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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8, 2013, 6:10:52 AM5/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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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3 12:36 AM PDT 
宋鲁郑那些阿谀奉迎的溢美之词，对中共政权真不知道是在吹捧还是在讽刺，是拍马屁还是在揭疮疤，是恣意美化还是自掴耳光？！反正内地网络又多出一句流行语，“原以为他是选出来的，才知道是让出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中共的“中国梦”做多了，让它陷入梦魇大说胡话；还是无耻文人的利令智昏，聪明反被聪明误。五一过后，在被称为是政治风向标的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第九期上，刊出了署名宋鲁郑的一篇长文《只有去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引发国内知识界和民间的一片大哗！
海外的“高级五毛”出尽洋相
与以往那些中共御用文人一味捧臭脚的文风稍有不同的是，这位旅居法国的所谓学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和视角，以偏概全，文过饰非，为中共政权评功摆好，大敲边鼓，说什么“今天的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1840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 而对于中共的现行体制，这位身居海外的“高级五毛”可以说是在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去无限赞美，极尽讴歌，说什么“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以领导权力的更替为例。中国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
据相关人士透露，宋鲁郑的这篇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大肆吹捧的妙文，原来是发在今年第二期的中共内部刊物《红旗文稿》上，而此时恰逢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丑闻事发期间，这个“三个自信”的理论创新人，就在男女淫乱的床上，扒开了“三个自信”的内瓤和“皇帝的新衣”，原来是如此的丑陋不堪与低级下流！中共津津乐道的理论根据，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与危急。而掌管宣传的中共高层，突然又发现了宋鲁郑这样一个“海外五毛”的文章，自以为让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来现身说法，比自己豢养的文人更有说服力，于是便不顾《求是》与《红旗文稿》原是一家的事实，破天荒地又把这篇文章重新刊载在这期《求是》上面，企图挽回声名狼藉的“三个自信”不良影响。岂不料，这一次又是弄巧成拙，出尽了洋相。这一个荒诞不经的“禅让”，让天下人都为之愕然，为之困惑，为之齿冷，是谁在“禅让”，中共党章不是明明规定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是五年，而且不得连续超过两届吗？任期到站了，不就主动下台了吗？难道说还要像古代圣贤一样，再通过“禅让”这种最完美的方式来交接权力的吗？难道说习近平的接棒，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胡锦涛给让出来的吗？不然，何来的“禅让”之说？既然“禅让”可以顺利地实行新旧兴替和老少交接，那么，那么我们还要党章干什么？还要法治干什么？还要制度干什么？还要依法治国和党内民主干什么？在读者看来，作者这些阿谀奉迎的溢美之词，对中共政权来说，真不知道是在吹捧还是在讽刺，是拍马屁还是在揭疮疤，是恣意美化还是自掴耳光？！于是，这几天内地网络又多出一句流行语，“原以为他是选出来的，才知道是让出来的！”
中共权争触目惊心，骇人听闻
在这篇奇文中，作者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说读史使人明智。那就不妨也说两句历史。纵观中国历史，所谓的禅让制，最早记载于《尚书》之中，也就是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与他人，是中国统治者权力更迭的一种方式。古代传说尧让位与舜，舜又让位与禹，都是禅让。其实，这中国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其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学者普遍认为是后人为了美化“圣王之道”而虚构出的神话故事而已。试看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除去君臣之间血淋淋地互相砍杀、父子之间赤裸裸地你争我抢之外，哪里有什么温柔敦厚、虚心谦恭的“禅让”？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统治时期，高层对权力之争的野蛮与血腥，更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昔日的革命同志、亲密战友，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不共戴天的仇雠、企图抢班夺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从毛泽东时代口诛笔伐的“十次路线斗争”，到邓小平连续搞掉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个领导人，以及最新披露的江泽民在十六大上突然发动军事政变、得以继续掌控中央军委的印把子来看，这些中共党魁中的哪一个不是对权力充满着贪婪觊觎、恋恋不舍的心态？他们都是如刘少奇斥责彭德怀所讲的那句名言一样：“与其你篡权，不如我篡权？”因为权力就向林彪所讲的，是镇压之权。而现在中共红二代的全面接班，则又正应验了陈云所讲，“让自己的儿孙接班，百年之后没人刨祖坟！”他们哪里有丝毫的礼贤下士与谦让之心？
作者宋鲁郑在文中称，西方是定期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既不换人也不换党，所以中国的制度最好，但他忘了，中共历史上的每一次领导层的鹿死谁手，都是无情争斗、你死我活的结果。也许这宋鲁郑会举出胡锦涛全身而退的例子，但胡锦涛的裸退，更不是“禅让”，他是因为自己的心腹令计划触犯了中共的规矩后，内外交困、进退失据才选择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条出路，不然的话，为什么十八大前、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还能公然到海外放风，说胡锦涛要继续执掌军委主席一职？再说了，即便是今后中共真正实现了如文中所讲的所谓“禅让”，但这种个人与个人间的权力交接，还不是如过去封建帝王像乾隆皇帝所用过的那一套，与现代文明的选举制度和选举人的公推制度又相去何远？
私相授受随心所欲的政治把戏
还有宋鲁郑所赞扬的中共实行的是“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培养、年龄限制、定期更替”，更是站不住脚的胡言乱语。作者所讲的“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的一党领导，严格说来应该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的一党专制，所以才会滋生无法遏制的腐败。至于文中所讲“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的全国选拔，更是扯淡，邓小平隔代钦点胡锦涛，江泽民起而效颦、又隔代钦点习近平，这是中国人都亲眼目睹的事实。还有他所讲的中共独创的年龄限制，对中共的权力交接来说，更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政治把戏，当年不想让七十岁的乔石上，就把年龄段设定在七十岁；后来不想让六十八岁的李瑞环上，就来个六十八岁为上限，也就是今天的“七上八下”。明明是因为缺乏现代民主政治，才造成最高权力的私相授受、宫廷政治的暗箱操作和官僚体制的率由旧章，却被宋鲁郑美化成为是今天最好、最完美、最完善的制度，以至全世界都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动荡之中、唯独中共是“风景这边独好”的楷模，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又是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说说现实的中国：它的新闻自由度是全世界最低的、贫富悬殊是全世界最大的、而中国的裸官和贪腐程度又是全世界最多和最厉害的、中国官员个人财产是保密的不能公开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排名是在一百多之外的、中国人被征收的税率在全世界来说是最高的，而中国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却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人说由于中共的僵化刻板与自高自大，培养了一大帮子良莠不分、香臭不辨的弱智文人，只知道如何去投其所好、奉承上意。前些时全国上下热炒的习近平北京“打的事件”的乌龙报道，就是典型的一例，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反挨了一脚踢。此次《求是》所刊载宋鲁郑文章，其结果恐也是一样，本想是给党国涂脂抹粉，锦上添花，没想到会反取其辱，自讨没趣，还让无数中国人进一步看清了这个政权反人民、反民主的性质。既然最高权力都是你好我好、可以拱手相送的，那么，还要那些
啰里啰唆
的制度建设作甚？不如今天选好一个接班人，十年后习近平再重演一部现代“禅让”的接班大戏就是了。这个被无耻文人所吹嘘的世界上最好制度的权力交接与十多亿手无选票人民的“中国梦”，也就是如此的强权专制与简单明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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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3 12:11 AM PDT
經過二戰的教訓，本來日本人民是反戰的，但因中國與北韓的軍事恐嚇，使日本民情急劇右轉，安倍的右派表現，使他贏得高支持度；但如何處理日韓關係，將是考驗。
去年十二月中旬安倍晉三出任日本首相後，日本的內外政策出現重大變化，像脫胎換骨一樣。其中大貶日圓匯率，活絡了低迷二十年的日本經濟，導致股市暴漲。他的經濟主張被稱為"安倍經濟學"。
另外一個使人關注的議題，大概可以叫做"安倍外交學"，那就是他的外交戰略，很可以看出相當有針對性，那就是針對中國。這當然是因為去年習近平上台前夕，中國明顯的對日本施加重大的軍事壓力引發出來的反應
。
美國、東盟是外交重點
由於日本的和平憲法所限，它的國家安全在相當程度上要依靠美國，所以美日關係非常的重要。尤其釣魚台就是由戰勝國的美國交到日本的手裡，中國忌諱強大的美國，對付"小日本"則信心滿滿。因此中國官方媒體，
還包括海外被中共統戰的華文媒體，都在費盡心機挑撥美日關係，似乎只要美日分手，日本就會不戰而降了。
因此安倍上台後第一個出訪對象不是美國，就帶來美日不合的評論，無視歐巴馬總統也是剛剛連任，內閣正在進行人事改組。但是安倍改去鄰近中國的東南亞的越南、泰國、印尼，重要性僅次於美國。因為他們是與中國
有緊密政治、經濟關係的東盟成員國，多國與中國有海權爭議。印尼、泰國這兩年經濟起飛，正加強與日本的經濟合作，尤其印尼有兩億四千萬人口，全球排名第四，提供日本很大商機；安倍在二○○七年擔任首相時訪
問過印尼。而中國與越南都是共產國家，但是西沙海權爭議的火藥味僅次於釣魚台，從越南不斷爆發反中示威就可以知道了，日本與越南建立了中國最喜歡展現外交成果的"戰略夥伴關係"。
安倍到今年二月才出訪美國。美國低調，日本高調，"日本回來了"成為他的經典名句，但又引發美日出現分歧之說，那又是有意識的渲染。其實美國在處理與中國的政治關係時，一向是低調的風格，不願去觸怒中國，
但是基本政策卻是堅定不移，與中國的大聲喧嘩很不同。歐巴馬當著記者面，對安倍一句"放心！在你首相任期內，會有美國作為堅強的夥伴"，就已經展現美日的親密關係了。在最近中國以八艘海監船與四十架戰機的
"船海"與"機海"戰術威脅到釣魚台時，美國國防部長海格四月二十九日在華府與來訪的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舉行會談後，在聯合記者會上再次重申，釣魚島由日本管轄，並屬於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
出訪俄羅斯挖中國王牌
安倍的另一個重要戰略是四月底出訪俄羅斯，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高峰會，並發表聯合聲明。這是日俄兩國暌違十年後首度發表的聯合聲明，尤其提及擴大安全保障合作。俄羅斯是習近平出任中國國家主席後第一個出
訪的國家，旨在向美日打"俄國牌"，但是不到一個月安倍就接踵而來，顯示"挖王牌"的手段。日本與俄羅斯有北方四島的領土爭議，但是相對日本面臨中國的威脅，與俄羅斯對中國的疑懼（這個疑懼導致對習近平的
到訪缺乏熱誠的接待），日本與俄羅斯有更多的共同語言。而日本對俄羅斯石油的需求，也避免俄羅斯太依賴對中國的出口。
離開俄羅斯，安倍訪問阿聯酋長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國。表面上，日本與中東主要是經濟合作問題，日本需要原油，中東需要核技術，但是也應該注意到，中國在中東的主要合作對象主要是伊朗，與其他國家反而
冷淡了，對敘利亞阿賽德政權的支持也得罪其他中東國家。為了反對東土獨立運動而撒大錢拉攏土耳其，安倍的到訪也是可圈可點。日本趁虛而入中東，這是中國的"腹背"地區。
今年三月，日本自民黨代理政調會長鹽崎恭久訪問蒙古，遞交了安倍的親筆信。蒙古是中國北方的鄰國，在蘇聯解體後，中蒙邊界是中國最長的國境線，過去蒙古是"中國一部分"，中國也曾經是蒙古的一部分。這個訪
問自然也刺激到中國的敏感神經。
結盟蒙古印度緬甸台灣
印度是大國中的中國宿敵，不但人口僅次於中國，可以無懼中國的人海戰術，也是擁有可以射到北京的長程導彈核國家。二○○七年安倍訪問過印度，這次自然也是要拉攏的對象。印度對中國的態度很明朗，不必安倍做
工作，只消"重溫"就可以了。因此拖到今年五月，日本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才會訪問印度，並為安倍的正式訪問鋪路。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還透露，安倍將在五月下旬訪問緬甸，並與緬甸總統登盛舉行首次會談，而可能成為未來緬甸總統的昻山素姬，則捷足先登四月中旬到了日本，受到超規格的接待。安倍會見是表達了會經援並支持緬甸
的民主化。素姬的老爸昻山將軍二戰期間曾經聯合日本反對英國統治，雖然後來分手，總還有點歷史淵源，所以未來的日緬關係不能輕忽。
而對第一島鏈的台灣，安倍也釋放善意，簽署拖了十七年的漁業協議，開放鄰近釣魚台的海域給台灣漁船捕魚。這個協議由日本的外務省直接介入，顯見其政治意涵。但是釣魚台海域日本還是堅持其主權。加上開放的海
域是排他的，主要是排中，可見北京會多惱怒。但是北京不能太反對這個協議而得罪台灣民眾，因此只是低調表示反對。即使後來加強對釣魚台的軍事壓力，也不便明說與這個協議有關。
在完成這些外交動作後，安倍外交學就基本完成對中國形成的完美的"包圍圈"。當然，這是紙上談兵的包圍，主要還是政治包圍，但也提供了日本某些安全感。
七月，日本將舉行參議院的選舉，安倍經濟學與安倍外交學，將使自民黨得到足夠的支持。安倍近來大動作穿上迷彩服登上坦克，還高呼"天皇萬歲"。這些除了選舉考量，也是為修改憲法，使日本邁上正常國家的輿論
準備。經過二戰的教訓，本來日本人民是反戰的，但是因為中國與北韓太多的軍事恐嚇與動作，使日本民情急劇右轉，因此安倍的右派表現，使他贏得高支持度。
歷史傷口是安倍的漏洞
但是"安倍外交學"還有一個漏洞，那就是南韓不買日本的帳，即使它受到北韓的軍事威脅。這除了有獨島（竹島）的主權爭議外，當然還因為日本當年的侵略行為，南韓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如何處理日韓關係，將考
驗安倍外交學。
相對於日本比較長期的佔領朝鮮半島，東南亞國家在二戰期間也受日本侵略之害，例如菲律賓。對他們來說，日本是歷史威脅，中國是現實威脅，因此可以忽視過去而重視現在，但是安倍如果不注意歷史因素，而不小心
挑起歷史傷口的話，他的安倍外交學也會打折扣，雖然不會前功盡棄。因為中國肯定也會採取反制手段，挑起歷史傷口與煽動民族主義是成本最小的手段。
安倍外交學涉及的範圍，除美國與俄羅斯外，幾乎都在亞洲，顯示未來幾十年，亞洲的兩虎相鬥將是亞洲區域和平與穩定的最大問題。其來源自是中國的軍事崛起。此時重溫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將會有新的體會，只是中
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加進"帝國主義"的行列而要求重新劃分勢力範圍與瓜分資源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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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11:57 PM PDT
3月22日，习近平访问了俄国，这是他上台后首次出访，受到各国媒体的普遍关注。自中共建政以来，除江泽民外的历届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将首访地选在前苏联/俄国。习近平“胡规习随”是中俄在政治上互有需求、一拍即合的结果，却也离不开美国的一手撮合。
习近平访俄：合纵连横的策略
对俄国而言，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重心都在其欧洲部分，但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眼里，“北极熊”的形象并不因前苏联的解体而彻底改变。俄国向欧洲发展、拓展其经济和安全空间的战略屡屡受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东扩的势头并没有因为俄国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停止。随着东欧前华约成员国纷纷加入北约，俄国和白俄罗斯、乌克兰已沦为“欧罗巴的孤儿”。普京再次上台后，面对这种窘况，提出了向东即向亚洲发展的新战略。
对中国而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将海军军力的60%以上部署到亚洲；中日钓鱼岛冲突和中国与东盟各国争夺南海主权的冲突，背后都有挥之不去的美国阴影；美国与日本、越南、印度等与中国有矛盾冲突的国家一起合围中国的态势一直未曾取消。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中国与俄国有同病相怜之感。
另外，在中日钓鱼岛冲突无解之际，习近平访俄意在协调中俄共同维护二战后地缘政治格局任，对也与日本有“北方四岛”领土之争的俄国而言，与中国在对日领土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无疑为对日领土谈判增加了新筹码。
不过，对中国而言，“联俄”只是一种合纵连横的战术策略，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对人口呈负增长的俄国而言，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的潜在威胁不亚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因为俄国广袤荒凉、人烟稀少、资源丰富的亚洲部分是中国获取各类资源甚至移民拓荒的最佳之地；尤其是西伯利亚地区，中国人认为它根本是俄国从中国非法掠走的领土，理应回归中国；中国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对基本靠卖资源和武器为生的俄国也是个噩梦。互有猜忌和心理阴影下，中俄再也不可能形成上世纪五十年代那种紧密联盟。中俄关系的发展和取向，最终取决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取向。
安倍放下身段，普京倒履相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4月28日访问俄国，距习近平访俄仅一个月。一个月内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接踵到访，在俄国从未有过。尤其安倍是十年来首次访问俄国的日本首相，与中俄高层近年来每年都有互访不可同日而语。日俄关系因梅德韦杰夫先后两次登上日本所称的日本领土国后岛而陷入空前低谷。现在日本愿意放下身段，俄国自然是倒履相迎。随安倍访俄的是一个由百多位日本企业家组成的庞大经贸代表团，日本同俄国在俄远东地区的能源开发方面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近期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执愈演愈烈，安倍访俄达成了日本外交的转身和突破，在中俄对日领土之争的统一战线中打入了一个楔子。对俄国而言，它也需要引进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加速开发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地区，并以多元化的经济来源平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
日俄因“北方领土”问题至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面对日本大规模的对俄经贸合作，俄国也做出了回应，安倍与普京在会谈中一致同意重启北方领土问题的谈判。日本《朝日新闻》5月1日报道：普京在首脑会谈中援引俄中平分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与挪威平分有争议海域的例子，提出与日本平分“北方四岛”领土，这一大让步是俄国试图打开俄日关系死结的最新努力。不过“北方四岛”及其辽阔的附属海域的面积比黑瞎子岛要大得多，即使日俄内部政府和议会能初步达成共识，谈判也将是旷日持久的，五到十年内能达成协议就不错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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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11:51 PM PDT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位中国社科院学者的文章《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文章提出琉球主权可以再议。
这篇文章很奇怪：你说它是学术文章吗？它并非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甚至也不是发表在一般的官方刊物上，而是发表在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上；你说它是中国政府的声音吗？它的署名又只是两位学者。很明显，这种模棱两可乃是当局刻意为之。实际上，它是以非官方的方式发表的官方意见。
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先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坚称琉球是日本领土，并向中方提出抗议；然后是美国政府表态，说琉球主权属于日本；有记者在中共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到这个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说，中国政府在琉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
乍一看去，中国政府好像又退回去了，其实不然。
5月12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注意，是社评），进一步挑明政府的意图，那就是：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在琉球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变，但今后很可能要变（据说要依日本态度而定），而且从现在起就在准备变。
我先前讲过，琉球的主权不是悬而未决，而是属于日本，这一点本来是得到世界公认的，尤其是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的。因此，当《人民日报》文章和《环球时报》社评说琉球主权可以再议，本身就是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就是违反国际法的禁止反言原则（注）。
对此，《环球时报》社评倒也坦率。它说的就是“中国就应考虑改变当前的官方立场，把琉球问题作为历史悬案重新提出来”。也就是说，它就是要出尔反尔。
但是，琉球问题不是中国内政，单单是中国政府自己改变立场是没有用的，于是《环球时报》又进一步提出了具体操作的步骤。
社评说，中国可以分三步启动琉球再议，第一步是开放和允许民间成立追究琉球历史问题、支持恢复琉球国的组织；第二步是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琉球问题；第三步是中国未来在冲绳地区培育恢复琉球国的力量，让琉球脱离日本。
5月16日，《环球时报》正面报道了一则新闻，日本冲绳一个旨在寻求琉球独立建国的组织“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于5月15日宣告成立。看来，《环球时报》社评说的第一步已经要启动了。
《环球时报》社评说：“对中国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的态度，西方国家通常是官方模糊，一些精英势力支持‘台独’和‘藏独’。对琉球问题，中国也完全可以将这种做法作为未来对日政策的一个选项。”有评论说，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对，在西方和日本这些自由民主国家，人民享有结社自由，民众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组织，自然也包括支持西藏支持台湾的组织；公民还有权建立反对党。中国大陆却不然。《环球时报》说得也很坦率，它明确建议政府“开放”和“允许”民间成立支持恢复琉球复国的组织。这就承认，未来中国大陆出现的支持琉球复国的组织并非真正的民间自由结社，而是得到政府特许的，是政府的别动队。
社评说的第二步，是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提出琉球问题。看上去，中国是打算向联合国或国际法庭一类国际机构提出琉球问题，要求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一类原则解决琉球的主权问题。倘若如此，社评说的第三步－－中国培育恢复琉球国的力量，让琉球脱离日本－－又是从何谈起呢？
这就暗示，未来中国有可能使用在联合国或国际法庭之外，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之外的手段去培育恢复琉球国的力量，以达到让琉球脱离日本的目的。
1980年代，在民间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中共上层一部分领导人，出于对十年浩劫的痛定思痛，主张制定出版法，对民间自发刊物依法管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邓力群请示陈云。陈云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
今日中共，正在把陈云的主张发扬光大。一方面，在国内，莫说反对党，莫说政治性组织，就连一般性的民间非政府组织都严控严打；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在那些自由民主的国家，则充分用那里的自由民主从事公开的或暗中的反对活动；如果和平的方式、合法的方式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不惜采用非和平的非法的方式。《环球时报》社评说：“只要中国再经过二三十年后实力足够强大，这就决非一个幻想。”
我们早就讲过，崛起的中共专制政权必定对国际准则、对普适价值更敌视、更藐视，必定是对世界自由与和平的最大威胁。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一点吗？
注：参见我在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里谈《中共提“琉球再议”意欲何为》，2013年5月13日，链接：http://www.ntdtv.com/xtr/gb/2013/05/14/atext897288.html。并参见拙著《钓鱼岛为何在日本之手》，2012年9月4日，链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12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05期 2013年5月17日—5月30日）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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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11:46 PM PDT
中國人深陷極權深淵，多災多難。但是，看來命不該絕：留下了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和一個自由的香港。因為台港給中國人民主希望和爭取自由民主的勇氣，因而，大大增加了實現中國自由民主的可機會。
現在，關鍵的問題之一是有了比較充分自由的香港能否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實現民主？以下是我的謹慎樂觀的分析。
香港實現民主有利條件之一：共產黨負意識型態。
對人來說，意識型態可以說也是一種信仰。宗教信人界外神祇；意識型態信人間理念。
一個人或集團虔誠相信某一意識型態，就是具有正意識型態（不管這意識型態是非正誤對錯）；共產黨奪權前所營造的主流意識型態為共產黨員和眾多熱血青年所虔誠堅信，所以我們說，那個時代的共產黨有強烈的正意識型態。這時的共產黨對敵表現得理直氣壯，行動雷厲風行；用領袖個人或以黨名義的意志行事順暢無阻。
當權六十多年下來，共產黨不信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已是人們的常識，所以有人說這時的共產黨意識型態真空。正因為沒有意識型態，也就是心中沒有是非道德標準，私利導向成了行動指南；所以甚麼傷天害理的事都會做得出來；但是，到底是無理可持，內心空虛，所以這時的行動相對軟弱無力，行事總是拿出法和理（謊言）作防護。
近一二十年來，說共產黨意識型態真空已經失真；確切的界定是：共產黨意識型態負債或者說是"負意識型態"。
甚麼是負意識型態？
當一個人理無所憑、心無所信，同時又視其它道理或意識型態或信仰為無物或無理時，就是意識型態真空；但是，若在意識型態真空時感到自己不信或反對的道理、意識型態、信仰是合理的、是有正面價值的、是符合人性、道德和正義的，這種狀態就是負意識型態。負意識型態表現特點是明知自己所做的是壞事、惡事，但又堅持要做下去；所以言行之間極難一致，凡事都需要用謊言作掩護，理歪氣不壯。
為甚麼會出現"明知自己所做的是壞事、惡事，但又堅持要做下去"的現象？那是因為其一，權力本身的自我擴張能力和人對權力的強烈追求。其二是，有外在經濟、名譽、地位利益等極大誘因。其三，是組織和傳統的慣性運作。在權力內在本質邏輯作用和強大誘因作用下、慣性作用下，只管把握大權在手的現在掠奪財富權益，既管不了今天的天理良心，也管不了明天的惡浪滔天。這就是在負意識型態狀態下做壞事，做惡事的動機與動力。這也是現中共社會整體道德敗壞的邏輯因由。這類行為是共產黨心理極之虛怯的表現。
因為理歪氣不壯，心理虛弱到極點，所以行事多虎頭蛇尾，無法像以往那樣一貫到底。
香港民主現在遭遇到的主要阻力，或者可以說是唯一阻力就是共產黨硬力量的反對、阻撓、閹割。人們只是看到共產黨演文演武惡形惡相地展示硬力量，看不到共產黨反民主軟力量。從意識型態角度來說，是共產黨心理虛弱到極點。妄想用其虛弱不堪的，甚至是負數的力量去反對香港人所代表的民主力量，其效成疑。所以，共產黨負意識型態是香港能民主的有利條件之一。
香港實現民主有利條件之二：共產黨頂不住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潮流大勢
"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不是一句空口號，而是真確事實描述。近幾十年來專制主流世界迅速為民主取代，蘇東波、中東波…一黨專政及其它專制制度和政權兵敗如山倒；現在僅中、古、朝等等少數苟延殘存。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在大陸內部也有強烈表現。不論是中共真理部、喉舌、御用文人公開反民主已經沒有了當年理歪氣壯之勢，音調也大大降底；新戰術是以民主面目出現反民主。吳邦國六不搞成為過街老鼠，為了自清聲譽，宣稱是被胡錦濤硬塞的。（http://boxun.com/news/gb/china/2011/11/201111040647.shtml）。習近平的X不講和甚麼白日夢，被御用文人聒噪起哄成一塘污泥濁水。但是，有政治理解力的人會認識到，這是夜過墳場吹口哨而已。
這說明反民主，特別是公開反民主在國內無立錐之地。再看看共產黨反民主實際行動的表現。被迫承認破中共天荒開民主先河的烏坎民主，就是共產黨反民主乏力的表現。
在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大勢下，共產黨連在眼皮下的一個村的民主都壓不住，哪能壓得住自由根基深厚、民主意願堅定的國際大都會的香港？
所以，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迫使共產黨鎮壓民主乏力是香港實現民主有利條件之二。
香港實現民主有利條件之三：共產黨極難闖過2017民主普選特首這道硬關
五年後的2017年是基本法規定普選特首的一年。一個地區的最高行政首長由普選產生，加上立法議會也是普選的，這個地區的民主制度就算是基本確立了（至於其中真民主含量多少，就得看港人為民主抗爭的決心意志和付出了多少來決定了）。看來，共產黨現在正全力阻擾這一將來的政治現實。無論這一關鬥爭香港勝多勝少，港人經過此鬥爭的鍛鍊，意志、勇氣和能力都將大大提高。這是香港實現民主有利條件之三。
香港實現民主有利條件之四：共產黨無法壓制香港人強烈且堅定的向民主之心。
我說的人心，指的是前述三個有利香港民主條件下的香港人心。
香港人嚮往民主之堅定真誠之心表現在多個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有：
七一爭民主自由大遊行──七一大遊行已經成為香港人爭權利、爭民主自由的政治行動慣例。六四燭光晚會──六四燭光晚會是香港人心向民主、反專政的定期表態，也早就成了香港人的政治行為慣例。今天正進行着的"佔領中環"又是一場民主與極權的決鬥；是港人贏面較大的一場決鬥。
香港那個掃把頭葉劉淑儀因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而被掃地落台（時任保安局局長）；從此23條成了香港土共政客的禁臠。
香港人對民主又愛又堅持又執著，共產黨對港人又恨又怕又無奈，這一勢態持續下去，很可能保證香港有驚無險闖過民主這一關。
但是，必須注意到，共產黨和香港土共是不甘心的。他們必定會從中破壞、阻撓、閹割香港的民主。
到底鹿死誰手？且聽下回分曉。
20130518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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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05:22 PM PDT
今天的我们，绝对是炎黄的耻辱！ 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宋朝覆亡，厓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大宋帝国的哀歌： 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宋朝覆亡，厓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亡，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 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 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 即出自这个典故。 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 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 。 我们没什么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 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国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中国人应该认识它。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 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 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陛下..."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 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谢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占世界GDP总量要超过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 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到宋达到了巅峰。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宋以后，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 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 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大陆）摒弃传统的四维八德，培养出了不知廉耻的一代。”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 普及英语，打倒孔家店，接受基督的洗礼，我们疯狂地为自己的传统挖掘坟墓，全然不知历史的幽暗处，有多少前朝的渣滓在窃笑，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哭泣。 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 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 忘了“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 三百年前的满人用他们肮脏的爪牙奸污了我们的传统，现在又在用卑鄙的谎言，把早已消逝的汉文化作为自己丑行的替罪羊。 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 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 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支那”一词应运而生。 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 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明朝： “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 “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 “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 “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 “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今天，电视里又在放百家讲坛---阎崇年的清朝故事，当他讲到努尔哈赤是伟大的英雄，多尔衮入中原成功是因为“少杀人”时，台下的观众都鼓起掌来:“讲得真好。康熙爷真是圣主啊。”“明朝太腐败了，汉人太无能了，没有满族，没有大清，哪有康乾盛世？”“汉人是不行，太落后”“汉人历史从来就是垃圾”。。。。。。真让稍有思维能力的人听不下去了，“阎说错了，大家别信！” 看着欢快而某些所谓国学者麻木的笑容，他们不时向地上吐一口痰然后振振有词的争辩，我心都仿佛被刀剜了一样，这，难道就是伟大炎黄大帝孕育出来的子孙吗？ 我们的民族自称“汉”；我们的华人被叫“唐”人；我们的文化被称作“华夏”文明；我们的国家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央之国”！“华夏”，何意也！高贵而典雅，“中国”何意也！天下之中心也，如此辉煌的伟名是谁为我们赢得？是我们的祖先，是他们，一只手握着宝剑砍下敌人的头颅，一只手拿着书籍保持着最高贵的礼仪，以无限的野心，永不衰竭的欲望，拓展着华夏族的生存空间。1000年的征战，1000年的教化，不知道踏平了多少国家，不知灭绝了多少民族，直到有一天，当他们将视眼所及的所有肥美土地收入囊中，当他们的面前只有大漠和沙滩时，他们才停下了脚步，他们的武力和高贵让他的所有邻居，全都匍匐拜倒，在他们面前屈膝，而且是自愿的称臣，这些惶恐的邻居敬畏地送给祖先一个伟大的国号“中国”，意思是“世界之中心”！ 我们伟大的祖先，他们勇敢而聪慧，他们重荣誉而轻生死，他们讲信义而鄙狡诈，他们重文明而藐野蛮，他们爱自由而厌樊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其志！”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可是你们谁知道？在华夏文明毁灭前的南宋文朝是一个什么样子？ 南宋时期，皇帝权力极其小，诏书必须有皇帝太后宰相和三位辅臣联名才会有效，而人民经常集会议论朝政，北宋末年罢蔡京杀六贼，不是太学生陈东和十几万百姓联名上书施压的结果吗？南宋学风自由活泼，技术人员备受重用也是其他文明国家所远远不及的。 然而华夏文明在他最辉煌的时候，缺遭遇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侵略，蒙古人用他们几乎全部力量，打击华夏文明最软弱的政权----南宋，蒙古人可以几个月内，就踏平花腊子摸，铲平俄罗斯，夷灭东欧列国，但是在江南的华夏文明面前，他停顿了几乎50年。元军攻打襄阳，打了五年，方才攻下；元军攻打四川，川民杀其大汗，而川民直到被杀光，才放弃抵抗；扬州李庭之军队抗元，直到扬州人皆死，方才屈服；而即使宋皇帝投降，抗元大军依然抵抗，因为根据宋制，投降诏书必须丞相大臣连署之后才能有效，丞相不署名，只代表皇帝投降，但是国家没有投降。而崖山失败后，30万宋军将士只有2万人被俘虏，其余全部战死，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军民，都自杀殉国。听闻宋灭后，浙江十万士子纷纷跳海自杀，福建有四万！这是什么！这就是华夏精神！ 日本历史学家田中芳树在《海啸》中用史诗般的语句描绘了华夏英雄在灾难面前所表现的坚强和决绝： 一、“听到这话，大惊失色的是邓光远，年幼的帝仅仅将聪慧之双眼转向了陆秀夫。 ‘臣力有未这，让国事沦落军止。元之贼兵即将迫近皇上宝座，脱逃之事恐怕已经不可能。’周围的宫女和宦官发出惊叫。帝则无育地凝视着陆秀夫。 ‘皇上虽然年幼，但毕竟身为天子。天子须重视名誉更甚性命。臣虽不忍提及！但尚请皇上觉悟。’数名宫女失神倒地。船舱之墙壁发出了奇怪声响。那是元军施放之箭矢刺中船壁的声音。帝景仍然凝视着陆秀夫，但是白嫩娇小的脸颊上却出现了微笑。‘就依你所言吧！’” 二、“贼兵如蚁，蜂拥而入，李沛望着百姓，‘愿意求生还是求死‘，人们大呼‘只愿意与将军共死’！汪立信将两个孩子唤过来，‘今天，我将为你们举行成人礼，表示你们也要承担其卫国的责任！’于是，父子三人全部战死，获得了死后的光荣。” 这就是华夏的精神！为了自由，为了尊严，为了子孙，他们英勇奋战，从未有过动摇！崖山之后，华夏全面沦丧，被严重胡化，汉民族地位地下，丧失了做学问的机会，自由的风气被扼杀，无数优秀豪杰英勇战死，商业文明严重倒退。 到了明朝时期，虽然光复，但是汉文化已经沾染了胡人的暴戾和专制，丧失华夏文明中开明和自由的气息，但是明时期不断唤醒的华夏意识，使得明末觉醒了华夏意识，学术风范大盛，内阁组党之风流行。然而此时不幸发生了，在天灾与人祸之下，中原爆发了严重的内战，当汉民族伤痕累累的时候，满蒙组成联军进入了中华腹地。完成了对中原的奴役和支配，残酷扼杀了华夏文明复苏的一次大好机会。 多尔衮在汉民族最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清，表明了女真的强大，但是它还表明了其他吗？如果一个民族只会用刀，即使他再凶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个蛮族，永远也创造不出伟大的文明，康熙也许喜欢算术、化学和天文，但他永远预料不到这些东西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变化，因为只喜欢支配奴隶的他对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没有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查禁《天工开物》，为什么禁止前明时期大发展的火药技术；为什么要限制民间冶炼钢铁，为什么消灭造船的技术。因为他的支配奴隶性统治欲望是永远不会关心文明的，他只对如何支配他的奴隶感兴趣。而元朝和清朝的征服者们用他们的政策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统治技巧和残忍暴力只能证明他们对文化的野蛮无知，对杀戮的渴求和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这就是他们的鞑靼文化，一种依托掠夺的寄生文化。他们只对培育奴隶和愚民感兴趣，对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毫无兴趣，而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国士”！ 孟子说：“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强调君臣人格之平等的他，被清室愤恨，于是拆其牌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庭要烧毁王阳明，王夫之，李贽等人的书籍。 因为此皆华夏文明之象征，而在明末的时候，我们华夏观念几乎觉醒的先人已经向怒吼道：“君权，千年之大恶也！” 我们的落后，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自卑，是我们的无能，我们没有一丝理由更没有任何资格抱怨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和土地，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最广阔的土地，凭借这些土地，我们孕育了最多的人民。 而今天，对着残酷好杀野蛮人大唱赞歌的我们，毫无礼仪诚信道德沦丧的我们，真的是那个伟大荣耀的礼仪之邦中央帝国的子孙吗？难道我们真的继承了祖先的华夏文明了吗？ 我们不配享有“华夏”之美誉！就让华夏的故事永远成为一个神话吧！记得西南联合大学历史教授（记不清名字了）上中国史上到南宋灭亡就停止了，人们问他为何？他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中国”和“华夏”都是最伟大的名字，里面所承载着的荣耀不是我们可以承载的。特别是播出了《大清王爷尚可喜》《大将军施琅》，上演了华南虎的我们！ 一个不知道尊敬自己英雄，一个歌颂自己屠夫，一个缺乏诚信的民族只是鞑靼文化继承者，大陆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 有人说：唐宋在日本，明在韩国。大清在中国。信乎！ 因为礼曰：“华夏重信义，而胡人无。” 今天的我们，绝对是炎黄的耻辱！ --------------------------------- 鲁迅曾经这样评价：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时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州人以异族入侵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 十一卜人小月终 回天无力道俱穷 干戈四起疑无路 指点洪涛巨浪中 ----------------------推背图关于宋灭 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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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04:40 PM PDT
英国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就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遭撤职查办的消息发表了评论，形容中国当局正试图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控制腐败。
文章首先援引了毛泽东1937年在《矛盾论》一文中撰写的一段话：“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文章说，今天，毛泽东所建立的共产党仍然统治着中国。“如果的确是矛盾在起着维持作用，那共产党的统治还看不到尽头。”
但是，刘铁男的被捕表明，技术的发展和公众期望值的变化使得政治矛盾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也给共产党的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因素。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都多次强调了如果不能制止腐败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但刘铁男的下台显示，要想在限制独立监督及制衡共产党统治的同时来控制腐败是极为困难的。
反腐与维稳
《经济学人》的文章特别指出，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没有为刘铁男辩护，而是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官方的《中国日报》还形容刘铁男是中国第一个因网络揭发而遭到调查的部级官员。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则形容刘铁男的被捕是“微博的胜利”，并且声称包括官员在内的中国社会都接受“非主流网络活动产生的积极作用”。
但就在中国领导人谴责刘铁男的同时，他们仍在继续强调要“维持稳定”。所谓“维持稳定”包含着控制国家媒体、司法和学术机构的一系列措施。
中国的审查制度不允许传播那些质疑当局统治合法性的信息，而包括警察、检察机关和法庭在内的所有司法体系都在党的控制之中。
《经济学人》的文章最后说，观察家担心刘铁男仅仅是习近平希望向老百姓显示自己反腐败决心的牺牲品，而事实上习近平并没有实施更广泛改革的计划。
习近平能否在维持共产党统治的同时满足公众有关保证政府廉洁的要求，这将成为判断他未来执政的重要问题。（BBC)
CorruptionChecked and balanced?Officials try to rein in corruption without undertaking political reformMay 18th 2013 | BEIJING |From the print edition Mr Liu is not laughing now
“IF THERE were no contradictions in the party and no ideological struggles to resolve them,” wrote Mao Zedong in an influential 1937 essay, “the party’s life would come to an end.” Today,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Mao built still rules China, and if contradictions are in fact what sustains it, then the end of party rule is nowhere yet in sight. On the economic front, the contradictions may be resolved. But the recent detention of a senior official shows how technology and changing public expectations have mad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resolve, with big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party.
Xinhua, the state news agency, reported on 12th May that the official, Liu Tienan, was being investigated for “suspected serious violations of discipline,” an official euphemism for corruption. Mr Liu was deputy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the country’s planning body and one of its most powerful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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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new president and party chief, Xi Jinping, and the new 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both speak frequently and forcefully about the dire consequences of failing to control corruption. But the circumstances of Mr Liu’s removal show how difficult it will be for China to grapple with its corruption problem while also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checks and balances on party rule.
Officials have provided no information about the nature of Mr Liu’s alleged wrongdoing but in December he was accused by an investigative reporter of defrauding banks, taking bribes, lying about his academic credentials and making death threats against a former mistress. The reporter, Luo Changping, is a deputy editor of Caijing, a prominent business magazine, but he published his accusations against Mr Liu on Sina Weibo, a popular microblogging platform.
Rather than defending Mr Liu, state-run media have been praising Mr Luo and his brand of citizen journalism. China Daily, a state-run newspaper, said in an editorial that Mr Liu was the first ministerial-level official to be investigated as a result of accusations on the internet. In a similar recent case, Lei Zhengfu, a lower-level official in Chongqing, was removed from his post and charged with corruption after his appearance in a sex tape was exposed by another Chinese blogger.
Global Times, a state-run newspaper, called the detention of Mr Liu a “victory for Weibo” and said on May 13th that Chinese society, including officials, accepts “the positive impact brought by non-mainstream online activities”.
But even as Chinese leaders moved against Mr Liu, they have continued to stress the ne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Under this catchphrase falls a wide range of measures aimed at controlling the nation’s media, judiciar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Censors limit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that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judgment or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All elements of the legal system—police, prosecutors and courts—are subject to party control. The party proscribes entire realms of inquiry at universities.
On 10th Ma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 Hong Kong newspaper, reported on a new directive listing seven subjects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should refrain from discussing. Among them wer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universal values and civil rights.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also warned its officials in a directive to guard against “viewpoints and theories proclaimed in the West”. Several Chinese cities have held meetings to discuss the directive, issued by the national party leadership, giving guidance on “ideological work”. A local party body in Chongqing posted, and then deleted, an online report on one such meeting that included references to “seven prominent issues” but did not list them. It urged “sober awareness” of the “intens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struggle.
