋已沉重到令农民如火山一样将大喷发的程度，将要以农村和农业的崩溃造成权力危机，所以才不得不减免了。这一改善，是农民的血泪换来的，是农民用牺牲和抗争得到的。可是到了知识人嘴上，变成了"英明决策"，"关心三农"，"改革成就"。再如杨佳杀警事件之后，上海的警察暴行有所收敛，比较"和气"了。对此，知识人大力赞扬，说"警风优良"。而促使警风转变的杨佳，还是十恶不赦的坏蛋。 6、以己之昏昏，欲使人昭昭。有个学者写文章大反民粹主义，谈了许许多多关于民粹主义的害处。可是，文章到最后却说，在学术界，国内外对什么叫民粹主义，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如此瞎扯，你看说荒唐不荒唐？连自己大批特批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胡来吗？确实是这样，批民粹主义的人，说不出民粹主义是什么，所以就只顾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把民粹主义当成箩筐，把凡是不合精英主义的东西都当成民粹主义乱踢乱打。对于这个没有学术定义的概念，谨慎的学者通常只用两个事实说明，一个是俄国"十月革命"前看重农民力量的表现，一个是美国人民党曾反对金融资本的表现。而这两个事实，只能说明民粹主义是个中性概念，但近期在中国知识人眼里，变成万恶不赦的了。 7、概念不清。中国知识人也讲，说"中国人是最不讲逻辑的了"，其实，这话应包括知识人自己在内。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精英，是指才识和能力高于普通人的人才；而精英主义，是指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传统的贤人政治，即专制，在自由世界早已发臭，没有人敢提。可是在中国知识界，竟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出"社会必须由精英来治理"。你批判这种观点，反对精英主义，他们就说你反对精英人才――反对有知识的人，是反智，反文化。就这样的逻辑水平，把精英主义和精英人才混淆起来了，正误不分，香臭不辨，就难怪了！ 8、在"传统文化"中捣浆糊。对于"传统文化"，向来有肯定和否定的两种态度。维护者最响亮的说辞是"博大精深"，"伟大辉煌"，口号是"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而批判者则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发展滞后，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势不两立，早已争到怒目以对的不相容程度，而到底谁对谁非？已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学术浆糊了。其实，问题很简单："传统文化"是个总概念，内容很多，如诗词是文化，小说是文化，绘画是文化，哲理是文化，美食是文化，建筑是文化，吏制是文化……政治也是文化。护卫者心目中的"传统文化"，往往只是自己心爱的、倾注过一定心血的那一部分，比如文学艺术的，或是哲理的，一听说否定"传统文化"，岂不是要他的命？而否定"传统文化"，也未必是否定文学或艺术类的成就，主要是否定政治文化，即专制文化，因为"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历史进程，同时也影响到其他文化的发展。弄不清这一点，在大概念上相争相拼，全都是在浆糊盆里折腾。 9、情感没有走出中世纪。你看那些画家的作品时，不能不有一种感受：体味现当代生活的不多，而大多是行走在古代。你看：茅舍柴门、扁舟渔翁、枯藤寒鸦、板桥流水、疏篱野菊、大漠孤烟、白帆征雁、月涌江流……全是对唐宋诗词意境的抄袭，而且是最笨拙最劣质的抄袭。自己对现当代生活的感受到哪里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到哪里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艺术灵性到哪里去了？是智办出了问题，还是情感出了问题？如果说画家们全都不面对现当代是不对的，他们有时贴得相当紧。比如画"伟人"，画领导人物，反映"革命宏大题"，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倾注全部感情与心血，企图让自己的名字同"伟人"和"革命洪流"一样永垂青史。可是没想到，当"伟人"被拉下神坛并被一层层剥掉外装时，当自己讴歌的东西成为罪过时，自己也就成了历史扫帚下的东西了。原因无他：自己还在中世纪！ 10、欣赏被奴化了的自己。有些知识人，是懂点诗词格律的，有的还有一定职务，既是知识人，又是"老干部"。但是，有份量的作品写不出来，可是胸中文才躁动起来，表现欲特别强。于是，除了平时在"诗友"中写些相互恭维的赠答外，每逢革命性的节日，"诗情"澎湃，一首一首《七一感怀》、《十一颂歌》之类的东西就出来了，一句一句"七一到来颂党恩，我把党来比母亲"之类的东西就跃然而出了。他人闻之想吐，他们自己却在欣赏个人的文才中得到精神快感。至于自己的人格处于什么地位，自己是否是自己的精神主宰，则全然不知了。当然，这类人在知识界只能是边角碎屑，算不上材料的，只是因为占一定的身份，甚至是科学或文化衙门的要员，才不得不提一下。 什么叫脑残？上述10点即是。作为脑残，显然是智商问题。但有些人专门是为统治权力服务的，那是奸人，将他们也看成愚民，就轻饶他们了。不过当下的情况是，愚民和奸人说着一样的话，谁是奸人，谁是愚民，具体就难分清了。这就叫愚中有奸，奸中有愚吧。 上述10点，踩痛了谁的尾巴，谁可能要叫唤的。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听一些人叫唤，而是为了引起人们的思考。 【附录】 愚民的十大表征 苏中杰 必要的说明： 1、通常所谓的愚民，主要是从政治文化意识方面来看的，说的是这类民众政治文化方面蒙昧落后，不包含对其道德伦理方面的判断。 2、高级知识分子中也有愚民，而且还不太少，有的竟然还是愚民的训化者。这样的愚民，应该受到谴责。至于普通民众里的愚民，则都是受害者，是应该同情的。 3、本文只是列举其表征，如果作为应该同情的普通民众，有的人觉得与自己的表征相同或近似，心中不快，那就敬请谅解：本文是谈政治文化意识，不针对任何个人！ 4、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做得对，还要继续坚持，笔者尊重个人的选择权和反驳权；反过来，你也得尊重笔者的表达权。 愚民的十大表征如下： 一、相信不受制约的统治权力可以自觉地弃恶从善，相信没有宪政民主框架下的帝王将相可以自觉地放弃其既得利益，惩治体制内和自身的贪腐。 二、相信没有历史社会的压力和各阶层民众的压力，未受过先进政治文明启蒙的要人可以凭着一己的"开明"实现全社会的民主。 三、相信官员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不好的只是百分之五，甚至更少。 四、在忍屈含冤中，天天做"青天梦"，想不到换体制，而认为只要换上了好官，社会就可以弊绝风清。 五、真认为被拉下马的贪官是"反腐败"的结果。 六、自己上访多年的问题偶尔处理，或是在节日期间得到官员送来的"爱心"（比如一袋米或一点慰问金什么的），就感激啼零，"感谢政府感谢D"，有的还给政府送锦旗。 七、权力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贴金，他们用大歌大颂帮着权力贴金。比如奥运，世博，援非等等，都是花了大血本的，但都是稳固权力的需要，而非民生的需要，里面都有自己的血，可是还为人家叫好，说国家强盛了，自己感到骄傲。 八、认为国民党统治黑暗透顶，"资本主义国家"既混乱又败坏，所以上下五千年，唯有"新中国"好，纵横八万里，还是社会主义强，现在有腐败，主要原因是丢掉了革命传统。 九、信息来源主要是国内的电视广播和党报，相信央视的政治新闻都是真的。 十、精神生活 （1）高端精神生活： 作为这个官办"协会"和那个官办"协会"的会员，作画时在唐宋诗词中找意境，唱歌时在古音乐情绪中陶醉，不知现代精神为何物，还热衷于走后门评奖，有的甚至把自己粉饰现实的"获奖作品"作为身价来炫耀，以"艺术家"自居，丝毫感觉不到为极权服务是可耻的。 （2）低端精神生活： A、逼迫下岗，未到退休年龄就被迫"内退"，每月拿着几个仅够用粗茶淡饭养小命的小钱，可是不知道命运为何这样不公，反过来还用导致自己悲苦命运的"红色激情"充实精神生活，在小区或公园唱老掉牙的红歌，穿红挂绿跳扇子舞。 B、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有哪些，上网主要是为了打游戏或看色情图片和色情音像。 可能还不止这十个方面，朋友们可以补充。谢谢！  |
||
|
Posted: 04 Jan 2013 01:52 AM PST
阅读托克维尔（见图）何以重要，坊间说法不一。主要一种看法是留意改革和革命赛跑一类偏重前者，担心后者之说法。这种说法的主要指向是告诉人们，革命很可怕，革命是对于人群政权和制度的玉石俱焚，你不好受，我也不好受。于是，把法国革命中间一段抽出来加以渲染，说是一种屠戮行为，消灭私有制，违反人权等等。其实，这种说法也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有其前因后果。前因就是，即便是法国革命（含英国之），都是对于旧制度中本该继承和继续之政治成果的延续，而不是要在一张白纸上胡乱涂抹。这一点，很多历史学家都有详细论述。主要有兰克，基佐，也含托克维尔本人。基佐的观点尤为突出详尽。（见他的《1640年英国革命史》及笔者《革命复辟论》拙文）。于是，我们给出关于革命的第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革命，是对于在革命以前人类――含帝皇，僧侣，贵族和平民业已创造和宪治之各种普世制度和普世价值――革命，是对于这样的制度和价值之皇室贵族乃至平民对之破坏，停滞或者亵渎而发动之恢复这些价值之暴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革命中人，革命中阶级，是发生此类欧洲革命的载体和动因；而革命之所以可以发动起来且在革命中各个阶级仍旧可以体现这样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权限，就是因为革命前欧洲自由主义之发展。欧洲自由主义不是精神和抽象之产物，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由城邦自由行会自由军队和自由选择等等自由制度带来的自由――这个自由发轫于阿尔卑斯山山南山北――形成德国荷兰和西班牙意大利之继承古代自由主义载体（城邦和国家）传统，而继续其物质和精神核心于欧洲中世纪政权――他们的世俗和神圣双方也在博弈此类政权中留下了自由主义之革命前提。这个多元政治的发轫自于西方古代之民主，之共和――而这个民主，这个共和导致的载体规则的出现也就是宪章主义――没有民主的宪政和没有宪政的共和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就像人们一定要拆散贝多芬和莫扎特形式的骨骼或者血脉的蕴涵，一定要施行形式――内容的分解一样，是极其木纳和呆板的想法。简而言之，西方的个体，团体和国家、集权（非极权）――自治模式，因其各种分离，独立和凸现意识而造就的多元前提以下之规则，就是宪政（几个孩子玩弹球且几个孩子定制规则，不是一个人,一个裁判加裁判入场式那种游戏，那才是"宪政"之含义，之规矩……）――没有这多元化一切，宪政文字就形同虚设（如斯大林、毛宪法等等。） 三，也就是说，欧洲革命不是发生于虚无，良知和理想，而是发生于此类自由要求和城邦行会和个体的对于所有此类作业和载体的亵渎和势弱。因为法国革命也好，其他革命也罢，革命之中的各种派系活动从来不会像卢梭之普遍意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造就类似毛文革那样的无实质派别主义和社会虚无主义。不是的，法国革命本身的残暴和理想并未能够实现卢梭取消个体意志之"理想"――更不会从卢梭之理想发展成为阶级优势论，阶级立法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一类阶级消灭货色。不是的，法国革命虽然历经左右两翼之要挟――左翼是巴库宁之类认为其革命对于私有制消灭不彻底――右翼是保皇势力认为平民必权限必须得到亵渎――而其实拿破仑主义之人民皇帝和皇帝人民之双面性，在完成后革命和后皇室平衡上，做到了夏多布里昂之所谓既不要极端革命（而是要不极端革命），也不要极端保皇（而是要不极端保皇）之原则。 四，所以，法国革命并不是一端完全暴力和无良之"红烧中段"（一种食品名称），而是兼顾革命前后制约革命发展革命之正面复辟势力之结构（于革命解构）。这样，涉及到法国革命就不能不谈到双面拿破仑；谈到法国革命就不能不谈到复辟时期――而正是在此时期，发生了轰动世界之要求为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平反的人权个案――随之到来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为法国之革命，人权和共和阐释理论，做出实践。这是法国革命人权精神，自由――平等――博爱之三大元素与此人权发轫结合一一之典范。所以，革命诋毁论和复辟反动论（含马克思本人对于巴黎公社首鼠两端的观念――），成为法国人和欧洲人早就摒弃的片面一邪。 五，由此凸现的拿破仑双面论也和这个革命辨正法一样，使得有知之人知晓了既不能完全诋毁拿破仑也不能完全赞美之（见夏多布里昂《幕后回忆录》）。法国人并未在革命，暴乱和颠覆中取消了他们的建制，他们的政治，他们的宗教。相反，拿破仑法典和基督教复兴（天主教）正是夏多布里昂和很多知识分子在后革命时期，复辟时期完成的重要工作。除此双典之制作法国伟大人文，文学，哲学，史学……建制，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也是巨人辈出之时代。这一时代和意大利美迪奇时代或者文艺复兴时代一样，他们都是源于一种对于政治制度的挑战和结构（比如，意大利共和主义的屡次实践于皇权，自治和革命。） 六，重复而言，欧洲革命之所以发生，发展和完成（复辟――法国复辟王朝――英国坚守帝制），都是因为欧洲革命本是价值和建制中之应有之义。革命是一种对于正确主义和价值主义之重复，之要求，之回顾，而绝对不是因为革命而创造了价值，创造了制度或者创造了类似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诸如此类。这是20世纪发生极权主义革命以后方才发生的革命歪曲论和革命立新论，于是，总结以往革命，总结以往之革命与制度，总结以往革命与旧制度，革命与旧制度中皇室，僧侣，贵族和平民之关系学，只能解释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等等，而无法解释俄罗斯后来的革命和再后来之毛之革命，卡斯特罗和波尔布特之革命。（在我看来，这些革命必须加上引号――他们是违背价值革命制度革命之反革命，反人类和反地球之行径。） 七，这样，估价极权主义革命将其完全区隔于以往一切之东西方革命，实属必要，也是必须。其间关节在三。1，极权主义革命根本不是上述所谓重复，结构，解构（解构不是消灭而是建树和批评），制度和普世价值之复辟，之再生（如拿破仑重复和建树罗马法――以对于教宗的重新尊重代替了他原先对于其之亵渎和捉弄……）；极权主义革命前提和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南辕北辙，彻底异类。因为2，极权主义革命前提是取消一切历史，一切价值，一切建制，造就在一穷二白之基础（――也就是消灭基础）上的虚无主义革命――从而违背了一切革命宗旨。20世纪极权主义发端于法西斯，发端于纳粹，发端于俄罗斯民粹主义和东方之农民起义一类货色。这些货色又绝对不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因为那时期的平贵结合和农民地主，也不是完全隔绝和异类的――李世民和赵匡胤既不是绝对的贵族皇室也不是绝对的平民百姓。（此可省述之。）所以2，中国农民革命和毛革命风马牛不相及。3其主要意识形态的不同和人文宗教原则的不同，也是一端。 八，3，所以，我们说，彼中国不是此中国，彼起义不是此革命（49年革命一类），彼文化不是此文化（八个样板戏一类，呵呵），彼阶级不是此阶级大消灭，杀降将，将诛心，畏人言，戮人心――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夹起尾巴者还可以做人吗？4，所以，这样的革命不是施行拿破仑主义，不是施行梅第奇价值建制，不是施行甚至巴黎公设的选举和杀戮（他只是施行杀戮――而没有选举――上海人民公设一天选举也没有（文革时期））。所以，5，这样的革命是彻底毫无意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和后革命带来的前万人死于饥荒，屠戮，灾难和侮辱是此中革命的应有之义。6，于是，当人们完全不论极权主义革命和以往古今中外东南西北之传统革命和革命传统之迥异而奢谈革命的时候，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革命亵渎者，革命涂炭者和反革命。 九，于是我们回归正题：托克维尔是不是可以拿来比附我们现在谈论的改革，革命，不革命，复辟和其他。回答是，戴盆望天，短见无识。因为老托也好，基佐也罢，他们谈论的革命和我们正在讨论的东西迥然不一，前提各异而完全不是一码事。之所以人们要这样那样来附会老托，就是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法国革命，什么是俄国革命，什么是毛革命，什么是极权主义"革命"。而他们之所以要烩此一锅，就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前提根本就是错误，犬儒和苟且。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讲究法国革命，法国社会和法国文化，毛主义体面就会一风吹散而邓主义实用就会直落于壑；哪里有什么不要血腥要改革，不要革命要制度之胡言乱语。毛革命是为制度而言乎？毛领教过马基雅维力写作意大利共和时期平贵联盟之史事，之必要，之逻辑吗？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比较几百年前的美迪奇文化和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共和政治要落后几千年――虽然他生也晚，列宁生也晚，斯大林生也晚――他们才是一群不学、巫术之阶级斗争、阶级权限，共和主义和宪政主义的无知者和涂炭者。和者类之物谈论革命和改革，宪章和共和岂不是过于愚蠢乎。 十，所以，现在回到对第一个问题的商榷。如果说英、法革命是基佐所谓回归价值论和建制论，那么，中国革命导致的建制和价值龃龉如何看待？我们分成两个方面简陋一探。辛亥革命是不是价值回归论？可以说是，抑或不是。因为，就文化层面而讲，辛亥革命没有打倒孔家店，颠覆东－西文化之说，而且，孙文等还是基督徒……但是，西方革命所建之自由主义载体，在中国，不能够成为复辟和回归根据――因为中国严格讲，沿革讲，无中国政治学可言――中国制度研究不过是皇室民间轮流坐庄的一种亚建制建树――如上文贞观之治等。所以，辛亥革命者类非极权主义革命，只好去掉一半历史，恢复一半建制，施行一种渐进方式，而最终，要行中国价值论（亚洲价值论）中尚未历史和以往之新政：民主宪政。于是，这个方式和毛革命方式，形成反差，这是不必多言的明确所是；唯一要补充的是，辛亥革命，不是回到以前的文景、贞观，但是，毛就距离彼端更见遥不可及了。换言之，继承中国革命前价值论或者半价值论，其实就是要执行类似西方三权分立的致衡监督体制――而这个体制的亚准则则体现在中国君相致衡和封驳制度的准内涵中――问题是，西方人既然发明了高格与之之法治致衡，国人凤阁鸾台，祖训祖制之准则就理应让位。但是，这个准则绝对不是要取缔历史和取缔历史中中国式的权力致衡原则，而是要以另外一种更加现今的方式以应合之，改制之罢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历史上谢瑶环手持上方宝剑，尉迟公手持打王金鞭的时候，人们会不会想到某种中国天真的可笑和可爱呢？！…… 《民主中国》 ――作者供稿  |
||
|
