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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静钧：中日外交战，中国完败？
• 程映虹：日本并不小
• 程凯：人民性高于党性――悼念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
• 毛孟靜：不甘做最後一代香港人的站起來
• 老庚：保钓人士授人以柄
• 凝緣：請阿牛們不要再愛「国」害港
• 胡少江：中国的执政者仍在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
• 不合作方式：关於艾未未的若干关键字（张铁志）
• 姜维平：薄熙来露出真面目
• 唯色：回拉萨记

和静钧：中日外交战，中国完败？ Posted: 28 Sep 2012 10:13 PM PDT 图为中国外长杨洁篪、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 转发自   搜狐博客  一年一度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常在9月下旬举行，会期一周或一周以上，各国都视这联大一般性辩论为外交重要平台，如2011年共有120个国家领袖出席。 2011年，刚上台20天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抛下国内一大堆事务，在一般性辩论会期第三天赶到，当他上场时，听众席上很多人，都还不知此人为何方神圣，联大主席不得不敲木槌以让会场安静下来。 日本属议会内阁制，首相是政府第一号人物，外相和防相属第二、三号人物。而在总统制国家里，总统是政府第一号人物，直接拥有外交、国防等总统权力，在总统权力框架下有一套负责外交和安全的顾问班子，政府外交部长则不一定排到前位。 中国执行集体领导制，在这一框架下，现在9个政治局常委应是“第一号人物”，因还设有“副总理级”的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实际排名可能推到第十五号之后了。 从2011年起，中国“第一号领导人”就已经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加上今年，就是连续两届缺席，而是改由级别较低的外交部长率团参加。 今年携第二号人物即外相一道来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日本首相野田，无疑成了这一外交平台的最被注目的人物，他有目的地与南海周边及中南半岛国家接触，与联大秘书长潘基文会谈。野田的外交目的就是要向各国领导人解释“购岛”原因并提出反对暴力的立场。在与印尼领导人会晤之时，受野田花言巧语迷惑的印尼领导人，冲口而出说“无论什么情况，暴力抗议是不允许”，明显针对中国境内反日游行。 于是，9月26日和27日出现了一场“时差”与“空间差”外交战，日本首相利用先行时机，当着联大会议众多首脑之面，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抛出了相关各国应按国际法处理海上纠纷，并进一步提出钓鱼岛为其“固有领土”。 而中国代表团因“级别太低”，其团长不可能在野田发言之后立即获得针锋相对的发言机会，中国代表团只有看着别人侃侃而谈而干着急。 等这一消息传回中国，已经是9月27日，如何回应这一外交互搏中这一回合的决定，从低级别的部门传达到更高部门之时，“时间差”进一步拉大，于是，9月27日，中国出现了针对野田联大发言的“一日三回应”，一天之内，分别作出了三次回应，如果加上国防部的回应，算是“四回应”。 但这些“回应”是在中国国内发出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则在9月27日结束，日本“凯旋而归”。 中方国内反应中，第一次回应是称国际法自欺欺人，显然是仓促应对，思维逻辑有点问题。第二次回应是称“战败国占领战胜国领土”为荒谬之说，算是从忙乱回应中恢复了点理性，第三次回应则进一步声明了中方严正立场。 从前几天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回绝中方发出的访华邀请可以看出，中国在“统战外交”上，也输给日方一着。 不管怎么说，这几天的中日外交互搏，中国这一方是确实输了。但愿只是暂时性或战术性“失手”。

程映虹：日本并不小 Posted: 28 Sep 2012 10:08 PM PDT 图为位于绍兴商业街中心“阿Q”铜像 “小日本”是很多中国人的口头禅。但是，日本并不小。日本比欧洲的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等都大，在亚洲比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都大，也比南北朝鲜加起来要大。 很多人说，这是因为日本人矮小。但今天的日本人并不比中国人矮。一个世纪前，日本人平均就比中国人矮吗？未必。中国的族群比日本复杂，南北东西的体质很不平衡，不能拿中国的一部分和日本的平均去比。 何况，中国的东南邻国，若和中国的北方人相比，其身材显然不见得占优势。但从来就没有人说“小越南”或者“小缅甸”。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鲁迅说得对：这是阿Ｑ心理作祟。 百度在“为什么中国人称日本为小日本”的网页上有这样的网民解答： “因为日本人个子比较矮小,当时侵略中国的时候先是东北,东北人本来就比较高大,看日本人就更矮小了,叫小日本一就是说日本人个子矮小,二是带有鄙视的成分,小小的弹丸之地。” “因为人种的关系，日本人属于短腿民族，他们原来个头普遍都不高。日本人为了实现他们数百年来移民大陆的梦想，待他们明治维新增强国力后，在近代史上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一直都在侵略、欺压中国，当时国人都很恨日本人，所以就拿他们的这个短处攻击他们。” 这就是说，近代史上日本人把中国欺负得很惨，中国人没有办法，就拿他们的身材说事，悻悻然地用对方的“小”来安慰自己。换句话说，纯粹是嘴上讨便宜。“拿他们的这个短处攻击他们”――“攻击”一词恐怕只有一些中国人看来觉得理所当然，换了别人不免糊涂――你攻击到对方的哪一块啦？ 不止是嘴上讨便宜，还是关起门来讨，在自己人面前讨外国人的嘴上便宜，相互安慰。这是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自慰。 自慰常常和自虐相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汹涌澎湃的街头反日过后，人们忽然发现吃亏的还是一些自己的同胞，被损毁的还是自己国家的财产，遭破坏的还是自己城市的景观。 中国人嘴上讨便宜实际让自己吃亏是古已有之的，那时用“蛮夷”把四海都给一网打尽，拒绝学习他人的长处。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国内大批判不算，国际上也搞大批判，用帝修反三个字把全世界的统治者差不多都骂遍了，骂苏联尤其厉害，报纸上天天骂，最后把莫斯科骂火了，要对中国动核手术，被华盛顿喝止了。 新沙皇也实在没有出息，和嘴上讨便宜的人一般见识。华盛顿就不是这样。基辛格尼克松见了毛泽东，还拿中国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开玩笑。毛泽东拿这样脸皮厚的人也没办法，只得哈哈一笑自我解嘲，说那都是说说而已。 奇怪的是，老沙皇新沙皇欺负中国比“小日本”厉害得多，一百五十多万“自古以来”的领土抢过去后眼都不眨一下，还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数千中国人。更恶劣的是二战结束后不顾中国的战胜国身份，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在中国驻军。今天普金扬言“俄国虽大，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一些中国人还觉得这话过瘾，是俄国人代自己向日本人发威。这实在很奇怪，普金这话明明是说给中国人听的。普金一定知道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他当然会对强占来的那些中国土地没有安全感，根据民族主义的常识生怕中国人来讨，所以要把话说在前头。他那里想得到有些中国人会为他喝彩。 回到“小日本”这个话题。我想，用“小”来贬低把自己欺负得很惨的对手，还不止是阿Ｑ式的自慰，而且也是自我贬低，自取其辱。其中道理，还需要明说吗？ 日本文化最初是系统性从中国借鉴过去的，但那是古代史。近代史上，日本在文化方面给了中国很多反馈，包括“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这些中国报纸上天天都能看到的词汇，更不用说那些物质层面上的东西。 但我认为，日本最值得佩服的，是它过去学习“支那”时，没有对“支那”全盘照搬。三个最有“支那”特色的制度被日本拒之门外： 日本男人没有把自己或自己的儿孙阉割了送进后宫；日本女人没有把自己或者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外孙女的脚裹得连骨头都烂掉；日本读书人也没有为了科举考试而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而是给“兰学”留下了一席之地。 拒绝这些匪夷所思的自我阉割和自我束缚，拒绝做这些莫名其妙的制度的奴隶，很难说这不是日本能够后来居上欺负自己的老师的原因之一。　 ——《纵览中国》首发

程凯：人民性高于党性――悼念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 Posted: 28 Sep 2012 05:45 PM PDT 胡绩伟 9月16日，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先生逝世，终年96岁。海外中文网站刊登了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由原《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马立诚发布。 我17日打电话到胡绩伟家致哀。胡继伟的女婿接电话，告诉我国内媒体没有刊登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网上一有贴子就被删掉。我又打电话给国内新闻界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胡绩伟逝世。可见中共当局对胡绩伟逝世消息封锁之严密。凡是令中共恐惧的人和消息，中共都要加以封杀，胡绩伟在世他们恐惧，胡绩伟逝世他们也恐惧。 胡绩伟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进八宝山。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来胡继伟家，说八宝山给胡绩伟留着一个位置。他的女儿胡雪滔只用一个字回答："不！"八宝山里有一众独夫民贼，胡绩伟怎能与他们共用一个墓园。胡耀邦、赵紫阳都拒绝进入八宝山。 我这一生曾遇到三位对我影响至深的伟大新闻人，一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便认识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同事的刘宾雁，一位是89"六四"后流亡美国结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原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第三位就是胡绩伟。前两人都已去世，如今胡绩伟也走了。他是在中国政治改革可望出现一线曙光，中国新闻改革呼之欲来之时离我们而去。 人之伟大，有的是因为创建了一个伟大理论，有的是因为进行了一场伟大实践。胡绩伟是报纸"人民性高于党性"理论的创建与实践者，是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 《人民日报》历任社长和总编辑，包括知名的范长江、邓拓，个个才华横溢，但他们无一例外都被中共打断了脊梁，他们主政的《人民日报》只能充当中共撒谎欺骗的工具。唯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才有了人民的色彩。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为中国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为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推波助澜。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就不会有中国的黄金1980年代。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更是罪恶累累，一无是处。我至今仍怀念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短暂日子，怀念《人民日报》80年代胡绩伟造就的一度辉煌。 我与胡绩伟先生接触并不多。对一位伟人的感受，其实不需要朝夕相处。 1980年我在广东《羊城晚报》工作。那一年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诞生，我奉派出任《羊城晚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1986年初，我接到《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指示，要我接待到深圳工作和考察的胡绩伟先生。当时胡绩伟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免去了《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他一到人大便着手推动制定《中国新闻法》。他到深圳，目的是邀请香港新闻界人士过来，为制定《中国新闻法》提供意见，并顺道考察深圳特区。胡绩伟不愿意受深圳官方的接待，认为那有碍于他了解真实的深圳，他选中与民间较为贴近的《羊城晚报》。 制定《中共新闻法》中途夭折，原因是陈云的几句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胡绩伟在深圳期间，与分批前来的香港新闻界人士座谈，其余时间由我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建立的过程、成就和问题，并带他到深圳各处参观考察。他一路向我讲述他的观感和他对中国新闻改革的思考。 几天与胡绩伟相处，令我思想震撼，使我接受了一个全新的新闻观。我亲耳听胡绩伟阐述"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办报理论。 胡绩伟说：一张报纸，从事新闻工作的每一位编辑记者，应牢记人民性高于党性，当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毫不犹疑的站在人民一边。共产党宣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包括高于党的利益。党与人民发生冲突，证明党犯了错误。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 我自小在共产党的生态圈中长大，从事新闻工作，一向以党性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虽然也曾思考过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质疑过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但全身经过共产党新闻理论污染的我，不可能有深入思考的思想功力。胡绩伟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论述，从那时起在我心中扎下根来，使我思想升华，作为新闻人，我获得新的生命。 也许我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见解得到胡绩伟的欣赏，他在离开深圳前夕，对我说：希望你到《人民日报》工作，如果你愿意，我向《人民日报》推荐。我当场答应，感谢他的器重！ 一个月过后，人民日报社通过广东省委组织部发来调令，要求我在指定时间前往北京报到。 我在《人民日报》经过短暂实习，便被派回深圳，创建《人民日报》深圳记者站，出任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那时的《人民日报》，虽然继胡继伟之后又更换了两任社长，但胡绩伟遗风犹在，解放思想、为民代言，仍是报社上下多数人的共识。如果不发生"六四"屠杀，《人民日报》社的改革派随中共党内改革派一起全军覆没，由胡绩伟开创的《人民日报》的辉煌，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时间不长。1987年，中共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办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我被调往海南出任中共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兼党委书记。我之所以乐意到海南工作，是因为我希望在海南大特区一展新闻改革的抱负，为党报"人民性高于党性"再做一次实践。虽然这如同在悬崖上行走，但1980年代中国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充满信心。结果却超出了我的最坏想象。 《海南日报》经过一系列变革，有脱胎换骨的新貌。1989年3、4月间，我趁到北京《人民日报》补办行政关系调转手续的机会，前去拜访胡绩伟，邀请他年底到海南过冬、考察，并请他代我邀请新闻界的老同志同行，人数不限，为期一个月。《海南日报》负责他们的考察、休息、交通、食宿事宜。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考察结束后，每人为《海南日报》撰写一篇评述大特区建设的文章，留下三条《海南日报》新闻改革的建议。胡绩伟欣然答应组建这个考察团并担任团长。"六四"事件发生，这件大好事成为泡影。 尽管异常艰难和痛苦，我在海南还是一往无前实践"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办报理论。89民运期间，则是我为自己的实践所做的最后一搏。以至我本人"六四"后遭受严酷整肃不得不流亡海外。 "六四"后，海南新闻界发起一场对我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大批判，着重批判我推行"人民性高于党性"。2010年2月出版的《海南省志》对这场大批判有专门记载：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海南日报》 　　曾一度发生舆论导向的严重失误。前总编辑程凯对此负有主要责 　　任。" 　　"程凯在主持报纸改版时就流露出他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提 　　出'特区报纸不必过分强调党性原则'，'副刊要办得离政治远 　　一点，格调要软一点'，'读者来信专版要办成海南的包青天， 　　为百姓伸冤'，'要专家办报，不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 　　等。'北京风波'为他充分表现自己提供了机会。在他的策划、 　　支持、影响下，《海南日报》发生了偏离党的政治方向的一系列 　　问题。" 　　"动乱期间，程凯亲自指挥，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发 　　表了大量支持动乱的文字和图片报道，坚持错误的舆论导向。突 　　出的例子是：5月24日，当首都召开了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代 　　表党中央讲话，形势趋于明朗化之后，程凯亲自拍板在《海南日 　　报》第一版发表《赵紫阳，您好！！！》、《反对暴力》的巨幅 　　相片，影响极为恶劣。" 我谢谢《海南省志》的记载，使《海南日报》这一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悲壮实践不致湮没。"人民性高于党性"新闻理论的创立者不是我而是胡绩伟。胡绩伟8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将其"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首先付诸实践，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我追随胡绩伟，80年代末在《海南日报》也为这一实践付出了惨重代价。 "六四"23年来，我被列入禁止回国的黑名单，再也没能见到胡绩伟先生。他曾通过新闻界的朋友转达对我的关心。唯一的一次联系是，2005年12月5日刘宾雁在美国病逝后，北明、一平、黄河清三人编辑一部《刘宾雁纪念文集》，我自告奋勇担任这本书的校对。文集缺少胡绩伟的一篇文章，我打电话向胡绩伟先生约稿。他很快寄来一篇准备发给香港《争鸣》杂志的文章《和谐社会，岂容游子有家不得归？──沉痛悼念宾雁老友》。他的夫人狄沙也寄来悼念刘宾雁的文章《宾雁，我为你深深地悲哀》。胡绩伟在文章中称赞刘宾雁具备优秀新闻记者应有的可贵品质，那就是贴近人民，以人民为先。 23年来，胡绩伟生活在一个险恶的环境中，身体日渐衰弱，精神却更加硬朗。他不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呼唤中国的政治改革。他去世前，进入特护病房，还请人转告著名记者高瑜女士，请她写文章呼吁中共十八大平反"六四"。这也是胡绩伟先生的遗嘱，不仅是对高瑜的嘱托，也是对海内外所有民主人士、人权人士、有志于为中国新闻改革而献身的所有新闻人的嘱托。 23年来，虽然中共对媒体的禁锢越来越严厉，但今日中国，已经出现具有自由意志的报刊和一批独立思考的新闻人，网络上更涌现大量民间记者不断将翻墙得来的外界信息传播到国内。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必首先从新闻改革实现突破。而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仍将是一面旗帜，引领人们对中共禁锢媒体、扼杀言论自由的专制体制展开冲击。这面旗帜上写着七个大字"人民性高于党性"。 （2012-09-26） ――原载《纵览中国》

毛孟靜：不甘做最後一代香港人的站起來 Posted: 28 Sep 2012 10:19 PM PDT 毛孟静  台蘋    九月開課，班上有個蒙古裔的內地生，不，她不會蒙古語。年前有年輕人遊西藏後報告，在拉薩的一條通衢大道走一轉，全程只聽到普通話。可以想像，不日，本地粵語開始式微，我們的下一代，或就是最後一代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九七後，也曾有甚麼學者在知識分子刊物大聲疾呼，要中港語文一體化。但我是說「士多啤梨」，不說「草莓」，怎麼啦？簡體字，可用作速記符號，問題是，既在大學校園見電影「制」作課程的橫額，又在茶餐廳看到自「制」外賣的街招──自制，不是解「自我控制」的嗎？ 香港正在快速被同化。我們要「拒絕大陸化」，不單是個口號，而是打正旗號身體力行。之前，還未有洗腦教育、新界東北割地等爭議，今日，一切就赤裸裸了。這邊有陳日君樞機呼籲小心官方洗腦陰招，那邊，不管反對聲音多大多響，發展局自行用公帑登報紙廣告自說自話，然後由林鄭月娥向北京官媒宣佈，香港市民支持東北發展！ 回歸十五年，香港人終於集體悚然而驚，我們果然已被加入「社會主義大家庭」，我們的本土身份在一層一層地受蠶食剝落。於是，連英國牛津大學都在十二月開辦國際研討會，題目是香港〈由英國殖民地到中國殖民地？〉要談的，是舊日這個社會的「主要元素」（key elements）在英殖時期有甚麼變遷，今日又剩下多少。 剩下多少，視乎我們爭取留下多少。胡錦濤早在曾蔭權連任之際，南下來港已大聲清楚說明，「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同場加映的訊息，是經濟先行，方談民生、再談民主。於是，大家似乎都覺得，「中港融合」這碼子事，是擋無可擋的歷史走勢，大概也抱一點僥倖之心，凡事總有個限度吧：於是，大家看?自由行浩浩蕩蕩經年，平均每日十萬人次，終於爆發雙非爭議，還有水貨黑工，可憐香港媽媽一度連奶粉都要搶。 自由行原擬加碼，宣佈多個城市來港一簽多行，隨時多幾千萬人來訪，香港人驚魂甫定，還未?力起來反抗，梁振英已速速安撫，說這一?無限期擱置。但就是不夠，在上水、廣東道以外，當連本市郊野公園都充斥大陸遊客，香港人只覺「冇碇企、冇氣透」。香港人必須爭取自由行人數上限！ 洗腦教育只拖不撤，肯定是要繼續緊抓「思想改造」；而政府死攬新界東北一筆，真要保護北京的殖民大計？左報報道的深港接壤二千四百公頃「免簽邊境發展區」，「料五年內上馬」，又是怎麼一回事？就讓香港漸漸變成芸芸中國一個大（有說「小」）城市？年輕人對政府、議會沒信心，甚至對教育等一眾的社會機制都開始沒信心。梁振英的「香港營」，每下愈況。為下一代站起來，誓反大陸化！ 毛孟靜 候任立法會議員，自由撰稿人  ——凌锋推荐

老庚：保钓人士授人以柄 Posted: 28 Sep 2012 12:35 PM PDT 图为被捕的香港保钓人士被日本警察塞入警车的画面 看了香港十四名保钓人士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本警方逮捕、拘押、释放的全过程，深感中国人的颜面尽失。不禁要大声一问：“保钓人士，你们这样做，究竟是在为中国人争光，还是丢脸？” 深感中国人的颜面尽失 写下这个题目时，在日华人韩晓清已被迫为其所谓的“保钓害国”论道歉。笔者看过韩晓清发表在8月24日《日中新闻》报上那篇呼吁保钓人士要冷静的文章，觉得她说的不错，不知她为何要道歉。韩晓清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她的言论原本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她面对大陆民族主义狂潮，不得不屈服网民的暴力言论，十分可惜。 笔者无意为韩晓清打抱不平，但看了香港十四名保钓人士(包括两名凤凰台的记者，他们向日方表明身份时，否认自己是保钓人士，而是记者)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本警方逮捕、拘押、释放的全过程，深感中国人的颜面尽失。不禁要大声一问：“保钓人士，你们这样做，究竟是在为中国人争光，还是丢脸？” 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于8月15号下午在钓鱼岛抢滩，七名船员先后登岛挥舞中国大陆及台湾国旗，号称完成宣示主权的任务，大陆传媒全面报道，在大陆掀起民族主义新狂潮。这些保钓人士回到香港时，也被媒体誉为“登岛英雄”。 NHK的电视报道的实际情况 在这次保钓行动中，香港传媒，尤其是有大陆背景的传媒摇旗呐喊，中国大陆传媒则不遗余力。但无论是中国大陆传媒还是香港传媒，特别是电视传媒，大多只报道了保钓人士登岛挥舞国旗的镜头，而对其后保钓人士被抓、被移送出入境管理局以及被遣送出境等过程则一笔带过。笔者恰巧订有NHK的电视频道，从NHK的电视镜头中，看到了实际情况：在保钓人士登岛的时候，冲绳县警方的数十名警员早已在岛上等候，当五名登岛人士踏过礁岩登上海岛时，立刻被蜂拥而上的日本警员分头擒拿摁倒，这些人被擒后，蹲在地上不得动弹，而后被押往附近的舰船；其他九名保钓鱼人士在开船往回走的时候，被海上保安厅的船只拦截，海上保安厅人员强行登船将这九人一起拘捕。当保钓人士被押往冲绳那霸港时，从电视画面上看，所有被捕人士全部穿囚裤，不仅戴着手铐，而且还在腰间绑上一根带子，完全是重囚犯的形状；有人还带着头套，犹如电视中的犯人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的脸部一样，所以就用头套罩住。 看到这些画面，给我的感觉日方根本是将这些人当作重罪犯处理，先期被捕的五个人，被分别关在冲绳县四个不同的警署问话。这些镜头随着NHK的全球网络传向世界各地，在各国电视观众的面前，浮现的是几个中国人非法进入日本国境，然后被日本逮捕法办的画面，这些画面是如此真实，又是如此冷酷，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你们说钓鱼岛是你们的领土，为何却被日方当作罪犯抓捕？ 保钓人士被抓后，冲绳警方与海上保安厅迅速将他们移送给出入境管理局，由出入境管理局负责遣返。据回到香港的保钓人士说，他们被捕后，日方要他们签“认罪书”，但被他们拒绝，因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他们是无罪的。但保钓人士却有意无意地隐瞒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遣返过程中，日方要求每个被捕人士必须在非法入境强制遣返书上签字，不签字就不予遣返，这十四名保钓人士虽经抗争，但最后不得不在遣返书上签字。 日方有意放行、周密计划 此次保钓人士能够登岛，十分明显是日方有意放行，并非什么斗智斗勇的结果。日方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借此激化日本民众的情绪，为钓鱼岛国有化铺平道路；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抓捕、遣返保钓人士的过程中留下实证记录，包括影视与文字，为将来国际法庭仲裁时留下强有力的证据，同时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保钓人士登陆钓鱼岛的时候，所有中文传媒都忽略了日方当时分两步抓捕保钓人士的良苦用心：在钓鱼岛上的抓捕行动，由冲绳警方实施（并非海上保安厅实施，绝大部分中文传媒都没有弄清这个事实），因为登上钓鱼岛等于登陆国土，海上保安厅无权过问，所以必须由警方负责；而登船抓捕行动则由海上保安厅实施，因为这个行动是在领海而非领土上展开的。由此可以看出，日方由冲绳警方与海上保安厅分别实施抓捕行动，在行动中又不违反日本法律，冲绳警方负责领土，海上保安厅负责领海，如此周密的计划，绝对是事先制订好的，就等保钓人士上钩。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说：保钓人士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莽撞行为是自取其辱，你们作为“非法入境者”的形象，已经通过NHK传布世界各地；你们在强制遣返书上的签字，是授人以柄，将来就是日本占据钓鱼岛的铁证。 你们是英雄吗？非也，你们是莽夫。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9月号

凝緣：請阿牛們不要再愛「国」害港 Posted: 28 Sep 2012 12:20 PM PDT 港蘋   尖沙嘴歡迎保釣船凱旋人群中，社民連曾健成握起民建聯劉江華的手（见图），一句「愛國不分左中右」豪情萬丈。九月九日，兩位「愛國者」雙雙落選。但從此這句金句便時不時從阿牛口中喊出。 周日（九月十六日）下午「光復釣魚台」大遊行，記者問是否歡迎建制派，又是那句聲震寰宇的愛國金句。於是上午同一主題的「小遊行」，在一幅保約橫額下，是數十面「平反國民教育」、「抗日愛國」標語牌。於是，下午的「大遊行」參與者，面對熒屏慷慨陳詞：要讓年輕人知道，愛國才能不被日本人欺。 港媒繼續把你們稱為英雄，在我和眾多市民心目中，你們不僅不是英雄，小丑都不配。你們是幫兇！不管有意無意，相幫的是，你們愛的那個「?」，那個被鐵欄四周圍死的「?」中的「王」，完全無視那壓在君王腳下的一點墨黑淚滴。 大人們渾渾噩噩，小孩子奮起自?，學民思潮的反洗腦運動感天動地。可是，在囝囝遠離毒源林鄭氏心定神閒巧佈的迷霧中，在校長們荼毒別人孩子卻以「形勢比人強」的捫心無愧中，在泛民政客因油水不大目標漸移中，振聾發聵的「鐵屋吶喊」聲音減弱，轟轟烈烈的反國教烈火釜底薪稀…… 就在這成敗關鍵之際，你們持續保釣愛國。順理成章，反日就要愛國，愛國就要倡導「國教」，國教是甚麼？是內地讀小學時熟背的兒歌：「吃?不放醋，炮打西什庫；吃麵不放醬，炮打交民巷」。炮打的前者是教堂後者是使館，點炮的是義和團。 我問老師為何要打教堂，她說披宗教外衣洋鬼子愛吃中國小孩，從育嬰堂取來煎炒烹炸。移港後才知拳匪殺神父姦修女，信教國人「二毛子」全家殺絕，包括嬰兒。可去年省親，姪孫教科書中，義和團依然是愛國民族英雄。 於是，今次狂潮，日大使被拔旗了，美大使被圍堵了。教堂倒是沒砸，因為都屬黨的「三自愛國會」。目標轉向日式食肆、日產房車、日資百貨公司：幾百盒月餅一盒沒剩、奮身圍殲壽司手卷，一併繳獲珠寶櫃金勞。 港媒沾沾自喜：阿（劉夢）熊、阿牛的遊行文明理性，與內地「打砸搶燒」對比鮮明。全不覺一個「打倒小日本」的「小」字，早突顯出原汁原味義和團精神，崇光門前燒日本國旗，更是當代義和團組織保留節目。你看過紐約倫敦示威者動輒燒他國國旗嗎？咱們可是「紐倫港」噢？而且和保釣船一樣，港人愛國也領先內地：日籍夫婦紅磡慘遭毒打？ 夠了夠了，毛澤東丟失的海島（六一年他痛斥：說尖閣列島是中國領土是挑撥中日人民友好關係）讓他的徒孫去爭，請不要因為要愛你的「?」，就來害我們的香港，請不要充當幫兇，幫毒化子孫的洗腦陰謀敗部復活。在你想向北京法庭追討日本的精神損失費時，是否先為《南早》記者血腫變形的鼻梁仗義執言，向深圳警方索取理應賠償的醫藥湯水錢。否則不僅你，連帶社民連，我都永不投票。 凝緣 傳媒人，读者推荐

胡少江：中国的执政者仍在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 Posted: 28 Sep 2012 11:58 AM PDT 2012-09-28 十八召开的日期今日终于公布。官方对开会的日期一直严格保密这一点看，十八大更像是一次毛泽东时代或者前现代时期的党代会。因为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胡耀邦、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年代，还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的年代，都会提前公布党的代表大会的日期。 这个现像不仅仅是中国执政党会议准备形式上的“非信息化”和“非现代化”，更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诸如大会的人士安排等实质性的问题尚未尘埃落地。一个五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十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的代表大会，应该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倒数记时地进行准备了。假如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领导中心的话，假如政治局的常委会是真正最终地决策机构，各项准备工作应该早已经就绪，不至于到现在连会议地日期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令中国人感到不确定的绝对不只是一个执政党会议日期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利地分配也有不同地版本在坊间流传。政治局常委会地人数究竟是现在的九人还是减少到七人，甚至是减少到五人再加上非常委会成员的政协主席和国家副主席（又称为五加二）；在清除了问鼎最高领导人位置的政治异数薄熙来之后，有常委候选人资格的十位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孰进孰出？ 当然，最后的名单是前任领导核心和现任党中央总书记两派人马博弈的结果。同时这个结果也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不少人认为，如果是胡派人马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权力中枢占有优势，那么中国的胡锦涛任期内启动的“非邓化”和“非政治现代化”进程将会继续推进，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光谱将向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进一步靠拢。 如果胡派人马未能取得优势地位，那么所谓的“团派”将永久的失去在中国政治版图上的位置，中国则将继续从邓小平时期便开始的“非意识形态化化”和“经济政策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实质上的非毛化”进程回归。虽然胡锦涛在任期内试图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党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权力，但是中国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和党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边缘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胡的努力只不过反映了执政党面对新的局面不愿意放弃权力的最后努力。 当然，与人事安排相关的另一个议题也在幕后的讨价还价中占有重要地位：那就是如何对“西南王”薄熙来进行最后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剥离薄熙来的所作所为与中国政治进程的“路线之争”。全面公布薄熙来的案情显然不是当政者的首选，因为它会进一步摧毁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切割得过于草率，一是担心薄的势力秋后算账，二是也无法给由王立军逃亡美国领馆开始的这场政治大剧划一个句号，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损害中国政治精英们已经少得可怜得信誉。 至于如何在党的章程和政治报告中正式确认胡锦涛的政治遗产，相信这并不是一个妨碍会期得重要内容。一是胡锦涛在第一任期结束时已经迫不及待得将其“科学发展观”列入了党的正式文献，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得重要思想一起列为党的最高教条。与此同时，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除了当事者本人的虚荣，执政精英们不会太较真。其实，不谈功绩和罪过，仅仅从立意上看，毛和邓的确是新的政策的开创者，至于江、胡，那只不过是“萧规曹随”的技术官僚罢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不合作方式：关於艾未未的若干关键字（张铁志） Posted: 28 Sep 2012 11:15 AM PDT 艾未未网络照片（http://0rz.tw/dQcUp） 1.不合作 2000年艾未未在上海和他人策划了一个展览名为「不合作方式」，这可以说为此前的艾未未，以及后来的艾未未下了最佳註脚。 他说，「我觉得任何类型的不合作，本身已经是一种身份的確立和態度的明確，因为至少知道你拒绝与什么合作，这已经定义了你的生存价值的標准，这个是很清晰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它不仅是一个艺术的命题，也是一个哲学和伦理的命题。」 2.艺术与政治 你很难去界定艾未未到底是把艺术政治化，或者把政治艺术化？前者指的是，他的「作品」（不论装置、纪录片、摄影）中的政治性，后者指的是他的反抗行动，包括他这几年在大量运以网路作为沟通工具，彷彿一个庞大的艺术计画。 在08年之前，他至多是一个异议的前卫艺术家。但2008年彻底改变了艾未未：奥运、杨佳、川震。他开始写下对社会现实更尖锐的批评，开始用影像介入，开始更积极地用网路与世界沟通。 （虽然更准確的说，是2007 年他在开始「童话」这个作品时，认识到网路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自此他的艺术与政治已经无法分割。 3.公民与草泥马 你也很难定义艾未未到底是一个古典的启蒙主义者还是一个后现代的顽童。在他许许多多的文章与访谈中，他用最古典的语言去谈自由、平等、正义；他的每一部纪录片都是某个意义上的「公民调查」──要去寻找真相，追求政治责任；但他又常常使用各种谐擬、嘲讽的创意策略来挑衅並让人们发噱。 前者是现代国家下的公民话语，后者是极权体制下草泥马的反抗姿態；两者都是质疑国家权力，但是公民身分意味著一套完整的公民权利，而在中国这当然不存在。所以艾未未说今天他们的公民身分是一个尚在证明的过程中，他们现在只是公民的前身：草泥马。 因此，准確的说法是：「艾未未们」是正在爭取成为公民的草泥马。 4. 表达与可能性 艾未未曾提到艺术对他的意义有两块，一个是表达，一个是可能性。的確，因为对表达与沟通的关注，表达自由成为他的核心价值，且他不断寻找各种表达的媒介，例如纪录片，例如网路。他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 因为对於可能性的重视，所以他说极权体制下不可能有公民──因为「每个人的可能性都被剥除了」。而他的工作就是不断在这个体制下去把边界推的更远，去探索新的可能性。例如在「老妈蹄花」中，他们是要去证明在这黑暗卡夫卡式的官僚迷宫中，是否存在任何法治的可能性。 5.个人与国家 艾未未说他和父亲艾青的差异是：「他的父亲是一个自始至终爱著他的国家和人民的人。而我是一个关心个人的权益和个人生存可能的人。」 对个人的关注几乎是艾未未所有作品的前提；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公民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不断以个体身分质疑权力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质疑过权力，他根本不是一个公民，因为他没有行使个体的权力。」 所以艾未未批评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是法西斯主义美学；所以他对杨佳这个孤僻少年近乎偏执地关注，因为杨佳的故事说明了一切这个疯狂体制下个人的悲剧；所以他对川震死难学生进行公民调查，以为每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重建尊严（他在慕尼黑美术馆外用数千个书包组合起大字：「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7年」，是我见过最动人的艺术作品）；他在川震週年时，號召推友每人念一个死难学生的名字，集合起一个作品叫做「念」。这都是要证明个人存在的价值。 6.公眾参与 艺术家需要的是想像力，社会运动者需要的是动员群眾，而艾未未以独特的方式结合了两者：他屡屡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召唤公眾参与他的政治/艺术方案。 如纪念川震死难儿童的「念」；或者2009年十月一號前几个月，他发起眾人「十月一號齐齐举中指」的行动，大家把照片寄给他；或者2010年十月，当他的上海工作室要被拆除时，他在twitter上徵集工作室拆除方案，最佳方案可获一万元奖励；当次月真要被拆除时，他计画在工作室举办一场拆除河蟹宴，邀请大家来吃秋天的河蟹──最后来了將近一千人，但他自己却不能去。 最惊人的一场公眾参与的政治/艺术行动是，因为北京市地税局要发课公司补缴1522万人民幣税款与罚金，有三万人借钱给他，成为他的债主。这三万人的借钱意味著对一个「国家的敌人」的支持，因而是一场盛大的公民行动。同时，各种借钱的方式（纸钞被摺成飞机丟进他家、匯款单的不同留言）又成为一场充满创意的艺术行动。 当然，这两者的结合之所以可能就在於艾未未对网路可能性的尝试：「网路使个人真正获得了解放，从旧的体系、传统的信息控制中解放出来。信息的自由获取和自由表达是今天的特徵，有了互联网，人作为个人存在才真正开始了」。 在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人像艾未未一样如此巧妙地结合艺术、影像、科技和政治反抗，尤其是身处在一个当前世上最巨大的威权体制之中。我们有幸共同目睹了──並或多少少参与了──这场创造歷史的艺术/政治行动计画，看著他/他们作为一个草泥马或者公民，用网路开拓沟通的可能性，用纪录片去探求被掩埋的真相，在那片腐臭的废墟上重建个人的尊严与权利，並且，始终「不合作」。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5094）