The government is clearly allowing a little more media oversight, but observers worry that Mr Liu was a sacrifice to persuade people that Mr Xi is serious about combating corruption, when in fact he has no plans for broader institutional reform. Whether he can satisfy popular demands for cleaner government while maintaining party control may be the contradiction that comes to define his time in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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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01:18 PM PDT
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出訪俄國，他的太太彭麗媛以「第一夫人」身份隨訪，聽說特別引起老外歡迎。這其實也不奇怪，她即使不仰仗夫婿的元首地位，作為一個專門唱歌的將軍走出去，那也一樣引起轟動。因為元首各國都有，唱歌將軍千古難尋，且兼她容顏姣好，舉止大方，到處獲彩是意料中事。
「代表中國千千萬萬個母親」？
可是她一開口說話，「第一夫人」的口吻卻害了她：
當天（三月二十三日），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參觀了莫斯科利庫第十五寄宿學校，該校專門接受孤兒和失去父母監護的兒童。彭麗媛參觀了教室和學生宿舍，在觀看了學生歌舞雜技表演後，彭麗媛對孩子們說，我代表中國千千萬萬個母親來看望你們，……（《中國日報網》）
作為一個母親，或「中國母親」，惦記著異國他鄉失掉了母親的孤兒，不遠萬里（即使只是順道）跑去看望，本來是件善事。問題出在她說自己「代表中國千千萬萬個母親」去的，這就涉及代表權問題了。依她現在的職務，作為將軍也許可代表一個軍事單位，作為全國文聯副主席，還可代表某某文藝單位什麼的，那代表權都是合法得自官家的，可是「代表中國千千萬萬個母親」，她憑什麼呢？憑「第一夫人」的身份嗎？查中國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並無第幾夫人的編制設置，那頭銜不過屬於「西方那一套」的稱謂，只表明她是何人的太太，不是公職，更與「中國千千萬萬個母親」無關。何況「千千萬萬個中國母親」為兒女操心的事情多了，從尋找無毒奶粉無害空氣到攢積高額學費，打聽不教說謊的學校，且無論「天安門母親」日夜追尋的目標了，和她「代表」的表情相距十萬八千里呢。所以此言一出，聽眾大嘩，說是全球一百多個「第一夫人」，此前還沒聽見一位敢聲言自己代表本國千千萬萬個母親的。當然，平心而論，鑒於中國官場的潛規則，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嫁了個元首一出口就代表全國，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良習慣，從令人噁心的程度論，還遠不及說自己本來不想當什麼卻被「全國人民」強迫選上去。可是，有網文指出，她已經得到授權卻拒絕去代表的，倒真有一位她祖國的母親：
最近，安徽有一位名叫張安妮的十歲女童，只因為她的父親張林是一位民運和維權人士，便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警察到學校把張安妮擄走，關進派出所單獨囚禁，不准她見自己的父親。沒有學校敢接收張安妮，安妮寫信給彭麗媛，稱她「彭奶奶」，要求她幫助自己上學讀書，彭麗媛一聲不吭。（程凱：《彭麗媛與中國母親》，載《中國人權雙周刊》）
此文沒有直接提到小安妮的母親，可是這孩子不得不寫信懇求「彭奶奶」了，想必已是多麼期待著這個面貌姣好歌聲清脆的奶奶給她以母親或母親的母親一樣的關懷而把自己救出苦境啊！比起萬里之外已經得到政府關照、並且此前對她一無所知的俄國「孤兒和失去父母監護的兒童」，她的同胞小安妮熱望著她的無助的眼睛，怎麼居然一點也不能打動她去代表她媽媽至少給孩子一聲安慰呢？
亮媳婦不如亮財產！
暫時不提她吧。且說另一個女性，另一個「代表」：
我代表北京街頭民主派來講話。從二月份起，我們共上街十二次，其中四次成功八次失敗。有人說，你不用上街，我們男人上。我說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男人，當中國男人上街時，我就退出。偌大中國，豈是無人？是的，我想對官員們說，亮媳婦不如亮財產！騙了我們六十四年，現在，我連你的標點符號都不信了！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我們離亡國已經不遠了！我現在保證，我一周上一次街！我的想法很簡單，讓長輩前人，死而瞑目；讓子孫後代，生活在幸福之中！
口吐這段金石之聲的人名叫侯欣，北京青年報和中國經營報前記者、敦促中國高官公佈私產活動的積極分子。她和她的同志：證券經紀人袁冬、汽車司機馬新立、佛教徒張寶成、律師丁家喜、人大代表民間競選人趙常青、國際經貿仲裁員孫含會、會計師王永紅分別參與街頭呼籲高官公示私產的活動，從三月底起先後被警方以「非法集會罪」刑事拘留。侯欣本來有病，吃了獄醫開的藥片後突然心房纖顫，差點為「中國拘留所亡命錄」增加一種新死法，幸好送醫急救後保外就醫，而「罪名未變」。她的那番講話，發表於她被捕前的當天，和許多老一代民主人士餐敘之際。她說完以後匆匆離席，和她的同伴又上街展示囑咐高官的條幅，然後被擄進高官們懲罰他們的牢獄。
以上兩位互不相識的人士，除了都是女性，都稱「代表」以外，她們的行動還在以下方面發生了交集：侯氏指名道姓要求公佈私產的二百零五名高官名單裡，彭氏的丈夫習近平赫然在冊；彭氏聲明自己代表的「中國千千萬萬個母親」裡，就有這些在她丈夫治下被非法關押的民族英雄們的母親。侯氏的呼籲究竟對於彭氏夫婿有無觸動有何反應，彭氏又將如何代表那些要求監督公權力而被非法拘禁的兒女們的、日夜依門望眼欲穿盼兒歸的母親，就成為天下關注的重大事件了。
對偽男人的共同鄙視
不無巧合的是，彭麗媛的丈夫和侯欣還有一點共識：都對「不是男人」的男人表示相當的輕視。習近平失望於蘇共黨員不救該黨，貶斥他們「更無一個是男兒」；侯欣失望於甚多中國男人不敢起來和專制腐敗抗爭，斷言「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男人」。兩人政治指向各異，而對偽男人的美學取向相同，都對他們賜予鄙視。在兩人的語境裡，那萬民期待帶頭公示私產的二百零五名高官也都面臨著是不是男人或「男兒」的考驗：連自己財產有了多少、怎麼來的，都不敢向國人公佈，談何這個那個自信！哪裡還像個光明磊落敢作敢當的男兒！在這個方面，我倒覺得，彭麗媛將軍即使不肯去代表小安妮的母親，倒還有一個母親真該她去代表的，就是她夫婿的母親，她的婆婆。因為在中國，任何母親養兒一世，絕不希望養個人妖出來。所以彭氏亟宜代表他的婆婆，去勸誡那二百零五分之一（和之首）的她的夫婿：如果你不肯公佈財產反去打擊監督你們的民眾，你就成了偽男兒，那麼你媽媽會多麼傷心！──在自己的丈夫是否男兒這樣嚴峻的考驗面前，做妻子的能夠代表中國的一個母親勸丈夫做個真男兒好男兒，不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她的權利。對不對？
本文的題目講「兩個代表」，說說就說出「三個代表」了，而且涉及人家的家政。就此打住，不說了。
附識：本文脫稿之際，看見網訊報道杭州律師王成於今天中午「突然遭到多名杭州市的警察上門傳喚，警察以涉嫌『非法集會』之由對王成傳喚並實施抄家，警方抄走了王成律師的一台電腦、四個公民徽章等物品。」王成的「非法集會」，也是宣示官員公示財產的要求。用同一罪名在並非一地對這類公民實行鎮壓，顯示了這種「非男兒」的怯懦之舉的確來自甚高層或最高層了。我真為那位鄙薄非男兒的領導同志的性別擔憂。
至於這條為侯欣等義士度身定制的「非法集會罪」，我謹引用剛剛看到的浦志強律師的評論和讀者分享：「我當事人馬新立等，在西單廣場扯橫幅演講要官員公佈財產，這行為與所謂『非法集會』完全不搭界：形式上，與擺攤賣保險賣十三香的，與公園裡傳授太極拳領跳交誼舞的老太們，沒區別；內容上，官員公佈財產是陽光政治和廉潔政府的當然之意，中共領袖也都擁護，不具有違法性。勞教不好用了，就胡扯胡說八道，安個罪名胡亂抓人。這樣做太不嚴肅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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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01:00 PM PDT
中共政權，讓孩子們吃毒奶粉，讓孩子們下黑煤窯，讓貴州無人關愛的留守兒童在垃圾箱裡悶死，讓佛山無人救助的小悅悅在車輪下碾過。這還不夠，又讓一個又一個孩子成為政治流亡者……
李竹阳刚走张安妮就“相随”
上個月，中國著名政治異議人士秦永敏的女兒李竹陽，經國際特赦組織和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陣線”主席盛雪等人營救，抵達加拿大多倫多。李竹陽今年二十二歲，二十二年間，李竹陽的父親秦永敏絕大部分時間被關在牢獄中，李竹陽與父親只有過半年相處的時間。中國政府通過迫害李竹陽脅迫秦永敏，使得李竹陽自小流離失所，衣食無著，兩次失學。秦永敏為中國民主事業獻身矢志不移，他拒絕出國流亡，唯有一個的心願，就是希望女兒遠離迫害，過上和其他女孩子一樣正常的生活。
秦永敏的願望實現了。於是，中國少了一位遭受政治迫害的女孩，海外多了一位小政治流亡者。
還有一位曾受到國際社會以致臺灣人關注的，是政治異議人士張林的女兒張安妮。她才十歲，就被警察從合肥的學校裡劫走關進派出所。她再也不能回學校上課，被迫回蚌埠老家。安妮寫信給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要求彭奶奶幫助自己上學，彭奶奶不理睬她。海外和臺灣有志願者表示願意接安妮出國讀書，如果安妮的情況不能根本改善，這個十歲的女孩很可能又成為一位小政治流亡者。
自八九“六四”起，中共政權製造了和平時期人類古往今來最大的政治流亡者群體。這些人的名字被逐個輸入了中國邊境海關和世界各國中國使領館的電腦裡，他們全部被擋在國門之外。一九九四年“六四”五周年前夕，香港報紙首次披露中國政府的禁止入境者黑名單，名單上只有四十九個人，而後範圍逐年擴大，人數逐年增加，如今人數有多少？沒有準確的統計，有人估計數以十萬人計。他們中，包括因參加八九民運遭政府緝捕逃離中國的學生和知識份子，“六四”後受迫害的政治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在海外發表過批評中共言論的華人知識份子，在海外組織抗議活動的法輪功學員，還有投奔印度達拉薩拉追隨達賴喇嘛以及為尋求信仰自由流落各國的大約十七萬藏人。這份名單中，起初有中年、老年、青年人，如今則有青年、少年，還有兒童，在整體的流亡者中已然形成了一個小政治流亡者群體，李竹陽是最新加入的一位。
陳橋以她的笛声诉说恐懼苦難
我對“小政治流亡者”有所感受，是三年前在舊金山舉行的紀念“六四”的集會上，我見到貴州的政治異議作家李元龍的兒子李沐子。李沐子患有重病，不能回國，父母不能來美國見他。李沐子不就是一位小政治流亡者嗎！
去年舊金山的中國民運組織在中國城民主女神像前舉辦“六四”二十三周年紀念活動，我再次看到中國的小政治流亡者們，證實他們已作為一個群體而存在。那一次紀念活動，擔任主角的實際上不是成年人而是孩子們：領頭的是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張前進十五歲的女兒張睿，她隨父母流亡美國五年多了。張睿會拉大提琴，她帶領小政治流亡者們舉行了一場紀念“六四”音樂會。參加表演的有：四川政治異議人士劉賢斌的十四歲女兒陳橋，陝西政治異議人士楊海的十四歲女兒楊倩怡，“六四”傷殘者方政的十一歲女兒方希冉，還有一位七歲的小男孩，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孩子們演奏和演唱《安妮之死》、《五月的鮮花》、《天安門青年戰歌》、《茉莉花》、《奇異恩典》等樂曲和歌曲，朗誦獄中作家師濤的詩《六月》。這些孩子在“六四”血腥屠殺那一年都沒有出生，卻因“六四”成為小政治流亡者。他們演奏和演唱的樂曲和歌曲，對於正該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來講，實在是太沉重。
我要說一說陳橋。陳橋的父親劉賢斌，八九“六四”後三次被判刑入獄，至今仍被關在四川的監獄中。陳橋跟母親姓，她也和李竹陽一樣，自生下來就沒有與父親相處過幾天，卻要承受中共加在她身上的苦難。警察每天監視她上學放學，隨時進入學校盤問和騷擾她。二零一一年，美國華人“人道中國”組織成員張前進把陳橋接出國，來舊金山讀書，讓孩子有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陳橋再也回不了國了，成了小政治流亡者。陳橋吹奏一手好長笛，人們可以從她歡快的笛聲中聽出她訴說自己脫離了恐懼和苦難，人們可以從她憂傷的笛聲中聽出她訴說對爸爸媽媽的思念。陳橋自小缺少父愛，與媽媽相依為命，如今又遠離媽媽；她的媽媽陳明先思念女兒，多次申請來美國探望陳橋卻不獲批准。
我所見到的旅居美國舊金山的小政治流亡者，還有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女兒耿格格和兒子高天宇。高智晟二零零六年起被中共當局綁架、監禁、施以酷刑，而後關進偏遠的新疆沙雅縣監獄。高智晟失蹤，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不堪忍受北京國保每天二十四小時不停的騷擾、監視，為了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她帶著格格和天宇經友人幫助二零零九年四月逃離中國，格格和天宇便成了小政治流亡者。格格思念父親常常流淚，天宇常常向耿和要爸爸。耿和說，她的兩個孩子，人雖然獲得了自由，心仍與他們的父親一起被關押在中國的監獄中。
小政治流亡者群體又多了新成員
還有那些藏人的孩子，法輪功學員的孩子，我每次見到他們，也和見到李沐子、張睿、陳橋、楊倩怡、方希冉、耿格格、高天宇一樣，心一陣陣的抽搐、疼痛。
藏人的孩子，有的是早年流亡藏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也有近幾年跟隨父母流亡海外的。他們每年的三月十日西藏人民抗暴紀念日，都會與大人一起參加集會，並在集會上用嫩稚的童音演唱悲蒼的藏語歌曲。我最近看到報導：一位流亡藏人婦女死了，她的女兒說：母親臨終前囑咐來世一定要回西藏，哪怕是輪回成青藏高原上的一株草、一朵花。
從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算起，藏人已經流亡海外五十四年；從一九八九年“六四”算起，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已經被關在國門外近二十四年。政治流亡者的老一輩，王若望、戈揚、劉賓雁、方勵之相繼去世，青年、中年步入了中年、老年。流亡者何時能夠回國？當江澤民宣稱中國進入了“新時代”，當胡錦濤宣稱中國建成了“和諧社會”，人們看到的是中國有更多的政治異議人士成為流亡者。如今輪到習近平做“中國夢”了，人們看到的是政治流亡者不但回國無望，而秦永敏的女兒李竹陽流亡海外，小政治流亡者群體又多了新成員。中共政權，讓孩子們吃毒奶粉，讓孩子們下黑煤窯，讓孩子們被人販子拐賣，讓貴州無人關愛的留守兒童在垃圾箱裡悶死，讓佛山無人救助的小悅悅在車輪下碾過。這還不夠，又讓一個又一個孩子成為政治流亡者。古往今來，有誰能像中共這樣無情、無道、無恥？
二零一三年“六四”紀念日前夕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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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11:45 AM PDT
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左派文人拥戴习近平为毛主席恢复名誉》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副书记李慎明最早刊登在“红旗文稿”上的文章被海外媒体以“说毛泽东时期一无是处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为题竞相转载，文中不但强调毛泽东时期经济建设的成就是伟大的；甚至无耻到拿印尼军事当局曾经杀害50万至100万人来反证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仁慈，“论据”是毛在反右斗争中只划了55万右派，而且并没有处死，所以绝不是“血淋淋”的。此文不但已经在海外遭受华文媒体的一致抨击，甚至在中共政权自己的理论界也引起强烈骚动，认为是全面否定三十二年前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奏曲。
事情是否会发展到把对毛泽东进行了部分否定、对其文革进行了全面否定的邓氏“决议”进行反否定的地步，恐怕在中共高层也会存在争议，但李慎明这位一生中从未受过一天全日制的正规大学教育，更没有任何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用给王震当过十年秘书的政治资历换取社科院“院士”资格的马列博导如今的强硬后台是习近平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李慎明在出台这篇中心思想是为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恢复名誉的文章之前，或者说在习近平正式登基之前，早就有或公开发表或以内部上书形式传递高层的数篇捧毛谏言从习近平处找到了知音。
两年多前，就在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班子正式开始工作的同时，也是这个起草小组成员的李慎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十期发表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章中宣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无可非议，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办法与措施，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探索的失误。当时，中共官媒新华网、人民网都曾转载过李慎明这篇三万余言长文，只是因为当时国内国外、中共党内党外都还普遍认为重新肯定毛泽东的极左派们并非当时的中共决策层所认同的正统和“主流”，所以才未被外界特别关注。 就是这位李慎明，从习近平2007年秋在十七大上正式成为红朝王储之后，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共产党政权自身”、“下葬毛泽东就是为整个共产党政权掘墓”的观点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输送给习近平，危言耸听地警示习近平：要想接好革命班，就必须要大力维护和继续尊崇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因为抛弃毛泽东的神位的结果就是葬送整个共产党政权。 李慎明警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要搞垮这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执政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创办和引导各种媒体恶毒攻击、抹黑、否定斯大林以致列宁。现在，国内外别有用心的人肆意夸大毛泽东晚年错误，恶毒攻击毛泽东，这决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企图全盘否定党的光荣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为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重新拉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制造思想政治舆论。李慎明还为毛泽东辩护说：发动文革完全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党拥有的另一种宝贵“财富”。说“文化大革命”是“权力之争”，是毛泽东“人品问题”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李慎明说，毛泽东一生中，有判断和斗争的失误，但都“无私人之争”，而是“主义之争”。党和毛泽东个人所犯的错误，有的是在探索和认识真理的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有的属于党特别是毛泽东个人可以避免的失误。对这些错误，一方面应引以为鉴、力戒重犯；另一方面，也不应过分苛求于领袖个人。 李慎明引证他们的伟大领袖的语录说，196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 结果，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但赫鲁晓夫下台的三十多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后果的估计判断惊人的准确；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及时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深远意义，这是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的重要保证。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发生的“六四政治风波”特别是苏联东欧共产党败亡的教训充分表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迄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李慎明的意思是，前苏联否定斯大林的最终恶果，当然是对前苏联共产党来说的恶果早已经被毛泽东所断言，所以如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定要防止前苏联共产党以否定斯大林开始，以亡党亡国为终的悲剧重演。所谓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但赫鲁晓夫下台三十多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无非是在暗喻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以否定文化大革命，把伟大领袖的夫人投入天牢为前提上台，而华国锋下台至今也三十多年了，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很快亡党就取决于是否要重新宏扬和坚决维护毛泽东了。 当时社会科学院内部有传闻说，针对当时社会上甚至中共党内一直存在并被李慎明认为在党内高层一直得到一定程度默许的关于毛泽东遗体的存废和毛泽东纪念堂的处置讨论内容，李慎明在其内部上书中曾经明白断言，如果党内外反毛势力的目的得逞，那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体被下葬之日，就是我们共产党政权的崩溃之时。 那么李慎明当时对习近平等对中共领导人的危言耸听是否达到了他期望的目的呢？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外界所能够看到的表象是，时任总书记胡锦涛默不作声，而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薄熙来、俞正声当时都在公开捍卫毛泽东。当时已经有外界舆论注意到，习近平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接班的百忙之中，还不忘特别抽出时间前往他们的伟大领袖的诞生之地，到湖南省调研的首站就是奔赴韶山给毛泽东铜像献花，另外他在中央党校里给在场所有省部级学员的讲话中还特别重提学习毛泽东着作，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也有样学样，到湖南“调研”的首要任务就是专程赴韶山给毛泽东铜像献花。至于十八大之后，李慎明的上述观点显然已经成为“习近平主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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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04:38 PM PDT
【文件一】
「天安門民主大學復校宣言」聯署呼籲書
在六四紀念二十四周年之際，我們決定恢復和擴建天安門民主大學（參見〈復校宣言〉）。正所謂萬事開頭難。雖然我們努力聯繫，在兩個月內已有四十位分散世界各地的同仁，認同此宣言並願做發起人；但因精力和時間有限，考慮到六四紀念日的臨近，又考慮到廣泛聯繫之不易，我們遂決定在五月中旬先行公佈復校和擴建宣言，向媒體開放報導，同時通過網路等管道，廣泛徵集聯署簽名。
凡認同結束專制，回歸憲政，認同百年來中國民主運動精神的人士，皆可聯署支持天安門民主大學。此後參與不分先後，希望大家積極參與復校和擴建的籌備工作。聯署網址：http://TiananmenUniv.net
竭誠所盼，天下為公。
天安門民主大學復校擴建籌備組：
方政（召集人）、熊焱、封從德、張伯笠、葛洵
2013年5月16日
【文件二】
天安門民主大學復校宣言
二十四年前的六月三日晚，天安門民主大學在血與火的洗禮中誕生了。與此同時，數千同胞隨同民主女神像倒在機槍和坦克下，但他們為國為民犧牲奉獻的精神卻浩氣長存、青史永載。今天，在中國亟須結束一黨專制、實現政治大轉型之時，在紀念一九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二十四周年之際，我們，海內外一批中國民主化的堅定推動者，相聚一處，決定恢復和擴建天安門民主大學。
當今中國，一黨獨裁，遍地是災。江河湖海，大地天空，皆遭毀滅性污染與災難性破壞。經濟發展的成果集中到極少數人手裡，貪官們把劫掠和榨取來的財富轉移到國外，而把毒化了的自然環境，留給了被劫掠和榨取者與他們的子孫。人文環境的災難更為深重：斯文掃地，瓦釜雷鳴，貪贓枉法，巧取豪奪，坑蒙拐騙，數千年文明的古國，道德淪喪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中國生態與人文環境的災難若不遏制，必將燬我中華並殃及世界。這些災難皆因一黨專制而造成。
我們堅信，一黨專制必將解體，這是人心之所向，歷史之必然。百年民運，一脈相承，自由人權、民主憲政，浩浩湯湯，勢不可擋。今日的災難並非中國的宿命，泱泱華夏曾有輝煌的歷史，燦爛的文明。只因馬恩列斯毛之邪說，釀成一黨專制之毒瘤，才致國人跌入重重災難之淵藪。我們堅信，唯民主憲政能救民族於水火、解華夏於倒懸，而由此振興之中華，定將成為世界之福。
教育乃立國之本，民主教育乃中國大轉型之當務之急。恢復與擴建的天安門民主大學，將秉承當年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辦學理念，培養與造就一大批智仁勇全備的人才，以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自由人權、民主憲政，凝聚共識、薪火相傳是我們的辦學宗旨；結束專制回歸憲政，建設自由民主均富新中國是我們的奮鬥目標。
復校後的天安門民主大學，先期將以網路大學的形式出現，以期辦成二十一世紀中國民主政治的「黃埔軍校」，為中國的民主化培養成千上萬的棟樑之才。我們竭誠向熱愛民主自由的海內外各界人士呼籲，一起來支持天安門民主大學。簽名聯署方式：http://TiananmenUniv.net
2013年6月2日於美國舊金山
顧問：余英時教授、楊力宇教授
發起人：鮑彤、嚴家祺、蔣亨蘭、徐文立、程凱、陳奎德、萬潤南、鄭義、蘇曉康、仲維光、還學文、李海、宋時雨、胡石根、北明、張伯笠、王軍濤、廖亦武、韓連潮、葛洵、王國齊、張林、康玉春、貢嘎扎西、熊焱、劉俊國、凌森、馬少方、郭海峰、夏明、封從德、王有才、方政、于世文、陳衛、安寧、楊海、唐荊陵、胡佳（按年齡排序）
籌備組：方政（召集人）、熊焱、封從德、張伯笠、葛洵
【附录】
"天安门民主大学"将以网络学校形式复校八九"六四"前夜创建，开学授课不到24小时，便在解放军坦克碾压和冲锋枪扫射下被迫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将在海外以网络学校的形式复校。复校筹备组已经开始运作。海内外四十多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复校宣言，复校宣言目前正广泛征集签名联署。 "天安门民主大学"诞生于1989年6月3日。倡导成立这所举世无双的大学并分别担任校长和名誉校长的，是前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张伯笠和著名政治学者、前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当严家祺登上讲台，讲授建校后第一课的时候，解放军的坦克正在长安街行进，密集的枪声正逼近天安门广场。 而24年后的今日，"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的发起人，有"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学运领袖和知识分子，有海内外著名政治异议人士、知名学者，有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民主与维权运动的各界人士。 他们中，包括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美国西东大学荣誉教授、前亚洲学系主任杨力宇，还有严家祺、徐文立、陈奎德、万润南、郑义、苏晓康、宋时雨、张伯笠、王军涛、廖亦武、葛洵、贡嘎扎西、熊焱、封从德、方政、胡佳等四十多人。 "天安门民主大学"首任校长张伯笠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复校后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是当年"天安门民主大学"精神的传承。 他说："当时我说我们这所大学是中国人民觉醒的自己的大学。如果我们被迫撤离了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要在校园、要在全国各地办下去，我们传播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事业不会停止。这次'六四'24周年，有识之士在海外把她重新建立起来，我们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就像是凤凰涅磐一样，在烈火中飞起来了，飞到全国各地去，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希望复校的民主大学能够做得更有效，让人们通过我们的民主课程，能够接受民主的启蒙，能够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民主素质。" 复校后"天安门民主与大学"总部设于美国旧金山，复校筹备组由方正、张伯笠、封从德、熊焱、葛洵五人组成，方正担任召集人。 方正表示，1989年6月3日，他曾在天安门广场，上了"天安门民主大学"第一课。那时的青年人，对民主理论与知识有强烈的渴望，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也和当年一样。 他说："他们参与网络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政治活动、社会运动，也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理想。但是民主理念、民主素质，并不是很完备，需要丰富充实。怎么办？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想到了，把'天安门民主大学'延续下去，发扬光大。" 复校后的"天安门民主大学"不是一个网站，而是一所网络学校；学校团队也不是民运组织，而是办理校务与教务的人员。 据复校筹备组透露："天安门民主大学"将于6月2日旧金山华人纪念"六四"24周年的集会上宣布复校，然后便着手开学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式开学授课的时间将在明年的某个时候。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天安门民主大学将浴火重生
洛杉矶 — 1989年六四前夕，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曾短暂出现天安门民主大学，将近24年后，中国和海外一群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推动者，决定在纪念六四民运24周年之际，宣布恢复和扩建天安门民主大学。
*八字箴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1989年六月三日晚上，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由学生构想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在解放军压境的时刻诞生，名誉校长严家祺深夜在广场讲了第一课，大学就在军事镇压下消失了。24年后，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湾区，一群海外的民运支持者通过两个多月的策划，星期四晚上，以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扩建筹备组的名义发出消息，呼吁海内外支持者连署复校宣言。 宣言指出，当今中国，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环境遭污染，社会贫富悬殊，贪官敛财转移海外，毒化环境祸遗子孙，生态与环境的灾难若不遏止，必将毁灭中国并殃及世界，而这些灾难都源于一党专政。  封从德；前天安门学运领袖 （美国之音国符拍摄）前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封从德说："建校的宗旨就是八个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是当时的办学理念 。" *复校呼声始于中国国内* 筹备组的召集人是六四凌晨在北京六部口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学生方政，以及熊焱、封从德、张伯笠和葛洵。 目前已经有中国和海外四十多人担任发起人，包括严家祺、蒋亨兰、徐文立、陈奎德、万润南、郑义、苏晓康等。美国的余英时和杨力宇教授担任顾问。 召集人方政说：" 鲍彤老先生非常支持，他愿意在国内做我们的发起人，利用他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些在国内主要是六四一代当年的学生，和很多跟六四有相关背景的人，还有唐荊陵和胡佳，他们可以说是六四后的，在国内比较积极的，不管是在维权领域还是在其他社会活动领域，是比较积极推动中国人权和民主进步的这些人士，这也凸显了我们更针对年轻人。" 封从德也表示，复校的呼吁主要来自中国国内，第一批发起人当中过半数在中国。  方政；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扩建筹备组召集人（美国之音国符拍摄）*民主教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 封从德指出，中国的年轻人渴望取得实践民主的知识，像非暴力抗争的方法，以及开会和选举的规则等等。民主大学可以提供他们这方面的识做知识，掌握方法。 封从德说："这样一来，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可以组织起来的民间社会，来抵抗中国现在两方面最大的威胁，第一是溃烂，就是谁也动不了，最后整个完全腐烂了，整个社会崩塌。另外一种是可能爆发无序的革命，那种革命我相信是谁也不希望的。" *基地建硅谷校园无疆界* 宣言指出，复校后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先期将以网络大学的形式出现，希望办成中国民主政治的黄埔军校，为中国民主化培养成千上万的栋梁之才。方政表示，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更多热爱民主自由的海内外人士支持，参加连署签名。 封从德和方政都认为中国当局可能会进行打压。 封从德说："我相信他们会简单的把它封锁住，让大陆的人不太容易看得见它而已，但是我们知道翻墙的人也很多，所以它照样有传播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并不小。" 天安门民主大学估计在一年后可以正式在网络上开课。 天安门民主大学将浴火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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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10:28 AM PDT
而习李新政的"七杀碑"，是最近高校接到通知，传达中共中央精神，要求在教学中贯彻七个不要讲，就是不要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通知才下达就舆论哗然，讥讽之声先从一些高校教师的微博开始，一度还受到"五毛党"的质疑，斥为"造谣"，随后得到证实，"五毛党"就只好重整旗鼓，调校立场，转而支持中共中央的"七不要"了。 其实，中共第五代政权立下这新的"七杀碑"，和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执政思路是一贯的。他提出的"两个不能否定"和"三个自信"，都是出自翰林大学士、中央编译局衣俊卿的手笔。"两个不能否定"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三个自信"就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说来习近平上台执政，比起十年前的新旧交接，从一开始习近平得到的掌声就不算太热烈，但总算是有人鼓掌。谁知道未足半年，掌声就变成了嘘声。习近平最具有个人标签意义的"更无一人是男儿"和"鞋论"，固然令人大失所望，但普通老百姓并不是那么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这么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们放在心上的只是眼见为实的东西。比如，赵红霞被起诉求刑15年，而雷政富等20个淫官却只摊派"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芝麻绿豆罪名。严格来说这连罪都算不上，顶多是党内处分。 雷政富这帮厅级干部本来就不是"老虎"，但赵红霞却连"苍蝇"都不是，居然被起诉15年重刑。老百姓忿忿不平之余难免会想，是不是赵红霞扒光了贪官淫官的遮羞布，从而成为他们的肉中刺呢？还有一件事令老百姓无法理解，有志推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十名人士，在北京街头拉开横额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结果事后十个人全部被拘捕。领导干部公示财产，这不是习李新政应该做的而且据说正在做的吗？这一抓人，是不是就表示共产党不打算公示官员财产了呢？ 老百姓判断事情是很实际的，胡温刚上台时即遇上非典风暴，专制机器按既定制式运转，老套套就是瞒与骗。却被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质疑，特别是被蒋彦永医生向全世界披露真相，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一时间狼狈不堪，其时胡锦涛果断撤换一批官员，民心为之一振，坊间更有"胡哥挺住"之声，获得的掌声比现在习近平热烈多了。但是，这个胡哥很快暴露出保守平庸的本质，知识分子与民众先后弃他而去。大概以中共十七大为分水岭，胡锦涛提出土地自由转让的"第二次土改"在这次会议上胎死腹中，从此坊间传遍"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讥。胡哥再也翻不过身来，执政后五年除了步步为营维稳，什么事都做不成，也不想做了。 然而相比之下，习近平和民间社会的蜜月期更加短促，他的"中国梦"说了半天也让人云里雾里，但这个中国梦被"七不要"的七杀碑镇住，就成了梦魇。网民一阵见血地指出，"七不要"比吴邦国提出的"五不搞"还多出两条。这也不要那也不要，习近平的"中国梦"还剩下什么？他梦想的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千秋万代江山永固。 再看看今年清明节对异议人士、天安门母亲和访民的打压，岂止丝毫没有扭转周永康时代的恐怖维稳，而且对刘霞的弟弟进行政治报复式的"诈骗罪"起诉，其实此举在去年胡锦涛还未裸退时就曾尝试过，但最后毕竟以"证据不足"而撤案。如今到了习近平一朝，反而霸王硬上弓地把案子做实。眼看六四24周年纪念日又要到了，当局将要如何应对，最能显示出习近平的政治姿态和前朝的差异。如果大家从"七不要"看穿习李体制和前朝没有任何不同，那么，在对待六四这个最不堪回首的血案，习李也将萧规曹随，因为"七不要"里有一条"不要讲党的历史错误"。如果习李不是表现得更暴戾更恶劣的话，大概已经值得庆幸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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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10:25 AM PDT  为了参加在奥马哈举行的一个会议，昨天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旧金山出发，通过德州的达拉斯机场转机再飞奥马哈，两段的飞行时间大约为五个小时左右，加上不到两个小时的转机时间，总共大约七个小时的行程。奥马哈位于美国中部的内布拉斯加州，小城宁静、安逸，也因为股神沃伦巴非特在此居住而闻名。 此次旅行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在旧金山登机的时候，机长通过广播告诉乘客，在我们到达达拉斯机场前后，可能将有强风暴降临，因此希望正在登机的乘客加快登机入座的速度，以便飞机尽快出发，在风暴之前著陆达拉斯机场。我在美国乘坐飞机遇到强风暴的机会不多，多少有些侥幸心理，没有把机长的警告当回事。 不想这一次我们还真是遇上了麻烦。当地时间晚上八点多钟，本该是在达拉斯机场著陆的时间，但是该机场却因为强风暴而关闭，不少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我乘坐的飞机在盘旋了近一个小时之后，因为燃油将尽，不得不飞往里达拉斯六百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城市米德兰降落、加油。 我们到达米德兰机场已经是晚上十点四十了。这个机场倒也干净整洁，但是显然并不是一个繁忙的机场。当晚还有几架因暴风雨而被迫绕道来此的飞机。候机室里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所幸的是，我们的机长在空中已经请求地面支援，因此当我们到达之后，陆续送来了一些瓶装水和皮扎饼。 飞机赶在午夜之前加了油，又掉头向达拉斯飞去。等我们到达达拉斯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我原计划乘坐的航班已经取消，改签其他航班时则发现，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加入等票者的行列碰运气，看看明天有没有人放弃已购买的机票；二是明天花更多的时间绕道其他城市前往目的地。 我选择了等待机票，需要早上七点多种之前到登机口等候消息。当晚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必须打发。而航空公司的俱乐部已经关门，所以只好想法在大厅里对付这一晚了。正当我感到又冷又饿的时候，身边静悄悄地驶来一辆电动车，机场人员正在免费分发皮扎饼和水，同时还指示旅客何处能够得到折叠床和毛毯。 因为这几天休息不好，再加上不知道能否成功转签机票，我显得有些焦虑。机场服务人员可能看出了我的不安，非常耐心细致地向我介绍机场情况和改签机票的流程。这让我消除了一些紧张。转眼看看周围那些和我一样疲倦的美国人，大家似乎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次由于老天爷带来的不顺利的经历，今天早晨，我幸运地等到了机票，十点多钟到达了奥马哈。 我之所以要把这次受困达拉斯的经历写出来，是因为我的几位朋友向我讲述的他们最近在一些大陆机场的经历。最为著名的一次是今年一月昆明机场发生的滞留旅客集体闹事事件，还有近年来在深圳机场、武汉机场、广州机场等机场发生的旅客因为不满意飞机晚点而拒绝登机抗议的事件。 我想每一个事件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人是理性的，他们一般不会去埋怨不该负责任的人。同时，航空公司的人员遇到紧急情况时是否尽心尽力，旅客也是一目了然。当然，如果整个社会蕴藏著一股无名怒火，老百姓只不过是要寻找一个机会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这就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事件所能解释得了的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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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3 09:51 AM PDT
各位听众：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那就是余杰撰写的《我无罪：刘晓波传》。为何推荐呢？主要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个问题：激情与理性，我们选择哪一个？ 余英时先生在为余杰的书《我无罪：刘晓波传》写的序言中，特别肯定了刘晓波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思想彻底。所谓思想彻底的意思，指的是刘晓波对于专制政权不抱任何幻想，对保守的传统思想敢于全盘否定，对于知识分子的立场丝毫也不动摇。而刘晓波为何能够在他的心灵和精神中孕育出这样的"思想的彻底性"呢？余先生也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他的思想和写作中往往贯注着一股浪漫奔放的精神"。 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就不能不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性有余而激情不足，缺乏"一股热情奔放的精神"。激情还是理性？这是很多人苦苦挣扎的，因为大多数人，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是把自己的价值放在外界评价的度量衡上去确认的，而社会作为一种既成的体制，自然会偏爱秩序和理性。这就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往往以理性为基本的职业操守，自觉地把自己掩饰得周延严密，很少有人敢于揭起激情的大旗，作为自己的座标。而这，就是刘晓波从这个人群中脱颖而出之处。 在北京师范大学念美学博士的时候，刘晓波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审美与自由》。从这个题目的选择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激情与理性，晓波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认识，这绝不是简单的个性使然，而是晓波的思考成果。余杰援引康德的观点，对此给出了背景分析："康德在他的第三《批评》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论断：我们对于纯粹的美的判断必须超出一切利害之上，也不能在美的物件之外，赋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康德称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自由的'。换句话说，人只有处在这样一种'自由'的状态之下，才能成就美的判断。" 的确，审美与自由这一选题的重要，就在于晓波看到了：一个追求美的人，必然倾向于珍视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往往是自由主义运动的主力的原因：他们的专业特性使得他们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一样的自由，作为专业发展的条件；同时，由于这样的追求来自对美的享受，或者说来自于人性，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最求自由的人，总是很难被权力驯服的。因为你可以剥夺他外在的自由，但是这只能更加激发他对内在自由的积聚，以及对外在自由的加倍珍视。 历史注定了一件事情：刘晓波，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变化和社会发展中，势必扮演重要的角色，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这是我一再向大家推荐余杰的这本刘晓波传记的原因所在。你要了解中国的未来吗？那就应当了解刘晓波，因为刘晓波，就是中国的未来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可以如此执着，为什麽可以对于自由如此珍惜，甚至不惜付出自由作为代价，这都是他将在未来影响中国的基本理念。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附录】
新世纪出版社《刘晓波传》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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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04:42 PM PDT
中共官员出国读书的孩子，根本就是其通过国外渠道安全受贿的一个银行户头！若真要反腐败，抓住这个要害就能见到成效。问题是惯于忽悠的当权者真愿意这么干吗？
關於反腐，最近好像有個不錯的消息。據說，在習哥、彭嫂家的萬乘公主從美國哈佛大學打道回京之後，李總理、李副主席、汪副總理、马副总理的公子或者千金，也都收拾鋪蓋，告別各所長青藤大學，回到中南海父母膝下承歡團圓了。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要想验证，似乎不容易。但是并非不可能验证——这个我后面再说。
一叶知秋：验证海外官二代
有人说，这是王岐山使出的反腐招法，矛头对准了海外官二代。我没有内幕消息，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真是假。这要验证，也不容易。我不是胡舒立，也不是华生，没有门路去问王岐山。其实，就是胡舒立或者华生，恐怕也不敢就此事去问王岐山，就算问了，王岐山也不会说。
不过，这个消息的真假，是可以分析一下的。王岐山没有子女，在这一点上倒是没有后顾之忧，似乎这消息是真的。但是，依我看，恰恰因为他没有子女，恐怕不方便提这样的建议，那叫“站着说话不害腰疼”。你自己不知道拉拔子女的父母心，却把矛头对准政治局同事的孩子，这不是明显得罪人吗？再说，习近平如果真的是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把女儿召回国内的，你能设想他是听了王岐山的话才这么做的？如果王岐山没有劝告习近平这么做，他又怎么可能去劝告李克强们这么做呢？除非王岐山想在反腐问题上抢习近平的风头——他敢吗？他要干什么？
我的意思很明白：这个“有人说”，消息不准确。同理，我也就可以怀疑前面那条消息的可信性：习、李、李、汪、马的子女，是不是回国了，你怎么知道？中国官员的子女，在海外读书的多了，据说总数是七百七十五万——这里肯定是把县级干部的子女算在内了，乡级、科级干部的子女是否也一并在此统计，还真不晓得。中国官员干什么向来都看上面的脸色，如果这四位中央领导人的子女真的回国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其他中央领导人知道，他们敢不跟进？不跟进的话，那还不是自己找难看？下一步如果真的针对这些海外官二代反腐，那还不就搞到了自己的头上？于是乎，这些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也就都要回国了。他们这样一干，那些省委书记、各部部长也就会听到风声，他们敢不跟进？一个道理，不跟进就是自找倒霉，于是乎，又是一大批。以此类推，市级、局级也要跟进，县级、处级随后跟进，乡级、科级最后跟进，这一千万人都要呼呼啦啦辍学学回国了！这么大的动静，你我屁民，也是会知道的。可是，你听说你身边的哪个官员的子女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么屁颠屁颠鼠窜回家了？
合法收入供不起子女国外留学
没有啊！绝对没有啊！那么，这说明了什么？我看，这说明了，那些消息都是忽悠老百姓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请人帮忙查了一下，果不其然，那消息是香港的中共党报之一《香港商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所散布的。党报如果能信，我相信母猪可以爬树、江青可以成仙。
当然，你得承认，现在这些忽悠人的事，办得还真是好——如果真的是那样办的话！就拿这反腐来说，光这一条李李汪马召回在国外读书的子女，尽管是忽悠人，但还真得说忽悠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么干了，那是很能具备真正、认真、实在、深入地反腐的效果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只给你讲两个理由。
第一，如果干部没有任何的不合法的收入，他们的子女根本不可能读得起美国的大学。谁都知道美国学费很高，听说哈佛大学一年学费是六、七万美元；生活费也高，一年据说怎么也要三、四万美金，还不说公子公主们生活水准肯定要比平民高出一些，花销也就更大一些。加起来，保守些说，就算十万美金吧，折合人民币大约六、七十万。政治局委员们的工资是多高，咱们屁民不了解详情，好像有过报道，说是每月不超三万。就算三万吧，中央领导人一个人一年的合法总收入，也就是三十六万元人民币。夫人再挣这个数，那就翻番了，正好够供养一个子女在美国读书。父母这边呢，应该是不交税、不买房、不看病、不花钱，这个人家可能能够做到，毕竟是公家的人，不像咱们屁民有这么许多负担。可是呢，还得不吃、不喝、不穿、不戴，这就有些难以想象了——难道习近平、李克强们这些年就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至于级别再低一些的干部，工资应该也会再低一些，他们也要供养远在美国的子女，钱从哪里来？
国外渠道安全受贿的银行户头
第二，子女到国外读书，就是拿钱的一个渠道。此话怎讲？假设你是省委书记，你能不认识那么几个成功的商人？在中国这样的经商环境中，出处要靠政府，这些商人能不求书记帮忙？书记帮了忙，因为反腐，不拿你的钱，商人心里能够踏实、安心？好了，现在书记的公子要到美国去读书，你说这些商人会怎么办？很简单，飞一趟美国，到公子读书的那个城市，在公子的名下，存上一百万美元，纪委在中国能查得出来？就是再为公子买上一辆汽车、买下一栋房子，那也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出国读书的孩子，根本就是书记通过国外渠道安全受贿的一个银行户头！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怪不得官员子女个个都要出国读书呢！你不出国读书，这个钱怎么拿法？
这么说来，但凡有子女在美国读书的干部，必定是有大大的腐败行为的干部。按照这个线索去查，肯定一查一个准儿！如果真要这么查了，那这个反腐还能不实在、还能不深入？有人说，远在美国的事情，可能也不容易查吧？这您就不明白了。在中美关系上，我党、我国政府是维护所谓国家核心利益的，在这样的利益上是一定要美国佬采取合作态度的。党中央不是三番五次地说过了，已经说了三十多年了，就是说反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生死存亡的事情，难道还不属于核心利益？所以说，只要我党、我国政府愿意，要求美国佬在清查中国官员子女在美上学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相信是能够得到美国方面帮助的。甚至用不着给美国外交官拍桌子、瞪眼睛、提抗议，就能得到美国的合作。我说这个，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话又说回来了：我党、我国政府会这么干吗？你相信？我又不信了。这条忽悠人的消息，更让我明白了反腐的症结所在：上面不是不了解情况，也不是找不到有效反腐的办法。你看，党报自己都编了这种反腐方案出来了，还真是找到了反腐的捷径，抓住了反腐的要害。可是，问题在于：干，还是不干？真干，还是假干？什么时候你听到有七百七十五万海外中国留学生争抢机票赶着要回国了，哪一天你在电视上看到外交部发言人义正辞严地要求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尊重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了，那就说明习近平、王岐山还真的动手了。据说，这一天，已经定好了日子，就在猴年马月。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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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10:58 PM PDT  例如，“强奸民意”是指当权者、强权者、独裁者、流氓政权强行将自己的意志、话语插入、带入、或取代民意。 另外，随着现代社会对强行性行为的意识和敏感度的提高，“强奸”也可以指并非男女之间、并非男指向女、甚至并非涉及性器官的强迫性行为。因此，在台湾、香港地区，“强暴”一词常常可以表示中国大陆地区所说的肉体“强奸”的意思。 说起强奸的基本属性“强暴”，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曾经刊登一篇报道专门讲述了不涉及性器官交合的强奸。报道说：美国一个州的强奸惯犯表示愿意接受性器官阉割来取代长期监禁的惩罚，而该州的一位法官批准了那个强奸犯的要求。该法官的做法引起争议。批评者表示，那位法官的做法是成问题的，因为强奸问题的关键是强迫、强暴，不一定牵涉性器官；有些强奸犯专门用各种器具对他人实施强奸并以此为乐。 *国家强奸幼女* 在当今世界文明国家，各国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对强奸的定义和认知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属于强奸犯罪。 这种认知的法理和逻辑基础是，未成年人不具备与成年人相当的智力和体力可以与成年人进行平等的性交往，因此，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等于是恃强凌弱的强迫，所以就是强奸犯罪。 可以说，这种强奸犯罪的认知或定义属于“普世价值”，属于当今世界文明国家或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这种强奸犯罪定义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界和公众认为是保护未成年人所必须的。 然而，当今中国显然是一个自外于当今世界文明国家或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国家。 5月8日，海南省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据信与他人一举强奸了6名小学女生。中国当局和当局控制的官方媒体不是事实求实，实话实说，将强奸称作强奸，而是费尽心机、用尽手段为举世公认的强奸行为开脱，将强奸幼女的行为漂白为“开房”，听上去好像一个绝对无害的旅客在一天舟车劳顿之后投宿。 在6名小学生遭强奸的消息传开引起中国公众的公愤之后，中国当局再度使出令当今世界文明社会所震惊的绝招，这就是将那些小学生描绘或暗示为“妓女”，于是，强奸幼女的强奸行为就不是强奸，而是“嫖宿幼女。” 在批评者看来，中国当局和当局控制的官方媒体如此将其他文明国家所公认的强奸说成是“嫖宿”，意思很是明显---那些跟幼女发生关系的官员固然不好，那些女孩也不是无可指摘，不是省油的灯。 在一党统治的中国，中共当局做事确实是非常方便。强奸幼女的严重犯罪行为不但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为无害的“开房”，中国的医院也可以提供非常方便的证词，声明那些遭强奸的女孩处女膜没有破裂。（早些时候，还有中国警察声言，“戴套不算强奸。”） 悲愤的中国公众、中国网民纷纷发出强烈谴责，指责中国官员、中国当局、中国法律、中国官媒就是强奸犯，而那些无辜的小学生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则是连续遭到多重、多次、多层、多种、多方的强奸：先是肉体的强奸，然后是媒体的、医院的、法律的强奸。
自1949年以武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当局就以各种方式对“普世价值”表示敌意，进行抗拒，甚至故意示威性地给予践踏。 因此，在强奸幼女的问题上，中国当局、中共当局跟“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做法可谓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甚至在中国是完全合理合法，光明正大，名正言顺，毫无愧色。 然而，显然在当今中国还有许多公众和许多网民不认同中共当局蔑视普世价值的言行。于是，他们对他们所认为的赤裸裸的强奸行径和为强奸犯开脱、辩护的官方行径提出了强烈的谴责。 以下是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的网民言论： @萧肃爽朗：性侵幼女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发生了性侵幼女案件，中共的媒体、公安、行政、医院系统居然都在包庇罪犯，媒体说没有性侵并用“开房”来报道，公安掩盖证据说是猥亵不是性侵，行政（副市长及官员）私下接触受害者父母要求私了，医院睁眼说瞎话说处女膜没有破裂。！！这他吗的是个什么烂国家！！！！ @楊-七-郎：记者招待会：记者：世界上哪个国家有儿童幼女在卖淫？ 答：中国 记者：有何证据，能解释吗？ 答：很简单，中国有明文法律“嫖宿幼女罪”，而且政府官员嫖宿幼女的罪案逐年都在提升。 记者：那政府为什么允许这样邪恶的法律存在？为什么不取消或修改以保护幼女？ 答：取消了便没了官员开脱的借口！ @诗人潘婷：【嫖宿幼女罪】这究竟是哪个畜生定的法？嫖客+妓女=嫖娼，那所有幼女都成妓女了？如此荒诞的立法除朝鲜之外在哪个囯家可以成立？此罪名悄然无声地把“强奸猥亵幼女罪”偷换成“卖淫嫖娼罪”？！明明是孩子受害，法律却定性为卖淫。此法不修，何以护幼安民？ @蓝宇冰星：如此罪恶，一个小小的校长，就可以买通地方，串通一气，玩弄司法，强奸民意…兲朝司法真的是世界上最贱的婊子吗？上街都不用穿衣服？一次次透支民众的耐心，面对遍地开花的游行也是到处封锁镇压，专制的成本必将越来越大，倾覆的危险时刻存在 @作家天佑：海南万宁市15日下午16时40分许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开除带小学生开房校长陈某鹏和市房管局职工冯某松党籍和公职。微评：就这么把他们开除？广大人民群众是不服气的，广大人民群众能当校长吗？能带未成年的小学生开房吗？你们的人最好自己好好管管，你们把他们开除了，人民群众队伍就不纯洁了，望三思！ *奇妙的“嫖宿幼女罪”* 中共政权的批评者多年来一直表示，中共政权骨子里一直是流氓无产者政权，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无知为荣，无知无畏，无耻无畏无底线，蔑视文化，蔑视文明，蔑视法律。 批评者表示，载入中国法典的“嫖宿幼女罪”就非常充分地显示了中共政权的流氓性，以及中共政权的无知无畏，无耻无畏无底线，蔑视文化，蔑视文明，蔑视法律。 在批评者看来，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独一份的“嫖宿幼女罪”这种荒唐罪名堂而皇之地载入中国的法典，不但是一个世界级超级笑话，也是对中国公众智力和尊严的强奸，是对中国所有的幼女受害人及其家属的法律强奸，因为这种罪名把莫须有的罪名或犯罪嫌疑强加在幼小的受害者身上。 中共及其政府的支持者则表示，“嫖宿幼女罪”这项罪名当中的幼女并不会因为这一罪名而失去其无辜和无罪。但批评者则反驳说，假如中共及其官员的未成年子女受到强奸，他们是否也愿意接受“嫖宿幼女罪”这种法律判决，让自己的子女承担一部分强奸责任，让强奸犯可以得到从轻发落？ 另外，也有研究中国语文的人指出，“嫖”的最基本的意思是“与妓女发生性交易”，因此，中国的“嫖宿幼女罪”的罪名对未成年人强奸案受害者的强奸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的法律是为流氓开脱的法律，也是实施流氓强奸的法律，因为法律就在对受害人及其家属实施强奸。 关于嫖宿幼女罪，受中国当局严密监控的网络百科全书“百度百科”有这样的一个词条说明： “嫖宿幼女罪，是指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行为。1997年刑法修订，嫖宿幼女罪成为了单行的刑法，与原来刑法中的强奸罪相区别。嫖宿幼女罪自产生以来，废存之争一直不绝于耳。2009年陕西略阳县“嫖宿幼女案”之后，嫖宿幼女罪更是被民众诟病。2012年3月，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认为设置‘嫖宿幼女罪’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呼吁废除嫖宿幼女罪。” *还要继续被强奸* “嫖宿幼女罪”这种对受害人实施强奸强的罪名什么时候可以废除？ 批评者指出，在中国，凡是有损于公众利益的立法，中共当局总是可以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操纵它的橡皮图章、也就是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予以通过。而有利于公众利益的立法则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例如，中共意图控制公众网络言论的立法在去年年底从提出到通过立法，只是用了10天就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 然而，中国公众强烈要求中共及其政府官员公示个人家庭财产，以杜绝官员及其亲属肆无忌惮地贪污和侵吞国家财产。但中国人大用了20多年的时间还没有完成立法，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立法进展报告。 与此同时，日前在街头公开打出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标语的8位活动人士全部被中国当局迅速投入监狱。 在”嫖宿幼女罪”的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观察家们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当局还会对中国公众进行什么样的强奸。但他们普遍认为，中共在可见的将来没有改邪归正、回头是岸的迹象，强奸肯定会继续进行；现在的悬念只是强奸的次数、频率、强度和公开度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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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04:45 PM PDT
中共通過殘暴手段掠奪本國人民，以血腥的經濟實力，在國際社會收買打手，搶占國際社會人權領域的話語權。實為倒打一耙，公然挑戰普世價值和基本人權。
加拿大遭反人权无赖“泼粪”
今年4月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普遍定期審議工作組第十六屆會議上，包括北朝鮮、伊朗、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對加拿大的人權狀況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指責加拿大在原住民待遇、原住民婦女權益、和平集會和言論自由權利、種族主義等方面，嚴重侵犯人權。
共有83個國家參與了這一討論，有34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和49個國家的觀察員。
中國代表團言之鑿鑿地說：“加拿大廣泛存在種族歧視。”
北朝鮮代表團說：“嚴重憂慮，（加拿大）持續侵犯和平集會、言論自由的權利，以及存在刑訊和其他虐待行為，還有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伊朗批評說：“加拿大政府侵犯人權，包括性剝削和販運兒童，剝奪兒童獲取食物的權利，存在對土著和少數族裔包括穆斯林、阿拉伯和非洲裔社區的歧視性法規”。俄羅斯代表說，加拿大“警方虐待和殘暴對待和平示威者”的表現令他們驚訝。古巴則表示加拿大有“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世界華人週刊》主編高冰塵看到有關報導，馬上在一個電郵組群寫道：佩服四國上臺的勇氣，那要多厚的臉皮啊！當今世界種族歧視最嚴重國家的確，當中國代表指責加拿大種族歧視時，藏人自焚已經超過一百二十人。由於中共政權長期踐踏其宗教信仰、摧毀其民族文化、侮辱其自由尊嚴、掠奪其自然資源、限制其生活方式，同時，中共用暴力恐怖手段控制藏區，致使藏人不斷有藏人選擇自焚這樣極其慘烈而震撼的方式發出最後的抗爭。中共不但毫不檢討其西藏政策，反而變本加厲，迫害自焚藏人的家人及相關人士。這一殘暴做法，空前絕後。中共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歧視政策更是殘暴而決絕。中共在維吾爾人地區使用更加暴虐的統治手段，反而將受害者打成恐怖主義者。中共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從維吾爾等族裔生活的區域掠奪大量資源。中共在新疆地區進行的四十多次核武器試驗和生化武器試驗，在當地造成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百姓死亡。並造成無以計數的畸變和腫瘤病患。中共對蒙古人世代生存的地區，進行了快速暴虐的種族同化政策。蒙古人的自然環境被永久地破壞，生存資源被遭大量掠奪，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摧毀。近年來，由於中共在當地進行掠奪式的商業開發，導致越來越多的人道災難。毫無疑問，中國是當今世界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國家。誠然，加拿大可以被批評，可以被質疑。加拿大社會也一定存在種族歧視的現象。但是，中共等專制獨裁國家對加拿大的圍攻，恰恰凸顯了這些國家的無賴撒潑的流氓本性。法治保障加拿大人权经得起检查
加拿大是一個多種族，多宗教的移民國家，推行多元文化國策。
加拿大在努力消除歧視問題，也是經過漫長歲月的。1962年，加拿大移民部長 Ellen Fairclough女士主導了加拿大移民法的革命性改革，以申請人的教育、技能等標準接收移民，而非膚色、民族或國籍。新移民法使加拿大早於美國和澳大利亞，成為最早廢除種族歧視移民政策的國家。
加拿大於1982年通過《自由與權利憲章》，規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种族﹑国家或民族的起源﹑肤色﹑宗教﹑性别﹑年龄﹑或智力以及身体残疾而受到歧视。
這一憲章成為加拿大消除種族歧視，保障人權，最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此外，加拿大還有人權委員會和人權法庭，審理和解決包括種族歧視在內的人權問題和投訴。
加拿大魁北克的獨立運動，不但從未遭到禁止，魁省還曾就獨立舉行過兩次公投。獨派勢力在加拿大聯邦國會擁有為數不少的議席。
另外，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區高度自治，並在政治權利、經濟利益、教育機會和就業等方面，都享有特殊權利與優惠政策。
目前，華人移民已經成為加拿大除了英、法裔之外的第一大少數族裔社群。華人在加拿大可以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有自己辦的媒體、學校、公共設施和場所，許多華人進入政治領域，成為三級議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有趣的是，由於華人在聚集區的商戶招牌上只使用中文，不尊重其他族裔，曾多次被投訴種族歧視。這是種族歧視的另外一種表現。
加拿大已同意三名聯合國的特派員，前來考察人權紀錄。
全球許多國家、非政府團體、人權機構、獨立學者、知名人士，以及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中國海外民運團體等，要求中共准許國際社會到藏區實地考察藏人自焚事件的真實原因，中共始終強硬拒絕。
可以肯定，此次是中共糾集北朝鮮、伊朗、俄羅斯等國對加拿大人權狀況進行圍攻。中共以其通過殘暴手段掠奪本國人民，而積聚的血腥經濟實力，用在國際社會收買打手，搶占國際社會人權領域的話語權。實為倒打一耙，是對普世價值和基本人權的公然挑戰。國際社會不應姑息，應聯合齊心協力予以遏制。
2013年5月5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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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盼政治清明 哀民生多艰――清明雨中祭紫阳，冤民泪洒胡同里 Posted: 16 May 2013 04:34 PM PDT
盼政治清明 哀民生多艰
——清明雨中祭紫阳，冤民泪洒胡同里
俞梅荪
2013年4月4日清明节上午8时40分，我来到灯市口西街，在富强胡同口的两边街口，各停着两辆警车，胡同口也有警车，几位带着红袖标的男女左顾右盼，警觉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此时的富强胡同仍是敏感区域。
“八九一代”紫阳像前深情对话
在富强胡同6号的赵家门口围着一群人。院子里已颇为拥挤，人们依次进入紫阳书房祭拜，大都是头次来。曾为“六四”而坐牢的学生侯多淑（四川大学，坐牢8年）、齐治平（南京工程学院，坐牢两年半）、陈云飞（北京农业大学）、赵常青（陕西师范大学），往年均被警方监控阻拦而未能成行，日前他们到北京万安公墓公祭“六四”死难者，为逝去的冤魂默哀，今日一起来到紫阳书房献花，分别面对紫阳像深情对话。
陈云飞（2007年6月4日在《成都晚报》刊登“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被警方关押，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监视居住半年）说：“您走了9年，我献上9朵白菊花，洁白如玉是您超越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党派利益的高贵品质写照。”
赵常青（因“六四”和呼唤政改，三度坐牢达8年半）说：“‘六四’前夕，您抗拒戒严是人道主义使然；您在16年软禁岁月中的反思，实现了思想的升华，从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转变成民主主义者；您在《改革历程》著述中肯定‘议会民主制’，为中共找到自我救赎的途径；对‘过渡时期’改革的意见和建议，难能可贵，可使民主化改革成为执政党主导下的‘光荣革命’，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指出了方向。”
网友发来匿名诗：《清明日海边遥寄“六四”殉难者》
易水千年恨，凭危唱大风。
至今思义帜，何处吊孤忠。
官贾笙歌里，弱黎汤镬中。
伟哉太学子，碧血铸豪雄。
——2013年4月4日 藿香斋堂主
晚辈朱刚跪祈词：《癸巳清明悼紫阳》
八稔阴阳两茫茫。当年情。此夜长。为您祈祷，往事已成伤。宏业正酣戛然止，强国路，愁断肠。
旷世雄才度华章。业未尽。囚残墙。自君别后，岁月尽寒光。斯人绝响化尘香，向天问，念紫阳。
盼青天，访民哭断肠
9时，各地访民拿着花篮，在北河沿大街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民政部大门前的街上聚齐，你一言我一语：“赵紫阳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大贡献”；“他在位，我们能安居乐业，现在我们有冤无处伸，四处碰壁，流浪北京，无家可归。”大家齐声说：“我们怀念赵紫阳总书记。”
10余位警员随警车迅即赶到，收了一些访民的身份证要仔细检查。警员说“只有赵家的直系亲属才能前往”。上百位访民捧着花蓝，坚持行进，走进灯市口西街，进入富强胡同，加上陆续到来的其他几拨访民，约达300人。（全天的各方民众达400人）
9时半，各地访民排队进书房，向紫阳像深深鞠躬，有的跪下叩头，脑门撞击地板的咚咚声，使人心碎。不少访民泪眼汪汪，喃喃自语，诉说冤情；数位农妇头叩地嚎啕大哭，长跪不起，朱刚和我上前扶起，送出书房。
一位头戴鸣冤帽满身油垢的老者拄着双拐走出书房。我问：“您从哪里来？”
他说：“我是湖南长沙市郊农民，4间住房被强拆，上访10年，被警方抓回几十次，我和家人被打伤打残，我还被关押，被送精神病医院，被打毒针，死里逃生，一身伤病，到国家信访局上访被赶出，沿街喊冤乞讨为生。”
我问：“您为何来祭拜赵紫阳？”他说：“现在是腐败政府黑社会，没有人权，哪个社会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黑社会代表政府欺压百姓，官商勾结，百姓求告无门冤上加冤，被逼的没有活路啊！”
他叫彭庆国，61岁，身份证住址“长沙岳麓区学堂坡47号”，他们那里的土地和山林被划拨给“湖南师大”，而被转卖，没有补偿。
北京市民杨秋雨夫妇曾因反抗强拆被判刑两年，出狱后继续抗争又被劳教两年，刚释放，赶来献花。
下午2时，3位访民辗转几条街，见有警车而当作路标，终于找到富强胡同，经胡同里的行人悄然指点，找到赵家。
黄翠芝（淄博市张店区农妇）进屋环顾四周，向紫阳像鞠躬叩头，进而嚎啕大哭。朱刚把她扶起。我问：“您为何这么伤心？”她哭诉：“为冤死的父亲，无处讨公道，无法讨回住房，上访30年，反被拘禁被打伤，被长期残酷打击迫害。越搞越糟。”
其父黄家生，1949年2月应征入伍，1953年的《回乡转业证》印着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像和签名，上面写着：“黄家生战士，英勇奋斗五年，现全国胜利，为加强国家建设，特派回原籍，生产待命，并按转业军人待遇。”1964年黄家生被镇政府定为国民党反革命分子，被抄家批斗滥刑致残而患精神病，8间草房被霸占。1980年其家宅地被村委会强占，抑郁而死。
我问：“您这么艰难，为何要来祭拜紫阳？能解决什么问题？”她说：“赵老是清官，为百姓做好事，我敬重他，早就要来，前几年来过两次都没找到。”今年“两会”之前，她持父亲冤案材料和自己被截访打伤的证据，到国家信访局被“终止上访”。她53岁却显苍老。
周前红（湖南农民工）在书房留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中国人欺辱中国人是国耻。”他因揭发贪官腐败，被警方截访关押打成重伤，头上有伤疤。
秦立敏（河北无极县农妇）拿出“石家庄市《劳动教养决定书》2011第399号”，2005年她被丈夫赶出家门，丈夫犯了重婚罪，她流浪北京远郊大兴区，边打工边上访，多次被截访被打伤被送精神病院，劳教一年被吃有害药物，上访8年，一身伤病。
各地冤民都是逐级上访县市政府和司法部门求告无门，而到北京上访，反被北京警方拘禁，交由地方政府截访人员，被以更加残酷的打击迫害，个个走投无路，血泪斑斑，苦大仇深。
访民彭庆国说：“‘十八大’以来，一切都是老样子，新届各级领导都不是民选的，不为百姓做主，党和政府早已成黑社会而无可救药，不少访民已失望，如今上访者已大为减少，滞留北京而走投无路的不少访民热心参加各种公益维权活动。我沿街乞讨，为揭露政府黑暗而呐喊。”
近年来，北京一些维权学者开始走向街头，开展公民群体性的公益维权活动，越来越多的流浪北京的访民积极投入。3月份以来，许多访民响应新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提出的反腐倡廉的号召，上街呼唤“废除劳教制度”和“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征集签名达八千人，成了街头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又成北京警方非法维稳而残酷打击的重点。
为官清廉，以身作则
11时半，河南省滑县赵庄乡亲在书房前烧纸钱。我问几位老实巴交的农民：“紫阳在位时，从未关照贫困家乡引进发展项目，你们没有受惠，为什么每年奔走几百公里来祭拜？”他们说：“赵老是为国家做事的好人。”
一位赵庄的赵氏乡亲来送花篮，被赵二军扔了出去。因其子冒充赵二军之子（紫阳之孙），向紫阳的老部下们和北京有关部门集资蒙钱，而不受欢迎。
