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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 2014, 6:30:56 AM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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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平： “田源呼唤邓大人”一幕严重违背历史真实
- 梁京：发现历史与创造未来
- 高新：辽宁警棍李峰背后的“贵人”远不止周永康一个
- BBC：从柯震东吸麻事件 看两岸法治观念之不同
- 唯色：13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是“俄国间谍”吗？
- 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苏雨桐因抗议泽林而“被离职”
- 李江琳：對話——達賴喇嘛的智慧
- 焦国标：近思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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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ug 2014 05:50 PM PDT  这一幕至少在以下三点，严重违背历史真实：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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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ug 2014 02:19 PM PDT
中国人的历史热一直没有降温，今年又迎来一个新高潮。这其实是中国最有意义的进步，因为中国文明的体量实在太大了，对她的未来，任何外部力量其实都比不上她自我认知的改变更有影响力。这与小国很不同。以色列够出色了，但只要巴勒斯坦人不团结，以色列的和平梦就实现不了。 最近有几个广泛关注的历史文化事件。一个就是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注意到一位90后发表了与父母一起看这部连续剧的感受。他的父母是普通劳动者，虽然经历了那段历史，却发现自己对那个时代的许多重大事件竟全然不知，看的津津有味。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因为这部电视剧虽然打破了当局过去的一些禁忌，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当权者为政治需要而随意粉饰和涂抹历史的顽固传统，对真实的人性更是不敢面对。 一件与历史相关的文事，就是共识网发表郎钧的文章，认为长春"饿殍之战"林彪应承担道德和历史责任。知道此事的人很多，但作者从30万无辜死亡者联想到南京大屠杀，可谓敢言。文章上网仅一日，读者就有3万多，也让我感到惊讶。读者评论热烈，不乏有深入之见。不管文章对林彪的指责是否偏颇，这样的历史反思对未来的意义显然是十分积极的。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816111366_5.html 对文化精英来说，我以为马勇和刘仲敬关于清末民初历史的对话，是一件重大的思想事件。被称为"奇人"的刘仲敬对中国思想最活跃的这一段历史再次作出颠覆性解读，而在学界受到广泛尊重的马勇也为他背书，让我非常兴奋。不到三天，该文的点击数也过了3万，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关注历史的热度，也反映了认知的深度。因为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比长春"饿殍之战"离我们更远，需要的背景知识更多，也更深。 这个对话回应的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中国向现代国家制度，特别是向政治民主的转型如此艰难？刘仲敬给出的基本答案是： 中国作为"官僚帝国转向现代民主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封建国家转型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封建各等级共治体系很容易转变，由各等级控制转变为各权力集团的控制。这些条件日本符合，而中国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不认为清政府有建立立宪君主国的条件" 。 刘仲敬还有一个没有挑明的命题：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统一就搞不了民主，要搞民主就要以分裂为代价，因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以说中国内部的制度必须配合它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需要加以调整，不是内因决定外因，而是外因决定了内因"。也就是说，由于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只能选择统一，其结果就是只好舍弃民主。 为了支持这个命题，刘仲敬有很多精彩的高论，展示了他的才华，更展示了他难得的学术诚实和勇气。但是，我认为刘仲敬的史观和史论存在非常严重和危险的错误。他大大低估了中国政治文化基因对中国历史演变的作用，因为他未能理解中国政治文化形成和演变的机理。 我也有过和刘仲敬相近的看法，相信中国若是处于分治状态，会形成一种有利法治和民主的大格局。这个看法是错的。我现在的看法是，只要中国人不改变非理性的政治文化，中国其实是搞不成地方自治的。英美精英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因而知道瓜分中国非明智之举，而日俄则利令智昏，千方百计来趟中国的浑水，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自己也没得到任何好处。 中国政治文化的基因，其实早在秦一统天下之前就成型了，其标志就是法家得势，儒墨皆伤。中国政治文化的致命问题，就是它系统性地奖励撒谎，奖励卑鄙的政治行为，系统性地惩罚讲荣誉、讲信誉和讲道理的政治品格。这种政治文化与稳定的分治格局完全无法相容，因此，中国文明权力博弈只会指向大一统。外族人谁来趟中国的浑水，谁最后倒霉。蒙古人没有接受女真人的教训，满人又没有接受蒙古人的教训，结果是彻底毁掉自己的文化。倘若日本人真的占领了中国，将是日本文明最大的灾难。 在这个意义上，刘仲敬的史观和史论，和李登辉的"中国七块论"一样，都有误导中国人的危险。不过，如果刘仲敬这样诚实的学者能继续得到容忍，甚至得到鼓励，倒是增加了这样的希望，通过重新发现历史，中国人将获得创造未来的想像力。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jindai/20140815111299.html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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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ug 2014 02:28 PM PDT   正如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周永康手下的赃官酷吏知多少？》中所言：周永康担任了中央政法委领导人之后为了给自己家族的"白手套"，一笔生意就能够令他周永康公子套现二十多亿的川商刘汉"出口气"，居然把袁氏兄弟四人都给判了死刑，其中三人"立即执行"，只有一人是"缓期两年执行"。 从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些许黑幕来看，当初周永康下令一口气把袁氏兄弟杀了三个，幕后原因还不仅仅是要为刘汉"出口气"。那个叫李峰的奉周永康旨意"严惩"袁宝璟的时任辽宁政法委书记不但至今还逍遥法外，而且仍然还在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身份无限风光。自三年前由省政法委"转业"至省人大之后，这个李峰曾奉人便吹"辽宁省里省委书记三大副手，一是省长，二是专职省委副书记，第三个就是我，省人大主持工作的党组书记。" 而事实也确实如李峰所自我吹嘘的那样，中共现任辽宁省委书记王岷空顶着辽宁省人大主任的名衔，不但连省人大常委们的名字都叫不全，本人也从来不在省人大常委会上露面，连省人大的"主任会议"都交给李峰主持。 这个李峰二零一一年被宣布不再担任辽宁省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之后，许多网民都拍手叫好，甚至乐观地认为"这个恶名昭彰的赃官酷吏终于要被报应了"。但事实上这个李峰在被宣布"不再担任"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的同时即被宣布改任辽宁省人大党组书记。这是二零一一年十月的事情。从那时开始他李峰即已经代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王岷主持省人大工作了。二零一二年一月，辽宁省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宣布"补选"李峰为辽宁人大副主任，同时在内部被宣布为常务副主任。也就是说，在李峰被"无记名投票补选"为省人大常委、副主任之前，他已经主持了长达三个月时间的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了。这就是共产党政权平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典型表现之一。 辽宁政坛的人士披露，辽宁省委书记王岷对李峰的高度信任源自于两人的酒友关系。说起来这个王岷号称是中共高级政要中唯一一个具备"真博士"学历者，意思是他的博士学历不象习近平等人一样是依"在职学习"的形式取得的，但身为航空机械专业高级工程师、教授，著名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业务副校长出身的他居然与实际学历只是小学肄业，警棍出身的李峰共有"拼酒"的嗜好。 早在担任吉林省长和省委书记时，该省委办公厅里无人不知王岷是酒不离身，而且是"只喝茅台"。他的司机从来都是被要求在轿车后背箱里备好一整箱茅台酒，箱子不满了就得随时补充，无论是省府走秀还是基层"亲民"，从来都是走到哪喝到哪。而比他王岷更胜一筹的李峰则是连早饭都离不开酒。在担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刑警大队队长时其手下警员们都知道"法律规定是酒后不能开车，咱们李局是开车前不能不喝酒"。 正常情况下，中共政权的副省部级干部退休年龄比正省部级早五年，即六十岁整。李峰出生于一九五三年，所以在他二零一二年初被宣布"补选"为辽宁人大副主任时，无论是省委还是省人大系统内的人士大都以为只不过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因为当时距李峰六十岁退休还有一年时间。没成想去年召开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时，李峰居然和王岷居然同时"继续当选"副主任和主任。这就意味着李峰虽然仍然只是副省部级待遇，但还是可以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一直延续到二零一八年，也就是他年满六十五岁的时候。可见不过是辽宁省地方上的一介警棍出身的李峰的背后肯定是有"贵人"相助。 进入辽宁省人大网站就可以看到，网站首页的第一张图片就是李峰的"亲民"照，内容介绍是"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峰带队赴辽阳市，对该市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辽宁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笔者还特别注意到该网站的新闻内容中有一则是发生在上月二十五日的事情，说是"李峰全程参加指导了岫岩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求岫岩下一步教育实践活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增强忧患意识，要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 该新闻中还特别强调了李峰此行是由"中央巡回督导组"的成员朱国祥陪同的。由此可以说明中央巡回组虽然已经在辽宁开展工作了，但李峰仍然不在被"调查"之列。 早在周永康被宣布接受"审查"之前，中国大陆境内的公开网站中即有一篇题目为《袁宝璟妻子：怀着复杂的心情期盼杀手的到来》的网贴被热心网友在一个不小的范围内成功转载。文中说："亿万富翁袁宝璟等雇凶杀人被执行死刑！有人在国内网上披露袁宝璟案的一段内幕：此案可能和中朝关系有关！ 看了这么多帖，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朝鲜的金某印假钞、卖毒品是公开的事实了......中国最高层支持朝鲜，势必派人帮朝鲜销赃。李疯就是高层在边境上的接应者。而汪和袁有仇，袁把汪灭了，得罪了提拔汪的李疯。于是李疯就整袁。袁就把李疯的"犯罪"事实捅出来了。可是那个"犯罪"事实是那么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啊......绝对牵扯到"政治局"的人......于是袁就只能走向被灭门的命运了......" 如上引文中的省略号是原文所有。转载该网贴的网友特别加上注解说："注：'李疯'就是李峰，现任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宝璟曾揭发此人不仅有重大腐败现象，而且还掌控辽宁境内的走私、贩毒网络。" 更早在袁宝璟被执行死刑的当天，即有网友贴出《关于袁宝景死刑的争论》一文。文中说："袁宝璟今天已经执行死刑，行刑前大喊有重大案情要检举!!!据说欲检举的是一位省委书记，刚才在新浪上的新闻上还看到，也开放评论，但网友们都怀疑此中的黑幕，我看着看着，不到两分钟，却什么也没有了。新闻稿没有了，评论没有了。这真是咄咄怪事了。整个一个司法的黑幕无疑!!! 文中透露说，袁宝璟冤死之前，他的妻子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卓玛为了收集能让丈夫免于一死的证据，不放过每个可以利用的线索和人物。但是，很多欠下袁宝璟债务的人却希望他早日死去，那样就可以逃脱债务了。因此，卓玛在拯救袁宝璟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阻拦和险情，有几次甚至还差点丧命。 当时，卓玛记得袁宝璟曾在经济上帮助过东北一位官员，于是她给这位官员写了一封信，请对方帮忙出面斡旋。为了自身的安全，卓玛留下了一个好友的手机号码。几天后，一个神秘的电话打来，说只要卓玛拿出3000万元，就可以把袁宝璟救出来。 卓玛将此事告诉了丈夫的律师刘家众，刘家众敏锐地感到这可能是一个圈套：卓玛如果真的拿出3000万，有可能被对方送到司法机关，成为袁宝璟有罪的另一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卓玛也会因为行贿罪而被捕，这是一箭双雕的计谋。 很快，卓玛就感到有一种势力，不希望她继续营救袁宝璟。2004年6月18日，卓玛和哥哥走在自家门前的一个胡同里，突然，一辆依维柯汽车从后面加速驶来，直冲卓玛撞去。幸亏卓玛的哥哥眼疾手快，把她推到路边，让卓玛逃过一劫。 此后，卓玛为了自身和孩子的安全，很快将家搬到一个隐蔽的别墅区。但是，搬家没多久，就分别有一辆奥迪车和面包车找上门，理由是找卓玛和修水管。多亏卓玛提高了防范，并请了几个好友在家保护她，才让对方没有得逞。 从那以后直到袁宝璟领刑之前，卓玛面临的死亡威胁更为恐怖，终于压迫得狱中的袁宝璟绝望相信自己被执行死刑了才会换得妻子儿女们的相对安全。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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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ug 2014 02:36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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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ug 2014 04:22 PM PDT
交谈间，得知莫斯科也有类似于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民族大学"那样的大学，大致可以翻译为"民族友好大学"。最年轻的那位布里亚特学者开玩笑说，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学"，结果比以前更加发现各民族并不友好。布里亚特虽然声称是"自治共和国"，但据说就跟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当然布里亚特共和国得到的权利远多于西藏自治区）。全国一百多万人口，布里亚特蒙古人才占30%，其余70%是俄罗斯人。通用语言是俄语。基本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只是在家里才使用母语。 藏学家Nikolay Tsyrempilov赠送了他与藏人学者Jampa Samten用英文和藏文合著的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著名的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多杰的研究著作。其中收录的有十三世尊者与阿旺多杰相互之间的多份信件。 阿旺多杰，又称阿格旺•道尔吉耶夫（Agvan Dorjiev），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哲蚌寺拉让巴格西喇嘛，曾任噶厦三品僧官，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他受十三世尊者委托，是1912年12月29日签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图伯特蒙古条约》（Tibet Mongolia Treaty）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藏方签约代表，而这份条约旨在宣布图伯特和蒙古的完全独立、脱离满清政府的统治以及断绝与中国的一切政治联系。 旅居日本的蒙古人作家达希东日布在《蒙藏往事》文中介绍："在此条约中，西藏与蒙古库仑政府互相承认主权独立地位，序言写到：'鉴于蒙古与西藏已经摆脱了满洲王朝，脱离中国，并且已经变成独立的国家，又鉴于这两个国家一直信奉同一个宗教，而为了让他们古老又相互之友谊得以强化的目的……'，接下来的各个条款里载明着友谊、互助、佛教国家的兄弟情谊丶贸易等等。整份文件里不时使用到藏文'让赞'来指称'独立'。" 藏人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在《综述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图伯特独立的若干历史事件》一文中，称阿旺多杰是"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政府带来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觉醒的开创性人物，但是…在图伯特现代历史中的作用迄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托马斯所著的《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书中，肯定阿旺多杰"事实上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虔诚的佛教僧侣，并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忠心耿耿。" 而阿旺多杰本人，于1938年被共产斯大林迫害致死，时年84岁。 中国政府则极其厌恶阿旺多杰（中文称"德尔智"），定性他是"俄国间谍"，"非法签署所谓《蒙藏条约》，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对他极尽否定与诋毁。耐人寻味的是，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博树，在其新书《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中，用类似中共御用学者的笔法，定义阿旺多杰"是俄国的间谍，以佛教出家人的名义获得达赖喇嘛信任"，并且大段摘抄中共改写西藏历史的社科项目之一《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的相关内容，用以佐证其与中共同出一辙的观点。 知名国际藏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对中共及张博树等如此歪曲阿旺多杰的个人历史，不禁笑道："阿旺多杰如果是某一方的'特务'，他就是13世达赖喇嘛的特务。没错，阿旺多杰是在实行亲俄的政策。但他是为了图伯特的利益而非为了实现沙俄的阴谋。当时图伯特正在面对英帝的侵略。亲俄的政策是对付英帝的自然手段，而且达赖喇嘛在蒙古国流亡时也与沙俄官员进行过政治对话。" 诡异的是，张博树这样的国家主义学者，却被流亡西藏政府负责联络华人事务的机构，视为"提高中国民众对西藏问题正确认识"的合作人士，推崇备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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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ug 2014 04:26 PM PDT
泽林，原名弗兰克·泽林（Frank Sieren），又译名弗兰克·西仁。1967年生，1994年曾作为德国《经济周刊》记者任职北京，目前是德国之声评论员。 2014年6月4日是"六四"天安门屠杀25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泽林在德国之声发表了《从天安门到莱比锡》称："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表示："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 由此引发"六四"运动参与者的抗议，前中文独立笔会会长廖天琪起草了关于《关于要求德国之声撤销泽林"六四"评论文章并作出相关解释的联署》，认为泽林的文章超出了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的范畴，因此要求德国之声撤销这篇文章，并对这篇文章如何能够被刊载以及长期刊载有政治倾向观点的文章作出解释。 这一联署获得80多位人士的签名，包括严家祺、万润南、徐文立、王军涛、王丹、吾尔开希、苏晓康、方政、廖亦武等"六四"参与者的签名。 作为德国之声的记者，苏雨桐也参与了联署。6月11日，苏雨桐在推特上说："我以一个公民对泽林的文章提出抗议，也是联署人之一，德国之声台长今天委托发言人就这个联署抗议回信， 其中称泽林是著名作家、记者，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和社会人士很重视他 ；我的回应：施密特也是著名总理，他为六四开枪辩护时我也提出反对。" 8月18日，参与联署的六四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到德国之声抗议，可能德国之声领导认为吾尔开希的到来时苏雨桐搞的，于是将苏雨桐开除。对此，苏雨桐向博讯记者强调，吾尔开希的不是她联系的，是吾尔开希自己来的。而且，吾尔开希去抗议的时候，苏雨桐并没有与他一起去。 对于"被离职"，苏雨桐向博讯记者表示："我觉得于我个人来说，未必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这个事件可以窥见很多东西，也可能会引起接下来的讨论，西方媒体被渗透的程度？媒体人的私人言论自由受不受保护？从这个意见上来说，完全是一件积极的事情。这是自张丹红事件后，与之相反的一个案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中共的手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更大的思考在于，西方民主社会如何抵抗带着金钱袭来的中国独裁模式。" 2008年，德国之声华人女记者张丹红因为替中共当局说话而被停职，随后被调到德国之声经济台工作。当时，泽林还为张丹红辩护。对此，博讯记者问苏雨桐，如何看待她的"被离职"与张丹红"被离职"的异同。 苏雨桐表示，这根本没有可比性。"我是被离职，而张丹红从未被离职，是调职，这是第一。第二，张丹红为专制辩护，触到提价值底线，但德国之声并没有辞退她，而是认为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适合做中文部副主任，调职。而我是因为反对为专制辩护的专栏作者，被以技术性原因（所谓的泄露德国之声内部消息）为由被离职。" 苏雨桐进一步表示，因为事实上，张丹红们从没有从西方媒体消失过，但电台的方向决定他们会不会冒出来。张丹红事件时，西方社会对中国其实还保有警醒，所以才引起那样大的讨论。尤其是德国，有自东德和纳粹时代的历史背景，对独裁专制的反思更加彻底。但近年，可以说进入了后张丹红时代。中共以金钱外交姿态走向西方，而且大外宣战略持续在做。 苏雨桐从2010年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德国之声担任记者。对此，苏雨桐表示："我很感激德国之声在张丹红事件后，还有那样一个特别好的空间。但新台长上任后，有报道方向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纸面上的命令，而是台长上任之初来德国之声，表示他上任之前已经拜见过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然后他要求中文部不要只报道中国政府负责，而是要适当鼓励。" 致 德国之声台长 电台监委 节目部主任 德语组主任 中文部主任 怀着悲痛的心情，我们刚刚祭奠了25年前在天安门大屠杀中死去的英灵，就读到德国之声一篇令我们震惊和愤怒的文章——专栏作者泽林的 "从天安门到莱比锡"。 泽林先生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所以他称1989年那一场令许多人在国家机器下丧失生命的事件为"一次历史上的失足"。并教育他的读者："在西方，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 "他说："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 一个在和平时期让四至八千万人民丧失生命的政权，在泽林先生的笔下，只是"曾有不公行为"。德国议长在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残酷的镇压和血腥的暴力时，泽林的文章中却说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时失足。因为看到这篇六四文，我们也去关注了泽林其它的文章，他对于中国民族问题和港台问题上，不客观公允，许多其他的文章中都往往有为中国政府说话的痕迹，这使得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页面形成"特别现象"。 面对生命、尊严等不可挑战和价值底线时，我们认为泽林先生的文章超出了言论自由和多元化的范畴。因此我们要求德国之声撤销这篇文章，并对这篇文章如何能够被刊载以及长期刊载有政治倾向观点的文章作出解释。 签名 （姓名，所在地，职称） 执笔人：前中文独立笔会会长 廖天琪 "天安门母亲"将就此单独发出抗议文本。 联署入口：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n_ww2fy8R57NdOwRmduTBVDMjulV5sglSigarOI-uDM/viewform 联署结果：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ccc?key=0AsKDF8_HXe4IdHNqUXZBQzVDenRDMUozcGxQemZveEE&usp=sharing An Herrn Peter Limbourg Intendant der Deutschen Welle Köln, 10.06.2014 Sehr geehrter Herr Intendant Limbourg, In aller Welt wurde in der letzten Woche mit großer Trauer des 25. Jahrestags des Massakers vom 4. Juni 1989 auf dem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in Peking gedacht. Mit Befremden müssen wir feststellen, dass die Deutsche Welle zu diesem Tag einen Beitrag ihres Kolumnisten Frank Sieren gesendet hat ("Von Tiananmen nach Leipzig"), in dem vor einer „einseitigen überzeichnung" der damaligen Ereignisse gewarnt wird. „ Was sich wirklich vor 25 Jahren in Peking zugetragen hat", werden wir diesem Beitrag zufolge „wohl niemals erfahren". Gleichwohl meint Herr Sieren die blutige Niederschlagung der Demokratiebewegung durch die Panzer der chinesischen Armee zu einer Art bedauerlichem Ausrutscher herunterspielen zu können – als sei der Einsatz von Gewalt zur Aufrechterhaltung ihrer Herrschaft, der schon vor 1989 Millionen von Opfern forderte, etwas der KP Chinas Fremdes. Sieren erinnert an die Beweispflicht und appelliert an das „westliche Gerechtigkeits- und Rechtsverständnis. Er plädiert für „Fairness auch gegenüber denjenigen, die sich unfair verhalten haben". Bundestagspräsident Dr. Norbert Lammert hat in seiner Rede vom 4.6. 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 an das Tiananmen-Massaker in unzweideutigen Worten erinnert. Er spricht von einem „Blutbad", „brutaler Gewalt", den „1989 in China Ermordeten" und von der „Zerstörung aller Hoffnungen auf ein demokratisch sich wandelndes China". Folgt man Herrn Sieren, so muss diese Rede als Ausdruck mangelnder „Fairness" gelten, nicht anders als die Niederschlagung der chinesischen Demokratiebewegung selbst. Ist die Deutsche Welle tatsächlich bereit, eine derartige Argumentation, die die Taten und ihre Kritik auf eine Ebene stellt, unwidersprochen zu lassen? Auch wenn Herr Sieren das Gegenteil versichert, können seine Formulierungen nur als Relativierung und Beschönigung der Geschehnisse von 1989 und als Instinktlosigkeit gegenüber den Opfern und ihren Angehörigen verstanden werden. Sein Beitrag reiht sich ein in viele andere von der DW veröffentlichte, in denen er gleichfalls den offiziellen Standpunkt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weitgehend übernimmt, wie etwa zu Lage der Uighuren oder zu Hong Kong und Taiwan. Wir bestreiten nicht Herrn Sierens Recht, seine Ansichten frei und offen, anders, als es in China selbst erlaubt ist, äußern zu dürfen. Warum aber die Deutsche Welle als staatlicher Auslandsrundfun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einte, mit diesem Beitrag in angemessener Weise an den 4. Juni erinnern zu können, bedarf nach unserer Meinung einer Erklärung.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泽林认为，前东德的和平革命和北京的那场事件不无关系。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 六四"事件刚刚过去一个月，民主德国的一名高官便到访北京。他的名字就叫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当时他是 东德统一社会党（SED）的领导干部和该党权力中心--东德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他此行肩负着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两项任务。他要向中国政府转达昂纳克对"成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祝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强硬派对强硬派的兄弟般问候。 此外，沙博夫斯基还要弄清楚"天安门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并不是说东柏林中央政治局不相信北京采取了强硬手段，而是它不相信西方的媒体。在前东德的领导人看来，西方媒体只是宣传机器。因此，沙博夫斯基应该在北京收集自己的印象。作为一位水电工的儿子，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沙博夫斯基在统一社会党内青云直上，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前来寻找第一手资料的人。