姜维平：薄熙来露出真面目 Posted: 28 Sep 2012 10:46 AM PDT 薄熙来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像一场古装戏一样，一个个人物粉抹登场，先是杀人犯谷开来及"四大金刚"，后是"打黑英雄"王立军，看客里不乏薄熙来的崇拜者，一会是"他的政治生命刚开始"，一会儿是"软着陆"，一会儿是"急病求医"，一会儿是"我还能回来"，总之，受其谎言包装和欺骗，不少人被其蒙蔽，但更多的人是他敢于利用权力收买的死党，故意在造谣。这没什么奇怪，翻开阅读去年官方的《重庆日报》，就知道他邀请了几乎全世界所有媒体的老板，不惜任何代价替他捧臭脚，这种鼓噪不仅浪费了民脂民膏，而且误导了许多人，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政党只要还想生存，一个国家只要还想治理人民，就绝对不会对薄熙来这样腐败分子姑息养奸，果然，这出戏终于达到了高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的电稿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文字应验了本人多次讲过的薄案"走程序"的预测。 报道说，2012年4月10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对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王立军事件）调查和对薄谷开来（薄熙来之妻）涉嫌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案件复查情况的汇报。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薄熙来的其他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中南海高层对薄熙来的问题，自从4月10日统一思想之后没有分歧，海内外的许多看客夸大了他们的内斗而跌破了眼镜。各种虚假的谣言和不怀好意的观点，企图为薄熙来翻案，最终没有得逞。 我从新华社的报道里看出，薄熙来的犯罪地点显示了广泛性，也就是说，他是惯犯，这与我上个世纪的调查相符，报道说，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请读者注意文中地点的表述，是说明他当大连市长，辽宁省长，商务部长等期间，都有证据确凿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滥用职权，巨额受贿，等等，但未提及他的徇私枉法罪，这并不表明他没有责任，而是表明其案重点在于贪污受贿，或给他判死缓或有期徒刑做铺垫，或者尚未查清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走私罪，破坏文物罪『指动迁大连苏军烈士纪念塔』，私藏枪支，泄露国家机密，等等，这些传言一直没有断过，总之，对薄熙来二十多年任职算总账，时间匆忙了点，但他单是贪污受贿一项，足以判死。而且一旦涉及经济，谷开来就难以置身其外，在两年"以观后效"期间，她被处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人处以极刑，就化解了国人对官方判案走过场，不公平，不公正，对其判决太轻的质疑，如果判决薄熙来死刑，立即执行，将显示中共依法治国的决心和信心，也极大地震摄其他以权谋私的官员，尤其是在政坛上活跃的一些违法乱纪的太子党。 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待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予以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公职处分；将薄熙来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自此官方媒体不再称薄熙来为"同志"，这使本人想起上个世纪的故事，薄熙来搞了星海广场的世纪脚印铜雕，他把大连众多的所谓名流的脚印留在大海边，市委常委人人有份，他自己是"亮点"，但都不敢写上名子，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说不定有的人会成为腐败分子呢。。。。。。现在，事实表明这个人就是他。这是巨大的讽刺和笑谈。我建议大连市政府和市委领导下令立即铲除这个中国最大的贪官污吏的脚印。 我还注意到报道里的"七个必须"的排比句，最后一个"必须"是，要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不管涉及到谁，不论权力大小，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目前的薄熙来案件表明，胡锦涛在任期结束之前，显示了自己明智果决和强势的一面，他敢于清算中共元老薄一波儿子的罪行，是石破天惊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壮举，也许他有自己的动机，但避免了"二次文革"复辟，挽救了无数个李庄和李俊，是他对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愿继任的习近平能"再上一层楼"，接受自己父亲文革受辱的惨痛教训，学习蒋经国先生，主动开启政治改革，从制度上杜绝薄熙来闹剧的产生，切莫贻误良机。 2012年9月28日凌晨于多伦多 万维网《姜记者博客》9月28日首发 作者声明：何频主办的明镜出版社在以"纪伟仁"『假冒中纪委的人』名义撰写的《从重庆阴谋到北京政变》一书中，大量引用与抄袭本人的研究成果，发了大财，伤天害理，臭名昭著，已被本人委托的香港律师发出警告函，诉讼即将在香港与美国两地展开，今后，明镜旗下的所有出版物，网站，不准转载，引用，编写，抄袭，变相抄袭本人所有文章，违者必究。 阿海主办的北运河出版社在《薄熙来夺储败亡记》一书的344页至365页，也公然抄袭我的文章《王立军的自白》，同样将面临诉讼。 姜维平狱中回忆录《活人墓》即将出版，已汇款的读者请耐心等待，尚未汇款的不要再汇，等新的销售方式确定再议，作者联系方式，邮箱: Jiang Wei Ping 5576 Yonge Street PO BOX 10024 Yonge & Finch PO North York ON m2n 0B6 电邮jwpj...@gmail.com 电话647---763---6898

唯色：回拉萨记 Posted: 28 Sep 2012 09:46 AM PDT 转自脸书的唯色（右）近照 2012-09-28 我和我先生王力雄是8月12日离开北京的。与我们同行的，是两位拍摄独立电影的艺术家朋友：朱日坤和王我。而这一路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很给力的老车切洛基，几乎没出过什么毛病。 从北京到拉萨，既可以乘飞机、坐火车，也可以自己开车，甚至骑自行车。正如当年毛泽东的军队边徒步打进拉萨，边修筑公路不惜人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依仗的是越来越多样化的交通，以及经由交通带来的源源不断的人流。当然，这源源不断的像潮水一样涌入拉萨的，并非藏人。 本来我并不想透露这次回拉萨的缘由，但因途中遇到的麻烦越来越频，不但被从拉萨派来的警车逼近跟随，还在距离拉萨90公里的羊八井被持枪的军警搜查、盘问、没收、禁行，甚至不得不多停留一夜，以致这些情况被两位艺术家朋友的朋友出于担心，公诸于网络，已经众所皆知。 实际上，我是早在年初就想回拉萨的，但因一个个敏感的时间段或事件接踵而至，只得一次次推迟。直到北京国保通知说，鉴于党的十八大会议将要召开，诸如我这样的人不得留在北京，须等十八大结束之后方可返回。而我，其实乐得此时离开这座坚壁清野的帝都，回到甚为想念的拉萨。 我们向北京国保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我们可以离开北京，但希望我们在回拉萨的路上，以及在拉萨期间，勿要遭到当局的骚扰。 可是，事实上呢？或者说，同样被清场的还有一座城市：拉萨。 途中，我曾在推特上含蓄地写过一段话："回家的路超乎想像地难，各种吊诡，各种诡异，各种看不见的罗网……你比敌人还敌人，他们比高反还高反（即高山反应）。但你心怀喇嘛和记忆，将庇护莫测的日子，念及此，不由得默默微笑。" 同时，我还知道了，我在拉萨的家人包括年届七十的母亲、诸多亲戚及诸多友人，都在我们回来之前被便衣警察叫去谈话，这其中甚至有专程从北京赶到拉萨的国保。我的亲朋好友们被要求交待与我的关系，要求汇报与我见面后我的情况。当然，在我们回到拉萨之后，被二至四辆车跟踪则是事实了。 不过，这并非针对我这个人如此加以防范。记得在青藏线上的第一个检查站，即出格尔木往拉萨去的乃吉沟检查站，警察审视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大声喝道："还有一个藏族？藏族下车，有没有进藏许可证明？没有的话，不能进藏。" 什么是"进藏许可证明"？该检查站站长拿出一份证明的复印件给我们看，是一位住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藏人，去拉萨看望在自治区安全厅工作的妻子，临行前由理塘县公安局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该公安局的一位警察以自己的名字及身份证号码做了担保。显然，这样的"进藏许可证明"，普通藏人如何办得到？ 2012-9-1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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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京生：再谈钓鱼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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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云飞：吊诡的反日行动
• 梁京：假如薄熙来……
• 胡平：从一句假冒的马英九讲话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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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龙说事：谁还需要航空母舰
• 林和立：千萬個薄熙來還在作惡
• 《前景》：永远当不了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我曾爱过的地方？
• 加国移民部长在盛雪家与流亡者共度中秋，并向盛雪颁发勋章
• 《记录红色中国》“十一”在港出版
• 陈破空：习近平政改，拿薄熙来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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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观察：人民战争汪洋（齐之丰） Posted: 03 Oct 2012 11:19 PM PDT 网络图片 华盛顿 — 从今年2月以来，一波接一波、一波更比一波刺激的中国政坛丑闻，让中国和全世界的看客看得着迷。 从今年2月以来到现在的中国丑闻剧的大致情节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他手下的干将、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及其手下的政府官员协助和 包庇薄的妻子谷开来谋杀一位英国商人，然后薄、王反目，王立军逃奔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导致薄家丑闻暴露，中共不得不进行对中共政权代价高昂的处理。 *中国历史大戏* 然而，一百年、二百年过后，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尼尔•海伍德大概都只是历史的脚注，真正的中国历史大戏不是他们，而是中国的网民跟竭力控制舆论的中共政权进行的话语权争夺战。 简单地说，中国的网民正在对中共政权进行一场争夺话语权的“人民战争”。在全世界、全中国的众目睽睽之下，中国网民或者齐心协力，或者各自为战，他们对中共当权者万炮齐轰，万箭齐放，持续不断地对中共政权发动强力攻击。 至少目前看来，面对千百万网民持续不断的摧枯拉朽的攻击，中共束手无策。用中共已故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话说，中共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对这个问题，中共显然非常清楚，但却无能为力。 *中共处于困境* 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提起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成为网民攻击中共政权的一个由头，一发炮弹，一个跳板，一座掩体，一个出气口。与此同时，中共政权的应对选择十分有限。就目前来看，中共应对网民攻击的选择大致有四个： 1）雇佣大批所谓的“五毛党”，即领取中国政府或中共津贴的人以普通网民的身份在互联网上为当局说话（但这种策略成效有限，因为“五毛党”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普遍不高，而且很容易识别；另外“五毛党”的人数就算是成千上万，跟上千万、上亿的网民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2）责令互联网公司雇用大批的人删除政府所不喜欢的网络言论（但这种策略也成效有限，因为A，政府不喜欢的帖子太多，删不过来；B，话题在不断变化，中共 及其政府下达的删贴指令不能及时更新变化，等到中共宣传部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再下令删贴的时候，话语权已经被网民占据，议题已经被网民设置）； 3）政府官媒甚至政府也上网，力争网络话语权，力争引导网络舆论（但这种策略也成效有限，因为政府和中共的官僚性质和不得民心，话怎么说都让网民觉得不顺耳，觉得气不打一处来；更何况官话总是难以摆脱面目可憎的官腔）； 4）动用核武器级别的强力措施，利用禁忌词黑名单和搜索禁忌词黑名单彻底封杀一个话题（这种策略虽然比较有效，但对中共的代价也非常巨大，这种局面对中共 构成了相当的限制；例如，在这种核武器级别的封杀措施之下，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一度也成为搜索禁忌词，不能在互联网微博上搜索；另外，中国网 民利用同音词、迂回说法避开中共宣传部门的言论壁垒，也使这种策略的成效大打折扣） *万炮齐轰，万箭齐放* 有关薄熙来事件的网民言论，可以说是中国网民针对中共政权展开人民战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上星期五中共宣布将薄熙来开除出中共、开除公职法办之前，“薄熙来”是中国微博上的一个禁忌词。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布薄熙来被“双开”的消息，薄熙来的名字随即在微博上解禁。中国网民的评论立即如山洪暴发，滚滚而下。 几乎所有的网民言论，都是向中共合法性射出的利箭，扔出的手榴弹。中共官方媒体试图也通过互联网微博引导舆论。但官媒的言论只是成为网民的笑柄、笑料、插科打诨的佐料，只是给网民攻击中共政权提供了更多的靶子和炮弹。 以下是一些从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上摘选的例子： “放开那个叔叔啊：转：薄熙来的罪状中，其中有一条是他‘用人失察’。 这个罪状颇有讽刺意味。 是的，薄熙来重用王立军确实是‘用人失察’，但是谁那么多年来一直在重用薄熙来呢？ 那个制度本身是不是就偏爱‘用人失察’？” “likepc：对薄熙来，应该有一个公开公正的审判，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助于揭露重庆的黑幕，厘清重庆唱红打黑幕后的种种不法行为。薄熙来一路走来，伤害的不仅仅是党内的利益，而是无辜的民众和企业家。对他的处理，不应仅仅是党内的游戏。” “易绍华博士：【反腐拿下薄熙来，必须在政治上斩草除根】高级官员对海外媒体透露，薄熙来在重庆‘黑打’认定了680多个‘黑社会组织’，其中多是合法民 营企业家，从中强行没收了1,700多亿的资产，变卖后作为政治活动经费以及供个人挥霍。政治活动包括窃听、收买海内外媒体、运作和上层的关系” “凤鸣荆楚2008：薄熙来先生，4年多时间，把国资从1600亿增加到了1万多亿，那些试图全盘私有化的能干吗，央企搞到自己家里多好啊，我数着卫星玩，他数着电力玩，这个玩石油，那个玩安检设备，有人民什么事。” （注：为薄熙来辩护的“凤鸣荆楚2008”在这里所说的大规模、超大规模营私舞弊的中共高官及其家属，“我数着卫星玩”显然是指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儿子、中 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温云松；“他数着电力玩”显然是指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小琳；“这个玩石油”显然是指控制着 中国石油能源行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及儿子周斌；“那个玩安检设备”显然指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安检设备制造公司威视公司总裁胡海 峰。） “紫金梧桐：【杨金德讲述刑讯逼供视频】已瘫痪一年的罪犯杨金德躺在看守所，讲述自己被警方刑讯逼供致残的经过：殴打、罚跪、灌辣椒水、针扎、坐火箭（把 啤酒瓶塞进肛门双脚需腾空）等。‘我怕被狗吃了，还没人来给我收尸！’杨金德说，大小便失禁，生不如死” “博联社马晓霖: 关注薄熙来案件走向和命运的人士们，是否更应该关心这些草民。他真的有可能成为我们。” 非常有趣的是，在众多关于薄熙来的新浪微博中，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则微博： “老于1966：《经济学人》：‘在薄熙来的同仁当中，其他人也做了一样的事情。但其他人没有对现有的权力秩序构成挑战，而薄熙来咄咄逼人的谋求晋升的努 力看来却像是挑战。假如他在重庆任职期间少出些风头，他就有可能不会受到密切注意，从而可以安然退休。但薄熙来不想悄悄退场。到头来他真的是没悄悄退 场。’” 应当说明的是，这段来自英文的《经济学人》杂志文笔优美的新闻报道文字，其翻译来自美国之音的新闻10月1日的报道。 *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 在互联网世界，在微博世界，中共政权无疑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的话语已经被网民的话语淹没。这一点中共已经承认。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说，“听过年轻人的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中国官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才能治愈。” 张研农是在今年4月做出上述表示的。自那时以来，他认为看半天微薄的年轻人需要看几天的新闻联播才能治愈，是需要10天？还是4天？这是一个有趣问题，显然也是张研农不能、不愿、或不敢回答的问题。 但是，中共的宣传机关已经在无意间对外界明确透露出身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的恐惧心理。在中共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十八大之际，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发出报道，题目是： “太原警种联动    打响十八大保卫战” 在中共执政的中国，中共召开党代会，居然需要出动各种警察打一场“保卫战”。中国国内外许多评论人士嘲笑说，中国官方通讯机构 新华网播发这种口号、这种新闻报道十分滑稽，显示了中共与人民为敌，而且是自认为已经处于人民的非常有威胁的包围之中。 中国官方迄今为止没有对中国海内外的这种嘲笑作出任何回应。 ——VOA

魏京生：再谈钓鱼岛之争 Posted: 03 Oct 2012 11:46 PM PDT 图为日本的抗议示威游行中出现了支持中国民主化的横幅 2012-10-03 目前的钓鱼岛之争已经进入胶着或者说对峙阶段。由于担心爱国愤青们的游行被民运分子和毛左分子所利用，很快就已经禁止游行了。和前几次一样，一些自以为靠拢政府的傻瓜愤青们已经尝到了手铐和小号的滋味。警察局的小号不是那么好的滋味。两国政府仍然没有停火，利用各种国际场合隔空叫阵。这样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 正像双方在正式场合的表态一样，谁也不会让步。日本因为明年还要竞选，民调不高的民主党肯定不会让步。让步就等于下台，不让步还有机会。中共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虽然不是竞选，但是已经煽起的狂热会严重影响到刚上台的领导人的权威。中国的内部乱局已经到了临界状态，可能垮台的不是政府而是政权。其危险程度大大超过了日本的选举危机。 这样的对峙，或者说互不相让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过去是中国政府回避争端，以经济发展的理由搁置了主权争议。在几十年中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习惯思维，好像中国必须让步，只能让步。这种民间思维逐渐上升到迫使政治家接受的程度。并且逐渐越过了底线，这就是现在的购买钓鱼岛之争的来源。 中共历年来每次都借口钓鱼岛问题，煽它一阵子爱国主义转移国人视线。这个钓鱼岛已经为中共的维稳作了多年的贡献，也因此在中国人中制造了一个习惯思维：钓鱼岛是历史屈辱的继续，必欲夺之而后快，以至于没人敢放弃这几个小岛，否则就是头号卖国贼。 对于弱势领导的现任中共集团来说，不夺回钓鱼岛就难免遭受舆论的鞭笞，进而影响到执政的地位和权威，很难维持下去。对于同样弱势的日本政府来说，放弃钓鱼岛就得立即下台，所以才有了寸步不让的姿态。在历史上看，这样的僵持不打一仗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不是几个荒无人烟的小岛，这是两国政府的生存被两国人民的狂热顶住了后腰，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习近平领导下打赢了这场战争，其权威将超过邓小平，达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同时保证了中共继续执政。这个诱惑非常大。野田佳彦守住了这几个小岛，也可以大大满足日本国民洗雪战败耻辱的自卑心理，其执政地位将大大提高，这个诱惑也不小。 再换一个时间的角度来看，认为中国必胜或者必败的分析都不正确。这要看是什么样的战争。以钓鱼台群岛为范围的局部战争，是最大的可能性。因为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有点儿类似于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海战。在这场局部战争中，日本的海空军实力明显处于劣势。美国也不可能为了日本的几个小岛的归属和中国开战。 日本在开战后必输无疑。日本的民间狂热也必定不会认输，于是战争将会旷日持久的继续下去。日本的战略除了拉美国卷入战争外，就是挑动东南亚各国趁机占领南海岛屿。在中国沿海全面发生的危机，将是扼杀中国经济的绞索。这就会迫使中国封锁航道反过来扼杀日本的经济。届时美国将不得不出手参战，这差不多就是世界大战了。 中、美、日三方都会看到这个悲惨的结局，都不愿意看到这个悲惨的结局。因为战争结束时谁都不会扩大自己的领土，而三国的经济也会被战争拖垮。中、美、日三国会像二次大战后的德、英、法三国一样，沦为二等国家。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上个世纪那样的弱国，不会像德国那样被占领。战争将以各自鸣金收兵为结局，也不会签订什么马关条约。 有论者以为中共的民气早已不如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团结一致。民变兵变将此起彼伏，导致中共垮台。这几乎是有最大可能性的前景，而且很可能是导致中国停战的原因。但是战后的军阀也将因为抗敌救国而获得民众的较高的支持率，又会有几个大救星式的人物统治中国，祸害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此，中国很可能重新走上个世纪的老路，美、日两国将被战争拖垮。这就使三国政治家都不希望开战。可是中、日两国有愚昧的舆论顶在政治家的后腰上，没有闪转腾挪回避矛盾的余地。只有美国有这个余地，所以就看美国政治家如何同时给中、日两国政治家制造下台阶的机会了。 几乎在争端一开始，中国的表现就出乎美、日两国的意料之外。美国及时调整了策略。从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即认定是日本领土；退回到了对争端不持固定立场，恢复了美国作为调停者的地位。但这个临时改变的立场显然没有足够的信用。 现在的形势下，日本占有实际控制地位，出手不出手的主动权在中国一方。如果在明年夏天之前，中美两国换届完成后。美国能够说服日本退半步，放弃国民登岛和实际控制的行为。或者双方同时巡逻控制的状态，那么在美国主持下的和平谈判将会使舆论降温，避免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也避免美国自己被拖进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如果无法说服日本退半步，也无法给中共制造危及生存的危机，一场被中共认为对执政有利的战争将有可能发生。就像三十多年前谁也没有估计到中国对越南的战争一样；就像七十多年前谁也没有估计到德国对波兰的战争一样。 ――RFA

高瑜：薄熙来贪腐究竟有多少？ Posted: 03 Oct 2012 11:25 PM PDT 十八大会期定了，薄熙来开庭日期何时定？薄案也将尽显"红墙司法"之精髓。十八大可以切割薄熙来，但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如影随形，有可能继续。 （德国之声中文网）让中外媒体和政治评论人士干瞪眼等候了一个来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总算撩起了面纱，于9月28日宣布了七中全会和十八大召开的会期，用微博语言形容，"一只靴子"落了地。令人不能安心过节的是，"另一只靴子"同时也悬挂在"第三十九级台阶"上了。奋斗小一年，艰苦觅寻重庆事件第一主角薄熙来案情和下场的中外媒体和各界人士，总算爬上了第三十八级台阶，虽然只剩最后一级台阶，仰视着那只还未落地的"靴子"，攀登起来仍旧不轻松。 薄熙来何时步入法庭？ 薄熙来何时步入法庭？ 七中全会11月1日举行，十八大11月8日举行，算不算得推迟举行？中共政治局最清楚。这个会期9月初已经从新华社人员口中传出，准确说当时就是十八大"要延后"的消息，当时所传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召开，与公布日期相差只有一天。 20天后，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突然接受CNN采访，"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如期接班，成为下任中国领导人，董说：'我毫不怀疑（I have no doubt whatsoever）。'并透露中共领导人交接班的十八大，将会在10月某时举行。"董建华的披露绝不会是空穴来风，应该被看作奉命行事。 到了9月中旬，十八大十月如期举行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这与钓鱼岛的紧张局势密切相关。9月15日，一夜之间几十座城市冒出毛泽东像和标语，"钓鱼岛是中国的，薄书记是人民的"大标语张扬街头。"拥毛挺薄"左右了此后连续数日的全国范围的反日大游行。毛泽东成为"抗日英雄"，凡是对"拥毛"提出质疑，就成了"汉奸"。中国航空航天大学左派教授韩德强当街殴打80多岁老人两个耳光的丑行，激发了知识界的愤怒。但是砸毁日资在华第一条电视生产线，砸毁日系汽车、砸日资超市，疯抢物品，伤及国人的暴行，还是在各地发生。"文革"打、砸、抢的风潮四处显现。钓鱼岛的紧张局势一旦有擦枪走火的变故，反日浪潮只能再升级，距离十八大需要的祥和气氛会越来越远。十月召开十八大，最高人事，会务筹备、安全保卫虽然万事不备，但是东风不可欠，中央不得不对薄熙来专案组下令催办。 9月，中共最高层对于十八大会期实际做了两手准备，10月或者11月。9月23日薄熙来案宗整理全部结束，中纪委上报中央的报告说明在中纪委指导下，公、检、法对薄熙来一案的联合调查正式结案。24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立军数罪并罚进行宣判，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认罪伏法，表示不上诉。这预示薄熙来案可以正式提到日程上了。这是政治局会议9月28日能够召开的基本保证。 政治局会议最终选择十八大11月召开，有两个决定因素：一，9月26日日本前首相，"自民党最右翼"安倍晋三东山再起，当选为自民党总裁，野田下台已成定局，"打不起，夺不回"的钓鱼岛再度发酵大概是在两个月之后，这对中共最高层，相当于一个大喘气。二，十八大最高人事未决，争议颇大。政治局会议第二天，微博立刻出现对十八大最高人事的公开议论："刘亚伟求证冬眠熊_李伟东：'江潮平山强高已，声不响，洋不深，云山崛起'。讲这个段子的人说刚崛起的是国家副主席和书记处常务书记。那可是横断山呀。""冬眠熊_李伟东对刘亚伟说:局面仍未定啊亚伟兄。" 汪洋的一举一动，引发公知们的格外关注："冬眠熊_李伟东转播: 同意，还在运作中。汪上不上将成为将来是保守还是改革的关键看点。刘亚伟:#刘亚伟：那个会# 冬眠熊_李伟东 说：所有关于局子的段子不是臆测就是造谣，一切人事安排还在谈判和运作之中，我们只能继续看星星。今天看到一条：汪洋最近在全省各级'一把手'培训班警告'谁独断专行，就是往绝路上走，大家要引以为戒。'这样的高调和媒体报道是否说明汪洋还有再上一层楼的机会？" 还有人认为，推迟十八大，是为了十月份解决薄熙来的司法审判，胡温任上的问题要赶在胡温任上处理干净，不把"烫手山芋"留给习李。具有相当的道理和共识。 10月8日，"十一"长假结束，如果贵州或某省、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指定管辖决定书"宣布对薄熙来实行逮捕，随后起诉，一点不为怪。贵州或其他相应省市法院，应该也获得"指定管辖决定书"。 一夜之间几十座城市冒出毛泽东像和标语，"钓鱼岛是中国的，薄书记是人民的" 一个亿、600万、2千万，中央文件大玩数字玄虚？ 9月28日18点，新华社公布政治局会议决议之前，与3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对王立军事件通报》一样，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国党政军的省厅级下发了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会期和"双开"薄熙来，移交司法处理决定的两个中央文件，并且口头传达到党内处级。 中央文件对薄熙来定了六种罪，徇私枉法罪、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罪、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用人失察失误、专横跋扈，独断专行及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这在党内引发争议，对后四类属于"犯罪"大惑不解，因为按照《刑诉法》，除了徇私枉法罪、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罪之外，后四类只能属于违反"党纪"范畴。 新华社通稿也引发同样的疑惑，一位疏通中文的著名外媒的记者向国内学者咨询："那个通稿说薄熙来和多个女性有不正当性关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正当的做爱关系呢还是说不正当性的公共关系，比方说她们是黑社会？" 据悉中央文件中有两个数字，薄熙来直接收受他人巨额贿赂数字是600万，而且只是徐明一个人行贿的数额。另一个数字是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数字是2千万。这两个数字在口头向处级党员干部传达时被省略。为什么被省略？也引发党内争议：为什么只公布薄熙来直接收受徐明一个人行贿数额？是别人没有行贿，还是薄熙来没有收受其他人的贿赂？另外薄谷开来是按照"故意杀人罪"的单一罪被起诉的，现在又出现2千万的受贿罪，是对薄谷开来案审理失察，还是准备发现漏罪后再补充审理？ 据悉中央文件还列举长长的行贿者和"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女性名单，如果不列举行贿受贿的金额，是不是一种掩饰和包庇行为？相反，列举"性关系者"名单，如果构不成犯罪，单单是为了"臭人"，这是否属于侵犯隐私的不正当行为？ 更大的争议在更高级的干部中出现，在薄熙来违法违纪问题征求意见时，已经向中委和中央正部级以上部分高级干部透露了薄熙来对专案组查证出的贪腐一个亿的罪行全部认账，并且签字画押，为什么中央文件只提600万和2千万，数额相差为什么如此巨大？ 这不禁令人产生薄熙来案将和谷开来案一样，就像鲍彤说的，是"审不清楚的案子"。审理薄谷开来，当时为了保其性命，也为了和薄熙来切割，掩盖了她的不少罪行，比如聚众吸毒后混交，现在又出现巨额受贿。而对于薄熙来则是放大抓小，既要掩饰贪腐数额及人命案，来保其性命，有传大连的宾馆女服务员与薄怀孕后，流产致死。又要从小处罗织罪行，尽量搞倒搞臭。 至于海外媒体报道的转移财产60亿或者80亿，是子虚乌有？还是要豁免，不予以追究？中央文件是不是也应当做个交代？否则，薄熙来的案子永不可能"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温家宝语）。 资料图片：2007 薄熙来影响继续发酵，路线压过贪腐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移送司法处理的决定，证明了"一切经过中央认可"这种司法程序，就是"红墙司法"的精髓。罗列多少罪名，举证如何，都要经过红墙内的认可，红墙内可以抛弃严格司法查证取得的数据，认可多少是多少；红墙内可以不依据法律，说有多少罪，就就有多少罪。正因此，这个处理决定，措辞不可谓不严厉，列举的罪行不可谓为不严重，但是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除了左派因为微博被封，在网络聊天群发出彻夜不眠的抗议声外，民众也利用微博进行了辛辣地挖苦与嘲讽。 十分精彩的有："宋石男：看到一神吐糟，不敢不与朋友们分享。――问：泽东与熙来有什么共同点？答：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副手叛逃；妻子背叛死缓。" 在老百姓的冷嘲热讽中，中共失去的是信任和执政合法性。一位老同学，一向以左派自居，他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对薄熙来的审判，也就是对政治局的审判。"我请他解释，他说："在薄熙来身上只能体现司法的不公正，因为其他24人手下无人逃馆，如果每个人都经历对薄熙来一样的调查，他们未必罪行比薄熙来轻。所以审判薄熙来就是对全体政治局的审判。" 路透社采访重庆市民，对于薄熙来的贪腐，竟然觉得无所谓："贪腐有什么？大家不是都贪吗？起码他还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重庆人至今大多数仍旧拥护薄熙来，因为他们需要安全的生活环境，需要交巡警平台，需要低房价，他们甚至拥护"打黑"。 高瑜 今天， "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这些陈词滥调再也不能让老百姓入耳了，执政党不会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讲？不去寻找新的语境，是否说明还没有寻找到新的路线，是否证明在经济遭遇拐点的时候，仍旧走不出政治的死胡同？ "官方并未与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切割，也未清算薄王的黑打罪行，没有薄的薄路线仍可能继续。"微博的警示或许十八大之后还要被证实？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冉云飞：吊诡的反日行动 Posted: 03 Oct 2012 11:41 PM PDT 冉按：这是我新近发表在《南都周刊》的专栏文字，该刊删节刊出，易名为《从抵制日货说起》。我这些看法卑之无甚高论，但无论怎样，要有更多理性和真实探讨问题的声音，才是我们社会的福份。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批评。2012年10月2日19：47分于成都 　　　　 　　中日围绕钓鱼岛引起的争端，已经有数十年之久，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中日从政府到民间，都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和做法，比如同样是游行，日本只有少数右翼游行，虽也有不理智的话语出现，但并未发生暴力行为，更未发生打砸抢等极端事件。但在鲜有游行机会的中国，却有几十个城市发生游行示威事件，尤其是青岛、长沙、西安、深圳等地还发生了极端的打砸抢和暴力伤人事件，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爱国而砸自己同胞的车，伤害同胞的财产及生命，这里面的吊诡并没有人――包括情绪汹汹的抗议者――愿意去仔细思索。一个不会用理智管理自己情绪的人，其面临诸多困境和可以预料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实一个国家的国民群体又何尝不如是呢？ 　　 　　别人欺负你，你不是联合自己的亲人朋友，理智地来讨要说法，运用理性手段，最大限度地争取自己合理的利益。你却使劲砸烂自己的家用电器，打自己的老婆，甚至自残来为自己"争取"利益，这种愚蠢可笑的行为，路人皆知。可是放大到国土争端时，一些参与游行的人，却以砸烂同胞的日系车，打伤和逼迫日系车主为己任，如此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却被有些人视为高尚的"爱国"行为，实在不可理喻。广东江门市从9月14日起发生7人砸烂车子（大多是日系车）而盗窃财物78宗，至18日始告破；而西安日系车主遇示威人群，被重击头部砸穿颅骨一案，至今尚未告破。青岛和长沙的打砸抢烧，至今也还是悬案未决。有理智的人能否问一问，在高度强调稳定和极有实力维稳的中国，为何能出现这样明显的管理漏洞？这就像你的家人用自残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你作为理智的人却平静看着他自残而不救，这样的咄咄怪事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或许有人会说，游行示威者只是想用砸日本车的方式，来让大家减少买或者抵制日货。由于中日的仇怨，百年来抵制日货有相当的历史，你只要看过美国学者葛凯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就不难了解此中细节。在全球化程度不高的百年前，抵制日货给中国经济的损失不大，还给国货带来了生存空间，但在今天抵制日货就大有不同。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和广阔程度远高于许多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媒体主张中日经济战，那么日本就会倒退20年，真有这样邪乎么？日本对华依赖的40%多是在农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等方面，没有高附加值，可寻求他国替代，而中国依赖的20%全是高科技及相关创意方面，有高附加值，可替代程度低。如此一来，打中日经济战对中国的伤害恐怕超出一些人的想像。在尚未出现激烈反日抗争前，据路透社调查400家大中型日本在华企业，有41%的日企想离开中国，可能在此次反日浪潮后比例还会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一些日企工人亦因紧张的中日关系，而非劳资关系而罢工，导致一些日企心灰意冷，就此撤出，对工人本身利益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吊诡后果：即失业人数增加，而工作机会减少，就业薪酬降低。 　　 　　由于反日游行带来的恐惧，有不少日资企业停厂、关门闭户，与日本有关的中国企业还插上中国国旗希求保护，日本商品下架隐藏。但反日也成了一些人难得的商机，甚至难免流于表演政治正确的嘉年华会。从踏平和血洗东京等过度情绪化的标语，再到一系列非常搞的商业反日广告，无不彰显出利用钓鱼岛之机来博眼球出位，赚取利益的用心。"凡进店顾客大吼一声'钓鱼岛是中国的'，打8．5折，大吼一声，'日本也是中国的'，打8．0折"；一烤肉店贴着"禁止日本人与狗入内"，有卖月饼的每个月饼上嵌入"咬死小日本"、"痛恨小日本"、"赶走小日本"、"打倒小日本"的字样，作用类同于巫师的咒语，类人孩的特质展现无遗。就连当当网这样大型的、以卖书为主体的商业网站，也不忘在你订书时玩附赠一面国旗的活动。此一活动遭到一些读书人的抗议，有人认为违背商业契约，同时也违背了不能用国旗做广告的法律规定。看来以清明理性的读书人作为消费主体，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为了反日，更有奇招拿来应对。日本新闻网报道，中国官方近日下达通知，暂时中止出版日本作家撰写的著作和与日本相关的书籍。中国移动通讯公司对日本动漫、杂志提供的阅读服务也已停止。如此一来，像今年7月东方出版社想"透过华侨华人的书籍，推助中国人对日本的理解"的举动就可能停滞不前。按常理，要反对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必须对一国有精细之了解。这方面，日本从百年前以来就做得比我们好，至今仍令我们瞠乎其后。应对中日关系的过度情绪化，其实在日本研究中也是由来已久。以前就有把"知日"说成"亲日"再说成"汉奸"的传统，于今也没有什么变化，否则你就难以理解官方为何要暂时中止出版与日本相关书籍的这种自残行为。难道你真要应对日本带给你的危机，你两眼一抹黑，无须知己知彼，反而更好吗？ 图为在东京参赛的李娜 　　 　　还有好玩的在后面，作为体制外的独立个人李娜前往日本参加网球公开赛，便被网友骂成是汉奸。同样到日本参加网球公开赛，体制内的彭帅参赛就是爱国。在一些人看来，除了领土之争，好像所有中日之间的交往都应该停摆，其情绪亢奋到没日没夜，什么事都不做要来应对钓鱼岛之争的地步。似乎在他们看来，过任何正常的生活，你都是不爱国的。但未曾想到的是，这二位不停摆自己的生活，到日本去参赛的网球运动员，得到的评价却大不一样。原来爱国与否，还得看对方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恐怕会令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爱国者大跌眼镜。西安碑林大队抓获参与砸车的网友"超级赛亚人"，是个与母亲租住十平方米的打工仔，这就像资料显示有的参与砸车者来自西安城中村一样，爱国恐怕只是个由头，借机发泄社会不公和底层怨气罢了。李娜与彭帅参赛之别，以及参与游行打砸抢的人，与争取钓鱼岛的关系度实在有限。不少人在反日上充满内在紧张与精神分裂而不自知，这样下去，国没爱到点子上，却制造了不少精神病人，甚至使自己锒铛入狱。 　　 　　几年前日本作家嘉藤加一和中国学者刘柠分别写过《假如日本失去中国》和《假如中国失去日本》的文章，谈了中日之间互相不能失去的重要性，实在是值得认真倾听的理性声音。理性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太稀缺了，因为不理智情绪不仅是我们几十年仇恨教育的结果，更是有些持有媒体话语权者，不理智滥用自己话语权的结果。《环球时报》、《北京日报》等连篇累牍地以威胁口吻谈到对日开战，甚至有个别媒体人主张核平东京。如此狂妄不智的行为，从媒体人嘴里不羁地说出，这会给民众不理智的情绪火上浇油。我对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绝对持批评态度，若在彼时，我也会参与抗战。我从来不曾忘记这段历史，但现已无仇恨。二战后，日本已成民主国家，其再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何况改革开放后，日本给予中国不少帮助，且双方互惠互利到无法离开。在这样的情形下，中日钓鱼岛之争，两国都理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法等来进行谈判解决，而不应妄启战端。 　　 　　2012年9月23日至24日于成都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85284）