Posted: 04 Jan 2013 01:25 AM PST  王岐山，无缘认识。只是四年前他访美，恰逢欧巴马和希拉里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讲话，好像不太得体。他说："当前美国，是一个女人、一个黑人和一个老人在争斗"。这话，本是美国媒体的调侃。但出自一个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之口，却极不恰当。好比去邻居家做客，邻居自不妨讲几句"蓬荜生辉"之类的话。如果你信以为真，也跟着"蓬荜生辉"起来，那就不伦不类，令人吃惊。在西方，这与社交礼仪有关。在东方，则更有一层深意，叫作"疏不间亲"。更何况"黑人、女人、老人"之类的话，充满美国最忌讳的种族、性别、年龄歧视。哪个美国政客，敢在公开场合捅这种马蜂窝？讲这番话前，王岐山说："我这人离开讲稿讲话，容易犯错"。果然，如他自谦，离开讲稿，讲出了"黑人、女人、老人"。其实，说是"犯错"，严肃了点。准确地讲，这种话不是"犯错"，而是童言无忌。当然，四年前这段"童言"，希望只是一时口无遮拦，并不反映新一代"知青"领导人的任何特质。 这次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不错。与毛主席当年推荐赫胥黎的《天演论》相比，更好，也更现实。英文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前翻过。这次，常委履新，盛世危言，不妨再翻翻。与其说是读托克维尔，不如说是凑热闹，顺便猜猜新常委的心思。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头脑，都知道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甚，反抗越烈"。托克维尔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所以他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未必有反抗；压迫越轻，反抗反倒越烈。法国大革命以推翻封建制度为宗旨，但爆发革命的法国，却恰恰是当时欧洲封建压迫最轻微的国家。被革命送上断头台的国王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倾听民意，从善如流，在位期间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革命的来临。因为，痛苦虽在减少，痛感却在增加，枷锁恰恰在最轻的地方，显得最不能容忍。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托克维尔得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坏政府最危险之时，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 中国民间的"痛苦"是否在减少？不知道，也无法测量。但中国的"痛感"却无疑在增加。这无需调查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也不用搞复杂的民意测验，只要乘次出租车，听听"出租车司机的政治"就足够了。托克维尔的书，有时像在写中国。例如，他说法国教会所以在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因为它们扮演了旧制度中最丑恶的角色：控制思想，钳制言论。然而，它们对自由干涉的程度，只足以令人厌恶，却不足以让人害怕。这，与今天中国的中宣部多么相像？不幸，枷锁在最轻的地方，再一次显得最不能容忍。今天在中国，有人要"讨伐中宣部"。姚文元领导下的中宣部，有人敢讨伐吗？所以，痛苦在减少，痛感在增加，这是新常委最担忧的现象。马克思曾说：让资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面前发抖吧，剥夺者要被剥夺了！历史转了一圈，现在轮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们发抖了。以"革"别人"命"为专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生的红二代们，可能要被"革命"了。 但是，也许新常委是杞人忧天。据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的改革动摇了旧制度的基础，为革命铺平了道路。幸好，中国没有"真诚的改革者"。自上世纪改革以来，"真诚的改革者"在中国本就不多，多的是吃"改革"饭的。改革初战告捷，也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连吃"改革"饭的也已所剩无几。眼下，中国多的是行贿的大款和受贿的"裸官"，他们现实、精明、势利，"杀头生意敢做，亏本生意决不做"。在这样的"精英"圈里，到哪里去找路易十六那样为革命铺平道路的天真的改革者？ 法国革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旧制度给人们留下了"哲学思考"的自由。托克维尔说，英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德国知识分子躲进知识的象牙塔，而法国知识分子既不参与实际管理，也不躲进象牙塔。他们利用"哲学思考"的自由，侈谈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企图用理性改造整个传统世界，为革命创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理想"。幸好，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最后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已随"五四"运动一齐走进了历史。中国现在盛行的，除"医生收红包，教授卖文凭"外，就剩下王立军这样的兼职学者，以及"小沈阳"那样的社会名流，他们一般没有空"哲学思考"。伏尔泰和卢梭可能错了，但他们错误的前提，是他们自信自己在追求"真理"。今天中国知识界的优势，恰恰在于根本不追求真理。"真理，卖多少钱一斤"？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会犯伏尔泰和卢梭的错误，他们没有兴趣做社会良心或时代灵魂，他们本身就没有理想，更遑论为革命创造理想。 世上凡真的革命，都离不开理想。无论在法兰西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还是伊斯兰革命的背后，都闪耀着或尘世或宗教的理想的光环。只有痛苦和不公，不一定产生革命。索马里就没有革命，只有海盗。有了理想，才有无私，才有反抗强权的动力。没有理想的痛苦，产生的可能是极端的自私。他们不敢反抗比自己强大的，却擅长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他们不搞革命，却制造混乱、无序、以邻为壑、力大为王，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国不一定会在天安门广场再次爆发革命，但却可能在每个村落、每个街角孕育出无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2012年11月30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2月号
 |
||
|
Posted: 03 Jan 2013 10:05 AM PST 南周强硬声明责官方删新年献辞2013-01-03广州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周报《南方周末》，元旦新年献辞在出版前，被省宣传部长大肆删改，报社员工在网上讨论亦受到禁制。《南方周未》编辑部周四晚上，罕有地发出措词强硬的声明，要求当局进行彻底调查。事件亦引起广大网民关注，纷纷谴责官方打击言论自由。（文宇晴报道）  Photo: RFA 北京街头报摊上的《南方周末》。（法新社图片，2009年）
 《南方周末》编辑部发表声明之前，本台记者曾致电南周的热线电话查询，接线的女职员表示，由于报社员工仍在休假，不了解事件对员工来说有多大的影响。 【附录】
《中国梦，宪政梦！》——遭阉《南方周末》原版新年献词 作者： 戴志勇 来源： 南方周末
天地之间，时间绽放。
这是我们在2013年的第一次相见，愿你被梦想点亮。
2012年，你守护自己的生活，他们守护自己的工作。守护这份工作，就是在守护他们对生活的梦想。
2012年，庙堂之上发出的宪政强音嗡然回响：“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期待宪法长出牙齿，宪政早日落地。惟如此，才能成就这个沧桑古国的艰难转型；惟如此，国家与人民，才能重新站立于坚实的大地之上。
今天，已是能够梦想的中国，今天，已是兑现梦想的时代。经历过宪政缺失的“文革”梦魇，我们花费三十多年的时间来逐渐回归常理与常情。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个体户、乡镇企业到“民企”，稍稍归还国人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利，我们便创造了繁华城市，收获了满仓粮食。
我们重新体认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其是，非其非；我们重燃对公义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面对暴虐强力，我们双手相握，一起走过艰难时刻，迎接生活转机。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挺起胸，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抬起头，重走先辈的宪政长征，重温先辈的伟大梦想。
一百七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先败于英，后败于日。百姓愈加民不聊生，耻感深深刺痛中国士人。保国！保种！由洋务而君宪，由立宪而革命。从器物到制度再至文化，激愤者不惜彻底打倒“孔家店”，决绝地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起。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先辈们终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宪政中国并没有随之而来。
国家内外，战争连连；人群内外，残酷不断。
一度，人们远离仁，远离义，远离天道，远离对自由的坚守。
一度，人们认错为对，指鹿为马，万千生灵生机断绝。
美梦与山河，齐齐破碎。自由与宪政，双双消隐。
度尽人世劫波，深味人性幽暗，我们依然是能做梦的人，有颗能做梦的心。
今天，我们断断不只梦想物质丰盛，更希望性灵充盈；我们断断不只梦想国力能强盛，更希望国民有自尊。新民和新国，救亡与启蒙，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压倒谁。而宪政便是这一切美梦的根基。
兑现宪政，坚守权利，人人才能心如日月流光溢彩；鳏寡孤独才能感受冬日暖意而非瑟瑟发抖；“城管”与小贩才能谈笑风生；房屋才能成为自己与家人的城堡；
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家。
兑现宪政大梦，每个人才能做好个人的美梦。而这需要我们就从手边做起，就从守护此时此刻的生活做起，而不要将重任留给子孙。
很多人一直深深懂得这一点，很多人早就努力践行这一点。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是善于做梦者才杰出。
你的天赋权利就是可以梦想，并且兑现梦想！
为你的梦想鼓掌，为这个国家的梦想加油，这就是很多新闻人的梦想，是他们不大不小的野心。他们忠于新闻，更忠于内心。愿你也有个玫瑰色的美梦；自由成就自己，完成天之所赋。
总会梦想人人都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街头卖艺；
总会梦想人人内心有爱，即使罪犯也未必穷凶极恶，总有恻隐之心自由闪动；
总会梦想阶层只是引人自由流动的动力，而不再是相互猜忌和仇视的天堑；总会梦想这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为改善人类的现代处境，捧出一掬甘冽清泉……
兑现这一千一万个梦想，才能抚平这一百多年的刻骨痛楚。
兜兜转转一百七十年，美梦成真何其难！一百七十年后，依然有人渴望良知萌新芽，重温天命之谓性；依然有人坚持要求权利一一落地，政治复归于正，公义自在流淌。
依然有人相信，不管多难，梦想终会落实为宪政良制，风行为敦敦美俗。
先辈们筚路蓝缕，践义成仁。如今，后人承继其志，燃灯前行。
兑现梦想，自然要借鉴前贤智慧，与古人的信仰、习俗和情感和解。儒释道法墨，百家皆是源泉；周汉唐宋明，代代皆有可取。
但这决不是要复古，古人不能给予今天所需的一切。只是不再轻易贬损先辈，平心静气地吸收转进，以让中华文明开新花，结新果。
兑现梦想，自然要吸取世界经验。所以要认真审视希腊民主，罗马法治，借鉴英美宪政，追赶现代科技文明。
但这也不是仅仅作一个西方文明的优等生，西人有西人演进的轨迹，同样未必能直接给予我们今天所需的一切。
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大地上，与各国人民一起，生活出一种古今相融的新生活，文明出一种中西合璧的新文明。在古今中西的激荡中，要遵循人类共通的价值，也要不惮于做自己的新梦。
称美古人，赞扬邻居，不是因为他们足够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熟悉他们眼中洋溢的快乐，心底流淌的自由。
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
宪政之下，才能国家持续强盛，宪政之下，才有人民真正强大。兑现宪政梦想，才能更好地外争国权，维护国家的自由；才能更好地内争民权，维护人民的自由。而国家的自由最终必得落脚于人民的自由，必得落脚于人人可以我口说我心，人人可以用心做美梦。
生而为人，谁能不热爱自由？这自由，不仅是权利针对权力而言，也是宽恕针对报复而言，是般若针对无明而言，是仁爱针对暴虐而言，是有道针对无道而言。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万物自在，各正性命。这就是古人的梦想，先辈的梦想，也是今天很多人的梦想。
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
万物速朽，但梦想永在。万物诞生，因梦想不灭。梦想就是生生之几，就是当你失败了一百次，那第一百零一次充实你内心的不死之希望。
依然有人倾听你的梦想，期待你敢于做梦。你从苦难中爬起，他们为你加油；你尝尽人世冷暖，他们为你加油；你收获美好生活，他们为你加油……他们别无所资，惟有对梦想的执著；他们别无所长，惟有对真相的追求。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还重，一个梦想能让生命迸射光芒！  |
||
|
达赖喇嘛给“2012悉尼国际汉藏对话会议”的贺信（附2012年悉尼国际汉藏对话会议宣言） Posted: 02 Jan 2013 08:32 PM PST
首先祝����藏���在悉尼召�！ 去年，我已�政治��移交�了民���人，使甘丹�章政�建立以�，延�了近四百年的由��喇嘛�任西藏政教�袖的制度，�上了句�。然而，作�一名藏人，我非常支持�藏之�的交流，特�是民�的坦�互�。 近�，西藏境�外形式日��化，中��局�罔�事�，指控西藏�生的��是境外所�。��逃避�任的做法是解�不了��的，只有敢於承�，接受事�，才能妥善化解矛盾。 民族之�和睦相�的基�是相互尊重和信任，而信任的基�是彼此�的了解和理解，武力之下，��不了真正的民族和�。 今天，�藏朋友�有��坐在一起真�交流是��受到鼓�的。希望大家正���，消除彼此�的疑�，增�了解和理解，我相信，��的互�和交流，是有助於西藏��的解�。 祈�����成功！ �迦比丘 ��喇嘛 2012年12月25日
贺信由尊者驻澳纽及东南亚代表处华人联络官达珍女士在会议开幕式上宣读。 【附录】 2012年悉尼国际汉藏对话会议宣言
 |
||
|
Posted: 02 Jan 2013 08:12 PM PST
中國權力鬥爭震撼全球的二○一二年，終告結束。新年來臨之際，出任中共十八大最高掌權者的習近平，在國內外期待下，展開他的第一場新人秀：踏著鄧小平二十年前南巡的腳印視察廣東，宣示改革，隨後又在嚴寒中深入大別山區探訪兩個人均年收入不到千元的貧窮小村。比之他的前任朝拜西柏坡，已經少了兩份革命情懷，不過，官方媒體的渲染還是未脫「訪貧問苦」的老招式。我們理解，在中國體制的現狀下，任何有志改革者，都不可能「一步到位」，漸進模式是很多人的共識。但是不少誤區，也成為習慣性的共識，所謂下基層「調研」是其中之一。 時至今日，我們每天看到報導，從政治局常委到各級中共領導，到各處現場調研，似乎這種「調查研究」成為了解情況指導工作「克服官僚主義」的最佳方式，成為中國特色的官場時髦。暫且不說那些走形式、欺上瞞下、擺威風，甚至鋪紅地毯的惡例，根本上這種調研就不是當代文官制度應有的行政方式。仍然來源於毛所謂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傳統。毛本人在六○年代就曾經將這種落伍的人治方式，發揮到極致。他當面斥責周恩來用人太多，迫使總理辦公室大量裁員以致陷於無法運作的狀態。而毛本人一個個別出心裁的決策，竟然是靠指示身邊的幾個秘書下到地方調查，直接向他匯報而作出，置龐大的國務體系為虛設。今天中共體制雖已告別毛的獨裁禍國、無法無天，有了公務員制度，但是，實施水準遠沒有我們熟悉的如香港、美國這樣行政效能和品質。 看到溫家寶、習近平那樣樂此不疲地出現在各種現場，不禁要問：中央各職能部門和省地縣的成千上萬官員哪裡去了？尤其是為決策者提供資訊和情報的專業人員又幹嗎去了？一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的職責是，高瞻遠矚地思考和處理內政外交的、現實和歷史的重大問題，而且代表國家的尊嚴和形象。這是世界上古今一貫的通制，脫下官服與民同苦樂，只是特別情況所需。一個大國的千頭萬緒，依靠體制和法制的合理性與動力才能解決。那種三天兩頭下鄉做秀、聯繫群眾的「作風」，只能視為中共「革命」的毛式遺傳，如果不是某種政治需要，早應該扔進垃圾堆了。 說回來，路人皆知，中共的這套統治方式，本質上與民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有了代議政治、普選制、新聞自由和真正獨立的法治體系，有了社會的透明度，那麼，今天中共政治體制的種種顯而易見的弊端，自然將不復存在。例如時下大陸朝野熱議的「陽光法案」，公開高級官員的財產，阻力重重何在？殊不知陽光法案正是依附於民主體制的派生物，在歐美、港台是毫無爭議的事情。在一黨專制制度下卻絕無可能實現，除非玩假的，忽悠百姓和老外。總之，我們希望在新年開始的習李體制下，當局應該面對國家社會最迫切的要求，回應時代和人民的呼聲，從傳統的狹隘的治國形式裡走出來。 （金鐘：開放雜誌總編輯 2013年元月號www.open.com.hk） 作者供稿  |
||
|
Posted: 02 Jan 2013 02:16 PM PST
|
||
|
Posted: 02 Jan 2013 02:12 PM PST
|
||
|
Posted: 02 Jan 2013 02:02 PM PST
|
||
|
Posted: 01 Jan 2013 03:24 PM PST
纪思道 2013年01月01日
北京
中国官方尝试过授予艾未未荣誉，用显赫的地位来买通他。他们也尝试过把他投进监狱、对他进行罚款、并用棍棒狠狠地打他，以至于他需要接受紧急脑部手术。他们在绝望之中还曾恳求艾未未不要捣乱——但全都没用。
像艾未未这样有着全球大批追随者的巨星级艺术家，中共中央政治局能把他怎么样呢？他制作了一段自己戴着手铐跳《江南style》的视频，以嘲弄中国的体制，这段视频很快在YouTube上获得了100多万点击量。
当艾未未发布了自己的一张裸照，把毛绒玩具当成遮羞布，用“草泥马档中央”谐音中文里一句对中共中央的咒骂（更准确地说，是一句国骂）。而中共中央委员会又该做出何种反应呢？
比起被谴责，中国共产党更厌恶的是被嘲笑，而幽默正是艾未未攻击中共的代表性风格。其他异见人士如身在监狱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写了大量有关民主的雄辩文章，却几乎没有吸引到普通的中国民众。艾未未的艺术作品对很多人来说似乎也是无法理解的，但像草泥马这样的粗俗笑话能引起更多关注——也很难被镇压。
“我觉得他们不知道怎样对付像我这样的人，”艾未未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好像已经放弃管我了。”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麻烦是，55岁的艾未未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出身也和共产党的革命战争紧密相连，其父母曾和中国新一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母关系友好。
作为反抗政权的标志性人物，艾未未的出现代表着中国的进步，反映出非官方的多元化正在兴起。中国越来越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韩国和台湾，当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是这样开始一点一点地瓦解独裁政权。
艾未未承认，中国确实出现了进步，他还说，他预计中国能在2020年之前实现民主——但他悲叹现在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浪费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他说。
艾未未曾在纽约生活过十几年，逐渐确立了他的艺术声誉，而他的叛逆个性似乎也是在那些年中形成的。他在1993年回国，当时他36岁。最初他在政治上循规蹈矩，并参与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宏伟的鸟巢体育场的设计。
2008年发生在西南省份四川省的大地震是让他发生改变的一个因素。当时，许多校舍倒塌，学生家长抗议建筑质量低劣，遭到了政府镇压。艾未未支持这些家长，开始要求政府更加公开。
他的对抗姿态惹怒了当局，他们殴打他，并强拆了他在上海的工作室。去年，政府又将他关押了近三个月。
当局仍禁止他出国，因此他无法出席自己正在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馆体系的赫什霍恩博物馆(Hirshhorn Museum)举行的艺术展。
这种压力让艾未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便是专制政府。他不但没有变得有所收敛，反而言论更加大胆。
“每一步，我都是被他们逼的，”他说。“我告诉他们，‘是你们创造了像我这样的人。’”
出狱后，艾未未曾短暂地保持低调了一段时间，但随后又恢复了他的政治恶作剧。为了监视他的举动，当局在其工作室安装了15个摄像头。为了表示对此举的嘲弄，艾未未在互联网上开设了名为“围观草场地”(weiweicam)的网站，播放从自己卧室传出的画面，这样政府就能更密切地监视他了。
“他们几乎是来求我把摄像头关了，”他咧嘴笑着说。
我和他聊了很久。交谈结束时，我问艾未未有没有其他要说的。
“中国仍然需要美国帮助，”他说，“美国要起的作用，就是坚守某种价值。这也是美国文化最重要的产物。当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谈到互联网自由时，我觉得真是太好了。”
这也是传递给美国人的一个信息。的确，我们有强大的军力，但导弹的“硬实力”往往不及我们的理念的“软实力”。在全世界倡导我们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让人指责我们虚伪、前后矛盾，但做一个前后不一致的民主与人权倡导者，总胜过始终如一地漠不关心。
我问艾未未，奥巴马总统是否做了足够的努力来提高人们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我希望白宫能听到艾未未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不知道他们在私下做了些什么，”艾未未说，“但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做得还不够。”
欢迎读者在我的博客On the Ground（英文）对本文进行评论。请在Facebook、Google+和Twitter上关注我，并关注我的 YouTube视频。
——纽约时报
Hitting China With HumorBy NICHOLAS D. KRISTOF January 01, 2013
Beijing
CHINA’S leaders have tried honoring Ai Weiwei and bribing him with the offer of high positions. They have tried jailing him, fining him and clubbing him so brutally that he needed emergency brain surgery. In desperation, they have even begged him to behave — and nothing works.
