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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1, 2014, 6:16:34 AM7/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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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死磕派律师吹响集结号

Posted: 21 Jul 2014 12:04 AM PDT

图：六月六日来自大陆各地的十多位律师在郑州公安局前，要求处理郑州第三看守所拒绝律师合法会见被刑拘的公民常伯阳、姬来松、石玉等人



诚如有的法学家所言，死磕派律师"不像律师"，首先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死磕派律师正在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眼下，有越来越多的律师走上了抗争公权力非法妄为的死磕之路。


李金星律师和张磊律师曾策划过一场"死磕派精神展"，照片与实物已经在他们位于北京东三环的律师会所展出，彰显出律师与公权力死磕斗法的惊心动魄抗争。这些照片，展示了一场场凶险战役中，律师们一如既往地死磕到底的勇气。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曾戏言这些死磕派律师"不像律师"，但是"律师不像律师首先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他认为"不可否认死磕派律师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推动法治进步"。
"穿小鞋"逼律师"揭竿而起"
近年来，中国内地律师界涌现出不少护法维权，与公民抗争运动合流的"死磕派"精英。他们直接抱团维权，或者通过"公民不服从"行动对抗公检法的专政权力，支持民告官诉讼。他们实质上是当今中国法治希望的行动派，是以群体方式站出来抗争公权力违法的一线斗士。这个群体导致了习近平高压管控下的中国官方恼羞成怒，恨之入骨。近来，当局不仅对其中的重头人物实施直接抓捕，如律师浦志强、唐荆陵、刘士辉等，更借助其律师年检制度大行压制、迫害死磕派律师之实。如今，中国大陆的25万律师的执业证每年都要进行年度审检，各地司法局经常会对经办过敏感案件的律师及相关律所进行打压，故意拖延或不给办理年检，目前全国已有几十位死磕派律师因此失去执业证。
2014年6月3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部在《法制日报》发表声明："唐吉田、刘巍、郑恩宠、唐荆陵等为已吊销律师执业证人员，王城、江天勇、滕彪为已注销律师执业证人员。"这些都是死磕派律师。 唐吉田当即发表《严正声明》怒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本应以维护律师权益为第一要务，却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强力部门报复、迫害律师的马前卒。当今世界，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潮流。那些身居高位的律协头目如果不能回归律师本位，继续充当打手，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今公权力不需要年检、企业不需年检了，法官、检察官也从不需年检，唯独为打压不听话律师，官方要借助年检给他们套上紧箍咒。这种对律师日益加剧的"穿小鞋"迫害，正在不断激怒律师"揭竿而起"。为此，今年6月28日，30多位维权律师聚会郑州，吹响磕派律师抗争集结号，商讨维护律师自身权益，要求政府废除律师年检。同时起诉相关部门借年检打压律师，侵犯律师执业权利。
死磕派律师抱团维权显示力量

今年3月20号，王成、张俊杰、江天勇、唐吉田4位律师，曾前往"黑龙江省建三江法制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却遭建三江警方殴打、绑架、并非法拘留。医疗检查证实，他们4人共有24根肋骨被打断，引发律师不断抗争与声援。事件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不少律师公民自发组建失踪公民营救团，接连不断前往当地要求放人，与公权力死磕到底。当地公安局非常恐慌。事件不断发酵、升温，死磕派律师群体力量不断显现。

5月15日，大陆演员黄海波在北工大建国饭店嫖娼时被警方抓获， 5月31日，北京警方证实将对黄海波等人"收容教育"。 6月7日，几十位北京著名律师聚集在京都律师事务所，发起"收容教育制度之存废"法律研讨会。据中国财新网报道，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刘桂明主持，多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和法律学者参加，抨击政府侵犯人权的收容教育，死磕政府违法。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将"收容教育"制度说成是中国法律"怪胎"。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江平、应松年、陈光中、樊崇义、杨立新、田文昌等法学家、律师联名签署《关于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议书》，呼吁废除收容教育制度。此前的5月初，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原副主任郭道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等108名法学者、律师、妇女组织工作者等，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教育制度。这些公开活动，给官方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致使"收容教育"再次成为继废除劳教之后万众死磕的众矢之的。

近日，中共全国律协官办组织，为压制死磕派律师，正在酝酿出台《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修订草案。此草案图谋加重限制律师言行，特别是网上言论。有评论认为，此两份剥夺律师言论自由的规定违法违宪，将"死磕"派维权律师作为主要目标，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引起律师界和社会舆论极大愤怒与强烈抨击。不少死磕派律协会员倡议罢免该协会领导。
当今中国弥足可贵的希望所在

6月21日，维权律师刘金湘、张海致全国律协常务理事的公开信称，"近期全国律协意图通过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草案，这两个草案明显违反了《宪法》、《律师法》，直接剥夺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第八条第七项规定律师个人会员有提出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的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两部草案与其说是律师执业的行业规定，不如说是一场企图扼杀依法治国的阴谋！"此公开信随即引发死磕派律师共鸣。
曾因代理法轮功案件被武汉市律协暂缓考核律师执业证的张科科，从6月10日开始在武汉市律协前愤然绝食，死磕到底，再次吹响了死磕派律师抱团集结号，引发全国众多维权律师呼应，展开百日接力绝食运动，抗议当局对律师权益的打压。此事件轰动国内外舆论。张科科在经过几天抗争之后，日前已获得执业证年检考核通过，显示死磕派律师抱团抗争的群体力量。
眼下，有越来越多的律师走上了抗争公权力非法妄为的死磕之路。他们依据中国现行的法律，在法律的框架内，与违法的公权力死磕程序、死磕事实、死磕法律。这正是当今中国"公民不服从"抗争行动的一部分，也是当今中国通往法治之路弥足可贵的希望所在。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童正诚：有一種力量叫公民同城

Posted: 20 Jul 2014 11:53 PM PDT


图：郑州诸君子的家属朋友在看守所门前声援抗议


公民同城並不是有形組織，只是一種理念，即破除個人的原子化狀態，從關注和參與本地公共事務開始，關注和參與更大範圍事務。每個地方都有天安門，也有中環，它們屬於人民，人民由公民構成。讓廣場和其他公共領域回歸人民，各地的解放才是國家的解放。


人民被權力關進了籠子

今年民間形勢殘酷，六四前後被抓異議人士之多之廣遠超往昔，而鄭州亦發生'五月風暴，先後十幾位人權捍衛者失去自由，其中多半曾參與當日交流。目前賈靈敏、劉地偉、于世文、陳衛、董廣平、方言、侯帥及常伯陽律師、姬來松律師等九人已正式逮捕，這僅是全國今年被抓良心犯的一小部分。權力沒被人民關進籠子，人民卻被權力關進了籠子。

鄭州此番被抓者形式上分屬兩案，一是針對拆遷維權的賈、劉案，一是于世文等人的六四公祭案。後者早在今年三月便成立數十警員參與的專案組，廣泛採用技偵手段，五月底收網捕人，因被抓共十人，故稱"鄭州十君子案"。兩案被捕諸君有很強代表性，有拆遷維權菁英，有念念不忘初衷的八九學運領袖，有代理大量敏感案件的人權律師，有深入揭弊的調查記者，有活躍敢言的網民，也有存在近二十年的民間思想沙龍主持者。這些人在各自領域具有影響，而他們連接在一起，尤引人注目。

從表面上看兩案藉口不同，但實質卻相同，即當局對近年活躍的本地抗爭者進行集中打壓，全面梳理舊賬，摸清底細，打擊一部分，震懾一大片，實現一定時期的境內安寧。這不僅是鄭州當局的算盤，其他地方也藉助"六四"維穩的尚方寶劍，在完成題目時做自己的私活。北京借"六四研討會"處置介入周永康事件的浦志強律師，鄭州則借"六四公祭"打擊近年活躍的本地人士，企圖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打怕打散逐漸積聚的民間力量。

警察權肆虐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近年來鄭州及周邊已形成較為活躍的公民圈，各種活動有聲有色，風生水起。對外地人權事件關注和聲援，如探訪陳光誠和圍觀良心犯庭審，為人權捍衛者辯護，今年的建三江和薛明凱事件，都有鄭州人士參與。而支持本省抗爭更是責無旁貸，例如葉縣和南樂教案的圍觀，例如反對強制平墳，例如對強拆維權的聲援。這讓本地當局感到威脅，六四維穩給了它一個動手的絕佳藉口。從它們開展的調查可知，其並非只對公祭本身感興趣，而是廣泛涉及近年來各種活動，尤其對"同城飯醉"之類深挖，試圖查明它與外界有無聯繫，查明它與公民行動之間有無關聯。

習近平時代，警察權肆虐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就是所謂敢於亮劍吧。三十日刑拘，基本成為民間人士抗爭風險的"最低消費"了，取代以往的24小時喝茶。這三十日甚至三十七日（加上檢察院審查批捕的七日），可謂是警方的自留地，完全一手掌控，不受外界包括法院的制約，用於懲戒不需判刑的異議人士最為得心應手。1、隨意找藉口，先抓人再找"證據"；2、押人一律適用"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夥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才能適用的批捕前最長羈押時限三十日；3、創造"危害國家安全的其他犯罪"這種自我授權的概念排斥律師會見；4、任意更改罪名……以上種種，在鄭州公民案中無不體現。每個被刑拘者，精神和身體都遭受巨大痛苦，而家人的煎熬或許更甚。

《刑事訴訟法》規定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等三類可限制會見，即律師必須經辦案機關許可才能會見嫌犯。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應指《刑法》分則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所列罪名。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374條擅自將其範圍擴展到偵查機關認為危害國家安全的"其他犯罪"。第49條則規定"有礙偵查"（如可能導致"同案犯逃避"）可不許可。 鄭州十君子案中的記者殷玉生，似乎原本並不在抓捕名單之上，可能就是為了充實藉口，而將其列為同案犯通緝，但在大連抓獲後卻又非法關押十天之久。

 警察國家、刑拘天下，是考驗各地公民"板凳深度"之時，看有沒有比較穩定的公民生態圈，雖無紀律約束和組織，卻守望相助，協力同心。在不正常的時代，人們仍可以像正常人那樣生活。恐怖氛圍下，有俠義之士，有患難真情，有壓不垮的玫瑰。鄭州兩案的家屬和朋友們都表現不錯，堅強和團結。全國數十上百名維權律師參與到鄭案的關注和死磕中來。不斷有外地公民前往鄭州，或探望家屬，或舉牌抗議，而互聯網上的聲援更是始終在堅持。這些極大鼓舞了本地人士特別是家屬，對當局造成極大壓力。

公民同城是"公民"道成肉身

人的本性是社會化的，有公共性。在中國語境下，公共化意味著一個人關心不限於他自身的事務，並且與其他這樣的人連接起來，而在當局看來，這意味著失控的可能，走上了不服從的道路。各地的公民案、人權案，都是當局恐懼於公民覺醒而進行報復與恫嚇。而對公民覺醒影響很大的是互聯網和"公民同城"。後者不是狹義的，而是廣義的，即各種民間活動均在內，包括各種公益講座、讀書會、沙龍、NGO等形式。狹義公民同城如果說有一些不同，可能在於它更注重開放互聯、以行動為導向等。

公民同城並不是有形組織，只是一種理念，即破除個人的原子化狀態，從關注和參與本地公共事務開始，關注和參與更大範圍事務。它不是戶籍意義上的概念，更不意味固步自封，畫地為牢，局於所在地區。公民同城是"以道結合，和而不同，行動導向，守望相助"的有機民間生態，雖然弱小但卻堅韌，有學習能力、擴展能力和修復能力，立足本地，全國視野。有這樣的生態，民間將更為穩固，行動能力和承受打擊的能力將加強。鄭州此次遭受重創，但不會意味著就此消沉。

公民首先也是"市民"，他在參與大的政治與社會共同體時，也是所在社區或者小的共同體的一元。公民同城或許能表達這樣一個概念：把公民與市民結合起來。有人把"公民同城"等同於特定做法，而海外一些人則把他們某些提倡也冠以"公民同城"，這都是不準確或不妥當的。公民同城的概念要豐富得多，公民同城是"公民"的道成肉身。所謂茉莉花革命的失敗，重要原因是缺少公民同城的深厚基礎，單靠一個概念就能鼓動無數人上街，這是奢望。廣場上的人不是烏合之眾，而是"公民"。 每個地方都有天安門，也有中環，它們屬於人民，人民由公民構成。讓廣場和其他公共領域回歸人民，各地的解放才是國家的解放。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魏京生：人民有抗议暴政的权利—— 纪念德国纳粹时期刺杀希特勒案70周年

Posted: 20 Jul 2014 11:29 PM PDT


暴力有两面性。暴力的一方面是一种罪恶，但惩恶扬善却是善举。以暴力来结束一场更为灾难性的暴政，来维护自身与他人不受到暴政的人身侵害与经济掠夺，却是每位有良知、肩负起对社会责任的公民应尽的权利与义务。

2014年7月20日，是德国纳粹时期最大的刺杀希特勒案、即"女武神行动"发生70周年。在1944年7月20日的那次谋杀案中，在希特勒住地"狼穴"的会议室中正举行着德国最高军事会议。后备军参谋长克劳斯﹒冯﹒史陶芬堡上校将一枚定时炸弹置于桌下。引爆后，4人炸死，9人重伤，11人轻伤。暗杀主要对象希特勒却只受到轻伤，身上200多处被炸起的碎木刺伤，裤子被烧焦，耳膜被震破。暗杀行动失败后，盖世太保倾巢出动，全德约7000位直接与间接参与者被逮捕，其中4980位被立即杀害。

而在整个纳粹当政的12年中，全德国的抵抗纳粹运动前赴后继，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慕尼黑的"白玫瑰"组织，柏林的"红色乐队"，德国中部多城市的"雪绒花海盗团"，直到近20次直接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近7万7千德国公民因为抵抗纳粹而被纳粹的特别法庭、军事法庭或民事法庭处决。还有成几万、几十万德国公民，因为被怀疑参与抗议纳粹的活动，或是参与抗议纳粹活动的亲友和家属，都被送入集中营，大多最后致死。所以，德国不仅曾是一个纳粹的德国，也是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不仅是一个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大国，也是全面抗议战争的反战大国。诺贝尔最后决定将他的遗产用于诺贝尔和平奖，也是因为接受了他的好友、德国-奥地利反战女作家贝尔塔﹒冯﹒苏特纳的建议。

从德国的反纳粹行动中可以让人们看到，

一、暴政就是以践踏人权的行径来对付每一位国民，剥夺国民的人生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其结果将会摧毁一个国家，摧毁一个民族，以毒化的气氛来摧毁整个民族文化。所以，反抗暴政是全国人民天然的权利与义务。历史学家公认，20世纪的世界有三大暴君：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三者相比较，德国的反纳粹活动最为激烈。在这次"女武神行动"中，参与者相当多，相当广泛。后来发掘的文件显示，甚至罗马教皇都参与了这次事件，以致纳粹也在计划绑架和暗杀教皇。

二、人们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政治纠纷。因为这将减少全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但在现实中是否能够实现，这要看这位专制者是否尚保留一点人的理性。如果已经堕落成一个暴君，以绝对的暴力手段来镇压他的反对者，压榨他的人民，则人民只能采取暴力手段，以暴抗暴。纳粹当政后立即采取镇压异己的政策，然后修改宪法，人们已经无法通过合法手段推翻希特勒政权。为此，只留下暴力手段。"女武神行动"的直接实施者史陶芬堡上校反对纳粹政治，但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按照天主教教义，是不容许杀人的，所以他拒绝参加暗杀行动。但最后他看到纳粹政权这样残暴地屠杀德国内外的人民，从而改变了想法。若不刺杀希特勒，将会是道德层面上更大的罪恶。他带给军中抵抗运动新气氛。当崔斯考上校被分发至东线时，史陶芬堡就负责规划和执行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

三、人总会有被某种意识形态迷惑的时候。但人毕竟是有良知的。当一个人良知醒悟后，就要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的过去，以自己的生命代价来挽救自己的祖国与人民。"女武神行动"发起于德国军界，从士兵校官，直到将军元帅。组织者说服了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加入行列。隆美尔是第一位支持这一行动的现役元帅（另一参与者维茨莱元帅自1942年起处于退役状态）。隆美尔并不支持暗杀行动，认为这将造就出因为希特勒身亡、德国因而战败的情势，并将希特勒变成一位烈士。隆美尔认为应当逮捕希特勒并诉诸公审。暗杀事件后，隆美尔元帅被捕，并自杀身亡。另一位前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也因为间接参与该行动而被送入集中营。

四、一个正义的行动不仅需要直接的施行者，也需要广泛的支持者。或者说，如果人们看到一个正义的事业，即使自己不亲自参加，也可以以种种形式来给予道义上、行动上的支持。女武神行动必须依赖后备军总司令弗里德里希﹒佛洛姆将军才能执行。必须将他拉拢至反抗阵营中，至少以某种方式令其保持中立。而佛洛姆如同大部分高级将领，虽然知道反抗集团私下针对希特勒的密谋，但既不予以支持，也不将其通报给盖世太保。也就是默认这一行动计划，一种间接的支持。事件后，他也被逮捕并处决。

五、不以成败论英雄。在行动前参与者都没有把握，是否真能将希特勒暗杀掉。其实，暗杀不仅是为了直接消除一位暴政者，暗杀行动的本身就向世人表明了一种抗暴的勇气与无畏的精神，就是对全国抵抗运动的一种激励。就如"女武神行动"的发起人、军官海宁﹒冯﹒崔斯考上校所说："暗杀行动是必须的，不计一切代价。即使会失败，我们也要在柏林有所行动。实际的行动目的不再重要。现在要紧的是，让世人与历史看到德国有人反抗希特勒政权，没有一件事比这更重要的。"崔斯考在政变失败后隔天驾车前往德俄前线无人地带，以手榴弹自杀身亡。自杀前他告诉他的副官："希特勒不仅是德国、也是全世界的敌人。在仅有几小时的时间里，我相信上帝会告知我，反对希特勒的奋斗是正确的。神曾许诺亚伯拉罕，若他能在罪恶之城索多玛中找出十位正直之人，将不会毁灭城市。因此，我希望上帝同样也不会毁灭德国。我们中没有人为自己的死亡所哀痛，同意加入我们的人都穿上了涅索斯的长袍。当一个人持有道德操守时，就应准备牺牲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念。"

对纳粹的抵抗所提供的经验教训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暴政。


中国民主化运动海外联席会议
2014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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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基金会及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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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2, 2014, 6:28:55 AM7/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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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

Posted: 21 Jul 2014 11:49 PM PDT

傅才德 2014年07月21日

这笔交易被宣扬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私营部门融资。

2012年9月，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宣布，已经完成了回购一半雅虎所持阿里巴巴股份的交易，金额为76亿美元（当时约合480亿元人民币）。这家电商巨头通过向顶尖投资机构出售股份筹集了部分交易资金，其中主要包括中国的主权基金，以及三家著名的中国投资公司。

  • 查看大图前国家总理温家宝。他儿子联合创立的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对阿里巴巴进行了投资。

    Lan Hongguang/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前国家总理温家宝。他儿子联合创立的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对阿里巴巴进行了投资。

  • 查看大图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及联合创始人马云。最近，公司将原定的IPO推迟到了9月。

    Yoshikazu Tsun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及联合创始人马云。最近，公司将原定的IPO推迟到了9月。

  • 查看大图

  • 查看大图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陈元。

    Reuters

    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陈元。


    然而，阿里巴巴并未详细说明这些投资公司拥有的深厚的政治背景。它们分别是：博裕资本、中信资本，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CDB Capital)。

    据《纽约时报》分析，这三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中，不乏执政的共产党中最有权势的成员的子孙。时报审阅的文件还表明，当月还有另一家公司也购买了阿里巴巴的股份：新天域资本。当时的国家总理温家宝的儿子就是这家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这些新发现只能证明，在即将成为今年规模最大上市案的阿里巴巴IPO中，现有股东的信息仅少量得以披露。作为此次IPO的常规流程，阿里巴巴在备案文件中公布了约70%的股份的持有者，其中包括雅虎和日本通讯公司软银(SoftBank)等大型外企，以及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和副主席蔡崇信(Joe Tsai)等高管。

    但是，关于其他股东的信息寥寥无几。就算这些股东的股份不多，但影响力仍可能很大。这种局面不禁让人对阿里巴巴的透明度和运营状况产生疑问。按计划，公司将于数月内在美国上市。

    "到了如今，必须产生巨大的震动，才能推倒阿里巴巴，"美奇金（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Beijing firm J Capital Research)的联合创始人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说。"他们在林林总总的国家部门拥有大量各方面的盟友。"美奇金专攻对中国企业的详细分析。

    当阿里巴巴上市后，这些政治关系深厚的投资者很可能会赚得盆满钵满。分析人士预计，通过此次IPO，阿里巴巴的估值将超过2000亿美元。在这个量级上，连1%的股份都将价值20亿美元。而且，他们的投资目前已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新天域资本通报，到2013年年末，它所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的价值达到了初始投资成本的3.73倍。这条信息来自公开披露的文件——新天域资本的投资者之一、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合伙人公司Legacy Capital的财务报告。

    按照这一标准，同一时期，博裕资本的子公司对阿里巴巴的4亿美元投资获得了逾10亿美元的回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哈佛毕业生江志成(Alvin Jiang)是博裕资本的一名合伙人。

    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都有2002年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国的最高领导机构——任职的20多人的子孙。在这个拥有逾13亿人口的国家，这一事实说明，政治圈子与金融业最高层之间的联系有多么密切。例如，时报曾于2012年报道，温家宝的亲属——其中包括他的儿子、新天域资本的联合创始人温云松(Winston Wen)——共持有价值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这种关系非同小可。它有助于锁定交易，可能会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商业环境中赢得优势。

    企业与这些"太子党"的联系也引起了美国执法机构的注意。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调查部门和驻纽约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机构正在审查，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子女项目"(Sons and Daughters)是否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通过这个项目，摩根大通雇佣了中国高官和企业高管的一些亲属。其他几家银行也因为相似的项目在接受调查。

    摩根大通等行尚未受到违法指控。根据《反海外腐败法》，企业行为必须具有"腐败"意图，或者期望能以提供工作机会来换取政府业务，才能被定性为违法。具体到阿里巴巴的情况，其股权掌握在层层空壳公司手中，而这些公司往往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座避税天堂中兜兜转转。

    博裕手中的部分股份通过其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子公司Athena China Limited持有。根据阿里巴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控制Athena的是另一家离岸实体Prosperous Wintersweet BVI，而后者的所有人又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Boyu Capital Fund I。

    Legacy Capital成立于2011年。截至去年年底，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在Boyu Capital Fund I、New Horizon Capital IV和Athena China所持的股份。这几家公司都是阿里巴巴的股东。

    鉴于网络如此错综复杂，外界很难看清阿里巴巴完整的所有权结构。

    比如，Legacy Capital的文件批露，Athena China投资了4亿美元收购阿里巴巴的股份。不过，其中并没有详细介绍博裕和新天域在阿里巴巴持有的其他股份。

    一名知情人士称，新天域并未涉足阿里巴巴2012年9月的融资安排，其持有的股份极有可能购自现有股东。因为此事的敏感性，这名人士要求不具名。

    Legacy Capital驻洛杉矶的董事罗伯特·崔(Robert Choi)没有回复置评请求。阿里巴巴在香港的一名女发言人表示，公司正处在IPO前的缄默期，不方便发表评论。

    阿里巴巴在2012年新增的大部分投资者，包括主权财富基金中信资本和国开金融都属国有性质，这一点让集团的所有权结构更加复杂。至于政府所有的国家开发银行，双方的关系甚至更为亲密。该行向阿里巴巴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助其回购雅虎持有的股份。

    对阿里巴巴而言，这些关系通向了政府最高层。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2012年9月的时候，贺锦雷是国开金融的副总裁。其父贺国强彼时是共产党反腐机构的负责人。因为此事的敏感性，这两名人士要求不具名。同一时期，国开行的一把手是陈元，其父陈云曾为负责中国经济规划的最高官员。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陈云长期担任政治局常委。

    2013年，陈元卸任国开行董事长一职。官方网站上对贺锦雷活动的报道则表明，截至2013年，他依然在国开金融任职。

    中信资本是国有企业集团中信旗下的投资机构之一。该集团拥有多家证券经济公司、银行、矿山、钢厂和油田。在2012年中期之前，中信旗下的另一家企业——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直由刘乐飞领导。同年11月，刘乐飞的父亲、宣传领域的最高官员刘云山升任政治局常委。今年3月，刘乐飞被任命为中信证券副董事长。中信资本高级董事总经理曾之杰(Jeffrey Zeng)的父亲曾培炎担任过中国经济规划领域的最高官员，也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通常有大约25名成员，从中会产生最高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73岁的王军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曾长期担任中信的董事长。和陈云一样，王震也是"八大元老"之一。这八名中共耆宿引领中国走过了上世纪80年代。在今年之前，王军还在中信投资的另一家企业——医药数据公司中信21世纪(Citic 21CN)——任董事局主席。今年1月，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成立的一家投资基金公司携手阿里巴巴收购了中信21世纪的大部分股份。

    中信资本的一名代表称，公司不对所做的投资发表评论，并称刘乐飞是公司另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国开金融和博裕资本的代表均表示不予置评。

    慕容雪村：我在北京被“喝茶”

    Posted: 21 Jul 2014 11:38 PM PDT

    图为凌晨2点走出万寿寺派出所的慕容雪村（中）、郭玉闪（左）、周老燕儿(yanyun8964) 

    我这样的中国作家常常要艰难抉择：当身边的朋友毫无来由地被捕、被软禁、被驱逐，我是该沉默无语，还是该挺身抗议？如果我因为不愿保持沉默而身陷囹圄，我又该如何面对我的家人和朋友。
    今年五月，我的几位朋友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六四研讨会。我当时身在海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只是写了一篇文章，交由在场的某人朗读。几天之后，多位与会者被捕。一时激愤之下，我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声明，说我也参与了他们的寻衅滋事，请中国政府宽限两月，等我结束国外的行程，就会回国投案自首。在《纽约时报》当月的专栏中，我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7月6日，我在新浪微博发布《投案书》，说我现在已经回到北京，随时等待当局的抓捕。我的女朋友对此忧心忡忡，但她一直没有说出来。两天之后，我住处附近的万寿寺派出所打电话给我，要我过去谈一谈。当天下午大约在5点30分，我走进万寿寺派出所，直接上到三楼。
    我得等国保从别处赶过来。国保是中国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在各地政府公开的政务信息和新闻报道中，几乎从来见不到这个组织，也几乎无人知道它的人员、机构编制及经费收支情况。对中国的异议人士而言，这个组织就像一个噩梦，它无所不在，强大无比，随时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痛苦。
    百无聊赖之时，我在桌上拿起了一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读本》中有一章说要建设法治中国，话说得非常漂亮，假如我不是坐在这里，说不定就会信以为真，大受鼓舞。
    40分钟之后，两位身穿便衣的国保把我带进询问室，这是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墙壁上密布鞋印，地下散落着许多烟头，房子中央的桌子上有电脑和打印机，桌前有一把椅子，那就是我的座位。
    坐定之后，其中一位向我出示了证件，另一位给我拿了一瓶矿泉水，询问正式开始。他们告诫我要"如实回答，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如实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没什么好隐瞒的。
    年轻的国保问我：既然你来投案自首，是不是认为自己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我说我是因为六四研讨会而投案，我绝不认为这次研讨会违反了任何法律，但既然我的朋友们都被抓了，想必是你们认为他们触犯了法律，我做过同样的事，所以你们应该也会认为我触犯了法律。他们显然不喜欢"你们认为"四字，跟我争执了大约有五分钟，意思是法律并不是他们认为如何就如何，既然我的朋友们被警察抓了，那就说明他们一定做过违法的事。
    接下来又开始争执"公民应不应该守法"，我说善法当然应该遵守，但恶法就应该挑战，当然前提是承担挑战恶法的责任。他们对此极不赞同，认为无论善恶，是法律就该遵守。
    年轻国保笑着揶揄我：你还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呢，嘿。
    我沉默片刻，开始给他们讲梭罗和"公民抗命"，讲完了又觉得自己迂腐可笑：在这种地方，讲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大致询问完之后，两位国保离开询问室，到隔壁房间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估计是在请示上级。
    那是那个夜晚最艰难的时刻，在这城市的某处，某个人正主宰着我的命运，但我对他一无所知。两位国保似乎也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闲聊一样跟我谈了半天，又去隔壁打电话去了。
    又等了大约20分钟，两位国保再次走回，其中一位问我：如果今天把你刑拘了，你出来后能不能不炒作这事？我说这个我不能答应你，如果你今天把我送进拘留所，那我一定会写文章。
    他笑笑，又问起我为六四研讨会写的那篇文章，我大致复述了一遍，说大概内容就是这样，原文确实记不住了。年轻国保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去你家，你从电脑里找出来给我们看。我说投案自首也不意味着放弃所有权利，如果一定要去我家，那你申请搜查令吧。他们低声商量了几句，终于同意让我一个人回家。5月2日晚上，我通过gmail给郝建发送了我在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稿，但最近一个月来，中国的防火长城越发强大，gmail的服务极不正常，我在电脑前等了几分钟，始终打不开gmail的页面。
    我回到万寿寺派出所的询问室，就邮件问题又做了一份询问笔录，然后逐页签名、印指模，最后还要加一句声明：以上记录我看过，与我所说的相符。
    最后, 其中一位国保问我：你的投案自首，我们是欢迎的、认可的，但法律就是法律，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你听明白了吗？
    这是我的第一次涉罪询问。在长达七小时的询问中，两位国保对我不算凶恶，甚至算得上客气。在某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已经进化了，看起来温柔礼貌，但在骨子里，它依然还是个独裁政权，决容不下我这样的异见者。
    因为激愤，我把自己送进了警察手中，这样的行为在当今中国并不多见，但我并不知道它能改变什么，或许只是纯粹的愚蠢。但是，在7月8日的互联网上，有许多人为我发声，甚至表示也要像我一样自首。
    这或许能够说明中国的现状：越来越多的人不怕坐牢，甚至会以之为荣。
    但我依然心怀恐惧，为了写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我曾深入看守所调查，知道那里的生活有多么贫瘠和残酷，如果我被捕，那就将是我的生活。我是否能够承受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将如何面对亲人的戚容和泪水？我不知道。
    但与此相比，我还有更大的恐惧，那就是正直之士身陷囹圄的中国，一个无人敢于发声的中国，一个法律与正义背道而驰的中国。

    ——网友推荐

    赵楚：MH17击坠凸显中国对俄政策思维错误（附“航班误击与美国对俄战略——从KAL007到MH17”）

    Posted: 21 Jul 2014 10:50 PM PDT


    马来西亚航空MH17航班在乌克兰东南部被击坠，根据最新消息，该航班上没有中国旅客，但正如当年在科索沃发生的事变，这一起针对民用航空器的恐怖袭击事件却引发了中国公众的激烈意见争吵。如果联系90年代以来中俄关系的历史和两国关系最新进展，应该看出，造成激烈对抗和撕裂的公共意见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现行的恶性政策公关行为模式，以及从根本上而言，中国当局现奉行的错误的对俄政策思维。
    在前次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各种前苏联地区事务问题上，中国方面虽然在国际正式场合保持了起码的中立姿态，但在中俄双边关系的交往中，对俄方立场给予了极大支持，这在俄罗斯外交发言人和普京本人的多次感谢言辞中已得到证明。更有甚至，就在俄罗斯处于因吞并克里米亚这一破坏当代地区格局的侵略行为遭受国际制裁之时，在亚洲安全会议上，借接待普京总统来访及会后两国的双边洽谈中，中国对俄罗斯高调展示了并肩面对国际压力的姿态。天文数字和长程的经济合作意向，高调的热情渲染，中国把中俄关系称为新型大国关系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典范。
    正是政府的这种毫不掩饰的亲俄和支持普京的政策下，中国公众媒体从央视到各种大小党报，连篇累牍地以各种方式歌颂莫须有的普京大帝的形象，把一个机会主义和拿破仑三世似的政客描述为俄罗斯继往开来的伟大复兴的领导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铺天盖地的公关攻势是中国方面主动计划和实施的，也是由中国的纳税人买单的，但其手法却并不新鲜，人们在其中可以很轻易看到从斯大林到毛泽东时代粗陋的造神模具。而这一点或许才是中国当局和官媒给普京塑造成俄罗斯拯救者的真正用意所在——对俄国复兴神统的塑造实际上是为中国内部的新造神运动热身。这在1940到1950年代中高党对斯大林的肉麻歌颂活动中已有过熟门熟路的先例。
    很多人已注意到，由于当局本身公信力丧失殆尽，所以为贯彻政策，于是在强力的枪杆子维稳力量之外，近年花费据传高达年度上千亿的经费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秘密网络宣传员体制，也即新的笔杆子系统。这一系统依靠各级党政的行政权力和上下级系统，利用党政官僚机构内的人力资源，以权力贯彻和经济诱惑为驱动力，促使高达百万级的人员利用社交网络和传媒，为政府的任何政策思维和意图进行无条件的辩护，并借此虚构信息时代的自欺欺人的盛大民意。这即是中国当政者现行的政策公关行为模式。
    推动中国新领导团队采取变本加厉的亲俄政策的基本理念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执政党的一个错误历史认知。他们认为前苏联党的覆灭的主因不是苏共的政治和治理失败，而是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阵营的秘密颠覆战争成功。而由于中国是目前全球奉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大国家，因此，美国及所谓西方正在对华进行继颠覆前苏联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准冷战。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把中国内部由于治理失败而造成的政治反对和社会抗争视为西方颠覆的证据，从最开始含蓄地支持多极化国际观到如今直接赤裸裸地与普京威权统治结成同盟，他们把前KGB官员普京看作抵制和对抗西方颠覆的同一战壕战友。
    在这些基本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本次MH17航班被击坠的触目惊心悲剧发生后，中国媒体上第一时间出动的官方认可的专家几乎众口一词暧昧地表示，乌克兰也是凶嫌，而在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那些新极左网络评论员，其实也即是过去凡事支持政府，更早先曾支持重庆薄王小文革的那些人闻风出动，与俄罗斯官方媒体密切配合，以各种搅混水的方法为俄罗斯辩护，并扰乱公众对此事的严肃关注。一些人先煞有介事地做武器装备的技术分析，以误导公众乌东南部分离主义势力并无击坠科技的武器装备，即使有也没有操作这些装备的技术和战术能力。在报道已经逐渐清晰，俄罗斯直接支持的地区分离主义民兵嫌疑越来越难以摆脱的时候，他们甚至抛出美国阴谋击落客机，嫁祸俄罗斯的谣言。
    总之，在一个事关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国际民航安全的问题上，中国的政策宣传系统传达的政策声音是：不能因真相的公布而在公众中造成对普京及俄罗斯政府的负面影响，即使这种对俄罗斯的曲意维护是以损害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为代价。这种扭曲的政策公关作为背后，则是出于对中国错误的亲俄政策的维护。因为，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以及更多的俄罗斯政策实践表明，普京的俄罗斯绝非抵抗美国霸权的英雄，而是趁美国实行亚太单重心战略转移，以进行俄罗斯地区霸权扩张的新沙俄帝国主义者。中国当局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地缘政治政策的错误认识，与对所谓西方的对华战略的错误认识结合起来，造就了毫无学理基础和违背中国自身利益的对俄政策。在客机击坠事件中支持俄国的国内舆论制造不过是执政党一贯的死不认错政治姿态的继续而已。
    然而，国际政治有自身的现实逻辑，这不是任何权力意志所能改变的。中国把普通大国和邻国关系的中俄关系视作全球战略基础，这忽略了中俄在基本国际利益与地区利益上的重大差异，也一厢情愿地无视了中俄关系中从实力到潜在发展方面的众多冲突基础。因此，给予俄罗斯的大力支持实际在全球战略层面给中国自身造成的负面形象是巨大的，也是中国任何执政者不能承受的，这种自我反对的现状不可能通过继续内外有别的暧昧得到缓解。
    因此，这也意味着中国迟早必须彻底反思和重行界定与俄罗斯的国家和战略关系，这在前不久因中国领导人访韩而体现的对朝鲜政策的修正中已可以找到先例。只是，在这一国际战略的反覆低水准折腾中，中国丧失的国际战略机会成本，以及实际而可见的经济成本，又将成为下一个执政者伟大成就的学费。这也是现行政治和政策决策体制下永远会翻新上演的悲剧，犹如历史上着名的以地事秦政策，负薪救火，薪不尽则火不灭，而黑箱国家决策与施行的薪何时而尽，这就是中国的普通人民的抉择问题了。
    【附录】

    航班误击与美国对俄战略—— 从KAL007到MH17

    赵楚 

    据国际媒体最新消息，一架航班号为MH17，属于马来西亚航空的波音777型客机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途中，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地区失去联系，事件真相尚不得而知，但已有初步消息称是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使用俄罗斯产的大型防空导弹击落。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4年7月18日，MH17航班乘客家属聚集吉隆坡机场，要求官方给予合理解释。CFP 供图）
    不无巧合的是，就在这一消息前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对俄罗斯实行新的制裁措施，新措施涵盖金融和外贸等领域，而且，最终覆盖到能源供应这一关键领域，这标志着，在制裁和抵制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扩张的政策方面，美国已取得欧洲盟友的谅解和支持。这一最新进展无论在俄美关系领域，还是跨大西洋的全球展露层面，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也令人不自觉联想到31年前的前苏联战斗机击落韩国民航航班事件。
    影响人类20世纪下半叶历程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冷战，而一般学者都同意冷战的序幕是从1948年苏军对西柏林的封锁开始的，美国为打破封锁而采取的紧急空运行动，换言之，拉开50年泰坦对抗的手是航空器。不可思议的是，冷战结局的第一章也是在空中开始的。
    韩国的首都那时候还不叫首尔。1983年9月1日凌晨，汉城金浦国际机场，等待接亲友的人群已现焦急的神情，原定3：00抵达的大韩航空007航班（KAL007）毫无消息，机场也没有提供有关航班航程的消息。这架从纽约起飞，经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飞往汉城的波音747-200客机失联了！
    到上午9：00仍无官方消息。等候的人们绝望了，因为航班正常航路经过的地区并非荒凉之地，航班从纽约到达安克雷奇段的飞行是准时和安全的，而从阿拉斯加到汉城的航路基本空域在苏日临近的东部外海，末段航路穿越日本上空，这一区域除有国际民航的导航设施，苏联防空军及美日军用和民用雷达密布，因此，航班失联的不详意味开始弥漫。
    9：00，韩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发布了第一条消息，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来源，航班因故降落在苏联所属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全体乘客与机组人员安全。随后，安德罗波夫执政的苏联宣布航班并未降落萨哈林岛。此时，航班失联的消息已为全世界关注，然后，美国方面公布了国家安全局监控获得的航班失联前部分话语通讯资料，资料显示，航班往西偏离航道差不多500公里，曾飞跃苏联勘察加半岛上空，然后，在萨哈林岛西南的日本海空域被苏联防空军的苏-15截击机击落。
    9月1日上午，在全世界目光的关注之下，围绕007航班的外交指责战役拉开帷幕。该航班上共有旅客240名，机组成员29名，乘客中主要为韩国人和美国人，各为75人和61人，另有日本旅客22人、中国台湾旅客25人以及57名其他国籍的旅客。正前往汉城参加《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30周年纪念仪式的美国众议员拉里‧麦当劳也在飞机上。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证实了航班被击落消息，里根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谴责正倡导和平对话的苏联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行动，无情地屠杀平民。与此同时，苏联方面终于转为承认击落航班，但坚称007航班为侵入苏联领空的间谍飞机，意在侦察苏联部署于这一地区战略导弹设施的间谍航班，苏军合法击落航班。
    在美苏尖锐的情绪对抗中，美苏日等没有能够进行联合有效的航班搜救和打捞。苏联解体后披露的苏联官方资料显示，为避免有意击落民航客机的国际负面影响，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向苏共政治局建议采取一系列误导搜救与打捞的假情报，并令在现场的数十艘苏联舰船借搜救为名，干扰美日的救援和打捞行动。苏方在击落航班前对007有长达两小时的军用雷达监控记录，对航班的实际航线是清楚的，但有意隐藏了这一重要搜集线索。
    30年后，由于各方资料的解密与公开，事实已经清楚。造成航班被击落的第一原因是由于航班操控人员对导航系统的设定错误，航班偏离了原设定航路。在苏军方面，则是由于长期受到美国RC-135战机对这一地区战略设施侦察的心理影响，战区防空指挥官在雷达发现非正常航路飞行的航班时就不假思索断定为美国军用侦察机。1992年，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向国际民航组织（ICAO）转交了当年搜索中获得的007航班黑匣子，同时，1991年和1995年，当年开火击落航班的苏-15战机飞行员根纳季·奥斯罗维奇（Gennadi Osipovich）接受了《纽约时报》等媒体采访，承认他和同时起飞担任拦截任务的米格-23战机飞行员看清了波音747的双排窗有灯火，但由于地面指挥员担心007会迅速在公海远飞，所以下令发射导弹击落。
    关于007航班的民航安全技术教训，30年来已有连篇累牍的专业文字，普通读者更关注的是这一事件引发的美苏关系和全球局势变化。当时的苏联在经历漫长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之后，厉行反贪肃政的安德罗波夫上台，安德罗波夫希望与美国达成妥协，借以摆脱因深陷阿富汗战争和国际经济衰退及官僚体制僵化带来的困境。因此，虽然为回避可能因国际反响而招致的内部责任压力，苏军军方事后采取了许多掩饰措施，但苏联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击落该航班。导致苏军对飞跃军事设施和领空采用如此敏感和严厉态度的根本原因是美苏高强度的对抗态势，以及苏军内部严厉的责任追究系统。此前，已有许多防空军各级官员因监控和追踪美军侦察机不力而遭处分。
    在美国方面，本以对苏强硬著称的里根政府因苏联深陷阿富汗，及苏联在拉美咄咄逼人的进攻而深感必须回击，也正在筹划和实施从阿富汗到尼加拉瓜的系列反击措施，因此，他们丝毫未考虑击落航班的个案特征，立即借此在全球进一步推动其"正邪大决战"的战略雄心。美国对击落航班的严厉谴责在全世界面前定格了苏联"野蛮邪恶帝国"的形象，美苏缓和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冷战进入了新一轮，也是最后的升级阶段。短短7年之后，1991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赤色对手苏联也倒下了。007航班被击落事件成了冷战最后阶段的起点，一个结局的开端(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在这种新冷战高潮的氛围下，围绕航班的偏航，苏军为何未能识别机体特征明显的民航客机，以及苏军为何要击落航班等问题，在美苏官方和全球范围内，各种阴谋论经久不息，这些阴谋论的描述活灵活现，但指向性都很明确，即航班是因为美苏冷战空中对抗被击落，而真相本身反而变成了不被关注的事务。
    简言之，一架民航航班技术性失误和误击造成的民航安全灾难迅速演变为影响世界史的偶发契机。美国描绘的击落民航客机的屠杀者形象在全世界被人们接受，而苏联的领导层内部，安德罗波夫已因沉重的病体反应迟钝，可反应更迟钝的是军方的官僚机器，他们因长期高强度的心理压力而如同刺猬般敏感，同时又因过度扩张而陷入极度僵化的境地。在这一切之上，美苏之间缺乏可信的安全和战略对话管道和缺乏基本战略互信则成了推动事态升级的最后动力。007航班的不幸冤魂已经安息，但这些大国政治和安全博弈方面的教训并没有随逝者而失去其深刻和永久的教益。
    从这一历史的偶发事件回顾中，人们不难推测出本次事件对现实的俄美关系的可能影响。在俄罗斯而言，不论普京政府对事件本身如何切割，因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吞并而激化的俄美关系氛围下，普京政府与俄罗斯的国际公共形象势必进一步降低，而美俄与俄欧关系都会因这一击落事件而更进一步降温。同时，美国自2010年以来实行的亚太单重心战略转移势必显示其对战略环境与目标判断方面的失误。除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不能假设欧洲无事。这必然会对奥巴马政府的尽量与俄协调和妥协的政策带来广泛质疑。换言之，一直以来被共和党批评为绥靖主义——实为新鲍威尔主义——的奥巴马对外政策势必面临修正。这些动向无疑又会间接地拨动全球战略新一轮变化的琴弦。
    更进一步说，美国势必重新考虑一个有根本意义的战略问题：如何利用和确保冷战的胜利。21世纪初，由于欧洲缺少行动意愿和能力，美国自身的战略重心在中亚与中东，前东欧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地区的社会转型基本陷入自生自灭的困境，随着布什国际反恐战争进入收官阶段，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最优先的课题，而俄罗斯的合作反而成为美国在前华约地区尽量保持离岸地位的前提条件。这给予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也被俄罗斯视为重建某种地区霸权地位的机会。这是乌克兰危机形成的基本环境因素。
    即使在乌克兰危机演化为克里米亚吞并的严重局面后，冷战结束的地区格局已受到直接挑战，美国依然没有足够重视问题的战略意义。临时拟定的制裁非常粗糙，而且，在普京为消化克里米亚而宣布对乌克兰东南部分离主义保持距离后，美国实际上恢复了对普京的合作幻想。但MH17航班的惨案应该使美国和欧洲不能再回避严肃对待俄罗斯挑战，以及前华约地区国家的成功转型问题。
    也许，就像1948年的柏林空运和1983年的误击韩国民航客机事件，本次马航的悲剧很可能也将成为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点，那就是，美国和欧洲会像当年实行马歇尔计划那样，把帮助前苏和前华约地区转型当成战略任务。如果事态真的朝这方面发展，则也将意味着普京主义地区霸权政策的结束，俄罗斯自己的转型问题就会被提到全球及俄罗斯人民的眼前。
    ——微信

    林忌：香港无普选，中国没民主

    Posted: 21 Jul 2014 10:47 PM PDT

    网络漫画：香港基本法


    7月15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向北京提交政改报告，内容有如将香港的民主普选送进棺材，只欠人大拍板去钉上最后一口棺材钉。梁振英的报告之中，否定了特首选举的公民提名，说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僭建特首人选要「爱国爱港」、提名委员会要继续以不公正的所谓「四大界别比例组成」、提委会产生方法沿用现时小圈子选举等等；即2017年的所谓香港特首选举，表面上容许香港人「一人一票」，当肯定参选人必然属北京祝福的筛选者，即在几个共产党人之中选一个的假普选；至于立法会选举方面，则更加荒谬──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组成比例不变，即继续只有一半议员由直选产生，而另一半保留所谓「功能组别」，即绝大部份为小圈子产生的议员，无论议会以及特首，最终都只可能由共产党控制。

    这份「政改报告」和以往不同的，就是以往三十年来，中共都只是不断拖延香港民主普选的时间表，而今次就等同宣布香港永永远远，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英治年代香港人多次有机会实现民主，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英国政府被北京以战争威胁而止；八十年代中共禁止香港人参加中英谈判，之后争取的88直选、91直选运动等，都被中共以种种理由，不断拖延及减低民主成份；而1994年香港人曾经有通过，即时立法会全面普选的机会，但在投票的投后关头，被中共游说2007/2008 必然有双普选，而诱骗一些民主派议员投反对票；中共再于2004年否决07/08双普选，去到2007年就推迟到2017/2020，如今2014年就直接否决了任何进一步的民主改革，以假的普选方案取代，这显示在联合国登记的中英联合声明以至基本法的一国两制保证之下，中共都不打算信守任何承诺，那么中国大陆方面，还用希望共产党会有任何改革的可能吗？中国的知识份子，你们还幻想共产党会变好吗？

    连香港也不许民主化，被骗三十年的港人，终于成功被迫出了「港独」的思潮，年轻一代终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醒觉，这是一个要毁灭香港的政权；中国的知识份子馀下的选择更少，要不继续成为中共维稳政权下的一粒螺丝──即使是不时抗争一下的一粒螺丝，要不就告别中国离开这个没有希望的国家。

    中国已经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失去了自我修复以及完善的可能；馀下的只有洪秀全或孙中山式的革命，才有可能有机会去拯救这个国家。然而今时今日，在经济发达的假象下，中共的政权，比大清的江山更稳固，而敢去推翻暴政的勇士，则早已身陷囹圄，或根本不存在。在这个黑暗的年代，我们不应再对共产政权有任何的幻想，应全面否定这个政权，否定这个国家，我们不要再被共产党劫持国家而利用。面对中共的庞大维稳机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全面反对他们，而且一刻也不能浪费。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李江琳：“鼓励通婚”——走到末路的“治藏策”

    Posted: 21 Jul 2014 10:19 PM PDT


    中共治藏政策的核心是千方百计对藏民族的强行汉化，时下的新招是用通婚来强化统治，通过混血来消灭藏民族。在中共眼里，只要藏民族存在着，西藏永远是一条没有锚的船，一不小心就会漂走。

    中国政府又有新的"治藏策"了。六月二十日，法制网的"高层动态"发布了一条新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一天前主持召开"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报道说，这位现任驻藏大臣在会上强调，"民族通婚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西藏各方面要创新思路和形式，积极鼓励民族通婚，要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紧密结合西藏实际，制定出台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朝廷钦差大员召开这么一个怪异的会议，把异族通婚提高到那样一个严肃的政治高度，确实可圈可点。
    中共治藏步入无计可施的末路
    中共治藏半个多世纪，藏区局势越来越紧张，一百三十多藏人的自焚抗议，让所有关于"和谐社会"和"中国梦"的说辞都显得虚伪。陈全国接替强硬派张庆黎担任中央驻藏大员后，除了有更多的军警在拉萨巡逻，军警们更加戎装迷彩耀武杨威之外，拿不出一点新招来。现在好不容易想出来个高招，竟然是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来鼓励不同民族的成员通婚！这说明中共的治藏官员们实在是挤干脑汁儿了。
    这个座谈会特地召集了藏汉、回藏、苗汉、蒙藏、回汉等19户"民族通婚家庭代表"，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别的都是陪衬，真正的目的是鼓励汉藏通婚。其他几个民族和汉族相比本来就人口不多，在西藏更少，人家生活在同一地区，产生了感情，想要结婚自然就会结婚，何消自治区党委书记来鼓励？这一招还说明，中共以"支藏"为名将内地干部成规模地送进西藏，在西藏实行军队屯垦等等来"反分裂"的策略效果不彰。
    青藏高原是个神奇的地方。它的全部神奇之处就建立在一个简单事实上：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高海拔。在高海拔环境下，只有数千年生活在该地的藏民族和他们的牦牛、羊群、藏獒等完全适应了高海拔的高寒缺氧环境。正是这样的独特环境保护了历史上的西藏王国免于周边民族的占领和殖民。外人来过，最终都走了。旧西藏的僧俗相信，外人来了总归是要走的，不用打，他们也要走的，因为他们生活不了这样的高海拔。当代医学研究发现，藏民族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能力和他们的遗传基因有关，是天生的。