梁京：假如薄熙来…… Posted: 02 Oct 2012 02:55 PM PDT 图为国人保钓示威时打砸抢的场景 薄熙来将要被治罪，但我相信，从纯粹法律的意义上讲，对他不仅不存在罚不当罪的问题，而是不足以讨回全部公道。别的不说，仅仅把姜维平揭发的线索作充分调查，恐怕就需要若干年时间。不过我们都知道，中共绝不会这样去做，因为对薄熙来的惩罚，完全不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更不是为了实现正义，而是为了政治需要。 我们不妨这样想，假如薄熙来也像其他中共高官一样，不去搞什么唱红打黑，他今日的境况会如何呢？也许他还能进常委，也许进不了，但无论能不能进，他和家人都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因此，对薄熙来的惩罚，首先是对他违背了"为官之道"的惩罚。今日中共的为官之道，像历代王朝末日一样，就是要会装糊涂，要只张弓不射箭。贪渎和不作为都不要紧，怕就怕你"不守本分"，尤其是挡了别人的财路。 这一条，也是那些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的左派们至今愤愤不平的最大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许多高官也有和薄熙来类似的种种恶行和罪行，但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即便是坚持"唱红打黑"，假如薄熙来的老婆谋杀的不是一个外国人，尤其不是一个西方人，薄熙来今天的命运又会如何？王立军会不会毫不犹豫地替主子隐瞒这桩罪行？我想许多人都会同意，这种可能性太大了。王立军之所以留了个心眼，应该与被害者是英国人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中共官场的规矩是，死个把中国人，不是什么大事，但"外事无小事"，更何况杀了一个外国人。 不过，假如薄熙来没有打王立军一个耳光，而是明智地决定与谷开来实行"切割"，薄熙来今天的命运会如何？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了。很有可能薄熙来进不了常委，但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只不过薄熙来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铸成了与王立军翻脸的"大错"。 这个"大错"也并非完全不可补救，假如薄熙来料到王立军会外逃，提前对他"下手"，薄熙来今天的命运又会如何？我想薄熙来至少有一半机会，如愿以偿进入常委，继续他的政治生涯。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左派们今天的气像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以，对于中国的许多"左派"来说，他们今天最大的仇恨对像莫过于王立军了，而对于右派们来说，则几乎视王立军为中国的大救星，是那个改变历史进程的大英雄。 王立军真的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吗？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最近发生的反日浪潮让我对此产生了动摇。 对于钓鱼岛的主权之争，中国人的愤怒之情，有多少是基于对相关事实的了解和是非曲直之判断，又有多少是基于历史的仇恨？很明显，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事实上，中共政权这一次非常露骨地利用中国人对日本的历史仇恨，灌输这样的逻辑：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因此，连琉球岛都该归还中国，更何况钓鱼岛。过去我们不这样讲，是因为中国不够强大，现在我们强大了，到了由中国人说了算的时候了，到了由中国人决定什么是是非曲直的时候了。 中共灌输这个逻辑，当然与眼下的政治需要有关。比如说，转移国民对薄熙来一案的关注，让他们不去想那些让中共尴尬的问题，就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但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对薄熙来一案的处理，还是对钓鱼岛危机的处理，中共的言行，充分显露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只讲功利，不问是非。 一个只讲功利，不问是非的文明，无公平正义可言，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必败无疑。这就是历史的教训。但无论是中共对薄熙来的处理，还是对钓鱼岛危机的反应，以及许多中国人在此次反日浪潮中的种种表现都说明，中国人还远远没有接受这个教训，许多人根本就不能理解这个教训。 因此，我以为钓鱼岛危机很可能比王立军事件更可能成为改变历史的事件。因为中国人对这个事件的集体不清醒，会让我们像百年前的甲午海战那样，再吃苦果。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胡平：从一句假冒的马英九讲话谈起 Posted: 02 Oct 2012 03:04 PM PDT 从一句假冒的马英九讲话谈起（之一） （胡平） 自由亚洲电台 2012-09-21 国内著名的网站《猫眼看人》，9月14日有人贴出如下一段文字：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撤离大陆时，留下1142万平方公里领土，1949年以后就变成960万平方公里，现在还剩下多少呢？国民政府永远不承认大陆签订的任何边界条约，领土事关民族尊严、国家尊严，任何未经全体国民表决同意的边界条约都是非法及无效的！同样，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未经全民公决，应视为无效！” 这段话一贴出，立即引起热传热议。在短短的一天之内，点击量就超过11万，回帖就超过1千。大部分回帖都对马英九这段话大表赞赏，对中共当局出卖领土的行径痛加批判。不过也有人指出，这段话不象是真的，因为其中提到的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这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宣布过，但先前的国民党政府也做过同样的宣布，作为现今国民党政府的总统，马英九怎么可以随便宣布无效，宣布不承认呢？ 是的，马英九没有讲过上面那段话。那段话是编出来的，不可当真。不过在上面这段假冒的马英九讲话里，提出了一个重要主张－－“领土事关民族尊严、国家尊严，任何未经全体国民表决同意的边界条约都是非法及无效的”。很多人都赞同。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讨论。 乍一看去，这个主张很正确。主权在民嘛。因为专制政府不代表人民，专制政府做出的决定，包括边界问题的决定，既然不代表人民的意愿，人民当然有权不承认。很多朋友说，中共当局为了一党之私，在和周边国家签订边界条约时，出卖了大量中国领土。现在他们大权在握，我们人民无可奈何，等到将来一党专制垮台了，民主政府就应该对这些卖国条约统统不承认，把失去的领土统统要回来。 可是，上述主张马上就会引出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不错，民主政府有权推翻先前专制政府做出的违背人民意志的种种决定。这对于一国之内的问题还比较好办，因为一国之内的问题只涉及一国之内的人民，只要代表民意的政府经由一定的民主程序否定了旧的决定，通过了新的决定，这就行了。 边界条约则不同。因为边界条约是国际条约，我们只是订约的一方，另一方是外国政府。因此，仅仅是我们这一方否定，那还不算数。我们做出的决定对外国没有约束力。如果我们单方面宣布废除而对方却不接受，那又该怎么办呢？ 当今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其中很多国家都还不是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边界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如果只有通过全民表决同意的边界条约才算数，那就意味着现有的大多数边界都可能得不到承认，都可能引起争端。这些争端是不是都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达成协议，显然大成疑问。这样一来，整个世界都可能陷入极大的混乱与战争的危险。 由此可见，“任何未经全体国民表决同意的边界条约都是非法及无效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既然如此，我们又应该怎样对待由先前的不民主的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让我们下次再接着讨论，这次暂时说到这里。 从一句假冒的马英九讲话谈起之二（胡平） 2012-09-24 在前一讲里我提到，“任何未经全体国民表决同意的边界条约都是非法及无效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又应该怎样对待由先前的不民主的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呢？ 古人有句话：“要盟不信。”意思是，在对方武力要挟逼迫下做出的承诺，订立的盟约，可以不信守，可以不遵循。本来，在古人那里，订立盟约是对天发誓，如果不遵守，老天爷要惩罚。孔子告诉我们：“要盟也，神不听。”，就是说，在要挟逼迫下订立的盟约，老天爷是不会听的；因此，违反这样的盟约，老天爷不会惩罚。不平等条约可以不遵守，外国用武力夺去的领土，我们有权用武力夺回来。 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不平等条约，如果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在没有武力要挟的情况下，两国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双方就应该遵守，哪怕签立条约时的政府不是民主的政府。如果后来的民主政府发现，先前专制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对本国不利，那么，它也只能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来争取。民主政府不应单方面地宣布废除双边条约，更不应使用武力去争夺它先前已经划给对方的领土。 自1949年中共掌权，63年来，中共当局和周边很多国家签订了边界条约。这些条约都不是不平等条约，都不是被对方武力要挟逼迫下的城下之盟。因此，无论其内容如何，未来的民主政府都应当遵守，都不能单方面宣布无效宣布非法。对于其中的种种问题，未来的民主政府只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去解决，不应该用武力去改变。 也许有人会问：照你这么说，共产党出卖了那么多中国领土，未来的民主中国也只好接受吗？ 我认为，首先，我们要说明，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对今日中国政府而言，不存在被迫卖国的问题。因为这63年来，中国并不曾遭受强大外国的入侵或逼迫，中国政府与邻国签订的边界条约都是在和平的情况下签订的平等条约，所以不存在象清朝末年，中国遭受列强欺侮，丧权辱国，被迫出让领土的问题。更何况中国周边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比中国弱小，要说弱国无外交，被迫割地，那更可能适用于某些邻国，怎么也轮不到中国。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在一些边界谈判和条约中，中共当局把一些本来被视为中国的领土让给了外国这一事实呢？ 从理论上讲，这又可以分两种情况。 一是互相妥协的结果。有些地方，你说是你的，别人说是别人的，双方都有一些法理上的依据，于是达成妥协，一部分归你，一部分归我。有时，你的法理依据强一些，于是分的多一些，有时，我的法理依据强一些，于是我得到的多一些。基本上公平合理。 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地方本来就属于中国，或者照理说该归于中国，但中国政府宁肯让给外国，以便从外国政府那里得到另外某种好处。譬如说，为了让某个外国政府加入中国的反美或反苏的统一战线，或者是为了让某国政府在联合国支持大陆反对台湾。中国政府曾经把和尼泊尔接壤的一小块地方送给了尼泊尔并且给了尼泊尔大量经济援助，这当然不是中国打不过尼泊尔被迫割地赔款，实际上这是中国政府在收买尼泊尔，为的是让尼泊尔政府减少对藏人的支持，为的是挤压藏人的活动空间。 象上面这些情况，中国政府让出了一些中国领土，从外国政府那里得到了另外一些好处。有些时候，这样得到的好处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那就不算错。但也有些时候，中国政府出让领土只是为了一党之私，只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不符合国家利益，有损于国家利益。这样的出让我们当然应该反对应该谴责。 问题是，已经卖出去的东西，白白地要恐怕是要不回来的，除非我们再把它“买”回来。未来的民主政府可以通过谈判，给对方一些好处，看能不能把卖出去的地方再“买”回来。如果价钱谈不拢，如果对方就是不肯卖，那也就没什么办法了。使用武力是不合理的；对方不是用武力夺去的东西，我们就没理由用武力夺回来。 也许有人会说，国家的领土，寸土必争，民主政府也可以使用武力。当年，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不也是通过战争才赢得了福克兰群岛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容我下次再谈。 从一句假冒的马英九讲话谈起（之三）（胡平） 2012-10-01 在前两次我讲到，边界争端，领土领海争端，只应当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去解决，不应当通过武力去解决。虽然中共当局不是民选政府，它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都没有经过中国人民的同意，我们有权对之进行批评，但是未来的民主政府也不能单方面地宣布这些条约非法无效。未来的民主政府也只能努力通过与邻国政府和平谈判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诉诸武力。 也许有人会说，国家的领土，寸土必争，民主政府也可以使用武力。当年，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不也是通过战争才赢得了福克兰群岛的吗？ 其实，这个类比不恰当。英国这个例子非但不说明相关国家可以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正相反，它倒是说明相关国家不可以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 福克兰群岛，又叫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历史上曾先后被英国人、西班牙人和阿根廷人占有。1833年英国人从阿根廷人手中夺取了福克兰群岛，1892年福克兰群岛成为英国正式殖民地。1982年，阿根廷军政府派兵攻打福克兰群岛，岛上英军很少，不敌，于是阿根廷便占领了该岛，紧接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下令，出动重兵，与阿根廷军队展开激战，阿根廷军队战败，英国重新夺回了福克兰群岛。 注意：在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第一，一百多年来，福克兰群岛一直是被英国实际控制和管辖； 第二，是阿根廷用武力改变现状，英国则是用武力恢复现状。在这里，英国使用武力，只是对阿根廷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做法的否定；因此，它正好说明，不可以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好比张三抢了你的钱包，你又去把钱包抢回来。张三的行为叫抢劫，你的行为却不叫抢劫，你的行为正好是反对抢劫，正好是对抢劫的纠正，对抢劫的否定。 有些人把钓鱼岛比作福克兰群岛，主张中国象英国那样使用武力。这刚好把话说反了。因为钓鱼岛一直在日本的控制与管辖之下，中国要是用武力夺取钓鱼岛，那就是扮演了阿根廷的角色而不是英国的角色。 诚然，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上，武力侵占曾经是一种被世人公认的或默认的获得领土的方式。那时候，解决领土争端，主要就是比谁的武力强大。但毕竟，人类是在进步的，人类是有进步的。 早在1941年二战仍在进行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宣布两国“不寻求任何领土的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希望看见发生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等等。 后来，苏联等国也表示同意宪章的基本原则。1945年，二战结束，中、英、美、苏等50多个国家发起成立了联合国，并且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可行的运作机制。 联合国的宗旨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制止侵略行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各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其国际争端，不得对别国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应当看到，60多年来，联合国在维护和平，防止战争，制止侵略等方面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过，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实现世界大同，联合国并不是世界政府，联合国的权威有限，力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大国的作用就十分重要。如果大国能以身作则，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比较有保障。反过来，如果身为大国却藐视国际准则，恃强凌弱，世界和平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为什么很多国家对崛起的中国忧心忡忡？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担心中国不愿意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一个连政府发言人都能公然讲出“法律不是挡箭牌”的国家，随着其实力的增长，它会不会越来越藐视国际准则国际秩序呢？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国民众在国际问题上也往往陷入狂热的好战的民族主义，他们不承认普适价值，不承认普适规则，主张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有鉴于此，我这篇讲话应该不是多余。 －－－－－－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陈杰人：“十八大”前夕中国社会心态分析 Posted: 02 Oct 2012 03:04 PM PDT 9月28日，吸引世界政治家们眼球的中共"十八大"（即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终于尘埃落定――11月8日。这次大会毫无疑问将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格局。同一天，中共还宣布开除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党籍和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中共来说，"十八大"显然是一次精心包装的喜庆大典，而薄熙来事件则是一次特大丑闻。两个在荣誉上互相矛盾的消息于同一天发布，不仅体现出中共欲割疮疗伤的急迫心理，更微妙地反映出"十八大"前中国上下各种心态的博弈态势。 笔者把"十八大"称为"变革性会议"，有着三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会议将对中共领导集体大换血，这将是中共最高决策层一次换人最多的一次；其次是中国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挑战，中共内部很明白，不变革只能是加速死亡；再次是世界局势和中国十多亿民众，也一直呼吁变革，"十八大"不可能对这些呼声完全视而不见，主动和被动的变革，都会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体现。中共"十八大"不仅是中国政治的大事，也堪称世界政治的大事，因为这是有权决定中国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一次"变革性会议"。 "十八大"的变革程度和变革方向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各种复杂心态的影响。整个中国日益复杂的社会心态，以及受此心态影响的各界力量的博弈，将是决定中国政局的根本因素。在笔者看来，总体而言，目前中国社会存在八种比较典型的社会心理。 一曰"怨"。最近在网络上比较热闹的新闻，是陕西省的 "微笑表哥"事件。此事源于8月份陕西省安监局长杨达才在一次重大车祸现场的微笑，这惹怒了民众，大家通过网络搜索图片发现，杨局长在不同场合，戴着不同品牌的奢侈手表，总数至少达11块，价值上百万元。在网民的追问下，陕西省纪委对杨局长展开腐败调查，撤销了他的职务，此事也再度掀起了民众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吁高潮。 杨局长一个不适当微笑给自己引来的民意麻烦，是中国民众日益不满官员腐败和政治不透明现状而找到的一个发泄口。值得注意的是，在杨局长被撤职后，网民不依不挠，又质疑主管杨局长的一位副省长曾经不适当地保护了这位局长，并发起了对副省长的人肉搜索。 网民为什么会不依不挠？那是因为很多民众不满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和暗箱操作。正是这种不透明，让权力运行无序，让民权保障无果。可以说，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当前的社会心态主要特征，那就是"怨声载道"――不仅民怨沸腾，而且官怨、商怨也很多――下级官员缺少上升空间和机会，中级官员怨民间不理解，高级官员怨地方不合作；商人，尤其是占市场主体大多数的民营资本，则怨竞争不公平。不过也要看到，怨气越重，表明改革的呼声越高。因此，这恰恰也是未来中国彻底改革的最大动力。 二曰"冷"。就在中共公布"十八大"召开日期后，笔者在湖南邵阳与一位当地处级官员谈及此事，他的回答很有意思："管它呢！不关我的事！"在这位官员看来，反正现在中国的问题很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致命的制度问题和重大的隐患，一场完全缺乏透明度的政治会议，根本不可能解决什么大问题。 这位官员的心态，其实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共同心态――冷漠。在很多人看来，经历了多年的重经济轻社会的跛脚发展之后，中共政权已是强弩之末，不管它再怎么强调自我救赎，大家已经满不在乎，因为他们相信，现今的中国貌似强大，实则风雨飘摇，只要中共还继续执政，就无法再好起来，所以他们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对"十八大"不抱希望，甚至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选择用脚投票――移民。 三曰"疑"。和冷漠心理类似的是不信任心理。中共从建党之初的"反专制"、"求民主"的政治力量，直到今天沦为饱受诟病的"专制政党"，个中经过了很多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1949年后的肃反、大跃进、"文革"和"六四"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倍感受骗，并且一再失望。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政府对农民土地权的残酷剥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官员腐败的日益普遍和严重、司法腐败的肆无忌惮、对民间诉求的冷漠相对，让广大知识分子、农民和市民彻底失望，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中共的任何承诺或者政治口号，很多人都在等待"最后一根稻草"的出现。 四曰"望"。不过，和冷漠心态与不信任心理形成反差的是冀望心理。邮政局内部的朋友向我透露，"十八大"前夕，各地寄望中央领导人的信件明显增加，其中不少是在信封上注明"一个党员给十八大的建议"、"一个基层干部对十八大的祝福"等等，这说明，中共依然还有很多忠实的拥趸。 中共现政权的种种问题虽然让多数人深感痛心，但必须看到，因为各种利益原因，在8000多万党员内部和部分民众中，依然还有不少对共产党怀着深深感情的人，比如老干部、老党员、市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他们相信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达，完全是中共的功劳。这些人因为不满党内的种种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冀望中共通过自身改革去除积弊，重振雄风。这部分人，对"十八大"的期待心理尤为强烈，在他们眼中，哪怕是某个领导人父辈的好作风――比如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曾经的正直和果敢――都可以成为他们对下任领导人充满期待的理由。 五曰"守"。最近一段时期，中国股市特别不景气，很多有识之士呼吁对中国证券制度动大手术，尤其是要改变将股市作为纯粹圈钱场所的弊端。但这些改革呼吁和建议，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甚至公然宣称："中国证券制度总体上非常健康。" 如此言论，其实是"维持心理"的表征，即很多既得利益者，既不希望继续改革，也不希望退到改革前，他们认为维持现状最好。严格地讲，中共政权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它是问题。在权贵阶层的人看来，这些问题，恰恰就是维护权贵利益的最佳制度保障。很多人也许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之争，无非就是左右派之争，即到底是继续改革还是回到过去的问题，其实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另一种最大的企图，就是维持现状、什么都不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以权贵为主体的这部分人，其实最害怕即将到来的"十八大"，因为他们明白，这次会议必然有某些制度变革和领导层观念的变革发生，或将不利于他们的利益维持。这部分人，是即将到来的"十八大"中最需要防范的。 六曰"怕"。和"维持心理"类似的是自保心理。中国人俗有"明哲保身"的文化传统，他们害怕改变，害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他们的眼里，如何保住自己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是最高标准。因此，这部分人只要听到"变革"二字，就会深感不安。在以商人为主体的人群中，这种心态尤为普遍。他们希望政局稳定，也希望社会不要发生重大冲突。眼看着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动荡风险，这些人越来越感到迷惘、忧虑和无所适从。 七曰"淫"。"十八大"前夕，很多人都在对中共未来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作出猜测，其中不少认识和判断，说白了就是"意淫"，比如希望某某登台，以强硬姿态重拾邓小平的衣钵，强力推动中国再改革。殊不知，别说中共内部已无人可达到邓小平的强权境界，即便邓再世，面对目前这种局面，也无力回天。 现在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虽然已经多次失望，但基于一种最善意的信赖，总是在一次次失望中，又一次次被点燃激情。这部分人，不管曾经受过多少委屈，不管经受了多少打击，但正所谓"屡败屡战"，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新的决策层面孔，很多人的希望重新燃起。他们期待新的领导层能够破除旧制，勇于改革，但毫无疑问，这些善良的愿望毕竟会落空，因为，侥幸心理的本质就是赌博，而现在的中共政权，根本不可能再承受得起一次赌博。 八曰"乱"。近日围绕钓鱼岛之争，中国国内普遍开展了反日游行，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打砸抢烧甚至公然鼓吹暴力的行动，对此，很多人偏向于从"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愚蠢的行为"两个角度进行批判，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些行为，实际上正是当前社会这种破坏心理的体现。 现在有的中国人已对当前局势彻底失望，但他们又认为，以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执政党控制中国社会的能力，既无可能让中共朝符合民主和公民社会方向迈出实质改革步伐，也无可能在现有框架下产生足以引发社会重大变革的因素和力量。因此，这部分人期待借某个事件，或者盼望在新旧领导人更替之际，发生一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自然灾害、政府的重大失误、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或抗击，等等。这些人笃信一个道理："不破不立。"他们以一种破坏心理，渴望中国发生重大混乱，从而火中取栗。 上述八种主要社会心态，其实代表着各种不同层次和不同利益圈者的不同主张，虽然这些主张相互矛盾、冲突，但毫无疑问，在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这些心态和声音，一定会通过某些途径和人物，微妙而深刻地影响着未来决策层的态度。对于中共来说，如何抛弃政治包袱、勇于壮士断腕，以推动改革，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胸怀。 陈杰人是自由撰稿人。 ――纽约时报中文网

腾龙说事：谁还需要航空母舰 Posted: 02 Oct 2012 03:03 PM PDT BBC英伦网 腾龙 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英国皇家海军的HMS Argus号。 1912年5月，一位叫山姆森（Charles Samson）的英国飞行员，成功地从航行中的英国皇家海军Hibernia号军舰上搭起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航空母舰从构想走向现实。 六年后，1918年9月，战斗机成功的从英国皇家海军的Argus号上起飞并降落。HMS Argus成为世界上第一艘航空母舰。 百年之后，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式服役，中国终于跨入了航母俱乐部。虽然辽宁号是从前苏联收养的遗腹子"瓦良格号"改装的，尚不具备实战能力，但跨出这一步的意义，从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一同出席入列仪式就不言自明了。 没有占全球一半的航母，美国还能称老大吗？"世界警察"的角色还干得了吗？ 奥运会后最大的国家工程 也是一百年后，航母故乡的港湾里，却没有了航母的身影。 随着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的退役，英国至少在今后四年里，没有供战斗机起降的航母。英国航母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暂时挂了起来。 英国下一代航母还在襁褓之中。在朴茨茅斯，一万名工人正在六个船坞上夜以继日的打造两艘新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the Queen Elizabeth and the Prince of Wales），预计2016和2018年交付英国皇家海军。 两艘新航母排水量65,000吨，是上一代航母的三倍，排在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之后，是世界上第二大航母。 造价不菲。整个工程预算70亿英镑，被称为是继奥运会之后，英国最大的国家工程。 与奥运会工程不同的是，建航母被许多人冠以"最浪费钱的无用工程"。 反对者说，不仅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没钱，就是有钱，现代战争也不需要航母了。利比亚战争就是一个好例子，几艘导弹驱逐舰就把卡扎菲搞定了。 英国下一代航母，是英国保持海洋大国的"形象大使"。 实力与身份的代言人 航母真的过时了吗？仁者见仁。"拥护派"同样振振有词。 不抬杠的只有一点：贵！所以，全球拥有航母的10个国家中，有六个国家只"玩得起"一艘。 全球现役21艘航母中，美国占了一半，有11艘。而且，其中10艘是排水量九万吨的尼米兹级的。每艘航母的甲板有四个足球场大，舰载80架战机，五千船员。一艘航母，就是一个浮动的机场、堡垒、小城市。 英国国王学院海军史专家拉姆勃特教授（Prof Andrew Lambert）说，美国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航母。 这么贵的东西，不需要这么多，为什么保持这么多？拉姆勃特教授说，这最好的说明了拥有航母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显示实力（projecting power）。 没有陆地跨越的扯皮，没有领空权的纠缠，航母起航，走遍天下。没有占全球一半的航母，美国还能称老大吗？"世界警察"的角色还干得了吗？ 实战价值仍不可取代 反对者说，在核动力潜艇、精确定位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的时代，航母已经落伍了。 但拥护者则认为，现代战争中，航母的作用仍不可取代。 伊朗扬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伊朗一旦真的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就卡住了全球能源供应的脖子。 伊朗海军有1000多艘小快艇。这些小快艇虽然不堪一击，但成群的围着驱逐舰死缠烂打，也够受的。如果是航母，就可以远离战斗海域，舰载战机可以把这些小快艇当活靶子一扫而光。 霍尔木兹海峡一旦有事，最后还是美国人的事。但拉姆勃特教授说，航母对英国仍是必不可少。 很简单。英国自产的粮食大约可以养活6千万人口中的2500万。95%的进口来自海上运输。不能确保海路畅通，就等于坐以待毙。 拉姆勃特教授说，对于一个有着令人骄傲的海洋史的国家，还有一个形象的问题。海军力量是"什么是英国的最根本的体现"。 又回到实力和地位上了。中国乃至其它国家发展航母的努力，何尝不是如此呢。

林和立：千萬個薄熙來還在作惡 Posted: 02 Oct 2012 02:59 PM PDT 薄熙来 港蘋    一個薄熙來倒下了，千萬個薄熙來還在繼續貪污枉法與魚肉民眾。北京拖了好幾個月才公佈小薄的多項「罪狀」，看來中共「十八大」後會開庭把此「諸侯太子」繩之於法。中宣部已擬定了宣傳口徑，即胡、溫在退休前排除巨大阻力把薄拉下馬，足以證明胡、溫多年倡議的「依法治國」得以彰顯，刑可以上大夫，中共在提升法治水準又打了一場勝仗云云。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薄熙來案的最重要教訓是：小薄的慘澹收場不是因為他作惡多端，而是他破壞了中共高層的倫理。薄為了在「十八大」晉升政治局常委不惜出橫手奪權，打破了中共高層「團結和諧」的假象。假如薄安分地做個西部重鎮的諸侯，不去挑戰胡錦濤與胡的接班人習近平的話，他貪污多十倍，與十多倍女人搞「不正當性關係」也不會出事。其實小薄的種種惡行，包括在遼寧當官時與當地黑幫狼狽為奸等劣迹已不是甚麼秘密。二○○四年胡總派他的團派幹將李克強當遼寧書記時，便已囑託小李收集薄在該省的黑材料。 據了解薄案的北京消息人士介紹，其實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從一九八九到二○○○年，即薄在大連與瀋陽出任領導幹部期間已接到大批控訴薄太子為非作歹，甚至殺害良民的材料。但江澤民在當總書記與退休後，都因為與薄父薄一波有深厚交情而向小薄提供保護傘。胡、溫上台後小薄更肆無忌憚地一方面斂財，另方面又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更離譜的是，薄在二○○八年開始在重慶大搞唱紅，即恢復毛澤東主義的文革式政治運動，先後有六個常委，包括習近平與胡的另一愛將李源潮曾往重慶為薄打氣，說甚麼「重慶模式」值得推廣到全國云云！ 殘酷的事實是，中共已失去最起碼的法治與是非觀念。中南海要不要懲處貪官的標準不是他們的罪行有多嚴重，而是這些害群之馬的後台有多硬。胡、溫要等到薄的親信、前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投奔成都美國領事館後才有把握拿下這奸雄。當然，胡總與溫總亦同時包庇自己的親屬與部下。今年春季，胡的親信兼前辦公廳主任令計劃的兒子令古，駕駛價值幾百萬人民幣的法拉利跑車在北京出事，胡的政敵提出要審查令計劃與夫人的財產，但胡卻馬上阻止中紀委或監察部對小令和他親屬的調查。 大陸的法律學者判斷，薄案很可能要到「十八大」後才開審，而且他獲判的刑期不會超過二十年。因為黨內高層有一條不成文的「互相保護原則」，即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高幹，即使殺人放火也不會判刑多過二十年。至於政治局常委級別的最高領導人，則享有免被起訴的特權。在這無法無天的氛圍下，一個薄熙來倒下去後，千萬個薄熙來還會繼續作惡！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读者推荐