What is the Politburo to do with a superstar artist with a vast global audience like Ai (whose name is pronounced EYE Way-way), who makes a video of himself dancing “Gangnam style” with handcuffs — parodying the Chinese state — that quickly ends up with more than one million views on YouTube?
How shoul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react when Ai releases a nude self-portrait with a stuffed animal as a fig leaf? The caption was “grass-mud-horse in the center” — a homonym in Chinese for a vulgar curse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leadership. Or, more precisely, against its mother.
One thing the party detests even more than being denounced is being mocked, and humor is the signature element of Ai’s assaults. Other dissidents, like the great writer Liu Xiaobo, a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now in prison, write eloquently of democracy but gain little traction among ordinary Chinese: Ai’s artistic work also seems incomprehensible to many people, but obscene jokes about grass-mud-horses can get more traction — and be difficult to quash.
“I think they don’t know how to handle someone like me,” Ai said in an interview. “They kind of give up managing me.”
One challenge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at Ai, 55, i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artists. He also comes from a family with close ties to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his mother and father were friendly with the parents of China’s new top leader, Xi Jinping.
Ai’s emergence as an icon of resistance represents progress in China, a reflection of an unofficial pluralism that is gaining ground. China increasingly reminds me of South Korea or Taiwan in the early 1980s, when an educated middle class was nibbling away at dictatorship.
There is real improvement in China, Ai acknowledges, and he says that he expects democracy to reach China by 2020 — but he laments that it is already overdue. “They have wasted a whole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he said.
Ai’s irreverence seems shaped by the dozen years he spent in New York City burnishing his artistic reputation. He returned to China in 1993, at the age of 36, and initially behaved himself politically and played a role in designing the magnificent Bird’s Nest stadium for the 2008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One factor that changed him was the terrible earthquake of 2008 in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southwest, when schools collapsed and the government clamped down on parents protesting shoddy construction. Ai backed the parents and began to demand more openness from the government.
Angered by his antagonism, the authorities had Ai beaten up and then destroyed his studio in Shanghai. Then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detained him for nearly three months.
The authorities still block him from traveling abroad, so he is not able to attend a major exhibition of his work now under way at the Smithsonian’s Hirshhorn Museum in Washington.
The pressure left Ai feeling more strongly than ever that one of China’s biggest problems is autocratic government. He became more outspoken, not less.
“At every step, they pushed me into it,” he said. “I told them, ‘You create people like me.’ ”
After briefly lying low after his imprisonment, Ai has resumed his political pranks. Mocking the authorities for installing 15 cameras to monitor his movements, he broadcast a public “weiweicam” on the Internet with a feed from his bedroom so the government could keep an even closer eye on him.
“They almost begged me to turn it off,” he said with a grin.
At the end of a long conversation, I asked Ai if he had anything else to say.
“China still needs help from the U.S.,” he said. “To insist on certain values, that is the role of the U.S.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t of American culture. When Hillary Clinton talks about Internet freedom, I think that’s really beautiful.”
There’s a message there for Americans. We have a powerful military, yes, but the “hard power” of missiles is often exceeded by our “soft power” of ideas. Speaking up for our values around the world invariably raises questions of hypocrisy and inconsistency, but it’s better to be an inconsistent advocate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an to be a consistent advocate of nothing.
I hope the White House listens to how Ai responded when I asked if President Obama was doing enough to raise human rights concerns.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under the table,” Ai said. “But on the surface, they’re not doing enough.”
I invite you to comment on this column on my blog, On the Ground. Please also join me on Facebook and Google+, watch my YouTube videos and follow me on Twitter.
 |
||
|
Posted: 01 Jan 2013 02:54 PM PST
|
||
|
Posted: 01 Jan 2013 02:52 PM PST 
新年来临，在中国传媒一片官话、套话“中国梦”“复兴路”“好声音”的社论声中，享有盛名的民间政史月刊《炎黄春秋》发表新年献词，提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执政党必须改变宪法失信。
《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犹如一声春雷，在2013年元旦的北京上空炸响。我认为这是从打倒“四人帮”算起，中国改革开放36年，积蓄释放出来的宪政强音，也是《炎黄春秋》创刊22年，写得最好的一篇《新年献词》。我发自肺腑要为《炎黄春秋》叫好！要向执笔者致敬！
这篇献词摆脱了党派意识，既无“良心”情怀，也无“碎步”节奏，而是大步跨过30多年的党主改革，也就是“邓、三、科”指导下的新时期，站在普世的宪政立场，与执政者进行一次完全平等的“政治协商”。
毛泽东有一句诗“偏师借重黄公略”，《炎黄春秋》作为早已完全市场化的民间政史刊物，毫无疑问只算得上是中国媒体的“偏师”，甚至是“偏偏师”，但是它借重的是中国现行宪法。因此，无论对新中央还是对老百姓，这篇《新年献词》都称得上公民课本的第一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是“党在法上”
中国民间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多年。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建涛说：“无论是左的激进派和右的激进派，都只谈革命了。在这种局面中，执政者一厢情愿地想维持1980年代的一统天下的改良，已经没有可能了。”
11月16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与《炎黄春秋》联合举行“改革共识论坛”，与会者近百人，每人发言只给5分钟。各路学者、专家集中对制度变革，“党的领导”发表大量的真知灼见，说明如何达到朝野共识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基本症结所在。论坛举行一天，资中筠先生仍旧表示悲观，她说：“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我们对国家兴亡没有责任，责任在他们不在我们。为什么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他们毕竟受利益的控制，并不是因为他看不到。我想他们对危机感比我们要严重，不然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一个几千人开的会，觉得如此如临大敌，一定觉得非常危机了。”
会议主持人之一，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千帆教授起草了《改革共识倡议书》，在会议上征集签名和意见。一个多月后，共识网首先发表了修改稿和70多人的签名，12月25日张千帆在财新网博客上再一次公布。这份洋洋洒洒8千多字的《倡议书》，立即被称为2012年的“公车上书”。法广和中央社报道“在这份避免提及终结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倡议书中，签署人敦促中共新领袖实施温和的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等原则。”但是次日，张千帆的博客，和所有转载的网站都遭遇删帖。
到了21世纪，中国还需要“公车上书”吗？而且遭遇了和117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上今上皇帝书》一模一样流产的命运，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吗？资中筠先生还说：“有一个说法‘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说的朝廷，是哪一个掌权的集团死还是指中华民族全都死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
《炎黄春秋》新年献词承担的正是资先生所言的知识界的“拯救”责任。它开门见山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前进一大步。”
执政者的出路在于钻进宪法的“笼子”
《新年献词》列举《宪法》第57条、62条、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列举《宪法》第13条、第33条、第35条、第37条规定的“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列举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直言不讳指出如果这些宪法条款一一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有财产的恶性事件”；“‘暴力执法’、‘暴力截访’等恶劣行径不会如此猖獗”；“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受理、不立案，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这些不都是“击鼓传花”怀抱的“炸弹吗？
当今中国违反宪法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新年献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落实“党在法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新年献词》所引每一条宪法条文都能赢得老百姓的掌声，但是各级执政者听着都会不舒服，因为每一条都像一道铁栅栏，要把各级执政者关进笼子里。
现行宪法的最大错误在“序言”
翻遍中国现行宪法1—138条，都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五个字，在宪法《序言》对历史的叙述中，有“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字样，同时写进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明年三月人大换届，宪法修改会不会再写进“科学发展观”非常令人关注。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高锴说：“序言不是法律规定。”
宪政学着曹思源12月29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以1997年青岛版的《世界宪法全书》所列110个国家的宪法为基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了13项比较：1，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2，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3，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写进宪法。4，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5，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6，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7，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8，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9，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10，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11，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12，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13，99%的国家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曹思源认为中国现行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新年献词》异常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尽管现行宪法并不一定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将这部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通过宪法途径不断改善政治制度。”
习近平进行了“新南巡”，也接过了邓小平南巡时讲的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看来能否改变中国长久以来宪法失信的状况，正是对这个口号的检验。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附录】
《炎黄春秋》2013年第一期 新年献词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积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共识。古语云：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何以定谋？所以，我们当今的政治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前进一大步。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62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15项职权；第63条有罢免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宪法》还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审计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的这些规定没有落实。 《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有财产的恶性事件。 《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如果这一条落实了，“暴力执法”、 “暴力截访”等恶劣行径不会如此猖獗。 《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 《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一条如果真正落实，就不会有重庆式的“黑打”和北京安元鼎式的迫害访民的黑监狱。 《宪法》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受理、不立案，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宪法》中有很丰富的保障人权、限制国家权力的内容。将《宪法》和现实对照，就会发现现行的制度、政策、法令和很多政府行为，和宪法的差距十分遥远。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被虚置。 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虚置，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失信，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失信。国无信不立，宪法失信的状况必须改变。十二大以来的党章都有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在法下”。 “党在法下”是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政治原则。做到了“党在法下”，就能避免宪法层面的名义制度和运行层面的实际制度相悖而产生的种种弊端。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至高无上，依照宪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会、也不应当有争议。 既然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我们就应当行动起来，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就应当将现行一切违反宪法的制度、法令、政策改变过来，使其与宪法一致。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 徒法不足以自行。落实宪法，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证，例如建立宪法审查制度：或者建立宪法法院，或者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者将宪法司法化。建立落实宪法的制度，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尽管现行宪法并不一定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将这部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通过宪法途径不断改善政治制度。 多年将宪法虚置不仅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还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维宪行动”必将遇到重重阻力。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广东视察时表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只要有这种精神和魄力，全民努力，上下互动，“维宪行动”一定会成功。 新的一年，新的领导集体，新领导人一些新的作风令人高兴。在新的一年，千头万绪中我们最为期盼的是，在落实宪法上有切实的行动。  |
||
|
Posted: 01 Jan 2013 02:47 PM PST
张炜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中心
更新时间 2012年12月3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9:24
  |
||
|
Posted: 01 Jan 2013 01:40 PM PST
原题：人民不会永远忍受生态掠夺
|
||
|
Posted: 01 Jan 2013 01:27 PM PST
2013-01-01
新的一年来到了。习惯上过年见面都是报喜不报忧，图个吉利嘛。可是找来找去，过去的一年里喜事真的不多。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房价居高不下，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些困苦的环境没什么改善。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好像可能是要改革了。改什么还看不出来。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不但中共的传统。就是其他各国的领导人上台，也要给老百姓一些幻想。让老百姓做做梦，等老百姓梦醒了他们的地位也稳固了。结果老百姓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而已。这种循环的美梦总是会有一定的效果，之后大多不会兑现。所以今天咱们就不谈国事，只谈中东吧。别人的喜事也算是喜事，总比一片黑暗要好。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轰轰烈烈。虽然尘埃还没有落定，但民主改革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了。现在的北非老百姓已经不是二次大战后的觉悟了。那时候刚从殖民地的奴隶地位摆脱不久，而且深受当时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影响。总觉得有个强势的领导人把国家搞得富强起来，老百姓就会有好日子过了。这是当时的各殖民地国家摆脱宗主国的统治后，大多数都改革成为独裁政治的重要原因。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酝酿。更重要的是现代互联网的兴起，开拓了老百姓的眼光，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老百姓不能够继续接受奴隶般的地位了。西方人已经获得的自由生活吸引着他们。于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他们要自由了，要民主了。独裁者们不给，那就抢。现在老百姓已经知道了，这本来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东西。老百姓只是抢回了自己被抢的东西而已，不算犯罪。 这就是过去的一年一连串的喜事，而且一直延伸到了年底。刚听到一个消息；叙利亚的独裁者已经向委内瑞拉的独裁者申请政治避难了。而且叙利亚执政党的党报已经公开反对他们的领袖。独裁者所依靠的执政机器已经开始崩溃了。而且反戈一击，站在了反抗者的一边。 几个月以来。叙利亚的局势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各种反抗独裁者的势力，在北非革命的感召下一哄而起。但是西方国家一如既往的犹豫观望。 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力量相对强大一些，他们的和平的革命很快就成功了。利比亚的独裁者在西方臭名昭著，虽然一开始也是犹犹豫豫。但很快西方国家就插手，帮助利比亚人民迅速推翻了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只有叙利亚和也门的情况比较糟糕。 那里的独裁者力量相对更强大一些，人民的反抗没有像埃及和突尼斯那样导致独裁者的让步。他们的独裁者也比利比亚的卡扎菲聪明，没有对西方和以色列人张牙舞爪。这就使西方国家的政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并且造成了也门的革命被扑灭；叙利亚人民的革命在那儿苦苦挣扎着。 好在叙利亚人民并没有退缩。他们寻求了各方面的帮助，终于在今年快要结束时传来了喜讯。人民的力量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那是个神话。但是独裁者也不是不可战胜的，那更是个吓唬小孩子的神话。叙利亚人民的牺牲终于换来了自由民主的前程。这是今年的一大喜事。 我们必须理解美国人民和西方人民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局限性。不能像很多朋友那样，动不动就敦促我说服美国人军事入侵。帮助中国人创造一个民主的机会。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否则这样做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在这场叙利亚革命中学会一些有用的经验。首先就是不要幻想专制统治集团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次就是不要指望朋友会违背他们的眼前利益来帮助我们。生活中很少会碰到违背自己眼前利益的朋友；国际政治中更少碰到像罗斯福总统和里根总统那样的政治家。靠选民上台的政治家更多的是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眼光的人。 特别是我们这个既大又富有的国家。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
