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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6, 2013, 6:31:05 AM6/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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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解读靳薇教授讲话（附：中共当局无权插手达赖喇嘛转世）

Posted: 26 Jun 2013 01:21 AM PDT

图：达赖喇嘛就转世问题发表声明和讲话
　　无论你怎样能言善辩，巧舌如簧，面对一百多个藏人的自焚，你也不能说中共当局的西藏政策是成功的。

　　那些涉藏的中共官员，学者，只要他／她还良心未泯，面对当前西藏的现状，他／她不能不感到不安，不能不感到焦虑。

　　其中必定会有一些人力图公开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们需要表明他们并不认同当局的做法，他们希望当局改弦更张。他们也许知道他们无力改变现状，但是他们至少想表明：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伙的，我们和他们还不一样。

　　不久前，香港的《亚洲周刊》发表了一篇专访：“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靳薇教授：重启谈判解决涉藏问题。”这篇专访很值得认真解读。

　　不错，靳薇教授有很多观点和当局的说法一样，这不新鲜；新鲜的是，靳薇教授也有很多观点和当局的说法不一样。

　　不错，靳薇教授那些与当局说法不一样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但我们更需要考察的是，她的那些观点，和当局的说法有多大的距离。

　　靳薇教授主张当局和达赖喇嘛谈判。这总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正是达赖喇嘛一贯的主张；毕竟，主张谈判总比反对谈判好。

　　靳薇教授说，根据她在西藏历次考察所知，普通民众说得最多最直接的一句话是：“今生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

　　我们知道，在高压维稳下的藏区，说共产党不好是有风险的，说达赖喇嘛好是有风险的。因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这句话的前一半很可能有水分，后一半则是实打实。

　　中共当局总是夸耀它在藏区的经济建设上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使藏人的物质生活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改善，以此证明它的政策有多么成功，藏人过得有多么幸福。但是靳薇教授告诉人们：“共产党在经济建设和物质增加方面的工作做得再多，给予的财富和帮助再多，也不可能抹杀达赖喇嘛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更不可能改变藏族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依赖。”

　　再联系到靳薇教授讲的藏人“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今生”的民族特性，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只要当局还在把达赖喇嘛妖魔化，不准藏人崇拜达赖喇嘛，不准达赖喇嘛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无论它在发展经济和改善藏人物质生活上做了多少好事，也无论它恢复兴建了多少寺院，都不足以抵消它在敌视蔑视藏人心目中的神圣，从而践踏藏人宗教信仰，侵犯藏人精神生活上所犯下的罪过。对一个重精神重来世的民族来说，当他们的精神被剥夺来世被侵犯，他们的生活就决然谈不上幸福了。

　　靳薇教授说：“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十（应是十四－－引者注）世达赖喇嘛年事已高，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转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目前的局势，将出现‘双胞达赖喇嘛’，即在海外和国内各认定一个灵童，导致问题更为复杂，对藏区的稳定和安全影响甚大。若“达赖喇嘛僵局”得到破解，应争取让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产生于国内。虽然我们可以用‘金瓶掣签’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但历史上也有由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先例。‘双胞班禅’的尴尬应当尽力避免。”

　　靳薇教授主张“力争只产生国内达赖喇嘛灵童”，无非是当局历来的如意算盘，而她所说的“用‘金瓶掣签’限制灵童产生于国外”，也无非是当局一向的策略。无须多论。值得关注的是，靳薇教授还讲了一句话。靳薇教授说“但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

　　这句话非同小可。这句话非常重要。历史上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这是个事实的问题，不是观点的问题。凡是对藏传佛教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确有其事。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编造谎言，混淆视听，硬说什么在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上，金瓶掣签是必须的程序，中央政府拥有最高的权威，“从来没有上一世达赖认定下一世达赖的作法”。“但只要我们记得在历史上也有活佛自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上述种种说法的谬误就昭然若揭。

　　结论很清楚，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纯属宗教事务，容不得世俗政府插手。达赖喇嘛完全有权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其他任何方面，在撇开达赖喇嘛的情况下指认所谓转世灵童都是非法的，无效的。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就没经过什么金瓶掣签，他的接班人自然更不需要。

　　前年，我曾发表评论“中共当局无权插手达赖喇嘛转世”，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请读者和听众参考，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重要的是，一旦世人都了解到达赖喇嘛转世是人家达赖喇嘛自己的事，和世俗政府，尤其是和一个无神论政府毫不相干，那么，中共当局试图制造两个达赖喇嘛的计划就彻底破产了。

　　靳薇教授讲话的这一层意义，我以为我们应当给予充分注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来源：RFA

【附录】

 胡平：中共当局无权插手达赖喇嘛转世
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权威身份，扼要地说明了转世的观念、转世制度的来源和转世灵童的寻访方法。他强调：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是宗教事务，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权干涉。
 
不错，在清代，有几个皇帝用金瓶掣签的方式介入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但实际上也只有一两位达赖喇嘛真正经过金瓶掣签认证，多数达赖喇嘛，包括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即十四世达赖喇嘛，都是没有经过金瓶掣签程序就得到确定的。
 
退一步讲，清朝皇帝那么做，好歹还有点道理，因为这些皇帝都信奉佛教，并且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中共一不信仰佛教，二不尊奉达赖喇嘛为上师，凭什么也要来干涉达赖喇嘛的转世呢？
 
达赖喇嘛语带幽默地说：“现在的中共是批评宗教的无神论者，尤其将佛教视为愚昧、落后的表现，而且总是不遗余力的指责我是魔鬼，如果他们说不允许魔鬼转世倒还说得过去，但现在是中共吵着要自己找魔鬼的转世。我总是说，如果中共政府想要插手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必须先成为宗教信徒，承认轮回，然后先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转世找出来，那样再来插手我的转世，就比较合理了。总之，这是我的转世，当然除了我之外，谁都没有理由来插手。”“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

9月26日，中共当局对达赖喇嘛的声明和讲话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达赖喇嘛的称号是中央政府册封的，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经当时民国政府批准认定的。达赖喇嘛转世有一套完整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从来没有上一世达赖认定下一世达赖的作法。”

中共的说法不值一驳。是的，在清代，满清皇帝确实插手过达赖喇嘛的转世。且不说藏人对此多有不满；更重要的是，满清皇帝这么做是基于他们与西藏的特殊关系，即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一旦这种供施关系不存在，政府就没有理由再插手了。

其次，所谓“十四世达赖喇嘛是经民国政府批准认定”一说不是事实，是谎言。1989年 7月31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第五届西藏自治区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实际上，并没有吴忠信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事。

再有，达赖喇嘛转世的制度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期间不是没有改变，今后仍然可以改变。而决定变不变和如何变的权力当然在达赖喇嘛本人，在藏传佛教的机构和信众，与中国政府无关。
 
这里，我们不妨看看西方罗马教皇的继承问题，或许对我们理解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有帮助。
 
我们知道，在11世纪前，罗马教皇是经世俗君主或意大利贵族遴选或认可的。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后于1059年决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须得到法兰克王亨利一世及其继位者的认可。直到1179年第三次格拉特会议和1274年第二次里昂会议两次确认后，又正式规定教皇可以单独地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不过仍须承认法、西、奥三国君主对教皇候选人具有否决权。20世纪初，教皇庇护十世废除了这种世俗君主的否决权。1914年，本笃十五世就成为没有世俗权力介入而单由枢机主教选为教皇的第一人。
 
从罗马教皇继承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早先，世俗权力对教皇的继承有很大的发言权，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世俗权力对教皇继承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归零。
 
早先，世俗君主之所以对教皇的继承有发言权，是因为当时实行政教合一，君主们都信仰基督教，尊奉教皇为精神领袖。在那时，教权与王权之间关系密切，干预也是相互的。一方面，新教皇的产生要经过世俗君主的参与和认定，另一方面，世俗君主登基，要由教皇加冕，以体现君权神授。

以后政教逐渐分离，教皇继承制度也多有改变。教皇继承制度的改变是由教皇决定的，是由教会决定的，不是世俗君主决定的。

现在的欧洲，政教已经彻底分离，教皇由宗教机构单独产生，无须世俗君主的任何介入；世俗君主登基也不再需要教皇加冕。
 
这就叫政教分离。所谓政教分离，意思就是，国家机器对宗教机构没有权威，不予干涉；反过来，宗教机构对国家机器也没有权威，不予干涉。
 
由此可见，达赖喇嘛关于转世问题的声明和讲话，不论是从藏传佛教本身的传统，还是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都是十分合理的，完全正确的。简而言之：达赖喇嘛转世，是人家达赖喇嘛的事，是人家藏传佛教的事，和中共这个无神论政权根本无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梁京：一次危险的赌博

Posted: 25 Jun 2013 04:39 PM PDT

左起楼继伟、习近平、周小川
上周，中国爆发了多年未见的"资金荒"。6月20日，指示资金短缺程度的指标，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突然暴涨到超出所有人想像的程度。

据《金融时报》报道，由于央行拒绝伸出援手，"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星期四飙升到超过10%，这是历史最高记录并且几乎是两周前的三倍"。

让许多人特别感到意外的是，这次资金荒的危机是由央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主动引爆的。当然，这场危机本身已经酝酿有时。早就有人指出，自08年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其实是增发货币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新增货币供给一半以上。这种局面显然不可能持续，但中国内部的政治周期和政治危机，令最高决策当局一拖再拖，不敢下决心扭转这种危险的局面。这一次中国央行对市场的突然袭击，表明他们终于下决心了。

那么，既然是货币投放太多，为什么反而会发生资金荒？而且，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引爆资金荒的危机呢？《金融时报》认为，这后面有政治的原因，这个判断不错，但《金融时报》并没有讲清楚这个政治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场资金荒的危机背后，其实是新的中央当局与地方政府的一次摊牌。08年温家宝为了确保自己任内经济不减速，启动4万亿的投资计划，这个自私且短见的决策，给习李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举债，五年内中国整体信贷占GDP的比重从120%升至约200%，金融风险大大增加。

李克强在经历了一番犹豫，终于认识到已经不可能继续使用温家宝的手段来维持经济增长，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已经高度扭曲，他们拿到钱也不会投向实体经济，而是大肆进行金融炒作，继续推高整个经济的杠杆率，推高金融风险。于是，李克强接受了一直反对温家宝的楼继伟和周小川的主张，用强硬手段来逼迫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就范。

那么，这样的手段能否达到目的呢？应该说这是一次风险极大的赌博。风险大的首要原因是，此时采取收紧货币的措施为时已晚，因为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不搞通胀来稀释债务就只能让地方政府破产，而在中国，又不可能让地方政府破产。正因如此，紧缩货币也不可能改变地方政府不负责任举债的行为。事实上，地方政府大量举债从来就没有准备还。他们的逻辑是，中央政府为了不发生社会动乱，最后只有接受既成事实，屈服于地方政府的压力，放开货币龙头。

风险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紧缩货币会加剧资本外逃。收紧银根的结果是让人民币短期内更加坚挺，但这并不能增强对人民币未来币值的信心。因为中国实体经济萎缩的大势不可能被扭转，国内通胀上升的趋势也不可能扭转，而一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摊牌失败，就只能增加货币供给，让恶性通胀的风险大增，同时也增加人民币汇率崩盘的风险。因此，此时利用人民币汇率坚挺加速转移财富，是最佳的选择。

既然如此，李克强为什么还要冒如此大的风险来紧缩货币，而不是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放松银根？这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政治原因，就是楼继伟、周小川都相信紧缩的风险要小于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两位都是红二代，他们对同是红二代的习近平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李克强要是反对这两位红二代的紧缩主张，自己就要承担更大的政治风险。事实上，现在增加货币来缓解地方债务危机，风险也不见得小。两害相权，李克强选择了支持收紧货币。

收紧货币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习李与地方政府的一次较量，习李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金融时报认为，中央银行发表文章，坚决表态支持习近平搞群众运动别有深意，因为这个表态与收紧货币同时发生，不应该是巧合。

金融时报的想像力也许太丰富了一点。不过，习近平的整风和周小川、楼继伟突然紧缩货币，确实反映了红二代不同于团派的决策风格。相比之下，他们更不怕碰硬，也更不怕出乱子。面对如此糜烂的局面和糜烂的官僚队伍，他们的这种执政风格究竟是缓解危机还是加速危机，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高新：邓小平曾是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Posted: 25 Jun 2013 04:31 PM PDT

习仲勋（资料图）
习仲勋（资料图）
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官方媒体在拼命炒作其“中国梦”的同时，也掀起了一股习仲勋宣传热——此所谓父随子贵。当然，因为习近平已经下令不能用改革开放之后否定改革开放之前，说到底就是不能否定毛泽东，所以中共官媒体在歌颂习仲勋的时候只能把他当年惨遭政治整肃的责任全都归罪于康生一人。不过，即使抛开毛泽东的责任不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绝对是康生迫害习仲勋主要帮凶之一，或者说是当年整肃习仲勋的主要责任人。

早在习近平还在福建省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位中共体制内的党史专家告诉笔者说说，他一直认为习仲勋当年党内挨整邓小平难辞其咎。道理就在于当时的邓小平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就连什么什么人是否适合参与习仲勋专案组工作，都是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发出指示，足以证明当时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康生不可能事事都跳过邓小平，直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进行党内政治整肃。而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其实在“文革”之前已经对习仲勋挨整一事表示了口头上的后悔，并发出了“仲勋是个好同志”的最高指示。

此前，毛泽东复述的康生纸倏上的内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被当成搞垮习仲勋的上方宝剑因而被中共党史界解释为无人敢于发出不同意见，那么毛泽东此后的“仲勋是个好同志”，甚至还反问“他有什么错”的讲话为什么不被当成最高指示向下传达？无论是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自然也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邓小平，还是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如果他们对习仲勋稍有一丝政治怜悯的话，此时把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肯定性评价哪怕是在党内小范围内传达一下的话，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康生肯定不敢继续再对习仲勋打棍子扣帽子了。由此可见，当时习仲勋被政治上整垮并失去人事自由，表面上是康生在扮演政治打手，但问题的根子出在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人身上。

说再当时的邓小平与康生的关系，中共党史界在康生被宣布为坏人之后，自然要把邓小平说成是康生的政治对立面。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中共官方党史文献对康生的主要介绍内容是：

一，康生早年曾经参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的工作，所谓中央特科，是中共党内类似当时苏联党内克格勃的机构，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党内的不忠诚者直接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二，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接受斯大林式教育后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所谓中央社会部就是当时中共根据地内的克格勃。

三，康生在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领导整风学习。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同志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1945年6月，康生因为他的上述“功劳”，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康生1946年冬至1948年春，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采取了许多“左”的做法，给土改工作造成了损失。

五，康生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曾主持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康生正是在整垮了习仲勋的同时被邓小平接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

六，康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他捏造罪名，打击迫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康生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的1975年寿终正寝。用寿终正寝形容，绝对准确。因为他离开人间的时候，是风光的，他的职务，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当时的邓小平与康生平级，因为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这么高级别的人物死了，邓小平亲自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党报白纸黑字，整版报道康生追悼大会的庄严与肃穆，当时还是中气十足的治丧委员主任邓小平一字一顿地向全中国，也是向全世界宣称：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为党为人民建立不了不朽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这个悼词不但是邓小平亲口宣读，而且也是邓小平主持起草并审定。此前，也是邓小平亲自到医院探望病危的康生，感动得康生向他透露了江青历史上是叛徒的惊天秘密。于是邓小平也给了康生一个“康生同志永垂不朽！”的政治回报。没成想毛泽东去世之后，首先是陈云发难，绝不甘心让康生死后继续风风光光在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的八宝山骨灰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区西一室。

一九八零年，中共高层公开宣布开除康生出党的文献里特别提及要撤销其悼词，让邓小平难堪无比，因为这悼词恰恰是邓小平亲自审定并在康生的追悼大会上以无比沉痛的语调亲口宣读的。

按照中共党史资料的记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陈云同志就纠正“文革”及以前“左”的六大错误问题，率先“放了一炮”。他的六大问题的最后一个就是要求中央审查康生的问题。

接下来，时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批复成立了康生专案组，审查完毕之后又是胡耀邦主持给康生以开除出党和撤销邓小平为康生所至悼词的政治结论，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只是扮演了一个“服从多数同志意见”的被动角色。

中共内部人士大都清楚，康生也好，邓小平也好，当年容不下习仲勋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和高岗的关系。邓小平既是打倒高岗的政治急先锋，又是高岗倒台后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西北帮”随之彻底失势的最大受益者。

习近平上台之前，江泽民对高岗虽然充满同情但却爱莫能助;胡锦涛在位时已经指示中组部在内部对高岗可以同志相称，但却仍然不能给高岗平反，原因就是一旦给高岗平反，那么被否定的不仅仅是毛泽东，有资格被陈列在毛泽东大墓二楼与毛泽东尸体为伴的邓小平，以及陈云、周恩来和刘少奇都会因此被揭露出不光彩的一页。习近平接班之前，曾经有人断言习近平上台之日，就是高岗冤案昭雪之时，但事实恰恰相反，如今的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比其前任的顾虑只会更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图图大主教：纽约大学已弯腰屈服于中共的压力了吗？

Posted: 25 Jun 2013 03:56 PM PDT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 (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对华援助协会    2013年6月25日
desmond-tutu-1关于纽约大学迫于中共压力逼异议人士陈光诚离开的新闻，令人倍感不安。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中方与纽约大学幕后的对话，以及中共当局在何等程度上就陈光城一事向纽约大学施压。但如果纽约大学确实已向极权中共低首下心，那么象征着美国大学独立精神的形象已跌落到了低谷。
纽约大学公关部门的人士表示他们并不准备回应有关在中共压力下驱赶陈光诚的说法。他们的论述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但中共当局在商业领域或外交政策方面的处事方式一贯臭名昭著，当商业伙伴或外交对象与之持不同观点时会受到中共的报复。他们在经济上压榨合作公司并经常毁约，并常常通过其它方法对不与其同流合污的商业合作伙伴进行恐吓与惩罚。
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10年和平奖颁发给异议人士刘晓波时，中方所做的回应之一是报复挪威的水产捕捞业，将其鱼类产品进口量削减了百分之六十。2011年中共当局向我的国家的政府施压，导致达赖喇嘛因签证被拒无法参加我80岁的生日宴会。