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也悄悄地派遣了一名使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然而，他的使命有所不同。他的任务是向北京承诺，美国虽然对外要表示愤慨和震惊，但是私下里则希望尽快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美国要传达这一信息的道理很简单：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结盟反对苏联。华盛顿希望继续这一联盟，特别是在五月中旬，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el Gorbatschow）曾前往北京，成为自1959年中苏决裂后访问北京的的第一位苏联国家元首。虽然戈尔巴乔夫的访问过程不尽人意，但是美国人还是想避免风险。 戈尔巴乔夫：中国领导人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由于示威活动，戈尔巴乔夫只能从后门进入人民大会堂。他不但没有支持邓小平，中国领导人反而成为戈尔巴乔夫批评的对象。在结束他的访问之际，他以一副西方深谙世故的姿态对俄罗斯塔斯通讯社说，中国领导人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令邓小平颜面扫地。这无疑也是促使邓下决心以军事手段结束示威活动的原因之一。 昂纳克多年来一直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令昂纳克看起来像一个不知改进的顽固分子。现在他希望通过派遣沙博夫斯基访问北京来强调自己的立场。沙博夫斯基与新任命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举行了会晤。这位前上海党委书记取代了支持大学生的赵紫阳。 承认弱点 江泽民对其德国同仁说，虽然军方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清场，但是附近的街道陷入失控状态。示威者和士兵发生冲突时，造成 400人死亡。沙博夫斯基感到惊讶的是，江其实承认发生了流血事件是因为领导层显然已对局势失去了控制。沙博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江泽民）那次承认领导的弱点令其大为吃惊。 " 沙博夫斯基也观察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令那些与他会晤的中国政治家们如坐针毡。因为在此之前的十年中，他们一直被作为模范的改革者受到赞扬。沙博夫斯基回忆说，自己人民血流成河一事对江泽民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致于沙博夫斯基决定不再向他转达昂纳克对"成功镇压反革命运动 "的祝贺。因为当时江泽民并未称呼示威者为反革命势力，而只称其为迷失的大学生。通过江的叙述，这位来自东德的访问者既不能证实西方谣传的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也没有听到预期的北京表态：在重新恢复秩序的过程中，"不幸"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伤亡。 莱比锡不采用"北京的解决方案"  江的语调对两德统一进程所产生的作用不可被低估。因为仅仅五个月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也面临着是否使用坦克镇压莱比锡示威的问题。沙博夫斯基回忆说，当时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一致认为， "必须汲取北京事件的教训，绝不能对示威民众使用军事镇压手段。 " 一年后，中国领导层底气不足的语气也得到第三方的证实。1990年，当时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北京与邓小平会晤，成为1989年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德国政治家。邓也提及困惑的大学生，他试图将事件归咎于党内的不团结。邓小平没有给施密特留下他会重蹈覆辙的印象。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重新回到对国际开放的道路上。确实： 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 现实和公平的看待六四是可能的 为什么这一历史章节如此重要？因为它展示了一张有关1989年6月的更贴近现实的画面。如果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无助于任何人。这和中国政府对1989年的事件保持沉默一样的可耻。因为两者都旨在阻止人们达成共识，例如当一个党自己不愿就六四事件发言时，同时又监禁那些想发声的人，这是错误且目光短浅的行为，这一点应该成为普遍共识。而只有当国家安全部门不用再强调他们必须阻止自己的人民因为听信西方夸大事实而可能发动暴乱的时候，才能达成上述的共识。 在西方，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则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即使我们有时感到愤怒，也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其中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因为只有维持公正才能让自身的价值站住脚。 弗朗克·泽林(Frank Sieren)是德国之声的中国特约记者，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0年。 编译：李京慧 ——博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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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ug 2014 12:19 PM PDT
對話，是達賴喇嘛尊者流亡之路上的鋪路石。尊者一路走來，一路和全人類對話。這條對話的路，也是為我們，為世界上所有面臨各種問題的人所鋪成。當漢藏民眾能夠自由對話的時候，解決西藏問題的時機就成熟了。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到三十一日，印度北方山鎮達蘭薩拉，達賴喇嘛尊者的住所，達賴喇嘛和一群物理學家、宇宙學家和哲學家進行了一場對話，他們討論了量子物理學、相對論物理學等當代科學前沿成果及其怎樣影響了人類對時間、空間等「實在」本質的理解。參加這次對話的，除了幾位一流科學家和以達賴喇嘛為首的佛教高僧大德外，還有哈佛大學中國歷史與哲學教授杜維明先生。這是西方現代科學和東方古老佛學之間的一次對話，是東西方兩大文明傳統之間的親密接觸。參與的人都十分珍惜這次機會，積極投入了這一連五天的緊張交流。這是一次私人對話，沒有媒體報道，事後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次對話。七年後，參與協調對話的物理學家阿瑟‧查恩茲編輯出版了對話記錄──《新物理學和宇宙學：與達賴喇嘛對話》。 這是達賴喇嘛流亡生涯中，外人難以想像的無數對話交流中的一次。尊者的一生是流亡的一生，如果要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尊者在流亡中向世人顯現的智慧，那就是：對話。 打開世界大門的密碼 達賴喇嘛踏上流亡之路的時候未滿二十四歲，他卻必須拯救被「鐵鳥」和「鐵馬」摧殘得奄奄一息的西藏，還要擔負起幾萬流亡藏人在異國的生存。達賴喇嘛知道，藏民族的不幸遭遇和自身的封閉有關。藏人要絕處求生，必須踏進世界舞台。可是，失去了自己的國家以後，怎樣打開世界的大門？流亡初期，達賴喇嘛的特使一家一家地走訪各國在印度的大使館，呼籲各國政治家對藏人的遭遇主持正義，伸出援手。可是，政治是講利益的，是從現實出發的，政治家們雖然同情，但紛紛表示愛莫能助。 處在似乎是長久的令人絕望的境地，達賴喇嘛尊者卻從來沒有陷入絕望。達賴喇嘛是一位佛教僧侶，他的高深佛學修養使他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問題，從別人難以企及的高度來看待問題。在流亡初期他就說，我有三個身份，一是人類的普通一員，一個人；二是佛教僧侶，是達賴喇嘛；三是藏人，藏民族的一員。這三種身份帶來了三個使命、三種責任。作為人類一員，要提升和推廣普世價值，即所有人類的共同命運，互相的愛和憐憫；作為佛教僧侶要弘揚佛法；作為藏人一員要為藏民族的生存和繁榮而努力。這三項使命的目標和範疇，處於三個不同的層面，一層高於一層。但是，這三項使命和責任都有一個共同點，都要通過促進人與人之間交流來實現。於是，外部世界厚重的大門上，向達賴喇嘛呈現出了打開大門的密碼：通過對話來打開大門。 達賴喇嘛流亡三十年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不久他出版了他的自傳，名為《流亡中的自由》。其實，流亡只給了他精神上的自由，卻並沒有給他行動的自由。各國政府不給他簽證的時候，世界的大門就依然緊閉著。尊者以佛家的眾生平等的慈悲和智慧，擺脫悲情，向所有人敞開胸懷，展開對話。 就在達蘭薩拉的住所，尊者和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人交談。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青年，是最早來到達蘭薩拉的西方人。達賴喇嘛還在此會見了天主教著名修士托馬斯‧梅頓，幾天深談，這是東西方兩大宗教第一次如此深入地交流修行經驗。達賴喇嘛會見了很多印度教僧侶，也訪問了伊斯蘭教的寺院和精神領袖。 有整整二十年的時間，大國領袖們對西藏問題視而不見。世界的大門雖然對達賴喇嘛緊閉著，達賴喇嘛卻在和各種各樣的人對話。對於達賴喇嘛來說，沒有什麼人是不值得交談的，沒有什麼人是無法交流的。尊者提倡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共存、交流、融合，呼籲強者憐憫和幫助弱者，提倡寬容和利他。尊者強調人類要發掘人之共同點：人的幸福離不開內心的和平。 一九七九年，在流亡了整整二十年後，達賴喇嘛終於獲得機會首次訪問美國。世界的大門向尊者打開了。這是西方民眾對達賴喇嘛的認同，是民間的努力促使政治家打開了這扇大門。 心懷對漢人的慈悲之心 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在七十年代末開始與達賴喇嘛對話之後，世界各國紛紛向尊者打開大門。此後，達賴喇嘛的足跡踏遍了五大洲，踏進了世界上所有重要宗教的神聖場所，和各派精神領袖探討人類的處境和前途。在尊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一九九一年，美國總統第一次在白宮會見達賴喇嘛。從那時起，歷屆美國總統平均每隔一年就會邀請達賴喇嘛訪問白宮。 達賴喇嘛依然秉承人類大家庭應當用對話而非武力解決爭端的信念，身體力行，促進各國各民族、各宗教、各種政治力量的對話。他和科學家的對話，從八十年代開始，至今已經進行了近三十年。 達賴喇嘛在世界各地的弘法講經，和各界人士的對話交流，獲得了普遍的聲譽。人們把這視為整個藏民族的成功和榮耀。中共為此發明了一個新詞：「竄訪」。這種宣傳語言，和達賴喇嘛的慈悲相比更顯得猥瑣卑下。 達賴喇嘛一直在尋找和中國人民、特別是漢族民眾的對話機會。他在住所和旅途中會見過很多漢人，不管這些人是退休官員、知識精英，還是家庭婦女、普通工人。他曾經說過，他有一個夢想，到五台山去朝拜，並且專門為漢族佛教徒舉行一次時輪金剛大法會。雖然這一夢想的實現，還有待於漢藏民眾和精英之間對話交流的破冰和深入，有待政治關係的改善，但是達賴喇嘛並不因此而失望，對話一直在進行。今年十一月二日，達賴喇嘛尊者將在紐約專門為漢人佛教徒舉行千手千眼觀音灌頂法會，教授菩提心釋論。 對話，是達賴喇嘛尊者流亡之路上的鋪路石。尊者一路走來，一路和全人類對話。這條對話的路，也是為我們，為世界上所有面臨各種問題的人所鋪成。無數的戰爭與屠殺向世人顯示：武器並不能真正消除爭端，解決問題最終還是要靠對話。當漢藏民眾能夠自由對話的時候，解決西藏問題的時機就成熟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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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ug 2014 10:46 AM PDT
浙江强拆十字架和教堂，其性质等同于又一次河南平坟，起因是因为省委书记一句话。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一句话，河南就刮起平坟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一句话，浙江就刮起拆教堂、拆十字架风。试问这样的省委书记，比大跃进饿死人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流，就其决策的科学性上看，就其遭人民愤恨的程度上看，究竟有多少进步？莫非在这些省委书记心目中，他们工作目的就是要激起民愤，不激起民愤还能叫共产党的省委书记？ 今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昨天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谈日本人怎样看甲午战争。日本人认为，甲午战争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满族是鞑虏，愚昧腐败落伍反动，残害中华，日本要把他们赶走。他们认为，中原是中华文化圈大家庭的中原，中华文化圈内各族群，谁更文明，更有能力，谁就应当做中原之主。从历史上看，鲜卑人能做中原之主，蒙古人能做中原之主，金人、满人也能做中原之主，我日本人也同样能做中原之主。日本文化比鲜卑文化、蒙古文化、金文化和满文化更得中原文化真传，与这几个族群相比，大和民族传承着更多的中原文化，因而更是中华文化的传人。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汇入人类文明主流，较之当时的满清朝廷，更有资格做中华大家庭之主。日本人的这个逻辑，对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很陌生。有人斥为弱肉强食逻辑，我忽然发现，想要找个强肉弱食的例子还真是不容易。有人视为一派胡言，我倒觉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同一件事，看看人家（特别是对手）是怎么想的，有什么不好？ 贪官为什么移民？两个原因：一，作恶太多，故国已经无法安睡，不得不移；二，人生已经没有意义，只能用移民行为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虽腰缠万贯，实际上穷得只剩钱。实际上他们是最可怜的中国人。让一个人成为丧家之犬，是上帝对人最大的惩罚。当然，丧家之犬也分类。贪官因恐惧而移民，成为丧家之犬，属于上帝的咒诅；政治流亡者成为丧家之犬，属于上帝特别的使用。许多贪官移民海外，语文不通，等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半聋哑。所到之处，大部分场合听不懂话，看不懂文字，眼睛瞎70%，耳朵聋70%，也等于大脑撂荒闲置70%，这意味着五官的机能提前死70%，生命不用说也要缩短70%。故曰，贪官移民是上帝的咒诅。 茅于轼先生是接受过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访问学者，这成为毛粪攻击他是汉奸的借口。中国的国家主席个个都到白宫做过客，他们算什么？算不算汉奸总头子？美国总统都住过钓鱼台，访过中南海，他们是不是都成了你们这帮毛粪策反了的打回白宫的地下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和省市级领导干部，接受过欧美基金会资助去留学、访问、考察的人，太多了。李源潮副主席就是哈佛进修班的学生，莫非此人也是汉奸？早在1987年，社科院就与福特基金会签订协议，接受其资助，派学者出国访学。因而若说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就是汉奸，那社科院堪称是汉奸的大本营。周小川、张维迎、林毅夫、厉以宁等人，都曾接受过福特基金会的访学资助，这些人也都是汉奸？ 有人说我网上发言常常怒不择言，容易授人于柄。我反问为人为什么一定要活那么圆？带个把儿让人容易抓多好啊，今生就要做个带把儿的人。通过雷暴似的劈头盖脸骂他们，把他们骂归人性，这是我治他们病的单方，我喜欢使用猛剂。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最近发表文章，提出推进民主有三条路线：一是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二是从基层民主到高层民主，三是从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这些年一直说民主应从基层到高层。这话严重不对！不是说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吗？基层的素质肯定比高层的素质差，那么民主就应该从素质高的地方开始。比如学校民选校长，应该从北大、清华开始，止于哀牢山里某小学。至于政府机关，应该始于中南海，止于帕米尔东麓某个村委会。 价值观倾斜，是百病中最大的病。 山东临沂是孔孟之乡，孔子带学生还在沂水游过泳，唱过歌，师生快乐无涯涘。可是衡诸陈光诚的遭遇，哪有丝毫孔孟之乡的影子，简直就是魔鬼的殖民地。莫非当初孔子在此洗澡时尿河里了？ 莫言说文学远远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教人打架，勾心斗角，"我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莫言这话很有局限。逻辑分两种，逻辑和中国逻辑。政治也分两种，政治和中国政治。莫言说的政治，是哪种政治？ 海外有媒体称王岐山是习近平的清道夫，我看他未必不是上帝之鞭。上帝用此鞭抽打中共，抽打中国。 真理按时间分为过去的真理、当下的真理和未来的真理；按人口比例分为百分之百的人认可的真理、非百分之百认可的真理和无人认可的真理；按时间和人口比例混合分为当下百分之百认可的真理、当下非百之百的人认可的真理和当下无人认可的真理，有二十年后百分之百认可的真理，有千年后仍然无人认可的真理。我写作，对于真理，只遵行一个标准：能多真就多真，能多远就多远。哪怕是千年之后也无人认可的真理，只要我认识到了，也要写出来，绝不会因畏惧不为人接受，甚至被人攻击、伤害，从而放弃写出来。政客只追求51%的人认可的真理，而思想家追求的是自己所能达到的最真的真理。耶稣的爱仇敌，二千多年过去了，仍然是一个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人认可的真理。再过二千年，它的认可比例能达到万分之十吗？由此可知，耶稣真是独步一时，独步千秋，在历史长河里他是多么孤单的一个过客。遥望耶稣！致敬耶稣！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近年有人开始反思，说老毛是从此站起来了，人民却是一直跪着。今天我再来个反反思：实际上毛本人也没站起来，而是跳下去了，跳到了暴君的泥淖中去了。 我一个朋友是做肥料土壤方面生意的人，他说中国已经没有干净的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程度令业内触目惊心，非常无奈。我比我这朋友客观，我说当下中国还有两块净土，一个是坟头占地，一个是农村宅基地占地。全国若都想都像河南周口那样平掉所有的坟头复垦为庄稼地，像前两年新农村建设那样毁灭掉所有的乡村，中国就是名副其实地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了。 ——原载《民主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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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21, 2014, 6:09:28 AM8/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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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4 11:53 PM PDT
中国喀什——他们是来喀什骑骆驼的，还有机会打扮成所向披靡的清兵，或者在中国西北部地域辽阔的偏远省份新疆历史最悠久的伊斯兰圣地前自拍留念。 但让阿帕克霍加墓(Afaq Khoja Mausoleum)每天迎来的一拨拨中国游客最感兴趣的，是安放在始建于17世纪的高高穹顶之下，耸立于数十座坟墓间的一处凸起的地穴。据说那就是香妃墓。在民间传说中，香妃是一位维吾尔族皇妃，浑身散发着甜蜜的芬芳，令远在2700英里外的北京城里的一位中国皇帝对她青眼有加——她要么是受诏入宫，与皇帝共同生活，要么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押解进宫。 一位向导解释道："她和乾隆皇帝之间的爱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她去世后，乾隆派了120人把她的遗体运送到这里下葬。这段旅程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听到这里，周围的人纷纷点头，并露出会意的微笑。 不过，在这群人走开之后，一位当地居民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按照后者的描述，香妃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基本上与性奴无异，在屡屡拒绝乾隆的求爱之后被皇太后杀死。 "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的那个故事完全是胡编乱造出来的，"这位维吾尔族男子说，"真实情况是，她根本就没被葬在这里。"由于担心惹恼当局，他要求匿名。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以来，在重构历史叙事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其目的是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通过混淆视听来掩饰败绩。上世纪那场灾难性的大饥荒让成百上千人丧生，其成因却被说成天灾，而非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常常把挑起朝鲜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美国，而非朝鲜共产党的军队，但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后者先进犯韩国的。 谈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共产党控制的编史机器会格外卖力地宣扬某些故事情节：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他版本的叙事远远没这么令人愉快。其中不乏关于征服和压迫的故事；政府通过支持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迁入此地，企图淡化当地人的民族身份。 中国的史学家很少提出与中国官方说法相悖的看法；有些维吾尔族和藏族学者则坚持书写关于共产党统治的负面内容，但到最后，他们的书籍遭禁，事业也被摧毁。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众多的边境地区的教授詹姆斯·A·米尔沃德(James A. Millward)说，每个王朝都会大力采取这种做法，从而达到丑化前朝君主以及美化自己的统治的目的。当然，这种重塑历史的欲望并非中国所独有。 不过，共产党也希望能利用历史这个工具来抵制分离主义思想，并为他们对那些可能躁动不安的民族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米尔沃德说，"控制历史事件的表述，以及对有问题的真相进行粉饰的能力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但是这也反映了共产党对历史的有些方面存在不安全感，并希望世界能将之遗忘。" 在新疆，随着维吾尔族对中国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甚至发展为流血冲突，这种通过历史来进行宣传的做法也变得更具急迫感。去年，至少有200人在这里丧命，其中有些是被政府所谓的"恐怖分子"谋杀的汉族人，但还有许多则是在不明情况下被安全部队击毙的维吾尔族人。 在此类情况下，香妃似乎正好成了中国所需要的良药。虽然香妃的故事最初流行于20世纪初，但是共产党支持的历史学家对她的故事做了大量修改。大多数这些人都希望能把她变成一种工具，用来表达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维吾尔族的中亚文化、穆斯林信仰和突厥语族语言使他们与汉族存在很大差异。 较早的故事版本称，香妃是一个性格倔强的美人，在战争中被清兵俘获。她把匕首藏在袖中，直到死时都保持贞洁——她最后不是被宫中的太监所杀，就是被迫自杀的。 但是，有人用一个皆大欢喜的爱情故事取代了前述故事版本。新的故事赞颂了乾隆为了赢得她的芳心所做的努力。据称，乾隆在她的北京住所外修建了一座小型的喀什村庄，还给她送来了大量她家乡的蜜瓜和橄榄。 如今，香妃成了诗歌、戏剧和电视剧的主题，还成了一家烤鸡连锁店的名字，有种葡萄干也以香妃为名，还有一种香水也叫香妃——这并不令人吃惊。 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的维吾尔历史教授莱恩·图姆(Rian Thum)称，除了代表汉族和维族长期的友好关系以外，被神话的香妃还强化了维吾尔族女性的某种形象：具有异域风情、性格倔强，而且还有些许危险。他说，"许多汉族人都给维吾尔人附上了一些性特征和异域风情，从而使香妃的故事极具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者一向对女性主人公很感兴趣，她们往往都是皇家的配偶，在宏大的权力斗争中——涉及位于古老的中华帝国边境的那些陷入争战的国家——扮演着小小角色。 在内蒙古——这片广阔的草原是中国和蒙古之间的地区——有王昭君。她是汉朝一名未被宠幸的宫女，据称，为了巩固两个民族的联盟关系，她主动把自己献给了"野蛮的"蒙古王公。西藏则有文成公主。她是7世纪的一名中国公主，根据民间传说，她是献给好战的藏王进行联姻的和平礼物。 让许多藏人感到不满的是，文成公主经常被描述成一个给西藏带来和平、把中国先进的农耕、编织技术，乃至佛教和藏文字母引入西藏的人物，虽然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怀疑文成公主是否真的存在。 中国年轻人都对文成公主的故事耳熟能详，她的形象在西藏首府拉萨无处不在，还出现在了大型歌舞表演中。宣传资料称，"(她)象征着两族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该演出于去年开演后不久，西藏作家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就看了表演。她说，那种把藏人描述成需要教化的野蛮人的突出信息让她感到困扰。 茨仁唯色说，"我们曾经认为文成公主的故事很可爱，但是她已经变成了一种过了头的宣传工具，我们不禁对此感到愤怒。" 在许多维吾尔人看来，广为流传的香妃故事也令人厌烦，虽然他们的愤怒往往集中在阿帕克霍加墓，以及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传说的道具的事实之上。他们指出，考古学家很久以前便确认，香妃的墓冢位于北京附近的地区。阿帕克霍加墓是一座神圣的苏菲派神祠，也是曾经统治喀什地区的一个宗族的墓地。 还有人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中国政府决定把这个重要的朝圣之地变成一处抹去宗教意义的旅游景点。目前，这里由一家中国公司管理，要进去还需购买门票。 图姆说，在塑造汉族人和维族人对这座神祠的看法，尤其是它与反抗中国统治的和卓家族(Khojas)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基本取得成功。19世纪中期，和卓家族的后裔曾对抗清朝占领者，并短暂地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 他说，"中国政府把一个维吾尔族抵抗中国统治的象征，变成了他们想要传达的信息的载体，真是了不起。"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Patrick Zu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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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4 11:47 PM PDT
七月底集体消失的中共领导人，这两天纷纷露面。８月１５日，习近平出现在南京，显示北戴河会议已正式结束。 关于北戴河会议，目前出现了两类极为不同的报道。一类来自于《明报》，一类来自于《世界日报》。两家报纸都在海外享有盛名，然而，他们对北戴河会议的报道，却传出了极为矛盾的信号。 从香港《明报》１５日报道看，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展示了绝对权威，政治元老们似被震慑。该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今年北戴河会议与往年不同，休假的"老同志"对谈论国是并不热烈，对习近平的反腐工作，很多人亦识趣地避而不谈。而一些原本在往年会串门的老干部也不再串门，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或麻烦。消息还说，在是否公布对周永康进行调查的问题上，习近平显示了绝对的权威，一言九鼎。《明报》还表示，因王岐山表示，反腐将要深入下去，打虎运动不会停止，所以元老们除了对反腐表示拥护之外，不再有其他微词。 而《世界日报》8月17日则报道了１８０度不一样的消息。其文章"北戴河决议：反腐打击太宽停查温家宝"显示，在反腐问题上，中共元老挑战习近平，习与他们作了妥协。该文称，来自北京政坛的消息说，在中共北戴河会议上，中共元老批评习近平、王岐山反腐"打击面太宽"，不利中共形象和党内团结。在元老的推动下，会议作出决议：终止对前政治局常委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和贺国强的审查。此前，外界一直传闻这四人因家人涉嫌严重贪腐，已被中纪委调查。消息人士说，会议认为温家宝等四人只是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管教不严，与"周永康案"性质不同，因此他们只需在中共党内民主生活会上对工作及生活作风问题说清楚、讲明白，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明报》和《世界日报》各有依据。明报的依据是，习近平８月１６日在南京参加青奥会时，表情轻松，由此预料刚刚结束的北戴河会议一切顺利。而《世界日报》则以香港《大公报》网站15日报道为证据，称温家宝涉宋林案，经多方面查询，证实报导不实，"纯属恶意造谣"，从侧面证实了北戴河会议所言不虚。 如何判断这些相互矛盾的混乱信号？这两类报道似乎各有其理，各有其据，但是如果联系习近平关于反腐处于胶著状态的讲话和官方媒体近日刊发的一系列文章，习近平反腐在北戴河碰上阻力，似乎更有可能。 习近平在六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现在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著状态；王岐山也承认，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过，习近平６月３０日拿下徐才厚，７月２９日拿下周永康，这是不是意味著反腐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习近平反腐力量的变化呢？答案可能并不简单。 八月上旬，官方媒体出现了一系列报道，显示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人民论坛在显著位置刊登《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联手反扑》的文章，不少大门户网站转发了此文。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清晰地发出要小心腐败分子反扑的评论。文章作者、中山大学党史研究所所长郭文亮称，"老虎联手反扑的风险很大很大"，腐败分子最有可能采取"鱼死网破"之举，以"影响党的形象、影响安定团结"造舆论，向反腐力量施加压力；以自己所掌握的一些腐败线索相要挟，把水搅浑，作垂死挣扎；还有可能联合一些相关利益者，共同打击或排挤坚持反腐的力量。 北戴河会议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习近平反腐力量战胜了政治元老的联合抵制？还是联合抵制的元老们暂时战胜了习近平？这是海外内都想知道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答案或许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是谁战胜谁，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挽救中共。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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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4 11:31 PM PDT  6月30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生、国资委前主任蒋洁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前副总经理王永春4名前高官的党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徐才厚，不但是文革以后挨整的最高级别将领，而且有关他的消息也是几起几落，今年1月20日，甚至紧贴在习近平后面慰问迎春文艺演出。两个月后就从301医院病床上被拉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22, 2014, 6:09:56 AM8/22/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吴伟：邓小平“8.18”讲话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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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11:33 PM PDT 这篇讲话的主要起草者，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邓力群，在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对该篇讲话的背景有过一大段回忆，他明确地说："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我们当时没领会到这点。从文字上看不出，他也没和我们讲。""这篇讲话当时是由华国锋领导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看没看出讲话的实质，不得而知。