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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对柴玲的公开信深感失望（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批评柴玲在丁子霖伤口上洒盐）

Posted: 22 Apr 2014 07:2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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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7日，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丁子霖在北京寓所接受采访时哭诉儿子在六四事件中被打死冤情。（法新社图片）
在基督教复活节到来之际，前中国八九学运领袖柴玲20日发表两天前写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信，信中试图澄清外界对她的误解，并阐述了自己流亡海外成为基督徒后的感悟。丁子霖女士说，她在两年前就回复了柴玲的《我原谅他们》的公开信，她对柴玲非常失望。

柴玲在公开信中对丁子霖长期坚持"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的勇气和工作表达敬意。

柴玲在信中对六四做了简短回顾，试图澄清外界对自己的误解，并阐述自己流亡海外成为基督徒后的感悟。她表示，真正认识基督受难复活的好消息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无锡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人物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死于六四屠杀，她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她两年前曾发公开信，批评柴玲在《我原谅他们》一信中的观点：

"我在上次的信中已经讲得很明确，当年的学运领袖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他们现在和未来走什么样的路，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对于柴玲两年前所说的原谅戒严部队，原谅邓小平，原谅李鹏，原谅刽子手，我对这种基督徒的观点表示了看法，还有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她'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她自己'要求生'。这次她写的信很长，但是基本事实是无法抵赖的。"

柴玲在这次长逾万字的信中，以最多篇幅解释"血流成河"的讲法，她强调"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不是其想法，也不是学运领袖的策略，而是重复从李录那里听到的话。

柴玲又花了很多篇幅引用《圣经》去阐述自己对六四的体会，"有了神的话语，我们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诉求还是一定的。"

丁子霖在两年前的回信中就指出， 柴玲女士，这二十多年来，你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和社会生活中一直转换着各种面孔，而且令世人瞠目咋舌。最近一次的转变你让我彻底失望了。

丁子霖在信中说， 请问柴玲女士：天安门母亲抗争二十三年，把达成的共识归纳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难道按基督教伦理道德要我们抛弃这三条，莫名其妙地去"原谅"当年大屠杀的刽子手吗？

纽约《北京之春》杂志总编胡平说，柴玲两年前的公开信就很伤人感情，这次又重弹老调：

"柴玲的信没有考虑到天安门母亲这些人的感情，"六四"过去25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平反昭雪，受害者没有得到起码的公正。第二，柴玲作为当时的学运领袖，她讲出要原谅刽子手的话尤其不应该。她还在信中大量引用《圣经》中的话，更显得不伦不类。"

丁子霖在两年前给柴玲的信中说，这二十三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除了那些监视、管制我们的公安警察外，没有哪一位共产党官员同我们"天安门母亲"有过任何接触，没有哪一个官员与我们说过任何一句话，更不用说对当年的大屠杀表示一丝一毫的歉意了。你要我们"宽恕"、"原谅"他们，无论从崇高的宗教信条出发，还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伦理出发，你问问他们能接受你的"宽恕"和"原谅"吗？不可能！这是绝对荒唐的！

丁子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她现在还是这个观点。

（RFA 记者：高山 / 责编：申铧）

柴玲六四公开信续引来强烈批评

前六四学运领袖柴玲发表公开信，为其六四言行辩解，以及呼吁关注人士用平和的宗教心态，去面对当局不平反六四的问题。有关言论引起强烈反弹，大批六四受害者及关注人士纷纷对柴玲提出谴责。关注六四的基督徒作家余杰，指责柴玲扭曲宗教价值观，指事件会对平反六四带来负面影响。（RFA毕子默报道）

流亡美国的前六四学运领袖柴玲，周一发表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信中柴玲对自己在六四中的行为及其后在讲到血腥镇压时表示自己"要求生"、"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言论进行辩护。公开信又指，应该提出平反六四的诉求，但"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柴玲说，只要怀著感恩的心等待神的降临，心境自会不同。

公开信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对柴玲的言论提出谴责。

本台曾尝试致电柴玲，以了解她对外界谴责的回应，但无法取得联系。记者又尝试致电事件的另一当事人丁子霖，试图采访她对柴玲公开信的反应，但对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一直关注六四、与"天安门母亲"有紧密联系的异见作家余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是六四25周年，当局对六四相关人士的控制比过往更加严密，因此外界很难与"天安门母亲"取得联系。余杰说自己已经阅读了柴玲的公开信，他认为柴玲的行为和言论无法得到原谅，又认为事件会对平反六四带来负面影响。

BBC（英国广播公司）早前成功采访到"天安门母亲"之一的张先玲。张先玲激动地指责柴玲对别人的痛苦没有感觉，反而一味为自己开脱。她要求柴玲诚实地站出来，说明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又呼吁已经流亡海外的其他学运领袖，不要每年说一些不著边际的话，应该做点实事，向中共施压，要求平反六四。

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评论事件时，则批评柴玲借丁子霖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其行为自私、言论令人反感。

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周一在其脸书上表示，柴玲事前曾将公开信的内容让他及其他几个朋友看过，王丹建议柴玲不要公开发表，改为私下写信给丁子霖，但柴玲坚持以公开形式发表，他估计柴玲是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她的内心。

目前，推特上有大量中国网民对事件的评论，大多数人对公开信内容评价负面，但也有少数网民认为，事件是中共转移注意力及渗透工作造成的后果。而记者尝试在大陆一些热门的微博上搜索柴玲的资料及公开信内容，则出现有关搜索字眼违法违规、结果不予显示的提示。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批评柴玲在丁子霖伤口上洒盐

香港六四纪念馆
香港六四纪念馆
法广资料照片

（法广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22日批评天安门民主运动前学生领袖柴玲日前所发表的公开信，认为这是柴玲借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来表达自已的立场，行为自私，言论令人反感，等同在对方伤口洒盐。身处美国的维权人士"北风"温云超批评柴玲借机宣道，罔顾天理人伦、事实真相及普世价值，挑战当事人和世人的情感底线，对遇难者是二次侮辱。
 身在波士顿的柴玲在美国事件周日凌晨发表一封名为《致丁子霖母亲的信》，澄清自己从来没有讲过"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言论，又大篇幅的引用圣经的经文，呼吁大家"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而是应该以"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带来"。但处身海外的民运分子以及维权人士对柴玲的"神话"不以为然，批评这是对六四死难者的二次侮辱。
事件的关键系于两年前丁子霖所发表的一封公开信。儿子蒋捷连死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的丁子霖在信中提到："许（良英）先生告诉我柴玲在大屠杀之前的5月末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她'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她自己'要求生'。我听到这样冷血的话大为震惊，不知如何应对。"

柴玲发表的公开信，用意显然是要回应及澄清丁子霖的质疑，柴在信中说："事实是：您听到的这个故事是谎言。请您允许我说出我这边的真相。首先，那不是我要求西方记者的采访，那个西方人也不是记者，是个留学生。我也不认识他，是被临时介绍到他，听说他能够找到个能录音的地方。我录得是我万一活不了的遗言。像当年Anne Frank躲避纳粹写的日记一样的。"
她说，"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不是她的想法，也不是学运领袖的策略，而是她重复从李录（另一位八九学运领袖）那里听到的话。她说："我并不同意学生要流血。所以当我重复到这里时，我就哭了，怎么能让他们流血哪，他们还好年轻啊。"
柴玲花了很多篇幅引用《圣经》经文阐述对六四的体会，她说："有了神的话语，我们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诉求还是一定的。当我们诉求的心境是不同了。我们不再以无助，绝望，被击败的心去渴求，而是可以用喜乐，坚定，平安，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带来。"
但柴玲这番表白却引来另一波的批评。在香港筹办六四永久纪念馆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不明白柴玲发表公开信的出发点，但内容亦令人反感，反映柴玲不明白天安门母亲失去挚亲的痛苦，在对方伤口洒盐。李卓人又指柴玲的言论，破坏坚持25年的平反六四运动。
同样身处美国的维权人士"北风"温云超批评柴玲借机宣道，罔顾天理人伦、事实真相及普世价值，挑战当事人和世人的情感底线，对遇难者是二次侮辱。
 

项小凯：只有暴民才能终结暴政

Posted: 22 Apr 2014 06:44 PM PDT


4月19日，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5名城管与一名小贩，就占道经营问题发生冲突。此时，一名路人用手机拍下冲突过程，但此举被城管发现。据目击者称，城管立即上前呵斥抢夺手机，并殴打该路人，以致其受伤吐血。

随后，事态的发展急速逆转。被城管激怒的围观人群，迅速聚集，反过来围住殴打这5名城管。根据网络上传的一张照片，聚集者估计至少有数千人，在照片视图的中央位置，一群人正在掀翻一辆据说是赶来救治受伤城管的救护车。

每逢类似事情发生之后，中国的网络言论观点，几乎必然要分成激烈对立的两派。一派为民众的暴力抗争鼓掌叫好，而另一派则强烈谴责民众使用暴力，并且一贯地将这种群体暴力行为，与历史上的红卫兵义和团挂钩，进行法律与道德的双重抨击。值得一提的是，谴责派并非是简单地代表政府立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间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态度。这种针对"暴民"行为的民间立场的分裂现象，在台湾"太阳花"学运事件上，也有过充分的体现。

谴责暴民的"理中客"们（这部分人常以理性、中立、客观自居，由此得名），除过他们的主观偏好与语言修辞的成分之外，更在于他们坚信"暴民与暴政共生一体"的逻辑。在他们看来，暴政产生暴民，暴民反过来又促生暴政，两者形成一种鸡生蛋、蛋孵鸡的死锁逻辑。于是，相当多的理中客们，或许他们并非是专制的铁杆拥护者，但在这种逻辑观念的引导之下，很自然地将对暴政的一腔愤怒，投射到对暴民的口诛笔伐中去。

但这种暴政暴民的共生逻辑，如果勉强说不上错误的话，也是非常肤浅的认识。历史上，秦始皇收尽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为的是断绝民众的武装反抗能力；满清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为的是根除汉人的反满意识。无论是分析其动机，还是考察其后果，暴政并不是制造暴民，而是制造无数的对统治者俯首帖耳的奴民。暴政与奴民，才是真正的一对政治共生体。

但是，暴政终究不能永存。而当暴政越来越临近灭亡，统治者就越来越倚重毫无掩饰的暴力镇压，支配与反抗的博弈，也就因此越来越趋于血腥化。正因为暴力是暴政唯一能听懂的语言，所以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历史上的暴政，最终都在暴民的反扑中惨烈结束。

由历史所归纳出的事实不难看出，并非是暴政制造了暴民，而是只有暴民，才能终结暴政。否则，按照暴政自身的意志，由其所制造的无数奴民，将会无限延续暴政的统治。所以，暴民不是暴政的产物，恰恰相反，暴民才是暴政的天敌。

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对于暴民的道德谴责，也毫无意义。自由观念的核心，在于个体权利的天然正当。而当权利失去保障之际，法律也形同虚设之时，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个体将被迫进入到放弃秩序的"战争状态"，不得不诉诸暴力，来扞卫个体的自由。当暴政横行时，暴民就是义务，这才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拥有的观点。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暴民所带来的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很显然，暴民未必能有效控制暴力，他们所带来的外部性，例如对其他非相关人员的伤害，也无法完全排除。这一点，正是诸多理中客们，谴责暴民的另一个原因所在。暴民所导致的失序风险，也就是所谓的天下大乱，极不符合理中客们的品味。

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更能追问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原点：他或她所追求的，到底是真正的自由，还是廉价自由包装之下的专制利维坦。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权利的平等之中。而如果某种社会秩序，所导致的是严重的自由缺失，那么甚至还不如取消这种秩序，其结果反而更为公平。尽管这样一来，必然会导致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混乱，但每一个人，在享受权利与承担风险方面，却会因此而面对等同的概率。换言之，被剥夺自由的群体，有权利选择进入"战争状​​态"，诉诸暴力去实现自身的权利救赎，而让这种无序状态的风险，由整个社会来平等分摊。这种混沌无序，未必被每个人所喜，但其公平程度，却肯定好过暴政统治下的有序的专制社会。比之于专制的有序，无序恰恰是另一种更为原始更为正义的状态。

对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即便是极度厌恶因暴力抗争而导致的社会失序，却也不能冒用自由之名，对暴民进行谴责。这是自由主义的逻辑自洽。专制下的扭曲自由，必然缺失公平；在专制之下偏好自由甚于公平，必然会滑向威权专制的利维坦主义。遗憾的是，从目前的网络争论来看，在国内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主流自由派，大部分人还停留在谴责暴民的程度。时至今日，这一自称自由主义群体的观念水平与逻辑能力，仍然如此低劣，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中国特色。

——网友推荐

窦海军：永别朱厚泽的时刻

Posted: 22 Apr 2014 06:53 PM PDT


朱厚泽（窦海军摄）


　　一个你所敬爱的人还活着，你却在忙活着他的后事，你一定会有一些失魂落魄的感觉。
　　我的任务是将厚泽先生的一张肖像、两幅摄影作品、一篇短文和家属的讣告文字印刷成一个小折页，以备朱老去世后发给亲友。
　　要把折页的打样送给家属看，5月8号21点多我行至建国门，电话里传来朱老女儿朱玫异样的声音："我爸正在抢救，你快到医院来吧！他可能不行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心里还是忽悠了一下——隐隐的、一瞬间的失重感。
　　到了北京医院，朱老又恢复了血压、心跳，但我知道不会有多久了。看到20米开外的朱玫抱膝坐在病房外天井里的暗处，那身形清晰地告诉我，她正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按常理，我本该过去招呼、安慰她一下，我甚至想把有些瘦弱的她紧紧地拥抱在怀里，好让这位多日来挣扎在黑暗苦涩海洋中的女子，能够有点扒到一块破船板的感觉。但是我没有靠近她，没有招呼她。我想这是她亲爱的父亲由生到死的时刻，是深爱着爸爸的女儿心情最悲痛、感受最复杂的时刻，此时去安慰她，去试图减轻她的哀伤与痛苦，实则是一种俗套的打扰，倒不如让她专心地沉浸在这真实的悲剧中更好。我至今也不清楚当时这样的想法、做法是对还是不对，但是过后我不想到朱玫那里去求证，因为我不想回首，因为我们不堪这样的回首。
　　此时医生不让进病房，我在天井里徘徊思索着一件事情，就是要不要把这临终的消息告诉郑仲兵，要不要让他在这最后的时刻也在朱老的身旁。郑与朱相知多年，感情至深，于情于理都该让他来亲送朱老这一程。然而这些天郑老师一直陷于极度的悲痛之中难于自拔，悲泣常常，日渐憔悴。我一直劝慰他，并为他的健康担心。我想，如果让他来经历这最惨痛的时刻，会不会很不利于他的健康？若是不让他来，会不会给他造成终生的遗憾？在这两难之间徘徊了一会儿，我决定还是尽量减少活人的痛苦吧。明天一早告诉他，起码还能保证他今晚的睡眠，这对于70多岁的人来说还是挺重要的。电话响了，郑老师那边说："朱老快不行了，你知道了吗？"我说我就在医院，本打算不告诉您的，怕您太难过。他说那怎么行呢？我怎么能不过去呢？
　　接郑仲兵夫妇去医院的路上，下起了雨，我们宁愿相信这是苍天有灵为朱老落泪。
　　家属大都在天井里，病房里两个护士悠缓地做着抢救后的收尾工作，平和而淡漠，就像人们饭后的散步。我站在朱老的床前，我不知道他的意识是否还清醒，不知道他的身体和精神是否很痛苦。此时他衰弱到极点，我的脑子里却像放电影一样，没完没了地出现他健康时的影像——聊天、打球、唱歌、微笑、倾听……这些距离现在太近了，恍如昨日。
　　这个可敬可亲可爱的人，此时他真的就要死了；这个并不很老而且还很健康的老人，这么快就要死去了；这个睿智、深邃、和蔼的师友长辈现在很可能正在经历着他精神和肉体最痛苦的时刻，但是他无法表达，我也无从知晓他的感受。尽管对他的死我早有预料和思想准备，但是他不像住在旁边的杜润生老、李昌老那样已经在病床上昏沉了很长时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会使死亡变得自然很多，病人和亲友的痛苦可能也会减轻很多。此时我理性的堤坝濒临垮塌，更多是因为朱老昨天的鲜活与眼前的临终所形成的反差太大了，我的心好像是一块被撕扯着的破布，我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我很想跪在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想这样我的意识与他的意识可能会连接在一起，我可以用意念帮他减轻点痛苦，我甚至盼望着他尽快地走到那边去而不要再进行这种痛苦的生死徘徊了。
　　但是我终归不是家属，不知真的这样做了合不合适，更怕犯了医院的忌讳。我站在离朱老的头部三米多的地方，哭，却不能出声。
　　值夜班大夫将朱老的儿子朱华叫到值班室，说这样也不会维持多久，让家属做好准备。一直到朱老被推进太平间，我始终没有见到朱老的主治大夫崔美娟的身影，她可能在家里的电视前，也可能已经进入了梦乡。我想，以朱老的理性、为人和不麻烦别人的做事习惯，此时的朱老若是意识清醒，他也定会不愿意在这无力回天的时刻再打扰这位医生温馨的家庭生活的。
　　仪器上的生命信号在慢慢地减弱，所有的家属都来到床前，有的握着朱老的手，有的抚摸着他的腿，有的伫立在床边双手合十在胸前。此刻的我，认定人的灵魂是不死的，想象着此时的厚泽老，只是处于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时刻，他的灵魂一定是永生的。我还想，以他圣者的品行，他的来世一定会甘愿下地狱拯救罪恶的，但是我不情愿，因为地狱的环境太恶劣，何况他今生已经在这人间品尝了些许地狱的味道，已经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但是我知道他也绝不会去天堂享清福的，他抛不下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他抛不下这些依旧迷茫困苦的百姓，他抛不下那些哭嚎、倾诉于漫山遍野的历史冤魂。他的来世还会在这块土地上求索、思考、行走的。
　　我初识厚泽先生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缘起郑仲兵先生。那时我对厚泽老知之甚少，几位老者去看望他我便陪座在一边，也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印象中，客人们坐在沙发上,他总是坐在旁边的一个扶手椅上。到他家的老者新人多会略显迫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厚泽先生则多是微笑倾听，偶尔也搭上两句。让我略感异样的是郑仲兵的眼神。郑老师外表文弱谦和，却属于古人说的"瘦硬"的那种人。他理论素养很高，见解非凡，与人为善，却不喜欢抢话头、出风头，尤其不媚权贵。但我发现他看朱厚泽的眼神，竟然时常饱含着浓浓的温存和敬爱之情。我没有发现他用这种眼神看过第二个人。朱老去世后我才知道，郑对朱的评价竟是"具有圣人般的完美人格、思想和气质，这样的人几百年才可能出一个"。如今想来，这个评价是理性客观的，一点都不过分。
　　我猜想古往今来的圣人，都该是表面平淡无奇却越品越有味道的人，所谓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厚泽先生就有这样的特点。
　　每当大位易主或者上面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不免会令一些正直可爱的遗老产生幻想，厚泽老却从不抱以期望。他深邃犀利的目光早已洞悉深深的湖底，而不会被表层的浪花飞舞所惑。他深知这个体制的顽固与蛮横，深知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当一个激情可爱的"老北大"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的民主进程迫于国际经济压力将大有起色时，朱老则不那么乐观。其实朱老之前就讲过："我打下的天下只能我来坐，是不能和别人分享的，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还曾笑眯眯地说："我的政治生命早已经就死掉了。"一次我在车里问："世面上这些与当局不和的新人老臣，一旦面临总书记的招安，有几个能扛得住？"他微微地摇摇头说："不会有几个。"
　　第一次较完整地领教朱老的一个观点是在他家。当时＠＠功很热。
　　厚泽先生言：为什么＠＠轮功长期无果？我们把它说成ｘｉｅ教，还搬出科学院院士在电视上斥责其反科学，反人类。那么请问，正教就是科学的吗？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那个宗教是科学的？挥舞科学之剑于宗教信仰之邦，能有好的效果吗？信仰的问题要在信仰的范畴以信仰的途径来解决。历代ｘｉｅ教的兴盛，大都是因为正教受到了压抑不能顺畅发展。消除ｘｉｅ教的根本办法，是给予正教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精神寄托、宗教信仰是人类的一种需要，社会应该有良好的信仰渠道。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宗教方面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们标榜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可是我们却把马列主义这类社会科学范畴的东西，这类应该不断探索、不断修正、不断发展的东西当成宗教信仰让人们顶礼膜拜，而不需要进行科学证明的宗教信仰，我们却要以科学的角度进行论证和批判，这样的结果，便是将人们追求善的信仰的出口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的出口都给堵塞了。
　　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反倒简单很多。
　　厚泽先生还是一个很诗性的人。他一生热爱文艺、体育。他歌唱得好听，网球打得不错，照片拍了很多，电脑玩儿得挺棒……2008年8月，厚泽与朋友一行到烟台，昆嵛山中的小路上，走累了，大家席石阶而坐，鼓动他唱歌。一首贵州民歌后是孩子般纯真的笑脸，他又鼓动每个人都要唱一首。歌声、笑声穿丛林，撩小溪，撞在岩壁上。回到住处，和朱老一同看奥运会开幕式，面对电视里的奢华场面，朱老微笑着轻轻地说："还是专制主义的思路。这么多人整齐划一，都跟着一个指挥棒动，都只是一个个机械的符号，基本上看不出人的个体、个性之美。"接着又说，"花这么多钱搞这个仪式，中国真的富裕到了这个地步吗？这些钱拿到贫困地区能解决很多问题……"过了一会儿，朱老索性就起身不看了。
　　我知道这奢华的开幕式是在毫无制约地浪费纳税人的钱，我知道中国还有很多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的贫苦百姓，我也知道这种开幕式会被文明国家的人所耻笑的，在他们眼里，这和朝鲜的集会、阅兵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我却没能把这种仪式的艺术与专制主义的思维联系在一起。我也蔑视开幕式的策划、导演和审核它的官员们，但是出于好奇，我还是想看完这个热闹。朱老的起身离去，让我意识到，喜欢艺术的朱老对这样一个炒作多时的开幕式一定也有好奇心的，但是此时他因悲悯、愤懑而生的内心苦痛，会远远盖过他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快乐，所以他起身不看了。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认识有深浅之别，而更重要的，是认识的背后，还有情怀的差异。
　　朱老的思想成果无法公示、传播，这是中国的另一种悲哀。他一生的唯一专著只能是一本摄影集——《东张西望》。我想把他的思想宝藏变成国人的福音，便和他商量搞个小工程，就是我不断地以书面形式提出各类问题，让他用简洁的语言回答，最终积累成一个"随想录"之类的东西留下来。可是很快他就被口腔里一小块溃疡所引发的连锁事件给纠缠住了，"随想录计划"只得暂时抛锚。岂料，这竟是永远的搁浅。
　　朱老曾跟我说："你老说我的相机、镜头不好，我打算换一换，你给我参谋一下换什么吧。"没过多少天，我电话约他去摄影器材城转一转，他说要去广东中山医院诊治有癌变可能的口腔溃疡，那里的院长很愿意接收他这个病人。厚泽先生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民，他从不拉帮结党，但是他的思想智慧和道德品行还是博得了很多人的敬仰、爱戴。退休之后，他身边更是聚集了一批老中青朋友，虽然这些人的品行、目的多样，却都能被宽容、宽厚的朱老所接纳，这些人也大都很乐意帮朱老的忙。智慧和人格叠加在一起的魅力神圣而又亲切，在厚泽先生美丽光环的映照、亲和之下，那些亲近他的、品行本来有些丑的人，似乎也变得美了许多。
　　当我再一次拨通朱老的电话时，他的轻松叙述却让我的心咯噔一下——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在我的大脑里瞬间掠过。
　　朱老说他下午就要飞广州住中山医院了，中午北京医院却突然通知他下午到医院会诊。怎么这么巧啊！放下电话我开始想象：朱老去广州医治的事情一定会事先联系一番的，所以方方面面都会知道此事的。再有，北京医院的高干部门经多见广、深谙轻重，他们是绝不会对朱厚泽这种早就退下来又无任何后势余威可言的老头子关怀备至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殷勤又略显匆忙地把朱老拦留下来呢……
　　马上我又开始否定我的这种推理、想象。我觉得我可能过于神经过敏了。朱老虽然思想深邃，但他却不是那种张牙舞爪、蛊惑视听、哗众取宠、四处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没什么鲜见的危害，更没有什么罪过。前一段他说他参加一个外地的会回来，单位的领导曾奉命和蔼又严厉地劝告他说话要注意，他则微笑着回答，可以注意，但总不能不让我思想吧。他说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本来是为了国家、民族的民主和自由而投身革命的，结果搞了一辈子，今天却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后来我又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当时我认为这是党和国家的希望，结果这个初衷很好的事情搞到今天，却是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这是我主要思考的两个问题，而且我要一直思考下去。
　　我知道朱老的这个回答还有另外的潜台词——统一思想、禁锢思想是野蛮的专制主义行径，剥夺思想的自由，比剥夺人身的自由更险恶，更可耻，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自由思想。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下午的"会诊"并不是通常的多家医院的多位专家的会诊，只是本院的两位专家的会诊；后来我才知道，第一次手术的切片化验片经由别的医院的专家看后，结果竟是不同的结论；后来我才知道，病重后会诊时著名肿瘤专家孙燕院士的治疗意见并未得到完全执行；后来我才知道，朱老一直很尊重、信任医院，但住院后期他一直想回家，发展到不能说话了，他还颤抖着在写字板上写了"马上回家"二字——厚泽先生最后似乎感觉到了些什么。可是感觉到了又有什么用？病情和医院都不允许他回家了，最终只能是灵车从医院到八宝山火化场的路上刻意从朱老的家路过了一下。高干的病历是严格保密、严格控制的，患者及家属无权阅读或保存、支配。这让我想起了电影里入党宣誓后的台词："从今往后你就是党的人了。"一个人的病例既见不得人，也见不得己，不知道这样的规定、行为有什么法律依据。
　　当今，70多岁并不算很老。厚泽先生步履清晰、思维敏捷、趣味横生。他尤其不老。2010年2月12号到医院去看他时，他还春风满面地说："来，我穿着病号服咱们合个影。"之后放疗开始，身体便每况愈下。4月24号那次去探望，他已经言语乏力了。沉默了十多分钟，像是在积攒力气，然后他让女儿把床摇起。先是说："从一个小小的口腔溃疡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一步步搞成这个样子，看来当初是估计不足的。"又说，"现在的感觉很不好，感觉是在生命极限的边缘左右徘徊。"
　　2010年5月9日0时16分，朱厚泽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从切除口腔溃疡的一个小手术到撒手人寰，从一个健康的老人到一捧骨灰，厚泽先生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最后，就连他的主管医生都掩不住尴尬地说，怎么会这样？太罕见了！
　　遗体告别只通知了一百来位亲友，却来了千余人，不知道这么多人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白色菊花簇拥着朱老的遗体，很美；如果身上盖的是白色的布而不是红色的旗子，会更美。两三位与朱老有过些交往的人此刻也现了原形。他们在遗体旁没完没了地强行与到场的各路名人合影，推走了，又回来。
　　焚尸炉的门合上了，我赶紧跑到院子里寻找厚泽先生化成的那一缕轻烟，好目送他这一次的远行。结果根本就没有烟囱。
　　死别的悲痛本该被时间稀释的，可是朱老走后，我内心的伤痛反而越来越重，想起他来还会流泪。我想象过，就是我的老父母走了，大概也不会这样悲痛，不会这样难以接受。尤其是我与朱老的交往、交情原本是很平常寡淡的。我没有想清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与厚泽先生的情感要比与父母的感情复杂很多，而且大部分的不是私情。
　　再也见不到厚泽先生了，了解他思想的欲望便逐渐强烈了起来。出于好奇，出于兴趣，更多的是因为思念。
　　他生于风雨飘摇的年代，学生娃时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理念并付诸革命行动。几十年里，其政治命运沉浮于险恶的宦海，改革开放后官至省委书记、中宣部长，旋即，又沦为新一轮专制主义的牺牲品。
　　与那些觉悟的真诚老人相比，朱厚泽是个彻底的觉者。他明辨这坑水的混浊，看清了坑底的货色，并将这坑泥水放到历史的水系中去分析，放到世界的空间里来考量。面对一棵貌似伟岸的大树，他用思想把它拦腰锯断，让人们察看那腐烂的树芯及其年轮的病变。他还刨出了树的根，摄取了毒腐的根液进行分析。朱厚泽具有圣贤君子的风范，他不懈地思索、探究，却不闹事哗众，更不借抨弊而营私。但是他的思想却是具有根本颠覆力量的，虽然无影无形，却胜过千军万马。从这个角度看，他有可能被归类于危害巨大、死有余辜的人群。
　　宽厚、智慧、博爱的厚泽先生在污泥瘴气中滚打一生，最终化为不染尘埃、冰清玉洁的美莲。他令新管老吏们黯然，也被求真向善者奉为楷模；他不谄不屈、不嚣不狂，愈老愈显示出理性智慧的光芒和真情妙趣的魅力；他主张民本、尊重人权、崇尚自由；他早就看清了红太阳下的红河不是美丽光芒的反射，而是一条源远流长的腥脓血河。
　　虽然命蹇时乖、屡遭迫害，厚泽先生却始终深深地热爱着这块多情的土地。不管风云变幻，不管在朝在野，他都坚定地站在人民这边，站在真理这边，站在人类文明的这一边。
　　然而，这样一位毕生都在追求光明的人，却在这暗夜中辞世了。他走得匆忙，他恋恋不舍。

窦海军
2011、1、28

——网友推荐

乔新生：中国当前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Posted: 22 Apr 2014 06:09 PM PDT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封面

中国领导人到西方国家访问，应当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形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经验，通过建立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体制，从而有效地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千万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孤芳自赏。道路自信应该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之上，制度自信应当体现在民主科学决策基础之上，而理论自信则应当体现在实践检验基础之上。假如游离于世界人民之外建立一套自己的理论表达系统，并以此为依据论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么，到头来只能是自欺欺人。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试图以技术上的修修补补，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必然会重蹈大清帝国的覆辙。当年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无法挽回败局，今天的执政者仍然无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力挽狂澜。《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揭示了旧制度的各种诡异之处，而且展现了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对旧制度的过于迷恋，才是大革命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彻底摒弃传统的制度形态，把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落到实处，才能避免出现大革命的结局，执政者才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分析国际政治关系的时候，人们往往忘记历史。当年大清帝国船坚炮利，可是，却被日本打败。当时中日两国都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中国的满清大臣李鸿章出访欧洲，不仅购买了克虏伯大炮，而且期望把西方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移植到中国；日本首相出访欧洲，虽然没有购买世界最先进的战舰，但是，却全面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从而使日本很快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这段惨痛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如果只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政治的发展，没有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政治制度，那么，经济发展并不能挽救一个国家的败局。中国晚清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生产总值的将近五分之一，中国在农业生产方面处于国际先进地位。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民族矛盾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因此，当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时候，中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说明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挽救一个国家的命运。
之所以回顾这段惨痛的历史，就是因为当今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当中国执政者强调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时候，他们可能忘记了曾经的失败，忘记晚清时期中国曾经遭受的厄运。说到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为了造福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人民的愿望，在财富分配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矛盾，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外强中干，就会不堪一击。当前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财富的积累问题，而是如何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从而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实现人生的价值。中国可以从欧洲国家采购先进的机器设备，可以从欧洲国家学习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但是，如果没有看到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对于解决社会矛盾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没有加快民主政治建设，那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平衡。当年日本之所以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改革，之所以形成强大的国家凝聚力，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共同的价值观，找到了民族发展的方向。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整个国家出现了金钱拜物教，每个人都在积累财富，可是忘记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忘记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政治和谐。
当满清大臣李鸿章周游列国，扮演散财童子角色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拼命效忠的国家之所以岌岌可危，就是因为国家的统治者强调道路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体制才是世界最好的政治体制。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主权在民的原则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不能满足普通民众的需求，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考虑普通民众的感受，那么，即使实现了经济的快速积累，也未必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执政基础。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晚清时期朝野各界只有技术上的争论，而没有价值上的判断；可是在政治发展问题上，朝野各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革命党希望以现代民主政治取代封建统治，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则出现了保守派和改良派，保守派希望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思进取，改良派则希望通过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可以这样说，由于执政者在是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导致晚清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革命党充分利用执政集团内部的矛盾，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执政集团，从而使执政团队内部的实权派选择站在了革命党一边。推翻满清政权之后，执政者希望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通过建立类似于英吉利国家那样的政治体制，从而使中国尽快进入到工业化社会。但很遗憾的是，革命党与执政党之间的矛盾很快成为国家的主要矛盾，革命党试图通过建立共和制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制。执政党与革命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之中。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近代以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从来都没有成功。中国历代统治者希望通过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是，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成功。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发展问题，只要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的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稳步增长。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市场经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政治的手段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才能有效地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才能不断地缓解社会的矛盾，才能让市场经济在中国有序地运行。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短板。但很不幸的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几乎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了动力。强化中央权力，实行集权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固然有利于控制局面，提高中国的决策效率。但执政者必须意识到，这样的政治体制具有极大的风险，如果决策出现了重大的失误，那么，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事实证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之所以出现大起大落，根本原因就在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既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同时也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散决策体制，充分考虑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政治需求，建立一种广泛民主的政治形态，确保每个阶层都能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整个国家才能处于平稳的状态。
政治的高度集权与市场经济的分散决策格格不入。部分学者之所以醉心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认为正是由于中央高度集权，才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本来面目。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实现简政放权的改革，自下而上实行承包责任制，使得中国的经济欣欣向荣；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强化中央的权利，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式改革，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矛盾迅速爆发。进入本世纪之后执政者试图通过平衡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通过社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勇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结果导致中国的改革无疾而终。本届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简政放权激活市场经济，把改革作为中国最大的"红利"。但是现在看来，简政放权与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一种紧张关系，如果经济上简政放权而在政治上高度集权，那么，经济上的简政放权最终必然会成为一纸空文。
国务院在推行简政放权改革过程中之所以遭受越来越大的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上的简政放权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发生了矛盾，当经济上的简政放权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政治利益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阻挠经济体制改革，扭曲简政放权的经济改革政策。中国改革必须彻底消除传统的路径依赖，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
笔者之所以对中国当前的改革感到忧虑，就是因为中国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格格不入。中国实行垂直的司法管理体制，破除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从表面上来看有利于司法独立，有利于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但是，这样做不仅彻底背离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且更主要的是，可能会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受制于司法机关。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司法体制，才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中央的高度集权非但不能解决司法腐败问题，反而有可能会滋生更多的"大老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统筹兼顾，绝对不能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而积累新的问题。
笔者的建议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设计师们应当认真研究古希腊以来西方国家的社区自治原则，考虑如何建立中国的社区自治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改革有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决策者必须把握全局，必须从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方面着手，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中央高度集权不可能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权力的不断集中，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必须在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上，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政治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不能在经济上简政放权而在政治上高度集权。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一个国家处于平稳的状态。经济的缓慢发展不足以动摇国家的政治根基，而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反过来为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政治高度集权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内，政府不可避免地拥有资源的支配权。如果执政者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缺乏热情，或者在落实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缺乏积极和主动性，那么，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千万不要指望技术上的革新，解决政治体制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通过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才能确保我国的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领导人到西方国家访问，应当深入了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形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经验，通过建立全民参与的民主政治体制，从而有效地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千万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孤芳自赏。道路自信应该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之上，制度自信应当体现在民主科学决策基础之上，而理论自信则应当体现在实践检验基础之上。假如游离于世界人民之外建立一套自己的理论表达系统，并以此为依据论证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那么，到头来只能是自欺欺人。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试图以技术上的修修补补，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必然会重蹈大清帝国的覆辙。当年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无法挽回败局，今天的执政者仍然无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力挽狂澜。《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仅揭示了旧制度的各种诡异之处，而且展现了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对旧制度的过于迷恋，才是大革命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彻底摒弃传统的制度形态，把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落到实处，才能避免出现大革命的结局，执政者才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作者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 院长 教授）

——《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刊载时有删节，此处是原文

王军涛：台港青年政治风潮与大陆民间抗暴运动

Posted: 22 Apr 2014 05:40 PM PDT

香港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游行声援台湾反"服贸"太阳花运动



台湾如火如荼的太阳花运动、香港正在酝酿的占中运动，以及大陆南北风起云涌的维权风潮，共同的目标都指向了一党专制的中共暴政。中国数千年暴政王朝最终都会被推翻，就是因为暴政永远只会造就出更有力量的反抗力量。



学潮，是当今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在各国冲击政治统治者，而且推动国家政治转型和政策变革。中国政治中学潮的历史比其他国家更长，学潮不仅是通过制造麻烦挑战执政者的正当性，而是要为国家变革指出方向。最近，台湾太阳花学潮冲击国家制度设施正常运转，引发马政府最大危机。这场风潮转而激发香港民主派中酝酿已久的占领中环的热情。人们评估，这场学潮会对大陆政局产生什么影响？

台湾太阳花运动

台湾学潮发自大学生对马英九政府违规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不满意；深层原因是台湾大学生担心大陆借着服贸操纵甚至吞并台湾。在大学生看来，这是台湾安全问题。目前反对太阳花学潮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大学生不懂两岸经贸关系上。就经济利益看，台湾乃至全球经济都与大陆高度相关，服贸协议为台湾争取一个很好的前景。这些批评者忽略了台湾学生并非不懂经济，而是强调服贸协议让台湾更依赖大陆；经济让利包藏着政治祸心。这确实是大陆专制者不愿与自己治下的民众分享发展红利却对台湾出让经济利益的真正用心。

有评论说，两类人恶意地误导了台湾学生。一是大陆公知对大陆的丑化描述；二是台独民进党推波助澜。然而，在专制政体的打压和限制下，大陆公知对于大陆问题的揭露远远达不到真实反映问题的程度。大陆底层受侮辱和压迫的民众的愤怒不满远远超过公知。民进党在学潮发端之初影响不大，学潮领袖对民进党也不满。马英九高票当选总统，说明台湾统独之争成边缘化议题。现在，马政府执政六年，围绕服贸协议重开台独空间，是服贸协议和马政府失误造成的。

服贸协议引发学潮的建设性意义是揭示台湾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容纳公民社会的发育。从法治角度判定学生占领立法院等国家权力机构违法的人，忽略了宪政要随着政治社会发展演变。即使成熟的宪政国家，也需要公民揭露问题加以完善；在合法渠道不够时，就和平违法对执政者吸引社会关注对政府施加压力并吸引。近年台湾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发展很快，许多诉求在现有制度和党派架构中不能充分表达和解决。这次学潮的领导人都是五年以上从事社会运动青年领袖，现行体制中深感沮丧。如果此次学潮能导致制度安排的调整更有包容性，台湾宪政民主将更上一层楼。

香港占中运动

台湾学潮的一个后果看点是对香港局势的影响。英国治理下的香港有自由但没有民主。1989年以前的政治风潮大都是中共训练的地下工作者挑动和操纵的。1989年以后，香港市民开始觉醒，自主活动反对中共暴政。最初风潮是抗议大陆的政治迫害及对香港的政治压迫。最近几年，年轻一代香港人成长，香港本土议题诉求上升到港独观念。这些年轻的香港人抗议大陆是为港人自己权益，批评资深香港民运领袖太温和，太少关心香港本地的权益话题。这些年轻人近年来成为支持更激进香港人自身利益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去年1月，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庭教授呼吁，用新的公民抗命方式实现香港普选诉求；在今年7月香港回归日实施占领中环运动计划。这个设想得到香港青年人的支持。届时，会有一万人以爱与和平的口号占领香港中环路。

台湾学潮爆发后，香港各界密切关注。过去，虽然香港民主派经常在台湾大选时前往观看，但是不赞赏那种闹哄哄的争吵。这次太阳花学运恰逢占中抗命运动，香港民主运动真正开始学习台湾的街头运动经验和行动策略。许多人前往是为占中观摩取经。

太阳花学运对占中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刺激，还不是香港民主派学习台湾的行动策略，而是大陆的反应。太阳花之前，大陆对占中运动的基本应对是打压。太阳花学运爆发后，大陆开始寻求更有弹性的应对占中策略。最近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香港民主派要去上海与大陆对话，不论结果怎样，都会进一步刺激占中热情和热度。

大陆新政治风潮

台湾和香港的事态发展不免让人们评估大陆是否出现新的民主运动高潮。有人认为不可能。两岸三地的民运是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发生的，其诉求也会极大地不同。台湾太阳花学运是在既有民主也有自由的政体中发生，基本诉求是修订政策和完善制度的问题；香港占中运动是在有自由但没民主的制度中发生，其诉求是要民主选举，与专制政权切割；大陆民主运动，如果真的发生，是在既无民主也无自由的制度中，其诉求肯定是既要求基本社会公义，也要求变革基本制度。

但是，观察家也注意到，三地学潮，都直指大陆专制暴政，而大陆民众受害最深；仅此而言，台湾和香港的事态会在情感上鼓舞大陆民众 。其实，大陆学潮和政治风潮都比台湾和香港有更深远的历史由来和现实根源。一部中国现代政治史和制度变革史，都是以政治风潮划分阶段的。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至今是大陆执政者最大的软肋，也是两岸三地民主运动的最大连接点。今年，是六四25周年。当年的运动的领袖和屠城幸存者提出海外"天下围城抗击暴政"和国内"重返天安门"的方式纪念六四。

大陆发生新的政治风潮的最大来源，是高速发展中不公平的机会和财富分配带来的民怨以及暴政维稳累积的仇恨。现在，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的规模、频率和激烈程度早就突破大陆中共执政史上爆发民主风潮的阈限；也早就超过和平时期世界上多数其他国家发生民主革命的引发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没有引发民主风潮，主要是中共的维稳策略。最近两个动向会使得民主革命风潮为期不远。一是群体事件的规模、频率、卷入阶层、议题多样和暴力烈度急剧攀升，最终会超过暴政维稳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暴政王朝最终都会被推翻，就是因为暴政不会永远维持统治，只会造就出更有力量的反抗力量。另一个动向就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极大削弱了维稳机器。周永康集团覆没，从长远看符合加强中共合法性的利益，但在短期内会导致内部冲突特别是暴政机器的紊乱。

就在太阳花学运如火如荼、香港占中蓄势待发之际，在大陆最北部省份黑龙江的建三江，维权人士与地方暴政展开拉锯战；最南方的广东茂名地区民众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这都极大地激怒了大陆民众。这些事件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转为引发大规模政治风潮的导火索。根据二战后世界政治转型经验，一些突发事件引发全国范围的政治风潮是转型路径图的第一环。

三地政治风潮表明中共治理的失败。坚持暴政，即使经济发展也没有吸引力和合法性。只有结束一党专制的暴政，建立宪政民主，才能真正给中华民族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辛树言：從自由台灣到自由中國有多遠——從「太陽花」反服貿到民運重回天安門的路徑選擇

Posted: 22 Apr 2014 05:30 PM PDT

图："太阳花"运动的主旨就是台湾人民要决定自己的命运。



台灣「太陽花」反服貿學生運動很明确地提出「爺爺革命，爸爸才有票投；爸爸亂投票，兒子就得革命」。這說明台灣學生及民眾對於中共有非常清楚的認識，这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转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支点。


中共暴政与台湾有天壤之別

台灣和中共大陸政權，兩種不同制度的參照，一方文明，一方反文明，兩者根本沒有任何攜手的可能，台灣學生和民眾已經清醒地作出判斷。大陸原本指望暗暗把「生米煮成熟飯」，不料卻被抗議民眾揭穿了老底，「兩岸一家親」變成「兩岸一家騙」，騙台灣民眾沒那麼容易，而且大陸民眾也覺醒了，不肯再被騙被忽悠了。
3月18日，台灣反服貿「太陽花」學生運動開啟，身著黑衣黃字黃絲帶的「黑衫軍」，從台北凱達格蘭大道一路遊行，佔領立法院，抗議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吃「奶」不惜屈膝下跪，向密佈導彈頭威脅台灣的敵對政府「投降」。僅兩周時間，參與民眾高達50萬人，聲勢浩大，緊張、莊嚴，又不失遊園的氣氛，這在對岸的中國大陸簡直是不敢想象的。25年前發生在北京的聲勢浩大的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鄧小平、李鵬政府卻以「反革命暴亂」和「顛覆國家政權」為藉口下令開槍鎮壓，至今都是廣大民眾心頭無法驅散的陰影。
台灣政權是民主政權，與暴力起家、暴力維持的中共大陸政權相比簡直就是天壤之別。專制暴政絲毫不會把民眾的生命放在眼裡，從2008年貴州甕安抗議民眾焚燒公安大樓抗暴事件，再到廣東烏坎、浙江織里、江蘇通安、山東平度等地突發抗暴事件，以及3月30日剛剛發生的廣東茂名市民上街抗議PX化工項目事件，幾乎每一起民眾維權和抗議事件都有程度不同的流血和人員被抓捕、判刑。「六四」之後，大陸各地政府對各種抗議事件的對應基本上上行下效，突發事件之初，通常是第一時間軍警、特警到位、輿論封鎖，第一時間鎮壓、抓人，而不是與民眾談判、解決問題，直到民眾聚集、圍觀人數太多，影響太大，鎮壓不成，遂找幾個政府人員作為「替罪羊」，事態平息后再對抗議的民眾進行秋後算賬。鄧小平當年的原話是「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如今可能不再那麼殺氣騰騰，卻依然瘋狂抓人、關人、判人，中國被抓的政治犯、維權人士、訪民、律師和記者，還有網民，都是全世界最多的。從殺人不眨眼，到暴力執政、暴力維穩不眨眼，程度不同，但性質都是一樣的，任何民眾的抗議都是敵對行動，中共絲毫沒有放鬆的「法寶」就是必須用行動來證明「槍桿子里出政權」，槍桿子必須掌握在對「敵人」下手狠的自己人手裡。

天安门抗议事件还将重演

台灣反服貿「太陽花」學生運動，兩周聚集數十萬人，若是在大陸早就被分化、瓦解了，或者被軍警人員暴力清場了。最近發生在黑龍江農墾區建三江公安局門口的律師抗議行動，當地公檢法調動所有能調來的所有武警、特警、警察和黑社會打手，幾乎是來多少人就抓多少人的陣勢，毆打律師、非法拘禁簡直是家常便飯。建三江公安局門口的靜坐和抗議維持約有一周，僅有數十人之多，就很快遭暴力清場。清場之後，絲毫不解決律師所提出的會見權和黑監獄問題，還在墾區各個交通路口設警戒防線，整個把墾區封鎖起來，所謂防患於未然，把事態控制或消滅在萌芽狀態，明目張膽把整個城區孤立起來。
這一切，都在北京中共當局支持之下公然進行的，但今天此類的抗議此起彼伏，而且這些抗議事件有可能成為「破」中共「穩定二十年」之局的「導火索」，因為無論是江蘇通安民眾控制鎮委書記為人質、啟東縣長被抗議民眾控制住迫使他被迫作出承諾，還是其他地方發生鄉鎮長、書記被民眾「馴獸」的突發事件，以及更多的圍攻政府和聚眾上街抗議事件，往往是事過五六年后分別在其他地方重演，這說明種種惡果的生長不單單是地方政府的責任，主要是北京中央政府的責任，地方政府只是中南海的打手。1989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事件，二十五年后一定還會以別的形式重演，抗議民眾僅僅抗議縣鄉政府，就等於給中共這個患了惡性腫瘤的肌體動點小手術，一直不夠徹底，惡性腫瘤依然割不下來，要真正動大手術，割下來，必須要有十萬或上百萬人的聚集、支持，而且還要到省市政府去割；割省市政府的同時，還要到北京去割；人數聚集不起來，不再度到天安門廣場抗議，興起類似台灣「太陽花」反服貿一樣的持續抗議，自由中國根本沒有可能開啟，民主制度最終也不會實現。
這一天近了，或許會在一夜之間發生。將來發生的類似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肯定不是一百萬人參加，而是數百萬、甚至千萬、數千萬人參加，中共不垮臺，中國決不會走向民主化。或許有人會說，中國這麼大，肯定會亂的，甚至血流成河，我們不妨看看台灣民主化運動，解嚴之後，執政黨輪換，反對黨上台，沒有動用一槍一炮；再到如今的台北街頭「黑衫軍」反服貿，佔領立法院，絲毫沒有動亂的影子，反而是主權在民的見證。再看泰國、韓國，都有公民運動、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此起彼伏，哪裡是動亂了，就是美國也有民眾的抗議，美國政府敢於對抗議民眾開槍啊？

暴力政府根本沒有資格存在

美國《獨立宣言》把建立政府的目的說得一清二楚：不經被統治者同意并授權行使正當權力的政府，人民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包括用武力推翻這一政府。民主制度的存在就是為了防止出現專制暴政，一旦出現專制暴政，民眾有權有義務去推翻。可大陸政府卻說這樣的民主制度不適合中國，說出各種莫名其妙的理由，說什麼中國這麼大，人數眾多，一旦發生動亂，對每一個人都是危險的，從此中共一直用這樣的威脅論嚇唬、欺騙民眾，導致中共更加極權，暴力手段更加升級，更加肆無忌憚。實際上，中共大陸各級政府不但是暴力執政和任意違法犯罪的主體，還是一切暴力和各種人禍的根源，民眾被奴役，軍警暴力毆打民眾等流血事件一再重複發生，就是因為主權在黨，而不是主權在民。這樣的暴力政府，根本沒有資格存在一天。針對暴政，大陸民眾也要勇敢地去佔領廣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建立保障人權和自由的民主制度是要付出代價的，只有人數聚集眾越多，流血的可能就越小，和平轉型的可能就越大。雖然轉型時不排除有可能發生暴力，但大勢所趨，不抗議不轉型，流血只能會更多，社會只能會更亂。
如今，中共已經欺騙民眾六十五年，橫行六十五年，覺醒的民眾已經徹底認清楚了，北京哪有什麼「包青天」？中共上上下下從根子上都已經爛透了，新時期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社會運動，若不直接對著中共這一源頭，所有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台灣「太陽花」反服貿學生運動已經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他們打出來的標語有「我們的上一代逃避共產黨而來，請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重回魔掌」、「爺爺革命，爸爸才有票投；爸爸亂投票，兒子就得革命」。這說明台灣學生及民眾對於中共有非常清楚的認識，一旦馬英九政權和中共政權繼續苟合，台灣的危險就越大。如果中共放棄政權，還政于民，恢復中華民國的憲政制度，台灣與大陸才有「兩岸一家親」的可能，才有望實現自由台灣與自由中國的統一。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梁京：陈一谘的历史地位

Posted: 22 Apr 2014 02:17 PM PDT

陈一谘
按北京时间算，陈一谘和胡耀邦的祭日都是4月15日。人们不禁会想，这个巧合能被赋予什么特殊意义吗？一个自然的联想就是"六四"。耀邦之死是震惊世界的"89风波"之导火索，而陈一谘也正因为奋起反对邓小平"动粗"而不得不去国近25载，最终客死他乡。而且，两人的人生轨迹数度交错，都对80年代中国的改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对中国今日的经济崛起有决定性影响，而邓小平在这个改革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一点没有争议。同样没有太大争议的是，若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支持，邓小平改革难以成功，或者说走不了这么远。陈一谘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如果没有他首创中共史上空前绝后的自治性改革智库，胡赵的改革也很难走那么远。

文革后的中国，尤其是在青年人中有一个相当强烈的冲动，就是要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西单"民主墙"的文字激动人心，自发的政治交往十分流行。以陈云和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能从华国锋手中夺得实权，也利用了这种情势。但是，邓小平非常清楚，党内外强烈的民主政治冲动对中共政权非常危险，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引导大家向前看，（也包括向钱看，即以经济改革和发展为中心）。

今天看来，这个路线很正确，或者说很高明，但这个路线能否成功并非必然。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党内外的知识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识精英当时如果不支持这个路线，或者在这个路线中找不到自己的角色，这个路线难以成功。陈一谘在胡耀邦等改革领导人支持下，创建青年人自主和自治的改革智库，把一批完全可能走上激进政治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引上了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轨道，增加了邓小平路线的胜算。

这一创举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分化、因此削弱了激进的政治力量，同时也为中共改革领导人对付中共专业官僚系统带来了一支生力军。中共有两股强大的保守势力，有机会毁掉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一个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队伍。对付这股势力，耀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这不足以成就改革，因为各级掌握经济运行实权的业务官僚，完全有能力对改革派进行有效抵抗。

赵紫阳精明地看到了陈一谘组织的"青年军"的战略价值。在中央层面上，这支"青年军"以新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清新眼光，挑战守旧官僚们的惰性思维；而在地方层面上，这支"青年军"成为那些敢于主动推动改革试验的地方领导人与中央改革领导人之间的"联络员"。上下夹攻，改革派瓦解了省级大员中的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抵抗。

没有陈一谘的贡献，这一切都不是必然会发生，必然会实现的。因此，邓小平的改革完全可能走不到今天这么远。这就是陈一谘历史地位的基本逻辑。

陈一谘的人生选择，招来两种议论。一种议论是，陈一谘太傻了，他自己什么也没有捞到，而许多当年机会远不如他的人，如今不是大富就是大贵。另一种议论，就是陈一谘帮中共政权延续了寿命，实为助纣为虐，改革功劳越大，历史罪过也越大。

对于这两种议论，笔者的回应是，陈一谘一生坦荡，精彩卓越，实乃有志者梦想成真。至于陈一谘的历史功过，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有公允和切实的评价。作为一个有幸创造历史的人，陈一谘比千千万万的先行者们要幸运太多，因为他所在的时代留下的历史记录，要比过去详尽千百倍，而后人的史观和史论对于历史逻辑的把握，也一定会比古人和今人更加透彻。

其实，中国今天的局面，也有助于理解陈一谘当年角色之重要。如果习近平能找到一个人来扮演当年陈一谘的角色，把体制内外青年精英整合起来，调动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聪明才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扎根地方推动改革试验，则不仅是习近平之幸，也是国家之幸，世界之幸。我相信习近平会有此心，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还有可能出现陈一谘这样的人物吗？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陈一谘遗体告别仪式在美举行（RFA VOA）

Posted: 22 Apr 2014 01:56 PM PDT

陈一谘遗体告别仪式（何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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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陈一谘日前以录像发表「人权领袖奖」谢辞。(记者萧融翻拍自录像)
"六四"后流亡海外的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陈一谘的遗体告别仪式21号在洛杉矶世纪中华殡仪馆举行。灵堂里摆满了花圈，灵堂正面横幅上写着"一谘永生，改革长青"八个大字。

陈一谘为1980年代中共党内改革派的重要成员，他辅助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做出卓越贡献。陈一谘因参与89民运，反对中共武力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六四"后被中国政府指为"头号通缉犯"而流亡海外。近25年的流亡生涯，没有磨损陈一谘的改革意志，他先后参与组建"民主中国阵线"和"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继续从事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陈一谘2002年罹患癌症后，以顽强的意志撰写回忆录，记录下推动中国政改的历程。陈一谘纪念委员会发布讣告指出：陈一谘的一生是秉承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一生，是坚守良知的一生，是为中国改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

陈一谘2012年被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评选为"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基金会理事、前会长何惠代表基金会参加陈一谘遗体告别仪式并致送花圈。何惠在洛杉矶通过电话向记者讲述陈一谘遗体告别仪式进行的过程，他告诉记者：送花圈的人士包括：赵紫阳时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著名学者、民运人士严家祺、万润南、陈子明、苏小康、王军涛等人，还有美国友人索罗斯。

何惠说："灵堂被花圈占满，一直摆到出口处。整个仪式很隆重。到了最后，还放映了他生平的影片。很多人都流泪，在瞻仰遗容的时候，很多人痛哭失声，大家对他深情流露，就像送别情人一样。"

陈一谘遗体告别仪式由洪朝晖博士主持，罗小朋博士致悼词。旅居洛杉矶的中国民运人士吴仁华、伍凡、陈维明等一百多人出席告别仪式。陈一谘的女儿吴笙以"亲爱的爸爸"为题讲述了陈一谘为人为父的可爱的人生。陈一谘当年主持的农村发展研究组成员张艾枚、前体改所成员王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代表于大海、"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代表李进进，以及民运人士刘青等人，从美国东部前来与陈一谘遗体告别，并在告别仪式上发言，缅怀陈一谘为国为民、追求正义、秉持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不凡的一生。

陈一谘逝世后，赵紫阳的二儿子赵二军率全家给陈一谘家人发来唁电，唁电说："陈一谘先生不仅是中国改革和进步史上一位卓越的先行者，而且是我们家患难与共的挚友。他的逝世，是中国进步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家难以弥补的损失。"

（RFA 特约记者：CK / 责编：申铧）

告别改革家陈一谘

陈一谘告别式的灵堂（美国之音国符拍摄）陈一谘告别式的灵堂（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VOA国符/洛杉矶） —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名的改革推动者陈一谘在洛杉矶过世一周，他的亲友星期一为他举行告别式后火。*一谘永生 改革长青* 美西时间四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北京时间四月十五日清晨六点），陈一谘在洛杉矶县的家中过世。他的葬礼21日早晨在洛杉矶县的阿罕不拉市举行，灵堂正面的横幅上是"一谘永生 改革长青"八个大字，标志出他一生的亮点。陈一谘是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担任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也是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1989年六四期间，因联合各界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迫流亡海外。之后他参与筹组《民主中国阵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从2002年起，他先后发现罹患晚期淋巴癌和胆道癌，在与病魔搏斗之际，独立完成百万字的《陈一谘回忆录》，去年在香港出版。*拒写悔过书 坚持良知* 陈一谘被许多人誉为中国的脊梁，盛赞他的骨气。为他致悼词的罗小朋指出："2012年，他申请回国治病，当局要求他签署悔过书，保证不参加任何活动，结果被拒绝。陈一谘说，我不能出卖灵魂，我做为一个中国公民，政府要审查我，可以当面对话，我没有做错什么，要我些悔过书，我不能接受。"
陈一谘之女吴笙缅怀父亲（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陈一谘之女吴笙缅怀父亲（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陈一谘坚持知识分子的良知，无怨无悔。他的女儿吴笙透露一段十多年前的往事。吴笙说："2000年，我们在纽约和父亲的几个新老朋友们一起吃饭，席间有人对六四学生们语出不逊，父亲听后震怒，拍案而起，用雷霆般响彻厅堂的嗓音，一番唇枪舌剑把对方说的面红耳赤，完全不知如何应答，然后父亲说，与你这种全无良知的人同席共餐真是莫大的耻辱。而后，拂袖而去。"
*安详辞世 丁香随伴* 

吴笙在告别式上叙述她父亲临终当天的情形："四月十四日早上一切如常，院子里父亲手植的丁香花开了，馥郁芬芳，我们折了一支，放在父亲鼻子旁边，他点点头，嘴角扬起。下午两点半，他一觉醒来，我开玩笑说，他梦到小孙子了，他又是微笑。半个小时后，在家人陪伴下，父亲安静的离开了。走的干净洒脱，没有恐惧或焦虑。"

*盼叶落归根 心系故国* 
海外民运活动家致赠的纪念花牌（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海外民运活动家致赠的纪念花牌（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星期一早晨举行的遗体告别式，参加者近百人，陈一谘的遗孀肖雨和女儿、女婿以佛教仪式上香致祭，灵堂四周摆满了各界致哀的花圈和悼词，落款者有鲍彤、严家祺、万润南、陈子明、苏晓康、王军涛，还有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子赵二军一家，赵二军在唁电中表示，陈一谘先生不仅是中国改革和进步史上一位卓越的先行者，而且是他们家患难与共的挚友。

陈一谘从前的同事、同道和朋友，包括前中国农村问题发展研究组成员张艾玫、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员王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代表于大海、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代表李进进，还有刘青、田国强、彭照平以及洪朝辉都先后致辞。 王 
陈一谘生前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前会长何慧题的词（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陈一谘生前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前会长何慧题的词（美国之音国符拍摄）
辉指出，陈一谘今年来常谈到落叶归根，他认为陈一谘毕生奉献中国，还有一些殷切的遗愿。他说："他的祖国有一天能够宽容不同的、哪怕是异端的看法和政见；有一天能够尊重不同的思想者的生命和正常生活的权利；他的祖国的人们能够为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不公如同发生在自身上而忿忿不平、诉求公正；他的祖国的人们在遇到不公之后，不仅仅追求为个人和家庭平反，而且设法消除类似不公事件发生的根源。"

告别式进行约两小时，洛杉矶当地的民运人士多人，包括吴仁华、陈维明、何慧、成秋波、朱汉强、李豫仁、罗耀等等。仪式在瞻仰仪容和致敬后结束，随即起灵交付火化。在纽约筹备的陈一谘追思会将在五月初举行。

    石桦：习近平夸耀“过河拆桥”

    Posted: 22 Apr 2014 01:29 PM PDT

    图：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演



    习近平欧洲之行，一面谈贸易，一面接二连三发表讲话，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图让人们感觉"醒狮"的可亲、文明。不过，他讲来讲去，人们关注的，还是他是否放弃中共一党专政这一基本点，而这位习大官人，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承认，他是一个保守的共产党人，习惯于用自己对历史、对理论的一知半解来为自己的政治信念作注解，其它的事情，他根本不在乎。

    看习怎样"弄懂"和"搞清楚"

    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所谓"重要演讲"，表示"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

    哎呀，话说得对极了，那就来看看他怎样"弄懂"和"搞清楚"的吧。

    当然不会让人意外，接下来他还是一通完全不对头的胡说八道："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寻找"，所谓"适合中国国情"，其涵义，一是，本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文化之发展中出现了什么趋势，有什么变化和需要，二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可供借鉴、选择的先例。

    中国的状况很清楚，其经济中，市场经济已经有深厚基础，但长期匍匐于自然经济之下，屈从于垄断性的官商体制及其经济势力。它的"毛细血管"相当发达，但"动脉静脉系统"则在官商压抑下难以生长。这种状态，使得中国在发展中停滞不前，逐渐落后于西方。若市场经济不能主导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就纯属梦想。

    政治也很清楚。走向民主化乃大势所趋。不过，在经济转变大背景下，政治选择的弹性较大，君主立宪或共和宪政，与之相应的多党制，以及议会制、总统制，都有文章可作。

    中共本身就是多党制的见证

    习近平张口闭口"历史唯物主义"，而他所谓"寻找道路"的视野中，从来不提市场经济，似乎那选择只涉及政治制度。

    君主立宪，原本颇有前途，但是，满清统治者在镇压维新之后尽管竭力展现其开明，终究还是无法摆脱皇族利益束缚，悍然排斥开明派，排斥汉族政治家。结果机会稍纵即逝。革命风暴推翻了皇帝，复辟帝制成为一场闹剧，证明君主立宪再无可能。

    然而，立宪以求宪政，多党体制下的议会制、总统制，既是实际选项，也都有操作空间，同时，新闻出版的自由也在实际呼应。这样，即使政局动荡，特别是军阀割据，军人在政坛中大行其道，而政治民主的实践竟然还是颇有生气。它的突出的成就很明显，多党制历经磨难而坚持下来，议会虽然在初期的活跃之后逐渐萎缩，也还远远未到"行不通"的地步。

    其实，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多党制的见证。它初创时，自己把自己弄成地下党派的模样，这当然难以长久。两次国共合作，使中共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即使反共，也只是针对中共的行为，而不是根本不容它作为反对党存在。而中共，它在抗战胜利后仍然拥兵自重，内战就不可避免。

    中共在多党制环境里发展壮大。它反对国民党时，声称它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而它以武力击败了国民党，立即将它先前反对的东西作为它的实际宗旨，实行"多党合作"包装下的一党专政。这叫作"过河拆桥"，偏偏习近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让人好笑。

    以社会主义名义限制市场经济

    掌权以后，中共一直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分析的论述视为禁区，自觉继承帝制精神，坚持其权力垄断的专政。习近平一口咬定，多党制及其议会制、总统制因为其挫折和曲折，在中国"行不通"，实际上，他是把"只有帝制适合中国国情"改头换面。他的意思是，在中国，只有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权力垄断行得通。

    习近平所谓"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全方位选择。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社会主义"名义，下手严厉限制市场经济──它毕竟本事有限，无法扭转乾坤、消灭市场经济，尔后逐步确立中共一党专政。对市场经济的限制，在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里，严厉程度超过了帝制时代。它把马克思学说教条化，煽动对市场的恐惧与仇恨。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后三十年，中共仍然对市场经济步步设防，直到不久前，才刚刚承认"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其实际作为，还是尽量以政府控制制约市场。

    走向市场经济主导的形态，中国从明清至今，已历经数百年，过程极其艰难曲折，而摆脱帝制后一百多年，走向共和宪政，也仍然阻力重重。中共被迫放弃它的计划经济实验，承认市场经济必然性，同时，它仍在竭力阻止中国政治民主化。不过，以那位德国老人的看法，市场经济在中国行得通了，权力垄断迟早会"行不通"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高新：申维辰，刘云山忽悠习近平呑下去的一只苍蝇

    Posted: 22 Apr 2014 12:19 PM PDT

    曾经在山西省委宣传部长位置上睡了一堆女人，在太原市委书记位置上又疯狂贪污受贿的申维辰终于被中纪委拉下马的消息传出后，民间反应最快的自然是曾经深受申维辰之害的太原百姓。被众多媒体在同一时间转载的《法制晚报》发自太原当地的一篇报道说，2010年调任中宣部副部长之前，申大官人曾担任太原市委书记多年。听说其被查，有太原市民街头放鞭炮庆祝。

    曾经坚持多年持续举报申维辰在太原任职时严重贪赃枉法的太原百姓们涌上街头，放鞭炮庆祝的同时，李长春、刘云山等人正在做何反应，可想而知。中纪委正式通报申维辰"严重违纪违法"的之后，正在辽宁省巡视的刘云山强打着精神主持了一场会议，在会上莫名其妙地发了一句"为官不易但也不能为官不为"的胡乱感慨。退休之后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音讯的李长春在申维辰落马之后也赶紧抛头露面，显然是担心此时此刻再不露面就给让党内党外产生与"康师傅"一样的政治联想。

    至于李长春这次仓促抛头露面为什么会选中少林寺，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分析的原因有三，其一是河南省是他李长春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的政治发迹地之一，至今也还有当地干部仍在买他的账; 其二是中共退休领导人虽然仍然还是允许官方媒体在其简历上注明其"信仰"是所谓的"共产主义"，但没有一个不是"与佛结缘"的。"摊上大事儿"的时候都是要赶快烧香拜佛力求"逢凶化吉"。而需要烧香拜佛时首选就会是少林寺，全是因为李长春主政河南期间把本来应该用于艾滋防治的大笔专款挪用给了少林寺，所以寺里的那个政治和尚至今都还是他口口声声的"老朋友"，可以组织手下一大票非洲和尚手持十八般中国传统兵器摆出庞大阵仗让他李长春在佛祖面前回味昔日为官之荣耀和权势。

    回过头去再接着我们上篇文章的内容，继续讨论为什么说"提拔申维辰接替陈希（的中国科协领导人职务）是刘云山与习近平的政治交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公布的申维辰简历，他是2006年被从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位置上平调至山西省会太原市委书记的，在任四年后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精神文明办主任和中央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李长春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的刘云山向中组部保举，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近平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李源潮审查通过，调升至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法制晚报的相关报道中揭露说，事实上早在申维辰担任太原市委书记两年左右，也就是李长春和刘云山调升申维辰进京的前两年，即二零零八年，也就是习近平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坐在了如今刘云山正坐着的这个位置几个月之后，深受申维辰违法乱纪行为之害的太原市民们即已经联名向当时的中纪委和监察部举报申维辰在太原市龙潭片区旧城改造拆迁过程中，涉嫌廉价变卖国有土地给地产商等问题，举报的结果是申维辰本人边腐边升。到前年秋天十八大召开时，眼看申维辰居然还能够被习近平再次审查通过，出任了中纪委委员，那些一直坚持举报申维辰的太原市民们义愤填膺，举报人之一通过自己在北京有点头脸儿的朋友再次递上揭发信。这一次举报的直接结果是确认状纸被上面"收到了"，但申维辰在去年四月又被从副部级升任正部级职务的消息令举报人一度陷入绝望之中......过了一年正部级官瘾的申维辰终于还是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的那句老话，但这个"时候"也真是夠长的。

    按照一位网名"逗号"的网友的说法：申维辰的落马，有三个看点特别引人关注：一是系今年被调查的首个正部级高官，算是只"大老虎"了；二是首名落马的十八届中纪委委员；三是连续十几年遭实名举报。其中尤以实名举报时间之长，以及如何在举报声中不断获得晋升迁，更令人啧啧称奇。因为随着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大老虎"落马并不新鲜，且应该有"大老虎"落马；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整合了内设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自身的执纪监督，纪委"清理门户"在情理之中。剩下的问题就是，申维辰是如何躲过长达十几年的实名举报的。

    前面说过山西太原的一批平民百姓联名举报申维辰的时间前后长达六年。而这位"逗号"网友则说的是申维辰更早的贪赃枉法史，一直追朔到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担任山西晋中地方官员的时候。从实名举报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举报时间之长所展现的执著，都恐怕不得不令人对被举报人多个问号。

    按照"逗号"网友的说法，2006年至2010年，申维辰任太原市委书记。而在2010年底，申维辰刚刚被调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后，山西省检察院即控制了一名为房地产商跑项目审批的"中间人"，其行贿记录涉及60多名官员，该窝案曾经轰动一时。而如此严重的窝案，申维辰是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又置身事外？

