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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6, 2013, 6:22:24 AM11/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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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Nov 2013 04:45 PM PST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终于在周一见诸媒体。由于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在会议之前的高调宣传，人们对这次会议充满期待。许多人都盼望这次会议能够在综合改革方面能够有所突破。 虽然一些了解中国现有制度的人也曾经发出过预警，认为中国不可能在这次全会上出台任何实质性改革政策，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希望三中全会对土地制度改革、人民币利率决定机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具体领域的改革能够开放绿灯。 会议的公报几乎给所有客观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泼了一大桶凉水。公报没有能够满足中国社会对改革的广泛迫切的需求；也没有能够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的期待。国内外的金融市场对公报的反应也毫无悬念的清一色负面。在公报公布的第二天，中国的A股市场反应消极，上海和深圳的市场都出现了不小的跌幅；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市场也都出现了下跌。考虑到当天全球并没有发生令股市看落的重大事件，三中全会似乎成为唯一的拉动股市下行的因素。 中国执政者应该感到尴尬的是，三中全会号称要发挥市场的决定因素，但是市场却给了三中全会十分负面的评价。这是因为市场参与者知道，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没有胆量和能力去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无力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政治和制度行制约条件，尤其是他们维护国有企业市场霸主地位的立场没有任何松动，而对私有企业希望进入重要的行业的要求，基本上没有给与任何有制约力的承诺。 文件对改革目标、改革的规划、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的重点领域等问题的描述，不仅在内容上空洞抽像，甚至在文字上都显得力不从心，基本上是在重复老调。这次会议无法产生任何可操作的改革政策措施无外乎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执政精英已经无法产生任何有创造力的新思维，他们解决现有问题的能力日渐式微；二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核心领导集团操控力的减弱，导致会议对进一步改革的步骤无法达成共识。 另一方面，在维护现有的政治制度方面，三中全会则表现得十分坚决。尤其是在坚持国有经济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维护党在改革事务中的决策地位、反对引入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市场的公正运行、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控等方面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松动。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丝毫的制度和政策突破，甚至与邓小平时代的党政分开等政策相比还有大幅度的倒退。这次会议已经标志著那些对现有领导制度还有一丝幻想的人们与中国新领导人的蜜月期的结束。 会议取得的唯一具体的"成果"是决定成立两个领导机构：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二是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其实这些机构的设立纯属画蛇添足。改革本来就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上有总理和国务院、下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重大问题更有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根本不需要什么改革领导小组；至于国家安全问题，也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央、国家军委和政府的外事部门之外再行增添新机构。新增加这两个机构的主要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习近平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分量。只是这种政客之间的权力再分配不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而且大规模新设重量级机构更是与中央精简机构的承诺相互矛盾。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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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Nov 2013 04:23 PM PST 花了两个小时，看完了公报，这是一个挺奇葩的公报 文字水平奇差！基本就是高中肄业文科生的水平~ ——重复。堆砌。毫无重点。逻辑不通比比皆是。 ——貌似面面俱到，其实啥也没说明白~ ——套话、废话、空话、假话，贯穿始终。 ——报告真的就那么难写吗？ ——把问题说清楚，把目的说清楚，把路径说清楚，就行了，哪有那么难？ 【另外，不得不提醒，党的会，主要应该说党自身的事儿，不能越俎代庖。现在这个公报，绝大部分篇幅说的是老百姓应该干啥，让老百姓干啥，赋予老百姓啥。。。对贪官污吏、财产公开、裸官色官、逃跑的官员、反党的官员・・・连个说法都没有~】 下面【】中是俺的感受~ 2013年11月12日 19:23 来源：新华网 三中全会公报要点提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衡量？怎么就叫现代化了？英国还有女皇呢，算不算现代化？】 ●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还有6年时间，重要领域是个甚？关键环节是个甚？】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从设计、到推进、到监督，全包了，没老百姓啥事儿，顶层的奇葩了！】 ●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司法独立了，司法就不腐败了？法官就不嫖娼了？愿望很美好~，就像天方夜谭一样美好啊~】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完全错误！是个伪命题！已经错了几十年了，还不警醒・・・】 ●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已有公安、武警、陆海空三军加上导弹部队，还有城管、国安、便衣队、治安积极分子，现在又要设这么个玩意儿。。。设不设这玩意，决定权在谁？那么一大堆东西怎么整合？归谁管？经费哪里来？目的是什么？】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了讨好左、右的一句废话。】 ●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赋予？农民的权利，靠别人赋予吗？听起来很像是恩赐啊。这下子农民又要感激的流眼泪了~】 ●提出要深化财税改革和军队改革【为什么要深、要化？怎么深？怎么化？都重复喊了几十年了。】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9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靠这373个草包，难道就可以搞定了中国吗？】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似乎十八以来是中国最乱的一次大会，为何肯定？】。一致【真的吗？一致的意思是100%吗？】认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有过不复杂、不艰巨、不繁重的时候吗？啥时候、哪一年？】，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上面是典型的套话~】，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排序：党1、军2、人民3，做人民真悲摧】，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稳中求进，就是废话】，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怎么沉着应对了？有啥风险挑战？钓鱼岛？南海？地震？多大的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第一年的良好开局【全面推进。。。。。各方面你都推进，有那个能力吗？报告从这开始胡说八道了，像高中生写作文】。 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高度地自己表扬自己，有意思吗？好意思吗？不脸红？】，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哦，改革=革命。革了谁的命？文理上都讲不通】，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哦，改革=法宝，到底是革命，还是巫师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一个梦？这梦啥时才能醒啊？】，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 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改革强迫症？需要改的要改，不需要改的创造条件也要改！允许改错，不许不改。按照前面改革=革命的提法，就是要继续革命、全面深化革命。】。 全 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不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五个重庆建设”改革试验成果鉴定吗？当初为何说人家是文革复辟？啥时给人家评反？】。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句话有什么根据？符合什么科学原理？信口雌黄、信口开河。是典型的市场万能论的语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这些“更”就是障眼法，好像过去做的挺好似得~】；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这句话不合逻辑！领导是需要授权的，哪能自封？】、人民当家作主【说了几十年了，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宪法，你执行了吗？你不执行能咋地？谁也管不了你~】，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继续使用“更”字障眼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个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是能生产出来的？一群根本不懂文化的人说文化。】，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是个甚？难不成，三中会前建的是古代文明？就是把文化弄成赚钱的东西是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啥叫社会体制，到底是想说社会，还是想说体制，又创什么名词拿来吓唬人？咋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个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原来生态文明是个美学问题？】，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这玩意弄了几十年了，还没弄好？那前面是怎么一致肯定你共产党的成绩的？】，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分配制度是人民群众最关心制度，你们这里上下嘴皮一搭，就能完善吗？分配给美国的几万亿资产，中国人民何时能享用？中国的山川河流资源，凭何由你一个党来说了算？人民的家园，你们想让谁富有，就让谁富有，那人民成了听中共党分配的机器人吗？】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初级，是咋论证出来的？如果永远到不了高级，你就别总用初级来唬人好吗？发展本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怎么就成了关键？人与经济，到底哪个才是中心？】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段话绝对是错的！是个伪命题！他们非要人为地的制造出来所谓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然后把精力放在解决这个伪造的矛盾上。在解决的过程中，损公肥私捞一把~。经济体制根本不是重点！政治权利才是重点与核心！】 全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中共几十年来不是一直持一党领导吗？何时封闭僵化过，不是前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吗？即使出问题，也是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你自己追究你自己吧。】，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 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 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胆大、胆小如何衡量？改旗不改旗都是中共的红旗，那是你党的自由，但人民愿意不愿意同你们玩下去，能由你们说了算吗？】、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又是瞎掰！所有的河中都有石头吗？现在污染这么厉害，摸一手屎咋整？】，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衡量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是硬指标还是软指标？达不到问责吗？如果达不到如何惩罚？惩罚谁？】 全 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 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堆砌了一坨坨、一堆堆词汇，没有重点、要点、中心，没有反思没有担当，颐指气使，比上帝还牛鼻~。你读完了，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啥・・・】 全 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 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 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一段无的放矢、后患无穷！分拆铁路、电信、石油，以所谓增进竞争的名义搞集团私有化，结果却只是物价不断地上涨~！】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又是自相矛盾、胡说八道~，既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何来提高、降低之说？】。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房价怎么说？】，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这些人的观念中，市场成了万能的东西，而且成了改革的目的。】 全 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 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前面还说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呢~，就这改口了。一篇文章中自相矛盾，自己抽自己~】、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这个词带有恩赐的含义。】，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凭什么？谁给你的权力提这种要求？】，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自贸区要是好使，何不把中国变成自贸国？在中国，自贸区、特区之类的东西，不过是特权集团洗劫普通国民的工具。】，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全 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 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空话套话而已！人大主任基本是书记兼任的~。各级人大代表，大多数上就是官僚。。。请问这叫人民当家作主？】 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司法不受监督，必定腐败！独立？谁来监督司法？中国司法能喝独立的水？吃独立的粮？生活在一片独立的土地上吗？他不受那个地方的影响可能吗？】 全 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 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 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这个三中全会，连个电视会议镜头都不敢对百姓公布一下，你们就300多人决定了中国十几亿人的生活方向，你何来的阳光？“让”人民监督权力，这个“让”字，已经摆明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心态！谁有权“让”人民干这个干那个？】 全 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 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文化还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不是太扯淡了？米老鼠唐老鸭美国大片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市场化、商品化、商业化，结局是什么，看看教育医疗房市股市环境生态还不明白吗？“大长今”不是胡总书记最受看的电视剧吗？】 全 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更多更公平惠及”的说法很有欺骗性！好像现在已经是多和公平了，然后还要更进一步，意思是说全体人民捡了个大便宜，要感激哦~。这个段落，前言不搭后语，胡乱堆砌，水平极差！】 全 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 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仍然是站在统治者角度看问题、想问题、瞎折腾！】 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30多年来，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原因何在？谁来担责？上面说的基本上都是废话套话没用的话！我看重庆的森林重庆建设就搞得很实在，减少了雾霾。】 全 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创新发 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国家成立以后，军队听党指挥，就是不合逻辑的事情！党作为宪法下的一个组织，如何能拥有对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法律依据在哪里？】 全 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中央成立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集聚人才体制 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改革总体设计的主体应该是谁？改革为了谁？谁来主导改革？如何评价改革得失成败？对失败如何担责？】 全 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牢牢把握方向，大 胆实践探索，注重统筹协调，凝聚改革共识，落实领导责任，坚定不移实现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切实做好各项工 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关心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继续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对房市、股市、生态危机、环境危机、毒霾、钓鱼岛、南海、裸官、贪官・・・之类的分析了吗？怎么分析的？结论是什么？】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注意：党，只能对党员提出要求！无权直接对全国人民提出任何要求！】，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历史新篇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完） ——文学城，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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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Nov 2013 04:23 PM PST 被刘云山帮习近平领导的党国宣传机器事先铆足了劲虚张声势了一番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完全没有纳入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是预料之中的，会后的"公报"中唯一令外界感觉好奇的内容不过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公报出台之后，笔者关注到的外界媒体之质疑的典型内容之一是"由于国安委成立的消息是在此次三中全会闭幕后发出，那它究竟是一个党内机构还是一个政府机构？" 比提出上述疑问的媒体更缺乏常识的是维基百科中文版，抢在此次三中全会公报发出的同一天就编造出一个全新词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具体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是于2013年11月12日，经由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的组织……但具体职能和责任还未向公众披露。" 有样学样的"互动百科"也在同一时间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词条中的解释是"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明明知道是中共中央的全体会议上决定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这个机构的全称自然应该是"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怎么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和"中央政法委"的全称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综治委"的全称是"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是一个道理。 当然，为了这个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活动，特别是对美交往的方便，日后的中共政权有可能会让这个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招牌，就如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外交流时要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招牌一样，但这个"可能"即使是已经在习近平等中共决策者的内部会议上已有共识，也必须因为是要增设一个"国家机构"而先要有一个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建议"，然后再由全国人大会议"立法（修法）"才能施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程序"，虽然月球人都知道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过是中共一党专制的一块遮羞布而已，但在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一份全会公报内容中也才又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见习近平真得还是没有利令智昏到公开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取代全国人大会议向国家宪法里补充内容的地步。 如果习近平已经认为这个正式对内对外挂牌营业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很有必要象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会一样，对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招牌，那么从规格上讲因为没有可能会象"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对外打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招牌一样----只是假装成一个"国务院行政机构"，那么它就只能如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外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招牌一样，被假装成"国家（政权）机构"，而不是本文开头所引述的外界质疑声中所说的"政府（行政）机构"，国家机构之一的国务院下属的各部委才是所谓的"政府机构"，如果肯定会由习近平挂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列为"政府机构"之内，岂不意味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成了习近平的上级了？ 共产党中国的现行宪法第三章是"国家机构"，第一至七节分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以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见未来如果会有一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招牌面世，其前提应该是把现行宪法的第三章里增加一个专节，而修改宪法还不是据说一见习近平都不敢冒然就坐的张德江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现行宪法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当然，如果习近平计划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央军事委员会成为平级机构并认为有必要对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的招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肯定都会同意，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修宪"过程肯定也会高票通过，但在这个"可能会有"的过程完成之前，在中国大陆上还只有一个"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存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不存在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法委员会"是一个道理。 中共此届三全全会"公报"面世之后，比笔者前文所引述的维基百科和互动百科更为"前卫"的百度百科更为搞笑，不但和前述两个"百科"争先恐后地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词条，甚至连会徽都帮已经被内定宣布兼任该委员会之"委员长"的习近平设计好了，词条内容中更是照炒境外媒体中的"权威内幕消息" 内容，楞说"（在共产党中国的）常设机构中，该委员会将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 中共中央和全国政协怎么会是"国家机构"？此其一。其二，众所周知，在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或者干脆说也没有那个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成立并一直是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之前，中共政权的所谓五大中央领导机构（内部的说法是"五大班子"或者"五套领导班子"）应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比如象给邓小平等人治丧等的公告内容都是这五大机构并列齐名。 那么如今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基础上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就是把所谓"议事协调机构"变成党中央下属的"常设机构"，而这个常设机构是如同中央军委一样被定性为某一领域的"领导机构"还是被定义为"职能机构"，不久之后即见分晓，中共政权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定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定义则是"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常设机构。它既是政法部门，又是党委的重要职能部门……"两者之间当然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过去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中央政法委的上级的角色，所以如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定义为这个领域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可能性较大，但即使这样它也不会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上级，更不会取代中央军事委员会。未来从精兵简政和防止政出多门的角度出发，习近平一时心血来潮下令撤消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将其职能全部并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在此前提下，这个委员会可能就没有必要经历一场修改宪法的麻烦对外打出一个"国家机构"的招牌了。此其一。其二，即使是前面分析的可能全部都成为现实，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过是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平起平坐，届时一定要把国务院、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等并称为中共几大机构的话，就应该是六大机构而不是五大机构，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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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3 09:48 PM PST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此次全会为我们认识习近平未来九年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思路提供了观察点。从公布的全会公报来看，习所推行的一揽子改革举措和治理策略，仍将继续目前的“经右政左”格局。 但要全面认识习的治国理政思路，还须结合这一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看。这一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之大，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而造成这种变化的，正是中共自身。 中共的治理危机 许多人对习主政以来中共在这一年里的施政行为感到非常迷惑和失望，这种迷惑和失望既来自于习本人，习的家世背景原本使人们对他充满了期待，也来自于中共实施的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中共采取延安式的整风和清党手段，整治干部作风，重建党和人民的美好联系；另一方面，中共对网络和舆论又严加管控，大肆打压意见领袖、异议人士、新闻自由主义者以及公民行动。一方面，中共反腐加码；另一方面，又取缔民间对官员的监督和反腐。一方面，中共推出若干政府改革举措，简政放权，强调政府决策要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坚持不走“邪路”，发动倒宪风潮，强调七个不讲，等等。 笔者认为，要对习的执政路线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需要回归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以及决策者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很多棘手的问题，包括经济下滑对就业和财政的影响，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的不断恶化，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和腐败加剧，阶层分裂与既得利益的固化，互联网对政府管治的冲击，思想的多元化与思想派别的分离和对立，民族矛盾的加剧，官方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深度不信任等，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合力，导致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大大降低。 那么，习会采取何种对策去应对，取决于习对问题的严重性和性质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又与其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及从哪个角度切入有关。从后者来看，习及他的执政团队，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人格形成，均来自中共长期的正统教育和灌输。尤其是习，来自红色家庭，其父虽是个真正的改革者，但这种对父辈打下来的江山的天然使命感，习同样是有的，这使得中共采取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损害和动摇其权威的情况下进行。这在三中全会公报中表露无遗。 另一方面，习和他的执政团队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出的各种对中共不满的声音和群体事件，包括网上舆论等，要民主只占少部分，大多数还是与具体问题、具体事件相联系，是因为基层政权的治理不善、治理不力造成的，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目前针对党的大部分问题都能得以解决。 得出这个判断，还在于如何看待网上舆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反抗。从网络舆论看，确实，到处都是不满的声音，考虑到中国有5亿多网民，网络的不满一旦发酵，将会形成对中共极大的挑战力量。可根据中国前不久清网行动被抓捕的网络推手交代的情况来看，许多热点事件的网上舆论都是由他们一手策划，雇佣网络水军推动的。这样来看，网上的各种不满其严重程度可能并非像人们感觉的那样，而是有些夸大。在这点上，中共的网络监控部门会把更真实的网络民意反馈给最高领导。 中产阶级在大变革中会对中共持何种态度，对中共评判社会生态也非常关键。一般的逻辑是，壮大的中产阶级和企业主阶层会要求执政党实行民主。中国是否会遵循这样的逻辑，人们看法有分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在其网站刊登了悉尼大学汉学教授戴维•古德曼的一篇文章，认为针对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反复证实，他们不仅政治上不反对当前政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在艰难条件下运转的党政体制。古德曼的理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很弱小，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经历不同于欧洲或北美，中产阶级仍是其所来自政体的一部分。古德曼的观点可以商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国的中产阶级确实大部分都处于现行体制内，虽然他们平时对中共也有很多不满，然而在关键时刻，为确保自身已有地位和体面生活，而选择支持中共，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看知识分子。一种观点认为，中共把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都得罪了，将知识分子培养成了一个反对派。如果知识分子是指大学老师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公共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士，这个看法是很成疑的。如果知识分子专指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共来说，它会认为这并非能够威胁到其统治。中共对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不信任，且持一种轻视态度。毛泽东的“皮毛论”──“皮之不存，毛将焉乎”，深深影响着中共。换言之，知识分子形成不了一股独立的力量，它必须动员其他阶层特别是底层民众，才能威胁中共的统治。这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鉴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伤害，知识分子的主流也不赞成在中国进行激进政治改革。 中共从其革命经验来说，它最担心的是下层民众的“起义”。今天的下层民众，就是广大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阶层，包括失业大学生。但下层民众的起义，有一个条件，就是外界给他们灌输压迫和革命意识。在过去，这一任务是由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者来完成的，现在中国社会还缺少这样有号召力的人物，但现在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网络部分充当了过去革命者的启蒙角色。正是基于这点，中共要管制网上言论。可从现实判断，至少目前下层民众要起事，原因多半是由具体问题引发的，而在中共看来，这可以通过完善福利保障和改善基层政权的治理来解决。只要下层民众没有动员起来，群体事件没有发展成为具有明确政治意向的起义，就无须过度担忧。而适度的民众抗议和群体事件，因为能够给予基层政权一定压力，约束其胡作非为，就最高层而言，反而认为其有利。 “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把习近平这一年来的执政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手出击、三大工程”。这是习为应对中国问题而进行的政治设计。除非未来有大的突变，否则，这个政治设计在习的任期内不会做很大调整。 “一个中心”就是以改善中共特别是基层政权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为全部工作的中心，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话来说，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换言之，中共的治理需要适应全球化、网络化即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民众权益提高的现实。这个目标表明了中共推进全面改革的鲜明性质和根本任务。 “两手出击”指的是在治官和治民的两手上，不但要硬，且要勇于出击。这是直接为一个中心服务的。要改善党的治理，提高执政能力，作为党最重要的依赖力量──官僚队伍，必须修复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但同时，也必须压制人民群众过高的在党看来是非份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平的吸纳能力，中共提供不了，必然会导致社会出现不稳，从而不利中共的统治。 对前者，习采取的手段，一是高调宣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不能跑出来为害百姓。在官民矛盾上，按照中共的矛盾论，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要改善官民关系，必须把官治住，事实上，吏治也是中国历代君王治理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反腐败。二是通过思想教育和群众运动，恢复中共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习目前把重点更多放在这点上，开展为期一年的整风，并且发动官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既与目前可出台的制度限权的措施有限相关，也与中共早期群众路线的成功以及习的教育背景和经历有关。 尽管执政集团希望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但像历史上的每一任统治者一样，他们骨子里并不信任人民群众。如果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去行使，不但会制造公众过高的期望，导致官场人心不稳，而且直接会诱发中共一向担心的公民运动，动摇其统治根基。所以，习要治官，但不是把整治官员的权力交由民众，即使整风，也是在执政党内部，通过官员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判来进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让群众来行使批评权。 从现实来看，自习发出“把官员关进笼子里”的宣示后，中国民间即掀起了一股反腐潮，微博反腐成为一种主要的反腐方式，一时间官场人人自危。不仅如此，民间还借机提出了官员财产公开等一些政治性要求，社会对反宪政的狙击力量也大大超出官方估计。这使中共意识到，若放任这种局面将会动摇群众尤其是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国梦的传播，导致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失控。 所以，中共要利用所掌握的强大宣传机器和专政工具，重新操控舆论，对那些最易煽动民心、暴露官场黑幕、挑战党的意识形态的人进行“亮剑”，清除不利于中共统治的各种“杂音”。 “三大工程”指的是反腐、地方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这是作为习的政治设计的配套工程而实施的。反腐本是中共的一项常规动作，但习上台后，反腐明显加强，这并非因为目前的腐败比过去更为严峻，而是习必须以反腐来兑现承诺，满足公众期待，同时，用反腐来立威。换言之，习在正面发动整风时，要辅之以严厉反腐来推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的行政改革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中，政府的治理层级设置得很复杂，高层即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并不直接和民众发生联系，它们主要是政策决策者，而省以下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主要负责执行，他们面向百姓，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是通过他们，因此，这些地方官员的精神面貌，工作态度，对权力行使的方式，与群众的关系，将决定着干群关系是否融洽，矛盾发生的性质和程度如何。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着力解决好事关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政策和决策的公开化和透明性，对改善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缓和干群紧张关系，必不可缺。 法治建设在习的政治设计中也关系重大。加强法治建设不但针对官员，有利于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以及对腐败的治理，而且也针对全社会和每个公民，以培育和提高民众的法治意识。客观来说，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虽然近年来有所提高，但和官员一样，信权不信法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无疑容易导致问题频发，并在问题发生后，不利解决。所以，加强法治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对改善中共的治理有帮助。不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共的法治建设还隐含着两种意图，一是以法律的名义来打击中共不喜欢的异见人士；二是以法治建设来冲淡民众的民主要求，替代必要的民主建设。 上述三大重点当然还具有其他方面的作用，但主要是服务和服从改善党的治理这个目标。三者之间也存在很强的逻辑联系，所以它需要整体推进。 当然，改善党的治理，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只是习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它是特别针对目前矛盾多发，干群关系恶化，党治理能力低下，执政水平不高这一现实而提出的。习要利用他统治中国的10年时间，彻底扭转中共和群众不断恶化的关系，使党重新获得群众信任。但作为一个红色家庭出来的最高统治者，习的目标不会仅仅停留于此，毫无疑问，改善党的治理能力，提高执政水平，目的是为了确保中共的长期执政。 概而言之，习要带领中共走一条一党长期执政的强国之路，这条道路有三大政策目标：富民、强军、有限民主。 对于后一点，会出现争议，但笔者坚持认为，在习的政治设计中，会给民主开一扇窗，赋予大众有限的民主权利。事实上，相对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征的选举民主，中共主流舆论一直宣扬的民主模式，是在保持中共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以党内民主化为突破口，重视党际和社会协商，选贤任能而不以党际竞争为主的民主政治，在中共看来，这套民主政治模式，比西方选举政治模式的执政效率要高。 而且，在世界民主的大势前面，即使为中共的执政考虑，习也不会昧到要阻止这一大势的地步。从中共几代领导人的言论来看，它并非不要民主，只是要把民主纳入自己的主导，并由自己来定义。从一般的制度意义上讲，中共是要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发展出一种准专制或半民主、半自由的制度（三中全会公报已有所流露）。当然，此路能否走得通，是另一话题，在此不做讨论。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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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3 05:53 PM PST 天下围城活动新闻发布会 2013年8月1日，我们，一批19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向全世界发布声明：我们将在明年“六四”25周年之际，展开天下围城活动，发动各界民众，在中国腐败暴政政权驻外机构前，通过各种形式抗议活动，纪念“六四”25周年。 我们在声明中指出：“六四”屠杀维护的中共政权，并没有解决当时中国公民希望解决、中共允诺解决的问题，25年以来中国几乎所有问题都在恶化，中共政权已堕落成一个少数权贵集团垄断发展机会和果实、多数大众承担发展代价和受欺凌的腐败暴政。纪念“六四”２５周年，不仅应当要求讨还“六四：镇压扼杀的正义，而且应当讨伐”六四“以来的腐败暴政。为此，我们提出，暴政在国内迫害我们的同胞，我们就不让暴政在海外太平！ 我们的声明得到各界热烈响应。不少关注中国进步的人士还提出许多建议；依照8月1日声明宣布的日程表，我们决定在11月1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天下围城活动筹备进展情况，宣布第一批“六四”25周年纪念项目。具体安排如下：
就在我们筹办此次新闻发布会之际，中共18届3中全会闭幕。中共新核心宣布未来执政纲领。未来十年的中共领导核心无意重新解决六四问题，也不关心人们期盼的政治改革，他们要在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环境中，扭转中国70年代末启动的自由化改革方向，重建极权政治控制体制。这使我们更加感到纪念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意义。 “六四”25周年“天下围城”活动筹备组 联络人 王丹 2013年11月13日 �寄地址： 台�新竹清�大�人文社��院�士班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pages/%E7%8E%8B%E4%B8%B9%E7%BD%91%E7%AB%99-Wang-Dans-Page/105759983026 Twitter: http://twitter.com/wangdan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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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山：首攻目标，选中了曾庆红――也说习近平的这盘大棋（下） Posted: 14 Nov 2013 05:26 PM PST