其他人对此只是当做一种专论来对待，反应也不敏锐、不强烈，这里的内容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究竟要解决什么大问题？好像没有人发表这方面的意见。过了若干年，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赵紫阳抓这件事，胡耀邦也抓这件事，才对这篇讲话予以重视，成为他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根据。"（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后来，继华国锋之后担任总理的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经谈到："邓的这篇讲话还有以下的背景。当时正在着手解决华国锋的问题。邓小平和陈云都认为华是贯彻三中全会的障碍，陈云甚至认为华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华的领导地位，邓和陈都不能接受。当时华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因此邓讲话中所以反对权力过于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华的权力，首先要华把总理的位子让出来。"（赵紫阳：《改革历程》） 邓力群和赵紫阳的这些回忆都表明，邓讲这篇话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要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而是要"解决华国锋的问题"。 当然，促使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这就是他对毛泽东所遗留下的体制遗产，对文革成因曾经有过较为深刻思考。 早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的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曾经向与会者传达过邓听取讨论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谈话。邓小平说："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他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级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的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他说，"要讲讲巴黎公社原则，一条选举，一条工资制度。我不赞成只讲这两条。最主要的是把官吏从社会主人变成社会公仆。这两条是派生的。如何把主人变成公仆？可能两条，可能三条或更多。"邓小平强调，"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资产阶级有一套使自己成为主人的东西，选择，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参见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  邓小平和毛泽东上述这段谈话，是现在能够看到的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早谈到要从制度上研究民主问题的一段谈话。笔者查阅了1979年5月4日前后的《人民日报》，虽然并没有发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篇讲民主的"大文章"，但邓小平的这段话起码可以表明，在理论工作务虚会那个时期，邓小平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对于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对于"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曾经有过明确认识的，这也是笔者迄今为止看到的邓小平对于民主问题最清晰、最明确的一次讲话。邓小平之所以谈这段话，可能与当时理论务虚会讨论情况汇报的内容有关，也可能出于邓小平对文革反思的结果。 遗憾的是，邓小平这次谈话，并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也没有在官方媒体上正式公开过。至于为什么没有公开，也许是他忘记了，也许是他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之后，对"资产阶级民主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对此，笔者没有查到资料，不便妄议。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在邓酝酿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时候，中央"正在起草总结文革教训的文件，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深感由于毛的专断、家长制，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以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而邓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对此有切肤之痛。因此当李维汉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见赵紫阳《改革历程》）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胡耀邦赵紫阳提到的"当李维汉提出要重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的时候，邓很快就接受了"的这次谈话，是指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的一次长谈。李向邓小平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在党内的影响问题，邓表示同意，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 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曾经提到了他同李维汉的这次谈话，邓小平说：前些日子，李维汉同志来找我，从"兴无灭资"谈起，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各种制度，都要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逐步加以改革。（邓这次讲话的其他内容分为两篇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惟独把上述谈话内容删除。参见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在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谈到了他对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影响的看法，不能不说与邓同李维汉的这次谈话有关。 因此，在为了"解决华国锋问题"这个背景之外，我们也可以把邓、李的这次谈话看做是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的另外一个背景。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在其发表后至今的三十几年中，人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解读，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很少有人指出，邓小平当时作这一番讲话，其目的，至少是主要目的，不是在于向全党作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员，而是在于解决当时中央的组织人事格局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针对华国锋，给华国锋施加压力的。对于一些研究者至今仍在有意或无意地突出讲话的反对封建主义背景，而闭口不谈"解决华国锋问题"这个更直接、对当时的中共高层更有现实意义的背景的做法，笔者是不能同意的。 如何理解这一讲话：邓小平对政治体制问题的药方，但无法治本 关于这篇讲话的起草过程，邓力群回忆说，这个讲话的"要点和问题都是小平同志自己提出的。起草工作由我主持。书记处研究室滕文生、郑惠、卫建林参加。小平同志要我到他那里，跟我讲了这篇讲话的一些要点，然后回来起草。反来复去修改，确实用了心思。""这篇讲话稿搞到一定程度后，由乔木（胡乔木）进行修改。乔木在修改前，找了很多部门谈话。他的修改，不是从文字到文字，而是从内容上做了很好的补充、解释。"（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开宗明义："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同志和我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王任重同志因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陈永贵同志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他强调，中央作这样考虑的原因是：(1)权力不宜过分集中。(2)兼职副职不宜过多。(3)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4)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仔细琢磨邓小平所讲的这四条，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中隐含的针对华国锋的意味。 在讲话的最后，邓小平强调说："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既然已经把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这次人事调整，上升到了组织和人事制度的调整，上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高度，而且"时机和条件都已经成熟"，并且宣布以后还要继续改，深入改，那么这就不仅仅是解决华国锋个人兼职过多的问题了，华就算心有不满，也只能违心地接受。  华国锋、叶剑英和胡耀邦紧接着，邓小平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对党内存在的这些弊端作了剖析。他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让当时的人们听来，确实振聋发聩。他所讲的五条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确实抓住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中的要害问题。"医生"给"病人"看了病，总还要给出药方。邓小平也针对这些弊端，给出了解决的药方。他说，现在正在考虑逐步实施的还有如下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1)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2)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3)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4)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5)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6)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引文来自《邓小平文选》） 这就是邓小平给出的"药方"。这些措施属不属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似乎相距甚远。但应该承认，这些措施与原体制比较，是改革，也是进步。特别是设立中纪委、中顾委，逐步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在企业中改变党委决策，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问题，建立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问题，在那个年代能提出来，就已经是中共作为执政党的一个进步，而且确立厂长经理负责制问题几年后也成为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但是，这些"药"显然只能解决皮毛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治好邓小平指出的那些弊病。对此，赵紫阳后来评价说，"对于小平讲话的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邓是要按照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方向，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邓在批评了种种弊端之后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并没有超出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范围，没有触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种行政改革的性质。"（赵紫阳《改革历程》）这个评价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 如果我们在30多年后的今天，脱离讲话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讲话，确实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层对党和国家体制上存在的弊端认识得最深刻的一次。虽然在现在看来，邓小平指出的现行体制这五个方面的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层面上说也仍然是问题的表象。但是只要是公正、客观地评价邓小平这些论述，就应该承认，在经历了文革的惨痛，经历了党和国家高层政治生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痛定思痛，在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封建主义遗毒对党的影响的基础上，看到并指出这些体制上的问题，已是实属不易。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虽然他给出的药方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8.18"讲话，已经达到了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最高点。由于眼界和历史的局限，也由于邓小平的经历、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局限，决定了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和指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在于中共执政的整个政治设计上就缺乏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制约和监督。当然，这一点也不能苛求于他。 讲话被停止宣传：国内政局和东欧动荡的结果 邓小平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即"8.18"讲话经过媒体公开以后，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理论界的许多知识分子十分雀跃。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各家报刊发表了大量谈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就有活跃于几年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著名人物鲍彤、廖盖隆、严家其、张显扬、高放、吴大英、吴明瑜等人的文章。 风，毕竟刮起来了。按理说，邓小平和中央已经明确，"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那么这次讲话之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总该有所动作，但是很遗憾的是，除了进行了若干次人事调整，在后来1982年的十二大上设立了中顾委，为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做了一系列工作之外，其他方面的改革在此后几年间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为什么会如此？笔者认为，一是当时华国锋还在台上，邓小平刚刚复出时间不长，还没有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他提出的特别要解决党内的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第一位的目标，是要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的问题。第二，当时邓小平虽然提出的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要进行改革，但是怎么改，他并没有更深刻的研究和成型的想法，更进一步说，是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第三，党内刚刚复出的老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并没有完全统一，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第四，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开始，原有的计划体制还在照样运转，陈云等一些老人还在力图把中国经济拉回到1950年代的轨道上去，经济体制的现实还没有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客观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可能很快提上党的议事日程。 就在邓小平的这篇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党内由于邓小平讲话而引起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议也产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响。 1980年7月，波兰发生了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罢工浪潮。盖莱克总统被迫下台。9月22日，来自波兰全国各地36个独立自治工会的代表在格但斯克举行第二次会晤，决定摆脱官办工会，成立全国性的独立自治工会，即团结工会。瓦文萨（1990-1995为波兰总统）当选为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结工会实际为政治组织，其成员基本为产业工人，但领导层成分复杂。成立后反政府势力逐渐占了上风，以罢工和游行示威为手段向政府施加压力，向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 提出了挑战，波兰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波兰后来的发展道路，并对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邓小平和胡耀邦"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中共党内的保守派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1980年9月24日，有中共党内理论权威之称的胡乔木就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中共中央主席为华国锋，中央设总书记一职，由胡耀邦担任，其职权类似中央秘书长。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修改了党章，取消了中央主席一职，中央总书记才成为党的第一领导人。）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在建议中央要研究类似波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工会之可以分为官方工会与独立工会；宗教之可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之外，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与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相结合可能成为怎样一股巨大力量，这一点对我们应是一个重大教训"；"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大问题；对独立工会问题，"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见《胡乔木书信集》）。对此信，据吴江说，胡耀邦"未予理睬"（吴江：《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而宋木文则说，胡"批准在中央的一个内刊上刊载，让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阅研"（宋木文：《胡耀邦处理胡乔木的一封信》）。 1980年10 月9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传达讨论了胡乔木《关于波兰问题的信》，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王任重说："乔木同志建议讨论波兰事件的经验教训，以为波兰的教训很值得吸取。""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接着，中宣部又传达了陈云的指示："一个宣传方面，一个经济方面，这两个方面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发生波兰那样的事件。"（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至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波兰事件和胡乔木这封信的，目前找不到准确的资料。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停止了宣传。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对于改革，特别是言犹在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变了调子。 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文选》1956—1985）邓小平在这个会上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则对他刚刚讲过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修正，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的倾向，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对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要求"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先要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没有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实行原来的制度。" 那么什么时候、如何"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邓小平在后来的几年里，没有再提起过。只是到了1986年，当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受到了旧的政治体制的阻碍的时候，邓小平才重新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但邓这时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而是"活力、效率、积极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了。 （注：本文作者吴伟为中国历史学者，1980年代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写入中共"十三大"报告）的执笔人之一。著有《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本文责编 霍默静mojin...@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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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11:29 PM PDT 在今天，如果還有誰去討論，一黨制究竟有沒有民主，就好比在討論，太陽是否圍繞地球旋轉一樣，對於一個具有基本常識的人來說，基本毫無談論的必要。 然而，這一類的話題，還是出現了。近日，香港一個傳媒網站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中國政改的前途，是一黨民主化。更有意思的是，這個話題，還引起了很多人煞有介事的爭論。這看似荒誕不經，卻揭示了一個深刻的事實：中國的政治生態，在話語層面與實踐層面，存在著嚴重的分裂。與之密切相關的一個明顯現象，就是一個心智正常人的思維方式，完全無法與體制的這種話語模式兼容。要解釋這種現象，需要從體制的溯源中尋找原因。在歷史演進過程中，列寧式政黨，發展出一套自身特有的話語體系。統治者根據自身需要，對一些關鍵的概念，重新給予定義。在極權的語境中，像自由、民主、法治這樣的詞語，它們的含義，經常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歷史上，列寧是這種分裂的始作俑者。在政治鬥爭中，列寧創造出一套建黨理論。列寧聲稱，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分子，才具有革命的領導權，並以此為依據，發明了「民主集中制」。這與同時代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所主張的民主體制，截然不同。本質上，這是一種反民主的專制主義。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俄國舉行立憲選舉，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僅獲得少數席位。次年1月，列寧調用軍隊，強行驅散議會，並向抗議的民眾開槍射擊，造成「一•五慘案」。布爾什維克從此踏上獨裁舞台。同時，列寧打壓溫和的馬克思主義派孟什維克，並成立秘密情報機構契卡（蘇聯克格勃的前身），以「反革命」的罪名，拘捕鎮壓異己分子。以民主之名，行血腥專制之實；自誕生之日起，極權政治，就帶有深刻的分裂屬性。 極權的話語方式，並不是要聽眾同意，而是要聽眾服從。邏輯上的自相矛盾，對於極權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人們完全接受它的意志。受到這種邏輯分裂的影響，處在極權統治之下的人們，也經常形成分裂的人格。他們既可以一邊經受餓死人的飢荒，一邊痛斥外國的腐朽沒落；也能夠一面承受政治的腥風血雨，一面高歌讚揚領袖的英明偉大，以及在其統治之下的美好生活。 即便是今天，這種分裂型人格，也並不少見。曾經一位北京大學的學生，在來訪的美國總統面前，激烈批判美國式的自由。但在數年之後，這位學生與一名美國人結婚，並遠赴美國生活。還有更多的人，在一些場合，痛罵日本抵制日貨，而在另一些場合，卻又四處搜尋日本的動漫AV，大飽眼福。更不用說，那些在公開場合反「西方」罵「西方」的官員，卻將財富與配偶子女，不遠萬里，偷偷送到「西方」安置。 話語與實踐的分裂，是極權的內在屬性，而分裂型人格，既是極權統治下的特產，也是維持極權的基礎。否則，一個邏輯正常的人，必然會從種種現實之中，得出極不利於極權統治的結論。 而在極權治下，拒絕這種人格分裂的人，猶如那位在童話中，指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小孩，自然會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畢竟，還有大批的人，不但要頌讚皇帝新衣的豪華，而且已經踴躍上前，一併脫光了衣服，為之獻舞。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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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11:32 PM PDT 公共知識分子中有很大比例，傾向於通過與極權當局的互動，使民間關於民主化的願望上達天聽，促進極權的改良，以較低的成本、較小的代價，最終實現社會的民主化變革。不僅是公共知識分子，很多微博用戶——主要是中產階級——也持有同樣的觀點。同時，持互動改良論者還普遍認為，極權並不是鐵板一塊，其中有所謂「體制內的健康力量」，願意回應民間的呼聲；支持極權內部傾向於互動改良的派別，就有希望使互動改良成為現實。 這種意願當然是好的，但也同樣是無比天真的。極權是體制對權力和利益的全面壟斷，極權通過壟斷而獲取利益資源，依托壟斷而存在和延續。全面壟斷的含義，不僅是對外的，而且是對內的。也就是說，極權對外的鎮壓，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壓縮體制外部的權利和利益空間；極權對內的要求，是建立在權力和利益分配基礎上的，根本的一致性。極權的特性使它不可能自發地實現向善的轉變，而且，在它持續的過程中，會利用全部資源維持極權的存在。所以，極權既不可能有改良的願望，其內部也不可能有傾向互動改良的派別存在。互動改良，就是無視極權現實的與虎謀皮。為了使互動改良的意願顯得不那麼天真，有些持互動改良論者，不惜污衊抗爭引發了極權的「被迫」鎮壓，推動了抗爭—鎮壓—抗爭的「惡性循環」，使當局變革的願望被維穩的需要壓制。他們相信，如果民間放棄抗爭，那麼極權內部的改良派別，就會展示出它們推動社會進步的真誠意願。甚至，他們還認為，當年血案的發生，也是參與者激進革命式的動亂，使極權不得不作出鎮壓的決策。 這就不僅僅是智識上的天真了。面對極權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雙重壓迫，民眾展開了持續不懈的抗爭。民眾抗爭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以及其對社會變革的作用，不僅見諸東西方政治、經濟學者的精闢論述，而且通過了歷史多次、嚴苛的檢查與驗證。獨立戰爭、茉莉花革命都證明，只有民眾不懈抗爭，才能實現社會的變革；蘇聯解體和如今俄羅斯的威權政治則證明，沒有極權的全面消解，就沒有社會徹底的變革。通過否定民眾的抗爭，由此反證極權的正當性和改良的可行性，期待極權被奴隸的順從感化，或者通過否定民眾抗爭的方式，進而否定抗爭的正當性，即使不是與極權罪惡的同流合污和對血腥歷史的無恥背叛，也是基於傲慢與偏見的無知和詭辯。 互動空間則是互動改良論者的另一種幻想。面對抗爭的持續衝擊，極權會被迫調整統治的方式。這種調整，有可能是更加殘酷的鎮壓，也可能是表面上的緩和矛盾，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其中，表面上緩和矛盾的調整（不論其現實是否存在），就被改良派視為互動的空間。互動空間即使存在，不管其實質有多麼虛假，也只能視為抗爭的階段性戰利品，而互動改良論者用它來反對抗爭，還有比這更加荒謬的嗎？ 數十年的極權罪惡，已經為任何形式的抗爭提供了完備的、不容質疑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民主和自由來自於抗爭，也終會成就於抗爭。抗爭不是為了榮耀，而未來必將賦予抗爭者自由的榮耀。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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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11:07 PM PDT 一個發生在23年前的故事令人唏噓，令人流淚，令人聯想：1991年8月19日，蘇聯崩潰前夜，坦克進入紅場遭堵，一老太太質問戒嚴士兵：你到這裏媽媽知道嗎？士兵低頭：不知道。老太太問：這裏有侵略者嗎？士兵：沒有。老太太追問：你們的敵人是講俄語，讀普希金，喝伏特加的同胞嗎？士兵的頭更低了：不是。老太太說：回家吧，孩子。士兵回答：是，夫人。 8•19事件，又稱「蘇聯政變」、「八月政變」，是指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在蘇聯發生的一次政變，當時蘇聯政府的一些官員企圖廢除總統戈爾巴喬夫並取得對蘇聯的控制，政變領導人是蘇聯共產黨強硬成員。他們相信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計劃太過分，並認為他正商議簽訂的新聯盟條約過於分散權力給與眾共和國。雖然此次政變在短短三天內便瓦解，並且戈爾巴喬夫恢復權力，此事件粉碎了戈爾巴喬夫對蘇聯可至少在一個較鬆散體制下維持一體的希望。專制國家一般分三個階段：先靠暴力建立。然後靠謊言維持。最後靠「謊言+暴力」苟延殘喘。當一個政權到了謊言無法欺騙民眾、必須依靠暴力維持的時候，就是末日來臨。 目前年齡在40歲以上的人，都應該記得8•19事件。當時，人類面臨著一個重大方向的選擇。從葉利欽站在坦克上的那一刻起，蘇聯人民選擇了自由。此後，對全人類構成威脅的那顆毒瘤終於被消除了。對中國人來說，這意味著一個侵佔中國領土最多、危害中國最深重的邪惡國家崩潰了。 8•19事件，兩個蘇聯人的勝利，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2007年4月23日，葉利欽逝世。許多人寫文章對他表示懷念：「這位改變世界歷史、結束世界冷戰格局、讓俄羅斯人民和東歐人民重獲民主的偉人與世長辭了。在此，我向這位世界偉人致敬。」「1987年到1991年，葉利欽作為前蘇聯共產黨的高級官員帶領人民為重建民主、自由、繁榮的俄羅斯同保守派進行了殊死搏鬥，最終贏得了勝利。俄羅斯人民感謝他、記住他，世界人民感謝他、記住他。」