中午，赵二军在胡同口的小餐馆午饭答谢客人，时有警车和警员在餐馆前游荡。席间，大家追忆紫阳。赵二军说：“1989年5月17日，父亲因反对戒严镇压学生而写辞职书时，征求全家意见，当时我在家，大家一致支持，尽管我们没有思想准备，没有料到后果会如此严重。”关键时刻，紫阳爱广大学生如子，与兵临城下的独裁专制者决裂，闪耀着人性之光。
学者韩三洲说：“当时官方报道杨尚昆说：‘好在全军服从中央，如果有一个排不照办，事情就麻烦啦。’紫阳是书生好人，未能像后来的叶利钦那样走上街头，爬上坦克，以死抗争。‘六四’之后，社会大倒退，我国痛失政改机遇，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下午4时，几位学者在书房议论，八九学生爱国运动提出：“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反官倒反腐败”，这有利于推动执政党的自我改造，实行政改。5月16日，赵紫阳向邓小平和政治局常委会提出6点建议：“1，否定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2，责任由我来承担；3，由全国人大成立专门小组，清理官倒而先从我的两个儿子开始；4，公布副部长以上的工资和福利待遇；5，取消特供制；6，减少高级干部的福利待遇。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阮兴华（原国家电子工业部退休工程师）说：“反思《赵六点》：第1、2点：他为否定‘钦定’社论而承担责任，结束党垄断真理和舆论，以专制镇压群众运动的习惯做法。第3点：党政分开，还权人大；司法独立，还权人民。第4、5、6点：政务公开，取消特权；财产公开，人民监督。这是因势利导，贯彻‘十三大’的政改路线，淡化一党专政，是我国民主革命的突破口和发展方向，意义深远，在历史上立住了。”
5时许，雨越下越大，“北京读书会”50来位退休职工抬着大花篮，他们未带雨具，一路走来，在院子里列队，向紫阳书房深深鞠躬，情景震撼，令人动容。
以民为本，顺应历史潮流
次日，我随几位朋友请鲍彤（原紫阳秘书）八十寿的小聚餐。鲍彤博古通今，针砭时弊，语惊四座。他说：“‘六四’惨案以后，前苏联人民抛弃了共产党，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大退潮。1949年以来，我国沿袭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党同伐异，一党专制危害无穷。只有尽快结束独裁专制，清算罪恶，执政党才能走出困境。胡耀邦勇于清算错误的政治思想路线，平反三百万件冤假错案，还公道于民，解救上千万人的劫难；赵紫阳勇于清算错误的计划经济体制，开放市场经济，还权于民，亿万人民摆脱贫困，但继续政治改革的壮志未酬。”
鲍彤指出：“中共只能像蒋经国、戈尔巴乔夫那样，以民为本，顺应历史潮流，走向宪政民主，而别无出路！”
席间，大家等待赵常青，他却迟迟未来，据说被警方监控了。我想，莫非是赵常青参与“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街头呼吁活动，积极响应新领导的“反腐倡廉”号召，而群众监督，分明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俄罗斯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明确指出：“苏联时代是地狱，列宁的罪行：依靠德皇提供的五千万马克发动政变夺权，导致沙俄对德战争失败，列宁事实上充当了德国特务的角色；列宁夺取政权后在全国设立610个契卡工委，屠杀了两千万人以上；实行“公有制”和军事化，导致国内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邓胡赵领导下，我国先于苏联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国家欣欣向荣，“六四”惨案震惊世界之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为正本清源，还历史真相，纷纷抛弃邪恶，走向宪政民主，国民生活和幸福指数稳步增长，为世界称道。
4月17日赵常青涉嫌非法集会（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被抄家，被刑事拘留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各地访民继续上街打出“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条幅，要求释放赵常青等；律师会见后认为，赵常青们的和平表达无罪，建议警方撤销此案。他曾因“六四”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97年在竞选人大代表中指责官员违反《选举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2002年上书中共“十六大”，要求平反“六四”，又被以同罪判刑5年。
我看，赵常青分明是在“煽动”依法治国而在巩固政权。
回想2005年1月17日紫阳去世，南京市民杨天水前往北京悼念的途中被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在狱中重病，至今未能保外就医。
世界上哪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如果有，这个政权已摇摇欲坠，行将倾覆，何需“煽动”；世界上哪有政府对广大冤民“非法维稳”长期残酷打击迫害？如果有，这个腐败政府已丧尽天良，行将倒台，“维稳”只能激起民愤，加速垮台。
宪政民主法治，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
盼政治之清明，哀民生之多艰！
●本文初稿简版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5月号。
●本文修改补充稿《纵览中国》首发，Tuesday, May 14, 2013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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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04:03 PM PDT
现在不是西方列强来欺负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权贵欺负百姓的问题，国家有大小有先进有落后，人们没有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必然会被入侵或挨打，但没有民主自由宪政的国家，人民必然受权贵利益集团欺负与压迫。
习近平团队第一次集体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提出了中国梦这样一个政治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载9篇《同心共筑中国梦》呼应，党刊《求是》发表署名“秋石”的评论员文章《中国梦：汇聚磅礴正能量》助威，刘云山主导的中宣部在北京举行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指令要将“中国梦”宣传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媒体还有报道说，年初之时，中共官方智囊机构已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列为年度首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项目，中央党校也将“中国梦”作为习近平的理论体系进行立项研究，中国社科院亦成立“中国梦”研究小组。
习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立场，要通过近代中华屈辱史来建立中华屈辱、仇恨与复兴的同仇共识，似乎中华民族在“近代”之前的“古代”，帝国繁荣强大，独步天下，而近代以降，西方的船坚炮利洞开了中国大门，中华帝国没落了，当代中国人要做的，就是复兴，“复兴梦”因此出笼。
立宪与社会革命之间的赛跑
大清的君主立宪与社会革命之间的赛跑，是中国主流知识界的共识，如果立宪快过了革命，国家就可以逃脱革命之劫，如果革命快于立宪，不仅大清崩溃，立宪也会付诸东流。中共意识形态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一真相，当然也没有向社会公开承认这一历史事实，而是动用民族主义煽情方式，着力于渲染列强入侵大清，而对大清政治体制落后不置一词。
中共主流意识形态习惯于一腔情愿地制造自己的逻辑链：国家不好的时候，西方列强进入中国，所以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做强做大了，就可以避免落后挨打，就可以实现复兴梦想。一个历史唯物主义信奉者们，没有看到大清的败落是历史的必然在，而中西方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也是历史的必然，而这样的冲突，中共的老祖马克思在著作里也有客观理性的描述：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认为 中国与世界因此建立了普遍的联系，大清的天下成为世界的天下。英国的大炮毁灭了大清天下梦、万岁梦，历史在血与火中进步。
落后就要挨打，大清经济并不落后（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落后的是其皇家礼制与反市场、反开放的统治理念，当革命与立宪赛跑时，大清没有审时度势，让革命暴力的洪水淹没了王朝，国家国民也深受其害。
把自己当成大清耻辱的传人
大清的国耻，被当代统治集团位移到教科书中，成为几十年来经典的洗脑教材，我们看到，新的当政者仍然沉迷于愚昧而错误的教科书内容，把自己当成大清耻辱的传人，把当代中国人绑在大清的耻辱柱上，仇视西方，而对大清皇权体制破产带来的历史进步无所反思。
如果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孙中山及后继者中共组织应该感谢西方列强打开大清封闭的大门，因为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进步，西方列强对大清的打击与促进中国市场开放，为中国历史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但中共无视历史的进步，刻意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把大清与列强之间的冲突，做成了爱国主义事件，无话可说的习时代还是落入民族主义俗套，以此凝聚所谓国家复兴的共同力量。
不追求人类共同的价值，仍然在百年前的所谓国耻面前，寻找国民与统治者的共同情感，而这种情感的价值导向是什么？没有，只有一个共识：落后就要挨西方欺负，只结一个种子：就是仇恨的种子。但现在中国百姓面临的问题，谁都清楚，不是西方列强来欺负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权贵欺负百姓的问题，国家有大小有先进有落后，人们没有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必然会被入侵或挨打，但没有民主自由宪政的国家，人民必然受权贵利益集团欺负与压迫。
人民的梦想是宪政民主，大清没有完成，这是大清的遗恨，也是大清的遗梦，中共如果要做大清的传人，不应该继承别人的耻辱，而应该继承大清未竟的立宪事业，进行实实在在的党主立宪，通过立宪让实现人民的百年梦想。
（作者吴祚来 旅美学者 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著有《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文化是一条河流》、《价值主义与人文视野》等。）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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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02:03 PM PDT
发表于 2013-05-15 Xiao （雾谷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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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01:50 PM PDT
蘋果的喬布斯，生前一直被視為矽谷最有遠見的人；他去世後，什麼人可以繼承這個稱號？夠得上這個稱號的，至少有兩人。
其中之一是多西（Jack Dorsey），他是微博Twitter的發明人。Twitter創辦於2006年，2009年多西被逐出自己創辦的公司（與喬布斯的命運相同），2011年重返Twitter，但改任董事長。
多西在紐約大學讀書時，已想出微博的意念，當時人們說，每條微文只限140字，造成限制，不會流行，但怎麼也想不到，短短數年，Twitter不僅深入美國人的生活，對政治的影響力更無遠弗屆（譬如促成阿拉伯之春），中國的微博用戶已超過三億，微文對輿論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2009年離開Twitter後，多西又創辦了電子付帳公司Square（目前市值超過30億元）；大多數科技發明家，只能有一項重要發明，沒有什麼人像多西那樣，能於三年內連創兩家重要的公司。難怪麻省理工2008年選他為最傑出發明家之一，華爾街日報2012年又選他為年度發明家。
關於創新，今年36歲的多西說，他喜歡思考問題，出發點是找到解決問題的創新意念；應用在科技上，便是利用創新的意念去創辦公司和製作產品。今年3月，他接受「60分鐘時事雜誌」訪問時說，他也喜歡思考紐約市的問題，認為他可以為紐約市做很多事，所以他的一個目標是當紐約市長。
另一人是穆斯克（Elon Musk）。他是PayPal、Tesla和SpaceX三家公司的創辦人。
最近，Tesla聲威大振，因為這家電動汽車公司今年首季終於扭虧為盈，衝破了自創辦以來的多年掙扎悶局。Tesla生產的「Model S」電動車獲「消費者報告」給予罕見的99分（100分為滿分）。Tesla股價本月8日以來已大漲接近50%，15日升至84.84元，公司市值也升破90億元。
今年41歲的穆斯克說，影響人類最大的三件事是：互聯網、清潔能源和太空，所以他的史丹福博士學位還未讀完，就趕著創業，投入這三個領域。
在互聯網方面，他創辦的PayPal，已於2002年被eBay以15億元併購。
在清潔能源方面，「Model S」的成功，標誌著電動車成功挑戰控制了汽車製造100年的內燃機；他擔任董事長的SolarCity，則是矽谷少見的成功太陽能公司，這家公司的初始股去底上市，股價自始不斷上揚，已從8元的底價漲至15日的32.17元。
在太空方面，他擔任執行長的SpaceX，2012年成為首家以自製太空船飛抵國際太空站的私營公司。穆斯克的目標是：在10年至20年內，將人類送往火星旅遊和居住。
——转自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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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09:59 PM PDT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内容提要：本書由國際著名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哈佛大學終身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作序、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主編。全書分為「資料篇」與「辨析篇」兩部分。
前一部分首次公開了1980年林立衡（林豆豆）書寫、張清林修改的關於「九一三」經過寫給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材料的修改稿、謄清稿的原版複印件。以及葉群的兩次檢討全文、《「571工程」紀要》原文複印件和毛澤東南巡講話整理稿全文。
後一部分「辨析篇」內含四篇文章，即天穹的《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幾個切入點》、韓鋼的《「九一三」事件考疑》、王海光的《「九一三」事件循時考》及余汝信的《﹤林立衡關於『九一三』經過寫給中紀委的材料﹥解讀》。
天穹、韓鋼、余汝信的文章，各自對林立衡的有關說法尤其是「林彪被騙說」提出了質疑。
王海光的文章則首次披露了1971年10月林立衡的有關交待，可供讀者將其與林立衡1980年所寫的材料相比照，以作出自己的判斷。http://www.newcenturymc.com/Lin%20Biao%20913.html】
林彪事件新書再揭真相
亚洲周刊·江迅
·新書《「九一三」回望》在香港問世，披露林彪之女林豆豆一萬六千字材料的原始稿、林彪夫人葉群首次書面檢討及毛澤東批語、五七一工程紀要原件影印等破解歷史之謎的關鍵。
震驚中外的「九一三」林彪事件四十二週年了，這一事件對國人而言，依然是當代史一個最大未解之謎。此際，一部《「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新書，五月八日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推出。新書首度披露林立衡（豆豆）關於「九一三」經過的一萬六千多字的原始稿、林彪夫人葉群第一次書面檢討及毛澤東批語、「五七一工程」紀要原件影印版等。破解歷史之謎的關鍵，往往在於還原歷史本來面目而釐清真相，歷史需要事實和細節，才能凝聚觀點，重新審視這段歷史。
《「九一三」回望》一書由知名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編，他寫有《香港，一九六七》，編註有《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等；《「九一三」回望》由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及政治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馬若德）作序；由天穹、韓鋼、王海光和余汝信合寫。「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從來是模糊不清的，而且這種不清楚一直延續至今。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在序言中說，關於林彪的一些出版物，有《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百年林彪》、《林彪日記》、《找尋真實的林彪》等，新近又出版了一本據說是林彪事件關鍵人物、林彪女兒林立衡的所謂「口述」，但據說林豆豆對此並不認可。這本《「九一三」回望》就是對林豆豆的「口述」的反響，四位作者對所謂來自林豆豆的答案提出疑問。他們並沒有試圖為整個毛澤東和林彪傳奇作出終極結論，那是官方全部檔案開放之後的事。正如本書所示，歷史學者們掌握史料越多，就越來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
十年前始在互聯網上流傳的《林立衡「九一三」後寫給中央的材料》（下稱《材料》），緣自李晨所寫的《世紀風鈴》。零六年三月，林立衡曾向余汝信證實，這一《材料》確是她所寫。過了數年，余汝信有機會看到了林立衡這一材料的原稿修改件以及修改後的謄清件，才恍然大悟：李晨版的《材料》雖的確截取於林立衡手書的謄清件，但李晨私下對其作了大量改寫。
二零一二年九月，香港出版了舒雲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書。余汝信發現，書中聲稱「林豆豆口述、張清林記錄」的有關「九一三」的材料，實際上就是舒雲以「整理」名義作了部分改寫的林立衡手書的謄清件。他還注意到舒雲的改寫，某些段落抄自李晨，某些地方改動得比李晨小，某些地方改動得比李晨更大。
五月十日，《「九一三」回望》出版翌日，余汝信接受亞洲周刊訪問。他說：「破解歷史之謎的關鍵，往往在於釐清細節。如果將原始材料中的細節隨意擅加改動而又不予說明，即很可能會掩蓋了歷史的本來面目，甚至將歷史弄得面目全非。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弄清哪些材料才真正是『原味原汁』的，哪些材料是經過加工甚至是深加工的。其後，我們才有條件憑借當事人最原始的敘述，與其他相關材料相印證，去重新審視這一段歷史。」
余汝信認為，李晨、舒雲對林立衡原稿大量改動，雖然他們的改動並沒有改變林立衡的基本觀點，但已使李、舒兩書有關部分失卻了史料價值。在看了林立衡材料的原稿、並經與李文普、劉吉純、宋德金等人各自的回憶相比對之後，余汝信依然認為，林立衡材料總的輪廓還是反映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當晚北戴河所發生的事情大致經過。
從關鍵點得到啟發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材料完全真實地反映了林立衡當時的思想活動，不等於說它準確無誤地反映了事件的全部細節，更不等於說贊同林立衡在這一事件中的處理方式。相反，看到了林立衡的原稿之後，人們今天更有條件去深入探究事件經過的一些關鍵點，從中得到一些新的啟發，而這些啟發所引申的思考很可能與林立衡的觀念有很大距離，甚至截然相反。
余汝信說，很多人至今仍關注「九一三」事件，因為檔案還沒解密。林彪這麼一跑，毛澤東的文革理論等於破產了，因為竟然連接班人都跑了。余汝信說：「那麼林彪為什麼外跑，是否像林豆豆說的，是被她母親騙走的，跑的具體過程如何，一直以來還是不解之謎。人們並不相信官方的說法。現在我們的書是找到了九一三事件唯一倖存者最原始的敘述，並全文發表了。林豆豆最初寫的原稿，當時還是未婚夫而後來成為她丈夫的張清林，究竟作了什麼修改，最後的謄清稿如何，兩個版本我們都找到了，林豆豆的原稿怎樣，張清林改了什麼，這就能看出他們思想脈絡的發展過程。我們將這些東西完整呈現給讀者和學者。」
余汝信說，林豆豆的那份「口述」主要有兩個問題，她父親和母親走的是兩條路線，林彪出走，一是被葉群和兒子林立果騙走的；二是八三四一部隊沒有阻止。余說：「我的觀點是，林豆豆敘述那天的過程的時間段大致是對的，但隱瞞了一點，林彪對外跑是不反對的。官方的觀點不對，林豆豆的觀點也不對，在這本書裏，我們學者對此都作出判斷。我們把最原始的材料呈現在讀者面前，讀者也可以自行作出判斷。」
余汝信認為，林豆豆的觀點在以往學者中有一定市場，父親林彪是被作為「林辦」主任的母親和兒子竭力說服他，將他騙走的。《「九一三」回望》這本書完全駁斥了這一觀點，林彪不是被騙走的。他的出走是毛澤東南巡講話的結果，如果他不走，他的下場可能就與劉少奇一樣，甚至更慘。至於八三四一部隊是否阻止的問題，應該說，他們碰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突發事件。在北戴河的八三四一部隊對中央上層鬥爭毫不知情。面對這一場中共執政以來高層警衛工作中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八三四一部隊根本沒有經驗可供借鑑，他們根本就沒有預案，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要外逃，該如何處置？更不要說出面阻止。林彪當時還是接班人，他要上飛機，誰敢阻止，沒越過國境一天，他還是接班人。不過，很多人都接受了林豆豆的觀點。余汝信說：「話說回來，你林立衡又何嘗談得上處理得當？在五天時間裏，你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去制止事態的擴大。在九月十二日晚的緊急關頭，你既不報告林彪以盡到一個女兒的責任，而且開頭又不讓八三四一部隊向黨中央報告，推己及人，林立衡大可不必苛求他人。」諸多中共黨史學者認為，《「九一三」回望》改寫了九一三事件諸多歷史。在這四位作者的努力下，有關「九一三」事件真相已作出部分揭示。這一中共當代史上最大的一個謎，人們還只能說解開了大部分謎，還遠不能說完全解開。
盼新思考公諸於世
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至今已四十二個年頭，林豆豆給中央寫材料，也已過去三十多年。余汝信說：「在這麼漫長的歲月中，人們在沉思，歷史也在沉思。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和探索，在艱難前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麼多年過去，曾改名為『路漫』的林豆豆，想必也會有不同於當年、精神境界高於當年的再思考和再認識。我們誠摯地盼望，林豆豆的新思考、新認識，能盡早公諸於世，這不僅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更重要的，是她應履行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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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12:19 PM PDT
我们知道方励之在1989年六四以后，中共要逮捕他迫害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大使馆，进去以后就变成一个僵局，共产党非要他不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在北京大使馆前后待了差不多一年多一点，到1990才离开到英国，然后从英国到美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之内，他写了一本自传，从他北京的家开始，一直写道1990年走出中国。所以这几十年的历史是很重要的，是他亲身经历。他太太李淑娴女士也是一位很好的学者，很好的教授，同时也是民主运动的领袖。所以他们两人是互相唱和，同时进行科学跟民主活动，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非常重大。
自传在20多年后才见天日，是由台湾的天下出版社主办。出版之前还请了人写序言，像李淑贤本身就写了一篇很长的介绍，很感动人的。另外一个跟值得注意的就是许良英先生，许良英写序的时候是2012年10月，许良英已经离他死亡很近了，只有三个多月了，因为许良英先生在2013年1月28日就去世了，所以这说不定可能是许良英先生生前最后的绝笔。 许良英先生还有一个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是我所看到的早期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早期中国五四以后知识人在信仰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以后，觉醒最彻底的一位。他在反右以后成为右派分子下乡去工作，等于是农人一样，可是在这个期间，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全部看了，也把列宁的东西都看了。所以他觉得马克思主义开头就是错误的。所以他反省、批判，一直批判到马克思本身，不像其他人，总是觉得马克思是好的，但是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搞坏了。我认为许良英先生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同辈人中间，没有人可以相比的。 方励之先生可以说一生奉献给了科学和民主，他对民主的贡献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动荡，在青年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广为人们注意。至于他在专业方面的成就，因为一般人也不懂天文物理学，就不知道，以为他到美国以后好像在政治上消沉了，政治上不是那么活跃了，因此就好像很失落，好像方励之从此完了。这是共产党在他去世以后在《环球日报》上社论的一种意见。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可笑的，不但不懂方励之，而且也不懂科学。我所看到的国内崇拜他的青年人有的是，因为追求真理是人的本性。只要不是在一个非常扭曲的社会，追求真理的人总是会不断出现。但另外一方面，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现在青年人是权力为是，毁灭一切，现在用钱来腐蚀一切，结果科学界反而造成好像虽然有钱，没有显著的成绩，甚至是抄袭之风在科学界常有所闻，我们已经很多次听到有中国人在西方杂志上投稿，结果发现是偷窃的，是抄别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虽然已经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以上了，但是并没有产生值得重视的科学家。像日本已经有物理化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但是中国一个都没有。中国人过去得奖的都是美国的公民，并不是在中国研究而得到诺贝尔奖的。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获奖的迹象。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民主跟科学是不能分的，科学需要民主的一个社会体制，民主也需要有科学的不断进步，然后才能有各方面的改善。所以民主与科学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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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12:23 PM PDT  
4月16日中共国防部发表了一个40页的国防白皮书，国防白皮书基本上讲的就是最近亚洲太平洋的紧张局面完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它重视的是美国重新回到亚太地区，而且对中共采取一种围堵的政策，西方叫containment。从前对苏联美国也采取围堵的政策。美国重返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围堵事实上并不错，原因就是在中共不但在经济、军事、外交、科技、太空等等方面崛起，而且对外面威胁采取非常强烈的态度，最近跟日本、越南、菲律宾都发生岛屿主权冲突。表现得非常强势，不惜一战，要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所以这个就影响到太平洋的安定，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朝鲜了。
共产党在亚太最要紧的棋子就是朝鲜，最近公开宣布它可以打到韩国、甚至打到日本、打到关岛，以至于打到美国本土，朝鲜的种种威胁，一再的实验原子弹。本来联合国已经作出决定，不能在朝鲜半岛进行原子核试验，可是它一再违反规定，不顾一切，最近准备射飞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局势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现在对朝鲜、跟日本都有很明确的决定，就是如果朝鲜敢于动兵，他们要采取反击，那么战争就可以立刻起来，所以美国最近在军事方面加强对亚太地区，所以在这种局势下紧张局面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最近发表新的国防白皮书，可是基本的态度是很清楚，就是把所有最近的太平洋紧张局势都算在美国人的账上。美国人布置军力包围亚太地区，包围中共是造成紧张的基本原因。我想关键还是中共想把美国从亚太地区赶出去。 我们要记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中共跟越南关系很坏，后来打了一场战争。那个时候苏联还存在，对于亚太地区也是一种威胁。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就非常强调美国应该重回太平洋，欢迎美国在太平洋占据势力，这样可以对抗苏联，那个时候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希望美国重回太平洋，现在因为朝鲜的关系，美国准备正真重回太平洋的时候，他们又紧张了。最近美国国务卿克里到北京，跟习近平、李克强都谈过话，好像表示愿意恢复谈判，但美国谈判有条件，就是由克里直接宣布，就是中国也同意了北韩必须取消原子计划是一个先决条件，你要不肯放弃原子武器计划，这个谈判就无从开始。 中共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出差错问题在于北韩年轻的小伙子忽然之间要强调自己的主动性，对中国也不愿意以小国听命的方式出现，而有自己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玩弄北韩的棋子就不顺手了。所以中共到底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共跟北韩劳动党的关系很深，因为很可能中共在这个里面做了点手脚，将来要扶植一个他信任的势力，取代年轻的金正恩，也说不定。这是我的推测，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朝鲜劳动党内部取而代之，被推翻以后，搞成一个民主运动，那对中国讲是好得多。那就是南韩不能插手，北韩还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我想这是共产党的如意算盘。中共对于北韩，表面上是谴责，表面上也参加所谓经济制裁。实际上它一再宣布经济制裁是没有用的。唯一一个办法就是谈判，在他的指导下谈判。这种有利的谈判恐怕对于美国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美国从前也跟国民党时代一样，以为共产党打打谈谈，就是美国调停中共跟国民党的46年47年那个时候，也认为共产党可以谈判的，结果发现共产党只有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他才谈判。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时候绝不谈判。而且在武力占上风的时候跟不愿谈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调节失败。这次在朝鲜问题上中共又采取同一个策略，虽然面对的对象不同，基本的策略是一样的。就是在有利的情况之下，在共产党主宰的情况下双方谈判，但是如果不如它的意，这个谈判就可以破裂，破裂不需要共产党自己出面，可以由朝鲜政权自己做出一种强硬的姿态。 所以我认为整个太平洋局势的紧张是由于中共对于朝鲜的利用，现在怎么样就解开这个局面，我们实在看不出来，除非年轻的金正恩突然出尔反尔，说我自己现在不要发展原子弹了，那个是很难出口的，这样一出口，他在国内的声望恐怕显然要降低，我不相信金正恩在他政权内的拥护是100%，其中一定有不同意的人，但是朝鲜因为没有任何舆论，没有任何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所以外面永远不知道。总而言之，我觉得太平洋的紧张局势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共对于北韩过分的利用。中共如果慢慢走向一条正真和平和解的路，那么可能会避免现在的危机，否则的话我想太平洋的局势，包括中国内部的不稳定都将有增无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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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3 11:08 AM PDT
许多事情本来跟政治无关，比如说植树，选择哪一个树种，本不应政治化的。但是在重庆，银杏树就成了一个奇妙的政治隐喻。近来，网上出现一篇赞美银杏树的帖子：“如今重庆尽管树叶还没长完全，到处都是枝叶茂盛的银杏树，香樟，形成成片的翠绿，赏心悦目……因为前几年的大规模植树，重庆享受着今天的绿色”，文章最后大赞“深林重庆，深入人心！”此帖一出，很快获得热捧，有跟帖说：“银杏树在重庆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了重庆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情结。”还有跟帖说：“‘树高千尺忘不了根～’……最终道出了广大重庆网民的心声。”
——这都是重庆人的“黑话”。字面上谈论的是银杏树，背后在怀念权倾一时的“西南王”薄熙来。去年春，薄熙来被软禁，从耀眼夺目的政治聚光灯前消失了。又一个春天到来，那些怀念“唱红打黑”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的重庆人，看见银杏树，就联想起他们的革命领头人薄熙来。因为薄熙来主政重庆，除了“唱红打黑”，还耗费巨资，疯狂种植了两千多万棵银杏树。薄熙来喜欢银杏、香樟，所以在这个季节，连树叶都未长全，就在他的追随者眼裡“形成成片的翠绿，赏心悦目”，“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了重庆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情结”。对于这些已经自觉形单影只的极左残馀，我是一点也不同情的。不仅是因为他们“唱红打黑”中的疯狂，还因为他们强行种植银杏树的疯狂。 薄熙来说重庆要种优良树种，比如银杏、香樟、水杉。于是，重庆就掀起疯狂的银杏热，把已经长成的行道树、绿化树毁掉，换种薄书记的最爱。重庆市政府把城市绿化纳入各区县党委政府的绩效考核，也就是说，能否在银杏种植中表达出高度的热情，将决定每一位官员的仕途。而且，银杏树极贵，每棵少则一两万，多则数十万，大有油水。重庆市水利局将大楼外原来长得枝繁叶茂的小叶榕、天竺桂挖去，换栽上11棵银杏、香樟。据一位现场施工人员称，这11棵移栽的大树总价250万。从老百姓兜裡挖钱来买薄书记喜欢，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的是最适合重庆土质和气候，在重庆生长了千年万年的那些优秀树种，比如黄桷树，树型高大优美，喜光耐旱，耐瘠薄，适应能力超强。它不仅是原生的优势树种，而且成了重庆一些街道、山口和渡口的地名、从而进入了文化和历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1986年，重庆百姓和官方把黄桷树定为市树，薄书记一来，要树立自己的权势，黄桷树就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在薄熙来的铁血统治下，仍然有不少的人起来质疑、抗议，特别是在网上，说骂声四起毫不夸张。反对派们提出，重庆并不适合种植银杏，生长周期长，对水肥条件要求比较高，北方疏松深厚的砂型土壤比较适合它。重庆夏天热，是着名的“火炉”，黄桷树长得快，生命力强，叶片宽阔，树冠大，遮荫效果好，黄桷树的林荫道深受百姓喜爱，而且黄桷树四季长青，不会像银杏树那样在冬天光秃秃的。 但是，指望着薄书记升官发财的人根本不予理会，装载着银杏树的大型卡车照样成群结队地驶入重庆。重庆对银杏树的需求就像是一个无底洞，远至江苏、广西、山东的价格都被重庆抬高，甚至抬高了五六倍。也许可以这麽说：历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树种激起过近似银杏树的疯狂。 令人不胜感叹的是：这种因薄熙来而一哄而起的疯狂，也因薄熙来一哄而散。薄熙来下课是在2012年3月，就是在这个3月，也许前后最多只差了几分几秒，银杏树的疯狂即刻在重庆落幕。 寄语重庆家乡人：种活了的银杏树就不要再毁掉了。银杏树没有疯狂，那纯是人类的疯狂。 2013年5月14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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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0, 2013, 6:03:36 AM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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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学渊：东北大学的人物踪迹――也纪念臧启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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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3 11:47 PM PDT 今天得知劉小楓稱毛為"國父"，稱孫中山比毛差十萬八千里。這個博學之士終於正式墮落。 去年老友毛喻源說起劉已變得面目全非，我還難信。20年前與劉見面，只覺《拯救與逍遙》的作者正在經歷某種內心蛻變。他回避64話題——我想他沒有參加，現在看來，他絕不會參加。這個小市民的兒子靠苦學外語走上"學術"象牙塔，此后一直在校正人生座標。幾天前在鄭州與蔣慶說起劉，蔣不置可否，顯然不欲評說。 這一代人都在重新尋找父親，劉小楓最后認毛作父。"這一代的愛和怕"原來在斯！這給人們一個新的教訓。一面仰望"十字架上的真"，一面嘔歌跨過鴨綠江的毛軍；一面厭惡海德格爾，一面稱譽卡爾·施密特；一面思念冬妮婭，一面美化切瓦拉；現在終於淪落到為老暴君招魂的田地。每況愈下至此，已不能用人格分裂甚或無恥之尤來形容了。 想想，劉小楓的演變其來也有自。2009年天安門廣場祭出毛思萬歲方陣，薄熙來唱紅打黑（有人統計，薄在重慶四年有半，所引"經典"，毛語錄詩詞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新國家主義派全身心投靠權貴，張藝謀譚盾之流公開頌揚秦始皇，中國百名作家集體書寫"延講"，劉的高論并不特別怪異。其不為外人道者，他以塔西佗、修息底德、施密特等帝國歷史哲學家的傳人自命，志在做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精神教父。《圣靈降臨的敘事》、《儒家革命源流考》都是劉為自己特殊身份設計的符號和階梯。他不能總是用艱澀玄奧的神學、哲學術語把自己包裹得難以辯認而誤了卿卿好事，於是漸次脫去神學袈裟、博士衣冠而游講四方。貌似啟蒙青年學子，實際聽主卻在廟堂之內。好一條現代終南捷徑！子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劉小楓"逍遙"數十年，今日終於本色畢露，為天下人笑。何必當初！ 子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劉所知，本來雜遢漫漶，而從不識"仁"為何物。然而，劉確實高出甘陽司馬南孔慶東等淺薄浮表之輩。他看出毛對紅色帝國的首要價值，不高度而大幅首肯毛的"文韜武略、豐功偉績"，全部意識形態就沒有"道成肉身式的神聖性"。為此，劉不惜戲扯歷史，以美國國父華盛頓、林肯為例，聲稱他們都通過戰爭而為國父（劉自然不忘凱撒、君士坦丁、拿破崙一類大征服者，就差提及希特勒、斯大林）。而毛更勝一籌，他既是中國獨立戰爭（朝鮮戰爭，類比華盛頓領導的北美大陸反英戰爭））又是中國解放戰爭（國共內戰，類比林肯領導的美國南北戰爭）統帥。此外，毛還是儒家"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的集大成者。不止于此，毛還是柏拉圖《理想國》兩千年來唯一的現世"哲人王"。 劉是否曾屬"自由派"、"儒派"、"基督教救贖派"還是"毛派"、"左派"、"法西斯派"，都無關宏旨。他大概骨子裡看不起這些派人，他的志趣遠為高遠：重新塑造毛澤東，為尚未完全矗立的現代東方大帝國"立心"（薄熙來們的口頭禪是"精氣神"）。這是極大的誘惑，也是極大的無恥。劉對毛的評價，令林彪的"四個偉大"相形見絀。人們不可一笑置之。 劉小楓說，他不愿看到中國人因為對他的"國父"身份的分歧而出現"精神的內戰"。真是不知天下有羞恥事。他怎麼就不清夜捫心自問，誰在挑動中國的"精神內戰"？如果劉小楓押注得手，毛派復辟，可以斷言，中國人將再次承受浩劫，但中國社會絕不會忍受又一代毛二世、毛三世，劉則將真正實現其遺臭萬年的人生理想。所以為劉本人計，還是不要借鑒其歆羨不已的北朝鮮"父傳子、家天下"為好。 一個被統治者，一介布衣，怎麼就如此殫精竭慮地為當局所急所苦。究竟是哪門欲念何種沖動如此憂君憂黨呢？我跟劉小楓同為重慶人，算一代人，我现在以此為恥。當然，在此地出生和來過的不都是毛澤東、薄熙來和劉小楓式的人物，蔣中正、盧作孚、張自忠就曾為這座云橫霧縱的偉大城池曾添過不朽光榮。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我們偉大的詩圣一千多年前就為那些欺世盜名、寡廉鮮恥之徒寫下墓誌銘。匪夷所思的是，時代進到21世紀，還有人在做"帝王師"的迷夢。世事荒唐，人心惟危，信哉。 2013年5月18日 重慶 ——纵览中国，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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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3 06:41 PM PDT
许多大陆人觉得是种无法理解、荒诞不经的怪事：我们想方设法要摆脱的东西，民主了的台湾怎会有人要拿去当瑰宝？这是民主化的台湾所应有的作为吗？
日前，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江丙坤先生提议让大陆央视国际新闻入台，以便结束台湾媒体的乱象，提升台湾人的国际视野。此议随后受到监察院长王建煊的复议。此论一出，引发台湾各界争议，受到很多批评。
执政党大佬沦为中共统战工具
近些年，不断有些台湾国民党的元老们在两岸关系上发些让人有些惊讶的论调，不久前就曾有连战在北京一番“台湾是麻烦制造者”的那番议论，也曾在台湾引发很多争议。坦白说，尽管这些元老们不断游走两岸，但鉴于他们作为重要统战对象的地位，是中共的贵客和座上宾，笔者很怀疑他们对大陆社会到底在发生些什么能有些真实的了解，对中共体制的内在弊端，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有切实的了解。发这种让凤凰卫视和央视国际新闻入台的议论，要么是他们对大陆的新闻体制缺乏了解，要么是他们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中共对当今世界的看法，这不只是让人遗憾，更是十分危险的：如果他们只是自己接受这种看法问题还不大，但如果作为执政党的元老，试图借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宣传这种看法的媒体引进台湾，让台湾的民众尤其是是年轻人受这种看法影响，那就极成问题，危害深远。
虽然世界事务纷繁多变，不同国家的人具有不同的视角也很正常，但大陆由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长期以来根据政治需要刻意歪曲国际事务，进行选择性的报道也是有目共睹。正是由于这种单向度的选择性报道，在形成一些年轻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正是因此，很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在不断俭省其可能受到的毒害的过程中，才花费很多精力，利用现代通讯技术绕过中共设下的屏障，通过网路来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状况。而这些国民党元老竟然希望要用大陆人自己也厌弃的央视国际新闻来增加所谓的台湾人的国际观，真是匪夷所思，不知其判断力到底到哪里去了。
民主化台湾的应有作为是杆尺
有人说台湾的媒体有些杂乱，品质有待提升，这本无可争议，确该如此。但我们也需要设问的是：这种“杂乱”是否也恰恰就是民主化所自然要有的现象呢？难道我们还要恢复解严前的媒体一致不成？如果这种提升是要以消除台湾媒体的多元化为代价，那恐怕就是本末倒置，将销毁台湾媒体最宝贵、吸引人之处。如果我们遗憾台湾媒体还缺少些国际观，国际信息，提倡强化增加这方面的工作是有道理的话，那本是应该由台湾政府和台湾的相关媒体业界来做努力，而不是要靠引进这即使说不是臭名昭著，至少也是声名不佳，缺少信誉的央视国际新闻来填补这种空白。举例来说，那种阿拉伯之春时评论员，报道不断地替卡扎非等解释开脱的央视国际新闻，难道是台湾需要的国际信息和分析吗？退一步来讲，即使是要开放央视国际新闻来台，那也要有基本的对等，允许台湾的业界去大陆播放相关节目，这不仅是一个商业上互利的问题，也是给大陆民众提供一个多元选择的机会，更是展示民主化了的台湾所应有的尊严。而如此拱手相让，不分是非，不仅对台湾有伤害，对大陆人正在形成、对台湾乃至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极具意义的有关台湾民主化的正面形象都会有很大的杀伤力。许多大陆人会觉得是种无法理解、荒诞不经的怪事：我们想方设法要摆脱的东西，民主了的台湾怎会有人要拿去当瑰宝？这是民主化的台湾所应有的作为吗？
我们可以不去猜测相信这种建议的背后的利益动机，甚至可以相信当事人没有任何利益考量，只是一时误判，一种本意良好却没有找到恰当途径的人的想法；但人们也完全有理由、有权利警觉这种建议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的后果。这不仅是对台湾的民主负责，也是要对台湾的孩子们，台湾的未来负责。
希望台湾的民主能一路走好
事实上，日渐成熟的台湾人民对这类建议也确是有警惕的。该建议提出时，笔者正在台湾做私人旅游，在与各类人物甚至蓝营的一些基本群众的交谈中听到过相当多的反对意见。从中笔者也感受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是否因权力和地位与社会已有了相当大的距离；更由此想到：如果台湾人民对这些人开始有些厌弃，北京继续对这些人投资又有何益？不要以为台湾人有中华文化尊老的传统，因为这些人过去对台湾有过贡献就会永远把这些人摆奉在台面上。民主化了的台湾，最终决定台湾立场的还是台湾人民，而不是几个政治人物。台湾人能让陈水扁下台，国民党上台；也就可以让国民党再下台，更不会让几个所谓的政治大佬来左右命运。按照大陆那种权力逻辑来理解台湾的权力运作是愚蠢和注定要出问题的。而台湾这些国民党的元老，如果不能很好地自省，自我约束，就将毁掉自己从政一生所积下的声誉——连战先生“破冰之旅”对两岸关系的改善是有很大贡献的，但岂不见，由于近些年他在大陆的一些表现，已经引起大陆相当一些人士的批评和反感，甚至“连政协副主席”的雅号都已开始不胫而走了吗？
如果说民进党中某些人逢中必反是狭隘和缺乏远见，那国民党中一些人士逢中共便称是也是没了判断力，没了自信的脊梁骨的一种短视和贫血的体现。但愿国民党不要让这种短视和贫血病在党内和岛内扩散，更希望台湾的民主能一路走好，不断向上攀升，为台湾人民的福祉，也为整个十三亿的中国人民立个指引的灯塔，那将不仅是大陆中国人，也将是台湾最终的希望。
——《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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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3 06:32 PM PDT
大陆的人们对香港廉署，一向多有敬意，很希望香港的"廉政风暴"能在大陆出现。如今，廉署官员以公帑拉关系，有损香港法制、廉洁的形象；而有些官员身在香港心在大陆朝廷，认同"一国"吞噬"两制"，实在更为可怕。
不久前，香港前廉政专员汤显明在位期间向大陆高官赠送多样礼物、纪念品之事曝光，备受关注。此事的特别之处在于，香港方面频频出手送礼的是廉政公署专员，而大陆方面收礼最为频繁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曹建明。这样两家机构的高官，须如此拉拢人情关系，岂非咄咄怪事！
陈希同收受礼品被定"贿赂"罪
或许，这样的送礼与笑纳还算不得腐败。当年的陈希同被整肃，罪名之一便是收受礼品之"贿赂"，而这位在中共权斗中失势的陈书记大人，手脚其实还算干净，那些礼品仍在市府，未入其私囊。如今的那位首席大检察官，收下的礼品若还在高检，也就还很难说他腐败。
然而，算不上腐败之事，作得太频繁了，也就不无蹊跷。
先说香港廉署。香港回归中国十五年，汤显明任廉政专员是在后五年，那么，前十年的两任廉政专员之相关情况如何，可以作个比较。现在这方面的情况还不得而知，而已知的是，廉署方面表示，廉署送赠礼物方面，并无明文规定及指引，专员会就访客身份及活动场合作出合适的决定。廉署已就有关事宜完成检讨，正在制订指引，以减少耗用资源及送礼须有廉署象征意义，并订出金额上限。
其中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送礼须有廉署象征意义"，而汤专员之频繁出手送礼，且趋向于豪华，恰恰表明他的举动已渐渐失去廉署象征意义。二是，"专员会就访客身份及活动场合作出合适的决定"，而廉署一向"并无明文规定及指引"，意味着这方面原先没有什么问题，而专员越来越频繁地不顾廉署象征意义而对大陆高官送去豪礼，汤专员本身，自是有失检点。
大陆方面，收礼或被宴请的，主要是高检官员，以及中联办官员。
大陆高检可以保持沉默，而中联办在香港，无法装聋作哑。主任张晓明回应说，汤显明宴请中联办官员很正常。比宴请更为敏感的是收受礼物，是否也很正常，张主任或许还不便说。
北风日渐南侵曹建明有失检点
曹建明身为最高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还担任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理应知道他自身也有其象征意义。况且，大陆高检与香港廉署往来，向对方学习，本为题中应有之义，而对方在交往中反而频频出手送礼，曹大检察官自然须有反省，他却先是笑纳豪礼，曝光后则沉默不语，至今未见出面澄清，就更是有失检点，也有失担当。
2006年10月，首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年会和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正式成立，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贾春旺，当选国际反贪局联合会首任主席。秘书长为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副主席叶峰，也是中国高检官员。四年后，该联合会的第四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澳门举行，曹建明当选为新一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这样，国际反贪局联合会自成立以来，至今两任主席都由中国官员担任。
与世界贸易组织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不同，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看来是个协会性质的组织。作它的主席，或许并无多大权力，更多的是道义责任，而中国官员得以连选连任，意味着国际社会期望中国政府和官员在反贪污反腐败方面，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如今，曹建明这位继任的主席，不但不能遏制大陆的腐败之风，他自己也不能免中国官场之俗，对越来越过分的礼物照收不误，显然有负国际社会之望。同时，对香港，他不能取其之长，反而助长其短，难辞其咎。
香港在英国治下多年，一向有自由而少民主，回归中国以后，因为"一国两制"的安排，本可以在保持自由的同时，因摆脱殖民地身份而发展民主，则该特区在政治、经济上平衡起来，为大陆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借鉴之地。然而，中共似乎已下决心，要摹仿当年毛泽东中断新民主主义而生造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在香港背弃"一国两制"承诺，以阻碍普选为典型手段，加速香港的大陆化，使得香港的民主难以发展，自由也受到侵蚀。它难以阻挡自由香港对内地的影响，必欲去之而后快，致使北风日渐南侵，香港廉署官员频频对大陆官员送礼，正是一个典型例证。
身在香港心在大陆朝廷更可怕
大陆的人们对香港廉署，一向多有敬意，很希望香港的"廉政风暴"能在大陆出现。现在香港廉署送礼之事曝光，当然有损香港形象。不过，香港人抵制向大陆捐款救灾，大陆人没有什么反感，反而显出理解与支持，因为他们自己也厌烦了官式慈善方式。同样，廉署官员以公帑拉关系，大陆人看得出来，过去有所谓"淮橘为枳"，说的是淮南橘树移植到淮北就变为枳树，而今香港廉署官员在本地就痴迷于北风，而且廉署官员或许还算好的，其他许多官员人等早已身在香港心在大陆朝廷，早已认同"一国"吞噬"两制"，实在更为可怕。
看到过一种论说，认为香港官场较为廉洁不是单凭一个廉署之力，实乃其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廉署才应运而生，并取得成效。这当然有其道理，不过，由此论而展开，既可以避免单纯依靠设置机构、创立制度，须以公民社会的全面成长为依托，也可以推崇无限期的"循序渐进"，对民主求全责备，对普选悄悄阉割。可见，有道理的看法也会藏着陷阱，不能不小心。
据说，香港可以五十年不变，而且还曾有过较乐观的看法，认为到了五十年之际，大陆之自由与民主自会有长足进展，香港之变与不变，不再是什么问题。如今刚刚十五年多，香港已在悄悄变化，然而这变化，却是香港被迫"削足适履"，与过去中国女子缠足，很是相似。
幸好，中国民众对于"削足适履"，已经生出越来越多的反感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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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3 02:30 PM PDT
一个人往往一、两件事就可以成为他的“标记”。爱因斯坦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他一生的“标记”还是相对论。“六四”後，方励之夫妇躲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时间长达一年，这成了方励之的“标记”，这一“标记”使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受到忽视。我在《自然变戏法》一文中谈到，“文革”结束後，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方励之竟然一次次跑到社会科学院来谈“天文学的哲学问题”，我当时就对他说，天文学是科学，没有什么哲学问题，到我们这里来是浪费时间。
方励之一九五八年到中国科技大学当助教，我在第二年进入科大当学生。我是放弃自然科学，希望把政治与科学相结合起来，从事政治科学研究，而方励之是直接投身政治。在方励之心目中，政治的重要性在科学之上。
方励之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把政治和科学的位置在心目中倒了过来。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方励之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时，当时的大使是李洁明（James R. Lilley）。九十年代初，我与一位军事问题专家赵晓薇在华盛顿会见过李洁明。老布什与李洁明经历相同，老布什在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後来成了美国总统，而李洁明也加入过中央情报局和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遇到方励之，就从此断了他总统之路。李洁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方励之时说， “六四”後一天，“方励之夫妇紧张地窝在使馆官邸里又黑又暗的一间储藏室，并且是躲在里面一片行李箱墙之后， 初尝此后十三个月的幽居生活滋味。” 他们怕“中方冲进美国大使馆，架走方励之”，因而用尽各种办法保护方励之。他们也制定了“必要时得把方励之夫妇偷运出大使馆”的多种计划。但“方励之抵达伦敦之后，这位我们辛苦保护的人，开始接受NBC新闻采访，方竟然抨击美国在人权议题上有双重标准，对苏联严格要求，却对中国轻轻饶过！” 李洁明说：“我可不能原谅他竟然这样突然勇敢地抨击辛苦解救了他的布什政府。” 在方励之离开中国四十余天後，一九九0年八月十日，我与高皋乘火车从巴黎到达伦敦。第二天，在剑桥大学会见了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方励之办公室不大，一面全是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校园草地上放牧的马儿在来回走动。这次会见，是《中国时报》记者江素惠安排我们“对话”。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源头，就是方励之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对方励之说，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之船是方励之启动的，“你是第一推动力”，我们都踏上了你这艘船。现在，海外民运组织，山头很多，需要联合。海外民运这艘船也出了漏洞，必须修补後才能向前行驶。只有你方励之有能力整合海外民运。大家在船上，现在你方励之不能置之不顾，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方励之的回答是，他不愿被称为“民运分子”，他要成为活跃的人权分子，他将继续呼吁释放大陆的政治犯。他要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暂不介入任何组织。在江素惠结束采访并离开後，我留下来与方励之继续谈话，我希望方励之接替我担任 “民主中国阵线” 下一届主席，我告诉他，在自由选举中，他当选没有问题。方励之坚决不同意，他说，管惟炎可以做“民阵”下届主席候选人。
八月十五日，因为管惟炎到了伦敦，我与万润南、陈一谘一同去伦敦会见管惟炎和方励之。管惟炎是一位超导专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中国最早倡导并进行强磁场超导材料与超导磁体的研制，合作研制出多种性能达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导材料，他在低温和超导理论上也有重大贡献。一九八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那次合肥学潮时，他与方励之分别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方励之因推动学潮而被开除党籍、撤去副校长职务。管惟炎虽然没有推动学潮，也糊里糊涂地被撤去了校长职务。 当时的情况是，万润南想竞选下一届“民阵”主席，陈一谘坚决反对，而陈一谘自己又不出来竞选。我在出任“民阵”第一届主席时，就表示不连任。如果方励之与万润南担任主席、副主席，我觉得可以平衡陈一谘对万润南的意见。我们三人到伦敦与方励之谈话时，管惟炎还没有到场。方励之说，管惟炎民主素养好，在中国有影响，没有被通缉，如果中国形势发生变化，管惟炎最适宜与北京对话，所以让管惟炎担任“民阵”主席最合适。陈一谘表示赞成。我请万润南表态，万润南说，要听听管惟炎本人意见後再说。从这时开始，陈一谘与万润南就当着方励之面开始争吵。陈一谘说，他反对万润南出任“民阵”主席，万润南过去一年担任“民阵”秘书长期间，独断专行。如果万润南竞选“民阵”主席，他就要在大会上把万润南的问题一件件讲出来。万润南说，你要讲现在就可以讲。陈一谘就开始一一列举万润南的问题，越说越激动，声称如果万润南任主席，“民阵”三分之二的人都会退出。万润南就陈一谘提出的问题一一做解释。我一言不发，方励之没有诧异表情，安静地听着。我们四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管惟炎来了。 管惟炎听了方励之要他出任“民阵”主席的话後说，他马上要到德国一科研机构工作三个月，那是早安排好的，而且他的家属在国内，他担任主席，耽心对他们有不好结果。我与陈一谘说，这两个问题都好办，只要管惟炎答应下来，具体问题不难解决。管惟炎没有说话。这时方励之说：“我了解老管，他不做声，就是同意了。” 管惟炎轻轻说了一句：“我是太不行。” 方励之大声说：“行了！” 我听得十分清楚的是，管惟炎不是说“不太行”，而是说“太不行”。管惟炎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是一位信任方励之、顺着方励之的人。 万润南说要留下来与管惟炎“长谈”，在我们离开方励之办公室时，陈一谘以警告口吻对万润南说：“你应该顾全大局。现在，你如果退一步就柳暗花明，如果进一步就会山穷水尽。” 我在《首脑论》一书中，探讨了政治“小圈子”争夺权力的斗争。我发现，“民阵”这样一个海外政治组织，竟然也有这么严重的权力争夺问题。当没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裁判者”时，在权力争夺时，只要一个人“心理”上处于“弱势”，怕另一个人，失败就注定了。 陈一谘对万润南毫不客气、咄咄逼人，但万润南并不怕陈一谘，而且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万润南在一九九0年九月，与朱嘉明两人竞选“民阵”主席，万润南取得了胜利。 告别方励之、管惟炎，我与陈一谘连夜从伦敦回巴黎。晚上十时乘上火车，我只是确信去加莱方向就会到巴黎，几经换车，竟到了英国南部海边黑斯廷斯。晚上火车没有人查票，陈一谘随着我一次一次换车，到巴黎已是第二天上午九时了，多乘了整整四个小时。 方励之和管惟炎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待过很短时间，後来，管惟炎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又兼任美国的“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主席。方励之到亚利桑那大学任天体物理学教授，兼任纽约“中国人权”主席。
这两个基金会，规模很大。“中国人权”设在纽约帝国大厦。前一个在一九九二年因在廖大文问题上的分歧而分崩离析，彻底瓦解。後一个因刘青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方励之退出了这个基金会。
方励之长期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到达退休年龄後，他没有搬家，他得的病是“亚利桑那山谷热”，此病由一种菌类引起。在炎热天气下，有时会冷得全身发抖，有时发烧，严重咳嗽，全身无力，严重时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关节处浮肿。全身的皮肤上出现水痘样红斑。他留在亚利桑那大学附近，主要时间还是用在天体物理学上。在美国期间，方励之主要投身于他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使他退休後也不愿离开亚利桑那，这也许是他患上“亚利桑那山谷热”的原因。 方励之一生可以划分为两阶段，一九八九年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大峡谷”。在中国期间，他是一位科学家，但热衷于政治。方励之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正是由于他的行动，成了一九八六年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因邓小平听信薄一波、邓力群，加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增刊》之类“内参”大大夸大了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严重性，致使邓小平废黜了他一手提拔的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九年，方励之又成了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李鹏、陈希同的恶意挑拨和传言蒙蔽了邓小平头脑，致使邓小平又一次废黜了新任不久的总书记赵紫阳。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他对天体物理学的投入远远地在中国政治以上，科学压倒了方励之的政治。最後因献身于科学，他的肺，一点一点地被“亚利桑那山谷热”细菌吞噬了。 香港《苹果日报》2013-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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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3 02:13 PM PDT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2013年5月16日上午，在坐落于威斯康星州俄勒冈（Oregon）小城的鹿园佛教中心，达赖喇嘛尊者与来自威斯康星、伊利诺等中西部的中国学生、学者进行了一次名为"与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开对话"（Open Dialogue with His Holiness Dalai Lama）"的活动。
达赖喇嘛一进场就热情地想每位到会者致意，并幽默地称呼中国留学生为"汉族的兄弟姐妹。"首先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达赖喇嘛讲述了他早年与毛泽东等中国重要领导人的会晤经历，并指出藏传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同宗关系。之后，尊者表达了对中国官员高度腐败以及社会缺乏道德准则的担忧，并由此指出保存西藏文化的重要性，因为西藏文化可以用来帮助教导人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自私贪婪，而要多为别人考虑。达赖喇嘛特别强调他自始至终都关心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认为西藏文化应该受到保护。 在做完简单的致辞后，达赖喇嘛回答了多位参会者提出的问题。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尊者首先表达了对中国贫富差距严重问题的高度关注，并由陈光诚的例子谈到了对基层农村里农民困苦的同情。针对中国政府在西藏修水坝的问题，达赖喇嘛强调了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指出尽管中央政府认识到环保的重要，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西藏环境的破话。尊者表示："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强调"西藏的环境问题也是世界的环境问题" 。 有参会者问达赖喇嘛如何看待藏人自焚的问题，尊者坚定地回答说，他从来就没有认可（approve）自焚的行为。他指出藏人自焚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政府应该认真调查自焚的藏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达赖喇嘛同时推荐到会者可以参读一下中国学者曾经写过的一些关于藏人自焚的文章，包括针对1966年良卿法师在文革中为了保护世尊舍利而舍身自焚的文章。 在会议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为参会者签名并与中国学生合影，令会议参加者惊喜不已。会议结束后，尊者委托达赖喇嘛办公室其秘书长才嘉在会后继续与中国学生、学者进行交流。其中谈到了达赖喇嘛转世、西藏真正自治的概念、保护西藏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到底什么是需要保存的西藏文化等与会者关注的问题。会议结束时，很多参会者对这样近距离的交流活动表达出肯定和赞赏。 当天参加对话的共有80多位中国学者和学生。对话结束后向藏人大学生们发表演说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尊者在演讲中清晰阐明中间道路立场，对汉人们理解藏人们的诉求方面，非常有帮助。所以我在今天下午要讲的主要问题，就是从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中，看尊者他的贡献，看到他为什么会提出中间道路，而不是走两个极端，即不是接受现存的中国官方的对藏政策，同时也不是通过暴力方式，寻求完全的西藏独立，这就是我要谈的主要内容。 对话结束后，尊者达赖喇嘛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处的组织下，向在美国三地（维斯康辛麦迪逊、明尼苏达州、芝加哥）大学中就读的200多名藏人大学生发表了演说。尊者表示，同13亿中国人做朋友要好过做对抗，所以大家要从更广的角度去看西藏抗争，为我们的长远利益着想。尊者说，若被问，是想在压迫藏人的共产党下生活，还是离开的话，谁都不会选择在压迫下生活，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压迫藏人的只是一部分当权者，我们要知道，了解真相、同情藏人的中国民众如今变得越来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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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3 05:40 PM PDT
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再造出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的封面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穿著龙袍的照片，这个刚刚荣登九五之尊、并迅速掌控中共党政军大权的新一届领导人，在半年之久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很多国内有识之士心里越来越凉了。这个被人私下称为“习泽东”的新一代强人，他的执政理念到底想干什么，他所提出的以富国强兵而带来的“中国梦”，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方？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事情，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习近平正在引导和发动一场翦除民间自由思想、把人民引向国家主义的小“文革”。首先，他要模仿当年毛泽东的发动文革的方式，毛泽东是给清华附中的学生写信，鼓吹“造反有理”；而习近平则是说“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也就是说要让新一代青年人放弃北大传统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服服帖帖地地跟党走、跟他走。五一前夕，习近平在北京接见劳模，除大喊“劳动光荣”、要“紧紧依靠工人阶级”，这些陈旧的阶级斗争口号外，所接见的人居然都是文革前的标兵与榜样，如大庆、大寨、和六十听党的话、绝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俨然又回到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颗红心永向党”的文革期间。而习本人，对毛泽东诗词名句出口成章，随手拈来，这些跨越政治红线的种种举措，以及“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试图为文革涂脂抹粉，都证明了习近平选择了一条回归毛泽东的道路。
习近平选择了回归毛泽东之路
与此同时，各路神仙纷纷出台亮相，为习近平的小“文革”摇旗呐喊，大造舆论。如军中所谓的鹰派将军罗援，就提出了“内惩国贼”的口号，谁是国贼？不言而喻，目标直指国内主张走宪政之路的自由派。而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少将朱和平则异军突起，发表文章《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这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又异常残酷的持久战，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上甘岭战役，我们的一些阵地已经被蚕食，还有部分阵地摇摆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占领。”而近期内地太子党及左派阵营活动频繁，十分活跃。五月五日晚，一场云集太子党和左派人士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文艺晚会在山东济南举行，这场由左派名嘴司马南和孔庆东主持的晚会座无虚席，红歌嘹亮，重现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推行的“唱红”场面。当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入场时，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到场的还有叶剑英女儿凌子和陈云女儿陈伟力等太子党成员。而陈伟力还在“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一改三十年的历史话题，公开辟谣说：“我父亲没有说过毛主席‘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的话，这是有人恶意将李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而毛泽东、朱德的后代则借纪念朱毛会师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重上井冈山，纪念朱毛会师85周年。此前，河北临漳县毛泽东铜像揭幕，李讷率毛家后人为铜像揭幕。铜像广场悬挂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巨幅标语。重现四十多年前人们所熟悉的文革景象。
随着小“文革”的兴起，对主张言论自由、宪政民主的人士，则是一片肃杀之气，屡禁屡现的扯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老百姓先后入狱，刊载马三家劳教所恶性的杂志被封杀停刊，内地自由派学者茅于轼在沈阳和长沙演讲，先后遭到左派阵营的公开“追杀”。对左派的的暴力行为，中共当局大拉偏架，选择性执法，长沙警方甚至威胁永远不许茅在长沙活动。以上的政治气候说明，面对国内贪腐严重、矛盾重重的现实，习近平没有下手对贪官开刀，放着许许多多祸国殃民的“大老虎”不打，却要率先发动一场清除政治异见、树立毛派正统的小“文革”。发动大“文革”，已经没有了群众基础，那就来一场小“文革”。其目的，就是要模仿当年的毛泽东，
除去翦除持有自由化倾向的民间异己外，再造一个新强人“习泽东”出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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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3 05:17 PM PDT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2013年5月11日
中文译者：@lotusseedsD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英文原稿链接：http://bit.ly/17hj2Hj
达赖喇嘛尊者展开了他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第四天行程，为一个由Maitripa College学院拍摄的，与环境有关的纪录片作简短访谈。尊者对今天还活着的以及下一代人表示关注，说生态问题可能不会影响我们这代，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将会影响到下一代。当被问及慈悲想法如何能改变世界，尊者说：
“我的梦想之一，或许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是利用一些地方如撒哈拉沙漠的太阳潜能，建造能生产清洁水的海水淡化厂。这是一个能带来广泛利益的项目，需要全球性的合作才能大规模运作。”
“什么事让他高兴？” 尊者回复，“看到其他人微笑。”
尊者接下来的行程是在退伍军人纪念体育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那里他第一次勾勒出人生中的三个奉献：向人解释人类的幸福取决于关心对方的想法；促进宗教间的和谐，还有，虽然已经卸下西藏政治的责任，但对保留西藏宗教、藏语言及藏文化依旧是他的责任。尊者还表示，媒体具有为公众呈现一个现实世界观的重大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媒体需要有个长鼻子，就像大象的鼻子同时嗅出幕前与幕后发生的事。最后，尊者提及他的信念，认为有必要把世俗伦理引入到社会中，让内在价值的认知回归到每个人的生活中。
当被问及每天期待什么这一问题時，尊者回答说：
“我為他人的福祉奉献我的身体、言语和思想，但这并不意味我忽略自己的利益。為了让自己更有效，我須要保持健康和意志力。”
就他与中国关系的问题，尊者说：