    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但是，共产党是意志决定论者，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也体现在中共"治藏政策"上，而其"治藏之策"说到底就是在文化上搞"民族融合"：一方面强制进行汉文教育，另一方面压制藏文化。改革开放后，西藏市场向全国开放，大批内地商贩进入西藏，内地各省市点对点地在西藏大搞基建，圣城拉萨的面貌迅速内地化。青藏铁路通车，公路路况改善后，西藏成为内地汉人旅游的热点。这一切，使得汉文化在西藏的强势明显提升，藏文化有沦为次要文化的危险。
    但是，陈全国书记现在大概发现了，第一，汉人在西藏仍然待不住；第二，藏人依然是藏人，中央以达赖喇嘛为敌，等于以全体藏人为敌，就凭这一点藏人就不认同你。
    汉人在西藏待不住的原因是古老的，长期在西藏生活无可逃避高海拔的影响。想赚钱或者想在官场高升的人或许可以到拉萨或日喀则"支藏"或者做几年生意，但扎根西藏的人却很有限。就连陈书记本人想必也不会从此扎根西藏，亲自充当"反分裂中最坚强的保障"。只要藏民族存在，中共眼里的西藏就永远是一条没有锚的船，一不小心就会漂走。
    终于，中共发现，有一些汉人是例外，他们在西藏扎下来了，那就是和藏人通婚的汉人。陈全国说："你们这些兄弟民族通婚的家庭都希望我们社会幸福安定，是我们开展反分裂斗争中最坚强的保障"。前一句话说得不错，不同民族通婚的家庭最不喜见民族冲突，后一句话透露出了驻藏大臣的心机：用通婚来强化统治，通过混血来消灭藏民族。陈书记的如意算盘是："民族婚姻"的后代（俗称"团结族"）会认同汉族，"团结族"的后代再来"民族婚姻"，血统一点点淡化，几代之后青藏高原就没有藏人了，藏民族就被"融合"，从此彻底解决"西藏问题"。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不过，陈书记要是有点头脑就会知道，这一招不灵的。
    "团结族"也有民族认同
    在不同民族区域相连的地方，历来就有不同民族的人混合生活，也历来就有异族通婚的现象。各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中，都有保持本民族血统和文化纯洁性的动机，也都难免人类个体通过生活接触达成自然而然的通婚。在这方面，政治的强行介入是罕见的，而且多半不是好事情。如今陈全国宣称"要在全社会形成鼓励通婚、支持通婚的浓厚氛围，使通婚家庭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有光荣感、自豪感、幸福感"，听上去不仅怪异，而且明言要靠这样的通婚家庭来担当"反分裂斗争的最坚强保障"，也太想当然地一厢情愿了。
    其实，汉藏通婚的所谓"团结族"在四省藏区历来就有，而且相当普遍，我就认识很多民族通婚家庭或者和此类家庭有亲戚关系的人。尤其是历史上汉藏交界地区的城镇，海拔较低，历来有汉藏民混合生活，很多藏人有部分汉人血统，或者有汉族的家庭成员。城镇上的藏人很多会说汉话，会使用汉语，甚至有汉名。这样的家庭里，更多了一份对文化多元的了解和理解，在语言和社会交流技能上具有先天的优势，我所认识的"团结族"藏人，大多会讲两种以上的语言。但是，陈书记指望"团结族"来进行"反分裂斗争"，那是无知才会说出这样的笑话来。要知道，"民族婚姻"家庭的人也是普通的人，而普通人都有天生良知，都有天生的正义感。"团结族"并非没有民族认同，他们更能理解文化多元，更倾向于民族平等，更理解民族之间没有平等就没有团结，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会跟着他们的正义感走。在如今藏民族受压制、中共以达赖喇嘛为敌的形势下，"团结族"会更同情藏人，更亲近达赖喇嘛。
    我所认识的团结族藏人，只有前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藏人领事符合陈书记"反分裂斗争坚强保障"的期望。而我还认识不少汉藏"团结族"，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是藏人。他们多数是佛教徒，关心藏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亲近和支持达赖喇嘛 。
    我不知道以后将出台怎样的"优惠异族通婚"的政策，怎样使"民族通婚"者"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得实惠"，但我敢肯定，多一个汉藏通婚，就会多一个同情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的汉人。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唯色：中国当局对自焚藏人的污名化

    Posted: 21 Jul 2014 10:1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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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自焚西藏人 （志愿者提供）
    中国当局总是说它"解放"了西藏，给六百万西藏人民带来了"幸福"，那么，何以在"解放"半个多世纪之后，"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他们的人？2009年以来，135位藏人连续自焚，从16岁到64岁，有男僧有女尼也有仁波切，有农民有牧人还有中学生，难道不都是被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的"翻身农奴"的后代吗？怎么会甘愿放弃党赐予的"幸福"蹈火而亡？

    当然，中国当局一如既往地，把这一切解释为"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 中国媒体也一如既往地，合谋将这个谎言变成堂而皇之的国家舆论。然而这么多的火焰，烧穿了戴着盛世面具的北京向世界不停宣说的谎言。这是多么地让它尴尬！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暴政，只相信枪，只相信钱，却不相信信仰，更不相信这世上会有人为了信仰燃烧自己。有这样一个暴政，以为谁都会服从他们，有枪有钱就可以摆平一切。为了洗白染上鲜血的手，他们也在编故事——这被他们描述为"争夺话语权"——结果被压迫者窒息的声音没有人听得见，世人听见的都是高音喇叭传出的被篡改的故事。

    为了抹杀藏人的自焚是对殖民暴政的反抗，为了掩盖境内藏地遭到空前高压的事实，中国政府及其喉舌新华社、新华网、CCTV 采取污名化手段，对自焚藏人进行道德上的毁损。比如，指他们或患有"癫痫病"、"精神方面有问题"，或曾"偷盗、抢劫"，"沾染酗酒、打架、赌博的恶习"，或"嫖妓"，"患有性病"，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夫妻不和"，"情感生活遭遇挫折"，或"学习成绩下降"等等。甚至连身体"残疾"、"性格内向"，也被说成是厌世自焚的理由。除此，还称有些藏人自焚是为了"赌口气"、"争面子"，"头脑简单，轻信别人"，以至于受到"达赖集团策划、煽动、支持"，甚至很恶毒地诽谤藏人自焚是"达赖集团给钱买尸"，阴险地指控藏人自焚是"杀生"、"犯戒"的"恐怖分子"行为，暗示藏传佛教是"邪教"。而这种种构陷，种种污名化，全都是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和出卖良心的御用者干的龌龊事。

    为了自圆其说地解释藏人为何自焚，CCTV煞费苦心制作的官方宣传片多达5部，在其国际频道播出，总计两个多小时。

    就第一位境内自焚藏人扎白，CCTV的说法是因为扎白没有参加2008年3月16日的抗议，被其他僧人取笑，为了争口气，就自焚了。但纽约时报2012年6月2日的报道否认了这一点，并引述同寺僧人的回忆说扎白在自焚前两天，"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他是想故意挑衅那些士兵……在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他对军队有多仇恨。"

    在CCTV制作的宣传片中，对自焚者的构陷及污名化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对达尼和次真为何自焚的解释上。18岁的达尼和22岁的次真本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僧人，遭当局的驻寺工作组驱逐出寺，于2012年1月6日下午一同自焚，达尼当场身亡，燃烧着的次真跑到街上，被军警灭火后强行带走，一天后身亡。CCTV展示了一份据说是警方对次真所做的"讯问笔录"，还提供了据说是次真的画外音，听上去声音清楚，回答清晰。

    作为被严重烧伤的人，从烧伤到去世只剩下一天多，显然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一位在中国的烧伤医院工作的汉人医生在Twitter上告诉我："受伤后短期内可以说话，但坚持不了多久。会昏迷，窒息等等。紧接着会发生全身性的人体内环境紊乱，休克、缺氧等等。如果没有得到非常专业的救治，很快就会出现全身多器官功能的衰竭。"

    当我问到："这样的重伤者，能够神智清醒、有条有理地回答一堆问题吗？那份讯问笔录至少两三页，大段、大段地交代了偷盗、抢劫、嫖妓的经历，像不像是伪造的？"

    这位医生含蓄地答道："这些，你懂的。"

    而在那份"讯问笔录"中，两位出生于当地牧人家庭的青年被展示的形象，不但是小偷、抢劫亲戚钱款的强盗，还居然在自焚前成了"嫖客"。为此，CCTV让一个说四川话的妇女现身讲了几句，而这个被注明是"卖淫女"的妇女，面部被技术处理，完全模糊不清。

    更令人发指的说法是新华网称2013年3月13日自焚牺牲的藏人妇女贡觉旺姆，因为与丈夫在"戒酒戒赌、夫妻感情等问题发生激烈争吵"，被丈夫掐死后焚尸。可事实的真相是贡觉旺姆自焚后，遗体被警察抢走并焚烧，她的丈夫则在当局要求宣称妻子是因家庭矛盾而自焚，被拒绝后遭到拘捕，数月后竟被判处死刑

    中国官媒还煞有介事地声称自焚藏人已"被治安民警及时施救"、 "被救生还"、"伤势稳定"、"已无大碍"，但126位境内自焚者中，29人被军警强行带走后身亡，16人被军警强行带走后除一人返回家中疗伤，其他人都不知下落。CCTV的宣传片一共展示了7位自焚者在医院治疗的镜头，均被CCTV记者逼问以后还会不会自焚。一位外媒记者对此深感愤怒，认为很残酷，不人道。而外媒记者有所不知的是，这些被逼问的自焚藏人，有人甚至四肢被截肢。更有所不知的是，这些所谓"被救生还"的自焚藏人，并没有返回家乡与寺院，而他们今在何处，谁都不知道。

    中国当局甚至采取抵赖的方式，矢口否认藏人的自焚。西藏自治区官员在北京召开"两会"时，对媒体公开撒谎说西藏境内没有僧人和群众自焚"。可事实呢？在西藏自治区内发生的、籍贯属于西藏自治区的自焚者有6人；在西藏自治区内发生的、籍贯不属于西藏自治区的自焚者有2人；以及，一位籍贯属于西藏自治区，但在加德满都自焚的僧人。对于两位在拉萨大昭寺前自焚但籍贯不属于西藏自治区的藏人，西藏自治区的官员对此辩解："西藏发生过的一起自焚是典型的输入型，有计划、有组织、有境外支持的……"他无非是想说自焚藏人的籍贯不属于西藏自治区，责任不在于他们，这种理由多么荒唐。

    正如人类学家Kevin Carrico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对当前西藏形势的回应，其彻底扭曲之处就在于：人们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找到希望达赖喇嘛自焚的公开言论，却需要翻越坚固的防火墙，才能获得近期西藏事件中哪怕最基本的信息，而公开讨论要么已被屏蔽，要么已被随意删除。"但对于藏人而言，中共对自焚者不遗余力的污名化完全无效。

    在全藏地的许多城市、村庄和寺院，都把自焚者视为民族的英雄儿女，颂赞他们是"保沃"（藏语，英雄），为他们祈祷。许多佛殿与僧舍，许多藏人家里，都供奉着自焚者的一张张照片。民间的歌手或普通人，还传唱着一首首催人泪下的怀念之歌。我在博客上贴出他们的照片，写下他们的生平和故事，一位年轻藏人留言："我把每一位自焚同胞的名字、背景和事迹都记在我的日记本里，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铭记我们民族的英雄儿女，要为他们供灯、念经，表达由衷的敬仰和尊崇。"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莫之许：渐进主义思潮的总结

    Posted: 21 Jul 2014 09:40 PM PDT

    图为王天成

    1998年2月，編輯部收到了一篇稿件，來自當時尚旅居日本的季衞東教授，題為《中國：通過法治邁向民主》，該文很快就刊登於《戰略與管理》雜誌，在筆者眼力所及，這應該是此後「先法治後民主」思潮的濫觴，同時也是當時知識界整體思潮的一個面相，時至今日，這一觀念依舊擁有眾多的支持者，但也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在網絡上不時引來激烈論戰，其中演變，頗有反思價值。
    「法治先於民主」不僅是指價值觀念的優先排序，更是指向一種實踐進程的順序，其具體的含義是將所謂的法治建設，放之於參與擴大之前。無獨有偶的是，在1990年代，尚有若干不如季衞東教授這般理論化，但旨趣近似的主張：如從社會的角度，有人提出市（公）民發育先行，從經濟的角度，也有人提出中產階級推動轉型，此外，還有人主張基層民主、黨內民主先行，所有這些主張的共同特點，都是將民主，也就是大眾參與或者說政治自由化，放置到了某個先行階段、又或者是某種必要條件滿足之後。
    以上主張，被王天成先生總結為「漸進主義」：主張從較小的、不觸動現制度大原則的問題改起，從小到大、從局部到整體碎片化地推進；並認為，只有逐步的、碎片化的改革，才能代價最小、最平穩地過渡到民主。同時，「漸進主義」往往反對快速、劇烈的整體性變革，不認為民主轉型要從以容忍反對派為核心的自由化開始；甚至假定或者說擔心快速、劇烈的整體性變革會導致大的動盪甚至國家的分裂。
    漸進主義思潮的出現，有特定的時代背景為支持。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確立了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這使得大陸進一步擺脫了前30年極權體制對人身、經濟、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這讓人看到了社會發育的依稀可能；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鼓勵民營企業和大力引進外資，勢必催生出可觀的企業家階層和新興社會階層，則讓人對於中產階級的成長及其推動作用心生遐想。此外，為了配合上述基本方向，中共也在制度上作出了相應調整，如在1997年的中共15大報告的第六節，專門闡述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立場和思路，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針。凡此種種，都催生出了一種通過經濟、社會的漸進發展，進而促進制度變革乃至轉型的設想。
    漸進主義思潮在1990年代中後期大舉面世，一時成為了當代主流的思潮，除了上述特定時代背景之外，尚由反向的動力。1989年的悲劇事件給予一代人沉重的精神創傷，也引發了對此事件的各種反思。在部分知識分子看來，悲劇的產生與所謂的激進主義是分不開的，這一反思與包括共產革命到文革實踐等現代史實相結合，形成了某種對於激進主義的拒絕，為漸進思潮的出現開闢了道路。首先，由李澤厚劉再复喊出了「告別革命」，對於一切快速、劇烈的整體性變革主張，都持有負面評價。進而，在上述時代背景之下，共同形成了形形色色但又核心一致的漸進主義主張。
    善意的理解中，漸進主義思潮也是一種尋路的努力，1989年悲劇事件之後，不僅形成了某種政治恐怖的氣氛，民間力量也因打擊和流亡，而跌到了最低點，在這個情況下，試圖再現1989年學生運動式的大規模動員，顯得相當不現實，部分知識分子探索不經大眾參與的轉型路徑，並不難理解其用心，筆者曾將這種主張稱之為「後門理論」，即是此意。公允地說，在19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肅殺氣氛之下，借助上述漸進主義思潮或者說後門理論，一些自由化的觀念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諸如權利、法治、憲政、公民社會等觀念，也隨之越來越深入人心，甚至進入到了相對主流的官方表述之中。
    然而，漸進主義思潮所期待的進程並沒有現實的對應物，無論是基層民主、公民社會還是法治進程，都先後遇到了玻璃天花板而出現了停滯，乃至倒退，「三個至上」之於法治進程、村支書兼任村委會主任之於基層民主，「兩新黨建」之於新興社會階層、更不用說各種專政手段對公民社會努力的壓制了。所有事實都表明，通過容忍有限市場化，同時攫取市場化的大部分成果，極權體制得到了新的強化而不是相反。漸進主義思潮所期待的進程，也越來越顯得虛無縹緲。
    任何制度變革或轉型，都不是什麼自動實現的程序，而是需要具體和有力的推動，也因此，大眾參與或政治自由化從來都是制度變革或轉型不可或缺的核心要件。漸進主義思潮將大眾參與或政治自由化推遲到未來，在事實上把所有希望都寄託給了當政者的主動，使得其所期待的制度變革或轉型，成為某種撞大運的東西。即使其相對主動的部分，如通過維權運動以促進法治進程、通過各種公民行動以發育社會，在日益強固的新極權體制面前，也都顯得相當無助。也因此，各種漸進主義思潮也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不過，對漸進主義思潮的質疑並不能證明激進主義的必然正確，在市場新極權體制網格化維穩的控制之下，快速、劇烈的整體性變革同樣顯得希望渺茫和遙遙無期。這不僅給予漸進主義思潮的主張者某種殘存的底氣，同時也給有志於思考當代中國轉型的人士帶來了更大的挑戰，漸進已成泡影，激進尚不可期，或許，這是最艱難的時刻，但也是最需要堅持的時刻。

    ——东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Jul 23, 2014, 6:15:02 AM7/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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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时报：普京引领俄罗斯走向孤立（附欧洲制裁俄罗斯不应再存分歧）

    Posted: 22 Jul 2014 11:10 PM PDT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就在几个月前，称赞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战略天才还是件时髦事。美国右翼人士将他的稳健与美国总统所谓的软弱作对比。在题为《奥巴马vs普京，实力悬殊》的专栏文章中，查尔斯•克劳特哈默(Charles Krauthammer)指出："在普京任下，俄罗斯远胜美国。"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称赞普京的果断，嘀咕道："这才称得上领袖。"英国独立党(UKIP)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称普京是他最仰慕的世界领导人。
    而在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n Airlines)的MH17航班被击落后，这些奉承看起来是多么的不恰当。俄罗斯似乎向乌克兰叛乱分子供应对空导弹，这种政策已经不只是不道德那么简单了。它还击碎了普京是战略天才的说法。相反，事件证明他是不计后果的赌徒，其偏执和自私的政策正将俄罗斯带入经济和政治孤立。
    克里姆林宫的这位"小马基雅维利"(mini Machiavelli)认为，他可以破坏乌克兰东部的稳定，同时在俄罗斯与分离主义叛军的关系上装糊涂。
    但这位木偶的操纵者却没能提好手中的线。在近300名无辜平民丧生后，俄罗斯在这起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遭受到严厉的审视。在俄罗斯之外，只有一批坚定为普京辩护的人能够接受他否认参与此事的说辞。
    俄罗斯当局如今面临艰难选择。如果配合国际上对MH17惨剧的调查，结果可能极为令人尴尬。但如果他们阻拦调查，躲在阴谋论后按兵不动，或者将军队开进乌克兰东部，将导致国际上更强烈的反感。上周，在马航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已经宣布加强制裁。欧盟(EU)也有可能硬化其立场。一些俄罗斯大企业将无法进入西方资本市场融资。
    政治孤立也在逼近。俄罗斯已经被赶出八国集团(G8)。数名公民在事件中丧生的澳大利亚不太愿意在11月布里斯班G20峰会上欢迎普京。用不了多久，俄罗斯主办2018年世界杯一事也将面临质疑。
    普京的不负责任导致分离主义分子攻击过境飞机，但他的错误还不止于此。他这次犯下的大错，根源在于其他至少四项失败的政策。第一，对乌克兰可能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一事反应严重过头。俄罗斯偏执地以为欧盟急于将乌克兰拉到自己的阵营。实际上，欧盟几十年来一直不愿接纳乌克兰，令人尴尬。同样，加入北约(Nato)——莫斯科方面将此视为对俄罗斯的重大威胁——也遥远得很。在2008年峰会上，北约拒绝引导乌克兰走上加入北约的道路，而这也是自那之后它一直以来的基本立场。
    俄罗斯的第二个错误是在乌克兰煽动骚乱，却拒绝负责。以犬儒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行为想必是明智之举——而在吞并克里米亚这件事上，俄罗斯无疑让全世界措手不及。但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的操纵没那么有效，也没那么容易掩饰。这最终导致了MH17悲剧。结果是俄罗斯吃了两头亏。它没能完全掌控局面，却仍然得为此负责。理应如此——即便射击令不是来自莫斯科，导致灾难发生的也是俄罗斯人。
    普京给自己挖的第三个陷阱，是通过越发粗鲁、民族主义的宣传，操纵俄罗斯舆论。这样做能够提高总统的支持率，正合普京心意。但这也让他骑虎难下。如果没有全力支持分离主义分子，普京将会被指责未能保护说俄语者免遭控制乌克兰的"法西斯主义者"（俄罗斯媒体的说法）的伤害。
    普京的第四个错误是一直低估西方反应。或许，身边和海外的阿谀之声让他相信自己是战略大师，而西方羸弱不堪。虽然西方的反应有时偏于缓慢，但它已经通过了切实的制裁措施，并且还有更多制裁即将实施。俄罗斯的商界领袖对这种情况大为惊恐，但目前他们无能为力。
    普京放任自己卷入与西方无谓、破坏性的对峙，将精力用错了地方。虽然莫斯科方面对北约疑心重重，但真正对俄罗斯构成战略挑战的是中国的崛起。但由于陷入与西方的对峙，普京不得不求助于中国，俄中最近签署对中方有利的能源协议便是一例。
    因此，掩饰这些失败和误判，将普京描述为挺身对抗敌对世界的英雄，任务就落到了听话的俄罗斯媒体头上。民调显示，这场行动目前收效良好。
    危险的地方在于，普京掩饰自己屡次失败的唯一出路将是进一步升级危机气氛，制造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俄罗斯确实面对着敌意不断加剧的西方。这种政策威胁世界，更威胁俄罗斯自己。
    译者/刘鑫

    【附录】

    欧洲制裁俄罗斯不应再存分歧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沃尔夫冈•明肖



     
    当悲剧发生时，我们关心它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影响则排在次要地位。
    马航MH17客机被击落则是一场不同类型的灾难。这起可怕的罪行可能会使一场重要的地区冲突演变成一场"一级"的全球性冲击。政策制定者应为此做好准备。
    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备受奚落，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总体数据所显示的。突然之间，外国投资者在以前他们认为没有风险的地方看到了风险。监管审批不放行，比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Gazprom)最近申请使用德国一条天然气管道的闲置产能就没有获批。不确定性会影响市场估值。间接的影响将超过直接影响。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全球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让俄罗斯处于衰退的边缘。我们无法肯定这对欧元区不见起色的经济复苏造成了多大影响。在冲突升级之际，德国经济尤为疲软。或许这并非巧合。
    上周早些时候，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实施了迄今最为严厉的制裁。两家俄罗斯银行、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一家天然气生产商、另一家石油公司以及数家国防设备承包商都被切断了进入美国资本市场重要领域的途径。在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体系中，金融制裁是很有效的。美国法律并不直接适用于第三国。但任何用美元为自己融资的公司或国家往往要间接遵守美国法律，因为交易链条中的一部分须通过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这就是为何在一起有关阿根廷主权违约的法律争端中，美国法庭的影响力超过阿根廷的原因。美元垄断让金融制裁得以自我实施。
    欧盟的影响力还没有大到这种地步。在美国实施最新制裁的当天，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决定停止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对俄罗斯的贷款，这基本上是一种象征性姿态。欧盟还试图让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停止贷款给俄罗斯，此举意义将比较重大。按照欧盟自己的标准来看，欧盟做的已经相当多了。而且，在上周四之前，欧盟还计划采取更多措施。
    欧盟成员国相互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例如，德国和意大利与俄罗斯关系紧密，它们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没有人希望让危机继续升级，但我认为，那种与荷兰休戚与共的感觉将非常强烈。除了荷兰、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印尼的很多公民在此次事件中遇难，英国、德国和比利时也有遇难者。这可能会进一步使欧洲的立场更加团结一致。
    如果MH17被证实是亲俄分裂分子击落的——即便出于意外——欧盟将需要加大回应力度。欧盟应提出全面金融制裁措施。对俄罗斯企业来说，欧元和英镑是重要的全球融资货币。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是俄罗斯富人用来洗钱的金融场所。应马上制止这种情况。
    除了金融制裁之外，欧盟还应考虑禁止能源进口，这显然是欧盟最为薄弱的工业领域。欧盟应实施一项能源安全战略，将其作为一项紧急措施，令欧盟不受俄罗斯供应的影响。
    如果说普京秘密武装乌克兰叛乱分子，结果这些人暗杀了欧盟公民，那么很长时间内双方关系将很难恢复正常。
    当然，对于上周四所发生的事件，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但没有一个解释能让人安心。不管人们希望相信哪种阴谋说，它们都很难既可信又有利于政治和经济。
    我们很难预测所有这一切对全球经济的确切影响。但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应排除这种情况：我们正在应对一场"一级"的全球性经济冲击。由于网络效应的连锁反应，对信心和估值的影响以及总体上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影响将继续远远超过所有估计的影响。
    预计欧元区将受到直接影响。评论人士指出，一场冲击就能让欧元区陷入通缩。这次事件可能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果这将复苏再拖延一年时间（这不是最糟情况），通胀预期可能会继续下滑。
    欧洲已从1914年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我们不会稀里糊涂地踏进另一场大规模的大陆战争。但欧洲还没有从1998年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将日本一次资产负债表衰退变成了一场长久萧条。
    欧洲政策制定者永远不应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地：由于经济原因，他们无法在政治上做出回应。
    译者/梁艳裳

    ——网友推荐

    高新：回良玉的背后不但有江泽民，更有曾庆红

    Posted: 22 Jul 2014 10:42 PM PDT

    图：2000年5月8日，（左起）曾庆红、江泽民、回良玉在江苏盐城大洋村……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到了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特别器重的何立峰在习近平入主中南海之后先是被安排为天津市委常委兼开发区党政一把手，继而又被安排为与天津市长只是在表面政治待遇上平级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天津市官场内一度因此传出了何立峰被"明升暗降"的议论。没成想在天津市政协主席位置上才坐了一年零几个月时间的何立峰又从"二线"转回"一线"，人们才明白原来习近平去年安排何立峰先出任一段时间的天津市政协主席，不是"明升暗降"，而是"暗渡陈仓"，调升国务院发改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天津市官场因此而又有了"何以立峰？'峰'回路转"的新说法。
    此消息传出之后，外界评论人士因此而联想到了去年三月已经从发改委主任位置上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张平。这位张平是在六十二岁的时候升任发改委一把手，日后在这个职务上坚持到六十七岁，直到去年三月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立峰因为背后有习近平的力顶，日后沿着张平的政坛轨迹升任副国级职务是很可能的事情。
    原本是安徽省土生土长的干部张平与回良玉一样，实际学历都是中专，日后也都在省级党校接受过培训而获得过一张"相当于大专学历"的"结业证书"，只是因为张平在自己的简历中还只是自称"中专学历"，所以在从安徽省调升国务院工作时因此而获得过民间的赞扬之声。
    同何立峰政坛经历上最重要的一步，从正厅局级至副省部级是被习近平直接提拔一样，当年张平的这一步则是直接受益于回良玉。
    正如我们在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这位回良玉在"六四"镇压之后之所以能够倍受器重从而步步高升，不仅因为是"抱上了江泽民的粗腿"这一个原因，更是因为他主持吉林地方农村工作时大搞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挂帅"异曲同工的"农民思想教育"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迎合了"六四"之后中共高层极左路线的全面复辟，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主持组织工作的宋平和实际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姚依林对回良平的赞赏也直接影响到了陈云，这一切都构成了回良玉倍受重用重要因素，因此也令回良玉自认政治后台"与众不同"才能在日后的权力使用上有恃无恐，横行无忌。
    笔者在上篇文章的结尾已经提示了，习近平在提拔何立峰的过程中使用了的把急于提拔的干部先安排成享受正省部级待遇的"二线"职务省政协主席岗位上短期过度一下再"平调"到一线正省部级岗位的作法正是始于当年江泽民对回良玉的提拔重用。
    当年的回良玉於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的一九九二年八月被安排为湖北省委副书记,并在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湖北省担任省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只坐了不足九个月的时候，一九九三年五月回良玉就被安排为湖北省政协主席，官至正省部级。
    同日后的何立峰一样，当初的回良玉也是在省级政协一把手位置上只坐了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即返回"一线"。中共中央组织部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宣布调回良玉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和安徽省副省长、代理省长。同时将土生土长的安徽省委副书记杨永良调湖北省任副书记。
    与回良玉同龄的杨永良说起来比中共上任总书记胡锦涛还年轻近两岁，但他当年被政治上重用的时间比胡锦涛还要早若干年，被提拔为安徽省团省委书记的时间也要比胡锦涛被提拔为甘肃省团委书记的时间早了将近三年。从华国锋主政后的中共十一大至十六大，这位杨永良连续担任了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致却始终没有被扶正，被与回良玉对调至湖北之后也没有象回良玉那样很快升任正省部级，而是在省委副书记位置上又坚持了四年时间才因为胡锦涛的力争而被安排了一届湖北省政协主席，从而总算可以在正省部级岗位上退休了。
    二零一二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年仅六十八岁的杨永良郁郁而终，细心的人士注意到官方发的杨永良去世的报道中，"分别以不同方式对杨永良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送花圈"的领导人名单中，除了当时台面上的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还有已经退休的"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李鹏、李瑞环、宋平......等，唯独缺少一个江泽民。可见湖北和安徽官场上流传的杨永良被江泽民恨之入骨的说法不是"谣传"。
    这位杨永良虽然是在"文革"期间即从煤矿工人被提拔到基层领导岗位上，但公正地讲，他当年的政坛走红与王洪文式的"造反起家"完全不是一回事。万里在"文革"结束后主持安徽工作期间，杨永良因为"群众反映"甚好而被进一步提拔，根据基层党员的投票结果，杨永良的得票数胜过了原已经被内定出任十一大党代表的矿长兼矿党委书记，这也成为他在十一大上又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的重要原因。
    日后的杨永良晋升至副省级领导岗位，并又接连出任了十二届、十三届和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安徽省全省上下人人都相信他会是省长接替人选，甚至还可以在担任一届省长之后再升任省委书记，中组部也一度讨论过安排他调升中央，出任全国总工会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席和党组副书记的可能性。
    关于在安徽当地有着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杨永良如何深深得罪了江泽民的原因日后的文章中还会有涉及，在此之前还要先介绍当初江泽民在安徽省委的人事安排上为提拔回良玉而"牺牲"掉的干部还不止杨永良一个。
    一九九五年二月回良玉正式成为安徽省省长，从而为他在十五大上顺利通过中央委员的预选关铺平了道路。前面提到的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平就是在回良平担任安徽省长期间受到回良玉的特别青睐。
    回良玉调任安徽之前，这位张平在已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安徽省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之后被外放至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当时的江泽民正在主导"党政一肩挑"的"试点"，张平因此也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市长，恢复了"文革"时代的所谓"党委一元化领导"体制。
    回良玉到安徽省主持省政府工作几个月之后即将张平调回省府，张平随即以安徽省省长助理和省政府秘书长身份直接服务于回良玉本人。回良玉日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张平能够先后进入国务院办发改委和办公厅，完全是回良玉一手促成。张平在担任发改委副主任期间，主要职责是服务于回良玉直接领导的农业口，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开始一段时间，直接服务的对象也是回良玉。继而又因为回良玉的力荐而升任正部长级的"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的副秘书长兼机关党组副书记。
    说起来，回良玉从升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那天起，头顶上就有两个直接上级，一个是国务院总理兼国务院党组书记温家宝，一个是与温家宝同为政治局常委的在位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国务院党组副书记，但回良玉在国务院下属机构的人事安排上，特别是国务院（第一）副秘书长和发改委主任这样重要职务的安排上如何会有那样大的发言权？笔者与一位在体制内的地位足够重要的人士讨论到此的时候，这位人士欲言又止，只说了一句"海里的人都知道回良玉是曾庆红的麻友"，就强烈表示"不敢再（往深里）说了"。
    所谓"海里"指的是中南海，"麻友"即麻将桌上的"赌友"。更详细的关于回良玉与曾庆红之间的休戚相关和利益共同，日后的文章中再作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张鸣：英法联军中的中国苦力

    Posted: 22 Jul 2014 07:38 PM PDT

    张鸣
    军队打仗，需要雇人干苦活儿，运送弹药和伤员什么的。军队现代化程度越高，需要的人手就越多。晚清时节，西方入侵，打了好些仗，每次来华，都要雇中国人。进到西方军队中干活的中国人，有雇来的，也有强拉来的，但也付工钱。这些人，统统被当时的中国政府视为汉奸，只要被逮住，一律杀头。但是，越到后来，应聘受雇的人越多，因为洋鬼子给的钱比较多。奇怪的是，中国政府当他们汉奸，但洋人却很少担心他们做细作，打入敌人内部，为中国政府打探情报。
    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已经成为英法联军北进的基地。所以，招募华人苦力，就在这里进行。每个苦力，每个月的工钱为9美元。这在当年的中国，简直就是天价了。只是工钱不会按月付，而是等到战争结束，一次性发给。在联军方面，主要担心苦力领了工钱，半途溜走，而在被招募的中国人看来，这更像是欺骗，这样高的工钱，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疑心。因为，在当时广东有一种传说，说是洋鬼子招募中国人，不是用来干活的，打仗，就逼他们打头阵。所以，无论怎样解释，广州和香港两地的正经人家，绝少有应募的，最后招上来的人，大抵是社会上的无赖和流氓，太半为帮会成员。这些人，平时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偷盗抢劫，受雇杀人，无所不为。联军开的价钱，似乎比平日受雇杀人的还要多，信一回鬼子，冒一次险，也值。况且，这帮人很多都是鸦片鬼，做苦力，有免费的鸦片供应。
    就这样，受雇来的中国苦力，被编成若干苦力队，统一发给特别的号服，号服上用斗大的阿拉伯数字，标明他的编号的连队号码。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斗笠，斗笠上写着三个字母：C C C，广东苦力队的英文缩写。每队的头目，都是英国人或者法国人，但队里也有中国人做副手，这样的人，大抵会几句洋泾浜英语，每个副手，袖子上都有专门的袖标。队伍编成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简单训练，就出发了。训练时，每个苦力都很害怕，因为这样的训练，似乎证实了此前的传说，但人已入队，身不由己了。苦力队出发之后，香港的居民很高兴，因为这个小岛上的人渣都走了，境内太平，连小偷都没了。
    真的开战了，中国苦力们发现，洋鬼子并不用他们打头阵，只让他们在旁观战，打完了，才用他们上去抬伤员，不仅抬鬼子，有时也抬受伤的中国士兵。这个发现，让中国苦力很踏实，也很兴奋。他们兴高采烈地看着双方大炮互相射击，无论中弹的是洋鬼子还是中国士兵，他们都兴奋地一阵欢呼。比较起来，中国军队死得要多得多，一点都不影响他们捧场喝彩的热情。僧格林沁的骑兵，玩命冲锋，在联军的优势火力下竞相倒地的场景，让他们感到格外过瘾。比刑场上看杀头，场面惨烈多了。不仅如此，感到安全的中国苦力，只消过足了大烟瘾，干起活来，也格外卖力。不仅抬担架卖力，挖战壕卖力，有时甚至站在齐颈深的积水里，用肩膀和头顶着梯子，让法国军队从上面踩过去。那场景，在洋人看来，确实令人感动。这些中国苦力似乎觉得，既然洋鬼子没有让他们打头阵，那么工钱的事儿也就是靠谱的了。即使为了这些钱，也该好好给人家干。
    这些给侵略者干活的中国百姓，当然知道这些洋人是来打他们皇帝的，也知道自己是皇帝的臣民，更知道中国军队怎么看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忠实地履行了一个看客的职责，非常中立地看热闹，玩命地喝彩，把掌声送给演的好的一方。显然，他们是把洋人侵略中国的战争，当成了一场没有是非的好戏。同时也履行自己作为高薪雇工的责任，雇主需要什么，他们就干什么。王朝的忠义，跟他们没关系，民族大义跟他们更没有关系。如果不被雇来当苦力，留在当地，当地的地方官，士绅，有谁会把他们当回事呢？还不是说杀就杀，说打就打，踩在泥里。
    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有没有爱国热忱？也许有吧。同样的人，如果清军花高价雇他们，给他们抽大烟，也许可以成为对阵洋人的勇士。但是，在那个场景中，这些人其实更容易做汉奸，受雇出力气的汉奸。因为肯出钱的，是洋人。对这些底层百姓来说，这就是生活。人嘛，都是要吃饭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仅洋人雇的人尽职尽力，就是旁观的百姓，也不见得对洋人有多少敌意。只要发现洋人没有伤害之意，大家都出来跟洋人做生意，大批的鲜货送到，因为可以卖个高价。从来没有人想过，弄点毒药放在里面，毒死这些洋人。硝烟刚散，老百姓就成群结队地出来，围观洋人战舰和军队。某些小文人，看了之后，还要写读后感。奇怪地感慨，为何这支洋鬼子的队伍，白的人那么的白，黑的人（印度兵）那么的黑。只是言辞之间，稍微有点遗憾，但绝对掩饰不住好奇。

    ——微信： zhangming19830505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

    Posted: 22 Jul 2014 07:00 PM PDT

    Francis Fukuyama 福山
    ●历史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强大，法治和问责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一些会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会理念，我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对未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一点就是社会动员，这一点也将改变现代社会。

    我想要讲的主题也是我新书的主题，我的新书叫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共两卷。第一卷刚刚有中文译本出版，从前人类时代，一直讲到18世纪美国和法国的革命。
    我正在致力于写第二卷，讲从法国大革命到现在的故事。中国在这两卷书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本书第一卷的中文译本刚刚出版，我非常希望跟大家交流的原因之一，是我想知道关于中国我写的是否正确，我对大家的反馈很感兴趣。
    我读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资料，中国的历史不幸在20世纪被中断了，由于政治因素，中国历史也没能被认真地研究。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历史非常重要，应该去关注，中国的历史，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没得到充分了解。中国和西方的交往史也是基于对中国政治体系和其遗产的误解。
    许多知道20世纪前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只知道清朝，但那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货真价实的中国王朝。西方是在那个王朝渐趋堕落的时候遭遇中国，所以西方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停留在那个特定的、不幸的时期。因而，重新回顾历史很重要。
    接下来我讲下自己的国家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因为要理解一种政治制度，就必须将其与别的政治制度作对比。我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在试图解决共同的问题，都必须要建立一种政治的秩序，必须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我们面临相同的问题，因为同是人类，但是，不同的社会采用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某种途径，就必须把它与其他的途径对比。我先从一点理论开始，谈谈发展和发展的维度，这是前奏，在这之后，我会谈论中国和西方，以及政治现代性。

    一

    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亨廷顿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并不是1990年代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而是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书是1968年出版的，我从那本书中得到很多灵感，来写《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亨廷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影响了世界政治哲学。他说"不同的发展社会中的成分，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并不一定是彼此支持的"。也就是说所有那些好的事物并不一定会在社会之中肩并肩前进，在不同的条件之下，可能会削弱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进而减弱发展的进程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化并不一定是一个欢乐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充满中断的故事。
    而我们要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展的背景下来看，有些殖民地独立了，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约束，后面有很多的军事政变，比如军政府的统管，高度的社会不稳定。所以我首先讲一下亨廷顿的理论框架，然后再讲我的，以便更好地理解我对中国和西方进行的对比。我先讲一下发展的五个重要维度。
    "发展的诸方面"这张图中左上角的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收入的增长，大家都对这个比较熟，因为中国在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纪录。我们倒是可以谈论一下经济增长的原因，在此我就不再继续深入讲，但是人们确实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发展的研究倾向于由经济学家主导，但是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图的右上角是我称之为社会动员的维度，也可以管它叫社会变革，社会关系的变革。它的意思，基本上讲就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逐渐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社会结构。显然，在你形成一个工业社会之前，是不会有工人阶级或者工会的，这些团体不存在于一个农业社会中。经济中女性的崛起，不同职业的中产阶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非常小的村落一直变革到城市化的工业世界。19世纪的社会学思想家，比如说马克斯·韦伯，还有爱米尔·涂尔干、亨利·梅因，包括马克思本人，都谈论这一点。马克思也是这种思想变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而这种演化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兰或者英格兰的一些思想家，其中也包括亚当·斯密。
    如果谈到发展的政治维度，我会说不只有一个，而是有三个：国家、法治、问责，我会按次序给它们下定义。
    关于国家最重要的定义，是由马克斯·韦伯给出的，他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他说国家就是一个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垄断的地域是一个确定的疆界。这个定义有四个术语，第一个术语是权力（power），国家是关于可以强制人的能力，每一个国家都有军队、警察，他们可以用武器来强制其他公民去做事情。但是韦伯说，国家的这种权力必须是合法的，最有效的一种强制方式，实际上是人们愿意接受强制，将其视为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多数在稳定社会的人们，遵守法律的方式，他们遵守法律不是因为被武力威胁，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是公正的。
    其他重要的因素就是垄断。比如说今天的索马里，还有利比亚，有很多私人军队，那不是国家，而更像所谓自然的政府。真正的国家应该拥有对权力的垄断，国家使用这种权力是在一个固定的疆域之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区别，在于现代政府和马克斯·韦伯说的传统政府。有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的模式，我们和其他灵长目动物，比如说大猩猩、黑猩猩之类的，还有其他动物，都有共同点。我们的社会交往是根据我们的生物特性，比如说亲属、家庭所产生的。我们认为离我们亲缘关系近的人就应该得到我们这边的好处，而这些东西人们都是不需要教的。在此基础之上，就可以进行社会交往。而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需要什么立法、宪法或者其他的社会的原则。韦伯说，在现代的社会并不仅仅是使用力量，而是基于一种公正的原则或者脱离个人情感的原则，政府不是建立在统治者的家庭身上，而是要建立在所有的公民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的。
    从这种逻辑来看，非洲或者中东很多国家现在还没有克服这个困难，因为他们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朋友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做事的基础是谁认识统治者，谁能够接触到政府官员。现代的国家是不应该这样的，现代国家中应该人人平等，把大家当作公民，不管你这个人是不是统治者的朋友，这个公民都有作为公民的权利。
    第二点是法治。法治有很多的定义，在某些方面可以想像是以法律来治理，大家是不是遵守法律，警察是不是维护秩序，社会是不是安宁。我认为从政治学来讲，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是不是这条法律也适用于政治统治阶层，尤其是这个政府内最有权力的人。比如说国王、总统、总理，是不是也受法律管辖，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要遵守法律。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是不是有能力自己改写法律，符合自己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来讲，政府就是权力的集中，使用权力。法治就是一种平衡，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它武断使用法律的权力。
    最后一个发展的元素就是我所称为的问责。我本来想写民主的，但是问责可能是更好的词，可以更好地描述我想说的概念。在英语中我们把民主和一些程序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多党的公正选举制度，我认为问责范围要更大一些，它所涉及的是政府是服务于全人民的利益，还是只符合自己的利益。如果总统所关心的只是以权谋私的话，那就不是现代政府的目的。如果政府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福利，并且也以此行动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负责的政府。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书中进行了区分，他说"政府可以服务于全社会，或者是可以服务于它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区分好政府和坏政府的因素之一。我认为这在中国背景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人民大众有负责感，即使在古代中国的时候，虽然没有选举，但是中国政治传统是有一种问责制在里面的。我认为这种传统在今天仍然还重要，不仅是中国政府，在东亚其他政府，比如说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府都对民众有一定的责任感。我们把它叫发展型的社会，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都是处在中国政治影响力之下的这些地方。所以中国政治传统中的这种负责任感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在西方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秩序问责性，也就是说真正问责性的前提必须要有选举或者是其他的机制，让公民能够替换自己不喜欢的领导人。我认为这两个有一种重叠现象，西方人认为选举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问责的目标不应该是程序本身，他的目标不仅是要举办选举，他的目标是要让政府对人民负责，当然还有其他的机制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这就是我认为的发展的三个重要的维度。放眼世界，可以看到亨廷顿当时是正确的，他说这些元素不一定是一起发生的，比如说你的发展程度可能很高，这三个维度有的维度可能发展很快，有的就不一定。比如说今天的阿富汗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可言，也没有法治，没有经济增长，但是他们有民主选举，虽然质量不高。在新加坡有契约形成的强有力的国家，法治很好，没有公开的民主选举，但经济增长又很快，也有很多社会动员。比如俄罗斯，法治很弱，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民选，普京几个月前又被选上台。所以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可以用这三个维度来描绘他们的制度的变革过程。
    我想社会学家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回答是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联系在一起，他当时是在《国富论》中提到劳动分工受到市场程度的限制，这是《国富论》第二章节的题目。在那本书的开头，他提到别针工厂，工厂中的工人分为不同的任务小组，比如有的人做第一步，有的人做第二步，有的人做第三步，有制造别针的，还有把这个别针放进箱子包装的工人等等。他说这类工厂是非常有效率的，比那些一个人从头到尾做完全部工作的小作坊效率要高。但是如果没有市场拓展，那么不能得到有效的市场分工。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比如十万个别针的话，你就没有动力进行劳动分工。所以市场的程度是驱动劳动力分工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是19世纪欧洲的一个主要政治理论，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劳动分工现象的扩大。今天这种现象仍在持续，我们管它叫全球化。今天因为交通成本降低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巨大的市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力量的崛起，一个前提是必须要有外贸和投资带来的巨大市场。
    这个理论对社会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经济发展的过程驱动着劳动分工，大家需要教育，再也不是像早期社会式的从头到尾什么活都干的工人。在现代社会中大家都有自己的分工，你可以是学生，你可以是教师，你的一生工作都是比较窄的专业领域。这一类的劳动分工前提就是我们住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它的特点是不同程度的市场化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和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还有法治的推动，比如说法治可以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契约。有这些制度的建立经济增长就会加速。在韩国、中国台湾，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动员促使更多的问责。当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人们开始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会有各种社会需求，其中一个需求就是政府必须要更对人们负责。我认为民主政体在过去三十年间的数量大增的一个原因就是产生了中产阶层革命，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南非，更不要说东欧和亚洲其他地区，我们见证了中产阶层的兴起，他们要求政府越来越对民众负责。
    还有第四个维度，那就是思想或者合法性的维度。在美国的政治学领域，通常是经济学家来研究这一点，但是我想说，经济学家并不太关注思想的问题，他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物质利益驱动的。实际上，思想绝对非常重要，因为思想是独自发展的，你不能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用经济利益解释思想的演变。
    任何哲学家都会告诉你，思想会有自己的内部逻辑，它们自己演化的方式是不同的，它支持不同的政治制度。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是比如说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同时这种合法性和思想也支持着社会动员。我们在中东看到伊斯兰教旨的党派和自杀式袭击恐怖分子有时也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这两个现象不能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他们不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他们的动力是非常复杂的元素汇集而成，是由来生的愿景、意识上的政治形态等等驱动的。
    显然，思想在法治的正统性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大家不相信政府是正统的或者法律合法性，就不会遵守法律。另外很明显，思想和合法性也推进了问责。法国大革命的基础就是人权，17世纪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没有启蒙运动，没有人权概念、现代民主观念的话，就不会产生法国大革命。
    所以，在某些方面，你需要这六个维度来定义现代发展的范式。所有这些维度都彼此相连，相互作用。你解释每一个维度，都必须要把它和其他的维度联系在一起来解释。如果只看经济增长而不看制度，比如说法治、政治稳定性、知识产权等等，那就是不对的。还有的人只看问责，而忽视了经济增长，这样的话就无法研究国家为什么会成功。
    所以政治发展的维度，也就是图中最下面这三个维度，对它们的研究必须要放在大的框架语境中来研究，因为经济增长也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今天演讲的出发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出发点是非常不同的，稍后我会解释。

    二

    之前谈到的比较抽象，我现在进入历史性的描述，讲的是中国的情况。大家可能很熟悉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1929-2008）这个政治哲学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很多年书。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谈到早期欧洲国家形成过程中战争的角色，他说欧洲的国家启动是非常晚的，现代欧洲国家直到16世纪晚期、17世纪的时候才开始，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形成现代国家。蒂利观察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以后提出国家创造了战争、战争创造了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或者政府所做的就是使用军事力量，而各国之间的军事竞争促使各个国家进行现代化，让它们来改善政治制度。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欧洲一些早期国家形成中的问题。
    现在来谈谈中国周代的情况。在接近一千年的时间内，中国统一之前，这不光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时期之一。春秋时期，中国不同的政治联盟之间打了1200多场战争，政治联盟的数量取决于你如何计算，最开始可能有数千个，慢慢减少到几十个。在历时254年的战国时期，差不多有470场战争，随着联盟规模变大，战争不那么频繁。
    而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实际上非常巨大，如果和欧洲来比的话，一场战役就可以伤亡几百万的士兵，也许这是一种历史的夸张，但即使只是其中十分之一的话，那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战争是和罗马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进程也是制度建造的过程。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有这样的政治制度的形成，而在中国社会也那样早。所以军事、政治的模式变了，周代是驾驶着军车来打仗，到后面是由步兵、农民拿着武器去打，这要求很多的社会动员。这就像欧洲当时有社会变革的时候一样，是从骑士拿着重兵器，一直演变到拿着弓箭的步兵，那是在中世纪晚期发生的变革。所以这种为了军事战争的动员，其发生了变化。
    要调动这么大的军队，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收税，这也是在战国时期发展出来的。鲁国是第一个收田赋的国家，他们测量土地，看谁有多少地，然后政府来收税。公元前548年，楚国收税，导致了官僚体系的产生。他们不仅需要军事的制度，还需要整个税务的制度来支持军事的制度，所以愈演愈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民阶层的形成，这个阶层就来支持贵族，而贵族很多已经被杀了，这样国家看到必须超越狭窄的范围，而农民也应该有更多的技术以适应这样的制度。而实际上经济、科技的变化也使从青铜时代到了铁器时代，武器有所变化，比如说像犁地的工具也从木头改成了铁器。我认为这一点很有趣，也就是稳定性在政治层面是由中国的一个自由社会所决定的，来回应一种社会的不稳定性，以及政治的动乱。所以像孔子、孟子、韩非，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写出了中国思想的正典，而国家也正好是在这个阶段，一个政治不稳定的阶段发展出来的。所以，尽管在口语上存在差异，统一语言文字的存在，给了中国在其他国家都不具有的连续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印度的文明，印度也曾有一个王朝统一了南亚次大陆，差不多在中国的唐朝时期。但是他们并没有文学文化，所以关于这个王朝的知识在接下的一千年里都失传了，直到有英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记载当时政治制度的一些石碑。
    而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非常复杂的文学系统支持了国家的大一统，从很早的时候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在书中所提到的，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中国首次大一统，中国不仅建立了国家，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在那时，中国就有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化国家，意思就是说统治不是基于招募统治者的家人或朋友。大家还记得我说过的集权政府和现代政府的区别吗？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以家人为基础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建立一个非个人化的官僚的系统。而实际上，这在秦大一统之前就实现了，秦统一中国之后，其制度又成了整个统一的中国的制度。我以为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经存在了一种非常稳定的所谓的现代性制度。而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俄国，它们一直到18世纪才实现。在这意义上，中国要比欧洲先进1000多年。
    关于中国为何能在这么早的时期就发展出了现代国家制度，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问。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非常自信地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这跟地缘政治有关系。比如，你看欧洲，很多国家是由山河所分割，在欧洲大陆的边缘就可以看到，这些地理的实际状况使中央集权的政体很难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统一的政府。西班牙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试图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还是没有见到单一的欧洲大国。他们只能够统一大陆的一小部分，之后就失败了，因为遇到很多军事抵抗。
    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秦朝就实现了大一统。中国有个观念，就是中国应该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在其中的一些阶段有分崩离析的状态；必须有在统一的政治权威下建立的官僚体制。如果你对比中国和马克斯·韦伯列出的现代社会具有的特征，你会发现，那些特征中国基本上都符合。我们有一个官僚制度，有一个法律制度，还有家庭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还有一些公共的服务等等，而韦伯认为这些都是现代官僚统治制度的特征。
    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最早的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并没有被西方学者所承认呢？韦伯自己并没有说中国当时就是一个现代国家，他说中国仍然是一个集权社会，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他们有很强的传统。而19世纪以来的西方汉学传统也不这样认为，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一点是西方所看的中国都是晚清的社会，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制度正在衰落。而另外一点就是早期的这种政治的现代性，并没有工业革命，所以19世纪的那些社会学家认为政治的现代性和经济的现代性要连在一起，而中国当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不认为中国有现代的政治制度。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非常重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是如此，那就是一个国家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取得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政治上的衰落。
    政治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制度的合法性。在一种情况下建立的制度不一定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还有用。而另外一个原因对于中国来讲尤其如此，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现象，我用很长的一个英文单词来形容，就是重新集权化（repatrimonialisation），也就是说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想使用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统治国家。所以如果我们建立了非个人化的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总处在被精英重新控制的境况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
    在汉朝崩溃和隋朝兴起统一国家之间的300多年，家族在国家管理中极其重要，是实际的控制者。而在隋唐，国家并没有回到汉朝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理性统治，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早已建立，但直到11世纪的北宋才重新得以建立。当然有很多原因，我以为不能认为制度的现代性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可能出现倒退，从高水平的发展倒退到低水平的发展。
    总结一下，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是有这样的轨迹，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现代化的政治机制，但是现在成了所谓的路径依赖,意思就是在接下来的2000多年里，你还呆在那个路径上。因为中国早期就形成了现代的有权力的国家，中国政府可以阻止社会组织的形成，阻止其他组织能够挑战它权威的可能性。我们也可称之为血缘性的官僚制度。它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来统治，这样也可以阻止商业性资本主义的形成。
    在中国社会，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商业在发展，但这都是政府所控制的，他们不能够独立，成为城邦。这和西欧完全不一样，西欧允许这种城邦的出现，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独立的一些政治经济的组织。如果他们有很强的审视性，他们甚至可以拒斥政府的一些做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欧洲有什么样不同的图景。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不同点，确实没有法治的存在。为什么没有法治？在不同的文明之中，比较强的法治基本都是从宗教衍生出来的，所以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些文明是一种超越性的宗教所衍生出来的法治。有这样的一种宗教的等级制度，它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力量之外，所以天主教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伊斯兰教也是如此，他们是独立于苏丹之外的。婆罗门在印度是一个祭司的阶层，而国王必须要到婆罗门那里才能被承认为国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力量从属于宗教的力量。
    而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国教，佛教常常是一种比较抗议性的宗教，除了在唐朝之外，就没有一些什么政治性的力量。而皇帝的祖先崇拜是一个相当于国教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司法的制度让皇帝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你不能像宗教机构的领导做的事情那样。国家最初的发展是这样，而法治也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也就没有了民主的问责。
    我还要说一点，关于中国治理的特征。虽然中国没有正式的法治，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法律制度，但是在很多层面上，我认为儒家的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德成为了一种替代品，成为了正式的法律的替代品。
    所以在西方，宗教法提供了法律，而在中国，儒家的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他们制定这样一些规则，他们声称这是为政治的权威所制定的一些规矩，所以虽然没有正式的问责来限制政治权力，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道德的限制，来限制皇帝，来限制那些中央权力的持有者。在中国的传统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皇帝必须要通过官僚制度来统治，而这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了西方法治的一个替代品。
    这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效果，正如我所说问责成为了一种传统，成为了一种东亚的传统。而这种传统都是被中国所影响的。
    如果你放眼看世界的话，最重要的集权是在哪里？都是在东亚。日本在19世纪民主过程之前是如此，是军事寡头统治，朝鲜也是这样，而原来在中国台湾地区国民党是一党独大，新加坡也是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所统治的。所以即使是在今天快速发展的阶段，他们的政府仍然有这样的责任，发展他们的社会。而其他，比如说非洲、中东、拉美的集权国家就没有发展出来。
    因此这也是这种文化官僚主义的一种传统。如果你要统治，要对被统治者有一定的问责性。在亚洲虽然有这种传统，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就没有这种传统了。所以所有东亚国家的发展顺序是不一样的，在东亚来说，你可以认为国家就是存在的，比如说韩国、日本、中国大陆的政府都是非常强势的，有高质量的官僚机制。在非洲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殖民时代之前非洲根本也不存在，欧洲的殖民者也没有给非洲人带来这种官僚制度。今天东亚很富有、非洲很贫穷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这一点，东亚有非常强有力的官僚制度，而非洲没有。