他们的行为甚至过分到让中国大使馆施压于电影节主办方，要求将批评中国的电影从电影节中撤出。对于那些对中共当局唯命是从的有影响的人物，中共当局则会给予丰厚的奖励。
在众多的海外异议人士中，陈光诚是最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政府的一个。他公开批判中共政府对人权的践踏，其中包括令人憎恨的强制堕胎、对宗教少数派的囚禁和奴役、以及不可思议的贩卖死刑犯的器官。陈光诚是个聪慧及富有魅力的人，拥有传奇般的经历——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律师，致力于保护农民利益和抵抗贪官污吏。在他奇迹般地逃离软禁之前，陈光诚就一直被喻为“赤脚律师。”
有时候陈光诚更像一个孤独的声音敲打着那面巨大而沉默的墙。这会让那些试图压制海外异议人士声音的中国当局和外交人员感到十分沮丧。如果从别人处知道了从中方来的施压电话，我们没有太多理由相信，纽约大学没有收到同样的电话。事实上，纽约大学和中国政府正在商讨建立上海分校一事，这给予人们足够的理由相信纽约大学会对中共俯首贴耳。
在人权领域中，我们一直努力去处理美国以及跨国公司对中国人权问题视而不见的态度。我们知道美国凯马特(Kmart)公司、雀巢公司等等，所销售的产品很多是由在监禁中的法轮功学员所生产的。这些人因着他们对真、善、忍的追求而被关押在“思想改造”的奴隶营中。我们也知道，思科帮助中共政权建立了一个复杂的针对自己公民进行监控的系统。我们尝试着去理解，企业需要赚钱。但是，保持两者的平衡是很难的。贪婪凌驾于道德的现象不是什么前所未闻的。
美国大学在世界上一直被喻为自由思想和独立思维的堡垒。在南非，我们对当年和我们并肩颠覆种族隔离带的美国大学生表示深深的感激。对于允许他们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的母校我们也同样表示感激.很可能就是与其学生一同站在人权战线上的美国大学，点燃了击溃种族隔离带和赋予非洲黑人自由运动的导火线。我很难想到一个不是在美国校园发起或加速发展的人权或公民权的标志性运动。
我只是希望，纽约大学的官员不久会告诉我们：我们都错了。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

高瑜：习近平与傅高义怎么进了一个门（下）

Posted: 25 Jun 2013 03:29 PM PDT

图：胡德华在炎黄春秋联欢会上

邓力群嫡系朱佳木是"两个30年"的始作俑者；前编译局长衣俊卿因为发掘出"三个自信"，功在今上；"两个一百年"则是红二代的赶超梦。9号文件要为 "中国梦"保驾护航，胡德华的发言上网成为中国新的思想解放的先声。
5月13日《求是》附属的《红旗文稿》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的文章《说毛泽东只会搞阶级斗争是误解》，称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本是官方宣讲习近平1月5日党校讲话，阐述"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重头理论文章，但是因为立论荒谬、事实虚假，立即引发微博群起质疑，以至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化作笑柄。
6月17日，迟迟被推上网的胡德华在《炎黄春秋》的讲话，一天爆红网络，被看作是宪政派的反击。这样围绕习近平的两个内部讲话，左右思想交锋必不可免，这是自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之后，中国35年未见到的思想大变局。
《炎黄春秋》对阵"二报一刊"
2月27日《炎黄春秋》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与会者近200人。90岁的老社长杜导正从"新中央100天"谈起，对习近平新南巡和党校两个内部讲话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令满堂的饱学之士群情激昂，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会议结束不了，午餐席间，继续发言者不断。笔者曾以"新政遭遇董狐笔"来评说。
据悉，这个会议迅速被上报中央，遭到来自高层的极为严厉的批评。4月22日中办9号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下发，该文件摆出七方面突出问题，可以说是张开七张大网，挖下七大陷阱，《炎黄春秋》与之对照，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请君入瓮。
作为中共党内民主派和自由主义知识界在六四屠杀之后，开辟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舆论阵地，无论编者、作者和读者，自我要求都是不能退却，要坚持和发扬的依然是"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要寻求和表达的依旧是"以史为鉴"的真知灼见。
9号文件下达后，以卫道士面貌高调出笼的文章层出不穷，来势凶猛，"二报一刊"的文革局面又重现江湖，中共中央党报党刊的两个子报子刊《环球时报》、《红旗文稿》成为左派舆论的先锋阵地。李慎明貌似是领军人物，被中纪委规定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必须观看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片，就是他领头搞出来的"力作"，他是顾问兼理论带头人。被历史学教授张鸣评价"这所谓吸取苏联教训的片子放到俄国去，不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居安思危》系列又推出了新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四、六集两个版本，刚出笼即遭到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左凤荣的痛批。
不论是副院长李慎明，还是教授杨晓青，在左派理论界只相当于吹鼓手。教师爷级别的，还得正本清源，认祖归宗。当代中国研究所是中国社科院这个意识形态左派大本营中最高、最坚固的堡垒。由它生产出的"两个30年"就是"中国梦"的内核，核中核就是重塑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没有这个核中核，谁也"自信"不起来。
2007年出笼的"两个30年"为谁而备？
2007年，当代中国研究所为十七大准备的课题"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相互关系"已经完成。以朱佳木个人署名的长篇论文《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此后这个论题即便不是"天天讲，月月讲"，也是经年不断地讲。
芭蕉扇不离手的炎黄春秋总编杜导正
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有与之相关的重大课题，就是重作"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推翻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七开"，推翻对文革十年的全盘否定。早在2005年12月23日，社科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2周年出版了军队作家王波大校的新书《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之二――中共中央发起解放战争的决策过程》，并再版了他的旧作《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之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在出版社与总后联合举行的发行座谈会上，朱佳木代表社科院出席并讲话，他对当前史学界对毛泽东这两大决策巨大争议的对与错避而不谈，中共改革家杜润生就说过"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建国后犯下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错误，可以以罪论处"。朱佳木极力称赞毛泽东"作为一位军事统帅的超人胆识和雄才大略。"他强调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把丑化革命领袖、歪曲党和国家的历史做为颠覆共产党领导、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之一。前苏联由于妖魔化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便是前车之鉴。"要"防止前苏联发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大张旗鼓为红二代注入"打江山坐江山"的精神和血统补剂。
朱佳木还有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论点："绝不能因为前30年有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60年大庆，临时增加"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以这个方阵统帅毛、邓、江、胡的四代领袖像组成的四个方阵，这可能是朱佳木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理论成果，在十七大时期取得的最突出的政治效应。但是当晚江泽民"夜不能寐"，给中央写了信，明确提出还是要区分两个不同阶段，他写道："前三十年跌宕起伏；后三十年稳步发展。前三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总结。后三十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们有很多执政的经验可取，也有一些要总结的教训。"因为高层分歧，2011年12月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胡锦涛还是坚守住1981年邓小平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11年9月26日至28日，由国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第十一届国史学术年会，在重庆召开。9月27日薄熙来出席年会，朱佳木大会发言公开为重庆模式站台。
2012年是十八大年，朱佳木仕途遇挫。但是他在"两个30年"的理论里，已经集中注入十八大因素，也就是毛泽东的因素。就是用毛泽东的矛刺邓小平的盾。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的"猫论"，发展到1992年南巡讲话，就是"不问姓资姓社"。但是朱佳木公开宣扬"改革开放一定要问姓资姓社"，他痛斥："谁讲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谁就被指责是'问姓社姓资'，是'反对改革开放'。"他还用邓小平自己的矛，刺邓小平自己的盾。帮助邓小平起草"四项基本原则"的胡乔木都认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相互矛盾。临死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一定要从宪法序言中取消。"因此被降低遗体告别式的规格。朱佳木在两个"理论导师"中，选择终身站在死硬立场的邓力群一边。朱佳木说："邓小平所说的'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并非'不问姓社姓资'"，而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找到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标准。"
红二代的崇毛情结
学者王康从重庆来北京，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新政半年，重庆老百姓中，拥护薄熙来的人，从60%，上升到70%。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一个样。
知识界这才认真思考薄熙来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思考来，思考去，只有毛主席是党的正资产，没有他老人家，我们的党还在黑暗中摸索。"
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从2011年就开始考察军政两界中的红二代对毛泽东的情感，竟然超过自己的生身之父，他们的父母被毛泽东整得那么惨，有杀父之仇，有杀母之恨，竟然拥毛，崇毛，这是一种天下情怀吗？李伟东用一句歌词表达"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红二代中的更多人把自己视作党产。毛泽东是他们的精神教父，共同的祖宗牌位。没有毛泽东，他们什么也不是。共产党的权力，是毛泽东传承下来的。
傅高义要写《胡耀邦传》？
今年傅高义应邀参加博鳌论坛。结束后在上海召开了关于大作《邓小平时代》的座谈会。应邀出席的《胡耀邦年谱》的作者，"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社科院学者李胜平当场指出，傅高义在书中对胡耀邦的描述不真实，全书硬伤有30多处。这位美国学者支吾其词，说他也准备写一部《胡耀邦传》。
作者高瑜
据说傅高义的采访资料，没有采用的竟然多达三分之二，已经都整理出来，有50公分厚，他允许学者阅读，但是发表要等50年以后。
这位中国通心中自然明白，崇尚信史的中国人，会期待阅读他舍弃的这一大批宝贵的历史资料，但是不会期待他有生之年，作为中国政府和社科院的常客，再写出一部《胡耀邦》。
作者：高瑜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斯諾敦離港：香港為北京開的法律後門(楊建利 丁伟)

Posted: 25 Jun 2013 03:53 PM PDT

(2013年6月23日）

斯諾登順利離開了"法治"的香港，來去都恍若香港或好萊塢間諜大片裡的情節。但是，當回神意識到這幾天發生的一幕一幕並非間諜片式的虛構而是身邊的真切現實時，不禁讓人感慨曾經讓港人為傲的法治已經受到傷害,港府的無能與北京的干預歷歷在目。

斯諾登說，他之所以選擇來香港揭露高科技時代的美國政府對公民隱私的侵犯是因為他對香港的法治有信心。我們的確應該佩服斯諾登的銳利眼光，他看得很准，香港的"法治"會幫助他。雖然香港的"法治"現實沒能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樣為他提供最終的避難保護，但卻能使香港政府置內法和外法都不顧、不履行和美國的引渡協定而放他一條生路。斯諾登是在美國政府以盜竊政府財產、未經授權泄露國家防務信息和故意泄露機密通信情報等三項罪名起訴近兩天後，意外離開香港踏上新的逃亡之路的。這兩天，美國取消了斯諾敦護照，並根據香港與美國簽署的一系列引渡協約，要求港府配合對其實施臨時拘捕。
斯諾登現身香港後，各界的議論和行動紛至沓來。像美國一樣，在香港，一些人把斯諾登看成英雄，另一些視他為間諜罪犯；一些人抗議美國侵害個人隱私權並要求港府為斯諾敦提供避難保護，另一些人認為他淪為專制國家的工具要求港府將其遣交美國接受法律制裁。
樂見香港有空間表達不同意見。然而，讓我感到憂慮及不安的是，在港人發起的遊行抗議及各辯論和評價中，鮮有人發表言論和采取行動要求港府以香港的涉內涉外法律而不是北京的指令處置斯諾敦，我以為，對港人來講，這是一個更根本更重要的議題，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正正在此。
在斯諾登離港後，他的代表律師之一何俊仁說，"我是有理由相信，香港政府在這件事上是無權的，整件事可能根本就是北京決定，然後用北京覺得最適當的方式去解決。但北京也不會站到幕前，因為站到幕前就會影響中美關係，所以北京就會找人背後操作然後讓斯諾登離開，而香港政府可能是沒有什麼角色，唯一的角色就是收到指示，在機場不要攔截他。"何律師的判斷是正確的。我們假設：假如沒有北京的因素，香港政府會怎麼做？假如斯諾登只是美國通緝的強奸犯而要求香港政府依據引渡協議對其實施逮捕並遣交美國，香港政府會怎麼做？答案是明確的。
很顯然，香港政府不顧涉內涉外法律，完全聽命於北京在法律上開後門，為斯諾登出逃提供便利。這是北京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終審權的又一個典型案例。在1998年張子強事件中，北京明火執仗地違反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司法的終審權，破壞了香港的司法獨立，嚴重影響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這次，北京雖然沒有站到幕前，沒有像處理張子強案時那麼公然，然而，在處理斯諾登事件過中，香港當局為北京開的司法後門和中銀大廈一樣明顯，不能忽視。
也許有人會說，這屬於外交事件北京勢必要介入，香港當局一定會聽命於北京而不是依據香港法律處置的，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们所擔心正是這一條，人們對現實習以為常了，對自己的權利、對香港的司法獨立、對一國兩制的"兩"不再敏感，自由就這樣一點一點被蠶食掉了。

——公民力量

袁剑：一场足以引发历史巨变的危机悄悄降临

Posted: 25 Jun 2013 03:46 PM PDT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

　　当前的经济局势，让我想起在2011年年初，我给《大拐点》一书作结的结语。我曾经这样写道："后面的故事，将重复2007年至2008年或者1997年的那一幕。种种证据都显示，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

　　前者说的是那个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美国次贷危机，后者说的则是新一代人几乎毫无记忆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是一段多少有些隐晦的暗喻。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将可能是下一次全球重大危机的震中。不幸的是，这个在当时可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天方夜谭的悲观揣测，却在以清晰的方式步步展开成一段当代史。

　　信贷刺激不是神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推出了超大规模、超强力度的货币及财政刺激。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反弹。其反弹速度之快，反弹力度之大，不仅捍卫了中国的经济神话，更引得一众理论家开始煞有介事探讨起所谓中国模式。

　　他们似乎急切而且非常诚恳地想探寻：在这个似乎永不落幕的经济增长神话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密码。

　　然而，所谓的中国模式热，注定只能是一次短暂的思想喧嚣。因为激发这个理论想象的中国经济神话，注定要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经济神话一样，必须服从这个星球一些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必然受制于地球引力的作用。

　　果然，在政府逐渐减少刺激剂量之后(注意：中国仅仅是减少刺激剂量，还远远谈不上退出)，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回落。2012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回落速度似乎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心理底线。于是，中国的宏观管理者开始频频在各地视察，并提出了"稳增长"政策。

　　从"保增长"到"稳增长"，一字之差，固然体现了当局对刺激政策愈发克制和谨慎，但管理者的无奈也同样昭然若揭。他们只能重新祭出传统的货币及信贷刺激政策这个神器在过去几乎百发百中。

　　中央政府既然有"稳增长"之意，地方政府、央企等形形色色求"钱"若渴的企业及冒险家们自然如获至宝。在经济管理当局的默许下(虽然没有直接鼓励)，巨量新增信贷及负债通过各类影子银行的所谓创新被创造出来。其结果是：中国的货币存量迅速达到百万亿之谱。而M2/GDP达200%，几乎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在经过大半年的稳增长努力之后，中国经济在2012年四季度终于在一个明显的下降通道中止跌回稳。而中国股市也在跌破2000点之后开始迅速反弹。

　　在中国经济止跌回稳的背后，则是中国货币存量突破历史纪录以及各类经济主体的负债率以危险的速度迅速攀升。

　　但无论如何，经济止跌回稳，似乎暗示了中国经济管理者仍然牢牢控制着局面，而传统的信贷货币刺激仍然有效地发挥作用。当此时，头脑简单的周期论者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启航。

　　然而，中国经济止跌企稳的幻象仅仅持续一个季度，让人大跌眼镜的2013年一季度的数据便给了这些周期论者当头一棒。

　　中国2013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只有7.7%，大幅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的8%，也大幅低于2012年四季度的7.9%。有人计算，按照这个趋势，中国全年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跌入6%甚至更低的区间之内。

　　这实际上是表明，去年通过影子银行等各种工具所释放出来的新增信贷及货币，对中国经济的刺激效果仅仅维持了一个季度不到。而刺激效果之疲弱，也与政府往日呼风唤雨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在人们的印象中，只要中国政府愿意，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能够手到擒来。这一次，主事者似乎有些力有不逮。虽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表示，经济增速下降是中国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但这个话恐怕最多说对了一半。

　　实际上，早在几年之前，眼见中国的货币越发越多，杠杆越加越重，我们就曾推论，货币及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果将会逐渐递减。

　　我们甚至不合时宜地揣测：中国正在进入流动性陷阱。所以，中国政府在宏观控制能力上的这个看上去"有些意外"的失准表现其实并不意外。而这个意外，可能正在预示着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时刻的来临。

　　外部依赖与成本社会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反复强调并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及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美国的次贷危机远远不止是美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它不是一个周期性危机，而是一个系统性危机。

　　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及其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并依附于这个体系，因而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深刻受制于这个体系的巨变。

　　必须在此重复的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表现，与全球体系的最后也是最强劲的一次扩张互为激荡，互为因果。

　　换言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基于所谓中国经济独特表现(其实并不独特)之上的中国模式，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幼稚错觉。

　　在同样的意义上，一度甚嚣尘上的所谓"脱钩论"，也仅仅是一个听上去有些诱惑的修辞而已。

　　在助推中国经济奇迹的全球市场发生裂变的情况下(这个裂变和重构的历史进程还在不断演进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已然天翻地覆，用任何周期性甚至仅仅是出于某种信仰的传统方法论来理解未来的中国经济，恐怕都注定是刻舟求剑。

　　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萎顿，不少论者似乎在1990年代末期找到了它的历史镜像。他们甚至找出了当时的诸多经济指标加以类比，以说明自己的观点。

　　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困境，并将中国经济奇迹推至巅峰，除了一系列内部的条件所塑造的"竞低"竞争力之外(比如农业人口迁徙带来的低劳动力价格，地方政府竞争形成的要素低成本、低环保成本等等)，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规模扩张是其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这就是说，没有外部市场的大范围扩张，中国199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所谓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是否能够如1990年代末期一样走出困境，就取决于：中国是否还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外部环境机遇，以及中国从前的低成本竞争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然而，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在2008年之后，作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必要条件的全球体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具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历史际遇。

　　5年之前，当我提出这种论证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一批天天在媒体上鼓噪的"大师们"铁口直断，全球经济很快就会按照他们的周期性想象迅速恢复。

　　然而，想象毕竟是想象，5年过去之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按照他们的直线思维恢复，反而愈发深陷泥淖，高危症状频发；而曾经作为中国高速增长引擎的外部需求，不仅没有如期高涨，反而疲弱得超出所有人想象。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大家，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一种随时可能爆发重大危机的裂变状态，最危险的时候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来。

　　如果你是一位金融市场的密切参与者，我想你一定会对这种可能的动荡深有体会。显然，中国经济重现1990年代末期之后辉煌时刻的外部条件已经骤然消失。

　　尽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本世纪初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繁荣将会很快重现，但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好的外部条件。

　　如果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都疲态尽显，那么可以想象在外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能处境。

　　在我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短暂困境进而急速狂奔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思想界及理论界留下了深远的负面遗产。它让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真的具有某种坚实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持久竞争力。

　　事实上，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不坚实，更不持久。相反，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扩张之后，一直蛰伏着积累着的重大负面后果却在不断显现。迄于今，这种所谓制度竞争力不仅已经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反而在不断制造社会问题。

　　我曾经以"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意思是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将成本从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制性剥离出去，并分散、隐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达到的。

　　但最后，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反向运动将会抵制、反抗这种成本的转嫁，并最终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将这种成本重新放回政府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使得政府与企业在当初获得的看上去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一夜流失。当下我们看到的政府与企业不断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际上正内置于这一历史进程。

　　加杠杆后的债务困局

　　在内部制度动力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同时消失的情况下，要想维持中国经济奇迹的玫瑰颜色，就只有加杠杆一途了。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微观主体普遍去杠杆的同时，中国却在政府、企业、个人三个方面同时进行了大规模、高幅度的加杠杆操作。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其结果是：2009~2012年间中国的新增债务规模达到GDP的110%，债务总规模/GDP达205%。

　　而在2013年一季度，中国的信用增长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8%。债务增长幅度而不是债务的整体规模从来就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先行指标。