。 葉利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這個巨人就是戈爾巴喬夫。如果說他們兩個人都是博友說的「世界偉人」，那戈爾巴喬夫的偉大程度要遠遠超過葉利欽。沒有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做基礎，就沒有葉利欽的光芒。當然，到1991年，反動勢力發動8•19政變，試圖復辟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已無力控制局勢，這個時候，葉利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此後，葉利欽就有點不夠意思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兒響叮噹之勢搞定了全國私有化，讓8•19勢力想反撲都失去了基礎。做得太絕了，不給復辟分子一點機會，呵呵）這兩個蘇聯人，儘管他們之間充滿政治鬥爭，但歷史的結果卻是他們倆合力消滅了蘇聯，解除了人類所面臨的最大威脅。  8•19事件，也是民主的勝利，人民的勝利。斯大林的統治結束之後，堅冰開始融化，蘇聯人民已經開始覺醒，一股春天的力量已經在孕育中，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是順天意而為。民眾，往往是渺小卑微的，但有時候，民眾的力量也是不可小看的。 人民的勝利是必然的，我們也聽多了。我想強調的是，8•19事件是誰的失敗？是保皇黨的失敗。專制社會崩潰前夕，改良派與革命派會發生分歧、爭論，甚至爭鬥，兩者終將合力推翻專制。而保皇黨，選擇了與歷史趨勢為敵，歷史不給其留任何空間和機會。這是當今所有頑固堅持專制制度的保皇黨人應該知道的基本常識。 俄羅斯這個民族，對人類犯下了滔天罪行。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僅僅是做了一點贖罪，這是俄羅斯人早該做的。當然，事情的結尾有一些遺憾，葉利欽把政權交給普京，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為完全是他個人選擇了普京，這種繼承，是對民主的嘲諷。再從結果看，普京上台後，居然越來越表現出鐵腕的做派。俄羅斯人感受到了自己的沒落，所以，他們居然也並不反抗這種鐵腕做派，甚至還贊同。於是，俄羅斯的官方和民眾都背叛了他們曾經對民主的追求。令人遺憾。 好在普京可以讓俄羅斯局部倒退，卻不能扭轉俄羅斯的民主大趨勢。 而在中國，曾經出現一篇令中國知識界蒙羞的文章：《若中國動盪，會比蘇聯更慘》，文章作者署名王小石，不久就有人揭露，真實作者是社科院的李慎明。這篇流氓文章，結論荒誕，邏輯論述更荒誕。我們只需向李慎明提幾個簡單問題： 首先，什麼叫動盪？若說革命時期，辛亥革命和1949年政權更迭是不是動盪？若說和平時期，80%財富被政府和官員佔據，是不是動盪？一套房掠走百姓一生的積蓄，是不是動盪？李慎明，你如何定義動盪？ 其次，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很慘？請看俄羅斯現在「慘狀」：1）全民免費醫療；2）學齡前、基礎教育免費；3）女55歲，男60歲，就可領養老金，不論是否為國家工作過；4）水、電，暖氣由國家承擔；5）人均收入12700美元(中國為1000美元)；6）還有更慘的，俄羅斯人有選票——太「慘」了。 1989年是個分水嶺，從那一年起，中國與蘇聯東歐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只在經濟領域做文章，不觸動政治格局，一個則是先從政治入手。當時，中國文人寫了大量文章，論述「中國漸進式改革優於蘇聯休克療法」，如今，情況如何？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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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10:50 PM PDT 8月13日，俄羅斯副防長安東諾夫一面表示將繼續遵守《中導條約》，與美國就此繼續對話，一面表示美國正在歐洲部署的反導系統的Mk.41垂直發射系統也被美國海軍用於發射「戰斧」巡航導彈。實際上俄官員這只是一番辯解，起因還是美國官員7月28日稱美方發現俄方研製中的一些導彈新型號已經違反了《中導條約》，為此奧巴馬已經要求普京舉行雙邊高級別會談。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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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10:38 PM PDT 1971年，林彪在蒙古機毀人亡，昔日的「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成為了「隱藏在偉大領袖身邊的定時炸彈」，全國批林熱潮風起雲湧。許多處於高層權力圈的高幹更是需要積極表態，劃清界線。元帥陳毅揭發的林彪五大罪狀中，就有一條「林賊口頭上擁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際上早年就一貫破壞紅軍紀律，經常同勤務員等一夥親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總是抓老百姓的雞吃不給錢。」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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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10:37 PM PDT 近期，隨著周永康等大老虎的倒台，以及中共將在18屆4中全會上討論所謂「依法治國」，一度沉寂的改良思潮又有捲土重來之勢。長期以來，改良話語通過若干相互補充的觀點得到支撐，先法治（自由）後民主，或者說通過法治走向民主，就是其中一個核心觀點。英國法治史，則是這一觀點的主要引證內容。不過，如果仔細推敲，這一流行已久的觀點，無論是在邏輯上還是事實上都難以自圓其說，更像是一種願望的投射。 法治是什麼？在法律界，有所謂水治與刀制之分，同音異名，分別指法治（rule of law）與法制（rule by law），具體而言，法治，意思是法的治理，法律成為包括統治者在內全社會遵循的價值乃至信仰，法律成為社會最高的規則。而法制，指通過法律來治理，即法律作為統治者治理社會的一種手段和工具。法治與法制的區別在於，前者將統治者也納入到了法律的約束範圍之內，而後者僅僅是將法律變成了統治者的治理手段之一種。也因此，法治的核心，就是統治者的公權力本身也受到制約。權力本身受到制約，直觀而言似乎是個自相矛盾的表達。因為，權力的本義，即是在反對情況下仍能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米爾斯）。換言之，權力具有強制性，在一個政治單位內，權力更是具有不受挑戰的地位。如何才能限制權力，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如在秦以後絕對君主專制的古代中國，「天無二日，人無二主」乃是普遍深入的認知，君師一體，皇帝具有不受制約的最高權力，這不僅使得「百代皆行秦政治」，兩千年專制統治如出一轍，也使得即使最優秀的思想家，也無法萌生出限制君權的理念，更談不上什麼法治思想了。 蕭公權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法治只能在兩種環境下實現。一為貴族政治，一為立憲政治」。這是因為，權力的強制性質，使得制約權力需要相應的憑藉，或曰實力。英國於世界史上率先實現了限制君權，進而逐步確立法治，並非偶然，它肇始於貴族的抗爭，依托英國特有的政治現實：在英國，貴族不僅具有傳統世襲之地位，尚有自身之附庸和武裝，以之為後盾，貴族標舉法律為批判的武器，試圖限制君權：「貴族有抵抗君權之實力，法律亦限制君權之利器」，故「貴族借法律以自保其利益，法治每憑之以樹立也」。 實際發生的英國憲政史，則要曲折和慘烈的多，貴族通過武器的批判，通過與君權的長期鬥爭，才逐步形成了有限君權，樹立起了所謂的法治。縱觀英國歷史，從大憲章到內戰，再到光榮革命，限制君權、樹立法治的過程，是一連串反叛和革命，限制君權，是擊敗國王、處死國王、放逐國王的結果。也因此，與其說英國是先法治後民主的榜樣，不如說英國是先革命後法治的典範。「英國之憲法史正可看作法治由貴族抗君以進於君主立憲之著例。」沒有抗爭，就沒有法治，建立法治的樞紐，端在首先打破權力之壟斷。 英國由貴族政治下的長期鬥爭而確立君主立憲，並不意味著後來各國均需要重複這一歷程。發生於英國的著例一旦確立，就具有了超越具體實踐之上的示範價值，更會被理論家加以抽象總結，而使其他社會學習和仿效成為可能。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以英國為論述之範本，提出了君主立憲制的政治主張：如追求自由、主張法治、實行分權等等，所有這些，在美國的新制度中都得到了相當的體現。 有趣的是，吸收了從洛克到孟德斯鳩等人政治思想的美國，並非君主國，而是民主國。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有別於舊大陸，並沒有貴族制的傳統，由新移民組成的社會中，平等是最重要的民情（托克維爾）。獨立革命建立的新國家，其核心價值已經載明於《獨立宣言》的開篇明義：「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美國也因此成為了第一個民主國家。不過，無論是君主國還是民主國，試圖確立法治，依舊需要處理如何制約權力的問題，畢竟，只要是權力，就可能專斷。 在新生的民主國家誕生之時，美國開國國父們所思考的，不再是如何制約已然不復存在的君權的問題，而是在趕走專斷的英國國王之後，新興的民主權力本身如何被制約的問題。翻開《聯邦黨人文集》，隨處可見這樣的思索，最終，美國的新制度在遵從民主決定權力的原則之外，吸收了從洛克到孟德斯鳩的思想成果，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原則，既保證了權力的民主來源，也包含了法治的理念：通過將權力橫向剖分了三個分支，避免了任一分支的獨大，司法作為三權一支的重要和超然的地位，則又使得法律成為了最高和最終的制衡。 美國立憲史表明，在革命之後，經由審慎明智的努力，同樣可以實現法治。美國憲政民主制度在此後兩百多年的運行，還提供了更多的內容，如建立在民主來源之上的憲政制度，既可以增加民眾對於制度的忠誠，競爭性政治和定期的公開選舉本身，同時也是對權力的制約，從而，民主是對於法治的支持，立憲政治或者民主政治，是對於法治的保障，而不是像美國國父們一度認為的緊張關係。民主與法治的結合或者說自由民主體制，也逐漸成為了當今時代民主的主流模式。 英國憲政史表明，沒有抗爭就沒有法治，對權力的制約首先需要打破權力的壟斷。而美國立憲史則表明，打破權力壟斷的道路並不只有一條，法治的建立並不需要重複英國貴族政治長期反抗的路徑，但法治的精神依舊在於如何制約權力，哪怕是經由民主確立的權力，反過來，有效的民主制度本身也是對於法治的支持和保障。在某種意義上，英國史是貴族政治實現法治的範本，美國史則是立憲政治或民主政治下實現法治的標杆。 無論英國史還是美國史，給予我們的最大教益都在於，只有通過抗爭打破權力的壟斷，才可能有法治的空間。只要專斷的權力仍在，法治就不可能有絲毫的可能。如今，距離英美兩國確立憲政的時代，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英國和美國的憲政歷程，都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前。工業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帶來了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轉移，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日益取代國王和貴族成為主角，市民社會、大眾傳媒、政黨政治等新生事物，則在不斷提供了新興的抗爭手段。在一個全新的世界中，抗爭的方法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但政治的原則並無二致，建立法治的前提依舊是對權力壟斷的改變，而這就需要持續的抗爭，需要大眾參與的擴大，在當代條件下，只有將大眾的政治意願轉化為政治行動，才能威懾和改變現行權力的壟斷。也因此，大眾參與的擴大乃是一個國家通向憲政民主的必經路徑，通往法治的道路也就是追求民主的道路，20世紀世界各國的憲政民主歷程，一再印證了這一點。 在權力的壟斷未曾觸及的情況下，不會有法治，黨國專政體制下的依法治國，只是治理術的改進，仍屬於法制（rule by law）的範疇，而與法治（rule of law）無涉，也因此，對於所謂18屆4中全會討論依法治國賦予法治的期待，乃是一種粗淺的錯誤認知。我們更不要忽視的是，就在此時，針對抗爭和大眾參與的壓制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烈，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國因其對大眾參與的壓制，其實正在更加遠離法治，而不是相反，那些對所謂依法治國寄予的期待，不僅是虛幻的，更是有害的。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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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10:36 PM PDT  這次周永康的倒台引發的輿論風暴，在中共統治的六十多年歷史上，只有一九七六年的四人幫倒台可堪比擬。因為周擁有的實際權勢，已在總書記一人之下，他是「政法王」，執掌中共最重要的千百萬人生殺予奪的專政大權，全國公檢法、國安武警、維穩機構都在他統領之下。加上有同黨之嫌的薄熙來與一個月前被拿下的曾掌軍中人事大權的徐才厚，不計其他，這三人的實權及其廣大餘黨的影響力，足可與重在文班子的四人幫匹敵而超越之。按照毛的規矩，早已打為一個成色十足的「反黨集團」，現在他們一敗塗地，歷史在這裡似乎在重演，在進步。全黨全軍像當年呼喚英明神武的華主席一樣，又在紛紛表態歡呼習總從嚴治黨，有貪必肅。 從中共體制而言，這次薄徐周的連鎖倒台，確實是一次和四人幫事件一樣的大風暴、大醜聞、大危機。七六年那次結束了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獨裁統治，國家從「浩劫」中重生，轉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人民不斷指望國家走向真正的現代化。可是一個六四事件扭轉了剛開始的歷史進程，鄧小平以號召全民向錢看的謀略掩 蓋他的屠殺罪行，同時不斷強化一黨制，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思想。一個權貴階層應運而生。這個階層帶著他前輩與生俱來的全部狹隘短視與自私貪婪，披上全球化的外衣，大搖大擺地成為十三億人的新的奴隸主，他們巧取豪奪，驕奢淫逸，為所欲為。黨同伐異，視民為贼，嚴控傳媒，強姦民意,真是「獨夫之心，日益驕固」，——這就是周永康產生的社會背景。沒有制度的約束，沒有百姓的批評監督，社會越來越爛，越來越黑。周老虎的就擒，看不到七六年式的興奮和知識界的反思，顯然，情況太嚴重，黨內軍內還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周永康徐才厚！他們還是大權在手，能把他們奈何？憑此，可見歷史沒有進步，中共還深陷在危機之中。市井皆曰：周永康下台，與我何干！ 一九八三年一月，廣東海豐縣委書記老革命王仲，因在緝私中受賄六萬九千元，被中紀委書記陳雲批示當即處決。是為改革開放第一案，震動很大。三十年後，老虎蒼蠅一起打。諸位，今天六萬元以下的蒼蠅誰能找到幾個？那些動輒上億的老虎依然逍遙法外，已是全球皆知的醜聞、國恥。不能殺一儆百，更不能殺一儆萬。因此，無疑的，中共反貪毫無公平可言。甚至認為將周作一個高調的黨內處理了結之，亦不無可能。我們對中共肅貪並無偏見，只是按習近平（學著西方）所說，希望真正做到把權力關進籠子，而不只是關押幾隻老虎。廢除養虎為患的一黨獨裁，還政於民；廢除對言論新聞的管制，讓人民敢怒敢言，才是走向政治清廉的根本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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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07:31 PM PDT
《开放》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國大陸知名的網絡政治評論家與雜誌編輯，他的文章務實、鮮明而資訊豐富，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也常遭當局封殺。周永康被中共拋出來後，本刊特約他撰述案情的來龍去脈，以饗讀者。 【前言】從二○一三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到周永康寓所對其宣佈中央要求他配合對其親屬、部下違法行為的調查、說明有關情況、黨內仍稱同志但要移居京西保護性居住以來，到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突然宣佈對周黨內立案審查（並不再稱同志），歷時八個多月，期間有關周的案情進展真是波譎雲詭，神秘莫測，謠言四起，跌宕起伏，一驚一乍，吊足胃口。 「康師傅」，「泡麵」，「下麵」，「煮麵」，「下架」等隱喻說詞，半年來不絕於耳，各種令人乍舌的案情通過不同管道真真假假地透漏出來，令人匪夷所思，莫名驚詫。但至少兩個季度以來，對周氏曾經的三大勢力範圍（石油、四川、政法）和家族成員及眾多部下、秘書等的系統性清查和圍捕，已經使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這是對周氏的圍獵態勢，何時劍指核心，只是早晚的事。當周氏最後一任秘書也被圈入囹圄時，周永康三個字已經呼之欲出了。 剩下的猜測就是周的更大的後台與習近平、王岐山的鬥法誰能占上風了，當然公眾也在看習在二○一三年秋季北戴河會議上憤言反腐、怒崩衣扣的打虎宣誓能否兌現。筆者也曾在數月前預測，一幫退休老常將把周永康當成大水沖進「常委免罪俱樂部」前的最後一道「防波堤」，為避免大水漫灌淹到自己，會想方設法力保周过关，如有可能，最好能控制習的反腐力度，在把周老虎打成「病貓」後適時收手（即剪除周的所有勢力範圍和死黨後放他一馬，軟禁終生），只做黨紀黨籍處理。 此分析一出，即遭到眾多觀察家反對，認為習若不能徹底拿下周，反腐鋒銳就算折了，威權難立。看來習可能也是這麼想的，華山一條路，唯有拼死一搏。筆者其實也希望習能徹底一搏，打贏這場反腐攻堅戰。先不管這場反腐從內容到形式及相關事宜存在多少瑕疵和可商榷之處，先打掉周氏這個作惡十年的團夥再說！據筆者觀察，儘管很多公共知識份子，對習執政以來的諸多左傾政策猛烈批評，但在反腐這件事上卻多有期待和有保留地贊許。 因此，七月二十九日甫一宣佈，「康師傅」終於變現成「周老虎」了，國內外輿論正面評價如潮。看來，用周氏集團給習未來八年或更長的威權鐵腕統治祭旗這個目的是完全達到了，習氏首戰告捷！而且，「少東家集團」運用傳統威權政治權術整肅團隊的鐵腕手段可圈可點，讓人刮目相看。半年來視其為「菜鳥」的某些輿論可能要改變觀察角度了。 不過，儘管好評如潮，儘管包括法輪功媒體在內諸多評論都覺得這是一件大快人心事（如同當年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儘管如胡舒立的財新傳媒瞬間拋出六萬字的周案大起底，但是由於對周案的長期輿論封鎖和打壓、反腐的派系清洗色彩和超法治運作、神秘詭譎的宮廷內鬥傳聞、在反腐同時對憲政和普世價值的異乎尋常的打壓以及雲裏霧裏的改革高調，都使周案仍然顯得撲朔迷離，前景難以預測，諸多變數讓人心神不寧。中國政治如今成了全球最弔詭的謎題，到處都是「看不懂」的驚歎。 為了讓公眾和輿論對周案及整個中國的能有個比較切實的觀察，筆者將與周案有關的問題由表及裡、由內到外地作了梳理，共設計了十五道問題，自己設問，自己回答。希望對大家「看懂中國」有所助益。當然，答案僅是一家之言，且以分析為主。歡迎討論和批評。 1、為什麼選擇這個時間公佈周案？ 答：不管周案最後能否進入司法程序，但中紀委一定要把它辦成鐵案，按可進入司法程序來準備。能不能讓周入刑，那是習江之间博弈的事。因此，从去年末开始，中紀委基本將周氏一門及所有勢力範圍連根拔起，將所有關聯人全部拿下。對這些人辦案，用了半年多時間，幾乎每月都破獲若干起相關案件，涉及七、八位副部和正部級幹部，幾十位司局級幹部和數百位處科級幹部。但據說周氏本人一直零口供。从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主要案情看，能對周構成刑事指控的有三大問題，一是給黑社會提供保護傘（如四川劉漢），二是直接由本人經手的受賄或直接獲取非法經濟利益，三是涉嫌僱兇殺妻。看來，近期辦案在這三大方面或某些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掌握了實質性證據。當然還可能與薄熙來案及山西令氏窩案構成某些共同犯罪的證據鏈（但未必公佈和起訴這些事）。因此中共中央認為，可以「揭鍋下麵」了。估計習給中紀委的辦案期限就是到四中全會前，周案要有個了结。中紀委如期完成了任務。 2、公佈之後的大致審理時間表？ 答：估計到四中全會時，會完成對周的黨內審查程序，在全會上完成對其黨紀處分並移送司法（如果不移送司法，那就是在四中全會上徹底了结周案，僅作黨籍處分）。如果移送司法，最早到明年春季會開庭審理。由於案情複雜，涉及的人和事眾多，時間跨度可能長達三十年，所以拖到明年秋季才開庭也是可能的。 3、周案定罪的可能前景之一？ 答：不管周案最後如何定罪，都會盡可能去政治化。例如與薄密謀取代習，周做事實上的太上皇；再例如十年維穩犯下的累累公共暴行，大概都不會擺上臺面。就是說法輪功及其他一系列維穩案件都不會被反思、平反和追究責任。周案可能僅限於他個人的貪腐和其他刑事犯罪（如同薄案，並未追究他濫用職權黑打等問題）。 周的罪名，從透露出的種種資訊看，最嚴重的指控可能是：「建國以來最大的涉黑貪腐集團首犯」，其個人還涉嫌僱兇殺妻及其他暗殺行為（网传暗杀习、暗杀刘原、暗杀令公子等，骇人听闻，不知真假）。如果這些罪名成立，周最高可能被判死緩。審判地可能選擇北京周邊的四省（河北、山西、遼寧、內蒙）之一的省會中院。服刑肯定是秦城了，如網上戲言：康熙來了。 4、周案定罪的可能前景之二？ 答：如果周氏背後最有力的支持者江和曾還有與習的博弈能力的話，或習考慮到黨的面子，權力穩固度及其他不為我們所知的種種因素，最後放周一馬，僅在四中全會上對周作黨紀和黨籍處分，從目前情況看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從這次公佈的黨內調查決定看，還是留有這方面的餘地的。因此，如同薄案開審前那段時間一樣，周案仍然存在巨大變數和無數宮廷八卦內鬥秘聞的謠諑空間，未來一年將一直是媒體的盛宴時期，例如今年北戴河就會產生出無數的秘聞和真假難辨的「講話」。 5、周案將與薄案、令案並案嗎？ 答：有這種可能性。但不大可能再追究薄的「漏罪」，反倒是薄有可能利用這次機會作為污點證人給自己獲得減刑機會。令計劃也可能通過向黨說清楚，做污點證人，使反腐僅局限於他的山西親屬，而使自己逃過一劫。總之，中共可能不願意把周集團與薄集團、令集團合併，那樣太難看了。分而治之可能是上策。 6、老虎到底有多少？ 答：這個不好說。但我跟大家直感一樣，老虎眾多。江執政十三年，又當太上皇十年（也是胡溫基本不作為的十年），二十三年來，正是權貴資本發生和鼎盛時期，而且官員按派系和地緣關係幾乎全部黑幫化，貪腐之巨、窩案之多達到曠古未有之程度，中國是世界上貪腐最嚴重的國家，應該是不爭的事實。蒼蠅遍地、芝麻大的權力都腐敗，咱就不說了。到什麼量級算老虎？至少應該是副部以上，貪腐千萬以上吧？但這個級別的老虎，簡直太多了，因為他們上面都有大老虎，大老虎就是那個黑幫的總頭兒，入了這個黑幫就沒有不貪腐的，如周永康集团。類似的黑幫大老虎一定還有的，只是看習等有沒有本事全打了。但真全打了，可能執政基礎就塌陷了。所以反腐一定帶有派系清洗特徵，不可能全打的。這也是公共知識份子認為眼下的反腐帶有明顯的非制度化特徵，因此不可能真正深入和徹底的原因。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周氏集團的倒臺，到目前為止，只類似於嘉慶皇帝幹掉了和珅，陪著高興一會兒是可以的，但千萬不要以為正走在徹底根除腐敗的康莊大道上，那就過度解讀了。 7、周案背後的更大老虎會被揪出來嗎？ 答：周案背後更大的老虎，肯定是江、曾，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習、王會出手打嗎？雖然人民日報說周不是句號，但真打到江曾頭上，習還是可能比較有顧慮的，因為江曾是提攜他的人，按某位著名公知的說法，習是江曾的接班人，他能反咬嗎？在我看來，習是具有馬列毛原教旨和理想主義情結的人（這一點可能連江、曾都看走眼了），為了黨的最高利益，帶著血統派和少東家的威風，他是不會手軟的。不當兒皇帝和亡国之君与遏制打擊腐敗，是上台前既定的兩大目標，他是一定要實現的。但具體打到什麼程度，卻是很有講究。只要從太上皇手上徹底奪回權力，我覺得他就會適可而止。不會完全撕破臉皮。未來三年，他只要達到不再受元老派箝制的目標，江、曾也知趣而退，基本就會相安無事。如果江繼續擺出太上皇架子，他就不會手軟，貪腐證據在手，隨時可以拋出。讓十九個婆婆（尚存前常委）都閉嘴，別搗亂，就算達到目的。因此，打周老虎就是為了鎮住那一群大老虎。 8、反腐的小高潮，大高潮和休止符在哪裡？ 答：周案的披露，就算是反腐的一次小高潮。還會至少有兩次小高潮，比方說清算李氏電力家族和賈氏家族，這相當於反腐的三大戰役。大高潮應該是拿下江曾（相當於過長江），但根據上段分析，這個大高潮不一定會真正出現，可能會私下解決，只要過江就行了。那麼，反腐戰役打到什麼時候算是告一段落呢？我認為打完三到五個戰役，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因為「選擇性反腐」的戰略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在前常委中反腐，反得他們都老實了，不再干政了，政令定於一尊，也可以傳出中南海了，就算實現戰略目的。至於地方腐敗勢力，重點打擊對象是前常大老虎在地方的同黨，整肅了他們，也就基本達到目的。至於面上的反腐以群眾路線教育，洗澡照鏡子，紅臉出汗為主要手段，配以八府巡按督查，總體上溫和過關即可，還指望他們幹活呢，不能長期消極怠工啊。 9、習氏如此反腐，自身安全有保障嗎？會不會發生政變？ 答：有保障，基本不會發生政變。習一上台就搞了一輪不動聲色的集權式政改，基本打破了十八大給他限定的體制模式，用一堆小組替代了原有的權力結構，組建了一個「戰時高效內閣」，把黨政軍權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裏。然後用弘揚優良傳統和保證黨長期執政為主題來搞反腐，在黨內建立了足夠的合法性，腐敗勢力難以抱團反撲，太上皇也已成強弩之末，目前根本看不出哪股勢力還有整倒胡耀邦那樣的力量。何況少東家對這些早就算計好了：黨內這些貪腐分子個個都是熊包，平時可以人五人六的，真要對壘個個都不是對手，只要足夠強硬，出手穩狠，打垮他們沒問題。真正的對手其實只有薄熙來一個，恰好他自我爆炸，進去了。 10、官方將對周案作怎樣的反思和歸結？ 答；官方一定會反思和總結，並以周案為戒警示教育全黨。但得出的說詞一定是腐敗分子喪失馬列毛信仰，辜負人民希望，個人品德方面沒有經受住權力利益和榮辱觀的考驗，沒有管好身邊工作人員和子女，在改革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加之黨內民主生活不健全，紀律檢查機制不完善，給腐敗分子以可乘之機。但黨有自我淨化能力，一定會戰勝腐敗，立於不敗之地。等等。就是說黨立於不敗之地就行了。至於這些腐敗分子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傷害和損失是不必由黨這個娘家來道歉賠償的。他們對文革就是這樣總結的，黨度過了難關就是勝利，從沒想過造成了數百萬人民的死亡，至少應該給人民道個歉。同理，造成這麼大面積的腐敗和維穩暴行，都可以歸罪為某些個人的問題，打倒他們就行了。 11、軍隊反腐會走到什麼地步？ 答：軍隊反腐實際是這次習氏反腐的重中之重，軍隊的腐敗程度一定讓少東家們大為光火，忍無可忍。習接手的軍隊基本可以認為是腐敗不堪，軍紀敗壞，沒有戰鬥力的軍隊。這是他要下大氣力整肅的地方，而且出手要夠狠。比如對徐才厚、谷俊山一定會重判，新發現的腐敗分子一定會抓，讓老頭們清退多餘房產一定會堅持到底，吹拉彈唱的部隊一定會解散，整個部隊也會按照精兵戰略進行裁撤和重新編組。總之軍隊才是這次反腐的重點，只不過軍中反腐會相對秘密進行，我們都難以管窺就是了。 12、能打破「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的魔咒嗎？ 答；能。習的實踐說明，反腐亡黨是自己嚇唬自己的，真反腐了，不但不會亡黨，反倒可以增強執政合法性，延長執政時間。而不反腐，則亡國（迅速失去執政地位）是一定的。但彻底根治腐败（不是降为零，而是比如达到香港和新加坡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陆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这已是多年来不争的结论（尽管御用吹鼓手还在无力地辩解）。大陆的腐败，与所谓公有制、庞大的权贵化国企体制、预算软约束的财政体制、垄断性的金融体系、极权和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府体制、黨国体制、黨军体制、新闻管制体制等密切相关，这些体制不改革，根治腐败几无可能。反腐，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血统派对江式官僚系统的一次非制度化清洗，达到还权于「少东家」集团，政令军令畅通，腐败被大幅度遏制，就算达到目的了。指望用这样的反腐（连公布官员财产都不敢）来根治腐败，是期望值过高了。 13、反腐的制度安排會真正走向法治化嗎？ 答：輿論注意到，官方在宣佈周案的同時，公佈了四中全會的法治化議題。似乎有對周的維穩體制反思和改變之意，輿論普遍認為這是比較積極的信號。但從三中全會公佈的改革方案看，法治化雖然是改革目標之一，涉及司法獨立方面，具體體制改變卻是相當謹慎的，只是把法院的人財物垂直化管理而已，這是上收權力而非司法獨立。而三中全會以來，周氏維穩體制不但沒有淡化，反倒有變本加厲之勢，反腐所採用的黨法大於國法的具體做法也與法治化相去甚遠。因此尚不知四中全會的法治化議題會走多遠，總之在目前態勢下，只能抱謹慎樂觀態度。坊間早有詰難說，要講法治就先把浦志強、高瑜、郭飛雄等放了，不然無論怎麼說，都體現不出善意和進步。 14、反腐戰略與改革戰略的互動狀態如何？ 答；習式反腐和全面改革，在習的戰略部署中是齊頭並進的，但在邏輯上卻有不一致的硬傷。因為威權和集權式反腐（而不是權力制衡式的制度性反腐包括公佈財產等）與高調的市場化改革是有作用力方向不一致的問題的，這必將削弱市場化。事實上我們也看到，雖然市場化改革呼聲很高，但實質進展不大，市場與大政府體制的衝突遠未解決，而經濟運行卻越來越依賴於國家資本主義的運行模式和在海外開疆拓土的資本輸出，而不是著力於改變內需和兩極分化態勢、限制壟斷的市場模式。這個內在矛盾會在未來進一步凸顯出來，使這種一邊集權，一邊市場化的悖論逐漸成為現實經濟生活的扭曲形態，並使腐敗的溫床有增無減。 15、反腐後會有普遍期待的政改嗎？ 答：不會有趨向於憲政和普世價值的政改的，因為這已被習明確拒絕。那他會不會以一個在反腐鐵腕方面讓全黨大吃一驚的潛伏者姿態，在歷史某個時刻突然想明白了，再次讓我們大吃一驚地突然轉向憲政改革呢？我不知道，我想天也不知道。這種歷史機緣可遇不可求。我們只能根據他現在公開宣示話語來做判斷。 我覺得總體上他一定會通过极权主义走向「紅色帝國」模式，而不是通过集权主义走向宪政民主。红色帝国之路不管走得通走不通，他都會頑強地走下去，因為這是建立在中華文明特殊論基礎上的，是整个红二集团與世界文明趨勢競爭的一場豪賭，他們一定會把黨和民族國家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尋求一個黨國的大復興，這是他們的使命感使然。具體解釋請參見我去年九月發表的《走不通的紅色帝國之路》一文（博訊網） 而一般认为只要走上市场经济之路，民主化改革就难以逆转的逻辑正在遭到挑战。中國的發展實踐已經顛覆了發展經濟學之「中產化必民主」的歷史邏輯，因為中國現在形成的中產階級與權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並非在自然市場狀態下成長，他們無法「斷奶」.所以中國的事都要重新觀察。 但拒絕憲政改革，会有五大发展瓶頸怎麼都過不去，這也是我說紅色帝國之路最後走不通的原因。這五大瓶頸是：1、腐敗重來；2、難以扭轉的兩極分化；3、環境惡化趨勢難以逆轉；4、與港澳台及邊疆民族地區的持续不斷的文明衝突（當下大陸已不是中華文明而是蘇俄式「文明」）;5、與全球主要國家的制度衝突。 習个人的历史作用正在以超越邓直逼毛的态势迅速發展，在国际权重方面也正在超越「普京大帝」而渐成「習大帝」，這未必是中華的福音。知识界曾普遍希望他能成為矯正中國歷史方向的转折性人物。他有這個機會和能力。但这样的期待正渐渐冷却。取而代之的是度过一个严酷的帝国时代的心理准备。 中國正處於歷史轉折關頭，轉得好，將成為世界文明總方向的最後完成之地，這是人類的福音。轉得不好，也許成為新一輪世界性爭鬥的源頭。我們祈禱和平、祈祷人的基本權利的实现和民族的真正理性的復興！ ——《开放》杂志，金钟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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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07:26 PM PDT  3000年前，上海的市中心区浦西、浦东和其他一些区域还处在海平面之下。得助于长江的泥沙淤高了海滩，这才有了上海。三峡大坝拦截泥沙，减少了长江口的泥沙量，将使上海每年减少造陆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对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将失去未来发展的土地资源潜力，损失远超过三峡工程的发电收益。 一、陈国阶提出"上海是三峡工程的最大受害者" 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组织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主任的陈国阶是受邀参加的412名专家之一。三峡工程论证分为14个专业组，其中一组为生态环境组，组长是马世骏，顾问是侯学煜，马、侯两人均为中科院院士、中国最著名的生态环境学家。陈国阶是生态环境组的成员。2014年6月14日陈国阶在凤凰网评论频道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三峡工程、水坝建设与环境研讨会"上做了《三峡工程环境影响再认识》的报告，其中谈到了一个论点就是"上海是三峡工程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许多媒体跟进做了报导，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因为这个信息和老百姓之前听到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环境是"利大于弊"的结论是截然矛盾的。 二、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环境的影响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1988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完成，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为了缓和和领导的矛盾，马世骏在弊大于利后面再加上了半句话：但是许多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侯学煜坚决不同意加这半句，拒绝在生态环境的报告上签字。没有签字的还有北京大学生态学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陈昌笃。小组其他成员在结论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许多不利影响是可以通过人为措施加以限制"的生态环境组报告上签字。但此时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对的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利大于弊"的结论早已形成。 