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58 views
Skip to first unread message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19, 2013, 6:10:07 AM9/19/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 刘军宁：我为什么写保守主义投资哲学？
- 笑蜀：“公民罪”——王功权是我们的共同底线
- 严家祺：李克强的导师龚祥瑞
- 萧瀚：王功权被拘和独裁政治下的商人
- 鲍彤答问：习仲勋老人和《不同意见保护法》
- 笑蜀：像王功权那样告别恐惧
- 鲍彤：一言国之梦
- 营救王炳章
- 未普：中国政经不确定性升高，外资对新政府失去信心和耐心
- 严家祺：高行健的原配夫人（附高行健前妻：王学昀《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 国际投行的中国高层圈：雇1官员子女可赚数十亿
- 陈翰圣：习近平正在掀起“唱红打黑”――浅析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 高新：习近平和薄熙来一样“红”令刘云山及其学界爪牙有恃无恐
- 陈迹：“战略机遇”与“底线思维”
- 管见：薄熙来案之特殊
- 梁京：刑拘王功权是迫害反对派的重要升级
- 世界媒体看中国：镇压与闹剧（齐之丰）
- 林忌：英美警告梁振英
- 杨金柱律师举报人民日报、外交部发言人造谣——将博客和微博保护的三点庄严声明邮寄两高备案
- 吴祚来：政府不能永远走在非法与不义的路上――对许志永被拘审的思考
- 綦彦臣：「瘸子打驴」导致「随机暴怒」
- 李江琳：何时叫停牧民定居
- 阿珊：强权者的辩解书与掠夺者的自供状――解析李长春的奇文《观猴有感》
- 张轶东：用“武器的批判”取代“批判的武器”的时候来到了！
- 纽约时报：商人公民王功权被拘留（附：告别江湖）
|
Posted: 18 Sep 2013 09:11 PM PDT 有朋友说，写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书，你算不算是跨界？我说，没有跨界。我谈的还是保守主义。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因此我努力把保守主义的世界观尽可能运用到一切可能的生活领域。 一个行业的正当存在，除技能外，必须有其价值理念和道德支撑，金融投资行业也不例外。没有人文精神与道德基础的行业是不值得从事的行业。在《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智慧之灯》一书中，我谈的不是投资的技能技巧，而是金融投资背后的人文精神与道德支撑。人文精神与道德支撑也常常是交叠的。说实话，写这本书，我有点私心，面对反商的意识形态，面对把金融投资看作罪恶的唯物主义传统，我希望看到中国的金融投资从业人士站在坚实的道德根基和深厚的人文积淀之上。我所做的就是去挖掘和培育金融投资行业背后的人文道德资源和普适智慧，而非指点他人如何投资。 我不是职业政治家，但是研究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我也不是职业投资家，但是我喜欢保守主义投资理念。价值投资就是保守主义在投资领域的直接应用。价值投资的精髓，就是保守主义的思想精髓。每个真正的价值投资者都认为自己是保守的投资者。他们不仅在投资理念上保守，在投资风格上保守，在对公司的估值上保守，在财务上保守，价值投资者还要求作为被投资对象的公司及其管理者都必须是保守的。只有如此全面保守，才能符合价值投资的要求。经典名著《基业长青》的作者也发现，长青的公司都是信奉保守主义的公司。 保守主义对人性持十分悲观的看法，认为人在本性上是不完善的，是有缺陷的。这首先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无知的一面，有很多东西都是一个人的知识所不及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增加知识，但是即便如此，仍不能克服无知，反而会带来新的无知。知识的岛屿越大，无知的海岸线就越长。把这种人性论应用到投资上，其结论必然是：每个投资者都有一个其知识和能力所及的能力圈。在这个圈内投资，投资者成功的把握比较大；逾越了这个能力圈，招致损失是必然的。因此，一个价值投资者必须牢牢地守护自己的能力圈。保守主义的这一洞见，也同样适用于政府。由凡人组成的政府再强大，其能力圈也是有限的。一旦政府的作为超过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就必然要做傻事蠢事，甚至制造灾难性的人祸。这样的事例，中国的历史见证得太多了。 保守主义发现，人在本性上的不完善还意味着，人类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人是一定会犯错误的。但是保守主义的努力方向不是完全杜绝人犯错误，而是尽可能降低犯错误的概率，减少错误的后果。把这一理念运用于投资领域，必然要求投资者更少次数地、更谨慎地投资。恪守能力圈能增加成功的概率，减少投资次数能降低失手的概率。既然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越是频繁操作，犯错的概率就越大。 保守主义认为，人类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生活在非线性的、不按部就班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置身其中的是一个自发的秩序，这个秩序是不可全知、不可计划的。保守主义坚决反对历史决定论，认为没有人有能力预知人类社会未来的全部进程，没有人能够掌握或规定全部的历史规律。人是情绪的动物，自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无视这种不确定而去做整体的、精确的预测都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徒劳的。把这一判断运用到投资领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价值投资者不要去预测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和股票价格的走向。 当然，每天都有很多人预测，但预测的人数多不等于预测的有效。对其中的很多人而言，预测只是他们的工作。在许多价值投资者看来，作为市场人格化的市场先生是个喜怒无常、惊慌失措的疯子，无人能对其未来的行为做出持续而准确的预测。投资者所要做的不是去预测或顺应市场先生的情绪，而是彻底无视他的情绪与举动。所以，保守的价值投资者把市场当作仆人而不是向导。如果市场先生是证券市场的风向标的话，投资者怎么可能靠追随风向标致富？所以，保守的价值投资者根本就不去预测市场。如果预测能成功，全世界流行的将是基于权力与命令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基于自由与交易的市场经济。 基于对人性和对人类秩序的上述看法，保守主义在态度和行动上总体是消极保守的，主张消极审慎，反对积极有为。保守主义认为人类行动的目的，不在于不计代价、不计后果地追求最好的愿景，而是尽可能避免最坏的恶果。相对于保守主义的消极世界观，价值投资有两条著名的“基本原则”：原则一，永远不要赔钱；原则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可见，价值投资的取向也是消极保守的，它最关注的不是赚取多少，而是如何避免损失。这也产生了价值投资一个鲜明特点：审慎。 人的知识有限而且容易出错，审慎的必要性由此产生。保守主义认为，在政治领域，审慎是政治家的首要美德。同样，在资本市场上，审慎是价值投资者的首要美德。审慎与耐心、克制、坚毅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投资者首先遏制住追求速富这头冲动的怪兽。价值投资的策略就是审慎投资的策略。保守的投资者是消极的、审慎的投资者。对普通人而言，审慎意味着小心谨慎。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审慎更有其特定的意涵：只有根据长期后果来衡量一件事情，才能算得上是审慎。用审慎原则来投资，就必须考虑到这个投资的长远后果。只有其长远后果而不是近期后果非常可取，才是审慎的、正确的投资。因此，审慎意味着只投资于自己理解的领域、行业与对象，还意味着只有长期持有才能享受到预期的后果。 保守主义特别看重时间与传统。保守主义认为时间是检验价值的最重要的尺度。经受不了时间考验的价值不是可持久的价值。而价值投资几乎是长线投资的同义语。 从效用上看，保守主义是关于如何降低风险的主义。用保守主义来指导投资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降低风险、保守价值、增加乐趣。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根本性地降低国家层面在政治上的系统性风险。保守主义投资哲学根本性地降低了投资活动的系统性风险。其中，安全边际概念的最大效用就是在于它有助于降低风险。 从内核上看，保守主义的投资哲学是由一群原则与观念组成的信仰。保守主义特别强调信仰与道德的重要性。投资活动的本质是有关道德与信仰的。投资者怎样信仰，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生活，就怎样投资。没有一个卓越的价值投资者不强调道德情操对成功价值投资的极端重要性。有人总结到，保守的价值投资就是做人。在投资中做人越到位，投资也就越成功。 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是个人本位而不是集体本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价值投资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它鼓励每个投资者做与众不同的事情。价值投资的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是价值投资者的个性、各自的能力圈、投资风格却各有千秋。但是共同的一点是，保守的价值投资者都拒绝做集体主义的旅鼠，坚持逆向的思维和批判的态度。在包括投资界在内的任何活动领域，独立的精神常常是最为稀缺的资源。缺少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人很难有成功的机会。绝对成功的投资者必然是精神上绝对独立的思考者。 在意识形态领域，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互为对手的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在投资领域，价值投资与激进投资是互为对手的两种对立的投资哲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珍视和保守的是自由。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珍视与保守的是价值。保守主义致力于保守自由，而价值投资帮助人们获得财务自由，从而使人身自由有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什么是保守的投资者？以发现与保守价值为最高追求的投资者就是保守的投资者。保守的价值投资的最大妙处，不仅是它能帮助投资者致富，而是它能保守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珍视的东西：自由！一个人有了财富，有了财务自由和人身独立，就不会被逼着去做傻事了。当国家与政党是唯一雇主的时候，就没有金融投资了，就没有个体的自由与独立了。 在我看来，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与保守主义的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政治智慧与保守主义的财富智慧，在保守主义的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与保守主义的投资哲学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目标，保守与扩大个人的自由与独立。 （作者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保守主义》、《共和•民主•宪政》、《权力现象》等。作者新书《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智慧之灯》，2013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华尔街日报  |
||||
|
Posted: 18 Sep 2013 08:37 PM PDT
我跟王功权相识于2008年。我们相见恨晚。无非两个原因，一则因为我们都深爱自己的祖国，一则我们都有对于公民社会及和平转型的梦想。他尤其对我主张组织化维权的长文用心颇深，提了很多很珍贵的意见。因为我写了这篇文章，也因为他对这篇文章的公开推崇，去年9月11日，有关当局指令所有门户网站，将我俩的微博账号同时销号，以后的所有小号也全部销号，露头即灭。但是，从不放弃的王功权，不可能因此收手。教育平权，人权联署，他几乎无役不与。
但是，极其英勇、彻底而坚韧的王功权，却也是极其温和和理性的。就像漠视钱财一样，他也漠视个人的政治功利，不屑于任何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小政治。他是基于纯粹公益的角度来投身公民的大政治。他的最高个人理想不过是做合格的公民，而不是做当权者；做和平转型的推动者，而不是做取代者。所以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斗士，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突然成为英雄。他一直低调而谦卑地履行着他认定的自己对于祖国、对于同胞的责任，幻想着哪一天风清月明，他便可以从此退隐，跟三五知己田园放歌。
可他还是太天真了。他痛恨邪恶，对具体的人却始终深怀善意，从来不以任何具体的人为敌人。对任何具体的人，都愿意抱持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他哪儿知道，人家却会把他当作莫大的敌人，仅仅因为他坚持的公民社会与和平转型。恢恢天网从年初就开始编织起来，一场围猎公盟、进而围猎整个公民运动的政治狂欢，最终把他也送上了高高的祭坛。9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北京市局二十多个警察涌进他在北京海淀剧院附近的住所。一切至此戛然而止。此前他跟我、跟千千万万同胞为许志永、为所有新公民运动的受难者并肩呼号，现在，轮到我、轮到我们，来为他奔走呼号了。
悲哀，真的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悲哀。信守公民理念、坚持和平转型，居然会成为莫大的罪行。也就无怪乎当局不找任何别的借口，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从王功权身上找到任何问题可做借口——他们对王功权的拉网排查已经多少年多少遍了，他们知道没有任何把柄可抓，于是不惜直接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这个臭名昭著的口袋罪入手。其实信仰和平主义的王功权何尝扰乱过任何公共场所秩序，他犯下的真实罪行，最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公民罪”，即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即为罪，争取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即为罪。
这即是说，刑拘王功权是当下中国时局的一个重大信号。去年11月我在西北政法大学曾经有个演讲，标题就叫做《公民社会是底线，底线就是生命线》，而现在的态势很明显，不仅在舆论上掀起反宪政逆流，而且干脆动用专政手段，即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来直接打压公民社会。似乎公民社会已属于所谓“敌对势力”。争取公民权利即为羞辱公权力，推动和平转型即为威胁权贵集团，都必须无情打击，必须对之“亮剑”，绝不给任何空间。而如果宪政呼声和公民社会追求确实都被扼杀，难道不意味着公开的法西斯化么？中华民族还有任何机会走向现代文明么？难道不是要中华民族永远停留于野蛮阶段么？难道不是对每个中国人的羞辱么？
就这个意义来说，王功权的命运，已经远远超出他的个人命运范畴，而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命运，关心王功权，就是关心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共同的底线，我们退无可退！
——楼外楼
 |
||||
|
Posted: 18 Sep 2013 06:22 PM PDT
要评价一个人的一生，对有的人来说，一件事就足够了；对有的人来说，他一生做了许多互相矛盾的事，中年反对早年，晚年否定中年。这种人，不同人对他了解不同，因而有不同评价，龚祥瑞就是这样的人。
我在三十多年前，因为参与筹办中国政治学会，与龚祥瑞多次见面共事。政法大学的杜汝楫也参与筹办。杜汝楫见到龚祥瑞，总是很冷淡，他断断续续与我谈起龚祥瑞的往事。有一次，我们一些人去拜访年已八十的钱端升，希望他出任中国政治学会的名誉会长。钱端升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是龚祥瑞的导师，一九四九年後，他曾举荐龚祥瑞进入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一路上，杜汝楫说龚祥瑞在“反右”时是如何辱骂钱端升的，龚祥瑞说钱端升是“大胆凶恶的反党阴谋家”，要在大学讲台上“吹倒共产党”。北大著名国际法专家王铁崖等也受过龚祥瑞严厉批判，他们关系非常不好。我见到龚祥瑞时，他已年近七十，说话口音很重，一字一句，小心翼翼，总与人保持距离。
政治学会是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张友渔负责筹建的。最早参与筹建政治学会的人，还有社科院的杜任之、李慎之、丁健吾、陈为典、北大的赵宝煦、人民大学的许崇德、外交部的胡其安、上海华东师大的王邦佐、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现任政治局委员的王沪宁。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我提交的论文是《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龚祥瑞的论文是《如何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
我一看到“干部制度”四个字，就觉得龚祥瑞的文章像“应时评论”，但哲学所的杜任之对龚祥瑞的文章十分赞赏。杜任之与我住同一栋楼，我们常常见面，他要我好好读读龚祥瑞文章。我读後知道，龚祥瑞是要借鉴英国文官制度来改革中国的干部制度。这篇文章没有当时一套“官腔”，直截了当谈自己看法。正是这篇文章，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後，“西方文官制度”开始引起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注意和讨论。
受龚祥瑞多次谈“文官制度”的影响，一九八二年，我访问巴西回国途中，在纽约时会见了联合国技术合作部发展与管理司司长许乃炯，商谈如何在北京举办“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问题。联合国发展与管理司是主管审计、文官制度等咨询工作的。我从许乃炯处带回了英、美、法、西德、日本、加拿大、瑞典七国文官制度资料，由政治学所全部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外政治学》上发表，当时都送给了龚祥瑞一套。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六月，政治学所在联合国技术合作部的协助下，在北京举办了“比较文官制度研究班”。龚祥瑞在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一本《文官制度》的书，在龚祥瑞、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所的共同努力下，“文官制度”的观念在中国为愈来愈多的人接受。赵紫阳完全掌握了“文官制度”的精髓，一九八七年他在听取中组部汇报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时说：“将来人事制度划一大杠杠、大制度：选举产生的，实行任期制；非选举产生的，实行公务员管理。外国的政治家没有退休制，而公务员有。我们统统有退休制，这对改变终身制有作用。”赵紫阳把“政治任命”担任职务的人员与选举产生的人放在一类，指出这些人不按“公务员”办法管理。他说，这些人“任期完了，还可以做别的，比如国务委员或副总理任期满了。可以当选省长，中间也可以休息一段。隔一届，又选上了，也还可以干。有些人本来是选举产生的，到届之後，如有资格，还可以去当公务员。公务员也可以当政务官。”但“六四”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主张被否定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公务员制度在执行中变形了，吏治腐败日趋严重。
龚祥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英国，他的导师是英国工党领袖、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家詹宁斯。从英国回国後，曾任国民党青年干校副教务长。他的这一经历，在一九四九年後给他带来麻烦。龚祥瑞在教学中和政治运动中，采取了“左”的姿态，批判“资产阶级法学”，以此来保护自己。文革结束後，龚祥瑞才逐渐伸直自己的脊梁，到中国政治学会成立的一九八0年，他已年近七十，他开始直截了当地、毫无保留地把他精通的宪政、法治的思想和知识，在北大课堂上介绍给他学生，并利用各种方式传播他的理念。李克强是龚祥瑞的学生。英国 丹宁勋爵的《法律正当程序》一书，就是在龚祥瑞指导下，由李克强、杨百揆 、刘庸安译成中文出版的。杨百揆毕业後到社科院政治学所工作，“六四”後被社科院清除“下岗”。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 姜明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博士、纽约州律师李进进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也都是龚祥瑞的学生。姜明安在谈到龚祥瑞讲课时说，他“激情、充满感染力，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几乎都会被他影响。” 我也曾反复读他的《比较宪法和行政法》一书，获益匪浅。
“六四”後，非常瞧不起龚祥瑞的杜汝楫离开了中国。他去世前我们还通过电话，回忆当年政治学会的情况。杜汝楫为人正直、刚直不阿、从不向权势低头，是波普尔巨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译者，他在美国定居後，因心脏病去世。而龚祥瑞在“六四”後七年的“最後岁月”中，在北大、在中国到处讲学，结交了许多年轻有为的学者。他说，中国的问题，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为人为师的道德问题。龚祥瑞的晚年，也许是衰老给他带来了心灵的充分自由，过去与他有恩恩怨怨的同事、熟人一个一个去世了，他已不再惧怕什么，也不怀有野心，这时，他用他一生积累起来的渊博的知识，不遗余力地宣扬宪政、法治、自然正义、正当程序等理念。在浙江省高院工作的陈有西，因为到北大高级法官班学习的机会，成了龚祥瑞的学生。一九九六年龚祥瑞去世前，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还与陈有西大谈宪政。陈有西说，“龚老先生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言语间惆怅万千。”
龚祥瑞的早年意气风发，中年内心扭曲，晚年达到了心灵完全自由的境界。尽管他的中年遭受二十余年的屈辱，但终其一生，就像他在自传中说的，是一个追逐太阳、追逐光明的人。《法学》杂志主编周恩惠问他，一个法律人最基本的素养是什么？他说，首先要有献身精神：“一个法律人要不怕强权，要敢于维护法的尊严，为老百姓伸冤、鸣不平，还要准备遇到各方面压力。但只要坚持的是真理，成功终归是属于你的。” （写于2013-1-2）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13-1-6
 |
||||
|
Posted: 18 Sep 2013 05:18 PM PDT
9月13日中午，一个震撼性消息传遍互联网，著名投资人王功权先生被北京警方传唤。到当天晚上8点多，消息更新为北京警方刑拘王功权，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这个罪名与之前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先生被刑拘的罪名相同。王功权是许志永的密友，资助参与过公盟的工作，也参与过第一线的人权抗争，比如去关押访民的黑监狱门口抗议，要求放人等，这使他赫然异于其他商界人士，也是他与以言论为主的其他所谓商界大V的重要差别之一。他的被抓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
中国的商人，历来与政治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但再复杂，关系的核心无非是商业依附权力，商人依附权力，商人发财在于和权力勾结得其庇护，相应的，破产于得罪权力被其劫杀的商人也是史不绝书。
西汉时汉文帝赐予宠臣邓通铜山，由其铸造钱币发财，富可敌国，煊赫一时，及景帝即位，一声令下，家产籍没，邓通竟至饿毙。明初巨富沈万三，帮助朱元璋建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最后却因打算犒赏军队而拍错马屁，被朱元璋下令戍边云南，随后，数代子孙在朝廷几乎血洗摧折下，沈家豪族迅速败落，淹没无闻。清中期的著名红顶商人胡光墉（胡雪岩），得左宗棠赏识，主持军中商务，从事诸多民间经营，成豪财巨富，甚至得慈禧太后钦赐二品顶戴，然而最终不免卷入官场权斗的漩涡而殁。
这些著名的权力与商人故事，总是以商人的人财两空终局，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前现代中国商人的宿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式官僚政治下，权力-暴力法则支配着主要社会资源，从而支配着主要社会准则，人们所期待的一切公平正义都匍匐于权力之下。前现代中国商人正是在这样的权力-暴力结构中求生存，专制王朝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将商人地位钉死在"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的最下等，而在社会资源的支配与统治中又不得不利用商人带来的财货流通之利，由此形成钱服务并依附于权的权钱互利模式。
这样的权力与商业关系在官僚政治之下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之久，直到近代晚清之后才随着西方政治观念进入中国而发生了一些变化。辛亥革命时，江浙财团对革命党的支持，揭开了中国商人突破权力依附走向商业独立并以独立身份参与政治的序幕，虞洽卿便是其中典型。然而好景不长，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比古代官僚政治更为极端，更有奴役效力的巨型官僚社会，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至少有一个阶段，民间商业几乎被彻底消灭。为此，商人独立这条刚刚开启的道路又重新被封锁，中国的私营资本在短短七年时间里，被共产党以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等名义悉数劫掠一空，船业大王卢作孚之死可谓经典案例。
在几乎消灭民间商业达20多年之久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业重新兴起，然而，即使从最初的小本经营到现在市值数百亿数千亿的大型民族私营企业的发展虽然只是经历了很短的30多年时间，但商人依附权力，缺乏独立性――尤其是大的民营企业，则与前现代中国并无太大不同，甚至比古代中国更为艰难，因为改名为时髦法治术语"行政许可"的权力垄断，是一种以消灭商业为起点的恩赐性放权许可，以不许可为原则，以许可为例外。
在这样的形势下，小本经营受皂隶之骚扰、劫掠自不必说，大宗商业、大商人则受更高权力的眈眈虎视也是必然。依靠行政垄断经营国有能源、资源的国有企业在其泛滥的腐败之中，总有民间商人参与其间，而那些并不经营国有资源、能源的民间大企业家，通常也必须在给各路权力部门及其官员输送相应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优厚的金融、信息、政策回报，赚了皆大欢喜，赔了商人承担损失，官府官员无风险；如果政府的政策性失误引发负面社会影响，参与其中的商人可能还得充当替罪羊，前段时间被秘密处决的湖南商人曾成杰就是官商合作失败后最悲惨的商人结局。
在这样的政治-商业关系中，总体而言，商人的地位是毫无尊严可言的。人们在羡慕那些豪商巨贾亿万资产时，是否想过他们是以什么样的代价获得这些财富的？有句俗话可以形容商人的这一窘境，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揍。正因为如此，但凡有尊严的商人都对这样的制度和现状深恶痛绝，在柳传志建议商人们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之后，著名企业家王瑛不假辞色地声称："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
王功权也是这样一个对权商结构深恶痛绝之人，他不惮于声称自己从未与权力之恶习合作过，倘若是真的，意味着他从未用行贿、走权力关系等方式来拓展自己的业务。至少以我跟他交往的感觉，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不仅如此，王功权先生作为一个富翁却心系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弱者的人权呐喊，广泛参与公民行动，为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们送去温暖和支持。王功权性格温和，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并不诉诸任何破坏性行动。即使在屡屡遭到官方警告的危险处境下，他温和如故，择善固执，不为所动。他坚定勇敢的公民精神，是当代中国最需要也最稀缺的高贵品质，在中国富人群体中尤其罕见。
有鉴于中国商人被压榨与欺辱的千年形象，有鉴于长期以来商人不得不与官府权钱勾兑的历史，王功权先生迄今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及所做的事，以及包括王瑛、王石等敢于直言的企业家，代表了中国商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便是中国商人站起来的时代。这是对民国商人新传统的自觉承续与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自由、尊严等基本人权观念不断破土而出的新成果。然而，官方对这一新现象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他们担心像王功权这样的商人给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提供物质资助，担心王功权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将影响一大批商人从此站起来，从而冲垮他们多年来依靠抽掉经济来源苦心经营的反公民社会堤坝，于是，他们对王功权下手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他们试图以此恐吓整个中国商人群体："你们可以闷声发大财，但得由我说了算，国事不许你置喙！"就像薄熙来对待徐明，他们依然把商人当作他们的钱袋和奴才；就像湖南官场对待曾成杰，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商人当替罪羊；就像现在他们对待王功权，如果你不肯匍匐于权力脚下，那么就要收拾你。
至于所谓"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这只是中共将独裁谋略法律化的一种障眼法，以此掩盖中国依然有大量政治犯的基本事实。因此，无论是当事人自己（包括王功权先生）及其家属，还是民间社会，都不必对这些罪名过于认真。
无论王功权事件最终结果如何，他将不仅通过身陷囹圄为自己获得自由，也为当代中国商人指出了一条直立行走的新道路。
2013年9月16日於追远堂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
||||
|
Posted: 18 Sep 2013 03:41 PM PDT
问：習仲勳老人说过应该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
答：是的。
问：是他当面和你说的吗？
答：不是。我最后一次去拜访他是在1987年，当时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当时没有说起过这件事。88年我不记得见过他。89年我坐牢了。
问：那他是什么时候提出要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的？