　　正是在债务增长的幅度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正在面临一个转折时刻。以至于有人将这种匪夷所思的疯狂干脆描述为"中国债瘾"。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所推动的债务扩张政策，但坦率说，我对此抱有深刻的同情。如果一个体制的合法性要几乎完全依赖于经济增长，维持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这个体制全部要做的工作。

　　一般而言，在潜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负债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提升企业盈利，但是，在潜在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企业投资回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增加甚至是疯狂地增加债务恐怕就只能是一剂毒药了。

　　说得更清楚一点，这种情况下的债务扩张不过是在加强债务危机的烈度和规模。非常不幸，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最近几年一直在迅速而持续地下滑。

　　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新任总理李克强最近坦承："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刺激空间已不大。"若干年前，在评论中国大幅度的信贷扩张的时候，我曾经说道：政府赢得了时间，却失去了空间。
　　不过，情况恐怕比一些正在流传的判断更为严峻。在我看来，债务危机不是即将，而是已经并且一直在发生。

　　从个人层面四处蔓延的高利贷崩盘，到企业层面钢贸、铜贸危机，再到地方政府平台大规模的贷款展期，中国经济普遍的债务违约几乎一直都在持续。
　　这难道不是标准的债务危机吗？只不过这种债务违约通过传统的行政手段还被隔离在一定地方一定行业的范围之内，暂时没有形成恐慌性的传染而已。然而，当债务规模足够大的时候，这种传统的隔离方式恐怕就很难阻挡债务危机的蔓延了。
　　1990年代末期至今的中国经验似乎表明，只要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所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种高速增长轻松化解的。
　　在这一段经验中，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大规模下岗失业消失了，被视为世纪难题几乎完全绝望的国企问题被治愈了，甚至银行的巨额坏账也奇迹般地化解了。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最大的银行。

　　袁剑，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 曾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

――中财网 ，读者推荐

吴祚来：没有理论制高点，习近平必然进退失据

Posted: 25 Jun 2013 03:34 PM PDT

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概念
习近平提出中国梦概念，,尽量回避政治色彩而重视生活常识


一、宪政论争波及社会不同领域

中国学者陈子明周四（6月20日）一则长微博引起海外媒体热议,其内容为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今年2月一次联谊会上的讲话文稿,曝光的内容是北京四中同学会上，老同学之间的宪政之争：倾向于普世价值与宪政制度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受到原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质问：宪政？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你还有没有信仰？然后...秦晓反问孔丹：你有没有信仰啊，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你信仰啥？孔丹恼羞成怒，开始骂娘。
秦晓与孔丹之争，是共产党主流媒体与学界主流的宪政普世派之争在民间社会的反应，面对这样的论争，媒体惊呼中国社会出现新的分裂，尽管秦孔之争最后可能互相要示以老拳、不欢而散，但我们仍然要看到民间社会的进步与意识形态的某种开放，因为在邓时代，是以不争论来回避宪政问题，市场姓社还是姓资？最后邓小平以强人政治拍板，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锤定音。习不是强人，不可能一锤定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宪政民主，不允许有争论。
这里，我们既看到了习近平时代开局之时的某种勇气，就是敢于把宪政问题公开出来谈论，它本身就是一次对宪政民主的启蒙与常识普及，宪政普世派天然认为宪政民主是中国的政制必选，而特色社会主义派则认为，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只适合西方，如果移植到中国，必使中国内乱动荡。不对称点在于，特色派占据着官媒，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及红旗文稿，而普世宪政派，多只能通过网络发表言论，学习时报与南方报系偶尔也能发出一些观点。
面对秦孔之争，我们要思考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孔丹们为什么会有反宪政理念？他们的理论来源就是这些官方主导的媒体观点，谎言千遍就成了他们的真理，他们同情苏联解体与苏共倒台，认为中共永远执政勿容置疑，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变相的天命论，而这种天命论现实的解释是，数千万人头换取了中共的天下，如果要改变中共的执政权，就得拿出几千万人头换取。
显然，孔丹们的利益判断，代替了价值判断，也就是俗话说的屁股决定了脑袋。国家主义的本质是权贵资本主义，这些红色权贵们，以国家名义利用全民资本，独步天下，形成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
孔丹的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权贵利益集团的声音，甚至代表了他们的共同的信仰，这一声音与信仰在中央九号文件中得以体现，反普世价值、反宪政，反对中共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他们把宪政看成对中共统治的颠覆，在他们看到，要么实行党政（一党专政、党规即法规），要么实行宪政，水火不可能相容。如果宪法权威神圣，那么党的神圣权威在哪里？
保守的宣传机构与权贵利益集团，形成强大的合力，显然不是信仰的力量，而是利益层面的追求。

二、习近平的理论制高点在哪里？

习近平的政治用词,尽量回避政治色彩,而重视生活常识,他的政治关键词没有沿用三个代表或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思路,而用"中国梦"这样有文学色彩的语词表述,近期发动的整党,也不用始于延安的政治运动用词"整风",而用生活俗语："正衣冠、照镜子、洗洗澡、治治病"这样基于生活常识的软性用词。
用词很轻，并不等于压力不大，习面临的压力是多重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深重的。生态环境压力、社会稳定压力、经济滞涨压力、政治不改革带来的压力，如果习近平跟在这些问题的后面，解决枝节问题，不是说五年十年，就是再给五百年的时间，也不可能解决。
国家第一领导人，或国家第一领导团队要做的，是第一等的事情，与正衣冠相对应的是，习近来要名正而言顺，即要得到理论的制高点与道德的制高点。
延安最终的胜利不是整风带来的，延安整风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当代中共在延安问题上，过多的讲延安文艺、延安整风、延安精神，但没有人谈延安民主与延安的普世价值追求，通过著名评论人笑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我们看到延安时期的中共媒体主谈的是民主宪政、联合政府、自由言论、军队的国家化，强烈反对一党专政，并认为那些认为中共掌握政权之后，或实行无产阶级一党专政是无耻的谎言。中共在延安的价值追求，是中共对人民的神圣承诺，也是中共赢得广泛的各政党各阶级支持的根本原因。中共在延安时期抢占了理论制高点，因为中共追求的是普世价值。
邓小平抢占的理论制高点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抢占的理论制高点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也不是通过整风之后开始的，邓小平抢占的理论制高点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极左保守的"二个凡是"派理论失语。平反冤假错案是主张正义，从包产到户到市场经济，则是让人民得到应得的经济自由，他的遗憾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只在经济领域融入世界，而政治领域没有顺应世界与时代潮流。
现在，习近平得到了权力的至高点，但他得到了理论与道德至高点吗？
道德或道义的至高点，现在看到仍然无法占有，所谓为人民服务完全是政治虚词，官员公开财产是对其道德要求的最底线，仍然遥遥无期；理论制高点，习近平时代已是中共无政治关键词可说的时代，习只能提出模糊的中国梦概念，当中国梦被《南方周末》在新年献辞里具体阐述为"宪政梦"之时，南方周末旋即遭到整肃，因为南方周末抢占了宣传系的理论制高点，反映了公民社会对宪政民主的真正需要。
经济改革三十年之后，面临着对这三十年社会实践进行反思与政治评定，人类的社会实践不是为了去验证真理，而是为了创造价值，价值是衡量实践的标准，中国经济已融入世界，中国应该遵从人类的共同价值，宪政民主制度不仅是一种体制，一种对宪法的尊重，也是一种政治伦理。如果说为人民服务是一点零版的政治伦理，那么，权力分立的宪政制度，则是二点零版的政治伦理，概念化的人民社会，正在转型到具体的公民社会。三十年的国家资本利益追逐，要过度到对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的尊重。
当习近平重走邓小平南巡之路时，他完全可以通过向邓时代的改革开放致敬，将改革推进到政治层面，因为这是邓小平未竟之政治事业，当习近平谈改革前后三十年一致性时，他冒的政治风险，远大于谈延安民主宪政的追求与政治承诺，而当习与台湾政要谈互设办事处，以及未来的政治谈判时，既可以放眼未来，在民主宪政的政体下，实现国家统一，也可以重回国共二战结束后重庆谈判的成果《双十协定》（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如果说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之路，开始政治改革是一扇洞开的大门的话，而延安时代的民主宪政追求、与台湾国民党政治和谈，则是政治改革的窗口，这些门和窗，都能让民主宪政的阳光，照亮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未来。

三、不确立价值追求社会必然混乱无序

再说秦晓与孔丹之争，孔丹认为秦晓主张宪政，作为一名党员是没有了信仰。这种表述是令人费解的，也暴露出孔丹已将中共的唯一执政看成自己的信仰。孔丹不懂得：中共的信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人民"，中共相信的与仰视的，应该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共是人民的公仆，中共的军队是人民解放军，中共的银行是人民银行，还有人民警察、人民政府等等，总之，人民是中共的上帝，人民在共产党人的辞典里具有神圣性，而在经济社会中，不仅当政党、领袖走下了神坛，人民也走下神坛，人民从政治概念，演进为社会身份，即：人民已具体为公民，当政党与政府靠纳税人供养，公民通过选票来体现民意民主。而人民的政治意志，不再是统治者口头禅，而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选票的统计，才能量化民意的各种数据。
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引进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在延安时代就开始倡导民主宪政，倡导普世价值，民主宪政才应该是中共与中国人民共同的政治梦想，而习近平也表述过，要依宪法治国，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民主宪政的内涵，都已被习准确表述了出来，他唯一要做的是，强化与理论化这样的表述，使宪政成为习时代中国梦的核心内容，并以此抢占理论制高点。
可惜习对宪政民主价值只有只言片语的倡导，更多使用的仍然是老套的政治语言，而对1840年之后中国历史理解与对现代苏联解体的认知，在历史的表象上转圈，对中外近当代史的解释，不仅是表象的，而且是故意误读的。如果习将自己的理论与国家主义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认知上，必然贻笑大方，大国领导人对前苏联共产党的腐败与民意向背都看不清，国际社会看到的不会是你的政治立场，而是你没有社会常识与良知。
习只有面对真问题，才能形成真观点真理论，不顾左右而言穿衣洗澡治病，不是大国领导人应有之政治姿态。由于习近平没有关于宪政的政治表态，所以许多托伪之作或传言纷纷出笼，给人的印象习是一个十足的毛迷，习的新政是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著名社会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微博中说：
政治信号混乱正在动摇社会信心。这次深圳之行，会见了区主要领导，给几百名企业家讲了一天课。最深的感受是，宪政姓资之说，已严重影响到了基层政治经济生态。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就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有企业家公开表示，正在抛售股票，想一切办法将资产转移海外。政治失序将引发经济危机？
没有道德与理论制高点，习将处处被动，只能打打扫除，正正衣冠，而积累的社会问题及社会溃败速度，超其想象地增加，一旦人们认为习是用文革倒退的方式治理国家，首选引发的不是政治灾难，而是经济灾难，群众斗群众已不太可能，而政治倒退引发企业家的不安全感，大量企业会出现雪崩一样的撤退、抽逃资金，以规避政治风险。当政者应该意识到，中国的社会稳定不是靠国有企业，更不是靠政治口号，而是靠无数中小型企业。于建嵘所言的政治失序会引发经济危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警世之言。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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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7, 2013, 6:04:11 AM6/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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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孙国栋教授（1922年-2013年6月26日）

Posted: 27 Jun 2013 01:28 AM PDT

图：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2004年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上，孫國棟(左)向代表「香港基本法23條關注組」領獎的香港中文大學法律戴大為(Michael C. Davis)教授頒獎





孫國棟（1922年-2013年6月26日），廣東番禺人。著名中國歷史學家，教育家、哲學家、前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與中文系主任及新亞書院文學院院長。孫氏專於研究唐宋史，為唐宋史大家。尤以唐宋社會門第變遷、唐宋政制與官制的研究最為史學界推祟。

孫國棟年輕時在1944年參與抗日戰爭。在戰爭勝利後他退伍回南京復學。1949年共產黨掌政，他與夫人何冰姿流亡至香港。其後便在香港私立的嶺東中學工作。由於他曾投稿《人生雜誌》，為雜誌創辦人王道賞識，於是獲邀擔任《人生雜誌》編輯。又任《中南日報》主筆。孫國棟因《人生雜誌》的關係而認識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名家，亦因此而激發其以學術為終生志業之心。1955年，他於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治國史，並成為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1964年後他擔任新亞書院歷史系主任、董事、文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新亞研究所所長。孫氏於新亞研究所畢業後，隨即到新亞書院講授歷史。1983年，他退休，並辭去香港中文大學系主任職務。八九民運期間，孫國棟與何冰姿積極參與海外的支緩活動。不久六四事件發生，他撰文寫道：「他們（北京學子）以青春之年而赴死，固然可憫；然而生命的價值，原不問久暫，與其卑微猥瑣而苟且偷生，何如充實光輝、軒昂磊落而赴死！」以表現其對他們的敬重。又贊曰：

"凜凜千古，烈烈英魂，大哉生命，取義成仁！"

自六四事件以來，孫氏夫婦為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擔任評審委員，從不間斷地為中國民主進程發展而努力。由1989年起到1995年之前，他定期遠赴加利福尼亞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香港的學生作文化講座，傳播中國文化。
孫國棟筆下的著作數目多，例如《評柏楊》、《生命的足跡》、《我的抗日從軍行》、《永遠的校長·江平教授八十華誕慶賀文集》、《唐代中央重要文官遷轉途徑研究》、《唐宋史論叢》等。

——维基百科

一只邪灵在陈光诚身边游荡

Posted: 26 Jun 2013 07:35 PM PDT

图为2012年5月陈光诚与孔杰荣教授（左）在一个公开活动上

中国著名盲人人权活动家陈光诚目前正在台湾访问，受到台湾民间的欢迎却受到官方的冷遇。陈光诚申请入境台湾曾遭台湾政府留难，媒体曝光才发放签证；总统马英九拒绝会见陈光诚，令邀请陈光诚的团体失望；曾以阐述普世价值见称的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回避与陈光诚见面，一位台湾文化人以一个“呸”字斥责龙应台。人们看到台湾官方对于陈光诚访台表现出的那份尴尬和可怜：他们当然不是怕陈光诚，而是怕游荡在陈光诚身边的那只邪灵。

将中国共产党比作“邪灵”，是法轮功学员在反抗中共迫害中一个杰出的理论贡献。他们还把中共的意识形态称为“党文化”，理论抽象能力之强，使得许多研究共产党的学者望尘莫及。“邪灵”一说或许会使人与《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的论述相比较，令马克思、恩格斯相形见绌。

陈光诚是与高智晟、胡佳齐名的中国伟大人权活动家。陈光诚这次在台湾发表的见解，如指出：台湾的实践彻底推翻了中共的民主制度不适合华人社会的谎言；民主制度不是什么西方制度，而是在西方率先实行的制度；宁要在立法院里推搡，也不要坦克开到大街和广场上乱闯，这些道理，一些研究台湾和两岸关系的学者，一辈子也未必悟得出。

我曾有幸聆听陈光诚造访旧金山时，向当地中国民运和人权关注人士发表的演讲。他讲到每一位普通中国人都应担负的社会责任，讲到对中国民主与维权运动前景的展望，真知灼见令人折服。尤其他讲到：“人如果只维护自己的物权而忽视人权，最后物权也没有保障。”“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权受害者，更重要的是去捍卫一种人类的价值，只有这种价值被普遍认可的时候，中国才是真正让大家放心的社会。”陈光诚的演讲，使人见识到在酷刑与牢狱陪伴下前行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已经达到的人生境界和思想高度，他们中必将有人进入世界伟人之列，因此我劝那些出言不逊者对中国的人权活动家放尊重些。

中共从来不敢像某些海外人士那样，轻视陈光诚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这也是这只邪灵无时不刻在陈光诚身边游荡不肯离去的原因。中共曾不惜每年花数以千万元计的维稳经费，把陈光诚关进监狱，然后又企图把陈光诚困死在山东临沂东师古村；当陈光诚冲出东师古来到美国纽约大学校园，邪灵又跟到纽约大学，通过纽约大学之手，中伤和驱赶陈光诚，不但要继续封锁陈光诚的声音，更要使陈光诚一家在美国无处栖身。

陈光诚在证实他被要求离开纽约大学的声明中，对纽约大学一年来对他一家的帮助表达了衷心的感谢，没有一句怨言，更无丝毫反咬“喂食者”的意思。不过他讲出了一个纽约大学不愿意听的事实，就是美国的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正受到来自独裁者的莫大威胁。这还需要证明吗？纽约大学与中共当局在上海合办分校就是证明了。正如有人讲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实，有谁还会向讲出这一事实的人要证明呢？

纽约大学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但为了在上海办分校取悦中共从而被中共邪灵驱使驱赶陈光诚，而且他们把美国本着立国精神对中国的一位人权活动家给予的救助和关怀，当成了他们自己对陈光诚的恩典，所以那位曾帮助过陈光诚、而今又积极驱赶陈光诚的中文名字叫孔杰荣的法学教授科恩，才信口雌黄讲出陈光诚“不应反咬给你饭吃的人”这样荒诞不经、有辱纽约大学校格、有辱法学教授名声的话来。

这次陈光诚访问台湾，人们发现科恩教授跟随而来。陈光诚访台与他何关？他跟来干什么？当人们揭示中共邪灵在陈光诚身边游荡时，不能不对中了邪灵的科恩教授仍在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
 

万润南回忆方励之

Posted: 26 Jun 2013 06:30 PM PDT


通缉犯01 （上）





方先生比我长10岁，1936年生辰。16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应该是当时的＂少年大学生＂。 国内大学正式招收＂少年班＂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是从中国科大开始的，当时，方先生正在科大任教。虽说＂少年班＂是李政道提的议，邓小平拍的板，方先生根据自身的体验，应该是＂少年班＂的积极支持者。

方先生不仅学业上是＂神童＂，而且政治上是＂红小鬼＂。他12岁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55年（19岁）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就这样，方先生犯了人生第一大忌：少年得志。磨难接踵而来，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此时方先生只有21岁。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开张，他被调到科大任教。方先生的专业是天体物理，研究的是宇宙大爆炸。探究宇宙的起源，这是一种＂终极关怀＂。这方面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方先生是这一行的顶尖人物。1980年，他44岁，成为科学院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相当于现 在的院士）。

1984年，就在我开始创办四通公司的同一年，方先生出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管惟炎先生。在1980年代的中国，方先生被称为是＂青年导师＂和＂思想领袖＂，是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当时我全身心投入办企业，要应对1985年那场几乎招致灭顶之灾的＂清理、整顿＂，但对思想领域的风吹草动，一直是十分关心的。温元凯是我们的座上客，金观涛、刘晓波曾经被请到四通管理学院来讲课。对方先生提倡的＂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我是由衷地赞成的，因为中国要改革的，不仅是科学技术和经济，还应该包括我们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所有制。

有两件事，触动了邓小平的杀机，一是在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前夕，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等人倡议 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被钱伟长和费孝通告了密；二是1986年年底发生了学潮。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

＂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邓小平的讲话，成就了这三位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他们从此被称为＂三剑客＂，挑战共产帝国专制政治的＂三剑客＂。很诡异，反对派的历史地位从来都是靠当权者的认可来奠定的。

此后，方先生被认为是＂中国的萨哈罗夫＂，刘宾雁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王若望则被当局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这一切，都是独裁者所始料未及的吧？开除党籍、调离科大，并没有让方先生闭嘴。他继续言辞犀利地批评时政，矛头直指四项基本原则。1989年1月6日，方先生发表了给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1989年2月，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揭开了这一年政治大戏的序 幕。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除了李淑娴老师和学生有直接的接触，没有看到方先生有任何具体的言行。应该说，方先生表现得很节制，冷静，也有分寸。在发生血案之后，方先生夫妇避入美国大使馆。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他们要走出这一步？

在美国使馆滞留一年多以后，几经周折，1990年6月25日，方先生夫妇终于离境到了英国。方先生在英国待了半年，其间，大约是1990年8月中，我和严家祺先生等人去伦敦，和方先生见面。 这次见面的主要目的，是想请方先生出山，担任民阵的下一届主席。

但方先生明确表示了拒绝，我理解，这可能是为了走出大使馆，他向有关方面做了某种妥协。更准确地说，是美国方面向对方做了某种承诺，而方先生不得不遵守。后来方先生只参与有关人权组织的活动，却和所有的政治组织保持距离。因为＂人权＂是超越政治的。我相信这不是方先生的本意，但却无可奈何。所以，有人说，方先生因为进了美国大使馆，脚＂软＂了。

方先生推荐管惟炎先生堪当此任，当天恰好管先生也来会方先生。他们在中国科大是一对好拍档，方先生被撤了副校长，管先生也被罢免了校长。管先生是一位超导科学家，他说自己在政治上＂太不行＂。严先生等人当天就离开了伦敦，我留下来和两位继续长谈。

后来管先生 也离开了，他要去德国Juelich国家科研中心做三个月的访问研究。我和方先生继续谈话。 我们回顾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我谈到他当年那些睿智的讲话和在青年学生中的深远影响。方先生只是淡淡地说：＂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向他陈述了海外民运的现状，我诚恳地说：一个组织，需要有人出头露面，需要有人出谋划策，需要有人埋头干活。我是埋头干活的人，陈一咨是出谋划策的人，都不合适出头露面。方先生还是执意推荐管先生。

最后，我问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当时，你和李淑娴老师＂为什么要进美国大使馆？＂

方先生给了我一个非常诚实、推心置腹、让我终身难忘的回答。他说......