    三

    欧洲的发展规律，和东亚是不一样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这些不同制度出现的时间和顺序不一样。首先欧洲的政治制度出现的不是政府，而是法治。法治的根源在欧洲，是从天主教来的，一直到11世纪之前，天主教都是教皇教宗统治的，但是11世纪末出现了冲突，宗教开始大分裂，天主教开始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
    我们都知道神父不允许结婚生子的，这不是因为基督教禁止他们这么做。在此之前，11世纪之前是可以结婚生子的，但是他们禁欲的原因就是，当时教皇格雷格里七世说，天主教想成为道德机制的前提就是要清理腐败的行为，如果结婚生子，就会把自己教堂的地产传给自己的儿子，如果你不禁止的话，就会出现大问题，结果教会就有了禁欲机制。经过和教皇进行了激烈斗争，经过几代人的斗争赢得了这种权利。到中世纪，有了独立的教会，它就是欧洲法治的来源，他们在博罗尼亚建立法学院。
    欧洲封建制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它不是建于血缘关系，它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上的。一方面是强势的人，一方面是弱势的人，这个关系必须在法庭上进行管理。比如，在中世纪末期，欧洲的法治已经很强势了，国家不可能随意地将自己的政治意愿强加给人民。
    现代欧洲国家是在17世纪、18世纪才兴起的，所以当路易十四、瑞典国王查尔斯二世，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想要建立权力集中的官僚制度国家的时候，他们反对的是法治，当时的法治阻止他们行使某方面的权力，而中国当时的皇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德国直到19世纪末才形成统一的强大国家，原因就是因为法治的约束，就是因为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给德国那些大公国有独立的权力。这些原因都是法治和制度的建立所造成的。
    总结一下，在欧洲最开始出现的是法治，然后出现的是国家。
    在17世纪，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称为议会的制度，在西班牙，它被叫作Cortes，法语叫parlement，在匈牙利叫作Diet。这些国家让国王有收税的权力。在欧洲，这些议会很强势，可以拒绝国王收税的权力，可以把国王脑袋也砍下来。
    英国17世纪中期的内战就是这样的，17世纪末内战的结果就是，国王同意"如果没有政治代表权力的话，就不会收税"，也就是说如果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就不许收税，这种原则的前提是议会是有军队的，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土上和国王斗争，国王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同的方面都同意，必须要取得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平，而不会兵戎相见。所以这就导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美国1776年的革命是英国革命100年后发生的。原则也是一样的，没有政治代表权力就不能收税。因为当时美国人是给英国君主交税的，但是他们在英国议会中却没有政治声音。当时英国国王想要增加税收，所以这些在美国的殖民者决定独立，1776年制定了独立宣言，英属十三州从英国独立出来。他们当时就是要考虑正统性。
    所以约翰·洛克在诗中写到，任何一个正统的政府，前提都是被统治的人同意。这并不是封建君主制的原则。封建君主认为他的统治权力是上天传来的，是传统给他的，是传下来的。而洛克说，唯一的正统性的政府就是一致性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也就是必须要有政治权利才会交税。有这种正统性就导致了美国政府的产生。虽然有点复杂，但美国政府的一些建国原则，也是美国民主的一些建立原则。所以在欧洲，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建立的顺序，先是法治，然后是国家，再是民主问责制。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些不同，这是在社会发展方面。现代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超越宗族关系来发展出一种流动性更强的个人化社会。在此就不细说，因为非常复杂。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天主教在解放欧洲个人方面、超越宗族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发生在欧洲早期历史上，那些野蛮宗族的后代，当时有自己不同的部落，结果接受基督教以后，一个世纪以内，基本上这些宗族的血缘关系就都消失了，社区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妇女可以自己经商，而不用首先请教自己的家长或者是丈夫。
    在古代中国有这种部落宗族式的制度，它从来没有被现代的个人主义所取代，所以今天在中国南部、台湾地区仍然可以见到很多宗族祠堂等等，在印度和阿拉伯世界也是这样的，在很多现代社会，这种大的家庭氏族宗族关系仍然是存在的。中国可能受到的破坏比其他地方要严重一些，但是就欧洲而言，在社会层面1000年前就出现了个人主义，它并不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个人主义。

    四

    现在总结一下刚才说的，刚才谈了很多历史学和社会学。总结历史以后想谈谈未来，既谈中国也谈西方。
    我过去几年来中国好几次，很多人都想让我谈谈"中国模式"，谈对"中国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做出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某些方面，当代中国政府和历史的中国之间有一些传承，很强的传承。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国一直擅长做的，就是集中的官僚制度。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这种制度的国家，两千年前就建立了。
    而今天的中国仍然是这样，中国现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有这种比较优势，那就是比某些国家集中办大事的能力要强。事实上来讲，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在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方面，有很强的传承性，是一种威权制管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传承，那就是对权力滥用的可能性也传承了下来。秦朝当时只持续了16年，因为秦朝是非常严酷的独裁统治，结果造成自己的军队暴动。秦朝实现了很多事情，比如大规模的土地改革、焚书坑儒、改变意识形态等等，这些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利用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很少见的。
    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如果你有一个现代的权力集中的国家，但是又没有法治和民主问责来平衡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和暴君统治，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种事情，原型的独裁暴君统治已经出现过了。如果你这个社会很大的话，那么最集中的问题就是，你想知道社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社会因为技术的问题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不是想批评中国，因为我下面也要谈美国，美国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后面也要批评美国政府。
    历史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强大，法治和问责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有一些会替代宗教或儒家思想的不同的社会理念，我们有很高的经济增长。对未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一点就是社会动员，这一点也将改变现代社会。在现代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中，因为有全球化，有高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也随之变化。
    在中国大家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庞大中产阶层的兴起，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有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的改变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形式的政治。我的观点认为，中产阶层，不管在哪个社会，他们的行为都是差不多的，当你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当你有自己财产的时候，当你与其他国家和其他与自己相似的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求会越来越高，你对自己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中国社会早期的那种缺乏社会动员的情况会改变。现在这种改变已经在发生了，问题是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中国社会的权力平衡的变化。
    最后，我要谈一下西方自由民主制会不会发生变化。毫无疑问，欧洲和美国以及日本的民主制度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过去几年间我们看到的，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出现了巨大的金融危机，在美国过去30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也就是99%和1%的差距，现在大家都承认这是美国社会的现实。我们长期以来财政方面也有问题，财政赤字是无法持续的，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表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并不能够再继续产生这样的共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在欧洲，他们有一些比较不同的问题，是在欧盟内部出现的，不是在每一个成员国内部都出现的。德国、丹麦、瑞典都不错，问题就在于决策者。这种决策者的机制就欧洲本身整体而言有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做出决策说如何解决欧元危机问题，他们越来越无法决策，问题就越来越大，基本上都要毁掉欧元作为一种货币的体制了。在我看来这场危机还要持续，已经伤及经济的增长，也许还有更加糟糕的后果，比如说民粹主义的兴起，精英在欧洲却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等等。
    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使我们非常不满。他们没有办法采取恰当的措施来代表更大社区、更多数人的利益。所以问题来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就变得更加严重，就算我们暂时把它抛开，它还会回到我们这里，而且是以更加糟糕的形势，在美国尤为如此。
    我们一直很骄傲地说我们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我们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的一种政治体制，制定了这样的体制正是因为要让政府不能够专权独大。在历史上来看这种制度一直都很好用，但是在你需要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可以说很幸运，我们一直有很好的领袖，比如说像林肯，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克服困难，做出集体性的努力。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一个有力的保障，在未来也会一如既往的像这样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存在了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让我们无法去做出重要的决策。如果我们的体制还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我们要做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我要就此做结论了。我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思考政治衰落的问题。我之前说过，如果有政治的发展，与此同时又有政治的衰落，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在美国就出现同时既增长又衰落的情况，所以就有很多的抗议团体，有一些银行家，有一些强有力的个人，都要使自己的权力能够在政治体制中有一席之地。但是美国很多人很讨厌这种做法，他们痛恨，但是无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历史上来看，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的精英绑架国家的做法，有一个比较固定化的模式，有一些传统，有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良好的政府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模式也面临着一些危机，就是在于我们缺乏制衡，一旦在集权国家之中出现了一个"坏皇帝"我们怎么办，如果有一个"好皇帝"我们可以很快地决策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稳定性。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够确保一直有好皇帝呢？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彻底地解决过，中国在历史上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我们就要看到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政治上的衰落对于每一个人的好处，我们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问与答（略）

    ——微信：爱思想网

    鲍彤：有错必纠——写在新闻办白皮书之后

    Posted: 22 Jul 2014 12:34 PM PDT


    白皮书开导说，中央给香港多少权，香港才有多少权。据说这是一国两制的精义。不过后果很严重，在香港居民中因此被激发出来的，不是凝聚力，而是离心力。

    白皮书的作者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总结管治大陆居民的经验，满以为高压政策总能百战百胜。问题是香港居民和大陆居民有些不同。除了有唯命是从的地下党，还有已经习惯於行使天赋人权的原居民，还有为争生存而前赴后继离开大陆的流亡者——当年习仲勋先生见到他们争先恐后"偷渡"边境时，曾为之饱洒同情之泪。倘若没有这些不同，邓小平何必用心良苦去发明一国两制？干脆来个"一国一制"岂不痛快？问题是白皮书作者不是邓小平，误把酷爱自由的香港居民视同已有六十多年被集训习惯的大陆居民，犯了政治家的大忌——盲目性。

    大错业已铸成，怎么补救？我看如果有善后的诚意，办法还是有的。恪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就一定有办法，顺应港人表达的民意就一定能圆满解决。香港普选方案本应由拥有普选权的香港居民自主决定。大陆一切领导人，不论级别多高，权力多大，理应乐观其成，何必越俎代庖。更何况大陆自己六十多年来没有举行过一次合格的选举，本来就没有经验和能力向香港选民提出任何具有正能量的指令或帮助。

    要是不"爱国"者当了候选人怎么办？好办！百分之百相信香港选民就是了。不相信拥有高度自治权的香港选民，是一种精神病。请看中央在自己身边呕心沥血、特意呵护、慎重提名、等额选举出来的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之流是如何"爱国"或者害国的，北京的火眼金睛也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的经验不容忽视。美利坚合众国，居民来自全球各地，背景各异，多人种，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多文化，没有"自古以来"中央集权的传统，比中国复杂得多，难办得多。各州公民自行选举公仆，自行立法，自行管理，自行审判。各级领导人四年一换，至多八年一换。谁听说过美国总统审批过州长候选人？谁听说过联邦调动、提拔、处分或空降过市长？什么时候他们的维稳预算超过了国防经费？什么时候他们有这"独"那"独"的深忧和困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向背，用脚投票，这才是千金难买的凝聚力！

    总而言之，人心是第一位的！这和国新办白皮书所依据的原理或指示没有关系。白皮书讲"一国"，你讲的总应该是共和国吧，选民总应该有权自主选举吧！如果反过来，你白皮书反而有权强行替选民作主，请问，共和国已被你置於何地？你还有什么资格来侈谈"一国"？

    ——RFA首发

    林忌：破釜沉舟的集體意志

    Posted: 22 Jul 2014 12:26 PM PDT


    2014 年的七一大遊行，比起以往十一年有一點絕對不同，就是七一由每年一度的示威與抗議，變成了香港市民進行通宵集體公民抗命的嘗試；主辦當局的學聯以及學民思潮，其目標是要「提前佔中」，為佔中進行一次有時限的測試，不但測試特區政府的反應，也測試市民對這種集體抗爭的路線有幾支持；事實證明了，這種路線是可行的，多達 511 示威者被集體拘捕，顯示追求民主運動的核心支持者，不再滿足於「和平散去」的遊行方式，而是願意為了民主普選，付上更多的代價，包括留下案底，或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坐政治牢獄，這種破釜沉舟的集體意志，是這幾十年來的香港民主運動史未所見。

    香港的民情對比起現實的政治，實在遲了幾年；早在 2007 年尾中共以人大常委會禁止香港的雙普選，把所謂普選時間表制訂為「不早於 2017/2020」年雙普選時，香港的民主運動即進入了重整期；由六四後主導香港民主運動的舊人，如民主黨等一直所相信的「民主回歸」，就是中共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承諾；其中高度自治與港人治港，就是 07/08 雙普選的由來，由上世紀九十年代到遲至 2004 年，也是北京在香港那些代言人長期所口頭承諾的；香港的民主派雖然一直口說民主愈快愈好，但其爭取手段就是有如以往對英國人的示威以及遊行，期望純粹以市民表態的壓力，就可以令政府遵守承諾。

    自己的香港自己救


    然而中國共產黨已經一再證明，這些承諾根本是半點都不可信；以往只是「民主政制遙遙無期」，去到今年北京奠出「全面管治權」的「賣港白皮書」，則是圖窮匕見，連取消一國兩制的真面目都顯露出來了；香港人不但失去民主，更連自由、人權與法治的最後一點保障也要失去，即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條約上所保證的五十年不變都要失去，這是赤裸裸的殖民政策，連求「開明專制」也不用幻想，剩下的就是除了忍辱偷生，靜待共產黨控制香港人生活的一切之外，就餘下發動升級的抗爭，以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甚至武裝革命兩個選擇；在這種情況之下，香港的民主運動就由質變化成量變，再化成質變──市民不單止願意付出時間與汗水，甚至願意付上自由與前途，去追求人生更高的意義──真、善、美；由此路起，中共政權要面對的，將會是和過去三十年截然不同的對手－－政治牢獄與案底最可怕的，是第一次；粵語有一句：「一次污，兩次穢，三次冇所謂」，中共政權除非甘冒受西方各國制裁（如美國凍結俄國高官及家人的資產），以至開戰的風險，把香港變成和中國大陸一樣的大牢獄，否則這種運動只會風起雲湧，令港共政權完全無法管治。

    對於追求民主運動的市民來說，目前最需要思考的問題，就是「為了民主，你可以有幾盡？」──生活有甚麼是你不能失去的呢？你願意付出甚麼代價去換取呢？知道自己的底線何在，就做到你的底線界限，為了香港的民主多盡一分力，自己的香港自己救。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洛缤纷：香港學界率先「佔中」爭普選

    Posted: 22 Jul 2014 12:17 PM PDT

    七一游行结束后，香港学生预演“占中”时警察清场……
    學聯學民思潮預演「佔中」

    　　「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揀」這兩句遊行口號響徹七月一日的港島鬧市。當日陰晴不定，驟雨連場，也阻擋不了香港人上街爭普選的步伐。

    　　六四事件廿五周年紀念結束後不久，中共即連番出擊，打壓香港人爭取民主政制和捍衛本土利益的訴求，包括頒佈有關「一國兩制」的《白皮書》、大規模的黑客攻擊公投網站、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粗暴通過新界東北發展撥款議案等等，激起更多港人不滿，繼六月底七十九萬多人參與普選議題的全民投票後，超過五十一萬人在七月一日參加大遊行，創下十年來的新高，並打開了議會內外抗爭的新局面。

    　　七一前表明會預演「佔領中環」的兩個學生組織學聯和學民思潮，在七一大遊行後率領群眾分別在中環遮打道和特首辦公室外集會。遮打道上的人群一度多達逾千人。警方凌晨三時後，花了五個多小時把留守遮打道的五百一十一人抬走清場，成為九七年後對港人集會最大規模的拘捕行動。其中二十五名被捕者獲准保釋候查，其餘四百八十六人接獲書面警告後獲釋，但不排除稍後會再被拘捕或檢控。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獲釋後召開記者會，表示今次只是公民抗命的序幕，估計特區政府最快會在一周後向立法會匯報政改首階段諮詢報告，而人大常委會可能在八月下旬便對香港的政改方案有所決定，因此八月底前，如果政府仍堅持用小圈子篩選特首候選人，拒絕提出包含公民提名方式的普選特首方案，學聯將發動一次更大規模的「佔中」行動。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簡稱：「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的陳健民，高度評價學生今次的「佔中」演練非常和平有秩序，從中可計算警方需多少時間才完成清場行動，又認為連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都明白及達到非暴力的原則，相信更大規模的「佔中」也不會出問題。他表示，仍會按「和平佔中」既定的時間表行動，即是先等待政府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推出具體的政改方案後才決定下一步，未考慮加快步伐，但會密切關注學聯的「佔中」安排。

    　　香港民意抗爭與北京強硬態度

    　　在立法會那邊廂，憑仗強大的民意，泛民主派議員也硬起來。在七一大遊行後第二日，梁振英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廿多名泛民議員首次離席衝前舉牌示威，抗議梁不回應港人民主訴求；黃毓民議員更向梁潑水和投擲玻璃水杯，水杯跌落梁振英身後，玻璃四散，所有泛民議員被保安人員驅趕離場。其實這種肢體抗爭，跟台灣、南韓、日本等地的反對派議員比較，只屬小兒科，還未出現議員霸佔主席台，與主席或特首扭作一團的情況，但那麼多泛民議員願意採取較強悍的行動來對付專橫政權，可說是一大突破。

    　　面對港人強烈的民主訴求，中共的態度依然強硬。七月一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表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依法普選的決心堅定不移，不會因為所謂的全民投票和遊行規模而有改變動搖。」七一大遊行後，《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亦繼早前題為《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沒十三億人多》的「惹火」社評後，再發表具挑釁性的社評稱：「內地看待香港七一遊行，不要把它們太當回事。只要參加遊行示威的人確認，通過這種方式根本不能讓國家後退，這種抗議所凝聚的政治熱情，終將出現回落，遊行示威就會變成香港日常的東西，作為一種政治文化，不慍不火地存在。」又指：香港人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優越感受到衝擊，遊行示威一類的對抗性活動，讓一些人感覺「高內地人一頭」。而香港警方，亦以各種罪名，加緊檢控一些「佔中」和七一遊行的組織者，企圖產生震懾作用。

    　　相信中共的強硬態度會持續下去，因為就習近平個人而言，目前正以強人姿態樹功立威。七月一日不單是香港的政權回歸紀念日，還是中共建黨紀念日，就在這天來臨前夕，中共正式公佈將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開除黨籍，移送司法處理，指他涉嫌利用職權為他人晉升謀利，收受賄賂。同日宣告被開除黨籍的，還有多名早前已落馬的周永康黨羽。在大陸的清黨行動，顯然比對付香港的反對勢力更為重要，習近平要展現鐵腕治黨，就不可能在此時向香港示弱。

    　　港台學運互動展現新希望

    　　就對港方針來看，財大氣粗的中共政權自以為已強勢崛起，在經濟發展方面不用再過於依靠香港，對付台灣可運用龐大的利益加以籠絡，不大需要香港的一國兩制成效向台灣起示範作用。按中共的如意算盤，將會以各種手段加快香港的深圳化。特區政府近期不顧港人反對，強行開發新界東北土地，目的就是使該地區最終邊界融合變相淪為深圳範圍。日後大陸居民可免簽證自由出入，從事炒賣土地等各種商業活動，不但方便中共權貴官僚的資本擴張，更重要是將香港的重心北移，配合深圳致力打造的前海經濟特區，發展成為取代中環的金融中心。未來新界的東北，將是特區政府與港人另一個角力的重要戰場。

    　　以中共的制度和能力，開放改革已三十多年，只弄出一個錢權勾結的貪腐資本主義社會，要創出一個像香港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談何容易！其如意算盤能否打響，今後還看港人是否拿出決心和勇氣，以文明堅毅的態度與之抗衡。新近一波的抗爭，讓世人看到香港仍充滿希望，也加速了香港與台灣學運界的串連合作。台灣「太陽花學運」領袖陳為廷在網上申請香港簽證被拒後，於六月廿九日持台胞證飛抵香港機場，隨即被香港入境處強行遣返。連日來，台灣學界和網絡上都出現眾多支持香港人爭普選的宣傳或留言。而其他海外民運團體此際也應以多元行動積極聲援，在國際間壯大香港「和平佔中」爭普選的聲勢，向中共施壓。

    　　自己香港當然是自己救，但結合其他力量，便能發揮更大成效！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金钟：八九民主潮兩大失策

    Posted: 22 Jul 2014 12:22 PM PDT

    趙拋鄧與撤離廣場，再起爭議
    開放雜誌作為一本政治性月刊，在新聞媒體中，承擔著比其他講究時效性報刊，更大的責任去面對重大事件的歷史真實，我們多年來的探討，犖犖大端就有：何以 蘇共可以民主化中共不可以？國共內戰國軍優勢何以敗給共軍？六四平反何以至今落空？港台被統一趨勢何以漸行漸遠？毛澤東獨裁罪行何以未遭清算⋯⋯多次研討 的話題是北京八九民運的評價。這些探討儘管有深有淺，都構成本刊的一道特色。
    紀念六四屠殺事件25週年，除了香港海外一系列抗議活動外，媒體又一次觸及相關敏感的議題。涉及我們歷來最關注的兩大焦點——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的 「拋鄧」談話與學生為何不能撤離廣場？有人經過漫長的六四抗爭，也許對這種焦點關注的重要性不以為然。殊不知面對歷史向來是有很多選擇。有大歷史的宏觀思 考，也有具體事件的深入追索；有必然性的觀察，也有偶然性的分析；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所謂時代潮流不可抗拒，也有無數個案影響了歷史的走向和 進程。
    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的名言最反映西方史觀，他說：「若埃及女王克麗奧佩特拉的鼻子長一吋，或短一吋，世界或許就會不一樣。」我們也可以設想假如不是馬 歇爾迫蔣停戰，孫立人的新一軍在四平之戰大捷後追擊林彪，國共戰場將為改觀（孫軍調走，毛開慶祝會）——共產黨一方面堅持領袖獨裁，一方面又大倡唯物史觀 的權威：人民創造歷史、革命必勝、資本主義必敗，以替天行道的架勢，建構一套規律論，獨霸「真理」，維持統治至今。
    趙紫陽見戈畫蛇添足，影響大局
    現在，我們以史為鑑，要問一問，六四的結局是不是完全不可避免？回到前述，如果沒有趙的拋鄧說，鄧家不會震怒，趙不下台，六四歷史會不會改寫？或者，學生在六四前（戒嚴後）撤離廣場，六四鎮壓有無可能避免發生？
    當然，事實上，這兩個假設都朝相反的方向實現：一直主持大局的趙被罷黜，而學生堅守廣場到被武力驅散。——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勢頭，一敗塗地。但事 實是一回事，可能性是另一回事。不妨再探討「拋鄧說」。此案在海外民運中多次討論過，有當事人鮑彤、嚴家其、陳一諮等人的說辭。最後有趙本人回憶錄的自 辯。本刊在宗鳳鳴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和2010年一月號的特輯《趙紫陽的悔恨》中都有深入的探討。尤其以蘇嘵康有現場旁證為據的文章最為務實。我們 傾向於「拋鄧說」是趙的一次並非盲目的失策，導致局勢急轉直下，後果極其嚴重，八九民運的悲劇收場雖不能歸咎於趙，但這次失策確實一個明顯的轉折點。
    鄧小平氣急敗壞，另有私心
    問題在於，既然趙知道鄧（5-16上午）已經向戈氏宣布中蘇關係、兩黨關係正常化，又何必在下午見戈時畫蛇添足講一中全會的決定「最後的決策人是小 平同志」，那豈不造成鄧「垂簾聽政」的印象，而這正是鄧最忌諱的事。學生罵可以不理，總書記說，就等於加以證實。當時有的老幹部就看到了凶兆。
    作家戴晴最近發表的《六四事件全程實錄》，對5-16、尤其是17日兩天最高層風雲突變有詳細記載。事實上，證實了趙戈談話幾乎是立竿見影的失敗 —— 她爆料，嚴家其指鄧是老邁昏庸垂簾聽政的皇帝、獨裁者的「五一七宣言」，17日凌晨前就已寫成，上午便被密送鄧家。趙在凌晨和下午兩次求見鄧，被拒。17 日晚在鄧家開會。會上姚依林率先指責趙的拋鄧講話。最後鄧宣布要戒嚴。戴晴引述道：17日當晚鄧一家人看著宣言，一致認為「他們要把我們剁成肉餡了」。
    可見，趙的「拋鄧說」，有517宣言推波助瀾，和鄧家的反應，完全和趙一再解釋的「出自維護鄧」的好意相反，成為一場倒鄧高潮的引信。那麼，為什麼 會犯這樣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錯誤？直觀感覺，趙必是欲借此外交舞台給鄧一點壓力，盼鄧在426社論上鬆鬆口，以便他解決學潮問題，而並無倒鄧之意。趙應該 明白他的權力來源，當時最主要的支持者，唯鄧而已。也有分析認為，趙誤判形勢，覺民氣可用而低估鄧的實力與強悍。
    戴晴為尊者諱：鄧最後發善心
    需要補充的是，鄧的氣急敗壞與憤怒還有一因，即他要在這場中蘇和解大戲中唱主角，有其私心：為他洗白當年狂熱反蘇的可恥記錄。所以「興致很高，談鋒甚健」，沒想到趙這樣煞了他的風景。
    令人費解的是聰明如戴晴者，在其實錄中竟然對「拋鄧說」無一字之評，而顯得大惑不解，似乎同意趙的解說：他的一番好意，釀成敗局是有人「在鄧面前挑 撥」的結果。縱觀這篇玲瓏有致的《全程實錄》，難掩其「為尊者諱」的曲筆，她尊鄧，也尊趙。文章選錄了4-15至6-8五十餘天的重要事件的資料，經線以 高層的權力動遷為主，學運為緯，次之。連5-13大絕食僅一筆帶過，發起及其迅速蔓延，14、15兩日竟空白無字。但是在最後幾天，5-29、5-30、 6-1，對學生撤離廣場的神秘傳聞，有相當的興趣予以渲染。傳遞信息，似乎鄧家在最後時刻還有意讓學生和戒嚴部隊表演一場軍民聯歡，然後學生撤出、軍隊和 解，避免流血，「老爺子也有面子」。戴晴質疑，何維凌的被捕，是有人阻止鄧家的代言人出面制止可能發生的慘劇。
    對學生為何未能撤出廣場？戴晴引用了兩則傳聞——趙派的人不要學生撤，李鵬的人要學生撤。提到相關的學生領袖柴玲和封從德。為此，封從德本期撰寫了 關於撤離廣場內幕的文章。其實，2004年，即十年前「六四」十五週年時，我們就出版過陳小雅主編的六四研究文集《沉重的回首》。包括對八九民運各方面的 深度探討。封從德也和他的廣場夥伴們多次交換資訊，和王軍濤等參與學運的知識分子溝通討論，他長期主持「六四網」。我們相信他提供的證詞具有可信性。封從 德揭示一個重要的未引起公眾重視的事實：
    社經所一直控制廣場學生運動
    那就是以陳子明、王軍濤為代表的「社經所」，一直影響和操控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學生運動。而他們通常是隱蔽、不出面的。學運的許多重要決策都來自他們 的授意。王丹在被捕後交代「他在廣場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並非虛言。而撤離廣場這個至關重要的大事，正是在社經所的強力影響下，加上學生方面的 激進情緒而貽誤時機。他提供一個有力的證據是，「首聯」有明文決議要求學生堅守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開會。王軍濤是首聯的實際領導人之一。     
    這是我們可以解讀的揭示。但是香港《亞洲周刊》假託張思之律師之口嚴斥王丹（不點名地）人格低下、奴顏背叛，同時高度推崇王軍濤光明磊落，執行黨的 任務，擁鄧十年一貫，「沒有介入那場學生運動」，沒有「黑手」證據，是個「保皇黨」——就令人匪夷所思。抹黑當今活躍的八九一代人物王丹，可以理解，但如 此不顧事實地吹捧紐約民主黨主席王軍濤，究竟是陷其於不義，還是要公開招安？「統戰」至此，可謂25週年之奇觀。   
    當事人25年迴避說出真相
    八九年那場世紀罕見的民主大潮的失敗，探讨其複雜的未知因素，不是拙文的任務。直面失敗，以史為訓，卻是不應迴避的事。遺憾的是，25年過去，從體 制內上層到社經所以及重要的當事人，欠缺足夠的勇氣說出真相。造成公眾長期對事件認知的偏頗。無論是政治鬥爭還是民主運動，採取不同的乃至非常的策略和手 段，扮演各種角色，原是不絕於史的現象。但是，當硝煙散去，事過境遷，面對歷史之際，回歸真實便勝過一己之榮辱。忘我的意境難達，劉曉波的坦誠卻是一個現 實的示範，他說學生需要引導，他就是回來做「黑手」。他的自我懺悔與無畏精神受到廣泛的尊敬（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八九民運放在大歷史背景上看，面對幾千年皇權主義與嚴酷的共產專制合製而成的大帝國，這次失敗只是歷史的一個漩渦而已。無論是趙紫陽的失策，還是學 生的失控，都足顯反體制運動的脆弱和不成熟。毛之後，中國沒有譚嗣同和林昭，也沒有梁啟超和胡適，當然也沒有赫魯曉夫和葉利欽。近聞習近平高層已擬定一個 百年圈規劃，在2021中共百年、2049建國百年時將經濟總量推到美國水平，「一俊遮百醜」，就可以完全掩蓋毛時代的罪孽，而重建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可 以預期，未來的反對運動，將要付出比八九年更大的代價。
    （2014-7-1紐約）

    ——开放

    封從德：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

    Posted: 22 Jul 2014 12:21 PM PDT

    【25年來，對八九學運的反思中，學生撤離廣場是議論很多的一個焦點。封從德曾是廣場的副總指揮，和柴玲一起，參與學運全過程。本文提出有關撤離廣場的若干重要人事見證，反駁某些居主流地位的意見，指出知識分子介入的責任。】

    「六四」屠城後25年來，「廣場學生為何沒能提前撤離」一直廣受質疑，而眾說紛紜。不少人抱怨學生不聽知識分子的話，否則六四悲劇可以避免。你若讀完本文，相信會發現許多人在扭曲真相，責任不全在學生。近期傳出幾則黨媒訊息，亦觸及這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似是而非的字句，但其中共背景，外界相當詫異。這些訊息包括「多維」和「亞洲周刊」刊登的戴晴、孔慶東言論及江迅對張思之新書的報導。本文先探求歷史的真相，再評估這些訊息的價值。限於篇幅，資料出處多略去，讀者可網搜「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或參看拙著《六四日記》。
    我參與八九學運的簡單經歷
    我參與了八九學運組織的全過程，可能也是最全的一個：第一個學運組織北大自治會的歷屆常委，北京市高聯主席，天安門廣場絕食團廣播站創建人，絕食團指揮部、臨時指揮部和廣場指揮部歷屆副總指揮，直到「六四」凌晨主持口頭表決撤離廣場。但我捲入學運卻很偶然：當時我正趕做有關衛星圖像識別的碩士論文，六月份答辯後就要去美國留學；然而，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成為運動起點的當天，我在北京大學遙感所的電腦硬盤正好壞了，這才有時間去北大三角地看大字報，我的命運也由此改變。此番際遇令我感恩，亦賦予我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整理六四檔案二十餘年，對上述問題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蒙《開放雜誌》不棄，整理出來就教於大家。（按：開放出版社2004年曾出版《沉重的回首》，收集代表性六四評論。）
    戒嚴後撤退廣場是問題的焦點
    八九民運長達兩月。5月13日三千餘人絕食一週；20日北京戒嚴，兩週未能實施；六三至六四夜間二十萬野戰軍血洗北京，造成死亡三千，傷者上萬（按：張萬舒報導中國紅十字會的死亡人數是727人）的「六四」大屠殺。如今討論「六四前為何沒能見好就收？」主要是指為何戒嚴後沒撤，尤其對作為廣場總指揮柴玲的苛責，都是指戒嚴後。
    以前有些人批評學運是倒過來的，他們反倒認為戒嚴後應該見壞就上、甚至「六四」也要拼命上，如胡平；或刻意掩蓋自己戒嚴後的類似作為，如戴晴。奇妙的是他們倒是最起勁批判柴玲的人，同時小心翼翼地收起他們過去的說法。關於八九學運的檢討，二十多年已經很多，我也發表過不少意見，但今天看來有些問題還有澄清的必要。
    戒嚴後廣場上的組織狀況
    天安門廣場的進退，外界常聚焦個人的責任，但真能決定「撤與否」的卻是「組織」，我認為當時按影響力而言，應是這幾個組織最大：廣場議會、北高聯、廣場指揮部、首聯及社經所群體。但絕食這一招對整體學運的影響之大，沒人預見到。一旦發起，效果那樣驚人，已是能放不能收的宏觀形勢，這些組織對混亂的廣場的撤退與否，已沒有決定性的權力和影響。
    發起絕食是否有體制內高層的授意？目前仍不能確定，但很可能幾位發起人誤信了「中南海改革派希望學生大鬧，鬧得越大越好」，頭天晚上他們甚至還去過趙紫陽心腹田紀雲副總理的辦公室。如果確有中共高層介入，運動組織自然很難收放自如。更何況絕食的發起，拋開了當時的學運組織（如北高聯及北大清華的自治會等），廣場上的組織自然分裂成好幾塊，相互抵消，一盤散沙，就更難有所作為。但具體來看，戒嚴後這幾個團體還是發揮過各自的作用。
    廣場議會也稱「各校代表大會」、「營地聯席會議」，最受外界忽視卻最具權威。它由各校代表組成，絕食後幾乎每天開會。廣場上的高校代表，從北京四十幾所很快擴展為全國三百多所，外地代表越來越多且常流動。廣場議會的決議常波動，但總體上傾向不撤。如五二六凌晨，廣場議會經五小時辯論，288票中僅8票主撤，不到3%。直到「六四」凌晨，才由我主持口頭表決，全體大會直接民主，最後裁決撤離廣場。
    戒嚴前後數日，北高聯主導廣場，較傾向於撤，但終未成功。五二一下午「北高聯四十多北京高校代表基本上都同意撤」，廣場議會48票中32票主撤，佔67%。但次日晚，高聯即被廣場議會逐出廣場回校整頓，移交兩天指揮權給臨時指揮部，後因首聯介入，未能再回廣場。
    廣場指揮部自然更直接掌握運動方向，它由絕食團及臨時指揮部脫胎而來，其成立得到首聯助推。五二三首聯即「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宣告成立，然後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從其全稱也能看出：當時只要改良不想革命，所以「維憲」即維護中共憲法；傾向於堅守，所以要「保衛天安門廣場」。
    首聯及社經所主張不撤離廣場
    知識分子主導的「首聯」由社經所（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群體推動而成。該所核心是陳子明、王軍濤，首聯全稱即由陳命名。因稱「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故由王丹、包遵信（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發起人）等人聯絡其它組織的骨幹參與會議。據最近報導，王軍濤的辯護律師張思之先生在其新書《行者思之》中提到王丹的口供，稱「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王軍濤訪談正好印證此說：「王丹說他聽我的，王丹做的事我必須承擔責任」，並以此說明自己確是「黑手」（1994年6月《開放》六四專題26頁）。但後來王軍濤否認為王丹發起絕食承擔責任。
    與外界印象相反，首聯傾向堅守廣場，「始終沒有做出撤退決定」（陳小雅語）。有如下重要事實：
    一、逐出北高聯，助推指揮部。五二三成立當晚，首聯王軍濤、王丹等人就去北大阻止傾向撤的高聯回廣場。
        二、次日正式成立大會上，王丹宣讀首聯聲明〈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其中盡是「我們只能背水一戰了」、「堅持就是勝利！」一類言辭。
        三、王軍濤起草的大會誓詞：「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甘願用我們年輕的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四、五二五王丹憂慮廣場疲態，趕回北大呼籲組隊去廣場輪流值班、「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打一場持久戰！」
        五、五二六首聯決議：堅持到六二〇人大開會。包遵信回憶，會上多數人支持堅持到六二〇，「並確定由甘陽起草一分聲明」，即五二七《十點聲明》原稿。
        六、該聲明在五二七開會前王軍濤等人都看過，要「至少堅持到六二〇人大會議召開」，但因指揮部的介入，才改為建議五三〇撤離。
    這些史實後來被一些當事人扭曲，以至南轅北轍：「社經所成員自始至終主張學生撤離廣場，並以此影響了聯席會議的立場」（社經所及首聯群體回憶《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顯然背離史實。《王丹回憶錄》也類似，「撤出廣場的努力失敗了」、「儘管動員廣場學生撤出來的努力沒有成功，但我還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之類標題和句子隨處可見；就連五二五呼籲打持久戰堅守廣場，也解讀為「是需要考慮學生是否撤出廣場問題的時候了」；又稱五二七是「在王軍濤的建議下」才議決五三〇撤出廣場，然後才由甘陽起草聲明；這是直接篡亂歷史。
    指揮部的撤離計劃未能實施
    廣場指揮部總體傾向堅守廣場，但並非沒有撤離計劃。五二六楊濤代表北大和高聯，來指揮部商討「空校計劃」（廣場同學各回家鄉﹐只留少許人和旗幟），得到我和柴玲等人認同。我還補充了實施細節：每週日到就近市中心廣場聚集﹐這樣學運組織可維繫，壓力不減反增：一個廣場化作百十個廣場﹐總不能每個城市都派二十萬軍隊吧？（想一想，茉莉花革命也就這樣吧。）
    可惜這一計劃未能實施，關鍵就卡在首聯。五二七首聯會上，總指揮柴玲明確提議空校計劃。但因首聯本意是至少堅持到六二〇，劉曉波、邵江回憶說，王丹和吾爾開希當即反對說「空不了」。此前指揮部裡李錄也強烈反對，因此我並未奢望它在首聯通過。
    這時，我就開始反對六二〇方案，理由是財政不支，很難堅持下去。大家這才同意改為五三〇撤離廣場。首聯這些人本以為原稿鐵定通過，會前已直接拿去當決議印刷，會後才很火大地改印了五三〇撤的新版。因此當時印了兩個版本，以至於李錄、陳小雅和包遵信書中用的都還是甘陽原稿。由此也可見首聯本來根本不想撤。這就是五三〇撤離計劃的由來。
    這個撤離計劃也未能實施，許多人認為關鍵卡在李錄，及柴玲變卦，卻忽略了組織的作用。香港幾家報紙報導了28日凌晨的衝突：指揮部五常委會議「四人希望撤離廣場」，遭外高聯同學猛烈衝擊，要接管廣播站。最後五二八晚廣場議會議決回歸六二〇方案，此前已有首聯和北高聯的類似新決議。至此，指揮部的兩個撤離計劃均未能實施。
    李錄、王丹、何維凌的角色
    三年前柴玲出版回憶，說她五二七首聯會後告訴李錄要撤，被李錄罵得七竅生煙，感覺又笨又羞辱，才改口對大家說五三〇撤離建議還得經廣場議會，同時則想離開廣場出去發動兵變。於是做了個錄像，用自己的口說別人的話，可能成為她一生的夢魘。柴書中說，那個「別人」就是李錄，堅守廣場就是要期待流血，這話是李錄說的。但外界依然不依不饒：自己若不認同，何苦錄像說出？「六四」後柴玲因此成活靶，飽受批評，被各方祭為替罪羊。有些關鍵問題，其回憶錄非但未澄清，反倒更糊塗。譬如出去發動兵變的想法從何而來？去找軍頭的中間人是誰？另外，「六四」凌晨有人告訴她「堅持到早上六點，趙紫陽的軍隊會嘩變」並影響了她的判斷，這又究竟何人？隨便指出，戴晴移花接木將此事挪到五二八，費了心思。
    李錄當時相當於廣場議長，用民主程序來質疑五三〇撤離計劃，堅持只有廣場議會的決議才有效。後來眾人指責李錄，卻迴避這個令其尷尬的民主程序，或僅以代表的流動性來質疑廣場議會的合法性，但又提不出更好的方法。李錄確實從未認同過任何撤離方案，有人指責他自私，因為他作為外地學生，學生撤回北京校園就沒用武之地了；甚至有人說他是廊坊警官學校培訓的特工，以此解釋為何當時和之後他都那麼神通廣大（流亡海外的通緝學生中唯一能公開回國投資做生意的），李錄回憶說是四月底才到北京，很快就注意到柴玲並取得其信任，卻受到王有才和我的冷遇。後來李錄確實是通過柴玲才在廣場上立足，他給柴玲出主意成立絕食團指揮部，而加入的條件是面臨鎮壓時自焚，一下子就令此前幾位絕食團領導人出局。柴玲做總指揮也確實依靠李錄的能力，因此五二七李錄的咒罵才令她如此難受，以致要辭職。不久李錄決意取代柴玲做總指揮，六二徵求我的意見，因「六四」而未成。
    王丹的作用並非外界以為的那麼大，首聯實際掌控在王軍濤等人手中，張思之所言不虛。本來王軍濤等人推王丹做總指揮，未成；又推他做廣場議長，也未成。張先生為王軍濤鳴冤，稱「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黨組織交給的任務」、「幫助黨組織執行任務，反而成了罪人」，又稱王軍濤陳子明都是「保皇黨」。眼看無法掌控廣場，首聯和社經所群體就自己退場，五月底退到郊區，「六四」時基本上都不在廣場。他們退場時，神秘的何維凌出現了。
    何維凌之所以神秘，一是手眼通天。他大學與鄧樸方同班同屋，還助其打理康華公司。二是其斡旋又很快被捕。五二九深夜他找到包遵信，也許還有楊冠三，要求轉告首聯王軍濤等，鄧小平和楊尚昆都首肯其方案：學生撤離，軍隊進城，開聯歡會，皆大歡喜。但次日他就被捕。有人聯想兩天前鮑彤被捕，認為是李鵬不想見到廣場撤離。但何的上級陳一諮卻認為是李鵬要整趙紫陽「裡通外國」的罪證，抓捕何查他與中情局的關係。何死得蹊蹺，九一年與小女友車禍死於墨西哥沙漠，據說酷似張宏堡車禍。但2012年何妻郭秋姮公開控訴親友侵吞其巨額資產，披露就在何車禍當天，正辦理移民美國的兩個子女也遭綁票，那麼，這起車禍會不會只是謀財害命？一切皆在迷霧中。
    記憶的戰爭，真相終將勝利
    回到本文開頭的話題，「多維」和「亞洲周刊」是否在替中共放風，試探「六四」話題的反應？江迅也是位神秘人物，為何要藉張思之的口，稱王軍濤是「保皇黨」在執行中共「黨組織交給的任務」？為何又藉此指責王丹的「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習近平會不會將孔慶東等人樹為八九學運領袖，再以高額撫恤封口，一箭雙雕分裂民運與天安門母親群體？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大，但值得留意，尤其要看如何處理組織「六四公祭」的陳衛、于世文等人。
    多維辦公室目前在北京，孔慶東通過多維攻擊我，令我感到榮幸。而戴晴還在一如既往地編故事。僅舉一例：比較戴文《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中「封從德說」的內容，和拙著《六四日記》465頁和註320，就可清楚看見，戴晴抄了拙著幾段話，掐頭去尾，將其中的「他說」、「××說」、「據×××回憶」等白紙黑字全部剪掉，就變成「封從德說」了。很有意思，戴晴文章每次提到我，都在編故事。以前她移花接木拼湊了五一四晚我的假故事，恰恰證明是她1992年以後亂抄而且編錯了的。而又恰恰是戴晴這段栩栩如生的假故事，被轟動一時的《天安門文件》抄進去，連錯處都一模一樣，由此我才識破《天安門文件》是贗品。這還真得感謝戴晴編的故事。
    「六四」屠殺硝煙未散，記憶的戰爭已悄然開始。暴力之後，謊言肆行。系統性的謊言，就是文化暴力。暴力的三種形態——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與文化暴力——官方全派上用場。屠城的直接暴力不言而喻。結構性暴力中，滲透、分裂和排斥對扭曲真相尤其有用：滲透，以偽裝來占據反對派中心位置；分裂，以分而治之；排斥，以邊緣化真正的異己。由於資源和信息極不對稱，中共在實體社會佔盡優勢，通過滲透、分裂和排斥的手法，去佔據「六四」真相話語權的中心位置，而邊緣化中共不喜歡的人。看看張思之的見證，比對一些人對真相的扭曲，是否影影綽綽看到官家的蛛絲馬跡？
    不過，專制還是遇到了天敵：互聯網將中共打回冷兵器時代。網絡空間的灰色地帶，不可能被完全封殺，網上論戰就像冷兵器那樣一對一，五毛與網民相比，人數必處劣勢，因此終將輸掉這場網絡戰爭。「六四」屠殺已經25年，謊言仍在繼續。而記憶的戰爭，真相終將勝利。
    （民國一〇三年夏至寫於舊金山）

    ——开放

    梁京：普京玩火失手，殃及全球稳定

    Posted: 22 Jul 2014 10:59 AM PDT

    2014年7月19日，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一些来自当地乌克兰社区的示威者，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今年11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20国峰会不允许俄国总统普京参加。澳大利亚降半旗哀悼在乌克兰坠毁的马航航班上遇难的澳大利亚人。（美联社图片）


    MH17航班在东乌克兰上空被普京操纵的分裂主义武装用俄国导弹击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很可能迅速加剧全球不稳定，触发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危机。

    很难相信击落民航班机是有意而为，因此，很多人会想，既然不是有意为之，普京退一步，配合西方解决与这个事件有关问题，危机不就过去了吗？何况现在奥巴马和欧洲各国都在努力，给普京下台阶的机会。

    麻烦在于，普京很可能认为他无法退这一步，因为他退一步，面临满盘皆输的巨大风险。所谓退一步，就是配合国际社会对事件的责任进行公正和彻底调查。调查结果很可能证实大家现在的判断，那就是马航航班确是被分裂分子误当军机击落，俄国并无直接责任。但调查结果也必然会将更重要的事实大白天下，那就是所谓东乌克兰的分裂运动完全是普京玩火的工具。因此，普京对这次航班击落事件，负有无法推卸的政治责任。


    这样的政治结果，是普京无法接受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调查无疑将摘掉东乌克兰分裂分子的头罩，把他们放在聚光灯下，让世界看清普京操纵的究竟是一伙什么人，从而让世界也看到普京不愿为人所知的一面。普京对自己的国际形象很在意，而在政治中，尤其是在欧洲政治中，形象非常重要。普京的形象栽了，他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会大受影响。

    普京退一步的另一政治后果，就是让乌克兰较快恢复稳定，从而加快乌克兰投入欧共体怀抱。这有可能让普京在国内遭遇很大麻烦。因为这些年来普京一直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让很多俄国人相信，俄国的核心利益，就是不能让西方势力扩展到乌克兰。现在他玩火失手，不仅丢了乌克兰，还让俄国经济付出重大代价，陪了夫人又折兵，将给普京的政敌送去太多逼他下台的资本。

    因此，我相信普京很可能选择撕破脸与西方对抗，而这个选择，对世界稳定会带来很大威胁。这是奥巴马一直非常谨慎地处理乌克兰危机最重要的原因。冷战后的俄国，全球影响力大大下降，但如果想给美国添麻烦，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就凭著安理会常务理事国的否决权，就能够让美国处理伊朗核问题、北朝鲜核问题，以及叙利亚危机等重大国际危机遇到更多难题。

    美国和欧洲制裁俄国，不仅会增加俄国内部不稳的风险，也会危及欧洲经济稳定。这也是普京对西方有持无恐的一个重要原因。欧洲的取暖季节即将到来，俄国如果减少天然气供给来报复西方制裁，欧洲脆弱的经济有可能重新陷入动荡。俄国虽然自己也会遭到重大损失，但有了习近平这个兄弟的暗中支持，普京并非不敢走出这一步。

    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俄国，也包括中国，从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能够得到什么好处？难道普京和习近平真的不怕天下大乱吗？

    普京和习近平自然是知道，真把这个世界搞乱了对自己的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美国捉襟见肘的困境，斗而不破，从而在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中占便宜。但中国因南海争端带来的外交危机，以及这一次乌克兰玩火带来的惨剧表明，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是很危险的。

    国家之间发生利益之争、领土纠纷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一种没有是非、不顾后果的反美、反西方情结。这不仅是普京、习近平个人的危险倾向，更是俄中两国权贵相当普遍的倾向。这种倾向与冷战时代的经历有关，更和不义的权力及财富带来的轻狂有关。"你美国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不听你这一套，你能怎样？"这种思维给如今暴富的红色权贵或前红色官僚带来一种快感。

    芮成钢之所以敢对美国总统和高官叫板，就是因为不仅他自己有这种快感，而且他深知得罪美国能迎合中共权贵们的心思，能向中国百姓炫耀自己的特权。"看老子多牛，美国总统都敢耍！"  

    美国当然也不乏傲慢的精英，今天世界上很多麻烦，和这些人追求暴富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很大关系。从中不难看到，为什么这一轮全球化急速增大贫富差别，会让整个世界不稳定。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Jul 24, 2014, 6:25:51 AM7/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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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普：美中关系演化和权力转移理论

    Posted: 23 Jul 2014 06:19 PM PDT

    中国在深圳组织退伍军人举行反美示威活动



    观察美中两国关系的演化，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一个不能不知道的理论。它由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１９５８年创立，对解释今天的美中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引发了不少美中学者的讨论热情。

    权力转移理论阐述的是一种大国发展逻辑，即新崛起的大国对现有的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不满，通过赶超现有霸权，挑战并改变原有秩序，而霸权国试图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最终演变成战争。其结论是：大国崛起会带来权力转移，权力转移会导致冲突。

    这个５０多年前产生的理论，近些年越来越被美中关系的演化所证实。理论的逻辑，正在被现实的逻辑逼近。

    关于这两个相互逼近的逻辑，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不少学者认同。但是双方的认同有很大区别。中国学者自信满满，认为中国崛起，使其越发具有提出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冲动；而美国学者则对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和国际规则，抱有很大担忧。他们以奥根斯基理论为依据，推断中国强大以后，必然会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从政治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因此对外进行军事冒险将在所难免。

    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将主导未来的权力转移。2013年年底，《环球时报》组织了一场讨论，题为"国际格局新变：权力中心转移命题是否成立"。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中国崛起，美国遏制不了中国，"未来权力转移取决于中国，如果中国不犯错误，权力转移是一定要实现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讲，中国的命运、世界的命运都在我们手上，而且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

    他们还认为，中国在发起、制定新规则上的作用增强，正是"中国崛起"的一大特征。人大教授庞中英2012年在爱思想网站刊登文章"中国不能再'削足适履'"，该文指出，西方在国际体系占据规则优势，他们不仅是国际规则的提出者、制定者，而且利用其强势，是国际规则的裁判和执行者；面对西方霸权，中国在国际规则体系中不能"治于人"，也要"治人"，中国应联合"金砖国家"或其他非西方国家，在改革国际规则、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方面，向西方施加一些实质压力。

    而对西方来说，美国一直试图把崛起的中国纳入现存的国际秩序，使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是过去五、六年的美中关系发展证明，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西方发现，崛起的中国这几年一边享受国际秩序的好处，一边拒绝履行责任，而中国对自己的改变现有规则的企图，越来越不加掩饰了。面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势头，美国和西方却无力应付。一些学者看到了这种状况的潜在危险。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去年四月接受《国际先驱导报》时说，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两个大国之间关系处理得不好，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他用权力转移理论解释说，一个崛起大国开始接近守成大国（dominant country, 即上述的霸权国家）的综合能力，这就是转移点，是最危险的阶段。因为要么是崛起大国对守成大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要么是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先发制人。现在美中在经济上正在接近这个转移点，双方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缺乏互信，出现事故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间段。

    沈大伟的忧虑在西方很有代表性。他说，他和很多美国人，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都对目前和未来的美中关系状态担忧，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彼此的关系非常不稳定。信任的程度很低"。

    或许是为了安抚西方的忧虑，习近平最近说，中美对抗对世界是灾难，"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对这种表面安抚、说一套做一套的把戏，西方似乎不愿意再相信了。如果说胡锦涛执政时，中国还是小心翼翼避免暴露其政治野心，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已经摒弃所有伪装，不再忌讳自己"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并从政治大国走向军事大国"的企图。

    最近美中两国冲突不断，这是否会进一步证实及引申奥根斯基的结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动向》长短论：习近平忽悠美国