答：1988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副委员长，当时他还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也是人大常委党组成员。当时的委员长兼党组书记是万里。听说他后来身体不太好，到广东养病去了。如果他是1990年离开北京的，那么，他提出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的具体时间很可能在1988到1990之间。
问：你怎么知道的？
答：我是通过正常的社会生活知道的。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以前，我甚至不知道人间可以有《不同意見保護法》这样明确的概念。
问：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习仲勋有过这样的主张。
答：也奇怪，也不奇怪。根据老人的风骨，这是情理之中，而不是情理之外。根据潜规则，我们常常故意绕开某些敏感的话题——为了避免株连谈话双方，也为了避免给老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也同样属于情理之中，不在情理之外。
问：会有别的知情人继续谈起吗？
答：但愿如此，我希望如此。其实，老人内心的夙愿，他的友人和亲人不可能不知道。
问：我担心你会遇到麻烦……
答：放心。能有什么麻烦！重要的是，不应该让习老的遗志湮没无闻。中国不能没有不同意见。中国太需要不同意见了。不保护不同意见，就是不保护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活力！
问：谁能继承老人的遗志？
答：越多越好。一切珍爱和践行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活力的公民，一切拒绝摧残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活力的干部，一切坚守宪法第35条的法律工作者，都是习仲勋老人这一遗嘱的执行人。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附录】
愿《不同意见保护法》倡议者习仲勋老人后继有人――写在网络唱红打黑的进军号下
鲍彤
|
||||
|
Posted: 18 Sep 2013 12:25 PM PDT
9月12日，我回到住所整理藏书。因为不常住人，就没装宽带，刚好又是手机信号的死角。所以既不能上网也不能打电话。当时我想，也无所谓了，总不至于离开了电话和网络就翻天吧？但事实证明，特定情境下，离开电话和网络还真的就会翻天——仅仅过了一夜，次日清晨，我在小区散步，走到有手机信号的地带上网一看，天啦，微博和微信上到处都有网友在寻人，寻的就是我。据说我又被国保绑架——说又，是因为同样的事情，8月2号已经发生过一次。
我赶紧登陆微信辟谣。有此教训，我只好一直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免得再有误会，再惊动大家。
无独有偶。今天下午，即9月16日下午，我到深圳拜会一个以敢言著称的企业家，她刚好在浏览微博，上面居然也有传言说她失踪了，怀疑她是否步了王功权的后尘。这一切，不过因为她开会暂时不能上网而已。
这就是当下大陆的写照。白色恐怖的写照。
恐怖的源头，来自对新公民运动和网络言论的持续镇压。三月以来，当局对宪政民主、对普世价值、对公民社会悍然“亮剑”。如果说反宪政、反普世价值还局限于舆论层面，多属口舌之争，那么，对公民社会的“亮剑”，则是直接上手段，即专政手段，即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三月以来被捕的新公民，已经多达二十余位。而最离奇的，则是对王功权的刑拘。
王功权何许人也？他是中国头号风险投资人，培养了数十家上市公司。用成功学的标准看，属于地地道道的成功人士。他却不愿享受成功带来的荣华富贵，而是结束了自己的全部商业，怀抱赤子之心投入救苦救难的新公民运动。但就连这样的一个义人，居然也为当局所不容。9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二十多个北京国保将王功权从家里带走。当晚8点即宣布刑拘。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至此达到高潮。
王功权这样的义人，除了在最黑暗的法西斯时代，在任何现代社会都不可能有人朝他下手，却居然下得了手，这国度，也就没有任何当局下不了手的人了。也就无怪乎消息一经传出，即举国震撼。不把公权关进笼子里，就会把功权关进笼子里，这段子在坊间一时广为流行，令人警醒。
作为王功权的兄弟，我最清楚，王功权最高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而已。他今天的下场，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信号，即当局需要的只是家奴，不是公民。即当局仍是传统的江山意识：父辈打下的江山，当然得老子说了算，普天之下都是战利品，天下之人都是家奴。这种强权的傲慢，哪里读得懂自由、平等？又哪里容得下自由、平等的公民人格？又哪里容得下对公民权利和公民尊严的捍卫？在他们眼里，公民不过是宪法里的摆设，唬外宾用的。谁要把它当真，要让公民权利和公民尊严落地，就都是公然挑战他们的主子地位，就都是图谋不轨。他们当然要杯弓蛇影。
这是中国公民社会面对的最大难题。即，中国公民社会面对的根本就是一群不开化的土鳖。他们爱穿西装，爱拿美元，爱说英语，甚至对西方仪礼也极其纯属，看起来似乎很摩登，他们也以此自豪，以此顾盼自雄。但无论形式上怎样西化，他们骨子里的江山意识，主子意识，独占意识，他们对公民社会、对自由平等本能的排斥和敌视，注定了他们仍然只是野蛮人。他们跟公民社会，进而跟普世价值、跟宪政民主的冲突，本质上都属于野蛮跟文明的冲突。
这就是新公民运动受难的全部原因，亦即王功权受难的全部原因。土鳖当道，哪里可能给现代文明一点空间呢？文明的进程，即宪政的进程、公民社会的进程、普世价值的进程，注定要历经磨难。这是劫数，逃不掉的。
但是，怎样的劫数，都不能阻挡未来，有如怎样高耸的山，都不能阻挡太阳的升起。只会使用蛮力，只会拼勇斗狠，动不动有兵在怕啥？这样的颟顸恰恰印证土鳖的愚蠢与技穷。文明才有大智慧；或者说，文明本身就是大智慧。他们拒绝文明，就等于拒绝大智慧。没了大智慧，怎样的勇，怎样的狠，怎样的兵，又有何用？
土鳖的一切挣扎，不仅没用，而且常常适得其反，常常是文明进程的反向推手——最大限度展示土鳖的野蛮和野蛮的可怕，从而最大限度激怒文明社会，最大限度动员文明的力量集结起来，狙击土鳖，最终把土鳖逼到死角。人类历史上，以柔克刚的例子多去了，这回也不会例外。因为信息时代的滋润，因为公民社会全球化、普世价值全球化的滋润，尤其因为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快速成长的滋润，中国的文明元素已经沛然成势，哪是土鳖所能持久抗衡的。当务之急只是认识文明的强大，建立自信，告别恐惧。
这正是王功权的价值，也是整个新公民运动的价值。土鳖对枪的迷信其实是自欺欺人。因为枪的背后仍然是人，而当下中国，最大特点正是人性的普遍觉醒，人权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无论体制内外，也无论枪刺前和枪刺后。从根本上说，土鳖们是与普遍觉醒的人性对抗，与普遍觉醒的人权意识和公民意识对抗，因而是与体制内外不断站起来的人、不断站起来的公民对抗。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无望。真正恐惧的是他们，不应该是我们。
像王功权和所有新公民运动受难者那样告别恐惧，不卑不亢，不屈不挠，才是我们今天最该做的。这样一个告别恐惧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解放、自我成长的过程。做到这样，无论什么手段，对我们就都失效了。
原载2013年9月17日台湾《新新闻》
 |
||||
|
Posted: 18 Sep 2013 12:03 PM PDT
抓王功权，是抓许志永抓薛蛮子的继续。下一步抓谁，那是党国的韬略，深不可测。
这三抓，及其后续动作，是落实九号文件和七个不讲的需要。谣言歼灭战已经打响。占领舆论阵地的大部署正在按计划展开。 什么是谣言？领导喜爱的言论，必须不是谣言。谣言必须是领导不喜欢的意见。谣言和非谣言，两者都应该免于检验。胡耀邦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胡耀邦早已不是总书记了。任何时候，必须听现领导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将军一个令。现在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九号文件，九号文件已经分清了一切。符合九号文件的，不必检验，肯定不是谣言。不符合九号文件的，也根本用不着检验，必须归入谣言类。领会不了这个精神的人，不能当网络检查官。 子产主张不毁乡校，乡校就是古代公众议论时政的场所，类似今天的网络。习仲勋主张制定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不同意见相当于当前所谓的谣言。他们二位替不同意见说话，是好人，当不了暴君。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反右派搞文革的毛主席，胆敢捂住别人嘴巴，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毕竟成就帝业，俨然风流人物。子产成不了秦始皇，习仲勋成不了毛主席。秦、毛帝业的继承者，必须和秦、毛同流合污，而和子产、习仲勋划清界限。 取缔不同意见的理由，和反对三权分立一脉相承。全国人民都在党的领导之下，全国人民都应该做党的权力和利益的工具。全国的意见必须一元化――统一于党的意见；权力必须一元化――服从党的领导权。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怎么有些人老是不明白！ 毛泽东42年说过"言者无罪"，56年说过"百家争鸣"，62年说过"不搞一言堂"。那是麻痹敌对分子的，不能麻痹自己。请看，"言者无罪"接着就肃反，"百家争鸣" 接着就反右派，"不搞一言堂"接着就发动无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但是，天不塌，不等于心不慌。所以，心一慌就"坚持无产专政"，就"反自由化"，就把坦克开到天安门。由此可见，从倾听尖锐的不同意见，到取缔温和的不同意见，只取决于语境和心情。 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只好估计。估计会替"一言堂"平反，替它恢复好名声。估计会继续召开一系列"一言会"。估计会组织全国共做一个梦――"一言国"、一嘴国、一脑国之梦。 至于把地球搞成"一言球"，大概不至于轻举妄动，翻船不是好玩的。
――原载RFA
 |
||||
|
Posted: 18 Sep 2013 11:57 AM PDT
 |
||||
|
Posted: 18 Sep 2013 11:40 AM PDT
最新的动向要算是9月3日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出清中国建行最后股份的举措。在这之前，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已于5月清空所有工商银行持股、瑞士银行(UBS)和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已经全部抛售所持的中国银行股份。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外国资本已全部撤出。 对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撤出中国银行业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们担心中国银行业有巨额坏债；有的说，他们担心地方债务增高。而《人民日报》也连续刊发文章，先是否认外资集体出逃，继而承认"确有外资撤离现象"，最后解释为，那属于投资或投机的考量，并不对中国经济构成真正影响。 中国官方媒体不敢承认的是，除了上述这些具体原因之外，还有两大宏观原因造成外资撤离。一是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疲软现象，其增长的不确定性在升高；二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在升高。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前几个月出现的新一轮数据造假很说明问题。中国海关总署5月22日称，中国今年1至4月的贸易顺差达610亿美元。这个数据一出台，即遭到众多经济学家的质疑。美国银行经济学家陆挺公开挑战这项数据，认为是造假，而他计算的盈余只有官方数据的十分之一，即60亿美元。日本野村证券、日本瑞穗证券、彭博咨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这个数据严重虚高。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前几个月的贸易数据也有虚高问题，其他数据如GDP和就业数据，都有造假的可能。他们担心的是，贸易数据虚高带来的"虚假GDP"隐患，会导致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判断出现偏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7月9日刊载了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数据越发不可信"，就反映了海外金融机构对中国数据的严重不信任。 对数据不信任，就是对产生数据的政府机构不信任，也是对造成数据造假的各项经济政策不信任。这本不是新问题。但是在这一轮数据造假的背后，外资机构看到了隐藏著的中国经济全面趋软的真实迹象。据彭博报道，深圳出口商抱怨今年出口生意之难作，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出口额直线下降一样。鉴于种种明显的疲软现象，国际金融机构纷纷调降了中国经济增长率。这股风潮引发中国官方的极度不满，并在官媒上连篇累牍地批判西方集体唱衰中国的行径。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令外资撤离的原因是，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在显著升高。就在美银抛售最后一批建行股票之后，《华盛顿邮报》9月6日刊出Simon Denyer的文章"中国政经不确定，美商对中国投资冷却"。文章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会长傅强恩(John Frisbie)最近表示，中国政治的不确定、经济疲软和利润下降三种因素使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的热情下降。 傅强恩把当前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看作是影响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第一要素，可见其重要性。习近平当局的执政倾向是造成政治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官方对西方价值观和外国企业的攻击，令在华的美国企业感到惶恐不安。 有学者要求大家对习近平执政要有信心和耐心，但这些外资显然正在失去对新政府的信心和耐心。他们可没有足够的耐心猜测习近平的种种举措到底是向左还是向右，他们只相信"眼见为实"(seeing is believing)。在这几个月里，他们看到了新政府主导的一股民粹主义情绪正在风靡中国，外企成了这种情绪宣泄的对象。年初，官媒集体声讨苹果客户服务差；7月，中国密集调查英国葛兰素史克及其它外企行贿；最近，又查到新西兰恒天然奶粉有毒等等。外企认为，这些刻意针对他们的官方行为相当不公。 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和耐心的外资和外企，会不会大规模撤离中国呢？这要看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能不能给他们提供定心丸，会不会减少这些政经不确定性。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学者史剑道认为，目前在华外企正在观望，如果三中全会开完后，它们看不到什么变化，那么"外资企业将从2014年开始大规模撤离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严家祺：高行健的原配夫人（附高行健前妻：王学昀《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Posted: 18 Sep 2013 10:58 AM PDT
高行健是一九八八年开始定居巴黎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我与我老婆高皋从北京经香港来到巴黎。我们与高行健早就认识。法国文化部授予高行健“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那天，我与高皋到巴黎第九区“作家与作曲家协会”参加了高行健的授奖仪式。在巴黎期间，我们与高行健有多次往来，发现高行健的女友，与他的原配夫人王学筠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类型”。这样就引起我老婆对王学筠的许多回忆。王学筠家和高皋家是“世交”，她们是小时的玩伴、小学同班同学。早在七十年代，王学筠就曾对高皋说，高行健自命不凡，他认为自己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看来，世上无难事，“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目标明确、坚定不移、专心致志，是成功的要素。
在高行健出国前，在一九七四年，高行健就到北京工作，而王学筠在南京。一九八一年初冬季节，当时我家住在社科院干面胡同宿舍。晚饭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打开房门，看见站在门口的王学筠。我叫着高皋，说“王学筠来了”。高皋有点吃惊的嘟囔着“她怎么突然从南京来了”，立马迎上来，看见只有王学筠一人，一面说，“怎么就你一个人，高行健呢?!”，一面赶紧把她让进屋来。只见王学筠穿着厚厚的大衣，呆呆地站着，面色煞白，手里攥着一张纸，眼泪止不住刷刷地往外淌。高皋上前楼住她，问到，“怎么啦? ……”忍了半天，王学筠才举起手中的纸，嘣出一句话“他突然写信来，要和我离婚。”高皋说，“找他去！找他去！”，拽着王学筠，抄起外衣就冲出去了。 我焦急地等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高皋回来了，样子平平和和，歇了口气，开口道：“你猜高行健住在哪里，就在东总布胡同文化部宿舍，原来的传达室，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取暖用的蜂窝煤炉就把屋子占得满满腾腾。高行健坐在书桌后边，我和王学筠紧贴着门挤坐在凳子上，隔着炉子和他面对面。他们俩面无表情都不开腔，我只好东拉西扯，看见床上一大铁桶饼干，就问怎么这么多饼干，高行健则面无表情喃喃回道，有时几天不出门，就吃点饼干……反正是劝‘和’不劝‘分’。我自觉没趣，时间也太晚了，说了声那我就先回去了。没等我开门，王学筠站起身说要跟我一起走。我赶忙拦着她说，这是你自己的家，怎么能跟我走，把她往回推，径自开门，就回来了。” 後来听王学筠讲，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溜溜地坐了一夜，一句话都没说。看来，高行健是铁了心，一定要离婚。高行健和王学筠的相识，还算是浪漫的。王学筠祖籍安徽，父亲王气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散文学家。她和高行健都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相差四届。高行健高三时，希望在跨进大学前能找到一个女友，看中了身材高挑、眉目清秀、文静稳重、出身于教授家庭的学妹王学筠，利用上学放学同路的机会，有意与她接近，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高行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局工作。一九六七年，王学筠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利用文化革命大串联的机会到北京与高行健会面。王学筠说，当时大学生是不准结婚的，但是，在高行健执意坚持下，还是把婚结了。不久，王学筠的父亲被打成“特嫌”、关进牛棚。 一九六八年，王学筠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市陶瓷厂当工人，工厂在大山里,全是农民工，连报纸都看不到， 没纸、没笔，王学筠夸张地形容， 离开时连字都快不会写了。 其间，高行健欲将妻子调至干校团聚，因王父问题尚未解决，没有调成。 一九七0年，他们的儿子王成至（小名毛毛）出生。为解决分居问题，高行健设法和妻子一同到安徽省皖南宁国县“港口中学”，王学筠教书，高行健担任政工组组长、革委会委员，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并加入了共产党。宁国县非常偏僻，传说连日本人都没去。当时正值备战时期，情势紧张，他们就想找一个能躲避战事，又有柴、有米、有水的地方，先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王学筠教学工作繁重，把儿子寄养在父母家中，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优于他们，不要高行健负担养儿费用。高行健心里明白，曾对王学筠戏言，“你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你当老婆做什么？” 宁国县不是久居之地。一九七四年，高行健以王气钟女婿的身份找到北京的南楚珍，他是王气钟的老朋友，刚刚被解放的官员。当时，外文局正需要一位法语人才，有法语专长的高行健在南楚珍的帮助下，被调进外文局国际书店《中国建设》杂志社，王学筠仍留在安徽。 高行健一直想方设法要把妻子调回北京，还曾亲自跑回宁国县办理，却屡屡失败。 七十年代末，高行健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工作。此时，王学筠的父亲已被解放，因身边无子女,于一九七九年将女儿调回南京大学留学生部任教。高行健夫妻虽然都离开了穷乡僻壤的宁国县，却仍然分居两地。王学筠每年暑假到北京和丈夫团聚，她父母也有时随行，顺便看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长子王学庄，高行健经常跑前跑后帮忙照应。高皋当时在北京一个小医院工作，高行健为了让王学筠在北京多待几天，就以生病为由要高皋帮王学筠开“病假条”。高行健则一有时间就回南京看望妻儿。 好景不长。从高行健正式提出离婚起，夫妻之间便形同陌路，而王学筠坚持不离，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法院判决。高行健负担儿子每月十六元抚养费。一九八七年，高行健去国后，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就中断了。离婚对王学筠的打击很大，提起来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像变了个人似的。 二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高皋与王学筠通电话，得知王学筠以副教授的身份已从南京大学退休，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帮忙照顾儿子。王学筠谈了高行健的家史，又谈了毛毛的情况。毛毛取名“成至”，是“为者必成，行者必至”的意思。毛毛有一些高行健的性格特征，从小喜欢临摹名画，功底颇深，足以乱真，因为没被美院录取而就此封笔。毛毛一心向学、外语极好，在得到博士学位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所工作。高皋说，从电话中可以感觉到，毛毛忠厚老实，懂事孝顺，性格更像妈妈。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12-12-23 高行健前妻：他说我精神有问题，夜里磨刀要杀他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 于 2013-09-12
香港《苹果日报》副刊2013年9月1日刊登了署名王学昀的文章，题为《和高行健结婚离婚》。王学昀在文中写道，《苹果日报》去年12月发表的严家祺《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一文勾起了她的回忆，由此想到关于她和高行健离婚原因的传闻。王学昀斥责这些传闻严重失实，并提供了一些她和高行健的生活细节。
《苹果日报》网站截图：王学昀《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今日浏览网络，无意中看到香港《苹果日报》去年十二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严家祺先生，自从搬过一次家后，我和他们夫妇好多年没联系了，看到文章，讲的都是过去熟悉的事情，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的家住在南京大钟新村，当时那里住的大多是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把列夫•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高植先生，也就是高皋的父亲。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高植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友，他的太太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而我和高皋又一同在一所小学念书，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现在还能回忆起我们住的院子里常常举办文艺晚会，有一次，我们的妈妈和其他妈妈们一起身着俄罗斯服装跳舞，爸爸们则把在院子里挂上五颜六色的电灯泡，童年的记忆十分纯洁、美好。
我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读南京第十中学（现在的金陵中学），与高行健认识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学校举办的一次舞会上，高行健通过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学来找我，说希望我教他跳交谊舞。此后，放学路上经常会和他“巧遇”，和他比较熟悉以后，我憋不住好奇，问他学跳舞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他说怕被我拒绝，并说很早就注意我了，因为经常在学校体育场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观看过我参加朗诵比赛，在跟我接触之前，他已经通过好几位同学了解了我的家世。一九五七年暑假开始后，我收到一封信，此前，除了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比赛的获奖通知之外，没有人单独给我写过信，打开一看，竟然是高写来的，欣喜地告诉我他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后来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地分南北，主要是通过书信相互了解对方。文革爆发后，我的家庭也像许多教授家庭一样受到冲击，高那时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机会回南京来看我，劝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风头，我们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在北京结婚。
高在中学时就表现了对文学的爱好，只要尝试写一点东西，就会拿来听取我的看法，结婚以后仍然如此。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两页，最长的有十页纸，每一篇的内容情节至今还历历在目，不是丑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讴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别满意，署上笔名“红飚”，寄给了江青。
自二〇〇〇年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种关于我们离婚原因的传闻大为流行起来。据该传闻称，高的第一个妻子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写作，抱怨他直写得家徒四壁，连孩子也养不活。传闻还说，高在文革期间继续暗中写作，而妻子威胁他要向组织告发手稿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高怕因文获罪，一边掉泪，一边把一整箱手稿烧个干净。关于这件事，我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首先，传闻的“作者”似乎没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生活过，高和我当时都有固定工作，拿固定工资，他爱不爱写作、写多写少，都不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写的家徒四壁”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出世后，从小到大一直寄养在南京我父母家里，高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直到离婚后才根据法院判决支付了三年的抚养费。文革中我父亲工资被扣，母亲没有收入，我曾与高商量寄点钱回家，他却说：“你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你做老婆干嘛？”
第二，这位传闻的“作者”与我素昧平生，不知根据什么说我迫使高烧掉手稿？又是根据什么认定高当时有“一整箱的手稿”可烧？实际情况是，高在文革时期作为造反派头目、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多次对别人进行抄家、批斗，还催逼我和哥哥烧掉了家藏的所谓“反动”书籍和海外亲友的照片。
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亲女婿的身份找我父亲的学生南楚珍推荐，从安徽农村调到北京的中国旅行社，之后又经过我母亲的亲戚龚普生（乔冠华太太龚彭的大姐）推荐担任了《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一九七九年，高陪同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到法国、意大利访问，回国后首次跟我提到他对诺贝尔文学奖志在必得，说“巴金老儿不敢拿，我敢拿！”我当时很纳闷：你手头没有什么作品，靠什么去拿这个奖呢？他也曾对我说，鲁迅之所以拿不到诺奖，就在于作品太少，都是短篇的。不过就是从那以后，他的确把重心放到了写作和加强与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来。
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一九八〇年，他说：过去想方设法调我到北京解决两地分居，现在终于搞清楚老是调不成的原因了，因为我的档案里给我父亲的结论是“特嫌”（“特务嫌疑”的简称）。他还说：特嫌是永远翻不了身的，即使表面上给平反了，实际上仍然受到严密监控，根据内部规定，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军人，不能嫁党员，不能嫁干部的。“你怎么偏偏就嫁了我，你是个完蛋了的人，可我还要发展，你干什么揪着我这根稻草不放呢？”我反问他：“当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怎么这个时候变成了我偏偏要嫁给你？你利用我们家关系调回北京的时候，怎么没有嫌弃我们这个特嫌家庭？”
此前，已经有亲朋好友告诉我他在北京有外遇，并说我精神有问题，夜里磨刀要杀他，我还不太相信，看到他这幅嘴脸，我难忍心头怒火：你有了别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手，光明正大说出来不行吗？何必要给我扣一顶“特嫌子女”的大帽子？联想到他把许多历史人物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婚姻就是政治、爱情就是性”；二是“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现在竟把这两条经验全用到了我身上，作为有自尊的女人，我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在跟高离婚多年后，我曾努力忘掉这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没想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段经历竟然换了如此一副扭曲变形的面貌来回访我，令我啼笑皆非。这么多年来，我也曾试图还自己一个清白，在友人们的帮助下发表文章，据说有的媒体根本拒绝刊登，有的网站登载了两天又拿掉了，或者把涉及到离婚这部份的内容删除不用，理由很简单：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没有办法说清楚真伪，不能刊登一面之辞。