《前景》：永远当不了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我曾爱过的地方？ Posted: 02 Oct 2012 02:56 PM PDT 核心提示：这是一篇在"老外"圈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的文章，由从1980年代中期就到达中国的Mark Kitto撰写，他在文中叙述了他所见到的在20年内经历了巨大转变的中国，以及身为一名"老外"，他对中国为何渐渐不再热爱。本文的最初版本译文在网络上流传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翻译错误，因而做了全文校对和更正。 原文：You'll never be Chinese 作者：Mark Kitto 发表：2012年8月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图：马克的一家】 死亡和税收。你应该知道这句谚语吧（译者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很乐意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想成为、或者你自我感觉已经理应是个中国人了，你都当不成中国人。我也曾想当中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想穿一身真丝外套和棉拖鞋，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装加五角帽，再把我的头发染黑，尽管我也觉得用一块手帕擤鼻涕挺恶心的。但我很想在中国生活和成就我的事业。过去的十六年我这么做了。但现在，我要离开了。 我也不会很快回来。我已经失去了对她的爱，从我的中国梦中醒来。"但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创纪录的人数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出口……进口……基础建设……投资……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经济……""之最"连着"之最"。这些我们都知道。 难道你不觉得，有了如许的发展和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从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壮举，中国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国家吗？至少比起1986年我以学生身份首次见到的那个中国，那个从几十年荒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的中国，现在应该更好吧？可那时我爱上了她，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 当我离开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OAS），到达北京开始我第二学年的中国课时，中国还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相比，她是落后的。街上没有几辆汽车，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勉强够用的街灯和不计其数的驴车，学生们可以爬上去，优哉游哉地顺道回宿舍。我的"负责老师"（介乎于看护和看管之间的角色）曾是一个可怕的前红卫兵，外号"侯龙"。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辆自行车，都花不了几个钱。我们的生活如皇宫贵族， 或者说，如果还有更高端的地方让我们消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贵族"了。但那时没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谊商店，可以在那儿买到听装咖啡。 但我们的生活中有开心的时刻，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时刻，从我现在的视角来看，我的开心记忆并非无聊的恶作剧或是探险，而是在那个叫做莫干山的山顶，距离上海以西100英里，过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选一个词来描述80年代中期的话，我会选——乐观。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刚初露萌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对未来还会有更多期许。强调这种乐观至少是共产主义式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感要么能真的让人成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要么也能让一个其实不存在的集体在表面上显得团结一心。 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终于，在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开始学着走路和发出自己声音。 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着他们，唱着歌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从大学学区走向天安门。那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生集会示威，后来就出现了在1989年六月[让中国政府]恶名远扬的那场"风波"。 有一个人应该对那些兴奋日子里的乐观情绪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他也是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中国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样。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让坦克驶入北京，这也留下了让中共直至末日都无法摆脱的历史。那场"风波"，中国人用的这个说法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党做了彻底的工作将它从公众记忆中删除，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试重叠。同学们和我怀疑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学的语言是否毫无意义。 邓小平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把这个国家又扳回到他选择的道路上。他说服了世界：要与中国接触，原谅他在那场"风波"的所作所为会大有益处。他还提出了一套计划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会重演。世界伸手相助了，中国也甘之如饴。双方都得到了金钱回报。 当我在1996年回到中国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时，我嗅到了同样的乐观气息，但这次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出现了商业气息。这种兴奋更像是我签下了一笔肯定能给我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我的中国事业起步于金属贸易）时的那种热切渴望，而不是大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的颤栗。 一场交易达成了。邓小平向中国人允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无从知晓的物质财富，条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党说："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二十年过去了，并非一切都好。 我必须强调，这种控诉和我在中国的事业轨迹毫无关系，我从金属贸易转向了价值数百万美金的杂志出版生意，接着，2004年，这项生意被政府没收了，然后我退隐到了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国妻子一起围绕着一家咖啡店和三间客房做起了小生意，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个月的 《前景》杂志中的专栏，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如果当地政府决定不续签我们的短期租约的话（为了这个我每三年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我们现在的生意可能遭遇和我的杂志同样的命运，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国的因素之一。 在我经营杂志的时期，国营的竞争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敌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这样他们可以从我这儿学到不少。他们感谢了我对中国媒体的贡献。他们竭尽可能的尝试任何手段摧毁我。莫干山当地政府领导私下里也给我消息说，感谢我的贡献让这个小村再生，成为旅游景点，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定之下的特例，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回来居住（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00年代建了这个小村），只允许他们来度周末。 但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我的私事。我希望写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这些认识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处——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个小村——里的日子，也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它。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只聚焦于一个目标：钱、挣钱。在中国，政治正确的说法是"经济利益"。平均来说，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远比25年前富裕得多。感谢六十年来的自我奉献，接着是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传统的家庭文化已经成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行动，社区无法共同进退，如果有社区共同行为的话，那就是为了确保能为污染、为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为被毒害的儿童获得相同的经济补偿。作为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社会地位"、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如今被财富重新定义。车、房子、珠宝首饰、衣服、宠物：都得是崭新的、亮闪闪的，带着知名外国品牌的标签。在我住的小村庄，人们不问我身体如何，也不问候我的家人，而是问我的生意能挣多少钱，我们车值多少钱，我们的狗是花多少钱买的。 当然，钱及炫富带来的麻烦还让那些不怎么有钱的人感到沮丧。因此，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说法，在城市和边远山区的"面子工程"依赖出售"地权"的收入，超过了对个人的征税。 一旦你买足了必需品，你就会想把剩下的投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还能有一些不错的回报——这很重要，因为有一天你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金，还有孩子的留学费用。但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投资，除了房地产或是把钱塞进床垫。股市是被操纵的，银行的运营方式不是商业性的，人民币仍然被严格控制，不能自由兑换。一些有特权、有关系的权贵通过可疑的途径转移资产到海外，剩下的人只能去买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垫。结果就出现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破了的话，听起来将会像千万烟花同时崩裂。 简单来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如火箭般飞窜，对于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上班族来说，房价已经不堪承受，同时全国各地仍在建设大量的住房，这些住宅主要被当做投资品出售，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家。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你可能至少有三套，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一套房子，那你一无所有。 当这个大泡沫破了的时候，或者，也许有一点渺茫的希望它会逐步瘪下去，党给人民的财富也同样萎缩了。那个承诺就会被打破。不变的是，你还是要支付你的医药费、养老金和孩子的学费。人民想要把他们的钱拿回来，或者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这聚集成了一种政治声音。如果他们被拒绝了，和谐也就终结了。 同时，少数民族、工厂工人会怎样？对政府而言，以压倒性的武力来对付人民不比慷慨解囊更方便么？如果突发少数民族或者劳工骚乱，又恰逢房地产市场的崩盘， 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揭露出的高层严重腐败这些丑闻，这个和谐社会就更可能变成不满的大合唱。 党会怎么处理，怎么领导呢？ 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忘记了领导之职。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它不想领导他们。 在中国农村，村一级的决策需要得到更高层的授权，就要沿着指令传达的链条层层向上传递，有时要直通北京，而传回来的便条上写着："自己拿主意"。党只会在当自己的权力或个人财富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会有所行动。统治这个国家的幕后人物身处一幢没有地址或者电话的大楼里。那些大楼里的人不允许他们委派的人真正地承担领导之职。看看很快将离任、昵称为"温爷爷"的当朝总理吧。他要么是一个傀儡，在做一些聪明的表演，要么是一个真心的想做一些对的事情的人。他对改革所提出的愿景（2010年CNN播出了对他的采访，在中国境内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远也无法去实施。 为了爬到高层你必须带着不黑不白的灰色，没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和想法。这里我做一个假设，刚开始竞争领导位置的人可能会认为，一旦爬到了那个位置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等到他们意识到那永不可能为时已晚。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曾经和一些要听命于那栋大楼里的某个分支的人打过交道，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隔壁有个不知名的怪物，那个怪物可能是"他们"或者"上级"。他们有一两次称之为"中国出版集团"。我很努力的搜索过，它不存在，那是一头传说中的巨兽。 专家们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大楼里的人们就是即将掌控这个被他们称为'中国世纪'的人，。"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接受吧。面对吧。"你能如何与一个面貌不清的领导打交道，在一场国际纠纷中要进行裁决时只发送一张纸条说："自己拿主意"？ 有人说，中国一度领导过世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他们只是想"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毫无争议，但是对于中国理所应当重新获得"正确的位置"则有两个基本问题。 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能取得现有成果主要因为它的面积。正如今天的中国，过去的中国幅员辽阔，将来也是如此。（中国喜欢大，大是好的，如果中国人问你觉得中国怎么样，只要说"它很大"，然后他们就会很高兴。）如果你是最大的，就好像在微型芯片被发明之前的日子，物理上的大小很重要，大的更容易占主导。一旦能掌权，中国人就会端坐着接受那些附属国的贡品，比如西藏。当矛盾被激化到超越边界、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或利益时，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就会被设计成对立双方，或者用钱打发。 第二个原因在于"正确的位置"是个被误导了的概念，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美洲、已经获得了启蒙的欧洲或现代非洲。这个世界并不想生活在"中国世纪"， 也有同样多的人不想生活在"美国世纪"。中国，从政治上、文化上或者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总是向内看。中国不欢迎入侵者——除非他们刚好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是从北方入侵，正如两个古代王朝，元朝 （1271-1386）和清朝（1644-1911）的情况，他们进入了之后变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了。另外，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他们给出了最终的威慑："侵略我们，最后就会被我们同化。"就像电影《外星人》里演的那样（译者注：1979年科幻电影 ）。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的非中国人都是"蛮夷"，这是略带贬损的说法。更婉转的说法是"老外"。中国人则是"自己人"。就像任何不喜欢出门的人一样，外面的天气、大声的争论、自然灾害，中国人都能关上门置之不理。也许他们会在门上贴个条子："当你决定了怎么处理后再敲门"。 领导层需要和人民产生共鸣，一种能"设身处地"地为下属着想的能力。这同样也需要决断，及承担责任的意愿。但他们始终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中国人觉得要和他们产生共鸣几乎不可能。中国政府由相互之间有着利益冲突的人马控制，他们要对国内问题作出决定已属不易，更不要说国际事务了。看看由于薄熙来丑闻，领导更替如何被延期的吧，这个体系被设计成这样：任何重大决定作出之前，避免承担责任都是前提。（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就是这样，这是真的。） 领导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当今"世界领导人"要给世界提供成为美国人或是民主的机会，有时人们想获得这种机会，有时则是被迫。大英帝国提供了免于奴役的自由和法治体系，还有其他别的。罗马人从埃及拿走粮食，在整个欧洲重新分配。 领导世界的中国不会提供人们成为中国人的机会，因为要当中国人是不可能的。中共也不是彻底反对奴役。它鼓励自己的人民像奴隶一样工作，为西方企业生产商品，赚取外汇，满足经济繁荣之需。（党的宣言里誓言要把外国奴隶主赶出中国，现在看来多么讽刺！）即使你在党的鼻子底下摆弄正义的天平，党也不明白什么是法治体系。（我曾在北京高等法院作为原告赢得了官司，但这不是正式结果。我的律师在前往判决宣判的路上接到了一个电话。结果就完全颠倒了）。至于那些从非洲压榨出来的资源，则被送到了中国。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中共从最开始就鼓励强烈的排外情绪。狂热的民族情绪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机构创造了"百年屈辱"这个词来定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达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众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国人曾对他们做过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们复仇。 一个由备受屈辱的中国主宰的世界还有另一种可能，就象中国已经主导世界和中国的经济一样，前景也堪称黯淡。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动荡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起源是房地产的崩盘。像所有大事的发生一样，到时会很突然。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从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开始。一些评论家说，[偶然事件]会是革命的开始，或者说是国家的崩溃。这些说法理由充足。党试图在短期内修复这些问题所做的一切只是让情况从长期来看变得更糟，也让房地产价格再次攀升。看看最近下调的利率，这是为了刺激国内消费而做出的，但是国内消费不大可能跃升，除非党能出台新的医疗保险体系，党没有钱投资于这个。钱呢？全投资在美国债务上了，又不能随意出售因为那会让美元贬值，让人民币升值，让出口贸易受损，那又会让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多，而这又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我希望这场剧变来临的时候是和平的，党不再试图以攻打台湾或菲律宾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无论会是以什么形式出现，这会让中国破纪录式的经济增长走到尽头，尽管它如今引领着世界经济，也是我们拯救世界经济衰退的唯一希望。 我要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并非出于对暴力革命或者国内动荡的恐惧（其中相当大部分会被转嫁给外国人），尽管我并不否认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希望成为社区中的一分子这种正常的人类渴望，不再被视为"老外"，还有我可以在一个规范的环境下运营我的生意，不会再为了某天我的生意被夺走而担惊受怕，不用为我的家庭所呼吸到的空气和伤身体的食物而过分忧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原因让我离开中国——我想给我的孩子们像样的教育。 中国的国内少儿教育体系不教书育人，那儿只是一个考试中心。课程被设计为只为了让孩子们通过考试。在中国农村，我们所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也有一个选拔系统。考得好的学生就有了能在大城市更好地生活的通行证。学校并不培养全面发展、有社交能力、无需依赖他人、具有质疑精神的年轻人。他们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赢家去大学学习"商科"。输家回家种地或者去他们父母本不希望他们去的当地工厂。 几乎没有什么体育和课外活动。一些运动型的孩子被选拔到特殊的学校，好赢得奥林匹克金牌。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们进入了音乐学院，那些天赋的热情和快乐在那儿都被慢慢消磨殆尽。（我妻子是后者之一）。 还有洗脑教育。我女儿上学的第一天就观摩了一场电影，基本上就是讲"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和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成功战胜了北川地震"。道德楷模则是已故的神秘的共产主义英雄，比如雷锋，这位在他短暂一生中所做出的贡献超出人类可能的无私士兵把这些事迹记录在了日记上，在他去世的时候又被奇迹般地"发现"了。 那些压力让孩子们感到恶心，从个人经验来说，考试得了95分以下就被认为是失败。考砸了就要被惩罚。包含了各种测试卷子的家庭作业要做完至少就要花去每个周末中的一整天。我见过很多孩子成群结队的在周日的清晨六点去写作业。节假日中他们还要参加课外辅导班，还要在课程开始之前至少花好几个钟头完成自己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我很多当地的朋友对这样的教育体系像我一样深恶痛绝，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我是幸运的那个，我有。 一个选项是搬回一个中国的大都市，然后送我们的孩子去昂贵的国际学校——其中没有一所提供住宿——但是我担心的是污染问题，我不得不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中国做些外贸，而我的良心对此又有意见。 我很同情中国那些不能进入大城市中国际学校的孩子们（这些学校本身也限定了他们能够接受多少中国学生），同时还有那些父母们供不起他们出国留学的孩子们，还有那些没有资格进入受到党特别优待的特殊学校的孩子们。中国无法把孩子们培养教育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党不想要那些可以解决问题的的自由思想者。他们仍然坚信他们自己能够解决，前提还得是他们已经承认的确有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唯一公开承认的问题是腐败。因为要否认腐败明显已经没有可能了。 党组织中的确也有成千上万的开明的官员，他们明白必须做些什么才能避免危机，我也见过一些。如果中国想要避免动荡，那么要靠这些人从内部改变党。但他们面临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时间已经不多。 我也遇见过数百名全面的、聪明的，具有现代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他们能够、也愿意帮助他们的祖国去面对这些会演变成为国家动荡的问题，但他们不大可能有这个机会。我担心其中一些人可能会主动请缨，就像我的同学和我在1989年的SOAS考试时为我的中国朋友们的安危担心一样。 我在微博上读过一些关于艾未未、陈光诚和刘晓波的消息，微博类似于TWITTER和FACEBOOK，但被严格监控，不过一个帖子只要几分钟就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我妻子从未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直到她上了微博。审查者不可能全盘操控。（我的妻子开始读微博的当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克服了和我离开中国远走英国的障碍。）有成千上万的，甚至是数十万的中国大陆人在"跟随"这样的人，在监狱里肯定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都在以各自微小的方式试图让中国变得更好。总有一天他们会成功。那时会是成为中国人的好机会。那甚至将会是可能的。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9/30/2012 01:32: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加国移民部长在盛雪家与流亡者共度中秋，并向盛雪颁发勋章 Posted: 01 Oct 2012 10:57 AM PDT 流亡海外月圓人未圓  倍思家鄉  康尼探民運人士慶中秋 [2012-09-30] 中秋節對華人是人月兩團圓且與家人共聚的節日，但一群被逼離鄉別井的海外流亡人士，中秋節只會加深他們對家人的思念。聯邦公民及移民部長康尼昨天趁中秋前夕，與旅居多倫多來自不同族裔流亡人士見面，除了祝願他們中秋節快樂外，也表達加國政府重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觀念，並希望其他國家也尊重國內民主及表達意見的自由。 本報記者 康尼昨特地到訪旅居多倫多民運人士盛雪的家，與逾50名來自民運人士、加拿大北韓人權協會、維吾爾人、藏人等不同社群人士問好，並向他們說聲：「中秋節快樂」﹔康尼稱此行亦是特地將英女王登基60周年鑽禧勳章頒授予盛雪。盛雪稱，事前對獲頒勳章毫不知情，她對康尼在中秋前夕為她帶來喜出望外的禮物深感高興，並矢志一生會以爭取中國民主自由為己任，希望終有一天見到中國國內實現真民主。 重申民主自由價值 康尼昨聽取五個不同社群代表的中秋感言後表示，加國奉行民主、自由、尊重人權等普世認同價值，他認為即使每個國家與民族都有其特色，但這些普世價值應是各個國家所認同的。 他指不少在其原居地因爭取這些普世價值人士，遭受逼害而選擇逃到加拿大，這顯示加國對這些流亡人士而言，是一片可享受自由空氣的樂土；康尼稱，他深受鍥而不捨地在原居地爭取自由民主人士的犧牲精神而感動；加國聯邦政府難民政策，每年為遭受政治逼害人士提供保護，讓他們毋須生活在惶恐中。 盛雪表示，對不少流亡海外民運人士而言，加國是他們的新家園，但在此佳節也難免會思念故鄉及家人，一眾流亡人士也趁中秋前夕聚會共度中秋。 中共十八大在11月初舉行，中共高層換屆在即，盛雪希望新領導層上台後，能看到中國朝着良性及更自由的方向改變，但至今大多數看到中國維穩事情卻愈來愈多，愈來愈緊。 盛雪促華改善人權 問到加中商貿關係漸趨緊密，人權狀況未必成為加中政府高層會面時的主要話題，盛雪認為加國聯邦政府一直堅持及重視民主自由，她相信加國政府認同「長治久安」的概念，會在與中國傾談貿易之餘，同時敦促中國改善人權狀況。 ................................................................... 《公民议报》第521期 加国移民部长在盛雪家与流亡者共度中秋，并向盛雪颁发勋章 公民记者　薛湖 盛雪介绍各个群体代表 　 肯尼部长与盛雪84岁高龄的母亲握手致意 　 肯尼对当地的民阵会员王丹说：“2005年，我就是在这第一次见到你。”王丹说：“2004年我就去过你在国会的办公室。” 　 肯尼部长亲自为盛雪佩戴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钻石庆典纪念勋章 　 加拿大总督签发的勋章证书 　 肯尼部长边吃边和与会者谈话 　 　　9月29日下午，正当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中秋节的时刻，加拿大公民暨移民部长兼多元文化部长杰森﹒肯尼（Jason Kenney）来到著名民运人士盛雪家中做客，与居住在大多伦多周边地区的亚裔政治流亡者共度中秋。 　　参加聚会的有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部副主席爱德华、高升，秘书长罗乐，84岁的老民阵韩文广，以及理事应红善、边大卫、梁咏春等十多名民阵成员。还有每天在多伦多市区抗议暴力强拆的访民张向阳，来自藏人、维吾尔、北韩和法轮功修炼者等群体的人士共五十多人。 　　客人们带来了美味而多彩的民族食品，欢聚在一堂。 　 　盛雪在致辞中对肯尼部长和所有来做客的朋友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感谢。她说，很多亚洲国家的民众非常重视中秋节，这是一个象征家庭团圆，人们与家人团聚， 思念亲友的节日。因此，中秋节一直被誉为是最富于人情味的节日。同时，自古以来的诗人墨客写下了无数歌咏中秋圆月、离情别意、思念亲人的诗词歌赋，所以， 中秋节也是最具有诗情画意的节日。 　　但是今天在座的许多人，却因为政治或信仰的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离开亲人，来到加拿大，成为流亡 者。虽然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迫流亡的，但是，在中共攫取政权之后造成的几波大型的流亡潮，相信是古今中外人数最多、时间最长、最 惨痛、最悲壮的流亡。而加拿大不仅保护了我们，还让我们在这里拥有新的家园。今天，肯尼部长来和我们一起欢度中秋节，十分荣幸。肯尼部长是捍卫加拿大民主 人权价值观的最好的代表，使我们这些流亡者在加拿大享有的自由更有保障，令我们对未来更充满信心。 　　各个群体的代表也都相继致辞，表达了对加拿大的感谢。同时，他们希望肯尼部长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他们原居住地的人权状况，继续关注和支持那些地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努力。 　　加拿大维吾尔社区副主席Adil Abbas先生在致辞中讲述了维吾尔人遭受人权迫害的严峻情况，希望部长予以关注。 　　西藏流亡议会的前任议员Kunga Tsering先生在致辞之后，代表藏人社区向肯尼部长赠送了由上百幅达赖喇嘛尊者在不同时期和场合的历史记录综合而成的照片和其他的纪念品。 　　加拿大北韩人权协会主席Kyung Lee在致辞之后，向肯尼部长递交了有3000多人签字的请愿信，希望加拿大政府对朝鲜的人权状况给予更多的关注。 　　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的代表Michael Cui先生在致辞中讲述了在揭发器官活摘方面一些新的信息，希望能够得到更过的关注。 　 　随后，肯尼部长致辞，重申加拿大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普世价值上的坚守，并赞扬了包括了盛雪等人权人士为在自己原居住地实现这一价值的长期不懈的努 力。他表示，他深知这些群体在原居地所受的迫害，会不遗余力地继续关注并支持这些地区的人民为争取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奋斗。肯尼部长感谢盛雪安排了这样一 个非常有意义的中秋聚会，并盛赞盛雪把众多群体在民主人权的共同点上聚合在一起所做的努力和成就。 　　接着，肯尼部长代表加拿大政府向盛雪颁发了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钻石庆典纪念勋章，以表彰她对加拿大社会和族裔团结所做的重大贡献和杰出成就。 　 　由加拿大总督大卫﹒劳埃德﹒庄士敦（David Lloyd Johnston）签发的勋章证书上写道，我很荣幸地代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将此为纪念女王登基60周年而特制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钻石庆典纪念勋章颁发给 您，以感谢您对您的同业、社区和加拿大的竭诚服务。您对我们的国家所做的贡献最值得称道，值得我们赞扬和钦佩。我谨在此向您转达加拿大同胞，以及我本人， 对您的衷心祝贺。 　　颁奖仪式将中秋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2012年9月30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记录红色中国》“十一”在港出版 Posted: 01 Oct 2012 10:54 AM PDT “国情教育・公民教育”倡公民史观 【信息自由观察工作室2012年10月1日香港讯】 10月1日，是中共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周年纪念日，《记录红色中国》一书当日在香港推出。翻开该书扉页，题献页上一行大字尤其醒目：“谨以本书纪念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所有受难牺牲的中国人”。 该书以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亲历者、目击者、研究者的见证、记忆和调查，揭开以动人的理想、炽烈的热情和迷狂召唤青年、鼓动民众，从宣称民主自由到扼杀民主自由的“红色中国”的内幕真相，斑斑血史令人震惊，也启人省思，呈现了理性、公正和客观的公民史观。 书中人物口述历史还原了中共建政后63年至今仍在刻意掩盖的骇人史实，原声追访揭示了中共专制几经蜕变但“红色中国”制度性痼疾不变的本质与现状。在书中，陈光诚、丁子霖、刘宾雁、方励之、鲍彤、郑念、陆铿、林希翎等亲声道出这一切；林昭、遇罗克、卞仲耘、王若望、钦本立、赵紫阳……他们的亲人、知交等以回忆和叙说，将这些“红色中国”受难者名单上难以回避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重要人物的言行与事迹、音容与笑貌、风骨与神采一一再现。 该书由北美知名广播人张敏编采、撰录，“国情真相、亲历直击、原声重现”是此书的特点；向读者附赠DVD光碟一张，内含两小时长度的原声声频选粹；书中的一些受访人近年来已去世，他（她）们的声音和文字留下了中共建政以来真实历史、真实国情的不可替代的珍贵档案。张敏十数年以来持续在美国通过越洋电话或现场采访、编辑、主持制作自由亚洲电台短波广播“心灵之旅” 访谈节目，邀请海内外人士回顾人生经历，直陈世相现况。为有意了解和研究中国国情、探求和还原历史真相的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读者和听众，打开信息封锁、真相遮蔽的黑盒 ，显现历史真实的清晰影踪，提供了回溯当年、感受史实、审视当下、思索未来的大历史视野和关切。 《记录红色中国》是张敏编撰的总题为《穿墙的短波》丛书的第一卷，由溯源书社作为该出版社近年组织出版“国情教育・公民教育”书系的最新一种推出。该书系已出版有《刘晓波档案》、《解读刘晓波》、《艾神》、《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第二卷）》等，由田园书屋发行。 在日前于香港举行的“‘抗国教’学界公民参与日”活动上，本书即将推出的消息，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一些参加活动的学生、老师和家长均表示，这才是香港人、中国人都需要的“国民教育”。                                                                                                                                           （供稿：信息自由观察）

陈破空：习近平政改，拿薄熙来祭旗 Posted: 29 Sep 2012 11:03 PM PDT 薄熙来、习近平（右）   薄熙来一案，在经历了从高调到低调、从明朗到不明朗的大起大伏之后，终于峰回路转。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薄熙来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习近平托病不出，激将法压垮薄熙来？ 与政治局会议相关的决定和报道中，官方列举了薄熙来几乎所有罪名：腐败，淫乱，滥用职权，谋杀案的责任，严重违纪；跨越薄从政的二十年；覆盖其任职的几乎所有时段：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政治局，及重庆市。显示，薄熙来彻底覆灭，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这一宣布，结束了半年多来围绕薄案众说纷纭、扑溯迷离的乱象。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习近平“神隐”的两周（9月5日至14日）之后。极大的可能是，针对薄案出现的僵持，习近平忍无可忍，决意背水一战，对高层同僚放话：如果不严办薄熙来，我就不接这个班了！随即托病不出。（另一坚定倒薄派人物贺国强也同期“失踪”。） 在此之前，社会上，毛左派翻天捣地，恣意折腾，大声挺薄，气焰嚣张；中南海里，以周永康和江系为主的挺薄派力保薄熙来，部分倒薄派（如胡锦涛、李克强）出现动摇，以至于在谷开来和重庆高级警官案中，薄熙来被完全切割在案外，甚至传出“保留党籍”的风声。眼看薄熙来就要被“轻轻放过”，习近平、温家宝、贺国强等坚定倒薄派不免忧心如焚。 放薄一马，等于养虎遗患，薄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这对即将接任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尤其利害相关，无异于为他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如果薄案拖到十八大之后，更严重影响习施政。已经备位王储五年的习近平，同时也是“ 九常委”之一，自有其“撂话”的资格和份量；而且，习所处位置，相对方便，如果他对江系发飙，胡派会支持 ，如果他对胡派发难，江系会背书，正好左右开弓。 相信正是习近平撂出狠话并托病不出后，薄案才重新被讨论。整个中共高层，不论胡派还是江系，在经历了薄熙来一案的倒腾后，都再也经不起“习近平不接班”的震荡。倒薄派重新站稳脚跟。放过还是办倒薄熙来？哪一个选项更能避免中共的分裂？权衡之后，中南海最终决定办倒薄熙来，或者说，办倒薄熙来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习近平背水一战，成为压垮薄熙来的最后一根稻草。 薄熙来受审，料在十八大前，不排除死刑 达成倒薄共识与方案后，习近平才复出视事。如果上述这一切，还只是猜测性的推理分析，那么，前后两件事，则是有迹可循的证明。其一，习“神隐”期间，传出习近平与胡耀邦之子、太子党的改革派旗手胡德平对话，习表示要“高举包括政改在内的改革大旗”，并誓言要“按照党纪国法”处置薄熙来；其二，习近平于9月15日复出，王立军于9月17、18两日受审。不同于谷开来和重庆警官两案对薄的完全切割，王案庭审，薄首度被涉及而未被切割，在新华社随后发布的长篇“庭审纪实”中，虽未点名薄熙来，却以“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明指。 法网终于罩向薄熙来，这是习近平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宣布：将于11月1日召开十七届七中全会，11月8日召开十八大。这意味着，薄熙来一案，极可能在十月间了结，党纪处分既已公布，接下来，便是司法程序，庭审与判决。 外界普遍感受两桩意外：薄熙来不是被轻轻放过，而将被重重法办；十八大不在十月而将在十一月举行。何以如此？就在于，中南海的激烈权争，远超外界想像，围绕薄熙来问题的交锋，剑拔弩张，迟迟难以定板，以至于，薄案一波三折。薄熙来最终被定案法办，已是九月底，原拟十月召开的十八大，被再度推迟，理由在于：中南海需要腾出一个月时间，审结薄熙来一案。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就在中共政治局公布对薄熙来“双开”处理前夕，最高检察院一名叫做王雪梅的资深法医突然通过微博发声，公开质疑英国商人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结论。王的发声，应该是受到高层某派授意，似乎要说明：海伍德之死，另有蹊跷，或许，谷开来只是将海伍德灌醉放倒，是薄熙来随后派人将海伍德杀死。果如此，薄就是杀人同谋，而谷案也可能被下令重审。实际上，薄熙来被指巨额受贿和通过家人巨额受贿，就已经在经济犯罪方面，牵扯到谷开来，这点，也增加了重审谷案的可能性。 至于政治局通报中的一句话“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可能包括传言中的薄为铲除政敌、不惜制造空难、造成112人枉死的罪行，鉴于迄今为止，薄王谷案，“谣言”或传言几乎一一成真（网友戏言：“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如此案坐实，或其他大案坐实，罪行远远大于谷开来和王立军的薄熙来，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杀薄祭旗，习近平智囊为政改献计 薄熙来覆灭，重创毛左派和守旧派，这本身，就是为可能的政改铺路。这是变革的前兆。纵观历史，新君开基，往往拿守旧派人物开刀问斩，为新政祭旗。习近平推行政改，正好拿薄熙来祭旗。 今年八月底、九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题为《胡温的政治遗产》的系列文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总结胡温十年的成绩，实为必要的客套；中篇列举胡温十年的问题，道出“问题比成绩还多”；下篇提出换届后新领导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该文罗列胡温时代十大问题，突出三条：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 这几点归纳，与民间公共知识分子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致。而最后一个问题，被作者列为最关键问题，指出：“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最后都可归结于政改的问题，系于政改的深度。”并以恳切的口气道：“所以，应该拿出勇气，走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第一步。 ” 考虑到习近平是中央党校校长，《学习时报》是该校机关刊物，作者、即该报副编审邓聿文，是习近平智囊，这组系列文章的出台，必定得到习近平本人的首肯。有人或许疑问：十八大还没有召开，领导人还没有换届，备位领导人的属下，就开始评说现任领导人，不符合中南海政治伦理，不智，甚至可能惹祸上身。这种看法，出于对中南海政治生态变迁缺乏敏锐感和洞察力。 当今中南海，权威人物消失，号称“集体领导”，不仅九常委并立，互不相让，而且，世代交替，新人面对老人，也不再是那种小心翼翼、服服帖帖的姿态。习近平拒绝接受前任“大内总管”（令计划）留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胆玩“失踪”，也是对元老干政的无声抗议。所属中央党校机关刊物公开评说胡温十年，不仅显示胡锦涛提前跛脚，而且预示，老人政治的空间正在缩小。 习近平政改，可能仿效缅甸模式 近期有海外统战媒体危言耸听：如果习近平启动政改，会“牺牲个人、家庭、乃至身家性命”，理由是，权贵阶层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将虎视眈眈，准备随时阻拦、扼杀习的任何政改意图。其实，以当今之势，权贵集团的阻拦，未必能如愿。且不说，权贵集团，如今并非都掌握到关键的政治权力，比如李鹏家族，早已大权旁落，何况，公权力在专制体制内有不容挑战的威严，再说，各权贵集团之间，因为利益的纷争和冲突，早已四分五裂，未必能拧成一股绳，来抗衡中央权力。 习近平被推上王储位置，原本作为各利益集团的最大公约数，平衡各派利益。由此，习近平的政改，也可能走一条稳妥的“中间道路”，既可以推行政改，又不必冒犯权贵集团，至少在政改的初期如此。 《学习时报》那组文章，不仅大方论述政改，而且明确为习近平勾勒出政改时间表。指出，习上任后，如果立即推行政改，恐太急，因为，首先需要稳定经济，并“需要一个过渡期来摆平各种关系和牵制”，避免“引起前任势力的反弹”；但如果等到第二任期、即5年后再推行政改，则太迟，因为，“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因而明确建议：“从策略上考虑，继任者两年后开启政改的步伐，是最稳妥的做法。” 该文的表述，已然暗示，习近平的政改，不必触动前任既得利益，实际就是缅甸模式。在缅甸，吴登盛出任总统后，不动声色地展开了有序政改。而吴登盛的政改，显然是在得到了手握实权的军头如丹瑞等人的同意或默许之后，同时，吴登盛的政改，也并未损及丹瑞等军头的既得利益。由当局主导、自上而下的缅甸政改，得到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反对派的善意回应与合作，双方摒弃前嫌，共建民主缅甸，这是缅甸之路、缅甸之福。 薄案柳暗花明，“神隐”而复出后的习近平，投入繁忙国事，近乎意气风发。9月21日，习在南宁会见缅甸总统吴登盛，表示愿意同缅甸“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诚如笔者从前多次预言，习近平政改，可能仿效缅甸模式。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10月号）作者供稿

