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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6, 2014, 6:05:20 AM3/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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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4 05:48 PM PDT
中央王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王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公民王国支持，中央王国必然会陷入周王朝模式，诸侯纷起，王室衰微，而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支撑，就会形成对权贵利益集团强大的制约力量。 中国在精神上已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我们不仅看到边疆分裂势力在抬头，更为严重的是，中央、权贵利益集团与公民社会也呈分裂之态，形成了精神完全不一致的三个王国：中央王国、权贵王国与公民或人民王国。中央王国不仅与边地分离势力要进行日趋艰难的软战争，还要与权贵王国、公民王国进行软战博弈。习最明智的方式是联合公民王国，通过宪政民主，使公民王国有制约权贵王国的力量。如果四面为敌，习时代将一败涂地。 习近平挑破"软战争"窗户纸 习近平上台一年，以强人形象示人，在与俄总统普京交谈时，他说自己与普京性格相像。与前几任领导人韬光养晦的对外国策不同，习无论在东海、南海还是中越、中印边界，都有所动作，尽管并没有收归一寸领土，但却在软战争中，让对方感受到军事压力，并引发广泛的国际关注与焦虑。 什么是软战争？它不同于冷战，也不同于热战，它是一种战争的纠缠状态，由于领土或利益之争，国家间通过硬实力的软化或软实力的外化，向另一个国家发起挑战，这种挑战是对沉睡已久的国家权利的捍卫，也是对原有国际秩序的重新定位。软战争以国家硬实力为后盾，通过外交或非战争性冲突，在有争议区域争夺国家权益，并以此激发民粹爱国情感，摆脱国内政治危机。这种软战争某种意义上是对外制造国家间的紧张感，来消解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与紧张感。 习现在真正面对的是国内的软战争。近期昆明发生的暴力事件，完全可以视同一场软战争行为，其动机看起来是杀人，但其目的却完全是在制造恐怖，而藏族信仰者的自焚事件，自焚不是目的，宣誓精神独立信仰自由才是。这些事件都不是习时代突然产生的，而是过去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中共宗教与民族政策种下的恶果。 这个国家在大陆上的领土是统一的，在精神上，已是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族群间的仇杀与宗教人士自焚，无疑是一种精神战争或软战争，中共如果一意高压强力控制，也许可以一时表象稳定，但最终的结果是更可怕的暴力事件与族群分裂。 毛泽东致力于消灭权贵王国 毛时代口头上致力于统一祖国，而实际上却终生致力于分裂人民。 毛将人民分成阶级，人为制造了人民的分裂，我曾撰文说过，毛没有分裂国家，他的最大罪恶是分裂了人民，让人民内斗，他坐观风云。毛分裂人民，人民为什么还崇拜与拥护毛呢？因为毛带领人民消灭了直接寄生在人民头上的权贵王国，给人民以平等与民主的假象。毛从井冈山开始，就鼓动人民暴民化，以消灭权贵王国为已任，通过战争，毁灭了地主与资产、中产阶级，建立了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党国，建政后从三反五反到反右、文革，毛又通过软战争方式，发动人民与红卫兵，以权贵与知识精英为斗争对象，某种程度上，文革之时毛废弃了中共政体，以领袖一人之力，组建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人民，使革命的狂欢登峰造极，人民没有得到财富与幸福，但人民看到了比他们更不幸更苦难的权贵们，因此获得了相对幸福感与精神上的主人身份。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人民王国，带领人民王国先是推翻了国民党民国政府，后来又推翻了共和国政体，把人民共和国变成党国，毛泽东与人民王国做了几笔交易，一次是用地主的土地换取数千万农民为党国献身，推翻了中华民国，又用虚拟的共产主义牛肉土豆，换取农民土地，颠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用口号：人民万岁，换取红卫兵们炮打权贵王国，毛直接成为党的领袖与人民的领袖，权贵王国与知识精英完全被毛泽东消灭了。毛废除大学教育，是在根本上要摧毁权贵王国的培养基地。 为什么大量的人民仍然怀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摧毁了权贵王国，而这个王国现在仍罩在人民的头上。 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人民也同时死亡了，没有领袖的人民，没有了灵魂与方向，因为人民的的思想与灵魂都被蒙昧，领袖与人民构建了革命与暴力的共同体，摧毁社会秩序与法治，摧毁文化与道德，权贵王国是被消灭了，但正常社会也被摧毁了。 邓小平重建权贵王国 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人是谁，这一部分人开始是小商贩万元户，但很快，这一部分人是权贵，有钱人只有与公权力相勾兑，才能成为可持续的富人。中共与国内外权贵联合起来，发动经济战争，剥夺百姓权益，又一个30多年的时间，使百姓基本处于准奴隶状态。江时代的三个代表理论，让权贵成为人大政协的主要力量，权贵与中共成为共同体，权贵们成为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控制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命脉。 胡时代，权贵成功绑架中央，中央九总统分权，没有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央无法为国民主持正义，地方政府楼堂馆所豪华盖世，中央无法纠正，强拆与侵犯人权事件造成每年上百万起冲突事件。 中央被权贵分权，而无论是国企内企，还是地方政府、单位领导，都是集权独权霸权，他们是政治经济承包人，他们既非法地制造社会不稳定，又非法地帮助中央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宗教问题根源一样，地方权贵为了一已利益，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掠夺地方自然资源，使边地民族陷入穷困之境，政府对边地民族与对内地维权人士一样，动用高压政策，制造社会仇恨，遍种分裂与复仇的种子。当出现暴力冲突之时，政府又动用更强大的暴力机器，实施更残酷的手法，把所有的人都置于敌对势力范围中。这个时候，中央与权贵利益集团，又表现出精神上的高度一致性，他们成为联盟者，与公民王国进行持久的软战争。 邓江之后，中国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政治精神文化都是分裂的。 中央王国（党国），权贵王国，公民王国。这三个王国是立体的，民国之上是权贵王国，权贵之上是中央王国。 三个国家有共同点，一是都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二是共同没有信仰也没有道德底线，只信仰金钱，三是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只追求利益而不追求价值。 邓小平及其后的江时代与胡温时代，都在经济领域一路狂奔，权贵们共享经济泡沫化的盛宴，既没有重建社会，也没有重建民主宪政共和政体，中央王国被权贵王国裹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人民的真正儿子是公民，公民成为敏感词，公民社会或公民王国被严加打压，成为权贵鱼肉掠夺的对象。 红二代官二代们由于权力无法继承，所以多在经济领域里巧取豪夺，成为权贵王国的主体力量。其它经济新贵，多与权力部门勾兑，以获得利益。他们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又通过贿购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身份，以侪身国家权力主流社会，以谋取更大利益，并获得政治庇护。 权贵王国没有国王，但却有无数骄奢淫逸的王子。 习时代与权贵王国的软战争 邓时代中央王国与权贵王国初恋，江时代热恋，胡时代开始离异反目，习时代已然成仇。 为什么权贵王国与中央王国反目成仇？因为中央王国被权贵王国掏空了，权贵王国为了自己王国的利益，上绑架中央，下剥夺百姓，某种意义上，他们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化身。而权贵王国完全是中央王国养大的，中央王国的领导人，就是权贵王国的衣食父母。无论是周永康之子，还是其它元老子弟后代，多富可敌国，他们已左右国民经济。 习要重树全民领袖形象，要通过收归中央集权，甚至重建个人极权，与权贵王国发动一次软战争，以树立中央王国的权威。 习时代，以国家复兴中国梦来说服人民，以胡温时代发明的三个自信来自我迷信。 中共没有任何东西与人民交易了，只有一具徒有虚名的中国梦，以此唤起人民对未来的希望。但人民不仅已是亡国之民，在精神上也是无信仰无道德无政治权利的被奴役之民。肉已经被权贵吃光了，留下了骨头，由中央王国与人民王国来啃。习的梦想，能换取人民的什么呢？习被迫与权贵王国进行一场惨烈的战争，只有通过这场软战争，来维护中央王国权益，并试图取信于民。 自从共和国被毛颠覆，共产党成为共产主义殖民者，强行用外来思想，对人民强行洗脑，任何政治异已者，都要被改造或被边缘化、被列为打击对象。没有选票的人民，就是没有公民权利的人民，也就是被征服被殖民的人民。中国人民除了改变身份，成为权贵王国居民，或中央王权党民，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公民权，所以生育权、居住权、选举权等等，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殖民者是谁？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他们为"红色人种"，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白色人种殖民是资本主义殖民，以谋取经济利益或市场为宗旨，红色人种殖民，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殖民，以暴力方式谋取天下以目的。红色殖民在全球实验已告失败，只有中国，因输进了资本主义市场血液，而苟活。 邓时代与贫困之战，与左之战，用的是钞票，是改革中共，开放中国，让中国人恢复经济与社会生活常识，邓因此赢得了民心，在中国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习靠一已之力还是靠人民社会之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习并没有开始尊重人民的政治意志，归还人民的政治权利。如果不联合人民的王国，仅靠中南海反腐，靠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掌控核心权力机构，最后结果必然是失败的。 习如何成为中共恶政的终结者 习近平应该为自己与家族的荣誉而战，这一点将完全不同于前几任中共领导人，因为他们为自己为家族财富而战，或为权贵利益集团服务，习有机会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的领袖人物，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之国，而不是权贵之国，也不应该是一党之国。 我们可以把许志永被拘看成是过去政法维稳思维的惯性，也可以视近期恐怖袭击事件是过去维稳暴力方式积累的产物，甚至打击大V与公民社会、"七不许"，都是保守力量仍然固守阵地，与公民王国为敌，但，习应该成为中共恶政的终结者，要联合公民王国，使公民社会成为中央王国或自己的神圣同盟者。 毛泽东用非法的方式，使用了人民，愚昧了人民，用暴力或软暴力斗争方式，摧毁了权贵王国或中间社会，习如果站在人民一边，应该复活公民力量，让公民社会与开放的媒体，来制约权贵利益集团的一步步坐大。 中央王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王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公民王国支持，中央王国必然会陷入周王朝模式，诸侯纷起，王室衰微，而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支撑，就会形成对权贵利益集团强大的制约力量。而强大公民社会，需要政治改革，开放民间社会组织，自由结社、自由信仰、保障言论自由，特别是，让人大与政协坐实，让宪法赋予公民的选举与被选举权得到落实，司法独立，等等。 习近平只有一手抓反腐败，一手抓政治改革，才能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乱像，使国家文明进步。习李倡导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开民主宪政、依宪治国，任何治理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2014/3/4 （作者为大陆独立学者，现旅居洛杉矶。）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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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4 05:32 PM PDT 2014年03月15日 香港――香港1997年从英国移交给中国后的近17年里，我们香港人一直梦想着北京曾承诺的真正的民主。然而今天，我们的自治权及其支撑的法治面临着来自大陆中央政府的威胁。 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侵犯是北京干预本港事务的最新事例。不过，更为有害的是，大陆领导层及其香港盟友持续开展否决香港人未来民主权利的行动。这种保证给我们的权利不仅出现在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还写入了1990年颁布的香港小宪法《基本法》。 当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承诺保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即他口中的"一国两制"时，全世界共同支持了将香港从英国移交到中国手中的协议。我们把这些话牢记于心。 1997年以来，我们带着一种准民主的政治体制艰难前行。时至今日，香港立法会仅有一半的议员由民众直选产生，剩下的则由被称为"功能界别"的行业协会推举，而它们之中的大部分受北京掌控。我们的领导人，即行政长官，由亲北京的一个委员会选出。这个委员会仅由1200人组成（全港人口为700万）。 香港人一直期盼着2017年的到来――这是回归20周年，也是北京规定的我们终于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普选推举出行政长官的时间点。选举程序在操作层面的细节尚未确定，但现在，随着如何推进选举的公众辩论的进行，中央政府官员却在移动球门柱，提出了全体候选人必须"爱国"等诸多要求。 2013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在座谈会上表示，不能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另一名中央高级官员李飞也重申了这一观点。这些表态并不十分婉转，表明北京对普选的想法与香港人――以及全世界――大相径庭。 建制派正寻求通过提名程序来操控2017年的选举。他们认为，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应当由提名委员会推举，而不是公众。他们还提出，只要每个香港人都有权在大选中投票（就算是经过事先筛选的候选人），港府就满足了"普选"的要求。 上周，主管中共港澳事务的张德江在北京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番扑朔迷离的讲话。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番话表明，北京已下定决心要控制所有候选人的提名。 在大陆，筛除批评意见是家常便饭。可是在香港，一套准许北京有效控制候选人遴选流程的体制，会永久性地断送我们对真正民主的希望，并且会侵蚀政府制度的透明度、合法性和信誉。如果我们不能在2017年通过真正民主化的途径选举自己的领导人，那么我们对中央政府可能抱有的任何信任都会消失。 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香港的自治正受到侵蚀――这些迹象提醒我们，在缺乏权力相互制衡的情况下，没有哪种政治制度能保持稳定。 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Leung Chun-ying)有在做决定前咨询北京的倾向。2012年，政府试图在所有的小学生中推出"爱国主义教育"和一本教材。该手册形容中国共产党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在爆发大规模抗议后，相关计划被推迟了）。 最近最让人不安的事例，是北京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干涉。今年1月，独立报刊《明报》受人尊敬的总编辑被建制派的管理人员所取代（披露一下：我是为《明报》定期写稿的特约专栏作家）。大多数独立分析人士和该报的许多记者都认为，是中央政府向《明报》所有者施压做出了这一变动。在这场神秘而令人不安的变动中，上个月又发生了一起恶性袭击事件，刘进图于(Kevin Lau Chun-to)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遭遇恶意袭击。 同时，中央官员近来要求许多大型国际银行撤销他们在政治立场独立的香港报刊上投放的广告，以此惩罚这些新闻机构的独立精神，大多数银行都照做了。 新闻自由观察机构还在继续看到加大审查、自我审查，以及阻碍媒体报道的现象。 通过拒绝让香港人享有民主选举本港领导人和全体议员的权利，同时加大干涉香港人的自由，中央政府正在破坏1997年建立的、保护香港民众基本权利的政治框架。更糟的是，中央政府的干预引发了香港和北京之间无休止的对抗，结果，香港人只能在街头抗议，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政治途径。 邓小平为香港制定的规划的过人之处在于，它保护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即自由、法治、反腐机制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对我们当中的乐观主义者而言，它还为大陆民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因循的样本。 普选是兑现邓小平制定的"港人治港"规划的唯一途径。让我们期待，邓小平的继任者能回心转意，防止他的蓝图变成一长串破碎的承诺。 李柱铭(Martin Lee)是香港长期民主活动家和民主党首任主席。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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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4 05:16 PM PDT
MATTHEW L. WALD 2014年03月14日华盛顿——关于马来西亚航空370航班的最有用信息很可能掌握在前去协助调查的美国人手里。但他们什么都不会说。 奇怪的是，世界上关于空难调查、雷达以及波音(Boeing)777飞机内部构造的顶尖专家目前都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然而，严格地说，他们只是来协助马来政府，行动也十分低调。如果美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们肯定会从各个方面搜集信息，并把这些信息综合成一份进度报告。但在马来西亚的这次事件中，至少是就目前而言，美国人还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马来政府、航空公司和军方正在零零星星地发布信息，信息有时还相互矛盾。 按照国际协议，负责调查空难及类似事件的国家应该是事情发生的国家。如果飞机坠落在国际水域，司法管辖权就归于相关航空公司所属的国家。就这起神秘事件而言，人们认定这是马来西亚的问题。但是，不论正式的负责人是谁，都无法忽视美国的指导原则。 “我们尽力不让人们觉得是我们在负责调查，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我们在负责，”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简称NTSB）航空安全的前负责人伯纳德・勒布(Bernard Loeb)说。该委员会负责带领美国专家代表团，前去处理任何与美国航空公司或美国制造的飞机相关的空难。美国发生空难时，空客(Airbus)或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等外国飞机或引擎制造商也会获得同样的“观察员”待遇，往往还会提供技术支持。 从实践上看，虽然各国规定不同，但调查的主力通常都是美国人。 “大多数当地工作人员都非常棒，”也曾担任航空安全高管的托马斯・霍伊特(Thomas Haueter)说。“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并不经常干这种活。我们却干过很多。” 霍伊特说，根据空难的具体情况，美国会把交通安全委员会、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FAA）、波音公司和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调查人员派往事发地区。他说，有些时候，“会出现像这样的美国调查人员大军”，而当他们与当地航空安全负责人见面时，“对方只有两个人”。 “我们知道这一点，”他说。“我们总是得淡化这种事情。” 美国调查人员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美国制客机的硬件、保养程序及运作是否存在瑕疵，这些瑕疵可能会导致其他飞机坠毁。但他们经常需要面对相互矛盾的任务。如果空难涉及政府所有的航空公司或是政府提供的空中交通服务，抑或事发国的飞行员出现了操作失误，有些方面就可能试图推卸责任。（在美国，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商乃至联邦航空管理局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但是众所周知，在寻找决定性原因时，交通安全委员会一直是独立、不偏不倚和铁面无私的。） 在马来西亚这起事件中，安全委员会派出了自己的高级雷达专家。该专家曾是一名空中交通管理员，经验丰富，参与过许多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一些差点出事故的事件，以及一名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国家机场(Ronald Reagan National Airport)控制塔里睡着了的空中交通管理员。外部专家称，名为斯科特・邓纳姆(Scott Dunham)的这名专家可能是最佳人选，有望从有限的民用雷达数据及军方雷达侦测到的飞行路线当中理出头绪。军方雷达侦测到的可能是失联飞机，也可能不是。 如常宣布派一队人马协助当地政府之后，安全委员会收到了一大堆问题。因此，该委员会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作法，发布了第二份新闻稿，强调主导调查的是马来西亚当局，美国调查人员只是“提供技术援助”，并且表示，委员会不打算进一步发表评论。 作为安全委员会率领的代表团的成员，FAA也到了马来西亚。“FAA会保持严格的沉默，因为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非常注意控制信息，”FAA事故调查办公室前负责人史蒂文・B・华莱士(Steven B. Wallace)说。 在之前的一些事件中，安全委员会似乎在收集和发布信息方面扮演着幕后角色，一切活动都有当地官员的同意。曾在1997至2011年间担任该委员会首席发言人的泰德・洛帕特凯维奇(Ted Lopatkiewicz)称，这种声明有一个标准的形式：“某某政府请我们发布如下信息……”他说，安全委员会有时候会自行起草声明，有时候会警告不要公开特定信息，但它从未在未经主事国同意的情况下公布过任何消息。 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多次派调查人员前往远方的空难现场。有时，美国对事故的兴趣比发生事故的国家还大——比如美国货运飞机在阿富汗和沙特阿拉伯坠毁的时候，或是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一架从迈阿密飞往哥伦比亚卡利的航班坠毁的时候。 然而，许多外国政府并不像美国的机构这样，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公众。安全委员会的作法会被视作是严格遵守国际协议。这些协议让其能够参与类似调查。 “NTSB希望尽可能提供帮助，不希望惹出是非，”曾任该委员会执行主任的彼得・戈尔兹(Peter Goelz)说。 翻译：陈柳、陈亦亭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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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4 04:52 PM PDT
Isaac Mao: 收集了推特上几个比较尖锐的评论，都是关于中国媒体在这次 #MH370 事件中的表现，当然也包括谣言满天飞的本地社交媒体 @idzhang3:乘客最多的是中国，事后最关注的是中国，中国各媒体全体出动滚动播出，亿万人滴蜡烛当心灵鸡汤。但没有一条，哪怕一条靠谱的有一点硬货的新闻，是出自中国媒体之手，原创谣言胡诌倒是无数。中国好可怜。。。"不，可怜的是中国人，不是中国。 @lxc777：CCTV一边找专家来说外媒的话可信度低，发布了不少假消息影响马方调查效率，但是假消息的例子呢一条都没有。然后主持人说，让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目前的最新消息，全部都是BBC，美联，CNN，NYT的报道汇总，自己的一条都没有。 @lvv2_com：围观马航失联事件，CNN、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基本垄断了关键信息的发布权，并对马来西亚形成倒逼反证，从而拼凑相对完整的信息流。从这种意义讲，中国没有一家真正的国际媒体，自然提供不了核心信源。信息时代，所谓大国，，以及软实力，拥有一个国际媒体组合也应该是大国的标配，利大于弊。(罗昌平) @aac_：说到马航事件，不得不说现在国际热点事件的报道，都由西方权威媒体把持，中国媒体靠边站，我以前曾见到央视主持酸溜溜地亲口承认过这个事实，当然他不会说原因。毕竟国际上没有谁能对各国政府进行舆论控制，这个时候人家愿意去看那些诚信的媒体还是一个老撒谎的媒体？最后报道权被谁把持还用说吗？ @liushui1989：马航客机失踪，大批中国大陆记者集聚马来西亚和越南富国岛，但无能掌握核心信息。在一个新闻开放与竞争平台上，中国媒体就是一帮马方的跟屁虫，无形中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源头，缺乏对信息的筛选、甄别和深度挖掘能力，软实力差得太远。 @artofwargao 马航事件看清楚了几件事： 一是大马政府就是个无厘头不靠谱的二逼; 二是中国无媒体，在国际上无话语权，就是个二道贩子; 三是土共吹嘘的科技兴国、航天大国就是个摆设 四是美国是科技强国，实至名归，独立媒体新闻挖掘能力甩天朝媒体几大洋，而不是几条街 从这次MH370事件来看，发出信息最负责最靠谱的还是以CNN，路透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一是靠他们专业严谨的新闻主义精神，二是靠美国强大的科技实力，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暴露出来的是不负责任的官僚管理，漏洞百出的新闻报道，中国的官媒基本只负责跟风转发，科技实力也毫无亮点。 @上海文广策划 马航事件新闻战，中国媒体完败。几乎所有的干货都是纽时华尔街路透BBC等英美媒体挖出来的，它们的报道真正对马来西亚形成了压力，体现了媒体的力量所在。什么是软实力？这就是软实力。反观中国媒体呢？除了搬运外媒，就只会一遍遍喊着"马航我们等你回家，为你祈祷"作苍白廉价的煽情。说多了都是泪！ 陈诚: MH370 这事儿不指望任何中国媒体能做出像样的新闻(除了我个人很不待见的煽情特稿)，客机没有进入中国飞行情报区，中国媒体没有信源优势，而且真正懂民航技术领域的中国记者不超过一个手掌。核心权威信息必然被外媒垄断，建议国内媒体别逞强做事故还原稿，招骂。对事故本身报道，能做好外媒编译已很好。事发当天发的微博。一周过去，媒体表现彻底符合这条微博的判断。给力的还是 Reuters, AP 和 WSJ。中国媒体歇菜吧，飞机不是中国造的，发动机也不是，航班也没有飞进中国空管情报区。派这么多记者去前线，除了烧钱还能做点什么事？ MH370 关乎150多条中国人命。当中国媒体人还在微博上吵吵「新闻伦理」以及制造垃圾稿的时候，美媒已经不动声色地在事件最核心的内容上有重大进展。国内媒体整天讨论「新媒体转型」，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互联网思维」，然而媒体的核心调查能力一点长进都没有，这种情况离死期不远了。大量国字号以及市场化媒体都去了前线。高富帅的，还在相关各国派了记者。我就问一句：派过去的记者真的懂民航？选题会做决策的各种领导懂么？不懂，即便去了也是瞎指挥、瞎蹲点。派这么多记者去前线就做点翻译工作，好意思？ 再讨论一下为什么中国媒体报道 MH370 这么差劲。1. 国内派去的前方记者基本依赖大马、越南官方的发布会，事实证明跑会记者永远没有前途；2. 路透、WSJ 和 AP 之所以能取得重大突破，恰恰是把调查中心放到了后方的美方调查组和发动机公司上。3. 外媒的报道优势，主要基于对民航核心技术国的信息垄断。国内有追求的市场化媒体，如果真的现在要做 MH370 报道，可以考虑缩减前方记者规模了，重点在于后方要配备一个英语好、会翻墙以及民航技术条线（而非市场条线）的记者。老老实实把事实做个梳理，等事件基本查明后，写个还原稿，文本润色好。比盲目跑去前方做翻译做动态要好得多。 美英的技术能力，美英的媒体，是围观至今印象最深的。中国的两个科研"发现"，中国媒体道听途说的发稿，洗洗睡吧。窃以为，WSJ虽然细节失准，但应不算乌龙，而是目前最重大突破。 不想妄自菲薄哈，但马航事件迄今比较重要的几个信息都是路透纽约时报等外媒先披露的，即使华尔街日报摆了乌龙，起码人家也拿到了引擎公司的一手数据。mh370上坐着最多的中国人，中国媒体却基本在做搬运工，采家属，跟马航不靠谱的发布会。当然也不全怪记者，毕竟航空业的核心技术本来就不在我们手里。 我一再说了，绝大部分中国媒体，并不具备调查此事件的软硬件能力。 马航这事儿暴露一巨大问题：做媒体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呢，对信源可信度的甄别又完全不及做媒体的。所以经常各说各话，互相不信赖。至今没出现一个可以完全驾驭这两个领域的人。 这次失联客机的报道，中外媒体的报道水准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差不多的业余，所谓"外媒的专业性"不过是不同语境下的信息筛选所致。说穿了，网络时代面对海量却不靠谱信息，媒体的反应只能是差不多的，中国媒体扩编了大量不适合这项工作的外行，外媒则裁减了太多生力军，都一样 @fightcensorship 在报道马航MH370班机失踪事件的新闻战中，凡是重要线索都是一些老牌新闻媒体挖的料，别说华文媒体，到马来西亚的特派记者不少，可就象被掐了头的苍蝇，除了到处乱窜外，就是搜罗一些花边消息。亚洲媒体几乎全部失去功能，连地理位置比较靠近的澳、新媒体也只是转发AP，NYT，WSJ的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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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4 03:53 PM PDT
公民愛國，重在參與維權和護法。揭露和監督，批評和呼籲，集會結社和示威遊行，直到語無倫次的喊冤和不拘成規的抗議，無論採取傳統的或網絡的手段，凡是和平地非暴力地喚起政府和全社會關注的舉動，統統都是愛國者不可剝奪的合法參與行為。 中國特色核心價值觀的十二要素，終於成形面世。普世公認的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社會主義"中有了一席之地，不再被排斥在"中國特色"的國門之外。可慶可賀！ 马克思与希特勒的极端爱国观 "愛國"在十二要素中排名第九，列在法治（即憲政）之後。這樣安排是恰當的，比《共產黨宣言》的"工人無祖國"更現實，比希特勒的"國家第一"更有理性。希特勒的國家觀是播種狂妄、敵視和仇殺的溫床，馬克思的國家觀常常是不負責任者的藉口，兩者都容易墮入反人類的深淵。 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產物。和家庭、學校、農村、城市一樣，它存在着。不能無視或者否認它，也不應該把它神化或者妖魔化。愛國無可非議，正如愛家，愛故鄉，愛社區，愛母校一樣，都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應該有原則，有限度。否則，真理也會變成謬誤。對致力於把國家神化或者妖魔化的人不能輕信，因為根據晚近一百年來戰爭和革命的經驗，這種人如果不是太天真，大概沒有懷好心。 公民的愛國和愚民的被"竊國" 自古以來，愛國有兩種：君子之愛和小人之愛。君子愛國，是為了同胞的公益。小人愛國，只爲了滿足一己的私欲——高呼愛國這種好聽的口號，充當求官抓權竊名牟利的本錢。歷史上這兩類故事都不少，有點常識的人不會陌生。 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至少形成了兩種愛國：公民社會中的愛國和愚民政策下的愛國。 愚民政策下的愛國，大抵叫人念念不忘有人"亡我之心不死"，藉以表示教育者本人具有念念不忘愛國的覺悟；大抵處處要求別人"為國家犧牲個人利益"，因爲國家利益正在源源不斷轉入他們的私囊；大抵禁止揭露缺點，以便使人們陶醉於已經登上了的社會主義天堂；大抵咒駡普世價值，因為本國特色盡善盡美業已封頂。愛國愛到無以復加，相形之下，別人誰比得上？因此之故，國家的官職，國家的資源，國家的權力，國家的紅利，國家的命運，國家的聲音，一切的一切，理所當然自然而然應該歸這些"愛國者"去代表，由他們去壟斷，讓他們去支配，被他們去享用。但是我認為，與其把這種行爲叫做"愛國"，不如名正言順稱之為"竊國"。 公民社會中的愛國，不同於無原則的頌詞濫調。它和普世尊重的其他要素，例如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互相依存，融為一體。公民愛國，有原則，愛之深，責之嚴。公民不需要為愛國而溜鬚拍馬，用不着讚美本國的力量、地位、作用，不害怕正視本國的缺點、錯誤、落後、腐敗、黑暗，拒絕任何自我麻醉的諛詞或謊言。 公民愛國，重在參與維權和護法。揭露和監督，批評和呼籲，集會結社和示威遊行，直到語無倫次的喊冤和不拘成規的抗議，無論採取傳統的或網絡的手段，凡是和平地非暴力地喚起政府和全社會關注的舉動，統統都是愛國者不可剝奪的合法參與行為。意見無論正確還是錯誤，都不必藏在肚子裡，都有表達出來的權利，都應該受到政府的保護。判斷正確和錯誤，往往不是權力所能勝任的。不准別人說錯話，首先必須自己是神。"句句是真理"，可能嗎？ 我想，公民有責任以一切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參與愛國，包括七嘴八舌在內。政府應該有責任鼓勵和保護公民愛國，包容一切和平的、非暴力的參與。 批评毛泽东的"代价" 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故事，很能說明一些問題： 一個發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陝甘寧徵糧過了頭，侵犯了農民的利益。一位農民因此破口大駡"雷公打死毛澤東！"政府沒有把這位農民當做"漢奸"查辦，真的檢討和糾正了自己在徵糧中的錯誤。這位公民，以大罵毛澤東的愛國行動，參與了抗日救國的建設；邊區政府以理性的自我檢討，支持了公民不拘一格的愛國參與：這種主人和公僕之間的正常的愛國互動，一度傳為美談。 可惜好景不長。美談成為神龕上的擺設和點綴，可望而不可求。發展到了後來，明明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反人類罪，誰敢駡"雷公打死毛澤東"？張志新溫文爾雅地說一句"毛主席錯了"，被隔斷了喉管。專制獨裁制度以歌功頌德為光榮，以佔領話語陣地為偉大，以封殺不同意見為正確，發表不同意見者不能免於恐懼。在這種制度下，即使核心價值天天呼喚愛國，誰能參與愛國，誰敢參與愛國？ 歷史已進入博物館。至於"核心價值"出臺以後——要看今朝。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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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4 03:44 PM PDT