1989年三峡工程反对派因六四事件受到政治诬陷，罪名是反对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动乱做舆论准备等。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的侯学煜也因此受到牵连，从此对三峡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至死一言不发。1991年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进行审查，之前马世骏和侯学煜先后突然去世。总报告中关于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截然不同，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以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的提纲事前未通过审查的这个程序错误而加以否定，同时任命原生态环境组副组长方子云为生态环境II组组长，重新编制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报告。1992年1月国务院在没有有效的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的情况下批准了三峡工程，2月环保部才审查通过了生态环境II组提交的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报告。方子云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环境的影是利大于弊。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三峡工程，4月全国人大代表在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信息基础上也通过了三峡工程。 陈国阶以当事人的身份指出，他所签字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是弊大于利，而不是利大于弊。和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而对工程持反对意见的陆钦侃、郭莱喜、陈昌笃等一样，陈国阶也因此没有被选为科学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尽管他们的学术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了院士的水平。 三、上海是依靠长江等携带下来的泥沙形成的 要理解"上海是三峡工程的最大受害者"这个论点，就需要了解上海和长江的关系，比如上海是怎么形成的，上海生存的生态、环境、资源基础是什么，上海未来发展的潜力何在等等。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是依靠长江等河流携带下来的泥沙形成的，其成陆的时代并不长。3000年前，上海的市中心区浦西、浦东和其他一些区域仍处在海平面之下。根据Ren M.和C.Tseng的研究，在过去的2000到3000年中，长江河口增加陆地面积达9300平方公里。长江等河流携带下来的泥沙淤高了海滩，逐渐出现了浦西、浦东这样的陆域，这才有了上海。依靠长江泥沙形成的土地，依靠长江的水，依靠长江的舟楫交通之便，依靠上海人的辛勤努力，上海成为了世界的大都市。因此，没有长江就没有上海，没有长江的泥沙就没有上海立足的土地。黄万里这个上海的儿子在《哭三峡大坝开工》一诗中指出（长江）"含泥润溽滩涂厚"这一自然过程造就了上海、长江三角洲、长江中下游平原。黄万里生前认为三峡大坝永不可建的理由之一就是：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长江三角洲入海口处每年数量巨大的造陆运动。 四、三峡工程的得和失 三峡工程是否可行？就看工程的得和失比例如何，这包括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所有得失。简单地说，如果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大，工程是可行的，如果失去的比得到的大，工程就是不可行的。 三峡工程的得讲得很多，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枢纽，平均每年840亿度的发电量等等。但是失讲得很少，淹没了库区600平方公里的土地，迫使150万人迁移，涉及诸多稀有物种等等，对上海的损失则根本没有讲到。本文只谈三峡工程对上海的未来土地资源的影响。 上海是中国房地产价格最高的地方，可谓是寸土寸金。2013年这一年上海土地出让金的收入2262亿元人民币，而官方公布的三峡工程总造价是2000亿元人民币；上海每天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为6.2亿元人民币，三峡工程平均每天的发电收入为0.81亿元。上海市人均耕地仅0.26亩左右，常住人口增长迅速，土地需要用量大，到2020年新增土地需要用量达286平方公里至500平方公里。但潜在土地资源有限。陈国阶指出："在三峡大坝修建之前，上海的陆地面积平均每年要向海洋方向伸出四十米"。这对土地稀少的上海是怎样的一笔财富！可以说是上海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假设上海地区造陆的厚度需要4米，泥沙容重为每立方米1.6吨，长江入海泥沙量中的0.2亿吨是用于为上海造陆，那么上海每年新增加的陆地面积就是3.125平方公里。相反，如果长江口入海泥沙量不足，海水运动就会对长江三角洲入海口的陆地发生侵蚀，上海的陆地面积不但不会增多，而且会持续减少，比如每年可能减少3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别在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的状态下，保证长江口自然状态下的泥沙入海量对于上海来说就尤为重要。可以看到，仅仅是三峡工程对上海造成的造陆面积的损失就已经超过了三峡工程的全部发电所得。所以三峡工程的损失比所得要大，工程不可行。 五、拆除三峡大坝是最优的选择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拆除三峡大坝，让长江回复到原来的自然状态，保障长江口的泥沙来量。理由是，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还不是很多，大坝还有拆除的技术可能。再过几年，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增加，要想拆就拆不掉了。那时拆除大坝，三峡水库中的泥沙就会淹没大坝下游长江荆江河道，造成江汉平原洪水泛滥。从经济上来看，三峡工程的百分之八十多的资金来自老百姓缴纳的三峡基金和后续的水电基金，一分投资收益未得到。拆除大坝对投资者没有更大的经济损失。如果不拆除大坝，老百姓还需继续缴纳的有关基金，因为后三峡工程一期尚未完成，即使完成一期还需要继续上二期、上三期。最后，三峡工程的每年840亿度电有许多替代方案，比如中国家庭使用节电的冰箱、洗衣机、厨房设备，每年起码可节约两个三峡工程的发电量。所以拆除三峡大坝是最优的选择。 六、愚公移沙 如果不拆除三峡大坝，就必须愚公移沙。毛泽东有篇文章叫《愚公移山》，说是两座大山挡住了愚公家的路，他决心把山挖平。一个"聪明人"笑他太傻，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愚公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又何必担心挖不平呢？"愚公的问题是没有考虑移山对生态环境影响，也没有考虑移山的成本与所得之间的关系。愚公做对的一点就是把挖山的泥石挑到大海里去了，而没有填在河道中。听说中国现在还成立了愚公移山研究会，毛泽东的孙子出任主席。恐怕将来中国人不是要愚公移山，而是愚公移沙。 未建三峡大坝时，长江三峡河段保持冲淤平衡，通过宜昌站的平均每年泥沙量为5亿吨，就是说上游来的泥沙和当地产的泥沙共5亿吨全部通过三峡河段下泄，最后经长江口入大海，三峡河段没有淤积的泥沙。三峡大坝建成后，即使采用"蓄清排浑"措施，每年也约有3亿吨泥沙淤积在水库中。黄万里先生指出，三峡水库的砾石淤积问题将更为严重。为了防止出现砾石淤积和泥沙淤积，李鹏提出的对策就是在三峡大坝上游建造大坝，阻挡进入三峡水库的砾石泥沙。比如最近投入发电的金沙江上洛溪渡大坝工程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三峡工程阻挡三十年的砾石泥沙。在三峡大坝上游建造大坝，阻挡进入三峡水库的砾石和泥沙，只能把三峡水库的砾石泥沙淤积问题在时间轴上向后推移，并不能根本解决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更不能解决长江口泥沙量减少带来的问题。三十年后洛溪渡水库的库容被淤满，需要建新的大坝来接替这个任务，总有一天，长江上可以建设大坝的坝址都建造了大坝，坝后的水库中都淤满了砾石泥沙，那时长江的洪水危害不是变小了，而是更大了，被泥沙壅高水位的洪水具有更大的破坏能力。当水库淤满了砾石泥沙，大坝也就成为危坝，在洪水的压力随时可能溃塌。为了挽救大坝，就必须把水库中的砾石泥沙挖出来，再想方设法将其送入大海——愚公移沙。"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又何必担心水库中的泥沙砾石挖不出来，送不到大海呢？"关键是成本，愚公移沙的成本。现在通过三峡大坝的泥沙每年只有1亿多吨，3亿多吨淤积在三峡水库或者上游的水库中。愚公移沙的平均成本按每吨1千元人民币计，愚公移沙的每年的成本为3千亿元人民币。而三峡工程的每年发电销售额不过200多亿元。 七、结束语 上海是三峡工程的最大受害者，如果三峡工程运行百年，上海失去的可以成陆的面积就超过300平方公里，这里还没有考虑河口泥沙减少后可能发生的土地被侵蚀现象，没有考虑受三峡工程影响长江口水量的减少、水质的下降、海水倒灌、长江口拦门沙的形成、上海港航运条件变坏、东海鱼群食物量减少等等对上海极为不利的其他影响。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刊出时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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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07:04 PM PDT
漢藏民族是在同一個命運共同體中，殊途同歸是必然的。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當越來越多的漢藏民眾得知真相，就會走到一起，為共同的事業而努力，漢藏人民獲得自由的一天就到來了。 我去年採訪達賴喇嘛的時候，達賴喇嘛說，藏人爭取自身權利的事業，單靠藏人自己是不可能成功的，藏人必須依靠全世界的支持。達賴喇嘛還特別強調，藏民族應該爭取漢族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在達賴喇嘛的住地印度達蘭薩拉，流亡藏人都知道，達賴喇嘛對來訪的漢人特別好。對中國民眾目前面對的種種問題，從毒奶粉到霧霾，從物質上的困難到精神上的匱乏，達賴喇嘛都心懷同情，念念不忘。無論什麼場合，他都用"我的漢人兄弟姐們"這個稱呼。 民運人士是支持藏人事業的先驅 達賴喇嘛為漢藏民眾層面的互相溝通而作出的持久努力，表現了達賴喇嘛的宏大慈悲胸懷，但是促進漢藏民眾的交流，並非輕而易舉。 由於中共的長期信息封鎖，對達賴喇嘛的誣陷污衊，以及嚴厲鎮壓在西藏問題上的持不同意見者，幾十年來使得大多數漢人對藏民族的處境和訴求要么一無所知，要么充滿偏見。25年前，天安門廣場上呼籲民主的大學生們，很少有人了解和關心同時發生在拉薩的鎮壓。這一事實，具象徵意義地反映了漢族民眾對藏民族的隔膜、無知與偏見。達賴喇嘛要爭取漢人的理解與同情，首先就不得不面對這一現狀。 達賴喇嘛多次說，人都是有天生良知的，人只要知道了事實真相，天生良知就會讓人作出正確的判斷。而在漢族民眾中，首先對藏民族的處境與訴求作出準確判斷的，正是為中國的民主化而奮鬥的民運人士。他們中首推民運先驅魏京生。早在1992年，被鄧小平下令只要鄧活著就不准出獄的魏京生，在監獄裡給鄧小平寫了長信，明確地批評中共的對藏政策，其見解之深刻、判斷之精準、言詞之犀利，至今讀來仍令人拍案。 幾乎同時，在天安門事件後被迫流亡的民運人士，在海外自由的環境裡得以了解藏民族的遭遇和訴求，紛紛站到了和藏民族共同奮鬥的立場上。他們陸續來到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後深為流亡藏人幾十年艱苦卓絕的努力而感動。他們開始寫文章，出版書籍，開會演講，支持達賴喇嘛和藏人爭取自由的鬥爭。 這是近百年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成群的漢族知識分子，跳出了漢族文人傳統的國家主義和漢族沙文主義的思維陷阱，公開地為藏民族的自由而呼籲。這些民運人士大多學有所成，有較高的理性思維水平，對民主和民族問題有一定深度的思考，他們看到，中國民主化的事業，和藏民族爭取自身權益、爭取民族自決權的鬥爭，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是相同的。他們對達賴喇嘛和藏人的支持，建立在理性和思考的基礎上。同時，受達賴喇嘛的感召，他們也都明確表示要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來爭取漢藏民眾的自由。 民運人士為漢藏交流而努力 中共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民運和流亡藏人社區的破壞。中共破壞民運的主要策略是製造分裂，分化瓦解。在這方面，中共有組織、有資源、有一整套做法、有層出不窮的招術。上世紀九十年代，多數民運界人士還很年輕，被中共的破壞打了個措手不及，一度呈現分裂不斷的狀態。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海外民運人士經過自我反省，漸漸地吸取了以往的經驗教訓，堅持下來的人們開始整合，重新起步，民主信念不變，鬥爭的意志更加堅定。中共對民運的破壞不再是那麼容易了。民運人士對中共放出來的真真假假的挑撥離間，有了一定的判斷力和免疫力。與此同時，在民運界和關心中國民主化的華人中，理解和支持達賴喇嘛、同情和支持藏民族争取自由的事業，已經沒有漢人傳統上的思維障礙。隨著中國內部各種危機的公開化，中共公信力崩潰式下降，中共幾十年來在西藏問題上製造的迷霧和假象正在加速消失，有越來越多的境内漢人站到同情藏人、支持達賴喇嘛的一邊。 2008年拉薩事件後，很多海外民運人士以各種方式，為漢藏交流作出了極大努力。魏京生、胡平等最早一批民運領袖，仍然在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藏區的人權問題，譴責中國政府對邊疆非漢民族的壓迫。楊建利博士領導的國際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已經辦了九屆，多次邀請達賴喇嘛到研習營講話。一些華人學者作出了持久的努力，挖掘整理分散在各個地方、各種文件中的中文資料，努力還原以往半個世紀藏區發生的事件真相，為漢族民眾了解藏區真實提供堅實的史料證明。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唐路，現在活躍在互聯網上、街頭廣場和群眾集會上，為藏人爭取權益而大聲呼籲。 在海外生活的民運人士，享受著言論自由，在中國的民族問題上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見解。有些人支持西藏獨立，也有些人支持西藏自治。但是他們出於多年來對民主理念的思考和追求，都明確支持西藏的未來應該由藏人來決定。而在當下，他們從以往的親身經歷中得出教訓，比別人更理解藏民族團結一致的重要性，更明白漢藏交流和漢藏民間團結的意義。大部分漢族民運人士認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認識到漢族和藏族，爭取自由和民主的事業是共同的。所以，當漢藏交流中出現異常情況的時候，他們知道必須對來歷不明朗的状况保持極大的謹慎和警惕，互相叮囑要沉住氣，要保持頭腦清醒，继续支持藏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为此堅持不懈地努力。 漢民族和藏民族，各有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藏族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喇嘛，把致力於和漢人溝通交流視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漢族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恰是一位民主運動的活動家，他也把中國的民主事業和藏民族的鬥爭視為一體。漢藏民族是在同一個命運共同體中，殊途同歸是必然的。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當越來越多的漢藏民眾得知真相，就會走到一起，為共同的事業而努力，漢藏人民獲得自由的一天就到來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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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05:53 PM PDT 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增订电子版
第三篇 "五帝"是女真族，"黄帝"是爱新氏
《史记·五帝本纪》是口传故事的笔录，中国人自引为"炎黄子孙"， 是"三皇五帝"带来的荣耀。因此，这些传说人物是否真实可靠？自 然是我们骄傲中的隐忧了。
一般认为，黄帝、颛顼、喾、尧、舜即是"五帝"。〈五帝本纪〉说：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 虞舜者，名曰重华。
但是在结束该卷时，司马迁又说：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 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 夏后……。
其中，黄帝从"姓公孙"变成"为有熊"，就成了众说纷纭的历史公 案。如果不认识这两个姓氏，就根本无法认识这位人物，中华民族祖 先的面目也就难于信服了。
传统学术是按字面来解释传说姓氏的，如"神农氏"是领头农耕的氏 族，"燧人氏"是发明钻木取火的部落。而含"有"字的族名，如有 熊、有莘、有巢、有娀、有扈、有虞、有邰、有殷等，则有更简单化 的解读："有巢氏"是开始巢居的氏族，"有扈氏"是率先开门凿户 者的子孙，云云。这些的肤浅的说法，却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意识。
如果"有"是"有/无"之"有"，那么"有熊氏"就是"饲养熊罴的 氏族"或"与狗熊同伍的部落"，也就非常荒谬了。而这些部落名没 有有效的汉语语义，也说明史前中原语言曾经不同于汉语，否则"公 孙/有熊"的语义是不会说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必须先把上古中原语 言作一番了解。
·上古中原民族是后世北方民族的同类的语言证据
司马迁早已指出上古中原语言不是"雅言"的事实，他在〈五帝本纪〉 结尾时说：
大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上古）矣。然《尚书》独载尧以 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历来人们只把"雅言"当作是优雅的语言，因此不理解这段"大史公 曰"。其实，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 的《百家》不是用雅言写的，司马迁去咨询博学的荐绅先生，可是荐 绅先生也不知所云。
《尔雅》是一部古代辞书，其中就有中原原始语言的线索。其〈释天〉 一章说：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其实，蒙古语 ziil就是"唐虞曰载"之"载"；满语anen正是"周 曰年"之"年"；满语"岁"字 ser 恰似"商曰祀"之"祀"；而"夏 曰岁"之"岁"则是今伏尔加河流域楚瓦什语之 sul，楚瓦什人被认 为保加尔（仆骨）人后裔。因此，从这个字来看，夏和唐虞（东胡） 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
再如〈释器〉一章说：
黄金谓之璗，其美者谓之镠。
蒙古语"黄金/ altan"常译"阿勒坛"，"璗"可能就是取了"坛/ tan" 之音。象这样的例子，在《尔雅》中还有不少。
所谓"夏历"，即十二兽纪年历，北方民族乃至藏族也用它，但它始 于何时？却无从计考。清儒赵翼认为夏历得自戎狄，他在《陔余丛考》 一书中说："汉时呼韩邪欵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以鼠牛虎兔 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事实上，金文甲骨里就有与十二 兽对应的"十二地支"，拿它们与蒙古语比较，还有许多音缘：
兔 tuula 龙 luu 马 午 morin 羊 jamaa 猴 申 samz 猪 亥 gahai
看来，不仅现代汉语的"兔"、"龙"、"马"、"羊"四字与蒙古语同源， 雅言中的"申"和"亥"两字也是蒙古语 samz 和 gahai 的缩音。 因此"十二兽历"或"十二地支"是前汉语时代说蒙古原语的中原先 民，也就是北方民族的中原祖先创造的。
语言信息，弥足珍贵。晋人皇甫谧说"舜母名握登"，"握登"就是蒙 古语"夫人/合敦"，她可能是来自一个说蒙古话的家庭。又如，〈吴 太伯世家〉说吴王夫差率军北上"败齐师于艾陵"，这个战场可能是 在鲁南，其古代居民是东夷，而"艾陵"就是满语的"山/阿林"，汉 语的"岭/陵"可能是女真语的遗存，。
许多汉语基本词汇与北方民族语言一致。如突厥语的"水/ su"，蒙 古语的"天/ tengri"，满语的"木/ mo"；而汉语的"胳膊"又与满、 蒙、突厥三语共同的"手/臂/ gala"同源。这些都是北方民族与中 原古代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
·"公孙/有熊"即是"乌孙/爱新"
基于北方民族的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认识，就可以尝试用北方民族族 名来检识"公孫/有熊"，首先又必须猜测"公/有"二字的读音。
我们不难明确一个已被长期应用，却未被人们言明的语音约定，即以 半元音 y 为首的汉字，将 y 音免去，即可约明其古代或若干现代方 言读音。譬如：
"亚/雅/鸭"读"阿" "于/余/虞"读"乌" "月/越/岳"读"乌/讹" "燕/颜/岩"读"安" "姚/尧/药"读"奥"
不仅族名"月氏/兀者"，"宇文/乌马"，乃至"亚洲/ Asia"都符合 这个规律。我们如果将"有"读作"兀/乌/沤"，那末传说时代含"有" 字的中原氏族名与北方民族族名几乎都有了准确的对应，如：
有熊、有莘、有山 即"乌孙" 有巢、有蟜、有穷 即"兀者" 有扈、有虞、有黄 即"回纥" 有殷、有偃 即"兀颜" 有鬲 即"乌古" 有缗 即"乌马" 有施 即"纥奚"
而古代中原又有大量含"公"字的姓氏，如"公孙"、"公伯"、"公祖" 等同样有待确认。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 "公祖"乃是"公之祖"；而"公"者本人却是子虚乌有，因此上述 说法必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公"的读音可以从"翁/公/孤/狐"等 字的构字和读音得到启发。"翁/ un"是"公"的衍生字；"瓜"又与 "公"形似，"孤/狐/ gu/ hu/ u"等字为其衍生。若亦将"公"作 u/ o 试读，含"公"姓氏与北方族名的关联，也一目了然了：
公孙、公慎、公胜 即"乌孙" 公祖、公仇、公朱 即"兀者" 公夏、公何、公华 即"回纥" 公羊、公冶、公言 即"兀颜" 公良、公刘、公旅 即"乌洛" 公孟、公明、公文 即"乌马" 公西、公皙、公息 即"纥奚"
既然上古姓氏中的"公/有"须读"乌/兀"，姓氏"公孙/有熊"就音 同于〈大宛列传〉记载的西域的族名"乌孙"，于是〈五帝本纪〉说 "黄帝者姓公孙"与"黄帝为有熊"就不相矛盾；但中原民族不认同 戎狄，论证其中原人类的祖先是戎狄的同类，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其实，女真姓氏"爱新"在《金史·百官志》作"阿鲜"，在《满州 源流考》作"乌新"，因此"乌孙/ Osin"是与"爱新/ Asin"同源 的"金姓"部落。而唐代突厥王族为"阿史那/ Asina"，现代哈萨克 族有"乌孙部"，内蒙古有"乌审旗"；《逸周书·王会解》还记载殷 商初年华东地区就有"讴深"部落。因此，发散于欧亚大陆的"金姓" 部落都发源于中原，"五帝"多为金姓人物是不可拒绝的事实。
·"高辛"是"乌孙"，"高阳"是"兀颜"
"帝颛顼高阳者"与"帝喾高辛者"的姓氏都含"高"字，它应与"毫 /蒿/镐"等字近音。若将"高"试读如 hao/ ho/ hu/ u，"高辛"也 是"公孙/有熊"；而"高阳"就是中原姓氏"公羊/有殷"，或是女真 姓氏"兀颜"。
"高辛"是"公孙"，"帝喾高辛者"就是"公孙喾"，也就是春秋秦 汉人名"公孙敖/公孙贺/公孙尧"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女真人 名"阿星阿/武星额/艾星阿/鄂星阿/额盛额/胡星阿"。"高辛喾"与 后世中原和戎狄之人的真名实姓的一致，为这位远古传说人物增添了 真人的色彩，也为戎汉同源提供了证据。
"兀颜"则与女真语"猪/ ulgian"和"红/ fulgian"（《赫哲语简 志》，1986，页89、102）非常接近。《金史·国语解 》说"兀颜曰 朱"就是"兀颜曰猪"；汉字"朱"音"猪"义"红"，实质源于"兀 颜"的双义背景，汉代形成的"朱姓"是有女真血缘和语言背景的。 因此"帝颛顼高阳者"不仅是"兀颜颛顼"，还是一位"朱颛顼"。
"帝颛顼高阳"是"兀颜颛顼"，说他是"姓公孙"的黄帝之孙就不 实在。因此，〈五帝本纪〉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 所谓"同姓"应指在"女真/姬姓"层面上的血缘归属；而"异其国 号"则是在"乌孙/公孙"与"兀颜/公羊"层面上的氏族区别；既然 来自不同的氏族，追究他们的子裔关联就毫无意义了。
·"陶唐"即是"鞑靼"
"尧"的信息比较模糊，〈五帝本纪〉除了说"帝尧者，放勋"外， 还说"帝尧为陶唐"，而且他还有"唐尧"之号，而《史记正义》甚 至还注说他"姓伊祁氏"。这些说法相当矛盾，一般说来他既为"陶 唐氏"，就不可能又为"伊祁氏"。
"陶唐"是《百家姓》之"澹台"或族名"鞑靼"的昂化（-ng）音， 女真姓氏"拓特"或匈牙利姓氏 Toth 可能是这个族名的真音。而"伊 祁"即是族名"讹斥/兀者"之转韵；欧洲国名"爱沙尼亚/ Estonia" 之本字 Eesti 恰是"伊祁/讹斥"，而爱沙尼亚的另一名 Chudj/ Чудь 正是"女直"。因此无论"帝尧为陶唐"或为"伊祁"，这两个姓氏 都是女真氏族。
〈五帝本纪〉还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 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 (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如果他是"帝喾"之子，他就必须姓"高辛/公孙"；其异母兄名"挚"， "公孙挚"也是春秋常见的人名；而"挚"的母姓"娵訾氏"又即"女 直氏"。这些人名和族名的真实性，或许能还原"尧"为一个真人。 但是他的姓氏就太令人困惑了
·"虞舜"是"乌孙"，但不是"有虞"
"舜"是"虞舜"的缩音。"虞/ yu"的实音读"吴/ u"，因此无须 证明"虞舜"也是"乌孙/爱新/公孙/高辛"。关于这个虞舜家族，〈五 帝本纪〉云：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 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 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很难解释的是：为什么"帝颛顼高阳者"的这位七世孙，从"高阳" 变成了"虞舜"？
〈五帝本纪〉又说"帝舜为有虞"，而"有虞"读"回纥/夏后"。因 此"舜"究竟姓"虞舜/乌孙"，还是姓"有虞/回纥"？太史公是说 不清的，他比舜至少晚生了两三千年，其间中原语言发生了巨变，他 因此对上古语言和姓氏已经知之甚少了，他将"公孙"又作"有熊" 算是运气没有弄错；但将"虞舜"误解成"姓虞名舜"，又将"姓虞" 曲解为"有虞氏"，就大错其特错了。
·"禹"是"夏后氏"，不是"公孙氏"
〈五帝本纪〉说"帝禹为夏后"，〈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 中原姓氏"夏后/夏侯"是"回纥"的别写；"文命"也是真实的人名， 孔子即有弟子"澹台灭明"者，人名"灭明/文命"出自中原，后来 又从漠北走进南疆，维吾尔族男子常见名"买买提"即是"文命/灭 明"的承继。而禹就是一位叫"夏后文命/回纥灭明"的人。
"禹"或"夏后文命"是四千年前夏朝的始祖，他治水的游历已被《尚 书》名篇〈禹贡〉记载下来，在〈禹贡〉和"夏历"中有许多蒙古语 的遗迹，他的全号"大禹"可能是蒙古语的"酋长/ darga"或"单 于/ da-u"。〈五帝本纪〉将他与黄帝、颛顼、喾、尧、舜并立为"五 帝"，〈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而从血 缘和时代相隔来看，这些说法都太过牵强了。 。
·结论
〈五帝本纪〉是上古中原女真系部落强人的传说，之后中原语言发生 了根本变化，加上汉字之初通假规范的不明确，同一氏族名往往被不 同的人用面目全非的汉字来记载，如"公孙/有熊/高辛/禹舜"即是 "乌孙"；虽然司马迁未能辨认它们的异同，却忠实地将它们辑录下 来，从而为世界人类的一部祖先留下一部可靠的记载。我们一旦认识 炎黄祖先是戎狄的同类，外显杂乱无章的〈五帝本纪〉就归一如真了。
北方诸族的祖先是从中原出走的，北方民族认祖中原，但中原民族不 认同他们；太史公之言如鼎，他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却没有人呼应。事实上，北方民族长期恪守着从中原带出去的语言和 习俗。最近两千多年中，北方民族的数度回归征服，才使中原人民对 他们有了了解，殊不知他们荒蛮生疏的形态，正是上古中原人类的写 照。只有从北方民族的这面镜子，炎黄子孙才能知悉祖先"五帝"的 面貌。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六年三月号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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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4 05:52 PM PDT
一场伟大的货币战争通常从布局到完成在10年左右，当年美苏争霸，仅仅在里根手上就持续了8年，星球大战计划就是里根刚刚就任总统时搞起来的，结果导致中国人民的兄弟加朋友前苏联在老布什就任后无疾而终全面解体。乔治布什就任总统后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聚集维持和平力量的国家。正是这一领导的重任以及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布什这句话是说给前苏联听的，但是，戈尔巴乔夫们完全不顾。这句话说完，不到一年时间前苏联以1991年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下台为标志，国家彻底崩溃。
2014年一开春，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说："中国不再是全球最佳投资国，美国才是。"奥巴马这句话无疑是说给全世界听的，也当然是说给中国听的，换一句话来说，正如我的分析一样，中国以不断滥发货币放大信贷泡沫拉动经济增长已经完全无用一样，依赖大规模政府投资已经走上绝路。还记得津巴布韦的独裁者穆加贝吗?他是全球第一个依赖不断发行货币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失败者，尽管津巴布韦人人都是亿万富翁，那只是纸而已，毫无用处，最后，直到津巴布韦经济增长呈现出-8%的增长时，才停止印钞。中国最后也会走到这一步，等到经济增长完全是负数时，才在惶恐之中度日，因为印钞也没有用了，穆加贝第二而已。
前苏联最终也属于不断印钞加剧了整体性崩溃。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前苏联的解体，除希特勒外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到，那只能是说这是天注定的，加剧前苏联崩溃实际上就是勃烈日涅夫时代埋下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祸根导致整个苏联社会矛盾的爆发，而戈尔巴乔夫的大肆印钞导致整体性的社会动荡，一发不可收拾，戈尔巴乔夫只得宣布下台。
讲这个事例是想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在现代，为什么总有一些国家不可避免的爆发经济危机，就是因为滥发钞票导致的，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经济危机绝然不同，西方经济危机只是导致经济的大衰退，而前苏联模式与中国模式极为相同，不同的是，前苏联一分为十七，而中国经济危机爆发后，最后的结局谁也无法预料。
很多网友读过我的警示中国系列之一《货币狼烟》之二《黄金崩溃》和之三《债务海啸》，这套书的走红，市场上的认知度不断提升，一来是准确预测黄金泡沫的破灭，二来是全球唯一一本预测人民币大跌的书，三来是中国企业的债务危机已经在爆发，政府债务危机爆发也是迟早的事。这套书把中美汇率大战的架构完整的搭建起来，汇率大战第一阶段是将黄金价格打入1500美元以下，我在《黄金崩溃》中有过详述。
汇率大战第二阶段是国际资本市场大变局，也就是我今天要把道琼斯指数在汇率大战的战略作用告知大家。2014年6月25日道琼斯指数收盘报16820.25点，下跌117.01点。两年前，当我知道中国经济危机会全面爆发，中国股市楼市汇市会全面崩盘后出版了《牛刀说：我们怎样过上好日子》，这是第一本号召中国公民投资美股的书，当时道琼斯指数13200点，我分析未来美股有3800点涨幅，在17000点突不破后会大跌，是个历史的转折点。
2013年12月12日，我和全国各地的网友在上海见面时，当时谈到国际资本市场要出现的几大变局，其中之一是，道琼斯指数很快会有一轮疯狂的杀跌，可能会跌至14000点的上方，其原因是美元的流动性需要。
在美元贬值周期时，美元指数上涨，道琼斯指数下跌;美元指数下跌，道琼斯指数上涨。这是很多年来的规律，因为美元贬值周期，美元的流动性是去新兴国家寻求套利，一般来说，美元指数不会走强，会导致其他美元资产获利不高，资金自然流向道琼斯指数，这个很快会发生转换，因为美元在2014年进入进入升值的周期，美元流动性的方向已经完全改变，所有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都会回流，所以，市场也会随之而变，因此，道琼斯指数会有一轮疯狂的杀跌，为的是改变重新契合美元的回流，那么，在逻辑上来说，杀跌完后，美元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关系完全改变，不再是反向运作，而是同向运作，以后，美元指数上涨道琼斯指数跟着上涨，而美元指数下跌道琼斯指数下跌。
看上去这是一个小变化，实际上是影响全球资产价格的大问题。美元指数在调整完后基本会呈现锯齿式上攻，波浪形走势，在2014年可能会有5段波浪，从80.50点到81.20点是调整阶段，一旦站稳81.20点，会上攻到83点，这是第一个波段，预期会在9月份完成。随后，美元指数有可能回调到81点至82点之间，再次上攻会突破84点，回调到82点后进行盘整再次上攻84点，确认美元升值的生命线有效，这是第二个波段，预计会反复进行，以便正式确认。第二个波段完成后，才能正式进入第三个波段，这个时候不知道全球经济会发生什么问题，可以确定的是，人民币的贬值的趋向开始出现，中国房地产在成交量无法配合的情况下出现下跌，恶性循环开始。年纪稍大的人都很清楚吧，是不是意味着十几年的所谓发展，已经到头?大风暴的来临，岂是几个跳梁小丑可以阻挡的?平常只做冷眼旁观，从未有过这样的奋力疾呼，没有百分之五百的信心，断不会下如此坚定判断!