||
|
Posted: 01 Jan 2013 12:39 PM PST
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很有戏剧性。因此，舆论似乎也很有剧场效果：台上的表演，也就是官方宣传所定的调子，开始得到台下一些看客的应和，据他们说，新的改革高潮就要出现了；另一方面，由于好戏连台的刺激，同时却帷幕重重看不大真切，观众因此更见浮躁，非理性的喧哗往往更能主导人们的情绪。我更是一个遥远的旁观者，但决不敢说“旁观者清”，只能提供自己的一孔之见，与有心认真讨论问题的朋友相互切磋。
在我看来，要理解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局，还得从薄熙来事件说起；而薄熙来事件，对中国政治至少提出了三个挑战，中共十八大对此却一个也没有回答。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大是不及格的。 这三个挑战可以概括为：第一，关于权力来源的挑战；第二，关于权力目的的挑战；第三，关于权力行为的挑战。都是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直指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要害。能不能回应这些挑战（还不说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政局的下一步发展。本文讨论第一个挑战，后面的系列短文将陆续展开相关看法。 “怎么是你？”薄熙来挑战现行权力规矩 十几年前北京有一个笑话，说的是当时的“今上”江泽民教“小木匠”李瑞环学英语。江主席从最基本的教起：How are you? 李常委说：这个我还不知道？“怎么是你？”江主席摇摇头，再来一句：How old are you? 李常委说：这个我也会，“怎么老是你？” 不知道薄熙来是不是听说过这个笑话？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的硕士和（在任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应该最能体味其中的笑点。谁都知道，薄熙来在重庆折腾，一个基本目标是想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当然，也有人说他想当总书记。其实，不管是想进常委还是想当总书记，这在政治学上的涵义是差不多的，那就是薄熙来对于在中共十七大上所形成的未来权力格局不满意，也就是对那个时候正潜在成型的十八大权力格局不甘心，而要争取他自己的地位。许多人在这之中看到的是权力之争，这没有错；但是，看深一层，应该说这是他对于现行制度下那种权力分配的规则不满。 现行制度有一套谁谁来干某某职位的规则，至少是“潜规则”。按照那一套规则，十八大上谁当总书记，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就已经很明确了；而届时谁有较大的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也是相当有谱了。在那个“谱”之中，薄熙来相对是希望比较渺茫的。可是，薄熙来不认这个帐，他对自己可能难以进入下届政治局常委这个前景非常不满，于是开始借助“打黑”、后来包括“唱红”，继而还有其他的社会经济项目，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社会威望。到2011年底，这个态势发展到，谁也不敢说次年的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把薄熙来排除在外。那些分析家在数算下届领导层人头的时候，都觉得薄熙来进入常委的可能性极高，或者当常务副总理，或者当政法委书记。这样，在王立军事件之前，至少在舆论的预期之中，薄熙来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在十七大后所处的相对劣势地位，变成了进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这场权力竞赛的领跑者之一。 谁来决定何人拥有政治权力？ 如果单从权力之争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薄熙来pk 汪洋之类的情节推演，是张三还是李四上去其实对整个政局关系没有那么大。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两层涵义，我觉得需要着重指出并讨论。 首先一层涵义，在于薄熙来是靠什么手段来改变自己在权力竞赛场上的处境的。如果他有密室政治的运作，搞了一些阴谋诡计，那不奇怪，其实民主政治下也有这些东西，美国的总统大选中也不缺少这些东西。可是，民主政治下，这些东西最后要经过体现在选票之中的民意认可，权力才具备合法性。薄熙来当然并没有得到选票的认可，但是他采取了诉诸舆论、诉诸民意（也许是被塑造的民意，但毕竟不是单纯的上意）、诉诸政绩等手段，否则他不必在重庆那么折腾，悄悄地跑跑北京或者上海就可以了嘛。这些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手段，究竟对于薄熙来有多么重要，我们不知道，但是薄熙来无疑是使用了这些手段的。这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现行政治体制的游戏规则，那个规则就是上意决定一切。尤其是在谁应该掌握权力、谁应该处在权力等级制之中的什么位置这个问题上，薄熙来挑战了党国既有的规矩。 这个问题，其实是政治的根本问题之一。所谓民主制度，根据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典定义，就是政治家通过竞争民众的选票来决定谁能占据那些最为重要的权力位置。这个定义当然受到了一些批评，当代政治发展也已经把民主政治的内容扩展到超出了这一点。但是，批评者也仅仅是说这样的民主是不够的，是所谓“最低限度的民主”（minimum democracy）；当代民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所以，从制度上来说，民主政治之区别于非民主政治的一个根本特点，还在于熊彼特所指出的这一条，也就是自下而上地决定何人掌权。我没有说薄熙来在搞民主；我强调的是，谁来决定何人掌握政治权力，这是区分不同政治制度的根本，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薄熙来的做法，打破了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规矩，形成了对于现行制度的权力规则的挑战。 精英“内部分赃共识”的破裂 应该指出，在现行中国的权力游戏中，所谓“上意”，并不仅仅是权力最顶峰的那一个人的意志，而事实上往往是权力精英作为统治中国的上层集团所具有的某种共同意志。准确地说，是这个上层集团内部争斗、谈判、折冲、平衡的某种共识。在权力安排这个问题上，根据权力等级制中的不同位置，这个上层集团的边界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在决定谁是下一任或下下一任的总书记这个问题上，这个“上层集团”可能很小；而在决定谁可以成为某市市长这样的问题上，这个“上层集团”的范围，和决定总书记的那个“集团”相比，可能就很大了。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这个宽泛的上层集团就是政治精英——“精英”这个词，我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帕雷托（Pareto）所界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大体相当于统治集团的意思。 薄熙来通过他在重庆的作为来改变自己在权力竞争中的位势，除了挑战现行权力规则之外，还有第二层重大的政治涵义：这标志着中国精英在1989年之后所形成的政治“共识”与权力“共识”破裂了。政治共识就是搞权贵资本主义；薄熙来事件在这个方面的意义我在本系列“二谈”一文中会讨论。这里只讨论有关权力共识的问题。1989年之后，为了党国的稳定，精英们逐步形成了某种可以叫作“内部分赃”的共识。这就是说：你通过我们内部的潜规则来争权夺利，可以；吹牛拍马也好，结帮联姻也好，拿钱来买也好，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到社会上搞去，不要试图借助这个精英圈子之外的什么力量来宣泄你的不满、争取你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知道你升不了官不高兴，那你在我们内部想办法嘛，走谁谁的路子，给谁谁进贡，甚至背后给你认为是敌手的谁谁下绊子，这都是潜规则所允许的。但是薄熙来在重庆的作为打破了这个规矩。我不是说薄熙来没有按内部潜规则搞那一套。恰恰相反，和其他人一样，他搞了，可能搞了不少。问题在于，只搞这个东西，薄熙来感觉没有得到自己应该得到或想得到的利益。为了争取自己的优势，他就多搞了一手，就是重庆的种种折腾。这个就搞到圈子外面去了。对内部分赃的不满，导致了借助社会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分赃地位，这个“内部分赃”的权力共识就被打破了。 权力欲望的制度化与政治体制的癌化 其实，不仅薄熙来一个人在破坏“后八九精英内部分赃”这个共识。温家宝面向社会舆论关于政治改革的喊话，也具有这种破坏的性质。有所不同的是，温家宝的不满，更准确地说是担心，可能更多地不是着眼当前利益，而是着眼自己的身后安危和历史定位，这个他在精英内部的分赃中难以获得——按照这套潜规则，只有第一把手可以在分赃中获得某种历史定位，比如把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等写进党章。温家宝也没有足够的人事权力来为自己安排下台之后的看家人，而李鹏当年却有这个权力。于是温转向其他方式表达不满——当然，温的诉求内容和薄熙来差别很大，这个我也会在后文讨论。在更低一些的层级上，对“内部分赃”的不满其实是广泛存在的，那些官员借助其他手段发泄不满或者实现愿望，包括找人砍杀官场对手这种做法，这些年并不少见。 精英内部对于“内部分赃共识”的不满日益增长，一个原因固然是官员们种种欲望的贪婪增长，但是，在这种所谓人性的弱点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一个制度因素是政治权力对于财富的垄断，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这意味着官场的任何成功或失败都是收益或成本非常巨大的。这个“垄断”的形式，当然与非市场制度时候的那种垄断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还称之为“垄断”呢？这需要想象一下，如果要在中国经商成为大富，而又完全没有官场身份甚至官场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不大可能，那就说明官场、也就是政治权力场，具有超出政治本身的巨大能量，可以把商场涵盖进去。甚至你要成为当红歌星，试想没有官场联系，是不是可能？在政治权力仍然涵盖几乎一切的意义上，它还是垄断的。这样，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就不光简单地是一个谁做什么官位的问题了，背后的利益是全方位的、巨大的。这样，欲望和贪婪就被制度化了。 再一个制度因素，是精英内部权力、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不公平，这是近年来大家比较注意到了的一个大问题，“二谈”也将讨论。大家容易忽略的是，就是在同为统治精英的这个阶层的内部，也有着严重的不公平。这还主要不是大官与小官之间的不公平。按那个制度，官大就什么都大，那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内部接受了的“公平”原则。问题在于，你凭什么官大？舆论推测薄熙来可能不服习近平，温家宝也可能不服胡锦涛，这个我不了解，但是不能否认这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同僚也好、下级也好，在中国官场上，由于没有某种公平竞争的方法，其实都感觉自己大材小用，不服别人“凭什么”他就比我官大。当然也有一些官场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年龄划线，比如提升要看资历，还有什么多地、多部门任职等等。但是，由于这些办法不是与职位的内在要求直接联系的，结果反而搞出更多可笑的官场作为，包括假报年龄等等，从简历看有的官员十二三岁就参加工作了。如果提升主要看资历，那我就早早起步嘛，于是各种不正当手段的竞争从高位蔓延到低位，延展到那些初入官场的年轻人。这就好比癌症的扩散，整个体制都癌化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官场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特别是在官场掌握最大资源的情况下。薄熙来的重庆作为，实际上提出了要解决这种不公平的问题：大家的权力来源，政治的合法性，谁应该坐什么位置等这些问题，光按现在这一套是解决不了的。民众不满意，官场精英也不满意；这些不满意虽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发展到薄熙来事件，就标志着，连以个位数计算的那个寡头小圈子的问题，在这套体制下也不是内部分赃就可以解决的了，这才是为什么薄熙来事件震撼了中国政治。
——原载《纵览中国》
 |
||
|
李卫平：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湖北省孝感市为建设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违法征收房屋记实之一 Posted: 01 Jan 2013 12:37 PM PST
各位师友，大家好！
离京后一直埋头修改作品，疏于联系，不想数年后竟弄出了个颈椎病，成天昏沉沉的，效率极低，更没有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又遭遇地方政府非法征收房屋。我写了篇曝光文章，
详情见我的新浪微博@lwp518或http://bbs1.people.com.cn/post/71/0/1/125731022.html 请各位师友帮忙转发，谢谢了！ 祝新年快乐！ 李卫平敬上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湖北省孝感市为建设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违法征收房屋记实之一
湖北省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位于该市人民广场与后湖公园之间。该地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生活方便，闹中取静，是市中心黄金宝地，为近百户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的家园，我父亲（该市抗战离休干部，85岁）的住房也在此地。为建设该工程，孝感市政府决定征收原居民房屋。由于我父亲在外地养老，特全权委托我（有书面委托书）办理房屋征收与补偿事宜。
2012年初以来，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多人多次上门，要求与我洽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但由于孝感市政府至今没有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来人也拒绝出具孝感市政府对他们的委托授权证明，不仅房屋征收程序不合法，而且洽谈者身份不适格，与其协商明显违法，故虽然我完全支持孝感市的城市发展与建设，却没有与他们进行非法洽商，而是请他们向其上级转达两合法要求：一、孝感市人民政府依法公告其房屋征收决定；二、孝感市人民政府改派身份适格人员前来接谈。
作为成年人，我们都知道协议书怎么签：两造先达成一致，接着将商定的内容形成文字，然后署名画押，而绝不会还没谈好合作条件并形诸文字先署名，否则就如同给对方开具了空白支票，将被其予取予求，极为被动、不利，甚至可能权益尽失。由此可见，任何人都不会在还没有商定合作条件并形诸文字前自觉自愿于协议书上署名，只有受到欺骗、恐吓才会那么做。对于标准化协议书而言，尽管上面已印有诸多内容，但那都不是协商的对象，真正需要协商并达成一致且必须填写的是协议书上的留白之处，故签署标准化协议的程序是先填写所有留白之处再署名，而非相反，更不能只有署名而必须填写的留白之处保持原貌，否则，就没有协议内容，就是空白协议书，署名就是在受到欺骗、恐吓情况下签的，就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达，并且该协议书连形式要件都不具备，更仅就形式而言就极不公平、极不正义，严重侵害了法律守护的底线与终极价值，故是非法协议，毫无法律效力。
2012年2月下旬，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方定平副主任与孙萍女士专程赴我父亲养老处，利用他身在异地，不明拆迁实情与相关事宜，花言巧语、威胁利诱、百般欺骗：说在职人员不签协议要停职、下岗，离退休人员不签协议将停发工资，不报销医药费，又谎称房子是我父亲的，只有他署名协议才有效（其实我已经接受我父亲的全权委托，以我的名义签署协议同样有效），如果我父亲不署名，其回去不好交差，还要再来，他是老革命、老党员、老领导，又是长辈，一定要同情、支持晚辈云云，竭力装可怜，大肆利用我父亲的本分、淳朴与善良，坚持要他在必须先填写留白之处却没有填写的标准化协议书上署名，又保证将我父亲署名的空白协议书交给我，留白之处与我协商且由我填写，若我不填写，协议书就是废纸一张等等，终于如愿以偿。但回到孝感后，他们却变了脸：别说将我父亲署名的空白协议书交给我，就连看都没让我看一眼，更对我谎称我父亲已经签署协议，要求我2012年3月10日前搬迁，完全违背了他们在上海时对我父亲的承诺，酿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欺诈欺负老年人、为非作歹、欺压良善的恶性事件，对全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将"孝文化"确立为立市之本的孝感可谓莫大的讽刺。
我虽然经历良多，但象对自己的服务对象、比其父母还年长者不择手段这样令人发指、人神共愤的邪恶、悖逆之事还真没听说过，更遑论亲眼见到，不由异常震惊，怒火中烧。我不禁要问，方定平副主任与孙萍女士有没有父母？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有没有良知、人伦？是老干部服务者还是欺骗者？德、廉、耻何在？亏不亏心？披没披人皮？难道就不怕天谴？！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方定平副主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自己从此掌握了主动权，大功告成指日可待，洋洋得意以致忘形――对我疯狂地挥舞手臂，穷凶极恶地叫嚣："你告，你告，你告……"的确，他可以利用那份其视为至宝的既不具有程序合法性也不具有实质与形式合法性的我父亲署名的空白协议书要挟我，逼我就范，甚至伪造协议内容，以法律的名义强迫我接受非法协议。但即使他有万般鬼蜮伎俩，如意算盘也注定要落空。这到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因为我是一名敢于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尊严及法律法规、公平、正义牺牲自己生命的勇士，更是因为他极为无知，是个十足的法盲，所有那一切都是其一厢情愿，是他头脑不清醒，不，是极端糊涂状态下的妄想，不仅是做梦，而且是白日梦，黄粱美梦。
经过此事，我对他们的人品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不再相信其所谓"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是为了公共利益"的说辞，对其如此努力、积极、不择手段更是大惑不解，遂认真研究了有关法律法规和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的详情，结果发现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多有违法，不由大吃一惊，下面结合此后的违法征收房屋行为向广大网友做一大致介绍。
一、房屋征收决定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第八条都明文规定，房屋征收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向社会公示的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规划方案表明，征收房屋拆除后地下将建商场与停车场（详情见www.xgsghj.gov.cn/upimg/Articleimages/20091231g.jpg），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建设和后湖公园改造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汇编的《人民广场二期工程建设基本情况简介》也明文表示："地下建商城及停车场"。无论商城还是停车场都是商业机构，都有具体的所有人、受益人，而与大众无关，故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是为了个人利益的需要，而非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孝感市人民政府的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决定违法。
可以想见，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振振有词，给出一大堆貌似合理的借口为自己辩护，竭力否认其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决定违法。但即便它说破天，哪怕所有住户都搬迁了，也无法改变铁的事实：征收房屋拆除后地下将建商业建筑，设立商业机构，所有人、受益人均为特定个人，而非公众，因此尽管地上有公共绿地，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的实质仍是商业开发（开发商为购买这块黄金宝地花费了巨资，具体数目不得而知，一说有三亿之多。这已足见该工程是商业开发，是为了个人的商业利益而非为了公共利益），故该房屋征收决定绝非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是为了个人利益的需要，更不存在"确需征收房屋的"必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确实违法；
二、房屋征收程序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个人的房屋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当载明征收补偿方案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但孝感市人民政府至今不对其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决定予以公告，明显违法。
可以预见，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编出一箩筐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拼命否认其房屋征收程序违法。但即便它"麻子跳伞，天花乱坠"，哪怕所有住户都搬迁了，也掩盖不了铁打的事实：其没有依法公告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决定，也没有免除这一法定义务的合法理由，可见孝感市人民政府在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程序上确实违法；
三、破坏道路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违反规定中断……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的道路却基本损毁，严重侵害了该地居民的通行权――基本人权之一，可见毁路不仅违法，而且违反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可以断言，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找出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竭力撇清其与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道路损毁的关系，甚至干脆否认破坏该地道路违法。但铁板钉钉的事实是，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的道路已基本损毁，该地居民的通行权已经并正在且将继续遭到侵害，故哪怕它能将铁树说开花，破坏该地道路也违反了法律。至于该违法行为何以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答案非常简单：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违法行为，无视、放任甚至保护该违法行为。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既不敢也无必要在朗朗乾坤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更不可能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侵害迟迟不予排除，尤其不可能的是，违法人事后不仅不战战兢兢，惊恐万状，不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反而趾高气扬，洋洋得意，逍遥法外。可见，破坏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道路确实违法，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难辞其责、其咎；
四、中断供水违法
2012年10月5日8：40分左右，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输水管道遭到人为破坏，自来水供应中断。此前，该地不时无故停水。