    Posted: 23 Jul 2014 05:41 PM PDT

    《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封面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不久在北京落下帷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幕时的一番言论，成了舆论聚焦的亮点。在中国外交乱象丛生四面树敌、中美关系日趋绷紧之际，习近平高调表示，如中国和美国一旦互相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 ，与此同时，"太平洋之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
    习近平的这番词藻让一些人动容了，他是话拣好听的说，根本经不起事实的推敲。你说中美对抗是灾难，那中国与美国的盟国日本、菲律宾对抗是不是灾难？中国与邻国越南对抗、与一切与它有不同利益主张的国家对抗，难道就不是灾难吗？中美建交之前，至少在基辛格首次访华的35年以前，中美两国事实上是处于完全对抗的状况的，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呢？只要对历史稍有了解，就知道，毛泽东一边倒向苏联、闭关锁国，灾难浩劫是由中国人承受了，结果就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所说：跟着美国走的都富了，跟着苏联走的都穷了。如不厘清这段历史，习近平很容易有意无意的把自己的灾难记忆，强加于人、忽悠世人。
    太平洋之大能容下中美两国这个说法，习近平在美国人面前已经不止一次的说过。2012年2月习近平还在国家副主席任内，访美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的书面回答中，提出：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注：原文系英文"The vast Pacific Ocean has ample spa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现实是同样是太平洋现，在中国眼里似乎连和菲律宾、越南、日本这样的邻国、小国似乎都快要装不下了……】在近年来的中美官方交流中，中方也时常把这话挂在嘴上，但这只是说说而已，绝对当不得真，相反应该高度警惕，这种美丽词藻的烟幕，到底要掩盖什么真相。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强行拓展疆域的方式，已经被北京的专家总结为"黄岩岛模式"。即指2012年6月，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菲律宾与中国船舰对峙两个月之久，为避免冲突，美国通过外交斡旋让双方撤离船舰，然而菲律宾的舰船离开该海域后，中国的舰船则仍然留在了原地直至两年后的今天。按照这种模式，中国可以一次夺取一小块地盘，逐步增加对争议海域或疆土的实际控制。宣布东海防控识别区、开钻南海石油平台之类举措，也属于这种模式的运用。对中共近期的这类作为，国际上则称之为"切香肠"的策略。
    无论是"黄岩岛模式"还是"切香肠"策略，北京的重点是做而不是说，或者说的那一套，恰恰是为了让人忽略其做的这一套。习近平前述那番动听的词藻，只是用来给它做包装的，仅在台面上作秀，台面地下实际运作的伎俩，则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描述的：通过"某种增量式的修正主义，慢慢地把美国排挤出去，却从不留下引发全面对抗的口实。"
    美国显然已经识破了北京的伎俩——说的是华丽动听的和平包容，做的却是针锋相对的抗争排挤，国务卿克里在这次北京对话时已经作了明确的回应：中美关系新模式"并非用话语来定义"，要透过实际行动来实现。但是这样的认识对现实危机还不够深入，北京权贵这些年来精心改变、甚至正在颠覆整个游戏规则，享受国际秩序的最大好处，却拒绝履行自己应有的责任；以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便利全面渗透、甚至要挟美国和西方的政治机器，而又以"中国特色"为由，拒绝在中国实行普世价值的市场法则，这让养虎为患的美国和西方，如今陷入了反击无力的窘境。对此，美国和西方的对华政策，急切地需要全面深刻的反思，如果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调整，听凭北京的"黄岩岛模式"或"切香肠"策略予取予求，现有国际安全秩序的大灾难，就不再是一种说辞，将会是无法逃避的事实。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南桥：信任是中美對話的稀缺品

    Posted: 23 Jul 2014 05:17 PM PDT

    图：因举行中美第六輪戰略與經濟對話，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的王力雄和夫人唯色


    在7月9日開幕的中美第六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習近平致辭。據媒體報導，習表現得相當自信，引經據典，文采十足，文風不輸溫家寶。在這樣的公開場合，漂亮文采都是給各自的民眾看的，真正參與對話的官員要看的是實質內容。習近平自信滿滿的講話，只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利益"，另一個是"信任"。利益是讓他們走到一起來的動力，可以想見這整個對話能夠讓他們談到一起去"達成共識"的，無非是"利益"兩字。可惜的是，"信任"卻是中美關係中的極度稀缺品。

    缺什麼就談什麼

    缺什麼就談什麼，這是中國共產黨人使用大詞兒說話時候的規律。於是，習近平談了四點，第一點就是"增進互信，把握方向"。別看這兩群人各自擺出架勢走到一起談"第六輪"了，其實誰都不信任對方。問題是，中美之間為什麼就那麼難以互相信任呢？
    習近平出來解釋這個為什麼了，他的第二點就是"互相尊重，聚同化異"。這意思就是說：咱倆有互相利用的利益所在，為此就不要糾纏分歧了吧。習說，中美"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各異"，所以分歧和摩擦是難免的。他要求美國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強加於中方，尊重中方對發展道路的選擇。
    這幾句話其實可以說得更直白一點，那就是一句老生常談，"外交是內政的延長"。擺明了就是說，我們中國統治老百姓的方法和你們美國完全不同，我們還要繼續這樣統治下去，這一點是不會改變的。我們和你們不同，不信什麼普世價值，不講什麼平等、自由、民主、憲政等等西方的一套。我們有我們的一套，我們搞我們的內政。你我合作，可以互利，但是你可不要管我怎麼治我的百姓。在這一點上我們達成共識，就有信任了。

    不喜欢你，也不会信任你

    美國人能聽得進習近平的這番道理嗎？習近平和他的前任、前前任一樣，不了解美國人最基本的品質：美國是一個有立國理念的國家，美國人是有道德理想的，那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有最基本的權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這種道德擔當，存在於美國普通老百姓的心中，而美國的制度保證了其民選官員不能置這些價值理念而不顧。你殘暴地對待你的人民，美國眼下或許對你無可奈何，但是他們不會喜歡你，也就不會信任你。
    就在對話開幕前，美方領隊的克里國務卿想會會北京的獨立作家王力雄夫妇，習近平的警察卻堵在了王家的大門外，硬是把他軟禁了起來。這消息傳遍了世界，克里當然是知道的。克里大概無論如何也琢磨不出，為什麼中國政府會用這樣的方式來阻止他見一個作家，他只會在心裡默默回應習近平："你這個樣子，叫我怎麼信任你？"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高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能谈出什么结果？

    Posted: 23 Jul 2014 05:12 PM PDT

    图：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9日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仪式上


    自从二零零九年以来，中美之间每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进入到第六轮，今年七月九日至十日在北京展开的对话，中方代表团由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率领，美方代表团由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率领。在此次会谈之前，由于北京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及在南海频频出击、动作咄咄逼人，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双方口舌不断，国际观察人士及传媒因此对此次会谈不抱太大希望。以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著称而又大胆敢言的北京《环球时报》则借外界的口表示，在过去一年中美关系"螺旋式恶化"的背景下，双方争吵的可能性非常大，会谈"不会取得突破"，只是"为十一月习奥会做铺垫"。

    只"为十一月习奥会做铺垫"

    前五轮的中美会谈，第一、第三及第五轮在华盛顿举行，除了首轮会谈开幕式奥巴马出席并发表演讲外，美方均由副总统拜登出席；而第二及第四轮会谈在北京举行时，中方显得更加重视开幕式，都是由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讲话。此次第六轮会谈也不例外，习近平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了解习近平行事风格的人都知道，与平民出身的胡锦涛不同，由于出身太子党，习近平在内政外交各方面都有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的倾向，因此，他对此次中美对话很可能划下底线，也一定会有具体的指示。从习近平在此次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可以观察到这些底线与指示，因此，也比较容易预料会谈将会取得哪些成果。
    据美联社的报道，中美之间此次对话涉及的议题有六十多个，而美方最重视的是人民币汇率、双边投资协定及军事交流，当然，有关东北亚的地区稳定，特别是北朝鲜去核化的话题也很重要。

    五个有可能取得合作成果的领域

    习近平在讲话中，不出所料地谈了一些类似强调中美双方审时度势、登高望远、携手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大话与套话，同时他也谈了加强中美关系的四点具体主张，在这四点主张中，第一点增进互信把握方向、第二点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以及第四点着眼民众加深友谊都没有什么新意，唯有第三点在谈到平等互利深化合作时，具体谈到了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深化两军对话、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加强国际和地区问题沟通协调五个话题，也就是他所说的"合作亮点"。
    由此可以推断，在此次中美会谈中，习近平提到的这五个话题将是中美有可能取得合作成果的领域，其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很可能会达成协议，而最引人注目的将是中美军方的交流沟通，因为从目前中美交流的现状看，除了军事交流尚处于起步阶段外，其他各个领域都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而美方最担心就是军事领域交流不畅导致的误判及擦枪走火，因此对军事领域的合作也特别关心。习近平既然将"深化两军对话"作为合作亮点之一，那么中国军方一定会尊命而行。六月中旬中方派出海口舰、岳阳舰、千岛湖舰、和平方舟医院船组成的舰队，前往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2014"演习，就是中美之间军事交流的重要起步，相信此后中美军事交流的频度与力度将逐渐增加。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荣剑：中日关系三问

    Posted: 23 Jul 2014 03:05 PM PDT

    荣剑参观日本国会议事堂即日本国会大厦

    　　
    作者按：今年3月25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我赴东京大学作为期两个半月的游学和考察，期间在国际交流基金、日本有关部门和东京大学阿古智子教授的安排下，我前后拜访了近30位日本各方人士，包括国会议员、政党领袖、大学教授、时事评论家、媒体从业者、智库研究人员、艺术家、留日中国学者等，参观了日本的神社活动，观摩了日本歌舞伎木偶剧等传统戏剧，游览了京都奈良古城，观看了十几个美术馆和博物馆，受益颇多，感触很深。访日期间我通过我的新浪微博@荣剑2008，每日推出#访日观感#，就每日所见所察所思发表感想，累计共发表了近300条微博，有五万多字，数百件图片。本文是5月9日我在东京大学所作演讲的稿子，这个演讲既是向日本人说中国，也是向中国人说日本，更是向中日两国人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所见有限，所思有限，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来自各方的关注和批评。
    　　中日关系三问：怎么看中国？怎么看日本？怎么看中日关系？讲的问题都很大，这可能和我的知识背景有关。我是研究哲学的，最初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转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欧洲思想史，再就是对中国晚清以来的思想史和社会史有兴趣，都是宏大叙事。我不是中日问题的专家，但对日本一直有兴趣，我在我的微博上曾经排列过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个国家：日本、苏联、美国和朝鲜，而现在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个国家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朝鲜。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个排列，不管是中共建政之前还是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为什么说日本对中共建政前的影响最大？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战争，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1936年5月5日，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就是孙中山的儿子，亲自主持一部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这就是说，蒋介石当时是准备从训政转向宪政。但就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战争不仅中断了中国本来应该立即开始的宪政进程，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结构，中共武装力量通过八年抗战，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抗战结束时拥有了一百万军队和数百万民兵。所以，毛主席很感谢日本人，他说，要不是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他只能待在山上，不能到北京城看京戏了。现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提起这个事情来，对日本就没有什么好感，总觉得日本对中国人民所造的孽简直是罄竹难书。
    　　我做这个开场白，不是要对日本再进行一次血泪控诉。中国社会发展后来没有走向宪政而是走到现在这个状态，是有多重原因的，不尽然是日本侵华给中共创造了生机。今天我们再谈中国，再谈日本，再谈中日关系，显然不能停留在70年前那个水平上。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这么说印度不要不高兴--也是世界上GDP总量居第二和第三的国家，更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邻邦，在目前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僵局的情况下，应该有新的思维、新的现实感和新的问题意识。
    　　一、怎么看中国
    　　怎么看中国？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众说纷纭谁是真？我先不说自己的看法，以免给大家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先谈谈别人是怎么看中国的。
    　　先谈谁的看法？我想还是以经济学家的看法为主。在社会科学领域，相较于政治学和哲学，经济学显然具有更客观的一面，它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不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诉求，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因此，经济学是衡量一个国家真实状态的主要窗口，而经济学家自然是开启这扇窗户的人。那么，经济学家是怎么看中国的呢？有哪些有代表性的看法？我给大家提醒两个时间窗口，一个是2002年，另一个是2012年，两个时间之窗正好间隔十年，正是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难以置信、难以预料的一系列变化，包括中日关系的重大变化。
    　　2002年，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一出来便引来很大反响，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前几位。这位律师曾为投资银行工作，在中国待过十几年时间，有专业知识，有实际经验，对中国银行体系中的问题有深入的观察。他在该书中认为，中国银行的坏账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中国的养老金欠账太多，他由此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即将崩溃，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2008年。现在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作为见证人，事实证明中国在2008年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是在一年里，中国通过注入4万亿元让中国掉头向下的经济势头又重新向上崛起，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独领风骚。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举办，这像是一个全民狂欢，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宏大表演，让中国人普遍沉浸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随后就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万国来朝，盛世气象，而GDP统计数字又让中国人为之一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个看起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章家敦预言中国将在5年内崩溃的时间里发生的。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章家敦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实，在章家敦发表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时，中国没有几个学者会相信，而美国的学者或许会半信半疑，因为从当时中国银行业的数据来看，其财务报表如果按西方银行的标准来看，的确早就崩溃了，而且不知要崩溃多少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中国银行业的背后是有一个巨大的国家信用做支持，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所有银行就是国家的银行，国家的银行怎么可能会倒闭呢？当然，当时并非是所有的美国学者都在唱衰中国经济或对中国经济持有疑虑。我要提到一个美国学者，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先生，我在2012年和他有过一个对话，其中谈到了2002年至2003年期间出现的中国即将崩溃论。黎安友给我看了他于2003年发表在美国民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威权制度还有韧性，所谓韧性，就是像一个汽车轮胎一样还有弹性，它并没有完全僵死。黎安友说，他这篇文章就是要表达一个和章家敦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还远没有到崩溃的程度。
    　　和国外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在认识自己的国家时其实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中国现有的研究体制和言论环境并不能充分保证学者研究的客观性，更不用说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了。但是，在2003年判断中国是否会即将崩溃时，我印象中没有哪一个中国学者跟着章家敦后面起哄，他们甚至也没有人专门出来反驳章家敦的观点，也许他们都认为，断言中国即将崩溃，实在是太离谱了，也太不值得去认真对待。而随着2008年的到来，在中国成功地从世界性金融危机中顺利脱身而出时，差不多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为这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或热情的欢呼，或由衷的赞叹，或暗暗的认可，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性的声音，至多也就是少数人表示困惑而已。
    　　伟大的科斯教授也对中国所呈现出来的华丽景象惊叹不已，由他出面拿出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个关于中国改革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科斯教授特别邀请张五常教授撰写这个研讨会的主报告。在科斯教授看来，张五常先生显然是最有资格来总结中国改革30年经验的学者，因为张五常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中国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那个时候，即使是思想最解放的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还只是停留在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的改革模式上，把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奉为经典；但张五常已经打破了这些条条框框，明确提出中国必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科斯教授认为，仅凭张五常的这个先知式的预见，他就足以承担起总结中国改革30年这项光荣使命。
    　　张五常在他的报告里是怎么看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的呢？简言之，他实际强调了两点：一点是他以前提出的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以市场的方式来主导资源配置，另一点就是他所谓的"县际竞争"说，即中国以县为主体的地方之间的竞争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张五常教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历史上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科斯教授对于张五常的这份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出于一份尊重还是因为在当时的确被中国的奇迹所迷惑而看不出中国的问题所在？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也许都有。2008年，中国的确发生了太多的奇迹，不仅是奥运会所开创的宏大景象，中国成功摆脱世界性金融危机，还创造了诸如高铁、歼20战斗机、神舟号载人飞船等多项重大成果，在一片繁荣景象之下，再有挑剔眼光的人也不得不慎重发言，除了叫好，谁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意见呢？
    　　黎安友对我说，他在2009年修正了他在2003年关于中国的威权制度还有韧性的看法。他这篇同样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上的新文章，试图告诉读者，中国威权制度的韧性正在消失，其原来一直存在的对中国社会的调适性或适应性已经逐步衰竭。但这样的声音显然是难以得到传播，传播出去也未见得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当时人们愿意听到张五常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难道不是吗？除了中国，世界上哪个国家走出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陷阱？不是有一个说法吗--以前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苏东巨变后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到了世界金融危机时，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这个看上去像是玩笑的说法，不无准确地反映出2008年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面对中国的突然崛起，像暴发户一样的突然爆发，中国的新左派是最高兴的，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集体转向了国家主义，一批北大清华的学者开始鼓吹中国模式论，一个外国记者提到的北京共识在中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许多新左派学者看来，北京共识终于可以和华盛顿共识相抗衡了。
    　　如果中国永远停留在2008年到2010年，那中国的确是非常美好，我也许也会像张五常先生那样，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但不幸的是，中国激动人心的好日子仅仅持续了两年时间，从2011年起，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便开始在学界和民间同时蔓延开来。这一年7月23日，发生在温州的动车事故，引发了一个全民性讨论，当时有一个段子在网上流传甚广：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动车事故似乎突然击醒了中国人，让他们突然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代价太大了，这是一个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发展，是一个毫无制度约束毫无法律约束毫无道德约束的发展，我把这种发展称之为恶性发展，恶性发展的后果就是天地人心都坏了，天被污染，地被污染，人心也被污染，其破坏的程度，怎么估计都不会过。
    　　于是，从2002年到2012年，经过10年，中国又打开了它的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看到的是什么呢？还是奥运会、航母、载人飞船、高铁这些中国符号吗？谁还在为这些符号激动呢？这里没有统计数字，但我敢断言，这些符号已经起不到动员国民的作用，也起不到凝聚国民精神的作用。在这一年里，不说民怨沸腾，也不说共识破裂，至少在学界再也听不到中国模式这样的说法，重庆模式的彻底破产不仅让支持它的新左派们无地自容斯文扫地，也让张五常这样的学者情何以堪。正是在中国的发展暴露出极其尖锐的问题时，学者们开始重新反思。科斯教授和其助手王宁教授于2012年写的《变革中国》一书，显然没有再进一步陶醉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华丽转身之中，相反，他们认为张五常教授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这是对张五常的一个迟来的批评，这个批评表明，中国的经济制度远未像张五常所断言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好的和最有效的。
    　　科斯的看法不能代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我们还需要再看看别人的看法。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是怎么看中国的呢？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统计，但至少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不管左中右，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似乎都不乐观。比如偏左的经济学家郎咸平、杨帆等，偏右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陈志武等，偏中的经济学家李稻葵、曹远征等，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或危机。这些问题或潜在的危机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大的方面：1.产能普遍过剩，经济结构性问题严重；2.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3.地方债务庞大，难以为继；4.金融系统性风险在不断累积；5.环境生态灾难。

    　　因此，现在不是外国人在唱衰中国--相反，外国学者到中国来对中国情况的估计要好于中国学者，而是中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悲观或谨慎的态度。2002年章家敦说中国即将崩溃，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对此嗤之以鼻，这话如果放在现在来说，还会有这么多人不以为然吗?
    　　基于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观察显然不能完全取代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观察，在经济学的表述中，中国的问题说的最重也无非就是经济有可能硬着陆，或有可能爆发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人们现在普遍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总体性的问题，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生态、社会等各个方面。我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中国十问"，谈到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权力失控问题，腐败问题，道德危机问题，信息传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公民社会问题，地方自治问题，重大历史问题，普世价值问题。而这十个问题的核心还是合法性问题，原来中共执政合法性有三个来源：首先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打天下必须坐天下，还要保证红色江山世代传承；其次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一系列证明，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以后再接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现在的中国梦，这一系列的理论证明就是要证明现在执政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替代的；第三个合法性来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性，经济要发展要现代化，要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提高，如果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政治就可以长治久安。
    　　问题就在于，中共执政的三个合法性来源目前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枪杆子里出政权，意味着别人也可以用枪杆子和你争政权，这样不就又重蹈中国历史上胜王败寇的局面？这哪里还是什么现代政治？和朝鲜又有什么根本区别？第二，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一系列理论证明现在还有效吗？现在还有谁信这一套？不要说社会，就是执政党内部从上到下有几个是真信马克思主义的？有几个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第三，目前经济领域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表明依靠现有的经济绩效已经难以长期支撑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下行趋势会进一步加重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速政治的不稳定性。
    　　中国的确已经到了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潮阶段。中国的改革，确切地说是中国的转型，并非始自1978年，而是始自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差不多的时期。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为日本明治维新创造的新气象所震撼，由此开始反思中国的制度变革，他说："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他撰写《日本国志》，从日本政治演变中认识到由君主制到共主制再到民主制的历史大趋势，他是力求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和总结，为大清政府提供一个新的改制更化的范本。遗憾的是，黄遵宪希望在他的时代就可完成的任务一直延宕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现在该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了吗？
    　　二、怎么看日本
    　　外国人怎么看日本？有两个美国人写的书值得一看。一本是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她把日本的文化归类为一种"耻感文化"，而把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的西方文明归类为"罪感文化"；另一本书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写的《日本第一》。这两本书可以说反映了美国人对两个不同时期的日本的认识，前一本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美军怎样更好地治理战败后的日本而写，是想了解日本民族的精神状态和信仰状态；后一本书则是惊叹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着力于总结日本的经验以及对美国的启示。
    　　那么，中国人是怎么看日本的呢？自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了解几乎没有超过黄遵宪的。当然，现在的信息量要比一百多年前不知要多多少，学者们的研究也更加专业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日本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几本书能让大家记住名字？黄遵宪写《日本国志》，是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变迁，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头一回，以前都说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到了黄遵宪时，他把日本视为中国的老师，这种态度，现在谁能做到？现在一说到日本，中国民间普遍就是什么"小日本"，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之后，更不把日本放在眼里。这种盲目自大狂妄，和晚清时期非常相似。
    　　我一直认为，中国民间对日本有各种误解，责任在政府，在学界。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长期以来对日本重视不够，尤其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思想史重视不够，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习惯于用西方各种思想家的观点和方法来看中国问题，对西方各个思想流派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但对日本近代以来的思想却知之甚少。相反，中国的新左派在近20年里，从日本的左翼思想里获得了不少学术资源，比如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从宋代开始言说，就明显地可以看到内藤湖南关于唐宋变革论的影响。日本学者关于东亚现代性的观点、关于近代超克的观点，在汪晖那里被改造成对毛泽东的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一种学术支持。还有，像沟口雄三的"以中国为方法"，滨下武志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以及竹内好的鲁迅论，都在中国新左派的著述中被广泛引述。日本近代以来要求独立于西方以寻求东亚现代性之路的所有重要观点，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新左派，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左派的思想资源。面对这么一个理论格局，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反应是不足的。
    　　所以，我对日本朋友说，我到日本来看日本，是带着中国的眼睛，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也带着中日比较的概念来的。我从四个方面看日本的长处或者说日本的核心优势。
    　　第一，日本的民族性、文化、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完整，历经两千年基本上不因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种统一性我称之为"小一统"，以区别于中国一直以来的"大一统"。美国的中国史专家魏斐德曾经把中国的长期统一称为中国特有的文明方式，以此显示和中世纪陷于长期分裂的欧洲的重大差别。那么，中国的统一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权力配置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这是一种垂直型的社会结构。而日本从社会结构上看，它自大化革新之后，其国家权力配置更像欧洲而不是像中国，天皇丧失了对国家的实际支配权，只享有名义上的权威和法统，全国处于诸侯割据状态，由幕府将军和各级大名行使实际统治权。
    　　问题就在于，日本天皇被虚置的情况，如果是发生在中国或者是发生在欧洲，天皇的名义权威都将不复存在。中国的朝代更替是极其讲究更名号易服色的，汉献帝在曹操实际篡汉的情况下仍然享有皇帝的名分，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到了他儿子曹丕时，汉献帝就必须让出皇帝宝座，禅让给曹家。后来西晋的司马氏家族也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对待曹魏。欧洲封建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国王不是虚君，而是大封建主，是权力最大的封建主，王权一直实际存在，并且日益壮大，直至近代成为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政治动力。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欧洲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在日本发生，天皇的名分和法统没有被废掉，在经历了多个不同时代和实际权力的更替之后依然被保存下来，幕府将军的权力再大，也不敢觊觎天皇的宝座。最后在幕末时期，受制于各方压力，德川幕府将大政奉还天皇，国家在天皇统治的名义下消除了封建割据，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明治维新以来，天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天皇依旧处于虚君位置，有权威而没有权力，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象征性的角色，他对国家的整合和民族的凝聚实实在在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我的理解，天皇往往是在国家制度失效时，或者是在国家的重大关口，能够起到制度所起不到的作用。裕仁天皇下达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以及在福岛核电站事故时，明仁天皇慰问灾民，他们都起到了制度所起不到的作用。
    　　天皇制度对日本民族和国家的整合，显然不是通过一种物理力量，而是通过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精神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既避免了由于强大的皇权而必然导致的极权主义倾向，又具有一种恒定的超常的力量，以稳定国家和社会，保持了民族共同体的完整性。这是日本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内在优势，在经历了各种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灾难之后，国家未有大的族群冲突和意识形态分裂，国民普遍祥和，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日本比较好地解决了古今（传统和现代）东西（东洋和西洋）之间矛盾，没有在不同价值观的共存中形成大的冲突。我提出这个看法，也是基于中国的问题所在。从晚清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来，中国一直想解决中西不同制度和价值观的共存问题，以及传统和现代的协调问题，但时至今日，都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我写过一篇长文：《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思想路径》，主要考察的就是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变迁，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中国的知识精英实际形成了三大思潮：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以儒学为主体的保守主义）。在这三大思潮中，开始是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从严复、梁启超全盘引进西学起，自由主义是中国的主要思想景象。但是，自由主义很快就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由此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直至当下，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地位仍然无法动摇。今天，由于马克思主义遇到的合法性挑战，儒学开始重新振兴，以便可以补充当前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所以当下的中国仍然是三大思潮共存的格局，而所谓的新左派、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支流或变态。
    　　中国近百年来三大思潮的存在，加重了中国社会的分化，不仅制造出长期的党派分裂、族群冲突和战争战乱，而且也是当下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难以形成的思想障碍。现在自由主义不仅和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和儒学也坐不到一起去，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始终是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
    　　日本自黑船事件以来，也同样面临着日本和西方的关系，以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在面对欧美船坚炮利的巨大压力时，日本最初也是选择抵抗，比如倒幕派曾经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但倒幕派很快就发现他们无法真正做到"攘夷"，一是实力不够，二是发现可以接受西方的富国强兵制度。于是，倒幕派选择了和西方合作的方式以迫使德川幕府还政于天皇。在大政奉还前后的20多年时间里，日本的思想先进者已经意识到，西方在制度、器物、技术上的优势远超于日本，但日本仍然必须保持自己思想的核心地位。从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到后来"和魂洋才"的提出，表明日本和中国具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即中西或东西之间的思想、制度、技术能否得到有效整合？以及这种整合是否有利于中国或日本思想的自主性？福泽谕吉提倡脱亚入欧，看起来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但那天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教授对我说，福泽谕吉的骨子里还是一个亚洲主义者。可见，东西古今的对立及其解决，是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虽然中日在面对欧美的强大冲击时都力图保持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但事实上，要想把思想和文化与制度、器物、技术严格地区分开来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能够做到的是怎么在不同思想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中达到一种平衡。很显然，相比于中国，日本要做得更好些，好的评价标准是，日本没有因为引进西方的不同思想而导致国家内部的分裂与冲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其实最早是来自于日本的中介，而不是来自于俄国的传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最初都是依据日本学者的译述，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很大，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中国留日学生先从日本的版本开始翻译的。所以，可以这么说，日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策源地。
    　　有意思的是，日本先于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却没有像中国那样引发了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运动，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但并没有在日本掀起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二次大战爆发前，东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主阵地，而以京都大学为基地的京都学派则倡导东亚现代性，各唱各的调。至于战后，各种思想的存在，各种信仰的存在，更是构造了日本良性的思想生态，不管是神道还是佛教或是基督教，也不管是儒学西学还是日本的国学，为国民各取所需，思想和价值观的偏好没有形成社会性或族群性冲突。如同东京的现代风格和京都奈良的古城风貌，共同呈现出传统和现代、东洋和西洋大致协调的状态。

    　　第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立宪改制，文明开化，殖产兴业，迅速走上了一条现代化之路；期间虽然也发生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重大偏差，不仅施害于他国，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但在战后，日本实行和平宪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注重民主，重新走上了现代化的正途。从总体上看，日本近一百多年来，顺应了世界潮流，体现了一个文明国家的本色。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几代精英连续作业，前赴后继，功不可没。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才辈出，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是维新一举成功的关键人物；后来涌现出诸多治国治军的精英，有政治家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军事家东乡平八郎、伊东亨，财政专家大隈重信，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等，这些人在思想上行动上直接决定了日本社会转型的方式和方向。
    　　和日本明治时期相比，中国晚清时期并非没有人才，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人的曾国藩，可谓中兴之才，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桢等都是一代名臣，包括实际主导戊戌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在制度失效的情况下，他们都徒有其才。
    　　问题不仅在于旧制度约束了精英的社会作用，而且还在于旧制度在杀戮精英，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清政府菜市口杀六君子，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杀戮精英和精英互相残害的进程。后来的国共之争，实质是中国的精英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想而展开的互相厮杀，厮杀以中共全面获胜而终结，但精英的负淘汰在以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一直存在。中国精英层的破坏，是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日本，精英阶层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主导着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并没有因为党派之争、社会冲突甚至对外战争而遭到分解或破坏，更没有出现过精英被制度摧残或精英互相摧残的情况。在大多数时期，精英对于国家建设是有基本的共识，比如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精英不分左中右，基本上都被卷入到国家的战争机器之中，成为国家的支持力量。这种情况在战后也被学界反思，但这至少表明日本的精英层并没有因为不同理念和价值观而发生根本性的分裂。战后的日本重建，以吉田茂首相为标志，重现了日本精英治国的传统，为日本战后迅速进入现代化正轨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中日两国在精英阶层的形成、精英机制的作用上所形成的重大差异，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国与国的竞争，既是制度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
    　　第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除了看制度、技术、文化、教育这些基本要素之外，再就是看国民素质了，也就是国民性。中国的知识精英很早就关注国民性教育和培养，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就认为，没有新民就没有新制度。鲁迅先生提出国民性批判，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描述，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国民性最深刻的剖析。但鲁迅之后已有70多年了，中国国民性有进步吗？现在还不是精神胜利法在主导中国国民的精神？现在中国很强大，国民的富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并不认为，中国当下的国民性比民国时期有进步。从道德层面讲，现在中国整体性的道德堕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公德无存，私德也缺损，国民的现代人格和现代精神远未随着物质财富的充裕而被普遍建立起来。中日两国在国民性上、在国民的综合素质上，差距太远！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良好素质其实已有领教了。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日本国民在面对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自律、有序和互助，通过电视传播，给中国国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国家富有内在力量的体现，国家的强大最终还是取决于国民的素质。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日本的国民性是怎么形成的？
    　　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任务，除了立宪改制、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之外，就是文明开化，这是福泽谕吉文明观的核心诉求。福泽谕吉用文明来对比野蛮，把人的进化分为浑沌、野蛮、未开和文明开化四个阶段，以文明进化的尺度，视欧美列强为文明国家，视中国日本为半开化国家，而将澳大利亚非洲视为野蛮国家。正是基于对日本社会进化程度的客观估计，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实质是向欧美学习，大兴教育事业，开化国民，以新知识取代旧知识，以新道德取代旧道德。那天我去明治大学参观，校门口竖立着该校三个创始人的塑像和三木武夫前首相手书的校训：权利自由，独立自治。我看了后深有感触，这既是大学的办学宗旨，也是国民人格的准则。明治时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创办了一大批这样的大学，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法政大学、京都大学等，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它们为打造日本的国民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到日本的国民性，可以有多重观察视角，比如自律、礼貌、清洁、认真、细致、准时、敬业、忠诚、合作等，凡此种种，我认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或者说较真。我到日本的第一天就领教了日本式认真的程度，在东大驹场别馆办理入住手续时，管理员不厌其烦地向我交待各种注意事项和交接的各种物品，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搞得我疲惫不堪。毛主席就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这话说得对，但他又说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了，我看不是实话，共产党如果真讲认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兑现延安时期提出的宪政承诺？可见，说到做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真要能够做到认真学习，认真办事，什么事能做不好呢？日本人正是具有认真做事的精神，才会有负责、细致、敬业、准时的良好素质。来过日本的中国人，都对日本地铁的准时（能精确到分），感觉不可思议，这在中国根本做不到。但日本已经习以为常，已经融化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了他们的一种文化和他们国民性的一个标杆。
    　　上面是我对日本说的好话，现在我要说说对日本的批评意见。日本和所有国家一样，并非尽善尽美，它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造成过极大的伤害。现在它仍然存在着制度、思想、价值观、国民人格等方面的缺陷或局限，日本的国民和知识精英也在不断地反思日本的问题。我作为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视野来观察，价值未必中立，所言务求客观。
    　　（一）应当深度反思日本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
    　　首先，我对日本的第一个批评是，日本应当对其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进行深度反思。所谓历史观，是对历史的看法，是历史的事实判断；所谓历史价值观，是对历史的评价，是历史的价值判断；历史观是历史价值观的基础，历史的价值判断必须是以历史的事实判断为前提。东亚问题的核心最终会归结到历史问题，所谓领土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利益之争，最后都被导入到不同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的争论之中。
    　　日本是有其明确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比如神道的历史观，对天皇的崇拜，对死去者的尊重，这些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让日本有了对二战评价的不同尺度。日本有不少人包括历史学家，至今都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基于日本的历史观，更愿意把这场战争视为亚洲抵抗欧美的一场正义之战。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干扰着日本和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成为困扰中日关系的首要障碍。但是，按照日本神道的历史观，不管是什么人，即使是罪人，一旦死去了，都应得到后人的祭拜。这种历史的评价尺度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或许是自洽的，是天经地义的，是其民族性精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把这样的历史观用来说服中国或韩国，让它们去接受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这样的事实，符合国际正义吗？符合中国和韩国国民的情感要求吗？
    　　近百多年来，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两次战争，一次是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迫使中国签下马关条约，中国赔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湾，由此创下中国之巨痛。这次战争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让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痛定思痛之后认识到必须像日本那样走宪政之路，完成政治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没有甲午一战，大清王朝或许还要晚许多年才会彻底崩溃。但是，日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所发动的第二次侵略战争，意义则完全不一样，它完全中断了中国业已开始的宪政进程，彻底打破了中国已经开始确立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平衡，为陷入绝境的中共武装力量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从根本上说，日本对中国所发动的第二次战争，迫使中国社会转型离开了宪政轨道而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自由主义的宪政革命被共产主义革命所取代。
    　　现在许多日本政治人士，包括具有左中右不同思想背景的学者，都在普遍担心中国日益强大的势头会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和亚洲的国际秩序。但日本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是否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你们所担心的一个强大的而不是宪政的中国，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难道日本不就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一个外部推手吗？如果没有日本所发动的第二次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那中国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中日关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当然，历史无法按照假设去书写，历史更不可能倒回去再重新走一遍。那天我在和东京大学三谷博教授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些问题，日本需要深刻反省日本近百年来的历史，需要深刻反省由于日本的国家行为而对亚洲秩序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尤其是需要深刻反省日本对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侵略而对中国究竟造成了何种后果。如果不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尺度和历史评价标准来看待日本在亚洲的位置和作用，而仅仅是限于日本本国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来看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日本就无法从历史的死胡同里走出来。
    　　（二）应当深度反思日本的大局观和世界观。
    　　许多人都认识到了，日本人胜在细节而败于格局太小，视野太窄。日本局限于本国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来看问题，也反映出一种大局观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从福泽谕吉倡导日本脱亚入欧以来，日本实际上一直是在亚洲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徘徊。虽然我在前面提到，日本比较好地解决了古今东西的融合问题，但这主要是就它的社会进化和国内多元思想资源的整合而言，就日本对世界的认识而言，它的岛国意识使得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没能很好地让它融入到世界之中，它一直期待的担当起亚洲领导者的角色，实际上一直没能实现，而在战后它更无法承担起主导世界格局的责任。
    　　从日本古代史看，日本最初的世界观是以中国为对象，即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中国作为日本的文化母国，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有效地建立起对日本的宗属关系。虽然在某个时期，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曾经有过中国统治者对日本统治者的一些册封行为，但日本实际上从来没有被纳入到中国的朝贡体系中。从圣德太子遣使隋朝时，自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是力图表明日本和中国处于一个平等的国家地位，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宗主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从制度、思想、礼仪、器物上对日本国家建构的影响的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文化广被日本是一个谁都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日本在近代以前根本无法挑战中国的制度和文化。
    　　然而，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日本有了新的世界观，在其视野中有了新的老师，它要脱亚入欧，所谓脱亚，就是要脱离中国。按福泽谕吉的文明谱系，中国成了日本的恶邻，而日本则被赋予起亚洲新领导者的角色，日本对世界的新看法是，日本要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新的文明中心。
    　　日本能做到这一点吗？日本从近代以来发动的两次对中国的战争都是想做到这一点，以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体系或亚洲秩序，但事实证明，日本没能做到这一点，或者说，它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很清楚，日本没有准备起足以重新整合亚洲的新的思想资源，不管是它提倡脱亚入欧，还是重新阐述所谓的亚洲主义思想，其实都没有超越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而日本想通过战争方式强行地建立起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则完全是走入了一条自我毁灭的绝路。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在长时期里占据着世界第二的位置，而在傅高义先生的眼里，日本是第一。这个评价其实不为过，日本在1980年代差不多都快把整个美国买下来了，日本通过军事力量无法占领世界，它却通过经济的方式似乎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事实还是跟日本开了一个玩笑，这倒不是因为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它失去了宝贵的10年--现在有人说是失去了20年，而是因为日本没有在它的经济向全世界高歌猛进时，为世界提供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体系。不要说在欧洲或非洲，就是在亚洲，日本依旧没有以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来面向亚洲国家，它长期不能坦诚面对由它所发动的战争曾经给亚洲造成的破坏这个基本事实，它总是有意无意地想回避应该由它承担的历史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怎么可能充当亚洲的领袖？它除了能够对一些落后国家提供金钱上的支持之外，它还能提供什么？

    　　我注意到，德国前总理、已90多高龄的施密特先生，最近发表了一个对中国和日本的相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在亚洲没有朋友，日本在亚洲也没有朋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都想成为亚洲领袖的国家，实际上也应该成为亚洲领袖的国家，为什么在亚洲都会没有朋友？（一位日本政界朋友对我这个看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最近十几年里，亚洲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在亚洲大多数国家，包括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获得好的评价均名列前茅。但他坦陈，在1980年代，日本在亚洲的美誉度的确不高，日本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花大力气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才有了现在的进步。）
    　　值得比较的是，德国曾经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破坏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战后的德国，不仅迅速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国家，发展经济，而且重新赢得了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这是为什么？
    　　（三）应当深度反思社会精英的责任和使命。
    　　我在总结日本的比较优势时，把日本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稳定的精英阶层视为一个重要因素，精英阶层不为党派之争所内耗，不为战乱所中断，自始至终都能承担起国家建设、社会整合和文化进步的领导责任，在日本激荡的百年史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日本自近代以来所犯下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和所走的弯路，都和精英的错误决策和参与有关，日本的精英在面对新的时代问题时，必须从过去的历史迷误中走出来，以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日本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发挥主导性作用。
    　　任何国家的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一般都要承担起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批判性的，致力于发现、揭露制度的弊端、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问题，最终是为克服这些弊端、缺陷和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建设性的，致力于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开辟切实可行的路径，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知识精英的批判性和建设性这两个维度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知识张力，以保持对国家的正确引导。
    　　我注意到，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精英在讨论国家按何种方式、向哪个方向发展时，是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初的亚洲主义者，对日本全盘西化的思潮是抱有一份警觉和反思的，对以中国文化价值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是有自觉的；但是，随着中日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剧烈的军事冲突和领土之争，许多亚洲主义者完全转向了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立场。比如，福泽谕吉把日清战争称之为"文野之战"，是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清国之战。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陆羯南原来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在甲午战争爆发后马上就改了说法，把清朝视为东洋之一大野蛮国，把日本的胜利说成是"王师之胜败乃是文明之胜败也"。另一个"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也是把甲午战争看成是对世界上顽固主义的一大打击，认为这场战争是将"文明的恩光投射到野蛮的社会"。可以这么说，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亚洲主义原来所倡导的本意是用来制衡西方思想的那些东西，在国家利益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亚洲主义者都成了日本主义者，后来所谓的大东亚主义不过就是大日本主义。
    　　现在许多日本的知识精英对甲午战争是有所反省的，他们现在认识到，正是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之后，日本走上了一条帝国扩张的不归路，也就是日本的失败之路。在日本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侵略战争之前，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声音，左中右的都有，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东京学派，也有鼓吹东亚现代性的京都学派，既有主张世界史写作立场的（按照这个写作立场，必然导向一个按西方社会模式进化的日本），也有主张以东洋史来写日本的（按照这个写作立场，必然呈现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日本）。但这场战争很快就让知识界的不同声音迅速被淹没在支持圣战的狂热喧嚣之中，左中右都成了国家主义者，据说连内藤湖南这样的先生，他关于东亚现代性的思想也成了日本军方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
    　　我说这些历史，就是想表明一个看法：日本的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在日本近百年来的几个重要关口，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批判精神，没有真正行使其独立的超越国家利益的历史责任。这么说，有人肯定会质疑我，知识分子难道可以不爱国吗？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至少也应当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吧？面对这样的质疑，我要说的是，在希特勒取得对德国的统治权之后，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离开了德国，像法兰克福学派，整个地搬到了美国，因为他们的良知和批判意识，决定了他们不能为纳粹政权作任何背书，而海德格尔选择留在德国并为纳粹政权服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声誉上的代价。
    　　日本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关口，它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日关系问题，在亚洲、在世界，日本能不能承担起和其国力相适应的责任，对日本政府是个考验，其实质是对日本精英的考验。就中日关系而言，看上去两国均被各自的民族主义所绑架，被各自的民意所操纵，但要解决当前面临的这些问题，能真正诉诸民意吗？能依靠全民公决吗？能诉诸国际法庭吗？如果在中国诉诸全民公决，那结果一定是要求军方立即收复钓鱼岛，日本如果这样做，也一定是同样的结果。诉诸民意，两国就必定是再打第三次战争。这是大家愿意选择的结果吗？很显然，解决当前中日关系中一系列问题的钥匙不在民众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政治家们必须认识到，在他们随意利用民意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时，它们是在把自己的国家引入一个死胡同；而知识精英也必须认识到，他们不能再犯历史上曾经一再犯过的错误，他们应当保持学者的良知和独立性，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国家为民族也为历史，开启一扇正当之门。
    　　三、怎么看中日关系
    　　这次来日本，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阿古老师的安排下，见了不少日本朋友，有官员、有政治人士、有学者，见面后我都问了这个问题：怎么看中日关系？得到的回答都比较悲观。和日中21世纪友好委员会秘书长高原明生教授见面时，他告诉我，这个委员会已经有两年多开不起会来了，一个致力于推进中日在新世纪友好的组织居然都坐不到一块去，可见中日关系之冷已到了何种程度。
    　　2006年，安倍首相执政后首次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第二年温家宝总理回访日本，被誉为"融冰"之旅；接着就是福田康夫首相再次访华，称之"迎春"之旅；最后是在2008年两国关系达到高潮，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这次国事访问被前所未有地评价为是"暖春"之旅。但是，很遗憾的是，"暖春"之旅很快就夭折了，按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我的说法，就是在2008年年底，中国首次派遣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海域，从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冲突，以致使当前的中日关系重新陷入了冰点。从现在往回看2008年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中日之间肯定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现在已经很清楚，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是三大问题，即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三大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今天才构成了中日友好的重大障碍，为什么现在会愈演愈烈，似乎成了缠绕中日关系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日本一位研究中日关系的资深人士谈了三点原因，我认为值得思考。
    　　他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时代变了，以前中日关系只限于在政府层面展开，在高层中进行，几个高级领导人个人之间的交往就可以决定中日关系的走向，比如田中外交就可以一举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现在这样的外交方式不行了，因为时代条件变了，互联网所创造的信息充分交流的条件让政府原来独享的信息，不得不进入到公众领域，少数人的外交成了公众普遍关心的事情，民意成了外交的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第二个原因是，中日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冲突，只要涉及领土争执，两国都没有退步的余地，以前之所以还有转圜的余地，是因为两国政府都恪守邓小平先生所说的搁置争议的原则，都不去碰尖阁列岛（钓鱼岛）那根底线，而一旦打破了这个平衡，冲突就在所难免。第三个原因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在运用民族主义这个武器，都在通过制造事端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刺激民意来进行政治动员，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这位日本人士对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分析是理性的中肯的，他并没有一味地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就他提到的第二个原因而言，我曾在会见他之前发过一条微博，认为中日之争的实质并不是利益之争，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之争，因为中日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两国的经济联系和双边贸易总量都排在了各自国家的前列。钓鱼岛或日本所言的尖阁列岛，在中日关系中究竟占据着多大的利益份额呢？很显然，如果仅仅是从利益上去考量，为钓鱼岛而打上一仗，不管是谁胜谁负，两国究竟会有多大的收益？很可能都是负收益，中日两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我之所以把中日之争归结于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之争，就是想提醒政治家们，他们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所作出的外交决策，究竟是不是真正维护了国家的最大利益？他们各自操纵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对于具有独立立场的学者来说，既不能稀里糊涂地跟着政治家跑，也不能稀里糊涂地跟着民意跑，现在最需要的是，从民意和政治家的双重裹挟中摆脱出来。
    　　时代的确变了，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一个变化极快的时代。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他坐在新干线上，着实惊奇于世界上还有跑得这么快的列车，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的现代化程度，中国和日本的巨大差距不能不让他产生中国必须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正是在邓小平从日本回去之后，中共中央于该年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时至今日，实行改革开放不过30多年的时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那天我坐新干线的高速列车去京都，我已经不可能有邓小平那样惊奇的感受，中国高铁的速度可能比新干线还要快。中日之间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这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其速度之快变化之大可能已经完全超过了我们思维的变化速度。在这个变化极快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还停留在以前的思维上来看问题呢？
    　　我在拜访日本共产党副委员长绪方靖夫先生时，征求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说的很实在，他对安倍首相的建议是，日本要正视现实，要正确地把握亚洲的形势，要客观地认识亚洲各国的关系，日本过去是亚洲最强的国家，现在没有这个地位了；日本看中国，不要被中国的主流媒体所迷惑，必须认识到中国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他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是，要控制住民族主义情绪，更不能激化民族主义，不要局限于历史细节，要从现实出发；中国的鹰派和日本的极右派是一丘之貉，他们看似互相对立，其实是互相支持，各自在对方的反对声中壮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当前中日关系，绪方靖夫先生还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1.钓鱼岛或尖阁列岛问题只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而这是需要时间的；2.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采取物理改变的方式，即不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3.不能因为钓鱼岛或尖阁列岛这个小问题而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大局，中日高层互不往来甚至中断一切政治关系，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我认为，绪方靖夫先生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大体上是客观公正的，我相信这也是日本大多数人的看法。在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松田康博教授交换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时，他向我提供了日本两家权威舆论调查机构所作的相关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安倍首相目前仍有高达百分之五十几的民意支持率，自民党也有高达百分之四十几的民意支持率，而日本国民对于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四，不支持率则有百分之三十六，不表明态度的也有百分之三十多。松田教授对此的解释是，安倍首相获得较高支持率，并非如中国官方媒体所言，是因为日本整体向右转和安倍首相通过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松田教授认为，在安倍首相所获得的较高支持率中，经济因素占到了主要的比重，安倍经济学在目前还是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而外交安全等因素对于安倍的支持率其实只有百分之十的作用。松田教授通过调查数据想要说明的是，日本国民总体上是理性的，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也不愿意卷入到所谓的民族主义狂热之中。

    　　我在日本的所闻所见所思，进一步加深了我原有的对日本的印象：日本不仅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也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远比中国公平公正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只有0.285，其政治清廉度被透明国际排在世界上最前列的三十个国家之内，日本的政治腐败不能说没有，但肯定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各级官员没有可能发生数额巨大的腐败行为。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很难想象，它会重新走上一条战争之路。松田教授给我提供的另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到日本如果遭到外国侵略时你是否愿意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时，只有百分之六的日本国民说愿意。有好几个日本朋友和在日本的中国朋友都对我说过，日本怎么可能会有军国主义，日本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东京大学的三谷博教授最近刚出了一本书，书名是《爱国o革命o民主》，他说因为爱国两字，这本书的销路不好，按三谷博教授的解释，在日本只有右翼才会提倡爱国主义。
    　　反观中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有两大主义非常高涨，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主义实际上又成为国家主义的重要基础。和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适应的，还有两个情绪也非常高涨，一个是革命的情绪，一个是打仗的情绪。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高喊民粹主义口号，上街游行，抗议日本，抵制日货，甚至打砸抢烧的人，其实大多数都是生活在中国的底层，他们可能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国家主义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只不过是让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有了一个表达或发泄的渠道，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打仗或革命的方式来颠覆现有的权力和利益结构，重新改变他们自己在现有体制下看起来根本无法改变的生活状态。因此，有人如果要想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机，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今天看起来点燃的是对日本的怒火，而明天燃烧到的很可能并不是钓鱼岛，而是中国的某个政府大楼。不要错误地以为，民意可用，真正的民意其实并不在那些试图操纵民意的人的手里。
    　　我曾经说过，日本没有内政问题而只有外交问题，中国只有内政问题而没有外交问题。这么说当然是极而言之，日本怎么可能没有内政问题呢？比如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后续处理，但日本没有那些足以导致国家分裂和制度颠覆的问题，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外交问题，一方面是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日本的生存空间、生存资源和市场必须依靠外部世界，外交是其立国之本。而在中国，内政是立国之本，重大的制度性和社会性问题大量存在，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面临着总体性爆发的可能。正是受制于内政问题，受制于处理内政问题的固有方式和方法，中国的外交可以说只是其内政的外延，外交政策依旧沿袭着阶级斗争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不仅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陷入僵局，而且在处理其他国际关系时也陷入被动。以前说中国的朋友遍天下，现在还有哪些真正的朋友？难道就是朝鲜、叙利亚、俄罗斯？即使朝鲜，中国给予这个国家这么多的支持，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又从它那里得到了什么战略利益？朝鲜又何曾把中国当作它真正的朋友？
    　　受制于中日两国各自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受制于两国不同的制度，以及受制于两国不同的文化和民意基础，中日两国目前的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横亘于两国之间的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诉诸两国各自的民意支持，还是期待两国政治家的政治智慧，现在都看不到有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正确路径和办法。难道这就是中日两国之间不可化解的历史宿命？中日两国除了继续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能够有所期待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前所未有地抹去了国家、制度、民族、种族、地域、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上的差异，人类的普遍共识或者说普世价值正像空气一样地流动，从欧洲、美洲、非洲飘到了亚洲的上空，同样弥漫在中国和日本的国土上。我基于此而相信，中国和日本最终能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成为真正友好的邻邦。
    　　（相关简介：荣剑，独立学者。此文为作者2014年5月9日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演讲。）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Jul 25, 2014, 6:27:04 AM7/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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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报：普京玩火，欧洲绥靖（附：世界秩序为何在阿以行不通？）