“事情在改变，但13亿中国人有权利知道现实中发生的事，一旦明白了他们將有能力判断是非曲直。為此，目前存在于中国的审查制度是有害的，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它引致了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与此同时，中国农民承受了極大的痛苦而只有當中國的法制達到国际水准这一情況才會获得纾解。”
新闻发布会结束後尊者继程前往参加《普世责任与全球环境》环境峰会，与会者包括俄勒冈州州长约翰·基察伯（John Kitzhaber），俄勒冈州环境局执行董事，安德烈娅·德尔宾（Andrea Durbin），和加拿大电视系列，《自然之事》主持人暨科学家大卫·铃木（David Suzuki）。俄勒冈州公共广播电台，“大声思考”的节目主持人，大卫·米勒（David Miller）为峰会仲裁。
参议员杰夫·梅尔克利（Jeff Merkley）在一万多名观众面前介绍尊者。尊者对环境形势的紧迫性提出一些要点：
“在1959年，我能够从西藏逃离至印度是因为我们在西藏面临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的世界遭遇问题人类将无处可逃。身为一个和尚我没有孩子须要担心，但我敢肯定，州长和其他现场的与会嘉宾肯定有。我们须要关心这些孩子及孙子的未来。允许贫富之间鸿沟扩大不仅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实际上也是个错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让富人变得贫穷些，但我们必须找到改善贫困状况的方法。”
大卫铃木强调：
“我们已经越过许多临界点，但对我而言，说出‘为时已晚’这样的话似乎毫无意义。”
安德烈娅·德尔宾同意涵盖全球的气候变化是個重大的问题，而我們未全力以赴去解决它，但在地方層次上则存在其它问题，例如婴儿在母胎里已受到‘污染’。目前有43個未受管制的化学品会危害仍在母体子宫内的胎儿。州长约翰·基察伯说，我们生活在以经济为基础的消费方式，对于这一运作我们需要一个新措施。
尊者回应：“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重要的，” “但自由也很重要。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意味着穷人没有自由。我们需要尋求一個能自发地约束贪婪和消费行为的方式，并鼓励別人也这么做。在追求自我利益时，我们需要实事求是，这也是为什么教育重要非常。我们需要形成知足的生活方式思维。”
州长基察伯指出，除了我们所消耗的，我们的消费率也需解决；而安德烈娅·德尔则认为‘放眼全球，但局部性行动’这一昔日流行的车贴标语在今天仍然适用。
当被问及如何能从佛教就环境的观点中学到什么，尊者指出，在各个伟大宗教创始人生活的时代没有环境问题。不过，他觉得佛陀诞生于树下而非宫殿里具有启发性。佛陀在大树下成道而非山洞里；他在一棵树下躺着涅槃而非在修道院内。在寺庙的戒律下，僧侣不仅受鼓励植树，还要照顾树木，同时在他们日常规律的环境下，新来的僧侣须要照顾前人僧侣栽种的树木。佛教就相互依存这一独特的哲学概念，在自然环境中俯手可拾，并且与人的每一作息活动有关联。尊者建议，从中我们可看到，人类的幸福取决于推己及人。
与会嘉宾就环境方面产生的新的合作精神需要有个新视野拥有共识。大卫铃木说，我们需要对我们在地球上所扮演的角色来个换位思考。他声称，“说‘我们不能’是不符合美国精神的。” 州长则坚称，欲试图改变经济模式，我们必须认清想要的是什么。他指出，当肯尼迪总统发起美国太空计划时，却没有象清楚表明目的地般为太空计划制定出一个路线图。
尊者以三个层次的理解作为总结。
“首先，我们聆听或阅读并作信息收集；接下来我们思考所学，然后从不同角度去分析。最后，我们融会贯通。这是在达致坚定信念基础上去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方法。“
州长基察伯邀请与会成员、俄勒冈州参议员杰夫·梅尔克利及波特兰市长共进午餐。下午，众议员厄尔·布鲁梅瑙尔（Earl Blumenauer）向11,000名观众介绍了尊者。尊者如往常般开始：
“兄弟姐妹们，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与您分享我的一些想法。我期待你们的激发性问题，并从中得以学习。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主办方促成这次峰会。在过去二、三天，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关于环境这一严肃话题。但现在，我将着重于慈悲方面的讨论，真诚地为他人着想。所有主要的宗教传统都有潜能创造出致力于为他人服务的实践者。但对宗教缺乏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依旧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也需要奉行慈悲。
“慈悲的根本是一种生理因素：出生时，我们从母亲身上获得爱心。这样的爱心，与宗教信仰无关，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为他人福祉着想的慈悲之表达是人类独特的素质。如果我们画地自限，一味注重外在和物质价值，却忽略了如慈悲心的内在价值，我们将无法找到满足感——真正幸福的品质。
尊者举例说，我们买了一辆新车，兴奋了好几天。但若我们的邻居在一、两个月后买了新车，我们会开始认为自己的车老旧丑陋，想要摆脱它。改变的不是车子车，而是我们的态度。
在此环境下，尊者建议我们需要加强知足、耐性和宽容，以及对他人的慈悲心之世俗伦理的内在价值。谨记吸引真正的朋友是爱心之表达，不是金钱和权力，慈悲是保证我们福祉的关键要素。
在答问时段，一位观众问尊者如何能够帮助西藏和藏人。尊者回答：
“每当你见到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们，请向他们分享真正发生在西藏的事，藏文化特质和藏文化遭受的摧毁。帮助他们履行邓小平的名言，‘实事求是’。”
关于如何避免在面对困难时陷入悲伤和绝望这一问题，尊者引用了8世纪的印度大师寂天，大师劝告在遇到问题时有必要就问题本身作出评估。如果是可以克服的那么没有担心的必要，我们需要做的是采取必要行动。如果是不能克服的，那么担心是没有用的，最好得应对方式是做其它的事情。
尊者的最后谈话结束了他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公开行程，全场每一位观众向他献出白色哈达，然后挂在自己脖子上。一时间观众席被白色填满。作为感谢，尊者向观众解释了藏人献哈达习俗乃源于印度献披肩的传统；传统上来自中国的丝绸是哈达使用的布料，而哈达围巾刻有藏文吉祥诗句。最后，尊者解释了哈达的滑软质地与颜色象征了用一颗纯洁的心渡过安宁和平的生活之美德。
接待尊者的东道主，杨思希仁波切上前向尊者献上感谢，并祝愿他寿命。
向对他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时，尊者的临别赠言是：
“我们都是人类，我有的潜能，你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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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中國特色檢討文化的第一手史料 ——《李慎之的檢討書》序 Posted: 18 May 2013 10:16 AM PDT
我初識李慎之先生在1985年。趙紫陽總理應里根總統邀請訪美，我們隨行。隨行者多，日程又緊，直到回程，才鬆了口氣。回國路上，碰巧坐在一起，有了長聊的機會。聊天就是聊天，很享受。給我的印象是：慎之涉獵淵博，健談，但顯得有些落落寡言，這也許是長期被“塵封”所留下來的痕迹吧。
第二次是1987年。紫陽主持研討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要我組織一系列座談，徵集意見。有一次，慎之到得早，我就抓緊請益。我當時腦子裏有一句鄧小平的好話，叫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問慎之，“制度化”是什麽涵義，怎麼翻譯？慎之先是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那就是 institutionalization 囉！”沉吟之後，又字斟句酌加以補充：“重要的在於區別rule of law 還是 rule by law。Rule by law可以譯為法制，法律是政府用來管束百姓的工具；rule of law可譯為法治，是法律把政府管起來了。”(註)一語破的，使我嘆服慎之先生治學之清澈、精密和深刻。
後來我無緣再見慎之。但《風雨蒼黃五十年》出來了，沉鬱悲憤，一如其人！
後來SARS流行。後來，先生棄世。最近，見到先生的後人二柔和三達，才知道先生還有舉世無雙的力作存世——從1957到1990三十四年間認錯和認罪的全部檢討。這是異彩，是中國特色的檢討文化的第一手史料。
有中國特色的檢討文化可以追溯到周武王的父親姬昌（所謂“周文王”）。他的晚年是在反省待罪中度過的。遵循殷紂王“雙規”的合法命令，當時他在羑里的招待所中被監控。我曾偶然看到韓愈為此而作的《拘幽操》，結句有趣得令人無法遺忘——赫然是“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聖明哉，紂王也！誰能說詩人韓愈之後從此不會再有人關注和追蹤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軌跡了？
(註) 這句重要的話，被我在《序》稿中寫成“前者可以譯為法制，法律是政府用來管束百姓的工具；後者可譯為法治，是法律把政府管起來了。”錯了。錯誤在我，慎之完全沒有說錯。現借《動向》雜誌刊出改正如上。謹向讀者致歉！
——鮑彤 2013-4-28
編者注：网络发布《李慎之的檢討書》出版信息以后 ，北京有关部门多次找李慎之家人谈话，千方百计要阻止此书发行；4月22日家人和亲友六十多人原计划举行一个小型会议纪念李慎之去世十周年日，被当局“断电”伺候，结果也遭和谐了。
——原載《動向》雜誌2013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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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3 10:24 AM PDT
有人纪念李慎之先生，提到韩愈一句话——“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有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可以追溯到周武王的父亲姬昌（所谓“周文王”），他的晚年是在反省待罪中度过的。遵循殷纣王“双规”的合法命令，当时他在羑里的招待所中被监控。我曾偶然看到韩愈为此而作的《拘幽操》，结句有趣得令人无法遗忘──赫然是“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圣明哉，纣王也！谁能说诗人韩愈之后从此不会再有人关注和追踪中国知识份子命运的轨迹了？”（《鲍彤：中国特色的检讨文化──《李慎之的检讨书》序》）。但是韩愈此言本是机语反讽。这段文字解释早在几十年前。唐振常先生诠释得道，李公也赞成。
以下是笔者一篇文章中关于这一公案的追溯。可飨读者一备。
“唐振常先生在七十年代，遂就当时刚刚熄灭的所谓“儒法斗争”假命题作出厘清时，就此议题发刊过一种长文。他对于韩愈之辟佛和社会上佞佛之斗争做出分析。简单说，佛之沁入中国且在朝廷上下得到庇护和提倡，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和性命牺牲的。佛官合一，和现在中国之新贵和西方资本合一，也有表面一致。故此，韩愈提出严重批判——和他对于皇朝本身的政治批判，不二而一。此说关于唐振常先生考证之韩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一句话，究竟是不是微词反语。李慎之先生说，“《幽居操》说什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这原本应该是十分可耻的一句话，倒成为于年来申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不过，据我的同学唐振常教授的考证，韩愈此话‘是微词，是反语，是愤极的咒骂’。但是我本来并不知道这些”。唐先生证，这句话正是反语和批判于殷政。全段完整意思是——
“目窈窈兮，其凝其目。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星月。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故此，韩愈对于皇权态度极为明确。他两次被贬，一是因为斥责当时之统治天灾人祸，天旱人饥；一是，就是他的斥责佞佛。佛之来，正负面因素皆备。简而述之，就如唐云——
谏迎佛骨，怪象毕露，荒诞之极。一是，“从外来思想反佛。”“‘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只今中国多方事，不用无端更乱华。’”是封闭主义。但是二，封闭主义之辩护，则是因为道统因之堪忧。“老子去掉了仁义谈道德，是空谈。”尚有关于是否秉承“因情见性”（儒），还是“灭情见性”（佛），抑或“明心见性”（宋儒）等争执。三，最为重要的，是“从国计民生反佛老”。唐先生说，“佛老不事生产，所以多了两家张口伸手的人。”“指斥佛教的伤风败俗，扰乱社会，如宪宗迎佛骨时，‘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效仿，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
“指斥寺院建筑穷奢极丽，浪费民财，如，‘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僧伽后出维泗上，势到众佛忧恢奇。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船宁计资。’”（皆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文自《获麟绝笔，吾道不穷》刘自立）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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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3 05:13 PM PDT
按，年初应盛雪女士之请参加了她的祖父臧启芳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会前我作了很仔细的准备，写下了这篇文章。作文过程中臧英年先生，家姐朱学文女士对史实和人物有许多指教。
教育家和经济学家臧启芳先生是中国早期的留美学者，他从一九三七
年到一九四七年担任了东北大学校长，其中八年是在四川三台度过
的。这个离乱的八年中国高等教育却很有成绩，那是因为中国有了一
批学贯中西的人才，他们专心致志于将中国教育与西方接轨，胡适
之、梅贻琦、臧启芳等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者。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总
共毕业了二千名学生，东北大学在校学生也达八百名，因此东北大学
是很有规模而且很有地位的学校，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还说它是办
得最好的大学。
西方语言里“大学”University与Universal是同根的字，本身就有
“包容”的意思，先行者蔡元培靠“兼收并蓄”把“京师大学堂”改
造成一所接近西方形态的学府。其实，西方社会形态的核心就是“宽
容”，惟宽容能达至稳定，惟宽容能创意无穷。中国要变成稳定而有
创造力的国家，就必须建立有制度保证的宽容。胡适之、梅贻琦、臧
启芳、吴有训等人是中国西化的继行者，他们没有机会在中国主政，
但是他们把持了几所著名的大学，推行以宽容为核心的西化事业，
东北大学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初创的，他们是军阀，但是办学很有
诚意，是放手让知识分子当家做主的。臧启芳是东北地方不多的留美
学生之一，他比张学良只大六七岁，两人很早就认识，而且辅导过张
学良读书，但是关系并不好，因此臧启芳就进关在苏北盐城当专员。
而张学良好走极端，反共的时候杀了李大钊，亲共的时候又闹出了西
安事变。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需要整顿，教育部派东北人臧启芳去当
校长，当时教育部部长先是王世杰，后来是陈立夫。有人说臧启芳是
CC，大概就就是这层上下级关系。
臧启芳不认同共产党。六十年代我在四川一间县城中学教书，学校里
有几位很有学问涵养的川籍的老教师，他们都是在抗战期间内迁的大
学里受的教育。东北大学毕业的屈义生老师还有一段“叛徒”历史，
他是臧启芳亲自授业的学生，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臧校长闻讯找他
谈话说：“屈君，你很有才干，参加这些过激活动非常可惜……”屈
义生说他很崇拜臧启芳，因此接受了校长的劝告，毕业后臧启芳为他
介绍了工作，还想把他带到东北去，但是屈义生拖家带眷没走成，留
在家乡教书。
三台校园里的共产党活动很活跃，后来国民党的东北政要高惜冰的儿
子高而公就是一个非常左倾的学生，张作霖时代臧启芳是东北大学法
学院院长，高惜冰是工学院院长，两人的关系极好，所以共产党组织
的许多活动是由高而公出面领头，臧启芳对子侄辈的执迷不悟当然是
无奈的。后来高而公还去了解放区，成为共产党的新闻广播事业的一
个积极而杰出的工作者，写有许多著名的报道，但是因为家庭成分而
不得重用，一九六○年又向党交心，批评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结果
在文革中受到惨烈的斗争而英年早逝。
那时东北大学教授不到五十人，名人却很不少，一代宗师蒙文通、金
毓黻，五四健将陆侃如、冯沅君，史学新锐丁山、陈述、杨向奎，作
家姚雪垠，戏剧家董每戡都很令人注目；而思想前卫哲学家赵纪彬、
杨荣国还是真名实姓的共产党，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也很活跃，冯沅
君、赵纪彬、姚雪垠、董每戡都是所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会三台
分会”的积极分子。
赵纪彬，一九○五年生，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组织农民运动，参
加武装斗争，在河北大名监狱里服刑三年期间自学成才，精通中国古
代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大学者顾颉刚非常器重他，长期任用他，
一九四三年把他介绍给臧启芳，在东北大学教授哲学。一九四六年后
赵纪彬转去东吴大学，山东大学，一九四九年后任山东大学校委会副
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平原大学校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中共中央高
级党校哲学教授兼顾问。
杨荣国，一九○九年生，毕业于上海群治大学，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
党，在武汉、长沙、桂林参加左翼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一年流亡到
四川，与左派学者翦伯赞、侯外庐、吴泽等人过从甚密，发表了不少
反对传统的文章，一九四四年去东北大学教书之前生活非常拮据。一
九四九年以后长期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哲学两系的领导，毕生以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儒家学说。
抗战胜利，民族斗争一告段落，阶级斗争就重新开张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中国盛行，是因为中国有仇富的传统。“打富济贫”是公义，
“杀富济贫”是美德，有这样的文化依托，中国的共产革命就变本加
厉。臧启芳和他的东北大学就成了它的牺牲品。
流亡西南的学校大都是在一九四六年复员的，西南联大也是在那年解
散的，那时国共两党在校园里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一件典型的历史事
件是昆明左倾教授李公朴被杀，闻一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的
《最后一次演讲》中说：
一九四六年四月，西南联大宣布解散。走了，学生放暑假了，
（特务们）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
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
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当天下午闻一多也被杀了，国民党做了非常愚蠢的事情，中国历史发
生了悲哀的转折，中华民族没有区别利害的原则，更没有“两害权其
轻”的智慧，亢奋的学生们不知道，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会是什么
样？事实上，连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这样的共产党人也不知道：
“胜利”对于他们自己最后意味着什么？
东北大学最出名的校友大概是柏杨，柏杨幼年失母，环境恶劣，初中
时因不敬师长而曾被开除，一九四四年冒名“郭衣洞”插入东北大学
政治系，在三台圆了他的“大学梦”，他回忆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毕业
典礼：
……地点在大礼堂。我和那一届的毕业同学坐在前排，由校长
臧启芳先生致辞，臧校长神采飞扬的在台上宣布说：“我们终
于胜利了，八年抗战是国民党打的，全世界人都知道，共产党
再也无话可说，再没有办法号召人民反抗政府。”这段话引起
雷动的欢声，师生们都深具这样的信心，因为这是事实。
（《柏杨回忆录》，源流出版公司，台北，页153-154）
如果梅贻琦在西南联大大礼堂讲这样的话，台下可能是一片倒彩，三
台的政治情绪显然比昆明温和多了。在国民党领导抗战胜利的兴奋情
绪鼓励下，郭衣洞也到东北沈阳去求发展了，他很自豪地回忆他见到
的东北大学：
和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沈阳的东北大学雄伟壮丽得象一个独
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
要绕东北大学一圈，步行的话，恐怕要六、七个小时。
（《柏杨回忆录》，页159）
青年柏杨是何其热爱东北和东北大学啊！
臧启芳带了东北大学的队伍回到沈阳，陆侃如、冯沅君夫妇跟臧校长
去了东北，陆侃如在那里当教务长。金毓黻到北京图书馆去当馆长，
姚雪垠到上海大夏大学去当文学教授，赵纪彬去了东吴大学教了一年
哲学，因为支持学生闹事而被解聘。杨荣国到桂林师范学院去教书，
他到了广西就被抓进了监狱，坐了十个月的大牢，乃至今天的广西师
范大学对这位名气非常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竟没有任何的记
忆。若是他去了东北，或许是可以免了这场牢狱之灾的。但是，当了
十年校长的臧启芳自己却倦怠了，回到沈阳就请辞，国民政府改任他
为“东北九省教育特派员”，那时东北是被分成九个省的。
历史没有论功行赏，抗战功臣国民党在东北战局最初很占优势，但是
一年就翻了盘。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松花江以北站住了脚的林彪部
队开始南下出击。六月，共军攻打四平，军事形势开始逆转，乡间清
算更动摇了城里的人心，沈阳的人口开始向北平流失。七月，学年结
束后，陆侃如、冯沅君就去了青岛，东北大学的骨干鸟散了。十月，
臧启芳去南京转任财政部顾问兼中央大学教授。一九四八年，共产党
的农村包围了国民党最后的两个城市——沈阳和锦州，东北大学无疾
而终。
那时，中国弥漫着改朝换代的气氛，连坚守传统的陈寅恪和冯友兰
（冯沅君的长兄），也都留了下来等待共产党的改造。那年，冯友兰
五十五岁，才从美国讲学回来，在清华大学当文理学院院长兼哲学系
主任，以后二十几年中毛泽东一直注意着他的思想动向，文革时他的
立场已经驯顺到与杨荣国完全一致了；五十九岁的陈寅恪从北平南下
广州，傅斯年邀他去台湾加入“史语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但是他留在广州不愿再走了，那至少是认为国民党死定了，没
有再多搬一次家的必要了。
问题是：当初对苏俄发生过的一切，这些高明学者都一无所知吗？
无知的确是事实。苏俄的暴行在西方早已传知，但并不为中国知识分
子所普遍关注。我的岳父张锡嘏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两次到美国留
学，二十年代那次在衣阿华大学学农业经济，他的犹太室友的桌上放
着一张照片，岳父认为那是室友的家长。二十年后，共产党让岳父认
识了马恩列斯，他才恍悟当年在衣阿华似曾相识的是列宁。那个时代
的中国人是到美国来见识西方财富，学习西方技能，很少的有人注重
西方价值和准则。而中国人把美国大学当作职业教育的格局，至今未 变。
困难也是事实。有人说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实在是过奖之辞。
中国的传统学问的目的、方法和结论，于西方看来一无是处，因此中
国文科学者在西方很难立足，陈寅恪和冯友兰当然也是虑及了“聘书
何来？”才留在大陆听天由命的。若以我们今天的觉悟问：为什么不
逃到美国去？则无异于问：何不食肉？再说，中国共产党反人类恶行
会严重到后来的程度，也很难有人预料，前辈的无知和疏失也就应该
原谅了。
胡适之、梅贻琦、臧启芳离去了，傅斯年带了“史语所”的李济、凌
鸿勋等人去了台湾，一年后他自己累死在台大校长的位上。胡适之、
梅贻琦、臧启芳、傅斯年、陈寅恪、冯友兰都很有名望，但是都没有
钱财，要他们到美国当小兵去打斗，也不是现实的事情。胡适之与国
民党的关系并不好，他不要蒋介石的美金，连台湾的边也不沾就直接
去了美国，结果在美国很潦倒。
东北大学同人丁山、赵纪彬、杨向奎、陆侃如、冯沅君等异途同归，
都成了共产党文科名校“山东大学”班底，那时他们都才四十多岁，
杨向奎后来还主编了一本很有分量的杂志——《文史哲》，它上面发
表的李希凡、蓝翎二人联名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被毛
泽东赞赏而发展成一场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政治运动，那位
被毛泽东捧为“小人物”的李希凡正是赵纪彬的内弟。
今天山东大学有人回忆，陆侃如和冯沅君同任一级教授和副校长。其
实五十年代他们定的是二级，当副校长还是“改革开放”后的风光，
共产党一进门是要他们“脱裤子割尾巴”的，这种湖南粗话教温良的
冯沅君女士如何上得了口？毛泽东天性刻薄，一九五七年他玩真的，
陆侃如先生就当了“右派分子”，而那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受屈辱的一
个里程碑，后面还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苦境在等
待着他们。
一九四八年，杨荣国回到长沙老家的湖南大学教书，一九五三年院系
调整到广州中山大学，开始了三十年大起大落。以他三八年入党的资
格，至少该是个十三级干部，而在旧社会混久了，又难免没有这样那
样的“三朋二友”和“历史问题”。文革时红卫兵没有“历史唯物主
义”的见识，把“反孔”的“走资派”的妻子逼得精神分裂，溺水身
亡。后来他总算被“四人帮”捧上了天，当然又被邓小平打下地。共
产党的事情冤来枉去，常如“大水冲了龙王庙”。
赵纪彬是一个禀悟极高的学者，毛泽东在延安就注意到他的一些立
论，后来对他的《论语新探》又备加赞赏，但是他在国民党反省院里
写过一篇关于三民主义的心得，党中央就一直怀疑他有“叛徒”的嫌
疑，他与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也就很久不能再版。而
他的批孔立场久已有之，并非是为“批林批孔”专用，不巧江青曾经
向他不耻下问……。既然他可为“四人帮”所用，邓小平上台就被清
除出党，还是靠善人胡耀邦帮忙恢复了党籍。
比起大悲大喜的余生，东大校长的宽容，三台草庐的淡泊，或许是马
克思主义者赵纪彬和杨荣国悲剧人生中最美好的片断。
除了长子长女，臧启芳携家去了台湾，那时岛上名人如云，经济又没
有起飞，他为官一生却洁身自好，在台中东海大学执教经济学时，清
贫到让次子英年放弃台大机械系，而进了免费的海军机校；三子凯年
先生回忆，高惜冰在美国学的是纺织，去台湾后参与创办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成功，因此常常帮助他们一家。
但是，贫困无碍刚直，国民党政府号召名人献言，启芳先生就实话实
说“学生劳军”是形式主义，执掌军队政治工作的蒋经国闻之大怒。
一九六○年，雷震发动全台五十五位名士联署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连
任总统，东海大学臧启芳、徐复观、蓝文徵三人榜上有名，后来雷震
因组党而被判了十年徒刑，这就是举世震惊的“雷震事件”，臧启芳
当然也与国民党反目了。是年启芳先生心肌梗塞故于台中东海校园，
当局竟拒发公务员死亡抚恤金，借口竟可以是“来台后未行登记”。
“抗日青年”郭衣洞的人生就丰富多彩了，他从不委屈自己，说尽一
切自己想说的话。一九四八年尾到一九四九年初，柏杨在辽沈和平津
两次被“解放”，他追随蒋委员长，却也不仇视共产党，有时还表扬
几句解放军；但是在“大是大非”的价值观问题上，他要的是自由和
人性，这位东北大学小兵的头脑醒过了许多大教授。在后来回忆北平
“和平解放”时的社会情绪时，他说：
……政府所辖的江山，一半已沦入共产党之手，全国知识分子
的左倾程度，接近宗教狂热，一个人是不是向共产党靠拢，成
为检查他是不是进步人士的唯一标准。可是，共产党没有个人
自由，唾弃温情，标榜党性，全都使我毛骨悚然，我性格上不
喜欢拘束，觉得人性尊严和温情扶持，是人类共有的美德，党
性只是英明领袖巩固自己权力所加到群众身上的私刑……
于是他决然从北平出走，经过青岛、上海，到了台湾。在他服务于蒋
经国的“反共救国团”的时候，竟用最尖刻的文字攻击党国的专制，
因此被囚禁了九年，其中六年多在绿岛度过。四十几年后，他才回到
过曾为顽童的故乡，见到了心存亏欠的两个有不同母亲的女儿，但是
价值胜于亲情，他还是确认“我家在台湾”，那里他曾有牢狱之灾，
但是他在那里得到了迟到了自由。
共产党在东北大学地盘上组建了“东北工学院”，那是一所采矿和冶
金的专门学校，那时共产党以为有了重工业中国就强大了，东北是重
工业基地，离苏联“老大哥”又近，所以东北工学院最初办得还不能
算不认真。但是，后来几十年“阶级路线”、“政治挂帅”，它也打
了许多右派，封了更多的左派，所以今天这所学校有不少高楼，却没
有什么高人。近年来它又恢复了“东北大学”的校名，但是它与臧启
芳离去时的东北大学的文理（Liberal Arts）传统，已经毫无干系
了。
东北大学，如果说它今天还有一个躯壳的话，我们纪念的臧启芳先生
主持的东北大学的人文精神，已经被革命和战乱剿灭了。
二○一一年六月二日改成
补记
高惜冰，一八九三年生，辽宁省岫岩县人，曾入北京大学，一九二○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公派留美就读罗维尔理工学院纺织系，一九二三
年获硕士学位，一九二六年起任东北大学教授，次年任工学院院长。
曾聘黄侃、章土钊等几十位学界名人到东大任教或讲学。一九三○年
任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九一八”后在北平筹建东北青年教育救济
处，一九三三年五月转任新疆省建设厅厅长；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南
京政府铨叙部育才司司长，后任中棉公司常务董事；一九三七年出任
国民政府大本营第四部轻工业组组长，负责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此
后连续四届当选为国民政府参政员，为驻会（常任）委员。一九四六
年十月，出任安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七年改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
委员。一九四九年去台湾，被聘为台湾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董事。一九
七三年迁居美国，一九八四年病逝纽约，终年九十岁。
一九八二年夏，我等游美东归程经芝加哥，吴方城兄带大家去高惜冰
之女高逎迪家留宿，高惜冰先生和夫人住在那里，我们因此见到了这
位东北名人，方城的父亲原来是东北大学的教授，也是惜冰先生的好
朋友。近三十年前的那天，惜冰先生谈兴很足，说了很多有趣的事
情，可惜我大都遗忘了，记得他说在重庆当国民政府参政员时，见到
过共产党方面的王明，其人口才非常好，很有魅力。他还说到他在北
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常常见到毛泽
东坐在阅览室门口的藤椅上读书看报，桌上有写着“毛泽东”的三角
名条，有一次他请教毛泽东说：“毛先生，某某书在什么地方？”毛
泽东扬扬手说：“自己找，自己找。”连眼皮也不抬一下。
(东北大学的人物踪迹——也纪念臧启芳先生/朱学渊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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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1, 2013, 6:11:28 AM5/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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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3 11:26 PM PDT
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的应有之义
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斯大林模式类型的国家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颇感不快。斯大林就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喜欢的是能够贯彻他的意志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托洛茨基说，我们这个体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真正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成功后的重大转变。而且当初理想主义越是强烈的人，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愿望也就越迫切，对权力的渴望也就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别尔嘉耶夫说，强制社会主义者都有"小波拿巴倾向"的原因。革命成功以后，拿革命者与原来的统治者进行互换差别应该不会太大。列宁主义的政党从革命前的"灌输论"，到革命中的"忘我斗私论"，到建设时期的"改造论、驯服工具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这样说似乎有点绝对，其实革命政党在地下斗争阶段，因为不占据政治权力，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争取民众，总是表现得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表现了对立宪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追求，表现了虚怀若谷知错就改的宽大胸襟。而一旦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的时候，就会以一种新的统治面貌凌驾于个人之上，一旦进入这种体制，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有服从。 这时如果一个人有个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有时会质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处，那他和"敌人"的范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何时被扣上"反革命"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国家培养的奴性规律总是相冲突。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和精神创造性决定了他们是最难整齐划一的阶层，而且由于并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产生物质产品，在阶级划分中注定会成为有罪的阶级，要经过一次次地"脱裤子、割尾巴、洗澡、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种种改造运动，要在群众运动中经过一次次自尊心彻底扫地的检讨和"过关"，最后变成"提线木偶式"的螺丝钉和砖头。每次政治运动拿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刀祭旗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想大家一定对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异同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苏联并不是在搞一场场政治运动，强迫知识分子在自我贬低、自我揭露中过关，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经历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40年代由于战争环境民族危机压倒一切，知识分子的总体信任度有所恢复，50年代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齐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人们私下里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那套说教，在看透了统治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与伪装后，使得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没有了道德感召力，由于他们对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导致苏联政治笑话满天飞，人们以各种段子嘲笑它、调侃它。即便是党政干部，面对麦克风的"党语"和厨房文化的民间语言也能转换自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的人格分裂。 总的来说，苏联知识分子面临的环境没有那么封闭，毕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侨，这里面包括各种社会主义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像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孟什维克一直在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到1965年，更不要说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国际都有大量的言论针对苏联的现实，使得即便是苏联当局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这种思想文化的传导表现出来的能量要远远大于具体个体的存在。俄侨文化的思想火种，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填补国内的意识形态空场。 另外，对苏联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他们还有宗教，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可以寄托，还有内在可以坚守的力量，即便无法改变外在的扭曲世界，有些人还可以在超越现实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不少学生问过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敢于反对沙皇专制，而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索尔仁尼琴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沙皇的专制与斯大林的专制比起来太小巫见大巫了。沙皇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饭碗也有生存能力，他们本来从军队退伍以后就不爱从事文职，因为他们在乡间有领地，大不了退回去当领主也用不着受政府那份鸟气，他们吃政府饭本来也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是为了找份事做，何况冬季居住在城市里也方便沙龙里的思想讨论。果戈理、屠格涅夫、赫尔岑都曾经辞官不做，专门从事反对沙皇专制的创作。托尔斯泰有427公顷(约6400亩)的土地和几百名农奴，即便不靠版税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屠格涅夫因为异端写作被判处流放领地罪，也就是说他必须被圈禁在自己领地上，不能到城市里来。他刑满解禁以后《现代人》杂志社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这种刑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惩罚。 一般来讲，在具有社会缝隙的国家里，任何反对派的反抗都会义无反顾一些。比如团结工会在军管时期，工人领导者会前赴后继地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团结工会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价值的教会存在，身为波兰人的教皇保罗二世就说过，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这种来自民间的呐喊，被捕入狱的人知道，他们罪不至死，而他们的妻儿老小会有人照顾，除了教会的援助以外，工会办的地下工厂也会接济入狱者的家属，所以他们的抵抗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 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杨奎松先生的这部专著，谈的是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知识分子的个案，他从各种史料中还原出这三个人物与新政权的磨合过程和特点。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经历，比如秦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左派学生出身，从文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但是到了延安一看，发现与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后一直纠结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不符。还有一类像我父亲，到了延安后被那种新气象所打动，但是后来过于认真于道统的责任，缺乏对政治动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领导心思的本事，于是乎在某个节点上就会作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实际上他们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经历过从反对国民党独裁到屈从于"本党"专政的转变。我特别注意到杨奎松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如果是换了我，我就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因为我也曾这样质问过自己。我从我父亲的经历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父亲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记，我闲来无事时会经常翻看，从读日记当中我有三个感受：第一，这40年是个性的自我萎缩、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过程，日记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谓喜怒哀乐尽行于色，爱憎笑骂皆成文章，是一个争自由的热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写照。最有意思、最令父亲尴尬而令我们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众多东西中，有父亲在1940年写的一封情书，现在想来文采极好，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以我们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满了资产阶级气味很"酸"的旧文体，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而解放后的部分，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账，言不由衷像是写给别人看的东西。我了解那时候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的日记可以随便被领导调阅以后，它实际上就已经不是日记性质的文体了，而是甘愿被异化为工具的记录。 这部分日记中，父亲一直在压抑、强迫自己，妄图跟上形势，跟上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给自己塑造出一个与政权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标，以说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严抛弃。在没有选择、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尽个人最后的努力，在不违反做人底线的原则下努力表现忠顺，却仍然得不到认可。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 悲剧年代的分裂人格 当时的社会氛围，把人的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损人利己的邪恶方向，"向组织靠拢，向党表决心"都需要靠检举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把知识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两类人，使得上面发动的每场运动都有响应者。而这些人的使用价值发挥完毕之后很快就像旧履一样被弃置，变成下一次运动的对象。父亲庆幸1957年反右逃过一劫，但不过两三年就在反修运动中中枪。然而他虽然挨整，却一直不愿意与右派为伍，认为那些人是"真反党"，而他只不过是没有跟上形势罢了。他离开党校后，整他的那批反修战士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被打倒。小时候我经常做梦帮助父亲与那些整他的人辩论，试图说服那些人，父亲讲的是实事，并不是有意反党。到1980年代，我的专业知识和对史实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水平，完全已经对"九评时代"的讨论话语具有一种俯瞰的优势。等我再次见到曾经整过父亲的人坐在轮椅上流着口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只不过或早或晚，时间不同罢了。这里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前赴后继地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 后来我在阅读了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坚守人性、坚守爱、坚守自己的理念问题和父亲讨论，我曾经问他，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被异化为工具？有没有感觉到你争取的理想距离你越来越远？你有没有想过在内心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守的支点？他回答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不能以你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的我们"；第二句问我"坚守什么"；第三句是，"几乎不可能"。他反问我，你记得你当初怎么顶撞我的？ 我不知道父亲具体指的是哪件事，但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记得父母被贬到陇西后，因当地教育落后，把我送到天津姥姥家上小学。出身津门纺织世家的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她家（今天被称为"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创业的事情，我认为她是对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生活，便常与她辩论。她说不过我，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父亲来信责备我不尊重老人，我立刻就用阶级斗争的说辞反唇相讥。搞得父亲很矛盾，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从天津召回，就近上学算了。 还有一件是9・13以后，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我们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我告诉父亲说，听人说是林彪要害毛主席，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睐。父亲脱口而出：这不是理由，那要是一条狗救了毛主席怎么办？可以给他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把国家给他。我一方面觉得父亲的质问有道理，但同时又觉得父亲没有我那么无限忠于毛主席，就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亲可能觉得言多必失，立刻沉默不语。 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我"做得比他们好"，那我的结局一定会比他们更悲惨。而我是以现在的处境设想当时的问题，显然场景不同，出发点就会不同。如果换做那个时代的我，我一定表现得比父亲更激进、更丧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 其实我个人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觉得父亲并没有做错，是被小人所害，但同时心底里有时也会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看准风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更过分的是，"文革"时风传此前台湾投奔大陆的空军飞行员徐庭泽原来是特务，嘴里装了发报机，用磕牙向台湾发报；而父亲恰好有早晨锻炼时磕齿运动咬肌的习惯，我曾经特意留心过他磕齿的频率，有一闪念想过，爸爸会不会是台湾派过来的人，牙齿里装了发报机呢？所以我可以坦诚地说，如果我在那个时代，不会做得比他好，如果我能够做得比他好，那我的结局将会比他更悲惨。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经济观察报，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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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3 11:25 PM PDT
最高的卓越是简约。──朗费罗
很多投资者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投资理念非常简单，真正伟大的投资理念常常用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崇尚保守的价值投资哲学，意味着只作简单的投资。价值投资者坚信：简单的就是美好的，越简单，越不平凡。他们愿意永远坚持简单的逻辑、简单的思维，致力于寻找简单中的不平凡，并且总是要求自己更保守、更苛刻、更简单。 价值投资特别强调对投资对象要有充分的理解。投资者不应该投资于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投资对象，不应该使用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投资工具。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对其不理解的东西做出正确的判断。说到人类理解力与判断力这个哲学话题，有一个简单的定律：越是简单越容易理解，对越容易理解的事物越容易做出正确的判断。投资方法与工具的简单，使得投资者易于掌握；投资对象的简单，使得简单的投资成为可能。简单与价值投资的相关性不仅仅限于对投资对象的要求，即不仅仅投资对象是简单的，投资本身也应该是简单的。 简单的重要性来自于其与真理的相关性。有人说，简单是真理的属性，是天道的印玺。最简单的往往也是最真实的，复杂到没人能懂的真理也绝不是真理。尤其是在投资领域，中国有句被频繁引用的箴言（虽然没有人能说出这句箴言的出处）──大道至简。有人说是老子说的，但是《道德经》中找不到这个箴言，也许是后人对《道德经》与老子思想的概括吧。“大道至简”，就是说，最高深的道理其实是最最简单的道理，而不是复杂的道理。真正的大道理都是很简单的，通俗而易懂。价值投资者虽然追求简单，但是必须正面复杂，必须有能力理解复杂，而且以简单看待复杂，能把复杂的事情化约为简单，而且是正确的简单。 最简单的也往往最能持久。简单，方方面面维持成本就越低，付出就越少。复杂意味着不易理解、不确定性多、风险大、成本高。跟复杂相比，简单意味着风险小，不确定性少，容易理解。简单才能聚焦、专注，才能重复。越简单的投资也越省时间、越省钱。 如何才能做到简单呢？老子的建议是做减法，对多余的、复杂的损之又损。英国哲学家奥康姆的建议是用他的奥康姆剃刀把多余的、不必要的东西全部剃除。剪掉剃掉的越多，剩下的就越简。麦当劳连锁经营模式的创立者雷・克罗克（Ray Kroc）说，要让自己的商业模式既简约又愚拙（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有能力化繁复为简约、若愚守拙，才是大智慧。 这个世界上喜欢简约的人少，喜欢复杂的人多，大家总以为复杂高于简约，实际上，简单是比复杂更高的境界。如达芬奇所发现的：简是终极的精（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在投资界，口谈大道至简的人士很多，实践大道至简的人士很少。很多人把大道至简的观念挂在嘴上，很少有人愿意真的去追随至简的价值投资之道。常有专业投资人员把投资变得过于复杂，以炫耀其专业技能和证明高收费的必要。甚至个体投资者都喜欢避开简单，纠缠复杂，总觉得不复杂，心里就不踏实，似乎越复杂越安全。也许是由于践行简约难度太大，所以多数人被迫选择复杂。正如十九世纪美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朗费罗说，最高的卓越是简约（The supreme excellence is simplicity. 。）可以想象，能达到简约境界的卓越绝非易事。 成功往往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成功的想法都是简单的，复杂到没有人能懂的想法很难成功。成功就是将复杂的事情简约化，而后将简约的事情重复做。成功的天平往往向那些善于化繁为简的投资者倾斜。成功的投资，就是选定一套简单的正确的方法，长期坚持下去，不随大流，不怕寂寞。 通常而言，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投资于一个成功的公司。而成功的公司，其商业模式必须简单易懂，其产品必须简单易卖，简单好用，就像喝可乐、饮啤酒、抽香烟那样。如果投资对象在商业模式上很复杂，这就会增加企业本身在未来经营上的不确定性，而且也不利于投资者对该企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理解。 至简的投资之道不是非常复杂，而是非常简单：这就是寻找业务简单的业务模式、简单的经营方式、简单的产品的优秀长青公司，以合理的价格买入并长期持有。最简单的投资就是捡钱。大家可能听过这句话：“我只跨越半米的栏杆，而不寻求跨越更高的栏杆。”但凡复杂繁琐程度超过捡钱或难度超过跨越半米的栏杆，就应该知繁而退、知难而退，无所作为。 美国投资者罗杰斯说过：在证券市场赚钱其实很简单，我一直要等到钱堆在角落里，我所要做的仅仅是走过去拾起那些钱，在此期间我什么事也不做。投资的最高境界是等着财富在某个角落堆积如山，然后你合法地、正当地把它拾走，你只是一个收集者。这一捡钱的场面貌似神话，却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假如你在牛市的时候潜心研究并瞄准好优质的资产，当熊市袭来的时候，投资者像旅鼠一样落荒而逃，弃下的廉价资产遍地都是，其中也不乏优质资产。这便是价值投资者出击捡钱的时候。 能看透复杂是聪明，能在此基础上做到简单是智慧。伟大的投资家都是高明的简化家，能够神奇地化繁为简。聪明的人能够把简单变成复杂，而智者才能让复杂回归简单。甚至在一切事业中，能够做到化繁为简，才是真正成功的开始。如果复杂跟简约进行竞赛，最终胜出的一定是简约。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过：“没有什么比伟大更简约，的确，能简约就伟大。” （作者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保守主义》、《共和・民主・宪政》、《权力现象》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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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3 05:41 PM PDT
作为与接班无关的小民，虽然对于他们“父权子继”的既定方针除了无奈之外，也还握有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那条方针的必要补偿：父债子还。
红二代回来坐江山
新班子登基，好评和热望齐飞，预测共梦想一色，说是要行新政了。我看来看去，看不出新在哪里。说是新人要“实施”宪法了，十年前登基的旧人也曾郑重宣布“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的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一体遵行。”“遵行”该是恭恭敬敬“实施”的意思吧？却并未阻止他们十年一体违宪维稳，甚至把前总书记的宪法权利也予非法剥夺，把他幽囚致死。说是新人很亲民了，十年前登基的旧人甚至深入萨斯病人中间亲切慰问，也并未阻止他们十年迫害镇压亲切上访他们反映下情的访民。说是新人要苍蝇老虎一起打了，十年前登基的旧人已经隔一届打下一个政治局委员大老虎并且不时宣布一次不管贪官职位多高都要严办，却并未防止更多的老虎苍蝇腐败横行愈演愈烈，以致数十年间从旧到新的最高领导层连自己的财产都不敢公布，反倒动用警力非法抓捕责令官员公布私产的公民。新人比旧人，新在哪里呢？
新在这次是少爷们回来接班当家了。接谁的班？不是接前任的班，而是接他们亲生父辈老爷们的班。“老爷”就是所谓新中国的创立者，第一代二代革命家了。革命家们早已宣告，“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即打江山的问题，他们奋斗几十年就为这个根本目的，自称打下江山花费了“千万人头”（算法不详），就为这点成本也得坐稳江山千万年。奈何人寿有限天不假人“再活五百年”，坐稳了的江山转眼就得交出去。交给谁呢？还是自家子弟最放心，还是秦始皇计划的那一套，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所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虽然“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从此传遍亿万少年儿童，平民娃娃们都自以为将来会当那个“接班人”了，而真正的少爷们却心知肚明那班是该他们也只该他们接的。所以一到文革开始，就有少爷领头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旗帜，宣布“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开始横行天下，伸手接班了。只是时间太早了一点，少爷又太嫩了一点，最高领袖还有收拾走资派的妙计等着出台，出台以后绝大多数老爷突然“反动”了起来，少爷们乃十分迷惘地滚入“混蛋”的行列受了些委屈。不过处境虽变，血统依旧，一旦文革破产，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重新掌权，少爷们的好日子就来了。原来和他们的同学同伴哥们儿姐们儿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一旦跑入社会，各人步伐的跨度就有天壤之别了：经商的平民从走街串巷摆小摊起步，积攒蝇头小利养家，少爷则坐在家里打电话拉关系卖批文一步不出门尽收天下利。从政的平民从科员到科长到处长可能就要奋斗终身或奋斗终身而不达，少爷则从科员到县长到厅长到部长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踏实步步高升；平民处长到达退休大限之时，少爷部长却正值进入最高权力圈子的最佳年龄。于是当今第一夫人演唱过的名歌“打江山，坐江山”就完整地落实了。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大，就是完成这六字真言的第一次循回。——如果把权力传承严格分“代”，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只能算打江山的一代，属于“始皇帝”级别，中间有个过渡代，是由对打江山并“无尺寸之功”（李慎之语）又与打江山者无真正血缘关系的家丁看着门，直到正统的红二代回来坐江山。以后自然是照此办理，代代相传。以至万代……“坚持党的领导”了！
中共特色专制的“顶层设计”
如此“坚持党的领导”，尽得秦始皇的家天下和现代所谓“党天下”的全部好处而避免其缺点：既保证了江山只在“自家人”手里，又免除总把一家一姓置于人人可望取而代之的风口浪尖，“集体接班”皆大欢喜；既把“支部建在连上”驱动几千万党员为王前驱管理人民，又绝不把天下在全党分配每员只得三两家平民的供奉（那还有什么意思！），这就是有中共特色的专制主义了。这样的“顶层设计”，精妙绝伦！
不过这个接班的集体就有很多脑袋，很多脑袋就有很多见解。虽然专政体制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某一种见解“植入”全民的脑袋，使人人脑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梦按规定做，可是这规矩只管百姓不管少爷，少爷们里面是可以随便想随便说分为这派那派的：从“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和美国打核大战的到恢复新民主主义到实行宪政民主的都有，而接了集体班的“集体总统”哪一派都不想得罪都得罪不起，都要代表他们。这就是新上任的大阿哥为何在不短的时间之内连续发表互相抵触互相拆台言论的根本原因。听众们如果把它当真，那就只会跟着它神魂颠倒了。所以只好不怕他空谈如何误国，只看他实干能否兴邦了。
作为与接班无关的小民，虽然眼球也跟着少爷们转了好一阵，对于他们“父权子继”的既定方针除了无奈之外，也还握有最后一张王牌，就是那条方针的必要补偿：父债子还。天下也江山也都是你们家打下来的，你们怎么传我们都莫奈何，但是你家老爷子欠下的债，总该“法定继承人”付还，这无论在法理上道义上都该是“普世价值”吧？
且不说那打江山时期的“千万人头”了（他们应该是革命家们最老的债主，不过已经过世多年了；连“延安儿女”开会都不见这千万后代的踪影），只说老爷们坐定江山以后的贷方科目。多年以来，政坛造出一个新词“敏感词”，据我的理解，它的准确释义该是“长期欠下又不想付还的债务”。按照这个定义，我们且按时序回溯敏感词：
“父权子继”难逃“父债子还”
敏感词“六四屠杀”。动用几十万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而原因正是他们促请政府反腐败，“苍蝇老虎一起打”。老爷们那时伙同苍蝇老虎大打其人民，所欠血债当然也就遗传给了集体接班的新贵。何况新贵们也宣称要继承“苍蝇老虎一起打”，实现当年牺牲者未竟之业呢。
敏感词“文革内乱”。毛泽东说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革。周老有光就此评说他建立了新中国，他毁坏了新中国。后一件事是欠了全国人民的债。欠债的头子是毛泽东，本来多数打江山的老爷也是该事件的受害者，可是当他们重新掌权以后，又奉毛泽东为正朔，说那些债是他老婆欠下的。实际上，这些为他粉饰的老爷们已经接过了毛的债务，该他们的继承者还账了。
敏感词“大饥荒”。那是毛泽东领导下老爷们集体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为了实现自己的“强国梦”“强人梦”，从千万农民口中抢夺粮食，把他们活活饿死，人数超过几千年饿殍的总和。这几千万饿殍想来并未计入帮助老爷打天下的千万人头的成本之中，但确是新政权治下老老实实的支柱，为它贡献土地贡献粮食直至生命。而老爷们是再再允诺过为他们的“长远利益”奋斗的，奋斗到现在农民还是下无立锥之地。其实当年已有老爷知道这样的事情是“要上书”的，“上书”就是记入账本的贷方科目，迟早是要还账的。
敏感词“反右派”。这件事情不是一般的冤假错案，而是老爷们“打天下”的一次“反革命政变”。在此以前，“打天下”的目标口号都是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直至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大同世界。到了此时才亮出底牌，打天下就是要搞“党天下”，青出于“旧社会”而胜于“旧社会”，彻底抛弃自由民主西方那一套，而为实现“集体家天下”的今日模式过渡。那么对于那以前所有为了那些美丽口号而奋斗的党内外志士而不仅仅是几十万或几百万个右派分子，老爷们都是负了债的。
这样追溯下去，自然还有其它。不过仅此四种，就够坐江山的少爷们为他们的父辈费神了。读者想必已经看出，这样沉重的债务，要少爷们偿还，当是苦人所难了：他们该怎样还？他们还得起吗？此事不该旁观的平民操心，可以提醒他们一句的，就是成功还账的少爷已有先例，请看蒋经国先生。
2013年5月2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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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3 05:38 PM PDT
原题：一个出其不意的李安
谭盾眼中的李安：我总觉得他很像阿甘
谭盾
谭盾（1957年8月18日－），湖南长沙人，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约翰·凯奇的追随者，以其非常规音像手段，音乐剧场以及自己的作品中的大量拼贴（音响以及自己的其他作品）闻名，1987年获巴托克国际比赛首奖、1988年获新西兰国际杰出作曲奖、1990年获日本人野义郎作曲比赛首奖、1993年获美国贝丝最佳舞剧音乐创作奖、1994年，其交响乐作品专辑被BBC评为全球最佳十大唱片之一，并获日本文学艺术院最佳古典音乐唱片大奖、2001年获美国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1]2006年被世界十大中文媒体被评为影响世界的十位华人。2008年为北京奥运会创作徽标Logo音乐和颁奖音乐。2010年担任中国上海世博会全球文化大使。 他曾先后应邀担任德国慕尼黑国际歌剧比赛评委、荷兰国际作曲比赛评委、台湾国际华人作曲比赛评委和美国洛克菲勒委约作曲大奖评委。 我和爱人（女的）一起看完李安的《断臂山》，感动极了，喜欢极了——回想起来，我和李安在纽约相识已经十几年了。 那时，90年代初，我们一拨人集合在纽约这个中心，很像歌剧《波希米亚人》演的那样。像李安从台湾，我从湖南，陈逸飞从上海，陈凯歌、艾未未从北京到了纽约，冯小刚也在那拍《北京人在纽约》，他呆了7个月。张艺谋也是纽约的常客，他最喜欢吃纽约的蕎麦面，每次都叫两碗。 这使得纽约很有意思，一群特别有理想的年轻人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地域来到纽约——还有香港的Vivienne Tam。来这的每个人都提两个包，分别装 细软和各自的经历。有的是插过队，种过田、有的是当过工人。 就像冯小刚说的：纽约是天堂，纽约也是地狱。但对我们来说，纽约很神奇，它像是一个梦想者的天堂，一个实验艺术者的乐园。在那你能见到来自全世界的"神经病"，很年轻，又很艰苦，比如说陈逸飞刚开始在洗汽车，李安带孩子做保姆，我在地铁里拉小提琴，艾未未在剧院裡当跑龙套演员。 白天我们为牛奶面包各自为战，一到晚上，我们聚在一起谈理想，"吹牛"。每个人都吹过去的"牛"，我在湖南怎麼样，他在上海在北京怎么样，李安在台湾怎么样。 这中间李安是最为城府的一个。他不大吹牛，他喜欢听，听了他也不大表态，但是他有很深的沉思。他的外貌就给人很从容而且深邃的感觉。 一年春节，纽约艺术家们相聚联欢。那次我发现，李安在他从容时，又会有很多出其不意的表现。 "春节了，咱们请李安为大家唱一首台湾民谣怎么样？"大家起哄。 李安连说不行不行，"那怎么好意思，我五音不全——"脸红耳赤的正推搪间，忽然，他头一抬，眼睛直望 一个角落，嘣的一声他开唱了！ 说实话，他唱得很可爱，很朴素，但从我搞音乐的角度看，他是跑调儿跑得离谱。他唱完，因为跑调，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他就带着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实在是五音不全，你们这是赶鸭子上架。"突然呢，他眼睛又一瞪，说："我再来一首吧！" 这就是李安。他实在太可爱了。我总觉得他是我们这帮艺术家中的阿甘，他的生命中有一种非常顽强和朴素的东西，他的这种顽强和朴素是他自己都不大察觉的。唱第二首时，大家都不笑了。所有人都感觉到这不是台湾民谣，而是一种，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声音。 最开始我以為李安是个写剧本的，也听说他剧本得奖的事。直到他做《推手》，我才知道他是个导演。 其实每次做电影前，他都跑来跟我聊音乐。聊《推手》的，聊《喜宴》的，聊《与魔鬼共骑》的，聊他自己的一种创作。他也常常到我们那裡喝茶，边喝边聊这个音乐要怎麼处理。但是他从来不跟我说，请我作曲。 所以我们实际是一种朴素的相处，我并不觉得一定要為他作曲，他也并不觉得要请我作曲。 因為在他印象中，我永远在跟他谈我的一种非常疯狂的实验音乐，他可能觉得我在音乐上的想法太疯狂了，如果运用到电影上，令人担心。 聊《与魔鬼共骑》的音乐时，他跑到我工作室来听我吹塤。 李安说："我总觉得陶的这个声音，跟美国辽阔的土地，跟印第安人，跟玛雅文化有很深的联系。"他又问我塤这种东西会不会太中国，有亚洲痕跡。 这让我觉得，李安虽然是在拍世界题材、其他种族的题材，但中国文化的贯通在他这里是一以贯之的。包括后来他拍《理智与情感》、《冰风暴》、《断臂山》这些，从中都可以看到李安非常深刻的中国艺术家的情怀。 《卧虎藏龙》：我和马友友都很幸运地参与了李安的梦想 李安一直这样跟我聊音乐，直到1994年的某一天，他约我到中国城吃饭。 他问："你觉得这个功夫片怎麼样？" 我说："我对功夫片不感兴趣。"那时听港臺片的打斗，我就觉得永远像是电动游戏室裡传出来一样。 但李安说："正因為你不感兴趣，我想跟你聊一下，我非常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做它。因為武侠这个东西，实在太宝贵了！"我一听：呀，这个阿甘可能要有地震性的想法了。 他聊他小时候，总觉得武侠是很"神"的，是很怪的、很灵的、很飘的。这就对了我的味。 我们聊武侠的起源时发现武打艺术是从戏曲来的。那种所谓打斗，完全是意念的打斗，哲理的较量，阴阳的平衡，然后李安说，这种张力他觉得他感受到了，他要用另一个角度去把这个狭义的武侠拓展，延伸。那时距离他拍电影还有4年。 实际我在听李安讲他自己对武侠的新的角度的设立，对於"侠"的内部空间的探索时，我被他所激动了。李安是在探索"侠"内心深处的一种空间到底有多大，这空间实际是非常之博大。但这空间从音乐上又该怎麼去表达呢？这个问题我们聊了很久，常常下午两叁点聊到六七点，天黑了，灯也忘记了开。 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最近的时间怎麼样？" 我说最近在写几个交响乐啊。我问他："你这个《卧虎藏龙》準备找谁搞音乐？"（因為以前我们一直这样谈话，也从来不涉及两个人的合作）。他说："你来写啊。" 这是李安的说话方式，让人有种冷不丁的感觉。 经过反复讨论，我们意见一致地确立要找到一种声音，它不是外表的音效，而是内心深处的撞击。它让你觉得紧张、揪心。而外表的东西，若你把节奏加快、加到非常的随意和浪费以至不能再加的时候，才发现无能为力了。 李安问："你喜欢京剧吗？" 我说："我以前就是京剧团的。"京剧中一旦打斗，锣鼓点的打击乐一定是打心的。我们这就定下从戏曲打击乐裡找寻中国武侠音乐的方向。李安自己也喜欢玩点儿乐器，他最喜欢吹簫，还喜欢胡琴。李安问我：除了戏曲打击乐外，还有没有弦乐？他认為胡琴很有意思。 我们于是讨论《卧虎藏龙》三个主要的外景地，北京紫禁城、新疆戈壁滩、浙江竹林，有没有一种音乐方法使得这叁个地方的故事有一种向心力？我说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絃乐器，不能说紫禁城用京胡，竹林用二胡，戈壁滩用马头琴。如果叁个地方都用不同的乐器，我认為这对电影很危险，因為故事的述需要向心力，统一的结构性。 李安问：那谁可以把大提琴拉得像胡琴？像京胡？像马头琴？ 我说：马友友。 1996年，我正跟马友友合作香港回归庆典。我特别感激马友友，他那把大提琴好像不止是表现过去的声音，德佛亚克、舒曼、海顿、巴赫等等，还可专门表现未来的声音。这慢慢让我们发现，我们叁个非常相同。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在纽约，我们三个对于艺术题材的挖掘和探索，永远是排除了文化的界限。而无论我们在表现什麼样的题材，中西还是古今，有一点，我们原来中国文化本身的教育和燻陶，我们非常珍惜，是摆在指南针的位置。虽然李安来自臺湾的中原文化，马友友来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我来源於楚文化，但我们叁个都涉足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创作与合作。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没有割断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的联系。从哲学上讲，我们叁个特别幸运地从中感觉到不同中的相同性。 这使得我们的合作是那麼的投契和恰如其分。 我跟马友友谈李安："这是个天才。"但李安对于马友友，第一感觉是迟疑了。他后来非常幽默地提起他的迟疑："本来我跟谭盾在谈胡琴，他呢，又把马友友给扯进来了。" 李安在回顾一个欣慰的创作时，他讲赏合作者不会那么大鸣大放，他只是很简单地去表述。我们三个人的关系，颇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互相之间有很深的共鸣、爱慕和信任，但我们不会有太多气氛性的世俗性的恭维性的描述。 我一直没有看李安拍摄，当他在北京紫禁城拍章子怡、杨紫琼飞簷走壁那段戏时，打电话给我：你立刻飞到北京来，这场戏很重要。 我见到李安时，没想到那么儒雅的台湾留学生，当时披了件解放军的军大衣在烤火，火的旁边有台电视监视器，他的眼睛就直瞄那裡。他一边烤火一边跟我嘀咕：如果这时能吃到纽约的牛排该多好。突然，他眼睛一亮："哎，那个地方吊起机器，杨紫琼要⋯⋯" 你发现这个导演非常低调，在这低调的过程中，他正塑造一个巨大的行为。拍完戏我们回纽约，第一次录音。我当时担心，万一李安没有听出来这大提琴是飘在音乐上的一根脊樑骨，万一他说这个不是他要的，怎么办。我发现，马友友一拉出来这弦，一段非常朴素的清奏，那一瞬间我看到李安的表情一下就松了。李安开始跟马友友玩。休息时他把马友友那把600万美元的大提琴拿出来，两人表演武打动作，还打电话叫来儿子见马友友，因為他儿子正迷大提琴。 我也很兴奋。作曲的人是最不愿让导演来听初次录音的，好比你是一个裁缝，当你在做一件衣服的袖子时他来看，你会紧张，你不知道他看这个袖子能看到什麼。但李安"看到了"。通常一个作曲家、一个演奏家、一个导演，这叁个人第一次录音会像敌人一样虎视眈眈，在想，这个万一不行，我可以说服他从不同方向再做一次吗？但我们三个，第一次录音纯粹在玩。 第二次录音我们选了上海。我们设想民乐、交响两支不同的乐队同时参与这个创作。飞赴上海前，李安说："我没那麼多钱。"我们的心咚地凉了好大一截。他确实没钱，拍这电影他房子都抵押了。之前我们也从来不谈钱，到这一步，谈到怎麼飞上海，怎麼付上海交响乐团、民族乐团，怎麼付这麼多的独奏音乐家，怎麼付录音棚和剪接室时，我们发现，李安完全破產了。后来我们商量，是不是可以找我和马友友所在的索尼唱片公司，由唱片公司来出钱。我想，李安同时是非常幸运的，他激动人心的梦想，使所有人都愿意用自己的艺术生涯参与到这个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中来。 李安为了拍《卧虎藏龙》，整条腿都瘸了。2000年，我们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是录音，还有一件事就是给李安找中医看风湿。这次我又发现，李安的沉稳、一丝不苟常常让你琢磨半天。第一次录完我特别满意，我问："李安，你觉得怎么样？"李安望了我半天，沉思了五十几秒（这很长的五十几秒呀），突然头一抬，说："好像笛膜松了一点。" 接他说：其他都非常好。我们听后笑作一团。他很奇怪，这五十几秒其实是在想笛膜的事。后来我们解释给他听，南方的笛子吹起来，笛膜是要松一点；北方的笛子，膜要紧些。 第三句话他说："你觉得我可以跟这个吹笛子的人学一学吗？" 大家又笑得一塌糊涂。我们马上带他到豫园买笛子，在上海第一次录音后他就放松了，除了找中医看风湿外就是学笛子。 《断臂山》：我看到了李安电影始终如一的儒雅、真实、勇敢、狂热 李安在比较文学、比较电影、比较视觉方面的感受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永远有一种在世界文化的角度看待自己的长处、优势的能力。 在《断臂山》里我又很强烈地觉察到了这点。我觉得《断臂山》让你忘却它是关於男人与男人的问题，它就是人与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论界、电影界、文学界、艺术界对李安一片讚扬。这个讚扬不是虚张声势的欢呼，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崇拜。从他的中国文化底蕴裡，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是当今的时髦和潮流所忽略的，所以在《断臂山》裡，你感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非常儒雅、非常真实、非常勇敢、非常狂热的东西。 这四点恰恰在李安整个电影的表现当中，特别令人信服。 《断臂山》的小说很有名，好莱坞的导演都不敢接。它是一个关于西部牛仔的题材，在美国文化含量类似于中国的寻根文学，直指美国的脊樑和灵魂。这空间太有限了。所以我说李安勇敢。拍完《卧虎藏龙》两三个月他就接了这戏，全球等他的好戏。 这期间他只拍了一个《绿巨人》，我知道李安是铆足了劲在《断臂山》，拍《绿巨人》是中间休息一下而已，所以《断臂山》是一种真正的胸有成竹。他总像阿甘一样，无论外面的风大风小，对他都无足轻重，好像都是很自然的一种行為，他身上实践一种很显见的道家哲学。 当然现在也非常注意美国电影的一种状态。我本人也是奥斯卡评委，但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就是大家都希望李安得奖。昨天我刚刚从澳洲回来，澳洲报纸的电影版整版都在讲《断臂山》，讲李安现象（这很像当年《卧虎藏龙》得奖之前被全世界在谈论）。没有哪部电影像《断臂山》这样同时拥有极端的赞扬和批判，批判当然是来自政界和保守主义。美国中西部很多院线撤片，澳洲的中小城市也是这样。报纸上开始刊登另一种东西。 我读到了很多，在不被放映的城市中，有人带自己的妻子或女友看《断臂山》（这似乎很强烈地告知他不是同性恋），他们说：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住在这个地域就得开两个小时的车到另外一个城市看这麼感人的一部片子？报上的标题是：这部电影不在我们的城市上映，这不公平！ 我自己预料，无论是从投票人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或是从电影爱好者的角度，我觉得《断臂山》已经赢了。他赢得全世界对一个杰出华人的肯定——中国人的文化品味是非常值得信赖和骄傲的。剩下那些争议，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我非常喜欢《断臂山》。第一，它的音乐我很喜欢。从头至尾是一把简单的吉他。我觉得李安在用这音乐时，总觉得这好像是中国人的古琴，又像中国人的书法，那麼简单，又饱含深邃和复杂。第二，视觉也非常好。我从来没想到美国中西部能拍得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它有一种等待，有一种无限的呼唤，对人性美的呼唤，这超越了性别。第叁，剪接流畅，干干净净，非常从容，不注重宣泄，不注重效果和宏大营造，不注重此起彼伏的反差，这正是我们当代导演中特别被寻求和器重的。 我也特别喜欢李安。我们两个的太太的英文名很巧都叫JANE。聊天儿时会问：哎，哪个JANE？我太太坐月子的时候，他打个电话说：我要路过，看一下你太太。当时我很奇怪，还第一次接到朋友这样的电话。他专程跑来送一个带"佛"气的台湾瓷器杯子，他跟我太太说："坐月子，用这个杯子喝水比较好。"我觉得李安有一种很淡的深情。 去年他在威尼斯得奖，我拨了个电话，他自己接了。我很惊讶。他说：是啊，我一直在接电话啊。很多艺术家在他们很风光的时候会自动消失一阵，但李安并没这种观念。无论在他最难熬最黯然的6年，还是在他最为得意的人生，他都是那个阿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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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3 03:02 PM PDT