人变我变，这是资本市场的铁律，谁不变谁就会被血洗一空。这种变局，百年未遇，对于我们，对于"危"我们要找到新的"机"。昨天的经验，已经无法预测明天。这些是我的技术性分析，不做投资依据。第二阶段调整完毕就是美元指数走强的开始，很多从道琼斯指数流出的资金转投美元，大约有1万多亿美元从道琼斯指数获利逃出;二是国际美元回流美国投向主渠道美元，除受美联储缩减QE的影响1.2万亿美元回流以外，还有其他从新兴市场回流的投机资金，但是，数目不详。第二个阶段不是最后的决战，但是，对中国泡沫资产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人民币受此影响会大跌，一线城市房价会量价齐跌，但不是泡沫最后的破灭。
第三阶段就是最后的决战，以美元加息为标志，最后的结果很难料。耶伦不是第二个沃尔克，也不是第二个伯南克，耶伦就是耶伦，说她是鸽派我是不太相信，在大事方面女性往往是柔中有刚或者出奇制胜，姑且，我们无需考虑这么多。
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应对，一是中国的固定汇率是否经得起国际资本的攻击?如果经得起，那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是个问题，会不会是一直把我们的外汇储备都耗光?把外汇储备都耗光能否制止国际资本的攻击?如果把外汇储备耗光，又导致人民币大跌，那就是扁担挑水——两头失塌，毫无意义。二是早做准备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这样可避免一劫，但是，房地产彻底崩盘，房价回到理性状态。只有这俩条路，何去何从，现在就要防备。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拉美泡沫破灭，在受到影响最严重的27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和人民币一样的固定汇率，全部被国际资本冲垮，被迫实行了自由浮动。什么是教训?这就是。重蹈覆辙的事，最好不要做。在现代，只有三个国家有狂印货币的历史，一个是津巴布韦，一个是前苏联，前苏联的解体就是卢布汇率大幅贬值，官方汇率从1美元兑2卢布最后跌倒20卢布，现在的俄罗斯是34卢布。狂印钞票的结果，就是兑美元的大跌，彻底玩完才会善罢甘休。
第三阶段决定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
——作者博客，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23, 2014, 6:05:42 AM8/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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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1:14 PM PDT
打老虎只是选择性反腐败，如不动体制，还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老虎。习近平可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为第一主题。但依法治国，中共一直如此倡导，习将如何落实依法、依宪治国，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说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是必然的，体现美国普众政治与精英政治摇摆性的话，中国的一党专制社会，多头统治与一人极权也会轮番上台，个人极权出了问题，他们就内部分权，内部分权出了问题，又回过头来搞中央集权甚至个人极权，美国的政治转换是通过选票公开完成的，但中国的集权与分权，则是“驾驶舱内”暗箱式完成。江泽民时代在邓谢幕之后，基本完成了一个极权，而胡锦涛则由江泽民制肘，被安排成多头统治，所谓“九总统制”，就是胡时代的真实写照。 习近平获得了一个空间，江对胡的掣肘，使胡在最后退休之时反戈一击，江经营十多年的江系与团系达成一个负面的平衡，正是这个平衡，使习拥有了又一次集权的机会，得以在一年的时间里，成为众多最高权力小组长，化解了元老们事先安排的多头常委制。胡时代，胡与常委们只有半步之距，而现在，习与众常委们超出十步之遥。 习近平当政一年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废除了过去的七总统制，初步实现了个人威权之下的小组长治理制，多个小组长加在一起，约等于一个总统，有人认为习在向总统制转型，此言并不为虚（甚至有观点认为习政治目标是搞总统制）。习阵营发出的信息自我解释为：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责任、更重的担当。由此也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想象：一种将习看成左的代表，视其为没有薄熙来的新红色政治，习现在的所有反腐败作为都是权利之争，治标不治本，习最终是想把自己打造成毛之后的红色领袖，新极权的大刀，会更残忍地砍向民间社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习要想实现政治转型，必然要实现个人极权，不能像胡温那样，听老人摆布，现在习披红色外衣，是假象，最终他会华丽转身，带领中国向民主宪政转型，习在一步步改变，步步惊心，社会应该有耐心。 习在入主中南海前，所有的努力与担心，都与问鼎大位有关，所以习第一年或几年，更多的关注与心力，都会用在集权上，权力不在手，没人跟他走。王岐山这条党鞭无论怎样挥舞，也难以驱动高度腐败与堕性化的官吏体系，除了增加官僚体系的畏惧，但不可能形成改革与进步的内驱力。 习问鼎大位，得到一系列小组长之席，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但国家治理与政治文明，却需要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政治技术与智慧的过程，也需要胆略与眼光的过程，习在权力问鼎之道上用了心力，但在国家治理与政治文明进程方面，却无处下牙。现在诸多乱像，一些人认为习本来就是一个村夫，村夫治国，就是回到毛时代，搞强人政治，搞个人崇拜，以此驱动人们跟着领袖走，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同情习的人，则认为习在下一盘大棋，左的一套是旗帜虚晃，当他真正形成个人极权之后，会有巨大的转变，不仅会平反六四，重新评价毛泽东，还会带领中国转型到民主宪政新时代。 从“一政九头”到“一头九脑” 习近平的从政过程，是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官员们发家致富的过程，所有官员既要有公开的绩效，又要疏通上级人脉，方可晋级升迁，从习近平攻读博士学位到他在浙江在当地媒体写之江新语专栏，都见不出他的治国理政的宏大构想，对宪政民主、对法治社会、对公民人权、对普世价值，甚至对传统文化，都没有认真研究与思考。 垄住权力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可能是政治强人的通病，习说自己像普京，从这个层面上说，他与普京有一致性，普京会将民主宪政法治人权当成自己治国的核心价值么？没有，他要靠个人魅力与特权，来摆平俄罗斯，睥睨天下。 胡时代是一政九头，而习时代是一头九脑。一政九头使胡成为一个弱君，那么一头九脑呢？会不会使习成为另类弱君？ 我为什么说习现在是一头九脑呢，因为他的中国梦里，什么都被包容进来了，国际关系中，与美国总统在一起，谈中美梦是共通的，与俄罗斯总统在一起，觉得自己与普京一样，并与俄形成战略准同盟关系，左手拉非洲南美，右手牵着英德法国；与朝鲜还没有断臂，却与韩国紧密勾兑，与印度争执还定，又开始与美国争夺与印的国家关系，既派密使到日本希望改善关系，但在钓鱼岛与防空识别区上做大了文章，促使日澳联盟形成，并使日本解禁了集体防卫权；文化态度，对苏俄文化了如指掌，对欧美文学博学多识，将马列文化视为红色文化经典，却又强调中华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听任极左力量反普世价值反民主宪政，却又要强调依法治国，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既将西方看成异于中国文化的异已力量，又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奉为神圣宝典；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但中国却要按马克思规划的政治路线图走到底，死也不想回头；刚刚颁发了中共的核心价值，将自由民主等价值看成国家核心价值，但中组部很快发文，对中共各级干部提出“两个防止”的要求，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 我们看出，习的话语体系里，已充满矛盾与悖论，前面将自由民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后脚即将民主宪政踢入西方价值圈，要严加防止其侵入中国党政官员大脑，盲目反西方之时，忘了自己的老祖宗马克思，是正宗的西方货，大谈依法治国，却强调党的领导，党依然大于治，当然是依党治国，法律被党当成棍子使用，难怪网上有人惊呼，习近平的智囊团队出了问题：新疆反暴恐，却不问暴恐根源，香港白皮书，激怒香港人异心离德。外交方面呢，放弃了此前的“韬光养晦”，与周边国家对抗，甚至与美国叫板，无益于国家发展。 政治文明的国家，元首的大脑只是一台主机，与主机相连的是外挂硬盘，也就是各种智库，总统的班子要通过智库获得智慧资源，供总统班子选择之后，由总统去做判断，并做出相应决策。而总统的决策越出权限之时，又受到国会与两院制约或授权。习近平获得了众多最高权力小组长身份，是变相的总统，这些小组刚刚成立，难以与原有官僚模式形成对接，许多重大决策送达习案头之时，以习的知识背景，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最明智的判断，也就是说，习的主机可能还是联想386或486机型，是一个非常弱的主机，当众多的外挂硬盘信念涌入时，他只能按固有模式做最简单判断，而正是这种简单判断，使中国内政外交出现诸多乱像。更为重要的是，习现在是有强权，却难以形成有效的权治，这使其强权必然出现异化。 一头九脑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个灵魂,政治文明的国度里,最高领导人的灵魂体现在个人信仰与政治信仰的一致性,个人信仰领域,道德精神被神圣化,因此他的政治誓言是无法撼动与改变的,而政治信仰或信念,是宪政法治民主与自由,这些价值是政治价值,这些价值的核心是保障人权,而不是所谓的发展经济或强大国家,习的智囊能使习的政治信仰统一到普世价值追求上来吗? 政治良心要通过政制实现 习新政之始，迅速取消了劳改制度，显然这是有良知的政治文明之举，这也可以视为政治强权的积极一面，即极权政治如果向善，可以迅速改变恶政积习，开启渐进启动政治文明进程。但，上有政策下在对策，劳改在制度层面取消了，底层的政府与公安系统为了所谓的“稳定”，通过法制培训班、精神病院以及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等罪名，仍然广泛地打击合法维权者，当司法不独立、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为第一使命之时，必然会无底线侵犯公民权益，社会早已怨怨重重，地方政府与公安系统又必须对上保证社会稳定性，那么，只有通过非法方式，控制正常的维权者上访者，制度性的破坏稳定与非法维护稳定，如同鸡生蛋蛋生鸡一样，习的一纸政令，是无法遏制这样的恶循环的。 边界问题上，军方迎合习强人心理，无论东海对日、南海对越印菲多国，还是西边的印度，都挑起了事端，结果呢，我们看到，东海防空识别区刚刚划出，日美飞机就划空而过，军方的后手在哪里？南海冲突，将981南海钻井平台移至争议区，最近迫于国际压力，撤回海南;中印“冲突”现在已转化为中美争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有人说，军方鹰派人物之所以迎合习近平，提出种种自取其辱的方案并付诸实施，或是强化军方的地位，或是为了引起战乱，从而使习无暇查处军中巨贪。但我们看到，习在军方硬派人物怂恿下做出的种种决策，均以失败告终。 习新政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亮剑，激起整个知识界的抗议与不满，对习新政的负面影响深远，人们自然将习看成极左势力的代表，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政治倒退。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 先生在微博中说：又是亮剑，又是伟大斗争，又是敌对势力。还嫌斗得不够吗？还嫌社会中的戾气不浓吗？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户主，你是一个家长，你在家里也这么煽动吗？ 也有观点认为，意识形态主管与政法体系仍然是旧班人马，他们在坚守自己的领地，习现在仍然无法左右这个领域。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关键词中，人们还是看到了自由、民主、正义等普世价值语词，而习已任国家信息小组组长，宣传领域的至高点已然占领，如果习有普世理念的话，其智囊团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阻止反政治常识、反人类共性的保守观点如此无知无耻地占领国家意识形态高地。 习是下棋之人，应该知道，越是高手下棋，越能看出几步，落子或吃子是容易的，但如何反制与应变，既要有宏大视野，又要有细节计算，如果习认同反普世价值反宪政观点，那么，习是在与政治文明与全世界进步力量为敌，如果不认同，那么就应该积极反制，不应该听任反宪政（愚昧地反人类政治文明常识）的声音铺天盖地、登峰造极。 最近周永康案终于公诸于众，显示习李政治强势，但批评的声音同时响起：打老虎只是选择性反腐败，仅仅是党内政治斗争或派系斗争，收缴数百亿贪污的财富，百姓也分不到一分钱红利，不动体制，还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老虎。我们看到习可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为第一主题。但人们还会追问，依法治国，中共一直如此倡导，习将如何落实依法、依宪治国，才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人们看到反腐败力度空前，也造成了官员不作为或懒政，普遍地消极抵制，习如何反制？如何仅仅靠自上而下的巡视组，显然杯水车薪，山高永远皇帝远，公民社会的有组织制约、自由媒体的公开监督、特别是竞争性政治，都是反懒政、防官员不作为的利器，习近平能不能开启二点零版的新政，看他是仅用自己的体系力量，还是依靠公民社会与宪政制度的力量。依法治国的理念如果不靠宪政制度来维系，永远只会是空头口号，无补于国与民。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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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0:56 PM PDT  广州花都区大批民众示威，抗议有关兴建垃圾焚化炉的计划 7月2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20周年庆典上，企业家任志强大声疾呼：许多人工的堤坝阻挡了鱼类洄游，威胁到鱼类的生存。必须拆除那些堤坝，让江河自由，让江河奔向海洋，不单自然界如此。这话刚落脚，马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早在十天前，即7月16日，企业家王石也有一段慷慨之辞。那天刚刚披露湖南企业家曾成杰的死讯。举国震惊。王石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声，承认在重庆企业家遭薄熙来黑打时自己"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承认这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并宣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要明确说不！ 而更早之前，当柳传志提醒"正和岛"同仁在商言商勿涉时政时，企业家王瑛就忍无可忍，不仅退岛以示抗议，而且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批评柳传志助长恐惧。她认为，恐惧没有道理，事实上企业家跟权力勾兑的风险才最高，相比之下，关心时政的风险低很多。王瑛的声明一经曝光，立即震动江湖，"在商言商"之争成了一个重大公共事件，而为媒体频频聚焦。另一位重量级企业家王功权，则站出来力挺王瑛。他以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态度：个体有选择自由，群体应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企业界同仁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显然，上述个案没有一个是孤立的，它们是一连串事件。这一连串事件构成了一个趋势，那就是素来以懦弱、隐忍乃至犬儒著称的中国企业家，终于按捺不住了，终于要站出来说话了——站出来说话，以一个公民的姿态。 这是一个信号，中间社会觉醒的信号，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中间地带崛起的信号。 转型需大战略必须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超国家体。而它之为超国家体，不是因为人口之众，也不是因为地域之广，主要就因为它之复杂。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摧枯拉朽，却都到中国的门口戛然而止。  担心爆发"茉莉花"革命，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第三波第四波让很多人有幻觉。他们眼里，中国巨变指日可待，因为苏东和北非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但事实证明，这判断太乐观了。除了强化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的大叙事，在具体操作即战术层面，第三波第四波于中国转型而言，恰恰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因为苏东之变，对党内强化了反戈巴机制，以堵死内部变革之路。因为北非之变，对社会强化了反"颜色革命"尤其强化了网格化维稳，以堵死民间倒逼之路。而且不能不承认，这两方面的努力并非徒劳，党内反戈巴机制尤其大见成效，而令九零年代以来的每一届领导人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别的转型国家每闯出一片天，即等于在中国关上了一扇门。我们刚刚还为别的国家的人民欢呼，回头却悲哀地发现自己脚下又少一条路。环球不同凉热，人家的节日，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悲剧。竟有如斯结局，原因之一，是当局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别的国家的每一次巨变，对当局都是一次难得的预警，让当局可以亡羊补牢。所以，第三波第四波往往不是动摇、而往往是固化了中国的专政体制。 既有三十年高增长所强化的国家财政能力，镇压和收买能力特别强大；更有史上罕见的特殊利益，保卫专政体制的动力特别强大；还有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赋予专政体制特殊的柔韧性。同时拥有这三个层面的优势，是其他转型国家都不具备的。中国的复杂性可以多角度解读，但这三个层面的综合优势，则是所有复杂性中最重要的元素。 这就注定了中国的转型之路特别复杂、特别艰巨。突尼斯的一个小贩之死，马上延烧为全国性抗议，可中国有过多少比小贩之死严重百倍的人权惨案？台湾的一个美丽岛镇压，马上激怒整个社会，社会用选票把美丽岛受难者的太太、律师顶起来，形成新的抗争集群。但中国有过多少次美丽岛镇压？所有威权国家对转型的抵抗，相比中国都太小儿科了。所以，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固然可以而且必须借鉴，但的确不可复制，不可照搬。在别的国家管用的办法，到中国的确往往失灵。  广东江门市大批市民抗议政府兴建核原料加工厂 最典型的失灵，是中产阶级理论的失灵。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将成为转型的主力。但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抨击"中产阶级"却成为时尚，主要就因为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承担其推动转型的历史责任。这抨击不无道理，中国中产阶级的局限性确实太大。但问题是，中国的水土注定长不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中产阶级，因而用国际标准来套，来责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方法论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负荷不了那样沉重的期待。 中产阶级不行，哪个阶级行？工人阶级么？早在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整个解体了，成建制的工人阶级早就子虚乌有。农民阶级么？当代中国从来不存在完整的农民阶级，因为城市化尤其因为2.5亿农民工进城，农民阶级更无从谈起。农民工阶级么？原子化的农民工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阶级。资本家阶级么？大资本家早被权贵同化，中小资本家也在权力的宰制下支离破碎。 不独中产阶级无力，其实被统治者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是无力的，依靠任何一个单一的阶级，都是不靠谱的。如果没有社会各阶级的支撑，单单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抗，则更不靠谱，因为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比更不对等。 中国转型因此需要大战略，超越所有转型国家既有经验之上的大战略。尤其是超越单一阶级推动论，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基础上的推倒重来你死我活。它最重要的元素应该是开放和兼容。即最大限度地向体制内外开放，最大限度地争取体制内外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资源，尤其向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兼具了体制内外双重优势的中间社会开放。 这就是中间道路，即在政治社会之外，更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如前所述，中国转型的阻力是空前的，推动转型的力量也必须是空前的。惟有集结空前的力量、形成空前大格局的转型战略，才谈得上大战略。如果中间社会缺位，所谓空前的力量、所谓空前大格局就都徒托空言。如何调动中间社会，因而是转型大战略应当致力的关键突破。 中间社会崛起这正是许志永们的意义，也正是新公民运动的意义。  许志永发起新公民运动 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概括地说，无非是以自由、公义、爱为共同价值，实现中间社会各阶级的互动互助，在此基础上推进跨阶级、跨行业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终以公民合作的集体力量，走向公民社会，推动和平转型。 这也正是"新公民运动"尤其是许志永获咎之由。因为，中间社会的聚集、公民合作的扩大，给了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巨大压力。反弹是必然的，"新公民运动"注定要遭遇劫难。 但我们不可因此沮丧。许志永们固然求仁得仁，以身伺虎。但他们的自我牺牲并不是没有价值。中间社会的坚决抗议就印证了他们的价值，也印证了新公民运动的力量。在相继抓捕15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之后，有关当局最后朝许志永下手，显然是有备而来，要将新公民运动一网打尽，杀一儆百。有关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并非没有根据，通常情况下，镇压是起作用的。但这次不能不让他们意外和失望。当镇压的钢鞭高高举起，民间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望风而逃，噤若寒蝉，反而一批一批公民迎着钢鞭勇敢地挺身而出，大声说不。新公民运动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她的核心理念自由、公义、爱，反而因为镇压像闪电一样传遍全国，镇压反而成了新公民运动的活广告，成了新公民运动的反向推手。 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茅于轼等五人第一时间发起的联署抗议。尽管联署遭有关当局彻底封杀，所有网络通道都被掐断，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播，但仅仅一周时间，即已征集到两千多个公民的签名。这中间固然少不了王功权、王瑛等企业家，以及何方、郑渊洁等知识界名流，但占最大比例的还是普通人，他们抗风险能力低，却能在危难时站出来，这才是最感人的。他们中有厨师、酿酒师、理发师、设计师、工程师、会计师，有医生、程序员、销售员，有农民工、农民、个体户、的士司机、建筑工人、家庭主妇，有军人、警察、公务员，甚至有道人、僧人。几乎遍及所有的阶级、所有的行业，尤其遍及中产和底层，活生生一个中间社会的投影。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间社会对新公民运动、对公民社会建设的广泛认同。这种广泛认同，和本文开篇记录的任志强、王石等工商巨子的公民宣示，恰成呼应，折射了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趋势，即中间社会崛起的趋势，即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的趋势。 为自己的理念受难，是幸运的。当此中间社会崛起之际、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之际受难，则更幸运，因为这时受难，能把受难者的光和热发挥到最大限度，辐射整个社会。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志永们的一帧帧铁窗小影，都面带微笑。他们的心底是阳光的，他们的未来也是阳光的。可笑的只是有关当局：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呼啸而起的钢鞭再吓不住人了，一拨又一拨公民成长起来了，他们不怕了。许志永们将前赴后继。 （据2014年7月31日BBC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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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0:58 PM PDT 四五运动和六四，和文革，和以前很多极权主义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如何区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课题。因为极权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他们本质不同而形式类似，并且形成中国特色的四大"民主武器"（带引号！），和民主运动之监督权，选举权，治衡权……一类政治主张和法制，并无内在关联。但是，这个四大武器，却在毛主义运动中应用锐利，倍及影响。这个武器造成了毛主义本身在某个阶段，施行所谓官僚体制以外某种权斗的时候，被派上用场。于是，这个大字报的批判武器，在1976年所谓转折时期，成为一种武器的批判——这个武器的批判，造成了"第五个现代化"要求的全部内涵；也是运用了西单民主墙前大字报这个武器。这样看来，极权主义体制中派生民主自由之载体，变成了大字报——也成就了反极权主义之武器之应用。这是一个滑稽和蹊跷；甚而言之，如果中国人懂得如何转变极权主义武器而为民主主义武器，这个极权主义，多少有成为反面教员之可能。这就是现在人们思索那部拙劣电视剧的地方（——《转折中的……》）。其实，民主，当然不是首先和极权主义思想和政治武器接轨，而是和所谓民粹之接轨。这个接轨来得更早。我们撰写的雅典民主启示文字，多处涉及这样的看法。人民至上论，在雅典，是以德莫斯或者人民主义，民粹主义之所指展开行动和进行反思的——而其能指，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之核心价值和核心体制——虽然这个体制被包围在王权，僭政之中——他们之间具备后来所谓专制和民主之血缘关系。那些被阿里斯托芬描写的战神山会议之民众论政（见罗念生之希腊悲剧译本暨："梭伦在公元前五七零年代，奉战神山会议之的委托，在雅典政治因多次贵族争势而蒙上阴影时进行政治改革。他对执政官的架构并无改动，执政官依旧是由名年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宗教执政官、及六名立法者组成，但他对执政官的出身进行了重大改革，今后凡是五百桶户（pentakosiomedimnoi），最高资产阶层出身者，均可出选执政官。虽然此举没有打破贵族出任执政官的特权，因为几乎所有的贵族都轻而易举的跻身于此，但今后可以出任执政官的平民经已不在少数，只要平民百姓累积够多财产，即有权成为执政官，再进而在卸任后进入战神山最高会议，令会议的组成也不只局限于贵族。"（《维基百科》） 是的，如果可以承续其根，那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很多人民运动之回顾，之发展。比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宪章运动，俄罗斯1905年起义……诸如此类。到了20世纪，这个民粹主义运动和比如、俄罗斯民粹主义运动有的接轨——这个民粹运动发展成为纳粹的街头运动和半个多世纪后，北京街头的文革杀戮。于是，神圣人民运动之雅典主义，很快被龙种生下的跳蚤接过手去，把希腊时期的德莫斯，改变成为对于德莫斯的亵渎，改写和涂炭。这就是列宁主义和毛主义转变柏拉图理想国和卢梭民权意志论为其亵渎，为其所用之极权动物庄园之"艺术"（——如果说，第三帝国也有某种艺术、毛也有他的郭沫若和江青一样……）。这是人们看待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一段异化史。这个历史的间性过渡阶段，就是思维，行为，革命和僭政（——专制，集权——非极权）时期之民粹正面化运动，导致民主（——精英代议制政府）和民粹负面化运动，导致毛主义和希特勒主义之历史，之逻辑。这是人们近期思索民粹之不能全盘否定和民主之不能排除民粹之一个重要提示。这个提示的现在表达，比如说，台湾和阿拉伯世界前此发生的群体运动，就是人们思索、不管建立了民主政权抑或将要建立之，人民参与政治之理由，也是十分必要和十分充分的。这个理由的理由就是，因为民主之根存在还是人民。如果政府不能，或者不愿意；不全能，或者不太愿意给予正当性要求一个人民素愿之实现，之实施，之因应，那么，人民，理所当然可以返回到雅典民主时期之德莫斯运动——也就是德莫克拉西运动，并能够从中恢复民主之根，民主之源而抗议和治衡政府——哪怕他是民主政府。所有那般认为在绝对精英政治展开以后，并无人民——民粹之需要，之看法，完全是对于人民背叛和主张精英独裁之开始。这也是我们和哈耶科看法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他的看法正好是倒过来推论——如果人民往往代替精英，政府和权利（资本）而组织工团主义（——乃至社会主义）而争夺权力和批判政府，那么，这些预上天堂之人（们），就会显得十分可疑。 那么，在我们这些经历过四五运动之人看来，邓所代表的"转折"究竟何谓？（——当然，我们不再想涉及六四或者六四后转折的显而易见的权贵现象，因为很多人业已说明和解释之）。这个转折其实就是邓对于民粹主义——极权主义人民运动的极度厌恶。