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敲打周永康，目标在于曾庆红，在这一轮改变权力百分比的战斗中，他借用的是江和胡的力量；下一轮，很可能就要借胡打江了。再之后，不用借助别人的力量，习也有足够的实力打胡了。一直等到三轮都打下来，习近平的这盘大棋，那才算是收官了。 一山不容二虎，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可是，今天中国却有四个皇上，即：新皇习近平，旧皇胡锦涛，太上皇曾庆红，太太上皇江泽民。所以，上次俺的文章结尾，弱弱地问了一句："三个女人一台戏"，四个皇上会怎么样？今天，我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了――也是"弱弱地"回答，信不信由你。 要害在于改变权力百分比 戏的主角，当然是新皇。旧皇、太上皇、太太上皇，逻辑上都是过去时了，任他再怎么牛必，来日无多也。戏的主要情节，当然是新皇要执掌大权。这个我在前两篇里也啰嗦过了，当时用的是"扩权"一词。为什么说"扩权"呢？也是因为：其他三位，都是发挥"余热"了，重点都在维持某种影响力；而习近平就不一样，毕竟刚刚上台不久，尽管十年转眼就过去了，但也总有个开始、有个结束，这开始的时候是从小到大要不断扩大权力基础和权范围的。这个逻辑，用脚后跟去想，也能想清楚。 脚后跟不一定能想清楚的是：有人扩权，就会有人削权；被削权的人，必定是昨天很有权力的人――俺倒不在乎是不是被削权呢，可俺也得有权可削才行啊。权力的大饼，就是那么大的、有定数的一块，不妨设为一百吧，过去是某某人掌握这一块，另外一个某某人掌握那一块，各有其百分比；你现在加了进来，想掌握这一块或者那一块权力，必定打破原来的格局，不可能不从某某人手中拿走这一块儿，或者就是从另一个某某人手里拿走那一块儿。说的简单些，就是整个百分比的盘子要重新调整。所谓一盘大棋，总归有个棋局吧？这个就是棋局了。 其实，习近平上台这一年来，其所作所为，"左"也好，"右"也好，"假动作"也好，"真男儿"也好，"连续性"也好，"颠覆性"也好，还有不管什么花招、名堂、点子、琢磨、能耐、动作，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要害。什么要害？就是要改变这个百分比嘛！要让自己这一块的百分比上升到尽量高，最好能上升到百分之百――虽然这是不可能的，老毛当年也没有把个中共开成自己个人控股百分之百的独营公司，否则也不用费劲八拉地折腾什么文化大革命了。退而求其次，合乎理想但也还现实的选择，那就是搞上个至少百分之五十一的比例，这叫绝对控股。当然了，事情往往都不是那么理想的，再望下也还有两个档次的可呢个：一个是在四个皇上之中当上中共这家巨无霸公司的最大股东：你们都百分之二十、三十的，我习近平百分之四十，行不行？再一个呢，是至少和其它老皇帝们平起平坐：一家百分之二十，还剩百分之二十让李鹏们那些二流角色检个洋落儿，"民主集中制"嘛，'集体领导嘛。再少了，这个买卖还干得着吗？ 脚后跟不懂中国当今政局的这个"棋眼"，说的那些什么花腔，"左"啊"右"啊，"改革"啊"左倾"啊，听着很有学问，其实都是扯淡。 目标对准了曾庆红？ 你先记着这个前提，咱们才能往下说。前提是：习近平要扩权，必定要从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这三个人那里下手，或者从这个人，或者从那个人的手里，要到、搞到、或夺到一些权力。 为什么用了好几个词儿，什么"要到、搞到、夺到"呢？因为把权力弄到手的方式有多种，不好一概而论。某些权力，究竟是用什么动作得到的，咱并不了解，也许读者之中有人知道内情？比如说，胡锦涛在十八大上就把军委主席这个位子连同党总书记一起卸任了，习近平一把都接了过来，这就是习、胡之间权力百分比的最大变化。但究竟是胡锦涛主动把军委的位子给习的，还是在什么压力下不得不给习的，我说不明白。有人说他了解内幕隐情，是这样那样，活龙活现；我不敢说他说得不对，但更不敢说他说得对。于是我就用了好几个词，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词儿是对的。你看，俺是说实话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说俺这种就算是"知道"的了。哈哈，标准比较低。 再说一句实话：咱们外人，也不了解原来那个权力格局的百分比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不过呢，这种情况，就不是完全内幕了，大体的规模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大体地说，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这三位，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本来各有其所掌控的一块或者几块，这话是不会说错的。现在习近平已经上了台，重新分果果，有人也许让个果果给他，有人可能分一片果果给他，当然习的位子上本来还摆了一些做上那个位子就应该得到的最起码的那些果果，这些猫腻咱们都不大了解。根据这半年多来习的动作还有一些其它迹象，大家可以猜测一下：习近平究竟最想拿谁手里原来的果果？ 笼统地说，答案是：从他们三位手中都要拿一些过来。不错，从长远来说，必定如此。如果要观察、分析地更到位一些，就还要问一问：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习近平调整棋盘的目标，在哪里？四个皇帝合纵连横，习近平第一步是在联合谁吃掉谁（恐怕也不是完全吃掉了，只是这样说着顺嘴，就这么说了），第二步又在联合谁吃掉谁，不看明白这个，那是根本搞不懂高层那些人们都在干些什么的。本文的猜测是：习近平的首攻目标，选中了曾庆红。 合纵连横，远交近攻 哎呀，这可真是盘大棋啊！甚至是盘险棋啊！出于三个理由，习近平不应该首选曾庆红来削曾的权。第一，从感情上说，习是曾，至少是江、曾联手扶上去的，是江泽民、曾庆红共同选中的接班人。第二，从实力上说，曾庆红手里掌握着公安、政法这一条线，恐怕也还控制着组织、宣传、纪检等党务部门的不少权力，甚至很可能通过一九八九年之后二十多年来的苦心经营而在中国政界乃至军界、商界、学界有"桃李满天下"之势，还不用说他身边也聚拢着一大帮"太子党"、"红二代"，整个当得起四个字：树大根深。第三，从谋略上说，曾庆红不是等闲之辈，向称老谋深算，至少在当今"世无英雄"的时代堪称出类拔萃，不是薄熙来那种浅薄浮泛者所能比拟。你这样猜测，恐怕只能说是胡猜了吧？ 别忙，事情都有另一面。可以说，习近平也有三个理由，应该首选曾庆红动刀。第一，正因为曾庆红手中权力很大，也就是"持股"太多，因此有必要首先削弱他的权力，减持他的"股份"。一个穷人，吃肉不拣肥肉下口，只能说这个穷人要么是个弱智，要么只会装笔，吃到了肉也成不了任何气候。一个富人呢，玩妞不拣花魁开铡，那也只能说这个富人要么是个阳痿，要么是个变态，很可能其实是个"富二代"，自己本来就压根儿没有成为富人的本事。习近平如果不想扩权，那另当别论，如果要扩权，当然要从最有权力的实力派手里去拿权。江泽民垂垂老矣，由他蹦达也只会是秋后的蚂蚱了；胡锦涛本就弱势，下台的时候还不禁交出了军委主席的宝座，而且把个鞍前马后伺候自己伺候了二十年的令计划也没有罩住，手里的油水恐怕也不是很多了。和曾庆红相比，那只能说是一个日落西山，一个气息奄奄，都不是肥肉了。 当然，想吃肥肉，有个能不能吃得下去的本事这么一个问题。这就来到了俺的第二条理由：习近平作为新人，权力基础本来不深不大，要想扩展权力股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和另外持有股份的别人进行政治结盟，吞掉第三位别人的某些权力股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所以，对于江、胡、曾，习近平必定是实行分化之后再一个一个收拾。如果先联合三个之中比较强的来收拾比较弱的，则这个比较强的在第一轮胜利并与习瓜分战果之后，会变得更强；接下来习要收拾他则难度加大。搞不好，两轮下来，反成两强并立之势，就是习与他的这个第二轮的结盟者，对习来说这就叫尾大不掉。你的如意算盘是"狡兔死而走狗烹"，可是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走狗烹你了。看三步走一步，这是诸葛亮；看两步走一步，还是周公瑾；看一步走一步，常人而已；看都没看就走，狂人或蠢蛋也。俺不敢说习近平不聪明，中共官场上现在都是玩权术的高手，岂止一个曾庆红？既然都说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能不多看两步就动手了？ 中共政坛的"弑父"现象 还有第三个理由：恰恰是因为，在江、胡、曾三人之中，曾庆红与习近平关系最近，"太上皇"嘛，所以，上述第二项问题，一旦习采取了首先联合曾而从江或胡手里攫权的话，会变得尤其复杂棘手。试想，习本来就是曾力推而成为接班人的，曾因此成了习的"太上皇"，现在习如果又依靠曾而搞胡、搞江而扩大自己的权力股份的话，曾对习的恩德就更大更大了，大到习根本无以报答，大到曾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大到曾觉得习根本报答不了，大到习感觉曾可以颐指气使。就算这种关系咱还不好猜测，但是，结局是可以想象的：习的权力当然大大扩展了，但是，曾的权威也大大提高了，那就成了一个习曾合作股份公司，而在习曾之中曾是董事长而习不过是总经理的角色。这就是说，习搞来搞去，最终把自己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儿皇帝，只是侍奉一个太上皇的儿皇帝。这不仅与"下一盘大棋"成为至少第一股东乃至控股股东的原意相去南辕北辙，而且就连目前这种四个皇帝之中搞点儿小小不然的合纵连横的小小自由空间也完全消失了。习近平听说读书不多，但是毛主席语录是背得很熟的，他应该记得老毛的一句名言，那就是嘲笑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古人为什么主张"远交近攻"？这个不是瞎掰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这都是战略思维。战略是什么？就是看大、看远、看长、看深。如此一比，你就明白了，前面那三个认为习近平不可针对曾庆红的理由，都远不是战略层面的理由，有的在政治上甚至根本站不住脚。比如第一个理由，听起来振振有词，其实是庸人之见。事实上，在政治当中，在中国政治当中，在中共政治当中，儿子杀老子，接班人的大刀砍向选他接班的人，这样的实例太多太多了，我看可以将之总结出来，作为一条规律。古罗马的凯撒和屋大维，这个我不去说了；刘少奇、林彪对毛泽东，这个你们耳熟能详了吧？记得在《动向》上读到过一篇文章，讲到中共政治自一九八九年以来的"杀子"现象，讲得不错。这里，俺沿其义但反其道而行之，不妨提出中共政治的"弑父"现象。可以说，弑父是中共政治的精义和秘诀，反映中共政治的实质和根本。后任不批评前任，就显不出后任的本领与水平；接班人不搞掉选自己接班的人，就只能永远当"儿皇帝"。看那些皇帝们，为了这个，自己的亲生老子一样可以关起来，毒死他，这就是政治的逻辑。有人说，习近平是改革家，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习仲勋是改革家。这个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不过那是邻居二嫂的道理，根本不是政治的道理。 习仲勋早就死了，他生前也没有作过皇帝；现在的习近平，还有三个作过皇帝的"父亲"，从亲到疏依次为：曾庆红，江泽民，胡锦涛。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敲打周永康，目标在于曾庆红，在这一轮改变权力百分比的战斗中，他借用的是江和胡的力量；下一轮，很可能就要借胡打江了。再之后，不用借助别人的力量，习也有足够的实力打胡了。一直等到三轮都打下来，习近平的这盘大棋，那才算是收官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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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山：公安：天天要用的枪杆子――也说习近平的这盘大棋（中） Posted: 14 Nov 2013 04:53 PM PST
中共建政之初周恩来对公安高官们说："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自从周永康以来，中共政法、公安，实际上一直是掌握在曾庆红手里的。习近平登基，真正的太上皇乃是曾庆红。 本文上篇说到，习近平看来的确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而棋眼呢，就在于扩张权力。有人喜欢问：他扩张了权力之后，要干点儿什么？是实行政治改革呢，还是重走文革老路？照我说，这问题问得不在点子上。很多掌握权力的人，权力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目的，他不一定要用这个权力去干点儿什么。人家就是享受当皇帝的那个派儿、那个份儿、那个劲儿、那个味儿，你们明白不明白？ 不明白，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还在那里天真着、憧憬着、希望着、期盼着。右派期盼他大权在握之后当蒋经国，一声令下开放报禁党禁，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于是连个屁也不敢放，中国立马走上民主宪政道路――在我看来，这真是天真得可爱，幼稚得可怜。毛左梦想他集党国大权于一身之后，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斗私批修消灭走资派，把资本家和他们的大小老婆都他娘的捆起来随意煽他（她）耳光子，金条美元毛老头谁搜到谁拿走，有权有钱的家伙们只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中国人民于是重回人民公社那天堂――在我看来，这也真是虚妄得到家，愚蠢得彻底。实话告诉你：习近平要集权、扩权、擅权，如果一定要说为了什么，也可以说就是为了对付你们这左右两种幻想和压力。人家说了，既不走邪路，也不走老路，你丫装听不见，非要做自己的白日大梦不可，还说搞不明白习近平到底要干什么。中国的事情没法儿讨论，就是因为这样的傻逼太多太多。 应该问的问题是：习近平他这权力要怎样才能扩张？我不敢说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咱们可以研究、分析。于是，下面试做分析如左。 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要分析习近平的权力如何扩张，必须问问"什么是权力"。人事权，这个不用说，人人都知道它的关键性；掌握组织部，因此也就是党魁的必然动作。这个方面，习近平比胡锦涛强。胡锦涛第一任期，是贺国强当中央组织部长。贺不仅不是胡的亲信，而且与胡甚至没有什么渊源。当时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是赵洪祝，那是曾庆红的亲信。要到第二个任期，胡锦涛才算把中组部的权力完全拿到了手，部长、常务副部长两个关键位置，都换上了团派大员，那就是李源潮和沈跃跃。习近平强在哪里呢？强在第一任期就在中组部扩展了自己的权力：部长赵乐际，有团派的影子，也是江泽民、曾庆红在任时得到迅速升迁的人马，但毕竟也是习近平的陕西老乡，所以，虽然算不上习的亲信，但毕竟还是有些渊源的；常务副部长陈希，这个不用说了，习大学时期的哥们儿，铁杆"习党"。其实，也正是强力把陈希放到中组部主持常务这个动作，透露了习对于扩展自己权力的那种急不可待、不避嫌疑的心态。 但是，人事权不是根本。想当年，老毛根本不掌握中组部，那里都是刘少奇的亲信如彭真、安子文等在把持。可是，老毛敢对刘少奇说：我只要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搞掉你！你说老毛的秘密何在？我相信读者诸位都是知道这个秘密的。邓小平也是这样：陈云出身组织系统，胡耀邦之后那几任中组部长多是陈云线上或陈邓妥协的人物，没有一个能说是邓的亲信。可是，老邓说了，我们这一代，"我是核心"。言外之意，你陈云资格再老，本事再大，人脉再广，民望再高，你得给我屈居第二，别想抢我这头把交椅。人家陈云明白这个，当年请老邓出山的时候就说了：我也不是不可以做第一把手，但是，这么大个党，这么大个国家，还是由一个带过兵、打过仗的同志来做比较好。对了，这就是老毛的秘密了，也就是中共的秘密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出整个党的政权，而且出某个人的权力。老毛不在乎谁当中组部长，但是他在乎谁掌握军委、总参，在乎谁当中央警卫局局长，谁当公安部部长，而且很在乎！老邓也是的：你把中组部拿去吧，军委秘书长、二炮政委、公安部长，这些都必须是我的亲信。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分析没有什么独到之处，谁不晓得老邓、老江都是把着军权不放，而人家习近平现在不早就一把从胡锦涛那里把军委主席接过来了吗？枪杆子在握，你说这个什么"权力扩展"还有啥子说道嘛？问得好，现在我就说到要害了：军队是枪杆子，可是不是全部的枪杆子；当今真正有用的枪杆子，在于公安、政法、武警。能不能掌握这个枪杆子，才是扩权的关键。 公安公安"国家安危系于一半" 说公安才是当今真正有用的枪杆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那是周恩来说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建政当月，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毛、朱、周（请注意，没有刘啊）接见了与会者。周恩来的那次讲话，定下了中共公安工作至今六十多年的基调。周恩来对公安高官们说："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听清楚了吧？军队这个枪杆子，平时用不上；公安这个枪杆子，"是天天要用的"。你单单掌握一个用不上的枪杆子，那顶多有威慑能力，人家怕你就是了。可是，如果人家就是不怕――这个"人家"，就权力棋局而言，可不是别人，而是那些同样位高权重的领导同志们呢――，难道你能真的调动军队打他不成？有把"天天要用"的枪杆子在手，那就不仅仅是威慑能力了。这话不用说得再透了吧？ 周恩来明白这个，毛泽东也明白这个。所以，咱们前面说了，毛非常在乎公安部长的人选。从组建公安部，到文革前夕，罗瑞卿一直当部长，很多人回忆说，罗长子这十七年其实就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罗瑞卿自己也以此自傲，自谓对毛忠心耿耿。可是，到了要搞文化大革命了，毛还是先把他给撤了。究竟什么原因，那是一段历史公案，这里不必去说了，反正换上来的是不仅毛放心、而且江青也放心的人物谢富治。谢死之后，围绕公安部长的风风雨雨，也不用说了，甚至弄到在任部长李震自杀，迄今似乎也还是一个悬案。到毛风烛残年的时候，中意华国锋接班，先调华进京当公安部长，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了吧？等到邓小平大权在握的时候，他用自己当年一二九师时代的秘书刘复之出任公安部长，连当年周恩来信任的主管常务的副部长于桑也得赶出去，不就是因为于桑和邓小平此时的政敌汪东兴关系不错吗。名义上的一把手胡耀邦，也插了一脚，用自己看中的阮崇武来掌握"天天要用"的枪杆子，结果引起老家伙们强烈不满，阮崇武屁股没有坐热就被赶出了公安部。这些陈年掌故，是不容易搞清楚的，但我相信，那个内幕的激烈与热闹，决不亚于高层对于军权的争夺。 到了江泽民如日中天的时代，谁也没有想到，甚至没有注意到，最高领导人对于公安系统的掌控却实际上大权旁落了。当然，这个时代，公安部又在其次了，因为上面多出来一个政法委。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掌握政法委，掌握公安部，掌握武警，就是掌握"天天在用"的枪杆子。江的时代，不能说江没有掌握这一套机构，不过他是通过曾庆红来掌握的。周永康曾经是江泽民和曾庆红都信任的人。周出任公安部长，后来并升任中央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就是江、曾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表征。胡锦涛在位十年，政法委不在自己手中，公安系统他连个手指头也伸不进去，所以，"国家安危"，他这个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后来还兼军委主席，能使使劲儿管到一半（公安之外，不是还有另一半嘛），就已经很不错了。 习近平的刀子究竟指向谁？ 胡锦涛公安大权完全旁落，不是江泽民在那里掌控；江的时代已经就有公安大权旁落的问题，不过还好那个时候是江曾一体――曾庆红在掌控，也就约等于江泽民在掌控了。当然，如果这个"江曾一体"出现了任何缝隙乃至裂纹呢？这个问题可就微妙了。周永康还好，是曾的人，但也得到了江的信任，也许相当于曾六（百分之六十的曾色彩）江四（不用解释了），或者曾五五江四五，反正当年是两人都放心的。江退休之后，曾还在前台，周永康掌握政法委，下面的公安部长孟建柱，那就恐怕是曾七曾八乃至曾九的政治色彩了，不管江泽民什么事儿。孟建柱固然出身上海，但当年老江支持陈良宇接掌上海，作为陈的竞争对手的孟建柱灰溜溜的，是曾庆红给了他奥援，建议他到曾的老家江西出任省委书记。到十七大上曾庆红退休的时刻，曾更鼎力支持孟接掌公安部。曾的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了刚刚过去的十八大。此次人事换届，孟建柱高升，郭声琨就任公安部长，据说郭与曾的关系更不一般，还是走得很近的亲戚呢。至于江泽民与郭声琨，那就更是如同路人了。所以说，自从周永康以来，中共政法、公安这把"天天要用"的枪杆子，实际上一直是掌握在曾庆红手里的。 说到这里，所谓一盘很大的棋，棋局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吧？再多说一两句，免得有人说俺看事不透：第一句，从江时代至今，至少到胡锦涛时代的结尾吧，曾庆红也是组织人事系统的老大。从曾本人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就是这个态势。前面不是说过胡锦涛后来用了李源潮而终于掌控了中组部吗？这里还得补充一句：李源潮同时也是曾庆红的小兄弟。实际上，李源潮能够到那个位上，秘密原来在于胡、曾都信任他――而不是单单因为胡信任他。第二句，自江泽民时代以来，曾庆红也一直是"太子党"的老大。李鹏等等，那一茬都太老了。今天正在叱咤风云（其实也是回光返照）的这一拨"太子党"，都是文革前后成长起来的一辈，驶上政坛快车道多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曾庆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鼎力打造江曾世纪的时候。好了，第三句没有了，多了俺也不知道哈。 "儿皇帝"要玩真刀真枪？ 其实，就连习近平本人，能到今天这个位置，也大半是靠曾庆红拉拔上来的。特别是最后一步，也就是十七大上被选为党魁接班人，曾应该居功甚伟，至少也是江曾合力方能至此。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与江泽民、胡锦涛一样，也是"儿皇帝"。不同在于，江泽民当"儿皇帝"的时候，太上皇是邓小平；胡锦涛当"儿皇帝"的时候，江泽民又成了太上皇。习近平今天的太上皇是谁呢？胡锦涛不够格，那个叫做"前皇"或"旧帝"，"太上"不起来；江泽民是老爷爷，应该叫作"太太上皇"――不是作为"老婆"讲的那个"太太"，而是爷爷辈的太上皇。这一点我不妨说得很明白：习近平登基，真正的太上皇乃是曾庆红。 "儿皇帝"其实是个好位子，有威有势，还不用真正负责，这样的低成本高收益哪里找去？可是，奇怪就奇怪在，坐那个位子的人，似乎都不甘心，往往很想真正负起责来。习近平如果真的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恐怕也是因为登基之后有了这个念想。新皇、旧皇、太上皇、太太上皇，"三个女人一台戏"，四个皇上会怎么样？看来此文还结束不住，只好等待"下篇"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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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3 04:45 PM PST
习近平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是这盘棋基本上无关中国改革，也无关中国的什么左右之争，甚至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选择有多大的关系。习近平的这盘大棋，下的是扩大自己的权力。 观棋多嘴四种人 都说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似乎有三种人，最喜欢这么说。第一种，是专门替他辩护的，至于为了什么原因而辩护咱不知道。也许是拿了他的钱？也许是他的私生子？也许是他爸爸的私生子？甚至也许是敌对势力的潜伏人员故意迷惑我党？反正，甭管习近平做什么，这种人都看好他。习近平做了人人认为是坏事的事情，那就是在迂回包抄，一盘大棋哪能开局就将军？偶尔做了可以被辩称为好事的事情，或者仅仅是说了几句还有常识的话，那就更加理直气壮了：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嘛，这不是显露出真实意图了吗？ 第二种，是"公知"、"母知"、右派，或俗称"带路党"的"党员"们，笼统些的称谓是"自由知识分子"。不管是天真、幼稚，还是一厢情愿、白日做梦，又或者是脑筋搭错线、内分泌失调，反正习近平说的、做的，甭管多么左、多么恶、多么狠、多么"毛"，都没关系，仍然相信他会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反过来，越是左，越是恶，越是狠，越是"毛"，反而说明习近平胸中这盘大棋的格局越是大。笔者也得算是个偏右的家伙，当然没有那么天真、白日梦或内分泌紊乱，但却发现人家左派对习近平就没有这么多情，甚至对整个共产党也没有这么多情。人家只欢呼自己喜欢的东西，同时激烈批评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甭管这东西是出自共产党还是来自习近平。就此而言，我感觉还是左派有点儿起子――哈哈，我是不是也内分泌小小失调啊？ 第三种就简单了，一个原因而已：看不明白习近平到底在干什么、要干什么，又不愿意放弃从小被调解出来的对于伟大领袖所总是寄托的那无限信仰、希望或幻想，你就说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肯定不会说错的。他做的事情自相矛盾也好，没有章法也好，左右支拙也好，"犹抱琵琶半遮面"也好，反正一句话就能解释：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现在网上基本上就这么三种人了，整天被他们吵吵，笔者慢慢地也感觉：可能习近平真的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于是乎，笔者也小小关心了一下儿这盘他们所说的大棋，似乎也看出了一些儿门道。是的，习近平确乎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是以上三种人都没有看出来他下的是盘儿什么棋。于是，笔者打算就此说上几句，也可以算是第四种人了。俗话说，"观棋不语真君子"。笔者欣赏这句话，但现在有点儿顾不上当"真君子"了。盖因为人都有些劣根性，就是鲁迅老先生所揭示的：小尼姑的光脑袋，小D摸的，我阿Q为何就摸不的？习近平这盘大棋，你们说得热闹，说得复杂，说得糊涂，说得天花乱坠，我金老大为什么就不可以说一说？所以，就有了下面这篇文章。 大棋无关左右，棋眼在于权力 真的要说了，笔者发现，其实我的观点也很简单，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之。第一句话是：习近平这盘大棋无关左右之争；第二句话是：大棋的棋眼乃在于政治权力。当然，两句话都需要有些解释，否则哪里还有必要作这篇文章？ 好像也不用怎么解释，意思是很容易明白的：习近平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是这盘棋基本上无关中国改革，也无关中国的什么左右之争，甚至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选择有多大的关系。习近平的这盘大棋，下的是扩大自己的权力。 观察家们早就说了，习近平一上台，他的权力基础就很强。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笔者说他的棋局专注在扩大自己权力这个话好像就不对了。可是，政治没有这么简单。观察家们那个话，有一点似乎是对的：习近平上台之初，比胡锦涛上台之初，那个权力基础强出很多。笔者还可以替他们补充一句：习近平上台之初，也比二十多年前江泽民上台之初，那个权力基础强出很多。 但是，这不等于说，习近平一上台，对于权力的掌握，就已经符合他自己的期望了。从历史来看，胡锦涛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最弱的弱主（这一点当然可以争论，也许他比华国锋不弱？）。习近平比他强，那个不算强。何况，笔者也还可以争论说：其实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权力基础还不算弱，因为他至少有三条优势。第一，从1992年进入政治局常委，到2002年接任总书记，胡锦涛已经在最高领导层经营了十年，而且长期分管组织工作。第二，胡锦涛当过共青团第一书记，而共青团一贯被认为是党的接班人，同级干部都有年龄优势，经过改革年代的干部年轻化而占据了很多要害位置，他们都可以是胡锦涛的权力班底（后来证明确实如此）。第三，胡锦涛是邓小平钦定的隔代接班人，老邓为他也留下了那么几个比如刘华清等等的老家伙"保驾护航"。相比之下，习近平从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跃成为接班人而进入政治局常委，五年之后接任总书记，怎么说也还是缺少时间来培养自己的班底的。习的派系色彩又不明显，背后没有共青团那样的庞大组织，在太子党里从来都比较边缘。你说他比胡锦涛强，笔者可以争论说：恐怕并不强在权力基础和个人班底，只能说是强在家庭背景和个性。但是，你要统治这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那个家庭背景和那点个性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还是班底来得更重要的多。习近平能不明白这个？ "江家天下曾家党" 话又说回来，其实，江泽民上台之初，更弱。那个时候的政治局势不说，单讲权力班底，他那个时候比十几年后胡锦涛刚刚接班的时候其实弱得多。还有一个强势的李鹏，头几年江泽民还不是处处要看他的眼色？至于老邓那一辈人的干政、掣肘，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江泽民有心计，有手腕，在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上是很内行、也很有成效的。当然，有人说那其实是他的第一高参曾庆红的功劳，其实是曾庆红有心计、有手腕，老江不过是曾的前台傀儡罢了。这个内情，笔者不敢说很了解。也许两种说法都对：老江有心计，小曾也有心计；小曾有手腕，老江也有手腕。双雄并刀，两个合力，那就纵横天下了，所以到了后来什么乔石、李鹏等等都不在话下，连执掌军权的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也败在二人刀下，甚至邓小平死后卓琳也差点儿保不住自己儿子的性命，中国那时就成了所谓"江家天下曾家党"了。 "胡家天下团家党"了 江、曾弄权的巨大成功，成了遮盖整个胡锦涛时代的巨大政治阴影。现在观察家们说胡弱，其实是对比这个背景说的。就是说，胡搞权没有能够搞到江、曾那个程度。但是，也不能说胡在搞权上面失败了。胡有胡的成功，否则今天哪有观察家们喜欢说的"江胡斗"和"三分天下团派有其二"等等啊？平实地说，胡搞权也有四条成功之处：第一，十年储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大气不敢出，屁也不敢放，但是人家终于打破了中共八十年（到2002年）的"接班诅咒"，超越了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稳稳当当地把最高权力接到了手中。第二，继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继续小喘气、暗放屁，十年"一把手"（或曰十年"儿皇帝"），再接再厉又超越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任期之内老头子不敢把他拿下来，最后"平安着陆"。第三，在"上海帮"如日中天、"太子党"横行霸道的背景下，生生带出了包括"团派"、"边疆帮"、"安徽帮"等具有广泛权力基础的"胡家军"，把其中的领军人物纷纷安插到了重要位置，上至党内二把兼总理、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宣部长，中有大约二十个省委书记、二十个省长，下有无数占据年龄优势的地市司局干部。第四，更有甚者，也隔代选定了习近平之后的党魁胡春华，大有确保大好江山十年之后再回我团系、再回我胡家的历史眼光和长远计划。如果这第四条能够平稳实现，什么"江家天下曾家党"就将不过是一时风云，青史留驻的却将是"胡家天下团家党"了。 要当"毛主席第二"，光靠吹鼓手就行了？ 所以说，尽管"习粉"们鼓掌打气涂油抹彩，把个什么"习大大"吹嘘装扮地好像是昨晚上台今早即大权在握，引导人们把对党的不满发泄到胡锦涛身上，其实习近平自己心里有数：老子这个权力，还比不上看上去软绵绵肉蛋一般的胡锦涛当年呢！不登高位也就罢了，一旦登高，这么四处一望，他娘的，怎么到处都是老子不熟悉的党政高干，一看简历怎么十有八九都是团省委书记出身？老子的亲信在哪里？难不成还真是"寡人"不成？ 这里顺便插一句：新党魁上台，和党关系密切的舆论，无论海内外，都马上齐声赞美新党魁，批评刚刚下台、也就是昨天他们还在齐声赞美的旧党魁，这在我党似乎也已经成了惯例，所谓制度化也。十年前胡锦涛一上台，也是把什么坏事都推到江泽民头上；当然，胡锦涛也就给中国带来了希望。现在，这场把戏再来一遍。好在中国人不仅记性烂差，而且人格低贱，头脑混乱，只要有人吆喝着向新君磕头，大家尽管不一定情愿，不知不觉也就膝盖软了，顺势跪下，山呼万岁，好像被催眠了一般，毫无来由、白日做梦地巴巴盼望着新君英明伟大起来。看来党的领袖为了党的伟大事业真是鞠躬尽瘁啊，下台之后还要这样被党"消费"而心甘情愿，牺牲个人名声来保全人民对党的不断的希望和期盼，从而延续党的执政岁月――这个现象，值得学者们研究分析一番。在笔者看来，这也是识别某人、某"公知"、某海外"异议"或"独立"媒体，是否其实暗里为党所操控的一个指标。简单些说，可以这样归纳：既赞美新君也不骂旧君的，那是党的"体制内"人员、"体制内"媒体；赞美新君诟病旧君的，那是党的"体制外"人员、"体制外"媒体；只有同时开骂新君旧君，甭管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他一概没有几句好话的，恐怕才真的没有拿党的钱――弱弱地问一句：最后一种"公知"或媒体，还有吗？ 回到习近平的大棋局：你别说习近平感觉自己权力不够，就是毛主席他死老人家当年"红太阳"照遍四海的时候，不是还对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同志发牢骚，说自己的权力也不过就能笼罩北京周围几十公里嘛？要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习近平恐怕会深感自己的权力不过仅能罩住自己的几十平方米的办公室罢了。可是，人们说，习近平有"毛主席第二"的伟大资质和气魄，这个俺权且信了，那就更要替习总着急了："毛主席第二"的伟大权力基础在哪儿呢？你越是说习总是想干大事的，那习总就越是需要越大的权力啊！ 吹鼓手们是用来糊弄老百姓的，习总自个儿不会也被那些吹嘘迷惑住。否则，还不就是两句中国成语了，叫作"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薄熙来其实就是这样被自己麾下的王李胡崔、乌龟忘八给迷惑住了，当时还真的以为自己就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薄熙来并列的那样一个薄熙来了呢。结果怎样呢，下场如何呢，这个恐怕习近平是最了解的了吧？什么"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棋子都不在自己手里，还下个鸟棋？！扩权、扩权、扩权，这才是根本啊！ 咋个扩法？权从何来？能说明白这个，那就算看透了习近平的这盘很大的棋了，也就八九不离十地看透了当今中国政局了。篇幅所限，笔者先卖个关子，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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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3 03:00 PM PST 众多期待再次文革、再次施暴的民众的存在，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一丝寒意。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面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 文革结束都30多年了，但它似乎还没走。现实中，网络上，呼唤文革的人，比比皆是。年轻的有，年纪大的也有。一次打车，跟年龄大的司机师傅聊起来，他恨恨地说，再来一次文革，可不会轻饶了那些当官的，非剥了他们的皮不可！ 文革在官方文件里被彻底否定了，但对文革的回忆、记录甚至反思时常被禁止。相反，对文革十年的肯定乃至称颂却悄然而起，好像，文革和文革十年，是可以截然分开似的。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任何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文革吗？唯一可以比拟的，就是德国的纳粹时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连个像样的历史回顾、像样的反思都没有。 从今天的角度看，文革最触目惊心的，是对人和人的尊严的践踏。羞辱人、打人、杀人、虐杀，成了家常便饭，秩序混乱时如此，重建之后也好不到哪儿去。 文革的群众专政的风格，一直延伸到重建的公检法里。不管什么人，只要进了“局子”，挨揍是当然的，被揍死也是活该。文革中发生广西大屠杀、道县大屠杀、大兴大屠杀，你还可以说是特例。但各地武斗，两派动用扎枪乃至大炮机枪的厮杀却是普遍的。至于整个十年里没有间断过的揪斗、群众专政、虐杀和逼死人命，什么地方没有呢？任何人都没有作为人的起码尊严，黑五类如此，走资派如此，根正苗红之辈也如此。我亲眼所见，前一天还在死整别人的打人凶手，忽而就被打倒，马上被请君入瓮，打得半死。下跪、喷气式、阴阳头、挂破鞋……这样的羞辱和虐待，在整个文革十年，就没有断过。 有的人很奇怪，怎么十几岁的中学女生，能够抡起皮带，把自己的老师活活打死？老红卫兵“西纠”，把一些毫不抵抗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活活用皮带抽死，用开水浇死，扔到厕所里淹死，甚至活着就把人割碎？有的地方，比如广西，打死人之后，还吃掉人的心肝，在那个地方，这样吃人的事居然还相当普遍！ 解释只有一个，那些被羞辱被虐待和虐杀的人，都是阶级敌人。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阶级敌人就不是人。所以，杀多少人、怎么杀，都是合理而且正当的。问题是，当时并没有战场，所谓敌对的一方，只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即使被拖出来，也没有丝毫的反抗。无论如何，对方也是人，能把毫无抵抗的一个人活活打死，虐待致死，无论怎么用阶级性来解释，施虐者的人性已然夹失。这样的阶级战争，即使按最严格的革命原教旨的说法，也只能算是强者对弱者的施暴。 每个被施虐的对象，都是在愤怒群众的喊打声和声讨中被虐待、被虐杀的。这样的虐待和虐杀，都是以绝对正当的名义实施的。很多人跟着喊打喊杀，其实只是为了自保。不表示自己的义愤，也许下一个被打被杀的就是你。这样的革命，斗争对象经常会变换，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变成阶下囚。在座上之时，气壮如牛；在阶下之日，忍气吞声。革命初期气吞山河的“红二代”，转眼就变成了“黑五类”，尽管只是暂时的“黑五类”。总之，在革命的疯狂中，没有人可以期待被同类当人来对待。 但是，当年的6亿中国人，都是人，今天的13亿中国人，也是人。是人，总该有人性。今天的中国人，有人虐猫，都会引发愤怒的声讨，却怎么可能还期待再来一次文革呢？但这种期待，却是真实的。同样一个人，可以对被踩死的猫一掬同情的泪，但这不耽误他们呼吁文革再来，文革再来的话，他们会把当权派剥了皮。 当然，渴望再次文革的人，也许有诸多误解文革之辈，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文革，以为文革就像新左派说的那样，就是大民主，就是斗争走资派。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中国人，包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人性并没有复苏。 一个研究广西大屠杀的研究者感到非常奇怪，他所访问的当年的那些食人者，没有一个忏悔的，众口一词地说，当年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如果他不杀那些人，那些人就会杀了自己。其实，他们杀的人，大部分都是所谓“黑五类”，即使被杀被强奸被轮奸，也毫无抵抗。他们被虐杀，而且心肝还被吃掉。如果他们有灵魂的话，绝对想不到，施暴者过了30多年，进入了21世纪，仍然理直气壮。不消说，这些人的人性，没有复苏。这样理直气壮的虐杀者，比起文革中他们的另一些同类，也许还算好的，他们至少对自己干过的事还认账。某些当年杀人如麻的凶手，居然脸一抹，全不认账。北京臭名昭著的“西纠”，居然成了正义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不仅声称没有提倡过血统论，甚至还是血统论的反对者。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他们当年发布的动辄“杀无赦”的布告，怎么面对那些死者的家属和目击者呢？ 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当年的施暴者，有些已经垂垂老矣。他们乐意带着自己没有人性的躯体走进坟墓，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众多期待再次文革、再次施暴的民众的存在，却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一丝寒意。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经历了文革，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 ——原载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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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3 02:37 PM PST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俞丽拿、李坚演奏《思乡曲》http://youtu.be/J6QxlRUVWgQ），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夫人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夫人、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4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1957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1960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身份暴露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1967年1月17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1948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16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1100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5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70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4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1967年1月19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4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网友推荐 附录： 《思鄉曲》二胡 張兆歸 http://youtu.be/J560sPg0t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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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3 02:45 PM PST  最近中国体坛三个顶级明星都传出新闻，奥运自由泳金牌得主、世界纪录保持者孙杨无证驾驶被拘留7天，国家游泳中心责令他暂时停赛、停训、停止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前跨栏世界冠军刘翔恢复训练，教练说如果练不出来就选择退役。至于网球明星李娜则闯进世界排名第三，刷新亚洲人最高排名的历史记录。将这三位明星的命运轨迹作对比，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孙杨和刘翔都是"举国体制"这个中国模式的宠儿和骄子，他们的金牌是无数纳税人的血汗钱堆起来的。讽刺的是，中国纳税人没有全民医疗，甚至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喝不上干净的水，吃不上放心的食品。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加害于他们的。 但从强国梦的声威符号这个意义上，孙杨和刘翔的确很成功。他们依靠体制取得成功，光荣首先归功于党和国家，个人也得到了无上的恩宠和赏赐。只不过他们不能忤逆体制，比如刘翔在京奥和伦敦奥运上的拙劣表演，明知自己不能出赛，却硬著头皮演一出独角戏，这就是依从国家指令的结果，特别是京奥那一幕，因为事关党国的颜面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刘翔哪怕心存抵触，也只能乖乖扮演这个角色，他从来没有反抗过这个体制。 孙杨就不一样了，他的文化和心智水准都有严重欠缺，加上青春叛逆期，他多次违规违纪，和体制发生诸多冲突。这个体制对超级明星不是没有格外迁就和恩宠，但不能容许孙杨成为反抗的符号象征，如果这个叛逆符号的意义被放大，其危害性将超过奥运金牌和世界纪录的强国符号的意义。这就是孙杨被处分的深层背景。孙杨自己除了心智问题，是他除了反抗这个体制，却又要处处享受这个体制恩赐给他的名声、金钱、利益和种种特权。因此他那"问题青年"的行为，不可能得到社会的同情。他的成绩和缺失，其实都是这个体制造就的。 至于李娜就和刘翔、孙杨更不一样了，她曾经是"举国体制"尝试打造的金牌机器，问题是这个罔顾全民体育而专注尖子培养的举国体制不是万能的，中国足球堪称最失败的例子，同样在网球尖子的培养上也不成功。曾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夺冠的李娜，之后毫无作为，世界排位徘徊在二百名之后，她认定是体制悲剧，就直率抨击："教练制定训练计划，却要许多球员适应它，如果适应了才能出头，不适应就甚么都没有。"李娜这句话几乎可以适用于这个体制的一切领域。 早在10多年前，年轻的李娜就决然退出国家体育总局这个官方体制，自己放"单飞"聘请教练和签赞助商。她还极不客气地扔下一句话："你们这些领导和教练让我出成绩，不就是要升官发财分房子吗？"和孙杨的孩子气的小打小闹不同，李娜才是反抗体制的真正象征。 李娜有个性而且有思想的警句还包括"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她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夺冠，被国内记者问到："这是不是一次中国的胜利？" 李娜答："中国？是不是有点大？今天算是我梦想成真的一天，但如果说是中国的胜利，有点太过了，太大了，我承受不起。" 这种言论当然不能被党国体制接受，伦敦奥运时一个中国运动员夺得金牌后首先感谢父母，还受到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的指责，教训他应该先感谢党和国家。体制外的运动员李娜就更不受官员喜欢。主管网球的孙晋芳就斥责李娜"思想水平不高，道德素养和责任感、使命感差，以她的素质不可能代表中国"。 李娜夺冠没有感谢党和国家，反过来是国家应该感谢她，就像美国传奇"飞鱼"菲尔普斯在京奥狂破纪录狂摘金牌，小布什代表美国衷心感谢他一样。李娜说："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 这令人想起胡适的名言：争你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的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换言之，李娜争取自己的光荣，就是为国家争光荣。她的个人成就和对体制的批评，成了国家改革和进步的推动力。赵连海为结石宝宝争公道，就是为国家争公道；天安门母亲为殉难的儿女追讨正义，就是为国家争正义。没有他们，这个国家不可能进步。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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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3 01:36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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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Nov 2013 01:35 PM PST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世界媒体的猜测下终于落幕，会议公报随之披露。公报称，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该报告。 三中全会是关乎习近平当局今后若干年的执政大计和国事走向，在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各类会议中，实乃重中之重。之所以重要，按照某媒体的说法，这是"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一个领导层绕不过的关键节点上"。许多迹象显示，在如何看这些改革节点，如何看三中全会的问题上，民间和当局显然不一致。 在改革节点问题上，朝野基本没有共识。北大教授张千帆最近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民间社会已经就改革的基本方向达成初步共识，即当前的中国亟需在经济、政治与法治三个向度上推进改革，民间改革共识则分别体现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执政权力的法治化。 公报虽然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仍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公报称，"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民间共识广泛认为，在经济改革中，国企改革是关键节点，这是因为有关经济命脉的重要国企部门，几乎都掌握在红二代或新太子党手中。这就造成了任何对国有企业伤筋动骨的重大改革举措，都会遭到顽强抵制，因此他们认为，国企改革很难有突破性进展。 和国企改革这个节点相比，政治方面的改革，显然是当局明知道绕不过去却非要绕过去的节点。公报称，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还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这些申明毫无新意可言，只是简单重复习近平在十八大提出的说词。 在过去的半年里，当局已经通过其喉舌和御用文人的连番动作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体制，因而不能改、无须改，但行政方面的小改小革还是可行的。这就是公报所说的，"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但是对公布官员财产这样的民间呼吁数十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举措，却绝口不提。 在依法治国方面，公报说，要"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从传出来的三中全会改革版本来看，当局有意把地方的司法权收归中央所有，以图改变地方政府滥用司法，借司法为自己图利的做法，但是当局却无意放弃党对司法的控制。 习近平在过去执政的一年里，严管舆论，严打网络和公民社会，与民间和知识界结怨甚深。这一年的打压，和他的双控举措――舆论控制和社会控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三中全会前夕的改革氛围和共识基础。不少知识分子对这样的当局推动大动作改革，没有任何信心。 三中全会前，他们曾对习近平政府抱很大希望，结果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许多人承认，他们对习近平看走了眼。经过这一年的痛苦经历，民间和知识界不少人接受了三中全会前的教训，对三中全会出台大动作不抱太大希望。更多的人对当局是否有能力兑现其承诺深表怀疑。当然，还有人依然对习近平抱有谨慎乐观，但已经从他们的原有立场退了一大步。他们说，习近平至少打改革旗帜就是积极表现，应当给他留时间思考。还有的说，三中全会在政改方面不可能提出根本性政策，但对碎步前进的政改措施都应欢迎和支持。 这和官方的态度，有极大落差。官媒高调称赞，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而民间反应普遍冷淡。这种朝野落差，会不会进一步导致民间对当局的不信任和不合作，值得进一步观察。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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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Nov 2013 12:22 PM PST "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丶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丶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丶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这是这次三中全会《公报》里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这样的体系，无疑是普世公认的市场体系。提出这个任务，意味着由中国特色向普世价值迈进和发展。这是真改革，立意非常好。 要求 "形成"现代市场体系，是因为中国有待于但是尚未"形成"这样的体系。这个估计恰如其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自欺欺人之心。正因为有待形成，所以市场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至今无法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在中国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是权力，是政党。用超经济的力量来决定丶操纵丶控制和支配经济生活，是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这也是中国社会的总症结所在。讳言这个总症结，中国的改革就谈不上"深入"，肯定不可能"全面"，恐怕也不宜於称为"改革"。 所以我认为，三中全会的立意，应该说是很好的。缺点在于公报的执笔者没有掌握分析的方法，仅仅把各种流行的术语列在一起，回答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种重大问题，显得晦涩模棱沉闷，叫人看不明白。 《公报》是一篇新闻，《决定》正有待于公布。《公报》没有作出回答的问题，在《决定》里，也许能够找得到答案。 好在有三十五年前那次老的三中全会，好在人人都有经验：党的公报，对公民和干部其实不具备什么硬性的约束力。当年那个公报，白白设置了"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丶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的禁令，但是，禁不了民意，封不住历史，包产到户最後风行全国，人民公社毕竟土崩瓦解。老百姓的这种切身经验，才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经验。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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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Nov 2013 12:10 PM PST 一说起中共政权的元首之父习仲勋“一生未整过人”的故事，连境外“敌对势力”的媒体都是赞许有嘉，殊不知中共党内对此也有人表示质疑，比如因为当年给王震当过秘书而官运亨通，如今早已官至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目前正在卖力地为诠释习近平的“两个互不否定”之“伟大理论建树”而努力工作着的李慎明（笔名王小石）就说过“习仲勋当年在新疆把王（震）老整得好惨”。 事情的原委正象笔者在一周前的《习近平有意回避老父生前的反左历史》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中共建政之初受命主持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工作的王震和邓立群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不但拒不执行习仲勋代表西北局所作的《关于西北地区土改和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报告》，故意在当地党报上将习仲勋报告中所有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软性政策内容全部删除，在实际工作中对习仲勋提出的政策界限反其道而行之。习仲勋当时提出的主要政策界限包括，“游牧区不宣传土改，也不提反恶霸、不清算；半农半牧区暂不土改；严格保护畜牧业，牧畜一律不动；喇嘛寺土地一律不动；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等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是，当习仲勋得知王震和邓立群居然在当地少数民族界及宗教界滥捕滥杀，强力推行了与自己的指示截然相反的极左政策之后，立刻紧急上报中央讨个说法，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下令让习仲勋和王震即刻进京开会，同时向新疆分局下达了由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紧急指示”，明确告之“习仲勋、王震两同志已到北京。中央认为5月26日新疆分局关于北疆牧区镇反与若干改革的指示是错误的，应立即通令停止执行。