在89民运中诞生的"天安门民主大学"，6月3日开学不到24小时，便在"六四"镇压中被迫停课撤离天安门广场。近24年后的今天，"天安门民主大学"将以网络大学的形式复校，校址设于美国旧金山，并成立了由方正、张伯笠、封从德、熊焱、葛洵五人组成的复校筹备组。四十多位海内外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复校宣言。在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期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为发起人之一。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CK日前通过越洋电话访问了鲍彤先生。鲍彤表示：他愿意报名读"天安门民主大学"初级班。他认为目前在中国，民主启蒙可能比民主实践更重要。他相信"天安门民主大学"一定能够办好，超过现在名声很大的"孔子学院"。
记者：鲍彤先生，旧金山这边正在筹备恢复"天安门民主大学"，这个大学经历了24年，又以原来的名称复校，您的评价怎么样？ 鲍彤：我很高兴。作为国内发起人之一，恢复这个大学，我感到荣幸。我应该报名参加这个学校的初级班，从第一课开始学起。我觉得在中国进行民主启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比民主实践更重要，启蒙才有实践。当然并不是说启蒙可以代替实践，但在今天中国大陆，谈民主的实践，恐怕在相当程度善是一种奢望，但进行民主的启蒙，这是迫切的、现实的要求。我觉得我就需要民主启蒙，因此如果这个学校恢复的话，我很愿意成为这个学校初级班一年级的学生，尽管我八十多岁了。 记者：您认为这个学校办起来之后，应该坚持怎么样的办学原则呢？ 鲍彤：我想办学原则本身应该体现民主。对民主的理解实际上是不完全一致的，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民主本身是在争论、讨论、实践、修改当中不断的有所充实、有所完善、有所否定、也有所肯定。因此我希望能够把各种关于民主的学说，跟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实践民主的经验教训，广泛搜集起来，向大家尽可能做客观的介绍，供大家进一步思考，这个对学生的启蒙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希望有一个权威，在一个问题、一个观点上做权威的解释，我希望能够有争论。我希望绝对不要学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学风，就是只准一张嘴巴讲话的学风。我希望学习民主、传播民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记者：海外的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他们的活动大多数是抗议或者写批判文章，现在已经开始从事民主教育工作，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鲍彤：我们天天在进步。我们昨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昨天还没有做的事情。因为它本身就是行动的积累、过程的积累，也是认识的积累。我希望这一件好事能够认认真真的坚持下去。我看到有些事情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但没有坚持的过程，往往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我希望我们这个学校能够始终坚持，我相信有这个可能，因为民主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坚持的过程，本身是不断提出问题来，需要讨论问题、需要研究问题、需要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本身一个进行式，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跟着这个发展过程来坚持下去。我希望我们这个学校能够办得好，超过名声很大的、组织很强的那个什么"孔子学院"，能够在推动中国有实质性的进步方面做出努力，做出贡献。 在采访将要结束时，记者问鲍彤先生对"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还有什么要说的，鲍彤嘱咐记者：一定要代他向复校筹备组的五位成员致意，向同为复校发起人的89年"天安门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祺先生致意。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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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3 02:56 PM PDT
【原题：怎样理解达赖喇嘛的重要讲话】
当前中国人民所盼望的民主转型和藏人在争取的民族自决，既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对话，又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只要藏人还没有获得民族自决权之下的真正自治，中国人民就不会得到民主和自由。这就是中国人民最终将支持藏人的自治诉求的根本原因。
2013年3月29日，达赖喇嘛在印度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萨路噶弘法的时候，对三万多信众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寓意颇深，可圈可点。
藏民族的团结，非常重要
达赖喇嘛谈到了两年前他所宣布的政治退休决定，这一决定结束了西藏传统的政教结合的政治体制，在藏民族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达赖喇嘛对藏人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并非失去信心，并非西藏问题没有希望”，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现在政治权力是由民选的领导人来承担。
但是，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使得藏人必须面对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怎样维持政治上的团结。半个世纪的流亡证明，藏民族之所以在政治上没有被击溃，西藏问题之所以仍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时时敲响警钟，一个重要原因是藏人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因为他们有一个精神领袖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达赖喇嘛政治退休已经两年，以后流亡藏人在民主化的体制下，在个人政治自由得到保障的地方生活，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政治团结，事关重大。
有可能影响政治团结的一个因素是历史上的地域差异。历史上，西藏三区各有方言，也存在政治上的差异。到清末和民国时期，西藏三区在政治上不再是统一的政权。达赖 喇嘛在讲话中指出，以前拉萨的噶厦政府管辖范围仅仅是卫藏和康区的金沙江两岸，而现在，康区、安多和卫藏统一的意识，已经非常强大。这种统一的藏民族的民族意识，事实上是上个世纪下半叶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给打出来的。是藏人的苦难和血泪铸成了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未来西藏问题无论是什么走向，都不会局限于西藏自治区，而必然包括周边四省的藏区在内。所谓“大藏区”的观念，不是什么人想出来的，恰恰是共产党用飞机大炮打出来的。统一的藏民族，已经成为未来政治家的不二选择。
然而，统一的藏民族的未来，是要争取独立，还是放弃独立而诉求自治呢？
“中间道路”和藏人的政治共识
在藏民族统一的前提下，形成在“中间道路”议题上的政治共识，对藏人的政治团结非常重要。达赖喇嘛指出，西藏政治领袖早在1974年就制定了互利的“中间道路”，七十年代末和中国政府有了直接联系。虽然后来和中国政府的接触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但是在汉藏民众层面的交流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有越来越多的汉人，特别是汉人知识分子支持“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指出，虽然藏民族有追求独立的权利，但是“中间道路”作为一个互利双赢的方案，对藏民族是有利的，也更有机会得到成功。达赖喇嘛说：“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如作家、藝術家、教師等，很多，見我時，雖然大家的心裡都有獨立的意願，但是，當我們考慮到能否取得成果時，就感到雙贏的“中間道路”是有道理的，並且，可以很好的解釋給漢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支持。我見到的西藏境內的知識分子中，沒有一個說要走西藏獨立道路的，雖然我們有這個權利。”他还劝导藏人，由于力量悬殊，“我們爭取西藏獨立，是很難實現的。另外，獲得獨立，過著貧窮的生活，還不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里面，使經濟得到很好的發展，很好地繼承和發展我們的語言文字、宗教文化。”
达赖喇嘛说，以中间道路为原则，得到统一的藏民族的真正自治而放弃独立，藏人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强大中得益。所以，藏人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治，“而說獨立的話，就等於自己關上了門。”而对中间道路，他说，“我们在走互利的中间道路，我相信在未来，会取得成果的，对此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达赖喇嘛向藏民族民众发出了呼吁，要他们在中间道路的原则下达成全民族的共识和团结，也向中国政府又一次发出了信息，藏人放弃独立，争取自治，“西藏的情況，如今是漢人感到羞恥，藏人感到痛苦，對雙方來說，都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理性思考， 對雙方都有利。”
汉人对“中间道路”的支持
达赖喇嘛特别向听众指出，有越来越多的汉人知识分子转而支持“中间道路”，认识到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汉藏民族一条互利双赢的道路。
事实上，“中间道路”作为藏民族以非暴力原则争取民族自由的道路，其成功离不开汉民族，特别是汉人知识精英的认同和支持。达赖喇嘛以前说过很多次，汉藏民族在以往几百年的时间里是友好相处的，只是近代以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汉人了解了藏人的真实遭遇和真实感受，人生而就有的人性和良知就会让他们同情和支持藏民族的诉求。
事实上，汉人最终将支持藏民族的自决权，还有更深的原因。当前中国人民所盼望的民主转型和藏人在争取的民族自决，既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对话，又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虽然威权政府也有可能达成“一国两制”，区域或民族自治并不一定只能在民主体制下才能达成，民主政府也不一定保证在区域或民族自治方面做出足够的让步，但是，现在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停滞和藏人自决诉求的受挫，却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即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僵硬保守。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说过：“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然而，更准确的叙述应该是，只要藏人还没有获得民族自决权之下的真正自治，中国人民就不会得到民主和自由。这就是中国人民最终将支持藏人的自治诉求的根本原因。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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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3 02:37 PM PDT
近期，中国媒体重提"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引发中外媒体热议。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习是毛时代以来，最集中重权的领导人，但习并没有邓那样强大，习在扮演新的"三个代表"，一是代表国家利益，提出"中国梦"，复兴国家；二是代表改革开放力量，在不同的场合讲到过：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依宪法治国；三是代表左翼，要高举毛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不用改革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前三十年，这是向左翼红色阵营致意。习需要通过如此政治表态，以安抚左翼。
在"比红"的政治游戏中，习即便不想当毛孙子，也得装成毛的孙子，他的政敌不是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力量，而是薄熙来这样的同党异梦的力量，他政坛上升过程中得到左翼的支持，红色传统文化的浸染，使他身心不自觉地沾染着浓郁的毛时代精神气息。
左右博弈
习近平如果没有遗忘的话，应该知道那些极端毛左势力，正是当年迫害自己父亲家人的团伙，而习现在政治语言倾向，正在向自己往日的敌人投诚，正在放弃做习仲勋儿子的尊严与责任，屈辱地成为毛泽东的孙子，替毛时代掩罪饰非，试图用所谓的其它领域的发展来掩盖政治领域的滔天罪恶。
如果习近平替改革前三十年政治罪恶掩盖，他将面临重大的政治质疑，在党校讲话代表党中央还是代表个人？如果代表党中央，那么，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即中共已通过文件否定了文革，否定毛在文革中的作为，否定文革的毛思想理论核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果要重新肯定，中共应该通过党代表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而不是如此简单地一句话：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前三十年，不仅文革是灾难性的，人民公社化、反右都给国家人民酿成巨大的灾难，都是毛错误思想指导下的造成的，如果习肯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么他应该动议重新评价文革、重新评价人民公社运动及反右运动。
有人质疑习近平是否会重新发动文化大革命。
是毛思想让中国稳定，还是法治中国、宪政中国会让中国长治久安？邓小平时代刚刚走出文革，一些人可能无法适应去毛的心理断乳期，所以邓小平挂着毛像，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打左灯，右转。
到江泽民时代，中共公开吸纳资本家加入党组织，中共已改变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性质，成为权贵集团的利益同盟。这个时候如果习发自内心的走毛路线，承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么，资本家们又将面临着国有化改造进程，反右仍然有合理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可以成为打击异已、维护稳定的一种斗争方式。
尽管反右与文革的方式还或隐或现地存在于我们社会现实中，但它不可能是大规模地由政府发动全民参加的运动，政府有关部门在或明或暗地动用专政手段对付异见者，习近平要缝合的，也不是真正的反右与文革时代，而是那些对那个时代情有独钟的文革遗老遗少们。
习因为自己出身红二代，所以与红二代们有着天然的情谊与同盟关系，这些人中或左或右都曾是他的助选团成员，对他都怀抱政治期待。所以，当改革派后代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与习谈薄的问题及政治改革愿望时，崇毛派胡石根就展示自己与习吃饭合影照。习现在所有的政治语言，多与身边的这些左右力量博弈有关。
政治代价
两种力量在习身边博弈，习的语言也就忽左忽右，但"不能以改革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则完全是为了缝合自己身边两派兄弟观点，结果是使自己滑向了历史虚无主义泥坑。
习甚至要为这句话支付巨大的政治代价。习这一观点的辩护词是，文革及其前的时代，我们党带领人民还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各方面都有发展。但习应该知道，政治家要对重大政府决策负责，政治家不是生产队长，政治标准不是以挑了多少土，修了多少水库，产了多少钢铁与粮食为标准，而是政治决策是不是大范围侵犯了公民政治与经济权利，使法律失效，造成巨大人为灾难。
政府顺应社会发展与人民生产生活，是正常的事情，不需要肯定，而造成重大灾难，才是要反思、忏悔与问责的。我们没有看到习对前三十年反思与忏悔，反而为了满足极左势力心愿，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缝合起来，使对他抱有政治改革期待的人们，陷入失望与绝望之中。
习近平到基层考察，成功打造亲民形象。（新华社图片）
政客与政治家
政治家不同于政客，政客是没有原则、不问是非地混淆一切，而政治家需要有政治智慧与政治判断能力，对历史有反思能力。如果习希望自己成为政治家，他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毛不能落实毛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群众路线等）？毛时代为什么没有政治力量可以制约毛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什么自己团队不致力于建设宪政法治社会，而却寄望于毛思想来稳定社会？习近平自己也说过，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毛制造的灾难，是因为毛拥有的公权力没有任何笼子可以关住，现在，习自己拥有了毛那样强大的政治公权，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力量能够制约习重新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
要把前三十年拿到当下语境中，即便要承认那个时代的某些生产领域的进步，也在首先承认政治上的黑暗与不正常，对当政党与领袖造成的罪恶要有忏悔与反思，要找出其中根本性的动因，你继承了当政党的权力，应该背负其历史重责。
当年邓小平在给一所小学校题词时毕竟有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样的政治眼光，而习现在给世人的印象，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谈国家复兴、中国梦时，面向的是清末国耻，反腐败廉政建设时，面面古代帝制寻找借鉴，回顾中共党史时，混同改革前后三十年。经济学家韩志国在微博里悲叹："中国政治改革已经彻底没戏 ：连改革前30年都不能否定，那还谈什么改革，还幻想什么自由、民主和人权！"
习时代最需要缝合的，不是改革前后三十年，而应该是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如果不将宪政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当成政治追求，习时代没有希望，没有出路。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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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3 01:44 PM PDT
继中国奶粉的品质问题之后，广州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最新抽样检查显示，市内一半的大米重金属超标不合格，深圳则发现牛肉注水，更不要提遍地都是地沟油的问题了；中国人民的常识：连官方都要承认的，亦即真相严重千百倍。 相比起早前党媒大肆宣传的欧洲马肉风波，中国的食物问题实在严重太多，有在外国生活的朋友，当有留意到外国的食物原材料不但质量好过中国的太多，甚至连价钱也更廉宜，完全违反了一般人以为欧美国家物价贵的认知；事实上，外国的肉类甚至蔬果的价钱，可低至中国的三成甚至两成，即使部份食材的价钱较贵，但其质量却好得太多；简单而言，在欧美国家，最高昂的是人工，因此凡需要大量人手的行业如餐饮业，则价钱远高于中国；然而如果自己下厨，则生活在欧美的成本，竟可远低于中国的大城市，对此，好多人觉得难以想像。 又举一例，被中国人抢光的欧洲奶粉，原产地价钱只是中国的两、三成，即使扣除欧洲各国政府对奶粉的补贴，其价钱也只是中国价钱的三、四成，这就是为何即使要付上高额的运费，这些走私入境的水货奶粉，价格也可以取得绝对优势的原因。 中国以前出名"价廉物美"，如今却反过来在中国国内的物价，竟可高过欧美各国，这和人民币的汇率不断上升完全相反；人民币升，即外国货理应愈来愈便宜，可是中国的物价却反汇率而行，汇率上升的同时却居然是物价上升得更快，这些现象背后的道理究竟是甚么呢？ 真正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物价仍然为党国机器所紧紧掌握，外国货先要付上高额的关税，甚至系惩罚性的关税，如最近美国的鸡肉就是被中国的商务部裁定"倾销"，而面临要退出中国；例如奶粉，则以"营养成份"作为关卡，令外国奶粉因为"营养不良"，而不能原装入口，而必须改用"中国配方"来出售，市场不自由，因此党国机器就可以用高楼价、高物价，去赚尽中国人民的每一分一毫，而高干则钱多到用之不尽，不断出外扫货，不断走资移民去外国。 于是真正价廉物美的外国货，中国就不得其门而进，或进口后的价钱贵几倍，这就是一般人以为外国货贵的印象来源；至于中国货，党国机器的控制之下，在外国居然用远低于在大陆售卖价钱，去为干部赚取外汇；同一批货在中国，则价钱既高昂，而品质却常出问题──反正出问题之时，传媒不能监察，或要冒被打压的风险才可以监察，只要想出事之前所赚到的钱就够了，这就是中国国情。 真相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注重人民的死活，只重视政权的延续，万一人民威胁到政权的安危，才勉强妥协一下；中国这个所谓"人民共和国"，本质就是藐视人民、人权以至人命；而中国人民表面上"富起来"，实际上却和已发展国家的社会生活质素，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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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y 22, 2013, 6:30:07 AM5/22/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达赖喇嘛谈论和平与幸福之路
- 管见：“自信”诚可贵，“否定”价更高
- 中国网络观察：腊肉再生毛（齐之丰）
- 朱健国：习近平新政犹如王莽改革
- 梁京：“琉球再议＂向世界发出危险信号
- 美国言论自由协会致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和演艺界人士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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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3 05:04 PM PDT    
尊者参加在Maitripa 学院的转世研讨会并在尤金（Eugene）谈论和平与幸福之路
2013年5月11日
中文译者：原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陈闯创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英文原稿链接：http://bit.ly/166m5CRMaitripa 学院是2005年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成立的一所藏传佛教学院，自2008年开始授予学位，达赖喇嘛尊者是今天学位授予仪式的特邀嘉宾。当学院创始人杨思仁波切在校门口欢迎尊者时，很多人就在校外阳光明媚的街道上高呼欢迎尊者驾临。在学校里迅速地转了一圈参观各种设施后，尊者来到大殿目睹了圣像，在表示敬意后尊者就座。俄勒冈州学位授权办公室的代表珍妮弗・迪亚洛（Jennifer Diallo）首先简短致辞，她介绍了Maitripa学院和授予学位的程序标准。 随后是一个简短的以“来世”为主题的研讨会。神经学家、《天堂的证据：一个神经外科医生在来世的经历》一书的作者埃本・亚历山大医生（Dr Eben Alexander）首先回顾了他的亲身经历。四年半前他曾患上急性脑膜炎并昏迷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他的精神意识却大大扩展，他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的心灵暂时摆脱了大脑的约束。这段经历完全改变了他对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更加意识到精神的潜力。 接着佛教学者José Cabezon博士发言，他从学术角度谈到转世。重生的概念在印度很强大,然而诸如《吠陀》这样的古代文献却对此几乎没有提及。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有人暗示了这种概念并在随后的佛教文献中详细阐释。当时一些印度学者试图在理性和经验的基础上证明重生。比如在面对唯物主义挑战时，Dharmakirti断言意识同物质的本质是不同的，意识存在于自身的连续性中。印度很少有回忆前世的实际例子，因为就像11世纪来到西藏的印度大师阿底夏所主张的那样，回忆前生被认为是私人的事情，不应向外界声张。然而藏人对此持不同观点， Cabezon博士指出，第三世葛玛巴就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回忆他所在世系的第一世杜松虔巴的经历。 对此，尊者一方面赞扬科学研究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有些现象，比如重生，是现代科学仍然没有办法研究的。他说世上有三种现象，现见、略隐、极隐，科学一般研究现见，也可以经由推理触及略隐。但第三类关于精神的极隐现象只能由某些人的主观经历体会到，对其研究就必须有证词，但证词的可靠性就取决于信息来源者的可信度了。尊者很谨慎地指出，存在超出科学研究能力的东西，和科学证明它不存在完全是两回事。 “我自己的观察,”他说,“是科学正在开始探索不同心理状态的重要性。过去30多年来我同许多科学家进行过严肃的对话，这种科学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有人试图仅在物质器官——大脑的基础上建立能够解释极其微妙的意识现象的理论，在我看来这是很成问题的。有些针对比人类大脑小的多而且有很不同的动物大脑的科学研究也有问题。” 尊者认为300部从梵文译成藏语的佛教典籍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关于佛教科学、哲学和佛教修行。他说关于修行类的典籍一般只对佛教徒才有意义，但讨论科学与哲学的典籍则值得学术界研究。有些文本包含有丰富的关于思维、思维的功能和情感运行的知识，这或许能引起现代科学家的兴趣。 尊者在快结束时说，他对Maitripa 学院已经成为学习中心感到欣慰，他回忆说这正是著名的古印度那烂陀大学的杰出之处。接着杨思仁波切为尊者授予了荣誉学位。 接下来,尊者乘短途飞机从波特兰来到Eugene，萨迦寺法王和阿罗仁波切以及晋美仁波切在机场迎接尊者并陪同他乘车到达俄勒冈大学。俄勒冈大学校长和Nyengyud Samten Choling中心为尊者举行欢迎午宴作为白姆和平中心（Palmo Peace）的启动仪式。在午宴的结束致辞中，尊者说: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与你们在一起。和平中心的目的是好的，只要能促进和平就是有益的，即便没有详细讲授佛教理论。无论人们有无信仰，大家能学到的最主要的消息就是爱与慈悲的重要性。 晋美仁波切将尊者迎入马修骑士竞技场（Matthew Knight Arena）后，俄勒冈大学校长迈克尔・R・戈特弗雷德逊（Michael R. Gottfredson）将尊者介绍给在场的上万名观众，并将校长奖章授予尊者。 尊者说:“我在开始讲话时总是先问候我的兄弟姐妹们,作为人类我们是同样的，我们应该重视这一点。” “尽管有外在差异，但我们的肉体、思维、情感都是一样的。 你可能既会经历好情绪也会体验坏情绪，我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和避免痛苦，我们也都有权利这样做。 “无论到哪里，我都表达我对人类合一性的坚定信念。环顾世界，我们看到自然灾难往往超出我们的控制，但很多人所面临的暴力、不公和贫穷问题却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当我看到你们任一个人，我就是见到同为人类的另外一员。但如果我把你认作外国人或者把我自己视作西藏人、佛教徒或名叫达赖喇嘛的圣人时，所有这些次级差异就在我们中间竖起一座藩篱导致隔膜和孤独。” 他说，我们的感知和现实间常常存在巨大的差距，如果我们仅仅靠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来为人处世，我们的行为就变得不现实了。我们需要把视野放宽，这需要训练和教育。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可以说明我们的认知和现实世界存在着差距。尊者曾在纽约的某个会议上听一位科学家说，有研究表明越经常使用 “我”、“我的”、“属于我的”这样词汇的人就越容易患上心脏病。以自我为中心的反面是对他人的关心与同情，这能使我们内心强大，增强我们的自信。这能使得人与人之间更为诚实、透明，从而形成一种更加温暖、友好的氛围。认为慈悲仅和宗教修行有关的想法是错误的；慈悲来源于我们童年时得到的母爱，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价值。 接着，尊者请观众举手示意自己的年龄——看看谁是15岁以下，谁是20岁以下，谁是30岁以下，谁又是60、70岁以上？他说那些像他一样60岁以上的人是属于20世纪的，这个世纪已经过去。而那些30岁以下的人属于21世纪，他们有机会塑造一个新时代。对20世纪的许多成就表示赞许的同时，他也指出它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时代，有史学家估计在这一世纪有超过2亿人死于暴力。这个时代最大的错误在于用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而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沟通、对话。 “年轻一代今天有机会改变未来,创造一个更友好、更和平、更快乐的世界。仅仅通过祈祷和冥想是无法实现这些的，当然作为一个出家人我会祷告和冥想。为了改变世界，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制定现实的目标，认清所处的现实。全球的非军事化正是这样的目标之一。” 他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系统。目前的现代教育只关心智力，却忽略了内心。已经到了应该更加注重自我价值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在处事中更加慈悲，因此女性应该更多地占据领导者的位置。尊者说他的慈悲为怀来自于他母亲的仁慈。他呼吁像他一样的听众要更爱他们的孩子，并花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 他说：“我很荣幸来到这里。” “不要认为你的未来理所当然是好的，要把眼界放宽；要有全局的眼光，考虑到其他人。你要有决心和乐观的态度，缺乏斗志、消极悲观是失败之源。而智慧和善良是成功之本。” 最后，他向坐在四周的听众们招手致意，在人们的欢呼和鼓掌声中离开了讲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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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3 04:04 PM PDT
辩证法三大规律，其中否定之否定最富玄机。改革开放否定了毛式实践，中国社会才呈现出活力，而保守派借镇压之力卷土重来，否定之否定，造就"改革已死"的局面。如今"自信"之际，新的否定之否定只怕就在不太远的地方等着呢。
习近平上台，就显示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姿态，让人觉得，中国共产党似乎真的打开了它的"中兴"局面。
"革命党转型"两个潜在的方向
昔日，"文革"结束之际，中共对于它的理论、道路以及制度，表面还是坚持其"正确"，但它的不自信显而易见。邓小平公开承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他说不清楚。因为这种不自信，中共对于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对于农村中再度兴起的土地承包趋势，不再象毛泽东那样斥之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而是从容忍到接受，进而积极引导，推动改革开放。
这一过程曲折艰险，到现在已是一片昏暗景色。一些人声称"改革已死"，进而干脆说，改革本来就是中共维持其一党专政的手段而已。
其实，从中共"文革"失败，到改革开放，是一个自然过程，体现着中国社会从封闭僵化到自由开放的发展要求。最为突出的，是经济的自由化，或曰市场化。从土地承包，到个体户乃至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国有体制支配的环境里，艰难曲折地闯出了一大片天地。同时，结社、言论的自由，乃至于示威的自由，也因为民众的不懈抗争，更加上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支持，与过去是越来越不同了。
然而中共也在变化。"文革"教训了中共，开明的地方官员大胆实践改革，得到中央支持后，改革形成浪潮，势不可当。而中共自身，从"庚申改革"，到"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思考，已显露出再度转向保守的趋势。不过，"革命党转型"，毕竟意味着两个潜在的方向：一是从无法无天的"革命党"转为执政党，而若坚持永久执政，骨子里依然是无法无天，一是真正转为正常的竞争性政党，执政为其竞争的一种状态。
"六四"镇压，标志着中共未能真正进步。强大的保守派接连击败胡耀邦赵紫阳，占据上风，但震惊世界的血腥镇压事件，在国际社会中形成道义压力，使得苏联及东欧的共产党不敢仿效中共，"社会主义"迅速崩溃。这又反过来教训了中共，它进而更为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同时，实际放弃社会主义信念，一面顺应市场化趋势，一面实际转为权贵型右翼政党。
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自信"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在"文革"后之不可避免的过程，在其中，中共力图主导、控制其走向，也同样不可避免。要求一种中共无法染指的"纯洁"改革，那根本不可能。
于是，就有了习近平的"自信"。这与中共先前那不自信的模样，已大不相同。
但不幸得很，改革开放实际证明的恰恰是，这种"自信"根本经不起推敲。
其所谓理论，并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的理论，是以唯物历史观为基础，以生产社会化趋势为依据，认为资本主义正在孕育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特征的自由社会。而中共之"社会主义"，并非发端于生产社会化，而是依靠政权的力量，建立实质为国有制、排斥压抑公民权利的"公有制"。这样，它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唯心论，以领袖思想、长官意志和政权需要，构建其"理论"，还反咬一口，斥批评意见为"虚无主义"。
其所谓道路，不是连毛泽东也不能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即"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实现"，而是复活东方专制的新型专政，到如今，已经到了给民主扣上"西方"的帽子，视其为"邪路"的地步。
其所谓制度，以"社会主义"名义而建立，却因为长期缺乏社会化之实，逐渐蜕化为国家主义，而一旦与市场化相遇，则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尖锐对立。
习近平难逃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马克思理论所判断的社会主义，乃基于现实经济的进展，及劳动者的精神的发展，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自由社会。而中共所谓"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既等不及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之成长，更以压抑人的精神为特征，则不能不堕落到越来越深地以权力为核心，其天性乃与自由为敌。
在中共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制，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而"共产主义精神"就是"公而忘私"，即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它煞费苦心，把一个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热心做好事的解放军士兵雷锋，塑造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奉为全民学习的榜样。但是，"公而忘私"其实与共产主义似是而非。依马克思之理论，共产主义之精神，理当基于自由人在其联合体中之自由发展。而公私之间的对立，古已有之，未来社会的魅力，其体现之一，在于公私之间能够相互包容，相得益彰──非如此，共产革命如何能够成为"多数人的革命"？
"学雷锋"的长期运动，与现实社会中普遍的道德沦丧、普遍的腐败风气，成为极其鲜明的对照。由此，即可看出，习近平所谓"自信"，其实只是中国共产党人聊以自慰的说法而已，可以拿来忽悠人，并没有实际意义。
诚然，"文革"之败已渐渐远去，更有"六四"镇压的成功，以及市场支持的持续经济增长，习近平以其"自信"而博得左翼太子党支持，"左派"们欢欣鼓舞，也算顺理成章。
不过，习近平为其"自信"而辩称，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可以互相否定，却是败笔。他也许不知道，辩证法三大规律，否定之否定是其一，且最富玄机。改革开放否定了毛式实践，中国社会才呈现出活力，而保守派借镇压之力卷土重来，否定之否定，造就"改革已死"的局面。那么，如今"自信"之际，安知没有新的否定之否定？只怕，它就在不太远的地方等着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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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3 03:59 PM PDT
VOA华盛顿 — 时间的流逝和流向既让人不知不觉，又会让人猛然震惊。“去年的雪到那里去了？”是西方文学的一个主题。英文的Where are the snows of yesteryear？出自十五世纪法国诗人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 1431 – 1464）的名句Mais où sont les neiges d'antan？
如今，时间的流逝和流向也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问题。 *东方与西方，文学与政治* 在西方国家，“去年的雪到那里去了”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艺术题材，也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时间的流逝和流向、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死亡与永生等话题都可以跟这个问题联系以来。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永恒的话题。 在当今英语世界，这个永恒的话题也转世变身为流行歌曲：“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那些花儿都到哪里去啦？” 其实，这英语的歌名歌词也正是十五世纪的法国短命诗人弗朗索瓦•维庸写出的那首包含“去年的雪到哪里去了”名句的诗歌的本意。维庸那首诗歌歌咏的是西方历史上的美人贵妇。不用说，再美再贵的美人儿最终都要化为一抔黄土。 在古代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开办私人学校的哲学家孔子（公元前551－479）显然也对时间的流逝和流向这样的问题很感兴趣。孔子的弟子记录他的言行的中国经典《论语》里有这样的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面对滔滔而去的河水，孔子当时显然由河水的奔流想到了时间的流淌，想到了自己的人生，想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想到了自己还有那么多的政治抱负和学术抱负有待实现，他就已经开始老去。于是，平时并非以浪漫和诗情而著称的孔子站在河边发出了这样的如画如画、如艺术电影一般的诗意感慨。 孔子的那番诗意感慨可以说是跨越欧亚大陆，跟维庸那首诗歌相隔两千年遥相呼应，一唱一和，一脉相通，声气相求。 *古今文学，当今政治* 时间的流逝和流向问题是一个古今中外的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于是，在一篇关于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否试图开历史倒车的报道中，美国之音中文部一位记者就附庸风雅，化用孔夫子和维庸名句，写下这样的一段新闻导语： “一颗种子已经发芽了，如何再将它变回种子？一只麻雀已经会飞了，如何再将它变回鸟蛋？一个人已经开了眼界，如何再让他变回无知？如何收回已经泼出的水？如何让时光倒转？如何从2013年把中国拉回1976年？” 题为“世界媒体看中国：习总超荒诞”的报道主题，讲的是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目前在不安地关注中国永久执政党共产党新领导人习近平当局似乎是有意开历史倒车，试图把2013年的中国拉回到1976年之前的暴君毛泽东时代。 该报道的上述导语传入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被再转发出大约一亿份，引起潮水般热烈的反响和精彩的评论，显示出“时间的流逝和流向”这样的话题依然能够有力地撩拨、拨动读者的心弦，尤其是拨动中国大陆读者的心弦。 假如维庸和孔子再世，看到当今中国读者如何思考他们生前所感兴趣的这一话题，如何对这一话题作出反应，他们肯定会感到十分惊讶。 简单、概括地说，让孔子和维庸会感到惊讶的是两个现象： 1）当今中国网民的政治意识如此之强； 2）当今中国网民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想象力如此之强。 *文史哲与政治* 在目前可以比较容易看到的几千条评论当中，最纯粹、最直截了当的政治评论大概是： @ gjjlawyer：他们混一天是一天，捞一天是一天，混到不能混了，捞到不能捞了。全家移民美国呗，反正有的是钱，还怕办不了移民呀，甚至老婆孩子早就办好移民了。何况还有军队为他们保驾护航，他们不下台，谁还真敢去反抗呀。 更多的政治评论则是添加了文学表达的佐料，如， @赵晓： 一个人已经看到大海，如何再让他井底观天？覆水难收，时光如何倒转？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穿越的实质就是荒诞。不否定曾经的错谬，父辈如何安眠？不走出身后的黑暗，又怎能迈向明天！剪不断，理则乱，莫待梦醒空悲叹！ (注：@赵晓的评论充满典故；为了今人的充分理解和后人的精确研究，需要做比较详细的注解；A，“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来自习近平所信奉的已故苏联共产党党魁和独裁者列宁；B，“穿越的实质就是荒诞”，美国之音先前有报道，题为“中国网络观察：习总的穿越”，说的是中国网民评论习近平今年的五一节讲话充满陈腐至极的陈词滥调，令人感觉恍如穿越时代，倒退三四十年；C，“不否定曾经的错谬，父辈如何安眠？”习近平当局下令不准讲中共的历史错误，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差点被中共的“历史错误”置于死地，习仲勋只是侥幸活下来最终得以寿终。) @hzooom：这一代红二（代）的父辈，无不被老毛玩弄羞辱得像鼻涕，今天他们竟然还抱持毛神位，这才是──竟无一个是男儿 （注：这一代红二代，指中共老干部的子女；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父辈是中共元老，那些元老生前无一例外地遭受过暴君“老毛”毛泽东的疯狂迫害；“竟无一个是男儿”，习近平说的话，习用此话哀叹奉行集权专制的苏联共政权倒台时，竟没有一个人出面力挽狂澜。） *文学想像，政治激发* 绝大多数评论反映出中国网民在政治的刺激下想象力狂放驰骋，哲学思维灵巧迅疾，令人惊叹、惊奇、惊讶、惊艳、惊觉，惊厥： @ginalways：嫩芽可以摘掉，麻雀可以击落，至于开了眼界的人，可以使其接受改造；退步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正如进步也并非理所当然 。 @唔不改：人家可以把芽拨了，把麻雀杀了，把人消灭了，把水晒干了。至于时光倒转，人家六十多年前就已经玩过一次了，是这方面的专家。 @飞霜夜：发芽可以让他不见阳光，麻雀会飞可以射杀， 人开了眼可以治瞎，水泼出去可以用垃圾填埋，至于时光不可以倒转，没问题的，文化可以。 在这里可以顺便指出，泼出去的水如何收回的问题似乎特别能刺激、激发中国网民的想象力。截至目前，人们可以看到四种回收办法： 1）晒干，如上面这则微博所示； 2）用垃圾填埋泼水的地方，如上所示； 3）把泼水的地方强征归政府； 4）把泼出去的水冻住。 这些狂野的想像大概足以让维庸或孔子自叹不如。但在时间倒退、历史倒退的问题上，中国网民的想象力远远不是到此为止： @keleaj：也不难，不准说不准想不准听。过30年又回到1976 (注：中共最高当局下达指令，规定许多中国公众关注的话题不准讲，不准说，不准报道和评论；中共干扰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国际广播电台的汉语广播；封锁屏蔽国际广播电台和主张自由民主的互联网网站。) @海子cn：只要学校，电视，媒体不停止一天的“愚民教育”，只要互联网，新闻一天不自由，只要一天没有民主自由，历史大灾难就会一次一次重演！) @想说也别说：…只要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达成一致，不管吾等愿意与否，只能回去，这就是权力的魅力 @德邦老三：很简单！先让腊肉重新生毛！ (注：“先让腊肉重新生毛！”这句话一语双关，一个意思就是表面的意思，即让已经变成腊肉的死猪肉重新活过来；另一个意思则是指毛泽东的尸体被永久保存；中国公众戏称之为“毛腊肉；”于是，“让腊肉重新生毛”的讽刺说法便将毛泽东和毛泽东的尸体一网打尽。) *文学的，更文学的* 美国之音一则新闻导语抛出的砖，引来中国网民无数的美玉，妙语，妙喻。其中有一些想象力之高超，比喻之精妙，微妙，绝妙，绝对可以让古往今来文字表现超级大师莎士比亚不得不甘拜下风，如， @肖芳华律师：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不可逆转。 @皎月如霜：现在还有人企图用毛驴拉回那滚滚前进的火车！ @于洲：奔着摸石头的能耐去的，一不小心摸到奶了，你说他们能愿意轻易放弃？ (注：中国网民就凭这一条就足以拿倒莎士比亚，尽管莎翁是古往今来拿黄段子说事的超级高手；“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共在毛泽东死后的所谓“历史新时期”所奉行的治国战略，即讲究实用主义，走一步看一步；“不小心摸到奶”，中共近乎百分之百的贪官都秘密包养“小三”、“小蜜”即年轻的情人或性玩物。) @鱼缸里的鱼168：一个贪官已经贪爽了，如何再让他变回廉洁？ @兆瑞鸿猷：如何让我回到没看到这几句话之前？ （注：“如何让我回到没看到这几句话之前？”这句话令人不禁想起特别推崇莎士比亚的中国20世纪著名作家、文学研究者钱钟书。钱钟书一度也跟莎士比亚一样，喜欢拿黄段子说事。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围城》中，钱钟书描写了一个传统的中学女生听到小说主人公讲了黄色笑话一时脸色大变，好像耳朵一下子被夺去了贞操。） *时间、历史在倒退* 综上所述，评论美国之音上述新闻导语的中国网民对时光是否会逆转、历史是否会倒退的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不能逆转，不可能倒退；另一种则是认为可逆转、可倒退。 就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之际，中国再传来惊人的新闻报道，显示出中国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时光在中国确实可以逆转，历史在中国确实可以眼看着倒退： @兰州赵文 ：【红旗刊文：将宪政归属给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在《红旗文稿》抛出奇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核心观点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认为“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 将法律、法治和宪政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毛泽东疯狂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共主导思想。 中国公众为毛泽东的专制疯狂、疯狂专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习近平的父辈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国家前主席刘少奇等中共高级干部甚至被迫害致死。 “文革”过后，中共领导人一度指天发誓，表示要坚决摒弃“文革”期间那种不讲法律、不讲法治的做法。 如今，中共的核心理论刊物再重新祭起中共领导人发誓要摒弃的鄙视法律、法治、宪政的理论。 中共当局到底是要跟历史开玩笑，跟中国人民玩笑，跟国际社会开玩笑，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开玩笑，还是已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要排除万难，力争扭转时光和历史进程？ 全中国在观看。全世界在围观。 与此同时，中国一位网民通过新浪微博发出了或许是对牛弹琴的无聊、无用、无益、无补的警告： @瀚海沙舟：魔术师玩穿越是艺术，政治家玩穿越是找死。 （诸位读者，感谢你们一路对“世界媒体看中国”和“中国网络观察”专栏的支持、鼓励、批评、 建议。VOA卫视即将推出新的节目，“世界媒体看中国”和“中国网络观察”将交替每天播出。在当今这个讲究媒体与受众互动的时代，我希望与各位读者和观众 保持和加强互动，希望“世界媒体看中国”和“中国网络观察”节目能更好地满足和反映诸位的要求，希望诸位的观点、意见、高见、心声可以得到尽情的表现。诸 位除了可以继续在这里留言之外，也可以到新浪微博和腾迅微博找到我，给我留言，向我提供报道建议和意见。我在新浪微博的名称是“齐之丰一世”，网址是，http://www.weibo.com/u/3475919000。我在腾讯微博的名称是“齐之丰”，网址是，http://t.qq.com/voaqizhifeng。保持联系！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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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3 02:27 PM PDT
习近平登基半年，不可谓不勤政，一招不灵再接一招，然而执意向毛回归的人治酷政，犹如王莽改革，"民有七种死法而无一条生路"，终难善终。
六四風波二十四周年紀念日前夕，兩組新聞提示：近來頻頻號召「幹部讀史」的習近平，正在重演王莽敗局──二千年前的王莽以違背民意的新政坑民而慘敗，今朝中共的改革開放也以終止政改而類乎新時代的王莽改制，親政半年的習近平正在黔驢技窮。
另一組新聞顯示，四月份習近平再次堅信不需要西方文化的三權分立，只要發揚「我國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卻遭遇了軍方和央視的諷刺。
央視唱反調頗具用心
四月十九日，習在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
九天後，習在全國勞動模範代表座談會上接見了毛澤東時期樹立的兩大模範典型代表：王鐵人的後任（大慶油田一二○五鑽井隊隊長胡志強）和陳永貴的後任（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黨總支書記郭鳳蓮）。習近平強調：「必須依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將辛勤、誠實置於創造性之前，這與鄧小平當年出山時以「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否定文革思維的「貓論」南轅北轍，是否要重新推廣毛時代的勞模治國？
又三天，《求是》雜誌二○一三年第九期為此論提供依據。題為《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中國正迎來自信時代》文章中，借「旅法學者」宋魯鄭之口說：中國政治模式全球最佳──「今天的中國處於一八四○年以來最好的時期，今天的中國有一八四○年以來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國是全球各主要國家中發展最好的國家。這三個事實判斷，就構成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堅實基礎。」但各大網站轉載時，紛紛改題為《求是：中國政治模式全球最佳》，不動聲色地諷刺習近平夜郎自大。
央視的反調頗具學術性。其九頻道四月二十九日播出了「以經濟角度看歷史」的政論片《帝國的興衰》（西漢興亡史）第三集，重點講述王莽悲劇：曾以美德廉政感動百姓上位的王莽，登基後不是推進政改和恢復民營經濟，而是以道德至上的德治推行「國進民退」，結果得罪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終被擁護過他的民眾造反殺死於皇宮。
今日中國很像西漢晚期，聲稱為百姓利益而改革的政府，實際上千方百計與民奪利，暴政謊言無以復加！貧富差距史無前例！今日大肆宣傳自己勤勞愛民忠厚博學的習近平，恰恰讓人想到，公元八年時，全國各地近四十九萬人分別上書要求聖人王莽執政，但這並不能保證十五年後他可以不在百姓刀下慘死。濫用百姓信任，一再以空頭支票欺騙人民，絕不會有好結果。
軍方「形左實右」打橫炮
軍方神秘人物採取了一種「形左實右」的策略唱反調。《光明日報》四月二十九日發表《將軍學習札記⑤──堅守意識形態的「上甘嶺」》，重慶警備區司令員朱和平少將高呼：當今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空前激烈。「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攻擊無孔不入、步步緊逼。……對我意識形態核心陣地構成嚴重威脅。這是一場沒有硝煙卻又異常殘酷的持久戰，如何堅守意識形態陣地、贏得鬥爭勝利，聯想當年我軍堅守上甘嶺，可以得到許多有益啟示。」
網友評析，此文與《求是：中國政治模式全球最佳》形成悖論：既然中共政治模式全球最佳，豈會又被逼到「上甘嶺」？當年的上甘嶺戰鬥是志願軍傷亡慘重大於敵方，最終整個朝鮮戰爭也是中國傷亡四倍於對手，如此不以保護人民的生命為第一宗旨的體制，豈能說「政治模式全球最佳」？
查文章作者朱和平（並非朱德之孫），曾當張萬年秘書，二○○七年任陸軍第十四集團軍（薄一波舊部）副軍長，於薄熙來主政重慶的二○○九年調任重慶警備區司令員。薄在「雙規」前夕還冒險到雲南十四集團軍駐地訪問。這不能不讓人懷疑，薄黨「人還在，心不死」，中共高層權爭仍將隨時會有「九一三事件」。
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在微博上質疑：之前是釣魚島和南海，現再加上中印邊界。全方位開火是好戰略還是瘋狂？跟歷史上任何時期比，中國經濟從來沒有如此程度地依賴進出口外貿，而這種依賴的前提是國際秩序安定，尤其周邊海域要安定。沒有這一條件，就沒有了中國經濟，進而就沒有了黨國的安寧。吃飽了要跟自己過不去嗎？
《紐約時報》報道「中國增兵中印邊境，兩國對峙局面持續」時用印度將軍的話說，「這是一次令人費解的挑釁。中國內部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才導致軍方以不理性的方式行動。」……如此永無休止的毫無底線的殘酷內鬥體制，竟敢自吹全球最佳？
「九把火」法外治國
再一組新聞顯示，自從去年十二月四日「習八條」出台，至今已整整五個月了。中共的黨風政風是否有了根本轉變？百姓的回答是否定。
《解放軍報》四月二十九日《師政委蹲連，士兵怕打呼嚕影響其休息戴口罩睡覺》消息，透露了體制不改，「習八條」只能是廢話謊言。其不僅鬧出「習近平打的」假新聞，製造「在機關食堂吃得比酒樓還奢侈」，而且讓部隊的士兵連舒舒服服睡覺的權利都被剝奪！
五月二日多家網站有《北京軍區回應「豪車掛新軍牌」：避免浪費繼續使用》──對於搜狐網爆出一輛價格超過四十五萬的大眾途銳牌轎車掛新式軍牌行駛在一○六國道，違反了中央軍委新頒佈的四十萬元以上「高檔豪華轎車一律不准掛新軍牌的規定」，北京軍區竟然回應：「豪車掛新軍牌」是為避免浪費而繼續使用！天子腳下的北京軍區竟如此詭辯，「習八條」成了廢紙一張！
五月三日，《新京報》有《河南男子兩遭冤案自盡 其母曾攔下溫家寶車隊》、《老鼠肉加入明膠等冒充羊肉售往上海江蘇》，證實習新政半年，今日中國平民常常突然死於拆遷、上訪、舉報、冤獄、城管、假藥、毒食、水土污染……
習近平登基半年，不可謂不勤政，新君上任九把火：一仿鄧南巡示意繼續改革依法治國；二緊急任命上將示軍權已穩；三出台「習八條」以「中共夢」僞裝中國夢，下令全黨「洗澡」一年；四令中紀委發誓「既打蒼蠅又打老虎」，立反腐「聖諭」；五訪俄求援，學毛澤東聯俄抗美；六大秀夫人借歌聲爭取民心；七接見大慶大寨模範人物為重評文革作準備；八強調「幹部讀史」堅持「三自信」；九嚴打「網絡謠言」實施恐怖。如同王莽改革，「民有七條死路而無一條生路」！
二○一三年五月三日於深圳早叫廬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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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3 01:56 PM PDT
中国的权贵精英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一直在以非常拙劣的手段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对于这一点，海内外的有识之士早就看清楚了。说实话，我对这些人能够搞出多大的名堂，很长时间以来抱著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我注意到他们的努力在中国青年人中的效果并不好，而且是越来越不好。有报道说，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事业的总人数可能要超过一千两百万。青年人的不满已经引起了当局的很大忧虑。不久前习近平视察天津，突然现身招聘会，并且与毕业大学生和失业人员座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原本以为，习近平上台之后会找台阶下，不失面子地缓和中日关系。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看来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把“钓鱼岛＂这张牌打到底，让这个争端常态化。应该说，国际社会都对中国玩的这场游戏，大都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理解＂态度，因为毕竟钓鱼岛上没有住人，即使打起来，也是一种象徵性的冲突。当然，美国人还是有点紧张，因为美国对日本有条约，中日冲突要把美国卷进去，利害关系就大了。 人们不免会问，中国到底会走多远？最近中国的御用文人提出了“琉球再议＂，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发展表明，中国的新领导人准备在对抗日本方面走的比人们想像的远得多。 很难想像，没有习近平的认可，中国御用学者敢提出“琉球再议＂，那么，习近平究竟想干什么呢？真的想收回琉球群岛吗？没有人会这样想，因为国际社会不会接受这个安排。习近平想支持琉球独立？琉球独立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呢？加剧日本本土人和琉球本土人之间的紧张？人家又不是小孩，怎么会听任中国人耍？ 中国当权者提出“琉球再议＂确实让日本和国际社会感到紧张，原因不是害怕琉球独立，而是害怕中国在失去理性的轨迹上越滑越远。提出“琉球再议＂，给我的感觉，就好像看到一个打架的人，在失去理性的时候，随手抄到任何一样物件，都会打出去。当然，也有人认为，提出琉球再议，是中国把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的一步。如果这是真的，也说明习近平和中国的当权者完全生活在自己想像的世界里，对真实的世界已经失去了理解和判断能力。 不论是打架失去理性，还是生活在幻觉之中，提出“琉球再议＂都向世界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即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为了保住权力，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我的这种感觉，从另一个方面也得到了支持。 最近看到看山先生的一个评论，他认为习近平提出“七不讲＂，“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标志着习近平对他心目中现政权的最大威胁之一——西方意识形态的正式宣战。这是一场非胜即负、不成功便成仁的战斗，习近平再次显露了与其前任截然不同的执政理念和作风。在同样问题上，江、胡两位前任的选择是：回避对外战斗，只保持维持会的自我运转。＂ 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4 我无法判断习近平心目中是否认为西方意识形态是他的最大威胁，而且我也不认为西方意识形态是对现政权的最大威胁。不过，我倒是比较认同看山先生对习近平的判断，即习越来越倾向进行一场“非胜即负，不成功便成仁＂的豪赌，而这是一种极不理性，同时也极不负责任的治国态度。提出“琉球再议＂是这种治国态度在国际政策上的表现，而提出“七不讲＂则是在国内政策上的表现。 对习近平权力最大的威胁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精英治国无策。中国无需照搬西方的制度，也无需全盘引进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其实是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懂的道理，但懂得这个道理并不等于知道该怎么办。中国的麻烦恰恰就在这里，不仅习近平一筹莫展，其他精英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谁都拿不出好的治国办法来。日本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琉球再议＂，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都深感忧虑，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找不到出路的中国，不仅对自己，而且对这个世界，都是巨大的威胁。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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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3 01:54 PM PDT
致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的中国境内外作家、和知识分子和演艺界人士的公开信
目前西藏的艰难处境和藏人遭受苦难的时刻，由于中共政权在西藏实施极权统治压制政策，掩盖事实歪曲真相。导致中国人民，尤其是大陆境内的中国人民为首的世界 人民难以详细地了解西藏真相的危难时刻。您们在不断的发表有关西藏的文章，出版书籍，不仅对广大中国人民了解真实的西藏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也对藏汉 两族人民之间的和睦相处也是有益的。借此，我们言论自由协会的全体会员向您们表达真诚谢意的同时，希望您们继续与正义同在，发表关于西藏的文章和书籍。
美国言论自由协会全体会员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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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y 23, 2013, 6:05:58 AM5/23/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嵇伟：马建阎连科谈中国荒诞现实与文学
- 杜光：维权与维稳的博弈
- 蓝无忧：法律专家未必是真正的公民
- 李慎明和王震都曾是文革的受益者
- 未普：习近平正在大步倒退
- 林保华：“七个不讲”否定“三个自信”
- 胡平：反驳《环球时报》文章《琉球再议，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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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y 2013 10:42 PM PDT 嵇伟 BBC中文网记者 更新时间 2013年5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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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y 2013 09:49 PM PDT
“维稳”是运用暴力来保护权贵的“违宪”罪恶，它本身就是赤裸裸的“违宪”暴行。在官方舆论大谈实施宪法的时候，是支持民众“维权”，还是继续坚持“维稳”，是有没有诚意实施宪法的最明显的考验。
“维稳”应对上访和群发性事件
《Lens 视觉》今年4月号发表的《走出“马三家”》，根据许多在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备受残害的原劳教人员提供的事实，描述了这个劳教所的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黑幕，为废除劳教制度、撤消劳教场所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供了鲜明而有力的实证材料。
近几年来，废除劳教制度、撤消劳教场所的呼声不绝于耳，许多回忆、揭露劳教场所残暴黑暗的文章和书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特别是那些曾被劳教、死里逃生的受难者所撰写的回忆录，以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控诉了劳教场所对劳教人员的残酷迫害，揭露了大量被迫害者饿死、冻死、累死、打死的人间惨剧。但是，这些血泪控诉没有能够唤醒当权者的良知和人性。与人们的期待相反，自从前几年提出“维稳”以来，劳教场所成了“维稳”的重要工具。成千上万个上访的、练功的、传销的、小偷小摸的、不服管教的，凡是被认为是破坏稳定的人，都被公安部门送到劳教场所，在那里忍受着背情悖理、违宪违法的迫害与煎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维稳”是为了应对日益频繁的民众上访和群发性事件而采取的措施。当局认为，广泛而大量的上访事件和群发性冲突，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暴力措施。但是，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地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许多上访和群发性事件，大都源于民众的个人权利或私有财产受到侵害，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保障，因而不远千里来到京城上访，或在当地聚众鸣冤抗争。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个人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民众和权贵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产生上访和群发性事件的原因，正是因为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到侵犯，权力机关却不能保护，相反，许多地方的官府自己就是公民私有财产的侵犯者，或者充当豪强资产阶级掠夺公民财产的同谋者和保护伞，征地拆迁却没有合理的补偿，这才引起上访或聚众抗争的事件。可见，权力机关违宪违法在先，是因；上访和群发性事件在后，是果。是政府的违宪违法，导致了民众的维权活动。所以，要消除民众的上访和聚终抗争等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实施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严惩侵犯公民财产的官员和豪强。老话说得好：“与其扬汤止沸，何如釜底抽薪。”现在不去釜底抽薪，却要扬汤止沸，甚至是火上加油，采取“维稳”的暴力手段，其结果只能带来更大规模的维权，更大范围的不稳。由此构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侵犯民众权益——维权——维稳——进一步的维权——进一步的维稳——？。在这一条社会问题链条里，民众更加不满，抗争更加激烈，社会更加不稳定，最终伊于胡底？
从以上这个恶性循环里，可以看出维权和维稳之间相互激发、相互对立的博弈，它反映了人民大众和权贵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权贵（或与豪强勾结）侵占民众财富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私欲；民众面对个人财产被侵占，起而抗争，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权贵资产阶级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打出“维稳”的旗号，镇压抗争的民众；权贵“维稳”为民众“维权”提供新的理由，进一步的“维权”又为进一步的“维稳”提供新的借口。在这个民众和权贵的利益交织和冲突的博弈中，正义公理都在民众一边。面对社会日益不稳定的局势，最高当政者何去何从？希望能作出明智的抉择。
毫无疑问，“维权”与“维稳”的博弈，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但博弈最初的导火线是权贵资产阶级对民众权益的侵犯；而构成这种侵犯的基础，是他们握有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这种权力则来源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因此，要谋求社会稳定，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以民主、法治、“把权力放在笼子里”的政治体制，取代专制、垄断、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政治体制。这样一来，不但“维权”的行动必然大大减少，社会将趋于稳定和谐，而且可以把每年高达七千余亿元的“维稳”经费用于改善民生。这是多么好的德政啊！
“维稳”势力依然是强势一方
“维权”和“维稳”的博弈，也是“维宪”和“违宪”的博弈。我在今年年初的一篇时评《2031：维宪欤？违掀欤？》里指出：维宪还是违宪，有可能“成为贯串2013年全年的社会矛盾与斗争的重要形式”。前面已说明，民众维权是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依宪保卫自己的权益，是对抗权贵“违宪”的“维宪”行为；“维稳”则是运用暴力来保护权贵的“违宪”罪恶，它本身就是赤裸裸的“违宪”暴行。在官方舆论大谈实施宪法的时候，是支持民众“维权”，还是继续坚持“维稳”，是有没有诚意实施宪法的最明显的考验。
回到本文开头，劳教场所已成为“维稳”的重要工具，成为权贵迫害民众的重要手段。经过几年来民间力量的不断呼吁，废除劳教制度、撤消劳教场所，以文明的、人道的方式进行社会教育，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孟建柱年初曾表示将在今年内取消劳教制度，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但后来又听说朝中有人放言：关于劳教制度的存废问题，是“敌对势力的圈套”。由此可以作出三点判断：第一，反对废除劳教制度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今年是否能够废除，未可乐观，我们必须继续大声呼吁；第二，那些顽固坚持权贵立场的势力，把民众的呼求说成是“敌对势力的圈套”，可见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在同人民大众为敌的地位，对他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第三，在“维权”和“维稳”的博弈中，“维稳”的势力依然是强势一方。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韧不拔地为“维权”运动摇旗呐喊，支持上访民众和维权人士的正义行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013年5月4 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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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y 2013 02:22 PM PDT
既認清中共法律本質又不放棄依法抗爭，許多訪民做得不錯，反而一些知識份子陷入空談。公民不僅意味著具備公民的意識，還要具有公民的行動能力。
習近平本來面目的暴露和他對權力的全面掌控一樣迅速。“習大大”的親民，因一則白日見鬼式的“打車奇聞”而淪為笑談，習博士的法治和清廉，則由近期對行動派公民的鎮壓而原形畢露。呼籲中共205名中央委員率先財產公示的公民紛紛被騷擾，多名積極活動者被抓，就連坐在一起吃吃飯的“同城公民餐敘”也被視為“茉莉花”升級版而頻遭破壞。這屆政府的法律背景高官為中共歷來最多，習李等人還有博士頭銜，他們許下了法治前景，卻連葉公好龍都不是，在開局之初便製造出如此肅殺的氣氛。
“中共法學家”“卿本佳人”
北京財產公示被抓的“八君子”，有幾位是我認識的朋友。河南同鄉袁冬先生堅毅勇敢，這次和俠女侯欣等三人在北京鬧市舉牌一併被抓。趙長青先生從事民主活動二十多年，坐過三次牢卻矢志不移，這次再次失去自由，孩子還不到一歲。丁家喜律師是北京德鴻律師事務所的創辦人，擅長公司並購重組、投資、破產、知識產權保護等專業法律服務，收入豐厚，是非常成功的商業律師，卻義無反顧投入公民維權這條荊棘路。他們是為公義而犧牲自己幸福的人。
幾天前，我在某法學網站看到一位舊友的專欄。久未謀面和交流，他已經是某所著名高校的青年副教授，承擔著作育英才的責任。我急切地拜讀大作，一篇篇看下來，越來越看不下去，搖頭歎息。這已經近乎我所謂的“中共法學家”了。用自己大好智力去論證中共統治的合法，“卿本佳人”啊。套話、假話宛如行雲流水，馬恩列斯毛之類的“偉人言論”俯拾皆是，這不是你我昔日嗤之以鼻的文風嗎？藏人接二連三的自焚抗議震驚世界，這豈是“藏獨滋事”幾個字所可概括的？字裡行間讀不出對社會不義的撻伐，哪怕採用隱微的春秋筆法，卻只有對當政者意志的追隨。
有的朋友堅持信念而被打壓，有的朋友自覺不自覺地成為體制的有機組成部份，前者令我欽佩和悲憤，後者令我痛心和遺憾。生活在同一時代，面對共同的問題，甚至有共同的成長和教育背景，有人積極用法律為自己、為他人、為社會爭取公平正義，有人為稻粱謀而放棄理想初衷，甚至有人用所學所長為虎作倀。這中間的差別不是取決於“知識”掌握的多寡，而在於是否是真正的公民。
維權者在實際中自學法律成才