中共的政治推行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别是道德伦理，几经摧残，反复扭曲，弄得实在不成样子。先前所谓"八荣八耻"，现在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合理意义上，与所谓"学雷锋"一脉相承，不过是以积德行善做好事，力求减轻沉沦的灾难。 一边大规模"扫黄"，一边大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又是"破"又是"立"，忙得不亦乐乎。 塞进"富强"，剔出"人权" 这所谓"基本内容"，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醒目地出现在中共官媒上，终于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 先是在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作报告，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将这十二个词分为三组，说是中共"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到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解释说，这三组词，对应三个层面，即"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以及"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看来，这些"基本内容"的设计，真是十分细致、精巧，中共费了一番苦心。不过，人们注意到，十二个词之首，为"富强"，而"富强"作为价值观的表达，则显得不伦不类。 再对比民间的《零八宪章》，那里说的是，"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就社会发展而言，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而人权为其实现之基础，那么，《零八宪章》列出这三个词，看上去似乎不够工整，但有现实意义。而中共，把"富强"塞进来，把"人权"剔出去，且一口气弄来十二个词，堆在一起，即使分为三层，每层也有四个之多，所谓"核心"，已是极其庞大。 况且，还有个大帽子，叫作"社会主义"，然而，推敲一下，这十二个词，无论哪个，都是资本主义也可以接受和推崇的。这就有些不妙。 "基本内容"普世都可以接受 本来，中共的看家本领，就是纠缠姓"社"姓"资"，要是这个姓氏可以不论不辨，那它实在是手痒难耐。这下倒好，它弄出个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社会主义"，又是"核心"，应该算是不得了又了不得的宝贝，要命的是，这些"基本内容"居然都是普世可以接受的，不知道"社会主义"到哪儿去了。更有一些，如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类，千百年来都可以算得是普世价值观。怪不得人们要奇怪，中共忽然间成了宣扬"普世价值"的急先锋了么？ 平心而论，这也难怪。在现阶段，市场经济全球化，民主政治全球化，大势所趋之下，最具时代特征的价值观都具有普世性。如自由、平等，如民主、法治，无论中共怎样看它们不顺眼，它们的鲜明的时代特征或普世性，迫使中共在它们面前低下头来。而中共内心里喜欢的那些，如当权者唯我独尊、草民逆来顺受之类的君臣纲常，以及为虎作伥之类爪牙价值观，虽然它爱不释手，却因为它们已经或正在过时，失去其普世性，到底还是难以再作宣扬。 其中的道理，用马克思学说的话说，叫作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时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价值观通行于世界，势所必然。中共不是号称"老祖宗不能丢，大道理还要讲"么？它内心里可以不把那"老祖宗"当回事，还可以用手里的权力另作一番"大道理"，然而它那些破烂货，终究难以阻挡马克思的道理，就只能自认晦气了。 党专政骑在社会头上的赝品装饰 至于社会主义，到现在，它在现实社会的发展中还在孕育着，尚未成熟，它的价值观究竟如何，也还用不着现在的人们操心。而中共那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来就不是源于生产社会化的趋势，而是与中共的执政地位休戚相关，而且越来越突出中共的一党专政，党专政骑在社会头上，根本与社会主义扯不上关系。在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面前，它不过是众多赝品之中较为强势的一个而已。只是，作为赝品的装饰，中共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不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自由本色，来涂涂抹抹，然而又很是不自然，就把现实社会中各色价值观都拿了来，拼拼凑凑，应有尽有，什么核心不核心，倒顾不得那许多。 不过，这里面也有苦衷。中共的政治推行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别是道德伦理，几经摧残，反复扭曲，弄得实在不成样子。先前所谓"八荣八耻"，现在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合理意义上，与所谓"学雷锋"一脉相承，不过是以积德行善做好事，力求减轻沉沦的灾难。 雷锋本是普通一兵，他的积极上进，他的乐于助人，与勤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联系到一起，就成为毛泽东欣赏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实则与共产主义根本没有关系。雷锋自我感觉很好，共产党更以他大作宣传，试图取代传统道德，而且"螺丝钉"比"驯服工具"更为好听一些。现在"共产主义"尽量不提了，"社会主义"还挂在共产党人嘴边，世人往往不知那是赝品，也无可厚非，然而，这"核心价值观"践行来践行去，除了积德行善之类传统道德，"社会主义"之新特色仍是不见踪影。如此说来，习近平倡导全民作梦，还真是有他的道理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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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4 12:45 PM PDT
地球村時代，國際間相互支援，守望相助本屬人道和國際義務。但馬來西亞航空MH370班機失蹤迄今謎團未解，悄然間卻演變成美國、中國間的區域主導權和國防科技競爭。這種隱性競爭以救災為目標，以國防科技實力為籌碼，隨著中美先後分別公布衛星發現漂浮物，或搜尋應朝印度洋擴大範圍，13國加入，競爭日趨白熱化。 演變成這樣的態勢，只因這件空難太離奇，舉世矚目，任何突破和發現都象徵國家科技實力和世界領導地位。由於波音客機是美國製造，機上有153位中國籍旅客，中美都是相關利益方，兩國領導人熱線通話談及此，沒想到合作救難中隱然還是免不了大國競爭。 北京當局為回應民意關切，習近平、李克強高度關注本案，外交部長王毅甚至以幾近「斥責」口吻，向馬來西亞政府發「通牒」，要求馬國加強搜尋；加上事發在中國視為領海的南海鄰近敏感海域，而美國在這些海域有第七艦隊常規運作，解放軍機艦大量投入，且調動十顆本作其他用途的衛星支援搜救，美中比誰的衛星高超精密、誰蒐集情報和分析正確、誰最後成尋找到失蹤班機的突破角色。兩國從「不能缺席」，變成都有「不能讓對方搶走光釆」的壓力。 美中的救災策略、方法和經驗，顯然都不同。美國類似災難多，支援外國經驗豐富，一開始即迅速行動，但保持緘默。美軍軍艦在解放軍「綿陽艦」花費兩晝夜趕抵現場前，早已和馬來西亞、越南和其他國家軍艦展開搜救。時機上，美軍因第七艦隊南海常規巡邏和艦艇數多，動員力強，「地利」上搶了先機。 方法上，美軍比馬來西亞和越南沉默穩重得多，情報蒐集、比對、研判、分析，投入多少艘軍艦，都語焉不詳；反之，解放軍卻大張旗鼓宣揚。失蹤40多小時後，雖僅一艘海警船和一艘商船在場，但其後陸續派導彈驅逐艦、兩棲船塢登陸艦從三亞、湛江趕往現場，迄今投入逾十艘艦船。「新京報」以「中國海軍啟動史上最強救援」形容動員規模，官媒大肆報導軍方動員搜救，既是回應民意，也在「宣揚國威」。 中國最大動作，是啟動衛星測控應急方案，把本屬海洋、風雲、高分、遙感等四個型號衛星，遙控消除衛星上原有指令，每顆衛星重新輸入數百條指令，且與北斗系統整合運作，全力支援海面搜救。網路上盛傳，有些衛星需變軌，可能因此折損衛星壽命，花費或達7500萬人民幣，雖未獲官方證實，只能說，中國也藉此作了衛星緊急操演，除了救災，何嘗不是「練兵」，軍事意義自不待言。 馬來西亞、越南政府「每日放消息，隨便動動嘴，記者跑斷腿」，說法顛三倒四、前後矛盾，形象和公信力大傷，中國竟未學到教訓。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官網12日公布，發現疑似飛機殘骸衛星照，如半個足球場大，距馬方所指失聯客機最後訊號位置140哩，旋即被馬國否認，匿名美軍官員分析，中國衛星偵測的照片，美國衛星並未顯示，「照片不太可能是真實影像」，暗暗給中國潑冷水。這麼大的「發現」，以五角大廈日前透露監控全球爆炸系統，瞬間光點都能掌握，美軍竟未發現而不公布？中方顯然「搶功」過急，反而鬧了國際笑話。 各方爭議中，華爾街日報、美國航管局和白宮陸續推翻前議，指客機可能中斷聯絡後續飛行四小時。這是根據另一套商用衛星傳送的數據研判，才作出班機飛進印度洋海域的推測。如最後結果真是這樣，中國將因被馬來西亞誤導白忙一場；而美方的沉穩自信和高科技優勢，大幅領先中國將不辯自明。 策略上，美方為何靜默數日才出手，因此也出現「陰謀論」。有謂美國刻意留一手，窺探中方動員的虛實，從汶川大地震解放軍動員救災，這次南海動員包括動用衛星過程，美方都高度關注。有人相信美方或已藉機掌握中方動員過程的大量信息、參數和情報。 弱國無能，強國介入。這場空難強權「無聲較量」之外，日本、印度都趕著投入，變成國際大搜救、大競賽，人道背後都具附帶的軍事和戰略目的，構成一場史無前例的海洋權利逐鹿。鹿死誰手，近日或可揭曉。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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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4 04:15 PM PDT 1970年3月5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在北京被枪决。同一天，湖南长沙一个叫张九能的大学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九能是谁？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一条相关信息，只有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囚禁的灵魂》中提及此人，称张九能等人“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努力打了个句号”。不久前，有朋友送我一本陈秉祺的《毕业之后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反动学生”的经历》（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转引此书只标页码），这本满含血泪的回忆录中，作者不仅记录了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并首次披露了同学张九能罕为人知的故事。他们都是1957年考入西安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1963年临毕业时，陈秉祺因两年前私下跟几个好友说起甘肃家乡饿死人的事，而被举报，成了“反动学生”，遭受两次屈辱的批斗会，每次批斗之后，张九能都不避风险、约他出去吃宵夜，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就是这时，他首次听张九能说出“人权”这两个字 “不允许人说实话、不允许人有自由思考和判断的权利、不允许被批斗者有申辩的权利 这些，都是严重地侵犯人权 ”（34页） 在1963年的中国，党权早已遮没一切，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将中国人整得如同掉光了叶子的枯树，“人权”在中国大陆被删除久矣，红色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接触到这个观念，即使偶然遇到这个词，也不容易引起注意。张九能却不仅熟悉这个词汇，而且敢于用这样的观念思考。这在那样的时代氛围当中是何等大胆、又是何等超前，而他并未意识到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此后，陈秉祺被押送到农场，开始漫长的苦役。张九能选择主动退学，回到长沙老家。1967年“文革”浪潮汹涌，陈秉祺因为母亲迁葬，从农场请假，应邀去长沙与张九能相会，岳麓山上，黄兴、蔡锷墓前，张九能对远道而来的挚友直言自己想组建一个实质意义上的组织”，“成立一个 争取人权同盟 的组织，你的遭遇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起码的人权才造成的，你说是不是？” （123页） 1963年7月23日，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中发（63）496号文件），一夜间就可以将陈秉祺等许多大学生投入几十年的厄运当中，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就学的学者王学泰也是“反动学生”（回忆录中有个序言就是他写的），当然就是因为缺乏人权的保障。 那一刻，对于中国人来说人权大致上都等于零，除了毛泽东，即使刘少奇、邓小平等都自保不了，周恩来诚惶诚恐、至死还在呼喊“我不是叛徒”，居一人之下、无比显赫的林彪也只能等待莫测的前途，不要说彭德怀、贺龙他们了。张九能，一个普通中国人，竟然提出人权，这本身就是胆大妄为，还敢想什么“争取人权同盟”，无疑飞蛾扑火，注定粉身碎骨。所以，陈秉祺当场表示：“我坚决反对你的想法，因为远不是时候，百年或五十年后，看能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正是这一“坚决反对”的态度使他成为幸存者。张九能却不以为然 “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提出来？中国的第一问题就是人权，有了人权的保障，才能有民主、自由、平等；有了人权，才能建立法治社会；有了人权，才可保护知识精英；才能保护人类的共同文明；才可防止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才可使谎言和高密不会成为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 中国目前有千千万万个各种团体和组织，就唯独缺少保护人权的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肩负起一点点国人和时代的责任，组建一个 争取人权同盟 呢？是争取，仅仅是争取啊！”（123 124页） 中国确是一个人权观念稀缺的国度，晚清才引入这一观念，还远没有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生根。孙中山提出了“民权”这个概念，并将民权主义作为他的三民主义之一，但他说的民权与人权并不是同一回事。他在《三民主义》讲演中明确指出，“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 他进一步解释：“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54 255页）他心目中的民权，并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与尊严，这与法国大革命时代《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确立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与《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些基本准则，有着很大的距离，孙中山只是从政权的角度提出民权，并不具备真正的人权意识。毛泽东掌权之后的所作所为都是反人权的，甚至可以说以消除人权为根本目的。而在毛统治的巅峰时代，年轻的张九能居然敢想人权问题，甚至冒出组织“争取人权同盟”的念头来。这不光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超越。人的存在不仅是活着，更珍贵的是有超越的可能性，这才最大也是最终的价值。无论一个时代陷入多么深重的苦难当中，处于什么样密不透风的体制之下，乌云遮住了一切阳光，什么前途也看不到，有思想、有尊严的人，有生命气息的独立个体，依然可以超越眼前的这些枷锁和辖制，凭着内心的光亮，洞察人类文明的奥秘，去仰望遥远的星空，思接未来，拥抱美好的观念，因为他心中有亮光，他自己心中的幽暗便被击破了。张九能说出这番话，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写下《出身论》的遇罗克。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权先驱，虽然迄今为止他还鲜为人知，但他在暗夜中发出的声音真有穿云透天而来的力量，可以穿过一切的黑暗，放射出挡不住的光亮。在20世纪中国人权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张九能这个名字都应该占据一页。 张九能的“争取人权同盟”并没有建立，然而，1968年7、8月间，一次意外的事故他抽屉里的两篇草稿《目前的时局》、《积极行动起来为筹建人权同盟而努力》被搜出，他因此入狱。1969年12月12日，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69）军公刑字第144号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处他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他在劳改期间“拒不认罪伏法”，1970年3月5日长沙市革委人保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70）军公刑第44号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150 151页） 直到1981年，他的几个同案上诉，换来的说法是：“张九能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上山为匪，已构成反革命罪，属于该判有期徒刑，但不够死刑罪，属于错杀。” 三十岁的生命，“错杀”二字就可以轻飘飘了断，根源还是没有人权。张九能的两份原始判决书家属始终没有见过，那两篇致命的“反动文章”迄今也没有人看到过。很多年后，历经劫难、也曾以反革命罪被判二十年的陈秉祺再到长沙，问起张九能的几个侄子为何不为叔叔的平反申诉，他们异口同声：“我们的幺叔是英雄，人都没有了，平反有啥用？”其二嫂则说：“他上无老，下无小，有必要去费力？”（153页）确实，在张九能被杀的土地上，平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权落地，人权，每个人的人权都有保障，那是在漆黑长夜中死得无声无息、如今仍沉埋在黑暗中的他真正在意的。 2014年2月19日 最后修改于 2014-03-14 ——作者博客，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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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就北京人权捍卫者曹顺利被迫害致死的声明（附中國婦權關於曹順利被虐致死的嚴正聲明） Posted: 15 Mar 2014 04:21 PM PDT 本网惊悉，北京知名人权活动家曹顺利女士在被北京警方拘押半年中，身患多种疾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致病情恶化，直到陷入深度昏迷状态才被送至北京309医院，最终因救治无效而于3月14日下午在医院去世。随后，警方拒绝家人将曹顺利遗体送入太平间的要求，目前家人竟不知其遗体被安放在何处。"维权网"对于北京当局公然非法拘押人权捍卫者，肆意侵犯被拘押人员医疗健康权和生命权，致使曹顺利死亡的严重违法侵权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2013年9月14日，曹顺利女士应国际人权机构邀请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在首都机场被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带走并处刑事拘留。同年10月21被变更为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曹顺利女士被羁押期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经检查确诊患有双肺结核、肝腹水、子宫肌瘤及囊肿等多种疾病，但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曹顺利的家属和委托律师多次向北京当局申请保外就医，但均遭拒绝。直至2014年2月19日，曹顺利因病情恶化，陷入深度昏迷状态，生命垂危，警方才将曹顺利送进北京999急救中心重症监护病房抢救，后因病情危重而转入北京309医院救治。曹顺利住院抢救期间，警方先以"曹顺利的病情需要马上转院治疗，不签取保候审就不给转院"要胁家属办理取保候审，在遭到拒绝后，警方在家属与律师不同意情况下强行给曹顺利办理了取保候审，以图卸责。曹顺利住院抢救中，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院多次发出病危通知，期间短暂传出病情好转消息，但终至病情深重而抢救无效死亡。 曹顺利在309医院与死神抗争期间，许多试图前往医院探望的维权人士被警方带走，一些人士还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办公秩序罪"或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曹顺利，女，北京人，现年53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国劳动人事部工作，因维护自己的住房权受到单位排挤，最后被迫辞去了工作而上访。在上访过程中，曹顺利了解到访民群体人权被侵害和求诉无门的严酷现实，从而开始关注调查上访人员的人权状况，之后为许多上访维权者义务提供法律咨询，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人权捍卫者。2006年开始，曹顺利重点关注访民群体的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权，发起"北京维权之旅"活动，带领访民前往国家新闻办示威，要求新闻办给予访民合法上访的权利。2009年3月，她与访民一道前往北大抗议教授孙东东有关"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的言论，并针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提出"人权行动计划书"。 由于曹顺利积极投身于维权活动，而遭到当局不断打压。不仅因维权失去工作，而且还经常被软禁、监控，多次被拘押，两次被劳教。2009年4月10日曹顺利被以"毁坏财物罪"劳教一年。刑满后仅十余天，2010年4月29日，她被当地派出所以毁坏会议室玻璃为由行政拘留十天，之后又以"毁坏财物"为名再次劳教一年零三个月。 2011年曹顺利重获自由后，仍奋斗在维权第一线，继续征集上访人员填写人权状况调查表，还着手就《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向国务院申请信息公开，并向国务院相关单位提交申请要求参与人权行动计划的撰写工作。2012年6月，曹顺利等各地上访维权人士向国务院提交要求"公开拒绝上访维权群体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依据和理由、公开联席公文的成员和邀请的专家学者向两届联席会议及评估会议提交的资料，调研报告和自我评估报告的目录"等相关信息；同年10月，曹顺利等各地上访维权人士到外交部新闻办，要求外交部公开2013年10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做有关中国人权报告的相关信息，并要求参加人权报告的起草和撰写，因此曹顺利本人及多名上访维权人士遭到警方的软禁、绑架、传唤。 在十数次的申请无果之后，曹顺利等各地维权人士于2013年6月到外交部请愿静坐，14天后遭到北京治安总队的清场。但曹顺利等各地维权人士仍然坚守在外交部前静坐整整一个暑期。9月14日，曹顺利在北京首都机场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人权知识培训时遭到抓捕，失踪近一个月后，外界才得知她已于9月14日当天被关进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10月21日，曹顺利被变更罪名为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最终曹顺利在被关押半年中，因身患重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治疗而去世。 曹顺利因投身于改善中国人权事业而遭到北京当局反复劳教、抓捕，被阻止出国进行人权交流，最后在看守所中身患重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也不被允许取保候审，直到生命垂危之际，警方才送她到医院，终至抢救无效去世。北京当局这种无视法制，迫害维权人士的行径，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二十条"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二十一条"㈡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违反联合国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前言"各国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第 1 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 5 条"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 和平聚会或集会；(c) 同非政府组织或政府间机构进行联系"；第 6 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a) 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b) 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知识；(c) 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第9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不受阻挠地同具有一般的或特殊的权限受理和审议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来文的国际机构联系和通信"；第 12 条"1. 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2. 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也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第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还违反《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六条"看守所应当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人犯患病，应当给予及时治疗；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当地医院应当负责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成立由人大代表、法学专家、维权人士、媒体人士等方面人员组成，有国际人权组织成员参与的独立调查团，展开对曹顺利案的全面公开调查，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进程，追踪整个案件中存在的违法侵权情况，并进行严肃处理； 二、依法追究在曹顺利案件中违反法制践踏人权的相关人员及部门的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 三、立即释放因探视曹顺利而被拘留和关押的王玲、陈淑凤、高维新、吴田丽、李英之、刘晓芳等维权人士； 四、尽快开启以落实《宪法》，保障人权，实现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实行民主宪政。 维权网 2014年3月15日 【附录】 中國婦權關於曹順利被虐致死的嚴正聲明2014年3月14日 我們驚悉維權人士曹順利女士被北京警方關押半年後驟然離世，我們悲憤哀悼在獨裁政權迫害下又失去了一位勇敢的姐妹，她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曲悲壯的中國人權之歌。 2014.3.14，這個黑暗的日子，中共政權再次被釘上踐踏人權恥辱柱，臭名昭著！ 北京大學法學碩士背景的曹順利女士，因揭露政府機關腐敗現象得罪上司，被解除公職後，走上維權道路。 2008年底曹順利在北京發起“北京維權之旅”活動，要求中國當局依國際慣例，讓弱勢群體參與製定《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正當訴求卻遭當局嚴厲打壓，2009年被勞教1年。 2010年剛出勞教所16天，又因世博會再次被勞教1年零3個月。 接連兩次失去自由被勞教，並在勞教所遭受非人的虐待，如懲罰五天不給食物、羞辱、強餵鼻飼等，曹順利身心遭受巨大的傷害，健康每況愈下。 2013年9月13日，曹順利前往聯合國所在地日內瓦參加一個短期人權培訓，在北京機場候機期間，被警方強行帶走。失踪近一個月後，外界才得知她於當天被送進朝陽區看守所，警方以“非法集會”罪名對她刑事拘留。 10月21日，罪名改為“尋釁滋事”並遭正式逮捕。五個月後，她在昏迷後的緊急情況下才被送到急救中心搶救，4月13日北京309醫院宣布了死訊。曹順利女士年僅51歲。 看看力虹、李旺陽、薛錦波等死亡案，曹順利之後又會是誰？一個個活生生殘酷的人權迫害，大規模的抓捕異見、維權人士，反映了在中共新一屆領導集團統治下的中國人權大倒退現實狀況。 我們強烈抗議中共當局濫抓濫捕反人道政策，抗議北京警方無恥草菅人命的行徑。強烈要求有關方面追究迫害曹順利致死的相關人員刑責，並附帶民事賠償。 我們呼籲，美國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在本月19日前往中國訪問期間，堅守人權高於一切的原則，嚴正提出中國近年來嚴重的人權問題，尤其是婦女兒童及上訪群體權益遭受廣泛嚴重侵犯的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壓，敦促中國當局釋放所有因行使憲法權利、言論自由權、結社權和集會權而被捕入獄的人士。 中國婦權永遠記住在追究自由、維護自身權益上付出巨大代價，甚至犧牲生命的姐妹們，將一如既往推動中國婦女徹底解放運動。  2014年3月14日下午4时许，著名维权人士曹顺利在被关押半年后去世。(网路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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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r 2014 04:27 PM PDT 反智主义是指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怀疑、反感、嘲弄和打压。从它实现的方式上看，可以分为民主的和专制的两种类型。前者自下而上制衡精英，后者自上而下操纵民众。互联网让这两种方式都变得更加便捷。 尽管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2年出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中论证，美国社会反智主义来自清教徒传统和商业实用主义，不是民主的必然结果，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是通过普通民众手中的选票来实现的。后来也有学者认为，反智主义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通过选票获得权利和人格平等的普通民众，以反智主义的姿态来制衡精英；政客为了获得更多选票，假装反智来取悦民众，小布什就被视为其中一个典型。 专制社会则不一样，统治者控制着所有的教育机构和媒体，普通民手中没有选票，即便有制衡精英的愿望，也没有自我实现的途径。然而，几乎所有专制者都有愚民的需要，民粹与反智是愚民最顺手的武器。因此，无论是秦朝暴政，还是文革浩劫，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苏共极权，都发生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红色高棉统治最恐怖的时候，戴眼镜的非知识分子都难以幸免于难。 △反智主义成为中国网络主流 网络本应带来更多的思想民主。尤其是有了社交媒体之后，普通民众不再需要通过知识精英控制的媒体来表达意见，带来舆论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有了这样便捷的途径，西方反智主义何去何从，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研究。我知道的是，在中国，网络带来一场接着一场的舆论狂欢，从各个方面挑战官方的舆论控制，然而很难说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政治打压和商业市场的双重驱动下，反智主义成为网络主流。 从表面上看，网络反智主要体现在网民对两类知识分子的挖苦嘲笑。一是公知大V，一是专家教授。二者偶有交集，但分别代表不同的群体。他们遭到反对，也各有不同的原因。 我并不想为所有被网民嘲笑的公知大V辩护。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政治高压之下的商业网站筛选的明星，坐拥千百万粉丝，所发文章或微博见识浅陋，动辄自我标榜和自我炒作，遭人反感或者忌妒理所当然。但是，首先公知大V并非人人如此；其次，有人如此也并非应该遭受诅咒和围攻；再次，诅咒和围攻他们的理由，有些完全是莫须有，比如卖国投敌等荒唐指控；最后，那些蓄意挑衅和攻击的人，往往自己也是公知大V，而且学识和人品更差。 至于专家教授，有很多人的确是体制的受益者，在报纸电视上大放厥词，为统治者涂脂抹粉，误导读者或观众，引起网民憎恶。网民把对当局的抗议，转移到他们身上。他们作为专家教授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网民对他们的愤怒，扩大到整个智识行业，是另一种扭曲。 △审查制度和商业机构合谋 更重要的一点，是审查制度和商业机构合谋，打压和剔除了很多真知灼见。不仅分析准确、见解深刻的知识分子从网络失踪，即便普通网民，在一些热点事件或者敏感话题上，一旦说出真相，或深究责任，也会立即被销声。另一方面，当局还主动引导，要求所有主流网站隆重刊发《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等宣传文章。这些文章的逻辑和文辞，远不如文革期间的政治打手。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智识的羞辱。 中国网络言论市场虽然仍有不少多珠玉之言，也仍是普通民众的表达平台，但是整体上变得越来越粗鄙浅薄，流行排斥思想的反智主义，易于操纵的民粹主义。这正是当局正在实现的“中国梦”。不然，两条漏洞百出的“偶遇吃包子”微博，何以让亿万民众如痴如狂？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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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4 09:57 PM PDT