对于已经逮捕的一千余人，应暂不处理，听候中央决定。”新疆分局这才向下属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北疆牧区镇反工作，凡尚未逮捕人的地区，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应停止逮捕；对已捕之人，一律暂不处理；对拟没收其畜牧财产者，一律不动，并停止在群众中进行没收其畜牧财产的宣传。北疆牧区镇反工作遂即停止进行。 按照中共党史资料的记载，习仲勋和王震等人奉命进京之后，“为了解决新疆分局在牧区工作中的错误问题，由中共中央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会议”。 习仲勋在会上痛斥说：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犯的错误，特别是王震犯的错误，违反慎重稳进的方针，用向西北局斗争的方法，强迫西北局就范。粗暴、强词夺理，企图把中央和西北局分开，说中央正确，西北局右倾，发展到无法无天，无中央之天、党纪之法。王震在牧区工作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其一系列错误发展的总暴露。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 这次会议上宣布免去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和新疆省财委主任职务，调王恩茂进疆接任。 亲自出席会议的毛泽东表态说：（王震主持的）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对王震的批评只传达到县团一级。批评王震的错误不要伤害各级干部的积极性。 王震在会议上一方面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但同时也当面反驳了习仲勋的批判内容，比如“新疆有严重的民族问题而没有民族工作，有严重的宗教问题而没有宗教工作”等，说他自己“难以接受”但也无可奈何。 王震后来回忆说：“我到新疆就是为新疆人民办好事。我挨了批评以后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毛主席批评我时，说了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你的错误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小指头，而且是半个小指头，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政策错误，就是粗暴，不适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新疆问题是对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 北京会议结束后王震被通知不得再回新疆，习仲勋亲自赴疆主持中共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在会上对王震领导的新疆分局工作所作的总的估计是：“成绩是主要的，‘左’的冒险急进的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严重的，其中有些是惊人的。” 习仲勋及其他与会的西北局主要干部在会上表态说：“以王震为首的新疆分局，在将近三年来的工作中，虽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但是有些时候严重地违反了中央、西北局的方针、政策；虽不是在一切工作上都犯了错误，但是在若干工作上犯了错误。”习仲勋还要求“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毫无保留地揭发和批判王震同志和分局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不怕多讲，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 对这样一段历史，最为耿耿于怀的当然是王震本人----虽然他日后还是一直被毛泽东所器重，离开新疆之后先是被委以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继而又高就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 文革初王震虽然也曾被短时间外放出京，但很快就被毛泽东亲自下令请回北京，1975年1月因邓小平的力举而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去世之后习仲勋为尽快实现复出工作的愿望违心地同意了夫人齐心“请王震帮忙捎话给中央”的建议，求见成功时齐心自然是先要代夫表达一番对当年在新疆问题上“错整王震同志”愧疚甚至是悔罪之情，王震虽然在齐心面前表现了一付“大人不见小人怪”样子，但背后却坚决要求习仲勋还他以“公正”，于是便有了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在“错整王震同志”的第一责任人习仲勋“诚恳表态”之后，邓小平随即下令以中央名义于1979年3月中旬正式发文，通告中共中央已经对当年实际上是由习仲勋主持的中共新疆分局二届党代会问题作了纠正，指出：“……会议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 下发此文的当月，习仲勋被邓小平恩准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衔并被通知“恢复党组织生活”。 由这段历史足可见出，当时的邓小平和王震等人虽然为了彻底摧毁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势力而挥舞了一段时间的反左大旗，但他们与此同时却又要大力肯定自己在五十年代初直至文革之前推行过的极左政策。 上月中旬，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一声巨响，四十名中外游客的生命和鲜血令当时可能正在离爆炸点只有数百米之遥的中南海勤正殿里为数日后即将召开的号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温习讲话稿的习近平心头猛然一惊。此前不久他在亲自审定为自己老父百年诞辰的所有歌颂文章、书籍、电视纪录片等宣传内容时刚刚指示过对五十年代初期的西北局工作史不易着墨过多，而这起由新疆维族人在北京制造的流血惨案应该是迫使他不得不再次思考一下他的政权在建政之初对新疆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所做所为到底是王震的滥捕滥杀错了还是他的父亲习仲勋的软性怀柔政策错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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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Nov 2013 11:53 AM PST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太喜欢面孔朝上，充满期待，八分耐心，十分侥幸，十二分热忱等等，等等。 对中共十八大即如此，大半年来，迎着兜头的几盆冰水，抖抖精神，再等三中全会；11-12日已过，经过对三中全会公报逐字逐句的反复推敲解读，人们决定再等着看看"两个文件"，似乎看过之后，他们真会有什么决定人类命运或自己命运的重大决定。其实，这块土地上的"高人"在"高处"，确实对仰视着他们的面孔了如指掌、深谙其蕴、充满自信――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 我们的"办法"是不再仰视。 不再仰视意味着，如果我们有幸终于获得了一个独立于世的人格，如果我们有幸终于开始拥有独立于世的能力，就绝不再放弃，不再从"高人"和"高处"那里寻求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安全、我们前途、我们的幸福。 我们放弃仰视，冷静理性，不抱幻想，仔细地辨识，已经实际存在的属于市场发展和社会重建的空间，把自己的企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家园建立在那里，迁移到那里。我们不崇尚、不热衷对抗，更不屑、不耻去谋求任何和他们相近、相似的位势和权力，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抛-弃-他-们！当今大势、当今大潮、当今观念、当今科技等等、等等加在一起，使我们有了抛弃他们的可能――感激上苍不弃我中华民族。 当我们真的放弃仰视，会发现原来空间并不全都属于"高处"的"高人"管辖，"浩浩荡荡"之大势，不断开辟出的新空间，已经随着"开放"来到我们的身边，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只有不再仰视，才能发现它，才能感受它，它才能成为属于你的生活，承载你的事业。我们会发现不为权力主宰的空间不仅存在，还相当宽阔，不断扩展。这里规律、规则清晰明确，易于把握；未知世界，呈现无限可能，充满生机，魅力十足。 当我们把仰视换为平视，换为多视角的观察，我们才会看到那万变不离其宗的玩法儿，其根底里是什么，它是什么变的，它从哪里来，只能到哪里去，不再为表像所迷惑；我们才会看得到关键的、核心的、绕不过去的东西是什么，在哪里，辨识得了什么变化，才带来新的空间和机遇；我们才会看清楚那些必须具备条件才能落地的事情，辨识得了条件在哪里，是否可以成就，明辨哪是空话、大话、不能当真的话。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进入代价是否可以接受，不确定性和变量是否能够把控，风险是否可以承受的考量，而避免踏入陷阱，一再踏入陷阱。 当我们真的放弃仰视，才能真的开启把握自己命运的航程，去寻找有积累意义，有价值的空间和事业，继而会发现，在这里可以同时安放自己的灵魂，不再有为了生存把灵魂交给魔鬼的选项，享受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人的快乐。 当我们把仰视换为平视，换为多视角的观察， 我们才会看到这个世界不沉沦在于我们自己的不沉沦，这个世界美好起来，在于我们自己美好起来，这个世界的变化方向在于我们共同选择什么方向。个体生命的状态，个体生命的价值，个体生命的选择，在这块长久以来被轻视、蔑视、践踏，被侮辱、摧残、杀戮的土地上，必须拥有站立起来，伸展张扬的空间。被侮辱、被损害、逆来顺受不再是他们必须承受的命运。 当我们真的放弃仰视，我们才能真的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持有乐观，怀抱希望。因为你看见了身边已经到处都是不再仰视，不再屈膝、不再苟活的人们，你发现了统治者惊恐万状的原因，正是他们已经见不到他们想象中那么多仰视的面孔，跪着的灵魂；知道了他们是有"大限"的，知道人们把仰视变平视，从跪伏而站起的那一天，便是权力匍匐称臣的日子，便是极权一去不返的日子。你会更珍惜和你一样珍惜母语生活环境给我们带来幸福的那些人，愿意一起努力，一起奋斗，不计时日短长，不惧路途艰险，不离故土，不弃家乡，愿意为美丽中国再搏一个百年。 当中国人真的放弃仰视，让灵魂站立，才会不再偏狭、不再暴虐，充满善意，崇尚妥协，接受缺憾，容纳异见，建构和平，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以自己悠久、璀璨的文明、文化造福人类世界，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又一次站在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上的我们，不希翼、不祈求、唯要求自己决不再仰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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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自轻自贱的族群免谈歧视――跟着杨恒均说“歧视”（杨恒均：从“杀光中国人”看美国的种族歧视） Posted: 13 Nov 2013 10:56 AM PST
看了杨恒均的文章，所言之理无疑都成立。只是老杨似乎也怕被劈 “板砖”，于是放出“美国是世界上歧视比较严重的国家”这类蠢话来逗那些愤愤，颇有趣。这话说反了，美国应该算是世界上歧视最不严重的国家，否则奥巴马能当上总统吗？您请中共选一位藏族或维族的总书记试试看？能跟老美比肩的首先是俄国，认了个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做元首，人民是遭了殃，不过国家却赚了不少领土便宜。还有秘鲁，他们选个日本人做总统，只可惜好景不长，接着那小子吃里扒外，就要拿他下大狱，追得他只能逃回祖国去避难。中国人也曾试着学点开明，选了个美国人孙逸仙当“临时大总统”，结果是弄得举国鸡飞狗跳墙，他还引来苏俄大鼻子，夺走了中国172万平方公里领土。至于老百姓所付出的血泪生命，那就根本没法算清楚。所幸中国人认贼作父的能耐大了去，至今仍将其供奉在神龛里。 记得“猫眼看人”上曾经有一个帖子，发帖人牛逼烘烘断言奥巴马必然落选，然后依据毛主席教导做了深刻分析，美国的种族歧视是为主脉。他还下了重注，结果是跌了眼镜。那个帖子被网友们抬了许久，长时间被“置顶”，不少人不依不饶地要他履约吃掉什么。 总之一句话，你听毛主席的教导哪有胜算？没瞧他自己，接班人选一个废掉一个，最后那个来不及废掉的，在他余温尚未散尽时就把他老婆、侄儿以及心腹爱将都赶进“秦城”里。真正为了既得利益而救了他身后虚名的邓小平，却被他“走资派还在走”一棍子打入 “批邓”漩涡里去了。跟老毛学得来的，恐怕除了“有眼无珠”不会有别的。 再说“过去百年华人遭遇了种种不平等”。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那些被“卖猪崽”去到美国修铁路的华工，都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可是再看看至今林立于开平、恩平以待那些“碉楼”，基本上就是那些在海外发达了的“猪崽”们回乡所建，如今都申报了啥“遗产”了，颇为荣耀。在美国受尽欺凌的“猪崽”们有余钱剩米拿回家盖碉楼，在家里当家作主的只能眼巴巴看着忌恨。 不去细说这些“碉楼”。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即“潮汕铁路”，就是流落到南洋的“猪崽”张氏家族筹资所建。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谓：“（光绪）二十九年，粤人张煜南请设公司承办潮汕铁路。既得请，而川汉继之。”也即1904年张氏家族筹资修建了潮汕铁路，其倡导人张振勋（字弼士）1916年9月病逝于印尼巴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灵柩运回梅州大浦县故里安葬，途径印尼、新加坡、香港等地，荷兰、英国殖民当局均下半旗致哀，港英总督还亲自迎柩祭奠。算是哪类“歧视”？这位张弼士离开家乡时一贫如洗，只是到了南洋打拼才发达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这是美国媒体给他的尊号。捎带说一句，如今妇孺皆知的金奖白兰地以及张裕葡萄酒，也是他的创办的产业所酿造；1915年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世博会”，获金奖最多的恰是中国货，也算一种歧视？ 较之晚两年，台山（旧称新宁）人陈宜禧创办新宁铁路，堪称中国第二条商办铁路。陈氏可是正儿八经的“猪崽”，是在美国修太平洋铁路的华工之一。靠着他的勤奋好学，一直做到襄理职位。后入股建华人自己的铁路业务经营公司，在美国跟铁路打交道长达40年。1906年回国，靠着在加州以及加拿大那些“猪崽”们募集的150万资金，筹建新宁铁路。期间种种艰辛不去细说，仅仅官府与民间各种歧视便足以写一本书。饶了不知多少弯子，终于靠着“走后门”得了慈禧和光绪的批条：“依议，钦此。”岑春煊之流才不敢阻挠，抗旨是要杀头的。然而民间的阻滞丝毫未减，仅为避开坟茔及风水，铁路不得不绕了许多冤枉弯子。为了节省来之不易的投资，陈宜禧不得不造船运火车走一段路，无意中竟成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个火车轮渡，算是歪打正着吧。 1920年全长133公里的新宁铁路通车，美国舆论一片夸赞之声，《西雅图星期日时报》以《陈宜禧——中国的詹姆斯・希尔》为题，用整版篇幅刊登陈宜禧修建新宁铁路的文字与宣传画，倒是中国人反而无动于衷。谁在歧视他呢？此路总股本386万元，不动产价值恰为此数，动产尚值150万余元，市场价值800余万元。然而其生不逢时的是，孙中山恰在此后开始盘踞广东，除了每月敲诈公司12万元 “革命经费”之外，其属下如许崇智粤军每月“借饷”1万；老蒋的第一军驻江门部每月勒索5-7千元。尚不包括其它“革命政府”的盘剥。官府歧视民间、革命歧视商业，到北伐高潮的1926年冬，惨淡经营的公司欠债累累，总计140万之多，却远不及革命敲诈之数。 闻知股东们有拒绝勒索之动向，广东革命政府干脆派兵军管铁路公司，除了革命干部们要中饱私囊之外，每月还直接扣三千元充当军管大兵的开销。当北伐浩浩荡荡，在一片“打倒土豪”的歌声中，被剥夺殆尽的陈宜禧于1927年4月还乡避难，两年后病死。 美国人都是从旧大陆各地漂洋过海聚集于斯的，纽约港外那座自由女神像基座上有段著名的欢迎词：“把你们那些人给我吧：那些疲惫的人，穷困的人，蜷缩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在你们富饶的岸边遭到不幸遗弃的人，把这些无家可归，流离颠沛的人交给我，我在金色的大门口高举着明灯！”啰啰嗦嗦，不如用我们的诗一般的汉语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中国人之所以被口口声声说平等的西方人歧视，盖因我们祖祖辈辈皆不大争气之缘故。想当初马可波罗来中国逛了一圈，那时还是蒙古人统治这块神奇的土地，他回去写了本《游记》就把西方人震呆了，不敢歧视我们，只敢歧视他们自己。宋真宗那个“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什么的，都在马可波罗的书中若隐若现，弄得他们口水直流。就有些不甘寂寞的家伙顾不得颠沛流离之艰辛，万死不辞投奔中国。蠢得出奇的哥伦布还南辕北辙跑错方向漂到美洲去了。直至虔诚的传教士和贪婪的商人到了这块风水宝地，这才知道被马可波罗给骗惨了，还不如将错就错奔西边那块荒蛮之地开辟新天地，这才会有美国。 于是对中国的仰慕就变成歧视。如果说，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出于仰视古希腊文化的话，他们的启蒙运动则是出于蔑视中国文化：除了伏尔泰等少数两三个人之外，那些启蒙大师几乎都是靠批判中国才得以立论的；没有我们充当反面教员，他们哪有什么启蒙运动？没有启蒙运动，他们何来科技腾飞、工业革命？美国人歧视华人，绝不是因为台山“猪崽”修铁路的缘故，夸赞他们吃苦、聪明的文字并不少。前述“猪崽”陈宜禧被比作“铁路大王”詹姆斯.希尔；张弼士被比作“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能算是“歧视华人”？陈宜禧在美国被歧视成“铁路大王”，回中国却被尊崇到贫病交加一命呜呼！其实，美国那个社会歧视的只是脓包，那些不尊重自我人格的人，甭管他是白人、黑人还是华人。而中国社会绝不能容忍任何尊重自我、恪守人格的人，陈宜禧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早前读马丁.路德.金的故事，惊讶地发现原来华人也歧视黑人的，中餐馆拒绝黑人入内并非个别案例。以我对同胞们的了解，相信这不会是 “造谣”，更何况仅从生意上说，黑人入内影响到做白人的生意，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再说，华人跑出去受到尊重的并非绝无仅有，不去说留美学童那些故事，只说现代。例如从政的骆家辉、赵小兰，几年前我到广西横县参加一个活动，见识过他们欢迎乡亲莫虎的热闹，原来他做到纽约警察局局长的位置上了。至于其他，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这些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以及吴健雄、林同琰、贝聿铭、李昌钰这些技术大师，李小龙、李安、吴宇森、王家卫等不也是没有什么歧视感么？就连号称最歧视中国人的日本，邓丽君不是把他们的歌坛给镇住了么？若想不被别人歧视，根本在于自己不要歧视自己，守住自己的尊严，玩出点真本事，非但没人敢歧视你，反而会敬重你。 与陈宜禧同时代的华人，遭受歧视确实是不争的史实。歧视啊，歧视！多少悲欢离合在此中发生？ 华人流向美国始于鸦片战争以后，大清国无力严禁中国人出洋，传说美国西部有大把黄金可淘，于是吸引了闽粤两省众多流民。美商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很久便以支付金银而闻名，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评述说：“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圣弗朗西斯科被唤作“旧金山”，可不是“卖猪崽”者兴之所致，而是对于淘金向往所传言，它只是一座“金山”，及至没得金子可淘了，才变“旧”的。 有据可考的是，华人登陆北美大陆乃是1848年开始，传言说淘金期间华人一度多过外国人，至少可证1860年华裔乃是加州最大移民群体。他们无宗教无法律可言，根本没把诚信放在眼里，各种陋习劣迹均泛滥开来，抽鸦片、赌博、设妓馆，伴随着利益纠纷与冲突，黑社会性质的帮会也兴盛起来，打架斗殴乃至杀戮火并均愈演愈烈。于是开始被本地居民所排斥，更遭政府驱赶警察捉拿。今年5月在旧金山，一位久居于此的华裔人士跟我说了个故事：当年台山人到此淘金、修铁路，每日晚餐后便要娱乐。于是放下碗就喊：“开始喽！”那些老外听不懂台山话不知他们说什么，却看得懂他们玩什么。于是以后英语里就多了个汉来语：“CASINO”，这才有日后拉斯维加斯之繁荣。还不光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西班牙乃至阿拉伯、土耳其语什么的，CASINO都是从台山话里抄袭的，算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人类一大贡献。 这故事令人啼笑皆非，然而历史的真实却更令人啼笑皆非。淘金者并非如教科书所描述的那么困苦，可资佐证的是，仅1850-1870年华裔向加州政府缴纳的黄金税合计约一亿美元，约为加州政府收入之半！可以想见那些华工所得必定更多，若非如此，何以国内会有如此多人趋之若鹜，干脆称之为“金山”呢？那时太平洋铁路尚未动工，随着淘金热逐渐降温，金山变旧，美国东部跑来的淘金客就更不客气，驱赶华人愈演愈烈。而我们华人祖祖辈辈当惯了奴仆，逆来顺受成了禀性，遑论寄人篱下身不由己，更使排华气焰有恃无恐。很多华工便流向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地。而最糟糕的状况就是，中国人所到之处必设鸦片馆，接着派生出妓院与赌馆，接下去就有帮会打杀，乃至于旧金山又成为鸦片输送过去的主要中继站。 此乃排华成为老美共识的道德与社会安宁之理由。美国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1874年曾发表演说称：“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在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的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欢迎他们。” 1860年华人成为最大移民群之时，美中签署条约禁止华工再向美国输入（未含非劳工华人），开排华法案之先河，主要原因就是来得太多了，老美招架不住。所谓“排华”，只是限制华人移民入境而已；中国奉行的政策叫“排外”，对于一切外国之人皆严控入境，根本禁止移民。既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何必要去凄凄惨惨戚戚哭诉呢？ 1862年美国开始建设太平洋铁路，以爱尔兰移民为劳工主体。 1864年逐渐招收华工，那时铁路已经开建两年了，华工所在中央太平洋公司共筑路1100公里，从加州萨克拉门托开始向东，经内华达州在犹他准州的普瑞蒙特瑞尖峰与联合太平洋公司所筑东部1749公里铁路接轨。穿越落基山路段无可否认其工程艰难程度，但说该铁路系华工修建，甚至有“华工用自己的血肉铸成了现在美国纵横交错的铁路运输网”之说道，实在夸张过度。尽管中央太平洋公司筑路后期华工占95%，与数万公里美国铁路相比，1100公里不过只是零头。更何况华工要钱少能吃苦干活，工程到尾声大批裁员皆白人和非华裔，这也是产生排华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工人阶级为自身利益计，排华最给力也不奇怪。《美国法典》第八篇题为《移民与国籍》，其15章中第7章就叫做“排除华人”（Exclusion of Chinese），尽管百余年来美国通过了形形色色的排华与否定排华的法案，尤其是1943年《马格努森法案》彻底否决了《排华法案》；2011、2012年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就《排华法案》对华裔族群的道歉案，据悉，《美国法典》那一章节仍未抹去“排除华人”字样。之所以《美国法典》唯有“排除华人”的独享章节，盖因你在自己家里就不是人，命同草菅且自认命贱，谁还拿你当人看？ 上世纪初美国的一本《儿童的种族观念》书中写道：“作为在拥挤和胁迫中生活了几千年的一个人种，中国人看来好像是丧失了神经。他会一整天站在一个地方而看不出有丝毫的苦恼；他在最不卫生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极度的拥挤和糟糕的空气对他来说好像什么都不是；当他要睡觉，或者甚至当他生病时，他也不要求安静；他会在至高无上的自我满足中饿死。”不仅如此，“中国人缺乏国民的、公民的责任感；缺乏社会良知；缺乏以政治形式组织他们自己的能力；只要他们自己的事业不受影响或他们还有足够吃的，他们就根本不在乎谁控制国家；家族责任替代了对公众的义务”。美国的报纸大量报道了唐人街的大烟馆，以及那里的赌博、卖淫、高利贷等丑恶现象，如此恶劣的一个人群，想不被歧视也难，排华显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美国的排华法案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最，然而基于三权分立的立国原则，其法院判决多半违背那些法案，理由很简单：“违宪。”有资料介绍，那段时间诉及各级法院的逐华案约一万余起，三分之二以上是华人胜诉。其中就包括孙逸仙博士，最高法院判决称其为合法的美国公民，移民局于是只得乖乖放人。威尔逊总统愤不过就对新移民说：“你们如果仍然以群体来考虑自己，那你们就不是美国人，美国人不是由群体组成的。凡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民族群体的人就不是美国人。”他当然有他的难处，美国是移民国家，倘若所有移民族裔都如同华裔一样“身在美国心在汉”，美国也就不成之为国家了。退一步说，既然你根本不认美国为自己的国家， “身在异乡为异客”，有事没事就发情，分明是你在“排美”，何必抱怨人家“排华”？ 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道称，国家强大了华侨始得扬眉吐气。先说反例。大清国已经被判为“腐朽没落”，屡战屡败根本无缘“强大”。1911年4月，程璧光率领海圻号巡洋舰护送特使赴英参加英王加冕典礼，事毕率舰赴美。只有礼遇没有歧视，美总统亲自参与接待。然后闻知古巴有排华事件，程氏率舰往访哈瓦那，古巴政府立即禁止一切排华举动，华人华侨盛情欢迎；而墨西哥恰好发生反华、排华暴乱，中国驻墨使馆急电清廷派舰护侨，程氏即奉命率舰准备前往。墨西哥政府闻知后连忙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暴乱，并承诺对华人华侨之损失给予赔偿，华人华侨自是载歌载舞欢庆。于是程氏率舰中止墨西哥之行。岂料有墨国印第安人接踵请愿，谓之祖先系殷朝移民，理当算是中国人，亦应等同华人华侨对他们受到欺凌获得赔偿。而大清国此刻已余晖将尽，程氏等尚在归国途中大清就呜呼哀哉了，谈何“强大”？又一例，1943年美英等国废除历史上全部不平等条约，且美国排华法案也一律废除，中国正被日本打得七零八落，就连后来的《国歌》也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又谈何“强大”？偏偏却是华人华侨扬眉吐气之时。 反之，老毛登基之后，官媒唤作“站起来了”，国运号称强大无比，就连美帝国主义也打败了。而海外华人华侨却从此不断遭难，印尼屡次三番排华，老毛不敢派军舰只好派轮船，接他们回国，一副“惹不起躲得起”之衰相。老周反倒责怪他们应该遵守印尼法律与风俗习惯，好像是这些华人华侨惹是生非添乱。尤其是1965年，中国才爆炸了原子弹还不到一年，印尼超大规模劫掠杀戮华人华侨，二十余万华人华侨被杀戮，所有财产被洗劫一空，就连大使馆也遭冲击，号称强大的祖国不痛不痒发些谴责词语了事。还不如即将亡国的大清，一艘巡洋舰开过去震慑，救华裔于水火。老毛一手扶持的波尔布特政权，上台就大开杀戒，老毛非但不思救援反倒下令关闭驻金边大使馆的铁门，任由六十万华人华侨倾家荡产，其中三十万命丧黄泉！中国仍在大力援助波氏。越南“解放南方”之后的排华更是肆无忌惮，中国除了表示抗议啥也没做。直至越南出兵柬埔寨，老邓却为解救波尔布特出兵骚扰一下边界地区，根本与越南排华毫无关联。至于其他所在例如缅甸、马来西亚、印度等地的排华就不去说了。总之一句话，回顾积贫积弱的民国乃至北洋、满清，华人华侨在南洋不说有多威风至少也是丰衣足食高枕无忧的；反倒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之日，却成华人华侨遭难之时，唯有那些文明国家，他们才有安居乐业的可能。 可偏偏这些地方的华人华侨之中，盛产“爱国义士”，仗着那里奉行宪政民主，特热衷狂秀“爱国激情”。无他，既无倾家荡产之忧虑，更无血火刀兵之灾情，可以尽情放肆。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你既然绞尽脑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移民，甚至不乏弄虚作假玩弄各种手段者，就不要矫情说你更爱已经被你离弃了的国家。选择喜爱之地定居是各人的权利，无可厚非。只是中国话也说“入乡随俗”的，既然选择定居那国度，理当全身心融入现在生存的环境之中。周恩来当年也多次奉劝华侨选择入籍所在国，遵守那里的法律法规，尊重那里的民俗风情，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这也是改善自我生存条件与环境的基本要素。 上世纪初美国评论家H.L.门肯说：“任何时候当你听到一个人说他爱他的国家，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在期待为此获得报偿。”我想他说的是理，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望着旧主子的眼色行事，组织 “爱国行动”的人士，绝对不可能排除从中获利之嫌。还记得当年在澳洲组织“保卫奥运火炬”的故事吗？组织者分肥出岔弄出大巴车拒载的事故来，丢丑丢得大发了。至于跟从者而言，你吃在碗里望着锅里，时常表现出脚踩两只船的欲念，究竟该算是你歧视那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歧视你？ 这回，一个六岁小童说了句冒犯的话，总算被众多成年人抓了把柄，弄出点动静而且大有不依不饶之势。又搞笑了，那小童说“杀光中国人”吧？你们大多数都是美国人了，即便是拿绿卡的吧，也都在苦熬年头等着宣誓做美国人的那一天，他又杀不到你们头上，我们这些被指明要挨刀的尚且无动于衷，等他长大了杀过来再说，你们激愤个啥呢？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不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没理由蛮不讲理地跳出来夺我们之所爱，我们不同意被你们代表去瞎折腾。再说了，那小孩也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官员，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跑去美国政府抗议，有没有跑错庙门之嫌疑？或者你们习惯于被政府支配一切了，以为那孩子也是受奥巴马指使的呢？最妥善的办法，你们派几位代办到兰州去，让那里的警方“跨国抓捕”，他们抓小孩子可是真有经验的，没准就能替你们出一口鸟气！ （2013-11-11） 【附录】 杨恒均：从“杀光中国人”看美国的种族歧视 10月16日在ABC的脱口秀节目中，当一名美国儿童说“杀光中国人”时，主持人吉米・基梅尔说“这是很有趣的想法”。这节预先录制的节目公开播出后，在美华人表示强烈不满。美国逾26城市部分华人抗议ABC辱华。10月30日， 基梅尔本人在洛杉矶现场向华人连鞠两躬，并承诺永久性停播涉事节目中“儿童圆桌会议”的环节。但部分华人的愤怒仍未平息，要求ABC公开正式道歉，并解雇吉米。 美国的脱口秀节目很好看，我十六年前去美国工作时，一晚上要换几个台，轮番看不同的脱口秀节目，顺便练习英语。但这些节目每每涉及到中国时，总少不了冷嘲热讽，让人笑过后很不舒服。不过，看看他们也这样讽刺白人和美国总统，反而不敢讽刺、调笑黑人，也就算了。 这次ABC 节目中“杀光中国人”出自孩子之口，本不是大事，中国网络上“杀死小日本”、“血洗白宫”的成年人言论不在少数，可是，ABC作为一个全球电视平台，公然播出这样的言论，就非常不恰当，涉嫌种族歧视。当地华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展示族群实力，是非常必要的。 但一些国内的媒体和评论人在报道这件事时，显然有些跑题，甚至小题大做，越过了“常识”的界限。 例如，某位评论员从此事件得出结论：美国的华人境遇堪忧，处境危殆，需要13亿同胞伸出援手。另一位播音员宣称美国华人依然遭遇百年来的种族歧视，并没有多少好转。还有一位央视播音员得出了结论：只有中国强大了，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提高，不再遭遇歧视…… 种种言论，弄得人哭笑不得，难怪使得一些中国大陆网友激动万分，呼吁外交部出手阻止美国迫害华人，顺便帮他们办一本护照、签证、买张机票方便他们飞到美国去支援受苦受难的华人同胞…… 美国是世界上歧视比较严重的国家，没错；过去百年华人遭遇了种种不平等，这也是事实。但放眼世界，美国也是对外来族群最平等与公平的移民国家之一，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像美国一样，给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民众宪法保护与公民权利？福建早期偷渡到美国纽约的偷渡客如今大多都是“纽约客”，成为美国公民，如果你当初到上海、北京打工，混到今天，你能拿到北京、上海的居民身份证？ 消除种族歧视、提高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同中国的强大没有多大关系，也不应该有太大的关系！如果华人的地位需要中国的强大来提高，那对世界其它民族来说，不但是不公平，也是最严重的歧视。请问，新加坡、日本、台湾（地区）比中国弱小吗？他们的民众在美国遭遇了比大陆人更多的歧视？还有，印尼、越南等一些小国家排华（甚至直接杀害华人华侨，把他们赶进大海）最严重的时候，中国不比这些国家强大吗？更不用说，非洲裔美国人地位的提高并出现了一位黑人总统，身后有哪一个非洲大国在支持？ 消除歧视得靠民众自己的争取与努力，这一点华人应该多学非洲裔移民与犹太人，该出手时就出手，该上街就上街，充分利用民主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消除种种歧视。 据说，在美国、澳洲等西方国家，华人已经成为最富有的族群之一，但他们却很少从政，关心集体权益的也不多，大多仍然集中在发财领域，要就是做生意，要就是挤进收入最高的律师与医生行列。这些年西方国家消除种族歧视、提高少数民族地位固然有华人的努力，但说实话，华人更多地是沾了非洲裔等勇敢站出来的族群的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抗议ABC 脱口秀辱华事件举行聚会很有必要。但也要注意界限，因为一个非国家电视台某一个脱口秀节目中的一句话辱及华人，就扩展到“华人地位堪忧”、“百年来歧视没有变”这些事实判断，甚至一些大陆网友号召国家出手，大陆同胞去声援，这就不太符合事实了。 辱华事件发生后，华人能够依据宪法、充分享受自由权利而走上街头，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这本身不说明华人在美国的地位要比他们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高出很多？如果一些人借此进一步上纲上线，违犯“常识”地贬低美国的种族环境与华人地位，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势必会进一步追问：华人受到侮辱与欺负时，在哪些国家连抗议的权利都没有？ 当然，对于任何“歧视”，我们都不能姑息，不能手软。不能因为我们华人在一些国家（例如古巴）生孩子受限制、买房买车受限制、在所住居地区拿身份证受歧视、投票权与被选举权被剥夺，就对在美国享受的这些宪法权利感激不尽，那样的话，我们华人的权利迟早会萎缩甚至被剥夺。权利是争取来的，即便在美国也是一样。 对美国与西方制度的了解，我相信，当地华人只要能够依照所在国宪法与法律，勇敢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消除歧视只是早晚的事。中国大陆政府如果有不适当的介入，反而会使事情复杂化。 至于广大的中国网友，可以出去看看，如果没有条件出去，认真读一下我的文章，应该意识到，世界华人在世界各国地位的提高，是依仗逐渐弥漫开来的“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与宪政民主制度，而不是依赖另一个国家的大炮和军舰。不平等与歧视不仅仅在美国有，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身边也有，甚至更严重，我们不妨一起关注，从身边开始。 不管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是海外华人还是海内华人，当我们遭受歧视，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就应该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勇敢地站出来，大胆地走出去，大声地说出来！ 杨恒均 2013.11.10（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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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Nov 2013 11:25 PM PST 写此评论时十八届三中全会还在进行中，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此次改革的基本走向已大致明朗。简单的概括，就是"继续打左灯，继续向右转"。但习近平的"打左灯向右转"与邓小平的"打左灯向右转"还是有了很大不同。 邓小平向右转，很大程度上是他真信中国搞点资本主义是对的，对中共虽然有风险，但对国家是唯一生路，权衡之下，中共必须冒险杀出一条血路，搞市场化改革。这显然不是被逼的改革，而是主动突围的改革。因此，邓小平打左灯，是为了给向右转做政治掩护，是为了堵住党内势力依然强大的左派的嘴，也是为了制约激进的右翼势力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倾向。 习近平打左灯，首先是源自他内心的信仰，第二是他要强调他的合法性来自中共的意识形态，来自中共革命和红色政权的历史，第三，则是他要使用毛的手段来制约官僚，来安抚底层民众。而习近平向右转，则是一种并不情愿的"被逼"改革，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这个被逼向右转的改革逻辑其实很简单。首先，中国过去二十多年走的是一条官家资本主义道路，最大的赢家是官僚阶层，是与官僚勾结的无良商人。若按著习近平的心愿，他真心想做的事恐怕不是搞什么"自由贸易区"，搞开放资本账户，而是搞"群众路线"来整这帮贪官，整顿这些新土豪。但他知道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没等群众发动起来，习近平自己就有可能被官僚阶层推翻。但继续放纵官权，放纵官商勾结也是政治自杀。 习近平为什么不选择自由派的路线，搞宪政民主？他显然根本不信这一套，认为这是政治自杀，会像前苏联那样彻底崩盘。那习近平怎么办呢？习近平既不能发动群众整贪官，打土豪，又不可能让自由派搞宪政民主，还要约束官僚阶层的贪欲，这不是无路可走了吗？ 习近平首先选择了一条"以官斗官"的治官策略。笔者原以为习近平所谓"洗洗澡，照照镜子"之类的议论是让官员们放心，他不会"动真格"。最近有消息说，习近平把延安整风发明的办法用来整官僚，中共的各级实权官员现在都在背靠背相互揭发，面对面批评。人人过关，真是搞的"官不聊生"，以至于大陆已经掀起了一轮新的官员下海潮。这个办法显然对于约束官员的贪欲是有效的，至少暂时如此。但这个办法在官员中引起的不满也很大。 这个治官的办法究竟能否搞下去本身是一个大问号，不过，官僚阶层已经完全不可能成为改革的动力，而是改革最直接的对象已经毫无疑问。那习近平的改革还能靠谁呢？ 现在看来，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判断是，只有靠"市场"，也就是靠资本的逐利冲动来推动改革。这就是习近平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的逻辑。 那么，这条路能够走通吗？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一条中共政权自杀之路，而且是一条文明自毁之路。从短期来看，这条路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还有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了这点底气，中共可以选择开放资本账户，让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来吸引国际资本。那么，国际资本会来吗？不难判断的是，只有那些投机资本，尤其是那些与中国的贪腐势力密切勾结的国际资本，那些实际上是中国权贵逃到海外的资本，会抓住这个机会，分享最后的晚餐。那些正经的投资者则不会来，因为只要中国不能一个公平法治的预期，提供一个政治清明的预期，他们就不会来。如今的西方已经和二十年前大不一样，已经有了一批真正的"知华派"，他们对中国的肮脏游戏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和经验，专门做空中国概念股的浑水公司就是一个代表。 因此，新一轮"向右转"的经济改革如果真能一时"成功"，其投机性的本质也将很快暴露。等到这种让投机资本再捞一把的改革搞不下去，习近平将不得不认真考虑政治改革。不过，他是否还有时间和机会搞政改，就很难说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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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Nov 2013 09:01 AM PST （笔者在国内网站贴的几个帖子改编）
2013-11-11日 抗议者没拿五星旗，那是为了掩盖第五纵队真面目，是抗议组织者统一规定不带五星旗。而不是抗议者融入美国社会的表现。这次抗议的组织者参与者，恰恰是天朝使领馆，以及他们领导的、身在美国、却最不融入、最不懂美国社会、不懂美国社会幽默搞笑习惯的天朝土老鳖。
美国有很多搞笑节目，往往讽刺政治人物。这个节目也是其中的一个，其实是用童言童语讽刺美国国会和政府的。还有网站专门报假新闻，中国人不知道这是搞笑节目，就当真，搞抗议。上次一个报假新闻网站恶搞麦凯恩，为史诺登叛逃香港，麦凯恩讲话要轰炸香港。外国人都知道是搞笑假消息，却引起国内左派义愤填膺上网抗议，以为麦凯恩真的说了这些话，这就使得左派自己变成真正搞笑的愚昧丑角。
但这次，使领馆及其领导的侨界，同乡会，联谊会等等全部介入，笑话实在闹得太大了一点。 中国使领馆满脑子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对敌斗争思维，把美国搞笑节目当严肃节目，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美国人竟然在节目中要杀光中国人，这还了得！于是大张旗鼓策划、组织和领导抗议，与几个5、6岁小孩较真。而美国人想不通，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死板，没有幽默感，开不得玩笑，对一个搞笑节目大动肝火，大搞抗议？为什么如此没有风度，与几个明明是在搞笑开玩笑的5、6岁小孩去较真（而且，明摆着，这些小孩也是故意开玩笑，例如他们故意拼错奥巴马名字）。不过，美国人还是尊重少数族裔心理感受，尽管心里怎么都想不通，还是认真作了道歉。中国使领馆根据对敌斗争思维，认为道歉根本没有诚意，仍然不依不饶抓住不放，一定要美国人开除搞笑节目主持人，"严肃处理"。美国人觉得中国人如此不讲道理，心胸如此狭窄，完全是无理要求，无法从命，于是内心里非常鄙视，只好不吱声或者搞应付。
这就是这次事件的实际情况。
此外，这次抗议的中国人要美国电视台实行新闻检查审查制度，并且开除电视节目主持人。这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出来的中国人和使领馆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要求的实际效果，就是要强行把中国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言论和新闻专制制度移植到美国。而在美国电视台看来，这完全是违反美国宪法言论和新闻自由原则的事情，碍难从命。他们当然不可能像中国人一样取消言论和新闻自由，去移植中国的言论和新闻专制制度。
这也是双方僵持不下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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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3 06:21 PM PST （参与2013年11月12日讯）在新浪微博有关北美华人义愤填膺抗议美国广播公司ABC小孩节目说“杀光中国人”的评论微博中，80%都是嘲笑这些海外华人与一个美国6岁小孩过不去是非常荒唐的，而且可能是某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也许是某党的第五纵队。而且在这次活动之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请看以下新浪微博： @mi-Tina: 在别人家里真好 想干嘛就干嘛 在自己家里放个屁都要怕这怕那 @率率--王乐妮:强烈要求在美游行示威的那些人回国帮我们呐喊！一个个看上去一副正义凛然、血气方刚的样子，内心都扪心自问自问一下：那么爱国，为何加入美国籍不做中国人？真有血性真有正义感，回来帮大陆人争争权利. @社民_技术宅：转移鳖共三中全会视线的，切勿理会。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 @蔚蓝1932: 应把游行的猾人全部遣送回大陆，他们必须在大陆也游行一次才准回美 @想起讪讪：米国6岁小儿只说一句要杀中国人，就高潮了，抗议了，华人有权不用白不用。而对杀了几千万中国人还拒不认账的，该怎么抗议？ @我思故我囧: 还好这次没打污腥旗，据说海外华人游行都爱打着污腥旗。老外真是好涵养，若有老外敢在咱天朝打外国旗，姥姥！ @梁新梵: 神经病，跑到国外还不好好生活。为了一个6岁小孩儿的戏言而打鸡血，还真是有出息！[鄙视][鄙视][鄙视] @舞鹤G3:恐怖分子还不至于，有几万带着任务的赤色分子倒是真的。经常搞个五星红旗红海洋啥的… @网中微言：这是继抗美援朝之后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中华儿女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战胜了信口开河的美帝小童及其舆论工具ABC。连幼童都不放过，都能战胜的力量是无所畏惧、攻无不克的。 @中欧校友老陶:我问女儿上街示威这件事，她说她和她的同学们都觉得这些人是脑残。 @基督徒曼德：小题大作，跟6岁小孩过不去，煽动仇美情绪。国内每天非正常死亡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不关心。海外义和团总动员，第五纵队的又一次演习而已。 @盐光水灵: 你的观察惊人的厉害。对呀，清一色几乎一样大小的白色红字。这说明不是单一自发的，是一个组织者。你厉害！@自由空间98765:牌牌很整齐 @金重BFSU89: 这个尺寸的牌子要50美刀一个。 @勿通匪类DelayNoMore：继续如此爱国 赶快回来中国和我们一起吃地沟油吧！！同胞们！！ 一群批着人皮的狗。。。。。形容你们是狗都贬低了狗 @安陈蜗：这些人在国内被奴棣时,屁也不敢放,爱国不是做在自已国家不敢做的事,是自愿回国效忠. @teininkai青井海：一堆人天天說殺光日本人，核爆日本，等等，不是一樣的話？ @正牌东哥：这是为了配合夺回舆论阵地的指示吗？ @老沈再来32:坦克压死人的时候这帮假华鬼子敢放个屁吗？跟个6岁的孩子都要公平来了 @吴玉仁5: 地下党煽动吧，记得反日那阵子要杀光日人时新华社没有揭批啊 @诗哥评天下:中国的奴才们连个上街的权力和胆量都没有，太监怎好说别人滥用鸡巴 @雁渡寒潭0011：对美国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境外势力操纵啊。 @俩猫妈：丫个！原来是个六岁儿童说的。 @承詔必謹：有点神经过敏。闹吧，把在中国的怨气合法发泄一下 ——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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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3 05:49 PM PST 更新时间 2013年11月1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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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3 05:31 PM PST 香港有关电视发牌的商业申请，再次曝露了共产党对香港的控制，已经达到无孔不入，全面封锁的地步；连具有政协背景的王维基，明明合乎了通讯局的发牌条件，可是因为中共要封杀，就可以违反一切商业理由而拒绝发牌。 事件在香港卷起的政治风暴，至今仍然愈演愈烈。最新发展为连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都出来发炮指梁振英要就发牌事件作出「深切检讨」，一众非官守成员集体「跳船」，这可能是毁灭梁振英「管治」的最后一击。 先说香港目前的电视频道极缺乏，只得两个电视台，以七百万人的城市来说完全不合格；政府所谓新发的三个牌照，连大气电波的频谱也不占用，要另加所谓「机顶盒」，本身对频谱的电视台已经没有威胁；技术上三个新电视牌的本质，和网络视像直播根本没有分别，因此政府以规管为名，行封杀之实，以一大堆非理性的籍口，去拒绝公开研究报告，其背后的真正因由，实在十分显浅；可是政府偏偏不断当香港人是傻的，搬出一大堆荒谬绝伦的理由，如怕竞争会太激烈，怕电视台倒闭──中国资金的亚视连年蚀本却从不倒闭、怕倒闭那么还算甚么「自由市场」？多年来政策都写明，发牌不设上限，符合条件就会批，那么如今香港电视根本没有不合资格的问题，政府则害怕到连资料和报告都不敢公开，除了最死忠的梁粉，全香港人都自然只得一个结论──政治原因。 连身为中国的政协的王维基也无法信任，说明中共对香港传媒是如何虚怯，更反证中共目前对现时香港传媒的渗透，令中共不想任何实质的新竞争者加入，影响目前的统战与控制。电视牌照事关很多基层以至教育水准普通的市民，这些人本身就是主要梁振英的支持者，因此「港视」的抗议行动，其实严重威胁到梁振英的「有效管治」，而得罪这些最后的「死忠梁粉」，再加上一众高官、行政会议成员集体脱逃，令梁政权四面楚歌，梁振英再次挑战其下台底线。 和反洗脑国教不同，虽然港视不在立法会选举之前发生，却仍然影响中共在政改、反占领中环以至一连串具争议立法的政治布局，不但令梁政府全面「跛脚」，更加深中共干预香港事务，以及在每一个层面殖民香港的讲法，民怨已经去到临界点，随时在占领中环以至其后的事件逐一爆发，而这显然和中共选择「高民望」梁振英上台的初衷完全不符。 曾荫权统治香港的七年时间，除了在关键问题上跟随北京走之外，小问题上不断放软手脚，令香港人一直有假象，以为中共的统治不是这么差；梁振英上台一年几，这些假象已经完全破灭，即以中共的一套直接搬到香港，则政府不但公信力扫地，必然遇到更加激烈的反抗；最令人不禁失笑的，是香港一些杂志开始认真讨论，梁振英是否英国派来玩残中国政府的 MI6 特务，连亲共人士都不信任他，梁振英政权一年多就落得如此下场，是那些推他上台的阴谋家无法想像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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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3 02:27 PM PST 11月9日，美国二十几个大城市老中游行，抗议Jimmy Kimmel的恶劣玩笑，要求ABC 开除Jimmy Kimmel。 美国的电视台，就那么几个搞笑脱口秀名嘴。ABC不太可能开除Jimmy Kimmel。若干老中是否准备一直抗议下去？ 在老中抗议的言辞中，"尊严"，这个字眼的出现频率很高。 今天早晨收到的一个电邮："华盛顿华人社区联盟呼吁，大华府各个华人社团，以及广大华侨华人积极参加本次示威游行活动，并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北美崔哥："国内同胞可能没法在白宫网签字，那就把我们的不满发给国际知名媒体吧，他们会把十三亿中国人的心声震荡给全世界的。记住，这么做是为了咱们的后代在世界上活得有面子，有尊严，有安全感。" 人在天涯一网文（http://forum.0898.net/inread.php?bbs_id=61603作者孙乙）标题："捍卫尊严的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新华网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3-11/01/c_125637905.htm 作者杨燕琪）："维护平等权利，反对种族歧视，维护民族尊严，是美国华人的共识性观念。" 我也在白宫的网站签了名。 我认为抗议是应该的，这样的玩笑是不能容忍的。否则就可能有更多，甚至更恶劣的玩笑。 Jimmy Kimmel 不是种族主义者。他的错误在于没有马上表现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当时的回答："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与其说是支持那小孩，不如说是委婉的批评。 有多少人在说" It's an interesting idea. "的时候，是表示支持？反对？或不置可否？ 我认为ABC，Jimmy Kimmely 已经道歉，就够了。老中再不依不饶，要求ABC开除Jimmy Kimmel，毫无必要。有得理不饶人，上纲上线之嫌疑。 Jimmy 事件使我想起傅萍事件。傅萍撒谎，没有多少疑问。但是，铺天盖地的讨伐，似乎与一本书不相称。 应该抗议傅萍，应该抗议Jimmy。老中表现出义愤、尊严、浩然正气，无可厚非。然而，不少老中的义愤、尊严、浩然正气，是选择性的, 打了折扣的。 多年前，王丹送了一个email 给老中，呼吁为6.4平反，号召老中签字。我把email 转给其他老中。几个回邮说：他们同意王丹，但是他们不敢签字。他们还要回国，他们担心领馆不给签证。 每年6.4周年日，全球有多少华人参加了纪念活动？难道6.4 屠城，远远不如Jimmy 模棱两可的话恶劣？ 当朱少将表示："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中国城市被美国摧毁"，哪个老中出来抗议？ 当纽约时报报道, 温家宝家族20年时间积累了27亿美元时，有多少华人出来游行示威，要求温家宝澄清，要求中共调查温家宝家族巨额财富的来源？ 有多少老中抗议过中共非法关押刘晓波？有多少老中呼吁中共制止城管暴力执法？有多少老中抗议习近平的七不讲？ 这个时候，多少老中"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为什么老中，包括海外的老中集体噤声？因为抗议没有用，因为抗议不安全、抗议不方便。因为很多老中附炎趋势、见风使舵。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一拥而上，展现他们的义愤、尊严和浩然正气。 华人在美国是不是活得有尊严？他们确实活得有尊严，比在他们的祖国更有尊严。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远非完美，但是法制健全、尊重人权的国家。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愤怒、不满，而不用担心被喝茶、被藏猫猫，被自杀。 中国人在世界上是不是有尊严？ 中国的财富是不是给中国人买来了尊严？全世界有多少国家，给中国公民免签证？在中国，13亿人连震荡的权利都没有，北美崔哥却要让他们的心声去震荡世界。 中国人在世界上要有尊严，首先得每个中国人在中国有尊严。 ――CND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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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3 02:24 PM PST 2013-11-11 08: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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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Nov 2013 02:21 PM PST 意识形态战争较之于真枪实弹的战争的不同在于前者不流血而后者流血，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一样都是历史大势，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从这几点看可以肯定中共一党专政一方打这场“阿登战役”乃至整个意识形态战争败局已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4年末，英美盟军登陆于诺曼地，开辟了对法西斯德国战争的第二战场。同时东线苏军也早将德军赶出苏联领土，逐渐进入东欧各国并逼近德国东部。法西斯德国的最终崩溃已指日可待。这时希特勒决定在西线进行一次猛烈反扑的“阿登战役”：他集中了德国最后的一点精锐部队（23个师，27.5万人）和精良武器，于1944年12月6日在西线阿登山区向英美盟军发起猛烈进攻，目的是迫使英美抛开苏联和德国单独和谈。这次进攻虽然在初期颇为凌厉，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人员和武器大量丧失。尤其是东线苏军应英美之要求，提前8天开始进攻。希特勒又不得不从西线将一部分德军调往东线。1945年德军退回国境，“阿登战役”正式宣告失败。从此东西两线盟军长驱直入德国境内。1945年5月，东西线盟军先后进入伯林，希特勒自杀。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 这里显示出一条历史规律：在一次大战（或政治斗争）中，战败的一方在放下武器前，总要进行最后一次猛烈的反扑。其实1991年前苏联和苏共解体前的“八一九事件”也是这麽回事。而当前，中共在其所发动的意识形态战争中，也已进入了它的“阿登战役”阶段。 中共自从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战争。毛泽东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造成舆论，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个战争已打了半个多世纪，其实质是专政和民主之间的战争。其中1957年的“反右”这一战役中共是“大获全胜”的。但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共来说则是“皮洛士的胜利”（古代历史上皮洛士进攻罗马，虽获胜而自损十之八九）。到了1989年的“六四”之役，中共以血腥镇压换来了道义上的全面失败。接着1989--1991年间的“苏东波”从事实上证明了马列主义的错误，预示料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跟本走不通的。 到20--21世纪之交时，中共政权由于腐败造成各地人民大众的反抗此起彼伏。国内外，党内外出现的异议人士有增无减。“茉莉花”革命之波有力地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民。互联网成为表达人民正义呼声的强大力量。于是在民主与专制的舆论战之中，专制一方越来越呈现出弱势。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事例是：出现了一篇署名王小石的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据说“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各媒体网站将该文放重要位置）。这篇文章立刻受到广大网友的围攻。围攻文章列举前苏联和苏共解体后，俄罗斯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事实。其实这还不是主要问题所在。主要问题是：王小石到底是谁？说他根本就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另一说则是北京朝阳区副区长李建海。那麽李慎明总应该再表一次态吧：如果这篇文章是你写的，你就应该继续反击那些对于你论点的围攻。如果那篇文章不时你写的，你起码也应该出来作一声明，说清你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堂堂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连一个屁也没有放，变成缩头乌龟了！ 于是中国社科院正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出来了。他在10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他诉苦说：“当前----谁发表正面的言论----谁就会受到攻击----要---及时支持那些坚持真理而被围攻的同志”，“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要当冲锋陷阵的战士”。“总之，目前的共产党一党执政制度不容挑战”。 社科院正院长兼党组书记发出了战斗宣言，那就是说中共已经决心开启自己在意识形态中的“阿登战役”了。而且接着军方也表示要参与这一战役。中共军方2号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9月16日发布动员令：将互联网视为意识形态斗争“新的战场”。刘亚洲将军也说要“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谁掌握了互联网尤其是微博资源，谁就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接着，军方最高学府国防大学与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制作的电视宣传片“较量无声”。影片警告说：中国正遭遇5条战线（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政治干涉，社会渗透）。还还点名中国自由派学者贺卫方，茅于轼是美国的“帮凶”。 从10月8日王伟光发起“阿登战役”开始，中共的“理论战士”们进行了哪些“冲锋陷阵”呢？计开：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捷（即和李慎明平级）的文章“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于是引起“晚年毛泽东”的作者高文谦驳斥李捷的文章是“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攻击”，同时提议中共当局开放网禁，允许大陆民众观战其与李捷“公开辩论毛的功过是非”。10月16日王伟光院长又支持李捷说：“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这可理解为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决策者的意识，即决不会“批毛”！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的文章“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以及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的“败絮其中的俄罗斯免费医疗”，荒唐攻击最近俄罗斯宣布的永远全民免费医疗。他们最大的功击点是：免费医疗花的还是人民的纳税钱。他们不说中国三公消费（每年9，000亿）不就是人民的纳税钱吗？现在全国医疗费6，500亿元，只占政府支出的9.9%，政府只负担17%，其中80%为干部所用，用于普通百姓的只有20%，即政府支出的1.8%。这是什麽世道呢？ 其实俄罗斯的免费医疗只不过是前苏联全民医疗的延续而己。并且这个“全民”还不太准确，因为凡是在俄罗斯境内的外国人生病了也一律能享有免费医疗。本文作者1951--1958年间在前苏联留学，也曾因病去过医院，并没有遇见排长对或医生收礼等事。在前苏联和俄罗斯有病住院，不仅不收住院费，而且吃饭也是医院免费供应。当时有的留苏学生住院，反而省下了助学金。有趣的是：一个留学生住了一段院，省下了好几百卢布，给自己买了一块表。我现在认识的一些俄罗斯朋友（如搞边贸或作外教的），他们还是认为俄罗斯的医疗情况比中国好。他们在有病时还是选择回俄罗斯治病。比较下来，中国的医疗不仅外无金玉，其中“败絮”均无，是一个大臭虫！ --10月6日“求是”秋石文章：“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文章说有五种必需反对的错误思想；“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质疑开放”---。 --“求是”文章：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是历史虚无主义。 --“环球时报”社评：“越精神越独立，越能看清学西方什麽。”其结论是“中国最终是具体学西方很多。同时又‘另搞一套’的特殊大国”。这真是奇谈怪论，拐弯抹角。其实这就是19世纪末张之洞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早就试验失败的翻版。而那次试验失败的结果是“辛亥革命”。你现在还想用这一套来坚持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下场如何可见了。 --10月9日“红旗文摘”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文章“对抽象人性论的危害性应有足够的认识”，说“普世价值”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此文一出，即受到一边倒的批判。网友称周新城“三反”：一反习（因为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二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号称自己就是普世价值；三反人类，因为人类才有普世价值，畜类才没有。 --“红旗”2013年20期（10月16日）秋石：“要有共同意识形态才能生存下去”。 --10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金仁文章：“毛泽东不是独裁者”。 --还会有的。待续--- 王伟光院长是这次“阿登战役”的督战队长。中共和他大约希望在他发出这一进攻令后，上述理论战士们的文章就像是常山赵子龙在长坂坡一样，在亿万网民中杀进杀出，杀得对方个个皆愁。但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前述理论战士和他们的文章不但同样受到围攻，而且中共的理论战线已初处于“网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了。 那麽中共理论大军的后续力量在哪里呢？ 其实中共御用文人的大巢主要是三个：中央党校，人民大学和社会科学院。这三处可调用的御用文人不过数百人（但是这里也有不驯服的异议人士，如中央党校的杜光，蔡霞，人民大学的张鸣等）。在加上有的中央和各省大学的文科教师等中的“准御用文人”，也不过千人左右。而现在的网民近一亿。除去200万“五毛”，多数是对现状不满的。于是力量对比就明显了。 这近千人的御用文人和准御用文人毕竟是有脑子的，他们为了吃饭和养活老婆孩子不得不“上前线”。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御用文人和准御用文人们发表文章时，很少人敢用真名，而是用笔名。他们对于今后形势心中没有一个估计吗？他们中间有百分之几的是已经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去了的？他们不想想一旦变了天，是否会陷入尴尬的境地，是否应该现在就留点后路吗？他们被逼上战场后，能勇往直前冲锋陷阵吗？ 那麽督战队长王伟光就得拿枪逼着他们冲锋了。于是我又想起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情景：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在武昌南的汀泗桥大捷后，北洋军阀吴佩孚急了，在临近武昌的贺胜桥和北伐军决一死战，并亲自督战。结果北洋军还是兵败如山倒。吴佩孚亲手枪杀了退却的数名旅团级军官，也不能阻止退却。北伐军进入武昌，北洋政府迅速正式倒台。 “21世纪的吴佩孚”王伟光院长：当你把御用文人和准御用文人们逼上战场，他们左顾右盼，畏首畏尾，就是不冲锋陷阵时，你将枪毙几个呢？ 意识形态战争较之于真枪实弹的战争的不同在于前者不流血而后者流血，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一样都是历史大势，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从这几点看可以肯定中共一党专政一方打这场“阿登战役”乃至整个意识形态战争败局已定。 不料随着中共18届三中全会将举行，又传出习近平指示“适度变阵，更换方式”，要适当放松舆论。这真是奇怪。你的三中全会是搞经济改革的，和舆论有什麽关系呢？你的“阿登战役”既然打响了，你单方面停得下来吗？谢燕益先生说对了：“中共已逼到进退失据的境地”。它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日本证券评论员干脆预言：习近平政权将于3年内崩溃。不管这种预测准确与否，总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总之，民主的曙光已经出现，一切站在民主一边的人们还是努力与唤醒人民，来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吧！ 2013年11月1日于美国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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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8, 2013, 6:11:19 AM11/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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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Nov 2013 11:04 AM PST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被神话的过去，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被推迟的未来。 三中全会这个符号，其实在35年前就已奠定了一个天花板。如果仅仅只在一个可以视见的房间内打转，何来真正意义的解读？ 但恰恰，一个曹雪芹能养活上千名红学家，一份决议书能反哺一群马屁精。 若有两条类似于上证指数的K线图，来描述过去60多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我们能够看到，经济指数是扶摇直上，尤其最近30多年陡坡急涨；政治指数呈箱剧烈震荡，时上时下，目前大体是上行状态。但是，今天所做的，只是对过去数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下探的一次反弹，反弹的高度与"股民"的期望存在差值。 谁的行为不及或超出预期，谁就拥有更大的破坏性。总体而言，还是在进步。作为历史潮流中的浪花，我们通常更注意当下，所以感觉步伐不大。 针对这次会议，于个体而言，人身权与财产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流动的空间，这是改革的关键标志；于政体而言，一个侏罗纪时代的恐龙想要挪动它笨重而懒惰的身体，很难很难。变，总比不变的好，这是适者生存的前提。 我更看重未来十年会发生什么，我们又将做出怎样的应对？ 劳教、计生、信访"集中红利" 这份决议一举涉及对三大恶制的改动，一是废除劳教，二是单独二胎，三是网络信访。"一废一放一增"，跟会后的集中供暖一样，可谓改革的集中红利。 其实，关于劳教、计生的先兆信息早已释放，但直到今天才同时得到确认。这一手法不同于十年前的收容遣送制度废黜，每一次改革必须触及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既然如此，与其单兵突破，不如集团围歼，这就是顶层设计的意义。 也有人觉得力度不够，认为后两者一举废除更佳。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持的担忧："收益还没有拿到，但改革成本已经付出了。"这中间的权衡，应该还是以保守、维稳占据主导。 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属于天赋权利，谈不上是增量红利，而是基本权利的归位。至于言权，至今仍然坚冰不破，寸步不移。 如此改革思路，基本可以说，在经过十数年的犹豫与反复之后，重回邓公改革路线，K线图在经过不止两轮下探之后，重拾做多预期与上升动力。 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双重流动 如前所述，对个体而言，人身权与财产权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流动的空间，是改革的关键标志。其中，劳教、计生都算是人身权的一部分，另一项最为关键的是户籍，"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可以肯定的是，十年前我来北京闯荡，与今天一名毕业生想要北漂的机会成本是完全不同的，门槛提高了不止十倍，大多数鲤鱼选择了放弃。 财产权可以抽象理解为除身体之外的所有附加权利，比如你所拥有的货币、地产、税费成本等。这个过程中，土改无疑是关系国本的基础改革，也是无法绕开的一道坎。 同样引入K线图，将过去60多年的人身权、财产权伤害，粗略量化为人权指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曲线趋势：对公民的人身权伤害比较过去已有收敛，呈现稳定趋平走向；对公民的财产权豪夺，正在逼平人身权伤害的峰值，尤其是无处不在的征税、雁过拔毛式审批、金融摊薄等。第二根顶牛指数有煮蛙效应，重心虽有位移，但容易被受害者忽视。 此次全面改革将对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进行高度集中，同样遵循金字塔结构，即塔尖的牢牢抓住，塔底的逐步放开；高附加值的紧紧控制，低附加值的让步民间。这里涉及官与民、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多重关系的调整。 可想而知，顶级权贵的利益受损较少，次级及末级官僚的受损最大，在未来的行权流程中，他们必须会通过对普众的财产权合法伤害，弥补自己的损益。 阳光法案 在全球通用的"阳光法案"，成为决议中含糊表述的一个符号，"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这里头，"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可以理解为官财公示制度雏形，可谓一个重要的突破。所谓"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民间以不同代价呼吁，终有响应。试点的意义，也是为今后的全面推广争取时间与空间。 比这更重要的是一项基础工程，即："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至少房姐龚爱爱的案子证明，没有这个数据平台，完全可以架空阳光法案。 不过，这种突破还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党内反腐模式之上，尽管提了"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但远不如纪检体制的强化来得直接。比如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都在体现集权的特征，这是逆法行权。 应该肯定一些改革的积极意义，如果说决议中缺了什么，就是少见法治建设与言路拓宽，等于缺少了社会监督的必要工具和条件，无助于纠错，无助于发挥社会能动。一个没有制衡机制、没有言权自由的社会，如何能保证好的提议不会最后落空，甚至变成权力寻租的新工具？ 移动网络是民间最大的活力 决议全文原计划11月19日公布，但因在微信中泄密并传播，被迫提前四天发布。这就是技术带来的进步。 有人认为，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重大既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表象上看往往是合法的。我更看重自下而上的推动与倒逼。 小岗村的意义就是越界和松绑，对下来说就是要越界，对上来说就是要松绑，中国经济由此开始了30多年的腾飞。当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突破了集体经济禁区，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如今淘宝网店所体现的样板价值和叛逆精神，并不亚于当年的小岗村，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希望所在。 新经济特别是网络人经济的兴起，将弥补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之此次改革红利，作为个体，应该洞悉其中的机遇。但是，这也对政府形成考验，因为市场需要小政府大社会，需要服务型政府和自组织社会。这是最强有力的倒逼。 移动互联推动的并不止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当技术赋权提供了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任何逆向操作必然适得其反。即使胡锡进也表示："回过头来看，微博是反映民意无可取代的平台。微博不会式微，也绝不能式微，因为中国的确需要它。让互联网对尖锐意见的表达常态化，也让社会有能力承受它、达成平衡，这是中国改革的决定性领域之一。" 决议中提出的"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也算是对这一变化的呼应，但"国安委"的成立又意味着严控，会否因此失去民间活力，进而失去发展契机，值得重视。 政党意志如何转为国家意志 此次确定的两个抓手，一是保安全，设立"国安委"；二是促改革，成立"中改组"。这有点类似周伯通的独门绝学"左右互搏"，一心二用，防守兼备，难度空前。 改革与法治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凸显。比如，政党意志如何转为国家意志，并执行到位，是接下来至关重要的流程。 以两个新的机构为例，"中改组"可以现时成立，作为党的一个部分；"国安委"则是国家机构序列，必须经由全国人大的法定程序方能实施，有待明年全国两会。 由此类推，劳教、计生、土改等一切主张，均须通过法定程序进行。 这就对应两项重要的倒逼改革，一是坐实人大制度，让其在法定程序、透明财政、违宪审查等方式有所作为；二是真正独立的司法系统。从目前的方案来看，司法的变革余地还非常非常大，目前无法满足需求。 最大的矢量在下一次交接 一个力度少见的改革提议，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就此启程。 就目前来看，所有的对立力量都会消失在萌芽状态。这意味着未来十年，除非外部不可预计的因素，否则难有大的变数，执政党掌握了关键性的底牌。 关于权力合法性问题，第一个30年来自于革命创业；第二个30年来来自于经济绩效。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提供固定的财政增数，如果钱袋子不足以保障枪杆子、笔杆子、手铐子的支出及贪腐成本，即可能通过做大或变卖国资补偿。故而存在这次将国企收益提高到三成的上缴新线。 更大的问题，在于施政并无考核，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水平再到和谐社会，每次到期未见评估就已转为另一口号。这是现代政治伦理的基本要素。 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寡权循环"，即集权-分权-集权的转换，单一循环过程分七步：①建立寡权，权力被集中；②财富必然集中；③产生严重阶级分化；④社会畸形发展（如法律失效，人权沦丧，悲剧潮涌）；⑤最后的辉煌（财富集中能做出人们难以想象的事情）；⑥衰落与摊薄；⑦再次建立并进入下一个七步。 集权制度大多都能创造经济上的奇迹，却未必能保障普众的基本权利，因此难以长治久安。任志强认为："当这种极权向个人权力转移时，就更加可怕了。无论是好斗的教皇，仁慈的皇帝或民选的元首都同样。也许必须找到权力能被制衡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 最大的考验将在2022年，即下一次权力交接之时，即使不考虑民众的诉求，内部必然出现不同的竞争者。现实赋予了他如此大的权力，如果这十年能够平顺闯关，在关键的交接时刻，个人的选择无疑会影响这个国家的选择。 一名网友给我留言："不悲过去，非贪未来，心系当下，由此安详。"没错，尽管自由是天赋的，但需要自己争取，看清未来十年的路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历史定格，可以既利，可以分红，可以享乐，可以参与，可以逃离，可以平视，可以争取……不可能再由一人决定所有，最终的抉择源于数以亿万的微小选择的集合。这，才是最核心的。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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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Nov 2013 10:58 AM PST
今日的北大，因開除夏業良為自己寫下了恥辱的一頁。而未來的北大，仍然會因為百年來曾擁有蔡元培、胡適、梁漱溟、陳寅恪、馬寅初和林昭而驕傲，也一定會因為在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那個最黑暗時刻曾擁有夏業良而光榮。 中国经济学家中的异议人士 十月十八日，海外中文網站傳出消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夏業良被北大校方以教授投票不再續聘的形式除名。參加投票的教授共三十四人，三十人投票贊成、三人反對、一人棄權。此時離夏業良完成為期一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訪問研究後回國，約一個半月的時間。夏業良離開美國之前，對自己回國後將面臨險惡處境早有思想準備。 夏業良是中國的一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兼任北大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是不可多得的對西方經濟有深入瞭解的學者。他比中國的許多經濟學者勝出一籌的是：他不就經濟論經濟，因為那樣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永遠不能切中要害，而是將經濟問題放在政治的大背景下研究。因此夏業良不但對中國的經濟問題而且經常對中國的政治問題發言，成為中國的經濟學家中少有的政治異議人士。他是《零八憲章》的首批簽署者。二零零九年曾發表公開信，批評當年的中宣部長劉雲山不學無術，批評中宣部控制國民思想和阻礙學術自由。從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一三年，夏業良連續四年被評為影響中國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份子。 開除這樣一位經濟學家和公共知識份子，是北大的恥辱；而北大曾擁有夏業良，是北大的光榮。 我久聞夏業良大名，第一次見到夏業良是二零一一年九月在舊金山“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評選的“中國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上，他應邀向與會者介紹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那一次我見識到夏業良對中國問題的深刻分析，以及他論述問題時語言表達的準確與流暢。那一次他告訴與會者，他出國之前受到當局警告，他在國外的一言一行都將被記錄在案。 夏業良被北大除名，是因為他遭舉報，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嘲笑習近平的“中國夢”。其實他簽署《零八憲章》，寫信給劉雲山，就已經開啟禍端。 北大“叫獸”之多，令人驚訝 去年九月初，我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華裔研究員郭岱君女士舉行的“重寫抗戰史”報告會上，又與夏業良不期而遇，那時他已經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擔任訪問學者。在往後的一年時間裡，我們經常一起探討問題，一起參加舊金山灣區華人的“國是沙龍”活動，成為可以深入交談的朋友。 今年七八月間，夏業良告訴我：北大校方通知他，他回國後，將由北大經濟學院一個由教授們組成的名為“人事代理考核續聘委員會”投票，決定他是否被續聘。由正在教職上的教授們投票，來決定他們的一位同事是否失去教職，這是不合規矩的事情：決定夏業良的去留，教授們本應回避的，因為在教職的得失或者諸如學術榮譽的得失等方面，教授們互相有利益衝突。這種非常明顯違背常規的事情，就在號稱具有中國最高經濟智慧的北大經濟學院發生了。 也難怪，人們都知道主導此事的是北大副校長、前任北大經濟學院院長劉偉。此人絕妙：他是城市交通擁堵證明城市經濟繁榮理論的發明者，又是重大天災拉動經濟增長理論的發明者。按劉偉的理論，中國人應該每天在霧霾中享受經濟繁榮，中國每年都應該發生幾場汶川大地震。 北大因為曾擁有蔡元培、胡適、梁漱溟、陳寅恪、馬寅初，還因為曾擁有林昭，為人們所尊崇和嚮往。但由蔡元培校長確立為校訓的“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北大精神，已蕩然無存，如今的北大成為中國高校光怪陸離之最，國人極盡羞辱中國的教授們的“叫獸”這一稱呼，便出自北大。從夏業良被解聘，人們又知道，北大不僅有文學“叫獸”孔慶東，還有投票解聘自己的同事的三十名經濟學“叫獸”。北大曾是中國新思想的發源地，因此中共對北大精神的強暴也格外殘忍，教授們一個個成了“叫獸”，便是中共強暴誕下的怪胎。三十四人投票竟有三十人同意解聘夏業良，北大“叫獸”之多，令人驚訝不已。 中共強暴了北大 我曾經不認為夏業良會被北大除名，如果真的是由教授們投票決定的話。直到夏業良離開舊金山灣區登機回國前一天，我還寬慰他，相信他仍能留守在曾是中國人的一方精神沃土的北大。因為我還保留著對教授們的良好印象，相信他們一定有知識份子應該具有的良知和獨立思考，絕大多數人會投下支持夏業良的一票。 事實證明，我對如今的北大和北大的“叫獸”們缺乏想像力。而夏業良自二零零零年便身歷于污濁的北大校園裡，當然比我更知道教授們如何由人變成了畜生。夏業良說：參加投票的教授們雖然與他無冤無仇，但他們投票反對解聘他，沒有任何好處，卻要冒違背黨的意志的風險。北大校方之所以想出讓教授們投票決定夏業良去留這樣的點子，一是校方不願承受輿論的譴責和承擔道義的責任，二是校方對“叫獸”們的無恥有足夠的把握。 夏業良還告訴我：他在北大這些年，瞭解北大校方和北大“叫獸”們許多的不堪聽聞的污穢，適當時候他將予以揭示。我們期待夏業良向世人揭示種種事實，讓人們知道被中共強暴了的北大，是如何充斥著下賤和下流。 致力于推動中國實現民主憲政 夏業良對我說：他回國後，如遭除名，將抗爭到最後一刻，不為別的，為的是，作為北大人，仍要堅守北大曾有過的精神和北大人應有的風骨。他做好了被捕判刑的準備，他不願牽連妻子，到時將解散自己的家庭，隻身一人走入監獄。他也做好了遭受不測的準備，他在去年湖南邵陽民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後，便在網上發表“不自殺聲明”，告訴人們他如遇不測定是遭中共黑手暗害。 夏業良還曾對我說：他的理想不是在未來的政府中佔有一席之地，他的最高理想是成為中國的像傑佛遜、佛蘭克林、亞當斯那樣的人，推動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發揮作用。他希望國家的未來，子孫後代，能能夠獲得跟先進國家一樣的自由、民主制度，為此他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甚至流血犧牲。 開除夏業良，是發生於二零一三年十月的中國當代教育史上和民主運動史上一個重要的事件。正如夏業良在致劉雲山的那封公開信中所寫：“我將會感謝你成全了我，因為你這樣有可能使我成為當今北大為數不多的有骨氣的知識份子而永載北大民間校史。” 毫無疑問，今日的北大，因開除夏業良為自己寫下了恥辱的一頁。而未來的北大，仍然會因為百年來曾擁有蔡元培、胡適、梁漱溟、陳寅恪、馬寅初和林昭而驕傲，也一定會因為在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那個最黑暗時刻曾擁有夏業良而光榮。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五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19, 2013, 6:36:48 AM11/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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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Nov 2013 09:27 PM PST  CFP 台湾歌手张悬2012年11月上海白色时尚音乐节登台献唱。 11月2日，台湾创作歌手张悬在英国曼彻斯特演出时，接过台下台湾学生给她的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一个大陆学生当场不高兴地喊"No Politics Today"（今天不谈政治），随后两人现场疑似争论的视频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传播，引起了一些争议，双方支持者各执一词。 其中台湾文化部部长龙应台11月10日在访问香港时公开评述此事："大陆和台湾的很多年轻人缺乏对对方的了解"；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在11月13日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说"这件事情我认为本来不应该发生"。不该发生的"这件事情"究竟是说张悬拿国旗，还是后续的争议呢？涵义并不清晰。11月14日，张悬经纪人蔡玉青在新浪微博张悬的官方账号宣布，张悬原定于12月30日在北京举办的演唱会延期。 "不谈政治"本身即是一种政治；"不谈政治"内在的含义又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某种政治观：爱国主义与犬儒主义。 首先，拿出国旗是不是政治？张悬事后在新浪微博发出《关于英国曼城演出风波一事》的声明说："这只是个旗子，代表台下这些学生和我来的地方，这当然不是政治。" 但这当然又是政治。张悬的意思或许是她不是为了宣示某种政治立场刻意挑衅观众，但国旗当然是政治符号，甚至就算这不是"国旗"，她只是提她热爱台湾这块土地，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一种"认同政治"。 但她为何不能在演唱会谈政治，或者表现有政治意涵的情感？许多人评论说，观众买了票进去听音乐，你却在台上政治表态，是挂羊头卖狗肉，名实不符。这是很普遍的一种批评，但也是最荒唐的。 摇滚或者严肃的音乐，从来都是可能涉及政治的，并且常常在现场演出时用不同手段去刺激观众思考。因为他们的作品和演出不只是来娱乐观众的，而是让我们去认识、思考人性与世界的复杂多样，幽暗与阴沉。你在左小祖咒演唱会，会看到拆迁的视频；你在香港达明一派的演唱会上，会在大屏幕上看到关于香港或者中国的各种政治符号；你在其他人的演唱会上，可能会看到脱裤子、骂脏话、举抗议布条，有的或许是无㾖头，有的则是刻意让你不舒服而把你推向视觉、听觉或思想的边界。 而张悬呢？张悬本名焦安溥，父亲是海基会前副董事长兼秘书长及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焦仁和，他是中国国民党人士，蒋经国时期步入政坛。2006年张悬第一张专辑中的《宝贝》是她的成名曲，但她从来不是一个小清新玉女。她自出道以来就不避讳在公众场合抽烟或偶尔脏话，她用音乐（尤其是过去两张专辑2009年的《城市》与2012年的《神的游戏》）关注社会议题，凝视社会弱势，她屡屡公开发言支持社运议题，从大陆乌坎事件、香港反国教、台湾的农民与原住民到反媒体垄断。说她是两岸三地最关注政治和社会议题的歌手之一都不为过。 所以，如果歌迷来听张悬演唱会，应该要理解她可能表达她的各种理念与想法，其中一部分有可能与政治相关。根据演唱会视频，当晚那位留学生又对张悬喊的："We just wanna have fun tonight"（我们今晚只是想来开心），显然是对这位歌手的作品没有起码的了解与尊重。 一个摇滚乐迷应该准备接受在音乐中或者表演中得到观念和美学上的刺激，而不只是fun──虽然这也是一部分。张悬在事后声明中说得好，"歌手，学生，听众，消费者，我们都需要新的资讯带来的新刺激与新学习"。如果没有这种音乐人或艺术家以及这种听众一起往前进，音乐或艺术世界不会进步。 其实这些对音乐的错误认识不应该发生，也不应该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论。如果张悬谈的是其他政治理念，或者是美国乐队拿出美国国旗，听众也不会反弹。说到底，问题就在于那面国旗——青天白日旗。 此事之荒诞，首先表现在许多批评者认为这旗子，或者当张悬在现场用英文说"I'm proud to introduce my COUNTRY"（很自豪可以介绍我的国家），就代表她是"台独"。但张悬指的国家当然是"中华民国"，任何对地缘政治有点理解的人，都知道在历史意义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是两个国家，也该知道支持中华民国不代表是"台独"（甚至可以概括地说，支持中华民国与台独这两种派别是冲突的）。 但关键就在于，张悬来自中华民国的事实是这名学生和许多大陆学生不习惯、不舒服，或者无法接受的。（当然也有许多人热爱中华民国和马英九总统。）此事发生后，正如一位网友在我的微博反驳我说，说摇滚乐有政治我们都知道，张悬反驳那么多也没用，我们只是想听到张悬说，"我来自中国台湾，我并不想台独"。 这句话揭开了真相。对一些中国青年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民族大义的底线。在深深的爱国情怀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不谈政治。那名说"no politics"的中国留学生事后在豆瓣网以"穿Dior的乞丐"的帐号发布了一个事情始末，她写道："我以前就和我男友说过，坐在一起讨论政治的人都特可笑，这个东西不是简单到我们能讨论清楚的。当我们不了解一些事情的时候，最明智的方法就是不要当别人面去触碰他。" 因此，如果党对国家与社会的看法与他们不同，他们就是去回避，让党来决定；如果张悬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对台湾的情感触碰他们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那么"最明智的方法"就是立即回避这敏感的题目，或者如许多网民那样狂骂张悬，或者如有人说从此不爱张悬了，无论曾经多么喜欢她的歌。为了严肃的祖国大梦，他们愿意扬弃小清新幻梦。 对张悬来说却刚好相反，她写道："我们不必永远回避政治才能得到和谐，甚至互相理解"；"我们（不是发言者，而是我们都会有的）的许多观念，有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我们各自被教育或听来的，所以我们有时才会回避政治，或是避免讨论任何有不同立场的话题以为是尊重，但因此我们反而永远没有机会平静下来，或是有机会互相了解。" 她所希望的是透过对话与倾听，去认识与理解彼此的歧见──例如大陆人可以尝试去理解张悬为何会以她的国家自豪，台湾人如何认知两岸关系。即使沟通的双方最后仍有歧异，但在这过程中，我们都对世界多了一份认识，都扩大了思想的边界。这个讨论与对话的过程正是民主"政治"的真义。 但是，张悬纷争已出，演唱会当时与事后的诸多争论，都让人感到需要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国家，把大家教育的这么好——拥抱民族大义、回避政治、只想have some fun的年轻人，是党最爱的好孩子。
张铁志为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为香港《號外》杂志主编兼联合出版人。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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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Nov 2013 12:29 PM PST
若把中共18屆三中全會比作一幕大戲，那麼，這就是一齣沒有開頭、沒有過程，突然就到了閉幕，其高潮卻盡在戲外的有中國特色的滑稽劇。也難怪有人在網路上發牢騷說：（中共）執政了60多年，行為方式怎麼還像地下黨似的，開會地點秘而不宣，開會過程無人知曉，討論的內容是國家機密，然後突然就是鑼鼓喧天，全國媒體都一個調子忙不迭高聲頌揚「偉大」…。 計算辭彙 摸索熱點 與往常一樣，中共全會閉幕次日，媒體都在統計會議的公告究竟用了多少「改革」、「深化」等詞句，以某個辭彙在會議公告中出現的頻次來推斷中共的政治經濟取向。這個現象，不禁讓人想起了經濟學教科書中的一個經典笑話：如果鸚鵡會說「需求和供給」，那麼，牠就會成為經濟學家。 如果查看那些林林總總的中共會議公告，人們就不難發現其中匯集了中文裡幾乎所有最優美、最令人嚮往、最讓人感動、最鼓舞人心的辭彙，公告的字裡行間也許諾解決了幾乎所有世界性的難題。在無數個這樣的公告面前，媒體以小學生計數的方式來解讀公告，確也是無奈之舉。不過，在這種無奈之舉以外，媒體自然知道這次會議的實際熱點何在。許多媒體就把焦點定位在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置上。 體制不明 各方解讀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置，是事涉中共領導體制變動的一個重要改變。按照已經公開的解讀，這個委員會集國家領導體制中幾乎所有重要領域的實權於一個機構，挾國家安全這個至高無上的重要事項以令其他權力機構，它本身既是決策機構，也是執行機構。只是這個機構的設置是如中央軍委那樣，實際上是黨、政、軍一體，三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機構，還是只是中共黨的一個機構，尚不得而知。 如果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只是中共黨的機構，而同時又為國家機構的話，那麼，這個機構的設置顯然還需憲法的確權。如此，則又涉及到中國現行憲法的修訂問題。而如果這個機構只是中共黨內領導機關序列之一，那麼，以權力範圍計，這個機構的權力之大，至少也在管理日常黨務、國務的中共書記處之上，實際權力甚至還在政治局會議之上，而僅次於政治局常委會。因此，國安會設立並運行之後，其給中共領導制度帶來哪些新的變數，尤為值得觀察。 細觀公告 目標對內 現時媒體在解讀國安會的功能時，大都從外交及國際安全的角度楔入。但是，細觀公告文本，國安會的對內功能顯然是主要的。「全會提出，要提高社會治理水準，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要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系，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這些語句中，與國家安全聯繫在一起的，全部都是國內事項。 因此，上述所謂「國家安全」，實際上就是中共「黨的安全」，明白說就是中共政權的安全。顯然，中共全會的公告已經在邏輯上把社會安定和社會矛盾與國家安全對應了起來。如此，國家安全或者說黨的安全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當今社會上此起彼伏的所謂社會安定和社會矛盾問題。 國安會的成立，是中共默認其維穩政策的失敗，並據此重打鼓另開張，還是認定維穩政策不錯，只是執行不力，從而繼續強化維穩政策，也是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事情。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1, 2013, 6:29:41 AM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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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10:22 PM PST 2013年11月21日 熔岩从地心涌出，构成了中国耙耧山脉"炸裂村"的地貌，然而不论自然之力如何雄壮，都抵不上这个弹丸之地人的力量――改革开放30年里，这个小村庄从乡镇发展为县再到市，直至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超级都市，并祈望未来变成一个国家。作家阎连科的最新长篇小说《炸裂志》就是以"地方史志"的结构纪录了这个村庄的急速发展史。在小说中，阎连科"本色出演"，他接受了炸裂市的邀约开始撰写这部史志，故事徐徐展开又骤然结束，史志却没有获得炸裂市市长孔明亮的认可，这位炸裂背后的幕后推手，一个兼具理想主义色彩和独裁者特征的领导人，一把火烧掉了史志手稿，并向阎连科宣布："有我和炸裂在，你就别想在中国出版这本书。" 可以想见，《炸裂志》并不是一本怡人的小说，不仅炸裂市市长孔明亮对它感到恼火，中文读者在阅读它的时候也难免感到不安。这来自小说叙述中粗糙的速度感，更重要的是来自其中人物势不可挡又极度扭曲的欲望，小说也不断暗示，这种欲望不仅仅存在于炸裂村，它弥漫于如今的中国，这种欲望也如同燃料，驱动着这高速列车般的国家飞速向前，即便没有人知道它将驶向何处。阎连科在采访中说，他的确在撰写一部寓言，看上去他在审视和审判一个村庄，实则他在审视和审判一个国家，"炸裂"这个地名也是这个寓言的题眼――炸与裂二字概括的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今年55岁的阎连科自创了"神实主义"流派。这种写作风格贯穿于他超过30年的小说创作生涯，故事往往发生在他的家乡――河南省的某个虚拟乡村，情节也总是荒诞夸张，带有强烈的滑稽剧色彩和黑色幽默卡通画风格，所谓的"神实"，按照阎连科的解释，即是不论多么可不思议的故事，都来自于内因的驱动。《炸裂志》是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也是"神实主义"的一次集中展示，一个看似荒诞，实则意图切中中国当下最核心现实的尝试。在采访中阎连科说："《炸裂志》这个小说完全是虚构的、想象的，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人读了以后，会发现这正是我们的中国。" 这不是阎连科第一次意图用文学讲述中国现实，因此他也遭遇麻烦，获得"禁书作家"的绰号。他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2005年），长篇小说《丁庄梦》（2006年）以及长篇小说《四书》（2011年）都曾引发争议，在中国大陆禁止出版。2006年他对《南都周刊》谈论《丁庄梦》的禁掉，说小说所言人所共知，也没有伤害政府的任何神经，因而禁令毫无道理。《炸裂志》在正式出版前已在文学杂志《收获》2013年9月刊发表了删节版，小说大陆版本亦并非全本。 2013年9月，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北京采访了阎连科。他谈论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讲述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更对中国作家在如今纷繁离奇的中国有何作为做出了思考。以下是访谈实录，经过编辑和删节，未经阎连科本人审阅。  阎连科把自己的写作称之为"神实主义"，即以内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来达到真实的表达。 CFP 纽约时报中文网：请问"炸裂"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阎连科："炸裂"两个字是我三、四年前去韩国时看到的。当时韩国外国语大学有一个讲座，贴了一个广告，当然是韩语的，但韩语中间突然跳出两个汉字来，就是炸裂。我就问大学的人放到这一堆韩语中间炸裂是什么意思，韩国人说是指来听讲座的人很多，没有座位，人满为患了。这是韩语的字面意思，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捕捉到，之前谁都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形容的中国现状――这个国家到底是变成什么样，人变成什么样，我们会说"改革开放"，会说"人心不古"，会说种种其他，但却找不到最简单、最精髓的话把中国目前这30年所经历的或者今天的现状说出来，就在当时在那一瞬间，我感到"炸裂"二字确实能表达中国这30年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 纽约时报中文网：为什么这么说？ 阎连科：今天中国所谓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更多的是指经济上的成功，全世界都非常关注，因此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城市都像爆炸一样，像爆炸一样迅速出现了交通、公路、通讯、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个国家的富裕，城镇的发展种种，仿佛一夜之间完成，绝不是30年，而是一瞬间。因此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相比，中国的速度应该是一种爆炸式的，这就是"炸"。那什么是"裂"？为什么不说爆炸？其实爆炸是一个单一状态，而炸裂就是一个双向的，既有爆炸的，也一定有分裂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极其分裂的，人心是分裂的，不存在一个没有矛盾的人；很早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单纯的、善良的、古朴的人，这种人是统一的，但是如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或者读过一点书的人，关心这个社会的人，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分裂的，都是不统一的，这就是"裂"。  阎连科最新长篇小说《炸裂志》，2013年10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想，炸与裂，正好可以概括我们30年来社会和人的现实状态，包括物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我觉得再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词了。当我们使用"改革开放"这个词时，这个词其实极其简单，极其没有意义，或者是极其不准确的。我们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都说我们改革开放了，但是你仔细去想，是谁在推进改革开放，当然我们说是政治，是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领导人什么的，但是当你去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推进这个社会往前走的，是人的理想转化成一种欲望――不管以前是什么样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也好，宗教理想也好，情怀理想也好，道德理想也好，这些种种的理想都转化成一种欲望，使这个社会向前取得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成功。但是继续往前走，人的欲望又转化为一种恶望，罪恶的恶。今天我们不谈论政治，就说经济和社会，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有如此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人的欲望转化成了恶望。现在中国的千奇百怪，正是欲望、恶望和理想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 纽约时报中文网：那《炸裂志》概括来讲，说的就是这种欲望，恶望与理想的合力？ 阎连科：在《炸裂志》这部小说中，你会觉得所有的人的脚步是从来没有停息过的，所有人的理想也好、欲望也好、恶望也好都是强烈的。我觉得这个小说，当然也充分地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蓬勃的、向前的脚步，但我觉得真的是无可阻挡的、蓬勃的，却是向前奔跑的那种扭曲的骚动，不论在北京、上海，还是在最偏远的乡村，都能感到这种骚动，而未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人知道。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驮上了一个飞速向前的高速列车，高速列车从来不会停息，大家都在车上跟随向前，没有一个人掉下来，掉下来的也迅速再追上列车，但是这个列车往哪里走我们是不知道的。因此这个小说，你读其中的故事和人物，里面提供的信息量，都是飞奔向前的，你会感觉到阅读的速度是无法停下来的，甚至你会觉得小说某些地方是粗糙的，不如我原来小说细腻，但是它确实是急速的，非常有节奏的内容，快速、快速、快速。 纽约时报中文网：《炸裂志》中，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有多少来自于真实的现实新闻？ 阎连科：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讨论说，中国的现实远远比我们文学作品丰富、复杂、荒诞、传奇得多。10年前、15年前中国作家就意识到，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传奇性远远落后于生活，逐渐到今天人人都意识到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都比我们小说的故事更离奇，但你又必须得承认它是一个真实的，真实到让你的小说写出来就和假的一样，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把它移植到小说中就使人感觉很假。 《炸裂志》有它的丰富性，也有它的简约性，简单说，它写了一个村庄的一瞬间，也许是30年，也许是35年，一瞬之间从一个极小的村庄变成了一个超级的大都市，超级到变成中国一个新的直辖市，它是上海、它是北京、它是广州、它是深圳、它是重庆。小说也讲述了两个家族的恩恩怨怨，可以讲一个人从村长当上镇长，当上县长，当上市长，当上市委书记，乃至于目前他在心里想着我能不能让这个超级大都市变成一个国家，已经是非常膨胀的那种。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以往作品中，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病人特别多，比如说《丁庄梦》，《受活》里很多人都有病，我觉得"有病"反而是你抓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特征；不过这次倒是不聚焦"有病"了。 阎连科：当然，我写了很多带有病体的人，《受活》也好，《丁庄梦》也好，《日光流年》也好，包括一些中短篇也好，但是这些人是肉体上有病的不健全的人。但是在《炸裂志》中，人人肉体是健全的，可人人都是精神不正常的人。我想如果是要从病体角度去考察这个小说，我之前的小说是写的作为人肉体的不健康，一个病理学的文学依据；这次恰恰所有的肉体都是健康的，非常强壮的，但是精神却是有问题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关于神实主义，你自称《炸裂志》是神实主义的典型作品，能不能解释一下神实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和魔幻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有什么差异？ 阎连科：我对小说的一种新的认识是从写作《四书》开始的，写作过程中间忽然发现我完全需要把对文学的理解、认识进行一些梳理，这些梳理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神实主义"。首先到底什么是"现实主义"？