刘自立：洪堡的自由主义 Posted: 29 Sep 2012 10:55 PM PDT 威廉.冯.洪堡塑像 一 洪堡（威廉.冯.洪堡——以区隔亚历山大.洪堡）的时代，就是革命－复辟；拿破仑时期和梅特涅时期的综合。这个时代提出的发动革命论，革命要义论，复辟－革命论，告别革命论（耶纳战役以后的现代性兆显论，乃至“历史结束论”），再及关于拿破仑时期和梅特涅时期的结束和开始，概括了这个时期人与事、事与史之间的特点，价值和思想。思想界中伯克和潘恩之争，传统和创新之争……以至于和梅特涅等同地位之德国的首相哈登贝格与梅特涅——和洪堡地位相当的奥地利官员根茨——和梅特涅地位相当的法国外长塔列朗，他们的表演和表达，业已成事成史，展现在不可忘记之历史舞台。这些登上这个革命－复辟时代的重要角色发挥了他们影响后世的举足轻重的言论和思序。这个时代的大致思想和信仰之挣扎，表现在马克思言说的否定词中，却以一种、其实、是根本性和原则性的宣誓和行动，式/势成欧洲的反革命秩序论和反革命均衡论，乃至影响后世。这个思想和政治形势的概括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旧欧洲的一切势力之影响——“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都为惧怕这个幽灵，而结成了广泛的神圣同盟……。”（《共产党宣言》）这是人所共知的名言；却是一个臭名昭著和错判爆出的结论。旧欧洲一切势力，其实，正如基佐所言，这个旧东西就是创造和造就了人权神道和民主自由之信仰，之思维的革命前价值创生论、发生论之欧洲；她颁布和实施（半实施之）之普世价值，自由原则和民主程序乃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旧欧洲一切自由，民主，公正；旧欧洲一切文明，文化和宗教，皆仰赖于这个“旧势力”，“旧思想”，“旧信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采取自由主义政策并放弃农奴制度——教宗，庇护七世正在恢复被拿破仑和革命毁弃的尊位和权势——梅特涅，受到伯克的严重影响，而后者正在和潘恩争论美洲的民主和自由，政治和传统（这一准是英、法两大思潮框架下的争论；是延续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之间的争论）。虽然，梅特涅“反动”政治带来的镇压和书报检查制度给欧洲蒙上阴影，却给马克思批判以可趁之机……；但是，这也绝对不会影响先期马克思，后期列宁（尼.列宁）在西欧出版汗牛充栋的文章和书籍。 ……而夏多布里昂本人，正在跑进出版作坊，为捍卫出版自由奋斗(“不要极端皇权，也不要极端革命”之夏氏，业成独立‘知识分子’一词的身份代表人；他的贵族自由主义业已付诸行动……）——克里孟梭也正在为德雷福斯叫喊鸣怨——广泛的神圣同盟正在驱逐一种势力——一种马克思幽灵崛起的、未来极权主义势力；而不管这种势力是在和专制斗争，还是为极权主义诞生俟伏—— 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洪堡主义，歌德主义，梅特涅主义乃至警惕于此的施本格勒主义，伯克主义，正在为一个新旧合一的欧洲出现，筚路蓝缕，竭尽全力。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巨人辈出，那么，革命－复辟时期的情形同样是巨人辈出——从拿破仑到梅特涅；从贝多芬到歌德、席勒、海涅（洪堡与之过从甚密）——从夏多布里昂到左拉和基佐……这是一个群星荟萃的时代；乃至以后出现的俾斯麦秩序，同样是退让于奥地利而主张普鲁士统一的那种欧洲旧势力的良性延续。故此，我们提出的梅特涅和拿破仑这两个符号，成为影响和规定洪堡自由主义和洪堡本人的至关重要所在。一如一份资料所言，“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梅特涅。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是在对国家制度的亲切关怀和对传统权威的适度尊重中寻找政治生活一切崇高而美好的事物的源泉。梅特涅对于欧洲的眼光也同样朝这个方向推进。”（维基）这里的梅特涅“对国家制度的亲切关怀和对传统权威的适度尊重中寻找政治生活一切崇高而美好的事物的源泉”——所评适当，切中要义——是对马克思歪言弊语的正当还击和击破。是的，洪堡主义和一切此前的自由主义，君王教育和平民共和（贵族共和）、乃至一切之文明和文化之欧洲，都在思维和现实，史学和史料层面，直接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他们的价值破坏论和秩序反对论，其实，也是对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环境的自我否定。洪堡给出的反对书报检查制度之走向，和马克思之，完全迥异；因为，马克思要用他的语言暴力颠覆对于他的暴力的颠覆——这就是反对专制，走向极权的最初梦魇——这个梦魇的要害是，要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之“自由”，铲除自由本身的原则，操作和载体——而这一点，在洪堡时代，虽然未见端倪，但是，业和他和他的前辈的自由主义——皇帝时期的自由主义，共和国时期的自由主义，民主时期的自由主义，大相廷径，阴错阳差。完全不是一个价值，一个信仰。换言之，马克思是要继续某种革命血腥论，卢梭意志论和阶级斗争论。他要消解和灭绝阶级本身，社会本身，政治本身和文化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对于一切文明者类，对于贝多芬，对于歌德，对于施泰因，对于洪堡，对于克里孟梭……对于人类，都是一场灾难。所以，虽然，洪堡时期没有德国政党政治，没有德国议会完型，没有非等级社会，没有致衡专制的有效势力……但是，洪堡时期乃至更早和最早，人类就有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可以在罗马时期存在，在伊拉斯谟时期存在（荷兰君主国），在马基雅维力（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存在——就像中国学人陈寅恪所谓之自由主义，可以在唐宋元明清几代存在、乃至更早、追溯在秦汉时代之一般，可以存身于柳如是和钱谦意，可以存身于元稹和白居易，也可以存身于屈原和贾谊……——一个最为重要甚至唯一的原因，唯一的前提就是，那不是极权主义世代。故此，狭义看待洪堡之自由主义，就是历史前提和专制辖治之下的自由主义——也是后来自由主义接轨民主之最初发轫和滥觞——广义看待之，就是，洪堡自由主义乃是保守、传统、文化本身（即便希特勒也不能完全扑灭之）。 二 洪堡在1792年《试图确定国家的功能的边界的主意》（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里写道：“人的目的，不是他变换的兴趣，而是他的理智不断驱促他的永远的愿望，是将对他的所有能力最高的和最完整的教育。自由是这个教育首要的和必须的条件。……社会能够提供的最高的财富是将许多个体集合到一起。但是通过国家的介入这些个体多少会丧失其特征。并非一个国家中的成员生活在社群中，而是每一个臣民与整个国家的关系，而这个国家的精神则体现在其政府中。国家的超级的力量阻止其臣民的力量自由。同样的原因导致同样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印象越大，不光是其统治者，而且其被统治者也越相似。……一个这样替其他人思考的人可能的确是错识其他人，要将其他人变为机器。”请注意，这是大名鼎鼎的1792年（相对于著名的“93年”）的国家－个体关系论。这个相对论既延伸了官－民关系论，也延伸了革命－政权论（体制论）。对于一般把自由主义等同于个体主义者，这个关系论的特点是， 一，“通过国家的介入这些个体多少会丧失其特征”； 二，“国家的超级的力量阻止其臣民的力量自由”； 三，“一个国家的印象越大，不光是其统治者，而且其被统治者也越相似”； 四，“一个这样替其他人思考的人可能的确是错识其他人，要将其他人变为机器”； 五，这个替他人思考者是谁？只能是统治者。 六，德国，西欧乃至美国，谁在思考？是那些变他人为机器者，还是反对此做法、说法和观念者； 于是，结论，就是七，自由主义产生了为自己思考者类；并且，国家必须互动与之，构成一种官民双向意志和阶级融合。 在《威廉.冯.洪堡传》（威廉.贝拉格著）中，关于此书的介绍如此（此文该书译法是：《试论国家作用范围的确定》。以下按照此书循例和绍述。）而在此方面，每个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个人而求发展；国家要反对那种“把个人和个人紧密相连的要求”。当然，传记作者提出了对于洪堡抽象概念不得诠释和俱解的疑惑：如，事务实际情形，如，正确和真实的理论，以及所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皆何在——这是作者对于概念诠释、对于现实冲突甚至矛盾的担忧。这个情形，在贝拉格以后的叙述中，也会出现。但是，一种诉求，一种理念，不是要施行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那种叙述，毋宁说，是要建树一种哲学观点和政治理想——“国家所要做的就是为这种理想服务”（同上）——这个理想主义，其实，涵盖了国家服务公民——这样一种民主理念——而实现这个理念，并不是“从字面上一无所知”（贝拉格语断）即可否认。固然，洪堡“转向国家”（是指他任职教育大臣等仕途），“他并不是因迷恋于祖国才把康德和菲希特的伦理学的绝对指令转化为国家措施和政治行动”（绝对指令，难道是要付诸实施的现世之命？抑或是，超验存在和致衡经验之“非行动”指令？——笔者）。“他与国家的关系完全是一种调情。……普鲁士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同一个女人”，集中了低贱和高贵（作者拿卡罗琳其妻和被他玩弄的女奴相比……。）于是，反过来想，国家何时变成了贵妇和妓女，才会复合洪堡的自由主义。这是一个玩笑。其间，十九世纪初叶所谓“普鲁士的崩溃”，显示了洪堡的政治观点是一种集独裁和专制（开明）；革命和僵化，皇帝拿破仑和共和波拿巴，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趋于建立）于一体之转化时期。那么，德国的政治前途和政治路径，究为何物？1818年神圣同盟亚琛会议后，洪堡发表了他的《关于在普鲁士国家中建立涉及邦议会中享有特权等级代表的宪法》。他在此文中明确摒弃“美国模式”——说他完全没有古老的东西——也明确摒弃“法国模式”——说他完全摒弃了古老的东西。这是一个尖锐的看法。其实，后者被法国人纠正为正面“复辟”从而保存甚至发展了“古老的东西”——前者则是因为洪堡不知道独立宣言之英国灵魂（他是美国英－法倾向双合之产物——是休谟哲学的延伸），同样是古老的东西——那种十三洲毫不逊色的自治洲特色，并不因为无代表，不纳税而被定位在没有英国郡乡权力权利之地步。等等。一切革命，改革，就是延续一种业已创造的“老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 德国形势，观念和选择令人想起俄罗斯选项和日本（脱亚入欧）之举动，之观念，之对比；前者是要使精神胜利法代替政治路径法，而后者延续了西欧人既要精神，也要路径法。这是一个经验一个教训；但是，洪堡其实业已超于他自身的希腊罗马崇拜延伸到孟德斯鸠和洛克的方法论和路径说之中；只是他未必可以超越他们而叙论更胜一筹之说。在崇尚和重申对于给予的希腊和所取的罗马之大热衷，大倾心后，洪堡照样说出了美国革命中也可以听到的话，“限制当局的无限权力；反对那种把国家公职人员化的措施；在组织上建立等级议会制度，这种议会不是‘直接在整个民众基础上’，而是‘由最简单的市民协会的管理部门通过其成员对整体进行商讨’而建立的；在宪法上保障个人和人身安全、保障财产、保障凭良心行动的权力以及报刊；放弃那种使臣仆……选择的专制国家观点。以及重建中世纪的社团结构。” 洪堡写道，“因而，最为重要的就是逐步把利益与国家和市民的各种普通的公共机构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所谓民间与政权的互动。他甚至设想如果这种机构建立起来“不再有国家机器”——这是对于后来列宁取消国家机器的说法的最早的民主社会主义论——虽然这个洪堡的浪漫主义可以欣赏；但是对于列宁，他难道是要取消国家机器吗？德国自由主义究竟是在哈登贝格手里还是在梅特涅手里失败，是一个更加严肃的课题——但是请放心，那时的梅特涅绝对不是希特勒——这个轨迹很快接上俾斯麦主义和俾斯麦对于反社会主义法律之反——而俾斯麦既无可能阻止马克思，也无法阻止希特勒。这是德国最大的历史课题；抑或是人类最大的政治课题。 三 于是，洪堡的自由主义产生了他所谓的认识相对论——也就是，”与我相对的你“——和对于德意志的了解其实是借助于对于法兰西的了解——这是他的著名哲学观点。那么，这个你，这个法兰西是什么？牵涉到洪堡对于法国革命的观感。他的最早的与之之好奇和支持很快消失了。他回到一段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到革命复辟时期之维也纳神圣同盟的考虑之上。这是洪堡理解自由主义之国际环境。他的、据说是严格区隔梅特涅和神圣同盟的自由主义，似乎为复辟秩序论所击破，成为一种梦想和理想。但是，如何看待一个失败者却作为胜利者沆瀣梅特涅一起建立欧洲秩序之塔列朗；如何看待普鲁士德国在此拿破仑价值和战争中的取舍；如何看待整个欧洲似乎被施本格勒言中走向权力和金钱之独裁期而导致所谓之欧洲的衰落——更如何看待德国崛起之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帝国之关系，都成为人们研讨洪堡生前生后政治哲学课题的关键。此言洪堡之自由主义文化内涵。这个来源据说来自洪堡一行人含歌德席勒等对于希腊文化、文艺的复兴之念——而作者彼得.贝拉格认为，这个复兴之说不过是一种虚以幻觉之构，不合现实。但是，洪堡们之所以看重希腊，就像兰克看重德意志－罗马化一样，他们的着眼点，不能不说还是思索今天，统筹眼下——虽然，洪堡之自由主义，之政治建构，之外交斡旋……在贝拉格看来几乎一文不值，但是，正是这个一文之价讲出了很多至理名言和确真之理——这是因为，洪堡主义并不是德国当年现实政治外交的原则和依据，不如说，他的理念正像孟德斯鸠一样，要高于对于现实的白描反射。这个白描就是，德国似乎鄙视于自由主义，而愿施行黑格尔国家主义和洪堡国家主义之区隔－这个区隔就是，黑格尔要把理想主义的“软金属”，融化成为国家原则利益上的“装甲板”——而洪堡反其道，反其行，反其治。他说，“人的共存的最高理想对我来说就是，每个人只是从本身出发并为了他自己而发展。”（《洪堡传》） 于是，这个主张成为洪堡自由主义的首要原则。也就是上述引文所持同样观点，“通过国家的介入这些个体多少会丧失其特征”。我们说，通过国家介入的想法应该改称国家服务与之之想法——而在民主制度里，这个要求基本做到——在专制国家里，就成为个人，民间，反对派和政权，国家，领袖（皇帝，总统等）之互动机能。没有这个机能，个人主义瞬时即废。而这个人主义之寄托则是群众团体之结社自由（集体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纯粹的个人自由只能在个人大脑中运行。作为教育家的洪堡说，“人类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文化阶段，人类只有通过个人培训才能从那个阶段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因而所有阻碍这种培训并把人们更多地集中在一起的设置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有害。”（同上）而传记作者将此看法称之为“一种形式的大宪章”。这是很高的评价。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所以多少推进了个体主义的发展，缘其人本主义的嚆矢发端。一如基佐所言，神权政治本身不是政治路径；政治目的只能由政治手段所拓展。但是，这又绝对不是可以取消宗教制衡的借口。这样，宗教个人主义和人文个人主义随即产生一种紧张和互补的关系（牵涉到人本伦理和神本伦理——是要对人负责，还是（人）对上帝负责——是要大地，还是要天堂）。文艺复兴既然一言蔽之就是个人主义之崛起，她就势成对于教会和教宗的某种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不是用拿破仑禁闭庇护七世为手段、为目的，而是要施行夏多布里昂宗教复兴之法。这当然也是拿破仑的另外一个侧面。再是，人文主义和神权，神道之间产生的间性关系阻碍和桎梏了人文主义的发挥。这样，就会产生类似洪堡和很多自由主义者对宗教的回避和轻视态度。这一并不两全其美的态度，又会产生尼采一类彻底否定耶稣和彻底毁灭天主的荒诞和野蛮。于是，自由主义之宗教－世俗两分法，可以说，在偏重政治，世俗和实践路径上，并不乏善可陈，却在缺少宗教制衡上，容易滑向无神论——而无神论之推力自然产生布尔什维克——这就是俄罗斯循神派人员对于他们的俄罗斯上帝情有独衷之心，之理（可憾，这个情理，也因为俄罗斯人不懂得政治宗教，恺撒上帝之分野而陷于一锅粥状态，而且发展于今……）。 所以基佐所言甚对，“教会还宣布精神权利独立于世俗权利之外，虽然他们是出于防卫世俗权力干涉的考虑，但是这仍然是欧洲文明史上第一次关于自由思想的重大声明。”（基佐《欧洲文明史》）而与此完全相反的说法，在尼采和伏尔泰们的典籍中又比比皆是。这就是二元取一的那种倾向——是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注意：教会和自由思想产生了关系——而不是相反，只有否定之，才会产生自由。这样，基佐就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发动的、旨在谴责神权和宗教的人文主义偏狭加以克制和克服。而洪堡并未讲明他的宗教旨趣，毋宁说，他并不感冒这个信仰；但是，他疏远基督教的信仰是由他的希腊化和罗马化信仰加以补充的。该传记较大篇幅记述了这个超基督的早期文化之复兴对于洪堡之重要性。就和很多超越基督（反基督）之尼采们一样，他们不是不回到基督，而是回到希腊。而歌德关于基督教的观感，写在他著名的对阿克曼的谈话中，并以他崇尚基督而蔑视彼得和保罗为其折中之道；就更不要说再早的伊拉斯谟的《愚人颂》对于教廷教士的嘲讽了……。在叙述了关于施本格勒关于文明从生到死之所谓自然过程以后，传记作者严厉批判洪堡们的“希腊梦”。说所有那些温克尔曼，歌德，席勒，赫尔德林和施勒格尔们，都是从“第三手”获得的对于希腊真实的了解，乃是典型的一种虚妄，一种虚拟——也就是不了解之。而一切必要的检验都是不可以规避的。洪堡试图坚决创造“普鲁士的希腊文化”——就像兰克要坚持“德意志－罗马化”如出一辙。这是对于耶稣之前的信仰的追溯。（这个史迹让人想到我的前辈、水健馥叔叔坚持“言必称希腊”的那种文化人格和精神人格……）。洪堡此举，其实，也是他偏向于用文化取代政治，用人文巡神故迹之一种思维。他几乎用品达和荷马代替了圣经和耶稣——“笃信宗教的和完全不信宗教同样可以具有高尚的道德性。”（洪堡语）他这样说。难道情形果真如此吗？ 四 可喜的是洪堡在几乎无限崇拜古希腊之余，也就他的自由主义之政治框架和政治选项，做到了并不挂漏和疏忽之思索。他的自由主义来源和基佐对于欧洲文明的绍述不无奇遇，多有契合。基佐的文明说究为何物？何据？文本内涵之一。不同政治制度（王权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时间顺序上的“共存”，虽然出于斗争之中，“但他们具有一种类似血缘的关系”。……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就是在这不断的斗争和妥协中产生了自由”。这主要是指基佐时代，也就是，前接洪堡时代的文明特征。此其一。 其二是，（一如上说）教会独立主义导致的“思想自由”。 其三是，“自治城市作为另一种社会形式也存留了下来。在欧洲各地，不同的自治城市经历了迥异的历史进程，但我们仍然可以对它们作出一致的结论。5至10世纪，对城市来说是灾难的时代，它们遭受了接连不断的暴行与破坏。但是作为文明的象征，城市的重要性却没有动摇。那时，封建领主统治了大多数城市，此时的城市既不是自由式也不是奴隶式，完全丧失了以往的独立性（注意：“以往”城市是独立的——作者）。”“为了满足新需要，商业与工业发展起来，人口和经济逐渐恢复。自治城市也在这种情形下得到了发展。”这又就是马基雅维力所言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的那些自由的元素——而自由的元素，主要体现在共和制度对于古代罗马共和的继续和改变上；这种改变，其实，囊括了开明专制和开明皇治——因为，他们的阶级融合是绝对不能不施行的。这是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和准结构。故此，才发展出来其“血缘关系”和转变可能。 其四是，按照基佐，他命定了一个“中央极权时代”。（“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把法国社会的转型上溯到革命爆发前的旧制度，他在深入研究了旧制度的权力结构后，认为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 过渡的转型阶段，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哀弱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在制度内部形成一种紧张，这种紧张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资料）这里忽略了托氏关于旧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和现代价值，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关系。） 他说，“5世纪到12世纪，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府和国家，但是组成这些的要素——阶级——经济开始形成。整个社会分化为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农民等不同阶层。但由于最初没有社会公众的机构、也没有统一政治性的机构，因此出于主要地位的仍旧是单个的组织力量和地方组织。”“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情况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统一的政府和人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所有单个的阶级和地方组织都退居次要地位，慢慢淡出历史。” 基佐考证这个转变是从13世纪到16世纪完成的。他认为这个“没有个性”的时代就是欧洲文明之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封建式微，十字军远征带来的后果是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社会组织不像以前那样散漫，海外贸易开始兴盛……（皆见基佐《欧洲文明史》）这些因素导致的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封建体制和集权体制，殖民（贸易）主义和民族独立，于是，纠缠其间，不可收拾。 但是，这种王政集权，却绝对不是列宁主义和希特勒集权。故此，就会这样提出问题——自由主义的“元教旨”涵义和最初载体，是在所谓基佐言之之中央集权以前，而非以后。但是，这样的自由主义是不是也生存于“没有个性”的时代？这是一个话题。回到洪堡自由主义。因为洪堡出于这样的民族国家和封建势力转换的、有个性和无个性间性挣扎时期。 所以，其五，这个话语系统，还是回到我们仍旧坚持的——也许不合时宜的、自由主义要素之上——而不是着重所谓封建后自由主义之发展，之延续——而这一自由主义之穆勒版，边沁版，当然是在封建之后而非之前；这就说明穆勒主义，边沁主义乃至英国宪章运动，1848年革命，其中，仍旧包含自由主义；而非得出结论，说，封建扑灭后自由主义消亡：不。 其六，从德国后来的政党政治的发生发展；乃及所有西欧和美国政党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所谓“中央集权”以后时期，文明世界依旧保存了导致民主发生论的那些自治元素。这些元素又导致在野者和执政者间性关系的、几乎是茁壮的生存和发展。于是，自治市、自由港时期的那些元素，并不能、也不会从自由主义原理中消失——西方政治经济结构延续了这个集权以前的自由并且保持于其后——这也是历史和史观之决定。 其七，所以，回顾所有之洪堡自由主义，马基雅维力共和主义和伊拉斯谟人文主义，是后期民主文化建构的必然和必要元素。不得忽视之，不能玩忽之，更不能和无法取消之。 对于德国认证的忧虑，涵盖了整整一代人或几代人，如果更远更早追索之。我们是谁？）德国人自问）这个问题，不单（法国）诗人米修会在诗歌中无独有偶地重复自我心理学和自他心理学乃及现象学；但是，这个德国之问确实纯属政治和国家，民族和个人的。俾斯麦统一之之前，普鲁士战败于拿破仑，正是这个国家“装甲板如何组装”时期（见前引黑格尔）。于是，这里产生的课题就是，德国人如何周旋于自由主义，国家认可和外交均势之中。洪堡跟随哈登贝格（亦译哈登堡）参加维也纳会议其间，暂露了他的并不成熟的政治观念和外交伎俩，而导致他对于根茨和梅特涅的阻隔（含龃龉于哈登堡）。这是若干具体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普鲁士如何在战败于拿破仑以后如何解释自由，独立，民族和国家。这个过渡时期，并不太长。以后，无论是梅特涅还是俾斯麦都没有在德国统一和即将统一之环境里取消奥地利的存在——这个并未取消，其实，有宿命规定——当希特勒取消奥地利的时候，欧洲和他的末日即临。这些元素在各种政治课题中占据了洪堡的重要思维。这些论题，也就是自由主义载体和历史时期政治，外交和民族生成的那些其实也是古老的元素，可以划一而存，而论。这些元素因此包含了一，自治；二，共和；三，民族独立；四，国家生成（民族国家是在所谓洪堡时期换言之在拿破仑时期和梅特涅时期逐步成型的）；五，外交；六，文化宗教（一如前言）；七，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等。（最后一个问题是很多历史学家困扰和兴奋所在。因为民主大潮来临前后，伟大人物先后淡出历史舞台，转变伟人角色而让位于人民——民主时期的若干所谓伟人，不能和洪堡这样的文化巨擘相比；甚至不能和查理大帝，拿破仑共论；因为，民主政治结构导致人民参与的程度，比较俾斯麦强权和自由德国，来得更加伟大；与之相辅相成的文化和文化伟人观，也正在式微于我们这个时期。因为伟人文化和伟人政治必然契阔同调。那么，无伟人时期的民主究竟如何操作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自由主义载体的要素，自然就是各种自由市和自由港带来的政治经济作用之产物。严格说来，自由主义之所以可以发生，远在民主希腊和共和罗马（含罗马帝国），是因为一个主要的根据存在。阶级的根据和社会的根据；乃及这种国家主权和那种自治城邦，自治领地之间产生的格局上的良性互动和从属关系。因为这样一种关系界定了自由的具体含义；这些含义其实是以独立的因素作用于政府和王权的。自由市的权限包含的选举自由，赋税自主，军队自辖和阶级共治，导致了这个物质基础至上的文化和信仰自由。没有这些物质的自由，在英、法和美国（独立之前的十三个州的自治），如果人们完全生活在集中制和中央制中，这些自由的性格和品质是不会生发的（含古代中国的游民结构，山寨结构和官民结构，也是产生所谓自由之思想的渊薮——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官民合——皇民同合一样——他们的议会党人和民运分子如大隈重信，坂原退助等，被视为“日本之两大敌国”就是这样——这都当然是指“其政敌国”之意；不是敌人之国之意……）。所以，英、法革命之前之第三等级和议会共和，成为革命势必要夺回之，恢复之之课题；就和革命一旦废黜议会，克伦威尔势必要死之原则一样。这是一种革命之前的原则的恢复和发展。所以，在此意义上，洪堡对于法国革命，歌德对于拿破仑之批判，保有一种严重的保留态度，原因于此。这样，共和和自由，就在这种阶级互存，互动之间，达成了共和国甚至帝国之间人群，文化，宗教的共同体。这个多元的存在直接导致民主和民主的品质和品味之产生——虽然，其间专制菁英和民粹庶民都在动摇这个民主和自由的天平；并且常常不是判右，就是断左——但是，只要民主平台一旦生成，民主机制就会自动均衡和摆平这些摇摆——而妄图在任何专制和极权平台上摆平这些动摇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民主本身，就是自由和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所有倒果为因的事情每每很难发生。而洪堡转变于转变时期的那种自由主义观念，业亦涉及到所谓极权主义或者专制强权之下、由于国家权限过大而导致的人民渺小，公民无权和个体无形；故此，他的整个自由主义要领就是，要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找到均衡；而不论这个时期是自由主义式微，还是“中央集权”（中世纪基佐式中央集权）强大。这难道不值得国人参考眼下的情形而一考其证吗？ 五 洪堡观点不是孤立的。在他关于自由主义论题上，夏多布里昂，是他思想上的共识者；在对于宗教问题讨论上，人们可以参照歌德；在触及革命和传统问题上，基佐等人和他比较一致……。当夏多布里昂看见马丽.安东尼特的头盖骨（下巴）而想起她迷人微笑的时候，夏多布里昂早年支持法国革命的观念被击碎了——他撰写的、关于法国革命动乱和乱动以及价值和意义同在的书中，他提出了他对于米拉波，拿破伦，华盛顿的见解——虽然，他和很多古代和近代作者一样，担忧美国各州的自治也许会导致美利坚的瓦解；以及对于美国人“没有过去”所呈现的忧心。夏氏和洪堡都是早年法国革命的赞美者，他们后来都对此问题持有保留态度。而在法国后革命时期，洪堡作为一位被拿破仑战败者当然主张普鲁士的权益；而夏氏则更多因拿破仑的解放和奴役双向选择，使得撰写变得纠缠和复杂。但是，这里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两个人的言行之间性张显和所谓知识分子特征的定位。没有人会说洪堡是一位独立知识分子。但是，人们把诞生在法国的“知识分子”概念近代义解，说成是肇端于夏多布里昂。是的，一如周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建立在一场人权争夺战中，那就是关于平反德雷福斯的案件。法国知识分子为此呼号奋争，成就了那个时期产生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而夏氏，可以说成为争取这种人权和出版、言论自由的代表。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荣誉和定位。于是，法国背离和独立于官方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了他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奋斗历史。（虽然这个自由，这个独立，在我们看来，有他比较侠义的诠释和同样广义的权衡；因为不单在西方，即便在中国，这个独立，这个自由，也是可以囊括那些并非在体制外操作，撰著和行动的那些官方和半官方知识人。）于是，关于夏多布里昂和洪堡乃至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人的独立政治定位，就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分野和合一。换言之，作为并非独立知识分子的洪堡，就和并非民间人士的（法国驻英国大使）夏氏，他们究竟在何种层面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类型；而这个类型于官方之间的互动，究竟建立在何种体制和政治层面？我们看到，其中可以列举的条件和前提是： 一，洪堡主张的自由主义，一如前说，是要在经营普鲁士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之间，找到对于当时维也纳秩序和后革命时期的平衡点。他的主张，虽然和德国外长甚至梅特涅之间并无多少共识，但是，他们主张的那种专制开明的自由主义和夏氏革命后产生的秩序思维和宗教思维，多少还是可以容忍和给出自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就’新闻自由来说，他给哈登贝格写道，‘因而。一个对合理和合法的自由给予支持的政府最好完全消除它（‘约束’）。在我们时代，尽管报纸和与它们相似的刊物经常把公众的思想引入歧途，但它门也成了一种唤醒和形成这种思想的重要手段”——虽然，据说。梅特涅还是制定了某种不知是防患于乱还是专制于民的新闻检查制度（又，请注意，是“检查”，不是喉舌，毁灭和沉默）。 二，他们看到，虽然，夏氏对于革命，对于米拉波，对于皇帝，对于皇后保有某种赞赏的态度；但是他对于革命是不是平民发动和完成的，并无绝对之论，而是说，“贵族发动了革命，平民完成了他”（夏多布里昂《墓后回忆录》；下同）。因为，当人们认识到米拉波出身于一个和前佛罗伦萨共和国有过血脉关系，就基本上可以得知他对于贵族和平民所产生的、同样是某种持平的看法；“他的丑陋以他的家族特殊的美为基础”（夏语）——至于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就不会得此殊评。而洪堡对于德国建制的思考，也元发于他所了解的选帝候，分乡自治和维也纳神圣同盟之世界格局之间的均衡论。 三，关于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的分梳，洪堡和夏氏也和歌德一样保持某种距离和质疑——因为，起码三人不是狂热的元教旨主义者——就像人们分野世俗政治和神圣宗教区隔一样——洪堡对此嘲弄不羁，歌德对此笑而规避，而夏多布里昂说，“我已经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即一个脆弱的人。……短视的智慧可以看见一切，因为他是睁着眼睛观察的；优越的智慧能够闭着眼睛观察，因为他看见的一切是内在的。”但是，正是这位“无神论”者，完成了为基督教复兴撰写的《基督教真谛》。这是一个玩笑吗？ 四，歌德说了，他可以崇拜耶稣，但是，要他向着彼得保罗的“手指骨”膜拜，他就要他们见鬼去了。（和阿克曼对话录——）：在同时赞扬了《四福音书》和“太阳”以后，歌德说，“高高在上的国家僧侣最害怕的莫过于让底层大众受到启蒙，他们长久禁止人民大众亲自阅读《圣经》，能禁多久，就禁多久。可怜的教众对于财产丰厚的大主教们会怎样想。如果他们从福音书中看到基督那样贫穷，他和他们的门徒们都是步行，态度极其谦卑，而高级僧侣们却盛着六匹马的马车招摇过市，神气十足！”他坚持认定，在世俗领域，“一切都只是人力的果实”；人，可以具备“上帝的特赐”……！ 于是，这些“言行一致”者，开始了于言，于行之一生（从王阳明到孙中山，中国的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这个课题——以至于这个课题的政治倾向居然发挥到所谓苏联《真理报》五十年代所标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种胡言乱语……——而这个所谓真理，就是马克思所谓：我们不但要认识世界，还要改变世界——而这个改变，又带来何种倾向和涂炭？！——乃至于自由主义者类对于胡适的评价，也会跟在这样一种“改造论”之后，不知所云）——但是，对于洪堡和夏氏者类，这不是格物至知，不是感觉复合，也不是实践真理，而是他们从属的体制、政府和政治是可以复合其撰著，观察其内在和行动于其外在的一种体制，一种政治，一种政府（绝对不可能是极权主义政府）；夏氏所谓“不要极端革命”，当然，来自他对于玛丽.安东尼特的美拜；而对于革命的丑陋和残暴，他无法还以情愫和抒情，却并无价值之否；而洪堡对于美和真的希腊幻觉和罗马虚构，也刚好和他们对于耶稣的某种同样的虚幻感，保持一致，却并无全否。这样，对于耶稣的“抛弃”，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完成了但丁，歌德无法胜任的政治世俗的探索和路径归依；但丁对于三界和歌德对于生活（歌德常用语）的经验和超验之合一，之一体，对于我们总结的洪堡和夏多布里昂，毋宁是他们转向恺撒的就要归于恺撒之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马基雅维力的佛罗伦萨共和，华盛顿的民主和后拿破仑时期的恺撒和上帝双赢：法典（法治）和（天主）上帝；这是他们根据某种政治思考做出的结论。于是，我们起码看到洪堡和夏氏，作为国务活动家，对于体制的效忠，怀疑和服务；这种不悖逆政府的自由主义，在夏氏和洪堡的政治原则中，不乏立维立基之地。他们可以是选帝候和拿破仑的后裔，但是，他们同样是现代政治和宗教复元的前驱。这种政治素质和政治愿境充斥了洪堡和夏多布里昂的全部一生。他们可以依次行动与之，也可以依次言语与之。这样，我们认为，世界上出现的、不单是独立于政权体系的知识分子，更主要的，是出现了协和政府的不无良知俱行的，对于政府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这样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个政府存在的前提，不能是革命的烂杀和极权的装傻——还要加上一种、夏氏对于他所谓“伏尔泰对于宗教一无所知”（夏语）带来的、无宗教无信仰无历史无良知之祸害——而这一点，刚好是人们对于洪堡，夏氏和歌德宗教无所谓，人文最重要——这样一个看法的纠正（同时，纠正浮士德堕落说和三界拯救说：天堂，炼狱和地狱，对于世俗世界的强行干预。）故此，我们看中洪堡或者夏氏或者那个时代的其他人，都是因为他们得益于提携人文主义和“神文”主义之分野，之合一而非不见全，不健全的纯粹人文主义考虑。这个考虑带来的种种分歧和误会，都会将人类引入歧途，甚至到达万劫不复之地（人文主义转变成超人精神和人格涂炭——也就是夏氏所云：民主立基于个人——这样就排除了个人以上的普遍意志和超人权力意志……）。所以，在此乱糟糟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极端需要一些冷静甚至冷酷的分析、视野出现于新闻、信息和传播炸毁了的人类大脑中，而做出类似洪堡和夏氏那样的严格反思。（关于夏多布里昂的《墓后回忆录》中所载巨多的历史和史观，我们愿意在今后的日子里慢慢消化和思考；并愿能够捋出头绪，撰写要点，以榷读者。） ——《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乐尚嘉：谁策动了被圈养的反日风潮？ Posted: 29 Sep 2012 10:51 PM PDT 图为9月16日，四川成都，防暴警察指挥反日示威者游行 【新世纪特稿2012年9月28日】策动这次反日风潮的是中国权势集团中人，大约分六类：政法委、宣传部、失意军人、军工集团、外交保守派和胡温当权派。有些是积极主动的，有些是暗中迎合赞赏的，还有些则是被动应付的 九月中旬，中国国内几十个城市都爆发了反日游行，游行中发生了打砸抢行为。游行抗议者们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和领馆扔石头和垃圾，并破坏了很多日本公司，包括砸窗户、破坏工厂和商店。一家松下工厂和丰田经销店被烧。平和堂的百货商店被洗劫一空，还有人砸烧日系品牌汽车。游行示威中有人分发呼吁抵制日货品牌的长长清单。 中国哪来居民自发游行的自由 中国确实一直存在仇日的社会情绪。然而由此说这场发生在九月中旬的遍布全国几十座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活动是中国居民自发进行的，那是笑话。 中国大陆任何游行都要得到公安局的批准。至今为止大陆上的任何游行都是当局同意、纵容甚至鼓励、组织的，否则当局可以不批准并轻易的定作"非法游行"，可以把游行者抓起来，把自发游行消弭在无形之中。中国的政治环境是不存在任何自发的集会游行自由的。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参与反日游行及打砸抢行为的，多半是外地人，而本地人在一旁看热闹。外地人在当地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多半也不去凑这份热闹，那几个奋力打砸抢的几乎都是无业人员。从参与反日游行示威活动人员构成也可以看出，这样的行动不是人们自发的。 中国这次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及打砸抢，迫使日资企业关闭在华零售店和工厂。并且在反日风潮中一再有人号召抵制日货。消息一出，与日本紧密相关的股票应声大跌，中日经贸已经大受影响。中国有人认为，钓鱼岛引起的中国反日风潮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远大于中国。 其实，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经贸下滑对双方的打击都是很大的。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3450亿美元。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中国占日本2011年进出口总额的21%，排在第二和第三的美国和韩国分别占12%和6%。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占中国贸易总额的9%。这超过中国与另四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外加英国的贸易额总和。中国有人以为中日关系紧张之后，中国去日本游客将会减少许多，日本因此受到损失。的确如此。不过到日本最多一年的是2009年，中国去日本的游客为140万人次。而2011年中国是日本排名第一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到中国的日本旅客超过365万人次。来华日本游客如果减少，中国的损失将会更大。 更麻烦的是，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持续下行而不见触底，中国经济的三大拉动力之一的中国出口，在欧美市场遇到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胡温作为中国当权者和当家人也忧心忡忡。 当今世界三大经济活跃区域――北美、欧洲和东亚，北美、欧盟都有自由贸易区，只有东亚没有。在世界经济和中日还有韩国经济都不景气的形势催逼下，前一阶段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开始商量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以求增加彼此间贸易，而多少弥补一些对欧美贸易的损失。虽然三国不同之处及历史恩怨太深纠葛太多，一时难以达成，但将此作为提升各自经济提振各自出口，毫无疑问是正途。 现在，中国煽起这样一场反日风潮，严重影响了中日经贸往来，不啻是给下行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这样的事情看来不像是中国的当权者和当家人――胡温甚至接班人习李所为。 政法委组织宣传部跟进 从外部来看，日本在钓鱼岛"国有化"前后的态度没有多少变化。不管日本政府此举的动机是为了象他所说"缓和中日关系"还是为了迎合日本右翼，在日本还未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前，日本也没有不认为钓鱼岛（日称尖阁群岛）主权归他们。现在日本"国有化"了钓鱼岛，仍然认为主权归他们。中日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争议没有任何变化，继续争议。而日本右翼始终存在。因此，把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作为激起此次中国大规模反日风潮的原因，实在有点勉强。 以我看来，策动这次反日风潮的当然是中国权势集团中人，大约分为六类，有些是积极主动的，有些是暗中迎合赞赏的，还有些则是被动应付的。 第一类是最主动的发起人和具体的组织者。这就是政法委系统。十八大之后要撤销政法委的传说现在甚嚣尘上，政法委负责人不进十八大常委则是肯定了的。政法委失势了，因此政法系统要乘机挑起主张主权的爱国风潮，这在中共语境中属于合法的。一方面可以暗示政法委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反日风潮一旦出轨则可以明示政法委有能力将其平息下去。这种展示、强调政法委重要性的动机在政法系统内是很明显的。 反过来，从反日风潮的发起、策动、组织及具体执行来看，谁有能力在各地把那么多乌合之众的无业人员及一帮打砸抢流氓集合起来？各地地方政府恐怕没有这个能力，除了从上至下的政法委系统，谁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更有证据证明，此次反日风潮是政法委系统组织的。西安那位勇不可当的"砸车哥"竟被眼尖的网友认出是西安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朱锢，环绕他左右的就是该派出所的联防队员。河南郑州反日游行现场手持对讲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并引领游行队伍唱国歌的人，被网友踢爆是郑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河北沧州反日大游行是经由一个QQ群组织了2,000多人参加，群主正是当地交警支队长…… 第二类策动者也是很积极主动的，那就是中共宣传系统。宣传系统有足够的动机参与策动这次反日风潮。一方面，宣传系统负责人十八大也不再进入常委，另一方面中共宣传系统几十年来，除上世纪八十年代朱厚泽掌权一年外，一直是毛式左派当道。每次有这种机会总要跳将出来。 中共宣传系统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甚至英文版《中国时报》都在发表文章蛊惑反日，诸如"中国扣动经济扳机日本将倒退20年"、"应考虑制裁日本(Consider Sanctions on Japan)"，一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败家子嘴脸；这些主流媒体甚至发出"十位将军就钓鱼岛联合发声：做好收拾日本的准备"，一向不准自由言论的中共宣传系统竟然不顾当权者的谨慎，发出战争叫嚣。宣传系统乘所谓"爱国"之机，不是在搅局又是在做什么？而且，此次反日游行中的一些拥毛口号，也是宣传系统几十年来反对改革的老把戏。 胡总无能尴尬里外被动 第三类人是失意军人。每次中共换届之际，总有大批高级军官下台，这次更有许多与薄熙来案有涉的军官将丧失前程。这批人虽然没有现成的手段去主动策动反日风潮，但内心是积极拥护这样的风潮，而且希望闹得越大越好。当然，他们有时会发出一些诸如武力威胁的言论。 第四类人是军工利益集团。照理说，军工利益集团已经利益到手，3-4艘航母已经在建，万亿投资已经下去，追加投资一时还用不上。他们在这类反日风潮中应该不会太积极。可是，军工集团是欢迎紧张局势的，只要局势紧张，他们的利益就可能长久。因此，他们起码是暗中迎合这类风潮的。 第五类人是中国外交系统。一切文明国家都会保护外国驻本国的外交人员，保护外国人的合法财产、保护外资企业，如果受到侵害，所在国是会给予赔偿的。中国外交部至今虽口口声声说会遵守《维也纳外交公约》，可就不肯说出"赔偿"两字。 全世界的外交系统都是保守的，而中共外交系统的保守却是最可笑的。中共建政之后，把一切过去的外交专业人员（哪怕是政治倾向中共的）全部清除出外交系统，换成"土八路"干部和出身山沟沟的没有任何海外关系的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可如今，学业再好政治再清白的外交专业毕业生，没有关系休想进入外交系统。中共的外交系统成了父传子、祖传孙的世袭领地，中共外交系统的保守传统是"土包子"保守传统，也就是宁左不右的传统。 第六类人，虽然不是主动策动者，然而却是最主要的，那就是胡温当权派。胡温本是庸才，这次政治运作又下了一着笨棋。日本"国有化"钓鱼岛，本来不算一件外交大事。即使是件大事，甚至要准备为此开战，不到最后关头也无须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直接出面与日本交涉。可是胡锦涛竟然在APEC会议中与日本首相野田交涉，而野田未予理会。由此胡温势成骑虎，面对左派、强硬派，也只得由他去，只得由反日游行风起，而且还要说出主张钓鱼岛主权的强硬话语，充其量叫几句"理性爱国"，而不敢依中共老规矩――强行逮捕、镇压那些左派打砸抢分子。 "圈养"游行中发出的民声 这次反日游行示威虽然是被中共左派保守派策动起来的，是"圈养起来的游行"，可是普通的中国人（哪怕是无业人员、哪怕是流氓），只要有机会他们要维护的总是自己合法的甚至最低的人权。在这次各地的反日游行中，我们就能见到如下标语："给我三千城管兵，一定收回钓鱼岛，给我五百贪腐官，保证吃垮小日本"、"没医保，没社保，心中要有钓鱼岛；就算政府不要养老，也要收复钓鱼岛；没物权，没人权，钓鱼岛上争主权；买不起房，修不起坟，寸土不让日本人"、"打倒日本独裁政府，拆我房屋占我河山"…… 对此，我们不禁莞尔，而上述中共统治集团中的各类人应该事前也能料到，因为他们都有过2005年中共策动居民反日游行最后喊出反共口号的历史经验。可是，为了权斗，他们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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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严重误判日本的形势
• 曹思源：薄熙来的要害是极左政治
• 日本取得釣魚台和馬關條約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国人严重误判日本的形势 Posted: 04 Oct 2012 02:28 PM PDT 最近看到大陆的一则报导：《日本媒体纷纷谴责政府》。报导里面举了一位日本退休官员，和一间北海道小报的报导左证。之后又看到一些报导，把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描述为连日本人都厌弃的政治人物。然而这些与笔者认知完全不同。笔者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往来台北与东京，对日本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几个方面中国人对日本人有严重的误解。 　　第一点：中国人认为右翼政客只是少数，而且不受欢迎 　　2011年笔者人在日本，亲眼目睹到这次挑起钓鱼台争议的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第四度问鼎东京都知事，那场选战令他十分讶异，右翼的石原没办造势活动，却轻松连任成功，票数还遥遥领先各党候选人。 　　东京是日本首善之区，所谓的「首都圈」住了超过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相信整个日本的政治取向与东京都非常相近，目前右翼早已跨过主流的分水岭成为绝对多数，所谓少数早已经是过去式了。 　　就拿目前执政的民主党首相野田佳彦来说，他担任议员时就是知名的右翼代言人。当上首相后果然跟石原一搭一唱将钓鱼岛收归国有。而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操弄钓鱼岛问题，一般人认为他是在为儿子石原伸晃参选自民党党魁助选。由于自民党很可能在11月大选夺回政权，因此当上党魁就等于是未来的首相。 　　包含石原伸晃在内的五位候选人全都走极右派路线。可是石原伸晃还是输了，输给在钓鱼台表态更为强烈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安倍被视为当前日本「极鹰派」政治家。他一再敦促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主张当选首相后要在钓鱼台设港湾与驻军。表明就是要踩中国解放军的红线。安倍长期呼吁日本应废止和平非战宪法，将不能对外宣战的条例取消，使日本拥有主动宣战权。他还主张自卫队大幅扩编，成立攻击性的「陆战队」，用于解决与邻国间的纷争，并解除海外用兵的限制。安倍还倡议对北韩发动先制攻击。也认为应该要撤回95年村山首相发表对亚洲国家侵略的道歉声明。日本媒体分析，如果安倍重新掌权，钓鱼台问题上对中的强硬态路线已无妥协的空间。选举结果，和笔者在日本期间明显地感受到社会右倾的氛围一致。在人民支持下。日本只会越来越快速朝向军国主义道路迈进。所谓右翼在日本不受欢迎等言论根本毫无根据。 　　第二点：日本人怕中国经济制裁 　　中国媒体说：制裁会让日本的经济会倒退20年。但日本媒体访问发现，除了旅游业与工商大老较为忧心外，一般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制裁未必那么在乎。他们认为日本的重心制造业虽然面临中国抵制。但日本精品营销全世界，在各地都有广大的市场。而中国不是世界的全部，抵制未必有效。反而中国的黑心商品在日本的新闻都做很大，所以中国商品最好不要进口。 　　至于在中国的设厂。日本人一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日本贡献最大，一旦撤出中国，立刻有几千万人失业，中方反而受伤更重。而且专家表示在中国的工厂，都是生产链的末端，能替代中国的国家很多。正好利用这次事件加强全方位布局 避免对中国的依赖。 　　关于大陆观光客的议题，日本专家也乐观表示，中国人的性格无法贯彻到底。从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两周内就平息，就显示中国人的情绪一向无法持久。不用等到年底，银座、日本桥又能见到满街的中国观光客。 　　那怎么样才会让日本人紧张呢？笔者认为，消极的抵制日货还不够，中国最好学韩国一样，在国家培植下创立三星或ＬＧ这样的大企业，做出更好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上压倒日货，对日本才有实质的威胁性。 　　第三点：中国人认为日本媒体传出检讨的声音 　　面对钓鱼岛问题激化，日本主流媒体每天报导多少中国海监船与多少渔船入侵《领土》。每天单方面报导日本厂商受中国暴民欺压。企图走悲情的老路，一如日本把自己塑造成二战受害者。所以中国人的抗议内容日本人一无所知，主张完全无法触及日本民心。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日经济新闻驻华记者森安健。就说：日本人几乎都认为，这一轮中日关系的紧张情绪，全是因中国人而起。日媒不断将时局描述成攸关生死的议题，让两国人民情感严重对立。煽动民意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个中高手。日本人中极少数的和平呼吁则完全没人重视。 　　第四点：中国人认为右日本人没有胆量也没决心开战 　　日本媒体在悲情牌让民众产生对中国一定程度的厌恶后，最近开始用《开战前夜》的字眼当头条，内容冲塞着好战论调。指责日本政府没有积极的以武力响应中国的入侵。 　　日本政客近年打着民族受到威胁的大旗已经生效，万一开战，日本民众怎么想呢？一位日本女性受访时说，如果真的中日开战，她会义无反顾的去做日军的慰安妇！她说，日本不可以失败！失败就是灭亡！这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理念。一位德国亚洲专家说：［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是为了争一口气，对日本人来说是存亡之战。一旦开打日本人是豁出去不要命的。］两者十分吻合。 　　最近日本针对钓鱼岛的反华示威也没有中国人报导的和平。９１８当天日本示威者焚烧了神户的中国学校。并在福冈砸毁抢掠了三家华侨开设的中餐馆。新闻画面中日警也没有积极干涉。 　　日本会害怕中国吗？一位专家说的好：日本人讲武士道，自古就养成了习武弄刀的尚武精神，同时也崇拜强者，臣服强者成为民族天性。时至今日，日本人仍然坚持武士性格。所以他们宁愿臣服对他们使用原子弹的美国，却瞧不起以德报怨不求赔偿的中国。同样有核子弹，但日本人惧怕俄国，不怕中国。因为中国从不敢过度强硬。儒家思想讲以德服人，喜欢用仁爱示好求和。日本人不会怕中国，就像狼不会怕羊，中国不会怕手下败将印度是一样的。说日本人没有率先开战的勇气，让人想起甲午战争前中国也有同样的误判。 　　第五点：日本人的心态准备好了，中国人的心态调整好了吗？ 　　每次讲起二战，中国人习惯把军阀跟日本人民分开，但日本教授宫原曾当面纠正过中国学者，他说：［你们把日本人与军阀分开也许是好意。但这并不公平，因为战争是全体日本人的共同意志。］ 　　如他所言，日本是个强烈集体主义国家，日本谚语说：「即使红灯，大家一起闯就不怕。」正因为日本民族是由军阀不断征伐合并而成，具有强烈集体向心力。人民深怕自己与团体不同拼命奉献。到了近代，这种文化转为国家方向的普遍价值观「大东亚共荣圈」以武力向外扩张，就是日本集体意志的投射。 　　二战战败国中，仅剩日本与邻国有领土纷争。究其原因，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绞刑前的遗言就表达了：［不幸，我力不足，而败于彼。］遗言意味着所有日本人对二次大战罪责的基本态度。武士民族就是天生侵略民族。力不足失败，等他日国力强盛又如何？当然是全民集体为恶，再次征伐四邻。日本人提出的中日不再战，在笔者看来是成功让人放松警惕的缓兵之计。除非你把他手砍了，否则武士手中的刀早晚会出鞘的。 　　今天不是媒体与政客推波助澜助长反中焰火。而是媒体与政客迎合日本人民内心的渴望。日本百年来就是靠欺压中国。优越感才油然而生的。加上美国推波助澜，助长气焰。事态发展下去冲突难以避免。石原慎太郎就曾说：历史上国家疆域本来就是靠战争决定。 　　以笔者对日本民族性的了解，钓鱼台是日本精神动员的试金石，日本人正加紧借着中方的压力，转换凝聚成民族受到威胁，为生存而战的集体共识。等日本人的内心调整完成，战争爆发就不远了。 　　让笔者忧虑的是中国人纷纷认为钓鱼岛逐渐缓和。确不知道对手正在累积下一波更大冲突的能量。决心和意志再不调整。恐怕结果会出乎预料。如果明天一早看到新闻紧急广播：日本正对中国发起一场珍珠港式的偷袭。笔者也不会很惊讶。中日间有几分胜算，全看人民是否做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悟。这点笔者很清楚看到日本人正在准备，中国人则还没有。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47/42/83/5_1.html