自来水供应是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便无法正常生活、学习、工作，故中断供水侵犯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而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是基本人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供水不仅违法，而且违反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可以肯定，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罗列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全力撇清其与破坏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输水管道、中断供水的干系，甚至干脆否认中断该地供水违法。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断供水侵犯了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哪怕它能将太阳说得从南边升起来，中断该地居民的供水也违反了法律。至于该违法行为何以会在朗朗乾坤发生？答案非常简单：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违法行为，无视、放任甚至保护该违法行为。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既不敢也无必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更不可能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侵害迟迟不予排除，尤其不可能的是，违法人事后不仅不战战兢兢，惊恐万状，不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反而趾高气扬，洋洋得意，逍遥法外。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的供水确实违法，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难辞其责、其咎。
五、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违法
2012年11月19日中午，我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新闻30分》，突然电视信号没有了，遂上楼查看，结果发现有线电视分线盒遭到人为破坏，包括我家在内的多个用户的馈线也被剪断了，不由大惊失色，气愤填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4条第一款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指使或教唆者是该罪共犯。
当然，孝感市人民政府必定有无数条言之凿凿的理由，证明自己对此并不知情，更没有指使、教唆哪怕暗示犯罪嫌疑人从事该违法活动。这是可信的。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犯罪行为，怎么会有组织和个人愿意并敢于在朗朗乾坤明目张胆地违法犯罪呢？！天下还没有胆大妄为到如此地步或者说如此愚蠢的人！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对发生在治下的犯罪活动难辞其责、其咎。
万幸的是，有线电视网络维护人员及时修复了线路，我得以收看了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当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是那么忙碌操劳，那么亲民爱民，了解到政府的新计划、新方针是那么惠民便民，我国取得的最新建设成就是那么辉煌，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各方面形势一片大好，综合国力蒸蒸日上，而外国的政治、经济、治安却一团糟，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与恐惧之中，我心中油然而生巨大的幸福感、自豪感和幸运感，不由万分激动，就决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中去，争取早日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真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不愿让我聆听来自中央的声音？为什么不愿让我知道中央的大政方针？为什么不愿让我了解祖国日新月异的大好形势？为什么要割断我与中央的精神联系？为什么不想让我与中央保持一致？难道多一个人团结在中央周围会让他们失去什么？难道多一个人参与国家建设会损害他们的利益？难道多一个人加入浩浩荡荡的民族复兴大军会破坏他们的计划？他们怕什么呢？！他们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因而万分忧心，又十分担心类似破坏以后会越来越频繁，甚至干脆断电，彻底堵死我了解中央指示、精神与国家进步发展信息的途径。但我并不惧怕，更未气馁，反而信心百倍，勇气大增。因为，我将该行径翻过来覆过去，从上看到下，又从下看到上，仔细研究了一番，越看越不象政府作为！
六、中断电力供应违法
2012年11月26日，我向中纪委、国家信访局网上投诉孝感市人民政府为建设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违法征收市民房屋，原指望反映的前述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至少违法征收房屋的气焰有所收敛，违法征收房屋的行径到此为止，不料却事与愿违――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天，投诉里中断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力供应的预言便不幸成为现实，违法征收房屋的气焰越发嚣张，违法征收房屋的恶行愈演愈烈。
2012年11月27日，孝感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到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张贴停电通知，称"接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广场二期工程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将对化冶院内供电线路改造迁移，并将停止供电。特此通知。"
稍加分析，就可发现这份停电通知至少有两处违法违规。首先，"供电线路改造迁移"是否需要和如何做是技术问题，应该由专业人士来判断、决定，是电力公司的专有权力。但"化冶院内""供电线路改造迁移"的决定却是由"市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广场二期工程指挥部"做出的，而非电力公司根据专业理由独立做出的，可见毫无必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其次，通知没有说"供电线路改造迁移"到何处，需要多长时间，何时恢复供电，可见电力公司根本没有改造迁移供电线路的计划，更没有恢复供电的打算，只是要断电罢了，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我原以为电力公司会光明正大来断电，没想到2012年11月27日深更半夜，他们偷偷摸摸剪断了供电线路。2012年11月28日，我与孝感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联系，要求恢复电力供应。95598服务热线接线生表示：他们断电是配合政府工作。我说你们的职责是供电，不是断电，而且中断供电是违法行为。因此，你们不是配合工作，而是配合违法，自己也因此违法。她遂狡辩称：化冶院内供电线路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要断电。我说那就应该消除隐患，保障供电与安全，而非断电。这就好比人病了是将其送医院救治，而非拉出去枪毙。由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孝感市电力公司停电通知里所谓"供电线路改造迁移"的理由纯粹是无稽之谈。
那天，我度过了第一个无电的夜晚：四周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不由感慨"真黑呵！"心情无限悲凉，就想一死了之，但转念一想，毕竟还有空气，天亮后还有阳光，这些谁也拿不走，才稍感安慰，遂再次向中纪委、国家信访局网上投诉。
2012年11月30日上午，孝感市电力公司城区供电所李主任一行四人来到我家。李主任表示：断电没有道理，十分歉疚，又说他们也不愿意，是应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指挥部的要求做的，并称其领导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将尽快恢复供电，请我理解云云。给人以有关部门反对恢复供电的联想。我要求他们立即恢复供电。因为，首先，供电是他们的职责，是其专有权力，无须与任何人协调。如果我要求他们恢复供水，协调说到能成立；其次，即便他们要与有关部门处理好关系，也应该先恢复供电，再做对方工作，而不能等到对方同意再恢复供电；再次，只要接上断头，就能恢复供电。我半小时就能做到，相信专业人士会做得更快更好。这里只有意愿问题，不存在任何客观困难；又次，我所在的这栋楼西头拆迁队入住的一楼已至少于2012年11月29日恢复了供电（最近没有看见灯光），反到是我们正式居民没有电，真正是岂有此理；最后，加害方要求受害方理解不妥。
沟通后，李主任一行离去，再无下文。现在，断电已达34天，却既未见电力公司对"化冶院内供电线路"进行迁移，更未见其对之进行改造。因此，"供电线路改造迁移"只是借口，目的是既非法中断供电，又给其披上合法外衣，让以违反规定中断供电迫使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搬迁的非法行为合法化。目前，我所在的这栋楼东头施工队入住的一楼、四楼有电，一楼还有水，说明相关部门就是要以断电断水等非法方式逼迫居民搬迁。
电力供应是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便无法正常生活、学习、工作，故中断供电侵犯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知情权。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而生存权、发展权与知情权更是基本人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力供应，迫使该地居民搬迁不仅违法，而且违反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可以肯定，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罗列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全力撇清其与中断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供电的干系，甚至干脆否认中断该地供电违法。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断供电侵犯了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知情权，违反规定中断供电是以非法方式迫使该地居民搬迁，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哪怕它能将太阳说得围绕地球转，中断该地居民的供电也违反了法律。至于该违法行为何以会发生？答案非常简单：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违法行为，无视、放任甚至保护该违法行为。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既不敢也无必要明目张胆地违法乱纪，更不可能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侵害迟迟不予排除，尤其不可能的是，违法人不仅不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反而有恃无恐，理直气壮，逍遥法外。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供电确实违法，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难辞其责、其咎。
七、以野蛮拆迁相威胁违法
2012年12月6日上午，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李科长、孙萍女士对我说：月内市政府要进行强拆；下午，该单位一位不知姓名、职务的女士称，法律规定如果只剩下最后一家，可以想拆就拆，说拆就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治国家，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侵犯。随意拆除个人房屋是公然破坏公民财产的行为，系严重的刑事犯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明文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专门做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可见强制拆除个人房屋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但到了他们嘴里居然变成了随心所欲。他们公然编造法律法规，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不仅侵犯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权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且破坏了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显然违法，是否犯罪还请专业人士指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时，为修建军用机场，英国政府决定征收某地民房。绝大多数人家都如期搬迁，但其中一户却拒不搬迁，导致机场没法开工建设。户主因此受到几乎所有居民和媒体的一致谴责，但丘吉尔却说：我们和德国人打仗就是为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害，如果拆了他的家，那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在血雨腥风、急如星火的战争年代，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英国人仍坚守法、理、德、情不动摇，绝不便宜行事，突破底线，难怪其能转危为安，赢得最后胜利。七十多年过去了，人类文明程度又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孝感市一些官员却还在为特定个人的商业利益对居民以野蛮拆迁相威胁，还赶不上当年的英国人，岂不哀哉！其中差距真是不可以道理计！
八、诉诸司法杳无音信
我一再要求房屋征收部门依法恢复供水、供电，将我父亲署名的没有填写协商内容的丧权辱格的非法空白协议书全部交给我销毁，以挽回我全家些许尊严。但他们却连如此卑微的请求也不接受，坚决不恢复供水、供电，坚持要我承认那份非法空白协议是合法生效协议。按理，既然是合法生效协议，当事人或其全权代理人也应该持有一份，但他们却始终不给我父亲（当事人）或我（当事人的全权代理人）一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既然房屋征收部门认为那份非法无效的空白协议合法有效，就应该依法提起诉讼，要求我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但他们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从未提及，并对我多次提出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争议的要求置之不理。由此可见，他们自己也明白那份协议在空白处没有填写之前并非合法生效协议，其坚持既无道理，更无法理。
2012年10月9日，我代表我父亲向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孝感市人民政府立即履行其法定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义务。该院本应依法在七日内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却逾期多日没有音信，反而将诉讼信息告知被告。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方定平副主任立即打电话给我父亲，威胁说要我承担法律责任。不知他何德何能，居然能让依法提起诉讼的我承担法律责任，实在是可笑之至！我遂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于2012年12月17日向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的一般性规定，但针对不同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还有更为具体的操作性规定。其中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受理；受理后可以移交或者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自行审理。"该规定针对的正是我目前的状况，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本应依法受理我的诉讼，但其却连诉状都不收。我再三强调自己向其提起诉讼的上述法律依据，其也不为所动，却又拿不出任何法律依据，只是重复"我们一般不受理行政诉讼的一审案件"。因此，我于2012年12月18日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相关法官违法，并敦请两最高院督促相关法院依法受理我代表我父亲提起的行政诉讼。希望这次能及时得到合法回应，否则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法无天，没法活了！
九、中断电信通讯违法
2012年12月29日中午，我回到家，想打个电话，但拿起话筒，却没有信号，就出门查看，结果发现我这栋楼的电信线路被剪断了，遂立即向10000号申告。湖北10000号客服人员表示，将马上通知孝感电信，让他们尽快修复通讯线路。
电信通讯是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无此便无法正常生活、学习、工作，故中断电信通讯侵犯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4条第一款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指使或教唆者是该罪共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而生存权与发展权更是基本人权，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信通讯不仅违法，而且违反了国家的根本大法。
可以肯定，孝感市人民政府一定会罗列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全力撇清其与中断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信通讯的干系，甚至干脆否认中断该地电信通讯违法。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断电信通讯侵犯了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故哪怕它能将鱼说得游上岸来，中断该地居民的电信通讯也违反了法律。至于该违法行为何以会在朗朗乾坤发生？答案非常简单：有权机关或指使或允许或默许该违法行为，无视、放任甚至保护该违法行为。否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既不敢也无必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违法犯罪，更不可能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可见，中断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电信通讯确实违法，而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当地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对发生在治下的犯罪活动难辞其责、其咎。
第二天下午，孝感电信修复了通讯线路，我十分高兴，但随即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的心情回到冰点：拆迁队打断了我家的下水道，卫生间再也无法使用。尽管房屋还属我家所有，但其基本功能已经丧失殆尽。
现在，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区无水无电无天然气无互联网无有线电视无下水道，居民生存状况极为悲惨，但相信有关方面还将雪上加霜：中断道路通行。当然，迫使住户搬迁的招数还有部分拆除建筑，降低尚未搬迁户房屋的安全系数，让其生命与财产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及指使社会闲散人员砸玻璃或门甚至直接上门威胁乃至动用暴力。我坚信这一切终究会到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的根本大法，国家存在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是规范、保障、调整自然人、法人权益的重要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治安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纠正行政机关滥权行为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是保护经营者与用户权益及规范经营者和用户行为的法律。它们，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存续、人民幸福、社会安定有序的前提与保证，必须和其他法律一道在我国全境得到严格遵守，但在今天的孝感市至少在我生活的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却屡遭践踏，怎么会这样呢？孝感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致出现了威胁民众福祉、社会和谐安定、国家生存的万分危险、恐怖的宪法、法律失效现象呢？老实讲，我也不清楚，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但以下几种情况应该在可能的原因之列：一、孝感独立了；二、孝感升格为特区了；三、孝感发生了叛乱。但仔细一想，又不尽然。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当今世界已没有哪个国家胆敢公然中断和平、守法公民的供水、供电，破坏其广播电视设施与电信设施，毁坏其通行道路，侵害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与通行权等基本人权，威胁要侵犯其财产权，不理其合法的诉讼权利。因为，此等作为太过恶毒、下作、卑劣，会让当局失去执政的道义合法性，令统治岌岌可危，得不偿失。因此，如果孝感独立了，该国政权一定会尊重其国民的基本人权，以赢得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巩固其政权，而绝不会反其道而行之，自毁执政基础，故看起来不象；要说孝感升格为了特区，有特殊区情，可以另搞一套，那也得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怎么能够视宪法如粪土，弃而不顾呢？！因而看起来也不象；那是孝感发生了叛乱？如果真是这样，公然践踏宪法、更不用说下位法和行政法规的行为就丝毫不足为奇了，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但必须指出，不论是什么原因，无法可循、有法不循都是最可怕的事情。哲人说，最坏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因为，前者毕竟还有规则可循，多少总还有些道义，有些保障，而无法可循、有法不循，起作用的将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而且肆无忌惮，再也没有任何公平正义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会失去安全感，无所措手足，进而丧失对国家、法律和执政党的信任、信心，导致政府的统治基础极大削弱，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从根本上动摇，社会和谐与稳定丧失殆尽，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出现社会秩序崩溃、政局大动荡、政权更迭的毁灭性后果。因此，不能不说，孝感市目前发生的一切十分凶险、可怕，必须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否则必将蔓延开来，危及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牺牲、数代国家领袖呕心沥血、全国各族人民含辛茹苦才建立起来的宏伟大业，甚至使其毁于一旦。相信但凡真正希望中国繁荣强盛的人，真正希望中国发展稳定的人，真正希望中国进步和谐的人都会决然奋起，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发生在孝感市的违法犯罪活动，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这不仅是在挽救党和国家、民族，更是在拯救他们自己与亲人、朋友，故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责无旁贷的最基本的义务。
前期，中央依法果断、严厉处置了"谷王"等违法犯罪分子，再次彰显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绝不允许有"特殊公民，特殊党员"，相信也绝不会允许有特殊的地方政府。法治最基本的特点是程序正义。因为，没有程序正义，就不可能有实质正义，故程序与手段违法，目的也决不会高尚。因此，即便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完全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应该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手段操作，而绝不能公然违法，肆意妄为。俗话说，歪江湖还讲正道理，故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堂堂一级地方政权，更应该以理服人，依法行政，而绝不能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以权吓人、压人、害人，更不能为所欲为，仗势欺人，违法行政，尽显权力的跋扈、冷血、无理与无德。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又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我个人认为，中央所以在如此重大的场合、如此重要的历史文献中以如此严厉的口吻大力强调、倡导法治，是基于以下原因：一、六十余年的执政历史经验表明，凡是较为注重依法施政的时期，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就相对较快，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就相对高，而凡是轻视法治、忽视法治乃至践踏法治的时期，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停滞甚至倒退，人民对党和政府就有怨言；二、近年来，一些领导人急功近利，为追逐政绩，完全抛开法律的约束，大拆大建，大搞"土地财政"，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引发出各种恶性事件，和社会矛盾与冲突。问题发生后，他们又不考虑其产生的原因和法律规定，简单地试图以高压手段"维稳"，引发出更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上述提法特别是后一提法表明，最高决策层对因拆迁、环境、城管、警民和征税等造成的官民矛盾深化的现实高度重视和深入、细致的把握，及对所有官员依法行政的殷切希望，值得所有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特别注意。否则，其工作必定会干扰中央的战略部署，必然会与中央的基本意图和大政方针相背离，而且越是努力越是南辕北辙，严重时甚至会置中央于极端被动的境地，极大地损害中央的权威与公信力，造成极其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危害。