    被知情人或者受害人坚持实名举报十几年，任职期间还发生窝案等因素，都令人对申维辰案件倍添兴趣，人人都期待着申维辰如何躲过实名举报之谜的谜底是什么。在没有真凭实据的前提下说一再提拔他申维辰的人与他申维辰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有武断之嫌，但"用人失察"的拍子总应该打在什么人的屁股上才是。更何况长达十几年的那么多封举报材料为什么都没有反馈？

    按照中共官方媒体中相关报道的说法，申维辰被查处前并无明显征兆， 4月9日他还出席江西省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中科协网站在4月10日还曾经刊登他在密云调研的消息。4月12日，他从南昌返回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中纪委带走。其间一个很搞笑的细节时，科协派往机场迎接领导返京的干部们发现自己要接的领导人一直没有出现，向机场工作人员询问也一无所获之后打电话向科协在"家"的领导人请示，然后便"选择了报警"。

    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据此分析说，科协的一把手被中纪委从机场直接带走之后整个科协的领导层居然无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足见科协的顶头上司，主持书记处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可能是不是事先而是事后才被通知。正象我们前面的文章内容中已经介绍过的那样，一年前刚被中组部的一位副部长"代表中央负责同志"夸奖为"政治素质好"，"为人朴实，谦虚谨慎"，"要求自己比较严格"的申维辰，一年后即被中纪委定性为"严重违法违纪"。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宣部还是中国科协还有中组部，谁都知道这位中组部副部长代表的那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当年发现申维辰的"伯乐"的刘云山。要说刘云山怎么就能够成功让中共决策层，特别是让习近平本人能够接受安排一个只有山西大学体育系工农兵学员之"学术"背景的人去接替习近平的昔日同窗，科学家出身的陈希去掌管中国科协，要从习近平身上找原因的话，恐怕应该是他习近平本人在接受了安排陈希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刘云山同志提名"之后，就已经中了刘云山的奸计。在中共党内人人知道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历来都是被安排给在地方党委具备了较长时间专职组织工作的干部出任的，对中共政权来说，"组织工作"绝对是一项莫测高深的"学问"，而自然科学家出身的陈希担此重任自然有"外行领导内行"之嫌。那么既然从未有过在地方党委从事专职组织工作经验和经历的陈希都能担任无比重要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提拔一个完全没有半点科技工作领导经验，本人的"学历"不过是一个因为身高原因进入了省少年篮球队并因而成为大学体育系"工农兵学员"的申维辰到中国科协去主持常务工作，他习近平也得认可不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沈良庆：道德问题随感录

    Posted: 22 Apr 2014 11:39 AM PDT

    图：沈良庆
    经常看到一些人在谈论政治制度、社会运动和公共事务时，摆出一副道德先进、舍我其谁的骄傲面孔，拿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说事，甚至不加区别的把宗教意义上的罪与罚、义与非义、上帝之爱，跟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罪与罚、义与非义、宽恕和赦免混为一谈，让人感到烦不胜烦。  
    笔者崇尚信仰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断意志强制。宗教信仰自由既包括信仰、遵守某种宗教、教派、教义和仪规的自由，也包括信仰、遵守其他宗教、教派、教义和仪规的自由；既包括有神论信仰的自由，也包括无神论信仰的自由。笔者坚决反对中共当局或者其他任何当局、势力以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的名义进行任何形式的针对任何宗教、教派和教徒的迫害，无论受害者是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或者法轮功信众。笔者在反对正在进行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时，同样警惕历史上不断出现并且在当代依然存在的教权主义和道德专制危险，所以反复强调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价值，希望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宗教、教派和信徒也能认识到此点：没有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每个人，乃至每个特定宗教、教派及其信众，都有可能成为教权主义和道德专制的牺牲品，成为宗教冲突和战争的牺牲品。如果你们不想被异教徒以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的名义实行专制、洗脑和迫害，就不要试图以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的名义对异教徒实行专制、洗脑和迫害。  
    近代以来逐渐成为普世价值和普适价值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原则，既非从来就有，也不是某个特定宗教和教派的恩赐，而是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信仰不自由、宗教不宽容导致的宗教迫害、冲突和战争的结果。有迫害就会有反迫害或者相互迫害。正是为了处理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让大家和平共处，人类才逐渐在异教徒之间流血千里、淫污遍地、罪孽弥天的教权主义和道德专制多元冲突危机处理基础上认识到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价值。尽管笔者是个极端卑微的俗物，到目前为止尚未接受任何信仰光照，仍然冥顽不化地坚决反对任何人试图把自己的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强加于人。笔者理解并且尊重任何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的宝贵性，理解并且尊重虔诚的信徒为了崇高信仰不惜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但还是请你们不要动辄拿自己的特定信仰说事并试图将这种信仰强加于人。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们试图将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强加于人之日，就是异教徒反叛这种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之时。历史上和当代依然存在的宗教迫害、冲突和战争就是这样来的，尽管它也孕育了反对自己的敌人——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  
    千万别跟我宣传什么今日已然成为政治正确、世界潮流、普世价值和普适价值代名词的资本主义精神，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乃至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等等好东西，都是来自某个特定信仰的世界、国家、地区和社会，是代表最先进国家、最先进文化、最先进生产力的信仰光照结果。我既不迷信政治权威，也不迷信学术和道德权威，拒绝接受这套似是而非的政治、学术和道德说教，坚持认为这些好东西与原产地特定信仰之间仅仅具有牵强附会的莫须有（或许有）、或然性甚至是完全不确定性联系，就像这些好东西与特定肤色人种具有某种关系一样。既然追求这些好东西没必要非得把自己变成蓝眼睛白种人，也就不必像康斯坦丁改宗那样，非得把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都漂白成某种特定信仰者，然后才能获得上帝恩赐这些好东西，在信仰光照的天堂里尽情享受这些好东西。笔者虽然才疏学浅，也知道早期希腊城邦（民主）、罗马共和国（共和、法律）都是异教徒国家，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及其交易规则、技术工具的发展，既非基督徒独享发明权，亦非独享使用权，阿拉伯世界和东方世界也曾创造过辉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异教的罗马帝国固然把基督徒钉在十字架上，犯下不能原谅的历史罪恶。但是弱势者并不必然无辜，如果不能摆正上帝之城与世俗国家、神圣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弱势者一旦翻身解放，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压迫他人。康斯坦丁改宗后的罗马帝国和蛮族入侵后的西方世界，基督教国家何尝没有用宗教裁判所、监狱、枷锁、刀剑和火刑柱对付异教徒、异议和异端。传统天主教国家固然有过政教合一的教权主义和宗教迫害历史，逐渐成长的新教国家和地区何尝没有教权主义和宗教迫害，信仰光照的道德君子更不应该忘记加尔文在瑞士燃起的熊熊大火，这些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所焚烧的不仅仅是异端的书籍，同样有异端的灵魂和肉体。那些赴汤蹈火的异端何尝没有自己的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  
    笔者这番话虽是有感而发，但不一定针对特定信仰者。我家里不仅有很多佛教经论，中文和阿拉伯文古兰经，甚至还有两本圣经，一本是买的，一本是虔诚的基督徒奉送的。这个世界要想和平共处就必须尊重每个人的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被压迫的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反对政治和宗教迫害，共同争取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也需要尊重分殊化的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固然可以使人生更美丽，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也无非是协调社会生活。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虽然有联系，但是并不属于同一领域，最好不要混为一谈。信仰者可以热情传教，但没必要在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动辄拿崇高信仰和神圣价值说事。让我们共同牢记耶稣基督的教导："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2014年4月21日

    胡平：比蹊跷死亡更蹊跷

    Posted: 22 Apr 2014 11:51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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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小马奔腾董事长李明（网络资料）
    　　
    近一年多来，在中共当局发动的的反腐败运动中，频频传来中共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非正常死亡的消息。
    按照官方报道，大部份非正常死亡都是自杀，据说大部份死者生前都患有抑郁症。由于官方报道没有对具体死因做任何交代，因此这些非正常死亡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更何况有些死亡显然不是自杀，个中缘由更令人猜想。

    例如媒体大亨李明的蹊跷死亡。据报道，今年1月2日，著名影视公司小马奔腾董事长李明因心肌梗塞而猝然死亡，年仅47岁。有消息说，李明是因为涉及到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案被带走协助调查，据说李明在询问中情绪激动，身体不适，注射了镇静剂，之后出现症状，不治身亡。联想到过去曾有小民百姓在被拘押期间"喝凉水死"、"躲猫猫死"，现在又有了"注射镇静剂死"。人们普遍怀疑，这不是虐待致死，就是杀人灭口。

    又如银河证券员工王垣的蹊跷死亡。3月12日下午，在北京金融街国企大厦银河证券办公楼17层楼梯间发生一起血案，死者王垣是银河证券员工，据说是周永康前秘书余刚的妹妹余莉的丈夫。消息称，银河证券公司内部人士说王垣家庭正常，不可能是情杀。蹊跷的是，警方刚刚介入，还没有展开调查，就当场匆匆对外宣布王垣是自杀，还散布说现场留有遗书。然而从网上发布的照片看，死者是腹部中刀，血流遍地，决不象自杀而更象是他杀。

    再有今年1月发生在美国德州休斯顿的华裔工程师灭门案。死者孙茂业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是处决式头部中弹，显然是职业杀手所为，家中并无财物被盗，凶手的动机难以推断。孙茂业就职于美国的一家石油公司，本人毕业于中国的某石油大学，和不久前离奇死亡的的中石油某高管曾是同学，一般都推测此案和中共当局正在调查的周永康石油帮贪腐案有关。

    上述非正常死亡本身就够蹊跷的了，更蹊跷的是，在死亡发生后，有关各方居然一片沉默，悄无声息。按说这些死者都有地位有人脉，何以在离奇死亡后，他的亲属朋友同学同事们都一声不吭呢？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由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互联网的普及，普通老百姓，包括弱势群体的成员，哪怕是地处偏远，一旦发生了离奇死亡的事件，都会立即广泛流传并引起强烈反应；如果事件和政府有关，更是闹得沸沸扬扬。死者的亲属老乡，甚至于过路人和素不相识的网民，都会仗义执言，或表示愤慨，或大声质疑，或要求验尸，或要求追究责任，或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等等。本来也是，人命关天，岂能不明不白，不了了之？

    如此说来，上述几起蹊跷死亡之后的悄无声息未免就太蹊跷了。孙茂业一家灭门案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或许死者的亲属已经来过美国料理后事，但不见媒体有任何报道，可见其亲属之低调，和通常类似事件的亲属的反应大不一样。李明之死和王垣之死的后续情况更蹊跷：他们的亲朋好友、部属同事、左邻右舍、老乡同学，按说其中应该不缺少有权有势有话语权有广泛联系的，竟然不见有人出面质疑抗议，也不见有人要求查明真相，追究责任，甚至不见有什么人发表悼念和回忆文字－－李明死后有一两个同事在网上说过几句话，但很快就闭嘴了。本来，以李明、王垣等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其离奇死亡理当引起更大的反应，结果却偏偏是悄无声息。要么那些人是有难言之隐－－可见有多水深；要么就是不敢言－－可见有多恐怖。象这种比蹊跷死亡更蹊跷的状况，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程牧之：新疆维汉两族那道无形的墙

    Posted: 22 Apr 2014 11:53 AM PDT


    （作者为台湾自由作家）
    更新时间 2014年4月2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56
    新疆市场
    新疆不少地方维汉两族人之间有明显的隔阂
    自2009年"七五事件"之后，由维吾尔族发动的所谓"恐怖暴力"事件频传，对象从警察机关、天安门等象征国家权力的"点"，扩大到一般民众的"面"，范围则从新疆本地扩散到北京、甚至大家意料之外的昆明。
    中共把事件定性为"恐怖攻击"，元凶指向疆独组织，背后不排除有国外势力介入。假如这是事实，孕育疆独的土壤是什么？为什么疆独势力会在改革开放30年，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之际甚嚣尘上？

    无形的墙

    去过新疆的人多少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社会氛围：维族与汉族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墙，人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各自过活，彼此间形同陌路，绝少交谈，仿佛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离婚夫妻。

    在汉维人口比例接近的乌鲁木齐，乍看之下跟内地城市一样高楼林立、塞车严重，但如果转到维族聚居的山西巷、二道桥一带，就像突然进入另一个时空，满街维文广告牌，无所是事的维族青年到处都是，汉人几乎不会走进这里，维族餐厅的菜单上没有汉文，服务员也一句汉语都不会，拥挤破败的市容，似乎和高歌前进中的城市毫不相干。外地人要造访这里，一般会被当地汉人善意劝阻："小心你的包""那里都是维族人，最好别去。"
    到了以维族为主要人口的南疆，无形的墙更是高耸。喀什、库车、莎车这些城市规模大小不等，但维族人口都在90%以上，一个外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是，这些城市都有老城区与新城区，区隔新与老的不是时间，也不是铁丝樊笼，而是民族人文。
    新城与老城的界限同时也是汉维、人均收入高低、开放还是保守的界限。新城区的市面与一般内地县城差距不大，现代化商场林立，街上不乏打扮时髦的汉人；老城区则几乎没有汉人，甚至也难得看到穿牛仔裤、露出臂膀的人，步调缓慢，驴车当道，同时还有尘土飞扬的巷道、乞丐和清真寺。
    新疆市场
    区隔新城与老城的不是铁丝樊笼，而是民族人文。


    维汉之间的民族壁垒其来有自，清朝乾隆皇帝在新疆采取"分城而治"的隔离政策，他在维族聚居的城市大兴土木建造新城——也就是汉城，专供汉人居住，原来的老城则为回城，汉人不准进入，两边百姓非经申请不准往来，必要的贸易则在两城中间择地择时进行。汉回各过各的政策，在严刑峻罚下被严格执行了百多年，汉族人与回族人中间的那堵墙就这样落实了。

    有形到无形

    几百年过去，真正的墙再难寻觅，却逐渐从有形到无形，从外在变内在。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强烈感受到无形的墙的存在，说明中共治疆半世纪，并没有使汉维之间更加认识对方。现实是：社会优势让汉人不需要学习维语，更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致使一般汉人对维族停留于能歌善舞的想象。
    现代维吾尔族大约是九世纪北方的突厥人南下与当地白种人混居融合而来，在血缘、语言、气候与文化风俗上，与中亚比较接近，一直到今天，陌生的维吾尔人与土耳其人相遇，彼此沟通还能互相听懂50%以上，共同的伊斯兰信仰更让他们在心理上互相亲近。
    相反，他们与同处一地的汉人却形同陌路，信仰与风俗在主流社会中长期受到的压抑，更加深彼此的鸿沟。在这个背景下，当内地疯狂的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列车开进维族生活的腹地时，终于把维族推向深渊。
    市场经济鼓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新价值，但是，离开土地的维族青年与汉人大不相同，语言与教育程度劣势，让他们难以在城市--即使是自己的城市--与汉人公平竞争。
    举个例子，观光客到乌鲁木齐必逛的国际大巴札，这是个主打维族风情的商业街，但是，商业街的老板是汉人，大部分摊商也是，只有少部分是汉语流利的维族，因为租金价格不菲，消费者也都是汉人；在库车、阿克苏等城市，维族聚集区也开始开发拆建。问题是，高昂的房价不足以让拿到补贴的维族人在原地安居，迫使他们从城里转移到城市边缘自己搭建房子，结果，维族人就这样在自己的城市里被边缘化了。
    本来，维族对内地改革开放的反应就慢了好几拍，所以他们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长期扮演边缘脚色，倒也无人置喙，一旦同样的劣势发生在汉人仅占极少数的家乡，也就是说，当维族人连在自己的城市里都处于边缘角色时，他们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社会竞争的弱势，而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了。
    ——BBC（责编：高毅）

    肖国珍：给柴玲女士的公开信

    Posted: 21 Apr 2014 12:27 PM PDT

    柴玲女士，

    出于对历史真相的探求、对25年前牺牲在北京的学生与市民的怀念、对人生命与尊严的敬畏，我持续地关注与六四相关的信息资料。包括看过您的视频，听过您的演讲。对《天安门》里您说过的话，我的理解可能与很多人不同，我想的是，当时您那么年轻，突然卷入到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担任总指挥，这是何等不易；面临大军压城的镇压，要求年轻的你做到淡定从容亦未免苛刻。后来的人生起落、异国求生、心理转换，亦让我感同身受地有一种共鸣和怜惜。

    今天，意外地从邮箱里收到您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写的公开信，仔细拜读后，有诸多我认同的，我就不重复了；同时，也有我深感不安之处，不若在此一吐为快。

    以下，凡您的原文，我用红色字体标出，其他为我的意见。与您商榷。

    一、那我又没有做错的是哪？有。那是我当时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上帝，没有按圣经的话语行事。如果我那时认识上帝，我会做的怎样的不同：我会按神的话语：罗马书第十三章："所有的人都当服从在上掌权的，因为没有一个掌权的不是出于神。所有掌权的，都是由神所指定的。"除非，掌权人做的是违反神的诫命和旨意的事。政府下令不许游行示威虽然违反宪法，但并不违反上帝， 所以那时我就该遵从政府的命令，劝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绝食， 不要在广场。但要在宿舍里或校园里迫切祷告， 像80岁的摩西一样，跟随神的时间和带领，靠神的大能和计划改变中国。

    "作为当时的学生来说，我们不用游行示威。因为只要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可以奉他的命祷告， 改变中国。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就算"所有掌权的，都是由神所指定"，掌权者亦当"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如果用枪弹与坦克镇压和平的民众，就是自绝于天下之独夫民贼，天下可共讨之。正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虽崇尚忠君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古人，亦认为凡损害民众利益的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身为现代公民，岂可唯官府之意是从？

    宪法之要义，在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当今世界，所有文明法治国家，无不是宪政国家；即使是专制政府，亦口口声声声称尊重宪法权威。您说"政府下令不许游行示威虽然违反宪法， 但并不违反上帝"，依据的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

    您作为当年学生领袖，二十五年过去，反思之后居然得出此种结论——而且以上帝之名——我不能不担心这会不会误导日益兴起的公民运动。说实话，这是我写作本文的最大的冲动。

    要求民众只能顺服政府，这完全是是非不分。政府为服务民众而产生，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政府应当听人民的，否则就没有合法性与在在的价值。而不是相反！

    按您的逻辑：

    1960年前后，当数千万人饿毙（因为政府抢走了所有的口粮甚至粮食种子）之时，他们不必逃亡（因为政府不准逃荒，民兵守在村口），在家恒切祷告，就有吃的了？或，虽没吃的，饿死也全进天堂，因为他们听政府的？

    1989年，当坦克碾过来，不用反抗也不用撤退，就在广场恒切祷告好了？

    当你逃亡之时，响应政府号召，去"自首"好了？须知政府还要你揭露别人。

    当政府要拆下十字架，不必守护，回家恒切祷告好了？

    请别告诉我，浙江温州三江教堂前，反对拆迁的五千信众，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

    请别告诉我，因参加公民运动至今系狱且拒绝向当局低头的赵常青、李化平、刘萍，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

    摩西出埃及，他也得走动，而且是辛劳奔波，而不是呆在原地祷告——他说不定还犯了当局禁止的"偷越国境罪"呢！

    "但是如果掌权的人的命令违背神的旨意， 我们就必须像彼得一样，"顺服神，而不顺服人"。"

    ——这个我完全同意。

    问题在于，这与你前述"我就该遵从政府的命令，劝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绝食， 不要在广场"矛盾。

    不许游行示威，在我看来，就是违反上帝旨意的。因为集会、游行、示威，乃是天赋人权，是应然法（神定法）；同时，在人间、在中国，以实然法（人定法）的方式，提供了宪法保障。

    且别说当时的法律并不禁止集会、游行、示威，法不禁止即自由，因而人们完全有权享有该等权利；就算法律禁止集会、游行、示威，也是恶法，人们有权抵制恶法。尤其黑色幽默的是，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就是八九六四之后匆匆出台，为防止新的六四而制订和实施的。

    二、从邓小平那里， 他不用担心失去控制，只要他做顺服神意愿的事， 因"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罗马书 8：31）他绝对不应该也不敢开枪杀人。

    他怎么可能"不用担心失去控制"？他何曾做"顺服神意愿的事"？他怎么"不敢开枪杀人"？邓小平至死也没有信仰基督教，没有忏悔，若再有一个六四，而邓依然活着，他照样会开枪，请问人们能等待吗？等他开枪，等坦克碾过，然后去天堂与上帝约会？

    还有，无论是邓本人，还是某党，有什么权利来控制民众？如前所述，应当是民众控制执政者才是！

    三、那些下令屠杀，打压民运人士和贫民的，如果他们还是不赶快跟神跟人民忏悔，一旦他们寿辰一到，他们的下场怎么会不更惨。

    问题在于，迟到的正义依然是非正义！如果将一切寄望于来世的审判，那现在各国都有的法庭，全都可以取消了！

    我认为，您寄希望于来世，而较少考量今日中国黎民之苦痛、官员之肆虐。古人云：未知死，焉知生。我想，反过来也成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神？有人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原因即在此。

    圣经也说，"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们应当将人文关怀投放在现实社会，及时制止当下不公义之事，爱人就是爱神。



    四、您说，"两千年前，耶稣就已经为我们， 为中国的自由牺牲了， 因此没有任何人需要再流血牺牲了。"谈到 2012年6月4日被打毒针而死的胎儿之死时，您又写道，"似乎是上帝在说：今天， 我通过一个孩子的死， 来换回百万亿万个孩子的生。"

    每一个生命都同等宝贵、独一无二。打毒针而死，这是本可避免的人为悲剧，为何要让人类付出如此代价呢？

    同理，收容制度之恶，人所共知，本可直接取消；难道一定要孙志刚被打死，才能换回收容制度之废除？

    有多少代价、多少人间悲剧，是人为的、可以避免的？您居然把它们归为上帝的旨意和奇妙安排？



    以上，是我一边读一边产生的感想。我相信您的初衷是良好善意的，那就是：传播福音，给天安门母亲"带来安慰"。同时，我不能不怀疑它给天安门母亲带来的是安慰，还是更大的痛苦。

    每当我看到丁子霖母亲那悲伤、倔强、沧桑的脸，想到她经历的25年来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她所受的打压而非安慰，其他与她一样悲伤的母亲；每当想起六四，我就痛苦而愤怒。说白了，我无法宽恕那些策划和实施屠杀的刽子手，直到真相、追责、赔偿的实现。

    我还认为，真理是朴素而简单的。一些常识，如同公理，不需要通过引证任何经典来证明。有时候，即使圣经，亦如庐山之深，可能让人迷路；不若走到空旷之地，反能见其真面目。真理之头脑，未必需要缀满宝石的帽子来镶嵌。

    以上我说的，还是有太多的形容性词语。其实我想说的非常简单：对以武力镇压和屠杀平民的行为，是反人类罪，应当在当世就得到公正而不延迟的审判，让生者得安慰，死者得安息。

    肖国珍

    2014/4/21

    恩格尔、那小兵：解读刘亚洲《甲午国殇》

    Posted: 20 Apr 2014 11:37 PM PDT

    北洋致远舰水兵合影


    那小兵：您在《日本人为何不向中国人认罪》那次的采访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热烈回应，最近刘亚洲将军也在他的《制度、战略、信仰、国运》中谈到了类似看法，我非常希望您就刘将军的一些主要观点为大家进行延伸解读，您可以自选要点探讨，自由发挥，好吗？

    　　恩格尔：汉斯.伯格教授（《德国专家谈钓鱼岛战略》嘉宾）和我都读了刘将军最近这篇访谈文章，我们都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高水平的军事战略思想文献。但是，在西方人眼中，这篇文章更多的是提出了问题，但依然没有真正解读为何甲午至今所谈及的弊病没有消失，甚至更加严重。我们看得出刘将军欲言又止的心情。有些事情我们作为外国人也不好说出来，但今天是个例外，我就大胆说一些吧。

    　　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在谈及我对中国历史看法之前，我先谈谈我为何热衷中国历史研究吧。冷战末期，我还是个刚从波恩大学本科毕业的哲学研究生，我从荷兰坐火车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穿越这么多国家，火车穿过柏林墙时，我心里很紧张，窗外是各样铁架子和工事，然后继续开到华沙，再进入莫斯科，上来一队戴着大盖帽的苏联兵反复检查我的护照，把我的水果统统扔到了垃圾桶里。我顿时明白什么叫着"政治"了。之后，我穿过西伯利亚平原，进入蒙古。蒙古人给我一种刚强而野蛮的感觉，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男女列车员在车上偷偷做爱，并不十分忌讳被看到。到了中国境内，中国海关人员比较热情，那是刚刚开放时期。车上有个中国留学生问我："你不是东德人吧？"我好奇的反问："你如何看出来的？"他说："你穿的凉鞋不是苏联制造的那种，所有东欧国家都穿那种凉鞋"。我马上对中国改革发生了兴趣。我学过俄国历史，然后学蒙古历史，到中国我就决心学中国历史了。因为我会八种外语，可以读许多国家的文献，在中国不久，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何中国历史书籍内容与国外文献有那么多的不同？"我就此问过我的中国教师，他听了马上非常紧张，总是不肯多谈。这反而让我更加好奇了。

    　　我不久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几乎每个朝代皇帝都要搞文字狱，烧掉许多书？"而且，我发现大多数中国历史书籍都是历代人篡改过的，有许多伪书和逻辑矛盾的地方，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历史70%失传，剩下的都几乎都不真实"。那么为何有这么多人有意让它不真实呢？当然，统治者都刻意保护着一个秘密。我认为，中国人需要的不是真实，而是利用价值，利益追求才是中国人的生活体验核心，也就成了一种信仰内容。那么有可能让中国人变得有刘将军希望的那种"有信仰，有人格，有战略思想吗？"我对此也十分纠结。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就明白，中国统治者都不希望中国人有独立人格，更不希望有民族主权意识，天下只有一个人是"上帝儿子（天子）"，其余的都是奴才或庶民，这是中国儒家伦理和官本位制度的基本前提。有了信仰那还了得？一旦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那么谁还当奴才呢？至少奴才也得花钱雇佣了，这等于官本位制度的自我颠覆。那么奴才会不会有战略思想呢？不会，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只会看主子眼神做事，奴才想要的就是把奴才做大做稳，然后压迫更多奴才。刘将军说中国甲午时代的军人像农民，其实我看更像奴才；他们根本没有德国或日本人那种武士精神和灵魂。当然，刘将军也提及了红军的崛起，那的确是因为有了信仰，不过，我要反问刘将军：为何那种信仰丢掉了呢？我告诉你，真正的信仰是不会失传的，被丢弃的信仰一定有虚假概念，无法提供现代人类价值观力量了。

    　　奴才精神不在是一个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才是中国与日本乃至其他西方国家不同之处。日本人已经在革新中成为国民，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土地，因此日本的"忠义"概念是符合逻辑的，天皇与国民的关系就是这种权利互换的结果，传统信仰因此与法律统一起来了，否则忠义只是一种空谈。奴才不可能得到这种待遇，相反，统治者会采用更多的惩罚手段压迫奴才。就如满清统治者那样，设立种族等级制度，搞制度内制度外区别对待，让一部分人有权有势，另外大部分人处于饥饿边缘，然后可以任意剥夺这类恩赐出去的权力和利益，让奴才感到自卑而服服帖帖。你想想，数百年这种模式统治之下，中国人如何能从奴才变成真正的国民？大清王朝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维稳上面了，对付日本和俄国是不得以而为之，以为可以应付过去，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发展战略。如果有的话，那只是如何保住满清统治者这个外来政权如何继续奴役汉族人民罢了。也正因为中国满清统治与中国人民权利是根本对立的，刘将军所虚设的胜利条件都根本不存在，这也就归咎到我以前一直强调的中国"异治"模式问题了。要改变这个老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民主选举，让统治者与人民打成一片，人人平等，推行宪政。可惜，现实中每个要改革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你改革这种奴才模式就等于要逃脱奴才枷锁，你就是汉奸！乾隆皇发明了"汉奸"这个词就是给那些敢于反抗他的汉人用的，他是"汉"，反抗者都是"奸"，很可笑，但这是真实历史。如今义和团们依然熟练运用"汉奸"帽子，这是中国可怕的现实中问题。

    　　那小兵：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您如何解读刘将军所引用的这段话？

    　　恩格尔：其实与上个问题一样，满清选择走"船坚炮利"洋务运动模式是为了延缓其外族统治的手法，不论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好，还是"国运战略"也好，统统离不开这个前提。他们不会为了中国汉族老百姓福利而搞民主宪政的，就如乾隆皇禁止枪支让军队使用，怕汉军人数优势对自己不利，而满清禁止出海等也是一样道理。满清统治者为何搞文字狱？他们就是要篡改"中国人"这个最基本概念，让中国人忘记真实的自己，每个人自愿把"奴才头衔"套在头上，甚至连儒家所剩那么一丁点的士大夫精神也要变成奴才犬马精神，这不是几个军舰管带牺牲生命就可以赎回的，而是需要一个民族数代人的反思反省，需要刻骨铭心的悔改，才有希望。我想刘将军自己也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把红军这个不是答案的答案给硬塞进来了，这才是关键分歧点。我也十分尊敬袁伟时教授，但他刻意回避对满清殖民统治的否定，甚至认为满清宪政失败是满清与袁世凯的配合不得力，我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不但满清与中国人民利益对立，而且中国封建制度中无法达成任何制度创新，这是政治理念问题，也是技术层面问题。这里我引用一下刘将军的话："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这段非常精彩，我们为何至今依然说"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何老不断提及"摸着石头过河"？难道这不正是没有长远国家战略的结果吗？日本以命相赌，因为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一颗子弹；中国人无命相搏，因为每个人的命都不在自己手中，今朝有酒今朝醉，能贪就贪，能嫖就嫖，能溜就溜，这样的民族会有真正的长久国家战略吗？武器是什么？它是国民的生命化身！中国的武器就像房地产一样，都是用纳税人汗水积累的，但中国公民有权投票选议员讨论国防预算吗？日本人可以，日本也有权说不，这才是根本区别。没有国民精神的武器只是一堆装样子的房地产罢了，最多只是GDP达标工具。请问，那时候中国才进驻钓鱼岛，武器要多先进才能像菲律宾那样保卫自己领土？

    　　那小兵：刘将军认为中国国运向好发展，日本国运向坏发展，他引用美国学者研究说：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他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

    　　恩格尔：我对他这段话很失望。军人需要一种"居安思危"的情怀和直觉，不知刘将军是否用这段话安慰自己和中国同胞？他忘记今天中国所处环境的险恶了。八国联军来时，中国整体力量依然比入侵者强大，只是兵力运用不得当，无法救援，而且西方各国各怀鬼胎，美国从中妥协疏通；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虽然国力更加衰弱，但有英美苏牵制日本，而且受到苏美大力支持，在最大牺牲后依然取得胜利，但是，如今不同了，中国四面都是虎视眈眈的潜在敌人，俄国、印度和日本都是具有巨大威胁力的对手，美国却是个非常不稳定的角色，可敌可友，连南海诸国也借机生事，他们都希望中国与其中一方开战而渔翁得利，绝非可以拉中国一把的人。中国正面临改革瓶颈，而且国际局势诡异多变，我诚恳希望中国人民保持清醒，反思自己在信仰、战略、制度的缺失，最终把握好国运机遇！

    ——网友推荐

    张轶东：中共气数已尽 鹿死谁手？

    Posted: 22 Apr 2014 11:34 AM PDT


    连年3月开两会：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胜利闭幕。戏演完了。今年的两会虽然也大致如此，但演的不是通常的戏剧，而是滑稽剧了。
    人们不知注意到没有：今年的两会前就有一个不同点：根据文革后的惯例，每年两会前中共中央都要开一次全会，通过一下两会的大政方针和人事安排，体现党的领导。但今年两会前却没有听说中共中央开了什麽全会，而是习近平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三个最高职衔外，还兼任多达7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的组长或主席。这使人看不清指导此次两会的是"党的领导"还是"习的领导"。这不是和当年文化大革命时，谁也看不见中共中央第8届中央央委员会在哪里，全国一切都是中央文革说了算。人们只能听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了吗？
    两会的滑稽点还在两会中没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正面提出反腐败等严肃的问题，而是出了不少"雷语"。例如：
    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冯大中在会上提出：应立一个"动迁法"，对拆迁要天价的"该上行政手段就上手段---，毛泽东时代，谁敢说不字？"
    政协委员，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说："今后高级民主将在我们这里诞生，而西方是低级民主。"
    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说："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
    政协委员李海滨提："禁播水浒"。
    而在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出席人大安排好的记者会上，主持人将第一个境外媒体提问机会给了假外媒，所谓的澳洲环球凯歌传媒女记者露丝凯妮，让她提问不痛不痒的农业保险问题。这导致真记者高喊："（点）真的外国媒体的！"。弄的会议安排人原形毕露。
    而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会后记者招待会上，居然没有人问及昆明事件，西藏形式和周永康问题等。显然一切都是打好招呼的。
    总之，人民代表唱戏，人民没戏。13亿人民能答应永远没戏吗？
    中共在两会的2014年国家预算中曾力图隐瞒今年的维稳费用是多少。但最后透露出来：将高达8，150亿元，高于军费预算的8082亿元。而教育费用在预算中所占比例则比印度还低。即使如此，这时又发生了昆明，长沙等地砍人事件，维权人士曹顺利在狱中有病不得治而死亡，建三江四律师被抓等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共同声讨。于是即使两会结束了，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仍然风声鹤唳，民兵，武警，红袖标比比皆是，大批警车白天黑夜的巡逻。这不都是要花钱的吗？这样干到年末，那8，150亿元的维稳费用也不会够吧？这样单是经济负担也会把中共拖垮的。
    习近平想用"习的领导"代替"党的领导"，想作第二个毛泽东。这有点像普京想作第二个斯大林（其实普京不仅作不了第二个斯大林，也作不了第二个彼得大帝，他最多只能作第二个伊凡第四。但这问题不是本文范围内之事，故不详述）。僵尸是不能复活的。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往往都是第一次以悲剧出现，第二次则以滑稽剧出现。戏演完了，烟消云散，舞台上演员们的艺术生命（政治生命）也结束了。从当前中共乱糟糟的情况和世界大势的发展看，可以说，中共气数已尽，但不知鹿死谁手而已。全中国和全世界希望民主的人们，在这时应准确估计形势，极力唤醒民众，讲究战略战术，把握战机，用适当的方式和较小的代价让中共这头"鹿"死在13亿中国人民之手，然后开始艰难的建立民主的历史过程。

          2014年4月1日于美国费城

    杨光：集权、分权与改革——习近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误解

    Posted: 20 Apr 2014 04:31 PM PDT

    邝飙时政漫画：加冕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现行体制缺乏批判性观察，反而颂扬有加。这不象是一个要对现状痛加改革的姿态。历史的经验是：改革都是在错误中批出来的，不是在成就中夸出来的；都是在困境中逼出来的，不是在美景中引出来的。

    "集体总统制"一碰就倒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了两件事，一是集权，二是"改革"。会后不久，习近平将新设立的三个超级威权机构（深改组、国安委和军委深改组）的一把手头衔尽收囊中，摆出一副赢家通吃的架势，以往有胡温，今后无"习李"，如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虽然党内排名第二，但实权地位远远赶不上他的两位前任、当年只排名第三的朱镕基、温家宝。九龙治水的"集体总统制"转眼间回归了独龙戏水的经典独裁制，这说明所谓"集体总统制"缺乏内在稳定性，一碰就倒，恐怕还难以称"制"。
    至于改革，全会通过了一份有清单、有细节、有进度表的包罗万象的"全面深化改革"决议，而不只是重复胡温式"深化改革"的泛泛之谈。可惜的是，政治改革几乎没有涉及，连泛泛之谈都谈不上。人们不妨善意猜想，也许这就是习近平的性格：做得到的才说，做不到的暂且不说？但愿如此吧。不过，据说习近平南巡的时候对苏联亡国大发感慨，他说过，"不能改的就永远不要改"，大概他指的就是政治改革？但愿这只是传说。
    迄今为止，改革的进度和效率远逊于集权的进度和效率。除了废劳教、放二胎"立竿见影"之外（这两项政策调整恐难称"改革"二字），各项改革仍处于设机构、划地盘、摸情况、定方案的酝酿准备阶段。接下来改革如何展开、如何推进，是不是配得上"全面"、"深化"这两个定语，乃至于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目前未可预判，尚在未定之天。

    清末改革因过度集权而失败

    以"全面深化改革"之名而实施个人集权，也算是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有一种说法：按照当下的中国国情，只有象毛、邓那样的政治强人才能压得住尾大不掉、狂妄嚣张的既得利益集团，才能发动得了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新的改革。没有强人，不搞集权，改革寸步难行。胡温碌碌无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种说法，乍听之下，似乎也不无道理。
    的确，为了改革而集权，哪怕集权的动作有些急躁、有些粗鲁，倒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专注于集权而冲淡了改革，或者更有甚者，真集权而假改革，只集权而不改革，那集权也就一无是处了。集权与改革的关系不是线性的，二者既有可能相互促进，亦有可能相互抵消。
    清末改革因过度集权而失败，即是惨重教训。摄政王载沣本是赞成立宪的改革派，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人们普遍认为他会"继志述事"，将其兄梦寐以求的改革事业进行到底，正如当今，人们也曾热切期待习近平象他开明务实的改革派父亲习仲勋那样。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果然也不负众望，立即重申"筹备立宪"，而且还制定了带有详细进度表的、九年为期的改良立宪清单——和习近平的九年期"全面深化改革"决议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年轻的载沣一上台就赶走了手握重兵的汉族重臣袁世凯，以自家三兄弟亲揽天下兵马。又大量任用宗室亲贵，设置"皇族内阁"，将行政权集于"太子党"手中。最后，他连商民集资修建铁路的路权也不肯放过，要贱价收归国有，终于惹下了大祸，引来革命风起云涌。
    其实，载沣心地善良，不是坏人。汪精卫要用炸弹行刺他，事败被捕，早就做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思想准备的汪精卫居然没被判死刑，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个最高统治者比载沣更宽宏大量的呢？载沣也并非贪权弄权之辈，辛亥革命之后他终生不问政治，张勋复辟，日本人拉拢，他儿子做伪满州国皇帝，他都不为所动，拒绝参与。当年他之所以厉行集权，大概也是所谓"一心为公"，为了既放手立宪改革，又确保皇室安全。他误以为高度集权是大胆改革的先决条件，但事实证明，若集权过度，即便初衷是为了改革，结果必是破坏改革。以史为镜，习近平当鉴之，慎之。

    习近平对改革与集权的错误认识

    习近平选择三中全会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显然是希望人们将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三十五年前那场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更希望二者取得同样的历史功绩。这样的动机倒也无可厚非。但不能不说，习近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存在重大误解，在改革和集权这两件事情上面，他的理解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按照官修党史，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两大功绩：一是"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邓从此成了所谓"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拥有一言九鼎的最后"拍板"权力；二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从此取得持续数十年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这样的描述虽不算全错，但很不准确。事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一个字提到"改革"，更没有明确说过要"包产到户"，遑论出台系统性的"改革开放"决议。倒是相反，全会规定"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再者，邓小平也没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成为中共"核心"，主持全会并作"重要讲话"的人，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全会的政治口号也仍然是"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虽然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的实际地位有所上升，但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认为邓小平那时就已经坐上了中共头把交椅，更没有理由认为三中全会实现了邓小平的个人集权。
    这两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第一，从农村起步的中国改革并不是由哪个"核心"人物所"设计"、由哪次中央全会所通过而得以实行的，而是衣食不济的贫苦农民在地方官员默许或支持之下的自发性创造——当年的地方官员赵紫阳、万里即是农村自发性家庭承包制改革的坚定支持者。邓小平和中央政府对于中国改革所做出的初始性贡献不过是对自发改革肯定其有效、追认其合法而已，当然，这也很重要；第二，邓小平最终扳倒华国锋并攫取中共最高权威，此事发生于三中全会两年之后的1980年11—12月，当时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华挺邓，会议得出结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并认为由邓小平接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是众望所归"，但邓以年龄缘故拒绝出任党主席，推荐胡耀邦担任，他自己只出任军委主席，其后十一届六中全会即照此履行了"选举"手续，邓才成为了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袖。这一权力格局的形成与当时改革开放的局面二者并无必然联系。说邓小平是先集权后改革，这不是事实。

    批毛、分权启动改革开放

    既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发动改革，也没有确立邓小平的最高权威，为什么人们普遍有此印象呢？这是因为三中全会和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发生了两个重大变故：一是批毛，二是分权。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放炮"，主张为毛泽东所钦定的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案和4·5天安门事件翻案，结果引发了一股清算历史旧帐、批判毛式体制的热潮。虽然批毛并未深入，毛对人民的血债没有得到清算——只有毛对他昔日同事的欠账有所清算，但毛体制的光环已然褪色，是不可能不加改革再原样维持下去的了。换言之，三中全会虽然没有使用"改革"一词，更没有通过改革的决议，但它批判了毛体制，让"两个凡是"失去了市场，自此之后，谁要想掌权，谁就得改革，谁善于改革，谁就有可能掌权。邓小平抓住了机会，华国锋渐失权威。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非但没有强化集权，反而实施了党内分权。三中全会《公报》说，"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在当年所谓"民主集中制"的语境下，"加强民主"并非问政于民，而是要弱化"集中"。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他指的就是华国锋——的体制弊端。《公报》又说，"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常委的集体领导"，"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从那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堂皇冠冕就悄然不见了，华一人独揽党政军大权的集权结构渐渐变成了邓小平、众元老、众常委分享权力的高层共治结构。当然，中共的分权共治结构是不规范和没有制度保障的，有时也可能是无序的和低效的，但让我们公允地说，在当时，与毛—华体制相比，它仍然是一项难得的政治进步。也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启的批毛化（还谈不上非毛化）和分权化，使得改革开放得以成行，也使得邓小平得以取华国锋而代之，由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会被人们普遍误解为邓小平集权并发动改革的会议。

    两个"三中全会"背道而驰

    可以说，正是在批判性、分权化这两个关键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实际上，这两个三中全会在这两个关键点上是背道而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谈改革，不搞集权，却悄悄批毛，悄悄分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大谈改革，大搞集权，却对现行体制缺乏批判性观察，反而颂扬有加，号称"三个自信"。这不象是一个要对现状痛加改革的姿态。历史的经验是：改革都是在错误中批出来的，不是在成就中夸出来的；都是在困境中逼出来的，不是在美景中引出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仅高层结构有分权化趋势，整个政治、经济、社会体系也都在逐步松绑，重心下移。当年最著名的改革口号是"放权让利"、"对内搞活"，也就是共产党向社会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企业分权，集体向家庭分权，要相信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的自发性活动比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更有活力、更有效率。邓时代的改革大体上走的就是这样一条由过度集中到适度分散的路径，其成功之处，就是反集权之道而行之；其不成功之处，则是分权、放权还很不到位，很不巩固。
    我们注意到李克强对本轮改革的阐述，重点是"简政放权"，做"减法"，李的表述显然比习近平的言行更加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的一贯逻辑。但我们的疑惑是，习近平奉行的权力结构集权化与李克强倡导的市场结构分权化，此二者果真能并行不悖吗？
    2014-3-31

    ——原载《动向》2014年4月号

    柴玲：致丁子霖母亲的信

    Posted: 20 Apr 2014 04:28 PM PDT

    图：柴玲


    2014 年4月18日


    今天在美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日。 我终于第一次在网上找到你两年前给我的信。看完了。我很感动。我也很高兴我终于找到您的信看了。立刻给你回信。耶稣说： "所以，如果你在祭坛献上祭物的时候，在那里想起弟兄向你怀着怨， 24 就要把祭物留在祭坛前，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再回来献上你的祭物"。 马太福音5章23-24节。我也请您原谅我一直没有到网上搜索您的信， 因为友人说， "还是不必看了， 看后你会很伤心的。"我没有按基督的要求立即去做， 请您原谅。
    首先我要对你这麽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坚持"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的勇气和工作献上衷心的敬意。您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另外从您的信里， 我也第一次看到您对我们天安门学生的宽容和支持，"这些学生领袖还年轻，前面的人生路程还很长，无论是经商、从政、还是皈依宗教，我都尊重他们的选择"。这让我很感动， 也再次让我感受到你一颗宽厚仁爱母亲的心。
    我也很感激您能把这麽多年来您对我的态度的转变的原因写出来。让我知道真相在哪里， 是什麽样的谎言和误会让您对我产生这样的一些想法。谢谢您。
    从天安门广场一直到海外流亡，我对您的儿子和其他的兄弟姐妹的牺牲以及天安门母亲的所有人，总是充满了尊敬。没有一天我不在想念着你们。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联络上。当我在1994看到您出来的书，《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我好感动。立刻从书里找到的联络方式跟您通了电话。您也很激动。我们都是同路人， 您失去了儿子， 我失去了母亲和奶奶，我们在泪中挂完电话。虽然当时我没有什么很大的经济收入， 当我说我很愿意帮助您把书翻译成英文， 在美国能介绍出来， 让世界知道您们为一个自由的中国已经付上，并且正在付上的代价。 让世人不要忘记， 来帮助您们和中国早得自由。您也很同意这个想法， 也对我对您这麽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工作的肯定很欣慰。我也为能给您带来一点快乐和希望很高兴。因为我的妈妈不在世了， 我也把一颗爱妈妈的心给了您们。
    可是没有几天，我在报上或什么地方看到您说， 柴玲要出您的书， 要赚您的稿费， 您不能让柴玲出您的书。我看到后好伤心啊。很不明白， 为什麽真心诚意地想做点好事， 会被这样的误解。之后我也很灰心， 没有再跟您联络。很怕再想做什麽好事， 又会被误解， 又会被伤心。现在才知道，您被误导了， 您又没法跟我联络来澄清事实。
    您说，我只能从关于您从许良英先生那里听到的： "柴玲在大屠杀之前的5月末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她"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她自己"要求生"。我听到这样冷血的话大为震惊，不知如何应对。我想起儿子6月3日夜晚挣脱我的阻拦奔赴广场去与大哥哥大姐姐共患难，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和辛酸"。 很对不起让您苦涩和辛酸。您们值得（deserve）知道事实和真相。我们也都值得知道事实和真相。因为真理是可以让我们都得自由的。
    事实是：您听到的这个故事是谎言。请您允许我说出我这边的真相。首先， 那不是我要求西方记者的采访， 那个西方人也不是记者， 是个留学生。我也不认识他，是被临时介绍到他， 听说他能够找到个能录音的地方。我录得是我万一活不了的遗言。像当年 Ann Frank 躲避纳粹写的日记一样的。我为什麽要留这样一个遗言哪？ 因为在这前一天，确实我开会回来大家同意撤离广场， 李录反对。 他的理由是撤退是政府的诡计，他说我太天真相信这些知识分子了。他们中间有人被重金收买在做政府要做的事情。我当时听了很吃惊心， 也很窘。以为自己是不是真的被什么人骗了，中了政府要"关门打狗"的诡计---让学生撤回去， 再抓再镇压。所以我改变了同意撤的决定。好像那些知识分子跟李录谈了以后， 也同意不撤了。
    （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个真相。也许李录所说的是真的，也许是他被误导，也许是他说假话。但有一点是真的：李录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广场， 不像很多其他的人。 六四以后， 很多人也改变立场， 都一边倒，都说撤就不会导致镇压。没关系，上帝知道真相。关于撤与不撤， 很反复。直到六月三号晚上，屠杀开始时，有人端着枪闯进广场指挥部里，要我发令撤，又有人拿着刀进来，要我发令不撤。我的命令是任何人要走，立刻走， 要留，和平的留下来---尊重每个人的意愿。 ）
    但是我第二天醒来，安静思想， 觉得虽然广场是个象征，不能倒， 但是如果我们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和平对话，摘掉动乱的帽子， 保证不秋后算账， 推动改革，反腐败"， 我们必须说服军人不执行戒严。我听说， 前一部军队认识真相后，没有执行镇压。但新来的并不知道真相。我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新来的军队知道真相。但这是很危险的工作， 远比在天安门广场上， 受很多的媒体和人群关注的保护危险多了。所为一个总指挥， 我应该去做最重要， 最危险的工作。去找新的戒严部队， 说服他们认识真相。如果他们把我抓起来， 并把我失踪掉， 或秘密处死，那我也准备好了遗言。我没有把这个计划在录音里讲出来， 是怕他们拿到录音，让我们的计划不成功。
    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说出， 我要求生的愿望。这里是没有任何错的，您的儿子也是一定渴望求生的。我是要世界知道， 虽然我们都热爱着生命，但是为了一个自由的中国， 我们是做好了献上生命的准备。（现在看来，未必每个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 没关系，上帝知道真相.）
    至于"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 这不是我的想法， 也不是我们的策略。是我重复从李录那里听到的话。当我在重复这个话语时，有三个方面是要澄清的：
    1. "血流成河"的定义。我并没以为是会有屠杀。我一直以为最坏的会像"四五"运动一样，普通学生被棍棒打。学生领袖被打被抓。很多参与了天安门运动的人也都签名同意这个想法；
    2. 我当时是同意无论发生什麽事， 一定要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再允许镇压后，用谎言遮盖真相；
    3. 我并不同意学生要流血。所以当我重复到这里时，我就哭了，怎么能让他们流血哪， 他们还好年轻啊。（我现在没有原文， 是凭记忆写给您）这是我的原则。我最后在广场的命令是， 任何人不许扔石头，扔瓶子，这样会造成更大的牺牲。

    您也知道，我一直坚持在广场最后一刻。我不是那样：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人。上帝可以为我作证：我没有冷血。我是被栽赃污蔑。
    您说："大概是出于亡儿生前对广场上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眷恋的尊重吧，在漫漫长夜的凄风苦雨中，我内心一直期盼着你们这些当年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们能真正站出来澄清一些事实，或对某些错误言行真诚地认错、道歉——不仅仅对我们难属，而且也是对关心和爱护过你们的全国民众和国际社会。"
    谢谢您对我们的眷顾。我在2011 年终于写完了回忆录：一心一意向自由。在这里您可以免费下载：http://chailing.net/。希望有一天您可以读到。这二十几年来，我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每一个动机，行动，决策，我自己认为我是在是尽了我所有的力量和生命来和平地推动这个民主自由运动了。我希望世人知道我在最后一刻在广场上， 在他们谈判回来之前，不知道下一步还能活几分钟，几小时， 或多久的时候， 我的愿望是祝福中国，祝福那些向我们挺进的士兵，和天安门后下令屠杀的领导人们。希望他们知道我没有仇恨，是充满着爱， 希望我们和中国会有一个昌盛繁荣的好的未来。尽管他们不一定记得我们是谁。我想， 您的儿子也一定是怀着这样祝福的心情过去的。回头看来，这份爱， 一定是来自上帝的！ 这也一定是两年前的今天，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难时的感受。他不恨罪人，却求天父饶恕我。
    那我又没有做错的是哪？ 有。那是我当时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上帝， 没有按圣经的话语行事。如果我那时认识上帝， 我会做的怎样的不同：我会按神的话语：罗马书 第十三章："所有的人都当服从在上掌权的，因为没有一个掌权的不是出于神。所有掌权的，都是由神所指定的。"除非， 掌权人做的是违反神的诫命和旨意的事。政府下令不许游行示威虽然违反宪法， 但并不违反上帝， 所以那时我就该遵从政府的命令 ，劝人不要上街游行，不要绝食， 不要在广场。但要在宿舍里或校园里迫切祷告， 像80岁的摩西一样，跟随神的时间和带领， 靠神的大能和计划改变中国。 对此，我请求上帝的原谅，也请求您的原谅。我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别的学生领袖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
    但是如果掌权的人的命令违背神的旨意， 我们就必须像彼得一样，"顺服神，而不顺服人"。（使徒行传5：29）比如说，现在的中国一胎化政策是完全违背神的旨意， 是杀害神创造的生命的。是我们不能顺服的。我们反而应该像摩西时代的接生婆一样，去抢救保护生命。神大大地祝福了她们顺服神， 不顺服人。这也是上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召。

    但我们当时因不知道上帝的话语而进行的和平游行， 静坐， 并不给任何政府屠杀无辜的借口。创世记 9:6， 上帝说的很清楚： "6 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為神造人，是按著他自己的形象"，上帝并且在十诫命里再强调："不可杀人。"（出埃及记 20：13）

    如果是我有说错的话， 那是绝对不该用"打倒，推翻"之类的语言。我们在运动中始终用和平尊敬的语言，也下令不主张游行的人用这样的语言，但在戒严令和屠杀发生以后，我在义愤中用过几次"打倒， 推翻"。这是不合神指令的。出 埃 及 記 22:28里神说， "28 不 可 毀 謗 神 ； 也 不 可 毀 謗 你 百 姓 的 官 長 。"虽然我的话并没有"毁谤"， 但我感觉这可能是不符合神的意愿的， 所以我请求神的原谅， 也请求当时政府官员的原谅。

    另外说错的话是这句："只有当血流成河的时候，中国人们才会擦亮眼睛。。。" 我是重复别人的话，因为这是在中国长大中不断听到的话语。当时我也认同，以为如果政府一定不肯和平对话的话而要执意镇压， 这便是唯一的中国得自由的方式---让世界看到真相。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是真理。在圣经里，真理是这样的：约翰福音 11:49-52 "49 其中有一个人叫该亚法，是当年的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懂！ 50 也不想一想，一个人替民众死，免得全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益处的。" 51 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只因他是当年的大祭司，就预言了耶稣要替全民族而死； 52 而且不仅是替犹太民族死，也是要把神的那些四散的儿女都召集合一。" 因爱我们， 上帝已经把他唯一的爱子献给了我们。两千年前，耶稣就已经为我们， 为中国的自由牺牲了， 因此没有任何人需要再流血牺牲了。而且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时也说，"已经成了"。（约翰福音 19：30）。

    这是多大的一个真理！这是多大的一个恩典哪！

    这是什麽意思哪？这是耶稣， 上帝的儿子跟我们说。 他已经替我们赎罪了。我们不需要再成为罪的奴隶，受苦难， 受捆绑。他已经替我们战胜了囚禁，疾病，死亡。 那您会说， 为什麽中国还有不公义？为什麽还有对人权弱势的虐待？

    这是因为神的好消息还没有完全传到中国。我们很多人还不知道，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亚当夏娃犯罪，把罪恶介绍进来，人类从此与神隔离。神把爱子基督送到十字架上， 为我们赎罪，我们通过接受耶稣为救主，都可以回到神的怀抱里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美好的应许："神的居所在人间，神将要与人一同居住。他们将要做他的子民，神将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4 神要从他们的眼中抹去一切泪水。将来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哭泣或痛苦，因为先前的事已经过去了。" （启示录 21:3-4）有的信徒可能会认为这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我的感动是，当我们接受耶稣为主的时候，只要凭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到神这样美好的应许。

    那这跟天安门事件有什麽关系哪？这关系很大。这可以改变一切结局。
    作为当时的学生来说，我们不用游行示威。因为只要我们相信基督， 我们可以奉他的命祷告， 改变中国。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从邓小平那里， 他不用担心失去控制， 只要他做顺服神意愿的事， 因"神 若 幫 助 我 們 ， 誰 能 敵 擋 我 們 呢 ？（罗马书 8：31） 他绝对不应该也不敢开枪杀人。
    因为如果施暴的人知道他们在做让神痛心的事， 他们就会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麽样的神的永生的判决。圣经里有这样一段故事： 19 "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子和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 20 又有一个穷人，名叫拉撒路，满身脓疮，被放在财主的门口， 21 渴望得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充饥，甚至有狗来舔他的疮。 22 后来那穷人死了，被天使们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接着，那财主也死了，并且被埋葬了。 23 财主在阴间的痛苦中，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24 就呼唤说：'我父亚伯拉罕，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用指头蘸点水，凉一下我的舌头吧，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25 "可是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当想起，你一生怎样享了你的福，而拉撒路怎样受了苦；但如今他在这里受到安慰，你却在痛苦中。 26 这一切之外，在我们和你们之间，隔着巨大的深渊，所以人想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 路加福音 16:19-26
    这个财主， 既没有导致拉撒路 的贫穷，又没有因他的贫穷而虐待他， 反而遭受这样的永生的痛苦。死后再后悔， 也都晚了。可见那些下令屠杀，打压民运人士和贫民的，如果他们还是不赶快跟神跟人民忏悔，一旦他们寿辰一到，他们的下场怎么会不更惨。现在当政的领导人，虽然他们手上没有六四的血， 但是如果他们像这个财主一样， 不用手中神赐给的权柄行公义， 施怜悯， 早日满足您们的要求，早日结束一胎化政策，那他们要考虑面对基督时的后果。
    所以说，真正认识基督受难复活的好消息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很快地实现您一直追求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哪？ 我认为， 只有接受耶稣，在神的爱里把我们有得罪神和人的事赶快认罪悔改； 有人得罪我们的事快快饶恕。那不光是你渴求的三项， 天国也就很快地在中国降临了。为什麽我这样说的？
    首先这是符合神的话语的。

    哥林多后书 3:17， "17 主就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这是说，哪里有上帝的灵， 哪里就会有自由。中国必须有神的灵，才会有自由。

    约翰福音 14:6 "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中国只能通过耶稣才能到神那里，到神的灵哪里，中国只有通过耶稣才会有自由， 有生命。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有人会问，中国人， 尤其领导人接受耶稣， 可能吗？ 耶稣说："在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可能。"  （马太福音 19:26）我们要有信心祷告早日实现！

    耶稣还进一步教我们如何通过祷告得到我们渴望的一切：

    · 祷告要持续： 马太福音 7:7-11 7 "不断祈求吧，就会给你们；不断寻找吧，就会找到；不断敲门吧，就会为你们开门。 8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找到；敲门的，就为他开门。 9 你们当中有哪个人，儿子要饼，却给他石头呢？ 10 儿子要鱼，却给他蛇呢？ 11 所以，如果你们做为恶人也知道把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儿女，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要把美好的赐给求他的人呢！我认识的上帝是不撒谎的。无论多难的事， 也会有求必应！

    · 祷告要有信心： 马太福音 21:21： "21 耶稣回答他们，说："我确实地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存着信而不疑惑，不仅能做我对这无花果树所做的，即使对这座山说'愿你被挪开，被丢进海里去！'事情也将成就。"

    · 祷告需要事先饶恕才能得着：马可福音 11:24-25， "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所祷告和祈求的，当相信已经得着了。这样，事情就将为你们成就。 25 当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如果向什么人怀怨，就要饶恕他。这样，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会饶恕你们的过犯。"

    · 最终，基督教我们更全面地通过认罪饶恕来得到所有的祷告：马太福音 6:9-13

    祷告的典范

    9 "因此，你们要这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这是敬拜神）
    10 愿你的国度来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先求神的国， 神的公义）
    11 我们日用的食粮，愿你今天赐给我们。（神就会赐给我们一切所需）
    12 愿你饶恕我们的亏欠，（这是要认罪悔改）
    如同我们也饶恕了亏欠我们的人。（这是我们要饶恕伤害我们的人）
    13 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这是求神帮助我们避免犯罪）
    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是求神帮助我们从罪里出来）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再次敬拜神）
    基督的话， 不光是说在纸上。 当我自己试着去认罪饶恕时，我经历了神的大能。这是我的见证， 跟您分享。
    但我在写我的回忆录时，我才意识到堕胎是多么惹上帝痛恨的事。在他眼里， 这跟杀害生命没有什麽区别。所以我很快地跟上帝认罪。 神立刻就饶恕了我， 并让我知道这是为什麽基督因我上了十字架受难， 让我真正地理解神的爱心和恩典。在我祷告中，神让我知道，虽然我堕胎伤他的心， 但他并没有谴责我，遗弃我。反而他在天花板上， 密切注视着医生的手术，让他们不伤害我。这是爱我们的神， 是牺牲自己爱我们的神。经历过神这样大爱时，也让我认识到自己也是个罪人，让我能够原谅中国下令开枪的领导人， 军人等。也是我为什麽信主后，一直在致力帮助中国停止一胎化政策和营救女婴事工的原因。我认识到这是神喜悦的事工。
    在事工中，2011 年， 我受罗马邀请去参加一个民主会议。我们在祷告中请神确定这是他要我做的事情。如果是的话，请神打开见Pope的门来告诉我们这是他的意愿。我们想， 如果Pope能号召全球的20亿信徒为中国祷告，神也许很快会终止这个杀了4亿孩子的政策。在聆听中，突然看到基督要我饶恕一个民运人士。他在我刚到普林斯顿时强暴了我， 但他后来很快变成了个很有名的基督徒。 但他一直没有跟我认罪道歉， 使我19年没能信基督。 我在祷告中跟主争辩，"我怎么可以饶恕他那， 他伤害了我的身体？"但是基督很快给我看到他在十字架上受难流血的图片， 说"你看， 他们也伤害了我的身体。 但我在他们还没有认罪之前， 就饶恕了他们。"那是我伏在基督流血的脚上，带泪在心里说， "因为我爱你，我会原谅他。"
    这个祷告刚做完不到30 分钟， 我们的同工高兴的冲到我的身边，"罗马回话了，我们可以见Pope。"没想到， 神回因我们的祷告因饶恕后是如此神速。
    在罗马，我们跟Pope的中国秘书有了很好的交流。他说，我们让圣灵来带领Pope.
    我在旅馆里等候回应的时候， 神让我的心再次为中国的弱势人群打碎。我看到两岁的孩子被车压上伤， 18个人走过不管； 又听到一个山东临沂的妈妈， 抱着头受伤流血的孩子在高速公路上跪者， 借车去医院。没有一个人停车帮助她。一个小时后，孩子因流血过多死了；再一个是一个15岁的女孩子下学被抓进面包车里被拐走，尽管她大哭挣扎， 没有人帮助她。我哭着说，神哪，中国成了什么样了。难道从天安门屠杀后，中国就再没有良心和公义了吗？如果中国没有十个公义的人， 你就要灭这个国家了。但这是你的国， 你的人民呀。。。你世上有这麽多的国家领导人和宗教领袖，他们有权有势，有影响， 有资源，他们为什么不动工，解除一切的不公义。我算什麽哪。 
    美国的一位同工姐妹说， "你心的破碎一定是来自基督的。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破碎。我去中东看我在服役的表哥，神要我看到在中东的人是多么地需要基督。所以我改变了生活去做传教士。我有个感动，如果基督是在天上在天父的右手边，他一定不是很懒散地坐着的。他可能是时刻关注着世上的很多不幸。恨不能马上就来， 解除世上的一切不公义。但他不能，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完我们要做的事， 把福音传到全球。" 现在这个姐妹在中东传福音。
    那时， 我的头都大了。 "中国还没得自由，六四还没平反，一胎化政策还没结束，现在又得要把福音传遍全球， 那这个可怜的女孩要等到什麽时候才能得自由哪"。 我的泪水顿时就流的更多了。

    在泪水中， 圣灵带我翻到圣经马太福音 5：3-10

    天国八福

    3 "灵里贫乏的人是蒙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 悲伤的人是蒙福的，
    因为他们将受到安慰。
    5 谦和的人是蒙福的，
    因为他们将继承那地。
    6 饥渴慕义的人是蒙福的，
    因为他们将得饱足。
    7 怜悯人的人是蒙福的，
    因为他们将蒙怜悯。
    8 心里洁净的人是蒙福的，
    因为他们将看见神。
    9 使人和睦的人是蒙福的，
    因为他们将被称为'神的儿女'。
    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是蒙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当我读到"饥渴慕义的人是蒙福的，因为他们将得饱足" 时， 我突然感到耶稣来到我身前。 他也在哭泣。他停下来，好像擦干了他满脸的泪水说， "如果这个世上没有一个领导人来结束一胎化政策的话， 我会来结束的。"我的心里顿时得到很大安慰。
    第二天，会议结束后，神也很恩典我们，我们被介绍到一家很小的餐馆里吃饭。饭很好吃。圣灵的喜乐来了。不知道什麽原因，我跟同工为个个小事忍不住笑。这样持续了一个晚上。神把我破碎疼痛的心用莫名其妙的欢笑给愈合了。
    从罗马回来，圣灵又感动我去一个加州举行的一个宣道大会。在哪里，我刚讲完关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马上美国的先知上台，宣布在2012年， 神要在中国结束一胎化政策。我当时高兴地几乎不敢相信。
    第二天， 一位年长的基督徒看到我说，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们听到先知宣告时， 我们都从椅子上站起来了。我们正在目击历史。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跟天国达成了个交异（transaction）。神垂听了地上的祷告， 他给下了他的应许。"
    我说， 我刚信主不久，不了解这是什麽意思。
    他说， 没关系。你会看到在地上的好多转变的。
    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什麽意思，但也愿意相信。一下是接连发生的事情：
    · 三天后，2011年12月6号， 我到美国国会里为纪念刘晓波作证，早上听到一个姐妹关进北京的黑牢里。圣灵感动我要在国会上为她的自由以耶稣的名祷告。我也凭信心顺服了。立刻， 12 个小时后，她跟她70岁的老母亲，和三个月婴儿被半夜里放出来。 
    · 2012年5月份陈光诚被从美国大使馆被送出，情况危急，圣灵又一次感动我在第二次紧急听证会为他的自由以耶稣的名宣告，四天之后，他和全家安全到达纽约。让我们惊喜不已。
    · 2012 年4月份神让我们跟一对美国传教士夫妇链接， 他们进中国把堕胎需要认罪悔改的信息传进他们的教会。
    · 2012年6月12日，他们的门徒把信息传给500个从中国， 香港和台湾来的牧师，牧师们都深深忏悔， 祷告。第二天，神让封建美被强迫堕胎的照片传到网上， 引起轩然大波。
    · 2012年7月22号，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宣布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一个月之内，代表87%人口的省份执行。成百万的孩子母亲免于再遭受惨无人道的强迫引产。值得注意的是，封建妹的孩子是在6月2号被打毒针的， 孩子是6月4号从母亲肚子里出来的。跟六四的日子是一致的。似乎是上帝在说：今天， 我通过一个孩子的死， 来换回百万亿万个孩子的生；
    · 2012年12 月前后，传言说习近平要结束一胎化政策
    · 2013年2月，罗马的Pope宣布辞职。这是在历史上660年里没发生的事情
    · 2013年3月，新的Pope就职；
    · 2013年3月，习近平上任。计划生育委员会跟健康组织合并，传言说， 这是用保护面子的方式解体计划生育委员会
    · 2013年 11月，宣布放松一胎化政策，允许如果父母中一个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二胎； 百万的孩子可以再出生。
    · 2014年 到现在，媒体，舆论都在倒戈一胎化政策， 说这是经济文盲。看来，神正在一步一步的结束一胎化政策，时间快到了。
    我之所以写这麽多的细节， 并不是要夸口什麽，而是用我们看到的神的工作来告诉大家，认罪悔改和饶恕是得神喜悦的。（我绝对没有认为您有什麽罪的意思，希望不要误解我的苦心。）
    饶恕并不是忘记，也不是背叛，而是邀请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帮助我们速速找回公义。对基督徒来说，饶恕不是一个可做可不做的选择，而是神给我们的指令。我们必须饶恕！
    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事。我们的感情也一时转不过弯来。但是我们只要用口宣告奉耶稣的名饶恕， 神会帮助我们！

    您说，"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儿子，以及所有"六四"亡灵的血真是白流了。" 这是不对的。 基督说， 马太福音 19:29 "29 凡是为我名的缘故而舍弃房屋，或兄弟，或姐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儿女，或田产的人，都将得到百倍，并且继承永恒的生命。"您的儿子虽然不一定知道基督的名， 但是他是因爱和公义而死的。 神一定会纪念他。基督说："心里洁净的人是蒙福的，因为他们将看见神。" 您的孩子一定是心里洁净的人。他会在天国里等待着我们。

    对中国来说，神用天安门的血和牺牲在我们心中击败了我们对共产主义所存的幻想， 通过农村教会把福音带进了心灵饥渴的城市，学生，市民， 让我们认识真正爱我们，要给我们自由，富足和生命， 以及永生的上帝。六四屠杀和直到今天的逼迫加速了人们认识基督的进程， 导致中国今天有一亿多的基督信徒，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发展。天国快来了。中国的自由不远了。您一家，您的儿子， 和所有六四亡灵都为此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神是不会让您的儿子的血白流的。

    几个月前，教会里的一位美国兄弟突然受圣灵感动，说，"我也不了解究竟天安门发生了什麽事， 请原谅我的直率。神要我跟你们说，你们是跟勇敢的。因为你们并不是在向政府挑战，你们是在跟政府背后执政掌权的空中的邪恶在作战， 你们是在跟撒旦作战。政府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麽。你们做的是我喜悦的。你们不是我的儿子基督，但是你们凭着勇敢和爱心做了像施洗约翰的事， 带领世人走向基督。这是我喜悦的事。你们是我所爱的！"

    我听后好感动。神用一个不了解中国和事情的兄弟来传递他给我们的喜爱和鼓励。他知道，跟中国以前所有的运动和战争不同的地方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出发点是一场从始至终爱与和平的运动。 我们没有仇恨， 没有暴力。我们体现的是神的属性。像基督所说的："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 10：10.

    有了神的话语， 我们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诉求还是一定的。当我们诉求的心境是不同了。我们不再以无助，绝望，被击败的心去渴求， 而是可以用喜乐，坚定， 平安，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带来。

    神的爱是必定可以战胜一切！

    基督说，"看 哪 ， 我 必 快 來 ！ 賞 罰 在 我 ， 要 照 各 人 所 行 的 報 應 他 。"启示录 22：12.

