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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0, 2012, 6:07:48 AM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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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者》裴敏欣： 拒绝超级大国？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已经达到顶峰 Posted: 09 Aug 2012 08:38 AM PDT 核心提示： 如果必须要有一个立场，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性地标志着中国实力的顶峰也许是合理的，中国体制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制约它的进一步发展。只有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改革，才能再续辉煌。 一个更加自由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比国家资本主义会更有效、更公平地利用资源。 原文：Superpower Denied? Why China's 'Rise' May Have Already Peaked  一个混合了经济、人口、环境、政治和国际等方面挑战的毒药是怎样终结中国的上升？ 如果追溯大国的兴衰是棘手的，那么明确指出一个正在崛起大国的顶峰几乎是绝不可能。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衡量大国的标准。我们应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或财富的水平吗？我们应该考虑它的增长势头和可持续性吗？任何国家的权力都是相对于其潜在的敌人而言的，那么在计算权力时，外部环境也是一个包括在内的合理考量吗？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重要的现实世界问题的时候，以上这些问题应当考虑：中国的崛起是否已经见顶？ 如果几年前有人问这个问题，他大概会引起哄堂大笑。那时，在传统的智慧看来，中国的崛起肯定将继续下去。但今天，每个人都在深思。 是什么发生了改变？ 几乎一切都变了。 如果必须要有一个立场，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性地标志着中国实力的顶峰也许是合理的 。从这以后一切就开始走下坡路。卷入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可以肯定的是，北京2008 - 2009年的刺激方案在赤字支出和信贷激增的推动下，成功地避免了衰退，并且促进2010年再度实现经济的两位数增长。有一阵子，北京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这是它强有力的领导和恢复能力的标志。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为一个误导和浪费的刺激计划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部分的经济刺激计划，大约1.5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国有银行贷款)都被浪费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如基础设施、工厂和商业房地产。结果，许多这样的项目在经济上不可行，也将使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堆积如山。房地产泡沫依然保持着泡沫。宏观经济在投资和家庭消费之间的不平衡几乎没有改善。今天，中国的经济决策者正在努力恢复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债务，隐藏在银行系统背后的大量不良贷款，外部需求乏力，投资回报的减少，这一系列的结合使北京不能再使用同样的旧经济方案来点燃经济。 短期的困难是北京最大的忧虑。在未来十年里，许多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推动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结构性有利因素将会消失。第一个是人口。根据兰德的研究，中国劳动人口的比例在2011年到达顶峰，在2012年已经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开始快速上升。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6%。到2025年，这个数字可能为14.3%。人口老龄化将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减少储蓄和投资，使医疗和养老金成本膨胀——从而减缓经济增长。 另一个困难的障碍是环境恶化。北京为了快速增长而忽略了环境保护。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环境恶化的成本都已经变得无法承受。当前，水和空气污染造成75万人过早死亡，约占GDP的8%。中国长期遭受折磨的人口终于开始为他们的环境权益而积极战斗。 仅在今年，在中国的两个城市，大规模抗议活动迫使政府取消了建造工厂的计划，那些计划将威胁到居民的健康和生命。未来十年，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的双重影响将会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对中国增长最严重的长期阻碍是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的10年里，北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逆转市场化改革，并开始断然走上中央集权经济的发展道路。因此，国有企业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并且享受垄断特权。金融体系支持这样以牺牲私人企业家为代价的公司。家庭收入占GDP的43%，还太低以至于无法支持更高的消费，而消费是使中国经济再平衡和为未来增长提供来源的关键因素。根据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银行的研究，没有系统性的改革，经济增长在未来二十年里将远低于每年7%。但是改革国家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破坏共产党统治的根基。 在政治方面，未来十年对党的政治垄断的反对将会上升。 中国公民已经更加直言不讳并且愿意挑战党的权威。尽管当局在审查方面投入巨资，它现在甚至承认互联网赋予普通中国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声音，形成公共意见。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政策如独生子女政策、预算的透明度、教育和医疗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在受到挑战。在这些发展背后，是当前政权合法性的重大危机。 至于统治精英阶层，他们的团结不再是被想当然。薄熙来事件揭示了最高层政权的分裂。更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隐患和方向的丧失如今在党内蔓延。许多党内精英现在意识到该政权最好的日子很可能已经过去，如果没有根本的政治改革，它将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从外部来看，中国良性的外部环境开始恶化。由于领土争端，它与很多邻国的关系已经变得更有争议。主要的贸易伙伴对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已失去了耐心。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正在变得更有竞争性。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战略的不信任，中美关系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扩大。.随着世界各国纷纷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对中国影响力提高警惕并开始反击，北京在扩大其经济立足点和保障市场和资源的获得上不再随心所欲。 本分析揭示了在一党统治下中国实力的增长已经见顶。这个诱人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可能在后天安门时代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实际上这个模式已经失去了它的魔力，即使不是彻底破产的话。然而，中国的未来并非一定是惨淡的。这种分析的正面是，有了正确的改革，尤其是返回到亲市场的增长战略，过渡到民主统治，中国可以轻松的面对这些国内外挑战。一个更加自由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比国家资本主义会更有效、更公平地利用资源。民主改革将给政权的国内合法性带来基础性的来源，在国外也有助于减少仇恨和不信任。中国将有很好的机会奠定一个21世纪的超级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如果这真的发生，中国最好的日子即将到来，而不是辉煌不再。 （裴敏欣，美籍华人，美国政治学家，专长是中国政治经济、中美关系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目前担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8/09/2012 11:29: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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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ug 2012 08:35 AM PDT 新闻报道好戏还在后头本该聚焦北戴河的镜头，齐齐移向了合肥。谷开来一案，当局安排成故意杀人起诉，法律界人士称遗漏了经济犯罪指控，但全世界媒体都视之为政治新闻。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正处于新旧领导人换届前夕，在民主国家正值大选前的媒体狂欢，候选人的台前幕后一览无余。但是，在中国的政治游戏中，越重要越隐秘，民众最多只能看见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会见休假专家的新闻，然后由此演绎出全部宫廷权斗。在此种背景之下，薄谷开来案自然是来自深宫禁苑中的一手素材。 这本来是一场意外的泄漏，存在让民众窥见高层权贵钩心斗角和腐败糜烂的风险，但当局将计就计，为我所用。此案的开庭时间并非法定，全由当局安排。因此他们的选择充满了政治考量。显然，他们希望能将此案充分地玩弄于鼓掌之间，既打压了政治对手，又不致于失控而祸及己身。前一个任务已然完成，薄熙来的政治生命，目前至少已经休眠。余下的后一个任务，就是要在十八大之前平稳地落幕。对于当局来说，这个政治游戏的理想结局，是把一场狂风暴雨变成一阵凉爽的清风。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此案进展顺利。谷开来没有像三十年前的江青那样大闹法庭，而是十分配合，当庭认罪。作为曾经的知名律师，她的表现也许会让法律界人士失望。很多法律专家都希望，当局把此案办成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刑事案件--其实说的是在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要求。纽约大学中国法律专家柯恩、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等都十分关心，作为被告，谷来开是否会得到独立的辩护律师？庭审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公开？事实上，谷开来比学者们更了解中国的政治与法律。纯粹的法律审判，意味着她被指控的不只是故意杀人，还有经济犯罪。前者涉及她和助手，后者则涉及她的丈夫和儿子，甚至更多的重要人物。这是她和当局达成交易的基础。  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商海伍德 但是事情是否真的就被这样周密算计了吗？关心中国政治的人们不能忘了，这场庭审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尽管有人一直在论证，重庆事件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在精心策划的轨迹中运行。我相信密室政治的复杂和阴狠，但是至今还没有看到证据显示，王立军进入成都美领馆是北京遥控的一盘棋。也许北京有人给他施加了压力，但是此事的发生，更是因为狂妄自大的薄熙来的一次失手。 我相信站在法庭上的谷开来，偶尔也会产生一丝闪念：假如当初薄熙来没有那么急躁，而是更加小心谨慎，更加诡计多端，继续保持了和王立军的同盟关系，甚至成为更铁的兄弟，那么现在她在哪里呢？她的未来又会如何？当然，至于她会不会想，她一定要杀死海伍德吗？或者一定要用那样的方法杀死他吗？假如答案是不一定，那么她的丈夫还儿子，以及中国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不是对于过去的无聊猜想，而是对于现实的有效认知。看看历史就知道，越是企图控制一切的专制政权，越容易发生戏剧性的意外事件。被扭曲的权力，就会制造失控的政治妖怪。对于此案，当局希望就此收场，恰到好处。但是从高墙内部的挺薄势力，到社会底层的反抗情绪，裂变的因素不减反增。大幕未能落下，好戏还在后头。 作者：长 平 责编：李京慧 ――德国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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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ug 2012 07:11 AM PDT 核心提示：中國頂尖黑客團隊"評論組"的入侵活動範圍從石油公司、律師事務所、歐盟理事會到加拿大的移民裁判官和美國國務院以及美國軍方的系統，受害者數量眾多，所收集的信息對中國的經濟、金融、投資、政策具有重大的作用。 發表：2012年7月26日 作者：Michael Riley，Dune Lawrence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併校對  【數字追踪讓調查人員從黑客的視角來看中國的網絡間諜活動。圖片：Qilai Shen/彭博】 去年，黑客分秒不差的在布魯塞爾時間7月18日上午9時23分入侵了，並開始他們的任務。根據一部電腦對黑客活動的記錄，他們在僅僅14分鐘內，便挖出了歐洲聯盟理事會主席赫爾曼·範龍佩(Herman Van Rompuy)的電郵，他是主理救助希臘這一微妙政治問題評論組的關鍵人物。 在去年7月的10天時間內，黑客四度入侵理事會的電腦，藉以取得11位執掌歐盟經濟，安全和外交事務的官員的內部通信。這一入侵直至最近才被报告，它可能讓入侵者得以看到官員對困擾歐洲的金融危機的真正看法。 那些間諜自己也受到監視。大约30名北美私人保安研究人員一起暗中工作，追踪中國最大、最繁忙的黑客團伙之一。 美國情報部門戲稱這個他們觀察多年的黑客團隊為"拜占庭坦率"，在[電腦]安全圈子內，這個團隊則以其使用名為"評論"的隱藏網頁計算機代碼入侵電腦而有"評論組"之稱。 在去年近2個月的監測期間，研究人員說，看著數據從一個接著一個受害者流出，其中有油田服務領域的領導者哈里伯頓公司 （HAL）、華盛頓威利馬勒律師事務所、加拿大一名涉及一宗敏感的中國引渡案件的裁判官、以至到加爾各答的煙草和技術集團國際貿易中心有限公司 （ITC），"黑客"的工作規模之巨大使他們吃驚。  【"評論組"黑客以其活動範圍之廣和受害者數量之多而尤為突出，每個月的活動不少於20次。】 收集秘密 研究人員總共發現了20個受害者——其中許多機構擁有的秘密可以給力爭成為世上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帶來優勢。黑客的目標包括向該國出口商尋求貿易賠償的律師和準備在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鑽探的能源公司。 點擊查看彭博製作的黑客活動受害者表單 "公众聽到的，如信用卡號碼被盜、有人入侵了LinkedIn（LNKD），那只是冰山一角，一些非保密的東西"，FBI網絡部門前執行助理主任肖恩·亨利 (Shawn Henry) 說："我一直在暗暗地關注著這座冰山。這是我們見過最大規模的美國專有數據抓取。這是一台機器。"他在今年早些時候從聯邦調查局離職。 研究人員利用黑客的一個安全漏洞創建了一個數字日記，記錄下黑客的一舉一動，包括入侵者躡手躡腳進入網絡、關閉防病毒系統、偽裝成系統管理員並掩蓋踪跡使受害者幾乎無從發現他們。  【"評論組"因其標誌性地使用名為"評論"的隱藏html代碼侵入計算機而得名。這是紐約Pietro's餐館網站的截圖，一個指令被隱藏在html代碼裡面。】 一舉一動 那些每一分每一秒的記錄展示了一個黑客組織前所未聞的工作日程和無情的攻擊。這組織是這樣的成功，以至成為聖安東尼奧空軍特別調查辦公室的網絡單位的專門追踪對象，一位熟知那單位的人如是說。 那些日誌既記錄了黑客對受害者電腦所下的指令，也揭示了一個高度組織化的行動，其背後的群體相信比其他任何組織都更接近中國龐大黑客產業的巔峰。根據2008年維基解密公佈的外交電報，"拜占庭式的坦率"與中國軍方，即人民解放軍有關。兩名前情報官員證實了文件的內容。 黑客和間諜 在十多年的時間裡，以中國為基地的黑客對技術和數據的掠奪方法仍然藏於黑客和間諜的陰暗世界，大多數受害者也無人知曉。在美國只有少數擁有機密許可的調查員對情況了然於心。 國土安全部的國家網絡安全科前主任Amit Yoran說："在我們可以用一種透明的方式來開展這一對話之前，要解決問題是很難的。" Yoran現在任職RSA信息安全公司，總部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貝德福德，在去年受到中國的黑客團隊入侵。 "我只是不肯定美國準備好了沒有，"他說。 美國情報官員用日益极端的語言來提醒人們，最初只針對軍方和國防項目承包商的攻擊已經擴大為大量密集轟炸，沒有任何机构實體是安全的。  【"拜占庭坦率"與一系列高端黑客活動有關，這些活動之前從未被認為是某一個特定群體所為，包括多年來對國防承包商Qinetiq的攻擊。】 奧巴馬總統在7月19日於《華爾街日報》發表的文章中警告說："我們國家受到的網絡威脅是我們面臨最嚴峻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挑戰之一。"在那之前10天，國家安全局局長基思·亞歷山大(Keith Alexander)在華盛頓發言說，網絡間諜構成"歷史上最大的財富轉移"，並指出全球公司在保護自己方面的開支為每年1萬億美元。 收穫秘密 據一些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電腦安全專家所言，黑客侵入了各大石油公司的網絡以收集繪有石油儲藏資料的地質圖；侵入專利律師事務所的網絡，以取得他們客戶的商業秘密；而侵入投資銀行網絡則是為了獲取攸關國有企業環球業務的市場分析。他们拒絕透露更多細節。 此前，中國外交部已駁斥國家資助網絡間諜的指控為毫無根據，並表示如有這類事件曝光，政府將嚴厲打擊。被問及這個報導時，外交部援引早期的聲明，再次予以駁斥。 根據政府調查員和安全公司透露，私人研究人員已經確認了10至20個中國黑客群組，他們彼此的活動和規模顯著不同。 群組間的差異 "評論組"和同類組織的不同點在於其疾風暴雨的運作步伐。根據事故報告和調查員採訪所得，去年夏天的攻擊記錄反映了"評論組"的征服片段，至少可追溯到2002年。單是位於加州米爾皮塔斯市的火眼公司（FireEye）便追踪了數百名過去三年中的受害者，並估計該集團已入侵了超過1000個組織，高級安全研究 員Alex Lanstein 說。 律師事務所、投資銀行、石油公司、藥品製造商和高科技製造商等被盜的信息數量巨大，以至網絡情報官員說這可能對美國和歐洲經濟造成長期危害。 "地震將臨" 杜邦公司自2009年以來已經至少兩次被不明身份的中國黑客團隊入侵，其於[去年]九月卸任的首席安全官Ray Mislock說："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該活動的震顫，但地震要來了" 。 "一個成功的企業無法承受長期喪失可以創造經濟實力的知識，"他說。 即使那些離線的都不安全。 印度最大煙草製造商ITC的負責人、65歲的Y.C. Deveshwar是個不使用電腦的商人。去年"評論組"黑客還是進入了集團的巨大網絡，找出Deveshwar 個人助手使用的電腦，成功偷了他寶貴的文件。  【在研究人員追踪到的一次黑客活動中，間諜侵入了有影響力的印度商人Y.C. Deveshwar領導的科技和煙草公司ITC的網絡。】 根據日誌，那些盜賊在2011年7月5日取得的文件包括Deveshwar的家庭地址，稅務登記，會議紀要，以及發給其他公司高層的信件，如位於倫敦的英美煙草公司（BAT）的主席Richard Burrows 和該公司的總裁Nicandro Durante。那些黑客試圖打開一個題為"YCD信件集"的檔案，但不成功，於是他們設立了一個程式，在Deveshwar的助手下一次登入時竊取密碼。 保持安靜 當彭博在今年五月聯繫那公司時，其發言人Nazeeb Arif 說，ITC對黑客入侵並不知情，這說明黑客在ITC的網絡出入自如可能一年有多。Deveshwar 在一份聲明中說，在那電腦上保存的檔案 "沒有和公司有關的機密文件"。 那些發現網絡被入侵的公司大多保持沉默，公眾、股東和客戶因而意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彭博接觸的10個"評論組"受害者當中，那些得知黑客入侵的選擇不公開披露，而三家受害機構則說，在本報接觸他們之前，他們對被黑客入侵並不知情。 這個取材自研究員日誌的"評論組"記錄，也依據在職及前任情報官員、受害者、以及十多名美國網絡安全專家的採訪，那些安全專家當中有許多在獨立追踪那個群組。 私家偵探 提供電腦記錄誰的研究人員要求不公開姓名，理由是那些包括受害者名字的數據很敏感。他是由20個機構派員組成的協作組的一份子，其他成員來自私營保安公司、 大學、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和被盯上的公司，包括一家國防承包商和一家製藥公司。該小組的成員包括一些領域內的頂尖專家，他們擁有網絡間諜調查經驗，這些間諜活動的目標包括美國政府、大型企業和達賴喇 嘛等知名政治人物。 由於對企業和非政府團體的攻擊在過去五年激增，私人安全專家加入了對黑客的追尋，他們說，他們正在逐步趕上著手處理這問題已經十年的美國反間諜機構。 間諜工具 根據安全專家的說法，"評論組"的一個特有手法是入侵不令人生疑的公共網站，进而將指令發送到受害者電腦，使家庭網站變為外國間諜工具，同時也讓該組監測有關網站有否被識破。被"評論組"下手的包括一位南德州高中教師所有、寫著"電腦棒呆了"的網站，和愛達荷州博伊西城外飆車場的網站。 安全公司Dell SecureWorks位於亞特蘭大，是計算機技術公司戴爾電腦DELL的分公司，其研究員Joe Stewart在去年發現了"評論組"黑客所用軟件的一個漏洞，為這個拼圖加上了重要的一塊。那個漏洞原本的設計目的是掩飾竊取數據的最終目的地，但它反而好幾百次顯露了黑客把被竊數據送往上海一個互聯網協議（IP）地址。  【上海长顺路的荣广大厦是一个商业建筑，用这个地址注册的多个IP地址与中國的主要黑客群體有關，其所襲擊的受害者從政府領導人到大公司。圖片：Liza Lin/彭博。】 和軍方有關？ 那個位置和維基解密公佈的[美國]國務院2008年電文內的情報吻合。有關電文把那個群組鎖定在上海，並將之和中國軍方聯繫。私營公司的研究員還沒能得出那種關聯。據兩個前情報專家的講法，該電報所做結論的依據，包括美國自己的間諜活動，仍屬機密。  【美國國務院外洩的電報確認"拜占庭坦率"總部在上海，並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相關。】 Lanstein說，"評論組"的偽裝雖然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比如日誌顯示組內一些經驗不足的黑客重複犯錯——那個組的特點是明確無誤的。"評論組"使用的代碼和工具是不公開的，任何使用它們的人必然是加入了黑客的行列。 到2008年10月，維基解密公佈了概述出該小組活動的外交電報，此時"評論組"已襲擊過國防承包商和國務院的網絡，並密集入侵美軍系統。在去年這次洩漏之後，指代中國黑客隊伍的機密暗號改變了。 網絡安全專家已把"評論組"和一系列成了頭條新聞的黑客入侵聯繫在一起，範圍從2008年奧巴馬和約翰·麥凱恩的總統競選運動，到去年McAfee紀錄的72個受害者，這家加州聖克拉拉的安全公司將其稱為黑幕鼠行動。 入侵核設施 兩位分析攻擊的專家說，其他此前沒公開歸因於" 評論組"的攻擊包括自2011年12月開始針對北美天然氣生產商的行動，4月時由國土安全部發出警告，列明細節；在另一宗案件中，黑客首先偷取核能管理公司的通訊用戶聯繫人列表，然後向他們發出藏有間諜軟件的偽造電子郵件。 據一位熟知細節但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人說，在那一事例中，"評論組"成功闖入了至少一個核設施的計算機網絡，聖巴巴拉北面霍斯格理斷層(Hosgri fault)旁的代阿布洛（Diablo）峽谷核電站。 根據彭博社獲得的一份內部報告指出，該核電廠的事故管理團隊在去年八月看到一個在網絡安全專業人員之間流傳的匿名互聯網帖子，聲稱確認了中國黑客群組使用的網域，其中一個可能和代阿布洛核電廠運營商太平洋煤氣和電力公司有關。  【"評論組"成功闖入加州代阿布洛峽谷核電廠的計算機網絡。】 部分失控 目前還不清楚有關信息如何上載到互聯網，但根據該報告，核電廠在調查時發現一位資深核電廠规划师的電腦至少是部分處於黑客的控制下。該內部調查警告說，黑客試圖"掌握美國核能發電設施的運作，組織和安全資料。" 根據該報告，研究人員的結論是，他們已及早發現了入侵，並且"沒有堅實的跡象"顯示數據被竊，儘管他們還發現了幾個之前感染的證據。 太平洋煤氣和電力公司（PG＆E）的發言人Blair Jones以核電廠安全為由拒絕對此發表評論。 大約在黑客發送附有惡意軟件的電子郵件到美國核設施的時候，Wiley Rein律師事務所內有六人加入到匆匆召開的會議。據一位知悉有關調查的人說，會議室內有一名操守監察主任，還有該公司信息技術團隊的一名成員。那六個人被告知律師事務所被黑了，而他們就是目標。 律師的文件 那六人當中包括該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Alan Price和Timothy Brightbill，他們是美國最知名的國際貿易律師，處理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和不公平貿易的重大訴訟個案，其中之一是5月時對中國太陽能電池製造商的訴訟，判決結果是对中國出口货物徵收3億美元以上的關稅，使之成為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反傾銷案件之一。 Wiley Rein的總顧問Dale Hausman表示不能就有關入侵對公司或其客戶有何影響发表评论。他說，在揭發事件之後，律師事務所已加強了網絡安全。 他說，"考慮到行業的性質，耗費的成本幾乎相當於經營業務的成本。這並不令人驚訝"。 給配偶的電郵 據知悉調查的人說，該律師事務所在得到研究人員的通知之後，向聯邦調查局報案。聯邦調查局派遣了一個網絡調查隊。 "評論組"黑客把偷走的數據加密，這是一種使人難以確定什麼資料被盗的做法。然而，聯邦調查局成功將之解碼。 這些數據包括數被盜數據包括數以千頁計的電子郵件和文檔，由律師與配偶的閒話家常到與客戶之間的保密通信都有。那人說，被盗的數據列印出來堆成一疊的話，比一套百科全書還要高。 去年夏天看著黑客按鍵的研究人員說，大部份被偷走的東西他們無法看到，但很明顯，間諜完全控制了律師事務所的電子郵件系統。黑客日誌還包含聯邦調查局如何解碼甚麼資料被盜的線索。他們公開了黑客用來加密文件的簡單密碼：123!@#，華盛頓聯邦調查局發言人保羅·布列松 (Paul Bresson)拒絕評論。 危機追蹤 從一個個的個案可見，黑客的動態和地緣政治事件和全球頭條新聞縱橫交錯。去年夏天，歐洲金融危機的消息成為全球焦點，黑客行動了，歐洲的進口推動中國崛起為經濟大國。 那正好是歐盟理事會主席範龍佩事務非常繁重的時候。歐盟各成員國財長未能在7月11日就對希臘第二次救助計劃取得一致意見；接下來的10天，這位輕微禿頂的比利時前首相主持談判，勉力使包括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在內的歐洲領導人達成共識。  【去年夏天，歐元區國家長時間爭論救助希臘和歐盟的未來之時，黑客侵入歐盟理事會主席赫曼·範龍佩及其顧問的電腦。】 雖然對範龍佩及其工作人員的監視在這些會談中間發生，研究人員說，記錄顯示大量的攻擊並不只針對特定的事件。他們說，這相當於是一個網絡版的竊聽裝置，旨在收集數週—以至數月—的大量情報。 "意義重大" 前總統布什的國土安全部副參謀Richard Falkenrath說，通過情報蒐集，中國已經成功整合與外國經濟和投資政策有關的決策。 "那對世界各地就有關決策應對中國都是有重大影響的，"他說。 由2011年7月8日開始，黑客便已經建立進入點，他們在10天內多次潛入歐盟理事會網絡。日誌顯示間諜有一個既定的套路，他們總是在當地時間上午9點左右進入網絡。他們會控制理事會的交換服務器，從而能夠全面操控電郵系統。然後，黑客只需要打開範龍佩和其他人的帳戶。 一星期的電郵 間諜從一個受害者移到下一個，抓取電子郵件及其附件，將大量的材料壓縮加密，並按日期編目。他們每一次都抓取一星期的電郵，看來是依指定動作行事。他們的其他目標包括當時的經濟顧問兼會議副組長奧迪爾 雷諾-巴索(Odile Renaud-Basso)和歐盟反恐協調專員。在研究人員開始監控之前，黑客进入理事會網絡的時間有多久，或者說他們的活動在去年七月底之後又持續了多久，現在還不清楚。 沒有跡象顯示黑客侵入了歐盟理事會儲藏秘密文件的離線系統。理事會新聞辦公室在一份回應有關黑客的聲明中說，"機密信息和其他敏感的內部信息是在專用的網絡上分開處理的"。那些連接到互聯網，處理電郵的網絡，"並不是設計用來處理機密資料的。" 歐盟怎樣處理黑客入侵並不清楚。範龍佩的發言人Dirk De Backer拒絕評論此事，歐盟理事會新聞辦公室的一位官員也一樣。其中一位研究人員說，歐盟安全團隊的一位成員在七月下旬加入研究人員小組，並取得有助查明黑客踪跡的信息。 "不知道" 時任對外事務首席顧問的Zoltan Martinusz是彭博接觸的兩名願意回應的受害人之一，他說，"我不知道這個。"另一個官員則沒有得到授權討論內部安全事項，他要求不要透露姓名，說他去年獲悉他的電郵有其他人看過。 研究人員說，記錄顯示黑客一貫運用相同、簡單的攻擊方式：由附有惡意軟件的電郵開始，他們迅速通過網絡，獲取加密的密碼，在線下破解編碼，然後返回網絡，偽裝成那機構自己的網絡管理員。有時候，黑客可以連續幾個月暗中出入各個網絡。 這種方法繞過了各機構總計花了數百萬美元花費設置的防護系統。 安全系統被關 當間諜潛入非牟利機構國家安全公司(National Security Inc.)管理層的網絡匆匆發掘資料時，日誌顯示他們關閉了系統的Symantec防毒軟件。國家安全公司總部位於華盛頓，其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和前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六月，該集團的總裁小亨利韓丁說他對黑客入侵並不知情，確認了日誌上顯示被黑的工作人員電腦用戶名稱，他的名字也在其中。 記錄不僅顯示黑客的失誤，也有他們的聰明把戲。他們用網絡管理員的身份，把國際共和研究所——一個推廣民主的非牟利組織——的主席和其他七名職員的電腦上的內容，整合到一台機器上。 220份文件 把所有數據放在同一個地方之後，黑客在2011年6月29日選出220份文件，包括PDF、試算表、照片和該組織有關中國的整個工作計劃。日誌顯示，"評論組"在完事之後把那些文件壓縮到幾個加密的檔案夾，使那些數據在離開網絡時不會太明顯。 研究所發言人Lisa Gates證實她的組織遭到黑客入侵，但以憂慮工作人員和合作伙伴的安全為由拒絕評論事件對其中國項目的影響。一份撥款文件介紹該研究所的活動，當中包括支持經常受到中國當局騷擾的獨立候選人。 作為對工作中黑客的一份記錄，日誌也顯示了他們靈活應變的能力，即使涉及敏感的政府網絡也一樣。去年7月18日，黑客進入加拿大移民和難民局的網絡，目標是溫哥華的移民事務審裁官Leeann King的電腦。 在那之前不到一星期，Leeann King把處在長期引渡鬥爭最後日子的中國國民賴昌星暫時釋放，成了頭條新聞。自從賴昌星於1999年逃往加拿大之後，中國當局一直在要求引渡，聲稱他經營的走私團伙淨賺了數十億美元。 打開法院帳戶 在"評論組" 黑客迅速侵入Leeann King 的帳戶時，總部位於維吉尼亞州阿靈頓的Cyber Squared Inc.公司在獨立追踪他們，並發現一些和研究人員記錄一致的活動。開始時他們只是登入了在多倫多的電腦，黑客抓取了用戶密碼並將之解密，從而進入了移民和難民局在溫哥華的網絡，最終，日誌顯示，他們找到了Leeann King的電腦。從開始到結束，只用了不到5小時的時間。 移民和難民局的一位發言人Melissa Anderson表示任何這一類的事件都會全面調查，但除此之外對事件沒有其他評論。賴昌星最終在2011年7月23日被送回中國。在最終上訴失敗後，他被逮捕，審判，並於今年5月被中國法院判處終身監禁。 控制網絡 在每一個個案中，黑客都能在他們搜掠的網絡如入無人之境。目前還不清楚研究人員聯繫了多少家受害機構，而其中一位研究人員說，在這些案件中，只有一個受害人是已經知道黑客入侵的。哈里伯頓石油公司(Halliburton)的發言人表示他們知道有關入侵，並正與聯邦調查局合作。 該上市公司的發言人Marisol Espinosa拒絕評論此事。 去年夏天的踪跡指向一些看來不大可能的地點，包括和紐約中央車站幾條街之隔、自1932年開業至今的Pietro意大利餐廳。客人到那暗淡的老式餐廳用膳，可以用28美元點（紅色或白色）蛤蜊醬扁意粉。在去年的某個時候，"評論組"不再止使用那餐廳的網站來與入侵網絡溝通。發現黑客在那裡留下足印的是火眼公司的Lanstein。他說，痕跡至今依在。 "醜陋的大猩猩" 他說，在餐廳網站的網頁代碼內隱藏的是一個指令：ugs12。他解釋說，這是一個向某一受害者網絡中被侵佔電腦下達休眠12分鐘，然後恢復工作的指令。 "UG"是"Ugly Gorilla" (醜陋的大猩猩)的縮寫，安全專家認為這是"評論組"一個性情特別急躁的成員所用的綽號，是用來告訴其他人黑客在那裡的暗號。 餐廳合伙人Bill Bruckman在得知他的網站成為中國黑客團隊全球基礎的一部分時開玩笑說："我們出色得連黑客都想要我們！"他說："嘿，把我的名字公開吧—什麼事都是好事兒。" Bruckman說，他對黑客入侵一無所知。大約半年前幾位朋友告訴他訪問該網站時遇到困難，但他說他從來沒有想通問題是什麼。 稍後在室外，Bruckman抽著煙，補充了一句更嚴肅的話。 "想一下所有那些將會付諸東流的努力和資訊。真是浪費，你懂我的意思嗎？" 聯繫本報導記者：華盛頓，Michael Riley，可電郵至michae...@bloomberg.net；紐約，Dune Lawrence，可電郵至dlawr...@bloomberg.net 聯繫本報導編輯：Melissa Pozsgay的電郵是： mpoz...@bloomberg.net；Michael Hytha 的是mhy...@bloomberg.net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8/09/2012 09:03: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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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Aug 2012 02:42 AM PDT
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刘翔在“鸟巢”里黯然退赛的一幕，引得无数粉丝泪眼婆娑。4年后，这一幕又意外地在伦敦重演。其实，当刘翔跨出第一步，不少人就在网上预测，知道他根本就无力迈过。也许他早就知道他在伦敦会重蹈覆辙，包括教练、包括赞助商、包括父母、包括能接触他的圈内人媒体人。但刘翔还得跑，必须跑，做个样子也得跑。你得和北京不战而退进一步吧，区别就是，08年退赛导演打的是突然牌，之前秘而不宣；12年伦敦打的是吹风牌，之前发安民告示。这样，至少全中国“刘黑”可以少一个理由骂你了。
一，刘翔为什么摔倒和退赛？
为什么干脆直接宣布不参加奥运会比赛，而是在比赛之中摔倒或宣布退赛？从比赛几天他师傅孙海平和媒体大肆渲染刘翔伤病一事，就极为反常，哪有国家有媒体在赛前这样大幅报道一个运动员的伤情的？既然有伤情，为什么还强迫他上场？他们分明是在造舆论准备，给刘翔留退路。果不其然，比赛当天上演了一出拙劣的退赛表演，这样岂不是把老百姓当傻子？早在今年4月他们也预演过，在美国，也是到场地，再宣布不参赛。博得人们的“理解和惋惜”。但那是商演，所有人都不会说破“皇帝没穿衣服”——-有伤你来干什么？
只要智商不是0，刘翔及其团队都应该知道后面两次奥运会刘翔的状态和伤病，都应该知道两次“摔倒”是必然结果。08年有人会说是偶然，今年伦敦奥运之前的热身赛退出，还有人用这个理由，但算上伦敦这次摔跤退出，应该是第三次了，如果同一件事在三次不同的时间发生，还能称之为偶然，那只能说是有些人的智商有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他不能在奥运开幕前宣布退赛，那涉及太多人的饭碗跟乌纱，还有大国形象。
二，刘翔退赛的经济理由
既然有伤病，为什么不直接宣布退赛？首先，广告商不允许刘翔提前宣布退赛，因为奥运会他们投的血本很大。这就让刘翔两难了，不参赛就会身价大跌，因为运动员靠的就是造势与参赛，如果不报名，刘翔的广告身价即刻就要跌80%以上，所以他必须参加。但刘翔参加比赛面临两种结果，一是拿到冠军，二是不能卫冕。拿到冠军是最美的结局；不过如果拿不到冠军，将承受巨大的损失，有可能广告商会弃之而去，广告商可能会拆除满大街的广告，刘翔也不能继续享受聚光灯的亮光了。
只能找到一个能将双方公司损失减到最低的方案。 那么选择摔倒会有什么结果呢？摔倒后，一方面它能保住刘翔的面子，围绕他的注意力不会因为摔倒而消退，从撤倒后所激起的热烈反响中可见一斑。二作为赞助商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因为运动员是因为不可预知的伤病原因退出竞争，它将大大降低未能夺牌在消费者心目中产生的不认同感，广告主们反而能有更多的宣传点。从风险上来讲，摔倒后的风险要小很多，同时也能对现有的广告商有一个合理的交代。所以不用为刘翔退赛而惋惜。
三，失落的奥运精神与体育道德
人们往往要求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有体育道德，却忽视了另一个群体，那就是同样是参与者之一的观众。特别是买了高价票去现场的观众，或者说运动员的粉丝们，他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才是花钱最多的消费者。商品的提供者理所当然的要对消费者负责，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不能假球和黑哨、不能投机取巧，一句话不能戏弄观众！
当观众们为了某个运动员而去买高价票看比赛，最后却如同花了大价钱排队买鱼翅吃，排到自己的时候发现鱼翅没那么好吃，这样的“不好吃”的理由其实足够抱怨一下了吧，又不能让人退货。而当“运动员”拜倒在金钱的石榴裙下，“以身价论英雄”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成了金钱的奴隶。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成功地跨过了规则的边界，也巧妙地越过了道德的底线。因为面对上帝，规则和道德一起崩溃。
四，奥运冠军的商业哲学
商业是一把双刃剑，十几亿人的关注给刘翔带来了天价的商业代言费，十几亿人的关注也给刘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压力。其实对商业运作来说，刘翔摔倒，是最明智的。一个运动员自己跟腱是不是要断，不可能不知道的。如果刘翔充分准备然后输了比赛，会让他身价暴跌，神话陨落。如果他先足够多的造势，说自己带伤拼搏，然后如今天那样跌倒了，但是单脚跳到终点，他就成为了一个励志的完美神话继续发挥价值。
商业在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他不能凌驾在竞技体育之上，更不应该操控竞技体育，成为背后某些人敛财的工具。也许田径队早知道刘翔的伤情参加不了比赛，但又怕不好向赞助商、买高价票的观众和全国人民交代，于是策划了临场悲情退赛的那一幕。所以宋祖德说：刘翔的伤是一门哲学！据说刘翔又受伤了，如果这次伦敦奥运成绩不佳，伤是他的借口；如果成绩很棒，那又增添了奖牌的分量，带伤拼搏为国争光。如果没有受伤成绩不佳，他的商业广告价值会骤降；如果受伤了弃赛或参赛成绩不佳，广告价值不降反升。这就是哲学？
五，举国体制背后的悲哀
13亿人，56个民族，一个刘翔背不起那么沉重的包裹，刘翔是被推上一个身不由己的位置，当他意识到他上了一条很大的船之后，他同样可以意识到的是：他已经很难下来了。毫无疑问，刘翔拥有财富、名声、万千粉丝追捧，他缺少的是一份自由，绝对的没有，连相对的也没有，他是一颗棋子，他可以决定的比我可以决定的少得多得多。一根绳上蚂蚱，他是最光鲜的那一只，也是最卑微渺小的那一只。赛后孙海平教练的眼泪是出自内心的。他是真的惜才，是真的惋惜这样一位天才在金钱的力量前倒下。只是他真的无能为力。
在举国体制下，正如李承鹏所说：“大多数人一生没踩过塑胶跑道，全国不足五千人练跨栏，很多县城连正经田径场都没有……让刘翔承担13亿人56民族的担子，太累。这跟举国不足万人练足球要国足夺冠一个道理。金牌不是硬道理，普及才是硬道理。哪天奥运吸收麻将为比赛项目，无论裁判怎么坏、外媒怎么黑，我们一定是冠军。”
关于刘翔摔倒，国内大部分主流媒体的评论都是“伟大、英雄、感谢”之类，然而凤凰网的民意调查（32万余人参与），57.8%认为有表演痕迹，49.81%民众疑惑意外总是发生，47.93%的人认为是刻意的告别演出。如此大的民意，国内为何没有媒体质疑？如果刘翔只是一个普通的奔跑者，他的倒下注定也没有那么多传奇，但他和他身后的团队，用了又一个四年时间吹起一个又大又帅的肥皂泡，然后在伦敦“扑哧”吹灭了，谁接受得了呢？刘翔曾经的辉煌给举国体制一个盾牌，如今，这个盾牌会因为失败而被万箭穿心。 ——一五一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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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2 06:51 PM PDT 
猶記得魯迅「救救孩子」的疾呼，更有胡適的痛切之言：「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這種黑暗的迷夢中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對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野蠻的。」目下香港推行的國民教育，正是對孩子的殘害荼毒。
洗腦教育灌輸出來的「國民」是國家附屬品，惟國家權威、利益、意志是從，是與專制主義共生的人格依附的臣民。而現代公民思想獨立、人格獨立、有社會責任，勇於維護個人權利和公共權益。公民是專制的天敵，忠順的「國民」則是專制賴以存活的土壤。 中國首倡公民概念的是戊戌變法時的嚴復。民國成立，教育部長蔡元培正式把公民教育列入課程，原來只是在「修身課」中加入「公民須知」和「法制大全」，到一九二三年公民課取代「修身課」，公民教育全面進入中小學課程。然而民國時期的公民教育運動也有過波折，蔣介石南京政府要求公民課變成「黨義課」，即用三民主義去訓政。然而卻遭知識分子群體的抵制，胡適對黨化教育嗤之以鼻。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任鴻雋撰文一針見血：「教育的目的，在於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因為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 鑑於教育界、知識界及泛社會的強烈反對，國民黨放棄黨義課，恢復了公民課。而目下遭到香港各界抵制的「國民教育」，卻得到天朝喉舌《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力挺，儼然勢在必行。對照國共兩朝，不禁念及當年儲安平的警世恒言：「民主在國民黨是多和少的問題，在共產黨是有和無的問題。」 須知中共已蕩滌了大陸的公民教育，豈止民國時代的公民課內容被「焚書坑儒」，就是國內教育界百多名學者和教師編寫的八冊《新公民讀本》也被禁了，這套教材有公民道德內容，也有公民價值觀教育，比如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正義、和平、愛國、追求真理等；關於公民知識內容，則有民主政治、國家與政府、政黨制度、司法公正、社會公共生活、公民權利和義務等；關於公民責任，有參與選舉、處理糾紛、維護權益、組織公共活動、向責任部門個別媒體反映問題和提出批評建議等。總之頗為符合普世價值，試想中共如何容得下它？所以二○一○年才印出來就勒令收回，統統還原成紙漿！ 當年胡適引述朋友的警句：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第一要考察他們怎樣對待孩子。這個標準同樣可以用於考察香港特區政府。 孔捷生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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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2 05:3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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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2 02:02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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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2 01:55 PM PDT
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丰富悠久、多民族聚居的国度，历史上不同民族相互之间不断争斗、分化、学习、融合，长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意识。近代以来，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和冲突之中，也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和借鉴之中，中国民族主义才出现并发展。也就是在中国民族主义出现并发展的这近代一百年左右，中国政治传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和转折，在各种近代思潮（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西方思潮）的激荡下，叠呈多种革命，形塑出中国当代政治和当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本文的主旨，即在于从历史的考察着手，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悖论，特别是其政治悖论，从而为进一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某种可供参考的概念、历史和政治框架。
概括地看，中国民族主义的近代发展，经历了四次大的浪潮。即：一九一零年代初共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一九一零年代末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一九三零年代末并断续延伸到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一九九零年代复兴并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当下民族主义。这四波民族主义，各自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也各自遗留下不同的课题，尤其是展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同内在矛盾。下面，我们将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逐一考察中国民族主义的这四次浪潮，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包括其所遗留的悬而未决的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政治课题。
一．辛亥民族主义：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是清末革命党人在意图推翻满清帝制的过程中所推动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第一次把‘民族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的现实政治讨论之中，而且也第一次以‘民族主义’为号召来实行政治动员以推动革命实践。这个‘民族主义’，被清晰地界定为汉民族的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明确地把当时执掌政权的满民族视为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异族；反过来，所谓‘中华’民族，也就被简约为仅仅是汉民族了。在那个时代成长、后来成为中共资深人士的四川人李一氓回忆说，“这个革命（即辛亥革命——引者注），反满的意义恐怕占首位。我们家里挂在门口的旗就是一大幅方白布，中间写个大‘汉’字，‘汉’字周围有一圆圈，作车轮状，表明革命旨在推翻满族王朝，恢复汉族的统治”。 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汉民族主义情绪在一般民众当中是如何高涨。而在革命者当中，那种情绪就更是激烈了。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张继，辛亥革命之前在日本留学，在讨论会上不仅明确不赞成说满族人也是中国人，而且对于认为‘满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发言人，回应就是一边谩骂一边就把一只皮鞋掷将过去，两人之间‘几至挥拳’。
不过，这种情绪激愤、唯我大汉的民族主义，只是当时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很快地，它就改变了内容、形态和态度，成为具有明显政治实用性的、因而也是包含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某种混杂的民族主义。简略地说，就是在清朝专制帝国阶段，革命者强调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借助这种民族主义来推翻清朝统治。接着，辛亥革命很快地在意外情况下发动并成功了。这就进入了中华民国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随之很快做出了重大的内容调整，改而宣扬‘五族共和’。在民众生活中，这个变化也到处体现了出来。李一氓在他的回忆录中，紧接着上面所引的讲‘汉’字白布旗的一段，这样写道：“但后来又正式改为红黄蓝白黑五色场调拼在一起的五色旗，解说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一个色代表一个族。大概有识之士，发觉这个‘汉’字既不符合我国民族构成的现实，也不能代表多民族国家的体制，看来这个国家有必要把才被推翻的满族亦要包括进来。只是那个代表清帝国的黄龙旗永远作废了”。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这种‘五族共和’观念，可以认为是当时民族主义的第二阶段。
这两个阶段上孙中山‘民族主义’观念的变化，很明显，主要是由于政治背景的变化而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家的实用心态所主导的‘民族主义’说词的变化。事实上，孙中山所阐发的民族主义，在原则上、在基本概念上，并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一九二四年一月，也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第十三年了，孙中山在讲解民族主义的时候明确论述说：‘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 他强调：‘我说民族就是国族，何以在中国是适当，在外国便不适当呢？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为了阐述所谓‘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的‘中国民族主义’，孙中山以英美等国为例，说‘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 由此理念出发，孙中山认为，中国历史上两次亡国，一次亡于元朝，一次亡于清朝，都是外族入侵。 作为担任过中华民国开国元首、当时仍然是民国制度（相对于袁世凯的欲复辟帝制）没有争议的最著威望的领导人，他甚至明确地说：‘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统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这种论述，显然问题很多。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这种民族概念与民国时代他本人在政治上所倡导的‘五族共和’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那就不需要什么‘五族共和’；如果实行‘五族共和’，孙中山的‘中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的这种民族主义/国族主义概念就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孙中山有他的调和二者的说法，那就是‘民族同化’。所谓‘民族同化’，根据孙中山手著本《三民主义》，‘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在这种更多具有政治考量的说辞背后，我们看到，孙中山实际上强调人口数量，认为人口较少的民族并定会为人口众多的民族所同化。对于历史上‘中国亡国’于元、清两朝的经历，他欣慰这是亡于人口少的民族，因此蒙古民族和满洲民族都不能消灭‘中国人’，‘反被中国人同化’； 而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系，他则强调西方人口的增长，认为‘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要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缩小化，还要灭种’。 这就是说，孙中山的‘民族同化’，口头上虽然在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实际上是要用多数民族即汉族来同化当时中国治下的其他少数民族。这种‘同化’一旦成功施行，存在于‘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国就是汉人的民族和国家’这种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理念之间的矛盾当然就消失了。所以，早在民国元年，国民党宣言所宣布的政纲，其第三项即为‘励行种族同化’。
总起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民族主义，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其民族主义概念的本质，是大汉族民族主义；第二，这种汉族民族主义的基本着眼点，在于动员汉族占据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推翻满清王朝的帝制统治；第三，推翻满清帝制之后的‘五族共和’口号和拟议中的‘民族同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共和’的理念，更加深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概念混乱。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真正的‘共和’（republic）制度并未能够付诸实践，更没有能够持续。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的贡献在于，在理念上，唤醒了民族意识，形成了最初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则在于借助汉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完成了推翻帝制的政治制度革命。但是，它在理念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并且深远的。在理念的层面，它接纳了种族民族主义，把中国等同于汉民族的国家，把中国民族主义等同于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我们则看到，历史并没有给予新的共和国以机会，来试验如何通过新型政治制度来解决内部的复杂民族关系。当然，这种有关中国民族主义在理念上的混乱，在那个阶段，因此也还没有真正演变成为政治现实中的严重问题。
二．五四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与学习西方制度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用意，在于借助汉民族主义来推动中国内部的革命，‘而不是以帝国主义列强为直接革命对象’。 虽然，在民国建立之后，其中逐渐加入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因素和内容， 但是，从民族理念到政治实践，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主义都是以满清王朝为革命对象，为此宁愿缓和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乃至借助某些外国列强的力量来实现国内政治上的目的。真正把‘外向型’民族主义提上中国政治日程，并对后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另一个方面的巨大形塑力量的，则是‘五四民族主义’。
所谓‘五四民族主义’，就是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主张。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次高潮。‘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如所周知，是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特别是抗议巴黎和会在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问题上的妥协。这是狭义的所谓‘五四群众爱国运动’。 一般来说，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抗议游行前后所出现的‘新文化运动’、社团活动乃至工人抗议，也被笼统地看作‘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广义的‘五四运动’概念。 厘清其中的分际，梳理当时各种思潮和社会运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原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应该是进一步研究‘五四’时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这个课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我们仍然笼统地使用‘五四’的概念，用‘五四民族主义’来指称那个时代以‘五四’学生运动为象征和以新文化运动为内涵的那种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由于笼统使用‘五四’概念事实上是过去九十年来中国政治和思潮的一个既定现实，所以，我们的笼统使用，并不妨碍对于问题的论述，而是对历史思潮的忠实反映。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著名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可以说，五四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面对国际社会，反抗帝国主义，谴责西方列强，要求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里，它形成了与辛亥民族主义极为不同的民族主义理念，那就是几乎完全不涉及‘中国’这个概念的内部构成问题，不讨论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五四民族主义所关注的，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世界强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国际社会列强纷争、中国弱势的这样一种历史态势下，五四民族主义强化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其边际是模糊的，这与认同本身的强烈程度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笼统的‘中国’或‘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基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的现实建构之上的。
但是，这并不表示五四民族主义也接受‘中华帝国’的其他遗产。事实上，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广义五四运动，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就是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 这种批判甚至触及语言；而我们知道，语言是决定民族构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的方面。那个时候，激进的新文化论者甚至提出了废止汉字的主张。试想，‘汉字不死，大祸不止’这样一种堪称极端的主张，与汉民族的民族文化传承之间，岂不构成严重的冲突？ 我们知道，‘民族’并不是单纯的一群人，而是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建构的那样一群人。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批判，因此往往与民族主义是南辕北辙的。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很独特的民族主义。在这种批判之中，当然有对于本民族的过去的强烈否定；但是，五四时代的基本思潮同时表明，这种否定又是以更新为目的的。它决不是要消灭这个民族，而是要更新、发展和壮大这个民族。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要素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五四民族主义，才成其为‘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激情澎湃的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民族主义其实是充满理性特质的。惟其理性，它具有对于本民族的民族遗产的反省和检讨能力，这种能力就在这种对于中华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的批判之中显示了出来。这种内向反省的态度，与五四民族主义的社会阶层载体的生命形态的特点，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民族主义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
与这种民族自我批判的特点一体两面，五四民族主义强调向西方学习。中国历史上不乏向西方学习的先例和努力。特别是在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这种努力成为中国革新的一个基本方向。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共和革命，学习西方的层面在不断扩展、深化，从最初的物质、技术层面，延展到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 五四民族主义把中国已经出现的这种历史趋势推向了高峰。 我们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广义‘五四运动’的旗帜。向西方学习民主，向西方学习科学，这就是五四民族主义为中华民族的强盛所开出的两张药方。
这也是五四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而非常奇特的一点。如前所述，它的首要特点，是面对国际社会而反抗帝国主义；可是，很明显，它的基本内容，却是要求中国向那些成为帝国主义的西方强国学习。作为面对外部世界的中国民族主义，五四民族主义不仅不排斥外部的东西，而且特别强调向外部的东西学习。它的首要特征之一，就是要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寻求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解放。可以说，五四民族主义的诉求和目标是民族主义的，但是其借以实现民族主义诉求和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却是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这与后来中国不断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就是那种否认普世价值、认为但凡中国的都是好的那样一种缺少反省精神和学习能力的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以见出，五四民族主义是与辛亥民族主义极为不同的一种民族主义。辛亥民族主义强调汉族本位，而五四民族主义认同整体的‘中华民族’；辛亥民族主义专注于中国内部以政权更替为首要目标的上层革命，五四民族主义肇源于社会力量的发动而集中应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不利处境；辛亥民族主义要恢复汉民族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五四民族主义则激烈否定汉族文化与制度；辛亥民族主义在总体上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品格，而五四民族主义则有强烈的文化理想主义和政治普世主义气质。
相较于辛亥民族主义，五四民族主义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也具有更加庞杂的内容，更遗留下诸多尚未解决的课题。其中，特别重大的课题包括：民族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主义和个人/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孙中山已经把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列，而五四民族主义进一步把民主（‘德先生’）高举为指引中华民族前进的旗帜。但是，在实践中，两者都没有能够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在理念上，则既未能清楚阐述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更没有注意到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肇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如何与中国民族主义相结合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实践课题。五四民族主义试图通过清除中国传统文化来达成民族进步的目的，但民族主义常常是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五四民族主义没有能够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就为后来的诸种以文化保守主义为特点的民族主义的反动留下了通道。在此后的将近一个世纪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国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几度兴盛，但是，五四民族主义的精神却完全被劫持、扭曲和阉割了。
三．共产党民族主义：冷战、排外与闭关自守
把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连为一个词，本身是很具讽刺意义的。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特质之一，是其国际性。‘工人没有祖国’，也是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之前的响亮的国际主义口号。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之中，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建立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时候，长期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来则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在国际社会成为苏联阵营的一员。共产党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是西方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思想产物。
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正是借助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取得中国的全国政权；也正是借助民族主义，毛泽东才成功建立了高度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中共统治。在理念上本来最不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下，每一步重大成功，正像当代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家们所指出的，都是靠了民族主义资源的支持。 当然，西方学者早就发现了这种关联，并且在学理上梳理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之间吊诡的合作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民族主义的重要角色也很早就得到了关注和研究。 总的来看，可以认为，毛与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第三波浪潮。 这一浪潮的特点，是没有明显的高峰，但绵延持续数十年，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中美关系解冻，贯穿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大约四十年的时光，大体上也就是毛泽东主导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时期。
一九三零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之后，走到了接近覆亡的地步。作为所谓战略转移的长征，开始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国的态势下，中共很早就抓住了‘挽救民族存亡’这样一个关键，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号。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在七月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长征途中在确定北上目标之后，特别是在抵达陕北地区之后，中共又多次发布关于北上抗日的文告。 尽管，事实上，从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战役，这之间足足三年的时间，中共没有任何抗日的实际表现，但是，在口头上，却一直高喊抗日的口号。有史学家认为这是‘穷途末路中苟延活命的伎俩’。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在中共对于抗日的强调背后，更有苏联的国家利益。换句话说，中共抗日路线的确定，开始是在苏联本位的‘民族主义’而非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考量下产生的。
中共借助抗日战争的机会而迅速发展壮大，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才真正改变了。而通过与民族主义的结盟，中共才得以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 正像以赛亚柏林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固然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除非与民族主义情绪联盟，否则它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旦尝到这个甜头，中共便把民族主义视为救生法宝。从抗美援朝，到中苏决裂，事态发展的背后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借助民族主义而强化政权、政策和领袖的合法性，都成为毛时代中共一以贯之的战略。这样的民族主义，一直发展到‘自力更生’口号下的闭关锁国。一八四零年代以来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所展现的民族挣扎和奋斗，到了一九六零年代，以这种吊诡的方式得到解答，那就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回到一八四零年代之前那种封闭的‘中央王国’状态。中共的所谓‘独立自主’，实际上就是具备这种切割中国与世界的能力；中国从晚清王朝已降到此所取得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掌握了足够的主权和国力能够回到自我封闭的天朝。