过去二十年来，中共的两会主角基本由国务院总理担纲，重头戏是政府工作报告和会议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尤其是前两任的朱镕基、温家宝，以此为中心舞台炼成了"超级演员"。今次两会，是这届政府接班后的首次登台，然而作为主角的李克强，在观察家眼里其权重大却不如前任了――外界对李克强本人的兴趣惊人地正在减少。李克强上任之初，许多人对他经济专家的科班背景寄予厚望，有人甚至为他量身定制了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如今，已没有人将李视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根本原因在于，中南海一把手习近平光芒炙热――热衷于模仿毛泽东的大权独揽――几乎将所有大权都抓到自己的手中，这种超级大主角的地位是容不得旁人置啄的。一年前宣传的"习李体制"，如今也和"李克强经济学"一样，不见了踪影。加之在反腐风暴的幌子下，太子党、红二代对寒门出身官二代大清洗的凝重氛围，李克强除了俯首称臣已别无选择。这标志着邓后形成中共权力机制开始某种蜕变。 问题是习近平集权的程度，与其权威和执政能力并不必然成正比。譬如社会舆论所关注的反腐，他提出的"苍蝇老虎一起打"，到了徐才厚、周永康就"卡壳"了。尤其是对周那种全面围剿、志在必得的气势，确实让人刮目相看。过去这二、三十年中，也发生过很多大案要案，中南海在处理时都划出一个范围和限度，如查到那一级、那一年，或查到那个人为止了，因为在一个无官不贪的体制里，牵一发动全身，任何彻底清查就意味着有翻船的风险。中共六四后所形成的"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所谓共识，盖出于此。如今，在查处周案的手法上更类似于"前三十年"的毛时代，凡他工作过的地方、部门、系统，他提拔重用的官员、他的家人、甚至相关企业家等，几乎一网打尽。 据有关专家研判，对周案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法，除了周本身作恶多端，还有一个极重要原因：周进入权力中枢时间相对较短，又不改其草根做派，严重破坏了中共的"规矩"，比如无所忌惮地在高层领导之间"串联"、比例薄熙来进京表演唱红，他就对常委不出席的默契置之不理、再比如为了打击党内政敌，竟然不择手段动用情报机构，甚至向国际媒体输送"弹药"，……这一切过去除了毛，任何其他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传说中的薄周"政变"联盟，在习近平看来就是破坏规矩的后果。彻查周案的要义，就是要把破坏了的规矩重新恢复起来，这是习近平的一项反政变基本建设。 三月号《争鸣》杂志有中共元老处理红二代内讧的报道，其中王岐山对拉邦结私、搞非组织性活动、与中央唱反调、特殊化、在社会活动中危害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内部问题捅到国际上去，提出了"六不准"。这既是薄周两案的教训，也是习想确立的规矩。 然而，形势的发展似乎并不以习近平的意志为转移，周案迟迟不能收网公布。探究其中原委：其一是六四后的中南海共识、十八大的权力平衡，瓦解之后，各派别间新的共识和平衡尚未形成；二是周炮制的海外定时炸弹――中共丑闻材料，究竟还有多少？如果王立军事件后，习访美时仍未掌握到这方面的全部情报；如果周还留有更具爆炸力的后手牌，弄得不好也会玩成同归于尽的游戏，习当然不会愿意承担这种打虎不成反被老虎吞噬的"颠覆性"后果。 尽管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一厢情愿的把习视为中国转型的大救星，然而，只要他依然在毛式局限中打转――继续拒宪政民主于千里之外，他的权威再大，他的"中国梦"再美好，能否推进中国转型仍是大疑问。不过现在可以定论是：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权力更替仍未完成！只要不实行宪政，政变与反政变依然是"正在进行时"，那些急不可耐称颂中共接班已"制度化"的帮闲们，可以休也。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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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40多个微信时政公共帐号被停（附：习近平任网安组长后，微信也遭清算！） Posted: 14 Mar 2014 07:34 PM PDT 王霜舟 2014年03月15日本周四，用户称社交应用软件微信遭遇了迄今为止影响范围最广泛的一次打压，在此次打压中，有几个知名的中文账号被暂停。 这些账号展出了一条通知，说它们之所以被封，是因为其他用户举报说它们违反了法规，但通知未提供更多细节。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汇总了一份名单，上面列有近40个被封的账号。
”请问我哪篇文章敏感了？违反哪条法律法规？谁举报？为什么不给予答辩机会？”微信账号被封的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写道。 被封账号中包含了几个被广泛关注的账号，它们是独立的中国新闻资源提供者。大多数被封账号都落到了中国政治阵营中支持改革的自由派身上，不过，被封账号里也有一个由信奉毛泽东主义的网站“乌有之乡”的编辑们运营的账号，中国记者兼评论员安替说，这个迹象表明，此次审查的对象不是某个特定的阵营，而是一般化的政治讨论。 安替说，“此次打压并非针对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是针对所有的政治账号。这意味着当局最终认定，微信不可以变成民意新平台。” 微信是总部位于深圳的腾讯公司推出的一款移动通讯应用程序，自三年前诞生以来，用户数量呈爆炸式增长，目前已达到3亿。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数字今年可能达到4亿。微信用户可以向其他用户发送文本和语音信息、视频、照片和动画表情，还可以像发微博一样公开发表内容。一些媒体和著名作家的公共账号可能会有数十万关注者。 去年，中国政府在新浪微博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了打压，目标是有大量关注者的独立微博用户。拥有1200万名关注者的科技产业投资人、美籍华人薛蛮子去年因涉嫌嫖娼被北京警方逮捕。他在电视上表示忏悔时说，大量的关注度让他开始自我膨胀，导致了他做出了不负责任的行为。 今年1月，官方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说，2013年微博用户数量比上年减少了9.2%。分析人士说，部分降幅可能是政府的打击行动导致的。微博用户数量下降的同时，微信也变得更受欢迎。 这份报告说，在微博使用时间下降的用户当中，有37%的人表示，他们把更多时间花在了微信上。 安替说，针对一些知名公共账号的行动可能是政府审查机构发起的，目的是控制微信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措施，以免为时过晚。他们已经从新浪微博的例子中得到了教训。”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王湛、张薇 ——网友推荐 【附录】习近平任网安组长后，微信也遭清算！昨日晚间中国微信平台数十个公众号被封禁，腾讯公司回应因这些帐号发布了不宜公开的内容。评论人士分析，中国互联网，政治永远是第一风险。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13日晚间，拥有数亿用户规模的腾讯微信平台上，据不完全统计，逾50个公众帐号遭遇封号，包括"大象公会、拇指阅读、徐达内小报、网易真话及罗昌平等知名公众帐号被"封杀"，微信后台显示，帐号被大量用户举报，已被永久封禁。用户回复关键词亦无法读取历史数据，收到腾讯后台建议取消关注。就此腾讯回应称，此次微信封杀自媒体帐号，系因其发布不宜公开的内容，早在去年11月18日， 腾讯公司就曾表示要开始"净网行动。" 腾讯公司旗下产品"微信"于2011年推出，用户可通过这个平台分享文字、图片等，及与其他网友进行社交联系，目前已经有逾3亿用户，成为目前最火的社交平台。自去年8月起新浪微博遭中国当局整肃后， 很多大V级人物转战微信建立公众帐号，自媒体公众号因专业、及时和敢言，一度被视为改变中国媒体格局和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有生力量。 腾讯大规模删除公众号的举动，引互联网一片哀鸣，将该事件称为"微信屠城"，"星辰点亮星空"在腾讯微博上写道："微信屠城，血流成河，管制言论的大手终于从微博伸到了微信，今晚的微信静悄悄，我们又向'和谐社会'迈进了一大步"；网络作家安替在推特上评论："微信被盯上的速度比微博当时快多了，在中国搞互联网、媒体创新，政治永远是第一风险"；中国评论人宋石男也表示："我在前日与人讨论时即已指出：清算微信极可能在一个月内……当局不会容忍任何有潜在威胁和传播力的舆论平台。" 2月27日， 中国正式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习近平担任组长，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和前中宣部部长、现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任副组长。去年习近平的"8.19讲话"文稿在网上热传，习近平强调"互联网已成为舆论主战场，是中共 面临的最大变量"；他同时呼吁全党："敢于亮剑，抢夺阵地"；观察人士认为，"8.19"讲话之后，中国当局开始微博的"清网"，而此次对微信公众帐号封号，疑是当局发动的又一场互联网管控行动。  微信被控之后，网友又会有哪些高招？ "别担心，政府的打压永远跟在新技术之后" 广州作家野渡向德国之声表示，微信的活跃程度已渐超微博，一些公众人物在上一轮当局对微博的打压后，转战微信开通公众帐号，其探讨的时政话题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当局当然不能坐视这种情况。这次对公众号封杀，预见以后将成为常态化："这次销号还是互联网的言论管制，下一步会常态化，不会再等到发现网络言论超出他们承受的范围再去处理。他们不允许任何对他们造成挑战的工具出现。" 野渡也表示，从目前来看，国内网友大规模转战推特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很多中国网友还是不习惯翻墙。但野渡也乐观的认为，官方一次次的封禁，并不会禁锢住互联网言论，因为政府的打压永远是追在新网络技术后面的。  习近平在“8.19讲话”中，称“ 互联网已成舆论主战场” "腾讯公司涉嫌违法" 中国律师刘卫国就此分析，此事极大可能是中国官方指令腾讯进行封号行动，被封用户可以根据2008年实施的《信息公开办法》来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封号的原因和依据到底是什么？ 如果像腾讯声明所说，是因为公众号发布了不宜发布的内容，腾讯公司自主封号，腾讯与用户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如果他们不能列出举报人证据，以及认定这些举报是真实的，并提前告用用户，擅自封号涉嫌违法。 自媒体人王吉陆在这次事件中"中枪"，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封号之前未收到腾讯的任何提示或通知；但他并不准备就封号一事向腾讯质询，因为可以想见背后的力量："没必要去追问了，大家都知道是怎样发生的。" 作者：吴雨 责编：洪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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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4 05:53 PM PDT
如果说孙志刚死于收容遣送制度，曹顺利则显然死于非法拘禁，及非法拘禁所代表的维稳体制。 曹顺利是中国著名的人权活动家，长期关注上访群体的人权困境，为此向外交部提交《人权行动计划书》，希望以此向联合国反映中国真实的人权状况。2013年9月14日，她应邀赴日内瓦参与人权培训，而在首都机场被失踪，随即被抓捕，被羁押。因其身患绝症，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均遭司法当局坚拒，以致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而于昨日不治身亡。 世界在改变，时代在进步，但中国的专政体制及其变种维稳体制的蛮霸，没有任何实质变化；专政体制及其变种维稳体制之毫无人性，没有任何实质变化。专政不死，法治不立，人权不彰，曹顺利惨案是对这一血色逻辑的最新注脚。 其实像曹顺利那样的悲剧，在当下中国并非鲜见。大学生孙志刚、良心犯李旺阳，都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国家暴力的牺牲品。仅仅因为坚决捍卫公民宪法权利，即被视为国家敌人，即遭被失踪、被软禁、被判刑、被污名等形形色色的厄运，这早就是家常便饭。 当下中国，法治高调正高唱入云。但专政与法治、维稳与法治，不可能有任何调和空间，不可能双轨并行。专政体制及其变种维稳体制，本质上就是失控的国家暴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首先是把国家暴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即首先是终结专政体制及其变种维稳体制。否则，曹顺利惨案就会不断重演，没有谁是真正安全的，无论他今天多么位高权重。 是的，中国不能乱，中国需要长治久安。但事实证明，专政体制及其变种维稳体制，才是真正的乱源，才是对长治久安的最大威胁。它们几乎每天都在酝酿人道灾难，几乎每天都在播种仇恨、撕裂族群、制造敌人。专政体制及其变种维稳体制是中国最大的火药桶，随时会让我们民族付出玉石俱焚的惨烈代价，是到终结它们的时候了。 现代文明的道理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尊重生命。在和平主义已是普世潮流之今日，仍必须以生命为代价去叩响这现代文明的大门，本身已经是悲剧；而如果牺牲累累而仍不能叩响，则无疑是最大悲剧。公正的调查、真相的揭示、凶手的缉拿，所有这些工作都必不可少。但所有这些工作，都应该围绕着一个议程展开，那就是对专政体制及其变种维稳体制的清算。如同十二年前的孙志刚惨案终结收容遣送制度，追问今天的曹顺利惨案，必须以终结罪恶的非法拘禁为第一目标，以此作为终结整个专政体制及其变种维稳体制的发端。否则，我们既对不起英年早逝的曹顺利，更无以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更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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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4 05:21 PM PDT “两年都未泡开的康师傅”中国两会闭幕时的中外记者见面会，很多人会前预测中共当局可能会借记者会公开周永康案，再次落空。与此同时，中国媒体继续围绕周永康的外围发出多个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两会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的记者会作为尾声，在该记者会上，"外媒"一改以前两会时的锐利，集体回避了"新疆、西藏"、"人权"等问题，就连会前专家和媒体普遍预测，有可能借此机会公开的周永康案也再次落空。李克强并未向前任总理温家宝一样，在2012年两会后的记者会上间接透露薄熙来落马消息。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有采访两会的记者透露，所有获邀出席的记者，会前都被会务组新闻官"打招呼"，明确要求勿提"周永康"，并称提此问题为时尚早，否则视作越线将列黑名单；而在两会开幕前的政协发布会上，政协发言人吕新华曾就《南华早报》记者就周永康的提问，发出"你懂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在推特发文表示："两会开始还有某某说'你懂的'，但结束'啥都没懂'"，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当局禁问 周永康案是因为该案未决，如何处置在中共党内并未达成共识。有网友发文感叹："这一碗康师傅方便面，两年时间都没有泡开。" 官方对媒体周永康的名字封禁的同时，官媒新华网于3月13日转载《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引述多位知情人士再披露，成都一厅官、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孙建成，因涉 周永康之子周滨案被免职。该文称孙建城也与2012年12月落马的中共四川省前副书记李春城有关。而早前北京媒体《新京报》、"财新网"等曾详细解密周滨在四川、中国石油系统形成的政商甚至与黑社会的联盟，其利用强大的政府资源，获得包括石油业、矿产、房地产在内很多项目的暴利。周滨的名字也与一系列落马人物，从正部级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中石油的副总李华林、书记李春城、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等显赫高官，再到刘汉、吴兵等涉黑富商联系在一起。  薄熙来案使中共大损 "对周永康的审判就是对党的审判" 旅美时政评论人高新在媒体发文认为，中共当局在周永康案上，有可能避重就轻，他认为中共执政党将党员个体与党的命运绑定，担心把周永康的罪行公之与众，会造成执政党形象的坍塌。因此长时间对周案未予定压，应该是还在内部讨论如何将周永康抛下中共大船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旅美作家、民主人士胡平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认为在上一个涉高层官员 薄熙来的案件中，中共当局绞尽脑汁想出与中共当局整体切割的办法，以经济罪将薄入狱。但薄在最后审判环节，未按剧本演出，这使得中共当局很被动，因此他们必须谨慎处理周案，以免伤及执政党，因此党内在如何处理周案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分歧："一把周案端出来公开，就免不了移交司法，就得审判，有薄熙来的先例在，审判不得不公开，但周的问题在位时间那么长，主管那么多敏感部门，因此不可能做完全干净的切割，这样一来对周永康的审判势必会变成对共产党的审判，就会让党国大丢其脸，还不知道周会不会采取配合的态度，如果他在法庭上不配合当局会很尴尬，维护党国利益是迟迟就使得'康师傅'总不会端出来。"  胡平：对周永康的审判就是对党的审判 "习近平'开弓没有回头箭'" 中国评论人刘水就此表示："北京回避抓捕周永康，媒体不敢披露其名，只在外围做文章。北京显然没有像双规其他低阶官员那么自信，通过双规、抓捕周的部下和亲属仍在试探社会反应，更多是做社会舆论准备，可能从突然抓捕薄熙来引起社会反弹吸取了教训。人人心知肚明，但都不说明。社会呈现专制特有的诡秘气氛" 早前中国学者姚监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曾分析，中共当局也许会采取处理河北省前省委书记程维高的方式，只在党内做出处理，不予司法追究。对此胡平认为，习近平和王歧山高调"打老虎"，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在周案上到此为止，为损害习近平的统治权威；加之近期中国媒体不断挖掘出周永康家人涉贪腐案，只差点出"周永康"这三个字，也许中共当局正在紧锣密鼓的设计另一个剧本。 作者：吴雨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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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4 12:06 PM PDT
2014中国总理记者招待会，给人留下显著印象，即内容平淡、富有主旋律色彩。诸多举世关注而且按照常理乃记者特别感兴趣的敏感问题毫无涉及，比如周元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处为了避开审查，只能用这个名字）涉嫌贪腐问题。 这与两年前的温家宝记者招待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次招待会上，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薄熙来问题，迫使温家宝总理当场表态，导致薄熙来案东窗事发。有意思的是，这位记者随后的命运变得微妙起来，长期得不到中国外交部门的签证，因此不得不“流亡”中国香港。 两相对比之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招待会记者的问题经过了审查和“过滤”，对提出问题的记者事先作了精心挑选。 关于前者，大家应该不意外，在中国，哪有不经过审查的事？关于后者，今年“两会”期间的多场记者会佐证了这一看法。比如在周小川参与的记者招待会上，《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记者在多位中国记者受邀提出问题后，用中文在现场大喊：给外国媒体一个机会，随后自我调侃式地说，“我是真外媒，不是冒牌货！” 这位记者显然是知情者，捅破了真相，它所意指的“假外媒”，就是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上首个提问的“澳大利亚环球凯歌传媒”，该机构记者肯尼除了在此次记者会上首提问题外，在离它几天前的财政部记者招待会上，同样获得提问机会。 如此巧合，堪称罕见。要知道，在数量庞大的外国媒体参加的高规格记者招待会上，只有区区可数的记者有可能提出问题。 環球凱歌國際傳媒集團4年前成立，在澳洲墨爾本設有辦公室，跟大陸國營媒體有密切關係。大半股權是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持有，環球凱歌官網列有在北京的住址和電話號碼。 像《澳大利亚经济评论》记者那样捅破窗户纸的情形毕竟不是每次都有的“好事”。这是因为记者不仅要注意自己的礼仪形象，也得兼顾与中国有关部门的关系，如此“捣乱”，今后还怎么在中国记者招待会上“混”？ 事实上，在李克强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有至少两家名不见经传的“外国媒体”记者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它们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和荷兰国际新闻电视台。说它们籍籍无名，是由于百度搜索后，除了有关两家媒体记者提问的信息外，很难搜索到其他详细内容。 就像“澳大利亚环球传媒”一样，很多在中国政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问的记者所在“外国媒体”拥有中国背景或者中国投资。 它们使人联想起，中国国内媒体经常就中国敏感事务援引的外媒报道，或者采访的外国专家，都是“出口转内销”的“冒牌货”，受中国控制或者影响的。 死要面子，不惜造假以粉饰自身，令其看上去体面光鲜，是中国的标志性形象，然而如此露骨的做法，也使得西洋镜揭穿后，更加显得滑稽可笑，乃至可恨！ 最后修改于 2014-03-14 ——作者博客，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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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4 11:08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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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4 10:24 AM PDT
历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都是总理的"个人秀"，虽然人们知道这个招待会提供的信息不可能超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的范围，但是还是寄望于通过总理们展现强烈的"表演欲"，得到一些中共高层政治内幕的蛛丝马迹。虽然大多数时候，记者们都是"竹篮打水"，但是也有得手的机会。例如在前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就有意地透露出一些关于薄熙来的信息。 比较历届总理记者会，从表演的角度看，李克强比温家宝稍逊一筹；就个性而言，李克强则无法与朱熔基相比。今年的记者招待会，从限制记者就敏感问题提问，到总理回答问题时的小心翼翼，都表现出当今的总理是最谨慎的一位总理，或者说，是权力最受约束的一位总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连总理也不得不更加小心了，这大体反映了中国的政治收紧程度。 根据中国现有的体制，总理是一个经济大总管，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发言权不大。那么，从宏观经济的层面看，本届政府是否在这一次的人大会上对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有效对策呢？通过仔细阅读政府工作报告和记者招待会的实录，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负面的。虽然政府工作报告花了大量篇幅，谈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并没有提出明确有效的对策。 本届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经济的"合理运行区间"政策理念。中国总理反复强调，中国政府能够容忍的经济运行的"上限"，是百分之三左右的通货膨胀，而"下限"是最低百分之七点五左右的增长速度和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言下之意是，只要经济在这个区间运行，政府就可以放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以解决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的矛盾。 不幸的是，这个政策理念听起来很美丽但是在常识层面存在漏洞。通常，宏观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运行区间，存在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低速运行或者增长体制的时候，则不能满足社会就业需求。但是，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当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也会存在低通货膨胀，甚至通货紧缩和低增长共存的现象。中国政府的"合理运行"区间，显然没有将这种因素考虑进去。 更为重要的是，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低速增长或者停滞，往往是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解决结构性矛盾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根本点入手。中国总理提出的，一旦当这些矛盾出现恶化的时候，便叫停各项改革和调整的措施，重新采用以往惯用的通过政府投资和牺牲环境的手段，推动增长和就业的作法，实际上是饮鸩止渴。 事实上，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并不是政府主动调整政策的结果，而是长期采取上述饮鸩止渴的政策，导致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必须准备接受经济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将产生的一些负面效应，例如治理环境将提高生产成本，从而在短期内降低国际竞争力；压缩高于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过剩产能，将导致不少企业的关闭；解决长期存在的金融体制的问题，很可能给银行和投资者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等等，这些都完全有可能使得中国经济滑出政府所期待的经济运行区间。 李克强反复强调，不惜代价地将经济锁在他的合理区间，一方面表明了他对中国经济困难的深度和广度的担心，同时也表明了他还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下行，是长期错误的宏观政策的必然结果。他想在守住高于百分之七点五的经济运行区间的同时，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和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这是一个不可能实行的目标。提出这个不可能的目标表明，一旦遇到困难，中国政府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宣示的"壮士断腕"的改革，重新回到政府主导投资和牺牲环境刺激增长的老路。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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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r 2014 09:21 AM PDT
2月28日，位于北京市北郊的解放军309医院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备受人们普遍关注的的曹顺利女士现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之中，她的生命体征已靠呼吸机来艰难维持，其身体多个脏器已经逐渐衰竭，其腹部也出现了大量积液，因此，曹顺利的生命旅程极可能会在最近几日内结束。与此同时，曹顺利的代理律师王宇也公开发表了"关于曹顺利案件的呼吁书"，他呼吁当局维护法律的尊严，为曹顺利提供全面医疗保障，并将其无罪释放。 此消息一经传出，互联网上就传来了阵阵叹息、悲哀与愤怒的声音，海外多家国际知名媒体也及时跟进发出了相关报道，曹的朋友胡佳等著名网友还在推特上发布了这样的信息，多名前往309医院看望曹顺利的人士遭到警方拘留，有几位甚至已被刑事拘留。 曹顺利是谁？她为何如此让人们为之而牵挂？当局因何故要置她于死地？ 她是这样踏上人权活动道路的 出生于1961年的曹顺利是北京人，1980年，19的她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她又于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她被分配至国家人事部工作。 当年，年轻的硕士曹顺利凭着自己的实力供职于国家部级机关，按道理讲，她的人生本应前途似锦。然而，一身正气的她却因亲眼目睹国家人事部里充满了腐败与不公正，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给自己分配了好几套住房，可是部里的好多普通员工却无栖身之地。于是，一根筋的曹顺利便毫无顾忌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些严重的腐败现象，令她没想到的却是，揭露与举报，皆无人理睬。 尽管所有的举报都石沉大海，但曹顺利却毫不气馁，从1999年起，她加大了检举揭发的力度，2000年国庆期间，当局恐惧曹顺利干扰"来之不易的大好稳定局面"，于是将她拘留了十五天。等到她被释放后，单位却借故将其辞退了。失去工作的曹顺利，自然也就失去了所有的社会保障，为了生计，在很长的时期内，她是靠帮人做一些资料编辑工作来维持基本生存的。 尽管生活异常艰难，但生性倔强的曹顺利却一天都不曾向黑暗与厄运低下过高贵的头颅。 2006年偶然的一天，曹顺利接识了一批聚集在北京的访民。从访民堆里，她掌握了一大批千奇百怪的千古奇冤第一手资料。于是，曹顺利就由这些既具体又生动的人权个案联想到了中国不仅要向联合国提交国家人权报告，还要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事情。接下来，她就对那些访民朋友说："能不能向外交部提一个申请，把这作为一个解决上访问题的方式与途径？" 2008年12月10日那一天，正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的纪念日，曹顺利和她的北京籍访民朋友们去到了中国外交部提交参与撰写国家人权报告的申请，当消息传出后，不仅许多外地访民闻讯也赶来了，而且许多外媒驻京记者也赶到了现场采访报道。那天，因场面异常火爆，北京警方公然抓捕了五十余人。因曹顺利出面反复交涉，最后除了29人被拘留之外，其他的访民都得以释放了。 这次行动，虽遭到了警方严厉打压，但是曹顺利却并未被打压所吓倒，紧接着，她启动了另一个人权行动――申请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当局在数次非法拘禁了执着与顽强的曹顺利之后，干脆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公布的前两天（2009年4月12日），将她以一纸劳教决定书送进了劳教所。 劳教所给了她钢铁的意志 2010年4月11日，解除了整整一年的劳教期之后，曹顺利暂获人身自由。然而，还没过上几天，当局再度将她送进了劳教所，这一次，她因砸坏了派出所一块玻璃而被判了15个月的劳教。 先后两次合计两年零三个月的劳教，使得曹顺利的身体因酷刑折磨而受到了严重戕害，在劳教所里，她非但没有弯腰，而且还进行过若干次剧烈的反抗，因不服从监规，她遭受过多次酷刑，有一次，五天五夜没让她吃饭，当身体极度虚弱之后，警察竟然给她强行使用了鼻饲。据曹顺利说： "强行鼻饲是对法轮功学员广泛实施的一种酷刑。鼻饲就是不让你通过嘴吃饭，用管子插到鼻子里，给你往里灌流食。他们告诉我，你不服从，那就从鼻子里吃饭吧。" 地狱般的劳教所，使得曹顺利有机会见证了她以前闻所未闻的种种非人酷刑。这些残酷的刑罚，并未改变她原本就非常刚毅的性格，相反却磨练出了钢铁般坚硬的意志。与此同时，劳教所的经历，更让她从另外一面了解到了中国极其糟糕的人权状况。当她第二次跨出劳教所的铁门后，马上又投入到了要求参与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斗争之中。 2013年6月18日起，曹顺利组织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群体，她们来到中国外交部，向这个负责编写中国人权报告的国家机关提交申请，她们依据中国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即"国家人权报告"的编撰工作应由所在国各个阶层的民众参与，以体现人权状况的真实性。所以她们要求以公民的身份参与编写中国《国家人权报告》。而此报告将于7月22日由中国外交部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予以提交。 由于外交部先是敷衍，继而又顽固拒绝这一正当申请，曹顺利的团队，只好从那一天起开始在外交部的大门外的马路一侧人行道上昼夜轮流守候。她们宣称，守候的目的，是遵循国际惯例要求参与编写国家人权报告，而非上访。 曹顺利团队的行动，在互联网上吸引来了海内外热切关注的目光。然而，外交部却始终将她们排斥在大门之外，这些坚定的人权捍卫者，几乎整个一个夏季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都一直靠着馒头咸菜充饥，风餐露宿在朝阳门南大街2号外的外交部大门外。这期间不断有各界维权人士前来声援，最多达到一百多人。酷暑的骄阳、蚊虫的叮咬、警察的骚扰驱散，甚至领头人曹顺利的被抓捕，都没有动摇过坚持等待外交部答复的决心。 曹顺利的第三次牢狱之灾 9月13日，曹顺利欲从北京乘机前往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一项培训活动，并受邀出席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举办的一个专门讨论中国人权的会议，然而，她却没想到在首都国际机场，也遭遇到了艾未未一样的境遇，自那天起，她被神秘失踪了。曹顺利失踪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士纷纷发出了寻人启事紧急寻找她的下落。直到9月28日，人们才得知她已被当局正式刑事拘留，而且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当局最初是以"非法集会"罪名对曹顺利予以刑事拘留的，拘留之后，又变更了涉嫌罪名，最终，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她执行正式了逮捕。 曹顺利虽被官方逮捕了，然而，她的人权捍卫团队却并未鸣金收兵，她们不仅依然坚守在外交部大门外的静坐现场，而且队伍一天天在壮大。不屈不挠的曹顺利团队一直坚持到十月下旬，直到当局野蛮驱散那一天，才悲壮地落下了这场斗争的帷幕。 正因为如此，在狱中的曹顺利才受到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迫害，她原本就因两度被劳教，多次被抓捕而非常虚弱的身体，自然在狱中变得更糟糕了，当局不仅不让律师会见她，也不让律师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而且有病不让服药与医治，就这样，她的身体状况才有了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景象。 曹顺利失去自由之后，多个国际人权组织都为此而发表过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声明，比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凯瑟琳.阿什通 (Catherine Ashton)曾于2013年10月20日就曹顺利失踪案件发表过声明。 在曹顺利病危的消息传出后的日子里，尽管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发生了多起严重的人权灾难，而且关于周永康事件的官方态度也公布出来了，然而，人们并未因这些重大事件而停止对曹顺利女士的关注。 曹顺利女士无儿无女无配偶，孤身一人的她，用多病体弱的躯体担当了中国人权事业看护者的使命，故而，她理应得到世人的关爱与牵挂；而关注曹顺利的人们也纷纷表示：曹顺利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难辞其咎的习近平执政集团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人们正拭目以待着。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刊出时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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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r 2014 07:35 PM PDT