曹思源：薄熙来的要害是极左政治 Posted: 04 Oct 2012 10:19 AM PDT 据报载，薄熙来一共有七宗罪，其中对中国人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他的极左政治，集中表现就是在重庆开展并欲推至全国的唱红打黑。 “唱红”的核心是讴歌极左路线、讴歌阶级斗争和专制独裁、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吹个人崇拜、鼓吹暴力崇拜、鼓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鼓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黑”实际上是黑打，在营造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的恐怖气氛之下，剥夺公民人权、践踏国家法制、私设公堂、滥施刑罚、大搞逼供信。酷刑所致，断送了数十条生命；制造了千百起冤案。剥夺了私营企业家亿万资产。这些合法的私有财产成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战利品，经薄熙来、王立军之手“充公”，相当一部分由其自肥，剩余一部分由其任意支配用于笼络人心、沽名钓誉、欺骗民意，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 薄熙来、王立军治下的重庆，几年之中搞了一场十年文革复辟的预演。他们的失败，并不是被外力击破，而是内讧的结果。主子给奴才的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意外地打翻了自己的船。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老天有眼、百姓有福，避免了薄熙来“入常”篡位、再乱中华的一场大劫。 西南党魁栽了跟斗，实际上是出于偶然性；而当年他往上爬、大展拳脚、为所欲为时，并未受到体制性的约束。这是何等危险啊！国人千万不可太过侥幸而自迷。为此打油一首以警之：   中秋打油 ——为薄被法办而作         年年秋节秋风爽，壬辰中秋新闻畅： 西南党魁薄老二，终于倒台出了党。 当年呼呼登高位，制度使然岂能谅！ 神州人祸何日除？唯有宪政大开张。

日本取得釣魚台和馬關條約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Posted: 04 Oct 2012 10:13 AM PDT 首先，中國提出來的一些釣魚台屬於中國的證據，比方說慈禧太后賞給盛宣懷，日本時代日本法院把釣魚台判給台灣很早都證明是中國造假的，雖然早被拆穿造假連中國自己學者都寫文章說是假的，中國照樣臉不紅氣不喘繼續宣傳這些證據，釣魚台確實是日本領土．還真的是鐵證如山，因為這是日本明治維新第一塊正式取得的領土，特別重視國際法的完備，根本就是按照國際法的教科書來辦事。 1:日本取得釣魚台和馬關條約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日本是在1895年1月14日的日本內閣會議中把釣魚台正式列入國土，日本1895年1月20日才開始登陸榮成龍須島，攻擊威海衛，甲午戰爭才打一半，馬關條約根本還沒簽，怎麼可能有任何關係？馬關條約裡面也根本一個字都沒提到釣魚台。 2:.馬關條約上面寫的很清楚：東經119到東經120、北緯23到北緯24    尖閣的經緯座標：北緯25°44' - 56'、東經123°30' - 124°34' 3:日本領有釣魚台後，1896年8月，日本政府內務省以免除使用費，期限30年為條件，核准將釣魚島租借給古賀辰四郎。古賀辰四郎在釣魚台建造小型碼頭、海產加工工廠、宿舍等建築物，並種植農作物，到1909年移民有90戶，共248人，現在島上仍有古賀家族的遺跡。古賀家到後來乾脆買下釣魚台，所以東京都市長石原才能有個釣魚台的地主向他買釣魚台。 1952年魚釣島鰹節工廠遺跡 4:釣魚台從來就不曾劃歸台灣管轄：這是清代地圖，台灣的轄區從來沒有釣魚台。 日本接收台灣後，1904 年，臺灣總督府完成土地調查事業，重新界定四極的經緯度坐標。新數據刊登於 1905 年出版的《臺灣總督府第七統計書》(下圖)。台灣最北就是彭佳嶼北端,根本不包括釣魚台。 一直到 1944 年出版的《臺灣總督府第四十六統計書》(下圖)，臺灣的最北還是彭佳嶼北端，還是不包括釣魚台。 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後，將新南群島 (南沙群島)劃歸廣東省管轄。因此，全臺灣的範圍又回到臺灣、澎湖兩個地理單元。《臺灣省統計要覽》延續《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的功能，也刊登臺灣、澎湖的四極。《臺灣省統計要覽》於 1946 年發行第一期，至 1971 年發行第三十期 (下圖)。臺灣的最北還是彭佳嶼北端,還是不包括釣魚台。 一直到1971年，釣魚台海域發現石油，想搶日本的釣魚才竄改自己的資料，臺灣才宣布釣魚台列嶼隸屬於臺灣省宜蘭縣。因此，1972年出版的《臺灣省統計要覽第三十一期》隨即更新四極的數據 (下圖)。 台灣老一輩應該還記得，1970年國民黨把國中國小的地圖課本全部回收竄改的往事，這也是李登輝公然宣稱釣魚台不是台灣的原因。 5:中國政府非常清楚，日本已經把釣魚台收為領土，而且劃歸沖繩縣治下，而不是台灣。注意看，這個感謝狀裡寫得很清楚："日本帝國沖繩縣八重山郡尖閣列島"而不是"日本帝國台灣尖閣列島" 所以二次大戰後美軍占領沖繩，當然也把釣魚台一起占了。 美軍佔領時期所設立的警示牌上面寫得很清楚：除琉球人或不得以外都禁止進入釣魚台。 6:二次大戰後，中國仍然認為釣魚台歸沖繩管，是日本領土。1953年1月8日中共人民日報，在刊載的(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占領的鬥爭)專文中清楚的寫著(琉群島包括尖閣諸島) 1958年11月北京地圖出版社編輯部編印的地圖「日本之部」，將釣魚台劃入日本領土之內，並以尖閣群島標示。 同年中國發行的台灣地圖   1960年4月，北京地圖出版社發行《世界地圖集》第一版的日本地圖仍將釣魚台劃給日本。   為何美國要把釣魚台交還日本，從上面的資料就曉得，美國從頭到尾都一直認為釣魚台是沖繩縣的，美軍又因為要利用釣魚台練習炸射，還向前面提到的釣魚台島主古賀家租用釣魚台，還按時間付租金，美國不還給日本那要還給誰？ 中國在國際法上在這上面犯的個致命的錯誤，就是美國在釣魚台上炸射，如果釣魚台真的是中國領土怎麼他國在中國領土上公然炸射了30年，中國沒有任何反應？ 所以中國不敢上國際法庭打官司，因為除了日本證據非常完備外，最重要就是有美國這個第三者可以證明。 說來實在很丟人，中國提的証明都是造假的，一些還能拿的出來的居然還是日本左派學井上清者提的，比方說林子平的三国通覧図説，還有中國明清時代使者到沖繩出使的紀錄，只是中國在宣傳井上清的理論時完全不提井上清提出這些理論後在日本的下場： 日本一些國際法和歷史學者很快根據國際法和真的歷史文件指出井上清蓄意篡改隱暱的地方，井上清被批的毫無招架之力，惱羞成怒之餘乾脆直接宣佈國際法不適用中國，中國比國際法還偉大，連日本共產黨都受不了井上清這種蠻橫不講理的惡搞手法，和井上清劃清界線，所以這些左派學者的理論在日本根本沒人敢提，連日本共產黨都不敢，只敢拿到中國去販賣。 對於井上清那些證據，一句話就可以駁倒：那些都是民間私人的書，毫無法律價值。 不用懂國際法也很清楚，兩個人爭奪一間房屋的，你拿出一堆私人的遊記，地圖對證明你的所有權有什麼用？人家日本是可以拿出一整疊官方的紀錄，這才有用。 這也反應出中國的尷尬，中國的所有正式史書上，官廳縣志上對釣魚台根本隻字未提，所以連"釣魚台如果真的是中國領土，那是什麼時候劃入的，歸哪個縣管？"這樣基本的問題都答不出來，所以才會去偽造出那些有法律效用的官方假證據。 林子平的三国通覧図説： 井上清是在這圖上動手腳，把他局部放大，還原原圖： 不用學者都馬上發現問題，林子平把中國俄羅斯都塗成紅色，照井上清的邏輯，那是中國拿著這張圖去主張俄羅斯是中國領土，還是俄羅斯拿著這張圖來向中國要領土？井上清作為一個學者，道德敗壞到這種程度，難怪連日本共產黨都不屑與伍。 至於內容，都是出使琉球的遊記，典型的如陳侃使琉球錄："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程；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達于家。" 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說的是古米山以後是琉球，並不能反推之前就是中國領土。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最好的證明就是前面提到平嘉山，就是平嘉嶼，是台灣的附屬島嶼，台灣當時根本不是中國領土，更要中國命的是上面寫的很清楚："夷人鼓舞于舟，喜達于家"。 這個表示琉球人很早就發現釣魚台，而且拿釣魚台當指標，照中國的邏輯，反而證明了釣魚台是日本領土，自己打自己嘴巴。   anpan4267 麵包超人 管理員 UID 24  文章 26859  精華 36  積分 11108  閱讀權限 255  性別 男  在線時間 3586 小時  註冊時間 2008-5-20  最後登入 2012-9-28  我的部落格 發短消息 加為好友 當前離線 2樓大中小發表於 2012-8-21 03:06 PM  只看該作者 1959~1972 年，隸屬於總統府的國防研究院陸續出版全五冊《中華民國地圖集》與全五冊《世界地圖集》。 直到 1972 年《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一冊》發行第四版以前，全五冊《中華民國地圖集》當中完全找不到釣魚台。 當實不叫釣魚台，而是叫做「尖閣群島」。 和台灣之間，還標示著非常清晰的國界線。 TOP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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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方舟：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 胡少江：假如习近平、李克强和薄熙来来一场辩论……
• 姜维平：谁怕薄瓜瓜的威胁？

蒋方舟：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Posted: 05 Oct 2012 03:41 PM PDT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居住在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谎言国度里，每天早上穿越过静卧的河流和贴满领袖肖像的墙，上学去。他坐在教室，打开课本，抬起头，定下心准备聆听一番胡言乱语。 很多年之后，这个小男孩被这个国家驱逐，在异乡写作，用笔写下对祖国的爱与憎恶，审判喂养自己长大的所有谎言。 这个小男孩可能是很多作家，他也是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 苏联作家德鲁日尼科夫从小就是一个叛逆者，在高中毕业的历史考试中，他因为"在说明斯大林同志内战期间的作用方面犯了错误"，因此被莫斯科所有大学所拒绝，辗转多年才走上写作的道路。 德鲁日尼科夫的成名作是《告密者001号：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神话》。帕夫利克是苏联家喻户晓的小英雄，地位大概比中国的赖宁还要高，无数少先队员为他流下泪水，无数作家为他颂歌，成千上万的纪念碑刻上他的名字，邮票和明信片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主要功绩是举报了他的父亲――某村的苏维埃主席，他父亲帮助富农，抵抗农业集体化运动。帕夫利克的举报让父亲被定罪，被逮捕和被判流放十年。而帕夫利克也为"义举"付出了代价：他和其他四个亲戚一起，被"反革命分子"谋杀在森林里。 随着帕夫利克被树为道德楷模，告密成为政权提倡的光荣，随即演化成了浩浩汤汤的大清洗运动。 作家德鲁日尼科夫从1980年代开始调查这个小英雄的故事，用十几年的时间发现了他的真相：帕夫利克的父亲离开了他的母亲，而另结新欢，嫉妒和愤怒的母亲一直向帕夫利克灌输对丈夫仇恨，派他告发，报复了自己的父亲。而帕夫利克则是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 作家还发现了最惊人的真相：杀害帕夫利克的，并不是官方宣传的"反革命"，而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帕夫利克被一群无情的大人操纵着出生和死亡，直到成为了冰冷的塑像都没有抵抗的权利。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他的塑像――和其他所有伟人与罪人的塑像一起，被一根细钢丝穿过单薄肩膀，拖入苏维埃博物馆。 在写完《告密者001》号之后，德鲁日尼科夫又写了小说《针尖上的天使》，这部小说已出版中文版。 《针尖上的天使》讲述的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一个报纸编辑部的故事。主人公《劳动真理报》的总编马卡尔采夫的桌子上被人放了一本禁书，他看了之后患上心肌梗塞。小说讲的就是他从住院到死亡的短短六十七天的故事。 故事写法很有意思，它是由层出不穷的人物推进，从司机、打字员、摄影记者、克格勃到最高领袖。其中最有趣的泌尿科专家，他专门治疗最高领袖的阳痿和花柳病，掌握了这个国家最高层面的机密。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人事档案、证件、表格和自述，以及小传等等。所有人都有一个默契，那就是说谎和聆听谎言的默契。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是刷在墙上的标语，没有几个人真正信奉，大多数人都是被动接受。 小说所写的《劳动真理报》只有一条原则：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订报人应当读到的是：我们的国家一切正常。 老记者拉伯波尔特向年轻的摄影记者炫耀自己按照上级指示杜撰出各种假英雄，想象出各种全民的狂欢。他说："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年轻人问他："你不惋惜自己的才华吗？" 拉伯波尔说："不，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放在当时的现实背景下，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拉伯波尔这一套堪称辉煌的自欺欺人。他的行为或许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依据中国学者徐元宫在《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文中的考据：全面恐怖时期的苏联，书报一共要经过五道程序的检查：1、自我审查，2、政治编辑的思想政治审查，3，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书刊检查。4、秘密警察机构的惩罚检查5、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小说《针尖上的天使》中所虚构的《劳动真理报》，所有关于铁路事故、空难和生产过程中的不幸事件，都被当做秘密，不允许报道。甚至连关于天气的消息也是秘密，民众只能知道未来3天以内的天气，而且获知的永远是令人愉快的晴朗。 那么真相呢？人们关心真相么？虽然人们经历过长久的蒙蔽和自我欺骗，已经不再追问真相，甚至当公正的太阳终于照耀着它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再感兴趣。 可贯穿《针尖上的天使》一书的，却是一部关于真相的手稿。 引发主人公心肌梗塞，最后死亡的禁书是库斯汀公爵写的一本《1839年的俄国》，书里描述了几百年前的俄国人："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刚刚来得及告别，已经在忘记你，只顾眼前并且忘了昨天想的事情。他们活着死去。他们创造不是为了取得对其他人有益的结果，而仅仅是为了奖赏。他们不知道创造性激情，他们不知道创造一切伟大事物的热情。气候消灭体质弱的人，政府消灭道德软弱的人。生存下来的是野兽的人以及无论行善还是作恶中的强者。" 就是这本书，让阅读它的人惊骇万分；让正在表演的人惊醒。 中世纪的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在《愚人颂》当中假设了一个经典的境况：人生如戏，人人都在扮演着一定角色。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演戏，把戏演完。另一种人，发现生活原来是一出戏，就努力离开舞台。第二种人错了，因为剧院以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另一类生活在等着你。这场戏是唯一的演出。 《针尖上的天使》却并未赞同伊拉斯谟。即使努力离开舞台很难，但是并非不可能。在德鲁日尼科笔下，赫鲁晓夫时期仍有呼唤社会改革的人，虽然艰难，虽然根本不被任何人所看见，虽然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但他们正是"针尖上的天使"。 ――读者推荐

胡少江：假如习近平、李克强和薄熙来来一场辩论…… Posted: 05 Oct 2012 03:05 PM PDT 2012-10-05 昨天晚上，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进行了首轮电视辩论。这场第一轮九十分钟的总统选举辩论的主题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政府的作用。辩论结束后，根据大多数网媒的民意调查，罗姆尼在第一轮九十分钟辩论领先。北京的决策者目前大概最关心的是如何在两位候选人之间押宝。但是，我想许多中国的老百姓更愿意从电视中看到自己领导人通过辩论阐述自己的政策。 五年以前，胡锦涛计划中的候选总书记李克强在江泽民一派发动的政变中被习近平所取代；几个月前，另一位雄心勃勃竞争中国主要领导人位置的薄熙来又在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大剧中被关进大牢，正在等待最后的羞辱和发落。无论是被取代的李克强，还是取代者习近平，还有身陷囹圄的薄熙来，中国人从来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系统的发表自己治理中国的见解，也没有听到他们对自己被取代或者被惩罚的辩解。 中国执政集团的精英们多年来不断地向中国人民灌输，全民普选是西方的“专利”，在中国水土不服。这些抽像的“反西方民主”的概念早就没有市场。中国人引进了许多西方的东西，即使是政治范畴的东西，也有不少泊来之物，例如宪法、党章、选举、代表大会等等。其实，即使不挑战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最后底线，让未来的领导人在在公众面前阐述政策，同党内的竞争者进行辩论，这总归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我一直在想像，假如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三个人有机会进行一番辩论，他们会说些什么？我想他们不大有可能在辩论中拿出系统的治理中国的政策纲领，因为假如他们的政策与现任领导人所奉行的政策相似，那么就会显得了无新意，所有对现行政策的批评都实用于他们；假如他们提出不同的政策，那无异于是对现任领导人提出批评，他们将很快因此而失去现有的职位，甚至遭逢牢狱之灾，遑论成为未来的领导人。薄熙来今天的遭遇多多少少与他的标新立异有干系。 这三个人都担当过地方大员，所以他们很可能会利用辩论的机会宣传自己的政绩。但是，人们将有机会对他们政绩背后的秘密进行追问，例如，习近平何以能够在仕途初期不断地横跨行业和地区地进行自我选择？李克强何以没有任何经济工作经验而成为总理的候选人？李克强进入中央之前的辽宁廉租房建设是否得到了中央的特殊“政绩工程资助”？薄熙来在大连的“经营城市”的资金从何而来？薄熙来的在重庆的打黑是 否合理合法？等等，相信这些追问是他们无法回答的。 假如中国引进这样的辩论，任何希望在未来成为领导人的中国官员们大概都会多花一些功夫去了解国情、思考政策，少花一些时间去逢迎拍马；他们的政治操守和个人生活也一定会更加检点。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执政精英们眼中，中国普通民众太过愚钝，无法进行“明智”的选择；有趣的是，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眼中，只有二百人的“执政精英”——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也只不过是政治花瓶而已，他们也没有能力对最高令人人进行自主选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姜维平：谁怕薄瓜瓜的威胁？ Posted: 05 Oct 2012 02:50 PM PDT 图为薄瓜瓜 2012-10-05 10月3日早6点34分，我接到一个恐吓电话，对方操沈阳口音，在确定我的身份之后说，你要再攻击薄熙来，我要对你不客气，懂不？我正要反问他是何人，他慌乱地挂断了电话。这是自2009年初我移居加拿大之后，接到的第一个恐吓电话；第二个电话是10点零3分，有一个南方口音的人打电话给我，先说自己经常读我的文章，然后质问我说，你和薄熙来是怎么回事？他的口气强硬，明显不怀好意，故我婉言谢绝了进一步交谈；第三个人自称是我的粉丝，态度非常客气，他希望马上与我会面，但我忙于工作，确实没有时间与其聊天，就谢绝了他的善意。 自从薄熙来倒台之后，我经常接听一些读者的电话，但明确恐吓我的，还是第一次，我没有报警，因为我知道有关方面对我这样的人，不可能不保护，这种信息一定在他们的控制之内，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呢？以前，负责我所居住区域的一个警察，曾到访过我家，他说，加拿大是一个民主法制国家，你的事早就知道了，不必担心。当晚，一个本地媒体记者来电话，询问给我拍摄纪录片的人联系方式，此前几天，我接到一个三年多没见的商人电话，他约我面谈，被我拒绝，我知道他们的背景，有一个共同点，是英国某所大学毕业的，今晨又接香港某媒体记者的电邮，也找纪录片的导演，我是傻子也应当明白了，有人不想让有关薄熙来的新闻纪录片问世，要恐吓或收买制片人，指使了上述这些人的紧急行动，当然，没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是薄瓜瓜所为，但他刊发的一篇英文版的声明，则是对中国官方软中带硬的的警告，我可以不在意有人对我的威胁，但对这一声明却不能不认真解读。 薄瓜瓜在TUMBLR网站发表的一则简短声明中写道，就个人而言，我很难相信官方公布的对我父亲的指控，因为这些指控和我一直以来对父亲的所有认识都是矛盾的。尽管我父亲推行的一些政策有待商榷，但根据我的了解，我父亲信仰正直、忠于职守。声明还写道，他总是教导我独立自主、心怀超越自身利益的伟大事业。我一直在努力遵循他的教诲。此时此刻，我希望司法能遵循正常程序，与此同时，我会静待最后的结果。薄瓜瓜在电子邮件中证实了声明的真实性，但却拒绝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此外，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说，如果看上去薄熙来受到的惩罚可能非常严重，那么，薄瓜瓜可能打破沉默，然后，他可能会制造一些噪音，他可能写书，他可能在美国的全国性电视台上露面，而这些言论很快就会被翻译过来并传回到中国的社交媒体。这等于延伸薄瓜瓜威胁，薄熙来一旦判处死刑，薄瓜瓜将暴料，而且很猛，过去我有点信，现在我不信了，为什么？假如真有猛料，胡温习李不会团结一致大张旗鼓地声称，要以法处理薄熙来，说胡锦涛无所作为，但他的家人都在国内工作；说习近平平庸，但人家在地方没搞过“文字狱”，彭丽媛没办公司；说李克强无能，但人家在辽宁省任职多年，没有一点贪腐丑闻；说温家宝的妇子敛财，但如实的证据在哪？温深入灾区，吃苦耐劳，有目共睹，而薄熙来呢，除了贪腐，就是枉法，他忠于什么职守，守得是财和色，大连每年一届国际服装节，他大搞权色交易，玩了多少影星，歌星，模特？每年为什么要给金石滩服装模特学校600万？还不是为了博得于小姐一笑，难怪大连人骂他“勃起来”，这就是他的所谓“信仰正直”吗？ 其实，新华社的电稿已透露了大致的薄案轮廓，就算他们夫妇只贪了2600万，比较一下文强吧，他才1211万，脑袋就是被瓜瓜的爹下令割掉了，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说，这命怎么保？如果那时，薄瓜瓜奉劝父亲，贪官可以杀，但一定要异地审理啊，为什么要把陈绍基放到重庆审判，就是证明汪洋依法办事嘛，而薄熙来呢，瓜瓜从小爱趴在地下与爹顶鼻子玩，但此时为何不顶一下？还有啊，李俊是黑社会吗？至今查了几年，连轻伤害都没有，这叫黑老大？黎强如果不是在2008年搞出租车司机维权运动，能成为第一个黑帮头子？彭治民要是不批评“唱红打黑”，他能被判无期徒刑？方迪写了几行小诗，就父子一同教养一年，你说冤不冤？那时，你薄瓜瓜在哪？ 薄瓜瓜说，他“独立自主”，但新华社的电稿称，他曾星夜急三火四地找王立军，找他大概是告知海伍德的行踪吧？这就是所谓的“独立自主”吗？“自主”还去找公安局长干嘛？再说，答应赔海伍德1200万英镑是怎么回事？利用父亲的权力捞钱是“独立自主”吗？还好意思讲“超越自身利益的伟大事业”呢。90年代初，你在金州宾馆拿走了珍贵的一个价值2000元的船模，给一分钱了吗？你在服装大奖赛的会场上倒地哭闹，吴文康把你强行抱了出去，全场人侧目；薄熙来下令殴打家居门前的上访者，你目不旁视；你把父母的巨额不义之财，转移到了英美；你在海外享尽富贵荣华，艳照亮眼，这都是在“超越自我”吗？别自欺欺人了，正如其父在“两会”上的绝唱，薄瓜瓜的声明实在是太厚颜无耻了。 不过，这声明中有一点我赞成：希望司法能遵循正常程序，这是对的，相比较薄熙来的恶行，胡温对他相当守规矩了，第一，明明知道薄熙来罪恶滔天，但迟迟不点其名，为什么，党内程序没走完啊，他们不能说，坚持原则嘛，而对文强呢，还没起诉呢，《重庆日报》已是连篇累牍，全力妖魔化，还说巨款藏在深水鱼塘里，谢才萍有28个面首呢，这些破坏程序的故事发生时，你瓜瓜为何不呱呱？第二，谷开来受审，既不穿囚服，也不带手铐，整得电影明星似的，还最后陈述作报告呢，连她自己都承认了“三个尊重”，你瓜瓜有啥可说的？第三，樊奇航蒙冤而死，死前受尽了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而谷开来呢，是典型的预谋杀人，还操控“四大金刚“和王局掩盖，本应处死，立即执行，但重罪轻判，受审时还毫无悔意，振振有词，这叫正常程序吗？ 记住我的话吧，瓜瓜，我曾是你的邻居，如果当年你父母能听从我的批评，从善如流，适可而止，能有今天吗？如果你妈与你表现低调点，少贪点，对人包容点，别树敌太多，积怨太深，能有今天的下场吗？想一想吧，第一个在香港《明报》撰文报道你父亲当市长的记者是我，第一个揭露你家贪腐罪行的也是我，我有何个人恩怨？我是你们家最好的朋友，不是吗？薄熙来把朋友当敌人，被捧臭脚的人丢进了深渊，最终落得了身败名裂的下场，死了连八宝山都进不去，怨谁呢？我知道你有钱，会千万百计地干扰电视片问世，但你继续在犯错，一个人干了坏事，总会有文字纪载的，既使我不写，也会有人写的。但愿恐吓我的人不是你指使的，试想，象我这样的人，既使我自己不录音，加拿大有关方面能不监护?所以，我都年过半百了，还怕死？那种卑鄙的恐吓恶行只能埋葬自己，建议你学习张国焘的儿子吧，低调点，过平淡的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啊！ 2012年10月5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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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监复：永别了，为民主奋斗一生，为自由滴尽心血的胡老！
• 傅国涌：胡绩伟忧心如焚而无力回天
• 李江琳：班禪喇嘛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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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水：亲历广州9・16反日保钓游行

姚监复：永别了，为民主奋斗一生，为自由滴尽心血的胡老！ Posted: 06 Oct 2012 11:52 PM PDT 图为胡绩伟、姚监复（左） 度過九十六歲生日的第二天，胡老安祥地走了！ 　　二○一二年九月十六日七時五分，胡績偉老人平靜、安祥地告別了苦難的人間。他前一天在沉睡中於北京醫院心臟病重症監護室裡同家人一起靜靜地度過了他的九十六歲生日。《人民日報》宿舍區三十一號樓的家中，一排書櫃前放著胡老微笑的大照片，朋友們回憶起他就在這間會客室的沙發上侃侃而談的情景，音容宛在。胡老遺像前擺放著十多個大小花圈，白色、黃色的玫瑰和菊花叢上有幾株鮮豔的鶴頂蘭，黑色緞帶上寫著生前好友的姓名和悼辭。于光遠夫婦寫的是「最好的老朋友績偉，我們永遠在一起」。去世前，李銳夫婦到病房探望。「六四」後中顧委重點批判的于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同《人民日報》社重點追查的胡績偉的心是相通的。許良英、林京耀、姚監復和王德祿等人送的花圈上寫的是「助推胡趙新政、力促新聞自由」；遠在大洋彼岸的吳國光夫婦和回到祖國的王若水夫人馮媛的唁卡放在胡老遺像前；來自四川老家的花圈和中學校長代表四千名學生的送別信……等等反映出海內外友人和家鄉人懷念這位傑出的老人的深情。原中新社記者高瑜及自由亞洲記者張敏，編輯、胡老新聞所的研究生朱曉明送的花圈上寫的是「敬愛的胡老，您永遠是我們的導師！」《炎黃春秋》雜誌的全體仝仁和老社長杜導正夫婦送的花圈代表了新聞出版界的心意。《人民日報》農村部原主任、劉少奇秘書姚力文送的花圈兩邊的輓聯是：「求真務實真君子，大公無畏大丈夫。」多年來與胡老共事的《人民日報》的老編輯、老記者一批批來家裡的靈堂致敬、致哀、送別。為胡老編輯了多卷文集的夫人狄沙及陪伴胡老幾年住院的女兒飛飛和女婿王鏡率全家獻上了花圈，祝願父親安息，他們在悲哀中接待吊唁者。在簽名簿上人們看到了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胡德華和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女婿王志華的簽名，德平還代簽了李昭的名；朱厚澤的女兒朱玫也代表媽媽簽上了熊振群的名。胡老家人說，當年的領導人胡啟立（原中央常委）、閻明復（原中央統戰部長）打電話表示哀悼之情。到九月十九日下午，簽名簿已寫滿了一本，另一本也寫了一半多。在平面媒體上沒有胡老去世的消息，《人民日報》社離退休幹部辦發了一個簡單的訃告，提到根據胡老本人和家屬的要求，喪事從簡，不舉行追悼會、告別會。訃告後面也沒有胡老生平介紹。在封鎖信息的嚴酷環境裡，仍然有這麼多人勇敢地來吊唁，證明胡老並不孤獨，許多朋友想念他，祝他一路走好！ 　　對胡老的崇高評價和可貴支持 　　在靈堂牆上掛著鮑彤、李洪林、鄭仲兵寫的悼詞。鮑彤用瀟灑的大字寫了「哲人其萎」四個大字，送別他為之寫序的《胡趙新政啟示錄》的作者胡老。二○一一年秋，胡老校對完書稿後，親自對我交代：「老姚，你去找鮑彤，請他為我這本書寫序，看他同意不同意。」鮑彤欣然應允，很快寫出了初稿，胡老很高興。 　　李洪林在胡老去世後的悼詞中對他的一生作出崇高的實事求是的評價：「你是耀邦同志領導思想解放運動最得力的助手，是當代中國新聞戰線最卓越的領軍人物。你是知識界少有的硬骨頭。」「你的高風亮節將永存人間。」 　　鄭仲兵在悼詞中說：「共產黨不要你，恰是你的光榮正確偉大。因為你是屬於人民的。三十年前，你就提出：人民高於黨，人民性高於黨性。《人民日報》要代表人民對黨進行輿論監督。」「共產黨不要你，你活了九十六歲，還將永遠活在人民心中！胡績偉萬歲！」 　　在胡老的遺像前，擺放著香港《爭鳴》、《動向》雜誌全體仝仁敬獻的花圈，緞帶上寫著「胡績偉先生是香港和海內外華人讀者的良師益友」。多年來，香港的多份雜誌，使大陸被噤聲的胡老有了呼籲民主自由、反思歷史教訓的輿論場所，最終將陸續發表的部分文章結集出版了《胡趙新政啟示錄》一書。由於新世紀出版社鮑樸的高效率工作，二○一二年一月出版問世，胡績偉在春節前作為禮品送給了自己的老朋友、老同事。他感到重病期間能在幾年內把他的深刻反思形成了一本重頭著作，生前由自己送出，非常高興。他多次微笑地真情地向我這個記錄者和出版方表示謝意。我們知道，沒有香港新聞出版界朋友無私的勇敢的支持和幫助，《胡趙新政啟示錄》的許多思想只能留在他的談話中，而不能成書留之後世。因此，這些香港媒體人的可貴支持是胡老十分珍視的情義，他真誠地感謝這些朋友。他的朋友們也可以自豪地坦然地說，胡老困難時期，他們作為友人義不容辭地盡力了，而且成功地幫助胡老出版了他的文章和書，這是我們共同的勝利。胡老生前的心願實現了，達到了自己預定目標。但是，他又提出了新的奮鬥目標：「老姚，能不能我們再合作寫上十篇文章!?」我知道他的病情很重，就向胡老說：「你九十五歲了，仍然出了書，超額完成了歷史交給你的任務。」他微笑了。朋友們，讀者們，你們會感到，他滿臉笑容的遺像是對你們微笑和致謝！ 　　官方要胡老骨灰進八寶山，不如對胡老的書開禁 　　九月十六日胡績偉去世後，代表官方的中宣部蔡名照副部長，在人民日報社負責人吳恆權等人陪同下，到胡老家中致以悼念之意，並向胡老家屬表示，如家人同意，願協助將胡老骨灰放進八寶山革命公墓。但胡老女兒、女婿表示不願這樣做，正在考慮是否在四川老家或其他地方安葬。 　　胡老一生中，挨過黨內多少次霜風劍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後幾乎被開除黨籍，最後受到黨章中沒有的「留黨察看六年」的荒唐處分，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了重大打擊。中宣部給予胡績偉的是不斷地批判、打擊，把胡老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宣傳「資產階級新聞戰線的頭子」，支持動亂的「頭面人物」等等。現在，胡老逝世了，中宣部連一個胡績偉生平也發不出來，卻想要胡老骨灰進八寶山，是不是要給胡老戴上「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新聞戰線的負責人」等政治帽子，最後把胡老為民主、自由、人權、憲政奮鬥終生的形象進行喬裝打扮，來為中宣部的宣傳工作貼金？胡老本人以及家屬看來已早做了準備：寧可歸葬故鄉，也不進八寶山。 　　當然，我記得二○一一年九月中宣部領導下的新聞出版署正式地通過我本人所屬的黨組織轉告我：「不要在香港由鮑彤兒子出版胡績偉的書《胡趙新政啟示錄》」。我回答說：「作者不是我，是胡績偉。出版社是一國兩制的香港正式的出版社。我都無權干涉、無權決定出版或不出版。但是，我可以如實轉告他們領導機關的態度。為了準確起見，我希望有一個正式的書面意見，以免轉達有錯誤。」可是至今沒有收到書面意見。不過，有關部門又講了，胡績偉的書在香港出版以後，將按「掃黃打非辦法處理」，即這本書是非法出版物。一位日本記者告訴我，她在香港買的胡績偉的《胡趙新政啟示錄》過大陸海關時被沒收，確實被當作「非法出版物」。這是胡老生前不願看到的惡劣現象。 　　因此，中宣部與其想讓胡老骨灰進八寶山，不如對胡老的書解禁，在大陸自由流通。 　　九月十一日下午當胡老由北京醫院幹部普通病房，按醫生意見搬入心腦科重症監護病房時，他不顧醫生不要激動、不能講話的醫囑和家人的勸阻，仍然清晰地大聲地對我說：「告訴高瑜，要她寫文章給十八大為『六四』平反。」杜導正在九月十二日探視胡老時，他又向杜導正說：「要為『六四』平反。」胡老的遺言表明，這位老人最後惦念的是無辜的逝者、傷者和被整肅的群眾。老人的遺願是為八九死難者和受難者伸冤平反。不知何時這個遺願才能實現?! 　　最後我編了兩句輓聯，紀念胡老這位可敬可愛的老師： 　　「爭民主奮鬥終生，壯志未酬。 　　為自由滴盡心血，名垂青史！」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原载《争鸣》杂志10月号