通缉犯01（下）

 

 


最后，我问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当时，你和李淑娴老师为什么要进美国大使馆？＂

方先生给了我一个非常诚实、推心置腹、让我终身难忘的回答。他说：＂共产党的牢，不好坐啊！＂

方先生的回答，让我非常感动，因为这是实话，是灵魂深处的坦诚。我扪心自问，在我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这种恐惧？记得六四过后，我到了香港，知道自己在通缉名单上之后，说了一句表面上很豪气的话：＂TMD，老子这回不伺候了！＂其实，在硬话的背后，依然是一种恐惧。

在运动期间，方先生夫妇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一次。但有关当局在学运初期就认定：北大的学潮是＂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指使的＂。一开始，他们很坦然，对在美国读书的大儿子方克说：“我们就等他们来抓”。直到六四开枪，李淑娴才考虑＂躲一躲＂。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

那次和方先生聊天，发现他总是测过身来听我讲话。我立即明白，他有一只耳朵的听力不好，因为我自己有同样的缺陷。一问果然，大家哈哈大笑。而且，我们都是左耳失听，都是拒绝接收来自左边的信号，只听到得到右边是声音，天生的“右派”！

无偶有三。从伦敦回来以后，我又去Juelich找了管惟炎先生，希望说服他同意出任下一届民阵主席。这次他明确地拒绝了，理由非常人性化：他的家人还在国内……我们一起迎着夕阳，并肩在一片旷野的小路上散步。我因为左边的耳朵不好，所以设法绕到他左边，以便用右耳贴近他。不料管先生又悄悄绕到我左边。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管先生也是左边耳朵不好！我说起方先生和我们是同样的＂特殊构造＂，管先生好像第一次听说，于是大笑了起来。

方先生以英国皇家学会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在剑桥工作了半年，1991年，转到了美国。先是在普林斯�任客座教授。1992年，方先生正式受聘为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的教授，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一直到2012年。

期间，我们见过许多次面。每次见面，方先生都有一些非常睿智的谈话。有一次在普林斯顿开研讨会。我问：“方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国？”

方先生说：“那得看国内局势的发展了。”

我问：“怎么发展？”

方先生：“现在不行，因为我们是‘主要敌人’，如果国内出了新的一批‘反革命’，我们就是‘次要敌人’了，这时候还不能回国……”

“如果国内再出一批更新的‘反革命’，我们就成为‘统战对象’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国了。”

二十四年过去了，在当局眼里，我们依然是“主要敌人”。一叹。

记得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方克，高高的帅小伙，眉清目秀，既有方先生的大气，也有李老师的秀气，更兼具了他们的灵气。方克笑眯眯地走到我跟前，说：“万先生，你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

“此话怎讲？”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看，别人还都在国内琢磨的时候，你出国了；别人都出国了，你下海办企业了；别人都下海办企业了，你出来‘反革命’了……”

唉，其实每一步，都不是我自己的主动选择。

我和方先生还谈到美国在全球的角色和定位。方先生说：“如果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一个警察，那么这个警察还是由美国人来当比较好。”我深表赞同。方先生又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当警察也不错。”这隐约就是“G2”的构想，我由衷地佩服，方先生确实是一位智者。

1987年，因为邓小平的亲自点名，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位被开除出党。总部设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当年（1987年）颁发的“第二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的得奖名单中，就有方先生和王老。

1991年，＂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旧金山举办颁奖活动，邀请方先生和我作嘉宾。我在致辞时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再也不需要评选＂中国杰出民主人士＂了。孟子说：有忠臣孝子，非国家之福。因为家、国不幸，才需要孝子、忠臣。有孝子必有寒门、有忠臣必有暴君。你看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还需要评选＂杰出民主人士＂吗？因为中国不民主，才需要所谓＂民主人士＂……

方先生深表赞同。

后来方先生出任“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的共同主席，和刘宾雁先生有密切的合作和往来。但他们和老剑客王若望一直没有碰面的机会。直到1992年8月，三剑客才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美国旧金山聚首。

1992年8月7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邀请王若望和夫人羊子访美。当时，民阵和民联两大民运团体正在讨论合并事宜，王若望便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所以，两大组织的主要成员在8月中也聚会旧金山，方先生和刘宾雁先生也一起来赴会。

在欢迎王老的会上，刘宾雁先生在谈到海外民运的现状时，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大家深以为然。王老在讲话中说自己是一个资深的共产党员，所以心中的小毛泽东比较顽固。在第二年（1993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王老又重提这段，使得这一精彩比喻广为人知。

在我印象当中，相对而言，方先生心中的小毛泽东要比我们大家都小一些。换一种说法，方先生“全盘西化”要更彻底一些。

2001年12月19日，被当局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王若望，因患肺癌在纽约逝世，终年83岁。

2005年12月5日，流亡美国十八年，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良心”的刘宾雁，在普林斯顿离世，享年80岁。

2012年4月6日早上，既是“赛先生”，也是“德先生”的方先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自己寓所溘然离世，终年76岁。

至此，三剑客悉数凋零。我写了一副挽联，给方先生，也是给三剑客的：

方先生千古

德先生 赛先生 方先生 引领民主启蒙一先生 先生从容仙去

方剑客 刘剑客 王剑客 挑战专制愚顽三剑客 剑客悉数飘零

另外写了一首七绝，悼念方励之先生：

剑客凋零噩耗来，神州又失经天才。

曙光初露地平线，可惜先生不及回。

真的是“曙光初露地平线”了吗？可能是我又太乐观了一点。但我坚信，曙光一定会有的。因为谁也挡不住，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

201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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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谈红二代的“共产党信仰”

Posted: 26 Jun 2013 06:27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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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革命圣地"井冈山上身穿红军服装的参观者。（法新社2012年9月21日图片）


"共产党信仰"是个早被中共广大党员弃之如敝履的政治术语，最近却突然变得火热。它在红二代的一场聚会中，竟然成为恶语相向的导火索。

"始作俑者"应当说还是习近平。他在新南巡讲话中对苏共丧失信仰大发感慨。在他看来，这是苏共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要救中共，就要首先全力恢复共产党信仰。习近平在另一个内部讲话中为了强调共产党信仰的力量，还举了个例子。他说，一九二零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他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和粽子，陈拿粽子蘸了墨汁，还直说"够甜了"；习近平说，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习近平还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经过二十多年的贪风腐雨的熏陶，中共党员中还剩多少人相信这套政治说教，不得而知。但是最近在海内外传得沸沸扬扬的两个红二代打架一事，倒是证明了习的"共产党信仰"，还真的在某些红二代那儿找到了知音。

据胡德华披露，原中共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和中科院党组副书记秦力生之子秦晓，在最近的四中老三届校友会上讨论宪政而意见相左。孔丹质问秦晓�宪政？你要共产党下台吗？"你他×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秦反问："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国去，那你有信仰吗？"孔随之大爆粗口，甚至拳脚相加。

孔丹之所以恼羞成怒，是因为秦晓的反问暴露了他们这些红二代的虚伪。自己挂著"共产党信仰"的羊头，在国内俨然一个忠诚于党的正人君子，却让妻儿家小去美国行资本主义之实惠。他们的虚伪，还不容他人质疑，哪怕质疑的人不仅也是红二代，更是同学加战友。文革时期，孔丹和秦晓都是北京四中大名鼎鼎的红卫兵头目,一个是西纠司令，一个是西纠宣传部长。孔丹今天的蛮横无礼，颇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

孔丹骂娘，虽说粗鄙，却显出他的底气。他显然有强大的后盾，其后盾来自两方面：一方面，红二代中像他这样的，大有人在，他们不仅像他一样掌握著中国的经济命脉――大国企，而且掌握著枪杆子――军队。另一方面，他的后盾来自中共最高层。他大谈"共产党信仰"是明显给习近平捧场，显示他们对习近平的支持，自然也希望习会投桃报李。

事实上，孔丹这样的红二代正是习近平执政赖以生存的铁杆政治力量。他们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斩获颇丰，早已形成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的权贵利益集团。他们最希望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的中共江山永远不变，特别是不能向普世价值或宪政方向转变。当习近平号召中共恢复共产党信仰，虽说没有几个红二代还信那一套，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习近平。

当然，红二代中并非全是孔丹这样的人。胡德华和秦晓虽说也有一定的"江山意识"，但远比孔丹开明文明。他们接受普世价值，希望中共能顺应民意，顺应历史潮流，实施真正的宪政改革，把中国领向文明进步。可惜的是，像胡德华和秦晓这样的开明派，在红二代中只占少数，有国内学者认为，他们可能只占10%。

红二代开明派不仅在数量上是少数派，更缺少把政治理念转化成实践的政治实力。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能够呼应他们政治理念的中共高层决策者，现在看来几乎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习近平的几个讲话极度失望的原因；另一方面，主导舆论的官方媒体及理论重镇，都掌握在和他们的政治理念相反的左派和保守派手中。这种处境颇像民间自由派面临的处境：笔杆子、枪杆子和经济命脉，大多由左派和保守派掌握。

至于中国老百姓，他们早就不信中共还是个有信仰的党。中共挂在口头上的信仰，早被他们自上而下、深入骨髓的腐败丢到爪洼国去了。从江泽民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到胡锦涛的"保先"，再到习近平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共产党信仰"越来越式微。两个红二代的龃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丹：陈光诚赴台的启示

Posted: 26 Jun 2013 06:24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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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正在台湾访问的陈光诚星期二在立法院发表演讲。（视频截图）
Photo: RFA













陈光诚访台，正好赶上两岸签订服务贸易协定，引起台湾朝野一片喧哗之际。这个时间点虽然不是他选择的，但是对於他的台湾之行来说，确实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可以更加彰显在他的来访上体现出的一些启示：

首先，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维权人士，陈光诚所到之处，有鲜明的“中国人权问题”的象徵意义。而“人权”，或者人权问题背後凸显的中国的政治模式问题，是目前两岸关系中最为敏感，也最为具有攻防性质的议题，更是被刻意忽略的议题。

从服务贸易协定的签订看两岸谈判，最吊诡的就是，台湾这边都是用WTO框架，贸易对等原则这些思维来谈，可是中国那边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按理说，这根本就应当是鸡同鸭讲。然而，两边居然就讲到一起去了。明明是以政治动机为目的的经济谈判，难道真的会有人天真地以为，可以一厢情愿地用经济思维来进行吗？陈光诚来台湾，在公共场域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发声，希望可以提醒台湾社会：在两岸关系和中国问题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中国的政治模式所带来的问题是台湾不应当视而不见的。

而对於陈光诚来访的处理上，官方的低调与民间的热烈期待形成的落差，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在既有的两岸互动平台上，相当一部分台湾的民意还只能通过民间的活动方式呈现出来。我认为这是未来台湾内部关於两岸关系发展方面的矛盾焦点。这个焦点，经由陈光诚的来台，进一步凸显出来。

其次，陈光诚来台，代表着两岸公民社会的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一点出发，我也认为，马英九总统见不见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台湾的公民社会，如何对陈光诚的来访做出回应。

诚然，陈光诚一个人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公民社会，但是他的符号意义是明显的，那就是：在中共的强力维稳的背後，一个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积聚力量。当陈光诚还被围困在山东家中的时候，全国的维权人士围绕救助陈光诚，成功地进行了公民反抗的演练。陈光诚最後传奇般的逃亡，更是展现了公民社会已经具备的行动能力。台湾的公民社会，是否对此有明确的认知和深入的了解呢？如果没有，就会在两岸公民社会的交往方面产生两个负面影响，一是找不到对话的对象，不知道中国公民社会的具体成分在哪里；二是对中国未来民主的发展持悲观，甚至狐疑的态度，进而影响到支持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意愿。

因此，希望这一次陈光诚来台，能够在台湾的公民社会引起新的讨论：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了公民社会？中国的公民社会力量何在？两岸公民社会的互动与对话要如何进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_RFA 

曹长青：对斯诺登事件的认知误区

Posted: 26 Jun 2013 12:03 PM PDT

在美国正式起诉斯诺登“间谍罪”并要求香港引渡之后一天多，斯诺登就离开香港，经莫斯科转机到第三国。这个举动再次证明中共“一国两制”的虚伪，面对重大问题，必定得由北京做主，香港根本没有法治，更没有什么一国两制。

 

美国跟香港签有《引渡条约》，而且是香港回归中国后的1998年签署的，说明该条约是得到北京首肯的，但香港这次却没遵守。港府的拒绝理由是，美方要求引渡文件“未完全符合香港法律的要求”，这是明显的托辞。

 

因为第一，香港的《引渡条约》明确规定，重大案件要先“通知”北京中央政府。而所谓通知，连港府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也解释说，就是听北京的决定，“中央政府可因应国防及外交理由”，拒绝把斯诺登引渡回美国。所以所谓的一国两制，实质还是服从共产党的意志。

 

第二，在美方提出引渡要求后，香港司法专家和律师等指出，按照《引渡条约》，嫌犯必须先经过香港法院开引渡审判庭，确认被告符合引渡条例后，才会依法将嫌犯递解出境、送回犯案国，整个引渡过程可能需要花数年的时间。上述前负责司法的最高官员叶刘淑仪也说，“斯诺登可在港申请人身保护令，在庭上抗辩。”

 

但在美国正式起诉斯诺登并要求香港引渡之后不到48小时，港府就拒绝了，这很清晰地展示，香港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司法审查程序，根本没经过法院，就直接按照北京的“政治指示”处理了。这再次说明，香港的所谓独立司法完全是“皮影戏”，背后拉绳操纵的是北京政权。

 

斯诺登不管最后藏到哪里，这个事件都没有完，将继续成为争议焦点之一。从对斯诺登事件的争议来看，很多华人对美国政治、美国反恐、美国人民的文化心理尚缺乏深入了解，或者说至少存在三个“认知误区”：

 

第一个认知误区：不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奥巴马上台后，迅速实施他的扩大政府、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导致在野的共和党对白宫的批评非常强烈，两党对峙的强度也超过以往。但在斯诺登泄密事件上，共和党主要领袖却异口同声，支持奥巴马政府，痛斥斯诺登“叛国”。为什么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对立的美国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却空前意见一致？就是因为，斯诺登的指控——美国政府监控大众是侵犯隐私和违法的——并不真实。美国国安局监控国人跟外国的通话，是国会通过法案允许的。美国是三权分立，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所以，说国会通过的法律违法，这在逻辑上就说不通。美国的棱镜电话监控计划，是九一一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中的一个部分，它不仅没有“违法”问题，而且这个监控计划的执行，是在两党议员的共同监督下，所以也不存在利用这个计划进行党派攻击和蒙骗民众。

 

在美国这种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哪一届政府想蒙骗大众做非法的事情，不仅很难，甚至是无法操作的。因为首先，执政者会受到在野党的严密监督，反对党会用放大镜检查执政者的毛病，这不仅是由于理念不同导致看对方总是错之外，还因为只有找到毛病，才能在下次大选时有说服选民“选掉”执政者的理由。

 

美国媒体，同样也由于理念，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不管哪个党执政，都有另一半媒体监督它，甚至刻意挑它的毛病。在这种政治格局下，执政者想做一件隐瞒整体大众的事情，并长期瞒住，是难以想像的。而且在政府机构的雇员们，同样也是一部分人认同保守派、一部分人倾向自由派；当任政府做不规矩的事情，几乎无法避免另一种理念的雇员出来揭露。像目前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国税局刁难保守派团体的丑闻，就是从国税局内部披露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对奥巴马左倾政府做法不认同的人，揭出了底牌。

 

所以，在美国这种政坛、媒体、司法、民众等全方位都是一半对一半的政治格局下，执政者想秘密地、违法监控民众的电话、电讯等，是无法操作的。

 

第二个认知误区：不了解美国电话监控的实际操作过程。斯诺登指控美国人民的对外通话被监听是“侵犯隐私权”。这个指控同样是扭曲事实。美国有三亿人口，如果每人跟外国通话10分钟，就是30亿分钟。这要多少人来监听？即使每人监听60分钟，也需要5000万人！而美国政府的全部雇员才是2400万。这是无法操作、更是没必要做的事情。

 

真实情况是，美国政府没有监听全部民众的对外通话，而只是通过电脑软件，把所有对外通话录音下来。只有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等，才调出存档的电话录音来听其内容。而且要调某人的电话存档，也需要有其他它美国安全部门警觉的行为、事件佐证，并向上级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听录音、或即时监听。美国国安局说，去年只是监听了300人的对外通话。美国三亿人口，监听了300人，比例是百万分之一。

 

打个比方，如果我往巴基斯坦打了10通电话，被美国的棱镜计划自动录音存档了。但我没有去过巴基斯坦，跟恐怖分子毫无关系，没有其它引起国安局警觉的行为，也没有巴基斯坦或其它国家的安全部门给美国什么警讯，那么这10通电话，就会永远在存档中，没有任何人去听它的内容。

 