Mar 13th 2014, by 欧阳斌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幼年时在故乡安徽省潜山县居住，在一个彼时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环境中，零距离地体验了中国传统社会。1945年日本战败，余英时离开故乡，却又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激烈的沧海桑田，先东北，后北平，再香港，辗转颠沛，最终定于美国。他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斑驳。幼时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年少时还曾在古文重镇桐城客居，在香港时则更有机会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姑且不说其治学专业，仅从诗文应和中，人们也能体会到他深厚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负笈哈佛，他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并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煌煌成就。"中西兼备"实不为过。 虽然去国多载，余先生对当下大陆政局社会始终保持着浓厚兴趣，频繁发言，语出犀利，而他的著述在大陆屡屡出版、加印、重印，被奉为经典。我们聊及这一点时，他也是哈哈大笑，表示不解。 客居海外几十年的余先生乡音浓浓，自1978年短暂访问大陆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但他却对我说他没有乡愁，"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但这显然并不是全部，当我问他为何屡屡对大陆当下时局激烈批判时，他将之归为"对故国不能忘情的表现"。 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用功极专，而从其著作言谈中能体会到他用情更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业师钱穆先生是相通的，譬如他曾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再如虽然他对中国文化的当下处境担忧不满，但他表示长远来看自己是乐观的："文明寄托于人的身上，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消失？" 年过八十，余先生仍笔耕不辍。新书《论天人之际》今年一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先生谦言年纪大了，不再写"严肃的书"，但本书回溯千年，力图从本源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立意宏远，而梳理谨细。 余先生目前定居于美国普林斯顿。本访谈由2013年11月、12月两次电话采访构成，问答部分发表前经余英时审阅修订。 有自由，文化就会自己找出一个方向 问：你在纪念宾四先生（钱穆）的文章中说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但是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故国魂"。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非常复杂，演变也很多。你怎么概括这个概念呢？ 答：我同意你的说法。当时钱宾四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提到"国魂"这个问题，钱先生大概有一种想法，中国有一种魂要失掉了。其实我不是完全认可这个说法，我只是借用他自己的话、他的这个志向，要恢复中国原有文化的一种精髓。但是正如你所说的，这个精髓很难概括，没办法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粗略地说，钱先生大概认为就是以儒家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 我觉得可以说中国这个文化有一个特色，我在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里面讲到这个。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人类各大文明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400年之间有一个精神的觉醒，使得人类社会超脱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哲学或者宗教的倾向。他提到了最重要的四个文明，以色列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它们都各有特色，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得以保存，这就是轴心时代。 在这个大觉醒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宗教家、哲学家或思想家各为自己的文明建立起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如以色列的宗教、希腊的哲学或中国的"道"。这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对以后各文明的发展取向产生定型作用和长期影响，也形成各文明的主要特色。 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就是孔子的出现，他把中国从原始宗教的晚期提升到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试以"天"或"天命"的概念为例：在商周时期，天命只能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建立了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理由在于他有天命在身。而他与天的沟通是通过"巫"进行，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自己变成"大巫"，也就是"众巫之长"。孔子带来的变化在于他把天命观给改变了，不再是最高统治者一个人和他的王朝所拥有的了。他也把中国文化从过去由"巫"所控制的礼乐给解放了出来。他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这里面天命已经不再只是指一个王朝了，而是个人，也就是说个人也可以拥有天命。他说"知我者其天乎"，他已经承认个人和天可以沟通。这个观点后来变成了孔子的"仁"的观念，孟子解释说孔子的"仁"就是人心，"仁，人心也"。当然后来也有各家各派的解读，中国的思想史也就开始了。 我以中国的轴心突破和西方作对比，发现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之为"内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西方的超越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性世界"或稍后基督教的"上帝之都"，都是完全外在于人间世界，并高高在上。而中国的超越世界——"道"——则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这一文明特色的形成非常复杂，详见我的新书《论天人之际》，这里不再详论。 "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各有优点和缺点，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特色也分别表现在许多方面。以政治权力为例，西方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源头，在人世代表上帝的是罗马教会。所以西方王权必受教会的约制。教会为王权提供合法性。查理曼大帝在公元800年就帝位，便必须请教皇来加冕。中古时，如教皇开除某一国王的教籍，这个国王便从此失去合法性。内向超越的中国也承认"道"尊于"势"（即皇帝的权力），但因没有外在化，故无正式的教会组织。"道"收在人的"心"中，因此中国要求皇帝和统治臣僚都必须遁行"内心修养"，即正心、诚意那一套。这才可以成为有"道"的君臣，否则便不合格。西方与中国在政治权力安排上不同，由此可见。这是两个不同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不过现代西方因世俗化而以三权分立代替了教会，对防止权力的滥用更为有效了。 问：这些几千年前的文化基因好像仍然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找到影子。 答：是的。举个例子，共产党在论述自己合法性的时候乞援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它是遵循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而专政的。事实上这便是过去的王朝"奉天承运"而统治天下的一种现代变相。延安时期刘少奇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执政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员有特殊修养。这就是儒家的东西被共产党给借用过来了。前面已指出，儒家认为有"道"的君与臣才有资格治天下，求"道"则必通过"心"的"修养"。如果是在西方，人们马上就会问你，为什么共产党员就有特殊的修养呢？我们要问问上帝，上帝在人世有代表，就是教皇和教会。而中国的内在超越是在内心的，修养也是内心的。但真正能做到有修养的没有几个人啊。 再比如说毛泽东，他最崇拜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明太祖。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专制的一个皇帝，他在读到孟子的书之后大怒，把孟子赶出孔庙了。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可以杀皇帝了。毛反对儒家也应该从这里去理解。毛提出的宣传口号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广泛流行，其实是抄袭明太祖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太祖有一套语录，叫《大诰》，每家都要念。洪武30年，19万学生被召到南京，每人发一本。你家里如果有一本大诰，犯了罪是可以减刑的。这不就是毛泽东语录的历史根源吗？当年吴晗借骂明太祖骂蒋介石，后来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就批评说你不能骂明太祖。可见毛对明太祖的认同还在秦始皇之上。 问：但是后来中国文化也经历过大规模的外部文化冲击，比如佛教的传入。这些都给原有的文化带来很大的改变。 答：佛教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相对容易，因为它讲"心"讲得非常细，更强化了"内向超越"的趋势，后来还成为了宋明理学的一个根源。这跟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不一样。佛教仅限于宗教、哲学方面，西方文化则是全面涌入中国的，涉及政治、经济、学术等各方面，所以融合起来是非常难的。这是一个外向超越的文化与一个内向超越的文化的碰撞，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 现在不少中国人已看到外在超越的好处，比如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对于防范权力滥用，十分有效。这也是外在超越的一种表现。中国政治史上也不是没有权力分立，互相制衡的一面，但表现在内在超越。比如中国以前的官制里面有御史制度，这是监督官僚的。还有一个是谏官制度，这是批评皇帝的。又如唐代著名的三省制度，彼此之间权限也很分明：中书省出诏令，门下省审查诏令，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则负责执行之责。但这些都是在政权内部的，遇到皇帝横起来就不灵了。到了清朝，谏官制度基本上就不用了。 问：最终中西这两种异质的文明能合二为一吗？ 答：中西文化是可以融合的，因为有一些东西是普世的。比如中国没有人权概念，但是有人权意识。孟子强调国家对老百姓的义务，这个与西方人权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意思是相通的。也有人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卢梭的《民约》相提并论，就是因为两者都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一些文化观念也有超过西方的，比如希腊认为奴隶制是自然的，坦然接受，直到基督教出来之后才开始被批判。可是我们汉代皇帝便有诏令，强调人不可以卖自己的孩子为奴，也不可以买别人的孩子为奴。"天地之性，人为贵"。不能说中国文化整个都是落后的。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如果不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消灭干净的话，就无法现代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批评激进主义。 问：1988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演讲中对这种激进主义进行了批评。但问题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进行了碰撞之后，从器物到制度，中国一下子溃不成军。激进主义最后将板子打到文化身上，你认为他们是找错了病根？还是开错了药方？ 答：我觉得他们没有找对病根。西方有一些好的东西，但是怎么搬过来，这是很难的，而且这个不是思想家、知识人可以解决的，还有政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权力总是有人会去抢的，但肯定不在启蒙和搞新文化这帮人手上。掌权的人不肯放弃权力，又没有制度可以制衡他。你有什么办法？另一方面，社会的力量比政治小而弱，产生不了压力作用，则政权也不会自动让步。所以这个板子不能都打到文化的身上。 中国的天命是跟人心分不开的，这是西周以后的新发展。天听老百姓的话（"天听自我民听"），从此成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普遍信仰。比如尚书里面就说，虽然老百姓没有办法直接与天沟通，但是天会来听老百姓的民意，听他们的苦衷，然后决定把天命交给谁。这就是中国早期的民主观念。汉代董仲舒用"天"来压皇帝，使他不敢胡来，宋以下则用"天理"来制约朝廷的权势。但中国对皇权的约束主要靠士大夫阶层的争取，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何况士大夫中肯为"道"而坚持的又是少数。总之，中国文化中难有与民主相合的因素，所以清末以来在中国提倡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多数是儒家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在近几十年以来，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文化中坏的部分都被加强了，好的部分都被丢掉了。这也不是我的偏见。比如过去中国人非常讲人情，做事情要合理也要合情，但中共搞阶级斗争之后，整个局面改变了，人情没有了。人与人互相猜防，三个人在一起就不敢说真话。再比如说官本位，这是中国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一大弊端，但却在中共统治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今天大陆上一切都是官作主，学术界也是如此。学术领导权完全在"官"手上，真正学者反而不受人尊敬。过去我们提到蔡元培、王国维，在学术上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人物吗？ 问：你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文化有没有出现一个自我清理、自我恢复的现象呢？ 答：有，但是压制仍然太厉害了。比如说中国网络封锁那么厉害，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批评完全不许在媒体上出现，文化怎么能够发展呢？ 问：但是除去政治敏感的东西外，新儒家重新变成显学，民间重读国学也搞得非常热闹。 答：这是一个现象，而不会成为一个思潮，因为共产党仍然会严格控制这些东西。他们认同制度性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的那一面，就是王权要用的，比如三纲五常，告诉你不能犯上作乱。所以中共看中的是这一套，只不过没有明说。要是说起儒家当中批评皇帝的那一套，他们肯定不会要，比如他们肯定不会要孟子。新儒家在海外的话，第一要讲民主啊，牟宗三先生就是最反共的。新儒家到了中共手上又被曲解了。 问：你认为中国文化会向一个什么方向走呢？ 答：你可以拿台湾做例子。首先政权不再那么专制，其次地方有自己的活力而不是被中央管得死死的，再次，新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样文化就会跟着变。因为只要你给它自由，它自己就会找出方向来了。文化没有什么高深的，文化说到了最后就是生活。 知识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都在传承 问：我看到你曾经有一个论断，认为在中国"士"或者是说知识人的独立地位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削弱了。出现这种削弱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我先解释一下"士"的形成，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解释后面的变化。士的出现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希腊有哲学家，基督教有传教士，但都与中国的士不同。中国的士是从周代的封建制度来的，王、候、卿、大夫然后是士，士是最后一级，再后面就是老百姓了。士有知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各国统治者要加强统治，都需要聘用有知识的人。所以战国时代出现大批的"游士"，即到各国去担任官职。他们的活动不易控制，以致现代考古发现的秦律中有一条"游士律"，便是对付这些到各国游走的"游士"的。 以上说的是士在政治和社会上的起源。但士又有思想上或哲学上的起源，即前面已提到的"轴心突破"。在轴心时代，中国的文明突破表现为士的出现，以孔子为代表，是最早的士。这个士的核心是"天道"，与"人道"一以贯之。中国最早的士也有一种宗教的抱负和承担，就是"替天行道"。而这个"道"就是一个合理的秩序，"天道"是合理的，所以"人道"也应该是合理的。到了秦汉时代，上述两个源头合流了，于是出现了后世所谓"士大夫"，代替了战国的"游士"。士大夫统治中国在精神上来讲就是用"道"来制衡"势"，也就是皇帝的权力。中国一向的信仰是"道高于势"的。这个信仰直到清朝灭了明朝，以满人取代汉人治理天下，才不许士大夫用"道"来压皇权。 古代士大夫的特点是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跟权力发生关系，在没有考过之前，仍然是老百姓，也就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而已。这是传统社会。十五、六世纪以下，商业在中国取得空前的发展，商人人数大增，地位也大为提高，很多士出身于商贾之家。那个时候"士商"就已经连在一起了。在这个情况下，士就不再是唯一的行"道"的人了。这个行"道"的责任慢慢扩展到其他的人身上，比如王阳明为一位商人写墓表，竟公然地说："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是划时代的宣言。这是士的观念的扩大，士本身慢慢与其他"三民"更加接近。 上面指出了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士的社会基础一直在扩大，但士失去在政治、社会上的中心地位则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近代化的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士变成了知识人。这可用下面两个例子作对比予以说明。第一，1895年康有为领导一千多位举人进行的"公车上书"，代表"士"在传统时代最后一次向朝廷抗争的集体行动，所以从皇帝到大臣，无不为之震动。因为这是统治集团从内部提出的要求。第二，1919年"五四"运动是由北京学生发动起来的。他们已在权力系统之外，因此他们首先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罢市、罢工相继兴起，最后才逼得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些大学生与康有为领导的举人不同，他们已成为现代知识人了，也就是西方的"intellectuals"。"士"和"知识人"的分化主要发生在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在科举制下，士只要考中举人或进士，便已是权力系统中的一员，可以入仕了。但现代大学毕业生却在权力系统之外。所以1905年可以说是"士"与"知识人"之间的分水岭。 科举废除之后，特别是清朝亡了之后，基本上士就不存在了。但由于长期历史的原因，"士"的精神却无形中由知识人继承了下来。不但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应该由知识人承担起来，而且知识人也自以为义不容辞。"五四"一代知识人首先表现出这一精神。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比如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思想家Michael Walzer。他提出在其他国家，追求自由民主是人人都有的责任。但是在中国就成了知识人的责任。1989年六四的时候，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都认为追求民主要从他们那里开始。Walzer认为这种态度是从中国儒家传统来的。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人地位在中国的变化之一就是他们从权力体系内部被挤到了外部来了。大学毕业并不必然代表你就会有权力。在西方，人们说知识人有影响力("influence")，而没有权力("power")。如果一个知识人有了power之后，他就已经变成官僚了，是另一个范畴了。 总之，我认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人的一大特色。比如胡适受西方影响很大，毕生追求自由民主，但仍然认为中国需要一群有知识的领袖，然后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路来。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现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士的精神在背后。 问：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会看到，中国的统治者一直在试图压制知识人的重要性和地位，比如毛的反右，比如现在对"公知"概念的"污名化"。你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在民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政治官僚对知识人极其不尊敬的现象。这对于仍然有着强烈行道意识的知识人来说，岂不是一个很扭曲的局面？ 答：一点儿也不错。但是毛和中共的兴起都是利用了知识人的力量。共产党起家的时候，里面一大半都是来源于知识人，陈独秀、李大钊等这都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毛就说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他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人的协助，革命无法成功。但是革命最终的成功也要消灭知识人，把他们贬成一钱不值的"臭老九"，这样党才能真正掌权。整体地看，共产党只把知识人当作工具来用。夺取政权以后，有强烈道德意识的知识人在共产党中已成了可怕的敌人。现在中共重视的只是些有工具价值的技术人，比如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人，它不但不尊重，反而尽力压抑，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共的社科院便清楚了。 问：不过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比如说现在很多知识人仍然有那种"递折子"的心态，渴望着自己的声音被中南海听到。而另一方面，有一些我们说到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更加独立地去批判社会。 答：前一种"递折子"型的知识人是从过去那种"邀君宠"的士中演变而来的，即《水浒传》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样的"士"很多。现在"党"取代了"君"，每一次新的党领袖上台，必有许多知识人"递折子"。最近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都纷纷上言，想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便是一例。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知识人也有"以道抗势"的，宋朝的太学生、明朝的东林党等，这些都是从道的力量，即一个合理的秩序这样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被承认的。后一型的"公共知识人"便从这个好的传统中变化出来。 问：提到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你曾举过一个例子，在苏联时期，虽然很多作家的创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和人格没有断，所以仍然不断有深刻的作品出来，而中国好像就断掉了。这是为什么？ 答：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答的，这跟苏联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俄国有一个很强的文学和文艺传统，即便在十月革命以后也仍然有生命力。斯大林不喜欢许多诗人和作家，如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虽加迫害，但并不禁绝他们写作。所以八十年代中叶，苏联"开放"("glasnost")之后，立刻出现了异议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开放"前写好了的。在中共治下，情形完全不同。毛泽东是从"诛心之论"的传统中出来的，不但要控制知识人的"身"，也要抓牢他们的"心"，因此有所谓"交心"运动，这是苏联所没有的。比如苏联的芭蕾舞还是传统的，没有动。但中国的传统戏剧在文革的时候就只剩下样板戏了。这个不是偶然的。中共把中国文化传统扫除得十分干净，文化创新已绝无可能。 中国过去的王朝统治虽然也很厉害，但是老百姓的财产是不能没收的。陶渊明说自己家里还有几亩田，不赞成当时的政治，他还可以回家，你拿他也无可奈何。但是自从1949年之后，中国所有的精神资源和物资资源都收归党所有了。所以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发生争论的时候，梁说他可以不作"政协委员"，毛立刻反应："你试试看。"意思是说：你没有工作单位便只有饿死一条路了。在国民党时代，他们也想控制知识人，但是实现不了这一步。中共的控制力度在古今中外都没有。 历史变局的最终是要找到一个秩序 问：当年李鸿章说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你觉得到了今天，我们摆脱了当初那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了吗？ 答：是啊，中国是一个太大的国家，又统一了很久。不像苏联是十多个小国组成，解体后各自还能发展。中国几乎没有亡国之后各地方还能各自发展的余地。这就导致中国转一个身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中国转身的长期过程中出现的。但不幸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走上反文明的歧路。这歧路走了几十年，要想转入正途，则非常不易。 清末民初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危机感，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内部的改变没有信心，所以要搞出一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东西。把海外的东西拿过来当工具，对自己的体制又不去改变。但是后来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日本人的侵略，打乱了中国自我发展的节奏，也给了中共作大乃至最后掌政的机会。在这个大变局的过程中，中共提出了一个最激烈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要把中国建成最大最强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中共的"体"比起中国以前传统的"体"还要更糟糕，因为传统的"体"至少是开放的，还可以有限度地进行洋务运动，开国会、新学堂等等这些都开始了。中国转到共产党之后就转不动了，也没有落实到一个可靠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体系。要走出这个僵局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只有走民主自由的路，没有其他的路。 问：但是历史很难假设，就算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能够继续延续，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答：是不能假设，但是至少有机会。国民党没有力量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也不可能把一切生存资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社会上尚有活动空间，可以反过来给政权以压力，逼它调整。台湾的民主化便是显例。储安平说："自由在国民党治下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治下便是有无问题了。"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话，那它必然会是一个极端专制集权的社会，不会有人有好日子过的。 问：说到中共的控制力，西方学界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认识，认为在毛的时代，中共通过农村的生产队、公社和城市里面的单位，再加上户口、粮食配给等制度安排将所有人都牢牢控制住了。