傅国涌：胡绩伟忧心如焚而无力回天 Posted: 06 Oct 2012 11:44 PM PDT 一個到老都在奮力思考，不肯放棄黨內民主改革，不肯安度晚年的知識份子，從黨人報人向真人的轉型，令人動容。 二○一二年九月十六日，九十六歲的胡績偉先生悄然走了。 得知噩耗已是次日中午，我在博客上轉載了十多年前他夫人為《脊梁》寫的長文《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因涉及「六四」等敏感詞很快被刪除了。在權勢集團眼中，他今天依然如同一根芒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位革命黨陣營中出來的報人，致力於推動新聞自由，不停地呼喚民主。他雖無鄧拓那樣的才華和魅力，但他的正直、誠懇、直率和執著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在「六四」二十三年之後，他以望百之歲告別人世，在他生命的黃昏，他已竭盡所能，把他能發揮的能量幾乎都發揮出來了，特別是他留下的《胡趙十年新政》，以他的親歷親見親聞，為充滿生機和希望的八十年代做了新的解釋 六四推動人大模式遭撤職處分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由學生運動引發的民主運動席捲全國，戒嚴令下達之後，他得知北京的醫院已在發急救包，為天安門廣場學生的生命憂心忡忡。五月二十一日，他委託《經濟學週報》副總編高瑜前往廣場勸說學生撤退。當高瑜帶著三個學生來到他在煤渣胡同的家時，他見到學生非常熱情，全家人都迎了出來，又送麵包又送水。高瑜曾目睹他在沙發上向學生左右揮動雙拳說：「敵進我退嘛！」老人的真摯熱情，老人的可愛天真都在這個畫面中畢露無遺。高瑜被捕後，公安審問她時，要她寫胡績偉的材料，寫了三、四次都通不過，其中就是少了這個細節，而公安通過學生掌握了這個細節，最後公安在她面前把雙手攥成拳，在胸前左右晃動，「還說，敵進我退。」 當年五月十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擬定六月二十日左右在北京召開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議程包括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匯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等。消息見報後，人們產生了通過人大常委會依憲法程式解決問題的希望。我曾看到過紀念碑上的大標語：「召開人大，推進民主」。 胡績偉為此做了重要的工作，五月二十五日，他徵集了近三十名人大常委簽名，要求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他也因此獲罪當道，遭撤職、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他家的那張沙發，幾年之後我也坐過。老人的神態、口氣如在眼前。一九九六年夏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進北京煤渣胡同三號《人民日報》分給他的宿舍，記得是獨院，天井中種滿了花，進門是個不大的廳，有一張長沙發，裡面是他的書房。老人身體硬朗，就是耳朵有點聾，帶了助聽器。此前，我讀過他一九九五年的新作《新春放語》，從西安林牧先生那裡輾轉傳來的。又聽說他新寫了一篇長文《論和平與民主》，他卻沒有多談他的這些文章，而是談了些養生之道。我臨走時，他去書房拿了一本《方法》雜誌，告訴我這是一本討論聰明與愚蠢問題的刊物，他在上面發表了一篇談養生經驗的文章。 面對現實憂心如焚又無力回天 二○○○年，我和百華等幾個朋友編《脊梁》一書，胡績偉先生這篇是由他夫人狄沙和林牧執筆的，狄沙的部分有七千八百多字，對他生平的介紹很詳實。大約二○○二年，我和丁東先生一起去過他的新家，在金台夕照的《人民日報》宿舍，老人見到我們很高興，在客廳裡談了兩個小時，老人除了聽力不好，精神狀態很好。他送了我自印的《胡績偉自選集》三冊：《我與胡喬木的十年論辯》、《辦一張人民喜愛的報紙》、《報人生涯五十年》。他夫婦很想多要幾本《脊梁》，我讓他們托人去香港取。 自一九八九年之後，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在這個統治體制內或被出局，或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一茬又一茬的勢利之徒，權力內部的生態普遍惡化，中國轉型的複雜性加大，那些把持著大大小小各種位置的人，往往只在乎一己私利，根本不關心這個體制的未來，當然更不關心自己身後是否洪水滔天，只要他們繼續有機會撈取好處就好了。這是胡績偉們所無法想像的。統治體制內的理想主義者在「六四」之後漸漸老去，十年來，李慎之、吳祖光、何家棟、李普、李昌、朱厚澤等相繼離世（還有趙紫陽）。健在的李銳、何方、杜導正等先生也都八、九十歲了。他們經歷了年輕時的理想被毀滅的過程，患難和痛苦轉化成為他們自省和批判的動力。 他們晚年目睹自己投身的這個革命黨一天天腐爛下去，目睹統治集團內部不可遏制的貪婪、利己趨勢，眼看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憂心如焚，卻又無力回天。歲月無情，那一代人不斷凋零，更無情的是扼住了中國咽喉的權勢集團，他們的冷酷、冷漠正把中國帶向一個不可預測的未來。面對這個已擁有八千萬之眾、掌握著泱泱大國命脈的黨，他們的心情何等複雜，作為從延安、從地下黨一路走來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生命與這個黨已經不可分了，他們與個這個黨之間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他們只能恨鐵不成鋼，內心的蒼涼和期待交織，我們不能責怪他們到老也沒有辦法超越馬克思主義給他們的限制，革命生涯給他們的限制。 晚年提出「胡趙新政十年」課題 每個時代的人都是他那個時代塑造的，人不可能超越時代。他們對新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嚮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感的選擇，而不是理性的判斷。胡績偉先生晚年耿耿於心的就是要搞民主，認為不能再專制下去了，現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維持不下去，只要共產黨能搞民主就好。 他晚年提出「胡趙新政十年」的說法，顛覆了過去將改革開放的功勞全部歸於鄧小平的定論。二○○八年初我從許良英先生來信中最早知道他的這個新說法，他在跟姚監復先生的談話中提出「胡趙十年新政」解放人、解放思想、解放經濟，解放社會只是開了個頭，未完成的是直接普選和軍隊國家化。許先生給他的回信雖不同意他把「胡趙十年新政」納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框架內，但認為他提出這個概念對當代中國史研究是一重大創新，對實現中國民主化一定會產生推動作用，深入研究下去，真是大有學問。 他在一月十四日和二月一日給許先生的信裡說：「現在我真是人老心不老」（那時他已九十二歲高齡），「已慢慢喪失研究問題的能力，研究得佔有實際的資料，我現在已經慢慢喪失搜集、積累和引申資料的能力。研究，就得佔有理論根據，我也慢慢喪失搜集、沿引的能力。很多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儘管如此，他仍在不斷努力。到他離世之前，由他口述、姚監復整理的《論胡趙十年新政》已在香港出版。他的觀點內容或可以商榷，其意義卻是不可忽略的。一個到老都在奮力思考，不肯放棄，不肯安度晚年的知識份子，從黨人、報人向真人的轉型，令人動容。我因此寫下了這樣一副挽聯，悼念這位可敬可愛的長者： 文士、戰士、志士，有膽有識方國士； 蜀人、黨人、報人，大徹大悟是真人。 二○一二年九月十九日 ――开放

李江琳：班禪喇嘛今何在？ Posted: 06 Oct 2012 11:17 PM PDT 中共在半個多世紀裏，擁有一切，耗費無數，以一個十幾億人的大民族，對付一個僅幾百萬人的弱小民族，在一連串的失敗後，至少應該學到一點教訓：人類的精神是不容強暴的。 今夏，我在西藏自治區周邊的四川、甘肅、青海和雲南四省藏區旅行，一路朝拜藏傳佛教寺院。這些寺院有久聞其名的大寺，有名不見經傳的偏遠小寺，也有些是當地政府規劃中的重點旅遊產業。不少寺院中仍見一九五八年「宗教改革」留下的累累痕跡。但是，無論是什麼寺院，哪怕是尚未清理的廢墟，我都會看到虔誠的藏人在拜佛，轉經。對於藏人來說，寺院不是旅遊勝地，而是他們的精神家園。 每到一處寺院，我都會留意經堂佛龕裡供奉的是什麼。藏傳佛教特別注重上師傳承，和漢地佛教不同的是，藏傳佛教的經堂佛龕上不僅供奉佛像，還會供奉該教派法王和寺院上師的法相，從藏傳佛教的最高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到本寺院的當世仁波切（活佛）的照片。有些仁波切還是未成年的兒童，佛龕中供奉的就是一幅童僧的照片。 寺院不供奉官派十一世班禪 在幾乎所有大小寺院裡，我都看到了當今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照片。這些照片有的是秘密供奉在僧人的閉關處，有些則公開地擺放在經堂正中。我還在很多寺院的經堂裡看到了一九八九年圓寂的第十世班禪大師的大幅照片，卻沒有見到一處供奉中國政府所認定的當今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照片。這就有點不正常了。 在藏人的信仰中，班禪喇嘛是無量光佛的轉世。在一代代轉世過程中，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有互為師徒，互相認證的傳統。在藏傳佛教寺院裡，特別是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格魯派寺院裡，供奉達賴喇嘛的同時也供奉班禪喇嘛，供奉前世活佛的同時也供奉今世活佛，這是正常的做法。可是，為什麼偏偏缺了今世之第十一世班禪喇嘛呢？ 這是因為今天在中國境內公開出現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不是按照佛教儀軌、由達賴喇嘛認證的十世班禪喇嘛轉世根敦卻吉尼瑪，而是中國政府強行指定的另一個轉世堅贊諾布。中共指定的十一世班禪喇嘛雖是藏人，卻被藏地民眾悄悄稱為「漢班禪」；而達賴喇嘛認定的轉世，就相應地被稱為「藏班禪」。 第十一世班禪出現「雙胞案」，是靈童尋訪過程中，中國政府和達賴喇嘛合作失敗的結果。失敗的原因是，藏人認為尋找真正的轉世靈童是對他們至關緊要的宗教事務，而中國政府官員卻有太多的政治考量，以政治干涉宗教。這次合作的失敗是悲劇性的。 「藏班禪」一經宣佈，立即在中國政府控制下失蹤，全家人間蒸發十幾年，國際社會再三探尋也無可奈何。不幸的還有那位「漢班禪」，他未經達賴喇嘛認證，「名不正言不順」， 身處中國政府嚴密控制之下，無法獲得藏傳佛教高僧大德的傳授，也難以擺脫中國政府加諸於他的政治標籤。當年噶舉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瑪巴即為此而冒險出逃印度。可想而知，如今中國政府一定把這位「漢班禪」看得更嚴，他就是想出逃也很難成功了。 中共介入宗教的「政教合一」 中國政府的官員們，是一群沒有信仰的唯物主義者，面對宗教事務，他們秉承從前輩那裡延續下來戰爭年代的思維方式：只有勝負，沒有原則。為了應對「兩個班禪」的危機，以及日後極可能出現的「兩個達賴」的前景，前幾年，國務院下屬的一個「職能部門」——國家宗教事務局出面，搞了個有關活佛轉世的規定，規定只有他們這幫不信佛的「漢官」才有權認定活佛轉世。然後，他們就煞有介事地發放「活佛證」，規定只有獲得這個國務院低級機構發放的「活佛證」的轉世活佛，才算取得了活佛資格。 這樣一來，國家權力公然以政治介入宗教，形成了另類的「政教合一」。 中國政府打的如意算盤是，只要動用足夠的武力維持藏區的穩定，拖到達賴喇嘛圓寂，那時就可以由中國政府的這個宗教局來「合法」地認定一個達賴喇嘛轉世靈童。連同現在的「漢班禪」，藏傳佛教的兩位最高精神導師都落在中國政府手裡，不愁你們不互相認證，互為導師。到那時，兩位最高精神領袖都不得不擁護中國政府。藏人不是崇拜和服從精神領袖嗎？那樣一來西藏不就沒事了嗎？ 這個如意算盤最薄弱的一環，是當今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社區的存在。於是中國政府就把當今達賴喇嘛視為最大的敵人，把有關今世達賴喇嘛的一切言論和表達視為敵對行為，成為最敏感的禁忌。在藏區，大街上公開展示一張達賴喇嘛照片，是要被抓起來坐牢的。 供奉藏班禪：抵制中共領袖像 中共在取得政權以後的半個多世紀裡，可謂擁有了一切，卻獨缺一樣東西，就是面對人類精神世界的謙卑。否則，中國政府在藏區五十多年，投入了那麼多人力物力，拋灑了雙方那麼多的鮮血，損失了無數生命，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大民族，面對一個僅幾百萬人口的弱小民族，在一連串的失敗以後，至少應該學到一點教訓：人類的精神是不容強暴的。 藏人的反抗是靜悄悄的。你禁止寺院公開供奉達賴喇嘛的法相，我們就悄悄地供奉在漢人看不到或者看不懂的地方；你劫走了我們的「藏班禪」，我們就不供奉你們挑選的「漢班禪」，只供奉已經圓寂了二十多年的前世班禪喇嘛。這是一種無言的表態，無聲的反抗，也是人類自由精神的尊嚴與國家強權的對峙。 在去藏地旅行前我就聽說，有關部門曾在西藏自治區境內發起「送領袖像」活動，斥資數億人民幣，設計、製作了數以萬計的「四合一」領袖像，派人鄭重其事地送到西藏自治區各地，還特別要求寺院將其懸掛在顯要位置。有關部門的幹部大概以為藏人頭腦簡單，只要是印刷精美的圖片，藏人都會膜拜如儀。這次旅行中，我偶遇一位來自西藏自治區某寺的僧人，他告訴我說，確有這樣的畫像被送進寺院，並要求被掛進經堂裡，可是遭到僧侶們的抵制。他說：他們要我們把「領袖像」掛在經堂裡，和釋迦摩尼佛在一起，接受我們的膜拜，這違背我們的信仰，我們就把它掛在經堂外面，大門上方。僧人們任它風吹日曬，沒過多久，「四領袖像」就一片一片碎落了。 不知這個國家的四位前後領導人得知這樣的消息會作何感想。人再笨，到這個時候也該明白了：一個大國政權或許能隨意擺佈兩個孩子的命運，卻是無法擺佈一個民族的精神的。 ――开放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 Posted: 06 Oct 2012 11:11 PM PDT 郭罗基 【郭罗基（1932年- ），江苏无锡人，前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反右运动中，被指为“右倾”。1975年，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上批评北京市委。1979年，郭罗基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6月24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探讨张志新案件。10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1982年，被调到南京大学。1989年事件后，被拒绝党员重新登记，教授资格被取消，也不能上课、出国。1991年，郭罗基通过法院提出起诉。1992年5月，当选“中国人权”组织理事。11月，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郭罗基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转至哈佛大学法学院，任资深研究员。同时为纽约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权理事（2005年退出中国人权）。后中国使领馆拒绝为其护照延期。2005年5月，获得赫尔曼・哈米特奖。现旅居美国。 】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在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遗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的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零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零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拣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 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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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锋：陝北幫能否啟動中共改革？ Posted: 06 Oct 2012 09:26 PM PDT 從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歷史看出，出身陝北的一派高幹，從劉志丹高崗到習仲勳胡耀邦一直受到毛鄧主流派的殘酷打擊。習近平應感謝王立軍挨了薄熙來一巴掌，否則不知命運如何。 打破常規，「儲君」習近平沒有奉行「老二哲學」低調行事，九月以來鋒頭遠超現任老大胡錦濤。這個端倪其實在八月，由栗戰書接任胡錦濤第一大管家令計劃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就開始了。習近平敢於如此，當然與他的家世、背景，乃至經歷、現在的人脈有關。 說起習近平，我在二十六年前還與他見過面。那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我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張五常教授的助理研究員，我們接受福建省在香港窗口公司華閩公司的邀請，到福建考察。在項南的領導下，那時福建是改革開放先進地區之一，但是也有許多爭議，除了假藥事件，就是「走資」與溫州領先全國，那時「姓社」還是「姓資」還在纏鬥。 一九八六冬在廈門會見習近平 對此行，我在一九八七年二月號的《解放》雜誌（《開放》的前身）寫了一篇「故鄉三點行」，我祖籍廈門，所以寫「故鄉」；「三點」指的是廈門、泉州、福州。但是因為我的敏感身分，不想給以後的研究工作造成困擾，所以當作是個人的出遊觀察，隱瞞了三件與政治有關的事件： 一是在福州拜訪了因為敢言而從北京被「下放」到福建出任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的李洪林；一是在福州東湖賓館吃早餐時見到從上海到福州「避寒」的著名作家白樺，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以後他多次來香港，我們都有交往，我還帶他參觀香港反共堡壘調景嶺。 第三件就是我們在廈門時，當時身為廈門市副市長的習近平在鼓浪嶼見了我們。我當然很熟悉他的背景，知道他是習仲勳的兒子，只是當時他的講話沒有特別聳動之處，也沒有高幹子弟誇誇其談、目中無人的「魅力」，所以對他沒深刻的印象。當時柯雲路所著的《新星》拍成電視劇，主角李向南炙手可熱，我也沒有 把他與李向南連在一起。如今這位「新星」攀上頂峰，可是快接近事實了。 只是習近平的從政過程，以往都沒有像李向南那樣多姿多彩，除了這次神隱兩個星期。也許，以往的平凡、低調，才能造就今天，問題是本來性格上的低調，還是有意韜光養晦的權謀。除非特大意外，否則習近平將成為未來中國的「最高」，已是不爭的事實，即使胡錦濤連任兩年軍委主席，也改變不了，因為習近平在軍內的人脈與哥們，胡錦濤沒法與他相比。也因此，人們關心他會如何施政，也就是內外政策，有的現在已經顯露出來了。 習近平胡德平的太子黨會晤 就在習近平開始神隱的時候，外媒從三位現任與退休的官員那裡，得知習近平見過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表示了他不是薄熙來的盟友，對薄熙來會按照黨紀國法來處理；第二是表達進行政治改革的決心。這裡包含了許多值得玩味的信息。人們往往把太子黨當作一個整體，其實他們還是分左中右。 薄熙來是極左的代表，以復辟文革與毛澤東路線為目的，他們在軍內、黨內有一定實力；胡德平是右的代表，在中國就是自由主義的代表；這批人沒有政治野心，也比較清廉，因此在黨內、軍內及經濟領域沒有什麼實力，胡德平僅僅是政協常委；因為他們思想比較開放，以往做統戰的比較多。習近平這一批屬於中間派，或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他固然不會同意薄熙來的極端行為，但是他在左派中，尤其是軍隊少壯派裡，也有一些支持薄熙來的哥們，如何處理與他們的關係，來穩定自己的地位，也是對他的考驗。 對薄熙來如何處理，就看他能否秉公辦事，擺脫太子黨的「血緣」關係。在合肥對谷開來的審訊，人治斧鑿太深，那就是胡錦濤把它定位刑事與個案處理，與薄家完全不搭界；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事後還趕到合肥表揚當地的司法部門，更是欲蓋彌彰。在成都對王立軍的審理，雖然執筆時尚未判決，但是從新華社的報導，至少把「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的薄熙來沒有點名的牽進去了，王立軍說出的許多事實，也與原先傳聞符合，尤其因為王立軍匯報谷開來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事件時，薄熙來摑了王立軍一巴掌，就點出薄熙來對谷開來殺人的包庇，因此薄熙來要脫罪是很難的了。這是否就是習近平向胡德平保證的體現？ 從炎黃春秋觀察太子黨動向 而人們更關心的是習近平對未來改革的意願，因為事關中國前途。為何習近平向胡德平談這些？因為胡德平是現在體制內中國改革派領袖，而他們的父輩胡耀邦與習仲勳可說是經得起考驗的莫逆之交。由於中共嚴密的新聞管制，現在要看中國改革派的活動，重要的窗口是《炎黃春秋》這本雜誌，我從中也尋覓太子黨中哪些人是支持改革的。不是我把希望都放在太子黨身上，而是中國目前的政治現實，太子黨掌控政治、經濟、軍事領域，他們內部如果不出現鬆動，改革就幾乎不可能。而他們講話也比較安全，可以說些出格的話。中國人奴性太強，不是順民就是暴民，因此如果太子黨內的改革派能啟動中國的改革，阻力就會少一些，避免中國出現大動亂而黎民遭殃。但是我從來也沒有因此就忽視改革的艱辛，或者對他們抱以很大的期望。 《炎黃春秋》今年一月號報導過「中國改革論壇會議綜述」，二月舉辦新春聯誼會，四月還舉辦政治體制改革座談會。根據我所知道的出現的太子黨名單中，有胡德平、胡德華兄弟、馬文瑞女兒馬曉力、陶鑄女兒陶斯亮、葉劍英女兒葉向真、陸定一兒子陸德、羅瑞卿女兒羅點點，甚至還有以劉少奇兒子劉源為首的太子黨軍師、炮製「新民主主義」綱領的張木生等人。 據說這些太子黨中發言最激烈的是馬曉力，她是中央統戰部原四局副局長，是馬文瑞的女兒。馬文瑞是中共陝北幫重要成員中被毛澤東逐一整肅後受衝擊相對較少的一員。原因大概是在文革前擔任十二年無足輕重的勞動部長，沒有涉入權力核心。當然文革期間也被整肅，但是還是逃脫大難，文革後出任陝西省委書記與全國政協副主席，二○○四年以九十二高齡壽終正寢。 陝北幫習仲勳被整肅五十週年 但是反觀其他陝北幫要員，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進入陝北，創立陝北根據地的是劉志丹與高崗。劉在次年春天就被派去「東征抗日」，實際上在山西就與閻錫山部隊交火，劉志丹離奇死亡，後來有許多傳說，張戎所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有詳細記載。劉死後，毛大力提拔高崗，一九四九年後還榮任國家副主席，但是一九五四年就在中共權鬥中自殺身亡。前幾年在香港出版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由高的秘書揭露了許多內幕，把鄧小平、陳雲的嘴臉都寫出來了。故中共黨內許多冤案都被平反，唯有高崗案沒有動。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毛澤東大整國防部長彭德懷，彭德懷曾經是西北野戰軍（後改稱第一野戰軍）司令員，習仲勳是政委，習雖然也有壓力，但是還沒有被牽累。但是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會議，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習仲勳被整肅，罪名是「習仲勳反黨集團」與「西北反黨集團」。原因是劉志丹弟媳婦劉建彤出版《劉志丹》一書，被指是為高崗翻案，而後台就是習仲勳。 所謂「西北」，主要就是陝西，因為西安就是大西北的首府，當年的「陝甘寧邊區」也是從陝北根據地發展出來的。今年正是這個「反黨集團」五十週年，未知習近平有何感慨？ 陝北幫的賈拓夫，於一九三三年到中央蘇區，是參加長征的唯一陝北籍幹部，也是他向毛澤東介紹劉志丹、高崗創造陝北根據地的情況，使毛下決心把長西征的流竄隊伍帶到陝北。毛澤東稱他為「陝北才子」。中共建國後，賈擔任過計委與經委副主任、輕工業部部長。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他與彭德懷同一個西北小組，也批評冒進與浮誇，遂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雖然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平反，但是立即在同年，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一九六七年，死於北京西郊一個小樹林裡，死因不詳，但身上有傷痕。 胡耀邦彭德懷彭真都屬陝西幫 陝西幫另一實權派是閻紅彥上將，當年他與劉志丹、高崗共同創造陝北根據地，文革前擔任雲南省委書記，文革風暴一來，自然難逃一劫，一九六七年一月自殺身亡，文革小組副組長陳伯達指責他是「大西北主義」。可見，這些人的被迫害，都與地域「陝北」或「西北」有關，而他們是原籍陝北者。 一九六四年，胡耀邦出任陝西省委書記，再兼任西北局第三書記、第二書記。長征後到達陝北的胡耀邦，與陝北有真正的感情，以後出任總書記，多次提及陝甘寧老根據地的貧困，因為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進城後都忘本，但他還記得要為老區脫貧。相信他對陝北幫的不幸遭遇很有感觸，所以中共十二大後，習仲勳進入中央書記處，彼此很好合作。 可以說，胡耀邦是廣義上的陝北幫。正如彭德懷雖然也是湖南人，但是在陝北領導過「保衛延安」的戰爭，後來又是西北野戰軍司令，也算是廣義上的陝北幫，尤其他的悲慘命運也與陝北幫一樣。 從一些資料來看，對陝北幫同情的還有彭真，他對賈拓夫曾經伸出援手，把他留在北京；胡耀邦住院時彭真也去看他，說「讓我進去吧，哪怕看一眼。」但被醫生拒於門外。中共八大後，彭真號稱副總書記，總書記鄧小平明顯與他有心結。毛澤東後來起用鄧小平，就是不用彭真，因為彭真是白區黨，而鄧小平曾經與毛一起在江西中央蘇區挨整過。薄熙來在打黑的 李莊官司中，也與李莊後台的彭真兒子鬧翻。這些恩恩怨怨，似乎都有一些蛛絲馬跡。 元老與薄一波整胡耀邦至死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整下台，薄熙來父親薄一波是主要打手。根據一九八九年七月在香港出版，由重要知情人「旁旁」所著的《胡耀邦之死》一書，沒有點名的指責胡耀邦好友中，有一位政治局委員在會上揭發他，但是胡耀邦記不住是否講過那些話；還有一位好友部長在他下台被鄧小平找去談話後，假裝關心探望他，刺探反應。此人一出門就到另一位「中央巨頭」家裡，把胡耀邦的憤慨予以稟告，沒有料到巨頭強迫這個部長在政治局生活會上當面揭發胡耀邦的不滿，暴露了此人面目。 作者說：「革命是殺人或被殺。革命就是不認親爹娘。領導算什麼？朋友算什麼？連妻子都可以典當出去，又有什麼不可以獻給親愛的黨？」我不曉得哪一位中共領導人把妻子典當出去，只是知道鄧小平在江西蘇區挨整時，老婆金維映就嫁給整他的李維漢。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在延安整風時被整，他的老婆就被鄧力群（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時，鄧力群號稱是地下總書記）拐了去，這或者也是共產共妻的另一種形式？ 在這種情況下，習仲勳是唯一為胡耀邦仗義執言者，不但是友情的可貴，也是人性的可貴。但是在中共這個絞肉機裡，高官的人性幾乎被黨性吞噬。習仲勳因為受刺激太深，後來出了精神問題，掛了人大副委員長的名，長期在深圳養病。 薄熙來一巴掌救了習近平 現在人們同情習近平，對習近平抱以期望，就是希望他還有習仲勳的人性基因。而習近平與胡德平的「兩平」會晤，也是陝北幫與廣義陝北幫的會晤，能否從中共歷史上他們的不幸遭遇，聯想到廣大中國老百姓的不幸，從而衍生一些改革的動力？ 其實，如果不是薄熙來賞了王立軍一個耳光，導致薄熙來事件曝光，揭出薄熙來要倒習近平的陰謀活動，習近平也可能像習仲勳或胡耀邦一樣，甚至如同劉少奇那樣，成為絞肉機裡的另一位犧牲者。一巴掌救了習近平，習近平要感謝王立軍，更應該感受到改革的必要。尤其還有廣大受苦受難的黎民。 然而中國的改革談何容易？體制的改革包含對內與對外。即使十八大前作出了微小的改革姿態，然而從最近釣魚台事件的發展，中共一副軍國主義的面孔，不惜煽動暴民打砸搶燒，與文革，乃至百年前的義和團又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不過，大概也是太子黨，因為其「自來紅」身分，比較敢於大刀闊斧做些事情。以北京大膽起用「港英餘孽」曾蔭權出任特首來說，如果不是主管港澳事務的，是當時的太子黨頭領曾慶紅，胡錦濤恐怕不敢做這種決定。但也是曾慶紅，為了家族（尤其是他的兒子）的利益，就別想他會改革了。未來的習近平，有魄力並且犯險來突破利益集團的阻撓嗎？ （凌鋒：中共黨史專家、專欄作家） ——开放