自孝感市人民政府开始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工作以来，征收范围内居民的生活质量便每况愈下，终于惨不忍睹：无水无电无天然气无电视无网络无下水道，还要受野蛮拆迁的威胁，而向中纪委、国家信访局投诉，问题不仅迟迟得不到解决，相反违法征收房屋的恶行愈演愈烈，向法院起诉，法院又违法不予回应与不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既不讲法，也不讲理，更不讲德与情，这是要将人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步陈胜吴广的后尘呵！具体操作者到底想干什么，是何居心？！我虽然不知道这一切是谁干的，却知道其手掌巨大无比――从房屋征收决定到房屋征收程序，从水电路到法院，无处不在其阴影之下，而且从孝感伸到了省里，真可谓只手遮天。我不禁要问，孝感是老百姓的，还是不法官僚的？！他们凭什么强迫数百原居民为几个人甚至个别人的商业利益牺牲、让路，向其输送利益？！又凭什么让我们的生活退回到史前状态，使我们饱受煎熬，度日如年，生不如死？是谁在给其撑腰，让其敢于肆意给我们制造痛苦，如此不人道地折磨我们，公然侵害我们的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等基本人权与尊严？！是谁？到底是谁？！他们怎么就如此胆大妄为？！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明明是为了几个人甚至个别人的商业利益，却被贴上为了公共利益的标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明规定了房屋征收程序，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却偏偏不遵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明规定，不得采取中断水电气等非法方式迫使居民搬迁，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却偏偏要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明规定了强制拆迁的法定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对此作出了司法解释，但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却就是要以违法的野蛮拆迁相威胁。他们大张旗鼓、不择手段地违法征收公民房屋，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什么使得他们如此肆无忌惮，不计后果？恐怕绝不能简单地以目无法纪、胆大包天来解释吧？！这里面究竟还有些什么？值得深究！作为个人，我没有渠道了解内幕，但有权机关只要愿意，完全可以查个水落石出。这里只有主观意愿问题，不存在任何客观困难。我在盼望着，相信不少已经被迫搬迁的居民也在盼望着。
诚然，上述所有的违法行径只是落在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范围内居民的头上，其他人并未身受其害，但任何置身事外者却绝不能因此暗自庆幸，甚至幸灾乐祸。因为，不法行为从来都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也不是针对某一群人的，而是针对所有人的。这就好像家里有虱子，总有一天它会爬进你的被窝一样。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暂时不是受害者而麻木不仁、高枕无忧，对违法行径视若无睹、隔岸观火、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而要理直气壮地积极与其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我又想起了那位德国牧师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话：他们抓犹太人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抓共产党人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抓天主教徒时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也没有人替我说话。这段痛彻心扉的反思清楚地表明，社会实际上是一张硕大无比的网，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个节点，彼此相联，利益相通，故任何一个人遭到损害，受到伤害的就绝不仅仅是他本人，实质上是每一个人，整个社会，并且若不能及时制止不法，侵害更将蔓延开来，逐次直接加于其余人。因此，面对不法，必须在第一时间群起而攻之，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否则，所有人都会成为其牺牲品。
最后，我想说的是，违法行为最怕见阳光，不法者总是千方百计捂盖子，生怕违法行径被大众所知，故维权者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揭盖子，竭尽全力让侵权行为曝光。在这个过程中，维权者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哪怕千难万险也一定要无所畏惧、坚持不懈，即使遭到违法者甚至其雇佣的社会闲散人员的威胁哪怕暴力，也绝不退缩。因为，恐惧不仅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相反越恐惧麻烦越多危险越大，越无法解决问题，而越勇敢越公开越安全，越有可能解决问题。
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今后，所有官员都不敢甚至不愿违法征收公民房屋，哪怕挂羊头卖狗肉、打擦边球的事都不干；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今后，任何胆敢违法征收公民房屋的官员都会被绳之以法；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今后，任何房屋被征收人再也不用过哪怕一天没有电水气等现代生存条件的非人生活；我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今后，任何房屋被征收人再也不会受到非法的野蛮拆迁的威胁，生活在恐惧之中。对此，一定会有人万分悲观地说，我们势单力薄，而违法势力十分强大，与其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别做梦了！而我要说，请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请相信我们自己，请相信团结一心的力量！我们的目的无比正确、高尚、正义，我们的行为对民族、社会、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哪怕每人每天只做一点努力，假以时日，就必定能达到目的！
我们肯定能做到，一定会成功！
李卫平
2012年12月31日星期一
联系电话：0712――2830165
补记：2012年12月14日上午近12点，我将本文初稿电邮给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李科长，请其转给有关部门与个人，核对文中事实。2012年12月18日下午，李科长、孙萍女士来到我家，说文中有诸多内容与事实不符，但仔细一听大都是对事实的不同看法，而非事实有误。例如，对于征收房屋拆除后地下将建商场与停车场这一事实，我认为这表明该房屋征收是为了个人商业利益的需要，他认为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一部分则是强词夺理、空口无凭。例如，他说他曾看到过孝感市人民政府的房屋征收公告，却没有任何证据（我作为利益相关人都没有看到，他居然看到了，这究竟算哪门子公告？！）。另一部分是理解错误。例如，我说房屋征收范围内的道路基本损毁，他却理解为对公路的破坏。总之，文中事实无误。
在孝感市委组织部石部长的大力推动下，我再三要求的就我父亲署名的空白协议书的听证会得以在2012年12月21日上午于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我与部分相关单位与会。会上，该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娄金顺表示，我父亲署名的不是空白协议。诚然，那是一份标准化协议，上面已经印有诸多内容，但那都不是协商的对象，真正需要协商并达成一致且必须填写的是协议书上的留白之处，故签署标准化协议的程序是先填写所有留白之处再署名，而非相反，更不能只有署名而必须填写的留白之处保持着原状，否则，就没有协议内容，就是空白协议。而我父亲署名的协议书正是在这些必须填写之处保持着空白的原貌，这不是空白协议又是什么呢？！我父亲在发现自己受骗后，书面声明其在孝感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上的署名无效。面对铁的事实，娄金顺主任却官气熏天、蛮横跋扈、强词夺理：那是我的一面之词；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给该市市政府的有关我的信访件的情况说明的红头公文就在我手上，上面明文记载着他们捏造事实，对我大肆攻击、诬蔑、丑化，面对白纸黑字，娄金顺主任却气急败坏地抵赖："我不认呐！"公然否认这份文件的真实性，真"勇敢"呵！难怪他要违反石部长与我的约定，不邀请市委、市政府、市信访局人员参会。否则，他将在更大范围丢丑，丑行将传播得更快更广更远，最终全市机关皆知。
对很多人而言，2012年最大的丑剧、闹剧是"薄王"事件，但对我来说，娄金顺主任的表演更生动、更有趣、更精彩，堪称本年度最大的黑色幽默。说老实话，面对娄金顺主任的上述言行，我整个人都糊涂了，大脑一片空白，只是暗自哀叹自己命不好，遇到了一个村长。但过后一琢磨，发现该想法极为不妥。因为，若说他是个村长，恐怕很多村长都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坚决不答应。俗话说，歪江湖还讲正道理，但娄金顺主任的表现还赶不上个混混，"杯具"？喜剧？闹剧还是丑剧？！请广大网友定夺。
尽管娄金顺主任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雄辩滔滔、博闻强记，对这个也不服气，对那个也不买账，但事实表明其极为无能：市广播电视局包保数十户人家的搬迁，任务早已经全部完成，市经委包保数十户人家的搬迁，任务也全部完成，而他仅包保两户人家的搬迁，却直到2012年12月27日才搬走一家；又自以为怀才不遇，对没有受到重用对领导心生怨望，在听证会上扬言："我还不想搞了，要退休。"公然要挟组织。但事实表明其连目前的职务都不胜任。这一切再次表明哲人的下述论断完全正确、无比英明：智慧与德性是统一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娄金顺主任喜欢耍小聪明、搞小动作、玩小把戏。明明说好上午十点开会，他却安排其下属欺骗我，说是开会时间提前了，让我早早到场，恭候其"大驾"，摆足了架子，试图激怒我，让我失态、犯错，以一举击败我，至少扰乱我的心神，让我发挥失常，在辩论中压倒我；开会时，他安排我坐在沙发上，其他人都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俯视我，试图从心理上摄服我，影响我正常发挥，进而在辩论中获胜。
2012年12月24日上午近12点，我将本文二稿电邮给孝感市离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李科长，下午2点30分左右，又将本文二稿拷贝给该市人民广场二期工程协调领导小组王主任，请两人转给有关部门与个人，核对文中事实，并请他们及时以电邮指出不准确之处，以便我订正。但直至发贴时为止，我没有收到其电邮，表明其默认了文中事实。
李卫平
2012年12月31日星期一
 |
||
|
Posted: 30 Dec 2012 11:26 PM PST
数十名学者发出的《改革共识倡议书》，所提出的"共识"是有条件的，粗略地看来，最少要有以下三点，才能"共识"。
1、 必须坚定地相信党。
《倡议书》写道："中共十八大报告表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意愿"。对此你信不信？不信就没有"共识"。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个"坚定意愿"，只见到人家说"不走邪路"，不知数十名学者如何看到，也不说说这个"坚定意愿"表现在何处，让人如何去"共识"。如果是出于对党的一惯相信，那就是感情问题了，未"共识"者必须培养起这样的感情才能去一起"共识"。
2、 不能把中共看成"一团漆黑"。
《倡议书》的重要签署人仲大军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有缺点，犯过很多错误，但并不像有些反对派描述的那样一团漆黑，应该客观的评价中共，看到中共的一些成就"。这体现了对中共的"二分法"态度，不能不代表签署者的整体性观点。要达成"共识"，就要看到中共的光明面，谁要看不到中共的"光明面"，谁就只好在"共识"之外了。可是，从当前学术界的反思成果来看，中共从其产生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是在犯罪，不知其哪一点光明。再说，如果执政者没有合法性，就从根本上失去了让人用"二分法"评价其成绩和缺点的资格。试问一个保姆在没有同主人签立雇佣协议的情况下就主持主人的家务，甚至掌管主人的钱财，主人要是还评论保姆的成绩和缺点，就不是承认了保姆的合法性了吗？所以，如今的"共识者"，只能是看到中共"光明"的人们和看到中共"合法性"的人们了。
3、把革命消灭在萌芽状态。
《倡议书》说："如果中国社会亟需的体制改革一再受挫、停滞不前，公权腐败、社会不满将积聚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将再次错失和平改良的机会，陷入暴力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之中。"这就表明，《倡议书》要把革命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让其发生。
但是，要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必须认可两点：一，社会不进行革命就可以进步。要认可社会不革命就可以进步，就要用历史来说明。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不革命就可以进步的先例。就拿中国知识人津津乐道的英国"光荣革命"，还是革命，而且还并不温柔，动了军队的。至于"东欧巨变"，也都不是在刀枪入库中实现的。许多事实证明，革命和改良往往是交相出现的，革命的压力促进改良，改良又给了革命以成长的机会，反过来又以巨大的压力促进改良，至于具体到哪个国家哪个社会进程中，论及革命和改良成分各占多少，虽然是个能以说清的问题，但至少说明以单一的改良实现社会进步的事实是难找到的，所以否定革命也就没有根据。
要认可的第二点是，历史进程是人为的，说让改良就改良，说让革命就革命。但是，有如此能量者，可能不是人，而是神。革命也好，改良也好，都不是凭人们的意愿所左右的，民间左右不了，体制内的几十名"共识者"可能也左右不了。唯有点主观作用的，是统治者，硬着头皮继续倒行逆施，就引起革命；为了延缓统治寿命而让点步，就搞点改良。但是，具体到统治集团中的个人，他们又受其体制的制约，是体制而不是人，是革命还是改良，全在于体制的魔性起作用。既然改良和革命决定于历史，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就只能顺应历史，历史用什么来展示其进步性趋势，就支持什么。现今，在改良没有任何可能的条件下，太石，瓮安，乌坎，什邡，启东，等等血泊中的抗争，都以不同程度的革命性途径呼唤改良，所缺是就是知识界的呼应和支持——做民主的后援力量，为其提供信息、经验、策略和历史线路。可是，这些统统都在"共识"之外，并视其为不稳定因素，如洪水猛兽，所以他们在与整个知识界隔绝的情况下，智慧，策略和信息只能靠90后的知识青年，喊出"我们是90后，我们不牺牲谁牺牲的"悲壮口号。知识界在这种情势下的缺席，是不是奇耻大辱，暂不议论了，仅说"共识"者如此不顺应历史所展示出来的进步性，其他人就难以与之"共识"了。
除了上述三个条件让人难以"共识"之外，"共识"者的"倡议书"形式也是让人难以"共识"的。"倡议"的对象是全天下，其中包括统治者。如果面对统治者，就是臣子给皇上的奏章，而这样的奏章不知有多少了，清末的此类改良奏章比这要深刻得多，都是从立宪方面做文章的，效果如何？现在的各种建言也多如牛毛，人家理了没有？如果是面对统治者之外的普罗大众，除了劝大众"稍安勿躁"外，说到促改良，则没有任何实践性可言。
与其联名做此类空洞的文章，倒不如就某一具体事件联名发表意见好。例如近来官方说又要搞什么网络实名制，落实此事后，就可以联名抗议。就每一具体的事件一个一个做，就是以压力促改良。
——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在"共识"之外？很可能。
 |
||
|
Posted: 30 Dec 2012 11:24 PM PST
日前，记者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碰见到北京上访的陈光诚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居民孙树仁老人。他向记者诉说了他近6年来上访的辛酸。
孙树仁告诉记者，他家的1100平方米房屋（其中347平方米营业房），于2007年9月18日被临沂市政府强暴拆迁后，近6年的时间，他到北京、济南上访30多次，至今未得到赔偿。
2007年，临沂市政府打着公益事业的旗号（而实际用于别墅和商品房出售牟利），一次批准强拆72户当地居民房（实际拆34户）。在居民不愿意搬迁的情况下，又发文件以停发工资、停办劳保、停办退休相威胁。
2007年7月开始，市政府拆迁办动用3台宣传车，日夜不停用高音喇叭向居民喊话。拆迁办主任焦安军多次上门威逼孙树仁86岁的老父亲，导致他父亲于2007年8月2日在惊吓中死去。
在没有给孙树仁家安排周转房、安置房，也没有得到孙树仁签字和法院判决的情况下，临沂市政府于2007年8月17日下达强拆令。
9月18日，孙树仁说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个悲惨的日子。市政府调动300多名公安干警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拆迁大军，浩浩荡荡开到孙树仁的家。3部推土机，几十辆公安、消防车，一瞬间，孙树仁家的数十间住房和商铺灰飞烟灭。家里所有的财产和商品都掩埋在瓦砾中，一生几百万的财富就这样被政府强暴的拆迁损失殆尽。他从一个小康之家瞬间变成流落街头的悲惨访民。
五年多来，孙树仁先后30多次到济南、北京上访，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尽管拆迁办主任已经因为挪用拆迁款被判无期徒刑，但孙树仁的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年近70的孙树仁老人面对的是一条悲惨的、无尽的上访之路。
（尚芳）  |
||
|
郭春平：你在小监狱里，我们在大监狱里――广州举牌五君子之一杨崇侧记 Posted: 30 Dec 2012 11:21 PM PST     
图片中戴帽子的是杨崇。
中国有句古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意思是说：要想加罪于人，不愁找不到罪名。指随心所欲地诬陷人。还有一句古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意思指：某人、某集团的用意，天下人都明白。现在，这两句成语，用到杨崇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在从2012年4月，失去消息8个月之后，曾数次在广州街头举牌追求民主的民主维权英雄杨崇终于有了消息。 据到江西九江湖口县杨崇老家寻找他的刘萍、刘嘉晴得到的消息，杨崇被当局以“滥伐林木罪”判刑一年。目前关押在江西湖口县看守所。但亲人家属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又据这两日刚刚介入此案并在12月26日下午会见了杨崇本人的王军律师消息，他通过查卷得知，杨崇先被广州警方以非法集会拘留，后被移送到江西湖口县以滥伐林木罪起诉。在八九个月期间经历了一审二审和重审、重二审，家属竟然没收到一份司法文书，杨崇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经历了四次审判！杨崇一直坚持没有实施所控罪行，定罪证据不真实。 从杨崇被刑事拘留、逮捕、庭审，杨崇的亲属竟然没收到任何的法律文书！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局为何关起门来审案？为何将自己制订的法律视为无物？为何不尊重自己制订的法律？为了陷害一个民主维权人士，为了避免舆论的压力，那怕是自己制订的法律，到了此刻，就把它当作一张废纸了！ 显然，杨崇因为一直拒绝认罪，遭受了维稳体系的严酷报复和非法判刑！这不由使我想起这个民主硬汉的点点滴滴。
初识杨崇时，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人。穿着很一般，喜欢带一顶帽子。古铜色的脸上透出耿直与坚毅。是江西九江湖口县人，高中毕业，从事建筑装修工作。住在广州番禺区石壁的韦涌村。
杨崇性格的耿直在饭桌上谈论问题时，展露无遗。不仅嗓门大，而且总是一幅义愤填膺的样子。开始接触的人，还真有点不适应，他讨论话题，发表意见时激愤的样子，就像与人吵架。 这一点，在谈论独裁者的独裁统治黑暗时，尤为明显，讲到激愤处时，胳膊挥舞，拳头敲打桌面，恨不得把桌子给砸了。 在杨崇耿直火爆脾气的背后，却是铁骨柔情。有一次在与我们聊天时，他向我们讲述网上报道的一个6岁孩子跪地乞讨养活受伤父亲的故事。由于孩子的父亲伤后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迫于生计这名6岁的孩子只得靠上街乞讨度日。在杨崇开口讲此事时，声音已经哽咽，在讲到小孩子乞讨后却吃很少，懂事的孩子说担心吃胖后，别人就不会同情他，会影响乞讨无法养活父亲时，杨崇这位铮铮铁汉，已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正是怀着一颗赤热的正义之心， 眼历一幕幕中共独裁下的社会黑暗与腐败，人权尊严被侵害与践踏，杨崇一次又一次勇敢地站在了广州街头，举牌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 2011年12月10日，参加“世界人权日”宣传活动。在广州天河石牌桥地铁口处，向行人宣传人权、自由与民主。 2011年12月14晚，参加“声援乌坎、惩治腐败、追求民主”的散步活动。在广州天河万菱汇广场，举牌声援乌坎人民维权。 2011年12月18日下午，再次参加声援乌坎、追求民主的活动。在广州天河正佳广场，被当局当场抓捕。（晚上被释放） 2012年2月，到顺德法院，围观旁听声援李碧云。（李碧云参选区人大代表，却被当局以“破坏选举罪”起诉。） 一次次的街头举牌民主维权活动，撞击着独裁者脆弱的心灵与统治根基。杨崇也因此屡遭广州番禺国保的非法传唤与打压。 但信念坚定的杨崇，又怎会因此而停止追求民主的脚步！ 2012年3月31日，勇敢无畏的杨崇又一次走上广州的街头，在天河龙洞步行街，和欧荣贵、黄文勋、罗守恒、肖勇等朋友一起，举牌要求胡锦涛带头公布财产、支持政改开放党禁报禁、普选官员。此次街头民主活动，经过媒体报道后，中外瞩目，对于独裁当局的打击而言，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 独裁当局虚弱的心灵，再一次被重撞。 每一次街头的举牌民主活动，都是对社会民众的激励与鼓舞；每一次街头的散步民主活动，都是对名存实亡的“公民有游行示威权”的争取！ 独裁者的恐慌，来自于被压迫民众的觉醒与行动。 独裁者盛怒之下，做出严酷打压。2012年4月初，杨崇被广州番禺国保抓捕，关押在番禺看守所。 4月里，我和众多朋友们想尽办法想找到杨崇的家人，但未果。 5月初，一起举牌的其他朋友都有了确切消息，被刑事拘留一月后取保候审。但杨崇一直联系不上。 12月，当得到杨崇的消息时，英雄已经身陷牢狱！ 闻听此消息，不禁让人愤怒于独裁者的卑鄙与无耻！ 与杨崇一起遭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待遇的，还有举牌五君子中的肖勇。肖勇被取保候审送回湖南老家后，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劳教一年半。 秋后算账，这就是独裁者惯用的伎俩！ 回首一年多来，广州街头民主活动的峥嵘岁月，不禁让人感慨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之多灾多难。能挺身而出，为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而付出的人，尤为令人敬佩！ 英雄的付出，我想民众是不会忘记的。独裁者陷害民主人士的卑鄙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恰恰是弄巧成拙，民众也不会让独裁者得逞的。
当我写下这篇文章时，正值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之际。杨崇，一个普通、简单、耿直的街头民主维权英雄，却与我们隔窗相望！
只不过，杨崇和众多良心犯活在一座小监狱里，而我们活在一座大监狱里！
2012/12/29
 |
||
|
Posted: 29 Dec 2012 11:04 AM PST