我很理解这些媒体的态度。第一，高是诺奖得主，我是平民百姓，话语权不在我手里，有人对我说：“捏死你就像捏死只蚂蚁”，生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第二，高作为法籍华人获得大奖，华人社会视为骄傲，重提旧事有伤骄傲，实属自讨没趣；三是少数人可能觉得“妻子告丈夫”最能体现共产制度的邪恶性，宁可信其有。理解了这些，以后再有人找我询问高从前的事，我一概采取“沉默是金”的态度。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谢《高行健的元配夫人》的作者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并祝老友夫妇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作者：王学昀）
 |
||||
|
Posted: 17 Sep 2013 09:11 PM PDT
光大董事长唐双宁的麻烦并不止于此。纽约时报此前的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对摩根大通展开受贿调查，以查明其是否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而获得在华从事相关业务的机会，涉及的高官子女正包括唐双宁之子唐晓宁和张曦曦(音译)。
一贯自我感觉良好的马云，最近有点烦，考验他的时刻到了—阿里巴巴上市陷入两难境地。尽管他有国际投行和中国高层的支持，可是如今并非只靠“圈子”说话了。 香港证监会不打算为阿里巴巴提出的合伙人制开绿灯，阿里巴巴IPO左右为难：如果继续在香港IPO，管理层将有可能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而如果 选择美国，则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或诉讼风险。目前阿里巴巴还是将香港作为首选地点，但其与港交所、香港证监会之间的博弈还未结束，是否存在另一种创新制度 的可能，是否会受到破例的待遇，这一切还是未知数。 这个号称千亿融资、年度最大的IPO—逐利的国际大投行蜂拥而至。阿里巴巴甚至找来了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外甥婿坐镇——姚允仁是董建华妹妹董建平的女婿，并于今年首季正式加入阿里巴巴的团队，掌管公司整个机构融资部，现时职位为阿里巴巴高级副总裁兼机构融资部主管。 姚允仁正是国际投行在中国高层“圈子”化的缩影，他先后于高盛、ARX Advisors Limited、星展亚洲融资，以及洛希尔(香港)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和他拥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现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唐晓 宁，以及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之女张曦曦(音译)。 光大董事长唐双宁的麻烦并不止于此。纽约时报此前的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对摩根大通展开受贿调查，以查明其是否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而获得在华从事相关业务的机会，涉及的高官子女正包括唐双宁之子唐晓宁和张曦曦(音译)。 8月30日，消息称，调查范围从摩根大通香港分部扩大到整个亚洲，被调查员工人数超过200人，不仅包括全职员工，实习员工也在调查之列。 “这或许不过是冰山一角，香港和内地投行雇佣"官后代"的做法，已经有几十年历史，”香港一位投行高管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们也喜欢雇佣中国 高级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戚，国际投行看重他们对中国金融系统的了解以及他们手里的人脉资源，大部分雇员都在西方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中国生意经” 7年前，有个未经证实的段子流传在中国的投行界。一天中金公司的一高管对朋友抱怨称，好多高官把子女往投行部塞，有些级别太低，他们根本不要。“前两天我把东部一个副省长的公子给拒了。” 国际投行们非常清楚，做中国的生意，“人际关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逐渐开始适应中国的“圈子”文化。这种关系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关官员 行贿外，也有不少是通过这些官员的子女、亲戚暗度陈仓。一些官员的子女有海外留学背景，以及国内丰富的人脉关系，成为外资投行聘用的首要人选。 这些国际投行在中国攻城略地、赚得盆满钵满的背后，有着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他们重金聘请的中国的官后代，为其冲锋陷阵，权力规则成为制胜的重要法宝。唐晓宁和张曦曦(音译)，不过是这些官后代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 路透社在8月18日援引中国业内人士的话称，国际投行在中国雇佣官员子女“已经有20多年历史”。在2001年之前，外资投行在中国的办事处已经有56个，目前该数字不断增加。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如何才能精准地拿下中国的超级客户呢？ “摩根大通不过刚好撞到了枪口上，比他们更过分的国际投行多的是。”香港一位投行高管透露，美国司法部门和SEC正在判断银行此种雇佣行为是否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但对摩根大通来说，接受机构调查并不意味着公司存在任何不当之处。 熟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律师常博表示，如果认定摩根大通违反该法律，美国政府部门需拿出证据来论证该行在雇佣“官后代”时有受贿的意图，为 赢得业务而对海外官员产生了不当的影响。一旦被调查企业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同行业均有类似行为发生，美国证监会就会对同类型、同行业的并且与公司采取相同模 式或是相同代理商的公司进行调查。 耐人寻味的是，在该事件曝光之前，还没有一家银行(包括摩根大通)、一位银行家因为此类事件，而被指控存在不当行为，所谓的“官后代”、身居高位的“联系人”及完成IPO的企业，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指控。 近些年，随着国际投行竞相角逐中国区业务，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行选择雇佣有政府背景的官员子女或亲属担任要职。这些官员子女依靠父辈们积累的人脉资源，帮助外资投行获取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或中国香港上市的承销项目，外资投行借此通道，迅速打开中国区市场的大门。 在摩根、瑞银、美林、花旗等国际投行承揽的中国国企赴美、赴港上市的项目中，任职于各大投行的中国区高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中国区高管许多是 官员的子女，他们的任期甚至和所在外资投行获取中国企业IPO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的任职与否甚至会影响外资投行中国区业务的发展。 案例俯拾皆是。美林曾是中国工商银行IPO 的五个承销商团成员之一，该公司在2004年聘用冯绍东(Wilson Feng)在其中国办公室的投行业务部工作。WSJ(华尔街日报)报道称，Feng当时主要参与工行IPO这单业务。美林同样也聘用了Margaret Ren (任克英)。Ren从去年年底开始担任美林中国区董事长，此前她供职于法国巴黎银行、花旗银行和贝尔斯登公司。2003年，Ren在花旗银行工作期间，花 旗承接了中国人寿保险35亿美元的IPO。 这种关系不仅仅出现在美国的银行，澳大利亚投行麦格理集团在中国企业IPO的繁荣期也承接了不少“大单”，同时该集团也雇佣了不少高官子女。前铁道部部长的女婿Raymond Sun便是在2005年被聘，如今是麦格理资本的中国区副董事长。 迪罗基公司(Dealogic)的数据显示，在他的任期内，麦格理成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H股上市发行的三大保荐人之一，该笔融资规模达到57亿美元。此外，麦格理也是中国南车H股上市的保荐人之一。 瑞士信贷和花旗银行，也都大量雇佣了留美的中国人，他们均有显赫的家世。比如曾经就职于瑞士信贷的胡知鸷，就是典型的官三代，在瑞士信贷先后出任过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投资银行部主席。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陈小欣，也是出生豪门，曾在香港花旗工作。 公子女婿挖角战 在中国近年来众多大蓝筹和红筹股的上市过程中，融资额动辄数百亿美元，众多国际投行趋之若鹜—而在他们的背后，则闪现着不少中国官员子女或女婿、媳妇的身影。 “外资投行能否顺利拿下中国国企香港上市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投行中国区高管的政府背景。”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投行高层坦言，通常来说，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担任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或中国区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 这些背景深厚的官员子女甚至女婿媳妇，从而成为各大投行高薪挖角的对象。目前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上市的幕后军师姚允仁(Michael Yao)。姚乃“金家驸马”—第一任特区首长董建华家族的姻亲。香港投行界的知情人士透露，姚允仁在投资银行界中已打滚23年，对投资银行业务相当熟 悉。阿里巴巴纵然迟迟未有正式委任上市保荐人，但仍能够不动声色地继续推进上市计划，全因获此猛人加盟坐镇，设有阿里巴巴机构融资部。 阿里巴巴与姚曾任职的洛希尔一直甚有渊源，早在2007年，阿里巴巴将其B2B业务来港上市时，已聘请洛希尔作为其财务顾问。而姚允仁也适逢于2006至2012年间，在洛希尔担任董事总经理兼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故不排除当年已与阿里巴巴主席马云相识。 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其上千亿的资本盛宴中，不少投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其中不乏高层的后代。比如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前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 在唐晓宁与摩根大通的案例中，它随后拿到了光大集团的一些重要业务，并且负责经办了中铁股份逾5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IPO)交易。对选择摩根大通，光大集团解释，一是认可其作为一家国际知名投行的专业能力；二是考虑到其具有深厚的商业银行经营背景，有助于光大银行提炼投资价值和业务亮点。 “这个解释不能讲没道理，以摩根大通在投行中的实力和影响力，即使没有唐双宁之子，光大或许也会首选它。”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邓聿文分析称，但光大的解释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让人们相信，其在选择摩根时，唐双宁之子未对其父的决策产生影响。 流传在香港投行界的一个段子非常具备说服力。有些国际投行在招“官后代”时，常用的一个面试问题就是：请直接写下你认识或者可以联系到的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界的要人名单。如果写下的名单够长或者够重量级，基本上都可以当场录用。 而在随后的投行生涯中，这些官后代各显神通。2003年7月，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称“中电投”)下属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下称 “中电国际”)邀请了花旗集团、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美林公司、瑞银等多家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竞标其IPO的发行顾问，德意志银行和美林公司最 终中标。 美林成为中电国际赴港上市的最大赢家，不仅是交易的保荐人，担任牵头行和主承销商，同时也是中电国际的账户管理人。投行部董事总经理李振智 (George Li)是美林拿下中电国际大单的重要功臣。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他身世显赫，进入美林之时，李振智只是一个新手，在投资银行界不到一年时间。 除了国际投行，中国大投行里亦是官后代云集。中金自不用赘述，中银国际1998年之后，很快成为央行银监会领导的“托儿所”。名气稍逊的建银国际，其中以地位稍低的省部级副省级领导人子女居多，近几年积极介入各地政府融资平台业务。 “这种利用隐权力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是中国历史上残余的消极文化造成的。”更多投行界人士看重的是，制度才是根本，制度能够让投行变成鬼，也能够让鬼变成人。  |
||||
|
陈翰圣：习近平正在掀起“唱红打黑”――浅析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Posted: 17 Sep 2013 03:50 PM PDT
"唱红打黑"所代表的全部精神内涵，是整个太子党集团盘根错节利益交叉中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唱红"可以证明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打黑"则可以清除特权阶层以外一切"自下而上"的腐败。使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高级干部的另一种"特供"，既隐秘又安全，让享受者真正体会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滋味。
臣民们盼好皇帝心切……
中国人盼好皇帝盼了几千年，最近一次是今年三月的事。这次因为皇帝迟到，讲了句"让大家久等"。臣民们，包括称为"无冕之皇"的臣民们，喜形于色，浮想联翩，议论纷纷起来。海内外，居然有人上表，有人进谏。有人甚至从皇上生父的历史中揣摩圣意，透露出"六四"即将平反的喜讯。一时间，"河出图，洛出书"，好像"东方红，太阳升"，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如果碰巧这次登基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不久前倒了霉的薄熙来，估计大家的兴奋，不会稍减。毕竟，盼的是新皇帝。至于谁当皇帝，好像反倒不重要。
几个月过去了，象历史无数次重复的那样，皇帝不尽如人意。臣民们因此而彷徨，因此而失落。于是，谣传四起，人心惶惶，莫衷一是。有人从"太子党"那里打听到消息，有人传说皇上已被"左派"绑架。网络上，充满皇上内部讲话，犹如道道密诏，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有的泣血成书，有的声泪俱下，足以感动一批人，又足以吓唬另一批人。可惜，所有这些网络新闻，道听途说，都不靠谱。其所以这样，除了盼好皇帝心切，恨铁不成钢，病急乱投医外，更主要是无限夸大了皇帝的能量，即夸大了皇帝可以有所作为施展拳脚的余地。
在当今中国做皇上，其实很可怜，左右牵制，捉襟见肘。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共和"。几十年前，毛主席老人家健在时，中国也已"共和"。但当时情形，今非昔比。那时，毛主席曾对坐二把交椅的刘主席说："你算什么？我动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看看，这是何等有派头？这才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习近平能对谁这么横？开个政治局会议，要"交流观点，碰撞思想"。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谁敢跟他"碰撞思想"？娶个唱歌的太太，有几分姿色，便被捧为具备了"软实力"。这也叫"软实力"？真不知是哪位"帮闲"的创意，不知算是明褒还是暗贬，是真痴还是假呆？凭这点"软实力"，不要说征服敌人，就是说服同志，能有足够"正能量"？习近平上台不久，说过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很让右边的朋友兴奋了一阵。其实，这话如果不是有口无心，也不过是在许诺一场遥远的"中国梦"。而眼下的现实，不是"权力"，倒是习近平本人，正被关在了各派势力和各种利益格局的"笼子"里。
天朝龙椅的承传和太子党的使命
皇帝的龙椅，不管是抢来的，还是"奉天承运"世袭的，要坐得稳且坐得有声有色，给历史留下印记，多半靠运气，更要因缘际会生逢其时。毛主席是"抢龙椅"的好手，历史给他留下了施展拳脚有所作为的巨大余地。但"有所作为"，未见得一定能把国家治好。把国家治得民不聊生，也算一种"作为"。小平同志的龙椅，是半抢半"袭"。也就是说，龙椅是继承的，但继承权是抢来的。能在共产党内把继承权抢到手，也算江湖高手一代豪杰。又恰逢拨乱反正，人心思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因缘际会，高举起"改革"大旗，开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男儿当自强，算是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到了江泽民，情况完全不同。江泽民的龙椅，是坐在邓小平划定的框架里。但江泽民这人有个长处，那就是他从不梦想"有所作为"，更不在乎什么"青史留名"。他天生的没有原则，唯利是图。"邓小平是太上皇，他不是喜欢改革吗？那就'改'嘛，'改'它个天昏地黑"！这大概是江泽民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内心独白。江泽民另一个长处是为人随和，不霸道。自己发财，也允许别人发财；自己腐败，也允许别人腐败。一般人坐在龙椅上，最多做到"凡朋友，都允许腐败"。江泽民却几乎做到"凡腐败，都可以成为朋友"。有这样的群众基础，不过几年，江泽民就纠集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创出天朝前所未有的腐败盛世。他人缘不错，不仅允许自上而下的腐败，也允许自下而上的腐败，几乎做到"腐败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在他当政期间，不仅太子党可以一夜暴富，就是平民百姓只要善于钻营，外加几分运气，也能成为乱世英雄。
等习近平坐上龙椅，改革红利早已瓜分完毕，利益格局已然成型。上有几百家统称为"太子党"的上层门阀士族，下有成千上万以赖昌星、周正毅、王立军等人为杰出代表的草莽英雄。出身红色名门的习近平，和他那些在"延安儿女联谊会"等太子党俱乐部里的朋友们一样，幼承庭训，铭刻心头的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他们对红色江山充满使命感，对当今中国的腐败乱象看在眼里，忧在心头。他们中有的几代世交，有的素未谋面，但共同的利益，一致的归属感，却使他们极易达成共识。几年前，这种共识被当时的风云人物薄熙来凝炼成一句旗帜鲜明的口号：那就是"唱红打黑"。
薄熙来的昨天就是习近平的明天
舆论界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似乎以为"唱红打黑" 是薄熙来的私货。当然，"唱红打黑"作为一个名词，确实是薄熙来的个人创造。但"唱红打黑"所代表的全部精神内涵，却是整个太子党集团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是他们盘根错节利益交叉中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唱红"可以证明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打黑"则可以清除特权阶层以外一切"自下而上"的腐败。"自下而上"的腐败是大量的、公开的、透明的，每天都在那里招摇过市。打击它们，就能漂白整个社会，让老百姓眼不见为净；打击它们，还能使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一种少数高级会所里的游戏，变成高级干部的另一种"特供"，既隐秘又安全，让享受者真正体会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滋味；打击它们，又有历史经验，驾轻就熟，四十多年前成立的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和"联动"，自己抄家打人残害百姓可以，等到"自下而上"的平民红卫兵造反时，他们就看不下去了。"西纠"和"联动"正是今日"唱红打黑"的先头部队，不过那时他们手中只有打人的铜头皮带，今天却换成了整部国家机器。
习近平和薄熙来不是政敌和仇人，他们是同志、兄弟，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无论是家庭背景、个人经历，还是知识水平、道德修养，都决定了他们是同路人。所不同的只是薄熙来运气不佳，碰上个敢把天捅个窟窿的王立军。当然，薄熙来和习近平也有不同之处，他们虽为同一个集团效命，但薄熙来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好大喜功，标新立异，这都犯了共产党的大忌。相反，习近平更能体现集体英雄主义，行事低调，中规中矩，使整个太子党集团感到"你办事，我放心"。因此，习近平并不是真正的皇帝，他只是他所属那个集团的大管家而已。所以，习近平决没有什么自己的路线方针，他有的只是他那个集团的路线方针。而这个路线方针，不需要上天入地搜寻，更不需要道听途说费尽心机瞎猜，因为它明摆在那里，早在几年前已由薄熙来公诸于世，这就是薄氏的"唱红打黑"。薄熙来的昨天，就是习近平的明天。习近平可以推行的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可以上演的只是一场不叫"唱红打黑"的唱红打黑。只是习近平的"唱红"比较缺乏文采，不是"前后三十年"，就是"鞋子穿在脚上"；而习近平的"打黑"则较为低调而土气，叫做"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好像当年毛委员在作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
中共维稳和腐败的"两手硬"
亚里士多德说政府可以有三种形式：即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少数人手里，或者多数人手里。不管哪种形式，统治者只谋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就是坏政府。反之，统治者为公众谋福利，就是好政府。"一个人"的统治，习近平和他的哥们不喜欢。在毛主席"一个人"统治下，"暴君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的父辈吃过苦头。毛主席"动根小指头"，他们的父母就沦为贱民。"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最大好处，其实不是"先富起来"，而是在他们的圈子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民主、自由、平等"，这是一种崭新的特权，弥足珍贵。所以，他们"唱红"，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用他们话讲，这是"老路"，不能走。"多数人"的统治，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他们看来都是"邪路"，也不能走。苏联解体，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是"竟无一人是男儿"的震惊。幸好中国有诸多维稳的国安、武警、特警、城管，"男儿"颇多，一时江山无虞。所以，符合国情的"正路"，对他们来说显然是"少数人"的统治。而"唱红打黑"，正好符合"少数人"统治的需要。
清除腐败，哪怕只清除"自下而上"的腐败，谈何容易。面对"六四"挑战，邓小平曾说"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要两手硬。但"六四"后的历史却证明，真正起作用的既不是"四项原则"，也不是"改革开放"，而是而是"维稳"和"腐败"。在"四项原则"意识形态的废墟上，今天高高耸立的是赤裸裸暴力"维稳"的大厦；而在"改革开放"表面文章的背后，二十多年来真正的推手就是腐败。在理想主义彻底崩溃，谁有理想谁倒霉的今天，改革和腐败根本就是同义词。没有腐败，哪来改革？没有腐败，谁为你改革？甚至，没有腐败，谁帮你"维稳"？没有腐败，谁当共产党？更何况时代不同了，今天"自下而上"的好汉们，绝不是当年被"红二代"的父辈们随便"革"掉"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那都是些老实本分的买卖人。今天的好汉，也不是当年在"西纠"和"联动"的皮鞭下发抖的"黑五类"，那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待宰羔羊。今天的好汉，是共产党千锤百炼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身上淌着共产党的血液，带着共产党的基因，是共产党的标准复制品。他们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娴熟"超限战"，他们中多得是王立军那样的"男儿"。想动他们，你试试。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将是：要么习近平知难而退，要么好戏正在开头！
（2013年8月9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
||||
|
Posted: 17 Sep 2013 12:49 PM PDT
已经被扣上"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之严重罪名的目前仍还在业的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先生质疑"中国梦"的原话是：中共新领导人提出"中国梦"，其实从上到下很多人对"中国梦"是言不由衷的。表面上拥护支持，跟着唱高调，但私下议论都说"这叫什么事儿"？什么"中国梦"啊？大家想的都不一样，贪官富人和那些老百姓能想一回事吗？能做同一个梦吗？而且没有制度保障，凭什么能说能实现这些梦呢？类似与画饼充饥。
"画饼充饥"四个字确有"嘲笑"之嫌，但若回顾和对比一下夏教授过去几年所有针贬中国政治时弊的文章和讲话内容，事实上这段对"中国梦"的质疑真得算不上太"反动"。
自由派人士都还记得，这位夏教授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入狱之前就是《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而他在四年前于互联网上公开发表的《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的内容，用"文革"大批判的语言形容，绝对称得上是"反动至极"。夏教授在这封公开信里抨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宣部长的刘云山钳制国民思想和阻碍新闻言论自由，"每年禁止无数" 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国家蒙受耻辱。
夏教授在公开信中指出，"全国所有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宣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
夏教授说："过去五十年代就有老知识份子说过，不能搞党天下，后来越搞越厉害，反右之后，没有人再敢反对党的绝对领导了。党独揽了一切。你搞学术，学术研究按道理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才能够搞得好。为什么当代没有大师了？以前，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大师都是解放前培养的，那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就是因为你老是用党的棒子来指挥人家，什么要思想正确。什么叫思想正确？那你思想正确的人做出一点学术给别人看看？"
当时的夏教授还在公开信中直接挑战刘云山个人，质问他依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何德何能？居然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宣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公开信发表之后，显然已经是"豁出去"的夏教授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更是口无遮拦，他表示早前北大校友要出回忆录《梦萦未名湖》，居然因收到中宣部一个电话，就禁止出版，至今一年也没人说个理由。他又指自己早年要出版作品合集，接到指令要删其中多篇文章，但"他们又是连个为什么，也不告诉你，叫你删就删，不删就不准出版。""我们不是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但我们有些做法，给人感觉是：不但类似黑暗的中世纪，甚至比希特勒统治下盖世太保时代还要严酷。"
夏业良教授在他的公开信中还挑衅刘云山说：几年前北京大学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宣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当然不是因为担心"成全"了夏教授而没有在他发表那份公开信之后立即对他施以惩治措施，而是所谓"不是不报，时机未到"。笔者这里说的"报"不是"报应"的"报"，而是"报复"的"报"。
当年被夏业良教授公开抨击时，刘云山的党内地位还只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是所谓的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而如今他不但是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政治局七常委之一，而且还是只向习近平一人负责的事实上的党的副总书记，虽然表面上名列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甚至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之后，但若从党务的角度，则是名符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难怪夏教授自己也在推特上也表示：" 只要刘云山仍位于权力中枢，我个人境况就不容乐观，何况我还不断抨击习的中国梦，严辞驳斥补天派和奏折派的意淫和误导" 。
一位叫王心清的人士发文指出：现在北大校方发出的开除威胁，早就被夏业良教授言中了。现在网上哪个不是在明里暗里地大骂共产党？骂中共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再说，夏教授这类的反党言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应该是按年头计算了。看来微博反党言论不过是个藉口，遭刘云山打击报复才是真的。
至于刘云山为什么会在自己饱受夏业良公开羞辱之后居然能够"忍气吞声"了四年多时间才指示北大当局"该出手时就出手"？唯一的解释就是在习近平主导的下整个中国的政治大气候已经令刘云山及其在学界的爪牙们有恃无恐。正如夏教授在从美国回到北京之后向记者们谈及的感受那样：回来之后发现学校的气氛也越来越文革化了，搞什么活动，领导讲话都是那种味道，感觉很不舒服，越来越文革化。和改革开放那种宽松的氛围相比，现在是在缩紧的。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向读者和听众们回顾了当年习近平的西南重庆巡是2010年12月6至8日，此前的11月11日至13日是周永康在那里视察，而周永康抵渝之前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李长春和他当时的第一副手刘云山都已经在重庆公开表示了力挺薄熙来的鲜明态度......从那以后，薄熙来和王立军便有恃无恐，对不满言论的封杀发展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重庆市先后有多名百姓因言获罪，其中最为典型的一是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为偶发感慨讽刺"唱红"被判处劳教两年；二是一个叫彭洪的在天涯转发重庆"打黑"漫画《保护伞》并加了一句点评"这把伞好怪哟"，因此"罪"被判处劳教两年；三是一个叫方洪的因在网上发文借李庄案讽刺薄熙来为"一坨屎"被判处劳教一年......