而邓的改革，则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解禁。 答：集权控制搞到最后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那么这个政权也就麻烦了。这是共产党得到的最大的一个教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一直有一个八字评论，而且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改变过我的这个看法："经济放松，政治加紧"。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下台都是因为政治加紧这一块无法做好。十八届三中全会好像要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是党控制的。现在中国最重要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所以现在还是在维系着邓小平的这条路。 但是这两个东西很难连在一起，经济放松之后，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出现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权利意识，有自己的需要，所以出现了王功权。两条腿一条向左，一条向右，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走大了，这个身体会被撕裂。 问：如果我们说今天的中国也处在一个大历史变局之中的话，你认为哪些力量将会对这个变局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答：我觉得还是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农村。现在的城镇化政策在走一条很险的路子。农民没有特殊技能在城市生活或者找到很好的工作，到了城市里面不敢用电、不敢用水、不敢用电话，这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除非解放老百姓的活动能力，但是这个界限你很难划清楚，哪些是跟政治有关的，哪些是跟政治无关的呢？政治、法律、经济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觉得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有要求改革的，但是这个力量也是被压制的，政治保守的力量是大于要求改革的力量的。这个情况不改变的话，就只有崩溃，出现流血、地方混乱，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等，现在也有一些已经发生了。 问：所以你觉得中国的转型会是刚性的。 答：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和平的软着陆，但事实上恐怕不容易做到。长期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它非得找出一个合理的秩序，否则无法停止。但是这个代价会比较大。 问：八九之前提到民主，这个概念至少在知识人之中是有共识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认真地问，难道民主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吗？ 答：确实是有这个现象。但是我要反问一句，除了民主还有其他选择吗？中国传统观念也强调"民心"所向是朝代兴亡的最大关键。我们可以采取渐进步骤走向民主，但不可能长期违反民心而执政。 问：也许有人会说变革社会里秩序更重要。 答：我不否认社会改革也可以为起点，但社会改变到某一程度最后必然要触动政治体制。如果一个政党不受任何监督，它怎么可能保证永远公正？他们又不是圣人。 民主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民主是中等偏下的制度。但是你不能没有。否则政权的合法性永远在被怀疑之中，那么你永远无法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出来。而且民主是唯一的可以保证不流血而改变政权的制度。这一点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前大家觉得台湾小，看不上，其实它的意义大极了。 问：你提到过自己的学术兴趣在于通古今之变。比如春秋战国、汉晋、唐宋和明清这些历史变局都是你的关注点。从这些研究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可以借鉴？ 答：规律性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这些"变"都是社会起了变化，要求一个新的秩序出现或者对原有的秩序进行很大的改变。春秋战国是因为原来三代的封建制度要改变，出现了一个郡县制。这个制度可以使一般的老百姓也变得重要起来。汉代就在地方办了一些学校，老百姓读书读得好的可以到中央做官，整个体制不是贵族垄断的了。这个变化久了之后到了晋朝和六朝，世族门第力量作大，要求把王权虚化。这就变成一群人垄断社会政治经济利益，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到了隋唐就有了科举制度出现，把门第代替了。到了宋朝，这个改变才完全完成。宋用朱熹的东西作为教本，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科举社会，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可以参与科举考试了。但是这里面商人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又导致了清朝中叶的绅商合作的出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都是社会出现变化，社会结构和秩序不得不跟着做出调整，但是那些调整不是基本性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从古代到现代化的调整，这个调整太大了，所以一两百年了，还没有找出一个确定的秩序出来。这一关过了，中国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平常的生活了，而不是总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中。 欧阳斌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项目，现为专栏作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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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r 2014 07:55 PM PDT 中国雾霾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共专制政权不计后果超强度的对生态环境与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所谓崛起，只要中共政权存在，中国的生态环境只会继续恶化不会改善。可以断定，今后若干年内，跟随钟先生的脚步，雾霾移民将蜂拥而来。再过若干年，当《启示录》时代不可避免的降临中国，由雾霾移民演变而成的国人环境灾难大逃亡，也必然在中国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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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r 2014 07:45 PM PDT
西藏共产党创始人丶如今中共内部资历最深丶年龄最大的老资格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平汪）先生在今年两会开幕之际出版了他近年一系列理论着作的压轴之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出生於1922年，92足岁生日已过的平汪非常重视他这本33万多字的文集，将其称之为“我的政治遗言”。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留给子孙後代的嘱咐。对於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这本书值得每个注重中国民族问题的人留意。这是一本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书。 平措汪杰是巴塘人。巴塘属於藏人所说的“西藏三区”中的“康”，平汪就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在他儿时，巴塘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治下，实际上当时军阀混战，巴塘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那时巴塘有国民政府办的新式学校，也有外国传教士办的华西学校，巴塘少年能在那里学英语。那时的巴塘人要争取的是“康人治康”。少年平汪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内地，先要赶着牦牛走到打箭炉，即现在的康定，然後到大足，再坐船顺长江而下。後来，平汪进了国民政府政治学校特地设立的蒙藏班。青年平措汪杰勤奋好学，精通汉藏英文，会唱歌，会弹琴，醉心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熟知上世纪上半叶的汉丶藏丶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9年，平汪发起成立了藏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为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联系过中国共产党丶苏联共产党，还亲自前往印度联系了印度共产党。他在拉萨从事革命宣传，和各类开明的改革派人士都有接触，也和拉萨政府中的开明贵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些西藏共产党人孤军奋战，宣传西藏的变革，直至保守的西藏政府把他逐出了拉萨。1949年，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即将进入西藏以前，才主动联系西藏共产党，把他们这些青年西藏革命者吸纳到了中共之中。朱德亲自打电报联系平汪，要求平汪在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提供至关紧要的协助。 平汪的西藏共产党组织，为中共入藏派出了一百多个热情能干的藏族干部。平汪亲自组织了解放军入藏需要的几十万头骆驼丶牦牛和骡子。这个时候，平汪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超过十年革命史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相当扎实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经受过革命考验，共产党相信他。他又是一个熟悉西藏政治丶社会丶文化，和西藏各界有广泛人脉联系的藏人。他在中共和西藏僧俗之间，两边都能接受他。他是两边交往的时候，不可替代的中间人。 昌都战役之後，西藏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被解放军俘虏。平汪向解放军提出，不能把阿沛当成一般的俘虏，要尊重他，参照西藏贵族的礼节和待遇来对待他。後来中国政府和西藏谈判，获得礼遇的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西藏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汪担任翻译，起了非常重要的调解作用。有一次谈判几乎破裂的时刻，平汪利用翻译上的灵活之处，搁置危机，灵活弥补分歧，成功地把两边又请回了谈判桌。所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後庆祝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要举杯提议为平汪乾杯。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後，平汪随着第一批解放军进入了拉萨。他作为中共西藏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又承担了中共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翻译。他非常尊重达赖喇嘛，认为有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政教领袖，中国政府又信任达赖喇嘛，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途是光明的。达赖喇嘛也很器重和信任平汪。达赖喇嘛後来在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平汪。六十多年後，去年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尊者还回忆起当年平汪对尊者说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小孩，现在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青年领袖了，正在领导藏民族走向一个先进的社会，平汪说着说着，竟感动得潸然泪下。而达赖喇嘛在後来与中共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一直认为，只要中共继续信任平汪，只要有平汪这样的藏族共产党人在拉萨代表中共，问题总会解决。 1956年後，中共决定在四省藏区, 即藏人传统的康和安多地区，展开“民主改革”，激起藏人反抗，中共实行称为“平叛”的严酷军事镇压，随着数万难民逃到西藏，“平叛”的战火也烧到了西藏。从此，中共的西藏政策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暴力之路。这时候，平汪这样作为中间人的共产党人，就成为极左政策的妨碍。平汪从1957年起受到无理整肃，1960年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单独监禁十八年，妻亡子散。 文革结束後，1978年，平汪出狱。在胡耀邦丶赵紫阳主政期间，得到平反的平汪又起到了汉藏中间人的作用。当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平汪又一次成为两边都信任的人。在以後的几十年里，平汪虽然谢绝了胡耀邦要他到拉萨担任自治区主席的提议，专心完成他在狱中思考的哲学着作，但是从没有停止对中央的西藏政策提出谏言。 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失利之後，中共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完全放弃了胡耀邦时期第一丶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极左派盘踞西藏工作的职位，中国政府公开与达赖喇嘛决裂，以达赖喇嘛为敌。任何人只要不按照中共的调子恶劣地污蔑谩骂达赖喇嘛，就有可能被扣上“藏独”的帽子，有身家性命之虞。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後，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赞扬达赖喇嘛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老资格的西藏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阿沛•阿旺晋美去世後，藏人中能够将自己的声音达到中共最高层的有分量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平汪是唯一的一个，以藏人对嘉瓦仁波切的恭敬态度，自始至终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理念和方针，公开赞扬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高尚人格，一再地强调，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把达赖喇嘛请回来，西藏问题就解决了。他还以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来评价他的同事朋友，包括他当年带出来的藏族革命者。他是共产党人中公开表示和达赖喇嘛站在一起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平汪就是一个理论家。他是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藏人。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论思考。出狱後，他完成了几部哲学着作。在民族问题上，他也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对於中国民族关系的思考，他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他想对中共领导，也想对那些反对他攻击他的共产党同事们说，你们现在的西藏政策错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迫切地希望能和他们讨论辩论。而现在治藏的众多汉藏干部们，却不敢迎接他的理论挑战，他们只能回避他。 西藏共产主义第一人平措汪杰一年一年地老了。老年平汪看到的是，藏区局势越来越紧张，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藏人的自焚成为人类史上罕见的惨剧。他把他对西藏问题的思考写了下来，他一次一次地向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上书，他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年迈的平汪又一次地承担起藏人和中共之间对话的中间人。这些文字结合成集，就是我们面前这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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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北京大学八百右派要求道歉赔偿――春寒料峭，耄耋老人为反右维权奔走呐喊 Posted: 13 Mar 2014 11:16 AM PDT
      图释： 1，82岁闫桂勋（数学力学系53级25岁毕业生）拄拐杖走上主席台请愿，老校长们摸着他脖子上的冤牌，仔细看，问长问短，和他握手表示支持。 2，左起王书瑶、纪増善、闫桂勋，在会场主席台挂牌请愿示威，被人围观同情，问长问短。主席台（右3）92岁沈克琦（原副校长，1957年任物理系主任助理）等表示同情和支持。 3，77岁纪増善，1957年化学系20岁学生举白布黑字《声讨状》在会场门口。 4，反右受难者左起物理系沈志庸（当年24岁）、王书瑶（21岁）、未名、燕遯符（19岁）、博绳武（17岁），地理系俞庆水（20岁），举冤牌请愿。 5，左起王书瑶、纪増善、闫桂勋，在会场主席台挂牌请愿，被人围观同情，问长问短。 6，右起闫桂勋脖挂冤牌、纪増善举白布黑字《声讨状》在会场主席台前请愿示威，被人围观，问长问短。 7，2013年5月4日，北大“五四”校庆日反右受难者校友，左起纪増善、闫桂勋、博绳武、俞庆水、俞梅荪（反右死难者之子），在北大农园餐厅前。 北京大学八百右派要求道歉赔偿 ——春寒料峭，耄耋老人为反右维权奔走呐喊 俞梅荪 物理系反右受难者王书瑶曾在2013年为“北大物理学科百年庆典”反思其亲历惨烈的反右派运动而作《北大物理百年纪念什么？》，发出北大人的呐喊。10月19日，王书瑶在警方监控下回校参加“物理百年庆典”，被校办副主任等五六人相拥劫持在体育馆某房间，未能进入会场，直至大会结束，欲散发的纪念文三百份被校保卫部的人骗走，至今未还。 右派维权成春节会一道风景 2014年2月13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校友会“春节联谊会”在北大农园餐厅举行，四五百位校友欢聚一堂，由十多位反右受难者校友的“右派维权请愿”引发会场强烈反响。 今日的联谊会，王书瑶携重印《北大物理百年纪念什么？》三百份到会场，物理系反右受难者沈志庸、博绳武等积极散发，校友们踊跃索取传看热议。 10时半，校友会副会长在联谊会上讲话之后，闫桂勋等三位反右受难者举着冤牌，走上主席台。92岁沈克琦（原副校长，1957年任物理系主任助理）等领导与闫桂勋亲切握手问候。 82岁闫桂勋（数学力学系53级）拄着拐杖挂着冤牌：“北大制造42年冤案毁我一生……请主持正义的人对我的维权给予支持！” 78岁王书瑶（物理系55级）举牌“向右派双赔：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77岁纪増善（化学系56级当时20岁）举着《北大罪滔天》的大块白布黑字的《声讨状》： 一九五七年，求学在燕园；恭逢党整风，遵旨提意见； 不识钓鱼计，真心又直言；被诬成右派，从此堕深渊； 身作牛马使，命比鸡犬贱；血泪相和流，二十又二年； 作伥害学生，北大罪滔天；为何还不肯，赔偿与道歉？ 三位耄耋老者站在主席台旁请愿，校友们围观拍照，问长问短，“右派维权”话题成联谊会的一道“风景”，驻足北大餐厅，冲破以往校友会上被回避或被打压，以及校友们“噤若寒蝉”的局面。 1957年，为响应毛泽东帮助中共党整风的号召，广大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揭示社会问题，建言献策，表达民主愿望。之后，全校八百多优秀师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均被开除，赶出校门，劳改劳教，其中30多位自杀、劳改死、被枪杀。1979年，全校右派分子被一纸通知“改正”，却未予平反翻案。1995年起，物理系54级19岁女学生燕遯符等十多位校友代表全校八百多位反右受难者，依照新颁《国家赔偿法》维权上书上访北大党政领导，要求校方“赔礼道歉，推翻冤案，发还蒙难22年间被扣押的工资并索赔。”还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均无回复。 要求道歉赔偿，校方不理，还被打伤 1957年25岁毕业生闫桂勋出身在河北某县贫苦农民之家，靠奖学金和助学金完成学业，他成绩优秀而不问政治，班里因上级布置的打击右派分子的指标尚未完成，竟被班干部和系领导“滥竽充数”而私下当作“右派分子”，发配哈尔滨某学校监督劳动。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拒不认罪认错，从不作违心检查，遭更多的打击迫害和非人折磨。在抗争42年之后，1999年北大终于作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但却未给予任何公正妥善的解决。10多年来，他坚持每周上访北大，挂冤字牌在校办公楼前请愿，讨说法、要赔偿。 2011年5月28日，闫桂勋上访校长周其凤被拒，校办叫来十来位保安员，在办公楼大堂把他打伤，在家中疗伤躺了半月。笔者我随王书瑶等十来位反右受难者校友两次陪着闫桂勋找周校长讨公道，被拒绝见面，校办主任和保卫部主任强词夺理，拒不承认打人，拒绝道歉，而推向社会，闫桂勋老泪纵横。我们依照《游行示威法》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申请游行，被拒绝，还分别被警员到家中上岗，暴力维稳监控打压，剥夺自由一周。 每年春节校友联谊会上，十多位反右受难者联名向北大申述，呼吁校方道歉和赔偿，不仅未得回复，反遭各自所属单位或街道办事处的官方谈话和警方的暴力维稳监控打压。在2008年联谊会上被新任校长周其凤拒绝接触和愚弄，使他们愤怒，而开始每次举冤牌示威抗议。 春寒料峭，今年北大校友联谊会上的反右维权请愿活动，受到校友们的同情和支持。对半个多世纪前的反右派运动，执政者一直回避和漠视受难者的依法维权诉求，拒绝向惨遭劫难的55万知识分子道歉和赔偿，甚至打压其伸冤和正义的呼声。如今，已成耄耋老人的这些政治运动的劫难幸存者们步履蹒跚，奔走呐喊，不屈不挠，虽声音微弱，但超越时空，挺直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更是北大人的精神所在！ 正视和反思历史，是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是执政者是否具有人性的试金石，是当下取得民众原谅的必要之举。事实将证明，只有宪政民主法治，才能保障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 兄弟高校反右受难者的呐喊 刘凤麟（80岁，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实验员反右受难者，在辽宁抚顺老家长期靠摆摊修鞋修锁为生，因右派维权而被警方维稳监控打压）：北大人是全国反右受难者群体的榜样！我从1977年至今的37年维权经历，深感清华大学党政当局毫无公平，正义，人性，法理和良知！我们这些被反右迫害而毁终生的老人的时间已不多了，我们要向当局讨还生命债！如今，天朝当局遣责安倍篡改历史，诚然日本法西斯的二战罪恶要清算和牢记，不容篡改！然“天朝救星”反人类罪罄竹难书的陈年旧账，到了盖棺定论和清算偿还的时候了。三年来，我以博文发在《新浪网》的多封致当局党魁国首的维权公开信，屡被删除，近日又被消除帐号。这是在特色制度“中国梦”笼罩下，不许有“我的梦”公平正义的追诉！天理何在？人性何求？活要人权，死要瞑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胡显中（82岁，吉林大学前身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反右受难者）：如果我是日本首相安倍，我会这样回答中国政府：“你们没有资格要求我国道歉！因为你们自己就没履行现代政治文明的行为规范。要说道歉，你们首先应该向本国的人们道歉，向那些被迫害而死亡的几千万无辜者道歉，向几千万被活活饿死的冤魂道歉！同时向几亿曾经被迫害死里逃生的幸存者道歉！才能归回现代文明的轨道，才能赢得被道歉的资格。你们谴责我国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可是你们至今仍然把那个杀害几千万中国人民的大恶魔奉为至尊，甚至把他的鬼像仍然高悬在国门之上。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天天看着他,十分恶心！古人云：己所不欲，忽施于人。请你们自重、自责，然后才能自强！” 高越农（79岁，清华大学自控系54级，父亲是反右受难者）：北大的反右受难者们念念不忘半个世纪前的反右派运动，坚持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这体现出北大人独具的历史使命感，令人钦佩。当年北大“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是全国高校的旗帜和榜样，今天他们在维权上的坚持不懈和不依不饶，更值得反右受难严重的全国各个高校向他们学习和致敬。 往事不如烟，“反右”劫难仍在持续 家父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迫害致死，年仅31岁，株连家母被送到京郊农村劳动改造，祖母被迫退休，在“文革”及历次运动，我家屡受冲击。我和弟弟在上海从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弟精神抑郁而三次自杀被抢救，险丧命。文革期间我到江西农村插队，我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在北京工作，孤寡残疾的弟弟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祖母去世后，我家祖居被“朋友”以监护我弟住院并照看房子为由而入住，被其联手物业公司房管员冒名我弟办理退房手续而悄然侵吞，致使我弟常年滞留精神病医院。 2008年以来我弟多次病愈出院回家被人赶出，致使非法侵吞房案发，我和弟在上海流浪而维权上访6年，到处被拒被骗被非难，弟旧病复发要自杀，送回医院成危重特护病人，我又被警方维稳监控打压。 2014年1月，我们把作案人告到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而开庭，两被告谎话连篇，强词夺理；法官竟以“此案不归法院管”为由，反复要我撤诉，不然就判我败诉。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如果法院不司公正裁判，弱势群体的公平正义何处寻？如我家那样惨遭“反右”和“文革”等政治运动之害的许许多多受难者的劫难，并未结束，对受难者的歧视和迫害及残酷打压更是没有停止！ 于2014年3月1日 本文初稿千字文原载《开放》杂志2014年3月号，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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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r 2014 08:19 PM PDT 一年一度的中共“两会”闭幕了，之后的李克强记者秀也结束了，果不其然，所有到场中外记者中即使有个把事先计划要从李克强嘴里套出“周永康”三个字的，也已经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很显然，为了防止再有记者在发问时提及“周永康”三个字，两会公关部门颇费了一番心思，于是想出了“变被动接招为主动迎战”的策略，那就是安排一个到场的中央媒体的记者抢先就“反腐”问题向李克强“发难”，问题内容中当然不能涉及周永康三个字，但却还是要故意给人以“问题尖锐”的感觉：“现在社会上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反腐败会不会是一阵风？去年我们也查出了不少贪官，这是否说明中国在制度方面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云云！ 而李克强的应答内容除了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已经背诵过的那句从江泽民时代就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套话“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追加了一句勉强可以算得上是他自己的话：“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 为了防止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被迫步吕新华的后尘，不得不用“你懂得”掩饰自己的难言之隐，“两会”公关部门如此煞昆费苦心的背后，可能是中共高层已经铁心要把周永康继续冷藏一段时间再说。 今年年初，笔者曾在本专栏里发表了一篇题为《不怕“亲者痛”，只忧“仇者快”......的有感而发，援引了周永康说过的一句“我也始终相信习近平和王歧山等年轻一代同志不会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分析“处置周永康，习近平忌讳的是什么？”大意是习近平既然已经发了毒誓说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一边捏苍蝇 一边打老虎，自然就会对周永康所谓的“亲者痛”回之以否定、报之以轻蔑，但所谓”仇者快“却是可能会戳到习近平政权的软肋。 其实绝不仅仅是习近平一人，中共各级领导人，特别是政法口的领导人，“党性”越强，对这个党越是忠心耿耿，越是把个人乃至家庭成员们的命运与党国的兴衰联系得紧密，就越是担心把周永康的罪行公之与众会“因此而成为敌对势力否定过去十年时间我党政法工作，特别是维稳工作的口实”，会给整个党的形象抹黑。这正是中共决策层在已经就“对周永康不能再保”达成了内部共识的同时，也一直在内部讨论着如何应对才能将周永康被党中央抛出之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将对党的政法系统的杀伤力降到最小。 此前，习近平政权在处置薄熙来的过程中，曾有外界媒体调查报告称，薄熙来这主政重庆期间，在当地大搞法西斯恐怖，通过〝唱红〞对民众洗脑，通过〝打黑〞对民营企业家的财产进行抢夺。重庆的〝打黑〞运动跟希特勒清洗犹太人如出一辙，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扮演罗姆（冲锋队长）和希姆莱（党卫军头子）的角色。重庆〝打黑〞认定了500多个〝黑社会组织〞，其中大半是合法民营企业家，从中强行没收了1,000多亿的资产。 类似的揭露内容一出，当即有高法系统传出的消息说“上面有话”，薄熙来的滥用职权罪仅仅指他在谷开来杀人案的处理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不涉其他”。 结果是“上面”对“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办案人员的这一要求已经被忠实执行，所以才有了日后李庄对如此“公正审判”的痛斥。这位曾在薄熙来重庆打黑期间，因替被害人辩护而入狱的知名律师指出，薄熙来被控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却没有包含在重庆4年“唱红打黑”犯下的罪行。只有通过对薄案〝漏罪〞的追究，才能彰显真正的司法公义。重庆的黑盖子没有揭开，大量的冤假错案，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薄案审判最大的遗憾。 李庄指出，唯有通过对薄案〝漏罪〞的追究，薄案审判对中国法治才具有意义，也才能彰显真正的司法公义。 李庄说：“至于为什么没有将其（薄熙来）在重庆的罪行罗列进来，是将来再追求其漏罪？是分两次审还是有什么其它原因，我不得而知。”或许“有些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李庄先生既然还在在中国大陆的那个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下讨生活，其公开言论之“大胆”程度也只能至此为止了，他当然知道所谓的“复杂因为”恰恰就是“以薄熙来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的“唱红打黑”曾经得到过当时还是党国王储的习近平的高度肯定，而且特别强调了这个薄熙来发明的“重庆模式”对全党全国的“示范意义”。习近平当时的原话是：重庆近年来以“唱读讲传”活动为载体，弘扬主旋律，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很多经验具有示范意义。这些成绩是......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所以，如果要追究薄熙来在推行“唱红打黑”之“重庆模式”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岂不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已经完成接班的习近平同志？ 薄熙来事件成为“过去时”之后，据说习近平政权在讨论周永康的问题时，也曾设想，把他主持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的前后十年时间为党和国家维稳大局“所付出的工作努力”与此前在石油系统和主持四川省委工作期间的“用人不察”及“对家人未能严格要求”切割开来，就是原本是被周永康一手拉进政法系统内并提拔为正省部级，无论是在中共文宣系统还是政法系统内都是恶名彰的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的被调查处理过程中，“上面”也已经示意不要涉及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工作层面”的问题...... 如上说法是否完全属实如今看来已经不太重要，因为随着周老虎长子周滨被揭露出来的经济犯罪数额一飞冲天，连带出来的以权易钱的惊天内幕当然不少都是发生在周永康称霸石油系统和出任“天府王”的那些年里，但更多的是发生在周永康执掌国家公安部和中共中央政法委期间。