我们认为现实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因果关系，是一个完全对等的因果关系，无论一个人物要讲什么话、做什么行为，他一定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形成这样的性格一定有他的人生过程，就是一环扣一环，完全是1+1=2，2+2=4的过程，即便小说的结尾出人意料，但之前埋下的伏笔必须是和结果在因果上是完全对等的，否则你就说这个逻辑不合理。 再说到荒诞派。我们会说20世纪文学来自于卡夫卡的影响最大，我们说他荒诞，是因为格力高尔一夜之间变成甲虫；一个人莫名其妙一次一次被审判、被传票；一个大学生永远进不去的城堡。为什么这是荒诞的？去分析会发现所有的荒诞中间几乎都有一个零因果，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有这样的结果了，我不管你格力高尔有什么情况，当小说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变成甲虫。零因果给我们留下来一个黑洞，让我们所有的读者要拿出探照灯去寻找。 之后你会发现，到拉美小说的时候，魔幻现实主义形成了一个半因果关系，没有零因果，也不是那个全因果，所有我们认为魔幻的地方或者说荒诞的地方都和现实有某种勾连，但是由于三分现实的原因导致七分的结果，或者八分的原因导致了两分的结果，它是不对等的，所以我称它是半因果，三七开、二八开、四六开都有，但一定不是完全对等的。 说到神实主义，神实主义有个最根本的特征是具有内因果，就是所有这些因果不像卡夫卡那样是没有原因的，也不是全因果，也不是半因果，它是有一个内在的因果关系。以《炸裂志》为例，小说最开场的一个情节，村长身边有一个秘书小姑娘本来从来不同意村长动手动脚，但是有一天村长成为镇长了，任命书来的那天，那个小姑娘的扣子它自己解开了；村长办公室那个铁树已经死了三年了，但是用那个任命书在上面晃悠晃悠，那个铁树就在一个严寒的冬天重新发绿了，开花了。这些不是零因果，也不是半因果，也不是全因果，而是内因果――因为我们中国人太明白权力的无所不能，金钱的万能，在金钱和权力面前，荒诞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发生在铁树身上正是这个内在原因。因此神实主义中我们看到所有的荒诞、所有的夸张、所有的幽默、所有的魔幻，其实都是因为内在有个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我说，作为一个作家我根本不去写河流表面的任何浪花，什么浑浊的、什么激荡的、什么拍岸的浪花，我所关注的就是河流下的河床和水的摩擦与碰撞，写河床的跌宕起伏。当然我说的神实主义绝不排斥现实主义，不排斥荒诞派，也不排斥魔幻现实主义，这些都有可能给我营养，最终回到那个最根本，我想就是河床和水面的关系。 纽约时报中文网：现在我们常说中国的现实比虚构更离奇，如今中国这样的现实让你在虚构创作时感到困扰吗？ 阎连科：如今所有人对中国作家的写作都不满意，都说中国的作家想象力不够，因为我们的现实太丰富、太复杂了。我想中国作家不该去抱怨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荒诞性让我们无法去把握，我们要思考的是，作为作家是否有一个认识现实的新方法？我们惯有的认识现实的方法已经无法抵达今天中国最深层的现实，你可以抵达一个人的灵魂，但无法抵达一个民族、一群人、一个国家的灵魂。 我想这个东西绝不是现实主义能够把握的，可能需要一种神实的东西，除了内因，它要汲取很多现实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的东西，汲取各种流派最精华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汇集一处才可能抵达我们说的被遮蔽的真实和看不见的真实。《炸裂志》这个小说完全是虚构的、想象的，但是我想任何一个人读了以后，会发现这正是我们的中国，我们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在小说中就像奔跑一样，所以这个小说也表达着无可阻挡的中国，中国是向前的，我们不说它是向上的，而说它是向前的。 当然并不是说阎连科的《炸裂志》就比别人的小说写得好，但至少我认为我运用了自己的方法去写我们今天丰富而复杂的现实，而不是用大家共有的方法来写。我曾经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讲述自己所经历的拆迁，而这个小说中，一个城市的发展更是要面临无数拆迁，但我不会象写散文那样写拆迁过程，而会写一栋高楼或者一片垃圾房子要拆，不需要任何东西，军队一来，大家揣着枪，房子就自然消失了。我想这难道没有真实吗？小说也不需要去写一座立交桥是怎样一镐一锹建起来的，而是非常简单，就是来了很多人，在这里示威、游行，然后把血淋淋的，断掉的手指头、脚指头往地上一撒，立交桥就建起来了。 今天关注中国现实的作品其实很多，不再像是五六年前，我老讲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不关注现实，最近会发现所有的好作家都在关注现实。我想不管大家怎么样，不管别人关注什么，《炸裂志》写的是生活中没有发生，但是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这个可能仅只是停留在可能的基础上，也许明天果然发生了，但也许100年也不会发生，它的基础完全就是在可能两个字上。我想很多作品写了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还有一种写的是可能今天不发生但明天一定会发生的事，阎连科写的却是可能100年都不会发生的事，只是有一种可能。这就是这部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差别，所有事情都在于那种可能性。 纽约时报中文网：可能在五六年前，你在批评很多中国作家不关注现实的时候，很多读者也在批评，主要一个说法就是作家都变成专业作家了，你何来生活？你如何了解生活？如今作家纷纷关注起现实，我想知道你了解现实的途径是什么？是通过互联网还是什么？ 阎连科：我是极其封闭的，是不上网的一个人，也是不坐到电视机前面看新闻的人。我虽然也有微博，可平均一个月可能也不写一条，以前是因为网站的人不断地讲，写一条吧，阎老师，写一条吧，现在好像微博也没那么重要，也没人催了，就可以长期不关注它。今天的信息完全不要中国人自己寻找，只要你站在街头上，信息永远都会扑面而来。今天在中国要主动去寻找信息的人一定是一个极其迟钝、极其笨到不可思议的人，今天中国的信息到处都是，我觉得每一片树叶都挂着一个国家的信息，在北京感受一片树叶，你能够感受这个国家的受污染程度和环保的情况，为什么要东奔西跑去考察呢？那是社会学家和环保人士的事情，作家最重要是你能从这一片树叶感受到整个国家。 我想，今天的作家要真的粘在网上获取信息，我觉得要么他就是成瘾了，像抽烟一样，要么就是确实迟钝到不可思议。对一个作家来说，你可能在天安门广场站一分钟，你的思考、你的敏感可能带给你一个伟大的作品；对另外一个作家，你可能在北京跑步跑三年、30年也仍然是那个样子。我想一个人对现实的敏感度，对现实的适应程度和体验生活没有关系，在于他的内心和现实究竟有没有一些非常扭结的、纠结的关系，他有没有到达一种敏感、焦虑的程度。当一个人面对现实极其敏感的时候，其实他不需要特别多的信息，或许一个信息足以支撑起一部小说。 纽约时报中文网：如果把你放置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你是觉得乡土文学在中国是不是即将让位于城市文学？ 阎连科：短时间内完成不了，我们今天去看中国最活跃的作家，仍然和中国的乡土密切相关，30年后、50年以后我们就说不准了，但是放心，乡土文学永远不会消失，乡土文学所呈现的复杂性、恒定性，都是城市文学无法替代的。再反过来说，我经常还说一个伟大的作家一定是一个地域性的作家，这个地域性一定不简单是只来自于乡村，老舍是有非常强的地域性的，老北京；王安忆有她的地域性，上海弄堂式的。你考察全世界任何伟大的作家，地域性都非常了不得，一个作家一定不要把自己从地域性里剥离开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家能四通八达，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你放心好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特别伟大的作家。 纽约时报中文网：《炸裂志》从村庄写到大都市，它究竟是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 阎连科：很难定义。这个小说恰恰审视的不是一个村庄，它审视乃至审判的是一个国家。那么中国的作家，一个有野心的作家，绝不会简单的把目光盯在一个村庄上，他希望他的村庄是一个世界，当他来歌颂这个村庄，他在歌颂一个世界，他在审视或者审判一个村庄的时候，他也一定审视、审判的是一个世界。把一个村庄写成一个世界，把一个人变成所有人，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和野心。 困困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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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09:45 PM PST   Mágoz 北京——郝建大约每个月被警方请去"喝一次茶"。他知道，这种茶不是可以随便拒绝的。 郝建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也是著名的意见人士，他签署过效仿《七七宪章》的《零八宪章》，参加过六四座谈会。《七七宪章》诞生于1977年，这份文件促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党专制的终结。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他的堂弟不幸中弹身亡。郝建从此成了警方的关注对象。 他们会监听郝建的电话，查看他的邮件，时常跟踪他的出行。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的几个月，政府还会禁止他离开中国。在一次喝茶时，警察这样告诉郝建，"对我来说，你的生活是完全透明的。" 可想而知，这样的"透明者"并非只有郝建一人，在我熟识的人中，就有数十人被迫享受着这样的待遇。政府还监视着家庭教会的组织者、法轮功学员、上访的平民。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有多少人正受到监视，甚至无从得知是哪些部门在负责这项这项艰巨的任务。 爱德华·斯诺登事件给全人类提出了一个极为严峻的命题：为了安全，我们需要放弃多少隐私？在中国，这个命题稍有不同：为了政府的安全，中国人需要放弃多少权利？ 如今的中国是一个摄像头密布的国家。这些监控摄像头装在城市的大多数道路上，在超市中，在影院里，在课堂上，几乎无所不在。这就是所谓的"天网工程"。按官方的说法，它的作用是"减少犯罪"或"治安防控"。但是在著名的长春盗车杀婴案等备受关注的案件中，这些摄像头都只是纯然的摆设。 相反，在针对人权律师李天天时，这些摄像头倒是不出意料地保持着警惕和灵敏的本性。李女士说，安全官员试图向她的男朋友展示她和其他男子进入一家酒店的录像，暗示她的不忠。（李女士的男朋友拒绝观看这段录像） 可想而知，监控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和威慑民众。近十年来，维稳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事业，但论其实质，不过是当局维持统治的手段而已。对政府来说，"稳定"的重要程度似乎远远超过教育、医疗，甚至已经超过了国防，在2012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此项预算（公共安全支出）已经超过7000亿元，而国防预算只是6700亿元。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让我们大致了解到这种权力可以被滥用到何种程度：在2010年春节前的五天，重庆警方监控到大约4000名"不受欢迎"的人进入重庆，大多数人在几个小时之内锁定，并被迫离开重庆。（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人触犯了任何法律） 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对这种摄像头之下的生活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奇。即使是在微博这样的意见平台上，也很少有人质疑如此大范围安装摄像头的合法性和必要性。201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大约55%的人反对在宿舍楼安装摄像头。 作为一名关心时事的作家，我常常怀疑自己被跟踪，被录音录像，当然，我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走在街上，我常常会扭头四顾，看看附近有没有暗中跟踪的警察。当我和朋友聚会时，我常常会下意识地把手伸到桌子下，看看那里有没有装着窃听器。 监视之下，最让人恐惧的还不是坐牢或酷刑，而是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恐惧挥之不去，可我又极力想把它挥去，这种纠结已经影响了我对事物的判断。我不确定这种状况是否影响了我的写作，直觉告诉我没有，但我又不相信我的直觉。监视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你不再相信自己，更难相信他人，这是受监视的透明生活最可怕的后果。 在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我曾亲眼看见一位朋友指责另一位朋友是共产党的特务，而这绝非唯一的一次。和这些人一样，我有时也忍不住要猜想自己身边可能有密探。尽管我提醒自己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可是这真诚中往往会掺杂几分戒惧之心。 在监视之下，本来正常的举动也往往会被视为别有用心，陌生人更是要加倍提防，如果一定要与之交谈，切记不能谈论真正的秘密，否则就可能成为"呈堂证供"。一个朋友告诉我，在最近的三四年中，他几乎没有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相信别人"实在是太难了。"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说要建设"和谐社会"，但一个布满摄像头，充满猜疑和恐惧的国家又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没有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们的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改编自作者于11月14日在纽约的一次关于监视的演讲稿。英译稿由 Jane Weizhen Pan 及 Martin Merz 提供，中文稿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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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09:57 PM PST 这年头谈起潘金莲，也不觉得淫荡了。毕竟她还没堕落为"财尽可夫"的女人。 这年头论起西门庆，也不觉得太无耻了。毕竟他玩弄的都是成年女性，还没有堕落 成嫖宿幼女的犯人。 这年头谈起秦桧和申，也不觉得太卑鄙了。因为他们没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和现在 的裸官相比简直太小儿科！ 这是个武松给西门庆看家护院的时代， 这是个诸葛亮三出茅庐难见刘备的时代, 这是个关羽过五关贿六将的时代， 这是个陈世美被誉为社会楷模的时代， 这是个包拯把秦香莲送进了精神病院的时代， 这是个白骨精三打孙悟空的时代， 这是个喜儿赖着要嫁给黄世仁的时代 ， 这是个坑蒙拐骗被誉为赚钱能手的时代…… 这年头，专家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 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 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 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 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 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 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 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 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 正是： 具往矣 数卑鄙人物还看今朝(：) https://jhuang22.sharepoint.com/SiteImages/_w/00000000%E7%AC%91%E8%B0%88_jpg.jpg  《临江山》 ――――――――――――― 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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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04:40 PM PST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於昨晨宣佈將辭去駐華大使一職，坊間討論熱烈。有中國網友戲稱，駱家輝終於被北京的霧霾逼走。駱家輝任職時間兩年有餘，此番回美，乃係女兒要回國上中學之故，並無其他原因。駱家輝離職會成為大新聞，乃是因為此人任職期間，發生了數件大事。這些被稱為「價值外交」的故事，對中國自身的影響遠大於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駱家輝上任時的輕車簡從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許多中國民眾對於美國乃至美國政治的認知。對於反腐無力的中國政府而言，這種簡樸作風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對比與反諷。尤其是，當中國網友編出許多段子來對比中美政治體制之時，很難不讓中國方面難堪。例如，中國網友會說，「妻女都在北京的官員，大概只有駱家輝了。」這種流傳甚廣的段子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殺傷力是巨大的。 其實，美國駐華使館通過社交媒體發佈北京的PM2.5的資料始於2010年。彼時駱家輝還沒有上任。在上任後，他開通了使館官方微博，才讓這個資料為更多的中國人所知。隨後，他們又開發了大使館氣象預報的手機app，下載量巨大。大使館的霧霾資料通常要比北京市政府的資料更為嚴重。民眾依據天氣的直觀感覺，通常更信任前者。也就是說，這麼一個小小的手機軟體，映射出民眾對於中國官方的極度不信任感。 駱家輝還進一步開通了駐穗、駐滬兩個領館的微博賬戶，並請一些熟知中國國情的互聯網人士出謀劃策，效果明顯。在社交媒體上，這些賬戶以輕鬆調侃的風格談論時事，引來中國網友的廣泛追捧。在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被中國政府封鎖的情況下，這些微博賬戶顯示出了非比尋常的力量，成為中共意識形態話語中的「糖衣炮彈」。使、領館的微博賬戶雖然經常遭到禁言或者刪帖，但中國官方已經無法刪除這些賬戶，那樣會顯得自己更加心虛。在資訊領域的博弈，美國人有相當自信。 陳光誠夜入使館一節，駱家輝承擔相當大的壓力。自李潔明藏方勵之於使館之後，這是第二起美國大使庇護中國公民的事情。雖然中國保持相當程度的克制，但從已經披露出來的細節來看，這其間仍有暗中血雨腥風的力量較勁。駱家輝對中國政府和民間民主、維權人士對他的指摘概括承受，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臨危不懼。中國官方媒體對他的妖魔化指摘，他也淡然以對，更增加了中國民眾對他的好感。 王立軍夜入美領館，則是駱家輝遭遇的另一個巨大挑戰。從來沒有在職中國高級官員向使領館尋求庇護。事實上王立軍也並非尋求政治庇護，只是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在王立軍心裏是整個中國西南地區最安全的地方。這件事給駱家輝帶來的麻煩就是，他被動陷入了中共的政爭。現在還無法確知到底駱家輝在領事館跟王立軍談了甚麼，毫無疑問，這是未來最可被期待的解密材料。 此外，駱家輝在華期間，中國還發生了諾貝爾和平獎事件、茉莉花事件、倪玉蘭事件等等，美國使館都曾給予相當程度的關注。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駱家輝的確是一個不太好相處的駐華大使，即便他有一張中國人的面孔。這也顛覆了很多中國人的狹隘想像。海外華人一家親心向祖國，這不過是民族主義一廂情願的想像而已。價值認同、文化認同是高於身份認同和國族認同的。駱家輝讓中國民眾學到了太多東西。 駱家輝在中國的兩年多，正是中國在奧運會之後的強弩之末時期。党國維穩體制形成，習近平接班，他對中國的觀察影響了美國日漸強硬的對華政策，或者說在經濟上退讓，但政治上強硬。在未來幾年，可以想見駱家輝在對華政策上的發言權。 駱家輝總讓我想起兩個美國駐華大使，一個是當年被毛澤東趕走的司徒雷登，一個是六四前剛剛上任的李潔明。前者向紅色中國伸出了橄欖枝，但被無情拒絕了。後者則在動盪的大使任上，堅守了美國的價值。雖然中國官方像不喜歡司徒雷登那樣也不喜歡駱家輝，但與司徒雷登一樣，駱在民間卻有相當美譽。而李潔明在駐北京之時，推動了美國和中國知識分子的交流與互動，在此方面，駱家輝也不遑多讓。讓我們期待他的回憶錄吧。 戴若瑜 獨立評論員 ——苹果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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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04:34 PM PST
习近平反腐败演变为官场中豪门背景的太子党与草根上位的寒门官员的争斗，不仅无法获得民间支持，而且会逼反整个党国队伍，就像薄熙来逼反王立军那样。局势到那一步时，共产党的江山崩坍指日可待。 中共新君习近平继位这一年中，他本来不多的资源和威信急剧流失。胡锦涛继位曾点燃人们心中期望，2008年之后人们才对其失望。习近平继位前则让各界翘首期待政治改革，但他在一年中就让几乎所有中国推动进步和改革的人失望。这是中共执政史上破纪录的新君！为什么习近平的执政资源流失如此迅速？究其原因，不能仅仅归因于他就任的局势；他本人所采取的错误执政理念是主要原因。如果习近平不修正失误，中共江山将覆灭。 邓式发展理念争斗趋于白热化 中共夺权后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在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危机和调整之际，没有顺应潮流改弦更张，而是通过政治运动清洗异己，推进社会和政治革命，导致中国内外矛盾重重，局势几乎崩盘。在毛之后上位的中共核心领袖邓小平，经过80年代的左右摇摆探索和政治风浪之后，在90年代确定采取发展主义的执政理念，建立党国暴力镇压机制维护政治稳定，通过改革开放促经济发展，以发展果实在发展中化解矛盾和问题。此后，邓小平的发展方略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国防和综合实力迅速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党国的维稳机制高度垄断权力，导致腐败丛生，发展果实和机会被少数权贵集团垄断，民众承担绝大多数发展代价和苦果。民众不满和政治危机甚至超过毛时代后期。各界都意识到，邓小平暴力维稳保发展的模式必须调整。 围绕如何调整邓小平模式，中国朝野展开激烈争论和冲突。新左派认为，邓小平模式的最大问题是社会不公；解决途径应当是返回社会主义理念，首先通过新的政治清洗将党国机器打造成实现社会公平的政治保障，进而通过大规模政治改造，不仅对财富占有量进行再分配，而且建立劳动人民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管理国家的机制。根据这一理念，将进一步扩展党国权力。所谓右派则认为，应当通过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现党政分离，限制政府权力，建立公平政治表达、参与、竞争和决策机制，化解冲突。胡锦涛与习近平进行权力交接之际，中国各种力量曾为争夺机会发生激烈冲突。重挫左派薄熙来后习近平成功上位，人们期待他能够突破胡锦涛的不作为局面，进行政治改革。 习执政初期反而激化的各种冲突 虽然习近平上位时中共威信空前低落，但经济仍有持续发展空间，政局也尚可维持，民心期待政治变革更是可以凭借利用的资源。但是，习近平没有顺应民意和历史发展潮流，进行各种改革，而是在乱象丛生的局面中挥舞乱拳。先是释放政治改革信息，笼络人心巩固权力。但接着又打击宪政民主理念，抓捕公共空间中要求改革的人士，镇压民间不同意见，并杀气腾腾地扬言亮剑。在这混乱的执政信息中，习近平的人心基础轰然崩溃。 不论不满者如何吃惊和非议，习近平绝不自认为乱拳为乱局添乱。他有明确的执政理念。他是想通过回归共产党打天下时的理念，这就是毛选四卷中的思想。他想以此指导政治大作为，改造现行制度，清理干部队伍，重建人民对于共产党的信心和中共执政合法性。就此而言，高调反腐败、整顿政风和打击政治改革，是一致连贯的施政行为。 习近平执政理念的进退两难困境 然而，习近平的执政理念虽然清晰一致，但由于这一理念不合时局、民意和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因此客观上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导致局势更加混乱。习近平关于共产党打天下的理念就是一个虚妄的臆想。毛泽东后期的错误及后果，无不是打天下时的法宝。政治压倒一切、高度统一集权和形神俱灭的政治清洗，是毛赢得中共内斗和领导中共夺权的主要方式。作为打天下时中共高层少有的毛的一贯追随者邓小平，深知那套东西在建设时期的不合时宜，才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如果习近平回归这套东西，很快就要步毛的后尘，开始大规模政治迫害和血腥政治斗争，最后在中共内外造成深重灾难和伤害，重蹈毛的覆辙。 在当今中国一定要维护中共江山，抵制人类主流文明外部和中国民间的内部压力，还要像陈云建议的那样，在组织路线上实行血统论的世袭制。这不仅使得反腐败沦为空话，而且使得回归打天下时质朴理念的想法成为谎言。反腐败也由此演变为官场中豪门背景的太子党与草根上位的寒门官员的争斗，不仅无法获得民间支持，而且会逼反整个党国队伍，就像薄熙来逼反王立军那样。局势到那一步时，共产党的江山崩坍指日可待。 宪政民主改革是唯一选择 习近平不可能回归中共打天下的执政理念。中共打天下的理念本是臆想和宣传，在实践中最终为毛泽东的灾难铺就道路。目前，在血统论世袭制的干部政策衬托下，更是被绝大多数民间力量和党政官僚所痛恨，难以实行。 习近平左转空间有多大？笔者认为很难。在中共政治实践中，左派从来就不是骨干干部的主流。对于文革后领导而言，左的思想没有吸引力。许多圈内人至今坚持认为，即使薄熙来也只是利用左派。人类政治史表明，在一个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社会中，左派可以制约右派，但从来无法有效实现自己的理念而不给社会带来灾难。习近平的最好出路仍然是进行宪政民主改革。尽管他现在抵制宪政民主趋势，但形势比人强，即使为了民间好的口碑，他也必须走上这条路。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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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04:28 PM PST 在当今中国的大背景下，习李想不改革也难。这不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猜测或赌注，而是对一部相互倾扎的政治机器的更新，是一场堪称光荣的革命。其间的羁绊、反复在所难免，但历史的洪流至此，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何况中共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成则生，败则亡。 中共非改变自身不可的历史机遇 自中共十八大到眼下即将召开三中全会，习李班子试水刚好一年。新班子登场以来，从讲"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到内部吹风的"七不讲"，甚至公开批判宪政；从反腐倡廉的"打老虎"， "纠四风"，到以谣言为由抓举报人、抓网络大V。让许多人摸不着头脑，谁都看不出哪件事是真，哪句话是假。因此，对三中全会的的期待之前，最希望看到这个政党勇于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不要给人留下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恶劣印象。 这一年来，社会信仰并没有因为"中国梦"而有所振奋。经济被动减速、环境持续恶化，社会基尼系数进一步扩大。且不说宪政梦想不着边际，就是落实已有宪法条款，也还在梦中徘徊。百姓怨忧，恼之骂之；知识分子焦虑，怒之砭之。从养老金缺口暴露出的多轨制弊端，到高房价、强拆风暴露出的苛政；从医疗凶杀事件频发，再现的社会基本诚信缺失，社会累积的重重矛盾进一步发酵。胡温十年裹足不前留下的这摊事，有如烫手山芋，光是救急救火压制言论都忙不过来，哪里还谈得上新政新风新气象？ 不过，历史地看，就是在这一大堆问题和民众的积怨中，却也蕴藏着习李出台新政的历史契机。作为中共第五代权力核心的习李班子，赶上了中共非改变自身不可的历史机遇。或者说：赶上了中共遗留下大量的体制弊端，经几代领导的击鼓传花，大量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已成为一个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正是这些无法回避的危机，也为习李"弃老路创新途、改邪道归正路"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 对习李新政的期待，并不认为习李一定具有胡赵的政治勇气和破冰胆略；而是说，历史的机遇正好来到习李面前。顺势为之，可望打开新局面。既可奠定合法性的基石，也可在新的政治格局中树立全新形象。 变倒逼式改革为主动的宪政改革 这种期待也并不全然指望三中全会关于司法监察内部机制的制衡、行政审批权限的下放、土地流转、国企改革等等，与"383设计"相关的细则；而是要看习李能不能把握住历史给他们的机遇。开创历史的政治大格局，需要的是大手笔。简单说来，习李具有前任所不具备的两个历史条件，这也可以视为对三中全会的两点期待。 其一，将倒逼式改革的被动转变成宪政化改革的主动。以往的改革，无不是倒逼式的改革，社会积累的矛盾爆发一点，中共的政策就调整一点；不到濒临崩溃的边缘，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从来就不想改变自己。一个靠枪杆子打天下得来的政权，要自己主动放下枪来搞"权为民所授"，真是比登天还难。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中赢得尊重，无非是毛泽东留下的那个"濒临崩溃边缘"的烂摊子，把他们逼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面对如此艰难困苦的局面，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政治家都会做出类似的反应，如不这样，除非他是傻子。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重启改革，也是其执政合法性因"六四"镇压再次面临挑战的倒逼的结果。面对国际制裁和极左的回潮，唯有再度以经济改革成果，方能化解执政党面临的政治危机。同理，胡温十年其实是停滞徘徊的十年，它不但将经济改革的红利严重透支，还留下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这无疑是对习李新政再一次倒逼，迫使习李班子不得不明确回应：中共还能不能担当起执政为民的责任？中共是否还具有现代政党的合法性？对此，除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妥善解决历史问题，变被动式的倒逼改革为主动的政治改革之外，并无其他更多的选择。正因为这样一个背景，习李想不改革也难。 王薄事件瓦解老人垂帘政治陋习 其二，一改老人政治的掣肘为新人政治的创举。习李伊始，最大的看点不是新班底自身，而是王立军事件引爆的党内固有政治结构的解体。王薄事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消除了习李潜在的政治风险，更在于瓦解了中共老人垂帘政治的陋习。所谓老人政治，除了背后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更有斯大林、毛泽东血腥政治的幽灵。而这个幽灵恰好是八方树敌，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老人政治的淡出，没有了胡赵时期中顾委婆婆们的指手划脚，也没有了胡温时期看人脸色的如履薄冰。习李可以待机而发，自主地逐步地释放政治信号，消解积怨，整合人心，将各种所谓的"异己力量"转化社会"正能量"。大事可为，又岂在眼下的枝枝蔓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历史的大门其实已经为习李打开。 当然，以上两点只是对习李新政的期待，这种期待自然不会指望在 "三中全会的所谓"383"顶层设计，但我们透过在中共政治体制内司法、监察和行政权力下放等相对独立的改革细则，来看习李新政的政治走向，再延及2017年中共十九大时的国内外政治变局，则可望中共能够达成并提出全新的政治改革共识。 如果说，中共总书记曾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那么，习近平这一任却可能成为青史留名、最风光的一任总书记。因为，历史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的模糊期，而到了跨海搭桥、隔空对话的新时期。习李新政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就会有希望，就有可能携手两岸各派政治力量，打造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这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 显然，这不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猜测或赌注，而是对一部相互倾扎的政治机器的更新，是一场堪称光荣的革命。其间的羁绊、反复在所难免，但历史的洪流至此，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何况中共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成则生，败则亡。这便是我们期待的理由。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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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01:53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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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01:29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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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01:09 PM PST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上周五问世。对这个两万字的东西，特别是两个新机构国安委和改革协调小组的设立，人们众说纷纭。他们赞同也罢，反对也罢，共识却有一点，即，习近平通过三中全会扩权、集权，巩固了他个人的权力基础。 八十年代主张新权威/新威权主义的萧功秦、吴稼祥和王沪宁，这一次对三中全会的看法也比较接近。他们认为，习近平扩权和集权，对改革有利。萧功秦说，"习近平代表著中国新威权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现在集中权力很重要。这个时期需要一个强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吴稼祥认为，习近平通过三中全会集大权有利于改革，他对习的这种战略持审慎乐观态度。而王沪宁据称可能会进入国安委，他显然也主张集权。早在1995年，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没有集中的权力，或是中央权力减弱，国家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混乱。强大的中央集权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以较低代价实现稳定增长的一个基本保证"。 但另一些知识界人士，看到的却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他们对集权的进一步发展表示担忧。自由派知识分子陈子明、胡佳和夏业良等人担心，国安委这个庞然大物将会成为"有中国特色的KGB加强版"。荣剑称，这次三中全会产生的结果令他担忧。他说，习近平掌握的国家经济权力可能远远大于邓小平所掌握的，国家资源几乎与美国相当，"所以，如果他们利用得当，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如果利用不当，则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中国问题评论员林和立则感慨说，想不到习近平上任只有一年，就把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共体制进一步"异化"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者王国。 在我看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集权的确有其必要性，不集权不足以对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和抗拒，这是现实。但是集权过度又有可能滥权，这是习近平集权难以回避的悖论。实际上，习近平集权到底是为了对付利益集团，还是为了压制社会不同意见，还是两者兼而有之，现在并不明朗。已经明朗的是，目前习近平在压制社会和网络方面，已经有滥权倾向。 习近平的权势除了得到三中全会的加持之外，还有一个外力加持。据明镜新闻报道，江泽民准备正式确立习近平为中共第五代领导的核心地位。这本来是或迟或早的事。邓小平早在1989年"六四"前后，就屡次谈到党的集体领导一定要有一个核心。当时，邓小平废去改革的左膀右臂胡耀邦和赵紫阳之后，生怕党心不稳，才刻意封江泽民为核心，并要求全党维护和忠于这个核心。他还说，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但后来，邓小平又差点废掉江泽民。 这个由邓小平亲自册封又差点被他废掉的江核心，始终没有封他的继任人胡锦涛为核心，现在却要隔代封习近平为核心。江泽民如此做，是要给地下有知的陈云一个交待，中共江山终于还给元老们的子弟兵了。 借三中全会的助力，加上江泽民的表态，习近平正式成为习核心，已是指日可待。相信官方媒体很快就会大张旗鼓地为此造势。凭借三中全会赋予他的新权力，习近平作为强人领袖，无疑会如虎添翼。问题是，集权之后，习近平是不是就一定会像某些学者预测的那样，先搞"党主立宪"，再搞宪政民主？未必！ 集权之后，习近平还有可能搞极权。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甚至一个声音的体制之下，特别是在权力不受约束，不被监督的情况下，集权进一步发展就会演变为极权。 极权有几个特征。影响力最大的几位极权主义学者波普尔、阿伦特、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等对极权主义的共同认知是，极权国家通常以一党执政、秘密警察、舆论控制、思想钳制、大众监控、以及国家恐怖主义等手段维持权力。从习近平一年的表现来看，极权是一个并不遥远的可能。 事实上，知识界一些人士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的现实的危险。他们警告，习近平有可能已经执意要推进一种极权主义的新试验。习近平究竟会不会真的在集权的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滑向极权，因而特别值得关注。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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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12:37 PM PST 十八届三中全会果然诡谲。会后先后所公布的《公报》与《决定》，赫然出现反走势。也就是说，《公报》很保守，被大骂为官话、套话、废话，看不出改革的影子；但是《决定》却充满改革精神，甚至有意想不到的内容。可是我们知道，《决定》是根据三中全会内容做出来的，《公报》则是对三中全会基本精神做出的报导，如果这两个文件是南辕北辙的话，是否意味着这个会议有两个相互背离的不同精神，而被两个文件不同的写手"各取所需"？由于会议本身是黑箱作业，因此在真相最后大白以前，也只能保持它的神秘性了。 不过有一点是所有评论大致上比较一致的，就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加强习近平的权力，营造一个新的"大独裁者"。 对习近平的"独裁"，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他是红二代出身，本身就有崇拜毛泽东的基因，因此他做的一切，就是向毛泽东学习，做一个毛泽东式的独裁者；另一种认为，由于改革阻力太大，各个重要政治、经济、军事领域都被利益集团盘踞，因此需要一个独裁者来扫除阻力。到底哪一种看法正确，只有时间来检验。 但是即使如同《决定》所说的那样，有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还有超乎人们想象的内容，显示当局的改革决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习近平做独裁者的目的，就是要推行改革了。这就让人回想到1980年代六四前的"新权威主义"。 那时由一批倾向改革的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新权威主义，是因为中共"八老治国"，赵紫阳很难贯彻他的改革意志，尤其邓小平游走在左右派之间，对政治改革态度暧昧，所以鼓吹新权威主义，是以"开明专制"为名，要加强赵紫阳的权威来推行改革。 但是这个论调引发邓小平的不满，就如早先胡耀邦主张邓小平早点退休那样。因此虽然"新权威主义"并非赵紫阳提出的，账也算到赵紫阳头上，何况还有一批保守派人物挑拨离间，以致邓小平以为赵紫阳将取他的位置而代之。所以后来赵紫阳被靠边与软禁，实际上就与此有关。 其后江泽民上台，再不提政改，无所谓"开明专制"；胡锦涛也是如此。 如今习近平上台，起先改革声浪高涨，其后却是大唱左调，到底是本质暴露，还是"打左灯，向右转"，众说纷纭，即使相信三中全会的《决定》是改革信号，也只是经济改革而已，政治上是否开明，还很难说。在那两个超级机构还没有正式开展工作的时候，"专制"是开明，还是保守，又岂能轻易下结论？ 三中全会前夕，薄熙来的支持者、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国际贸易副教授王铮，创立"至宪党"，是宪法至高无上之意；并且推举薄熙来为"终身党主席"。消息在三中全会期间公布。会议结束后，也未闻这个党被取缔。这是否真正表明中国开放了？连监牢中的大贪官也可以成为党主席？ 如果自由派也成立政党，是否与毛左成立政党享有同等待遇？还是"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11月18日，在中央军委批准下，召开了"全军军事斗争后勤准备工作会议"。俗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工作先行以后，是不是就准备"全军军事斗争"？那就是要打仗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第一个考验就是打仗吗？当然，如果真打仗，那么经济工作，改革等等，都要靠边站。这只是要吓吓日本与美国吗？还是做给国内的强硬派看的？不过这种做法实在与改革格格不入，也表明习近平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权威。 无论如何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局势仍然没有明朗。即使往好的方面发展，也就是"新权威主义"复辟，由习近平取代赵紫阳，但是习近平的政治观念，还是不如赵紫阳，包括对普世价值的排斥，以及对维权人士的迫害与网络的封杀。习近平必须有实际行动，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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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Nov 2013 12:36 PM PST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落幕。在会议开幕前，海内外的议论很多，期望甚殷。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后，更引起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决定》就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诸领域的改革问题，作出全面的部署，提出改革开放的远景规划和实现途径，其中不乏具有远见卓识的构思和设计。但这个凝聚了高层政治精英共识的文献，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期待，是否能够切切实实地付诸实践？只见人言纷纷，莫衷一是。我个人的感应，概括说来，对于全会决定和会后的落实贯彻，我怀着有限的乐观。乐观，但有限。 先说乐观，根据有四： 第一，当前社会的危机重重，许多从江朱时期和胡温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积累成为严重地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强化改革开放，才能逐步缓解危机，扭转局面。从全会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评价和深化改革的全面部署来看，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已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相信他们会后能够致力于《决定》的贯彻实施。 第二，《决定》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在改革开放的一些最紧要的关键问题上作出进一步深化的安排，改革的幅度和深度都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设计方案。尽管民间还有不足之感，但总的说来，这些部署都是有助于推进改革深化、加快社会发展的。如转变政府职能、改革金融体制、开放土地流转、实现司法独立等等，都符合于民众的期望。至于取消劳教制度、开放单独二胎等，更是民众呼吁期待已久的明智之举。朝野在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愿望，是贯彻决定的重要保证。 第三，一年来执政者在反腐败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开放金融领域、化解产能过剩、支持微小企业以及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为《决定》的实现作了很好的铺垫，或者说，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作了必要的准备，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已经起步，开了好头。 第四，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挽救中华民族生机的唯一出路。它符合于历史发展的方向，符合于人民大众的需求，也符合于执政党救亡图存的利益和愿望。不论反改革的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如何抵制、对抗，他们都无法拉住历史车轮的前进。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保持有限乐观的最基本的根据。 再说有限。《决定》对各个领域的改革前景，提出大量引人入胜的设想，但多数流于空泛。切实的承诺和虚浮的愿望同在，豪言壮语和陈词滥调并存，使我对这个决定本身的彻底性和实现的深刻性怀有浓重的疑虑。 从浅层次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在既得利益的权贵豪强形成为利益共同体的阶级之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遭到他们的阻挠。回顾胡温十年，大量煌煌的中央文件，作出了许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决定，但能被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切实执行的又有多少？例如，国务院为了完善市场经济，在2005年和2010年先后发布了两个“36条”，推动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但几年下来，许多民营企业仍被拒在“玻璃门”、“弹簧门”之外。出现这种被讥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主要原因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的反改革势力过于强大，胡温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弱势。所以，尽管他们十年来也有许多可观的政绩，但与民众的期望仍然相距甚远。习李上台，比起前任有许多天然的优势，特别是有着雄厚的执政基础，一年来的政令贯彻比较顺畅就是证明。但是，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迈开的步伐相当大，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未有，必然会触犯朝野权贵豪强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和阻挠。习李的强势地位是否能保证《决定》的顺利贯彻，开辟改革新局面？都尚在未定之天。这是一场改革与反改革的博弈。今后几年，围绕《决定》的改革总体方案，在朝野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之间，将会出现猛烈的对抗和斗争。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深化，是否能够顺利推进，都将取决于这一时期的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博弈，取决于时而舒缓、时而激烈的对抗。面对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我们很难乐观地展望未来的改革前景， 从深层次来考察，对改革的性质缺乏准确的认识，限制了改革设计的深度和广度，削弱了推进改革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改革本质上是民主革命在当代的具体形式，是民主自由和专制垄断之间的和平对决。《决定》一开头就说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没有错。但对革命的性质却作了不确切的判断：“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承袭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老调门，肯定了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改革开放是民主主义的伟大革命，还是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应该摒弃半个多世纪来的传统偏见，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国自洋务运动开始西学东渐以来，就出现了民主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并且日益深刻、日益尖锐地发展成为制约社会进退的基本矛盾。体现着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民主主义，在向封建专制主义进军的历史过程里，曾经有过多次辉煌的高潮和胜利，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标志着民主革命的高潮或胜利。但从社会力量的对比来看，封建专制主义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它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头脑；而民主主义传入我国却只有一百多年，而且影响只及于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少数社会群体。这个强弱悬殊的力量对比，使得每次民主主义的高潮或胜利都难以持久巩固，一次一次地以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奏凯歌而告终。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条明文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淸吏廉，劳资两利，清除了娼赌毒盗，恢复了国民经济，给人民带来短暂的欢乐和安宁。但这个已经走上民主主义第一步的社会，却仍然持续不断地受到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侵袭。例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否定，对公私企业平等纳税的指责，对农村“确保私有”和“四大自由”的非难等等，这些以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所推行的措施，实际上都是封建专制主义对新生的民主主义社会的挑战。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开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根据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生产高度发达，社会高度文明，才有可能实现。而五十年代的中国，一穷二白，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也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精神条件，却充溢着封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习惯观念。因此，在取代民主主义的社会变革中，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只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日，就是专制主义复辟之时。中华民族又一次地经历了“民主胜利——专制复辟”的循环。 经由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社会，是“以俄为师”的产物。根据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1997年在纪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时所说，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可以概括为：在经济上垄断所有制，在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在文化思想上垄断真理。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除了这三垄断外，还要加上垄断公民权利——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的公民权利，都被他剥夺得一干二净。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搞得天怨人怒，这才有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 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是以“四垄断”为特征的专制主义社会，所以，改革开放的本质要求，就是要革除四垄断的专制主义，代之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公平化。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当然，以上述“四化”取代“四垄断”，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变革过程，其中必然会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曲折和反复，许许多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险阻。但在指导思想上，对改革的本质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如此才能保证改革目标的明确性，才有足够的勇气去彻底实现总体方案。通读《决定》，对改革的目标模式，仍然围绕着根本不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很难突破毛泽东式的“四垄断”，《决定》中有些关于未来的豪言壮语，也很难有完满实现的希望。这是我虽然乐观，却很有限的深层次原因。 2013年11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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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3 10:31 PM PST