这样，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所谓民族主义，导致中国在二十世纪走了一个巨大的圆圈。从所谓‘异族’的满清王朝统治，历经首先着眼汉民族然后是试图包容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到敞开胸怀接纳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来求得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强大，得到的最终却是以异域意识形态治国的中共统治；从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而导致民族意识的危机，历经多种学习西方的尝试，到一度高度融合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回到一个具备关死大门的能力而把中国带回与世隔绝状态的政权，由此激励类似晚清之前时代的那种盲目民族自豪。在很大程度上，与五四民族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共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农民的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如果说五四民族主义是‘成功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中共民族主义则是失意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内战时代和一九四九年之后），这包括面对国内‘阶级敌人’和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发展的国际社会双重而言——国内的阶级敌人，是常态社会的成功者；国际的阶级敌人，是发达的‘超级大国’和西方世界。
中共自称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可是，单单从民族主义这一个向度来看，就可以见出中共与‘五四’南辕北辙。中共的民族主义是排外的民族主义，与具有普世主义本质的五四民族主义格格不入；五四民族主义那种学习西方的精神，被扭曲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重要的是，中共完全抛弃了‘五四’的民主和科学旗帜，实行的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文化。中共的民族主义不是把一个自强的中国带入世界，而是把一个自戕的民族与世界相隔绝。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时代的民族主义，从反面凸现了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的方式、道路相互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长期占据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中心位置，只是鲜有得到明确的论述。毛同样没有明确认识到这种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一波波兴起的背后，掩藏着中华民族一个最为深刻的焦虑，那就是近代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于西方，亟于追赶并超过西方。可以说，这其实是一八四零年代之后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奇怪的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也好，‘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也好，都没有直接应对这个问题。尽管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包含了民生主义的内容，但是，民生主义没有把阐述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对于西方世界的应对这一关系作为重要关节。同样，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在一九六零年代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尽管揭橥了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所谓封建主义的旗帜，但也完全没有论述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总体之间的关系。在中苏交恶之后，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毛的民族主义对此的回答是闭关锁国。
在这个意义上，毛的民族主义也是向传统中国王朝体系的回归。我们知道，清王朝遭遇外部列强的挑战之后，那时所兴起的‘自强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乃至逐步融入世界以壮大中国国力的思路。晚清的慈禧太后‘新政’，终于比较彻底地接受了这一思路，但清王朝随即为民族主义主导下的辛亥革命所推翻。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华民国政权，在所谓南京十年的‘新政’阶段，也采取了学习西方、引进西方资本等经济措施，走的同样是融入世界以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得益。但是，这一发展道路也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所打断了。 在经历了连绵的战争和革命之后，到中国人终于再次有了集中进行经济建设的机会的时候，毛的思路是与上述两次现代化浪潮直接对立的：他主张在闭关锁国（美其名曰‘自力更生’）的条件下，通过‘大跃进’等动员方式，来实现中国的经济成功。如前所述，这样一来，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就与经济上的排外思潮直接融合为一体了。
四．当下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民主，拥抱/排斥全球资本
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方针，这就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就是重复晚清慈禧太后‘新政’和国民党南京十年‘新政’的思路，回到了中国遭遇西方世界以来所采取的最初举措上去，通过学习西方、融入世界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样，我们看到，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相应地弥漫着具有‘五四’特征的那种思潮，即同时追求民族自强与学习西方、同时主张提升国力并鼓吹政治制度变革。不同于‘五四’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没有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因此‘五四’时代那种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没有呈现。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和随后而来的世界共产主义崩溃，结束了冷战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它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扫清了政治道路。在这个背景下，自一九九零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再次强势涌现，形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四次浪潮。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其肇始的原因，在于一九九零年代初期中共专制政权的政治需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国社会洋溢的普世主义思潮和欣赏乃至崇拜西方的情绪，骤而转为排斥西方价值、抵抗普世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其间的转折，根本原因在于权威主义政权的宣传、鼓动和塑造。 那么，为什么本来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权威主义政权，要转而向民族主义乞灵呢？这基本上是出于三个原因。首先，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随后而来的政府镇压，使得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空前深化，民族主义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填补，成了当局借而增强所谓凝聚力的新的精神武器。其次，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在世界范围激起了广泛的抗议，主要的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都对中国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为了对抗这种外部压力，内部的民族主义反弹就出现了。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一九九零年代初的苏联垮台。苏联作为多民族的共产主义帝国，其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内部民族矛盾的激化。因此，苏联的垮台，不仅体现为共产主义政权的灭亡，而且同时表现为多民族帝国的解体，从而在原苏联的废墟上诞生了——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系列民族国家。苏联解体，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冷战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东方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相互竞赛、竞争而共产主义制度失败的结果。因此，这三个原因，归根结底，都是政治制度的原因。那就是说，在共产主义制度遭遇全球覆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像它在历史上曾经遇到困难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再次祭起民族主义的法宝，一面唤起中国人在一八四零年以来面对西方所曾经遭遇凌辱而集聚的强烈排外意识，一面再次把自己和自己这套制度装扮为可以拯救中国人免遭这种凌辱的民族利器，从而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在中国推起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
很快地，这种为官方宣传所主导的、目标在于对抗肇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中国民族主义，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就开始呈现出第二重特点。这一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根本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方式和制度构造的一次重大转折，它的深邃影响至今尚未为人们所充分认识。中国的后天安门时代的权威主义政权，早在一九九二年就抓住了先机，在一九八零年代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程度；继而在整个一九九零年代果断而努力地推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形成了自那以来的持续经济繁荣。然而，这种经济繁荣，是与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具有的那种牺牲社会公正、不计生态代价、摧毁民族文化等基本特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的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权威主义统治下，这些特征得到了对于全球化来说堪称优化的制度环境，从而变本加厉地呈现出来，使得中华民族在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过程中付出加倍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代价。深受这种社会不公和环境破坏之害，眼看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在被消解，民族主义的反弹于是更加强烈。概括地说，可以认为，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愈来愈深地卷入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背后就不仅仅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而且有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主体性的丧失的焦虑愈来愈增强，在全球化中失去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也在增加，这就持续支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从对抗西方民主化，到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是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当局走过的一条道路，也是目前中国当局的两条腿政策。前者导致当局所主导的反西方的中国民族主义，后者则促生具有中国民间社会色彩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由于中国政治讨论环境为当局所严密控制，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毋宁说，他们是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两条相互配合、相互纠结、相互促进的复线。对于当局来说，对抗西方民主化和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两者之间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那就是维持对于政治权力的一党垄断。但是，它们与民族主义的逻辑关系明显是不同的：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同样对抗民主化，但是同时也抵制全球化。于是，在政治层面，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同样具有有利于维持一党专制的功利目的，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就出现了和当局的矛盾。对当局来说，有这个矛盾并不可怕，但凡民族主义一旦超越某种界限而威胁当局，民族主义就会很容易地‘被和谐’；在它没有超越这种界限的时候，当局反过来可以借助民族主义适度应对并不总是与中国的党国利益一致的国际资本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在这三者——即中国的党国政权、全球化的资本、和中国民族主义——之间，于是出现了充满张力的合作。
这种政治上甚是‘和谐’的状态，在理念和逻辑上却使得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充满了多种不可调合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很多是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上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未能解决而积累下来的矛盾，在今天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尤其突出起来。其中，有三个矛盾是最为明显的，也是最为致命的。
首先，是民族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仍然是汉民族单一民族本位的民族主义与所谓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浪潮中高涨，而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同一民族主义论说中，却演变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这个内在的自相矛盾，自那以来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世界共产主义的崩溃过程中，特别是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这一性质的民族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以强制的方式来维持统一的话，民族问题也可以变得很严重。然而，苏联的例子同样表明，用强制的方式来压制民族问题，也不过是饮鸩止渴。前面谈到，中国民族主义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兴起，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借助民族主义压制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很拗口的说法，背后的秘密无非是：第一，在论说中，以整个所谓‘中华民族’作为民族主义的基本单位，完全无视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区别；第二，在实际上，张扬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压制其他那些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
这两条东西之间，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你问一个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简单问题，那就是：藏人（或维吾尔人，或其他任何一个所谓‘少数’民族）是不是中国人？他（她）的答案肯定破绽百出。是中国人？那么请问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什么这样仇恨自己的同胞？你说他们不是中国人？那么人家为什么不可以要求民族独立？事实上，当今那些情绪激动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实际上连谁是中国人都搞不清楚。这种民族主义，事实上在制造和加剧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与对立；从理性的角度看，即使对于汉民族自身的利益，也是极大的损害。不会受到损害的，只有借助这种民族主义而强化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并把政治压制合法化的一个小集团。
这就来到了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内在矛盾，那在于对于民族压迫的态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批判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所遭受的国际经济剥削和西方文化同化。但是，反过来，这同一个民族主义，却要求对于中国境内的非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或被认为属于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实行经济控制和文化渗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对于全球化的抵抗，是极为实用主义的。与其他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国民族主义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国际经济剥削和异质文化同化，而仅仅是要求一种为自己所主导的剥削和同化。在中国境内，汉民族有力量进行这种剥削和同化，所以这种民族主义不反对它在国际上所反对的剥削与同化；可以想见，一旦这个民族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这种剥削和同化，那么它就会完全不会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同化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汉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和举措，已经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在国际范围显现出来了。说到底，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反对民族压迫，只是反对别人对于自己的民族压迫；如果它能够对别的民族实行压迫，那压迫就是好东西了。
这种在道德上近于无耻的态度，较之孙中山那种自相矛盾的民族主义，早已经大大地堕落了；对于五四民族主义，更是彻底的背叛。 孙中山民族主义，尽管以政治实用的态度，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一改‘驱除鞑虏’的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无可否认，这里强调的是在‘共和’架构下实行汉民族的统治。在三民主义之中，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并行不悖，这是非常重要的。五四民族主义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抗，更是建基在接受政治民主、个人权利等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的；‘五四’对于国家富强的追求，没有任何色彩可以容许富强者具有剥削和压迫别人的特权。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根本上是拥护强权的——当然，它只拥护中国人（或汉人）的强权。这也就是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三个内在矛盾，即对于国家政权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它抗议全球化对中国的损害，但却不抗议全球化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也就是中国国家政权。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是主动地拥抱全球化的；他们借助国际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通过这种经济的良好发展而在总体框架上维持现政权的政治垄断，在具体层面给予大小官员以丰厚的个人回报。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的现政权是世界各国资本家的合作伙伴，是全球化的利益获得者。但是，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基本上无视这一点。他们的‘民族主义’已经彻底到这种地步：被中国人压迫和剥削是应该的。这样，在这个向度上，中国民族主义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回到了它尚未觉醒时代的‘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状态，那就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准确地说，它比义和团还要原始和委琐：义和团承认满清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当下民族主义，如前所述，搞不明白藏人是不是中国人；义和团的重要目标是反对和剿灭洋教，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却拥护和接受一个本质上信奉另一种洋教的政权并甘心为其所奴役。
理解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上述内在矛盾，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共产主义专制政治这样一个双重框架。离开其中任何一维，单看另一维，理解就会出现致命的偏差。这个双重框架，毫无疑义，本身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大率肇源于此。即使它继承了中国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多重内在悖论，这一继承无疑也是在当代特有的这种双重框架下发生和呈现的。因此，尽管当下民族主义的许多内在矛盾在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可以找到踪迹，但是这些矛盾的现实指向却很不同了。就政治目标和政治诉求而言，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五四民族主义，政治诉求是建立民主，强国富民；毛的民族主义，其政治诉求则是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并夺取政权。而当下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则是中国在现制度下的国际崛起。所谓现制度下，是说当下中国民族主义不容许任何制度变迁打断中国的国际崛起；所谓‘中国’崛起，是说当下中国民族主义舍弃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富民’的因素，而专注于‘强国’的一面，处处用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升高来把中国民众的种种牺牲合法化。
然而，即使目标仅仅是为了实现‘强国’，这里也有严重的问题：当下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能够强国吗？毫无疑问，不能。中国近代的历史实践已经多次显示，中国并不能依靠民族主义来强国；它靠的是融入全球化来强国。民族主义既然推崇强国，而它实际上并不具有强国的功能，那么，这一民族主义浪潮在强化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它在强化现政权的合法性，它在强化用政治压迫来换取经济进步的那种政权、制度和政策的政治合法性。在其他层面，我们难以看到当下民族主义有任何建设性。对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关系，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对于中国在世界竞争之中的经济利益，当下民族主义都没有建设性的意义。当下民族主义基本上是各种挫折情绪在‘强国’幻影下的混合：共产党在政治合法性上的挫折，到强国蓝图中寻求支持；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参与的挫折，在强国梦想中寻求慰藉；底层民众对于现状的诸种不满，在强国旗号下寻求政治上没有太大危险的发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出于内在和外在的多种原因所遭受的挫折，在强国的符号下通过对于境内或境外的其他弱势民族的敌视乃至蹂躏而寻求补偿。
五．结论：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政治错位与历史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主义在复杂的历史发展中，出现过四次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展开的，并试图回答特定历史环境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民族主义的每一次浪潮都不仅未能回答当时的历史问题，而且遗留下一连串的内在矛盾。概括地说，中国民族主义在近代以来的近百年历史发展中，不断面对这样三大难题，即：民族认同问题上的难题，建设政治民族的难题，和追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应对的难题。这样三个难题，分别围绕三大关系展开：民族认同的难题，主要围绕中华民族的内部民族关系而展开；建设政治民族的难题，则主要围绕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事实上也是民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安排问题；第三个难题，则侧重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华民族在发展物质财富和技术力量的过程中，是采取闭关自守的方法，还是走面向世界的道路？如果面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保存自身的文化存续？
历史上的四波民族主义，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回应，也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试图比较全面地回应这些问题：民族主义对应第一个问题，民权主义对应第二个问题，民生主义则部分地对应第三个问题。但是，很明显，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最为重视的是第一个问题；而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根本上是以汉民族的民族认同来取代中华民族框架下的多元民族认同。五四民族主义虽然客观上张扬了中华民族的总体认同，但事实上基本不涉及第一个问题；它所强调的是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民主政治。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则采取某种并未言明的理想主义民主观，似乎认为建立了民主制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所主导下的共产党的的民族主义，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民族压迫，或者，准确地说，是民族间的压迫；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政治压迫，也就是本民族内的国家权力对于人民大众的压迫。它唯独对于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反压迫；但是，由于采取闭关自守的道路，基本上取消了民族现代化的课题，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并没有正面处理融入国际与保存民族性的问题。
当下民族主义基本继承了毛的民族主义；但是，它对于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全新的环境下出现的，因此也有了新的取态和反应。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政治上错位的回答：当局鼓动民族主义，同时采取民族压迫和政治压迫，反对民主共和，不惜毁灭中国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拥抱国际社会发达国家的经济力量；民间所呼应而产生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的主体性消失现象提出了强烈批判，但同时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很大部分地寄托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身上，由此接受国家政权的民族压迫和政治压迫行径。说他们政治上错位，首先是因为：两个层面上的当今中国民族主义，都不去追问今日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何在，也不允许展开对于实现这种民族利益的途径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当下民族主义其实是虚假的民族主义。一旦个体利益可以找到其他渠道来获得满足，很多个体很可能就会马上放弃民族主义。事实上，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无论是政权还是愤青，都在十分‘不民族主义地’生活着。如前所述，民族主义只是他们应对挫折并求得这种挫折的报偿的方便工具。
由于上述内在矛盾和政治错位，中国民族主义走到今天，面临着严重的历史挑战；同时，这样的民族主义也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历史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内在危机。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成功的统治者应该避免大民族沙文主义，用积极、宽容、多元的民族主义精神来凝聚和融合各民族。然而，中国目前的大一统，几乎完全是靠政治的专制力量来维持的。专制一旦削弱或应用不灵，民族分裂的危机马上呈现。如何建构一个既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又能保障中华民族内部各种有分别的民族认同这样一种多元认同体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存续的严重挑战。
这个挑战，是和中华民族内部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权力安排这个政治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早在辛亥革命时，提出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就相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也就是和政治民主，是能够并行不悖的。五四运动更加高扬了这一旗帜。但是，自那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渐次走入反民主的邪路，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在世界史上，民族主义意识的最初觉醒，是和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相互表里的；在法国的革命年代，法国不再是国王的法国，它是法国人民的法国，这就成就了历史上民族主义与民主革命携手前行的壮丽景观。 谁能质问当今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问题：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如果它是中国每一位民众的中国，如果中国的民族利益只有中国民众有资格通过公共讨论和对于公共决策的参与来界定，那么，在这种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当下的中国民族主义，怎么可能不是伪民族主义呢？
这样的伪民族主义，在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时，不能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反而牺牲和践踏中国民众的权利和福利；也不能保卫和延续中国的悠久文化传统，反而扭曲和阉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那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尽管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但是，由于上述政治错位，也由于在这种政治错位下扭曲的民族主义的作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基本立场、态度和形象，就是这样的一体两面：一面是讨好和拥抱国际资本，为此不惜牺牲中国民众的巨大利益；一面是批判和抵抗自由民主，为此可以投入大量资源来进行国际斗争。最为奇特的是，中国民族主义越是为前者所激怒，就越是支持后者，也就越是严重和彻底地牺牲那在他们言词中最神圣也最应该捍卫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民族主义，到二零零八年的‘奥运民族主义’，其间的演变，就是把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打了一个颠倒：五四民族主义为了民族利益的目标，不惜严词批判民族传统，并寻求普世主义的解决方案；以‘奥运民族主义’为象征的当下民族主义，激烈捍卫一切贴有中国标签的东西，包括刚要贴上中国标签的舶来品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已经多年贴有中国标签的西洋货如共产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直至消灭一切没有中国标签或在他们看来不配贴上中国标签的东西。五四民族主义因为其深刻，固然有其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那就是民族革新与民族文化延续之间的矛盾；当下民族主义则因为其浅薄，并不自觉任何内在矛盾，最后剩下的可能就是一张‘中国’标签。
注释：
[1]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版，页6。
[1] 这位认为‘满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发言人，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时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并作为反面人物出名的曹汝霖。事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页23。[1] 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页6。 [1] 孙文，《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版本）（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页2。 [1] 同上，页3。事实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发源于西方，而不是像孙所说的，适用于中国而不适用于外国。 [1] 同上，页18。 [1]同上，页6。 [1] 转引自周世辅、周阳山，《中山思想新诠：总论与民族主义》（台北：三民书局，1990），页94。 [1] 孙文，《三民主义》，页14。 [1] 同上，页16。显然，事实已经证明了孙关于西方民族人口增长并将超过中国人口的判断是缺少历史预见性的。 [1] 周世辅、周阳山，《中山思想新诠：总论与民族主义》，页96。 [1] 周世辅、周阳山，《中山思想新诠：总论与民族主义》，页91，注6。 [1] 同上，页115—118。 [1]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2版，页941—4。 [1] T.S.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Benjamin I. Schwa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2;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1]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943。 [1]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chwatz,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 关于这种废除汉字的变革思潮，参见：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二章。 [1]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关于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见Ernest Gellner, Thought and Chang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4). [1]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1] 甚至在语言革新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借助了异域资源来展开的。参见：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三章和第六章。 [1] 郑必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http://vweb.youth.cn/cms/2006/2006news/tyxx17/xxsqd/200712/t20071213_621936_1.htm>, accessed November 20, 2009。 [1] Benjamin Schwa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 在这同时，还有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本文没有把这列为一次浪潮，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在理念层面，这本来就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延续；第二，在实践层面，它被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所压倒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层面的竞争，参见：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3. [1] 相关文件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修订版，页311。 [1] 事实上，在中国红军长征途中，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未经谘询中共中央，就径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过关于抗日的文告。 [1]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四章。 [1]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1]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of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6), ed. by Henry Hardy, p.251. [1] 吴国光，〈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瓶颈〉，《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Guoguang Wu, ‘Protest against Prosperity: China’s Centenary Dilemma of Economic Achievement vs. Political Discontent,’ a manuscript. [1] Peter Hay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 (1998), pp.287-302. [1] 我把‘少数’打了引号，因为：第一，这种说法有轻视的意味，特别是在当今至少名义上赞成‘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的政治文化中，在词汇中就消解了那些民族在面对汉民族时的正当权利；第二，从绝对数额上来讲，很多这样的所谓‘少数’民族，人口并不少，因此这个说法是不合乎实际的。比如说，藏人大约有六百万人口，而在全球大约一百九十个国家当中，人口超过六百万的，不足一百个——当然，这个比较，还要考虑绝大多数国家是由多民族的人口组成的。这就意味着，假设（当然仅仅是为了论述人口数量的目的而做的假设）藏人自行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在世界上是中等的。而维吾尔族，仅在中国境内，根据2006年统计资料，人口已达九百五十万；而世界上一百九十多个国家中，仅有八十个人口总数超过九百五十万。何况，维吾尔族属于更大的族群，这个族群在世界范围也绝不是什么‘少数’民族。至于人口数量最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也就是壮族，人口总数目前约为一千六百多万，世界当今独立国家中仅有不到六十个其人口数量超过这个数字。 [1] 我在早先的一项研究中，曾经专门比较了当今中国民族主义与五四民族主义的多项不同。见：Guoguang Wu, ‘From Post-Imperial to Late Communist Nationalism: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ese Nationalism from May Fourth to the 1990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9, no.3 (2008), pp.467-82. [1]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Timothy Baycroft, Nationalism in Europe, 1789-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写于2009年9月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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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Aug 2012 01:26 PM PDT
上影反右打了四十六名右派，只有石揮一人自殺，這位極有才華、貢獻卓著的藝術家只活了四十二年，他以死來控訴共產黨的暴虐和朋友們的不義。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的一天傍晚，一個穿棕灰色呢大衣的中年男子，在一艘開往寧波的被叫做「民主三號」客輪的甲板上徘徊思考，腦子裡翻江倒海，一個個「為什麼」紛至沓來……
突然，他緊了緊呢大衣，縱身躍入混濁的黃浦江，帶著對人性的失望，對世道的怨恨，「天下人都是王八蛋」……一下子，他就被江水所吞噬。
一九五九年四月間一個陰雨綿綿的黃昏，一具屍體被潮水沖上上海市南匯縣的灘道，腐爛不堪，不能辨認。當地漁民把腐屍就地埋了。第二年公安查訪此事，漁民忘了埋屍的準確地點。後來在蘆葦茂盛處挖出了這具男屍，憑那裹著屍體的棕灰色呢大衣、一支派克自來水筆和腿骨骨折的舊痕，法醫確認死者為失蹤了十七個月的「極右份子」石揮。
四○年代的電影皇帝投江自殺
石揮何許人也？為什麼是「極右份子」？
石揮（1915—1957）原名石毓濤，生於天津；中學入讀「南開」；因家貧，一九三七年未畢業即去上海謀生，做過各種低下的工作：列車車童、牙醫學徒、電影院雜役和售票員 ……進過陸軍學校；養過蜂，都一事無成。
一九四○年，石揮經小學同學藍馬（已是演員）介紹進入劇團，憑著他的演戲天才，很快便成為著名的話劇演員，一九四二年被輿論和觀眾評選為「演劇皇帝」。後來他又轉至電影界，成為又編、又導、又演的全才。他因此被加上一頂「電影皇帝」的桂冠，成為當時唯一的影、劇「雙棲皇帝」。
石揮是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反右運動」的著名犧牲者，叛賣他的人包括他的好朋友——大明星趙丹。
在那恐怖的年月，每一個人既是被害者，也是害人者，概莫能外。這話好像很矛盾，既然被害，為什麼還能害人？但在那個被稱為「史無前例」的時代，確實如此。
小的例子太多，說也說不完，只舉一個大的：劉少奇和王光美在文革時受到毛澤東和江青的迫害，劉少奇還被迫害至死，因而後來得到人們的同情；但難道劉少奇和王光美就沒有迫害過人？王光美當年搞「四清」的時候，不也「整」過人鬥過人？共產黨搞「運動」，目的就是鬥人（魔頭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所謂「桃園經驗」，不外是鬥人的經驗罷了。
好友趙丹在文匯報長篇攻擊石揮
每一次「運動」，都要鬥一大批人，死一批人。每個單位都有鬥人指標；大多數單位為了表示自己的積極性，往往要超額完成指標。每一個共產黨官員，不論大小，手上都沾滿無辜百姓的鮮血，只在於多或少的差別而已！鬥人，或主動（為了向共產黨邀功取寵），或被迫（為了保護自己而犧牲親人朋友），誰都逃不出中共「運動」的天羅地網。所以石揮說「天下人都是王八蛋」。他寧願去死，帶著對人性的失望，對世道的怨恨……
石揮蹈海前兩天，上海電影製片廠揭發批判了他的所謂「右派」言行：驕傲自大，跟黨討價還價；寫反黨文章；只知道迎合觀眾的低級趣味，根本不懂藝術；道德敗壞，吃喝玩樂玩女人；流氓成性，強姦病中的周璇……
哇！一長串的「罪狀」！一夜之間，石揮從人變成鬼，從卓越藝術家變成「頭頂長瘡、腳底流膿的臭狗屎」。
大凡共產黨要搞臭一個人，除了政治上說他「反動」、「反黨」、「搞小集團」或「驕傲自大」之外，最常見的便是以「道德敗壞」來誣衊他（她），「罪名」用的是「亂搞男女關係」，對石揮用上了最嚴重的「強姦」，因為他的確與周璇戀愛過，還差點成了夫妻。如果真的犯了強姦罪，當時怎不抓他坐牢？（我還記得當年批艾青和孔厥〔《新兒女英雄傳》的作者〕時也加上了「亂搞男女關係」的罪名，而最大亂搞男女關係者毛是不受指責的）。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趙丹夥同瞿白音（電影評論家）在文匯報上發表長篇批判文章《石揮的「滾」的藝術和他的「才能」》，文章說石揮充滿沒落階級感情、自我吹噓、挑撥投機、賣弄低級趣味、歪曲人物形象、「給正面人物鼻子抹白粉是他慣使的拿手好戲」……
留美名導演張駿祥惡罵石揮
這是不是黨交給趙丹的一項政治任務？或者是趙丹為了表示自己對黨的忠誠，或者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被牽連……只有出賣朋友，把對方「批臭」？現在已無從稽考。一九五五年時大導演史東山便不是這樣。他為了反抗黨要他批判胡風的指令，選擇了自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在那個時代，為了保護自己，必須批判別人，這就是所謂的「階級鬥爭」規律。共產黨逼著每一個人都去揭發、批判、鬥爭他人，使每一個人都不再具有良知和人性，像野獸一般互相撕咬，這樣毛澤東們才可以高枕無憂。
在石揮失蹤之後，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名導演張駿祥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批判他的文章（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篇名為《石揮是電影界極端右派份子》。張駿祥畢業於清華，後留美得耶魯大學戲劇專業的碩士學位。
文章認為，石揮的反黨是有一貫性的。「遠在上海淪為孤島的時期，石揮就煽動人脫離當時黨領導的劇團上海劇藝社，破壞劇運。解放以來，石揮隨時隨地，從講笑話、說相聲到寫文章、拍電影，不放棄任何機會，千方百計地誣衊、諷刺和咒罵黨，反對黨的政策和黨的文藝路線。在鳴放期中，他更認為『翻身』的時機已到，猖狂地發表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文章，噴吐出蘊蓄在他胸中的毒液。」
鄭君里指石揮戲是流氓地痞貨色
一九五八年第一期《中國電影》有鄭君里的文章：《談石揮的反動的藝術觀點》。鄭君里以《一江春水向東流》和《烏鴉與麻雀》聞名。他試圖從藝術上批判石揮——作為編劇，「石揮從來不放過一個最小的機會在正面人物的鼻子上抹灰」；「他狂熱地誇大了正面人物的所謂陰暗面，用欣賞的態度加油加醬，從中製造各種笑料，去迎合小市民觀眾的低級趣味」。
作為導演，「他可以輕輕地一筆勾銷了思想對劇本的指導作用，把解放後演員同志們在各種思想戰線上的收穫連根拔掉，把多年來演員同志們在學習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所取得的進步一掃而光，把舊思想和錯誤的方法扶上正位，使它合理合法重新稱王稱霸」。（註：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俄羅斯戲劇和表演理論家，在崇蘇年代，是戲劇界唯一的正宗。）
作為演員，他反對史坦尼表演體系，其典型的反動言論是「英、法的表演大師就不按什麼史坦尼，你能不承認他們的藝術？」
鄭君里甚至認為，石揮根本算不上演員，而是一個賣弄「惡性海派噱頭」的「戲油子」。他的戲包裡裝的全是破爛，「其中不少的一部份是他青少年時代整天價逛天橋撿來的流氓地痞、九流三教的貨色，應有盡有。」
我們看到了，雖然趙丹、瞿白音、張駿祥、鄭君里等都不是壞人，但他們都要賣力地批判、貶損石揮；因為這樣不但完成了黨交給的政治任務，也保護了自己免受牽連。
反右中對好友石揮落井下石。
害人者，文革被害無一例外
中國的歷史是殘酷的！當年寫文章揭批石揮的積極份子們，在往後的日子裡也不能確保平安無事。他們各自得到共產黨給的另一份「厚禮」：瞿白音因為一篇《關於電影創新的獨白》，一九六四年就被打入另冊，文革中更成了「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飽受折磨，「四人幫」倒台不久即悲慘地死去。
張駿祥與太太周小燕（著名歌唱家）文革時都被關進「牛棚」，幸而沒有被逼死，能活到八十六歲（九六年）才去世，算有後福。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張春橋接受江青指令，把知道江青過去在上海灘底細的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十八人隔離審查。一九六九年鄭君里慘死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折磨而上吊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變成風燭殘年的老人。
趙丹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被捕入獄，被捕前後屢遭毒打。一九八○年他逝世後做屍體解剖，醫生對他的妻子黃宗英說：「趙丹身上沒有一塊地方沒傷，包括兩隻耳朵，太慘了。」
由此可知，在毛共的統治下，誰是害人者，誰是受害者，你能分得清嗎？他們害死的不僅僅是一個石揮，他們事實上是在出賣自己的良知，出賣自己的忠誠，出賣自己的理想。一個人要維護自己的良知，除非去死，像儲安平，像鄧拓，像田家英，像傅雷夫婦、翦伯贊夫婦，像老舍、孔厥、金仲華、陳夢家、張宗燧、俞大絪、周瘦鵑 ……死後還要被戴上一頂「自絕於人民」的大「帽子」！古今中外什麼時候有過這樣的慘事？！
上影右派多，自殺只有石揮一人
上海電影製片廠一共打了四十六名「右派」，著名的有：石揮、陳歌辛（著名作曲家，一九六一年餓死於安徽勞改場）、吳永剛（著名導演）、吳茵（著名演員，專演老太太，號稱「遠東第一老太婆」）、陳天國（《鶯飛人間》男主角）……等，自殺的只有石揮一人。
有人說，石揮自殺是他的性格使然。他雖然表面上嘻嘻哈哈，熱情隨和，平日裡開玩笑、說相聲、找噱頭，但內心深處卻是孤獨冷寂的。他少年混跡下層找生活，遍嘗人間冷暖，閱盡人性醜惡。在後來出版的《石揮談藝錄》裡，他寫道：「世界上被人稱頌著的功績和偉業，十有八九都是目不忍睹的慘事。」以此來對照毛共的所謂「豐功偉績」，不能不令人佩服他如炬的眼光。
現在人們愛說：性格決定一切。我認為，石揮選擇自殺，除了他的性格決定之外，主要還在於一眾老友的背叛和落井下石。據也是大藝術家的黃宗江回憶，一九四○年代他曾和石揮同居於上海的亭子間，石揮說了一句讓他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話——「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如果說那還是國民黨統治的時代，那麼在號稱要「解放」全人類的共產黨來了之後，為什麼人和人之間反而變得更加無情和無義？！這樣的世界，還值得留戀嗎？！
從一九四○年起，石揮演過話劇《大雷雨》《家》《正氣歌》《蛻變》《大馬戲團》《秋海棠》《樑上君子》《林沖》《金小玉》《亂世英雄》《夜店》《雷雨》等；寫過劇本《雲南起義》；主演或導演了《世界兒女》《亂世風光》《假鳳虛凰》《太太萬歲》《天仙配》、《豔陽天》《母親》《哀樂中年》《腐蝕》、《我這一輩子》《太平春》《姊姊妹妹站起來》、《雞毛信》《宋景詩》《關連長》《情長誼深》、《霧海夜航》等二十多部影片。《我這一輩子》《關連長》《情長誼深》《霧海夜航》等都受到共產黨的肆意批判。
才華之作天仙配紅遍港台東南亞
一九五五年石揮導演的戲曲藝術片《天仙配》是安徽黃梅戲，因曲調優美廣受歡迎，並引起香港、台灣及東南亞等地的黃梅戲熱潮。香港邵氏先後拍了多部黃梅調電影，出名的有《江山美人》、《貂嬋》、《傾國傾城》、《梁山伯與祝英台》、《白蛇傳》等。一時間，大家都唱黃梅調，林黛演的《江山美人》更在第六屆亞洲影展獲得最佳影片榮譽。
《天仙配》中的一曲《還家》，悅耳動聽，當年十分流行，現在也是京劇名角李勝素于魁智的必唱曲。我還記得：
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帶笑顏∕從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雙雙把家還∕你耕田來我織布∕我挑水來你澆園∕寒雖破能避風雨∕夫妻恩愛苦也甜 ∕你我好比鴛鴦鳥∕比翼雙飛在人間
可憐的是演《天仙配》女主角的嚴鳳英在文革時被誣為「國民黨潛伏特務」，慘遭批鬥後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夜自殺身亡。翌日晨軍代表不但說嚴鳳英「自絕於人民」，還說她肚子裡有發報機，當場在醫院用開刀的斧頭開膛破肚，從胸骨一直劈到恥骨，把腸子都翻出來，只找出一百多粒安眠藥，還拿去化驗。共產黨之殘暴沒有人性，令人髮指。
中國電影史的經典《我這一輩子》
拍於一九五○年的《我這一輩子》改編自老舍的名著，是石揮的代表作。他自編自導自演，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我」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警察，生於清朝末年，一輩子奉公守法，吃苦受累，最終卻貧困潦倒，家破人亡。主角經歷清末風雨，八年抗戰，國共內戰，終於盼來了「解放」。一天清晨，「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城，淪為街頭乞丐的「我」從夢中驚醒，在隊伍中發現了參加八路軍的兒子，便含著熱淚，跟著隊伍向前走去。
影片獲得文化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優秀影片一等獎。
《我這一輩子》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一九五七年我在廣州讀書，曾聽說石揮表示：《我這一輩子》還可以拍下集。這成了他「極右份子」的一大罪狀。因為《我這一輩子》是控訴滿清和民國的腐敗，一九五七年已是共產黨的天下，你說要拍下集，那顯然就是要控訴共產黨了，焉得不「極右」？
著名戲劇電影藝術家黃佐臨讚譽石揮為「稀有的表演藝術家」。現在仍然有人說：話劇界有兩個人，一個是于是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名演員），一個是他的舅舅石揮，在他們死後的半個世紀，不會有人超過去。
石揮導演的最後一部影片是《霧海夜航》。那艘「民主三號」客輪，就是《霧海夜航》所用的道具。石揮選擇「民主三號」自殺，是不是想諷刺共產黨本沒有民主，卻要用虛假的民主來裝扮自己？
太陽已經升起，太陽不是我們的
《我這一輩子》的結束語是：「哎喲，我這一輩子啊！」石揮只活了四十二年，他以死來控訴共產黨的暴虐和朋友們的不義。
二十二年後的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上影廠宣佈為十四位「右派」「改正」。唯獨中國話劇、電影史上的奇才和怪才石揮沒有屍骨，沒有墓地，沒有墓碑。他給後人留下了他為話劇「日出」譜曲中的一句話：
「太陽已經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後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
在中共專制統治下，多少耀眼的巨星，科學上的、文學上的、藝術上的……都消失在黑暗的夜空中，只留下令人惋惜和嘆息的悲哀！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罪惡，何時才能清算？
二○○七年石揮逝世五十週年和中國話劇誕生一百週年，石揮當年的太太童葆苓從紐約回國參加紀念活動，她告訴記者，石揮最後說過的一句話是：「沒有死過的人是不知道死的快樂在哪兒，同樣，也只有活著的人，才明白活著是多麼的痛苦。」
只有活在共產世界的人，才能體會活著是多麼痛苦。這樣殘酷的社會，難道不應該早日埋葬嗎？
二○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於香港東西書齋
——转自《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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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还能指挥枪吗？――解放军上将章沁生强迫敬酒 胡锦涛愤然离席 Posted: 08 Aug 2012 12:47 PM PDT  (德国之声中文网) 《纽约时报》的文章披露了一件不为人所知的逸事。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军方领导层的一次宴会上，解放军上将章沁生酒后出言不逊，对有人阻止自己进入中央军委表示不满。据在场人士透露，他甚至当着胡锦涛的面强迫另一位将军敬酒，胡锦涛愤然离席。
《纽约时报》认为，这次酒后失态以及今年以来的一系列事件让中共领导担心自己对军队的控制力度在减弱，后者希望在政治领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变得愈发高调。
军队有越权的倾向? 文章援引一位接触中共高层但不愿透露姓名的政治学者说：党的领导层意识到，军队有越权过问政治的倾向。"虽然是党指挥枪，但军方内部对政治议题的意见表达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警惕的高度。"例如，一些将领大声疾唿政府应宣示对南中国海的主权。此外两位军方将领与失势的薄熙来的密切关系，也给中央领导人敲响了警钟。 胡锦涛会见军方人士（资料图）  章沁生上将  打造军中人脉 因此胡锦涛很可能与他的前任江泽民一样，在卸下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后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到目前为止，胡锦涛通过提拔大批将领营造自己在军队中的人脉。《纽约时报》称，2004年以来，胡锦涛向45名军人授予上将级军衔，其中一半以上是在2010年7月以后任命的，包括酒后失言的章沁生。有4人新进入中央军委。 胡锦涛的继任习近平有可能在2015年才接掌军权，但他也开时编织自己在军方的网络。报道援引新加坡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明江称，在维护中国利益的问题上习近平将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拥有的一些军队背景使他能更加自信地作出决策。" 有两位太子党出身的上将与习近平关系较密切。一是刘少奇之子刘源，近来他因与薄熙来的密切关系而受到压力，尽管刘源已经与薄家"划清界限"，但仍有消息称薄熙来事件影响到了刘源的政治前途。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似乎也颇得习近平的赏识。前者派出朱成虎少将率团到新加坡考察，据与代表团有接触的一位学者透露，刘亚洲有意向习近平献策，学习新加坡较为开明的一党治国道路。 有蒙藏经验的"黑马" 于此同时有消息称，胡锦涛有意提拔自己的亲信胡春华进入政治局常委。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春华被视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中的一匹"黑马"。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胡锦涛希望胡春华进入政治局常委或出任上海市委书记。而这要取决于胡锦涛和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党内其他资深人物之间的博弈，政治局常委的人事部署是中共18大前北戴河会议的核心内容之一。 如果得以进入政治局常委会，49岁的胡春华将成为最年轻的常委。如果竞争失利，他也有望成为政治局委员，并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另一个可能是接替郭金龙任北京市委书记。 与胡锦涛一样，团派出身的胡春华也曾长年在西藏工作，他在西藏的时间长达23年。2009年胡春华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去年内蒙锡林郭勒和唿和浩特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当局的应对措施被认为较为成功地平息了骚乱。这一过程中胡春华也显示出对民众诉求的重视。但在内蒙异议人士哈达一案上，胡春华也显示出强硬的一面：服刑15年的哈达2010年出狱后，仍继续被关押，据信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失去了自由。
来源：纽约时报、路透社 编译：叶宣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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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2 06:02 PM PDT
──中共違反憲法的宗教迫害
·申援
上海市政協委員、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常務委員、
趙振亞主教「被右派」
一九五七年七、八月間，正值毛澤東、鄧小平搞陽謀抓右派的高潮，中共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為配合反右運動，
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主題便是劃清與梵蒂岡的關係，大抓天主教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趙振亞主教率領天津教區代表團參加。
趙振亞（一九○二──一九七六），天津市人。
一九一七年畢業於天津南開學校，一九二五年加入天津小修道院，後入北平文聲學院（即大修道院）。一九三一年升為神父，一九四五年起任靜海教區宗教代理人。
天主教自一八四七年開始傳入天津，一八六二年底天津建成第一座天主教堂。
當時天津是義和團的中心地區，天主教會受到沉重打擊。事件平息後，天津天主教徒猛增至三萬多人。一九四六年羅馬梵蒂岡教廷宣佈在中國正式建立聖統制，天津代牧區升格為天津教區。一九五一年前主教均為法籍神父，韓戰爆發後中共驅逐外籍神職人員，天津教區主教一職位居要津，中共極力爭取讓「自己人」控制教區。
外籍神職人員被驅逐後，暫由副主教趙振亞代理主教一職。
一九五三年二月，羅馬教廷正式任命趙振亞為天津教區署理主教，這時天津教區擁有教徒十萬人左右。中共積極拉攏這位由羅馬教廷正式任命的主教，向他做了許多「思想工作」，列為統戰對象，委以天津市人大代表之職。在以抓右派為目的的愛國會代表大會上，中共逼迫他表態與羅馬教廷劃清界限，脫離梵蒂岡。趙振亞當時被脅迫表示要擺脫梵蒂岡控制，受到中共宗教事務局的熱烈歡迎。
回到天津，趙振亞立即反悔。
他在九月底一個有一千多人參加的儀式上宣稱：「人有了罪就要承認罪，有了錯就應該改錯。大家都看了報紙，我在北京說了不該說的話。我回來以後，心裡很不安。現在，在上主面前，在教友面前，我承認錯誤。」
關於服從梵蒂岡教宗問題，趙振亞表示：「我不服從教宗是不對的，我如不服從教宗，神父和教眾都不服從我了。」
對於愛國會代表大會通過的《抗議梵蒂岡無理剝奪上海教區權利》的抗議書，趙振亞說：「通過抗議書時我沒有表示反對是不對的。」最後他要求：「請教友們原諒我寬恕我，為我祈禱。」
在當時反右派運動政治高壓恐怖氣氛下，趙振亞對中共的反抗，實在出乎中共的意料之外。這位當時已五十五歲的天主教長者德高望重，平時恪守本份，祥和謙恭，深受教徒愛戴，享有崇高威望。中共以為拉攏了他，便可控制天津教區十萬教眾。天津教區在全國舉足輕重，如果聽從中共與梵蒂岡一刀兩斷，不愁全國天主教徒不「愛國愛黨」。
趙振亞是天津市人大代表，回到天津，天津市人大秘書長找他談話，鼓勵他把「反梵蒂岡」的態度堅持下去。
趙振亞公開承認錯誤後，中共惱羞成怒，馬上給他戴上一頂右派分子帽子，撤銷人大代表資格。可是他那天津教區主教職位是由梵蒂岡教廷任命的，中共雖然無法無天，但其權力還夠不及上帝，只好看著趙振亞繼續給教徒做彌撒，奈何不了。
一九六三年天津教區的教徒在中共強力干擾下自行選舉主教。
廣大教徒不顧中共蠻橫無理，選舉李德培為正主教，依舊選舉深孚眾望的「右派分子」趙振亞為副主教，羅馬教廷始終未撤銷對他的任命。
文革中趙振亞主教被揪出批鬥，受到殘酷虐待，一九七六年含冤逝世於文革末期。
馬達欽主教「被避靜」
二○一二年七月七日，上海徐家匯主教座堂座無虛席，
除了上海教區的神父、修女和教友代表外，還有中共宗教事務局的大批官員。他們都來參加馬達欽神父晉升中共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上海教區助理主教的祝聖典禮。
馬達欽（一九六八──），上海市人，畢業於天主教佘山修院，一九九四年晉鐸。二○○八年一月八日起出任上海市政協委員，是中共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常委和上海市愛國會副主任。
上海教區和天津教區是天主教在中國的兩大重要基地，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前夕上海教區有教徒十四萬人，天津教區有十萬人。因此這兩大教區是中共必爭之地。可是除了文革十年浩劫，中共並不能確保御用愛國會在這兩大教區的領導權。
七月七日天主教愛國會祝聖典禮前，上海教區神父聚集主教府一樓小堂，宣讀羅馬宗座委任狀，馬達欽作了信仰宣誓。
馬達欽在晉牧典禮上莊重宣佈，他已是獲羅馬梵蒂岡教宗祝福任命的輔理主教，而不是享有自動繼承權的愛國會助理主教，「許多事情身心應當放在牧事上、福傳上，所以不宜再擔任愛國會的任何職務。」
他的講話受到在座的神父、修女和教徒熱烈歡迎，引起一片掌聲。
廣大教徒和神職人員鼓勵他忠於信仰、忠於良知，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敢於挑戰強權，向暴政說「不」。因為他在作這番公開表態之前，已知道其後果，對中共的打擊報復已作好充份思想準備。
當天下午，馬達欽主教便被幾位身份不明的人帶走了，
送進市郊佘山修院「被避靜」。換句中共公檢法的語言，叫作「監視居留」，隔絕與外界交往。當局限制馬達欽主教行使牧職，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佘山修院之內。
中共測試梵蒂岡底線
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掌政權後，雖然在《共同綱領》和《憲法》中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實際上，對宗教一直採取限制、改造甚至消滅的政策，尤其懼怕和仇視天主教和基督教，誣指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打開宗教地理位置分佈圖就可知道，世界上政治開明、
經濟發達的先進國家都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和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觀，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專制獨裁水火不相容。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一方面通過土改、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等政治運動不斷迫害打擊教徒；另一方面，用「拉出去打進來」的摻砂子方法在天主教內成立御用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以抵禦羅馬教廷；在基督教內部則成立「中華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共特別黨員傅鐵山神父和吳耀宗、李儲文牧師分別被摻進愛國會和三自運動委員會擔任領導職務。李儲文牧師的身份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揭穿後，中共派他到香港來擔任新華社副社長。
目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官方承認中國有天主教徒五百七十萬人，但在實際上，如果把不受愛國會控制的家庭教徒和農村教徒也計算進去的話，已超過一千二百萬人。中共深知一千二百萬教眾具有巨大的能量和影響力，經過六十多年較量，在中（共）──梵蒂岡馬拉松式建交談判中，不斷測試羅馬教廷的容忍底線，以維護自己作為無神論者控制天主教會的利益。
——《争鸣》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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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2 06:07 PM PDT
张伦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更新时间 2012年8月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22
什邡市民不信环评报告结论抗议要求当局取消建厂计划
做这样一篇文章，直接的背景当然是妇女被强制堕胎、什邡的抗议风暴等曾出不穷的事件；用如此一个题目，则是拿三十年前那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法来作对照，加个历史和思考的纵深。且不论哲学上是否成立，过来人都清楚，当时围绕那个论题所展开的讨论，极大地帮助了人们从毛时代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桎梏中挣脱出来，也确定了后来改革开放带有实用主义哲学色彩的思想导向。
问题是，这种哲学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在其激活中国经济活力、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由于缺乏道义标准和应有的社会公正机制，逐渐失去了其启动初始时的动力，陷入停滞。“改革已死”话语的出现、社会上反改革氛围的积聚、革命情绪的酝酿等等都显示着这一点。
“增量改革”——经济增量与权利增量如何避免中国出现新一轮的社会政治激荡，寻找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共识，赋予其新鲜的内容和动力，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笔者来看，权利增量，公民权利的增长，理应成为下一步衡量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唯一标准。