    Posted: 24 Jul 2014 11:01 PM PDT

    普京指乌克兰要为马航事件负责的漫画

    作者：贝尔纳-亨利·莱维 2014年07月25日
    摩洛哥丹吉尔——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一直在乌克兰东部玩火。
    他把该区域能找到的社会渣宰都给调集到了一块。
    他集结了恶棍、窃贼、强奸犯、骗子和流氓，然后把他们拼凑成了一支准军事化的队伍。
    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他纵容分裂团体的临时指挥官们驱赶或杀害知识分子、记者，以及其他道德权威。
    当醉醺醺的乌合之众破坏或占领乌克兰的公共建筑、医院、学校和市政办公室，却假装是要解放这些地区时，普京一直在袖手旁观。
    他让一场名符其实的流氓战争爆发——却不关心他释放的力量正在脱离自己的掌控。各敌对势力你争我夺，在日益混乱的政局中抢占地盘，割据一方。
    最麻烦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给这群乌合之众提供了可怕的武器。这是一个结构散乱、目无法纪的地下世界；这是一群只知道丛林法则的肆无忌惮的粗人；这是一支新的战斗力量，天知道，他们只有最模糊的战争概念，却对战争法则一无所知。这些半吊子的战士对他们拿到手里的武器毫无经验，操弄起来就像是孩子在玩烟花。
    我们知道，俄罗斯给分裂分子提供了大量的重型武器，还培训他们使用SA-11地对空导弹系统——据信，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MH17航班就是被这种类型的导弹击落的。
    我们可以想象，获胜的叛军队伍庆功时把玩着这件战利品，就像是捧着一件玩具——一件能冲上7万英尺（约合2.1万米）高空的玩具。
    我们还可以发挥类似的想象，勾勒出俄罗斯军官被一连串事件搞得焦头烂额、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些军人是克林姆林宫安排的，任务是照看导弹，并监督半桶水的炮兵操控它们来攻击乌克兰的军机。对这种安排，克林姆林宫并未多加掩饰。
    我们甚至能够想象，自称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伊戈尔·斯特雷科夫(Igor Strelkov)宣称为打下一架乌克兰军机负责时，这些俄罗斯军人是多么的惶恐。因为事实证明，这架飞机是马航的MH17客机。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
    要在这些没有信仰、目无法纪的战争走狗眼皮底下进行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举世皆惊的是，他们任由遇难者的尸体被遗弃在荒郊野外，或者被堆放在条件恶劣的冷冻车厢里。与此同时，他们为自己短暂的声名远播而洋洋自得，在全世界的新闻镜头前激烈地反驳，怪这298条亡魂不体面地"降落"在住宅区里，或是掉在用于储备饮用水的水库里。然而，还是这一群人，不请自来地抢走了失事飞机上的黑匣子，组织力量把可能揭露肇事者的飞机残骸运送到了俄罗斯，为所欲为地扒下遗体上值钱的物品。不管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不管调查会对他们的这些行为得出什么结论，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起事件是一次大屠杀，是战争罪行，是对乌克兰、荷兰和马来西亚的集体攻击。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难以选择不站在乌克兰总统彼得罗·O·波罗申科(Petro O. Poroshenko)一边——不足为奇的是，在坠机之后的可怕日子里，他显示出了自己在竞选总统时展现过的镇定自若、从容得体的品格和威信——当时，他恳请国际社会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定性为恐怖组织。
    就在悲剧发生几小时之后，波罗申科不带一丝情绪和恨意地发表了讲话，他提醒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说，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Col. Muammar el-Qaddafi)因为涉嫌参与了类似的袭击而被世界各国列入黑名单。那次袭击发生在1988年12月，目标是从苏格兰洛克比上空飞过的泛美PA103航班。我们同样很难不认可他的这番话。
    面对又一起洛克比空难，难道西方各国能做的，仅仅是祈求普京在搜寻遗体时提供"全面合作"，可以"自由而彻底地"进入空难现场吗？
    难道我们没有对这项罪行得出一个合理结论的道德义务？以普京的这些煽动性的、不负责任的政策，他是不配掌握一个大国的总统之职的，因此他对这项罪行负有全责。
    普京还没有同意从乌克兰撤退，从克里米亚撤军就更不可能了。在目前的情势下，法国向俄罗斯交付两艘"米斯特拉尔"级(Mistral-class)战舰的计划，在道义上如何说得过去呢？目前，这两艘战舰正在西部的圣纳泽尔港进行组装。难道我们还想把它们变成驻守在塞瓦斯托波尔市或是敖德萨市外的俄罗斯舰队中坚力量不成？
    目睹欧盟表现得如此怯懦实在让人沮丧。法国想握紧军备合同，这样才能保住海军造船厂里那些他们理应保住的工作岗位。德国，作为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股份工业公司(Gazprom)的业务大户，已经被吓得丧失了自己的战略立场。再说英国，尽管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声明，可是英国也许依然不打算放弃俄罗斯寡头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巨额现金流，那可是伦敦金融城日渐依赖的财源。
    按照欧洲的说法，这就叫慕尼黑精神——也就是绥靖政策。这真是奇耻大辱。

    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是一名哲学家，著有《人面兽心》(Left in Dark Times: A Stand Against the New Barbarism)一书。本文由Steven B. Kennedy从法文翻译为英文。
    翻译：张薇

    【附录】

    世界秩序为何在阿以行不通？

    托马斯·弗里德曼 2014年07月22日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秉持着这样一个主张：研究阿以冲突永远都很有用，因为它之于文明世界中更广泛的战争，就相当于外百老汇之于百老汇。很多剧目诞生于外百老汇，后来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那么，这段日子里，外百老汇上演着怎样的剧目呢？阿以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鸿沟的一个缩影："有序世界"和"无序世界"之间的鸿沟。
    以色列要面对的是身着平民服装的非国家行为者，配备了自制的火箭弹和无人机，混迹在平民中。西奈、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以色列五个边界中的四个都有他们的身影。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剧目中，传统的有序化手段似乎失去了效果。以色列，一个迷你超级大国，用它现代化的空中力量不断打击伊斯兰武装分子在加沙地带形成的乌合​​之众，然而，信心十足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在廉价高科技手段的帮助下，总是能用自制的火箭弹卷土重来，甚至有了一架自制的无人机。昔日你需要与波音公司签订合同才能买到一架无人机。现在，你在加沙就可以自己动手做出来了。
    • 托马斯·L·弗里德曼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托马斯·L·弗里德曼
      该怎么办？首先，如果有序世界中的强大势力——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和欧盟——能够开始更多合作，制止无序世界的扩张，那就太好了。那当然是必要的。但它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不大。如今没有哪个大国想要插手无序世界，因为那样做只会给它们带来账单。而即便大国插手干预，也还是欠缺一些东西。
      在我看来，以色列真正可以削弱哈马斯火箭弹威胁的唯一方法，就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要求哈马斯停止发射火箭弹。当然，通过给加沙地带所有人施加足够多的痛苦，以色列也可以实现停火，但这样的停火从来都不会长久。唯一能实现可持续停火的方式，就是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的温和派巴勒斯坦人合作，在那里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这样一来，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每天早上醒来时，都会对无政府主义的哈马斯说："我们希望拥有约旦河西岸那些亲戚拥有的东西。"唯一可持续的控制力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
      这就是美军打败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简称ISIS）前身的方式，当时是2006到2007年间，圣战者在很大程度上占领了伊拉克安巴尔省。美国和逊尼派穆斯林部落首领结成了同盟；这些首领不喜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被迫嫁给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想再也不能喝威士忌。但是，我们没有仅仅为他们提供装备。对于伊拉克的未来，我们还牵线搭桥，在这些逊尼派部落和伊拉克执政的什叶派总理努里·卡迈勒·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之间促成了一个分享枪支、权力和价值观的协议。这就是2007年时，在伊拉克终结圣战无序状态的方式。
      一等我们离开伊拉克，马利基做了些什么呢？他不再给逊尼派部族民兵发饷了，而且还试图逮捕温和的逊尼派政治人士。马利基没有夯实我们奠定的权力分享基础，而是把它连根拔起。这就是为什么ISIS会趁虚而入。伊拉克逊尼派才不会为马利基政府而战。没有信任，也没有权力分享——也就没有秩序。
      以色列的犹太定居者，已经尽其所能地建立起了更多的定居点，从而破坏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信任，现在他们觉得，以色列永远都不会分享足够多的权力，让约旦河西岸出现一个巴勒斯坦国了。而约旦河西岸那些温和的世俗派巴勒斯坦领导人很少表现出勇气，常常会在关键时刻妥协。因此，对于哈马斯的无政府主义存在，约旦河西岸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替代方式。以色列、巴勒斯坦温和派，还有马利基，他们全都白白浪费了过去几年的安静。马利基和以色列领导人现在坚持表示，要消灭来自激进分子的军事威胁——然后再重建或重新考虑他们自己有份破坏的其他政治替代方案。这是行不通的。
      帕特里克·多尔蒂(Patrick Doherty)曾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一个全新的美国大战略》(A New U.S. Grand Strategy)一文，他认为，如果你看一下传统上美国和其他领导人对无序世界的反应，你就会注意到"控制者、颠覆者"有很多，"但却没有建设者。我们的领导人受到的训练是冷战式的控制策略——又名'危机管理'。所以，我们仅仅在规避风险和维持糟糕的现状上投入精力，这倒也不足为奇。但现在，我们需要我们的领导者成为建设者，需要他们有足够的远见，来塑造一个可持续的国际秩序——并支持地区领导人也在这方面担负起责任。"多尔蒂指出，可控的状况肯定比混乱好。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控制者们在埃及、伊拉克和以色列事务上倾向于采取的控制做法，"在集中力量对付混乱的时候，趋于滞缓和过度。"
      当自上而下的各种老式控制手段日益变得效果不佳，或者代价越来越昂贵的时候（现如今，公众拥有强大力量，科技拥有巨大威力，"成为强人"的方式已经不同于以往），领导者和公众最终将会拥抱一个新的、更具可持续性的秩序来源，这个来源是自下而上的，建立在分享权利、价值观和信任的基础之上。领导力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培养那种秩序。是的，没错。我知道这听起​​来难如登天。但是，当孤立隔绝的加沙人都可以自制无人机的时候，秩序就不再那么容易实现了。

      翻译：土土

      晴朗：“福喜事件”背后的政府责任

      Posted: 24 Jul 2014 09:18 PM PDT

      上海福喜公司


      在当下世界，中国是一个食品安全丑闻和危机不断的超级大国，以致人们对于媒体这方面的任何新闻已经近乎麻木。但是，最近因为上海福喜公司引发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国际知名快餐连锁店的食品安全恐慌，即 "福喜事件",却是一个特例，不断蔓延，出现了已经久违的媒体、消费者和政府一致关注食品安全的"高潮"。

      原因何在？首先，中国消费者对商品安全的心理防线受到重创。在对本土餐馆业的食品安全普遍缺乏信心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几乎视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洋"快餐为食品质量安全的最后屏障。特别是，这些"洋"快餐为城市白领阶层和青少年消费者所偏爱。此次波及的"洋"快餐范围之大，令人吃惊，不仅包括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还有星巴克、汉堡王、宜家、美其美、华莱士、百胜等。一旦"洋"快餐的原料都有了问题和不可信任，意味著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心的进一步瓦解。

      其次，供应商的背景具有冲击力。上海福喜公司并不是中国本土企业，而是美国全资企业，属于美国福喜公司（OSI）。美国福喜集团是成立于1909年，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私人公司，在全球的17个国家拥有50多家食品加工厂，是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及蔬菜加工集团。2013年，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列美国第62位的私人公司，其年收入达59亿美元。福喜公司宗旨是：解决世界食品。福喜公司亚太总部在上海，其中国开展业务已经有22年的历史，在中国约10处设工厂，并在上海、廊坊、广州、昆明、周口等地设立有相关食品公司；在福建、河南等地则设有多个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其中，上海福喜年生产能力差不多25000吨左右。福喜这样的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公司竟然向下游企业提供过期肉，以及发霉发绿小肉排，一个全球顶级食品解决公司的福喜集团的制作流程规格，竟然和一般街边黑作坊相仿，对此，工作人员甚至侃言"过期也吃不死人"，中国消费者不免陷入"情何以堪"状态。

      第三，中国政府的尴尬。常年以来，福喜公司在中国受到政府的特殊信任。2014年，上海福喜还被评为"食品安全生产先进单位（A级）。上海福喜被认为资质工艺成熟可靠，跟踪系统严格，拥有将肉类产品"出口"中国香港、日本的资质。如今，上海福喜公司食品原料质量丑闻曝光，不仅上海市政府需要向市民解释，而且福喜公司在其他各地的工厂，都面临如何检查和监督其食品原料的质量问题的挑战，地方和中央两级食品监督部门，都有一个如何反省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福喜事件"还会继续发酵。作为下游的食品经销商，也必须履行严格的产品检测抽检手续，否则就是失职。所以，所有的"洋"快餐都难以撇清关系，供应商和采购商的责任是不可分割的。但是，说到底，在"福喜事件"面前，最需要拷问的还是各级政府。为什么福喜公司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丑闻，在中国却走到了如此地步？这是政府长期监管不力所致。道理十分简单，因为快餐店没有深入全面检验每一批原料的能力，只能根据经验选择供应商，如果供应商发生质量问题，相关监管部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国，几乎所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都是来自卧底、民间举报，而不是监管部门。此次"福喜事件"依然如此。

      中国有句古话：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一个福喜公司，在中国可以如此不顾及质量，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无疑和大环境有关。如同耐克鞋的质量，著名汽车品牌质量在中国低下一样。如果以此事件作为反美反西方的新借口，一定会适得其反。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高新：为“培养”回良玉江泽民曾煞费苦心

      Posted: 24 Jul 2014 04:04 PM PDT

      图：2000年5月8日，江泽民、回良玉等视察盐城大洋村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提示过当初江泽民在安徽省委的人事安排上为给提拔回良玉开道而"牺牲"掉的干部还不止杨永良一个。
      一九九七年九月,回良玉以安徽省长身份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一同被安排为十五届中央委员。不同的是，安徽土生土长的干部卢荣景到此为止已经是连任三届中央委员了。
      组织部长出身的卢荣景是从一九八七年中升任正省部级的，担任安徽省代省长、省长至一九八八年四月就地升任省委书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回良玉被江泽民安排为安徽省代省长时时任安徽省长傅锡寿被迫让位。
      这位傅锡寿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升任安徽省长的，一九九二年十月被安排为十四届中央委员，但两年后即被迫让位给回良玉。虽然是以"新老交替"的名义，但当时的傅锡寿只有六十三岁，距正省部级干部的离退休年龄还差整整两年。此后的傅锡寿被中组部以"职务补差"的形式给了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的安慰性职务即告老还乡。
      当时在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的人士曾经对笔者回顾说，当年的回良玉到安徽下车伊始便颐指气使，对省府的工作自不待话下，过份的是对省委的党务工作也是随时发号施令，俨然一副"老子（安徽）天下第一"的口气和作派。因为一位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在安徽省府和省委干部大会上宣布回良玉到安徽任职时即已经挑明了"这次安徽省委和省府的调整工作是在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安徽省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位回良玉是地地道道的"钦差"，卢荣景不可能不买他的账，以至于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卢荣景常常都是宣布会议开始后即"动议""请良玉省长先说说看？"
      但是，身为省委书记的卢荣景虽然在省长面前一再唯唯诺诺，也还是未能避免和傅锡寿一样的"未到终点站就提前下车"的命运。回良玉正式"当选"安徽省长整整一年的时间，即一九九六年二月，卢荣景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以省委书记身份兼任省政协主席。
      众所周知，除了象广东那样省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特殊安排以及象新疆那样的"特殊情况"，各省、区的人大主任由同级党委一把手兼任已经是常态化安排，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及此前，省级人大主任一般还是"专职"或者是由一位同级的省委或自治区委副书记兼任。至于省政协主席职务，最近这些年里也都已经是专职，而且担任这一专职的干部也不在同级省委或区委的常委会内占位置了。而在卢荣景担任省委书记期间，省级政协主席要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线职务"，要么是由一位省委副书记兼任，省委一把手没有被兼任省人大主任而是被安排兼任省政协主席，无疑是一种实际政治身份的贬低。
      在一九九七年秋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已经是十三和十四届中央委员的卢荣景被"依惯例"继续名列中央委员，但此时的他在安徽省早已经大权旁落是安徽省委和省府内上上下下都知道的事情。
      十五大开晚后四个月，中组部即向安徽省委宣布由回良玉接任卢荣景的省委书记职务，卢荣景"专任"省政协主席。当时，省政协主席不在省委常委会内占位置的"改革方案"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但因为卢荣景本人是从省委书记位置上改任"专职"省政协主席的，此后在省委常委会里给他留一个省委副书记或者省委常委的位置就不是"暗贬"而是"明贬"了，所以中央组织部干脆把卢荣景彻底逐出省委，连个省委委员也不给他留了。
      就在回良玉刚刚接任安徽省委书记职务一个月後,江泽民即在温家宝、曾庆红等人陪同下前往安徽视察了五天。到安徽后,回良玉和时任南京军区政委方祖歧即陪同江泽民一行,驱车前往二十年前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进而带动全中国农村掀起经济改革大潮的凤阳县小岗村。
      接下来,江泽民又在安徽省党政领导干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主谈扩大和推进农村改革,以及扩大农村基层民主问题。
      有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人士介绍说，江泽民这次安徽视察之前，回良玉已经奉调进京参与了江泽民这份"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会下,江泽民在接见省委省府领导时,特别表扬了回良玉到安徽工作后的表现,表示中央安排他"到安徽这个中国农业改革的发源地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是"选对了人"。江泽民同时还表示在中国农业改革二十周年之际特别安排来到安徽,目的就是要为制定下个世纪全国农业发展的宏图大略,促进全国农业长期稳定发展进行调查研究。
      江泽民的安徽之行结束后,他在安徽的讲话立刻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作为重要学习材料印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当年十二月,中共既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国务院总理朱容基从头至尾没有出席的情况下,由温家宝作开幕报告,江泽民在闭幕时接见全体与会代表并作重要讲话。
      先是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未满六十四岁的前提下,即抢在江泽民到安徽考察之前任命回良玉为省委书记,继而在回良玉陪同江泽民考察之後便筹备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显带有为回良玉在安徽乃至全国范围内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
      江泽民如此力挺回良玉在安徽省境内的一个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整个安徽上上下下没人再敢对回良玉的所做所为那怕是一个小声的质疑，对他的公然违法乱纪行为也没有人敢向上反映。
      从正式接任省委书记到被江泽民安排转任江苏省委书记之间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如果从回良玉一九九五年底到安徽工作并立刻在实际权力上取代了时任省委一把手算起，此人在安徽省一一手遮天的时间整整四年。四年时间里，中国大陆境内的网站上曾贴有文章"揭露"说他"干了一件天大的'德政'，就是把江主席的御妹江泽慧，这位江上青先生的正宗后代，从一个农学院讲师提拔到副省级，为江主席了却了心愿，堵住了江上青亲骨肉的嘴。"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即使从常理推断，自江泽民在一九九二年召开的十四大前后把杨家兄弟赶下台，令自己的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终于有名有实之后，他的妹妹江泽慧的"工作安排"根本就轮不到回良玉关心了，中组部和中央办公厅自然会有人不需要江泽民本人亲自张口便主动"过问"了。查江泽慧的简历，此人在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之后先只是被农业部和安徽省教委从安徽林学院的系党总支书记提拔为享受正处级待遇的副院长。十四大召开之后的一九九三年三月江泽民又把杨尚昆的国家主席职务也抢到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中组部的"拟建议江泽慧同志进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的通知即已经下达，于是，江泽慧由正处级跳升副省部级，被安排为安徽省全国人大副主任，同时兼任安徽省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回良玉到安徽之后如何巴结江泽慧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安徽省委和省府上上下都知道回良玉到安徽之后的第一件"公务"就是到江上青烈士的牺牲地"替总书记上香"的故事。不过，江泽慧在一九九六年初，也就是回良玉到安徽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即被中组部调任国务院林业部（副部长级）党组成员兼国家林科院院长、党委书记。至于外界所传的已经被枪决的著名大贪官之一，前安徽副省长王怀忠曾经向江泽慧进贡四百万人民币的说法，笔者无从判断是真是假，但这位王怀忠生前的最关键领导岗位都是回良玉一手安排的肯定没错。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茉莉：与瑞典国宝“秃鹰诗人”相逢——特朗斯特罗默访问记

      Posted: 24 Jul 2014 05:43 PM PDT


      三月初的斯德哥尔摩已经融雪，海水欢欣地拍打海岸，喧响如同古老的乐曲。正是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笔下描绘的北欧早春风景。


      《梦境跳伞》一书的作者傅正明与特翁交谈

      被誉为瑞典"国宝"的特朗斯特罗默（简称特翁），住在斯德哥尔摩南部的一座旧式公寓的四楼上。这个依山面海的社区比较清静，是瑞典艺术家们聚居的地方。八十三岁的老诗人自1990年中风，右半身瘫痪，说话有语言障碍。从这个公寓的窗户上，可以看到辽远的天空与波罗的海、白色的轮船。这宜人的风景给病残的诗人带来极大的安慰。

      垂垂老矣的诗人坐在客厅里向我们微笑。他白发满头，鼻子高耸，淡蓝色的眼睛温和而镇静。我想起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鹰的形象：一只孤独的秃鹰，在黄昏斜阳中独立绝岗悬崖，它有高飞的羽翼和俯瞰大地的敏锐目光。

       
      ◎       《梦境跳伞》独特的研究角度


      在特翁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前后，我曾在《开放》等港台报刊上发表过三篇文章，向中文读者译介特翁的诗歌。2013年，傅正明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中文评论专著《梦境跳伞——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境界》。去年底，傅正明把该书的内容简介和部分章节译成瑞典文，寄给特翁。

      特翁的太太莫妮卡寄来圣诞卡，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意。莫妮卡说，特翁觉得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他欣赏自己被描绘为半是黑暗半是绿色的诗人。"三月初，我们应莫妮卡之邀登门拜访。

      自五十年代出版第一本诗集，特翁便获得很高的声誉，被公认为是欧洲重要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长期以来，尽管西方文学界有不少关于特翁诗歌的译介，但却有一种翻译丰富、评论贫瘠的现象，少有理论研究专著。

      傅正明撰写评论专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依据瑞典文原文，参考有关研究著作，借鉴色彩诗学、原型批评、诗的神学和东西方比较文化等多种方法，以不同于西方学者和中文译介者的独特眼光，分析诗人以黑色和绿色为两大主调的诗歌境界，追踪他半是基督徒半是禅修者的精神求索。

      这是特翁夫妇很好奇的地方。莫妮卡曾致信傅正明说："你的解读和分析与我们先前读过的非常不同。"这是指傅正明的研究中有着东方佛学的视角。当我们见面时，莫妮卡又代表特翁向傅正明发问："作为一位中国学者，你怎么会对西方文学有这样深入的研究？"我告诉他们，傅正明在北京大学读文学硕士时，其专业是"文艺美学"，他的兴趣又侧重于西方美学，曾翻译过古希腊的文学专著。而欧洲文化之根就在希腊，因此，旅?尤鸬?二十年的傅正明对欧洲文学比较熟悉??


      ◎       莫妮卡曾搜索口袋硬币维持生计
        

      当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享用甜点时，特翁看看我，又看看莫妮卡，笑了起来。我和莫妮卡互相对望，才发现我们不约而同地穿了式样相同的素雅碎花开衫。特翁不时对我们说："Mycket bra! (很好！)"他只能说简单的瑞典文，更复杂的内容需要太太莫妮卡代为表达。

      莫妮卡（右）收藏茉莉（中）译介特翁诗歌的文章
                                       
      热情、优雅而开朗的莫妮卡，原来的职业是护士。在瑞典，有些女性是因为听从内心的召唤，像南丁格尔一样选择了护士这个为他人服务的职业。自1958年和特翁结婚，莫妮卡就成了诗人的第一读者和诗歌批评家。这位护士的文学修养很?灰话?，她常常能发现诗人所不能发现的问????

      特翁夫妇曾长期过着清贫而简朴的生活。据诗人自己回忆，过去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常常捉襟见肘，每到月底工资尚未发下来时，莫妮卡总要搜索全家每一件衣服的口袋，把找到的硬币零钱凑起来购买食物及日用品。然而，他们在精神上却非常富有。

      以前莫妮卡是在背后支持诗人的女人，到1990年秋特翁因脑溢血导致中风，半边瘫痪和失语症，莫妮卡辞职专事照顾特翁。此后她不但要打理家庭的一切事务，还必须走上前台，成为特翁在社会和国际上的代言人。

      和我们对话时，莫妮卡不时靠近特翁，注视他的表情及其手势，解读他的想法，然后向我们转达特翁的观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使这对夫妇"心有灵犀一点通"，莫妮卡总是能够清晰准确地为特翁代言。


       ◎ 喜鹊、茶杯、书柜与蓝房子


      傅正明在和特翁对话中，提到他诗歌中多次出现的一种鸟，瑞典文叫skata，有些中文译者将此鸟译成"喜鹊"。但傅正明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喜鹊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而skata在北欧神话中则是死亡王国女王身边的鸟，是不幸、悲哀、危难和疾病的象征。因此，skata不是喜鹊而是"凶鹊"。

      善解人意的莫妮卡一听，马上就代表特翁表达他们的看法：为了顾及另一种文化的象征意义，译者在翻译skata时，可以改换成另外一种鸟名。傅正明虽然早就觉得此鸟可以译为乌鸦，但还是只添加一个形容词，译为"寒鹊"，同时阐明了它的象征意义。

      莫妮卡给我们泡茶的杯子，是来自中国的明黄色花瓷小杯，她说特翁有时也喝茶。恰好傅正明在其专著中，从禅宗取譬，把特翁诗歌的结构称为"茶杯里的宇宙"，一个看重当下日常生活近乎"茶饭禅"的宇宙。

      作为研究者，傅正明有一个特别的心愿：想看看特翁的书柜。他认为看一个诗人的书柜，最能了解该诗人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和诗歌源流。于是莫妮卡让傅正明在客厅和书房的各个书柜间打量。

      特翁本人有一首题为《书柜》的散文诗。他说书柜是从死者的屋子里弄来的，他放入沉重的新书，如同放进深渊。他想象书柜如一栋大楼，那里挂着死者的肖像。奇妙的是，"一个早晨玻璃内侧结满雾气。死者的肖像在夜间开始呼吸起来"。在特翁的诗歌中有一种"死者的视角"，那些死者大多是二战的牺牲品，傅正明称之为藏传佛教所说的中?跎淼氖咏??阉劳鍪游硪簧??目肌?

      莫妮卡说，特翁更多的藏书放在特翁祖传的蓝房子里，她拿出了一个蓝房子的模型给我们看。蓝房子位于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这座消夏的别墅是特翁的外祖父留下来的。在童年的特翁眼里，做领航员的外祖父是带领人们"穿过岛屿与海水的奇异迷宫"的人。那座蓝房子凝聚着特翁家族的历史与少年的回忆，是诗人的一座精神殿堂。


        ◎       他的灵魂比王维更为广袤深邃 


      由于特翁的诗歌大都舒缓平静，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有一种和谐的关系，不像现代西方诗人那样焦虑与愤怒，因此，他被某些中国诗人称为"瑞典的王维"。中国诗人把特翁视为"纯诗人"，因此热衷于谈论特翁诗歌中奇异而瑰丽的意象，却不太理解特翁诗歌里深邃的政治意义和历史哲学。

      其实，特翁诗歌与中国唐代王维的诗歌只有部分相似的地方，例如，他们所描写的自然风景极富诗情画意，辞秀调雅，但二者形似而神不似。王维虽然在写诗技巧上有很高的成就，但作为隐逸诗人，他在思想上并无太多可取之处。王维消极遁世，有不少阿谀奉承的唱和诗和直接宣扬佛理的作品。

      根据傅正明的分析，特翁虽然像王维一样，也有"中年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的一面，但他始终不是那个"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人。特翁手上的"灼热的石头"，在晚期的诗歌中仍然温热。

      笔者认为，特翁与王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位北欧诗人的灵魂更为广袤深邃。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富于启蒙思想的哲人，他把世界视为一个谜团，立志要"感受它，破译它"。他的诗歌中包含了一些人生重大命题，例如死亡、历史和回忆。

      有瑞典评论家称特翁为一个"缓慢变化中的宇宙"。这个宇宙就像他诗中的参天橡树，"面对九月大海墨绿的要塞/ 伸出宏阔的花冠"。他将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万事万物，例如日月星辰、风雨天地、动物植物，以哲思溶化凝练成钻石般精美的诗歌。


       ◎       他的植物园有奥斯维辛焚尸炉的残砖


       
      获知我们是来自中国1 9 8 9那场血与火的悲剧之后逃出来的流亡者，莫妮卡和特翁深表理解与同情。我告诉他们，特翁最让我感动的一首诗是《关于历史》。在那首诗里，特翁描写阴暗的大楼只有一扇窗户亮着——人们看见德雷福斯的面孔。我说，你的那首诗描绘的也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命运。

      我问他们是否知道，特翁在中国读者中最为人所知的一首诗是《黑色的山》。这首诗在瑞典读者中并不是特别令人注目的，为什么会在八十年代吸引中国读者呢？

      "巴士拐了又一个急弯，挣脱了阴冷的山影
      车头向着太阳呼啸而上
      我们拥挤在车内。独裁者的画像被扔在
      皱巴巴的报纸里。"

      只有我们这些走过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当年阅读此诗时所感受的兴奋之情。那时我们正从黑山的阴影中走出来，把暴君的照片丢弃在废纸里，向着光明奔去。

      我问莫妮卡，特翁本人及其诗歌是否具有政治性，莫妮卡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说特翁整个家族都是关心政治的，在二战时期他们反对纳粹。在回忆录《记忆看着我》中，特翁谈到他青少年时代的"政治"本能是冲着战争和纳粹去的，他用文字表达了对瑞典亲德分子的反感和厌恶。特翁还曾到布拉格的犹太公墓拜谒亡灵。在一次访谈中，他强调说："作为人，绝不能被遣送到一个永恒的奥斯维辛。"

      傅正明在他专著的序诗中致特翁："超现?档闹参镌拔缴?/ 有奥斯维辛焚尸炉的残砖。"他认为，包括米沃什、辛波丝卡和特朗斯特罗默在内的一代欧洲战后诗人，常以无辜牺牲品的视角来回顾历史，观察现实。避免后奥斯维辛写诗的野蛮性，是他们写诗的警号和禁令。特翁的一本诗集题为《为生者和死者》，他为受难的生者和无辜的死者写作的诗歌，是一种精神救赎。

      特翁用左手在傅正明的专著上缓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便告辞了。那位曾经在光芒四射的大海上盘旋的秃鹰，此时安静地蜷曲在客厅沙发里，挥挥左手，目送我们离去。我知道，这是第一次见面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们不愿多打扰这位迟暮老人的安宁。

      中国诗人杜甫曾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而这位瑞典诗人也吟诵道："秃鹰收翅化为一颗星辰。"那么，在夜间星辰闪亮之际，我们会再次相逢。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四月号

      茉莉：长鼻子女巫与瑞典税收

      Posted: 24 Jul 2014 05:45 PM PDT


      一个人多挣了100克朗，却要交纳102克朗的税，其辛勤所得不仅颗粒无收，还要从自家的钱罐里拿出2克朗来送交国库。这是开玩笑吗？不是，这是被称为"万税之国"的瑞典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实。当时瑞典经济爆炸式增长，政府开始建设巨型的福利国家，税率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       倾吐满腹委屈


      瑞典著名的女作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曾是被迫交纳102％高税的纳税人之一。那时林格伦的童话《长袜子皮皮》蜚声世界，卖得红火。作为超高收入者，她必须交纳102％的税，其中包括85％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瑞典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边际税率远高于平均税率），加上法律规定的17％的自我雇用税。在瑞典，作家这种生产者被认为是"自雇者"。



      大笔收入在税后所剩无几，林格伦该怎么办呢？一国的税法属于"人定法"，人定法总是会有各种缺陷与不公平之处。非等闲之辈的"自雇者"林格伦没有抗税，而是在不情不愿地交过税之后，把自己心里的满腹委屈改头换面地倾吐出来。


      ◎       福利大饼形成


      1976      年3月10日，瑞典《快报》刊登了林格伦的一篇讽刺性寓言故事《Pomperipossa i Monismanien》。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叫Pomperipossa 的女巫，她有一个长鼻子，住在一个虚构的王国里。这位后来被称为"童话外婆"的传奇作家，就用她习惯的方式亲切地开始了她的寓言："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寓言中的这个女巫很爱自己的国家，爱这个国家绿色的森林、山脉和湖泊，也很爱住在这个国家里的人。女巫忠实地投票给管理这个国家的智者，她觉得这些智者建成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这里没有穷得没饭吃的人，每个人都能在福利大饼中分到自己的一块。女巫很快乐，因为她所交纳的税款，有助于这块福利大饼的形成。

      女巫说自己只是为了纯粹的娱乐写一些儿童读物而已。（这让我们联想到林格伦当年给患病的小女儿卡琳讲故事，一不小心讲出了一部世界名著《《长袜子皮皮》。）无论西方东方，那些想要找一些生活乐趣的可怜的孩子们都爱读女巫的故事，这样，各色稿费和版税支票就滚滚涌到女巫手中。但管理这个国家的智者聚集在城堡里喝咖啡，并未仔细计算就做出一个荒唐无情的决定：让女巫等高收入的自雇者交纳102％的税。


      ◎       影射财政大臣


      原本数学不好的女巫开始试着计算起来。世界各国寄来的一张张版税支票，就算一年有两百万克朗，但在扣除各种税款之后，她只能剩下五千克朗。女巫想不通，难道自己给孩子们写书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吗，否则为什么要遭受政府如此严厉的经济惩罚？

      女巫把自己要交纳102％的税款的事情告诉一位外国畅销书作家，那人立即就从椅子上摔倒在地下，因为他在自己国家只需交纳13％的税款。还听说爱尔兰对本国的作家爱护有加，根本就不对作家课税。女巫其他的朋友都不相信她的话，不相信这个国家的税收会这样离奇。女巫因此无处找安慰。 

      女巫感到害怕，她哭泣了。怎么办呢？一年只有五千克朗，她就不能吃价格越来越昂贵的咸鲱鱼了。在家里阴暗的角落坐下来，女巫开始琢磨，在荷包羞涩的困境中，她要怎样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她产生了一些离奇古怪的设想：也许她可以像远古时代的穷光蛋一样去抢夺；也许她可以敲开智者家的门，去乞求一盘菜汤；她还可以像那些高收入的医生和律师一样，故意买大房子，欠下巨额债务以避税。然而她尊贵的父母从小就教导说，负债是一件邪恶的事情。心情绝望的女巫只好去看心理医生。

      在作者为女巫设计的各种解决危机的方案中，有一点引起瑞典舆论大哗，即通过买房地产来避税，因为这一点影射了当时的瑞典财政大臣。财政大臣被迫走上前台来解释，他开始轻蔑地指责林格伦对瑞典税收制度无知，到后来，他不得不当众认错，承认林格伦是对的。


      ◎       介入公共生活


      其时瑞典社会民主党已经执政四十年了，林格伦本人就是社民党的忠实支持者，但她的这篇童话是一篇尖锐的檄文，向社民党制订的苛刻税收体制发起了挑战。一篇童话引起了一场关于税收的全民大讨论。那些因忧心税收而晚上睡不着觉的瑞典小企业主，把林格伦视为他们的代言人，电影大师伯格曼等很多瑞典文化人也都出面支持林格伦。这位童话作家大胆介入公共生活，成为一位无与伦比的意见领袖。





      就在林格伦发表这篇童话之后，那一年秋季，长期执政的瑞典?缑竦骋蛭?"福利社会主义"的弊病而陷入危机，在大选中失利，沦为在野党。经过四年的痛苦反思与自我调整，社民党制订了"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才重新赢得大选。林格伦的童话改变了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此后，瑞典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和企业税大幅下降。今天，超高收入者对超额部分大约只须缴纳56%的边际税。


      林格伦的那些刺激而有趣的童话小说，有时会把读者带入神秘而雄伟的北欧森林，那里有凡事爱问"为什么"的矮精灵，也有喷毒火的远古巨龙与巨蟒。作者始终推崇大自然的生命，推崇勇气、正义感和利他主义。她告诉小读者说，在迷雾重重的森林里，能够救你命的不是"害怕"，而是"勇气"。社会生活也如同迷雾森林，志在改善社会的人们，也需要展现出自己的公民勇气。

      －－－－－－－－－－－－－－－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 2013-12-29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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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 26, 2014, 6:11:24 AM7/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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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连科：知识分子自我边缘（附严歌苓：从读书人到写书人）

      Posted: 25 Jul 2014 11:39 PM PDT

      图：阎连科

      有「禁书作家」之称的内地名作家閰连科，前日来港出席论坛并接受媒体采访，多番批判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边缘，不敢为社会问题团结发声，又呼吁当局尽快释放被捕维权律师浦志强。

      56岁的阎连科，带着浓重的河南腔谈笑风生，但一说到浦志强，语气就变得沉重。「我们在一些活动上认识，很希望他能早日出来。」阎坦言，浦案起了寒蝉效应，令很多内地知识分子恐惧。

      中国只容得下一套思想

      他直说，中国最大问题是只容得下一套思想，「允许有人相信马列主义，但也要允许别人不相信。」

      阎连科今年5月获第14届卡夫卡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奖中国人。讽刺的是，其著作多被内地当局列为禁书。是否曾被中宣部「约喝茶」？閰连科一笑置之，强调内地审查制度没想象中严格，实际上富有弹性，包容度愈发提高，倒是知识分子放大了审查。「审查观念来自从小读的课本、父母的灌输，连作家自己也意识不到，变成本能。」

      他指出，怀疑人家，不如先怀疑自己。「别人审查不可怕，自我约束才可怕，一定要解放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有人感叹知识分子已被社会边缘，閰不敢苟同：「他们只是自我边缘，其实可以做很多。」他心痛知识分子已退化到只求「活着」，向现实和体制低头，失去怀疑精神，没胆量发声。「他们被边缘很高兴，有人给他车、给他房。」

      他不满内地知识分子缺乏行动，老是只有一两人表达。「要是有100人站出来共同表达会不一样，比如前几天《中青报》报社门前7个访民因拆迁集体自杀事件，如果一早有100名教授发公开信指出拆迁问题，就不会常有访民自杀。」

      近年，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公知）「网上谈兵」，在微博上活跃发表政见，惟閰连科对此有保留。「微博的力量不比站出来的力量大；微博的威力被高估了，只招聚了一群强词夺理的人，况且百多字也表达不了什么。」

      年轻人活得最没激情

      荒诞，是内地社会的实况，现实让人无奈，民众只好自我麻醉。「欧洲100年的历史被我们浓缩到30年，中国发展速度超出想象，人心堕落也超出我们能掌握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不是一个政策把国家调动起来，而是由人膨胀的欲望推动。」

      阎把这30年形容为爆炸，「我们发展、发达，但无序。」谈到中国的未来，閰坦言没法想象，并感到焦虑不安。

      身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不时接触学生，他形容中国年轻人是「活得最没激情的一代」，躲在书房对着计算机、手机，世界非常小，也不常读书。中港对比，反而港人更爱看书，绝不是文化沙漠。

      阎连科可算是香港常客，2012年曾在浸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对本港秩序印象深刻。被问及对香港「大陆化」的看法，他激动道：「如果你们媒体说香港也有自我审查，那大陆还活不活？」在这位长居北京的禁书作家眼中，香港始终让人羡慕。

      ——信报，撰文：李澄欣

      【附录】

      香港书展| 严歌苓：从读书人到写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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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歌苓：从读书人到写书人
      图文/笪然

      7月18日，三号风球的疾风骤雨丝毫没有减退香港书展的热度。当天傍晚，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现身香港书展，作题为"从读书人到写书人"的演讲。由她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刚刚热映，当日讲座场面格外火爆，逾千人争睹名作家风采。
      读《拜伦传》，让我拥有"铁一般的意志"
      严歌苓说自己很幸运，出身于书香门第，在她的家庭里"读书是一件特别自然的事"。严歌苓的祖父是留美博士，父亲是作家，她的家里"四壁都是书"。四岁时她很自然地打开一本《唐璜》，虽然还不怎么识字，但是书里的插图和爱情故事，让她懵懵懂懂地一头扎进了读书的世界。
      虽然年幼的她还不能完全读懂书中的故事，但只要有趣，她就很感兴趣。她回忆自己当年读《红楼梦》时，"读到宝玉和黛玉就很好看，而那些道士什么的我就不爱看。实在嚼不烂，那就生吞下去好了。"
      而真正对严歌苓的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的阅读，则是在她从军时。12岁时，严歌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五年的从军生涯也就此展开。然而从军之后，军队却面临着文学的断粮。"平常只能读读《毛泽东选集》，闲下来时总觉得缺点什么。"
      严歌苓随即饶有兴致地聊起当年"桃林偷书"的故事。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和战友在桃林后的仓库里发现了很多外国小说和人物传记，由于长期闲置，书本已经发霉变软。然而她和战友却眼前一亮，灵机一动，把书绑在腿上，再用宽大的军裤遮住，一路小跑偷回宿舍里。就此，开始了一场"偷书之旅"。为了掩人耳目，严歌苓还特意将这些"闲书"的封面撕掉，换上了其他的皮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严歌苓接触了对她一生有重要影响的《拜伦传》。在她看来，拜伦拥有"铁一样的意志"，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直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拜伦的坚毅与自律依然激励着她。"这三十多年来，我每一天都会坚持坐在书桌前创作，每一天也都会产生前一天不能预期的故事片段。这种内在的自律，除了部队生活对我的历练，最重要的信仰是源于《拜伦传》。"
      这份来自读书的信仰，让严歌苓拥有了超于常人的执着。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读书时，她坚持一天十四五个小时的阅读，常常坚持把一个作家的作品从第一篇读到最后一篇。"小时候我们只知道甜是好的，长大后吃到苦和辣，才发现苦中作乐，才是一种极致的快乐。"如此执着，也深深影响着严歌苓的写作。
      ■ 读书多了，说不定就成了写书人
      "好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我不会每个都去写。只有当一个故事背后有了超越故事本身的意味，我才会动笔去写。或者当一个故事，我听到很多年之后，却依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老是在想它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有必要把它写下来。我相信，譬如曹雪芹，如果他当初没有看到红楼梦背后有一个形而上的故事，他是不会去写的。"
      严歌苓还提到马尔克斯的《活着为了讲故事》，"马尔克斯所有故事似乎都来源于他生活的小镇。在这本书里，他几乎提到了那个小镇上的每一个人，这些人物经过他的文字处理，最终成为了他的《百年孤独》。作家在读了很多故事之后，才会懂得如何选择题材。"
      严歌苓说，一个人读书多了，说不定就成了写书人。读书让她渐渐明白，作家是如何从原始生活中取材、抽离、提纯，最后形成自己的作品。读书是可以让一个人成为作家的。严歌苓谈及自己的写作历程，坦言最初也是在阅读中不断模仿，直到后来渐渐升华，才形成了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在严歌苓看来，读书本身是个很好的精神功课。不求功利，每天坚持，哪怕只读半个小时，久而久之，个人的气质和素养便会渐渐累积。对于"好书"，她的定义是"你没有想过取得回报的，能沉潜身心的，就是好书。"读书人是自由的，沉浸在书中的时刻，会让人忘却所有的烦恼。"读书是心灵的避难所"，严歌苓如是说。
      但作为写书人，严歌苓也承认，创作者往往又是最脆弱的。她在写作过程中也会遇到极端黑暗的阶段，很多时候会"想撞墙"，觉得整本书都是败笔，觉得自己"江郎才尽"。"每到这样的时刻，我总是会跟我先生一边喝红酒一边哭诉，絮絮叨叨地说我怎么可以写得这么臭。我还会拿出以前的得意之作出来看，比如《白蛇》和《扶桑》，看完之后再全盘否定正在进行的创作。"
      热播电影《归来》的原著小说《陆犯焉识》，在创作过程中同样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严歌苓表示，"这是我花了最大心力去完成的创作，所以写作时也最痛苦。直到编辑催着交稿时，依然有种要烧掉书稿的冲动。"交稿前一天，她又通读了一遍，还是感觉"粮草不足"，于是又苛刻地删除了十万字。
      也许，正是这种"不自信"，激励着严歌苓不断探寻艺术创作的精准与深度，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
      ■ 与影视合作之后，我反倒期待更自由的创作
      "你们觉得《陆犯焉识》能拍电影吗？我自己看是不大可能拍成电影的。四十万字的小说，最后透过一扇小窗户，让人想象经历了什么才有老夫妻一段重逢，这是非常妙的点子。"严歌苓谈及与导演的合作时表示，其实她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抗拍性"。很多非常抽象，非常写意，很难被拍成电影。
      对于早前热议的张艺谋改编作品《归来》，严歌苓笑称原本觉得这部《陆犯焉识》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拍成电影，"但老谋子决定买下这部，最后那三十页是他最感动的"。就这样，从《少女小渔》《天浴》《扶桑》到《金陵十三钗》和《陆犯焉识》，严歌苓的作品被一次又一次地搬上了大银幕，并获得了各界的认可。
      "大概是我写作非常重视视觉，要让人看到形状、颜色，有触感、有气味，所有东西我都要把质感写出来。可能是这一点让导演感觉到，它好像已经在那儿了。"
      当谈及合作最默契的导演，严歌苓不假思索地回答："陈冲"。"跟张艺谋合作，给他写了两三稿，当中保留下来的不是特别多；跟陈凯歌合作，写了七稿，每个版本都能在电影中看见；跟陈冲合作是另外一个极致，基本没有改，都按照我的剧本来。"
      如今，严歌苓大部分作品的电影版权和电视剧版权都被卖出去了。然而，她现在最怀念也最期盼的却是与影视尚未亲密结合的状态。"从容地选择题材、准备题材，一直到从容地写出来。而当下，这种从容正在失去。我准备捍卫我的自由，文学写作的自由。"严歌苓说。
      今年1月，严歌苓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讲述澳门赌徒的故事。另一部讲述高考生情感生活的《老师好美》，也即将出版。"我开始对中国内地当今的生活感兴趣，惊心动魄的故事挺多的。"严歌苓笑谈着，眉眼之间流淌出书卷中沉淀的优雅。
      （笪然，香港大学金融法硕士，微思客"细味"版块编辑。）
      本文转载自"微思客WeThinker"微信公号（wethinker2014）,作者笪然。

      香港书展首开至午夜 政治书成焦点

      VOA 谭嘉琪香港 —
      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25届书展星期三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适逢香港近月出现一浪又一浪的政治风波，目前香港社会人心不稳。今年有关政治和香港本土文化的书籍成为香港书展热卖书籍之列。
      香港今年的书展首次在周末延长开放时间至午夜12时，大会估计会吸引过百万人流。今年有关政治和香港本土文化的书籍比往年更畅销，成为书展的关注点。

      律师张思之2007年11
      香港日前传出有大型书店把店内有关西藏和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的书籍下架。不过，有部分书商仍然力捧这类题材比较敏感的书籍，更有书商一口气推出20本关于香港政治和文化的新书。
      有学者分析，每当人心不稳的时候，社会会出现怀缅过去的情绪，因此这类型的书籍会更受欢迎。在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社会也曾经出现类似的热潮。
      此外，今年香港书展邀请了不少两岸和海外的作家举行座谈会，其中包括有"禁书作家"之称的中国知名作家阎连科、中国著名维权律师张思之、中国作家严歌苓等人。
      香港书展每年都会吸引不少特地来港购买禁书的大陆旅客。外界估计今年书展依然会吸引不少陆客来港购买没有在中国出版的书籍。

      香港书展大开幕 敏感书籍演讲多

      田园书屋来客川流不息，《刘晓波传》海报高悬田园书屋来客川流不息，《刘晓波传》海报高悬
      VOA 丁力
      18.07.2012 11:43
      香港 – 第23届香港书展星期三开幕，预计参观人数会突破百万，包括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一些书商也针对大陆客的兴趣推出敏感书籍和举办讲座。有中国学者表示，被香港人称作中国洗脑教材的东西，其实难以给香港人洗脑。

      今年香港书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七天，主题是"从香港阅读世界－读通世情・书出智慧"，展出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30家参展商的书刊，还有350多场文化活动。上届书展入场人数高达95万，主办方预计这届将再创新高。

      香港书展人多书多，琳琅满目香港书展人多书多，琳琅满目
      *陆客知多少，有人专程到*

      有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也特意赶来，或者在旅游香港期间赶上书展，躬逢其盛。一位过来采访的大陆记者说，大陆媒体来了不少。香港书展被称作两岸四地乃至全球华人读者的文化盛宴。

      为了吸引大陆客，实行门票优待，成人票25港币，但大陆客只要10 港币。有些书商也推出一些香港有而大陆书店没有的书，也就是中国的禁书。

      *禁书海报高挂*

      例如田园书屋大型摊位的高处挂着两幅大海报，一张是新书《鲍彤文集》的封面，另一张是《刘晓波传》的封面。有一位来自大陆采访书展的记者翻看余杰的新书《刘晓波传》，这种书能带回大陆吗？他说，不能，因为这本传记的作者和写作对象都太敏感。

      明镜公司摊位上的中国政治禁书最多。一位大陆读者在那里买了三本书，他也说，这些书只能在香港看，如果带回去，会被海关没收；虽然也有不少人带进去，但那要看运气，看当局查不查。

      明镜公司出版禁书多，读者中有不少大陆客明镜公司出版禁书多，读者中有不少大陆客
      *1908书社，名称呼唤宪政*

      刚起步的1908书社社长墨铎说，取名1908书社，是因为中国在1908年就颁布了宪法。"1908的名字，就是中国第一部宪法，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想起来，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宪法历史。但是现在，中国还是没有行宪政。"

      这个书社在香港的商业闹市、旅游热点——九龙尖沙咀，书店以销售"禁书"为主，针对资讯封闭的中国旅客。墨铎说："我们希望的是，出版书能够真正到大陆人手里边，我们希望成为这样一个中转点，而且不光是卖书。"

      墨铎表示，他们的行动至今没有给他们在大陆惹麻烦。

      *销路最好的题材：薄熙来和政治八卦*

      什么书最好卖，读者最感兴趣呢？这个书店的店长小田说："最感兴趣的书是关于薄熙来那一类的，知名度比较高的，也比较感兴趣。剩下的，我们感觉比较好的，他们可能不太感兴趣吧。"

      小田说，像刘晓波的书，哈维尔的书，书店看好，但是读者的兴趣就不如对政治八卦的兴趣大。

      *共产党警惕读书会*

      那里的一位参观者姓陈，来自广州，他在检查了记者的VOA证件之后，接受了采访，但不肯录音。他在解释为什么不肯录音的时候说，他们有个读书会，已经引起当局注意，因为当年共产党就是由读书会开始的，所以共产党很关注民间读书会。

      这位曾经主修历史的青年说，海外一些谈中国政治的书比较主观，按照自己的观点剪裁事实，不符合自己观点的事实不收录。但他赞成哈佛教授傅高义写的《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

      香港书展展览的中国禁书虽然多，但是所占的比例小。这是因为书籍丰富多彩，市场上有什么需求，这里就有什么书。

      学者资中筠（女）论述人性、文化和制度学者资中筠（女）论述人性、文化和制度
      *红色教材染香港？洗脑之忧是杞忧？*

      书展中也有中国大陆出版的红色主旋律图书。还有香港教育部门委托有的机构编写的有关中国国情的教材参考资料，其中赞扬中国模式和制度，说中国的执政集团进步、无私、团结，而美国实行两党政治，人民受灾。这些说法和教材资料引起香港舆论哗然。很多香港人说这是洗脑。

      在书展第一天开讲的有中国著名国际问题学者资中筠、她谈的是人性、文化和制度。有听众请她评论洗脑问题，她说，香港人和大陆人受到的教育不同，香港长期受法治熏陶，自由度比大陆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会有判断力，没那么容易洗脑。我们当初（被）洗脑的时候是处于一种非常无知，而且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的资中筠说，现在中国已经国际化了，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更高，所以难以被洗脑。

      香港书展：本土文化政治书籍热卖

      香港书展：本土文化政治书籍热卖
      18.07.2013 02:43
      香港 — 香港一年一度的书展在星期三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始，去年不少书商以中国大陆禁书为主打。今年书展政治气氛仍然炽热，不过， 出版商把视线回归本土，瞄准了港人对港府不满的情绪和中港矛盾等港内热点话题，推出大量本土文化和时政书籍。

      为期七天的香港书展在7月17日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上万人前来看书和购书。香港时政书籍成了这届书展的焦点，大小书店都把跟香港一国两制、法治、社运、占领中环等问题有关的书籍放在热卖架上。

      专门出版本土文化和政治书籍的出版社次文化堂表示，有关香港社会议题的书籍非常畅销，而买书的大多是年轻人。

      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说："今年香港的书展必定会以本土意识为主，我发现除了我们家的出版社以外，我环顾一周也是看到出版社出了很多有关香港的书，这是这么多年以来少见的现象，有些原本不做时政书籍的， 他们都出了跟香港本土问题有关的书，这说明了我们很多香港人都很留心和关注我们本身的问题。"

      去年的书展，大量大陆的禁书在香港书展亮相，虽然今年还是有不少书商出售禁书，也有不少大陆人专门来港购买禁书，但声势被本土意识的书籍压倒 。有分析人士指出，本土意识书籍大卖反映港人民情和诉求，而本土意识弹起，是跟近年中港矛盾、一国两制、占领中环、普选等社会议题有关。

      胡少江：习近平要当“道德警察”

      Posted: 25 Jul 2014 11:47 PM PDT

      几天前，中央执政党的组织部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的名称是"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干部继承和弘扬传统美德，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防止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中央组织部是主管干部升迁的权力部门，现在热心充当中国的道德警察的角色。