若从"恶攻罪"的角度评判，上述几个重庆人对薄书记的"大不敬"与此前夏教授对刘云山的抨击和羞辱的"反动程度"远不是一个数量级，而当时身在北京的夏教授之不但没有受到惩处而且还工资照发，讲台照上，其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刘云山相比于薄熙来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而是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只有重庆在"唱红"所以"时机未到"。现如今，与刘云山一拍即合的习近平已经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所以就有了"刘云山大老开心之日就是夏业良教授难受之时"的"中国故事"。
注：刘云山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党的宣传战线"布署"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四个字已经和"中国梦"三个字并列成为习近平主体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7 Sep 2013 12:27 PM PDT
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国有企业的衰败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们好不容易从痛苦的重组改革中走出来，迅即重现其不可一世的霸气，只是，人们为其霸气而扼腕叹息，却没有想到，它们的内在的颓势会如此迅速地显露出来。
"李克强经济学"被严格限制
中共十八大以后，新领导班子上台，在经济工作上显露出一些新意，政府以投资和信贷刺激增长的冲动似见减弱，利率市场化也稍有动作。七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得以让人一窥究竟。
关于经济转型，其提法是，"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深化改革，加快调整结构和转型升级"。同时，却还有两点与之相应，值得注意。
一曰"底线思维"。官方报导里没有这个提法，但喉舌评论对它毫不含糊，给人的印象是，习近平在会议中把这个概念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只是在报导中还有所限制，避免把这个概念与习近平直接联系起来。
一曰"重要战略机遇期"，原话是，"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它虽是套话，其中大有文章。
中共调控经济的新意，有人总结为所谓"李克强经济学"，其内涵为三点，即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结构性改革。不过，它即使真的存在，也还只有一些迹象，尚未真正成形，而中共政治局会议的上述两点，已经对它形成了严格限制。
中共继续控制GDP增长目标
所谓"底线思维"，据说是"要把风险和困难想得充分一点"，具体而言，要保证经济运行在一个"合理区间"，其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是"防通胀"。这其实并无新意，中共多年来的"保八"，就是一种"底线思维"。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共下调了要求确保的增长指标，而显露出来的新意之一，是试图弱化GDP增长指标的支配地位，即使实际增长低于要求，也不再大惊小怪。然而，这一迹象刚刚露头，就被扼住，而政治局会议的报导高调宣传"底线思维"，则意味着，中共还是没有放弃对GDP增长目标的控制，其"底线思维"，重在"稳增长"意味着保持传统，而支持新意则体现在，增长指标下调可以有一定空间，这样，就比先前显得更具弹性。
与之相应，"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说法，则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意味，它的涵义若充分展开，经济转型改革的空间就可能大为缩小。
战略机遇之类，本是中共常用的说法，尽管有所牵强，人们一般也不予深究。中共在改革开放之际，曾经申明它的一个判断，即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并不紧迫，要抓住机遇，以改革谋求发展。其实，外部世界的敌意，与中共自己的封闭、与世隔绝，以及动辄张牙舞爪，大有关系。换句话说，只要中共自己不折腾，很难说这个世界上有谁打算对中国发动战争。对中共而言，最为重大的"战略机遇"，是开放市场经济，那是因为它自己严厉限制市场经济数十年，一旦控制之手放松一些，眼前就出现了一片新天地。
不过，中共仍然坚持，市场经济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且一有机会即推动"国进民退"，财富分配则偏重于政府和权贵，形成新的"国富民穷"局面。这样，消费势弱，在增长中难以替代投资的主导地位，致使增长动力减弱。现在，增长放缓之势已成，人们对传统模式之不可持续的议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经济转型的呼声日益强烈。
当此之时，中共郑重其事地强调其判断，即战略机遇未变，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未变，可以说，它意在稳定人心，为"稳增长"造势，然而，其潜台词其实很明确──既然基本面不变，则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仍有其生命力，经济转型无论呼声多么强烈，修修补补就可以了，并非多么必要，其"不可持续"之论完全是杞人忧天。
政府的"大有作为"显露极限
但是，传统模式之不可持续，转型之必要，恰恰在于基本面正在改变──从最基本的人口状况及劳动力市场状况、能源及其它资源状况、环境生态状况，到改革成本状况，以及经济周期的起伏，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一个正在形成的广泛共识是，高增长时代正在结束，"外生增长"模式必须向"内生增长"模式转变。关键在于，正在逝去的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其实是政府"大有作为"，而新的时代，应该是市场经济能够正常发展，应该是市场力量和企业家阶层真正能够"大有作为"。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引起全世界关注，而近来放缓的势头有所减缓，"企稳"可以让人松一口气。这时，中共政治局会议回避放缓的现实，声称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开局是好的"，下半年"仍将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也算是无可厚非。不过，已经有经济评论尖锐指出，"复苏迹象难掩中国国企弊病"，"使人们注意到国有企业可能成为拖累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潜在因素"。
显然，政府的"大有作为"之手，已经显露它的极限。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国有企业的衰败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们好不容易从痛苦的重组改革中走出来，迅即重现其不可一世的霸气，只是，人们为其霸气而扼腕叹息，却没有想到，它们的内在的颓势会如此迅速地显露出来。
老实说，所谓"重要战略机遇"的是否消失，完全在于中共自己。先前敢于改革开放，打开了机遇之门，如今求稳怕变，"保八"多年，还是不能不面对增长放缓，不得不下调确保的增长指标。这背后的严酷现实，乃是先前创造的"机遇"正在悄悄溜走。关于"机遇"、关于改革开放，其实也应有其"底线思维"，只是，目前的中共，对这种真正有意义的"底线思维"，还陌生得很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
||||
|
Posted: 17 Sep 2013 12:23 PM PDT
中共的尴尬则在于，即使权力斗争、政治实践切割出去，要追究薄熙来的贪腐，它体内正在疯长的贪腐毒瘤就会被人们看得更清楚，且不论薄熙来多么"清廉"，也还是映照出这个毒瘤已经大得实在可怕。
接连五天，薄熙来案的审理，可谓有声有色。
突破"中国特色"还是网开一面
就此案本身而言，审薄熙来与审其他人有很大不同，原在人们意料之中，然而，薄熙来在法庭上否认了对他的所有三项指控，而且他的否认通过所谓"微博直播"公之于众"，与中共治下的司法审判模式大为不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司法的"中国特色"之一，是限制被告的权利，约束辩护律师手脚。尽管"无罪推定"已被遵为原则，但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不能与辩护律师坐在一起，往往还要穿囚衣、剃光头。然而，对失势的党国要人，如陈希同陈良宇，如薄谷开来王立军，待遇就好得多，对桀骜不驯的"太子党"薄熙来，更是格外照顾。法庭上，法官对薄熙来温和有礼，允许他充分发表意见，允许他直接盘问、质问证人，公诉人对他的自相矛盾也往往听之任之，不会抓住不放。
另一个"中国特色"，是证人一般不出庭，多为出示作为证据的文字证言，辩护律师难以对其质证，提出异议则一般都被法庭所忽视，而这样的法庭争议，一般也不为外界所知。薄熙来案则不同，不仅出示文字证言和视频证言，而且几位重要证人先后出庭，而被告方，薄熙来直接反驳或质疑证人证言，且经由"微博直播"让人觉得他不无道理，证人的回应则显得很微弱，文字证言和视频证言更没有还手之力，暴露出证人不出庭的弊端。
"转播"暴露庭审记录随意删改
薄熙来案审理中，被告及其律师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保证，其中不足，在于辩方没有证人出庭，也没有出示辩方证据，其权利似乎受到限制。不过，薄熙来虽然表现强势，其辩护权、质证权和最后陈述权都得到保证，但他的质证与自辩都未能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只能含糊其辞，以咄咄逼人的气势遮掩自己的弱点。例如，他否认拳打王立军，理由居然是，似乎只有"练过拳术"的人才能用拳头打人。
所谓"微博直播"，为此次薄案审理的一大特点，尤其是首日的直播，得到不少好评。但是，马脚随后就逐渐露了出来，不仅"直播"变为涓涓细流，到最后一天才又恢复首日的态势，而且有意删除和修改的疑云也愈益浓烈，话语对比中显示出删改的痕迹，在场旁听者也屡屡传出"微博直播"中有张冠李戴之处。例如，据说薄熙来当庭承认他曾有外遇，但有现场人士指出，他其实说的是"谷开来怀疑我有外遇"，微博公布的记录删除了"谷开来怀疑"，意思就完全变了。又如，薄熙来否定谷开来杀人之事，但又据说他供称谷开来曾说她杀人时有"荆轲刺秦王的豪迈"，出现一大漏洞，却有现场人士指出，此话其实是出自别人之口。庭审记录可以如此随意删改，露出了此次薄案审理的作秀表演的本色。
中共以其对薄熙来案的特殊处理而夸耀它的"法治"，特别因为薄熙来在法庭上表现的空间，似乎它真的有其道理，但是，被告及其律师的权利之得到保证，究竟是薄案的特殊待遇，还是能够普及于中国司法实践，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尚有待观察证实。特别是，如刘晓波，如许志永，他们的案件审理若能与薄案媲美，才可以证明中国法治真有进步。
那么，薄熙来案的特殊，究竟特殊在哪里呢？
薄熙来桀骜不驯，但是他很有分寸。他在法庭上吐露了对中纪委逼供的怨气，但他不说那是政治迫害，也丝毫没有东来西扯攀比党内政治对手。他就案件说指控，承认过失而否认犯罪，将犯罪指控全都挡了回去，或推到别人身上，但求自己能够脱身。他不怕承认自己有钱，家里保险箱就有好几个，也不怕触及外遇话题，甚至到最后爆出自己妻子与下属关系"如胶似漆"的苦楚，勾勒出一个忍辱负重的男人形象，争取同情。
薄粉的尴尬与中共的尴尬
中共既然敢于开放薄案审理的"微博直播"，显然它对薄熙来的法庭表现已有心理准备。即使薄熙来的表现出乎其意料之外，但只要薄熙来仅限于就案件说指控，而中共已将薄熙来案与中共的政治运行切割开来，那么，薄熙来的配合，其实本来就有相当的表现空间。
从陈希同、陈良宇，到薄熙来，中共的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也都还算不上是太贪的人。然而，中共领导干部的集体腐败已成现实，他们身陷于这样的大染缸，沾上了污泥浊水而连累了他们的政治生涯，也并不奇怪。人们比较关注陈希同，实乃因为他在"六四"镇压中很卖力气，现在，人们特别关注薄熙来，则因为他在重庆为"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板。
很可能，人们在薄熙来的重庆岁月中找不出他贪腐的把柄，而他治理重庆之时，以"打黑"的名义，大规模掠夺被罗织罪名的企业及个人的财富，大规模践踏被罗织罪名的人们及其律师的权利，以及大规模清洗党政机构，才真正是薄熙来案应该追究的罪行和问题。然而，他这些行为，实际体现着"中国模式"的特色。中共因其内部权力斗争而打倒了薄熙来，但是，对这一权力斗争不能碰，对薄熙来体现"中国模式"特色的实践也不能碰，于是，就必须在这个还算"清廉"的中共高官身上找到能够将打倒的贪腐之罪。
于是，那些视薄熙来为精神领袖的"左派"，只好自甘堕落，尴尬地赞扬薄熙来身为高官而贪得还不算多，仍是他们心中的"英雄"。而中共的尴尬则在于，即使权力斗争、政治实践切割出去，要追究薄熙来的贪腐，它体内正在疯长的贪腐毒瘤就会被人们看得更清楚，且不论薄熙来多么"清廉"，也还是映照出这个毒瘤已经大得实在可怕。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
||||
|
Posted: 17 Sep 2013 11:27 AM PDT
一个月前，曾经有机会与一位知情的朋友聊起当局迫害许志永和"公盟"的政治背景。这位朋友当时的看法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习近平和中央当局精心筹划的行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北京市公安局长付政华与"公盟"之间"旧怨"的延续。也就是说，是付正华主动所为，而中央当局也并不反对。
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习近平有太多危机要应对，而许志永和"公盟"对中央当局来讲，恐怕连"癣疥之疾"都谈不上。不过，刑拘王功权就难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解释了。至少付正华已经成功地说服习近平，必须采取这个手段来升级对潜在反对派势力的打压，尽管这样做会有很多负面的政治后果。 一贯站在官方立场的《环球时报》对此事件发表社评，"对王功权无条件背书有违法律精神"。 http：//www.huanqiu.com/pad/ 社评抨击自由派人士对政府此举的批评，极其虚伪地指责他们缺乏对法律的尊重，言下之意，政府对王功权的刑拘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有正当的法律理由，就如同刑拘薛蛮子是因为他非法嫖娼一样。《环球时报》这种流氓手法，无异于北京的雾霾，是对中国污浊不堪的政治空气继续污染。 由于王功权在商界和公民维权以及慈善事业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也由于他非常鲜明的反对专制政治的立场，他是有潜力成为一个反对派政治领袖的人物。对此，民间是这样看，政府也是这样看。王功权的策略，与刘晓波不同，刘主要是以文字公开表达政治异见，而王则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增强公民维权的能力。在政府的眼里，王功权就是在扩大敌对势力。因此，政府一直紧盯著他，给他支持的事业和人找麻烦，但还没有对他进行直接迫害。 这次刑拘王功权，显然是打压王功权所代表的潜在反对派势力的一个重要升级。现在还不知道导致这个升级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不过，可以判断，这个升级反映了中央当局对整个形势的严峻判断，也反映了当局对潜在的反对派趋于强硬的姿态。 当局认为形势严峻，并不令人奇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危险在不断增长，反腐又不能不推进，而由此导致官僚队伍的恐慌也在加剧。此时如果让潜在的反对派势力获得迅速扩大的机会，无疑是当局最不愿看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对王功权的迫害可以说是一种"以攻为守"。 问题是，这样做究竟对当局是否有利？为什么不选择直接对话，而选择了迫害？是不是当局内部最不理性的那部分势力占了上风？王功权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将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线索。 从整个国家未来的利益计，中国需要一批高素质的政治反对派领袖的涌现和成长。习近平如果真的希望中国好，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但他是否懂得这个道理？从这次利用薛蛮子嫖娼来羞辱反对派来看，似乎他不懂，也不愿懂得这个道理。 王功权事件给了外间一个重要机会，看习近平的底线究竟在哪里？王功权事件也给了潜在的反对派一个机会，看他们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智慧有多强。 如果当局继续升级对潜在反对派势力的迫害和羞辱，如果对于这样的升级，潜在的反对派不能作出有理、有力、有节的反应，则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将发出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 当然，王功权本人如何对待这件事格外重要。对此，他的同志们应该是有信心的。他绝不会像薛蛮子那样对当局摇尾乞怜，而是会守住尊严。只要王功权守住尊严，当局就输了。而如果王功全能够像曼德拉那样，激发出当权者的羞耻感，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7 Sep 2013 11:37 AM PDT
华盛顿 —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当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造谣”、“诽谤”等新奇的罪名逐步地、全面地对异议人士展开镇压。
这种镇压在过去一个星期猛然加速，形成一种恐怖，也形成一种闹剧。 *镇压与闹剧交融*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9月16日发表报道，指出中共当局最近以打击谣言和诽谤为名针对所谓的微博大V即粉丝众多的微博意见领袖和网民进行镇压和恐吓。 先前坚持通过微博对中国公众发布空气污染指数而令中国当局非常不快甚至恼火的微博大V（注：大V，网络用语，即粉丝数目大、身份得到认证verified的人）潘石屹9月11日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谈大V的社会责任。平时说会道的潘石屹在节目中突然口吃起来，在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当中引起纷纷议论。 9月13日，北京警察将潘石屹的朋友、著名商界人士、新公民运动创始人王功权从家里抓走。警方说，没有在公共场所而只是在自己家里的王功权“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9月15日，中国当局再度羞辱著名美籍华裔投资人薛蛮子。先是被当局以嫖娼的罪名、然后再以聚众淫乱的罪名刑事拘留的薛蛮子又被中国当局押上官方对全国广播的电视台。薛在审讯式采访中痛斥自己虚荣心膨胀，自以为成了微博大V感觉像是当了皇上。 事情到了这一步，镇压的恐怖和闹剧的可笑便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了。这种境况显然让总是能说会道、言语俏皮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写手也感到为难。 于是，该杂志的写手来了一段奇妙的白描，向全世界都英语读者如此这般介绍当今中国当局与时俱进、将野蛮落后的“以言治罪”做法推广到互联网时代的奇景： “（抓王功权或羞辱薛蛮子）只是中国当局对中国网络意见领袖发出的一系列警告的最新一个。在9月9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出新的指针，声言通过互联网发出虚假的诽谤信息被观看五千次，或被转发500次，就可以被认为是‘严重’犯罪，可以被判刑长达三年。”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认为，言论自由乃天赋人权，当局肆意剥夺言论自由，就是人民公敌。言论自由乃天赋人权这一共识也写进了联合国的有关公约。 早些时候，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以言治罪的所谓司法解释的时候，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和观察家就普遍指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本属于自诉的诽谤罪纳入公诉范围，将诽谤的判断和解释权交给警察机关，从而使中国重新倒退到30多年前可以由警察机关随意抓人定罪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读过去几天世界媒体有关中国当局对异议人士展开镇压的报道，读者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印象，这就是世界媒体在不约而同地用不同的语言和实例解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含义。 例如，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在9月14日发出的报道： “‘新公民运动’呼吁中国政府官员公示财产、实行政治和社会改革。近来，‘新公民运动’的参加者相继被拘捕。北京警察当局在9月13日带走了该运动的主要成员、商界人士王功权，说他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朝日新闻》的报道指出，王功权跟今年7月被刑事拘留的著名人权活动家许志永关系密切，两人都主张稳健，主张“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谋求促成公民社会的成长”： “‘新公民运动’是过去一两年深入中国各地的公民运动。该运动在避免强烈批判现有体制的同时呼吁实现反腐败和公民权利。习近平政权对这一运动的扩散高度警觉，今年四月以来连续逮捕在街头打出横幅要求政府官员公示财产横幅的人。” 呼吁政府官员公示财产以杜绝贪污受贿、呼吁实行政治改革，怎么就变成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了呢？对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来说，这个问题本身显然是一种意在言外的强烈谴责、嘲讽、嘲笑。 *恐怖 荒诞的 黑色幽默* 王功权好好地呆在家里，却被警察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罪名抓走。中国发生的这种故事令人感到恐怖，也令人感到荒诞。 恐怖与荒诞相结合就是黑色幽默。 于是，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记者在9月16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也就把有关王功权被抓的新闻报道写成了黑色幽默： “前房地产开发商、新兴企业投资家王功权已经被中国警方盯上好几年了。他担心的是警察会以贪腐或诈骗的罪名来抓他，甚至会以嫖娼的罪名抓他，就像上个月抓美籍华裔投资家、微博名人薛蛮子一样。结果他却没想到，如今警察用来抓他的理由居然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在如此黑色幽默一番之后，法国《世界报》的报道接着说： “星期五（9月13日上午），中国当局到王功权家逮捕他、抄走他的电脑的那个没有明说的理由是跟镇压新公民运动密不可分的。王功权被认为是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 法国《世界报》这篇报道的最后一段写道：王功权的朋友和支持者表示，王功权是一个很遵纪守法的人，然而，“在习近平的中国，这些优点都是无足轻重的。” 也就是说，世界报的记者在这里也是用另一种叙述来解说当今中国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游街示众”21世纪版* 说起薛蛮子，北京警方先前将这位热心公益的投资人抓起来，最初的罪名是涉嫌嫖娼，然后罪名改为聚众淫乱。 中国中央电视台先前以十分之一的新闻联播时间绘声绘色介绍所谓薛蛮子如何与多名女子淫乱的细节，将薛蛮子羞辱示众。 上个周末，薛蛮子又获得了新的罪名（即通过互联网传播当局不喜欢的信息），再次上了全国电视，并在电视上自己证明自己有罪，说自己成了微博大V，感觉像是当了皇帝。 中国当局这种任意变换罪名、让在押人员自证其罪、侮辱人格的做法，令许多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时代野蛮的“游街示众”的做法。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中国当局近来越来越多地通过全国电视播出被逮捕的名人的采访，逼迫嫌疑人在法律审判或定罪之前公开承认被指控的罪行。… “一些从法律方面提出批评的人将这种做法比作毛泽东时代的司法。在毛泽东时代，当局说谁有罪谁就有罪，不容置疑，被指控的人都要坦白交代，司法的目的是将被指控的人示众。” 中国当局对要求民主自由的异议人士的镇压造成恐怖，也形成让中外看客哭笑不得的闹剧。 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外的谴责、不屑、冷笑和嘲笑，中国当局到底会知错改错，还是会变本加厉，这依然是一个世界之谜。 不过，中国国内外有许多观察家倾向于认为，鉴于习近平上台以来无知又蛮横的记录，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可见的将来变本加厉的可能性较大。
——VOA
 |
||||
|
Posted: 17 Sep 2013 11:25 AM PDT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Hugo Swire），突然高调表示英国「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协助」，去帮助香港进行普选；事件令中共以至香港特区政府阵脚大乱，一再出来说「不需要外国帮助」云云，然而英国仍然保留有最后一步的权利──即《中英联合声明》之中，中共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如中国违反此承诺，英国有权就此交上国际法庭处理。
英国政府突然表态，以至美国领事夏千福不断在香港高调的落区，和中共近日一连串影响香港繁荣安定的所作所为有关，梁振英在元朗所涉嫌的黑势力护驾，以至「警黑勾结」──和甚么「青关会」以至「爱字头」，不断在香港批斗林慧思老师以至其他民主派人士，英美两国最近的表态，就是要对这种影响香港繁荣安定的「纳粹冲冲队」以至中共文革式的手法，作出警告式的回应，如果中共继续在香港挑起这种「群众斗群众」的斗争，或者令香港出现没有节制的暴力事件的话，西方各国将被迫直接介入香港事务，甚至透过联合国及国际法庭挑战中国在香港的主权，这是中共一直不能亦不敢在香港事务，施行铁腕或血洗中环的原因。 中共虽然不敢强硬血洗香港，在控制言论以至传媒方面却再进一步──早几年仍然维持表面中立的无线电视台，如今已经完全沦陷成为被称为「CCTVB」的「香港中央电视台」；以往仍有一两个节目扮中立的亚视，如今更沦为大公文汇式的「比中共更红」的洗脑传媒，不断透过黄金时段例如ATV焦点，去抹黑攻击民主派；香港的电视台一直一台独大，如今甚至年轻人开离弃电视的情况，原因就是完全没有竞争的垄断，令免费电视频道变成一言堂；另一方面，虽然有三家电视台一直在申请新的电视牌照，可是拖了三年特区政府都拒绝发牌；电台频道亦如是，只馀下少量节目可以畅所欲言批判政府，大气电波全面失守，香港人只剩下互联网，作为不受监管约束的资讯平台。 亦因此，最近中共把魔掌伸向了互联网，一方面要通过被网民称为「网络廿三条」的版权条例修订，把网上侵权的行为刑事化，甚至规管网民「恶搞」或「戏仿」等二次创作行为；另一方面，则要于2016年收回3G手提电话网络三分之一的频谱，美其名为「竞争」，实为目前唯一没有3G网络的国企中国移动度身订造，一旦大量3G频谱落入中移动之手，甚至再购并一两间外资，则香港的流动通讯将全面受中共所控制，到时再推动一些中国大陆的监控手法，如「实名制」及监控所有通讯，市民将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 特区政府一直假扮这些渗透或控制，全部是商业而非政治行为；事实上欧美早已证明，无论是数码电视台、电台，都可以容纳几百条频道的竞争，或者大量小型手提电话公司通过MVNO（Mobile Virtual Network Operator）的竞争，才是真正竞争的市场行为；香港在这些方面不断开倒车，政府不但没有鼓励竞争，还对一些经营不善的电视台、电台都收回频谱，对竞争最激烈的3G、最成功的3G却要收回频谱，这些都说明，香港言论自由面临极严峻的威胁，难怪英美两国都要有所表示，就是见目前的形势再发展下去，随时一发不可收拾。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杨金柱律师举报人民日报、外交部发言人造谣——将博客和微博保护的三点庄严声明邮寄两高备案 Posted: 15 Sep 2013 09:48 PM PDT
杨金柱今天上午已经将今天凌晨1时16分发表的《杨金柱律师关于博客和微博被点击、浏览或者被转发的庄严声明》，一文用特快专递邮寄给了两高掌舵大佬周强先生和曹建明先生，进行备案，以求自我保护。以下是备案函，现公告天下，让天下人为杨金柱作证。
----------------------------------------------------
尊敬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周强院长： 尊敬的最高检察院首席大检察官曹建明检察长： 两高近日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即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由于杨金柱喜欢写博客，现在新浪博客点击量为34,536,733人次，在新浪博客总流量排行榜位居第210位，在新浪网法律类博客点击量位居第一位。我的一些博客经常被点击、浏览超过5000次或者转发次数超过500次；更由于杨金柱在目前中国特色下不知道什么内容构成对他人的侮辱和诽谤，故杨金柱随时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为了自我保护，杨金柱于今天凌晨发了一个三点免责声明，特邮寄给两高备案。 鉴于杨金柱和你们两位是同龄人，曹建明检察长比杨金柱大一岁，而杨金柱又比周强院长大三岁半；又鉴于我们都是法律人，现杨金柱以下面两条拟撰写的微博为例，向两位请教：如果该两条微博被转发500次以上，或者被点击、浏览量超过5000次以上，杨金柱是否应该到高墙里面去读书。 第一条微博：邓亚萍说人民日报60年没有说过假话。杨金柱认为邓亚平是在公开造谣。人民日报在1958大跃进时关于亩产超过万斤的文章就是说假话，人民日报在十年文革期间的许多文章也都是在说假话。邓亚平作为政府官员公开说假话，应该追究其造谣的法律责任。 第二条微博：国家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中国是“法治国家”。杨金柱认为该新闻发言人是在公开造谣。中国建国60多年，宪法一直高悬，只能看不能用，且至今没有制定一部《新闻法》和《政党法》，而目前刑事冤案又层出不穷。故中国目前绝对不是“法治国家”，只能是一个从“人治”到“法治”转型时期中的国家。故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是在公开造谣，损害了国家形象。 以上两条杨金柱拟撰写的微博如果被转发500次以上，或者被点击、浏览量超过5000次以上，杨金柱是否对邓亚萍和该国家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杨金柱恭请两高对此作出司法解释！ 杨金柱期盼两位的回复，给杨金柱和中国近五亿网民指出一条不犯罪的明路。否则，中国必须加紧修建无数的监狱，虽然增加了国家的GDP,提高了中国的世界排名，但后世万代如何评价两位的历史功绩却不得而知。 作为同龄人和法律人，冒犯了两位的虎威，不妥之处，请予以谅解！ 杨金柱律师 2013年9月11日于长沙死磕斋 附件： 杨金柱律师关于博客和微博被点击、浏览或者被转发的庄严声明 鉴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构成侮辱罪或者诽谤罪； 鉴于杨金柱的新浪博客今日点击量为34,530,066人次，在新浪博客总流量排行榜位居第210位，在新浪网法律类博客点击量位居第一位； 鉴于杨金柱的小龙仔只有1岁7个月； 鉴于某些权贵们对杨金柱恨之入骨； 鉴于杨金柱的博客或微博是否具有侮辱或者诽谤内容在中国特色下目前处于一种“说你有没有也有、说你没有有也没有”的状态； 鉴于杨金柱原定搞“杨氏革命”的时间大约在65岁左右，杨金柱为了保护自己，特发表以下庄严声明： 1、杨金柱所发表的任何博客和微博转发量均不得超过500次，点击、浏览次数均不得超过5000次。任何超出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范围的行为，都不代表杨金柱本人的真实意图。 2、新浪网应当尽快设计一款具有中国特色的比美国微软好五倍的软件。凡是杨金柱的博客和微博被转发到499次的时候，即自动禁止被转发；凡是杨金柱的博客和微博被点击、浏览到4999次的时候，即自动禁止被点击和浏览。否则，由此发生的刑事责任由新浪网负责，杨金柱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3、在新浪网目前尚未设计出比美国微软好五倍的软件的情况下，杨金柱在此提醒中国近五亿网民，当你们转发杨金柱的博客和微博时，一定要看清楚杨金柱的博客和微博被转发的次数，如果杨金柱的博客和微博已经被转发499次，即禁止任何人再予以转发，否则，后果自负，杨金柱对第500次以上的转发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当你们点击、浏览杨金柱的博客和微博时，一定要看清楚杨金柱的博客和微博被点击、浏览的次数，如果杨金柱的博客和微博已经被点击、浏览4999次，即禁止任何人再予以点击、浏览，否则，后果自负，杨金柱对第5000次以上的点击、浏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以上三点庄严声明公告天下，并用特快专递邮寄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备案，恭请最高法院掌舵大佬周强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掌舵大佬曹建明检察长明察！ 特此庄严声明！ 杨金柱律师 2013年9月11日凌晨1时于长沙死磕斋  |