“增量改革”，是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道路的归纳，意指中国通过经济量的增长以及各种市场机制的增加，来逐渐替代旧的计划体制。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需要记住的是，这种“增量改革”最初就是以经济领域公民权利的增量为起点的，——中国农民重新获得自由耕作权，而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平稳健康发展的时期也都是经济增量和权利增量协调发展的时期。
遗憾的是，在改革初期权利增量的黄金期后，经济增量虽然持续，中国公民的权利增量甚微，增量改革演变为单纯的经济增量，市场机制的形成受到权力结构的扭曲，原有经济体制的瓦解并没有伴随一个健康合理体制的出现，发展的不平衡就此日增。有权力者不仅具有政治权力，且掌握经济资源；有经济资源者则通过利益输送，直接间接掌握更多的政治权力；改革初期人们希望的国家权力得到有效约束的理想并没有随经济的进一步增量而实现，相反，国家因得到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的资养而变得更像一个巨无霸，庞大无比，恣意挥霍和压制社会的成长与不满。一些利益集团依附、利用这巨无霸，赤裸裸地吸食、控制各种资源，影响决策，最终导致以经济增量为主的“增量改革”的破产。
从最近出现的几乎可预见的经济衰退趋势来看，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的产能过剩，内需不足。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多种，但显然与公民由于权利的缺失，无法有效地对抗强势集团的掠夺和压榨，无法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高度相关。如不能有效地推动权利增量，我们有理由怀疑，注入的旨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能否得到有效利用，新的经济增长能否再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能否达成，一些论者提及的经济“存量改革”能否顺利进行。
将权利增量作为唯一标准
之所以这里有些武断地冠以“唯一”二字，这即是一种道义选择——它符合应有的道义，也是一种策略选择。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型期，中国面临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多重的：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结构的调整，国家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的稳固，社会矛盾的缓解，政权合法性的再造，环境的改善，文明水准的提升等。这些目标相互交织互补，但也彼此冲突，任何一个课题都可能被理所当然地拿来作为阶段性的改革和发展目标，压倒其他的诉求。而在利益集团把持国家机器、宣传手段的情形下，许多政策甚至包括一些重大利益输送举措的出台都可能被冠以冠冕堂皇的说辞。因此，为与现有的诸多政策标准做些根本性的区隔，不让其他的东西来冲淡混淆，就需要把这样一个权利增量的标准加以特殊地凸显、强化。
在笔者看来，贯穿当下中国诸多问题的一个关键，检验所有政治家是否真心改革，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是否具有价值和实效的尺度，就是公民权利的增量，就是是否将以经济增量、国家权力为重心的改革与发展移转到以公民权利的增加上来，以此为导向和标准。
只有实现公民的权利增量，改革和发展的果实才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公平共享，既不必指望那种皇恩浩荡式但却极不可靠的赐予，也无需那种民粹式的杀富济贫；避免“重庆模式”的悖论和恶果；坚定且循序渐进地实现权利增量，才有可能解脱那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国家与社会的紧张才可能逐渐有所缓和，避免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荡来达成新的政治结构型塑、国家合法性的再造；而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公民的权利得到增加，那困惑中国经济发展已久的结构失调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某种改善，增长才会得到新的动力。最后，公民权利增量得到落实，社会成员对国家与社会的认同感，参与感才会增加，国力才会真正强大稳固，中国人的道德文化水准才会得以提升。
权利与权力——谁的增量
提倡权利增量，就是要将公民仅在经济领域获得的某些不完整的权利推广到所有领域，落实和保障法律规范的公民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达成法治国家，扩大公民的公共参与权，让公民成为一个权利完整的公民；这从转型的角度看，就是要限制权力的增量，国家逐步让渡权力，将其视为禁脔的领地归还为公民，让权利和权力在规范的博弈中找到新的平衡，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架构，既能维护权利，又保证经公民认可的权力能得到有效的运行。以公民权利增量为目标，政治体制改革才不会缺乏动力，走入误区。
权利增量，不仅是中国当下社会的要求，也是世界的一个普遍趋势。法国大革命，工业民主，工人运动，新兴的女权，环境，少数族裔的权利运动；从政治权利到经济社会权利再到广义的文化权利，西方世界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公民权利增量的历史。而新兴的各种国家，包括今日阿拉伯世界的激荡，都在向我们展示这种权利运动的世界性扩展。每个国家的兴衰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如何回应这种历史的巨潮。
将权利增量作为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标准，也就回答了改革与发展的主体、动力和目标的问题。公民是主体，也是动力所在，更是改革与发展要达成和服务的目标。无论左右，在捍卫公民权利，争取公民权利的增量上应携手并进。一如笔者过去多次说过：在中国的情境下，不捍卫公民权利者，既不可能是注重公平、关注弱势的真左派，也不可能是要求自由、限制国家权力的真右派。它既应是中国的（欧洲式）社会主义者所关注和追求的，也该是中国的（美国式）自由派、共和派一定要争取和捍卫的。主张权利增量还是权力增量，这是测定中国左右知识分子道德和知识真诚的标准。
权利增量自然是有利于普通民众，但权贵阶层也要明白，只有权力财富没有权利，命运最终对他们不见得是喜剧。失去权力的刘少奇、薄熙来、王立军，财产被无端征收了的富豪们都是前鉴。
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标志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提升，正为权利增量创造着基础。而官方对此的压制，除利益和体制的惯性等因素，也是旧的改革思想的作用使然。要么回应这种权利要求，彻底调整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拯救改革，再造改革；要么等着革命的巨浪再起，to be or not to be, （存在还是消亡）未来的领导人大概必须作出选择了。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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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2 05:25 PM PDT
中共高层云集北戴河，秘密聚会，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做最后定调。其主旨，是在小圈子里，最后圈定下届中共领导层人选，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等。其中，作为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尤其重要，谁能“入常”，成为最大看点。
在此之前，7月间，被称为“中南海智囊”的御用学者胡鞍钢，发表文章，力挺中共常委制，认为那是“中国不断成功、巨大成功之道。”
在这篇题为《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的文章里，胡鞍钢声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成为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9名成员组成，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
胡某进一步说：这个“‘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语法不通、文法乱套！）胡鞍钢随后以全球金融危机中、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为例，证明中共的“集体总统制”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
胡鞍钢似乎无知或故作无知，中共常委制，并非最近十年才有，从创党初期的1927年就已存在；在1934至1956年期间，曾以“中央书记处”取代其职能；自1956年“八大”起，又恢复“政治局常委”制。文革期间，政治局常委一度达到11人，更能体现胡某所谓“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按照胡某的逻辑，文革十年，似乎更应该被称为“辉煌十年”？
如果非要拿中共常委制与美国总统制做比较，客观结论与胡鞍钢所述正好相反。就拿中共领导人常常挂在嘴边的“民主集中制”来说，美国总统制，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而中共常委制，既无民主，也无集中。
何以如此？美国总统，候选人公开竞逐，由全民投票选出，天下服膺，是为民主；选出的总统，拥有组阁权，搭建自己的班子，在任期内贯彻自己的施政理念，一言九鼎，是为集中。
反观中共常委制，避开民众，宫廷密谋，小圈子圈定，完全反民主；组建的常委会，名为“集体领导”，实为寡头政治，各自垄断一大机构，彼此隔离，互相防范，并无集中。
撇开毛泽东、邓小平个人独裁、制度尽废的几十年不提，只看如今步入“常态化”、“制度化”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常委的圈定，由新老两代领导人密商，争相安插各自亲信，经激烈斗争、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其结果，留下深重的老人政治痕迹。半数左右的常委，只忠于名义上已经退休的老人，对新领导人构成掣肘。
以“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会为例，由9人组成。其中，被称为新“四人帮”的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属于保守派、强硬派、极左派，效忠前领导人江泽民；温家宝、贺国强、习近平、李克强，则属于相对的开明派、温和派、改革派。胡锦涛居中，往往只能以总书记身份，充当中间人、仲裁者，左右调和 。
这些年，总理温家宝不断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倡导“三权分立”，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却高调发誓“五不搞”，誓死反西化、反“三权分立”；温、吴二人，各有一套语言，互不重复，互不借用，自说自话，针锋相对；其他常委，则对这两人的表述都不跟进，骑墙观望；总书记胡锦涛更是态度含糊，模棱两可。
在各说各话、各行其是的怪现象背后，是理念对立、派系对抗。九巨头各自把持一摊，自营独立王国，互不买账。比如，吴邦国把持的人大，对温家宝等人而言，就是“水泼不入，针插不进。”同理，温家宝控制的国务院，对吴邦国等人而言，也是“水泼不入，针插不进。”最明显的，莫过于周永康垄断的政法系统，开支巨大，超过军费，人数巨大，超过军队，不仅由不得其他常委插手，而且倒过来威胁到这些常委本身的安全。
胡鞍钢所说“集体总统”，就是“九个总统”（故而立即被网友讥讽为“九个太阳”、“九个皇帝”）。既然有“九个总统”，在常委会内部，就是平权，一人一票，比肩而立，使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的那个“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并无决定性权威。难怪今年早些时候，由前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江系）把持的《北京日报》，有意刊文论述“总书记不能凌驾于党中央”，警告胡锦涛在薄熙来一案上务必有所收敛。
习近平被圈定继位最高领导人，基于同样的假设，他只是一个平衡器，平衡党内各派纷争，保障党内各派利益。如同胡锦涛一样，围绕在习近平身边、伴随他任期始终的，并非都是协助他实现自我施政理念的“自己人”。实际上，老人们并不需要他拥有自己的施政理念，只要他维持局面、维持现状就行。
如此设计，来自于“上海帮”帮主江泽民，其中心思想，就是“不变”、“防变”，“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果然，胡锦涛十年任期，只能以一句“不折腾”（不政改）收场。
十年来，江、胡两派，权斗不休，彼此牵制、互相扯皮，遇事议而难决、议而不决。这种政治生态，准确反映在薄熙来一案的起伏上。拿下薄熙来，在常委会里，是五比四的结果：倒薄派胡锦涛、温家宝、贺国强、习近平、李克强，对挺薄派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即新“四人帮”；而在新“四人帮”的背后，还有江泽民，加入其影响力之后，薄案大事化小，令民间大失所望。
有关中共常委制的优劣，并不简单，号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挂名“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胡鞍钢，面对如此重大课题，既不罗列翔实依据，也不提供严谨论证，仅以1200余字的短文、通篇干瘪的口号，就妄下结论：中共常委制优于美国总统制。轻率、轻浮之至！
这个连中文文法都不通的胡鞍钢，何德何能，竟能摇身而为“中南海智囊”？莫非，中南海昏庸至此，竟聘得如此的假道学、江胡骗子，招摇过市？说到学术打假，这个胡鞍钢，肯定要被纳入打假之列。更可能，中南海并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智囊，只需要名为“智囊”的抬轿人、吹鼓手、阿谀奉承之徒？故而使胡鞍钢这等不学无术之人，得以混迹庙堂之上，滥竽充数。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8月7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8072012115426.html
附：胡鞍钢文章《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2-07/03/content_10752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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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朝鮮好了，請領導先走──《人民日報》的愚民報道成了過街老鼠 Posted: 07 Aug 2012 02:19 PM PDT
作者：王犖倫
為了政治需要，政客操縱宣傳工具不時撒謊，是免不了的事。有時撒得冠冕堂皇甚至天衣無縫，很讓民眾受騙上當而渾然不知，那實在是「高」（當然也非常可恨）；但許多時候，民眾對著一些謊言百思不得其解：怎麼這樣低級無聊荒唐透頂啊，當大家都是弱智嗎？撒這樣的謊究竟有何必要？
《人民日報》又撒瀰天大謊
最近的事例是在二○一二年六月十一日。這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訪朝記者寫的一篇比天方夜譚還離奇的長篇報道《朝鮮的未來，在關愛中成長》，盛讚朝鮮一家幼兒園的大餐廳「寬敞明淨，能容納五百名孩子同時就餐。孩子們每天在這裡吃五頓飯，有專業營養師負責調配營養。」還非常動情地說，「從出生到走向社會，朝鮮兒童得到的精心呵護和良好教育令人感慨萬分。」……
此文一經發表，立即在中國大陸網民當中造成轟動效應──當然只能是負面效應，網民一片的哄笑、嘲笑、嘲弄、咒罵、譴責。朝鮮現況如何，在包括衛星影像的資訊發達的今天，國際上非常清楚，難道《人民日報》這些官媒不知道嗎？眾所周知，這個國家充滿極度絕望和恐怖，人為饑荒多年來不斷持續，每年都大量餓死人。朝鮮當局甚至不惜放下身架，向其不共戴天的敵人美國要求糧食援助。至於它時時威脅要向其動武的南韓，就像它認定的逃不掉的糧倉一樣。例如，按二○○○年韓國與朝鮮簽訂的一個合同，韓國截至二○○七年以貸款的形式向朝鮮提供二百六十萬噸大米和玉米，貸款的第一期償還已於六月七日到期，償還額為五百八十三萬美元，但到目前為止，朝鮮方面卻耍無賴不作回應。朝鮮也把中國看成有義務一定要支援它的國家。根據有關資料，朝鮮毫不含糊地開出清單，要中國每年提供價值三百億援助（約三十八億美元）。三百億中，要求一百億元是能源、糧食、輕工產品；一百億由朝鮮來選擇貨物，一百億折成外匯現金援助。
有網民故意挑逗地「打圓場」，說，《人民日報》這有什麼奇怪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一意孤行推行所謂的「大躍進」運動，結果造成餓殍遍野，幾千萬人死亡，如今依然是中共當局秘而不宣的國家機密。在中國大陸千百萬人連草根和樹皮都吃不飽、大量餓死之際，親毛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獲得當局特許，來中國大陸訪問。斯諾當時在大陸走過很多地方，所到之處，看到的都是一片歌舞昇平。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大陸沒有人被餓死！
《人民日報》看來不希望做這種類比。那麼，發表這篇盛讚朝鮮豐衣足食、鮮花絢爛、兒童幸福的離奇長篇報道意欲何為？要達到什麼目的？這應了網上流傳的一個段子：中國大陸最最最荒唐的是什麼？是明明我們都已知道了真相，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真相，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扯謊，他們還在那裡扯謊！
黨官們為什麼不移民朝鮮？
許多網民也樂得借題發揮，順水推舟，積極參加演出。有網民裝作恍然大悟，提醒大家：該記者訪問團意在提醒各國無需對朝鮮進行經濟援助，是轉彎抹角要求中共政府停止對金家政權的援助，留一點糧食使吃不到午餐的中國兒童能吃上三頓飯，甚至可以要求其兒童每天吃五頓飯的朝鮮倒過來援助中國。這麼明確的主題立意大家怎麼都看不懂呢？
許多網民借此機會更是發泄對中國大陸「裸官」現象的強烈憤慨。許多黨政官員一方面反復宣揚當今中國處於五千年歷史上最好的太平盛世，一方面又竭力把家人和財產轉移到國外，而他們選擇的目的地多是天天攻擊咒罵的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
現在既然讚揚朝鮮，眾多網民於是異口同聲提議：「朝鮮好幸福，大家別去美國了，去朝鮮好了，請領導先走一步。」
《人民日報》一個愚民的不實報道，結果輿論譁然，天下皆罵，成了過街老鼠。由此不難看出，假大空的話，虛冷傻的秀，以及從未實現的諾言和從不履行的憲法，都會成為歷史的笑柄。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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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2 01:57 PM PDT  看透中共，不但要看透它堅持與人類文明為敵，頑固拒絕改革的本來面目，也要看透：它在強大的壓力下，也會玩弄改革，來「改善黨的領導」，即加強一黨專政。
「六四」以後，江澤民和李鵬們為了反對改革，專門提出「資本主義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革」兩個概念，把前十年的改革叫作「資本主義改革」，從理論上加以批判，在政策上對它「治理整頓」，也就是回過頭來走毛式社會主義的老路，結果造成連續三年的「市場疲軟」。還是鄧小平比他們聰明，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講話」中，叫他們不要去追問「姓社姓資」，這才開闢了「鄧小平道路」（堅持中共一黨專政，實行有限度的市場經濟），弄出一個「中國特色」直到如今。
其實從中共的立場來說，整個三十多年的改革確實可以叫作「社會主義改革」，也可以說是他們自吹自擂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因為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加強黨的領導」，而沒有去削弱一黨專政。包括「六四」以前的所謂「胡趙新政」，也都是在「改善」和「加強」中共的權力。只是胡耀邦和趙紫陽比較開明，如果他們沿著改革開放的路線繼續往前走，就會像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一樣，走到政治領域，從而動搖一黨專政了，所以中共必須把這兩個總書記拿下來。
可見，「改革」的所謂「姓社姓資」，關鍵就在於堅不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至於經濟方面，只要一黨專政在手，無論是公有制也好，私有制也好，計劃經濟也好，市場經濟也好，都是共產黨的「囊中之物」。只要掌權者對什麼發生興趣，「罰款」也好，「徵用」也好，「沒收」也好，「取締」也好，「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也好，全都像「探囊取物」一樣，可以隨便生殺予奪。這些年遍地流血的強制徵地，以及日益膨脹的「國進民退」，不都是鮮活的例証嗎？
把人類社會劃成五種形態，並且把私有制和資本主義貶入地獄，然後在紙上畫出一種「人間天堂」，叫作「社會主義」，並且用血腥的暴力把人們往「天堂」裡驅趕，這是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們留給世人最大的恐怖主義遺產。一百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是人類文明史中一股最可怕的「龍捲風」。它摧毀了億萬無辜者的生命和無法統計的物質文明成果，嚴重扭曲了人的靈魂，並且至今還在奴役着地球村裡的十幾億居民，主要是中國居民。
由於「社會主義」完全是按照主觀設想強制建造的烏托邦，個人的自由和創造力以及所有經濟體的活力全遭扼殺，所以世界上凡是實行這種主義的國家，其社會經濟無不陷入困境，因而一黨專政的統治也必然面臨危機。不改革就要亡黨，這就是共產黨為什麼能夠被迫接受改革的真正原因。
其實共產國家所謂的「改革」，說穿了，並非共產黨「做了」什麼「德政」，而不過是它停止或減少了束縛社會經濟生活的「苛政」而已。經濟本來有它的發展規律，從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從自然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這本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自身的成長道路。但是共產黨破壞了這條道路，硬是用馬克思在十九世紀的空想（自稱「科學社會主義」）作為藍圖，要建造一座「社會主義的天堂」。結果「天堂」沒建成，反倒把人們都引到真正的地獄裡去了。所以後來的「改革」，無非是從社會主義的地獄裡掙扎出來，重新回到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而已。
而且社會生活是個整體，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必須互相適應，社會才能諧調發展。這是人類經過長期實踐，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種最佳狀態。私有制、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自由的精神文化，是迄今為止人類所創造的最符合人性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大道。任何民族，遲早都要走上這條大道。中共掌權以前的「舊中國」，雖然災難重重，但是畢竟走上了這條道路。正是中共掌權以後的「新中國」，因為「走俄國人的路」即「十月革命」的邪路，才使中國人民墜入苦難的深淵，並且最後連中共的統治本身都難以為繼了。如果不是「亡黨」危機迫在眉睫，它才不會在農民分田到戶的革命行動面前讓出半步，更不會容忍市場經濟的發展，當然尤其不可能參加世貿組織，也就根本不可能有後來的經濟發展了。這就是中共總也忘不了自我吹噓的「改革開放」的真正背景。
但是重新站住腳跟的共產黨掌權者很快就覺悟到兩點：
第一，改革在經濟上很可愛，它不但可以挽回執政的合法性，而且可以使自己「先富起來」。
第二，改革在政治上很可怕，沿着這條路下去，必定危及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如果垮了，掌權者不但不能繼續搜刮，而且已經到手的錢財也將受到清算。這就是為什麼鄧小平一方面倡導改革，主張「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一方面又祭出「四項基本原則」決不放鬆一黨專政的原因。而這也正是中共直到如今在政治改革上決不放鬆一步的真正原因，也是我們一再提醒讀者「看透中共，丟掉幻想」的原因。
現在，在世界性的民主大潮和國內民怨怒潮的衝擊下，中共有可能又搬出「社會主義改革」的油彩，把一黨專政再粉刷一下，也就是把它再「自我完善」一下，以便度過空前嚴重的統治危機。
不過我們可以正告中南海；以「改善」和「加強」一黨專政為目的的「社會主義改革」，也就是鄧小平式的「改革」已經走到盡頭了。雖然在經濟方面還有改革餘地（「國退民進」，以及進一步市場化），但是如果沒有真正的政治改革，不但官民矛盾和黨群矛盾緩和不了，而且經濟改革也進行不下去，這將進一步加劇已經很嚴重的統治危機。也就是說，拒絕真正的政治改革，實際上是在給一場更猛烈的革命準備條件。
那麼，什麼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呢？
很簡單，只有一句話：中共必須放棄一黨專政，聽從人民的選擇。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困擾中國的各種矛盾而不致釀成危害整個社會的動亂。不過這已經是需要另外展開的一個題目了。
――《争鸣》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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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2 12:49 PM PDT
有报道说，本周谷开来案将要在合肥开审。这应该是自1980年公审江青及其同党以来，最具政治性的一次司法审判。对比两次审判，回顾中国历史，不禁令人生出许多感叹。 两次审判的主要被告都是政治人物的老婆，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道理？我一时也没有想明白。但这里面显然包含著不公平，因为这两个女人之罪，都与他们的男人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关，而且，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他们的男人也有许多可问之重罪，但都不能问。在江青一案，毛泽东已死，不能以司法问 罪，而谷开来一案，薄熙来人还在，但看来也不准备问罪。仅从这个事实看，中国的政治和法治，比起三十二年前，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大大退步了。 三 十二年前公审江青，中国懂得现代司法程序的人所剩无几，因此，发生的纰漏非常之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时的当权者和执法者都还相信公平和正义，相信未来，否则，就不会有那么一场戏剧性的审判。但今天，中国受过系统的法学和法律教育的人，不下数十万，不过当权者显然已不信公平和正义，也不信未来。法律人 中究竟有多少人还信，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为什么还要审判谷开来呢？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同意这个判断，海伍德若是中国人，就不会有这么一场审判。这个事实 告诉我们，中国的当权者与晚清一样，如果没有西方的压力，绝不会搞法治。 此次审判谷开来，国际社会关注的程度可以说高过国内。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国人的多数虽然对此案之情节感兴趣，但并不认为这次审判与自己的利益有多大相干。中国人本来就缺少对法律的信仰，对于中共的司法公正更是没有任何幻想。因此，多数人都视此次审判无公正可言，不过是按照中共的政治需要，按照事先导演的脚本，演出的一场丑剧。这个看法没有错，但既然如此，西方社会 为什么还要关注此案呢？除了新闻娱乐价值，很多外国人会感到此案与己相干。 首先，此案涉及外国人。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对自己的国民做到司法 公正，那是否也无法对外国人司法公正？这其实是晚清政府就遇到的老问题。谷开来一案之不得不审，要害就在这里。像晚清政府一样，中共政权希望外国人相信， 他们对外国人做到司法公正。这也是中共当局以巨大代价从国外取证并且允许英国外交官员旁听庭审的重要原因。 我想西方人不难从历史上看明 白，中国政府不能对国人实现司法公正，也很难对外国人司法公正。谷开来一案，给了西方推动中国法治进步一个机会，他们不可能不利用这个机会。但这一次西方政府很低调。低调的原因不是不关注和不感兴趣，而是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们，西方公开施压的效果并不好。说到底，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觉悟，中国的法治不会进步。 那么，中国离法治还有多远呢？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司法之腐败，不仅极为普遍，而且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这个基本事实让人对中国法治的未来难以乐观。不过，近年来也有一些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进展之一，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法治不彰的原因之反思，已经从制度层面深入到了文化层面。而且，这种反思不仅是个别人的议论，而且开始进入到群体讨论和辩论阶段。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重大进展。没有对文化的集体反思和争辩，中国就走不出当前的困境。 当 然，坐而论道的文化反思再深刻，也不可能直接改变现实。因此，中国法治的另一重大进展，就是一些法律精英开始采取集体行动，去实践自己对法治和正义的信 仰。这种基于深刻反思和辩论的集体实践，是中国法治的真正希望。这方面进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不久前宣判的“黎庆洪涉黑案”。此案人称“贵州打黑第一 案”。在此案的审判过程中，中国职业律师的精英为了维护法律和律师的职业尊严，也为了维护自己对司法公正的信仰，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集体抗争。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s=%E5%B0%8F%E6%B2%B3%E6%B3%95%E9%99%A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b1fa00102dzkn.html http://blog.sina.com.cn/zhouze 这个案例一方面印证了人们的判断，中国距离真正的法治还相当远，但同时也表明，对法治的信仰已经在中国生根，因此，我们不应悲观绝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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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2 02:02 AM PDT 新闻报道香港，抗争就是"国民教育"香港反对国民教育运动仍在升温，相关团体原定今日发起绝食行动，后经商议暂缓施行。但是倘若政府不放弃推行该项教育，9月初开学时出现罢课抗议的情形，应在意料之中。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内地官方媒体接连不断地为民国教育保驾护航。先是《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国民教育帮助香港年轻人扩大视野，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香港国民教育争议最终结果只能是'中国的胜利'，那些抗议者如果只追求他们自己的胜利，大概是不现实的。"今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发表文章说，推行国民教育帮助香港年轻人了解国家，"年轻人了解并认同国家，才能正确理解国家政策，摆正位置，抓住机遇，为了年轻人的未来，现在的努力没有错。"  所谓国民教育，就是自本学年起，香港当局在原有德育课程上增加国民教育内容。根据已经曝光的教材内容，该课程沿袭了中共在内地进行的爱国爱党教育，以民族主义观念阐释历史文化，而且通过谎言建构"中国模式"的光环。香港反对人士称之为"洗脑"教育。
 再说，这些官员和媒体一再笼统地说到"西方国家的国民教育"，但从来没有解释过其具体内容。《人民日报》提到的"形式不同"，如果是指是否强制灌输、是否以谎言为基础的话，那已经是很大的不同了。 ――德国之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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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2 06:39 PM PDT 《北京日报》力挺举国体制，刊文“举国体制是好体制，足球学习西方一泻千里”。中国足球再一次光荣的充当了一面破鼓任人乱锤固然不会让人产生一丝同情心，但这句话却扯淡至极。立场可以左右，但要讲逻辑，且论据要基于事实。 显然这题目是个逻辑判断句，“足球学习西方一泻千里”无疑是论据，“举国体制是好体制”是结论。先看论据是否基于事实，文章行文过于随意，但就这“学习”二字就不知其所指，“学习”是否包含技术层面的学习？如果包含，哪么有哪一个项目没有向西方学习？ 我这样质疑，人家肯定很不屑，说我这是在玩文字游戏。好，那就不纠缠这个词的意思了。屁民必须习惯人家的思路，作为党报人家没义务照顾一般民众的理解方式。窃以为人家所谓“学习”可能指的是中国足球建立了联赛体制，球员挂牌上市了，部分球员也成了有钱的名流。我不是一个中国球迷，对中国足球管理体制的细节不甚了了，但至少听说过有一个无所不能的足协，听说过几个足协大佬是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塑造江湖的潜规则，听说过由足协领导、主教练、主力球员是如何协调踢出精确比分的多起案例。国外有没有足协我不知道，但国外的足协其职能肯定与我们的大相径庭却可以肯定。也即是说在最核心的组织领导方式上，我们完全可以骄傲的说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足球市场化体制，当初也确实把这中国特色作为一项政绩来宣传的。 中国足球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就把责任推到了市场化体制身上，如何证明不是中国特色那部分在起作用呢？至少国外的足球，这种系统性一窝端的腐败和假球少见，无论是西方文化背景的欧美还是东方文化背景的日韩，他们的联赛基本是干净的。这又该如何解释？ 至于“一泻千里”说估计中国现役球员都嗤之以鼻，没有联赛体制之前，中国足球水平属于几流？有过拿得出手的成绩吗？估计那时偶尔闪光更像是北韩的足球队，常年窝在家里闭门修炼，很少和别国交流，而且人家在明处你在暗处，偶尔邂逅交手人家暂时不适应而已。本就不入流的球队，何谈“一泻千里”？ 事实上，中国的联赛体制虽说因为中国特色显得另类，假球也在持续伤害着中国球员的职业态度，使得中国联赛的职业化水准一直偏低。但即便如此，也还是踢进了02年的世界杯，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潇洒走了一回。所以是“一泻千里”还是略有进步？不言自明。 至于这个判断句的逻辑，则更禁不住推敲。如果Ａ代表举国体制，Ｂ代表市场体制，Ｃ代表市场体制中某一具体项目比如足球。Ｃ失败了就能反证Ａ是好的？如果说由Ｃ失败推论Ｂ是坏的让人摇头的话，那么由Ｃ失败推论Ａ是好的则让人无语。这不是地球人的逻辑。 冷某之所以愿意沉下心来澄清北京日报的逻辑错误，是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一直以来，该报纸都不屑于和屁民讲道理，它们惯于抛给屁民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而且其结论几乎总是与一般民众的感受迥异。 举国体制到底是否是好体制暂且可以不谈，好和坏这种词汇具有很强主观性，不是一种事实评价而是一种道德评价。对一个不具道德品性的体制却用一个道德词汇来评价本身就很荒谬。 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探讨：为几十枚金牌是否值得投入这么多人力和财力？看刘翔从德国到英国时的场景，前呼后拥形如国家元首访问。这只是前台人员，而智力支持后勤支持人员都还在幕后。到底有多少人在吃竞技体育这口饭？我们无从得知。而财力上的付出，据有人估计每枚金牌成本约是7亿。要说这几百亿对于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也许还真不算什么，相比中国令世人震惊的三公支出，实属小巫见了大巫。 问题是有些钱根本不应该去花，这当然不意味着庞大的三公支出就是应该的就是合理的。在探讨政府某项投入是否合理时，应该以社会契约的观点来重新看待政府建立的过程和目的。公民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组成政府，由政府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即免于恐惧的自由，政府向公民收取部分税收用于建立军队警察邮局等核心部门。随着科技和社会发展，政府职能也在相应扩充，建立社会保障和免费义务教育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责之一。这所有的职责都都面向全体国民，而竞技体育作为个别人物从事的项目不具有普遍受益的特点，而且其所谓的回报更多具有象征性。因此政府不宜用国民税收来支持。这既属于国际惯例，也符合建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正当性要求。 考虑到某些奥运项目市场推广的难度，走职业化道路不现实，完全可以仿照欧美模式，依靠企业或个人捐助建立基金，由基金来支持这些竞技项目的培训。现在的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奥运在中国一直被神圣化，其实不过就是一场盛宴或狂欢，当十几万避孕套塞满奥运赛场的角角落落，其狂欢性质就一览无余了。 既然不过是一场狂欢，就更应该去政治化，运动员的成功代表着他们自己的天才、勤奋，代表着人类对极限的挑战，国家荣耀不宜过份强调。如果一个国家的荣耀是由运动员来体现的，是一种悲哀。尤其考虑到中国还有几亿人处于贫困线之下，这就不仅是一种悲哀，而是一种嘲讽了。 当运动远离政治，运动员取得的成绩才更有说服力。 当我们把目光投往奥运赛场，多少有点令人沮丧的发现：在中国记者和爱国青年眼里，奥运赛场成了阴谋诡计的道场，我们再一次成了西方偏见和歧视的对象。奥运没有增进友谊，却增进了猜疑，金牌没有鼓舞精神倒是刺激了很多神经。 这就是举国体制几十枚金牌之外更真实的收获？ 冷锋于一箭阁 2012-8-5午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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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2 06:37 PM PDT （修订稿）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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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2 06:1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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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Aug 2012 12:50 PM PDT 核心提示：中国正面临着自身的严峻挑战，它的崛起故事已经到了顶点，中国的经济放缓被经济学家看作是影响其政权稳定的重大因素。 发表：2012年7月25日 作者：Amitai Etzioni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几乎所有的人开始一致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经济规模很快将超过美国；实行的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喜欢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而非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在非洲和拉美部分地区建立殖民地；在邻国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就在此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却已经走到了顶点。尽管中国渡过了自2008年以来一直困扰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现在却面临着自身的严峻挑战。如果这些主要趋势持续下去，那些曾经认为我们即将进入中国世纪的人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世纪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最先使外界关注中国力量崛起的是中国经济的异常高速发展。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经济体可以在全球市场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为大幅增强军力提供资金。然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已从2010年的10.4%降至2012年的7.5%。这样的增速也许已经算是比较慢的了，而经济学家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媒体使用的数字基于中国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而很多人对后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此外，《经济学人》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接近于发达经济体，这个国家就越难以保持原来的增长率，因为它日益被迫进行自我创新。在新兴市场的经济学家看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经济是否会减速，而是在于中国是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经济放缓对所有政府来说都具有挑战性，但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政权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人民的民主选择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该政权提供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基础之上。由于最近中国经济增长强劲，中国人的期望值很高，其中大多数人尚未达到发家者的富裕程度（发家者主要在沿海城市）。与那些人们境况都很差、期望很少的地方相比，中国的差异和无力满足未来高增长需求是被经济学家视作危及政权稳定的主要因素。 此外，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也带来了重大环境挑战。到2007年底，在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是中国城市，而且中国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鉴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严重依赖资源开采，环境退化对该国经济增长的束缚越来越大。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且养活中国人困难重重，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中国存在严重的缺水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腐败问题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地方上。中国在2011年《腐败感觉指数》上排名第75位，远远低于日本（第14位）和美国（第24位）等国。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未来来说也不是什么好兆头。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认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人口结构的独特之处——这些特色目前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中国仍在实行已经持续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若干年，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将明显减少，老年人急剧增加。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开拓，它面临的不满也越来越多。得到中国大量投资和援助的非洲国家抱怨自己的中国恩人通常都不雇用当地工人；中国恩人抱成一团，避免与当地人接触；即便他们雇用当地人，当地人的工作条件也非常差，工资也很低；贸易条件极不公平。有人给中国贴上"重商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标签的速度非常快。 一些邻国也越来越疏远中国。最近，在缅甸和越南，中国的姿态导致这些国家靠近美国。其实，中国的盟友少之又少，而确实可以称为盟友的国家（如朝鲜之类）非但不能提供支持，反而经常惹麻烦，让中国付出代价。 总之，繁荣兴旺、充满活力的中国即将对衰落的美国发起挑战的形象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所需的一切只是关于崛起中国的又一个封面报道，正如我们曾经对崛起日本所作的报道一样，可以肯定这个报道将会被重写，如果不是被彻底颠覆的话。 Amitai Etzioni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他的最新专著《热点：后人权世界的美国外交政策》将于2012年10月出版。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8/07/2012 12:06: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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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2 01:54 PM PDT 
最近有关华西村的媒体公开报导，提供了一个真实的镜鉴版本。长期拥有天下第一村政治美誉的华西村，日前迎来了所谓50周年建村大庆，一栋高达328米的摩 天大楼也拔地而起（见图），一些在位的和退休的政治领导人出席为华西村奇迹背书，官方媒体也滥情的对华西村进行吹捧，似乎这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共同荣耀。
幸好还有《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追求新闻理想的媒体，提供了对华西村奇迹的另外一种描述，还原了华西村的真相。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其实华西村 的经济繁荣已经不可持续，华西集团旗下诸多产业板块，原来的成长更多倚靠的是政治资源的转换，而缺乏市场竞争力，随着政治资源的耗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这些企业的表现已经差强人意。而华西村新建的328米摩天高楼，虽然外表壮观，但却是一个成本黑洞，将不断的侵蚀华西其他产业本来就有限的利润。大邱 庄和南街村的衰败过程并没有被人遗忘，华西村是否步其后尘，眼下虽然还不能定论。但华西村的经济繁荣，已经严重褪色，则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华西村的内部治理，也不是像官方宣传机构所描绘的一片和谐画面。由于吴仁宝长期的家族式统治，内部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以及对周边村庄的利益掠夺，华西 村内部不同村庄之间关系已经剑拔弩张。就在华西50周年大庆期间，华西五村的农民戴进兴以《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为题，通过散发传单揭露华西村的不公 平真相，为此戴进兴还被拘留了10天。面对挑战性的声音，吴仁宝在11月18日动员召开所谓万人大会，试图把任何挑战势力妖魔化为"黑恶势力"，这些颇具 文革遗风的做法表明了华西村内部在酝酿着更大的风暴。华西村的大家长，中心村村民，周边村村民和外来打工者们分别享受的不同的利益和自由尺度，是现代动物 庄园里秩序格局的真实再现。
经济奇迹已经失去内生动力，各种政治符号编织起来的偶像已经开裂，这个村庄的实际掌舵者也已经年迈，从公共舆论的吹捧中心走到公共舆论的对立面，华西村的 光环注定要破灭。本来，华西村的故事，只是一个村庄的故事，并不具备额外的表征能力。但是在吴仁宝这个粗俗的政治符号大师的塑造下，华西村的经济成就，一 度成为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最佳符号，是各种政治正确的贴牌产品。同样的道理，华西村的衰败就具有了额外的意义，华西村的衰败成为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 的衰败。这种衰败其实早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华西村的存在本来就是对那些尚存幻象的老旧灵魂的安慰，如今这种安慰符号也不再可靠，对现实，人们必须重新作 出解读，对未来，人们必须作出选择。
华西村政治光环的破灭，对于普通的华西村村民来说，不见得是坏事，起码他们可以重新获取对财富的支配权，获得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利用他们既有的财富和能 力，创造他们自己版本的繁荣故事。对于公众来说，也是再一次的提醒，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任何通往乌托邦的道路，都将通向动物庄园。华西村政治光环的破 灭，也是对中国政治走势的一次警示。那些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公平和共同富裕幻象的人们，其实应该从华西村的故事得到警示，那些通向过去的道路，从来都不存 在。任何人为树立的样板，终将被雨打风吹去。尊重个体权利，回归主流价值，培育公民社会，才是制度演变的良性路径。痛定思痛，我们不能第二次被同一块石头 绊倒。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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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体――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研究一 Posted: 05 Aug 2012 02:42 AM PDT
作者：红叶 陈独秀有关民主的论述，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是针对中世纪的专制独裁作文章，属于近代民主的范围，后期抨击的是新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属于后近代民主的范围。 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发源地 从苏联所谓“十月革命”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基本形态，就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政权由一党（即：共产党）专制包办，其他政党全部取缔或者只是用于摆设的“花瓶”，而这个党的一切大事又只听命于一位领袖，实行个人独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概由此最高统治者一人说了算，和过去帝王的“一言九鼎”一模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全国全党全社会只允许一个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统治，“舆论一律”，只允许一种声音，其他一概排斥、打倒。 陈独秀当年曾用四句话精辟地概括国民党排除异己的独裁本质：“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⑴ 其实，用它来表述无产阶级政党，最确切不过。正像列宁规定的那样：布尔什维克要“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一党专政”，“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⑵ 1917年10月7日，俄国“预备国会”开幕。出席大会的劳动代表344人，中产阶级代表153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仅53人。布尔什维克因处于少数地位，不能随心所欲，遂退出了会议，并于11月7日，发动政变，武力夺取了国家政权。此后，他们单独组织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但是，11月12日，选举结果揭晓：在707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获370席，布尔什维克党仅获175席，仍处于少数地位。1918年1月18日，立宪会议开幕，会场竟被布尔什维克武装包围，参加会议的立宪民主党人哥罗什金和辛格诺夫，并被列宁的水兵残忍地杀死于议院。立宪会议旋即被解散。作家高尔基在《新生命报》上，痛心地写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把他们杀死，是破坏了俄国的民主，是破坏了革命的胜利呢？”列宁随即颁令，禁止“出版自由”。至五月间，所有不属于共产党的报纸，全部被停刊，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命报》在内。1918年1月18日，布尔什维克正式改名为共产党。6月14日，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左派（即国际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22年，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三十个都市中号召检举社会革命党人，该党的47位领袖被起诉，15人被处决。俄共实现了自己的“党外无党”的预定目标。⑶ 苏共的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政见不同，该党于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两派。1912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上,作为苏共前身的布尔什维克竟将孟什维克清洗出党。1923年，列宁更决定对孟什维克进行大围剿，枪杀了3000多名曾与自己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其余孟什维克则被放逐到一年九个月结冰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实现了“党内无派”，布尔什维克成了清一色的“无产阶级政党”。⑶ 只是“党内清一色”还不行，一山不容二主，党的领袖必须同时不断淘汰。1936年，苏联审判“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被告16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1937年，苏联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被告17人，15人被枪决。1938年，苏联审判“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被告21人，16人被处死。自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为了实现个人独裁，用了十几年时间，至此终于把托洛斯基等所有党内元老全部清洗干净,建立了“党老大”的个人独裁制。 “法西斯”：希特勒把苏联独裁政体移植于德国 苏联“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政体横搜一切、无坚不摧的力量，激发了所有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跃跃欲试的情怀。在它建立八年后的1925年，墨索里尼学它的样子，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主义独裁的统治；此后九年的1934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推行“国家社会主义”，仿照斯大林，建立了一个同样残暴的、但严重危害世界的法西斯政权。陈独秀揭露说：“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⑷ 无论党内党外都不允许“异己”存在的政体，与近代民主制，势如水火，彼此不能相容，处处与民众对立。而且，经常还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一个接一个的迫害狂潮。在陈独秀生活的二十世纪，就发作过三次。一次，是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斯大林在国内对干部、民众的屠杀，一次是三、四十年代，在欧洲，希特勒对犹太人等的残害。陈独秀去世后，五、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毛泽东连续发动“反右派”、“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不断折腾民众。每次独裁病毒大发作，暴死者都以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计。 陈独秀亲历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的杀人狂潮和当时方兴未艾的希特勒对非雅利安人的摧残。实行同一“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独裁体制的纳粹德国，当时横行世界，打倒一切，摧毁一切的暴行，尤其令他感到触目惊心。他指出： 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机器。⑸ 中国以俄为师，建立了“人民民主独裁”制度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统治建立之后，我党何尝不也是如此？我们党同样醉心于“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当我们力量比较弱小时，为了对付强大的蒋介石，我们曾谨慎搞过所谓“统一战线”，联合民盟等民主力量，共同斗争。可是，一旦政权到手，“联合政府”的影子晃动了一下，就迅速消失了。195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所有民主党派更被全部打垮，中共实现了“一党专政”的一统天下。此后的所谓“民主党派”，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独立性，完全依附我党，成为我党用以粉饰“民主”、欺骗民众的“花瓶”。 党内斗争同样残酷无情。所有观点不同的人群，一律清除，美其名曰：“路线斗争”，实则火拼而已。火拼有文有武，在井冈山杀掉袁文才王佐、“反AB团”等，属于武拼。而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涛、刘少奇、林彪……的被陆续搞掉，则属于文拼。最后，只剩毛泽东老大一人，独占鳌头。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独裁”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至于他自己，更干脆自认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现代秦始皇。 “只允许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陈独秀所说的这种扼杀人的自由，摧毁人的个性，将人“变为牛马机器”的独裁政体，自从苏联“十月革命”以来，残害民众，危害世界，已近一个世纪，罪行累累。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竟被捧为“民主制度”，而且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⑹ 为了给这种荒谬的政体寻找理论根据，中共创造了一个新词，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中国特色”便罢，一有“中国特色”，就像刘谦的天衣无缝的魔术，“专制”一下子就变成为“民主”。 “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不可能并存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原来，所谓“中国特色”，指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基本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高度统一”。 但是，“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能够“统一”吗，更不用说“高度统一”了？ 不能，绝对不能！ 因为所谓“民主”，就是就政府领导人员的产生而说的。民主的精义，就在于：民众自己选举“公仆”，由“公仆”根据民众的意愿，来管理社会，管理国家。它是从根本上排斥先验的“领导”的。兵马未动，一个所谓的“领导”已经摆在那里，还再讲什么“民主”，还再有什么可选的？再要“选”，不是假选，就必然是装装样子，走走过程，劳民伤财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了，我们的哪一场选举，村级的，乡级的，县级的 ，省级的，全国的，除了今年广东的一个小小的乌坎村而外，可有一场选举不是假选举：所谓“选民”，照例手捧“选票”，像阿Q那样，奉命规规矩矩地，在所谓“候选人”名字下面的框子里画圈、表示同意吗？ 所谓“领导”，顾名思义，当然只能产生在民主选举之后，领导无法同民主选举同时并存、“高度统一”，更不能产生在民主选举之前。在民主选举之前存在的，只能是民意认可的、其任务仅仅在主持民主选举事务的“选举委员会”。尚未选举，就已有一个集团自封为“领导”，岂非“天外来客”？领导同民主不可能并存，有领导就没有民主，有民主就没有领导。所谓“领导与民主的统一”，根本就是谎言。 “协商民主”论在理论上也根本站不住 我们党创造的另一个新词：“协商民主”。“协商”是两个主体彼此商量，“民主”则民众为唯一主体，“民主”与“协商”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如何兼容？要协商，必然不容民众为唯一主体，也就是说，必然冲击民主，使其消失于无形。中国的实践难道不正是如此证明的吗？因此，所谓“协商民主”，假民主也，是维护作为主体的“党的领导”的一种说辞、手段而已，掩护着“一党专政”的本质。 “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不能与民主并存，而且恰恰是后民主制的对立物，是必须抛弃的东西，就像在皇权专制时代，要实现民主，必须摧毁皇权一样，在当前的后近代民主时代，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否定共产党的党权，还政于民，实现从党主向民主的过渡。宪政民主的著名学者张博树说： 以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为核心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碍。……中国宪政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结束党专制，建设真正的宪政民主制度。⑺ 为此目的，张博树在2007年，为中国的宪政改革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可操作的行动纲领和设计蓝图。张的所有这些论述，都是陈独秀晚年民主论述在当代的自然发展。但是，热衷独裁、“不容异己思维”的中共，不是感激张氏代它初步完成了本应由它进行的基础工作，张所在的、“独裁思维生产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反而敲掉了张的饭碗，使其生活完全陷于困境。张的人现在虽然大受其整，但是他的论述不仅没有因而消失，反而因他人的被整，而更加显现了它的光芒，用又一个生动具体的实例，更加坐实了一党的专制确是一切进步的障碍。 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民主潮流的猛烈冲击，中共党内当权的、死不悔改的权贵资产阶级，既恐惧不已，又心怀幻想。妙想天开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高度结合”、“民主协商”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理论的提出，就是御用文人们苦思冥想的结果。可不是！它既可以标榜“民主”，又不失“领导权”和由这个“领导权”而得到的一切好处，岂不甚好？只是可惜，它经不住科学的剖析。一分析，假民主的面目立即暴露无遗。 中共必须言而有信，兑现原先的民主承诺 实行宪政民主,是我们党早在几十年前就向世界所作的庄严承诺。 1945年10月9日，毛泽东回答英国记者甘贝尔的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解说为何”时，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⑻ 毛泽东在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治时，说：“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还说：全国各族人民、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诚意实现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间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⑼ 1940年2月20日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毛泽东说：“中国顽固派国民党、蒋介石所说的宪政，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自由。”⑽ 中国今天的所谓“民主化”，就是民众向未经民主选举即把持领导地位六十年不放的中共要权，不是民众在“中共领导下”，向空气要权。我们党早就应当兑现当初的诺言，把自己放在向民众让权、向民众交权的地位，不能言而无信，不能再继续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夸夸其谈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沿着“加强党的领导”，“暴力维稳，越维越不稳”的方向前进，越搞，专制越严酷，民众越反抗，社会关系越紧张，还是改弦更张，解套，沿着削弱、以至最终取消党的领导的方向前进，使民权不断加强，并最终形成完全取代党权的强大力量，使中国向民主社会的过渡相对比较平稳？这是一个大问题，一道不容模糊的分水岭。最好的结果，是由政治体制的改革开始，经过种种必要的步骤，水到渠成，最终导致国家民主化的实现。至于我们党自己能否“凤凰涅�”，在民主大潮中经过锤炼而重生，有赖各方面的努力，目前还看不清楚。关键当然是看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共是继续作为阻碍的力量而存在，还是改变观念，奋起直追，变成促进民主的宪政党？ 张博树下面这段话，也正是笔者现在想说的： 我从不讳言自己是党专制体制的严厉批评者，但我同时认为党专制体制的死亡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现执政党自身的死亡。……我甚至公开呼吁今天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改变执政理念，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促进力量，而不再是阻碍力量。这不但会大大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而且将意味着共产党作为宪政民主体制内平等竞争参政权的合法政党的新生。⑺ 注释： ⑴《陈独秀诗存》8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⑵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⑶辛灏年：《俄罗斯共和国74年史略》，载《黄花岗杂志》2004年第3期 ⑷《陈独秀书信集》521页，新华出版社 ⑸《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27页 ⑹李铁映：《论民主》7页，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⑺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背景、目标、实施步骤与约束条件》 ⑻四大自由，即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提出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6>》，第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⑼《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5、921页） 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32、735、736页 2012.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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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2 01:21 PM PDT
《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3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美国 “以‘网络自由’为号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种说法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德国之声中文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真正的挑战来自哪里"，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所美国所所长袁鹏。文章一开始就断言说中国"真正的难题不是国际和周边局势，而是内部的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真正的威胁不是军事冲突，而是金融、社会、网络、外交等非军事麻烦。"应该说这个判断不无道理。接下来，作者却大谈美国的中国战略，指出美国会利用这些麻烦来阻止中国的崛起。
在提出被简称为”维教异网弱“的新"黑五类"人群之后，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说，要严厉控制和打击新"黑五类"，防止他们被美国利用来颠覆中共 政权。
文革时的"黑五类"是专政的对象
以国家利益和政权稳定为名，将一部分人从民众中分离出来，作为防范和打击的对象，而且刚好是"五类人"，这自然让人想到"黑五类"。那是"文革"期间为一部分公民确立的政治身份，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简称"地富反坏右"。被戴上这些帽子的人及其家庭成员 ，失去了大多政治权利，成为专政对象。他们随时可能被拉出来批斗、毒打和羞辱，在求学、求职、晋级、分房、医疗等各个方面的机会和福利都被剥夺，还被要求进行灵魂的自我改造。而与之相对的"红五类"，即政治身份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 和革命军人的人（简称"工农兵学商"），则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利益分配上公然拥有更多的特权。在"文革"高峰期，红卫兵变本加厉，私设刑堂和拘押场所，致使"黑五类"惨遭迫害。1979年，中共作出对"黑五类"摘帽的决定。
专制政权的惯用伎俩有两个，一是对外塑造敌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灌输仇恨意识，充分 夸张和想像，制造一个或多个阴险狠毒的国际敌人。二是对内挑拨分裂，划分等级，挑起群众斗群众。袁鹏先生的这篇文章，体现的就是这种思维。仿佛恐怖的昔日重新降临，难怪网络一片唏嘘。
但是世易时移，新"黑五类"与老"黑五类"大不相同。老"黑五类"基于阶级立场，通过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肆意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新"黑五类"则是基于权利意识，是为自己和大多数人主张公民权利的人。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一个政府不仅不能保护将弱势人群，还将之视为威胁国家崛起的障碍，正如网络人士评论的那样，是一种赤裸裸的纳粹思维，也把大多数人纳入了维稳范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与人民为敌"。
表达异见是"与人们为敌"?