      共产党多年镇压人民的历史已经证明，单是依靠武力镇压和媒体控制无法阻挡人们的不满和反抗，而且这样做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正因为如此，它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武装警察来抓捕政治上的反对派和通过宣传警察来封锁所有它不喜欢的新闻，而是希望进一步地充当道德警察，把中国人的思想和道德也一并控制起来，从而将人民的不满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中国的执政党大概以为，由于他的权力无边，它可以制造一个神奇的"道德磨具"，然后将全中国人的脑髓都通过这个磨具铸造一遍，这样一来，全中国的思想和行为都与执政党领袖的愿望一致了，这个党的统治就会"万万岁"了。这是何等的无知和狂妄。统治者这样的无知和狂妄，是制造古往今来世界上许许多多悲剧的重要原因。

      从中国来看，这种狂妄并非始于习近平治下的现统治集团，毛泽东就曾经这样做过，为了达到目的，毛在晚年还发动了一场为期十年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华大地搅得七荤八素，但是他依然没有能够成功。毛泽东不仅没有成功，最后还将自己的老婆也陪了进去。毛且如此，权力和威望远不及毛泽东的习近平更不会成功。

      这首先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控制住人们的思想。以政治的名义来控制不会成功，以道德的名义来控制也不会成功。因为政治是利益的体现，控制者和被控制著的利益天然对立，当然他们的政治立场会不同。以道德的名义来控制更是笑话，因为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别人思想是最不道德的事情。这些人自己不受任何制约，却一心想控制别人，这种人谈道德就如同娼妇大谈贞节，听起来令人恶心。

      中国的执政党这些年来以为自己掌握了一个法宝，那就是凡事先分"中国的"和"西方的"，然后再摆出一副维护"国粹"的卫道士架势，以此招来那些或是别有用心、或是脑残的"爱国贼"大喊大叫一番，然后就自欺欺人地得胜回朝。这次也不例外，公然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防止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的口号。

      不知道在"清华大学博士"习近平的词典里"西方的道德价值"是什么东西？"中国的道德价值"又是什么东西？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人类健康的道德价值应该是共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爱"等等这些最基础的价值，在东方哲人和西方哲人的经典中都可以找到依据；最没有道德的专制主义者在东西方同样令人厌恶。

      西方人要吃饭、如厕、穿衣、做爱，难道中国人就不需要这些？西方人要现代物质文明，中国人就不应该或者没有资格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为什么在这些方面的追求不分"中西"，而在道德、人的权力、政治文明等方面就如此的决然不同？这种骗术，只有弱智者才想得出来，也只能骗骗弱智者。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部下发这个新的文件，除了说明它和它的老板的弱智之外，还能有别的效果吗？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RFA

      王丹：习近平踢到铁板

      Posted: 25 Jul 2014 11:09 PM PDT

      习近平：好球还是臭球？



      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内对外，展现的都是一副强硬的姿态。强硬有两种，一种是有底气的强硬，强硬者对强硬的后果有清晰的把握；另一种是没有底气的强硬，这样的人通常是为了强硬而强硬，或者说被迫强硬，那自然对后果也不是那麼清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样的强硬，与其说是姿态，不如说是壮胆，希望可以吓住对方。习近平，就是后者。

      立场强硬，即使就后者而言，也不失为一种策略。问题在於，如果没有吓住对方怎麼办？这一点，才是对领导者最大的考验。而对於习近平来说，这样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因为最近，他的对外的强硬路线就踢到了铁板。

      7月15日，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提前结束了在南海西沙海域的钻探作业。这个钻井平台的建立，曾经引发中国与越南之间的严重外交纠纷，并直接导致了越南排华事件，很多台商也受到牵连。现在平台的撤离，算是中方为缓解在南海问题上与越南，菲律宾，以及背后的美国逐渐加深的矛盾，而做出的让步。

      当然，按照中共的本性和惯例，它是不会承认这是让步的。中方人士表示，提前结束981钻井平台的作业，是因为7月下旬开始进入台风季节，要"确保人员和设备安全"，"与任何外部因素无关"；可是仅仅一个月前，6月16日的《中国能源报》曾经报导说，981平台是为开发南海而订制的，"首次采用南海200年一遇的风浪参数对平台的总强度和稳定性进行校核，平台可以在南海恶劣的海况条件下高效安全作业"，据说可以抵御15级台风。这对於中国外交部的说法，简直就是神打脸。好在中国政府的脸皮一贯厚实，对於外界的吐槽和嘲笑，完全假装没有看到，倒也怡然自得。

      其实事实很清楚：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外交上，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导致与週边国家的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虽然不至於发生战争，同时也向国内民众成功展示了新政权的新形象，但是低估了国际事务的复杂度，也高估了中国升高对抗的能力。这样的强硬对抗，得到了不仅是週边国家对中国的恶劣观感，更得不偿失的是，不仅日本找到了借口，解禁了集体防卫权，而且美国趁机重返亚洲扩张自己的势力，并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中国今天的实力，当然还没有到与美国一较高下的程度，习近平别无选择，只有黯然退让，算是结结实实地踢到了一块铁板。这次在南海的外交较量，中共到目前为止既丢了面子丢了里子，充分表现了习近平在外交领域的急躁盲动的"愤青"风格，也可以看到他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显然还有待加强。这一次退让，要如何延续他自己的立场和风格，要如何安抚军队内部的鹰派，都是他给自己找的麻烦。

      回来说到强硬的问题。作为一个后极权国家，中共挟持国家机器，对内强硬，一贯是无往而不胜的；但是如果以为到了国际社会，照样还是可以一招走天下，就太自以为是了。说穿了，中共其实就是典型的"窝里横"，欺负自己的人民很在行；面对外人，就傻眼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Jul 29, 2014, 6:03:59 AM7/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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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伟：十三大前，赵紫阳与“左”斗智斗勇——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二

      Posted: 29 Jul 2014 01:11 AM PDT

      图：1986年12月27日，胡乔木（前中），王震（左三）、薄一波（右三）、宋任穷（左二），邓力群（右二）等合影

      2014年07月28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二篇。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表示了邓小平心目中，十三大上总书记这个职务，非赵莫属。但是，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中，还有另外一派与邓小平格格不入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以陈云为首的保守老人集团。
      邓陈矛盾由来已久，虽然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了上风，但是陈派仍然有着巨大影响，在胡耀邦辞职以后，他们属意的总书记人选是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邓力群当时是党内左的势力在前台的领军人物，得到党内保守元老的青睐睐。那段时间，以强硬保守派著称的政治元老王震就利用他的身份四处活动，到处打招呼，拉赞助，提出要邓力群在十三大上做总书记。甚至当着赵紫阳的面，他就直接说，你最好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力群每有困难或不便讲的话，常常让王震出来。大约在1987年夏季，叶选宁（中共元老叶剑英之子，后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打电话给我，说王震想找我谈一次话，于是我就去了王家。王震劝我说，你不要接任总书记，国务院的工作很多，离不开你，书记处的事不多，可让姚依林去搞就行了。谈话时叶选宁在场。我当时因为也不想任总书记，所以就请王震去说服邓小平。后来有人告诉我，王震实际上在积极活动，想要推邓力群当总书记。所以许多人担心，要我无论如何不要把位子让给邓力群，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
      1995年，赵紫阳接受新华社资深记者，历史学家杨继绳采访时说："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
      赵紫阳这话说得不错。当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力群发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铺天盖地的袭来的时候，能成为改革开放中流砥柱的，只有赵紫阳了。自从1987年1月担任了代理总书记以后，他就抓住一切机会，利用所能利用的各种场合，给这场反"自由化"划框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迅速取代了胡耀邦，成为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一干左派们的新的政治对手。在左派们的疯狂打压面前，虽然赵紫阳独木难支，不得不暂时退却，在一些场合也讲一些反"自由化"的话，但是他讲的目的，在于限制。得到邓小平支持的1987年的"5.13"讲话（"5.13"讲话主要批评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并讲到了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反对僵化的观点），就是他这种"跪着造反"的典型范例。这个讲话给了左派们想用反自由化阻挡改革开放的企图以致命一击，使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为中共十三大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
      在当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种政治高压下，前面已经拿下了一位总书记，赵紫阳为什么还能如此大胆，敢于顶着这场政治风暴，公开地和左派们寸土必争？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来自他对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另方面，也来自他对邓小平立场和态度的准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赵紫阳正是准确地把握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他才在反"自由化"的大潮中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敢于顶风大讲改革开放，敢于用改革开放来限制反"自由化"。
      从邓小平方面说来，他之所以要支持赵紫阳限制反"自由化"，原因也同样是如此。在赵紫阳发表"5.13"讲话的20多年后，时任中央政改办负责人的鲍彤在同笔者谈到这个讲话时曾说："碰到两个基本点相互冲突的时候，邓坚最后要坚持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当四项基本原则要把改革搞掉的时候，他又认为不行了，还是要搞改革。邓小平是真正要搞"两个基本点"的。他为什么同意紫阳作5·13讲话？那是因为邓小平看到，耀邦下台后再继续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改革开放就搞不下去了。所以他同意紫阳说的，现在大气候变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再继续反下去，那就要影响你的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了。9月份就要开始十三大，当时已经是5月份，离9月份只有四个月了，再搞下去三大还能开成一个什么会？那不成了反自由化的大会了？所以当紫阳提出，要把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邓小平立刻就同意了，这才有了紫阳在"5.13"那扭转乾坤的一举"。
      1987年下半年的6－9月，在中央高层，有关十三大的筹备、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和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由于赵紫阳作了"5.13"讲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得到了扼制，整个党内和社会上的舆论环境也开始向改革开放方面扭转。7月1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重新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开始在新闻媒体上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关于经济、政治改革的宣传文章逐步多了起来。从表面上看，一个有利于十三大召开的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正在形成。
      但是，党内的左派势力们并没有因为十三大的临近，而放弃他们企图用反"自由化"阻止改革的脚步、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通过的努力。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谈到过一件事情。1987年夏天的一天，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给赵紫阳转来一封北京市副市长王大明的信，反映中宣部的一些局长得知邓小平讲，今后主要是反左，情绪很不正常，说了不少出格的话，什么"要坚持顶住呀！"，"现在胜负未分呀！"等等。赵紫阳明白，反"自由化"这件事情并没有完。这些左派们还不甘心，而是在窥探时机，时刻准备掀起更大的风浪。7月11日，赵紫阳找来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常务副部长王维澄，根据这封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赵紫阳说，中宣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听到邓小平讲反左是主要的，就觉得大势不好，如丧考妣。你们这种状态如何能正确宣传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呢？赵紫阳要他们切实负责转变中宣部这种立场。但他俩当场毫无悔改表示，只推说他们完全不知道此事。
      赵紫阳知道，中宣部这种状态的根子，不在于两个部长，而在于主管中宣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当时距离十三大的召开只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赵紫阳认为，要为十三大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政策在大会上得到顺利通过，就必须扭转目前改革开放舆论宣传方面的不力局面，解决党的主管宣传理论工作部门与中央唱对台戏、打横炮、使反劲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解决高层人事上入手。为此，在那几个月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做了三件事：
      第一，改变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接管。
      早在1987年3月间，赵紫阳就曾向小平提议，调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主持意识形态的工作，得到邓的同意。赵紫阳的目的是"掺沙子"，理由是，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增加一个人，就会听到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管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下面情况可以反映上来，不会像完全由一个人管那样，下面意见反映不上来，我们的意见也贯彻不下去。但是事情到了陈云那里，陈表示不同意，认为宣传工作还是由邓力群一人管为好，否定了赵的意见。
      随着十三大的临近，赵紫阳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他正式向邓小平建议，十三大邓力群可以进政治局，给他一个说话、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负责思想战线方面的工作。这件事正酝酿的时候，党内的老同志李锐（50年代曾任水电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秘书，1959年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批判，1979年平反，后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具体写这封信的时间不详），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时期生活作风和道德方面的问题（编者按：李锐信中讲的邓力群生活作风和道德问题，是1940年代整风时，李锐被隔离审查。作为整风工作人员的邓力群借机和李锐的妻子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揭发出来后，受到杨尚昆主持的党内会议的批评），认为象他这样品质不好而又保守僵化的人，不应当负责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李锐还附上了当年杨尚昆主持党小组会批评邓力群时的原始记录。李锐亲自把这封信送给鲍彤转给了赵紫阳。李锐在信中还说，"最近听说，还有人在活动他进政治局当总书记，这就更加令人担忧无已，寝食不安。我一直认为，邓力群是中央改革开放方针的反对派，十三大后，决不能让他留在中央领导班子之内。这样可以使党在前进的道路上除掉一块绊脚石，去掉一个隐患。"赵紫阳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阅后划了个圈，批了三条：一、旧事不重提；二、不再主管思想宣传；三、可做政治局(候补)。胡启立后来向李锐传达邓小平这个批示，但只传达了前两条。（第三条涉及十三大人事安排，在档案未公开前不能外传。本文也不便于进行说明。）
      阻挡邓力群当总书记的当然不仅仅是李锐这封信。邓小平对邓力群一直印象不佳，他担心邓力群当总书记后，否定改革开放。恐怕这也是邓小平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李锐信上的批示被送给了陈云、李先念传阅。陈云和李先念对邓小平的做法都有所保留，在批语中都说邓力群的好话，李先念说，"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但他们也不便正面反对邓小平不要邓力群继续主管宣传工作的批示，所以这件事就算是在老人们那里通过了。
      后来鲍彤对这件事情有过一段回忆，他说，1987年7月7日邓小平会见中央五人小组（指胡耀邦辞职后中央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临时领导机构，由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组成）之后，"启立找我说：'小平同志说，邓力群的形象太坏。'这大概是小平的原话。启立告诉我：'小平说，以后宣传工作，不要邓力群管了，由启立管。'他说：'我一个人怎么管啊？我要成立个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于是，胡启立就提了个名单，他说：'我要找两个人帮忙，一个是鲍彤，一个是陈俊生，这两个人是帮得上忙的。'这样，就成立了一个中央宣传思想理论工作领导小组。"
      9月14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赵紫阳宣布，由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成立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由胡启立任组长，成员有鲍彤（中央政改办负责人）、陈俊生（国务院秘书长）、王忍之（中宣部长）、温家宝（中央办公厅主任）、钱李仁（人民日报社社长）等。十三大后，这个小组又增加了一个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
      第二，撤消邓力群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批反对改革开放的秀才，他们是邓力群手下左派势力的中坚力量。
      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由于邓力群对改革开放的对立态度，中央书记处就曾经以调整工作分工的名义，决定邓力群只分管意识形态，不再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这个职务交由王兆国担任，并就此电报的形式向各省市发了通知。哪知道会后邓力群向陈云汇报发牢骚，陈云震怒，给胡耀邦打电话说，"这事不能这么干吧！"结果，书记处的决定被推翻，通知收回，邓力群仍任原职。
      一年多前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这次还要做。赵紫阳认为，邓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论工作以后，由他任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也应该撤销，这样可以使其彻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论界的组织基础。为此，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了撤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建议，理由是十三大后中央书记处不再起决策作用，而是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办事机构，其下面不宜再设一个政策研究部门。邓小平表示支持。
      在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家里召见的中央五人小组会上，还确定由邓力群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因为这个研究室在邓力群主持下，长期以来制造怀疑改革开放的舆论并散布这种情绪。邓小平在会上还说，十三大还要邓力群担任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先是在李锐的信上批示以同意邓力群十三大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条件，换取其不再主管宣传工作；后来因要换取他同意撤销其任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便在原有的"候补"基础上同意邓力群十三大做政治局正式委员。邓小平在处理邓力群问题上，态度确实有变化，说穿了，是个策略。）
      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在当时的中组部长宋平的帮助下，邓力群对研究室的骨干都一一做了妥善安置，其中一个主要的去向，就是中组部新成立的党建研究所。按照邓力群的说法，书记处研究室的撤销帮了他的忙。1989年之后，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如果一直在研究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撤销《红旗》杂志。
      《红旗》杂志，同样是左派势力的大本营。当年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所有中央媒体都参加了讨论，唯有《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按照汪东兴的意见，按兵不动。后来邓小平批评说，不卷入就是卷入，意指《红旗》站到了"两个凡是"一边。熊复由此检讨，被胡耀邦保护过关。但在此后的改革开放中，熊复和他的《红旗》始终不改其左的面目，在反"自由化"是更是一马争先。为此，赵紫阳认为，《红旗》杂志不能再保留。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向邓小平提出了撤销《红旗》杂志的建议，邓表示支持。
      《红旗》的撤销，没有像书记处研究室那样立竿见影，而是采取了分几步走的方式，前后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1987年8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红旗〉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的请示》，宣布《红旗》总编辑熊复辞职，一副总编和一顾问同时被免职，杂志社的工作暂由副总编辑苏星主持。
      １２月２３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红旗》杂志问题。会上胡启立传达了１２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关《红旗》的决定：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１９８８年１月５日，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的实施方案》报中央书记处。１２日经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
      这期间，胡启立到杂志社讲了一次话，他说，从中央来说，继续办中央一级权威性的理论刊物，而且叫《红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声音，有权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讨论，很难发表不同意见，有顾虑。放在中央党校，作为重要理论阵地，更便于理论探讨。"
      1988年5月30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创办<求是>和撤销<红旗>杂志社的决定》，1988年6月16日，《红旗》出版了最后一期；7月1日，挂在中央党校名下的《求是》创刊，邓小平题写了刊名。
      后来有人说，《求是》杂志前身是创刊于1958年的《红旗》，这是没有根据的。虽然两个单位人员未变、都在一个地方办公，但是1988年《红旗》明确宣布停刊后，《求是》才宣布创刊的，不存在前者改名为后者的历史事实。
      中共十三大前党内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博弈，从十三大最终开成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提上全党日程这个结果看，是赵紫阳取得了上风。当然，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赵紫阳是完全无法取胜的。他胜就胜在了他掌握了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精髓。虽然在20个月以后，他在处理学潮问题上仍然不免与邓小平摊牌，成为党内保守势力的又一个牺牲品，但是赵紫阳在1987年一力扭转反"自由化"的狂澜，为党的十三大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所做出的种种艰苦努力，仍然不失为中共党的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应当为岁月所磨灭。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

      吴伟：政改总体设想艰难过关——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一

      Posted: 29 Jul 2014 01:05 AM PDT

      图：胡启立

      2014年07月21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一篇。

      从1986年10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正式开始时起，红墙内的研讨就规定了严格的"政治纪律"：保密。
      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也可以理解。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党、政及各种社会组织方方面面的结构、权力和利益调整，涉及几千万党员、几百万干部的认识、观念和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也涉及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要求和期盼能否得到满足、在什么程度上得到满足。作为执政党研究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班子，在研究中涉及到各种意见、观点及对策措施，在没有由中央正式决策之前都是未定的，都在不断变化、取舍之中。如果不慎泄露出去，之后又发生变化，在党内和社会上就有可能引起震动，甚至引起轩然大波，直接影响国内政治的稳定。此间研究的东西，已经不是个人的学术研究，而是未来的执政党和国家的政策走向。在中央未有作出决策之前，参加研讨的人确实不宜进行公开和宣传。
      到了1987年的4、5月间，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工作已经比较深入，中央研讨小组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改革的目标、重点和许多具体措施大体明朗化了。这就为适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提供了基本条件。特别是在此时，距离党的十三大的召开的时间已不足半年，进行了几个月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已经使改革舆论被完全压制。如果此时再不在党内外、特别是在高层干部当中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适当的宣传，让党内外了解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造成一种支持改革的大环境，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在党的十三大上能否获得大多数代表的支持，能否得到全党的支持和顺利通过，都会成为问题。
      1987年4月11日，中央政改研讨小组成员胡启立在中央党校研讨小组发的简报上看到，有好几个省的副省长在座谈会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下点毛毛雨。他随即打电话给他随即打电话给时任中央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的鲍彤 ，建议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形式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胡启立说，该下点毛毛雨了，不然弄不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在十三大上可能通不过。
      4月13日晚，中央政改办召集全体会议，讨论如何落实胡启立的这个想法。鲍彤首先发言，表示赞成胡启立的意见，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全党需要有一定的认识基础，要有思想准备，以免认识不一致，将来方案通不过。他举例说，这次全国人大（指1987年3月的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企业法，中央提出在国营企业全面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原有体制下，中共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许多人大代表反对，一定要在企业实行"党的领导"，结果搁置了。这就是缺乏认识基础。
      政改办工作人员全都赞成胡启立和鲍彤的意见。政改办成员黄海反映，修改党章小组在研讨过程中，找了经委和民政部等座谈，发现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认识不一致。阻力不光是认识不清，还有利益问题，现在只有小平、紫阳两个人讲政治体制改革。
      政改办成员孙方明说，一是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宣传，可以考虑搞一个宣传材料；二是选择一定时机，组织各省委和已经选出的党代会代表学习小平1980年的讲话（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现在最迫切的，是如何提高党代会的2000个代表的认识。适当时候，可以把十三大报告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十三大代表。
      陈小鲁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来自党内，如党的干部层，特别是改革当中将要涉及到的人。我们主要的工作对象是这一批人。赞成把邓小平《论政治体制改革》（政改办正在摘编的关于邓小平谈政治改革的言论集）的材料发下去，也可以把中央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给中央常委的报告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张伟强调，要重新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子树起来，鼓起大家的信心，他反映，上海一些干部听到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时说，许多不是批判了吗？一些人认为，是国务院在领导政治改革，搞党政分开，是要争权。看来在反对"自由化"运动中，许多本来已经弄清楚的东西又混乱了。
      鲍彤在会议最后说：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提高认识，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奠定改革的思想基础非常重要。一则，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改革与传统观念有非常大的变动，这一段有人批自由化批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头上，甚至批到了小平头上，可见承受能力不强；二则，小平已经讲了、定了，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十三大的重要内容，如果十三大提出来，而党员干部中没有思想准备，弄起一场争论，极为不利，国际、国内影响不好。
      鲍彤说，进行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重要的是选择时机，不可能过早，不应该过晚，两个条件决定了不可能过早，一是现在正在反"自由化"，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冲淡反自由化，破坏中央的部署？二是我们自己的准备工作到了什么程度，现在能够拿出来方案吗？但是也不能够过晚，十三大是十月份开，最少要提前两个月，考虑在七月的北戴河讨论，最晚在8月就应该用很大力量做宣传工作。两个月时间很短，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教育。
      鲍彤认为，中心应该是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改革思想。要准备搞三个东西：一个是重新发表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二是搞个宣传提纲；三是编辑《邓小平论政治体制改革》，并公开出版。争取在十三大前两个半月前出来。建议七一重新发表邓小平"8.18讲话"，同时发一篇社论。
      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了著名的"5.13讲话" （参见本系列稿件之十）。此后，整个国内的政治气候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被果断刹车，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开始逐步恢复。在这一背景下，5月14日，陈一谘（时任中央政改办日常工作主持人）召集政改办各组负责人开会，研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问题。会上确定了六个方面的选题，全室研究人员据此自行选择撰写文章的题目，由黄海负责统一协调。要求在6月份内拿出稿子，排定公开发表的媒体和时间。
      经邓小平同意，《人民日报》准备在7月1日重新发表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并同时配发社论，由此开始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提上日程。《人民日报》评论员、当时在中央政改办工作的吴国光承担了这篇社论的起草工作。
      6月20日，鲍彤看了社论的第一稿后，与吴国光谈了他的看法。他主张以强调制度改革为社论的主要内容。鲍彤说，小平的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社论就以根本问题是领导制度问题为题，谈政治体制是国家制度建设的根本。鲍彤说，邓小平这个讲话抓住了关键、抓住了中心，即制度问题更根本、更长远，现在进行以领导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如果把制度问题解决好了，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有了希望。
      198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及其他各大报刊重新发表了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这次发表时，还恢复了第一次公开发表时删掉的关于赞成在国有企业推行"厂长负责制"的一大段内容 。
      配合这篇讲话的重新发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鲍彤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时，加入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是赵紫阳在"5.13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来的，社论中再次进行了强调。
      1987年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讨论十三大报告第三稿。会上赵紫阳提出，近期要在全党范围内找100个人，坐下来修改十三大报告，在这个百人会议期间的8月25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专门邀请了参会的地方和企业干部开了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在中南海152会议室举行，由鲍彤主持。
      会上，鲍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做了说明。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一样，作为基本概念是提出来了，但调子不敢唱得很高，因为，高度民主不是近期所能达到的。很难设想，初级阶段能有高度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越发展，民主就越发展。而且民主与稳定、民主与效率有一定的矛盾，按照小平同志讲的，现在是以活力、效率、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主要目标，与经济改革同步，与民主发展相配合，逐步完善起来。
      对于党政分开问题，鲍彤说，党的作用和党委作用，党的领导和党委领导，是不是一回事？不是。党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说并不是每级党委、每个党委书记都应该是领导。如果层层讲领导，就形不成统一领导。十二大讲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组织这三个领导，这个提法较之文革时期的一元化领导是进步了，但这三个领导的说法在老祖宗那里查不到出处。思想领导对党员还可以，但对群众你就不能强迫。政治领导最初是列宁讲的，后来小平也讲。政治领导，应该集中于中央。当然省一级也有具体情况，怎么做还要研究。
      鲍彤说，党政分开在十三大后中央要做，机构改革七届人大会后中央也要做。地方有个创造条件的问题，但也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边能够干的下边就要干，这对于增强基层活力有利。这两方面的工作争取奠定一个大格局，其他方面工作的完善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是开个头。美国文官制度搞了七、八十年，我们有20年能搞成就不错了。要奠定大格局，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活力、效率、积极性的基础上，推动民主的发展。现在只是明确个方向。
      1987年9月19日上午，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了政改办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一个半月之前的7月底，赵紫阳已将这个文件稿报送给邓小平审阅过。邓看后亲自告诉赵紫阳："同意这个总体设想"。此后，中央政改办又根据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的意见，对这个文件做了个别修改。
      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列席的领导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作了一番总的评价。薄一波认为比较适当，也相当高，但是写上的都是能执行的，看来是可以的。他说党政分开要坚定不移。要逐步分开，但也不能绝对化。不搞一元化也不搞两元化，政府的事党就不直接管了。他说，小平最近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表达的很好。
      彭真说，赞成这个文件，党政工作必须分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战争时期到建国初期，我们就是党政不分。国务院发文要中央批，这是战争环境的产物，现在必须改。现在有政权机关，社会组织，再管多了就是种了人家的地。非党政分开不可。听说有些党委书记思想抵触。我看今后党的工作多得很，工人阶级先锋队，忠实代表，领导核心，内政外交，作用一点不低。现在问题是包办代替，并没有真正成为核心。有一种错误观念，似乎批了条子才算是有权。党政分开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不要包办代替。谁做好上面写的这几条，我给他作揖。
      习仲勋说，党政分开是历史转折，不分开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万里强调，书记应该是团结的核心，地方党委不强，什么事也办不成，赵紫阳解释，现在强调分开，准备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实现，加强与分开两个方面，现在要强调分开，"一把手"的说法以后也不再提。
      列席会议的中纪委常务书记王鹤寿却认为，现在文件中对加强党的领导强调不够。对于文件中提到的加强司法独立性问题，薄一波说，法官、检察官的地位要提高，不能成为党委的附属物。彭真强调，上下级法院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乔石说，法院院长、检察长现在都是安排性职务，这不行。要配备强有力的干部。王震提出，现在社会秩序很差，要加强法制教育、公民有守法的义务。
      关于机构改革问题，赵紫阳说，十三大后马上要动手，七届人大的部门设置以及部长任命就要按这个来。富余人员的处理可以稍微放后一点。胡启立说，机构改革震动很大，中央与省要分个先后，不要一起动，免得影响工作。彭真建议，十三大报告中，不要讲机构精简，精简这个说法信誉不好，每次精简都不成功。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原则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其提交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9月27日，邓小平在总体设想稿上批示:"完全赞成"。
      1987年10月14日，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举行预备会议，会期5天，主要日程是分组讨论十三大报告稿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两个文件。14日下午，赵紫阳在小组召集人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党政分开》的讲话，并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作了说明。这个讲话稿，是鲍彤和中央政改办事先起草的。
      赵紫阳在讲话中指出，从50年代后期起，一直是强调党委对企、事业单位的一元化领导，甚至把是否承认这种体制作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之一。每搞一次运动，这种体制就强化一次，以致使党委包揽了许多行政事务，并且相应地建立了相当庞大的办事机构，配备了许多脱产干部。从一元化领导到党政分开，这个弯子是拐得相当大的。对此，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讲话强调，现在提出的党政分开，这是我们党的领导体制的一大改革。讲话还对党政分开的好处和意义作了说明。
      10月18日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据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讨论的政改办同事反映，讨论的气氛让人能感觉到与前三天里讨论十三大报告稿时有明显不同。大家严肃冷静，气氛凝重，比讨论报告稿时要明显谨慎许多。
      讨论总体设想总共只有一天时间。但会后根据中委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总体设想共修改了25处，主要有，在开始部分加讲一段政改的意义；近期目标，加一句逐步完善的意思；党政分开的原则部分有个别修改；撤销党组问题上，提出公、检、法可暂时保留一段时间；党的建设方面，十三大实行常任制条件还不具备，可分步实行，代表人数问题可以不讲；人事制度改革方面，退休制度改革方面有修改；社会主义民主部分的标题，改成"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制度"，并加入人大工作监督的内容；允许组织新党的口子不能开，删除；政治体制改革原则部分，建议增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党作表率、管住干部、强调纪律等几条。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正式举行。会后的公报在提到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时分别用了这样的措辞："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一致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前者是"讨论并通过"，而后者则是"讨论并原则同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按照原来计划，《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也是要和十三大报告稿一样，提请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后来了解到，由于预备会议讨论时对总体设想有不同意见的人较多，赵紫阳担心正式表决时出岔子，又考虑到这个文件会后并不准备公开，实施进程也是由中央掌握，择机出台，遂提出，不将这个文件付诸全会表决。所以公报中才用了"原则同意"的说法，而不是"原则通过"。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中文网

      李兆富：上海福喜事隐含政治意识形态对抗

      Posted: 29 Jul 2014 01:13 AM PDT

      话说上海福喜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对快餐连锁店有戒心，尤其在香港，我见到很多美资快餐连锁店都突然少了人排队。事实上若不是因为此事，大家都可能不知道，原来快餐业背后有一个如此庞大的食品加工业，我亦因此事才开始研究上海福喜是甚么一回事。

      原来福喜集团的母公司是一间位于美国芝加哥名叫「OSI Group」的企业，且已有一百年历史，在全球四十个国家均有运作。我从这企业的网站发现﹐他们讲求信任员工和子公司所作的判断。很可惜，这种企业文化在中国可能有点不合适。有人说是否因为中国人，所以就不可信？然而我始终相信人性本善，不能说某个地方的人就特别不可信。

      不过很明显，制度绝对影响人的行为。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建立在「不可信」之上，由政府不信任人民，人民亦不信任政府；到企业内上司和下属间不见得有信任，投资者又信不过企业管理层。在这不信任的环境下，我们没可能靠人与人的关系维持自然合作，结果只好依靠制度，在经济学上称为「交易成本」，又或者资讯成本特别高。资讯成本高本来不是问题，但在中国资讯流动偏偏受限制，结果衍生一层又一层由下而上的不信任。到最后很讽刺地，大家竟相信政府是唯一维系制度的机构。事实是否一定如此发生？你可以见到福喜集团的母公司在全球其他地方的运作，都可凭藉信任让员工就地取材，就地运作，亦不见得有大问题出现。

      今次事件亦令我想起另一个问题，话说在二十世纪，因为科技发达，尤其是冷冻科技及物流业的发展，容许食物生产和消费毋须在同一地方发生，因而衍生工业形式运作的食物业，即是快餐业。世上很多左派人物对这种工业化食物业恨之入骨。2002年，法国农夫荷西波菲，更加视麦当劳为全球化其中一个符号，他带领人民拆毁一间麦当劳来泄忿，同时作为政治宣泄。

      今次上海福喜事件，除了是食物安全考虑外，我隐然觉得当中亦有不少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包括会有很多人借此事质疑工业化食物业是否可取，又或者本土政治的既得利益单位借此打击在中国运作的外国企业。事情不能单纯看表面，今次事件除了食品安全外，还有很多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在大家接收新闻资讯时，不妨多留意这些深层次矛盾。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茅于轼：善战胜恶不是靠老天爷

      Posted: 29 Jul 2014 12:19 AM PDT

      茅于轼
      有好报，恶有恶报"是中国有名的一句民间谚语。大多数人听了感觉是一种安慰。好恶自有报应，人们应该做善事，不要做恶事。如果真是这样，社会上就没有人敢做坏事了。
      事实上并非永远如此，恶人不报的例子太多了。为了安慰大家，又有一句谚语，"若是不报，时辰未到"，意思说最后还是会有报应的。只要耐心等待坏人自有其应得的结果。
      可是例外的情况一样很多。所以相信命运，听老天爷安排，终究靠不住。
      我们要问：善恶终究会有报应，是不是事物本身自有的规律？"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是不是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并不需要老天爷的帮助？这就是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了。可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从长远来看社会上的恶人会被自己的恶行所淘汰，剩下的都会是好人。相反，如果恶人有好报，好人反而被淘汰，最后社会上剩下的都是恶人。当然也会有第三种情况，无所谓好和恶，全都碰运气，那么好人和坏人都会长远存在下去，他们的比例也不会变。
      到底善恶是不是都有其报应？从客观上看能不能归纳出一点头绪？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微观层面来探索，看看所有的恶人是不是都得了恶报；好人是不是都得好报？我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据我估计大概得不出规律性的结论。更何况什么人是恶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也会有极大的争议。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就两种看法都有，而且泾渭分明。所以这条路走不通。
      我们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想问题，即从历史的大宏观来看，从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看能不能揭示一些踪迹。人和任一种动物相比较，无论从力量、速度、灵敏度来看都属下乘。人和狮子老虎竞争中能够保存自己全靠合作，在扑捉一只猛兽的时候更要靠合作。当大家拼力厮杀的时候如果有人偷懒，而且能够坐享其成，大家都会跟他学，合作就会被破坏。从长远看，这样的事肯定发生过，但是没有成为主流。人类靠真心诚意的合作得以胜出。从这样的角度看，"好有好报"似乎讲得通。
      人类最终从动物分离成人，经过了几十万年的进化。在这样长的时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已完全不可考。和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比较，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灵长类动物是有社会结构的，不过是一种原始的结构：一个强者领导所有的个体，形成一个群体。群体和群体之间处于竞争关系，缺乏合作，合作只限于一个群体之内。一个小群体不可能有规模效应，很难有发展分工的机会。人类摆脱动物是两个群体通过谈判形成大群体开始的。这个过程在美国历史学家Stavrianos（L.S.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有中译本，1992年限量内部发行）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当两个群体的首脑改变过去由于竞争而形成的敌对立场，试图尝试一种新关系时，人类历史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人终于摆脱了动物。
      这个过程之所以困难，因为光有一方面首脑的新思维是不够的，碰巧双方都有新思维是十分难得的。更因为合作会因背叛而失败。在双方合作的背景下，背叛获利的诱惑一直存在着。一旦发生背叛，合作必定走向崩溃。合作崩溃的结果对双方都不利，不合作总不如合作对双方都更有利。所以背叛以后又会回到合作。这个过程就是囚徒困境所描述的利害关系。合作和背叛反复博弈的过程经历了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最终人类社会形成了部落、民族、和国家。或者说，合作的良知战胜了背叛。也可以认为这就是"好有好报"的体现。也就是说，事物本身的规律是合作可以淘汰不合作，因为合作给双方带来利益。不合作的人会带给他恶果。
      几十万年的博弈不但教会了人们要合作，而且产生出比合作更复杂的观念，那就是"道德"。人要彼此相爱，有同情心，也包括人要守信用，要诚实等等。"道德"是什么？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最优解。所谓"最优解"就是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反之，违反道德将损害各方。西方谚语：honest is the best policy(诚实为最优策略)就是这个意思。不仅是诚实为最优，符合道德的行为都是最优的。好的行为对各方都是最好的。这里确实有"好有好报"的意思。
      再往后又产生出"正义"的观念。道德主要是讲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处原则，它和政治的关系不大。不论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人都要讲道德。但是人们碰到的问题往往涉及到政治，单靠道德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发展出"正义"的观念。按照我的理解，正义不但判断百姓间矛盾的是与非，更重要的要解决百姓和政府间的矛盾，规定各自的权力和约束。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百姓提供正义的服务。这项服务只有独立的司法能够提供，没有别的机构能代替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独立的司法，权力和约束就不起作用，社会必定陷入混乱。不但百姓遭殃，政府也不得安定，天天忙于应付上访和维稳。如果司法能够保证正义不受侵犯，恶人就不能为所欲为，善恶的报应也能够实现。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司法往往不能独立，甚至司法机构被彻底取消，独裁者能够为所欲为，恶人有恶报完全成了一句空话。我们中国人对此的感受太深了。
      全世界类似中国文革的例子很多，恶没有得到恶报，独裁者为所欲为，百姓遭殃。这些国家无一不是沦入贫困混乱的不稳定状态，迟早会发生变革。而那些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稳定的国家无一不是社会正义通过司法独立和宪政得以维护。从趋势来看，贫困落后不稳定的国家最后都会从混乱中找到出路，迈向善治且政治稳定的状态。善最后能够战胜恶。
      我们不是宿命论者。善战胜恶不是靠老天爷，而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所以我们对于善恶报应的看法是，善之所以能够战胜恶，是因为善治有利于大众，恶行被大多数人反对，靠大众的努力善恶才能各有其报。我们每个人都不应置身于外，不要靠老天爷，而要靠我们每个人自己。

      ——金融时报中文网

      普京对抗西方的经济账（附普京的乌克兰战略遭遇双重挫折、俄罗斯被判向尤科斯股东赔偿500亿美元）

      Posted: 28 Jul 2014 11:47 PM PDT

      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普京观看庆祝俄罗斯海军节的阅兵式。Itar-Tass/Zuma Press

      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报道

      一群人坐着一辆卡玛斯卡车（Kamaz，俄罗斯的一种大型四轮驱动卡车，经常在达喀尔拉力赛(Dakar Rally)上夺冠），在一条高速公路上急驶。车上有些人感到他们正朝着错误的方向疾驰，但谁也不敢有所动作。
      一家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寡头背景的投资集团的主管称，上述这幅图景符合俄政治与经济领导层对自身目前所处困境的看法。
      7月17日，一架马来西亚航空(Malaysia Airlines)客机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机上298人全部遇难。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来说，自那时起，形势就朝着非常错误的方向急速发展。大多数西方国家相信，乌克兰的一小撮亲俄叛军使用俄方提供的导弹击落了那架波音777 (Boeing 777)客机。这种看法使得俄支持乌克兰叛军引发的失望转变成了愤怒。西方媒体头条为普京贴上了杀人犯和社会弃儿的标签。欧洲国家政府正在讨论新的对俄制裁，倘若这些新制裁得以实施，可能会摧毁俄罗斯的经济。
      事态的戏剧性变化促使一些观察人士告诫普京说，他这次玩得有些太大了。长期以来，普京一直被视为一位战术大师。"每个人都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们的政府在搞那些疯狂的事情，"BCS全球市场与投行业务的首席执行官罗曼•洛霍夫(Roman Lokhov)表示。BCS是莫斯科证交所(Moscow Stock Exchange)最大的独立经纪商。
      普京在作为总统和总理掌权的14年里经常展开豪赌，而且基本上都赌赢了。2008年，他发动了与格鲁吉亚的战争，但过了还不到一年，那次行动就几乎已被国际社会忘掉，美国也决定"重置"美俄双边关系。通过介入叙利亚危机，普京帮助俄罗斯强行重新跻身全球大国之列。他综合运用经济激励和威胁，不知疲倦地致力于强化俄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这一努力只是最近才碰了钉子，这个钉子就是乌克兰。
      今年，随着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普京似乎完成了一项最大的壮举。尽管西方的一波制裁让正在放缓的俄罗斯经济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但俄被迫把克里米亚交还给乌克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普京还加大了赌注，称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人群是更广泛的"俄罗斯世界"(Russian world)的一部分，俄政府准备保护这一世界，不管其具体属于哪国。
      这样做法在俄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官方的全俄民意研究中心(VTsIOM)以及独立的勒瓦达中心(Levada)的数据显示，在普京恢复俄罗斯自豪感与影响力带来的狂喜的支撑下，他的支持率大幅上升，逼近90%这一最高纪录。
      这种民意使得普京能够分化并扫清一次短命反抗的残余影响——2010年末到2012年初，莫斯科中产阶级曾站出来反抗普京专制色彩日渐浓厚的统治。
      帕维尔•苏里科夫(Pavel Surikov)是一名在德国受过教育的室内设计师，他说自己当时参加过反普京的游行。但他现在不再理睬以前的两位朋友了，因为他们批评普京的乌克兰政策。他说："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在蚕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乌克兰也不例外。"他不相信西方媒体关于马航MH17航班被击落的报道，认为那是谎言和宣传攻势，并指责西方罔顾乌克兰东部讲俄语人群的困境。"我清楚普京做了很多坏事，但这件事他做对了，"苏里科夫说，"我们很强大。无论他们怎么对付我们，我们都将团结在一起。"
      但这些信念可能很快就会面临严峻考验。观察人士认为，这次考验可能成为普京的滑铁卢。他们辩称，官方媒体无休止宣传催生的民族主义狂喜，可能很快就将被经济衰退所冲淡。"你得保住收入的增长势头，"上述那名俄罗斯投资集团的高管说，"除了朝鲜以外，历史上并没有多少先例告诉你如何掌控一套闭关锁国的体制。你做不到这一点，现在这个时代做不到。"
      普京最信任的经济顾问之一、俄罗斯前财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最近告诫普京称，不要在对抗西方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说，那样会伤害俄罗斯的商业利益。
      与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关系密切的前克里姆林宫顾问伊格尔•尤尔根斯(Igor Yurgens)说，如果普京现在采取行动，还有机会补救。"我们可以重置与西方的关系。我们绝不会变成波兰或捷克那样，但我们可以重回实用主义，与西方谈妥合理的条件，就像我们以前所做的那样。"
      普京不喜欢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在最近录制的一段视频中，普京就MH17航班被击落一事向全国发表讲话。视频画面显示，他紧张地不停切换站立支撑脚，脸上冒汗，神情僵硬，频繁眨眼，眉毛颤动。
      他面临的威胁在于，可能会失去长期以来支撑他掌权的坚实经济基础。经济学家和高管们认为，美国最近推出的制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禁止某些俄罗斯银行和能源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将对俄经济构成伤害。而欧盟(EU)更全面的惩罚性措施，可能会使俄经济脱轨。
      俄央行数据显示，俄罗斯银行和企业有总计1610亿美元的外债将在未来12个月内到期。"考虑到俄罗斯企业相对强劲的基本面，我们认为当前的外部融资需求是可控的，但如果制裁程度继续加大、制裁时间继续延长，外部融资需求将面临风险，"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俄罗斯经济学家雅各布•内尔(Jacob Nell)上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俄罗斯第二大银行的零售部门VTB24大幅削减了对小企业的新增贷款，这家国有银行的董事长米哈伊尔•扎多尔诺夫(Mikhail Zadornov)上周三表示，"这是经济状况整体恶化的首个迹象"。今年上半年，VTB24仅向小企业新发放了价值687亿卢布的贷款，同比减少逾20%。
      经济学家表示，日益严重的资金吃紧将导致原本已经不足的投资进一步减少。他们还担心，不断上升的预算压力可能会抑制消费支出和出口，而这两者迄今为止维系了俄经济的正常运行。"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0.5%至1%，但随着这些问题的浮现，增长很可能变成负数，"一家国际经济机构驻莫斯科的代表表示。
      ……
      普京班子里保守派的本能反应是进一步提升凝聚力和闭关锁国。上周，俄政府官员讨论了恢复小型客机伊尔-114 (Ilyushin 114)的生产，该机型已于两年前停产。"这是我们自主生产、停止向外国购买飞机的好机会，"持民族主义立场、主管军工联合体的俄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在Twitter上表示。
      内尔预测称，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俄政府将放松预算纪律，暂停汇率自由化计划，转向更为静态、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
      三名了解经济政策讨论的人士称，在西方政府指责普京并威胁实施进一步制裁的背景下，倾向于孤立主义政策的保守派正占据上风。其中一人表示："现在提出'关上大门，没有他们我们做得也不错'这样的观点，要远比以前更容易得到认同。"
      俄罗斯企业虽然非常小心地不去谈论政治，但仍对这种前景感到恐惧。在更多制裁和俄罗斯变得更加锁国的影响下，俄罗斯许多大企业可能会被迫出售海外资产、削减投资，主要依赖政府合同过活。万一发生信贷紧缩，最受影响的可能是中小企业，因为它们缺乏能够缓解冲击的政治人脉。
      然而，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辩称，华盛顿方面的盘算可能是错误的，加大对普京施压可能并不会使他改弦易辙。
      "制裁将给俄罗斯带来沉重代价，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动机是捍卫国家关键利益和谋求生存，那么俄罗斯将像任何国家一样，不惜代价地寻求用国货来替代进口货，甚至采取更为激进的干预措施来保护自己。"克利福德•加迪(Clifford Gaddy)和巴里•伊克斯(Barry Ickes)今年5月在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撰写的论文中写道，"历史告诉我们，俄罗斯人能够忍受巨大的苦难。应对艰难和谋求生存是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迄今为止，普京还没有展露意图。在上周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称俄罗斯主权目前还未受到直接威胁，该言论被普遍解读为他无意升级乌克兰东部的紧张局势。
      但这远远不够。MH17航班坠机后，乌克兰亲俄叛军又击落两架乌克兰军机，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俄停止了对这些叛军的支持，所以说，普京仍然在走对抗的道路。
      至于是否存在出路，则完全取决于普京一人。上述那名俄罗斯高管表示，普京的小圈子里没有任何人有实力对他构成挑战。"你试过跳出来挡在疾驰的卡玛斯卡车前吗？"
      考特妮•韦弗(Courtney Weaver)补充报道
      译者/邢嵬、徐天辰
      ——金融时报
      【附录】

      华尔街日报：普京的乌克兰战略遭遇双重挫折

      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叛军周一在战场上遭遇了数周来最严重的挫折，与此同时，西方一致同意实施更严厉的对俄制裁，以强迫莫斯科切断对亲俄叛军的支持。这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构成双重挑战。

      据交战双方的官员称，乌克兰政府军正在从北面和南面推进，旨在切断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叛军的联系，以及向俄罗斯边境的补给线。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亲俄分裂分子仅剩的两个据点。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表示，本周将对俄罗斯采取迄今为止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预计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最早将于周二对俄罗斯国有银行采取制裁措施，并将限制对俄罗斯石油和武器行业至关重要的技术出口。美国承诺将紧跟其后。

      过去，每次欧盟扬言要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俄罗斯都会作出一些姿态暗示乌克兰冲突会得到缓和，从而成功地阻止欧盟这样做。一位欧洲官员称，事实上俄罗斯的这些姿态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现在，他们不再尝试争取时间。

      这一次莫斯科似乎在负隅顽抗，而此时乌克兰局势对亲俄叛军来说出现恶化。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俄籍高级国防官员Igor Girkin在一个匆忙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他的部队已经把100多名受伤的战士送往俄罗斯，因为他不能排除乌克兰政府军从四面八方围攻顿涅茨克的可能性。

      顿涅茨克分裂分子的政治领导人博罗代(Alexander Borodai)的副手说，博罗代已经前往莫斯科进行磋商。

      实施新制裁的决定是在周一的一个电话会议上做出的，与会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法国总统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意大利总理伦齐(Matteo Renzi)。

      美欧官员称，这些领导人一致认为，莫斯科没有采取足够行动解除分裂分子的武装或者推动分裂分子与乌政府达成停火协议。西方官员指出，尽管俄罗斯在允许国际社会监控乌克兰局势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它实质上增加了对乌克兰叛军的武器供应。

      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布林肯(Tony Blinken)表示，美国预计欧盟将在本周显著扩大对俄制裁，包括俄罗斯经济的一些关键领域。他说，美国也将相应增加对俄制裁，全面配合欧洲。


      Getty Images
      周一，普京在有关俄罗斯国防业的政府会议上表示，俄罗斯能找到用于武器制造的替代进口材料和技术。

      克里姆林宫已经采取措施，让国民为俄罗斯在国际上受到更深的孤立做好准备。普京周一召集国防行业的高管在总统府邸开会，讨论在面临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如何替代进口技术。

      在上周向安全官员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普京说核威慑力量保护了俄罗斯不会被军事占领，但敌对势力仍想要从经济和政治上摧毁俄罗斯。普京誓言将阻止一切对俄罗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

      过去几个月普京继续向基辅施压并暗中支持乌克兰叛军，同时又避免西方对其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这种维持微妙平衡的做法让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强硬派和商界精英都感到满意。

      但即使是在7月17日马航客机被击落之前，普京面临的压力也已经在增加，因为欧洲方面对乌克兰危机的解决迟迟没有进展日益不满。分裂分子在坠机现场遇难者遗体和物品中间随意走动的场景让西方国家更坚定地支持对俄罗斯实施严厉新制裁。

      周一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表示，坠机事件令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进一步制裁成为必要。

      布鲁塞尔的欧盟大使预计最早将在周二批准对俄罗斯国有银行实施制裁，并限制对石油和武器行业至关重要的技术出口。美国也承诺将跟进。

      一位欧洲资深外交人士说，从某些方面来说，扩大制裁对俄罗斯和欧洲双方的经济和政治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但是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必须做出反应。"

      甚至是俄罗斯官员也承认，这种行业限制的不利影响可能远甚于目前针对个人和公司采取的制裁措施（欧盟也打算扩大这一制裁范围，首次把俄罗斯的一些寡头纳入其中）。

      俄罗斯股市和汇市周一下跌，因为投资者准备迎接最糟糕的一刻。

      莫斯科政治咨询公司政治技术中心(Center for Political Technologies)分析师马卡尔金(Alexei Makarkin)表示，目前回旋的余地很小。他表示，从务实的角度来说，撤军并允许乌克兰军队击败分裂分子可能是最好的做法，但是眼下这难度很大。民众会不理解。

      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俄罗斯似乎误读了西方不断增长的失望情绪，并认为凭藉自己与欧洲的紧密经济关系，它将再次逃过更严厉的制裁措施。

      独立的回声电台(Ekho Moskvy)编辑韦涅季克托夫(Alexei Venediktov)表示，莫斯科"认为西方国家不会进一步扩大制裁措施，因为相比较对道义的重视，西方更担心制裁会反过来对其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前白宫俄罗斯政策负责人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表示：情况比一周前危险的多，普京低估了西方国家，但是我们是否也低估了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将铤而走险的程度呢？

      欧洲官员表示，欧洲将谨慎地调整未来的制裁措施，如果局势恶化就扩大制裁，如果普京采取实际措施化解冲突，就取消制裁。

      持亲俄观点的评论人士近日警告称，如果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问题上作出让步，就会使西方把注意力转向克里米亚主权问题。俄罗斯3月份吞并了克里米亚。俄罗斯可能也无法忍受乌克兰东部分裂势力在基辅的压力下突然倒台的风险，进而会扩大其干预力度。

      一些俄政府顾问称，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越发被认为事关俄罗斯政权的存续。

      俄罗斯外交政策顾问小组领导人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周一在接受俄罗斯一家在线新闻网站采访时称，西方的长远目的（尽管未被谈及）是为了促使俄罗斯内部发生政治变更，或许可以说是政权变更。西方官员称制裁措施只是为了改变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Moscow Carnegie Center)主任特列宁(Dmitry Trenin)周一发表评论称，有关方面期望普京让步，希望其密友能说服他改变策略，要么指望对俄罗斯寡头的制裁能逼迫莫斯科撤军，这些想法凸显出他们未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写道，这已不再是乌克兰的危机，而是俄罗斯的抗争。

      Gregory L. White / Anton Troianovski / Laurence Norman

      俄罗斯被判向尤科斯股东赔偿500亿美元

      英国《金融时报》 尼尔•巴克利 伦敦, 彼得•施皮格尔 布鲁塞尔, 席佳琳 莫斯科报道
      克里姆林宫昨日受到巨大压力，原因是一个国际仲裁庭下令俄罗斯向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的前股东支付500亿美元损害赔偿金。同时欧盟和美国针对莫斯科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准备加大制裁力度。
      海牙的一个合议庭作出了史上金额最高的仲裁案赔偿裁决。该庭裁定俄罗斯当局在10年前对尤科斯发起了一系列“具有政治动机”的攻击，目的是搞垮该公司，并将其主要股东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投入监狱。
      尤科斯原有的资产构成全球最大的上市石油生产企业、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主体部分。该公司如今成为美国制裁对象，以惩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不断升级对乌克兰东部亲俄分裂分子的支持。
      英国石油(BP)在俄罗斯石油公司持有近20%股权。
      如果俄罗斯不能在法律上成功挑战这一裁决，并拒绝支付损害赔偿金，尤科斯股东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法庭追索Rosneft等公司的境外资产和俄罗斯政府资产。
      尤科斯案裁决出炉之际，对俄罗斯经济的各行业实施大面积制裁的势头继续增强，今日就可能宣布相关措施。
      欧盟四大经济体（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其间美国总统发出信号称，他准备加入欧盟的行列，拓宽制裁措施。
      “尽管多次呼吁普京总统……但俄罗斯实际上既没有敦促分裂分子谈判，也没有采取预期的具体措施确保俄乌边境受到控制，”爱丽舍宫在声明中说。“五位领导人证实，在这些情况下，他们打算采取新的措施。”
      根据欧盟的一份制裁草案（今日将提交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盟各国大使讨论），欧盟的措施将禁止任何欧洲人投资于50%以上国有的俄资银行发行的新债或股票，也不得为此类发行提供咨询。这样的禁令将适用于俄罗斯多数大型金融集团。
      译者/何黎
      ——网友推荐