这种电话录音存档对破案是非常必要的，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感佩它的神奇和功效。那是在读美国记者大卫・凯普兰（David Kaplan）那本对台湾旅美作家江南被杀案的调查专著《龙之火：江南案始末与国民党海外间谍战》。1984年江南在加州家中车库被枪杀，媒体揭露说是台湾国民党政府雇用黑社会人员所为。美方最后向台湾方面出示的证据，就是那几个黑社会杀手在加州跟台北国民党军情局官员的通话录音。凯普兰在书中说，美国在加州地下设有庞大的电话监控网，所有从美国打到国外的电话都被录音存档。一旦需要，就可调出来听它的内容。美国司法部在侦查江南案时，就把那个时期从美国打到台湾的电话调了出来，最后查到关于杀江南的电话内容。

 

当时杀害江南的三名竹联帮黑道人员都已逃回台湾，其中两人被台湾警方逮捕。他们都不在美方手中，怎么能让国民党政府承认是他们军情局下令干的？台湾政府派黑社会人员到美国土地上枪杀美国人，这不仅是重大政治丑闻，更严重损害美台关系。如果美方没有电话录音等“铁的证据”，国民党政府是绝不会承认的。最后脸面全无的蒋经国总统下令，把军情局长、副局长和一位处长全部抓起来、判了无期徒刑。后蒋经国私生子章孝严出面斡旋，跟江南的遗孀庭外和解，赔了145万美元。

 

在今天美国处于恐怖袭击的反恐时代，这种通话录音就更有必要。同时，由于电脑网络的产生，增加了电邮、text等等诸多通讯方式，所以国安局也相应增加了这方面的监控记录。但那些担心隐私权被侵犯者，仍是杞人忧天，因为如果你跟恐怖分子没有关系、不从事犯罪活动，你担心什么呢？只要不涉及危害他人安全的内容，你的通话（录音）、电子通讯等等，根本就永远没人去听、去看。

 

第三个认知误区：不了解美国人民经历911恐怖袭击后对个人安全的重视。当然有人会强调，电话等涉及到我们的隐私，我们的通话，就是不想被任何人录音下来。但任何理性的人，都会在个人隐私和人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做个权衡。众所周知，911事件前，美国的机场根本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的安检，那时飞机起飞前二、三十分钟赶到机场都来得及。但现在起码要提前一个小时，排大队通过安检。比如我自己，外出旅行一直喜欢穿一种类似军用的裤子（有很多裤兜，可以装证件、采访笔本、手机等等，既方便又安全），再加上是平头，竟有多次被挑出来，从头到脚重新检查（戴眼镜的斯文，好像没人理）。但我从来没有感到什么隐私权被侵犯，更没感觉因为不是白种人而被歧视，反而感到很高兴，很感谢，因为他们越是严格安检，恐怖分子就越混不进来，我坐的飞机就越安全。如果他们玩忽职守、马马虎虎，你的“隐私权”保护得严严实实，可是你的命可能就没了。连命都没了，还谈什么个人隐私？

 

有人说，机场的X光全身透视安检，侵犯人的隐私。但常识是，谁对你的身体感兴趣呵？不是为了你的安全，机场花大代价，有几个人愿意干那种枯燥的活儿？连那些就是要闹事、出风头，过安检时故意脱成三点式、甚至脱光上身抗议的女人都不仅没人稀罕看，而是惹众怒。像类似这种代价如果你不想付，那你就不要坐飞机，去开车或者骑马。而且说X光安检侵犯隐私的人其实根本就是矫情，因为去医院照X光，怎么不说侵犯隐私呢？做CT可能全身哪个部分都被看个遍，怎么不抱怨呢？说明在健康和隐私之间，你是愿意为健康而牺牲隐私的。那么在机场的X光检查，更是在生命和隐私之间选择，怎么就不想要命了呢？

 

在斯诺登被美国正式起诉间谍罪之后，媒体做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政府的电话监控计划，说明多数美国人有理性能力。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合（包括许多私营公司）都安装录像镜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所以能很快破案，关键一点是赛跑终点处的一家商店门口有录像镜头，录下了两个恐怖分子经过的场面。

 

现在公共场所，街角、停车场等等，都在安装更多的录像镜头，你路过时如有什么不雅行为等，当然都会被自动录像下来。但是，如果这个地点不发生案情，你跟恐怖分子无关，你的什么隐私，可能到死也没人去看。英国女王挖鼻孔，可以上全世界的小报头版，你挖鼻孔，根本就没人理。所以，就别矫情地喊什么“隐私权”了，你的生命安全有政府这么努力在保护，实在是幸运。我是最反对大政府的，但我认为，保护人身安全是政府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应该做的事情。

 

我在上篇“斯诺登是坏蛋还是英雄”中说过，美国的电话监控目的不是监控人民的思想，而是要保护人民的身体安全。这个人民，不仅是美国人，而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旅游的所有国家的人。例如这次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当场仅三人遇难，就有一人是中国留学生。而唯一被两名恐怖分子劫持的汽车车主也是中国人（他的逃脱实在是难得的机智勇敢）。这个比例太高了。看到那名遇难中国女学生的父母在追悼会上泣不成声，谁都会为之动容。在实行一胎化的中国，他们只有这一个孩子，能来到美国留学是多么难得。就这样被不问青红皂白、对所有肤色和种族都“格杀勿论”的恐怖分子畜生夺取了生命。如果美国的反恐做得更细腻、更负责，或者这种电话监控做得更缜密（两名恐怖分子跟他们在车臣的父母通过多次电话），就可能提前查到他们，避免这场惨剧。美国前副总统切尼说，如果这个棱镜计划在911之前就有，连911都可能避免。在国会就监听问题的听证会上，FBI等部门的负责人指出，该监听措施已经阻止了多达五十起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上篇谈斯诺登的文章我还谈到，斯诺登根本不是英雄，只是个风头欲十足的自恋狂，是个小丑加坏蛋。在波士顿爆炸案后，有专家分析指出，那两个杀人兄弟，尤其是那个哥哥（洗脑诱导了弟弟），是出于一种“失败者”的沮丧泄愤心理才杀人。连他们的舅舅也一再强调，他们是Loser。那个拳击手哥哥常年不工作，靠太太养活，他们那个家庭已领取了美国政府十年的福利救济。心理分析学家说，他们是拿伊斯兰主义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用这种一鸣惊人，来掩饰自卑。

 

斯诺登也是一个loser。他连高中都没念下来，后来只找到个收入较低的公司保安工作。那种失败感可想而知。后来因为会玩电脑，被中情局所属机构的愚蠢官员雇用，给了他在全球修复情报点的电脑工作。从他给友人炫耀自己终于有份高收入工作的通信可看出，他有点中彩票的感觉。但这个意外得到个位置的低能者还不满足，因为自卑心理，还想一鸣惊人，于是靠这种泄漏国家机密来成为全球名人。这跟那对波士顿炸弹兄弟是一样的心理，也是自卑导致的自狂和发疯。

 

而且斯诺登还有癫痫病，并神经兮兮。据他女朋友透露，他经常神神秘秘，甚至认为家里的洗碗机是窃听他的工具。这次他去香港，是以去治疗癫痫病的理由离开美国（该机构人员离美30天必须报备）。而癫痫是一种“脑神经元异常放电”的精神疾病。美国人更应该质问和追究的是，中情局相关机构为什么会高薪雇用一个高中都没念下来，并有癫痫病的无知青年？所以，斯诺登案，真正要检讨的不是监控计划，而是对斯诺登这种病态弱智者，审查得不够，监控得不够，才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caochangqing.com）

 

2013年6月23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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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9, 2013, 6:12:17 AM6/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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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在本周中国股市震荡的背后

Posted: 29 Jun 2013 12:46 AM PDT

这一周是令中国股民们心惊肉跳的一周。延续上周的跌势，上证综合指数星期一继续下滑，当日的跌幅超过百分之五以上，并且突破了2000点的心理关口，市场一片恐慌。

星期二，股市的下行趋势仍然没有没有止住，下跌的速度也没有减缓。这令一些希望价位出现反弹的股民十分的沮丧。上证综指不仅跌破1900，甚至一度接近1850的价位。虽然随后股市有所反弹，但是仍然在1900多点的位势运行。

中国股市的这一轮过山车有多种因素在背后起作用。首先是发生在近几周的中国金融麻烦，即中国的资金市场出现流动性困难，银行间的拆借利率大幅度攀升。尤其是在此次金融麻烦开始的时候，中央银行在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多次表示将不会采取放松银根的方式来解决。

且不谈中央银行态度的对与错，资金市场的困境和中央银行的立场引起了许多人担忧，既担忧起蔓延到实体经济，从而影响中国增长的前景，又直接打击了虚拟市场的关键要素，即民众的信心。中国股市在这种背景下出现恐慌，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虽然在回升的过程中，但是表现不如预期的好，以及美国的中央银行在此之前一再表示的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在上周末出现下跌。从历史上看，通常当欧美股市下跌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中国的股市会在第二天“跟风随行”，这次也不例外。由于国内因素和美国因素的双重影响，这一轮中国股市下跌的幅度大大超过美国和欧洲，也超过了其他亚洲主要经济体。

其实，多年来，人们不难看到中国股市跟进美国股市中的一个现像：当美国股市下跌的时候，中国的股市往往立即加速跟进；但是当美国股市快速回升的时候，中国股市的跟进却往往有气无力。由于这个现像，当美国股市的主要指数现在不仅恢复到、而且早已经超过了经济危机前的价位的时候，中国的股市的主要指数，却仍然远离2008年的价位，数年在地位盘桓。

例如，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危机前的2008年为12000点左右，在金融危机中下跌，但是自2011年起就已经恢复了当初的水平，现在已经达到14000以上。而中国的上证综合指数则远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且还不到最高点时的三分之一。这种跟跌不跟涨的模式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在一般股民看来的确费解。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过于严重，以至于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微弱。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高于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的股市也比美国的股市年轻得多，中国股市的恢复速度高于美国的速度才是正常的。当然，中国股市的规范性差、监管机关严重失职、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联合造假等等使得中国的民众对股市缺乏信心等，这些都是中国股市的问题。本周中国股市的过山车只不过是这些问题的一个表达而已。至今，中国的监管部门尚未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廖祖笙：边说唱“反腐”边放纵腐败

Posted: 29 Jun 2013 12:27 AM PDT

重金"维稳"其实就是群体性腐败。维护社会稳定本是职能部门的天职所在，这一部门同样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没有理由得天独厚，有别于其它部门，竟享有高于国防开支的经济润滑。当这一部门消耗了异常庞大的国家资金却无需公布用途时，其间所衍生的腐败你是不难想见的。

将小集团的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之上，连续三年将巨额民脂民膏用于润滑一个零部件，这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无视，对纳税人血汗的一种浪费，对一个部门亲手送上了一张腐败的温床，更是对群体性腐败的一种公然倚重。边说唱"反腐"边放纵腐败，"反腐"至此，戏剧性色彩未免太浓厚了。

就是把一滩烂泥扶上了墙，这滩烂泥应也能推断出一年花费几千万元监控一盲人，或是将大量本该奔走在打击刑事犯罪第一线的警察撵上截访之路，将会助长和暗藏多少的腐败。可这般局面已经持续多年了，高枝上"反腐"的调门居然一个比一个唱得高，"反腐"至今，全都止于说唱而已。

"维稳"经济让公害们如同打了鸡血般兴奋，直接导致了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催生的是悍然侵犯人权者众，制造事端者众，谎报威胁者众，经营受害者众，与贪官、杀人犯联袂共舞者众……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在利益驱动下腐烂得这般彻底，以至全然不再记得了何为职业操守和职业荣光。

以上所述，还只是高枝枭鸟边说唱"反腐"边放纵腐败的显见例证之一。在匪夷所思的荒野，荒庙内边说唱"反腐"边放纵腐败的情形，可谓举不胜举，这在全球也已是有目共睹。倘使这荒野还能算是一个国家的话，何不看看世上是否有第二个国家反腐反了几十年，反出的竟会是越反越腐。

一党独大之下的反腐机构牵制太多，盲点太多，买通与被买通在暮色的掩护下随时可能完成，由此别说是反腐反了几十年，就是再换十任荒庙住持，贪腐、淫乱、杀人、整人、抢人等等，也还会是荒庙内的主旋律。用纪委修整内部，用政法委打压外部，这搞的不外乎是东厂和西厂的那一套。

秦香莲在陈世美的地盘上申诉无门，层层上告，已经告到了"伟大的首都"，岂料天下乌鸦一般黑，"伟大的首都"恭候秦香莲的不是包青天，而是马家楼，并把秦香莲的诉状交回陈世美处理，国家高端权力竟然如此放任地方黑暗势力作奸犯科，这不是边说唱"反腐"边放纵腐败，是什么？

每个冤民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根腐败的链条。当冤民在"合法渠道"内走得倾家荡产，走得筋疲力竭，在遍见了公权的腐败和无耻之后，就连在网上诉说悲惨遭遇的权利都被剥夺，传媒慑于恶婆婆的淫威，对形形色色的公权腐败也只能是隐而不报，这不是边说唱"反腐"边放纵腐败，是什么？

油头粉面的政客不远千里奔赴剧场，在镜头前不厌其烦一遍遍表演"亲民"或"反腐"，可一遇到底层民众向其举报腐败或申诉冤情，就选择性失明或失聪，就同鸵鸟一般把脑袋扎进了沙堆里，一任这荒野杀了就杀了、整了就整了、抢了就抢了，这不是边说唱"反腐"边放纵腐败，是什么？

……

大大小小的荒庙从上到下鱼烂土崩，岂是说唱"转变作风"就可以解决得了遍野腐败的问题？民主是腐败的天敌，独裁是腐败的温床，当独裁者贪恋特权，力不从心非要对公共权力全面垄断，在方方面面又离不开腐败的邪恶支撑时，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看人下菜，边说唱"反腐"边放纵腐败。


2013年6月28日写于漂泊中（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和杀人犯同穿一条连裆裤的"伟光正"放任凶徒逍遥法外第2539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是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全面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故乡居所被反动当局连续非法断网840天！在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中，幕后迫害的操纵者能非法控制全国的媒体和互联网，能控制公检法，能控制广东和福建，能控制电信，能控制银行，能不时操弄"不作恶"的谷歌……）

廖祖笙邮箱：liaoz...@gmail.com
廖祖笙谷歌博客：http://liaozusheng.blogspot.com/
廖祖笙博讯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liaozu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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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30, 2013, 6:07:59 AM6/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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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深切悼念孫國棟教授

Posted: 30 Jun 2013 02:06 AM PDT

图：孫國棟教授與夫人何冰姿

六月二十六日，孫國棟教授不幸逝世。噩耗傳來，所有同仁皆倍感傷痛，遙望星空渺渺，驟起無限哀思。


孫國棟是廣東番禺人，生於一九二二年，為中外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教育家、哲學家。


孫國棟畢業於政治大學，獲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人稱為錢穆大弟子。他專於研究唐宋史，為唐宋史大家。尤以唐宋社會門第變遷、唐宋政制與官制的研究最為史學界推祟。著作有《唐代重要文官遷轉途徑之研究》、《唐宋史論叢》，發表有關唐史學術論文《唐貞觀永徽間黨爭試釋》、《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等多篇，並主編《中國歷史》第六冊。孫國棟筆下還有大量的政論、時評等著作，例如《評柏楊》、《生命的足跡》、《我的抗日從軍行》等等。


孫國棟年輕時響應中華民國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在1944年投笔从戎參與抗日衛國戰爭。在戰爭勝利後，他退伍回南京復學。 1949年共產黨掌政，他與夫人何冰姿流亡至香港。其後便在香港私立的嶺東中學工作。由於他曾投稿《人生雜誌》，為雜誌創辦人王道賞識，於是獲邀擔任《人生雜誌》編輯。又任《中南日報》主筆。孫國棟因《人生雜誌》的關係而認識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名家，亦因此而激發其以學術為終生志業之心。 1955年，他於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治國史，並成為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 1964年後他擔任新亞書院（現代儒學大本營）歷史系主任、董事、文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董事、文學院院長、兼新亞研究所所長。孫教授為新亞書院傾注了無限的熱情，他指出，"天真"就是"新亞之精神，新亞之靈魂。"，"在任何事上做到頂點，追求在文化中發展更高價值的理想而不畏艱辛的精神，就是新亞精神了。然而新亞精神要追求什麼內容呢？年青人必須常常反思自己將來要做一個怎樣的人，做些怎樣的事，慢慢地就會找到屬於自己的理想，理想當中必須有責任感，有責任感的理想必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理想。"


1983年，他退休，並辭去香港中文大學系主任職務，遷居美國舊金山灣區。


八九民運期間，孫國棟與夫人何冰姿積極參與海外的支緩活動。不久，六四慘案發生，他撰文寫道：「他們（北京學子）以青春之年而赴死，固然可憫；然而生命的價值，原不問久暫，與其卑微猥瑣而苟且偷生，何如充實光輝、軒昂磊落而赴死！」以表現其對他們的敬重。又贊曰："凜凜千古，烈烈英魂，大哉生命，取義成仁！"


自六四慘案以後，孫氏夫婦為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擔任評審委員，從不間斷地為中國民主進程發展而努力。


由1989年起到1995年，他定期遠赴加利福尼亞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香港的學生作文化講座，傳播中國文化。他為保衛和保存中華文化盡了不小的力量；對那些狂妄詛咒中華文化、卻絲毫不敢觸碰專制邪教的所謂"精英"們以有力的轟擊。他在中國優秀的民族文化幾乎被馬列文化趕盡殺絕、並正在遭遇大陸所謂文化精英的進一步圍剿之時，挺身而出，以衛優秀的民族文化及其傳統，以證明當代中國的一切災難絕不是源於中國的民族文化，而是因專制政權殘暴統治和殘酷摧殘的結果。



1999年5月6日，由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港研究社主辦的「八九民運民主道路之回顧與前瞻」研討會，在舊金山柏克萊校內舉行。會上，主講人孫國棟教授表示：八九學運給讀歷史的他最大的感覺是：中國人終於有了「公民意識」，而這正是八九學運的貢獻。


孫國棟教授和夫人堅持參加舊金山華埠每年的六四紀念活動，曾不止一次受到中共黑勢力組織的流氓暴力攻擊，但他們毫不退縮。孫教授夫婦的凜然正氣，令所有同仁由衷崇敬。


2003年4月，孫國棟的女兒孫經文及女婿吳家望在沙田排頭村寓所內遭他們僱用的菲律賓籍男傭工謀殺。至翌年12月，犯人在菲律賓落網。 （1947年8月31日，孫國棟在廣州市與何冰姿舉行婚禮。孫先生夫婦育有二子二女，長子經武，化學博士，現居特拉華州 (delaware)。長女經文，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長期從事歷史教學工作，備受同事與學生的尊敬和愛戴；曾參加中國歷史教育學會，為爭取中學保留中國歷史科，改革歷史課程而奔走努力。次子緯武，歷任美華盛頓大學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榮譽教授。小女兒允文，加卅理工學院博士。現居南加卅。）


2003年夏，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為孫國棟教授和夫人何冰姿女士頒發了"特殊貢獻獎"，頒獎詞寫道："孫國棟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學者和教育家,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文學院長及中文大學歷史系主任等職;孫夫人何冰姿女士亦長期從事教育事業,曾在香港任小學校長。長期以來,孫教授和夫人熱忱於教育和進步事業,熱愛祖國,聲張正義,盡心盡職,聲譽遠播。尤以十幾年來,全力投入促進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活動,雖年老體弱而堅持不懈.孫教授和夫人經常以演講和撰文抨擊專制,宣揚民主理念。孫國棟教授是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傑出民主人士]評選委員會委員,他在繁忙的學術研究之餘,每年都抽出大量時間來支持評選工作,一絲不苟.最近,孫夫人身患重病,又突遇家庭災難;在霜雪復加的打擊下,孫教授與夫人依然盡力參與聲援民主的活動。孫教授和夫人在長期平凡的工作中表現出的高風亮節與非凡意志,使所有同仁深切感動,真誠敬仰,並視為處世為人的楷模."