事实上统治者不需要袁鹏先生的提醒，早已经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外在的军事冲突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和机制塑造"，这就是广为流传的"维稳经费高于军费"的统治状况。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连统治者内部都日夜焦虑，更不用说接受袁先生的建议，继续"转向"和扩大"塑造"了。
值得注意的是，新"黑五类"和袁鹏先生有着共同的判断和吁请，同样认为应该"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和机制塑造"，"为改变中国创造条件"。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主张打压新"黑五类"；后者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视新公民权利为社会的希望所在。也正如袁先生所说，新"黑五类"正在改变中国，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公平正义与财富，而不仅仅是维护新"红五类"统治利益的所谓"国家的崛起"。
作者：长平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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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Aug 2012 02:30 AM PDT
從省級新領導看，仍是年齡偏大，知識結構偏窄、非法治化以及難有國際視野，決定他們今後難以真正接受普世價值和啟動政改。
廣州新快報以此作專題報導，但被當局視為妄議十八大人事而遭到整肅。
中共將在今秋舉行「十八」大，截止七月三日完成了三十一個省級黨委換屆，從中可見中共價值觀與體制不會大變，領導層不僅年齡老化且知識、履歷非法治化。今後五至十年難以克服體制性腐敗，在工業化市場化之下，農民不僅大批失去土地，城市也將產生龐大的貧民窟，中共作為執政黨處於巨大的風險中。
三十一位新省級黨委書記
中共於二○一一年十月至二○一二年七月完成了省級黨委換屆。在當選的三十一位省級黨委書記中有「四○後」六人、「五○後」二十二人、六○後三人，平均年齡為五十九點九歲。出生於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的人最多，有十八人，占總數一半以上。按中共正省級幹部六十五歲退休規定，已過線的有五人，郭金龍（北京六十五歲）、張高麗（天津六十六歲）、張德江（重慶六十六歲）俞正聲（上海六十七歲）、趙洪祝（浙江六十五歲）。明年到線有蘇榮（江西六十四歲），另有十二人在中共「十九」大前到線。其中學過法律的只有湖南省委書記周強、五十二歲法學碩士。
新當選的省級黨委常委中「六○後」一百一十八位，占所有省級常委數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三；三十七位女性省級常委，一人任書記，三人任副書記。中共公開的一百位正省級部級幹部三分之一以上有知青經歷，但沒有一位長期在海外就讀、生活和任職的履歷。中共新領導仍是年齡偏大，知識結構偏窄、非法治化以及難有國際視野，決定他們今後難以真正接受普世價值和啟動政改。
李君如主張酋長「協商民主」
中共長期來堅持理論治國，靠領袖人物的片言隻語來執政，但面對已被世界各國證明的普世價值真理，中共理論招架不住時，就搬出早已被其拋棄的儒家文化來抵擋，中共早前已定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絕不是「儒化」。
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在《解放日報》發表一整版《我們當然要香的、活的馬克思主義》。該文針對黨內有一批學者致力於重新挖掘、提煉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希望找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學說的契合點。有人問李君如，這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趨勢？李答：
我們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學習歷史，研究歷史文化。這樣的學習，絕不是（儒化）馬克思主義。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與西方有很大不同，在原始社會後期，處理政事包括在權力授受時，我們實行的就是與古希臘民主不一樣的制度。重大問題的決策都經酋長會議，由堯舜這樣的部落領袖與酋長們協商決定，實行協商民主而非選舉民主。在中國古代經典中也有「選」這個字，比如「選賢薦能」，但這個選不是選舉之「選」，而是推選之「選」。今天如果企圖用「國學」研究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是一種誤入迷途。
李的酋長「協商民主」與利比亞卡扎菲的酋長「協商民主」制有何區別？
李君如一九四七年生於上海，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員任上，由江澤民點名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現任全國政協常委、是江澤民、胡錦濤的筆桿子之一。
要求大學新生三分之一是黨員
六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習近平先後到北大、清華、人大就加強和改進高校黨建進行調研、部署。習曾是知青，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被推薦成為工農兵學員，入清華大學化工系基本有機合成專業，習下鄉前，實際僅讀完小學六年，遇文革輟學。文革後從政，在福建省長任上讀函授中央黨校馬列專業（法學方向）獲法學博士，其碩士學位是何專業？充其量是本科生在中央黨校業餘學了幾年的馬列。
早在二○○四年八月，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官方數字，至二○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全國二千三百八十三所已建立黨組織的高校中，有學生黨支部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一個，要求做到「一年級有黨員、二年級有黨小組、高年級有黨支部」的格局。在校學生黨員數為二百五十一點二萬人（截止二○一一年底），占學生總數百分之十三，要求每年高校新黨員占全校新生的三分之一以上。
教育部《二○一二年工作要點》中，第一項重點是「加強改進黨的建設，著力維護教育系統的和諧穩定」。具體內容包括：「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深入落實《中國共產黨普通高等學校基層工作條例》，全面加強高校基層黨組織建設」。習近平再一次明確表示：「各級黨委要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大學的辦學方向」。可以看出，中共十八大後執政理念不會有大的改變。
執政風險與萬億養老金的缺口
二○一二年是世界選舉年，有五十多個國家領導人換屆，也是中共的換屆年。慣例應是中共維穩、低調年，但無奈官方達不成共識，腐敗大案頻頻案發，群體事件風起雲湧……
日前，在國家行政學院首屆報告會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公共行政學專家竹立家認為：「中國社會改革風險進一步加大，改革的前景預期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強，下一步改革共識進一步流失。這是我們目前整個學術界的現狀和社會現狀」。竹以「不確定性狀態下的改革邏輯」為題，講解了改革的挑戰與對策。
在他看來，改革正處於「價值空置、制度空轉」的狀態。最典型的是，官方在台上認認真真地講假話、大話、空話，下面在認認真真地聽假話、大話、空話，大家心照不宣，共同做假，回去該做甚麼做甚麼。價值模糊和制度不確定，將使中國進入一個風險社會和不確定狀態社會。
壟斷一切資源的中共，改革開放的政績究竟如何？今後還有多少經濟實力來續政？由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等牽頭撰寫的研究報告《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預測，到二○一三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十八點三萬億元。而社保專家，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鄭秉文測算，截止二○一○年底，養老金帳戶個人記帳額為一點九萬億元，但實帳僅為二千零三十九億元，一點七萬億元是空帳。這僅是中共政府欠城市退休人員的一點七萬億元養老金，農民等養老金還不知在何處？
中西部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養老金是靠中央財政撥付，沿海九省養老金自理，但除廣東外全部虧空。上海近年來每年平均缺口為二百五十億以上，遼寧省每年養老金缺口逾二百億，現遼寧接近每兩個年輕人養一個老年人。至二○五○年將達當年全國財政支出百分之二十以上救養老金之急，這是給習近平、李克強上台的見面禮。
七月二日，四川省什邡市民眾到市委、市政府抗議鉬銅多金屬加工環境污染工程上馬，儘管該工程是該市首個百億級投資項目，開工剛三天，當局出動了大批武警、公安、特警、防暴警、城管，但民眾仍衝破警戒線、推翻警車、最終當局決定工程下馬並調整官員。此事件最大亮點是一批「九○」後的中學生成為維權抗暴主力，說明現行體制不僅失去老人、農民廣泛的支持，也失去青年人的認同。
大幅城市化帶來許多重大問題
官方宣布城市化率已超過百分之五十，但有城市戶籍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現形成了五千萬失地農民，二點六億流動人口和二千七百萬隨遷子女及五千八百萬留守兒童。據測算，今後每年城市化率若提高百分之一，就約有一千三百萬人從農村到城市，十年後，沒有戶口的流動人口將達四億。若將四億農民工及家屬市民化，每年需新建保障房住房一千三百萬套（一百零四億平米，戶均八十平米），按平均每平方米五千元計算，每年投入是五十二萬億，顯然中共政府沒有這個巨大的經濟實力來解決進城農民的住房問題。
以印度、巴西均為已實現城市化、民主化的人口大國為例，城市化過程中常見的景觀是城市邊緣出現龐大的貧民窟。據印度官方數字，貧民窟的數量從一九八一年的二千七百九十萬人升至二○○一年的六千百八十萬，二十年，增長一倍。印度最大城市孟買六百五十萬人中有一半生活在貧民窟中……
各國經驗，城市化進程不一定提升消費和產生新城市群，反而會產生貧民窟現象，政府要做的是鏟除貧民窟產生的根源，即在城市化中剝奪農民，以及分配不公，使貧困產生代際傳遞。二戰後日本的新土地運動和台灣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土改，提供了成功的案例，農民成為有產者，有專業能力的勞動者，順利融入城市，成為有效消費群體和成熟的選民。
在市場化、城市化過程中的中國工人群體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各地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從二○○五年的三十一點四萬件，升至二○○八年六十九萬件。以上海為例，現常住人口為二千三百五十萬人，其中沒有戶籍外來人口達九百萬，而平均年齡為三十一點五歲。對於研究二戰後各國市場化、城市化的成敗史，中共高層還尚未例入議程。
台灣民主化：律師的重要貢獻
人們認為，晚年的蔣經國宣布取消黨禁、報禁，台灣才走向光明。我認為還應認識到在台灣和平轉型的最後二十年，是台灣律師成了反專制！反獨裁！反一黨專制！反腐敗的主力團隊，成了黨外運動的中流砥柱，同時基督教長老會等組織起到關鍵作用……
在這段歷史中有幾個重要細節：
一九七五年，蔣經國任國民黨主席。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任中華民國總統。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日，台灣「警備區司令部的軍事檢察官」正式宣布，涉嫌「高雄事件叛亂」的黃信介、施明德、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八人已起訴。八被告聘請的十五位律師是畢業台灣大學法律系的陳水扁、江鵬堅、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 、鄭勝助、張火源、呂傳勝、高端錚、鄭冠禮；畢業東吳大學法律系的郭吉仁、李勝雄；畢業政治大學法律系的尤清、鄭慶隆。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台灣基督教長老會高俊明被逮捕。長老會在台灣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有九百六十個分會和十六萬名教徒，是台灣信徒最多的教會，早在七十年代初興起的台灣第一次民主浪潮中，因發表《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高俊明被判刑七年。
一九八一年陳水扁和謝長廷兩律師，任美麗島案的辯護律師後，當選台北市議員。
一九八六年，陳水扁因「蓬萊島」事件而被判刑一年。當年台灣發生第一起大規模的環保運動即反杜邦案，抵制杜邦設廠。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在台北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會，通過黨章、黨綱。選出領導機構成員，江明堅律師出任主席，其他成員江鵬堅、蘇貞昌、尤清、謝長廷、游錫、郭吉仁、王義雄等都是律師。民進黨的成立，標誌著黨外勢力以律師、法律人為中堅的力量登上了台灣的政治舞台。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蔣經國正式簽署發表，宣布台灣地區解嚴，十一月開放大陸探親。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
一九九六年，台灣大選，國民黨李登輝、連戰勝選。連戰台灣大學法學院政治系畢業，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獲政治學博士，一九六八年返台，任台灣大學代理法學院院長。
二○○○年五月二十日，國民黨下台，民進黨上台，陳水扁（律師）當上總統，台灣實現了第一次政黨和平輪替。從蔣經國實行新政，到第一次政黨輪替，台灣走過二十年的歷程，體制內外的律師、法律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關鍵作用。蔣經國將在美國的李登輝、宋楚瑜、連戰、馬英九等政治、法學博士和教授請回台灣，放到身邊當秘書，直接培養當接班人。蔣經國在打破黨禁、報禁後、面對民進黨等黨外勢力的競爭，明智地選擇了一批法律精英當接班人，也挽救了國民黨。
中國每年十萬法學生畢業即失業
民進黨的黨代大會，每兩年選舉黨主席一次。民進黨成立之初，黨員一萬餘人，一九九五年八萬餘人，一九九九年二十餘萬人，民進黨二○○三年上台，黨員發展到四十餘萬人。現任主席蘇貞昌律師。
二○○八年、二○一二年國民黨馬英九勝選，馬是美國哈佛大學國際法博士、教授。二○一二年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敗選，蔡亦是法學博士、教授。
台灣是個移民社會，幾百年來不斷有人移入，主要有四個族群，閩南人（百分之七十三）、客家人（百分之十二）、外省人（大陸人百分之十三）和少數民族（百分之一點七）。一九四九年前後，約兩百萬大陸人隨國民黨來台。
為何有百年歷史、二百五十餘萬黨員並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跡的國民黨，二○○○年時敗給一個成立才十五年、僅有二十餘萬人的民進黨？當時台灣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人們還是拋棄了一黨專制。
「古今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中共的黨內民主不進反退，還不如越共，我對中共十八大不寄希望。今年是九○後第一屆六百八十二萬大學生畢業，預計到海外留學的將達四十萬（含中學生），八○後三十萬碩士生和五萬博士生畢業。近五年來每年都有三十萬法學院畢業生，但每年有十萬法學院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儘管中國大陸的律師目前只有二十二萬，但人們還是見到黎明的曙光，一步一個腳印，總會見到光明的到來。
——《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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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ug 11, 2012, 6:07:28 AM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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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议员于2012年8月9日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信 Posted: 11 Aug 2012 12:56 AM PDT 美国国会华盛顿特区 20515 2012年8月9日 华盛顿特区，20520 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阁下 尊敬的克林顿国务卿， 谨以此信促请您针对中国的西藏政策及其在西藏的行为采取更强烈的、更有系统的、明确的外交行动。我们感谢您对例如陈光诚等勇敢的个人所作出的努力，但我们仍然认为，美国必须对中国大幅度施加外交和国际压力，以缓解西藏危机。 您知道，由于对中国政府强加在他们生活之上的桎梏感到绝望，仅仅在过去这一年中，就有超过三十多个西藏人选择自焚。各种可靠的消息来源记录了一系列的政治化审判和长期监禁的案例。当局对宗教信仰的限制和对僧侣社区的管制在不断扩大并变换花样。当局并在高原地区大幅度增加军事力量，提高治安费用。 2012年1月和2月，中国当局在西藏自治区大规模抓捕平民百姓，对他们强制进行思想教育。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尚属首次。2012年6月，拉萨当局史无前例地把来自高原东部的藏人驱逐出城，尽管他们拥有在本地生活的许可证书。事实证明，藏区的形势在明显恶化。这些行为没有一项符合中国政府宣称的，在自治区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 我们非常清楚，美国政府经常与价值观相近的其他政府讨论西藏及其他人权问题。但是，要想使中国政府改正其行为，必须使其感受到足够的压力。这就需要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制定更加明确的、有计划的外交方针。美国应该为此负起领导责任。例如：主办关于西藏议题的国际会议；或者考虑与志同道合的其他国家政府一起定期举办公开论坛，以作为表达忧虑的一种手段。 我们从过去的经验获知，中国政府会对这类论坛或联络小组进行抗议，说这是对其主权的干涉。但是，在外交人员、记者和其他观察家们被隔绝在自治区之外的情况下，这些手段是必要的。这对美国也同等重要，以使在中国境内外的西藏人意识到，美国人对他们的处境的强烈关心。这类公开会议也必然会引起媒体关注。 我们相信，包括德国、捷克共和国，以及加拿大等国，都有类似考虑。美国应该立刻对此进行协调和运作。九月份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或许为成立类似的国际联络小组提供了一个机会。 随着美国的关注焦点持续向亚洲“转移”，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必须向世界展示自己不是聋子，是可以听到呼唤帮助的声音，是支持藏人的合理诉求的。 我们强烈要求您与伙伴国家合作，建立起关于西藏议题的联络小组，对这项紧迫的人权问题采取强有力的、公开的外交行动。 感谢您郑重考虑此事。希望能早日得到您的回复。 致敬 James P.McGovern 国会议员 Frank R. Wolf 国会议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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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ug 2012 11:01 PM PDT 
一
一切都杂乱、喧闹、热气腾腾。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里，你见得到不同形状与颜色的旗帜——从本地民粹派的“人民力量”的黄色长方旗到法轮功的“退党保平安”的绿幡，你也看得到不同主张的标语，从“打倒梁振英”到保护乡村的“土地正义联盟”……。不断集结的人群，音响里传出的从Beyond的《海阔天空》到罗文的《中国梦》，它令人情绪激昂、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的感伤——香港没有海阔天空，反而有强烈的围困之感，而充满民族情绪的“中国梦”则饱含苦涩。七月一日的游行，照例是一场嘉年华。
香港，这座曾经的财富之城，变成了抗议之城。像是维多利亚公园每年6月4日的烛光纪念，7月1日下午的游行，也变成了新的惯例。而整个香港社会似乎也被激活了，他们躺在皇后码头的地板上，反对政府拆除历史性建筑；他们聚集在新界的农田，抗议高速铁路的建设……，大大小小的游行层出不穷，诉求也五花八门，从争取普选、反对官商勾结，到对于中国来访领导人的示威，再到对刘晓波、艾未未的声援……。倘若你还执迷于香港那个“政治冷漠”的经济城市形象，一定会被这些景象弄得倍感困惑。而你也感到，在这个城市，似乎一切价值都在被重估。
我站在公园人口，正对着维多利亚女王那张胖胖鼓鼓、却冷漠的脸，她的身后是几株椰树，拥挤的广场上，赫然飘扬着英国国旗，至少有几十面，它们中还夹杂着零星的青天白日旗，但没有一面五星红旗。倘若维多利亚女王看到了公园中飘扬的米字旗，必定深感欣慰与好奇。英帝国的统治，从来不仅仅依靠现实的实力，它更仰赖于一套理念、制度与生活方式。她也很好奇，英帝国早已衰落，那个割地赔款的中国已然再度兴起，香港为何仍对殖民时代念念不忘？倘若她能够看到如今网络上流行的一幅政治波普，她平日故作严肃面孔也会彻底舒展开：在画面上，她的孙女伊丽莎白头戴王冠，周身散发出红色光芒，在画面下方则是工农兵与少数民族，画面下方是一行这样的标语——“英女王是香港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除去政治波普上的伊丽莎白，彭定康的面孔也不断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因为在任内推动了激烈的政治改革，这位“末代总督”曾被北京形容成“千古罪人”、“小丑”、还有更粗鄙的“搅屎棍”、“虚张声势的娼妓”，本地的精英也公然反对他，而大多数香港人忧心忡忡，怕他把一切弄得不可收拾。但现在，他又回来了，他不仅是现状的评论者，还带有预言家的光环。他在1997年说的一句话被香港人不断引用：“我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权会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地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里。”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它道出了他们最深层的焦虑，他们不仅面对着外部的压力，还有来自内部的背叛。
在此刻的香港，你到处感受到这种怀旧之情。几个月前，一位常驻香港的美国记者Hugo Restall不仅捕捉到这情绪，还以不容质疑的口气刺破了它表面的暧昧。“香港在英国人统治下更佳”，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尽管，不论在伦敦还是北京治下，香港都没有实现民主，但在前者，“香港是两个最好方式的结合，它受到英国的民主制度的保护，也享有一个全能而神经质的行政系统的高效率”，而如今，香港则面临最坏的结合，它“被一个日渐腐败与缺乏责任心的地方精英统治，而他们背后则是一个威权体制”。
这段评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怀旧注定迷人而危险，因为对现状的不满，人们不惜美化往昔，人们对殖民时代的怀念，来消解日渐显著的中国影响。不过，它的确触碰到这个城市正面临的核心问题——它面临着管治危机，而在管治危机背后则是合法性的危机。
这一点，你可以轻易的从梁振英的个人际遇中感受到。他在2012年7月1日的上午宣誓成为香港特区新特首，下午就有40万人涌上街头，“打倒梁振英”是这主张陈杂的游行中最重要的口号之一。一家报纸甚至算了笔帐，倘若有40万人上街，游行持续了5个小时，每人每小时喊出了10次 “打倒梁振英”，那么在这一天的下午，梁振英就被打倒了2000万次。
香港的历任领导者，还从未遭遇过这样的对待。殖民地的总督不用说，他们带着羽毛帽子，乘坐Lady Maurine游艇在皇后码头上岸，接受礼炮声与人群的欢呼。而在特首年代，不管是董建华还是曾荫权，都曾享受过某种蜜月期，人们对他们充满期待，他们也富有自信。当然，这蜜月的长度迅速衰退，而且结果。他们的成长背景、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却面对同样的命运——他们都大受欢迎的上台，在度过一个蜜月期后，迅速引发失望，最后则简直遭人唾骂。他们的失败不仅是个人能力与品格的失败，更是一个扭曲的政治体制的失败。
二
我随着人流慢慢的移动。香港的游行在水泥丛林中穿梭，无法看到人流有多长，天空只显露一角。自从这座城市建立以来，它就在与空间作斗争，太少、太陡峭的空间，却要容纳这么多、还不断涌来人口。它把海港填窄，把山尖削平，把楼房修得又高又窄，倘若你观察路边的餐厅与杂货铺，从财神牌位到碗筷的摆放，每个空间都被塞得满满的。而在那闻名世界的维多利亚港旁，你很难找到歇脚的咖啡店与酒吧，总是写字楼、码头、水泥公路，似乎闲暇之人不配享用这美景。
人们必须学会和密度与压力相处 。贸易城市本就忙碌，人口密度加剧了竞争，逼仄的空间则让压抑感更显著。在狭小的茶餐厅里，你要和陌生人面对面，还要防止自己碗里的汤溅到别人的衬衣上。人们要反应灵活，又紧守本份，面无表情的沉默，既是效率的需要，也是为了保持自我空间。这是一个高度功能化的社会，人们很少被鼓励表现出即兴式的情感。
多年来，这个城市的人们总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人们热爱金钱胜过一切，都极端的功利与实用。他们可以创造出经济奇迹，却对政治运动、公共生活缺乏兴趣。
对于这样一种的印象的形成，有漫长的篇章可写。从大英帝国顶峰时的吉卜林“这里为何人人都有铜臭味”，到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前得到的警告：“你马上就要陷入一群只会谈论钱的人包围”，再到此刻的中国精英——不止一次，我听住在香港的北京朋友感叹：“香港人，他们懂什么政治”。从有关政治结构的“行政吸纳制”到分析家庭组织“功利主义家庭”，一整套政治与社会理论，似乎也支持这直观感受。
2003年11月，我第一次去香港。扑面而来的湿漉漉的空气，还有那种特别的味道——潮湿的混凝土、海风、茶餐厅的烧味，混合在一起。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像是另一个精神故乡。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还有从旺角杀到铜罗湾的古惑仔，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不知是令人赞叹还是汗颜，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600万人口的香港为10余亿人的中国大陆，提供着大部分的情感和娱乐服务。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经常往返于北京与香港之间。很多个夜晚，我从机场坐A12路双层巴士，像是过山车一样驶向香港岛。道路总是清洁，一切都富规则，隧道是灰白交替的干净颜色，每隔200米就是一个EXIT的标。远处的高楼都在闪亮，黄色发红的光晕，雾气中，显得迷蒙。IFC、中银国际与长江中心，有时就像藏在云层后面，而太平山则干脆消失了——山腰不断兴起的高楼遮住了它。
我在西环下车，总是闻到一家专卖紫菜面条的小吃店中的汤味。瘦小的南方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说着一种我至今也未完全听懂的语言。
我当时在毫无头绪的研究一位商业人物（在这里我不能提到他的名字）。他是香港20世纪后半叶的代表人物，亲身经历也全力促成了当代香港的经济奇迹。在翻阅那些老报纸和当事人交谈时，很容易就浮现出那幅热气腾腾的景象，那是20世纪50、60年代的香港，从内地逃来的难民在几个星期内就变成了勤奋、自制的技术工人。在这座典型的中国人城市中，创业精神到处弥漫，小企业兴起与死亡的剧目不停上演。在闷热的天气里，高级管理人员和工人一样汗流浃背地工作。
而在这些个人故事里，金钱也从来不是金钱，它更代表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寻求，创业者们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些嘲笑香港人拥挤在马蜂窝式的高楼中的外来者，他们一定忘记了，这些万家灯火还代表着更深的意义，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人世界里，这里是仅有的半夜不用担心敲门的社会。当人们总把香港描绘成一个伟大的经济故事时，它更是一个有关自由的故事。
而人们也往往忘记了，香港身上有关社会进步的故事。它从一个纯粹的殖民地，如何一步又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中国人的城市；长期积累的物质财富，是如何转变成社会的进步；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社会的合作和秩序，是如何达成一致，而传统又是如何与现代共存的——对于一个大陆人来说，这城市看起来既古老又崭新。你看得出光鲜的玻璃大楼，性感模特的广告牌；也有一个个宗亲会、同乡会与中药铺子，还有银行大厦后面传来教堂的祈祷声。
我太想了解香港的往昔，却对它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视而不见。在我第一次香港之行的4个多月前，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香港政府试图通过的《基本法》第23条，这条法案宣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香港人有很多理由走上街头。香港回归中国之时，也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之后的几年中，消沉的经济增长与房价的跌落，令很多香港人饱受“负资产”之苦，人们又对未来缺乏信心。董建华的领导能力不足，在这一年春天的SARS中暴露无疑。而这一从中国传来的疾病与香港政府的不透明与笨拙反应，又引发了香港人的更一层焦虑——是否中国的阴影要笼罩香港，“一国两制”要遭遇挑战。而“二十三条”则成为了所有情绪的突破口，它似乎标志着香港人一直自认的“核心价值观”——香港人享有的自由——正遭遇严峻挑战。
不过，当时的我此毫无感受。接下来的纪念中，我一方面沉浸在香港历史中，另一方面则试图理解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我对于未来充满期待，这个国家将伴随着经济进步、融入全球，也变得越来越自由，并最终走上民主之路。
如今我逐渐感觉到这些抗议。这也与香港和中国之间的“新关系”有关，两地的力量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清晰记得，在我第一次到来时，香港人仍保持着某种习惯性的优越感，有时在餐厅，你要不由自主的讲英文，以期得到更好的对待。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超越了所有人想象，贫穷与困顿仍在很多乡村与小城蔓延，但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已诞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一个依靠权力而生的巨富阶层，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富有和封闭，它不再向从前那样渴望香港的资金与经验。而香港则发现，多亏这些寻求IPO的中国公司、购买力旺盛的大陆游客、钱包鼓鼓的购房团，香港经济才保持增长。人们期待北京的新政策甚于一切。香港不再是中国未来的路标，反而倒像是一个装饰品。
这种新关系，也导致了大陆与香港间的新摩擦。 在地铁内一起简单争吵，都会引起了一场“蝗虫论”的持久冲突。这也是个充满嘲讽的插曲，一个多世纪前被称作“黄祸”的中国移民正是从香港中转出发的，而现在侮辱不是来自异族，正是当初那些“黄祸”的后代。
香港的诱惑仍在。大陆的孕妇们涌进了香港的医院，年轻的父母们买光了香港超市里的奶粉，中学毕业生们渴望进入香港的大学。这种诱惑也反映了中国的新现实——香港虽然不再代表物质神话，却仍有值得信赖的公共系统与言论自由；它也映射了崛起中国的另一面——它在经济上崛起，政治与公共生活却愈发封闭，整个社会的道德与信任系统已然崩溃。中国的内部困境，在香港得到了另一种释放。
许知远是作家，出版作品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等。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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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ug 2012 10:52 PM PDT
两种评价体系
被西方舆论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的方励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吐桑市的自宅过世，享年76岁。
站在巨人肩膀的矮子，下来并不见得比巨人，但是可以借此翻墙而过，从党外性外部打破铁墙。站在方励之肩膀上悼念之。民主运动的气场和成就，就像液体气体，来自新一代的压力，会让其固化而保存下来。
如果是针对个人，也许有道德批判，可是一旦针对一个群体，其心理现象就是公共性的，也就是从效果来呈现，因此我并不是道德批判，而是政治批判。这是放在社会关系中，例如知识精英与民众的关系中，被再次审视。是对其政治方案所预设的前提不断的挑战和清除，以此抵制民国最原初目标的遗忘。
这三十年的民主抗争，脱离不了1949年之前国共之间第三条道路的窠臼，总是以自身的自由获得与普遍性相一致，把自己的肉身作为中国出路的门，以肉身承载宪道。
当进入政治之前，处于反政治或者非政治的去政治化阶段时，这样的路径，会以道德立场和道德督查的姿态，以个体导师对不确定的个体学生之间的监护关系（以师为父的父权），一种不具备政治强力的专制独裁性，来警惕反对别人的真理垄断于自身，独占代表权，反对“为了目的不选择手段”，但不反对自己的，天然豁免对自己的禁忌和要求。
当进入政治处在对抗战争的总体性当中，所反对的“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原来去政治化时代潜藏着的这一些病毒，心中的贼，获得政治强力。
从中共历史来看，先是成为人民的老师，掌权之后，动用古代政治符号资源，当了父。不是老师自任，就做不成父。师父师父，师在父前。这样的路径，其实是国共极权政党的预备役和共青团，其对真理垄断于自身，独占代表权，以及“为了目的不选择手段”的审查不力，会在与民族苦难、命运以及作为民族苦难命运的承载物专制者的对抗中，为了对抗魔鬼，把自己变为魔鬼。
正如启蒙运动导致纳粹，反专制的二十世纪路径与专制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表述为知识分子——权贵官僚集团。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冲突和张力，体现为总是知识分子对权贵官僚的道德原教旨主义运动，然而一旦进入政治，进入权力，就立即沦陷。阿伦特指出，对极权主义，知识分子的对抗是无力。不仅仅如此，极权主义是可以吸纳知识分子的对抗，把其作为根基的一个部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托派。
为了征服这种知识政治中的自然状态，把理性的阳光照耀在黑暗病菌滋长的地方，必须区分两种评价体系，一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肉身傲慢之上，通过对比敌人或者落后者，以自身的自由获得与普遍性相一致，赞美自己，觉得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于是目标就抵达了，这类似于基督徒传福音，抵达每一个人或者世上的每一个角落，天国就实现了。
另外是站在一个如何达到目标反过来再思考抗争手段，面向“未来目标而存在”思考。这类似于“天国降临”的叙事，每一步都是一个很长时间长度棋局的一步，背离了总体方案目标，就会招招皆错，每一步都得审慎小小翼翼如履薄冰。
我们要抵达目标，需要如何方法，以高标准严要求来看待已有的努力，而不是以天天能上厕所而别人不上厕，来标志自己有自由，很牛逼。下面崛起，就可能会感受到有无数的台阶要超越。目标在于遥远的地平线之外，所以急迫地超越自己。
得不断超越当下，方能抵达目标。不是数着已有的成绩沾沾自喜，画饼充饥，且用来鼓励他人，小山包把小土块比下来，而应该是从目标的抵达来苛求当下的有限，来审视当下手段的有限，如此才能不断超越获得更多更大可能性。当站在这个立场之后，已有的成绩才能最大发挥光芒。
两种评价体系对应两种时间观。前者是一种奴隶伦理的进步论。已有的原地踏步或者微小进步，对比敌人或者落后者，进行赞美自我夸耀或者神话崇拜。这能做到仅仅是守护灯塔，守夜人的等候。坚持就是胜利，其实，是一种守株待兔，其扩大作用和或者取胜，完全取决于偶然性和运气。
后者是面向未来而预备。超越困境的渴望，从抵达目标出发，做预备，是试图迈出困境。
前者才去对专制的历史情况批判说话，体现为对他们的过去的超越渴望，在当下继续论说就是刻舟求剑。我只对构成将来秩序的力量和潜在力量说话。也就是超越当下，把当下当做过去，把未来在当下预备，紧紧扣住“未来性”。
在精英无法革命，或不愿意参与民众暴力抗争的时，坚持口头革命立场，无需任何行动，就是当前最伟大的言论性行动之一，就是解除对现体制的忠诚。改良立场尽管费尽心思，却是模糊地处在体制边缘地带，为黑色体制的灰色扩展，是“我党”的人。
物理学与自由主义：知识政治
据报道，七十年代以前，方励之基本上专心从事科学研究，但这种研究不断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干扰。在七十年代中期前后，在天体物理学的概念思想上，方励之和自然辩证法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七十年代末期，方励之为了冲决这种思想的桎梏，开始主动批评这种教条的哲学，并进而开始过问更多的社会问题，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方励之从而从一位科学工作者成为中国大陆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
物理学与自由的关系，构成共产国家转型的独特风景线。物理学家担任了自由主义先锋，如苏联的哈萨洛夫，朗道，中国的方励之夫妇，许良英，江棋生。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的时候，我说方励之作为天体物理学家，后来参与自由化及六四学生运动，这是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转型的一个特色，“当年苏联也是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比如朗道等，在共产集权的体制下，他们得到一些宽容度，而且这个职业本身它就是追求科学与民主自由的精神，因此苏联有几个物理学家都变成异议人士。所以像方励之是搞物理学的，然后最后他推动自由，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色。”
国内谈论政治，因为严格限制，必须用知识学术作为载体，知识之中影藏政治意志。如进化论或者辩证法。如德国那样在思想革命中“完成”政治革命。
政治规则的形成，在于共同行动之中。而如此非政治或者反政治，就会让政治规则本身处在黑暗之处，苔藓病菌滋长，虚无主义和政治神秘主义繁衍。而这正是现代性危机所在，也就是承载现代性危机的极权主义专政的知识政治原因。
知识做为总体性，思想内“完成”政治革命，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民主进程仅仅是新旧知识精英的替代，仅仅是知识精英的解放运动，而无关于整体国民。不仅如此，这样的解放进程，实际上仅仅是在旧体制内的分赃过程，如资产阶级以加入贵族的方式瓦解了贵族，知识分子和工人作为小资产阶级，以加入资产阶级的方式瓦解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知识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范式塑造了他们的掘墓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更大的怨恨和妒忌塑造了他们的掘墓人农民工和蚁族。那么思想内根本没“完成”政治革命，而是造就了将来的血腥革命。
每一种主义背后都隐藏着那一个阶层成为主体，中保其特殊利益会转化为普遍利益的秘密，如启蒙就意味着公知成为主体。历史主义就意味着新公知加入，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而法律之下的革命与维权运动就意味着民众成为主体。在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变迁之中，可以看到不同知识精英的替代，这种替代即可以看成是进步，又可以看成是特权体制的进一步延伸和灾难性后果的进一步透支。
我只是说没有必要强调知识政治，或者成为独立领域，更甚至成为主体。争议都在于血气，在于欲望，在于知识群体僭越神的权力意志冲动。当有了政治主体性，可以利用知识，知识仅仅是道具，不能成为总体性的载体，不能成为独立的领域。知识若不在政治关系中，毫无意义。
政治效果批判，放入世界历史中来比较，不是坐当下之井观天，或者感动于理想和意图伦理而自我夸耀。
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政治中未必那么大。知识分子共同体确实是一个阶层，确即使不是一个阶层，它也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精神本质。那么，要通过共同体的方式，解决掉小资产阶级的精神本质，又掉入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窠臼，专政的魔影又出来了。
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放在世界精神历史上来考察，不外乎一些有知识的小市民，这个世界上哪有小资产阶级能担负政治使命的，基佐韦伯等所期待资产阶级都失败，更遑论小资产阶级。固然公知与权贵官僚之间有一定的冲突，但是从政治效果来判断，更大宽广范围组成了凌驾于民众，实现国内殖民的“知识分子——权贵官僚共同体”，阿伦特说，这二者是同构的。公知共同体的出现，也就是意味着新时代的士大夫科举的幽灵复活，找到了新的尸体作为载体，如此也就是意味着前民国的治乱循环的即将重演，而这正是二十世纪所致力于终结的。
总之，知识分子是靠不住的，强调与官僚知识分子分离开来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强调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共同体，其要接受政治效果的检验，也就是已经影响和潜在影响民众的效果反过来再审视。之所以当下公知会被骂，是因为其一直无法产生有助于民众的效果，甚至，有间接延缓专制的效果（如韩三篇），导致权威丧失。其意图之良好与否，毫无意义。
对比民国的知识分子团体，当下的羸弱不堪，以民国知识分子之强大，足以一定程度上制衡蒋介石军政，却不足以挽救改良之路，走出第三条路。当下的羸弱不堪，其受专制影响更大几十倍，能干什么用。
转型中德国存在知识共同体，但也没有推动改良，最后导致了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德国文化界之强大，还毫无积极性政治效果，更别说皮之毛中国，前民国之文化如此强大的传统，在文革恐惧中不外乎成史上最无耻最下流。
自由民主作为政治启示的存在，脱离知识共同体，而乃是宗教哺乳的，有知识共同体，有自由民主，没有，同样有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启蒙，不会将自由民主彰显出来，因为本来就在。相反知识分子的启蒙，造就了无数血腥革命。这正是是柏克，托克维尔所教诲的保守主义结论。
不是知识成为原罪，而是知识会带来人身傲慢和自我为义。这在《圣经》中说的很清楚。社会的进步不是靠道德批判，而是靠精英的自我牺牲，自我承担责任来推动的。例如说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本来就如何如何，而是应该如何如何，做了才有。
我读完初中，我妈让我去读中专，而不要去高中，她的理由是有技术帮身，遭遇乱世，也能生存，也是有用的人。知识等同于技艺，拥有知识技艺那就是让共同体与他人发生了永恒的联系，有了知识或者技艺，共同体与他人那就离不开他了，不会再消灭其肉体，即使遭遇最残酷的自然状态，也是安全的，黑夜中有了微弱的灯光。这是遭遇反右运动和遭遇文革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最后的自信，总是会过关的，总是有微弱的灯光，熬过去就好。
财产于中产阶级也是如此，外在的事物能够内化，成为内心安全的盔甲。多么令人妒忌的盔甲！启蒙知识分子是有知识的小市民。看来都是小市民，知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财产，都能够内化，形成内心安全的盔甲。这与直面对命运与风险的贵族，有何不同呢。
当年乾隆骂知识分子的头头纪晓岚说：“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罗素曾说，知识分子受到尊重，并不是民主的产物，而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因为知识的不普及导致知识拥有者成为贵族，而民主社会里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拥有知识的人并没有特权。
知识不是用来服务于大众，而是用来证明自己比大众更高一等，这就是寄生虫。有知识能服务于他人，可以有优越感，如果仅仅用来凌驾他人，成为寄生虫的，在他人身上找感觉，那就免了。而且往往服务于他人的，不会有优越感。总之，寄生虫才有优越感。
在制造精英与民众的对立情绪时，大错特错。而且会如此觉得自己有文化有智力，真的是没文化没智力。没有同情性体贴性的观察能力，是最浅薄的读书人。最没有常识感的，就是这一些老鼓吹常识的人，最需要被启蒙的，就是这一些老想启蒙民众的人。
这个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神话及其对民众的扩张，已经在极权主义及其政治体制面前破产，一点用处都没有。觉得作用很大的是因为没有活在当下，没有活在二十世纪的巨大张力当中。知识分子神话，面对极权主义及其政治制度，就只能是其附庸，帮凶或者以反对者方式出现的帮凶。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凡是安定富强有序的国度，都不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都反智，例如罗马美国。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意味着置国家和人民于潜在危害之中。
把秀才边缘化，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秀才主导的社会秩序，肯定是很烂的，就像今天的，官僚不外乎是进了体制的秀才，秀才不外乎是进不了体制，而在外面发酸的准官僚。十年代改革范式给中国带来的，是一种王朝治乱轮回的气象，所以我们致力于把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引导到公民社会，为民众维权，不要幻想挤入体制内。如此维权运动的努力，以打破王朝治乱轮回。当然效果未知。
单位人的内心移民
八十年代的自由运动是一个脱离单位的过程。知识人脱离单位，自我团结组成一个的小团体，把政改问题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是一种阿伦特命名为“内心移民”，作用并不大。即使存在江湖或者小团体，还是“内心移民”的道德话语在起作用。
内心立场的自由，私人自由的诉求，未必反体制，内心移民具有极大的暧昧性。自由的英文表达与特权同。以文化和内心的自由诉求，是一种非政治，非政治是对专制撒娇式合作。极权主义运动本来就有内部人自由或特权的弹性空间。只要你是内人或者把自己当做内人，你就是有“自由”的。
百年来的自由主义启蒙叙事，包括胡适在内，基本无关于自由主义。还在路上，就把自己当作已经得到，从而区分已被拯救和无拯，，是为了等级特权。内心向往自由，就把自由主义当作自己的本质，当作自由主义者。
改革意识形态，并不是自由主义，也并不是宪政，而是一些奴隶对自由和宪政的追求，由于在肉身之上，改革意识形态仅仅是奴隶精神，关于自由的身体激情和渴望，并不是自由精神，而是“要自由”的故事。
个体道德拯救之非政治性，不外乎是对专制的配合，以反抗的方式，同样是构成沉沦。政治压迫，只有政治的，才构成真正的抵抗。良知抵抗有极大暧昧性，可以轻易被吸纳为极权主义道德运动组成部分，如右翼就是托派。
与体制无意识合谋，迫使民间丧失主体性，“我们”与他们的区别。目前和将来都不会有革命与改良的互动。没有钱来往，没有人来往，体制内的人对体制外的，高高在上，避之不及，视作洪水猛兽。有什么互动的地方？
政治不是神交，不是网络性爱，不是调情，不是暧昧，而是婚姻家庭。可是即使是体制内的人，向往民主宪政，也不会和民间互动的。不是民国，也不是八十年代的。等级森严已经渗透到民主转型当中。官方基于安全原因搞等级搞隔阂，体制内民主人士一样。
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命为精英，一种AS IF。这种AS IF，批判对方，好像自己就有。精英需要德行，并不等于德行一定内在于精英，作为义务和责任，只有履行了，才能算精英。这是一种道德种族主义：可是通过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各种种族主义对比，内涵就好像天生的内在于知识分子，与血缘出身等级一样。
改革派带有大多数人道德暴政的导师渴望，和统一立场的渴望。强迫人支持改革立场，且把改革立场伪装成自由主义立场。也只能说，内心渴望自由主义立场，而行为也许靠近，也许南辕北辙。若以行为作为判定立场的依据，从已有的来看，改革意识形态算法西斯主义比较确定。毛泽东说变修了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
脚下没有国土的流亡者
单位就是土地，作为单位人就是植物，扎根于土地的植物，需要的是宗法秩序，不需要自由。而脱离单位的知识人，就是动物，动物是在单位之间流动移民。流民寻找渴望自由。顺民渴望秩序和服从。
所谓的民主宪政国家，只和流民群氓有关，希腊罗马英国美国都是如此。华人在东南亚建立的兰芳共和国也是如此。宪政共和是一种流亡者和流民的政治。只有流民群氓，才有民主宪政。流民群氓才能炼成成真金白银，而植根于土地上单位中的顺民，才不需要民主宪政。
改革时代中把流民说的一文不值，是反宪政反民主。贬低流民的政治学问，都是一种性无能。民主宪政本来就是建立在流动的沙流之上，如何建成磐石，那是神与人的工作。
八九之后方励之们流亡海外，是脚下没有国土的流亡者，与犹太人一样。但是政治品格完全不同。方励之们与在大陆的体制之间，没有断奶，即使被当做敌人，也没有咬断精神上脐带。流亡具有原教旨回归的政治品格，对原初精神的招魂，但方励之们却是托派思潮或者第二种忠诚。
卢梭曾发现，犹太人保持民族精神的唯一原因，就是保存了自己的法律，因此，尽管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散居和流亡，乃至大规模屠杀和迫害，因为采用了自己的法典，如此杂多的人民统一在一起，塑造了强有力的共同体。在犹太人看来，流亡是一切希望和未来幸福的寄托之地。流亡的以色列人成了斗士和救赎的对象，用赋予他们的命运以世界历史使命来赞美在上帝面前让流亡的命运、忍耐与受苦。
真正的英国革命不是1688年的革命，甚至也不是1648年的革命，而是移民运动，是很快便摇身一变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新英格兰。移民重新发掘了其原始的基础，与二十世纪的黑人人民运动重新发掘了美利坚的原始基础一样。民主之所以在英格兰空前发展，是因为它标志着向起点的复归，而民主之所以能够空前持久地爆发，是因为它跨越大洋，走向成熟，而不是靠勇武好斗。
托派思潮或者第二种忠诚是一种道德原教旨主义，还是一种内心移民。虽然他们与犹太人一样，是脚下没有国土的流亡者，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抵达犹太人和清教徒的精神高度，他们与民主宪政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明。
如犹太人或者清教徒的流亡，这是抵抗对民国精神的遗忘面对1949年政治秩序的预设条件不断挑战和删除。放弃作为党的子民，不说有世纪历史意义，至少要有中国历史意义。彻底的断裂，回到民国，也就是对内心移民的超越。
托派行动的限度
知识分子认为在台上的权贵，在历史进步论和全球化的格局之下，将来会是改革派，现在是总会有良知的，因此是他们的潜在同志或者同学，是可以商量的可以改造的，因此官（党）民矛盾预设其不存在。
如何从我们民间自己应该从根本目标来审视自己和同盟，以及敌人，这就是民间主体性建设。这是道义上的劝告，不是法律政治上的归罪。之所以，如此通过道德批判，一种寻找替罪羊（也就是救世主）的巫术，是因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之内才有道德批判可言，且通过道德批判在极力超越现有困境，寻找出路。不从根本求生死，却向支流辩浊清，
而对专制者，已经丝毫没有道德批判的必要性，敌我之间只有战斗是相同的命运。把专制者机器有机组成部分放入道德批判之外，不宵于对其说任何一句话，不把其当做对话的主体，就是根本上否定其政治存在，根本上虚无，置入意义的黑暗监狱中，视其为必死之物，判决了死刑，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执行而已。这是批判的武器产生力量。
八十年代初期，方励之在大陆的思想领域逐渐越来越有影响。八三年开始受到共产党上层的注意和指责，但此后他仍然不断地公开批评一些领导人的观点和行为。八十年代中期，他在大学生中影响越来越大，终于促成了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八七年初，在共产党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判。但是，方励之并没有沉默，在八七年、八八年他更进一步批评共产党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九八九年初，他公开呼吁释放政治犯，呼吁民主人权，促成了海内外知识分子一波又一波集体签名呼吁政治改革，呼吁民主的行动，最后酿成了举世瞩目的八九民运。
这段描述是民国元勋的冯自由《辛亥革命前史》的写法。把成就归于自己人的启动，因果链中模式，道德判断是一种寻找替罪羊（救世主）的活动，把当局和当局的因素，贬低为客体或者自然之物。就像抬高蒋经国在台湾民主转型中作用的一样。
方励之在八十年代的巨大影响，是各种因素，稀缺性，自己努力，行动优先的启示意义，以及官场位置的混合物。整个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民主推动，可以简化为公共舆论场的传播影响力，官场位置有着极大的放大效应，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今天海内外的民主运动的空间，都是有着谁官大（谁曾经官大），谁就有大的影响力的原则。固然在专制中，官大能够是越好的保护伞，越大的传播渠道，没有他大地将越加干涸，但是却没有必要让年轻一代无止境的感恩戴德，如此身体体验的殖民，是一种隐性的专制延伸。
党内民主派塑造民间政治，使得民主运动的空间就像另外一个官场。党内民主派所塑造的道义英雄权威，是如此严重依赖于等级关系和特权，以至于几乎和民主自由有关系不大。例如对胡耀邦的崇拜，那是翻身奴隶的感恩戴德，对赵紫阳八九之后道义担负的崇拜，那是极端非政治的，没有政治利益可言的。这一些是对专制的反抗性崇拜，与民主自由关系不大，或者是暧昧性的双刃剑。
推崇讲真话的话，必然暗中支持了专制。这需要专制大沙漠作为背景。如此的赞美讲真话的价值，内在地有一个悖论：那就是没有残酷炙热的大沙漠，就没有大沙漠边缘的美丽之花。不能光看到美丽之花，而不看背后的残酷炙热，这是二位一体的。君看民主化之后，李敖只能脱衣服来吸引眼球，也就是没了什么价值。
在这种对比和谴责体制当中，把自己的头发拔起来，以为洗白了自己的原罪。可以无视任何现实条件，说明仅仅表明自己优越于民众的道德特权地位。总是自我为义，不承担义务，而要特权。这一些人其实想坐稳的奴隶而已。其抵抗都有宋江反抗为了投降的味道，连孙猴子被迫纳入秩序的味道，几乎闻不到。通过忏悔和悔罪，赎罪，也就是行动，或者把言论作为行动，才能无辜化洗白。
可是他们有着原罪，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微薄的受益者。八十年代有着社会基础：那就是同时是体制受害者，又是微薄的体制受益者，但是抹去自己受益者的身份，在心理上暗示自己与体制的切割。当然仅仅是心理暗示，并不是现实。也就是一种做梦术，一种良心安慰术。
有权力，就会提供有希望的暗示，权力越大，暗示越大，投射越多。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国民劣根性太强了。三宽部长朱厚泽先生临终前说：“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
他们没有掌权，就一些话语权，所以还是可以对话。时间和重大形势会改变他们，本来他们就是后知后觉，二传手的料。之所以当做善的，好的，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多，而且占据话语权，说来说去，还是托克维尔说，大多数人的暴政问题。
未来的启示关键在于我们要站在未来，来鸟瞰当下还有什么遗产，可以用来资产重组。过去和现在的整体局面，已经无药可救。改革意识形态相信者，强烈渴望政改作为政治立场者，相信经济自由带来政治自由者，或者改革导向宪政转型，是改革城邦中的“猪猡”，是塞壬歌声变成的“类人猪”，是当下最需要启蒙的最愚蠢者，也就是除了知识分子，谁都不需要启蒙。我站在宪政中华降临的叙事（民国当归）中，俯视着改革猪圈中的臭烘烘。
虽然我们跪着或者半跪着，但是我们不要学习党内民主派或者改革派媒体，去宣扬一种匍匐前进的专制花瓶的政治立场，我们必须认为专制虽强大，但必倒，我们有权提前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其说话。民间社会是靠近民主宪政的，并不是专制病毒满身的党内民主派的延伸和模仿，要民间政治主体性，就要对胡赵说不。
不断塑造道义英雄作用不大，如昂山素季一个人，仅仅是符号，符号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基础和群体作为支撑。把焦点聚在符号领袖上，而不是去推动大规模的社会基础和支撑群体，是文人嘴巴运动特有的毛病，也是人人想成为领袖（或者作为其下属暗中自居为领袖）的体现。用领袖的符号价值推动力甚小，且个人崇拜的病毒随时发作。