    我很抱歉一发而不可收，写了很多。也只好以公开信的方式给您，希望您能收到。能给您带来安慰。

    在今年25周年纪念期间，我也祈祷更多的人能认识基督，加入认罪饶恕祷告大军， 让爱我们的神早日把他的国在中国降临， 把我们的眼泪擦干， 让自由和幸福来到这个饱受蹂躏的土地和人民！让我们得到神那里来的最好的奖赏！

    三天后， 就是耶稣复活日！就是神通过复活基督给信他的人战胜一切死亡和磨难的能力。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

    在旧约里， 以色列人因为缺乏信心，虽然被神和摩西带出了埃及， 但是把一个可以在11天内走完的路程，走了40年后才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今天， 我们中国基督徒也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当我们接受基督为主的时候， 神就带领我们走出罪的捆绑，走出了我们的埃及。我们可以凭信心认罪饶恕来很快地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得着神赐给我们战胜死亡和苦难的大能； 我们也可以不认罪， 不饶恕，在痛苦的荒野沙漠中继续徘徊。这个选择是我们的！

    我的祷告是我们的选择能使我们的心唱出神的应许： 让软弱的说， 我从此很强壮； 让贫穷的人说， 我从此很富足， 因为我们的主， 我们的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

    我的祷告是让我们在认罪饶恕并穿上神的军装后大声宣告我们得着了神的应许：我们从此自由了，中国从此自由了， 因为我们的主， 我们的耶稣， 已经为我们做成了！

    写于波士顿 

    初稿完成   4月18日11：55pm， 

    修订稿完成 4月20日 3：48am

     

    注释：


     1、"血流成河"只是一个形容词， 并不指后来发生的屠杀。我也不同意有人因次为我们定罪，认为我们是在故意激怒政府屠杀，好让人民起来推翻政府。我也没有让别人流血的意愿。只是觉得，如果必须有牺牲，那献上自己吧， 所以一直留在广场最后。如果一定有镇压， 那就让真相在光天化日下记录下来。
     2、创世纪 18：32
     3、马太福音 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向萬民作見證，然後結局才來到。

    4、历代志下 7:14 14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謙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6、以弗所书 1:18-23： 18 並且使你們心靈的眼睛明亮，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樣的盼望；他基業的榮耀，在聖徒中是多麼的豐盛； 19 　神照著他強大的力量，向我們信他的人顯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20 這力量運行在基督身上，使他從死人中復活，並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作主的，和今生來世所能舉出的一切名銜。 22 神又使萬有都歸服在他的腳下，並且賜他給教會作萬有的元首。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完全充滿的。

    ——作者供稿

    吴祚来：王沪宁与中共政治理论关键词

    Posted: 19 Apr 2014 11:43 PM PDT

    图：左起习近平、王沪宁、李克强



    只谈梦想不讲理论，不因时提出有世界与未来眼光的当代中国政治理论，习时代就仍然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现实混乱是因为理论混乱；如果习没有普世价值追求、不将普世人权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价值，不能将政治理论提升到宪政体系之中，习的梦想只能是幻想。

    学者在体制内只能夹尾巴做官
    美国之音近期报道并讨论中共智囊问题，这个话题自然会涉及中共三朝政治理论元老王沪宁，王沪宁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江泽民相中，进入中南海，人们普遍相信，中共政治理论关键词的出台，多与他有关，譬如江时代的三个代表、胡时代的科学发展观，还有习时代的中国梦。
    让王沪宁还有同样从上海调入北京的刘吉这样的学人进入中南海或中共智囊机构，是江泽民的一种爱好，何况尊重先生或师爷毕竟是南国的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没有邓那样的自信了，他需要有人在理论方面为自己开蒙、谋篇、諌言，这其中，也不排除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社会的人文启蒙，这样的大背景对江的某种潜在的影响。
    但王沪宁或刘吉进入权力核心或成为中南海师爷之后，学者只能被工具化，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组织学者与总书记谈心，并出版成书，畅销一时，很快他就被边缘化。你刘吉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你得揣摸圣意。王沪宁为江泽民提三个代表，按照内部规则，他可能同时要提供几套或十几套关键词方案，最后由江来选定。江泽民自己能准确说出三个代表具体内容吗？百分之九十九的党员干部无法准确表述三个代表的文字与内容。
    所以当三个代表提出来后，许多党员干部都无比怀念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口号，简单易记，当然也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猫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会让人会心一笑。江的三个代表让人笑不起来，有点考验人的记忆力或智力。
    说句公道话，中共政治关键词格局越来越小，最终走向梦幻，这并不是王沪宁来决定的，甚至与他毫无关联，学者用知识改变不了官场，官场必然用规则改变体制内学者。六四之后，体制内的改良力量或政改派被完全清洗，极左保守力量把住了各个关口，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从不争论到五不搞到七不准，维稳思维从社会扩展到学术界，并对网络言论严加封杀，这一切都不可能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出来的成果，转化成了现实，而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现实，没有倒逼出改革，反而倒逼出集权与恶政。

    军人治国：枪杆子里面出真理

    毛邓都是军伍出身，都敢于打大仗，甚至敢于动用军队依恃国家机器的暴力来维系自己的统治。所以毛敢于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不断暴力，使应该和平的中国变成了革命斗争的中国，邓敢于终结文革，敢于推翻毛指定的继承人，并通过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取信于民，获得一时的统治合法性或稳定性。
    邓小平时代是一个没有理论的时代，没有理论的时代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时代，白猫黑猫论，摸石头论，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论，都是随机性的生活语言，它的积极作用是回归生活常识，它的消极一面是，它不能从根子上消解马列教条，不仅如此，邓尽管反对两个凡是，却主张四个坚持，认为马列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把毛泽东个人错误与毛思想分开。真正带有革命性的思想讨论，譬如人性与人道主义讨论、自由化思潮，都被邓与他的战友们扼杀于无形，并成为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罪错。
    邓时代毕竟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但这一讨论并不是中南海提出的，学者的声音只是被官方媒体发现，郑重提出，邓小平团队发现这一观点是打击两个凡是的理论武器，就实用性的拾起，打击完两个凡是之后，其工具价值就没有了，似乎任何真理都被历史检验过了，中共本身就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实用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实用的理论、对邓实用的人，都是有价值的，否则就会被废弃。不仅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被废弃，胡耀邦、赵紫阳等有思想、有良心、有政治改革热望的体制内人士，均被废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起到唯一一个作用，就是颠覆了毛指定的华国锋主席位置，使邓成为所谓的第二代领导人。此后的理论提升，包括人道主义倡导，自由价值的尊重，以及人权问题，都被邓与保守势力阻止传播与讨论，邓最后的杀手锏是不争论，不争论是一切人都不要与我争论，我的理论即真理，即可定天下。人们看到不争论是不争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但，不争论的另一面，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加以制约，必然是另一种洪水猛兽，公权与资本联姻，将给国民带来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经济大革命大灾难。
    毛泽东用军队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邓用军队为经济大革命保驾护航，同样的用军政手法，同样的一人独步天下，同样的枪指挥党、指挥国家、扶持人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真理，当学生们要求与最高领导人对话时，当知识分子要与统治者论争时，回答只有枪口。任何理论异见，都被视为颠覆中共政权，要么封杀理论，要么封杀理论人，军人政权时代，理论不可能获得进步。
    工程师治国不懂普世价值

    江时代倡导三个代表理论，这一理论一是在意识形态像枪杆子一样强硬地代表一切，当政者在思想文化与生产力一切领域，都是先进的，因为是先进的，所以可以代表一切，可以领导一切，指挥一切。其二，这一理论在实践方面，它使权贵成为一个整体，联姻了权贵，形成经济大革命时代的统一战线，使资本（资本家）、官本（官僚）、知本（知识分子）这种力量联合在一起，共同制造经济泡沫与奇迹，共同掠夺国家与百姓利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同舟共济，闷声发大财。
    这一理论促使资本家可以入党，使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进入人大政协上层建筑，甚至进入行政领域，邓小平设计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全民共同富裕。这不过是邓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先富起来的人口头上感谢共产党和政府，而实际感谢的则是自己的资本与权力勾兑的各种关系，不可能回报与带动没有富起来的人们。
    要维系富起来的人们继续富下去，要维持统治者权利稳定，三个代表的理论指定下，中共构建了权贵共同体，从人大政协的人员构成看，这是一个新的统一战线，党和政府为GDP而战，权贵们为财富而战。无论是强拆还是环境污染，无论是在牛奶里加有素物质，还是让猪吃素肉精，还有大学向官员资本家销售真的假文凭，我们不仅看到政府在失职，也看到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势不可挡，攻城掠地、制造罪恶。
    不仅人大政协汇聚了权贵代表，教育、医疗、科研机构、司法部门、甚至宗教与文学艺术领域的精英们，也卷入到不顾法律、没有道德底线的拜物狂欢中，经济拜物教让整个中国社会道德与法律毁坏，也让人文环境、自然生态、经济环境被毁坏。
    如果说三个代表理论形成了权贵统一战线的话，科学发展观，则是王不顾左右而只言科学。胡时代完全被江泽民政治势力扶持，不能谈民主自由宪政，不能谈平等博爱正义，只能谈科学了，讲科学本是一个中性词，政治领域的人讲科学，甚至讲八荣八耻，这些都是幼儿园里教师给孩子们讲的话题。
    胡时代只讲科学，只发展经济，拒绝政治走向宪政文明，吴邦国的五不搞，坚决不搞民主宪政、不搞司法独立军队独立、不搞多党竞争与选举等等。中共官方宣传部门发文，不允许倡导与讨论普世价值，将民主自由博爱平等正义等等人类共同价值视同西方价值，视同对中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替代与颠覆。
    中共理论话语中害怕提及民主自由，只要提及这些普世概念，就会从负面加以阐述，民主不是万能的，西方民主上虚伪的，自由会带来动荡等等，但他们提科学发展观之时，却忽略了，江胡时代因为没有政治与道德文明，科学也走向了它反人性反生态甚至反人类，大到环境污染，小到假冒伪劣产品，都是科学发展出来的，科学技术没有法律与道德守护，而为害人类，并呈泛滥之势。
    在理论领域仍然固守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用强权语言代替理论，任何不利于稳固当政者独裁统治的理论与言论，或封杀或禁言，而对体制内的学者，则将其边缘化或使其退出体制，这样的政治生态中，不仅中共自己无法产生有价值的、有突破的理论，连社会上出现新观点或倡导政治价值常识的言论，也备受阻挠。
    知青治国：只讲梦不讲理
    胡锦涛时代政治关键词是科学发展观，到了习时代，应该是民主政治观吧？因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倡导的两大价值，一是民主一是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现在赛先生一家独尊，德先生无迹可寻。中共理论理穷辞屈，只有借助一个文艺词：中国梦，来寄托新任领导人的政治情怀。
    不谈理论了，只有观点或讲话，只有指示精神，为什么？
    因为除了宪政理论这条西方邪路，就只有走毛氏老路，还有第三条道路吗？邓小平没有找到，所以一直摸石头过河。现在河水涨起来了，整个国家又处于危险之境，因为当政者带领整个民族在河里找石头，而不愿意走上政治文明的彼岸。
    当南方周末将中国梦与宪政梦联系起来时，遭到其上级宣传部门封杀，紧接着，反普世价值、七不讲、反宪政成为〈红旗文稿〉、《求是》等中共高级别喉舌的强势声音，这些人一是健忘，他们忘却了延安时期中共将自由民主宪政当成最大的追求，而反国民党一党独裁、军队党化、限制媒体自由是当时中共媒体的主流声音。为什么七十年之后，同样的宪政民主、同样的自由平等就成了敏感词、成了西方价值，甚至成为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工具？
    习当政一年，理论领域不仅掀起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反普世人权的逆流，更有甚者是动辄亮剑，军队里也发出强音，将政治异见视同敌对势力。如果说邓的不争论、吴邦国的五不搞还是带有一种保守性的回避政改的话，习时代的七不许与理论领域亮剑，则完全是用进攻的方式，来对待政治思想领域不同的声音。
    与上述现象异趣的是，习近平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谈过：权为民所赋、依法治国、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把这三个观点串起来，就是民主宪政的理念，权为民所赋，不通过选票，还有其它方式吗？无论是直选还是代议制，但公开的票选是人类文明二千多年来最伟大的成果，中共的组织内部考察选择人才，每年数以万计的贪官落马，说明组织内选方式完全失败；依法治国，当然要尊重宪法，尊重宪法，就得尊重其独立地位，公权力必须被关在笼子里，而不是凌驾于宪法之上。
    为什么习近平的宪政理念，不仅得不到中共理论喉舌的呼应、倡导，反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宪政反民主甚至反普世人权的浪潮呢？因为习还没有掌控宣传理论领域？
    只谈梦想不讲理论，不因时提出有世界与未来眼光的当代中国政治理论，习时代就仍然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现实混乱是因为理论混乱，理论混乱是因为原教旨的马列毛完全过时，或完全反普世价值与政治文明，而民主宪政理论又会使中共面临新的政治挑战，所以，习谈到宪政理念时，只能蜻蜓点水，而谈马列理论时，也是敬而远之。
    邓小平超越不了毛思想，江与胡更是在权贵资本主义体系里沉沦，现在，权贵资本主义已将国民财富蚕食鲸吞，习被迫与之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软战争，如果习没有普世价值追求、不将普世人权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价值，不能将政治理论提升到宪政体系之中，习的梦想只能是幻想。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管见：“醒狮”能否和平、可亲、文明？

    Posted: 19 Apr 2014 12:18 PM PDT

    巴丟草漫畫：獅子


    中国崛起对于世界，似乎既是机遇，也是威胁。人们看到的是，中国这头"醒狮"正在改变其多年来"韬光养晦"的姿态，它的一些主权要求或许不尽合理，然而过去似乎未将其当真，如今面目一变，认真了起来，它的周边国家，许多都已在隐隐地为之发抖……


    全世界正在用新的眼光注视中国

    习近平访欧，在法国巴黎大谈"中国梦"，而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到拿破仑对中国的"睡狮"与"醒狮"说法，告诉人们，"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他断言，历史将证明，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和平和进步。

    睡狮醒来，不是一个新话题，毛泽东宣布中国人站立起来，就有睡狮醒来的涵义在其中。现在重提这一比喻，其新的涵义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实力显著增强，全世界正在用新的眼光注视着中国。

    但是，中国崛起对于世界，似乎既是机遇，也是威胁。这头"醒狮"是否和平、可亲、文明，尚难以确定。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改变其多年来"韬光养晦"的姿态，它的一些主权要求或许不尽合理，然而过去似乎未将其当真，如今面目一变，认真了起来，它的周边国家，许多都已在隐隐地为之发抖，希望美国能对中国有所制约。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民众则对中国政府的"软弱"越来越不耐烦，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对美国强硬，对朝鲜强硬，对日本强硬，对菲律宾强硬，以及，对马来西亚强硬。

    其实，中国不是不强硬，而是选择性强硬。中共拒绝"三权分立"，坚持在人权方面自行其是，一向是强硬的。中共反对干涉内政的传统姿态，越来越显示出自我保护的需要，只不过有时耍些手腕，姿态较为灵活而已。

    主权要求的强硬，是近年来的变化，全世界都看在眼里。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所谓"软弱"，其实都有其自身原因，或者是出尔反尔，或者是不尽合理。


    霸道行事使得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东面的岛屿之争，历史上清政府未坚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因为某种考虑也未坚持，而中共政府也在很长的时期里先是支持日本对美强硬，尔后又以中日友好为优先，搁置了自己的要求。这样，钓鱼岛长期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中共突然要改变这一状态，令日本措手不及。

    中共将军张召忠在电视节目中曾说，日本与俄国、韩国和中国都有领土争端，但是，日本从来不对俄国和韩国出动军机应对，唯独对中国出动军机，分明是欺负中国。网上有人对此颇为赞同，嘲笑日本人"只敢在钓鱼岛驱逐中国渔船而从来不敢派军舰到他们的北方四岛附近晃悠"。听上去，此论似乎有理，不过经不起推敲。

    日本与俄国、韩国有领土争议，但岛屿都在对方手里。那么，日本从未对俄、对韩出动军机挑衅，表明日本没有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而主要诉诸于外交谈判。反观中国，因为自己先前失误而造成今日之被动，现在采取骚扰战术宣示主权，迫使日本做出反应，这样做，有实际好处，却有失文明风度。

    南面的海域与岛屿之争，则因为中国的主权要求不尽合理而复杂化。国民政府划了个"九段线"，中共政府接了过来，然后，以为这一划就使得广阔的海域真的尽归己有，对其中岛屿的经营反而不大在意，结果造成许多岛屿落于他国之手的局面。

    地球上大大小小的岛屿，通行的规则是国家在其控制的岛屿周围拥有领海，而若是所占岛屿都要与其大陆本土相连，其间海域都为其所有，那就使得简单的事情复杂起来，而且显得相当霸道。中国若要塑造自己和平、可亲、文明的形象，对此不可不察。

    习与普京唱和决不是什么好兆头

    习近平重提"醒狮"，其本意应该还算不错，然而，在时间上却有问题──俄罗斯正在吞并克里米亚，对乌克兰虎视眈眈，美欧对俄发动制裁，大有新的冷战降临之势。中国"醒狮"抬起头来，北方的普京更大声怒吼，警告全世界不要忘记俄罗斯军队的"荣耀与勇气"。习近平和普京，都对苏联解体耿耿于怀，一个慨叹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一个断言苏联崩溃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决不是什么好兆头。

    一次大战，英法等较为文明的帝国，与皇帝们统治的帝国打成一团。二次大战，民主与专制的阵线较为清晰，而美英下了很大决心，才与共产帝国苏联携手，击败法西斯专制轴心。而战争结束，铁幕迅速降临，待到苏联解体，已是四十多年之后的事情。北约东扩，原本与欧洲统一相呼应，若俄罗斯开放地拥抱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也同样可以加入其中。实际上普京的确有过"有什么不可以"的表示，但帝国利益极其强大而诱人，终究还是与北约对立。

    这对中俄关系其实也有影响。中国大片的"不可分割的领土"如今已划归俄罗斯，而且中国人都还记得，苏联当年曾放言中国其实以长城为边界。此外，蒋介石当年对钓鱼岛不积极，也正是为保证新疆不会步外蒙独立后尘而有所考虑。俄罗斯开始吞并邻国，意味着帝国之争仍有死灰复燃之险，中国难以置身事外。

    况且，与普京热情交往的习近平，显然固守着共产专制逻辑，那就难免粗暴、野蛮，是否有谁"会为之发抖"，就很难说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陈迹：马航事件中的尴尬与怒火

    Posted: 19 Apr 2014 12:08 PM PDT

    图：中国人在抗议时要马来西亚交出"凶手"




    马航事件的残酷现实，映射出中国力量的短处，也显现出政府自己护短的荒谬；中国乘客家属们的呐喊，其实对中国自身有很现实的意义：它告诉所有中国人，政府的失误的确是可以批评的，也是应该批评的。


    马航MH370航班失踪事件中，人们注意到，中国媒体很是尴尬。它们空有官方认可的采访权在手，无奈独立调查的本事实在提不起来，有价值的资料、独到的分析都很少见，只好跟在西方权威媒体后面，做转述的工作。


    当然，这也难怪，因为这些媒体的尴尬背后，还有更大的尴尬。


    美方人员消息透露给了媒体


    飞机失踪，至今主要靠雷达、卫星的讯号来做分析。出事以后，马来西亚军方雷达上曾出现不明光点的事情曝光，与发现卫星讯号显示飞机在南印度洋坠海，几乎是在同时，即三月十二日。马方当时对后者不敢确定，对前者也是在否认之后才又改口承认。人们看到，《华尔街时报》最先报道了表明飞机在失联后继续飞行了数小时的有关证据。它先是说，证据为"技术数据传输"，信息来源是英国的飞机发动机公司，然后它更正说，证据是"卫星联络信号"，而信息来源是美国调查人员。


    表面上看，这是"细节失准"，或曰"乌龙"，其实却很微妙。马方主导调查，它对自己的军方忽视雷达讯号难免遮遮掩掩，对拿到的卫星讯号证据也难免犹豫不决。最近有报道说，马来西亚政府对媒体管制严格，信息泄露的情况很少，而马方一些调查人员认为，美国方面屡屡发生信息泄露，特别是在失联客机失踪后的头几天里。可以推测，有些消息"泄露"可能是有意而为，因为当时海上搜救持续在实际不相关的海域进行，配合调查的美方人员大概看不下去，就把消息透露给了媒体。


    英国非营利公司Inmarsat在飞机失联的四个小时内，从自己仅有的几颗卫星找出了许多相关资料。马方较早得知飞机可能已坠海，可能即与该公司有关。而该公司持续努力，对其卫星数据以"全新的模式"计算，终于得到相当可靠之结果。马方于是宣布了基于该公司结论而得到的该航班已经坠毁的判断。


    那么，即使没有马来西亚军方雷达（实际还有泰国军方雷达）的讯号证据，单凭民用卫星的讯号资料，看来也可以做出飞机偏离预定航向而向西转，并几度改变航向之后调头向南的判断，只是需要更多的分析计算，耗费更多的时间而已。


    至于马方，他们不习惯于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但扩大搜索范围以及转变搜索方向，以及后来宣布飞机坠海的判断，应该说还算迅速。当然，其做法是否得当，争议很大。


    中国雷达与卫星的表现令人费解


    然而，在中国，雷达与卫星都控制在国家手里，更与军方关系密切，却至今仅在出事之后尽力搜寻，未见对分析出事过程本身有何贡献。相比于前述英国公司，中国政府和军方堪称资源丰富、实力强大，而其表现，实在难以令人满意，其投入大量资源于搜救，就只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别人的分析判断。既然如此，中国受到严格控制的媒体要想有出色表现，当然难乎其难。


    与这种尴尬状况相映生辉的是，我们这里各种版本的阴谋论故事很有市场，同时，对马方的愤怒也格外强烈。


    阴谋论故事，先前大体上是两种版本，一是说马来西亚军方将飞机击落，一是说美国要抓中国间谍而将飞机劫走，都演绎得头头是道。后来事情渐渐明朗了些，出现了新的版本，说是飞行员以国内政治原因劫持飞机，与马政府谈判未果，竟然将飞机飞向茫茫大海，油料耗尽而坠毁。这个版本，也有其相当的可信度。


    出事的飞机上，约三分之二是中国人，这让中国人格外牵挂，而无论哪个阴谋论故事，也都格外令中国人愤怒。不过，怒火燃烧起来，一不留神，就会烧过了头。


    怒火燃烧起来一不留神就烧过头



    中国人对马方抗议、怒骂，甚至提出了各种的抵制，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马国因为政府已宣布飞机坠毁，已进入国丧状态。于是，中国人的举动终于使马来西亚人觉得忍无可忍，毕竟，马国也有数十人在出事的飞机上。况且，中国要求马方信息透明，马来西亚人很有理由反驳，中国自己就是全世界最不透明的政府之一。


    显然是在阴谋论故事刺激下，中国乘客家属发表声明，声称如果他们发现其亲人是因为失误而丧失生命，他们将会认为马来西亚官员以及马航公司是"凶手"。如此激愤，可以理解，应是情有可原，只不过道理不是这个道理，因为失误毕竟只是失误，不可以视同为"凶手"。


    然而，家属们的呐喊，其实对中国自身有很现实的意义。政府失误固然不是罪行，而此次马航飞机出事，给中国人的教训之一就是，政府的失误的确是可以批评的，也是应该批评的。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以汶川地震和高铁事故最为典型，党政官僚机器大力推行一种应对天灾人祸的模式，即政府的不透明、政府的失误，都不可以批评，更不可以追究，更有甚者，反而追究者有罪，因为他们无视"党疼国爱"。


    马航事件的残酷现实，映射出中国力量的短处，也显现出政府自己护短的荒谬，但愿经此一事，可以使中国人清醒。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观耘闲人：习近平偏好政治欺诈——揭秘焦裕禄崇拜第二波（附慕容雪村 ：焦裕禄，虚虚实实的榜样）

    Posted: 19 Apr 2014 12:04 AM PDT

    图：习近平说，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




    百姓已非群氓，对中共捏造道德形象可一眼识破，「不查全是孔繁森，一查全是王宝森」的江时代讽刺仍未过时。

    说中共总书记不懂党史不会有任何人相信，尤其是像习近平那样曾任过中央党校校长的人更不可能不懂党史。习近平突然表现出不懂党史实在是用意颇深的政治欺诈。
    三月中旬，习去河南兰考（系第二批群众路线联系点）参观焦裕禄纪念馆，且接见焦氏后人，试图掀起自一九九〇年以来的第二波焦裕禄崇拜。然而，焦裕禄形象是时任兰考副县长张钦礼捏造出来的，并且在「文革」结束后张被判刑。最初起诉的理由之一就是捏造焦裕禄形象欺瞒党中央。

    「张钦礼悲剧」至今敏感

    张钦礼案的刑事性质是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本职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与其最得力助手陈丕显给定的。最初定性是反革命罪，二审改为普通刑事的打砸抢刑事罪。编造焦裕禄先进事迹欺蒙党中央的指控在二审时因无法条可依而不得不撤去。张在焦裕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调入兰考任县委书记时是兰考县长。依一般程序，即便县长不能在县委书记调走时升任书记，也不至于被贬为副职，至少可以平调他处。焦利用组织权力自己从开封地区（兰考的上级）要来县长，在「反右」及「大跃进时」均有不满中央政策言论亦因此受到处分的张被边缘化。
    经历两度政治挫折的张钦礼在焦裕禄到来后，思想发生质变，不再以能吏形象自标。焦因积劳去世后，张抓住机会打造焦的「毛主席的好学生」形象，不惜把自己的诸亲民行为按在焦头上。张在兰考百姓当中口碑好于焦且由来已久，亦是其以能吏自居的原因。
    在利用新华社三位记者炮制出惊天新闻后，张钦礼升任省委常委，亦成了中共九大的党代表，稍后更以开封地委书记的本职兼任兰考县委书记。「文革」时期的兰考形成了一个公认模式，「反对张钦礼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反对焦裕禄就是反对毛主席」。张在「文革」期间残酷打击政治对手，有的被打残，有的被斗死。「文革」结束，张钦礼被清算，以普通刑事罪名服刑十三年。出狱后几度试图翻案，但因所涉太过敏感而未有任何结果。其去世时，兰考「文革」遗族又策划了场面浩大的民众哭清官活动。张家自办规模性追悼会，焦的大女儿焦守凤（焦在山东原籍的前妻郑氏所生）参加了追悼会，但焦的第二任夫人、「革命战友」徐俊雅却拒绝参加并放话「儿女不代表我」。

    「江有两个森」含义非凡

    焦裕禄作为毛时代闪亮政治符号在邓时代迅速暗淡下来，但因「八九·六四」事件后党内信仰危机发生，意识形态主管李瑞环选准焦裕禄形象冷饭热炒。李鹏江泽民均认为此策可行。因此，原写焦事迹通讯的三位新华社记者于一九九〇年六月发表社评《人民呼唤焦裕禄》。今日被媒体大肆吹捧的习近平填词怀念焦，亦是在彼种情况下所为。习的政治投机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九一年二月九日江泽民为兰考焦纪念馆题词，成为「八九·六四」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但是，社教运动走了过场，江的个人威信仍然很低。恰好一九九四年底出了山东援藏官员孔繁森（留任阿里地委书记）车祸殉职的事情，江就借此再做文章而把焦孔二人联系起来讲。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二年热炒孔繁森符号时出了北京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事件。虽然江借此打倒了死对头陈希同，但百姓对江政治的腐败有了清楚的认识，即言「不查全是孔繁森，一查全是王宝森」。
    「江有两个森」的政治讽刺一方面说明了江政治仍是中共欺诈的老套路，另一面也说明总书记也奈何不得全党腐败。为了把借助孔敏森而做焦裕禄崇拜第一波的事情做好，两位作家被选中匆忙赶写焦传并在一九九五年六月出版。两位作家当中有一位是河北派出的，原因是程维高是由河南省长任上调入河北以至任省委书记的。河北配合江的焦裕禄崇拜第一波，亦是程作为江亲信的本分所在。而此时，河北官场上一大斗争焦点尚未摆平：省经贸厅下属工经投公司总经理张铁梦涉嫌贪污百万被抓，时任省政法委书记许永跃打电话给省检察长，让后者直接下令放人；此事导致省纪委书记刘善祥进京告状，但中纪委亦是江氏天下，无果后而成为河北官场「奇谈」。

    「双料好徒弟」修成绝学

    张铁梦事件是程维高日后倒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已回京任国安部长的许永跃却未受任何牵连。对此，官场有两种说法：一说许因曾是陈云政治秘书，陈对阻止邓废江有大功，许借老主人之威擅权没人敢问；另说是程维高与刘善祥关系紧张，怕被后者抓住把柄而令许为之。但不管怎么说，张铁梦事件给正在进行中的焦裕禄崇拜第一波造成了巨大冲击。对于第一波崇拜的重要材料焦传，新华社原写焦事迹通讯的记者之一周原在给该传写序时隐晦地指出：写传不能突破真实性界限，一旦突破就会产生副效应。然而，副效应早已产生，比如一九七七年焦的第二任妻子徐俊雅进京找焦事迹通讯的第一作者穆青，要求纠正由张钦礼编造而造成的失真问题。穆予以拒绝，因穆早成了焦裕禄神话的受益者。还有，一九九五年版的焦传只字不提张钦礼其人其事，让第一波崇拜先天性地陷入政治欺诈老套子。
    今日欲做第二波焦裕禄崇拜的习近平罔顾党史硬伤姿肆而为，如此，不仅成了江泽民好的徒弟，也成了陈云的好徒弟。陈诈伪之术远比晚辈江要高许多，一九八四年邓发动整党（实为清理如张钦礼那类的「文革」分子之未去职者），陈拿出一九四九年写给早期同道陆铨之子陆恺悌的信发表，该信劝中共高干子弟不要以功臣之后自居。陈云之子陈元日后作为如何，社会几无好评；还有，其政治秘书许永跃虽不算功臣之后，但亦出自其门以至在河北弄出巨大丑闻，丑闻之后还升任国安部长。习对如此之类的政治欺诈早已熟稔在心，今日为之可谓兼江陈两家之长而自成一系。
    北京一位与诸家中共开国勋贵多有交往的人士私下评价习偏好欺诈政治时说：「也许从填词到凭吊都有内心真实想法，因为他与焦裕禄一样，都有被女人抛弃的经历。」习第一次婚姻失败现在几为国讳，而焦之前妻因不奈空房之寂委身焦的族叔，在焦原籍亦是不大不小的丑闻。此事在一九九五年版的焦传上有所记载。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附录】慕容雪村 ：焦裕禄，虚虚实实的榜样

    2014年04月18日
    201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了河南兰考县的焦裕禄纪念馆，并且发表了一个纯属说教的、空洞乏力的讲话，重点是1962-1964年间，焦裕禄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的种种"英雄"事迹，"党员干部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习近平说："要学习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坚持求真的务实作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新华社称习近平还写了一首诗呼唤焦裕禄的归来。后者于1964年死在县委书记任上。
    根据这些赞美和宣传，习近平似乎准备用焦裕来拯救腐败的中国官场。但在当下中国，重提焦裕禄精神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更别提根除腐败了。
    在官方报道中，焦裕禄的一生颇多传奇，很难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据官方报道，焦裕禄生于1922年，早年间贫苦流离，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担任党的低级官僚。1962年起，他开始担任中共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直到两年后死于肝癌。
    发生于1958-1962年的大饥荒使几千万人饿死，人们目睹过饥荒的惨状，不可避免地怀疑起共产党的理论和执政能力。在这种状况下，中共特别需要树立一个榜样，来消除怀疑，使人们重归忠诚。
    1966年，即焦裕禄去世两年后，新华社的三位记者到兰考采访了他的事迹，并写出了一篇极为煽情的报道，载于《人民日报》："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错了。'"
    英雄就这样诞生了。多年来，媒体一直称赞他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在兰考工作期间，他从没休息过一天，他常常忍着饥饿和病痛走访民间。他的事迹还被拍成了电影。焦裕禄成为完美的典范和家喻户晓的名字。
    几千年间，中国一直都有道德造神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也继其余绪，按照市场细分的原则打造了许多神祗，包括士兵楷模、工人榜样，以及官员典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士兵楷模雷锋，他死于1962年，死时只有22岁。从他死后，他就成了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人们被教导要像他那样做好事，并且永远忠于党。
    焦裕禄的报道确实曾经感动过许多人。在60年代中期，"共产主义道德"还有其精神感召力，人们对那个"人人平等，物质极大丰富"的未来社会依然抱有幻想，也愿意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而做出牺牲。
    但现在，这些老旧的道德楷模已无法引起公众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官方的宣传，人们对徒具虚名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再抱有信心。官员们与"无产"二字相去甚远，有些甚至已经成了富可敌国的富豪，遍地的腐败甚至动摇了人们对更高领导层的信心。
    官员们也不再相信这个体制。许多人已经成为所谓的"裸官"，其家人甚至亲戚都已移居国外。近年来，携带非法所得外逃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已经蔓延至各级机关。
    习近平如果真想遏止腐败，就必须让官员受到制度化的监督，而不能仅仅是党内的、"左手反右手"式的监督。他应该允许司法机关独立侦办贪腐案件，应当允许媒体自由地报道贪腐案件，也应该让公民负起监督官员的责任。
    但习近平的政府并未理会让政府更透明的倡议。
    就在习近平造访焦裕禄纪念馆前不久，法律学者许志永被北京一中院判处四年徒刑，此外还有丁家喜、赵常青以及更多的人。这些人之所以身陷囹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要求中国官员公示财产。
    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后，确实逮捕了一批贪腐官员。但一面号召官员学习焦裕禄的廉洁无私，一面却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人捕尽打绝，我忍不住想问：中国政府是真想惩治腐败呢，还是只想做做样子，告诉世人"这是个有道德感的政府"？而这种所谓的反贪，其实不过是权力斗争。
    焦裕禄生前没能改变兰考的贫困状况，身后也不可能遏止中国官场的腐败。而我相信，即使焦裕禄活在今天，他也不可能再像当初一样生活，更可能变成一个贪官——他的权力不受监督，他的同僚都在牟利，整个社会都在崇拜金钱，他为什么还要穿那双"补了又补"的破袜子？

    慕容雪村是作家，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以英文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译文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纽约时报：奥利弗·斯通北京电影节上呼吁中国正视历史

    Posted: 18 Apr 2014 11:42 PM PDT

    狄雨霏2014年04月18日


    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从不避讳争议；本周四，他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语出惊人。他说，如果想拥有真正的创新能力，中国就必须面对历史真相，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你们说要合拍，但是又不愿意面对中国的历史，你们根本不愿意去谈论它，要谈也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斯通对全神贯注的观众说。他曾三次获得奥斯卡导演奖，拍出了《萨尔瓦多》(Salvador)、《野战排》(Platoon)和《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等备受赞扬的影片。20年来，他一直想在中国拍摄一部好电影，但却未获成功，这番话表示了他的不满。

    观众——他们大多是电影和媒体专业人士，其中许多都是中国人——对斯通的发言报以热烈掌声。斯通说，他经常大胆批评自己的祖国美国，所以认为自己也有资格批评其他国家。斯通这番话是在就合拍电影进行专题讨论时说的，地点是天安门广场旁边富丽堂皇的北京饭店。

    这些言论是在这次官方电影节的第二天发布的；影院管理者一直在私下批评电影节，因为官方直到周二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才公布影片的放映日期和播放地点，致使公众很难参与，减少了影院收入。此次电影节是第四届，将在北京各处播放大约280部影片，其中包括一些很少乃至从未在中国公映的经典之作，比如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主演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以及许多当代欧洲和中国电影。

    根据现场录音，斯通说，"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来过中国，我曾多次尝试在这里拍摄电影，准确说是三次，但是都碰了壁。"

    他说，"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我在我长达12小时的系列纪录片《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对美国提出了大量批评，所以我认为，我也有权利批评其他国家。而我可以告诉你们，这真的很难。"

    "90年代初，我曾尝试拍摄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但是最终碰了壁。"

    斯通说，然后他又尝试拍摄闵安琪(Anchee Min)的回忆录《红杜鹃》(Red Azalea)，书中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讲述了在专政年代寻找爱的故事，其中还包括女同性恋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中国避之唯恐不及的。他们也确实拒绝了我。他们说，'我们绝不会拍摄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电影。'当时是1998年"。

    他说，2008年，他曾尝试制作一部关于中国面孔的北京奥运会纪录片，"因为我喜欢中国面孔。"

    "当时我的团队很小，我们四处奔走，在北京街头收集了大约100幅照片，或许是200幅。"他说，但"一名中国官员开始干预。他开始审查那些面孔。"

    斯通说，接下来，"又有更多官员介入，你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就说，'嗯，这不是中国面孔'，'我们不想展示这张面孔'，'这看起来不像是会让我们感到骄傲的面孔。我们不想向世界展示这张面孔'。"然后，这部片子被禁了。

    斯通说，"当时我很愤怒。"

    斯通表示，美国已经审视了自己的错误。他说，"在美国，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展示了自己的缺陷。"

    他表示，中国却不愿意正视错误，这会抑制创造力。

    斯通说，"曾有无数中国电影对毛泽东进行吹捧，但却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批评他。现在是时候了。你得拍关于毛泽东的电影，得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开放，才能搅活死水，让这个国家出现真正的创造力。"

    "这才是真正实现合作制片的基础。你得直面过去，就像美国那样。"

    如果说斯通的言论受到了听众的欢迎，论坛主持人、国企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张恂却似乎急于进行控制，并且多次以官僚措辞做出回应。

    "刚才斯通导演说的这些，其实正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本土化的问题，"张恂说。"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有它自己不同的要求，有它自己不同的特色，所以你到一个国家去合作，你一定要了解它的要求。"

    她还表示，"斯通导演有他独特的看法"，但有关中国的电影必须得到大众的认可，必须是中国想要展现的东西。但她没有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由谁决定，如何决定。

    她说，"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世界各个国家，了解这个国家的诉求是什么很重要。"中国电影受到政府的严格审查，批评政治及社会的主题属于禁忌。

    然而，斯通没有让步。

    "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他稍后在专题讨论期间表示。"那都是陈词滥调。我们不是要拍旅游电影，不是要拍以村姑为主题的明信片。我们对此不感兴趣。我们需要了解历史，感受中国，探讨毛泽东等重要人物，探讨文革。"斯通的发言引来了观众的笑声和掌声。参与论坛的还有派拉蒙影业公司(Paramount Pictures)的首席运营官弗雷德里克·亨茨贝瑞(Frederick Huntsberry)和《地心引力》(Gravity)导演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

    "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它们影响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他说。"你说要保护人们不受自身历史的影响。你没有理解我说的意思。我能理解，你们从1949年开始是一个新国家。你们需要保证国家不受分裂主义运动影响，不受维族人或藏族人影响。不拍摄此类主题的电影，这我能理解。不过，看在上帝份上，你们的历史不在此例。"

    他说，"我们说的是这个国家的精髓，是它如何在1949年建国，以及之前整个世纪的故事。这令人着迷，你们没有涉及这一方面。"

    电影节官方记录删除了斯通在讨论会上有关维族人及藏族人的言论，中国的审查制度由此可见。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陈柳、许欣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纽约时报：艾未未个展在纽约开幕

    Posted: 18 Apr 2014 11:40 PM PDT

    艺术ROBERTA SMITH2014年04月18日

    勇气过人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2012年在华盛顿赫什霍恩博物馆(Hirshhorn Museum)的个展如今终于来到纽约，且已经过极大地改进。展览《艾未未：凭什么？》(Ai Weiwei: According to What?)将于周五起在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开幕。在巡展过程中，它的展品一直在不断加强，但吸引最多注意的还是2013年完成的两项装置作品。其中的《S.A.C.R.E.D.》（神圣）也许是艾未未迄今为止创作出的最好作品。

    结果，这场展览要远比其最初的形态更明确、更扣人心弦，可谓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它把艾未未过去的一些创作努力作为早期作品呈现出来，也同时有力地证明了他具有这样一种能力：不时在艺术、理想和生活——他的生活通常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色彩——之间进行调和，使之达成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平衡。

    这场巡展最开始在东京的森美术馆(Mori Art Museum)成形，由其首席策展人片冈美(Mami Kataoka)组织。而布鲁克林展的布展工作则由森女士和布鲁克林博物馆常务策展人沙伦·玛特·阿特金斯(Sharon Matt Atkins)提供专业指导。

    艾未未是一个复杂而不安分的人：一名跨越多种媒介创作的艺术煽动者、一位活动人士、中国掌权者的眼中钉，也是一位可以调动大批擅长不同技艺的中国工匠、几乎无需亲自动手就能完成宏伟作品的指挥。他还是一位设计师，兼做建筑设计，同瑞士建筑师事务所赫尔佐格与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合作，一起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了标志性的国家体育馆"鸟巢"。他曾深受中国权力集团的喜爱，直到他涉足了一些他们不予认可的领域。

    艾未未先是在自己的博客里畅所欲言，批评为了给奥运会让路而拆毁北京老旧胡同里的居民区（虽然他本身也参与了"鸟巢"的设计），开始让人们感受到他的影响力——直到政府于2009年封杀了他的博客。那一年的汶川地震过后，他开始要求政府就建筑质量低劣、倒塌后压死数千名儿童的校舍公布更多的信息，却遭到警方的殴打。随后，他又在2011年遭到扣押，与外界失去联系长达81天。释放后，他被禁止离开北京。

    艾未未

    艾未未

    但这样的禁令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进行艺术创作，并将作品偷偷运出国，或派助手去监督展览的进行。

    一些西方人可能会想，为什么艾未未不想办法离开中国（完全不考虑，其实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控）？但是，艾未未和俄罗斯芭蕾舞明星那些人不同。对他们来说，在伦敦和纽约的表现通常会与在莫斯科一样好。

    离开了中国，艾未未将会一无是处。他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它的艺术和物质文化、它的极权政府，以及它的民众所经历的磨难，正是驱动他艺术创作的动力。反过来说，他的作品至多也只是见证了这个政权常常光怪陆离的阴谋诡计。他一再表现的主题就有关个人与所有这些东西的交战。这一主题在他早期作品中略有提及，也通常会在墙上的标签中加以详细阐述。最近，这一主题又以强烈而惊悚的形式再次呈现。

    这件作品便是《S.A.C.R.E.D.》。去年《S.A.C.R.E.D.》在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上展出，如今它就放置在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大堂，人们进入和离开的时候都能看到。它是展览的起点，也是终点。

    一眼看上去，它就是六个巨大的铁箱，与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的作品相似。但是每个铁箱都有一扇紧闭的门，外面还有一级楼梯那么高的铁盒子。参观者可以站在铁盒子上，透过顶部的一处开口俯瞰铁箱内部。里面是根据艾未未遭关押81天期间居住的那间狭小且没什么家具的监房制作的一个仿真模型，尺寸大约为原型的一半。每个铁箱里包括一个上过色的艾未未玻璃钢雕塑，展示出他的一种日常活动——睡觉、吃饭、洗澡、上厕所——身旁总是有两名穿制服的狱警。他们看似故意要向他施以压迫力。

    我们按顺序参观每一个箱子，跟着艾未未从坐在椅子上到躺在床上，再到坐在桌旁，眼看着一个政府如何努力在不动一根手指的情况下，击垮一个人。因为这一作品设置在几近真实的空间里，它让这种手段唤起了比写作、摄影甚至是电影更强烈的内在紧迫感。这很有道理：监禁即是对活动空间的限制。略小的尺寸让所有的景象扑面而来，你可以看到画面，并感同身受，但同时也亲身实施了监控。

    《S.A.C.R.E.D.》设置了一个很高的标杆，其他作品并不总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他最新、最大型的装置作品《堆叠》(Stacked)肯定达到了这个层次。这个作品也陈设在大堂里，由中国自行车框架组成。这是他为人熟知的元素，但这一次是用不锈钢制做的复制品。这个作品是他持续借鉴杜尚的"现成品"原则的过程中，最新也最铺张的表达。

    对艾未未帮助最大的"现成品"恐怕是生活本身。就像《S.A.C.R.E.D.》显示的，他的强项在于作为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记录者，构想出了独到的方法，让现实贴近人，乃至迫近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这种天赋在他的摄影作品中就已表露无疑：部分作品以粗砺的黑白形式呈现，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展示，记录了他作为年轻艺术家在纽约（他曾在1983年至1993年在此居住）和北京生活的经历；另一些彩色作品则布满了展厅的墙壁，展示了宏大的"鸟巢"建筑，以及为建设奥运场馆而被夷为平地的空间。

    还有更多的彩色画面闪烁在《258发课》(258 Fake)的12块显示屏上。这部作品热情洋溢地记录了他围绕工作室经历的生活，这里有朋友、助理和猫。（艾未未把自己的工作室称作"发课"，而258是真实的门牌号。）展览里愈发令观众焦灼的视频里，清晰地显示了记录的冲动。其中一则视频展示了一名女子的苦楚，她在儿时因为在中国一家医院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毒，可医疗体系却并不怎么情愿承认她的病情。

    在第一个展厅里还展示了更多传统的"现成品"概念，内容专注于艾未未过去10年里早期创作的作品。这片空间里木制的雕塑引人注目，一些材质是有光泽的木材，另一些则是从因奥运会而被拆除的房屋和庙宇中抢救出的古董家具。尤其出色的作品是重新组装过的清代桌案，桌腿一面踩在地上，一面顶在墙上，仿佛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更棒的是《Kippe》，以大量的废木材悉心堆砌成了整块，仿似焚尸用的柴堆。

    另一方面，标签上也讲述了这些作品背后悲伤的故事，不过作品本身主要是，将观念雕塑在国际上熟悉的形式以本地的材料进行表达。他重新涂色汉代花瓶，摔碎不可复制物品并用照片连拍下来。从这些令观者震惊的姿态中，可以窥见艾未未内在的反叛性，而这种反叛性也在他近期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另外两件值得关注的作品都是房间大小的装置艺术。其中一个是扩大版的《直》(Straight)，这个作品的材料是从四川地震后垮塌的校舍中挖掘出的73吨钢筋（比在赫什霍恩博物馆展出的体量多出了近一倍）。这些钢筋被小心地拉直，显得似乎完好无缺，之后横铺在地上堆成起伏的形状，让参观者在四周行走观看。它既传达出地势的高低，也显示了停尸间一般的整齐。作品以这样坚实的厚重感讲述背后的悲剧，显得恰如其分。（天花板上蜿蜒着一条用孩子们的书包组成的蛇，这是对地震的纪念，但其轻浮却几乎显得有些冷漠。）

    其他作品还有以中国一位女性权益倡导人士命名的《叶海燕的物品》(Ye Haiyan's Belongings)。对于她的维权行动，政府的回应是屡次逼迁，上一次的做法是将她和女儿丢在了路边。艾未未最初的反应是提供财务支持，之后又将叶海燕仓促收拾的家当转变成了相当成功的艺术作品。

    展厅的四面墙上布满了图像，从墙脚一直伸到天花板。表现叶海燕和她女儿物品的图像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衣服、CD、茶壶、饭碗。环绕四周的图像似乎相当喜人，然而实物却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物品本身凌乱铺排、沾满尘土，装在地上的破纸箱和行李箱里，此外还有一些家电、一辆摩托车和一辆自行车。

    在以上两件作品和《S.A.C.R.E.D.》中，我们能感受到中国政府对其公民制造了何其惨烈的风暴。这种压力有时针对群体，有时针对个人。并不清楚艾未未能够多么频繁地找到方法进入风暴的中心，并用挥之不去、乃至充满美感的视觉途径呈现出来。只要他能，我们就很幸运。

    《艾未未：凭什么？》(Ai Weiwei: According to What?)正在展望公园东公园路200号的布鲁克林博物馆展出。展览将一直持续到8月10日。718-638-5000，brooklynmuseum.org。

    翻译：曹莉、王童鹤


    ——原载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台灣：反服貿 護民主（王超华）

    Posted: 18 Apr 2014 11:32 PM PDT

    图：太阳花学运组织人之一的林飞帆（演讲者）强调：這場運動是全民的運動，今天的進展是現場大家堅持二十天的結果……




    單一政黨同時控制立法多數和行政權，並在其政黨內部實行列寧式黨紀處分，刻意消弭立法對行政的制衡功能，是馬江政府強推服貿過程中，對台灣民主制度造成的最根本的危害。


    抗議兩岸服務業貿易協定黑箱作業規避民主監督，台灣學生三月十八日佔領立法院，爆發自二十四年前野百合學運終結萬年國代加速台灣民主化進程以來，最大規模的太陽花學運。三月三十日，數十萬黑衫抗議者聚集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聲勢浩大，引致西方主流媒體多次大幅報道。反觀主政的國民黨籍總統馬英九和閣揆江宜樺，卻始終無意檢討原有立場，並在民眾示威高潮暫退時期，多方反擊。兩造僵持，直指民主體制的核心原則。台灣民主正在遭遇憲政危機的嚴重考驗。

    學運的動員能量

    這次學運持續時間之長，動員能量之大，遠遠超出所有資深政界人士的預料。在野民進黨大佬紛紛到現場聲援，但也只能甘居外圍。即使學運在四月初略現疲憊，攻擊謠諑紛起，仍有50%以上民眾支持學生佔領立院。如此強大的動員能量，來自何處？社運人士指出，台灣追求貿易自由化，結果得益的只是大資本，十六年來勞工實質薪資不昇反降，大學生或面臨畢業即失業，或被迫進入低薪無保障的派遣工行列，前景黯淡的年青人早已不滿。張鐵志將學運動機提昇到精神層面，精彩分析了學生群體後物質主義的代際特徵：他們崇尚個體和自由，卻遭遇疑團重重的服貿協議，不得不起而捍衛自己的生活價值。陳嘉映更強調了其中的政治自覺，認為這是國民主權的實踐，是參與式民主憲政的實質開端。

    在這些多層面的學運動機之外，還應該記住，馬江政府的強悍獨霸行徑，以及海峽對岸持續的傲慢反應，都是令民眾警覺的重要原因。媒體追蹤學運即時發展的同時，常常忽略掩沒了這些線索的相關性。馬英九兩年前連任執政後，很快甩掉了以往無能好人的形象，成為自私冷漠執拗的代名詞。護衛第四核電廠續建的奧步公投，顯示出他無視參與性民主政治，有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一面。幾位得力幕僚，先後陷入巨額貪腐案，他除了與這些人切割，沒有任何實質反省，面對公眾也完全沒有要承擔責任的表示。馬英九當面"謝謝指教"，之後毫無作為，已經使這句漢語謙辭變味，成為逃避責任的諷刺性標識。更有甚者，苗栗縣長劉政鴻大埔徵地強拆，江宜樺任內政部長時曾參與協商，但事件重燃時卻回避當年承諾，而且馬江等人還專門向劉政鴻示好，換取劉在去年年底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支持。

    馬英九顢頇執拗，大陸反響同樣火上澆油。在一系列外交事項上，中共政權目前都奉行一種放縱民間逞狂，但正式場合發言中庸，同時配以暗室交易的多端反應方式。與台灣的服貿協議也不例外。重啓商務協議談判，可能曠日持久，但在國際經濟體之間，極為常見。太陽花學運提出"退回服貿"的要求，北京官方並沒有正式宣布絕對關閉重啓談判的大門，而是任由各種媒體出頭，既論證不可行，也攻擊台灣學運，甚至即時封殺支持學運的港台藝人。服貿還沒通過，就能訴諸民族主義民粹，以觀點不同為由，撕毀公司間的商務合同──如若包含出版、印刷、娛樂業的服貿原樣通過，情況將會如何，看在學運支持者眼裏，能不預感"老大哥"的降臨？

    憲政危機

    北京並未關死重啓談判的大門，馬英九及其幕僚應當心知肚明。但出於政治考量，馬江政府卻絕不鬆口，在巨大社會壓力下，雖然同意可以由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重新逐條審查，但同時拒絕說明，如果審查結果造成文字改動，政府將如何應對。事實上，即使服貿屬於ECFA的跟進項目，ECFA也沒有硬性規定後續協議應如何確定條款，又必須在何時簽定。台灣經濟也並非瀕臨崩潰，無法承受重啓談判，必須由馬江政府硬推服貿過關來拯救。何況，據學者考證，當代經濟體間貿易談判，一般都是先開放貨物貿易，後開放服務業。服務業目前占台灣經濟總量高達70%，這樣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本來就應該有周詳論證，嚴密把關。

    可是，服貿協議去年六月底在上海簽署時，國民黨立委都還被蒙在鼓裡，各部會的評估報告還沒有完成。這樣黑箱操作的簽署引起反彈，立法院才決定補辦公聽會。與此同時，台灣和紐西蘭正式簽署雙邊經濟合作協定，並於年底獲立法院通過生效，是台灣首次與非邦交的發達國家訂立經合關係。台紐談判兩年期間，多次發佈新聞，為甚麼和大陸談判就必須黑箱？比照台紐協定，不但貨貿、服貿分別有相關章節，而且勞工、環境、原住民、爭議處理，都有專章規定，而兩岸服貿卻留存許多語焉不詳之處。

    在社會壓力下，立法院院長王金平通過立院黨團協商，將公聽會從原定兩場增加到20場。缺乏公開透明的黨團協商機制頗有可議之處，但這顯然阻礙了馬江讓服貿迅速過關的計劃。接下來，總統府八月底談論起"馬習會"可能，九月份即發生圍繞司法關說和竊聽國會的馬王政爭。國民黨祭出黨紀開除王金平，力求一步到位解除他院長職務的企圖過於明顯，結果，馬英九搶占道德高地的聲色俱厲，非但沒有贏取社會同情，反而增長了民眾在大舉聲援洪仲丘案之後，對政治權鬥的厭惡和對馬江政府虛偽冷漠的認知。馬英九民調認可度下滑到9％，他卻自顧我行我素，在去年十一月舉行的國民黨全代會上，違背當年競選諾言，再次兼任黨主席。

    很清楚，這一舉措的目標，是以黨紀要挾黨籍立委，保證國民黨占多數席位的立法院可以牢牢控制在總統府手中，行政意志可以不受阻礙地通過立法程序。據傳，國民黨立院黨鞭林鴻池曾受到馬英九直接壓力，一定要讓服貿過關，否則將拿他是問。不少人原本就是借助國民黨力量選上立委，如果得罪馬英九，下一次可能就輪不到提名，直接影響個人政治生命。這是國民黨黨團立院行為的重要根源。這也是馬英九不可能對重啓服貿談判鬆口的考量之一：如果黨籍立委不遵從他的指示，自行決定審查和投票立場，作為低民調的總統，他就必須直接面對社會，到時恐怕除了辭職謝罪，別無他路。

    護憲護民主

    單一政黨同時控制立法多數和行政權，並在其政黨內部實行列寧式黨紀處分，刻意消弭立法對行政的制衡功能，是馬江政府強推服貿過程中，對台灣民主制度造成的最根本的危害。太陽花學運，不僅反對服貿直接過關，也在第一時間就要求馬英九到立院道歉，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經過幾個星期的堅持，學運民間逐漸形成"先立法，再審查"的思路，即，先通過監督性質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立法，再循此一新法所規定的根本原則和程序，逐條審查服貿協議，並以審查結果具優先權，決定是否要重開談判。一時間，黨派府院各方行動，出現了九個版本的條例草案。學運核心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製作的流程說明圖文裏，明確針對"行政權、立法權繼續被單一政黨以反民主的方式所壟斷"，提出，條例必須建立在五大原則之上："公民能參與"，"資訊要公開"，"人權有保障"，"政府有義務"，與"國會能監督"。

    但是，馬江政府迄今只同意重新逐條審議服貿，拒絕先立法，也拒絕承諾審議不過時重啓談判。有趣的是，沈默多日的王金平，於此時忽然大動作宣讀聲明，以立法院長身份宣布將依先立法後審議步驟重開議院，並進入議場慰問抗議學生，勸慰他們離場返校。

    這對國民黨是一次突然襲擊，錯愕震驚之餘，立院黨團再次聲明，這不代表國民黨，國民黨仍堅持兩案併行，立即開始重審服貿。耐人尋味的是，尋求年底縣市長選舉連任的臺北市長郝龍斌和台中市長胡志強，也一併公開表示，支持王院長出面，先立法再審查，讓國會早日回歸秩序。這是國民黨內馬英九難以完全控制的實力明星，反襯出黨籍立委順從馬意的委屈不堪，也更明確顯示這次學運護憲護民主的重大意義和影響。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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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24, 2014, 6:03:48 AM4/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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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路：第一夫人米歇尔访华谁买单？

    Posted: 23 Apr 2014 07:35 PM PDT

    美第一夫人携其母和一双女儿一同到中国游玩



    美国的法律，对公款开销与私人付账有十分严格的划分，美国第一夫人因私乘坐总统专机，应支付与同等航线相同的民用航空头等舱的机票价格。此外，第一夫人在中国时所住的五星级宾馆及一日三餐等，都是自己掏腰包……

    米歇尔一家访华经费的开销

    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携女儿、母亲一同到中国游玩，受到中美两国高层重视，尤其得到北京的欢迎。米歇尔母女到中国一周，遍访北京、西安、成都，所到之处除了入住五星级宾馆外，还作客学校，到颐和园、长城、兵马俑、大熊猫保护区等游玩，所到之处不但警卫森严，中方还实施封锁道路、清场、闲人莫入等措施，以示隆重。不少读者在看热闹的同时，不禁要问：米歇尔访华究竟谁买单？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颇值得一究。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除了陪同总统参加公事活动可以由政府报销经费外，第一夫人及其家人的所有开支，包括旅游，都属于私人花费，由自己负责，政府不会报销一分钱。因此，此次米歇尔一家的访华经费，包括交通、住宿、饮食等，都由第一夫人买单(从媒体的报道看，米歇尔的母亲是受米歇尔之邀访华的，故笔者将她的费用也算在米歇尔身上)。
    根据惯例，第一夫人搭机旅游，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必须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或"海军陆战队一号"，这个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空军一号"与"海军陆战队一号"的区别是："空军一号"担负远程航行任务，而短途旅行时，则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需要指出的是"空军一号"与"海军陆战队一号"只是航空识别代码，代表总统专机，一般由几架经过特别改装的飞机轮流担任。此次米歇尔访华，就是乘坐空军一号。

    中国之行的机票和住宿开支

    按规定，第一夫人因私乘坐总统专机，应支付与同等航线相同的民用航空头等舱的机票价格。米歇尔这次带了两个女儿与母亲同行，应该是支付了四张头等舱来回机票的钱。目前从华盛顿直飞北京的美联航头等舱机票价格约为一万七千美元(非直飞航班约八千美元)，因此米歇尔支付的机票钱大概约近七万美元。不过，据全国交税者联合会及福克斯电视的报道，空军一号每飞行一小时的花费近十八万美元(也有其他的报道称不到十万美元)，来回北京近三十个小时，费用五百四十万美元，而这仅仅是空中飞行及维修的费用，还不包括驾驶员、地勤人员的工资及起落机场的费用，这些费用则由政府买单。因此，与空军一号飞行所耗相比，米歇尔支付的钱实在不值一提。但是话又说回来，从一般人的角度看，到中国一游，光机票钱就花了七万多美元，去年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间值约五万美元，四张机票等于花掉普通百姓一年半的收入，实在也够可以的，好在总统夫妇收入不少，还负担得起。
    除了机票以外，第一夫人在中国时所住的五星级宾馆及一日三餐等，都是自己掏腰包。不过，随同第一夫人同行的保镖、助理、当地使领馆工作人员等的费用，因为都牵涉到公务，因此均由美国政府支付。这笔费用并不小。也正是这个原因，米歇尔在此之前的几次私人海外旅行度假，都受到共和党及其保守派传媒的冷嘲热讽，认为她花费了大笔纳税人的公款。

    第一夫人本人非政府公职人员

    在美国的法律规定下，第一夫人本人并不属于政府公职人员，因此不能从政府领薪，但在白宫却设有第一夫人幕僚机构，其办公室设在白宫东翼，负责帮助第一夫人打理各种与白宫及总统事务有关的活动和典礼，以及与媒体的社交互动等事务。第一夫人的幕僚均属联邦雇员，由政府提供薪金福利医疗保险。目前的第一夫人幕僚长是华裔陈远美，她的正式头衔是总统助理兼第一夫人幕僚长，年薪十五万三千五百美元，手下有十多名工作人员。此次陈远美也随米歇尔一同访华，她的费用就由政府报销了。
    美国的法律，对公款开销与私人付账有十分严格的划分，否则便有贪污之嫌。同时，为了便于舆论监督，规定各项信息必须公开与透明，方便任何人查找核对，这是法制、民主国家的特征，也是法制的基本要求。中国大陆要想真正实现法制，就应该学会公私分明，信息公开。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崔卫平：怀念李慎之先生（1923.8.15-2003.4.22）

    Posted: 23 Apr 2014 07:29 PM PDT

    李慎之（朱厚泽摄）


    编者按：今天是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逝世11周年忌日，谨以学者崔卫平的这篇旧文缅怀先生。

    撰文：崔卫平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请李慎之先生为《哈维尔文集》写序是徐友渔的主意。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拿着友渔给的电话号码先和李先生通话，先生在电话那头声音洪亮，中气很足，我一时有些吃惊，不能把他和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联系起来。等到了在社科院的办公室里李先生见面，才看出先生实际上比较瘦弱，脸上有明显的老人斑，甚至有点忧郁的气质，我带去了手头几乎所有关于哈维尔的材料，很多仍然是不完善的译本，比较凌乱，一股脑儿堆放在面前的茶几上。他谈起自己和东欧国家的接触，1956年匈牙利事变时，他每天给中南海准备一份简报，那是用特大号字体排版的。他还问我："有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你知道吗？"我答道："知道，但没有读过。"他告诉我，他本人是这本书的主要译者之一。他还谈到了他创办"大参考"的事情。我只有静静地听着。我很快发现和李先生说话，自己缺乏的东西太多。当发现有些事情我毫不知情时，李先生自己会摇摇头说："你不知道"。这中间还来过一两个人和他说了简单的话，他对别人介绍说我是"一个译者"。

    后来读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才理解他的那种忧郁是历史的深深积淀。和他并排坐在他办公室背靠窗户的沙发椅上，阳光在背后闪亮耀眼，对比起来，屋内的桌椅显得陈旧过时，我突然觉得有点心疼这老头，他令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大约过了三四天晚上，就接到了他的电话。"我找崔卫平"，一点也不含糊。他这么大年纪，能够记住刚认识的年轻人的名字，并不多见。他问我为什么一直用的"后极权主义制度"这个概念，而在某处却出现了一次"后期极权主义制度"。他让我查查原文是什么。对这么细微的区别，我记忆中一点印象都没有。拿着话筒去翻书，有点着急，而看上去李先生一点也没有放下的意思，我只好照办。终于查出来了，原来一般译作"后极权主义制度"是"post-totalitarian system"，唯独这一回出现的是"late-totalitarian system"，确实不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同？"李先生在电话里问道。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老老实实说："不知道。"李先生说："不知道？你要好好想一想。"

    李先生在这个细微的差别上停留下来，驻足沉思。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首先以质疑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这不仅关乎一个用词的问题，而是对于某个时期性质的确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哈维尔所处的"后极权主义制度"之"后"， 应该用"late"这个词比较恰当，而用"post"，则有翻过这一页的含义。"因为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这篇文章中他质疑的还有如何划分后极权主义的时间界限，其余他则说："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这之后他不超过五天就会来一个电话，他正在思索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和旁人在交谈中完善自己的看法，经常一打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坦白地说，我完全不是李先生的谈话对手，在经验和知识方面我欠缺太多。于是打电话给友渔求救，才知道友渔去了四川九寨沟，一时回不来。

    打个比方说，电话里的李先生几乎像个"猛禽"，他的思路不仅敏锐而且尖锐，所提的问题几乎是"挑衅性"的。有一天他在电话里问"崔卫平，你对后现代怎么看？"我脑子里的"后现代"，主要是后现代的小说和电影，意大利的小说家卡尔维诺、艾柯等人，我把他们看作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于是脱口而出："后现代的一些文化立场我是赞同的。"听了我似是而非的回答，李先生几乎是棒喝："崔卫平，你好糊涂。"后来不只一次，当我的回答在他看来"文不对题"时，他就会补上一句："崔卫平，你后现代。"讲这些是要表明，不需要我再来说，李先生对人是多么"平等"。"平等"在他身上，是一种日常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他没有因为你年纪轻、资历浅而放过你。虽然他这样对我不客气，但是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紧张。

    这年"十一"放长假我回老家盐城，在家就接到电话，说李先生要去外地，他于节后的某日在办公室等我，序言写好了，让我去拿。我一算，意味着我下火车就得直接去社科院。结果是我在车站上匆匆换了衣服，出了北京站过马路就到了他的办公室。李先生的气色似乎好了一点，大概和刚刚完成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关。

    这回谈得比较放松。他指出了几个翻译上的问题。首先是"哈维尔"人名的翻译，他自己用口型一点点做示范，认为应该译做"哈维尔"而不是"哈韦尔"。还有在"无权者的权力" （拿给他的完整译文不是我译的）一文中的某处译成了"小范围工作"，李先生说，该处应该直接译作"从小事做起"。他还说"哈维尔也后现代"，哈维尔的文风"绕来绕去"，"不好懂"。我解释说，那是因为哈维尔此前是一个荒诞派剧作家，作家们的表达方式会比较周折、比较复杂。这回他基本上接受了。

    他提起最近接受了一个采访，在采访中，他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时，曾经当过"公民教员"，如果时间再退回去，他更愿意选择的终生职业便是这个"公民教员"。他展望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还需要多少多少年，我现在记不准了，反正时间很长。他问我"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景怎么看？"我说，"基本上是乐观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像我这样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的人，读了哈维尔的书，能够改变自己原先的态度，去做自己以前不做的和不习惯做的事情，那么，别的人同样也可以去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李先生听后又摇头，又点头。

    那天主要的话题就集中在关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教育问题上。他说这个题目很大，要有专门的人做长时间的研究。他然后声调缓慢地说，我们这一代老了，有些事情要由年轻人去做。这句话像锤子一样重重敲击着我。我后来经常想起他说这话时那种沉重的神态。有一次我想说服电视台做一个栏目，叫做"公民教育"，心里就是想着李先生那种凝重的神情。最终当然也是没有下文。

    他把写好的序言给了我，并交代最好还有一个"导读"， 因为"哈维尔说话比较绕。读者理解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他建议或者是徐友渔或者是我来写。我把这句话转达给友渔时，说成了"李慎之先生让你写一个导读"，因为我想，让不同年龄段的人来作对于哈维尔的介绍，会呈现出哈维尔不同的面貌。过了几天，李先生又寄来一份他的序言，告知他"又修改过了"，这就是后来大家读到的那篇。

    李先生把用完了的材料让我一并带回，这回面貌不一样了，李先生整理得整整齐齐，当时令我脸上微微发烧。等我拿回家一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李先生看材料看得相当仔细，许多地方有用红笔划出的着重号，还有一些旁批，用那种苍劲的字体写成；他甚至把材料中（包括已经发表文章）的许多错别字也一一挑了出来。前两天我就在家寻找这批材料，但找不到了，关于哈维尔的东西，我基本上都给人了。现在想起来，才觉得那是一笔重要的资料，内心痛惜不已。

    好在手头还有东方出版社1992年内部出的那本《哈韦尔自传》，上面留有李先生的零星手迹，和他所打上的着重号，用红色的圆珠笔划的，贯穿全书，个别地方他照例做了订正。比如在第42页第9行，原文是"这一代中既没有富于激情的青年联盟成员"，李先生把"青年联盟成员"改成了"青年团团员"；在第132页、145页、151等多处，原文中的"权力"都被他改成了"权利"；在第150页的中间，有一段哈维尔谈到关于利比亚、卡扎菲，这个地方李先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000年秋季的一天傍晚，郝建不知什么事情比较兴奋（连他自己也回忆不起来了），说"找一些人出来聊聊"吧。他说到要请李先生出来，我说"好吧"。给友渔打电话的结果是，"你自己跟李先生联系"。事隔有快两年了，我想李先生可能把我忘掉了，但是电话里他马上反应过来，同意了。郝建开车我们去接他，除了友渔之外，还有雷颐、李大卫。我和李大卫沿着狭窄的楼梯把李先生接下楼，又一路行车去了工体对面的幸福花园酒吧，友渔和雷颐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到了酒吧坐定，要了一点饮料，李先生开始谈起抗美援朝的中国俘虏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很集中，那天晚上几乎都谈这件事。这个酒吧基本上是暗绿色的风格，和我们凝重的话题有点契合。李先生也说到了那儿的点心"不好吃"。最后我和李大卫又把李先生送回家。那天晚上我感到了一个老人的凄凉。

    非常遗憾地是，李先生作序的《哈维尔文集》至今也没有能够出版，几年来和我联系的人不少，其中有提出如果考虑出版，李先生的序"绝不能用"。我说："不用就不出了吧。"

    愿李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网友推荐

    裴毅然：延安理念還在控制現實、影響未來——《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引言

    Posted: 23 Apr 2014 07:25 PM PDT


    新近在台湾出版的《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一书封面


    百年國史拐錯了彎、走岔了道，深受其害的後人只能循跡溯因，尋找赤禍之源。延安之誤無法不追溯到馬列赤說，一代士林整體被誤導，甚值蹲察細析。

    延安一代士林對二十世紀國史走向影響甚巨，也是中共一向引傲的「黃金一代」，本是官家禦學的「重點課題」，輪不到咱這號自由學人。只是「主旋律」下禁忌深深，評析歷史連著安排當下，這段帶著體溫的歷史緊緊聯繫著中共政權的來歷，「不讓說」形成「沒人說」，這才有我「或值一說」的價值空間。