中共自身已经蜕变为受权贵支配的帮会式右翼政党，而它居然再度表现对极"左"观念的热情，致使两极汇合，相反相成。 习近平上台以后，力图有所作为，力图有所创新。然而，他要消除腐败，面临很大阻力，人们正在注视着他是否能够把曾经代表着恶势力的周永康扳倒。而他试图重新在中共身上涂抹红色油彩，不仅其渐渐墨黑的底色顽强显露出来，那"红色"更显出虚伪，而且调动起中共党内的保守力量，展现出令人惊叹的一幕奇观：中共自身已经蜕变为受权贵支配的帮会式右翼政党，而它居然再度表现对极"左"观念的热情，致使两极汇合，相反相成。 于是，习近平的"创新"作为，让人觉得很是不可思议。 回顾当年，中共遭遇"文革"惨败，改革力量顺势而起，为中共打开了极为难得的创新局面。从农村土地承包，到城市企业"两权分离"，以及价格双轨制，行政型计划体制受到冲击。相应地，以中共十三大为标志，承认现实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先前"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 这样，再进一步，就可以触到现实的实质，即社会主义在中国，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远未成熟，须待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充分发展，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才有可能提上日程。依照具有批判精神的马克思学说的观念，这样的分析有充分的根据，然而，这已成为共产党人思想观念上"创新的极限"，是否能够真的再有突破，就很难说了，毕竟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失传已久，习惯于"个人崇拜"、"一言堂"的中共对这种精神，已是陌生得很。 邓小平不容胡赵"创新的极限" 然而，从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的作为来看，他们的确在逼近这个极限。不幸的是，中共保守势力绝不容许这样的批判精神在中共党内和中国国内出现，二人都以政治悲剧告终。 邓小平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他支持保守势力，打倒了胡赵，同时，他又是务实的政治家，难以接受改革开放全面倒退，遂推动中共走向市场经济。邓小平老实承认，他说不清楚社会主义之究竟，但他很清楚，胡赵主导的改革开放走下去，那个"创新的极限"近在眼前，对共产党的专政地位是极大威胁，而转过身去，十年"文革"噩梦也同样近在眼前。这位老人很尴尬，他寄希望于实践，在血色天安门阴影笼罩下，盼望深圳特区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期望香港特区可以给内地以更多的启示。 邓小平扶持和钦点上台的江泽民和胡锦涛，谱写了"党政官僚治国"的历史。他们不能不努力，为思想空虚的中共塑造"三个代表"思想，为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的中国吟诵"和谐社会"旋律，为畸形的成长描绘"科学发展观"，理论以空洞为特色，方法则以杜撰口号见长。但是，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懵懂，政治上却清醒得很，容忍开放市场经济，绝不开放民主政治，这样就可以远离那个"创新的极限"──外不学戈尔巴乔夫，内则以胡赵为鉴，抱定毛泽东创立的一党专政"社会主义"不放，并将其抬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脱离开关系，赝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 抽掉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这样一路走来，中共党国的官僚气日益深重，需要有人以政治家气魄来使它重新振作，需要以所谓强大的中央政府，来改变大小党政官僚各行其、肆意撕扯的局面。于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元老钦定、红二代拥戴，习近平粉墨登场。 这位新君，与被打倒的薄熙来一样，是一位闻"红"起舞的政治家。他的大手笔之一，是宣布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这样一来，经济政治全面专政，与经济开放而政治依然垄断，就有机地结合起来，突出其中精神或灵魂的一致性，差异变得无足轻重，神不知鬼不觉地抽掉了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看上去很难，其实不难，因为中共擅长于玩弄这种"对立统一"的把戏。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特色不是先进的生产力，而是"先进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神秘消失，反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与实践，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美其名曰"中国化"，即为一大创举。相比之下，前后两个三十年，本来即以一党专政"社会主义"为纽带，习近平以红色将其贯通，应该说还算顺理成章。 习近平痴迷于虚幻的"中国梦" 不过，其中的难题，是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成长壮大的民营经济身上。薄熙来对民营企业家下手"黑打"，习近平处死曾成杰、抓捕王功权，甚至处死小贩夏俊峰，都显露出毛泽东以"改造"为名对民族资本主义下手的凶狠。不过，恰逢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对民营经济又须热情利用，"社会主义"阴影就要有所消退。然而长远来看，可以说，宪政一日不立，民营经济一日不得安宁。 如此行事，当然离那个"创新的极限"更远。习近平对当年俄国人跨越"极限"耿耿于怀，指责俄共"竟无一人是男儿"，他的"创新"只能趋向保守，难见开明。 习近平高歌"中国梦"无可厚非，而他的"创新"，若是弄清楚为社会主义奋斗的长期性，原本可以从梦想走到现实。但是，他至今痴迷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憧憬在他任内的中共建党百年，这个主义会大有起色，就露出更多的虚幻色彩。习近平应该知道，在辛亥百年之后的中国，仍然死抱着一党专政不放，顽固守护这个极限，总是不大妙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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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3 10:26 PM PST 富二代的名声近来很响。在大众，是痛恨他们的张扬，轻裘肥马（宝马车），十步杀一人（斑马线上撞人）。在富一代或者富二代，则是犯愁如何接班，能不能接班。 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个古老的难题。自古以来，中國富商的事业，总是传不下来。二世、三世即斩。因此，中國罕有像欧洲甚至日本那样七八百年的企业。资本主义，总也长不起来，老是萌芽。近代以后，海外的华人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海外中國学者就已经探讨过。从晚清到民国成长起来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一代企业家，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开始探索一条不同于传统的企业传承之路，但是随着他们1956年因政治原因退出历史舞台，这一代人基本上被格式化了。因此，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代，依然要再一次面对传承的难题，而且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汲取。 同时，由于先富一代人出身参差不齐，很多人是出身草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而且忙于打拼，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因此，富二代的教育状况，有相当比例的人情况堪忧。惹人痛恨的飙车一族，也许还不算最糟的，吸毒嗑药者，也不在少数。很多富一代，对于子女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下一代不再像他们那样吃苦奋斗，能享福就享福，自以为已经挣够了可以让后代享福一辈子的钱。至于事业的传递，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所以，富二代之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似乎注定要成为败家子，重演多少辈子，父辈创业，子代败家，崽卖爷田的悲剧。对于这样的富二代，即使有关部门或者某些社会团体急来抱佛脚似的强化培训，估计效果也不大。当然，富二代中，也有比较出息的。受过良好的教育，出国读名牌大学。而且有些人也有志接班，把父辈事业发扬光大。但是，他们又碰到另外的难题。有些人虽然受的教育不错，但志向却不在企业经营，也许热爱艺术或者别的什么。有些有志于家族事业的，由于受过新式企业管理，对于父辈老一套的经营方式不以为然，但回国后却水土不服，完全不能适应中國的社会和政治法律环境，不知道如何施展拳脚。同时，目前中國的生育制度，独生子女的条件，给富一代的传承问题，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课题，使得他们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难局。 比起富二代来，贫二代的问题，也许更加令人困扰。无可讳言。比起先富起来的第一代人来，现在白手起家的奇迹，越来越少见了。从一个小贩变成巨富的故事，现在似乎真的成了神话。现阶段的中國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已经出现。现在被视为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第二代，即使少部分上了大学，改变身份地位可能性，也比从前小得多。在改革之初的那几代人中，上大学是个命运的分水岭，但是现在这种分水岭已经不明显了。也就是说，现在贫困的群体，他们的第二代，还有最大的可能依然是贫困的弱势。 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在很多地方，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女，无论所上的大学优劣，甚至在国内上不了大学，花钱送出国，拿了不知什么来头的国外文凭，回国之后，进入仕途，在父辈的荫庇下，就会官运亨通。在历史上，官僚世袭，或者变相世袭，是历史最糟的一种制度。比贵族封建制还要糟。贵族世袭制，至少贵族还会对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负有责任。而世袭官僚制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官职和特权是自己的。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样，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显然，这样的权二代，最为人们所痛恨。 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的问题，实际上改革进程中，社会政治环境和制度滞后，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即便是改革的第一代人，对此也认识不足。以富一代为例，他们往往习惯于对于制度和法律的问题，通过给制度内的官员个人建立关系来解决。在转型的某个阶段，这种个人关系，甚至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特权，方便地分享国有资产的流失，便利地压榨弱势群体，不担心有工会的干预，罢工的威胁。在身份阶层固化的过程中，富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权一代和权二代起来吞噬和侵夺民营企业的时候，这些民营企业家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即使奔走呼号，也无法引起社会的同情。不考虑制度的变革和改进，只热衷借用腐败的润滑剂，通过建立个人关系牟取利益。这样的短视，势必会付出代价。最大的代价是，富二代和权二代被民众视为一丘之貉，丧失了作为精英阶层的威信和地位。 富一代事业的传承问题，只有靠现代企业经理人制度和资本社会化来解决。而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只能是市场进一步规范，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进步，才有可能。否则就只能守着家族企业的小摊子，一旦摊上不肖之子，家业就败掉了。同样，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贫二代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存在贫富差距不要紧，如果社会制度不能保证穷小子经过奋斗发迹，连一个都实现不了。那么，问题就大了。接代的贫困，就会产生巨大的绝望，最后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当然，可以预计，权二代如果普遍地接了班，那么他们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疯狂地吞噬财富，尤其是吞噬已经成为大鱼的富二代。而为了避免被吞噬，富二代则会跟古代富商那样，积极进入仕途，把自己变成权二代。这样的话，也许到了某个时候，社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边是少数人上人的权二代，占有垄断所有的资源，一边是贫穷传代的贫二代，富二代极度萎缩，畸形的两极分化。到了这个地步，社会离崩盘也就不远了。 其实，尽管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势同水火，但从长远看，他们实际上是在一条船上。对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共同奋斗，改进我们的环境和制度，使得这三种人可以相互互换。只要个人奋斗，有才能，就能改变命运。社会不会因周期的动荡而财富尽毁，重演中國历史一次次从头开始的悲剧。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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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3 12:19 PM PST
“不改革，死路一条。”那是邓小平表态支持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理由——尽管胡乔木当时发明了似乎完全不同的说法，“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秀才的本领在修辞，不外乎冠冕堂皇。军委主席作为统帅，必须挑担子，不能不说实话。 这一次同样是形势逼人。别把《决定》中那些豪言壮语当真。中国要是万事大吉，领导真能高枕无忧，何必谈“改革”，何必谈“深化改革”，何必谈“全面深化改革”！路人皆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反映了击鼓传花者对本党的一种责任感——不让此花在此时此手坠地。 全面危机呼唤全面改革。重点何在？《决定》说，重点在经济领域。这反映了现领导对GDP所寄讬的最高期待。不是说“发展是硬道理”吗？但愿能靠GDP治愈痼疾，平息民怨，改善形象，重振雄风，为一党专政的制度争光。 为了GDP，不能不呼唤市场。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宣佈中国已经“具备完全市场资格”。《决定》正确地提出，“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这是《决定》的亮点。没有自由竞争的市场，没有相应的规则，市场不可能有生命和创新的活力。 中国现存市场体系之所以处在半死不活状态，不是由於它幼稚，而是由於它被侵凌。幼稚并不可怕。和幼稚相伴的，往往是生机勃勃，前途无量。真正可怕的是被强大的异物所佔领。现在比比皆是的企业无法自主经营，不能公平竞争，消费者难以自由选择和自主消费，商品和土地、资金、劳力、技术、信息等要素不得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等等各种与市场本质背道而驰的怪现象，无一不是超经济权力干预的恶果。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因此，当中共提出“改革”之初，与人为善的有识之士无不指出了政治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关键地位。唯有政治改革才能救治中国不死不活的市场，也唯有主动的政治改革才有可能使中共获得新生。可惜良言善意，被疑忌为“反共阴谋”。现在《决定》中有关政治、文化、社会各章节的论述，除了那些关於“人民”的空话以外，处处呈现出强化高度集权的雄姿。 致病之由是一党专政在不断恶性膨胀，治疗之方却是叫它继续升温发高烧。靠一党专政来谱写自由，用高度集权来完善市场。我不知道这种“改革”（即使是其中本来可能起相当积极作用的举措）最后会走到什么地步。 “那么现在还有没有救？”肯定有的。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是习仲勋老人去世以前的遗言：中国需要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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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3 12:02 PM PST 本文发在11月1日新周刊，小小梳理一下古代农民起义领袖的职业，结果发现农民更多是被忽悠起来的。
导语：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是农民。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大都从事何种职业？其最热门的职业又是什么？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为样本，揭开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文/唐元鹏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章节里，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贪婪又残暴，导致土地集中，民不聊生；然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完成朝代更替。 比如在高中历史的教案里，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昏庸腐朽，等等。 按理说，农民起义应该由农民领导，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起义领袖并非农民，“农民起义”确切说是因为起义主体是农民而得名。 那么，领导着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们，大都从事何种职业？最热门职业又是什么？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为人熟知的农民起义作为样本，为大家揭开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中国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依次是 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朱元璋打的大算盘：将造反高危人群商人、吏员踩在脚下。 当朱元璋击败各路竞争对手，驱逐北元统一华夏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管理他的臣民，如何避免过去朝代更替的老路，如何千秋万代，国祚永存。 在古代王朝中，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帝国对处于统治末梢的百姓，控制极其不易。朱元璋决心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仿照前朝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大明朝的户籍，“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明朝户籍的奥秘，以职业作为基础信息，固定人群的分布，从而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继承了古人“士农工商”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农为重为本，对商人诸多歧视、限制。 除此以外，在公务员序列中，朱元璋也把“吏”限制在公务员系统的最底层，从而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为吏，不得为官。朝廷固执地对吏员死死压制，宁愿容忍他们的子弟世袭吏员，也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朱元璋将吏与商人两种职业限制在各自序列的最底端，让其名声差，地位低，对这两类职业人群极其提防。 如果以十二次古代农民起义中可稽考职业者35人为统计样本就可发现，从事吏与商人职业的达到17人，占了48.6%，将近一半的比例。 不知道朱元璋是否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的实际做法，却冥冥中为历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线索。
“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高危职业之最。 所谓官吏，古代长官称官、属官称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间并无明确鸿沟，由吏员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为蒙汉有别，汉人在吏员的位置上占据绝大多数位置，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一阶层到明朝固定下来。 但就是这样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刘邦是众多由下层公务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佼佼者。《史记》中记载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成长经历，刘邦自幼就是乡里的二流子，他不事生产，四处结交豪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在四里八乡颇有些人脉。 成年后刘邦通过了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正式晋身公务员序列。《史记》里说：“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当了亭长，他也不消停，经常跟猪朋狗友饮酒作乐，依然保持着过去仗义疏财的“名士”风范。 在这方面，刘邦闹革命前的形象和另外一位落草聚义的人物宋江，是如此相似。对了，宋江这位传说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吏员出身。 在这个职业里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瓦岗军的创始者翟让是东郡法曹；窦建德是里长出身；红巾军的大当家刘福通是一介巡检；跟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曾为县吏；清朝嘉庆年白莲教起义的重要领袖徐天德是一名差役。 还有一些史书中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吏员出身的领袖，比如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领袖王匡、王凤两叔侄。这二位在史书中的职业信息非常少，《后汉书・刘玄传》有这么一句：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 虽然没明说，但在没有帮人打官司的“讼师”的时代，能为老百姓评理诤讼的，只能是官府的下级公务员。 还有李自成，这位长期以来被推崇的起义领袖是驿卒出身，就是驿站里负责传送公文的小吏。到了今天可能是铁路公安，又或者是政府里司机班的司机。 官府吏员为何成为起义领袖的第一号职业呢？ 首先，吏员地位虽低，但把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地方一霸，甚至被顾炎武称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古代吏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他们借助朝廷之权，从事征粮征税、诉讼等工作，并且利用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经营自己的势力。 其次，吏员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比如刘邦、评书中的宋江，利用自己的职位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另外因其工作性质，经常要下基层，与群众打交道，虽然胥吏中不乏鱼肉乡里之辈，但总有王匡、王凤这样帮助底层百姓打官司，从而在民众中拥有人望的正直小吏。这些底层公务员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不在民间拥有很高美誉度，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牛人。 最后，作为吏员，还可以掌握一定的财富，比如刘福通是巨富之家出身，后来当了巡检，便有了仗义疏财的经济基础，而且到了起事的时候，招兵买马也需要大量金钱。 有此三点，下级“公务员”便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 吏员出身9人： 秦末农民起义：刘邦（亭长） 绿林赤眉起义：王匡、王凤（评理诤讼的小吏） 隋末农民起义：翟让（东郡法曹）、窦建德（里长） 元末农民起义：刘福通（巡检）、陈友谅（县吏） 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驿卒） 白莲教起义：徐天德（差役）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第一位以商人职业“闹革命”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这位撼动了大唐根基的枭雄，是盐商出身，据说他那一身武艺是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通过与朝廷官兵的战斗而练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不是合法商人，只是个贩私盐的走私贩子。黄巢也曾因此自惭形秽，想通过考科举脱离黑道。只是天不遂人愿，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屡次受挫，却让这位非法商人的胸中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你不给，老子自己来取。 某次落榜之后，黄巢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分明就是反诗。 公元875年，黄巢的同行王仙芝（也是盐商）带头造反。看时机已到，黄巢召集自家八个亲戚子弟，聚集数千人，造了大唐的反。 盐业在古代从来是朝廷的垄断产业，因此走法律空子，经营私盐的商人，大多数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除了黄巢，元末的张士诚也干这桩买卖。 因为盐商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因此也被穿凿附会到其他一些著名造反人物身上。性格可爱的程咬金，就被评书生生造成“卖私盐的”。但真实历史中，老程却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出身，正宗高富帅。 在商人这个行当里，不得不提方腊。这位在《水浒传》里干掉大半梁山好汉的“革命家”，实际上是比水泊梁山声势大许多的真正的起义领袖。而这位仁兄利用当地“漆楮、杉材之饶”做起了漆园主。他具体怎么发家致富，正史上语焉不详，他可能是一位“农场主”，但既然有厂子，必然贩卖商品，权且把他归入商人类别。 方腊还有个副业，私下传播“明教”，算是业余宗教界人士。 商人造反最有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有钱，造反总要有兵器盔甲粮草，黄巢如果没有家私巨万，也不可能一动手就聚集起几千人马。 商人出身8人： 唐末农民起义：黄巢（盐商） 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小波、李顺（茶贩） 方腊起义：方腊（漆园主） 钟相杨么起义：钟相（小商人） 元末农民起义：徐寿辉（布商）、张士诚（盐商） 明末农民起义：高迎祥（马贩子）
军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条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过去由贵族主导的朝代更替成为历史。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冒险有着客观条件，他们俩是大秦戍边的下级军官——屯长。两人和手下因为不能按照时间赶到渔阳，都有砍头的罪过，横竖是个死，不如反了。 陈胜、吴广过去都是农民，《史记》说陈胜在乡下种地，还不安心本职工作，憧憬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未来，但按照秦朝对民间兵器严格控制的政策，如果两人都起于田亩间，恐怕没那么容易聚拢人马，一呼百应。 因此军人身份无疑给陈胜、吴广创造了坚实的造反基础。 在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还有明末农民起义的两位强人，一个是起义早期的领导者王嘉胤，另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王张献忠。这二位都是明朝军镇的戍边士兵，两人的职业背景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从而在早期的革命事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农民军的领袖。 本来掌握武器、身具军事能力以及有团体基础的军人职业，很容易成为造反的重灾区。但纵观历史，这个职业与农民起义结合的领袖并不多。 究其原因，是军人本身受到朝廷严格的监控与纪律制约，让下级军官或士兵很难起事成功。 军人出身4人： 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屯长） 明末农民起义：王嘉胤、张献忠（边兵）
真正的农民出身只有三人。 十二次起义的35位主要领导人中，算作农民出身的只有3人，而且全不是挑头的。 南宋时，接过钟相的枪继续造反的杨么，职业无从稽考，但当地有传说他是洞庭湖的渔民，《皇宋十朝纲要》中又称其为湖寇。以其对洞庭湖河汊港湾的熟悉程度，杨么的职业可以推测为渔民出身，后为洞庭湖上的盗寇。那么以农林牧副渔的分类列入农民也勉强说得过去。 也就是说到了宋朝，才出了第一位勉强够着“农民”的起义领袖。然后又长时间不再有真正的农民领导起义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 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位时常假托天父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这位动不动就闭着眼念咒，连天王万岁洪秀全都被忽悠得跪倒在地的人物，干革命前从事“种山烧炭”的职业。 据史学家罗玺纲所述：“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由此可见，杨秀清也可算作农民出身。 和杨秀清职业相同的还有太平军前期重要领导西王，八千岁萧朝贵。作为杨的妹夫，萧朝贵以扮演“天兄”下凡为己任。可惜“天兄”不长命，早早就在长沙城外壮烈升天。 如果总结这三位以农民为职业的农民起义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特点——都不是起义中的NO.1，要么是重要助手，要么是继承者。 虽然杨秀清和萧朝贵在起义前已经通过角色扮演，可以指挥天王，成为了太平军实际的领袖。但假如没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神来之笔的拜上帝会，在山中烧炭的杨、萧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扮演“天父”“天兄”的妙计。 这也印证了一点，缺乏教育以及少见世面的传统农民，很难成为起义这种逆天大事的领袖。 农民出身3人： 钟相杨么起义：杨么（相传为渔民） 太平天国起义：杨秀清、萧朝贵（烧炭农民）
经常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窃取革命果实的贵族子弟和地主。 在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这样的理论：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但农民起义经常被地主贵族等旧势力利用，并篡夺胜利果实。 “英勇的农民在战争中打击了封建统治，推翻了王莽政权，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但是却无可避免地让刘秀篡夺了胜利果实。”（《中国史大纲》，翦伯赞等编著） 这里讲的刘秀，便是两汉易代之际，加入义军并且最终平定天下的西汉没落皇族子弟，翦伯赞称其为大地主。 篡夺农民起义领导权的贵族子弟还有很多，项羽，这位楚国落魄贵族便是另一位佼佼者；还有家中四世三公，火拼翟让的瓦岗军领袖李密。 也有一些在阶级上站在农民对立面的地主参加革命并处于领导层。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领袖韦昌辉、石达开。过去的史书把韦昌辉视为破坏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地主阶级；但另一位平定天京之乱并诛杀韦昌辉的石达开，同样是家庭富裕的地主阶级出身。 从贵族与地主领导起义的人数看，这两种职业显然不是大头，毕竟作为既得利益者，推翻朝廷砸自己的饭碗，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贵族子弟出身3人： 秦末农民起义：项羽（没落贵族） 绿林赤眉起义：刘秀（远支皇族） 隋末农民起义：李密（蒲山郡公）
地主出身2人： 太平天国起义：韦昌辉、石达开（小地主）
一种隐形的高危副业——宗教人士。 在扯旗革命的领袖中，还有许多杂项职业。如洪秀全、冯云山闹革命前是私塾教师；朱元璋是和尚；白莲教起义的王聪儿曾是江湖艺人；黄巾起义的大头领张角还是个烧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则是白莲教教主。 仔细分析所有造反领袖，会发现，除了韩山童是职业教主之外，其他人还经常从事一项隐形副业——宗教会道门。 张角不仅是江湖郎中，还是太平道的教主——大贤良师，加上他的兄弟努力地传道，为黄巾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张角开始，中国历史上由民间会道门引发的起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南宋的钟相几乎复制了张角的经历。这位仁兄也是江湖郎中出身，《三朝北盟汇编》里说他：“无他技能，善为诞谩。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转成现代文就是，这位仁兄不学无术，就爱扯淡，自称老爷子，还封了个天大圣的称号。 不过钟相吹嘘自己神通广大能治病，估计还有些骗术，于是忽悠得乡里乡亲奉若神明。就这样的手段坑蒙拐骗还聚集了一大帮信徒。 在农民起义历史中，明教与白莲教的出现频率绝对很高。 方腊据传是明教信徒；就连以和尚为业的朱元璋，也是明教中人。 挑起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是白莲教的教主，徐寿辉、刘福通等人都是他的弟子。根据史学家吴晗的研究，在那一时期，白莲教、弥勒教以及明教有合流的趋势。后来明教在明朝时期屡遭打击，渐渐式微；只有白莲教坚持下来，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还能搞起横跨几省的大起义。 在蒙昧的古代，神秘主义的力量总是无穷的，连洪秀全和冯云山也有着宗教人士的副业，他们改编基督教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也成就一番事业。 如果总结这些“教主”“大师”的共通点，会发现，宗教很多都同医术挂钩，上面提到的张角、钟相皆是如此，甚至洪秀全也曾显露过医术，据说韦昌辉就是因为洪教主治好了他的老婆才皈依其门下。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发起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在民间起伏千年，时常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各种神秘主义组织，终于失去了生存土壤，逐渐走向消亡。
与宗教有关的起义领袖： 黄巾起义：张角（太平道） 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自封天大圣） 方腊起义：方腊（明教） 元末农民起义：韩山童、徐寿辉、刘福通（白莲教），朱元璋（明教） 白莲教起义：徐天德、王聪儿 太平天国起义：冯云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拜上帝会）
（http://vanblen.blog.163.com/blog/static/150909936201310825748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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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3 11:45 AM PST
此次三中全会的结果超出了许多人的意外，笔者也不例外。主要原因就是低估了习近平，尤其是低估了他集中权力的意志和能力。习近平借此次三中全会完成了一人大权独揽的格局，证明了俞正声在会前对此次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宣示并非虚言。 我的一位朋友对此次会议的评论是，"历史的进程加快了，但向好还是向坏不知道"，这个议论十分深刻。正因为习的未来走向不明，乐观派和悲观派都发现自己有相当充分的理由。 乐观派包括了不少西方主流舆论，他们乐观的主要理由就是改革纲领升级了市场的地位，对法治的必要性也给予承认，悲观派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习近平不敢对国企开刀。在我看来，此次改革纲领强调市场，有一定策略因素。对外，强调市场是为了稳住美国，稳住国际资本，对内，则是为了稳住李克强所代表的党内外自由派，以实现习近平集中大权的政治意图。这样说并不意味著习一旦大权在手就要反市场经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自由派的市场化纲领危及他的权力，他将不惜采取反市场的态度。 那习近平集中大权后究竟要干什么？对于习近平来说，这其实并非头等重要的问题。如果说有一个头等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要打击和铲除权贵势力。因为这个势力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生存，也直接威胁到他本人的政治生存。因此，习近平集权首先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生存。局外人容易低估权贵势力对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的威胁，因为在最后摊牌之前，无论是权贵势力还是习近平，都不希望外界知道他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现在看来，习近平对普京的倾心敬慕，与两人面临相似的政治局面有很大关系，而普京成功地打击了权贵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习近平从中得到很大启发。 习近平大权独揽之后，会像外界评论的那样，采取普京加里根的治国方针吗？这恐怕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么简单。中国有数亿农民的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决，这种情况不仅与社会保障水平相当高的美国不同，与前苏联解体后的俄国也有很大不同，当时俄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过于放任的市场经济，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并不利。 正因为中共政权面临的挑战远远超过了普京面临的挑战，悲观派们的一大理由就是习近平不可能兑现他承诺的改革目标。一些人认为习近平的改革蓝图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当然，对这个问题左右两派各有各的主张，他们都根据自己的蓝图来挑习近平的毛病。不过，更多人悲观的理由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怀疑习近平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来治理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年来习近平的种种表现并不令人乐观，他的话语系统显然还留在毛的时代，而他的知识则很不系统，更不用说缺乏深度。他看来是一个跟著感觉走的政治家，而不像毛那样，是一个有很高文史哲素养的政治家。因此，很多人怕他眼高手低，心有馀而力不足。 不过，尽管一年来习的弱点暴露相当充分，我注意到还是有一些人对他留有希望，其中包括李锐这样对中共历史以及对习的成长背景有相当了解的人。他们不放弃希望，理由并不是相信习能成就改革大业，而是相信他在中共政权的生死关头，有可能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站在文明和正义一边。除了不愿接受另一种可能，这种乐观的主要依据就是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而习仲勋一定会选择正义和文明。 悲观派反驳的理由是，习近平的人生观受毛泽东的影响远甚于他父亲的影响。这是整个红二代的集体特徵。刘少奇被毛整死，也没有影响刘源继续举毛的旗帜，并与毛的后人来往。习近平超越不了红二代集体经历铸就的精神桎梏，超越不了红二代对权力的崇拜，对暴力的信仰。 历史进程的加速，意味著用不了几年，谁对谁错就要见分晓。这确实让人有一种屏住呼吸的紧张。因为无论谁对，后果都不仅关乎每个中国人，也影响全世界。 我当然希望乐观派是对的，但我更寄希望于"形势比人强"。也就是说，形势会不允许习近平"犯浑"，即使他个人"犯浑"，也有力量能阻止他做出伤天害理的决定来。 历史可能会证明，在制约习近平的各种外部因素中，老邓当年做出的任期有限制，可能最为关键，因为这让习近平终生独裁不可能。加上江胡留下的很难混下去的烂摊子，有可能逼著习近平做出一些不至让后人戳脊梁骨的事情来。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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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3 11:39 AM PST 自共产党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并“建立”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之后直到一九九七年，各类罪责中除了如今已经被“危害国家安全罪”所替代的“反革命罪”，还有一项“流氓罪”虽然已经被取消但仍还留在中国大陆人民的恐怖记忆里，该款“罪”的具体内容包括“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行为”。 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在在北戴河召见公安部负责人，要求“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邓大人一声令下，全国上下立即快速行动，不出一个月即逮捕收押一百多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被定“罪”为所谓的“流氓犯罪分子”，他们中间被法院判刑的有八十六万多人----其中包括被直接处死的两万四千人，另外有十七万人则无需经过检察院起诉和法院审判，直接由地方公安部门“判处劳动教养”一至数年不等。 有中共政权自己的公开法律文献记载，至於仍被宣传为邓小平“丰功伟绩”之一的1983年“严打”期间，人大常委会依圣谕立刻出台了司法解释，将“流氓罪”的适用刑罚提高至死刑。当时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在西安，一名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因组织地下舞会，被污指为“乱搞两性关系”，法院对其宣布的死刑判决书中宣称因为舞会是多人参与所以该女触犯了“国法”中的“流氓罪”，而且属于“情节恶劣的行为”，所以“罪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个王姓女子因被逼“坦白交待”出曾先后与10多名男子发生过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该王姓女子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笔者不久前曾经在人民网主页上无意中看到一照“1983年严打枪毙女流氓”的恐怖照片，标题居然使用了“猛照”二字。 当年，因为这个所谓的“流氓罪”涵盖的内容实在过于宽泛，所谓“其他流氓犯罪活动”更是被“执法者”们任意曲解，最极端的除了能够将婚外或婚前性行为入罪甚至定为死罪，因为向所在单位或者地方党政领导提意见、诉冤情等“寻衅滋事”行为被以“流氓罪”入狱甚至重判者更是不计其数，所以当年的“执法者”们在以惩治“流氓”为名滥捕甚至滥杀之余也不忘调侃“’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毛时代的“无法无天”（毛泽东自诩）自不待说，自中共政权结束文革开始“依法治国”之后，这个所谓的“流氓罪”肆虐中国大陆百姓近二十年，原本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伴随着邓小平政治上的复出颁布的中国刑法第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总罪中的一条子罪，一直被滥施滥用到邓小平去世。1997年邓小平去世之后江泽民政权才敢放手修订刑法，其中最重大的变化一是把邓小平时代打着维护社会稳定旗号使用的“流氓罪”取消，再就是把邓小平时代为维护一党独裁专制而使用的“反革命罪”取消。“流氓罪”中所涵盖的内容被分布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至于“反革命罪”，中共政权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已经不合时宜，故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 如今，眼看中共政权对刚刚宣布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涵盖和统领内容解释得无比宽泛，似乎也可以用沿有当年对“流氓罪”的形容，说这个国安委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为什么要成立国安委，当然是习近平自己的解释最为权威，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长篇说明里特别用两段文字来强调成立国安委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新华网上转载的原载于中共驻港媒体之一大公网的《习总亲释“国安委”职能 权力大过美国“国安委”》一文中诠释说，国安委的职能双向特定：对外维护主权安全，对内维护政治安全。主权安全涵盖的范围包括领土安全、国家基本利益维护、中国外部环境的确保等。政治安全涵盖的范围包括政权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宗教政策的确保和战略机遇期的维护等。这种“双重压力”就是产生国安委的动力。在谈到“国安委”的职能时，习近平提到“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这意味着国安委将承担或者部分承担、整合或者部分整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即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和中央政法委的对外和对内职能。从党的层面来统领协调党政军群等各个层面的内外安全工作，并推动实施。涉及到的部门将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军方对外机构等外事部门；公安部、国安部等内务安保部门。涉港或者涉台部门的职能也很可能将统归“国安委”协调，因为这两个机构也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特别是最近中央高调批判香港反对派“占中行动”存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已经让国家安全受到损害。此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由于涉及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也将会在此机构下协调相关事务。而人大和政协的相关内外机构、经济、群众等相关部门的情况肯定也将会被统筹考虑。 如此说来，整个中共政权的所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岂不是要被全部统合（整合？）到这个国安委里？无疑是要由习近平亲自统领，不日之内即可对内对外正式挂牌营业开张的这个国安委的权力岂止是大过美国“国安委”，甚至会令人回忆起毛时代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这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被赋予“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但由于当时“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党和国家的全部事务。如此说来，仅从“权大无比”的角度把现而今毛近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当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相提并论，还真是满合适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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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Nov 2013 11:38 AM PST