后改革思想网总编辑 http://www.hougaige.com/ 陈永苗的宪政博 客：http://user.qzone.qq.com/622007948电话：13401179861 01067684810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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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Aug 2012 10:52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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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3, 2012, 6:03:48 AM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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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Aug 2012 01:57 AM PDT 受到全世界媒体关注的薄熙来案件的附属案件，谷开来、张晓军杀人案，于八月九号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引来了国际媒体和中文网络上的一片议论和猜疑。 国际媒体的议论，偏重于问题。按照法治社会的习惯思维，主案还没进入程序，怎么附属的案件倒是先要定案了？不管主案还是附属案件，怎么引起杀人的腐败案没有了，消失了？有很多很多不胜枚举的疑点。 有一个外国人没注意，而中国人认为不必要注意的细节，就是按照法律程序由家属聘请的律师明明是被官方拒绝了，可是官方媒体的报道却说是当事人自己认定的律师。这可是一个法治的倒退。 三十三年前，中共第一次审判我的时候，就自请律师的问题我和法庭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最终没有能请自己的律师。那是因为当时法治初建，还习惯于按照无法无天时代的规矩来操控审判，以利于当局迷惑百姓。这一套是从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学来的，是从中国传统的法治习惯的倒退。当时就遭到中国老百姓的唾弃。 而十七年前第二次审判我的时候，法制已经有了微小的进步。虽然仍不准公众旁听，虽然不让监察院入场；虽然仍是开庭前就已经定罪，仍然是中共政治局黑箱操作，但毕竟还要装装样子，已经可以请自己的律师了。因而黑箱操作的成分被大大缩小了，家庭和外界能够知道案卷里都有什么内容，黑箱操作也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即使那也只不过是事后的监督。 一个比反革命案件更没有保密理由的杀人案，操纵黑箱作业就操纵吧。但为什么要保密？这只能解释为：有东西需要违法地掩盖。据官方自己公布的杀人原因是起于经济纠纷。那么是什么经济纠纷，无关于腐败吗？这是国际国内都在质疑的问题。 在这之前的两位政治局委员的腐败问题可以查，即使是按照中共黑箱操作的惯例。那么为什么薄熙来案的腐败问题不可以查？如果和薄熙来案紧密相连的谷开来案没有腐败问题，那么至少薄熙来案的腐败问题就是可有可无的了。这有利于下一步官方内部的讨价还价。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腐败案牵连范围太广，以至于拔出萝卜带出泥，于是在黑箱操作中不得不被和谐掉了。这样就不仅是腐败被和谐掉了，杀人案也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谷开来以杀人犯的资格，上庭时不戴手铐，上庭后没有对奇奇怪怪的法庭审问提出自己的辩解，她的家属也没有在被允许的前提下出庭。这怎么看都像是标准的斯大林式的法庭秀。 事后解密的苏俄资料说明：当年布哈林承认了斯大林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是有幕后交易的。斯大林是拿布哈林的妻子和儿子作人质，换取了承认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荒谬的罪名。谷开来是不是为了保护她的儿子和丈夫呢？是不是还有很多涉案人被保护了呢？这哪里是法庭审案，这根本就是个连环套，而且是连皇帝都参与的阴谋案，够进入传统戏剧的资格了。 这次的案件和布哈林的案件一样，除了口供之外，缺乏证明事实的主要证据。那些被渲染得血淋淋的证据，大多是些间接证据，并不能证明是谷开来这个具体的人实施了杀人。为什么作为著名大律师的谷开来，不敢据此来为自己辩护呢？因为她懂得中国司法的黑暗。如果是在美国，她肯定会据此为自己辩护，也肯定不会自证其罪，自己给自己制造冤案。 这就是被她抨击的低效率的美国司法制度，和高效率节约经费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根本区别。到底是快速、高效、廉价的司法原则重要，还是公正无欺的司法原则重要？ 这是正常的法制和极权主义法制的根本区别。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文化，公正无欺是司法的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其它所有的条件和原则都必须以这个第一原则为标准。有冲突时必须牺牲其它来保证这个主要和第一重要的原则。但在设计阶段就把它放在了不重要的地位，是只有共产党国家才有的原则。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公开解释，法律是人手中的武器，用来对付别人的武器。什么人能够有效的使用这个武器呢？当然是靠近权力的一方，也就是谁的权力大，谁就拥有武器的使用权。谷开来有理由看不上美国的司法制度。因为她自以为是掌权者，从掌权者的角度看美国的法制，就没有中国的用起来方便。在美国人们可以有效地利用法制保护自己。但如果中国当官的没有了司法特权，当然就觉得不自由。 在中国，共产党的司法制度给了掌权者们最大的自由，这就是老百姓受不到保护的根本原因。掌权者们还很奇怪，老百姓怎么会拿法律作为挡箭牌呢？这不符合共产主义的司法原则啊。 只有像谷开来这样，失去了权力的庇护，成为普通百姓之后，才会体验到高效廉价的司法是多么的可怕。身为大律师的她，不但无法保护儿子和丈夫，连为自己谋求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不管她是否杀了人，都已经证明了这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司法制度，不仅不是文明的、民主的司法制度，甚至还不如中国古代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司法制度。那至少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人人都可以拿来做挡箭牌的司法制度。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2/WeiJS120810ChinaWayOut65LegalInstitute2.mp3 （撰写于2012年8月9日，8月10录音。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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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Aug 2012 01:50 AM PDT 核心提示：余华："今天，阻碍中国发展的已不再是经济领域，而是政治体制。" 原文：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作者：余华 发表：2012年6月18日 本文由独立译者"贺宏亮"翻译，此为转载  【原文配图】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1989年6月4日晨，北京，当拖拉机和军队涌入天安门广场之时，学生和市民们冲上前去阻拦。人群中冲出了一位大学生，手持石块投向军车上的士兵，士兵们用子弹作出回应，他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尸体被放置于一大群遇难者遗体中，等待亲属的认领。 几天之后，这位学生的父亲，恰好是一位解放军上校，到达了认尸现场，目睹孩子的惨状之后，失声痛哭。一位同情他的将军在旁边轻声提醒到："他是一位被误伤者，还是一名暴徒？"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中，如果这名学生被认定为误伤而死，不会影响其父在军中的职业生涯；但是如果他被认定为"暴徒"，其父的未来则难以预卜。在擦拭掉眼泪之后，这位父亲明确答复到："他就是一位暴徒"。如果把孩子的死说成是被误伤，是对孩子的侮辱。这位父亲相信，终有一天，他的儿子会被人们作为英雄加以怀念。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样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故事？因为天安门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进程。在事件之前，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探索了十一年。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也包含有政治方面的内容。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还跟不上经济开放发展的步伐，但毕竟它也在逐渐进步。但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高层认为政治改革会给党的统治带来危险，在继续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停止了政治改革的进程。 尽管处于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经济仍开始了奇迹般的增长。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在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中，人们信心满满。一些天安门事件异议人士的支持者也开始转向同情政府当年的高压手段，认为几百名学生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暴富社会惊人的物质增长，或许并非坏事。 但是，在财富的另一面，危机正在潜伏和聚集。自二十一世纪开始，中国正为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付出惊人的代价：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破坏严重、贪污腐败泛滥，社会矛盾激化。威权专制式的发展模式或许可以在短期内产生高效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却是问题丛生。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发展所产生的污染可能相当于西方一个世纪甚至是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污染的总和。但是，诸如污水、毒大米、致命的空气，却因为民意缺乏表达的政治管道而很难成为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民众对于他们的知情权都毫无信心，更别说能够参与到涉及他们健康与环境的管理之中去。 重庆"薄王事件"揭露出一个事实：即是在党内，知情权和咨询权也同样缺乏。高层官员们和普通民众一样，无法从正式的官方媒体获知有关薄王事件的信息，而只能转向诉诸于网络流言。如果说美国政治是一场肥皂剧的话，中国的政治，真是一部阴森而冗长的恐怖小说。 当经济发展处于黑箱政治体制之下的话，结果是腐败的蔓延。政府在处理事务时同样会以黑箱手段来操作，只会导致更多的腐败。如果一位政府官员因为贪污而与涉案的商人们被关押，常常会有接近执法机构的人士去探访那些被拘的商人，承诺如果他们愿意以低价转让财产的话，将可以得到释放。 今天，阻碍中国发展的已不再是经济领域，而是政治体制。单方面的发展遭遇了瓶颈，中国的进步已越来越困难，甚至已面临着改革夭折的风险。 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走向了其反面。绿色表示停止，而被社会主义及其政党认为是荣耀之色的红色却代表着前进。他询问我对于今日中国的看法。我答复如是： 在中国，红绿变换，都只在一瞬间；你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停滞不前——但无论如何，只要你稍微往左一偏，六四死难者们的遗骸，你就能从后视镜中望见。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8/13/2012 01:52: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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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Aug 2012 01:33 AM PDT
鮑彤与鲍朴（2008年摄于北京） 《炎黃春秋》是內地敢言的政論、歷史類月刊，此次鮑彤的《我所目擊的胡耀邦發病經過》以「讀者來信」的形式刊出，約1000多字。文章一開始稱，《炎黃春秋》有篇舊文對當年事件的敘述不夠完整，他感到有必要釐清而致函。 胡耀邦病發 江澤民不懂用急救包 他憶述，1989年4月8日上午9時許，中央政治局正在開會，胡耀邦坐在離他3至4米的位置。接近10時左右，胡耀邦突然一手捂胸口，向趙紫陽揮手說「紫陽同志，我這裏不太舒服，要請假」，趙紫陽他不要動，立即叫醫生。時任政治局委員的江澤民拿出心臟病急救包，但不懂用；工作人員隨後趕到，搶救工作由時任中辦主任的溫家寶主持。 鮑彤強調，胡耀邦在疾病來襲時仍堅守崗位，「是我們所尊重和愛戴的領導人」，而當時主持會議趙紫陽也以搶救為先，中斷會議，「這些都是事實」。文後註明的日期是「2012年6月12日」。 鮑樸驚訝 指監控無放鬆 胡耀邦最後在4月15日逝世，學生悼念他的活動最終演變成「六四」事件。鮑彤之子鮑樸回應本報查詢時說，當局在六四後已經明確禁止鮑彤在國內發表任何文章，而監控並無任何放鬆，雖然是以「讀者來信」的形式，但的確是署名「鮑彤」本人而非間接的「口述整理」之類，他也感到非常驚訝。 明報記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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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Aug 2012 03:02 PM PDT 作者： 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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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4, 2012, 6:05:37 AM8/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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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Aug 2012 05:23 PM PDT 2012年7月21日这个日子，将载入《北京地方志》。报纸宣称这是61年以来气象记录最大的降雨量， 全市平均为170毫米，其中房山河北镇达到460毫米，山洪暴发、拒马河上游洪峰下泄，造成七十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二百万人受灾。自然灾害是防不胜防的，但做好防御措施，灾害的损失就会大大减轻。我们长期谴责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英、美、法等国，但他们在一、二百年前所建的排水系统，至今仍完好地发挥着防洪抗涝的作用，而我们自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是富有经验的。二、三、四代领导人仍秉承着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天灾面前，竟然束手无策，不堪一击？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发人深思。 有位学者金世遗先生指出，北京7月21日的降雨量并不是61年来最大的。1963年8月9日北京的日平均降雨量265毫米（大于170毫米），平均水深0.5米，积水面积达202平方公里，河道普遍漫溢。只因当年的政治气氛紧张，人们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部分敢言的知识分子，正在劳动改造中，�然无声，人民群体仍心有余悸。1959至1961年的“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四千万人（此数至今无定论，因为国家档案不敢公开。）国家和人民元气还未恢复，因此1963年8月9日北京的雨灾，造成的伤亡与损害舆论鲜有报道，市民也不敢追究防范不善的责任，更谈不上北京领导或中央首长自觉的承担责任。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当权者成了“走资派”，风雨飘摇，自身难保，哪有心思去总结自然灾害的教训，关心人民的安危，对排水系统作长远规划。这一拖延就十年过去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领导人致力于恢复经济，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先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当国力昌盛、GTP高居世界第二之时，在全中国各级行政单位带动之下，金融、保险、电力、水利、矿产等各部委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乘疯（风）破浪，使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为奥运会兴建的工程。称为北京市新十大建筑，更是标新立异，竭尽全力要把北京塑造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靠的就是中国的形象工程！地面上的建筑物争奇斗艳，搞得热火朝天。地下排水系统，则无声无息、冷冷清清，至始大水来临之时、许多城市沦为泽国。行政领导部门为了推卸责任，强调客观：什么“百年一遇”、“六十年一遇”等等。夸大天灾，掩盖人祸，甚至谎报死亡人数。 从1949年开始六十多年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竭尽全力以巩固政权为中心，根本没有把民生及城市生态系统建设放在主要地位，优先建豪华奢侈的楼堂馆所及政府办公大楼，一是表面形象能表现出领导人的功勋。二是是追求“公仆”的自我享受。三是政府贪腐官员寻租获得暴利，所以积极性很高。联系到地下排水系统的规划与建设一是业绩不显。二是不能直接享受。三是风险大获利少。权衡利弊，当然择优而为之。 下水管道的设计，是考验有关领导者是否具有长远的眼光？也与他的政治责任感、对人民的爱心有关。对人的爱心，也就是人性，有了对人的爱心，才能关怀人、体贴人、为人们办实事，这就是“责任感”。有了责任感，才有责任心。没有责任感则能避免的事没有避免，能不死人的事，死了人，这就是缺乏爱心，少了人性，就是失职！ 北京这次发生的灾害，1963年已出现过，为什么不及时预防？及时采取措施？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关心的是手中“权”，不是老百姓的命！每次天灾或是人祸，就会发生群体事件。目前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的“维权”，与国家领导人的“维稳”。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老百姓维的是公民权。领导人维的是执政权。民主体制下的双方诉求利益是一致的，并不矛盾，结果是和谐的。而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双方诉求利益是相背的，矛盾会尖锐化。 其实质是当权者没有正确理解和摆正谁是真正的主人？谁是真正的仆人？遂造成了目前的“主仆颠倒”现象。领导人的面子（形象）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命重要？投资到形象工程重要？还是投资民生工程重要？孰轻孰重？则是考验执政者是不是真诚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否则“执政为民”只是一句空头口号。 现在当务之急主要是端正态度，解决问题。“亡羊补牢，犹未为晚。”造成的损失，既成事实，若追究责任，则源远流长。从毛泽东始至各界行政领导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责任都加在郭金龙身上，这有失公允。他到北京才几年？他的前任，他的上级，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对北京的排水系统，水利工程，从规划设计到实施，有谁强调力主、作为重点来抓？相反对地面工程则搞得轰轰烈烈，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地面形象工程看得见，地下工程大家都看不见。为显示自己功劳业绩，让国内外都看得见，修建地面上的工程，是见效最快、获利最大的。经历水灾后，应该体验到地下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其他管线的安装、维修，看似琐碎，实际上也关连着人们日常生活。如自来水、天然气、电话线、电视光缆等，都与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规划道路的时候，规划局应该牵头召开一个联席会议，把上、下水管线，电力、电话、天然气、光缆等有关民生的事项，应统一归口，预埋在一条类似地铁的隧道中，便于安装维修。不应该在马路修成后，再安装管线，多次“开膛破肚”，这样做既浪费钱财、也浪费时间，今后若遇故障，每次都要“开膛破肚”，造成长期的隐患。对此，有关部门一定会强调，一次性修建地下隧道，投资巨大。诚如所言，那么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及奥运工程难道投资不大吗？且在违背民意下强行实施的。而城市中的生态系统、包括排水系统及管线安装，都是与民生休戚相关的事，更应作长远考虑。一次性的投入，比“零敲碎打”要节约的得多。这样做不仅是省钱，主要还在于堵绝后患，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 北京暴雨造成的灾祸，对我们再次敲响了警钟，我们应以此为启机，下定决心，彻底根除隐患，未知中共中央及个各省市领导人有无同感？掀起一个关怀民生、改善生态的绿色革命！这对北京，甚至对全国老百姓而言，为当代及子孙后代造福，善莫大矣！ 附言： （一）、为防微杜渐，根除水患，环卫部门也应检讨。只要掀开马路排水沟的井篦子，沉淀池内的垃圾绝大部分被堵得满满当当。平时只往里扫，无人经常掏挖。当大水来临，最低洼的桥下积水最多。祸根之一是井篦子下的垃圾堵塞。形成大量积水、拥堵成灾。 （二）、水利建设基金的利用。 据有关信息透露北京市水利建设基金从1998年开始提取至2010年12月31日结束，十二年的收支情况应该向北京人民作一个明细的交待，并由审计部门把关检验。使用是否得当？有没有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北京市民：蒋绥民 2012.8.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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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Aug 2012 05:21 PM PDT
[1] 乌托邦-语境 晨报周刊：您关于知青的研究著作名为《失落的一代》，但是内地版封面却用了一张宣教意味甚浓的插画――《农大新学员》(人民美术出版社，1974)。这里是不是在暗示着，关于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一直有两种语境在表达――一种是官方语境，一种是民间语境？这两种语境各自依附的逻辑是什么？还是说这样的划分也是绝对化了，民间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也经常是五味杂陈众说纷纭？ 潘鸣啸：我是特意追求书名和封面图反差的效果，法文版和香港版封面也是如此。上山下乡（特别是1968年后）是主要由毛泽东发起的一个政治运动。当时，这个运动的语境和形象完全被官方宣传笼罩，不能出现别的语境。所以，我们现在回顾这个运动大多只能采用当时的图像和口号，而恰恰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官方想给这个运动怎样的目标和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要反思和研究上山下乡，我们不得不面对它的实际后果，包括这个运动催生了"特殊的一代"。至于现在回忆这个运动，有哪些说法和遵循什么逻辑，这总结起来比较复杂。官方在大众媒体上还是用相对肯定的语境，但是在学术角度允许有些批评意见（要不然，我的书不会有大陆版）。而民间的回忆则是五味杂陈，争辩很多，有时甚至很激烈。基本上持两种态度：怀旧的态度（明显地还受当时宣传影响的态度，但是它的动机是怀念青春和强调自己经历的价值，不一定是肯定这个运动在历史上的价值），及对这个运动批评和怨怼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强调上山下乡对国家的不利以及对知青个人有害。 晨报周刊：对于文革的总体评价国人已有基本共识，起码在文艺作品中不太可能出现为文革唱赞歌的情形，但是对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青，社会上貌似还有一种浪漫情怀，在很多影视作品中都会出现知青的角色，且往往会演变成爱情故事，比如张艺谋拍摄的《山楂树之恋》。这是不是一种类似于认知紊乱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潘鸣啸：确切地讲，《山楂树之恋》不是一个知青故事，只是把一个爱情故事放在知青上山下乡的背景下。这个故事与中国70年代乡下的实际生活基本没有关系，不过是一个浪漫的"Love Story"让人哭一下，再顺便赚一大笔钱。当然，我不是说当时就没有美丽的爱情故事，但确实对知青来说如何面对爱情和性欲是个大问题。很多人美好的感情最后却被残酷的环境歪曲了，或受到挫折与打击。主要是因为下乡后知青很快就只想一件事：怎么回城。而结婚会影响回城的机会。即使不结婚，互相相爱的两个知青，如果突然其中一个有机会回城，另一个没有，如何选择是个难题。另一方面，不少女知青在当地也受各种各样的性骚扰甚至强奸，有很多悲剧发生。但在国内，很多问题不能当电影的题材。另一方面，五六十岁的人会有一种怀念青春的情结，所以他们宁愿忘记痛苦，用粉色眼镜来看过去。当然，比起更残酷的无意义互斗的红卫兵经历，知青生活提供了更值得怀念的面目，比方说知青在艰苦环境中的互相帮助、互相信任的气氛。后来，这种哥们儿的感情对他们成立各种各样的联谊会、网站等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 晨报周刊：仅仅在形式上，可不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暗合了某种理想主义？就像您在《失落的一代》里所写的，"社会上存在着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是怀着个人需要及抱负乃至群体利益的不同人士，都想多少掌握一点自己的命运，能为社会尽一分力。当他们愿意参加一场伟大的全民事业时，无疑可以发挥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当时海外很多左派青年效仿上山下乡运动是否也是因为这一点？您参加过法国1968五月风暴，在1970年代的香港第一次亲眼见到中国老知青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前，您对上山下乡运动是否也有迷思？这种迷思又是如何一步步矫正过来的？ 潘鸣啸：当时，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们很想和"无产阶级"相结合。有一部分学生是直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不是多数。可是反正都崇拜无产阶级。我们"解放"了索邦大学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请工人进大学和学生对话。当然，在法国，我们不会请农民，他们在马克思著作里面和在欧洲的实际情况里都算是比较保守的力量。可是大概1969年，当知道了中国有一个上山下乡运动，我觉得很好（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只看过《中国画报》一些宣传照片）。可后来，我慢慢对毛泽东开始有些怀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对毛的个人崇拜是一个问题。1971年9月，我刚到香港，就听到林彪事件的消息。那时，我开始觉得整个制度有问题。但我还是认为和工农兵相结合是值得佩服的理想。只是1973年，偶尔认识了一批偷渡出来的广东知青，我跟他们聊天，才开始了解真相，知道他们并非自愿，而当地农民基本上也觉得他们是个负担，等等。后来，在和他们谈话中我知道了很多上山下乡的具体情况，感到他们的经历很特别，非常有意思。后来，我对他们进行了访谈，并合作在法国出了书《20岁在中国农村》。 晨报周刊：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与1967年法国发生的"插入运动"及1970年代初期发生的下乡定居运动有哪些根本上的不同？ 潘鸣啸：最主要的不同就是法国的"插入者"和"下乡者"都是自愿的，他们一直都有自由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过了几年后，大部分都放弃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没法实现原来的理想。对一些人来说，这个理想、信仰和现实的冲突以及认知过程中的矛盾和纠结，非常痛苦。我知道有一个"毛派领袖"，他甚至参加了那一批法国大学生在1967年到北京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代表团。他自从理想破灭后就拒绝说话，到现在也不说。他的女儿写了一本书讲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2] 失落的一代-后来 晨报周刊：在《失落的一代》的自序部分，您写道："我将知青一代称作'失落的一代'，这一称呼可能会引致属于这一代的某些人不解、不快甚或反感。应该强调这里非但没有任何贬意，相反还是相当贴切的"。为什么会忧虑这会导致某些人反感？ 潘鸣啸：我用"失落的一代"这个说法是中性的，不含贬义，只是想强调这个运动让知青们失去很多小时候的信仰和学到的价值观，也让他们的大部分人失去受好教育的机会。可是，这本书2009年初在香港出版后，很快在国内的网上能买复印本，四个月以后，也已经有盗版本，在知青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在网上就开始有一些评论，大部分是赞成的，但是有一些人表示对书名的反感。后来大陆的出版社也曾"谨慎建议"我修改书名，但我还是坚持用这个书名。但同时，我非常不希望知青认为用"失落的一代"是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堕落"，或者以为他们的经历没有什么积极价值。所以在大陆版本序言里特别解释了这个问题。 晨报周刊：《失落的一代》研究的时间段是1968――1980，知青返城之后到现在已基本成为社会主流、精英。《中国改革》采访您时提到华东师大的许纪霖教授有一个观点，认为知青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很矛盾的东西，既理想又现实，与体制也有很奇特的关系，从批判到合谋。我采访过一位作家，他也有类似表达。是不是在理想主义破灭之后，在现实面前摔打过之后，一些特别投机的、现实的东西会冒出来？法国1968一代的日后走向与中国知青的命运转折有何异同呢？ 潘鸣啸：不要忘记后来变成"精英"的那些人只是知青群体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人受了负面影响，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一辈子留在社会的最低层，做着简单的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90年代下岗了。可是，如果谈知青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比较优秀，因为他们先有了一个实际社会经历，后来因恢复高考时他们成绩特别好就能上大学，在大学也因为渴望了这个机会很久所以特别用功。作为曾经有过理想的人，虽然这个理想基本上破灭，但是他们会怀念理想，不是什么具体的理想（他们看透了它的半乌托邦半虚伪的性质），但是他们怀念理想本身。所以，他们的理性让他们特别现实，特别反感空想，但他们的怀念情结让他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新的道路。我觉得也有另一个因素，就是当局没有允许整个社会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彻底的反思。在这样的情况下，连在知识界里面还有很多模糊的概念。在这方面，我们"68年人"的情况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有这种许纪霖教授谈到的矛盾。大概是因为对理想还是感到一种怀念和盼望。 晨报周刊：您研究过知青文学，比如张抗抗、梁晓声、叶辛等作家的小说，您曾评价说他们是写实主义的，您觉得是有意义的。那您能理解梁晓声会编出被很多知青批评虚假的电视剧《知青》么？您怎么理解梁晓声的这种转变或《知青》引起的论争？ 潘鸣啸：我已多年没有和梁晓声联系过。我对他80年代的小说有比较高的评价。我也相信他是一个诚恳的人。我只看了大概三集《知青》电视剧，但是我觉得不如他三十多年前的著作。最近也看到他也是"亲笔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一页"的一百个作家之一。所以，我的感觉是他没有能够超越年轻时的认识和感受，他与那个时代没有反思的距离。现在的社会变得很快，不往前走，很容易就落伍了。我现在比较喜欢看一些有距离，有幽默感的知青文学，比如王小波的小说，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鱼挂到臭，猫叫到瘦》（更的的作）。 晨报周刊：与红卫兵在文革后大部分都对往事讳莫如深不同，中国知青大都对下乡生涯并不忌讳，因为共同的记忆和体验，他们常常按照下乡插队的地域形成各自的知青组织，回忆往昔岁月或者几十年后再下乡进行一些帮扶活动。您怎么理解他们的心理变化？有没有这样一种危险，个体的青春追忆取代了历史真相？ 潘鸣啸：我有个亲戚在二战中当了俘虏，被派到德国军队控制的波兰农场集中营。我小时候总是吃惊地看到他那么喜欢回忆这个时期，并且组织以前的难友每几年都回到这个波兰的农场。我觉得知青的怀念是同一个道理。虽然，他们当时非常想离开农村，但是回到城市后，面对各类问题和烦恼，他们怀念自己青春，也怀念当时的哥们儿人情。对那些后来一直找不到让他们满意的社会地位的人，这种共同的怀念特别有价值。而对后来混得很不错的人，这个记忆也有价值。他们觉得通过这个艰苦锻炼，他们找到了自己成功的道路。对一些人来说，也可以说这个经历是一个"象征性的资本"（布迪厄），甚至是政治资本。我自己觉得知青强调他们在这个运动里得到的一些有价值的教训很正常。但是要分开主观和客观。不要因为自己的怀念，就歪曲这个历史事件的事实和意义。客观上，这个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和庞大的浪费。不能作为未来的政策模式。 [3] 遗产-影响 晨报周刊：您在《失落的一代》的扉页引用了舒婷的诗――《一代人的呼声》，您说您所推崇的知青精神就是舒婷在她的诗作中所表达出来的。可以再详细解释一下么？这种知青精神，直到现在，依然在影响中国么？还是越来越稀薄？ 潘鸣啸：通过我和知青朋友的谈话，我发现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对小时候学到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怀疑。后来，他们不再随便相信官方的口号。他们变得实事求是，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来辨别是非。他们也反思了文革，后来在70年代末就支持改革，以及当时官方强调的"民主与法制"概念。有一部分人也参加了"民主墙运动"。我觉得舒婷的这一首诗代表这个概念：康德所讲的启蒙性质，即用自己的脑袋反思，不再做未成年人听大人的话。而且，这首诗的题目是"一代人的呼声"，意思是这不只是她个人的盼望，而是有意代表整个群体。当然，不能说是代表整个群体。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两面的：一方面有人已经忘记了这个精神，他们大部分只关心自己，想改善自己的生活，找赚钱和升级的办法，但另一方面，还是有人坚持当时的精神，而更重要的是，虽然大部分人已经不谈这些，不做系统的反思，但是他们脑子里已经吸收了当时那些民主与法制的概念。这在青年一代比较明显。 晨报周刊：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趣大么？您在与现在的中国青年沟通时，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如何？会否常有相同的误解？ 潘鸣啸：我没有做有代表性的调查。可是，这两年我做了不少有关《失落的一代》的演讲，每一次发现听众有一半左右是年轻人。后来知道了很多是知青的孩子。所以现在我很想了解这个运动对下一代的影响。在我的微博上，也发现年轻人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但是很难说他们有什么评价，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少，所以希望有人可以比较客观和全面地讲这个题目。这当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当代史都是这样。只是，那些有知青父母的年轻人特别想了解这段历史。 晨报周刊：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都出现了青年运动浪潮，对于那场发生于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法国人是如何整理及发掘这份遗产的？他们又如何向下一代讲述当年的青春往事？ 潘鸣啸：五月风暴一方面在政治上失败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国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它对当时的社会（教育、男女关系、上层和下层关系、伦理概念等）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运动以后基本上来不及反省，因为当时我们这一代还是要往前看，考虑怎么实行世界革命之类的。但是在70年代末就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一方面是因为年龄的问题，一方面是已经对"实际的共产主义"，对革命有彻底的失望和怀疑。后来，有了很多辩论。有人自豪参加"风暴"，有人赞成它的后果，但也有人批评，甚至觉得现在法国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是"68年人"的错。上一届的法国总统是其中之一。但这证明到现在这都引起法国人的兴趣。所以，有人现在觉得够了，不要再讲这个问题。当时最有名的学生领袖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叫做《Forget 68》（忘却68年）。 晨报周刊：您觉得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中国或现在的年轻人的遗产是什么？要整理和发掘这份遗产，就您所知，现在有哪些项目在做，还有哪些实际的工作要做？ 潘鸣啸：这个运动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很多方面。而且，大部分参加者还在，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应该多研究当时的情况，比如一些政策的动机，在各个阶段经济顾虑和政治目标的关系，也应该研究回城后知青的命运，他们所成立的组织等，还有那些到现在在生活上有困难的知青，等等。在中国和外国都有学者做这些，而且最近好像不少年轻学者也写有关这个题目的博士论文。可是，都比较分散，所以我年底要在香港开一个国际演讲会专门讲上山下乡，希望能促进这方面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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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Aug 2012 03:10 PM PDT 有个文工团，平时你是看不到它来服务的，它得好几年才上台一次，它每次演出要从纳税人包里收取几百亿演出费。每回表演成功，那些平时你永远见不到的首长都会跑去慰问，再用你的钱去嘉奖这些演员。而后，特别成功的演员会成为官员，把上面的情景再来一遍。 如果你知道存在这样一个神秘的文工团，肯定很不开心。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文工团叫“奥运代表团”……奥运代表团就是一个文工团。平时看不到身影，每个演出周期要四年，耗费几百亿资金，只负责表演，不负责普及训练；只负责天价拿回几十个金牌，不负责让13亿民众体质得到锻炼。它集中收费，集中排练，集中演出，集中宣传，是个精英演出团队，与普通人的体育生活无关。 这时，肯定有一些热爱举国体制的朋友对我恶从胆边生。所以我要说明，我喜欢奥运，也并不反对某些项目的举国体制，我只反对为了养活这个文工团占据太多民众的资源——很多地方一到夏天游泳池活像下饺子，一个癞疤足球场会挤进十几支球队，好容易发现一羽毛球场网子还被管理员摘掉了，理由是防小偷……公众体育设施不对公众开放，因为这个文工团正代表公众在里面训练。 到底占有多少资源？国家体育总局部门决算表显示： 2011年度为39亿6250.48万元。记住，这只是账本上显示的财政拨款、上级补助、事业经营收入等，未知云量级的体彩抽成是否包含在内。好吧，就算一年40亿，一个奥运周期就是160亿；总局之下还有奥运金牌重要制造基地的地方体育局，比如浙江省体育局2011部门安排支出决算是6亿5324.80万元。这样的地方大局大概有十个，一年就是60亿，一个奥运周期就是240亿。还有小一些省级地方局如陕西省体育局，2011年支出预算1亿6835.27万元。这样的省级局大概有15个。像渭南这种一年花三百多万的市县级体育局，全国难计其数……所以一个奥运周期要花费500亿并非过份的数据，因为还未把全运会、城运会、青运会、专项锦标赛这些“奥运战略”环节的费用算进去。 虽然在这个国家，涨三毛钱水费大家都怨声载道，但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要说：我就愿意看奥运文工团，就愿意为奥运捐500亿，因为我爽！我承认这个说法很有力也有道理，因为捐给奥运总比捐给贪官喝茅台好吧……后来，外籍教练马克就曝出：水上中心的领导经常喝茅台却不更换设备。我也不去争论你可以为了自己爽就给奥运捐但不能强迫那些不喜欢奥运的也捐，这属于强迫集资，以及500亿这个巨大的数经过了谁听证谁授权……我只想跟你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在几百名奥运文工团员每四年向世界展示强健肌肉的时候，民众体质持续下降。2011年9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官方公布：与2005年相比，19-22岁年龄段爆发力、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水平进一步下降，其中19-22岁城市、乡村男生立定跳远平均成绩下降1.29、0.23厘米；引体向上下降1.44、1.45次；1000米跑平均下降3.37、3.09秒。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女生50米跑成绩分别平均下降0.06、0.10、0.05秒。各学段学生视力不良，13-15岁初中生为67.33%；16-18岁高中生为79.20% ；19-22岁大学生高达84.72%。7-22岁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14.81%、9.92%、10.79%、8.03%……比起日韩，全面下降！ 全世界唯我国出现这么一个奇怪现象：在外肌肉强劲，在内气喘吁吁；在外红旗飘飘，在内红灯大亮。很多学校体育课已瘦身甚至取消了。可是我们还要因为“东亚病夫”而跟人拼命。过去看《霍元甲》时我极端痛恨日本鬼子叫我们东亚病夫，可后来才明白，是不是东亚病夫并不取决于拿了多少金牌，而在于是否为民众健康的体魄，修建一条清晨的跑道。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平均每万人仅拥有６．５８个体育场地，日本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２６个、瑞士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２２个、德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２４．８个、意大利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２０．２个。而很多网友知道，北京奥运的场地在曲终人散后荒废了多多，自行车赛场看台上，鸟都生下第三代了。 我曾去过40多个国家，英国、柬埔寨、美国、埃及、荷兰、叙利亚、南非、阿联酋……中国人去国外爱琢磨“中外区别”，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很难一时间总结这些不同体制、不同观念、不同肤色国家与中国的区别，但你一眼能看出来的最大中外区别就是孩子：我们的孩子背书包的多，外国孩子带滑板的多；我们的孩子戴眼镜的多，外国孩子戴球帽的多；我们的孩子坐着的多，外国孩子跑着的多；我们的孩子见着球下意识要躲，外国孩子见着球会来一脚。总之，我们的孩子眼镜多、胖子多、坐着的多。就是许三多。 有人说这是中国家长和学校的问题。可我认为这是同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的国度，举国体制有些夺金优势但占用太多资源，就像一个县规定电影院只能播映《建国大业》宣传《建国大业》学习《建国大业》，哪里知道世上还有《泰坦尼克号》。文艺和体育是同样路数，虽然这些年在国际杂技大赛里拿了很多名次，可你见过几次它为民众服务。官办的中国文工团和官办的奥运代表团，其实是一个团。你看组织结构：总政歌舞团——八一体工队，铁路文工团——火车头体协，四川省歌剧舞剧院——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一个主战场是春晚，一个主战场是奥运，一个表达温馨祥和，一个阐述孔武有力，总之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可是你看着每年贴心小棉袄的央视春晚真很高兴吗？你看到为每四年一次的奥运花费五百个亿不少项目你连规则都拎不清，爽到不行吗？你想想当春晚和奥运盛景之时，民间的艺术生活越来越少，民众的身体素质越来越低，从没见政府派出一个教练带你锻炼身体，连伙伴们自行举办个城区业余联赛还要向当地足协交钱，否则视为非法，还很高兴吗？ 肯定还是有朋友说：“我高兴，只要看见战胜外国人我就高兴。”OK，战胜外国人当然很高兴，可当我们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女子举重水银泄地战胜外国人表示中国很高兴后，三大球不灵，能多高兴？你看伦敦奥运三大球全军尽墨，几乎创造史上最差，这证明举国体制不仅侵占群众体育资源，连职业体育也处境艰难。破坏了群众基础，精英团队难以选材。比如曾让几代中国人骄傲的中国女排，北京奥运勉强还拿了个铜牌，这次连四强都没进，输给的还是日本队……体制内高官都知道的秘密，人才不济，选苗困难。因为我们一直在竭泽而渔，说不定哪会儿就爆发危机。 我尊重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可是大家心里知道什么叫国际项目。国际项目是三大球、田径、网球、游泳、职业拳击和职业赛车。这些才是真正高难度的项目，是几十上百年来被国际公认的巅峰竞技项目，这些需要更多的基础人才和科学规律，需要金字塔基的参与人数。不是靠教练从山区里拎一能吃苦的小孩，从小关在一个小屋子里拼命练，像栽盆景一样栽出了冠军。也不是像马俊仁当年那样跟王军霞说：霞啊，我梦见你前世是梅花鹿大仙儿，得跑，不跑就会咯血而死，你跑，我给你解决城市户口……这样连蒙带骗创造了纪录。参看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就知道后来它为什么忽然就消失了。 有朋友说，我才不�外国人篮球、足球这些项目，我就喜欢中国传统项目。那我无话可说。这仿佛中国文工团说，不惜得跟外国人比芭蕾，我跟他们比秧歌……如果不需要与国际接轨只需要自嗨，我诚心地想把麻将申请成为奥运项目。再次声明中国传统项目的运动员值得尊敬，可中国体育投入巨大，并非绝对搞不好三大球这些国际项目，而是体育官员压根儿没想搞好。 这个逻辑必然揭开另一个话题：为什么考核中国体育官员的政绩以金牌块数论，而不是以影响力论？这是世界体育史一个独特现象。巴塞罗那长官会以巴萨为荣，因为这家俱乐部改变了世界的踢球方式，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可我们长官从不关心体育价值观，只论金牌块数，以方便年终任末写在政绩汇报上。这直接导致他们扑向一些小众、冷门、性价比低的项目。中国体育官员金牌观跟政府官员政绩观是一样的，不是以百姓实际幸福值论，而论开了多少厂、修了多少高楼、制造了多少GDP。他们太重视数量而不是质地、美感、影响力，他们不太像搞政治的，倒像是挖土石方出身的，恨不得金牌以吨论，幸福感用秤称。这跟老百姓实际生活利益多大关系？ 前几天有个别致说法：举国体制就是好，足球职业化了可是更糟。可是中国足球是伪职业化好不好，正是因为政府一直不放手，才煮了一锅夹生饭。哪家大牌俱乐部背后不是站着政府，当年大连那个著名的书记恨不得要亲自冲进更衣室指挥战术。何况中国足球透明太高，中国体育那点脏事儿，不过是被合谋掩盖而已。 袁伟民说：我们是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强国。不知是这个为中国奥运团谋略了一辈子金牌的老人退前的感叹，还是忽生一丝悟意。乔丹跟你比金牌？马拉多纳跟你比金牌？他们只比谁能改变世界。我们的金牌拿得够多了，可所谓体育强国，是不仅要拿回金牌，更要输出体育价值观，改变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不是金牌数，而是中国帮世界改变了什么运动理念。就像改变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也不是GDP，而是中国帮世界改变了什么价值观。前段时间羽毛球女双故意输球，一部份人说缺乏职业素养且演技拙劣，另一部份人说这是田忌赛马合理利用规则。姚明说：田忌赛马，马也要尽快跑啊。这就是运动理念。可惜这样的理念太少。 回到开头的论题，中国的文工团外出演出频频，也没怎么输出过文艺价值观。到头来外国人以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只会顶坛子，就连电影界，数亿元拍了个《金陵十三钗》，却敌不过只花了十五万的《一次别离》。因为你只有价格观，没价值观。 逻辑是，当你选择了文工团模式，就放弃了普及，当你没了普及，就玩不动真正高质量的文体游戏。切进到两届奥运争吵不休的话题：一方说刘翔是可耻戏子，一方说刘翔是悲情国家英雄。一些朋友希望我站队表态，可我没法在这两种观点排他性表态，因为问题的根本：在极少人穿过专业跑鞋，大多数人没踩过专业塑胶跑道（学校里那一下雨就积水一出太阳就有味的不是塑胶跑道，是塑料跑道），全国不足五千人练跨栏，很多县城连合符专业标准的田径场都没有……的国家，让一个文工团员刘翔代表13亿人夺冠，或者让养活着半个文工团的头牌团员真实宣布因伤退演，再或者让他通知几十年习惯守看文工团为国争光的人们，对不起，我实力不济……根本不是文工团提倡的革命观。如果刘翔是戏子，正是文工团让他必须完成的角色，如果刘翔是悲情英雄，那是举国的需求。上一届他直接回更衣室被骂得半死，这一届他配合收看，单脚跳到110米终点。 长得两分像周星驰的他终于一语成谶：我，只不过是一个演员。 在这个文工团里，刘翔尽力了，所以我不会疯狂咒骂演员刘翔，因为我知道谁使他成为演员。我希望他尽快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他本该有权选择退赛，没必要成为世界上最大文工团的头牌演员。但又传出他要打2016，这实在让人觉得荒诞离奇。事情一开始就注定结尾，这个叫刘翔的团员背后有一股力量，不仅是教练团队、商业团队的力量，还有更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决定一切力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该退而不准其退之，违背人性和科学规律来为国争光，其实中国式体育明星现象，就是我们大家的合谋。 一片荒地上不小心长了一朵鲜花，它注定是要死的，为了面子就插了塑料花。你骂塑料花有何用。文章写到此时，牙买加博尔特夺得200米金牌并成为史上首个蝉联两届包揽100、200米金牌的一哥。这个加勒比岛国只有260万人，却常年有260个专业级的田径队，超过8万人在进行专业短跑训练。写到此时，中国奥运文工团刚夺得史上第200金，来自没什么人在练但中国一枝独秀的跳水。 此时有没有人想起这个伟大的文工团的一些模煳的名字，卖艺的张尚武、搓澡工的邹春兰、残废的艾冬梅、那些付出过很多却一无所获的无名小卒。 此前沈阳很多商铺关门，传言是为了明年的全运会打假和集资。 此时赵薇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配照微博：嗨。遭到数千人谩骂，说刘翔都受伤了，你还高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这些，都是这个文工团的台外之戏，却是题中之义。 为了准确表达通篇意思：一、中国的奥运战略在历史上作用巨大，伴随几代人青春；二、文工团模式后患无穷；三、体育是一种权利，让民众享受这权利。 这个大国取得了很多非凡的成绩，我希望她能取得非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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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ug 18, 2012, 6:40:06 AM8/18/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中共专制溃败的前兆（王军涛）
- 李怡：不要讓保釣民族主義綁架我們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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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京：中国模式的价值危机
- 林保华：中共18大后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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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ug 2012 10:08 PM PDT
今年北戴河会议将产生的领导核心很可能是中共末代领导核心；他们错失改革的最后机会导致中共专制将在他们手中结束。 2012年夏，北戴河再度成为全球中国观察家的关注中心。今年夏天在这里的会议将决定下一个中共领导核心。这个新产生的核心，将至少引领中国发展十年。通过今年的北戴河会议资讯，人们分析在过去5年中逐步成形的这个核心在18大是否会有变数，猜测这个核心的最后人事安排的细节。然而，据笔者对人类政治变迁的知识和目前中国政局动态机制的观察，北戴河会议将产生的领导核心很可能是中共末代领导核心；他们错失改革的最后机会导致中共专制将在他们手中结束。 北戴河会议的来龙去脉 北戴河，这块邻近北京的河北秦皇岛市海滨地区，在中共统治时期，是核心权贵盛夏的避暑圣地，因此获得中共夏都之称。因为许多重大决策由在此地度假和办公的核心权贵们做出，所以历年的北戴河会议成为中国政治观察家的关注中心。例如：中共大跃进的决策和纠正大跃进的决策，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法，都是在这里做出或提出的。80年代胡耀邦下台和即将产生的新核心中李克强与习近平易位，也是在这里酝酿出台的。 如果对之做一个严格的分析，在中共统治的运作中，北戴河会议不是一个有明确规范的制度；不仅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参与人员、而且会议是否召开，都是最高领导核心视政治需要而定。毛泽东时期，北戴河会议大都是为中央全会前举行的预备会议。邓小平时期，北戴河成为二线领导休假和一线领导办公的地点，其实是中共决策核心集团集体办公和交换意见、酝酿重大决策的场合。那时，正式会议反而是不重要的过场。90年代初，为增强自己权势、避免同僚掣肘的江泽民一度借节俭为名取消北戴河会议。胡温接班后，为垂帘听政之便，江泽民又力推恢复新老核心在北戴河共同办公和休假。 毛后的中国政治中，邓小平废除干部终身制，名义最高领导核心换届定期举行。据深知中共权力斗争的吴稼祥分析，在这个核心更换的周期中，历年北戴河聚会有不同的意义。核心换届党代会前的第四年北戴河聚会是就新核心人选摸底，第三年是确定新核心的大盘子，第二年是确定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名单，党代会召开年将确定中央委员的名单。 根据吴稼祥的分析，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是中共领跑未来十年的新核心的出台年！ 2012北戴河：人事权争仍旧扑朔迷离 江泽民执政以来，在邓小平的安排下，中共核心换届似乎已经定型成制。虽然高层也有权争和清洗，但执政核心稳稳主导权力更迭进程。以至于美国学者都撰文称赞中共解决了专制政治的最大软肋之一，为崛起世界强国提供了关键保障。自2007年的17大到2011年的北戴河会议，习近平和李克强领跑的中共新核心成定局，全面进入接班权位和操演执政实践。 然而，2012年初发生的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馆事件及随后的薄熙来下台，使得中共权力斗争进入后89之后最激烈的时期。薄熙来落马以及随后问责可能牵扯的势力，在按部就班成形的新核心中留下真空。根据已有资讯，至少周永康及部分江泽民的势力会因此受到牵连。为填补真空，各派加紧活动，必须在北戴河解决问题。否则，中共18大要么必须推迟，要么成为权力公开斗争的战场。局势之险峻敏感，连今年的北戴河会期都高度保密成谜。 各种迹象表明，北戴河会议已经召开，而且中共已经决定控制住薄熙来事件造成的冲击，避免18大翻车。谷开来仅以杀人罪被诉和刘立军案件冷饭热炒地结案，表明这是双方相互钳制达成妥协。然而，北戴河会议高度保密又表明：两个案件中问责范围和主犯主要罪名仍扑朔迷离，远不能向天下交待。这暗示着局势仍有戏剧性演变的空间。新执政核心的人事安排也还是悬而未决。即使目前透露出的习近平等接见专家的信息表明新核心已经确定，这也是暂时妥协案，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的新冲击下翻盘。 2012北戴河：帝国溃败先兆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夺权和掌权走过的路是典型的专制政权的路，但采纳一些现代极权政治的组织技术和意识形态控制方法。中共强盛和衰败也将循古往今来的专制兴衰之道。人类和中国政治史上不乏强盛至极的帝国轰然倒塌的故事。仔细研究发现，这些帝国在面临重大挑战的关键时刻，没有正视挑战采纳适宜的机制遴选恰当的人事应对挑战，而是在腐败的瓜分权位的斗争中，无视挑战，错失机会，甚至不断损害赖以应对挑战的力量和条件。2012北戴河会议正是强盛中共帝国循此规律溃败的征兆！ 目前，中国各种矛盾尖锐，问题堆积如山。薄熙来事件既非肘腋之变，亦非萧墙之祸，能造成巨大冲击，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激起各界巨大反响，可能引发冲击政局稳定的更大事件。北戴河会议没有正视这些问题，无视各界呼声，而是忙于权位分配；新领导不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遴选德才兼备的人才，而是派系对利益和机会的分赃。 也许7月北京大水最能形象地展示中共现在的执政状态。大水发生在天子脚下，据称是百年不遇，民间反响强烈，但因为核心都在北戴河忙于权争，不敢分心。救灾水准甚至不如日常灾害。温家宝没出来，解放军没救灾，北京仍然不变地完成领导换届。昏庸专断，历史罕见！ 2012年的北戴河会议尽显强盛中共帝国溃败先兆！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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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ug 2012 09:19 PM PDT 前天在《蘋果日報》頭條「登陸釣魚台」的網頁留言，有一位女士這樣寫：「我係香港人，我只愛香港，我只關心香港土地。當香港土地快被掠奪（新界東北新發展計劃），當香港下一代快被洗腦……當我們連香港人這身份都不容存在之際……我想問這些保釣團體，喺呢個香港關鍵存亡之時，仲喺度幫中國打飛機？代表香港出醜？打着法西斯政權的旗幟？」 
這不是個別看法，在所有關於保釣新聞的報道評論中，網頁留言最多類似看法。這說明保釣勇士雖勇氣可嘉，但這次行動在香港目前的境況下不僅不合時宜，而且對正在奮起維權的社會運動，起着傷害作用。 筆者若自稱是最老資格的保釣人士，相信知情者無人會反對。1970年筆者在主編的《七十年代》首先響應台灣留美學生的保釣運動。至今，筆者仍肯定40年前保釣的意義，因為那時美國還沒有把冲繩連釣魚台一起交還給日本，還可以爭，而且也確實爭到美國宣佈：雖把冲繩歸還日本，但對有主權爭議的島嶼不持立場；更因為那次運動帶來海外留學生和香港大專生的覺醒，間接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化和港人的自主意識。但現在形勢大不同：釣魚台已在日本實際管治下，要收回只能通過政府之間的交涉；而台灣已實現民主化，大陸在中共的權力越來越絕對的情形下，民主要靠大陸百姓的維權推動。至於香港，回歸15年我們面對的是極權魔掌這個民主的大敵。欽點的疑似黨員特首，種票、種人介入原本還算公平的選舉，自由行客和雙非嬰帶來諸多社會問題，最近的「西環治港」和「國教」更觸動人心。所有這一切，都以愛國主義做包裝。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也是一次「愛國」政團與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政團之間的對決。  在「一國」壓力下，香港「兩制」的自主意識近年抬頭，「城邦論」出現，7.1遊行中的龍獅旗（见图）特別耀眼，香港市民對神九、對奧運的中國表現已遠離四年前的熱情。就在面臨「一國」強勢壓境而港人以自主意識對抗的這一關鍵時刻，保釣船出海了。你以為香港政府對保釣船的放行是偶然的嗎？是梁振英比前任開明嗎？你以為中國的口頭支持和無實際行動的強硬反應是轉性了嗎？你認為梁振英對這次保釣行動的迅速關注值得加分嗎？真是偉大的誤會。一切都是在美日加緊結盟和香港面臨選舉這兩個大形勢之下，共黨和特府的計謀：以民族主義壓低港人自主意識。而保釣行動在被計算中出現，倘若它不能使香港的自主維權覺醒歸於沉寂，也至少使它降溫。 有人會說：保釣行動顯示我們愛國但不愛黨，也顯示我們真愛國反射中共不是真愛國。但實際上，我們的國早已被中共黨騎劫了。對殘民以逞的國家，揮國旗、唱國歌並非表示愛一個民權之國，而只表示愛那個極權。黨綁架了國，愛國綁架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綁架了保釣。愛因斯坦說：「好比痲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香港保釣人士和許多市民正是在出痲疹。 《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作者鍾祖康前天在他的網誌中寫下這段話：「我多年來說，任何極權國家所統治的人民與領土是越少越好，即使不能使其規模縮小，起碼應盡力使其規模停止擴大，從而減少極權國家對人類文明的摧殘。基於這個道理，要是我們只能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任擇其一，作為釣魚台的物主，我必主張釣魚台應歸比中國自由民主得多的日本。」在保釣熱之下，這樣說怕會被標籤為「漢奸言論」。筆者想起20多年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反對回歸的香港人也被標籤為有「民族主義罪咎」。那時有一位學者，他在文革時翻山越嶺偷渡來香港，跑到疲累已極都沒有到邊境，那時他就想：為甚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多割一些地方給英國，我不就能早點到香港了嗎？對當時香港人反對回歸，他說：「如果過去30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沒有中國人會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回歸難接受，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中共領導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 真是至理名言。鍾祖康不是漢奸，支持他這說法的人也不是民族罪人。真正的漢奸和民族罪人，是把中國搞成現在這樣，大陸老百姓紛紛避秦，而香港人也害怕魔掌不斷伸來香港的中國極權統治者。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這次保釣行動及其教訓，喚醒香港人的不應是民族主義，而是不應該被民族主義綁架，要自覺守護香港已有的文明和我們的心智，以自主和維權來對抗愛國主義侵入。
李怡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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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ug 2012 08:53 PM PDT
（插嘴时文）
时文：很多人说，中国不应该一党专政，中国需要可以选举的民主。难道这个"一党"不是中国人，是火星人？
插嘴：因为"一党"是中国人，所以他就可以专中国的政；那么国民党也是中国人不是火星人，它的一党专政也就合理合法，干吗推翻别人？而且皇帝一人一家也是中国人，也就可以专中国的政，那么辛亥革命也多此一举了。这就是《环球日报》和他们的洋朋友、上文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青年学者"的混乱头脑里想出的混乱逻辑。
那位"青年学者"的妈妈和老师可能未必跟他讲过，不过《环球日报》的胡锡进先生不能不知道，上文所说那些断言"中国不应该一党专政"的"很多人"里，主要就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这是中共主席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再次郑重宣布的，这是人话，不是火星话，是中共的正式纲领。现在的中共，不是时时忧虑着自己的合法性吗？中共革命和执政的合法性，正是在他为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推翻坚持一党（后来加上几个花瓶小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开辟中国民主化的前途上。胡锡进们现在公开批判中共反对一党专政的纲领，实际上就是抽掉中共举行革命取得政权的法理和道义的依据，使他沦为流着口水觊觎权势的武装叛乱集团，从根子抽掉了中共夺权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言论，给他戴个"反党"帽子，不冤枉吧？