这个厌恶根本无法解释他们CCP对于类似巴黎公社甚至美国，法国革命的一再吹捧，一再肯定——因为他们要接轨自己的革命和列宁的革命。于是他们混淆这天上地下两种革命——这也是一些革命畏惧者和献媚混淆者厌恶"正面革命"之处——就像革命有两种，民粹有两种——而极权主义对待民众运动，也有两种。而且，这两种态度之区隔，也是十分有趣的。他们互相否定，互相牵制，且互相呼应，互相爱护。这是因为，首先，邓不是民粹主义，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之研究者。他的十分简陋的政治思索，只是在否定毛的武器的批判上（文革批判？），看的十分严重。因为他的思维构成比较毛来得简单十倍。那部拙劣中表达的"转折时期"的一切思维，都根本比不上或者有的比之于李鸿章的思维；当然，比较李鸿章邓还是严重落后，不足和简单（邓，没有国学和文化，而李鸿章不乏此道）。因为，李鸿章对于美国人或者俾斯麦对于李鸿章所说的、那些涉及"武器批判"的话（——从言论自由到体制改革——德国人说的日本明治维新和满清改革……），邓，当然闻所未闻。他的船坚炮利，科学救国，"完整准确"……一类主张，和20世纪初叶西方哲学家批判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论置疑真理论——继而批判"真理部"——这些文化，这些哲学，这些政论，邓，压根不懂。他的"武器"就算是甲午之类，铁血之类和无法（治）之类；到了现在，甚至可以登月（什么机器要登月……），也不过是李鸿章（洋务致用）张之洞（体－用论）郭嵩焘（救亡压倒改革？）一类主张，（——甚至，含，严复之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类非穆勒主义之自由——严复改写了《自由论》，且歪曲他……）之余绪和杂碎。 再是，邓和很多国人根本不懂民粹，不懂民主，也不懂"德莫"和"德莫克拉西"之间的古典－现代关系及其良性转换和恶性转换。前者，就是从全民民主（奴隶除外——就像华盛顿除去奴隶自由），转向自由和人权——后者，就是从民主运动转向民粹独裁——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谓批判专制，导致主张极权——也就是毛主义民粹，文革和邓主义反民粹，反文革。这是十分要紧的极权主义研究和极权主义定位。如果人们不知道这个转换的来历和定位，就会施行所谓的一切否定和一切肯定：这个一切否定，就是邓的对于一切民粹主义的打击——而一切肯定，就是毛的对于一切民粹主义的肯定（——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一切肯定，严格定植在1966年到67年中这段时间，除此之外，都不是群众之，民粹之，毛特色之运动）。这样，那部拙劣，虽然愚蠢做戏，漏洞百出，但是他们这些奴才对于揣摩上意，还是有了一套。这一套，就是他们知道邓不喜欢，不愿意，不肯定毛之民粹主义。于是，这部拙劣根本不敢重现四五运动之虽然是悼念一个CCP总理，但是这广阔的，人山人海的，足以让人想起第二次的，依然是那个德莫斯双刃剑的闪闪发光。他们不敢见诸视频于如此震撼的画面。只是撮起几个小爬虫一类丑角，在那里莫名其妙的乱喊乱跳……这是一种十分琐碎的奴才心理；这个心理就是回避伟大的，有别于毛的，接近真正民主的那场（——虽然，似乎确是呼唤邓的）群众运动。这当然是一个矛盾，一出悲喜交加的大戏。 人民运动，或言，德莫斯运动的民主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人们要回答什么是反专制？什么是要民主一样，看似简单，其实复杂。因为，我们首先看到，所谓世界上普世价值的创造者是由人民，王公，僧侣……这些各个阶级和阶层之人们，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前共同缔造的——也就是说，按照基佐（法国作家）的看法，他们在价值推出论，绝对不是革命的产物，而是要通过革命恢复这些价值。这是一点。再就是，就像雅典民主所缔造的来自半神，半人，人，或者神，共同缔造的民主价值一样（——比如忒休斯这个王和神缔造了民主论……）——基督教，也是半神，半人，人，神共同缔造的普世价值——这也就是民主和基督这两大价值体系的神学归属。所以，任何德莫斯运动如果舍弃了神道和民道，他们缺一不可，就会简单滑向由天赋人权改变成为人赋之。这是一切岂有此理的伪装德莫斯运动的开始。就世俗层次而言，民主之滥觞就是共和——而共和导致的各个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文化的共和，才是后来宪章和宪政开始的载体和由头。也是自由主义开始的由头：城邦，自由市，基尔特，公社，等等自治体。依次推断，极权主义运动，不管是纳粹主义运动，还是列宁主义运动，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废黜了这个所有阶级和所有阶层享有权力的前提——这个前提，也就是各个阶级，王公和僧侣们谈判的前提甚至战争的前提（正面战争和负面之）——并且是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之共同前提。于是，极权主义运动不是要缔造共和，而是要缔造反共和，缔造独裁。于是，一个新的运动前提得以实现。这个前提，就是要把王公，僧侣和人民确实具备的各项权力予以废黜，并且是以空头人民，抽象人民和抽象国度（理想国——哲学王）乃至以权力意志和普遍意志的名义割除真正的人民权力/权利。这样，在屏除了英国，法国革命之并非如此的前提以后，纳粹主义，开始在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种制度，人民"总体"的形式下——而不是个体人民的形式下（——来施行排除犹太人以及其他劣等种族之人民，之个体——这是和柏拉图主义吻合的），施行假德莫斯运动。这个假德莫斯运动，让很多真的"人民（个体）"受骗其中，以为，凡是人民运动，就是民主主义。 这是一个致命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于是，在一方面，雅典民主批判者，甚至包括美国一些开国元勋，施行他们的"雅典审判"（托尔伯特.罗伯兹《审判雅典书）；另一方面，以欧洲多数识大体，懂历史，顾全局之研讨人士和作家学人，都处在极力挽回雅典价值论的位置——从而袒护人民主义和民粹主义（——正面之）。我们仅有的引证是这样的；在历经了关于运动暴民的争执后，英国自由主义者爱德华.佛里曼说，"'雅典民主政治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例证，在那里，暴力被法律所代替。'他援引麦考莱的《英国史》的论证说，公民大会正由于其规模倾向于变成暴民，但是佛里曼高兴地承认，雅典的最高行政权确实是一群暴民，蛋不是麦考莱担心的英国的500－600暴民，而是成千上万的暴民，接着是自他那时以来已成名言的一段话——'希腊历史的公正考察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群穿着行政职能服装的暴民组成了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优秀的政府。它并未创作出不可能，也没有把地球变成天堂，把人类变成天使；更不用说它预示了我们相信人类仍然有待实现的改进。但那个比它任何时代的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好的政府，不能被成为坏政府。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政府必须被称为好政府，代表了所有对政府的显著改进。'"伯特.罗伯兹《审判雅典》）这场争论，开始于18世纪。到了今天，"审判雅典"的无稽之谈，有所收敛。人民－民主－宪政——产生了普世共识——不是因为缺少精英而导致法西斯主义——而是缺少人民监督，治衡和共和体制，导致了希特勒的独裁。民主，在转变为纳粹冲锋队的时候，不是民主而是民粹（——假民主）导致了民主的死亡。于是，还原宪政的共和前提和还原小孩子游戏之N种力量参与，而不是一种力量参与，成为设立正面阶级斗争，阶级妥协，阶级利益和阶级权益的宪争主体之前体。没有这些阶级的界域和结域，解域和解构，是不存在的（见德勒兹《千高原》）。用通俗的话说，如果没有几个小孩子参与游戏（宪政和立宪），而是由他们一种人（无论红的，还是黑的，等等）参与宪政游戏规则之制定，那么，这个共和，这个宪政，这个民主，就是一个膺品。这是他们极权主义人民架空，人民抽象，人民崇拜的毛氏把戏之一。而邓，的确厌恶这个把戏。他想要看到的和毛殊途同归——毛要人民和人民之0——邓也要人民之0——他取缔了批判的武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等）；而他并不考虑武器的批判。那么，马克思是不是要施行武器的批判呢？也根本不是。他的批判，就是对于武器判历史的虚以委蛇。因为，他的阶级斗争，施行了阶级立法和阶级立宪——所谓无产阶级立宪——于是，这个逻辑，很快就滑到对于无产阶级立宪的镇压（列宁1918年镇压立宪群众游行，就是这个无产阶级"立宪"和大规模KGB杀戮的开场。）这是人所共知的宪政游戏的解构和荒疏。最后言之，人民运动的自然起点，就是雅典民主——而人民雅典真正的完蛋，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思维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辨证。而邓的问题，就是他取缔了这种人民运动，而代之以一种根本不是毛式和列宁式的精英运动，官僚模式。这个模式没有更新，还是照样施行着他们厌恶四五运动的某种统治。 ——《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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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0:32 PM PDT
一、 习近平上台前，海内外有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其实每次换一个总书记，都有不少人——从老百姓到中国观察家——重新燃起希望。在这个时代还普遍期待"英明领袖"的出现，也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病得不轻了。对习的期待还有一个重大因素：他爸爸是文革路线的受害者、思想相对开放的习仲勋。这其实没什么道理：父子长期分离；有其父未必有其子；文革受害者本人及其子女认毛作父的，实在太多了。 习上台后没多久，给那些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一记又一记重拳。在中共总书记例行的话语创新"中国梦"出台之后，玩起了习式太极"两个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连中央文件都予以否定的文革，习竟企图为它翻案。高调祭拜毛尸体，组织系列反宪政文章，"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九号文件"（2013年4月22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819讲话"（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提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宣传思想部门必须守土有责"），如此等等，一时间毛左欢呼雀跃。 毛时代的一些僵尸话语和血腥语言被重新启用。2013年开始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运动。2013年9月，《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发表文章《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阶级斗争话语和思维方式借尸还魂。之后又重提司法机关"刀把子"论。2014年1月9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称："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习的相关讲话被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概括为"突出强调政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充分体现了坚定的政权观念"。如此种种，不能不说是杀气腾腾。 杀气腾腾的，绝不仅限于话语层面。从2013年3月起，中共对民间维权运动加大镇压力度。数百名人权捍卫者被投入监狱。镇压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整肃互联网，抓捕网络大V、律师、记者和独立作家。打击宗教，除了继续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把全能神教、东方闪电等定为邪教加以残酷镇压外，对基督教家庭教会甚至有官方色彩的"三自教会"也毫不手软。扫黄运动从东莞蔓延全国，性工作者人权被大肆侵犯。国安委近期又部署对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NGO）进行大规模调查，实际上是要大力清查整肃与外国资金有关的中国民间机构，尤其是与法治人权有关民间机构。习上台后，中共已经转换了对民间社会的镇压模式，意图摧毁民间社会的组织能力和抗争能力。（参见滕彪：《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同时借"反恐"之机，对新疆、西藏大开杀戒，有些地方事实上处于戒严状态。在香港，一再拖延"双普选"，对占领中环运动又抹黑又恐吓，进而通过《白皮书》蛮横地抛出"全面管制权"。和对国内一样，中共在国际事务上，也开始四处寻衅滋事。 习自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中央若干小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试图架空原有一些实权部门，为个人集权开路。"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运动式反腐，既迎来民间的叫好，也为习近平安插亲信、树立个人权威清除障碍。我在《打虎不是反腐》一文有过论述，这种运动式反腐与政治体制改革毫无关系，它甚至加强了现在的腐败体制。反腐、维稳、反恐、清网、扫黄等等，其实都是新式极权体制自我强化的手段。 以上种种，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何其相似乃尔。和反右、文革又何其相似乃尔。有人说，习近平要搞没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有人说，习近平要打毛泽东的旗，走邓小平的路。有人说，习想做普京，所走的路线是普京主义。有人说，习集中权力，想要下一盘很大的棋。这是盘什么棋？习近平要回到文革吗？ 二、 这要看我们所说的"文革"是什么意思。文革持续时间长、过程复杂、一些政治讨论仍被压制、一些历史之谜仍未解开。文革同时具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如果说文革指的是严格的一党制、控制媒体、控制思想、压制言论、迫害信仰、镇压异己，那么今天的体制和文革差不多，只有程度的差别。习和中共想要维持的底线，正是党国同构的一党制。 如果文革指的是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超强的群众动员运动成为政治常态、法律被完全破坏，那么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尽管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极权中国的政法传统仍有不少遗留，尽管镇压法轮功、严打、反腐败和某些关键的政治学习仍有政治运动的色彩，但今日中国，表面上的、日常治理的法律化已经基本成型，处理高官、政治犯等事项也基本上用法律程序和法律术语来包装；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红宝书、最高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取代法律的情况难以再现。 如果文革指的是毛和中共的反人类暴行，以及暴民的人性之恶的总爆发，那么习和今天的中共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毛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最冷血、杀人最多、危害最大的反人类罪犯，排名不在希特勒、斯大林之下。非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社会结构、思想背景和国际环境无法造就。 如果说文革是指毛的"无法无天"和对毛的极端个人崇拜，习即使想要也无法达到这个程度。根据钱钢先生的研究，对比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就任后的18个月内在《人民日报》的传播强度，习是江、胡的两倍，甚至远远高于华国锋。但中共在毛死之后逐渐形成十年一交班的集体独裁制，个人独裁难以得到高层的认可。中共作为独裁党凌驾于法律之上，几乎没有什么有效的约束。但这个党被中央政治局、被几十个特权家族所劫持，高层相互间有分赃、有争斗、有某种制衡。中央与地方也远非铁板一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共的地方政权已经逐渐"土皇帝化"，对某个领袖的造神运动难度很大。 如果说文革指的是阶级斗争、共产主义、革命等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系统，指的是民众的运动式癫狂，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样板戏、告密、批斗会、学习班、戴高帽游街、大鸣大放、大字报，那么今天已经很难复制文革的"盛况"。盛极一时的毛主义话语，经过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猫论""摸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等一轮又一轮的变种、改造和背离，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即使某些文革话语诈尸式复活，也只能是小打小闹。不但思想、话语、媒体开始多元化了，现代自由民主思想已得到相当的传播和认同；而且政治犬儒主义、消费主义，也大大侵蚀了狂热政治的土壤。 我们来看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习近平的反腐、扫黄、清网、反宪政、大肆抓捕维权异议人士，表面上似乎是文革幽灵附体，但实际上已经无力再现当年的血腥与疯狂。——今天的中共及其领导者是否有能力对亿万民众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彻底动员？ 类似文革的政治动员所需要的"卡里斯玛型领袖"，已经无法复制。（马克斯•韦伯用"卡里斯玛"来指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和威望，毛泽东的权术、冷血、篡改历史、敌视文明的本领，的确是超凡的。）尤其是，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对社会、文化、精神、信仰的彻底控制，这是极权的应有之义。今日中共尽管仍旧牢牢控制着军队、司法和传统媒体，但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已经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居功甚伟。市场化带来利益多元以及民间空间的扩大，全球化带来新思潮，网络媒体给民意表达提供巨大空间，也给社会运动、维权抗争带来更便捷的信息传播和组织动员手段，总之闭关锁国闹革命、武斗屠杀、摧毁人伦、反智主义的集体癔症，不容易再次复发。毛用枪杆子和笔杆子运动群众的基础之一——亿万无脑民众——已经基本改变。看看今天的网络表达和民间文化，无论是毛的感谢皇军和淫乱生活，邓的身高和坦克，江核心的抹胸大长裤和图森破拿衣服，面瘫帝的77块和"全国人民都选我"，习主席的庆丰包子和中国梦，还是毛将军的书法和智商、薄谷王的杀人和三角恋、雷锋的捡粪记录、李小琳的环保袋、红色娘子军的腿枪、"宇宙真理"、"我爸是李刚"、"冲袋三鹿给党喝"，都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恶搞、戏仿和嘲笑的材料。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深知罪孽深重，逐渐转变人人过关、政治动员的做法，开始淡化并企图强制人民遗忘八九六四，从反革命暴乱、到动乱、政治风波，从揭批幕后黑手、表彰屠城官兵，到"八九六四"彻底成为敏感词。政治动员已经是当局无法承受之重，除了为国际斗争需要挑起反日反美民族主义之外，动员民众在街头游行示威的事情越来越少。因为他们清楚这是玩火。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对中共罪恶历史的了解、对法治人权的理解、对自由民主的认识，都大大不同于毛时代。 党和民间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今日中共还有能力发动群众搞"专政下的不断革命吗"？他们现在听到"革命"二字腿都哆嗦，连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都视如洪水猛兽。他们还有底气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百万群众大游行"吗？他们甚至担心官方操控的大辩论和大游行会调转方向变成反腐败、争民主的呼声。他们现在的口号是不争论、不折腾、不改旗易帜。他们口头上"三个自信"，骨子里却极度心虚，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感；样子还是凶神恶煞，内里却如惊弓之鸟。举目神州，官民冲突、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食品危机、信仰危机、经济泡沫、官员腐败、贫富鸿沟、维权抗议、边疆已成火药桶；放眼世界，民主政权越来越多，专制政权越来越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有审判后绞死的、刀插菊花的、仓皇逃跑的、回光返照的，中共满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真心朋友，连北朝鲜都背叛他们；驻美使馆的地址被改名为刘晓波广场1号，也让他们做了不少噩梦吧。在微博实名制、菜刀实名制、火柴实名制的统治危机之中，他们还敢梦想有朝一日再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万众一心、群体癫狂"的辉煌吗？ 民间维权运动和异议运动正在遭受1989之后最严酷的镇压。但是中国的公民社会已然具备自我修复、稳健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化、法律化、公民意识的发展、社会运动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现政权的合法性先天不足、现有体制不断侵犯公民权利、不断制造矛盾冲突、现有意识形态不断丧失吸引力、现有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有发展模式不断暴露危机。加上全球经济一体化、人权国际化、政治民主化，中国要全面回到文革，可能性几乎没有。 对上面说的这些道理，习近平和党中央应该清楚。于是退而求其次，他们想要的是政治上维持一党专制，而经济上维持"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不准确，或者也可以称作市场列宁主义、市场腐败主义、权贵掠夺主义），既维持政治特权、防止江山变色、防止历史清算，又继续维持垄断利益、寻租洗钱、转移财产，二位一体。至于这个悖逆历史潮流、悖逆人民意愿的目标能否实现，恐怕他们心里也没底。 ——《信报月刊》20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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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07:18 PM PDT 近期，演藝界可謂新聞不斷，寧財神、房祖名、柯震東先後因吸毒被拘，黃海波因為嫖娼被收容教育，最新，則是郭美美因為開設賭場被批捕，可謂是黃賭毒俱全，同時，這些明星大多享受了到CCTV認罪頻道出鏡的待遇，顯示出對明星違法行為的打壓，帶有相當的政治目的。有朋友戲稱，對明星如此之狠，一點不亞於針對普世價值的打壓。在筆者看來，此語雖口出於無心，卻可能無意中得之，對演藝明星的這一輪清掃，確實與針對普世價值的打壓一樣，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意味。 中共作為革命政黨，在獲取政權後，並未立刻失去意識形態狂熱，整個前30年，在共產意識形態以及毛澤東個人意志的驅使下，對社會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運動，帶來了無數災難性的後果。在對前30年反思總結的基礎上，統治者轉變了執政思路，嘗試通過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來發展經濟，穩固政權，並在事實上拋棄了正統意識形態，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固然支持了執政者的新思路，同時也帶來了正統信仰的破滅。體制越來越需要新的意識形態內容，填補信仰破滅的空白，作為繼續執政的基礎。隨著市場化的開展，新的利益訴求不斷湧現，新興社會階層不斷壯大，給予體制越來越大的衝擊，從外部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方面的需求。同時，市場化帶來了豐厚的經濟成果，體制及其相關群體從中獲得了最大份額，也越來越具有保守化的心態，這就從內部帶來了新的意識形態方面的需求。正如有關論者所指出的，如果說革命黨的基本任務是社會動員，那麼執政黨的目的就是維護已有的體制，讓社會在體制下正常運作。在此情形下，中共面臨著意識形態更新或者說觀念轉化的現實需求。 2001年，朱學勤先生一篇《簡論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觀念轉化》引來很多的關注，如《南方周末》也在2002年11月，推出相關討論。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觀念轉化這一議題的廣受關注，反映了執政者意識形態轉變的迫切性。不過，在朱學勤先生和《南方周末》等偏自由化的表達中，這一觀念轉化有其特定指向，即試圖將執政黨的觀念轉化更多地與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相聯繫，與進一步的改革相聯繫，期待更多的與市場經濟、法治社會乃至憲政民主相適應的內容。更為直白地說，是期待執政者的意識形態轉變，錨定在所謂普世價值這一邊。相對於體制既有的意識形態內容和統治手段而言，這當然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 直觀而言，執政者既然選擇了市場化改革，且市場化改革離不開對外開放，離不開進一步的融入全球社會，新興社會階層的壯大也在提出越來越強勁的利益和權利訴求，上述期待並非毫無寄託。三個代表理論和大力建設法治社會等口號的提出，似乎也表明執政者對此並非沒有意識。然而，在今天看來，這一期待並未實現，相反，針對普世價值的反擊正在展開，這表明，上述期待或許從一開始就是一廂情願。 在筆者的理解，上述期待的落空並非無因。首先，有限市場化改革從邊緣、增量起步，而逐漸擴大，換言之，有限市場化改革更多是體制出於存續考慮的應變之舉，體制從一開始就無意作出根本性的變化。其次，既有體制與有限市場化的結合所獲得的成果，給予體制的不是進一步改革的動力，而是延續既有體制的信心。而正如上面所講到的，體制及其相關群體分享了有限市場化改革的最大成果，也因此催生出了維持既有體制與有限市場化的結合的保守心態，對於根本性的改變持反對立場。 最後，有限市場化改革儘管帶來了相應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既有體制並未有根本性的改變，體制依舊維持著對政治領域的高度壟斷，壓制乃至全面凍結了社會參與的擴大，且通過抓大放小、事業體制市場化等方式，繼續維持著對於經濟核心資源和社會關鍵部門的直接控制。也因此，根本性的轉變對於體制而言，更多的是風險而不是機會，體制更傾向於對既有體制加以改進，而不是根本性轉變。具體到意識形態領域，體制所更願意採用的策略，也就不可能是朝向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普世主義的根本性改變，而是試圖採用某種更親和於專政體制和既有意識形態內涵的新內容，既填補意識形態的空白，同時能夠抵禦自由化的衝擊。 首先被選擇的，是愛國主義，或者說民族主義，1994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印發《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即可以看作此一努力的一部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得以確立。對外開放所帶來的交流增加，本身就會刺激民族認同，加之以官方的宣導，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迅速放大。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風行一時，一種粗鄙的民族主義也隨之開始流行，在此後十餘年中，隨著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中美撞擊事件、日本入常事件等，民族主義情緒也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宣洩，對於官方而言，民族主義情緒既是可資利用的資源，放之於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又是需要限制的對象，換言之，儘管民族主義已經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但在實踐中卻是一柄雙刃劍，而需要加以謹慎運用。 近年來，隨著新興社會階層的壯大，社交平台等網絡應用的普及，自由化的或者普世價值的觀念傳播越來越迅猛，具有了越來越大的話語能量。對此，不欲作出根本性回應和改變體制越來越不能容忍，而必欲奪回意識形態話語的主導權。一方面，通過「七不講」的宣示，以及針對網絡大V的「清網行動」，採取了對於自由化話語的正面打壓，以遏止其勢頭。而在另一方面，官方也就越來越需要在民族主義之外，尋找到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以便與自由化話語加以抗衡。倫理議題的頻繁操作，從這一角度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解釋。 相比民族主義這柄雙刃劍，倫理議題的運用對於體制更為得心應手。首先，倫理議題並不會帶來類似民族主義情緒宣洩的動員，在剛性維穩體制的大背景下，更易於把控操作，其次，相對於權力體制，自由化話語以權利為基礎，強調私域自主和個人選擇，倫理議題的操作，則強化了政府對於公眾生活的強勢地位，對自由化話語形成了某種對沖和抵消，有利於體制掌控話語主導權，壓制自由化話語。最後，當下中國顯著的貧富懸殊，以及劇烈變動帶來的道德失範，使得部分民眾有著強烈的失落感，倫理議題的操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相關群體的焦慮，贏得其對於體制的好感乃至支持。也因此，倫理議題繼民族主義之後，也被納入到了新的體制意識形態之中，且越來越成為頻繁操作的主題。 倫理議題的日益主流化正在深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可以看作是正面宣傳的展開，如今，在街頭隨處都可以看到相關的宣傳標語。而從東莞掃黃到近期針對演藝明星的一系列高規格處置，則表明體制正不斷操作道德倫理議題，試圖以此佔據意識形態形態的設置和主導權。當然，民族主義議題也並不會就此退場，而依舊會不時展開，如最近針對變態辣椒的批判，就依舊採用了民族主義話語的內容。而只要還需要繼續對沖和壓制自由化話語，以民族、倫理、傳統為核心內容的新體制意識形態的宣傳，以及相關的議題操作，就將一直進行下去。在這個意義上，演藝明星們因行為不檢而被高規格處置，其實是在為新體制意識形態的推廣買單。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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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07:15 PM PDT 8•18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1966年，毛澤東在這天第一次接見紅衞兵，由此掀起文革的狂潮。