在承认了纸已经包不住火之后，习近平政权目前需要努力的似乎不应该是再为周永康本人洗脱罪责，而是为中央政法委抢救形象，再不要把更多的周永康主政中央政法期间的公检法要员们牵扯进去，比如孟建柱，比如曹建明......。笔者虽然已经倾向于相信中共中央公开宣布将周永康开除出党并“移交司法”是迟早的事情，但薄熙来的被处理过程足以说明周永康的全部犯罪事实最终只会被选择性地公布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罪不当死的那一部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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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r 2014 10:00 AM PDT  共产党压制新闻自由已经伸展到香港了。前一阵子我讲过一个题目，就是香港一个出版家姚文田因为出版了反共的书、几个月前在深圳被抓，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这个事情在香港引起很大的震动。但是在这个事情不久，马上又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情，就是香港《明报》的主编刘进图、在明报里得到其他同事和员工支持的一位先生，他秉着《明报》独立报道、调查研究然后做公证报道的作风，于是开罪了共产党。他最近报道了一些共产党官员贪污的事情，同时也追踪了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某些不适当的作为，都公布在报纸上。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共产党目前的注视，当然共产党没有办法直接用中宣部的办法来控制《明报》，也没有办法从广州派人来抓刘进图来坐监狱或者审判，所以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我们都知道这个方式基本上就是找到《报纸》的老板、马来西亚的一个中国华侨，本来他从金庸手上把《明报》买过去的时候就承诺表示要办一个独立的、不受政治干扰的报纸，所以在《明报》工作的员工我想绝大多数的都是支持这个原则的。他买了《明报》以后基本上作风没有改变，要批评大陆也可以批评。但是现在因为这十几年来共产党对于香港的新闻界暗中有许多压力，有些报纸已经不大敢说话了。就是《明报》本身有时候某些编辑也要注意用词，不要太激烈，但是基本上还保持独立的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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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r 2014 09:57 AM PDT 昆明恐怖事件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最可怕的一次。中共当局把它定为中国的9•11，恐怖主义伤害最多的一次。当然这个从人数来比不成比例。另外我们要想到2013年10月在北京天安门也发生一个维吾尔的3个开车到天安门撞伤了很多人，撞死了2个，然后自己爆炸，引起全国的震动。共产党把它定义为恐怖主义的作用。恐怖主义当然是恐怖主义。可是这个恐怖主义第一次在天安门发生那就大不相同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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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7, 2014, 6:02:36 AM3/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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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米亚公投让俄罗斯陷入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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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r 2014 11:08 PM PDT 前不久，數百名中共「紅二代」在北京舉行新春團拜會，力挺習近平鐵腕打老虎的反腐舉措。會上，胡喬木之女胡木英呼籲紅二代「擁護支持習近平，不打橫炮、不幫倒忙」。與此同時，大陸自由派刊物《炎黃春秋》雜誌社也在北京舉行新年團拜。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和胡德華、茅于軾、資中筠、賀衛方、浦志強等100多人參加這次聚會。會上，社長杜導正對中共改革遭遇陳舊觀念和利益集團的阻力表示了擔憂，呼籲「大家應該站出來說話」。中共體制內左右兩派同時呼籲，對習近平中央的作為明確表態和站隊，說明了什麼？兩派在中共決策中的分量如何？各自的政治訴求與命運又有何異同？ 從與會人員看，參加這次「紅二代」聚會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已不當權或未發大財的紅二代。他們懷念當年父輩創造的地位和榮譽，渴望恢復昔日「紅色貴族」的輝煌。在中共決策過程中，他們大多已是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和砝碼的沒落貴族。這些在改革洪流中沒有分享到足夠或太多紅利的太子黨們，對中共後30年出現的腐敗和社會不公等現象不滿，指望習近平中央能通過「鐵腕反腐」來重振中共黨內早已衰竭的士氣，恢復中共的正統，重建其統治的正當性。正如胡木英所歡呼的那樣，習近平中央的反腐倡廉，「向瀰漫多年的歪風邪氣」和「老虎蒼蠅們開刀」，「這股清風吹散了渾濁之氣，共產黨的正氣在慢慢升起，黨心民心愈來愈向黨靠近」。 但與之相反，那些至今還有政治影響力和擁財億萬的紅二代們，卻大多很低調，不善公開明確地表態。他們大多也贊成習近平「遏制」腐敗（但不贊成徹底根除），因為腐敗的惡性蔓延將使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家的體制崩潰。然而，他們大多卻主張處置腐敗問題應內外有別，不可一視同仁，不能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更不能授人以柄，給「國內外敵對勢力」以攻擊共產黨的口實。 而參加《炎黃春秋》聚會的人，則是一批已退出政壇的中共老幹部，主要是司局級、副部級老幹部和少數享有類似待遇的體制內知識分子。按照北京知情人士的說法，這些人當年大多是知識分子出身，抱著救國救民的願望投奔了共產黨。他們受舊文化、舊道德熏陶，大多操守還比較好，整人心軟，撈錢下不去手。所以儘管他們中不少人資格很老，但官卻一直升不上去，財也沒聚起來，晚年退休後，痛定思痛，深感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完全與自己當年的初衷南轅北轍。於是，他們志同道合地聚集在一起，辦雜誌，開研討會，反思過去，呼籲民主，提倡憲政。對這些人，中共歷屆領導層都比較寬容，通常容許他們發表一些批評和較為自由的言論。 中共紅二代左翼和《炎黃春秋》族群同時發聲，要求干預高層政治和紛爭，說明左右兩翼都對利益集團和高層思想分歧感到不滿，都想對政治決策和走向施加影響，也都對習近平中央抱有期待。中共這兩個外圍群體，雖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卻在黨內權力圈和知識界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有學者認為，《炎黃春秋》是一股當局難以封殺的社會進步力量，日後或許能成長為大陸的《美麗島雜誌》（鼓吹台灣民主的雜誌）和大陸民進黨的萌發之地。而紅二代左翼追慕中共正統價值中的馬列毛和社會主義等元素，在黨內占有意識形態的制高點和擁有廣泛的人脈。因此，中國政治未來的發展，將與這兩大陣營的作為和角力息息相關。（作者為大陸旅德國學者，曾任大陸官媒編採） ——世界新聞網，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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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r 2014 10:56 PM PDT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3月1日離開北京，完成兩年半使命。平心而論，他的工作成績在歷屆駐華大使中，相當出色。王立軍在成都領事館請求庇護，陳光誠避難美國大使館兩件事，他臨危不亂，妥善處理危機，保障人權，也維護中美兩國友誼。他離任前最後一次演說，恰當表達對中國的期望，闡述支持人權、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立場。無怪乎美國國務卿柯瑞讚揚他說：「駱家輝是人類尊嚴的維護者，是美國價值的倡導者」。身為美國駐華大使而能做到這些使命，很了不起。 國人盼望海外遊子落葉歸根，替海外華人帶來不良聲譽。今天美國一般人覺得華裔科學工作者中，有很多人忠誠度不高。因為會偷竊公司機密送回中國。少數人確是不遵守公司規定，知法犯法，有負公司的信任。一則是由於他們沒有奉公守法習慣，二則是因為覺得有義務把機密送回國，報效國家。而在國內的一些人，也常常敦促海外華人竊密。可是出人意料，中國官方中新網竟在駱氏離華前夕，發表了一篇幾近辱罵他的人身攻擊。稱他是「瘟神」，「表面上久居海外的遊子，黑頭髮黃皮膚的皮囊」。更罵他是「香蕉人屬性，黃皮白心」。這種由官媒發表，流於市井謾罵的下流行徑，實在有辱國格，貽笑國際。中國政府為甚麼要做這樣的笨事？ 2011年駱家輝初上任時，中國政府和很多中國人民對他非常歡迎。部分原因大概是把他當作「久居海外的遊子」，這個想法並沒有不妥。可是如果用中國的舊觀念來要求一個海外遊子落葉歸根， 希望他心向祖國，盼望他有「木瓜人屬性，黃皮黃心」，甚至要求他找機會報效祖國，想法就非常欠妥了。 駱家輝雖有華裔血統，但他生於美國，成長在美國，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即使對中國有特殊感情，身為美國駐華大使，能做最多的事是增強中美兩國交流。他不應該、也不可能因一己家庭背景，攪亂代表美國政府的職責。如果美國大使凡事心向中國政府，就是嚴重有虧職守，最後會損壞中美邦交。 為甚麼中國官媒不能瞭解這樣的簡單道理？我想這是因我們要求海外遊子落葉歸根的舊觀念，太根深柢固了。雖然口中不能說，心中卻都在盼望著。在中國辦事，又多靠人際關係，可想像很多人看到駱家輝是海外遊子，也盼望著跟他辦事容易些。兩年多下來，有些人不免對他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很多不堪的謾罵都脫口而出。中新社甚至把駱家輝帶陳光誠奔走，說成是他成功發揮「導盲犬」作用。心中懷恨至此，竟把自己的同胞手足都當狗了，這真是很不幸。 筆者多年前曾服務於一家美國製藥公司，與同事們從一個土壤菌種中，發現一種新藥。在新藥上市後不久，我就接到國內一家藥廠來電話，要我立刻乘機返國，將菌種帶給他們。打電話的人與我並不相識，他大概是看到了我的中文姓名，覺得這個海外遊子一定會願意，且有義務替他們從事這件盜竊勾當，報效祖國。在我回絕要求，很多年後，我有時還跟朋友戲謔的說；「這家公司太無禮了。不但要我犯法，還要我自己買來回的飛機票！如果他們先寄給我一張頭等艙機票，我可能還會考慮一下呢」！ 這雖是笑話，也包含重要原則。中國政府不應要求海外遊子，後者也沒有義務喪失職業道德，觸犯法律條款報效祖國。大家若能堅守這個原則，不但可維護旅美華人聲譽，也可提高中國在國際間聲望。 （作者為舊金山加大藥學院終身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國際生化科技權威學者）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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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r 2014 10:00 PM PDT
从飞机失去联系到今天已经过去了若干天了，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既包括了乘客家属的担心还有全国人民的担心和种种疑问。在世界将怀疑的目光投入到马来西亚当局的残弱无能的时候，我们也逐渐的将目光转移到中国自身的问题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暴露了中国的五大软肋。 . 第一个，在高精端军事上，中国并不像吹嘘的那样强 . 不论是卫星，还是中国在南海使用的军事雷达，亦或者是直到早晨八点才从马来西亚的遮遮掩掩的消息之中获得飞机失去联系的。在随后的这一段时间之内，中国方面尤其是在军事领域里，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个所以然来。 . 一架飞机没有到达，非要等到别人说吗？另外这架飞机何时能够进入中国领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去关注吗？既然没来没有关注，那么来了，同样也没有人关注。所以，这个军事上的大漏洞不得不说是中国的致命所在！如果一架美国的重型轰炸机假装民航飞进来，大摇大摆的飞到北京，后果会是什么呢？ . 如果中国军方不能掌握飞机的来来去去的话，那么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而此前所说的卫星等等，更是没有起到一点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军方应该掌握着每一架次飞机的来来去去。否则，怎么处理突发事件，怎么控制意外发生？ . 第二个，一旦遇到重大问题，最后只有中国自己在唱独角戏 . 虽然这架飞机上大概有13个国家的人，但是主要的还是马来人和中国人，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么长时间，到头来忙里忙外只有中国自己和中国的家属们。 . 这与中国处理很多国际危机如出一辙，往往出现了大问题，只有中国独自战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想，一旦中国真的出了大问题，比如经济动荡等，是不是同样也是中国一个人在纠结呢，只有中国自己承受苦难呢，只有中国的人自己舔自己的伤口呢？ . 第三个，在失联飞机问题上，中国缺少自己的判断和分析 . 马来西亚的三番五次的，出尔反尔的，朝令夕改的说辞已经不值得一点信任了。反倒是美国的时不时的从某些媒体之中暴露一点消息。这不得不让人费解。为什么爆料的只是媒体，而不是其他的部门或者有关的军事部门呢？还是这些部门隐藏在媒体的后面，控制和引导世界的舆论呢？ . 反观中国的表现，实在是没有一点可圈可点的地方，几乎始终处在被动的局面；始终缺少自己的判断和公布自己的分析和信息。不论是媒体，还是官方，似乎都成了无头的苍蝇。 . 马拉西亚说在越南和马拉边界失去联系，中国就一窝蜂的在该地区寻找；后来说在马六甲，中国就冲到马六甲，现在好了，据说又去了中国和塔吉克斯坦边界或者是印度洋上，那么中国怎么办？ . 结果到底怎么样，中国自己能否有一个最真实的结论呢？那些高技术，是不是应该用一下了呢？ . 第四个，救援其实就是另一场战争，中国已经输了 . 其实这次救援，已经等同于一场战争。试想，如果爆发海战，中国能不能控制自己的飞机，能不能辨别敌人的飞机，能不能搜救自己的士兵，在稍纵即逝的战争之中，能不能把我自己的战争节奏，都是非常重要的！ . 但是中国的表现，已经说明了，这次搜救行动，既不坚决，也不清楚，更不愤怒。中国已经彻底的失败了！ . 如果单从这一点上，以阴谋论来看，如果是美国的搞的鬼的话，美国几乎摸清了中国海洋战争的底——中国不可能在未来的海战之中获胜。所以，如果确实是美国搞的鬼，那么下一步日本就会在军事上和中国进行对抗！因为，中国在海洋军事斗争上，没有实际的战斗能力。 . 第五个，外交公关能力差到极点 马来西亚的天马行空的解释和近乎于胡说的实时报道，几乎将中国耍弄的团团转。而中国外交公关能力，已经彻底的沦陷了。既没有拿出像样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也没有任何对马来西亚胡说八道的反击；这次连抗议都省了。 童鞋，你怎么看？. 看来中国的外交已经彻底的成了抗议部了，没有抗议的言辞了，就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不会说了！ . 那么一旦中国和某些国家不宣而战的话，那么中国还能怎么样，指望着这些大老爷们还能怎么样？ . 总之，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彻底的超过了中国的想象。中国的底已经露怯了！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没有人会知道！但是结局绝对不会乐观！ 我指的绝对不是这次民航失联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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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r 2014 09:49 PM PDT
美国华盛顿特区，2014年3月7日 作者：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译者：小凡 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信息提供者：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 今天早上到达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达赖喇嘛尊者受到了主教埃德加・布德和院长加里・霍尔牧师的热烈欢迎。当他们步入大教堂时，依稀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喧闹，这些喧闹来自一些借国际多杰雄登社区之名的新噶当巴派举牌示威者和一大群载歌载舞击鼓庆祝尊者光临的藏人。 在大教堂内,霍尔牧师说这是尊者第四次访问大教堂，然后由主教埃德加・布德将尊者介绍给观众。尊者先走到讲台上，然后又回头从包里掏出一顶帽子来保护他的眼睛免受强光,使他更容易看到观众。 尊者开始讲道:“德高望重的长者和年轻的兄弟姐妹们,能再次到这里来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现在处于21世纪,宗教和谐一如既往地重要。如今全世界人民都秉承和平的强烈愿望,人们越来越觉得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事实上,人们受够了暴力。我们不能再重复上个世纪的错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促进各宗教之间的和谐。” 他称赞了印度在此方面作出的示范作用。在印度，所有主要的宗教不仅共同存在,而且蓬勃发展,共同生存。他承认,这些宗教的哲学观点分歧很大，但共享一个共同的目标,尊者致力于保护这个共同目标。他说,真正的和谐必须来自内心,不仅仅是几分钟的微笑,而是来自这样的深刻认识：各个种宗教传统都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都在致力于在帮助平伏我们的我们脾气及不安情绪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愤怒和仇恨是爱与慈悲的对立面,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传统都提倡我们学会宽容和宽恕。这也与我执、贪婪引发的嫉妒和猜疑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各宗教传统都提倡满足感和简单。 尊者说,“与此同时,我们的基督教兄弟姐妹在世界许多偏远地区对当地教育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这些善举出于他们的对上帝的信仰，秉承服务穷人就是为上帝服务的最好方式的理念。我的一个穆斯林朋友还说,一个好的穆斯林必须对所有安拉所创造的生命显示爱心和同情心。” “对一些人而言，拥有造物主的想法是非常强大的。我问一个基督徒的朋友是否能相信有前世,他很确定,因为上帝创造了今生。这是一个强大的教诲。认为你是上帝创造的,意味着你的内心也有上帝播下的火种。” “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不得不说一些关于佛教的理念。我们相信因果,所以我们自己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这也是一个强大的教诲,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我们善待他人,将种下幸福的善果,如果我们伤害他人，我们将受到痛苦的报应。这是另一种强大的教诲。” 尊者解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人类价值观。他说,一个宗教,无论多么美妙,不会对全人类有普遍吸引力。他指出,例如，有十亿人认为他们不是宗教信徒,而许多人声称自己有信仰却未必真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缺乏道德。道德不能通过宗教仪式和礼节来促进,但可以通过系统化的教育来提高。他认为，对应于生理卫生，我们还需要情感卫生。 “我们有太多的压力并总是分心去做那些只能让我们暂时减轻压力的事情。” 尊者指出那些在童年得到更多的孩子更有机会成长为快乐的成年人,但同时重要的是想办法把德育融入教育系统。 他说：“如果这些想法使你感兴趣,请进一步思考,并与你的朋友和家人讨论。让我们传播这样的信息，我们需要促进道德和内在价值的教育。” 尊者被一位观众的问题打断，这位观众就修炼多杰雄登发出提问。尊者告诉他,有一段时间,出于无知,他自己做了修练,但很快意识到这是错误的。研究表明,第五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都强烈反对它。尊者说，在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之后,他有责任让别人知道。至于他们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并选择何种，则取决于个人。他说示威者吸引了人们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促进他们弄清楚真相，这反而是好事。 “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致力于促进人类普适价值;作为一个佛教徒,我鼓励宗教和谐,作为一个西藏人，我关注保护西藏的佛教文化和西藏的自然环境。” 当霍尔院长问尊者他如何实践这些目标,他回答,对于西藏事业,他不寻求单方面的胜利而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近55年来,西藏人抱有最好的希望,也做最坏的打算。院长又问他如何同时寻求爱心和正义，尊者回答说,如果你凭着爱心行动,正义可水到渠成。 接着有三个学生提出了各自的问题。第一个是他如何能保持谦虚,尊者回答说,他总是认为别人也是和自己同样的人类同胞。他说,如果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例如他是藏人、佛教徒、达赖喇嘛和尊者,就会创造了他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另一个学生问了他会见奥巴马总统的过程怎样，并想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的成员对他很生气。尊者回答:“你应该问他们!不过,中国人民是另一回事。这些13亿人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所以他们面临的审查仅是愚民政策。此外,中国司法应该提高到国际标准，这也很重要。” 在回答一个关于关于信仰和灵感的问题时,尊者说,无论你做什么你的动机应该是纯洁的,你的目标应该是现实的。 尊者接着讲：“我属于20世纪,但你们是属于这个新的21世纪的年轻人。20世纪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只能从经验中学习,但未来可以聪明才智和爱心加以重塑。在爱心的基础上，你们有机会创造一个更快乐的世纪。” 尊者总结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它应该不仅仅关心美国的利益,而是整个世界的复制。应霍尔院长的请求他诵读了以下三段祷文: 殊勝菩提心 未生令生起 已生勿退轉 輾轉更增勝 上师临世间 传法广普照 宗教皆和睦 旨义永传承 乃至有虚空 以及众生住 愿吾住世间 尽除众生苦 午餐后，尊者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有行程，但在此之前，他会见了来自纽约或纽约附近的藏人。 “我要向诸位问好。我们流亡了接近55年,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在西藏的藏人坚忍生活了60年,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决心和勇气。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拥有强烈的藏人意识。我们这一代至少没有玷污西藏的名誉和西藏历代君主伟大的遗产。” 尊者说,藏人自开始流亡以来,越来越加深认同西藏文化和传统。我们还给世人一个更重要的认识：藏人是一个谦虚,善良,诚实的。到西藏的游客很乐意看到这一点,甚至来到达兰萨拉的游客也更喜欢那里的氛围。海因里希.哈勒意识到尽管他在西藏时面临着一些困难,他在西藏度过的七年是他一生中美好的时光。 尊者继续讲：“我们藏人对藏传佛教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我想提醒你,佛陀建议他的追随者不要接受他所教导的表面知识,也不要盲目地信仰。他鼓励佛徒们的像金匠测试黄金一样来思考并检验他的话。所以你们应该认真思考并根据实际经验来运用。佛陀强调痛苦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提醒我们离苦得乐，获得心灵自由的可能性。” 尊者还说：“我们的祖先努力把那烂陀的知识变成了西藏的传统文化,但是想继承它你不需要知道梵文,英语或其他任何语言,因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藏语来学习。尽管西藏在9世纪之后陷入了动荡,整个藏族仍共同继承了我们的语言和佛陀的教诲。” 他进一步谈到传道宏法的本质,独特的佛教的缘起论和寂护大师在西藏建立佛教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尊者换了个话题，他说,西藏问题不是内战或自然灾害,这是全副武装的不速之客先高谈解放,然后却把一切置于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这种问题只能通过坐下来交流解决。 他说：“如果我们尝试与他们较量体力，我们将使身处在西藏的人们置于危险之中，并毁掉我们在国际上获得的支持。” 在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尊者受到了总裁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的欢迎,在进行非公开会谈之前，柯林博士把尊者介绍给他的几位同事和职员。尊者的老朋友，心灵和生命研究所的理查德・戴维森博士也在场。 当尊者开始在艾德拉尔文化讲座礼堂开始演讲时,他首先告诉聚集在此的听众们他刚刚见到了什么。一个患脑瘫的13岁女孩在康复疗程中同步进行她的腿部和大脑的锻炼。 “科学对人类福祉作出了真正的贡献。我从小一直对科技感兴趣,1954年首先在中国大陆，乃至我1959年开始流亡生涯以来，我有机会见证科技的影响。然而,值得警惕的是，科学发现和发展并不一定能保证创造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核武器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科学知识本身也不会带来内心的平静。内心的平静是由于智慧和爱心。自20世纪末以来，相当多的著名科学家已经开始思考心灵是什么。我相信到21世纪末，我们对心灵的理解会更加完善。” 尊者简要地解答了几个观众问题之后，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赶赴杜勒斯机场,随后他登上了在法兰克福中转飞回印度的航班，圆满结束了这次硕果累累的访美之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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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r 2014 06:00 PM PDT 关于宋氏（彬彬）身上两把刀，是这样说法：她身上第一把刀：就是毛的工作组路线；她身上第二把刀，就是毛的群众运动（民粹主义实践），八一八检阅以及后来的杀戮。 先说第一把刀：工作组镇压方式。 有人说，毛不是撤除工作组吗？这话对、也不对。首先毛同意派工作组；他向人民日报派出他的打手陈伯达为该报工作组组长。可以这样说，毛本人参与了"八.五"他的大字报谴责的镇压群众行径；如果追究这个行径的白色恐怖和所谓错误路线，毛自己头个要负责任，不能逃脱干系。其政治和政策使然。他躲到任何什么洞里，都是不行的。于是八.五大字报成为世界历史上贼喊捉贼而放过首恶之恶作剧。因为，中国政治、文革政治本来就没有"正确"－错误区分；毛一时间的错误和他一时间的"正确"，完全可以对掉使用，而近乎无所选择（无所谓啦！）――就像他使用林彪和打倒之，都是"正确"－错误一体论。于是，这第一把刀，叫做工作组方式。使用这把刀的人，似乎以为得计，实际上是中了毛的"正确、错误一体论"。就是说，你拥护工作组，是错误；你反对工作组，也是错误（一如上说，是毛要派工作组――就像文革初期，你反对林彪是错误――后来，你拥护之，也是错误；等等）。 这样，文革初期出现两种又正确、又错误的势头。一个势头，是刘、邓等主要保守极权主义中人，得到毛的工作组法宝，以为这下可以重复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时期官方镇压手段，在北京各个校园里实行抓右派；"抓小（四类分子和干部）放大"（放了他们自己）。宋氏学校，就是由这样的路线和人马控制之，而施行毛的又正确、又错误（抑或说刘、邓的又正确，又错误的）路线。这是文革戏法和无耻手段之一。这个手段落实在宋氏身上，就变成他们的红外围思想的"工作组秩序论"，或者，后来的"权力真空论"等等。其实，他们的权力一天也没有真空――这是毛和刘、邓赋予之极权主义权力之全控过程。这个过程，施行了六十多年，一秒钟也未间断其政治统治。 再说第二把刀：毛式民疯运动（德莫克拉贼！）。 1966年7月份，毛施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是"战略钓鱼"以后）回到北京，宣布撤销本来也该制裁他自己的工作组路线；但是，他无端和无耻地让刘、邓来承当这个责任。于是，事情出现了本质的重要变化。以往土改以来的官方革命－镇压一体政治，逐渐变成了毛氏准备在八一八检阅红卫兵的、在CP国家里闻所未闻和从未发生过的、毛的、对于自己政权的"造反有理论"和规模巨大的水晶之"晨"（相对于纳粹之"夜"）。这个造反论，也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造反之红卫兵实体论（由北京清华附中发明红卫兵的那些毛派分子所创造，所坚持――他们有N论造反有理的文字）。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后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和再早由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四号到清华大学给老蒯亲自平反以来，逐步组成的大学造反派实体论（在那些日子里面，周要求学生施行他们在过往进行的、"反对国民党人的革命"和"继续革命"――见其讲话： ――"这样一种把共党统治说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说法，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初，在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也被如法炮制：周说，要如反对国民党时期一样，运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四大民主武器，来进行文革――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在《新华日报》上鼓吹自由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的文章。这样，刘邓坚持共党统治的逻辑前提，被颠覆了。"（刘自立《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批判》）； ――周说，"……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资料）。 这样，造反行为就成为太子党和"平民党"双向效忠于毛的两种打法：红卫兵打击平民――而造反派打击刘邓……这是毛氏反人类罪行的两把刀行为。这个新的手段，目的，方式，方法和实践，成为历史解读毛主义的新观察，新视点。而这个实践的第一声叫喊，是由宋氏给他戴上红袖章开始的。于是，宋氏，又在那个时刻，成为工作组毛－刘路线以后，毛八一八行径的第二把刀子――这把刀子叫做民粹主义（或者叫做民疯代替民主――也就是大民主），红卫兵主义和天地翻覆主义。这把刀子的使用，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因为，这把刀子不单误导国人，还作用于全世界，比如扩展其影响于欧洲（法、德）68年运动，日本赤军运动，以至于卡扎非学习人民战争和曼德拉建立赞毛观点。等等。这不是本文重点。 本文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在八一八城楼上，还是在后来（此前）颁布的CP文件中，毛－林除去叫嚣"横扫"和"打倒"，并无系统批判工作组路线之一字一句。这是为什么？确是值得商讨与反思之事。我们的或然测度是： 一，毛没有考虑要在理论上和务虚上，追究和讨责工作组方式和路线造成的后果，含其路线变换施行的今后之可能性――比如派出军宣队，施行军事管制――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触及他的从土改以来，甚至从战争以来所有毛氏革命方式。 二，毛氏打击刘、邓的战略是逐步开展的，而在八一八时期，尚未完全到时到位。刘、邓靠后排，已然属实，但是具体前景不明――不好以"工作组路线"给刘、邓定性定位――因为那不是路线斗争，而是敌我、死活之争。 三，毛尚在启用上述两种造反派阶段――也就是，既要起用老红卫兵，干部子弟，也要启用造反派（蒯、韩、王、谭派）。在八一八时期，毛更加倚重红卫兵，而不是后来的造反派。这是因为毛仍旧要把水搅浑，也叫做"乘风破浪"（他游长江），以觊觎天下。 四，于是我们发现，毛在城楼上既没有接见蒯大富，也没有接见聂元梓，而是接见宋，彭（小蒙）。我们看见的宣传和叫嚣，也从未对工作组错误加以反思和批判；充斥天地的是要横扫和杀戮……而不是批判什么工作组。这又是为什么？ 五，他接见了宋氏。这是一种信号。这样一来，毛就给后来是红卫兵，而不是造反派直接杀人、打劫，做好了容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准备。八一八的真实目的，不是批判工作组，而是迎接红卫兵。这是毛倚重工作组时期掌权人物宋氏，且让她继续发挥红卫兵作用之故。 六，这一招，真的把宋氏从此钉在了两种耻辱柱上：此一个，是官方文革之刘、邓记红卫兵之耻辱，工作组之耻辱――彼一个，是毛氏红卫兵、民疯、民粹之耻辱。这两个耻辱，后来合并成为一个耻辱，是其后来"虚伪道歉"无法摆脱的耻辱。 七，所有不了解八一八真实目的人们和青年，势必要对这样一种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毛氏接见红卫兵运动（注意：不是接见造反派！），给予应有的研究和反省。（甚至要反省毛提供的、现在绝对无法模仿的、所谓客理司玛崇拜症和斯德哥尔摩盲从症导致的、全国乃至一部分世界的疯颠和疯狂。 八，这不是毛的偶然选择，而是毛的深思熟虑。这个考虑又是什么？就是毛要宣告一种以所谓"贵族"打开局面的CP文革论――平民主义运动的唯一残迹，不过体现在反抗十分不利的，所谓清华团派，中学（北京）"四三派"极左思潮之中。这是期望毛真正施行巴黎公社"普选原则"，施行且永远施行1966年――1967年上半年之所谓"民疯"革命的妄想。 九，这是最后的考虑，因为民粹和民疯运动，只是毛的权宜之计；全盘回到体制内，倚重周恩来甚至邓，叶（剑英），李（先念），等等，才是毛的答案式结论。