上引的同一文章，更露骨地宣布：
中国确实党内选举远胜于全民公投。可是别忘了，中国有8000万党员。8000万足以超过这个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人口数量。这8000万人理论上已经是中国最优秀的人。如果这8000万党员全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监督和自我监督，中国真的需要13亿张选票吗？
那就是建议，以过去反对一党专政的中共，现在对全国12亿2千万民众实行一党专政：以8000万党员自由民统治12亿2千万奴隶！那是什么社会了？
看来在"反党"的帽子之外，还该戴顶"反动"帽子才合适。――且还不论这"理论上是中国最优秀的"8000万自由民里，在"统计上"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腐败分子呢，他们真把本党挖苦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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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ug 2012 05:28 PM PDT
金鐘按：凌鋒是和我們一道走過香港九七回歸現場的老朋友，也是香港知名的中國問題專欄作家。在中國與香港的許多感受上和我們深深共鳴。本文記錄他的一段心路歷程。
最近我在台灣接受香港一位大學生的採訪，其實是交流，因為我也從他那裡進一步了解到香港年輕人的一些想法，尤其是談到「香港自治運動」，勾起我的不少回憶。在台灣舉辦的國際人權紀實攝影展《沉默的目擊》，也見到前來參展的香港活躍社運人士。那一波的香港社會運動是從二○○七年保衛皇后碼頭開始，這也讓人想起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那個大雨滂沱「夏日最後一支玫瑰」的日子，代表港英統治的英國查理斯王子與末代港督彭定康下旗回國，由皇后碼頭登船告別香港。
回憶在香港二十一年專欄寫作
香港開始了由共產黨統治的時代，十五年來以踉蹌的步伐走到今天的沉淪，讓深受香港皇天后土大恩的我感慨萬千。我對「香港自治運動」的關注，是在遊行隊伍中出現龍獅旗，以及出現「反蝗」以後。我不大認同「反蝗」的完全切割手法，但是理解他們為何會有這樣的做法。至於龍獅旗，沒有想到聲勢會日漸擴大，香港的年輕人比我這個在香港住了二十一年的「老一輩」還熱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引發我的思考，尤其還看到吳康民與林行止、《信報》有關反共與土共的論戰部分文章。
我於一九七六年從上海移居香港。除了在工廠打工外，業餘為報章寫稿，主要評論中國政局，逐漸轉行到報館工作。一九八二年深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京，香港前途問題提到日程上以後，《信報》作為財經報章擴大評論版，注入許多政治議題，很合我意，我開始給《信報》投稿。也是在那段時間，在與《明報》的農婦（編按：農婦為明報專欄作家孫淡寧筆名）聚會時見到《信報》老闆及總編輯
林行止（林山木）先生。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從《中報》跳槽到《信報》出任評論版編輯，並開始以「凌鋒」的筆名撰寫《人在香港》專欄，一寫寫了四年半
那時，開始了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香港政局動盪不安，股市、樓市與港元匯率大瀉。在香港商業這樣發達的城市，我開始投資的股票立即受到慘重的損失，但是在港元暴瀉的九月二十三日，超市出現搶購潮，我深信港府不會見死不救，遂斷然以一比九點六的匯率賣掉在美國華文媒體寫專欄所積蓄的美元稿費。第二天是星期天，港府決定推行一比七點八的聯繫匯率制度，一舉賺了幾千塊，是我從事小投資後第一次有所斬獲，也讓我從此更關注經濟金融問題。
以「民主拒共」替代香港獨立
當時《信報》的立場是「中國不可信，英國不可靠」，但是並非「港獨」立場，只能理解為「香港本位」，也就是凡事須以香港利益來優先考量。對香港人來說，這很正常，但是如果是大中國心態，就是缺乏愛國情操。
因此，它的立場還是引發中方強烈關注。我一些在左派媒體工作的朋友就喜歡問東問西，尤其是打聽一些作者的真實身份，讓我不勝其煩。後來才了解，他們要給香港的專欄作家進行「左中右」的排隊。但是我也謹守原則絕對不會透露，而評論版的稿子也的確由林行止把住是否採用的關卡，我只是執行而已。因此我也的確不知道許多作者的身份，例如已經身故，當時在中新社工作的一位朋友，後來主動告訴我，我才知道原來那個筆名就是他。
鑑於我在中國的經驗，以及我的中共黨史專業對中共功利主義的認識，我是不相信鄧小平「五十年不變」與「高度自治」的保證。何況即使是當時，原先透過黃夢花議員傳出來不駐軍的承諾，也被鄧小平以「胡說八道」來否定。因此我也關注有沒有人主張香港獨立來抗拒中國收回主權。但是總編交給我的所有稿子，沒有主張香港獨立的，只有星期天的「讀者之聲」，有一位新界的讀者來過兩三篇投書主張香港獨立，用的是筆名。
我內心裡主張香港獨立，不必因為中共收回香港逼我再次流亡。但是也不敢公開提出，不但人微言輕，而且勢必受到圍攻，戴上「漢奸」帽子，甚至喪失生計，何況獨立也有許多難處。當時我們對人權這個普世價值還缺乏認識，哈維爾也還沒有提出「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因此我的觀點就是「民主拒共」，因為不能保證中共在九七可以民主化而拒絕中共在九七收回香港；何況中共不承認十九世紀所簽署的不平等條約，為何只承認與英國簽署的不平等條約而將九七作為大限？
●凌鋒九七後在北美、台灣，
仍然是一位活躍的媒體人。
抵不住香港排山倒海的民族主義
中共當時以「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等來煽動民族主義，也有香港導演配合拍攝相關電影，他們深受港英的庇護而反水，我不齒他們的所為。有人以中共將破壞香港這個「現代圓明園」來反擊，我十分贊同。同時中共以中國廉價副食品的支持來證明香港的繁榮是因為中國的支持，我則以中港互利，以及中國的副食品同樣支持上海、北京，為何那裡就不繁榮來駁斥。證明根本問題是在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而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就是默認資本主義優於社會主義。
可惜我們還是抵不住排山倒海的民族主義衝擊。即使當時泛民前身的壓力團體，也認同必須回歸，只是冠之於「民主回歸」罷了。李柱銘、李鵬飛的青年才俊代表團就到北京溝通，中共更邀請大批名流到北京，進行統戰，曉以「大義」。當時劉迺強在《信報》有兩個專欄，星期天用真名寫的專欄，就公開表示，即使因為中共不好，回歸是香港的災難，他也認了，誰叫他自己是中國人。
中文大學學生會還寫信給趙紫陽表達希望「民主回歸」之意，趙紫陽也回信表示認同，結果卻是六四後連趙紫陽自己也被軟禁而成為反諷。當時我的反共觀點被認為「激進」，因為共產黨不是改革開放了嗎？
我注意到當時有一則不太為人注意的報道，那時的布政司夏鼎基離任回國時對朋友表示，英國當時想與香港市民結合，向中國爭取更多的權益，但是由於香港人都認同回歸，他們處於孤立狀態。也的確，開始中英會談時，英國代表團成員有一位香港華人高官曹廣榮，但被中國打回票，說這是「三腳凳」的陰謀，企圖以香港民意來破壞談判云云。香港人沒有起來疾呼，從此香港民意就被丟進垃圾箱了。
被懷疑台灣背景而低調行事
英國的「中國通」與中國的談判比較軟弱，六四後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總督，雖然想挽回頹勢，可惜為時已晚，一批「港英餘孽」已被中共統戰（如范婦人就已「忽然愛國」而公開對抗），工商界與中共的利益關係也已難分難解。中共遂以「三違反」痛斥彭定康，把他醜化為小偷、妓女、跳探戈舞者。不過他的傑出政治手段與民主風範，還是給香港人留下深刻印象，並且把港英的統治「維穩」到最後一分鐘。他給香港人的最後一個大禮，就是開放BNO（英國海外屬土公民）護照給香港人，以安定民心。
由於我的「激進」立場，一九八六年我到香港大學擔任張五常教授的助理研究員時，當時張教授在香港新華社的一位學姐勸告他注意我的「背景」（我因為在美國的台灣報章寫稿而被當作「台灣背景」）。我們常到深圳做中國改革開放的調查研究，現任政協委員的香港一位左派媒體人打小報告給深圳市委有關我的台灣背景，甚至造謠說我的兒女都已經送到台灣讀書。不過最後我到台灣定居也許證明此人的英明預見；對我來說，則何必擔此虛名？
所以一九八八年九月我陪同張教授與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夫婦到北京會見趙紫陽時，我擔心害到當時地位已經不穩的趙紫陽，所以非常低調，沒有見報。接見後當晚，在香格里拉酒店見到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他從名片上只知我是林某人而不知道就是經常在《信報》向他開砲的「凌鋒」。不過六四後我兩次被沒收回鄉證不准入境，是拜香港新華社周南與張浚生所賜，對此終生難忘，但他們不敢承認。
哈公應對統戰：飯照吃，共照反
「革命就是請客吃飯。」這是我的一篇文章標題。許家屯到香港後，大肆開展請客吃飯的統戰工作，評論界也不例外。當時我最佩服的專欄作家是哈公（許國），他的粵語怪論令人拍案叫絕，因為他是左派的長城電影公司出身，對老共那一套的箇中三昧瞭如指掌，並有切身感受，所以文字維妙維肖，雖然他是福建惠安人。哈公是許家屯在作家中的第一個統戰對象，吃完統戰飯後，他對我說：「飯照吃，共照反。」這句話讓我受用無窮。（中共統戰香港，有云九七後「馬照跑、舞照跳」。）
我們還是要務實，透過正常途徑賺錢吃飯，否則沒有生存、反共的能量。一九八七年哈公與金鐘、許行創辦《解放》月刊（本刊前三年刊名），當然也是針對老共「解放」香港的反諷，這就是《開放》雜誌的前身。但是沒有幾個月，哈公就因病逝世。以我對共產黨的了解，對還沒有到手的東西，共產黨會投下巨資來討好，維持香港「安定繁榮」讓投資者放心，也保住它的面子，所以我一方面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但並沒有從投資市場退出。
因此中英有關香港前途的協議簽署後，股市樓市反彈，我在股市也積累了第一桶金，一九八六年底以兩成首期買了銅鑼灣百德新街的一個舊單位。一九九七年這個單位漲到數倍價格脫手，成為移民後支持我養老的資金。這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投資，連同出脫的股票，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但是後來還是捲進美國的網路泡沫，所幸沒有傷到筋骨，這是後話。
盼香港世代合作民主薪火相傳
從香港自治運動的興起，我體會到香港的黃金時代的確不再。不要說自由、民主在萎縮，投資環境也越來越差。中資瘋狂炒起樓價，股市大鱷情況更見複雜，風險也更高，香港年輕人既看不到民主前景，即使不問政治，也因為民生問題而難以安居樂業，怎麼不會懷念以前的港英統治？中共從政治上的極左變為極右，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平均色彩也泯滅而成為瘋狂掠奪老百姓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甚至是買辦資產階級，導致貧富差距擴大。
因此香港自治運動的教主陳雲主張香港政治上要右擺（反共）而經濟要左擺（福利），得到越來越多年輕人的支持。現在的香港青年，是中港台兩岸三地有最清楚認識的年輕人，他們比中國的年輕人享受到資訊自由而容易了解事實真相而辨別是非；又因為已經落入中共統治而殊死一戰，比還在馬英九「民主」與「中華文化」欺騙下而不知危機已降臨的台灣年輕人有高昂的鬥志。
他們成為抗爭的先鋒，不但促成香港社會的「激進化」，也因為中共魔手以洗腦的「國民教育」施展到小學生身上而造成抗爭的「低齡化」。七月二十九日由「學民思潮」發動的抗爭，召集人是十五歲的中學生黃之鋒，是中共自食「劉胡蘭」的惡果。
感謝信報給我開展人生第二春
我作為「老一輩」，對這一代的香港年輕人有愧疚感，因為當年沒能夠有更好的辦法，使他們免於因為香港的沉淪而受苦；因此我也理解他們日益激進的想法與做法。只是泛民的大佬們恐怕還拿捏不到香港的脈搏，才日益失去年輕人的市場。不過，也不能埋沒老一輩的努力，正是他們對民主的堅持，例如支聯會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才使民主的薪火代代相傳，沒有被中共成功洗腦。香港的未來，還須世代的理解與團結，共同爭取。
就是工商界與左派，恐怕也要重來一次洗牌。像製造冒牌貨的曾憲梓這種人，早就應該丟進歷史垃圾堆；但是吳康民是當年香港「土共」中我比較敬重的一位，因為他的思想比較開放，為人也正派，不過早先看到他罵唐英年「叛國投敵」，到最近對《信報》的抨擊，大感他越來越僵化了，很為他可惜。在社會矛盾激烈衝突的時候，建制派中的自由黨，可以發揮緩衝的作用。而《信報》也是有若干曲折的道路，但是我還是衷心感謝《信報》過去所給我的一切，雖然已經易主，人事也有很大變化。它是我在香港開展人生第二春的重要起點。
——《開放》雜誌 2012年8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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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ug 2012 06:12 PM PDT
例如 平心而论，这个变化来得并不快，整整用了六十多年的时间。比起那个说狼来了的 中国媒体的说谎由来已久，它的理论基础是从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讲话开 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神话的打破，并不来自人民对他们的揭穿。而来自共产党这 首先是文化革命共产党打内战，共产党内部腐败行径的不胫而走，使人们开始怀疑 尽管没有人相信，但是这些吃说谎饭的文化人的优越感尚在，因为他们在搞宣传事 现在他们面对的形势是他们一出老鼠(谎话)，全国就叫打。记得共产党初得政权的 那么这些人他们能不能不讲假话呢？立地成佛呢？ 答案是不能，理由如下： 再加上这批人本来就是根据说谎欺骗的专业训练出来的，要他们不讲假话，他们还 再退后一步说，这些人都是靠讲假话成名的，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讲了一次假话， 所以改变是不可能的，不但他们的老板不答应，他们自己也无法改了，只能带着说 这么挺下去，过一段时候，问题的性质还会继续发生变化，因为宣传部，人民日报， 说是这么说，毕竟不雅，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化这么多的钱，养这么多骗子，天天 结论，中国已经正式进入掰谎时代，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一小撮政府雇用的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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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Aug 2012 06:1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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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戈： 中共政治的逻辑悖论――薄王事件只是谷开来的刑事问题？ Posted: 16 Aug 2012 11:05 PM PDT  薄王事件的背后，是中共在十字路口要往哪个方向上走的大是大非问题。回避“重庆模式”的政治路线，恰恰暴露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尴尬和危险。
“七八年来一次”的权争周期
中共内部的权斗和政治绞杀由来已久，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叫“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路线斗争”当然是毛泽东故作玄虚的说辞，却道出了中共权斗确有周期规律。毛时代如此，邓时代何尝不是？即便到了江、胡时代，周期律依然如故，从陈希同到陈良宇，从陈良宇到薄熙来，这道坎还真是迈不过。本来还可以遮遮掩掩、暗箱操作，可王立军在美领馆一出惊险大戏，楞把事情捅到桌面上，捂都捂不住。这才叫人有七算，天有八算。也算是毛泽东的“英明预见”，看到党内为政不仁、权斗不断的必然。
在现代国家，政治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权力转移或更迭是在宪法框架中运行。但中共却是例外，于是有人以“中国逻辑”揶揄之。所谓“中国逻辑”其实是中共自身的“逻辑悖论”。中共内部不断演绎的血腥权争，就是这一逻辑悖论使然。合逻辑而生，悖逻辑而亡，是世间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规律。以共产主义为幌子，以误国误民为己任的中共，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身陷建党宗旨与政治目标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悖论中。
所谓逻辑悖论，是一种表面上自圆其说，却在逻辑推导中得出自我对立、相互矛盾之结论。而中共的逻辑和“谎言者悖论”没有什么不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剥夺剥夺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共享。然而在社会的实践中，这里的每一个政治理想都会遇到现实的无情反讽。比如“剥夺剥夺者”，这本身就是悖论。“无产阶级专政”中谁又是无产阶级？能够实行财产人身专政的阶级哪还有“无产阶级”的固有属性？财产公有共享，谁又是代表者、分配者？“三个代表”的代表者是专制独裁还是公有共享者自身？每一个假定，都会在实践中陷入自我否定的怪圈。诸如此类的逻辑悖论，在中共系列的建党理论中比比皆是。它的每一条理念，都通过实践走向自己话语的对立面。
重庆『唱红打黑』胡暗中默许
从1921年起，中共就带着这一逻辑悖论走到了今天。如此的悖论在打天下时还可以坑蒙拐骗，而到了坐天下时却处处曝光露馅。眼下令胡温当局焦头烂额的还不是薄王事件本身，而正是与自身逻辑悖论相关的结案定性的说辞。在老和尚“无法无天”的年代，“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斗争，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即便在那个时候，刘少奇被开除出党的定性理由，还是在历史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上，而不是毛刘共同领导下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时期。道理很明显，刘少奇统治了“十七年”，作为主席的毛泽东又该当何罪？同样，要是薄王“唱红打黑”重庆模式都形成了一条反对改革开放的思想政治路线，又让胡锦涛和政治局一班常委的脸往哪摆？这把火不是要烧到胡自己的头上？话又说回来，政治路线？谁是为首的头儿？是后面的江，还是前面的胡? 明摆着的事儿——没有高层的怂恿，没有胡的暗中默许，没有常委、政法委的公开操作，重庆的试点哪里会唱得那么红，打得那么黑？！诚然，薄熙来事件中也许真有一些刑事问题，但他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在政治上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会比刑事问题小吗？更何况，他在重庆无法无天、草菅人命，里面的刑事问题还会少吗？
最近，胡温时不我待，急着要在十八大前的权力布局上将薄王事件定案，千方百计要在政治纪律、经济贪腐、刑事纠葛甚至男女关系问题上做文章，以回避支撑“重庆模式”的政治基础，这就可以看出中共在自身的逻辑悖论中的无奈。回避政治问题，就是回避自我悖论的实质，回避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尴尬和危险。这在技巧上和政治上虽说不上上策，但以解燃眉之急论，只算是个中下策。
回避薄熙来背后的思维模式
薄王事件的背后，是中共在十字路口要往哪个方向上走的大是大非问题。中共的逻辑或曰“中国逻辑”常常是：要那么说，却绝不那么干；要那么干，又绝不这么说。过去的“姓社姓资”、“经改政改”等问题，人们见得多了。从现在中共急切地寻找薄熙来身边罪证的情况看，显然是欲在处理上尽量与思想路线方向无关，但又要干净地清除换届的绊脚石。
而悖论、隐患、危险却正在这里：是清除眼下之患，还是断党内极左势力的复辟之念，这正是考验现任中共当局上台伊始提出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温家宝说，对薄王事件的处理“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究竟是拿贪腐犯罪事实结案还是拿政治问题定性？这对胡温当局，实在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事。
可以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薄熙来事件，是历史留给胡温政权为政十年能否真正有所建树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避重就轻回避薄熙来背后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势力，中共未来的麻烦将会更大，更难以跳出自身悖论的死穴；如果能够真正从支持还是反对改革的思想、路线、价值取向上“上纲上线”，借此破解逻辑悖论的魔咒，倒还可能为下一届班子的改弦更张留出足够的空间，进而走出中共逻辑悖论的怪圈。尽管对于后者，坊间人士多不看好，因为毕竟是邓、江沿袭下来的固有传统，你要它自抽嘴巴，何其难也。
况且，薄熙来不是孤军作战，正因为后有靠山，前有势力，薄熙来才“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高叫着“我还会再回来的！” 薄熙来自认为站在正统的制高点，你有市场经济，我有红旗高举；你是歪嘴和尚，我是根红苗正。可想而知，薄熙来之后，还会有无数的薄熙来。不破除中共的逻辑悖论，不在政治层面上说话，中共内部围绕现实利益的权争还远远不会了结。再者，你不拿政治层面说话，他就要“理直气壮”地拿“道路”“旗帜”说事。
中共改革派面临着两大危险
与俄罗斯苏共解体后的改革不同，中共是沿袭原有体制的跛脚式的改革。表面上看，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政治上仍紧抱着“党天下”不放，于是才有了进步的经济实力与落后的上层建筑间的巨大背反。正是这个巨大的反差，使中共三十年的“跛脚改革”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对照中共理论教科书，“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的腐败与罪恶”在中共治下闪亮登场：社会道德沦丧，权贵寻租猖獗，贫富悬殊巨大…..这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整个社会都具备了爆发政治冲突的现实基础和条件。难怪为薄熙来站台的左派学者们，以中共之矛，击中共之盾，以马克思主义的片言章句“名正言顺”地提出“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
当下中共改革派面临着两大危险。一是党内的原教旨主义，试图通过“唱红打黑”式的运动笼络人心，彻底清算三十年改革；二是人民群众“借势出徐州”，掀起新一轮大规模群体事件，摆脱一党专制的魔咒。这就是重庆人民私下抱怨的“龟儿子政府要我们唱革命红歌，却不准我们唱红歌革命”。因此，胡温抽刀断水的处理方式看似断了左派的口实，却给后任者留下了新的隐患。
年底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出任当无悬念。古人云：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过依笔者言，而今眼目下不是习自己有什么火，而是急需寻找到新的办法平息烧在中共眉毛下的三堆火——暗火、明火与政改之火。
烧在中共眉毛下的三堆火
暗火——即上述以马列主义为建党基础的逻辑悖论。这是中共“自改革”的致命伤，中共革命党的政治理论就是引火自焚的理论，当年邓小平可以有威望有魄力用“不争论”来暂时熄火；新一届政治领导人却无法回避身边薄熙来式的人物，他们对任何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都会冒出“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的诘问，来要挟、绑架为政者。
明火——明者民也。当今科技进步，互联网和微博联系着几亿网民，信息化已经实现了人们盼望已久的“公开性”，消息封锁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除非你断网。在老百姓眼里：要的是发展不是政绩，要的是和谐不是停滞，要的是环境不是ＧＤＰ，要的是民主不是专制。近年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要求公平公正与民主政治的诉求此起彼伏。老百姓的每一次诉求都是在呼吁中共改变固有的话语逻辑，放弃名不副实的逻辑悖论。
政改之火——经济发展而政治滞后，正是所有专制政治面临的历史悖论。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也门的前执政者和叙利亚当局都是由于实行极权统治、一党独大、禁止言论自由，拒绝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将自己带入内乱、倒台甚至内战的死胡同。今年以来，中共更是风雨交加，内外交困，甚至到了兵临城下、四面楚歌的境地。很明显，如果继续沿着固有的逻辑走下去，政党的自改革跟不上社会转型的步伐，最后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是和平解体，要么是革命风暴。
习近平能学蒋经国顺应历史吗
政治的最终较量不是你手中有多少筹码，而在于出牌的时机。纵观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的政局演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执政当局错过了改革的最佳时机，失去了洗心革面的最佳机会。也许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致死都不会明白，自己在反对派面前挤牙膏式的改革中不是都一一让步了吗？阿萨德甚至就政党法颁布了总统令，允许成立新的政党来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共同执政。但是，这一切对于动荡中的叙利亚来说已经太晚了。
对中共来说，胡温大胆处理薄熙来事件正当时。如果仍然虎头蛇尾，不愿承担责任，犹抱琵琶，不旗帜鲜明地张扬政改，抛弃自身的逻辑怪圈，就真正是在悖论的死胡同中垂死挣扎了。中共真要实行政治改革，其实并不难，以国家社稷、民族振兴为重，放下身段，在建设大中华的基础上推动两岸政党的平等对话，共同拟定新的国家宪政大纲，共建民选机制，重塑政党形象，就可能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二十多年前，国民党内的改革派人士寄希望于蒋经国先生，终于不负众望；展望未来，中共的改革派仍然有理由寄希望于习近平先生，顺应宪政民主的历史潮流，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未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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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11:13 PM PDT
关键在于中共回避公开的政治斗争，坚持其黑箱办案的毛式传统。只要不是公开进行政治斗争，中共可以用的手段多得是……
胡锦涛看似平庸权争毫不含糊
中共高官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一案，到现在还悬而未决，有种种传言，也有种种猜测，而其妻谷开来涉嫌杀人案则在安徽开审，显露出中共高层的意图。同时，因为谷案开审，民间挺薄的声音骤然增大，"熙来有功，开来无罪"喊得很是响亮。 显然，无论薄熙来与胡锦涛在政治思想上有多少相似或一致，也无论"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之间有多少关联，既然薄熙来与胡温们实际上有权力之争，且胡温们已经对薄熙来下手，就不会半途而废。胡锦涛看似平庸、软弱，缺少魄力，但在权力斗争之中，仍时时显露出毫不含糊的面目。 对中共而言，单是"左派"挺薄不足虑，而太子党挺薄，并得到"左派"支持，就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不过，胡温们已经对薄熙来下手，太子党即使挺薄，也不至于期望全盘翻转，因为那样政治风险太高，那么，寄希望于以"违纪"案及刑事案的精确手术，最大限度地减少薄熙来事件对中共、对太子党的影响，就此，太子党可以与胡温们一致起来。只是，其中的分寸很微妙，处置得能够令各方满意，既需要较量实力，也需要时间。 也许，这就是目前薄熙来悬而未决状态的原因之一，也是谷开来案的着眼点之一。看看中共对薄案的内查外调，以及对谷案放出的风声，再看看中共对不利于习近平之消息的严厉封锁，可以感觉得到，中共对其内部平衡很是谨慎，很是用心。
胡温们对付薄熙来剑走偏锋
权力斗争之残酷，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有传统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刘少奇曾为毛泽东击败王明、奠定其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立下大功，后来，两人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命运而开始出现重大分歧，更因为刘少奇领导党政官僚集团而倾向于"集体领导"，与毛泽东之独裁倾向尖锐冲突。即使刘少奇对毛泽东一直毕恭毕敬，且时时退让，仍难逃覆灭之命运。 与刘少奇相比，林彪也曾为毛泽东击败对手而立下汗马功劳，却因为反对江青集团、威胁到毛氏家天下的推进而触怒毛泽东，而且，这位元帅不肯认错低头，乃至招来杀身之祸，至今难得平反。 国外也有类似的事情。斯大林打击政敌，以不择手段著称。他先是以"右派"布哈林的理论打击"左派"托洛茨基，得手后，反过来又似乎站到"左派"一方打击"右派"，让"左派"余党觉得又有希望。然而，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弄得无法在国内立足，流亡到国外也难逃杀手追杀，终于丧命，而对布哈林集团，则迫使他们屈辱地公开"认罪"，最后还是被杀。 毛泽东自诩只要动动小指头就能打倒刘少奇，但真打起来，还是很费劲，最后免不了翻老帐，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仿佛刘某人不再是"中国赫鲁晓夫"或"走资派"，才得以定案。如今胡温们对付薄熙来，也同样剑走偏锋，以"涉嫌严重违纪"为名义，且给人以关联腐败案、刑事案的印象，似乎只是清除违纪或以权谋私，掩盖权力斗争之实。 这样当然有其好处。 其一，避开政治的、思想的争论。"涉嫌严重违纪"之下，辅之以腐败案、刑事案的可能运作，弹性很大，可以局限于党纪处理的封闭空间，必要时也可以走走司法程序。即使顽强如江青，一旦作为阶下囚，失去了作政治争辩的权利，可以认定她有罪，也可以认定她可以从死刑缓期执行转到无期徒刑。薄熙来再怎样强硬，总不愁没有处置他的罪名。政治博弈很难一劳永逸，而基于权力之争的"违纪"案或腐败案、刑事案，办成铁案的难度，就低了许多。 其二，"重庆模式"从薄熙来事件中脱身，看上去面貌模糊，可以被全盘否定，可以被部分否定，但也可以金蝉脱壳，更新为"中国模式"下的另一个升级版本。即使薄熙来身与名俱灭，"中国模式"依然方兴未艾，它的"重庆模式"版本，也仍然可以卷土重来。
薄案联同谷案锁进了黑箱
美国纽约大学知名法学教授孔杰荣（科恩）最近发表文章，谈谷开来受审，认为"谷女士更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一项独特的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惩罚。"笔者以为，"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用得很是准确。中共所有的"中国特色"云云，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类，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包装用语而已。 那么，以"中国共产党特色"观之，薄熙来案到现在悬而未决，其实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问题，因为中共高层已经成功地回避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将薄案联同谷案锁进了黑箱。民间舆论，有批判"重庆模式"的，也有维护薄熙来施政业绩的，中共高层一概不予理睬。他们的既定方针很清楚，仍是维护一党专政，推动"国进民退"──即使摆出扶持民间资本的姿态，也依然以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为前提，同时，硬着头皮，咬紧牙关，自说自话地办理薄案、谷案。 现实操作，则以谷开来案为其开辟道路。谷案走通，薄案即成功在望。或许，胡温们习惯于按部就班，在北戴河部署接班有眉目之后再一气呵成，否则，到时候真的办案办不下去，那么，最大的可能应该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退一万步说，薄熙来毕竟与刘少奇、林彪不一样。解决刘、林问题，要开扩大的中央全会，或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薄熙来问题，能在十八大之前解决固然算是干净利落，即使拖过了十八大再定案，其实也未尝不可。遇到棘手问题，万一解决不了也就只能拖下去。 但是笔者很怀疑，以中共之铁腕传统，很难说有什么强大阻力能够真让薄熙来案办不下去。关键只是在于，中共回避公开的政治斗争，坚持其黑箱办案的毛式传统。只要不是公开进行政治斗争，中共可以用的手段多得是，它自以为可以自圆其说的说法更是随手即可拈来，也随手即可丢弃，反正一张厚脸皮，世间又有谁人可奈中共何？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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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09:57 PM PDT  作為管治手段，中共政府很喜歡利用民族主義控制國民，他們總是言必稱愛國，宣稱誓死保衞國土，甚至不惜一戰。但真的面對領土問題時，立即現形。近十多年，中共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只敢虛張聲勢而無實際行動。近日港人再次乘船到釣魚台並且登島，與其說是中國人的勝利，倒不如說一直為此奮鬥的香港人才是釣魚台的主人。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保釣運動開始，港人熱心參與，數十年風雨不改。比之因害怕統戰而冷淡的台灣和色厲內荏的中共，港人之義舉更顯真誠。是次登島之舉，船上同時掛有中共、台灣與香港之旗，但中台兩地並未給予支援。行動者何苦捍衞此等懦弱無能之政府的顏面？單憑香港政府和港人之力，大可在此問題上和日本周旋。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當中共政府以金牌選手、太空人炫耀國威時，卻從不敢在一個小島宣示主權。那些要求港人愛國、實行國民教育的政客政黨，敢回應這個問題嗎？保釣行動者，空有愛國心卻不願正視國家淪喪的事實（有保釣者竟期待解放軍出動）。正是這種以大中國意識為前提的愛國主義，腐蝕港人對本土的關注及成為轉移國內問題視線的工具。此次行動若真有意義的話，絕非宣示主權，而是從這個荒謬的境況中和大中國主義告別。 孫進 自由撰稿人
——苹果日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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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10:04 PM PDT
《紐約時報》上周報道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在年初一次高層軍官宴會上發飆，借酒意當眾向軍委主席胡錦濤投訴自己無緣在「十八大」晉升總參謀長與中央軍委委員。出名窩囊的胡總雖然離場表示不快，但沒有對小章做出紀律處分。 由於解放軍在天安門事件向同胞開殺戒以延長中共的壽命，立了大功，而且中南海越來越依賴軍隊與武警來處理一年十五萬多起的群眾事件，所以軍頭們越發囂張跋扈。這表現在幾個關鍵領域：第一，貪污腐敗在軍隊裏較黨政部門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解放軍的廉政制度透明度極低；第二，軍隊在黨內派系鬥爭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腳色；第三，眾多將領權利慾膨脹，意圖插手應該由文官主導的外交政策。 在九十年代末期，江澤民與朱鎔基曾命令軍隊放棄與國防無關的生意。但近年軍方單位明目張膽地參與炒賣地皮與其他利潤豐厚的投資活動。例如薄熙來就任重慶市委書記的四年內便向成都軍區的「哥們」提供不少發財機會，難怪小薄雖然沒有軍事背景，但此亂世梟雄的軍隊人脈是他膽敢挑戰胡、溫領導層的本錢之一。 今年年初剛上任總後勤部政委的劉源為了樹立自己的威信而搞了場反貪鬥爭，把解放軍大貪官、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繩之於法。但胡總並沒有配合小劉的行動在全軍發動廉政風暴。例如總政治部副主任賈廷安十多年來通過買官賣官等勾當悶聲發大財，但由於小賈是老江的「家臣」，連胡總也不敢對他採取行動。 當然，胡總也為了鞏固自己與團派勢力而在軍隊拉幫結派。小章之所以在胡總面前發脾氣是因為他曾是胡多年的培養物件。章是戰略專家，除了當過廣州軍區司令外，他曾主管國際軍事情報。但章在春節前已知道自己無緣問鼎總參謀長的寶座，因為胡總與其他軍中大老傾向提拔北京軍區司令房峰輝代替在「十八大」退休的陳炳德總長。章公然挑戰胡總的權威當然犯了大忌，但畢竟小章曾是「胡馬房」的幹將，所以胡決定對他從輕發落。 軍隊將領自把自為的作風是中國現代化的絆腳石。首先，中共以為可以依賴軍隊與武警來捍衞它的「永久執政黨」地位，對普世價值式的政改採取「拖得就拖」的態度。同時，軍頭們為了增加軍費與擴充地盤，差不多每天都在官方報刊發表異常鷹派的論調。例如在南中國海領土問題上，經常在媒體露面的羅援將軍便主張動武「教訓」菲律賓。羅的理據是中方對菲律賓當局已「一忍再忍，忍無可忍，禮數已盡，毋須再忍」！問題是，羅的挑釁性言論有沒有獲得中共外事領導小組的授權？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除了散播「中國威脅論」之外，亦彰顯了軍隊干政的危機。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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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10:24 PM PDT
这次审判谷开来不允许被告自请律师，不允许媒体采访，不允许各大网站论坛的网民议论。仅此三条，就知道中共当局是连当年『审判四人帮』那一点点的勇气与自信都丧失殆尽了。
七月底的二十六日，中共当局终于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对外宣布，"薄谷开来、张晓军杀人一案"开始审讯，这也意味着在沉寂了数月之后，困扰中共薄熙来一案在十八大召开前可能会有一个说法。
用"薄谷开来"之名抹黑薄熙来
令大陆老百姓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这个名字，在上次中共中央公布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质疑，让官方给一个解释，可到今天，这个名字从何而来的？到底因何而起的？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老百姓还是一头雾水，不得其解！按理说，自中共建国以来，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妻冠夫姓，属于旧习俗，都不允许了，这种叫法，虽在港台仍在流行，但大陆身份证早已经没有了这种称谓。再加上人家谷开来是名门高干之女，自己又是有着法律专业知识的名牌律师，自主意识与独立性都很强，决不会把丈夫的姓氏加在自己名字之前行之于世的。也有人说这是因为谷开来护照上的名字，所以才这样称呼。但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谷开来护照上是"薄谷开来"，可她是在中国境内犯得案子，这案件又是在国内审理，理应用她本人在国内正式通行的名字才对，凭什么要生生地加上一个"薄"姓？
有深谙此案内情的人说，加这一个"薄"字，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对案件判决至关重要。单纯一个"谷开来"，不好上挂下联，加了一个 "薄"字，那薄熙来就罪无可逭、难逃一劫了。这种说法，也难以服人，因为自从"六四"以来，中共早就把自己亲属视为在一条船上的"同生死、共发财"的难兄难弟了，不再搞自家人之间的株连了。如果搞株连，自九常委而下到每一个县市的官员，哪一家的巨额财产是好来的，哪一家又没有贪污犯？这也是出了一个叛国贼俞强生，丝毫不会影响俞正声的仕途、杀了一个朱德孙子，另一个孙子照当少将不误的道理一样。所以说，中共用"薄谷开来"这个名字来抹黑薄熙来，算是政治小伎俩，手法有些小儿科，从那方面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胡薄是一根"毛"藤上两个左瓜
也有人分析，用这个"薄"字连带二人，是中共企图把薄熙来一案单独切割，划成纯粹刑事犯罪的一种手法。在今年三月的两会上，温家宝的讲话是把薄案说成是文革回潮，毛派回归。这种说法，引发党内争议很大，因为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本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毛左分子，上台伊始就提出要向古巴、朝鲜学习、出访见到乌克兰孩子，问人家读没读过卓雅舒拉的故事、十年一贯制的党化教育、反对普世价值大力宣扬"六不搞"、重判包括刘晓波在内的异议分子，前不久"七一"期间还与宋祖英一起在香港大唱红歌等等。可以说，这个总书记从头到脚，都散发着毛左的气息，他与"唱红打黑"的薄熙来相比，应该说是一根"毛"藤上两个左瓜，只不过薄的这个瓜结得大，长得好，人见人爱，其影响、其气势、其风头都压过了胡锦涛，结果就犯了千古以来、封建宫廷制度中"功高盖主"的大忌，这也是薄熙来政治上大触霉头的真正原因。所以，中共要改温家宝的口，把薄案定为单纯的刑事犯罪，与路线分歧无关。其实，这样的说法也很牵强，因为中共高层家人如谷开来这般飞扬跋扈、无法无天搞钱的人，不知有多少个呢，为什么偏偏要拿谷开来开刀？
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政治闹剧
不过，如此一讲，问题又来了。既然你中共可以把谷开来变名为"薄谷开来"来审判，那么，三十年前，为什么不把"反革命集团首犯江青"冠以夫姓"毛江青"来审判呢？如果说薄熙来与谷开来是犯罪的夫妻店的话，那么毛泽东与江青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干的坏事更是举不胜举，不知凡几了，连外国人都称是"五人帮"，大拇指头就是毛泽东，而江青本人对此也敢于坦承，"我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咬谁！"与谷开来相比，江青所作之恶与所杀之人要远远超出百倍千倍，如此这般，中共都不敢将她作为"毛江青"来审理，今天却把谷开来当做"薄谷开来"来审判，真有些出师无名、荒诞不经了！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锣鼓一响，审判"薄谷开来"的大戏开始了，但被告这个名字本身就显得是那么名不正、言不顺的。三十年前，中共公开审判"四人帮"时，还敢让亿万百姓在电视上看一个是非曲直，在政治文明与法制建设不进则退的今天，上层却下令，这次审判不允许被告自请律师，不允许媒体采访，不允许各大网站论坛的网民议论。仅此三条，就知道中共当局是连当年那一点点的勇气与自信都丧失殆尽了。所以，这"薄谷开来"最终的判决结果也不难想象，充其量不过是又上演了一出让天下人讪笑、难以信服的政治闹剧而已！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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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01:5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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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12:1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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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12:09 PM PDT
核心提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深度研究报告《2012中国年鉴：红色崛起，红色之蚀》 （Yearbook 2012: Red Rising, Red Eclipse），时间跨度为2009-2012年中。本文为其中的一个章节，概述了近年来西藏和新疆发生的骚乱事件。
原文：Anxieties in Tibet and Xinjiang 发表：2012年8月 来源：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西藏的抗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遥远西部的西藏和新疆都是官方所称的"自治区"。当地主要的少数民族分别为藏族和维吾尔族，他们本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利。但官方的行政管理和对当地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并没有能缓解紧张局面，而汉族大规模迁入所造成的经济边缘化恐惧有增无减，对教育和宗教政策正在扼杀藏族和回族文化的忧虑也与日俱增。 2008年3月10日，拉萨一群僧侣组织了一次街头抗议，纪念1959年西藏起义49周年，那次起义导致达赖喇嘛从西藏逃至印度。这些一开始和平的抗议很快被镇压，3月14日又爆发了新一轮抗议，此次抗议中也有平民卷入，很快变成了暴动。《经济学人》的记者詹姆士・迈尔斯对此描述如下："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以居住在拉萨的汉族人为目标的暴行，同时也针对穆斯林回族人。"随后的打砸抢烧成为了国际新闻，暴动很快蔓延到中国其他藏人生活之处。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拉萨有18个平民、1名警察以及一些抗议者死亡。而西藏流亡政府则称暴动中共有80人失去生命。 虽然中国政府称暴动是"达赖集团"所煽动，是其旨在将奥运之年的国际注意力聚焦到西藏问题上之战略的一部分，而其他观察者则注意到藏人对宗教控制的持续不满情绪，一些人认为此次暴动要归因于经济的持续边缘化。在海外，反对中国统治西藏的活动家在中国使馆组织游行示威，在2008年8月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始之前的火炬传递中，他们也在法国、美国和其他进行奥运火炬传递的国家示威。 一次特别的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异常愤怒，就是从一个坐着轮椅参与火炬传递的中国女孩手中抢夺火炬。一群在北京的年轻人创办了一个"反CNN"网站来追踪和批评西方媒体对中国火炬以及其他问题的报道。这个网站以及中国官方对抗议活动的报道激怒了中国网民，他们谴责西方媒体明显带成见的报道，包括故意错误使用一张尼泊尔士兵殴打暴动者的照片进行误导。中国一些"爱国青年"自制了宣传视频在网上宣称："西藏过去、现在、将来永久是中国的一部分。" 2008年3月底，中国安全力量在拉萨强制实行军事管制，在拉萨藏族地区的每个十字路口驻扎着24小时全副武装的准军事部队（这是1990年以来的首次，局面持续到写作此文时）。在暴动之后的几年，加强了对寺庙的严格控制（大寺庙的外来僧侣全部清空；几百人被拘留数月；恢复了劳教；对寺庙和来自偏远地区的藏人加强控制的新规定。）政府着重于宣传北京的统治带给西藏的投资和经济利益。但紧张局面仍然持续。 2009年2月27日，阿坝州（四川省藏人聚居区）的一名僧人高喊着西藏独立的口号自焚。他是一系列自焚事件的始发者。据西藏流亡组织报道，从2009年3月中旬至2012年6月，共有37人在青藏高原的各个村庄或城镇自焚身亡，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和四川，其中大多数为20出头的僧侣或还俗僧侣和僧尼。 2012年2月，达赖喇嘛指责致命抗议应归因于中国实施的"文化灭绝"政策。北京政府指控达赖喇嘛和他的"集团"煽动自焚，将之称为"自杀式恐怖主义"和试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2012年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自焚者都是"无辜的"，传递出软化语调的信号，但流亡者及其领导仍被指控为唆使人。 2012年5月，中国政府用官方标准措辞谴责了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奥地利总理法伊曼分别会见达赖喇嘛的行为：会见"干涉了中国内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2012年6月上旬，下达了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西藏自治区旅游的命令。 新疆的紧张局面 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首府）爆发了一场持续数日的少数民族暴动，将近20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为汉族。引发暴动的起因是两名维吾尔族民工6月26日在广东韶关一个玩具工厂因与汉族工人发生纠纷而死亡。乌鲁木齐的汉族居民拿着棍棒和刀上街抵抗维吾尔族暴民。安全部队几日后平息了这场暴乱。几百名维吾尔人被逮捕，新疆的网络和长途电话通讯为此被关闭了半年多。 中国政府谴责热比娅・卡德尔以及维吾尔流亡组织煽动此次暴动。与藏人不同，维吾尔人从没有过一个可靠的流亡政府或强大的活动家阵营。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youm的名义领袖。卡德尔是著名的维吾尔族女商人，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于是她填补了领袖的空缺。2000年，她在中国的商业生涯连同政治生涯走到了终结，她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罪"，据称从新疆向维吾尔流亡组织传递信息。2005年热比娅被释放，她前往美国开始了流亡生活，在那里她作为维吾尔活动家和维吾尔自治倡导者而日渐炙手可热。卡德尔否认她曾参与过暴动。 中国政府解释新疆紧张局面也用的是解释西藏问题的那套，强调这都是卡德尔和国外敌对势力的阴谋，企图分裂中国。而2009年的暴动也在中国媒体界和学术界引发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讨论，有争论说中国当学习美国"大熔炉"的方式，而不是将少数民族分为"自治"区县，更不能给他们类似能够多生孩子的特权。政府官员就这些意见进行了商讨，国家的回应却是宣布将在新疆增加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更换了乌鲁木齐和新疆党委书记。 然而，维吾尔人与政府以及新疆的汉族居民的关系仍旧十分紧张。2011年7月30日和31日在遥远的西部城市喀什各发生了一起持刀和炸弹袭击事件，导致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一些外国媒体报道有32人死亡。政府发表声明谴责袭击为维吾尔分裂分子发动的圣战。2012年2月，官方媒体报道在靠近喀什的地方发生了暴动，12人死亡。警方表示，带刀的维吾尔人砍死了10人，2名维吾尔人被安全部队击毙。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8/16/2012 05:15: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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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10:23 AM PDT
任何一个政府，你没有权利剥夺人们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你没有权利剥夺人们追求的幸福权利。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之后，这个民主就会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些观念的话，那肯定是很混乱的。这些理念的变化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我们中国并没有这种传统。换过来说哪个国家也没有这个传统，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从非民主国家转变过来的，没有一个国家天生就是民主的。
3.政府官员追逐利益给社会带来负的价值 4.四万亿计划加剧了2012年的经济危机 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 不加以抑制就会自动扩散
政府官僚系统有一种自然膨胀、自然扩大权力的冲动。如果我管的很少，理我的人就很少。我可能不在乎别人是否给我送红包，是否贿赂我，但我很在乎别人是不是尊重我。你权力越大，你走到哪里越牛气。为什么中央政府一个处级干部下去，就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因为他手里有权。同样中央部门，有些权力小的部门，下去的待遇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扩大自己权力的本能。
一旦领导人没有理念，这些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一样，你会没有办法抑制它，你没有那与之对抗的力量，没有健康的细胞不断的吃掉它，它就不断地扩散。
你再看各地的各种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国有企业，甚至广东、浙江这些地方，传统上是非国有企业比较强大的地方，现在也在争先恐后怎么讨好央企，怎么吸引这些央企去投资。具体比如煤炭，本来煤炭是一个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一个产业，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完全由国有主导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航空、石油、钢铁，原来有些民营企业进去，现在都被赶出去了。
你看整体的社会里面，国有企业好像变得越来越神气，九十年代可不是这样的。九十年代国有企业都是烂账、坏账很多的，人们担心这些烂帐导致整个金融崩溃，所以才有后来的改制、处理坏账。这几年是完全不一样了，像一个组织一样，有时候这个人是一把手，但是你发现另外一个人天天在那里说话，比他还管用。你看看我们的非国有部门创造的GDP是60%多，但是整体的话语权在国有企业的手里面，它说出来的好像就是正当的，就好像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国有企业老以国家利益代表这样的姿态出现。
当政府官员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可能给社会带来负的价值，这和市场竞争当中个人追求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你必须有一个很强的理念。当然，你可以说理念也是一种利益，更长远的利益，他想名垂千古。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人就是有一种信念，他对社会有基本的是非感、基本的正义观，满足这种信念，他觉得心里就舒服了。昧良心的事有些人感到不舒服，有些人却是心安理得，觉得我只要拿到财富就可以了。有些人不愿意干坏事，也是有一个很强的理念在里面。
搜狐财经：理念的确对改革进程有很大影响。比如说国进民退的一个表现，就是政府搞很大的投资，出台四万亿计划，在普通百姓看来这可能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实际上是效果是政府花钱，百姓遭殃。
张维迎：有时候这种理念和利益是在互为支持的。如果是你相信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解救经济危机，可以使这个经济增长，这是你的理念；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家，确实也得到了短期的好处。
有这个理念就要花钱。怎么花？不能从飞机上往下撒，就是需要经过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就是在我这里，官员把持着。那时候发改委门前车水马龙，交通堵的一塌糊涂，一个官员从院子里开车开到马路上花了四十多分钟。很多企业也是这样觉得的，我东西卖不出去了，为什么？钱少嘛。企业家有时候也犯这个错误，他东西不好卖，老是怪钱太少，所以要政府多花钱。
利益和理念是混在一块的，有时候理念会显得比较弱，就是因为利益真的很实在，与理念产生很大的对抗。你有很强的理念，你自己完全说服自己，完全相信它，这个时候你也不一定坚持，因为可能看到一些比较现实的利益诱惑你。为什么有的人说"出卖灵魂"？灵魂怎么出卖？就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出卖自己的信仰。
但是，我们现在又有多少人是真正有理念的呢？这也是一个问号。并不是写文章的人都是有理念的，有理念的，也有没理念的。我有时候开会碰到一些人，谈宏观问题总是出招，说需要控制这个，需要刺激那个。我心想：现在经济要下滑，这个问题都是你们当时的措施导致的。但是他们很少这么想问题。就像一个聋子，我本来给你治聋的，结果我给你治哑了；聋没有治好，我现在给你开治哑巴的药；过两天又治瞎了，我继续开怎么治瞎的药。
搜狐财经：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下滑趋势，这是不是09年的刺激计划造成的？
张维迎：首先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之后，绝对到了一个调整时期。我们从国际的变化，我们自身内部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变化来看都是这样。还有消费者本身的口味的变化，原来你生产什么东西都有人买，因为什么都缺，现在不一样了。这给企业家提出很大的挑战，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高的要求。
但是无疑09年的事情使这个情况变的更厉害。没有09年的刺激政策，当时的一些困难，就会迫使你去调整，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问题。你运用凯恩斯的刺激方式，刺激越强，最后的问题越严重。现在很多地方的投资都超过GDP了，你最后怎么办？因为所有产品的价值，无论是一块砖，还是一块矿石，最后都来自于消费者的评价。你别看消费者离矿石那么远，但是这个矿石的价值最终还是来自于消费者。如果说结构扭曲了，你还不断盖工厂，不断地挖矿，最后经济是要崩溃的。
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造成的，实际上是政府，是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对政府，我知道说了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对于企业，我倒是建议，必须做好准备，作大的调整。其中会有些企业并购、重组，有些企业就可能走不下去，如果你没有相当的创造力的话。你不要再寄希望于靠政府的宏观政策来解救你。
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就等着政府把水放干了，那你就麻烦了。你还是要练就自己的一身本领。企业始终要靠市场，靠客户。客户也是没"良心"的，他才不会说因为你过去对他好，就永远买你的东西。你必须不断地讨好他。
我们中国的一个特点，政府权力太大，很多企业生存不是靠讨好消费者，而是靠讨好政府，不是怎么从市场上得到更大的价值，而是怎么让政府给它更多的资源。久而久之，就会养成这样一种坏习惯。有些人本来不愿这样做，但他心里就不服气，凭什么人家一下子就赚那么多钱，我赚钱就这么难？所以他一定想办法培养取悦政府的能力。
问题在于，如果大家都培养那方面的能力，政府也应付不起，因为政府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前两年财政收入25%，30%的年增长率，政府牛得不得了。但以后还会这样吗？不会这样的。财政收入增加太快，政府会养成一个乱花钱的坏毛病，像人一样，你进腰包的钱多，你就学会了乱花钱。我看我们政府早就学会乱花钱了。如果你是实实在在的财富收入还可以，麻烦在于，没有了这个，政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印票子。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为此我特别要强调一点，我们现在的媒体经常说生产者的诚信、道德问题，其实这个社会当中最重要的生产者是谁？是货币生产者。因此，最重要的道德问题是货币生产者的道德，如果我们的货币生产者没有道德，那整个社会的道德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这段时间为什么上面出了很多鼓励民营企业的投资措施？就是因为靠国有企业没有办法了，经济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它想到民营企业了。问题是这几年的政策，已经大大改变了民营企业的预期，让大家觉得更不安全了。大家都被吓怕了，不是你简单说两句，人家就会响应。要重新提升民营企业的信心，提升他们的安全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你有没有这个耐心？没有这个耐心，最后又要靠货币。
搜狐财经：包括国务院、发改委都说要做几件实事，提升民企的信心，他们也为此提出了很多措施，你认为这些措施会有用吗？
张维迎：有胜于无，这是肯定的。我希望它有用，但是它的作用只有持续的坚持才能够见效。现在很多改革措施没有理念，只是照章办事。你让我给你出台一个东西我就给你出台一个，但是缺少精神。改革有时候就是一种精神，不是一种文字。现在缺少这种精神，有这种文字，没有这种精神。如果你有这种精神，即使没有这种文字，它也走得很快。好比包产到户，八十年代深圳特区的建设，没有多少文字，但是有精神，就可以往前走。
其实很多政府官员也明白，问题是整个体制的大的气氛下，不会这样去做的。我们改革进行到这一步，有些观念的突破其实就是捅破一层纸，如果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纸，那么改革的力量就起来了。