    原教旨「極左派」與「兩頭真」

    抗戰前後，至少三十萬知青進入中共陣營，形成耀眼奪目的延安一代，也是中共獲得軍政勝利最重要的組織基礎。他們歌聲嘹亮、信仰堅定，以青春熱血拼換共產理想，以為馬列主義將引領祖國進入紅彤彤新世界——沒有貧窮、沒有差別、沒有醜惡、沒有…… 一九四九年后，迭經三大改造、肅反、反右、大饑荒、文革，他们被歷史慣性推走在「共產主義大道上」。1980年代中期，延安一代全面接班，對於「往何處去」，產生分化，對計劃經濟、公有制為標誌性建築的「社會主義」產生質疑。「六·四」後，再對「一黨專政」、「党在國上」產生質疑。至此，延安一代出現重大思想錯歧，對「明定國是」出現規模性分化，形成兩大集群——抱持馬列原教旨的「極左派」與要求重返民主自由的「兩頭真」。「兩頭真」晚年意外駛入「否定之否定」之站，走出啼笑皆非的人生軌跡：跟隨中共開創了一個時代、描繪了一段國史，但卻是一個走歪的時代、一段需要糾正的歷史。他們撫胸頓足，淒然長歎。
    駛向共產的紅色列車最後折返市場經濟，進入原先堅決背棄的「私有」車站，劃出偌大孤圈，天翻地覆之後又地覆天翻回到原點。任何一位延安士人都明白「改革開放」意味著什麼。老紅軍邱會作：「鄧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勢後掘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祖墳』。」（《邱會作回憶錄》，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香港）2011年版，下冊，頁909。)不可能不尷尬呵！「革命的價值呢」？「鬧紅的必要性呢」？「國際共運的歷史合法性呢」？」代價慘烈的革命，需要「革命後」的經濟實績證明其效。沒有站得住腳的制度創新、沒有拿得出手的經濟效率，只有羞答答的恢復性繼承——重拾此前被狠狠扔棄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制，當然無法為赤色新說挺持月臺，無法證明共產革命的社會價值。

    否定之否定的「解放」「改革」

    如今大陸鋪天蓋地頌揚「改革開放」偉大意義，但有一片不容進入的雷區——為什麼會形成需要「改革開放」的歷史局面？赤繩左箍如何套上中國的脖子？如何走到對「解放」需要「再解放」、對「革命」需要「再革命」？既然需要「否定之否定」，第一個「解放」與「革命」還有什麼價值？有了這一系列碩大問號，對延安一代紅色士林展開研究，對奮力推進前後兩次「解放」與「改革」的同一群體，價值方向完全悖反，苦澀自知，其史蘊史值也就有了豐厚蘊積。
    延安時期（1935.10～1948.3），中共其興也勃，如果捏持改造社會的圖紙正確，確有乘長風破萬里浪的歷史機遇，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或有可能在多嬌江山上繪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圖畫」，澤被於後，名垂青史。可這場紅色革命竟演變出思想大箝制、人權大剝奪的「毛澤東時代」；凜凜神聖的共產革命，竟革出遠不如「萬惡舊社會」的反右、大饑荒、文革。百年國史拐錯了彎、走岔了道，深受其害的後人只能循跡溯因，尋找赤禍之源。文化乃社會理性能力的體現，人文知識份子就是社會的一張濾網。延安之誤無法不追溯到馬列赤說，一代士林整體被誤導，甚值蹲察細析。
    概言之，中共革命與延安一代可歸結為「悲壯的錯誤」與「歪擰的邏輯」。中共以為引國家進入共產天堂，實則前後使八千萬人支付「紅色代價」（奪權前後直接死亡人數），分娩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人文錯誤，是為「悲壯的錯誤」；馬列主義以「最新最美」學說顛覆經驗凝聚之傳統，打亂歷史形成的人文生態，誤碼謬砌價值排序，倒置公私，是為「歪擰的邏輯」。從消滅苦難出發，最後竟拐入消滅富裕的絕地；從同情貧窮開始，最後落至看不得有人富起來。「尋找中失去了尋找的東西，在努力中失去了努力的價值」。
    多少頭顱多少血，民主革命竟革出毛氏暴政，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延安一代如何一步步離開常識滑向謬誤？如何積非成是？何以形成「花崗岩腦袋」？史訓難得，「延安」標本難得。如今，居然還有人在高呼「延安精神」，還希望用「延安藥方」療治當今之弊，還將延安時期說成民主、自由、平等……

    「老年燃燒，青年取暖。」

    延安澀重，史頁難翻。延安一代雖然演出結束，即將整體隱入歷史天幕的皺褶，但曾經大紅大紫的「延安一頁」，還未徹底翻過去，意識形態強大的滯後性使延安理念還在彌漫播遷——控制現實、影響未來。
    拙著以延安一代紅色士林為研究对象，以個體行跡為基礎，以集體整合為旨歸，以鮮活細節支撐整體概括，具體展示赤潮對延安一代的滲透過程與終身影響，力求還原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化抽象為感性，匯個例證整體。拙著力避紅色史著「以論帶史」之惡弊，以據立論，重在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剖析，以史實、資料、言行等客觀材料佐證各種歸納。如延安一代的學歷、知識結構、五四方向何以被逆轉、延安與反右與文革與當下的邏輯關係、赤色學說何以被廣泛接受…… 每立一論，據必隨附。由於是與中共商榷，討論其奉為神靈的意識形態，為避嫌「惡攻」，也必須握有結實可靠的論據。（文革主要罪種，全稱「惡毒攻擊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罪」，至少涉及十余萬人。參見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載《中國作家》（北京）2009年第4期，頁14。）

    後人當然只有用今天的陽光才能發現昔日陰霾，只能用今天的人文標準才能檢剔昨日的斑斑污點。所謂社會進化與時代進步，精髓還是人文評判標準的提高。「革命人民」今天多少覺醒了：歷史不能任由統治者按需解釋，用哪一種理念闡釋歷史即選用哪一根尺規裁量今天，即選用哪一種價值安排未來，茲事體大呵！對中共革命的闡釋與總結自然不能任憑中共的自拉自唱，對延安一代的評議也不能由延安人自裁自量。
    延安一代演出結束了，大幕即將合閉，但少數耄耋延安老者「人還在，心未死」，憑藉歷史形成的高度發揮餘熱，對當下仍具重大影響，個別重要人物（如李銳、萬里、杜潤生、杜導正）餘熱尚熾。京中野諺：「老年燃燒，青年取暖。」觀之前人、驗之當世、參之後人，研析延安一代有歷史、現實與未來三重意義。黑格爾名言：「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會起飛。」(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北京）1961年版，頁14。)意謂對某一大型社會現象的理性認識，必須等待其形成過程結束，才會開始。延安一代，變數幾盡，「密納發的貓頭鷹」庶可起飛矣。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李江琳：难以漠视的平措汪杰政治遗言

    Posted: 23 Apr 2014 07:01 PM PDT

    图：达赖喇嘛与平措汪杰（右）


    在藏区，在四川、青海的寺院里，在平汪的家乡巴塘，藏人纷纷为平汪举行超度祈祷法会。一生精彩的平汪，在带着深深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再一次向世人显示，尽管他一生是中共党员，但他仍然是个藏人。

    三月初，北京兩會開幕的時候，一位九十二歲的老人悄悄地在香港出版了他的政治遺言，長達三十多萬字的著作《平等團結路漫漫──對我國民族關係的反思》。三月三十日，這位老人走完了曲折、坎坷、令後人肅然起敬的漫長人生。他就是西藏共產黨創始人，老資格的革命家，巴塘漢子平措汪杰。

    　　平汪一生精彩

    　　認識平措汪杰的人都稱呼他為平汪。平汪是一個有個性的人，無論是他的朋友，還是長期與他作對的政敵，都不能不承認，平汪的一生，多難而精彩。少年時期，在四川巴塘這個西陲小城，平汪受到良好的漢藏文化教育，十幾歲趕著犛牛走出藏區，來到南京進了國民政府政治學校的蒙藏班，有望成為國民黨培養的少數民族幹部，他卻對底層民眾的苦難和社會上層的傲慢看不下去，因此思想左傾而被開除。他和同道好友一起，發起成立了西藏的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當時他年僅十七歲。

    　　當中共即將進入西藏的時候，朱德親自把平汪領導的藏人革命組織吸納為中共一部分。平汪是進藏的中共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幹部，他的共產主義理論修養、十幾年革命經歷中在西藏上層建立的人脈，久經考驗的革命意志，以及他天生的才華，使得他在中共執政後的早期西藏政策中起到了獨特的作用。他是中共治藏史上很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

    　　平汪是個共產黨人，也是一個藏人，一個有血性的康巴漢子。他熱情洋溢，實話直說，缺乏官場政界的機心，這給他招來了災難。他帶領解放軍前往拉薩的路上，帶著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心想讀革命導師的經典著作還會有錯嗎？卻不知在他的漢族同事眼睛裡，這就是有問題的。果然，幾年後，在中共針對民族幹部的「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政治運動中，平汪遭到整肅，被關入秦城監獄，單獨監禁長達十八年。

    　　他堅持自己沒有錯，還要和審問他的人辯論，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要他認錯就必須讓他信服。審問他的不跟他講理，因為講理講不過他。於是平汪對審問他的人宣佈，他再也不開口了，因為你們不講理。於是他有多年沒有說話，到文革結束後被釋放的時候，能言善辯的他竟不能流利說話了。

    　　可是他的思想依然活躍，他關心藏民族的命運。他以親歷者的身份記述，毛澤東曾經親口答應達賴喇嘛，將來西藏可以打出自己的旗幟，即雪山獅子旗。無論何時何地，他都坦率地表白，他崇敬藏人的領袖達賴喇嘛，說達賴喇嘛的崇高人格是無可懷疑的，達賴喇嘛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只要中國政府誠心誠意地把達賴喇嘛請回來，西藏問題就能和平地解決。一九八九年後，中國政府背棄了胡耀邦趙紫陽的開明西藏政策，採取了以達賴喇嘛為敵的鬥爭政策，以後二十年裡使得藏區局勢江河日下，越來越緊張。西藏政策被一些維穩和政宣官員把持，到處打擊「藏獨」，搞得人人自危，誰也不敢說達賴喇嘛的好話了，只有平汪沒變。平汪的態度是，如果你說我錯了，那麼你必須說服我錯在什麼地方，你得經過辯論讓我信服。可是那些官員卻沒有一個敢找平汪來辯論，他們都知道自己不是平汪的對手。這時的平汪，已經不怕再被關入秦城了，對一個曾經關過十八年的老人，如果再次被關進秦城，只會向全世界證明，他是正確的。

    　　於是，治藏部門對這位資歷最深的藏族共產黨幹部，只好裝作看不見聽不見。

    　　誰的意見代表藏人

    　　平汪最後的著作出版後，世界各大媒體紛紛報道，年齡最大、資歷最深的藏族共產黨人呼籲請達賴喇嘛回到西藏，這讓涉藏官員們很不好看。他們只能硬著頭皮說，平汪的意見只是他的個人意見，不能代表六百萬藏人，而只有他們這些在藏區殺氣騰騰的「治藏幹部」才能代表藏人。但是，他們仍然不敢擺開架勢和平汪辯論到底誰代表了廣大藏人，儘管這時平汪已經患病住院，沒有力氣辯論了，但他的政治遺言已經出版，他的所有思考和觀點都擺在那裡。他期待別人來質疑、批評、辯論。可是他的政敵們自己也明白，他們沒有這個能力來和平汪辯論。

    　　平汪逝世的消息震動了關心西藏的所有人。在海外流亡社區，藏人對平汪當年「帶領解放軍進入拉薩」早已釋懷，半個多世紀後，藏人已經能用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事件。紐約藏人獲悉後立即為平汪舉辦了祈禱法會。接著，在南印度的甘丹寺為平汪舉辦了超度祈禱法會，色拉寺和哲蚌寺也先後舉行超度祈禱法會。西藏三大寺都為一個在家俗人舉辦超度祈禱法會，這是非常罕見的。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的藥師佛灌頂大法會上，達賴喇嘛尊者特地發表了重要講話，給平汪以極高的評價。

    　　與此同時，平汪畢生為之奮鬥和受難的中共和中國政府，對平汪的逝世假裝看不見，卻不知如何處置。平汪早已離休，從一九五九年遭到整肅起就沒有擔任過有實權的職位，最近二十年裡儘管平汪一直不斷地對西藏問題和西藏政策發表批評意見，給歷任最高領導都上書請願，中共卻一直採取裝作看不見的冷處理辦法。現在平汪走了，中共也想來個冷處理，悄悄地處理平汪的逝世。

    　　然而，在藏區，在四川、青海的寺院裡，在平汪的家鄉巴塘，藏人紛紛為平汪舉行超度祈禱法會。一生精彩的平汪，在帶著深深遺憾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再一次向世人宣示，儘管他一生是中共黨員，但他仍然是個藏人。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未普：邓小平到底为何逼胡耀邦辞职?—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下）

    Posted: 23 Apr 2014 07:10 PM PDT

    事实上，被蒙在鼓里的胡耀邦已经失去了十三大中央人事主导权。1986年10月，中央派了一个由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等组成的七人小组，分头找有关人员征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排，尤其征求对胡耀邦的意见，而胡耀邦全不知情。七人小组远到各省收集资料，他们到底收获如何呢？这些收集的资料到底会怎样影响胡耀邦呢？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秘谈。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从前后的时间差来看，七人小组的调查结果可能是三人秘密会议的主要内容，也可能成为胡耀邦非下台不可的致命原因。据笔者推测，七人小组的调查结果无非有两种，一种是胡耀邦威信很高，另一种是下边对胡反响较大，无论哪种结果，对于已经立意要让胡下台的邓小平来说，根本没有区别。

    1986年12月，胡耀邦去上海，听说李先念也在那里，就要去探望李。没想到李自己紧张兮兮地先来拜访，问胡耀邦："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 胡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胡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 李遂吁了一口气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李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胡耀邦后来明白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

    1986年年底爆发的学运，对邓小平来说，真是天赐良机。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就是不点名地批评了胡耀邦。

    经过反复思考，胡于1987年1月2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向小平同志交心》，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4日，邓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请参加。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

    胡耀邦事后承认，他有几个想不到。想不到"生活会"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要人人表态；想不到邓力群发言长达5个小时要把他批倒批臭；想不到几十年的挚友，号称桃园三结义的王鹤寿，把他们两人私下的谈话也揭发出来。更想不到的是，他的辞职报告送到中央后，有人趁机落井下石，对他进行诽谤，诬他想当军委主席，逼小平同志让位，有野心等等。

    1987年1月16日，痛心疾首的胡耀邦不得不正式辞去总书记一职。之后的日子，胡耀邦是在极度郁闷的状态下度过的。胡耀邦后来意识到，他的那些检讨的、被指责的东西，其实很多是邓小平说过的。在下台后的几个月中，胡耀邦专心阅读马恩全集，作了一些笔记，并将过去几年自己写过或讲过的，凡形成文件和付印过的记录，数百万字都看了一遍，然后放心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错误。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下台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不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是，邓小平疑心胡耀邦取而代之。

    李锐说，胡耀邦的产生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幸运。只是光明磊落的胡耀邦，不能见容于这个党。最后，这个党吞噬了自己的儿子。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六四运动，邓小平及其中共元老，又吞噬了反对用武力镇压学生的赵紫阳，血洗了天安门，吞噬了成百成千名年轻学子的生命。（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力雄：无能的驻藏大臣

    Posted: 23 Apr 2014 04:2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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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唯色摄）
    清王朝控制西藏的固定渠道只有一个──驻藏大臣，朝廷对西藏的权力，明文规定一律由驻藏大臣履行，清王朝对西藏的控制也大多通过驻藏大臣实现。所以，那时中国对西藏能否拥有主权，驻藏大臣扮演了关键角色。

    驻藏大臣分为一正一副，正职称"办事大臣"，副职称"帮办大臣"。清政府连续185年派遣驻藏大臣，共有135人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其中大多为满人，其次是蒙族人，只在后期有几个汉人被任为副职。驻藏大臣规定任期三年，跟现在的援藏干部期限一样，实际最长的连续在藏七年，最短的只有40天即被招回，还有的被派进西藏二次甚至三次。

    藏族学者国庆主要是从能否贯彻主权的角度，把清朝驻藏大臣分为佼佼者、平庸者和昏聩者三类。这种分类方法并不科学，但可以参考。按他的评判，清朝前期能列入佼佼者的驻藏大臣有9人，清后期只有3人。也就是在135位驻藏大臣中，佼佼者所占不到9%，其余皆为平庸乃至昏聩之辈。

    对这一点，当年乾隆皇帝自己也承认。他的说法是："向来大臣内才堪办事之人，多留京供职……派往驻藏办事，多系中材谨饬之员。""驻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驻扎视为苦差，诸事因循，惟思年期界满，幸免无事，即可进京。"这不奇怪，今天有数小时即从北京到拉萨的飞机，去西藏工作都被视为苦差，可想当年。官场向来是越有才干者越有活动能力，也越可能免于被派往艰苦地区，所以驻藏苦差除了推给平庸无能之辈，还往往落到那些犯错降职的"被议降革之员"，变成"发边效力赎罪"的性质。那些人或是心有余悸，谨小慎微，"以无事为大事"；或是"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吞库款"。

    驻藏大臣及其下属远离朝廷耳目，自成一体，难以制约，如果没有自觉的个人操守，很容易滋生腐败。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西藏凡任命官员都要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上奏清廷才可获批准，驻藏大臣虽然难以真正行使任命西藏各级官员的权力，但往往利用所规定的这个提名权换取金钱。清末整顿藏务的钦差大臣张荫棠在其奏折中揭露，这种交换已形成固定价码：提名噶伦收银一万二千两，提名代本、甲本等各官，收银二三千至数百两不等，"额外需索，犹不止此"。驻藏大臣及其下属还利用各种报销的机会进行贪污。如张荫棠查办的驻藏大臣有泰，其名曰"犒劳"占领拉萨的英军，只花费一千五六百银两，向朝廷报销的数额却达四万；其去印度与英方谈判的花费六七百两，报销的数额却是两万。其他各项委任私人，朋比分肥，凭权纳贿，克扣兵饷的事，不胜枚举。

    驻藏大臣在确立和维护中国主权方面是锐意经营还是不思进取，与当时在位的皇帝对西藏所持的态度也有很大关系。清朝前期为了羁縻蒙古，稳定社稷江山，皇帝对西藏问题比较重视，驻藏大臣一般也不敢过于怠慢。从史料上看，那个时期的清朝皇帝可比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对西藏问题更加关注而且具体，对驻藏大臣的奏折往往动辄批复几百字，连对达赖喇嘛的父亲回原籍是否还用头品顶戴，也批示："在籍不应戴用，俟假满回藏时再用"。

    而到清朝后期，蒙古和西藏都不是社稷的主要问题了，皇帝对国是也不那么上心了。1904年，面临英军将要以武力进入西藏的严重局面，当时的清朝皇帝在驻藏大臣报告情况的奏折上也仅仅批了一个"阅"，再无其他。江山是皇帝的，皇帝都不关心，驻藏大臣自然更会松弛。这也是清朝后期的驻藏大臣较前期更为平庸和昏聩的原因之一。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孙正荃：人性如何堕入暗夜 听贾植芳先生讲故事

    Posted: 23 Apr 2014 01:11 PM PDT

    贾植芳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贾植芳先生在上海震旦大学教书，后来做了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先生曾经这样评论他："贾植芳这样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先生说，"后来果然被应验了，所以我一直铭记心中。"那么先生是什么"性格"呢？他"性格"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我同先生相识相交时，先生已"从鬼变成了人"，我则从大西北回到了大上海，在之后二十多年的交往中，听他讲了许多故事，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对那些官场中的"干部"有种天然的距离感，而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却有种天然的亲切感，同时反复提及的两个字就是人性。人性，是他衡量人事最看重的尺度。
    这是为什么？听的故事多了，慢慢悟出了点道理。

    （一）
    先说一个人物：郭沫若。
    贾植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读书时有个同学叫李春潮，他在东京结社写诗，同郭相熟，一次，李的父亲寄来了七十块大洋，他在酒店请客，有郭有贾，两人就算认识了。1954年贾植芳赴京省亲，李说郭邀你某日去家里喝茶，贾说，郭如今已是政务院副总理，我去未免觉得唐突。李却说，都是留日同学，没关系的。到约定那天，恰逢下雨，贾雇了辆三轮车拉到缸瓦市某胡同五号，朱漆大门，有警卫把守。贾被引进宽敞的客厅，只见正面案几上放着一座很大的毛主席塑像，这在当时还极为罕见。郭一见贾，热情有加，说：还记得我们在新人乡酒馆吃饭的事吗？那时他住在千叶，经济很是窘迫，仅靠一点翻译稿酬维持，衣服又窄又旧，为了与朋友聚会，他冒雨从千叶赶来，也可以说是情深谊长了。那天，郭还深有感触地对贾说，有低头的一天，才会有抬头的一天。象是在对过去那段历史做总结，也象是在向友人传道授业。席间，天南地北、创作翻译，无所顾忌，畅谈甚欢。临别，郭一直送到大门口，频频挥手间还一再对贾表示："我下回到上海一定去看你。" 
    还有下回吗？历史回答说：没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胡风和他的分子们一个个倒下，在这场古今少见的冤案中，一马当先的首推郭沫若，他连续发表高调批判文章且不说，在批判大会上第一个冠以"反革命集团"称号的正是此公，第一个提出对胡风"必须镇压"的也是此公。后来的表现如今许多人都已经比较清楚了，比如文革刚刚开始就表示要烧光自己的全部作品啦，两个儿子遭难，做父亲的为了"革命利益"不问不闻以至一命呜呼啦……这中间还有个故事：据说文革前夕，毛曾对郭说想问他借样东西。郭说，凡我有的，主席要，都应该献给主席。毛说：借个脑袋。郭一听，啪地一声就跪到了伟人脚下。当然这或许只是小民编的"世说新语"，不过倒也可一窥民心所向。至于他那写李白杜甫的献媚大作，为歌颂"百花齐放"而精心制作的百首咏花诗，伟人手书《长征》中多写了一个"铁"字却硬说此处重复非常必要，还有反秦（始皇）又颂秦的那幕大戏，以及他不断东倒西歪、卖身投靠的种种恶行和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肉麻吹捧，更早已被众人嗤之以鼻了。贾先生讲了好多郭的故事，言语间他非常钦佩郭的学问包括他的智慧和超强的记忆力，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先生看不起郭，他说，还是鲁迅的评价公道：才子加流氓。

    （二）
    要说人性如何堕入暗夜，以上讲的可能还不够典型。那就说说第二位：贾植芳先生亲哥哥的夫人、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
    李大钊牺牲后，胡适为之修坟，周作人收养了他的后代，女儿李星华后来嫁给了贾芝，贾芝去了延安后，受哥哥之托，如何把她以及她的儿子和弟弟从北京秘密送到延安，成为这个做小叔的一件大事。贾植芳说，虽然周作人做了"人保"，但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非常麻烦，一个是钱，没有相当数量的大洋，这件事难办；另一个更难办的是找关系，没有可靠的人托付，安全就难以保证。我想，先生在这里有意淡化了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极大的危险。可是他办妥了，他找了人找了车，临走，从西安去延安时，还把自己所有的150块大洋全给了这位嫂子。李星华告别周作人时，周说，延安我只认识一个人，毛润之，代问个好吧。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究竟带到这个问候没有。先生说，大概没有。因为她刚到延安，那里就开始批判丁玲王实味，同时声讨周作人，浓烈的火药味让这个年轻女孩经受了巨大的刺激，哪里有胆量再去晋见毛主席！
    历史翻过一页。
    1955年的胡风罪案顷刻间毁了贾植芳安定没几年的家（他1948年刚走出国民党监狱），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五日，他便锒铛入狱，妻子任敏不久也被扫地出门（当时，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提出口号，要创设"五无城市"，即把地富反坏右统统赶出上海），"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的一个山村当了小学教员，可没多久又以为反革命丈夫"翻案"的罪名把她投入大牢，在遭受三年多物质上巨大的艰难和精神上巨大的困顿之后，正是青海因饥饿而大批死人的时候，她被告知"自谋出路"而放出了监狱，但规定两条：一，随叫随到；二，不准回上海。
    一个从偏远大山里走来的这位四十来岁的女子，往何处去？丈夫还不知在哪里，更不知是死是活，茫茫人海，她想到了只有一个去处：早已在京城做干部的贾植芳的哥哥和嫂嫂。可是，当她跋涉千里找上门时，却被那位已经彻底革命化的嫂子好一顿训：你们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还有脸到这里来。李星华态度坚决，不能收留！贾芝总算表示先安顿下来再说。于是任敏就在贾府做佣人一般每日里默默地洗衣拖地，女主人还规定不能接近她的孩子，以免给他们坏影响……
    这个情况很快被一位叫李丰年的"麻袋铺老板"得知。他立马冲进贾府，一把抓住任敏的手就往外走：让你受这个罪，凭什么？那态度不容你商量犹豫。这个老李是何许人？闲聊中我常听先生说到这个名字，充满了尊敬充满了感激。原来，老李同先生是一个村的人，先生称呼他"伯伯"，他家境贫穷，小时候常提着个篮子卖五香豆，后来跟着村里人到北京学生意，他聪明伶俐又勤奋好学，很快就自己当上了老板，到三十年代，贾芝兄弟俩由在外经商的伯父出资到北京读书时，就是由这老板经管一切费用的，两人逢年过节不回老家，就到这麻袋店来"混"饭，一二．九运动那时节，贾植芳被捕的消息还是李老板告诉了他伯父，并且捅路子出钱，才把他救了出来，从此流亡兼读书东渡扶桑。怎么能料到，将近三十年后，又是这个李老板把任敏送到了丈夫的老家山西襄汾侯村呢？（讲到这里，先生加了一句：这个老板有人性！）就在那个遥远偏僻的小山村里，她种地养羊织布，度过了漫长的十八年，直到丈夫彻底平反，这对"牛鬼织女"（贾植芳语）才又相逢团聚。
    历史再翻过一页。1986年，少小离家的兄弟俩回到老家，找到了任敏当年住的屋子，那是在牲口棚里隔出来的一间，潮湿而阴冷，难挡风雨难避寒暑，哥俩的眼圈有点红了。后来，贾芝在京城一家著名酒店宴请弟弟两口，任敏不去，丈夫一再规劝才勉强同意，可她只是端坐着，没说一句话，没动一下筷子。
    当然，尽管兄弟俩的人生轨迹并不一致，但毕竟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他们有时走锝比较近，有时则相隔比较远。五十年代初期，从延安回北京的贾芝就在文学研究所任职，他对日益升温的批判胡风的运动自然特别关注。1954年，弟弟赴京省亲，做哥哥的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谈谈，可他了解弟弟的倔脾性，怕自己的劝说未必会有什么效果，一天中午，约请来了文研所的头儿何其芳等，一进门，何就热情地同贾植芳握手，说："老弟，我们正要找你好好谈谈呢。" 贾植芳常说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社会中人，他一听这话立即警觉起来。接着，何就说了胡风的四个错误，"你是胡风的朋友，应该帮帮他。"没想到贾植芳从如何认识胡风讲到胡风怎样同国民党政府斗争，最后明确表示，你所说的四条，我一条也看不出来。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他哥哥一看情况不妙就悄悄地走了出去。多少年后，先生说，我知道失去了一次可能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为此，我将付出悲惨的代价。
    正是这样。不到一年，贾植芳被投进了大牢。他哥哥知道后就给上海有关部门写信，表示他弟弟的生活以后由他照顾，并且陆续寄来了一些营养食品，还有《红岩》等书籍。在暴风雨降临的时候，他没有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一次次施以援手，这是他们弟兄关系得以持续的根本缘由。一直到晚年，哥哥还给弟弟送来一件高级红色外套。先生始终没穿，他半开玩笑地说，一辈子说我披着红色外衣干反革命勾当，不能穿的。可他帽子却一直戴着，有时忘了，就会笑着说，我的帽子呢？帽子戴惯了，不能丢。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说，也可见出兄弟俩之不同。那是嫂子去世，先生陪他哥哥去料理后事，车到八宝山，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后勤部门负责人转过头来，问：骨灰盒，买多少钱的？答：选最好的吧。少顷，回来报告说：上面有规定，司局级的只能买78元的，部级以上才能买200的。贾植芳觉得有点滑稽，不禁脱口说道：我死了，买个三块钱的就行。他哥瞟了弟弟一眼，说，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

    （三）
    接下来，自然不能不说到朋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特别让我刻骨铭心："出卖不出卖朋友，难道还需要费心去选择吗？"他这里说的朋友是专指胡风，可这也是他做人的底线。1947年在国民党监狱里，1955年在共产党监狱里，都有人劝他揭发胡风，先生的态度是："我永远不会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正因为如此，他也就特别看不起那些"奴在心者"的小人，他说，他们的官做得再大，我看不起他们。
    遗憾的是这样的小人如今还真不少。我以前在文章里记述过一些，都是先生一次次讲的，有名的如舒芜以交出私人信件卖身（不过他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刘白羽前脚还在同胡风碰杯，后脚就领着便衣捉拿胡风；又比如，大学某教授，昨日有难求人帮忙得免自寻之悲剧，今日投靠成功却一阔脸就变，与恩人怒目相向；还有的，到家里来象个朋友，"抽我的烟喝我的酒，背地里记我的账，说贾植芳阴魂不散，甚至连我的学生也不放过"……这么多故事听下来，我也慢慢悟出了点道道，凡是做了官的或因各种原因而春风得意的，往往就有可能自觉地或者不知不觉地让功利（需要特别点明的是，这"功利"二字挂的是堂而皇之的牌子，叫做"国家利益"或者"革命名义"或者"党的原则"等等，伟人把它叫做"革命的功利主义"）压倒了性情。常说某人是性情中人，那此人多般重感情重信义，如果知识分子踏入官场，他要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的品格操守，那一定倍受煎熬，否则只有同流合污，小而失人格，大而失人性。这些道理我说不出来，是先生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组织"提出让王元化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也曾是"分子"，他找到贾植芳。贾听完他的话，慢悠悠地说：依我看，人家要是定了你，你不当也得当。不过，依我之见，你这部长怕当不长。真可谓高瞻远瞩，真知灼见！一年多，元化先生体面地下来了。这一年多，他脑子里的"原则"和"性情"肯定打了不知多少回架，最后，他的"学者"角色胜利了，他的下台成就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根本无须有丝毫内疚，我们肯定他的这一明智选择，并非是因之使他在学术界留名青史，而是他为护卫人类良知和正义添加了亮丽的一笔。在此，我想套用我曾赞美贾老的一句话：部长很多，王元化只有一个！
    于是不由想起另一位"宣传部长"陈沂。陈将军在1957那场"阳谋"中有幸也做了回"分子"。后来在上海主管意识形态时，文艺界的人都跟他比较亲，黄宗英他们都叫他"陈大哥"，认为他受过冤屈挨过整，对大家一定更容易理解容易接近。没想到，这位部长根本不顾什么友情亲情，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用当时有位作家的话说，他是"生命诚可贵，同志价更高，若为政治故，两者皆可抛。"赵丹有篇文章叫《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部长看了，大为不满："放屁！"传到阿丹那里，又紧张又气愤，后来有几部影片也不让他出演主角，以至从此一病不起。1984年开全国文代会，陈沂是市委的头儿，安排他住的房子比上海代表团团长茹志鹃、副团长王元化都高级，可没人搭理他，吃过晚饭没地方去，只有到隔壁贾植芳那里闲坐。贾说，他又不抽烟，我们只是四目相对。陈或许是有点受不了这种冷落了，便问贾：我在上海工作多年了，文艺界文化界的人都是很熟的，可现在大家不理我，我不知道这是为啥？贾不好回答，便说，小组开会时，问问大家吧。于是引出了黄宗英的一席话，大意是这样的：为什么大家冷淡你？你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年，你用棍子打了多少人？其中多少是上头叫你打的？多少是你自己打的？多少是你让下面人打的？这么一想，应该就明白了。先生说，其实，最要命的是他始终认为自己没错。

    （四）
    写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亲人、朋友、同事、师生，怎么转眼之间会"老母鸡变鸭"了呢？秘密恐怕就在一次次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让所有的人都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革命高于一切！人们不断地觉悟到：昔日之同志（亲人、朋友等）可能就是今日之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革命，应该揭发批判乃至打倒那些敌人，温良恭俭让是决不容许的，除非你准备把自己也搭进去。看看老大哥那边的情况就洞若观火了：十月革命之初，托洛茨基坚决支持列宁，狂热鼓吹暴力鼓吹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整肃屠杀了多少无辜；1924年，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大反托洛茨基，成功接班；1938年，斯大林回过头来杀了季诺维也夫，同时把所有他认为的异己送进了地狱。什么罪名？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同志就是敌人"：无产阶级革命征程中充满了多少这种血腥的历史真实！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平常的革命真理，托洛茨基是直到他被驱逐出祖国时才明白的，当然还有更不清醒的，直到脑袋掉了还在山呼万岁：变了味的革命把多少人变成了痴呆或准痴呆和半痴呆！用老共产党员张劲夫总结出来的一句话：那是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他晚年认为这是共干性格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革命同志"面对重大抉择时，都会自觉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能在组织上犯错误。
    问题或许还应该看到另一面：一个人，一旦做了官，他的"心"就冷了，这难道完全是"洗脑"的结果吗？这里恐怕还有个利益问题：跟我走，"你有我有啥都有"。你吃革命的饭，身后是档案、户口，过去还有粮票布票等等，不要说你根本不可能"解甲归田"，你和你全家（甚至亲戚朋友）的身价性命都不在自己手里，你有本事去学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人身依附发展为人格依附几乎是一种必然。我想，除了那些已经喝足了狼奶而异化为非人，文人本色全无，文人味道尽失，人性早已堕入暗夜的以外（他们做的有的甚至比他们的主子还要狠毒），无论如何，文人总还有文人的特色，只要人性未泯，还不致于做出太伤天害理的事，许多做了官的文人说些无情的话做些无义的事，或许也是因为"身在江湖"，"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现在要问的是：是什么魔力让那么多人违心？他们用"无奈"二字就可以把一切洗刷得干干净净了吗？只是半个多世纪，怎么就把那么多文人的"根"弄没了？甚至让整个民族患上了"臣妾心理综合症"？而贾植芳四进四出监狱，为什么他就能不认罪不揭发不检讨？
    我不禁又有点糊涂起来了。我只记得先生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看一个人，主要看他有没有人性。当先生讲到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时，甚至说出这样的狠话：他们死了，我连花圈也不送！回到本文开头，先生何以对遭受各种迫害的小人物有特别的亲切感？这或许是他人生经历的历史总结，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感人的天性和人性，他们较少名利负担，他们真诚而不做作，他们义不受辱，他们向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他们决不心甘情愿做什么工具或喉舌，他们即使被打翻在地，精神境界也非那些打手可比，用先生的话说：我就是倒在地上，也比他们站着高……人啊，人！

     ——网友推荐

    吴笙：忆父亲陈一谘（女儿眼中的父亲）

    Posted: 23 Apr 2014 12:07 AM PDT

    图：陈一谘与女儿

    父亲走了，十几年来起起伏伏，他与沉疴共存，一切好像都早有预示；而对于习惯了见到他一次又一次以顽强意志战胜病魔的我们，一切又都来得实在太过突然——谁都没准备好，除了父亲。 父亲走的时候没有痛苦，没有恐惧或挣扎，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是安心地离开的。
    父亲是个公众人物，在大家眼中他是伟人、是豪侠、是旗帜——不过对我来说，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一个活生生的幽默又坚强的人。
    父亲是个"奇怪"的人。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填表，对我来说其中每每最难的一项就是"父亲工作单位"，为了这一项，小学的表格我往往要请妈妈帮我填。背诵多次，"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还是如此遥远而陌生，甚至无法一口气念完的一个名字。多么羡慕别的小朋友在父亲职业一栏填上"小学教师"或"自行车修理"。最崩溃的一次莫过于，有一天当我终于把"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背下来并完整无误地填好时，兴奋地向父亲汇报我的"成就"，父亲告诉我他现在有新的单位了，它们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
    父亲是个性情中人，脾气说来就来。2000年，我们在纽约和父亲的几个新老朋友们一起吃饭，席间有人对六四学生们语出不逊，父亲听后震怒，拍案而起，用雷霆般响彻厅堂的嗓音一番唇枪舌剑把对方说得面红耳赤，完全不知如何应答，而后父亲说："与你这种全无良知的人同席共餐真是莫大的耻辱！"而后拂袖而走。我只能在一众人等无比惊诧的眼神中匆匆跟上。
    父亲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大多数人都知道父亲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其实父亲更是个积极的实干家。初到美国，我协助父亲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做了一些文案工作，其中一项是给信封上贴邮票。几百封信，就我和父亲一起贴邮票，邮票稍微贴歪，父亲就会发现，并且让我重贴。他说，小事情代表的是大态度，旁人了解《中心》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这个小小的信封，连邮票都贴不正的机构一定没有好的做事态度。
    父亲是个有极强使命感的人。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朋友的亲戚聊起六四事件，对方对事实竟几乎完全无知。父亲没有满足于在一次辩论中说服一个人，而是意识到不能让后人忘记历史的教训，遂开始积极筹备一部关于六四的纪录片。由于资金匮乏、人力不足，片子的筹备工作异常艰辛。在父亲的坚持和一众友人的鼎力相助下，一年后《历史的震撼–天安门事件实录》问世了，从此人们多了一个客观的渠道，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
    父亲是个懂得迂回前进的人。《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父亲对此深有心得。在面对争端时他不赞成激烈对抗，而主张谈判和妥协，他最关心的总是把对人民可能的伤害降到最低，可能的利益放到最大，而个人的得失从来不在他的考量之中。
    父亲是个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出身于一个传统大家庭，父亲对于孝悌之道时刻尽心奉行。对老人尽孝尽心，对一众弟妹体贴爱护无微不至。每逢节庆一定会给所有亲人轮流致电问候，嘘寒问暖，无限关爱。父亲常说，他这一辈子为中国老百姓的福祉鞠躬尽瘁，对得起国家人民，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对不起家人，没能在家人身边多些陪伴。
    父亲是个简朴的人，"俭以养德"是他的座右铭。Yard sale 上花一个quarter买的两件破棉袄，他补了领口补袖口，补了袖口补臂弯，就连补丁都是家里用旧的毛巾充当，还美其名曰"孔雀服"，这件破棉袄在父亲离去前最后一周，他还穿在身上。
    父亲是个极具生活品味的人。父亲卤的猪蹄和牛肚远近闻名。多年的老卤汁后来跟着父亲从普林斯顿搬到纽约，又从纽约搬到波士顿，最后又从波士顿搬到洛杉矶。每当大家提出异议时，父亲就会给我们讲当年他的一个叫吴大寡妇的祖辈是如何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从四川搬家到陕西时，坐在马车上随身携带陈年老卤。后来吴大寡妇还在慈禧太后落难时捐赠过万两白银，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老卤与万两白银似乎有着很深关联。
    父亲是个豁达开朗的人。虽然内心里他非常希望我这个独生女儿在身边陪他，可是嘴上从来不说。别人问起"怎么不让孩子搬来美国陪你？"他总是说："孩子有孩子的事，她好就是最好的。"直到生命最后的十天前，电话里我得知父亲病情有反复，问起要不要我过来看他，他还说："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父亲是个有极强意志力的人。2002年罹患淋巴癌以后的12年里，病痛一直纠缠着他。2008年7月发急性胰腺炎，同年10月诊断出晚期胆道癌，西医说他只有5%的存活可能。祸不单行，两年后，又发生第十胸椎骨折。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但活了下来，还正式启动了个人回忆录的工作。作为准备，他开始阅读整理大量文件史料，从2010年4月到2011年10月，仅用一年半时间，他独立完成了百万字鸿篇巨著《陈一谘回忆录》。
    父亲是个性情真挚、朋友遍天下的人。除了国家领导、宗教领袖、学界精英，父亲的朋友更有修车师傅、餐馆服务员、水果摊子老板，真是男女老少通吃。父亲最后的日子里，家里请了阿姨来帮忙照顾他。因为脾胃极弱，所以父亲的饮食是有严格标准的，其中一项就是要坚持素食。父亲有时会馋肉，阿姨就逗她开心，说等你好了给你煮一头猪吃。父亲说，那不够，要一头牛才行。转念一想，又改了主意，说要一头牛再加一头猪。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虽然时时在面对病魔，由于他的乐观幽默，家中却无时不是沉浸在欢笑中的。
    父亲像是一颗生命力顽强的种子，掉在哪里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几年前在西来寺求得佛语，言："从征万里起风沙，南北西东总是家。"很多人为父亲惋惜，觉得他89后壮志未酬，而被迫去国。去年跟父亲闲谈及此，父亲笑了，"人生自古祸福相依，你看要不是我89年到美国来了，你又怎么能来，我又怎么能得了3个美国籍孙儿呢！"我补充说，"你又怎么能遇到萧雨这份奇妙姻缘！"父女会心莞尔。
    2009年父亲重病期间梦中得诗一首，"人年七十古来稀，老夫沉疴留残躯。此生坎坷为寻路，幸存婴儿自在心。"这真真是父亲一生的写照。经历的所有风风雨雨，没有让他变得世故圆滑，反而是回归了孩童的天真；十几年与病魔顽强抗争，没有让他变得刚愎自用或畏缩柔弱，反而越到晚年越放松幽默。
    4月14日早上，一切如常，院子里父亲手植的丁香花开了，馥郁芬芳。我们折了一支，放在父亲鼻子旁边，他点点头，嘴角扬起。下午两点半，他一觉醒来，我开玩笑说他梦到小孙子了，他又是微笑。半个小时后，在家人的陪伴下，父亲安静地离开了。走得干净洒脱，没有恐惧或焦虑。之后在家停灵的24小时，朋友们来与他告别，每每恍惚，感觉他随时会睁开眼睛坐起来，他走得实在太安祥了。人生至高境界，不过如此。
    父亲，我爱你，有你为父，我无比骄傲。现在，我虽然看不见你，但是我知道你会一直在我们左右，对我们爱护如旧。
    父亲，安息吧，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更会彼此相爱。
    永远爱你的女儿，丫丫
    2014年4月21 日

    陈一谘遗体告别仪式：罗小朋致悼词

    Posted: 23 Apr 2014 12:07 AM PDT

    陈一谘
    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中国新型智库的创立者和主持者，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著名经济学家与社会活动家陈一谘先生因罹患癌症，于北京时间2014年4月15日上午6时（美西时间4月14日下午3时），在美国洛杉矶与世长辞，享年73岁。
    陈一谘先生1940年7月20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父陈之颛、母王毓芳均出身陕西书香世家，是追求知识和进步的爱国者。祖父陈伯澜、外祖父王曙楼更是积极参加清末民初变革的志士，养成了陈一谘"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一生坎坷。
    1965年，作为北京大学学生的陈一谘，因给毛泽东上万言书，问责"大跃进"，惨遭毒打，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长达十余年。面对厄运，陈一谘始终以自强不息和积极乐观的精神处之，坚持在农村基层长期实践和探索，寻求中国的出路。文革结束后，在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下，陈一谘迎来了一生为国效力、为民尽责的辉煌十年。
    从1979年至1989年，陈一谘先生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创下了载入史册的丰功伟绩。在这十年中，基于多年农村基层单位的深入调查、实践与思考，陈一谘与一些改革志士创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极大地推动了农村面貌的变革、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随后，当中国改革的焦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时，陈一谘受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委任，组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体改所)。陈一谘领导体改所，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向城市，将市场和所有权带来的新机制推广到工业和服务业，对深化企业改革和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起了重要作用。
    陈一谘亲手创立的农村发展组和体改所是中国第一批新型思想库，它是将一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与政府改革政策的制定有机结合的创举。这两个思想库之所以能产生大批影响决策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关键在于陈一谘坚持的其它研究所没有的研究自主权、人事自主权和财务自主权，在于陈一谘开辟的实证主义研究的新学风，在于陈一谘吸引并培养的一批既能务实求真、又有创新头脑的人才。陈一谘在这方面的贡献，无可取代。
    8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受到了政治体制滞后的制约，陈一谘再度接受赵紫阳的委任，转战政治改革领域，出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离不开陈一谘所带领团队的推动、操作和落实。
    在1989年发生的民主运动期间，面对军事戒严和武装镇压的危险，陈一谘联合各界，反对武力镇压学生，坚持赵紫阳总书记所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组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三所一会"），共同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发生"六四"屠杀后，陈一谘成为李鹏政府的首名通缉犯。
    在海外流亡期间，陈一谘继续为推动中国进步而努力。他在巴黎筹组民主中国阵线，在美国与余英时共同创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及中华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了"世纪之交中国总体研究"项目，集聚了近百位海内外知识精英，并先后主办了近五十次各种学术和时政研讨会，主编出版了十余部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著作。之后又创立了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积极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1993年，美国政府授予陈一谘"杰出经济学家与政治活动家"证书；2009年和2011年，陈一谘分别获得人权领袖奖和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
    自2002年起，陈一谘先后罹患晚期淋巴癌和胆道癌。他以顽强的意志力与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创造了生命奇迹，书写了生命中又一个精彩篇章。在重病中，他筹拍了《历史的震撼—天安门事件实录》纪录片，以使后人不忘历史；更以惊人意志完成百余万字的《陈一谘回忆录》。
    陈一谘一生追求公平正义，坚守良知，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2012年他申请回国治病，当局要求他签署悔过书，保证不参加任何活动，结果被拒绝。陈一谘说："我不能出卖灵魂，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政府要审查我，可以当面对话，我没有作错什么，要我写悔过书，我不接受。"
    陈一谘的一生是秉承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一生，是为中国迈向文明进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他代表了中国改革者的良心、勇气与道义。
    陈一谘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损失。我们在此对陈一谘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我们向陈一谘先生海内外亲属表示慰问！
    中国的脊梁－陈一谘先生精神不朽！一谘，您安息吧！
    2014年4月21日于美国

    叶檀：蒋洁敏与宋林是怎样诞生的？

    Posted: 22 Apr 2014 10:27 PM PDT

    松林、蒋洁敏（右）

    蒋洁敏、宋林，一个个央企大佬下台。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暴露可怕的真相，这些国企掌舵者成为幕后利益输送的最大推手，数目之巨大令人瞠目。

    地下财富去向何处，露出冰山一角。

    宋林案例非常典型，据《新京报》报道，2010年2月9日，华润集团的子公司华润电力，携旗下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金业集团签订《企业重组合作主协议》，约定华润联盛、中信信托、金业集团以49%、31%、20%的比例出资，成立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并以太原华润为重组平台，收购原金业集团的资产包。金业集团资产包权益整体作价约103亿元。在华润电力介入收购前不到3个月，前买主同煤集团与金业集团达成的这部分资产股价约为52亿元，华润收购价高出51亿元。

    收购的效果如下，有媒体走访山西省古交市发现，华润电力收购的金业集团资产大多处于"撂荒"状态，有的煤矿竟然沦为放羊场；焦化厂也一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而现在，煤炭行业景气度整体下行，华润所购买的资产包恐怕只值 103亿的零头。

    《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了其他的华润收购案例，2009年6月，华润电力与山西联盛能源集团共同出资组建华润联盛，注册资本38亿元，华润电力持股66%，联盛持股34%。华润联盛成立后，于6至10月收购山西吕梁之兴县、中阳、临县、石楼、交口等地38座煤矿，协议收购价78.85亿元，按照山西省资源整合政策形成12对主体矿井。华润内部审计发现，华润联盛7对矿井采矿权评估值为41.02亿元，高估8.28亿元，虚高20.19%。通过收购的办法，60亿资金被安全洗出，收购成为大额利益输送捷径。

    从中石油、华润、三峡集团等曝光的案例，利益输送贯穿所有领域，但大宗多以资源收购、工程外包、工程采购等方式进行。资源收购，不显山不露水，找家马甲公司做个虚假评估，少则几亿多则数百亿的资金滚滚而来。谁又能忘记著名的鲁能收购案例呢？700多亿的鲁能集团被37亿收购，买家至今藏身幕后。

    上述案例是对大型国企的沉重打击，这些被视为中国经济长城的企业，已经被蛀得千疮百孔，依靠这样的企业振兴中国经济，前景非常黯淡。

    从理论上说，央企产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行产权所有人之责。讽刺的是，有主的产权正在经历典型的公地悲剧，没无主产权更甚。没有人真正拥有这些产权，也没有普通国民能染指这些产权，或者能对这些产权的处置说三道四，而公司的内控机制形同虚设。

    以往是通过税收与国企红利上缴，体现产权与分配权的公众性。2007年10月开始，烟草企业及国资委监管的155家中央企业将陆续向财政部上缴总额约17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红利，长达十余年的央企不向政府分红的历史宣告结束。从2007年到2011年，共上缴3171.2亿元，所得到的红利不及上万亿利润的零头。从2011年起，央企被分为四档实施征收，上缴比例较2007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2014年起，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将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

    可笑的是，央企常能获得巨额补贴，从2011年至2013年，中石油连续3年成为A股"补贴王"，分别获得补贴67.34亿元、94.06亿元、103.47亿元。这些资金到底补贴给了谁？说不定沉淀到了加州某幢豪宅。

    在看蒋洁敏、宋林等案例的时候，有个关键问题是，利益输送背后真正的获利者是谁，央企到底是谁的钱袋子？毫无疑问，贪婪的权贵之手伸进央企，成为央企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可以随时提现。

    真是讽刺，原本设立央企的目的，一是普惠国民大众，二是制止权贵之手的利益侵蚀。现在两条都做得七零八落，有时效果刚好相反，由于大量资源集中于央企，而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失去约束的权贵们刚好把社会财富连锅整个端走。宋林等人做的，只是报效权力主子而已。所谓的股权多元化，上市，董事会内控机制，形同虚设。

    要防止病情加重的救急办法，如目前所行。一是增加上缴红利，体现普惠特质。二是设立中国版的廉政公署。

    中纪委反腐力度极大，从2012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通报首条案例至2014年4月11日，一共492天，共有285名领导干部在此期间被通报涉嫌违法违纪行为，平均每周4名。同时，国资委已经传出消息，鉴于央企腐败案呈上升趋势，将开展向央企派驻纪检机构的试点。此外，央企纪委书记从5月1日起将不再分管其他业务，转而专职"反腐"。也正是在宋林落马的同一天，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中纪委副书记张军重申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部分内容，"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纪委向同级党委负责，也向上级纪委负责，双重领导体制开始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重要内容。 

    治本之术依然是法治，建立长期的法律制度依靠才是治本之策。中国是否能够从权力膜拜转向制度崇拜，从人治转向治制，是包括央企在内的企业能否转向现代企业的关键。

    不能忽略的是，在上述央企利益输送案例中，少不了民企的配合，少不了民间大资金与权力的勾兑，如果不能实现法治，不仅国企，连民企也将彻底蜕变为权贵勾连企业，心甘情愿堕落为权力的马夹袋企业。

    ——2014/4/22 FT中文网，作者博客

    野夫做客凯迪网络接受亦忱专访视频文字版

    Posted: 22 Apr 2014 11:41 PM PDT


    （凯迪视频组整理）


    此为访谈视频截图
    若各位对这个视频访谈感兴趣，请复制这个地址观看：

    亦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中国著名作家野夫做客我们凯迪访谈。我和野夫交往有很多年了。我是首先是从他的读者，再成为他的粉丝，现在成为他非常好的朋友。在节目访谈之前，我有个小小的愿望：三年前野夫送了本书给我（就是这本《尘世·挽歌》），让我女婿给拿走了。所以这本书我想要野夫再帮我签个名。我作为他的粉丝，这是我的愿望。
    野夫：不敢当，这是老哥抬爱。谢谢。
    亦忱：今天我们的访谈比较集中，从文学创作的领域来切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从一个书商转型成一个作家，还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我想听听你成为作家的动力，是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的？
    野夫：其实 我的小学是在文革的时候，我1968年上的小学，78年高中毕业。这十年基本上是中国的文革年代。我在一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的乡村小学上学，但在那个年代，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中国的所有小学老师都会布置一个作业：我的理想。我早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写的我的理想，很奇怪的那个时候我就写想当个作家。那一个少数民族的少年，怎么能在一个文革期间的三年级，就有作家梦呢？这点要非常感谢我的外婆。我的作品里写的《坟灯》这篇文章，就是祭奠我的外婆。早在我没上学的年代，我的外婆给我的教育，最早的辅导就是文学梦。所以，即使文革期间大家普遍不读书，那个时候我都怀着文学梦。我从初中、高中，到大学读中文系，一直喜欢文学。大学毕业过后，组建鄂西第一个诗社，我也是搞文学。后来我进入了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那会儿我二十几岁，就已经是湖北的活跃的诗人。我不敢说我多么有成就，只能说是一个很活跃的诗人。之后在上武大作家班，那也是在创作的道路上走。再以后，虽然命运把我变成了警察、工人、囚徒，但我的文学梦从来没有放弃过。那以后十年北漂，为了生存，我成为了一个书商，甚至成了一个比较有名的编辑，我编过很多很多好书。我在为别人作嫁衣的时候，自己的文学梦也没有放弃过。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会放弃一切的生意，一切的商业，我会回到实现我童年的梦想（领域）。到2006年，我终于放弃了北京的一切，回到了我的出发点，那就是我想做一个作家。那个时候我已经46岁了。我在大理的乡村租一个农家院，然后开始默默的写作，开始记录从我的家族历史。从我的亲人，我的朋友 开始写起。这样才有了六七年所谓的创作成就，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了。
    亦忱：听野夫介绍他从事文学的经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从小就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所以说 ，一个人有梦想就可以决定他能走的很远。我读野夫的文章，最早是2006年在世纪中国论坛里读到他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地主之殇》。当时我就惊为天人。当时他署名是土家野夫。我觉得土家野夫是一个高人，觉得他把一段历史，用家族的历史展现得让人感受到一种现场感 一种亲历感，而且我当时认为他是年龄很大的人，没有想到他是很年轻的人，那时候他才四十几岁。后来我读他的文章成为他忠实的读者。我读他的文章读到泪流满面，是他的"江上的母亲"。后来我在互联网上和野夫有接触了，记得我读他的文章，他就说过一段话："迷失在这个是时代的人文字是我们的接头暗号"。我就觉得野夫能够把他的家史，个人的成长史，个人坎坷的历史，写得让读者成为他的铁杆粉丝，像章诒和读他的文章也读到泪流满面。所以我就觉得野夫他带着他饱满的感情，对生活的爱或者是那种纠结的情感来写自己的故事，这不仅仅是文学技巧的事情，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我不知道我这种对你的定位准不准？
    野夫：我自己当然不敢说我多么有思想。1994年父亲去世，我那会儿还在监狱。我在警察的带领下千里奔丧回到家乡。我的父亲是解放恩施的老干部。看见他覆盖在一面党旗之下他的尸体，我握着他的手，他已经没有知觉了。整个我们郑系的远亲全部都从乡村赶过来，参加这个悼念礼。然后我的这些亲戚、后人、晚辈，辈分上都是我的晚辈告诉我郑家的家族历史。然后我的一个侄儿告诉我，因为父亲死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我的侄儿守在（父亲）身边的。我的侄儿告诉我说：你爸爸最后的遗嘱就是，你哪天自由了，以后倘若还有能力的话，一定回到父亲的故乡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盖上。这是我父亲的遗嘱。我听到非常震惊！因为在我成长的年代，我的父亲从来不跟我谈这些。他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是一个老的基层领导，它变成遗嘱才告诉我这些。我才调查（我们）整个家族的历史。我坐牢出来，我调查过。我是非常震惊的。原来我的父亲这样一个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在1949年、1950年是毁家灭门。毁家灭门在中国传统里是一个太大的灾难，我一直到2004年 才实现父亲的遗嘱。我回到父亲的老家，也是我第一次回去。把我祖父被抛尸的那个天坑盖上。我开始在村子里面作调查，了解我们郑系的这一支人为什么是这样的命运。从中窥见了49、50年代整个的所谓的土改、清匪、反霸这个年代，对整个乡绅阶层的一种灭绝性的打击，一种消灭。我认为这不是我一个家族的历史。我开始查找整个土家族的历史，才发现这是整个国家的历史。通过一段家族历史反映一段国史，我觉的是我们一代写作者应该还原的事。因为连我们这代人都不清楚，就不要指望我们的孩子们清楚这个历史了，更不要指望孙子们知道这个时代了。于是我想全力去做这件事 写了《地主之殇》。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实这篇文章最初写出来我知道发表不了，出版不了我只是在故乡的一个小小的网站贴出来了。然后才被转到了你们凯迪社区，成为一个几十万人点击的所谓的点击量最高的帖子。是凯迪、天涯这些网站传开的，我自己根本没贴过。我自己就在故乡的一个几百人的网站贴出来的，这篇文章受到的这些反响，鼓励了我这样一种写作（方式）。通过个人的历史，家族的历史来反映国家的历史。
    亦忱：我读你的文章有个感觉，你的文学创作不是虚构的。比如你写的早夭的那个朋友李如波，你的有才华的朋友"酷客"李斯，还有苏家桥，还有黄轲，还有那个黄门宴，从你的文章我就有个强烈的感觉，这种人在我们生活中都存在，但是这些人在你的笔下都栩栩如生，哪个故事都合乎情理。就是这么回事。你叙事能把一个人物，一个故事引导读者沉迷其中。这种能力很神奇。我的阅读量不是很大，但也读过很多作家东西方作家的作品。你这种写作，感觉在中国是独树一帜的。比如我读过那些获了很多大奖的小说，他们都是虚构的。而你写的那些人有些还活着，你如何将这些人人物形象带给人的冲击，用文字表达出来。我觉得你是近些年我国文学上独创的，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是我认为这些写作者中你肯定是个可以做一个标杆。我不知道我这种定位准不准？

           野夫：我不敢说独创，中国文学其实这个是有传统的。从"史记"以来，司马迁写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都有这种传统。我们要找源头的话，我们继承的是史记以来的伟大传统。第二，我写这些，我感觉是求真是第一的，还原真实的东西。比如说李如波，湖北学院我们78级的大学生中文系的八十个人一个班，所有的那些活着的同学，现在还有七十几人，看了我写的东西以后，因为大家都是同学，我的同学现在有，省部级官员 ，有大学校长，有教授等等，看到我写的东西都说，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当年的那个同学，一点都没有怎么样。至于我写的苏家桥，李斯，遗民老谭，畸人刘镇西，这都是真人。北京有几拨朋友，为了求证，专门跑到我的故乡去到那去见了那些人，包括周伟思见了苏家桥 见了刘镇西，回来都跟我说 确实是你笔下的人物，那我之所以能把这些人写活，当然是个技巧。写活最重要的技巧是你是真实的，第二才是你的叙事能力，你的剪裁能力，那些其实并不重要。我认为中国文学，就是走到今天，我是拿过台北非虚构类文学大奖的人，非虚构类文学和虚构类文学在国际上只有这个分界线，就是虚构和非虚构，你不信可以看亚马逊网站，它的畅销书分成虚构类的和非虚构的，它不像中国分得这么细致、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这些。就是这两类，虚构和非虚构。非虚构你必须忠于史实。我是非虚构获得过大奖的人，我所有写的这些。网上有些很坏的人，认为我连我母亲的命运，我外婆的命运都是虚构的，那是真正的邪恶的人。认识我母亲 ，认识我外婆的人还大量的活着，都可以证实我写的这些都不是虚构的。这种成就我只认为是真实的力量，并不是有多高的文学成就，我只是认为我在求真还原历史这个上面。我打动了万万千千的读者。仅此而已。