（孫夫人何冰姿女士是中國廣東省三水縣人，生於民國十三年(1924)九月十三日，終於民國九十三年(2004)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一歲。黃花崗雜誌編輯委員會主任孫國棟教授夫人，教育家、雕塑家何冰姿女士的追悼會於2004年2月11日在舊金山唐人街一家殯儀館舉行。由於孫教授在海內外學界的崇高威望，及何冰芝女士在舊金山僑社的很高聲望，金山各界約二百人參加了她的追悼會。中華民國政府、及其駐舊金山經濟文化辦事處等均送了輓聯或花圈。幾乎所有發言悼念者都對何冰芝女士作為一個教育家、藝術家，特別是她作為一位巾蟈英雄的立場和氣派，深感崇敬不已。都聲言要繼承她的遺志，踏著她的腳印，為告慰她"但悲未見九州同"的遺恨而堅持奮鬥下去。）
家庭突遇的災難和夫人的去世，使孫國棟教授的身心受到嚴重的打擊，聽覺漸近喪失。他回到了香港養病，但他依然關心著祖國的命運。


孫國棟教授一貫主張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統一中國。 2010年8月，他在海峽兩岸"孫中山和諧思想"研討會上的發言稿中強調："要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統一中國，自由平等競選，讓全民自己來選擇。"


毫無疑問，孫國棟教授主張的"民主統一"是兩岸人民的最佳選擇。如今，雖然孫教授已經撒手人寰，但他的理想將會由千千萬萬的後繼者來完成：辛亥革命所確立的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是不可否定的，百年來無數英烈所獻身的自由民主大業是一定會成功的，專制腐敗的黑暗勢力總有一天將被剷除，偉大的中華文明將會重新煥發出生命的光輝。


安息吧，我們崇敬的師長


孫國棟教授千古！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會長方政  並全體成員  致哀。


2013年6月29日

陈行之：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掠夺集团"

Posted: 29 Jun 2013 07:19 PM PDT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


陈行之，现居北京。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体裁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九十年代后期着力进行小说和随笔创作，相继出版《危险的移动》、《当青春成为往事》等长篇小说，近几年发表大量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文学随笔。

1、一桩触目惊心的小事

考察一个国家的肌体是否健康，当然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入手，就像中医通过望、闻、问、切等综合手段才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病、有什么病以及用什么方子医治一样。倘若坐到医生面前的人目光散乱，脸色蜡黄，浑身恶臭，说笑不能自如，脉搏狂躁，一分钟跳到二三百下，比飞着的鸽子还快，那么就可以毫不犹豫地下判断这个家伙有病了。好中医需要扎实的功底，而我等凡俗之辈并不懂医道，所以那种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全面考察最好还是留给高人，我们只说小事。

小事是这样的：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曾经连续6年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都没有列入表决。好不容易盼到2012年，韩德云第7次提出了这个议案，这次非常幸运地被列入表决了。据说我们国家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人民的满意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按说这个很不招人待见的议案既然列入表决，应该被通过了吧？没想到它被与会代表以99%的否决率（我看到一则动人描述：提案一提出，全场立时鸦雀无声，代表们在无声中按下否决按钮，否决率高达99.99%！）给否决了！

读者一定会对我用“小事”来概括上述事件感到愤慨：“这难道是小事吗？！陈行之先生，你怎么会认为这是小事呢？！”我的辩解是：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一桩让人痛到心里流血的大事，但是，你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得到、听得到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和评论分析么？你既看不到也听不到，相反，你看到和听到的全部是成就，全部是辉煌，全部是人民对党和政府感恩戴德的颂扬之声……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只是一件小事。

我很好奇，假设这件事发生在美国——比如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罔顾民意，否决了人民千呼万唤出来的一项议案——会是什么情形呢？

首先，这样的事不会在美国发生，这是因为——

一、 美国宪法严格规定了国会必须受到宪法约束，这些约束包括：不得立法确立国家的指导思想；不得区别对待各种理论与言论；不得限制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不得通过任何允许缺席审判的议案；不得通过任何剥夺公民权利、没收财产、具有追溯效力的议案；不得通过任何征收出境税的议案……等等。而否决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显然属于“剥夺公民权利”的范畴，美国国会绝对没有这个胆量，除非他们是纠集在一起违背国家和人民的意志、疯狂地为自己谋求私利的政治团伙，而这样的团伙在宪政条件下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发挥什么政治作用的。

二、美国国会议员全部是各个选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比如参议员必须年满30周岁，具有美国国籍必须超过9年，选举时必须是选举州的居民；众议员必须年满25周岁，具有美国国籍必须超过7年，必须是选区的居民……等等。依据“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的规律，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即使是美国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也绝没有胆量否决一项关乎民众福祉与命运的议案，除非他们不想再做什么议员，而是下决心去当匪徒了。

那么，这样的事为什么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发生了呢？我们对应着美国的情形来说——

一、我国宪法没有对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做出如下约束：不得立法确立国家的指导思想；不得区别对待各种理论与言论；不得限制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不得通过任何允许缺席审判的议案；不得通过任何剥夺公民权利、没收财产、具有追溯效力的议案；不得通过任何征收出境税的议案……等等，这就导致了显然属于“剥夺公民权利”范畴的官员财产公开的议案被公开否决了。

二、我国的“两会”代表不是由各个选区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出来的，而是各级党和政府经过近乎于黑箱的权力运作产生出来的；我国宪法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比如人大代表必须拥有中国国籍超过9年，选举时必须是选举所在地的居民；政协委员必须年满25周岁，必须拥有中国国籍超过7年，必须是选举所在地的居民……这就使得大量外国人、官员、富商、演员有机会通过权力而非选民的通道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代表，依据“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的规律，他们完全有胆量否决一项关乎民众福祉与命运的议案，他们做到了。

一个人或者一伙人“做到”某件事情，一定具备“做到”的条件。具体到为官员财产公开立法这件事，我们回顾一下羞涩得犹抱琵琶半遮面、艰难得令人叹为观止的过程，或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2012年会有高达90%以上的人大代表对其进行否决。

事实上，人民谈论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因为人民看得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怎么弄这件事情的。正是在这种民意压力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才于1987年提出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的建议，结果是：未果；1988年，全国人大正儿八经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是这份文件仅是一种党内监督措施，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县（处）级以上官员申报收入，然而并没有要求官员申报财产，也没有要求向社会公开，仅只是向组织人事部门申报，没有任何配套查证和惩罚的措施，等于流产；2000年以后，中央有关部门先后出台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多项文件，将官员财产申报的范围扩大为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股票等等，但这些文件同样由于缺少配套措施而没有得到落实；迟至2008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等人还给中央上书，建议尽快制定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公布的反腐败“阳光法案”，然而我们还是没有看到阳光，天仍旧阴着。

结果，2012年就发生了我前面说到的事情。

滔滔民意竟然在长达25年时间里无法成为国家法律，25年以后竟然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被“人民代表”以绝对高票否决。我们很想问一问：那些以90%以上否决率否决这个议案的人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究竟代表哪些人的利益？

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差不多也就寻摸到本文标题所指认的事实了。

2,人民代表还是掠夺者？以陶驷驹为例

我们先看一下“人民代表”是一些什么人。

据统计，全国人大代表中有70%是国家行政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人大代表中“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前几年有人统计河北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在这些代表中，70%是各级党政部门官员，剩下的30%至少超过半数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几乎没有无职务无官衔的平民百姓的位置。无论你是建设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是生产粮食的农民阶级，很抱歉，这里没有你的事，该干啥干啥去吧！怪不得有人愤慨地指出，中国的“两会”早已经成为了“官商大会”。

其实就是“官商大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命的是国家宣传机器成天都在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享受着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这就好比张三本来老老实实在家呆着，突然来一个长了胸毛的壮汉，先是一顿拳脚把可怜的张三打了个乌眼青，随后就给踹出了房屋，壮汉脚踩着张三瘦弱的身子，嘴里念念有词：“你现在真正活出人样儿来了，你都是这间房子的主人了啊！”这时候张三会作何感想呢？他可能会悲愤地想：“草泥马！我的房子都让你占了，我还是什么马勒戈壁的主人？！”壮汉看出了张三的心思，笑嘻嘻地说：“我代表你了嘛！小样儿你是不是不服啊？”张三敢不让壮汉代表吗？他敢说不服吗？谁没事愿意到派出所去“躲猫猫”呢？他绝对不敢。

细想一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类似情况下被人家代表了的。“人家”是谁？我上面已经大致辨清了这些人的构成。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更具象的概念，我通过一个典型的“人民代表”来说明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

“代表”叫陶驷驹，乃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公安部部长……如果依照中国的政治伦理，这个人的每一个头衔都值得让我等“屁民”肃然起敬，感恩戴德——这可是有一定级别的可以被尊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代表”啊！然而这位“代表”在代表我们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呢？下面我引述资料。

陶驷驹是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后台，李纪周腐败案事发以后，陶驷驹的问题才得以浮出水面。在被“双规”审查期间，陶驷驹宣称：“要判就判，要杀就杀，我早已有准备。”中纪委、总参保卫部对陶驷驹在北京的两所住宅进行搜查，前三次只搜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礼品”和“首饰”，第四次采用高科技手段才查抄到数额巨大的匿名存款单、债券以及7万美元现金……然而，这只是这位“代表”贪污受贿金额冰山之一角。

在犯罪证据面前，陶驷驹不得不交代问题。问题是这样的——

陶驷驹任公安部长期间，亲自批准挪用公安部下属经济实体的资金、没收走私货款，自1994年至1997年，合计5.5亿元。陶驷驹用这些钱在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烟台、苏州、杭州、上海、广州、珠海、深圳、武汉、成都、海口、厦门等15个城市购买了320套豪华住宅和别墅，然后，这位“代表”又不辞辛苦地把这些每幢一两百万元的豪华住宅和别墅以每幢仅3000至5000元的价格“卖”给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的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

陶驷驹指示收取地方海关查扣没收的走私、贩私、骗出口税等款项共70多单，金额1.5亿元。这部分钱一部分用于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到美、欧、日、澳及香港等地旅游、购物，另一部分，大概1700多万元，购买了300多块名表（多为劳力士等名牌），再将这些以每块平均5万元左右的名表以每块100至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中央各部委部以及退休的政军高级干部和家属。

经查：陶驷驹本人拥有4幢住宅、别墅，3块名表，2辆轿车（一辆敞蓬宝马、一辆日制越野）；收受贿赂210万元人民币、大量不记名债券和七万美元现金。据陶驷驹交代，公安部党组11名成员中有7人（包括2名副书记）收受过现金、债券、轿车、手表、贵重饰物贿赂。

陶驷驹案水落石出、在得到中纪委的通知以后，那些接受过陶驷驹巨额贿赂的国务院及其各部委领导、退休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才将赃物、赃款上交。经过清点，高官们上交的财物有：121幢住宅、别墅，现金4500多万元，170多万美元的外币，530多件名贵礼品，240多幅（件）国画、油画、古玩，200多件名贵装饰品，85辆欧、美、日生产的高级轿车、旅行车，12艘70吨至120吨的游艇，等等。其中12名副总理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的资金、财产、礼品，价值高达1.7亿元，52名省部级高官上交上报的非法资金、财产、礼品，价值高达4.5亿元，两项合计6.2亿元。

陶驷驹涉案金额高达近7亿元，不但本人大肆接受贿赂（超过了500万元的底线，按法律规定应判死刑），而且腐蚀了数百名中央和省部级高官及其家属子女。就是这样一个罪行足以让全世界瞠目的人最后得到审判了吗？没有！中纪委在全国人大党组扩大会议上宣布：由于陶驷驹能配合中纪委、检察部门对案件的查办工作，能主动交代、检举中纪委、检察部门尚未掌握的有关重大变相贪污、收贿、腐败事件的内情，陶驷驹在组织的严肃批判、教育下，对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影响性有较深的认识和悔过，中纪委经研究、讨论，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对陶驷驹的问题免予法律起诉和追究；停止陶驷驹中央委员的职务；建议人大常委会停止陶驷驹人大常务委员的职务；建议对陶驷驹给予留党察看2年以观后效的党纪处分。而那些收受陶驷驹巨额贿赂的国务院领导、各部委领导、退休的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子女，没有一个人被追究，更谈不上被审判！

没被审判就没被审判吧！中国奇事太多，我们就不多说什么了吧！然而让我们愤懑不已的是：恰恰是这样有些与陶驷驹类似的家伙，却每年3月都人模狗样地出现在“两会”上，代表人民制定和审议决定人民命运的国家法律、法规……所以该说的话还是得说一说，尽管我知道有人很不愿意听。

3、掠夺中国社会的是一个庞大的政治团伙

假若没见过世面的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法国人看到陶驷驹的“事迹”，一定会惊愕不已，不相信这是发生在21世纪的事，尤其不相信这是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事。对此我只能嘲笑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太少见多怪了，如果我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陶驷驹，那可真是我们的福分啊！我们现在面临的严峻局面是：压在我们头上的绝非仅只陶驷驹一个人，而是一个能量巨大的团伙。在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团伙里边，陶驷驹很可能还不是最黑暗、最阴险、最毒辣、最凶暴的，不是的。最黑暗、最阴险、最毒辣、最凶暴的是那些将数十亿、数百亿资产转移到国外的政治大佬，是盘踞在金融、水利、电力、交通、电讯、石油、矿产、军工等垄断行业吸食民脂民膏的太子党巨头，是动辄把人“做掉”、负有数十条、上百条人命的政治新星——曾几何时，这样的政治新星竟然非常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少见多怪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这时候又该作何感想呢？他们一定以为时光倒流，重新回到了黑暗的中世纪，回到了蛮荒蒙昧时期！

我很不愿意涉及数据，然而，就像网友们经常说的那样：“无图无真相！”你说掠夺中国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伙，没有数据支持显然是不行的，好吧，那就让我们看数据吧！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垄断领域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至少85%到90%是高干子女——不恭敬说法是“太子党”、“红二代”——这些人实际上已经结成了一个稳固的势力强大的政治团伙。

这个政治团伙在中国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结党营私，徇私舞弊，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欲壑难填，涸泽而渔，动辄就以国家的名义对老百姓横征暴敛，蚕食鲸吞，敲骨吸髓，恨不得把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的底层民众食肉寝皮；他们营私舞弊，唯我独尊，指鹿为马，骄奢淫逸，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仅绑架了整个国家，更绑架了整个社会；他们在精心构筑的政治黑箱、经济黑箱和文化黑箱里藏污纳垢；一伙伙狐群狗党狼奔虎冲，称王称霸；一群群魑魅魍魉贼喊捉贼，强奸民意…… 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对思想极度恐惧，他们通过对国家宣传机器的掌控，持续不断地恐吓和愚弄人民；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封锁网络，删除文章，关闭博客，禁绝任何形式的思想流通；他们甚至像秦始皇和毛泽东那样大兴文字狱，把仅仅因为表达了思想的人投进监狱；他们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残酷地镇压人民，把所有表达民意的事件都定性为破坏和谐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惜以超过国防费用的经费维护着政权的稳定；为了掠夺土地资源，他们已经发展到用推土机碾压阻碍他们的民众、公然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的程度！

我在这里把他们概括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政治团伙”，并没有冤枉他们，是他们自己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的。我曾经看到一份很陈旧的资料，说从1999年到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推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大的犯罪群体！“犯罪群体”在没有被审判之前就是“团伙”，我真的没冤枉他们。

可怕的是，此“团伙”非彼“团伙”，例如打架斗殴、强奸猥亵妇女的小流氓之类，此“团伙”是陶驷驹这样的“政府工作人员”啊！他们是载入国家宪法的“三个代表”啊！是我们每一个人躲也躲不开、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公仆”啊！他们是直接面对民众诉求和应当对这种诉求做出回应的权力者啊！是在社会过程中对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做出正确反应或者罪恶反应的权力机构啊！这样一个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都至为重要的人群，居然成为了“最大的犯罪群体”，成为了“团伙”，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呢？你可让我们怎么说呢？

4、数据！数据！

为了说明此“团伙”非彼“团伙”，我还可以罗列一些数据。

截止到2006年3月底，中国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境外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私人拥有财产超过一亿元以上的3220人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是太子党，是红二代，这些人拥有的私人财产总额高达20450亿元！

社会是一个致密的系统，一部分人群的状态必定会决定和影响另一部分人群的状态。现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政治团伙是怎样影响另一部分庞大人群的吧！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是动态的，而我手里没有当下的统计数字，下面罗列的数字就显得有些陈旧了，实际上某些方面的情况（比如医疗）似乎已经有所改善。尽管这样，也并不影响我们看清一件事物所应当着眼的视点。

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年末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贫困人口标准，那么，这一年年末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即为261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69-924元的贫困人口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即为4977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同一年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的贫困人口标准，我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应当是2.1亿人。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透露：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大概是1分钱！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

据统计：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5省市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实际年收入为55万元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元至250万元，这些人每人花费公款600万元至2000万元。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2004年用于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花费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的上述费用为2485亿元。

200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离休高干共计12人，年人均公费开支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等离休高干（含同级遗孀）105人，年人均公费开支630万元；全国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含同级各界人士），每人配备伺候者3-5名，年人均公费开支70万至600万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年人均公费开支500万元。

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国家行政费用。以2003年为例，这一年国家的全部财政收入为21715亿元，而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和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用却高达14266亿元；如果再加上供养公安和武警花的1500亿元，就将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15766亿元。这笔钱在2003年全部GDP中占到了13.52%。整个“八五”期间，我国官员公车车辆的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

我们再把时间拉近一些。2006年11月1日至12月18日，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抽调700人对党政国家机关系统挪用、侵占公款（税收）的状况进行调研，最后拿出了一份《关于党政国家机关系统挪用、侵占公款（税收）的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税收），吃喝、公款休假旅游、公款出境出国读书、公款送礼、公车私用、公款滥发奖金和福利等项费 用，本年度消耗高达2万亿元。2万亿元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11.5%！相当于2005年全国农业、林业、畜牧业的全部总产值！

还要罗列下去吗？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吗？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掠夺中国社会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也绝不仅仅是数百、数千能量巨大到可以呼风唤雨的太子党，而是一个庞大的盘踞在中国社会肌体之上吸食人民鲜血的嗜血群体。在政治学意义上，我把他们称之为“团伙”，更确切的表述是：掠夺集团。

5、中国的未来无法避开掠夺集团问题

有了这样一个团伙，除非平庸到呆傻的程度，你是没有办法谈论什么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如果你非要沉醉其中，说什么10年来中国社会每天都在进步，甚至是“举世瞩目”的、“灿烂辉煌”的，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极为虚伪的人，一个十分可疑的人——谁都看得到腐败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毒害，谁都看得到经济运行中潜藏着的巨大危机，谁都看得到文化遭受了怎样空前的禁锢和毁灭性打击，为什么唯独你看不到呢？你难道不是虚伪、可疑和可笑的么？