这也是人们最后研究文革，乃至革命和复辟的最后动因。简而言之，毛文革是一场没有价值和忤逆革命本意和革命本质的革命之反和真正的反革命。 毛对于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保护之，也同样是不分"正确"与否的乱斗行为。比如我们看到，在上海一月风暴和北京革委会成立的人员选择上，和他们再早启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之陶铸，就是不分是非的某种前用后倒。这样，北京的所谓李雪峰和上海的所谓曹狄秋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就只有鬼知道。在此乱斗一气的保皇为毛和斗皇也为毛的典型民疯和民粹主义屠杀中，就像所谓施行解放战争（――抑或是奴役战争）一样，人们无法区别价值之战何在？广西"四二二"千百之众之死，当然是韦氏之责，但是，反对之之人们，又是为了什么？于是事情就到湖北。我们文中关注之两把刀子秉持者，就是所谓湖北毛派走资派王任重的保皇党宋氏。这个在那里施行武斗或者革命的人，她的名字就是宋要武（而不是宋彬彬）。这个事实、文件被文坛转载N次，却不被她们的团队承认和悔罪，而是予以否认。 这里的证据十分明显―― 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 宋要武等 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在这些同学中，有一小撮反革命、混蛋、王八蛋，他们在武汉大学干尽了坏事，竟然公开诬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首长。他们妄想揪出了张体学就揪王任重，再揪陶铸，谁知他们到底要揪谁！！他们妄想打倒湖北省委再打倒中南局，谁知他们到底要打到哪里！！他们利用文化革命的合法斗争形式，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又是静坐、绝食，又是示威游行，企图制造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于这种反革命企图，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 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 １９６６年９月６日 （http://www.cnd.org/cr/ZK05/cr255.hz8.html《华夏文摘》） 我们在此不是追究这个王的支持者抑或王的反对者的对、错――就象后来武汉陈再道事件让毛好不尴尬；但是，反对陈者和支持陈者，其实，都是一个立场――那就是毛的立场（或者说他的先后不太一致的、又本质一致的立场：先是要打倒陈――被陈的拥护者反对了他本人、反对了毛（他们喊着：要捉住那个胖子――指毛那个胖子……）――再启用这些也许不是陈的走资派或毛派，施行体制内、外转换。）在毛经过多次反复以后，所有的陈们，曹们……除去刘本人以外，甚至邓们，也可以无对、错检讨一番了事。那么， 宋在支持王，或者反对之之行动里面，如何体现她的刀把子精神？这是一个问题。在上述文革无对错的毛主义乱斗前提下，如果说还是有一种倾向性，那么，就是依照时间推算的那种反对和保守。毛在特定时间里面对待走资派的全体打击，不过是短时间行为，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此行为里面，陈再道一类人就成为他们的敌人――而反对之之人众和领导，就成为他的战友。宋氏本来就是反对反对走资派的，她，就短时间里保护了毛的战友，比如王氏。这是很多人把宋看成保守派人物的原因――我们认可这个说法――但是，八一八之所以毛要用宋，就是看到她是是红卫兵，又是保守派（？）――保守派红卫兵是不会打倒王，也不会打倒曹抑或任何省委中人的。毛明明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在八一八没有马上启动在十几天以前北周恩来亲自平反之蒯大富，而是继续煽动本要保护其爹妈者红卫兵。这是毛主义文革少有人注意的特点和真相。 这是因为，毛社会的平民造反基础，业已被他自己毁灭；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思维上被毁灭了。现在六、七十岁者，如果回想文革，莫不是毛的这种风格或者那种风格的拥护者；就像毛自己是中国CP最大的异端，他的异端思潮几乎涵盖了除去遇罗克和林昭以外所有的异端坚持者――他们不是拥护毛原教旨主义，就是拥护刘或者其他毛派――他们不是拥护文革第一次革命，就是拥护文革后来的体制法制和体制"民主"（并被还原为社会主义法制＝CCP非法治）；他们不是拥护十七年，拥护十七年的毛体制，就是拥护被他自己否定的否定十七年做法……等等。于是，估价宋氏两把导，也是这样的推理：她是刘邓的工作组或者毛的体制内刀子：这是一把刀子；她也是毛打破体制的运动群众乱动的民疯之刀，这是第二把刀子。 这个刀子转换论，现在转换到是不是打倒走资派：第一把刀子是施行保护的――也就是刘、邓的刀子或者毛的十七年那把刀子――后来，毛打击十七年，宋又成为那第二把刀子。但其中的矛盾就是，宋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借用毛语）是第一把刀子。八一八这把刀子，毛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让那些一度掌握文革主动权的刘、邓工作组势力，逐步转移到毛势力那里。这个诡异的逻辑是不太被人理解和察觉的。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伎俩和毛的一以惯之的"政治斗争无正确论"（林彪总结语）之表现。这样估计，毛对于宋氏父亲的态度，也该包含在那些上升人物的态度中；但是，他的总体打倒走资派的任务依然十分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这种人物（走资派）区别论，当然也丝毫没有区别――这不是按照所谓巴黎公社拥趸们，用阶级划分可以了事的"新阶级"论和元阶级斗争论（可以斗毛吗？）――你这样划分，就无法区隔刘是敌人，邓是同志。这不过是毛的小儿科和霸道论合并一气的荒唐之举。在任何一个拥有议会辩论权，舆论分析权，党派制约权的国家，人们都可以对毛的胡作非为，胡说八道,奉回他的那句本该对他自己说的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2014年3月3日 《议报》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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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r 2014 05:35 PM PDT 在克里米亚举行的全民公投让俄罗斯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俄罗斯正通过吞并克里米亚而引起一场新的对峙。德国之声评论员Ingo Mannteufel认为，这场冲突将会以俄罗斯失败告终。  （德国之声中文网）单纯是在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这一件事，克林姆林宫已经让乌克兰敏感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级了。至于公投结果如何已经不再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因为公投违反乌克兰宪法同时也违反国际法，而是普京已经把俄罗斯引上了一条在国际社会遭孤立的道路，这是一条"有进无出"的道路。现在就连中国都不支持克林姆林宫做出的咄咄逼人的乌克兰政策。只有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流浪儿朝鲜对莫斯科政府的做法表示赞同。 非法且不自由的选择 另外从政治层面来看，克里米亚举行的公投是不合法的，这不是民众意志的自由表达。因为公投宣布举行的时间非常短暂，根本不可能在公投举行前展开真正的政治讨论，而且公投在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军队和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自卫队的视线下举行。 这场公投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手法斯大林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被占领的中欧和东欧地区都使用过。忠实于克林姆林宫的军队连同莫斯科的军事力量一起导演出一场伴随着政治宣传的公投秀，给扩张政策批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不过，没人会真的接受这样一场公投的结果。 可能普京总统认为，西方社会因为他这套咄咄逼人且违反国际法的政策在嘈杂混乱的后亚努克维奇时代放他一马。可能他认为只不过是和西方来上一场口水战。可能他相信，政治上的不满终会平息，西方国家也会撤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决定。数年来俄罗斯舆论一直在散播一种错误的印象：西方国家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评论员：Ingo Mannteufel 筹码过高 不过，普京显然是打错了算盘。但更严重的是，克林姆林宫到现在都没意识到这场游戏玩得太大了，已经把俄罗斯推向同西方国家严重对峙的局面，而且从长期来看俄罗斯只会输不会赢。 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萧条，卢布的贬值降低了购买力，也让俄罗斯人的富裕程度滑坡。限制能源出口和抛售美元对俄罗斯而言无异于慢性自杀。西方国家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必将对俄罗斯构成明显影响。 我们本来希望这些都不要发生。但是，克里米亚举行公投，不仅是美国，欧盟也会在周一通过制裁的方式做出回应。此前欧盟和美国都已经宣布，将对俄罗斯高层人物采取实施限制入境和冻结银行帐户等制裁手段。 这些政治制裁措施是西方国家把俄罗斯拉回谈判桌，同基辅政府实现政治外交对话解决危机的最后努力。但是外界担忧，克林姆林宫可能会再次拒绝外交对话，并且有可能在下周宣布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合并。而西方则有理由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制裁措施。制裁会呈螺旋式发展。到那时候，俄罗斯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命运将不可避免。 评论员：Ingo Mannteufel 编译：洪沙 责编：万方 ――德国之声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r 18, 2014, 6:09:56 AM3/18/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余华：中国荒诞的阶级斗争史
- 风云突变：胡耀邦落马（吴伟）
- 吴伟：政改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 吴祚来：花瓶里外的风波与风暴
- 林忌：僭建的南沙横琴「中港融合」
- 新疆问题（之二）：支持独立运动、反对恐怖主义，和反对以恐怖暴力的手段镇压老百姓（魏京生）
- 陈迹：“有发言权的人”掌握立法权――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化的内情
- 民生观察对曹顺利的怀念：请一路走好 天一定会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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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4 10:22 PM PDT 阐述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经历，可以有很多角度，阶级斗争史是其中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没有地主也没有资本家。1949年以后，地主和资本家被认为是剥削阶级的代表，地主拥有的田地在土改时被没收了，资本家拥有的工厂在公私合营时被夺走了。
我的祖父曾经拥有200多亩田地，这是他从祖上继承过来的，可是他没有继承祖上的勤劳节俭，而是热衷吃喝玩乐，每年卖掉几亩田地，到1949年的时候差不多把田地卖光了。 就这样，他把地主的身份卖掉了，而买下他田地的人成为了地主，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被不断批斗，他们的子孙也是不敢抬头走路。我的父亲很幸运，我也很幸运，我和父亲都应该感谢我祖父不是一个正经人。 在物质匮乏的毛泽东时代，大家都是穷人，曾经的地主和曾经的资本家也是穷人，很多甚至更加贫穷。那个在贫穷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已经没有阶级了，更没有阶级矛盾，可是我们天天喊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句口号遍布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墙壁，我们喝水时杯子上印有这句口号，我们上厕所时墙上刷着这句口号，就是睡觉时也躲不开这句口号，因为我们的枕套上也印着这句口号，让我们在梦中仍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今天的中国相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是面目全非，阶级出现了，斗争也出现了，我们随时可以在媒体报道中看到来自两个极端的真实故事： 比如一位五星级酒店的洗碗女工，留下客人的剩菜想带回家给上大学的儿子补养身体，被发现后以盗窃酒店财物为由将她开除。让她伤心的还不是失去工作，而是浪费，她说："东西还好好的，就叫我端去倒掉扔了，作孽啊！" 而在另外一个城市的酒店里，一位老板请客吃饭，四个人吃了20万元（3万多美元），酒店对这位老板用信用卡支付不放心，坚持要求老板付现金，双方争执之后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手下员工开车运来20万张一元纸币，酒店只好动用所有员工来清点这20万张一元纸币。老板坐在沙发里一边翻看杂志一边得意地说："老子吃得起，你们数得起吗？" 再比如，最高检察院今年1月初晒出反腐成绩单：2013年1月至11月，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7236件36907人，其中大案21848件，涉案总金额55.1亿人民币。官方借此向人民显示其反腐决心。 可是在2013年4月，河南信阳人袁冬与另外三名反腐活动人士在北京的商业中心西单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结果他们因涉嫌非法集会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反腐行动被遗忘了。 过去30年，中国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畸形带来贫富悬殊，腐败丛生带来官民斗争。如今，中国社会充满矛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和谐社会"和"稳定压倒一切"口号所取代。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曾经响彻云宵的口号就这样销声匿迹，到另一个世界去投奔毛泽东了。对于执政者来说，再提阶级斗争等于自掘坟墓。 所以在过去这64年，中国书写了一部荒诞的阶级斗争史。过去的时代没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的时代有阶级了，执政者要求人民：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 余华是《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即将出版新书《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原载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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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4 09:58 PM PDT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3月17日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七篇。 上一篇：政改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就在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 1986年底，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保守势力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借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 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 分析八十年代前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基本思路就已经奠定了。 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改善这个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仍然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此，他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改良。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正因为如此，每当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任何人背离、反对或是企图改变中共的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都不会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打压。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一旦发现，或者认为胡所执行的政策会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搞下台，虽然胡是他们政治上的恩人，在几年前曾经为他们平反，使他们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几年后赵紫阳的被罢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1986年是中国的基层选举年 （即基层区县人大换届，需选举新一届人大代表），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2月初，学潮因此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 这次学潮初起时的1986年12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赵紫阳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认为学生提出的好意见要采纳。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的民主势必扩大，这类事件估计今后还会有。我们不能禁锢，搞得鸦雀无声，象东边邻居（指朝鲜）那样，那很危险。不禁锢，就有提高本领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还介绍了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情况。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台湾也开放了党禁，取消了戒严法。菲律宾、南朝鲜民主的发展，对国内也会有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当的本领，我们确实缺乏这个本领。怎样与社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讲公开性，我们要与社会对话。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以上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四部分，第十五节）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漫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机关(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 在这个会上，胡启立传达了12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学潮问题的意见。他说，书记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闹事的，只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少数“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现在没有动乱的基础，首先中央是团结的。书记处的结论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慎重对待。 面对社会上声势越来越大的学潮，主持中央政改办工作的鲍彤和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全体会议，围绕学潮问题开始了内部讨论。讨论由鲍彤主持，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讨论，紧密集中在鲍彤提出的“围绕学潮，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学潮中个别坏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宣传过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对政改的疑问；也不应因学生提问题的方式不对，就抹杀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顺，基本目标还没有解决，学生着急可以理解，不应该完全归结为坏人捣乱，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把学潮看成是不正常的东西，共产党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不能怕学生运动。学生大部分是爱国的，应该肯定。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不了解情况又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研究学生当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坚定我们改革的信心；这么大的一场社会变革，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抓住民主自由这面旗帜，把它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讲清楚。 政改办这次会议的意见，会后由综合组整理上报给了赵紫阳和中央政改研讨小组。但是，政改方案设计者们的这次努力，注定要劳而无功。 学潮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党内一些元老和“理论家”们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手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等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赵紫阳在1996年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他认为邓下决心要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页）。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几年来，胡耀邦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持纵容态度。如果将来老人们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第二件事，是胡耀邦1985年5月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次访谈长达两小时。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他换下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286页） 当然，坊间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但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笔者认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狠。” “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 邓小平还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大段看法。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潮讲的，这些话也都是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实际上，他也是在给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赵紫阳敲警钟。（以上两段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195页。） 在受到邓小平“反自由化不力”的严厉指责后 ，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卷，第1298页）。经过反复思考，1987年1月2日，胡以《向小平同志交心》为题，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4日，邓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请参加。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 1月10日至15日，由薄一波主持的“生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评了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特别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问题。胡耀邦违心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职务；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据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有失误”。 1987年1月，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迅速席卷全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遭遇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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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4 09:33 PM PDT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3月10日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六篇。 上一篇：赵紫阳担纲启动政改方案 政改研讨工作开始的一个月以后，1986年11月7日上午、8日下午，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二会议室，赵紫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听取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政改办）的工作汇报。参加会议的除了紫阳外，还有研讨小组成员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以及研讨小组办公室的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16人。 这次会议，是那年研讨小组七次会议中，涉及面最广、内容最丰富、影响也最大的一次，不仅原则上确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目标和重点，而且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几项重点内容的基本方向，对下一步开展的专题研讨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会议上，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几位成员一边听取鲍彤的汇报，一边插话、议论，间或提出一些问题，由鲍彤或是办公室其他人员作出回答，每一个参会人员也都可以适时插话。鲍彤的汇报共分七个部分，其中主要的部分，是对现行政治体制弊端的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重点、主要内容以及设立专题小组的初步意见。 在鲍彤汇报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讲到要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时，赵紫阳说：现在国外都关心小平同志，就说明我们的长治久安还没有制度保证，这样不行。 鲍彤在汇报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民主化，近期目标是制度化。赵紫阳问：什么样的制度化？只说制度化，缺少一个前提。这时，胡启立提出，经济改革提出的目标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句话就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找到这样一句话？紫阳说，是缺少一个总的概括。只说走向制度化，还没有涉及实质问题。分权就是实质问题。近期目标，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党与人大、党与别的社会组织、还有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远期目标有内容，如高度民主、法制完备等；对近期目标的概括还没有。鲍彤表示，这个问题，办公室回去要认真研究。 在鲍彤谈到实行党政分开是要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时，赵紫阳、薄一波等都表示赞成，他们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共产党是否执政，而是怎样执政、怎么领导以及如何改善党的领导。 赵紫阳说，用“党政分开”这个概念很准确。党政分开的涵义，就是“党不直接发号施令，不直接处理政务”。这是一篇大文章，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先例。从原则上说，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管大问题。薄一波则说，我们的机构为什么这么大，办事效率这么低，官僚主义这么严重？根源主要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近期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赵紫阳又说，党中央要讨论大政方针，并通过在政权机关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党的领导，党起监督作用。既然组成了政府，党就不要去代替它。党应该管组成政府的那些领导人，不胜任可以重新提名，建议调动他，撤换他，但属于政府的事就不要再包办代替。我们现在下面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的情况比中央还严重。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不分厉害。 鲍彤建议，为了实行党政分开，应当取消政府中的党组。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几位成员都表示同意。赵紫阳说，党组这个东西，有个演变过程。建国初期，政府里有民主人士，各部门就搞了党组。党组后来变成了一种待遇，也有些搞集体领导的意思。改革中要取消党组，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对于鲍彤提到要考虑削减基层党组织的机构时，赵紫阳说，匈牙利的企业里，党组织机构就非常小。他们有个口号，叫做“党务工作社会化”。而我们呢，叫做机关化、行政化。薄一波补充说，毛主席曾经讲过，党的机关要用党费来开销，人员不能太多。现在不但共产党，连民主党派也都吃的都是国家饭。这样下去不行。 当鲍彤汇报到发展民主的一些设想时，赵紫阳说，讲社会民主，重点是党内民主；讲党内民主，重点是中央一级，是解决党的中央组织的内部关系、议事规则、工作程序、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的有关问题。没有一整套制度和程序，民主就没有保障。把这些方面的制度健全起来，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重犯文革的错误，极为重要。胡启立补充说，如何保证文革不重演？紫阳讲的这一条最关键。文革当中很多老帅不同意毛泽东的做法，但却没有办法通过某种合法程序来召开会议解决问题。 接着，胡启立还说了一段让笔者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似乎他对此后几年党内高层发生两个总书记先后下台的事有先见之明。他说，如果不建立必要制度，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五年中，政治局委员、常委之间如果“哥俩好”还没事。如果出现分歧，应该诉诸什么程序，靠什么解决？必须要有制度保证。田纪云补充说，讲才干，讲能力，没有人能比得过毛主席。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么多人都看到不对，却没有办法制约。赵紫阳接着说，主要是这个问题。看来靠认识不行，自己是不能约束自己的。 当鲍彤汇报到干部制度改革问题时，赵紫阳说，社会主义各国，除了南斯拉夫，都是“党管干部”。“党管干部’，就是党任免干部，组织部任免干部。而组织部又不管具体的事情，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管理体制也要改革。