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月4日作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来，各省市、各部门纷纷跟进，结合本省市、本部门的情况，制定出落实八项规定的具体要求。这些具体规定，既是当政者的自我约束，也是对广大民众的承诺，为群众性的监督提供条件，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据新华社26日电，中共中央宣传部近日也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要求思想文化战线把改进文风作为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的重要任务，作为改进工作、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机遇，下大决心大力气抓紧抓好。《意见》要求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等舆论工具进行全面改进，说真话、写实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文章和应景文章，不发一般化的工作报道，等等 当然，文风是应该改进、也是必须改进的。官方报刊上的许多报道和文章，不仅脱离实际、内容空洞，而且语言无味，官腔十足，言之无物，言之无理，言之无情。文风随世风之日下而日下，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应该改进、必须改进。 但是，文风日下的根源不在文风自身，而在于思想文化的管理体制、领导体制。文化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自由宽松。因为只有在自由宽松的环境里，人们才有可能充分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利，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繁荣的文化产品和丰硕的思想成果，推进社会的发展。文风是思想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可以随着思想文化的自由开放而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也可以随着思想文化的严管封闭而生涩空泛，虚伪造作。目前流布于媒体的文风不正，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酷管制的结果。 近几年来，中宣部不断强化对思想文化的无理干预和非法管制。一方面，废止新闻自由，严格控制舆论工具，对各地发生的重大事故，往往下禁令，打电话，不许媒体自行报道，只能采取新华社的通稿；另一方面，取缔出版自由，凡是被认为是敏感作家、敏感话题、敏感内容的作品，一概禁止出版，也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如有触犯，严惩不贷，或停业整顿，或处分甚至开除有关人员。在中宣部的淫威压迫之下，新闻出版的从业者不得不小心谨慎，临深履薄，把一些最有思想理论价值、最有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文章或书稿，拒之门外。这样取舍的结果，充斥于社会的思想文化产品，往往是一些陈词滥调、谀语颂歌，或是了无创见的平庸之作。许多具有独立见解或揭露历史真相的作品，只能送到境外发表、出版，或是自费印刷。对于这些著作，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一概贬之为“非法出版物”，成为“扫黄打非”的首要目标，收缴销毁，不遗余力，邮局不得寄送，有些传播者还被罚款判刑。在如此严酷的专制主义管制之下，要求舆论媒体改进文风，“说真话、写实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的文章和应景文章，不发一般化的工作报道”，不亦难乎！？ 所以，改进文风，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取消对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特别是要剥夺中宣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太上皇地位。中宣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部门，它的责任是宣传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见解，不应该成为真理是非的裁判者，更没有充当扼杀先进思想文化刽子手的权力。中宣部退出对思想文化的统制，把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还给社会，还给民众，就等于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解放，为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也为改进文风提供优越的条件。这应该是现阶段的中宣部可以作出的最得人心的贡献。 当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根源，理论上是有害无益的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所以，要开创思想文化领域的良好环境，实现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贯彻双百方针，使文风根本好转，还必须改革政治体制，理论上取得新的共识。而要在政治上理论上取得共识，又有赖于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有赖于一场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可见，思想文化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同政治体制改革和取得理论共识，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如何稳妥有序地推进这两大方面的改革，既需要领导者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朝野的共同努力。 文风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同整个思想文化状态和其他领域紧密联系着的。只有文化自由和政治改革的稳步进展，才会为良好的文风提供宽广的园地，带动文风不断改进，孤立地侈谈改进文风是无济于事的。 2012年12月29日 作者供稿  |
||
|
Posted: 29 Dec 2012 11:06 AM PST
林楠森 BBC中文网台湾特约记者
更新时间 2012年12月2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26
 |
||
|
Posted: 29 Dec 2012 11:10 AM PST
申弘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2月29日
最近几十年，中国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进入了当今的世界体系。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并不能够简单归结为善恶对立的消除。意识形态问题背后总是隐藏着偏执的二分法，不过作为一种统治之术则是经常被运用。我们的世界更需要朋友还是敌人？这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在美国旅行的时候，有一个法官对我说，现在的美国越来越社会主义，而中国则越来越资本主义。这是以一种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语来交流，但这种表述不能够被深入细致地展开，因为早先所具有的标准语境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对世界采取的是实用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包藏开疆拓土、殖民世界的凌云壮志，盖因没有掌握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和所需的利器装备，对外开放的背后保持的是一种守势。中国历史上，疆域版图的极大扩张主要是有外部势力入侵后王朝带来的，其余大部分时间则基本维持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框架内。倘若王朝衰弱，偏居一隅，很难收复前土，直到一个新的王朝诞生。或许历史上不乏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君主的野心在遭遇地缘政治的时候被边际为零。
中国的天下一直就是那么个天下，大部分君主都安享于在一座厚厚的大宅门里做高高在上的老爷。即使晚近的毛公，尽管萌发过领导世界革命的想法，但早先不也是有过这样的念头？不能不说现今中国的状况不是过去一个世纪里世界格局下的产物。再以最近几年中西方都在发生的情况观察，只能说我们的世界截止目前仍然是一个不完备的世界。
一个事实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及以美国崛起为象征的新西方主义乃是一个共存的现象。中国模式论者似乎想刻意告诉西方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隐含的意思是西方正面临着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但中国模式论者的理论是粗糙的，因为中国本身正发生着更多让人担忧的矛盾。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称中特理论）本身即带有十分明显的民族色彩。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同时也是毛公与国际派争夺党内话语权取得胜利的结果。毛公倒是极为愿意将其思想作为共产主义普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漂洋过海。不过，最新集大成的中特理论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这部分还出于难以处理国内不同势力利用红色符号问题的缘故。因此，中特理论的色彩与其说是对外的，更多的还是内向的。清末民族主义已被运用，但之后所展开的一系列历史进程表明，由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革命分野和道路选择事实上是模糊不清的，以致民族主义成为当前中共能够号召民众的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共来说，说明合法性问题已成为当前执政面临的一道重大课题，因此既赋予过去以微妙的新的历史解释，又着重通过在当下和未来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乃是其在两个维度上所同时采取的策略。
中华民族如何在当今世界之中复兴？当然，仅仅依靠沉痛记忆的不断强化和航天卫星接二连三的上天是不够的。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段的何种形态是复兴的原型？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获得解答，那么民族复兴的指向是为空洞，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实质。由此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尚没有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构想。而在现代背景下，如何安置民族整体与成员个体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重大问题。人民和民族作为相配对的概念组合，如果缺乏落实个体权利，那么还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尽管政治具有虚拟的性质，但虚拟之物能够被构建为实在之物，关键取决于能否有效组织时代的各类因子。
事实上，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已存在着危险因素，这种危险不在西藏而更多是在新疆，后者恰恰因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被激活。如果说少数民族地区的隐忧在于分裂，那么台湾是为独立，而港澳则是叛逆，这些对民族的完整融合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尚不清楚。另外，中国对当今世界也不十分了解，尽管早在毛公当政时期中国就已向第三世界国家称兄道弟，但缺乏对这些国家（民族）全面的深入，在变化加快了的世道里，过往的故事似乎只剩下场面上推杯换盏的留影。相比之下，对西方的理解反而更多一些，这得益于最近几十年主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开放而迅速积累了一批资讯，同时，双方在经贸上的往来强化了彼此的利益深度，当然，这是由世界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中特理论看上去是一个不断发展而且越来越无所不包的体系，但其理论内部并不总是显得和谐一致。如果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基本国情判断，那么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追问的就是，民族复兴将在何时可以实现，并且在实现时是否能够宣告已超越了初级阶段。中共通过“三个代表”将其原先阶级论下的执政基础了给予了理论和操作上的扩张，但关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指称，也没有说明先进体现的是中国性的还是世界性的。其实，用先进来形容文化，本身就说明对此的理解还不够清晰，更不用说将方位标示后显示出来的思想上的笼统。
进入当今全球化体系意味着民族复兴根本上是一个世界性事件，与其他国家、民族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所以必须询问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利于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是否能为人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否则，在复兴之路上警惕的眼神一定多于祝福的声音。在中国历史上，对王政的憧憬不也是一幅百姓箪食壶浆的愿景？
过去一个世纪里人类社会经历了最为惨痛的教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称之为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将这些事件的结局归结为某种主义的胜利或失败是肤浅的，人类必须深刻反思自身的命运。当前，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着，每一个希望或能够在此体系中实现复兴、崛起的民族（国家）都会引起系统的变动和调适。是的，中国推进改革需要凝聚共识、贯彻坚强意志，以及准确把握时机，否则会增强这个体系本身已有的缺陷性，并为自己的民族带来不确定的未来。
申弘是自由撰稿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Posted: 05 Jan 2013 08:22 PM PST 有关十八大的两封建议信 （按：这里收录的是我在十八大前写给习近平校长的两封建议信，原信已由中央党校上送，但像过去的几份上书一样，没有任何回音。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有多少人向最高领导上书，或申诉冤屈，或提出建议，每天总有成百上千吧。领导人不可能都亲阅亲批，正常的顺序大概是由办公厅的秘书们有选择地摘要上报几封，或刊登在内部参阅的文件上，供领导人阅批。这样一来，我那些在官方的视野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建议和诉求，在秘书们的眼中，自然就归入被淘汰一类，得不到任何反响。但它毕竟记录下了我的思想和心情的轨迹，敝帚自珍，不愿自弃，所以还是决定把它编进《杜光文存》，在我晚年的人生里留下完全属于我个人的印痕。这是无奈的自我解嘲，也是感性的自我安慰，希朋友们不要见笑。杜光写于2013年的第三天。）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校长： 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受到全党全国的高度关注，人们普遍寄以殷切的希望。我在网上读到一些民间和党内向十八大提出的建议与期待，几乎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目前危机重重，关键在于现行体制下的权力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现阶段的官民对立、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动乱等等，都同政治体制的这个缺陷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曾指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25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临着这样的历史机缘，但主客观的条件却大不相同了。二十多年来积累下的许多难题，一方面使政治体制改革更为必要，更为迫切，同时也更为复杂，更为困难。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曾经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而现阶段则由于政治生态的持续变化，在各个领域、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上下勾连，盘根错节，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改革政治体制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触动某些群体的共同利益，因而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造成新的社会矛盾。 总之，同25年前的十三大相比，今天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更加迫切，也更加艰难。这就要求高层领导在决策上更加慎重，更加稳妥，力求少走弯路，少出纰漏。我认为，为了稳妥、顺利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首先是从理论思想和政策上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准备。1986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后，党中央成立了以赵紫阳为首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7个专题进行研究。同时还在中央党校组织7个平行小组，分别研究提出改革方案。这就为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做了很好的准备。从十四大到十七大，虽然每次政治报告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由于缺乏扎实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基础，论述未免流于空泛，缺乏切实妥帖的可行性。由于时间紧迫，十八大政治报告恐怕也很难避免这个弊病。我的建议是十八大之后立即在体制内外，就如何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组织广泛的研讨活动：一是在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政改研讨小组，邀集有关专家参加研讨；二是请学者比较集中的单位，如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及某些高等学校，也组织一些研讨活动，提出改革方案；三是鼓励民间的研究机构发表意见和建议。用一两年时间完成这项准备工作后，由中央集中大家意见，拟出改革蓝图，再经过全民大讨论，最后交中央全会通过后实施。这个计划应该写进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以便让全党全国都了解党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 与此同时，为了克服官民对立、消弭社会分裂，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能有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对于某些广大群众极为关心的历史积案，如“六四”事件、法轮功、某些地方性的大案要案，可以在全国和各省市的人大常委会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首先查清事实，再实事求是地依法处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该问责的问责。 二是对知识界呼求最为强烈的新闻自由问题，应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它不仅可以抚平知识界的不满和创伤，而且可以成为监督权力和反腐败的强大武器。所谓有步骤，就是说不必急于全面开放报禁，而是逐步创造有利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如：1、取消中宣部管制舆论的特权，对现有报刊实行主编或总编负责制，让他们有选用稿件的充分自由。最近缅甸取消实行了48年的新闻检查制度，世界舆论反应很好。2、废止网络管理上的敏感词。目前许多网站都有大量敏感词库，文章或微博里有某个敏感词就拒绝发布，这是对网络自由的极大讽刺。3、有条件地开放报禁，首先是允许二十多年来遭禁或因故停办的报刊恢复出版发行；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允许某些大城市出版民办报刊。4、出台《新闻法》、《出版法》，使新闻出版有法可依。八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组织专家起草《新闻法》，已改出第四稿，“8964”后被弃置，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修订定稿后经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 三是逐步解除社会上人为制造的紧张不安的暴戾之气。我指的是公安部门对许多爱国者的监控、盯梢，他们或是为弱势群体争权利的维权人士，或是如实报道某些事件真相的记者编辑，或是提出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很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者，却因为得罪了某些当权者而被剥夺人身自由，一人遭难，四邻不安，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我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鲍彤，当初判他7年徒刑的罪名“泄露国家机密”就查无实据，刑满出狱后，依然被严密监控达16年。如此枉法而不纠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希望在十八大前后能够解除对他的监控，这将会在全国以至全世界都产生良好的影响。 其他如废除劳教制度，停止对劳教人员的迫害；禁止截访，还受害群众以上访自由；不再干预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允许他们有选择礼拜场所的自由；等等，也是影响面很大的社会问题，也应该列入党的议程，次第解决。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妥善解决，不仅可以化戾气为祥和，缓解党群之间、官民之间的矛盾，而且将有效地提高党的威信，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考虑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不妨采取典型试验、逐步推开的方法，不同的问题在不同城市或地区试点，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面对政治体制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任务，我想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有所作为： 一、在理论讨论问题上，我正在把我这几年所写的有关文章，编辑为一本小册子：《论普世价值和〈08宪章〉》。我思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目前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说明反专制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改革就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一种具体形式，目标是要用民主法治的体制，取代专制垄断的体制。我在2009年2月为纪念胡耀邦逝世20 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真正要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首先就要为民主主义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真诚的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而要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用民主法治取代专制垄断，就必须承认普世价值。至于《08宪章》，按照毛泽东说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论述，它所描述的，实际上只是“经过民主主义”的一种模式，是一些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前景的探测，是一份改革政治体制的草图，至少可以为社会提供研究、讨论、选择的基本资料。所以我把有关的文章选编在一起，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的十八大献上的薄礼，供大会代表参考。现在文章和注释已经编妥，正在撰写前言和序言，预计9月中旬可以完成付印，印后即可送上。 二、十三大后，为了宣传、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支持下，于1988年6月成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挂靠在中央党校。我参与了研究会的筹备工作，并出任干事长兼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研究会成立后，日常工作主要由我主持，活动开展十分顺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出了4期。但“8964”事件却打破了我们的全部计划，研究会和双月刊都不得不宣告暂停活动。这一“暂停”就是23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提上党的日程，研究会和会刊可以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十八大后恢复研究会的活动和会刊的出版，继续挂靠在中央党校。 这两点关于个人活动的设想，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习校长和景田常务副校长的同意和支持？ 顺致 敬礼！ 中央党校离休人员杜 光 2012年8月23日 紧急建议 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并请转 习近平校长： 从北京日报网和新华网获悉，北京市在10月30 日召开安保动员誓师大会，表示要“努力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保安全的氛围”，已有140万志愿者参加，吉林向各个安保志愿者队伍授旗。此前北京市已于15日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公安局和武警总队分别于10月16日、29日召开十八大安保誓师大会。在一系列大会动员之下，北京气氛有些紧张，商店、街头，多了一些带红袖章的志愿者，出租车司机也受到一些异常的约束，有些异见人士被押送到外地。我认为，十八大的安保工作应该外松内紧，孟建柱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誓师大会上提出“不要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是十分正确的，但实际上却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甚至北京以外，也有许多省市地区召开誓师大会、动员大会，提出“保卫十八大”、“打赢十八大安保攻坚战”。这些情况引起了普通民众的不满，有人说：“有八千万党员的共产党，开大会还要我们老百姓去保卫，这不太丢人了吗？” 这种紧张气氛进一步疏离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败坏了党的威望。我怀疑党内高层是否有人故意制造紧张状态，为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留下难题；我甚至想，他们会不会真的在会议期间挑动事端，制造混乱，给十八大出难题，同时证明制造紧张气氛的必要性。 基于这一考虑，我建议本着外松内紧的原则，迅速调整安保工作。一方面加强内卫，特别要防止“祸起萧墙之内”，以至下毒、放火、停电、断水，甚至爆炸、暗杀，都不能排斥在防范之外。另一方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和惊吓，取消那些不必要的扰民、限民的“十八大安保”措施。人们对十八大期望很高，这本应是个喜庆的欢快的时刻，不应给民众带来不便和不满，更不应使党进一步脱离群众。 我的思考也许有些片面，但自觉不无根据，怀着忧虑和急切的心情，向你提出上述建议，供参考。 顺祝十八大安全顺利！ 中央党校老共产党员杜 光 2012年11月2日下午  |