刘水：亲历广州9・16反日保钓游行 Posted: 06 Oct 2012 09:22 PM PDT 网络图片：9月16日，广州，反日游行现场 广州主干道之一天河路东段天河电脑城沿途，是9・16游行示威破坏最大的路段。一部丰田越野车被推翻、砸烂；尼康、佳能相机2、30平米巨幅广告布被烧毁；颐高数码一楼佳能相机门店遭受攻击。位处天河路西端的环市中路的五星级花园酒店大厅遭受打砸，这座酒店是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驻在地。 9・16当日广州警方发布交通管制区域，天河路、环市路限行所有车辆。交警在沿路外围路口设卡拦截所有车辆；天河路――环市路沿线路口，布满警察、特警、协警和协管。划定游行区域并限行车辆，这是前一日西安和青岛发生严重打砸日系车辆和纵火烧毁日企给予广州官方的启示吧。 围观9・16抗议游行，为保持观察和记录的中立、真实，将另文评述反日保钓活动。 一 "广州公安"和"广州发布"微博警示，当日上午和中午，先烈路烈士陵园、环市中路日本驻穗总领事馆所在地花园酒店，聚集示威游行人群；其他微博透露，花园酒店附近间有打砸路人日系车暴力行为；天河城聚集不少示威者，围攻日企吉之岛，天河城被警方关闭。 当日上午9时，游行队伍通过网络串联在先烈路烈士陵园集结，然后游行至环市路花园酒店日本驻广州领事馆，这里发生打砸和冲突事件。下午3时多，游行抗议队伍沿环市路――天河路，一路向天河电脑城进发。整体游行示威参与者有退有入。 几十名示威者通过天河立交桥上往东移动，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女占绝对数量。他们手持大小红旗，手书标语横幅，口号整齐划一。有人脸部贴着国旗图标、头扎红布带，女孩们打着遮阳伞。队伍前面，有几名穿白衣者手舞足蹈指挥，带头呼喊口号"钓鱼岛"，人群就喊"中国的"、"打倒日本鬼子"。 搞不清带头者的真实身份。时而队伍中有人喊几句口号，旁人随从；时而有人带头唱起几句国歌。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这次游行路线、主题和警戒都被事先设定，整体在可控范围。广州未发生严重打砸烧抢事件，这跟地域人文环境有关。 广州购书中心东面广场也汇集不足百人的游行者。有人高举一小幅毛泽东印刷图像，但没有跟随队伍走向天河电脑城，在沿途消失。两支队伍汇合。双方呼喊和鼓掌，庆祝会师。部分广场队伍汇入游行主力部队，由西往东向天河电脑城方向游动。天河路中间白色铁质栏杆，将游行队伍自然隔绝为两部分。南侧队伍显然人数更多。合计不过数百人。队首人多，越往后越松散。沿途年轻人不断加入，游行队伍拉长、稀稀拉拉。 宽阔空荡的天河路没有一辆汽车，偶见路边停放一辆警车。主要路口，站满警察，远远地观望着游行队伍，无动于衷；沿途人行道上拥挤的路人纷纷用手机拍照，加入游行队伍的人并不多。 游行队伍走动很快。除在主要路口短暂停留呼喊口号，整动队伍，目标非常明确。在游行路线和主题限度范围内，人流最多的商业中心是游行者选择的目标，这里的佳能和尼康等日货电器门店集中。 整条天河路，就是短暂临时开放的步行街，除了停在路边的警车，看不到其它车辆，偶有自行车、助动车穿行。沿途商家都开门正常营业，未有打砸烧抢行为，也没发生其它暴力行为。 让人意外的是，游行队伍中从来没有用广东话呼喊一句口号，与此前发生的撑粤语示威大相径庭。两支竹竿高高挑起的一幅长约3米的红色布标上，手写着黄色字体"也要杀光日本人"，上面有黑色笔迹签名。看得出来，无论是4、5米的长幅标语，还是纸板小标语牌，大多都是毛笔书写，仓促间临时制作；个别中小型标语牌是电脑打印。队伍中，随机一个人都能呼喊口号，但是，显然没有队伍打头群体口号响亮。 标语和口号只有两个主题：保钓与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的思想资源和其它诉求被限制，这可从口号、标语、演讲、制作细节管窥。 路人几乎人人高举手机拍摄。跑动在游行队伍前端的拍摄者，从所持小相机和手机，就能看出，媒体记者被限制采访。拍摄的普遍让警方无能为力。整支游行队伍，没有着装警察随行。警察、特警、协警，还有穿着未标识迷彩服者，站在人行道铁栅内侧固定位置观望，也未有游行者主动挑衅警察，表面上双方不发生关系。 二 队伍穿过体育东路与天河路十字路口，周围干道都看不到车辆。交通管制实际上不限于天河路，附近的街区都被封锁，但是，人流可以自由穿行、走动，未加限制。 沿途路口的交通信号灯，一律闪着黄色信号。没有交警指挥交通，原本吹哨指挥交通的交通协管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达石牌桥BRT站，接近365天人流密集的天河电脑城商圈。人流渐多，道路狭窄。游行队伍集中在固定铁栅区隔的道路南端，已经分辨不出游行者与普通路人。放眼望去，全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和高举的布幅标语。"打倒小日本！" 口号愤怒、激越。 队伍滞塞在天河中路柏高商务酒店一带，与北侧太古汇广场相望。有年轻男子站在电线杆下的水泥高台上，带头呼喊口号"打倒小日本，收回钓鱼岛！"。 酒店与国美电器之间小巷聚集约千余人，小巷完全被人海淹没。BRT站台栏杆趴满围观者。一辆黑色丰田越野车四轮朝天，玻璃全部被砸碎，车身布满凹痕，底盘上插着一面红旗，车身四周散落着衣物、纸张、玻璃等散碎物。两个年轻人站在车顶，挥舞旗子，跳来跳去，车体发出像擂鼓般沉闷的"咚、咚"声。四周人群在起哄。周围没发现一名警察。 这时有两个年轻人从内圈挤出来，手拿小红旗，满脸汗水，提醒 "你看你拿着什么相机？"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佳能相机是日货，但没搭理他们。后多人善意提示，唯有一个中年男子，用手遮挡镜头。继续拍摄。 示威人群亢奋过后，警察陆续赶来，将人群与丰田车隔离。大队手执盾牌、防爆警棍、戴头盔、着防弹衣的特警赶至，半是劝解、半是推让围观者。围观者与警察站在一线，近距离拍摄。一个警察头目说"你看你拿着佳能相机，还拍啊？往后退吧！"。不得不说，警察相当克制、温和，没有强制和厉声，这非其本性，也因此显示这次反日保钓不同寻常。 警察围成圆圈，完全将被砸丰田车与人群隔离。围观者高举手臂拍摄，警察未加干涉。这时现场留下的都是围观看热闹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敲打一名小个子特警的盾牌，自言自语"这是什么材料的？"。旁边魁梧特警见状，立刻警觉地将同伴拉向身后，无言无语。小个特警转身刹那，露出头盔下的马尾辫，原来是一个女特警。 三 下午5时左右，游行主体已越过天河南路十字路口，转移到几百外的颐高数码城一带。 一群年轻人从附近大楼扯下巨幅佳能和尼康招贴广告，拖来堆放在十字路口，体积如同一辆小车大小。几个人上前点燃。瞬间黑烟直冲天空，红色火焰越来越大，气味刺鼻。有人大喊"退后，快退后！""有毒，快用衣服遮住鼻子。"周围气温陡升，人们张开双手，纷纷后退。不少人挣脱，跳前一步，边骂"狗日的小日本"，边向火堆"呸、呸"吐唾沫。周围没有一个警察。 火势最盛之际，几个穿着迷彩服、手持红色灭火筒的不明身份者，突然冒出来，"嗤、嗤"几下就将大火熄灭。火堆冒出白烟。灭火筒的白色粉末弥漫在空气里，刺激口鼻，人们掩鼻四散。警察又是及时赶到，规劝围观者离开。 似乎是安排好的，一个节目尚未完毕，另一个已经上演。相隔一百多米，游行者又盯上了颐高数码一楼东侧的佳能门店。这是佳能在天河数码城一带最为大型的专业门店。人群围住喊口号、起哄。原本就进出关门的玻璃店门，这时从里面锁死，顾客从后面出入。佳能播放广播：我们是中国人开设的店，从业者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伤害中国人。这更激发了人们的神经。一个穿黑色T恤衫的瘦小年轻人，攀爬上店门，用竹竿捅上端大大的红色"canon"标牌。 天河路除这三个焦点现场聚集数千人，马路上人流稀少，人行道聚集不少围观者。 接近下班时间，聚集人群渐多，站在马路中间围观看热闹的不在少数。人群中一个戴眼镜小伙子，高举一张A4繁体打印纸"理性抗日，勿 傷國 人"。有人抨击他"汉奸，卖国贼"。小伙子孤零零一个人，小声含笑辩解。也有人支持他，与他合影。警察到来后，他默默离开。 店门台阶上，有人从附近工地弄来一个木制脚手架，其他两人攀上，三人合伙撬砸佳能标牌。始终没能撬下。警察赶到，驱散人群。空中飞舞着饮料瓶，围观者投掷饮料瓶砸警察。警民发生短暂言语冲突，双方暴力未再升级。 傍晚6时，人群逐渐散去。不少人盘腿坐在马路中间休息。路边停放120急救车。停在马路边的警车重复广播"各位听众请注意：你们要表达的爱国情怀已完成，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确保大家的人身财产安全，不要受别有用心的人挑拨做出违法行为，请你们服从有关规定，一定有序离开现场，谢谢大家，敬请配合！" 一支年轻人组成的不足百人游行队伍，从天河电脑城折返往西，一排人将红色布幅标语横在胸前，不停地挥拳呼喊口号，激昂地走向购书中心方向。布幅上分三排印刷着"捍卫祖国领土，匹夫有责。还我钓鱼岛，刻不容缓。赶走日本鬼子，抵制日货"。夕阳映照在他们脸上，他们真诚地爱着这个红色中国。 夕阳低垂，血红。向西望去，硕大的散射的夕阳，正对天河路，塞满整个天地与大楼切割的狭窄空间。天河路与天河南路十字路口，逆光下的高楼只剩下黑乎乎的剪影，南北两侧的太古汇大楼与丰兴广场大楼沉沦在暮色里。几十米开外的BRT站台，玻璃与钢铁发射刺目的反光，只留下模糊的框架。双向黑色柏油马路，泛着亮光，间或有人穿越马路，长长的、夸张的身影打在路面上。 这座两千万人的南方都市，繁忙喧嚣的天河商圈，24小时车流不息。然而，在这一刻，在916傍晚时分，整座城市仿佛停止了呼吸。示威者远去，人流散去。短暂的时刻，自由来临。周围一片静谧、安详。颐高数码大楼下天河路上，全副武装的警察懒散、沉默地站成几排防线。他们掀开头盔透明面罩，盾牌立在地面，面无表情。残阳照在他们的脸部，一片晕红。 两腿伸长、两手撑在背后，舒坦放松地摊坐在这个十字路口，洋溢着笑脸。这种被施予与抗争得来的瞬间自由，像极了23年前在北京长安路街头的感受。 此后几日，"广州公安"微博发布砸打丰田轿车男子和佳能门店三人清晰图像，呼吁市民举报，随后抓捕并拘留。警方17日通报：打砸汽车的邓某（男，28岁，广东人，无业人员）等7名嫌疑人，以及砸碎铺面门玻璃的詹某（男，22岁，广东人，无业人员）等3名嫌疑人抓获，并依法刑事拘留；天河警方依法对损毁广告牌的赵某（男，30岁，河南人，无业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理；一名据称在网上造谣河南籍女子，被警告后释放。广州9・16、9・18两日规模最大的反日保钓示威游行，警民未发生剧烈冲突，未有人员伤亡，未发生严重打砸抢烧事件。 2012年10月1日于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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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翔：自由精神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 雲上風：結束文革
• 斯伟江：公共舆论和刑事审判

黄翔：自由精神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Posted: 07 Oct 2012 10:58 PM PDT 黄翔        这是个大的题目，而人文是社会变革的精神铺垫，历史上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和上世纪78一79年中国的民主墙运动皆如此。历史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如水底礁石，再大的浪潮也无法绕过、更无从湮灭。”我曾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中有关上世纪“民主墙运动”的某些失误或“历史真实”提出质疑和异议？！今天在这里只是就当代中国“文化”变革或建设主题简单地谈一下我的看法：    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主流知识分子”的中国文化人就少有或普遍失去“讲真话”的良知和勇气，这是历史的真实，仅管有些人是出于无奈！中国、尤其是“毛以后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躲得起”的“民族天性”的中国！！！即使有谁出于诚意而儍乎乎地求“真”，轻则入狱服刑、重则死于非命。现在人们正反思历史、议及平反“六四”、清算“文革”、乃至披露“活摘人体器官”真相诸问题。其中仅就文革的问题，却并非是一个仅仅反映在“文化”中的“红卫兵”、“知识青年”的表象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性的本质问题！无可回避的是：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体制的缔造者和罪魁祸首！早在文革高峰期的1969年8月15日，我在黑暗中曾向这位以“革命”的名义称帝的“现代帝王”提出质疑、表达心灵的呐喊：“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为什么我们要对偶象顶礼膜拜？被迷信囚禁我们活的意念、情愫和思想？”也曾同“启蒙社”最初“四条汉子”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解开裤子面对天安门城楼朝“人造神象”撒尿。当时曾即兴发出“在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的啸声！此一声音不迳而走、曾一度在人群中传开。这绝非庸常的“权力的野心和欲望”的表达，而是作为社会变革精神铺垫的“中国式的最早的行为艺术”！    我们今天群聚在这里，我以为应该是一个“敢言者的群体”的凝聚！这样的群体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勇于“持续讲真话”和“坦然表心声”，而不是高压、强权之下表达自欺欺人的违心的谎言！！！当代中国的问题是，不要让一个毛泽东，变成一群“毛泽东”或“若干毛泽东的分身”。当年毛泽东是“大权独揽”、“宫妃特供”！而今日腐败之风盛行中却是“权、钱、色”彼此彼此，特权上“相互平衡”、“利益瓜分”，唯有极少数人是真正的“德才兼具”、“取信于民”！！！正因为如此，中国繁殖“政治病毒”的腐土必须铲除！！！现行社会体制必须变革！！！正是：“不改革等死，搞改革找死，”找死、等死都必须颠倒乾坤、变革现状，舍此无路可走！！！而变革与否“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领袖人物个人”、也“不决定于任何派别和利益集团”，而是决定于中国必须面对的“贪腐泛滥”、“贫富悬殊”、“权利不公”、“民怨沸腾”的体制本身！！！这种令人切齿的现状不变不改、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最终必消失于地球的版图上！！！    1969年8月15日这个日子，并非孤立事件，由于信息封锁，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天在同一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经由美国女艺术家戴安娜·帕兹（Diana Potts），时至今日我们才得以获悉，同一天在美国是由几个名不见经传者集资和发起的、有数十万嬉皮士参与的首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揭幕日！这是“60年代的美国嬉皮运动的象征标志之一”！也被后来者誉称为“美国摇滚史上的永恒神话”！而在普世的意义上，这是起自民间的不同色彩和特征的文化自由交叉！对东西方人类而言，无异于揭示与宣告“开放精神自由”与“打破信息封锁”在全球范围内已迫在眉睫、事在必行！尤其在一个我们共同置身其中的“全球互联网”时代，不同种族和语言的当代人，任何一国的公民都绝不能容忍“封杀言论自由”和“人为实施网禁”！！！    中国要进步、要变革、要与世界接轨，最重要、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从天安门城楼上移走“圣象”，十几亿中国人告别对毛泽东的“尸体崇拜”！从天安门广场抬走僵尸！由此而揭开一个全面变革的时代的历史序幕！而不是“由几个男人”在“政治地下室”私下密谋利益均分、从而决定中国的现实命运和未来走向！！！他们是众生中雄才大略的“智慧者”吗？！即使如此，也要顺应民意、以其言、观其行而取信于民众？！    今天，不再是毛泽东式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现代暴力及其“维稳”必引发全民怒潮！今天是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笔杆子发出异议之声、开创精神自由空间”的时代！今日社会全民舆论监控中岂容传统“暴虐和特权”苟延残喘？！？！？！    那么，我们要问当下中国有没有变化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国正在变化和处于“隐形变化”之中。我从不上网，但不经意间却偶然和意外发现我同中国新生代之间较之同我们那一代人之间已截然不同，新一代人生命未经污染和扭曲、也绝不接受痴愚“洗脑”，绝大多数人保持了与生俱来的“纯粹而本真”的天然生命本色，与昔日“红卫兵”一代“脑残与弱智”者生命内质截然有别！与“文革”前后仅因“超前思维”而判刑入狱者的我辈精神认知上却绝非“咫尺天涯”、“天海之隔”而是“零距离”息息相通。尤其是中国的80后、90后乃至95后，他们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新一代人中的彻悟者破天荒地敢于同我们这代被人为“驱出家园者”作访谈、对话、沟通，与“权贵”与“品牌”者的苟且人生姿态迥然相异！他们真实的文字纪录竟挤出高压的夹缝、在大陆网页上同公众见面、却未象往日一样被“网警”篡改或删除？！正是由于他们，大半个世纪以来“舆论一律”的历史惯性得以打破，对“异质”精神文化全面禁毁和封锁的现实得以改观？！仅就我这样的“血统反动”的个体而言，我“文革”前后至90年代的作品，正是经由他们以民间“专辑”的形式出现在中国今天的网络上，其中并未省略对毛泽东的“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的精神质疑与叛逆？！而同样的内容也早已经由“百年中国”各类经典选本面对社会、公诸于世，虽然长达大半个世纪、五十多年以来我的任何一部作品至今从未在中国大陆开禁、享有合法出版的公民权利，但当下人们已能从网络上、从精神文化的视角了解历史史实与真相、获悉未过虑的所谓“敏感信息”。我以为，这既是有别于“党文化”的当代中国文化体制的动态性变迁，更潜在或更根本的深层因素，却是作为社会变革铺垫的自由人文精神对中国社会现状持续冲击的必然！中囯必变化和正“变化”于不能不变中，最终冥顽不化就只能寿终正寝！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是要促进中国的变化和历史进程！真正的敢言者不仅应讲真话、表达良知、各自发出真知灼见和异议之声，更重要的是言行如一、而非受人御用、口是心非、趋炎附势！！！毛以来的专权中国从来“假”字当头、暴力与谎言兼具，但愿其某些“变化”不再是“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双重作秀，年青一代或老一代知识界秉持社会公义者，不再因良知表达和行使言论自由而受到“政法委”们的“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追踪、监控、恐吓和打压！若这种情况持之以恒，最终引发的必是举国的“精神起义”和“全民抗暴”！古代先圣所言“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这就是以往失传已久、今日死而复苏的中国自由精神文脉与血脉！！！    中国是变还是不变、真变还是假变，举世拭目以待，却非“静态观望”而是“动态促进”？！    最后，我要说的是，东西方文化各自异质却应彼此兼容与互为取舍。但毫无疑义的是，在“抽象和形而上”的人类精神文化地域，悬殊于任何党派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文化”却更具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视觉”的前瞻性和“内在空间”的包容性！当代在承传伟大先人“天人和合”精神意识的前提下，理应开发和弘扬东西两半球有别的“人体宇宙意识”精神文化。在西班牙作东西方、中美合作的《世纪的群山》“诗书画”展时，有人从人文艺术的视角提出毕加索的“变形”，认为是现代人文艺术领域最早的“超现实主义”。我以为，有别于“变形”，东方的思维是“象形”思维，中国人象形思维中包罗万象，是人类历史上“几千年以前的超现实主义”，却绝非自囿于具象事物的“再现”、“临摹”与“定格”，而排斥人类思维与视觉极限之外对“浩瀚时空”存在的种种可能性解读、探究与猜测？！        2012年10月5日于纽约长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附录】 1，今年5月开始中国大陆文化上出人意料的新动态： 诗歌周刊第7期 《封面人物》诗人黄翔及专辑 http://www.zgsglp.com/sgzk7/0001.html http://www.zgsglp.com/sgzk7/menu.html                                                    2，诗歌周刊第25期 封面及黄翔访谈 敞亮阳光的精神访谈 ――黄翔答《原野》主编刘彦均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c82e0d0102e14e.html http://www.zgsglp.com/thread-69212-1-1.html

雲上風：結束文革 Posted: 07 Oct 2012 06:27 PM PDT 10月6日，被認為是文革結束紀念日。如以此推算，到今年這個日子，是文革結束36周年了。以前對文革結束的日子，就曾有爭議，到今年這個日子爭議可能更大，不過爭的不是文革何時結束，是質疑文革有沒有徹底結束。 所謂文革，說簡單點，是毛澤東為了奪回權力，以「文化大革命」為名，發動有史以來最瘋狂的群眾運動，自文革結束以來，人們最愛用兩個字來形容文革，就是「浩劫」，今天這兩個字還管用。但因何1976年的10月6日被定為文革結束日，又因何這個結束之日有爭議呢？ 首先，確定1976年10月6日為文革結束之日，是當年當日的一場宮廷政變或準軍事政變。毛澤東死後，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聯絡葉劍英和汪東興，以召開政治局常務會議為由，強行扣留江青等「四人幫」及支持者，宣布對其進行隔離審查，史稱此日為文革結束日。 但這一約定俗成的日子，後來受到質疑，因為另有觀點，認定文革結束的日子，是1977年的8月12日，因為這天召開了中共11大，華國鋒在大會上作報告，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這個日子的爭議，後來沒有結果，很多人還是習慣地把10月6日當作文革結束紀念日。而後來的中共，諸多忌諱，不管是10月6日，還是8月12日，都沒有當個值得特別紀念的日子。 以1976年的10月6日來算，36年後的今天，文革重新成了話題，更有不少人認為，文革還沒有徹底的結束。主要原因，是有薄熙來事件、有中共18大即將召開。不少人擔心，一有風吹草動，文革就會借屍還魂。 ——世界新聞網 October 06, 2012

斯伟江：公共舆论和刑事审判 Posted: 07 Oct 2012 06:21 PM PDT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 　　一，脆弱社会新闻多 　　我国当下的社会背景，如果拿费孝通的社会学理论，乡土中国已经日渐消逝，现在的社会结构，可以称之为：脆弱社会。 脆弱最根本的原因是，软的，缺乏主流的价值体系；硬的一面，法律没有成为支撑社会的框架。 　　这种脆弱特征是，看似富足了，但总是缺了些什么。譬如，整个官僚体系，缺的是正当的政治伦理，也无法有足够的权威来解决社会矛盾，所以，维稳成为除经济建设之外的主要任务之一。 　　法律界，是三个至上，宪法法律被挤到做小三，法官不像法官，律师不像律师。律师容易被吊销执照，法官容易因贪腐被抓，即便没有贪腐，但是官场陋习收礼卡5000元以上也构成犯罪，加上有双规刑讯侍候，几乎无往不利。商业社会，以傍权力为荣，因为无论是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这种传统的，抑或是新媒体，无不仰仗政府，前者需要政府的供给，后者需要政府的审查，譬如马云，如果政府收了支付宝的执照，他就死路一条。在打黑运动，乃至广东的三打两建运动中，看多了企业家的脆弱。企业家多少有点原罪。总归有办法对付你。律师也一样，在办案中非常容易受伤，尤其是刑事辩护。 脆弱社会新闻特别多，所谓新闻就是不正常的事情。我们走在马路上会掉下窟窿，开车在北京的桥下会被淹死，在看守所里会有各种死法，维稳办主任的老婆会在省政府门前被打，安全电梯会掉下来。以前说安徽阜阳是中国新闻的富矿，现在恐怕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新闻富矿，连《经济学人》都开了一个中国专栏，除了美国，70多年来就只有中国。（当然，也意味着中国的重要）。 　　二，简单粗暴的大众思维 　　脆弱社会中，犯罪率是很高的，因为，缺乏正当伦理，任何人都是现实主义，官员满足于自己的贪欲，下层也有依葫芦画瓢，你巧取豪夺，老子为什么不能杀人放火。周克华就是其中一例。犯罪率高，在脆弱社会来说，就是，加大打击力度，包括宁可冤屈无辜，不可错放一人。听一法官说，最高法有一内部通知，对贪腐犯罪，能判能不判的，判，因为要考虑大众对反腐的强烈要求。这完全违背了刑法疑罪从无的原则。 　　但是，普通民众确实认为，无官不贪，为富不仁，仇官和仇富并行。仇官的刑案多为受贿案子，仇富的案子多表现为打黑。重庆的打黑，广东的三打两建，最终的受害者，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家，令一部分是社会底层的人。残缺社会，找你写毛病是很正常的，而且，他可以用残忍的方法来找，刑讯之下，何求不得？ 　　有了民众无官不贪，为富不仁，维护社会治安这三顶大帽子，宏观上，公检法几乎处于不败之地，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实体原罪的浓雾。除了政治犯，几乎没有一个抽象的罪犯（即陌生罪犯）会获得民众的同情。如果没有新闻的探照灯，民众在迷雾中看到的审判，是雾里看花，可以看到公诉人在陈词，律师的辩护，法官做出判决，一切是那么的正常，看上去很正常，贪官在被整肃，暴民在被枪毙。当然，如果民众感兴趣的案子，还是雾里看花，谣言就特别多，譬如合肥的胖子系调包了。 公共舆论的另一特征是，同情弱势群体，底层民众、女性等，一旦成为受害者，或者，一旦发现，被告人情有可原，（如北京的那个伪造假单据为老婆治疗），或者被告人可能涉嫌正当防卫的，（如夏俊峰案），公共舆论都是一边倒的。 　　三，缺乏制衡和公信力的司法体系 　　与仇官、仇富的大众思维相伴的，是一个公检法联合体的司法，极致是重庆、贵州的大三长会议，以及各地都存在的政法委协调案件。公安做菜，检察端菜，法院吃菜，律师看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看似没舆论什么事情，但要知道，法庭的设置，本身就是和舞台一样，公开开庭，和舞台让观众观看一样，她要昭示审判的正义性，如果没有审判的正义性，那么审判就徒有形式，和直接砍头一样。所以，为什么要审判四人帮，而不是其他方式，这就是一种昭示正义性的形式。由于当时的舆论完全被控制，民众的法治意识也几乎没有，因此，有了形式的正义，就似乎有了所有正义。回过头来看，审判四人帮用的法律，几乎都是之后制定的，法不朔及既往，因为当时没法，也无从犯法。因此，我看张思之，李作鹏的回忆中，都谈到，这是严格控制的审判，这种严格控制的审判，我们在合肥仍可以见到。 　　缺乏制衡的司法体系这多年来，慢慢也缺乏公信力。公安的看守所的各种死法，公安管的劳教，检察院反腐中的刑讯逼供，拍苍蝇而不打老虎，法院审判中的傀儡审判。可以说，目前司法的公信力大概到了最低的地步，当然，不排除以后还要更低。 　　可以说，法院判的，公众是会要重新审视一番，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现在法院的判决不代表正义，舆论（PUBLIC OPINION)才代表正义。谁能取得公众舆论的支持，谁也能说，我的审判正义或者审判不正义。这一点，恐怕公检法自己也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也很重视舆论。 　　在美国我看学者写伦奎斯特的法庭，大约五分之三的判决和公共意见相吻合，这意味着，有五分之二的不吻合，但是，很少有人质疑法庭的正当性和其判决的正义性。因为符合公众意见，可以说，是人民的意志，不符合公众意见，可以说，法官的独立判断，非选举机构，应该超然，长远睿智地保护民众和国家的利益。 　　我国由于实施的不是陪审团制度，而是专业、职业法官，因此，媒体审判，和英美有些区别，最关键是考量法官素质和独立性。 　　在中国会不一样。只要违反民意，大家都会说，这是腐败，颟顸，因为，都知道法庭没有独立性，张志安说，媒体和公众想勾引法庭，谁知道法庭已经被权力强奸多次。这不够确实，确实是，当媒体和公众公开对法庭示爱时，法庭其实早就被权力包养多年。她有时是爱你心口难开，有时是一条心跟老大走。总之，很难。犹如电影《甜蜜蜜》里的张曼玉，一颗心到底在哪里？天知道！ 当然，司法机关有其自己的喉舌和其背后体制的强大新闻资源，这我们在后面会提到。 　　四，公众舆论的多元化 　　这恐怕各位都比我更专业。现在的舆论，电视，报纸，虽然都有宣传部领导，以及有禁令，但是，毕竟新闻人是多元的，如果没有严格的禁令，很多地方，报纸都有报道的冲动，因为有竞争。南方系面临北方财经和财新传媒的竞争，中央电视台也有凤凰卫视的竞争，连环球时报也有乌有之乡的竞争。 　　而所有传统媒体，都面临网络的竞争。网络中，微博的传播又异军突起，各家微博的竞争也很激烈。虽然有管制，但是，舆论的多元化，恐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种多元化也是脆弱的。如南方系的衰弱和东方早报的贬值。微博也是可以关张的。我们的媒体也是残缺的，他残缺的不是脑子和笔杆子，残缺的是，他随时可以被喊停，正如，明天探照灯已经开始发现，法庭上有组织地残杀，但是，被关闭了，迷雾中，什么都看不清，犯罪嫌疑人，又开始被抽象化了。被杀被关都无人同情。 　　媒体开关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它导致了新闻英才的流失，也导致了新闻犬儒主义的产生。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我是从律师圈中感悟出来的。因为刑辩律师最需要勇气，收益小，风险大，于是，律师圈中的人才都不流入这个低端领域，都走向商务律师。目前全国律协的领导中，无一刑辩律师，唯一客串了一下的是，合肥的哪个案子，是因为会长党性强，而不是业务强。新闻界也一样，舆论监督和批评的新闻，最需要业务能力、勇气，风险最大，但是，商业上利益是有限的，所以，坚守的人不会太多。脆弱社会，其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因为缺足够有良知的新闻人和法律人。 不管如何，在目前而言，多元是非常重要的媒体背景。 　　五，受众的多元化 　　媒体报道后，阳光驱散迷雾，打到一个个血肉之躯的脸，民众看到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他们会发现，其实，这些所谓的被脸谱化的罪犯，其实就是街坊邻居，他们是父母，是儿子，尤其是底层的人，特别受到关注，如沈阳的夏俊峰案，小贩杀城管，前者是弱者，后者几乎已经被妖魔化为人民公敌。而且，夏俊峰的案子本身也存在硬伤。 　　再往上走，中产阶级，上海的钓鱼执法，无辜侵害了很多有车族的善举。上海的蟹妈梅晓阳案，让很多中产阶级起了移民之心。每当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作为被告人或者受害者的案子，往往会激起这两个群体的强烈共鸣。 　　应该说，感同身受这个词，在目前的社会，特定群体会特别有感觉。李庄案、北海案中律师群体恐怕也是这个感觉。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文章也特别多。但是，社会多元化之后，分层是非常正常的，除了没有利益团体做代言人，其实，各自都有代言人在自媒体和新闻机构。 　　六，法治概念和程序正义的普及 　　现在社会上有公民意识的人，越来越注重程序正义，知道，没有程序正义就等于没有实质正义，因为实质正义是需要程序正义来推演出来的。 　　贵阳黎庆洪案，本来是富豪，属于仇富的范畴，但是，案件事实曝光之后，民众发现原本是无辜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重庆的黑打已经逐渐曝光，打黑，也不是那么高尚的字眼。 最后，反贪案件中，我办理的湖州的褚明剑案、浙江宁波章国锡案，都发现了，刑讯逼供，民众看到了具体的个体，看到了办案的凶残，原本抹黑的无官不贪，最终只是法官明知证据不足之后，安慰自己说，他这笔证据不足，但是，肯定其他有受贿。 　　七，媒体审判的主动权转换 　　以前的媒体审判，是官方的媒体审判。如审一些重要的官员的案子，一些案子尚未开庭，检方提供给媒体的材料，已经是杀人犯，贪腐犯等单方信息。而没有其律师的观点，给民众以很大的误导，以至于，即便法院发现错了，因为宣传在前，面子问题，不能不判。 　　就算现在，一些普通的贪腐案件、或者黑社会的案件中，或者重要的案子，官媒占了很大的优势，因为，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律师介入，或者不让自己请律师，或者用其他手段控制被告和律师，或者市场化媒体不感兴趣，或者没有新闻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刑事案件的多数被告人是悲催的，因为无人关注。他们都被抽象为贪官、杀人犯，强奸犯，黑社会分子。湖州的案子，官方为了替自己正名，就说辩护律师是反华势力。而当宁波章国锡案宣判后，浙江省检察院的微博说，该案几经媒体炒作，最终还是有罪，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价值伦理的脆弱，法院公信力的破产，公共舆论就特别重要。政府自知审判的合法性欠缺了，所以，必须要向公共舆论靠拢。当事人、律师发现公共舆论对审判有很重要的作用，于是，也会主动寻求这个工具。可以说，如果司法独立了，公共舆论对审判的影响会大大下降。 　　八，抢夺正义 　　某种意义上来说，媒体已经存在激烈竞争，我已经很少看报纸和杂志，除了一些深度报道，因为，深度是自媒体人无法做到的。另外，媒体如果失去客观性，那么又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看点。自媒体往往带有一方观点，而媒体应该是平衡的。当然，自媒体上很多内容也是来自媒体。 　　但是在争夺正义的话语权时，自媒体和媒体的竞争是激烈的。在小河审判中，当宣传部门关掉了所有的新闻媒体之后，律师靠的是自媒体，最后，官方都试图影响青石律师的《贵阳记》，希望在其中不要出现XXX的名字。 　　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自媒体，对刑事案件报道中的争夺话语权，实质上是争夺对案件正义行的话语权。在药家鑫案件中，明显，所有媒体是一边倒的，这实际上是市场化媒体的失职。本来应该是深度和客观的市场化媒体来平衡官媒和自媒体，实际上没做到。 　　在贵阳案中，是自媒体压倒了官媒，尽管在审判结束后，人民法院报，微博的头条报道，都发了一些审判长回答记者问，但是，很难改变贵阳案中正义性话语权在律师一边的事实。 　　最高法院最近透露出来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禁止律师对案件进行微博直播，否则，可以限制律师出庭半年。实质上是，抢夺话语权的一种霸道行为。 　　钱云会案件中，官媒和自媒体各有所获，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仍有多数人不相信政府的结论。意味着，此案官方媒体的报道破产。但不妨碍，他们自己给下面办事人员立功，据说，有人得了公安部一等功的嘉奖。 　　有人问，公共舆论审判也是不好的。笔者认为，当然不好，问题是，没有独立的司法，领导审判案子，如果让你选择公共舆论审判，还是领导审判，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大部分案子，是轮不到公共舆论审判的，大多数被告人，都在迷雾中被判了。所以，悲剧的是，公共舆论能救的，或者能影响的，就只有几个人。 　　九，刑事报道媒体技术上的问题 　　媒体作为探照灯，话语权的重镇，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称之为民主制度的第四个支柱。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媒体管制，存在一些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是和社会潜规则分不开。如批评公检法要当心，批评政法委要小心。这些技术之外的审查，并非我的讨论范围，我想谈一下外行的技术问题。 　　1，平衡 　　我们看到的很多新闻，往往是单方的，多的是刊载检方或者公安的意见，而缺乏辩方的具体辩解理由和证据。拿合肥的案子为例。虽然是特殊的案子，但是，很普遍。按照新华社的报道，忽略了律师提出的几个疑点。 　　2，隐私 　　周克华的案子，周克华被击毙后，去采访他的母亲，还拍老太太用扇子遮住的脸。这是下午的主题。 　　3，常识 　　很多记者在采访前，不做任何的课前作业，所涉案件的法律条文不去查，案情不去先了解一下，直接打电话给律师，导致很多东西似懂非懂。 　　4，素养 　　有理论说，媒体是一个平台，应该是陈述双方的观点。这种观点和，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说法一样，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但是，历史学有史才、史学、史识。媒体在书写当代史。新闻记者，除了采编双方的材料之外，应该引入自己的一些见识，不管是否是借别人的口来说。 5，细节 　　一些媒体，往往忽略案件的细节，以至于让人同情某一方。如最近广州的少女杀强奸犯一案，开始我看了媒体报道，认为，少女在强奸犯的房间里，以匕首反抗强奸，在强奸犯倒地之后，继续将其杀死。法院判决其防卫过当4年。我观看后，觉得作为一弱的一方，确有权力保证彻底解除强者的反抗力，但是，有律师说，这个女的，原来是发廊妹，自愿去男方家，在男的洗澡时不逃跑，杀死人之后，有在房间里过了一夜，次日去厦门，还拿走了男的钱。如果，你多报道这些细节，就会发现其他问题。以前广东东莞的强奸少女案，庭长在解答案件时，说因为女方强烈反抗导致男的起杀心，作为强奸犯免死的理由之一。但是，细细看判决书，并非如此。我觉得不管什么刑事报道，首先，你得把被告人写成一个人，从细节上来写，否则，容易脸谱化，报道也会失败。其次，人是不会非黑即白的，是复杂多样的，报道不能写成一面倒。 　　6，专业 　　对新闻来说，是一个专业，对法律来说，也是一个专业。因此，对于记者是新闻专业，未必熟悉法律，在做报道中，往往需要深入浅出地来向读者解释，其中的一些专业问题。这就需要引进专家意见，和多个专家意见。大家都知道，专家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所以，也得鉴别专家，这就需要熟悉的专家或者是多找些专家比较。 但是，需要记者作为普通读者，也需要提醒读者，什么地方是最关键的。我觉得刑事案件的记者需要告诉读者的常识时，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更重要；证据是刑事诉讼之王；法院独立审判，不受其他人的干扰是宪法规定的；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应该是排除的，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标准，等一些基本的法治原则。用一些公理去审阅案件，作为支架和底线。 　　7，持续性 　　唐慧案，钱云会案，后续报道往往没有，因为热点过了。钱云会只有死了，才有新闻和律师的帮助。非常残酷，但成为新闻之后，能否再回顾一下？钱云会女儿说，我爸以前找记者，不来，现在死了，才来那么多。可悲的是，那么多的记者，最后也在一纸禁令下消失了。乐清的土地问题，仍未解决。钱云会白死了。和他一起上访、坐牢的王立权，即便出来了，也没有记者找他了，残酷！ 　　8，证据 新闻和我们做案子一样，是需要保存证据。这和我们律师一样，要保护自己。我善意提醒，在批评公权力的报道中，要注意保护自己。 　　十，展望与变数 　　正如现在的司法体制如果未变，那么即便立更多的法，目前的刑事审判体系不会有大的变化，实质上变化不大，较为积极的现象是通过一些程序，把司法不公，不独立给公布出来；新闻媒体的管控看似也一样。但是，如果不关掉自媒体，自媒体和市场化媒体会慢慢结合起来，因为在背后有强大的利益。作为律师，有强烈的利益需求驱动他，希望自己的当事人受到关注，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被告人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如刑讯，如被威胁，程序违法等。有一些自己知道有罪的被告，往往会选择勾兑的律师或者形式主义的律师。而市场化媒体，他们需要素材，因为素材意味着故事和市场占有率。因此，这中间的互动是利益一致的。当然，在这其中，媒体需要不受律师的应当而片面报道。（但是，公检法往往是不愿接受采访，那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的变化在于，社会舆论的受众会更有鉴别能力。大众法治意识的提高有利于逼迫一些官媒失去市场。口味太陈旧了。媒体管制也给网络很多机会，来增加其权威性，因为禁令之下之后，传统媒体失去竞争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勇敢的人越来越多，要掌控信息是完全不可能了。唯一能做的，是制定合理的规则，建立独立的法庭，按上高素质的法官。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去一瓢。 　　十一，结论 　　在如果法庭失去正义性的话语权，群雄逐鹿的时代，争夺正义性，问鼎中原，首先，靠的是信誉，谁积累的公信力越强，谁就能在某个个案中获得先机：对事件的第一印象，我信谁说的；持续发酵中，还是看能否把握住证据或者素材，谁的证据越全面，就越权威，我会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如果素材相当，就看分析能力。而最最关键的，仍要靠传播力，微博是蚂蚁雄兵，而CCTV那么烂，但他的覆盖面大，声音响，仍有大量的观众，你最有信誉，最有水平，受众解除不到，看的仍是CCTV，这是最无奈的地方。当然，如最前面说的，这是个脆弱社会，CCTV也是脆弱的，这不，大裤衩的副楼被一个炮仗烧了。 　　历史学家雷海宗说，中国皇权制度是靠皇室的积极维护和民众的消极拥护造就的。民众既然已经醒来，抢夺到正义的话语权，装睡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持久不了的。脆弱的个体有机凝结起来，建立一个有弹性、有伦理的社会，有光明、有梦想，就有未来。对此，要有信心。（当然，也千万别低估要付出的代价！） 　　最终，我们是需要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司法本身能高度代表民众的利益，在个案上又能独立。在争夺话语权的战役中，其实就包括，司法独立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cb36b01017im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