           亦忱：我们古人说，文章憎命达。野夫所以经历过那么多年的坎坷，他能成为一个畅销书的作家，个人的命运和他的写作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如果没有这么坎坷的命运，就可能没有这么有张力的写作。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你：你在罗江进行社会实践写的那个"大地生民"调查报告，这个文学的高度，就是我在读非虚构的文学时（很奇妙的感觉）。你可以从一个外来者（如此深深地）进入农村社会，把农村社会刻画的那么的真实，让那些农村基层干部看了，感觉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这种成就，意味着不仅仅是说你是一个有技巧的人了，如果没有思想是肯定写不出来这样的文学作品。我就觉得你之所以要把你的笔触放在农村去，是你说的那个"治大国如统小县"，就是管好乡村就能治大国，以小治大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写作这个调查报告的意义，写农村最基层的乡村，你想给中国社会传达什么理念？
    野夫：这个是个很大的话题。首先我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我离开体制二十几年了，我原来是体制中人，我的父母也都是体制中人，我二十几岁就在县委里面干过，那我离开体制二十几年了。这二十几年来，多数知识分子都知道，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危机存在。那这个国家为什么还能保持着眼前貌似的稳定、发展。我自己都有这样的疑问。我这个疑问必须自己去找这个答案。于是我找了这样一个县。我想要解剖这个县。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是郡县治则天下治。第二，中国的县级制度是对应了整个国家的制度。整个国家的任何的设置，在县里面都有对应的部门，没有一样没有。一个县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那我要解剖清楚一个县，意味着看懂了整个国家。我是抱着这样一个好奇的心理去找到一个县。幸好这个县的主官们认为我是诚意的，可以放开给我观察。因为在中国，你哪怕拿着人民日报 、新华社记者证，县级的资源都不一定对你开放。因为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秘密，你不要说你拿着中央中组部的介绍信过来，他都不一定会打开给你看的。因为天知道你会回去汇报什么。一个县级官员相信了我是一个纯粹的人，或者是社会调查者，他们打开这些让我调研，当然我也为这个县做了很多贡献，比如在抗震救灾这方面。获得了这样一种信任之后，不仅是官员信任，老百姓也信任我。我从那里开始展开调查，这个县里面的每个部门都可以接受我的采访，而且真诚的说出一些问题，比如各种维稳的办法，各种地方上的冲突矛盾，他们都告诉我。我前后用了将近五年来写这样一本书。写完过后，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了，国内是三联书店给我签的约。三联书店是当个重点书给我推的，但到今天为止，有关单位认为我是敏感人物，这个书到现在还没有审查完毕。在大陆还没有审查完毕，已经大半年了，还没审查完毕。这本书最后能不能在大陆生产我还不知道，但是这本书地方政权是专门写了审读意见的，连地方都认为我写得好。中共高官国务院智囊专门作基层民主的主官们也认可这本书。就是这样还是出不来，这就是我们所生存在的一个怪诞的时代。但是出不来也没关系，我相信它早晚也出得来，反正海外版已经出来了。那我这个是完全站在一种理性客观的，在这样一个分界线。我要让这个时代的人们知道，这个国家还在稳定着的秘密是什么。我主要是回答的这个问题。
    亦忱：我那本书我读了。我觉得那本书顶层在做新的定位，要搞第五个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我可以跟你打个赌，这本书今年出版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本书我读过。我2011年就在凯迪就推荐过这本书，我转帖过这本书的内容。
    野夫：而且国内的天涯都连载过。
    亦忱：这个可能是中国出版领域有人不敢担责任的问题，这个是有人胆小。这个也能理解。我有个问题：就是你在寻找社会的各个层次，你的朋友圈非常大非常大，我觉得你和朋友交往的真诚能够让很多人信任，他们的生活阅历会跟你说，能打开心扉的跟你讲，能够什么都跟你说，那个村长，那个乡长。我觉得你的文学创作成就，是奠基在你的人学成功基础上。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野夫：我自己评价自己，我真是天底下最好的朋友。我的所有的朋友不说百分百，至少百分之九十八是认可我的为人处事的，我强调以心换心。我以最真诚的心去面对每一个人，无论你是高官，是巨贾 还是乞丐，是平民，我都一样对待。我是没有势力心。谁要认为我有势力心，那我只能认为你是恶毒的攻击。你可以举任何一个例子来说我是有势力心。那我没有势力之心的话，我就是以一种平等、公正、真诚（跟人交往）。我与任何人一旦开始交往，都敞开心扉。我所知道的就是，包含所谓有关部门，在背后对我评价都是说这个人为人处事不错。虽然我们政治立场，价值观有敌对的成分，有矛盾，但是他认可这个人。我一生活过来，包括在监狱，狱警当时跟我是完全的对立的立场。狱警都尊重我，因为他了解你之后，知道你不是坏人，你人性中没有恶。我一直相信人性的善良，这就是我一直走在今天，我能够获得多数人的认可，能获得广泛朋友的原因。
    亦忱：这也就是我对野夫这样评价的：他的文学成功是奠基在做人的成功之上的。我和野夫成为朋友，成为莫逆之交，我是可以向他托付后事的人。这是我们个人间的秘密，我就不展开讲了。我觉得野夫他的文学创作，他在这个时代，他之所以走向成功的（原因），他刚刚讲了，他就是真诚。这个是他做人写作的核心，他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创作，所以他的读者群遍布各个领域，甚至是体制内专门管理言论的一些高官，我都成为他的信使，把他的著作转递出去。这个我是可以负责任可以跟凯迪网友介绍的东西。今天我还想问野夫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饱览群书，写作为何能给人没有掉书袋的感觉？
    野夫：这个好像（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能说我从小也算是生在书香门第，在文革（期间）我的所有同辈们都没在读书的时候，我一直在读书。当我上第一个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在图书馆借读的那些书，都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基本读完的书。那我以后一直坚持阅读的习惯，一直到今天我作出版也好，我自己的藏书都伴随我一生。哪怕我无数次颠沛流离，我的藏书都一直陪着我。这是所谓的一种文学个根基，或者说我从前辈们身上吸纳出的营养。但另一方面我可以说，我对当代中国的汉语的这种反思，就是汉语是母语，其实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最古老的一种语言。汉语曾经是非常美丽的，非常高贵的一种语言，但是在六十年代呢，我们的汉语是粗鄙、虚伪的。我们的汉语曾经那么高尚，在民国期间的白话文运动以后都有沈从文、鲁迅、郁达夫等等那么优美的汉语。为这六十年我们的汉语写作，我们看看今天的报纸，看看中央电视台，看看这些主流媒体的汉语，它是对我们祖宗语言的一种亵渎。我很早开始就反思，我们的汉语为什么会堕落到这样一种程度呢？当我做编辑的时候。我做了十年编辑了。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一定要反这个。我认为我们要承继的是我们汉语的源头，汉语的源头是真真正正的庄严圣神的。仓颉造字是鬼神哭的。那是我们很神圣一种的语言，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你打开现在任何一张党报，看我们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你会脸红的那种语言。当我做编辑的时候，我感觉这种粗鄙的语言我要抛弃。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一定要既结合古代汉语，也要结合五四以后真正的的优秀白话文的传统，我直到今天写作我坚持这样一种（文风）。我不管有人批评说你这样一种文风是装高雅，或者说你这样一种文风憋屈、做作。我不管，因为多数真正懂语言文学的人，他是喜欢这种文风的。因为这种文风是有它的贵气存在的，它的雅致存在的，它一定高于那些粗鄙的党八股。
    亦忱：你刚刚结束在德国科隆驻校作家的生涯，德国的科隆大学邀请你去写作，他们是不是欣赏你这种写作的风格？
    野夫：他们还欣赏不到语言的程度。他们是欣赏我在还原历史，做民间修史。这样一种价值观上对我的欣赏。因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隔膜，他们还无法欣赏语言的美。因为虽然翻译过去了，有一部分翻译成德文了，英文版已经出版了，但是语言的这种美是无法翻译的。翻译我的文章是所有的翻译家认为最难翻译的。他们首先不是说因为你的语言美邀请的，而是因为你的写作立场，你的价值观，你在坚持走民间修史的道路。他是对这个的（欣赏）。
    亦忱：他们是对你的写作这种题材的开掘的欣赏。
    野夫：对。
    亦忱：哦，他们是对你这种写作领域的开掘邀才请你去的。那你在国外和国外的文学界交流你得到一些什么启发呢？
    野夫：实际上今天活跃在世界文坛上真正的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们，多数的是从集权国家走出来的一批作家。真正在和平年代民主社会出现的作家他其实没有太多可写的东西。他这个社会太没有悲喜剧了，没有什么写。他的一切是按部就班的。我们举个例子，像卢森堡这样一个小国家，当年雨果就是在卢森堡流放过的人。那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那个时候能诞生了雨果。在今天的卢森堡，二战以后的卢森堡，独立过后的卢森堡，世界GDP排名第一的卢森堡这样一个公国，它不可能诞生伟大的作家。它都是一种常人的生活，没有什么重大题材，人生都没有什么悲喜剧。从你生下来就是国家在管理，你的一切社会福利都是政府包管了，文学没有什么突出的。所有伟大的文学，我们看这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罗马尼亚、波兰、捷克，这都是集权国家转型之后。因为只有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在今天中国这样的时代，我早就预言过，在中国的转型时期，中国要诞生一大批伟大的文学家。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故事，早已超过了文学艺术家的想象。每天发生的各种悲喜剧，是人类那些虚构大师都想象不出来的。
    亦忱：这个观点我同意，就是说幸福平淡的生活，他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野夫：就像台湾。台湾的文学，用大陆的话说，一个省，一个岛的文学，台湾文学曾经领先于大陆。它什么时候领先的呢？是在他们的戒严时期。真正解严之后，台湾文学没干出过大事来。你仔细想一想，台湾那些文学大师全部是在戒严期间诞生的。
    亦忱：龙应台之类的。
    野夫：龙应台、余光中、柏杨、李敖等等，所有这些全部都是戒严时期诞生的。解严过后，有所谓的台湾的代表人张大春这一代人，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张大春跟我们同代人，他已经不高于他们的文学。
    亦忱：那么在中国这个作家群里，你有很多人是你是非常好的朋友。比如说提到余世存。余世存写过一个对你作品的评价，当时给他们给你一个大奖。他对你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你在文学领域里面开掘，你在前期把你的生活展现给别人，这就是一个好作品。因为你写自己的生活，你的资源会慢慢慢慢的差不多了，如果说是枯竭就会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你的生活的原型写得差不多了，那你下一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会调到哪个方向呢？
    野夫：这个老陈这是一个误解。我写我的家族好像是写得差不多了，写身边的朋友只写了一点点。我还有广大的生活阅历根本才开始碰。我简单举几个例子，我当警察的生活，我没有写；我坐牢的时候只写了两篇，坐牢四五年的时间，有多少东西要写？我现在正在写。我北漂十年的生活没写。我吹个牛我是足以可以写像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的人。
    亦忱：哦 是这个样子，原来如此。
    野夫：我见识了中国多少精英，我结交了多少朋友，各种类型的。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不就是写他同时代的各种人吗？我光写这些我亲眼见到的包括我改天写老陈，改天写老马，我都可以写的。一个时代的人物见证一个时代的历史，我把我亲眼阅历的这些人写好，就是一个当代史。
    亦忱：在中国要我找有仰慕感的作家不多。你肯定是我最推崇的一个作家。我也曾经写过对你的文学评论，但是那种评论很短，我没写过系统的书评，我读你的书的感觉是什么呢？你的书打开以后，就能让人感觉到你的那种叙述没有装的感觉。很多作家他写的东西一看，三页一翻过去，就给人装的感觉，这样感觉不好。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贯穿于你的文学创作的一条主线就是真诚。
    野夫：这是最基本的。
    亦忱：真实地对待这个社会，诚实地对待这个社会，你能做到这一点，是你成功的一个基础。这是你走向成功的一个扎实的基点，你获得这么多的读者，比如说我微博上非常关注，我看了很多网友读你的书，读的如醉如痴的时候，都要@ 一下作者土家野夫。我就感觉到你确实真正打动了人心。你如果站在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你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学创作，你能提炼哪些？你个人认为，而不是旁人可圈可点的，就是别人的综合评价之后，你认可的哪些东西，你能提炼几个关键词出来吗？
    野夫：首先说的还是一个真实。我写的个人史，家族史都是经得起调研的。任何人质疑我的话，网上也有人质疑我，那这样吧，我跟你打个赌，没有一个人接头，没有一个人敢跟我打这个赌，我说我出钱带你回我的故乡，把我的家族档案，把我的朋友圈全部调查一遍，我们一一对证，去确认真实的力量。今天我们说纪录片，纪录片只有两个考察标准，一个是真实的力量，一个是时间的重量。那一个纪录片是这样，那我们的纪实文学，就是说非虚构文学。什么是非虚构文学？真实是第一重要的，如果这里面我虚构了任何我的历史，有很多人也质疑。你怎么是警察？你怎么是囚徒？那我现在就在海口，我现在马上就把海口市公安局的人拉出来，（问问他）我是不是当年的警察。我是不是89年辞职的，全部可以直接对证的。真实这个是打动人的第一点4。第二，就是你的文字是不是美的，善意的，我们传递的价值观是什么。比如说真实，我真实了，但是我传递的是一种仇恨的价值观，也可能很多人不喜欢。我从来没有去传递仇恨的价值观。
    亦忱：这点难能可贵。
    野夫：我们谈一个大话题，只有自由主义的人会谈宽恕。只有右翼的人会谈宽恕和包容。真正的极左的谈的是报复，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是真善与和解。我们主张这个。就像我在德国研究他们两德合并之后，怎么样去处理东德的当年那些罪恶。德国人选择了一种最理性的方式，既要起诉、定罪，又要大赦、赦免，以求早日达成社会和解。这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真正的极左主义的价值观，那是要一一上绞刑架的。是报复。
    亦忱：对，这是善意的。
    野夫：我们传达的是希望社会早日达成和解，共同进步。民主要和解，民主不和解，就会互相抑制。这是第二点。
    亦忱：那第三点呢？
    野夫：第三点，我当然得承认，这个我不吹牛的说，我的语言是美的。我的语言肯定是这个时代语言中间的优秀的一分子。
    亦忱：我觉得你的作品传达的是一种希望。不知道我这种定位准不准。
    野夫：我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自己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的转型是充满希望的。至于这个转型是通过什么来完成，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这个我不作预言。但是这个民族一定会像当年陈寅恪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定会在我们这代人眼中发生。这是我对它的乐观，这是一种黄仁宇说的大历史的观点，历史的宿命是谁也逃不掉的。历史一定是进步的，这是我的一种信念。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我们终将融进人类文明世界之林。眼前我并不认为我们融进了人类文明世界，我们只是在物质上融进了，但在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环境文明上，完全还是一个野蛮社会。
    亦忱：这个问题，中国可能要从发展的眼观去看。我觉得我读你的作品，里面不给别人一个消沉感，这是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读到你的文章里面可以感受到一种苦难，感受的到一种历史发展的曲折，但是你给别人带来的感觉，不仅仅是悲情这样的感觉，你这个坚持乐观的情绪洋溢在你的作品里面。
    野夫：文学的写作不仅仅是诉苦。我从来不把我的写作认为是诉苦的写作，我从来认为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启蒙，为了还原真相。启蒙是这个时代从"五四"年代开始的启蒙运动，到今天为止远远没有完成。
    亦忱：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从我的个人来说，你作为一个经历坎坷的人，在你的作品里看不到祥林嫂的影子，这个就是我觉得你高人一筹的地方。我说的实话，所以读你的文章在沉浸其中之后，读完有酣畅淋漓感。让人感觉到的是一种舒展，而不是一种压抑。很多人跟我交流读你的作品的体会，就是你给别人是一种很阳光的一面，即使是你叙述的一种很悲情的历史，最后给出的结论，就是说对未来的期待，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那种调子。我的这个定位准不准？
    野夫：我深信我的意志是乐观的，我深信我们这个民族一旦融进人类文明社会，它一定会是主导这个世界的其中之一。这个我非常看好。因为这个民族从个人来说，智商比谁差？我在欧洲，两次在欧洲呆了那么长时间，我也比较，就个体而论，这个民族并不缺少文明的人，理性的人，聪明的人，我们一切在今天之所以还如此让很多人悲观，我认为还是在痛苦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是这个民族的宿命，也是这个民族的劫难。哪一天结束，我们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去说，但是我们能相信历史的宿命，历史的进化，历史的演进，这是挡不住的。我相信你我都能见证这个一个真正大时代的到来。
    亦忱：还有一个问题。你的读者群，从80后到40后。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巴黎的网友，他不认识你，拐弯抹角知道我认识你，他要邀请你去他家做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英国的作家，她就关注了你以后，很纠结你没有关注她，她就找我，那个是40后的。你和不同的作家群在交流的时候，你能谈谈和（他们）交流的基本的感觉吗？
    野夫：其实这个事情谈不上什么技巧。就是说还是一个真诚的态度。40后 50后以及多数60后，其实他们都知道真相是什么，不需要你去跟他们多说什么。他看你的东西，他自然而然和你达成共鸣。我每天都能收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短信，就是说，看了你的文章，想起自己的家史，你几乎是帮我写出来的。我在北京有一次讲座，讲座完之后，跟我大致同龄的人走进来给我发了一张名片。我一看，国家核心部门的司部级干部。他进来发张名片，握着我的手泣不成声，痛哭流涕，只说了一句话："野夫，我的家史比你还惨"。说完了，擦干眼泪，走了。对于他们来说，我写书，是帮他们写书，他们不敢写，他们在体制内不敢写。我写出来了，他们共鸣。那对于70后、80后甚至是90后来说，有一批真正的家教好的孩子，或是说智商高的孩子，他看了，他获得了启蒙。他知道，原来我们学的那些东西是假的。但是还有一批所谓吸了狼奶的孩子，他会上来攻击你，说你写的东西是污蔑，是造谣，那你就一笑了之。佛门讲，只渡有缘人。我渡不了这个世上所有的孩子。那有缘的，看了我的文章，学习了一个是一个，我就是这样的。
    亦忱：你在读者群里面你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有没有人要拜你为师的？
    野夫：哦，那太多了。我从来不敢收，你怎么来说（都不行）。一个是我有一个古老的家族，人之大患在好为人师。凡是叫我为野夫老师的，这个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凡是叫我老师的，我马上说，打住，叫我野哥。这个是我的江湖气，中国的江湖是洪门认兄弟，我就像洪门中的一个人。我只跟天下人认兄弟，哪怕你是我侄儿辈，因为江湖无大小。我不轻易接受太多人找我拜师，我不轻易接受拜师这个事情。拜师的话，我认为是个严肃的事情。我到今天为止，没有说开山收徒。但是我会在年轻人中寻找一两三个有缘人，如果我看好你，你愿意拜我为师，那我真正的当师徒关系。就是所谓的青帮论师徒，那你一生都要在我面前是弟子，那我一生真正的不仅仅是传知识、传为人、传经验，我甚至传财产。
    亦忱：我记得在罗江的时候，我们不是聊过一回吗？当时你说你的人生最大的愿望是办个书院。得天下英才而育之，那就是说，你的梦中还是有一个梦。有这个梦想，你觉得你实现这个梦想的机缘在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呢？
    野夫：机缘还没到，因为现在办书院收集天下英才，找天下良师而训之，那我估计很快就关闭，取缔了。
    亦忱：这个可能不会。我估计现在的社会的发展。。。
    野夫：但是未来有可能，眼前不可能，他会视你为一种非法组织。
    亦忱：我觉得你这个梦想的实现是有可能的。
    野夫：梦想实现有可能，眼前不可能。
    亦忱：你弄一个文学书院，这个有什么不可能呢？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可能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野夫：文学书院对我来说不是我的理想，那我也觉得没意思。各个大学都有中文系，人家找我跟他们办，我的同学都有的是中文系的院长。
    亦忱：你办一个私塾嘛，就是孔夫子办学似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那种。
    野夫：这种就像民办大学也有中文系，官办大学也有中文系。纯粹我来办个民办大学中文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亦忱：这个话题我们就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文学。在文学写作中你长期维持这种激情，这种旺盛的状态，而且你又是江湖气很重的人，从你的游历来看，广交各路朋友，三教九流都成为朋友，你如何把这个交友、生活和文学关系如何处理好？
    野夫：交友也是为了我的写作，我作为一个从小喜欢写作的人，我特别愿意结交形形色色的人，观察不同的人和事，每一个人生的故事都是文学创作的最好题材比如我笔下的王其博，那就是一个。如果用传统的家族观念来说，是一个中性人物，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打架，他赌博，他背叛等等这些，但是我把他写出来，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我认为我结交形形色色的人，都是我写作的需要。你了解不同的人生，你就了解不同的文学故事。真正的作家，一定是对这世界充满了好奇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好奇的人。我愿意去观察和解剖无数个的人生。
    亦忱：我上次去北京，不是跟你提出个要求，想跟你去那个黄门宴吃顿饭，去那看看，但当时很遗憾，因为后来把时间错开了。我觉得你在写那个黄门宴的那篇文章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我就很有感触。当时有一个杀人犯到那里去吃饭，天天去，他每天走得最晚。
    野夫：对。
    亦忱：当时的那个黄门呢，那里有个钱箱，钱箱里有很多钱，就是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在那种环境下，在那种有亲和感的氛围中，他都会没有犯罪的念头。这种文学形象，我在中国的文学阅读中真实的，就是说你亲自讲述的，很多人可以佐证的一个故事里面，反映出人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如果这个小环境里面充满着友善，充满着爱，充满着大家对于彼此的理解，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他也会慢慢的转变过来。你把这种文学形象突出出来，捕捉到这种形象，这也是一种幸运吧。我觉得你在描写人的复杂性上面超过很多人，因为很多人虚构都虚构不出这种故事情节出来。我的问题是，这个黄轲的故事，就是你和他接触是一个什么机缘？
    野夫：我们两个是邻居。我在北京住的房子，我比他还先住进去。我这栋先修了我住进去，他那栋后修了他住进去。住进去我们窗户对窗户，我们又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就一起社交圈天天一起喝酒，就越喝越大了。现在喝成了一个天下黄门宴。那里面见识了太多神奇的故事，这个杀人犯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个人就是很多人见过，很多人认识的这么一个故事。
    亦忱：你那个故事我觉得精彩在这里：所有的人不分长幼，大家彼此都没有高低贵贱。
    野夫：你下次去北京，我带你去看你就知道了。在那里你可以完全意料之外碰到形形色色的各种的人。你可能碰到中南海的人，你可能碰到社会上的杀人犯潜逃的人，你可能碰到胡耀邦的夫人遗孀。这都是真实的，都不是虚构的。就是北京望京那里，就是一个著名的沙龙吧。那把它这样理解就好了。在法国的巴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那些著名的沙龙，你也可能碰见国王的亲人，碰到社会名流，这个很正常的。
    亦忱：野夫，你在凯迪有广泛的读者，你来给凯迪网友说点感想吧。
    野夫：我是凯迪的老网友，我也是在凯迪猫眼看人注册过的人。我就注册的叫老野。凯迪转发了我很多很多的文章，我也是通过凯迪获得了很大一部分读者资源。我感谢凯迪网友，感谢所有喜欢我或者我文章的这些读者。谢谢大家！祝大家在这样一个剧变的年代，人人平安吉祥！
    亦忱：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野夫：谢谢！
    （2014年3月31日根据录音整理完毕）
    ——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pr 25, 2014, 6:46:51 AM4/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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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燕玲：造势与顺势，看马英九的挺人哲学

    Posted: 24 Apr 2014 10:59 PM PDT

    作者为台湾自由撰稿人
    更新时间 2014年4月2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28
    连胜文宣布参选台北市长（2014年2月24日）
    国民党台北市长初选结果：连胜文击败丁守中，正式成为国民党台北市候选人。
    做过台北市长，又是现任国民党主席，但国民党二次推出台北市长人选，马英九支持的对象都在初选中落败，究竟马英九对于选战人选布局的思考是什么？
    国民党台北市长初选结果上周六揭晓，连战之子连胜文打败了国民党资深立委丁守中，正式成为国民党台北市候选人。

    二次支持的人选都落败

    媒体镜头捕捉到马英九所投下的党员选票，从圈选的位置分析，马英九应该投给的是丁守中，证实了这段期间，台北政坛中"马英九支持丁守中"传闻的真实性。
    台北市向来是蓝营的大本营，做了八年台北市长的马英九，照理说，对于国民党内谁能继他之后担任台北市长，应该有相当的主导权，但有趣的是，不管是2006年马英九交棒之时，或是这一次，马英九已贵为总统之尊还兼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所支持的对象，都没有获得国民党提名。
    记得2006年马英九即将卸任台北市长时，面对台北市长选举的布局，曾经属意做过他的副市长的欧晋德来接班，但欧晋德无意参选，反而是本来是新党的郝龙斌宣布加入国民党，表明有意参选台北市长，郝龙斌当时声势鹊起，基层支持声浪一面倒，但是马英九偏偏不喜欢郝龙斌，硬是把他的另一位爱将叶金川推出来与郝龙斌一较高下，初选结果揭晓，叶金川终究敌不过郝龙斌的高人气。
    时隔八年，把欧晋德的名字换成江宜桦，郝龙斌的名字换成连胜文，叶金川的名字换成丁守中，是不是很像？
    两次国民党内的台北市长初选，马英九所支持的人选不同，但故事发展的脉络却极为相似，如果用马英九的立场来看，二次的结果，都是他不喜欢的人赢得初选。

    个人好恶高于民众期待

    近年来，国民党内常谈到要培养人才，但人才的成长，需要职务来历练，马英九身为党主席，责无旁贷需肩负此责，却总是发生他喜欢与支持的人选，连党内初选都过不了关，显然他在人才接班的考虑上，常把个人对于人选的好恶，凌驾于民众期待之上。
    马英九
    马英九喜欢与支持的人选，连党内初选都过不了关，显然他在选战人选布局的思考上有问题。
    近几年，台湾负责操盘选举的人，最常谈论的，便是要如何如何"造势"。在他们的观念里，觉得手握庞大的资源，只要运用得当，精心设计一些议题操作舆论走向，便认为民意是可以导引的，所以对于选战中所推出的人选，马英九即使知道他支持的对象不获民众青睐，却仍然相信透过"造势"，便可以胜选。
    然而，他们却忽略了"造势"其实是奠基在"顺势"。必需先有"势"，才能"造"，而"势"是蓄积在社会底层的能量，需要时间来累积，再精密的操作，也不可能平地一声雷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至于人为的"造势"，说穿了，顶多只能说是"点燃引信"的功能，让它在特定时间爆发出来而已。
    有人说，马英九这次没有再硬拉一个没意愿的人选出来与连胜文竞争，而是支持想选台北市长想了二十年的丁守中，是他最大的改变，某种程度，也算是"顺"势了，只是事与愿违，最后没能"造"起势来。

    挺谁选总统更值得关注

    但是评断领导者的成败，是"结果论"。这几天，许多人以"马英九支持的人选，连党内初选都过不了关"来讥讽马英九，再一次损伤了他的领导威信。
    台湾选举流传着一句话："在影响选举的各种因素中，人选因素，至少占一半以上。"作为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理当把"胜选"考虑摆在"个人好恶"前面。
    想当年，马英九出来参选台北市长时，李登辉一样不喜欢马英九，但李登辉并没有支持其他人来与马英九竞争，阻挠马英九取得代表国民党的资格，甚至于，在大选的最后阶段，李登辉还举起马英九的手，以"新台湾人"的要求，把他推上台北市长宝座，李登辉显然是把"胜选"放在"个人好恶"之前，但是马英九呢？
    接下来的总统大选，马英九会不会仍以个人好恶，作为最重要的考虑，而无视于目前国民党内声势最高的新北市长朱立伦？这个问题恐怕更值得关注。
    ——BBC

    丁一夫：藏人自己的西藏问题

    Posted: 24 Apr 2014 10:44 PM PDT

    图：周恩来和陈毅1955年停留成都期间会见达赖喇嘛（中立者）。右一为平措旺杰。


    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坚持和努力，"西藏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只要这个议题还存在，藏文化就没有灭亡，藏民族复兴的希望仍然存在。但是，对于藏人来说，必须处理好严峻的救亡和革新的关系问题。

    西藏比中国晚了整整六十多年

    "西藏问题"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专用名词，在上世纪的前五十年，专指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在中共政府统治西藏后，又增加了藏民族的政治权利和藏区的人权问题。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外面的人，按照外部世界的观念，从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西藏。藏人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藏民族内部观念的波澜起伏，不是西藏问题讨论的主角。即使是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也必须用当代西方政治的学术规范来加入国际学界对西藏问题的研讨，才能被世人所知。于是，至今为止，说起西藏问题，人们仍然只说西藏三区的政治地位问题、藏区的人权问题、中国政府的对藏政策问题。藏人自己怎么看待藏民族的百年遭遇，藏人在藏民族自己的生存境遇中，从藏人自己的视角所呈现的"西藏问题"又是怎样的呢？
    1904年荣赫鹏入侵拉萨，第一次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在西藏近代史上的意义，相当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两个民族都经历了一步一步认识世界并重新思考自身未来的痛苦过程，所不同的是，西藏比中国晚了整整六十多年，而被迫先行一步的中国，已经反过身来，也以帝国的名义来敲打西藏的大门。相比1950年的大兵压境，荣赫鹏的入侵只是一个轻微的"morning call"。一百年后回头看，今天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二十世纪初的藏人，为什么醒得那么晚，那么慢？
    但是，就像晚清中国有维新派和革命家一样，西藏也不是没有蓦然惊醒的人。第一个意识到新时代正在逼近雪域佛国的人，正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而把国际政治常识教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是英帝国的官员查尔斯·贝尔。中国辛亥革命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的流亡中返回拉萨，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架设桥梁、引进邮电、革新币制，进口新式武器、训练新式军队，派遣青年贵族远渡英伦，开办新式学校。改革过程之曲折和艰难，几乎是在重演晚清维新变革运动的剧本，可惜的是，那时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保护者，也不是先行先学的老师，而成为藏人的对手和强邻。

    藏人革新派没机会放手施展其抱负
           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西藏欲图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努力宣布夭折。我们无从知道"伟大的十三世"晚年的心境，从仅有的点滴资料推测，他是心怀忧虑离开这个世界的。他知道，外部世界正在起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而这场变化对高原藏人来说，将是无处逃避的灾难。他是忧伤的，焦急的，可是他也无可奈何。同样焦急和忧伤的，是藏民族中少数惊醒了的精英。他们中，有果敢精干的老贵族擦绒，有新一代的噶厦僧俗官员如索康、夏格巴，有惊世骇俗的安多僧人根敦群培，有康巴商人邦达仓家族的兄弟，有模仿中国国民党的西藏革命党人，也有热情而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和他的东藏民青的青年战友们。
               这一代藏人精英，身份地位不同，各有不同的政治观念，他们互相之间的差异似乎一目了然，但是，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头看他们，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鲜明地浮现了出来。他们是曾经封闭的藏民族中，率先面对外部世界，面向现代性的民族精英。他们的第一个共同点是，都向外部世界寻找思想资源，因为他们都看到，面对日益紧迫的变化，藏人社会内部缺乏因应这种变化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都看到了，藏民族的未来生存，离不开改革，而改革必须以开放为前提。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地位、经历和所处的区域，他们各自向外部寻找老师，后来的人们把他们叫做"亲英派"、"亲中派"、"国民党派"、"共产国际派"等等，都是从外部视角来看他们。如果站在藏人的视角看，他们其实都是藏民族的"革新派"。
         可惜的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藏人革新派没有机会放手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一千多年前莲花生大师的预言却降临了："当铁鸟在天空飞翔，当铁马在大地奔驰，藏人将像蚂蚁一样流散世界……。"藏人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成为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被统治民族。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失去了本民族革新主导权的藏民族精英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怎样在亡国的处境下，寻找藏民族的生存之道。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很多民族，曾经强大，后来却突然衰落，很快消亡了。藏文化也有同样的危机。于是，二十世纪末的西藏问题，从藏民族内部看，就以救亡的主题凸现了出来，延续到今天，就是藏人内部寻求独立还是寻求自治的争论。

    藏文化救亡生存离不开自身革新

            但是，现代性问题是藏民族的一个更长远更带有根本性的主题。藏文化要救亡生存，离不开自身的革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从亲政起就认识到，藏民族必须开放，必须革新，只有这样才能救藏文明于危亡。他在亲政后建立的改革局，虽然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而不能施展，但是他在流亡后带领流亡社区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却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绩。达赖喇嘛和桑东仁波切等藏人领袖都指出，藏人今日的困难局面，是由于当年的封闭和保守，由于藏人社会未能及时更新和开放。
            今天，由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坚持和努力，"西藏问题"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议题，只要这个议题还存在，藏文化就没有灭亡，藏民族复兴的希望仍然存在。但是，对于藏人来说，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如果目前的处境持续下去，再持续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二百年，藏人怎样保护自己的文化不致衰落？如果藏人明天就得到了民族自决的权力，藏民族能不能建设起一个开明的、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无论将发生什么，今天的藏人应该为将来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就是藏人自己的"西藏问题"。外人是不会来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没有这个切肤之痛，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这是藏人自己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救亡和革新的关系，为此，必须从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民族文化的生存。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一百年来藏人的民族精英也在探索和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今天回顾和纪念百年来藏民族精英的现实意义。
           此文发稿前，闻悉西藏共产党创始人平措汪杰先生于3月30日逝世。谨以此文沉痛悼念西藏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藏汉友好的坚定倡导者、我的忘年好友、巴塘人平措汪杰。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晴朗：“临时工”乱象尽显社会治理之颓

    Posted: 24 Apr 2014 10:59 PM PDT

    4月19日早上，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的菜市场内，一队城管执法人员清理沿路商贩。他们呵斥将灶具摆到店外女店主，女店主一边嘟囔著，一边遵命而行。不料，这惹恼了城管，他们挥手抄货拖人。恰在这时，一位名叫黄祥拔的先生撞见了城管暴力执法一幕，掏出手机拍照，被城管发现。城管冲上去质问，煽他两个耳光。其余城管也跑上来群殴黄祥拔，致其重伤昏迷。一时间，数百人、数千人开始聚焦，对城管的暴行怒不可遏。然而，在不知不觉中，穿制服的城管悄悄溜走，剩下穿便服的城管。这时，已经是群情激愤，人们砸车窗、车门，痛打躲进车里的5位城管，掀翻汽车。这一切都通过现场的手机网络，传遍微博和微信。当地官方出来声称，打人者非城管队员，是临时工。

    这简直是一点悬念都没有。但凡不依法执法，简单、粗暴执法的恶性事件皆"临时工"所为，像强制拆迁的、粮囤著火的、上班打游戏的等等。地方政府的表现总是这么拙劣，拿临时工当替罪羊，想推卸责任，实则更加深刻地暴露出行政部门违法的严重性。因为执法主体由法定，职权是专属，执法者须有执法资格和证书这一切，都是行政法常识。受城管委托的临时工无执法资格，却堂而皇之执法，是违法行为，作为委托人的城管当然难逃其责。

    按说，早在19年前，中国法律就已经没有了"临时工"的存在基础，《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上都无其地位，也就是说，临时工是在法律上被废止的用工形态。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治安、交通、城管等执法部门等有大量临时工存在。比如，有报道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行政执法局的235人中，正式编制只有75人，临时工高达160人。他们局长说："我们单位2/3是临时工，执法工作离不开他们。"这种目无法治，胡作为非者决不在少数。这是为什么有人视城管为"中国最大的非法组织"。2013年，浙江理工大学一位法学专业的大二学生，叫魏煌雄，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求信息公开，他的问题是："'临时工'的定义是什么？行政部门有多少名'临时工'？"接到的答覆是："我国现行有效的行政机关人事管理法律法规，不存在关于临时工的定义，没有相关统计数据。"

    临时工的问题，也进入了高层权力集团的视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解决"临时工"问题被当作一项改革内容。有数据表明，在中国，大约有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都由行政机关执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严格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制度"，严禁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临时工坚决调离执法岗位。此次苍南事件表明，即使中央命令在上，只要未临头，地方政府便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从表面上看，对临时工的需求，是因为它可以降低用工成本，补充执法人员配置限制带来的缺失；实际上，则在于整个行政管理理念的滞后和能力低下，在于从社区治理到社会、国家治理的无章可循，有法不依。公务员敷衍了事，只要没有升官发财的好处就消极怠工，根本不会设法改进管理效率。他们感受到的唯一压力是应付来自上级的各种突击性检查、名堂，以及维稳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一旦遇阻即野蛮执法，以致引发巨大的社会管制与被管制之间的冲突。

    此次苍南事件，就是当地争当"文明县城"，忽然收紧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城管以商户为生存前提的格局，大动干戈。说到底，临时工执法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在这样的情况下，"清退临时工"当然不是解决问题之道。唯一的出路只有建立现代治理体系，使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在法律基础上平等互动，遵守劳动法，保障职工权益。而这一套，在现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苍南事件之后，抛出"临时工"当替罪羊这个桥段将终结，戏无法再演下去了，随之而来的社会治理之颓象会愈发显现。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高新：连张铁生都还不如的“文革”遗少申维辰

    Posted: 24 Apr 2014 09:30 PM PDT

    张铁生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申维辰，刘云山忽悠习近平呑下去的一只苍蝇》中提到了曾经在山西省委宣传部长位置上睡了一堆女人，在太原市委书记位置上疯狂贪污受贿的申维辰步入中共政坛之前的终极"学历"是山西大学体育系工农兵学员，而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学历"，也还是因为他自幼"高人一截"而入选了该省的少年篮球集训队......

    关于出身农家子弟的申维辰少年时因身高走运的信息是北京的记者朋友提供而后又提供了些许补证的。该记者朋友说因为申维辰曾经有中宣部副部长经历，所以他被宣布为"严重违纪违法"之后，无论是北京还是山西方面的媒体人都表现出了比对其他部级贪官们浓厚得多的深度兴趣。

    笔者在《申维辰落马，刘云山蒙羞》一文中引述了内地网友对申维辰年龄造假的质疑，说的是申维辰1956年5月生，1969年8月参加工作。按当时的有关人事规定，如果他不是因文体特长而被部队特招，不满14周岁应该无法参加工作。即使某人亲属下煤矿殉职，其子"顶职"也必须年满14周岁。

    北京的记者朋友根据他从山西方面"挖"到的相关信息回答了笔者的上述问题，大意是申维辰官方简历中中的第一句是"1969.08——1972.04，潞城县黄池乡政府电话员"，事实上当时刚满十三岁的申维辰就算有此经历，但他当时"任职"的"单位"是其家乡的"公社革命委员会"，而不是什么"乡政府"。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省级宣传部长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申维辰应该比普通老百姓更清楚他效命的中共政权是在华国锋领导"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九八一年才开始相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县(市)革命委员会,恢复县(市)人民政府；1983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国境内撤销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设立乡(镇)人民政府，同时将各地人民公社党委改为乡(镇)党委会。所以仅凭他申维辰说自己在一九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曾经会受雇于一个莫须有的"乡政府"，就足以证明他的简历内容确有经不起推敲之处。

    几天前中共"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刊登一篇题为《官员中有多少申维辰式"童工"》，强烈质疑中共组织部门对申维辰的简历造假严重失察。文中说，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申维辰是今年以来至少第5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也是十八大以来第23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不知这位少年得志的"童工"靠什么后门一路顺风，把同龄人远远地甩在身后？ 

    笨眼人只要一看申维辰的简历就能看出的问题，我们的各级组织部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叫这个未成年人"过五关斩六将"挣上工资了？这个天才少年靠什么，从"童工"过度到堪当大任呢。

    申维辰1956年5月生人，1969年8月参加工作， 13岁参加工作，那个年代的（人民公社）乡政府也敢招收童工？虽然，那时国家还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可知识青年还在上山下乡……如果申维辰这个人不是神童天才，那么，他的年龄就可能造了假？曾记否，过去的许多大龄运动员就是靠改年龄搞不正当竞争的，申维辰的简历是否造假，组织部理应查明，并且要举一反三，认真查查简历造假，不然，靠如此造假的年轻的"老干部"增多，这种变相"延迟退休"该阻碍多少年轻人就业啊？

    对此问题，申维辰本人数年前曾经撰文解释过，大意是当时"乡"里招人面试，他是被面试者之一，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被"看上去象个大人"，就挑中他了。而申维辰在这份解释中故意回避的关键问题是，即使他确实是在十三岁上即"当选为"乡政府"（实为公社）的"电话员"，当时他所在公社的"电话员"并不是象公社文书之类的在编制、拿工资的"国家干部"，而是被抽调去为公社干活，仍然还在原本生产队里被计工分的"亦工亦农"的"合同工"。

    笔者在《申维辰落马，刘云山蒙羞》一文中还引述了内地网友对申维辰"学历"造假的质疑，说的是当年的申维辰"参加工作"之始还是一个13岁的娃娃，至多也就初中毕业，而那时候的初中毕业生水平应该"大家都懂的"。即使申维辰72年至75年在山西大学体育系学习三年，其工农兵大学的文凭含金量也是可想而知。因此，申维辰的"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应该不是真材实料。

    在这位内地网友质疑内容的基础上，笔者当时的问题是十三岁即在家乡"参加工作"的申维辰居然十六岁就成了和当年的习近平、王歧山等人一样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难道七十年代初的山西大学就已经有了"少年班"？

    关于申维辰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的"工农兵学员"经历，北京的记者朋友从曾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任职于山西省体工大队的一位老者口中得到的回忆内容是，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砸烂一切"之后，首先得到恢复的应该是"文艺"和"体育"，体育这一块儿又只有篮球这一项最为普及，七十年代初即恢复了省"专业队"的训练，然后又有了"青年队"和"少年队"。而当时的申维辰因为高小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所以自然也没有机会进入当年的以在校中学生为基础的各级少年篮球队。一九七二年因为身高的"特长"成为"工农兵学员"是因为当时的山西大学奉命把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分配到各地时，恰好就把体育系的一个名额分给了申维辰家乡的公社，公社革委会主任马上想到了接电话的那个"大个子娃子"是个打篮球的好苗子，于是便有了申维辰日后的"大学学历"。

    按照当年相关人事规定，凡是从工人中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的，一律带工资上大学，"上大学"期间工龄连续计算，凡是被从农村青年和解放军士兵中被直接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上大学"期间只被发给生活费，"毕业"后即正式成为"国家干部"，但"工龄"从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那一天算起。如此说来，申维辰的所谓"参加工作时间"应该是从一九七二年秋天进入山西大学体育系的那一天算起，而不是从一九六九年八月算起。

    与申维辰同时代生活过的中国大陆人都还记得"白卷英雄"张铁生"勇于反潮流"的故事，说的是1973年辽宁考生张铁生在大学招生文化考试中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为自己成绩低劣辩护的信。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上学，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

    与如上的日后官方定论稍有出入的是，当时的张铁生并没有交"白卷"，他每门考试事实上都有参加，真实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得61分，物理化学得6分。

    而与张铁生之间的区别是，当时的申维辰连数学的61分和物理化学的6分成绩都没有，因为当时工农兵学员入校前的"文化课"考试对不同专业是有不同内容和录取标准的，文体类的学员既不需要考数学，更不需要考理化，只需要考政治和语文，录取标准也会比其他专业大大放宽，基本上的标准就是能背诵毛主席语录而且能够认识一些汉字就行。

    而就是这样一个连当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还不如，数理化知识均等于零的山西大学体育系的工农兵学员，从去年四月开始居然出任了习近平政权统治下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党组书记和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许知远：法拉盛的乌坎人

    Posted: 24 Apr 2014 04:55 PM PDT


    一

    "我只担心锐潮"，他干下一杯啤酒，哀叹起来。在乌坎时，我和很多青年人喝过酒，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个村庄像是一个主题公园，一个抗争与民主的实验地。第一个与我喝酒的青年就是他担心的洪锐潮，高大、英俊、热忱，面貌与昔日的农民革命者彭湃颇有几分相似。

    但我从没有和他认真交谈过。他叫庄烈宏，是乌坎事件中最早的反抗者之一，那首《乌坎之歌》就是他演唱与制作的。这首歌改编自Michael Jackson的原作，传达出善良农民被贪官欺凌的悲愤情绪，几乎即刻征服了村民的心。他也是四个被逮捕的青年之一，成为短暂的英雄人物，在随后的选举中，他当选新的村委委员。

    在乌坎事件的主要抗争者中，我和他最陌生。他对你满是笑容，却似乎总有一种隐隐的焦虑与回避，他不象其他人一样对外来者轻易敞开心扉。

    童话注定容易破碎，乌坎的故事也逐渐变形。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里，土地追讨困难重重，被热烈赞扬的民主实验似乎也运转不佳，被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新村委会开始失去村民的信任，内部也出现分裂。庄烈宏成了第一个辞职的村委委员，他开起了茶叶铺。

    对于这个村庄的内部纷争，我们这些外来者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曾并肩战斗的战友缘何开始相互指责，备受尊敬的领导人如何被视作新的独裁者，高涨的群众热情又为何变得如此冷漠？乌坎上演了一场迷你的革命剧，这些"后革命症状"不难理解，它们在不同地域、时代，以不同规模上演着，但具体细节却似乎很难说清。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欢呼者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根本事实——在一个庞大的集权体制下，怎么可能实现局部的民主？

    去年9月初，我前往乌坎。这个两年前还被视作中国民主希望的村庄，陷入了普遍的幻灭。在夜晚的大排档，洪锐潮用《水浒传》里的故事来自比——好汉们要不被招安，要不陷入孤立。庄烈宏似乎更为神色不安，连习惯的热情也消失了。

    谁也未想到，我们会在法拉盛相逢。他已在美国滞留了两个月，正在寻求政治庇护，他为乌坎村原本就戏剧性的命运增添了新维度。这个村庄的新一届选举刚刚结束，早已表示心灰意冷的林祖銮再度当选村委会主任，洪锐潮则以"贪污罪"被警方拘押。

    二

    法拉盛的夜晚，像极了一个中国县城。人群拥挤、霓虹闪烁、火锅店与卡拉OK相邻，满耳的中文……

    裹挟在这人潮中，你不禁感叹，既然仍是过这县城生活，何必来此？

    十年来，皇后区的法拉盛取代了曼哈顿的中国城，成了新的纽约华人中心。如果说旧日的唐人街是广东与福建劳工生活的延伸，纽约的法拉盛与洛杉矶的罗兰岗就是新移民的产物——它丰裕，却杂乱、粗鄙、弥漫着高度的物质性，它再没有堂口、会所竭力想维持的某种中国传统。当然，不管新旧唐人街，它们仍包容反叛者。我在一家美容院旁看到中国民主党的招牌，声称自己是北京政权的最大的反对党，它的领导人满脸严肃地把法拉盛称作"中国海外民主之都"。

    庄烈宏也成了新的反叛者。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公开寻求政治庇护。林祖銮公开称他是"乌坎败类"。

    "如果我不走，肯定也被抓了，"他说，深深后悔"没把锐潮也拉上"。

    我们坐在缅街上的一家东北餐厅里，比起从前，他的神情明显放松了，更有一种漫溢的热情与兴奋。两个多月来，我是第一个和他见面的故人，在这等待阶段，他似乎也终有机会畅谈自己，甚至承认那个神秘一时的"爱国者一号"就是他自己——正是"爱国者一号"发出了村中抗议的第一张传单。

    "秋后算帐一定会来的"，他回忆起逃离的决定。他觉得自己了解政府，政府的暂时让步仅仅是因为村民的团结与外界压力。倘若村委会内部分裂，他们的噩运必会到来。在他的眼中，村委会逐渐屈服于政府压力，忘记了最初的目标，曾备受尊敬的林祖銮成了某种独断者，他与锐潮的想法相近，却越来越孤立。这也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而当去年四月他带头再次封路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危险性陡然增加了。

    这是个筹划已久的出逃计划，开茶叶店、买船出海打鱼，都是掩护——他要安心过日子，不问村中事。

    他清楚危险的临界点，他必须在新选举前离开——政府会考虑公共舆论，不会在此前清算他。他研究季风与洋流，从乌坎开船到关岛，需要十天，最好在四月进行，此刻太平洋风平浪静。他一直劝说锐潮随他离开，但后者尚没有这种危险意识。

    他比自己想象的幸运。他尝试着申请护照，携妻子随团赴美旅行，没有受到阻拦。当他们在洛杉矶脱团时，除去一位曾去过乌坎采访的美国记者，他在美国举目无亲，几乎不懂一句英语。

    他原想保持沉默，但锐潮被捕的消息让他难安。他说，为了锐潮，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到纽约的中国领事馆举牌抗议，在联合国总部前召开记者会。他只是担心，这是否会让锐潮的状况更为窘迫。

    但这些真的有用吗？在最初的新闻兴奋之后，谁又会再在意乌坎人的命运？法拉盛也生活着民主墙与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他们曾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但如今谁又真的在乎他们？

    两个月来，他无时不在想念乌坎，思考哪些步骤错了。他相信，新村委会设定了太多的目标，原本的诉求反而模糊了。对于外界的民主期盼，他更是觉得毫不重要——只有土地是真实的，只有土地能凝聚村民，也是他们奋起抗争的原因。

    我不知该怎样评估他的分析。距离让他的思路更清晰了，还是让他更陷入了一厢情愿的理解？

    他有一种本能的现实意识，知道如何判断周围环境，保护自我、学习新技能。乌坎那一套令人讶异的抗争语言都与他有关。

    他期待能回到乌坎，重新建设这个村庄，我记得他当年那些雄心勃勃的设想。但他也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回不去了，"或许要十年了"。

    他必须要创造新身份。我们见面时，他已经对法拉盛的一切相当熟悉，知道这家东北菜是在香港超市的对面，这条缅街正是Main Street的中译。比起法拉盛，他更想去洛杉矶生活，那边华人多，更重要的是靠海，气候也与乌坎更象，如果能做个洗船工，泡在海边，就更好了。

    夜深了，我们在街头分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他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许知远曾围绕乌坎事件撰写《民主的功夫茶》系列。本文编辑王昉 fang...@ftchinese.com）

    相关文章：

    民主的功夫茶（五） 2013-11-14
    民主的功夫茶（四） 2013-11-07
    民主的功夫茶（三） 2013-10-31
    民主的功夫茶（二） 2013-10-24
    民主的功夫茶（一） 2013-10-17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杨支柱：再谈判决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赔偿的法律问题

    Posted: 24 Apr 2014 10:12 AM PDT

        1、从原告的爷爷1936年底租船给日本人、1940年去日本为租船的事情交涉看，原告的爷爷应该是亲日的。我不想说谁是汉奸，但建议爱国贼们也不必拿这个判决往"爱国主义"上扯。

        2、从原告的父亲1961年向日本政府申诉、1964年起诉日本政府看，他在日本起诉并无障碍。但是原告的父亲误信被告方没有证据证明的说法去找日本政府的麻烦，日本法院判败诉并没错。1964年原告在日本起诉的是日本政府"捕获"了他的船，不但证据不足，而且过了时效。我不了解详细情况，不知道1964年起诉被告公司的前身是否过了时效。但即使1964起诉至1974年判决因为对日本政府的起诉可以中断对被告公司的前身的消灭时效（这也存疑，因为被起诉的毕竟不是被告公司的前身），1974－1988又过了14年，而依日本民法典债权的消灭时效只有10年。

        3、过了时效不等于债权未发生，就道德义务和公司的信誉着眼，被告公司或其前身履行赔偿义务仍属应该，但不能通过法院判决强制履行。

        4、原告1988年在上海起诉确实既涉及时效问题也会遇到适用中华民国民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麻烦，文中已述，不再重复。

        5、不讲法律比拳头或者比嘴臭，无论是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都只能两败俱伤，即使赢了也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必自食恶果。

        6、落后就要挨打，先进就要打人？那就别怪人家鼓吹"中国威胁论"，别怪人家遏制中国发展了。但是这跟中国政府"永远不称霸"的声明是不符的，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不符的。

     

    附录：判决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赔偿有法可依吗？


    杨支柱


    　　上海海事法院2014年4月19日在浙江省一个港口扣押了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的一艘轮船，作为对上世纪中日战争期间一起法律纠纷判决（2007年一审判决，2010年二审判决）的执行。

    　　纠纷起因于被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兼并的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在1936年从中国的中威轮船公司那里租的两条货船，承租人称这两条船在租约到期前被日本政府"捕获"，分别于1938年和1944年沉没。中威轮船公司的继承人1964年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被判定为已过消灭时效。1988年，中威公司的继承人以原承租人的债权债务继承者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后被日本商船三井株式会社兼并）为被告，向上海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此案得以被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据说是因为因为最高法院规定"凡是在《民法通则》颁布前民事权利受侵害未被处理的案件，在《民法通则》颁布后的两年内提起诉讼都有效"。这个规定应该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第166条，"民法通则实施前，民事权利被侵害超过二十年的，民法通则实施后，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间，分别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或者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一年，从1987年1月1日起算。"

    　　但是最高法院的这个"解释"实际上是补充立法行为而不是真正的解释，而且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规定有矛盾。好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还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不过二十年起诉限制由于不能中断、中止，理论上应属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延长的规定本身在法理上存在诸多问题，如除斥期间能否延长？如延长可以没有期限限制？

    　　更大的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第196条还规定，"1987年1月1日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1987年以前，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民法通则处理。"这跟法律原则上不溯及既往的精神是相符的。所以处理这个案件不能适用《民法通则》，应该适用租赁契约签订时在中国大陆施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典》。

    　　但是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该"指示"中的"废除"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法替代旧法，而是彻底否定国民党政府的全部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的效力，哪怕是用来处理以前发生的纠纷。"指示"并不是因为过去的立法技术不够精良或者不适应新时代而废除旧法，而是把旧法看作"反动"的，要求法院"蔑视"它。有谁见过中国大陆的法院处理1949年以前的民事纠纷适用过《中华民国民法典》？"指示"中称，"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者，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等于强求国统区的人遵守"解放"区的各种规定与政策。《民法通则》生效以后用这些东西作为依据来处理国统区的民事纠纷，显然与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政策"的规定相悖。也不能说"当时的法律、政策没有具体规定"，因为这是睁眼说瞎话，《中华民国民法典》对租赁契约的规定比《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要详尽得多。

    　　所以中国大陆的法院要审理1949年以前国统区的民事纠纷，根本就没有可供适用的法律了。
     
        来源：杨支柱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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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26, 2014, 6:27:14 AM4/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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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山：钉在十字架上的高智晟

    Posted: 25 Apr 2014 11:42 AM PDT

    4月20日是基督教的复活节，这一天也是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50岁生日。两千年前，耶稣为人们承受苦难被罗马帝国统治者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两千年后，信奉基督的高智晟被中共专制政权拘捕、关押八年之久，至今未能获释。高智晟是中国唯一的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为非基督教的法轮功学员承受苦难的基督徒。

    4月20日，高智晟怎样在监狱中度过自己的生日，无人知晓。而在美国旧金山湾区，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这一天带着孩子来到教堂，参加教会举办的一项亲子活动，这项活动专门为父亲与儿女举办。耿和说：她不知道怎样为高智晟庆祝50岁生日，自家的孩子八年没见到父亲了，她这一天来教堂是要让孩子感受父亲对儿女的爱。耿和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但与记者谈到孩子八年见不到父亲，声音哽咽了。她这一天内心的煎熬，有谁知晓？

    4月20日这一天，高智晟的朋友、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胡佳在互联网上发文，向高智晟致以生日的问候。胡佳说："4月20日，这是高智晟律师50岁生日。八年了，他没有过上一天安宁而完全自由的生活。我们大家在网络上给他以生日问候吧，这也是对他家人的安慰。"胡佳的网文得到呼应，许多人在网络上向高智晟送上生日的祝福。

    国际特赦组织和美国的国会议员，这一天也为高智晟送上了生日贺卡。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国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发表声明说："高智晟将在被非法监禁、与他的家人被隔开的情况下度过又一个年头。中国政府仍然害怕高智晟充满激情所捍卫的自由——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还有被告人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力——这些都是建造一个稳定而繁荣的社会所必须有的。高智晟以及像高智晟一样的人们应该受到中国政府的颂扬，而不是遭到酷刑、监禁或流放。"

    高智晟从2004年12月到2005年12月，接连写信给国家领导人，揭露政府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006年8月15日他被北京国保绑架，长期失踪，并被施以电击、用竹签捅生殖器等骇人听闻的酷刑。2006年12月14日，北京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智晟三年徒刑缓刑五年。2011年12月，高智晟缓刑撤销，被关进新疆西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沙雅县监狱。耿和为躲避国保对她和孩子无日无夜的监控和骚扰，2009年1月在友人的帮助下，带着孩子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女儿耿格格如今已经上大学了，她曾到美国国会作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她的父亲。儿子高天宇快小学毕业了，耿和一直不敢把高智晟的真实情况告诉儿子。以前天宇常常眼泪汪汪的问：别的小孩都有爸爸，我为什么没有？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呀？而如今长大了的天宇不再问同样的问题了，他说：怕妈妈伤心。

    去年1月高智晟的大哥和耿和的父亲曾获准前往沙雅县监狱探望高智晟，长途跋涉几千里，只准见面半小时。至今一年半了，当局再也不准家人探视。律师前往沙雅县，也不能与高智晟见面。耿和说：法院从来没有把判决书交给家人，也没有交给律师，也从不告诉家人高智晟何时出狱。耿和只能靠推算，高智晟出狱的时间应该是今年8月15日。

    高智晟50岁生日到来前夕，耿和对孩子说：今年可能有爸爸回家的好消息。格格于是想着给爸爸买礼物，天宇于是盼望爸爸参加自己6月份的小学毕业典礼。八年来，家庭的欢乐不属于耿和与她的儿女，唯高智晟的50岁生日给耿和与孩子带来一丝希望：耶稣复活了，高智晟也应该获释了。

    但愿希望的后面不是更大的失望。耿和害怕的是，中共又找借口继续关押高智晟。习近平上台，耿和也曾抱着一丝希望，结果证实当今的中国还不如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

    高智晟已经为人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有谁能把他从十字架上解救出来！？

    ——法广

    夏明：中南海馬年三馬鬧心

    Posted: 25 Apr 2014 11:35 AM PDT

    马航失联家属游行到马来西亚驻北京大使馆抗议示威


    馬年伊始，結果就看到北京霧霾籠罩。北京霧霾包括大氣霧霾和政治霧霾，導致中南海的中共大佬們呼吸不暢、噴嚏連連。最讓人鬧心的事都與"馬"相關。閏年馬亂踢蹄子，確實讓中南海內外忙作一團。

    "2014，馬到成功！"中國人對馬年充滿了期盼。一張具有官方政治宣傳口吻的新年年畫這樣預言： "祖國大地好風采，一花引出萬花開。三中全會剛閉幕，萬馬奔騰送春來。"
    對中共來說，今年有點像是2008年的回放。"08必發"，結果引起遍地開花：西藏咆哮、四川地震、三鹿奶粉醜聞、金融風暴登陸、劉曉波推動《零八憲章》，等等。馬年伊始，結果就看到北京霧霾籠罩。北京霧霾包括大氣霧霾和政治霧霾，導致中南海的中共大佬們呼吸不暢、噴嚏連連。最讓人鬧心的事都與"馬"相關。
    "馬航失聯"引发两国关系紧张
    先說說"馬航失聯"。3月18日馬來西亞航空公司MH379航班與地面空管失去聯繫。機上239名乘客，包括153名中國人，在一個月後仍然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危機處理過程中，中國乘客家屬要求死要見屍、活要見人。不滿馬來西亞政府的處置和信息發布，後來家屬情緒日漸失控，出現對馬航工作人員扔瓶子、對記者拳打腳踢砸相機的現象。儘管馬來西亞航空公司派除了700名的安撫人員，仍有家屬向馬來西亞方面的人員大叫"殺人兇手"。還有的家屬大罵："馬來西亞人都是騙子。"在馬來西亞大使與家屬會面時，部分家屬罵他是"騙子"和"無賴"。部分家屬還打出橫幅，到馬來西亞大使館去遊行抗議。中國媒體上出現了譴責馬來西亞政府犯下"滔天大罪"的指控，說馬來政府是"間接的殺人兇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對馬來政府拋出些狠話。
    當然，中方的反應引起了馬來西亞國內的反彈。馬來政府的國防部和交通部部長提醒中方，飛機上還有50名馬來公民。馬來西亞的輿論要求，"平常我們稱之為朋友的國家應該證明對我們的友誼。"同時輿論要求馬來政府"捍衛國家的榮譽和尊嚴"。一場航空事故正在演變成一場政治危機。
    中南海應該至少有三點擔憂：第一，中方把責任過度推給馬來政府後，對失控的家屬情緒可能會火上澆油。家屬組織的遊行可能失控、引發針對中國政府的各種抗議。第二，馬來西亞不是普通中國人小瞧的小國。看看他們的通天雙塔，就可以知道馬來人的雄心抱負。馬來西亞是東盟十國的領頭雁。同時，它還是57國伊斯蘭合作組織的重要成員，正在成為伊斯蘭經濟區的銀行金融和服務中心。中國與馬來西亞關係的緊張，就是中國在東盟和伊斯蘭世界的雙重外交失敗。第三，馬來西亞近三千萬人口，有22%的華人。中馬關係的惡化直接會導致馬華族裔關係的惡化和衝突。所以我們看到，近來中國官方媒體已經開始給中方家屬降溫，提出今年是"中馬建交四十週年，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不應受到傷害。"
    馬總統失算：两岸关系欲速不达
    再說近年來台灣與大陸關係的改進讓中共在國內得分不少，兩岸統一的"中國夢"似乎很快會水到渠成。但國共兩黨從黨派利益出發套進，卻引發了台灣民眾的警覺和擔憂。面對一個時刻準備吞併台灣的共產黨專制政權，"服貿協議"提出對大陸開放台灣的服務業（包括新聞出版等行業）觸發了台灣大學生組織的"太陽花運動"。學生在3月18號組織抗議，後來佔領了立法院和行政院，至今還佔據前者，並獲得台灣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支持。馬英九總統原來的強攻硬上策略失算，只好提出讓步，同意將"服貿協議"退回立法院重審。但即便如此，台灣的政治危機仍然無法收場。"倒馬"運動威脅台灣內政穩定和民主未來，"反中（共）"讓中南海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統一的如意算盤落空。多年的經營如春雨中的落英飄散。
    馬回子造反：昆明事件有大背景
    最後說說"馬回子造反"。許多漢人恐怕不知道，百家姓中的馬，有一個來源是伊斯蘭教的穆聖穆罕默德，所以中國舊時稱穆斯林（穆民或回民）為"馬回子"。過去二十多年，甚至過去五十多年（依塔逃蘇事件），甚至一百多年前（回民大起義），穆斯林就與漢人、滿人產生了無數衝突。官方數據說，2012年新疆就有190起"恐怖事件"。去年10月底，從新疆來的一對夫妻和老母在天安門廣場駕車自殺式攻擊，顯示穆斯林對中國政府的聖戰出現新變化（中年夫妻和母子是較難同時成為聖戰戰士的）。12月底，在喀什，16人（包括兩名警察）在恐怖襲擊中身亡。今年一月24號，在新疆發生三起爆炸事件，殺死三人，傷兩人。三月一號，在昆明火車站，一群維族人手持砍刀，瘋狂砍殺漢人。至少29人死亡，140多人受傷。兩週以後，在湖南長沙，維族回人衝突引發又一輪對漢人的亂砍亂殺。兩人當場被砍死，兩人在醫院死亡，眾人受傷。
    我們知道，穆斯林與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已開戰。9.11事件、倫敦爆炸、車臣動盪、孟買爆炸、巴厘島爆炸，等等都與伊斯蘭教聖戰有關。可以說，為了信仰，穆斯林不怕死，敢於獻身聖戰。而中國人一般怕死，中國政府卻又不講道理，所以回漢的衝突成了死結。
    據外電報導，新疆的穆斯林面臨不斷增壓的迫害，紛紛取道雲南，偷渡泰國，輾轉來到穆斯林國家馬來西亞。這一因素加上雲南的回民社區（中文《古蘭經》的兩種文本的譯者馬复初和馬堅都是雲南人，不要忘了馬三寶，即鄭和，也是雲南人），成為昆明事件的大背景。
    盡管馬來西亞、馬回子還有點關聯，但馬總統與它們卻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怎麼會一起成為中南海的鬧心事呢？其實，三者真還有共同的政治原因，那便是虛幻膨脹的、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情結，在馬來西亞表現為"醜陋中國人"的大國主義，在台灣表現為霸權主義，在新疆表現為大漢族沙文主義，它們共同引發了邊緣地帶對一個崛起的專制大國的抵抗和不滿。對一個剛醒過來的獅子來說，閏年馬亂踢蹄子，確實讓中南海內外忙作一團。
    當然國人也不是完全沒有一些輕鬆的馬年花絮。一是一貫替政府站台的富豪馬雲搞的"餘額寶"遭到四大銀行聯合封殺。二是女演員馬伊俐的丈夫文章被曝與女演員姚笛有染，在媒體上被熱炒。為此，網上有人寫了一副對聯：上聯：馬雲、馬航、馬伊俐， 下聯：失意、失聯、失文章， 横批：泥馬。
    馬年剛過完四分之一，中國政府就已連連失蹄。下面我們就等著看"泥馬"和"神馬"的更多意外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高瑜：党性vs人性（上篇）

    Posted: 25 Apr 2014 11:22 AM PDT

    十八大之后，中共全面贯彻执行邓小平执政之策，以"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并行不悖，但是被邓打倒的胡耀邦和被他镇压的89民运，虽然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却昭示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1987年1月2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迫递交了辞职书，在邓小平的授意之下，中共高层1月10日至1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生活会"，对胡耀邦进行无情批斗。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之后，中央高层又开了一个会，研究对胡耀邦怎么办？李鹏发言："我们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声讨大会，声讨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邓小平说："耀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就不要开了。今后就是一个淡化，就不要再提了。"
    如果李鹏的意见得逞，89学运很可能提前两年发生；但是主张"淡化"胡耀邦"错误"的邓小平，却在两年之后下令对胡耀邦病逝激发起来的空前规模的学运进行了血腥的军事镇压，并且导致另一名总书记赵紫阳被打倒。这是一段淡化不了、也抹不去的中国当代史。

    1989年民众自发悼念胡耀邦
    这段历史并没有结束，不但左右着今天的中国政局，而且还要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变局。
    一部历史也是一部文化
    "邓小平为什么要打倒你爸爸？"这是今年我直言不讳对胡德华提出的问题。"是两种文化和信念的不同。邓小平是救党，我爸是救民。"继承父亲读书思辨家风的胡德华回答的并不笼统，他列举两篇文章，一篇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的书评《苏联衰亡史的缩影——读<古拉格：一部历史>有感》，另一篇是去年去世的中国理论家张显扬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炎黄春秋》上。
    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2004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世界的影响，它不仅详尽记述了"古拉格"自1917年至1986年五十七年兴衰的历史过程，而且揭示苏联社会铁丝网里边和铁丝网外边并无本质不同，不过是小监狱和大监狱之分，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由"党政机关政权"和"特工机关政权"共治并存的专政历史，"是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的历史。该书记述的"'古拉格'的囚禁地的日常生活和劳改营运作的总体状态，这些都相当完整地再现了"古拉格文化"，也就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民的苏共的"党文化"。这部历史和文化的罪孽，书中有数字统计：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直接经历过或陷入到"古拉格"生活的总人数不会低于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达到两千八百七十万人。但是从"古拉格"弥漫、扩散到全苏联的精神毒气和心理病变，对人的心灵的吞噬和人格的戕害，超过对生命的关押和处决。
    无疑，毛泽东在中国克隆了"苏联模式"，在他统治之下的中共政权，也是一部"北大荒"、"夹边沟"、"提篮监狱"和"秦城"的历史，更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被关押和受迫害的人数远远高过前苏联。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运作十年，中共的党文化对人的戕害与《古拉格文化》难分伯仲。
    1976年毛死，使得中国有了彻底结束共产极权制度的契机，抓住这个契机的是胡耀邦，阻挠胡纠正国家罪错，延续毛专制的是邓小平。
    胡耀邦最大的功绩都是在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前立下的
    毛死后76年—78年的大变革，中共用"拨乱反正"概括。其中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是华国锋为首的一批"文革台上派"叶剑英、汪东兴，包括李先念完成的。他们启用了文革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胡耀邦在党校副校长任上，开始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中组部部长任上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胡耀邦之所以能完成这两项重大的变革，与当时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恢复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分不开。
    4月15日法学家郭道暉在《中国胡耀邦研究会》召集的胡耀邦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重新评价了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郭道暉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２９岁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校刊《新清华》总编辑，被打成"袁永熙反党右派集团"成员。78年中央55号文件（即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1978年8月25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下发之后，当时清华大学一把手蒋南翔不予执行，不准前校长袁永熙回校工作，袁曾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胡耀邦"收留"、召回袁永熙去中组部平反办公室参与平反工作，使得清华"袁永熙反党右派集团"最终获得平反。郭道暉说纪念耀邦，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他认为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的意义，至今评价不够。
    Bildergalerie China Geschichte Deng Xiaoping
    罢黜两任总书记的邓小平
    郭道暉引用统计资料：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叶剑英讲过，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
    郭道暉说：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特别是责任政治的担当。这都属于实行宪政的范畴。"
    至今《党史》二卷，把76—78两年排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外，认为是"两个凡是"当道，这是十分荒谬的。"打倒四人帮"就是最先破除"两个凡是"。胡耀邦的"大平反"，同样"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运动——是否定'两个凡是'的实践。"郭道暉列举以下事实进行了论证：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出平反，邓小平说："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有人大放厥词："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组织部门的人说"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汪东兴也放下话："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胡耀邦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
    人本主义与国家责任
    胡耀邦是个14、5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12岁爬上他读书的文家市里仁高级小学的墙头，听过毛泽东对秋收起义失败队伍的演讲，毛提出大家去井冈山，做"革命的山大王"。胡耀邦追随毛泽东，却没有追随毛当"山大王"的理念。
    胡德华告诉我："我妹问过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说他觉得社会不公，他仅仅是认为这个社会不公，他要追求一个公平。当时党说我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符合他的理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又提出要施行民主，这些都是他所追求的。但是后来这个党完全是背离了自己提出的理念，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没有给人民民主，没有给农民土地，没有让工人当主人。"

    胡耀邦之子胡德华
    胡德华还说"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都是从苏联斯大林那照搬的。"胡耀邦17岁和谭启龙在江西根据地一同被打成AB团，被枪毙的头一天被老上级冯文彬救走。在延安胡耀邦是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对党内激烈的斗争，胡德华说："谁对谁错，他心里是有数的。"胡德华还列举庐山会议的例子，胡耀邦是毛泽东点名上庐山的："上庐山之前，我爸好像回过老家，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他本来也要讲彭德怀那些话的，虽然也轮不上他发言，但是他看到的那些情况，觉得应该说这些问题，但是一到庐山一看这架势，他不敢说了。他不敢说，但是让他来批评彭德怀，这他做不了，所以他就一直没发言。所以毛59年以后就对我爸很冷淡。"
    36年之后，胡德华是这样评价父亲的："他是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冤假错案都是不公正的；而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共产党做的错事就不能纠正，纠正就是损害毛泽东，损害共产党的形象。"
    郭道暉总结：胡耀邦的大平反，无时效限制，也无对象限制，"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人无分级别高下，从刘少奇、彭德怀等数十位国家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的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脱帽、改正……"郭道暉评价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是国家承担责任，掀掉革命和政权强加到人民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是一场伟大的人的解放运动。胡德华也说比林肯解放的黑奴数量多多了。

    毛发起的各类运动使上亿人受迫害
    胡耀邦的绝唱
    1971年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波兰，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开启了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的良好开端，因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胡耀邦1977年开始的"大平反"，时间紧随其后，但是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政治老人，自己平反复出都认为理所应当，但是触及到他们应该负的国家责任，都出来阻档，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还是留下高岗案，和98个右派不予以更正。胡德华说："父亲当时对我们说，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们还都不理解。"
    中国至今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主要是国家责任在大平反之后戛然而止。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包括台湾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向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郑重地三度公开道歉。但在中国依然是"党文化"大行其道。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为老团中央五位老人撰写的《胡耀邦传》三卷写了"序"，这篇"序"和后两卷至今不能公开出版，李锐在"序"中摘录了胡耀邦在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严正表达他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的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李锐在"序"中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

    作者高瑜
    ——德国之声
    从六四大屠杀，25年再没有听到过，那是胡耀邦留在中国的绝唱。余音未尽，新的冤假错案又堆积如山。
    作者： 高瑜
    责编：达扬

    胡少江：习近平反腐运动两个可能的大结局

    Posted: 25 Apr 2014 10:43 AM PDT

    习近平与贺国强（右）

    随著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对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的期待值越来越高，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疑似腐败案"仍然处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但是网民们似乎已经将周作为一直死老虎看待，正在将目光瞄向下一个"疑似大老虎"。今年前四个月中落马的八个省部级高官，在老百姓眼中都只不过是"苍蝇"而已，他们正在兴奋地等待著下一只大老虎的出镜。

    习近平已经做足了姿态，不惜向执政党的最高层开刀，一定要遏制住长期猖獗的官场腐败现象，从而保证"红一代"打下的江山在"红二代"手中不变颜色。他的这一姿态，大大提高了人们对这场反腐运动的期待值。当今之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执政党官员们的腐败究竟有多深、有多广，因此，理所当然地等待习近平兑现诺言，拿下几只真正的"超级老虎"。

    从网络上看，民众心中的下一只大老虎的候选目标还真不少。其中排在前列的，有中央媒体没有直接点名的原电力系统的"老领导"，坊间普遍认定这个"老领导"就是控制电力系统多年的前总理李鹏；还有长期保护原大型国企－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的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据说正是由于贺国强的大力保驾，多年来虽有数名媒体负责人不断实名举报，但是宋林每次都能安然无恙。

    普通中国人最希望出现的结局是，习近平能够不负众望，真地打下几只大老虎，而且没有顾忌地打，有一只打一只，直到打光这些祸国殃民的老虎为止。问题是，假如习近平真地决心这样做、敢于这样做，他的保证"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的初衷非常有可能落空。因为这些成群的大老虎正是这个红色江山的产物。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也有腐败的老虎，但是绝对没有红色中国这么多、这么大、这么肥！

    如果习近平真能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但彻底地将那些货真价实的老虎打下来，而且还勇于铲除产生形形色色老虎、苍蝇的土壤，尤其是从法律上、从政治制度上建立一个不再成群地产生这些大老虎的环境，他不仅仅能成为这场打虎运动的最后胜利者，更会成为一个干净的现代中国的奠基人。要做到这一步，习近平最为艰难的战役，不在于能否挡得住众多老虎的反扑，也不在于能否排除党内"红色制度凡事派"的干扰，而在于能否战胜他自己。

    他必须把中国人民的福祉置于父辈江山的世袭传承之上，满足中国民众永远不受老虎欺凌的美好愿望。截止目前，他还没有表现出这个崇高的境界。他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拔除腐败之毛，而不是抛弃不断生长腐败之毛的那张龌龊肮脏之皮。有人希望他目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只是减少制度性变革的强大阻力的障目之法，继续期待他成为一代有为之雄。我衷心希望如此，但是目前实在看不出来。

    这场反腐运动的另一个可能的结局是，他丢不下"红色接班人"的庸俗心结，虽是真心实意地打虎，但是却在最后的关头、在执政党命运和人民命运的最终选择关头放弃后者，选择前者；这也就意味著他会向腐败的同僚们妥协，为了保江山而不得放弃打虎，甚至为了动员老虎们一起维持江山而继续养虎，就像以维稳作为压倒一切的要务的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那样。

    假如习近平真地这样去做，他的反腐运动将成为一个虎头蛇尾的笑料，他本人不仅会失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创造历史的机会，而且也很可能因为发起了这样一场失败的反腐运动而成为党内强硬派的清算对象。当然，即使这样，中国民众也会因为这场反复运动的失败而更深刻地思索，彻底放弃在体制内反腐的任何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场反腐运动不论结局如何，都会是一件好事情。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王丹：太阳花开之后呢？

    Posted: 25 Apr 2014 10:26 AM PDT

    各位听众朋友：

    上个世纪初，针对新思潮带给中国的冲击，鲁迅曾经借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为反抗家庭束缚而出走的情节，提出一个著名的议题：娜拉出走之后呢？这个议题的深刻在于，激情和理想基础上的社会运动搅动了历史风潮，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社会运动之后。如果一场社会运动找不到延续自己的方式，就会如同鲁迅对于娜拉的前途所做出的预测一样，或者堕落，或者回归。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那么，太阳花学运呢？

    太阳花开固然灿烂，但是，花开之后，要如何延续？激情的运动结束了，这些问题需要拿出来一再讨论。也许，这样的讨论本身，就是运动的某种形式的延续。

    抗议与革命，基本上是一个"破"的过程，而社会同样需要的，是"立"的部分；固然，不破不立，但是破了之后，应当就是立了。而在我看来，真正的立，更应当从文化的层面进行。

    借鉴中国近代史的历程也许可以带给我们一点启发。在中国近代史上，谈到学生运动，大概有人会上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我们应当知道，真正改变中国的，酝酿了"五四"学运并在学运后继续发挥影响的，其实是新文化运动。当时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在"五四"前后，把民主和科学的理念通过文学，思想，科学等等活动，传播到社会中，这些具有启蒙性质的工作，更加深刻地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只有"五四"而没有新文化运动，学生当时的爱国激情就只能是昙花一现。

    台湾今天遇到的问题，表面上是世代正义，全球化，社会公平，两岸关系等等，但是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更深层的，我认为是文化问题。这次台湾学运，在种种围绕具体的经贸政策的讨论背后，反映出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和新价值观的确立。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借学运的风潮继续深入讨论：当经济增长和人民幸福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应当选择什么？当人的尊严与物质需求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确保尊严？当七成民意反对服贸协定，而民意代表中的大多数却投下赞成票的时候，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我理解这一次站出来的很多人，尤其是拒绝中国因素的人，是要强烈表达一个信号：我们不要跟你们一样。但是，当我们拒绝跟别人一样的时候，我们自己，到底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自我认同的基础，台湾主体性的建立，民主的进一步深化，这些都是太阳花学运之后需要去推动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背后，都有一个价值确立的问题。我们知道，价值观的选择和建设，不仅需要政治运动的推动与催生，也需要在社会中进行更深的耕耘和挖掘，需要面向更广大的人群进行启蒙和讨论，一句话，需要文化层面的展开。

    回到"太阳花开之后呢"这个命题，我的建议是：台湾，需要一个以重建价值为基础的新文化运动，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吴祚来：柴玲为什么会激起众怒

    Posted: 25 Apr 2014 10:14 AM PDT

    柴玲（左）丁子霖
    近期柴玲致六四母亲的公开信，为什么会让六四母亲丁子霖女士难过，同时让众多的网友们愤怒？她不仅是不会表达，更是不会理解与使用价值理念。关于宽恕与原谅，关于忏悔与爱，她都没有理解宗教精神的前提条件。譬如爱敌人，你可以爱一个放下屠刀不再作恶的敌人，但你不能去爱正在造恶的敌人。
    我们看到，柴玲对丁子霖多年来持提出「真相、赔偿、问责」3项诉求表示敬意，称赞对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接着又来一句宽慰的话：对丁子霖女士「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而是应该以「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带来」。而在说到当年自己亲历的六四学潮时，她甚至也认为，不应该热血冲突，而应该等待神的到来。
    柴玲既认同丁子霖的行为，又劝丁子霖做某种放弃，而2012年六四纪念之时，柴玲也声称出於信仰，她已原谅当年大屠杀的刽子手──邓小平、李鹏，以及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
    柴玲并没有否定丁子霖女士行为的价值，但其宽慰方式都引发众怒，这是因为人们把她其它的语言放在一起考量。如果真要宽慰丁子霖，最好的方式是设立天安门母亲或天安门受难者基金会，主动地参与到援救中去，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祷告求上帝降恩。而当年六四热血青年学子们的政治示威也完成是和平的行动，并没有诉诸暴力，如果这样的和平行动都要进行否定，认为只有坐等神的拯救，这不仅悖离了公民社会的正义，也悖离了宗教精神中自救者得上帝拯救的训导。
    柴玲之错，错在角色错位，柴玲是一位学潮失败者、政治流亡者，她没有权利对统治者与造恶者说宽恕，只有当柴玲成为胜利的审判者的时候，才存在宽恕与谅解，邓小平与李鹏的政治同盟们，仍然认为六四学生是一场颠覆性的反革命叛乱，六四受害者流亡海外，仍然有家有国难回，残酷打压公民社会的手法仍在继续，这些作恶者自己没有任何忏悔，却强行要求希望回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写悔过书方可入关。
    当一种政治力量仍然对曾有过的罪恶没有改变与忏悔，当统治者仍然固守着特权，打击、迫害政治异已、禁锢公民政治自由，受迫害者没有任何权利对其宽恕与原谅，宽恕与原谅是有条件的：被宽恕对象已无力作恶并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你拥有审判与追究的能力或权力，人们普通认为被宽恕对象已得到改变，这样的政治力量已不会在自己的国土上重生。
    现在这些宽恕的条件一项均不存在，这样的宽恕完全是柴玲一已的宗教幻觉，既没有宽恕的政治意义，也不存在宽恕的宗教价值。
    柴玲的言论也许在自己的宗教小型活动中可以表达，以期得到身边同道们的讨论或释疑，但作为公众人物，在六四冤情没有得到申张、中国社会远没有达到政治转型的今天，如此超前表达自己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不应该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教徒所言所为。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或失去正义的意义；超前的宽恕不是宽恕，可能是一种对恶的纵容。柴玲为什么激起了众怒？因为她无原则无条件的宽恕，违背的人间正义精神，在恶行不除的时间谈宽恕，对恶是一种包容。
    基督教的历史既是受苦受难的历史，也是抗争与拯救的历史，如果片面强调等待上帝拯救，那么，就不会有摩西带领教徒们出埃及，当然也不会有新教徒们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宗教的拯救既有教堂内安静的祷告，也有通过战争或抗争过程的血与火之洗礼。柴玲应该知道，六四学潮与天安门母亲的行为，都是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范畴内的合法合理的抗争，这样的抗争过程，既是一种苦难，同时对自己对当年献身的学生市民们，也是一种宽慰与敬意。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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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27, 2014, 6:06:05 AM4/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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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人.维杰：红卫兵 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

    Posted: 26 Apr 2014 11:20 PM PDT

    [前言]本人也算是半个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批判，也是对自身的批判。明明知道是精卫填海，却还是乐此不疲；纵然是以卵击石，总觉得也比被踩成泥泞来得精彩。前三十年活在谎言中，后三十年当然要与谎言较真。不然的话，我的子孙后代还要活在谎言中，我有何面目去见我的祖先？

     

    红卫兵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

     

        今天的中国，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真正掌握话事权的人几乎都是50以上岁数的人，大到国家政局，小到民间私企，甚或一个家庭，真正掌握决策权的大多属于这个岁数层的人，而这个岁数层的人恰恰就是三十前的红卫兵红小兵。当年的红卫兵司令，而今已成党国栋梁；当年的红小兵小将，而今至小也当了家长；也就是说，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几乎都是红卫兵出身的人掌控。显然，红卫兵已经全面接掌中国，今日之中国才真正进入红卫兵时代。

        红卫兵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呢？这话题还真不好说，不妨先回过头来看看红卫兵的本性，或许会有些少启迪。

        这要从红卫兵的成长过程说起。

     

    红卫兵的成长过程

     

        人的品性基本上取决于他成长过程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成长环境，二是思想教育。

     

    先说红卫兵的成长环境.