||||
|
吴祚来：政府不能永远走在非法与不义的路上――对许志永被拘审的思考 Posted: 15 Sep 2013 03:42 PM PDT
公民运动的"案例民主"，或"公民社会建设案例"，通过对一个一个关系到普通公民权益的制度冲击，来形成公民力量，进行公民权利启蒙，并使公民维权成为一场真正的运动，倒逼社会进步与改革。许志永是倡导者，而不是组织者。
唤醒公民社会自觉的催化剂
到７月３０号，签名要求当局无罪释放许志永的公民已达到２０００多人，既有著名学人、企业家，也有普通民众，拘审许志永，成为唤醒公民社会自觉的催化剂。许志永的新公民运动意在通过维护公民的具体权益，促使国家政府有所改变，并使国家最终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如果判公民合法的维权行为有罪，则意味着政府在违反宪法，将导致更多的人抗议与声援，政府当局正在陷自己于不法不义之境。
许志永这次被拘，他是思考过的，有所准备，他还认为，上次因"税务"问题而被拘，自己没有准备。
公安部门也有所准备，较之其它同类案件，提前做足了功课，对许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拘审。当局对许志永及那些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公民们的拘捕，是时刻准备着，但他们对公民社会的成长，似乎没有心理准备，也不承认中国已进入"准公民社会"，必然要进入公民社会。
只要你有意识地以公民的名义组织起来去做什么，哪怕是一次饭局（"饭醉"），你就等于惹了政府，当局总能编造出一条罪状，套在你的头上。因为在当政者眼中，他的天下，只能有一个组织（党组织），其它组织要么依附于它，要么就是反对者。
许志永并不认为自己倡导政治反对，他要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并以公民的名义来发声，维护自己与公民社会应有的权益。如果说许志永的作为有政治性的话，也只是通过一件一件案例，唤醒社会对自我合法权益的认识，并以行动来维护切身权益。许志永并没有有意识地触动政治敏感问题，只是在形而下务实地做维权"项目"，许把自己定位在社会建设者角色上，社会建设必然以维护公民权益为核心，因为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个体组成，只有协调好社会权益，社会才有真正的和谐与稳定，但在有关部门眼中，许是一个组织者，一个反对者，一个挑起事端者，因此就是一个政治反对者。
与警方关于新公民运动的对话
六月下旬，北京市公安部门的领导约谈过许志永３次，地点在北京昌平的一个度假村。内容是关于民主、法治、宪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公民理念、财产公示、信访、教育平权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也是敏感问题，许志永们做的一切，几乎都与这些问题相关。
许将对话内容与自己的观念汇成一篇文字《为了爱――一次关于新公民运动的对话》。通过许的这篇文字，我们看到，当局看起来是与许探讨社会问题，其实是对政府行为与政府不作为进行辩解，同时希望了解许的更多想法，如果许在约谈过程中更激烈地、明确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将面临煽动颠覆罪或颠覆罪指控，退一步，如果许写下检讨，表示悔过，从此洗手不再，那么，他就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警方负责人在许被软禁在家达三个月之时，约谈许，是明确告知，许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要求许停止反党与非法组织行动，通过与许约谈，来决定警方进一步行动方案。
警方："你的一系列文章，比如《人民的国家》，整个照搬西方体制，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的组织活动，几个月发展到几千人，你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而且不止一个罪名。"
许的回答是："请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是社会主义，我们追求的民主法治为什么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和民主法治对立吗？——关于反党，这个概念太极端，方针政策对的就支持，错误的就反对，而且，我对任何人都心怀善意，如果共产党经过大选继续执政，我支持。"
这里我们看到，警方已为许罗织了多项罪名，主要是政治类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如果这一项成立，许将面临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但许巧妙地回答了相关指控，称自己反对共产党错误的决策，民主法治与社会主义并无对立。
警方最终做实的指控只能是许给他们找的麻烦，就是新公民群体每月组织在教育部门前示威，以及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已发展到上千人。这是警方最在意的，任何群体达到一定数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必然要严厉打压。但许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组织"，而只承认这是一批争取公民身份的自发"群体"，新公民运动群体并没有组织章程与组织结构。所以，对许的非法组织指控，最终也难以成立。警方将公民同城饭醉、在教育部门前示威活动，视同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因此是涉嫌寻衅滋事。
北京公安局负责人与许的约谈，目的是在坐实许的其它罪行，但没有成功（或上级看过对话录像后，没有同意其它罪名）。
政治罪名非政治化处理成潜规则
许在走一条公民权益路线，并没有剑指社会主义宏观的制度，也没有致力于反党或组党及公民组织建设，许在做公民运动的"案例民主"，或"公民社会建设案例"，通过对一个一个关系到普通公民权益的制度冲击，来形成公民力量，进行公民权利启蒙，并使公民维权成为一场真正的运动，倒逼社会进步与改革。许志永是倡导者，而不是组织者。
公民运动只是名义上的运动，实质是公民们在合法地向有关方面要求自己的权利，吁请政府部门倾听公民声音，而这一切都符合国家宪法关于公民有关权利。
许志永即便组织结社了，违反的也不是法律，而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规章，政府的规章反而是违法的，使公民不能结社，使公民没有示威游行的权利，变相剥夺了公民权利，使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被掏空，使宪法成为一纸空文，这也使共和国成为纸上共和，一党专制成为事实。
许志永多项罪名变成一项，从约谈到拘捕，这段时间是上报审批的时间，上级有关部门还是觉得证据不足，无法将许做成颠覆罪或煽动颠覆罪，政治罪名非政治化处理。目的只有一个，打压新生的公民运动。公民运动或公民组织、公民群体的维权行为即非法。已成为官方共识与潜规则。
只要官方不改变这一非法的潜规则，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与当局的冲突，将不可避免。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曾郑重提出过"社会建设"，社会由谁来建设？是自下而上由民众来建设，而是自上而下由党和政府来建设？党如果垄断了社会建设，结果必然会是五家十户共一把菜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安全。
许志永无罪是不需要论证与辩护的。在正常的社会中，百姓维权、学者发声，都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极权社会极其强横又极其脆弱，如果不把民众自发的社会力量窒息无声，他们就没有安全感，而这种专权方式，只会引发更多的抗议与更多的社会问题。和平的抗议声如果被强行消音，绝望的炸弹声就会轰响于社会。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8月号
 |
||||
|
Posted: 15 Sep 2013 03:24 PM PDT
政府说谎、法院推诿、官员蛮横，典型地勾画了制度性败坏的情景。戾气社会的生成实乃政治灰暗的结果！
今年七月注定要铭刻史策，因为这个月里发生的「独狼」式抗争事件最为密集，从首都机场的冀中星自爆到广西的何某砍杀计划生育人员，末世感强烈地袭击了国人。尤其是个人暴力事件集中发生在北京，效果更是震惊了国际社会。这些发自底层的「独狼」式抗争表面上外媒所说的「随机暴怒」，是社会戾气的表现，但本质上是政治灰暗导致的。
何谓政治灰暗？简单地说，就是公权力机构对很简单的应作为事情也不作为。用最通俗的话说，公权力机关只起「瘸子打驴坐着喊」的作用。一位上访了二十年、已经一千多次跑镇、县两级政府的下岗工人代表，很形象地用当地俗语界定了公权力机构的行为本质。
政府贱卖企业后说谎掩饰
上访一千余次的下岗职工代表叫王志友，我帮他写材料（亦以公民代理身份出庭）已经有三年了。他来我的住处也有上百次了，而他认为不太重要的事情就不来「麻烦」我。七月中下旬二十天内，他连续来了三次，其中一次还拿了上级（沧州）一级两家（政府与市委）信访局联合签署的介绍信，介绍信要求泊头（县级）市「责成有关部门出具制式答复意见并批明复查机关」。结果是在县（级市）没拿到一张纸片。他决定用「撒大网」方式给国务院信访局、中纪委、最高检以及河北省的纪委与检察院写信。他口述，我代笔，但结果我已看见了――还是没人管，就算有人管也是「瘸子打驴」。
王志友所反映的问题是交河镇政府代管他们那家集体企业时，以转制为名让他们下岗而没发给安置费，养老等社保更没涉及。后来，有些人以农民合同工身办了养老保险，但企业应缴纳部分是个人垫付的。至于已正式退休十几年领不到企业退休金、连农民合同工机会都拿不到（办不成养老保险）的人还有三十几人。后项，按政府的说法是「过了政策窗口期」。
企业名曰转制（私人承包），实际上是贱卖给了私人，并且在私人间已经转手。因为是卖而不是包，所以私人企业主不会给以前企业的下岗工支付企业应缴纳部分的养老金。在政府的口径中，时而说「该企业已灭失」，时而说企业以集体所制形式存在。前者是一位叫王焕洲的副市长与一位叫李印军的局长白纸黑字批在请示文件的，后者是目前仍有法律效力的工商注册登记。但是，镇政府已经不承认的机构「镇工业局」对企业的私人转卖还出具了任免通知书，「免去」卖者的厂长职务而「任命」买者为厂长。出这样的假文书看来也有代价，镇政府有关权力人士以批条的方式（等于欠条）从企业拿走了三十七万的机制空心砖。
法院枉法裁判后阻拦再审
可以预见，再加一千次上访也无法结果，因为只要简单落实，企业是卖而非包的情形就会被端到县（市）长办公会，诸如三十七万元欠条之类的事情也会成为贪贿大案的线索。相较之下，两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只有拖，就是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不会给王志友暨三十四名下岗工人说法。逻辑而言，每一件发生在在政府门前的群体上访，背后都是公权力私有化、政府「理性」导致的。背后的背后是当官民利益实在谈不拢时，就会有人选择自爆、砍人等极端方式，尽管极端不能让人从理性上接受。
与王志友的纯底层背景不同，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农民企业家尚绳云可以说有钱有人，但他有理的官司「输了个底掉」。他当然不服气，通过多重人际关系找到我这位「名人」恳求帮忙。我与他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再审申请书（申诉状）递到天津一中院，但后者拖功非常。从五十六日正式交了材料之后，尚绳云四次去天津一中院催问立案结果，不是被谎称「已交到高院」就是「你再等一星期」。最后一次（七月二十三日），法官不耐烦了：「不可能为你单个案子跑一趟！等攒够了一批再往返高院送。」
从天津无可奈何返回泊头的尚绳云下了火车没回乡下工厂，直接来我住处诉苦并商讨对策――由我执笔给天津高院院长李少平写信反映受刁难的问题，也在网上公开。
按着最高法院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次审判委员会会议决定出台的司法解释（O八年十月一日实施），再审的受理法院是终审的上一级且收到申请后五日内给申请人答复。但天津高院有自己的规定：作为上一级它不受理本质上告下级的申请，而让申请人直接往作为本质「被告」的下级法院去交诉状。下级法院对「告」自己的状子当然不会高兴，不拖就怪了，拖才是正常的。灰暗的政治在微观上的表现必然如此！
「群众路线教育」很扯淡
说到尚绳云有人一项，有明确证明：他的胞姐尚秀云是全国著名法官，电影《法官母亲》的原型；尚秀云的同事、全国人大代表宋雨水也曾过问该案件，尽管最后天津一中院「不尿她」；还有，尚绳云为了向客户表示自己有强大的社会关系，把胞姐与任建新、尉健行、贾庆林、江泽民、胡锦涛不同年份与场景的合影放大，挂在办公兼接待室里。我曾很认真地对他说：「把这些照片摘下来，统统扔垃圾堆里去！不是讽刺你，而是让普通百姓看了泄气。你有人有钱有理都打不赢官司，纯粹的草民还有活路嘛！」
由于社会身份与家族关系，尚绳云在每次打给我的电话时都要交流一些时政观点，到我住处来，谈得此类更多。近一个月，涉及厦门公交纵火案、首都机场爆炸案的话题颇多。他说：「老百姓冤煞啦！不弄『非法儿』引不起注意，一爆炸就有人管了！」当然，我并不是暗示说他要采取「独狼」式抗争，但在另一端，政治灰暗正迫使百姓越来越认可乃至赞赏「独狼」行为。广西发生砍杀计生人员事件后，「今晚加个菜」的庆贺性跟帖在各网均呈现高频状态。
尚绳云常听法广（RFI）播音，跟我转述了该台报道的多年前江泽民考察湖北的笑料：江问路边木匠铺子主人缺什么，对方不答，随行官员继续追问，木匠说「缺陈胜吴广」。据我了解，九八年，针对组党潮（我是重点的民间智库人物之一），江在高层内部讲话确实说过：「现在遍地干柴，只等陈胜吴广了！」。中国会否出现古典崩溃（农民起义式大反叛），我没有研究定论，但是官民利益冲突是不可能靠「群众路线教育」之类的政治动员能解决的。中下层官员心理明白那不过是「瘸子打驴」。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8月号
 |
||||
|
Posted: 15 Sep 2013 03:12 PM PDT
牧民定居将改变百万游牧民持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已经有足够的现实和常识让人担忧，这或许又是一次“消灭麻雀”，又一次“大炼钢铁”，又一次影响百万人一生的文明灾难。
仓促出台的定居国策
“游牧民定居工程”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西南西北地区实行的一项“国策”，其主要内容是以建立“牧民定居点”的方式，将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新疆、内蒙古等7 个省、自治区内的游牧民定居下来。
传统上牧民逐水草而居，每年至少要转换两次草场。草场属于部落，牲畜属于牧人。如果部落过度放牧导致草场超载，整个部落的生计都会受到威胁，因此，传统的游牧“草-畜-人”是一个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系统。打破这个系统的平衡，整个生态环境就会受到破坏。
中共建政后，不惜以战争的方式强行取消了历史形成的部落制度，代之以“社政合一”的人民公社。1980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牧区效仿内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把牲畜承包给牧民。到了1990年代，决策者发现草场退化问题严重，才把草场划分成小块，承包给家庭。这样一来，“去组织化”后的牧民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单干户”。这种制度跟内地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一样，牧民只有草场的使用权，没有拥有权。这种制度最终形成了跟内地“三农问题”性质差不多的“三牧问题”，以及生态破坏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
2001年6月， 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在西藏自治区启动游牧民定居工程试点。 2006年，“农牧民定居工程”在西藏自治区全面开展，至当年底，10073户牧民定居。2008年，中央“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在全国开展牧民定居。
2008年10月，四川藏区启动全面启动“牧民定居行动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四川全省将在2008至2010年四年间，将投入50亿元，“让47万牧民告别传统游牧生活，实现‘家家有固定房，户户有新帐篷，村村有活动中心’”。这项计划也被称为“富民安康工程”。
2012年，“牧民定居工程”成为一项“国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全国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十二五’规划”，根据这项规划，全国24.6万户、约115.7万游牧民将在几年内定居。其中藏人占总人数58%。根据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农业部共同制定的计划书，牧民定居的意义是：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 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3.保护草原生态；4.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牧民定居计划”实行以来，遭到一些境外藏人组织和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这项“国策”违背牧民意愿，强行改变了牧民的生活方式。由于缺少其他谋生技能，定居后的牧民无法实现产业转型，因而生计成了问题。
生态失衡由来已久
中共建政后，在川西北草原建立了不少新城镇，汉人人口大幅增加。例如，《红原县志》中的人口数据显示，1949年，现在的红原县汉人和其他民族人口不足百人，仅占总人口的0.52%；到1964年，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口已达全县总人口的32.25%。藏人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大规模移民造成的人口机械性增长，使牧区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势必打破原本的生态平衡。比方说，为了解决城镇人口的燃料来源，草原泥炭就被开采做燃料，其结果之一就是导致沼泽干涸，继而造成草原沙化。
几十年的大规模移民、开荒种地、采金、开矿、挖药、疏干沼泽、过度放牧等活动，使川西北草原这片全世界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成为中国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1960、70年代，为了“提高草原利用率”，政府组织民众在沼泽地上开出上千个排水沟，将湿地的水排入黄河，以为这样可以使沼泽变成草场。然而，自然规律并不服从人类意志，“与地奋斗”的结果，沼泽没有变成牧场，却变成了沙漠。人民网有篇报导说，目前川西北草原可利用部分的56%已经处于高度退化状态。草原上曾经有300多个大小湖泊，在20年里，200多个湖泊干涸。
定居工程不是免费的
100多万人定居的经费从哪里来？根据《规划》中的“资金筹措方案”， 定居工程总投资176.54亿元，其中“中央投入79.83亿元，占总投资的45.2%；地方配套42.99亿元，占总投资的24.3%；牧民自筹53.73亿元，占总投资的30.4%。” 落实到每户，则“户均投资6.8万元”，其中中央投入3万元，地方配套1.6万元，牧民自筹2.2万元。
但是，到了地方，投资份额却变成“带动牧民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四川省的资料：“阿坝州今年建设定居房1万套，财政补贴1亿元，将带动牧民投资8亿元；甘孜州今年建设1.2万套，财政补贴1.2亿元，将带动牧民投资9.6亿元；整个四川藏区今年解决2.2万户牧民定居问题，财政补贴2.2亿元，将带动牧民建房投资17.6亿元。”到了省里，牧民自己出钱的投资成了主要部分。
四川省的“帐篷新生活活动”为藏区10万户牧民每户免费发放一顶帐篷，“并提供9件套帐篷内生活设施由牧民“自愿购买”，政府补贴三分之二，牧民自己承担三分之一。10万套帐篷内生活设施的购买，牧民自身投入将达1亿元，拉动投资4.96亿元。” 据四川政府估计，牧民定居计划的实施，在四年内“对当地GDP的贡献将达20%以上”。
我在四川阿坝牧区旅行时，曾问过住在定居点的牧民，他们告诉我，每座定居房政府补贴8千元，其余的牧民自己支付。牧民的投资又从哪里来？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卖牲畜的款项，二是政府贷款。可是，牧民的主要收入来自牲畜，把牲畜卖了，钱交了定居房款，定居后不再放牧，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向政府贷款后，一般每户人家都欠几万块钱，没有了放牧收入，贷款怎样还？
我在网上看到四川若尔盖县政府的“牧民定居行动计划贷款清收处置方案”，说“广大牧民群众还款积极性普遍偏低，贷款收缴成果不理想”，这应该是在预料之中的。牧民没有了牲畜就没有了钱，他们拿什么还？
定居工程前途堪忧
中共的规矩是，党中央决定了正在做的事情，如果它正在说自己好，你是决不能批评的。牧民定居工程就是眼下的一项正在说好不能说坏的事情。但是，现在一些研究者已经发现了牧民定居计划的一些问题，对定居工程提出了谨慎的质疑。
四川省的资料说，“据去年（2008年）牧区各县对牧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97.83%的牧民愿意定居，98.14%的牧户愿意出资建房，牧民群众希望早日过上现代定居生活的心情急迫而强烈。” 可是，我在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时，见过几十个大小不等的牧民定居点，有的已经建成，却空无一人；有的正在修建，还有的建成了，但有许多空置。在青海某县，我在离公路不远的山沟里看到一个大型定居点，足有上百座已经完成的小院，但远没有住满，整个定居点看上去毫无生气。
牧民定居将改变百万游牧民持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稍有理智的人都不难明白，这样的决策不能不慎重，不能不征求游牧民自己的意见，不能不经过牧区民众的充分讨论和酝酿。然而，从西部各省区到国务院，十几年来没有看到“科学决策”，只看到“拍脑袋”。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判断牧民定居工程背后“拉动内需”的动机是否确切，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揭示发生在广袤草原上的这一场特殊圈地强拆运动的幕后利益，但是我有足够的现实和常识提出我的担忧，牧民定居工程或许又是一次“消灭麻雀”，又一次“大炼钢铁”，又一次影响百万人一生的文明灾难。
中共执政以来所犯下的决策错误，尤其是执政后荒唐离奇的错误，有其思想方法上的根源。他们的思路有两个来源：一是东方农耕文明的农民思路，春种秋收，稳定而确切，于是习惯于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只有这样一种运行方式；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那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发展与进步观，在这种观念基础上建立起简单而冷酷的是非判断。这两种思想方法一拍即合，非常适合上一世纪的中国左翼革命运动，其特点是，自己以为是好的，就认定对别人也一定是好的。
牧民定居工程的决策和进行，带有这种思维方式的明显特征，前途堪忧。什么时候被迫叫停，我们只需等待，用不了几年就会有结果。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8月号
 |
||||
|
阿珊：强权者的辩解书与掠夺者的自供状――解析李长春的奇文《观猴有感》 Posted: 15 Sep 2013 03:02 PM PDT
这篇奇文一反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赤裸裸地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权贵利益集团呐喊张目，简直就是中共独裁政权无耻掠夺的自供状！
七月三十日，隶属河南省委的《大河报》异乎寻常地以两个要闻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署名“永春”所写的《观猴有感》的文章，引发国内广泛关注。因为不少人都知道，这个署名“永春”的，正是刚刚退休不到九个月的原中共掌控意识形态的常委李长春，而《大河报》为什么要以如此隆重的版面刊发这样一篇蕴含着春秋笔法的文章，其寓意何在？想要表述的弦外之音又是什么？只要略读一下这篇随感，就可以发现，这是一篇以小喻大、以猴喻人来达到歌颂专制、美化强权的奇文，是一篇为中共独裁政权进行涂脂抹粉的自我告白。
首次提出强权存在的天然合理
李长春在文中是以栖息在太行上三千多只猕猴群的生存环境来说事的，认为以前学术界所说的由于原始社会当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所以没有私人占有制，没有剥削，社会成员可以平均分配劳动果实，于是得出了“原始社会平均分配食物”的观点。而作者通过观察却发现，这猴群中有一个定律，必须让猴王吃饱后，才能轮上别的猴子进食。根据这一现象，李长春于是作出了定论：“因此可以说，在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
原始社会之所以被马克思所作是原始共产主义，因为这是人类进化后的第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平均分配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及其公社制度，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但猴子是猴子，猿人是猿人，虽然同种而不同类，根本没有可比性，这正如狼与狗已经成为习性截然不同的两类动物一样。而中共大佬李长春却强不知以为知，妄加比拟，以一个猴群观察来质疑原始社会形态，真可谓荒谬绝伦，让天下人为之讪笑！
更为荒唐的是，按照李长春文中的逻辑，以前中共几十年所灌输的马克思主义所称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六个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原始社会形态，就是一个如他所讲“猴王称霸”、恃强凌弱的社会，而不再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特色。作者的言外之意是，生产资料公有、食物公平分配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不仅原始社会不存在，在中国这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更不会存在，强权与强力天然合理，符合自然法则。也就是说，当下中国的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都在中共当权者所认定的自然法则之中。如此读来，这篇文章简直就是一个无耻掠夺者的自供状！
其实，对中共高层来说，他们自己对天天所宣讲的共产主义，也是口是心非，早年的理想主义者已经绝迹，现在只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用来欺哄蒙骗老百姓罢了。八十年代，连作为中共自诩的“改革开放旗手”邓小平都坦承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也说不清楚！再看看前不久被大陆热炒的气功大师王林一案，一个大骗子居然有很多张与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贾庆林、贺国强等人的亲密合影照。这让很多老百姓明白了，这些在台上口口声声信仰马列的中共高层，私底下原来都是丧失信仰、“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封建迷信者。
豫人苦李久矣
“永春”在文中得意洋洋地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已是第五次来到河南济源观看猕猴群了。李长春曾于1990年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直至1998年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在河南任职长达八年之久，算是河南的“老领导”。
可这老领导主政八年之中给河南人民带来的是祸不是福，最大的灾难就是他以发展“血浆经济”为借口，让无数河南人罹患上致命的艾滋病，不仅震惊世界，而且至今伤痛犹在，让人痛彻心扉。九十年代，河南成为血浆蛋白出口大省，在广大农村，动员卖血甚至成了基层干部动员群众“发家致富”的口号，而且卖得都是血浆蛋白，也就是把抽出来的血液过滤蛋白成分后，再回输给卖血者，一台离心机每天能过滤成百上千卖血者的献血后，就这样造成艾滋病毒与丙型肝炎病毒的交叉感染，逐渐蔓延成为艾滋病村和难以治愈的丙肝村。笔者当年曾接触过河南漯河的一个实例，一个生产队动员村上六十多个壮劳力去卖血，结果全部罹患丙肝，丧失劳动能力，全村人先后陷入病困交加的窘境之中。那时候，卖四百毫升的鲜血，所获不过六十多元，如人所讲，人血的价格跟可口可乐差不多！
直到今天，李长春在河南造下的这个冤孽都没有得到清算，反而平步青云，一路高升，而曝光艾滋病惨状的医生高耀洁老太太，却横遭迫害，已经八十多岁的衰老之身了，竟不得不亡命海外。省卫生厅的一个科级干部，因为涉嫌披露河南艾滋病患者的真实数字，竟被判处四年徒刑。
吃人的“血浆经济”害死了无数人，却为李长春积攒下扶植党羽、飞黄腾达的本钱。据说，2002年，就在他跻身政治局委员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前夕，先后提拔了三百多个司局级干部。作为被提拔的下属和依附权势发家致富者，又顺势投桃报李，恭维谄媚，就在这年，一家富豪投资将近三个亿，在河南鲁山县开建一百零八米高、号称世界第一的中原大佛，而五年后这座大佛建成开光时，人们才惊异地发现，这尊大佛的法相，就是比照李长春的相貌制作的（见图1）。一个手上沾染了无数艾滋病人鲜血的中共高官，居然成了慈眉善目的西土圣者，这不知是对中共的绝妙讽刺，还是对佛门的最大亵渎？
中共内斗的野蛮程度超出猴群
自李长春这篇不伦不类的文章出笼后，网上虽然含蓄，但恶评如潮。自邓小平的“猫论”后，又多出一个“猴论”。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暗喻中南海权斗，“成则王侯败则贼”，有网友直接指出，毕竟，二十一世纪了，各国政治都文明进步了，中国最高权力的争斗也不该如猴群一样吧！
而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恰巧又是官方放言要审判薄熙来的节骨眼上，也被认为是有着规劝说服薄熙来认罪服软的动机，因为文章就是这样写道：“野蛮时代，是靠惨烈的拼杀产生群体领袖的。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经过激烈厮杀，胜者为王。挑战失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 所以，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习近平胜了，翘起尾巴，“胜者为王”，而“挑战失败了的公猴”薄熙来，就应该“垂下尾巴，表示臣服”。如网友所言，这说明某个政治集团还处于动物世界水平，仍然距离政治文明和文明政治有很长距离。这劝人“夹着尾巴做猴”潜台词，真是笑死个谁！
其实，看看被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称之为“最好的营养剂”的中共党史，就清楚地知道，中共高层对争权夺利展开的内斗，较之动物界来看，显得更为残忍凶狠，血腥可怕，都是要把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这个方面的历史教训简直太多了，仅以自称浑身充满着“虎气”与“猴气”的毛泽东来说，看看他昔日的战友、学生如刘少奇、林彪，一个瘐死狱中、一个葬身荒漠就略知一斑了！
正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恶性案件频频出现。习近平虽说入主中南海已经十个月，思想逐渐左转，政绩乏善可陈，光环迅速消退。当此之际，中共的理论宣传更是捉襟见肘，处处漏洞，不得不找一些二流学者如胡鞍钢、王小石之流，先是提出“人民社会”来讨伐“公民社会”，再就是以“苏联教训”来吓唬世人，结果都遭到网民的嘲笑与抵制。最后不得不抬出曾掌控意识形态的中共大佬李长春的这篇“猴论”，用来压压阵脚。这篇文章一反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赤裸裸地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权贵利益集团呐喊张目，并警示世人说，从原始社会至今天都不可能有平均分配的，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有公平公正的平均分配，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都是自然规律，而社会稳定的最佳手段，就是要有“猴王”的强力教训与群猴的“垂尾臣服”。