之所以谨慎，就是因为无论上面还是下面，我们的危机感都不强了。危机感不强就会导致很多的倒退。之所以乐观是经历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多次"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困难也是很多的。既得利益每时每刻都有，不是说今天才有的。但是有邓小平这样的人，他可以用理念可以战胜利益。
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77年高考。邓小平上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教育和科技。他当时是分管教育和科技的副总理嘛，他马上想到一件事，就是上大学不能再靠推荐，而是要考试。但当时教育部比较左，从部长到主要的负责人都很左，不是完全能想通，所以他们也会有抗拒的，给邓小平报告就说"高考很复杂，今年根本来不及做。"邓小平就说："你们做得了就做，做不了我知道谁做得了。"所以改革其实不是太复杂的，就看你领导人有没有这个决心。
搜狐财经：您说"领导力"很重要，在这地方就体现出来了，要有一个人有理念，而且能让下面的人信服他。
张维迎：所谓的领导力就要有理念，没有理念的话就不是领导力。同时你还得有一定的意志，要能够坚持推行它；当然你还得有一种技巧，获得支持，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如果你没有这种技巧，你最后可能就夭折了。
一个原因是一到危机的时候，平时想当官的人，危机的时候都退避三尺，他就不再争夺了。
第二个就是民众本身，当他需要一种领袖的时候，他就会认可这样一种领导。包括美国，里根的出现，就因为美国七十年代的滞涨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靠凯恩斯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所以弗里德曼这些人才成了重要人物。英国也是这样，到七十年代，国有企业一塌糊涂，工会领导想罢工就罢工，英国的企业签一个合同交货，交不了，为什么？工人罢工了。订单都转到日本去了，所以英国人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撒切尔才得到拥护的。撒切尔上去的时候，还是比较年轻的，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女首相，就是大家需要一个铁娘子。
邓小平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文革，可能完全不一样。很多观念的变革，就是很多教训给带来的。假如没有文革，那我们那些老干部的观点不会变的，文革中他们受到冲击了，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国家主席都被迫害死了，大家就怀疑这个制度有问题了。我们这些人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怎么行？所以说废除终身制，不能搞个人崇拜，要讲法，所以彭真上去以后，很快的推行人大常委，加强人大立法权，才慢慢地开始建全法律。毛泽东那个时代是不需要法律的。
法治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官员是有特权的，但是其实也是没有人权的。特权保证他今天能得到很多的好处，但是没有办法保证他明天的安全。当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有一个制度，不仅是保证我今天的安全，也保证我未来的安全，这就是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使我们每个人的安全得到保障，包括官员的安全。
人对安全有一种本能的需要。即使一小偷偷完东西以后，也希望安全，不希望被人再偷走。他偷的时候不希望警察在，他偷完了以后，希望有警察，别让人把他的东西偷走了。这些都会带来我们观念的变革，都会对改革有一些作用。这就是我保持谨慎乐观的原因。或者说，谨慎乐观也可以解释为长远看是乐观的。短期内的我们还有很多麻烦，很多倒退的问题。
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一个特权的社会，其实最后对谁都不好。我们短期看一部分人得到很多优势，占了很多财富，有很多特权。我们谈的这些观点，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的话，历史就会不同。我相信人类还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当然我们并不总是"吃一堑长一智"，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就是"吃三堑长一智"也行。我们现在也应该认识到，我们这样的一种人治大于法治，政策重于法律的状态，不应该继续下去。这样对谁都不好的，真的是对谁都不好的。
人本身有很多的弱点。我们容易取巧，容易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有权的时候，就去干坏事。我们很多的人没有出事是因为没有这个权力，反过来那些出事的人就是因为权太大了。权力太大，你让他自我约束太难了。你看连抽烟都很难戒，你要他不干坏事就更难了。其实如果你没有机会了，自然而然地就不会去干什么坏事。
比如说你坐在飞机上，烟瘾再大的人坐在飞机上就不抽烟了，一天坐六个小时飞机，可能少了很多的尼古丁，但他就是能忍住。政府官员也是这样的，你本身得有一个约束，真的对他自己有好处的。我们不能期待他完全靠自我约束。所以说有限政府，无论对政府本身，还是对政府官员来讲都是一种好事。政府的权力越小，政府的本事就越强大，因为你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在我们这里，你谈任何抽象的东西都没有人反对，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有些抽象的东西本来就不起作用，你爱说就说吧。我们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我们社会走到这一步，我们缺少了真诚，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真诚。包括我们每个普通人，我们自以为我们比别人高尚，其实不一定。有很多很坏的行为，我们都已经不认为是坏的行为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年轻人出国留学要写推荐信。推荐信就是讲你对一个人的了解和评价，但在我们国家已经不是这样了。他爸认识谁，找一个关系，请个名教授写推荐信，但这教授其实连孩子都没见过。而且他还说，我们就不麻烦老师了，我知道你很忙，推荐信我们已经起草好了，你签一个字就行。这本是是很严重的道德问题啊，但我们很多人已经不把这当做一个道德问题来看。
所以我们国家抽象的东西，是没有人反对的。因为语言上你没有办法去反对的，只能想办法改变它的实体，久而久之，我们说的话和我们真实的、本来的含义就是不一样的。
有这种体制，就容易造成这种状态。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这样，认为这应该政府出钱，那也应该政府出钱。特别是在国有体制下，政府好像就不征税了，而且反过来好像说你所有的生活费用，你的工资，房子都是政府给你的。为什么那个时候提工资，分房子，要感谢党，感谢政府？因为是他们给你的，这种观念直到现在，仍然在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还有一个，就是在政府的支出，并不是从我个人的收入里支出的，这本身给人带来一些误导。如果我们能很明确的划分出来的，可能会好一点。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囚徒困境"博弈，每个人都做对自己最好的选择，结果对所有人都不利。
以养老金为例，单位本来应该给你发一百块工资的，政府现在说只给你发八十块钱，剩下二十块扣下来了，交保险。然后又说，如果你交十块钱，单位就把二十块钱配给你。如果你不交这十块钱，二十块钱就拿不回来了，你交还是不交？你只好交了。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一百块都给你，然后你来去决定是否交养老金。
我认为，对于真正的缺少生存能力的人，我们应该给他以保护，像我们过去农村的五保户，无儿无女，残疾的这些人，我们必须给予救助。忽然之间发生灾难的人，也需要提供适当救助，当然市场上本身就提供了很多的保险。但我们提供救助，一定得有一个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如果给每个人提供救助，最后一定是一个大窟窿。
搜狐财经：最后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得到救助。
张维迎：刚才讲的，实际上本来应该给你一百块钱，他扣下二十，然后说你再交十块，那二十块就给你，划在你保险账户。最后实际上这三十块钱好比说只剩下十五块钱了，但你还得交那十块钱，因为那里面还净有五块钱，如果你不交十块钱，那五块就拿不回来了。所以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上是一个囚徒困境，然后财富就会越来越萎缩。
我在十几年前就讲过，我们社会保险这些东西，就像你雇的一只狼看两只羊，那么它总得吃掉一只，最多给你剩一只。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法律，比如说个人财产的保护，你征税要通过一些很严格的国会或者议会的讨论，要有一定的审批程序。民主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投票，民主的过程本身是一个交流，达成共识的过程。举个简单例子，假如美国选总统不是像现在这么选，而是像有些国家一样，突然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投票了，就是这个候选人，你们投吧，投完了以后你们散场。那个不叫民主。民主是一个大家不断公开争论，辩论，交流的过程，最后是为了达成一定的共识。当然，永远不会有完全的共识。
你对民主也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这个社会，最多的事情还是要靠市场去做。这点是我不断反复强调的，市场是每个人的自由，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民主是因为没有办法，你总有一些公共事务需要政府处理，然后我们就说谁来执掌这个政府，就变得很重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执掌了，有的东西也是需要有约束，比如说全民公决，得有一种监管和约束。
如果我们理解民主就是多数人说了算，做什么都行，可以投票把谁杀了，这个问题就大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说我们得有一些基本的理念，有些东西是你超出政府，超出任何人的权力范围，比如说个人的生命、自由。我们不能随意剥夺一个人的自由，除非你有什么犯罪，你危害到别人的自由，危害到别人的安全什么的，才应该受到干预。如果我们理解民主就是多数人投票是什么就是什么，那就完全错了。民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一个人如果不懂自由，不珍惜自由，那他就不配谈民主。
人本身是无知的，意味着我们得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你也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是看得那么的理想化。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是那么理想的，都是打打闹闹，经过若干年才形成的。
比如英国的民主化也是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从1300年的英国议会的建立，到19世纪早期，基本上就是一个贵族民主化，争权夺利都是贵族跟国王之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宪政的建设"。只有到了1832年之后，人们才开始有投票权的问题。1832年，也只不过是把这个投票人数扩大到成年男性公民的14.5%。一直到了一战之后，英国成年男性才有了普遍的投票权。一直到了1928年，女性才有了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这是一个慢慢行进的过程。我们远的不讲，就是从1832年开始，之前发生的什么？很多的也是社会不安定，群体性事件，没有这些群体性事件，它还不会推出那个改革方案呢。然后到了1867年第二个改革方案，之前是三十年代，大宪章运动，包括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都对它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脑子里千万不要有一个理想的东西，如果不符合理想，就认为是完蛋了，那我们永远不会民主化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人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太着急了。远的不说，辛亥革命之后，刚刚没有几年，议会吵吵闹闹，甚至有暗杀，本来很正常，但我们觉得辛亥革命失败了，所以我们只好重新选择别的道路。如果当时的人们有足够耐心的话，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可能我们就不需要讨论这些问题了。
搜狐财经：您也提到过，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折腾一百年之后，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问题。
张维迎：制度变革一定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间会有一些事件诱发它，有一些伟大人物会诱导它，领导它，但对于整体国民而言，我们要接受一种观点，就是改革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你干任何的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如果你每干一件事，只要第一次没有成功，或者说中间有一个坎坷，你就认为完蛋了，你一生一定是一事无成的。
你看奥运会那些得金牌的人，他们有很多挫折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他们站在领奖台上辉煌的那一刻。比如说你儿子学武术，第一次没有得冠军，你就说完蛋了，我儿子不能干这个事，这不行的。国家的进步也是这样，它一定坎坎坷坷有很多碰撞。我们的国民，我们普通人，要有这样的一种概念，我们得有这个耐心。当我们这里出现一些不理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得判断这个大方向是否是对的。那我们就一定会往前走。
我谈辛亥革命是因为去年一百周年，对那段历史，我是有感慨的。当时中国的矛盾，国会纷争，甚至袁世凯复辟，其实也没有严重到哪种程度。法国也有复辟，英国也有复辟的。你说那个议会，美国人早期也是怒骂喧打。因为我们看到它的结果，就以为它一路都是好的。美国黑奴的解放，花了多少时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的黑人领袖，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到现在也不过几十年。2008年奥巴马当总统了，也很正常呀。你要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变革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说这个变革已经失败了，我们就要推倒重来。
一个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不是几个人的问题，一定要大众本身有一种基本的价值共识。我刚才讲你对法制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对自由的尊重，等等。有些东西是天然的别人的权利，你是不能去剥夺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搞民主投票，是不是把那些富人都杀了把财富分了，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违反了人性。任何一个政府，你没有权利剥夺人们天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你没有权利剥夺人们追求的幸福权利。这些观念深入人心之后，这个民主就会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些观念的话，那肯定是很混乱的。这些理念的变化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我们中国并没有这种传统。换过来说哪个国家也没有这个传统，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从非民主国家转变过来的，没有一个国家天生就是民主的。
我们讲古希腊民主，那是贵族民主，最多是所谓希腊公民的民主，大量的人是奴隶，妇女也没有什么权利，它又是一个很小的城邦，也就几千，几万人，才能所有人参加会议，实行直接民主。现在肯定不是这样的了。民主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学习的过程，我觉得也很难。
搜狐财经：您认为民主的核心应该是什么？是宪政、产权、自由还是什么？
张维迎：民主最狭义的定义是熊比特的定义，"民主就是定期的竞争性地选出一个领导来"。实际上，民主还比这个宽得多，如果没有真正的宪政，这国家不能叫民主。不能简单的一个选举，就叫做民主。在托克维尔里面，他谈的民主就更宽了，民主就是大部分人都参与，什么事不是一个贵族阶级主导，而是普通人都可以说话，那就是民主。民主还有一个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历史上很多的国家不断的建立民主，但从来巩固不了，一个政变就推翻了，所以又回到专制制度，过了若干年又重来。
民主不论怎么建立，巩固的过程一定是与大众的文化相关，与大众的理念相关。有些东西一变就很难，好比我们看历史，袁世凯要称帝，最后他就称不了，因为辛亥革命以后，"皇帝"在大家脑子里面的形象就已经彻底破坏了，没有有人再认为皇帝是合法的，那你就不可能称帝。我意思是说，民主的巩固需要很多我们基本的观念。
还有一点，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宪政法治的社会很少是以武力建立起来的。武力本身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磋商的过程，不是一个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过程，而是一个强权逻辑，一方压倒另一方的过程。这个时候，就算武力推翻那个专制政权，获得政权的本身又变成专制了，这是一个基本的特点。民主的过程，宪政的建立，一定是通过相互的磋商，互相的妥协，最后达成这样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比较稳定。所以南美那些国家的政变、军人政权，都不稳定的。你今天可以政变，人家明天照样可以政变，所以每一个军人上去以后，他下面的觊觎这个位置的人可能就有十个。这样的政权你怎么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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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12:34 PM PDT 
图为鲍彤先生2011年2月22日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
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1945年，至於1949年，恰恰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又重新跪下去了。……如果把大陸起飛歸功於中共，那麽四小龍的的起飛，應該早已證明他們的領導遠遠好過於中國共產黨。 問：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执政集团，眼下正在铺天盖地举行九十大庆，恐怕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曾经在中共决策核心工作过，二十多年前六四事件又使你成为“党外人士”，請你談談你對中共的觀察。
中共是一個為權力而鬥爭的黨
答：九十年從哪裏談起？就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列主義”開始吧！毛澤東這句話，説明中共是從俄國進口的，中國則具有接受的土壤。不過這句話也有毛病，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了救苦救難的希望。馬克思主義被毛澤東神化了。 當 時的中國人，並沒有因此而如飢如渴，個個雀躍，人人激動。沒有那麽囘事。一般頭腦清醒、行爲持重的人，相當準確地稱馬克思主義爲“過激主義”，敬而遠之。 馬克思主義只對一些憤怒的年輕人有些吸引力，他們是少數勇敢分子，初次見面，就認爲這是當代歐洲最革命最科學的思潮，不惜孤注一擲，把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 希望寄托在一個“主義”上面。至於對那些有野心的政客來説，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又一塊時髦的招牌罷了。 毛澤東喜歡把馬克思主義掛在嘴上。其實，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能打動毛的只有一條：“造反有理”。這是毛自己說的，我相信這是真話。但“造反有理”這個東西，説穿了，是中國的土產，《水滸傳》裏的好漢管它叫“替天行道”。 毛 澤東有個毛病，把凡是自己喜歡的東西一古腦兒稱爲“馬克思主義”。仿佛自己就是“馬克思轉世”！比方説，他自己實踐了一輩子的公式：“武裝奪取政權，戰爭 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普遍地對的，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其實同樣不必勞十月革命之駕，千里迢迢送過來，因爲它與其說是德國馬 克思主義的原則，不如說是中國軍閥主義的原則。從袁世凱到張勛，上溯到項羽、劉邦，問鼎逐鹿，成王敗寇，這種東西，怎麽是列寧送到中國來的？毛澤東嘴裏的 “馬克思主義”，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澤東到底讀過幾本馬克思的書。反正給他印象最深的，無非就是造反啊、武裝奪取政權啊之類。其他的東西，大概未必看，未必懂，未必喜歡。連毛澤東也不懂的馬克思主義，怎麽可能對中國共産黨的活動產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麽馬克思主義的黨，它是一個為權力而鬥爭的黨。沒有政權時，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擇手段，奪取權力；有了政權以後，它最大的欲望是維穩，不擇手段，保住權力。毛澤東在“與人奮鬥”之中，所以能夠屢屢得手，靠的不是馬克思。
日本侵略者是中共大救星！
問：毛澤東的共產黨是靠什麽上臺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國民黨不爭氣，三靠不擇手段的縱橫捭闔 ——這東西並不神秘，翻開通俗演義《東周列國志》之類，就有許多“超限”的“戰略戰術”。對毛澤東，勾心鬥角比馬克思的書實用得多。 黨 史把秋收起義、井岡山、中央蘇區、長征神化了，其實那是從失敗到失敗的記錄，沒有多少值得載入史冊的範例。秋收起義失敗，才上井岡山；再失敗，才轉移到 “中央蘇區”；繼續失敗，只好長征。打土豪分田地的失敗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敗一樣。流亡的失敗也是必然的，跟黃巢的必然失敗一樣。所以連毛澤東門 下最忠誠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内心深處充滿了疑慮：“紅旗能打多久？！”毛澤東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說些不著邊際的大話套話，搪塞了事。讀一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清楚了，這位導師在本文中所作的浪漫主義的預測（“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一條也沒有出 現；倒是日本軍國主義，卻跑到中國來救了中國蘇維埃主席毛澤東。 是 的，毛澤東的第一個大救星不是別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遠走不出梁山泊，永遠變不成合法的抗日軍，只好逃來逃去當“流 寇”。日本一入侵，“工農武裝割據”的黨軍，就堂而皇之當了官兵，在華北和華東的大地上縱橫馳騁，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不僅 全力保存自己，而且全力發展自己。所以毛澤東一見日本客人，就由衷地連連道謝。這不是笑話，不是客套，這是毛澤東的真心話。毛心裏最清楚，中華民族抗日戰 爭最大的贏家是自己。日本輸了，投降了。國民黨陣亡了幾百位將軍，大傷元氣，精疲力盡。共產黨只犧牲了左權和彭雪楓兩位，不到國民黨的百分之一。毛澤東 說，蔣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觀戰，最後搶下山來摘桃子。毛澤東是信口開河，撒謊。一個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謠過日子，可見不是什麽革命家，十足是個政 客。 問 題是國民黨自己不爭氣。蔣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擔，但是解決不了自己的腐敗問題。特別是日本投降後，他派人到淪陷區接受敵僞的“逆產”，發財的機會來了，發勝 利財，發接收財，接受即劫收，蔣介石治國無方，縱容下屬腐敗，加以濫發鈔票，物價飛漲，失掉了民心。其實，當時國民黨的腐敗，和今天共產黨的腐敗相比，小 巫見大巫，差遠了。 抗日戰爭結束，各種政治勢力都出來發表自己的主張，顯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紛紛上臺。毛澤東乘機統戰，打出願意繼承孫中山衣缽，做出學習林肯和羅斯福的民主姿態，終于通吃一切，當了大救星。所有這些，基本上都和馬克思主義無關，功耶罪耶，都不必掛到馬克思帳上。 毛 澤東這個政客，沒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紙黑字的諾言，給中國以民主，給農民以土地，給知識分子以自由，讓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好話說盡，一條也沒有兌現。最 後的結果，中國得到的是獨裁，農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復失，知識分子得到的是不准開口，民族資本被消滅，代之而起的是權貴暴發戶一個個白手起家。 毛澤東有一條，“土地改革”。搞倒是搞了，不過，一旦自己在中南海裏坐穩了，下一步就用“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把土地奪回去，而且變本加厲，不管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叫大家統統淪爲無地階級。
毛澤東翻雲覆雨害苦了農民
問： 翻雲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麽作用？ 答： 起了欺騙作用，欺騙了農民。對農民是個騙局，農民得到的是零，被共產黨耍了。但對共產黨，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騙得了農民的擁護，從而打敗了蔣介石，奪 到了統治權。第二，通過鬥爭地主，在全國範圍内顯示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黨的威風。第三，通過農民這個中介，順順當當，把全國的土地，第一步轉化給農民， 第二步轉化給政府，從此歸各級黨委和大大小小幹部支配。當時就如此，隨著地價飛漲，土地越來越成爲有權有勢的人的搖錢樹。所以閙到現在，圍繞著城鄉土地和 房產的掠奪和反掠奪、侵權和維權，中國出現了無數慘絕人寰可歌可泣的群體事件。只要中國農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就勢必繼續動蕩下去， 不可能穩定。“民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未之有也！”我相信孟夫子這句話中包含的真理。 問： 毛澤東翻雲覆雨，把全體農民害苦了。 答： 是的。毛澤東不是農民的大救星，而是農民的大災難。如果毛澤東就此住手，中國人也許還能少受一些苦。問題是毛澤東野心包天，非要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不 可。於是，大躍進，於是，餓死了幾千萬農民！於是，就有殺劉少奇等反對派以滅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號自始至終沒有變化過：“誰反對毛主 席就打倒誰”。中國就是這樣被毛澤東淪爲人間地獄的。所以，我完全贊成茅以軾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見是正確的。 問： 有人警告說，不得醜化黨史…… 答： 不是別人要醜化共產黨，是毛澤東自己醜化了自己。毛澤東已經把自己醜化到不能再醜的程度，誰還能使他更醜？大概是1980年前後吧，有一位美國科學家訪問 北京，這位老先生是華裔，鄧小平一見他，第一句話就是：啊呀老先生，我們黨對不起老百姓啊，我們犯了罪啊！鄧小平說得對。你想，共產黨餓死了幾千萬農民， 能對得起老百姓？你能昧著良心說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你能說鄧小平醜化了共產黨？鄧小平當時還有良心。至於他調集幾十萬國防軍向老百姓開槍，那是後來的 事。
胡锦涛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
問： 反正只要講黨史，就絕對不能掩蓋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農民，絕對不能掩蓋鄧小平天安門屠殺。這是實實在在的歷史，是真實地反映了兩代核心的本質的歷史。這是中共的大事啊。 答： 可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九十年的重要講話裏，嚴嚴密密迴避了這兩件大事，好像共產黨沒有餓死過農民，沒有殺過老百姓。他沒有勇氣正視現實，因此就沒有勇氣 正視歷史。他遠遠不如劉少奇、楊尚昆。劉少奇有勇氣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 楊尚昆有勇氣承認：天安門事件“是我們黨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胡錦濤不敢，甚至在時過境遷幾十年之後，他還不敢正視歷史。 在九十周年大會上，他把中共的全部歷史概括為“做了三件大事”，並且由此推出結論：“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他列舉的事實基本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爲中國根本沒有完成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根本不存在什麽“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中國人民未必是福。根據憲法，中國只有五年一次的選舉是法定的；所謂“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沒有法律根據，不足爲訓。 這種味同嚼蠟的講話，照例都是“寫作班子”拼湊出來，經過機械的程序通過，最後照本宣科，用以應時應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總書記。不過，這篇講話，起草得實在太糟糕，水平太低，不像話。
对中共要打破兩個迷信
問：您認爲對共產黨的歷史應該怎樣概括？ 答：我想首先應該打破兩個迷信。 中 共1949年以前的歷史，只對共產黨掌權不掌權有意義，對老百姓不見得有多大意義。曾經有人說，“建國有功。”這是一種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須分析，這 個“國”給老百姓帶來了什麽，然後再下結論。所以，不必急於給1949年評功擺好，稱它為“解放”。如果她真的給人民帶來了“解放”，當然值得我們熱烈慶 祝；如果她只給統治者帶來了權力，老百姓就完全沒有必要跟著興奮。 經 常有人條件反射地說，1949年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不符合歷史。据我所知，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1945年。當時，聯合國成立，中華民國成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代表團團長是宋子 文，董必武是代表團的一位成員。當時列強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幾乎全部廢除，唯有蘇聯例外。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肯定不是“站起來了”的標誌。周恩來和莫 洛托夫1950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有蘇聯管理中東路和它在新疆有採礦權的條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條約。所以，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說，中國 人民站起來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9年，至於1949年和1950年，那是蔣委員長領導我們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毛主席又領導我們重新跪下去了。 ——請不要忘記，毛澤東自己本來也高呼過“蔣委員長萬歲”；後來他也同意把蘇聯稱爲“社會帝國主義”！
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問：這兩個迷信，的確必須破除。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因爲共產黨不讓他們知道。不過，我也想聼聼您對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答：我沒有資料更沒有能力概括它的内在的本質，我只能歸納一些近在眼前的現象。我想簡單說這麽三點： 1， 中共的歷史，是奪取政權和維護政權的歷史。它 的核心利益，是把統治國家支配一切的權力永遠掌握在本黨手裏，正如2011年6月30日慶祝大會的主題歌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的政治倫理：“打天下，坐江 山，打天下，坐江山……”誰打過天下，誰的子孫、親友、關係戶，就應該像八旗子弟享受戰利品一樣，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沒有打過天下的中國人，都有 原罪，必須被別人坐江山。 2， 中共的路綫，是辯證法的路綫，否定之否定：合作，内戰，再合作，再内戰；把土地給農民，再奪走農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財產充公，再化國有為官有；製造冤假錯案，在一定條件下平反，然後再鬥爭，再製造冤假錯案，樂此不疲，不由自已，折騰來，再折騰去…… 3， 不斷的鬥爭再鬥爭，鬥死了幾千萬人，餓死了幾千萬人，打造出一種在本黨領導下的舉國體制，叫做“中國模式”。這種模式是兇是吉，國内外大家正在評價，也許不要太久，能夠大體上達成共識。
一呼百應，無人負責的舉國體制
答：你是 在講經濟起飛吧？要講起飛，四小龍比大陸早，比大陸快，香港、臺灣、新加坡、韓國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遠遠地好過於大陸。如果把大陸起飛歸功於中共，那麽四小龍的的起飛，應該早已證明他們的領導遠遠好過於中國共產黨。 評 價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能忘記三個因素：第一，不要忘記中國的勞動力數量遙遙領先，是全球的絕對冠軍。第二，不要忘記毛澤東的大破壞。只是由於 勞動者和經營者部分地掙脫了毛澤東的枷鎖，中國經濟才得以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第三，不要忘記 “中國模式”不僅能夠集中力量辦好事，也非常善於集中力量辦壞事。在這裡，別的我不再說了。它已經永遠糟蹋了三峽，我不知道下一個受難的對象將是哪裏。對 這種心想事成，輕舉妄動，一呼百應，無人負責，“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模式”，我非常恐懼，不敢不擔憂。 問：您對中共未來的領導人有什麽希望？ 答：我對他們抱著極大的希望。因此，我不敢偷懶，只要一息尚存，我會竭盡綿力，和全國同胞一起，向未來的領導人施加壓力。我認爲，向領導人施加壓力是公民不可推諉的天職，歌功頌德無異于引誘他們墮落。一切領導人，只有在壓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敗，才能有動力，才能有進步。如果連這樣的常識也不懂，不宜於擔當重任。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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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ug 2012 11:21 AM PDT  八月九日，三遭阻遏的方励之北京追思，终以京西——京北接力追思的方式庄严举行。
刘宾雁无字碑前，九三高龄的许良英先生痛缅故友，追思群齐诵《方励之：悼宾雁》，也借此遥祭长眠在大洋彼岸的英灵……
上午陪同许良英先生首谒天山陵园宾雁墓的，有刘小雁母子，胡佳夫妇，老鬼夫妇，严正学一家及朱毅等。
午后，京北某酒楼包间，许良英先生又前后两度追思方励之。其他与会（或被代言）追思的方励之故旧与崇敬者依次是：
中央党校杜光教授，张丽娜（代傅国涌等），北大五一九故旧王书瑶、燕遯符、纪增善、沈志庸、俞庆水，人权律师滕彪，萨哈罗夫人权奖中国得主胡佳，刘宾雁女儿刘小雁，北大新秀俞梅荪，中国1957年学奠基者钱理群教授等。
日下西山时分，追思的人们陪同许良英先生与胡佳夫妇首谒圣女双雕。
本图册依此追思进程辑录，以真实凝定故国故都、故土故人对华夏真正的儿子客死天涯的悲痛与缅怀。
    
        
 
   
方励之北京追思日的铁玫瑰园，白菊箭兰，肃穆庄重。
林昭八十冥诞的前四天，方励之、李淑娴先生遥寄铁玫瑰园：《谨借楚辞八句以献林昭八秩冥寿》：
“惜林苑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
奉先功以照下兮，盛气志而过之。 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藪幽。 卒没身而绝名兮，不毕辞而赴天。”
四个月后，“芳草”天涯、“藪幽”一生的方励之先生，竟也“不毕辞而赴天”！
幸而华夏精神史即良知，它已然也永将这样铭刻北大精神的现代高扬：正是方励之先生，让林昭及其青春代的铁窗啸血，终于成为一个时代的人权呐喊，与自由浩歌！
2012/8/12—13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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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ug 2012 10:46 AM PDT 
八月九日，七七期内三次被遏阻的方励之北京追思会，终于以京西——京北接力追思的庄严方式，成功举行。
天青地碧的京西天山陵园。对方励之先生沉重的追思与哀悼，随着九三高龄的许良英先生蹒跚走近刘宾雁无字碑开始。天山深处，硕大厚重、通体抛光却空无一字的紫晶墓石前，此刻是晶莹的花篮、凌劲的兰叶：许良英先生终于肃立在归葬年半有余的战友墓前。小雁哽声向许伯伯解说着父亲生前亲拟却不容镌刻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胡佳等屏气凝神的摄录中，悲情澎湃、正气凌霄的《悼宾雁》，在手持白菊的追思群四句一节的“接力”诵读中，此伏彼起，回荡在天山高处。这首楚辞风格的祭诗，是方励之先生在刘宾雁逝世的当日以屈子天问般的沉痛与郁愤写下的。然而，一如方励之遥赐铁玫瑰园《谨借楚辞八句以献林昭八秩冥寿》，本诔林昭，四个月后竟成方先生自诔！此情此境，此时此刻，亦颂亦斥亦哭亦歌的《悼宾雁》，句句正是是方励之先生的自诔与天问！声声又是人们对方励之先生的深深缅怀与倾情追思！——
“……虽九死犹未悔兮，置人妖于惶恐。
入九层以察人性兮，刻真情于昭昭之璧。
忆五七以唤自由兮，谗宵为之通长。
信谗复愎戾兮，神棍教宗倒插于冰湖之底。
经炼狱抵天堂兮，汝将视光明之飞升。
享永恒之幽兰兮，勿忘地界民生之多艰。
叹一代良心之凋零兮，悲情溘然陨落。
唱一代良心之凋零兮，穹穹之声何其宾宾雁雁……”
祭诗诵毕，陵山更其肃静，追思的人们面向刘宾雁无字碑深深三鞠躬的同时，也遥对天宇，向大洋彼岸方励之先生长眠的亚利桑纳州默默致哀……
随即，无字碑前的许良英先生悲倾心潮：回首他与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反右30周年研讨会的峥嵘岁月、战斗情谊，及其引领时代的巨大影响；乃至述及：只因邓小平误记他为王若望，以致若望先生代他受过，与方励之、刘宾雁一道被开除党籍…….时代精神就是这样被一只遮天巨手逆转的！总书记胡耀邦遭废黜及其后的历史风云，无不与此相关！一腔浓重江浙口音的许老，语速极快,一如心潮；他那喃喃低语，如泣如诉，却在响遏行云地为天国的战友们作证：
刘宾雁无愧中国的良心！
方励之无愧人权中国的精神导师！
知父莫若女：无字碑前，众声齐唱刘宾雁最爱听也最喜欢唱的《莫斯科近郊的晚上》——这是刘宾雁最心爱的女儿最衷心的愿望，也是无字碑前今天唯一纯粹属于刘宾雁先生的时光。袅袅的余音中，首谒刘宾雁墓的艺术家郭盖，雕刻家夫妇——其“为中国的良心募捐民心” 行为艺术竟成颠覆罪证！——严正学、朱春柳的一家，先后久久揖拜跪伏于无字碑前……众人尽散，小雁依然依偎着无字碑，一边噙泪整理着祭花，一边咽声向父亲娓娓诉说着这燃情的时光…….
自天山陵园迤逦北上，四辆车直趋方励之故旧“接力”追思的会场——某酒楼三楼的一个两桌包间，已是正午时分。
有一种“无独有偶”最是中国之幸，却是直到包间有人悄悄提示，我才更其豁然：萨哈罗夫奖中国获得者的许良英先生今天崇山峻岭中往返数百里，都是另一位萨奖中国得主胡佳亲自开车接送陪护的——尊老与惺惺相惜之外，近乎祖孙辈之间在价值世界视野的这种“无独有偶”，不正底蕴着一种“中国高度”的精神“接力”？！
反之，整整一天我都深深惭疚而担忧，却又因此更对许良英前辈肃然——不仅天山陵园坎坷的墓道上，甚至颤颤巍巍扶梯攀登酒楼三楼的艰难时刻，逾九高龄的许老自始至终，一直执拗地拒绝我、小雁或其他任何人哪怕稍有搀扶！不由联想起送葬林希翎天涯归骨的崎岖山径上，八八高龄的杭州大学叶光庭教授蹒跚中拒绝依傍的奋行。而如今的许老，更比当年的叶老年长四五岁呢！是啊，绝非老人们在自呈硬朗，那分明是送别战友的尊严与无限深情，也是天地之间精神接力着的一种姿态！
午餐未毕，没有遗像——为追思会特制的方励之遗像，早已在5月22日下午被警方缉缴——甚至花篮与横幅尚未到位，杜光先生便急不可待地追思发言。这位中央党校教授，一直那样固执地要与吴邦国委员长商榷“五不搞”，固执得名震华夏，却又如此由衷钦敬与高度评价方励之先生作为人权中国精神导师的历史性奉献！当然，坚持还是摒弃马克思主义？许良英先生曾向我自陈：他并不认同杜光先生；此刻，他似乎更急于听听丽娜宣读傅国涌、夏骏们惊闻噩耗那即时的痛感：
“方励之的言论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名字依然被遮蔽。他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此岸，古老的大陆，他是一个禁忌。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76岁的他悄悄的走了，他的灵魂将自由地回归，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
可依然的禁忌与阻拦！以致接下来的五一九追思群（王书瑶、燕遯符、纪增善、沈志庸、俞庆水）的追思感言，实际上都是三个月前精心准备的。滕彪把主题字贴与花篮神速地办来了。追思会发起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王书瑶率先“正式”追思。他深深感佩方励之学兄独立不羁，奋发有为：“走了‘又白又专’的道路：在他学术成就如日中天，仕途上不断飞升的同时，思想上却越来越右，终于打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也就是今天的所谓‘普世价值’，并且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成为青年人的精神领袖，从而成为中共的头号通缉对象。”
十六、七年来维权不已的同系学妹燕遯符，尤其感念方励之学兄先后领衔发起反右运动三十周年、五十周年纪念的殊勋，她回忆：“方励之其实应该算漏网右派。他给‘5.19’大字报汇编《广场》捐过10块钱，这可是个不小的数，每本书预购价才0.2元。这10块钱表明的是方励之对‘5.19’民主思想的认同。凡与《广场》沾边的人，包括预购捐款人在内，都成了右派，连校外的也不能幸免——南开大学物理系就有人因此自杀身亡！方励之安全过关，大概要感谢陈奉孝，他在危急时刻烧掉了手中《广场》捐款预购人名单。到了80年代，方励之成了著名学者，并热衷社会事业，宣扬自由与民主的理念。从思想内容，到语言表述，在我看来都是新时期‘5.19’的继续。那时候他也热心学术传播。我听过他有关天体物理学前沿的系列演讲。讲坛之上的方励之神采飞扬。‘真空不空，真空里蕴藏着丰富的物理内容。’仿佛哪位高僧大德在那里传经布道……”
学弟纪增善的追思，共鸣着学姐林昭炽热澎湃的诗情：“现在方励之先生虽然逝世了，但他努力传播的真理的火种已像他的校友林昭在《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长诗中所讴歌的那样，已经‘三点、七点、无数/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而人民也终将像这首诗里所呼唤的那样‘抛弃那些圣书和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到那一天，方励之先生一定会笑慰于九泉的。”
追思中，曾有幸在普林斯顿大学反右五十周年研讨会上与方励之先生会晤交流过的三位北大人，先后具体回忆了当时印象：钱理群钦敬方励之先生的前瞻，俞梅荪倾倒于方励之先生的风采，滕彪感恩方励之、林希翎前驱一辈的思想启蒙与精神引领——追思中又痛斥当局曾以双倍重金诱引他放弃萨哈罗夫奖的胡佳，则以誓词般铿锵而由衷的的感言，呼应着滕彪：我们未必是深邃的思想者，却是前驱精神感召的行动者，但愿我们一代人担当着的行动，能促成在座的前辈，真正见到毕生为之奋斗的精神理念的实现！
后六四精神中国人物，只有三次堪称世界性的聚焦：方励之、刘晓波、陈光诚。从方励之的六四后流亡，到陈光诚的举家赴美，自然必然为方励之北京追思会所聚焦，引发思想碰撞。年长方励之十六岁的许良英先生，数度插言之外，最后还对方励之所遭遇的政治高压及其自我定位等，加以了见证式的郑重说明，足见作为精神师友的许老对方励之先生的深深理解，以及他们之间令人感动的深情厚谊。历史性关键时刻力劝陈光诚赴美的滕彪等，也都分别就此在追思会作了深入解释。其中所秉持的个体价值至高至上，无疑折射着精神的多元与时代的进化。然而，所有这些解说所面对的，又无疑是价值中国对担当着精神领袖的期待与呼唤！
最后，中国1957年学奠基者钱理群教授高屋建瓴追思：回忆与普林斯顿方励之前瞻性的交流后，钱先生首先指出：四度辉煌的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源头，即以后四九民主中国潮四波分期——五七，四五，79西单墙与80竞选，八九天安门民主潮，方励之先生正是中国民主大潮最浩荡壮阔一波的领潮人物与精神导师；接着又指出正是刘宾雁先生，率先揭示后五七中国体制，钱先生由此自谦：“刘宾雁先生才是中国1957年学真正的开拓者”；面对物欲横流与精神进取并存的当今北大学子，忧患着也期冀着的钱先生，特别提到画家严正学囚禁北大荒时创作的《中华魂---绝不掉头》。钱先生视“永不掉头”为当代中国的精神标记：这当然是先生的自勉自励，更是先生对每一个追思者，每一个北大学子与中国青年深深的期待与激励。本报道成稿之际，终于读到钱先生的《永不掉头——为<铁玫瑰的中国记念>序》：
“我们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明知“前面是坟”，也要往前走！因为绝对不能掉头回去。我们一路血战前行，走到今天，也只能拼命向前！历史不能后退，中国不能后退，我们也不能后退！林昭、张志新、林希翎们，所有的先行者，都在凝望着我们，我们已别无选择。”
不尽的缅怀与追思绵延到日将西下，人们才匆匆陪同许良英先生与胡佳夫妇，拜谒铁玫瑰园的林昭、张志新铜雕。
与会追思的杜光先生，是早于钱理群、王书瑶的北大一代；老鬼与俞梅荪，滕彪与胡佳，则依次是后五一九的两代北大精英。
大洋彼岸相依相守直至金婚的李淑娴先生啊，请您节哀、保重！
故都故国：整整四代精神接力着的北大精英在见证，许良英先生领衔、从刘宾雁无字碑前开始的方励之北京追思在见证，永不掉头的人权中国在见证：
方励之先生永垂不朽！
2012/8/10—11 于北京
【附】
李淑娴致北京追思方励之的朋友们
朱毅及所有朋友：
谢谢，代励之谢谢，他定会极为珍惜老友在故土的悼念。
不久将在图桑展示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将在他辛勤服务20年的校园种下一棵纪念树永远怀念，将在“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 发表正式讣告回顾他勤奋、卓有成果的一生。
他安息在图桑东草地棕榈墓园。我相信，他会时时暸望故土，因为在他最后一堂课离开的办公桌上，正放着他联系好下半年要来随他作研究的中国学生资料。
我一位位辨认老友的容貌。谢谢你们，尤其是挚友许良英，93高龄远道来悼念。万望保重！
李淑娴
Sunday, August 12, 2012 11:27: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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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淑娴老师您好！
真是愧对方先生与您啊！刚刚把此文定稿，就急盼您能第一个读到它。只是在愧疚与感恩的同时，恳望您节哀，保重！并由此更加坚信：您与方先生共同收获了天都峰极的爱情与事业——方先生与您是人权中国的旗帜与骄傲！
其它相关图片会陆续邮给您。
永远伴随着方先生与您！
即颂夏祺！
方励之北京追思会全体与会者 朱毅执笔
201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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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10:18 AM PDT
【微博怎样改变政治、进而改变中国？】
张志安 认为这种影响主要包括四方面：1、公民新闻崛起，挑战信息管制。2、改变传播格局，降低传媒权威。3、推动信息公开，改变政府话语。4、生成网络舆论，推动社会改革
【2012年地方政府面临偿债高峰】专家分析，今年既是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到期的高峰期，也是2009年中央代地方发行的2000亿元地方债的偿债高峰期，2013年数万亿元城投债也将进入还本付息阶段，地方政府压力剧增。
对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国家来说，现代的中央银行以及货币金融手段是实施中央控制的重要手段，货币金融政策直接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土地财政就是显例）。中国的出口和外资经济为中共提供了稳定的货币金融手段，从而便利其对地方的掌控，有利于体制的稳定和扩张
出口和外资经济为大大提到了经济的效率，为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让中共过上十年的好日子，也让中共的中央集权发展到了一个暂时的高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跑部钱进）。可以预期，出口和外资经济的衰落会导向相反的结果，也即中央集权的衰落
外向型经济的衰落必然伴随着中国经济总体效率的下降，中央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空间被压缩。在过去十年中不断扩张的地方以及各利益集团却可能继续张开血盆大口吸食财富和资源，地方、部门和家族利益集团的挤压将反过来迫使中央采取符合其利益的货币金融政策
如果中央不加大力度放水，地方会通过增收税费让企业普遍陷入困境，造成大规模失业。中央为应对经济下滑和失业，必然会放松货币金融政策。可以预 期，每一轮银根放松的边际效率会越来越差，对私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也越来越大，直至彻底停滞和崩溃，这就是我设想的中国未来经济路线图
当然，新符换旧符之后，在新的政治官僚接替之后，起码给了新的政见可能的机会，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势，新的政治官僚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应对和管控举措，从而带出更大的社会变化。
综上所述，笔者甚至想得出的结论是，其实18大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8大前后的经济社会格局会有哪些变化， 从而反过来逼迫政治领导层如何应对变化？
分析中国的政经格局，可能需要一套更加精细的参照体系。把政治的中庸之道给引入，也就是中庸资本主义，融和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形态，但是又具有许多反市场的由权力设置的利益格局，也就是通常说的官僚资本主义。
上述分析有一个假设是，民间社会在整个社会进程中是完全被动的，因此如果引入民间社会主动权的变量，那么这个游戏的复杂性就陡然增加。
一般看来，民间社会在政治议程上，没有太多的设置权，不过在观念表达，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形态上，民间社会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主导力量。
不过，这个问题引发我的思考是，陈希同和陈良宇被体制甩出不同，那几乎是路人皆知的权力斗争，而薄熙来不一样，通过将近几年红歌，重庆模式的渲染，薄熙来已经成为某种政治路线的符号性人物，直白的说，就是铁腕下的中左路线。 薄熙来的政治生命的完结，并不意味着薄熙来路线或者重庆模式的终结。因为重庆模式分为两个部分，其政治内核其实是中共正统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架构，只不过这些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小平主义的包装下，政治内核有些化妆，在不争论或者和谐社会等化妆品下不再那么扎眼，而薄熙来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重新祭出传统的政治神器，试图以此来聚集那些体制内的对邓小平路线不满但同时更加对抗自由主义的那股力量。
薄熙来倒塌后，宣传上重庆模式可以不提，重庆带有黑打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可以纠偏，而经济也可以对民营企业有安抚和怀柔政策，比如对非法没收的财产进行一些返还，或者说原来重庆模式应该由邓小平主义为内核的所谓中国模式回归，但是重庆模式中的红色甚至也可以不提，但是要否定红色路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是中共政治结构下的某个黑煤窑，薄熙来试图攫取这个黑煤窑的政治资产，可惜失败了，薄熙来是否能卷土重来，不得而知；但是谁又能保证没有新的野心家，重新利用这些黑煤窑？
虽然这种政治主张在社会中产阶层中，基本没有市场，但是历史是充满偶然性的，历史经验表面很多支流的意识形态，完全可能借助特殊的事件，挟持社会主流。当年的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因此，18大前后的政经基本格局是，政治上僵局继续，不管是新任政治领导层，还是幕后的各色大佬们，都无法形成一个新的有代表性的政治意愿，来推动政治改变。
所谓促进经济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涵蓄经济发展动力等等，这些也许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相信中共高层对此也多少有所耳闻，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议题无法进入高层议程？无法被采纳？
其实以我的揣摩，那是因为存在另一个北京共识，那就是动摇党国根基的经济改革绝不能讨论，更不能启动。这个所谓北京共识，缺乏企业界的达人或大腕串场，一个在微薄上经常慷慨陈词，要求变革的时候，他们心照不宣的把就是政治改革肯定不能搞，共同利益需要照顾，权力共享，共治规则不能变。日前御用学者胡鞍钢提出一个集体总统制的概念，为这种寡头共治的理念进行合理化，甚至辩护，当然反映了其低廉的学术见识和学术人品。
不过胡鞍钢的吹捧的确道出了一些道理，那就是高层的确在以某种默契的方式进行着利益护盘，进行着权力之约，然后忐忑不安的期待崩盘局面的形成。
其实质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共同利益，隐蔽的北京共识的政治源头。因此，归根结底，北京共识是不作为的共识，是维护现状。
一个勃烈日涅夫走了，一群勃烈日涅夫来了，这也许就是胡鞍钢所谓集体总统制的所传递的信息吧。
因此，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18大什么的都是浮云，真正变化的是民间社会。
温克坚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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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ug 2012 12:09 PM PDT 
我们民国派的体验，回到了民国奠基者的体验，常山蛇首尾相连。我努力强化当下抗争革命的基督教品格，也就是回归到辛亥革命与民元奠基的新教性。其主张的是“人民君主制”，也就是民国就等于国民，回到了民族国家的原初性“民族或国家就是人民”。通过返本开源的路径或者向前进一步就是向后回归民国奠基的路径。
也就是我们是全民性奠基者，也就是规定人民的革命权作为政权的根基，从而找出革命的替代品和和平继承者，选票，政党轮替和司法审查，以及政治自由等。奠基的精神和诉求，是贯穿于奠基之后整个共同体一切时空之内，无所不在无时不在。
民国当归有两种平行河道：一种是认同“民国就是人民”，世界历史精神的承载体是人民本身，意味着整体国民是“天选民”，犹太到英美的路径。另外一种是矛盾体，承认民国即宪政宪政即民国，但致力于建构凌驾人民之上的精神法权，反公知想成为新公知，新精英对旧的替代。
民国派融化于国民当中，不再以单独垄断的精英地位出现，或者是可撤销可撤换的精英（选举式贵族，也就是普选和政党轮替），而不再是国共两党那样倒转地位那样的精英（极权启蒙政党一开始都有所防范阻挡，卢森堡和列宁讨论过如何防止党和知识分子凌驾于人民至上的问题。但都惨败）。若仅仅进行精英的替代，新精英替代旧精英分赃，则很容易在将来的革命动荡岁月中，出现杨小凯等那代人极力预防的比共党还恐怖的极权。
申请中华民国护照运动
当你向法院起诉，就意味着承认法院的权威，国内维权是一把双刃剑，处在承认和爆破专制合法性的两可模糊暧昧之间，需要“民国当归”来醍醐灌顶，加以定向。而“要护照”是对民国政府的维权，以核爆炸的规模巩固对民国的宪法认同，06年我曾对访民领袖提议组成访民法庭提供道义权威的自救，不给专制空子。
不仅要问中华民国为了我们做了什么，而且更要问我们为它做了什么。我们至少要尽对民族国家的效忠义务，就像对父母你可以索求无度，父母毫无怨言，但你至少要认父母，不能认贼为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帮助了台湾人，台湾人就能帮我们。我们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华台湾的联合国席位。
致力于这一些过去民国历史政治符号的恢复，还不如致力于要民国护照的维权运动。历史批判为当下民间政治的武器，当下就会提出要求。当下对民国历史批判提出要求，就意味着主体性。必会迷失在历史主义的陷阱里面。将来反对党，只能是社团，不能是权力组织，，不能为了反对共党，就推崇另外一个全民党，对中共的批判，回到转型前国民党历史中寻找启示神话，将来就会重陷轮回。国民党功绩再大，内忧外患迫使它专政，只要不是社团，便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网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矫诏：说马英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注意到有关大陆居民要求获得中华民国护照一事,在适宜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大陆民众的合理要求.大陆和台湾都属一个中国—中华民国,台湾护照可以到120多个国家免签证,这是对台湾社会制度的认同,虽然在大陆没有实际的治理权,但是大陆民众的这一要求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
对于民国护照，民国政府有前车可鉴，有着成功的先例。可以建议民国当局仿效当年的港英政府，颁发海外国民护照这类有实质性权利，但是又不会对本土造成冲击的护照。持英联邦海外国民护照的人也是英籍。
2006年3月26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在美国洛杉矶与留学生座谈，在回答大陆留学生提问时说：“大陆同胞呢，在法理上，当然，也是中华民国人民，不过没有户籍。”即中华民国国民加入外国国籍者，不丧失中华民国国籍，除非经内政部许可。
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和中华民国有关法律的法理存在矛盾，即：大陆地区人民虽然生活在中华民国领土（领土并未依法变更）上，属于中华民国领土上的人民，却没有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户籍，也不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更不发给中华民国护照。但根据宪法高于法律的宪政原则，《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和中华民国《国籍法》、《户籍法》不承认大陆地区人民的中华民国国籍，是违宪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随着中国军力增强，不管华盛顿还是台北都不要指望未来几十年还能维持过去存在的那种军事平衡；保护台湾免受胁迫性威胁或行动的更大依靠将不得不置于两岸关系的质素上。这一赤裸裸的现实，早已摆在了台湾的面前。保卫台湾，台湾必须超越军事，跟觉醒的大陆人民结成联盟。
几十年前王炳章就有对大陆人民的民国护照承诺计划，后搁浅。2012年6月11日吴学灿在自由亚洲发表特约评论《海外中国人有权取得中华民国护照》。
我认为被遗弃在沦陷区的抗战老兵，49年后遭受政治经济双重迫害，为民国献身做牺牲，抗战老兵及其家属理应享有民国护照，作为慰藉。