        红卫兵真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整个成长期，中国正陷入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也就是无休止的整人斗人杀人，搅得整个中国腥风血雨。从抗美援朝，到镇压反革命，到大跃进，到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无不是整人斗人杀人。红卫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小见惯了斗人杀人，从观摩斗人杀人到参与斗人杀人，从零散的斗人杀人到大规模的斗人杀人，残暴与残忍贯穿了红卫兵从童年到成人的整个成长过程.

     

    再说红卫兵接受的思想教育.

        红卫兵的整个成长过程，正是中国陷入人类历史最反智的时代，反宗教，反传统，反人性，反人权，反理性，反文明，反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反，除了M思想。红卫兵从幼儿园起就被强制洗脑灌脑，被灌入头脑里的唯一的思想就是M思想。红卫兵是真正用M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M思想决定了红卫兵的基本思维，决定了红卫兵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基本上决定了红卫兵的本性。

     

    红卫兵的基本思想

     

        红卫兵是真正用M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人，M思想的核心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阶级斗争，二是唯物主义。M思想的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红卫兵的基本思想，明白了这两个基本点，就不难明白红卫兵的本性。

     

    阶级斗争思想.

        阶级斗争思想的核心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巩固政权。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类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鼓动阶级仇恨，然后鼓动一个阶级起来消灭另一个阶级，从而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之后，再把异己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加以镇压，从而巩固政权。

        在M思想的整个体系里，在M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人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透了就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权力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镇压反革命，到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到今天的维稳阵势，都是这种思想在主导。

     

    唯物主义思想.

        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无神论. 唯物主义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哲学基础，凡是鼓吹阶级斗争思想的，也必然鼓吹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人的生命是神创造的，从而否定了人的生命的神圣性，否定了人的生命的尊严，进而否定了天赋人权，也就是否定了人的生命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唯物主义无神论认为人类是猴子变来的，所以动物世界里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一样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哲学逻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把动物世界里 "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推行到现代人类社会。

     

        这就是红卫兵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红卫兵的本性，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残忍，二是贪婪。阶级斗争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残忍，唯物主义思想造就了红卫兵的贪婪。文化大革命是红卫兵残忍本性的大暴发，而今的贪污腐败则是红卫兵贪婪本性的大暴发。

     

    阶级斗争造就出红卫兵的残忍

     

        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性及其危害性，历史已经验证。凡是阶级斗争思潮泛滥的地方，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人类用无数的生命为代价，从反面证明了阶级斗争理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害。然而，阶级斗争思想对人类造成的最大的危害，不是在于它造成的人道灾难，而是在于它对人性的毒害。在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下，人性变残暴变残忍了，红卫兵就是活生生的样本。

     

        阶级斗争对人性的毒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鼓动仇恨.  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类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鼓动阶级仇恨，鼓动报仇雪恨。三十年前的红卫兵，在阶级斗争思想的荼毒下，恨地主，恨右派，恨老师，恨祖宗，恨苏修，恨美帝，恨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几乎无所不恨. 仇恨毒化人心，也就是毒化人性，人性变残暴残忍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是宣扬暴力. 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维护政权。阶级斗争理论，鼓吹暴力，美化暴力，歌颂暴力，暴力变成革命的象征，残暴残忍变成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不残暴不残忍，就是政治立场不坚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政治立场不坚定，无异于是自己杜死自己的前路，所以红卫兵比残暴比残忍，越残暴越残忍，也就越自豪。

         三是鼓吹强权政治. 阶级斗争鼓吹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谁抓住了枪杆子, 谁就是大王. 这种强权政治演化到民间, 就变成了流氓政治, 谁的拳头大, 谁就是大王.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实质上就是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的翻版, 这就是一种强盗逻辑, 把动物世界 "弱肉强食" 的生存原则推行到人类社会. 信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社会, 必然变成一个不讲理的社会, 高兴与你讲点道理, 不高兴就一枪毙了你. 在这种不讲道理的社会里, 心狠手辣成为一种致胜的手段, 残暴残忍也就成为一种生存之道，慢慢就会变成一种生存意识了.

     

        所谓的阶级斗争，无非就是整人斗人杀人，红卫兵自小见惯了整人斗人杀人，加上学校教育夜以继日的洗脑灌脑, 再加上传播媒体普天盖地地宣传鼓吹，阶级斗争思想深化到了红卫兵的骨髓里, 残暴残忍便转化为一种政治意识，进而转化为内在的思维意识，残暴残忍也就慢慢地变成一种性格了.

        听上一辈人说，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很多的农民同情地主。到了红卫兵这一代，见到斗地主，斗得越惨越激奋；去参加公审大会，听说要枪毙人，就象去参加演唱会一样兴高采烈；看战争片，大炮轰来轰去，见到血肉横飞，无不欢呼喝彩。这就是红卫兵的本性：以斗人为乐，以杀人为荣。

     

    唯物主义造就出红卫兵的贪婪

     

         唯物主义无神论是近代人类走向堕落的最深层的思想根源，凡是无神论思想泛滥的地方，都陷入全面的腐败堕落，近代历史与社会现实越来越显现出无神论的危害性。唯物主义无神论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性，涉及到信仰的本质问题，要阐明这个问题不容易，这里就谈谈无神论对人类最显现的一个危害：导致人性变贪婪。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灵魂的存在，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死后什么都没有了。这种生命观衍生出两层的生存意识：一是及时行乐，二是不怕报应。

     

    及时行乐带来穷奢极欲。

         唯物主义无神论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所以人生要及时行乐。这种人生观只在乎物欲的享受，看着别人享受，心里就难受，唯有拼命赚钱，赚到钱就放纵情欲享受。这种行时及乐的人生观，变穷了，就觉得生不如死；变富了，就穷奢极欲。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洞，越是追求物欲享受，欲望的黑洞就越深，人心就越是贪婪。人世间日日在重复演绎这样的故事，欲壑难填，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不怕报应变成穷凶极恶。

        人类社会靠道德与法律遏止人的恶欲，道德是遏止人作恶的第一道防线，法律是遏止人作恶的第二道防线。

        道德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信念，人类用这些信念约束自己，也用这些信念评判别人。所有的道德信念都归结于一个根本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根本的信念最终的逻辑依归就是对神的信仰，只有相信神的存在，才有可能相信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唯物主义无神论否定了神的存在，也就是否定了这个道德的根本信念。道德的根基被摧毁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道德沦丧，世道败坏。 无神论者不敢作恶，并不是敬畏道德，而是畏惧法律，一旦对法律的恐惧解除了，情欲往往就会转化为恶欲暴发出来，而一旦恶欲暴发出来，就敢把坏事做尽做绝。

         在两种情况下，无神论者最容易暴发出恶欲：一种是陷入穷困潦倒，觉得生不如死，对法律的恐惧就消失了；一种是大权在握，法律管不了他了，对法律的恐惧也消失了。前者往往变成强盗，后者往往变成贪官，他们敢把坏事做尽做绝，变得穷凶极恶了。

     

         红卫兵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三十年前靠革命理想约束贪婪的情欲，后来革命理想破灭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约束贪婪的情欲了，于是就放纵情欲享受。放纵情欲，也就是放纵贪婪的心，对财富的贪婪，对权力的贪婪，最终都归结于对肉欲的贪婪。

     

       红卫兵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没有修养的一代人

     

         说这话，心里就隐隐作痛，文章开头就说了，本人也是半个红卫兵。说自己是半个红卫兵，有两层意思：一是文革时年纪小，只够格当红小兵，当红小兵队长，所以级别上可以算是半个红卫兵；二是自我分裂，前半生是红卫兵，后半生痛批红卫兵，括骨清毒，把被灌入的邪恶的思想清除，所以是半个红卫兵。

         红卫兵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处于反智的时代，反人类，反文明，反文化，几乎无所不反。原来应该是求知识求修养的最好的年花，被浪费在反智的政治运动中，当我们醒悟过来时，最好的年花已经失去，无论多么努力，还是无法弥补成长期留下的缺陷，知识的缺陷，素养的缺陷，信仰的缺陷。人的素养修练，有的过了成长期就永远弥补不上了。所以说，红卫兵变成了中华民族最没有修养的一代人，概括起来就是：缺失宗教信仰，缺失传统修养，缺失人文素养。

     

    红卫兵缺失宗教信仰.

        红卫兵自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批判宗教信仰，反对宗教信仰，而且仇视宗教信仰，文化大革命掀起全面的反宗教运动，大肆破坏教堂寺庙，残酷地迫害宗教徒。

        宗教信仰的宗旨是倡导爱，是为培养人的爱的情怀。宗教信仰劝人从善，不要从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理念就是人类道德信念的逻辑依据。基督教倡导人人生而平等，更成为现代文明的最基本的精神。世界上人格伟大的人，往往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信仰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性。红卫兵的残忍与贪婪，最深层的根源就是因为缺失宗教信仰。

     

    红卫兵缺失传统修养.

        中国人普遍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中国人的人格修养主要是靠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官方主导的孔孟之道，另一方面是民间传承的习俗。孔孟之道是官方为士大夫阶层选定的必修课，传统习俗是民间自发传承的礼数，中国人就是靠这种传统文化修身养性。

        孔孟之道被渗入太多的封建政治理念而带有太多的糟粕，但作为人格与道德的修练还是有其精华，至少对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人格修练有正面的意义，所以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曾出现过不少的正人君子，出现过许多人格高贵的人。

        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拜天地，拜祖宗，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朴素的信仰传承生活信念，传承道德信念。这种朴素的信仰可以从中国人的婚礼上看到。结婚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婚礼，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高堂，然后才是夫妻对拜。天地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要敬畏天地；天地之下是祖宗，所以要敬拜祖宗；祖宗之后是高堂，所以要谨守孝道。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培养出中国人敬天悯人的情怀，对天地的敬畏，对弱者的怜悯，让人性走向圆满。

        红卫兵把孔孟之道作为封建思想批判，把传统习俗当作封建迷信批判，不仅没有了敬天悯人的情怀，甚至连传统的孝道都衰败了。

     

    红卫兵缺失人文素养.

        红卫兵求知识的最好的年花，被浪费在阶级斗争与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中，学校被M思想垄断，读语录，唱红歌，跳忠字舞，反文化，反文明，反人性，反理性，反宗教，反传统，几乎无所不反，人类创造出来的人文艺术，都变成了封建修的毒品，统统要消灭。所以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琴棋书画没有几样会，就连最起码的唱歌也是个个五音不全了。

         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的士大夫，他们必须经科举考取功名，所以都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不敢说封建士大夫的人格修养有多么高尚，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文化修养出类拔萃，正是靠那些出类拔萃的士大夫承前启后，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化。

         我们再看看民国时代的精英分子，传统文化赋予他们谦恭的品格，西方文化赋予他们平等的精神，他们以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 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趣, 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 依然感慨万千，那个时代的精英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红卫兵身上有什么？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有哪一个人可以与民国时代的精英比肩？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比，比堕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比修养则望尘莫及矣。

        这样的红卫兵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希望？

     

     

    [附文]《M思想的正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20ff3c0102e0t5.html

     <<与人斗，其乐无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20ff3c0100oaet.html

    法国《解放报》：用维吾尔人惩罚维吾尔人

    Posted: 26 Apr 2014 06:47 PM PDT


    法广 作者 古莉

    梵蒂冈教皇方济各明天（4月27日）为两位已故前教皇封圣，是今天法国《十字架报》《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的头版重点。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是美国通用电气准备收购法国阿尔斯通集团的能源部门，给法国工业造成新的冲击。
    新疆暴力与镇压恶性循环
    今天法国《解放报》记者菲利普-格朗日罗（Philippe -Grangereau）发自新疆的报道标题是"用维吾尔人惩罚维吾尔人"。这篇报道讲述北京当局继续镇压新疆少数穆斯林，反过来，维吾尔人的武装反抗和恐怖主义也在发展。
    报道说，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从未像今天这般对中国采取如此仇恨和耸人听闻的攻击行动。去年10月在北京天安门发生的自杀袭击和今年3月在昆明火车站的持刀行凶事件都在中国引起强烈震撼。首都媒体说"这是我们的9.11"。而在3000公里之外的新疆，某些维族人则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自作自受。一个22岁的维族农民阿里表示说，"我们不怕中国人，我们已做好战斗的准备"。对于阿里来说，新疆是"东土耳其斯坦"。
    异教徒抢走了我们的一切
    这个外表不像伊斯兰分子的人，用类似土耳其语的维语说中国人是"异教徒"。他说，异教徒抢走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领土，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石油，什么都不给我们留下来，包括我们的宗教。阿里所在村庄的清真寺围墙上插着铁丝网，入口处有连接公安局的摄像机，只有成年人被允许在规定时间内进入祈祷，进入时还要登记身份证。阿里抱怨说，那些异教徒整天骚扰留胡子的男人们和戴面纱的妇女们。
    天安门自杀袭击的根源或在阿克陶县
    阿里居住的村庄紧靠鄯善县的鲁克沁镇，这个镇子去年夏天发生警民流血冲突，官方宣布有35人在冲突中死亡，但据阿里说，在那次冲突中，军人从直升机上射击，导致数百人死亡。《解放报》记者说，要想进入鲁克沁镇去核实阿里的说法，并非易事，需要绕过警方路障，躲避告密者。而一名酿酒师开始时说，"很多人被打死，有孩子，有老人"。但当记者刨根问底时，他就呆住了。《解放报》记者说，在采访中，沉默的场景多次出现，或者受访者的说法的与官方说法有出入。官方说伊斯兰恐怖分裂分子是为杀戮而杀戮，北京和昆明两起袭击事件就是证明。
    为什么6名男子和两名女子跑到距离新疆1500公里之外的昆明去杀人？为什么一家三口开车3000公里，到天安门毛像前点燃汽车自焚？其中的部分理由可能应该到这一家三口居住的地方去找。他们驻在喀什南边的阿克陶县。自90年代以来，这里就是维吾尔反叛者与当局多次冲突的舞台，当局的镇压导致很多人死亡和失踪。在天安门袭击事件后，当局宣布逮捕了5名帮凶，其中多人居住这个被镇压留下印记的地区，其中一人就住在阿克陶县。
    用维吾尔人惩治维吾尔人
    《解放报》记者说，暴力和镇压的恶性循环一旦启动，似乎什么也无法阻挡。他引述亚洲反恐专家罗汉-古那拉特纳（Rohan Gunaratna）说，新疆至少发生了200起冲突，2009年的乌鲁木齐冲突是转折点。那次官方说造成197人死亡，其中大部分受害者是汉人。
    报道引述一名官员的话说，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要用维吾尔人惩罚维吾尔人。因为按照中国官方的"寓言"，"新疆本身不存在民族问题"。针对当地警察大部分是汉人的情况，乌鲁木齐当局招募了500名维族警察。当局给予这些维族警员和家属在乌鲁木齐市居住的权利，并在市区为他们提供两栋17层的公寓楼，这个住宅区拥有严密的保安措施。
    自从2009年以来，拥有300万居民的乌鲁木齐就处在戒严状态，这座城市的大部分街道都装有摄像机，每隔300米一个，日夜不停地拍照过往的汽车和行人。每逢交通高峰期，密集的闪光灯几乎"亮瞎"驾驶员的眼睛。此外，据一位维族官员透露，当局还雇佣维吾尔人当间谍，月薪1800元人民币。每举报一次还可得300元奖金。
    大规模的逮捕，酷刑，处决和失踪等可怕的镇压，与乌鲁木齐市居民们的谈论相符。一名女教师悄悄表示说，拘押中心的可怕条件令人不寒而栗，说起来都要发抖。
    这个报道说，北京的维族教授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没有太费力气就建立了一个37名失踪者名单，他公开呼吁局当局对这些人的命运展开调查，但他自己随即被以"分裂罪"逮捕。伊力哈木•土赫提在今年一月被捕前曾指出，当局的残酷镇压，导致新疆更强烈的暴力，这样的以暴易暴，已经跟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了。

    储百亮：一篇党报社论改变天安门运动的历史轨迹

    Posted: 26 Apr 2014 06:36 PM PDT

    图：1989年4月27日，为了反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将学生运动斥为"动乱"，抗议者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试图突破警戒线时，与警方扭打起来。


    25年前，4月25日的晚间，中国各大报社的编辑收到了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文章将于第二天见报，而这些报社接到命令，要在各自的头版转发共产党党报针对占领天安门广场九天的抗议学生发表的声明。
    这篇社论及其颇受争议的诞生背景，标志着通往武力行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该行动于1989年6月4日夺取了天安门广场的控制权，导致成百上千人横死北京街头。社论指出，这些抗议者并非如他们宣称的是追悼前领导人胡耀邦的爱国者，而是受到了反革命阴谋的利用。
    开头部分花一些篇幅评论了学生"感情激动"，以及当局的克制态度之后，文章宣告，"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
    "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表示。"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4月26日，这篇名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中的强硬言辞席卷了各大电台和报章头版，并对1989年震撼全国的那场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并非是炮制这篇文章的人希望看到的影响。从此以后，1989事件的亲历者一直在想，倘若社论里没有反复采用煽动性的"动乱"说法，事情的演变是否会有所不同？
    "没有四·二六社论和它的定性，就没有六四屠杀，"身处美国的政治学者严家其接受电话采访称。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为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担任顾问，对六四镇压持反对意见，并因此于1989年流亡海外。
    授意这篇社论的党内领导人认为，这将激发对党的支持，并吓退抗议人群。《人民日报》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结尾则写道："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然而，意在喝止抗议的警告却变成了火上浇油。
    随着社论内容的传播，学生、普通民众，乃至很多官员读到这篇1151字的社论时都感到了混合着难以置信和愤怒的情绪。大学校园内迅速贴满了谴责该社论的大字报。年轻抗议者者被当作敌人对待，而不是鼓舞人心的代表，甚至哪怕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之前远离天安门广场的人们因此被激怒。4月27日，人们挤满北京等城市的街道支持学生，人数之多前所未有。
    曾担任中共领导人顾问的陈一谘在回忆录中写道，"四·二六社论像一颗炸弹，在全国各高校炸开了。"该回忆录于去年出版。上周，流亡的陈一谘在洛杉矶去世。陈一谘回忆称，在听到有关这篇社论的广播后，"我惊呆了。不禁汗流满面。"
    在接下来的几周，抗议者要求撤回社论中谴责性的定性。与此同时，那些奉命准备重新控制北京的士兵们正在学习这篇社论，以此作为思想学习的一部分。
    然而，大多数走上街头的人只能隐约感觉到，这篇社论加剧了中共高层的分歧。曾经担任赵紫阳顾问的严家其表示，文章致使总书记赵紫阳与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共产党领袖邓小平和总理李鹏——产生分歧，前者支持通过更具和解性的方式应对学生抗议活动，后者则希望做出强硬回应。
    "赵紫阳认为，这个社论可以改变，"严家其说。"但是邓小平，特别是李鹏，就肯定要把学生定为一个动乱，这个就把矛盾激化了。要么李鹏下台，要么赵紫阳下台。后来邓小平实际上选择了赵紫阳下台。"
    抗议者和很多党内人士当时不了解的是，四·二六社论的关键段落直接来自邓小平，这位党内元老是幕后决策人。在接下来的几天，赵紫阳设法直接撤回社论，但对于邓小平来说，这相当于耻辱性的挫败。这位领导人谈吐朴素的做派掩盖了他易怒傲慢的本性。
    邓小平4月25日支持了成为社论基础的一些立场。当时，赵紫阳不在北京，正在对朝鲜进行一场计划已久的访问。赵紫阳从平壤发回电报，表示支持邓小平的言论，但他后来说，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社论的严重性。
    被撤职之后，对于自己支持邓小平的言论，以及缺席那次关键会议的事，赵紫阳感到十分懊悔。会议上，在听完国家总理李鹏以及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报告之后，邓小平把学生抗议活动称作"动乱"。杨尚昆当时与邓小平关系密切。
    赵紫阳的回忆录2009年被秘密带到国外出版。赵紫阳在文中说，是李鹏下令将邓小平的言论写成了这篇社论，并未经过邓小平的同意。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
    但根据李鹏的讲述，4月25日，邓小平支持了他发表社论的提议。
    根据李鹏对1989事件的回忆，邓小平说，"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这份记录在中共官员中传播，后来流传到国外，2010年在香港出版。
    根据李鹏的讲述，邓小平说，"这次动乱一出现就是全国性的，我们不可低估。"
    李鹏说，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比《人民日报》的社论更为激烈。他说，邓小平要求官员们准备好采取强硬措施，不过，将近一个月过去之后，北京城区才在5月20日戒严，又过去了15天，军队才于6月4日占领广场。
    李鹏援引邓小平4月25日的话说，"我们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不要怕国际有反应。要尽力避免流血事件。"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于浩成：中国应修宪改行联邦制

    Posted: 26 Apr 2014 11:16 PM PDT


    编者按：作者是大陆著名法学家，曾任天津南开大学法学所名誉所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等职。此文从国家体制的角度为中国走出内外困境指出了一条坦途。


    今年两会开幕前，昆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被砍死砍伤的无辜民众近二百人。人们严厉谴责匪徒的凶残，也有人提出应对各类事件的不断发生进行反思，思索我们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是否出了问题。我认为这种理性的思考很有必要。同时进一步想到，除了政策外还应考虑制度方面的问题。

    中共在建国前一直主张联邦制

    我国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有些朝代虽然分裂为两个或多个国家，却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直至今日还是一个统一的大国。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当前世界上的地广人众的，特别是多民族的大国大都实行联邦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德国等。而中国人却往往以统一大帝国为傲，经常赞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劳。我国领导人一直称赞中国大一统的好处。如说，全国一盘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上如果中央决策有误，也可以办大坏事。毛泽东在文革前夕曾对来中国访问的斯诺说，欧洲分成许多小国，进步很快，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他也承认小国有其长处。中共在建国以前一直主张联邦制。1931年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在宣言中曾把台湾、越南、朝鲜并列，称他们是中国的海外土地，将来可以加入中华联邦。建国前夕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但一九四九年建国后，中共却改变了主意，改口在少数民族众多的省县实行民族自治区县，根本不再提什么联邦制。在这些民族自治区中，如西藏、新疆、内蒙、宁夏等自治区，虽然选举了该地区主要民族的族人出任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但实权还是掌握在身为汉族的党委书记手中。大批汉人涌入自治区，与当地民众争夺资源。而对于当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却少有尊重。在新疆，更有生产建设兵团长期驻扎，兵团员工绝大多数来自东部其他省市。在这些自治区中，遇有民族纠纷往往将少数民族扣上疆独、藏独的帽子加以镇压。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曾提出的"大批干部撤出西藏，以缓和民族矛盾，达成社会和谐"的主张受到抵制，未能实施。长期以来，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积怨日深。

    联邦制可改变现行体制根本缺失

    分权制衡是宪政的一个主要原则。在中央政府结构上，即横的结构上是三权分立；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即竖的方面是联邦制。我国现在实行党管干部，即由党中央的组织部掌管全国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省区一级党与非党的所有干部的任免，这就使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规定成为空话。常有一个省长由该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后不久，即由中组部一纸调令调任他职的现象。这样不可能做到官员和公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联系。实行联邦制可以改变官员只对上不对下负责的根本缺失。
    我国若实行联邦制，除各省区都改成邦外（称呼可再议。美国的state我们一直译为"州"），还可有六个特别邦：西藏、新疆、蒙古、香港、澳门、台湾。这六个特别邦可由做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提议，接纳其加入联合国，成为会员国。（前苏联曾有白俄罗斯、乌克兰加入联合国，使前苏联有三票投票权。中国增加六票投票权并非不可。）
    西藏：达赖喇嘛近年来一再宣称他并不要求西藏独立，只要求充分自治。谈判由于大藏区问题而搁浅。若实行联邦制，西藏作为一个"特别邦"，将一劳永逸解决藏独问题。达赖与西藏独立政府的回归将使西藏出现汉藏民族永远和睦相处的新局面。
    新疆：新疆与西藏不同。西藏在清朝及民国与中国只是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新疆在康熙大帝平定准格尔部时已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因此称为"新疆"，各民族之间基本上都是和平相处。建国以来有些领导干部受大汉族影响，实行左的政策，损害了民族间感情。
    蒙古：现在很少听到蒙独了。据说蒙族已经汉化得差不多了，在内蒙古，蒙族在人口比重中已不占多数。外蒙是民国时期由前苏联鼓动叫嚣而宣布独立的。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一直拒绝承认。我在小时候看中国地图是桑叶形，而建国后已经变成老母鸡了。最近听说蒙古有意回归中国，不知事实如何。蒙古矿藏极为富厚，许多国家都在打主意，尤其日本，觊觎已久。蒙古如回归中国，会与内蒙合并，直呼蒙古即可，成为特别邦，可保持其联合国会员国地位。

    港台与大陆关系的真正出路

    香港：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制定基本法，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港人治港，港人自治的地方自治区。当时邓小平有意将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范例成为统一台湾的前奏。从香港回归以来的事实说明"港人自治"只是一句空话。中央一再干涉香港事务，加速香港的中国化，剥夺港人的言论出版与选举立法局委员和特首的自由权利。强势推行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曾引发百万港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为2017年特首选举，强行成立一个一千二百人的提名委员会，剥夺公民个人提名的权利，已经引起广大港人的不满与抗争。香港泛民主派经常被加以港独的恶名。其实港独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是在香港有驻军，二是香港全靠大陆供水，一旦停水，港人活不过三天。如果将香港的一国两制改行联邦制，可以永远解决纷争的局面，使香港更好的发挥优势，得以更好地发展。
    台湾：当年，美国对大陆统一台湾原来不持异议，甚至有将蒋介石流放菲律宾的说法。但是毛泽东一意孤行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赴朝，与以美国为首的一百二三十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作战。中国被称为侵略者。美国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使中国失掉了统一台湾的良机。后来，邓小平决定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希望对台湾有示范作用。但台湾在两岸关系上一直强调其独立平等地位，认为一国两制将台湾矮化为地方政权，坚决不同意。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台湾已成为民主政权。台湾人主张回归大陆的人数比例越来越少，特别是青年人绝大多数是独派。近年来两岸和平交往，已由互不信任改为互相承认，官方交往已不再是白手套。最近，台办主任与陆委主任互以官衔称谓。但是，这并不彻底。大陆依旧把台湾总统称为地区领导人。实行联邦制将促进两岸统一的实现。这样做既不是并吞——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分裂——一方宣布独立出去，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特别是台湾作为一个特别邦，可以重回联合国，恢复其会员资格，充分满足台湾扩充国际空间的要求。有人说这样做我们是否让步太多了？古人说，如欲取之，必先与之。和平统一对中国太重要了。这将冲破美国防堵我国的第一岛链，我们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多。其实这样安排，由于美国的阻扰和台湾独派的反对，台湾还不一定买账。如果真如此，我建议两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先组成邦联，过度一段时期后，再考虑成立联邦。
    总之，我国如能通过修宪实行联邦制，不但使我国做到中央和地方分权制衡，而且一劳永逸的解决藏独、疆独、港独、台独的问题，使我国成为一个和平统一，各民族平等和睦的强大的民主国家。

    2014年3月31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pr 28, 2014, 6:19:31 AM4/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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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伟：政改研讨触及党的高层领导制度——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十三

    Posted: 27 Apr 2014 11:07 PM PDT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三篇。 

    中共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基本没有正常过。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党内高层的机构运行仍然算不得正常。所谓党的规则，在中共只有党章。中共十二大后，党章只规定了党代会、中央委员会的会期，和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如何产生，但没有规定多长时间开一次会以及如何运行和表决程序，所以可以说是没有规则，也就谈不上违背规则。此时，虽然和毛时期比，有进步，代表大会和中委会总算是能按期召开了，但常委会、政治局会由于没有规定，所以就还是随领导人的意志，领导人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
    在中央常委内部，由于邓小平、陈云的意见经常相左，"两个聋子"（邓小平语）相互很少见面，常委会很难开得起来（当时开常委会没有规律，要看邓、陈的心情。大概每年三至五次）。 党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处理，重大问题报请邓小平、陈云决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都缺少必要的运行规则和程序。胡耀邦辞职后，中央常委中三位老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不管日常事务，前台只剩了赵紫阳一个人。邓小平只好指定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等组成"中央五人小组" （这是一个完全非正式的小组，由邓小平指定，代行常委职能，决策地位比处理日常工作的书记处要高），暂时代行中央常委会的部分职能。为了安排十三大的人事，又成立了一个由薄一波負責的"中央人事安排小组"，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这样一来，中央高层机构的运行就更显得没有章法。
    早在1984年的时候，赵紫阳就曾经写信给邓小平、陈云，提出趁老一代领导人健在的时候，在中央的政治生活中建立起必要的规则和制度（邓、陈当时就此并未表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后，显然，赵紫阳认为建立这方面制度的时机到了。特别是十三大即将召开，如果不在这个时候就把党的高层组织机构改革提上日程，那也许一等又要五年。所以，他要鲍彤组织人"集中议一下十三大的改革问题"。
    1987年1月5日上午，中央政改办按照赵紫阳的要求，开会讨论十三大的改革问题。老鲍交待与会人员：这次讨论的问题，事关中央最高层的改革，只向研讨小组汇报，不向专题小组通报，也不向其他任何领导汇报。综合组要在室内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一份"补充汇报提纲"。
    这次会上，大家理出了需要列入汇报提纲的九个方面问题：即党代会代表问题、中央委员会问题、顾委问题、政治局问题、常委问题、书记处问题、纪律问题、市管县与地委问题、总的问题。至于不同机构的人数、提名与选举办法、十三大的程序等问题，都归入上述问题。然后，鲍彤决定把这些问题分成三摊，将现有人员分成三组，下午分头研究，由这三个组分别拿出意见。综合组孙方明、吴国光和我分别参加各组讨论，然后进行汇总，并起草"补充汇报提纲"。
    当晚，政改办再次开会，各组拿出了初步意见，在会上作了汇报。
    关于中央领导机构，重点提出了书记处的改革问题。李丹钢在汇报中说，现在的中央高层，实际上是五层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运行中实际上有两个代替：政治局代替了中央委员会（简称中委），书记处又代替了政治局，这不规范，也不利于长治久安。书记处会议实际上成了常委会议，议论的问题很广泛，担负了相当多的日常决策。书记处11名成员中 ，有四人是政治局委员，并兼任副总理。改革的建议有两条，或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把书记处变成政治局和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或是回到八大体制，取消书记处，设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各部去做。
    对这两条改革建议，经过大家讨论，最后决定汇报时拿出来的方案是前者，即十三大的书记处回到1943年的党章，成为中央的办事机构，成员人数减少，书记、总书记都不兼任政府职务，由政治局提名，中央全会决定任命，不经选举产生。而政治局要实现年轻化，每届至少应更换四分之一以上。中委的产生，应该实行差额选举，不搞预选。提名办法，大体上由现任中委数人联合提名即可。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人事变动，及中央机构变动，都应该通过中央委员会。有三分之一中委提出要求，即应召开中央全会。同时，要制订中央高层的工作条例，将各中央机构的职权与关系、运行方式制度化。
    关于纪检委问题，高山作了汇报，认为，纪委的改革，有三个方案，一是实行1949年时的体制，降格为部；一是改设监察委员会；三是在中委内部，推选一部分中委，成立常设的专门委员会。无论采用哪一种，其职能都要改，实行党政分开，纪委只履行党内纪律检查的职责。至于现在的政府机关各部、群众团体内设立的纪检组都应取消。当时，国务院各部委设立的纪检组有71个，占全部司局级机构的7.8%。鲍彤的意见，一是在国务院成立监察部 ，负责除党纪之外的政纪监察；二是加强机关党委的职能，解决政府机关内部党的纪律检查问题。对中纪委问题，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建议十三大上大幅压缩委员名额，精简其机构，并将其职能集中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上来。
    至于顾委问题，高山说，十三大是新老交替的大会，既要妥善安排老同志，又要有利于新班子工作，建议对中顾委委员资格作明确的限定。经过议论，大家统一的意见是：坚持邓小平1982年讲过的，设顾委是过渡形式，经过10到15年取消的方针。十三大从中委退下来的老同志较多 （当时测算能占到十二届中委的60%左右），统统安排到中顾委也不可能，因此，可以考虑实行两条规定，一是从年龄上加以限制，即除中顾委主任、副主任人选外，超过75岁的一律不再进入；二是资历上加以限制，即只有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或1942年以前入党并担任过省委书记或部长职务的同志，才能进入中顾委。省级顾委也应该参照上述精神作出相应规定。市以下顾委，应该考虑十三大后全部撤销。
    关于十三大的代表"比例"问题，大家的意见是，十三大代表名额已经下达，似不宜变动。但考虑到各选举单位尚未召开党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建议尽快拟定一个选举规则下发，着重考虑：除各自治区选出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应具体落实外，一律不再"戴帽"下达到选举单位；实行差额报批，差额选举。
    十三大的中委选举方式，会上有三种意见。一是由大会主席团与各代表团协商提出差额候选人，经主席团通过，实行差额选举；二是实行差额的条件尚不具备，仍实行等额选举；三是考虑到差额选举对健全党内民主好处甚多，十三大就应有所改革，建议各代表团预选本团中委候选人时实行差额，但在大会选举中实行等额选举。对这三种意见，多数人倾向第一种（即差额报批，差额选举）。
    另外，这次会还议到了十三大恢复代表常任制问题、组织大会发言问题、修改党章问题等。
    1月6日上午、1月7日下午，政改办又开了两次会，继续讨论了十三大的改革问题。经过数次讨论、修改，十三大改革问题的"补充汇报提纲"基本成型。
    然而，就在这个提纲还未及定稿之时，高层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耀邦被迫辞职，赵紫阳被推到了代理总书记的岗位。中央的工作大都被纳入了反自由化的步调。赵紫阳开始忙于给反自由化划框框，防止扩大化。
    反自由化的风潮很快也波及到了政改办。大家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精力，传达，讨论有关文件，进行工作检讨。此后，又很快到了春节放假。当大家的心思重新回到十三大的改革问题上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987年的2月初。
    2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的后半段，在中南海继续举行。参加者除赵紫阳等中央研讨小组五位成员及办公室人员外，邓力群、高扬仍然列席。鲍彤代表办公室汇报了关于十三大上的几项改革设想和建议。赵紫阳和其他与会人员还是在汇报过程中开始议论。
    在鲍彤汇报到有关中央书记处问题时，赵紫阳说，现在书记处实际上是决策机关。党章讲是的处理日常工作的机关。将来，大问题留在政治局定，至少一个月开一次政治局会 （原来不定期，每年大致3－4次）。现在的书记处就可能成为管理日常党务工作的机关，是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了。这是个设想。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到政治局里，不一定在书记处。书记处成员也不兼政府工作。一个政治局会议，一个常委会议，定大事，书记处管日常党务、意识形态、思想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书记处的就可以大大减少，书记处的人数也可以大大减少 （当时是11人）。中央全会闭幕期间，代表全会、执行全会决定的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政治局不必那么多人，列席的也不必那么多 （列席人员不定，每次根据不同议题确定。）。赵紫阳还说，可以考虑书记处设两三人或者三四人，或者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书记处对常委负责，常委对政治局负责，政治局对全会负责。现在最常务的机关是书记处，恐怕这得改。薄一波说，不改不顺，非改不可。
    在鲍彤谈到理顺全会、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关系时，赵紫阳说，要体现全会的领导作用，包括每一个中委的作用，现在我们这点体现不出来。现在是开工作会议多，很难体现全会闭幕期间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对全会负责的精神。赵紫阳又说，中央全会也有个很大的矛盾，十三大中央委员 （十二大中央委员为210人）要做到减少很多，也有相当难度。人多了开会确实有困难，但人能少得了吗？这是个实际问题，候补委员（十二大为138人）大量减少，我赞成。候补就是等着补嘛。
    薄一波说，十三大就要把关系理顺，很不容易。现在与十一大、十二大的时候不同，人都老了，这一次要换。要使国际上看到我们是真正废除终身制。要退，或者半退，但有个问题是老的新的接不上，新人要选得准，中委太少了不行。赵紫阳说，中央委员从210人能减到150人，减下四分之一就是很大的进步了，候补中委最高50人，正式加候补200人左右，可以考虑这个方案。可以早一点提出来，先提到一波同志那里（中央人事小组），再提到政治局议一议。
    谈到党的领导机关年轻化问题时，薄一波还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今天小平同志讲，中委不能照顾，非选好不行。必须有50岁的、40岁的`，甚至更小一点的。40至50岁之间的更多一些。50岁以上的，要退50%以上。补上的，必须是年轻的。
    关于纪律检查委员会，赵紫阳说，可以肯定，不能搞一个与中央平行的机关。中纪委委员起什么作用，讨论案子吗（当时中纪委和现在一样是党政不分的，主要管查案）？薄一波也说，如果真正上了轨道，有两高、监察部、审计署，纪委的职责究竟是干什么？赵紫阳强调，首先是要明确在党政分开与法治的新情况下，中纪委的工作范围是什么，程序是什么？人数在薄老那里研究了，七八十个也可以，主要问题是职责范围，党的纪检部门与两院、监察部门等要分开。要研究工作范围和机构设置的问题，还有工作程序。赵紫阳问，现在每个部都有纪检组，怎么办？邓力群插话说：绝大多数人主张取消。
    鲍彤重点汇报了中委选举问题。当谈到差额候选人提名方式时，赵紫阳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一个月前会议的上半段时，研讨小组已经一致同意，候选人实行差额报批），就是在笼子里有选择余地。当谈到中央领导的提名方式时，赵紫阳说，我有一个根本的想法，既不划分选区，又不搞竞选，那为什么要把中央领导人分到下面去提候选人呢 （前几届党代会选会议代表时，中央政治局成员都要分配到各地去"选"，实际是指令性的）？干脆由上届中委提出候选名单不就行了吗？比如把我分到四川，我又不到那里竞选，这有什么意义？如果搞竞选，那干脆划分选区。赵紫阳建议，可以规定，上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名正言顺是下届的当然代表。他强调，凡是需要保证的，就用别的办法保证。选举的就要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不要混在一起。现在这种选举，大家都明白是形式，青年人不满意就闹事 （指1986年底的学潮）。
    赵紫阳最后归纳大家意见说，中委选举，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由主席团提出候选人，本团提出的中委候选人则只限制在本团工作的人。加在一起，成为整个候选人名单 （此前中央领导人也要分配到各代表团提名，实际也是指令性的）。这一次十三大只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上届中委是不是当然代表的问题，将来可以研究。上面的候选人尽量不要往下分，这可以作为一条原则。
    这天的会议除了十三大的议题，赵紫阳还特别谈到了扩大社会民主的问题。他提出，究竟能扎扎实实的干点什么事，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提法，苏联东欧把群众参加管理叫自治，我们提社会主义民主。是不是也用"自治"这个词？要研究。我们要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人民要求民主是一个潮流，我们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给以满足。这方面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事？总的指导思想是基层民主非扩大不可。我们要有两手，否则基层一些干部就要压制民主，好像所有正当要求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将来在十三大报告中，要有相当的篇幅来讲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怎么搞，在哪些方面要做些什么事。
    赵紫阳提出，与此有联系的，是工会问题要好好研究。工厂里，政治工作靠党委一个渠道不行，工会也要发挥作用。工会不能总和本单位的党一致。批判工团主义使我们失去了一个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会成了党的工作部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学校的学生会问题也是这样。党包揽一切看起来好办事，实际上办不到，也对党不利。党政工团各司其职，大方向上一致，相互之间有点矛盾，我看好。有许多利益要协调，绝对一致，群众有意见。完全没有一点矛盾，不一定是好事。
    赵紫阳进一步阐述了基层民主的重要性，他说，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是个大目标，要把基层民主，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鲍彤插话：一头一脚，一个是党内，一个是基层。）薄一波说，我赞成。我们党在基层，不大注意维护工人的利益，脱离了群众。我同意紫阳的意见，在工厂里工会就是要维护工人利益，就是要为工人说点话。学校里学生会要代表学生利益，只讲官话不行。
    赵紫阳又说，现在基层里确实矛盾很多。现在人民对我们党的意见这么多，一是"自由化"的影响，另外基层确实有一些很不象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自己监督自己是很困难的。过去是党委最高，无人监督。现在是厂长负责，也有这个问题，人民受压抑。过去注意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现在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问题。许多事处理不公，人民不满意，还没个说话的地方。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
    最后，赵紫阳还补上一句：反"自由化"，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从此不讲民主、不讲自由了。这点要说清楚。薄一波补充说，两方面都要讲清楚。会后，赵紫阳委托鲍彤和办公室按照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向常委的第二次报告》。2月13日，报告稿经过赵紫阳审阅后，以研讨小组五位成员的名义，报送给了中央常委。在10个月以后的中共十三大上，这次会议提出的党内高层政治生活走向制度化的意见，除中纪委的党政分开问题、驻国务院各部的纪检组撤销问题等，多数被采纳。

    本系列其他文章：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吴伟：党政分开必须从改革组织制度入手——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十二

    Posted: 27 Apr 2014 11:00 PM PDT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二篇。

    第一次向研讨小组汇报之后，政改办研究工作的重心，仍然是研究党政分开问题。而要实行党政分开，不仅仅要讲党的转变职能，更重要的，是要有组织形式的改革加以保证。研讨中大家都感到，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中央和省级的领导体制。这方面不有所动作，其他改革很难展开和深入。
    1986年12月27日上午，政改办召集例会，主题是：党内民主和党内高层的制度改革问题。次日晚，鲍彤在325小会议室，紧急召集孙方明、吴国光、黄海和我几个综合组的人开了个会。鲍彤说，紫阳确定，研讨小组一月初要听一次党内民主问题的汇报。现在专题组的研究刚刚展开，还不成熟。我们办公室要研究一下，有几个什么急迫的问题需要汇报。现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硬件上动手不可，不然光搞软件，一遇到旧的组织机构就会碰回来。他要综合组先考虑一下，准备起草一个汇报提纲。
    29日上午，全室研究人员再次召开紧急会议。鲍彤向大家通报说，紫阳昨天上午讲到，元旦以后，要把十三大、七届人大与改革有关的问题汇报一次。这次汇报是我提出来的。这两个大会很快就要开了，不预做准备不行。今天我们就研究一下，有哪些问题特别急迫，目的是从实际出发，有可能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先提出来，不要考虑与现行规定冲突不冲突。思想上不通我们可以做思想工作，但组织上不行，要做调整。软件硬件都有，关键还是硬件。
    在这几次会议上，陈小鲁、黄海在前几天办公室分组对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主题发言。政改办的同事们又做了补充。
    鲍彤在大家谈过之后，也谈了他的看法。鲍彤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硬件。如党政分开，是权力、职能、机构、方法上的分开，但关键是组织机构的分开。仅仅提出职能分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权力分开的提法太敏感，也不确切。组织机构十分重要，实际上是一切成规的固定化，是载体。
    鲍彤进一步说，党政分开，关键在各级党委。他建议，中央的先不说，省以下各级的常委会可以考虑取消，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只设一到两名副书记、十几、二十名委员，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这样，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市长、副市长可以多开会，具体事务放在政府。全委会的书记不由中央和上级提名，由全委会选举，报上级备案。书记只管党务和召集会议。市、地、州、县可以立即取消常委会，省一级涉及干部调整，可以考虑有个过渡。
    鲍彤还说，民主这个题目，必须从制度着手解决。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选举。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监督就都好解决了。一个省的省委委员不能自己选出书记，还要上级来提名，那我们这个党的水平也就太可卑了。省委书记选的准不准并不涉及全局，只是地方性问题，可以设想，五年解决到县一级，十年解决到省。这样，党内民主监督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12月29日下午，综合组开会，在这几次会议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汇报提纲的初稿。晚上政改办再次召集会议，对这个初稿进行了研究。讨论中，许多同事提出初稿中的内容太过庞杂，有些面面俱到。鲍彤表示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我看这次汇报，重点是解决地方党组织的形式问题，和选举问题。如市县级可不可以不设常委，代表大会人数是否可以减少，这些都关乎党政分开的组织形式。关于党内民主，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是首要的。基层组织明年自己选怎么样？县一级五年以后可不可实行民主选举？他特别强调说：组织形式不解决，党政分不开；选举问题不解决，党内无民主。
    会上，也有不同意见。贺光辉（中央政改办负责人之一，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就提出，按照鲍彤的改法，那"省委就不处在领导地位了"。鲍彤反驳说，"不对，是省委书记不直接领导省政府了，省委还是领导的，因为政府领导人是省委委员，是共产党员。"贺光辉又针对选举提出问题："基层选举如果选出了方励之这样的人怎么办？"鲍彤回答说："方励之如果不够党员条件，可以开除他。如果够资格，那就不能剥夺他的被选举权！"鲍彤强调，社会上不同的利益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有不同利益，必然会表现出来。说是全党一致，全国人民一致，实际上是有不同利益的。要承认这种不同，通过制度的方式让它表现出来。
    1987年1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南海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听取办公室的汇报。到会的除了赵紫阳等研讨小组的五位领导人外，还特邀了邓力群、高扬（原河北省委书记，此后不久任中央党校校长）二人参加。其他各专题小组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邀请不是研讨小组成员的邓力群参加？笔者和许多同事一样有此疑问。可几天后，当我们了解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治态势之后，也就释然。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时候，胡耀邦已经在邓小平和老人集团的压力下提出辞职。反自由化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已经展开。而反自由化的主将，就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力群。我理解，紫阳此时要邓力群列席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的会议，大有深意，也许是要当场听听邓力群的意见，以便将可能出现的"政治改革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类的指责化于无形。
    会上，鲍彤代表政改办作汇报。赵紫阳和与会的其他人员仍然是围绕汇报，夹叙夹议。
    当鲍彤谈到建议取消省以下各级党委的常委会时，赵紫阳问：我们现在有没有专职常委？专职常委指省以下各级党委常委会中不兼任政府或其他国家机关、政协职务的常委。赵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担心如果取消地方各级党委的常委会设置，会有较多干部需要安置。
    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曹志答：很少，全国只有几个。
    赵紫阳说：哦，那么涉及干部安置的人就不多了。在市一级日常矛盾少一点，交通也方便，开全委会比较容易，省里要经常开全委会怕是不行，像新疆，南疆、北疆那么远，日常工作就难处理，不好办。如果全委会不常开会，就不光是日常工作的问题，比如干部问题，就是大事。市里可以搞的简单一些，现在常委经常开会，也没有那么多大事可议，就议很多具体事。另一方面，就是如果没有常委会，权力就集中到书记手中了，这好像也不行。
    赵在这里担心的，是如果在省一级取消常委，由于地域过广，省委委员人数都是几十人，又分布在全省各地，经常开全委会有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设常委，全委会又开不起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书记专断了。这不符合加强党内民主的方向。
    邓力群说，可以减少全委会人数，搞个十几个人。
    赵紫阳说，全委会要真正发挥作用，人数要少。
    赵紫阳考虑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市里肯定可以取消常委，县里也可以，省里还是需要研究。市、县搞那么多层次干什么？
    邓力群插话说，解放初期县里一般没有常委。薄一波说，历史上的情况要考察一下。过去省市也只有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后来省里也成立书记处，加上宣传部、组织部，进城以后又有统战部。党政真正要分开的话，就不能搞的人太多了，人越多越办不了事，一个和尚有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你们的想法很大胆。赵紫阳接着说，扩大委员的人数，本来是为了扩大民主、发扬民主，可是实际上人一多，反而无法发扬民主，不好议事了，后来就变成了安排。
    薄一波提出，地委是不是一级？许多地方没有条件，不能够搞市辖县，地委一级的职权相当大。
    赵紫阳说，地委实际上是一级。为什么地委有八九个委员，不设常委就可以办事，市一级就不可以这么办？一搞市管县，地变成市了就要设人大、政协等，还要设常委。既然地委可以不设常委，市里就一定要设？为什么不能只设七、八个委员？
    田纪云提出，关键是省市委管不管干部，管干部就要经常开会研究，那就不能总开全委会。鲍彤说，监督干部要靠别的办法。
    鲍彤在汇报中谈到建议取消党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党组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同级国家机关、大型国营企业中的派出机构，实际领导政府部门和所在单位的工作。是党委控制政府部门、国企，"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组织形式。各级政府中党组的委员会制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冲突，是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行政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薄一波说，不设党组我赞成。党外人士可不可以当省长？包括中央部长，多一点不可以？谁说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当官？（鲍彤插话：我完全同意。毛当主席时，有十一个正副部长、两个副主席是民主党派。但不能勉强。）现在共产党把官位都占了，又要搞点民主，就搞比例，搞了些劳动模范、少数民族等等。党政分开以后，共产党的领导应该在哪一个方面表现？要讲明确。只有党员才能做官，就是党的领导？那是党员专政！而我们不能是共产党员专政，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鲍彤的汇报特别强调了选举改革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实行差额选举，取消代表比例，改革提名制度等等。这时赵紫阳强调，选举制度，一个是基层选举，一个是全国选举。基层选举确实值得注意，不仅是县级选举，也包括学校。选民一定要认识你，否则不如不选。省一级，可以通过代表会选举，基层可以直接选举。要解决代表性问题，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指派、特邀就是了嘛。指定选举，搞到基层不行。
    邓力群插话说，中科院搞差额选举，在所里实行非常好，在院里就很难搞得好。因为所里的人都相互熟悉。
    赵紫阳说，代表比例这个问题很大。你要选举，又搞个比例，我们也会反感。你要搞比例，可以在选举之外另特邀一些代表。如果每个单位都搞得那么细，比例规定的过死，怎么选举？是个嘲弄嘛。现在学生闹事，当然是自由化泛滥，受西方民主影响，但是我们的选举办法也实在太出格了，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就做不了主，这不行，要改革。选举也搞指令性计划，流弊太大，引起反感。
    赵紫阳说这次十三大的代表选举也要改革，不能再搞比例，那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对他们的愚弄。薄一波强调，紫阳是实事求是的。不要有条条框框，要适合我们的发展阶段，按实际情况办。
    这时，胡启立举了安徽一家食品厂的例子来批评比例代表制，说，那个厂子只有400多人，被要求选两个少数民族人士当人民代表，全厂只有4个回族人是少数民族，这4个人的表现恰恰又都不太好，厂长只好站在票箱前喊，凡是投汉族票的无效，结果一半人弃权。赵紫阳评论说，出发点是好的，办法很笨，效果不好。胡启立则说，这个问题不过关，明年会出大事情的。
    赵紫阳说，这次要你们提前汇报，就是考虑到十三大的问题。代表的名额已经分下去了，回头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能不能改进一下。接着，赵紫阳又补充说，选什么人上面不知道也不行，候选名单还要上报，只是推荐候选名单，但最后一定要服从选举结果，服从选举人意志，不能再用任何办法强奸选举人的意志。
    赵紫阳提出，另一个问题是差额选举，怎么报批好？实行到什么层次？这时，胡启立建议，报批的名单就是差额行不行？鲍彤马上赞成，说是个好办法，办得成，行得通。笼子和鸟一般大没法飞，是等额选举，笼子比鸟大一些，是差额选举。赵紫阳也赞成差额报批，说，可能是个好办法，群众可以在十五个人当中选十个。现在搞民意测验，就是要看看人们喜欢哪一个。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通过选举来尊重民意？可能有些结果不那么理想，也可能更理想。其实，哪个同志都是好同志，为什么一定要选这个不要选那个？选择范围大一点也是可以的。有些事上级不一定看得那么准，笼子大一点好，选举的机会均等，选谁是谁，并不是哪个人是陪榜的，都有机会。这样更可能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中共各级党代会代表和各级党委的选举，自毛泽东以后均是由组织部提出等额的候选人名单，经上级党委批准后，实行等额选举。在这个时候要想根本改变，完全实现由选举人自由提名是根本不可能的。此时鲍彤提出、赵紫阳同意的候选名单差额报批、差额选举已经是一大进步。）
    赵紫阳又进一步阐述他对差额选举的想法，说，省长提名副省长，干脆提两个候选，由人大代表表决，你可以选择嘛。这不影响党的领导。这个办法可以考虑，又是差额选举，又是事先经过领导批准的。然后赵紫阳强调，我们现在的选举一定要改革，不然会出大问题的。选举变成指定，还不如不选。你要让他选，又不让他作主，不行。
    赵紫阳提出，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十三大，你们汇报提纲里也没有讲。我考虑无论如何今后要发挥中央全委会的作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常委之间，今后要更好地发挥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称）的作用。围绕发挥全会作用，全会的组成在十三大要不要有所改革？这个问题政治局要讨论，政体改办也可以议论一下，提一些办法和建议，比如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点好。还有，现在的组成格局，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不光是个年龄结构问题，还有你们的提纲中讲的代表问题，委员、候补委员的问题。
    对于紫阳提出的问题，鲍彤建议说，中央候补委员不需要那么多，中央委员100人，候补委员20人。要改变一个观念，省、部领导不一定要进中委、候补中委。赵紫阳赞成并举例说，八大之后江西的杨尚奎同志，一直不是中委，当时的解释就是说，省委第一书记不一定是中委。这要变成习惯。
    对于政改办建议的削减委员和代表人数，赵紫阳评论说，中国的人大现在只能开群众大会，（全国人大有代表近3000人）就是改到1500人也不能半年开会，半年休会。有那么个大会堂，干什么用啊。王汉斌插话说，当初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时，就是根据大会堂的座位来定的，坐满第一层。赵紫阳说，人大的改革时间比较充裕一些。薄一波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办。要把一些人拿下来，要做许多工作。一些不合理的东西，考虑到实际情况还很合理，要慢慢来。赵紫阳继续说，我的意见是要把常委会建设好，扩大，不再安排荣誉性职务，可以在实际上真正起到人大的作用。另外，每年再开三千人大会，体现人民大团结。后者是形式的，再加上前者，不是形式的，不是更好吗。常委中要真正增加一部分能议事的人，提高素质，这是真正的议事机关。说人大是橡皮图章，应该是人大常委会的橡皮图章，而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橡皮图章。
    会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还有些内容没有来得及汇报。赵紫阳宣布休会，"先到这儿，找时间再议。"赵紫阳又对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说："你们可以找几个同志，集中议一下十三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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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王丹：國民黨為甚麼拉不住年輕人

    Posted: 27 Apr 2014 07:07 PM PDT

      這次太陽花學運導致的最大的一個後果，就是國民黨和馬英九總統，與幾乎整整一個世代的年輕人結下了梁子，成了冤家。最近的民調，馬英九的支持度在年輕人群體中，已經跌到了八趴左右。這對國民黨未來的發展當然影響甚巨。我想馬英九總統和國民黨高層大概也看到了這個可怕的後果，所以才急急忙忙地召開號稱傾聽學生意見的會議。可惜的是，會議的參加者都是國民黨自己培養的青年，本應有的對話變成了加油打氣的取暖大會，場面固然溫馨，但是毫無意義。

      其實，國民黨也不是不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能否拉住年輕人，關係到這個政黨是否能夠延續自己的生命和活力。他們保留一席中常委給青年團成員，就說明他們了解這一點。他們也舉辦了各種各樣的活動，試圖吸引學生參加，有些活動也算有一定成效。但是不能不看到的是，總體而言，國民黨就是拉不住年輕人。我在大學教書，最清楚這樣的境況：現在的大學生中間，公開表示支持國民黨，根本就是一件需要勇氣的事情。當然，民進黨的情況也不妙。但是，國民黨的情況更不妙，這是毫無疑問的。

      這次太陽花學運中湧現出來的學生領袖，無論是陳為廷的個人魅力，林飛帆的沈穩幹練，還是吳崢的辯才無礙，確實給學運加分不少。反觀支持國民黨的方面，屬於年輕人的層面，就只有一個王炳忠，至於他的表現，矮油，還是不說也罷。

      國民黨花錢出力，又擁有龐大資源，為甚麼就是拉不住年輕人呢？

      首先當然是理念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太大，我們這裡不說，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對於年輕世代的態度問題，就是他們跟年輕人，真的有了代溝。換句話說，他們聽不懂年輕人在說什麼，也不知道年輕人在想什麼，他們坐在冷氣房裡，完全無法進入PTT的鄉民世界。他們與25歲以下的這個世代，完全脫節了。

      我來舉個例子：當初陳為廷在立法院砲轟教育部長，其實完全沒有帶任何一個不雅的字，只是態度嚴厲而已，立刻就成了不得了的事情。親政府媒體的大幅報道聚焦在"禮貌"問題上，立法院副院長跳出來表示痛心疾首，整個社會的輿論至少在一兩個月中，都是圍繞著"不禮貌"二字。從政府到媒體，再到社會輿論，整個大失焦。完全不去關心陳為廷和學生們為甚麼"不禮貌"，也不關心他們"不禮貌"是否代表年輕世代的集體情緒，更不去區分"不禮貌"和"不理性"的分別。現在反過來看，其實，那樣的"不禮貌"已經是警訊了，但是政府，執政黨和媒體，根本渾然不覺。

      當陳為廷他們攻入立法院，大家才知道代誌大條了。這一次學生的行動其實更加"不禮貌"一百倍，但是大家都閉嘴了，都不說"不禮貌"了，連馬英九都出來肯定學生的關心社會的熱情和理想了。顆顆，早幹什麼去了？！

      不懂鄉民的語言，不了解這個世代的壓抑和絕望，卻去斤斤計較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是有禮貌。都已經民國多少年了，還在用這樣的陳腐的禮教來要求年輕人，來判斷年輕人，來凌駕年輕人。這樣搞，拉得住年輕人才怪！
    ——苹果日报

    杨继绳：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

    Posted: 27 Apr 2014 06:53 PM PDT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３０〕"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３１〕，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３２〕，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３３〕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３４〕，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历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１９８１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１９８１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３５〕把毛泽东１９５６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服众的。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３６〕。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３７〕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１９６９年４月以后形成的，到１９７１年９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所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１９６７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N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３８〕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

    ——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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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 29, 2014, 6:18:55 AM4/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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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中国睡狮论或为革命党人推翻清帝制的鼓动宣传

    Posted: 28 Apr 2014 11:51 PM PDT

    拿破仑关于"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的所谓"名言"，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近百年来，许多中国人都喜欢用"睡狮"来比喻或形容积贫积弱、蒙昧守旧、苦难深重，但却又潜力无限、崛起腾飞的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曾强调指出："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如今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却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习主席的上述讲话一经传出，拿破仑的"醒狮"论，便再次成为中国媒体和网民热议的话题，但"醒狮"论在中国，也一直受到不少质疑和非议。例如，有分析人士认为，拿破仑生活在200多年前的法国，从未来过中国，也没有密切接触过中国人。假设拿破仑真的说过这句话，考虑到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这句话要想传到中国，只可能是如下三种途径：1. 要么是拿破仑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2. 要么是接触过拿破仑的人，在其著作中提及，3. 要么则是连续不断地口耳相传。
    作者司马当的文章《分析爱国主义忽悠的常见类型》中说，但是拿破仑留下的所有文字，都没有提及这句话，接触过拿破仑的人留下的著作，也没有提及。如果是"口耳相传"的话，能够流传到中国，那么必定首先在欧洲有大量的传播。但实际上，这句话只是在中国广为人知，欧洲人对此了解甚少。用"沉睡的狮子"来比喻清朝末年的中国，最早应该出自于清末的革命党人。
    以下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1. 邹容（清末革命宣传家）在其代表作《革命军》中曾经提及：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2. 留日的同盟会成员创办过一本杂志，刊名就叫《醒狮》。3. 陈天华（同盟会早期会员）的遗著是《狮子吼》 4. 陈天华的代表作《猛回头》中也曾提及：猛狮睡，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那么，为啥清末的革命党人要用"狮子图腾"，而不用"龙图腾"呢？因为当时"龙"被视作满清的标志，名声比较臭，因此用"狮子"来取代"龙" 作为图腾，是清末革命党人顺理成章的理论选择。探究"醒狮论"误传的成因，拿破仑第二次兵败之后，二次退位，然后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在这段期间，拿破仑确实曾经发表过针对中国的看法。
    原话是：如果我是个英国人，我会认为那些鼓动和中国开战的人，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英国会被打败，也许一场印度的革命也会随之而来。（出处参见"英文维基语录"）为了避免某些愤青拿这段话去意淫，大致说一下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拿破仑说这话的时间点是1817年。当时英国正在采用外交手段（阿美士德使节团）逼迫清廷开放通商口岸，两国的关系有点紧张。
    司马当的文章又说，拿破仑认为：如果英国贸然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必定惨败，甚至连印度都不保（当时印度是英国殖民地）。不过，就在拿破仑说完这段话不久，1839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轻松击败中国，迫使清廷签订《南京条约》。所以拿破仑这段预测，可以说是大错特错。综上所述，一方面拿破仑曾经预测过中国的牛逼（可惜当时的预测完全错了）。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不断用"醒狮/猛狮"来寓意中国。所以后人便把这两者嫁接到一起，就变成了拿破仑版本的"中国醒狮论"。
    作者李悔之的文章说，拿破仑"睡狮"典故的由来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公元1816年，英国贸易使臣阿美士德出使大清国商谈贸易，但嘉庆皇上却不以为然，声称"抚有四海，物产丰盈"的天朝上国，无须与西洋莞尔小国搞什么贸易……。激愤无奈之下，阿美士德返国，准备请求英王以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归国途中，阿美士德经过圣赫勒拿岛，登门求见被关押在此的一代枭雄拿破仑。
    得知阿美士德的中国行遭遇和回国后的打算之后，拿破仑当时曾警告说："要同这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蠢事"。前些天，一篇《拿破仑未提"中国睡狮" 系革命家宣传所用》的文章，曾在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转发。文章认为：拿破仑关于"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之断言，是上世纪初媒体、文人、革命宣传家，人为嫁接的政治寓言，其实拿破仑本人并未说过。
    然而，为何"睡狮"论的创作权，最终却落在拿破仑身上了呢？文章作者认为，或许是因为拿破仑乃盖世枭雄，名气最大，能够起到最大的权威效应吧。不过，这次网络上围绕"醒狮"话题的争论，最大分歧并不在于拿破仑是否说过这句话，而是对"睡狮论"本身是否客观准确，所存在的尖锐分歧和对立。多数人都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表示强烈认同；但也有不少人却对此冷嘲热讽，说中国是一只"病猫"，充其量不过是头纸老虎而已。
    赞同"睡狮"论的理由是：汉唐之时，中国与罗马分别是世界上最强盛的两大国家；既使到了北宋和明朝万历时期，中国的GDP也都曾占到世界的80%；只是到了清朝嘉庆皇帝之后才渐渐衰落了。而冷嘲热讽的一方则认为，在信息极不发达、统计条件极为落后的古代，硬说中国的"GDP占世界80%"，未免太可笑，太夜郎自大了。还有，以GDP论英雄的做法很不靠谱。
    因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最重要的依据并不是什么虚幻的GDP数据；也不仅仅是军事、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是制度的强大、公民精神的强大、国民意志的强大；还在于社会公平正义是否得到高度彰显，是否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伟大理想！而过去两千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国要么是"国富民穷"、"国强民弱"，要么也是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
    间或出现一个什么所谓的"盛世"，也都是统治者自已人为粉饰、并且昙花一现的的伪"盛世"。真正"国强民富"的强盛时代从来就没有过。正是因为公平正义的缺失，才导致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悲惨宿命，中华民族从来都难于形成巨大的凝聚力。近百年间，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皆视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甚至许多中国人也自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
    李悔之的文章又说，确实，"中国人历来是一盘散沙"。但这种"一盘散沙"的责任却并不在于普通中国人，而在于宗教缺失；在于皇帝老儿或者薄仁寡义，或者昏庸无能；更在于苛政猛如虎，官吏贪得无厌；在于社会公平正义尽失、国家归属感全无！但纵然这样，一旦外敌侵犯之时，中国人大多时候都能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正如韩寒所言："统治这个国家是幸运的, 统治者犯下很多错, 人民却依然相信那只是奸臣所为, 并始终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抱有耐心和期待"。
    那么，中国究竟是"睡狮"，还是"病猫和纸老虎呢"？文章作者以为，关键在于置身于何种制度。如果选择一个严重扼杀思想自由，严重扭曲、摧残人性的制度，纵然"睡狮"睡来，也只能呈威一时，很快将成为一只纸老虎、死老虎，最后成为一只"病猫"。香港、台湾和海外数千万华人华侨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置身于一个思想高度自由、个人权利得到法律充分保障的制度，凭借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世界第一的优势，中国必将成为一只永恒的"威武之狮"！
    作者孙玉良的文章说，最高领导人说，如今"中国这头狮子已醒了"，但醒来的狮子就真的很强大吗？没看出来。究其原因，国内老百姓备受贪官污吏的压榨，国防外交也一再受到日本、菲律宾、越南等蕞尔小国的欺凌，何强之有？而且，作为十三亿分之一的狮子之毛，我一点也"自毫"不起来。尽管中国的GDP世界第二了，但除了因为"爱国"而像阿Q同学一样高兴外，又常常因为拖了国家的后腿而烦恼。
    我的生活，除了因"被平均"而芝麻开花，又常常因为小日子捉襟见肘，而倍感失落。我不得不被动反思：领导说中国这头狮子已醒了，你醒了吗？知道地沟油危害食品安全，但有人还在造，他们没醒；老人倒地没人扶，不扶的人没醒；被扶的人讹诈扶人的人，他们也没醒。新闻联播不说真话没醒，人大代表充当举手机器没醒；有的人处处设防处处设置敏感词，不让醒……。
    狮子醒了不只是一句口号。如今中国大地己经满目疮痍，人们生活在雾霾满天的空气里。我早就想醒了，但你让吗？最可怕的事实是，醒来的狮子，如果发现自已被关在笼子里，你想他会怎样呢？