做法律專家難，還是做公民難？一般人恐怕認為是前者。做個法律專家多難啊，國家司法考試據說是最難考的資格考試，在高校任教那就更不易了。其實前者難，主要是在知識上，勤勉之人刻苦攻讀多少年，還是有望達到。“公民”看似不需資格認證考試，也沒有博士學位和教授頭銜，按憲法，只要有一國的國籍就是一國的公民，但這只是形式意義的。真正公民是大寫的人，並非不學而成，並非不經努力便可成就。
考過司法考試的，當上法學博士、法學教授的，可以自稱或被稱為法律專家而不須臉紅，但未必就是真正公民。不敢捍衛民權的律師是偽劣的律師，為中國特色專制辯護的法學家是偽劣的法學家，甘心作權力打手的法官、檢察官是偽劣的法官、檢察官。是否具備公民的實質內涵，是衡量法律人合格與否的最低標準。
法律學科的實踐性很強，它要學以致用，它的“大用”就是追求和實現正義。許多時候真正對法律精神有深刻理解的，不是所謂專業人士。一些民間維權者不是法律科班出身，卻在權利抗爭中越挫越勇、自學成才。捍衛權利就是守護法律，勇敢而有效地捍衛自己權利的人是真正懂法的人。這種人，借用孔子的話，其人“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相反如果一個人哪怕是親身遭遇不義，卻不能或不敢捍衛權利，那麼即使頭銜閃亮、法律著作等身，也是一個“法盲”。
公民能力：依法捍衛正當權益
日前看到一個說法，很受啓發。有位因言獲罪的人士在出獄後要申訴，有位律師認為這是浪費時間和精力：“二審時你的案子都沒有改判，申訴會成功嗎？”而他說：“這幾年，我悟出一個道理：相信法律是傻子，不相信法律是瘋子。”律師說的有道理，而此君的見解則超出單純利害計算。相信中共制定的各種冠以“法”的名義的條文等同於正義，這無疑是天真愚蠢的。不相信即使中共自定律條也可以加以利用以爭取正義，持“法律無用論”，這是不理性。既認清中共法律本質又不放棄依法抗爭，許多訪民做得不錯，反而一些知識份子陷入空談。公民不僅意味著具備公民的意識，還要具有公民的行動能力。公民的能力是捍衛公民正當權益、制約政府不當權力的能力，利用法律是公民能力的重要一部份。
有一種說法認為“啓蒙”不必要了：資訊這麼發達，民主、自由、憲政、法治的概念都成為常識了，甚至連共產黨教材、報紙、領袖講話都假模假樣強調。何況誰給誰啓蒙啊？——這是有問題的。所謂啓蒙不只是常識的啓蒙，不只是公民意識的喚醒，更要培育公民能力。會一些順口溜、ABC就等於“公民”，這是自欺欺人。知易行難，不能把常識變成意識，進而化為行動，就不是真公民。很多人都不具備完整的公民能力，遇到公權侵害不知所措，委曲求全。反抗者可貴，有能力把事情辦好的抗爭更可貴。這其中是大有學習提高的空間的，尤其是要熟悉各種法律規定及其運作。例如拆遷維權者賈靈敏女士，她錄製了視頻向公眾講解如何正確報案，如何依法應對傳喚和製作筆錄，如何制約警方的不作為等等。這都是有用的公民必備能力。
當今社會，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薄熙來、谷開來成為階下囚，也是刀俎下任人宰割的魚肉。激烈反日愛國的憤青，自家房子可能在開發商甚至公安的推土機下夷為平地。官員“被抑鬱癥”、“被自殺”或者被“雙規死”的，屢見不鮮。受害不只是老百姓的專利。和冰山綁在一塊，或許收穫一時名利，終不是長久之計，把所學用於維護正義，是法律職業者最大的價值。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多好。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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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y 2013 01:43 PM PDT
原题：李慎明和他的前主子都曾是人类浩劫的受益者（高新）
愚笔在本专栏已经贴出的文章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不但为毛泽东时代的所谓"经济建设成就"大唱赞歌，甚至还要为已经被华国锋和邓小平都彻底否定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政治平反和重新肯定，公然声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办法与措施，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的探索。
李慎明因为常常为部队基层首长捉刀代笔"革命大批判文章"而从一个天山脚下的站岗兵熬成部队"新闻宣传干事"的上个世纪的文革中后期，他最喜欢的革命歌曲之一就是"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的"革命大批判文章"中引用最多的"毛主席语录"之一就是《实践论》一文中的那段"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而李慎明本人之所以对"文革"有爱无恨，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前主子王震，不但没有被当年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所殃及，反而都还曾因之受益。 被内部人士自我戏称为"中国皇家御用智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自我定位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号称以学科齐全，人才集中，资料丰富的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行创造性地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肩负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咨询；为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的国之重任，而院主要领导人之一李慎明先生居然是从未进过大学校门的行伍出身，其所谓的"高级编辑"职称的获得，也是因为在退伍并进入社科院领导班子之前不但在解放军报的报屁股上发表过好多篇号称"豆腐块儿"的小消息和小议论，而且还和别人合作肩负过"王震传"之类的"国家级党史研究、写作重点工程"，真真是在作贱号称聚集三千余名全中国人文社科界"科研精英"的堂堂中国社会科学院。 而这位李慎明之所以能够在江泽民时代被安排为正军职级别军事医科院的纪委书记并获授少将军衔，在胡锦涛时代又被委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党组副书记之重要职位，从习近平就任王储开始更是倍受器重，当然不是因为他的那点所谓"军内新闻报道员"的资历，而是因为他在自己真名发表的记实文章中吹嘘的，曾经在王老――也就是中共邓小平时代的著名党内左派代表人物王震身边工作了八年时间。在中共党内没有人不清楚，那就是无论是在江泽民还是在日后的胡锦涛以及如今的习近平眼里，党内左派元老们的秘书在政治上是最可以信赖的。 说起来，被李慎明至今还是一提其"英名"便"止不住泪如泉涌"的王震生前的党内最高一线职务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之所以能够在晚年勉强挤入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之列，还是因为当时的陈云坚决不同意自己接掌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里被安排一个自称"大老粗"的王震才同意了邓小平的"退而求其次"，让王震在彻底退休之前出任一届国家副主席。 在此前后，邓小平已经要求有关部门专门发文说明国家副主席的政治位阶要高于国务院副总理，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同级，均属"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 在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未能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源潮在今年三月被安排为国家副主席，从而成为在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第八个"正国级"，其组织依据就是始于当年的邓小平为犒赏王震而特别制定的"前朝旧制"。而当时的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厚待王震，按照邓小平的三公主，当年被江泽民的秘书班子私下称之为"邓大人身边的毛远新"的邓榕的说法，是因为王震在文革中对邓小平全家有大恩大德，而王震之所以能够在文革时期还能够对邓家人施恩，则说明了王震本人及全家在文革中不但没有受到毛泽东和毛夫人的迫害，而且还照样能够享受特权。 从中共政权公开出来的王震的简历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相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是相对于陈云等人，王震在文革中至少可以说是被毛泽东网开一面的。虽然一九六九年战备疏散的过程中王震也被安排到江西近两年时间，但当时他与陈云和邓小平的最大区别就是陈云和邓小平在江西都属于被软禁性质，而王震则是因为有毛泽东的钦旨和周恩来的手喻，整个下放江西期间都有周游列省的自由。 同时，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上即已经被毛泽东安排为中央委员的王震，在林彪当道的中共九大及江青等所谓"四人帮"当道的中共十大上都是因为毛泽东的特别关照而继任中央委员，一九七五年更是被毛泽东钦点为国务院副总理，官至副国级。 由此可以看出，在绝大部分中共老干部都被毛泽东及其政治爪牙残酷迫害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王震不但没有受到迫害，反而还被毛泽东官升一级，可见他绝对属于文革的受益者之类。所以，无论对毛泽东本人还是对文化大革命，他王震绝对是打心底里爱之深、念之切。与自己当年的政治主子心心相印的李慎明如今公然为文革大唱赞美歌的出发点之一就在于此。 而从个人经历角度分析，李慎明文革时间之所以能够从天山脚下站岗兵摇身一变成为部队"新闻宣传干事"，靠的就是为当时普遍都是文化程度甚低的部队领导捉刀"革命大批判文章"的本事，而会写文章的战士如果也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就随时有可能被"提干"的故事，也只有在"文革"那样的荒唐年代和反反社会、反人类制度下才会发生，所以说李慎明这位一生中连一天院校生活都没有经历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文革"造就出来的"非常人才"非常切合实际。而如今正在逐步成型的"习近平同志主体思想"中是否会体现"李慎明同志的重要理论观点"，日后还会有专门文章分析，这里的要介绍的一个已经明摆着的事实就是：也是中共前副总理秘书出身的习近平从组织角度对中共前副总理、前国家副主席秘书出身的李慎明真的是特别眷顾。 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生的李慎明说起来到去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时即已经年满六十三岁，在副部长级待遇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位置上已经超龄服役整整三年时间了。当时的社科院一把手还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兼任，故按照中组部和中编办的明文规定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中只有王伟光一人被明确为"正部长级"，但是，当时排名王伟光之后的李慎明因为早已经被习近平在2008年3月安排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五年任期之内"法定"不能退休。 而到了今年三月召开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虽然已经内定了王伟光接替陈奎元，而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要由比王伟光年轻四岁的时任中办副主任赵胜轩接替，但习近平仍然不愿意让已经年近六十四岁的李慎明就此告老还乡，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安排他再连任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如此一来，他李慎明的政治生命已经被"法定"延续至2018年3月，届时的他已经年届七旬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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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y 2013 12:33 PM PDT  自从去年十一月习近平走马上任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几件大事，十八大、新南巡、南周事件、中宣部五条和中发办"七不讲"。这几件大事，反映了习近平当局的执政理念，也反映了他的执政方向。 如果说十八大对外宣示了习近平执政的三大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新南巡讲话则反映了习本人对中共面临的一些难题的具体想法和解决办法。习近平虽然谈的是苏联和苏共解体问题，其实谈的都是他对中国和中共问题的忧虑，其间也隐含著习近平执政的未来走向。譬如，他认为苏共解体的原因是，苏共丧失信仰，搞自我否定；丧失舆论控制权，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丧失对军队的领导。为了防止中共重蹈苏共之覆辙，他要强力恢复共产党信仰，肯定毛泽东和中共党史，肯定改革前三十年，坚持党对舆论的控制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南周事件的最新发展，显示了习近平正在把从苏共解体得到的教训之一，落到实处，即中共要牢牢掌握舆论控制权。《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辞《中国梦，宪政梦》被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亲自捉刀，改得面目全非，将原来的"中国梦，梦之难"的主题，改成歌颂中共"伟光正"和吹捧习近平的"民族复兴"梦。庹震的篡改，引发不少媒体与自由派人士的批评，他们支持南周，要求言论自由，当时各种有利于南周的议论铺天盖地。但后来的发展，却对南周非常不利。广东政府4月人事任免信息称，杨健，那个下达删改新年献辞指示的当局者之一，被任命为南方报业集团的第一把手兼董事长。这对南周这个自由派报纸来说，无疑是个噩梦。这也证明，习近平已经开始整肃自由派舆论阵地。 关于整肃的标准，其实早已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两会之后中宣部向中央和各省媒体口头传达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会议宣布了骇人听闻的五条：第一，必须坚持"喉舌论"；第二，必须坚持马列毛为指导思想；第三，"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公开地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宣传战线将清理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新三反人员"、"不换立场就换人"；第四，对媒体要加强管理与引导，媒体人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坚持客观真实性原则，要对社会负责，不能成天全版面报道负面东西，对正面的却视而不见；第五，加强党对媒体舆论的领导，要从培养新闻人才抓起，凡有"新三反"倾向的不准在高校教授新闻专业。 正当人们对中宣部五条瞠目结舌之际，中发办又出台了"七不讲"，即高校教学中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和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江松都证实了这个"七不讲"。此外，学者姚监复也透露中央有内部人士传出"七不讲"文件。 在任何一个钳制思想、封杀舆论、严管新闻的专制社会，"七不讲"亦可谓登峰造极。它堵塞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体制，可能走向进步的所有通道。所有进步的东西，不能讲，不要讲，那讲什么呢？评论人士宋石南先生说，"七不讲"的潜台词是，普世价值不要讲，要讲中国特色；新闻自由不要讲，要讲党管传媒；公民社会不要讲，要讲社会管理创新；公民权利不要讲，要讲和谐社会；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要高举毛邓旗帜；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要讲中国梦；司法独立不要讲，要讲政法委办案。 由此可见，习近平执政思路的基本特点就是倒退，其核心是，一党专制不可挑战。习近平之所以坚持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党管思想，党管意识形态，都是为一党专制"补台"。 有人分析说，习近平执政的未来走向有三种可能，会有三种结果。一是先左后右，形左实右，这还会有好结果；二是左左右右，左右逢源，这可获得左派和右派的理解和支持，毕竟谁坐在总书记的位子上都很难办；三是左左左，左到底，这很糟糕，很危险，会导致彻底崩溃，结局是悲惨的。从现在的情况看，习近平正在把中国引向一条最坏的路。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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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y 2013 12:54 PM PDT
胡锦涛在18大的政治报告，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思想”。这个提法来自当时是中央编译局局长的衣俊卿，因此即使衣被情人常艳揭出难看的贪腐案，习近平还是“用人唯才”，罢了官位，却保留专家的禄位。
问题是如果真正有这三个自信，也就是有这个“铁三角”撑着，共产党就应该风雨不动安如山，泰山压顶不弯腰，任凭风吹浪打，稳坐钓鱼船。 然而情况绝非如此，根据来自不同渠道的消息，今年中共中央的第9号文件，也就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规定了“七不讲”，即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而且是偷偷摸摸的传达，显见他们知道这个文件并不光彩，然而危机缠身，非这样做不可。 这七个不讲，可以概括到三个自信中的理论、道路、制度内容里。例如普世价值可以列入“理论”之中，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包括在“制度”里，而党的历史错误与权贵资产阶级则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七个不讲”的规定，恰恰说明了“三个不信”。也就是九号文件否定了18大的政治报告。18大到现在还不到半年，衣俊卿犯错误都没有被否定，可是“三个自信”变为“三个不信”，难免就使人纳闷，到底中央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这“七个不讲”不是讲讲而已，在宣布以前，早已经有不准讲的警告与行动。例如习近平已经讲不能否定毛泽东，那就是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于是批毛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出去讲课，毛左们就纠众不许他讲话，不管他宣讲什么主题。所以他的演讲会不是被迫换地方，就是被迫取消。警察没有出来保护公民权利，因为不许讲公民权利，又怎么保护？ 雅安发生强震，努力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些NGO组织到灾区赈灾，黄琦被扣，不许他去；对赈灾做出贡献的李承鹏，则被五毛们丑化，否定他们的努力与成绩。被丑闻缠身的中国红十字会在被十万人喊“滚”后，表示要改革之意，但是马上被否定。据说来头不小的郭美美扬言要公布某些视频，大概因此吓坏某些领导人，可见中国社会离开公民社会还有多远。 至于司法独立，当然也不能说，在一党专政下，任何“独立”都不可以说，因为独立意味着摆脱党的领导。因此政法委虽然降格了，劳教制度似乎也考虑取消，但是面对社会危机带来的各种抗争与社会秩序的混乱，当政者还是“维稳”当先，所以上访人士与维权人士仍然纷纷被拘押。连异议人士张林的10岁女儿张安妮也难逃一劫，成为中国最小的良心犯！这居然发生在“习李新政”一开始的时代。 习李虽然不谈政治改革了，但是还在说要反腐败，习近平亲自说，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但是至今为止，还只是打苍蝇，未见老虎。本来传说会动到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但是他的名字马上出现在军报上，至少还可以有一阵子的“平安”，可见反腐的阻力。而要求公布官员财产的民众立即被捕。可见当局反腐也没有诚意，因为目前中国所走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又岂能侵犯到那些权贵利益？为此只能禁止“权贵资本主义”字眼的出现，免得揭穿“社会主义”的假面具。 现在谈“三个自信”或许也陈义太高，因为在大陆人到香港抢购奶粉后，现在又开始抢购大米。共产党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先让人民对奶粉与大米有自信，是否比空谈理论、道路、制度，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其实所谓“三个自信”早就是“三个破产”。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不但是“西化”邪路的产物，也早就破产，否则何必改革开放？社会主义道路也已破产，早就“走资”了，共产权贵成为官僚资产阶级。 唯一还没有破产的是一党专政的制度，只是这个“共产”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是这个专制制度迟早必然破产，这就是他们非要推出“七不讲”的原因。只要七不讲松口，中国的专制制度就要土崩瓦解。中共领导人及毛左们以为搬出毛泽东，就可以红色江山万代传？别做梦了。互联网是我们大讲特讲的武器，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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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y 2013 01:01 PM PDT 
5月17日，中国社科院学者张海鹏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琉球再议，议什么》。
文章写到，自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和另一位学者李国强合写的文章《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提出"琉球主权可以再议"之后，引起强烈反响：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美国国务院也发言表态，各国媒体广泛报道，并猜测发表此文的背景与后果。张海鹏不无惊讶地说："一篇历史学者文章发表引起如此阵势，是我事前完全未曾预料的"。 其实，张海鹏先生不必故作惊讶。他应该很明白，他和李国强合写的文章之所以造成轰动效应，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主张有多新颖。按说，这些年来，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更不用说在互联网上，类似的观点早已屡见不鲜。张李二先生的文章之所以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仅仅是因为它发表在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上。因此，外界免不了要把它解读为中国政府的声音，或者至少是中国政府有意放出的试探气球。 张李二先生的文章，在论述琉球问题时有意无意地给读者一种错觉，好像中国政府对琉球的主权归属一直是有保留的，只不过以前没有公开提出而已。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认定琉球主权属于日本。 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时，琉球还在美国托管之下，我正在上中学，时常从《人民日报》上读到新闻，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冲绳（即琉球）人民要求美国撤军，冲绳归还日本的正义斗争，报上还刊出照片，一些冲绳民众头戴白布条，上面写着归还冲绳等口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头缠白布条表达诉求这种方式，所以印象很深；后来看到有八九学生这副打扮，马上就联想到当年看到的冲绳民众抗议的照片。 《人民日报》发表张李二先生的文章，使中共外交部很被动。第二天就有外媒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连忙撇清，说那篇文章只是学者发表的学术文章，并声明中国政府对琉球的立场没有变。 早就听说在中共的外交事务上有两派人明争暗斗，一派是外交系，一派是中联部。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真不是空穴来风。外交系的人不敢太胡来，因为他们要和外国政府面对面坐下来谈。当对方把中共建政以来承认琉球属于日本的历次声明和文件摊在桌子上，他们没法不认账；中联部的人不用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所以才能暗中使坏，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两派唱红脸黑脸演双簧的可能性。不过有一点总是明确的，中共外交部面对着别人摊在桌面上的种种书证不敢否认，至少在眼下还不敢公然否认琉球属于日本。 张海鹏文章提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规定了日本领土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四岛，因此琉球被排除在外。其实不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那段话的全文是："日本之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我们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所谓"我们所决定之其他小岛"，就是说，包括琉球在内的其他小岛是否属于日本，要依我们即美英中三方决定。 张海鹏文章还提到旧金山会议。在1951年的旧金山会议上，谈到琉球问题时，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给美国，一派主张还给日本。后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做了折衷：由美国托管，日本保留剩余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顺便说说，在旧金山会议上，没人提出把琉球给中国，也没人提出琉球独立。 什么叫剩余主权？剩余主权就是主权，是潜在主权，未来收回的主权。这就有些象租借。例如香港（准确地说是新界）租借给英国99年。在租借期间，香港在英国统治之下，但中国政府仍保有到期收回主权的权利。这就是剩余主权。 旧金山会议有美英等四十几个国家参加。丢掉大陆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与会，但对其结果表示原则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为在当时不被承认也没有参加会议，会后曾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但就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明确主张琉球属于日本。苏联也主张琉球归还日本。在当时，中苏都主张琉球归还日本，反对美国托管。可见，琉球的主权问题已经得到有关国家的确定，并非如张李所说是悬而未决。 因为当初在日本的行政划分中，钓鱼岛被算进冲绳即琉球，所以当美国在战后托管琉球时，把钓鱼岛也算在托管区之内。对此，中华民国政府并未提出异议。1968年钓鱼岛周边海域发现丰富油气资源，台湾才开始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1971年美国着手办理把琉球移交日本，台湾方面提出把钓鱼岛还给台湾。有人查阅过当时白宫讨论这一问题时的录音。其中，尼克松总统抱怨说：我以前从没听说还有这么回事。基辛格说：太晚了。如果台湾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研究。现在太晚了。历届美国总统都承诺把琉球归还日本，而其中是把钓鱼岛包括在内的，我们不能再改变。 不过美国还是做了让步。美国宣布它交给日本的只是钓鱼岛的管辖权，而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美国持中立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一谈到琉球，美国就明确表示琉球的主权属于日本，而谈到钓鱼岛，美国则说它们交给日本的只是管辖权而不是主权。 张海鹏再次强调，他们提出琉球问题，主要还是为了钓鱼岛问题。日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外交》杂志专访，谈到钓鱼岛问题时指出，中方在美国于1972年将钓鱼台连同冲绳移交给日本时即明确宣示反对，中方对钓鱼台主权立场毫无疑问始终如一。 崔天凯这句话，从口气上看，好像是说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对钓鱼岛的主权，但仔细一看，他讲的是中方在美国于1972年将钓鱼岛连同冲绳移交给日本时即明确宣示反对，那么，在1972年以前呢？崔天凯没讲了。没讲是因为有难言之隐。 问题就在这里。从1945年二战结束直到1972年移交日本，钓鱼岛一直被美国托管，期间长达二十六、七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于1949年：这就是说，在从1949到1972这二十多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没有对钓鱼岛被美国托管表示过反对，没有对钓鱼岛提出过主权要求。 按照国际法，没提出反对就算默认。岂止是不反对，在50年代，中国政府还不止一次地表态，说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属于琉球，琉球属于日本。 这样，等到二十多年后，中方才提出钓鱼岛主权问题，未免为时已晚。因为它违反了国际法里的禁止反言（也就是不能出尔反尔）的原则。所以在钓鱼岛争端中，按照国际法，中国沦于不利地位。
――RFA，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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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y 24, 2013, 6:18:58 AM5/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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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y 2013 09:49 PM PDT 
清明是中國人的節日。祭祖，掃墓，植树，一代傳一代。管他改朝不改朝，換代不換代，只要祖宗不變，祭祖的規矩當然就不應該變。"慎終追遠"是人類的要求。"民德歸厚"離不開積累。但新的社會，出現了莫名其妙的新問題：如果祖宗有地產，或者父兄被黨和政府定為反革命（註一），祭祖掃墓就無異於"通敵"。文革一到"破四舊"席捲全國，即使是工人農民，清明祭祖也都必然成为罪惡。
由祭祖而傷逝——藉以紀念故舊，回首前塵，本來很正常。問題仍然在於中國有了新的特色，非正常的政治性死亡人數實在太多。非正常死亡不一定具有政治性，比如死於薩斯或地震；但如果是黨魁親自決定向全世界隱瞞某種傳染病或某次大地震（註二），死亡就被纏上了中國特色的陰影。一般地說，死於饑饉也未必是人禍，未必和黨有關，但如果是被全國性的高徵購逼迫而死，那就是黨領導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數不清的冤假錯案，其偉大光榮正確自是無與倫比，最好的麻醉劑是健忘而不是記憶。於是，年年清明，總有領導人心驚肉跳，睡不好覺。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些領導人之所以怕，怕的是舊事重提。把他們粗粗一分，至少有三類，第一類替自己怕，因為手上有血（當過"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之類）。第二類替黨的領導怕，怕樹倒猢猻散。第三類則受"慣性"影響，看到別人在簌簌發抖，也就身不由己，陪別人打幾個冷戰。所以，恢復清明掃墓和懷舊，頗要一點勇氣。 政治運動是非正常死亡的高發期。全國性運動，導致全國性非正常死亡。年年有運動，導致年年有非正常死亡。不過同年同月同日，又在同一地點致死的，不可能太多。除了同赴刑場被批量處死的現行反革命，就得數1989年6月3日深夜到4日侵晨，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被鄧小平下令用坦克和衝鋒槍格殺勿論的學生和市民。他們最初仅仅为了悼念胡耀邦而走到一起來了。眾所周知，胡耀邦這位前總書記是被鄧小平廢黜後病逝的，悼念胡，等於譴責鄧，仅此一端，在邓眼裡，就是十惡不赦的大不敬。何況學生聚合起來之後，很快形成了爭民主反腐敗的共識，這豈不是"反了，反了"？無怪乎鄧小平立馬把學生的悼念定性為"動亂"。 動亂者，必須鎮壓的反革命顛覆也。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被迫仗義執言：一，沒有理由禁止學生悼念耀邦；二，對學生的訴求，不應該不聞不問，而應該重視，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開展協商對話，解決實際問題，進而加快實施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軍委主席鄧小平否決了趙紫陽的主張，調集二十萬國防軍，駕着坦克，端起衝鋒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大悲劇釀成了。死難者的數目，至今是個謎。有兩位官員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發表聲明，堅持"沒有死一個人"；但紅十字會早已說過，死了七百多；也有人估計，死者達四位數；最後，黨和政府下決心保密。除了當場殞命的，還有事後死於獄中的。全國各地普遍進行了清洗，逮捕了對鄧小平鎮壓方針持異議的人。以反革命論罪的入獄者，和在獄中被折磨致死者，到底各有多少，黨和政府又諱莫如深。二十四年過去了，年年保密。不同意鄧小平武力鎮壓方針的總書記趙紫陽，被非法終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從此，每到清明，六四受難者的家屬和同情者們，自發地聚集在趙紫陽的旗幟下，互相慰藉，互相聲援。紀念趙紫陽，終於成為六四受難者群體和維護公民權益者群體在每年清明時節顯示團結，展現力量，共同提出訴求的一項活動。 胡耀邦和趙紫陽，作為中共第12屆和13屆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各有不可磨滅的建樹。胡耀邦以平反冤假錯案和破除迷信，深受國人愛戴。趙紫陽以主持經濟體制改革和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在國人中享有盛譽。平反什麽？平反毛澤東製造的冤假錯案！破除什麽？破除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迷信！改掉什麽？改掉毛澤東打造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致力於打破毛泽东加在中國人身上的枷鎖的先後兩任總書記，都遭到了鄧小平的毒手，這不是胡趙個人的痛苦，分明是中國的悲劇。 這個悲劇不是什麽"孤立"的事件。這是中國當代史上的大關節，是歷史的逆轉點。改革死了，以胡趙為標誌的改革死了。人們可以為之憤怒，為之悲傷，為之沉默，也可以為之狂歡或喝彩；但不可能无动于衷。 六四鎮壓，為一黨專政打開了新局面——向老百姓開槍有理而且合法的新局面，穩定壓倒一切的新局面，全面腐敗全面污染和全面占地拆房、全面侵權、全面控制輿論的新局面，舉國一致一起做戲、一起撒謊、或者一起失語的新局面。有人說，六四已經時過境遷了，忘了它吧，不了了之吧！問題在於，六四不僅是歷史，而且是現實，它至今仍然高高盤踞在天安門上。大規模鎮壓老百姓的"大"天安門事件好像無人膽敢重演，但化整為零，小規模鎮壓老百姓的"小"天安門事件幾乎天天都有，層出不窮，觸目皆是，遍及城鄉。 六四是中国的噩梦。今天的中國就被籠罩在這個噩夢之中。不了了之，非但對歷史不負責任，也是對現在和將來不負責任。一切對自己和對子孫負責任的中國人，不應該去做什麽"三個自信"的迷夢或美夢，而應該從這個已經使我們窒息了24年之久的噩夢中瞿然驚醒，起而總結1989年大天安門事件血的教訓，從而使眼前形形色色的小天安門事件無法繼續存在，使我們的後代再也不受形形色色大大小小天安門事件的折磨。 不從噩夢中驚醒肯定無法前進，但一旦驚醒，勢必無法維持腐敗的樂園。公民維權和領導維穩，正處在苦苦相持的階段。我不會算命，也不懂賭博，不想窺測當局的臉色。我只知道，收穫需要耕耘，國事匹夫有責。 —————————————————————————————— （註一）根據當時有法律效力的條例，凡1949年以前擔任過政府科長或軍隊連長以上官職的人員，人人具備了被定性為"反革命"的資格。又，根據當年歷次運動的實際，凡對毛澤東（其思想，其政策）大不敬者，人人具有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的危險性。以上兩點，當時的人都懂得，現在則似乎成為不准在報刊上公開談論的機密了。 （註二）2003年發源於廣東的薩斯，被中央決定向國人隱瞞，導致流毒全國。隱瞞地震，天方夜譚中沒有，新中國有——1970年1月5日以雲南省通海縣為中心的七點七級大地震，不知道出於何種考慮，居然被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下的政府徹底隱瞞了整整三十年，直到2000年初才公諸於世。關於這一事件及其獨特經驗，我在2000年1月16日曾撰文介紹，請參看《中國的憂思》第243-247頁。 ——原載《陽光實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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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y 2013 02:30 PM PDT
第5届国际人权论坛周三晚间在南特举行开幕仪式之后，周四正式进入论坛讨论活动。今年的人权论坛活动主题是人权与可持续发展。人权与可持续发展间有怎样的必然联系？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是否有它的特殊性？经济发展的必要是否可以以牺牲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八九六四后流亡美国、目前南特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王超华女士在论坛活动开始之前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人权与可持续发展：2013国际人权论坛新论题
王超华：人权与可持续发展应该说是这次国际人权论坛提出的一个新论题。这个论题在开幕式的当天晚上就已经引起争论。争论的起源是一个非洲代表，他提出：贫穷应当作为人权问题来解决，如果经济不发展，贫穷问题不能解决，其他所有人权问题都不能解决。和他发生争论的持针锋相对观点的是一位法国学者，他认为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包括人权概念，发展会同时带来更多的人权问题。这个问题在开幕式晚上就有了不是特别激烈、但确实也是各持己见的争论。
法广：也就是说，摆脱贫穷是人权，发展经济也是人权所必需的条件，但是，争议的焦点是：摆脱贫穷是否应该以牺牲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王超华：确实是这样。所以，主持者在总结时表示，今年的人权论坛要特别强调可持续发展。如果说只强调经济发展，而不看人权状况，不看社会整体进步情况的话，在一定时期段之内，有可能社会各阶层多多少少会受到一点经济发展的好处，整体的情况会有一定提高，但是，这样的发展未必可以持续。
中国：不能平等分享资源造成对打工者的制度性隔离
法广：人权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是否有它的特殊性呢？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说现在谈人权过于奢侈，最当前的任务是要解决贫困问题。
王超华：对。我今天要发言的题目就是：城乡隔离下的异地打工。如果不考虑人权的话，实际上就是蒙蔽我们自己，不去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什么人在付出代价。实际上，因为户口制度，我们9亿农村户口的人不光是他们的父母一代在打工，而且，现在有打工者第二代，第三代，包括那些在改革开放后才出生的人，现在他们都已经30多岁了，他们的小孩子仍然没有城市户口。现在很多二十岁，十几岁去沿海或大城市打工的人，他们的父母就已经是打工者，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办法融合到城市生活当中，由于户口制度，这些人一代一代地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可是，我们在论述当中，看不到他们人权上的不平等。
法广：但是，进城打工本身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在经济条件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王超华：从经济条件上当然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且，事实上，大部分在农村仍然务农的人（大概有两、三亿人口），他们的生活在商业经济中的改善，都是依赖在外打工的亲属，维持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资源基本上是靠在外打工亲友。所以，实际上，打工者在城市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收入提高，而且可以帮助仍然在农村的一部分亲属提高收入，可是，这些提高是通过私人途径实现的。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城市教育资源高速地丰富起来，可是，这些资源都不能为打工者公平地分享，包括不能让他们把子女带到城市里来接受教育，不能通过这些途径来使他们自己的家庭受益，这是造成打工者一代又一代继续成为打工者的一种制度性隔离的根源。这一点与这次人权论坛的主题有关：这样的模式能不能持续发展？
法广：这其实也是中国发展模式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症结……
王超华：是的。因为根据学者研究，现在包括国有的大公司，都越来越依赖近些年出现的劳务派遣公司，也就是说，劳动力出售越来越碎片化，劳动的雇佣者在这种制度下，就可以更加有利地逃避付出退休金、医疗保障等福利的费用，这样的劳动体制从使用农民工开始，现在已经侵蚀到城镇人员的子女身上，这样的情况已经占全国劳动力供应的80%。
剥夺社会部分成员权益的模式不属于可持续发展
法广：为什么说这样的模式不会形成可持续发展呢？
王超华：因为这样的模式不能为劳动力提供有效的福利。劳工阶级一个多世纪以来与社会的整合，在高度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工人运动，能够整合到国家政策和社会政策当中最大的特征，就是福利政策。可是，现在我们两亿多的打工者中（如果也加上与他们有家庭关系的人员，就会有好几亿），只有九千万—不到一亿人能够有社保、医保、退休等等某种社会福利可以落实。这个比例非常低。这样的话，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没有社会保证，又怎么可能做到社会持续性发展呢？！
我的主要论点就是：发展如果是基于强力剥夺社会一部分成员的权益，然后名义上是这个民族和国家在发展的话，就不属于可持续发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必须是以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为理想，以社会整体进步为衡量标准，不能抛弃追求平等这个非常根本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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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y 2013 01:21 PM PDT
在中国着名科学家，异议人士方励之逝世一周年之际，台湾的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励之的夫人李淑娴女士校订的《方励之自传》。
看着这本书，我只有无限感慨。方老师是我的精神上的启蒙老师，他在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我跟方老师的日常接触中，深深感受到他作为一个追求自由和正义的科学家，具有的那种明晰的逻辑，清楚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 在这本自传中，有很多我很熟悉的方励之式的对於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睿智的见解，很多是用同样的方励之式的幽默表达出来的，也有更多是用他特有的借用科学定义的方式来讲述的，引人入胜。翻看这本自传，不能不让我想起在老师身边亲聆教诲的日子。这就是我的感慨之处，因为现在，只能在书中重温了。 其中，最精彩的，就是方老师以科学的道理论述民主政治的部分。例如，1981年方励之应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学生社团的邀请去演讲，他引用一条数学定理，即边界条件确定以後，内部的解就是存在而且唯一的。因此他告诉学生，如果改革只能在一个不得加以改变的边界内进行，那就等於说不准进行改革。（P319）再如，在这本自传中，方励之用"原子弹爆炸"来形容1989年中国的社会形势，他说："原子弹爆炸需要几个条件： 一、有足够多的可裂变元素； 二、把可裂变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临界质量； 三、有及时发射的中子进行引爆。一九八九年的中国，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P400）更为精彩的，是曾经作为中国科大副校长的方励之，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他说，学生运动就如同台风，"局部来看，确实有点破坏，但是对於全球的温度调节，台风的贡献是不可少的。"（P352）这是我目前为止看到过的，对於学生运动的积极意义，进行的最有趣最深刻的表述。 作为一名科学家，方励之的政治言论一如科学原理，简单，明确，一针见血。 他曾经说过，为什麽很多物理学家变成社会批判者，是因为物理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在这本自传中，方励之就这样给後人留下了大量的从科学角度出发，对社会，人生，政治和历史，所进行的哲学思考。 看方励之老师的自传，作为曾经跟他有过很多私人接触的我来说，最感触的，是看到他写自己第一次发病的情形。方老师是天生的乐观派，有丰富的幽默感，写起自己的大难来也是嘻嘻哈哈的，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例如，他说他前一年写了一篇文章，感谢他的母亲，因为给了他好的身体，七十年没有进过医院，然後话锋一转，"忘了也要感谢上帝，麻烦了，今年我就被投进了医院。"又如，说到肺部被细菌严重侵蚀，体重骤降，有时候甚至一天下降两磅，"一个多月里我的体重总共降了二十八磅"，然後，他加了一个括号：（减肥有效）。 看到这里，本应会心一笑的，我热泪盈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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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y 2013 12:49 PM PDT
――访著名学者、共运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
步入2013年，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取向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临界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挑战与压力迅速放大。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成为世人最关注的焦点。 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在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22年之后，重新审视苏联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历程，无疑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有着相当的启示。 苏联为何经历了兴旺之后又走向衰亡，乃至解体？是社会主义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还是苏联所施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苏联模式对当前的中国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共运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 86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高放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苏联共产党党史》已经60余载。作为研究国际共运的资深学者和研究苏联历史的权威专家，高放24岁就在报刊发表评论苏联的文章，著作颇丰，至今有500万字，2011年出版了他的第十本文集《苏联兴亡通鉴――60年跟踪研究评析》。 高放教授也是当今少有的坚持自己信仰的学者，在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简陋的家中接受采访时，他明确表示："我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一直深信不疑，人类社会迟早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要摆脱苏共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在中共十八大前出版的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表达了我的很多新见解。" 苏联实行的是"党主宪政" 《经济导报》：从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经历了74年。在74年中，苏联制定了四部宪法。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这一本质特征，被苏联四部宪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但您曾表示，"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如何理解？ 高放：74年中苏联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18年宪法、1924年宪法、1936年宪法、1977年宪法。四年前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演时说"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即是说，苏联有民主宪法，但未实现完全民主宪政。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联四部宪法有五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但也有五个显著的缺点和弱点。 从优点来说，第一，四部宪法都肯定苏联是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权力中心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而不再是世袭的君主个人；第二，四部宪法都是社会主义宪法，宪法名称上都有"社会主义"字眼；第三，四部宪法规定国家政权采取苏维埃形式，它跟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形式的区别是，三权（立法、行政、司法）统一于苏维埃；第四，四部宪法明确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不是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五，苏联宪法还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宪法，具有很广的包容性，即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革命政权后都可以加入苏联。 从缺点和弱点来说，第一，根据苏联宪法，苏维埃政权集三权于一身，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产生中央政府，名为人民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但行政机关的权力太大，苏维埃很难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行政权太大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日常工作要处理，不能光靠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是党最高领袖列宁不是担任苏维埃主席，而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是党的领袖兼政府总理，很多紧急的事情都是总理处理，并没有经过苏维埃。比如1918年1月17日，当时政府没有经过审判就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连同其御医和仆人都杀害，这是违法的。 第二，三权统一于苏维埃，司法不能独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特别是30年代苏联搞大清洗时，经苏联法院审判、镇压、关禁闭、判徒刑的有370多万人，表面上都经过法院审判，但法院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且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被作为人民公敌、特务处决，都是捏造的罪名。 第三，苏联宪法以至党章均未规定最高领导人的任期，给领导人终身制开了"绿灯"，留下了漏洞。斯大林担任政府总理12年（1941~1953年）之久，如果把当总书记的时间计算在内他当了31年之久（1922~1953年）。 第四，苏联宪法对于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没有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一、二部宪法根本没有写"党的领导"，到第三、四部宪法才写"党的领导"，但只简单提到"苏联共产党是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核心力量"，给苏联形成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体制提供了法律上的漏洞。如十月革命初期，由于是党领导武装起义取得政权，所以国家的重要决策，派往各地的干部主要都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局面。政府的很多事情都提交中央政治局去讨论，列宁感到这很不正常。1922年列宁晚年就提出来，应该实行党政分开。但列宁没有解决这问题就过世了。 第五，苏联宪法没有监督宪法执行的机构，没有违宪审查规定，所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违宪没有办法立案审查。 正因为苏联宪法有这样明显的缺点和弱点，所以苏联在74年中虽有法可依，但很难做到有法必依，实际上是有法难依，更难的是严格执法，更做不到的是违法必究。所以我说，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 《经济导报》：那么，您认为苏联实行的是什么宪政？ 高放：我觉得苏联制定的四部民主宪法实行的不完全是民主宪政。我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党为人民作主、党替人民作主的宪政。这种宪政我归结为"党主宪政"，不是民主宪政。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是由党委定下来，拿个名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举手或投票通过。国家发展的各种战略、方针、政策都由党中央政治局定下，拿到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一下。所以名义上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苏联广大人民心中都很明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政治局。 "党主宪政"使苏联共产党在74年中没有处理好五种权力的关系：即党权、政权、军权、官权、民权。若苏联真正实现民主宪政，那就应该按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要不要党的领导？当然要，因为党的领导是前提，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核心，法律是保证。结果苏联共产党把关系弄成：党的领导是核心，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陪衬，依法治国是一种形式。简单说，苏联共产党垄断了政权，垄断了军权，垄断了官权，民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民权是一个走过场的陪衬。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所以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体制。 苏共垮台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 《经济导报》：理论界有人认为，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灭亡是由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恶果，赫氏是罪魁，戈氏是祸首。您是怎么看的？ 高放：这三人或者两人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一种建立了74年之久、有两亿多人口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会很容易被两三个领导人摧毁呢？这显然是要有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后盾。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提出：苏联自己培植的党政军高薪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掘墓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无非只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总代表。 直接促成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起了帮凶的作用。而斯大林等人所犯的错误正是被叶利钦用于摧毁苏联、苏共的靶子。因此，只有深入细致地透视斯大林的错误，才能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经济导报》：您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为什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会垮台？它与您刚才说的四部宪法的缺点和弱点，以及您提到的"党主宪政"有什么关联？ 高放：正是宪法中的漏洞和弱点，使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 就像我之前所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很大原因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代表人民作主，由党替人民作主。可以说，苏共失败，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苏联是专制政治，一党专制，一派专制，一人专制。 《经济导报》：政治体制落后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放：总结来说，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非常严重。 一是个人集权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由一个领袖掌握。斯大林是第一个苏共党中央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过度集中，缺少制约。 二是职务终身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的领导人是终身制的。斯大林带头搞终身制，他从1922年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到1953年去世，一共任职31年。 三是指定接班制。接班人也是斯大林指定的。他原来选中曾任他秘书的马林科夫接班，后来他对马林科夫不太满意，嫌他太软弱，想换接班人，但还没来得及换，就去世了。 四是等额选举制。苏联有民主选举，但由苏共严密控制选举。苏联的选举并不尊重选民意见，不是自下而上的差额选举，而是等额选举。候选人是党委精心挑选的，而且只有一个候选人，大家没有选择的余地。 五是消灭异己制。斯大林之所以能掌握大权，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消除了党内的三个反对派，之后还镇压了很多被怀疑对他不忠的人。在他晚年，党内还有一些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又准备清洗，但没来得及做就中风去世了。 六是监控干群制。苏联的克格勃不归国家机关领导，而是由总书记斯大林个人掌控，这个机关可以监控全国所有人，包括高级干部。 此外还有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官员特权制。 尤其是，斯大林开创的"三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对苏联历史有长久影响，而且有普遍广泛的国际影响，人们把这"三制"看成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正宗的政体。实际上这"三制"是君主立宪制的变种，君主专制的变种。民主共和制区别于君主专制制就是这三点：权力有制约、权力有任期，权力有选举。而斯大林这三制：权力没有制约，权力没有任期，权力指定继承，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的原则，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政治体制落后为苏联留下了祸根。 《经济导报》："三制"是怎么形成的？如何透过斯大林的错误，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高放：要使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掌权的民主共和国，列宁还确立或者准备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主要有分权制、任期制与选举制。事实上，列宁执政的六年（1917~1923年），初步实现了民主宪政，国家政治权力有分工有制约，没有过度集中。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斯维尔德洛夫、随后加里宁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托洛茨基任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共从未设立过党中央军委）。 列宁曾经对托洛茨基说过："人到55岁开外就败事有余。"意即55岁就要退休，不搞终身制。列宁更没有指定接班人，临终前他只给党代表大会写信谈及各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同时却明确提及要调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1921年列宁主张党政分开。1922年党中央才设总书记一职，意在设立专人负责党的建设工作，总书记不在政权机关兼职。 但列宁执政时期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当时列宁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在党中央不设主席，如果党中央设主席，那么在列宁之后就要另选一个人担任主席。这一组织上的漏洞，使权力欲很强的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列宁执政时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欠缺是政党制度。现代民主政治正常的政党制度应该是多党竞争，不能一党垄断国家政权。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1917~1920年的三年时间中，列宁实行过两党联合执政或三党联合执政，但后来这两个小共产党先后都并到大共产党里去了，苏联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列宁时期还对民主选举、对群众言论进行严密控制。 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年），列宁时期一党专政、控制选举和言论的弊病更为严重，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斯大林执政的前几年就打倒了三个反对派：分别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党集团。斯大林把一党专政变成一派专政后，在1937~1938年，搞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处决或判刑，严重破坏法制，最后变成总书记一人专政。尤其是1941年，该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直接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就是政府总理，斯大林开始实行党政领导职务合一。同时斯大林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党政军三大职务都集中于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如上述所说，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加深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等。斯大林还破坏党内民主，搞一言堂，他实行的这些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给苏联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祸根，而且对其他国家带来不良影响。
《经济导报》：您说斯大林还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这有什么危害？ 高放：苏联共产党成为全国唯一执政党后，要保有长期持续执政的能力关键在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防止党的领导人决策失误和作风败坏，一旦出现问题也能依靠党内民主及时妥善解决。 列宁执政时期，苏联还有党内民主，为此列定曾创立两项重大制度：一，按照马克思恩格斯1847年创建第一个共产党时定下的规矩，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把党代会作为党的权力中心。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党代会并列的权力中心。在党代会上凡有不同意中央决策者可以在大会上作副报告或者提出批评意见。党代表真正是由各地方组织民主选举产生。在党代会上就党的重大方针进行民主决策，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多数决策如果不当，通过实践检验，由下一年度党代会重新审议，及时改正。二，从1921年起设立中央、地区和省三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各级党委是平行权力机构，其职责是专门监督同级党委。此外列宁还采取清党措施，以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1921年第一次清党，经党组织审查，就有159355名不合格党员被除名，占党员总数24.1%。 可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这两项重大制度都被斯大林破坏。苏共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已经由民主政党开始变为极权政党，使得党内外都缺少自由、民主与法治。党代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如1939年开十八大，1952年才开十九大。党代会年会制被破坏后，党中央、政治局甚至总书记个人成为党的权力中心。从1930年十六大起，在党代会上充满对领袖的歌颂，不能真正自由民主讨论党的决策。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政治局的其他四个人都不敢说话了，只听斯大林一个人发布指示，自己忙着做笔记，散会后各自去执行。 1934年以后中监委改为由中央委员会领导，其职责是监督各级党委是否执行中央决定。清除不够格党员的清党变成为对被认为不忠于领袖的异己分子关尽杀绝的大清洗。斯大林时期被处决、囚禁的干部达370多万人之多，约占当时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 过"左"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成为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一个大矛盾。 《经济导报》：除了开创"三制"和破坏党内民主，您一直强调斯大林时期开始培植了党政军干部高薪特权集团，这个高薪官僚特权集团成为社会主义掘墓人。为什么这么说？ 高放：列宁坚持1871年巴黎公社确立的国家公职人员是"社会公仆"的原则，其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比，差距不得超过5倍。斯大林开始推行高薪特权制，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高低工资差别已达30倍，五十年代初期达50倍，七十年代进而相差100多倍，开始培植了一个党政军干部高薪特权集团。正是苏共自己培植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最终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这个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苏联社会内在的第二大矛盾。 而且斯大林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没有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原则，没有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因此未能促进多民族联盟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1939年苏德签订密约瓜分东欧，1940年斯大林又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用策动内部革命方式重新并入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借口出现少数叛徒、内奸硬把几个异民族全部迁徙异地。正是斯大林时期加深的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异民族的矛盾成为苏联社会的第三个大矛盾。拖延到1991年，民族矛盾的激化成为苏联解体、灭亡的导火索和引爆点。 改革一再延误导致苏联最终灭亡 《经济导报》：您曾提出，苏共几代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沿袭斯大林的政治体制，延误体制内的改革，为叶利钦击溃苏联和苏共提供了口实和机遇，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为什么这么说？ 高放：不发达国家首先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异常艰辛，必须经常总结实践经验，及时调整政策，逐步改革体制。如上述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三大矛盾，本来可以通过解放思想，逐步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但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沿袭了斯大林的那套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误了政治体制改革，到八十年代末苏联终于爆发经济、政治和民族三大危机。从而给叶利钦提供了重拳轰击苏共极权、特权的口实和机会。 赫鲁晓夫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病，想做一点改革，把党政分开，但是改革不彻底。他还有一个重要的疏忽，实行党政分开时党军也分开。最后因为他没有掌握军权，结果于1964年10月发生宫廷政变被迫下台。 勃列日涅夫吸取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教训，又搞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他不能再兼政府总理了，转而兼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国家主席。1977年，他又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扩大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主席的权力。而且他1982年去世的时候是76岁，又搞终身制。同时他大搞新的个人崇拜。当时，干部特权也越来越多，工资差别扩大到100多倍。 勃列日涅夫过世后，由他的亲信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先后执政一年多，一个68岁接班，一个73岁接班，都是老人病夫治国，没什么改进。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如果他能够动员全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来总结历史经验，本来可以逐步探索一条体制内改革成功的道路。当时原苏联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抱有很大希望。可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头三年依然延续斯大林体制，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他急于搞"加速战略"。经济加速战略不成功，1988年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可惜的是到1988年苏联共产党已病入膏肓，病情严重，各种矛盾激化。 有人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在中文里是"锅巴焦糊"的谐音。我认为"锅巴焦糊"未必糊透了，还是可以做一道好菜。可惜他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苏联模式的弊病、苏联宪法的缺点和弱点、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等等通通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科学社会主义错了。所以1988年以后他的指导思想转向民主社会主义，想把苏联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他没有从体制内找到进行改革的一条路，在党内外各种压力下，他认为要想救苏联只有把西方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体制引进来。他修改了宪法，1989年5月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990年2月取消宪法当中规定的共产党领导地位，又在苏联建立总统制，自己任第一任总统，也是末任总统，加强控制。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一致同意通过实行多党制，全国出现了一百多个政党。就这样，苏联政局一下子就大乱了。 《经济导报》：最后叶利钦把苏联搞跨了？ 高放：叶利钦看到苏联共产党病入膏肓，有严重的弊病，趁戈尔巴乔夫搞多党竞争的机遇，在1990年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他要以无党籍人士参加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选举，高举"反极权、反特权、反官僚"旗号，取得57.35%选民的支持，并竞选成功。 他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立即下令限制共产党活动，不允许共产党在国家机关活动。这激起苏联党内保守派强烈反对，1991年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吸收了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成立了一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19事件实际上是保守派举行的一次政变，宣布全国在半年内处于紧急状态，反对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措施。国防部长下令调部队去抓叶利钦，可调不动。苏联共产党在这时已经失去民心、党心、军心，部队也调不动，他们认为叶利钦是民选的总统，怎么能用部队随便把他抓起来？所以8・19事变两天多时间就被粉碎了。叶利钦重新掌权后进一步取缔共产党，这时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苏联总统的地位，在8月24日建议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他以为叶利钦要取缔共产党，我让共产党解散，那我这个总统地位就可以保下来了。哪有这回事！戈尔巴乔夫本来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又当上了总统，没有了党，就没有了根基。可非常奇怪的是，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共产党自行解散时，8月25日苏共中央举行最后一次中央全会，结果同意解散。也就是说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想要这个党了。苏联共产党就是这样垮台的。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就此亡党亡国亡制了，苏维埃在苏联历史上也寿终正寝。 苏联失败教训对中国改革具重要意义 《经济导报》：苏联1991年就已经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退出了世界政治版图，研究苏联的宪法与宪政，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高放：虽然苏联解体已经过了22年，但今天重新研究苏联的宪法与宪政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 今天，中国的改革进入了重要的深水区和转折点，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就职后都强调要遵守宪法、实行宪法，依宪治国。可见，回顾和总结苏联宪法与宪政的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简单说，苏联共产党实行的"党主立宪制"或者说"党主宪政"，在落后国家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因为这些国家历史上政治落后，没有西方的民主议会制传统，革命胜利后先由党代表人民作主、代替人民作主，使社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应该看到，这种"党主立宪制"、"党主宪政"是有历史局限性和历史非理性，应该自觉进行体制内改革。苏联共产党的悲剧在于一代又一代领导人一再延误体制内改革，死抱住"党主立宪"不放、不改，一再延误改革，最后这个体制被人民抛弃了。如果社会主义不能让人民享有自由、民主、法治，那么大多数人迫于无奈还是宁愿接受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倒退到资本主义制度，固然很多人要受剥削，但是历史上只有"不自由毋宁死"的，而没有"不富裕毋宁死"的。 这就是苏联宪法、宪政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经济导报》：您对未来中国的改革有什么期望？ 高放：随着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人类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地进步，人类社会迟早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探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程中会遇到很多挫折，苏联、东欧是一段插曲，中国可以吸取经验教训，推进改革，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希望未来中国改革在党内民主、多党合作民主、人民民主这三大民主方面取得大的进展。