|
Posted: 05 Jan 2013 08:15 PM PST 您好！ 祝您在新的一年全家安康，天天快乐！ 现将拙文《我国宪法应当如何顺应世界宪政潮流？》作为新年礼物送上，望笑纳并指正。 宪法是件大事。我们既需要修改完善它，又需要落实执行它，二者缺一不可啊！愿与君共勉之。 思源 我国宪法应当如何顺应世界宪政潮流？ 曹思源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今天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顺应世界宪政潮流；而要明确世界宪政潮流之所向，不能不对中外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 2012年12月29日  |
|
Posted: 05 Jan 2013 12:06 PM PST （一） 不久前，吴稼祥在微博中透露，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Ezra F.Vogel）撰写的《邓小平传》（英文原著的书名是：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mation of China）大陆简体字版，北京的三联书店近日获准在大陆出版。此前，三联书店报批半年没有音讯，因为其中三章涉及“六四”内容，负责审稿的中央编译局曾要求将这三章内容全部删除。吴稼祥微博说，涉“六四”章节，现在“只需删去一章”。 有人把这件事解读为“习李新政”的一个迹象，我觉得这和新政不新政未必有什么关系。还在2012年“六四”之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傅高义这本书的中文本（书名《邓小平时代》）。诚如此书译者冯克利所说，他原来就“揣摩着这本书应当可以被当局接受”。傅高义本人对这本书在大陆出版更乐观。之所以遇到一些麻烦，并不是因为这本书的叙述以及观点为当局所不容，而是因为它触及到了“六四”这个敏感的话题。23年来，在大陆，“六四”是个禁忌，不准公开言说，说好说坏都不准说。傅高义的书虽然是在为邓小平“六四”开枪做辩解，对当局无害甚至有利，但毕竟是突破了禁忌。它多少会使得一个被屏蔽多年的问题浮出水面，变成一个可以公开言说的问题－－当然，这种开放将是有限度的。 （二） 傅高义说，他写这本邓小平传，是力图用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叙述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其中并不包含对邓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他只是在叙述中贯穿了他对邓的思想与行为的了解和理解。 依我之见，傅高义这本书，其实也包含了若干道德判断。对于作者的这些道德判断，我是很有异议的。不过眼下我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想法和行为的了解和理解基本上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让我先从“导言”里的一句话谈起。 在“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里，傅高义写道：自从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此后，直到七十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傅高义的这一论断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何谓共产党人？按照《共产党宣言》（这是邓小平加入共产党的入门读物，也是他最熟悉的一篇共产党经典文献）：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坚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如此等等。 难道傅高义真的认为，邓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在坚持这些信条吗？ 任何对邓小平的生平略有所知的人都很容易发现，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在晚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先前甚至截然相反。傅高义说：“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在这里，作者所说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基本上是以毛泽东时代作参照的。然而，邓小平不只是属于邓小平时代，他也属于毛泽东时代。邓时代的中国之所以相比于毛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晚年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相比于此前的邓小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 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其他的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高义这本邓小平传记，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邓实际上是第一线的总指挥；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直到第二年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才改变态度，等等。 这就说明，1949年后中国形成的一套制度，邓小平是最重要的建造者之一；在毛时代中共犯下的严重罪错中，邓小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自己一定是清楚的。就拿经济改革来说，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革命所打倒的东西。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袁庚父子能清楚意识到的事情，难道邓小平意识不到？ 其实，关于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 （四）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写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傅高义一笔抹煞了非共产党人，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成就。事实上，中国人早就找到了现代化的道路，只是由于共产党的革命和夺取政权，才中断了这条道路。傅高义不妨盘点一下，看一看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破除的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中共掌权后才搞起来的？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建立起来的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以前本来就有的？就连中共实行的出口加工战略，难道不也是跟台湾国民党学的吗？是的，今日中国大陆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如果大陆的人均GDP达到台湾的一半，大陆的GDP就超过美国了。我们很有理由假定，倘若当年共产不成，民国犹在，现在的中国何止世界第二，早就世界第一了。 2007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物权法。我们知道，早在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第二年，有关部门就提出了物权法草案。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就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都被视为中共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就已经制定一部物权法了。 中共通过物权法，引起诸多评论，其中，鲍彤的评论最精辟。鲍彤说：物权法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鲍彤指出：“中国近50年来，不，其实是近80年来的历史，应该彻底改写。这就是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的伟大的启蒙意义。” 假如鲍彤说的不错，那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不是也应该彻底改写吗？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5期 2012年12月28日—2013年1月10日）  |
|
Posted: 05 Jan 2013 11:41 AM PST
你们眼看到存在的事情而问“何以如此�”但是我梦见到从不存在的事情而问“何以不如此�” ---萧伯纳 一 来到X星球 我梦见自己流浪宇宙�寻找自己精神的故乡——我的理想之邦。 我终于来到X星球的某个美丽的社区�当地的居民极其友好�彬彬有礼�还有其它许许多多令我惊叹的优秀品行。我问该星球的居民�我是否可以在这里居住。回答是： “我们欢迎任何前来旅游的人�但是如果你要长住这里�长期工作和享受我们社区的其它福利�那你需要付钱购买居民身份。因为我们为建设本社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不能无偿地享有我们的劳动成果。” 我问了一下价钱�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当地居民解释说�“在我们社区成立的早期�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地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成了许多人向往的富裕之乡。根据伟大的供需价值规律�我们的居民籍也自然不断上涨了。” “不过既然你准备成为我们这里的长住居民�你不妨放弃自己在原住地的居民籍�你的原住社区应该按其居民籍原始股的目前市场价格退还你钱�你可以用此钱来转买我们的居民籍。” 我告诉他们我来自遥远的地球�那里采取“出生国籍制”而不是“选购国籍制”。即使少数人在成年后要求移居外邦�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不爱故国的堕落例子�又何谈能从故国得到赔偿的原始股份。因此我实在没有钱购买你们的居民籍�但是我确实热爱你们的社区�能不能有变通的途径呢� 当地居民回答说�“很遗憾�因为想移居这里的人非常之多�如果我们不控制移民的话�本社区很快会人满为患。而控制迁入人口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经济手段调节居民籍价格。此外�我们必须用出售居民籍得到的钱去购买那些经营不当而破产的社区的土地�及那些品味太奇特或太阳春白雪而居民逐渐减少的社区的土地�从而舒缓我们移入人口的压力�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们的祖先也很贫穷�所以我们绝不会歧视穷人。我们的居民籍可以通过份期付款来购买。你只要通过某些就职考试和面谈�我们觉得你能为本社区服务和作出贡献�有信用�就可以用贷款和分期偿还的形式来购买这里的居民身份。” 二 这个星球上商品化的平淡政治 于是我成了X星球该社区的公民。 X星球的人们基本上都只有一半工作日�大致上是每工作一天就休息一天�因此我能积累足够的假期去其它社区旅游。我发现同我的故乡地球所不同的是�这个星球的政治生活�不论在哪个社区�都极其平静�没有激烈的没完没了的�往往是无聊的辩论�没有几年一次的热闹选举�没有执政党替换的震荡和混乱�当然�更没有为争夺领土等等而发生的流血的政治－－战争。 相反�一切政治活动都以个人选择的方式静悄悄地进行。每个人在成年后�通常经过一个时期的全球旅游之后�根据自己对生活方式的爱好选择�用自己原籍的居民籍的市场价，假话是哪个劳动所得和信用贷款去选择和购买某个地区的公民身份�然后在该社区去定居。这里任何人没有遗产可继承�所以起点更平等�富人们死亡后只能将其遗产捐献给自己所指定的社区�机构或某项事业�换取死后名声和推进自己的理念�如此而已。个人一生所能享受的物质毕竟是有限的，这种遗产捐献制度，很大程度上能限制了富者的私欲膨胀。 这个星球上�那些需求大而热门的社区�其居民籍就比较贵�那些社区就得以逐渐扩大规模。社区和政府已经完全成了市场上供顾客自由选择的商品�其价格和规模也根据市场需求而调整�根本不需要革命和战争参与这一调整和选择过程。 年轻人也可以集资自组新区�就象地球历史上欧洲新教徒移民美国一样，或者说象组织新公司一样。而不愿意改变或者无法适应新生活方式和新价值观念的老人尽可以留居老区，直至这个社区的自然消亡。 因为组织社区政府是如此自由�免不了产生某些生活方式极其奇特的社区。例如有一个全由虐待狂和受虐狂互补组成的社区。某些外区人对此及其厌恶�因为这个社区充满暴虐。但既然其居民是成年后在充份掌握各社区信息的情况下自愿选择这种生活的�外区人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不便去干涉其内政了。据X星球科学家研究统计�在X星球人口中�约有千分之一点二三的人天生具有显性虐待狂和受虐狂基因�而这个社区的长住人口也恰好大约相当于全球千分之一的人口�看来这个规模很自然地反映了市场的需求。不过�外区来旅游的人可不少�旅游业是该社区的重要经济支柱。据说�常人也或多或少有隐性的受虐狂和被虐狂的倾向�因此这个社区永远有好奇的旅客来作短暂停留过过瘾。 三 实体社区跟虚拟社区的并存 X星球上，在各种实体社区之外，还存在网络虚拟政府。很显然，由于人性的极大丰富，个人需求必然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很难有一个社区，在所有方面，都满足具体个人的所有需求。这样就有网上虚拟社区，以弥补此种不足。 比如说某公民对于所处社区的一切规则，除退休金制度外，其他一切都满意，他就可以很容易在网上购买到其他地区的退休金制度服务。假如他不同于所属社区某规则的另类选择对于他是非常重要，他甚至可以移居该社区而保留其原住社区的居民身份，也就是成为移民，正如我们地球上在海外工作的外籍人士一样。他们在远距离享受本国政府福利、保护并且克尽对本国政府的义务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原属社区外实现自己另一追求的机会。 所谓“自由”，主要就是选择权。选择越多，意味着自由越多。X星球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多元化和自由，大得出乎想象！ 四 民有�民购�民享的政府 我对他们的政治形态的发展历史很好奇。当地人告诉我这一切起源于他们一 位先哲的名言�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我很奇怪�我们地球上不也有一位先哲林肯说过同样的名言吗�这个名言也为地球人的多数所赞同�为什么地球人不能发展出这样的社会结构呢�当地学者向我解释道� 更确切地说�我们先哲的意思是“民有�民购�民享”（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traded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中�关键是“民有”。但是真正的拥有�是应该可以出让�出售的拥有�否则就是“被拥有”了。这正如你拥有能自由处置�出售的股票�才是你拥有这个公司一部份的证明。我们的先哲之所以不主张天赋权利�而主张有代价的�需购买的权利�还因为觉得天赋的东西�因为来得容易�并不会真正为人所珍惜�难免被滥用，即你们地球人所谓的“多数暴政”或“民粹主义”政治…… ……政府的商品化来自于其服务性。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给人民提供服务。但这种服务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无偿的�税收就是服务费。任何有偿服务本质上都是商品�政府也不例外。因此何不直截了当用经营商品的方式经营政府？！在完整的市场经济中，顾客就是上帝。一旦政府成了商品�人民作为顾客�自然成了政府的主人。历史上我们也象地球人一样�曾经强行推行过某些具体的社会设计。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推行任何具体的乌托邦设计都如同计划经济一样�是不会有效的�因此我们决定让各种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进入市场竞争。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因奖罚分明�立竿见影而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和平竞争的规则而已。我们认为竞争规则比制度设计更重要。这正如良好的市场规则能自动促使各种优质新商品、新服务出现一样…… ……选择现成的服务机构和制度，比选择承诺某种制度的政治家，是更直接的选择。从政治承诺到具体的落实，中间的差距太大了。想必你们地球人也有这样的深刻教训和体会，许多政客、政党原先作出的承诺，以后不论是通过选举执政，还是通过革命获胜，不但不能实现，而且往往反其道而行。他们很容易把许诺当作长远目标，而把反其道的作法当作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借口和遮羞布……选择承诺是极大的风险投资，好比听了社区开发商就去购买房屋一样。当然，社区成立之初，都有风险投资的性质，但是本星球上更多在进行的，不是这种风险投资，而是看到一定实效后的投资，即购买自己喜欢的社区公民身份……而你们地球上的选举，都是风险投资。当然，据我们这里的地球专家说，那里兴起的全球移民浪潮，特别是投资移民等，跟我们这里的购买社区身份交易已经有点相似之处…… ……但是你们无法做到我们这里的生活方式彻底市场化，因为你们地球人把领土看得太圣神，认为是不可买卖的。其实，领土土地，不过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一，并无圣神之处。地球人把领土看得圣神不可变动，你们历史上的战争多数更争夺领土有关，那说明地球人还没有进化到足够的程度。说得不客气点，就是对动物性的摆脱还不够。动物始终都为争夺栖息地争斗不息…… ……地球人中的智者亚当-斯密斯说过，“人是唯一会进行交换的动物，没有两只狗会交换它们的肉骨头”。其实，交换能力，才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因为动物也会使用工具并且有复杂的类语言交际系统。 我追问道，“可是，再好的规则也难免会有疏漏，会有灰色地带。你们的社区竞争中，也难免会象商业交易过程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发生争执。谁来判决这类争执呢？”。我被告知：我们X星球上当然有个全球政府，其构成方式倒是类似于你们地球上多数国家的两院制。一个类似于你们地球上美国的参议院，每个独立社区都可以选出一个代表。另一个类似于美国的众议院，每一万居民可以民选一个代表。你们地球上联合国只是美国国家委派一名代表，忽视各国人口巨大差异导致的不平等，因此就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实际上作用不大。当然地球联合国有类似参议员作用的联合国安理会，但是由于代表数量太少，并且不是选举而出，权威性自然也远远不够……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非常彻底，全球机构所起作用不过如同商会，因此这种选举中没有激烈的竞争，代价极小…… 五 X星球之地球专家如是说…… 看来X星球的人由于政治折腾少而休闲时间极多，都有充分的时间发展自己种种享受人生的爱好，包括对知识和学问的追求，所以其中不乏对地球的历史和现状的了如指掌的专家。 接着关于超社区全球组织机构的话题，某地球专家问我，“地球上的中国人口占全地球五分之一，跟人口只有1400左右的梵蒂冈，同样享有一席代表位置，这不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不公平么？”我无言以对，只能说，“地球中国人向无民选传统，让他们选举联合国众议院中自己的代表，恐怕难以做到。”地球专家说，“但如果这是好事，这不正是学习民主选举的好机会么？这比选举本国领导人容易得多，因为跟本国政治的关系较间接，跟当政者利益冲突比较少，选民比较容易做到理性和超然……当然，前提是贵球的联合国组织法要有实质性改革之后……并且对于没有选举传统和经验的地区来说，应该由联合国有关机构指导进行…… ……我知道地球中国的政治状况很成问题，当局虽有改革之愿但步履艰难。但他们不是已经开始了很成功的“经济特区”一步吗？只要再走一步，允许搞“政治特区”，事情就简单得多……中国当局也知道改革是试验，因此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口号。既然自己也没有绝对把握，要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为何要中央垄断“实验权”，而不让别人和地方上在河流的其他地段，用别的方式去摸着石头过河呢？如同贵球谚语所说，“不要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么…… ……我相信，在中国这个有着伟大文明传统的国家中，能够治理好一个县、一个省的人才是很多的，但是能够治理好如此庞大的整个国家的人才，恕我直言，已经几百年没有产生过了。因此，中国近几百年来，就是由一个不能管理好整个庞大国家的人，束缚了本来可以管理好小政府的人才的手脚。政府规模过大，任何细微的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变得复杂无比。权力过于集中根本上限制了地球中国之人民聪明才智的发挥…… ……地球中国人向以春秋战国的文化繁荣为自豪，但同时也批判那个时代的战乱频繁并因此高度赞扬统一。他们不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悖论吗？没有政府多元，哪有文化繁荣？解决这个“战国悖论”的方法是有的，这就是用经济竞争、辖域买卖来代替争夺辖域的战争。这就是说，如果中国开放“政治特区”，那么，应该是开放的模式，即搞得好的特区，因为吸引来的人多，可以通过出售居民身份来购买出走人口多的社区的土地。这就使改革成为渐进式的，多元的，民意导向的，而不是一个中央政府指令下的一窝蜂式的一边倒……一旦实行政治特区多元化的竞争局面，中国必将再次出现一个伟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自春秋战国时代结束进入秦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以来，中国人的原创性几乎消失贻尽，再也没有伟大的思想创造。地球上的诺贝尔科学奖，中国本土人一个也没有。如果中国人的创造力在思想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根据德国获诺奖的人口比例，中国应该有一千人次获奖（德国人口是中国为中国的十五分之一，获奖者有七十多人次）。这说明一元化中央集权制度，对于中国人的原创能力的摧毁是多么彻底！…… 我说，地球中国的体制改革恐怕不象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里面牵涉到深刻而复杂的文化基因因素。地球中国许多流亡到境外的政治异议分子，都提倡民主，但是他们所搞组织，鲜有民主运作成功的。这些人都是精英分子，连精英分子都搞不好民主，遑论一般广大民众？ 地球专家莞尔一笑，回答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们星球的社区商品化是超政治意识形态的，我们并不认为民主就一定好，专制就一定不好。事实上你可以留心到，我们这里也有很不民主的虐待狂和受虐狂组成的社区，有权力高度集中的准专制社区，类似于地球上主要有中国人后裔组成的新加坡。根本的问题是社区际市场开放，让人们选择。愿意让专制政府代理个人事务的人尽可以组成自己的社区，然后聘请善于管理他人事物的能人去专制。或者善于专制者号召到一定数量的愿意被专制者，组成社区。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开放市场竞争的条件下，能够存在的专制社区必然是开明专制，否则人都跑完了……行政管理，其实也是就业市场上的一个专业性行业，没有必要让全体民众关心。他们只要关心实际管理效果，即消费产品就是了，没有必要知道产品的生产过程等等…… ……你是否知道“人才结构合理比例”的道理。地球中国的境外异议分子，之所以自己也搞不好民主，是因为人才的单一，都是个性极强之精英分子，就难以合作了。如果中国当局能够容忍异议分子在边缘地区搞各自的特区，他们就内斗不起来了，会把精力都放到精心经营自己特区去……地球中国人才如此多，就因为种种内耗折腾而浪费了，可惜！可惜啊……百多年前的香港，租让给英国时也是一个边缘荒僻地区，在英国人管理下实际上就是特区，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如今的中国的一国两制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大陆改革的作用，包括提出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思想的自由…… ……当然，由外国人管理特区，并且外国人比当地居民高一等，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难以容忍，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如果现在特区由中国人自己管理，这种心理障碍就不存在了。并且在地球当代“官员是公仆”的普世价值观看来，即使聘请外国行政专家来管理也无不可，不就是雇佣一个外国公仆吗？在本国官员流行贪污的情况下，聘请外国公仆代价肯定低得过。中国曾经有过的租界，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起着巨大的作用，不过当时外国人不是公仆而已。如今雇佣外国公仆，主权仍在自己本国和社区公民，那种不平等就不复存在……当今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向外族人开放从政方面，也是最开放的，各国移民和移民后移担任州长和联邦政府高官的比例，超过任何国家…………两千年来大一统专制的一个结果，是独立管理人才，特别懂得现代管理的，严重缺乏，因为高度中央集权下，地方当政者也不过执行中央指令而已。这种情况下，雇佣外国人（包括华裔）不失为一种过渡期间变通措施…… ……当然我知道中国文化是很强调“夷夏之辨”的，在其文明的萌芽时期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至今恐怕还难以消失。那么，不妨聘请在海外有从政经验的华裔回来担任公仆。我知道中国的移民遍于世界，其中不乏有丰富从政经验的，他们回国可以获得更大的发挥能力的机会，应该是个双赢的处理…… ……我也完全了解地球中国人有做事一边倒、一窝蜂的传统，这是长期大一统中央高度集权的历史所造成的，这给实现多元化会的政治特区会带来相当的困然。但是这可以采取“社区专利期限”的方法来解决。任何一个新社区中采用的原创性新制度，如同其他专利一样，这一定期间内，不准其他社区模仿。这里面除了有保护专利的考虑之外（以为管理模式也是一种创造性商品，还因为新制度的利弊后果，并不是短期内可以看出的。许多短期奏效的制度会留下长期恶性后果，所以需要时间的检验。 我还没有听完他的话�就醒了过来�却又陷入了更深的遐想…… <原文载《枫华园》279期(2001/2)，修改于2012/12/31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