既然如此，那当下中国所上演的一出出“暴力维稳”的大戏，都是可作为“猴戏”来等量齐观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8月号
 |
||||
|
Posted: 14 Sep 2013 02:13 PM PDT
马克思曾经有过一句话：“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来销毁”。这个论点已经完全符合于当前中国大陆的形势了。
当一个政权罪恶重重，早已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又老是赖在历史午台上不走。你还老是对它使用“批判的武器”，纠缠什么“宪政”，“中国梦”等等，岂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吗？但是这个政权毕竟还是一个“物质的力量”，那就应改使用更强大的“物质力量”来摧毁它了。
中共这个“物质的力量”（我在这里暂时称它为物质力量B）是什么呢？就是它手中的国家机器，8000万党员，几百万军警等等。那么，要摧毁这个物质力量B的更大的物质的力量（我称之为物质力量A）又在哪里呢？来自何处呢？当然，这个物质力量A来自13亿人民。
物质力量A能够大到足以摧毁物质力量B吗？这就要不仅只对A 和B的现实力量作数量上的评估，更应该对A 和B各方面的发展趋势作出合乎规律的估计了。
前述B的力量的确是貌似强大的。但是它的脆弱性和处于萎缩状态早已显现出来了。首先是中共政权内部，太子党，团派等倾轧不断，中央约束不住地方，政令不出中南海，“裸官”和家属早已在国外作好准备。普通党员和军警心怀不满，冲突时袖手旁观甚至反戈的机率正在增加。（仅刘志军，薄熙来和李天一这三个案件就把中共政权的丑态暴露无余了）。这个物质力量B即使原来是一座大楼或一个堡垒，但它的地基和支柱都渐渐腐烂，随时可能倒塌的了。
那么，物质力量A的发展趋势又是如何的呢？当然“13亿：不到1亿的中共政权支持者”本身就是数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这13亿人在实力和智力方面是在不断增长之中。假设人民和中共政权之间发生全面的暴力或甚至武装冲突吧：表面上中共有军警和各种武器，而人民赤手空拳。但是当明显的中共“大势已去”时，军警真能向人民开枪吗？说不定还有一部分武器落到人民手中。再说，在人民一方面还有一些退伍军警，他们有办法拿到武器。人民能够“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全民武装起来，“拿起土枪洋枪，挥动了大刀长矛”。老爷子们的拐杖，老娘们儿的菜刀，孩子们的弹弓，记者们的鞋，都是武器了。在这样的阵仗面前，军队还敢开枪吗？
我估计发生上述情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一个客观的规律是：人民觉醒程度越高，他们斗争的力量更大，斗争智慧也越高。中共军警更胆寒，更容易瓦解。或许到那时人民可以采取当年印度甘地的“不合作主义”：啥也不听不服从你中共的。没人跟你走，你自己滚蛋吧！
因此说来说去，一切取决于13亿人民的觉醒程度。一旦全国13亿人民都觉醒了，遍地开花，斗争方式更巧妙。因此，民主一方的人们应主要集中力量于“唤起民众”。那么中共政权轰然倒塌，将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结局。
2013年9月1日于美国费城
 |
||||
|
Posted: 14 Sep 2013 12:43 AM PDT
作者：黄安伟
北京——一位大力倡导更自由的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中国富豪风险投资人周五被北京警方带走，这位商人的朋友称。
51岁的商人王功权是律师许志永的密友，许志永上月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正式批捕。周五在网上流传的一张传唤证照片显示，王功权因同样罪名被拘留。传唤证显示，拘留王功权的是北京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
另一位著名的权利倡导者陈敏（笔名笑蜀）说，上午11：30左右，王功权在他家中被20几名警察带走。笑蜀说，警察对王功权家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搜查，带走了一台电脑，两张镶镜框的照片，以及若干“公民徽章”，大概是王功权在什么时候自己做的。
警察拿走这些徽章可能是要将它们作为指控王功权的证据。它们看上去和王功权几年前定制的“公民证章”相似。调查性商业杂志财新《新世纪》周刊曾在2011年报道，王功权定制了100枚证章，其大小与一元人民币硬币一样，上面刻着中国国旗、一部名为《宪法》的翻开的书，还印着“中国公民”四字。
累积了像王功权这么多财富的商人很少会对自己的自由政治观点如此直言不讳。20世纪90年代，王功权作为万通实业集团投资者靠在海南岛做房地产投资起家，海南也是其他从房地产行业中发家的商人的跳板。王功权先加入了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后来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2005年，王功权开始参加许志永召集的会议，并加入许志永发起的倡导组织——公盟的工作。《新世纪》周刊上的介绍称，王功权涉足过很多社会问题，包括谴责安全官员秘密拘留受害上访者的“黑监狱”、支持农民工孩子的权益，这些孩子通常不能进入父母打工城市的公立学校学习。
自去年共产党完成了领导层权力交接以来，倡导更自由政策的人士开始呼吁新一届领导人遵守并实施中国宪法，宪法被共产党长规性地忽视。高级官员对这些呼吁做出反击，最近几个月来，共产党官方刊物的社论开始批评宪政主义的支持者。
在反击自由观念的同时，安全部门开始镇压异见人士。不少中国自由派人士被警察带走。这次镇压已经触及到网上的著名人物，他们常在类似Twitter的微博上讨论社会问题，其账户可能得到几百万网友的关注。据国际倡导组织“维权网”(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估计，从3月份到8月份，已有50多名政治上活跃的中国人被拘留。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志永于夏天被逮捕。当时，王功权曾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处境。上个月陈敏被临时拘留时，记者也联系过王功权。王功权在一次采访中说，“很多人问过我，许志永和笑蜀之后，你害怕吗？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国安还没有找过我。但我自从决定和许志永一起工作的那天起，就做了最坏的打算。”
陈敏和王功权都曾在网上转发过要求释放许志永的请愿书。
2011年，王功权因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突然出了名。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帖称，要离开妻子，因为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王琴。这个帖子以及王功权为网上浏览制作的大谈爱情的视频被广泛转载。
他写到，“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没法面对大家的期盼和信任，也没法和大家解释，也不好意思，故不告而别。叩请宽恕。”
Patrick Zuo和Shi Da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亮亮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附录】
告别江湖
本刊记者 谢梦遥 摄影 时会理 | 4591 人浏览 | 添加时间:2013-05-30 01:49:38
赫赫有名的投资人王功权，决定退出商界。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不再经商。”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其实，过去的一年半，他已经停止了所有工作。整个2012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是个人与社会团体的关系。这听起来已经不像是一个在商界浸泡了多年的人的兴趣所在--尽管在访问开始前，对方给他设定的方向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在此之前，他用了20余年的时光取得了他在商界的地位。他是万通六君子之一，1991年与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在海南创立万通。万通分家后，他先后进入IDG和鼎晖投资，主导投资了奇虎360、学大教育、框架传媒、易趣网、3721、弘成科技、金融界、创联万网、汉庭连锁、展讯、亚信等项目。在风险极高的创投领域，这些项目大多取得了资本意义上的成功，也为王功权带来了盛誉与财富。
“投资来说，你一般会希望是投资性格很稳健的人。但周鸿祎是个特例，因为他创新能力太强了，非常敏锐，我认为他是一个个案。另外，坚韧是很重要的品质，你回过头看，不管周鸿祎情绪怎么波动，但他在创业的路上是够坚韧的，对不对？”他轻描淡写地谈起他曾经投资过的周鸿祎。
过去的痕迹总在不经意间流露。他是从海南全身而退的淘金者，是如今很多地产大亨们的老大哥，是运筹帷幄的风险投资大鳄。以至于他谈到让媒体兴奋不已的名字时，多少有些俯视的味道。
今年年初，他结束了美国的访问。回国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他和阳光壹佰置业集团董事长易小迪吃饭，提到了不再回商界。“挺可惜的。”易小迪表示。但随后，易小迪又不停地聊起了他的地产业务。“大概他内心里还是觉得我是个商人。”王功权说。
这种尴尬一直存在着，每当王功权跟周边的商人朋友说起他的打算，别人的第一反应是，“你真的要退出吗？不可能。”
商业之外
其实一切早有预兆。在他还在鼎晖投资的日子里，就曾多次向董事长吴尚志表达希望退出。“功权你别吓我。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吴尚志每次反应是一样的，都会笑着避开这个话题。王功权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是这个管理着超过70亿美元基金的公司的三位高级合伙人之一、鼎晖创投的创始人。
“周而复始的生活，让我觉得有点单调，我希望换一种方式活着。”尽管王功权已经安排了另一位合伙人黄炎全面主持工作，但他没有办法安排自己退出的时间表，直至一个突发事件启动了加速按钮。
2011年5月16日夜，王功权在微博上发出那条后来搅起轩然大波的“私奔”宣言，“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然后，他消失了。这条微博被转发了7万余次，也正是这个事件，王功权的名字被八卦式的流言包裹，为更多人知道。
如你所知，这件事像场闹剧般收场，一个多月后，王功权回家了，他与妻子的婚姻并没有结束。而在此前，鼎晖已经宣布了他的辞职，这是王功权的决定。在他“私奔”归来之前，吴尚志和他在上海的一个宾馆房间里有过一次秘密讨论，即便在那时，吴尚志仍然表达了挽留的意愿，但王功权还是辞职。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冲动还债，安抚妻子，带着全家去旅游，再往后，他去了美国，妻子与孩子随行，住在新泽西的公寓。但他与中国企业界大腕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上次俞敏洪、冯仑、王石、郭广昌他们好多人过来，坐在一起漫谈，我也礼貌性参与了。”人们以为他不过是进入一段蛰伏期，但他已经决定不再回来。
另一个面目的王功权，在过往的岁月中浮现，并逐渐清晰：公民行动的参与者。
他是民间组织“公盟”的理事；他热衷参与公共知识分子聚会或者文化沙龙；他经常在网上讨论公共事件，言论尺度颇大。
但这些未必为人所知，在商言商，他懂得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转换。“我小时候看电影特别佩服间谍，在这个屋子跳舞，出门之后卸妆以另外一个形象出现了，准备激烈打斗。”他很少和商界的朋友谈他以“公民”身份做的事情，“省得解释半天，他们还担心我。”
2004年，他的老朋友冯仑、刘晓光等人筹备组建阿拉善SEE基金会，也邀请了王功权，但他没有加入。“我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到环保上。”他更关心的是与环境权并行的另一种权利--公民权。在冯仑等人为解决西部荒漠化问题，开会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与另一个群体走得很近--公盟。
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曾是孙志刚事件中上书人大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公盟的运营资金部分来自于民间捐赠，王功权是重要的捐助者之一。在许志永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人朋友中，王功权是自始至终不忌惮公开身份的。
两人的友谊始于10年前。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王功权想结交这几位推动者，就请法律界的朋友牵头约见。地点约在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当其他人去打球时，他与许志永在一旁喝茶聊天。认识之后，他们的接触很快就多起来，“我认同他们所倡导的。”
公盟于2005年成立，许志永、滕彪、黎雄兵等几位律师是创始人。这是个松散的组织，核心人员不过十几人，但与公益界、法律界、知识界有广泛交集。王功权在那时加入公盟，成为理事。与一般的慈善或者维权机构不同，公盟的目标是针对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尝试做出改变。不同的人对公盟有着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观感，但无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这是一群有公益心和批判精神的人。显然，王功权并不缺少这些特质。
总体说来，王功权是个脾气极度温和的人，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内心的抗拒会爆发出来。他曾在一个有官员参加的会议当场离席而去，只因为对某个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说的一些“官话”听不下去。
对于王功权告别商界，许志永认为不是意外。“他以前一直在说不想干了。商业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无法直接推动制度变革，角色还是有差异的。”
懦弱与勇敢
王功权对公盟工作的投入时间越来越多，从2009年开始，公盟每周日的例会他几乎都参加了，到了饭点，则跟着大家一起吃盒饭。回头看起来，很难说清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许，与公盟日渐频繁的互动影响了王功权，激发了他内心中的热忱；抑或，那团火本就燃烧在他心中，驱动他更主动以许志永等人为友。
许志永认为，王功权对于公盟团队的帮助，不仅仅体现在出钱出力上，还有独到的判断力，他的意见往往能跳脱公益人固有的窠臼。比如对于拆迁维权，王功权不支持介入，他觉得涉及金钱利益太大，很难团结。这个项目最终还是推行了，但果不其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2012年12月25日，乐清村民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因为他又是一名土地维权者，死因很快引发了网上诸多猜想。3天之后，许志永接到了王功权的电话，俩人都怀疑是谋杀，但王功权提议公盟介入做独立调查，第二天，许志永就带队抵达现场。随后，王功权保持着密切关注，他还在12月31日的中午与许志永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王功权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论证，提了很多疑点，我根据我的调查，给他一一做解释。”许志永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当晚即发布了报告，在结论上，与其他若干独立调查团队后来发布的报告是一致的。
这份报告遭受了许多细节上的诟病。许志永承认，操作有不周密之处。事实上，不论乐清事件，还是公盟税案，许志永的言行都不缺少批评者。“志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性情中人。他始终是在一线的。我不一样，我对苦难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当问及对许志永的过度悲情化的看法时，王功权为他辩解道。
王功权长期关注社会转型问题，采访中当谈起制度积弊和解决之道时，他侃侃而谈，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曾经的商人身份。商业逻辑与社会关怀，似乎是他脑子里并行不悖的两辆火车。
但撞车也曾发生。几年前，当王功权还是鼎晖投资人的时候，曾拒绝投资一个其他合伙人都很看好的项目。那个项目占用20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解决400人的就业，风险评估很低，但会令2万多农民失去耕地。
王功权要求项目方给农民提供再就业培训，但对方拒绝支持这笔每年需几千万元的支出。鼎晖的团队开会时，大家也觉得这个条件并非必要，认为王功权把“自己的社会责任强加到项目中，来影响决策”。但在他的坚持之下，投资最终没谈拢。“我认为征用农民的土地，存在隐性的利益剥夺，而给他们提供培训是一种补偿。”他认为涉及的不是商业道德问题，而是公平问题。
在2005年进入鼎晖时，王功权即告诉其他合伙人：“我可以不介意利益和待遇，但推动制度前进的事情我会做，你们要想好。”
这种开诚布公，让王功权此后的一些行为有了被容忍的空间，尽管发生在鼎晖的这种容忍，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是难以理解的。
鼎晖董事长吴尚志是海归派，他未曾对王功权的这类行为做出过直接评价。有些合伙人提及这些事时，吴尚志会说：“既然他进来时都把丑话说前面了，所以还是算了吧。”但吴尚志也会告诉王功权，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吴尚志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一些蹊跷的事情总会发生。王功权注册了一家小公司，没有业务，全部用来做公益。2011年上半年被抽样审计，追溯到2005年的账目，下半年又被审计了，这次则从2008年审起。“像这个小公司都被审计多少次了？每年常规年审，我都是通过的，有什么好审的？”
主持人曹启泰回顾他采访过的企业家时，曾说过：“大陆现在的成功企业家，基本都是企业创始人。这一代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他们的成功经历中，会有一段经历是很难说明白的。”许志永认为王功权是商业界里极其罕见的干净人。这个评价或许有些拔高，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没有把柄。”他把这个结论归因为多种偶然促成的。
成为王功权
回到20年前，海南兴起炒房大潮的那个时代，他与他的万通兄弟们赚到第一桶金。那时的海南，楼花生意是暴利，一夜发达的故事并不鲜见，让人难免感觉一些不可言说的交易会掺杂其中。王功权却说，他并没有留下污点。
“当年在海南我们干的不是开发，是炒房。”彼时的万通，像个空手套白狼的倒卖者，向开发者买下期房，再转手找人卖出。但是两次交易并非先后进行，而是在两个协议同时签订后，再促成上下家见面，重新签约，造成实质上只发生一个交易，省下一笔交易税，万通的盈利则来自于中介费。“这种事情在海南，大家都知道。”
万通的这种位置，决定了它不用买地盖房子，不需要拿任何政府批文。“说我做过房地产，实际上我没有开发过一次房地产。但如果我们当时是开发商，可能就会有问题，或者我坚持不住，或者我做不起来了。”他认为那是非常时期的特殊经历。
等几千万元的原始积累到手之后，当万通开始走出海南，拓展多元化版图，王功权已经是集团总裁。“再开会，我已经跟公司讲，任何违法事情，不管给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他的这种要求，让一些事情变得很难办，“公司经理们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打转”，让他很为难。另外，集团发展很快，分公司与总部在分权与管理上出现摩擦。他决定不做总裁，去美国负责万通的投资业务，“也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原来的财务主任潘石屹坐上了总裁的位置，名义上，王功权需要向他汇报工作（一年后潘石屹离开，王功权回国接任了8个月的总裁）。离开时，他做了全面的离任审计，为了避免出现问题，还请了公证处公证。
在美国时，王功权掌管国际基金，这为他日后进入IDG和鼎晖这些投资公司埋下了伏笔。自此，他与那些潜规则愈行愈远，“投资一个公司，要求法务税务讲清楚，因为要上市嘛。”
王功权爱好格律诗词，他的诗中偶然会流露出悔商恨商的情绪，“商场涉及利益的较量，我在心里不愿做。”为此，潘石屹等人也说过他，不像个老板，“心肠软、窝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万通根据考评表现，一次性裁掉二十几个人，作为总裁的王功权流着眼泪签下了字，“因为我平时接触过他们。”
但从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他又并非优柔寡断。他曾驱车用了一个月，在全国各省环游，行至四川，在当地投资的台湾朋友因为公司有了麻烦，向他求助。王功权让朋友给他全权委托，停下来用一周时间介入这个陌生的公司，召开董事会解决危机，然后继续旅行。冯仑评价他，“擅于危机处理。”
在IDG的时期里，有一年半他只领取半薪，这样他工作时间也可以减半（事实上多半时间还是在工作），以便有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对金钱的态度是：“够花就行了。我不研究穿什么名牌，生活要求不高。”
财富不能抵达之处
王功权不缺钱花。过早实现财务自由让他可以实现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大女儿曾在美国留学，打越洋电话过来时，听起来情绪不好。王功权放下电话，就直奔机场，“边走边订票，你知道这种临时订的票都是很贵的。”一天之后，他出现在女儿面前。女儿很惊讶：“爸爸你怎么来了？”“不学习了，跟爸爸出去玩两天。”
因为他喜欢诗词，他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累计花了1000多万元，组织了30多位诗人编辑出版格律诗词。
但作为一个有钱人，也会有问题是他难以解决的。比如，那些他请到来北京工作的诗人，很多拖家带口，很快就面临外地户籍的孩子上学难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导致了权利不平等。当他开始审视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这不是个案。“我是个企业家，好像有些资源，总会遇到同学亲友，遇上这些事情托我帮忙。随便数，我都能想起二三十个人。”但他也没有办法，连他妹妹的孩子都是由于户口解决不了，只能去燕郊上河北户口。
事实上，他最小的孩子因为是三亚户口，也面临着中小学学籍上的差别待遇和异地高考的问题。“我可以送出国，因为我有钱，但这不具有典型意义。”
基于这些感同身受的遭遇，在2009年底公盟的一次例会上，王功权提出了教育平权的议题。这个议题当场就通过了，后来被制定为长期的倡导项目，招了专职工作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召集签名、撰写调查报告、投递请愿书等方式运作下去。
2010年5月，北京废止了旧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等5项规章，这意味着在免费和就近入学方面，京籍和非京籍中小学生的差别待遇在制度层面不复存在。“但回到那个起点，教育平权并没有什么新闻由头，在公共领域也没人注意。”许志永认为是公盟推进导致了政策的转向。
但王功权在谈及他与公盟所做出的努力时，用了另外的一种表述方式：“我知道我说这些事情，政府有些人会不高兴，朋友们会替我担心，甚至我知道，效果可能会很小。我是做投资的，对投入和产出这些东西都清楚。但这是一种坚守，我宁愿相信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真的。”
新浪微博曾是王功权重要的演讲场。他很喜欢在上面谈论对时事的看法，但是去年9月，他发现，他有着156万粉丝的微博被销号了。
在此之前，他也曾经被新浪禁言过，都会有专门和他联络的客户经理提前告诉他，因为他是名人，享受新浪微博的“贵宾服务”。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告知。
王功权不甘心，又注册了几次，但不论他是实名还是非实名，他的微博都活不了太久，最新一次注销是在3月份。他明白了，他决定放弃微博。“感到解脱了，好像是从一个舞台上转到另一个舞台上。”
当然，悲情时刻只是偶然出现，王功权目前的生活，总体说来还是充满着明亮的色彩。从年初回国到目前的几个月里，除了公盟的工作，他全国到处游走，结识志同道合的公民志愿者，参与一些慈善与扶贫。最近几天，他在读《民主的细节》和《甘地自传》。想找他谈生意的人络绎不绝，但他兴趣已经不在了。
当他还在投资界时，面对着眼花缭乱的项目，取舍决断之间，王功权向来看重创业人的性格：“要敢于斩断过去，迅速结束手头没有希望的事情。没有这个劲头，瞻前顾后很难创业。”以这个标准来看，他所描述的，也是镜中的自己。
他从不缺少和过去告别的勇气。1988年，时任宣传干部的王功权，成了整个省委机关的第一名辞职者（之前的人是停薪留职），原因是，“当时正干着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前途，或者说那个前途不是我所需要的。”而这个职位，是17岁时顶着烈日劳作的农村少年王功权无法想象的，“望着一望无际的农田，你感觉到世世代代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的绝望。”
那时的他，不会知道日后遇上潘石屹、冯仑等人，更不会知道自己竟一发不可收拾，在商业江湖里翻滚20年。他只是想去海南，买了火车票就走。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像块能量渐增的磁石，财富和名望慢慢向他聚拢。
多年之后，在新的转折发生之前，王功权的故事，已经符合一部优秀传记作品的叙事逻辑：一个农村少年，挤入仕途又逃离，几番沉浮后，成为了一线投资人。但他终于还是选择了把书的尾页撕掉，再次将结局开放。无论旁人把这个过程看成自然而然地发生，抑或一个急倏的转折，他留给商界的，都已是背影。
王功权谈爱情
私奔事件近两年之后，曾饱受争议的王功权，坐下来与《财经天下》周刊谈论爱情。
Q这个事件对你有影响吗？
A“私奔”这个事情过去了，对我的家庭肯定有影响。我们现在过着很正常的生活。
我一直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因为我觉得，社会对爱情的定义也是模糊的，一个是社会学层面对爱情的定义，有忠贞和责任，另一个是不受这些影响，完全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能回答的是，我认为我对爱情的理解可能会挑战这个社会的常规理念，我没有勇气挑战这些。在事实上，爱情和道德有关。
那个事件是突发的，我没有太多的回想，如果有的话，我会对我伤害的所有人深深地歉疚，包括前妻、现妻和王琴。
Q许志永说公益人应该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A我觉得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应该的。我希望我自己是高标准要求的，但我没有做到，我也觉得很遗憾，有时候也挺惭愧。但是，民主不是塑造道德标杆，它是一种规则、一种程序正义，它不应更多介入道德问题。我的意思不是民主不讲道德，个人的道德是另外一回事。想在道德上把人打垮，然后回过头来进一步剥夺你追求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开脱我自己，但这和我追求自由民主无关。即便是犯人，只要在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仍有追求民主的权利。
Q大家对王石的爱情的评价是不是不公平的？
A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大家希望你有更多的社会担当，或者道德更加完善，这是很正常的心理。至于社会对于富人的成见，也不奇怪，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发生。
可能涉及情感问题，就不是简单用道德来衡量的，我不认为道德有权利来衡量感情，我也不是说感情可以不考虑社会道德。
这个社会往往认为有钱人好像没什么爱情，好多就是用钱忽悠别人，我不认为这样。有的是有爱情的。
我觉得世上最难谈的就是情感问题。正因为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从社会规则的角度予以谴责是应该的。但是从对情感的理解角度来说，应该更多体谅和包容，因为人生不易，而且感情不是完全能用理性定义的。王石的事情我不多讲了，因为他也是我的朋友。
——财经天下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0, 2013, 6:20:58 AM9/20/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20 Sep 2013 01:17 AM PDT
【提要：“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出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此后二百年，是“公共知识分子”左翼创造“主义政治”的历史。他们从书斋观念走向街头政治，再从街头政治走向暴力革命，先是席卷世界，后被世界席卷。有些人生前已经醒悟，有些人尚未醒悟，就被推上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主义政治”之祭台。这些人中我们熟悉的有：法国罗伯斯比尔，俄国布哈林，中国陈独秀。知识分子创造的“主义政治”，是此岸世俗形态的救赎政治，却比他们的前人——中世纪神父创造的彼岸形态救赎政治，更极端，但也更残酷。因此，仅仅称二十世纪的历史为“极端年代”，显然不够。“极端”在哪里？除了人类在其他世纪反复出现的冷酷自残，本世纪的特有极端是“热祸”，不将这一世纪命名“热祸年代”，也应命名为“中世纪回流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刷新了此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惨纪录，这一纪录很快被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主义政治”刷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城记录200万，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无辜农民，仅官方记录即为2000万以上。这就揭示了百年历史中最为吊诡的底页——给穷人造成最大灾祸的，并不是其他，竟然是来自知识分子“为穷人的主义”，这是“热祸”之一；更为意外的是，造成如此“热祸”，与其说来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卑下部分，不如说来自现代神父的高端动机，宁可信其救世情切，不必责其道德卑污。倘停留于道义谴责，则是思想懒惰，“热祸”一定会乘同胞们思想懒惰，一来再来。 ”】
在马来西亚，我见到了久想见面的一群马共游击队老战士。座谈中，目睹这些昔日在丛林里昼伏夜出的军医、冲锋枪手，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暴戾之气，不禁暗暗称奇。只是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和改革时，他们有所回避，反复说：“我们怀念毛主席，他是真正国际主义者，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而他们自己跨着尼康相机而来，坐着轿车而去，举手投足，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只是精神活力已经定格在那个“难忘的年代”了。
我之所以想见一见这群现代社会里的特殊公民，原因有二。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所有外来信息被封闭，用收音机接收境外广播，一“听”就犯法，以“耳”治罪。唯一的例外，是“马来亚革命之声”，不受任何干扰，清晰可闻，女播音员普通话字正腔圆，高亢清脆，可以与北京官方任何女播音员媲美。后来才知道，这是设立在中国内地的“外台”，受文革当局刻意保护，而那位女播音员，恰恰是在北京长达28年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夫人。“马来亚革命之声”也已经定格为我少年时代的背景之一，四十年过去了，这些老战士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活得好吗？
第二个原因是马共历史特殊的悲剧性。在东南亚武装革命中，它坚持的时间最长，长达41年，最后竟然在1989年与政府签约，和平解散。国际社会一直流传一个神秘的故事：马共总书记曾经是一个三重国际间谍，那间谍还是一个越南与中国的混血儿，此事之离奇，超过詹斯邦007连续剧的想象，在长达150年的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此次实地探访，我也是带着这一疑问而来，大致理清了这一事件来龙去脉。
莱特，1900年出生于越南。原本是法国人在越南的间谍，但是因为身份暴露，而被法国人「拱手」送给英国人。从1934年到1947年是英国间谍，被英国情报当局安排进马共卧底，因雄辩滔滔，熟悉马列经典，谎称是共产国际代表，在马共党内赢得「马来亚的列宁」之美誉。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之后，逮捕了莱特，发觉他有利用价值，因此没有杀他，而要他继续潜伏在马共，为日军提供情报。