实际上，说”党管干部“，不一定要每一个干部，任用、任免全由党管。党主要是管干部工作的宏观，不具体任命干部。干部规划，也包括交流、培养，以及属于干部纪律方面的工作，这应该由组织部管。外国是分文官和政治家，文官是由政府管的，政治家是党管的。你们要研究，是否借鉴一下国外的文官制度？我看要借鉴一下。 赵紫阳继续说，现在我们的“干部“这个概念，包括的范围过于庞杂，教师、医生、法官、运动员都叫干部，这个办法不行。改变党统管干部，要有新的制度，否则乱子不小。要搞专题，由组织部牵头去搞，但要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之中。 在鲍彤汇报到人大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时，赵紫阳说，宪法规定，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实权力还不如国外的立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可以与行政机关相互制约。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也不能是无限的，不受任何约束。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要有个相互制约的关系。 这时，鲍彤插话说，“三权分立”的思想不能简单否定。紫阳回答：要从实际出发。“三权分立”不能搞，但人大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发挥。怎样发挥，要研究。西方国家制度中那些有益的东西，可以吸收到我们的制度中来。 在鲍彤的汇报结束之后，赵紫阳对会议的讨论作了小结。他说，基本上同意汇报的意见。近期改革从哪里开始？要以解决党政关系和党内民主为重点。党政关系中，主要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解决党与人大的关系、人大与政府的关系。在党与政府关系上，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在党与人大关系上，要解决人大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这次改革，终究是要解决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防止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少数人、个别人、一个人。以党代政，这就势必使各种社会组织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赵紫阳还指出，党的作用有个中央、地方、基层的分层。中国省市一级党委不能像过去的国民党党部一样，也不能像现在一样，党政不分，权力比中央还厉害。另外，现在的题目中有关人大的分量不够。政治体制改革中，人大问题不作为一个重点提出来不行。人大的问题不能回避。问题究竟在哪里？改什么？要研究。还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关键是言论与出版。这要放在社会主义民主专题中研究。 赵紫阳最后说，在研究中应当明确的，一是基本目标、基本模式，二是过渡措施。否则，目标是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相当明确，但是如何到达彼岸，路子并不十分清楚。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样。所谓过渡，就是首先搞什么，先达到哪一步，步子怎么走，还有配套的问题。 在会议结束前，薄一波对鲍彤和办公室的研究人员们说，你们要放开手想问题。赵紫阳说，研讨小组，研讨小组，就是研究和讨论嘛。薄一波接着说，你们想到什么问题都可以讲。彭冲表示赞成，他说，你们有豁免权。 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成员都提出，要研究一下，找到一句话来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11月8日上午，利用两天会议的间隙，办公室立即开了全体研究人员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出现了几种提法。吴国光在他的书中是这样归纳这些提法的：“大家试图提出各种各样的说法进行这一概括。严家其建议用‘科学化、法制化的国家行政管理’这句话。迟福林说，可以考虑用‘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分权制’。孙方明的说法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形成我国政治生活现代化的基本格局。’李丹钢强调：‘建立适应商品经济的组织结构，走向制度化。’吴伟提出：‘理顺党和国家政权关系，实现社会组织功能分化，完成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 赵紫阳与政治改革》1997年8月版第168页） 由于意见不一致，会议也没有急于作结论。在后来政改办的一次讨论中，鲍彤建议，可否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对政治体制改革总的概括，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对应。这个说法得到了办公室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赞同。鲍彤把办公室的这个共识向赵紫阳作了汇报，赵也表示同意。这句话，后来写入了中共十三大报告中。 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赵紫阳委托鲍彤和办公室执笔，起草研讨小组给中央常委的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第一个成果，也是下一步研讨工作的“总纲”，能不能得到中央常委，特别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老人的认可，将对以后的研讨工作有重要影响。所以，鲍彤和周杰都十分重视，专门召集几个执笔人开了会，谈了他们对起草工作的意见。第一稿由笔者和孙方明、李丹钢分工起草，然后由吴国光统稿，交办公室研究人员讨论，然后再修改。反复几次后，鲍彤亲自动笔作了最后的润色。 11月18日，这份报告经赵紫阳审阅同意后，以研讨小组五个人的名义，报送中央常委。报告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目标，谈了以下看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在领导体制上存在一些重大缺陷。它适应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不适应于经济、政治、文化多方建设的需要；适应于实现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不适应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两层涵义，一是使政治体制适应于和平建设的需要；二是使政治体制适应于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近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要求，可以考虑概括为一句话：改革领导体制，调整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和职能，使之走向制度化。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党政分开，使党和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制度化，各司其职，增强活力；（2）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使之制度化，调动基层和群众的积极性；（3）通过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行政法规，使政企关系和机关工作制度化，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接着，报告从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权力下放和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健全法制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重点。 在报告的最后“如何过渡”部分中，研讨小组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安排，准备成立几个专题小组，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明年三月前，将分别听取各专题研讨小组的汇报。四、五月间，有可能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 从1986年11月底到12月底，根据赵紫阳的计划和研讨小组给常委的报告，在中央五人研讨小组下面，先后成立了八个专题研讨小组。党政分开专题组的负责人是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专题组由周杰（中办副主任）负责；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专题组由贺光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牵头；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专题组的负责人由曹志（中组部副部长）；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由胡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牵头；社会主义法制专题组由佘孟孝（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负责；改革的理论和基本原则专题组则由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主持。此外，还设立了一个中央党校组，由副校长陈维仁和校委副秘书长史维国负责。各个专题研讨小组基本是按照中央研讨小组的模式设立和运作的，小组里边有几位负责人，然后下边也成立一个主要由研究人员组成的办公室，承担具体研究工作。中央政改办则被各专题组称为总办公室，负责与专题组联络、协调和综合。 1986年12月10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委员、研讨小组成员胡启立在中南海召集中央政改办负责人、各专题小组负责人及部分研究人员开会，研究和部署了下一阶段的专题研讨工作。他在讲话中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由紫阳同志亲自抓的课题，涉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深刻、更复杂，也更艰巨，触动面绝不比经济改革小，大家绝不可掉以轻心。胡启立在讲话中还对各专题组的工作进度提出了要求。 各个专题研讨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第二阶段开始。12月2日，刊有“研讨小组领导同志在听取办公室汇报时的谈话要点”的《研讨情况》印发至各专题组，以为下一阶段的专题研讨工作提供指导；同时，《研讨情况》也增发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中顾委、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开始向整个中央领导层“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毛毛雨”。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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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4 01:31 PM PDT
三月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人们只听得中南海里不时传出打虎的声音，但总是见不到被打死的老虎被抬出来。 全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周永康案时，先是说了一句官话：无论什么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查和严厉惩处。接着，他又说了一句网络流行语："你懂的"，引来哄堂大笑，也引发网络上的语言狂欢。 暗箱政治，必生暗示性政治语言，人们只能通过消费这样的暗示语言，获得某种快感，或者隐约获得相关信息。 发言人说自己也是通过网络媒体才得到一些信息，并不知内情，但人们通过其轻松的调侃，完全可以看到打虎案的既定结局。只是，谁也不能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 两会政治成为政治艺术，它所传达的一切都需要人们心领神会。政治文明需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公权力把人民的意志关在笼子里，政协与人大因此成为政治花瓶、成为权力的橡皮图章。 花瓶与图章据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统计，官员、党员和企业老板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率占约80%，他们大部分为权贵集团发声，所以草根阶层的确缺乏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 而两会前曝光的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购案，以及美女政协委员刘迎霞案，都只是暴露了人大政协贿选的冰山一角，由于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均由上级组织部门与统战部门遴选内定，所以各级代表、委员名单完全是暗箱操作的结果，为公权腐败预留了巨大的空间。 人大与政协本应该是共和国的两大支柱，而这两大支柱已被置换成权贵的花瓶，如此这般，共和国的大厦焉有不倾覆之理？ 两年前人大换届之时，多地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遭到严厉打压，被视同颠覆国家政权行为。典型的案例是江西的刘萍，至今仍然身陷囹圄，没有最终判决，而北外教师乔木也因为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而成为被内控人员，许多国际性学术活动无法参加。 习时代如果不根本性扭转权贵把持人大政协的局面，公权腐败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民主共和遭遇假人大伪政协，连帝制时代都不如。 无责任的人大、政协，不仅无法制约无责任的政府，还会权贵合谋，衍生腐败、制造冤诽、掏空国家。 花瓶成暗箱人们都知道人大政协的本质，是作为政府合法性的一种存在，政府供养两会，就是要通过他们的举手表决，使政权看起来具有合法性。但，人们仍然希望花瓶里能起一些风暴，使表演性的两会，能出点彩，或者使花瓶出现裂缝。 人民日报的微博"人民微评"故作天真地发表感言："代表委员沉默，就是人民失语"。 没想到的是，假天真遇到了真较真，原央视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是政协委员中的一个例外，他通过微博回应道： "说得很中听。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 崔永元的话把人民微评顶进了墙角，每年都会有敢言的委员，但，并不是委员的真话，都可以得到媒体发布，得到媒体发布的，也可能石沉大海，譬如有委员每年都提案领导人公布财产，而领导财产永远都是国家秘密。 每年成百上千的人大议案与政协提案，都不能公布，他们如何发言，代表谁发言与提案，都无法公诸于众。纳税人用于两会的钱，购买的是一堆自己永远无法知情的国家秘密。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政协主席俞振声鼓励委员们，说真话，保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但政协主席应该想一想，这些委员们为什么要说真话？为谁说真话？他们为谁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是一个购买来的政治身份，还是一个上级内定的政治角色？一个身份来历不明、代表角色不明的会议，说真话只不过是一种食品调味剂，使外界看来，这个会议里还有人说真话，不完全是无声的沉默。 去年不能谈雾霾，今年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更早前的时间呢？三年前潘石屹在微博里公布美国使馆里测得的污染数据，却要被删除、被警告。宣传管制部门极尽掩盖之能事，河流被污染了，不允许报道，土地被污染了，不允许公布数据，最终呢，雾霾起来了，掩盖不住了，开始动用一切力量来改变，变成一场全民政治运动，用更大的成本来消除危害。 花瓶外的风暴新疆民族等边地民族问题难道不一样吗？昆明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在两会之前，但造成事端的原因，却非一朝一夕之功。 新疆的自然资源被权贵们以国家名义掠夺，新疆本地百姓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出现矛盾与问题时，有关当局一味用高压政策。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暴力恐怖事件，我们在谴责暴力恐怖的同时，最应该反思的是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失败。 而两会上，新疆书记张春贤却说："现在新疆的暴恐，90%是翻墙，根据网络上一些视频，不断形成暴恐"，如何反恐呢，他号召打一场全民战争，压住暴力事件发生。 与此同时，首都网警也贴出李承鹏等知名大V网络发言截图，认为他们发言过当，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李承鹏等网络知名人士只不过在反思制度深层次原因而已。 当局并不愿意直面真相与问题，而是一意高压，对自己的控制力与打压能力充满自信，似乎控制住了言论，就等于没有相关的社会问题，打压住了对抗势力，就证明自己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仍然不改政制，按老套路继承自己的统治。 新疆问题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力哈木在两会之前就被拘捕，新疆没有了有份量的专家学者，而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中，又有谁能为新疆或边地民族代言，并提出有价值的提案议案？ 无论是一句网络流行语"你懂的"，还是崔永元与人民日报微博较真，都是花瓶里的风暴，而这尊花瓶由宣传部门统一封口，它在社会上掀不起波浪，而新疆问题或更多的社会矛盾冲突，拥有三个自信的中共当政者，相信自己有实力把一切社会不稳定因素收入自己的魔瓶中，也要让它起不了波浪。 前者是靠长期形成的体制的封闭性达到，后者呢，则完全靠维稳经费加上铁腕手段布控与打压，高压统治能圆中国美梦呢，还是会产生中国噩梦？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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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4 01:13 PM PDT 特区政府公然说谎，或者已经不是新闻，但荒谬至好似梁振英一般的不断「搬龙门」，自打嘴巴，在全地球的发达地区，实在难得一见。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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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问题（之二）：支持独立运动、反对恐怖主义，和反对以恐怖暴力的手段镇压老百姓（魏京生） Posted: 17 Mar 2014 01:02 PM PDT 昆明的恐怖袭击，再一次把新疆问题摆在了大家关注的热点上。议论纷纷。各种说法都有，也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都没有离题。这些至少是造成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想反问一下大家：民族矛盾一直都存在，为什么过去没有现在这么激烈？宗教矛盾在六七十年代比现在还要严重，为什么当时表现出来的矛盾反而不如现在这样激动人心，动不动就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呢?这恐怕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没有被大家注意，或者被政府故意隐瞒了。 比如说贪污腐败、欺压良善、贫富差距、招工歧视等等，就是五六十年代所没有。或者说当时还比较轻微，没有引起老百姓的反感。这和那时内地的情况差不多。无论内地还是新疆，人们当时关注的主要是生活水平，和改革共产党的制度。 疆独分子当时就有，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且最早的疆独，至少其中一两支还是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并且进入了政府和军队以及党组织。可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动乱，因为没有疆独的群众基础，靠几个人煽动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运动出现。 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个基础了呢？其实这和内地人民的反共情绪是一样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司法腐败等等，是引起人们愤怒的根本原因。这些因素的积累和叠加效果，在内地就是反政府情绪和仇官、仇富心理的高涨。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它往往会和潜伏的民族隔阂、宗教隔阂汇合，造成表面看上去的民族、宗教问题。 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宗教问题结合起来，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在这些地区，比如说在新疆，本来就有蛰伏了多年的民族独立势力和宗教分离势力。在没有雨露阳光的环境下，它们只作为种子埋藏在土壤中。在环境适合的时机，它们会立刻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官府的贪污腐败和司法不公，几乎百分之百地被引导到了民族、宗教问题上。 例如在南疆这种普遍比较贫困和缺乏教育的地区，宗教的阿訇们说话的可信度显然是最高的。在八十年代清真寺大发展的时代，肯定有不同来源的宗教极端分子和独立运动的成员混迹其中。他们利用宗教在教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散布民族仇恨和宗教隔阂。但是我认为当时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运动只是在小规模的缓慢发展。因为当时还没有很严重的社会矛盾，传统积累的老百姓之间的友好和信任，不是那么容易就立即被完全破坏的。 但是进入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级官员越来越不讲理、各级司法完全成为富人和官方的走狗的时候，人们开始困惑和想不通了。到清真寺里寻求合理的解释来平静心态，这是所有宗教信徒的日常功课。一些知识文化水平比较高、见多识广的维吾尔人，会有自己的分析，不一定会把问题向民族和宗教问题上扯。 但是在南疆广大的贫困地区，周围都是和自己差不多贫困和愚昧的人。除了清真寺的阿訇，几乎就没有什么有头脑又值得信任的人了。于是种子就开始迅速地生根发芽。把社会丑恶现象描述成非穆斯林的邪恶；把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描绘成是汉族人在欺压和剥削咱们维族穆斯林。甚至在基层剥削和欺压他们的维族基层官吏，也很方便地被定性为汉族人的走狗，维族人的内奸。 其实这套说法很符合逻辑，严丝合缝。这和共产党的很多骗人伎俩如出一辙，而且很容易被愚昧和没出外见过世界的愚民所相信。有知识的维族人多数会知道这是低劣的谎言，是把假话藏在前提里的诡辩术。但对愚昧贫穷而又急于抓住一把稻草的可怜的穷人来说，这是唯一可信的道理了。民族宗教矛盾的种子就这样在基层开始成长起来。 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的"猫论"流行之后，社会心态变得非常浮躁。大家关心的就是怎么发财致富，怎么贪污腐化，怎么欺男霸女。至少也是让富的更富，尽快提高鸡的屁好为升官积累资本。连贫困地区的救济款都敢贪污，怎么不会激起民变呢？这时候在清真寺外的疆独分子就有了广泛的市场。 很快温和的维吾尔大会就不再受到欢迎了。更极端的恐怖主义听上去更解气，看上去似乎会有效。特别是对那些没文化又被欺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来说，极端主义显然更有吸引力。而被塔利班和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训练出来的恐怖分子，也有一整套有效的洗脑方法。虽然不可能说服所有人去搞恐怖主义，但只要有一小部分被说服，就已经可以到处制造恐怖事件了。恐怖主义不在乎兵员的多寡。 我一贯支持新疆、西藏的独立运动，这是人家的基本政治权利。在民主国家里，这是完全合法的政治活动，受到宪法的保护。那是不可剥夺的人权之一。但是我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反对以平民的生命做威胁来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一种懦夫才会接受的最无耻的主义。如果恐怖主义真的成功了，它只会以更大的迫害来取代迫害。 我一样反对以恐怖暴力的手段镇压老百姓。新疆书记张春贤的"不施仁政"的说法，和恐怖分子异曲同工。那就是要以恐怖主义对恐怖主义。他能找到的最方便的对象自然是普通老百姓。这能吓坏恐怖分子吗？可笑。不从根上解决问题，即使暂时把恐怖活动压下去了，然后他升官去了；可是已经发芽生长的恐怖主义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不会被暂时的官方恐怖主义所消灭，这和内地的情况差不多。而将会成为中国社会长久的祸害。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4/WeiJS140311XinjiangIssues2.mp3 （撰写于2014年3月10日，录音于2014年3月11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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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迹：“有发言权的人”掌握立法权――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有化的内情 Posted: 17 Mar 2014 01:04 PM PDT
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充分证明，在中共立法机构里真正"有发言权的人"，并不是出席两会的代表们，而是拥有有实际权力的人――就是当权者自己。 俄中两国"议会"的异同 中国正要召开"两会"之际，俄罗斯议会上院表决普京总统提出的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使用俄罗斯军队的要求，结果是全票支持，批准了普京总统的要求，这样一来，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行动被合法化，先前宣称"与乌克兰局势无关"的大规模军事演习，露出了直接针对乌克兰局势的本来面目。 俄罗斯议会显然比中国人大灵活得多，前者，无论联邦委员会（上院）还是国家杜马（下院），人数都较少，会期则较长，而后者，一年只开一次十来天的会，其余时间只有其常委会不时地开会，还象个议会，"两会"之一的大会，其实多数时间不在工作状态。 在别国境内动武，批准权在议会，中俄都是如此。不过，中国人大的这项权力，似乎没怎么用过。当年中共对越南动武，号称"自卫反击"，实为支援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根本用不着人大点头，倒是需要先和美国打个招呼。如今俄罗斯境内的中国人不少，中国商人在那里被无端欺负之事时有所闻，甚至中国渔船遭俄军开枪开炮射击、渔民被杀害的事情也发生过。然而，要用中国军队到俄罗斯去保护中国人的权益，不要说被人大批准，即使只是提出要求（议案），也可以说根本想也别想，甚至连外交交涉比较强硬，也很少见。 不过，最高领导人的要求在议会可以顺利批准，甚至全票通过，这样的事情，在中俄两国都会发生，差异看上去还不是很大。特别是在中国，因为拒绝所谓"西方式民主"的"邪路"，拒绝"三权分立"，现在只有"司法独立"勉强可以有所提及，其它两权，完全掌握在中共手里。行政权不用说了，立法权也实际如此。人大代表们在"立法机构"里"参政议政"，只因为"立法程序"中需要他们参与讨论，并在表决时投赞成票。他们"参政议政"的主动性体现于提案，但这些提案通常只是较高规格的工作建议书，并非立法草案。 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有的玄机 不久前，学者周其仁在一个论坛上发言，讲到八二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有的情况，很有意思。 八二宪法颁布于改革开放之初，它悄悄地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当时，人们刚刚经历了"全面专政"的"文革"，多以为城市土地国有是本当如此的事情，没有什么人想到这一规定是五四宪法里没有的。随着市场化进程深入，土地市场化、资本化逐渐展开，国家依据城市土地国有的规定而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一方面，城市土地本身在政府手里意味着巨大的财源，另一方面，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扩张，农村土地改变性质，政府与开发商携手获利，农民吃尽了苦头。这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农村的所谓集体土地，因为集体本身已经模糊，农民家庭对这些土地只有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这使得它们的支配权实际落到村镇政府手里，成为准国有土地。 那么，八二宪法的规定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探讨其中奥秘。 周其仁说，一九八二年《宪法》突然冒出一条：城市土地全部属于国有。"发生了什么，会写进这一条？有法学家做了工作，在人大当年的讨论记录中看到，一些有发言权的人说，不行，现在一搞建设，农民都敲国家的竹杠。……国家发展农民讹你，那就归国所有。"不过，当时有不同意见，因为"法律的所有权和事实的所有权是两回事，不是你一句话说国有就国有的。所以当时决定，不要一步全部变成国有，先从城市开始。" 原来如此。 起因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以土地争取其权益，于是，针对农民，要实行全部土地国有，但这样做胃口太大，实际上难以行得通，就以城市为突破口，从城市土地国有下手。全部土地国有退到了幕后，但它是所谓立法原意，依然有其支配作用，而在国有体制下，它的地位无庸置疑。这就难怪，强拆民房和强征农地一度成为普遍现象，有的官员甚至声称"强拆出一个新中国"，狂妄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却有其道理。 要做些什么，只有习自己知道 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周其仁所谓"有发言权的人"。他说得含糊，没有具体说那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但那些人的发言权，显然不是一般代表那种对党政领导人报告、讲话赞扬其"高屋建瓴"，热衷表示"深受鼓舞"、"催人奋进"之类的"发言权"，而是立法权意义上的发言权。 这样的"有发言权的人"，是有实际权力的人。习近平是其中之一。他很会说些听上去很开明的话，如"把权力关进笼子"之类，实际上，他正在竭力把权力收拢到自己手里。当然，三权在中国不能分立，习近平用不着担心自己的意见或要求在人大是否能通过或批准。他比普京幸运得多，到民间走动，与"两会"代表和委员交流，不会见到什么反对派或听到反对的声音。他要操心的，是能够在中共党内一言九鼎，而一旦真能够如此大权在握，他要做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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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4 12:49 PM PDT
曹顺利走了。她以她生命见证着这个国度的苦难，戳破了权贵的中国梦只是民众的噩梦的血淋淋现实。 曹顺利走了。她本可以不走。她原有一份令无数人羡慕的国家人事部的公职，只要她无视这个体制的腐败与不公，参与权力的寻租与分赃，完全可以过着鲜衣怒马的生活，享受真正的"民主"——民众的主子。然而她选择了挑战这个体制的潜规则，极权制度下的大小官员可以溜须拍马，可以曲意逢迎，可以食利自肥，唯独不可以有良心和道义，于是曹顺利不可避免地被这个政权逆淘汰。 曹顺利走了。她本可以不走。只要她无视中国糟糕至极的人权状况，只要她无视访民的被黑监狱拘押、被毒打、被饿饭、被拘留、被失踪、被劳教、被刑罚。这个国度的大部分人不正是对此蒙着眼睛就以为看不见蒙着耳朵就以为听不见吗？甚至可以热烈欢呼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吗？然而她做不到。访民的苦难，就是人民的苦难、国家的苦难、历史的苦难。于是她以她那多病体弱的躯体承担承担起了民众的苦难，承担起了人权捍卫者的使命。 曹顺利走了。她本可以不走。只要她在极权的灭绝人性的维稳机器下哪怕是低一下头，她也不会走。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绝对想象不出还有一个国家建立起暴虐和无情的网格化维稳体制，为了维护权贵的既得利益无所不用其极。曹顺利以她高贵的头颅，钢铁的意志，捍卫了人性的尊严，守护了良知和正义的底线，以她的生命向世人宣告了维稳之恶，专制之恶，极权之恶。 曹顺利走了。自由之树必然用自由战士和暴君的血来浇灌才能生长。请让我们记住曹顺利，记住李旺阳，记住力虹，记住所有浇灌了自由之树的战士。他们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未来民主中国的时空里。 庆父不除，鲁难未已，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民生观察与曹顺利就访民维权等事宜已有数年的合作与交流，曹顺利走了，我们怀念她。 曹顺利，请一路走好，天一定会亮的！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3-16 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刘飞跃 网址：http://www.msguancha.com/（用代理打开） EMAIL：liufei...@hotmail.com 联系电话：１３３０８６６３９８０ skype:liufeiyue197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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