――香港经济导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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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y 2013 12:20 PM PDT
武昌起义后，滦州兵谏成为时局转折关键，环绕北京，握有重兵的军事将领奏请改革绝非泛泛，注定要引起清廷恐慌。许多重要举措，过去讨论无数遍无法定案，争论不休，现在却可匆忙通过，匆忙颁布，清廷所能守住的底线只有两条：一、不能实行共和政体；二、不能实行排满主义。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敏锐发现了旧体制系统崩溃的内在原因，以为旧体制不改革或许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一旦启动了改革，就会加速崩溃。当此危急时刻，清廷惊慌失措，就有点饥不择食、乱上添乱的意味了。
滦州兵谏第二天（1911年10月30日），摄政王监国载沣下诏罪己，承认责任内阁变成了亲贵内阁，与君主立宪原则相悖；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出台，既受蒙蔽于政治小人，也与舆论相违；政府从人民那里获取的税赋已多，可是未办一件利民之事；朝廷诏令一道接着一道，可在现实中就是不见守法之人。鉴于此，摄政王誓言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宣布解除党禁，大赦天下；宣布尽快颁布宪法，组织完全内阁。 摄政王的宣布赢得了立宪党人的欢迎，资政院迅即召开会议，通电全国，劝告各地立宪党人再给朝廷一次机会，不要再武装举事，宣布独立。 与立宪党人的看法很不一样，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张绍曾等认为摄政王这几个宣布并没有坦诚回应他们的要求，他们遂于11月1日再上一折，要求清廷不要再忽悠人民了，必须立即组织完全意义的责任内阁，取消钦定宪法大纲，将宪法交给议院制定。同时组织"立宪军"，以兵力为请求改定宪法的最后手段、最后保障。 军方将领坚决不妥协深刻影响了摄政王，为收拾久已涣散的人心，为早日结束国内军事冲突。摄政王载沣于11月1日立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以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亲贵阁员"集体辞职，为新内阁扫清道路。紧接着，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其对湖北军务稍作部署后迅速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第二天（11月2日），摄政王令资政院负责起草宪法，并期待用最快速度予以公布，以慰民情。在当天资政院会议上，议员们重点讨论了宪法信条和相应奏稿，并于11月3日颁发"十九信条"（又称《宪法信条》），"十九信条"文本：第一条 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 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 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 皇位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 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 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 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 第八条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 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国会解散，即内阁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 海陆军直接皇帝统率。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 第十一条 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应特定条件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 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媾和、宣战，不在国会开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 第十三条 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 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由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 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 第十六条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 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 国会议决事项，由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 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十九信条》参照东西各立宪国家宪法文本，借鉴英国君主立宪原则，在皇权、民权等方面做出最大让步，在形式上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议会、内阁总理的权力。但，皇权至上，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依然是《十九信条》基本原则。 公平说，《十九信条》中的皇权至上只是立宪国家的一般原则，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依据这些原则制定正式宪法必然要规定君主权限在宪法范围内，而宪法起草、修改的权力都在议会；总理大臣虽由皇帝任命，但那只是形式主义的，因为《十九信条》已明白规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族成员永远不能担任这个职务。这个制宪原则就是英国的"虚君共和"，也是先前立宪党人多年来所追求的东西。 多年追求并不被朝廷所接受，现在到了危机状态，清廷欣然接受，但似乎一切都晚了，并没有得到国人认同、支持，更不要说欢呼了。 《十九信条》宣布的第二天，贵州独立，紧接着，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安徽、广东等相继宣布不再是大清国的属地，不再承认清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 先前那些信誓旦旦与朝廷共患难的各级官吏，到了危急时刻再也不愿意绑在大清王朝这个破车上了。 《十九信条》最大限度的政治让步来得太晚了。11月7日，严复致信莫理循，对清廷这些让步有一些深刻的分析。 严复认为，清廷10月30日以来的几个诏书发誓要永远忠实服从不久就要召开的国会的意愿；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同意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朝廷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订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些宣示固然很好，但太晚了：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的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它不过将专制政权从皇帝转移到未来的国会或现在的议会。这种事绝不会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的。 严复是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他发自内心不希望清帝国倒台，但他看到以摄政王为首的统治者太低能太弱智，所有的应对都慢了一步。按照严复的意思，假如这些让步发生在半年前或者一年前，那么中国的面貌就决不会这个样子。 现在，这一切都晚了，摄政王的让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让步，没有办法挽救大清王朝，而且在事实上彻底瓦解了大清王朝政治统治的法理基础。人民，至少是以人民的名义，越来越不满足这些让步。许多人情不自禁想到，政治让步不过就是君主立宪，那么革命党人一直鼓吹的民主共和不是比你这个君主立宪更好吗？政治改革多米诺骨牌松动后，但凡有革命党人活动的省份，无不争先恐后宣布脱离大清王朝，宣布独立和自治，等待重建一个全新的共和民主制度，清廷陷入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宪法十九信条没有挽救清帝国，反而加速了这个帝国的结束。
（本文作者马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文明通论》、《晚清二十年》等。）
――原载《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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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y 2013 09:38 AM PDT
20日，大陸媒體的熱門新聞是北韓軍人又扣留了一艘大陸漁船。消息一出，譁然一片。
譁然聲中，不盡然是口伐北韓的主旋律。許多眼尖的受眾首先質疑為什麼發生在5月5日的扣船勒索事件，在半個月之後的20日才通過官控的「環球時報」公布出來？更有刁鑽的網帖啟發公眾思考：為什麼大陸黨媒對台灣漁民遭菲律賓海警射殺一事的報導及時、追蹤嚴密、更新快速、連篇累牘，而對大陸漁船遭北韓軍人扣留勒索鉅款一事卻諱莫如深、佯裝不知、隻字不提、拖宕半月？難道大陸當局心疼台灣漁民更甚於心疼自家的漁民？難道台灣的漁民把稅交給了大陸當局並由此買通了大陸媒體？難道大陸當局派出軍艦巡遊南海要替台灣漁民「出頭」，是把先人後己的雷鋒精神發揚光大到了海峽兩岸、國際社會？
這樣一問，許多問題其實就不答自明瞭。當然，大陸當局在北韓扣船勒索事件上保持半個月的「靜默期」，這其中肯定還留有太多人們不解的問題。不過，這裡所謂不解，只是人們依據常識而搞不明白的問題。可是，大陸與北韓的關係，偏偏就是建立在普通常識以外的基礎之上。
大陸人說起北韓，往往一臉的不屑。這種不屑，直接地表露在他們對此事件的網路言論中。許多大陸人質疑政府為什麼不給北韓這隻「白眼狼」斷錢、斷糧、斷油，為什麼不派軍艦到北韓屢屢生出事端的海域護漁以顯露肌肉，威嚇肇事者？但是，這樣的問題，在大陸當局的眼中，也許只是庸人的短見。因為在大陸與北韓的關係中，大陸當局所要維護和增進的是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不是「非核心利益」。在付出巨大代價後，在「面子」與「核心利益」的偶發衝突中，大陸當局無可選擇地選擇「核心利益」。更何況，只要壓下新聞，「面子」問題根本就不存在。
什麼是大陸當局的核心利益？對此，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於2010年曾披露道，當時政府主管外交的最高級別的官員戴秉國，對美國國務卿喜萊莉解釋了其四層含義：一是中共黨的領導地位；二是中共賴以永續執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三是大陸的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四是經濟持續發展。由此可見，大陸漁船被北韓軍人敲詐勒索的事件，離中共的「核心利益」還相差十萬八千里。相反，如果大陸當局給北韓斷錢、斷糧、斷油，由此導致北韓共產黨政權的崩潰，進而波及致中共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不穩，那才真正威脅到了大陸當局的「核心利益」。
對此，北韓當局不傻，當然心知肚明。而且，保持北韓現執政黨的領導地位，維持金家統治賴以存續的制度，又何嘗不是北韓的「核心利益」呢！這樣，大陸與北韓的外交，就絲毫不存「普適道義」而盡為利用與被利用的「利益」關係。
正是在這種關係中，北韓像極了大陸一胎化政策下的一些家庭中的小皇帝和小皇后——雖被小心翼翼地侍奉著、供養著，但一有行為能力，卻不斷地製造出一些坑爹事端。但問題就在於，坑爹之子，常常還能受到被坑之爹的鼓勵。大陸將軍歌唱家李雙江之子因駕駛一輛40多萬元人民幣的BMW生事，被「少管」一年；之後，李將軍以一輛百多萬人民幣的跑車「補償」之；不久，李之子便涉嫌輪姦婦女再入囹圄……比起李之子，比起價值百多萬元人民幣豪車的補償，北韓、北韓的軍人（才勒索60萬人民幣），難道不是顯得乖多了麼？
（李直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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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y 2013 09:20 AM PDT
【新世纪特稿2013年5月23日】中共新领导的所谓"新政"，一手是"反腐败"，据说还是"老虎苍蝇一起打"，实则打"苍蝇"还有些动静，打"老虎"却有气无力。另一手，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攻势，似乎遮遮掩掩，以内部讲话、内部文件暗中部署，下手却是一招比一招更凶狠。 先是齐彪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透露，习近平赞同邓小平的看法，强调"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则会天下大乱"。随后，"人民网"转发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发表在《红旗文稿》上的文章，深入论述习近平关于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时期不可以互相否定的看法，高调赞颂毛泽东时代的成就。 毛泽东不能否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能否定，那么，中共要否定的什么？ 现在看到，首先就是宪政。 《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断言"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宪政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以宪政理念为标准，没有多党竞选就无宪政，更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评《"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说"'宪政'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它最终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是这个国家断不可接受的"。 如果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强行修改，还只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暗中作手脚的话，那么，数月后矛头直指宪政的大批判，是中国共产党对宪政发起正面进攻了。 杨教授作的是一篇制度比较的文章，洋洋万言，有很多的理论色彩，而《环球时报》社评篇幅较短，意思则很明确，认为宪政"从一开始就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个政治主张"，"围绕'宪政'做理论论辩没有实际意义"。 那么，什么有意义呢？文字游戏有意义。"环球"社评告诉人们，"宪政的'宪'字指的是宪法，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宪法作为中国的根本大法，它的地位并不存在实际争议"，而且，"新一代中国领导人集体学习宪法，执政者对宪法的忠诚非常明确"。这里的戏法有两个：一是拆字，"宪"是宪法，它本身没问题，但它与"政"合在一起，就有问题，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了。二是回避中共掌权后历代领导对宪法是否忠诚──新一代领导很忠诚，但未经实践检验，至于前面几代领导，经实践检验确实不忠诚，此文不予理会。 这戏法怎么样，手法不错吧。 再看杨教授。 杨教授断言"宪政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其论据，列举了邓小平、江泽民几句"论述"，就算是论证了。至于为什么有宪法而不能行宪政，据说是因为，"人民民主制度的宪法确认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制度和宪政的核心制度与理念从根本上是不相符的"。 杨教授列举了宪政的五大核心制度与理念，即"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宪政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以及"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可以说，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的核心内容。的确，中国宪法对这些很是抵触。然而，人家有人家的宪法，人家依法施政，即为宪政，我们也有我们的宪法，我们依法施政，就不可以是宪政，这是什么道理？宪法不同，就不可以行宪政么？ 杨教授告诉我们，"说宪政就是有宪法并得到实施，反对宪政就是不要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混淆了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回顾历史就很清楚，宪法与民主制和宪政没有必然的联系。民主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是奴隶制、封建制民主国家），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例如清朝末年的钦定宪法），宪政国家也未必是民主国家（例如大宪章时代的英国）。" 这就触到中国宪政问题的实质了──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杨教授承认存在"有宪法未必有宪政"的情况，那就应该承认，"有宪法并得到实施，反对宪政就是不要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这是针对着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非但没有"混淆"，反而分辨清楚了"宪法和宪政的关系"，因为关键就在于，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与清朝末年很相似，都是"有宪法未必有宪政"。 实行宪政，即依宪施政，则现行宪法本身的矛盾就会更清晰地显露出来，可以再修宪，而使宪法去除掉那些落后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规定。这样，宪政的过程，一般意味着社会发展。在宪政的观念中，宪政本身就不是绝对的，宪法也不是绝对的，它会趋向于合理化，逐渐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般认为，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民主、法治和人权。 但中共对此不能接受。杨教授的工作，是加以论述。她不负使命，声称"须特别注意，切不可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因为"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民的利益，通过法定程序，宪法和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这是党文化语言的表述，翻译为正常话语来说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是绝对的，共产党的"至上"地位是绝对的，所谓"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意思是，宪政会动摇共产党专政的绝对性。 正因为这很关键，"环球"社评就耍聪明、玩花样，回避中共历代领导对宪法是否忠诚这一大是大非问题。 当然，"环球"的政治意识很敏锐，它的社评把宪政问题提到"否定中国发展之路"的高度，是有道理的。 应该说，杨教授提到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论述，很有意思。毛泽东当时的看法是，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是合乎国情的新民主主义，而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可见，毛泽东认为，宪政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新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宪政。不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本来就是三心二意，取得政权以后就将其抛弃。如杨教授指出，毛泽东后来不再提宪政，改用"人民民主专政"。这样，毛泽东迅速向社会主义"跃进"，建成了他的"社会主义"，他喜爱的专政则改为"无产阶级专政"，到"文革"时更进化为所谓"全面专政"，全不顾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 杨教授在她的文章里提到了考茨基，她还是用以往的那种批判腔调，丝毫不见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确，考茨基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因为他很清楚，马克思说的这个词，针对的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象杨教授这样的御用文人，她看来永远也不会理解，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其实是有重大贡献的。 考茨基强调指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际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而非一种长期存在的政体，而若它成为那样一种政体，它就不可能是阶级的专政，而只能是某个工人政党的专政，或个人专政，"于是，这些政党中间的一个政党的专政就决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专政"，"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具备了十分奇特的形式"。 考茨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他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错误，但他深得马克思学说的真传。同样不逊色的，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他留下政治遗嘱指出，据他研究和观察，现实的社会发展正在造成一种可能性，即无产阶级专政在未来的过渡中将不再是必要的。 世人都知道，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学说的一个重要判断，而这两位理论家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真正意味着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他们相比，实乃天壤之别。 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一例外，都是长期专政，都验证了考茨基所预见的"无产阶级专政"那种"十分奇特的形式"，即党政官僚对人民的专政──考茨基论述得很客气，而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些"专政"的嘴脸，用不着再客气了。 正因为如此，中共弃宪政而行专政，而直到今天，杨教授还声称，"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已经将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以区别于宪政，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倒退回去将人民民主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宪政'"，她自己实在应该自觉羞耻。 正如杨教授论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仍然是专政的道路，而《环球时报》社评说的也对，宪政意味着"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这一否定，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必需，用不着"兜圈子"──中国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改邪归正，实行宪政，将其自身改造为竞争性的现代政党。 自然，人们都清楚，中国共产党对此不会同意。它正在发动攻势，现在炮轰宪政，然后，还可能会向着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发起更多的正面攻击。它在"文革"中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否认生产力性质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坚持其"社会主义"、反对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现在，它又造出一个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当作靶子猛轰，不准人们批评它的历史错误，也就是说，它坚持它的错误，反对纠正错误。 没办法，现在只能迎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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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May 2013 08:46 AM PDT
黃炎培先生說的周期律，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專制政權以來，二千二百多年，歷經數十次改朝換代，其中存在時間最長的唐、明、清三代，哪個也沒有超過三百年，而且即使在他們二百多年的帝祚中，不乏武裝的宮廷政變、底層民衆的暴力反抗，腥風血雨從不消停。然而毛澤東卻對秦制情有獨鈡，在他死前所吟作的最後一首詩就有"百代都行秦政治"句（似乎應為"秦政制"，但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文檔如此，筆者不便改動）。考慮到從秦至今未及"百代"，顯然他是希望"秦政治"能世世代代傳下去，千秋萬代永入輪回了。
大一統的專制政權逃不脫周期律並不等于人類社會必定陷於其中。近代憲政的發祥地英國，從確立憲政體制的光榮革命（1688年）至今，王朝可以改名，内閣可以更迭，朝野可以對換，但都以相對和平的方式解決，至少沒有跡象顯示會在可見的未來跌入黃氏周期律。雖然在這以前，英國同中國一樣，王朝的更替，乃至王位的繼承，無不伴隨著殺戮和戰爭。這種變化很難不說是憲政的功勞。其他認真實行憲政的國家也有類似的情形。
憲政是對專政的否定。專政，用列寧的話說，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獨裁。在動物界的叢林裏，確是直接憑藉暴力，比拼牙堅爪利，它們也沒學會妥協，任何法律都不能約束它們。然而人類會權衡利弊，只有當統治者自以為擁有絕對的優勢可以爲所欲爲，才採用獨裁的手段。當然被統治者的力量達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迫使統治者妥協，放棄獨裁，接受憲政的約束。憲政是受憲法和法律約束的政權。大憲章的產生就是例證。
1215年，因英國的約翰王毫無節制地橫徵暴斂又在對法戰爭中失敗，民怨沸騰，在市民支持下，英國貴族起兵佔領倫敦，他們沒有另立新王，而是迫使約翰王於6月19日簽訂大憲章。大憲章不僅是英國憲法實際上也是現代各憲政國家憲法的雛形，其每一條款都是對國王權力的限制。它規定未經依法判決不得監禁自由民和剝奪其財產。還規定組織25人的男爵會議，有權糾正國王的錯誤決定、對國王施加壓力包括奪取其城堡土地財產，將其流放。作爲回報，貴族同意增加稅收。對於這條強加在國王項上的鎖鏈，約翰自然不甘心順從，待貴族們收兵離開倫敦後，立即下令廢棄。於是引發内戰。不久約翰病死其子即位，在刪去了若干條款後，再次確認大憲章的有效性。以後歷朝英王多次反復確認，據統計達32次之多，自然每次確認都需向其支付金錢。直到光榮革命大憲章的精神終於穩固確立。可見如果沒有妥協，就不會有大憲章也不會有英國的憲政。
美國憲法的制定同樣是十三個州相互較量達成妥協而成。雖然制憲會議的代表都希望能達成建立聯邦政府的目的，但究竟賦予聯邦多大的權力，卻各有所圖。大州希望得到更大的發言權，小州害怕被大州吞併或者受欺侮。以後美國憲法的每次修改，都是這種妥協的結果。
在中國，毛澤東把專制政權發展到了頂峰。以往的歷朝歷代都沒有把民間的生產都統起來，而他連播種播得多密、翻地翻得多深都要管起來。用他的話來説就叫全面專政。這種專政制度給中國民衆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爲了全體中國民衆的福祉，讓中國所有的人，包括胡錦濤也包括劉曉波，包括習近平李克強也包括薄熙來王立軍，包括雷政富也包括趙紅霞，……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地公開地，或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委托自己滿意的人，發表自己地意見。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協商，通過反復討論妥協，達成共識，也許這種共識並不能使各方十分滿意，但各方都能接受。以此作為約束施政者行使權力的規範。這就是憲政。這就是中國的希望。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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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y 25, 2013, 6:19:16 AM5/25/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孙立平：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 （转帖）陈（云飞）式三板斧
- 关于《怀旧金曲》两个版本的声明（汉英对照《怀旧金曲》编译：熊若磐、梁联发）
- 袁莉：秦晖访谈录
- 胡少江：共产党的好孩子在美国造反
- 王力雄：人活半口气的地方
- 达赖喇嘛出席在新奥尔良举行的“重建――慈悲和沟通的力量”会议
- 《陈一谘回忆录》在港出版（附内容简介、目录）
- 余英时写信祝贺“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
- 资深媒体人高瑜被限制出境（附：六四前文化活动也成禁地多人被禁离境参加）
- 高瑜：习总能遇几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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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y 2013 12:56 AM PDT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本来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一定物质财富的依托，同时也要改善其他的方面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但很少见到一个国家为了经济而如此不顾一切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既有的利益格局严重依赖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从宏观的层面来说，在这个不断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原来给的不但得继续给，每年还得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每年还有新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出现，这个钱从哪里来？只有从增长所提供的增量中来。所以这个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增量依赖症。从微观的层面说，只有经济高速运转，只有不断上项目，尤其是上大项目，相关的利益集团才能从中获益。 第二，越来越脆弱的合法性基础使得其严重依赖于经济增长。任何政权都得靠一个东西来维护合法性。现在能靠什么呢？就是畸形的增长。中国的合法性基础，在改革之前是意识形态，到了“文革”末期时，这种合法性可以说耗光了，转换到绩效的合法性，发展经济。这次转换很成功，有了一个新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样的合法性基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失业下岗的人说了，你是发展了，你将我发展的下岗了；农民说你是发展了，但我收入也没有增加；城市底层说，你是发展了，我状况没有改变，而且好像还在恶化。这样，到了90年代末期，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合法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央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力图将过去完全靠绩效的合法性转换到公平正义，或者至少得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但这次转换遇到的阻力太大了。上次转换基本上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很容易就克服了，但这次遇到的是实打实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原来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弱，想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既得利益集团又不干，怎么办？只能拼命消耗老的合法性，老的合法性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增长。 第三，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这个社会已经别无依托。上面说到，如此强调经济发展是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尽系于此，但还要看到更深的一层的原因，这就是由于这些年的破坏，我们除了钱和财富之外，已经别无依托。现在自然生态的破坏已经使我们周边的环境乌烟瘴气，人们已经无法享受自然，享受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只图环境别给自己马上带来疾病。社会生态的破坏使得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和怨恨，这个社会中已经很少看到人对人的友爱和关怀，更多的是戒备甚至互相攻击。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已经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没有寄托，没有理想，甚至没有对正常人性和正常生活的想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作为依托？还有什么可以作为慰藉？于是只能靠“发展梦”来填充空荡荡的灵魂与人生。 （作者：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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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y 2013 12:11 AM PDT
「赶猪进笼，娱乐民主」
. 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民主运动就是把政府，把公权关进笼子的活动。怎么样来把政府，把公权关进笼子里呢？靠打、骂？靠武力？
在农村，农民的猪跑出圈舍外了，他们是怎么赶猪进去的呢？打、骂、踢，猪是越来越狂躁，越来越难让它进猪圈舍去。经验老道的老农，他们是哼着曲，轻轻拍打着猪的屁股，循序渐进地就很容易把它关进了笼子。
可见，对于跑出圈舍外的猛兽，要驯服它，要把它关回笼子里去，我们不能简单的采取暴力，也不能让它把你伤得体无完肤，更不能让它吃了你。既然是猛兽，那它就既没有感情，也没有理性思维。君不见「黔之驴」－驴不胜怒，踢之！
要驯服“公权”这样的猛兽，除了非暴力，理性的运用法律武器对待外，我们还要有爱心，不能带着仇恨。仇恨只能让罪恶延续，仇恨只能种下仇恨的种子，仇恨只能走向革命
猪，养大了，我们要吃肉；兽，驯服了，我们可以观赏它的娱乐表演；公权，驯服了，我们还需要它为我们服务！
民主运动开展成群众性的娱乐活动，民主果实离成熟就不远了。
「电视四方看，效果各千秋；能说真感受，才是民主授
人们看电视，处于电视前、后、左、右各方位看到的电视画面，效果一定不一样。正前方，感觉很好，左右方看见的画面是扁平的，背面却什么也看不见。对事物的看法也是这样，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学识…结论也一定不一样。所以一个人花过多的精力指责及反复证明另一个人撒谎、人品低劣。这完全没有必要
保障每个人说出真实的感受的平台，给人们多一个信息选择的机会比什么都重要。有了这平台，有了这些信息，人们就可以去鉴别，去自由地选择。独裁者就不给你说话的平台，他不仅不让人说话，而且要人们相信，他说的就是真理，那怕是他颠倒黑白，指驴为马。
当然，在浩瀚的信息中，有个神经病，他就是要选择电视后面看电视，他说，在那里他觉得效果最佳。这是他的自由。
「独裁好比大石头，选好自己最佳位，不议不望尽心推，何愁柏林墙不毁。」
独裁好比通往民主自由之路的大石头。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适合自己、能让自己充分发挥力量的位子；每个人根据自己特点，选择适合自己、能让自己充分发挥力量的方式。前拉后顶左右推。众心齐，泰山移。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民主又如果实，她总是要瓜熟蒂落。我们不设时间表，没有时间表。我们为什么急于要摘青涩的果实呢？如果是想，民主了我们就可满足权力的欲望。可他不知，权力除了让你责任更大、担子更重、奉献更多，否则你不配拥有权力。更何况，想让大家更早地分享民主的福利，最佳的方式不是期待，是默默地做。
我们不需要把每个人争取到一只角落来，一只角落怎容得下这滚滚的反独裁洪流。异议作家、维权人士、宗教自由人士、各党派反专制力量、觉醒的人民大众…
我们不需要观望，不需要议论。首先我们绝不去袖手旁观，不去是非论英雄。其次是我们不在乎别人的观望与议论，你怎么做不影响我，我只保证我是否做了，我是否尽力做了，我是否开心做了。
柏林墙能经受住我们快乐、尽力而不感到是负担地抖它的灰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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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怀旧金曲》两个版本的声明（汉英对照《怀旧金曲》编译：熊若磐、梁联发） Posted: 25 May 2013 12:15 AM PDT
2013年5月23日
我们编辑汉英对照《怀旧金曲》，自费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2003年11月和12月连续出了第一版和第二版，因未经我们编者校对便印发，以致该两版英文印刷错误百出。我们发现后，立即采取行动，于是2005年11月又出了修订版。这个版本应是第三版，但仍被称为第二版的第三次印刷，并被称作第二版的“重印”。对这些版本的叫法，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在意。未料，2012年，我们意外发现，市场上销售的《怀旧金曲》一直是英文印刷错误百出的2003年12月出的所谓第2版，而改正了这些印刷错误的2005年版本除我们自己付费的数百册外，市场上一直没见过。此事责任虽不在我们，但我们对读者深感歉疚，故在此做出四点声明如下： 第一：发现2003年11月和12月版本中的英文印刷错误百出后，我们立即从旧金山飞赴上海，并到南京，亲自监督改正英文印刷错误，并趁此对歌间语录也有所修订。修订版于2005年11月出版,新版封面下端有包括四个黑色英文字母SMPH的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社标，以区别于无社标的2003旧版本。我们除自购大量2005年新版本，同时买断了剩下的旧版本。已届耄耋之年并已退休的我们，不惜花掉当时的全部积蓄，为的是要避免那些英文印刷错误百出的书继续贻误读者。我们已尽力了。
第二：聊可安慰的是，有机会读到2005年版《怀旧金曲》的读者反应很好。以旅居西班牙的中国作家黄河清先生为例，他在2006年12月12日刊登于博讯网的《耄耋老人高唱怀旧金曲——澳洲行之二》一文中说，“《怀旧金曲》，收录103首歌唱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脍炙人口风行全国全球的中外名曲，汉英对照。2005年版每首歌后附有说明，或出处或掌故或影响，以及先哲、闻人的语录。如收录赵元任作曲的明朝民歌“老天爷，你年纪大”这首歌曲后，安排了京剧折子戏“徐策跑城”中的两句唱词：“湛湛青天不可欺，善恶是非有人知。” 又例如在美国工会歌曲“我们坚决不动摇”之后的补白中，有美国劳工领袖塞缪尔的语录“允许人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不是为了让他们可以说些好听的话，说些已经得到认可的话，而是让他们有权说刺耳的话，有权说出可能传达某种新颖和出人意料的思想的话，让他们即便作了错事也有权说话。”
第三：在此我们要提到2010年在亚马逊网站留言批评《汉英对照怀旧金曲》的、名为helenxy.wu的读者，这位读者买到的是2003年版本，他根本不知道还有个2005年版本。他在评论中只说了一句称赞的话：“每首歌前的介绍很不错”，除此以外，通篇都是对“英文完全没有校对”的严厉批评，最后并指责说“误人子弟！” 这位读者批评得很对！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今后任何方面印行销售我们编译的《怀旧金曲》，都必须是2005版，不可继续销售2003版，因为，如前所述，2003版英文印刷错误太多，会贻害正在学英文的读者。 2013年5月于美国加州圣荷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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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y 2013 12:18 AM PDT
引言
刚刚于4月初去世的撒切尔夫人，因为致力于去国有化和减少福利而成为很多英国人心目中的“恶魔”。即便如此，她也没“敢”把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私有化，也还是要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为低收入者提供廉租住房。就连一位非常厌恶她的英国朋友也不得不承认：英国两党政府间对福利的分歧多数时候是类似占预算的35%还是30%的那种差别，因为他们都要为选民服务。
而这正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书《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人家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已经不够，社会民主主义也已经不够，于是要寻找“第三条道路”。而我们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也行，社会民主主义也行，但首先应当实现两者的共同底线。而最可怕的，莫过于走上一条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社会民主的所谓“第三条道路”。
《共同的底线》让我对于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有豁然开朗之感。今年三月底，我在秦晖堆满了书、几乎无地落座的寓所与他进行了一次访谈。更确切地说，是听他讲了两个小时的课，间或提了几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以下为访谈实录的第一部分，为了阅读效果，访谈经过删节和编辑，并未经秦晖本人审阅。
乖派和不乖派
袁莉：您的新书《共同的底线》中讲了那么多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寡头主义。那么，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什么主义？
秦晖：就是专制主义。我觉得现在讲的“左”、“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其实都是在那个平台上才有它的意义，在没有这样一个平台的条件下，应该说这种问题是不太存在的。我甚至认为公有制、私有制、国有化、私有化，也不是中国真正的问题。比如，我认为中国从来就是既可以搞国有化也可以搞私有化的，搞国有化就是把老百姓的财产装到国库里，搞私有化就是把国库的东西装到他们当官的口袋里，而且装完了就再搞一次国有化。
所以，在中国，左派可以不用操心私有化，右派也可以不用操心国有化。我有一位朋友，他算是比较“右”的，应该是主张私有化的，但他不悲观：你别看现在“国进民退”，国有资产最后还是会被他们糟蹋光的，又会搞到他们当官的口袋里去，最后还是会低下来，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私有化最厉害时候的比重还要低。他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所以他不担心。
假如这位主张私有化的朋友不担心国有化，那么左派也可以不用担心私有化。很简单，私有化完了我再抢一次不就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我是主张国有化反对私有化的，或者说我是主张私有化反对国有化的。当年郎咸平指责中国私有化的时候，有一个网友在网上贴了一个帖子，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其实国有资产私有化不是不可以，但是得大家同意，因为国有资产是大家的，那么只要大家同意就可以私有化了，没有什么不行的；私有财产国有化也不是不可以，只要这个人同意，就是你不能抢人家的。比如说美国──欧洲当然就更不用说了──那里从来就有很多人喜欢所谓的捐助公益，比尔?盖茨把他的财产拿出来搞公益，美国人不会认为这叫侵犯私有财产，因为是他愿意的。
他说，但是中国现在糟就糟在这两个逻辑都是反过来的，就是把私有财产变成国有的，不需要主人同意，只要国家想抢就可以抢了，比如说征地拆迁之类的；而国有财产变成私有的也不需要老百姓同意，他只要想装进他的口袋，就装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反对国有化或者反对私有化，都容易被当官的拿过去当借口。你说反对私有化，那好啊，那当官的就没收老百姓的私有财产；你说反对国有化，那当官的说也很好啊，那我就把国有财产装到我自己的口袋里。
我曾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尺蠖效应”，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中国人一般说“左”的政策就是所谓收紧的政策，“右”的政策就是所谓放开的政策。可是中国的放开、收紧往往都是朝着固定有利于一帮人的那种方向的。这就像那种叫尺蠖的虫，它的特点就是一收一放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
现在我们一般讲的左派是主张大政府的，在民主国家其实就是主张高福利，右派是主张小政府的，可是这个大政府、小政府，只有在宪政条件下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宪政政府本来应该是权力和责任对应的。如果我们讲大政府，不是仅仅说它的权力很大，首先要讲的是它的责任必须很大，也就是说它必须给国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所以我们愿意多授予它一点权力。我们讲小政府，其实是害怕政府的权力太大，侵犯我们的自由，那么为了怕它侵犯我们的自由，我们就不愿意授予它那么多的权力，而我们既然没有给它那么多的权力，也不用指望它给我们提供太多的服务。
可是这里有个条件，就是政府的权力是我给的，我给你权力是让你承担责任的。可是现在中国没有这个机制。这就造成一个特点，就是你想要大政府的时候，它的权力会搞得很大，当然它是不尽责任的。当你说要小政府的时候，它就推卸责任，当然权力它并不放。所以我说，在中国你既可以当左派也可以当右派，这都不要紧，现在最实质的差别是“乖派”和“不乖派”。
袁莉：怎么讲？
秦晖：如果你是一个乖派，你可以当左派也可以当右派。你是一个乖左派你就会鼓吹扩大权力，但是你不要追问它的责任；如果你是一个乖右派，你就为它推卸责任，但是不要限制它的权力。这样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政府都喜欢，而且它最喜欢的是既左又右派，就是既鼓吹它可以有很大的权力，又鼓吹它可以不负什么责任的。既主张高税收，又反对高福利，那政府都喜欢的。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不乖，你同样也可以左右两边都使劲的。假如你是个左派，你就应该追问它的责任，要求它为老百姓承担它应该承担的责任，包括高福利；如果你是右派，你可以要求限制它的权力。我觉得通往宪政的路就是这两者都要做的，一方面限制它的权力，一方面又要追问它的责任。
袁莉：您说的政府的责任应该怎么理解？
秦晖：所谓责任就是我们要政府做的。这个责任的意思绝不是说皇恩浩荡，政府做了一点我们就要感谢，他不做我们也不能跟他要，那不叫责任。
中国不能说以前没有福利，很少──像苏联福利比我们多得多──但也是有一点的。以前中国旧体制下的福利严格来说它不是民主国家意义上的福利，因为第一给不给得看他爱好，你是不能要的，如果他给你那是皇恩浩荡，但是如果他不给你，你也不能要。最典型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那个时候政府如果给你发了馒头，你就得感谢，而且要哭要感谢毛主席多大的恩情，但是如果你饿死了，你也不能埋怨他。
假如是这个皇恩浩荡式的福利，那皇恩肯定是给对皇上有用的那些人，所以这种福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给强势者的多，给弱势者的很少，就是说它是从上往下给福利，强势者在什么方面都是占便宜的。初始分配他占便宜，二次分配他还占便宜。而弱势者是各种分配都吃亏的，初始分配本来就低，二次分配他再吃亏，或者根本就没有。像以前的公费医疗，大部分农民都是没有的，主要是干部有。
袁莉：现在也还是很少。
秦晖：对。现在已经比以前好一点了，但还是很少。如果你把福利折成收入，就是比较二次分配以后的收入，你会发现比初始分配更不平等，这也是非宪政国家的一个特点。宪政国家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宪政国家有高福利和低福利的区别。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它是高福利，所谓高福利有两种含义，一种就是帮助弱势者的力度比较大，另一种不是帮助力度大，而是覆盖面比较广。像医疗保险在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是全部覆盖的，但是在美国就只覆盖了18%的人，可美国虽然只覆盖了18%的人，但是这18%的人的确是弱势的， Medicaid、Medicare就是针对要么是很穷的人，要么是……
袁莉：上年纪的，65岁以上。
秦晖：对。美国各州还有一些健康纽约这一类的（福利），也是按照这种标准来的。而中国是正好相反的，在改革以前公费医疗也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能享受，但是那百分之十几的是最高层的人。
袁莉：那百分之十几是指城市居民吗？
秦晖：改革以前，说实在的只有职工有，连城市的职工家属都没有。当时城市的职工家属有一种类似于合作医疗一样的保障，但国家是不投钱的，就是互助式的那种。今天的情况，我看过一个数据，江苏省在2007年时，八千万的人口里，全额公费医疗只有14万人享有，那就是一定级别的干部了。它一年的医疗基金达到6000多块钱，那时江苏省农民的新农合应该是全国搞得最好的了，当时温家宝说，新农合每个农民应该达到50块钱，它已经达到75块钱了。
袁莉：超过了50%。
秦晖：对，超过了50%，这已经是全国最先进的了，它的覆盖率是95%，也是全国最高的。但还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的，即使有的也就给了75块钱，而那些干部，相当于他们的90倍。但就初始分配而言，他们的工资并没有农民收入的90倍，也就是说加进这个东西以后，他们的差距反而扩大了，不是变小了。
住房也是一样，像欧洲很多国家，福利房的比重比较大，尤其是北欧很多人都住国家的房子，美国就很少很少。美国所谓的public apartment，后来因为很多都变成贫民窟，治安也很糟糕，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怎么提倡发展这个东西了。我看见一个材料说美国住public apartment，拿租房券、房租补贴这一类的，只有10%不到的人。
中国以前能够分房的人有多少？其实也不太多。农民肯定是没有人给你分房的，城里街道工厂普遍是不分房的，大企业说是分房，你往往是排几十年都排不到的。那时候一般的工人老实说是很难分房的，大部分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头，能分房的人不会超过10%，可是那10%是反过来的。美国从来不会给总统分房的，但是可以给失业的黑人分房，当然这个数量也很少了。美国绝大部分地方申请public apartment的条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是失业的，后来有人就说，我是在业的，但是收入低行不行？现在很多州在讨论这个问题，大部分州还是不允许的。
袁莉：美国人肯定不愿意，很多美国人最怕自己交的税给别人花。
秦晖：所以这是个典型的低福利国家。但是中国正好相反，分房的全都是有单位的人，而且基本上是官。假如你没有单位，不要说分房，连你自己盖个房子都是违章建筑。中国是禁止贫民窟的，你是穷人是不准有窟的，如果有窟那就是违章建筑，就要受到城管的暴力制裁的。国家不仅不给你福利，连自由都没有。住房无非就是这样，如果你是自由放任，那你就允许他们盖贫民窟，如果你是福利国家，那你就应该给他们提供保障。
中国实际上这两者是都不允许的，所以我说这就叫做“负福利”，它既不是高福利也不是低福利，而是一种相反的福利，它会增加不平等。对于这样一种状况，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的争论有什么意义呢？民主国家有谁会赞成负福利呢？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都可以发挥作用的。假如我是反福利的，那么我首先就应该指责统治者的福利，而不应该去指责老百姓的福利，因为老百姓根本就没什么福利；如果我是一个左派，我主张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福利，那么我应该特指这个福利就是给最穷的人，我不能允许公务员什么的去扩大福利。如果这两种人都能发挥作用，那中国就逐渐正常了，因为中国首先就会变成零福利。
虽然像江苏那种情况还是负福利，还是扩大不平等的，但这也是改革带来的一种进步，为什么说它是进步呢？因为虽然是负福利，但是负的程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以前农民一分都没有的，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有了75块钱。以前可能是“负高福利”，现在变成是“负低福利”。
负低福利其实是朝零福利在发展，所谓零福利不是没有福利，而是那个福利对不平等不起作用，它既不是扩大不平等的，也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如果我们改革朝这个方向推进的话，它最终就会变成零福利，进一步发展它就会变成正福利，到了正福利的时候才有高福利和低福利的争论。如果中国的福利变成正的了，那我们左派右派就可以争一下，到底是把这个正福利提到像瑞典那么高，还是像美国就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可如果是在负福利条件下，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用的力度是相反的，比如说你讲减福利，首先就减掉老百姓的福利，当官的福利他不允许你减的，但是如果你讲加福利，他就加到当官的头上，这样的话你不管是左还是右，你不是帮倒忙吗？
最典型的就是保障性住房政策，按照我的说法，它有两个最大的弊病。一是所谓的“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实际上就是变相给他们盖大房子，经济适用房动不动就两三百平米，而且只有公务员能够买，明显就是给当官的搞的，就是给当官的聚敛财富。你想现在的房价那么高，给他两百平米，那比任何国家的高工资都要高得离谱了，还说我们公务员是低工资，这怎么可能呢？但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城市的廉租房都是要有户口才能申请，也就是说新移民，真正的农民工是享受不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老市民中说实在是没有多少需求的。这个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各国城市里头的穷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都是一进入城市以后就是穷的。
一般来讲，城市穷人就是进城不久的那些人。如果说保障性住房不管他，所谓的廉租房不给农民工，经适房优先公务员，那这不就是典型的负福利吗？所以，在保障房问题上，如果我是个左派我就不能一般意义上提倡保障性住房，我就得说保障性住房就是得优先给农民工，而且尤其不能给公务员；反过来讲，如果我是个自由放任论者，那我就认为，公务员就该去买房，凭什么福利国家的弊病首先就反映在你的身上，你们当官的体现了福利病的最典型特征。
袁莉：我一直都有个问题，中国有一个专制的政府，又是这么铁腕，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说一说而已，单就是怎么让“负福利”往“零福利”转变都是很难的。
秦晖：这个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首先我们应该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知识分子别的不能做，道理还是可以讲的。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连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是不懂的，尤其是在福利问题上。现在感恩型的福利观还是很强大的，强大的原因其实也是左右两方面的原因，现在有些左派就老讲福利是领袖的恩情，是党的恩情，你享受一点你就要感谢，你不享受你也不能要，党会替你考虑的。
怪就怪右派现在也在这么讲，但右派讲的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其实政府用不着管你们这些人，政府没有这个责任，政府既不应该管你的医疗，也不应该管你的教育，也不应该管你的住房，这些东西都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本来就是不该管你死活的，你就是应该“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
但既然政府没有这个责任，那么政府还做了，那这不是他的恩情吗？既然右派是这样讲，那当然政府更有理由认为，这是他的恩情了。我们现在要指出的是，政府给了服务，不是他的恩情，而是我们可以要的。
袁莉：对，我们交那么多税。
秦晖：对。我们搞市场改革的头一句口号，我就很反对，叫做“不找市长找市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可以不负责任，老百姓不能找他要服务，但是他可以随便找老百姓要税，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如果让我来讲市场经济应该搞什么，它应该是反过来的，叫做“市长不找市场找”。市场经济不是限制老百姓的，是限制市长的，也就是市长你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不是说老百姓不能随便找市长的麻烦。
我觉得首先要把感恩型的福利观变成问责型的福利观。而且现在中国老百姓实际上也还是有进步的。改革几十年来，有一个地方的确是比以前进步的，就是有些东西老百姓的确是不太感恩的，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我应该得的，如果你不给我就要有建议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现象。
袁莉：但是我要反驳一下，老百姓现在虽然权利意识是比以前增强了，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北京的空气质量，上海的死猪之类的，大家也都是抱怨抱怨，又能怎么样呢？
秦晖：说实在的，抱怨就比不抱怨要强多了，现在很多人就认为你是不该抱怨的，包括左派、右派都说你是不该抱怨的。左派说好事都是共产党做的，坏事都是资本家做的，你就不应该抱怨政府。像死猪你只能去骂农民，或者只能去骂那些养猪的资本家，政府是没有责任的。右派的说法会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们本来就不该管这件事。
但我这里要讲，中国在改革前长期低工资条件下的福利，和西方的福利是不一样的。改革前中国长期低工资条件下的福利，实际上是把老百姓的福利都扣在国库里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不搞福利就不是什么搞不搞福利国家的问题了，实际上就是掠夺民财，因为低工资本来就不包括养老什么的，都是国家原来给扣除了的。国家原来的说法就是，我就给你吃饭的钱，但是养老将来国家会考虑的，结果现在一搞什么转制，就把人家转出去了。假如养老这个东西你不负责，不是等于把人抢了嘛。
还有一点我要说，从东欧的经验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是要有压力的，没有压力他不会走（宪政）这条路。这个压力其实就来自限权和问责这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滥用权力要受到限制，一方面他不负责任要受到追问。
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仅仅从意识形态讲，问责诉求的言论空间，应该比限权诉求的言论空间更大。比如说当年波兰、匈牙利这些共产党国家，你如果要讲什么多党制，三权分立，他是不准你讲的。但是你说社会主义就得这个也保证我，那个也保证我，他是没法封你的嘴的。你像我们可以说“五不搞”，但是不会说我们坚决不搞福利，就是不管人民死活，不敢这样说吧？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要了，像波兰的团结工会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包括很多东欧国家的反对派都是靠福利问责向政府施加压力的。
而且，在宪政国家，由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是建立在一个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所以你是不能无限问责的，因为你本来就给了他有限的权力。可是在我们这种国家，理论上就是可以无限问责的，因为你的权力没有边界，凭什么你的责任就要有边界呢？
所以，假如我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我是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主张自由放任的，但如果我在中国，我仍然可以要求它从摇篮到坟墓都承担责任，这一点都不违背我的自由原则。道理很简单，在西方我既然主张自由放任，我当然就不会给它那么多的权力，但在中国它已经有了无穷的权力，我凭什么单方面地给它推卸责任？
可是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一旦讲公共服务，很多人就拿西方做例子，你看人家西方都承担不起，包括现在所谓延长退休年龄也是这样。要我说西方当然应该延长，西方有卖地财政吗？有中国那么多的垄断性国企吗？你们可以随便横征暴敛，西方可以吗？更不用说你还搞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老百姓的养老功能都让你破坏了。本来中国的传统是家庭养老，结果你现在强制推行30年的计划生育搞得人家家庭没法养老了，结果你说国家也不养，你把很多人都搞到断子绝孙了，然后你说政府可以不承担养老责任，这怎么可以呢？
我觉得中国和西方现在都是“打左灯，向右拐”。西方国家是只有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是要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而中国是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只想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当然是很不合理的。在中国，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那你就让他承认社会主义的责任，如果你要当资本主义者也可以，那你就不能允许他有社会主义的权力。你不能让他什么都有，他可以有无穷的权力，但是他不承担最基本的责任，这怎么能行？
袁莉：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新书《共同的底线》里也涉及到的清算的问题。中国有很多人，特别是官员，财产来源都不是很清白，而现在也有人说搞一次大赦，就是现在有多少都不要去管了，大赦以后大家就可以向前走。
秦晖：如果从防止社会振荡的角度讲，从变革尽可能和平的角度讲，我并不反对赦免，但是要讲清楚一点，赦免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讲的，它只有在反对派强势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现在不是你赦免不赦免人家，而是人家赦免不赦免你的问题。连现在刘晓波还都被关，连现在还不允许“六四”事件中流亡海外的人回来，你说谁赦免谁啊？
曼德拉讲过，可以原谅白人以前的那些东西，在他们认错的前提下可以不追究，但那是在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已经要掌权的时候才说的。他不可能在白人把他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说：你们尽管关我好了，我将来不会找你算账的。那如果是这样，那干脆把他枪毙算了。
袁莉：前一阵子网上是这么讨论的，就是说如果不给腐败官员这样的条件，那么他们可能不会愿意改革。
秦晖：这个东西我并不反对，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提这个主张的，但是你首先得施加压力。中国30多年的改革一直在给他们甜头，但这是在不施加压力的条件下做的。比如说市场经济，首先让你能够发财，然后你发财了腐败了，我们再豁免，就是用腐败来引出经济改革，然后又用赦免腐败来换取政治改革，就是说改革总是要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对你是有好处的。
我其实并不反对这样一种思路，因为我也不想把他们彻底打倒，搞革命什么的，但是你只有这种东西是肯定不行的。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好处它要要，但是它的权力，它为什么会放呢？一定要让它有压力。除了用革命吓唬它以外，那当然就是限权和问责这两个方面的压力。
包括反腐败的这种压力也是可以有的。到时候，如果真要考虑所谓的赦免，那也得是有条件的，第一，你得真把权力交出来，也就是说真的到了已经可以实行宪政这一步了；第二，赦免还需要一种补充，一定得有一个替代性安排，就是我们可以不搞清算，但是得搞二次分配。就是说，二次分配成了替代清算的一种选择，或者是替代革命的一种选择。
这种二次分配就不是宪政国家只有左派才能主张的一种观点了。比如说，将来的中国如果宪政以后，到底是主张搞自由放任，还是搞福利国家？我觉得很简单。假如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而且私有化过程是比较公平的，比如像波兰、捷克，等于国家把私有财产比较公平地还给老百姓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展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那么福利低一点是可以的。
但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你把社会积累全都抢走了，然后你说让我们从头再来，然后开始自由竞争，这怎么可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要么搞革命清算，如果不搞革命清算，你就得有二次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即使西方的右派，也会主张用二次分配来取代清算的。比如，诺齐克，他是个典型的右派，是反对罗尔斯的，他是根本就反对二次分配的，也不主张照顾美国的白人穷人，但他还是主张照顾黑人的，为什么呢？他说白人原来欺负过黑人，那么给黑人的福利其实是对以前的一种补偿，用他的话讲叫做“矫正的正义”，这和补偿白人穷人是不一样的。
而且赦免这个东西，如果你要和民主制联系起来，还有一个问题是，既然你要搞民主制，那就有老百姓能不能接受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二次分配，老百姓凭什么无条件地接受这些东西？如果老百姓不接受，那所谓的赦免怎么能行得通呢？如果老百姓不接受，那你就不搞民主，那等于是你什么也没换来。
袁莉：那不是有点绕死圈吗？
秦晖：没有，不是死圈。很简单，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施加压力。政治体制改革是可以通过经济要求来实现的，限权问责就是一个途径。民主不民主其实在经济上说穿了就是个财政问题，就是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这怎么才能实现呢？在任何国家包括东欧西欧，都是高额赤字逼出来的。当年如果不是高额赤字的话，英国、法国都不会有宪政，因为国库赤字太高了，国王要征税，然后就涉及到他跟国会的冲突。
包括后来的波兰、匈牙利也是这样。这两个东欧最早出现的宪政国家，也是东欧赤字最高的国家，为什么会那么高呢？就是因为他要横征暴敛，老百姓抵制，但是老百姓又逼他把这个钱吐出来。用我的话讲就是，对财政实行挤干榨尽的政策，最后就是老百姓不断地向他问责：你必须保证我有便宜的肉吃，肉便宜了买不着还不行，凭票也不行，暖气凉了不行，学校的伙食不好不行，从摇篮到坟墓都向他问责，最后你不要他财政公开，他都给你财政公开了。他最后就说：你看我账上只有这么点钱，你的要求我实现不了，现在我只好跟你商量，要么你就少要一点，要么你就让我多收一点，这时候就有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了。
如果没有这种压力，他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他不想给你花他就不给你花，然后留下来他都给他自己花，他凭什么愿意晾帐本给你看，而且这个时候如果他真晾了也肯定是假的，我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给你晾真的。像三公消费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定义的，这种定义的三公消费即使晾出来它能是真的吗？
这方面的压力大了以后，自然就会有宪政出台了。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如果你要他有限制权力的积极性，你就要让他的责任大得受不了。受不了他就会自动向你讨饶，就会表示愿意限制一下权力，换取你少向他问责。整个东欧的宪政化过程就是这个样子，像波兰团结工会之类的，他们完全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都是向政府问责的要求，都是所谓的大政府要求，都是反对“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团结工会的特点就是拼命找市长，结果把市长找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投降，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老是要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怎么可能有团结工会呢？波兰的统治者怎么可能搞什么宪政呢？记得波兰到了后期就没有什么人愿意当官了，连总理都没什么人愿意当了，波兰的共产党官员在上世纪80年代辞职的很多。哪像我们现在当官的，那么肥，一个公务员位置一万个人去争，在波兰是根本没有这种事的。这才可能有宪政，你说现在当官的都肥到这个地步，有权力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那谁愿意限制权力？谁愿意主动搞什么宪政？除非搞什么暴力革命，而搞暴力革命又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
袁莉：中国老百姓在施加压力方面好像不是那么积极。
秦晖：我之前已经讲了，第一，大家不懂，如果懂了就会有渠道。其实现在网络上大家一起骂他就受不了，怎么可能做不成事呢？不管是限制权力还是追问责任，都是可以的。
限制权力如果一步到位那就是宪政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步一步来完全是可以的。以前政府可以随便抓人，孙志刚事件以后不就不随便抓了吗？至少对所谓的盲流就不可能像以前那么野蛮了。那不也是大家呼吁来的吗？包括现在城管打小贩也不像以前那么嚣张了。