将近30年以来，从GDP层面说中国经济的确“起飞”了，然而我们收获了什么呢？我们悲痛地看到：日本经济起飞仅仅20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就赶上了美国；中国历经30年“摸着石头过河”，已经把那块不变其貌的石头给摸得光溜溜、滑腻腻更加不变其貌了，我们甚至付出了“国在山河破”的高昂代价，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却仅只达到美国人的3%！3%你还想干什么？你还讲什么尊严？所以我们的孩子才上不起学，所以我们的年轻人才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所以我们的农民才看不起病、得了病只能躺在家里等死，所以我们的城市居民才死也死不起……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我们倒霉地撞见鬼了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所有这些，概因于那个凶暴的掠夺集团的掠夺，概因于人民被剥夺了思想和传达思想的权利，概因于人民手里空空荡荡缺少一张选票！这也是掌握了70%财富的0.02%的人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的原因，这也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有那么多“裸官”的原因，这更是底层民众被压在“三座大山”下面活不得、死不得的原因。

“陈行之先生，你说了这么些原因，我怎么还是有撞见鬼了的感觉啊？为什么唯独我们遇见了这么些‘原因’呢？”

我们的确撞见了鬼，这个鬼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极权专制主义。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1929-）在《现代社会冲突》（1988年初版为英文，1991年出版的德文版被作者认定为权威版本）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社会冲突问题，其中很大篇幅都在探索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机理，而极权专制主义的话题又往往离不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顺便说一句：本书中文译本不忍卒读，很多地方只能猜测，因此我不做直接引述，只能猜测着表达作者观点了。）

达仁道夫认为：极权专制主义的最极端形式是社会主义的后极权主义时期的官僚专制体制，它已经不再是单个的独裁者实行统治，而是由作为群体的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统治的官僚专制体制。它通过庞大的国家行政机构控制人民的一切生活领域，而在这些机构中享受国家特权的人，却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可以为所欲为。达仁道夫说的“享受国家特权的人”，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团伙”，那个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掠夺集团。

达仁道夫继续指出：这个占据最重要职位的统治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欲壑难填，最关心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最想得到的也首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会不惜把绝大多数人民置于贫困和死亡的状态；为此，他们总是把维护政权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这样一个高度重视保持政权的统治阶层，即便是出自本能，也必然会不择手段地压制公民的一切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把人民变成他们事实上的奴仆。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东西，广大民众都在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看到和经验到了——民众就是被控制的人，民众就是处在贫困和死亡状态中的人，民众就是无法维护自身权益的人，民众就是任由他们劫掠的奴仆。

达仁道夫还指出：官僚统治阶层也许会乐于看到经济发展，然而这种愿望并不是处在第一位的。出于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很多时候经济发展都将让位于维护政权稳定。官僚专制统治与政治控制、与对人民的驯化、与接班人问题总是紧密相连……任何形式的对社会控制的放松，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高度风险，所谓“生死存亡”者也！

可见，掠夺集团对于中国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不仅仅在经济意义上，这是特殊利益集团对人民所进行的猖狂的政治掠夺、经济掠夺和文化掠夺。这种可悲的局面将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未来，除非中国不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往下混了。任何政治家和政治集团都将无法回避掠夺集团控制社会和掠夺社会这个痼疾了，甚至可以说，中国未来的一切都取决于敢不敢触碰、能不能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没有人可以绕过去！

现在的问题是：政治家做好准备了么？政治集团做好准备了么？

6、我们的期待

中国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

尽管我们曾经很多次在历史关节点憧憬未来，也很多次被无情的现实击打得黯然神伤，可是我们仍然希望中国走好这个历史关节点，我们仍然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期 待什么呢？我们期待天佑中国，不要让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国家重复晚晴的屈辱历史，在内外交困中沉沦；我们期待担当历史重任的政治家有更高远的眼光，不要再去摸那块光溜溜、滑腻腻、不变其貌的石头，也别再说什么“绝不”了，坚定从容地去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走的“普世价值”之路；我们期待中国共产党人兑现上世纪四十年代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走出一条以多党制和普选制为标志的社会政治新路；我们期待所有人都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期待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一个例外，而是作为国际大家庭中负责任的成员，得到世界的承认、信任和尊重；我们期待统治阶层勇敢地向人民借力，硬碰硬地打一场“围剿”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民战争；我们期待有一种正义力量像大山一样屹立起来，去阻挡那个猖獗了很久的掠夺集团的掠夺，去清算他们的罪恶，把人民的政治权利还给人民，把人民的经济权利还给人民，把人民的文化权利还给人民！

如果这些期待有一天全部变为现实，你知道我们会看到什么吗？

不是开玩笑——我们会看到很多卡扎菲！

利比亚爆发革命、推翻卡扎菲独裁统治以后，国际媒体对卡扎菲家族有多少资产进行了追踪报道。报道显示：仅在美国被查封的卡扎菲家族资产就达到300亿美元，其他还有：加拿大24亿美元、奥地利17亿美元、英国10亿美元。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卡扎菲的这些家族资产很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实际上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卡扎菲家族在世界各地究竟藏匿了多少资产。

以卡扎菲在英国的家族财产为例：卡扎菲家族在伦敦西区拥有的房产价值4.55亿美元，他们还拥有巨额股票，单是在《金融时报》和企鹅出版社拥有的股份就价值3.25亿美元。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在伦敦北部拥有一套价值1500万美元的独立别墅，这个别墅有8个卧室，还有奢华的桑拿室、游泳和各种健身设施。有人认为卡扎菲家族单是在英国的资产就高达100亿美元。

众所周知，中国的“卡扎菲们”——本文标题所说的“掠夺集团”——早就开始向国外转移和隐匿资产了，他们已经公开或者隐蔽地干了快三十年了，他们的“成就”当然会远比利比亚的卡扎菲“辉煌”。当我们伟大的祖国不再黑暗了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了解到他们究竟吸食了多少民脂民膏，一定能够看到他们究竟犯下了多少令人发指的罪恶，一定能够知道有多少人在他们的手里死于非命；我们也一定能够看到陶驷驹这样的罪犯受到公开审判，一定能够看到曾经接受陶驷驹巨额贿赂的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受到司法追究……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政治还仅只是少数人密室里的游戏，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他们利用国家宣传舆论机器遮蔽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天空仍旧布满了阴霾，我们不还是迎来了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吗？我们不还是坚定地站立在这块土地上，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吗？我们有一百万个理由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看到历史终将会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会看到的！一定会看到的！

从“文革”中被囚者到“文革”史研究者 ――专访宋永毅教授（之二）

Posted: 29 Jun 2013 06:38 PM PDT

图：宋永毅和太太、女儿的合影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3，06，29）
*“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近日完成，主编者宋永毅教授谈个人经历*
         在上周节目里报道了由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三“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近日已完成。播出了对宋永毅先生专访的第一部分，今天请听第二部分。

         宋永毅先生作为知名的中国当代史、“文革”史研究专家，曾经在“心灵之旅”节目中多次接受采访。在上周节目里，他先介绍了最新完成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三“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的编建和出版发行，以及使用方式等等，还讲述自己走过怎样的人生道路，又是如何锁定“文革”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方向，直到主编工程浩繁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

*宋永毅：地下读书会被暴露，酷刑逼供承认一百多条“防扩散言论”，够枪毙*
         他谈到作为1949年出生的人，在“文革”10年中有5年被囚禁的经历。
        宋永毅：“这个案子本来很简单，是我们单位因为学校转来的材料搞我。我当时在上海市粮食局下面一个仓库一个港口工作。后来这个案子搞复杂化了，粮食局专案组，把我报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正式逮捕我。因为，你想想看，（承认的）一百多条‘防扩散言论’还了得？要说这个人是可以枪毙的，非但可以判刑。

         公安局就开始复查这个案子。那时候，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已经有些公安局的‘老公安’开始被‘解放’，办这个案子。他们一办就觉得‘这不可能，这5个人最早出生的是1948年，我是1949年，有的1950年，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讲的意思是怎么会对毛泽东仇恨到……我们没有对共产党总体上批评，主要是对‘文革’发泄不满。所以，他们就到隔离审查的地方来找我，我说‘没有这个事，他们那时打我打到那个样子，然后当然也就承认了’。这个案子就变成一个悬起来的案子。”

         主持人：“‘把毛泽东的头割下来当球’承认了吗？”
         宋永毅：“没有，没有。我当时说‘这很荒唐’。”

         主持人：“这要承认了就杀头吗？”
         宋永毅：“就杀头了，就是。但是（我承认的）已经够了，比如说‘毛泽东整老帅是诸葛亮到周瑜的墓上去哭’。就说是装，他先叫人整周瑜，周瑜死了他跑到周瑜墓上哭嘛，这话我们是讲过的。但是我们在讨论《三国演义》的时候，点到为止，说‘政治嘛，就是这样子，现在整老帅也是这样子’。但是等到这案子有人揭发，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把他的话全部套出来，光凭这一句话就够枪毙了。”

          宋永毅先生说，最早将在他家里的5人地下读书会讨论情况透露出去的，是5人之中的一个。
         宋永毅：“就是有个人，他是写小说的……”

         主持人：“他是最早被放出来的吗？”
         宋永毅：“是。他不是因为5个人的原因被抓，他写了本小说，里面写了500页，每次活动都像幻想一样写出来（笑）。我们有没有讲过一些对毛、对江青、对‘文革’不满的话？有。但是没有他交代的那么厉害。怎么可能说‘把毛泽东的头割下来当球……’？这就是他交代出来的。”

*宋永毅：两位同学给毛泽东写信，说宋永毅无罪 ，获批复，我1976年初获释*
        主持人：“您坐牢之后，又怎能有机会离研究的路越来越近，慢慢上路？”
        宋永毅：“坐牢后，当时因为我的两个同学……一个后来是上海《解放日报》的记者张子敬 ，现在已经退休；另一个现在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作讲座教授，叫陈坚，当时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就说我宋永毅是无罪的 ，说他们这么关押不解决问题，不好。结果毛泽东的办公室竟然批了。”

         主持人：“写信的这两个人是你们5人之中的吗，还是另外旁观的同学？”
         宋永毅：“另外旁观的同学”。

         主持人：“那这很难得。”
         宋永毅：“是呀，是啊，都是一派的，都是非常要好的同学。1975年年底，1976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竟然批了，批到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就组织了一个复查小组来复查我们这案子。这就使我有可能在1976年初被放出来。因为他们来复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有不少关于老干部的指示，要‘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啦，诸如此类。他们来复查，就肯定了原来上海市公安局那些老干部的意见‘看来这个案子是逼供信搞出来的，那5个中学生是说了一些错话，但是绝对没有这么一个‘反革命小集团’的存在’。
         那时，他们下了个结论‘这5个人在文革中讲了一些错话，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利，是严重政治错误，但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中共上海市委给了我这样一个结论。我就被放出来了，这是1976年初。”

        主持人：“毛泽东还在。”
        宋永毅：“在。”

*宋永毅：狱中读马列毛著作，七七年高考政治满分，入学后通过考试免修哲学政经课*
        主持人：“被关的时候是遥遥无期，您那时对自己的生死去向、个人处境的认知到什么程度？”
         宋永毅：“他们要枪毙我，我没有想到，但是我自然想到可能判刑。当时因为‘文革’中的政治斗争‘翻烙饼’现象非常普遍。例如在隔离审查中，后来的几年他们允许我看报纸，我很注意张春桥的动向。当然后来我觉得没希望了，因为张春桥竟然升为政治局常委。我觉得如果张春桥倒台，我们这案子就有翻案的可能，这是我当时坚信的一点。
        第二点，更重要，我在监狱中认真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隔离审查期间，唯一允许看的就是‘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本，我还向他们要《列宁选集》四本，他们没给我，只给我看过一本。这时在里面没有事，我不敢说看了两百遍，毛泽东的‘四卷雄文’我至少看了一百遍。”

         主持人：“这个细节很精彩。”
         宋永毅：“要谈10天都谈不完。告诉你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上海1977年高考，唯一一个学生政治考满分，你知道是谁？——宋永毅（笑）。而且我进上海师范大学，（通过了）政治免修考试。因为七七级比较开放，他说‘你来考，考过了可以免修。我马上就去考。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我全部免修。”

*宋永毅：狱中5年研究马列和自己曾狂热信仰的毛思想，看出问题。用草纸编字典*
         宋永毅：“我在监狱里面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字典》和一本《政治经济学字典》，用草纸编的，现在还在家里呢。
        我就是在看《毛泽东选集》、看马克思主义，从这里面看出问题来的。比如说毛泽东的‘四卷雄文’，我就看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本不想抗战，他只是想保存实力，将来再打内战中间取得政权。

         以前我们这些人跟着毛泽东走，对他的思想根本没好好研究过，只不过看过些语录、一些片段的东西，主要还是根据《人民日报》社论、中央首长的讲话来搞‘文化大革命’。然后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有五年时间在里面认真作研究，而且编字典，真的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思想开始了解。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我以前从来没好好看过，把四卷选集全部看完，我当时就看出三个悖论。
         第一，你很快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逻辑化的，用犹太人的思维方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当时觉得，社会不是数理逻辑化的社会，社会好多地方都是非理性的，你说的这个是不是行？”
         第二，像我这样上海中学的初中生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用以奠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奠定他那理论基础的科学知识早就过期了 。
         第三个悖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要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他要依靠什么样的人去建立一个完美社会？要依靠不完美的人去建立完美社会，这不是很矛盾的吗？

          我这段读书生涯，使我从根本上对这个理论体系产生怀疑。等到我出了监狱，到我77级考进大学去读书，基本上已经百分之六十不太相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了。因为确实是研究了它。而所不幸的是花了那么大代价，从21岁到26岁都在监狱中度过，有幸的是至少对马克思主义、对曾经狂热信仰过的毛泽东思想做了一次认真的研究。”

*宋永毅：我不认为毛会看到那信，是中办复信，“文革”法西斯审查方式从毛而来*
         主持人：“我在这儿加个问题。您说是两位同学给毛泽东写了信，最后批复回来，是毛泽东手下的人，还是什么人批复的？”
        宋永毅：“不是毛泽东批复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复。我讲个细节给你听，很有趣。我为什么说10天10夜都讲不完。他们也是商量过的。 这信是写给谢静宜，而且他们为了使谢静宜看这封信，在信封上写的是‘谢静宜阿姨亲拆’。因为他觉得看到‘谢静宜阿姨’会觉得是少先队员写给她的信，会有一种惊奇感所以会拆，后来他们这个策略成功了。谢静宜确实看了，把信转给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过谢静宜转毛泽东，最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批了。”

         主持人：“您觉得这封信毛泽东实际看到了没有？”
         宋永毅：“没有，没有，我认为不会看到。”

         主持人：“我为什么会问这一点，因为您既然谈到对毛泽东的认识，我想知道是不是在您的感情里……他是不是对您后来得救还是起了一点作用？”
          宋永毅：“一点没有作用。因为这个我很清楚，那时候毛泽东在1975、1976年他要重新用那些老干部，也就开始讲‘政策’了。那时他给那么多人平反，像贺龙啊，好多批示，关于要废除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审查方式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从毛他那里来的嘛！”

         主持人：“您自己的这个案子，就是拴在张春桥上了，是这个意思吗？”
         宋永毅：“对对。就是因为‘炮打张春桥’，但是‘炮打张春桥本身’是不能打成‘反革命’。一定要整出你除了‘炮打张春桥’以外的东西。那么，他们整我们什么呢？正好是我们有一个5人读书学会，就整我们‘防扩散言论’。”

         主持人：“你们当时是有一个正式名称叫‘5人读书学会’吗？”
         宋永毅：“没有正式的名称。”

*宋永毅： 不了解“文革”及自己为何坐牢5年，一定要研究这段历史*
         主持人：“现在回来讲，您读了这么多书，后来又进了大学，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您回过头看毛泽东，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缺陷……刚才讲到这儿。从这儿又怎样到您真正开始选定‘文革’研究？”
          宋永毅：“这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我觉得，‘文革’10年我竟然有5年是在监狱中度过，而且‘文革’这么大的一件事，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一生经历过的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最大的政治运动。然而，我们对它并不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坐5年监狱？

          所以，我当时就想，77级考大学，第一志愿填的是历史系，我就想研究历史，首先把这段给搞清楚。但是很遗憾，因为我进大学时，竟然还没给我‘平反’，甚至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时收了我，又把我的档案退回来。最后是上海师范大学急需一批两年制的中学和其它成人教育的老师，最后因为那时上海市公安局复查我的案子。复查的那个处长，天天盯着说‘你们要把这个人收下来，这人很快就会平反了’。最后他们收了我，读两年制。      我心一直不甘，中文系虽然我也喜欢，但是我喜欢的是历史研究。
         就从这个起点开始，我当时就想，一定要研究这段历史。”

*宋永毅：出国前已有研究“文革”心志却是禁区，将“文革”中收集的资料带出国*
          宋永毅：“在中国不可能有研究‘文革’的条件。大家都知道，这始终是一个禁区，不能作这个研究。1989年我就到美国来留学。”

         主持人：“实际上，您做‘文革’研究的心志早于您来到美国？”
         宋永毅：“是的。‘文革’中我们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代人思想怎么演变的？‘文革’我在上海中学读书，1968年时就曾经主编过两本东西——《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一》、《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二》。
          收入的都是些什么呢？例如杨曦光的文章、李一哲的大字报、‘炮打张春桥’的上海‘胡守钧小集团”的材料和那些‘血统论’的材料，例如北京‘北大红旗’、清华附中‘无产阶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啊，联动的所谓‘宣言’啊等等。我们在‘文革’中间就收集了。而且全部油印成两套（《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一》、《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二》）。

          主持人：“你们都编好，这是哪一年？”
          宋永毅：“1968年到1970年。为什么？我们是基于一个讨论，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学大家都比较有思想，觉得中学生再过二、三十年，就是我们这些人掌权，那么‘文革’中的思潮，对于以后的掌权绝对有影响。比如说‘太子党’有他们的想法，‘联动’嘛，他们有他们对中国将来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所以这些‘异端思潮’不管是‘右’的还是‘左’，都没有过去，都应当把材料留下来。”

          主持人：“起点这么早，在1968年到197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作。后来这底稿就都留下来了？成为您后来那本书……1997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与孙大进合著）……”
         宋永毅：“对，就是那本书。（笑）那本书的‘后记’，我回顾了这个历程。”

        主持人：“这些东西一直没丢也很不容易。”
         宋永毅：“当时虽然经历了抄家什么的，很幸运留下来了。我1989年到美国来留学时，就把它夹在我的箱子里打包带到美国。我是1989年到美国的。”

*宋永毅：1989年“六四”枪响前已获美国大学奖学金，枪声让我决定马上出国*
         主持人：“您大学毕业是哪年？1989年出国前做什么？”
         宋永毅：“我1980年毕业。在上海电视大学教书。”

         主持人：“讲课还是工作站？”
         宋永毅：“讲课。有时在电视上讲课，所以我的学生好多都认识我。最后两年我在上海作家协会搞专业研究，研究文学理论。”