      唯色：“反分裂”靠“民族通婚”的实质是殖民主义的继续

      Posted: 28 Jul 2014 07:06 PM PDT

      图：藏戏中的面具

      ws
      图片："反分裂"靠"民族通婚"的实质是殖民主义的继续
      Photo: RFA
      "民族通婚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要……积极鼓励民族通婚，要……制定出台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这是上个月，在一个名为"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上，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一段讲话，在中国官媒上发表后令外界哗然，被嘲讽为"反分裂靠通婚"。

      现如今已非殖民主义可以堂而皇之横行世界的时代，连习近平都要辩解对非洲并没有实行"新殖民主义"，而是"朝着互利共赢和平等发展的方向迈进"。但陈全国的所谓以民族通婚来反分裂这番言论，散发着历史上血腥而冷酷的各种殖民主义者的陈腐气味。

      比如令许多中国人恨之入骨的日本，在20世纪前后对亚洲数个国家的侵略、占领和殖民，种种手段包括以"通婚"、"特别教育"来强力同化原住民。被认为是"台湾原住民史诗巨作"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即有涉及，而在相关事件的纪实著作中记录更为完整，这样写道：日本殖民台湾初期制定"理蕃五年计划"，其中一个政策是奖励在台湾原住民各部落驻扎的警察，与原住民部落的头目之女缔结婚姻，"藉由婚姻的缔结，消弭族人的抗日意识，并由'操纵蕃妇'获得部落内之情报，达到控制的目的"，这种婚姻叫做"和蕃"，执行"日人'招抚'与'教化'"的任务。

      回顾人类历史可以了解到，一个个老牌殖民者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等在入侵美洲、澳洲时，均无一例外地鼓励本国移民与原住民通婚，认为这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同化手段，可以稳定殖民者的殖民统治地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认为种族通婚和融合是从生理结构上改造印第安人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开化"印第安人，逐渐消除"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差异，充满了殖民者的优越感及种族歧视，实际是对原住民的资源、土地等进行掠夺的行为合理化。

      而在中国文化中，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一句话刻在自己的史书当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小异和之，中异警之，大异伐之，异吾以危，断然灭之！"也即是说，对于诸多怀有"异心"的异族，除非被"和"，即一劳永逸地被融合、同化，否则不是被"伐"，就是被"灭"。而这个过程，用中共的说法，过去叫作"解放"，今天叫作"维稳"，或者"反分裂"。

      以"通婚"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民族融合"，这在藏中关系的历史上并不陌生。被中共官方评价极高，且被一大群国家主义者吹捧为"清末治藏第一能臣"、"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的赵尔丰，对于藏人是不共戴天的"赵屠夫"，他推行"改土归流"的同化政策，血腥屠杀各地藏人的同时，力迁移民定居藏地，为使移民担负起"同化"、"融合"藏人的任务，制定诸多优惠政策以促汉藏通婚。甚至专门颁发了《汉蛮联婚通饬》，鼓励制营汉人官兵与藏人妇女婚配，对婚配者"由公家每月发给青稞一斗，生儿育女者，一人一斗为津贴。有愿随营开垦者，所得之地，系为己有。三年后，除纳馆粮之外，免去一切杂差"等等。

      有意思的是，21世纪的今天，中共统治西藏的官员公开表示要"在上学、就业、入党、参军、创业扶持、评优创先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切实调动各族人民通婚的积极性"，显然是当年的赵屠夫之翻版。要实现"民族通婚"，自然需要除藏人原住民之外的异族移民来配合，实际上是鼓励汉人移民，用移民的方式来冲淡、淡化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民族之间的婚姻本应该是自然而然、你情我愿的事情，可如果被强权者利用、力推，以种种"优惠政策"作为诱饵，甚至听说拉萨有些单位在给"民族通婚"者发奖金，这背后的名堂就意味深长了。

      实在佩服中共治藏官员毫不加掩饰地袒露出殖民者的真实面目，这在毛泽东时代连毛本人都不会如此自毁形象，毛更乐意展示的是共产主义者宣称的那种"人类大同"、"没有差别"的美好形象，而不是臭名昭著的殖民者以"通婚"来同化"番人"、"蛮子"的那种恶劣形象。

      不过说起来党也挺不容易的，殖民了西藏半个多世纪，竟还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藏民族，只好又退回到他们一向鄙夷的封建社会，去向老牌殖民者讨教或"和"或"警"或"伐"之办法，包括用"通婚"来改变西藏的语言、民俗、宗教、信仰甚至民族结构，以这种陈旧的殖民方式来强行输入中国的价值观，从而一统为陈书记所宣扬的那种一元化的价值标准。

      2014年7月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莫之许：八九一代今何在？

      Posted: 28 Jul 2014 06:40 PM PDT

      于世文和陳衛（右）夫婦的合影

      近日，網絡新媒體《澎湃》正式高潮亮相，引來熱議，這當中，除了廣大媒體人對新媒體轉型的期待之外，其CEO邱兵的發刊詞「我心澎湃如昨」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該文講述了發生在1990年的一個故事，一個發生在「80年代的終結，有時它又作為90年代的開始」的故事，在大陸特定的輿論環境下，幾乎所有人都明白，這其實是在指1990-1，邱CEO本人曾經的1990-1經歷，如其結尾句「我只知道，我心澎湃如昨」一樣，又賦予了這個故事更多的想像空間。從傳播效果來說，這篇發刊詞達到了其目的，而其背後，折射出1990-1話題在當下中國的位置：一方面仍不被允許，所以依舊要用1989+1的方式，一方面則越來越不那麼危險了，以致於連體制內新聞工作者都可以拿出來「賣」了。
      統治者對於八九話題和八九一代的警惕防範從未鬆懈。在當初，統治者之所以悍然採取武力的方式，除了極權體制的本性之外，也有其精明的算計。依托冷戰下的美蘇對抗大背景，以及美國對於中國的戰略需要，即使出現悲劇，當局仍有可能繼續其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圖謀，不能不說，這一寶押中了，64後不久的6月21日，布什總統致信鄧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訪華時，最終，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在1989年7月和12月作為總統特使兩次秘密訪華，保留了當局維持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的戰略方向的空間。在冷戰已經結束之後，鄧小平又通過南巡，通過更進一步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用市場和勞動力為吸引，繼續保持了這一戰略方向。
      在統治者的精明算計中，只要繼續市場化和對外開放，就可能通過經濟發展維繫政權穩定，不僅能夠讓全社會沉浸到經濟發展的狂熱當中，也能夠讓八九一代連同八九悲劇一樣逐漸消失。就像台灣一樣，228這樣的慘痛記憶，也依舊被壓抑了長達兩代人之久。也因此，在什麼「殺20萬人保20年太平」的叫囂的另一面，則是通過經濟發展，用時間化解乃至遺忘八九悲劇的圖謀。
      不能不說，當局的算盤在很大程度上打成了。如今，再提什麼「八九一代」，已經顯得有些好笑。2001年，余世存先生曾經寫過一篇「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的文章，痛斥包括自己在內的八九一代人的因循和苟且，「我要說，包括所有精英或社會成功人士在內的八九一代人都是醜陋的」，「轉眼十多年的放逐已過，歷史還有多少時間讓他們施展？也許，最終他們把自己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轉眼十多年過去了，同為八九一代的劉水先生更直白地說，如今尚堅持記住這個年頭，並公開表達的八九一代，已經是屈指可數了。對於這些依舊堅持的人士來說，曾經以為自己這一代人會是這個國家的另類，沒想到自己卻成為這一代的另類，已是不爭的事實。隨便進入哪個八九一代的同學群，都不難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
      八九一代正在不可阻擋地消失在歷史中，這或許令曾經對之寄予希望的人士以傷感，卻也有其必然的一面。1989學運因緣際會，倉促而起，為時滿打滿算，不過50來天，對於絕大多數參與者來說，以絕食發起而計算，更是不到一月，更像是青春期一場突如其來的狂歡，與1999年參與到反美遊行的一代青年的感受並無二致。此外，即使在所謂的1980自由化黃金年代，自由、民主、憲政等相關讀物仍是鳳毛麟角，青年學生幾乎都沒有相關的知識儲備，1989學運參與者更多是因為青年的天性敏感，出於對專政體制的本能反感而振臂一呼，而並沒有清晰、穩定的價值觀；最後，八九一代參與者大多二十上下，此前認知仍局限於象牙塔內，對於外部世界的認知仍處於有待完善之中，又隨即將要面臨就業、成家、發展等等迫在眉睫的人生課題，也因此，其認知就不能不受此後的生活所影響，受所在社會所塑造。就這樣，在短暫的記憶，不穩定的價值觀，巨大的生存發展壓力，強大的外部世界的影響等共同作用下，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1989年的記憶越來越成為一個遙遠的背景，而不再是主軸，完全可以得到理解。
      不過，世界總是因為例外而生動。今年是89學運25周年。5月3日，北京舉行了「北京六四25周年研討會」，5名人士被拘捕，如今，八九一代學生浦志強依舊繫獄；早在2月2日，由八九一代學生于世文、陳衛（女）所主辦的六四公祭在趙紫陽的故鄉河南滑縣舉行，5月底，十人被拘捕，其中就包括八九一代學生於世文、陳衛（女）、常伯陽、殷玉生（已取保）。這表明，即使在89話題已經不再那麼敏感的當下，任何主動、直接的行動，任何明白無誤的表達，毫不掩飾的立場，而非邱兵先生這樣的消費，依舊是高度危險的。同時也顯示，儘管絕大多數同齡人選擇了在沉默中的生活，也依舊有人不願意忘卻，不願意沉默，而願意堅守，願意付出，這還包括已經在獄的劉賢斌、陳衛等人，包括積極行動的唐吉田、劉衛國律師等等。
      就這樣，在時間的沖刷之下，當局曾經的算計獲得了讓其滿意的效果，如今，八九一代的孩子也已經走上了社會，隨著八九一代年華老去，八九話題在這個時代的存在也越來越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儘管因為互聯網的傳播，有更多的年輕人知道了曾經有過這麼一場悲劇，但是，隨著八九一代的沉默或消失，普通意義上的八九話題已經越來越不再具有即時的動員力，今年，也有積極人士發動「重返天安門」的活動，但收效甚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邱兵先生才可以藉1989+1這個年頭進行推廣，既討巧地具有推廣效果，還不至於立刻觸怒當局。
      在另一方面，儘管不具有即時的動員力，當局也明白，八九悲劇依舊是對這個體制的一份判決書，市場新極權體制儘管通過經濟發展獲得了新的支撐，但同時也在源源不斷地製造體制與社會的裂痕，仍在刺激體制與民間不斷升高的對抗，在這個情形下，八九話題或許不具有針對八九一代之類特定群體的即時動員能力，卻依舊可以作為一種象徵符號匯入到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中，也因此，當局依舊會繼續壓制一切試圖直面八九悲劇的努力，並將少數堅貞者的抗爭交給維穩體制和專政手段對付。53北京研討會和22河南公祭諸君的遭遇，顯示出當局依舊要將關於八九話題的核心內容排除出這個社會的決心。
      八九一代的年華老去不可避免，八九話題也因此不再具有即時的動員能力，以至於都可以被挪用包裝來從事推廣，但是，八九話題並沒有消失，在當局的持續打壓下，經由劉賢斌、陳衛、于世文、陳衛（女）、常伯陽、殷玉生、浦志強……等人的堅持努力，處於地下狀態的八九話題勢必越來越由悲情訴求轉變為一種抗爭的符號，轉化成為一種更直接、鮮明的象徵，一種對於極權體制徹底拒絕的標誌，並匯入有關制度變革的思考和行動之中，或許，這就是昇華之後的八九話題對於未來的意義，它永不退場，必將重來。

      ——东网

      朱学渊：夜郎国在哪里？兼《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增订电子版序

      Posted: 28 Jul 2014 06:48 PM PDT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二○一四年增订电子版序

      拙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北方诸
      族的源流》的通俗版，其大半篇章曾由台湾《历史月刊》刊出，2006
      年台湾"历史智库"出版社集篇成书，200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它的增篇简体本。2009汉城大学文盛哉教授的韩文译本由韩国历
      史基金会赞助出版。

      这是一册关于中国人类、语言的历史专著，其标题是按现代人类学和
      语言学的表象来辨证一个古人的血缘和语言，其结论则是：华夏民族
      的祖先是中国北方民族的同类，北方汉语或"雅言"是在"戎狄"语
      言底蕴上，在藏缅语形态的南方语言的影响下，在黄河流域形成的一
      种相对年轻的语言。全书内容的主体是求证这些少量结论的大量数据，
      我相信它们能予读者以刺激性的启发。

      此版新增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是少暤氏〉、〈尚书和逸周书中的蒙古
      语成分〉、〈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华夏西域蓝夷考〉、〈逸周
      书王会解中的通古斯女真民族〉等篇皆为近年之作，重点是为发现上
      古中原曾为戎狄世界的文字证据。旧版诸篇也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和
      改写，第六、七、八篇通过认识"通古斯"一字是突厥语的"九"来
      达成"九姓即女真"的结论，进而认识中亚"昭武九姓"的主体或中
      国西部"氐羌"的代表——月氏，实际是女真/九姓民族。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是北方民族的结论，已经在十几年前已为现
      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金力教授和人类基因学家宿兵教授证明，当时我
      并不同意。其实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就有"西南夷……
      皆氐类……皆魋结"的记载，今天我要以双手举"氐类即女真"的结
      论附议。

      我在新版书稿中这样说："此皆魋结"的夜郎、靡莫、邛都、滇等南
      部西南夷，是今世凉山彝族、大理白族、迪庆藏族、丽江纳西等族的
      祖先。而《汉书》又将"魋结"假作"椎髻"，按"主/朱/诸/ zhu"
      读"句/女/鬼/ ju"的规律，"魋结/椎髻"当即"女直"；魋结诸夷
      又以"夜郎最大"，国名"夜郎"适为女真族名"挹娄"之昂化音，
      这又支持了"魋结是女直"的结论。今世昆明西南之"哀牢山"应是
      "挹娄山"，聚居当地的彝族、哈尼族应为"夜郎"之裔。

      我又说："白马最大，皆氐类也"的北部西南夷，至少是川北茂汶羌
      族，川甘边境白马藏族，四川大小金川嘉戎藏族的祖先；四川氐姓汉
      人当然也是氐类之裔。魏晋年间五胡乱华，"临渭氐"符坚建立"后
      秦"政权或能显明"氐胡"是秦之同类。而东北萨满神歌之"白马/
      yalu"适为"挹娄"（宋和平《满语萨满神歌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页245），又进一步表明氐类大族确为女真部落。

      这些"灵感"是源自唐德刚教授的先知，十七年前他在电话里告诉我，
      美洲地名"阿留申"之根 Aleut 是"挹娄"，这启发我悟出"鸭绿/耶
      律"也是"挹娄"，不久前我又察觉到：云南和四川的"哀牢山/二
      郎山"也是"挹娄山"，那里正是古代"夜郎为大/白马为大"的地方。

      西昌泸沽镇彝族男子面容

      近世传媒已经进入电子时代，世界主流媒体和科学杂志已采用收费网
      络版。事实上一本书的编辑校订和网络发行可以以个人的力量完成，
      非牟利的著作更应该让受众免费传播，这样做可以排除非学术的人事
      干预和出版商的经济考虑。今次附上的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
      真人·二○一四年增订电子版》，本作者不仅鼓励认同本书的读者转
      发本书，而且欢迎反对和批评的意见，请将你们的看法和意见发到
      jame...@bellsouth.net 或跟贴在我发表在"往复论坛·史林杂识·
      www.wangf.net"上的任何一篇文章后面。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寓所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Jul 30, 2014, 6:24:20 AM7/30/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裴宜理推荐于建嵘《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Posted: 30 Jul 2014 12:00 AM PDT

      图：于建嵘与裴宜理

      裴宜理/文
      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于建嵘博士这本关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作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著，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数年来，于建嵘潜心研究安源工人，在搜集分析文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另外，他本人成长于安源附近的湖南工人阶级家庭。因而，于建嵘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又有真挚的感情投入，这罕见的组合造就出卓绝的学术研究。本书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家的高度关注，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在学术层面上，于建嵘的研究做出了为数不少的重要贡献。从实证的角度看，他提供了关于安源工人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丰富历史记录——从1922年的大罢工到今天的退休工人的抗议活动。从分析的角度看，他解构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揭示了工人内部的分野——告诉我们这些工人在雇佣、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状况相当不同。而这差异也并非仅仅基于时间，也因工种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于建嵘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工作限制在劳动者的客观状况之内。与伟大的英国劳工史学家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一样，于建嵘也对工人阶级生活的主观方面给以同等程度的重视。在他探讨的工人阶级心理的诸多引人入胜的侧面之中，包括工人中广泛存在的对整个毛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怀念之情。尽管工人们承认，在毛之后进行的改革之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客观上得到改善；然而他们仍然怀想那些他们曾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社会尊重的年代。在安源这样拥有影响深远的革命历史的地方，诸如这样"向后看"的感触可能至少会比在中国的其他工业企业那里更为彰显。无论如何，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安源成为了启程进行"新长征"的红卫兵们的朝圣之地，因此声名远播。今天，已经没有多少革命传统中的遗迹还依然保留；即使那些仍然存活着的，比如安源消费合作社，已经在工人们的眼里成为剥削而非福利性质的。工人们深深的失落感——且不论表面上增加的收入——凸显出客观的经济状况和主观的政治意识之间的裂痕。正如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和其他研究抗议和反抗运动的理论家们已着重指出的那样，社会不安源于愤怒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感知，而不仅仅是客观的经济环境。因此，于建嵘在安源的工人之中发现的这种怀旧之情不仅仅在学术上是有趣的，它们同样具有政治和政策上的意义。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但这绝非简单地把流行的学术路径加以应用。于建嵘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
      　　
      我们从矿工们对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的叙述之中可以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对其子女的福祉异乎寻常地重视。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抉择，可以反映他们对参加这种行动会不会对他们孩子的前途产生影响的考量。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冲突政治理论，深受西方对于个人理性选择的重视，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家庭纽带和情感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而言，幸运的是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家庭纽带在矿工生活中扮演的中心角色。正如于建嵘的记述所展现出的那样，毛泽东用以动员1922年罢工的战略的第一步就是派遣李立三前去为工人的子弟建立一所学校。通过到上学的孩子们的家里进行夜访，李得以取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工人后来成为安源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支部的核心骨干力量。这种亲族关系纽带不只是农村生活的一种传统特征，它并没有像我们所断言的那样，很快会被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个人主义所取代。如于建嵘的访谈所揭示的那样，今天安源的工人在决定是否参加争取退休金的抗议时，首先考量的仍是自己的选择对子女的影响。
      　　
      这项研究清楚地揭示不能把工人理解为孤立的个人。决定他们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亲族关系只是工人身处其中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正如卡尔·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人们只有在与其他社会集团的互动之中才发展出阶级的观念。于建嵘的书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三组这样的重要关系中来：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工人和干部的关系，以及工人与关注他们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基于在农村进行的大量田野工作，于建嵘能够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比较。很多接受他访谈的矿工的家庭仍在农村（在湖南、湖北及江西），他们自己也是走动于村庄和煤矿之间。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感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是在一个表示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利益的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阶级差异给过去一代的中国工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安源工人不无沮丧地回忆说，在毛时代，他们想要在邻近的农村地区找一个理想的妻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然而，现在由于改革措施威胁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铁饭碗，加之党对其代表对象的更广泛定义，曾经与农民相比较享有特权地位的工人阶级的优越性正在迅速消失。一些受访者更认为，现在实施的"承包"与过去的"包工头"并无区别。从传统上说，正是包工头们把村庄里的农民招收到煤矿成为临时工人的。考虑到1922年安源罢工正是由于滥用这种旧的包工制度而激发，这一指责是颇具鼓动性的。尽管干部们仍坚持传统的招工办法和现行的承包体制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别，但在决定工人的反应方面，主观感受可能比客观事实更为重要。如果今天的工人再一次把他们自己看作等同于农民的社会群体，而非共产主义革命的受益人，这种认识的政治影响可能极为深远。事实上，工人和农民之间紧密的相互联系是20世纪20年代安源的重要特征，也非常有助于解释"红色安源"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那时，由于亦工亦农的安源矿工的机动性和缺乏工作的安全感，才促成了他们渴望跟随毛泽东去井冈山，并成为新生的红军的核心组成部分。
      　
      《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
      于建嵘/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2月

      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于建嵘在研究过程中结识的许多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深深地关心着煤矿工人并为他们的安危利益不倦地工作着。但即便如此，横亘在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鸿沟却依然明确无误在工人的访谈中得以表达出来。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工人描述的毛时代的干部和今天的干部之间的反差。他们认为，今天，干部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有能力搞腐败的人。此外，和毛时代安全的铁饭碗比较的话，今天的干部拥有决定谁保留工作谁应下岗的权力。一些工人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毛之后的改革描述为一场"夺权"——其间干部们牺牲工人阶级而取得了控制权。他们坚持说，工人阶级的尊严已经因为依赖取得干部的庇护而大大削弱。这种依附关系与革命前工人对包工头的依附十分相近。同样，这种对毛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看法，即使对安源而言也不是全部准确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其他没有安源这样的"革命业绩"的企业而言更为不适用。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关于毛时代工厂的权力关系的总体研究强调工人对于干部恩惠的高度依附。他将此命名为"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尽管如此，今天的一些工人把他们与国家关系的总体状况归咎于毛之后的改革，肯定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当然是一个能够与安源的早期历史，实际上更是与整个中国革命，相互呼应的话题。没有来自像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外部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全心投入，1922年的安源罢工几乎肯定不会发生——更遑论获得那样辉煌的胜利。李立三能够书写传统文言文的能力替他赢得了萍乡县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尊重，使他得以在这些人的许可下开办安源学校。正是通过教育（教育的渠道先是工人子弟学校，后是工人夜校），共产党逐步使矿工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他们提供比他们熟悉的且长期依靠其帮助的"洪门"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第一个帮助毛以及李建立安源党支部的工人——铁路工人朱少连——本人就接受过几年学校教育，几乎半是工人半是知识分子。由于李立三穿着文人的长衫，以及他在到安源之前在法国勤工俭学，使得工人对他尊敬得俨若神人。
      　　
      十分明显，今天工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敬意仍然强烈。这从他们对于建嵘本人的欢迎和尊敬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尽管于建嵘反复提醒他的受访者他仅仅只是一名学者，所以并不能够代表矿工们去与政治当局打交道。然而，工人们依然把他受到的教育看作既是学术也是政治资源。人们会禁不住设想，未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像于建嵘这样谨慎地在学术和政治中间画出一条清晰界线的话——有可能会像一个世纪前的毛和李那样，在不满的工人中发挥爆炸性的影响。如果国家希望避免这样的挑战的话，一个良好的建议无疑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作为消解在政治上有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煽动者（更不用说秘密社会帮派分子的诱惑）潜在的吸引力的有效手段。于建嵘正确地强调了对有效的工会和法律机构的现实需要——它们可以起到疏导规范和调解仲裁工人们不满情绪的作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还有高质量的基层教育。正如阿马特雅·森（Amartya Sen）和他的同事们以印度为例子揭示的那样，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无论在农村发展还是稳定方面都同样有着巨大的回报。
      　　
      本书既是中国工人阶级韧性的一部见证，也是对那些有足够好奇心和勇气，冒险走出舒适的学院办公室、深入到乡村严酷现实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见证。我们只能崇敬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等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者所具有的精明和充沛的精力。正是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将安源工人动员起来。他们的英雄式的努力依然屹立在中国革命（更是世界革命）的编年史中。于建嵘绝对是一位学者而非政治活动家。然而，于建嵘在重重阻挠和个人困难面前毫不畏缩的坚持，不仅仅是对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形成鼓舞，更是所有准备在农村中国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的榜样。于建嵘曾数次访问安源。在那里，他忍受着许多其他城市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环境（甚至包括冒险爬下矿井以体验地层深处的生存）。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去发现他的受访者的真实想法——而非把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强加于受访者。这些努力使他得以完成这部杰作。
      　　
      于建嵘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描述和研究堪与E. P. 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像汤普森一样，于建嵘探讨了劳工的历史变迁，熟练地将工人的政治倾向与他们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自我诠释联系起来。但是，汤普森的著作是一部劳工史（寻找19世纪英国阶级意识的源头和手工业者对工业化的反应），而于建嵘的这本著作同时还是一部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它用人类学家的参与式观察和政治学家对于理论意义和政策涵义的关注，补充了历史学家们对逝去时代遗痕的追寻。
      　　
      对于建嵘来说，安源矿工成为了国家工人阶级历程的一个象征（正如英格兰纺织工人对于汤普森一样）。然而，无论是阶级变迁的过程与结果，在这两个例证中都是迥然不同的。在汤普森讲述的故事里，工业革命是工人阶级意识逐渐和有机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在于建嵘的叙述里，这种意识乃是由外部知识分子向工人引入的，是政治革命而非经济革命的产物。英格兰工人挣扎着面对伴随着从手工业到工业生产的漫长转型而来的可以感受到的尊严和自主性的丧失。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情愿地形成了阶级意识。与此相反，中国无产阶级在短暂的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意气风发地主动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这一革命许诺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今天，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不愿放弃曾经十分优越的阶级身份——这些工人也正挣扎着适应伴随着从毛主义到改革的曲折转型而来的尊严与自主性的失去。无论从历史还是比较的角度，中国工人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更说明了为什么于建嵘的著作做出了如此精彩纷呈而又至关重要的贡献。

      《安源实录》节选

      工人问题和问题学者
      2001年5月1日是新世纪第一个国际劳动节。上午10时，我从故乡湖南衡阳登上了由南宁开往无锡的1380次列车，开始了江西安源之行。此行目的是要深入到这个被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红色之都"的地方，观察和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应该说，要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中国的工人阶级，研究"他们的要求，研究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是我在20年前就曾有过的计划。当时我还是湖南一所大学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研读弗?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时，被恩格斯详尽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所震撼。这种震撼不仅由于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的亲人大都是工人，对工人这一社会群体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主要的在于，我被恩格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吸引了。在我看来，恩格斯在研究中所坚持的实证主义精神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缺少的。当时我就有了一个计划，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世界的人民也知道中国工人的历程和苦难，光荣和梦想。

      然而，我却一直没有勇气来实施这一计划。因为，当我试图以实证的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时，我发现自己工人家庭出身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的经历时刻在干扰着我对这一问题的观察和判断。种种困惑让我最终认识到：如果没有理论研究的视角，如果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如果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我便无法进行客观公正的观察，也不可能最终获得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于是，我将这一计划搁置起来，转而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希望从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中寻找到观察工人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为此，我遍游中国名校，普访各地名师，进行了近20年的努力和寻找。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里，我来到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师从著名政治学家徐勇教授，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徐勇教授特别强调实证研究，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必须进行艰苦的个案研究，要在实证中寻找理论突破和创造的契机。正是根据徐勇教授的要求，我沿着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当完成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感到应该是实施20年前计划的时候了。因此，我决定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将多年来对中国工人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行阶段性总结，并选择了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研究的表述对象。

      在离开武汉回故乡之前，我向徐勇教授报告了自己有关工人问题的研究设想。他对我以安源煤矿工人作为实证对象来研究中国工人问题的计划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他认为：安源调查是有典型性的。因为，安源煤矿作为中国最早的近现代企业之一，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它事实上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缩影：既历经过自然经济，又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特点，现又面临着市场经济冲击和知识社会（新经济）的挑战。这三种社会形态和矛盾的交织，是解释中国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根源。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一社会转变中，与农村联系最多的煤矿产业工人的命运最为独特。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生，又缺乏城市文明的陶冶；他们是农民中的工人，工人中的农民。可以说，安源是中国社会最具典型意义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化石。

      为了使我前期的农民问题研究与现在的工人问题研究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徐勇教授向我推荐了一篇介绍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教授研究成就、特点和方法的文章。裴教授的著作我没有读过，但我认真研究过她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几篇论文。总的感觉是，这些海外中国学者十分重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一般有着很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而且要比国内学者的研究更为具体和全面。这首先表现在研究的领域上，海外学者不像国内学者，只关注某一方面的问题，研究农民的就不研究工人，研究革命史的就不研究经济史，而是将中国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来考察，大都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角度对某一问题或现象作出解释。其次是在方法论上，海外学者一般都能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有机联系在一起，能做到研究方法真正为研究服务。而国内的许多学者却往往会受到方法的局限，许多人为的学科界线将社会解释成了七零八落的板块。当然，虽然海外学者能更客观、直率地看待中国问题，但由于毕竟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隔靴挠痒的偏颇也就会存在。而且从实证方面来说，这些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要受到很多政治、文化甚至语言的限制，在事实上很难真正深入到中国现实社会之中。

      可是，尽管国内学者有着深入中国社会的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却鲜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原创性社会理论成果产生。国内学者有关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的著作，不是对权威的解释和注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宣讲和论证，很少有根据对中国工人阶级历史和现实状况的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其中有些甚至可被称为伪学术和伪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那么，问题出在何处呢？
      我曾经苦苦思索过。我认为，中国崇尚权威的价值判断之学术传统，首先应该对中国社会理论的危机承担责任。对事实和理性都进行价值判断，是中国的学术传统之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而是指中国学术传统那种从理念到事实的思维定势问题。无论是中国的先哲，还是正在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家们，都不大习惯从事实的本身去理解其中的理性精神，不愿考究"为什么会这样"这类有关事实理性的问题，而偏好于对事实进行"应该如何"此类有关对与错、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就是在回答"发生了什么"此类有关事实本身的问题时，也多是按预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取舍和判断。而这些作为评判标准的"价值"，却大都是依据权威的理论和高高在上的权力。这样，社会理论研究的目标只不过是对权威的诠注，对政策的论证。中国大量的社会理论研究成果，就是对那些经典理论的注解或通过对这些权威理论引申所得出的结论。

      但如果深究和检讨这些貌似科学的伪学术产生的原因，又与中国学者的生存状况和与此相联系的思想自由状况有关。因为，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家和理论家特别是社会理论家，大都是主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附属。对主流社会的生存依附，是社会科学家失去独立的学术精神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当代中国，当社会科学家们从传统的经院式研究走出来时，呼吸的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空气，更多的是生存压迫和心灵自由的让渡。当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课题费、为了职称而从事着这些神圣的事业时，急功近利的态度也就成为必然。那些被封为现时代的最伟大的理论家们，甚至已经可怜到要去论证和宣传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因为这些观点已与他们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型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最为需要的就是以人类的科学理性和学术的实证精神来真诚和勇敢地面对中国最广大民众的苦难。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以一种新的批判精神和求实的态度，走进工厂和矿山，深入地了解和解读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及所产生的问题。

      毫无疑问，将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学术研究的"问题"，这是具有理论和政治双重风险的。这首先在于，按照目前流行的政治话语，工人阶级是现行社会体制最为坚实的基础。虽然在主流的意识文本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工厂或企业的破产、工人失业、劳动保障、工人组织和民主权利及工人群体性事件等相关问题的论述，但在那里，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那些有影响的理论家以及流行而时髦的学术成果中，这些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逐渐离开社会现实生活，成为一个"纯学术"的理论问题。他们为了某种社会秩序结构或社会发展预期，要求那些已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产业工人再为"改革作出牺牲"，且在舒适的享受中，不惜笔墨地论证这种牺牲的合理性。在这些理论家们眼里，那些生活在贫困中、为了生计奔波又孤立无援的下岗工人们，只不过是一个个报废了的机器零件。我经常为他们所具有的"冰冷理性"感到惊讶，也常常怀疑这种理性后面是否已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因此，可以预见，当我们试图以人文关怀来对待那些普通劳动者的苦难时，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而遭受各种攻击。这并不可怕。因为我坚信，"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体现着这个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程度。"

      当然，我还意识到了另一种危险的存在。这就是，当我们深入到中国劳动群体之中后，就会强烈地感到那普遍存在的对社会不满的情绪。这些社会弱者的呐喊，同样能使我们的同情心发挥到极限，甚至会让那痛苦的眼泪扰乱那需要智慧和判断力的观察。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工人群体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的同时，不去简单迎合这些情绪。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产生这些社会情绪的根源，寻找使他们摆脱苦难和不满的方法和途径。

      俄国思想家恩·弗列罗夫斯基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我力求指明，社会肩负着何种真正巨大的责任，即使骤然看来这一伟大事业对它来说似乎是无法实现和不可能的，那么也得让它严肃地考虑这件事情。只有带着严肃的思想和深沉的感情才有可能完成真正美好的事业。"我想，这同样是我所要努力的方向。

      工农维权与抗争性政治
      　　
      2004年7月17日下午2时，我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陆雷博士陪同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乘飞机从北京来到了长沙，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安源去。

      我同裴宜理教授是在2003年12月认识的。当时我应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华盛顿。裴宜理教授闻讯后邀请我到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并作一次学术演讲。12月4日，我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来到波士顿，裴宜理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阎小俊到车站接我，然后我们就直接到了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在那里见到了裴宜理教授。裴宜理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她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后在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西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政治学讲座教授。她是我这次学术演讲的主持者，给我出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活动及对农村稳定的影响,"Organized Peasant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mplications for Rural Stability"，而我当时讲的题目却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我之所以改变既定的题目，主要是想强调两个方面：首先，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维权活动；其次，它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演讲中，我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

      其一，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的基本特征。我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 ，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行动为主，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 ，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 。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 。

      其二，农民维权活动对中国政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下发生的。虽然农民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同时，还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治框架下而缺乏公民社会意识和规则的社会里，他们的抗争活动只能属于弱者的反抗，是一种被"法律认可"的但被"政治禁止"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农民维权活动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在我看来，农民维权活动与国家政治有着十分复杂的互动性，它可以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政治提供许多相关的信息。这主要表现为，农民维权活动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这一高度来认识农民的处境并不停地修正其相关政策；农民维权活动在对知识精英们进行着现代权益社会的启蒙，也因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农民维权活动也在改造农民自身，他们从以法维权中获得了的政治体验，培养了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在提升着农民整体的政治诉求。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力量，对社会各个领域具有深远的示范意义，必将引发一场旨在建构一个民主开放的公民社会的世纪性维权运动。

      演讲结束后，裴宜理教授亲自开车请我到哈佛大学附近的一中餐馆吃饭。她送给了我一本《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中译本。实际上，在来美国之前，我已经从书店里买到了这本书并认真研读过。她告诉我，她父母是作为传教士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她本人生在上海，生长在日本，然后回美国来读书和工作的。她一直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痴迷。她最初的研究是有关农民问题的，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其博士论文《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1845—1945》。这本书是她学术的真正起点，是研究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农村动乱问题的。她认为：

      "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发生，亲缘和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为重要"。而"这些传统的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尽管共产党干部吸引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了中国农村"。即使在上海这一高度"现代"的背景下，"在不断演进的反抗方式中，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地缘祖籍、性别、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阶级地位的作用仍然不是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地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我告诉她，我的研究思路与她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是从研究农民问题和研究工人问题；所不同的地方是，她更多研究的是历史而我更关注的现状；她要寻找到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相一致的地方，而我更想搞清楚的是工人和农民在进行反抗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接着，我介绍了自己正在进行的安源工人的研究。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方法，就是深入到矿区进行访谈。2001年到2003是我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进行的开放式访谈，主要是想通过这些访谈了解当代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下一阶段将从工人的集体行动进行结构访谈，要研究在工人阶级在目前的状况下，为什么会产生或不产生集体行动。在我看来，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研究是十分有限的。

      裴宜理教授对我的这些观点表示出非常的兴趣。她说，无论研究历史还是现状，研究工人还是研究农民，基本的分析框架是很重要的。她还表示，对安源研究十分有兴趣。于是我邀请她，在方便的时候，来中国的安源考察。

      正是这次约定，裴宜理教授在7月15日从上海来到了北京，然后开始了我们这次安源之行。

      赵楚：周永康与中国技术官僚政治的终结

      Posted: 29 Jul 2014 11:12 PM PDT

      图：赵楚

      在延宕几近两年之后，中共终于公布了对上一任党最高领导集体成员周永康的"违纪审查"决定。此前，通过各种有意和无意的方式，周的贪腐事迹与落网报道早已活灵活现地流传了中外。通过对他所属派系的低阶人物与家人等的贪腐报道，可以说，从新闻学角度而言，此事已经是一桩完全不值一提的旧闻。尽管如此，这一消息的正式公布还是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巨大反响。
      国际间对周的落幕如何进一步解读尚不可知，但周的落幕已经清楚揭示中国当代观察的意义是明显的：其一，自改革开放和林彪与四人帮审判后，刑不上常委的惯例已经作古；配合周案的宣传，一些官方消息背景的社交网络活跃人士早已点名到更高的层级人物，而官媒也频频宣示"打大老虎"运动不会停；其二，邓小平之后，随着最高领导人任期制的实现，欧美观察家关于中国执政党已能平稳进行权力交接的断言被证明失败。这两点可以说周永康给予人们最重要的中国学教训，对解读此案也具有前提性的意义。
      说起周永康的沉浮，不得不说到20年来欧美中国研究界对后邓小平时期历任中国领导层最喜爱的术语：技术官僚。这一本借自欧美政治观察的术语用于中国曾被广爲接受，因爲，自江朱时代起迄今的中国上下执政者虽依然在中国特色旗帜下使用毛周意识形态话语，但他们本人大多成长于49年后的岁月，他们的红色权力身份其实是虚拟的和借喻性质的。这种借喻在传统帝王政治似的法统和道统中赋予他们自圆其说的政治正当性，但实际上，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普通人民都知道，即使红色历史传承真的代表某种正当性，他们也并不比普通人民与这种传承更近，他们只是侥历史和现实之幸而作为权力的攫取者而已。
      所以，他们需要借助不断提出的各级发展和建设目标以巩固自身权力的基础，因此，无论他们实际的政策作爲多么倒行逆施，经济民生、改革开放及不断刷新的疯狂自我宣传，这些都是不会放弃的，也是他们向社会、外部世界及国内无形的红色道统监护者阶级自我证明的必然选择。直言之，他们需要以代理人和经理者的身份实践所有者的权力，因此，无论社会、经济形态以及普遍的社会心理变化到何种程度，他们都不会、也不敢断然抛弃红色权力垄断的信条，因爲舍此他们将一无所有。通过薄案和周案等案例，人们可以轻易发现，他们本身对这些堂皇的红色信条丝毫也不相信。
      因此，在任期制的背景下，所谓技术官僚的恐慌是显然的一方面。自苏东剧变起到茉莉花，汹涌的世界潮流，以及他们自身的全球知识告诉他们，他们所不得不高举的历史旗帜自身已失去正当性，称为时代之敌，而另一方面，正是这一他们自己也无法喜爱和信任的制度赋予其现代政治中难以想象的生杀予夺权力。在沉船上修船和驾驶，这是他们职业的真实写照，因此，为自己多抢救生圈就成爲最后的人生价值保险——这就是贪腐成爲普遍权力行爲模式的根本原因。薄如此，周如此，徐才厚如此，其实，被欧美观察家普遍看好的所谓技术官僚阶级普遍如此。
      然而，无论按照现代权力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是按照执政党自身历史上宣扬的政治伦理，这些触目惊心的贪腐行爲都是触犯红线的。这种困境逼迫所谓技术官僚不得不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对自身的派系和家族安全做安排，并为这种安排展开博弈和不择手段的竞争。这是考察中国当代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的出发点。
      保持权力垄断，并在任期制背景下爲自己的派系争取更多的未来位置和话语权，这是后邓小平时代普遍采用的政治斗争模式。在此模式下，目前新接班团队的脆弱可想而知，无论军民两界，还是在利益丰腴的垄断寡头企业，又或者在纵横各条线上，当新人到来，前面两代的布建已经完成，而接班者自身甚至也是按照谁根基浅，谁实力基础弱来选择的。因此，新班底会借反腐作爲执政头等生死大事，这与宣传的那些意义不同，这件事关乎新班底能否获取最起码的实力地位和权威。
      就社会和国际间而言，对贪腐开战无疑可以缓解30年来由于寡头化和日益加强的社会压制带来的绝望心理，部分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外间支持。在不断释放的狂欢节似的打老虎的新闻中，人们可以看到这种策略的鲜明运用。这与当年凯撒在罗马的斗兽场和演艺游行，以及文革中不断抛出的当权派游戏，都是一脉相承的。区别的是，今天中国的新领导班子由于缺乏根本的政治愿景和理论资源，他们只是在有限意义上模仿这些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巨头，而并不能真正抛弃现实的体制基础，进行新的社会政治动员。如以中共自身的历史做比附，可以说，由于现实的条件限制，只能做到的是以"四清运动"的模式进行模拟的文革，取法乎上，冀得其中，做不成毛，总要做到江朱胡温，这也是最高领导者在现行体制下生存的必须。
      毫无疑问，社会对所谓技术官僚政治的普遍憎恶是真实的。这种憎恶除了其思想与信仰上的虚假和伪善，更在于技术官僚统治的20馀年，正是政权借改革之名对社会进行史无前例搜刮的时期。在对未来的恐慌和对暴力的迷信中，这些所谓的虚拟红色掌权者对30年社会经济成果进行了疯狂的抢掠。这些专政下的庸碌之蛋比他们虚构的四大家族和其他资本主义坏蛋恶劣许多，从本次周案的情节看，他们连起码的商业才能也没有，他们唯一的生意就是把权力直接兑换成特定数额的金钱。在恬不知耻地把中国人民创造的经济成就盗贴上自身伟大英明的标签同时，他们加速把这些人民赖以生存、发展和梦想美好未来的资源敲骨吸髓地直接瓜分了。然后他们借用历史上的残暴手段，变本加厉地对任何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实行比军事占领者更凶残的镇压。
      在这个意义上，公众对当局反腐的欢呼不难理解。这与其说是对反腐权力的政治信任，倒不如说是对所有权力中人与汝偕忘似的快意。这是一个绝望社会很可以想象的普遍激情。对薄王是这样，本次对周家及其派系的垮塌也是这样。这也是爲什么从薄到周，当局只能以经济的罪名向社会解释贪腐政客落马的原因。
      人们早已在问：是什么样的制度栽培了这些巨贪妖魔?而既然这些结党爲私、败坏堕落和毫无才德的人可以窃居如此位置，执政党对社会应负怎样的政治和道德责任？归根结底，一个充满如此堕落和腐败政客的政党，怎么能继续自身英明、伟大、白璧无瑕和万世一系的自我神话?这些真实的问题暴露了从薄王到周案的真正意义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配合这些大快人心的案件的，是一些有意被当局封杀的消息。在党的理论媒体和军方人物多次严厉咒骂社会的宪政、法治及民主诉求同时，除了各地自强拆到司法黑暗的例子不断，各地出现了30年来罕见规模的政治抓捕。对言论和媒体的压制力度空前，而文革中臭名昭着的那些政治口号与提法，各种腐朽的红色意识形态话语在公共讨论中借尸还魂，不断被各种官方背景的人士和机构有意释出。这一面严酷的现实表明，当局的反腐只是专政者自身权力逻辑的延伸而已。更直接说，今日遂行雷厉风行反腐的权力本身与被反腐者曾据以贪腐的权力其实是一回事，且更为严重，因为，反腐的目的不是开启新的社会变革，与民新约，而是要借贪官的臭名，甚至人头，重建被贪官败坏的权力垄断之网。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在贪腐败坏的技术官僚政治失败之后，中国迎来的很可能不是什么海清河晏的升平盛世，而是专政成色更足、更贪婪手狠及更加目中无人的政治时代，最起码，掌权，搞钱，不准人民乱说乱动，这些"改革"和"维稳"的基本路线是不会改变的。对此，中国的普通人民，以及关心中国的观察家必须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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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鸣：康师傅下锅的意义

      Posted: 29 Jul 2014 10:48 PM PDT

      象征维稳体制的周永康
      千呼万唤，中共中央终于公开宣布了对周永康的立案审查。其实，按惯例，宣布立案，审查大概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关于周永康的传闻，已经有太多日子了，只是，一年前，人们还将信将疑，甚至视为谣言，但是一年以后，随着周的亲属和前秘书、下属的纷纷落马，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怀疑周永康真的有事了。只是，怀疑有事，能不能真的立案审查，公开刑之于法，似乎还不肯定。好长时间内，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周永康的事儿，很可能会内部处理。毕竟，人们还不相信，刑不上常委的惯例，会被轻易打破。
      现在，这个怀疑已经消失了。这是一个里程碑似的事件，预示着中国的反腐，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时期。所有的禁忌都没有了，不管你多高的位置，什么时候犯的事儿，在任何一个敏感的位置上，只要你有事，就有这个可能，落马成为阶下囚。
      无疑，公开拿下周永康，尽管人们有思想准备，但对体制内的震动，还是相当大的，大到什么程度，真是无法估量。多少年来，体制内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象征性反腐，有底线的反腐，留面子的反腐，权力斗争式的反腐，当这种动真格的反腐骤然降临之时，所有人都有点不知所措，无法适应。无疑，这一场反腐风暴，已经不能用党内斗争，权力斗争来概括了。看来，中共的新领导人，是真的打算整肃自己的干部队伍了。
      其实，这样的做法，也可以理解。毕竟，中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也不是早年革命时期的革命党。这个党在当下，就是一个权力体系。其核心成员，甚至可以说党的全部，就是权力体系中的人。这个党的执政，其实就是靠着权力体系在运作，靠体系中人维持。
      但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的20多年来，这个体系的腐败，已经有目共睹，这样的体系，不仅公信力丧失，连起码的维持，也已经相当勉强，成本越来越高。捞了那么多的钱，然而，即使是身居高位者，也貌合神离，甚至同床异梦。他们在捞钱，在腐败，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盘根错节，攻守同盟，挖这个党执政的墙角。却同时给自己和家人留好了后路，只要大厦将倾，就会及时熘之大吉。
      不消说，新领导人要想有作为，挽救自己的党，当务之急，就是整肃自己这个党，让这个工具多少有点用。否则，就只能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了。
      当然，周永康的倒台，也预示着更大风暴的来临。已经形成权贵资本主义阵势的权贵们，不大可能束手待毙。他们还有本钱，本钱还不小。斗争升级，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必然的。动荡的可能，也更大了。对于中国未来而言，这样的动荡，有风险，也有机遇。无论如何，躲不过。

      ——网友推荐

      叶匡政：社会积怨已成政治法码

      Posted: 29 Jul 2014 10:42 PM PDT

      图：浙江溫州三江教堂被政府拆除

      当下，大陆的地方政府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法，确实让人看不懂。他们似乎不是想缓解社会矛盾，而是拼命地在不同的群体中制造社会积怨与矛盾。比如各地抓捕律师的事件，再如北京对非京籍儿童接受教育的门槛收紧、安徽安庆所谓的殡葬改革砍砸乡村山区老人的棺材、浙江各地拆除基督教堂的十字架等，这种事件举不胜举，虽性质各不相同，但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在累积各个群体的社会积怨。至于那些强拆、征地、维权、罢工等群体性事件，因警察镇压而带来的社会积怨，更是以几何级的速度在各地快速蔓延。
      如此多的让人无法理解的政治行为，让人不能不想到，社会积怨正在成为当下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很多利益集团、政治派别，可能都在有意识地操纵社会积怨，或以社会积怨作为政治法码，来达成他们的政治或利益目标。他们将累积和激发社会积怨，视作争取民众或破坏对手的手段，他们有时使用恐吓战术，有时使用鼓动战术。由于对社会积怨的不断刺激，会使公共生活呈现出一种极度的过敏特征，民众人人都成了消息灵通人士，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集体焦虑中。
      最初这种社会积怨，可能只是一些个体或小群体的怨气或怨恨，但由于模仿、暗示、感染等心理作用，积累久了，它就转变成一种全社会拥有的集体心理。《史记》就有"积怨畜祸"的说法，民间过去也常言：冤不可极、怨不可积，积怨的危害可谓妇孺皆知。《礼记》孔子有言："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认为舜与夏代的治国之道之所以好，就在于民众没有什么怨言；而商、周的治国之道就要差多了，毛病数都数不过来。可见民众积怨自古就是人们理解和判断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一种常识性感受，它虽然不是什么政治术语，却是人们衡量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人怨惹天怒，也是古人对社会积怨的认知。
      社会积怨首先意味着它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也可能危及社会秩序。一旦这种可能，转变成现实，社会积怨就演化为了社会危机。社会积怨是社会危机的潜伏与酝酿状态，而社会危机则是社会积怨的爆发，它的最坏结果就是社会动乱。所以社会积怨，既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威胁，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我们多把社会积怨，仅看作是民众的一种态度，或某种心理选择，这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根源，其实在于社会制度本身。每逢社会制度面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变化，无法适应或自我调整时，社会积怨就会大量产生。亨廷顿有个观点，认为现代化进程会天然地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增长虽在以某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福利，但同时却在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对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就更是如此。由于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由社会挫折感导致的社会积怨也更为普遍。
      有一些社会积怨比较容易解决，它是制度规范层面的，只要我们规范了某些制度，积怨就可能得到释放。比如高房价、强拆征地、就业难或环境污染引发的积怨，地方政府与民夺利或执法不公引起的积怨，这些社会积怨只要加快规范社会制度，就可能得以缓解。还有一类社会积怨，是由社会及政治结构所导致的，有一些深层的、基础性或历史性的原因，体现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一类积怨化解起来就比较困难，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面很广。比如民族或宗教问题引发的社会积怨，社会阶层分化或政府正义引起的社会积怨。
      如果我们不注意辨析，把这两类社会积怨混为一谈，就可能延缓前一类积怨的解决。前一类社会积怨，开始只是想规范制度，假如迟迟没有解决的希望，就可能深化为对整个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怀疑、对执政者核心价值的追问，这就成了一种价值取向上的积怨。价值型积怨，化解起来就非常困难，这时政府无论怎么做，都难以取得对方的理解或信任。当价值型积怨普遍到一定程度，便会激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最后导致狂飙突进式的社会运动。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
      如果对社会积怨辨析不清，或治之无道，整个社会就像坐在一座活火山上。那些潜藏而累积的怨恨，总会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爆发出来。这一点，古人都有认知，西汉的刘向在《说苑》中，说曾说过："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诗经》上说，一个人品行不端，就会结怨一方。如果民众对执政者不满，而这个国家不很快就灭亡的，是没有过的。
      其实，这些社会积怨不仅在摧毁积怨者，也在摧毁整个社会的防卫能力。民众因此对自身感到混乱，对未来感到恐惧，甚至觉得社会在走向崩溃。人们沉浸在一种普遍而持续的不安状态中，也会变得冷漠而缺乏责任感，公共生活似乎在朝着一个虚空的目标狂奔。积怨不仅使民众失去了方向感，政界人士也体现出一种常态性的焦虑。积怨会成为弥漫在社会中的一个咒语，使所有的信念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支撑这个社会的支柱也会一根根地被推倒。
      当下社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只有在政治理念上，辨析清楚了如此复杂而广泛的社会积怨，才可能减少社会动荡的机率，真的做到能洞察现实、选择未来。社会积怨的不确定，更需要我们有对它认知的确定。
      ——东网

      李直：中共何往，中國何去

      Posted: 29 Jul 2014 09:44 PM PDT

      网络漫画：井外势力


      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權位後，中共究竟要往何處去，這是人們一直關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中共的政治取向決定了中國的歷史走向。

      最近中共中央組織部發文，要中共官員"防止在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等言論鼓譟下迷失方向……"。尤為引人注意的是，此文還要求"幹部捍衛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獨立性，防止成為西方道德價值的'應聲蟲'"。

      與中組部的文章相呼應，中央黨校副教育長韓慶祥也在人民日報撰文說"中國共產黨面臨八個'新的偉大斗爭'"。按照韓慶祥的解說，在這所謂八個"新的偉大斗爭"中，除了反腐敗鬥爭外，舉凡其餘七個"新的偉大斗爭"，如爭奪資源鬥爭、貨幣戰爭鬥爭、爭奪市場鬥爭、意識形態鬥爭、領土爭端鬥爭、網絡鬥爭以及反民族分裂主義鬥爭，全部是中國共產黨與"美國"、"西方發達國家"、"西方敵對勢力"和"西方大國"之間的鬥爭。韓文總結道，"'新的偉大斗爭'的新特點"，就是"鬥爭對象和形式全面多樣，處處可能是鬥爭的'戰場'"……此文可謂處處殺氣，充滿挑戰，且霸氣畢露，劍拔弩張。