总之，我们看到在“福利国家”一词的发生学背景中，无论在德语还是英语里，作为贬义词还是作为褒义词，从反对福利国家的极右翼到倡导福利国家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与神学家，他们当时都是把“福利国家”与“极权国家”相对立，而不是与“自由放任”相对立的。至于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福利国家vs自由放任”这种对立，那只有在排除专制、极权制度后的宪政民主背景下才会凸显出来。 三 福利是可问之责，还是必谢之恩？ 然而在坦普尔的时代，民主的“福利国家”也在全力打仗，而与之对立的“强权国家”或“战争国家”也可能拥有国家福利安排。两者的区别何在？坦普尔没有清楚地说明。事实上，一直就有人明确指出英国同样也是“战争国家”[9]。但笔者认为，起码有如下三个区别是可以清楚划分的： 第一，福利是可问之责，还是必谢之恩？──福利国家不是“皇恩国家”。 第二，福利是正调节，还是反调节？──民主国家福利有高低，但不会有“负福利”。 第三，百姓要求于政府，还是官府要求于百姓？──“主仆”权责是否倒置。 关于这三点，有必要予以逐一说明。 “喜欢福利”的专制国家不同于“承担福利责任”的民主国家。“福利国家”中的福利是政府责任，不是“皇恩浩荡”。这本是常识。2012年5月9日，时任广东省委领导人汪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有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10]此话立即引发“热议”。有人指责汪洋离经叛道，有人则说他只不过说出了个“常识”。但这个常识，许多人是陌生久矣。早在百余年前维新人士谭嗣同就在《仁学》中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11]何有谢恩之说乎？ 的确，对于可问之责是没有谢恩一说的。只有那些你无法要求、但他还是给了你好处──比如慈善家的捐献等，你才应该感谢。但政府必尽之责到底有哪些，人们看法很不同。在西方有的左派认为“从摇篮到坟墓”都可以问责于政府，有的右派害怕政府权力大了会减少民众的自由，因而在权责对应的宪政体制下，他们认为政府责任愈少愈好，即所谓“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但至少有一点他们都同意，就是认为应对紧急事态（比如重大灾害）肯定是政府的职责。西方的自由放任论者有的主张政府连教育和医疗都可以不管，但从没有人主张政府可以不救灾（国防和外交也类似）。民主社会的人们无论左右，至少在救灾这个问题上对政府都是只会问责而不会谢恩的。 2010年台风“凡亚比”（台湾称“凡那比”）吹袭台湾及中国大陆后，政府官员的应对及民众的反应就显示了一次极其鲜明的对比。该台风于9月19日横扫台湾时为“超强台风”，高雄冈山镇24小时降雨872毫米（几乎两倍于北京2012年导致80人死亡的“721大暴雨”──房山河北镇最大雨量400多毫米），结果致2人死（全台6人死）。当地舆论铺天盖地问责于政府。有传说高雄市长陈菊那天睡了午觉，当局岂敢说那是“谣言”？赶忙公布市长官邸当日的监视器画面，证明市长在坚守岗位。高雄当局公布了12时的监视视频，舆论又要求下午1时的；公布了1时的，又被要求追查2时至5时的。市府一律照办，不敢怠慢。“不过议员还是认为，只凭官邸监视器“不清不楚”的监视画面，车牌也不明显，不能证明当日行程。”尽管副市长表示，市长又不是刑事犯，“拿出监视器画面，就足以证明有诚意”，对于“市长在哪里”的话题为何延烧这么多日，感到相当不解，但在民意代表“大动作追查市长9月19号风灾当天行程”的逼迫下，陈菊市长“声音越来越小，语气越来越不肯定”，终于“抵挡不住议员的连番逼问，率领〔市府〕团队低头道歉，承认919风灾当天下午2点到5点，她在官邸休息”。这下不得了，在如潮的责问下，陈市长最终只能“语带哽咽地说：“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推卸责任，……我只有向市民道歉、道歉、再道歉！””而一些议员仍认为，“只有自责还不够，市长必须下台负责。”在那几天里笔者亲眼见到该市长在电视上哭了三次。她到处“视察灾情，不停道歉”，每处都鞠躬谢罪，但不少灾民（不是什么反对党官员，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好脸色，一边接受救济，一边“呛声”曰：“不必选了！”……媒体报导的标题则有“台湾脉动：陈菊遭呛为灾情道歉”、“高雄市长台风天睡觉惹风波”、“姚立明：陈菊被台风“破了功””……除了“午睡”事件，台北、高雄的一些学者也纷纷质疑“政府治水不专业”，区域排水不合理，城市地面过份水泥化，影响降雨下渗，加剧灾情……云云。 当时，大陆这边的报导也宣传了台湾那边的“洋相”。可是这台风也不长眼，紧接着就刮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在遭受了比那边惨重得多的损失后，这边的媒体没有发出一句问责之声，只有铺天盖地的感恩：报纸表扬官员“身先士卒，鏖战一线”；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宣传舆论要更加积极。要大力宣传报导……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和共产党员发挥的战斗堡垒作用、骨干带头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让灾区群众更真切地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12]据报导，广大群众对“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广大领导干部在抢险救灾中表现出来的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面貌表示崇高的敬意”[13]。 然而，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这场在台湾致死6人的“超强台风”在跨越海峡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登陆大陆时再减为低气压；但是，这边仅一个省就因这“低气压”而死亡或失踪了136人！这样强烈的对比还让人说什么好呢？笔者真是无语了。 当然这不是什么例外，改革经历三十年后，我们的感恩宣传已经算是很克制的了。改革前更过份的事也是习以为常的：著名的大饥荒时代，受到救济的饥民感激涕零，笔者至今仍记得的一部样板戏里有段声情并茂的唱词描绘那时：“乡亲们手捧馒头热泪滚，领袖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更比海洋深！”但是，那几年有几千万人得不到馒头饿死了，那只能解释为“自然灾害”。小民怎么能、怎么敢、怎么会问责于官府呢？更有甚者，那时甚至在政府负有特殊责任的灾难中，受难者也为政府的应对感恩戴德。例如，同为饥荒时代发生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事件，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长时间的感恩浪潮。事由是1960年为三门峡工程配套的某公路工地上，一批被征调来无偿修路的民工在工地伙房吃饭遭遇大规模中毒，政府空投解毒药进行救治。就政府而言，这当然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但《中国青年报》于1960年2月28日刊发了题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报导，后经删节又入选中学课本，这篇风行神州数十年，进入了戏剧、电影、教科书、连环画等一切传播通道的典型报导中，竟然出现如此肉麻的文字：“咱这些普通民工闹点病，中央就派飞机救咱们，领袖真是咱贴心的人哪！”据称某老人对中毒的儿子说：“领袖在北京比咱老汉还关心我儿！小子，领袖才真是你的亲爹娘！”[14] 但要知道，这些人不是在自己家中，而是在被政府征发劳役的过程中中毒的，尽管犯罪的是投毒者，但组织劳役的政府要承担的责任，也非民间社会上随机发生的一般中毒罪案中政府要做的破案、救治等一般公共服务责任可比。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或现代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古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也可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尽管孟姜女的丈夫被秦始皇的政府征发去修长城而死于工地，他并不是被官府或官吏更不是被秦始皇蓄意谋害（至少故事没有这样说），而且修长城也可以说是那时的“公共工程”，与只为秦始皇个人服务的阿房宫、骊山墓不同，但是，人们还是认为秦始皇和朝廷对孟夫之死负有责任。毕竟是你把人征发去的，你对被你征发的人的生死难道不负有特殊责任？这和在自己家中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能一样吗？企业中如果出现员工事故伤亡，企业尽力抢救是正常的。员工获救不死，也仍然可以对企业问事故之责，并因受到损害要求企业负一定的赔偿之责，哪有丝毫不言问责、反而不死就要对老板感激涕零、以为深恩厚泽万死不足相报的道理？ 企业员工为挣钱而自愿受雇的尚且如此，如果是强征来无偿劳作的，征发者对被征发者劳役期间的死亡要负责就更不用说了。政府采取得力措施避免这种一旦发生自己就负有惊天之责的恶性结果发生，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正常反应吗？这样做了不是什么大恩大德，不这样做就是草菅人命罪莫大焉了。一个孟姜女之怨就可以“哭倒长城”，何况六十一个“孟姜女”？ 五十年过去，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只报导在飞机投药后有六十一人死里逃生，没报导的是“其实中毒民工大都留下后遗症，不少人患了眼疾，有的大脑受症而痴呆，有的因患了胃癌或肺气肿而死去，还有一些其他病”。按文明国家的通例，这些人在被征发状态下遭到如此不幸，不仅无恩可感，还势必会提出问责和要求赔偿。而事实上，事发后平陆县当局也确实一度很紧张，以为官办工地食堂发生如此惊人的大规模民工中毒影响恶劣，“有关领导指示不许报导”。不料，北京的文人妙笔生花，一篇“感恩”报导创造了“坏事变成好事”的奇迹[15]。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政府救灾，老百姓要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但是民间的慈善捐款和义工，却好像与纳税一样成为一种“他律”的份内责任，捐了无需感谢，不捐可以“问责”。政府部门往往出面“组织”民众纳捐，甚至直接从工资中扣捐，而舆论往往指责一些富人与民营企业捐得少，甚至要求经理人把属于股东的钱拿出来纳捐，出现所谓“逼捐”现象。 这里要指出：社会上慈善意愿低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现象，人们应该忧虑并检讨其原因。但具体针对某某某指其该捐未捐、该多捐而捐少，则是十分奇怪的。如果慈善捐献不是出于一种自律的道德，而是变成一种“他律”的义务，那还能叫慈善，能叫捐献吗？提出这一问题倒不是像有些朋友主张的“为富人说话”：如果你是左派，是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平等有更高的要求，对贫富差异有更大的反感，那你可以要求改善二次分配，加强税收调节，提高累进率，让富人多交点税。但是，无论税多税少，公民的法定责任只能是纳税，而不是“纳捐”。税外再奉献公益，无论穷人富人都是献爱心，是他的权利，而非他的责任（注意：这里是指狭义的〔即“他律”的〕责任，而非所谓“义不容辞的责任”之类的道德话语），是一种应受褒奖的善行，而非可以问责的必为。对于这种奉献，有之我们应该感谢，无之我们也不能逼索。“逼捐”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都知道“苛捐杂税”这句成语，那就是历史上本来属于自愿奉献的“捐”成为强制义务后的景象。当“捐”成了横征暴敛的体现，其慈善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四 如果救灾尚且是皇恩，何况其他 对于公共服务，我们习惯于千恩万谢政府，还会厉声“逼捐”富人。这实在是完全颠倒的态度。最无争议的政府责任尚且如此，其他被称为“福利”的那些更高层次的、乃至对其是否可问之责还有争论的服务就更不要提了。 不可否认，历史上不少专制国家（从斯大林式国家到纳粹德国）也搞过社会福利。但与瑞典这类福利国家不同的是：专制国家如果有福利，那就被认为是皇恩浩荡，臣民必须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假如不给你福利，你也不能抱怨。而瑞典国民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我们几时见过他们“吃水不忘挖井人，千秋万代颂党恩”？福利来自国民的税收，政府按国民要求收了这笔钱提供服务，服务好是应该的，服务不令人满意就请下台另选他人来干，如此而已。换言之，人们必须对福利感恩戴德的国家，就不是福利国家。 在民主国家，相当程度的福利首先是被统治者所要求、而统治者不能不满足的（所谓“责任”，就是不管你喜欢与否都必须干的事）。所以统治者是否喜好福利，并不很重要。现代瑞典史上曾经有“右派”执政的时期，他们并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他们也不得不搞许多福利。除非他们能说服选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则那些责任就无法卸除。类似地，在经历1990年代“剧变”后执政的一些东欧国家自由派人士是相信“自由放任”的，如先后担任捷克总理和总统的克劳斯（Vaclav Klaus）作为芝加哥学派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对“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这类说法嗤之以鼻，多次声称他要搞“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但在民主的捷克，任何统治者都得看选民的脸色办事，而捷克百姓只会嫌你权力太大，却很难让你的责任变小。剧变以后他们要更多的自由，却不接受更少的福利。结果，在克劳斯执政的八年间，捷克以全欧最高的就业保障和“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快”而著名，克劳斯本人则被外国媒体称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16]。其实克劳斯怎么会信仰社会民主主义？但他确实一方面以“平均分配，还资于民”的方式实行“激进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政策。以至于199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之父萨克斯（Jeffrey Sachs）访问捷克时，两位新自由主义者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萨克斯建议克劳斯学习“亚洲虎”，摆脱福利包袱促使经济起飞；克劳斯断然拒绝这种“亚洲思想”，声称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17]。当然，民主国家的选民也可能选择高自由而不是高福利。但那也是国民的选择，而非统治者的选择。 与此相反，苏联的福利也许不少，但那并非因为被统治者有权要求，而是因为统治者由于各种原因而“喜欢”搞福利；倘若他不喜欢了，就可以不搞。苏联历史上很长时期，绝大多数人口（农民）不但没有什么福利，甚至在1921年、1930年和1946年前后还因“人祸”多次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饥荒。这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瑞典乃至在并非福利国家的其他宪政国度（例如美国），统治者必然被追究责任；但在苏联，这丝毫不影响斯大林的威权，因为给不给你福利乃至管不管你死活，这是他的权力、他的喜好，而非他的责任。至于他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福利爱好”（或曰“社会主义爱好”）本身是否有理，是否可取，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是尽责，斯大林搞则是弄权（要赞扬的话可以说他是“善意弄权”，但反正不是尽责）。并非只有宪政政府才搞福利，但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在宪政之下才可能。因此，如果把“福利国家”不是当作统治者的个人爱好，而是看作一种使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制度安排，那的确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福利国家”──尽管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会选择福利国家这种制度安排。而专制制度下可能有“喜欢福利”的专制者，但不可能有承担福利责任的国家。 这并不是说高福利一定就是好制度。笔者曾遇到一位法国新自由主义学者，他对该国的农业保护政策批评甚厉。但中国同行问他：政府这样搞是不是为了追求“政绩工程”？他却一脸茫然。法国人听不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类词汇。政府都要追求政绩，只是他们只能追求讨好老百姓的政绩，而不是讨好上级的政绩，我们从后者来理解的这个贬义词因而也就没法给他们翻译。法国对农民的保护也许确实过份而且有不少弊病，但政府的确是在农民的要求下这样做。你可以说这些要求不合理，却不能说政府为了讨好上级制造“政绩”而坑害农民。而后一种做法即便打着造福于农民的旗号，实际上与“福利国家”应该是毫不相干的。所谓“福利国家之弊”也不可能是这种性质的弊病。 五 民主国家福利有高低，但不会有“负福利” “福利国家”中的二次分配必须是正调节，而不能是负调节，亦即必须缩小而不是扩大贫富差距。这也容易理解：福利政策既然是老百姓要求于政府、而不一定是统治者喜好的，就必然具有这个特点。国民中贫多富少固然会使“多数决定”产生的福利立法有利于穷人（如果批评者认为“长远地看”未必如此，至少当下应当如此）。即便国家已是“中产社会”，真正的穷人很少，而且假定人们是“经济人”，并无强烈的慈善动机，那么按罗尔斯（John Rawls）的论证，人们对自己地位的不确定性也会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有利于最弱者”的安排。 对这种逻辑唯一的挑战可能是近年来为论证NGO（即民间公益部门）的必要性而提出的对“特殊弱势者”的“福利失灵”理论。根据这种理论，那种一般人确信自己不可能遇到的境况（如罹患艾滋病之类特殊病症），或特别弱小的族群，或根本无法提出诉求的动物，处于“无知之幕”外，出于民主选择的福利国家就可能难以对之提供足够的保护，因此需要另有NGO。但是一般来讲，这种“特殊弱势者”与人们无法肯定自己不会遇到如老弱、失业、生病等的“一般弱势者”相比数量很小。上述分析并不影响民主福利制度总体上的正调节功能。 因此，民主国家的任何福利政策都会对初始分配后的贫富差距多少起到“缩小”的调节作用。从数值分析角度看，就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要比初始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小。区别只在于有的安排是“高福利”，调节力度大，有的安排是“低福利”，调节力度小，乃至近于“自由放任”。但是反向的调节，理论上在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也是如此。表1显示，高福利的北欧诸国在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大幅下降，瑞典、芬兰都下降一半左右，英、法、德等西欧国家也下降较多，而美国则下降最少，这被认为近于“自由放任”了。但无论下降多少，这些国家都没有出现因二次分配反而扩大基尼系数的“负调节”现象。 表1 1960至1980年间主要民主国家二次分配前后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变化 国家 美国 法国 英国 德国 挪威 芬兰 瑞典 二次分配前 0.340 0.500 0.380 0.450 0.350 0.460 0.390 二次分配后 0.324 0.309 0.276 0.262 0.238 0.225 0.202 资料来源：Felix Paukert, "Incom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Evidenc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08, issue 2/3 (1973): 97-126；科佩（Walter Korpi）着，刘玉安摘译：〈从比较的角度看瑞典福利国家的发展〉，《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3年第2期，页57；向文华：《斯堪的纳维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页135。 但是，如果所谓“福利”并非出于民主选择，而是基于统治者的喜好，负调节就绝非不可设想。因为既然是“皇恩”，当然首先就会降临在皇上喜欢的人、用得着的人，即权贵和有特定身份者身上。芸芸众生如果能够分沾也不可能与之相比；而那些最弱势的失业者，即皇上讨厌的“盲流”，受惩罚还来不及呢，怎么敢讨要“福利”？三百五十多年前的黄宗羲就曾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指出那时的“福利”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18]！这就是一种以国家强制力量“劫贫济富”给特权者提供福利的安排。反映在数值分析上，就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不降反升。 古代经济史虽然因数据缺乏难以计算基尼系数，但上述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过去皇上根本不领工资，不仅“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财政包下来的，三千佳丽、九重宫室、百里苑囿、万顷陵园也都是国家权力“二次分配”的结果。皇室之外，各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都源于这种机制──了解历史传统的人都知道所谓“朱门”就是权贵之门，并非民间富人或地主所能僭有。这样的分配自然不是“自由放任”，但这是“福利国家”吗？ 这里要说的是何为“二次分配”？一般来说，民间经济关系（交易、雇佣、租佃、自给自足等）中的分配，或者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造成的分配就是所谓“初始分配”，而国家权力进行的强制性分配（赋税及各种“保障”、“待遇”等），亦即马克思所说的“以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19]，称为“二次分配”。在民间经济发达的社会，以上分析是没有歧义的。但在民间经济不发达的状态下又如何？最近王绍光着文说：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二次分配”的，因为国家的“分配”已经很平等了，所以不需要“二次分配”[20]。这个说法意在为中国旧体制缺少正调节机制辩护。但此说在逻辑上显然会导致混乱：假如我们设想对一个市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增加高税收、高福利的比重──亦即公认为“二次分配”的比重，那么在逻辑上当“二次分配”率达100%时（所有的收入全部被征收），这个经济就完全国有化或“社会主义”化了。如果说完全没有二次分配而只有100%的初始分配，那就是彻底的“自由放任”，与“计划经济”不是恰好相反吗？所以，如果说完全的计划经济只有一种分配机制的话，那恰恰就是只有“二次分配”，而不是只有初始分配。 但实际上“完全的计划经济”几乎是没有可能出现的（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可能近似），现实中的计划经济仍然有两层分配机制：一是个人可支配的名义工资或收入；二是等级化的“福利”，即住房、用车、医疗、仆役、休养、食物特供等形形色色的“待遇”。计划经济下的工资尽管也是国家发放的，不完全同于民间经济中的初始分配，但它的消费毕竟要通过“私人交换”，可以说是一种“准初始分配”，而福利待遇则是完全的二次分配。 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这种初始分配并不平等，如毛泽东所言“有八级工资制”，他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可是谁都知道，那时更严重得多的不平等并不是什么八级工资，而恰恰是那种“二次分配”。数值分析表明，1978年中国城市内部按官方统计的货币收入，其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164，农村内部也仅为0.227，应当说“分化”很小。但主要由于“福利”因素的悬殊，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就达0.331[21]。与表1所示相比，仅此一项“再分配”就比任何发达国家再分配后的“分化”更严重。如果再考虑城市内部的“负福利”（如毛泽东说的“城市老爷卫生部”、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说的“公费医疗支出80%用于领导干部”等），那就更不得了。去 而这种“福利特权化，公共物品非公共化”，就是一种典型的“负福利”，因为它不是缩小、而是严重扩大了以名义工资来显示的不平等。民主国家福利有高低，但不可能有“负福利”，他们也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专制国家如果不引入“负福利”概念，就没法进行最基本的分析。 六 关于负福利的比较分析：以医疗为例 以医疗福利为例，英国的公费医疗是全覆盖的，当然属于福利国家政策。美国对多数人口只实行商业性医疗保险（自己出钱保自己），而联邦与州财政部门进行转移支付的福利性医疗保险（Medicare与Medicaid）只覆盖老人与穷人。由于福利性医保覆盖率低，所以美国与多数欧洲国家相比是公认的低福利国家。但是，美国已有的福利所覆盖的确实是弱势群体，所以其分配还是有正调节功能。 而在中国，过去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农民并无医疗福利，近两年情况有所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江苏省是推行“新农合”的排头兵，2007年参合率达95%，居全国首位，各项农村卫生指标也大都名列榜首。该年“新农合”覆盖4,300万农民，人均筹资76元，超过国家规定许多。但就是这个省份，仍有约664万人未覆盖。而另一方面，该省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覆盖1,088万人，人均筹资150至550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1,434万人，人均筹资1,200至1,500元；而全额公费医疗待遇覆盖人口（即某级以上官员）仅14.4万人，人均筹资却达4,200至6,000元[22]。按这组数据，该省某级以上官员占有的医疗福利资源可达农民的80倍。官员的初始分配收入也高于农民，但绝没有高出那么多。所以这种二次分配的“负福利”性质是很明显的。 当然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新农合”（尤其是江苏省的那种“新农合”）是值得称赞的一大进步。因为与过去全部福利资源都在少数人中分配、农民完全被排斥在外的状态相比，如今江苏农民不仅开始享有福利，而且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虽然总体上还远未脱离负福利状态，但负福利的程度已经比过去降低。不过，这种状态长远地看固然可以说是向福利国家迈进，就当前而言，毋宁说首先是在向被称为“自由放任”的低福利国家靠近了。负福利程度的减少不是意味着向“零福利”接近吗？而只有达到零福利这一临界点，正调节才开始起步，“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才开始成为真问题。 另一个可资比较的案例是1994年民主化以前南非在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制度下的福利安排。笔者以前曾提到那时的南非有“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特征。单就白人而言，那是个几乎类同北欧的高福利体制，尤其是“穷白人”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黑人则处于“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境地。由于初始分配就是黑贫白富而且差别悬殊，二次分配又是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这种“福利”在宏观上就成了一种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反向调节，可称之为“负福利”。民主国家只有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分，是不可能有“负福利”的。但是旧南非和中国这样的体制下“负福利”就是个严重问题。 改变负福利的方式有渐进和激进之别。渐进方式是通过逐渐增加最下层的福利而控制上层的福利，减少反向调节的力度，或者说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逐渐变成“零福利”（不一定是无福利，但福利分配与初始分配同比例给予，不平等既未增加也未减少，调节效果近于零），再进一步变成“正福利”，这时才有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别。中国这些年的福利改革正处于“零福利”前的渐变过程。以上述江苏为例：过去最底层的农民完全自费看病，一般国家职工比农民初始收入就高，却还有基本水平的公费医疗，而高官初始收入更高，又享有无限制全额公费医疗，这就是“负高福利”。现在农民有了“新农合”，比职工医疗保险水平仍低，比高官的医疗待遇更低，但总是有胜于无，与过去相比，就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仍然是“负”，但负得少了，离“零福利”的临界点近了，这还是进步，也可以说是渐进吧。 这种状况也相当于旧南非在种族隔离末期的情况。当时由于黑人的抗争、国际的压力和白人开明力量的推动，南非的福利也由白人专享变成在覆盖白人的基础上也向黑人渗透。到1980年代中期，南非社会总支出（即国家财政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约40%被用于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白人，而43%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白人还是占很大便宜，不过黑人也多少有了点福利，也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了。 但是1994年以后，南非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姆贝基（Thabo Mbeki）时代虽然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从产权和初始分配上剥夺白人，但二次分配的变化却很激进。南非的福利体制一下子就由向白人倾斜变成明显向黑人倾斜。到1990年代后期，社会支出用于黑人的比重从43%上升到80%，而用于白人的则从40%急降为不到10%[23]。这等于把原来在白人中实行的那套福利移用到黑人身上，原先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现在黑人得到雪中送炭，白人却“有锦无花”了，南非从“负福利”不经临界点直接进入了“正福利”，而且在很多方面是“高福利”了。当然，这样的彻底改变只有在民主化之后才有可能。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二次分配”：先有公平的自由竞争，再用民主的二次分配减少竞争造成的结果不均，这叫“福利国家”；而先取消自由，代之以虚幻的“平均”，再以不民主的“特权福利”造成严重的等级分化，这就叫“负福利国家”。改革前的中国和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就是“负福利国家”的两个典型。 负福利就是用强权“劫贫济富”，其不公正甚于“零福利”或“自由放任”。换言之，“负福利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区别，大于民主国家中“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区别。对于“负福利”严重的国家而言，能够实现“零福利”已经是向福利国家接近了一步。但问题在于：转轨时期如果在“权家通赢”的机制下出现不公平竞争，那就完全可能造成初始分配不平等的恶化，而“负福利”的不公平却未必可以缓解。在这种情况下回避“负福利”之弊来强调“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对立只能治丝益棼，甚至两者迭加可能造成恶性循环：因初始分配不平等而呼唤“二次分配”，而二次分配在强权之下却变成“负福利”，负福利在转轨过程中又加剧了初始分配不平等。权家通赢导致赢家通吃，以纠正赢家通吃为理由强化权力分配又反过来加剧了权家通赢。显然，这时如果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以“福利”为理由压抑自由，还是以“自由”为说辞回避真正的福利诉求，都会出问题。 因此，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负福利”问题，而这是民主国家只会在“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间进行辩论的经济学并不重视的。如果不能解决“福利特权化、公共物品非公共化”的问题，单纯增加公共品供应未必有助于改善不平等。拿前一阵子成为舆论热点的医疗改革来说，当初说医疗福利萎缩和过份市场化使人看不起病，出路似乎在于加大政府垄断；然而，不久就有权威消息披露：中国如今的公费医疗开支竟有80%花在领导干部身上，这样的“福利”，究竟是谁之福，谁之利？增加这样的“公共品”，能改善老百姓的医疗保障吗？ 又如近来房价太高，一些单位“恢复”盖“福利房”又引发争论。房地产商为维持高房价而反对住房福利，这和主张消灭“小产权房”一样固然是不合理的，可是现在所谓的“福利房”是否具有“负福利”性质呢？如下所言，发达国家那种廉租房制度过去在中国从未有过，中国改革前的住房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负福利”性质的。今天即便国家的廉租房一时难产，如果民营企业或充分竞争领域的国营企业为职工盖福利房，应当是一件好事（当然这类企业通常只能量力而行），但如果垄断部门以其垄断性暴利来为“内部人”发高薪（如2012年江苏的“电力公司抄表工月薪万元”）已经引起争议，现在又以垄断性暴利为“内部人”搞住房之类的“高福利”，那的确是典型的“负福利”了。 七 百姓要求于政府，还是官府要求于百姓？ ──“主仆”权责是否倒置 福利国家的“福利”必须是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责任，而不能反过来变成政府的权力、公民的责任。这意味着：公民需要“政府保证就业”那是福利，而政府强迫你劳动就不是（如古拉格、奥斯威辛）。国家对穷人住房承担责任，以廉租房与福利房来改造贫民窟那是福利，而用铁腕“城管”拆掉穷人的“违章建筑”来“消灭贫民窟”，而且公然声明“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就更不是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天津市民政局提出的新救济原则）的流浪者救济是福利，强制性“收容遣送”（如当年孙志刚遭遇的）就不是。政府提供免费教育是福利，政府把无力掏钱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抓起来示众、审判（1990年代中国传媒多次报导过某些地方政府把所谓“违反义务教育法”、没有掏钱送孩子上学的农民抓来严惩的事情）就不是。国家提供养老保险是福利，国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令其自耕终老而不许留在城里“添麻烦”就不是。 然而，在这方面权责倒置的错误屡见不鲜。例如有人以“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为理由剥夺农民地权，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这句话如果能成立，它只能是说提供保障的责任不能私有化（不能让老百姓自己保障自己而国家不负责任），而享受保障的权利当然属于每个公民（而不是属于“公家”），因此这种权利当然是“私有化”的。公家买单给百姓看病是社会保障，如果反过来，是政府弄权让百姓承担责任来保障“公家”，那叫社会福利吗？过去农民自己耕田养老，这“保障”责任就已经“私有化”了（实际就是说没有社会保障），政府不仅不买单，还反过来禁止农民处理自己的土地，这样做即便有某种理由（方便圈地、有利于国土整治、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等），与社会保障有何关系？如果说有，不就是“负保障”吗？在无人买单的情况下，有地权的农民如果无钱治病，万不得已他还有“卖地救命”的一条路，现在你把他们这最后的路也给堵死，却说农民反而有了“保障”，这不是奇谈怪论吗？ 当然现代福利制度也有某些个人责任要求，例如在“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统筹”的保障模式下，个人的那份保险金属于强制性交纳责任。但这只能是公家责任的一种补充。如果国家、企业都一毛不拔，只是弄权强迫你自己买单治病，即便这出于好心，与“福利”保障也是不搭界的。当然，国家本身不会生钱，政府买单最后还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包，但在“无代表不纳税”的民主体制下，作为纳税人的公民最终还是权利的主体，是公民要求政府用这些钱为咱们提供服务，这些钱该不该征、征来怎么用，咱们是有权说话、有权监督的，不是皇上要咱们“耕田奉上”为他纳粮当差。可见这一点最后还是归结为：福利国家首先必须是民主国家。 显然，形成这样的权责关系应当说是福利国家的基础。事实上，中外历史上专制时代国家也有所谓的“济贫”措施。但那时的“济贫”常常是强制性的收容、管制甚至劳改，与其说“济贫”，不如说是“惩贫”。如公益制度史上英国十八世纪以前有所谓“旧济贫法时代”。1349年英王颁布《劳工条例》（Ordinance of Labourers），规定当局应当捕捉流浪汉，禁止民间对非残疾的乞丐给予慈善帮助。1531年英国颁布更严厉的禁乞法令，不仅规定对流浪汉要强制收容劳教，而且抓住健康的乞丐要在市场上当众施以鞭刑。这就是所谓的“血腥立法”。但与此同时，政府也承担了一些责任。1536年的《亨利济贫法》（Henrician Poor Law）就规定一方面要惩罚有劳动能力的流浪者，另一方面要对老弱病残者给予帮助[24]。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Elizabethan Poor Law）在这两方面都予以强调，并且开始倾向后者，英国从那时起有了法定的济贫税和国家办的济贫院。很多人因此把现代福利制度溯源于它。但实际上，公益制度史上的伊丽莎白时代仍然属于“旧济贫法时代”，当局对弱势者弄权常常突破限制，而对弱势者承担的责任则不能追索，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1834年，英国在宪政民主体制相对发展后实行了福利改革，颁布了《新济贫法》（Poor Law Amendment Act），不再允许随意强制收容、拘禁流浪汉和乞丐，而政府的济贫责任则逐渐法定化。尤其是“院内救济”（穷人可以申请进入济贫院）在这一时期大为发展。走投无路的穷人都可以要求国家给饭吃，如果有人饿死，官员要被追究责任。可以说，这时弱势者有了“流浪权”，而当权者开始尽救助责任。但是，这时的权责还并不完全对应。如虽然政府不再有权随意“收容”穷人，但穷人一旦申请进入济贫院，其自由就受到许多限制，而且入院等于宣告自己无产，根据当时的选举权财产资格制度也就被剥夺了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同时，政府的责任仅限于济贫院内救济，对于居家的穷人并不承担责任。而且当时政府还尽量降低院内救济标准，使受救济者难以长期面对院内的恶劣生活，以迫使他们尽快出去找工作[25]。 只有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实现了无财产资格限制的普选权，在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为自由而限权”与“为福利而问责”的进程都在发展。此后英国（乃至其他民主国家）尽管一直有“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与“群己权界”的左右游移，但是再发达的“福利国家”也不能滥权，再潇洒的“自由放任”政府也不能无责。1908年，乔治（David L. George）的自由党政府推出国家福利养老金制度，它不但把政府责任扩大到济贫院以外的整个社会，英国公民凡收入低于31英镑10先令者都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而且规定严格保护领取者的经济政治权利：任何人不得因领取养老金而被剥夺选举权和宪法保护的其他基本权益[26]。这时的英国还不是今天所说的“福利国家”，但已经有了建立福利国家的基础。 相反，德国魏玛共和时期有《志愿工作法》，到纳粹时代变成《义务劳动法》。自愿奉献的权利变成了国家强制履行的义务。1934年更发展为《国民劳动秩序法》，禁止罢工，被强制“奉献”者每天须从事军事训练与劳动服务，集体生活一如军营，平时为“义务劳动”的工人，战时即为“保卫国家”的战士[27]。后来，第三帝国即以此体制为基础发动战争。可见上述权责关系一旦倒置，福利国家就不再是福利国家，而变成“负福利国家”，或坦普尔所说的“强权国家”了。 八 切莫“错把杭州作汴州” 以上关于“福利国家”的三个标准，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福利国家必须首先是民主国家。福利国家一般税率较高，尤其是对富人征收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累进税高。但是这个“定理”的逆定理，即“凡高税率，或者具有抑富性质的累进税率的就是福利国家”则不能成立。高税率国家未必就是福利国家容易理解：否则任何横征暴敛的国家都可以叫福利国家了。那么为什么具有抑富税率的国家也未必是福利国家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抑富”未必就是为了济贫──请注意，这里讲的并非抑富能不能济贫。一些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常常论证抑富并不能真正达到济贫，并以此批评福利国家，对此可以再讨论。但是，在宪政民主制度“无代表（公民）不纳税”和“无代表（财政）不支付”的规则下，抑富至少不可能是为权贵而“与民争利”。 然而，如果没有上述规则，权贵藉“抑富”而“与民争利”是完全可能的。中国古代的法家就一方面说“民富则淫”，主张“重租税以困辱之”[28]；另一方面又认为“贫弱者，非侈即惰也”，坚决反对救助他们。于是从汉武帝“告缗遍天下”，到明末崇祯帝的加派政策宣称“弗以累贫不能自存者，素封是诛”[29]，多次弄到“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30]，“豪民巨族铲削殆尽”[31]。但是贫民不但没有得到什么福利，反而陷入绝境，以至于官逼民反，天下大乱。马克思也曾指出：封建制度的经济特征是“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32]。任何人也不会认为这就是“福利国家”。 在宪政民主国家，福利争论是在“正福利”的前提下进行的。左派或者社会主义者（宪政条件下当然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高福利，右派或者自由主义者（这里主要指经济自由主义者或所谓“自由放任主义”者）主张低福利。但是对于负福利，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产生争论的，不管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不会赞成负福利，而且他们的主张都可以抵制负福利。假如你是自由主义者，你是反对高福利的，那么你在负福利条件下就应该首先反对当官的享受福利，农民享受的本来就鸡毛蒜皮一点，有什么可反的？福利本来就非常低，而且比西方任何最低的福利国家还要低，你反什么？如果你真是自由放任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就得反对特权者的福利。或者你也可以反对以“负福利”为导向的税收，这有什么？中世纪那种“加之于工商业的重税”不是连马克思都反对吗？ 但如果你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呢，你呼吁福利，当然就得为最弱势的人要求福利，而且是作为问责，而不是作为皇恩来乞求；当然也不可能为高官呼吁福利。假如左派成功地增加了底层福利，假如右派成功地遏制了权贵的福利，那不就是共同促使“负福利”朝着“正福利”方向改变吗？有什么可争吵的？这样推进到一定时期就会逐渐变成“零福利”，再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正福利”。到了这个时候，福利高一点、低一点就成为真问题了。在这之前“高低福利之争”前提都没有，就是假问题。 不过，现在有一个最糟糕的现象，就是那些反对福利的人其实往往都是针对最穷的老百姓，都是说老百姓不能要求这、不能要求那，而拿当官的高福利没辙。可是那些主张要搞高福利的人却反对制约权力，这样就没法避免福利一旦搞了就是当官的先得。比如现在的保障性住房。本来保障性住房制度在西方也是有争议的，包括笔者过去讲的美国的福利房社区被视为贫民窟的问题，这是美国经常讨论的。 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严重的问题是保障性住房现在的两个特征：“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保障房”是所谓经济适用房而优先分给官员。保障房中分量很小的廉租房也是给有城市户籍的人盖的，而城市户籍的困难户现在没有多少。没有多少也不是中国的“优越性”，因为全世界的城市贫民，尤其是城市化阶段的城市贫民主要都是由乡村来的新移民组成的，不光是中国。只不过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承认这些新移民是城市贫民，我们不承认，我们说他们是“农民工”，是“外地人”。如果只是要保障老市民，其实西方也没有多少老市民需要你保的。任何一个国家居住在所谓的“贫民窟”的人和住得不好的人基本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新进城的人。如果所谓“保障性住房”不是针对他们的，你搞它干什么？不就是负福利吗？搞出来都是给官员的，西方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哪个人能赞同这种做法？ 所以，所谓“福利房变成贫民窟”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左、右派也应该针对中国问题朝上述所讲的两个方向努力，尽管不能一步到位，但是你至少不能让它变本加厉。如果是反福利的右派，我就要提出经适房绝不能优先给公务员，反过来如果我是左派，就要提出廉租房要优先给农民工，否则你说你是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你什么都不是。 九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作为一种要价策略 关于西方福利的问题这里也可以简单谈谈。最近西方发生债务危机，左派和右派就争论起责任来。左派说是因为经济太“自由”，尤其是金融太“自由”了，就出现“次贷”；右派说是福利太高，结果搞出个债务窟窿盖不住了。其实“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各有弊病，但如今这种债务危机，无论“高税收、高福利”的左派主张还是“低税收、低福利”的右派主张，单独实行都是不可能造成的。只有在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共同参与全球化游戏的情况下，民主国家老百姓喜欢左派给他们增福利却不喜欢增税，喜欢右派给他们减税却不喜欢减福利，就这么“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能没有债务窟窿？而专制国家恰恰相反，皇上喜欢左派给他扩大权力却不喜欢追问他的责任，喜欢右派给他推卸责任却不喜欢限制他的权力。这马儿狂吃山珍海味，但说不跑就不跑（跑一步大家就得谢恩），结果是自由福利双不足，横征暴敛造成民众低消费，经济严重依赖“外需”，正好让民主国家在全球化游戏中透支我们，把他们的债务窟窿做得更大，终于出现今天的结果。 所以国人要把感恩型福利观变成问责型福利观。如果不问责，“皇恩”还是落到皇上喜欢的人手里。如果通过问责而形成福利，而这个福利是穷人有权要求的，当然就落到穷人头上了。所以穷人缺的就是这种权利。在中国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不能反对穷人的权利。我们可以反对特权者的福利，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穷人的福利诉求。至少在实行宪政以前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至于有了宪政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因为宪政和非宪政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权力和责任的统一。所谓“宪政”，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一个契约，我授予你多少权力，你给我提供多少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一个自由放任论者，我就会担心政府权力过大怎么办，我就不愿意给政府授那么大的权力，因此我也就不能去要求政府给我承担太大的责任。反过来讲，如果我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希望政府承担很多责任，我当然就得给他多授一点权力。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制，政府的权力并非我们授予，它本来就有无限的权力，但却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是说没有任何公益，但那是“皇恩”），是不能问责的。现在我们开始有一点问责意识，但却是向下看齐，而权力却向上看齐。我们现在一讲责任就要和西方比，你看西方也在提高退休年龄（降低政府养老责任），所以我们当然也要强制性提高。其实这种责任比较本来就很虚假。西方多数国家的养老福利不只是年龄问题，更重要的是覆盖率和平等性，他们的国家养老责任基本是覆盖全体国民而且标准一致的。可是我们的国家养老责任才覆盖了多少？覆盖的又分三六九等，国家对穷人、对农民究竟承担了几分养老责任？为什么只拿年龄说事和西方比较来为政府卸责？ 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只和西方比责任，不和西方比权力？一讲权力就说我们和西方不同，他们搞“资本主义”，讲“有限政府”，我们是“社会主义”，只讲“领导一切”，不能讲权力制衡。可是讲到责任怎么就要向西方看齐？“资本主义”无力提供的保障，“社会主义”也不能提供？如果是这样，你的“主义”优越性何在？难道就在于可以任意“拿大家”？ 他们的政府权力有限，责任自然应该有限；你的政府权力无限，责任为什么就要有限？人家的政府能像你这样不经过议会讨论随意横征暴敛？能像你这样除了征重税，还可以垄断土地搞土地财政？能有那么强大的国企垄断“与民争利”？更严重的是，西方政府的权力能大到像你这样不仅横征暴敛，而且把权力伸进老百姓的家庭，限制老百姓生孩子、用几十年的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把老百姓“养儿防老”的传统给破坏掉？权力大到可以破坏养儿防老，责任小到可以推卸政府养老，这又是什么“主义”？ 所以，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有“社会主义的权力”（其实是“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却只想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资本主义的责任都不愿承担。而西方相反，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是人民却要其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是“共产主义的责任”──福利制度是面向穷人、“按需分配”，而不是奖励劳模、“按劳分配”的）。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喜欢“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造成现在希腊这样的困境。可是我们的困境与他们恰好相反。我们既然面临和他们相反的问题，我们的左派和右派就不能像他们那样去提问题了。 因此我们这两个方面都要努力：一个是限制政府权力，一个是追问政府责任。福利一定要问责的，福利不是皇恩，而是我们理当追索的政府责任。 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问责型福利观既是宪政条件下的正常福利观，也是非宪政条件下的人们追求宪政的一个路径。很多国家的宪政就是因为老百姓不断的问责问出来的，包括统治者接受限制权力，也是因为它承担不起老百姓的无限问责，才不得不接受权力的限制。东欧那些国家，就是因为老百姓强调你既然有无限的权力，就必须承担无限的责任，“从摇篮到坟墓”，这责任你就不准推卸。办不到你就把权力限了。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作为现实目标，自由、福利都追求最高，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在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情况下作为限权问责的要价策略，则是非常重要的。在希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主制搞了几十年、上百年以后，老百姓真的想“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可是当年的波兰，老百姓高明之处就是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作为要价的策略。当时这个国家还没有实行民主制度，政府不是供老百姓骑的马，而是骑在人头上的马，既要吃山珍海味，而且想不跑就不跑，它跑你就得感恩，不跑你也没有办法。对这种状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要求你既要少吃，又要多跑，最有效的压力就是我“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做不到不要紧，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压力空间，这个提法的实际意义就是要求你要跟我谈判，到底我给你吃多少，你可以给我跑多少，最终的结果就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肯定做不到，但是你也不可能骑在我头上，山珍海味都吃就是不跑，最终我们达成一个权责对应的契约，那就是宪政了。 宪政条件下公众可以选择各种契约，政府建立在契约基础上。比如所谓的“多党制”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一回事，等于在权责问题上是招标的：有个人说我可以给你更多的福利，条件是你给我更多的权力；另外一个人说我福利不可能给你那么多，但是我也不需要你给我那么多权力，你可以有更多的自由。看你选哪一个吧，如果选定了哪个，就不要说什么了，就像招投标。比如你选了自由党，你就不可能向它要高福利，这本来就是它的竞选纲领，当然它也承诺不对你搞高税收。既然你选了和它立契约，你当然就得接受。如果你选了社会党呢？你当然可以提高福利问责，这也是它的竞选承诺，但是它征高税收你也得接受，是不是？立了契约的嘛。所以在波兰剧变以前，老百姓福利问责是没有边际的，剧变以后马上就有了边际。这其实和征税一样，以前英法革命都是因为国王征税老百姓不愿意造成的，实行宪政以后，由民选代表组成议会征税，其实议会征税比国王多得多，但是老百姓就愿意，这和笔者刚才讲的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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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2, 2013, 6:45:50 AM11/22/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张千帆：集权式改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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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明：习-李的最后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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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3 09:59 PM PST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农地流转、废止劳教、统一高考，有限放松结社等一整套改革措施，并设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中央集权和社会放权两种基本思路。总的来说，三中全会决定的基调是向社会放权，而实现的路径则是集权。和去年底学者发布的《改革共识倡议书》所提的六个方面相比，三中全会部分接受了经济改革、司法改革、保障宪法效力等后三个建议，却拒绝接受党内民主化、选举规范化、言论自由化等前三个建议，凸显了此轮改革的政府主导性质。问题是，如果说改革的基本动力在民间，民众不能有效参与的集权式改革能否推进下去？集权改革是否会发生变异，并再次蜕化为既得利益敛财的名义？