          主持人：“这段时间对‘文革’的研究等于没有什么进展，是吗？”
          宋永毅：“没有进展。因为这段时间不能做‘文革’研究。我的专业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史。我那段时间出的几本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例如，有一本《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上海学林出版社）还是有点影响的。”

          主持人：“您1989年几月离开中国？”
          宋永毅：“1989年6月24日离开中国。”

         主持人：“在‘六四’开枪之后走的。”
         宋永毅：“对，开枪之后。但之前我已经接到美国俄亥俄大学的奖学金。”

         主持人：“您觉得1989年这个事情……虽然那时候您已经决定出国了，1989年的事情对您后来的影响、研究，或者人生，留下的印像……？”
         宋永毅：“1989年的事情我们要谈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我只能讲一件事，就是1989年的枪声决定我马上离开中国，就是这个影响。因为我当然也是参加游行、参加签字啊什么的当时的知识分子，1989年的枪声使我觉得中国至少十年之内，没有学术自由。我也不可能在中国在再研究‘文革’、再待下去，所以决定马上离开。因为本来我还想等一等，那时主要是英语不行，后来我是到美国来再读的语言。因为俄亥俄大学这点非常慷慨，说‘你可以到美国来考过托福，我现在把奖学金给你，给你一年时间，你考过托福这奖学金仍然是你的’。所以我决定马上就走。1989 年6月4日的枪声，我6月24日就走了。”

*宋永毅：到美国先求学求生存，6年后正式开始“文革”研究*
         宋永毅：“到美国，先是生存嘛！然后就是读硕士。本来我是要读博士的，后来因为也找不到工作，就改读图书馆专业了。我的第一个工作是1995年匹兹堡大学给我的东亚图书馆中国文献研究员，我的‘文革’研究也就是从匹兹堡大学开始。”

         主持人：“出来以后，有谋生的问题，所以就从1989年一直到1995年才正式……”
         宋永毅：“1995年正式开始研究。

         主持人：“您在这边读了1年语言，然后就读了硕士是吗？”
         宋永毅：“ 读了两个硕士，读了一学期的博士。（读完语言）我转了学校，到科罗拉多大学读东亚研究，实际上是读中国文学研究，给了我一个缓冲。虽然用英文讲课，但是阅读材料都是中国文学，那都是我熟得不得了的东西。然后再到印第安那大学。因为到宾州州立大学读比较文学系（博士），也很不错，但是找不到工作，那时候系里有19个博士找不到工作，还不赶紧走？那就到印第安那大学，给了我全额奖学金，读图书馆系。图书馆系很少拿全额奖学金。两年后1995年我就找到工作，没有衣食之忧了，而且我是那里的教员，规定要作研究的。”

*宋永毅：从“文革”研究到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三个阶段*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出版——

         主持人：“您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作研究，就选题正式做‘文革’研究，后来进而研究中共建政后整个中国当代史，到现在18年。您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成几个阶段，让大家能看清您的研究脉络？”
         宋永毅：“我把自己的研究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异端思潮’研究。大概从1995年开始到1997、1998年左右 ，我的精力基本放在‘异端思潮’的研究。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这个概念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大家都研究‘文革异端思潮’。当时的成果就是那本书《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我把当时的原始材料编成这本书，先投到香港中文大学，金观涛、刘青峰他们准备出，后来因为他们要求我改很多地方，因为他们是中文大学正规学术出版社，我那时正好又给哈佛燕京学社在出一本《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目录索引》，我没有时间改。我就跟他们说，是不是能在香港找一个一般不太注重格式的出版就算了。金观涛、刘青峰给我找的田园书屋黄老板，现在已经成为我很好的朋友了，他就给我出了。
        这个时期就是我从亲身经历开始研究‘异端思潮’的时期。

‘文革数据库’ 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目录索引》——

         第二阶段，从1997、1998年开始，一直到我做第一个‘文革数据库’。做‘文革数据库’中间还包括我1999年到2000年在中国大陆被捕，因为去搜集‘文革’的原始资料。
         这个时期，我可以把它分作是从人权研究走到资料研究。我从‘异端思潮’开始也是和自己受迫害有关，开始注意‘文革’中那些被残害、杀戮的现象。后来我把它编了一本书，叫做《文革大屠杀》，这本书还出了日文版、法文版。
         这也就是说，我自己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不是从一个那时年轻人的带有派性也带有极左思潮的‘异端思潮’，而是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权灾难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收集这些材料、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对‘文革’真相的了解，实在是不管是海内外学术界还是老百姓，都存在着太大太大的误区。

         比如说，1998年哈佛燕京学社出了我和孙大进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目录索引》，500多页，有中文、英文、俄文、日文。因为这是我们图书馆学者从文献学角度去编的，编的时候我就发现关于‘文化大革命’，有很多误区。
         举例说，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你可以看到好多英文回忆录，那些人都说当年他是‘红卫兵’，说‘8月18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和‘红卫兵’在金水桥前亲切握手’，我至少可以指出十几本中、英文书。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事。”

        主持人：“那天毛泽东没下来。”
        宋永毅：“没有下来嘛！但是这些人都言之凿凿，说毛泽东下来了。这就说明以讹传讹。另外就是那个历史资料没有保存下来，好多人的回忆……人的回忆都是模糊的，我觉得，要保存这段历史的真相……一是觉得大量材料的缺乏，二是保存历史真相要从原始资料着手。那时候搞的大项目，一个是我们搞成了，就是有华盛顿的一个‘中国资料研究中心’给我们出了一个115卷的《‘红卫兵’小报》，包括2，700多种‘红卫兵’小报，就是我主编的。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
         我1999年回去，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当局把我抓起来，说我去收集‘红卫兵’小报，说这个是‘国家机密’。”

         主持人：“结果那次收集的全部都没有拿出来，都损失了吗？”
         宋永毅：“那是很少数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东西不是在中国大陆收集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的。例如我们最后一个就是各省市的‘红卫兵’小报，有55卷，其中30卷是日本‘文革资料研究协会’给我们的。例如第2期，差不多有40卷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小报，那是加拿大一个华侨、他是最有名的北京小报收集专家，他给我们的。
         所以，我当时到中国大陆去被他们收走到一些东西，不算什么。”

         主持人：“现在这些东西都是扫描进去呢，还是重新植字进去？”
         宋永毅：“不是重新植字，全部都是扫描照相版。所以出了115卷，就是这个道理。基本上是按照它原来的大小，只不过我们不能印彩色版。另外像特别大的，如《首都红卫兵》，比较大的，我们把它缩小成一般小报尺寸出版。”

从‘文革’研究走向对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当代史研究——

         主持人：“还有第三个阶段。”
         宋永毅：“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从‘文革’走向对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当代史，尤其是当代政治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这是我自己概括的，大概是从2002年到现在，我还在做。这个项目我们把它叫作‘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讲穿了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
         它分成四个子数据库：第一个已经出版了，就是‘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第二个是‘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2010年也已经出版。最新的情况是我们第三个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正式完成，马上就要公开发行。
        我们的最后一个数据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改’，通过‘三反’、‘五反’、‘反胡风’，一直到1956、1957年的‘肃反’，这个也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估计明年也可以出版。如果明年出版了的话，那就是说，从1949年一直到 ‘文革’，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段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史……这当然也就是历史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主要是政治运动史，那些历史文献就全部记录在案。不仅可以供研究者研究，而且对普通的读者，我们也会精选一部分上网，大家可以免费用。这个大概就是最近的进展。”
 （待续）

         以上是对近日完成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主编者宋永毅教授专访的第二部分，在以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程翔：习近平全面“左”转，引发太子党内部分裂

Posted: 29 Jun 2013 06:28 PM PDT

胡德华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以來，其"左"的傾向越來越令人擔心。特別是他關於蘇聯崩潰的分析以及他對中共歷史不能否定的說法，引起大家的警惕。事實上，這種"左"的傾向，開始引發太子黨內部的分裂。雖然太子黨有共同的願望來維持中共政權能夠千秋萬代的延續下去，但如何實現這個願望，他們之間也是有分歧的。對於習近平的"左"傾，太子黨內的的開明派就很不以為然，擔心這樣下去只會危及中共的執政。
今年4月13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第三子胡德華在《炎黃春秋》聚會時，就不點名地，但又很直接地批判了習近平。這個談話，被內地人士認為是太子黨分裂的一個重要標誌。胡德華的講話針對習近平的三個觀點。

一，關於蘇聯崩潰的分析。

習近平在今年南巡講話中說：
"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城頭變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間。教訓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史達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有什麼作用了。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蘇聯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國家化，解除了黨的武裝。出來幾個還想挽救蘇聯的人，把戈巴契夫弄起來，沒搞幾天又被反過去了，因為專政工具不在他們手中。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發表講話，軍隊完全無動於衷，保持所謂"中立"。最後戈巴契夫輕輕一句話，宣佈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對此，胡德華說：
"究竟事實是怎麼樣的呢？我想起反帝反修的火紅年代，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發表的《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的第九篇）一文，揭露蘇聯的"特權階層"："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職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佔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顯然，胡德華認為蘇聯的崩潰是由於制度腐化使然。而事實上當年"九評"對蘇聯制度的描繪，用來描繪今天的中共，則是十分貼切的。這正是有危機感的太子黨們所憂心忡忡的。

二，關於"竟無一男兒"的慨歎。

胡德華又批判習近平的"男兒論"。他說：
"至於說蘇聯人民竟無一人是男兒，那麼我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是男兒，是不是手握現代化的武器，駕駛著第三代主戰坦克向著手無寸鐵的蘇聯人民開槍開炮，橫衝直撞的軍人就叫男兒呢？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是英雄嗎？是男兒嗎？我恰恰覺得。。。。對於下達開槍鎮壓百姓的命令，敢於抗命，不怕上軍事法庭，這才是英雄，這才是男兒，所以我覺得蘇聯紅軍都是男兒。
他說：
"一個執政黨在出現危機的時候，能不能繼續下去有兩種做法，一種是疏，一種是堵，如果說的更加具體一點的話，就是我們是堅決鎮壓，不許說話，不許討論，不許有不同意見，更不許有尖銳的意見。如果更進一步說不管誰要反對我就開坦克來跟他幹，這是一種方式。還有一種方式就是我們順應民意，把真相都告訴大家，求得人民群眾的諒解。像蔣經國在台灣，反省對2.28起義的鎮壓，反省戒嚴，反省特務恐怖統治，求得反對派和台灣人民的諒解，選下後再選上來。

三，關於兩個不能否定

今年1月5日，習近平在中共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提出兩個"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對此，胡德華說：
所謂"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30年否定改革開放前的30年，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開放後的30年。這個我覺得首先我們要搞清楚是誰否定了前三十年，否定了前三十年的什麼問題。我們這一代是跟共和國一起誕生一起成長的，我們對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還都沒有忘記。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前三十年又分前十七年和後十年文革。我想大家都不應該忘記，毛主席認為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黑司令部在共產黨內，與毛主席為首以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鬥爭，而且在很多領域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所以要奪權，所以要搞文革。。。。
是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文革前的十七年。而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代表開始的撥亂反正，徹底為並不存在的所謂劉、鄧黑司令部平了反，為劉、鄧、陶平了反，為彭、羅、路、楊平了反，為薄一波等61個叛徒集團平了反，為彭德懷、賀龍等一大批開國將領平了反，徹底否定了文革加在他們身上的反革命罪名。
"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們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懷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也不能否定，是不是毛主席所說的習總的爸爸習仲勳："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是不是也不能否定"。

換言之，按習近平的觀點，就不應該為他爸爸平反了，這是他難以回應的問題。
從胡德華這番話可以看出，習近平的"左"傾，已經到了一個讓他的同背景的人都感到不安的地步。這難道不值得擔心嗎？

——信报

方滨兴“半生赢得千夫指 一世修来粪土名”

Posted: 29 Jun 2013 06:10 PM PDT

图：方滨兴


【原题：北京看点：校长辞职 网民送对联“半生赢得千夫指 一世修来粪土名”】

 （美国之音东方）北京 — 一位北京的大学校长春节给学生微博拜年，获得二十五万个“滚”字接龙回复。他最近因病辞去校长职务，竟然引起中国网络狂欢。有网友甚至送对联“半生赢得千夫指,一世修来粪土名”。横批“不虚此行“。

这难道是真的吗？学生怎么会这样对待他们的校长？不会是境外反华媒体造出的网络谣言吧？

美国之音北京记者可以负责任地说，确有此事。但记者无法认同的是，有中国网友贴出”祝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这样黑色幽默的祝福帖。不管怎么说，怜悯、厚道、饶恕、宽容，不能以恶制恶，是一个社会文明和成熟的表现。

*长城防火墙之父*

站在风口浪尖的这位中国高校校长的名字叫方滨兴，1960年7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海内外享有盛名，不是因为校长和院士的头衔，而是因为他是著名的中国长城防火墙的主要设计者，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

根据中国官方网站介绍，这位中国大学校长的职务还包括：中国国家973计划信息安全理论及若干关键技术首席科学家，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兼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兼计算机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专家。北京市信息化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被学生扔鸡蛋扔鞋*

关于方滨兴的新闻，还有他前往武汉大学参加学术活动被学生扔鞋的报道在网上被广泛流传。据中国广播网的消息，“现场有人向方滨兴投掷鸡蛋未中，继而脱下鞋子，第一支鞋打中了，第二只鞋被一男一女护住了”。

*互联网公敌*

中国连续多年被国际组织评为“互联网公敌“的称号，方校长功不可没。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公布的2013年“互联网公敌”报告，叙利亚、中国、伊朗、巴林及越南榜上有名。

*拒蛮夷于墙外*

2011年2月《环球时报》的一篇英文报道中，方滨兴确认自己是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简称GFW) 的首要设计者。因为中国有了长城防火墙GFW，谷歌，推特，脸谱，油管（YOUTUBE）等多个全球知名蛮夷网站，被成功地拒在长城之关外，在中国神州大地上无法正常访问。虽然这些网站在2008年奥运期间短暂解禁，随后很快就被重新封闭。据说，南京今年八月举办亚青会时，当局会考虑暂时开放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站，让前来南京比赛的亚洲青年可以互相交流，但毕竟还不是解禁，只是暂时的恩赐而已。开闸放水还是闭关自守，大权仍掌握在网管手中。长城防火墙的发明人方滨兴校长因此在互联网上被很多人挖苦和辱骂。

*挖苦和辱骂*

网友老鸭嘴评论说： 发明大规模消灭肉体武器的科学家在忏悔，发明大规模消灭思想武器的方滨兴还在装贞妇。历史一定会记住，最伟大的XX出自中国。

网络评论人士风青杨在一篇文章中评论方滨兴辞职的时候说：在网络安全领域的研究“卓有成效”，让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强大存在。这对于方滨兴本人看来，也许是难得的荣耀，但是历史是后人书写的。如今，网民们在微博上庆祝方滨兴的辞职，可以说并不出人意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网友地狱天使的点评说：方滨兴作为臭名昭著的”长城防火墙“的总设计师, 人们应该谢谢你设计了这个网络”柏林墙“，使得千千万万个中国网民学会了”翻墙“技能，也让大家看透了你们的虚弱本质。总有一天，这座网络“柏林墙”将会倒塌，你也必定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都市女性新标准*

长城防火墙也促进了另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行业的欣欣向荣。翻墙业务在中国异常火爆。坊间甚至传出都市新女性的标准，在传统美德“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之外，加上“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的条件。

中国防火墙之父自己也被圈在墙里，想看看墙外风景，也要翻墙软件，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方滨兴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家里电脑有6个VPN(虚拟专用网络用于翻墙)的账号。不过，方滨兴不承认他用翻墙软件是为了看墙外世界，方校长说：“我只用它们测试GFW与VPN谁更厉害。”

*愤怒小鸟的靶标*

据南都报的报道, 2011年11月，北邮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网站遭黑客攻击，页面被篡改为类似“愤怒的小鸟”的游戏，游戏中的目标换成了方校长的头像，武器由小鸟变成鞋子，游戏被起名为“Angry Shoes”(愤怒的鞋子)。《环球时报》在报道中援引方滨兴校长对网友的不满：“我将这些辱骂当做为国家作出的牺牲。”

正是”一心要保住红色江山不变色，哪怕身后骂名滚滚来“。其实，还没到身后，已经有25万个滚滚而来的“滚”了。

魏京生：胡德华讲话突显中共内部分裂

Posted: 29 Jun 2013 06:07 PM PDT

2013-06-20

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最近在《炎黄春秋》杂志的一个内部发言被网络曝光。胡德华在发言中，不仅质疑习近平的一些讲话内容，也透露了中共太子党内部出现了高度分裂。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

胡德华的讲话，最近被他的一些朋友全文放在微博中，并得到大量的转发。香港明报报道说，胡德华本人向该报证实了这份讲话的真实性。

胡德华在讲话中，针对早前流传的习近平讲话的要点进行了批评。他质疑，如果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否定之前的三十年，则毛泽东打倒习仲勋和发动文革等是否都不应该被否定。

另外，胡德华也透露说，最近北京一次太子党聚会中，两名政见不同的人士，为是否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差点大打出手。

对于广泛流传的习近平有关苏共倒台时没有人出面抗争是"更无一人是男儿"的说法，胡德华认为，坚守立场不向民众开枪的苏联军人才是真正的"男儿"。他并且呼吁中共最高当局学习蒋经国，对中共的错误进行认真反省，否则中共将失去所有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社会学者刘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目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

"胡德华也在猜习近平的讲话，据我所知习近平的那些讲话应该是真的。习近平确实知道中共的危险，但他没有体制之外的支点，他想要中共回到五十年代的黄金时代是不现实的。"

他表示，目前中共内部分裂严重，尤其在最高决策层中更是如此，而中共太子党内部的激烈争论只是这种分裂的具体体现。

"太子党从来不是铁块一块，也分左中右。其中左派和中间派是大多数，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前面。这些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绝不宽容。太子党这批人是习近平的基本政治力量，所以习近平想要改革，甚至做出一些改变都非常困难。"

胡德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幼子。刘先生表示，一直有消息说胡耀邦的两个儿子和习近平关系密切，但胡德华的发言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无紧密联系。

目前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见人士魏京生，本人也是高干子弟。他表示，中共的高干子弟中，有不少人希望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人近年以来积极活动，希望能够影响中国的局势正面发展。

"在圈子内几年前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就是坚决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几年前就出现了。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如果不改革，一旦老百姓造反，全完蛋。"

有一些分析认为，胡德华的讲话突显了中共内部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对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表现十分失望。魏京生则认为，习近平代表的是中共和这个专制体制，最近半年多以来，各种迹象显示某种倒退正在进行当中。

"你看习近平的趋势就是往回走，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不是要改革而是要倒退。在这个前提下分裂会非常严重，所谓的路线之争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就像当年毛泽东要整彭德怀一样，铁哥们儿也不行。"

魏京生也认为，中国目前的局势非常微妙，中共既得利益者和统治阶层已经和大部分中国民众分道扬镳，如果习近平坚持保党和专制，未来中国很可能出现很大动荡，而中共必然会受到清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报道的原始网址：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xql-06202013152314.html

相关录音还可在以下连接中听到：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3/CCPsplit130620RFAreport.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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