莱特1937年至1945年任马共总书记，长达八年之久！1942年莱特策划了全马高级干部在雪兰莪的黑风洞开会，然后通知日军围剿。两千名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以炮火猛烈攻击。马共领袖们且战且退，最终还是死了18人。日军将他们的头颅割下，在吉隆坡街头示众。
被莱特出卖而殉难的马共高级干部，共约100人。在这之中，甚至包括他本身的得力助手郑声烈（亚宁），终年仅25岁。而莱特当时是44岁。以一个中年「长者」来陷害自己的年轻助手，何其残忍！
莱特对马共事业的最大破坏，是1945年8月15日军投降、英军9月底登陆，在这一政权真空时期，马共拥有当时国内最大的武装力量，游击队超过一万人，而且已经控制了部分地方政权，莱特居然能以共产国际的指示诱骗马共，不去建立全国政权，坐失大好时机。
1946年，泰共和印尼共产党领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新、马地区。在此之前，莱特口口声声说他是共产国际派来马来亚的代表，结果一碰面，莱特的马脚露了出来。1947年3月马共召开中委会议，以证实莱特身份，真假国际代表可以各执一词，对面对质，使真相水落石出。但是，莱特事先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所以在会前已经潜逃。马共中委等了许久，仍然盼不到这个平素以列宁式的准时而要求党内同人的“总书记”，最终委任陈平接任总书记，并授权他调查莱特事件。
陈平花了一年时间，提呈了一份有关莱特问题的报告，证实莱特确实是一个法—英—日—英多重间谍，日本投降后，重投英国政治部。这份文件指出莱特从来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是越南共产党的中坚份子。他从来没有获得越共或中共授权进行任何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国际接触。调查报告也揭露莱特在日据时代私吞了29万元日币，170枚金盾和23万两黄金。在战后，他挪用了13万新加坡币。1947年之后，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莱特的行迹和生死。即使后来他重新归属的英国情报机关，也无法联络到他，只能假定他已经遇害。
这个谜底，直到1998年马共总书记陈平在泰南边境秘密接受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报纸《星洲日报》专访，才透露莱特已经被被杀。莱特从马共出走后，去香港、泰国寻找中共、泰共和越共，企图重施故技，东山再起。1947年8、9月间，几位「中共海外支部」的华侨党员（一说是泰国共产党人），在曼谷街头偶然撞上了莱特。莱特试图挣扎逃脱，街头撕扯中，这些中共华侨党员怕他喊出声来，竟意外地把莱特掐死！
陈平本身对莱特这个人也存在着许多不解：为什么英军在日军攻势下败退时，不带走莱特以保护他的个人安全？为什么莱特在身份败露潜逃后，不寻求英国当局的保护？随着莱特的「意外丧生」，这个谜团也许永远也没有人能解开了。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马共历史长达50年，最后不得不在1989年解甲归田。即使不出现莱特，这一结局是否就能改写呢？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冲击，殖民体系崩溃，新兴国家涌现。十月革命崛起苏俄帝国，以红色意识形态改造世界，又迅速冲击这些新兴民族的稚嫩独立。如果说，四百年前欧洲殖民者西来，是第一次改写苏伊士运河以东各民族历史，那么此时红色帝国意识形态扩张，则是第二次改写这些民族的历史。除新加坡罕见特例，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出现两种前途：不是陷于“种族政治”，就是陷于“主义政治”。
所谓“种族政治”，是指宗主国或其他外来力量撤离，内部被压抑的种族矛盾迅速上升，该地区现代自组织能力发育滞后，青黄不接，秩序失控，迅速陷入种族仇杀，甚至与邻国发生种族纠纷，恶化为地区性种族战争。从六十年代亚非拉美的种族冲突，到刚刚平息的南斯拉夫种族屠杀，能看出这一来龙去脉。甚至今日恐怖主义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生于此“种族政治”的后期流毒。
所谓“主义政治”，则在内部种族压力较弱地区发生，大多发生于新兴国家的知识层，他们接受苏俄意识形态狂热，强化阶级斗争，否定传统社会以及市场机制，推行计划体制，建立暴力专政。
此外也有第三种地区，“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综合并发，如印尼，既持续发生排华风潮，又出现共产国际第三大党——印尼共产党，总统苏加诺试图混合二者，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亦属此类，只是分而出之：回教统治阶层沿袭种族政治，如巫统；中下层华族知识分子则走向“主义政治”，如马共。（马共内部也有“种族政治”成分，这一侧面可证之于外部接受祖籍所在地文革中国影响甚至援助，内部受困于所在国华裔少数民族范围，始终不能发展至马来社群，并最终因此而败亡）。然而，相对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潮流，“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或分或合，毕竟是支流，终不能摆脱歧途旁出重归主流的结局。现代化主潮并不以宗主国撤离为转移，甚至经此曲折，一旦回潮，益增其澎湃，沛沛然不能御。国际关系全球化，经济体制市场化，政治发展民主化，人心所向，三者合一，既消解种族政治，也瓦解“主义政治”。1989年苏东剧变，“主义政治”分割世界的最长铁幕落下，此前有多少新兴独立国家，此后就有多少改革转向的国家。恰在这一年，陈平结束28年在境外北京指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奇特生涯，回国与政府签订艾合和平协议，马共解散，回归社会。陈平这一急剧转向，是否还是受中国从文革转向改革的新政压力，尚难遽断。但对两千万长期受战争之苦的本土居民，毕竟是福音。就陈平以及马共战士而言，这当然是悲剧，却属于更大范围悲剧的一部分，这一结局不能避免，也无从避免。
从陈平个人经历看，正如千百万“主义政治”的忠贞信徒，并不是出身于所谓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过比当地无产阶级好得多的教育。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出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此后二百年，是“公共知识分子”左翼创造“主义政治”的历史。他们从书斋观念走向街头政治，再从街头政治走向暴力革命，先是席卷世界，后被世界席卷。有些人生前已经醒悟，有些人尚未醒悟，就被推上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主义政治”之祭台。这些人中我们熟悉的有：法国罗伯斯比尔，俄国布哈林，中国陈独秀。知识分子创造的“主义政治”，是此岸世俗形态的救赎政治，却比他们的前人——中世纪神父创造的彼岸形态救赎政治，更极端，但也更残酷。因此，仅仅称二十世纪的历史为“极端年代”，显然不够。“极端”在哪里？除了人类在其他世纪反复出现的冷酷自残，本世纪的特有极端是“热祸”，不将这一世纪命名“热祸年代”，也应命名为“中世纪回流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刷新了此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惨纪录，这一纪录很快被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主义政治”刷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城记录200万，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饿死无辜农民，仅官方记录即为2000万以上。这就揭示了百年历史中最为吊诡的底页——给穷人造成最大灾祸的，并不是其他，竟然是来自知识分子“为穷人的主义”，这是“热祸”之一；更为意外的是，造成如此“热祸”，与其说来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卑下部分，不如说来自现代神父的高端动机，宁可信其救世情切，不必责其道德卑污。倘停留于道义谴责，则是思想懒惰，“热祸”一定会乘同胞们思想懒惰，一来再来。
四十年前陈平在北京或许会聆听伟大领袖教诲，诗言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救世气概，其实应改为另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更为内省的说法：“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而这些“救世功业”，上可溯源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下可追忆二十世纪中国“文革”。马共之悲剧，只是夹在中间的一小段。退一步说，即使陈平一生不悔，到暮年还在坚守自己的信念，那么则可由旁人为他庆幸：他能有机会解甲归田，平静写出《My side of history》，而不是被推上祭台，这一生也是不幸之大幸。而其他知识分子，如果许身“公共”，更有救赎心切，热血奔腾，无论是当年拿起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还是今日以批判现代性而自慰——所谓“批判的武器”，都能从上述二百年祸害中照见自己的身影，或浓或淡。知识分子者，更兼“公共”也，能不慎乎？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多普通民众在救赎下的命运，“Their side of history”。当年中苏决裂，东南亚风起云涌，人们惊呼这里会有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恰恰相反，最后发生骨牌效应的，是“主义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内讧：苏共打中共，中共打越共，越共打柬共。在这场乱局中，唯有马来西亚例外，以黎民生命为念，以朝野双方体面妥协结束。我们且看1989年艾合和平协议：
政府对马共自1930年以来所作的贡献，表示「了解与感谢」，并「不否认马共在加快独立进程中所起作用」；政府也同意马共三个坚持，即在正式文件中不用「投降」字眼、不说马共党员「重返社会」、不要求马共「交出武器」。马共则不坚持「马来亚共产党」合法化、不坚持「停止服役」、并在签署协约后，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代表见证下自行销毁武器。事后，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称赞首相马哈迪高瞻远瞩，为和谈扫除障碍。
如此光荣妥协，要在陈平祖籍所在的中文教科书出现，尚待多年，而在他年青时阅读的红色词典中，则找不到如此教诲。但在1688年或有先例可循，英国人曾经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结束了48年纷争。陈平和他最后700名战友，也坚持了41年。在二十世纪东南亚武装风暴中，这一国家结束得最晚；但在最后结束时，却比他们的任何邻国、邻党表现得更有教养。这一教养或许只能在英格兰留下的文化遗迹中找到出典？大英帝国的统治应该结束，也早已结束，但它如果是这样收回夕阳余辉，那它还就有一点理由来告慰自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东南亚是三教汇集之地。耶稣、佛陀和穆罕穆德共同教诲下的善良民众，似已宽恕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的现代救赎神父了。而他们自己应该反思的，恰恰是那句经典的反面：
全世界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他们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是世界。
-
——网友推荐
 |
||
|
Posted: 19 Sep 2013 10:59 AM PDT
在全国严打"网络谣言"的清网运动中，最雷人的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推出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关于"网络诽谤"的最新司法解释，真是吓昏一大片网民，那就是所谓"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即构成侮辱罪或诽谤罪。香港人已领教过人大如何就《基本法》"释法"，反而是国内老百姓对两个高院如何"释法"却很陌生，当然对人大还未开会，就对"网络诽谤"火速"立法"就更莫名其妙。
人民日报在三面红旗"大跃进"时，宣传亩产万斤直至三十万斤，这就是弥天大谎，而钱学森在人民日报论证亩产超万斤是完全可以的，这是造谣。至于人民日报的副秘书长邓亚萍宣称人民日报60年没有说过假话，更是公开造谣。新华社和央视以快讯报道2020年申奥，东京已在投票中败北，土耳其伊斯坦堡压倒西班牙马德里，夺得奥运主办权，而《长沙晚报》采用了新华社电讯，印了几十万份报纸。这岂不是要比被转发五百次的所谓网络谣言更严重？ 这一次当局的紧急"立法"和自说自话的"释法"，引发网民一片调侃，比如"爱一个人，就劝他戒网；恨一个人，就去转他微博。"还有"以后谁得罪我，我一个人转发他五百次。"最有意思的是一条叫做"与时俱进"的微博，"某年公布规定，严禁干部嫖娼；第二年公布规定，严禁领导干部嫖娼；第三年公布规定，严禁领导干部集体嫖娼；第四年公布规定，严禁领导干部用公款集体嫖娼；第五年公布规定，严禁领导干部用公款在工作时间集体嫖娼……最新公布的规定，严禁网民在网上散布领导干部集体嫖娼的谣言。" 说穿了，所谓清网和灭谣，就是钳制民间的声音，限制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借著这个话题，在这里为两句先贤古训正名。因为自从中共建政以来，传统文化之断裂无处不见，国文的沉沦和政治的磨蚀，导致这两句古训从原意到用法都大大走了样。 第一句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它原本的意思是：堵塞民众之口，比堵塞河流还要危险。这个典故来源于《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比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晰，让人民说话，就像疏导决堤的洪水一样。但不知从哪一次政治运动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变成对封建主义社会和地主阶级反动派的批判用语，把它当作封建专制主义的铁证。而这句话的意思被异化为：统治者堵塞人民之口，更甚于堵塞决堤洪水。 另一句话被误读误用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它是孔子的训诲。中共立国之后，孔孟之道更湮没于层层劫灰之中。及至"批林批孔运动"，孔子这句语录，竟成了丑角脸谱上的白鼻子，意思成为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愚民政策"，是指人民只能供统治者驱使，而不能让他们开启民智。 殊不知孔子的立言完全相反，他说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个标点，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孔子说的意思是：人民能知道的和可以去做的，就使他们知道和给他们去做的自由；人民不知道和不可以做的，也应该让他们知道和明白其中道理。 最为讽刺的是，现在当局正是按照用错了古训去行事。习近平刚上台时说过"把权力关进笼子"，网民一度积极效应，密集的网络举报，使得一批苍蝇落网，就像刘胜男这样的高官，虽然不算老虎，也算是硕鼠了，也是被网络举报拉下马的。结果却引起权力阶层的普遍恐慌和强力反弹，统治者的话语权永远比屁民大，他们希望抹掉民间异己的声音，易如反掌。这就是当前清网和灭谣严打运动的由来。 当年温家宝念叨的"普世价值"，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结晶"；当年胡锦涛访美时说给美国人听的"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现代化"，中共十六大提的"依宪治国"，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到的"公民教育"，现在都不能提了，甚至列入"七不准讲"的范围。这种逆时代的大倒退，现在仅仅才开始，真不知胸怀"三个自信"和"宇宙真理"的中共第五代要把中国带往何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1, 2013, 6:11:34 AM9/21/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20 Sep 2013 02:05 PM PDT  
七月的一天，我们去了与哲蚌寺遥遥相对的“烈士陵园”。在其周围有几个很大的军营，如直属成都军区的西藏空军指挥部，及其他不知名的军队。许多年前，这里是郁郁葱葱的林卡，可能属于哲蚌寺或附近的乃穹寺。而今除了军营，还有幢幢高楼将盖成，问题是，房地产公司怎么会在陵墓旁建小区呢？
当然这不会是古来有之的墓地群，而只能出现于这几十年间。从网上搜得相关介绍说，“始建于1955年，重修于1991年”，“安葬着为和平解放西藏、修筑川藏青藏公路、平叛改革、中印自卫反击战、平息拉萨骚乱和为西藏发展与建设英勇献身的八百多位烈士，被命名为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民政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拉萨烈士陵园将被打造成拉萨市的红色旅游景区”，“已列入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项目中，总投资1641万元”。 所以我们去“烈士陵园”时，这里正在大兴土木，被称为“红色旅游景区”的大工程由江西省金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挂在外墙上的“工程概况”牌子显示将在十月底竣工，从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督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多达11个代表的名字中，只看到一个藏人的名字，其余都是汉名。 据有关拉萨“烈士陵园”的词条介绍，两千多座坟墓被划分在四个区域：烈士墓区；领导干部墓区；一般人员墓区；以及“文革”墓区。其中的“文革”墓区位于“烈士纪念亭西北隅。共有74个墓葬，主要是‘文革’期间在大昭寺武斗中死亡人员。”这段文字让我惊讶，对于无数次去过这片“文革”墓区的我来说，对于调查并写作了发生在西藏的“文革”历史的我来说，所了解并看到的是这里有12座“‘文革’期间在大昭寺武斗中死亡人员”的墓，埋葬的不是74个死者，而是12个死者，他们都是红卫兵，而且全都是年轻的藏人。 当然，在拉萨，死于“文革”武斗中的人绝不止12人或74人，也不全都是藏人或学生。在“文革”时代，藏汉等民族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结，由“亲不亲，阶级分”细化为“亲不亲，派性分”，民族问题反倒显得无足轻重。正如这12位藏人红卫兵，年龄从17岁至36岁，女性三名男性九名，全都是被解放军的子弹打死在大昭寺内外的，但也跟民族问题无关，属于“文革”中的派性屠杀。 走在长满了荒草的“文革”墓区，每座墓都残破不堪，刻在墓碑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我再一次逐个拍照，想起十三年前正是在此地，站在12座年轻藏人的坟墓跟前，谈到让他们丧命的却模糊的往事，王力雄鼓励我依据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写一部关于西藏文革的记忆之书，来竭力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当时还能看得出来，这片墓地最初是受重视的，有高大的墙，十二座围成圆圈的坟墓簇拥着一个小小的水泥广场，广场的中央设置的有花台和路灯，而且，每一座墓都工整、小巧，墓碑上还留有镶嵌死者照片的位置。但当时这里已经长满了萋萋荒草，破裂的广场堆积着牲畜的饲料，墓体裂缝，碑文不清，竭力辨认才依稀可见——第一行是“一九六八年《六•七》大召寺事件死难烈士”；其次是死难者的名字，籍贯和年龄，如果是女性有特别注明；然后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西藏军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立”。 经过七年的调查与写作，我了解到这是西藏文革史上最震惊的血案之一。概而言之，被文革席卷的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各地一样，也有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和“大联指”。被“造总”占据的大昭寺，三楼左侧临街的屋子是其广播站，有数十名“造总”成员（多为居委会和工厂中属于“造总”一派的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也有拉萨中学的红卫兵）驻守。据说该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猛，因此在1968年6月7日，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开枪攻击，造成多人死伤。 但1995年西藏当局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对此只是简单的一句：“6•7 拉萨警备区部队进驻群众组织控制的……大昭寺时，受到阻挠，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事实上，在这场血案中，被打死在大昭寺里的有十人，打死在附近大街上的有两人，平均年龄二十多岁，都是河坝林、八廊学等居委会的红卫兵。当时耳闻枪声的人，形容那枪打得“哒哒哒，哒哒哒”的。还听见广播里声嘶力竭地传出“我们‘造总’被枪击了”。战事很快结束，伤者比死者更多，都被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马车上，推到藏医院大门口展示。 在大昭寺发生的血案令拉萨哗然，甚至震动了北京，毛泽东和林彪均对此作出批示，批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西藏军方有关人员因此向“造总”道歉，一些人被处罚。“造总”在其《红色造反报》上予以详细报道，专门制作印有毛泽东批示的毛泽东像章，还举行了大型的游行活动。丧生的十二人则被隆重埋葬在拉萨“烈士陵园”内专门开辟的小陵园之中。 起先他们被追认为烈士，但一年后却被说成死有余辜，被挖开棺木，暴尸野外。在枪击中受伤的广播员的丈夫，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有五六个棺木被挖开了，尸体已经腐烂了，成了骨头，生了蛆，苍蝇在上面乱飞。有几个尸体后来被他们的家庭认领拿走了，其他的，又重新埋回去了。本来藏族没有埋葬的习惯，但是当时非得要这么做不可，因为说他们是烈士，可是竟然又弄成那样一个惨状……”他语调哽塞，再也说不下去。 四十五年过去了，据说从未有人来这里凭吊这12个死于非命的红卫兵。虽然藏人没有上坟祭奠的习俗，但相关单位总应该在清明节祭奠“烈士陵园”其他亡者时到此看一看。然而，就像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不见于任何公开文本，如今连“1968年拉萨‘六•七大昭寺事件’”这一说法也都绝口不提，以至于事件本身几近湮没。而如今更是让人挂虑：在扩建为“红色旅游景区”之后，这片红卫兵墓地会被推平，还是犹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20 Sep 2013 12:55 PM PDT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中日战争的开始。八十二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应该如何纪念那一段历史？应该如何从历史中学习？这些问题最近再次引起了争议。前不久，有人分别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上发文，指出"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放下关于国耻的痛苦记忆"、"爱国主义教育会扭曲中国的世界观"……虽然这些文章听起来是那么不顺耳，但是作者并不是美化和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是在批评中国的执政党长期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导向屈辱史的有害宣传。
中国的官方媒体对此立即作出了激烈的反击。执政党的《人民日报》在"九一八"的当天发表文章，对上述两家报纸进行了回应。除了重复那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忘记过去就意味著背叛"的训诫和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荒僻的乡野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谎言之外，《人民日报》还再次传达了执政党要求人民记住的历史教训，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个中的潜台词十分显然，那就是别触动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因为一动，中国就要乱；一乱，中国就不能发展；一旦发展停滞，中国就要挨打。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掌控舆论歪曲抗日战争的真相，诋毁当时的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抗战努力，掩盖共产党利用日本对华侵略而躲在一旁蓄精养锐的真相，尤其是完全抹杀包括美国等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更为有害的是，他们不断地利用日本对华侵略在中国民众中播撒"受虐心态"的种子，借此培育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一旦国内出现政治上的难题，就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将民众的注意力转向国外。 共产党果真是重视历史的教训吗？不是的！只要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如何歪曲历史真相的，尤其是看一看共产党是如何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在历史上所犯下的种种罪行的，就不难看出，共产党的所谓的"重视历史"并不是真正地要人民从历史中学习，而是在用经过他们选择的、歪曲过了的历史来掩世盗名。 远的先不说，就看发生在中国五十年前的那场导致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人祸，共产党就绝口不谈。不仅自己不谈，还不准学者和媒体重温那段历史。遭受此类被"冰藏"的中国近代史事件还有在延安整风中被冤杀的众多的知识分子、中共执政之后的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还有那场将包括自己的国家主席在内的数百万人迫害致死的"文化大革命"等等。 我们不应该忘记抗日战争和历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记住这个苦难是为了更好的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要滋长一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的仇恨心理，更不应该利用历史事件来达到维护一个政党、或者某些特殊的历史集团垄断政治权利的自私的目的。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一切给老百姓带来苦难的历史事件，尤其那些我们自己民族内部一个利益集团残杀不属于自己集团的民众的野蛮事件，还有那些由于执政党的错误甚至有意的恶行导致普通民众遭受苦难的事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从历史中学习，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20 Sep 2013 12:43 PM PDT
最近看到一篇署名张曙光的文章，题目是《中国发展的环境成本究竟有多高》（http://www.boraid.com/article/html/234/234853.asp），写得非常透彻、到位。作者指出：中国发展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就物质消耗量一项，中国消耗了全世界53%的水泥、48%的铁矿石、47%煤炭、45%钢和铅、41%锌和铝、 39%铜、35%镍，也就是说，中国消耗了全球资源的一半或将近一半，而中国创造的GDP只占全世界的9.3%。这是2010年的数字，但可以视作所谓高速发展的一般状态。
张曙光先生继续写道："这种依靠高投资、大消耗取得的经济发展……也生产了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破坏了自然生态，污染了生存环境。这也是中国目前最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如果连生存都成为问题，GDP的增长何用？因此，环境保护应当优于和重于经济发展。""如果说，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国百多年来曾经是一个落伍者，近30年后来居上，那么，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保护生态环境，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仍然有可能落在其他国家的后面，其状况可能比百多年来更糟。"
这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透彻，看得出，从总体上，张先生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持基本否定的评价。他的题目是一个问句：中国发展的环境成本究竟有多高？而回答是：成本大于收益，得不偿失，还可能加大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这种极端清醒的认知，在大陆知识群体中实在是凤毛麟角，越来越难得一见了。我不敢恶意揣测专家学者都被既得利益集团收买，但知识分子的整体名声越来越不好听却是不争之事实。不是教授都被百姓叫成"叫兽"了吗？我去国20年，只盯着生态环境，对许多人与事已不甚了了。张曙光是谁？赶紧上网去查，结果满心敬佩。不仅在我最为关注的生态环境、产权理论方面有高屋建瓴的论述，而且在思想政治方面也有大胆发言。
我强烈建议中共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及一切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们读一读他的一篇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他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计划或路线图，即官员申报、公布财产，同时实行大赦，不予追究，但必须征收高额所得税。老百姓忍下一口气，放弃复仇，以这种妥协来换取自由、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 ――在体制内外的各种方案中，我以为这个一揽子计划是可行性最高的，从挽救生态环境崩溃角度而言，也可能是最有实效的。
我极度地看重生态环境，因为这是民族生存基础的基础。我甚至认为无论采取任何办法都有其长远的合理性。我曾经建议干脆把土地、河湖、矿山、企业按官职大小全部分给政治局委员和封疆大吏，成为他们有所有权、世袭权的私产。这样，污染和破坏即刻就制止住了。虽然不合正义原则，但产权清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的癌症切除了。当然这是一个极而言之的戏说，在文明社会不具可行性。我的意思是立即阻止对山河土地的毁灭，给我们的子孙留下继续生存下去的一线可能。按照目前的这种污染速度，我不知道再有二三十年，中国会毁成什么样子，中国的土地河山还有什么正面的价值？因此，我热烈赞同张曙光先生的一揽子计划，忍一口气，挽救生态环境，挽救国家民族，挽救未来。
剩下来的，就是不知当政者作何打算了。我常常不免要猜测他们是一种怎样的人类。二十世纪是共产极权兴起的世纪，也是共产极权崩溃的世纪。难道他们看不清这个历史的判决，还打算继续硬挺下去吗？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堤坝永远不会推倒，罪恶永远不会遭到清算？难道他们不是中国人，根本不在乎把中国变成上帝的弃地？ 习近平先生，建议你读一读张曙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20 Sep 2013 12:18 PM PDT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2, 2013, 6:04:29 AM9/22/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21 Sep 2013 08:35 PM PDT   
鲍彤先生访谈录（上）
陷害许志永是一个可怕的信号
习近平的日子还很长，在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的压力下、在不同的处境下，人，都是会变的。在遇到不得不变的时候，他会不会变？一旦他遇到了很大的压力，穷途末路、无路可走的情况，他会不会作新的选择？任何人都不能排除选择，任何一个人都有重新做出选择的权利。