      其實，對不做所謂"西方道德價值應聲蟲"的中國共產黨，對充滿鬥爭精神——與天鬥人定勝天、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中國共產黨，人們並不陌生。正是這樣一個黨，在其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前，鬥完黨外鬥黨內，鬥完幹部鬥群眾……循環往復鬥、鬥、鬥、鬥，把中國鬥向了崩潰的邊緣。而遭受過這種鬥爭的魚池之殃的習近平於此也應存有切膚之痛。

      不過，這樣的切膚之痛在韓慶祥那裡全然不在。韓慶祥在文中"亮劍"道："我們正在進行的'新的偉大斗爭'之對象，既有國外的，也有國內的；既有黨外的，也有黨內的；既有經濟、政治的，也有文化、社會的；既有​​有形的敵對勢力，也有無形的挑戰、考驗、危險。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都有鬥爭，資源、貨幣、市場、意識形態、網絡等都是鬥爭的載體。"

      這樣一個要內外出擊、無所不鬥的中國共產黨，將把中國引至何方？

      回看中國大陸尚在及目處的歷史，人們也許可以由此推測中國未來的走向。實際上，不論中共如何看待自己的"前30年"和"後30年"，也不論其如何處置此兩者之關係，有一點不可否定，那就是中國當今為世人所矚目的全部發展成就，不是鬥出來的，而恰是摒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鬥爭思維，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鑄劍為犁政策的結果。

      當然，如果硬要說中國當今的發展成就是鬥來的話，那也是中共與自己傳統的"鬥爭哲學"相鬥爭鬥來的。或者確切地說，正是中共與自己內部存在的主張斗、鬥、鬥的毛派守殘勢力相鬥爭鬥來的。顯然，中共之開放政策，既不是向蘇聯、東歐開放，更不是向朝鮮、古巴開放，而正是向日本、歐洲和美國開放，正是要超越於清朝限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之上的向西方開放。非因向西方開放，何來"毛鬥派"激烈反對呢？

      幾十年開放的成果於中國看得見，摸得著。如今，中共擺明架勢，要與為中國發展出力最甚的日本、美國、歐洲等"西方價值"和"敵對勢力"作鬥爭，而與從近代起屢使中國水深火熱的北鄰結為盟兄。如此選擇，除了在中國國內製造大量敵人並導致內鬥以外，也會為中國製造出越來越多鬥不過來的外敵。這樣的鬥爭思維可以善終，則中共的文革就不必終止。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原載《世界日報》

      金融时报：习近平打破反腐潜规则（附周永康落马时间线、中国反腐运动前景难测）

      Posted: 29 Jul 2014 06:00 PM PDT

      左起薄熙来、周永康、蒋洁敏

      英国《金融时报》 吉密欧 韩碧如 北京报道

      乍看之下，宣布立案调查曾经权倾一时的前中央政法委书记，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威权国家领导人，已经成功地巩固和集中了权力。
      在他2012年升任最高职位之前的五年里，习近平和执掌所有国内安全部门的周永康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九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但是，周永康曾经的同事们周二正式宣布，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这是共产党对腐败行为的委婉说法），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
      周永康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临如此严重指控的最高级官员。
      然而，在打击成千上万较低级别"苍蝇"的同时，习近平扳倒这样一只"大老虎"之举，打破了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这条潜规则在30多年里确保了执政党最高层的相对稳定。而这种稳定帮助中国实现持续数十年的两位数增长，从而使数亿人摆脱贫困。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追究现任或前任政治局常委都是禁忌；这为最高领导层提供了一个互保条款，为有序移交权力创造了条件，"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国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林和立(Willy Lam)表示。"既然这条规则已经被打破，习近平给了自己一张强大的牌，可以用来对付政敌。但这也意味着大家都成了可以追究的对象。"
      自习近平掌权以来，高调反腐败斗争已成为本届政府的中心任务。林和立援引一份党内文件称，自发起反腐斗争以来，党内近三分之一部级以上官员受到调查。
      从2013年初至今，已有近70名官员自杀，多数是在受到调查之后，仅在今年头五个月期间，就有近6.3万名官员因涉嫌腐败而受到处分。
      把反腐的矛头指向整个官僚机器上上下下的官员，包括党内最高层官员——这种做法得到习近平支持者的赞赏，他们表示，这证明他致力于打击腐败，不管牵涉到多高的官位。
      但批评者悄悄地指出，习近平的盟友似乎在反腐斗争中不受影响，而迄今多数令人瞩目的目标正是对习近平的政治雄心构成最大威胁的那些人。
      退休的高级领导人也可能成为反腐目标——这一点引发党内一些最重要的老同志发出怨言，他们在幕后继续掌握着巨大权力。
      这些人包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分别警告习近平不要在高层反腐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免破坏权力结构的稳定，加快终结党的统治。
      "调查将不会再搞到其他人头上，"曾担任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副编审的邓聿文表示。他补充称，那将"太危险"。"每个人都是腐败的，"他表示。"你不可能把每块石头都翻过来。"
      然而，迄今为止习近平似乎没有收手迹象。最近几个月里，腐败调查人员拘留了另一名前任常委、自己曾负责反腐败的贺国强的家庭成员和熟人。
      其他目标包括胡锦涛的前"大内总管"令计划的亲属，以及前总理李鹏的亲信网中的几个人。李鹏因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被称为"北京屠夫"。
      就连通常在政治动荡期间不受冲击的军方也感受到反腐冲击波。前高级将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因涉嫌腐败而被拘留和调查。
      在某些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觉得自己需要扳倒那么多令人瞩目的"大老虎"，不是他实力强大的表现，反而说明他在党内最高层缺乏支持。他们暗示，在一个通过展示实力来积累权力的体制内，他被迫重拳出击，潜在地可能破坏整座大厦的稳定。
      多数分析师认为，对周永康的调查和几乎没有悬念的有罪判决（在中国，刑事案的定罪率接近100%），应当标志着习近平的反腐败斗争达到最高点。
      "习近平已经到了必须好好稳定士气的地步，"林和立表示。"如果这种事一直搞下去，中高层官员的支持将受到严重动摇。"
      但是，就像中国曾经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所认识到的，持续的政治运动往往会形成自己的势头，结果想刹也刹不住。
      译者/何黎

      【附录】

      周永康落马时间线

      英国《金融时报》 林赛•维博 报道
      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缘起薄熙来的倒台。薄熙来是一名富有政治魅力的"太子党"成员，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年因腐败和参与掩盖其妻子谋杀英国商人一案而被判无期徒刑。
      2012年
      3月：随着与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之死相关的贪污和贿赂丑闻逐步升级，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海伍德曾与薄熙来的妻子关系密切。
      5月，权势极大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与遭到罢黜的薄熙来关系密切并为其说话，被迫交出对警察、法院和情报部门的领导权。薄熙来涉嫌与周永康密谋取代习近平，自己担任中国国家主席。
      8月，薄熙来妻子谷开来因谋杀海伍德而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9月和10月：薄熙来被开除党籍，随后又被免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11月：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对中国某些最有权势的官员和公司展开调查。周永康正式退休，辞去了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内的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这标志着周永康及其儿子的数十名亲属及生意伙伴被捕的开始。
      12月：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拘留，成为习近平掌权以来接受调查的级别最高的官员。
      2013年
      9月，薄熙来被判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的所有罪名成立。他被判无期徒刑。
      另外，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周永康的密友蒋洁敏被免职。
      12月：据信周永康被拘留，尽管没有得到官方证实。周永康的弟弟周元青及其妻子被警方带走，其公寓被突击搜查。
      2014年
      1月：又有两名周永康前同事、高层官员被带走接受讯问，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他们与周永康关系密切。他们是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PetroChina International)党委书记沈定成和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
      5月：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矿业大亨刘汉因组织黑社会罪被判死刑。
      随着调查的大网对周永康越收越紧，至少7名中国能源行业的官员在5周左右的时间里被拘留，包括中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人被调查也是为了削弱另一名颇具影响力的退休领导人李鹏的权力根基。李鹏曾在1988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总理，曾参与镇压天安门学生抗议运动。
      6月：其他颇具影响力、但不一定与周永康关系密切的人物也被拘留，包括中央电视台(CCTV)的郭振玺和全国政协(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副主席苏荣。
      7月：北京方面宣布，因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对其立案审查。
      译者/何黎

      中国反腐运动前景难测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承诺在反腐斗争中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即不管职位高低，腐败官员都是打击目标。不过，最近中国政府打击了一只骄傲的孔雀，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的明星主持、招摇自信的芮成钢被拘留。
      上周，拥有1000万观众和1000万微博粉丝的芮成钢在其主持的节目《经济信息联播》(Economic News)临播出前被检方带走。节目播出时，电视屏幕上芮成钢的座位和话筒醒目地空着，略带"非现实"意味的这一幕不由令人想起2010年奥斯陆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主办方刻意在台上为刘晓波留下空椅子，促请世人关注他身陷囹圄的境遇。
      从表面上看，芮成钢似乎不像是一个会倒霉的人。很少有人能像这位36岁的电视名人一样，代表貌似自信的当代中国趾高气扬的爱国情绪。正是他掀起网络声讨，成功地将星巴克(Starbucks)"请"出故宫，因为其"不登大雅之堂的饮食文化"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侮辱；是他在向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提问时，夸口自己能够"代表亚洲"；也正是他嘲笑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问其出行乘经济舱是否因为美国欠了中国太多钱。
      芮成钢这一中国新地位"海报男孩"的落马，反映出习近平领导的反腐斗争打击面之广。芮成钢是中央电视台另一位高级人物的心腹，此人因涉嫌受贿而被捕。这一切看上去是对整个央视的一场突袭。芮成钢是某公关公司的联合创办人，他将公司卖给美国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时，保留了一部分股份，即便该公司与中央电视台有业务关系。
      实际上，芮成钢不过是个小角色而已。习近平反腐斗争的程度之深、持续之久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迄今落网的"大老虎"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其权势之大，人脉之广，使他有时被比作中国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曾在中央军委（现在由习近平执掌）任副主席的徐才厚将军是另一个倒下的重量级人物。他被开除党籍，并将以在军内卖官的罪名被起诉。随着多米诺骨牌一块接一块倒下，你不由纳闷谁会是下一个。
      这场整肃已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基层干部害怕摆宴席或戴名表，唯恐被指控有不正当行为。外国食品公司，包括麦当劳(McDonald's)和肯德基(KFC)，被指使用过期肉类。（这个案件比起苍蝇来更像蛆虫？）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因被指控贿赂医生和官员以提高销售而被调查。一些中国最大的国企也成为了目标，包括摇钱树——曾经由周永康执掌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反腐斗争是值得称赞的。许多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都充满了腐败。几乎仅有中国政府采取了行动。无疑，习近平利用反腐败来打击政治对手，并通过树立自身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这场斗争的坚决性似乎表明它的内涵不限于此。中国新一任国家主席似乎已得出结论认为：腐败正在吞噬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官方发起一场再教育活动，用官方的新华社的话来说，其宗旨是深化党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感情认同"——或许也会降低他们对于古驰(Gucci)包和拉菲(Château Lafite)佳酿的迷恋。
      但是，如果其目标真的是为了清除中国的腐败，这场反腐斗争注定将会失败。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在于这场斗争所采取的方式。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这场斗争将成为共产党的审判，而非依法审判。很多被带走的人很可能有罪。然而，仓促甚至秘密的审判加上听命于党的法官意味着，包括中国公众在内的世人永远无法确定这一点。不论这次行动如何成功，最终它只会被视为专断和政治驱动的产物。
      另一方面与此相关。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企业和政府部门卷入到漩涡之中，这场斗争出现了一些毛式清洗的可怕迹象。然而，人们可以确信底线仍是存在的。有些人不会受到影响。毕竟，对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指向了高层。怀疑的矛头不仅指向之前的领导层，也指向现在的领导层。那么这一切将在何处停止？想必习近平在某个阶段将不得不叫停。否则，这也许会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革命最终吞噬了自己。
      译者/何黎

      BBC分析：周永康案——舆论先行是反腐新模式？（附德国之声：周永康落马！其子周滨被捕）

      Posted: 29 Jul 2014 05:30 PM PDT

      蒙克 BBC中文网
      更新时间 2014年7月2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15
      周永康
      官方正式宣布中共立案调查周永康案。
      自2012年薄熙来倒台后，就开始出现与薄熙来关系密切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调查的传闻，两年多来各种传闻和揣测不绝，现在官方正式宣布中共立案调查周永康案。
      新华社报道说："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被查打破了"刑不上常委"惯例，使他成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查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誓言"老虎""苍蝇"一起打以来倒台的最高级官员。
      失去了爆炸性
      当局正式宣布查处周永康之前，周永康在石油系统，四川省和政法部门的众多党羽和同僚及周永康的亲属已经陆续被清查。其中包括当过周永康秘书的几位高官：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和公安部警卫局的谈红。
      被认为是周永康在石油系统的亲信前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和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被立案调查。前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也被立案调查。
      另外去年底中国媒体就传出关于周永康之子周滨涉嫌贪腐案被当局控制，随后又传出周永康的弟弟被查处的消息。
      在媒体报道透露周永康的升迁轨迹和关系网后，关于周永康被查的消息失去了类似薄熙来倒台消息传出时的爆炸性，轰动效应也弱了许多。
      刮骨疗毒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比前任加大了反腐力度，试图挽救中共和中共政权，避免走苏共灭亡和苏联崩溃的老路，但中国高层反腐和高官频频落马除了带来政治地震，贪腐真相曝光也造成了社会轰动。
      贪腐报道说明官员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涉及数额亿万往往超出了寻常百姓的想象，官员普遍腐败也会削弱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心。
      在信息技术和社会化媒体发达的时代，在中国这样政治观点对立、舆论缺乏共识的社会，执政党触及高层反腐好比"刮骨疗毒"，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弄不好就会不可挽回地使政权合法性从根本上遭到公众质疑和挑战，加深动荡和不稳。
      周永康被查，刑上了常委，一方面显示了中共高层的反腐决心，但另一方面经过媒体报道长期的"千呼万唤"才开始出来官方的正式宣布，似乎显示了中共高层在反腐中的谨慎和顾虑。
      周永康这只"大老虎"被打被说成是中共反腐要"一打到底"的决心，但对许多接触大量媒体资讯的公众来说仍然需要观察：是否还会有其他被媒体贪污报道涉及的现任和离休高层，在媒体反腐揭报阶段过后进入被查处阶段？
      （责编：董乐）

      周永康落马！其子周滨被捕

      新华社7月29日消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中国媒体还称周永康周滨已被批捕。
      Zhou Yongkang chinesischer Spitzenpolitiker ARCHIVBILD 14.03.2012
      （德国之声中文网）周永康的落马传闻足足两年多时间，今日中共当局终宣布其落马消息，对此北京知名异议人士、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在德国之声打通电话后，连声表示："宣布总比不宣布好"，他认为从薄熙来案爆发开始就注定了周永康今日的命运，只是在权力在争斗中，呈现长时间的胶着状态。他亦表示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只谈及周永康严重违纪，并未确定其是否触犯刑律，严重违纪只适用于中共家规，中共对高层级官员，往往先纪后法，而如果周触犯刑律，则不应受党法约束，希望能够依法对其进行惩处，接下来有待观望决定周永康的命运的最终走向。

      周永康早年间盘踞中国石油系统20余年；其后任职四川省委书记，自2002起成为中共政法委副书记和公安部长，2007年起成为中共政法委书记，从而开始建立了庞大的国家安全系统，负责掌管警察部队、民用情报系统、武警部队和公安、检察等司法部门，在他主政政法系统期间，维稳经费首超军费。在薄熙来落马后，频传周永康被调查的消息，但他又不时现身打破传言，周永康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为去年10月初，他现身母校石油大学参加校庆活动。

      （资料图片）周永康(左）和李克强


      盘点此前已落马的周系人马，其中包括2012年底被双规调查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2013年6月23日，被称为周永康"心腹大秘"的四川省文联副主席郭永祥落马；2013年9月2日，周永康在石油系统的利益联盟者--原国资委主任、原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因涉嫌贪污被调查；2013年12月20日，周一手提携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证实涉违法违纪；2013年12月29日新华网报道，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2月18日，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亦被调查。而今年6月30日公布被调查的"军中大老虎"徐才厚，也被视作周永康的政治盟友，至此其仕途中建立的与其有密切联系的"秘书帮"、"石油帮"、"四川帮"多位官员相继倒台。

      从去年11月起，中国媒体"财新网"《新京报》等多次报道周永康之子周滨涉各种贪腐，今年的1月17日，"路透社"发出报道，称中国当局对十几名高级人员进行调查和约谈，这些人都同中国安全沙皇周永康有着密切关系，周当时被关押在天津的一幢别墅中，与外界联系完全被切断。周永康被调查呼之欲出。

      今年两会前的3月2日，中国政协发言人吕新华，以"你懂的"来回应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关于周永康案的提问，但在中国两会闭幕时的中外记者见面会，很多人会前预测中共当局可能会借记者会公开周永康案，再次落空。

      中国国务院前秘书俞梅荪早前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国当局经过不短时间的运作后，象剥洋葱一样，已到最后一层，周永康的政治和利益联盟在这中间肯定有过抗衡，周永康大势已去，当局彻底稳住了在周案上的局面。他认为普通网友并不在乎周是因中共权斗还是真反腐而倒下，中共当局将让这个包装上"腐败"外衣的政治案件揭幕。

      今日俞梅荪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终打破"刑不上常委"陈规，虽然该消息只是称周永康严重违纪，由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但根据薄熙来案经验，确信周永康将涉刑事犯罪。他认为周永康在主政中国司法期间，中国法治为最黑暗的"十年"，出现严重的倒退，如果中共当局只以党规来处理周案，必不能服众，应该查清他所造成的司法冤案，否则法律依然难彰："周永康长期担任政法委书记，作恶多端，在胡温十年司法大倒退，问题严重，我希望能他的问题进行查处，对周永康整个系统清算，特别是要严厉批判他的维稳模式。"
      周永康被立案侦查后，中国媒体《财经》表示从权威人士处证实，周永康之子周滨因涉嫌非法经营罪，无锡籍商人周滨已被湖北省宜昌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VOA：习近平“政治清洗式”反腐成败皆堪忧（附周永康案：为难与诡异）

      Posted: 29 Jul 2014 05:17 PM PDT

      周永康在中共十七大


      避暑胜地北戴河。中共即将在这里举行非正式会议，反腐败问题将是一个主要议题。
      避暑胜地北戴河。中共即将在这里举行非正式会议，反腐败问题将是一个主要议题。VOA 斯洋/华盛顿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一年多来，通过反腐败运动和其他手段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现在甚至被称为中国政治局的"新皇帝"。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大权独揽，但是较少提到的是习近平的反腐以及他对权力的巩固正让他面临党内越来越强烈的不满，中共高层的分裂也越来越明朗。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反腐还要搞多久？专家指出，习近平"政治清洗式"的反腐无论成功与否都令人担忧。
      *反腐还要持续多久？*
      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非正式会议即将召开。目前，中共高层领导人，无论是现任还是已经退休的，都已经陆续抵达北戴河。每年夏季，中共退休及现职的党政军高层，多会在河北的北戴河海滨避暑休假，同时，中共高层将就当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的相关议题作出非正式磋商。今年他们将讨论的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相关议题。有专家说，习近平的反腐败到底要持续多久将是本次北戴河会议关注的首要话题。
      总部设在美国的民主派杂志《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说："首先是反腐败，那么多官员被搞下去，又不知道会搞到什么时候为止。"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后，开始了反腐行动。目前，反腐行动已经持续了18个月，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中国官方的资料显示，2013年，有18.2万名各级党政官员被查处。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接受组织调查的副部及副部以上级别的官员就有近40名，其中令人瞩目的是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倒台。
      *反腐造成中共党内高层分裂*
      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福布斯专栏作家章家敦 （Gordon Chang）说，习近平反腐的做法与其前任不同。习近平看来要摧毁共产党内的其它派系的核心，完全抛弃了中国1981年打倒四人帮以来一直沿用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做法。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他很难继续把反腐搞下去，而同时又不造成党内的分裂。他现在打击的是他的两个前任的人际眷顾网络（patronage network），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反击。"
      周永康和徐才厚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阵营的人。6月份被查出的中共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则是胡锦涛的的"大内总管"令计划的兄长 。
      章家敦说，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告诫习近平要收控反腐的步伐就是一个"反击"的迹象。4月1日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江泽民已经向习近平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提出要"收控、放慢数十年来最严厉的反腐败运动"。据称，江泽民表示反腐风暴可能削弱党内基层的支持，威胁中共统治的稳定为由，提出"这场反腐败运动的步伐不能搞得太快"。
      报导认为，江泽民此言在警告习近平，不要对党内高层太多权贵家族或亲信网动手。报道援引另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对反腐败努力表达了保留意见，警告其继任者不要过分扩大反腐运动。
      今年北戴河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可能就是如何处理周永康的问题，这也是与反腐话题息息相关的。周永康是迄今为止习近平打下的最大的一只"老虎"。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案迟迟不得公开就是中国高层分裂的一个表现。
      《北京之春》杂志的胡平说，现在中共高层的分裂已经很明朗化了，因为这已经是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
      反腐让中国官员人人自危
      习近平的反腐不仅令中共党内高层的分歧加深，习近平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老虎苍蝇一起打"言论以及中共政治局的"八项规定"也让中共官场动荡不断，甚至出现了"官不聊生"的抱怨之声。令官员们更害怕的是反腐还在继续。
      路透社7月9日发表题为《中国官员因担心腐败调查而减少曝光率并谋求退休》。报道说，许多中国官员正想方设法不让自己惹上麻烦，甚至谋求提前退休。一些接受腐败调查的国企高管甚至选择了自杀。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目前，中国的一些大项目哪怕没有腐败的迹象，也会在互联网上引起中国公众越来越大的关注，这使得官员们在这类项目上的审批上变得非常谨慎。比如，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老百姓提出环保方面的担忧，许多项目被束之高阁。报道说，官员的不作为甚至影响了急迫的经济改革的实施以及政府的正常运作。
      路透社的报道说，反腐对中国官场造成了极大的震撼。那些配偶和子女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所谓的"裸官"更是习近平本次反腐运动的矛头所向。这些官员有时涉嫌利用这样的关系非法转移资产。路透社采访的北京的一名公务员说，她所在办公室的领导最近被要求填写表格，不仅要详细列出资产数额，还要说明子女及其他近亲属目前的居住地。这名公务员说："当前的气氛是人人自危的，充满了不确定性。"
      反腐是传统的政治清洗
      不管怎样，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却深得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欢迎。美国皮尤调查中心7月份的最新民调显示，92%的中国人对习近平充满信心。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因为中国并没有独立司法体制来监督反腐败运动，这让人无法不认为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
      中国观察人士章家敦说，他明白为什么反腐在中国深得民心，因为中国老百姓认为大多数官员都是贪腐的，所以，他们很乐于看到中国官员受到惩罚。但是，习近平目前的做法还是没有超越老派的政治清洗。
      他说： "他们发起了这样反腐败运动，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习近平把他的任何支持者或是亲戚朋友投入监狱，除非出现那个局面，他现在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很传统的政治清洗，以此来巩固权力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腐。"
      彭博社2012年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的旁系亲属也聚敛了巨大的财富。不过，后来有报道说，自2013年1月习近平上台不久，他的亲属已经退出了多项商业投资。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在北戴河会议后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中共领导人将强调"法治"，以减少公众对"有关腐败官员的调查不过是政治清洗的猜测"。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领导人会强调，调查周永康是符合党章精神的。"反腐是为了党和广大群众利益的，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反对其他人"。
      "政治局的皇帝"权力有限
      在发动反腐运动之外，习近平也采取了其他措施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上台后，设立十几个领导小组，并自任各小组组长，成功削弱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威和决策角色。
      《纽约时报》7月份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已经改变了中国原来的集体领导模式， 高层决策已经变得更不透明更加难以预测。报道，说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局的皇帝"， 其他六名常委只是他的助手。
      但是，《北京之春》的胡平说，习近平拥有那么多头衔，只能显示他的实际权力有限。
      他说： "这说明他的实际权力有限，毛和邓都没有揽那么多头衔，因为他不需要这么多的头衔， 因为在每个机要部门都有他自己信得过的人在帮他掌舵。但是，习近平过去从地方上来，他没有自己的派系。他的亲信级别不高。他对各个方面根本控制不住，那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成立小组，将原来的部委机构都架空了。然后，让他的亲信成为组员， 因为他的亲信原来级别太低，无法当组长，实际上无足轻重，所有他自己当组长，那么，他亲信的话就很重要了。"
      中国观察人士章家敦认为，习近平的清洗运动还在进行，表明目前的状况还不稳定。
      他说："许多人都说他迅速巩固了权力，甚至一年前就这样说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们看到清洗还在继续。清洗还在继续是脆弱的表现，并不是强大的信号。因为如果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那么，就不会再有人员消耗 （Bloodletting）了。现在不仅政府和社会，军队的官员也在消耗，我的看法是，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
       反腐成功与否，前景都不妙
      习近平在上台后不久就发表了有关反腐的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他警告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在2013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也表示，2013年的中共和1948年的国民党情况相似，如果不彻底改革，将失去人心、失去江山。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反腐并不能取得成功，甚至注定会失败。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发表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的文章说，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是"党的审判，而非依法审判"，"是政治驱动的产物"。 文章还预测，如果反腐败持续下去，"也许会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革命最终吞噬了自己"。
      中国观察人士章家敦这样解释："我不认为他会取得成功，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官员很害怕，他们已经准备集结起来，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行动，他们也会被投入监狱，资产被剥夺，没有人希望这些发生到自己头上。他（习近平）现在自己为自己制造了对立面。"
      他说，因为没有独立司法体制的制约，中共高层的内斗还会继续尖锐， 可能会导致混乱。他说："这是作用与反作用力在起作用，因为没有独立体制的制约。在很多其他社会，你会有一个独立的检察官，独立的法庭，有独立的制度来制约那些非常有野心的人追逐他们的欲望，但是，在中国你没有这样的体制。这样一来，你会发现事态的发展很快会失去控制。这样的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发生过，我们现在正看到同样的情况。"
      章家敦说，目前的情况，习近平要取得反腐成功唯一的可能就是要除掉所有的对手，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又说，习近平的反腐成功与否，对中国来说，看上去都不那么美。
      他说："现在的难题是，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情况对中国最有利，习近平成功还是失败？因为这两种情况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很危险，因此，当习近平开始走这条路后，中国就没有真正好的选择，因为第一，这根本就不会成功：第二，如果习近平成功了，他就会成为毛泽东那样的暴君。我们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过，习近平似乎并不打算收手。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消息，2014年中共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进驻即将在10个省区市开始。
      【附录】

      周永康案：为难与诡异

      VOA齐之峰/华盛顿 —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任之时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在他掌管中国司法公安期间，中国的所谓"维稳"经费即用于维护政权的经费超过了中国的军费。秘密逮捕、非法羁押在中国成为家常便饭。
      然而，在中共官方媒体发布周永康被立案审查的消息传来之际，周永康已经在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指控的情况下长时间失去人身自由，成为中国众多被非法剥夺基本人权的人之一，与两年前的权势之日恍如隔世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 迟迟疑疑有苦衷*
      中共新领袖习近平子上台以来，大张旗鼓的展开所谓的"反腐"运动，誓言既打"老虎"也打"苍蝇"。中共当局在过去半年来，"打老虎"即整治所谓贪污高官的节奏明显加快。
      7月29日星期一北京时间傍晚时分，中国官方权威通讯机构新华社发布题为"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的一句话公告，证实了周永康成为被打的最大老虎的消息：
      "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与此同时，在周永康被立案调查的消息发布之后，中共当局社会监控部门强化舆论监控管制。有中国政治问题评论人士立即受到地方公安部门警告，不得对境外媒体发表评论。
      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对周永康案件如此敏感，是否是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或因为他是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整治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以来遭整治的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
      在纽约的中国政治评论家胡平注意到，中共的喉舌新华社发布的有关周永康被立案调查的简短公告看来很有文章。因为不久之前，中共宣布整治中共广州市委前书记万庆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时候，都是说他们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移交司法机关。
      胡平说："中共当局现在只是说周永康违纪，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调查。他可能不会被移交司法，只是党内追究处理，甚至有可能只是开除中共党籍，但不会送交司法审判。我先前说过，中共上层在整肃周的问题上应该没有多大分歧。但在应整肃到什么程度上有很大的分歧。习近平一派人希望打破先前的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另一派则主张用比较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或不了了之。反正周永康早就退位了，在（2012年11月中共举行）十八大之前就失去实权了。"
      在纽约的中国政治评论家胡平(美国之音宋德成拍摄)在纽约的中国政治评论家胡平(美国之音宋德成拍摄)
      周永康的政治健康在1年多以前就出现了危机。在去年10月初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随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之后，有关他因涉嫌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而被整肃的消息更是在中国国内外不胫而走。
      然而截至目前，中共当局迟迟不公布周永康有什么问题。如今，中共当局公布周永康被中共中央纪委立案调查的一句话公告，这在中国网络评论家田奇庄看来很有些滑稽和落伍--外界通过互联网早就知道的事情，何必还要弄得这么神秘？
      但是，田奇庄表示，人们也可以理解中国当局为什么在周永康问题上如此为难：
      2007年中共17大后九常委亮相，含周永康2007年中共17大后九常委亮相，含周永康
      "因为周永康的身份特殊。他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以前当局还没有动过（整治过）常委。再者，他又是中央政法委书记。这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部门。在中国政治敏感时期，这个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涉及很多人，很多利益，涉及很多违法违规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起来，无论谁当政都会觉得比较棘手。但是，放在讲公平公正的法治国家，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违法就追究，不违法就恢复他的名誉。没有必要把这一切弄得神神秘秘。"
      *骑虎难下很为难*
      周永康被立案调查的正式消息发布之后，中国国内外的关注焦点转向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下一步要如何处置周永康。
      在中国政治评论家胡平看来，要大力整肃周永康的习近平当局显然是面临一个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这首先是因为中共党内一派人要力保周永康以求自保，而这一派人要保周永康也有一些让习近平不敢轻易忽视的理由：
      "如果把周永康移交司法，要不要公开审判，像公审（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一样？一旦审判，要不要搞微博直播？要不要让周永康像薄熙来一样有相对充分的答辩机会，而且让公众可以看见？有薄熙来的先例在，而且薄熙来只是个委员，周则是常委，薄熙来当年不合作，周永康一家老小已经全给关起来了，恐怕更不会配合。周掌握情况那么多，他要是翻供，大闹公堂，扯出一些别的事情来，当局就不好收拾。
      济南中级法院发布的薄熙来出庭照片（2013年8月22日）济南中级法院发布的薄熙来出庭照片（2013年8月22日）
      "反对大肆整肃周永康、反对将他送交司法审判的一派人会说，公审周永康会让中共太丢丑。他们的这个理由让习近平很为难，也让习近平显得可笑。因为周永康的家人同党都被抓被判，他们犯事都是因为周永康，但最后周永康本人倒没事，没有严重问题，这就让习近平高唱的打虎成为闹剧。他本来就是想通过选择性的反腐来进行权力斗争；打虎闹剧到此为止，无疑等于宣示他在权斗中受阻。"
      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国的时事评论家田奇庄则指出，中国当局在处理周永康案时所面临的来自中国公众的另一种压力：
      "很多民众认为，打击黑恶势力，打击违法行为一定要通过法治法律的途径，不要搞得神神秘秘。现在处理很多贪官，让大家固然觉得大快人心，但处理的方式也让很多人感到忧心。这个人今天还开会，散会就被控制起来，被双规了，这种做法违背了法治国家、文明国家应该走的道路。"
      田奇庄表示，许多中国公众认为，有效地打击贪污腐败必须靠制度和制度建设，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的制度，依靠法治，而眼下这种领导说整谁就整谁的做法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在这个问题上，田奇庄这位中共党外人士跟中共当局负责打击贪腐的总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所见略同。王岐山先前公开表示，他现在领导的打击贪腐运动只是治标，只是为了给治本赢得时间。
      与此同时，中共当局把主张治本、从制度建设着眼杜绝腐败的人士如许志永博士投入监狱。
      *打大老虎之诡异*
      周永康被普遍认为是在他掌权时期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为自己为家人亲朋谋私利，使自己及其家人同党成为当今中国的权贵阶级。因此，周永康被立案调查并有可能受到惩处的消息传来让许多中国人感到高兴。
      但胡平认为，在当今中国政治形势下，周永康做为一个"大老虎"被打到底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还很难说：
      "中国当前的情况就像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所说的有两个问题，一边是集权，一边是权贵。反权贵，民众很多拍手叫好。但反权贵就容易坠入集权，重新强化集权。当然中共本来就是集权制度，但毕竟自从毛泽东、邓小平以来集权的强度有所弱化。
      "现在习近平反腐实际上重新强化集权。这从最近官方媒体出现少见的、只有毛泽东时代才有的那种个人崇拜的宣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很可能出现在反权贵的旗号下重新强化集权的情况。当然，权贵是坏东西。但取代它的绝对不是一个好东西，这是应当高度警惕的。"
      截至目前，中国国内外的评论家普遍批评说，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力推行的"反腐"运动只是利用反腐的名义肃清自己的政敌或潜在的政敌，为他大权独揽扫清道路，提供方便，与建设法治无关，甚至与法治建设背道而驰。
      习近平当局对这种批评一直没有承认或回应。但这种批评显然让中共当局也觉得不舒服。在新华社发布周永康被立案调查几个小时之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似乎是间接地回应了这种批评：
      "（周永康被立案调查）这则消息发布后不久，央视发布了中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消息，会议的主题是研究推进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看似巧合中，却蕴含着某种必然。把反腐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鲜明主题。"
      但《人民日报》的这种回应似乎是间接地承认，迄今为止习近平当局的反腐是法治轨道之外的行动。

      梁京：克林顿为什么夸习近平

      Posted: 29 Jul 2014 05:08 PM PDT

      克林顿在广州演讲
      克林顿上周在广州大赞习近平，绝不是因为此次中国人给的出场费不菲，而是因为美国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外交挑战。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7_26_250457.shtml

      马航被东乌克兰的亲俄武装击落，有可能成为21世纪又一个重要的黑天鹅事件，因为这个事件把西方和俄国都逼入了死角，双方都无路可退。美国和西方希望普京良知发现，积极配合调查飞机被导弹击落事件，但正如我所预料的，普京不仅无法接受调查的结果，也无法接受调查本身，因为调查过程本身就会成为对普京的一次道德审判。

      现在普京已经摆出了不惜一战的姿态。这种姿态对很多人不好理解，但对了解俄国内情的人来说，则毫不奇怪，因为普京在国内已经把自己置于无路可退的地位。普京一方面成功地煽动了俄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自己也加入到权贵捞钱的游戏中。普京自己可能没有直接捞，普京亲信都大发横财。这种情况和习近平上台之前的情况很类似。这个游戏能玩起来，重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也能从财富增长中分一杯羹。不过，俄国的财富增长几乎全靠能源涨价。

      普京知道自己不能倒，一倒就会身败名裂。为了保住自己，普京让俄罗斯多数人相信，如果乌克兰投向欧洲，就会危及俄罗斯核心利益。因此，俄国应不惜玉石俱焚保住乌克兰。这个命题既不真实，也不理性。因为乌克兰愿意接受一种让东部高度自治的安排，只是普京和他的权贵利益集团不能接受，因为一个稳定下来的乌克兰，将危及普京及其同伙在国内的权力。也就是说，普京利用乌克兰问题绑架了俄国人民。

      现在美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普京能不能也绑架习近平，从而绑架中国与美国对抗？如果真是这样，显然对美国和世界都非常不利。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因为习近平的思维方式和普京是一样的，那就是如果危及到他和中共的权力，他也不惜玉石俱焚。他们都把自己等同国家，都把国家等同人民。况且，习近平和普京一样，身边有一大批人强烈反美，相信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更不用说，习近平对普京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对苏联解体都有切肤之痛。

      因此，克林顿在这个微妙时刻向习近平发出的信息非常重要，那就是美国希望习近平不要一边倒，作为回报，美国将支持习近平巩固权力。而且，尽管美国知道习近平与普京意气相投，但美国还是相信，从个人和中国的利益出发，习近平有可能会接受与美国合作，至少不被普京绑架。

      在这样的情势下，习近平会做出什么选择呢？从情感来说，习近平肯定站在普京一边，但习近平应该知道自己不能感情用事。克林顿此时大赞习近平反腐，说明他知道习近平的反腐面临著很多难题和风险。赞扬习近平反腐，表明美国将不支持中共内部倒习的力量。克林顿再次强调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其弦外之音是美国愿意帮助中国经济度过难关。目前，李克强为了稳住经济，正在大量放水。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刻即将来临，非常需要美国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上支持中国。习近平不能不考虑到这些。

      但习近平也有可能开出美国难以接受的条件，比如在南海领海争端中牺牲东盟国家的利益，这不仅涉及美国的原则立场，也意味著要伤害美国在亚洲将来的影响力。不过，对习近平来说，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普京在俄国能撑多久？如果普京在国内的地位被乌克兰危机削弱很快，那习近平的选择就相对简单了，但这个因素不好判断，因为普京在俄国的民意现在非常高。

      基于以上分析，我相信习近平在近期的选择是保持一种战略模糊姿态，会私下支持普京，但不会公开站在普京一边。美国的期望恐怕也到此为止，他们知道，想让习近平真心站在美国一边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不清楚的是，中国在解决其他地区的危机方面，愿与美国合作到什么程度？俄国显然不会再与美国合作，因为现在中东和阿拉伯地区的危机可以推高油价，对俄国有利；而油价过高，对中国却是一个不利因素。

      不过，无论习近平做出什么选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样一个大趋势，世界正迎来又一个动荡和变革的大时代。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高新：周永康能否免遭牢狱之灾？

      Posted: 29 Jul 2014 04:17 PM PDT

      周永康
      前不久，随着周永康家族的"白手套"刘汉及其犯罪集团成员的受审进度，笔者在本专栏里接连发表了《杀刘汉至少能够挽救两个"正国级"？》、《刘汉死还是不死，这是个问题》、《杀刘汉替周永康灭口，律师们更看不过去了》、《刘汉与当局之间是否存在幕后交易？》等系列文章，如今，因刘汉和刘维不服死刑判决提出上诉被"依法"二审结束，法庭宣布"择期宣判"的十天之后，周永康终于被习近平政权拿出来示众了。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各大媒体奉命同时发表了两则"重大新闻"，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二是"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头一则新闻很长，洋洋好几千言；第二则新闻很短，短到只有一个整句。全文是："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被外界称之为"反腐专家"的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在周永康被示众后的第一时间接受采访说："这是在党内生活正常状态下，党中央集体第一次对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涉嫌腐败做出立案审查的决定"。

      李永忠具体解释说："文革期间审查了刘少奇，但那是在党内生活非正常状态下进行的。而且都是涉及路线斗争，包括后来抓捕'四人帮'。并且，原来的审查是运动式的，此次对周永康的审查，可以说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每一步的调查都是根据证据采取相应的措施，证据指向哪里，就调查到哪里"。

      李永忠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反腐败斗争中，被立案审查的最高级别官员，之前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永康以中央政治局原常委的身份，以不加"同志"的被立案审查，成为不光彩的第一人。这无疑将中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和标志意义。

      反映最为敏锐的一家外界媒体也抢在众多海外华文媒体之前发表评论说：周永康的被示众令人不由得想起两年前的4月10日，有一则类似的消息："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鉴于薄熙来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两则消息对比，主要内容一字不差，惟有"周永康"前面没有"同志"二字，而是直呼其名，也应就这二字之差，注定了周永康令人堪忧的结局。

      的确，两年多前的薄熙来在首次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的官方公示中虽然暂时还被称之为"同志"，但仍然逃脱不了被"司法处理"的命运，更何况如今一经被示众，尚示被宣布开除党籍之前即已经被习近平政权不屑与之为"同志"的周永康。

      不过，外界媒体的这则评论的作者还是忽视了周永康和薄熙来分别被首次示众的消息内容中的另外一处用词区别，那就是如今周永康是被宣布接受"立案审查"而两年多之前关于薄熙来的那则官方消息只是说对其"立案调查"。"审查"意味着不光是"调查" 涉及定性问题。按照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的说法："审查"还是属于党内的，从党内目前对他的定性来讲，毕竟还没有到司法程序，所以党内不能代替司法。但是"审查"就意味着不光是"调查"，党内估计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剩下是一个定性的问题。在这个阶段我们经常用"审查"，就是说事实已经弄清了，这个属于做结论的问题。虽然目前没有明确说要把周永康开除出党，但是现在党内对他的定性已经把他搁在了党外，所以不用"同志"二字。

      杨小军还认为：如果周永康是因为腐败问题严重违纪，那么这将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因为腐败问题查处政治局常委级官员，释放了党对反腐的决心，"无论是谁，查到哪个级别，都要一查到底"。过去坊间的"刑不上大夫"、"退休了以后就不再追究"的说法，都被打破了。

      除了前面举出的薄熙来的例子，另外还有陈希同和陈良宇在因为"贪腐"问题被首次公示的内容中，都是暂时还称他们为"同志"，而且也只说他们是"违纪"。

      针对记者关于周永康被示众的党中央决定内容中为什么只说他违纪而没有说他涉嫌违法的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解释说：如果还是调查相关问题的阶段，还不确定是否要开除党籍，一般就保留"同志"两字。如果不用"同志"两个字，就说明事实上党内对周永康的调查，已经基本完成了，表明他的违纪是严重的，下一步是一定要开除党籍的。

      按照"党管干部"的制度和原则，党是首先对干部进行违纪方面的调查，如果发现他有违法的问题再移交司法。所以目前从稳妥的角度来说还是用"违纪"。

      但是，已经发生过的中共此一轮反腐运动中确实有被宣布落马的贪官污吏们在第一次被党内纪检系统公示与众的"决定"内容中说就明确使用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字样，比如关于苏荣落马的新闻内容就是："新华网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再比如，周永康老部下、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周永康前任秘书、时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和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周永康老部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周永康前任秘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周永康老部下、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周永康老部下、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等人被首次公示与众时都只是被称之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而周永康老部下、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则是直接被中纪委宣布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另外周永康前任秘书、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则是头一天还在中央政法委的办公大楼里颐指气使、横行霸道，次日就被中纪委直接宣布"对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有国内记者朋友告诉笔者，因为这位余刚平时有佩枪的习惯，所以他在被宣布接受"双规"的那天，孟建柱特别从公安部警卫局抽调了一个班的武警，全副武装地将余刚押送到中纪委的"指定地点"。

      上述例证似乎可以说明周永康如今只被宣布"违纪"而没有再加上"违法"二字当然是从所谓"稳妥"的角度，但也说明了高层在对周永康的最终处理问题上还是要为"宽严并济"留有余地。当然，首次被示众的官方公示内容中只言"违纪"不提"违法"并不等于这位"违纪"者就能够免于牢狱之灾，比如当初只是被低调宣布为"涉嫌违纪"的蒋洁敏已经于整好一个月前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简言之，如果只是"涉嫌违纪"，那么有可能党籍都不会丢，比如前文化部长于幼军就是被宣布为"涉嫌违纪"，最终只落下一个撤消中央委员和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而"涉嫌严重违纪"肯定是党籍保不住了。但是，如果现在就直接宣布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那么未来如果不把周永康投进大牢就等于党中央在"食言"，但如果现在只宣布他"涉嫌严重违纪"，等于是预留了将来只对他进行开除开出党和取消正国级"终身俸"的党纪政纪处理，免于司法处理的可能。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胡平：周永康会免于刑责吗

      Posted: 29 Jul 2014 03:40 PM PDT




      第二只靴子好像终于落地了。
      新华网北京7月29日电，鉴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不过，要说习近平打大老虎行动已经大功告成，未免言之过早。第一，在这则不到100字的简短报道里，只提到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没提"违法"；第二，现在只是由中纪委立案审查，没说移交司法。如果到头来，当局只是对周永康作党内处分而免于刑责，那么，那不但不是习近平打虎告捷，而是严重受挫。
      有人说，按照中共的程序，官员如被认定涉嫌违纪，应是先交纪委审查，如果纪委经过审查后认定涉嫌违法，再移交司法。例如，薄熙来就是在2012年4月，先由中纪委宣布其涉嫌违纪立案审查，然后在同年9月，再宣布其涉嫌违法，双开移交司法的。
      固然，中共的程序是，先党内处理，后移交司法；先审查违纪问题，再审查违法问题。但是在对外宣布时却常常不遵从这样的顺序。
      例如十八大后第二个落马的周永康嫡系、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当局宣布其接受组织调查就写明其"严重涉嫌违纪违法"，也就是说，不但指控其涉嫌违纪，而且同时还指控其涉嫌违法。不久前落马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头天还以市委书记的名义主持会议呢，第二天就被宣布严重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也就是在提到违纪的同时就提到违法。今年1月20日，徐才厚还陪同习近平一道接见出席军方举办的新春文艺演出的老干部，此后其行踪便不见官媒报道，而到了7月1日，官媒宣布，徐才厚被指控"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开除党籍，并"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不消说，在此前，当局免不了会走一遍由纪委审查的程序，有境外媒体也报道过，但国内官媒只字未提。也就是说，当局在未曾公开宣布徐才厚涉嫌违纪和被纪委立案审查的情况下，就一步到位地宣布其涉嫌违法并将其移交司法了。
      应当看到，周永康的问题和薄熙来不一样，而和徐才厚更类似。
      2012年，薄熙来仍是在位的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是政坛上最引人瞩目的明星，十八大入常的热门人选。是2月6日王立军投奔美领馆这一突然事件，才引爆了薄熙来的问题；薄熙来在3月10日的全国人大会上还侃侃而谈；然后才有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式记者会的讲话点出薄熙来的问题；接下来，当局宣布撤销薄熙来职务，再宣布由纪委调查其违纪问题，再宣布薄熙来涉嫌违法，将薄熙来双开，移交司法，等等等等。在薄熙来的问题上，当局按程序逐步处理，官媒则紧跟当局的每一步处理作公开报道；当局每走出一步，官媒就报道一次。
      这就和徐才厚大不相同。在官媒上，从没公开点名报道过徐才厚出事的消息，今年1月20日，官媒还报道了徐才厚陪同习近平一道活动的消息，可是在7月1日，一下子就宣布了徐才厚涉嫌犯罪并移交司法。
      周永康的情况和薄熙来不一样而和徐才厚类似。根据境外媒体的报道，周永康早在十八大上就被发现问题而"带病退休"，随后不久就被当局软禁；可是这些官媒都没有公开报道。可见他的情况和薄熙来大不相同。周永康最后一次露面是去年10月1日参加母校中国石油大学的校庆，这比徐才厚今年1月的最后一次露面在时间上还要早近三个月，而且规格也比徐才厚那次陪同习近平一道露面要低得多。这就是说，当局对周永康的调查和整治比对徐才厚还更早就进行了，到现在应该早就查清楚了。当局完全可以像宣布徐才厚的问题那样，一步到位地点明其涉嫌违法，将其移交司法。之所以没这样一步到位地宣布，那只能说明高层对最终是否要把周永康送上法庭还没有达成共识；你甚至可以说，当局这次宣布，只提违纪不提违法，只说由纪委审查不说移交司法，那已经表明习近平、王岐山想把周永康移交司法的企图遭受重挫，再往前推暂时推不动了。
      今天人民网发表评论解读中央关于周永康通报。评论特地提醒读者，中央通报"提'违纪'未提'违法'"，并且说，"有观点指出，周永康或可能幸免进入司法程序，得到中国式特赦"。这篇评论说，目前，"我们也不能确定周永康是否能够避免进入司法程序，这要视中纪委的审查情况而定"。在这里，所谓"要视中纪委的审查情况而定"自然是欺人之谈。因为中纪委早把情况查清楚了，目前之所以无法确定周永康能否避免进入司法程序，无非是高层的意见还不一致而已。
      多维网今天发表了署名方远的评论"周永康是否被移交司法还有待观察"，作者的分析如下：
      "更重要的是，有了公审薄熙来的经验教训，中共在考虑是否将周永康移送司法机关的时候不得不变得更加谨慎。当年，鉴于薄熙来的显赫背景和政治明星的影响力，中共选择对薄熙来进行公开审判。而且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济南庭审现场一直保持微博直播，薄熙来也有较为充分的答辩机会。可是，薄熙来一反贪官在庭审现场主动认罪的惯例，当场翻供，令检察人员措手不及，搞得中共甚是被动。周永康案更加特殊，本身便是由薄熙来案引出来的。如果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永康移交司法机关，就不得不考虑清楚周永康是否会重演薄熙来一幕。况且，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权势更在薄熙来之上，假若被公开审判，会不会做最后一搏？如果周永康真的有意进行殊死挣扎，会不会爆出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猛料？假若周永康真的这样做了，至少对于中共而言，无疑会导致更大的被动。
      "持续一年多的反腐风暴，从苍蝇到老虎，一批又一批地被打下。如今，随着周永康案的正式公布，中共反腐或许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但是，周永康案不可避免地会让前任或现任的领导人产生一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担忧。倘若将他移交司法机关，势必加剧更多人的恐慌，而这可能会引发官场反弹。一旦更多的人为了寻求自保而施压，那么中共的反腐会不会遭遇一年多以来的最大阻力？打掉一个迄今为止的最大老虎，其实很有可能会引发迄今为止的最大反腐阻力。如果这样的话，反腐会不会突然在某个阶段戛然而止？如果真有这种可能，中共在处理周永康案的时候就不得不非常慎重。
      所以说，周永康案虽已正式公布，但是并不代表周永康会被移交司法机关，因为这背后必将进行更加激烈的博弈。具体周永康案会何处何从，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多维网上的文章通常在价值问题上和我差别很大，不过在对事实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上，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仍可能得到相似的认知。应该说，方远的这篇评论，倒和我先前发表的看法差不多。
      早在今年1月，我就写文章谈到，习近平的反腐败，到头来能在改变上层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上走多远，乃至于会不会引爆更大的危机，实在是大成疑问。
      说来，这碗康师傅方便面都泡了两年多了，但老是没泡开。在去年11月、12月和今年1月，国内一些官媒连篇累牍地报道周永康昔日部属和亲属的贪腐问题，甚至提到了周永康的曾用名周元根，大老虎呼之欲出，但随后却嘎然而止，没了下文。
      海外的明镜网2月9日报道，称北京政局发生大逆转，多名前政治局常委对习近平王岐山提出批评，要求搁置对周永康等人的处理。我随即撰文指出："就算眼下各方在处置周永康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但彼此间的裂痕已然显现，猜忌难以消除，故而内斗不会平息。"
      接下来我写文章进一步指出：
      "在要不要整肃周永康的问题上，中共高层是有共识的；但是，在如何整肃以及整肃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高层有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是，周永康的问题要不要公开点名？要不要移交司法，追究刑事责任？问题在于，如果把周永康移交司法，那么，有薄熙来的先例在，当局不能不搞公开审判，不能不有现场微博直播，不能不给周永康充分答辩的机会。周永康在位时间那么长，主管过那么多机要部门，当局要做切割给他定下合适的罪名很难，因此，审判周永康难免会变成审判共产党，其结果必定是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空前巨大的损害。再说，也不知道周永康会不会采取配合的态度，如果周永康拒绝配合，死不认罪怎么办？万一周永康不惜鱼死网破，反咬一口，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不久前，我写文章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我写到："如果习近平王岐山拿不出一种方案，确保对周永康的公审不捅漏子，那么，他们就很难说服同僚把周永康的问题端出来－－这里还且不说高层中某些人出于其他目的不愿意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公审周永康。但是对习近平王岐山而言，如果把周永康的问题端出来但是又不进行像薄熙来那样相对公开公平的审判，那又会严重损害他们这场反腐斗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当然，如果习近平王岐山到此为止，不把周永康的问题端出来或者是只进行党内处分而不移交司法，那对他们的打击就更大。"
      如此说来，中共当局这次宣布周永康的问题，本来完全可以直接指控其违法和宣布将其移交司法，然而它却只提到违纪，只说由中纪委审查。那很可能表明习近平王岐山的打虎运动受阻乃至受挫。但假若是这样，正像我先前讲到的那样，习王一派势必不甘心就此收手，他们一定还会寻找机会继续打下去；而另一派也势必不甘心眼下的局面，他们也一定还会趁势削弱习王一派的权力。因此两派还会继续斗下去。这场宫廷恶斗还没有落幕，好戏还有的看。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6期    2014年7月25日—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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