新浪微博“乐圣师旷-阳春白雪” 说：为啥“要要民国护照”呢，一、民国护照含金量高，一百多个国家免签，在国际上很有面子。二、能获得尊严的法律保护，谁敢用非法的手段对付我们，民国政府会跟他死磕到底。三、当大多数人都持有民国护照的时候，民国的曙光就会照耀大地。
腾讯微薄“小杨”说: 民国什么时候开放护照申领，国家什么时候真正统一。民国宪法规定自由地区不包括香港，香港人很伤，大陆欺负侵犯香港，香港很快就真正成为民国大陆沦陷区。呼吁港人向民国法院和大法官会议，提出关于香港在中华民国宪法地位的解释，呼吁港人向民国政府要求每人都发一本民国护照。
申领民国护照不损害台湾人的利益，反而增强其主体性。民国护照就意味着，大陆人民只要旅游方面的便利，丝毫不参与分享台湾人的福利，公民权及其福利分享沦陷区人民自己解决，不在亲戚家里蹭吃蹭喝，不是蝗虫。
英美等主流文明的自豪感来自政体优良，千军万马要民国护照，那就给台湾人莫大自豪感。台湾主体性，在共国党大小包围，以外省文人“亚细亚孤儿”标签的多重压迫之下，退守“台独”。如今退无可退，民进党需删除台独党章。
台湾需要解决承认的危机，颁发无国民福利待遇的“民国护照”，就足以击败大陆在文化认同层面优势，不再是“亚细亚孤儿”，而是先锋航空母舰。
如蒋公中正崇德协会多次参香港加大游行，为什么屡提毫无推动力的，面对大陆政府的政治口号，何不对之“无话可说”，转向面对中华民国，刺激增长香港人对中华民国的宪法认同，寻回自己的祖国，以抚慰97后港岛被中南海海水淹没的恐惧感。
移民潮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大规模移民海外，形成巨大的移民潮，可是他们应肥水不流外人田，到了海外就可以申领中华民国护照，领到中华民国护照，就算中国人获得文化认同，找回自己的家，哪里有自由那就是祖国，移民潮是祖国巨大暗伤，通过明修建都暗度陈仓，暗补回来。同时是用腿促成“民国当归”为民主做了贡献，为将来避开关乎原罪的司法清算加分。民国护照是将来保护的政治身份。
中国人在国际社会受歧视，如果使用民国护照，就不会了。申领民国护照，要的是免于他国国民异样眼光的歧视，也就是解决与主流文明衔接的认同问题，这是精神需要，于是我们宣布说，我们向民国要承认，向专制要民生，凡是物质需求或者福利要求，都通过向专制讨还过去六十年罄竹难书的累累欠债，予以解决，民国当归是一种联邦制解决方案，福利问题大陆人自行解决。
抛弃国共合作
民元奠基面向未来而在，起源目标始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存在于当下，更以将来的需要规定当下，如果过去将来二者相互召唤，就会结晶于真实的当前。对于大陆人民，民国不仅在于过去历史之中，更必须在现在和未来。
谁的辛亥革命，谁的民元奠基？人民主权就意味着人民必须在政治中在场，成为政治中上帝，一切政治权利的源泉。被拖延被阻挡，也丝毫不影响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只会以特殊的方式，例如暴力革命。
人民=革命=民国，正在通过确认人民的革命权，人民才得以在政治中在场。人民即使在辛亥革命或者民元奠基中是被代表地在场。但是在民元之后的，当社会经济条件具备时，一定涌上历史舞台政治舞台，这是一种持续性奠基，所以人民在奠基中在场是预定的，必然的，与奠基是不可分离的。
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政党的，更是民众的。二十世纪政党政治已经被群众运动超越，替代。要中华民国护照就是一种群众运动。要护照是一种以恢复行宪的权利运动，直接处在国家与个体的效忠与庇护的关系之中，不需要政党政治作为中介。所以利用不利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一点也不关键。我在《告别“党内性”与“知识分子主导”》说，东欧转型和阿拉伯之春革命，都不是反对党主导的转型。
中国转型肯定是建立在“去国共”的前提之上，而不是国共合作。一个不伦不类的人妖，一个阴毒狠辣的太监，合作起来与民主无关。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在48年就提出第三党，现在又重提。
对国共合作有期待，那是对宪政不通。联邦制如荷兰，美国，欧盟，中华民国的形成，都基于权利的抵抗运动各省形成，断不可能从现有权力格局中形成。大陆民主转型之后，并不是大陆一方与台湾一方的谈判与联合，而必将会是如辛亥革命17个行省联合形成中华民国一样，将来必是香港，新疆，西藏、福建、台湾等多个省份谈判与联合再次确认联邦，恢复中华民国国号，恢复大陆地区的行宪。
民主并不是政党分赃，坚持国共合作的，就是延续政党分赃的奴才心理。并不是离开了政党政治，就没有了民主宪政，相反如美国的例子，正是一定程度上制衡政党政治，才好起来。
中国民主转型，一定要建立“去国共”的前提之上。民主和国家福祉，并不依赖于一个政党。国民党在台湾转不转型，不关大陆人民的事情，并不构成必然的推动作用。把这个看得重要的，是觉得大陆土共也可能模仿国民党转型。我的“改革已死”，就意味着建立在改革之上的思维方式，成了垃圾堆。国民党受制于民主政治的制约，不可能为大陆转型作出实质性贡献。国民党转型与大陆不会发生实质性关系。改革已死，大陆不可能如台湾那样转型。
历史精神必须有定格，有血气，有血肉，所以如何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民主宪政精神确实也离不开一个载体，需要有人去承担，可被垄断的了，不好。这里很矛盾，又要人家干，又不能被垄断。
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目标远远在人和政治力量之上，他们之间的互相对立才会造成世界历史精神和民国目标更可能降临。是为普选和政党轮替的神学根基。卡尔.施密特说，在对立势力的制衡和从这种制衡中自动产生真理。
对二十世纪乌托邦革命的批判，其核心在于解除在“真理在我”的独占垄断代表权。一个需要政党轮替和法律之下的阶级斗争或者搏斗，在革命中或者竞争中，世界历史精神降临，而不是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政党的垄断中降临。人民通过革命或者革命权得以在政治中在场，就意味着打破垄断，开启历史现实性之外的为展开的可能路径：政治神学在历史必然性之外的虚形，并不是想象的，而是真实的启示。
政治当然是血气的，可是也超血气。如果顺着政治神话学的路径，一味将现实和历史神圣化，将必然性神圣化，而抹杀在历史之上的绝对性，不过是一连串虚无主义渴望和激情的精致表达。来自基督教的普世价值，对此的否定和批判，不要看成空荡荡的。
政治神学是关乎人心的，它与历史现实有关，也超出历史现实。今天很大程度人们抛弃了国民党。所以说，我的构建，超越于国共之上，而前1927年的第一共和，有一定的超越国共性。我以另外一种理由推崇1927年之前。一种民主共和的政治精神，实际上可以和其承载者结合，也可以分离独立存在。国民党比共产党做得好，但是也不如意。所以高于国民党之上来谈。
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在伟人身上，也不在一个政党身上，这不是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了吗。在过去的一百年历史当中，也在历史之外。我们不能匍匐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
在国民党身上，也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世界历史精神，并不在于具体的人身上，也不在于具体的政党身上，而在于整个民族作为承受者。正如毛泽东观察到的，世界历史精神更能体现在不同群体的斗争带来的结果上。国共都是魔鬼，魔鬼与魔鬼的竞争，才是上帝所喜悦的。虽然这个进化之路，代价惨重。
政治神学确实离不开，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作为承载体，但是道成肉身却高于肉身，正如耶稣回答比拉多的“真理是什么”的高度。利用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同时实际成熟会自然桶底脱落，利用而不受制于，甚至在领袖崇拜，政党力量或者历史事件之外，还有不被承认的承载体，例如人民。在人民之外，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还有其他肉身可能性。
中共的“新中国”概念和口号本来就是从国民党那学来的，国民党制定了具体奋斗目标、指标。民国时有很多这种宣传册子，比如主权上要收回失土，废除不平等条约，政治等要现代化，才能“新中国”。还有老毛的语录，很大程度上抄袭老蒋的。国民党如果靠近墨索里尼的话，土共则是希特勒加强版。
我试图复活政体循环学说，把百年来民国历史处理为政体循环。我《民国对当代立宪的意义》，其中有段国体与政体的区别，政体政局动荡，国体的存在兴旺与否与之无关，可能这时候，国体的存在越发强大，人民越得以在政治中在场。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三波，本来是历时性后浪压倒前浪，通过混合政体，变为同时在场共和均衡。
马英九曾说如果大陆方面同意，中国国民党将在适当的时候接受大陆民众的入党申请。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具体如何操作将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信心在大陆放开党禁后，中国国民党将成为大陆最受欢迎的政党。因为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完全的融入于国民之中，是一个真正的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党。
马英九极有可能是一厢情愿，活在二十世纪政党政治的浪漫记忆当中，刻舟求剑。如果国军光复大陆，我相信很多民众会加入国军，但如果国民党回到大陆，不会有很多人加入国民党，QQ有个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的群，冷清得令人惊讶! 门可罗雀。难道这样就不可以么，并不是国民党之外就无宪政，宪政高于国民党，并且可以随时抛弃国民党。
想从事政治掌握权力的人，与想自由的过生活的民众是不同的。总之区分两种人很有必要的，不要老强制他人，要么加入共党，要么国民党。捍卫公民社会比从政重要多了。
民国派有一个预设必须吐狼奶掉：固然二十世纪主导中国的政治力量确实是国共两党，但并不是党外无救恩，党外无政治，不可延续这两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将来的局面和社会经济心理条件，未必与二十世纪雷同，不可强行套入。对于奉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国民党党员或者精神党员，与共党党员一样，都是民国派所反对的，我们只有国家认同和宪法认同，个人和政党无法认同，否定偶像崇拜。
用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借壳上市也未必一定能做好什么。即使是一种路径和策略，也不能构成一种道义上暴政，你可以走这条路，别人不需要走，用不着启蒙。蒋介石做了很大的功绩，我还可以说不要蒋。我认为没有蒋，要比有蒋强。一个人心中的伟人，在另外一个人看来是狗屎。 所以不需要来说服。
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的路径绝对是真理。且这种东西不要说，不要共识，行动先于共识，有本事做出来，自然有市场，做不出来说有什么用。
离开了国民党为什么不行？我们是为了一个国家（人民），并不是为了一个政党，更不是为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民国目标，需利用时，利用国民党，同样需抛弃时，可以抛弃国民党，对道具的崇拜，那是一种奴役和偶像崇拜。作为民国目标的捍卫者，必须以先知的身位，在权力政治与目标之间存在，不是跪倒膜拜。
我们假设1947年行宪之后国民党践行再好，我们也无需一定要顶礼膜拜，否则不外乎是党奴而已，与民主没有关系。在现实中，任何一个再努力的力量，都做得不好，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不断的批判否定，才能促成其做得更好。
国民党容易与不容易，不关我的事情事。我的尺度是历史法庭的裁决者，不考虑做事的困难，只问结果。这是一个民主的精神，主人公的精神。想做领导的人很多，做不好就滚蛋，毛泽东说，死了屠夫张，就吃混毛猪？推崇《神雕侠侣》中推选丐帮帮主的办法，谁当选了帮主，就朝他吐口水。这是民主政体的特征之一，如总统其实是一个唾沫桶，用来被人骂的。
基督教传统有一个很好的偶像崇拜批判，离开不了肉身，但不要成为诺斯蒂主义。我再找一个例子，例如台湾民主制度，把贪污的陈水扁总统抓起来，不是证明民主不好，而是证明民主很好。《圣经》中犹太人容易败坏的背叛上帝的，包括大卫王也有罪恶之处。所以道义和世界历史精神并不垄断于少数人身上，陈水扁贪污被抓，反而证明民主的长处。
总之，历史和政治都是超善恶的，处于个体和道德的彼岸，把伟人当做罪犯，正是让历史和政治不会被欲望，偶像崇拜所扭曲。历史是超个人，也是超伟人的，辱骂伟人，不等于辱骂历史。相反正是尊崇历史，才贬低伟人。
文革之后对国共两党所主宰的历史的虚无化，否认历史事实性规范效力，站在这种绝对高度，不要认为它是虚幻的。它在未来中。是一种模拟“天国降临的叙事”。
所有的历史性批判，都是为了当下的当代历史。也就是说，我认为启蒙派的核心目标并没有什么错误，而是其展开方式与当下条件中发生了错位。我们的历史批判，是一个历史法庭，我们没有必要为历史的必然性辩护，因为这是我们对历史人物本身的态度，而不是历史事件本身的认识。
做政治神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民国的政治精神，是我的民国。政治制度是政治精神的表达，在历史之中，也在历史之外，所以基本与民国史中的具体人具体事件无关。打个比喻说明，例如某某人做了一个基础设施，延续到今天还在用，我们并不需要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念叨念叨此人的姓名，当年他们如何做。只要说这个基础设施如何，如何进一步修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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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ug 2012 12:31 PM PDT  "潜规则"一词风行一时（见吴思作），似乎就是中国现实与历史的大总结，大概括；但是粗睹其文本之实，只能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也好，外国历史也罢，事情并非如此之叙，之论。这里苟简一清之。 一 潜规则是一个制度、一个政权里面的补充规则和默认条规，不假；但是它的操作，完全来源于明规则，显法条；潜之，则是其操作下的一种小演绎，小变更，不伤大雅，不黜正历，更不会变更人们对主要历史、政权和制度的判定――换言之，如果消除对于这类正式制度的平判，仅仅绍述潜规则为唯一，不但无助于事，更可能消除和忽略对于主要制度的功过是非之评，且形成对于一切制度的否定和批判，更放过古今对比于现今制度和古代制度之判――这样，选择史料和攫取实症，就会犯下不分黑白，历史"吃人"（老鲁语），古人代过之五四式语汇与思维，且会放过（主要是放过"制度区隔"之）政治学分梳和社会学明判，变异成为对于古代无极权政治和现今有极权政治的歪曲之叙――且将历史上事件、人物，脉络、因果之主要是制度因素轻轻放下而台上一切怀疑，一切否定之潜规则说，从而形成对于制度之判的否定或者肯定之主潮要论，并使这类判断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于所谓历史和制度进行以往文革式否定，却又并不批判带来危害的制度（明规则，显法条）。于是，这类投机取巧之术法，不会得罪"制度"（主要是极权主义）和权力，又带来批判制度中潜规则之理，可谓一举两得。（且最近作者还提出对于"制度"中的贪墨不予追究说，更暴露他对于此制之仲爱或袒护）。我们说，潜规则，根本不是现今中国社会主要应该否定的东西――主要应该否定的东西，根本不是潜国则而是不民主；那些所谓潜者并不羞羞答答，而是堂而皇之，明火执仗――其要人们被自杀者，被劫掠，被和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何谈之潜？这是一种根本无规则的规则，无法制的法制，他们为何要偷偷摸摸"潜规则"呢？在此深层次面向，人们不是不该批判潜规则，而该是对明制度进行探索，反思和悉判；是该对于极权主义政治、社会层面进行定位，发掘，得出分析和结论――从而对比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之下的制度特征，文化迥异和人物不同。是的，万恶不公却又道德至上之所谓封建社会，其行葬兴亡是不是潜规则闹的，还是其专制（不是极权）制度结果，大家不说自明――这是第一点。 二 古代社会潜规则固然可以找出千百，但是，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一个关键之处是，这种古代社会之要义，不是极权而是专制；专制社会之制度是导向他生存三千年，诞生其大文明之主因――而现今区区近百年，无论是潜规则还是明规则，都无法、也不能与之并谈。其主要区隔，我们说过多次。古代社会之所以可以发生比较潜规则更加重要和核心之所在，就是这种制度的有限致衡性质；这类制度的好处虽然有潜规则剥损，但是其存在千年，生生不灭，当然有其主因；这个主因就是他的致衡制度。这当然比起西方古代共和和近代民主所差甚多，但是，他却绝对不是因为完全彻底因其潜规则作用与之，并史而行――甚而言之，这种致衡导致的最终行事/形式就是造反，招安和皇朝更迭；钱穆先生谓之解放运动；是大致衡的一种；或言孟德斯鸠之暴民致衡。这类制度在很多史家眼中笔下拾之皆是，不一而足（唯独不见作者有何绍述之）。 三 潜规则说，其实就是植入道德层面的合法性统治和道统指向的文化规则。潜规则或分正面之，负面之。正面之，就是道德之中人们自觉遵循的那些准则。那些准则或许并不能含括于法制甚至法治之中，而是要人们德行而为，自己选择的。这就是历来中外几千年历史上人物和事件禀承的那些尺度和底线。比如国人所谓忠孝礼仪，四维纲常……。仁政核心不是制度而是内圣，就是说的这类规则之潜――这是所谓集体无意识或者个人有自觉的传统道德之深入，之根植。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精神道统，一切制度之谓，法制之谓，都要就此泡汤。所以，无论是帝师对于皇帝的教育；体制对于人民的要求；革命和造反乃至战争对于国家和士兵－统帅的约束，都是不乏于战场与停战的。人们看见的文明战争（如，俄日旅顺之战，停战期间双方士兵喝酒停歇等……）就是这样付诸此正面潜规则的。负面之，当然更加明显。制度空隙带来的个中合法贪墨，世袭，权制等，就是这种权钱交易的例证。但是，这种负面交易始终在正统宣誓和舆情左右下不得登上台面――直至20世纪以来之人们对于马基雅维力的歪曲和纠其一点，不及其余，才导致后来俄罗斯涅恰耶夫和列宁的无原则机会主义产生――这个无道之道直接导致革命、造反和战争的残暴和暴殄天物，草菅人命――看看四十年代的"可耻的长春之战"，困死三十万众，战争底线完全逾越。这不是潜规则导致的小打小闹的机会主义，而是明目张胆地施行革命手段－目的论之残暴。故此，在此层面，革命（极权主义之）和革命（历史上传统革命之定位）完全不同。以前的潜规则，暗操作，在革命期间完全改变，登上台面，且日益嚣张无已。潜规则，一切不登台面的准道德，亚文明和相对主义，现在一扫而空，成为不达目的决不文明，决不人道，决不潜规则的革命原则和造反红旗――你说，文革期间那些光天化日之下致死人命者，他们要什么潜规则呢？ 四 潜规则既然是一种道德发轫和道德框架，那么，这个说法就该改造谓道德规则。因为道德规则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甚至不好交流于隐私的那种非公共场域的独慎和自修。之所以历来上至帝王，下至臣民，更不要说公民了，他们会一直以来禀承道德公约与私责，施行高贵和无私的那种正面潜规则呢？因为道统未灭，人伦犹在。帝王，有帝师之教育与约束（虽然尼禄等少数帝王并不领教塞内嘉等人的约束）；人民，有服从帝王和老师的教导（一日为师百日恩）；而造反派和革命者有毁国不毁灭天下的正统――他们之间并无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迥异――替天行道就是"替天信道"；他们不会施行孔子执政而换一种天地人之结构。这是中外历史上之所以潜规则符合明建制之理据，也是个中政权（其性质）不会走样到列宁主义和涅恰耶夫主义之所在。这种道德至上的政权轮替，虽然同样形成不公，压迫和残暴，但是他们是留有余地的革命之前提，造反之背景――人们所谓自治也好，游民（山寨）也罢――人们的进退有地，穷富可塑，并不是私有绝对反对公有抑或相反的那种阶级优势论，政府绝对论和领袖独裁论可以改变――这就是帝政，君政，王政，民政等民主、僭政甚至帝制之所以没有毁灭文化之所在。国破家亡，但是天下未亡；此为至理。我们知道的这种历史，这种文明，绝对没有因为某种潜规则和暗操作而失去光明和正当。文化例证，比比皆是。因为诗歌采史之说，寅恪将历史变成了诗歌抑或相反；比如，寅恪大师就引用贞观之制之诗，说，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白居易《七德歌》；相对于他的白发宫女，黑手炭翁之责，之叹……）――就其制度建设与道德帝治做出证明。制度之说与致衡之道，双向互呈；民间传说对此也有发挥和补充――这类民间文本里唐朝之名人程咬金和尉迟公各持砍王斧和打王鞭之传说……更不要说李渊和秦王与民间力量说不清、道不明的官民互动之关系……都是这种潜规则和明建制互动于斯的例子；更不要说那些制定文化原则的道统宣誓了。这或许止于文学文本。而在政治学和社会学文本中，这类明制度，显规则，更是后来区隔于毛主义社会政治之无法相比之比――毛可以让刘、彭等人有打王鞭，砍王斧吗？是的，那时，程，尉二人也根本不是参与潜规则，而是赤膊上阵，明火执仗……――这是一种"明火执仗"之正；却根本不同于上面所谓州官放火之类……。 五 于是，在此民间传说和百姓翼望之间，有没有明确无误的显规则和明建制呢？当然有；这是建立制度的由来即正统滥觞之处――"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吕氏春秋》――"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史记》这是文化道统之批判正当性源头。这个源头导致政制产生而且发展（虽然，相对于西方持久民主致衡，这个中国致衡来得脆弱；但是他毕竟存在千年）；这个渊法于民的批判正统主义导致的文化正当性，令人感慨，发人深省，也就是我们所谓光明正大，光明磊落之传统。这个传统让文化人的道德论和正面规则论（含潜规则论）大兴其道，千年不懈。我们阅览钱穆，吕思勉，吴晗等人的政治学论证，可以明治制（制度）。我们阅读古往今来的诗词歌赋，小说曲艺，可以明道德。这里制度和道德两相递补，形成结构而非解构之那么轻率妄为――所谓枉势从道还是枉道从势，就是一直以来人们判断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始终如一之标准。 六 关于国政之制度建设包涵以下几种致衡。一是政治致衡；二是政教致衡；三是官民致衡；四是道统正统和法制致衡；诸如此类――这一类致衡，不是潜规则，而是明建制――这类致衡，导致中国文化和（准）中国宗教之发展和延续――这类致衡，使得历史人物不单是统治体制的工具，也是文化传播的载制；这样的一来一往，虽然个中取次花丛，修道缘君，却还是正道沧桑，道德廉耻，三纲五常，并不只是蝇营狗苟之潜规则之执行者可蔽之。我们看，这类致衡之法是：有着"吴晗所谓中国封建王朝里五种限制皇权的说法。 吴晗认为，这个限制论，大约在清明以前600年来，一直实行，行之有效。只是后六百年，就败坏了这个限制论，逐步走向无限制以后的君主制度的覆灭。 "这难道不值得大家深思吗？ "或者说，我们可以追究为何这个限制论失效于明、清，而有效于唐、宋以来之治，之制？ "这些限制论大概是――1，'议'的制度。举例。春秋战国时期，有人劝郑国执政子产，不再立乡校，以避免议论政治，莫谈国是，子产否。形成准舆论自由和准议会精神于本来就有百家争鸣传统之中国。 2，封驳制度――'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吴说，汉武帝时期丞相职权之内事情，君主不可干涉。这种制度规定，君主发出命令，得经过审查。吴晗还举了例子。3，'守法'制度。含成文法和不成文法。这里很像西方关于遵守自然法和约法的那种规定。道德和刑律起到双重作用。也就是说，如果道统和正统尽废，道德本源尽被驱赶，那么，遵守法度的根据，就可以不复存在――相反，道德成为守法遵纪的前提――对于道德以外的犯罪，就会惩治而得道，得法。这个东西，在极权和后极权道德沦丧，法纪废弛的今天，双向形成悖逆。 4，'抬谏'制度――即为言官制度的坚守。言官可以批龙鳞，捋虎须；君受言改过，赞为美德。这个制度中，往往有死谏者的殉难，诤臣里的坚守；也有某种王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面范例――只是这个抬谏制度，多对所谓圣君起作用，对昏君，不起作用。何以明、清以后圣君死，昏君生――又，何以一本《文字狱》（确有其书）和清朝文化建设并举――值得一察。但是，批龙捋虎，确为美谈，不可不记。 5，'敬天法祖'。就是政治、宗教分立的雏形。所谓'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就是典型范例。（神秀见武则天情形，即是。）"（参见吴晗《《历史的镜子》等） 七 而余英时先生则对皇上服从祖训提出某种正面论说法。 "……其次是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以后，君权本身逐渐凝成一个独特的传统，因而对后世的君主多少有些拘束力。前代帝王之失固当引以为戒，但以往在治道方面有建树的君主则亦须奉以为师。故唐太宗撰'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并说：'汝当要求古之哲王以为师。'至于在一代之内，由于开国之君始能立法垂统，因此所谓'祖法'对本朝的君权自然有更大的示范意义。" 二，就是君相致衡。"最后我们更应该指出，君权的行使在事实上所遭到最大的阻力则来自传统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我这里用'官僚制度'一词绝无贬义，也与传统所谓相权有别。相权如仅指宰相（无论为独相或并相）所拥有的权力而言，则它既直接出于君授，自不足以成为君权之限制。 "但宰相为'百官之长'、'群僚之首'，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整个官僚系统的领袖，因此当官僚制度对任意挥洒的君权发生一定程度的抗拒力时，相权往往首当其冲。在唐代三省制之下，皇帝的诏令、制敕必须经过中书门下副署。后来刘�之得罪了武则天，则天借故下敕惩治他。�之见敕文未经中书门下副署，遂说：'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这个有名的故事从表面上看似是君权侵犯了相权，但深一层看则是君权的行使干扰了官僚制度的正常运作，因而受到这个制度的反弹之力。" 三，于是，官僚制度这一说辞，在此意义上获得正面积极意义；并不是潜规则可以摇动之。"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君权和官僚制度的关系更是一部不断摩擦、不断调整的历史。当官僚制度的机器发展不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时，君主便要对这部机器作一次基本的调整。由于相权是处在这部机器运转的枢纽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调整便导致宰相制度的变更。自秦汉以下，中国宰相制度一共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即秦汉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内阁制（清代又加上军机处）。'君尊臣'的原则正是每一阶段发展的最后动力。"（余英时《君权与相权》） 这些论述都是潜规则作者忽略的国政要素和道德要义，不能不赘之，复之。 八 那么，究竟什么制度和"文化"导致潜规则负面特征盛行？是一个十分简单明确的问题。这就是极权主义体制。这个体制在诸多负面废黜了千年中外老体制那种天赋人权和以人为本双向结构和株连的结构。故此，他们不是以潜规则背道历史，悖逆文明和摧残个性，而是以极为不潜在和极为嚣张的意识形态，制造和杜撰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于是，在很多极权主义研讨者笔下，这类无法无天的明规则制定于光天化日之下，发展出来纳粹和文革。这当然是因为（一），他们并不认可道统中西，法统中外的那种正统和政统。他们制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断定宗教为人类鸦片的方式，在宣布上帝业死，以后再制造和宣布人类之死――先是所谓有产阶级之死――后是无产阶级之死（含农民之死）――人类之死（灭绝人类罪！） 这样，（二），这些灌输意识形态者类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语），成为这种覆灭道统的开端祖师――虽然这个历史极为短暂；且今后也绝对不会持久――但是，这个极权主义规则居然可以盛行于世而被所谓自由世界的一些蠢货所认可。 （三），那就是无产阶级领袖沆瀣资本家制造共产党资本论。加之他们的左派和后现代主义分子给了这种废黜道统和人文的理论以一种上帝已死（加之德勒兹所谓耶稣该死和欧几里德也该死（《千高原》）之据。 （四），这类德勒兹式的批判，怀疑，动摇了西方的传统文本――与此同时，更有中国的儒学膺品假冒孔子和王政，试图次第废除东西方千年以来的政教分梳，试致圣俗两界堕入歧途而不返。 （五）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误认为中西古今文化道德皆被潜规则引领而不得有救之。这是极权主义误判和迷导众人的几种法宝。换言之，潜规则之所以可行，就是因为他的致衡状态陷于死局。 一如前述。如果皇帝对于凤阁（中书）鸾台（门下）无可如何；如果皇帝不可释释道为臣；如果游民有汪洋大海一样宽阔和长远的存在可能；如果道德文化常在，天地不容侵犯……试问，潜规则有多少余地可以实施之？可是，相对于毛之帝师合一，内毛外党，人们如何可以有打王鞭，砍王斧？人们何以能致衡皇帝于老师和圣、俗？这是非常明显的故事――更不要说对比于将总统放进笼子的欧美体制了――虽然，这类体制在百年以前，就被约翰.穆勒质疑为对于代议制的负面规则（见其《代议制政府》）――主要是民主缺陷的批判（含金钱选举，党派利益等）。但是，西方民主，正是因为有其现代和传统的接轨，致使原有的道德优势，宗教依赖和文化沿袭并未中断而且有所发展；多数民主，让位给对于少数的保护；权贵选举，让位于平民平等；宗教覆盖，产生了政治空间；诸如此类。故此，西方潜规则运行颇难（虽有丑闻，却也不避报纸和媒体）。所以，只有专制主义即其极端极权主义才有可能完全规避这种自由舆情和政治致衡――而这样的政治、阶级（阶级消灭）、经济特征，并不依赖潜规则运行，而是倚靠枪杆子和无法治。这是世人皆知之理，无须赘述。只是我们最后要说，对于潜规则的批判，一定要在判定了明建制或者非建制以后才可补充施行――换言之，不批判规则和制度之非，之废，来一个似乎要证明其制度之明明白白之处之好，黑暗和肮脏之由只是潜在和暗箱――那是一种是非颠倒的说法――那个明确无误的极权主义制度绝对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操作和执行的――那不是潜规则，而是明火执仗、无法无天的无规则。
――《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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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Aug 2012 12:20 PM PDT  上访妈妈唐慧8月10日获释。但事件并未就此了结，新华社"中国网事"报道称，唐慧自由后还留有个问号，这个问号指向屡屡引起巨大争议的维稳式劳教。唐慧的律师胡益华先生披露：撤销劳教是妥协的决定。唐慧本人则表示不认可撤销的理由。胡益华律师认为，劳教剥夺公民自由缺乏法律依据。"唐慧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希望能够引起注意。结果他们用劳教，剥夺上访者的人身自由。其实这不能解决任何上访问题，劳教只会激化矛盾，制造恶性循环。" 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13日报道："中国官方日前做出撤销对湖南上访母亲唐慧的劳教决定赢得中国舆论的积极回应，这一决定同时也使中国网络掀起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声浪。一年前曾致函中国人大要求立即撤销《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杭州律师王成，上周五又将他与同事们共同撰写的要求立即撤销《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公民权利主张书贴在微博上，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内已经赢得五千多人的签字。"由此可见，民众对劳教制度普遍感到深恶痛绝！ 本网早在2008年7月1日发表的关于劳教问题的专项调研报告《劳教不废，法治难立》中就曾指出："劳动教养制度的存续和膨胀明显的违背中央政府提出的构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执政方向，具体弊端如下：1、劳动教养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2、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样的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而适用劳教行政处罚时却高于刑罚的拘役刑。3、由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罚'，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4、劳动教养随意性强，公安机关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使原本已经过大的公安权力进一步膨胀。5、劳动教养是完全封闭式的汇报审批，根本不公开，也不能辩护和辩论。6、劳动教养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检察院不批捕或退侦案件、法院清判案件、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转为劳教。7、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公安部门甚至利用劳教处罚权搞部门创收。8、劳动教养日益成为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9、劳动教养是实施差别待遇的处罚，不仅内外有别，而且等级、身份有别。" "劳动教养制度既不符合现行宪法的规定，更缺乏宪政基础。如果用现行《宪法》、《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来衡量，不论《决定》、《补充规定》还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都不具有正当性、合法性，都不能成其为劳动教养的依据和具有合法性的根据。由此可见，劳动教养既没有宪法依据也存在合法性问题；劳动教养虽然是一种行政处罚，但其剥夺自由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某些刑罚措施；劳动教养的对象存在不确定性；劳动教养程序也存在明显的不公正性，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等等。劳动教养制度的所有这些弊端，都是与现代法治精神完全悖逆的，是对人权这一普世价值的肆意践踏。官方试图以此来控制社会，维持统治秩序，但是由于这种制度缺乏透明和公正，违背法治的精神，从以往的经验尤其是那些访民的经历来看，事实上是不可能达到这一预想目的的，只能激发更严重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 同时，劳动教养制度也是与国际人权公约完全相抵触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12条第3款规定："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第14条第1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依据《公约》精神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所有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必须通过正当程序并由法院做出判决，必须由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 《世界人权宣言》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任意加以逮捕、拘留或者放逐"（第9条）："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10条）。 本网近年来不断公开发出呼吁，要求中国政府应遵守宪法，履行职责，兑现宪法条文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尽早做出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但中国政府一直置若罔闻，出于维稳动机，变本加厉地将众多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进行上访申诉的公民投入劳教所，近期就有湖南维权人士肖勇、辽宁维权人士赵振甲、黑龙江维权人士廖诚、北京艺术家华涌、安徽年近七旬的访民夏培勤、山东访民刘厚顺、山西访民王粉燕、河北访民刘海满、重庆访民戴月权，等等等等，数不胜数。 中国政府一意孤行，执意坚持实施劳教制度，不仅违背人心民意，严重侵害了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也严重损害了宪法的权威和法治的尊严。不仅无助于缓和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加深社会撕裂，制造恶性循环，实为不明不智之举。 为此，维权网再次郑重呼吁：中国政府和全国人大应正视民意，切实遵守普世人权准则，实行法治，立即释放所有被劳教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进行上访申诉的公民，并尽早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维权网 2012年8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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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Aug 2012 10:26 AM PDT
近代中国所接受的达尔文，是一个斯宾塞化的达尔文，是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的魔法释放出来的三大魔鬼：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无所不在的社会风气。
 [美]浦嘉珉著钟永强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505页，44.00元 今年(2009年 编者注）是达尔文诞辰两百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给人类带来颠覆性思想革命的科学家。这位不信神的进化论发明者，生前曾经被教会保守派视为妖魔鬼怪，死后却埋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与牛顿的墓相伴。进化论改变了十九世纪以后的世界，也深刻改变了近代中国。二十世纪之初，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说：“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进化论的核心是生存竞争说，它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和历史的整体想象，使得重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成为迫不及待的现实。 这一切对于中国人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力本论中的竞争与强权 进化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力本论的宇宙观，它与儒家以德为本的宇宙观截然不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天下”在西方的船坚炮利冲击下轰然倒塌，以华夏为中心的礼的世界彻底崩溃了。严复介绍进中国的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为“力”在中国的登台亮相，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想舞台。早年章太炎也是进化论的信徒，翻译《斯宾塞全集》，首译斯氏的《论进境之理》。进化论以牛顿的力学世界观为基础，将力看成是万物变化的源泉，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严复讲“鼓民力”，在他这里，力的含义还比较狭窄，局限在感性生命的体力层面。力本论最有影响的传播者是梁启超，在梁那里，力的内涵要则要宽广得多，有“心力”、“胆力”和“体力”三种，涵盖了知性、意志和体力三个层面。当“德”的世界崩溃之后，中国人应如何适应这个为“物竞天择”所主宰的世界？既然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人心秩序相通，那么，当宇宙将力作为自身的发展动力的话，那么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也应当如此。人的“心力”、“胆力”和“体力”，作为宇宙力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人们世界观的核心。在进化论狂飙的推动之下，加上梁启超的鼓荡，一股力的宇宙旋风在晚清平地而起。中国人的世界观从有机的伦理世界转变为机械的物理世界，物理的力代替伦理的德，牢牢占据了宇宙与社会的主宰位置。 在这个力的物理世界之中，不再是精神与伦理，而是物质和实力；不再是形而上的道，而是形而下的器，成为世界的主体。1860年开始的自强运动开创了富国强兵的先声，戊戌变法之后，到处都是工商富国、军国民教育。在晚清流行甚广的，莫过于杨度鼓吹的“金铁主义”，金代表经济（富民），铁代表军事（强国），对内实行“富民”和“工商”立国政策，对外执行“强国”和“军事立国”方针。“金铁主义”的结果是金钱与铁血压倒一切，代表精神势力的士大夫阶级日益衰落，而原来被排斥的边缘阶级商人阶级与武人集团在“金铁主义”推波助澜之下，逐渐占据了清末民初的舞台中心。 当礼的世界转向力的世界的时候，这个新世界最令人诱惑之处乃是进步。那么，进步的动力何在？曰竞争也，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历史进化论颠覆了古典的人性预设，人与动物一样，都以自我保存、生存发展为终极本性，因而生存竞争便成为社会的主轴。在晚清，最早引进进化论的是严复。严复比较复杂，他的进化论之中，有强权的逻辑，也有天道的善恶。真正对社会发生广泛而持久影响的，是“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梁启超将竞争的强者逻辑发挥到了极点。在梁启超看来，十八世纪流行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等到十九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能沦落为被奴役的命运。1899年他在《论强权》中干脆利落地宣称：“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 在这里，梁启超混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概念：权利与权力。所谓权利（rights）,乃是自然法通过人定法所保障的正当权益，是人所以为人、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权利与人的自由有关，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因而也成为自然权利。而所谓权力（power）,则是对其他人的主宰和控制的能力，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能性。权力产生不了自由，它导致的只是宰制甚至奴役。权利与权力这种明确的分界，是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然而在一个缺乏自由与人权的威权社会之中，权利和权力便会等同一体：权力越大，宰制他人的能力越强，自身的权利也就越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权利不是来自于不证自明的天赋人权。缺乏正当的道德理由，而只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下的结局，谁有能力控制和奴役别人，谁就拥有了权利，因而也拥有了为所欲为的自由。权利的大小便等同于权力的强弱，一个人的权利不是建立在平等的道德理由上，而是对他人控制的不平等的基础上。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等级制的官僚帝国，但中国的等级制与欧洲不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通过科举和发财等个人努力可以上下流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各个阶级有各自的职责，各有其尊严所在，所以能够各安其位，各守其职。但在中国以官僚为中心的等级制中，平民阶级虽然可以向上流动，一夜鲤鱼跳龙门，但稍微有点才气和野心的，是很不安分的，因为那个社会惟有往上爬方有尊严，在底层永远是受屈辱的。中国人没有基于抽象的造物主、自然法或者法律的平等传统，因而也没有普世性的权利观念。在一个官僚为中心的社会之中，惟有权力独大。有了权力，便可以操控别人，你所享受到的作为人上人的“权利”也就越多。事实上，这种人上人的“权利”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特权，官僚士大夫特有的权利。权利是平等的，不依赖是否有权力，而特权总是以一定的权力为前提。中国人只有以权力为基础的特权概念，而缺乏普遍平等的权利概念，即使到了晚清的梁启超，也无法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差别，误将权力认作权利。而这两个发音完全相同的不同观念，至今在中国人大脑当中还是混沌一片，对平等的权利的维护，最后都搞成对人上人的特权乃至控制他人的权力的追求。 浮士德精神与能者生存 同样为了国家富强而建构力的秩序，1895年前后时期的重心是不同的。自强运动重视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是器物为中心的富强；而到戊戌维新运动，富强之路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国家富强所需要的国民的能力。正如史华慈所说的那样，严复发现西方之所以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能力，它不支持消极的、隐退的态度，而支持奋发进取和表现能力的精神”。史华慈将严复发现的这种西方精神称为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正是这一精神导致了西方的富强。而严复所赞赏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为“浮士德精神”提供了一幅宇宙神话的证明，而自由民主制度，不过是最终解放个人潜能的制度化环境。 从物质之力到人之潜力，这的确是一个大转向。西方的富强，不仅是物质的强大，而且是精神的焕发。资本主义的发生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不仅需要制度，更需要一种精神。“浮士德精神”正是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一代象征。与中世纪的基督教重视“救赎”，儒家传统看重“成德”不同，近代的“浮士德精神”在乎的是“成才”，是人的能力完美展现。深刻影响严复和近代中国其他思想家的斯宾塞，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后的归宿点并非国家，而是人的个性；但他所说的个性乃是以“能力”为中心，是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而这种潜能正是认识与改造世界、获得世俗意义上幸福与快乐的能力。斯宾塞坚定地相信，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个人，所谓最优秀指的是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下拥有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其伦理原则用通俗的话描述，就是“赶快干活，否则完蛋”。斯宾塞作为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集中体现了自由竞争时代资产阶级自信、竞争、进取、冒险、永不满足、生气勃勃的近代“浮士德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深深打动了严复、梁启超等一代中国思想家。 这种浮士德式的新国民精神何以产生？严复和梁启超深受斯宾塞的影响，认为在于提高民德、民智和民力。德、智、体，在儒家学说之中本已有之，但在晚清启蒙思想家那里，不仅体力，连德性和知性本身也被视为一种“力”，一种具有生产力的能力，即所谓的“德力”和“智力”。德性也好，知识也好，日益丧失其内在价值，一切只是从生存竞争出发，看其具有多少提高生存竞争力的实用价值。适者生存变成了能者生存或强者生存。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个人，来自斯宾塞的学说。斯宾塞心目中的个人，既非具有浪漫情怀的意志个人，也非追求眼前快乐的享乐主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具有能力的生物，是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充分发挥自己所有潜能的个人。这是一种能力主义的个人，是适应生存竞争时代的能者和强者。这种能力主义的个人也有自己的快乐。他的快乐既与世俗的享乐主义不同，也有别于传统的道德与精神之乐，而是一种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精力得以充沛外溢之乐。斯宾塞对心目中的“快乐人”有一番生动的描绘：“他一觉酣睡到天亮，跳下床铺，一边穿衣一边唱歌或吹口哨，下楼时容光焕发，稍有刺激就会哈哈大笑，真是一位精力四射的健康人。他不仅意识到自己已有的成功，而且由于自己的能量、敏捷、多谋对将来也充满信心。就这样，他满心喜悦地开始自己那天的工作而没有丝毫厌腻之感；他每时每刻都体会到高效率工作带来的满足；回家时还有大量的剩余精力进行好几小时的休闲活动。” 好一个竞争时代的“快乐人”！他的所有自信、快乐都来自他的高效率和事业的成功。这正是新教运动之后布尔乔亚人格的典型写照。正如史华慈十分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斯宾塞虽然确信个人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最终收益人，但他所指的个人，“不是任何作为个人的个人，而是只有那些具有最高的德、智、体能力的个人，才将得到尊重。在他的信条中，决不尊重不称职者和失败者”。在一个不相信眼泪、只问成功与否的生存竞争社会，真正得到尊重的不是多数失败者，而是少数赢家，而这个赢家，被时代视为豪杰，创造时势的一代英雄。到了晚清，新的英雄豪杰代替了传统的有德君子，成为时代的人格象征。儒家学说之中本来有修身与经世两个实践的面向，但在晚清思想界，由于受到内忧外患的形势逼迫，虽然修身依然重要，但经世思潮已经占据主潮。为了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德性，而是能力；不是立德，而是建功。梁启超在《新民说》之中，几乎用所有的篇幅，论述和打造适应新的竞争时势的英雄人格。这种人格，一反儒者的柔弱仁慈，具有强烈的企图心、扩张性和好斗力，用陈独秀后来的话说，便是一种“兽性主义”：“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兽性主义”自然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在清末民初，当传统的礼的秩序崩塌之际，由进化论所催生的力的秩序，不仅造就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新的时势，也开始铸造一种由能者与强者为标志的新的国民人格。对力的推崇、对能力的赞许和对强者的膜拜，成为这个竞争时代最嘹亮的声音。 清末民初的乱世浊象 历史进化论本来承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历史前景，通过竞争与淘汰而实现进步，最终从野蛮社会走向人类共同的文明社会。然而，晚清以来，物质文明在进步，但各种各样的现实与人心之恶也在借势发展。最重要之恶，乃是放弃了道德制约，任凭力在世道横行。晚清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对此有敏锐的察觉。他欣赏中国的清流派领袖张之洞，但对他提出的“中体西用”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个互相矛盾的双重标准：“中国人就个人而言必须继续当中国人，做儒门‘君子’；但中华民族——中国国民——则必须欧化，变成食肉野兽。”辜鸿铭讽刺“中体西用”说是“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与“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古怪结合。他尖锐地指出：“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这话出自清王朝倾覆前夕，辛亥革命之后果然被这位众所不解的怪杰而言中。中华民国奠基失败，正是败在一代开国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手里。不仅袁世凯迷信武力，连他的反对者亦是如此，武夫当国，势力当道，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一团漆黑。辜鸿铭对此颇为激愤：“真正的灾难，我说过，不是这场革命，而是革命以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因为它意味着群氓已将整个中国踩在脚下。” 在民国初年，对力的政治有深入观察和尖锐批评的，是《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1913年，他接连三论精神救国，指出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已成丛林世界：“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一个重义轻利的礼教国度，短短半个世纪，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蜕变？杜亚泉认为，自十九世纪后半期，欧美流行一种危险至极的唯物主义，这种主义以孔德的实验论启其绪，达尔文的进化论植其基，斯宾塞的哲学总其成。当唯物主义东渡输入中国之后，初为富强论，继则为天演论，传播于中上流人士之间，而全体国民皆投入生存竞争之漩涡，认物质势力为万能，以弱肉强食为天则，日演日剧，而不能自拔。杜亚泉对此痛心疾首：“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
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最容易建立的是威权主义的专制政体，在私人领域放纵国民发财享乐，声色犬马，而在公共领域限制国民的政治自由，听凭国家权力由各种“有力”的利益集团角逐竞争，而最高统治者通过平衡各种对抗的物质势力，保持自己对主权的垄断。威权政治需要自己的社会基础。袁世凯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除了物质主义之外，还有民初日益弥漫的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
利己主义（Egoism）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个人主义在欧洲是近代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的个人主义在晚清出现，到“五四”开始崛起。而利己主义无论中外皆是古老的东西，它和人性与生俱来。中国最早的利己主义以杨朱为代表，在历史上，以物欲享乐为先的杨朱式利己主义，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绵延不绝，成为做得说不得的处世潜规则，然而除了在战国、魏晋和晚明这几个乱世之外，在大部分朝代皆无法在社会上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不过作为一股潜伏的暗流，一旦儒家正统思想崩盘，杨朱式利己主义便会迅速在现实中蔓延，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借杨朱的传统鼓荡民族国家所需要的个人主义时，利己主义也借船出航。中国人很难区别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区别所在，常常混为一物。于是传统的利己主义以个人权利、生存竞争这些新名词作为其正当性，在公共领域与日常生活之中大行其道，甚嚣尘上。个人主义有权利观念，更有服务意识，而利己主义则惟有追逐最大化的个人利益与快乐。晚清以来的生存竞争学说为利己主义的泛滥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现代理由。南橘北枳，岂不悲夫！ 《中国与达尔文》的作者浦嘉珉指出：“达尔文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似乎无可辩驳的论证，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超乎道德和血腥的世界里，自我保存是其中的唯一道德。”在古代中国，虽然上流社会有虚伪之士，下层社会有唯我之徒，但主流社会的礼治秩序尚能维持，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无法立足。晚清之后，风气大变，一股物欲、利己和功利之风逐渐吞食神州，成为主流，而原来以儒家士大夫为表率的优雅正直超脱的风气荡然无存。辜鸿铭认为，太平天国之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掌了权，中国从一个雍容华贵的国家变成了庸俗市侩的民族。民国之后，在袁世凯以及他的政敌把持下，“中国所有的那些低级、庸陋、粗俗、卑鄙和可耻的东西，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机会和充分的‘自由’，可以发展自己了。简而言之，庸俗将成为新中国的理想。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将不仅拥有中国自身的庸俗，还将拥有来自欧美的庸俗”。这位文化怪杰的批评尽管偏激刺耳，但可以听得出他内心的愤怒与无奈，更可悲的是，他讲的通通是事实。 在儒家文化传统衰落、庸俗之风浸润人心的双重背景下，清末民初的上流社会士大夫阶级开始腐败，腐败不仅是制度形态上的，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士大夫的腐败到民国成立以后，更是如溃堤一般。张朋园的有关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共有三次代议制议员选举，就选举的廉洁程度而言，一次不如一次。1909年的各省谘议局选举，多是上层绅士参选，风气尚正。民国以后，人人欲显身手，进入政坛，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仅旧式士绅道德变质，而且新式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1913年的第一届国会选举，贿赂、舞弊比比皆是，1918年的第二届国会选举在安福系把持之下，更是公然买票，丑闻百出。社会舆论对政治精英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利己主义在清末民初的流行，与功利主义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钱智修在《东方杂志》撰文指出，吾国与西洋文明相接触，其最占势力者，乃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评判善恶，以实用与否为标准，故国人与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皆以是否实用为取舍。儒家文化本来就有经世致用的一面，到近代经过外来的功利主义催化，实用主义发酵为主流文化传统。近代中国的功利主义与英国近代的功利主义虽然都预设了人性就是避苦求乐，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的快乐，但二者之间有质的不同。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其在方法上是个人主义，在目的上却是集体主义。但功利主义一来到中国，便与杨朱式的利己主义相结合，一切变了味。钱智修如此描述中国的功利主义者们：“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者，亦以其与一己之私利、一时之近利不相容，而不得不牺牲之。是故功利主义无政治，其所谓政治则一权利竞争之修罗场也；除功利主义无伦理，其所谓伦理则一崇拜强权之势利语也；除功利主义无学术，其所谓学术则一高资厚禄之敲门砖也。盖此时之社会，于一切文化制度已看穿后壁，只赤条条地剩一个穿衣吃饭之目的而已。” 中国式的功利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强权崇拜，伦理上以力为最高价值，在日常生活形态则以生存为第一信条。精神、文化、道德通通成为冗余之物，穿衣吃饭成为唯一的目的。民国政坛为追逐利益而争斗厮杀，社会大众又为生存与享福而拼死竞争。自进化论引进中国，生存竞争的魔法释放出来的三大魔鬼：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骨髓，成为无所不在的社会风气。风气所向，无可抵挡，纵然有良政、善法，一来到中国，便蜕变为暴政与恶法。人心之坏，导致普遍的精神腐败，这比少数贪官污吏的政治腐败还要可怕。 近代中国所接受的达尔文，是一个斯宾塞化的达尔文，是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老子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与物质的进步，也造成了残酷的竞争和恶势力的泛滥。及至今日，莫不如此。达尔文若地下有知，定会像海涅一样长叹一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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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Aug 2012 12:2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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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Aug 2012 12:14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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