81岁鲍彤先生，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曾任十三届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会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曾因八九六四事件而被囚禁于秦城监狱里长达7年。前几天，经友人协助在北京城中一家麦当劳餐厅，当着数位近距离监控便衣的面，与鲍老他进行了一场长达近三个小时的访谈。鲍彤先生称，这是他近年来难得的一次畅聊。
这笔帐只能算到现仍领导头上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鲍老您好！自从中共当局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晓青教授释放出了反宪政的声音后，国内互联网上出现了关于宪政的激辩，除了官方立场的反宪政派之外，还有主张宪政民主的，以及要求回到民国"四七宪法"的民宪派的声音，请就此谈谈您的看法。
鲍彤（以下简称鲍）：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是很正常的。有人要求宪政，有人反对宪政。要求宪政的，有提出这种主张的，有提出那种主张的，我看着都很正常。提出宪政，我想是针对一个声音，针对无法无天，如果中国一直是一个宪政的国家，一个法治国家，我看宪政就没多少人感兴趣。生活在空气里，并不觉得空气可贵，没有空气了，窒息了，就会觉得空气可贵。在一个法治国家里，一般地说，没有人会提出宪政的要求，提出什么，往往就是缺少什么。
大概可以这样说，从1947年以后有过一次宪法，后来到了1949年以后没有宪法了。到了1956年时，好像又有一次宪法，后来又没了，后来，好像又有了。最近的宪法就是"八二宪法"，如果跟没有宪法来比，还是好的，如果跟历史上古今中外的其它宪法来比（因有服务员过来要求不要抽烟，于是鲍彤先生就及时掐灭了烟头）……这就是宪政，到了麦当劳，就得遵守麦当劳的规矩，但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宪法好像不大起作用，因此就有人提出了宪政的要求，就有人提出来要实施宪法，也有人提出来首先要修改宪法，也有人提出来本来就由国大通过的挺好的宪法，还有人提出国大宪法也已过去了六十年，该修改了。这个就是宪政里面的不同的意见。我看，不同的意见挺好，说明大家思想活跃，而反对宪法的人说得很清楚，他们说宪政这个东西姓资不姓社，因此，宪政不适合社会主义。我看这个话可以反着来说，是社会主义不适合宪政，到底是改变宪政还是改变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问题，就像莎士比亚说的，是活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我看这都是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来，很好，给了大家一个思考的余地。
戈：您怎样看待当局镇压公盟发起的新公民运动，逮捕许志永先生这一事件？
鲍：大概是十多天前，许志永先生好像是被捕了，我对许先生表示敬意，也对他表示声援。我认为没有任何道理镇压、或者说是打压、或者说是陷害许志永先生。
我认为许先生所提倡的新公民运动是合法的，根据"八二宪法"是合法的；根据四七年的国大宪法，也是合法的；根据普世价值，它也是合法的。因此，对许志永先生的陷害，我认为是个信号，这个信号是个可怕的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向国人、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公权力是不允许监督的，谁企图监督中国的公权力，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我认为这个信号是准确无疑的。除非它立即悬崖勒马，重新把许先生放出来。如果他继续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走下去，没有人会产生误解，没有人会把这笔账算到别人头上，我想只能够算到现在的领导头上。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红二代本身也是个复杂的组合
戈：在权力阵营的内部，最近也出现了争锋相对的争论。由耀邦先生的公子披露出来的孔丹、秦晓四中校友聚会场面上发生的尖锐矛盾，最后演变成了习近平先生与胡氏兄弟的矛盾。您以为太子党内部的这场争论，会对中国不远的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鲍：别说太子党，或者革二代内部产生出了矛盾，我想，革一代，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革一代本来就有不同的革一代，有的是弱势群体的同情者，他们是有理想的；有的是个性解放的追求者，他们并不追求人类解放，仅仅只是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也当了革一代。我想讲的是谁呢，是茅盾，沈雁冰，沈的资格比毛泽东老，毛泽东1921年时是共青团员，可沈雁冰1920年时就是共产党了，还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从他的小说《动摇》、《幻灭》等来看，他的倾向是非常清楚的――个性解放，因为个性解放，所以我赞成别人也解放。
革一代本身就不是一回事，当然不可能是一回事，他们当中有理想主义者，有个性解放者，也有流氓，也有权力跟利益的追逐者。即使革一代本身是一回事，革二代也可能不是一回事，何况革一代本来就不是一回事，那么革二代就更不是一回事。所以，胡德华先生他讲的一个故事，大概是四中那些同学相聚的事件，我不管那个人是姓孔还是姓孟，不管他是姓秦还是姓汉，这个不重要，我想有不同的意见很正常，这种正常给人们一种希望，什么希望呢？当有人害怕变颜色时，有人是主张要坚持这个颜色的，觉得很高兴；另外，当有人看到丧失了理想时，看到有人毕竟还在为理想说话，他们也很高兴。所以，我想如实地讲官二代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个真实的，给大家看到了希望。从这里边看起来，我自己的想法不是孤立的，我也害怕改变颜色，很多人也害怕改变颜色。有人觉得我们已经丧失了理想，我们应该找回理想，红二代中还有人在重新追求理想。这种人，也许还有第三种人，第四种人，第八种人，每个人都是从这里看到了同情者，看到了共鸣的声音，有什么不好？所以我想，胡德华把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实事告诉了我们，告诉我们不要简单地看一个红二代，红二代就跟红一代一样，革二代也跟革一代一样，它本身也是个复杂的组合，不要简单地来做一个结论。
毛邓互不否认的就是一党专制
戈：我们回到红二代、革二代的旗帜性人物习近平先生，他靠体制内部的选拔考察，也绝非偶然地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最高权利的接班人，从他去年十八大后顺利接管权利以来，我们看见的他的很多行为，比如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击，超过江胡时代的残酷与铁腕；另一面通过他的言论，包括他一上台后视察中国自然博物馆时高调引用毛泽东诗词的言论，以及打通两个三十年的弯弯绕一样的话语中，看到一种价值混乱，这种混乱的基调的是全面的毛化与倒退。这也释放了一种信号，他想当一个新的威权主义者，一个政治强人，那么，面对反对者与异见者的声音，面对体制内部的矛盾与急遽恶化的民族矛盾，当然还有国民经济所遇到的问题，以及面对的国际形势，习能变成一个现代政治强人吗？他有可能又成为一个新威权主义人物吗？
鲍：在十八大以前，很多人对习近平总书记抱有希望，这也很自然，因为他父亲是习仲勋。习仲勋先生是共产党内有数的几个正直领导人之一，他有自己的观点，他敢坚持并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就值得纪念。
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公子，他可能从习仲勋先生身上继承什么？这当然是大家很关心的。抽象的说，继承有两种，一种是继承他的积极因素，一种本来就是积极因素，但是从消极的方面来继承他的经验教训，这也可以叫继承。比方说，如果他知道他父亲的威望是由于即使在逆境中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敢于表达自己的理想，如果他继承的是这一点，那么他会成为第二个（习仲勋）；如果他继承是另外一回事，看到他的父亲顺从毛泽东的时候可以飞黄腾达，违反毛泽东的意志时就要倒霉；跟邓小平合作时就飞黄腾达，跟邓小平有不同意见时就要倒霉，如果他是接受这样一个教训，如果他是从这样一个方面来继承他父亲，那么他就可能从消极方面来接受影响，这个我就说不清楚。我跟习近平不认识，我跟他没有私人接触过，没见过面，我说不清楚这个问题。
从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来看，他对毛是很崇敬的，他对毛创造的历史与邓创造的历史都是肯定的。我想，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要用毛的三十年来否定邓的三十年，也不要用邓的三十年来否定毛的三十年，也就是说，毛跟邓都是一党专制，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一党专政的前、后三十年，无论用毛的观点，还是用邓的观点，都是不能否定的。大概当他讲三个自信时，我看他就是要坚持这种制度。我能不能这样说呢？我不能这样说，因为他的日子还很长，我想在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的压力下、在不同的处境下，人，都是会变的。在遇到不得不变的时候，他会不会变？我就不能说。一旦他遇到了很大的压力，穷，就是穷途末路、无路可走，在这个情况下，他会不会作新的选择？任何人都不能排除选择，任何一个人都有重新做出选择的权利。我想，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话，我就讲不清楚。
要实现中国梦就要从危机走出来
戈：习近平先生自从接管权力之后，为了给八千万党员打气，也为了要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举下去，于是就提出了"三个自信"，而且还制造出了"中国梦"，明眼人一看，他的"中国梦"的核心应是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是与经典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此外，习还在理论上整合了毛和邓的治国方略，打通了两个彼此对立矛盾的三十年。作为一个局外人，作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的政治秘书，作为中共的前高层智囊，您以您的资历和年龄，不知您是否可以给习先生一个风险评估，或者说价值判断？
鲍：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当然，也有没有自己梦的人――无梦者。有梦的人，我注意到，往往不是做一个梦，今天做这个梦，明天做那一个梦，这也是经常的事。现实中的痛苦如果遇到梦中的欢乐，也可以作一钟抵消，可以作为一种安慰，消极安慰。如果每个人的梦都能够可以实现，这就是大同世界。其实每个人的梦，不止一个梦，不是同样的梦。我当然看到了年轻人在做梦，我当然希望所有年轻人的梦都能够实现，包括现在的总书记的梦也能够实现。
普通人的梦比较容易实现，比方说，孩子们上学，这样的梦，可能很困难，也可能比较容易实现；总的来说，与一个领导人的梦相比，还是比较容易实现。
领导人的梦不同于个人的梦，因为他的梦要实现，有更大的困难。一个人的梦，往往在一个小范围内的努力下就能实现，领导人的梦，往往不是凭他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要实现他的梦，我想，就要看看现在的中国怎么样，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因此，要实现中国梦，你就要从危机中走出来，如果走不出危机，就不可能实现任何中国梦。要走出现在的危机，那就要看看现在的危机是什么。现在的危机，就是大家都说的腐败，大家都说的污染，大家都说的怒火与怨火，怨气冲天，像这个首都机场事件，像青海哪个市里的怨气，像新疆的这种怨气。腐败、污染、怨气、不稳定。
经济还能像过去黄金时代那样，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往前发展吗？恐怕谁都说不可能，如果说是以百分之七到八的速度来实现，有百分之七到八的速度在别的国家是很好的，能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在中国，这百分之七八能解决社会问题吗？恐怕，谁都知道不能解决问题。
戈：如果说社会现实是梦想的温床的话，那您认为中国社会现实的基调是什么样的？
鲍：我不想把现在的社会描绘成漆黑一团，但是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不是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是一个到处都有动荡，到处都有不满，到处都想宣泄，到处都有火星的社会，这个是事实。农民不满，农民工不满，知识分子满意了吗？现在他们的孩子进了大学就满意了吗？大学毕业后满意了吗？律师满意了吗？记者满意了吗？失去土地与失去房子的人满意了吗？如果这些人的梦都能实现，那么，总书记的梦、国家主席的梦就有价值；如果这些人的梦都不能实现，那么请问，总书记的梦、国家主席的梦实现了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益？因此，总书记要实现自己的梦，就必须全国人民实现自己的梦；全国人民要实现自己的梦，就必须把现在的到处都是矛盾的一个社会（的问题）让它释放出来，如果不能释放，那么矛盾就在积累。我想，要解决这个危机，就必须看看危机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如果能够解决这个根源，我认为，大家的梦都能实现，总书记的梦也能实现；如果大家的梦实现不了，还是这么一种状态，领导人的梦就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是压制大家的梦来作为代价实现他个人的梦，也没有什么价值。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将来能不能成为强势领导人，我说，他一定是一个领导人，他能不能成为强势的领导人，就看他能不能实现全国人的梦。如果要实现全国人的梦，他就必须解决现在的一切不满、愤怒与怨气的因素，他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能成为伟大的人；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个人的梦，比方说，他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但是，他明天晚上未必能睡好觉。所以我说不清楚。
戈：您认为习近平先生要想实现他的"中国梦"，应取决于什么条件？
鲍：我想，能不能实现这个梦，不取决别人，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取决于他选择什么样的方略，来处理当前的危机。这个方略如果只是做美容，不治病，那么我相信，他很难实现大家的梦；他不能实现大家的梦，他也实现不了自己的梦；他如果根本不做美容，就是来抓住病根子治病，我相信，他就一定能够得到所有想做梦的人的支持与拥护，他就一定能实现他的梦，他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现在他的时间，按照党章与宪法有五年，按照潜规则有十年。他现在还不到一年，还有九年多，来日方长，其实还是要抓紧。不抓紧，还是抓紧，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别人都帮不了忙。我们能做的事情，只能说你开的药方是好的，我们只能说，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做的事情是符合我们的愿望，别的事情，我们谁都说不清楚。
超稳定国家乐观和悲观是一回事
戈：从刚才的谈话中，我明显感受到了您对未来是一种乐观的情绪，在中国政治反对派的阵营里有很多人士准备跑路了，从善意角度设想，他们或许是先想弄个外国护照，然后再回国来长期折腾。他们的确很悲观，因为靠强力维稳的中共第五代，已经把维稳的机制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您看，连许志永这样温和的反对派都无情打压下去了，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前几天我和钱理群先生见了一次面，他在与我谈话的过程中，表达出了另一种悲观情绪。他说：即便是制度和平转型了，今天的被压迫者，极有可能会变成他的对立面――新的压迫者。对于他的这种忧虑或者说悲观，不知您有何看法。
鲍：被压迫者变成新的压迫者，或者说弱者变成了强者，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断重现与重演。至于刘邦开始的时候，项羽开始的时候，也很不得志呀！小公务员后来变成了天子。中国的老百姓，只不过是亡掉了一个秦始皇，又起来了一个汉高宗。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在21世纪重现，因为政权，说白了是一种战役，谁打了胜仗，谁就从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甚至可能成为暴君。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而且两千年来也不断重演。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同，国家这个概念，实际上在全球村里面越来越大。革命这个概念，在现在的中国，大体上就跟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至少我看在几十年之内很难再革命，现在有人振臂一呼要革命，既没有列宁的本事，也没有毛泽东的能力，很困难。不能排除再出一个秦始皇，再出一个毛泽东，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概率；但是，毕竟有了地球村，毕竟有了信息社会。现在的信息全球通，任何地方信息都会变成全国信息，而全国信息又变成世界性的新闻。这种情况，这种形式，过去是没有的。所以未必能够类比，能够类比，是不是乐观的程度就增加了呢？我看很难说。历史有很多必然的东西，有更多偶然的东西，拿偶然的东西和必然的东西对立起来，那就是一笔糊涂账。拿必然的东西与偶然的东西搅合在一起，根本弄不清楚的。必然跟必然，偶然跟偶然就那么分明？那么现在就是不分明的状态。就是有人问过我：你看中国有希望吗？有希望在什么地方？因为每个人都要活，十四亿个人没有哪个人说我不想活的。因为每个人都至少想要有一点自己的人生权力、财产权、思想权力、言论权力，哪个人愿意把这些奉送出来？即使我愿意奉送，你如果来侵犯，我还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世界上有对权利的侵犯，我想，对权利的维护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没有一个人是甘愿自己的人身权、财产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被践踏的。也就是说普世价值，即使在文字上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在他实践中，没有一天他会放弃自己的权利。
有人说，你对中国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我说，现在的状况，也可能会维持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二十年、一百年和一天没什么不一样。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蚂蚁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人类并不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人类也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类认为很重要的问题，上帝并不认为是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的国家，如果过去饿死了几千万人是稳定的，如果说几千万人下岗是稳定的，如果说把知识分子中的多少万打成右派还是稳定的。那么，天子，真命天子，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两千年了，中国只怕没有真命天子，没有真命天子就要乱，谁能想到1911年几个士兵和他们的班长、排长一吵架，就能弄出这么一个事件出来，多少个省宣布独立，谁能够想到，不仅是各省的督军宣布独立，连袁世凯这个最大的军阀他也跟宣统皇帝的爸说：你还是退位吧。这种情况，谁能设想？所以这种事情，如果一天，一个晚上就出现，我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晚上就拉出一个黎元洪来，我也不觉得奇怪。因此两种情况我认为都是家常便饭。这么看起来，一分钟和一百年是一回事，因此，从上帝的眼睛来看，我认为乐观和悲观都是一回事。不管怎么说，十三亿人求生的欲望，维护自己权利的欲望这是永远不可遏止的，即使是蚂蚁，你去踩它的时候，它也会反抗。就是这么回事。
鲍彤先生访谈录（下）
六十年斗争老百姓得到的是零
应该从社区自治开始，从县自治开始，从联邦邦自治开始协调，有政府状态，那是可贵的，要不然，我看，有政府跟无政府也差不多，人们常常说无政府是最可怕的，但是我看，一个唯我独尊的政府把人民当做自己对立面的政府是同样可怕的。
应该在争论当中避免斗争
戈：上个世纪末的前苏联与东欧和平转型了；今天，我们又看到了西亚、北非和我们的邻国缅甸也实现了和平转型，为什么中国却不能和平转型？有人认为这与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信仰有很大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宗教终极信仰的西藏与新疆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暴斗争，不知鲍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鲍：有人说，这是一个信仰问题，我想这么说也对；有人说这是个道德问题，我觉得也对。当讲信仰的时候，实际上你讲的是弥赛亚的信仰，他讲的是莫哈默德的信仰，另外有人讲的可能是释迦摩尼的信仰，也可能有人讲的是孔夫子的信仰，这么多的信仰，是不是应该有？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信仰就是每一个人都在维护自己的生存，追求自己的幸福，保卫自己的自由。这个信仰是天生的信仰，它可以跟弥赛亚的精神结合起来，也可能和释迦牟尼的信仰结合起来，也可能跟杨朱的信仰结合起来，那么，到底是什么信仰呢？我说不清楚了。我想，现在提出要有说信仰，实际上很可能要提出要有一个人道的基本，一般的人道主义，如果这个东西搁到一起去的话，大概这个世界上的争论会增加，斗争会减少。而不是争论减少了，斗争增加了。有人讲，信仰导致民主，我看这个话有部分真理，没有完全真理。那么我讲十字军，当两个宗教在打仗的时候，你说哪一个宗教它代表的是历史的主流？我看这个问题只能舍弃不讨论，越讨论越说不清楚。但是如果讲天赋人权，人人追求自己的生存权，人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讲这个东西的话，我想，大概是可以达到一种共识的。在争论当中避免斗争，我看了六十年的斗争，我觉得很伤心，我觉得我们的斗争得到的东西等于零，至少在老百姓来说得到的东西等于零，也许对统治者来说，得到的东西等于无穷大。
我相信即使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我也要避免这种唯我独尊的信仰。任何信仰，它只要有人、人类与人道这方面的涵义，都是可以成为推动人们互相争论、互相合作、互相妥协，最后互相帮助这样一种东西，这样一种东西可能是更好的东西。我说不清楚，大概这种东西属于幻想，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来谈这个问题。我刚才说了，我不是政治家，我谈不出这些问题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社会里面的十三亿蚂蚁当中的一只蚂蚁，我只能向往这种东西；我认为有这个东西，就有自主；有自主，才有民主；……我想应该从社区自治开始，从县自治开始，这样，从联邦邦自治开始协调，有政府状态，那是可贵的，要不然，我看，有政府跟无政府也差不多，人们常常说无政府是最可怕的，但是我看，一个唯我独尊的政府把人民当做自己对立面的政府是同样可怕的。
不是理想的问题是服从的问题
戈：毛时代是要把人高度政治化，唯恐你不政治。但是到六四以后，中国发生了转折，执政党就要求公民不要参与政治了，把政治动物变成一种经济动物，邓的第二次南巡后通过股市、楼市、做生意赚钱的物质诱惑，把人的物质欲望释放出来了。所谓的自主权可以用金钱实现，发家致富后可以跻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只要和体制合作，我要的自主性和梦想和中国梦就重合了。这种经济的东西没有一种终极的东西为基础的话，它就会变成他人即地狱，那么就可以和统治者永远合作下去。国家主义的梦想，就可能把中国人个体的梦想给稀释掉。不知鲍老您看到没有：正是因为藏人有一种绝对的理念，一种终极关怀，他就把信仰的东西看成生命的本源了；你也许给我做了很多好事，让我致富了，但你要把我的宗教拿走就不行了。于是，他们就一个一个以自焚的方式作为了意见表达，我们汉人本来就没有这个传统，奉行的原则是潜规则，您以为这种文化对我们今天社会的沉沦是不是有极大的负面作用？
鲍：政治就是斗争，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毛的本钱，毛本来是什么呢？大致相当于《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吧。不得志。1925年的时候，他在长沙橘子洲头，看到鸟儿在天上飞，鱼在水里游，万物霜天竞自由，这好不好呢？毛非常难过，怎么鸟能够自由，鱼也自由呢？心里面非常惆怅，辽阔，空空洞洞的，他希望的世界应该有一个救世主，怅寥廓大地谁主沉浮？我，我主沉浮啊，我叫你鸟在水里游，你就在水里游了；我叫你鱼在天上飞，你就在天上飞了，这个时候我的抱负实现了，我改造了中国，我就改造了世界。我要改造，我要取得权力，我要有力量，因此，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我把一个中国劈成两半，我用那一半来镇压，我用人民来镇压敌人，人民的积极性起来了，敌人的威风打下去了。凡是反对我的人，都是敌人；凡是服从我领导的人，就是人民。那么，我把他打倒以后，我就主沉浮了。因此，在毛的眼睛里，一个世界是三块，就是除了我一个人以外，不是敌人，就是服从我的人。服从我的，就是人民；打倒敌人，是显示我唯我独尊的力量；跟着我走，是为我取得政权。因此，政治这根弦就要绷得很紧很紧，因为政治是统帅，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会跟着我走呢？后来有变化，权力已经在革一代手里拿到了，现在已经按照规则或者潜规则传到第二代手里，总而言之，有了政权以后需要的是什么呢？不需要别的，只需要一条――服从！不服从，怎么办？毛的时候，主要办法就是权力斗争，谁不服从、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现在的主要办法是什么呢？除了权争以外，还有法律的武器，专政机关的武器。有军队，有武装警察，有维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金钱收买。还有什么？有分化。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什么？有编造谎言。小孩子刚生出来，就从娃娃抓起，要知道两个都是不能否定的，一代一代跟着我领导走。因此，现在需要的不是斗争，是需要不斗争，至少是不斗我，还要服从我。我说我有理想，到底有没有理想？天晓得。但是你必须以我为理想，永远确保政权以我为理想，所以对大家来说，就是听我的话就行了，对内部来说当然有一个问题，大家不要做丑事情，不要再毁容，搞点美容就行了，事情要做的过得去，太难看的事情不能做，所以我现在看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根本是一个服从的问题。那么，服从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服从了以后，我就给你利益了吗？其实你服从了以后，你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要你的土地，你就得把你的土地拿出来；我要你的房子，你就得把房子拿出来；我要你的劳动力，你就得使劲把我的GDP搞上去。所以现在的社会，也叫和谐社会，所以现在不主张斗争。我也反对，我也不主张，我也不会参加这种斗争，但是对这种和谐，我也很害怕。这种和谐，实际上就是凝固、停止，掉到烂泥里边。他们希望这种状态永远延续下去，但是，不可能的！当他拿到战利品很高兴的时候，所有的战利品都变成他占有的对象，叫人家高高兴兴地被占有，这是很困难的。
如果这样说，不客观，也有比现在更水深火热的时候；但是现在绝不是极乐世界。问题在于有人非要说现在是极乐世界，这就麻烦了，这就引起不同意见。现在并不是极乐世界，如果你承认不是极乐世界，那一切问题就都好说。既然不是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吧？这就是一个缺点吧？那么我们来改正这个缺点吧。我们现在言论不自由吧？那么让我们每个人张开嘴巴来讲话吧。如果承认你是不完美的，那就好了，问题在于你不承认你是不完美，你只承认这是一个极乐世界，这是一个中国模式，这是一个宇宙真理。完了！这就是让人无法认同的东西，如果有人说鲍彤认为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是歪曲我的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说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不完美的时期，其中不完美的部分，是一定应该改掉的，而不完美的地方，要向全世界学习，要让它比较完美起来。如果这点不承认，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能进步，我们就可怕，这就是我们的悲剧。
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
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中共那种蛮横的一党独裁，已经不仅给我们汉人这个主体民族带来了绝望，同时，也使得宪法承诺的民族区域高度自治，也变成了一种幻影。藏民族因为在达赖喇嘛的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情况稍微好一些，但是，在新疆却出现了东突厥斯坦运动这样的分裂运动，这一运动已和国际伊斯兰复兴势力结合起来，给中共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危险，而这个政权本身又迷信暴力，于是，就使得这个问题阿拉伯化了。中国的未来，是否会出现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分裂，甚至独立？还有零八宪章中所描述的那种联邦自治是否可能化解这种危机？请鲍老对这个问题谈谈您的想法或者想象。
鲍：我想讲两点，如果把汉族抬到天上，把非汉族压到地下，对非汉族是悲剧，对汉族也是同样的悲剧。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是不自由的。
戈：我插入一句，这句话您可以不回答。按照维人和藏人的还有南蒙古运动的说法，认为大汉民族对他们实行一种殖民主义，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否有依据，是否能成立？
鲍：我想这个问题只有每个民族本身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民族自己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感觉。站在汉族的角度上，不能回答藏族的问题；站在天上，不能想象地下。我说把汉族变成统治民族，绝不是汉族的福气，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希望民族之间能够合作互助，和睦相处，不仅如此，我希望国家之间也能够互助合作和睦相处，如果没有这种东西，任何人都有权提出，都有权产生独立的思想，这种要求，是任何人压制不了的。这是一种清醒剂，这个清醒剂的存在，并不是使世界变得更坏，而是使大家更清醒，更理智。我想讲的是，当北美十三州独立的时候，人家说这是美独，美独是大逆不道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美独是必然的。现在有的人说这个不对，但是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有的人也在鼓吹琉球要独立，那么，为什么我们某些学者认为琉球独立那是正义的，可自己的兄弟民族他来思考自己是独立，还是不独立；是互助合作留在体制内，或者在独立的基础上邦联什么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思考不得呢？思想，是没有禁区的；言论，是没有禁区的。如果拿这种东西来设置禁区，我看这本身就无助于民族之间的互助合作，只能起消极的作用，破坏的作用。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9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3, 2013, 6:14:22 AM9/23/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22 Sep 2013 08:28 AM PDT 
张显扬先生遗体告别式，9月22日早9点在昌平殡仪馆举行
告别大厅挽联：人间笑揖英雄路，天国遙看自由花。
数百位亲友学生前往送别。电影『勇敢的心』主题曲回旋不断。
李锐赋诗志哀。
李洪林先生致悼词。
章诒和、雷頣先生致送的大花蓝十分醒目。
余世存送的挽联：置身于一穷二白录日知而得真理，独行如九儒十丐击蒙昧开启新生。显扬先生千古！
    |
Reply all
Reply to author
Forward
0 new mess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