    李兆富：抵抗大陆文化 香港需输出价值和信念

    Posted: 28 Apr 2014 12:12 PM PDT

    梁振英与宋林（右）

    近日中港矛盾议题，又回到自由行随街大小二便的文化冲突。坦白讲，随街方便的游客固然令人觉得污秽，但制度上的同化，才教人担心。

    一直以来，大陆要靠香港这个窗口，面对世界市场。除了因为大陆的党政既得利益不愿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大陆一直未能发展出一套法治文化。法制要健全运作，除了有赖独立司法制度，更需要社会对整个规范的信任和尊重。

    我不想针对大陆人。可是，两地文化差异，一定会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例如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的案件。上星期三，廉政公署才取消宋林的道德发展谘询委员会主席资格，原因是这位中国企业协会兼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被记者先后在微博踢爆，然后中纪委将他拖下马。

    大陆打贪，很难分清究竟是公义得到彰显，还是政治权斗。在香港政商与大陆接轨时，权斗和贪污也由上而下渗透入来。整件事，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是一个没有透明度的最高权力机构有人说了算数。

    香港，就是这样越来越受大陆影响。

    在上一届特首选举，宋林为特首梁振英拉票；之后，宋林又得到特区政府颁发太平绅士的衔头。虽然不是甚么有实在利益的交换，但是大陆权贵在香港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在宏观政策上，最近几年，香港的财金官员，亦不断强调人民币国际化和商品交易；有理由相信是北京有令，港官不敢不从。

    每次政府说要推动发展金融产品，我都不禁要问：「既然大家都假定金融业中全是贪得无厌之徒，利之所在必然前仆后继，甚么金融产品，又何须衙门里不食人间烟火的官爷大费周章？」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最大分别，就是前者顺其自然，后者总是要勉为其难。

    讲到金融产业中的勉为其难，头号梁粉兼行会前成员张震远的香港商交所，自去年五月爆煲，最新发展是今天正式被清盘；而香港商交所三名高层，也在两星期前被定罪。主审裁判官更表示，商交所前主席张震远可能是疑犯。

    普通法下，任何人一日未被定罪，都算是身家清白的，这是法治的优势。没有法治，资本主义也不可能运作下去。

    话说回头，有人说大陆的一套是资本主义，那是将资本主义和机会主义搞乱了。

    当商交所案的第一被告戴麟懿在自辩时说：「到底边间银行、金融机构或有钱人被骗？……香港的法律公义在哪？」明显，这位内地人不明白香港的一套。或许，在某些地方，骗徒要得手才算有罪；所以，在大陆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皆因制度鼓励机会主义。

    当政治介入市场，就难免会造就权力的投机。我相信这个节目的听众，对权力投机是甚么一回事不会感到陌生。曾几何时，有人说要是大陆越来越似香港，那就大家都有福；反之，假如香港越来越似大陆，那就是文明的灾难。也有人说，要守护香港，唯一方法是将香港围封起来。但我却天真地相信，香港的优势不是发展甚么人民币离岸业务，又或者港元债，而是要积极地输出我们的价值和信念，这样中国和香港才有救赎的机会。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丁一夫：一个康巴汉子的一生和理想

    Posted: 28 Apr 2014 10:59 AM PDT

    《一个西藏革命家》封面
    　由美国著名藏学家Melvyn C. Goldstein等执笔的《一个西藏革命家》，是平措旺杰的自传。平措旺杰是藏人中的共产党人，他参与了半个多世纪前汉藏关系的变化。最近读他的自传，读出了一些感慨。 
    　　 
    　　一，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藏人 
    　　 
    　　由于雪域高原的地理条件，藏地一向和外界比较隔阂。当上世纪初共产主义思潮席卷欧亚大陆，到处都在革命的时候，西藏却是一个例外，革命思潮被堵在了外面。平措旺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藏人中屈指可数的共产党人。他是怎么会成为共产党人的呢？ 
    　　 
    　　平 措旺杰1922年1月出生在巴塘。巴塘这个地方位于今日四川省西部，历史上属藏地三区中的"康"区。平措旺杰小时候，生活在巴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藏族 人，可是它远离拉萨，拉萨的政治权力到不了这个藏地的边缘地区。统治着巴塘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派出的汉人县长。这个四川军阀又和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权离心 离德。平措旺杰从小就给父母送到拉萨最大的寺庙甘丹寺，跟着当喇嘛的叔叔，为以后出家当喇嘛做准备，只是后来叔叔不幸早逝，才回到巴塘的家里。而此时的巴 塘，呈现出汉藏民族和中央地方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平措旺杰开篇说他的儿时巴塘，不是一般回忆录中温情脉脉的童年记忆，而是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矛盾之 下，汉藏之间的血腥冲突。就是这些冲突，让幼小的平措旺杰接触到了独立和自治的含义。他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叫格桑次仁（Kesang Tsering）的人。 
    　　 
    　　1932年，平措旺杰十岁，他说他一直记得格桑次仁回到巴塘的景象。格桑次仁骑一匹大白马，一身戎装，在十岁的平 措旺杰眼里神气之极。格桑次仁是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成员，平措旺杰有一个叔叔也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这次格桑回到家乡，是来完成国民政府交给他的使命， 在巴塘建立国民党组织。但是格桑次仁有自己的打算，他要利用这个使命，来推翻军阀刘文辉在巴塘的统治，把治权重新收到藏人手里。他要对付的是刘文辉在巴塘 的兵营。用的什么办法呢？他以国民政府派员的身份，邀请兵营里的指挥官赴宴，在筵席上下了他们的枪。 
    　　 
    　　 后来，军阀刘文辉派出的兵力，还是把格桑次仁赶出了巴塘地区，格桑次仁没有完成国民政府给他的使命，他也没有实现在巴塘藏人治藏的个人理想。但他从此成为平措旺杰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平措旺杰立志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受现代教育，有魄力有能力，为家乡谋福利。 
    　　 
    　　当时巴塘的汉人和藏人，中央和地方军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独特的纠葛局面。于是，"鸿门宴"的故事一演再演，成功概率仍然很高，其原因是，被邀请者除了赴宴，其实并没有别的更好选择。而汉藏文武官员之间的承诺，结盟，伪装，背叛，成了家常便饭。 
    　　 
    　　平 措讲述的儿时故事里，他的叔叔洛桑顿珠奉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命，在巴塘和刘文辉手下一个叫傅德铨的人发生冲突，特别血腥。洛桑先用鸿门宴扣留了傅德铨， 傅德铨发誓服从，骗得释放，又反过来扣留了当地一个著名喇嘛。最后傅德铨对藏人发动进攻前，他们举行了一个鼓舞士气的仪式，把一个藏人俘虏绑在柱子上，让 每个士兵用刺刀刺一刀，刺得不深，不把俘虏一下子刺死，但是每人的刺刀上都要沾上鲜血。这个人凄厉惨叫，于是他们堵上他的嘴，一直折磨到晚上才让他死去。 
    　　 
    　　正 是这些儿时故事，让平措旺杰相信，自己必须受现代教育。在这次事件以后，平措旺杰要求他叔叔把他带出去。他们赶着牦牛，从巴塘走到汉藏交界的打箭炉，再到 乐山，乘船到重庆，换船顺流而下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平措旺杰进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治学院，他进的是蒙藏委员会为培养蒙藏干部而特设的班级。该校学生一律 制服，军事化管理。在这里，平措旺杰学到了流利的汉语，还接受过蒋介石的检阅。 
    　　 
    　　抗战爆发后，平措旺杰随学校西撤。就在西撤的一路上，他第 一次看到了政府的腐败，民间的疾苦。年轻人对世间不公的愤怒，自然而然倾向开明的思潮。同时，日军的入侵，让平措旺杰心里澎湃着报国的热血。他说，他一方 面有作为藏人的民族意识，要为藏人推翻军阀刘文辉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有爱国热情，爱的是大中国。他和另一个伙伴决定要去报名空军。他们请假离校，前往长 沙。一路上没有钱，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他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切身体验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穷人的悲惨艰苦，富人的奢侈骄慢，富人对穷人苦难的麻木和傲慢，这 些刺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年轻人滋生革命情绪的温床。 
    　　 
    　　结果，他们没有当成空军，他在回校后对路途上见识贫富差别的一篇作文，却 引起开明思想的老师赏识，介绍他阅读政治书籍。由此，他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39年，他在重庆的藏人伙伴里组织了西藏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党，叫做西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平措旺杰是西藏共产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那一年，平措旺杰才17岁。 
    　　 
    　　二，解放家乡 
    　　 
    　　整 个四十年代，平措旺杰在展开革命活动，可是他的革命活动和当时的世界大势相比，规模有限。他们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都有过联络。他曾经前 往拉萨，打算在拉萨建立共产党组织，展开活动，可是不久就让拉萨的西藏政府驱逐出来。到1949年，解放军进军全国，他又一次返回家乡巴塘，建立了中共康 藏边区党工委和藏东青年团。在老家他组织了巴塘地下党，一开始有十个成员。他打算配合解放军，在康区的巴塘，理塘，德格，打箭炉等地组织起义，推翻刘文 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刘文辉，已经不是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军阀，而是国民政府将康区划出来，于1939年1月1日成立的西康省的省长，成了国民 政府的"自己人"。而蒙藏委员会培养出来的藏族干部平措旺杰，此时却成了共产党人，策动旨在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于是，在巴塘，两边人马是老对头，而在大 局上的站位，却已经全然改变了。 
    　　 
    　　 平措旺杰在40年代 
    　　 
    　　 
    　　平措旺杰的起义没有来得及举行，刘文辉就投降了。为刘文辉一方管治巴塘的官员刚好是平措旺杰的一个叔叔。于是叔叔把政权交给了侄子，政权在叔侄之间和平转移。巴塘就这样和平解放了。 
    　　 
    　　此时的平措旺杰意气风发。他28岁，已经是有十年革命经历的老革命家。他期待着一个新的时代将在藏人的康区开始，甚至将会在全西藏展开。 
    　　 
    　　此后有一天，他收到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报，要他立即到刚解放的重庆，向邓小平和刘伯承报到。他说，他为"我们在巴塘的努力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如此高层人士的认可而非常兴奋。" 
    　　 
    　　在重庆，他得知解放军第18军已经准备解放西藏，而他是共产党内汉藏两种语言都流利的最高阶干部。组织上要他随部队解放西藏，他的任务是搞好和藏族上层人士的关系，向他们做宣传，同时要让解放军了解西藏的文化风俗。贺龙和刘伯承还要他注意发现和培养藏族干部。 
    　　 
    　　他 为自己能置身于如此伟大的历史变革而骄傲，决心尽力而为。他的语言能力，他对藏人藏地的熟悉，确实是不可替代的。比如，他向邓小平提出，藏区粮食有限，部 队必须带粮进藏，切不可让部队自己就地解决粮草问题。又比如，他知道，搞好藏人上层关系，礼物很重要，于是他亲手操办置买礼品。他赶到打箭炉，召集以前地 下党的旧友，商讨怎样为解放军组织牦牛运输队。为了解放军进藏的第一仗，著名的昌都战役，仅仅为运送物资去巴塘，他就亲自组织了有十万多头牦牛的庞大运输 队伍。 
    　　 
    　　昌都一役，藏军几乎全军覆灭。在随后谈判签订著名的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措旺杰起了重要作用。 
    　　 
    　　 
    　　三，十七条的中间人 
    　　 
    　　平 措旺杰在18军攻下昌都后第13天进入昌都。他为战胜者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善待被俘的藏军官员，特别是藏军的总司令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这些战败的藏军 垂头丧气，心事重重。平措旺杰说，他为他们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同情"(felt strangely sorry for them)。在解放军一方，大概只有他一个人会有这种难以解释的同情。他建议说，既然要把西藏上层争取过来，就不能羞辱他们，要显示出尊重。不是把他们当 成俘虏，而是当成西藏政府高官，是准备与之谈判的人。 
    　　 
    　　他又是共产党一方唯一能够和阿沛他们沟通的人。他回忆说，他用了很多日夜同阿沛他们 长谈，谈苏联，谈共产主义，谈形势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那就是平等和宗教自由。那个时候，平措旺杰对此丝毫没有怀疑。他也向阿沛他们指明，西藏在军事上抵 抗中国是不可取的。他用了"鸡蛋碰石头"这个成语来比喻。 
    　　 
    　　随后，阿沛等致信拉萨政府建议谈判。平措旺杰回忆，这封信是他和阿沛他们讨论后，再三修改，让解放军王其美将军过目以后，才由西藏官员签署发出。 
    　　 
    　　平 措旺杰关于十七条谈判和签署的回忆，读起来非常微妙。在汉藏实力的大局之下，双方人士的反应和内心活动，恰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波涛汹涌。平措旺杰的身份是谈 判的翻译，其实却远远不是一个工具性的角色。他是认知上相差巨大的双方都能够理解和沟通的人。站在他这个位置上，他能够看到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事情。 
    　　 
    　　作 为翻译，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双方不同认知而产生的用词不同。藏方用"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说法，而中方只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说法。这种说 法不同，有时候会造成尖锐对抗，可是如果翻译能灵活一点，就能降低或消减这种对抗。有意思的是，平措旺杰回忆中说到中方的时候，说的是"我们一方" (our side)，而中方的谈判代表对他说起对方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说是"你们的人"(your people)。在某种意义上，双方都把他看成自己人，有时却又都把他看成对方的人。他到底实质上是哪一边的，就要看双方在具体情势下，需要他做什么了。 他以为，他的这种双重身份为两边都做了好事。他是真心的。可要是一个汉人就会小心，因为这样的双重身份很可能种下日后的祸根。 
    　　 
    　　十七条谈判最困难的是解放军进藏驻军的问题。西藏代表们尽其所能地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必要。他们内部也激烈争论。最终达成妥协的原因很简单，不管签不签，解放军总是要进藏的。签了意味着和平进藏，不签意味着武力进藏。藏方无力抵抗，没有别的选择。 
    　　 
    　　几 乎导致十七条谈判破裂的，却是最后中方提出的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的计划。中方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预先向藏方的阿沛打了招呼，阿沛却没有向西藏代表们通气。三 天后当李维汉正式提出的时候，西藏代表们就炸了窝。他们认为，这是解放军进藏后将取代西藏政府的一个计划，以前谈判所得到的自治条件都将化为乌有。而中方 认为，预先给你们打过招呼，你们没有反对，就是默认了，为何又出尔反尔。于是，李维汉发出了要西藏代表卷铺盖回家的威胁。解放军将用武力解放西藏。 
    　　 
    　　站 在漩涡中间的平措旺杰，没有把李维汉的"回家"翻译成"回西藏"，而是翻译成"回旅馆"。随后，平措旺杰以一个藏人的身份，在西藏谈判代表中展开了说服。 他解释说，这个军政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不是要取代西藏政府。而且，达赖喇嘛是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终于，平措旺杰成功地把双方又拉回了谈判桌。 
    　　 
    　　在十七条签署后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举杯祝酒："为平旺同志，为他对十七条协议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领着解放军进入西藏的人 
    　　 
    　　在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藏汉关系史上，拉萨的藏人给平措旺杰一个标签，说他是"领着解放军进入拉萨的人"。这个说法是有来历的。十七条签署以后，解放军终于越过 青藏高原，于1951年9月9日开入拉萨。解放军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八廓街上，他们抬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走在队伍前列的，是王其美将军和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身着解放军的军服。 
    　　 
    　　我们如今很难猜测，在观看解放军开进拉萨的成千藏人眼睛里，平措旺杰是什么样的人。而平措旺杰在那一刻，感觉 到的是自己投身在革命事业之中，这个事业是为藏族谋平等自治的，是为藏民谋开明和福利的。不幸的是，就在长途行军前往拉萨的路上，就显示出了党内藏族干部 和汉族干部在某些问题上的细微分歧，而王其美等汉人干部就已经开始对藏人平措旺杰产生怀疑了。 
    　　 
    　　在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之下，汉藏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引出处理具体问题的不同态度，如今，半个多世纪以后，读来意味深远。 
    　　 
    　　按 照礼仪，随解放军18军大部队进入拉萨的最高指挥官张国华将军，要正式拜会达赖喇嘛。这次会见非常重要，在北京时候就已经决定。李维汉告诉平措旺杰，张国 华离开北京以前，毛泽东私下召见张国华的时候，关照张国华，第一次面见达赖喇嘛时，要行三次"叩长头"礼。张国华将军显然不乐意对达赖喇嘛这个16岁的少 年行如此大礼，因为这样把自己完全卧平在地的"五体投地"的礼节，还要起来又卧下行三次，这对于不习惯藏传佛教礼仪的解放军将军来说，确实是一件为难的事 情。于是张将军对毛泽东说，对达赖喇嘛行个军礼是不是就可以了吧。毛泽东对张的态度感到有点生气，不客气地说，"张国华，你能为革命流血流汗，对达赖喇嘛 叩三个头又有什么关系嘛！" 张国华只好默不作声。 
    　　 
    　　在拉萨，临到了要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张国华还是不想行这个叩长头大礼，于是他对平措旺杰提出，你是藏族干部，你来做代表叩头吧。谁知平措旺杰对这个难题的反应是，"这对我一点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藏族文化的一部分"。 
    　　 
    　　达 赖喇嘛在后来的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里，提到了这次会见。他记得很清楚，随着解放军将军一起来的，有一个身穿藏人服装，戴着藏人皮帽的青年，一进来就行 了三次正式的叩长头大礼。"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显然是中方代表团的一员。后来得知他是翻译，是共产党的忠实支持者。我后来问过他，为什么他不像其他人 那样穿毛式服装，他好心地告诉我，千万不要以为革命只是衣着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平措旺杰的共产党人和藏人的双重身份，使得汉藏 双方在需要他的时候，都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在五十年代初的汉藏互动时期，平措旺杰见证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现场。1954年达赖喇嘛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他为 达赖喇嘛做翻译。中方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习仲勋，到张经武，张国华，范明等治藏军队干部，他们和达赖喇嘛的谈话，都是平措旺杰翻译 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比他小十多岁的达赖喇嘛交上了朋友。那些年，是平措旺杰工作如鱼得水的几年，他感觉，共产党人把他当成战友，而藏人的领袖达赖喇嘛 也把他当成心腹知己。两边都对他很好，两边都离不开他，而他也在尽力促进两边的互相理解，他显然认为，这种互相理解，对于革命事业，对于藏人的福利，都是 有利的。他感觉自己干得很值得。 
    　　 
    　　就在他这几年的回忆里，仔细读来，可以读出一些微妙的信息。从身份上来说，他属于共产党队伍里的一员，他 是中共统战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部，而不是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官员。他有共产主义信仰，对和平解放西藏有功劳有成绩，他更多的，应该说是共产党的人。可 是，如今读他这一段的回忆，你会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藏人，是西藏达赖喇嘛那一边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在他的回忆里，他讲述了经历 过的各方人士，有细节描述。他的描述，对中共一方的人士，有足够的尊敬，却不知怎么就让你感觉少了一份亲情和信托。而对达赖喇嘛，名义上他是中央派来的翻 译，对达赖喇嘛却有着藏人都有的崇拜，作为"共产党一边的干部"，照理说对达赖还应该有所疏远和敬畏，可是你却能读出一种亲近，一种默契。 
    　　 
    　　在 多年后达赖喇嘛的回忆中，也多次提到这位翻译平措旺杰，说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安静而聪明，精于思考。还说他真诚，诚实。达赖喇嘛回忆说，"有一次我们 谈到西藏的前途，他说他对西藏的前途非常乐观，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他告诉我，很多年前他作为观众在罗布林卡看到我，是一个小男孩坐在宝 座上。'现在你不再是个小男孩了。现在你和我一起在北京'。这个念头让他如此感动，竟使他泣不成声。" 
    　　 
    　　而平措旺杰对达赖喇嘛的回忆，也有 一些细节。他用一个藏人的心态和眼睛，来注视这个19岁的青年。这个年轻人从雪域西藏来到北京，置身于一群成年人中间，这些人手中有几百万大军，治理着几 亿人口，有压倒性的实力来决定他和他的藏人未来的命运。大概，在场人之中，没有谁观察达赖喇嘛如此细致，如此怀着感情。他注意达赖喇嘛是不是紧张，说话是 不是流畅。他似乎在和达赖喇嘛一起，感受达赖身上肩负的无与伦比的沉重责任。达赖喇嘛会见毛泽东以后，对他说，"平旺－拉（"拉"放在名字后面是藏人表示 尊敬的称呼法），今天事情进行得非常好。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和别人不一样"。这种宽慰心情，也可以从平措旺杰的回忆中读出来。 
    　　 
    　　平措旺杰还回忆到，他在接触了达赖喇嘛以后，才发现达赖喇嘛生活上简朴的一面。他说，达赖喇嘛日常吃的东西，比常人想象的简单很多。很多常人习以为常的食品，达赖根本就没吃过，一点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味的食物。于是，达赖对自己在北京吃到的丰美佳肴感觉非常惊奇。 
    　　 
    　　如 今，五十年过后，汉藏关系中发生过了很多事情，再读平措旺杰的回忆，你不得不看到，尽管共产党博学多识的领袖们都知道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含义，同样是面对青 年时期的达赖喇嘛，却不会有一个人持有平措旺杰那样的眼光和感情。平措旺杰是一个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达赖喇嘛对于平措旺杰，仍然是一 个精神上的依托，仍然是他的精神领袖。对藏人来说，达赖喇嘛的意义，就是世界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义。这种道理并不是理性的知识，而是雪域西藏千百年来植 入藏人血液的生命本身。 
    　　 
    　　达赖喇嘛也从平措旺杰身上看到未来藏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一种他所希望的关系。他回忆说，"我一向认为只要毛主席继续信任平措旺杰，那麽西藏就有希望。在他回北京后，我向张国华将军提出一项要求：请派平措旺杰为党书记。起初是原则上同意，但是有好久都没有下文。" 
    　　 
    　　可 惜的是，平措旺杰没有像达赖喇嘛盼望的那样回到拉萨担任书记。1957年，正是内地反右斗争的一年，也是在四川的康区、和青海的安多地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 动引起藏人反抗的一年。汉藏关系中，以中央政府主导所维持的那种和平，突然显示出诡秘的气氛。年底，一位中共官员告诉达赖喇嘛，平措旺杰不会回西藏了，因 为他是一个危险分子。 
    　　 
    　　五. 世上千年，洞中一日 
    　　 
    　　几年前，平措旺杰领着解放军入藏，张经武和张国华将军是他的战友，他们共事了八年，很多时候几乎是朝夕相处。可是当两位张将军向他宣布，要对他进行审查，并且要求他肃清自己的思想的时候，说出来的理由让他觉得"荒唐"。 
    　　 
    　　张 经武说，在1957年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举行的青岛会议上，平措旺杰策划要把隶属四川省的德格划给西藏的昌都。这完全是误解和冤枉。在那次会议的一个小 组会上，是别人提出应该把德格地区的四个县划给昌都，这不是平措旺杰的想法，而且平措旺杰立即就意识到，这种想法是上级不会赏识的，于是公开表示这不可 能。他注意到会上有民委派来的 干部默默地做着记录，却没有放在心上。但是，此后他发现阿沛等都向他提起这件事情，他隐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第二天周恩来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向 周恩来做了解释，说明这不是他的想法，而且相反，他是反对的。于是，周恩来说，看来是记录员记错了，别当回事。可是很明显，这仍然还"是一回事"。遗憾的 是，在那个年代整人的风气中，事情到了公开摊牌的时候，挨整的苦难之路一经展开，那就非得走完不可，再解释也来不及了。 
    　　 
    　　当平措旺杰向两位将军老战友追问，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张国华说的理由更精彩。张将军缓慢地说，"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候，你随身带了很多书。你带的这些书里，有一本是列宁的《论民族自决》。你可得好好想想。" 
    　　 
    　　这 个理由，让平措旺杰无言以答。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是青年平措旺杰走上信仰共产主义道路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正是这本共产主义导师的著作，让来自 偏僻巴塘的藏族青年平措旺杰相信，共产主义是主张所有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为什么带了一本列宁的书，会成为一种罪过呢？平措旺杰感到愤怒，他怎么也 想不通。 
    　　 
    　　他被留在北京，不准回拉萨。奇怪的是，在拉萨，党政机关公开宣布对他的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而在内地，并没有公开对他的批评。他被降职，安排在民族研究所工作。在反右运动后期，他还参与了给别人定右派。 
    　　 
    　　1960 年初的一天，他被告知写出一生的经历，从八岁开始写起。于是，他写了长达二十多页的一生经历。对于1949年以前他成立西藏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他没有详细 解释，因为这时他已经学会担心，他在成立西藏共产党以后曾经通过领馆和苏联共产党联系，后来当西藏将他驱逐出境以后，他在印度又和印度共产党联系过。这些 革命活动，现在他知道，是有可能被误解的。 
    　　 
    　　他把报告交上去，有两个月太平无事。然后，1960年八月的一天，人家通知他，他被隔离审查 了。他当时立即想到的是，家里的孩子们没人照顾，因为这时他的妻子还没有调到北京，岳母帮他照管孩子，但是只会讲藏语，而他的孩子有的不会讲汉语，有的不 会讲藏语。但是人家拒绝让他回家料理家事，也拒绝让他的孩子来看他。 
    　　 
    　　很久以后，他才了解，中央民委向上级打了有关他的政治问题的报告，毛 泽东亲自批阅了报告。几年前，毛泽东当着达赖喇嘛的面称赞过他，但是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已经出走印度。毛泽东的批示是，要彻底调查，即使有"天大的事"，也 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争取过来。可是，后来的事情证明，下面的人并没有照毛泽东的批示办。这是为什么，至今是一个谜。 
    　　 
    　　8月31日，六个人来到他隔离审查的地方，出示了公安部谢富治的批示，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平措旺杰。他被关进了著名的秦城一号。 
    　　 
    　　这是1960年，平措旺杰38岁。当他迈出秦城监狱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在这18年里，他大部分年头被单独监禁，即使看守他的士兵也不许同他讲一句话。 
    　　 
    　　长 期单独监禁，是最为残酷的一种刑罚。单独监禁十年以上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精神崩溃，不管你身体多么强壮，不管你精神多么顽强。平措旺杰也曾被送入北京安定 精神病院。在此期间，他的妻子死在地下室里，他一无所知，没有人告诉他。当1978年他突然获释，孩子们来接他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说话，只会流着口水发出 呜呜的声音。 
    　　 
    　　在这18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西藏也和康区、安多一样，展开了"民主改造"。大饥荒，文革，西藏的大部分寺庙被毁，连班禅 喇嘛也被关在监狱里。这一切，平措旺杰一无所知，他在单独监禁的炼狱里煎熬。这个康巴汉子，凭着草原牧场给他的强健体魄，凭着没有害人动机的单纯心底，凭 着他进去的时候正是38岁年富力强之时，终于熬到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年代。有很多人，没有能熬到这一天。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要这样惩罚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折磨他，没有人给他一个明确回答。 
    　　 
    　　六. 来自山南的关怀 
    　　 
    　　1978 年4月的一天，平措旺杰被释放，和前来迎接的他的孩子一起，直接被送上火车，送到四川省自贡，在那里被安置下来。名义上他恢复了自由，实际上他不能到他自 己想去的地方去，不能到北京去。他成都去看病，需要自贡当局批准。他决定作出一个反抗行动。1979年2月，他和儿子一起，登上火车，前往北京。 
    　　 
    　　这 时的北京，正在经历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在台上掌权的共产党官员们，在文革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批斗和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中央官员们集体呈现出少见的恻隐之心的时代。平措旺杰要推翻身上的反革命罪名，他向邓小平、胡耀邦和陈毅写信申诉。 
    　　 
    　　这里，他两次出现 了记忆失误。陈毅早在文革中去世了。可是平措旺杰两次提到了向陈毅申诉。这种记忆错位，我想，是因为1956年他随陈毅，汪峰，张经武等进藏的一路上，陈 毅给他留下的记忆。当时，在汪和张的言谈里，认为藏人什么也不懂，他们是到西藏去指导他们。这种汉人的傲慢让平措旺杰不快。轮到陈毅说话的时候，陈毅间接 地批评了他们，他说，我们到西藏去，应把自己看成学生和客人，而不是老师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他说"我们对西藏的局面其实并不了解。我们应该向藏人学习，而 不是对藏人指手画脚。" 平措旺杰记恩，显然这番话让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平措旺杰向中央申诉后，1979年3月，统战部派人来找他，告 诉他，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作为中央政府的客人，来到北京。嘉乐顿珠提出一定要见平措旺杰。统战部的来人说，平措旺杰可以见他。而且，考虑他住在孩子 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统战部在民族宫饭店安排了房间，可以在那里见面。第二天，统战部来人又告知说，嘉乐顿珠坚持，一定要在平措旺杰自己的家里见到 他。 
    　　 
    　　 在 平措旺杰家里，嘉乐顿珠讲述了这次他代表达赖喇嘛来访问的前因后果。他说，他在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转达的中央政府邀请后，立即赶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向达 赖喇嘛请示。达赖喇嘛说，他应该去，并且关照两件事。第一件是，他这次来，可以听任何人说话，但是自己不要谈政治，也不能自己和中央政府谈判。第二件是， 要设法找到平措旺杰，了解平措旺杰这些年在哪里，他过得好不好。 
    　　 
    　　嘉乐顿珠向他简单介绍了流亡在外的藏人状况，告诉他说，现在藏人的儿童都上学了。告别前，嘉乐顿珠说想看看他的孩子们，于是他把孩子们叫出来。孩子们把他们这些年的经历告诉嘉乐顿珠，他的女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嘉乐顿珠看着这些下一代藏人，强忍眼泪。 
    　　 
    　　嘉 乐顿珠的来访，顿时改善了平措旺杰的政治待遇。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平反，没有恢复工作。这个时期，他接待了刚从监狱里释放的班禅喇嘛来访。班禅喇嘛答应 尽力帮助他。他也向阿沛请求帮助。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是藏人中很少的在这些年里没有遭受厄运的人，还一直担负着没有实权的高职位。从十七条谈判时期 开始，阿沛就认识他，了解他，没有人比阿沛更清楚，平措旺杰对中央政府绝无背叛之心。阿沛答应，帮助他把写给邓小平的申诉信递上去。 
    　　 
    　　1979 年秋天，邓小平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统战部长杨静仁邀请平措旺杰出席了为达赖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这是平措旺杰二十年来出席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杨 静仁和主宾们在第一桌，平措旺杰和统战部的干部在第二桌。席间，达赖喇嘛的代表们频频走到第二桌来，向他祝酒。像是预先就想好了一样，在各种场合向中央称 赞平措旺杰。这不可能不引起最高层的注意，也促进了平措旺杰的平反和恢复政治待遇。 
    　　 
    　　随后，达赖代表团开始对西藏地区的访问。在他们访问以前，统战部担心翻身农奴会出于对达赖喇嘛的仇恨而对代表们不礼不恭，于是布置基层，要说服民众，不要向达赖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 
    　　 
    　　平措旺杰说，没有比这种担心更离谱的了。政府一方对藏人的判断完全错误。达赖喇嘛代表所到之处，民众狂热欢迎，场面惊心动魄。人们哭着喊着，达赖喇嘛万岁！这是1979年，自从毛泽东三年前去世，中国人就不再对哪个人喊万岁了。 
    　　 
    　　 这 个场景，从来没有在中国报纸上报道过，以后也从没有在国内的文章、书籍中出现过。所有当事人都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再也没有人提起，似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 是，它发生过。这个场景意味深远。它表明中央政府，共产党干部和汉地民众，对藏人藏地的判断是何等失误。他们和几百万藏人相处交往了三十年，竟然一点不知 道藏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藏人的判断，和现实完全相反。而过去几十年的执政方对管治西藏政策的自信，是全部建立在这一判断上的。这一判断被证明失误， 说明了什么呢？此后对这一判断失误的沉默，又说明了什么呢？ 
    　　 
    　　但是，有一个共产党人不一样，那就是平措旺杰。如果平措旺杰不懂藏人，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共产党人懂得藏人了。如果共产党想懂得藏人，他们就应该听听平措旺杰的看法。那么，汉藏关系往哪里去，平措旺杰是怎么想的呢？ 
    　　 
    　　在平措旺杰的回忆录里，有那么一个历史细节。 
    　　 
    　　七. 藏人的旗子能不能打起来 
    　　 
    　　平措旺杰对1954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的回忆里，有一件事情，看似平常却意味无穷。那年达赖喇嘛待在汉地几个月，在京期间，毛泽东会突然拜访这位年轻的西藏宗教领袖。毛泽东常有出人意外的言谈，有些话显然是深思熟虑以后说的，有些话又似乎兴之所至，随口而说。 
    　　 
    　　有 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又来到达赖喇嘛住的地方。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毛突然说："我听说你们有一面国旗（National Flag），是吗？他们不让你带着，是吗？"平措旺杰把这句话翻译过去，达赖喇嘛反问，他说的"他们"是指谁啊？平措旺杰把这个问题再翻过去，毛泽东直接 了当地告知，他指的是当时代表中央在西藏的张经武、张国华和范明。 
    　　 
    　　 对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在不知来意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们是有一面军旗。"他避免直接回答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有没有自己国旗这个问题。谁知毛泽东 立即说："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国旗。将来，我们可以让新疆有自己的国旗，让内蒙有自己的国旗。在这些国旗之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 样好吗？"达赖喇嘛点头称是。 
    　　 
    　　平措旺杰对毛泽东的这番话感觉非常兴奋。虽然他不知道毛泽东的话是不是经过政治局讨论，抑或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很注意苏联的榜样，他认为，毛泽东说藏人可以用自己的国旗，说明将来会采纳苏联那样的共和国联盟的政体。 
    　　 
    　　这天夜里，兴奋莫名的平措旺杰把这番话告诉了张经武。谁知张经武非常关心的是，毛泽东说的"他们"都是谁，对"他们"还说了别的什么话没有。他对有关国旗的说法一点兴趣也没有。 
    　　 
    　　后 来，平措旺杰还向刘格平提起了毛泽东的话。刘格平是一个回族干部。他对"他们"是谁一点没有留意，却立即就抓住了毛泽东的话可能蕴含的意义。他说：这么看 来，将来，西藏，新疆和内蒙，可能会建立苏联式的共和国，而小的少数民族则建立自治区。他说，这可是太好了。他们俩都认为，只要毛泽东这样说，那么中央政 府一定会采纳这种想法的。 
    　　 
    　　可惜，从那以后，这一共和国联盟的模式，在西方称为联邦制，再也没有人提起。而在中共的正式文件里，这一思想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来。 
    　　 
    　　平 措旺杰说，很多年以后，他在长年的单独监禁中，又想起了毛泽东的这段话。他为这段话没有留下记录而焦虑不安。大概1974年到1975年间，他在单人牢房 里想到，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放出去了，现在达赖喇嘛在国外，而毛泽东也非常衰老了。于是，他把这段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的话，写了下来。 
    　　 
    　　如今，离开毛泽东说那番话，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多。平措旺杰记下的这段话，说明汉藏关系其实本来还有别的路可走，本来还有别的可能性的。同样，未来也并不是只有已经开了头的这一条路可走。和半个世纪前一样，选择权在实力强的一方。 
    　　 
    　　八，汉藏关系的钥匙在哪里 
    　　 
    　　平措旺杰回忆录的最后两章，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经历。八十年代初是中共高层反省西藏政策的年代。从文革苦难中过来的胡耀邦等领导层官员，痛定思痛，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的西藏政策中，很可能对藏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于是，他们打算纠正错误，让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拐一个弯。 
    　　 
    　　这时的平措旺杰，虽然刚从监禁中释放不久，但是他无疑仍是藏族共产党人中资格最老的人。他在党中央高层中的人脉无人可比。当他要把自己的平反申诉递交上去，办事干部显得冷淡的时候，他出示一张几十年前和邓小平的照片，立即就让对方转变了态度。 
    　　 
    　　可是，几十年过去，人事皆变。西藏已经有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这个结构上已经布满了汉藏两族的干部。这些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欢迎平措旺杰重新出山。平措旺杰显然是看清了这一点。 
    　　 
    　　1980年6月的一天，胡耀邦邀请平措旺杰谈话，他们五十年代就相识。当胡耀邦见到平措旺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是一个大胜利。" 
    　　 
    　　然 后，胡耀邦提议派平措旺杰去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意外的是，平措旺杰凭着强烈的本能感觉，谢绝了这个提议。他的理由是，他要完成狱中多年进行的对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的思考，要写成一部大部头著作。另一个理由是，他系狱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情况，此时不是一个合适的西藏领导人选。 
    　　 
    　　但是，平 措旺杰显然十分关心西藏的情况和政策。于是，在一次胡耀邦宴请藏族干部的场合，平措旺杰发表了一番意见。这番意见，只有平措旺杰一人有这样的胆识说出来。 他说，中共应该重新评估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所谓1959年西藏暴乱。他还说，不能动用军队来镇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不能用军队来做警察应该做的工作。 
    　　 
    　　平 措旺杰回忆录里，以后的故事是他和党内一些官员展开诬陷和反诬的经历。过去半个世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些故事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些反感他的干部 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藏人是最坏的主张藏独的人。一个在国外，达赖喇嘛；另一个在国内，班禅喇嘛；第三个在党内，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一面 为自己辩诬，一面仍然在面见中央高层的时候，发出自己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读到这些，你会看到，一个康巴汉子又回来了。1983年，他在和胡耀邦谈话时说， 1958年在西藏等地展开的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做法是错误的，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真正平等。他还批评说，少数民族干部必须真正有权，不能只给 少数民族干部一个好听的头衔，却没有实权。他又强调，不能派军队镇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和不安。要控制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不能让汉族劳动力想去哪儿就 去哪儿。他说，他理解，少数民族地区人少地多，而汉族地区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是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汉族移民不能危及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 生存利益。 
    　　 
    　　他向胡耀邦提议，拉萨永远不应该变。拉萨，藏语里是圣城的意思。他说，几百年来，那是藏人的神圣之地，就像麦加对穆斯林一样。如果只顾建设，不讲保护，如果布达拉宫被大群高楼簇拥，如果周围全是讲汉语的汉人，中国政府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会引出严重的后果。 
    　　 
    　　可 惜，随着胡耀邦和赵紫阳政治上的陨落，中国政治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对藏政策又开始收紧。平措旺杰的意见不再被中央所重视。如今，距离平措旺杰提出这些建议 又过去了25年，拉萨的面貌在发生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变化。2005年，中外学者调查发表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指出："拉萨历史核心区未来的保护已经变 得刻不容缓。然而在逐渐意识到这种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时已经太迟了。"和布达拉宫相对的，是文化含义和建筑风格迥异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而大量汉族移 民的涌入，正在从文化氛围上改变拉萨。 
    　　 
    　　2002年，平措旺杰回忆录完稿后，执笔者Goldstein问平措旺杰，是不是想为自己的自传写 一个后记。两天后，平措旺杰交给Goldstein一份文稿。在这份评价自己一生的短短稿子里，平措旺杰表达了国家应该统一，少数民族不应该分裂出去，但 是应该得到高度自治的看法。 
    　　 
    　　最后，平措旺杰推崇汉人作家王力雄的观点：解决汉藏关系问题的钥匙，是达赖喇嘛。作为藏人，平措旺杰判断说，康区、卫藏和安多，这藏人三区的大部分人，都从心底里想念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们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平措旺杰呼吁：没有理由怀疑达赖喇嘛的动机，没有理由歪曲达赖喇嘛的真诚无私，没有理由攻击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人格。相反，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平措旺杰刚好80岁。 
    　　 
    　　 
    　　九. 何时相会 
    　　 
    　　1989年，流亡30年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第二年，达赖喇嘛出版了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在这本回忆以往的书中，达赖喇嘛多次提及这位当年的翻译，流露念旧之情： 
    　　 
    　　"平措旺杰现在仍然健在，但是垂垂老矣。在他死之前，我非常想再见他一面，我仍然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有经验的西藏共产党员。现在的中共当局明白这一点，我仍然有希望能再看到他。" 
    　　 
    　　又过去了17年。如今，达赖喇嘛73岁，平措旺杰86岁。不知是否重逢有期。 
    　　 
    　　完 
    　　 

    胡平： “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附：《记忆的伦理学》简介）

    Posted: 28 Apr 2014 10:29 AM PDT


    在纽约地区"六四"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中，我引用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一段话。威塞尔说："因为有些德国人不愿意他们的罪恶被记忆，因此我说无论是谁忘记了那些罪恶，谁就是那些凶手们的帮凶；无论是谁想要忘记，鼓励别人去忘记，也都是那些凶手们的帮凶。"
    威塞尔这段话无疑深刻而精辟，它对现今麻木不仁的中国无异于一记当头棒喝。然而，我又必须指出，严格说来，今天的中国其实还没有进入威塞尔的语境。
    威塞尔这段话是一九七四年讲的，那时，第三帝国早已灰飞烟灭，杀人元凶都受到正义的惩罚。威塞尔呼吁永不忘记，既是为了忠於过去，也是为了忠於现在，是为了让类似的罪行永不重演。说"永不忘记"，"永不重演"，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该罪行已经成为过去，所谓"成为过去"，意思是该罪行已经得到清算；纵然有时候，正义来得太迟，凶手早已寿终正寝，从而永远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但毕竟正义的原则已经重新确立。
    "六四"显然还不是这样。"六四"还没有成为过去。直到十三年后的今天，那个杀人政府还稳坐台上，并且一再向世界公开宣称"六四"镇压是必要的、正确
    的，宣称今后遇到类似事件还要采取同样的"果断措施"；"六四"死难者的名誉
    还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他们的家人甚至还不能公开地悼念；自由斗士还身陷牢狱或流亡海外，正义的原则还没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码的伸张："六四"还没有成为过去，我们还生活在"六四"的阴影下，"六四"还在继续。"六四"之后的十三年，是持续十三年的"六四"。
    "六四"在中国还没有成为过去。今天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还不是单纯的要幺遗
    忘要幺记忆的问题，而是"遗忘"与"记忆"的双重困境。
    我在《八九民运反思》里分析过"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毕竟，六四是柄双刃剑，它在严重地摧毁了中共政权的形像的同时，也严重地吓阻了人民的公开反抗。假使中共的遗忘技巧运用得如此成功，以至於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六四事件就如同未发生过一样，那固然会起到恢复中共形像的作用，但同时也会起到恢复人民勇气的作用(想一想六四前国人高昂的精神状态)。如果今天的中国完全恢复到六四之前的局面，那对於专制统治未必是好事而对於民主运动未必是坏事。因此，对於专制统治者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使人民忘掉六四激起的强烈不满而同时又记住六四造成的深刻恐惧。反过来，民运力量则应努力使人们保持对中共专制的反抗情绪，而同时又克服自身的恐惧感和无力感。"
    如今，我们批评某些人忘记了"六四"，不是说他们忘记了"六四"的一切，而是说他们忘记了"六四"激起的强烈不满，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六四"造成的
    深刻恐惧。事实上，正因为"六四"屠杀给他们留下了太深刻的记忆，吓破了他们的胆，他们让恐惧压倒了义愤，所以他们才有意识地"忘记"，有意识地"淡漠"，有意识地远离危险的政治禁区，并由於远离危险而似乎"远离"了恐惧。
    充分意识到"记忆"与"遗忘"的双重困境，我们就该懂得，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提出"毋忘六四"的口号，我们要避免在强化人们对"六四"的记忆时也强化
    了"六四"的威慑效应。我们必须引导人们走出恐惧。我们必须要坚定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必胜信念，寻找出更有实效的抗争方式，开拓出更广阔的自主活动空间，重新恢复人们对自身力量的信心。
    "六四"十三年后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当局也越来越求助于赤裸裸的残暴高压维护自身统治。如果我们既不愿意一个践踏人性、敌视民主的政权长期存在，又不愿意爆发整体性的社会动乱，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为自由民主而顽强抗争，从我开始，从现在开始，从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开始。□
    首发于《北京之春》2002年7月号

    附录：
    《记忆的伦理学》简介
    胡平(舒崇)  2005年6月
    　
        最近我读了一本英文书，书名是《记忆的伦理学》，很有感触，特向大家介绍。《记忆的伦理学》一书的英文原名是The Ethics of Memory，作者是以色列哲学家、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马嘎利特（Avishai Margalit），该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全书共227页。
      
            马嘎利特是犹太人，生在二战之后。他的父母都是那场浩劫的幸存者。作者从小就经常听他父母为着记忆还是遗忘的问题争论。母亲说：犹太人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毁掉了，只有很少的人残存。我们幸存者唯一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记忆的共同体，象灵魂的蜡烛，永远守护着对死者的记忆。可是作者的父亲不以为然。作者的父亲说：我们幸存的犹太人是人，不是蜡烛，让一个大活人仅仅是为了守护对死者的记忆而活，这怎么行？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应该把握现在，面向未来。
      
            马嘎利特父母的争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遇到类似的分歧和争论。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整天号召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那时候有部电影《以革命的名义》，其中一句台词是"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此话说得铿锵有力，义正辞严，看上去很有道理。然而等到文革结束，许多人想控诉十年浩劫的罪恶与苦难时，共产党又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老帐"这听上去也很有道理。每年"六四"，民运人士都要举行纪念活动，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说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不要老提了，就让历史成为历史吧。至于说到要记住共产党在文革的罪恶，在大跃进的罪恶和在土改的罪恶，表示不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说你们老提这些陈年往事，简直就像祥林嫂，让别人都嫌烦了。甚至还有人说我们这样坚持记忆拒绝遗忘是不宽容，是煽动仇恨。当然，共产党对记忆和遗忘的问题一向采取双重标准，它什么时候要求人们记忆，什么时候要求人们遗忘，在什么问题上要求记忆，在什么问题上要求遗忘，完全是根据一党的私利。此自不待言。不过我们总该承认关于记忆与遗忘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十分複杂的问题。
      
            马嘎利特写这本《记忆的伦理学》，是为了解释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如果我们有此义务，那么，这种义务的性质是什么？记忆和遗忘是不是道德褒贬的对象？当说到'我们'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时，这里的'我们'是作为集体的'我们'按指谁们？或者说这里的'我们'有什么特性，因而有义务应该记住该集体中的每个人。"
      
            为什么书名叫"记忆的伦理学"？因为照作者看来，记忆主要是个伦理的问题而不是道德的问题。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意思相近但又有所不同。大致上说，道德是指普遍的，一视同仁的；伦理则使指有差别的次序。人和人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比较亲近的密切的熟悉的，例如父母、妻子、儿女、朋友、亲戚、老乡、同胞，另一种是比较疏远的陌生的，例如外乡人、外国人、陌生人。尊重主要是个道德概念。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不管他是熟人还是生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关心则主要是个伦理的概念，你不能要求一个人关心普天下每一个人，我们的关心总是向外辐射的，离我们越近的人关心越多，越远的人关心越少，以至于漠不关心。记忆的问题主要是个伦理的问题。我们没有义务记住所有的人和事，但是我们确实有义务记住和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和事。你读到一则外国的消息，某人舍己救人。你没有记住这位英雄的名字，我们不会因此而责备你；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救命恩人都没记住，众人一定会责备你。可见记忆主要是个伦理的问题。
      
            在《记忆的伦理学》一书里，作者主要分析了对苦难，尤其是对人为的苦难，对恶人或邪恶势力一手造成的苦难的记忆。对犹太人，那首先就是对希特勒大屠杀的记忆。对中国人，那首先就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所犯滔天罪行的记忆。纳粹的罪恶已经成为历史，成为过去，但中共的罪恶却还没有结束，它仍然在可怕的继续。因此，深入地理解记忆与遗忘以及宽恕，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格外意义重大。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对这本书的精邃透闢之处逐一介绍。仅仅是根据本书主题的重要以及作者切入问题的独特方式，我就可以说它是一部好书，尤其是对今天的中国人。

    野渡：习近平开启恐怖而血腥的時代

    Posted: 28 Apr 2014 09:59 AM PDT

    图：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无国界记者3月27日在巴黎市中心示威，用习"右手手臂屈曲"（ 有不雅意思） 的合成照，抗议习近平及其政府无视公民自由。



    习近平力圖以毛時代的模式掌控社會，官民之間衝突將越來越激進化，官方在崩潰前放棄暴力鎮壓的幾率為零，民間抗爭以非暴力方式達成轉型可能的幾率為零。這将是一場最中國特色的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進程……


    更加恐怖而血腥的時代即將來臨

    在去年的5月3號世界新聞自由日，國際筆會發佈了歷時五年完成的評估中國言論自由狀況的報告《當今中國的創造力與限制》（The PEN Report: Creativity and Constraint in Today's China.），收錄了慕容雪村、余傑、滕彪、唯色、廖亦武、劉荻、高瑜、沙葉新、戴晴和我共十人的文章，描述在言論審查下的生活。我撰寫的題目《維穩體制對抗法治》是在2012年夏天完成的，在文章最後的結束語我寫道："一個更加恐怖而血腥的時代即將來臨。"

    我作出這個判斷是基於在2011年的中國茉莉花事件過程的觀察。花事中我被監禁90多天，親眼目睹了這個政權為維護一黨之私而赤裸裸展現出的歇斯底里的瘋狂。儘管其後官方因花事是虛驚一場而陸續釋放被關押人士，但大規模大面積的軟禁、拘留、綁架、失蹤、逮捕、毆打、酷刑等種種非法手段顯示了這個政權的真實面目。

    在已過去的近兩年時間裏，越來越呈現出我所判斷的一個更加恐怖而血腥的時代開始到來的跡象。這是一個全面建立了維穩體制的新極權時代，一反胡溫時代處處被動防守的後極權時代，以鐵腕方式到處點火主動進攻。

    包子裏藏的是毛線

    意識形態上，習時代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拋出文革前後三十年互不否定，鼓吹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高調抨擊普世價值、公民社會，以"中國夢"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號召來形造精神認同，利用權力管道和暴力加強思想控制，大搞輿論鬥爭，呼籲全黨"敢於亮劍，搶奪陣地"， 打擊微博知名大V，以"二高"司法解釋傳謠轉貼五百即可入罪恐嚇普通線民，大規模刪除微信公眾號，加緊控制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禁錮民眾的思想和言論自由。

    政治上進一步集中權力，結束鄧小平時代的高層集體領導模式，作為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習近平現又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職務于一身，黨政軍警特經濟大權盡掌其手，是毛澤東以後中共政權最集中重權的強人。以習為首的太子党的共識是要改變江湖時代"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的貪腐遍地民怨沸騰狀態，為此建立鐵腕統治，定權威于一尊，收拾黨內山頭，整頓吏治，反腐肅貪，以獲取民心挽救一黨專政統治。

    而對民間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和政治反對，習時代繼續強化了控制社會、高度打壓民權的維穩體制。習時代的維穩體制新極權色彩濃厚，把所有公民視為假想敵，以"穩定"來壓制公民爭取權利與自由的訴求，以強制性權力為倚仗，以意識形態控制和監控人民為手段，以員警國家、特務政治為暴力壓制工具。據不完全統計，過去一年約160名異議人士遭到逮捕，這還不包括被指控試圖分裂國家而遭到拘押的西藏與新疆居民。許志永、丁家喜、趙常青等眾多新公民運動宣導者和參與者都被大規模有系統地抓捕是近年罕見的。習近平上臺一年間，當局所拘捕的良心犯已超過胡溫十年所抓捕的總和。在維穩體制下公民權利和尊嚴甚至生命被無底線踐踏，上個月北京人權捍衛者曹順利的被羈押慘死一案便深刻體現了維穩之惡。

    一系列事實清楚地告訴世界，包子裏藏的是毛線，決不是什麼新政，從社會動員、組織、思想控制甚至語言，習時代都是毛澤東時代的2.0版。毛澤東就是他們的祖宗牌位，就是他們的精神教父。

    沒有任何和平轉型可能

    在本世紀的開始，由於加入WTO以及舉辦北京奧運的需要，官方在公民權利問題上作了一定程度妥協；而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時代到來之際，官方在管理控制上的陌生，也給網路言論的自由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間。這給了很多公共知識份子一個幻覺，以為改良、漸進有了成為政治進程的可能。

    隨著党國政治需要的得到滿足，在經濟上的腰包漸豐，在網路上熟悉新媒體的輿論控制，官方重新展現剛性專政獠牙。以2008年的系統性打壓零八憲章為標誌，官方建立了一整套維穩機制控制社會以維護既得利益。而在習時代的網格化維穩機制已到了極權下登峰造極的地步，把社會的積極活躍人士置入黨國的天羅地網中，不斷打擊消耗民間力量。

    官方的網格化維穩不容許任何可能危害到極權形態的社會成長方式存在，事實上有效的公民社會生長途徑已被堵死，改良、漸進路徑在此新極權體制下沒有任何可能性。但習時代固然是力圖以毛時代的模式掌控社會，但卻無力解決在網路時代党國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危機問題，而中國畸形的權貴資本主義體系下政治與經濟間的矛盾更無法調和，網格化維穩只能暫時以暴力壓制社會危機而不能解決社會危機，而在互聯網新媒體時代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是暴力阻擋不住的，且必然要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不斷地與極權政治衝突。

    長遠來看，中國必然能轉型到民主體制，刺刀和鐵絲網決計阻止不了自由到到來。道義站在民間的一邊。但是由於官方的剛性維穩以及網格化維穩下民間社會的原子化和低組織程度，決定了此政治轉型進程是充滿了血腥的零和遊戲。官民之間衝突將越來越激進化，官方在崩潰前放棄暴力鎮壓的幾率為零，民間抗爭以非暴力方式達成轉型可能的幾率為零。這是一場最中國特色的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進程，將以人類政治轉型史上最慘痛的經驗而著稱於世。

    每預見到此血與火不妥協不寬容的結果便讓人絕望。但願這個國家的人民能有智慧阻止此更恐怖而血腥的時代的到來。儘管這只是奢望。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鲍彤：关于高瑜女士失踪事件（附高瑜简介）

    Posted: 28 Apr 2014 10:07 AM PDT

    高瑜
    高瑜女士失踪事件，説明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危险中。

    这位著名记者刚刚过了七十岁生日，就传来了被失踪的坏消息。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和公民运动的厄运。

    也许她目前正陷在非法组织手中，这不能不使公众对政府保护公民安全的有效性发生怀疑。也许她目前就在政府某一部门的监控之下，这更不能不使公众对政府工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无论属于上述哪一种情况，新成立的国安小组应该把责任担负起来。但愿很快就能水落石出。

    有人说，高瑜太敢言，这是她招致迫害的原因。也许这是原因，但肯定不是合法的理由。我知道普世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我知道中国有言者无罪的特色。我知道当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位政治家习仲勋先生——他是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有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的夙愿。时间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像高瑜那样"太敢言"的公民不是太多，实在是太少了。我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继续成为在新焚书坑儒形式下摧残不同意见的国家。摧残不同意见所能导致的必然恶果是唯唯诺诺和蝇营狗苟，不可能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不可能有创造性和责任感，不可能有真正爱国者的存身之地。

    每一个公民在国家体系中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命运，就是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命运。任何人的自由和权利如果受到了非法的威胁，就是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都有受到威胁的现实可能性。这也是迫使我非发表以上声明不可的理由之一。
    ——RFA

    附录：
    高瑜(1944年－)，生于中国重庆，女记者，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被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8月28日获释。1993年10月2日，再次被捕，经过秘密审理，1994年11月9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将其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没收其800元"赃款"。1999年2月15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
    ——维基百科

    高瑜失踪多日外界无法与其家人联系

    大陆资深记者高瑜自上周四（24日）起至今，其朋友无法与她联系，于是在网上发出寻人启事指，上周她没有出席北京一个会议，朋友到其家中发现大门锁上。独立中文笔会野渡指，高瑜失踪可能跟六四维稳措施有关。（海蓝报道）

    自周日晚上起，推特有一段寻人启事，不少网民在转发，其中内容指，“中国著名记者高瑜女士，自4月24日失去音讯，其直系家属电话也一直关机。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其消息，敬请告之，以解悬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向本台指，高瑜确实没有参加上周五（25日）的饭局，他不知道高瑜是否失踪，正等待消息。

    独立中文笔会网络分析协调人野渡指，高瑜也是笔会成员，相信失踪与笔会的境外会议无关。他认为，高瑜失去音讯或与六四25周年有关。据知，本月25日开始六四的维稳措施，高瑜与六四事件有关，当局密切注意她，可能因此被软禁失踪。另一原因，可能跟她写一系列文章有关，当局或在调查她的消息来源。

    野渡说： 近期写了一系列文章，披露一些特别是周永康事件的消息，官方可能在追问她关于消息来源，因为内容涉及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事情。

    记者周一（28日）曾致电高瑜，家中电话没人接听，她儿子的电话也一直关机。本月中，高瑜曾向本台记者透露，自有关周永康文章发表后，国保要求她不要对外评论有关此事。

    纽约明镜新闻网引述北京学者指，他与高瑜失去联系60小时，高瑜因为缺席北京一次会议，引起朋友关注，其后朋友去高瑜家找她，但大门紧锁。

    高瑜最后一次上推特为上周二（22日），她留言指，“重发20日江泽民现身杨州半马拉松现场”，并贴出照片。高瑜亦是本台的特约评论员，她对上一篇的评论文章，发表于4月7日，题为《“康师傅”怎么就变成“防波堤”？》

    曾任中新社记者的高瑜，89年出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其后该报停刊。高瑜在89年6月3日被捕，翌年8月28日获释。93年10月2日，高瑜再次被捕，94年11月9日被北京中级法院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99年2月15日，当局批准其保外就医。

    曹思源：需要吸取专政的经验教训

    Posted: 28 Apr 2014 09:27 AM PDT

    曹思源
    （2014年03月29日的发言）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意思是各方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说；专制主义者的优势是搞专制、打专制主义的牌；我们呢，老百姓，我们要打民主宪政的牌。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2014年曹思源打了一张牌——修宪！（听众："好！"热烈鼓掌。）我写了一万三千字的《宪法修正草案》，在炎黄春秋做了一次演讲——《假如我是总书记》，我进一步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然后呢，又发了若干篇文章，在国内外都有了。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有些人说了，轻重缓急，最重要是言论自由。因为言论不自由，什么都谈不上；如果有言论自由，什么都好研究了。而我修宪当中提出的两条当务之急：第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取消专制主义，包括保障言论自由嘛；第二条，在宪法里要写明，武装部队不得对非武装的平民开枪。我这两条在炎黄春秋演讲得到热烈的掌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掌声啊？（听众："好！"热烈鼓掌。）现在我们各种努力都要讲方式讲方法。你说对六四如何评价，这个问题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不同的认识，我们可以暂且搁一搁。但对于将来、明天后天还要不要对老百姓开枪？我想多数人都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认为不应该再向老百姓开枪，不应该向平民开枪。那么你如何保证这一点？大人物能保证得了吗？保证不了！因此我们需要有制度保障。我们最高的制度是宪法，宪法里应该写明："武装部队不得对非武装平民开枪。" （听众："好！"热烈鼓掌。）
    我把我的建议寄给了党中央，寄给了全国人大，该寄的都寄了。当然呢，首先是寄给了像在座的小玲啊，方金啊，等等等等吧，寄给我的朋友。（一听众："我也有！"）对，你也有。建议提出来以后反应如何呢？首先，是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当中有不少人都产生认同，他们都认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你叫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叫人民民主专政都不好。这已经基本上有共识，目前还没有听到有人讲无产阶级专政好的。但是还有些人民代表说："哎呀！我们的领导人太忙了。" 说"领导最近顾不过来，提上去也没用，所以就不提了。"
    这里似乎体现了一个潜规则：只要领导人忙，即使再重要、再紧迫的建议也不能提出来。
    但是在有1989年6月4日开枪的先例的情况下，如果明天某地举行公众集会，就有可能再次发生军队向平民开枪的悲剧。面对这么大的潜在危险，我们的公仆无论多忙，即使不睡觉也应研究防止悲剧重演的制度性措施，研究能否通过修改宪法禁止武装部队向平民开枪。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
    此外，我提了修宪四点建议，还有一条是国家的主仆关系不能颠倒。譬如说，我们家里请了一个仆人给我们做饭，能说他做什么你就吃什么，你不爱吃就只能饿肚子，有这个道理吗？据说我们还要跟这个党中央保持一致。党中央本来应该是我们的仆人嘛！（听众："好！"热烈鼓掌。）党中央要跟全国人民保持一致！（听众鼓掌。）这个主仆关系不能颠倒。
    （一听众："我打断您一下，您刚才在发言的过程中，下面有人在小声地说，您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而我们老百姓就是无产阶级，您这不是要取消老百姓的专政了吗？"）
    无产阶级专政我做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另一听众："所以我说我们的启蒙是很不一样的"），我这里强调一下，无产阶级专政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这么个情况：前边是资本主义，后边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有一个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时期。与此相应的就有一个专政时期，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面提出来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里也承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者之间要专政，而不是说到了社会主义还要专政。但是斯大林篡改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所以专政要越来越加强。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专政"。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专政。这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说今天搞无产阶级专政从马克思、列宁的原教旨主义来评判就是错误的，从现实来看，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专"无产阶级"的政。（听众热烈鼓掌。）
    （听众："我打断一下，专政是专每一个人的政。所以说每个人都是被专政的。）这个问题，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们专政的对象是一小撮，比例是5%。但是搞了20次运动，这一次打5%，下一次再打5%，20次就差不多打了100%。（听众："没错没错，这个我早就研究过了。"）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专全民的政。毛、刘、周、朱、林、陈、邓，八大的政治局常委7个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全都挨过批斗。是不是啊？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从罗瑞卿算起，不少公安部长、公安厅长、公安局长、派出所长都被专政过。是不是啊？所以专政的威胁面是百分之百，（听众："对，没错！"）因此要取消专政。我很有自信，所有可能的专政对象，都是曹思源建议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对不对？（听众："对！"鼓掌。）看来，有希望。
    有人说取消专政涉及修宪问题，应当排在后面，要把那个争取保障言论自由放在前面。当然各种意见都可以谈，各有不同的思路。但是问题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你要言论自由，人家怕什么呢？为什么不让你言论自由呢？因为你说的话他说是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吧？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制度压根取消，你的言论自由还有什么威胁性呢？没有威胁性了嘛！这叫釜底抽薪。我主张在宪法中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目的之一就是要指向言论自由。
    因此我呼吁在座的诸位和你们的朋友帮忙，在2014年前仆后继，说了又说，谓之反复宣传，反复呼吁修改宪法，取消专政。可以给最高领导人讲讲，如果你不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要考虑一个风险，那就是刘少奇的命运。（听众："说得好"）
    我们要做这个工作。
    我就讲到这里，希望在2014年，咱们大家继续努力！

    （主持人："好，谢谢曹老师的讲话！请曹老师保重身体，好给我们做慷慨激昂的演讲。"听众热烈鼓掌。）

    安希孟：可以在思想上生活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吗 ——世界观人生观社会生活领域的私密性

    Posted: 28 Apr 2014 10:30 AM PDT

    【内容提要】1949年至今，在我国，资产阶级是人民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资产阶级参与国是从《论人民民主专政》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再到文化革命516通知和十六条，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从人民沦落为敌酋。敌人的概念从战地鏖战铁笔论敌渐次转变为人民内部的工业巨头商业大亨和知识分子诗歌绘画，思想认识生活作风习俗惯例成了革命的敌人。阶级斗争烽燧烈焰激战厮杀，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从敌人转移到人民内部，从党外转移到党内，从资产阶级司令部转移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曾试图区分香花和毒草。可是对于复杂的精神现象怎能如此简单化呢？思想言论、文学艺术，怎好简单划分为香花毒草，非敌即友呢？毒草之"毒"，原本不过是修饰性定语，不是限制性定语，其实指的就是一般的草。但是莺飞草长芳草萋萋草木复苏，并非坏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修饰性而非限定性。知识分子一体曾被归类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成为敌人的时候，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必在劫难逃。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农民、小资，也难逃厄运。我们对于敌人历来是高压严打恶性循环，绝不心慈手软。宽松绥靖、自我反省、民族和解，为我们所陌生。于今，七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未绝迹，死灰复燃，只须假以时日。名不正则言不顺。上述所有罪名都概念混乱，难以做到理论自洽。立国之后本应该致力于和平建设，不意竟然发生政治斗爭，夺权风暴。革命根本问题又回到原地，成为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全国全面内战。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然后重又走第一步。时至今日，在普通人的日常交谈和文章中，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仍然是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等同于敌人，视若敌对阶级或敌我矛盾。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仍被视为敌人。然而这违背国体与政体。