三中全会决定虽然强调民权，却基本不提选举民主，对人大改革只是一带而过，甚至也未提及最重要的公民权利——言论与新闻自由。事实上，三中全会之前倡导反宪政言论、抓捕网络大V及之后对学者博客、微博销号等一系列行动恰好与此背道而驰。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由此可见一斑：社会放权不是赋予社会本身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保护机制，而是通过中央集权强力推行。看来新一届政府一方面意识到放权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执政合法性将面临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则对中央独自承担改革的能力自信满满，不容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甚至认为社会广泛参与是对一党执政的威胁。因此，改革成了政府自己的内部事务；如果地方政府有阻力，便向中央集权，进而向最高领导个人集权，通过以领导个人为核心的强势权威推进改革。
其实，在2011年出版的《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一书中，我已经探讨了中央集权式的权利保障机制。中央集权确实可以和社会放权并行不悖，甚至可以为社会放权开道，通过顶层和草根上下联动挤压中层，迫使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让利。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和这种模式有点类似，只是当时改革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自上而下；公民社会则刚刚开始发育，力量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改革联盟，改革实际上处处遭遇“中梗阻”。农村改革相对顺利，但是国企与市场化改革为官僚集团充分利用，既得利益集团伴随改革产生，造成大量腐败和社会不满，并引发八九事件和改革的全面停滞。邓小平“南巡”后，改革重新启动，但已变味，改革政策为既得利益主导，以至既得利益集团越做越大、积重难返。
因此，集权式改革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公民社会能够积极参与并主导改革方向。如果中央权力不够集中，那么改革方案往往难以形成，即便形成也缺乏执行力；如果公民社会力量不足，则改革在落实过程中很容易遭到扭曲并发生方向性偏差。因为改革关系到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社会大众本身不能参与，那么既得利益者必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以“改革”之名为自己捞取更大的利益，满清改制生成的“亲贵内阁”即为一例。无论是清末宪政改良的失败还是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教训，都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前车之鉴。
经过相对温和弱势的胡温十年之后，现在中央又重启集权改革之路，推出了三中全会决定揭幕的改革“大戏”，但同时又打压公民社会，预示未来十年的改革将是中央主导的“独角戏”。要唱成这出戏，必须预设两个条件：中央及其领导团队的至善与万能——即便不是本意至善，至少也是为形势所迫真心改革。第一个条件且不展开评论。法治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人治永远是危险的。不可忽视的是，中央集权意味着中央机构的扩容，不只是一个人或七个人的问题。即便中央领导团队是至善的，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而必须依靠相当庞大的中央官僚集团行使具体权力，至多依靠中纪委、检察院等机构监督中央权力的行使。但是所有权力都会滥用，甚至监督权也会滥用。如果公民社会缺位，谁来监督中央机构本身并防止其滥用，显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即便中央改革意愿不成问题，第二个条件仍然要求中央有能力运用目前尚管用的自上而下组织机制，有效监督和控制地方官员行为，使之按中央设计者的原意推进而非阻碍或扭曲改革。也许随着通讯手段和信息渠道的升级，中央监控和执行能力比史上任何时期都强大。但是以中国之大、地方层级之多，我从来对此类中央能力持怀疑态度。别的不说，反腐就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近年来，许多腐败案件都是通过纪检之外的各种社会曝光才得以揭露出来；如果新闻媒体和网络舆论不能发挥作用，中央如何获得各级各地官员的实际廉政信息？
如果建立超强超大的中央监控机构，那么一则中央权力很容易受到滥用并成为寻租手段，二来在目前央地事权、财权面临重新划分的情况下，中央机构与人员的扩张空间实际上相当有限，大规模集权的可行性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对地方不能维持长期有效的监控机制，那么各地仍然可以对三中全会的改革计划阳奉阴违，甚至使之蜕化变质，集权改革将面临半途夭折的巨大风险。
事实上，集权改革是中国历代法家矢志不渝的法宝，却迄今没有成功的先例。不少改革的出发点即是削弱地方豪强，有的是为了加强皇室权威，有的则是为了构建一个在法律面前更为平等的社会。后者的初衷不能说不好，却无一例外归于失败。究其原因，无非是不能满足集权改革获得成功的以上两个条件。如果一项改革确实是为了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却又不允许他们自由参与，那么改革首先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动力和最强大的支持者。这样的改革已有许多前车之鉴，不能不慎。
集权改革要获得成功，还不能缺少改革的另一半——公民社会。与其排斥公民参与，不如放下架子、抛弃戒心、联手合力，允许他们通过媒体或网络等各种渠道自由表达诉求，并有效监督改革的方向与进程。和中央独唱的“独角戏”相比，中央和民间扮演的改革“双簧”成功机会要大得多。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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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3 09:46 PM PST 
似乎是西蒙・雷斯（Simon Leys）说过，阅读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就像是吞咽锯沫，到处是陈词滥调的口号标语。分析者们必须在其中寻找微妙的差异，以判断它的真正意义。在大多数时刻，它根本就是没什么特别意义，“皇帝的新衣”常是一丝不挂。
西蒙・雷斯那一代的中国观察者大多表现不佳，他们吞下了大量的锯沫，却还是搞错了方向。他们称颂毛泽东的革命精神，却不知他是历史上最可怕的独裁者，他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解放，却不知道是一场难以修复的反文化闹剧，他们甚至以为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公正、朴素的社会，却难以相信它蕴涵的无穷压迫与匮乏。这也是集权者的统治之道，他们篡改与模糊了语言的本义，让一切都暧昧不清，这让公众陷入了永恒的困惑，除去追随当权者的指挥，他们实在不知该怎样保持安全。这也给予当权者最大的空间，他们可以随意篡改意思、改变方向，而不用担心任何后果。
阅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告与决定，仍像是品尝锯沫。当我看到那么多的欢呼与惊喜声时，真是感到费解，像是在长期吞食锯沫后终于品尝出滋味。我该是庆祝他们的敏锐，还是哀叹他们的迟钝？
不错，此刻的中国与毛时代已大为改观，但在权力的封闭性与语言系统上，它却又保持着惊人的停滞。你在决定中读到了那么多“改革”，却发现明白不了“改革”的意思。这个政党最爱强调“民主”与“人民”的价值，却是一个最反民主与反人民的政党。“改革”不过是最近一个被滥用的词汇。而倘若一个决议需要被如此多的解释，它一定是可疑的。
倘若中国人喜欢“一叶知秋”的说法，那么从这届会议的召开与它的公告与决议，它透露出的信号不容乐观。它在表面上有微小变革，它在思维方式上却是一贯的保守、甚至更为倒退。从它秘密开会地点到舆论的高度封闭，你可以看出排斥任何社会参与的可能性。似乎改革与是否、中国的未来方向，只是他们来决定，再赐予给社会的。在中国崛起的幻象下，当权者完全忘记了改革从来是自下而上的，即使以他们最喜欢类比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改革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于小岗村的签下“生死状”的农民，而是不是政治局的冗长会议。他们甚至忘记了邓小平改革的逻辑，它遵从的是试验精神，而不是什么“顶层设计”。
当这一届领导人的地位确认时，他们激起了中国社会强烈的憧憬。尽管十年来的经济发展迅猛、中国的地位迅速提升，但人们相信胡温的时代是“错失的十年”，重新崛起的利益集团吞噬了主要的财富，停滞的政治改革压抑了各方面的创造力，在巨大的增量外观下，实质的改革却倒退了。必须有人来重启改革。新的领导人似乎具有很多这样的潜质。总书记是建国一代之后，似乎拥有天然的权威性，他的父亲曾以改革与开明著称。他则自小遭遇政治迫害，体验过共产党权力斗争的苦果，他也是知青一代，在流放中见识过人间疾苦。他的政治生涯则发端于邓小平时代，也曾在基层政治饱经历练; 总理则更是七十年代末的启蒙运动的产物，他的朋友们是如今最著名的民主运动人物，他的导师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之一。
他们或许不是戈尔巴乔夫与蒋经国，却很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喘息时刻，暂时遏制官僚系统、利益集团，给予市场与市民空间一些空间，变成一个开明专制者。他们也更可能驾驭中国面临的新国际形势，崛起的中国已与世界产生更多的摩擦。至少看起来，他们比上一个时代有力量得多。但一年来，不管新领导人有了哪些成就、做出那些呼吁，他们表现出思维方式却陈旧得可怕，他们不是通向一个新时代，而是顽固地向后看。
面临着中国的诸多挑战，他们认定采用毛时代的强力措施，来瓦解官僚系统，用运动的方式来应对腐败，用旧意识形态来填补价值真空。他们恐惧一个多元社会必然会产生的争吵、嘈杂，幻想万众一心带来的大国复兴。在国际舞台上，他们也启用强硬却粗鄙的民族主义，以一种更咄咄逼人的态度示人，相信自己终将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他们不可能恢复到旧时代，却可能创造出一个新变种——一种世俗的国家主义。而在近代历史上，只有明治时代的日本、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强力变革，但可悲的是，暂时的成功还最终让位于更大的失败。
而21世纪的世界已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不相同，个人权利的觉醒已成普遍潮流，个人生活的分享与参已是日常习惯，不管多么强大的领导者都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独断，它只能招致历史更大的报复。
多年来，中国的真正痼疾是单一的权力中心，缺乏多元的声音与制衡。它需要社会组织的生长、不同声音的发出，而不是一个强力的声音告诉你该向何处去。
中国新领导人表现出的决心，总让我想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特性，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他希望根本性的变革，但他也希望维持不变。他视德国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巨人，他为外交政策设立新议程，他领导下的德国第一次成为了海军强权。但同时，他紧紧抓住古老的习惯与制度。他相信自己权力来源于前现代的普鲁士专制理念。”
历史的类比常缺乏意义，威廉二世的结局已众所周知，它不一定会在此刻中国重演，却在这一片欢呼中提醒我们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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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3 09:45 PM PST
互联网将唤醒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促使他们关心社会发展前途，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将日益壮大，这是一个符合于改革需要和民族利益的必然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国务院不久前发布规定，要充分发挥社会的功能，凡是政府办不好、办不了而社会能够承担的事情，都应该交给社会。这个措施如能切实贯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统治的范围，有助于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但为了使社会能够更好地承担起自身原有的功能和长期以来被政治机构侵夺的权力，就必须改革现有的社会体制，培育、发展与当代物质文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现代社会的理想结构，是市场经济、国家机器、公民社会三者的合理配置和均衡发展，它们是构成现代社会的铁三角。当前的中国，这三者的配置和发展极不合理，极不均衡，强大的国家权力，吞噬了社会应有的功能，与政治权力相表里的垄断经济，侵蚀着市场经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党国体制的政治权力独大，市场经济跛脚畸形，社会力量萎缩无能。这样的三角构成，是不可能支持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培育公民社会，就是为了加强社会体制的功能，以建立起比较完善、比较理想的社会结构。
公民社会的形成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三个基本结构。一是具有公民意识的社会成员；二是独立自主的社会团体；三是公共知识分子。
所谓具有公民意识，指的是明确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应有权利和义务，并且能够自觉地争取、行使、维护自己的权利，恪尽自己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人身、通信、文化活动和宗教信仰等自由，有选举和被选举、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对国家机关和官员提出批评建议等权利，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还有遵宪守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依法纳税和服兵役等义务。但长期以来，这些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却大都未能成为现实。在文化专制主义的舆论严格统制之下，公民的自由权利在学校教育和报刊舆论中都消退得一干二净，宣传自由权利的文章书籍，一概遭到封禁打压，久而久之，公民意识淡薄就成了社会的常态。几千年文化传统里的奴隶主义和几十年的党化教育，消融了自由权利在许多公民头脑里的存在。在许多公民的思想观念里，自由权利似乎与己无关。这符合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却同公民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合格的公民是建设公民社会的首要条件，而是否具有公民意识又是公民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志。所以，现阶段培育公民社会，第一要务是开展一个启蒙运动，在全社会范围内，启公民意识之蒙，启自由权利之蒙，启宪政民主之蒙，使每一个公民都能认识到宪法赋予自己的自由权利，并敢于争取实现这些自由权利，维护这些自由权利。
独立自主的社会团体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结构。它既是体现公民社会应有功能的有效载体，也是公民争取、行使、维护自由权利的可靠形式。它可以使单个的公民凝聚成为有组织的力量，有力地维护公民的权益，并制约与监督政治权力的运行，从而发挥公民社会作为铁三角之一的功能。我国目前社会团体数以万计，但大部分既不独立，也不自主。如工会、妇联、青联、文联、作协、工商联、律师协会等等，他们与其说是社会团体，不如说是半官方的准政府机关。他们发挥的作用，是充当政治权力的传声筒，一党专政的指挥棒，而不是公民社会应有的独立自主的功能。由于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民间人士，就全部被剥夺了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目前民间的社会团体，包括一些绿色环保组织、慈善团体、志愿者组合、各种公益小组、兴趣协会等等，为了争取合法地推进他们从事的活动，不得不设法寻找挂靠单位，或以企业的名义到工商局登记。这样，就削弱了社会团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影响了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在改革社会体制的过程中，很有必要废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制定《社会团体法》，作为贯彻宪法关于结社自由条文的法律保障。这个法规应当提倡公民根据自己的职业、特长、爱好、志愿等等，本着章程自定、干部自选、经费自筹、活动自主的原则，建立多样化的社会团体，成为发挥社会功能的杠杆。
在应该建立的社会团体中，目前最需要、最迫切的是农会。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最重要物资——粮食，作出最大的贡献。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和户籍的二元制却使他们沦为二等公民，长期处于无组织状态，以致备受贪官和奸商的欺凌盘剥而无力抗争。只有成立“四自”的农会，才有可能扭转这种局面。在城镇社区，则应建立带有自治性的、以维护居民权益为主旨的社会团体，同官方的居民委员会相协调，独立自主地承担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我国出现时间不长。十来年前，一些怀有批判精神和维权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当年的时政国是和孙志刚、孙大午、李思怡及“乙肝歧视”等事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与抗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2003年4月3日，一些学者围绕“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进行讨论；与此相对立，官方的一个座谈会则提出“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于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开始进入社会视野。2004年9月，《南方周末》发布“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并在文章里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养的知识者，二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第一条是基本条件，第二条是言行，第三条是品格。
其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或阶层，它的历史任务和社会使命就是传承民族文化，这里包含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切和干预。在我国文化传统里，知识分子有“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但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多数只能充当政治权力的驯服工具，敢于批判社会、干预公共事务的很少。从我国现当代的历史来考察，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经过毛泽东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扫荡后，已完全丧失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和干预公共事务的勇气。文革过后，胡赵当政，知识分子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他们在不同岗位上恪尽职守的同时，关心国是，蔚然成风。到了1989年，制造“64”血腥暴行的当政者在镇压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民主运动后，又开展以体制内外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清查运动。于是，在专制统治的淫威下，除某些角落还散发出星星之火外，整个社会万马齐喑，许多知识分子是在沉痛的思考中告别九十年代的。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投身于公共事务。他们评论国是，臧否人物，指点朝政，抒发己见，俨然“以天下为己任”，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也由此而兴。但这显然不符合专制统治者的利益，因而就出现了“五不搞”、“七不讲”之类的宣讲和对互联网及舆论的加强控制。这是一场政治权力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泾渭分明、强弱昭然的博弈。
这场力量悬殊的博弈，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当政者要推行包括改革社会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而改革社会体制就必须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鼓励民间结社和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从而推进公民社会的孕育和生成，否则就同改革背道而驰，意味着停滞与倒退。而当局一年来的政策政令，从“七不讲”到网络严打，都强烈地显示出对公民社会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抑制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侈谈社会体制改革，令人有真假莫辨之感。
一般说来，公共知识分子是改革的最竭诚的拥护者，是最真诚的改革派。不论是全局性的改革思路，还是维护公民权利的个案，他们都站在社会的前列，为改革开放摇旗，为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呐喊。不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以民间的眼光，他们都是改革的正能量。他们的批判，往往是政策法令中应该纠正的缺陷；他们的建言，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内容。执政者应当倾听他们的批判声，而不要陶醉于歌功颂德的甜言蜜语。对于民间来说，公共知识分子是公民意识的启蒙者，结社自由的呼唤者，也是公民社会的促进者。在即将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掀起的改革高潮中，他们应该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连同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都被排斥在舆论和教育的视野之外。有些公共知识分子甚至遭到专制权力的迫害，是非颠倒，一至于此！
执政几十年来，共产党的一个巨大失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数有用的人才当做敌人来批斗残害，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从反胡风、反右派、文革到8964，戕害了多少民族的精华、国家的英才，给社会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沉痛、不够深刻吗？为什么现在还要继续干这种以友为敌、损国害民的蠢事呢？
改革需要公共知识分子，改革呼唤着公共知识分子。互联网这个现代科学所赐予的园地，将唤醒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促使他们关心社会发展前途，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知识分子的队伍将日益壮大，这是一个符合于改革需要和民族利益的必然趋势，谁也阻挡不了！
2013年10月28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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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3 09:06 PM PST
與“改革”的前奏“真理標準討論”相比較，中国上層建築領域已經墜到1979年以前的水平。對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來說，這是不祥之兆。在思想觀念大倒退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期盼政治和經濟改革能有所突破。
中共最高層深度的神經分裂症
革命後時代的中國政治基本上還處於宮廷政治的層面，所以，權力繼承的最後贏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忍而不露，或者說都是能否定自我的忍功大師和機會主義的權術家。在民主的選舉制下，權力繼承前，參與較量的各方都已經拿出了系統的政綱來動員和贏得選民。在中國寡頭選拔制下，新的領導人只能在大權在握的情況下才能露出真本性，拿出系統的政綱和未來藍圖。由此，每一屆中共黨代會的三中全會往往成為新一代領導人集體政治亮相（新當選後有第一次形體亮相）的重要場合。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李班子又會做何種政治攤牌？
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意識形態上的大論戰。中國的政治生態被“左”、“右”兩股力量拉扯。這種社會和政治的兩極化趨勢，一方面，是由當今的執政集團及其施行的各種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全面接班後的十個月時間裡，習、李試圖左右逢源，給左右之爭火上加油，更加劇了社會矛盾衝突。在中國面臨大變革的關鍵時刻，習、李吹響的是不定的號角。面對中間地帶的急劇流失，習、李試圖走的維持現狀的所謂“中道”，必然帶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所描述的情形：你試圖在路中間行走，結果你冒著被左、右兩道快速奔馳的車流撞上的風險。
習、李令人捉摸不定的執政路徑反映出了中共最高層深度的神經分裂症。我們知道，人們的行為是受意識支配的；而產生意志的意識是由生命經歷的重大事件來塑造的。可以說，在習、李和他們的同事中，他們的意識和分析框架立足於兩大支點：“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前者讓中國人經歷了煉獄般的磨難，促成從領導到百姓上上下下形成了“改革、開放”共識。不可否認，“改革十年”是對“文革十年”的否定和對文革後中國集體受傷的診療。但習近平和他領導的黨中央不這樣看。無論是所謂的“六十年一條紅線”，還是“不能用一個三十年否認另一個三十年”，反映出的都是一個意識形態分裂症病人的深度問題。
找到習、李班子施政的坐標系
習近平和他的班底對文革並無刻骨的仇恨，其實很容易理解。當今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練就出了兔子般的敏感、狐狸般的狡猾和毒蛇般的殘忍。他們善於察言觀色、隱忍克制、投人所好、逢場作戲，時刻帶著假面具，永遠用雙重思維來看待分析問題。不為行動、思想中自我矛盾而臉紅是他們為人為官的最大本事。“文革”對他們來說，永遠是塑造他們人生和世界觀的大課堂。與此相比，至少鄧小平、朱鎔基等領導人還能從“文革”中回憶起親生經歷的痛楚，痛下決心不讓它再來。而習、李一代，留在他們記憶中的恐怕更多的是青春騷動叛逆期的瘋狂，從而養成了施虐-被施虐的雙重快感。
習、李都經歷過、甚至參與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經濟開放和政治改革的黃金十年。據說，在習近平還遠在福建任地方官員時，他總會在周末搭乘福州軍區飛往北京的軍用機，溜回北京，與京城的改革青年們混跡一起，吸收變動時期的新思想，領略大變革時期的激動。習近平還得到去“西天取經”的機會，在美國的愛荷華州住防過一段時間。很難想像這些經歷不給他帶來深度的思考。舉一個小小的例子，王滬寧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在愛荷華遊學半年。習、王關係非同一般，王滬寧成為習的替身，陪同彭麗媛外出參加重要活動，不能不說與這些相同的“洋插隊”經歷有關。
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十年，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達到了頂點。李克強在北大的老師龔祥瑞和在復旦大學任教的王滬寧都不同程度地捲入到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從他們的著述可以看出，李克強和王滬寧的思想模式都打上了八十年代的烙印。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能都從趙紫陽的失勢中得出了更多的負面教訓，那就是，寧左勿右。據此，我們可以找到習、李班子施政的坐標系：“文革”是x軸，確定了他們可以走多低，“十三大政治報告”是y軸，決定了他們的政策可能走多高。
“邪途老路”VS十三大基點
從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來看，意識形態領域思想妖孽盛行，專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民粹主義、軍國主義、階級鬥爭觀念、仇外心理都很有市場，甚至大行其道。與“改革”的前奏“真理標準討論”相比較，上層建築領域已經墜到1979年以前的水平。對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來說，這是不祥之兆。在思想觀念大倒退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期盼政治和經濟改革能有所突破。
但另一方面，中共能夠找到的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經濟改革的藍圖非十三大政治報告莫屬。這是“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通過黨內外上下討論在黨內產生的思想結晶。即便在“八九”屠殺後，鄧小平也堅持，“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如果說鄧小平有什麼政治遺產、或鄧小平理論，其核心內容當屬趙紫陽代表中共在十三大上做的政治報告。中外的學者和評論家一致認為，該報告體現的主題思想是“新權威主義”， 亦即專制權力下的市場經濟，或者叫“硬國家、軟經濟”。但它也提出了“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完善若干民主制度和加強人大建設等多項政治改革目標，試圖為未來中國民主化發展做出鋪墊。
據民間流傳，在經過“頂層設計”後，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出全面的政治、經濟改革方案。它的主要內容涉及財稅體制改革、中央向地方放權、法院和檢查、反貪系統將擺脫地方行政控制、加強人大權利和代表作用、轉變政府職能、精簡政府機構和鼓勵社會組織的功用。如果我們把這些內容與十三大政治報告相比，我們可以看到共同點，但都還未超過北京屠城前的中共共識。尤其是黨政分開問題根本沒有提及。因此，過早判斷它為“最近四十年來最大的動作”，恐怕只會令人失望。
中共建政後走過兩條路徑：以“文革”為典型的左傾階級鬥爭之路和八十年代以“改革”為主體的自由化道路。前者已被證明是一條走不通的邪路，後者卻是被保守勢力堵塞而導致半途而廢的希望之路。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我們可以細心觀察，看中共是會走上“邪途老路”，還是會重新踏上十三大的基點，更上一層台階，讓中國有機會邁上通向民主轉型的大路。
（2013年11月5日）
――原载《动向》201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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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3 07:29 PM PST
现在共产党的经济一直是以国家企业占主导的一种经济，所以一切东西，经济实际上也控制在党的手上。在这种情况之下严格地说就没有什么市场活动的余地。所以市场的自由是几乎不存在的。小的私营企业往往是以全面破产结束的。还有些私人企业家有成功的，跟地方上搞不好，就常常进监牢甚至于判死刑、判长期监禁。这类事情常常发生。换句话说，如果这样下去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最后也要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他们对这一点似乎有了解，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很宣扬的主要点就是要让自由市场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在三中全会完了以后，在他们的公告上也特别指出，就是要市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句话也是有保留的。只实现于经济资源在什么地方发展的这一方面跟着市场走。如果这个市场影响到政治稳定或者是一党的控制，那么还是要受到限制。换句话说，从宣布的情况来看， 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的像他们所说的要给予很大的自由？现在恐怕还言之过早。总而言之，这次的会议特别印证了我讲的一句话，经济放松，政治加紧。
我认为邓小平开始就是在赵紫阳、胡耀邦时代也没有真正地允许自由市场如何发展，而基本上是我归纳为经济放松了。早期在邓小平运用，胡耀邦跟赵紫阳时代起作用的，但是很快就选定决不能在政治上改动，不能走三权分立这一类的东西，也不能搞民主自由，也不能讲个人自由。所以这些东西确定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经济放松，政治加紧，所以这两个是相反的。在某一定时期之内互相可以配合，但是过了某一个限度，即刻就发生矛盾。不是更自由就是更专制。所以两个最后的调和是不可能的。只有矛盾的分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次的三中全会还证实了我这个论点。
这次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是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那就要看将来事实的表现，在我看来是值得打一个问号的，不能轻易相信的。因为一党控制是共产党越来越加强的一种趋势。在习近平上台一年以来，对异议分子的控制、对网络的限制是越来越紧，被抓的人越来越多。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同讲法的人就可能会被关起来。现在只要有三个人以上的聚会就会被称为聚众谋不利于中共的安全。在这种口号之下，什么人都可以被抓起来，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没有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的可能。所以政治改革开放是不会碰到的。甚至于国营企业虽然说在现在这个自由市场开放之下，对于私人企业可能有些好处，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国有企业的基本利益，因为国有企业是党抓在手上的，许多贪官污吏都是靠国企来发财的。现在虽然有些小小的收敛，可是基本上没有改变。所以，至少在我看来这次的三中全会基本上是再加强了我们对共产党对邓小平的一些看法，就是经济放松，政治加紧，绝不会在政治上，在一党专制方面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但我现在想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察，就是我认为现在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这两个趋势之间，就是政治加紧跟经济放松之间，而且甚至某种程度存在于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因为李克强所表现的是他对于自由市场的非常关注。他没有谈多少政治问题，政治控制问题一直是习近平抓在手上的。所以我认为三中全会表现了两个不同领导人中间有某种矛盾。当然这个矛盾不可能发展为正面的冲突，因为基本上习近平是第一把手，在他的控制之下，经济方面的李克强作用是很有限的。他的作用不会比温家宝大，但李克强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甚至于提到某种程度的开放，甚至于提到宪政都是事实。但是在习近平控制之下，发展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有一个迹象显示，习近平是要进一步抓权的。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三中全会里要加强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的设立。根据这个体制，习近平的大权就可以抓得很大。一方面是外交方面，他可以一方面对于菲律宾、日本、越南的海上争执可以更加强硬，表示他在外交方面的强硬，表示他在外交方面的权力扩大了。对内，他对于军队，国安也一把抓在手上。而且对于异议人士他是要尽全力阻止他们发展的。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所走的路线要走上个人更大权力做专制的运用。一般人都是说习近平要走的是邓小平的路线。实际上他比邓小平还要加强一步，甚至于有要回归毛泽东的路线的可能。现在看这个国安会的情况发展的话，他是要加强个人控制的。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所以，从这两点入手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论点，要给农民对土地上的控制得到的利益有更大的量、更大的作用，不是完全都是受国家控制，不完全受地方干部的左右、操纵。现在是农民利用的土地完全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这次提到的是要给他们更大的权利，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这些看来我们对于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情况并不很乐观。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作者11月14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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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3 05:13 PM PST
慧珍看完后哭了!! 为了现今这个社会还有这么单纯跟这么执着的人而感动!!
也很高兴这是个为大自然执着的人! 就跟我们推抗暖化教育一样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我们是一群疯子傻子甚至说我们说地球的危急是危言耸听
更有甚者认为我们想要改变人类数千年来的饮食习惯→不吃肉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
但这位木村阿公给了我们信心，至少我们还没有灰心沮丧到想去自杀的地步
况且做对的事连老天都不让他死呢!! 真的好想去拜访这位阿公跟他聊聊~~
《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作者：WC(「WC看看 © 好书太多朝我来」格主)
朋友提起这本《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时，说她读到几度眼眶泛红。我还想这位太太妳是不是太夸张了。
因为书不厚，在日本又红成这样，于是我在某个夜晚上床翻开（误以为心情平和有助睡眠），看了几页赶快把书丢在一旁。哎呀不得了，我差点就要清醒来作笔记了！
木村阿公虽然长得像阿公，但其实还没有60岁，皱纹与黝黑的皮肤可能是农夫本色；不见的牙齿则是曾因为外出打工被黑道打断，他觉得这缺牙是去捍卫苹果的纪念品；但是他的笑容，是连写作者都说「我很努力思考该如何向读者传达他的笑容，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爽朗的笑声。」
木村所创造出的「奇迹」就是，不用农药不用肥料而种植出全日本都想着「一生能吃到一次就好」的苹果。
从实验开始，到他第一次看到七朵苹果花、采收到两颗苹果，整整10年。
第11年，他的苹果园开满了苹果花。
这段期间，人们口耳相传去跟他买苹果，木村用电话、传真、通信的订购法，每年收成都被订个精光。再过20年的2006年，他接受NHK「专家的作风」采访，开场就是东京的法国餐厅主厨表示，用木村凝聚「生产者的灵魂」苹果所作的料理，订位已经排到半年一年之后。据说这集「献给放弃人生的你」的节目，被观众要求回放了100多次。
并不是所有作物不用农药时都会有这么大的挑战。但苹果是。因为农药在近代加入，苹果变得只要负责长得又甜又大就好，它不用奋力生长，所以当木村不使用农药的时候，现代的苹果已经不知道怎么长了！
所以木村可以说是在，等。他知道苹果树其实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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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并非只会梦想不知轻重的人。务农前的他，可是具有簿记资格、在公司中是专门控管成本的人。而且他酷爱研究机械，他坦承就是因为喜欢耕耘机，所以也欣喜的入赘务农。
可是，每喷洒一次农药，他体质过敏的妻子就得卧床休息一周。
直到有一个无事可作的雪天，他闲不下来而去书店，在搬动置放高层的机械书籍时，不小心打落了其它的书，木村于是把弄脏的一本也给买了下来，那本书叫做《自然农法》，不用农药也不用肥料的栽种，因为大自然是自我完结的体系。
就这样，木村踏入了无农栽培的路。但他不是专家，所以他完全靠读书、实验、从挫折中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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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惨不忍睹的日子里，他被邻里冠上了「灭灶」的严重形容，他女儿在作文上写着：「我的爸爸是农夫，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家里种出的果实。」苦还不是重点，重点当时可是经济大起飞，邻居都已经买车出国了。
但每一次犹豫的时刻，木村都会发现一点奇妙的事，例如，叶子还是又长出来了，有一年叶螨不见了，每次一点小小的进展都让他觉得──苹果树也想活下去啊。
所以，他「穷得只剩下信念」。
但依然有这样一个极限，他实在不忍心看到家人和苹果树因他继续受苦，他决定，来去死吧，只有死才能够制止他的梦想。月圆风高，他带着绳子上山要去找棵大树来吊，这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山里不可能有农药，而且到处都是虫，可是为什么它们的叶子都那么健康？！（读到这里我也楞了一下）
他观察之后发现，就是他脚下踩的泥土不一样。松软度不一样，气味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呃，他吃了起来）。他终于理解，重点在泥土，是在整个一体的大自然酝酿出这种泥土，让苹果树尽情的深根茁壮。我们为了保护苹果树，却用农药将它隔离在大自然之外。从此之后，木村更加的开心，他选定了努力的方向，开始出外打工（牙齿就在这个时候离去了啊）。
「没有任何生命是孤立的」，苹果树不能，人也不能。
日本的脑科学家、也是NHK「专家的作风」主持人之一的茂木健一郎，形容这种傻瓜的意志：他们拥有相信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力量。像这样不断学习的人，「是闪闪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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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视为是个麻烦，但木村却不断汲取着周围人的能量。
他的岳父因为经历过战乱，理解农药未必是个必须，不仅同意木村拿家产来试验，有时候还要在外当挡箭牌。他亲生父母觉得自己的儿子去把人家搞成这样实在太对不起，声明断绝往来，可是晚上偷偷送米过去。
他的女儿听到父亲可能要放弃的时候，生气的反对，她说那我们前面苦的是都白费了吗?!
他缴不出水电费时，有朋友去代垫；他需要机械时，老板留下好用又便宜的部分给他；他要去缴纳欠税时，对方还劝他，还是先留着吃饭家用吧。
他的苹果园开花时，是邻园的农夫放下手上正烦恼的事赶快跑去通知他。第一次结出好小的苹果带去市区廉卖，客人写信回来跟他说，好甜！我还要再买。
后来木村在为其它果园咨询时就表示，你的果园也不能独立于其它人之外，他每年都要去拜托拜托邻居，让他再试一年。木村也认为，如果收支平衡了，就不应该收取高价格，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好吃健康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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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湾媒体报导木村那颗放了两年没有腐烂、只是枯萎飘香的苹果（干）时，访问了农委会专家，专家说这不可思议，因为没有科学根据。日本的学者也大感惊讶，认为这在学术上有其深远的意义。
其实木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认为，也许因为它来自于大自然吧。
正由于他完全靠观察和实作，NHK说这是一位「打破常识的男人」。他用眼睛看益虫也看害虫，而且是连虫的脸和卵都想了解。他自己调和醋来当农药，但是坚持以人工喷洒完800棵树，因为他认为机器压过会损坏土壤。他的果园平常长得像个植物园，但是秋天会割草，让土壤温度降低，「这是要告诉苹果秋天来了」。他不用肥料，土壤仍维持肥力；他连修剪树枝都有自己的道理，于是日本甚至韩国的专家和果农都纷纷去取经。
当节目主持人问他认为「什么是专业」，他想想后说：心和技术的结合，才是真正的专业。
木村最在意的就是：主角是苹果，我只是帮助它生长，毕竟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靠自己开出一朵苹果花（也不能长出一条金鱼－－这是佐贺阿嬷说的）。所以他常常会去跟苹果树说，谢谢你们真努力啊，对不起啊你要努力活下去啊，在开花的那第一年，他带着烧酒到果园里，浇了些到地上，跟苹果树对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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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木村似乎是被天启而发现有关泥土深根的秘密，我是一阵鸡皮疙瘩。他的苹果园随处一翻，都可见根枝，数量和长度都和其它果园大不同，地底的世界可以长达20公尺。有回台风之后，他有八成的苹果都还在树上。深根，是生存茁壮的原力。
我心中一震，这简直是这个人们思考流于浅薄、没耐性的时代天启吧！一如湖底不起浪，让人不盲目于流行、煽动，这样的踏实与扎实，让人拥有沉稳的力量。希腊神话里的巨人安泰乌斯，他是天神与地神的孩子，每当他与人征战时，只要身体触及到土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力量灌输到他体内。他知道他的根之所在。
写作者不禁想，难道这座果园是知道农药必将崩解自然的那艘方舟吗？而木村只笑笑问：你要上来吗？
想起最近刚读到一则小故事。一个人带着前任雇主的推荐信找工作，信里只有一句「他在暴风雨中沉睡」。农场主人用人急迫就雇用了。某个深夜暴风雨肆虐，主人跑去叫这个工人，他却沉睡不醒。主人跑到畜栏，发现牲畜都很安全、饲料充足；他跑到田里，麦子都捆好了也都罩上防水油布；他再跑到谷仓，门都拴紧了，谷物都保持干燥。这个时候，农场主人懂了那句「他在暴风雨中沉睡」。
当我们照顾好人生中重要的事，便能免于痛苦折磨，尽管外人是多么不解傻瓜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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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这是一本农业书的话，这的确是很普及化的心事说明；要说这是一本励志书，它让我感动莫名。我不得不认为这位传记作者的利害，他应该也是让我朋友眼眶泛红的幕后黑手。木村的想法强而简洁，跟小虫藏在苹果树上一样，书中藏着许多令人一醒的文字，与它相遇时，苹果好像立刻榨为苹果汁的润了喉。然而作者继续的挖掘和演绎，也常帮助读者进入了许多可能。
我想起这几年的一些趋势。从天灾频传，我们学习从「人定胜天」转回「天人合一」；或是《秘密》透露，不用逆争上游，因为「你本来就值得拥有美好事物的权利」；木村阿公穷尽半生所追求的，也只是想恢复大自然原本的体系。这种对于当然拥有原本美好、我们只是忘了偏离了的提示，陆续都引爆人们深思或振奋的深远影响。障碍并没有变小，是我们的心变大了。
《圣经》有这么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我们对与生命相依存的，怀有一颗温柔心，恩典就如经拂拭的明镜，自然浮现了。
◎在WC也要利用时间：
1.上网搜寻「木村秋则」就会遇上不少日本网站（可以看图啰），原来台湾也有很多课程已经看过NHK影片了。
2.NHK一开始就把这集节目献给「放弃人生的你」。木村说节目播出后很多人也找他讨论人生的问题，但他实在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啊哈哈......不过对于曾经想寻死而自此获得勇气的人，木村说，既然想死，那就在死之前为一件事疯狂，作一次傻瓜吧！
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
木村秋则的苹果.......
——网友推荐
【附录】
《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木村秋则《苹果教我的事》.doc_免费高速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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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Nov 2013 05:19 PM PST
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文成公主的神话认识中国与西藏的历史关系，似乎中国把公主嫁到哪，哪就从此属于中国了。这是一种有些可笑的逻辑。事实上当时的西藏非常强大，势力范围向西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区，向北到今日的中国新疆和甘肃的河西走廊，向东曾经占领中国四川、云南的大片领土。那个时期的藏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态，在整个中亚到处安营扎寨。唐朝开国的李氏家族本身带有突厥血统和文化背景，把联姻当作一种平定边疆的政治行为──可想嫁一个公主远比调遣大军来得便宜。王室的女儿多得很，何况帝王并不嫁自己的亲生女儿，文成公主亦只是宗室之女。唐朝前后嫁到"诸蕃"的公主有15人之多。在嫁文成公主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已经把弘化公主嫁给吐谷浑王，将衡阳公主嫁给突厥处罗可汗之子。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知道了吐谷浑王娶了唐朝公主，也向唐朝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不知是因为松赞干布态度倨傲，还是因为那时唐太宗对西藏没给予充分重视，反正一开始唐太宗没同意。松赞干布大怒，带领大军先讨伐吐谷浑，继而攻入唐境，并致书唐太宗："若不许嫁公主，当亲提五万兵，夺尔唐国，杀尔，夺取公主"，那是何等的豪迈啊。 固然以当时唐朝之强盛，不至于屈服松赞干布的武力，不过双方打了一阵互有胜败的战争，足以使唐太宗认识到当时被称为吐蕃的西藏不可轻视。当松赞干布再次缓和姿态，撤兵并重派使者带礼物到长安求婚时，唐太宗立刻同意将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连其所派的求婚使者都被赐予琅琊公主的外孙女为妻，可见太宗抚慰吐蕃之心的迫切，所以文成公主进藏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算是无奈。 文成公主之所以比其他外嫁的公主更留名，大概主要是因为她去的是被认为最荒僻的地方，一去三十九年，至死没回中原，因而从惜香怜玉的角度更值得同情。青海境内倒淌河之名，传说就是文成公主去吐蕃的路上，在那河边的山上回望即将永别的家乡，哭得让河都改变了流向。文成公主死后三十年，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被嫁到吐蕃。她的传说就更惨。唐中宗李显亲自送金城公主出长安百里，悲涕嘘唏，为表达伤感， 将他与金城公主分手之地命名为怆别里。可见为了换取与吐蕃的和平，唐朝皇帝不得不割爱的程度。而原本吐蕃方面说的是为吐蕃王子求婚，等公主到了吐蕃，娶她的却是藏王。公主那时仅十三、四岁，藏王赞普据说已经老得满头白发和胡须，看不出脸在哪一边了。 不能说公主进藏对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没有作用。比如松赞干布娶了文成公主，吐蕃十年没有再对唐朝用兵。然而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守寡二十九年，其在世之时吐蕃与唐就不断发生冲突，以后的百年间更是几无宁日。其中公元763年，吐蕃竟攻陷大唐首都长安。而当时的吐蕃首领赤松德赞王就是金城公主生的儿子…… 讲了这么多公主，为得是说明以一相情愿的立场，距离事实真相可能远到怎样程度。虽然史学界还不至于把嫁公主当成国家主权的证明，但是过份夸大文成公主对西藏的重要性，在中国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好像是文成公主才给西藏带去文明，包括医疗知识、技术工艺、烹调技巧、蔬菜种子，甚至西藏的佛教都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就算这中间有若干真实的成分，但是过份强调就成了一种盲目的民族自大，似乎只要汉民族嫁出去一个女儿，就能改变另外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历史，并且成为两个民族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据，那其实不过是一相情愿的神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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