袁莉：但是没有像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还是很难啊。
秦晖：波兰最早的福利问责，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团结工会是上世纪80年代才有的，那也是先有这种压力。
袁莉：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是吧？
秦晖：这个长短，我们没法预测的，可能长也可能短，但方向我们是可以看到的。速度可快则快，可慢则慢，这谁也不敢预言。我觉得问责的空间现在我们没有发挥，而且现在左右两派都在做相反的工作，左派鼓吹感恩，右派反对问责，说穿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袁莉：能跟您聊一下所谓的中国模式吗？中国模式在您看来具体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模式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吗？
秦晖：目前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很清楚的，就是中国在低人权条件下，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形成跟西方的一种独特互动。用我的话讲，就是中国式的尺蠖效应和西方式反过来的尺蠖效应形成一种互动。
这当然就涉及到我对西方问题的看法。西方目前出现的问题，到底是左派的责任还是右派的责任？左派说就是因为你们自由太多造成的，尤其是金融自由太多造成的；右派说就是因为你们福利太多造成的。
我的意见是，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但都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种状态。因为自由放任就是低福利低税收，福利国家就是高福利高税收，理论上讲，它们都应该是财政平衡的。现在整个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有债务问题，只不过欧洲的债务问题主要是主权债务，美国的债务问题主要是消费者债务，但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而且这两者是可以互换的。你看美国从2008年以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的居民消费债务明显下降，但是国家债务就越来越高。欧洲也是这样，欧洲如果实行某种政策也一样可以化解国家债务，但会造成居民债务上升。
为什么会导致这么多债务出来？我觉得民主制度现在的确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相当严峻的形势，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民主制度也会造成一个尺蠖效应，只不过这个尺蠖效应和中国是相反的。中国的尺蠖效应是说，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所以左派就为皇上扩大权力，右派就为皇上推卸责任，或者说左派帮他横征暴敛，右派就是不准老百姓花这笔钱，结果它的财政当然是钱多得流油。
西方正好相反，西方右派说，你不准向老百姓要钱，左派说你必须给老百姓花钱，结果把政府搞的越来越穷，债务越来越大。左派一上台就要增加福利，但是税收很难增加，右派一上台就要减税，但是福利很难减。这么一搞，结果这个坑就越来越大。但是在全球化以前，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因为在每一个国家财政盘子一定的情况下，这么搞肯定很快就出问题的，这个游戏你是玩不了多久的。
而且，民主制度下的老百姓不是不能接受相反的诉求。老百姓可以选择增加税收，也可以选择降低福利。你看英国、法国原来国王征税大家都不愿意，结果议会征税大家都愿意，而且征的税比以前多得多。福利也是一样，像波兰、匈牙利，在民主制下老百姓就愿意减福利，专制条件下老百姓就是要无限问责的。其实老百姓是懂道理的，老百姓不是太聪明，当然也不太笨。如果你真是要“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你玩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大问题，出现问题老百姓就会改变他们的诉求。
可是全球化了以后，政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透支，可以把这个债务窟窿给盖起来，让大家都感觉不到，感觉不到这个游戏就继续玩，一玩玩了几十年，结果把这个坑搞得好大好大，终于有一天这个坑盖不住了。
但有人愿意去给他透支，这个透支不是抢钱。我是反对用美国的霸权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虽然美国可能是有霸权的，而且美国也是追求霸权的，我并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这个事情是不能用霸权来解释的，因为透支不管怎么说都是自愿的，而且不需要霸权。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希腊就在透支欧洲，可是希腊透支欧洲并不是希腊有什么霸权，这完全是自愿的，欧洲就是愿意让他透支。我觉得最愿意让人透支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我刚才讲了，中国的游戏规则是相反的，由于中国的尺蠖效应，现在产能越来越过剩，居民的消费率越来越低，政府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不供他们透支，中国的再循环没法进行，所以就造成一方面中国畸形增长，另一方面西方畸形消费，尤其是美国的那种畸形高消费，这两边都在积累问题。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全球化以后，一方面资本走了，走了以后劳资之间的谈判实力发生逆转。而且资本走了以后，就业萎缩，就业萎缩对福利的需求就增加了，但是同时资本走了税基就少了。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体制就是避免双重征税，比如说法国的资本跑到中国来，它就不向法国交税了，而且双方还有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但假如这个法国资本家愿意跑到中国来当国民，也就罢了，因为他会在中国有公民意识，就会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有可能不抢。但是他人又不来，他还是法国人，他把公司注册到法国，享受到资本主义的产权保护，但是又跑到中国来靠社会主义给他提供超额利润。
这是很糟糕的。照我看很简单，你要么就干脆做中国人算了，就不要做法国人了。你既然说共产党那么好，你不能两头都占。在目前全球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只有两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一个是要废除这个避免双重征税的制度，你资本走了不能把纳税的义务给推掉，因为资本走了以后，就业少了，就增加了福利的需求。
还有一个（当然这个事情不能马上实现），不管是通过左派那种所谓的增加产出的思路，还是通过右派那种削减开支的思路，肯定都要做到财政赤字标准的宪法化。民主国家的预算是由议会定的，但是议会不能任意制定预算，像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有它的预算赤字红线，就是不能超过GDP的3%，但那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变成大家都去透支。未来必须把预算变成宪法的死杠，就是议会不能通过赤字超过百分之多少多少的预算，那种不负责任的预算是不能通过的。现在已经那么高了，没有办法一下子压下来，但是那些债务还没有那么高的国家应该把这个东西宪法化，债务已经高了的国家如果将来能把债务压下来的话，也必须要把这个刚性化。
当然这个问题要真正解决还是得靠全球化本身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全球化肯定是个进步，但用我们中国的老话叫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只有经济的全球化，没有民主、人权标准的全球化，肯定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袁莉：可以具体说一下全球化背景下的“劣币驱逐良币”吗？
秦晖：我最近讲过一个故事，你可能听到过，叫“昂纳克寓言”。
我们觉得东德民主化后的确有很多进步，但是东德人也有很多抱怨，最大的抱怨就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垮了，而且新的制造业又没有起来。德国政府虽然这20多年来一直采取种种办法鼓励西德的资本往东德投，但是西德的资本就是不愿意，它愿意投到中国都不愿意投到东德去。所以现在东德去工业化很明显，那些工业区一片片地变成森林公园了，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失业率很高，而且老百姓抱怨得也很厉害，尤其是东德的左派抱怨很厉害，说他们被西德骗了之类的。
后来有一次我跟他们的左派汉斯•莫多罗（东德最后一个共产党总理，现在是民主社会主义党领导人）谈过这个事。他也是讲了一通这个现象。后来我说，那现在你回过头来看，当初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比方说如果当初不搞改革就一直沿着原来的道路走下去，行不行？他说不行。他说明显我们那一套是不行的。这一点他也承认。他说，但是民主化也不行。我当时就说，这个后果按照你的说法是因为统一不好，或者统一的方式不好，是西德吞并了你们。但是你想一想，你们能不能吞并西德呢？他说不可能的。他说，如果不改革我们肯定吞并不了西德，但如果改革也不行，光民主制投票我们都投不过他们，他们有6000万人，我们只有1600万，选票我们都搞不过他们。
后来我说，那你考虑过第三种方式没有？假如当年的昂纳克，也就是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成功地把东德的民主化镇压下去，柏林墙也还有，东德的老百姓也还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但是昂纳克跑到巴黎逛了一通红磨坊，跑到美国逛了一通拉斯维加斯，忽然觉得花花世界很好，他也不想搞什么共产主义了，他就开始搞开放，就是要跟西德搞经济一体化。西德的资本可以过来，然后东德生产的商品可以过去，而且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不可能提供的那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比如说你看中那块土地，我就给你抢过来，你想赶走谁，我就给你赶走谁，比如说工人不准讨价还价，农民也不准讨价还价，国家财产想给谁就给谁，老百姓的财产想抢过来就抢过来，官商勾结什么的都可以做。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样？他说这根本不可能。我说其实很简单，如果真是实行这一套，现在去工业化就不会发生在东德了，就会发生在西德了，西德的工厂就会一窝蜂地跑到东德来，然后把整个东德变成一片血汗工厂，然后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去覆盖西德的市场，那么一搞的话，西德的工业就全都没有了。要么你就搬到东德，要么你就被东德的廉价商品挤跨，如果是这样，当然在东德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国看到的，环境污染、血汗工厂、贫富差距、腐败，都会很厉害。但是假定东德人能接受，又假定西德也玩这个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东德不出问题，西德就会出大问题了。首先不管是福利制度还是工会制度都垮掉了，福利肯定搞不成了，税基都没有了，搞什么福利？而且资本跑掉了，劳工有什么谈判实力？强势工会也不可能有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工和资本的谈判能力是靠他的稀缺程度，谁稀缺谁就有讨价还价的权力。资本跑掉了，资本稀缺了，劳工肯定就过剩了。
强势工会垮掉了，福利也不可能维持了，工业化也没有了，西德怎么对付这种状况呢？我说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盖柏林墙，其实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不准我的资本过去，也不准你的商品过来，我也不搞什么自由贸易，我来破坏这个全球化，如果是这样，西德肯定要付出很大的道义代价，因为你原来在鼓吹自由贸易。这是第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是，如果西德不搞东德那一套，那你肯定没法跟他竞争，如果你要跟他竞争，那你就得向他学。自由不能那么多，福利也不能那么多，你要向他学低人权优势。你如果向他学，你就等于是被他统一了，也就是说等于被他和平演变了。共产党非常担心别人和平演变他，而他似乎不可能和平演变别人。在改革以前，在这种条件下就他就可能和平演变别人，不过，不是用社会主义去演变别人，也不是用儒家思想去演变别人，而是用野蛮资本主义去演变资本主义，用17世纪的资本主义去演变21世纪的资本主义。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可能，就是如果西德这么做，肯定在西德会引起──就像我们现在在希腊看到的──游行啦，说不定老百姓就造反了，如果老百姓造反了，西德大乱，那东德甚至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采取军事手段统一西德。
但是后来我问莫多罗一个问题，如果东德取得了这样的胜利，那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如果你是一个右派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不知道，但是你现在还是左派嘛，还整天说福利国家福利还不够高，工会还不够强，那你会喜欢东德的这种胜利吗？东德是胜利了，但是绝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是儒家思想的胜利，而是野蛮资本主义的胜利，或者说“劣币驱逐良币”。
莫多罗本人，就在我见他前不久，刚刚到中国来过一次，然后就大说中国模式如何好，说东德要向中国学习，反正意思就是说他们走错了，中国走对了。我说如果你们当初这样，那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局面，那你觉得这是个好事吗？当然后来所有人听我讲了这个故事以后，都说这个根本就是胡扯的。
袁莉：不是有发生了吗？在中国。
秦晖：他们说我们绝不会同意这样，西德人不会同意，东德人也不会同意，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这样。所以我讲的这是一个寓言，可是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实现，在其他地方实现了没有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袁莉：中国模式，现在美国也有一些人是很推崇的。
秦晖：现在我觉得比较糟糕的就是这种现象。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一些人，出现一种左右派争相歌颂中国的一种合唱。基本上逻辑就是左派称赞中国自由少，右派称赞中国福利少。左派说，你看中国就是搞得好，因为他就不搞自由放任。右派说中国搞得很好，因为中国不搞福利国家。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假设，都是为了自己的理论来找根据，比如说自由放任的主张者，其实是为了证明自由放任的正确，他们就说，你看中国经济增长得很快，中国的确也没有搞福利国家，那就证明自由放任是正确的。左派也是一样，左派老主张说，自由放任是不好，福利国家是好的，然后他一看中国，中国政府那么强大，的确也不是自由放任，然后就说你看中国的确是搞得很好。
可是他们有一个最致命的错误是，他们都认为如果有一个低，肯定另外一个就高，比如说左派认为中国的自由很低，那他们理所当然地就认为那肯定就是一个福利国家，符合他们的理想。右派也是一样，右派看中国的福利那么低，他们就理所当然认为中国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国家。
但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从来不去想有一种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或者说这两者的水平都很低的一种状态。他们都是把自己的问题，拿来套中国的问题。
袁莉：最近大家都在读王岐山推荐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现在也特别多关于改革还是革命的讨论。
秦晖：我不知道王岐山到底是想干什么。
袁莉：对，没有人理解他推荐的理由。
秦晖：但是通过托克维尔把革命这个话语又给挑起来了，这和上世纪90年代不太一样。因为那时中国已经有一波所谓告别革命的东西，李泽厚他们就是讲这个。但托克维尔其实是歌颂革命的一个人，他不仅歌颂美国革命，也歌颂法国革命。他的确对雅各宾专政是很反感的，对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后果，他也是有反思的，但是他反思的结果，不是说革命不对，而是说革命以前的那个东西不对。
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雅各宾专政？他的说法是中央集权其实在路易十四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整贵族不是法国革命以后才整的，以前的国王就把贵族整得很厉害。他就老讲后来的那些事都是因为旧制度本来就已经有了这些因素。当然托克维尔本身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同意不同意他这个描述，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同意托克维尔的这个描述，那你很可能就会对革命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
一个是革命其实不可怕，革命如果说会造成一些问题，那也是旧制度的问题，不是革命本身的问题。按照托克维尔的逻辑就是这样。
此外，以往人们说改革会取代革命，托克维尔说不是的，说没准改革还会引起革命，如果不改革还没革命，一改革反而会造成革命。假如你从这方面去理解，你就会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因为革命不好，我们连改革都不搞了，因为改革更麻烦，改革不能取代革命反而会造成革命。所以我觉得王岐山提倡看这本书以后，他基本上就朝着这两个结论，你不做后者就做前者。要么你就连改革都别改，要么革命其实也不可怕。这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我的感觉，其实王岐山还是要得出第二个结论，就是为了防止革命，干脆我们改革都要特别谨慎，改革都不要轻易改，免得改出一个革命来。
在这个背景下，我倒是真觉得，我们的变革是应该尽量防止流血和无序。我倒不是说流血和无序本身是坏事，而是流血和无序会呼唤人们重搞专政。如果真的流血无序了，我们就真的实现民主了，那当然也有个代价的问题，但现在显然好像也不是。如果革命结果是长期无序的话，那所有的老百姓都会怀念铁腕时代，这个也不光是中国老百姓，任何国家的老百姓大概都这样。
所以我们真正要避免的是流血和无序。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革命和改良的区别同和平与流血的区别不是一回事。革命改良无非就是说，变化是深刻一点，还是不那么深刻，是枝枝节节改一点，还是从根本上改，但是并不见得枝枝节节改就一定很和平，很深刻改就一定很流血。革命可以是天鹅绒式的，改良可以是流血很多的，用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例子讲，辛亥革命其实流的血很少，但是明治维新流的血比辛亥革命多得多。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对于革命，我觉得既不需要去迷信它，也不需要去恐惧它。变革能快则快，能慢则慢，慢也不怕，但是不能停止也不能倒退，如果条件可能，能快一点，当然不是坏事，但要防止流血和无序。
防止无序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社会有没有比较多元化的组织资源，有一个替代性的组织资源，就是原来那套东西如果一旦行不通，是不是整个社会就没有别的规则了。如果只有你一个党组织，除了党组织以外就是丛林世界，那当然很可怕。但是如果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各种各样的网络，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所以要有一种隐性的组织资源，这是防止无序很重要的一点。
袁莉：替代性组织资源是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问题。
秦晖：这同改良和革命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如果没有替代性组织资源，都会导致无序，无非就是改良是慢慢地变得无序，革命是一下子变得无序，但是最终都要变成无序的。
袁莉：对，但是现在中国确实是只有党的组织，而没有太多替代性组织。
秦晖：防止无序就是靠隐性组织资源的成长，防止流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妥协，那么靠妥协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有足够的压力，因为你没有足够的压力他是不会想到妥协的。这个也不光是中国的统治者，全世界的统治者都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老想诱导，老想给他好处，不愿给他施加压力这是不行的。而且，现在这种体制下是不愁没有压力空间的，只是我们没有去想就是了。我觉得无论你什么主义都可以向他施加压力，比如说东欧的老百姓向政府施加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不是自由主义的压力，而是社会主义的压力。
比如共产党说，我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就可以要你们拼命干活，搞那种红色血汗工厂。你看我们在改革前，这都是公开口号，什么“先生产后生活”，还有“小车不倒只管推”，意思就是老百姓累死都是可以的，要求老百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准要福利。他的理由是资本家这么剥削你们是不对的，而我这么剥削你是对的，因为我代表你，所以我剥削来的东西还是你的。他的逻辑就是这样。
可这个逻辑可以倒过来讲，东欧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东欧老百姓最早的一次不满是1953年6月17日东德工人造反。东德工人造反就是反对减员增效，就是反对提高劳动定额。东德的工人完全是用社会主义的理由，说只有资本家才会搞血汗工厂，说连资本家都不敢这么搞的事，你们社会主义怎么能搞呢？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就是应该做得更少，挣得更多，否则我搞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这就对他构成了一种压力。但我们现在不顺着这个讲，我们反而讲，哎呀，你看既然资本家可以这么剥削，那么共产党为什么不行？反而变成这种逻辑。
袁莉：为什么到了中国就变成这样的逻辑？为什么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好像没有那么强，或者是没有那么大的声音？
秦晖：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专制下，你都希望你讲的话上面比较喜欢听。那当然就是有选择的，作为左派，为他扩大权力他才喜欢听，追问他的责任，他就不喜欢听。作为右派，你为他推卸责任他就喜欢听，你要限制他的权力他就不喜欢听。那么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袁莉：现在也有知识分子，至少在网络上有一些知识分子批评的声音也比较大，但是很多时候大家会说，你们说的只是你们自己想要说的，实际上民众并不需要你们来说这些话。
秦晖：知识分子的确有这样的问题。我记得梅德韦杰夫当年讲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时候，他就说知识分子讲的诉求老是和他们自己有关的，不是为这个人不能出国，就是为那个人被抓起来了，要么就是为自己的哪篇文章不能发表，这些问题不是不能提，但是这些问题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到底有多少意义呢？一般老百姓凭什么会去关注这些东西呢？
所以知识分子提的问题倒是真应该跟老百姓有一点关系，不管是从左的角度还是右的角度，不管是从限制权力的角度还是问责的角度，其实都应该是从老百姓的需求出发的。我甚至都可以这样讲，我既支持资本家抗税，又支持老百姓要福利，因为这两方面的压力都使得政府要跟你谈判。
袁莉：是这样，知识分子不能整天只讲自己喜欢感兴趣的话题。另外，那您刚才说的隐性组织资源，具体是指哪些？
秦晖：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都包括在内，当然也包括大企业。什么读书会了，NGO了，社团了，甚至连宗族都算。传统的组织资源其实也是，包括教会。说实在的，在这点上说中国人特别不行，没有什么理由，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天生有组织的爱好，人都不愿意当所谓的鲁宾逊。只要老百姓有诉求他就会创造出一些组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把老百姓的诉求调动起来，包括福利和自由这两块儿。
——胡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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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y 2013 05:42 PM PDT
近几天，据说有几位年轻人正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起一场签名运动，对美国副总统拜登上周在该校毕业庆典的讲话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拜登在讲话中对中国的评论是"不恰当的"，太过政治化，因此要求拜登就该讲话作出"正式道歉"。国内官方的极左的《环球时报》立即对这场签名运动进行了报道，表示声援。
拜登副总统究竟讲了些什么引起这几位中国年轻人的不满？为了不人云亦云，我专门在网上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该讲话。拜登是在谈到美国面临的经济竞争时开始这番有争议的讲话的。他首先说道，他很喜欢有人将中国的竞争比喻成中国人"要吃我们的午餐"。显然他是想告诉他的听众，来自中国的竞争并没有那么可怕。 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希望它继续发展。但是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巨大的。他们缺乏许多我们所拥有的优势。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我们有世界上最公开、公正的法律制度，我们有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支持创新的资本运作机制，我们领导著世界科技创新。" 他进而分析到，美国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基本而简单。那就是正如史蒂夫.乔布斯在回答斯坦佛大学生提问时所说的：要想成功，必须有不同于传统的另类思维。"但是，当你身处一个无法自由呼吸的国度，你不可能具有另类思维；当您身处无法挑战正统观念的国度，你无法具有另类思维。"正因为如此，美国不惧怕挑战。 听完这个讲话，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拜登副总统讲的是一个基本事实。优秀的大学、公正的司法制度、支持创新的资本市场、自由思想等，在这些方面美国的确比中国做得好。我想这几位年轻中国人大概也正是因为美国的这些优势而到美国求学的吧。其实，美国副总统在本国的大学赞扬本国的制度，意在增强美国年轻人在国际竞争中的信心，在语境上也是无可指责的。 不仅如此，拜登副总统关于另类思维所需要的政治环境的分析也是平实和透彻的。的确，当一个国家的执政者用权力和暴力禁止公民"另类思维"的时候，这个国家是无法产生创造性人才的。最近中国执政党发文规定"七不准"，正式这个国家禁止自由呼吸的最新的佐证，也是这个国家扼杀创造性的另类思维的又一铁证。 我不知道这几位发起签名的中国留学生为什么对拜登副总统的这番讲话如此敏感，尤其是他讲的是基本的事实。我也不知道这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内的时候是否有过被禁止另类思维的经历，或者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不去进行另类思维的自我约束，从而已经完全丧失了另类思维的能力。有一点我想他们是很明白的，假如他们在中国，他们是没有权利公开要求中国领导人赔礼道歉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中国网民热议留美学生抗议拜登行动
更新时间 2013年5月2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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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y 2013 05:25 PM PDT 
西藏高原给人类生存带来的最大挑战，在我看莫过于缺氧。
中国很早就有这样的话──“人活一口气”。“气”分分秒秒伴随每个人，甚至连人死也叫“咽气”。虽然古人指的“气”含义丰富，但是人呼吸的空气肯定是其中的基本元素。生命最不可缺的是空气中的氧。就像锅炉，氧越充足燃烧越充分，提供的能量也就越大。使用鼓风机的目的就是给燃烧提供更多的氧，都知道有没有鼓风机的燃烧绝对不一样。而锅炉“封火”的作用则是减少氧。非常明显，封火后的锅炉里，火是多么暗淡，热量多么微弱。 海拔升高对人的作用就相当于人体锅炉的“封火”。随着海拔升高，空气愈益变得稀薄，含氧量也按比例下降。海拔在3500公尺时，人只能得到海平面65%的氧气，升至5500公尺，就只剩一半氧气。从“人活一口气”变成以“半口气”支持人的生存和活动，其体能的下降可想而知。有一种说法，人在高原哪怕静卧不动，体力消耗也等于在低地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19世纪登山家温伯尔（Whymper)对人在高原的感受总结得很贴切：“越向上，人们就会发现，他们不得不以自己越来越小的力量，去对付越来越大的困难。” 1904年带领英军入侵西藏的荣赫鹏也曾表示：“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绅士曾经问过我，长期处于较高的海拔高度，最主要的感受是什么？我告诉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希望尽快回到较低的海拔高度去。” 有个事例颇能说明氧气对低地人的作用。 我认识一位名叫刘励中的摄影家。在一次骑马穿越西藏高原的途中，他追踪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疲劳加风寒，当晚出现感冒引起的肺水肿。那是一种被认为最危险的高原病，死亡率极高。其病状被这样描写：“发出的声音，简直就像淹没在他自身的液体中，始终伴随着连续、响亮的水泡音，就像他的呼吸是通过液体一样。棉花糖似的白色泡沫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 刘励中当时已认定自己必死，那时他处于羌塘高原中心，海拔5500多米，前后几百里没人烟。对短时间就能致人死地的肺水肿而言，他根本没有走出高原获得救治的时间。 奇迹来自他的藏族向导。 向导熟知那一带地形，恰好离他发病处几十公里的地方，有一条罕见的高原大裂缝。他被绑在马上赶往裂缝。刘励中说他那时昏迷在马背上，只能偶然在颠簸中恢复一下知觉，看到夜空晃动的星星。而每从裂缝向下走一段，他都清楚地感觉到空气中的氧在增加，窒息随之缓解一分，无比舒服和清新的感觉在上升。裂缝底部的海拔只有二千多米，就是那迅速下降的三千米救了他的命。高原医学有这样的定论，只要能将病人迅速送到海拔2400米以下，30分钟到2小时，肺水肿症状就可以改善，最终甚至可以不治自愈 。刘励中在那条大裂缝的底部躺了三天，全凭低海拔的氧气恢复了健康，使他最终走出了高原。 在论述高原病的医学书中，低地人在高原缺氧环境下，容易导致的疾病有头痛、失眠、视网膜出血、肺水肿、脑水肿、蒙赫氏病、血凝紊乱、高血压、心室肥大、皮肤癌、压力性牙痛、口腔出血、高原消化性溃疡病、肠扭转、内分泌失调、生育力下降、月经失调、感觉减弱和智力衰退等几十种病症。尤其是低地人长期在高原生活，大部分将发生不可逆的肌体受损。这一点，在许多去西藏工作的汉人身上都得到了证实。 而西藏人世世代代就靠“半口气”生存繁衍。高原从来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也从来不会像荣赫鹏那样盼望去低海拔之地。是他们的体力比低地人强呢？还是他们抗受艰苦的能力更强？通过进行低含氧量空气对新生婴儿影响的研究，结论是更为根本性的──藏人是一个适应缺氧状态的独特人种。 研究人员发现，拉萨医院出生的汉族婴儿平均体重要比藏族婴儿轻300克。汉族婴儿脐带血中的血红蛋白含量明显高于藏族婴儿。他们的血细胞比溶也比藏族婴儿高。在婴儿出生头两天内，研究人员还测量了他们动脉血中的氧饱和度。汉族婴儿清醒状态下的动脉血氧饱和度为92％，睡眠时下降为90％；藏族婴儿的这项指数在清醒和睡眠状态下都为94％。四个月后，汉藏两族婴儿在这项指数上的差别更为明显。汉族婴儿的动脉血氧饱和度清醒时为82％，睡眠时为76％；藏族婴儿的这两项数值分别为88％和86％（《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333期）。明显的缺氧症状主要发生在汉族婴儿当中，尤其是在他们睡眠和渴水的时候。而在西藏生活了许多代，土生土长的藏族人看来已经适应了那里稀薄的空气。 需要记住存在于基因中的这种汉人与藏人的差别。也许它一般不会显现，但是却能提供理解某些问题的必要视角。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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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出席在新奥尔良举行的“重建――慈悲和沟通的力量”会议 Posted: 24 May 2013 01:56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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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2013年5月18日
中文译者：原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陈闯创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提供
原稿英文链接：http://bit.ly/16wB4FZ 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初次到访奥尔良市，他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与媒体见面。他在开场白中说道：“我很高兴来到此地。当你们受到卡特里娜飓风和上周末悲剧的惨痛打击之时，我非常难过。我愿向所有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达慰问。” “每当我和媒体会面的时候，我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几点。第一点，我始终坚信幸福的根本来源是我们的内在信念，来源于我们对他人的关爱。第二点，作为一位佛家僧人，我致力于推动不同宗教间的和谐相处。” 当被问到他为何来新奥尔良市，尊者回答他是受邀而来。他很乐意参与到类似当天上午安排的活动中，因为这提供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此外，作为一名佛家僧人，他将自身、言谈、心灵全都致力于为他人谋福利，这样的会议正向他提供了和他人分享想法的机会。 另有提问说，如今宗教只能足以使人与人间互相厌恶，却无法让人们互相友爱。尊者直截了当回答： “我认为这说的不对。所有主要的传统宗教都传递爱和慈悲的信息，并在面临困境时鼓励容忍和耐心。” 在上午的小组讨论开始前，图灵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Ron Marks向尊者解释说：就在前一天，观众们纷纷在为慈悲而工作的书面保证上签名，现在把这份签名书送给尊者作为礼物。为了遮挡住刺眼的强光从而看清听众的脸，尊者戴上了图灵大学的鸭舌帽，接着尊者致辞开始了讨论。 “兄弟姐妹们，首先我想澄清的是，你们不应认为在此说话的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无论从精神上、身体上还是情感上都是一样的人类。在世的70亿人民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同时我们也有权利这样做，做出这样的声明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仅注重次要的人与人间的差异而忽视了人性的同一，那么悲剧就会发生。” 他指出，有人估算20世纪发生的杀戮曾导致2亿人在暴力中丧生。他说，当70亿的人类面临危机时，他们需要复原力。这会提供给他们应对各种艰难情形的自信力。反之，如果缺乏这种复原力，他们就会被恐惧和紧张所包围，进而很容易丧失信心。谁都不能保证他不会遇到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但这些问题不是仅仅依靠金钱就能解决的，人们需要的是内心的力量。 一位听众说她对在慈悲的保证书上签名感到很兴奋，但想知道如何才能让慈悲心延续下去。尊者说： “通过倾听和阅读来学习，然后通过思考来增强这种信念。当你遇到困难时，牢记你已经领会的，并努力抑制住你的负面情绪。这是我们从我们自身经历中获得力量的方法。” 另一位提问者想要了解，当遭遇类似上周末惨剧这样的暴力的时候，要如何才能保有慈悲心。Margaret Wheatley回答说：“面对挑战，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要反击。但若我们不立即回击报复，我们就可利用此时机来修炼我们的慈悲心。” Richie Davidson补充道：“尊者，您常常谈到教育的重要性；早期教育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我们生来就有善心和慈悲心，正如我们的语言天赋一样，我们有这样的潜力，但我们需要社会的支持和鼓励才能发展我们的慈悲心。” 当被问到儿童到几岁开始可以进行冥想时，尊者回答说，他自己从十四五岁就开始了，他说这之前他对冥想没有多少兴趣。然后，现实使他意识到他需要一些精神力量。 在小组讨论中有问到大家觉得最大的道德危机是什么，21世纪初最伟大的道德胜利是什么。Margaret Wheatley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环境变化导致了我们家园的破坏，这是最大的危机。她又说，世界各地的妇女更多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目前最大的胜利。Richie Davidson赞同说我们无法保护我们的星球是最大的危机，他说目前最大的胜利是能够经常频繁地组织类似这次这样的集会。他说，如此多的人们能被尊者呼唤和平的讯息和慈悲心所感召，并努力尝试在行动、教育、医疗保障和商业中把这些贯彻下去，他为此深感震撼。 尊者补充到他是否可以把我们面临的问题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灾害所造成，一类是我们自身行为所造成。当人类行动导致悲剧发生时，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被伤害，我们不能仅仅哀悼而已，要看看我们能够做什么。他说他仍然是怀抱希望的。 “我身为难民已经54年了。早先时候没有人讲内心的平和。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我们渐渐发现物质发展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它了。有一点让我感到很重要，那就是有科学研究表明善良的心对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是真正有益的。 另一位提问者问到内心的创伤，应对的办法以及复原力。尊者回答说： “就应对逆境而言，藏人传统鼓励受害者培养忍耐和宽容之心，第一阶段就是要做到平静镇定。忍耐与宽容能够帮助人从逆境中复原，保护你免被恼人的情绪冲动吞噬。我认识一位年长的僧侣，1959年后他曾在中国监狱里呆了十七八年。80年代他被释放，来到印度。有一次，我们聊到他的经历，他告诉我在他羁押期间几次曾有危险。我以为他指的是生命危险，他却说，‘不，有几次危险，是我差一点就要对抓我的中国人失去慈悲心了。’这是一个用行动修炼宽容忍让之心的例子。医学家们后来给他检查，发现他并没有任何心理受创后的症状。他身体上是痛的，但心灵上却没有不适。” 尊者随后在新奥尔良市市长Mitch Laudrieu和美国众议员John Lewis的陪伴下，受邀出席一个庆祝午餐会。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锡克教的代表纷纷向尊者祷祝，尊者在集会上发言致辞。 下午较早的时候，尊者回到会议中心，市长Mitch Laudrieu向尊者介绍了在场的4000位听众，并向尊者颁发城市钥匙，向尊者表示了新奥尔良市为他的到来而感到欣慰。尊者以富有哲思的语句作开场白：
“亲爱的兄弟姐妹，我知道这里不久前曾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前几天又经历了一场悲剧。我想说的是，对你们的苦难我感同身受并致以深深的安慰。有人说我是“活佛”，也有人视我为魔鬼，但我其实仅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僧人。
“当我出生时，日本人侵略中国，纳粹在欧洲兴起，斯大林在苏联掌权。然后二战爆发，继之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哦，还有中国的内战。所以有人估计20世纪里有两亿人死于暴力，这个数字并不奇怪。如果暴力确实能开辟更加和平的世界那还好说，但事实并非如此。”“今天，我们面临着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不仅道德不正确，实际上也是错误的。富人生活于不安，穷人则生活于不满，这就可能引发更多的暴力。我们必须努力减少这种差距。当有人坐拥巨富而有人如此贫穷时，这确实不公平。” 他说我们应该在21世纪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幸福的世界。这应该是一个对话的时代。我们永远会面临各种问题和冲突，但我们应该避免以暴力来解决争端，对话才是正确的办法。人性是共通的，要达成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考量别人的利益。只关心自己并把别人同我们区隔开来是过时的做法了。 在全球化经济、全球气候变暖及其他能影响全人类问题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合力解决问题。要通过自愿的办法寻求解决之道，人都有自私，但同时应该有远见和现实眼光，而不能愚蠢、短视。 不要认为慈悲、爱、宽容仅与宗教有关，这些其实是全人类的特质。慈悲带来自信，这是我们灵里充满力量，可以公开坦诚的做事。如果真是非暴力和考虑他人的福祉，我们就会创造一个更和平的时代。这是可能实现的。如果一个人开心，他或她的家人也会开心；如果家庭都开心，邻居和国家也会高兴。通过转变自己，我们就能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开创一个慈悲的世纪。 有一位观众问到西藏境内的局势。尊者回应说局势时好时坏，现在恰处于恶化状态。
“1980年代早期我们对积极的变化抱有希望，我确信如果胡耀邦没有下台的话西藏问题会已经得到解决。但最终天安门事件爆发后中国镇压了民主运动。
有人问尊者什么事情会让他高兴，他回忆起童年：
“我很小时就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来到西藏，我母亲那时会经常带着她亲手做的饼来到拉萨看望我。她是专业烙饼的。我记得看到她带来的新鲜烙饼时会多么高兴。我呼吁那些有孩子的人们能多花时间陪陪孩子，就像我母亲对待我那样。她并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但我们做孩子的从未见过妈妈生气。她总是那么善良慈悲。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所以备受宠爱。如果我有一点慈悲心的话，那源头就来自我善良的母亲。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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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y 2013 01:32 PM PDT
1989年六四以后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陈一谘撰写的新书《陈一谘回忆录》今年六四周年前夕在香港出版，回忆录记录了陈一谘曾发表声明反对邓小平镇压八九学运等经历，以及他对中国民主进程的看法。
今年73岁的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一谘《陈一谘回忆录》周五在香港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上市。全书共七十多万字，内容记录了他前半生参与中国政治的历程，后半生流亡海外后对中国民主化的思考。 现在美国的陈一谘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前年就写好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出。去年鲍朴来看我的时候说到这个事，他那边有个出版社要出，正好就在今年六四前出版，谢谢他的努力。” 六四渊源 八九年北京发生学运，当时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的陈一谘得到消息，邓小平将下令戒严，解放军也将进驻北京城，于是在他的策划之下，联合了北京自由知识分子聚集的“三所一会”，发表了《关於时局的六点声明》公开批评当局“脱离人民，违背良知”；并且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反映了党内改革力量的民主宪政的理念和要求。 6月4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传出了枪声，学生的民主运动遭到军队的血腥镇压，同时陈一谘也在当天凌晨发布了《我的辞职和退党声明》。 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枪声时断时续，6月4日凌晨3点多，猛得响了一阵子，似乎又沉寂了。”之后他遭到了总理李鹏的通缉而流亡美国。 本台记者问他：“您为中国改革做了很大的贡献，对比今天的环境，您会同意说当局很快的镇压才能带动今天的经济发展吗？” 陈一谘：“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当时青年学生和成百上千的民众上街，当时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当然中国的改革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但如果邓小平开明一点的话可以学毛泽东在1964年搞“四清”运动把大学生组织起来去基层，比如说，各个高校的学生可以去各个县去调查农村和工厂的情况，现状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前景是什么，这样就把学生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跟中国实际就有所结合，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是用镇压的方法就让之后的年轻人失去了理想。” 2008年陈一谘癌症晚期，2010年病情有所好转下决定动笔写下了回忆录，他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不时咳嗽与流汗，也告诉记者，在动手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在电脑每敲下一个字就不停流汗，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在汗泪交织下完成的。 对于共产党的评价，他认为：“毛泽东取得政权前大谈民主，为的是争取人心；取得政权后，在大陆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政治组织丶经济组织丶宗亲组织和经济组织，而且通过不断的运动清除党内外有民主思想的人士，使民主发展失去了成长的元素，大大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国家因之倒退了不止一个世纪。” 对于中国民主他表示“从寡头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的一个阶段，在上层要不断建立制度化的程序规则，并不断吸纳各类精英进入决策集团；在下层则要普及公民教育，并实行县一级的普选，培育民主社区。” 陈一谘1940年出生，是陕西省三原县人。1959年起先后就读於北京大学物理系和中文系；1965年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名为《对党和政府的若干意见》的信，内容批评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不民主，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1969年到1978年他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期间，对中国的经济丶教育丶社会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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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y 2013 12:43 PM PDT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近日写信祝贺在89"六四"后被迫停课的"天安门民主大学"以网络大学形式复校，他并为学校题写了校名。余英时教授对记者表示，"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是"是值得做的很要紧的事情"，他对这所大学复校"有很大的期待"。
余英时教授5月21日在给"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委员会的贺信中写道："今天天安门民主大学决定复校后以'自由人权、民主宪政'为终极的宗旨，号召天下，这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我深信这一浴火重生的民主大学必能造就大批的人才，最后实现它的宗旨"。 余英时教授日前在普林斯顿的家中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再次对诞生于89民运中的"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表示支持。 他说："当时那个大学虽然只办了几个小时，但是还是有影响的，就是追求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特别强调的是教育下一代非常重要。所以能在网上办这样一所大学，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我对它有很大的期待。" 余英时教授接着谈到，"六四"至今24年，是"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很好的时机。 他说："时间是很对的。民主大学是民间办的，中国真要实现民主，一时还看不出官方有什么改变，所以大学教育就很重要。先让大家接受观念，然后作为追求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值得做的很要紧的事情。现在网络发达，在中国影响非常大，这是当年天安门广场没有的东西，现在通过网络，可以传到很多人。" 余英时教授已经同意担任"天安门民主大学"的顾问，并在5月17日，与海内外四十多名知名人士一起发表《复校宣言》。 虽然不到十个小时，复校网页便被中国政府的网络防火墙屏蔽，不过余英时教授说："还不能封得那么死，总是有办法辗转传进去。民主大学在国内让网上公开流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会这种幻想说大陆会容许。共产党不容许任何危害它政权存在的东西流行，所以我们只能做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事情非常困难但是要办，办的结果我们现在不能预言，我们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说不定有奇迹出现。" 余英时教授表示，自己的心和"天安门民主大学"在一起，但年事已高，做不了更多的事情，所幸的是现有这样多年轻人参与。 他说："我相信教学人才并不缺乏。从前大陆89年的时候教育还没有开放，普世价值的知识还没有传播到中国区。现在经过这24年，在国外留学的、学成的，甚至在各大学教书的人多得很，现在有更多的条件办好这所大学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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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高瑜被限制出境（附：六四前文化活动也成禁地多人被禁离境参加） Posted: 24 May 2013 12:38 PM PDT 
资深媒体人高瑜5月24日欲前往香港参加独立笔会活动，却在北京机场遭到禁止出境，官方并未给出具体说法。高瑜在电话中对德国之声阐述事情的经过。
德国之声：高瑜女士，听说您今天持签证和护照准备飞往香港，却在北京机场被禁止出境。您能否给我们说说详情？
高瑜：这是我1999年2月出狱后第一次遇到的情况。我今天9点钟前往机场，从领取登机牌到存行李都很顺利，因为我的手续是齐备的。5月17日我办了签证，当日1个小时内便顺利拿到签证。 今天我拿着登机牌到海关，轮到我时却非常缓慢，我估计又出事了。结果他们把人叫来了，要我跟着过去一趟。在海关和安检之间有个通道和等候席，他们让我等候，也不许我打电话。等了半小时后，我一看都没有人了，值班的海关人员告诉我上边来过电话，北京市公安局禁止我出境。这等于没有理由啊……
您可以透露原定的行程和目的吗？
我要去参加独立笔会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会议，然后去见朋友。会议在5月25日举行，它是一个颁奖典礼和关于报告文学的研讨会，邀请了很多国内知名学者参加。我原来准备30号回来的，因为要回避敏感的日子"六四"。 过去的会议我们都是在六四之后开，所以被禁止的范围没有这么大。我的机票上写着5月30号就回来，没有准备在香港参加六四的活动。但是官方就采取这么不讲理的方式，禁止我的出入境自由。
您推测此次为何会被禁止出境？
我认为这次禁止我出境当然是对我的警告。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要到香港参加独立笔会的颁奖大会，颁发项目包括自由创作奖、给狱中作家的刘晓波创作奖等。独立笔会是一个民间性质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争取言论和写作自由的群体。 我听说我们邀请的著名评论家丁东先生在深圳竟然被以危害国家的理由禁止出境。笔会的副会长蒋亶文也是被禁止出境。野渡先生好几天前就被请喝茶并禁止出境。他们都是笔会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阻止这个会议。此次会议的另一个议程是讨论报告文学和当代政治的关系，我还准备了发言稿。
您怎么看待这次被禁止出境一事？
我认为这是在落实"九号文件"、严管意识形态，因为过去禁止的层面没有这么大，我是首次遇到。这次是全面禁止。我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创作自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水准高低的标志。没有听说一个禁止言论自由的国家能出现什么伟大的作品。虽然现在有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但他的作品是揭露了中共统治六十年的黑暗现实才得了奖，不是说明制度怎么优越。独立笔会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团体，远不如官方作协那么大的气魄，但是我们争取写作自由的精神和作品决不愧于官方团体，笔会成员包括马建、廖亦武等优秀作家。我对北京市公安局禁止我出境表示强烈的抗议，而且我希望有关单位能改正这个错误，让我们的会议能顺利进行。
采访记者：张筠青
责编：雨涵
高瑜是中国独立记者兼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
——德国之声
六四前文化活动也成禁地多人被禁离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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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中国当局加大打压力度，数名异见人士被限制出境或被请喝茶，阻止到香港出席独立中文笔会会议。另外，广州数名申请纪念六四游行的公民，有申请者被带返派出所关押。（海蓝报道） 大陆资深传媒人高瑜周五（24日）原定启程前往香港，出席独立中文笔会的会议及颁奖典礼，她在北京机场过海关时被拒絶离境。高瑜表示，上午9时半，她办妥登机手续，过海关时边检人员告知，北京巿公安局限制其出境，所以没法成行。她又指，上周五，她到公安部门还拿到签证，没料到会被拦截。另外，山西社科院退休教授丁东，上午在深圳过海关亦被阻止离境，他亦是到香港出席同一会议。 高瑜又指，这次会议临近六四，再加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会议的9号文件，主张严管意识形态，可能当局为落实该文件而采取措施，不允许他们参加笔会的活动。 她说：笔会的会议加上在六四之前，他们怕如果我们到香港一趟，我们可以到澳门待几天，回来就参加六四，他们认为是这样。另外，他们也打压笔会会议。 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蒋达文及赵达功，亦没法到香港。 蒋达文指，大约11时多，他从上海到达深圳，过海关时被扣查约1小时，他被边检人员搜身，没有没收任何物品，但不准他出境，他认为各种原因都要，主要接近敏感日子。去年他可以到香港出席笔会会议。 他说：今天中午我在深圳过海关被拦截，扣留了一个小时。临近六四的时候，可能会控制得更严。 居住深圳的赵达功指，周三国保约他喝茶，谈清楚不能到香港的事情，并说他过不了海关。 笔会成员山东的巩磊、广州的野渡，佛山的野火均被国保喝茶。巩磊向本台表示，周四上午，济南两名国保到他家，告知不可到香港开会，这是领导的意思，劝他不要添麻烦。 野渡亦指，两日前，巿公安局三名国保及派出所所长共五人，约他到派出所谈话，告诉他不准到香港，原因是临近六四及他声援陈芽的事情。他还说，今年六四，当局加大力度打压，据知，笔会成员野火也被国保约谈此事。 独立中文笔会每年一度颁奖礼及文学研讨会，周六（25日）及周日在香港举行。现时正在服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前得主刘晓波，曾担任该笔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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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y 2013 10:31 AM PDT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是几年前走红网络的流行语，它是否也能对新君习近平半年新政做某种解释，包括耸人听闻的"习打的"？
3月1日晚7点，家住北京远郊平谷区的"的哥"郭立新，在鼓楼西大街拉的那趟8.2公里、26分钟的活儿，绝非"梦游"。他在动物园批发市场东边榆树馆桥下等红灯时，才发现副驾驶坐上的乘客太不寻常，当听到这位乘客笑着说："你是第一个把我认出来的司机。"激动得满头热汗，哗哗流了三分钟。
乐了近50天，热汗总算也没有白流。那过了胶的"一帆风顺"四个蓝色圆珠笔的题字和乘客没有要的车票，50天里不知有多少人疯抢着看过。但是从4月18日下午5点半始，郭立新乐极生悲了。近一个多月，这位无辜的司机不知内心遭遇了多少折腾，那装在镜框里，放大了的题字，还能挂在他家水泥抹的墙上吗？
"临时起意"事与愿违
3月1日晚，被的哥郭立新认出来的总书记习近平，事后立即告诉中办："我临时起意打了次出租车，就不要报道了。"
不成想4月18日连的哥照片，带他的题字，没要的车票，还有长篇报道，一同刊登在香港《大公报》上,甚至连"鼓楼西大街"的街牌，"榆树馆桥"和目的地"钓鱼台大酒店"，都被拍成照片上了大公网。立刻"微服私访"占据了所有门户网站的头条，还有世界媒体的热炒。
习总询问栗战书
当天，中办已经热闹成一锅粥。原来习总问中办主任栗战书："不是不让报道吗，怎么报道了？"栗战书十分紧张，赶紧追查。原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四局的一位副局长听说3月1日习总打的不寻常的经历之后，认为是好事，就透露给香港大公报。
这家自1972年第一个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香港老大喉舌报，今年2月26日才在北京正式挂出北京分社的牌子，当然要摩拳擦掌。由分社社长、报社社长助理王文韬，和《大公报》副主笔兼北京分社副总编辑马浩亮，两个社级大笔杆子联合操刀，完成了这篇重头报道。3月1日晚，习近平打的沿线地界、街景都是这两位亲自拍下来的，给了读者一个完整的实景复制，结合文字报道内容，几乎就是一部短纪录片翔实的脚本。王文韬加入《大公报》之前，是新华社北京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担任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多年，对北京市人头、地理熟之极，占新华社的先机一点不为怪。
据说，新华社18日上午，一直给中办打电话，但是没有找到人。中午两点许，@新华社中国网事宣布："'总书记打出租'确有其事，北京市交通部门和率先报导此事的媒体都向新华社记者表示，确有此事，相关情况都是真实的。"全国无数家网站和晚报都赶做大头条，紧追大新闻。
新华社奉命"辟谣"、《大公报》违心"致歉"
16点人民网刊出了记者采访来的报道《北京的哥热议习近平打车：下面人还敢公车私用？》看来媒体都要大展拳脚了，局势岂不更要难以收拾？这促使栗战书做出最后决定，立即召新华社来中办。
国新办还有一块牌子"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一个副局惹出这么大的事能不走风吗？17点作为近水楼台的各大门户网，率先开始将挂了近十个小时的头条新闻不声不响隐身。更令人佩服的是"朝中有人"的四大名晚：《北京晚报》、《今晚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都没有跟进当天的头号大新闻。
17点半，新华网的消息发出："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此时中外媒体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但还都想探个究竟：新华社干嘛和大公报过不去？
又过了半个小时，大公报"向读者致歉"的声明通过网站刊出了："经核，此为虚假消息，对此我们深感不安和万分遗憾。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出现如此重大虚假消息是极不应该的。对此我们诚恳地向读者致歉。我们将以此为鉴，用准确严谨的新闻报道回馈公众。"架在老编、记者鼻梁上的眼镜，大概这会儿才真跌下来了。
全国行动开始，收回已经上市的晚报，忙着修改网页。只有微博和外媒兴奋无比，舆情爆炸，比白天还热闹。
四字箴言画龙点睛
据悉，此时习近平对中办又讲了四个字："一蠢，再蠢！"
还有那位外宣办副局，听说挨了个处分，捅了了这么大的篓子，没人不说"活该"。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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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y 26, 2013, 6:20:45 AM5/26/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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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y 2013 04:41 PM PDT  2013.05.24
白宫
新闻秘书办公室
2013年5月24日
2013年阵亡将士纪念日——为和平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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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公告
自我国建国之初，美国爱国志士前赴后继地奋起保卫国家，功勋卓著。从康科德（Concord）到克拉高（Korengal），一代又一代英勇的将士为自由而战，走过沙滩和雪地、越过泥沼和山岭、进入不见人烟的沙漠、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今天，我们向那些一去不返的爱国志士致敬——他们为了保卫家园而战，自己却再也没有回家；他们为国捐躯，这个国家将永远感激他们。
圣经教导我们：“一个人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了。”值此阵亡将士纪念日，我们缅怀那些离开我们的人，不仅要记住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还要记住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充满自豪的美国人，风华正茂，信守对家人、对彼此、对国家的深厚永恒的爱。他们的功绩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回报的。但我们能够发扬他们的牺牲精神，力争成为一个与他们的典范相称的国家。在这一天以及在每一天，我们都必须尽到我们对英烈家属的义务；我们必须维护我们与我国退伍军人、我国现役军人及其家人之间的神圣信任。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通过信守阵亡军人誓死捍卫的理想来纪念逝者。我们的使命是保卫自由、推进正义以及播撒自由的种子。让我们拿出配得上我们今天所缅怀的英雄将士的勇气和奉献精神，致力于完成这些未竟的事业，再一次证明美国最美好的日子还在前头。让我们祈祷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的英魂永远安息，让我们时时心系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直到永远。
美国国会为纪念我国阵亡将士于1950年5月11日批准一项联合决议，按美国法典第36篇116款（(36 U.S.C. 116)修正案条款，要求总统发布公告，呼吁美国人民每年在这一天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为永久和平祈祷，并指定一段时间可以让全国人民共同祈祷。根据公法第106-579条（Public Law 106-579），国会也指定在这一天当地时间下午3时为全国追思时刻（National Moment of Remembrance），全体美国人可以以各自方式进行追思。为此，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特此宣布2013年5月27日阵亡将士纪念日为永久和平祈祷日。我指定从各地当天上午11时开始的一小时为共同祈祷时间。我还呼吁全体美国人民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地时间下午3时的全国追思时刻表示缅怀之情。
我要求美国各州州长和波多黎各自治邦（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总督及政府各部门有关官员下令于阵亡将士纪念日中午之前，在美国及所有美国管辖与控制地区的所有建筑、场所和海军舰船上降半旗。我也要求美国人民在自己的住所依惯例午前降半旗。
我谨于公元2013年，即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第237年之5月24日，亲笔在此签名为证。
巴拉克•奥巴马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3/05/20130524147957.html#ixzz2ULZCl5L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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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y 2013 04:50 PM PDT
下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日（Memorial Day），是美国的全国性假日，大家利用这一天来纪念为国捐躯的军人。与此相关，前两天许多报刊都发了一篇内容大同小异的报道，内容有一点类似“拯救大兵瑞恩”，即美军可以冒着牺牲更多人生命的危险，去拯救陷入困境的战士，只不过说的是美国海军，不是陆军，也不是二战，而是越战，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的情节不是虚构的。
那是1967年7月的越南，美军为了阻断胡志明小道的源头，千方百计要炸毁红河大桥。一架海军F-4鬼怪式战斗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被击落，24岁的飞行员达西（Larry Duthie）弹射降落在河内以南20英里的森林里，右膝受伤，等待救援。达西还看到自己的僚机也被击落，飞行员哈特曼也成功跳伞。
第一梯次的救援直升机来到达西的隐蔽地，即将把他拉上飞机的时候，越方火力逼使直升机不得不升空撤离，达西亲眼见到直升机上的一名乘员被打死。因为他都能够看得到敌方炮火发射时的硝烟，估计难逃被俘的命运，所以下意识地掏出他的“狗牌”（Dog Tag），默念上面镌刻的姓名、军阶和军人编号，那是按照军规自己可以向敌方提供的全部信息。
不久，第二梯次的救援直升机成功地救出了达西。但是哈特曼没有那么幸运，一架救援飞机被越方击落，四名海军机组成员全部牺牲，哈特曼也被越方俘虏，后来死在战俘营里。
达西的狗牌，也就是美国军人的身份识别标志，最早出现在南北战争期间。一旦阵亡，为了让人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可以通知家人将尸体运回去安葬，那时候很多军人用纸片或布片写上自己的姓名等信息，缝在衣服上面，或者用木片刻上姓名，穿孔用线绳挂在脖子上。那个时候当兵打仗常常要自己置装，商人们发现这也是一种需求，就为军人制作金属做的身份牌。后来人们为了家庭宠物走失后方便寻找，常常在它们的脖子上挂一个识别用的牌子，形状与功能都与军人的身份识别牌类似，所以狗牌就这么叫开了。
由军方给自己的军官士兵制作和发放狗牌，是19世纪末期开始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几乎遍及各参战的军兵种。现在入伍当兵，入列最开始要做的几件事，除了量身高体重、体能测试、剪头（当然是男兵啦）等之外，就是立马给你做一个狗牌，并且会告诫你，除了睡觉，最好把它一直挂在脖子上。
不同时期不同军兵种的狗牌会有些差别。最早的狗牌是圆形的，后来演变为椭圆，现在几乎都是带圆角的长方形。二战时期的狗牌除了一边有孔可以穿上金属链，另外一边还有个缺口（见附图）。人们谣传那是为了用它来卡在阵亡军人的牙齿上。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个缺口是当时老式的狗牌机器在印字的时候，用来固定金属片的。
狗牌上印制的信息也在不断的变化。除了上面提到的三项基本内容外，也有加上血型、是否注射过破伤风疫苗等医疗救护用的信息。还有的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印上本人的宗教信仰，应该是与尊重不同教派的安葬方式等有关。
随着技术的进步，狗牌也在向高科技发展。例如美国陆军正在研究一种随身携带的电脑晶片，称之为个人携带式信息记录卡（Individually Carried Record），它可以记录军人80%以上医疗和牙齿信息，尽管目前还没有计划取代传统的狗牌，但是将成为狗牌的一个重要补充。而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在试用一种基于无线电射频和GPS技术的腕带或携带卡，可以准确定位战场上的伤员，或便于野战医院及时准确地救护伤员。
狗牌是对军人为国服务的最终关怀的标志。在狗牌没有普遍使用、特别是采用金属制作之前，很多战死者无从辨认，这也是为什么过去有那么多无名阵亡将士墓地的原因。例如南北战争期间，就只有58%的阵亡军人被辨认出来，而现在，这种情况就很少出现了。
回到达西的故事。美国通过与越南方面的合作，在1988年找到为救援哈特曼牺牲的四位军人中的三位之后，于1994和2000年又发现了更多的遗物，不但有他们四个人的部分遗骨，还有确认身份的狗牌。就在今年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再次举行隆重的合葬仪式。年逾古稀的达西与那几位牺牲的军人亲属在首都见面。他们表示，如果以后还有新的遗物发现，需要举行同样的仪式的话，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一定会再来纪念这些远去的战友和亲人。
保存在历史博物馆的美国最著名的二战英雄奥迪•墨菲（Audie L. Murphy）的“狗牌”，注意它的一边有个缺口（史密森尼学会）
这是一位今天还健在的50年代老兵的狗牌，为了保护个人隐私，遮盖了他的姓名和个人识别码。注意上面标记了持有者的宗教信仰（Jianan）
这是在航空和宇航博物馆展示的军队老式狗牌制作机器（Jianan）
人们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选择制作一个自己的模拟军队狗牌是热门的游览项目（Jianan）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狗牌（Ji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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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丘山：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强烈要求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对文学院进行调查） Posted: 25 May 2013 04:32 PM PDT
本信基于一个普通中国人对于西方日尔曼文化的敬仰，和对人类正义精神的信心， 抖胆向贵院建议，全面调查瑞典诺贝尔文学院在中国的腐败诱井中陷得有多深。 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本人从小在中国这块土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下长大，对于中 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行事方式有透彻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垂涎的东西是不 惜代价的，为了奥林匹克的冠军，他们从小孩发现，到严格训练，到最后比赛，耗 资之巨，令其他国家选手瞪目结舌。 如果发现了强烈的竞争对手，他们甚至让有 些选手模仿对手的风格，来训练他们内定为冠军的选手，这种耗资巨擘的做法已经 完全违背了奥林匹克业余比赛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毫无约束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对于诺贝尔的垂涎早就超过了奥林匹克，甚至足球。而中国 共产党现在可以唯一做文章的就是文学奖。共产党急需用这个奖来装饰他们的文化 专制，来打击所有民主人士和西方人士对中国限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 的言论。 每一个对中国生活稍有经历的人，都不会怀疑中国拨了巨款来攻克这个城堡。 我们相信在这个巨款的支持下，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活动。 这个组织的目的 就是让一个中国共产党官员得到这个奖。 我们相信这个组织的活动包括选择一个在尽量少损失中共原则和利益下而能使诺贝 尔委员会勉强接受的人选。包括一个庞大的在中共竞争诺贝尔原则指导下的创作班 子，以集体的效率生产作品。包括一个大的翻译班子，直接翻译，或者启动国外有 影响的翻译家，甚至诺贝尔奖内部的人来翻译他们生产的垃圾。当然最重要的是有 一批杰出的公关人员，不动声色的接近瑞典诺贝尔文学院，以中共的腐败手段慢慢 钻进他们的骨髓。 而被选中当工具的莫言在这个行动中意味着NOTHIING，他只是中共的一颗棋子，一个在党纪约束下不能自由说话的傀儡，虽然在他接到诺贝尔文学奖后， 一点对共 产党文化控制的批评并不会对他的存在和安全产生任何威胁，但是他不但不讲，还 极力辩护。这充分说明中共选对了工具。 这个秘密对于中国的大部分人来说， 现在只是哑巴吃黄连，虽然悲激，虽然悲伤， 甚至是对于人类正义精神的存在出现怀疑，但是无奈。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而真正掌握这个秘密的只有中共和瑞典诺贝尔文学院。 期望中共哪一天会公开这个秘密是没有可能的，这个国家大灾荒死的人是三千万， 四千万现在都说不清楚，也不准备说，六四有没有杀人都可含糊其词，怎么能指望 它将这种没有死人的CASE放在心上。 可是我们相信对于有着深邃民主底蕴的西方民族是不会甘心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上的，如果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个臭剧被戳穿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强烈要求瑞典诺贝尔院： 为了西方的民主精神； 为了百年来锻造起来的瑞典诺贝尔声誉； 为了支持苦苦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专制斗争的中国文人； 更重要的，为了人类的正义和信念，对瑞典诺贝尔文学院进行全面调查。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顺致最高敬意 黄建仁（空气动力学博士）， 以格丘山为笔名进行文学创作。
注：
由于瑞典诺贝尔院只一人懂中文，本信将以中文文本和英文文本同时寄出。 如果哪位英文好的网友能够帮助译成英文，我将深为感谢。 我的英文是很难上大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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