    关键词  阶级 知识分子 自由 生活 专政

    1954年宪法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确认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国家，确认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并存。宪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并没有采取剥夺的办法，而是在保护资本家所有权的同时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它"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人民的一部分并依法享有政治权利，其代表参政议政。然而50年代后期，这部宪法遭到破坏，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了践踏，宪法被置之高阁。后来 ，国家迅即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沉重灾难。作为朋友与合作者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陷入灭顶之灾。
    按照马克思，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就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性中解放出来，决然不是登上资本家宝座反过来欺压他人。阶级是使人气量狭隘的桎梏。越强调阶级自觉，越陷入泥淖不能自拔，离开解放就越远。这不是激化阶级冲突，反倒是解除阶级冲突。这也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只有……才能……"这先后关系条件复合句洞若观火。它包含"除非……否则……""除非……才……"。可是不幸后来却成为了"除非压迫别人，才能解放自己."专政就是独擅权力，指谓统治阶级独揽政权，利用国家机器对于异己阶级整体实行强力统治。这理论今已不见诸报端。"专政"一词从根本上有别于法律意义上的依法惩治犯罪、打击邪恶。"专政"指的是一个阶级独享或垄断权力，剥夺另一个或几个阶级的权力，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不是对犯罪主体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人的惩办。现在多数国家不径直自称"专政"。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起初不是无产阶级"专"（擅）政权，因为那是几个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联合执政。专政依据财产多寡和世界观、生活方式与态度，而不考量个人行为是否触犯刑律。一个阶级整体地掌握政权，另一个阶级整体地沦为阶下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对阶级的关系，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时代的思维定势，不是法律法制意义上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或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对地主资产阶级个人因而采用有罪推定，而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设若进而引申为对某一阶级的学术思想观念和生活情趣加以取缔，就更荒谬绝伦。
    文化革命的大方向是矛头向"上"，也就是矛头向"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斗争的方向此时指向人民内部。两类矛盾学理遇到尴尬。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炮打司令部，起初就是指中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里的中央并不是另一个伪中央。两个司令部之说，乃事后演绎追加。
    专政的原初含义是集权力于一人。一个班要崇拜班长，这是把指挥权、领导权等同于专政或专制。这里不应该回避一些知识问题或公众常识问题——它可能使我们不爽。专政是一种政体形式，指专制或专制主义（Despotism），又称专制政体，有时被译为君主专政。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即君主专制。独裁、独裁政体（Dictatorship），也译为专政。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又称专制政体。一党制（Single-party state），又称一党专政，是政党制度的一种形式。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的名词，大致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敌我分明、楚河汉界、壁垒鸿沟，源自动物战争。人类原木好战喜争，但政治学、伦理学理应反其道而行，不当宣教残忍，因为人之初性本恶，残忍不教而能。教诲反而应是教人温柔敦睦，因为这是大家庭所缺如的。人权欠缺，人性本恶，故无须教化唆使撺掇而沾有原罪。人道、人性、不是天生，故而要教诲才行。如果竭力鼓吹斗争，酒酣耳热，是火上浇油。
    　　在考察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同时，应该考察人民和人民的敌人这两个概念。人民（people），指谓人、人类、民族、公民，是集合名词，如中国人民（Chinese people）。在中国古籍中，人民泛指人生，也指平民、庶民、百姓。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我国，人民主要是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报刊频繁使用具有"阶级属性"和"政治身份"的人民，今天你批判别人，是革命者，是人民，明天就有可能被批判，成为被专政的敌人。专政的对象，本来不是人民自己及其内部的资产阶级，可是后来发生了变化。人民当然不应该对自己实行专政。
    按马翁的预想，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上升为统治阶级。这里并非强调一定通过暴力袭击，街垒巷战，镇压别的阶级，并不排斥议会道路和平演说公投选举政党轮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不是夺取它，并非追亡逐北，逐鹿中原，并非视国家为神器宝物，登基为王，面南称帝，百鸟朝凤，山呼万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然而动力因只是其一，与之并列的还有目的因、质料因、形式因。历史是无产者与资产者共同创造的，不能兴无灭资，不是发动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人民战争。在消除阶级差别，改造客观世界之同时，工人也政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工人打碎脖颈上的锁链，就是克服狭隘阶级偏见，使自己胸怀博大。这犹如产品是工人与厂家设计管理销售人员共同生产的一样。
    历朝历代，新朝建立，新王登基，都是与民休息，平反冤獄，宽大为怀，不是大兴问罪之师，搞清算斗争，致鸡犬不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又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这是理论的软肋。其结果，纲举目不张，生产受到极大破坏。阶级斗争革命方略的对象是由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到人民内部阶级之分民族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又借由阶级之划分，进到党内军内政府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理论学说思想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所谓扫四旧立四新是也，扫黄打非是其孑遗，运动一来就遽忙制造冤案）进行大扫除，由军事斗争、革命战争、政治较量，进到经济文化学术思想领域，进而进入人的灵魂信仰私己后花园，干涉私人着装扮相的生活领域，步步为营，把人剥得体无完肤，露出赤胆忠心。枪杆子印把子之后是笔杆子话筒子鞋刷子发卡子耳坠子。放下武器还不算缴械投降，还要洗脑改造清算思想。何其彻底乃尔。
    开国以后，先是把祖国大家庭亿万庶众同胞分割为人民和敌人截然对立的两部分。区分两类不同质的矛盾，其初衷是把资产阶级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实行双百方针，不可谓不好。悖谬的是，资产阶级旋即却又成为了革命的对象。不过此时此刻，还是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然而仅只统一意志，就蕴含着鸦雀无声，此理明矣。按照原来的思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然而，双百方针不仅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也是处理对立对抗集团之间的方针。矛盾，争论，是常态。犹太人爱争论，而非不搞争论。故此，犹太人团结，而非分裂。争辩讨论与团结之间是悖论关系，而非以斗争求团结，自居核心地位。
    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一朝成为阶下囚,人民内部矛盾"哗"地一声变成敌我矛盾。阶级斗争从军事的、政治的、武装的，变做事关文化的、书院的、学术的、诗情画意的、唱念做打的、行住坐卧的、穿衣戴帽的、生活方式的。这和原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设想南辕北辙。
    阶级分析和两类社会矛盾的学理把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线条化、静止化，而非立体化、流动化、复杂化，从而酿造阶级仇恨和社会动荡的苦酒。革命的目的本应是增殖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福利，而非大规模破坏。后来事实上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以后，本来倡导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后来一改初衷，终其一生，致力于制造、推动、激化和解决敌我矛盾。党内、民内矛盾皆成敌我关系。党内矛盾、意见相左、方式之争、道路之别，本来更应当是人民内部分歧，但却成为敌我性质的矛盾，比拿枪的敌人更其可怕。
    敌人是怎么造成的？敌人的观念自古有，但举一阶级整全地为敌，则始于近代。人各有志，人单独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然而却变成了个人为自己的家庭阶层友人亲属祖辈替罪。财富和知识成为了罪孽。敌戒，说的是世人要戒惧怵惕，这样，敌人并非坏事。然而完全彻底地消灭敌人的观念则使人无比痛楚。
    文化革命被视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是和地主资本家斗争的继续。走资派是打倒拿枪的敌人之后的更可怕的敌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上纲上线，人何以堪。两类矛盾说本来就违法法制文明，在法律系统外开启人治典型。如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那就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
    革命革到自己人的头上，自乱阵脚，始于1955年。革资产阶级的命，就是在自己内部革人民自己的命。1955年，宋庆龄说："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这当然的的确确是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庆龄写信："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牺牲了家庭个人名利，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宋庆龄于是被说成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 
    原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被认为既有对抗性一面，又有非对抗性一面，但后来却把这种矛盾说成纯粹你死我活，绝不是平等关系、博爱关系、伦理道德关系，从而放弃了"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初衷。它们之间竟毫无伦理道德亲情友爱包容体贴关系！ 
    宪法中的纯人民、五星红旗上的末两颗璀灿明珠、联合政府中合法一员、54宪法归属于人民的资产阶级，一夜成为阶下囚、犯罪别名、牛鬼蛇神、南霸天和享受抄家灭门特殊待遇的阶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撕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遮羞布，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割资本主义尾巴，资产阶级级终于成了人民公敌——这是人治的产物。被剥夺了权杖和厂房、资本的资产阶级已不是"资本家"。资产阶级曾是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合作者、朋友。后来，资本家徒具观念，名存实亡，，只在五星红旗留下一具并不耀眼的星座。
    社会发展史常识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代表了一个时代飞速发展和巨人般阔步向前。那是文明的一次巨大飞跃。人类原本是没有城乡、体脑、工农分家的，随着社会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效能的跃升，才出现了最初的手工业工人和脑力劳动者阶层。分工和社会层次的分化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反过来推助了社会进步职业分层。刘少奇承认剥削有进步作用。资产阶级绝非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提笼架鸟躺在祖宗账簿上山吃海喝之徒。他们是生产过程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是管理者、经营者、策划者、设计者、脑力劳动者，并非不劳而获之徒。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加速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而且是更重要的劳动。资产阶级也是产业阶级。衡准社会发展和前进的标尺，要看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同直接繁重体力劳动剥离，是不是更多的人离开乡村脱离繁复的体力劳动，同落后乡村原野分离，同苛重农业生产告别，是不是有更多的人从事脑力活动。胼手胝足代表落伍，纤夫文盲扶犁驾车意味着愚痴。回归单纯体劳和乡村是倒逆。贫穷愚昧横蛮不是社会主义。城乡同归于农庄山乡一途，脑体同归于体力苦工一途，工农同归于耕作牧渔一途，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是向后倒退。中国原始农村公社村社与欧洲中世自治城市共同体"公社"不在同一层面上。巴黎公社之公，断然不是先祖往圣古贤们所向往的呀！
    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所有现代化国家，虽国情各异，但基本构件却缺一不可：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法律保障、政治措置、社会政策，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生而平等"、"与生俱来"的权利，乃人类几千年文明汇聚而成的主流价值。这体现为人权、自由、财产、民主、公平和法治。社会主义曾代表了人类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期许，对社会进步有着积极的价值。如果抛弃"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解放"、"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自由"等民主精髓，人为制造阶级斗争、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 ，则会严重束缚社会进步。政治分歧、阶级歧视、斗争至上，使生而平等成了生而不平等。有的人是娘胎里有罪，爹妈遗传的罪过。一部分民众长期被当作"专政对象"，特别是"有产者"、"有一技之长者"和"知识人"被作为"敌人"专政。告密、攻讦、栽赃、陷害，随处可见。六亲不认、草菅人命，时有发生。只要被指为敌人，你随时都会遭到羞辱。被煽动起来迫害他人的""革命群众"似乎成了疯子。泰戈尔说，"人一旦变成野兽，一定比野兽更凶残"。基本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迁徙自由，住宅不可侵犯、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被摒弃。日记、私语、通信，都可能成为构人入罪的铁证。
    二 在人民内部革命阵营划分左中右，右派成了敌我之分的敌人 
    按原来的学说，资产阶级是人民内部一部分，但又忽然间成为与革命的进步的先锋队尖锐对立的主要社会敌人，先被和平赎买，自动缴械，但在思想心灵大脑中，还盘居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路线思想。当然这个阶级很容易被打倒了。不过，却意外惊喜发现了一个工人队伍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暗藏的敌人。这理论学说叫人无任惊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后来发展成敌我对立交战状态，呈你死我活态势。有一个响亮一时的战斗口号叫做"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专政就专政，还要全面，一绺儿不落下，意思是在所有领域一切事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吃喝住穿行住坐卧各个方面，没有个人私密空间。天上地下水中有形无形肉体灵魂自始至终从头到尾每时每刻折磨你死去活来，叫你无处遁形，剥光了衣服玲珑剔透玉体冰清玉洁让大众看个够。
    胡风，革命左派，原来是人民和革命阶层，和王关戚这些左派一样，不能幸免于难，但衷心不改。《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人民日报》社论，诚可谓大费周章，兴师动众。私人信件得不到法律保护。胡风的罪状，说来奇怪，就是因为：
    "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你一定坠入五里雾中不知伊于胡底：胡风究竟有什么罪状，违反了何等天条。你可以说，他压根儿就没有罪呀。罪孽深重的胡风，其罪状可以开列如下：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 
    在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右派成了敌我之分的敌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于是在人民内部就出现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哲学上的矛盾，对立统一，都是可以调和调解的，不然就不是矛盾。正反合。最激烈的相反组成最美丽的和谐。毛泽东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有时候，打是亲骂是爱（当然这不可理解为残酷迫害就是仁爱）。知识分子整体沦落为资产阶级。什么叫"阶级"敌人？这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确定的概念，举一阶级全体对付另一阶级整体的敌人，列国无此法规。敌人的概念可以任意周延，也可以任意界定。地主富农，阶级划分，土地房产，财产既定，尚且有客观标准，计算核准，丈量登记，然后分别归类，划分阶级。有钱就有罪。然而对坏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思想夫人认定，就比较任意。知识分子整体成为阶下囚，地位好于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位居老九。文化革命，敌人就更形模糊，周延游移不确定，没有标准。党内当权派，革命革到自己头上，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大水冲进龙王庙，谁头上有虱子就是谁。这不是以法治国，是心血来潮祸乱天下！这里，罪行不在剥削程度（剥削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愆），定罪量刑不客观，主观随意。
    "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这理念是符合法治的，广开言路，自由竞争。然而始料不及，放的结果却是放手打人、整人、批判、斗争。敢想敢说敢闯，其结果是一批唯唯诺诺的人，公然大打出手。
    敌我对立与人民群众内部对立，分别属于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然而阶级性、对抗、仇恨、敌对，都不是法制概念，带有模糊性。不触犯刑律，不被依照法律剥夺权利的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地富反坏右之阶级划分，不能取代法律和宪政等普世价值。右派不是刑事犯罪，没有触犯刑律。不能把他们说成是一派，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但政治态度的左中右，并不涉及犯罪。"阶级敌人"这个非法制笼统概念害了我们。把公民分作三六九等，把某一阶层打入地牢，这制度如今已然废除。把一个阶级当做敌人，不考虑其中个体的行为是否侵害别人利益，这个岁月过去了。人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个人只为自己买单。人单独为自己负责。家庭成分，阶层归属，不是法律司法上的犯罪，不能被剥夺人权和公民权。否则就与种姓制度，贱民，与元朝等级制度下四种位阶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无异。如果没有触犯法律，就不应当治罪，同样依法享有公民权利，子女不受歧视。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另一面是鸡犬升天，光宗耀祖，这是家族血缘制度的孑遗。
    右派分子解甲归田遣送原籍这种惩罚，匪夷所思。按照法制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就不是划分敌我和内外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似乎一个被当做敌人的阶级天然地就是罪囚。地富反坏，叛特走资，敌我矛盾，阶级敌人，成为打击对象。罪犯，杀人放火，盗窃放火，却可能是内部矛盾。自由有集中，民主有纪律，但却忽视了凡公民都依法享有公民权利。如果没有被依法剥夺公民权，就应该依法享有选举权、集会结社权利、休息权、迁徙权、反抗权、劳动权、受教育权、诉讼权、自我辩护权。
    右派或反党集团，并非天然地存在一个实体性质的集团和党派。并非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这是一个捕风捉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莫须有的集团，没有开会宣誓填表登记宣布炸平庐山，就稀里糊涂加入了一个集团，连自己也不知道年月日，交代不出具体加入反党集团的日期。其实，右派无派，集团不团，纂党非篡，夺权弗夺。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种划分过于简单。因为"愿意"或"不愿意"和工农相结合，仅只是觉悟的程度问题，是一个高尚不高尚的问题，是一种意愿和主观态度，并不犯罪，不能成为划分敌我的依据，当然也不是兴师问罪的依据。怎样才算是愿意或者不愿意，这标准有些儿难于把捉。不和工农结合就怎么是反革命呢？世界观问题无影无踪，难以量化。 不能把思想认识的差别转化为公民权利的差异，
    思想上的阶级阵线不是一成不变的。敌我界限不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日之敌，明日之友，化敌为友，握手言和。思想交锋，意见分歧，亦复如是。军队倒戈，前线哗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很难把一种思想归结为某一社会阶级。敌我界限不明，也很难定于一尊。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隶属于何种阶级。在知识和意见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指各种意见应有均等的表达机会。一切的道路、途径、方向、路线，都是探索摸索，都有平等实验的机会。至于人的嗜好情性，更是他自己的事，无关乎国家兴替。
    文化革命中给反革命定罪又多了一道关口。不仅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而且，凡是犯有有恶毒攻击罪的人，按照公安六条（这不是法律，却高于法律），都是反革命，都是敌我矛盾。抄家揪斗戴高帽子游街，无须报请批准，也没有标准，可以人自为战。这类反革命罪，本来可以作为人民内部处理——不过是口头上笔头上反对了一下"革命"而已。
     道路之争、思想之争、路线之争、是非之争、荣辱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朝野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合法与非法之争、姓社姓资之争、香花与毒草之争，未必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平竞争摆事实讲道理。阶级斗争不一定必须是你死我活鱼死网破斩尽杀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也可能还采取和平竞赛费厄泼赖的方式。说理斗争也可能是抬杠辩驳挑刺。但这就必须得到法律保障。抛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那不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应该依法办事，应该有仲裁，有竞赛规则，有目的，而且是为着共同目的，比如促进社会良性互动，促进民族和解，不应该是不择手段、落井下石、造谣诬陷、制造冤假错案。
    在哲学上，"矛盾""斗争"仅只是诸多范畴中的一个。人类认识和分析世界，不仅借由矛盾纷争，还有许多范畴可资利用。矛盾斗争冲突只是事物存在的某种特异样态，不是常态和稳恒态。并列、共存、前后相续、互利共贏、辅成助推、育养促成、互相依赖、提携、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包容涵毓，也是事物存在的样态或模式。社会思潮多元化，异彩纷呈。思想的相互诘难，相互辩驳，相互砥砺，相互推动。争鸣之中，如果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凡事必要分清是非，一方压倒一方，偏执一端，剑拔弩张，香花毒草势不两立，动辄给论敌扣上足以下大狱的帽子，就暗流涌动，戾气和蛮横并至。有人云，偏执而不知融会贯通的人，都是"一曲之士"。冯友兰主张从"仇必仇到底"转到"仇必和而解"。即使是敌我矛盾，也可以和解。

    三   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领域里触及灵魂是可怖的
    1957年，以经济地位财富土地划分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被关于香花毒草六条政治标准取代。思想认识立场观念的差别成为划分敌我的标准。思想犯、文字狱、言论罪、莫须有、笔墨官司，破土而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对个人成罪状。民主革命时段，"阶级敌人"还算确定：举一阶级整全为敌，革"阶级"的命。但掌权之后的敌人，就形象模糊散乱，心造幻影，多少有些随意，捕风捉影。抓右派，主要是整肃知识学者和曾经合作过的民主党派。
    我们身历过破四旧。四旧指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包括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旧风俗，指历史上代代传承、相沿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旧习惯，指长期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心理定式。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神符魔咒。
    土改时期恶霸地主"恶霸"二字无法量化，主观随意，没有客观判断，谁个劣谁个不劣，农会说了算。斗争大会，大家齐喊"砸死他"，根据声音分贝，就可以拖在车轮后边拖死或吊死，无须公告。随着革命的深入，敌人越来越多，阶级斗争越来越白热化。阶级划分，从经济地位、土地资产等客观标准，转变为政治态度、思想作风、言语说话、意识形态等主观随意标准。颠二话嘟囔，面有不悦之色，就可以定罪。邻里纠纷，妇姑勃谿，男女作风，小偷小摸，吊儿郎当，破鞋烂袜，看着不顺眼，就成阶级大事。即使是经济剥削，充其量也只能怪罪当时社会制度、千年传统、法律规条，不能由个人负责。至于思想言论，思想无罪、言论无罪——言论只在其引起社会后果煽动叛乱时才有罪。文化作品无罪，不构成刑事犯罪。社会后果不能仅凭长官意志定夺。戏剧、电影、诗词歌赋、小说、杂文，可以通过平等争鸣达到繁花似锦。
    无产阶级掌权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表現为思想意识形态之争。言论文化属于人民内部畅所欲言心情舒畅自由意志。言者无罪,但后来却罪该万死，遗臭万年。反对封、资、修，原意是反对其思想文化，是空对空的空战，口诛笔伐可也，不是肉体诛灭，不针对特定个人。百家争鸣而不是一人独奏，后来却成为从肉体上消灭、摧残、羞辱、夺权、坐土飞机、土火箭、蹲牛棚。依理，此时阶级斗争只剩下思想文化语言，唇枪舌战，而不应是攻城略地、攻坚克难、拳打脚踹。
    有人因了不懂客观世界的规律而殒命，因了思想上主观主义形而上学而倒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并非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然而批判坏戏坏电影，成为了全民全国大事，把思想言论歧见、工作分歧上升到政治高度，文化艺术工作者成为不拿枪的敌人；用专政手段、暴力措施处理人民内部以及党内意识形志之争，容不得异见。"推涛作浪、煽风点火"，"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这些竭尽夸大渲染之能事的的文学修饰语言，就可以据以给人定罪。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种观念、一种艺术风格、一幕戏剧、一幅绘画，不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干预的事儿，不应该用谁战胜谁来一决雌雄。于是就有了一大批政工干部专门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最隐秘最私密的地方，勇敢地同个人主义小资情调阴暗思想进行无情斗争。鉴定里若有"不肯暴露思想""思想阴暗"这一条，就够你受一辈子罪。斗私批修，私和修，是敌我矛盾。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刺刀见红。

    青青草地、文化沙龙不是恣意纵横驰骋的跑马场。然而有一阵子却鼓吹"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要文斗不要武斗，说的是触及人的灵魂。用手触摸你的灵魂，好比"多疑的多马"以手探进触摸耶稣的肋骨钉痕。多么可怖呀。这文斗真的还不如索性武斗的好。士可杀不可辱。人人都有不可触及的内心世界。这是你的私人领地，比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还神圣。思想无罪，生活无辜，隐私无害。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阶级斗争，在无形的思想文化领域大动干戈，这是不雅的发明。"思想战线"，"文化阵地"，精神的上空居然硝烟弥漫。"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出自英国的一位首相威廉•皮特，说的是财产权对穷苦人的至关重要性和神圣性。个人生活具有私密性，私人空间不容践踏。公权力和私权力有明确的界限，井水不犯河水。如果私有财产不再神圣，世界观和灵魂的尊严就微不足道了。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错误的思想难不可以被等同于毒草和牛鬼蛇神。我们可以容忍人们的错误思想。错误思想和毒草也许是指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这样，三家村、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阎王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就不是敌我矛盾，就不会是人民的死敌。可是这里说的毒草和牛鬼蛇神，分明是思想认识和不同意见，是不同政见。把不同政治见解视为敌对者，则完全错误。
    错误的思想并不等同于犯罪。意识形态当然应该求同存异。错误思想，人人与焉有份。开展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书房坊间硝烟弥漫，现今视之，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不能在人民内部和思想领域展开。如果狠斗"私"字一闪念，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灵深处遭受炮击火烧，那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任何错误思想一露头，就消灭在萌芽状态，消灭任何形式的错误思想，不留余地，其实就是消灭一切思想，因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百花齐放是一种喻体，一般理解是：文学、艺术、文化理念、报刊、课堂、戏剧、艺术，应该容让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内在地属于人民内部。然而此时却杀机四伏。既然把资产阶级文脉文运定性为毒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进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兴无灭资，红透专深，拔白旗，插红旗，全党动员，书记挂帅，对资产阶级同仇敌忾，鸣鼓而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生活作风上消灭资产阶级，则多党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参政及其共和体制遭遇倾覆。后来文化革命及其前奏又提倡消灭资产阶级戏剧、艺术观念和生活方式。文化革命扫除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革命这个理念也逐渐发生异化：从战争、军事、武装暴力推翻政权夺取权力，转向不间断地整肃清查过滤筛选捉虱子。从和拿枪的敌人肉搏战斗，转向对付不拿枪的和平的经济的文化的观念的意见的戏剧的生活作风差异的"敌人"：地主、财团、资本家敌酋、知识分子、流氓阿飞、小说电影、自由化、普世价值、宪政理念、人权独立自治。从硝烟弥漫的沙场到稻花飘香的田野，从议政大会堂到书卷气味浓厚的书房，从显性到隐形，到处是战场，田间地头也开批斗会。言论话语、心绪感情、课堂讲授、一幅绘画，敌酋无处不在。革命的原来意义，革命的原来目标，是敉平制度上的阶级差异，消除产生阶级的根源，消灭三大差别，而非人为扩大阶级差异和对成员的肉体摧毁。后来，扩大了差别。革命深入灵魂深处，到处都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思想改造，触及灵肉，反省检讨请罪汇报羞辱人格。
    在我国，资产阶级是人民。它是五星红旗上的一颗璀璨耀眼的明星。但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世界观、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烫发、波浪式、高跟鞋、口红、脖颈项链、超短裙、流氓阿飞），成为运动重点和斗争对象，要一斗二批三改。戴高帽游街，剃阴阳头，抓游鱼，揪反动学生，隔离审查，被剥夺通信自由，亲人的信件得有专案组拆阅审查。
    有一些具有特异功能，持非凡禀赋之真命天子，对思维的花朵凭长官意志进行质检抽查，妄断是非。书报检查凭一时热情个人好恶偏狭观忘念给黑画黑诗坏歌淫词定罪，扼杀幼苗、戕害灵性、肆行暴虐。国家机器专政部门掌控意识思想大门之锁匙，判别是非裁定文艺戏剧诗词之优劣成败利钝善恶，在意识形态上层筑领域对资产阶级思想行专政，骇人听闻。让百灵鸟停止歌唱，让紫罗兰停止开放，罢黜百家，独尊一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人为制造敌人，揪斗横扫，拳脚相加，肆行无忌，百卉俱殚，无边落木，万马齐喑。"群"众批"异化理论"，反"资产阶级精神污染"，非徒四人，其余人亦精通阶级斗争之真髓。
    一旦深入到大众生活领域，举凡吃喝玩乐言谈举止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亦被打上阶级烙印，则资产阶级思想成蔓延态势，无边扩大。奇装异服、提笼架鸟、行住坐卧、莳花种草、闲情逸致、时髦雅兴、喇叭裤、抹口红、戴耳坠、披肩发、描眉敷粉、打口哨、摸麻将、"斗地主"、听邓丽君或苏联歌曲，便有罪。靡靡之音，才子佳丽，帝王将相，丫环小姐、嫔妃老仆、早恋接吻，皆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阶级界限如魔瓶，任意伸缩，游移不定。流毒所及，任一人说你恶毒攻击，你便被从革命群众队伍中拉出去游斗！人民与敌人之界限，不复存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小商小贩如鸟兽散。生活方式，连衣裙、牛仔裤、布拉吉、披肩发，都成为革命对象、敌我矛盾、批判目标。凡人小事，流氓阿飞，穿衣戴帽，行住坐卧，都惴惴不安。民兵小分队执法，生活作风问题，破鞋烂袜，奸污知青（有的可能是调戏，仅凭一面之词），都成为打击专政办学习班对象。几十年间，阶级斗争越来越复杂、越恶劣、越激烈。
    ＃＃＃＃＃＃＃＃＃＃＃＃＃＃＃＃＃＃＃＃＃＃＃＃＃＃＃ 
      文革伊始即撕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否认普世价值和阶级平等，制造恃强凌弱和诡诈权谋意识。林杰曾说：一、政治无诚实可言；二、要结成死党；三、要引导对方犯错误。另外的版本是林聿时的"政治斗争三原则：一、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谣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三、善于引导对手犯错误。阶级斗争会造就最恶劣的人性。阶级斗争必然制造仇恨和阴谋诡计。阶级性导致人性败坏。我们长期关注阶级性，泯灭和抹杀自然的与社会的人的本性，即人性。林杰闫长贵关锋戚本禹王力中途换马被当做小爬虫揪出。这是最高当局的决定，是合理的战略部署，是计议中的，是明察秋毫之末，绝不是蒙骗捉弄。后来他们的对立面杨余傅也为着平衡被当做变色龙揪出。奇诡的是，有人至今怀恋那个时代的光风霁月，仍旧以效忠自居。你也许以为他们会否定吞没他们的文革惊涛骇浪，你会以为他们会180 度大转弯。但你错了。
    国家意识、民族利益、家族团体、敌我观念，很好。可是我们不该忘记，此外还有还有大写的"人"。人道主义也。战争、屠戮、厮杀、拼搏、革命、对抗、斗争、镇压、消灭，好。然而，大家都是人。消灭阶级指的是消灭阶级差别，消除阶级对抗，不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不是从肉体上把一个阶级斩草除根，或迫使某一个阶级归化投诚缴械。那种促使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做法，不是消灭阶级，恰是强化阶级差异。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也不能把人们的吃饭穿衣生活琐事上升为阶级斗争。历史上，随着攻守之势移位，化敌为友的事随时发生。没有永恒的敌人。战死双方将士同时受到祭奠的事情时常有。美国南北战争甫告结束，纪念碑文，对双方阵亡将士一体纪念。西班牙内战，双方烈士合葬。清朝代替亡国的明朝，清政府还旌表为明朝殉国的忠烈之士陈子龙、史可法、夏允彝等。亡明882人被封谥号"节悯"。国家观念和敌我观念之上，还有"人"的观念，人道观念，人性观念。现在我们开始讲人性论。曾经，人性论、人道主义是精神污染，必须清除。过去，对敌人的慈悲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不能怜惜蛇一样的敌人。现如今，犯罪叫做犯罪嫌疑人，不许虐待犯人。追赶小偷致人溺亡，要负法律责任。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陈腐的观念大打折扣。
    （作者 安希孟,男，1945年生于山西翼城县，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69年毕业，南京大学1982年毕业哲学硕士，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
                                                          2014年4月 

    注释：
     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0-167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
     文革中我在北师大到东炼劳动，一位女士身体不好，造假，在尿液里放鸡蛋蛋白以化验成肾病。这是红色革命年代造就的人性的扭曲。
      转引自杨春福主编《法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421.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 第19——20页。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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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read,
    Apr 30, 2014, 6:41:22 AM4/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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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京：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的选择

    Posted: 29 Apr 2014 12:41 PM PDT

    普京、习近平
    随著普京推动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美国和西方对俄国的制裁将不断升级，不愿表态的中国将被迫明示自己的选择：是站在俄国一边，还是西方一边。事实上，已有足够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是站在普京一边。

    近代以来的历史多次告诉我们，联俄抗美，对中国的长期利益会带来非常灾难性的后果，习近平以及鼓吹民族主义的当权精英并非不知道这个历史教训，但他们为什么还要重蹈历史覆辙？这当中有很多利益的算计，也包括重要的情感因素，如习近平对普京的个人崇敬，而在这种情感因素背后，则是中国精英迷信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严重地扭曲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影响了他们对人类文明大势的判断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共和试验正处在关键时期，地方自治蓬勃发展，加快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正是孙中山对大一统的迷恋被苏俄利用，打断了这一充满希望的进程，把中国引入歧路。结果是，数以千万人死于非命，几亿人口完全失去自由，农民更是深陷贫困。若不是毛泽东从联苏抗美转向联美抗苏，怎么可能有后来邓小平的改革成就？

    普京拉拢习近平的企图很清楚，他算计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尽管普京对美国和西方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历史已经证明，俄中两个文明搞在一起会害人害己。性格决定命运，对个人如此，文明也一样。中俄都有偏好政治集权的性格，这容易让两国的权力精英堕入情网，却注定成就不了好姻缘。这是因为，政治集权与人类追求自由的文明大势不相容。

    不过，在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明的性格与俄国很不同，那就是中国文明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底色，因此与美国文明有深层的心灵契合。两个文明能在今天拥有超越其他文明的全球影响力，并非偶然。在传统文明中中国文明的社会流动性最高，而美国则为现代文明的个人自由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因此，美中两大文明联姻，有利于人类自由秩序的扩展，这一点，已为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所充分证明。

    不过，过去三十年人类的自由试验出现了重大失误，那就是金融全球化削弱了民主的效能，让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成为一种全球流行病。在美国是利益集团搞定了立法者，在中国，是当权者直接下手抢钱，在俄国是资源大亨干政，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则是独裁者家族鸡犬升天，虽然形式各异，结果都是切断了底层上升的通道，社会不公，令青年人对未来失去希望。

    美国精英应对这个重大失误负重大责任，这个失误也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过，正是在如何理解和对待美国的失误和影响力下降这个问题上，普京正在犯非常危险的错误，而习近平可能在犯更大的错误。普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很可能他认为别无选择：听任乌克兰投奔欧盟，意味著自己的政治死亡，而冒险赌一把，也可能是死，但终归是一条好汉。普京的自私就在于他此次狂赌料定习近平会支持他，他相信美中矛盾加剧只能对俄国有利。

    普京的算盘对个人有利虽然没有错，但美中矛盾加剧是否对俄国有利则大有问题。事实上，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谁的责任，美中对抗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俄国也不例外。历史上，毛泽东与美国对抗曾加大了把苏联拖入与美国核大战的危险，令赫鲁晓夫头痛不已。

    至于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陷入全面困境，而且，正如《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所注意到的，中国规模宏大却极度扭曲的城市化正在给中国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对此，中国权力精英和主流文化精英并没有展示走出困境的能力和智慧，而是越来越深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迷茫难以自拔。

    表面上，美国相对中国的实力大不如前，且民主政治问题多多，但美国社会依然活力不减，自由和民主试验在社会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确实也面临历史性挑战，白人日渐成为少数，由WASP*开创的优秀精英文化能否传承和发扬，面临考验。但无论如何，美国的自由试验，对于人类自由进程的意义依然重大，对中国更是具有不可或缺的启示价值。

    因此，如果中国因支持普京加剧乌克兰危机而不惜走向与美国全面对抗，将是一个后果非常严重、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WASP）本义是指美国当权的精英群体及其文化、习俗和道德行为标准，现在可以泛指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此群体拥有庞大的经济、政治势力，构成美国上流社会和中上阶层的绝大部分。尽管美国社会日益多元化，但他们的文化、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著美国的发展。(摘自维基百科)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高新：刘云山保得住衣俊卿却未能保住申维辰

    Posted: 29 Apr 2014 12:46 P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中曾感慨就是申维辰这样一个连当年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还不如，数理化知识均等于零的山西大学体育系的工农兵学员，居然因为被当年把他从山西提拔进京的刘云山"伯乐"的鼎力推荐而被习近平同意出任了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地方科协组成，组织系统横向跨越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和大部分产业部门，统率全中国（大陆）所有科学技术工作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的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党组书记和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席。


    自申维辰被中纪委宣布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之后，最新落马的副省部级贪官是青海省委常委兼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

    一位内地网友发文评论说，如今的中纪委实在非同一般：不仅强势、强大，拿下问题官员报道非常神速，信息也很公开。及时把信息告诉人民。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纪委对他的"定性"的"口气"很重，与其他被调查的官员有些不同。前一段落马的高官，大都表述为："涉嫌违纪问题"或"涉嫌严重违纪"，而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纪委对毛小兵被调查的表述，说明他的问题非常严重，也说明中纪委掌握了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确凿证据。

    其实，在毛小兵之前，中纪委给前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以及申维辰的公开通报中的定性都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这一方面说明中纪委对他们不但违纪而且违法的"严重问题"都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同时也说明他们最终接受的处理除了"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有进一步的"交付司法处理"……申维辰到秦城监狱与薄熙来等人比而居的可能性已经是百分之百，而姚木根和毛小兵恐怕就没有他申维辰那么好的高级牢钣待遇了。

    据说因为近些年来副省部级以上的贪官越抓越多，公安部已经与司法部商妥，自今年开始所有副省级部贪官获刑之后公安部隶属的北京秦城监狱不再接受，改采"属地关押，就地劳改"的新举措，具体解释起来就是，如果哪个省委一把手或者省长因"严重违纪违法"获刑，判决之后可以被押送北京公安部直属监狱春城监狱接受特殊待遇，在省委副书记及副省长位置上获刑者原则上都要"就近安排服刑地点"。

    申维辰落马之后，曾有香港的一家网络媒体因为他的山西背景而把他与山西籍贯的前胡锦涛大秘令计划自然联系到了一起，报道中引述"北京政界人士"的话说：申维辰既出身共青团系，任过共青团山西省委副书记，又是「山西贪腐集团」的核心成员，任过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作為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现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的马仔，后来被调到中宣部当副部长，作為令构想中的中宣部长来"培养"。申维辰被「双规」的原因，和较早前被抓的山西人大副主任金道铭一样，是涉嫌在山西的贪污腐败，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捲入了令计划的「政变」计划。一如中纪委收拾四川官场，目标其实是针对周永康一样，正进行中的打击山西贪官行动，剑指的是山西帮主令计划。将会有更多山西官商被抓。

    而按照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的说法，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的申维辰被直接内定为中宣部长接班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毕竟连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申维辰被刘云山和李长春共谋拉进他们的"小圈子"里之前，以中宣部副部长身份进入中共十七届中央纪检委的是雒树刚。

    二零零八年雒树刚被升格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同时被明确宣布为"正部长级"，再到二零一二年召开十八大时雒树刚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序列，而中纪委委员的位置则让给了申维辰。当时即有人分析此后的申维辰也沿着雒树刚的晋升轨迹走下去，但先不说雒树刚毕竟是中共政权内部公认的马列专家，从学历角度与申维辰绝对是一天一地，更令申维辰所忧心的是"年龄不饶人"，他只比一九五五年出生的雒树刚年轻一岁，等雒树刚年满六十五岁退位他自己已经六十四岁了，再无可能被安排接替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职务了。这就是为什么刘云山在十八大之后急于要为申维辰在中宣部系统之外的部门安排一个正部长级的位置。中宣部内曾有人笃信刘云山一旦大权在握即很快会对申维辰进一步提拔，但最可能的晋级位置应该是国务院下属的体育系统。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和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出生于一九五一年，正好比申维辰年长五岁，如果赶在十九大召开之前令年满六十五岁的刘鹏退休，安排申维辰继任，即可令他在六十一岁的时候，即二零一七年秋季顺利进入十九届中央委员序列。

    持此分析的中宣部，以及国家体育总局的业内人士们的一条重要依据就是当初申维辰被调升中宣部副部长的同时就被安排了一项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兼职，而这当然也是因为上级组织部长"充分考虑到了"他申维辰的"体育系学历"及在山西从政时曾经主持过地方体育工作的"干部专业化"前提。正因为如此，去年四月申维辰突然被宣布升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时，无论是中宣部还是国家体育总局中的"业内人士"人全都被惊呆了，直呼"真是不敢相信'文革'已经结束快四十年了，共产党又在重搞'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了"。

    如今，申维辰终于落马，中共党内的所有在位人士中为此最为难堪的无疑就是刘云山。去年的早些时候，这位刘云山曾经依仗自己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大权，成功保住了自己另外一名政治心腹，也是因为严重腐化堕落问题而遭受实名举报的衣俊卿的党籍和"正高"专家的公职。

    说起来，那位因为近一年来陆续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党内高级贪官为数众多而渐被公众遗忘的中共著名马列专家、前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被举报，也是来自山西。故事的简单内容是一位叫常艳的山西师范大学的女博士因为轻信衣俊卿"等云山进了政治局常委，我就可以成正部，帮你调京工作易如反掌"的允诺，不但以身相委甚至还被衣俊卿骗走了六万人民币。

    由常艳所撰写涉及衣俊卿"玩女人"、"收钱"的中篇纪实文学《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分23条长微博发布在网上之后，中共官媒于去年一月中发表消息称："据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编译局主要负责人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已免去其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贾高建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发微博分析：衣俊卿免职的时候，我就说了，那只是让他躲躲风头，不是处分。要处分，只能处理被搞的女生。被搞了，向组织申诉是可以的，但不能公开，公开了，就犯了组织大忌。至于说人家不处理，那你得有耐心等待。当年文革后期，干部搞了女人，一般都是说女人腐蚀拉拢 。

    另外一位网友强烈质疑道：毫无疑问，衣俊卿虽然是国内研究马列主义的权威，但应该并不具备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他"睡"了下属常艳博士和她的同僚，还好意思收常艳的好处费，不说其个人道德如何，起码也违反了官场"潜规则"和做人的基本道德。

    衣俊卿作为高级干部，即使肆无忌惮地"玩女下属"属于生活作风问题，可他拿了女博士常艳6万元应算受贿了吧？虽然他后来给了常艳100万元，可那也只是对常艳17次"陪睡"而做出的补偿，即使该100万包含了此前收受的那6万元，那也仅仅体现在受贿既遂后的赃物处置方式会影响量刑上。而处理衣俊卿的有关部门，对这6万元"只"字不提，更没有查清衣俊卿"睡"其他女博士及是否也收钱的问题，就这么让衣俊卿"软着陆"，这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与如上内容大同小异的强烈质疑曾在去年早些时候一浪高过一浪，但硬是让刘云山下令给压下去了。至于刘云为为什么要死保衣俊卿，将是本专栏下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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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 1, 2014, 6:05:30 AM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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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南央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封公开信（附“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块试金石）

    Posted: 30 Apr 2014 11:57 PM PDT

    李锐与李南央
    我的致中国海关的第二封公开信是在2013年10月30日上网的，距离今天已经整整半年了。朋友们都关心着这件事的进展，我也期待着这桩扣书案有公开审理的那一天。我希望这件事无论结果如何，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在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下，走完法律程序。但是迄今为止的进展令人无望，我不得不再以公开信的形式表达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依法诉求。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行政立案庭庭长、行政立案庭法官：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夏楠律师受我全权委托，于2013年12月25日前往贵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海关2013年11月25日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裁决以及没收本人80本入境书刊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贵院立案庭法官以护照无法证明本人身份，必须使用身份证立案为理由不予受理。夏律师申辩，护照可以证明委托人身份，该法官不予采信。
    接到律师的信息后，我立即委托国内亲戚到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了户籍注销证明，以证明我1990年因出国定居注销户口，无法提交有效身份证。夏楠律师于2014年1月7日再次去贵院立案，在提交户籍注销证明的同时，将打印出的《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四条示于法官声辩：按此条规定，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国内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可以使用护照证明身份。立案庭法官收下新的证明材料及起诉书等，开具了 "讼诉材料收据"。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夏楠律师根据这一规定，不断向贵院立案庭出具收据的法官询问立案决定，但是该法官都以:"还需调查核实委托人身份"作回复。鉴于此一情况，我于2014年3月份回国，在3月18日上午同夏楠律师去贵院面见该法官。法官收下了我的第一代身份证复印件，第一本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因私护照复印件，第二、三本旧金山中国领馆签发的因私护照复印件，复印了我有效期内的美国绿卡和有效期内的第四本旧金山中国领馆签发的因私护照原件，该法官未再对我的委托人身份提出任何质疑。他明确地向我和夏律师表述了两点：1. 您起诉北京首都机场海关，按行政诉讼法规定，我们必须受理。2. 我们在收到您的起诉材料后，7天之内应该答复您是否立案，我们确实拖延得太久。但是因为要跟海关方面进行沟通，而且案件也不止您这一件，需要放在一起跟海关协商，耽误了时间。客气地说完之后，法官请来一名书记员，让我说明今次来访目的及诉求，做一笔录，他立即向领导汇报。对我的询问："您说的'领导'是哪个系统，哪个层面的？"该法官明确、清晰地回答：是我们三中院的领导。
    书记员记录了我的来访目的和诉求:本人此次特为立案回国，本周四将返回美国，希望尽快给予答复。只要有答复日期，我可以更改机票，在北京等待。我的诉求就是起诉书中的两点：1. 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处罚无据，其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字中连所扣印刷品名称都未一一列出，只混而言之为："对除……以外的80本印刷品予以没收"，遑论载明这些书籍的违法事实和证据？2. 所扣80本书刊中最大一宗53本，为本人拥有著作权，为父亲李锐整理编辑的口述往事。李锐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卷主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省、地、县各级编纂组总召集人，是中共党史权威，将他这样一部具有高度权威性和珍贵史料价值的、回顾跟随共产党一生的追忆和思考的著作裁定为禁止出入境物品，以携带入境属违法行为予以没收，不仅是对当事人财产权的无理剥夺，更是损伤了李锐和当事人的名誉，对本人——现为美国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造成极大困扰。要求法院依据法律规定予以撤销。该法官在本人和律师审阅记录、签名之后表示，第二天他会主动与夏律师联系，将领导研究后的决定通知他。
    3月19日上午11点，夏律师电话告知了我该法官的答复：我们的领导还是无法决定。委托人是否如期返回美国由她本人自行决定。
    我决定如期返回美国，此后，夏律师每周向该法官电话询问一次，答复始终只有一个：我们的领导还是无法决定。
    至此，贵院的行为目的已明晰可判：无限期拖延立案，令当事人无法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我的"无论结果如何，走完法律程序"的希望成为泡影。这很让我看不清自己撞上的到底是个什么部门? 贵院不是您们办公大楼上高高矗立的那几个大字所示与公众的、是一级独立的法律实体"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这点我已绝对可以肯定，因为法院岂能不遵守国家宪法和国家法律，法官岂能不服从法典和法规？那么，贵院是共产党的一级政法机构？也不大像。因为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党中央新一代领导人已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机构岂有不按党的指示办事的道理?不过，有一点我倒是看出比较靠谱：贵院和海关虽然都不是独立于党和政府机构之外的一级法律实体，但是同属一个主体，有一个共同的"上边"在下达指令，我的状，恐怕是告到了一家人的头上。
    果真如此，在我这个真把贵院法官的话当作九鼎法典之言，付昂贵的旅费从美国回来请贵院验明正身的尊法敬法公民的对比下，强烈地反衬出您们以执法者的身份接待公民，展现的是玩儿法律于股掌，对法典无以复加的蔑视。请扪心自问：在法律面前，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我由衷地希望看到您们作为"人民法院"的尊严，看到您们作为"人民法官"的良心和对我国现行法律条款的尊重。执法者敢于尊重法律，执法者敢于执行法律，才称得上是一级人民法院，贵院的法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
    尊严是无法被授予的，它是靠您们不畏艰难和强权只按法典做事争取到的！我期盼着贵院珍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的"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一改革举措为您们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办案空间，勇敢先行，排除来自任何方面的"领导"横亘在前的干扰，理直气壮地开庭审理我对首都机场海关扣书处罚的起诉。令对该案的审理，成为载入中国法学院教科书的经典案例，铸就贵院历史性的辉煌。
    我等待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李南央
    2014年4月30日

    【附录】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块试金石
    我状告首都机场海关案缘起于我父亲李锐的一本新书《李锐口述往事》。李锐如今已是共产党内硕果仅存、廖若残星的元老。他的这本书是回顾自己跟随共产党一生的所思、所想和对共产党所犯错误根源和教训的沉痛分析，其愿望是希望党能纠正错误，不要再欺人且自欺地死抱住"伟光正"不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主持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建立起一个国强民富的公民社会。结果，我从香港带入北京的53册样书，在2013年10月29日中午时分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审查，10月31日上午10点海关即电话通知审查结果:为禁止入境物品，并于11月12日发出"海关处罚告知单"。我全权委托的夏楠律师随即向海关提起行政复议，海关于11月25日发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维持原处罚告知意见"，将含53册《李锐口述往事》在内80本书刊的性质统统钉死。这与2008年7月2日胡温时代发生的上海海关扣留《李锐日记》和《李锐家信集》，经本人在网上发出公开信质疑之后，第4天即将扣书全部归还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胡温时代还发生过另一起知名度很高的首都机场海关扣书案。2002年8月5日（请注意这个时间，江泽民还在台上，他是在该年11月8日至14日的中共十六大上将权力移交给胡锦涛的），朱元涛律师从香港购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一书被首都机场海关扣留。12月17日朱收到海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03年1月朱律师将海关告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败诉后，6月25日朱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月7日二审开庭，9月8日高院终审判决朱元涛律师胜诉。一个完整的法律程序，发生在十年前，胡锦涛上台不到一年。
    聆听中国共产党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发表的讲话，颇有许多令国民大体认同的阐述，譬如2013年1月2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跟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相比，可谓进步长足。但实际情况似乎又在大踏步倒退，显示出的是远不如胡温时代的智慧和担当。
    习近平上任一年来，确实有了很多大动作。特设了一个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三个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小组，习近平统领主席和组长之衔。结合各级党报上公开宣传、报导的习的言论，可以解读出习近平所设计的改革计划是建立在两个不能动摇上的:"枪杆子、笔杆子"。共产党打江山靠的是这两杆子，习近平下决心维持共产党的江山不垮台，还是靠牢牢抓住这两杆子，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这就是话听起来是向全面深化改革迈进，而人们的实际感受却是紧箍咒越套越紧的原因。
    很多老一代共产党人，如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和我的父亲李锐，他们在党内奋斗一生所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一党专治的政权，而是一个由自己的党主持，服务于人民的政府。将军队还给国家，将现行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笔杆子，还给人民，放弃保卫党的"红色江山"的意志，转换为全力维护人民权益的理念，党的事放在在国家宪法的框架下办，难办的国事按法律程序靠众人的力量推动，这才是根治腐败、拯救生态、聚集民心、走出险境、复兴中华的治本之策。紧紧抓住笔杆子，体制就变不了；体制不变，不管拍多少苍蝇，打多少老虎，不过是唱新曲、走老套，耽误着濒临危崖的中国已经不容再拖延的时间。松开笔杆子是件非干不可的事，否则无异于继续向深渊一路跌落下去。 
    面上铺开来的大转变，总是起于点上的突破。有大智慧的领导人，总是能够抓住民间出现的契机。当年，第二代领导人抓住了安徽凤阳小岗村那18个农户的契机，瞅准了毗邻香港的那个叫深圳的小小渔村，全面开展了农村和城市经济的改革。要动政治体制，我冒言一句："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可算一个契机。因为此案在三中院搁浅，就是实际由中宣部掌控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凌驾于司法机构之上，对正常法律程序蛮横干扰。若能抓住这件所涉人物特殊——中共元老级人物，后续意义深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的案例，就能开创共产党组织不得干预国家司法程序的先例。如此，不管衙门多大，权势多重的"领导"都会感受到悬于头顶的法律之剑，谨言慎行；如此，则根本不需要那些特设的委员会、小组，习主席的事情要好办得多。
    只要共产党主持的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只要共产党说到做到，把自己高于一切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千千万万的国人是会支持共产党好好干的。那些告状无门，铤而走险的人群，是会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公正的。老百姓的"中国梦"才有圆梦的可能。
    对"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如何处理，确是一块试金石。若关乎共产党元老权益的官司都无法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遑论百姓乎！所有高调，都可休矣。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5月号

    刘自立：红卫兵搭上改革派

    Posted: 01 May 2014 12:00 AM PDT

    北京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之，是指一般芸芸众兵那些并无特殊权位和身份者类；狭义之，就是指权贵红卫兵（联动等——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所说红卫兵，所指为后一种；因为前一种红卫兵并无特殊的文革影响和后文革影响。而所说红卫兵阴魂不散，有几个原因。（其实，说其阴魂不散，并不准确。因为他们人还在，权还在。）一个原因是，前此，我们所说红卫兵意识的溃败和死亡，是指那种准确意义上施行毛主义路线观点的红卫兵及其意识形态，业已不再存在；但是，随着文革时期毛主义本身的蜕变——从反对美帝国主义，到沆瀣之——说明，毛主义本身的、并不绝对反对所谓资本、资本主义的、那种邓式路线的开始。这样，绝对反对资本主义之红卫兵意识，业已不复存在。（与之一起出现的所谓"上海人民公社"论——巴黎公社论，早已灰飞烟灭——那些根本不加研究西方正面城邦，自治和公社者，只看见了反面的自治和公社，对于希腊人甚至波斯人给予城帮自由这个伟大历史，毫无所知……。）

    但是，红卫兵运动纠结于是否要发动文革，是否要打倒走资派，是否要施行绝对"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可以演变成为如何定位和如何估计"十七年"（文革以前的中共统治历史）这个问题。这样，就出现文革以后肯定十七年派和肯定文革派的分野。这个分野并不止于对于所谓"四人帮"的审讯。随着这个审讯展开的，是对于十七年甚至对于中共建国伊始制定之《共同纲领》之肯定——这个纲领中申明，要施行新民主主义（——也就是不施行社会主义）五十年。这样，中共对于如何施行资本主义，并非源自改革以后，而是源自改革以前，源自十七年甚至更早。需要说明的是，毛主义虽然表面上否定十七年，但是毛本人真正否定十七年以来之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所谓打倒北京市委和城市老爷部（卫生部），才子佳人部（文化部），都是虚以委蛇，不实之词。

    "十七年主义"（恕吾自造一词）一旦强调，就变成对于所谓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的和谐；这个和谐，又马上带来对于改革以后权贵资本迅即积累而同构于世界资本之演变。于是，文革中红卫兵保护自己爹妈的侠义观点，逐渐蜕变成为由其爹妈甚至由其本人，施行由十七年"鸟笼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尾巴）发展为中国权贵资本之政治经济行径。这个过程，其实也该算作毛主义文革晚年的一个"奇迹"，并为毛所主张之——这个奇迹，让中共走出社会主义桎梏，而让文革红卫兵中人，成为后文革中国资本代理人。这是一个亟待深入探索的课题。这个课题的基本提示是，毛主义究竟是要对中国施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他的资本主义，没有美国不行——而他的社会主义，没有文革不行。这是一种辩证法，一种鬼画符。这也是外间一般观察家很难发现的红卫兵"阴魂"转变论。这个转变论，让所谓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权辨识问题，因为红白相间、黑白混淆而无法轻易辨认。

    再一个问题是，红卫兵问题、因为业已走出毛主义体制而转行邓主义体制，所以，由邓主义模糊不清的改革开放论引导的、党内文革研究倾向，也变得朦胧不清（随着前罪犯唱红打黑——文革研究正在倒退于邓时期的把握和底线——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复旧照片，绝对不可能出现在邓掌控政权时期！）。正是在此阴暗中，所谓邓系（含胡、赵系）改革派们对于红卫兵问题的暧昧和模糊，也成为红卫兵进行无原则原则和无意识形态之意识许形态的、负隅顽抗的场所。今年大陆报纸《南方周末》和大陆杂志《炎黄春秋》就发起了具有这类性质的黑白各执，阴阳对峙的舆情表演。炎黄春秋杂志邀请红卫兵代表（刘进等）共赴春宴，与所谓改革派中人弹冠相庆，共话文革——而"南周"则辟出一半篇幅，刊登为宋彬彬等红卫兵张目之大幅文字；他们的遮羞布，就是以另外一半篇幅，刊登采访王晶垚老伯的文字——这是一种典型的小骂大帮忙行径。

    在此意义上说，改革派中人（其领袖们），很少言及文革和红卫兵，成为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特点。有人说，改革派系中人之所以会倾斜于红卫兵，乃因他们和红卫兵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包含血缘关系。从这个层面上升到如何看待党内改革派，成为人们研究改革和研究文革关系说的一种角度。这个关系说，很难让人满意。我们看到，在否定文革，走向改革—和否定红卫兵，走向权贵资本清算课题上，所谓改革派系的人们并未探究红卫兵转变成为改革支持者，这个同样为外界关注的课题。换言之，如果改革派认同的所谓宪政和监督，也可以像一早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那样，是以他们主导，那么，这个主导的实质所在，就是中共七十年代末叶，给予血统论合法接班、直接接班的那种资本开放和政权把持的主词之所谓——红卫兵掌权。这个改革问题，说到底，自然转变成为红卫兵研究问题。这是红卫兵所谓"阴魂不散"之另外一层含义。对于这个现实、这个理念，改革派如何对待与之，自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言及于此，我们看到，实际上有两种改革派。一种是废弃红卫兵专政的真改革派。他们主张的反对红卫兵观点，不是邀请红卫兵一边否定文革，一边吹捧毛（道歉代表之一，完全肯定毛为伟大领袖）；并将毛沆瀣尼克松之地缘政治和资本政治，变为红卫兵政治。他们与红卫兵于后文革时期的争论，业已出现几轮；其中伊始，就是对红卫兵文革影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之观察。其间，另外一种辩护和支持红卫兵的所谓改革派，甚至占据了中国舆论阵地之大半。他们以跳出来支持卡玛电影为先机，成为为红卫兵辩护论的第一播诡辩士。她们绝对支持卡玛其父韩丁帮凶中共，吹捧和实践所谓人民公社之举止，之罪行……而对于文革大案之卞仲耘案，一直保持缄默。此番十分奇怪之现象，让人好生不得于解。（另外，他们应对王晶垚先生要对卞仲耘大案出来说话的态度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诸如此类，也可以证实红卫兵人还在，心不死，并有着某些改革派的某种支持。当然，我们对卡玛等人的红卫兵立场做过若干分析，于此不赘。正是在研究红卫兵现象这个照妖镜面前，改革派一些人，不是遮掩过去，而是原型毕露。

    于是，所谓红卫兵阴魂不散，不但不散，还可以依附于体、依附于改革派之体，这个奇观，赫然现于国人，难道不该警省吗？于是，接下来的提问就是，改革派（某些人）何以汇合红卫兵在所谓"道歉问题"上划分界限与阵营，把他们的支持言词统统搬到红卫兵人身上？这是一般性辩论的双方不同吗？分析此异，要从改革派局限和红卫兵转化这两个层次谈起。所谓改革派中人，是以邓－胡－赵为一体后分化于兹的一种政治势力。改革本身的本质暴露和改革之死，本是一事两体。但是改革派某些人却死抱邓式改革不放，且苦心经营一种非邓化改革而肯定胡、赵"新政"。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改观，且随着胡的倒台和赵的退出，并无任何有效方式针对文革总结和改革反思。难道胡、赵之CP好人说，可以挽救中国于CP新生主义之滥觞？这对于即便是苏联和东欧的体制外人而言，也十分可笑的幻想——而不久前，哈维尔建立反对党主张，已被译为中文上网。人们看到，虽然哈维尔本人琵笆遮面，不愿意成为此中理论正确主义之实践者——他本人，不想建党，组党，做党魁。但是，他毕竟还是提出了这样的一总所谓并非"东欧价值－模式"，而是普世价值，普世政治之路径。所以，改革中人提到的冀望胡、赵问题，起码在六四时期，未见任何成效。

    这样，在排除了胡赵改革可能性以后，改革中人探索的改革路径问题就被实质上搁置起来而惘然于兹。那么，改革进程的权－钱现实，如何对应于异议政见？这个问题就被推到台面后面去了——就像文革造反派一些人，文革红卫兵一些人，在继续叫喊人民文革和红卫兵非暴力论一样——这些肯定毛之造反的人们，在肯定毛文革这一点上，其实早已原型毕露——而改革中，那些看似否定毛而实际上转移邓式改革模式到胡、赵"正统"上的CP正统论人士，他们的肯定改革，自然和文革中人肯定毛一样，最后，也就成为毛－刘－邓一体之主张者：因为毛，邓，都是各记红卫兵的祖师爷。这个逻辑的转换看似晦涩，其实明白。就像我们前此提到的，这些人要支持党，反对毛——他们幻化出来CP好人论，从那个陈氏开始，一直到他们袒护胡赵。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文革否认派，可以支持红卫兵——而改革坚持派，也可以支持红卫兵——而红卫兵们，不管是维持毛记，还是邓记，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互连互补于上述之"主流"人群。这是为什么？因为，上述案底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因为红卫兵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掌权——因为他们的复辟（宋上天安门于21世纪以后之刊物）——因为他们的毛主义和邓主义的沆瀣，红卫兵意识，反对资本意识，虽然悉数破产，但是，他们的反意识，资本意识和资本权力意识，业已双丰收。这是另外一种对于文革的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因为否定，他们必须否定文革；又因为肯定，他们必须肯定资本（——权力资本）；这样一来，文革否定论转化成为资本－红卫兵正面论；这个正面论，继续改革利益驱动论，而把利益资本全部"驱动"到太子党身上。这就是红卫兵改革论的基调，而改革派对此视若罔闻，他们无视这个社会和政治"变型记"。对于这个中国卡夫卡产下的巨大害虫，改革派人士居然对之恭敬有加而几乎高唱赞美诗。

    当然，从个体人格上讲，陈也好，其他也罢，直到胡、赵，这些人的人格、品质、道德存在或许不能否认（尤其是赵之坚持和改变：他最后也主张建立反对党？）可是这些政治正确的主义和主张，仍旧是有限反对派的党内事务——就像斯大林阵营里面的铁托主义——铁托主义里面的德热拉斯主义。最后，铁托主义还是要在塞尔维亚或者贝尔格莱德彻底完蛋。这是世界政治正确对于反对或者支持斯大林阵营的、那种总体意识形态的毁灭。铁托，甚至赫鲁晓夫，都是会覆灭于这场民主风暴的"改革"小丑，因为他们的改革——解冻也好，工人委员会也罢，到底是在修补那座极权主义陋厦。故此，中国人里面一百多年执着CP意识形态和党内改革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比较日本当年删除社会主义和摒弃马克思，居然，要晚掉一、二百年。这难道不是1949年的悲哀，1978年的悲哀和1989年的悲哀吗？其中，据说，胡赵改革在先，邓、胡、赵模式脱化于后，到现在，红卫兵出现在改革阵营的午宴上……这是一总改革本身的蜕化与堕落。这个堕落汇通六.四二十五周年时期的反思，难道不是国人又一种转折关头的拆烂污吗？何以国人和知识人总是这样选择错误，一误再误政治常识和普世价值的移入？至少笔者百思而不得其解。

    ——民主中国

    《动向》长短论：关键在权力较量后的政治走向

    Posted: 30 Apr 2014 02:47 PM PDT

    《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封面
    至今没有大老虎下山的消息，看官们等得有些不赖烦。或许大老虎们已是寝食难安、如坐针毡了；但愿如此，这些我们都懂的。大老虎盘踞二十多年的山头被层层包围，利益输送的小道被条条切断，小老虎们又被逐一囚禁，连昔日围绕在身边嗡嗡叫的苍蝇都被拍得四处逃散。照理说可以收网示众的了，可是至今还未见动静。王岐山早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于是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即便如此，人们还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议论纷纷。说"大战役前的寂静"有之，说"有老人跳出来干预不得不鸣金收兵、偃旗息鼓"的有之，说"大大老虎狗急跳墙百般威胁"的有之，不过也有人乐观的认为，此时无声胜有声，最后擒虎收网的范围或更大，捕捉的老虎级别或更高。
    正值此大战前的间歇，海外又传来周永康亲属的冤屈声，说"所有的贪腐罪证都是无端的陷害，其实是一场政治权力的争夺"。也不奇怪，这还是薄粉们鸣冤叫屈的那套逻辑。呵呵，禁锢的报应，流言的力量。
    不过回头一想，也算是有一些道理。中共建政以来多少次权力斗争，哪一次不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战法，让失败者背着吓人的罪名退出历史？中共政治权争中的拳脚要害都在下三路，明里是违背党纪渎职受贿滥用职权，实际是上错了派系权斗的贼船，被大佬们一句话拉下马来。从当年北京市长陈希同到今天身居常委的周老虎，"说你贪你就贪，不贪也贪"，这倒是中共政治的潜规则。
    不过，此次的周案，却非同寻常。周本人长期掌控政法委系统上挂下联维稳监控中央，是上至江曾、下至薄王，企图重新掌控中共的关键人物，如果周背后的盖子不揭开，即此案若止于周，便无法坐实已判罪的薄王真正的罪恶，也无法"对历史作出一个交待"。更重要的是，揭开周老虎背后的盖子，才能正真打开所谓新政的局面，走出中共权力争斗借助反党、反贪、反腐之名欲加之罪的怪圈。这个盖子，按过去的说法就是"方向路线斗争的盖子"。
    方向路线斗争的用语，虽说是毛泽东的发明；倒也符合老子天下第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逻辑。事实上，人们并不能看出毛泽东、刘少奇和林彪在路线或道路上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局外人眼里，都不过是中共内部周而复始的窝里斗而已。而此次的周案，反倒有点方向路线斗争的意思，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道路之争。因为，王薄周乃至更大的老虎要走的道路，不外是极权专制的老路、权贵资本的邪路，而不是宪政民主的新路。他们代表的，是党内权贵阶层的特殊利益，他们要维护的，是权贵世袭制度的稳定。他们不但是天朝体制必然滋生的大盗，而且是把体制的邪恶发挥到极致的撒旦。
    看戏不光要看热闹，更要看门道。周案的门道就是揭不揭、怎样揭老虎背后的那个盖子。内行的看官，关注的恐怕不是掠夺贪污的数字、占有女人的多寡、灭口杀人的残忍，而是中共的习李当家人，能否通过打虎拍蝇，扫除权力斗争中的路障；能否治理祸害政治生态的阴霾，能否扭转会党政治的危局，实现中共从革命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进而通过学会"现代社会治理"的操作，为社会转型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对习进平是否有胆略气魄打开新政的局面，倒还真是一次考验。如果较量之后依然如故，该贪腐的贪腐，该垄断的垄断；什么睡狮醒来，什么中国梦，什么三个自信，通通扯淡，不过是又一次中国式权斗的重演！那才叫人哭笑不得。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未普：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纪念陈一谘和六四25周年

    Posted: 30 Apr 2014 02:26 PM PDT

    陈一谘
    北京时间2014年4月15日凌晨6时，中国改革马前卒、六四通缉首犯陈一谘先生，在海外流亡20余年之后，于美国加州病逝。此时，正值《陈一谘回忆录》出版近一周年，也正值六四25周年前夕。

    4月18日，《金融时报》刊发专栏作家许知远的文章"陈一谘的'interesting times '"，被海外媒体和中国微博维信广泛转载。许文有些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它的最积极意义在于，许多追随许知远文章的年轻人因而得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曾经产生过陈一谘这样一个人。

    许知远说： "当傅高义的《邓小平传》出版后，公众似乎完全原谅了他的残酷，高度认同他的改革精神，似乎完全忘记了胡与赵两位总书记，才是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的真正缔造者。" 同理，当人们指责陈一谘的威权性格，及《回忆录》中指名道姓批评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时，似乎完全忘记了《回忆录》展示的那段历史的更重要价值，似乎完全忘记了陈一谘在中国改革中的推手作用，也似乎完全忘记了陈一谘在八九学运的紧要关头，秉承良知和正义，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因而付出了流亡25年的人生代价。

    何谓历史正确？用民主、法治、对话、妥协解决社会冲突，是当代文明社会的主流。陈一谘在5月19日主持的"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便体现了这一主流。他们认为，八九学运是推动中国觉醒与进步的爱国民主运动；他们支持学运，反对镇压，主张用对话解决冲突。

    有人说，《六点声明》把宝押在赵紫阳可能复出的机会上，是"某种政治博弈"。笔者很难赞同这种说法。仔细阅读了相关文章和《回忆录》第八章，笔者认为，在八九学运中，陈一谘之所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有这样几个坚实的基础：

    首先，陈氏家族一门豪杰，其传统——时穷节乃见，影响了陈一谘一生。祖父1889年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维新运动，参与公车上书；父亲1931年"9.18"后，代表清华学生到南京总统府绝食；大表伯吴宓谢绝胡乔木的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之邀，文革中被批斗致残。八九学运期间，陈一谘面临的历史时刻像极了其祖父和父亲面临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选择也像极了祖父和父亲。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是陈家先贤的传统，也是陈一谘一生的座右铭。89年四月底，住院养病的陈一谘至少有两种退路：一是住院住到6月底，二是访美访到六月初（美国洛德大使邀他5月5日到6月5日访美）。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陈一谘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找避风港。但是陈家传统和陈一谘的性格，使他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

    其次，"三所一会"的共识，特别是体改所同仁们视死如归的道德勇气，始终是陈一谘的重要支持力量。早在4月底，李鹏、李锡铭和陈希同就把这次学潮称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指控体改所、发展所和政改研究会是操纵学运的三只黑手，其中，体改所更被看作黑手中的黑手。始终支持陈的体改所，后来成为六四重灾户，他们中有十几人被投进了秦城监狱，也有人被关在公安局，被打的失去了人形。

    八九学运的人心向背是陈一谘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第三个坚实基础。据体改所在学运期间的社会调查，在党政部门里，司局级以下的干部中，80%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在正、副部长中，70%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而在5月15日到18日这几天中，首都各界的著名人士几乎都出来表态，肯定学生爱国，要求政府和学生对话。800个将军中，有500多个反对用军队镇压学生。

    就连秦城监狱的狱卒们也倾向学生和为学生呼吁的人。记得当年那些蹲六四牢房的人说，他们在秦城监狱没有被暴打，因为狱卒把他们看作英雄。狱卒说，别看今天你们是阶下囚，明天你们就是座上宾。然而，谁也料不到的是，这个"明天"，已经快二十五年了，依然可望而不可及。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陈一谘先生，安息吧！你的名字，将与胡耀邦、赵紫阳和波澜壮阔的六四学运一起，成为后人永远的怀念。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余英时：“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面临危机

    Posted: 30 Apr 2014 02:33 PM PDT


    Hong-Kong-protest-march-rally-universal-suffage
    图片： 香港市民参与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的示威游行，并手举标语。 （法新社资料图片）
    我讲过中共跟香港之间的紧张，特别是讲香港面临的一个危机是从中共的最高领导阶层来的。

    刚刚出版的香港杂志，一个是《争鸣》杂志里面报道了张德江传达的政治局中央常委会的一个新的决议。对香港讲来怎么应付。这是刚刚发生不到一个月的事情。第二个杂志是香港的明报月刊，报道香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中共可能对香港加以直接的干涉。

    在明报月刊上也有一位政论家刘锐绍先生谈到高度自治失踪的背后，这也是跟张德江报告密切有关的。张德江的报告说，中央最近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香港的局势有四点重要的决议和指示，这四点决议大体说来第一个就是要检查中共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施行以后的许多困难。特别是暴露里面的主要问题，还有突出的矛盾，还有执行的错误，因为这种种原因，香港的中共机构没有把这个执行好，所以才造成香港许多混乱。

    这是第一点，表示他们很严重地查过香港回归以后这十七年来遇到的问题。第二点指示就是：因为它觉得香港已经有人在那里直接挑战中共的宪法之路，而且直接制造造政治事件，所以应该坚决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拨乱反正。这就表示要采取行动了。第三点也值得注意，这里提到外国的政治势力，说是外国政治势力有意要插手香港事务。这些事情应该严正交涉，然后加以披露。

    这就表示中共必须要维护主权，维护国家安全。这个题目就做得非常大了。所谓外国势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我们知道中共对于香港反共的活动一向都指为外在势力，这不一定指国家，外国的政治势力就表示反共的国家，比如说美国或者英国直接唆使的。后来它又调和一下，好长一段时期"外国势力"不用了，用"外在势力"或"外来势力"。这样可以包括比如说海外的民运人士到香港来捣乱种种。但现在又直接提出"外国政治势力"，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责。

    所以从这几点上来看，可见中共把香港反对它的一些活动都归为反中、反共，而且反整个中国。第四，也是值得注意的，它说估计香港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动乱、动荡甚至于暴乱。所以，如果有这个估计，在北京的政府以及负责港澳或有联系的组织，包括张德江在内，那就应该做出准备。他说是做安全系数的部署。

    这个话他没有说清楚，到底什么样的部署？很明显这可能就是要动兵了，因为香港有解放军驻在那里，而且前不久还有个事件，就是有些人去解放军的兵营附近去抗议，变成一个事件。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觉得香港面临的危机是相当大了。因为在每年政协或者是人大做最后的政治报告的时候，总要提到香港，提到香港的时候有一句话那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些话是每年都重复的，因为香港跟澳门在一起，所以'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但是很奇怪的，今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和全国政协，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谈到香港的时候，没有按照过去十年的惯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等，这一次这八个字不见了，连澳门的'澳人治澳'也不提了。可见他们现在对这个原则有改变，所以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同时，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做闭幕讲话的时候也同样没有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相关的漫不经心的话，但实际上应该值得香港人注意的。因为香港去年的工作报告照刘锐绍先生的话说，只有43个字，今年有139个字。所以可见不是精简'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这就表示它的政策有变化。香港未来面临的问题可见是很大的危机的。这个危机之所以产生，当然是马上要到来的香港领导人直选的问题，这就是现在香港方面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可能中共对一国两制本身会有不同的解释了。

    很明显，中国已经提出一个说法，说是一国两制不能四个字平等地看，而要分开来看，说 一国重于两制。因为两制是为一国服务的，一国不是为两制服务的。这是共产党现在新提出来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从前也许在他们心里早已如此，但是都没有说出来，现在是公开地说出来了。所以从这几项看，我想共产党对于选举的活动非常担心。尤其是几万人去占领中环。而去占领中环以后国际的注意力已经在这个上面。如果再继续下去，共产党是受不了的。

    台湾的公民运动、抗议运动，香港的中文大学的学生有一千人，庶民表示热烈地支持公民运动。现在我们可以说'公民运动'四个字在香港，在大陆。在大陆，我也不久以前讲过是新公民运动，香港也是有许多人提倡我们不能仅仅做国民而必须做公民。同时，在最近台湾占领立法院的学生运动来看，他们提出来的口号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公民运动。香港既然以公民自居绝对不愿轻易就向共产党屈服，所以未来的抗议可能性非常高。

    不要以为现在共产党对于国际上不敢如何如何，现在共产党觉得自己实力强大，变成了国际上第二大的经济集团，没有人敢跟他对抗。所以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的国防部长跟中共的国防部长对话，中共的国防部长就非常强硬地说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争执的岛就是我们的，没有商量余地，还说我们的海军可以随时应召，随时打败敌人。这一次共产党已经露出真正的面目了。现在觉得可以在武力上真正跟美国直接对抗。中国海岛主权方面的问题：中共事实上已经把南海的海权80%划为自己了。所以军事直接冲突是随时可以发生的。如果对外打仗都不怕，它不会怕在香港用武力来镇压的。这是香港很大的危机，是我们要好好注意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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