此後的一年多，整個國家陷入瘋狂狀態，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在紅太陽的照耀下，中國進入了紅色恐怖的瘋狂時刻。後來，雖然這種毫無秩序的打砸搶燒殺有所遏制，但以是否無限忠於毛來劃線的整人，迫害人的運動，一直延續到了1976年毛的去世。 其實，從本質上講，文革這場政治運動，跟1949年以來的歷次運動一樣，都是以政治藉口來整人。先整民間會道門，基督教，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再整知識分子，肅反，反右，最後，連整人的自己人也不放過。到文革前的廬山會議，延安領導集體中人中槍倒下了。每一次大規模的整肅，都會有大批的人被刑訊，大批的人自殺，無數的家庭為之破裂，遭殃，劃歸為另類。文革之所以顯得與眾不同，是因為這場運動，毛為了整肅和清理自己的體系，採取了「炮打司令部」，砸爛體系的方式，因此不僅顯得格外的暴烈、無政府，而且傷及了絕大多數「自己人」。正是因為這麼多體制內的自家人被傷到，不乏家破人亡者，所以，在毛死後，掌控這個國家的大人物們，才多少對這樣的政治運動，有了一點反思，做出了絕不再搞政治運動的承諾。儘管這個承諾實際上並沒有被嚴格遵行，但整人的勁頭的確小了，政治的動員，再也沒有了昔日的威力。 文革和文革之前的政治運動，其實就是泯滅人性的互相摧殘。原始的食人部落沒有普遍的人性，但至少對本部落的人，他們還能相親相愛。但是，在中國的政治運動中，父子相殘，夫妻反目的悲劇，比比皆是。文革中，即使革命家庭的成員，也有為了表明自己的立場，上台毆打自己的父母，甚至領著人到自己家來抄家的。 在一個被訓練到只有革命性，階級性和黨性的社會裏，人與人毫無憐憫的撕咬，競相把對方拖下水，置於死地，僅僅是為了表明自己對領袖的忠誠。這不是一個個人和家庭的悲劇，是整個民族的人性墮落。 但是，由於當局不肯對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做起碼的反思，所謂的否定文革，也僅僅限於表面文章，然後就急於翻過歷史的這一頁。所以，文革的邏輯，依舊在大行其道。許多對社會不滿的人，仍然在幻想用文革的無政府的暴力，報復壓在他們頭上的人，甚至所有比他們過得好的人。對這些人來說，文革中諸多被整人的人，諸多破碎的家庭，跟他們毫無關係。這些人的生命和血，喚不起他們起碼的同情。時至今日，他們依舊認可這樣的邏輯，誰要是反對毛主席，誰就是我們的死敵，就是漢奸，就可以當街施暴，甚至打死也無所謂。因為，只要被貼上了漢奸的標籤，就不是人了。他們不知道，這種邏輯，就是文革的邏輯，類似的標籤，在當年是可以隨便貼的。好些打人施暴的好漢，到後來也被人貼了標籤，遭到更彪悍的好漢的清算。 文革過去三十多年，很多人的人性沒有丁點的復甦。因為社會沒有讓他們復甦的環境。前年的反日遊行，好些同胞不僅車被砸，人也遭到傷害，但是，不少的施暴者卻並沒有受到追究。一個大學教授，不僅公開施暴，而且事後誇耀，不僅無人過問，所在的大學，還加以默許。就此一點，我們可以說，文革其實還沒有真的結束。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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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07:11 PM PDT 在西方，自由與宗教，就如同自由與法治一樣，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二者不可分割。離開宗教去談自由，自由就失去了內在的道德支撐和外在約束。離開了宗教去談自由，自由就是片面的，成為沒有內驅力的殭屍。抑或離開宗教談自由，自由就缺少內在制約，變成了脫韁的野馬。 人類的文明史，既是宗教發展的歷史，也是自由發展的歷史，更是宗教與自由攜手相伴共同行進的歷史。宗教使人成為人，自由使人成為文明的現代人。宗教與自由使人成為具有健康人格的現代文明人。自由的進程是自由與反自由鬥爭的進程，是不斷主動爭取的過程。自由「貫穿於哲學和教會的宗旨之中；貫穿於教會和國家的鬥爭以及教會與教會的鬥爭當中；貫穿於基督教的基本原則之中，包括從中演化出去的各種教派及其敵人的教義之中。」無論過去和將來，自由將無可阻擋，但自由的進程永遠不會一帆風順。因為上帝賦予的自由需要人們的勞作才能獲得。自由因天賦而神聖，因人類爭取而崇高。自由不會獎勵給那些政治上的懶漢，它只會獎勵給那些勇敢的人，獎勵給那些為此付出辛勞的人，獎勵給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 阿克頓在《自由與權力》中，從不同的歷史與現實的角度把宗教注入世俗生活，又把世俗生活融入宗教價值。其核心主線與精髓就是把宗教注入自由生活，把自由生活融入宗教生活。這使自由的人不再成為原子化的孤獨的個人，使自由紮根於宗教，讓自由有靈魂的歸宿。宗教也因為有了自由核心元素，不再會走向極端宗教主義、恐怖主義。 沒有自由的宗教，就是邪教。 阿克頓認為，「人類首要的關懷是宗教」，研究歷史，關注史學，吸取歷史經驗教訓，宗教都是一個核心視角。因為「史學是對宗教的真實證言」，「任何對歷史的透徹了解都有賴於一個人對塑造了歷史的各種力量的充分理解，在這個潮流的過程中，宗教的各種力量是最活躍和最明確無誤的。我們沒有必要對人類心靈的各種因素都去追根溯源，只要我們把握了宗教這一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那麼，「我們就有了理解歷史的核心鑰匙，我們就站在了眾所周知的立場，我們的工作就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無論信什麼教，人總要信教。沒有信仰的人，無所畏懼的人，終將毀滅自然，毀滅人類。人類之所以還沒有毀滅，是因為人有信仰，有畏懼。有宗教信仰，知自由之實。有畏懼，知自由之度。 在阿克頓看來，宗教與自由的關係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宗教是自由的基石。自由有兩個基石，一是良知，二是宗教。「宗教是自由之母，自由是宗教的嫡傳。」宗教對自由具有根本性的實質性的規導。阿克頓引用托克維爾的話說：「當這個民族還缺乏宗教所熏陶出來的自我駕馭能力的時候，這個民族就還沒有為自由的到來做好充分準備。」自由不能等同追求物質上的自由，僅有物質上的自由只會使心靈更加空虛，更加墮落。「自由無法同它得以產生和存在的事物割裂開來」，自由必須有宗教相陪伴，必須由宗教滋養，必須由宗教提供靈魂上的慰藉。「僅僅有物質上的快樂享受而缺乏精神思想的活動，只會使這個民族墮入麻木不仁的狀態。」 自由不能與宗教割裂開來，否則自由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自由是個人的自由，是每個人按著自己的興趣和愛好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個人自由是行為的自由，行為自由就是沒有外在的強制。自由與法治是統一的，行為自由不能影響到他人的自由，人人自由必然以法治為界線。在法治範圍之內，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所有人都具有明確的邊界意識。自由走到哪裏，法治的邊界就在哪裏，有自由無法治，自由就會演變成無政府主義。有法治，無自由，法治就會演變成人治。個人自由與個人責任是統一的，有自由才有責任。 沒自由就沒有責任，只有義務，且是無邊界的義務。無邊界的義務的人不是公民，不是自由的公民，而是被污衊、污辱、奴役而不自知的臣民或奴才。如果奴才遍地，自由也就是一個擺設。 阿克頓的自由是個人自由觀，在個人自由觀的基礎上，又加上了他個人對自由的理解。他認為，自由的本義是自我駕馭，自由的反面是駕馭他人。自由的含義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它是對身處弱勢的少數人的權利的保障；它是理性對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對意志的支配；它是對超越於人類的上帝所盡的義務；它是理性支配意志；它是公理戰勝強權。 自由的本義及其五個方面的內容，都與宗教密不可分。因為宗教自由「是由宗教和自由兩者的共同性質所促成的」。宗教與自由，有利於人類社會的改善，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與和諧，宗教是粘合社會的精神動力，自由是粘合社會的世俗動力。 「神的統治智慧，並不體現於世界的完美，而體現於世界的改善；已經獲得的自由是個道德成果，它有賴於進步文明的各種條件的匯合和共同作用。」宗教與自由，是文明社會的兩大驅動力。 第二，宗教培育了平等。「平等蘊含著一個產生自由的偉大因素——它意味著寬容。」宗教的發展，培育了寬容。宗教寬容，是宗教信仰自由的邏輯命題，這一邏輯問題化為實踐，卻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 主張因信稱義的路德，因為仇恨自由，把宗教改革引上歧路。本來他的因信稱義在邏輯上是完全可以導引出宗教信仰自由的，但他選擇的現實手段卻損毀了宗教。他通過專制與暴政來寬容宗教、保護宗教、懲治邪惡，必然是與虎謀皮。他把刀與劍交給了國家，就等於把宗教放在國家的菜板上，隨意由國家定奪、宰殺和取捨。加爾文改革又把國家變成了「神權政體」，認為「維護宗教真理就是國家的目的和職責」，讓國家站領宗教的道德高地，維護道德的純潔性。持宗教與國家真理觀、純潔觀的人，是與寬容格格不入的，他們都是寬容的敵人。 宗教寬容，既是宗教爭鬥的意外收穫，又是信教之人與非信教之人實踐的結果。天主教以追求自由始，以不寬容終。新教以不寬容始，以寬容終。這是天主教與新教始料未及的。各種各樣的教派爭鬥止，流血不止。每一個人的宗教信仰不同，教派爭鬥只會兩敗俱傷，維有寬容才能結束教義與教派之戰。 寬容，不僅是寬容對手，更主要是寬容敵人。 第三，宗教是良知的源泉。「除非良知是宗教熏陶出來的產物，否則，良知就不會成為宗教意義上的法官。」沒有宗教，沒有良知，就沒有盡到對上帝的義務。沒有良知的自由是一種壞的自由。政治無神論破壞了人類的良知，從而破壞了自由。「對良知的尊重與敬畏是所有公民自由的萌芽，也是基督教用以促進自由的方法。」而「寬容的真正使徒，並不是那些為自己的信念尋求保護的人，也不是那些沒有信念可以保護的人，而是這樣一些人——對他們來說，不論他們的事業如何，寬容都是一個政治、道德、神學的信條，一個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的良知問題。」自由與良知並行的社會，才是最好的社會，只是這樣的社會歷史上並不多見，它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自由之核心的和最高的目標就是良知的統治，宗教只是在17世紀產生過這種良知的統治力量。」阿克頓呼喚歷史再次重現人類歷史的輝煌，再次呈現良知的統治。 第四，宗教是人權的起點。阿克頓認為，教友派信徒在良心的基礎上發展了人權的概念。人權的核心是每一個人都具有與他們同等的尊嚴。人權包括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追求幸福等權力，宗教與人權是不可分割的。亞當夏娃吃了蘋果，於是子子孫孫都有罪，所以人都是平等的。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上帝。私有財產是上帝對人類的恩賜，財產是神聖的，任何人不得濫用。在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之後，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的追求其幸福的權力。即使如此，也需要仰望星空，讓上帝之光普照。一個具有人權尊嚴的人，是一個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相維一的人，是一個內守良知和尊重外在上帝監管的人。 第五，宗教的拓展了私人領域。信教是個人的事，每一個人有具有信教的自由，具有選擇信不同宗教的自由，國家不得乾涉。捍衞自由，首先就必須捍衞宗教自由。「自由是防止被他人控制的保障之法。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人們具有自我控制能力並因此接受宗教的、精神的熏陶。」針對有人認為自由「是一種奢侈品而不是一種必需品」、通過犧牲自由以換取安全、安分守己和繁榮的觀點，阿克頓認為只能用宗教的觀點進行反駁，上帝給了人類以自由之軀，就需要通過人類通過自己努力變成具有自由靈魂之人。 捍衞宗教和自由，一定就要剷除其障礙。阿克頓認為對自由產生威脅的有四個因素，即權力欲、平均主義、極權主義和不信仰宗教。不信仰宗教，自由就不可能自我駕馭，就必然會走向駕馭他人的自由的反面。同時，也要防止假借自由與宗教的名義為惡。「自由，與宗教一樣，一直既是善行的動力，又是罪惡常見的藉口。」 要處理好自由與宗教的關係，防止自由與宗教的雙重濫用，就必須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障自由，防止自由與宗教越過法治的邊界，導致自由與宗教的濫用。 如果說宗教與自由密不可分，那麼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國家來說，自由發展是不是缺少足夠厚的宗教根基呢？當然，中國不是沒有宗教，也有諸多宗教，只是這些宗教是不是有自由的因子呢？如果有，那麼，宗教的因子如何與西方的自由相嫁接呢？這真是一個大大的難題。 在宗教具有很大依附性的各種教之間，如果自身內部難以產生宗教寬容，如何在宗教與國家之間保持宗教自由，並由宗教自由邏輯性地推導出自由，仍然是一個迫切解決的問題。但無論如何，把儒家思想上升為儒教，讓儒教開出一個自由的藥方，甚至讓儒教開出一個自由主義的藥方來，無疑是在追求一個不可能的烏托邦式的圓的方。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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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07:09 PM PDT 昨日看一篇評論分析習的中國藍圖，說他既怕憲政而丟掉黨權，但也不願重複文革，他追求的其實是原教旨的共產主義。雖然在甩開官僚體系，建立方便自己重整河山的權力架構上類似毛澤東，但在理想上他似乎是認為可以超越毛澤東的。 如果是這樣，其實思想和制度上的空白之處比比皆是，因為最根本問題是：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將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結果卻是奪權成功，但治國變成了不斷震蕩的噩夢。那麼，利用對後世人類社會滄海桑田的種種巨變不可能預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解決今天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即使不說這已經被證明是死路，起碼也需要極大量而艱苦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這種探索雖然已被命名為「中國夢」，顯然還只是一張比喻性的白紙，其勇氣之驚世駭俗，其成本之深不可測，令人嘆為觀止。 對一種極為理想化的教義持原教旨主義態度，並以此為圭臬強行改造現實，立刻使人聯想起伊朗這個國家自1979年以來的作為。 不要以為馬克思主義和伊斯蘭教不是一回事。將百年前基於對資本主義徹底批判和人類社會形態巨大空想的一種思想強行用於百年後的現實，難道不與宗教有了相似之處？而伊斯蘭教在伊朗早已不止是精神寄託，更是深入到一舉一動的社會制度。 伊朗有普選，但選來選去，不可能跳出最高精神領袖的認可範圍。這個領袖地位雖不世襲，卻是禪讓制的。從純理論意義上說，這種「超政黨」架構或許讓正為如何實現無限期永久執政而苦惱的人羨慕不已，雖無法複製，但藉鑑或變種或許不無誘惑； 伊朗有宗教執法力量，並且已經在全球化時代率先實現了本國與全球互聯網的切割； 伊朗的軍隊不被信任，得到宗教集團信任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幾乎擁有全套陸海空三軍裝備，甚至更為先進； 反美是伊朗外交的核心，而形式則類似中國當年的「兩彈一星」，過程在於以此讓伊朗人民的自豪感和民族主義情緒燃燒起來，銘記執政者拯救國家和民族於水火的豐功。反美的代價是被制裁，但收益是成為世界被美國霸權壓迫勢力的燈塔之一，並擁有俄羅斯、委內瑞拉和古巴等知名度極高的朋友； 最重要的是，伊朗是一個從在制度和生活方式上完全融入西方的狀態徹底退出的範例，從1979年以來，除了石油輸出事務，伊朗與全球化潮流完全反向行進。 中國當然有與伊朗太多的不同，最突出的是中國已深度捲入全球化進程，與西方主導的世界隔絕的可行性已極為渺茫，其次是中國主體民族並無宗教狂熱和忠誠，政治狂熱有可怕經驗但也操作風險極大。 然而，面對所有這些不同，中國執政者當前潛在的一種慾望與伊朗是如此相同：即堅決抵制西方價值觀和模式，不顧一切地堅持自認為的意識形態。相信不管有多大困難，此道路必將通向優於西方的美好未來，為此，與西方的一切對抗都是必需而值得的。未來在這種對抗中，還可能加倍感到被歧視和阻撓，從而更強化自身的偉大感和正確感，陷入全球革命者普遍的「越挫越左」狀態。 當然，從伊朗身上也有一點很明顯，再絕世而獨立的理想國，國民一旦了解過世界，就不可能從人類21世紀的物質生活條件退回馬克思時代，即使以「八億神州皆舜堯」的美景恐也難以說服。即使國民精神世界已對主義言聽計從，創造比西方強大得多的物質文明仍是一個可怕的挑戰。 伊朗國小，制裁下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宗教領袖就不得不允許稍開明的總統上台，與西方爭取緩和。中國體量舉世第一，豈止在西方壓力下讓步，西方能施加多大壓力還是個問題，因而可以預見，中國人民恐將在一次龍爭虎鬥中享受驚心動魄的體驗。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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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2:46 PM PDT
所以毛认定邓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掘共产党的墓，表扬邓是「钢铁公司」，可谓知人善任！ 邓一辈子靠别人吃饭。他自己独立指挥过的战役只有两次：落荒而逃的左右江暴动，和不堪回首的中越边境战争。淮海战役呢？毛下决心，粟裕大将指挥实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清閒得很，你懂的。毛健在时，邓独立主持过的工作也只有两次：他当小组长的反右，和他当「副帅」的大炼钢铁，结果都惨无人道。由此可见，毛说邓「人才难得」，是虚晃一枪。林彪死后，毛叫邓复出，总得有个理由，死不认错才是令毛放心的真实理由。 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长期在陈云和邓小平之间穿梭。1987年6月底，薄想清楚了，要树邓，要在七一纪念会上讲一篇话，要我帮他忙，起草个稿子。薄对我说，「要在全党树小平。中国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我当然得帮忙。但邓矮，若用「巨人」字样，难免有朝一日变成笑话，加深一波和小平间的历史隔阂。我写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薄很高兴，同意，就这样讲了，后来传开了。 但是我错了。中国的改革，是千百万人自主权的部分恢复，用不着也不存在什么总设计师，更何况两年后，邓小平亲手杀死了改革。 什么是改革？我认为，就当时的中国而言，说千言万语，不如说一句话：改掉毛泽东。毛把中国人捆死了，改革就是从毛泽东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不改革，中国人，包括共产党，统统得憋死。这道理，邓小平不是不懂。 邓小平和改革的关係，不谈则已，要谈，必须全面地说两句话：他支持过改革，他最后扼杀了改革。 赵紫阳分析得透澈：邓有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两者的关係，我想，邓是以党为体，以改革为用，改革为了救党。稳定就是党。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党压倒一切。党认为必要，就有权调动坦克，杀掉改革，理直气壮反人类。 杀了改革，如何救党？南巡讲话指明了出路：在党权压倒一切的大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不择手段发财。不择手段发财，当然继续借重「改革」的大名，实际上是各尽所能，为所欲为，按照权力，争夺战利品。其后果，当然是无权者必穷，有权者可富，权小则小富，权大则暴富乃至腐富。不可一世，蔚为奇观，是谓「让中国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是谓「崛起」，是谓「富强」，总之是创造腐败的奇迹。 现在的腐败，头上生疮，脚底流脓，谁负责？周永康负不起，江泽民也负不起。只有邓小平负得起。 邓小平是军委主席，他的优势不在理论，不在实践，而在力量。是他决定向要求反腐败的民众开枪，是他拿出党权为腐败者撑腰，也是他打开了不择手段发财的闸门。他为中国的全盘腐败化创造了充分必要的条件。他不负责谁负责！ 邓小平现在盛名盖世。权势者锣鼓喧天捧他，趋炎附势者争先恐后舔他。海内的狂欢，配上海外的回音，正在合成为一曲欢乐的颂歌，万马齐喑的颂歌，毛骨悚然的颂歌。 我观察所得的结论是，邓小平的遗产，肯定有助于深化腐败，肯定无助于深化改革。当前的改革，应该是，只能是：摆脱邓小平的阴影，改掉邓小平的错误。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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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2:37 PM PDT  今天是邓小平110岁冥诞。转眼间，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经过去了十七个年头。中国官方两天前高规格地纪念了这位中国执政党的前领导人，给予了他非常高的评价，尊他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们，则视邓小平的生前最后十年为中国政治进步的最大障碍，并且认定他对一九八九年中共军队在北京镇压和平示威民众具有最终的责任。 其实，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对邓小平的感情也十分复杂，人们既赞赏他，又埋怨他。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促成了中国的政策从空想到务实的转变，摒弃了意识形态主导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传统。他的务实政策让中国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是邓小平的"只搞经济改革、拒绝政治改革"的"单腿改革"方针，为今天中国的整个官场的腐败，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开启了绿灯。 有些人说，历史的人只能干历史的事，每一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正因为如此，对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人物求全责备显得不够公平 。有鉴于此，人们发明了一种百分比的方式，对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行评价。例如，"三七开"、"倒三七开"、"五五开"等等，无外乎是想说明某人"功大于过"，或者"过大于功"，或者"功过相等"。在这里，历史人物的功过可以进行折算抵销，只看"净值"便可。 这种功过比较的方法并不科学，因为有些东西是无法比较的，更是无法相互抵销的。例如，一个将军为国家打赢了一场战争，显然是一位功臣；但是，同一个人又强奸了无数良家妇女，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在现代法治社会里，这个将军的战功与刑罪是无法抵销的。法庭只会对他的罪行进行审判和量刑，不能够、也不应该允许他用昔日的战功来折抵罪行。 对于现代中国的建设，邓小平是有功的。有些人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成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完全归功于邓小平，我认为这显然夸大了他的作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在经济制度上的一些关键突破，实际上是旧制度破产的结果，是无数普通的中国人运用常识来思考、来行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处在一个正确的时候、正确的位置，他的顺应民意的举动减少了社会发展的成本，缩短了中国人民继续在痛苦中挣扎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的确建立了历史的功勋。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是一个历史的罪人。他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公然派军队枪杀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学生和市民。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他究竟有多少了解真实情况的能力，李鹏、陈希同等党内保守派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对他进行了误导，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由于执政党对历史文献的封锁，人们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当时是有行为能力的，他的判断和决断与他一贯主张的坚持一党专制的政治立场完全一致，因此，他对"六四"镇压的历史罪行负有最终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一个信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绿林政治哲学的的政党。进城以前，夺取政权是首要任务；进程之后，维持一党执政便成了首要任务。在党的大多数领袖们的眼里，对和错不重要，道德法律也不重要，只有手中的权力最重要。他们以为，有了权力，不仅仅可以获取眼前的利益，还可以改写历史，沽名钓誉。在评价邓小平的时候，我们应该坚决抛弃这种恶俗的标准，尤其不能用功劳掩盖罪行。对任何犯下罪行的政治人物，都应该进行正义的审判。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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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2:11 PM PDT  所谓“法治”的网络漫画 习近平在集权反腐时，严厉镇压民间反腐。这表明习近平反腐不是为了消灭腐败，而是集中权力。这种专制反腐的方式，其实比谁更阴、谁更狠、谁的权力更大。即使反腐成功，也是为未来政治灾难创造条件。 最近中国人的公共空间中热议最多的话题是，坊间传闻已久的周永康终于被习近平拿下了。人们猜测周永康最终下场，更关注这一事件展示的习近平的执政抱负、谋略和前景，以及对中国政局变化的意义。民间广泛对习近平乐观，基于三个环环相扣的理由：周永康案表明习近平真心打虎反腐；而拿下周永康的过程展示习近平有谋略驾驭局势完成反腐大业；既然腐败是民愤最大、国运倒悬最难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有意愿和有能力反腐将领导中共进入复兴，中国也由此再度充满希望。笔者认为：民间津津乐道的习近平拿下周永康的议论多是八卦娱乐；习近平拿下周永康确实不易，但由此传递出的信息不仅不足以让人乐观，反而更令关心中国进步的人忧心忡忡；不过，中国政治进步的机会空间也不因此更少。 周案不表明习真反腐 说习近平没有反腐的决心肯定不公平。只要习近平不想做亡党之魁，就必须要反腐。这不仅是在民间重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也是在中国目前要建树任何利国利民的事业必须克服的阻力。然而，习近平心中腐败的概念与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概念并不一样；他反腐的目的、底线、轻重缓急顺序及方式，也与人类反腐政治经验不一致。 现代人类政治文明对腐败的定义基于法治和公平正义：自私自利不是腐败；腐败首先是违背法规；腐败还是不公平的制度。但习近平的腐败概念与此不同。他心中的腐败首先是危及他的权力核心地位和破坏他的执政能力的官场思想和行为，然后是损害共产党的执政利益和共产党江山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习近平在惩治周永康时确实重申法治的一些精神，但我们不能仅从他惩治什么确认他是否真心反腐，还要从他不惩治的腐败、以及惩治与不惩治的腐败的区别中，看他的反腐概念。 习近平上位前中共惩治腐败有比例和权位限制。比例限制是反腐面积不能过大，这是害怕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政治稳定。习近平也还没有表现出有腐必惩的意志。权位限制，是指权位越高，就越难以惩治；政治局常委不惩治。拿周永康确实突破了刑不上大夫。但还没有突破刑不上太子。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打击的都是草根上位的平民出身官员。中共腐败病入膏肓，中共自己承认有法不依的现象广泛，问题严重。普通民众更是感受到权大于法、法治其实是人治。所有这些的根源是党大于法，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但这些为了党的利益保护腐败的制度还不是制度性腐败。真正的制度性腐败是指那些法律规定和保护的不公正的特权。例如，那些太子们依法垄断的权位和利益。 习近平反腐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选择性反腐，而是东厂特务式的集权反腐。习近平在集权反腐时，严厉镇压民间反腐。这表明习近平反腐不是为了消灭腐败，而是集中权力。这种专制反腐的方式，其实比谁更阴、谁更狠、谁的权力更大。即使反腐成功，也是为未来政治灾难创造条件。因为腐败来自于权力，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习近平反腐受制度和形势制约 坊间热议习近平拿下周永康的进程也褒赞有加。舆论认为，习近平有谋略，一步步从外围向中心逼近，将周永康集团揭露出来。由此对习近平彻底肃清中国的腐败保有乐观的信心。然而，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习近平2012年就决心在2013年党的生日公布整肃周永康集团的消息，以启动整党进程。后来一再推迟时间。这个过程不是出自精心设计的谋略，而是阻力重重下久拖不决。这表明，习近平还没有像过去的皇帝那样一言九鼎、乾纲独断地处置腐败问题。他还受到许多制约。习近平究竟受到什么制约？这些制约有两类：一是习近平并不能真的搞定中共。二是习近平真能掌握共产党，也有现实主义考虑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腐败问题。 拿下周永康并不说明习近平可以掌控大局。文革结束后，中共总结毛泽东的教训，建立一套复杂的机构设置、决策程序和派系人事之间的制衡机制。尽管为了政治稳定需要，有时对外强化一把手的超级权位形象，实际运行中，一把手必须与各派系和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协调才能做事。重大问题，退休元老也要预谋并有最后否决权。所谓集体领导，是常委各自分工掌管一块工作。如果干预常委管辖领域必须要集体讨论决定。习近平接位后，建立几十个工作小组，对各领域工作直接管理，架空其他常委。再以中纪委为刀、军队为后盾，建立自己的独大力量。但是，这并不保证习近平能独揽大权。各种力量还是可以合法地集结并利用程序抵制和反抗。 习近平选择性反腐最大的限制因素还是局势变化对他的执政责任的压力。毛泽东权倾朝野到打碎整个党国和重组社会，但毛也不敢随心所欲地政治清洗。他必须保证多数在位者支持和配合他工作。文革确实打倒许多老干部，但其后的经济滑坡和政治压力迫使毛必须重建秩序并重新启用老干部。邓提出政治稳定为保障、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略后，中共左右之争不论谁风头正健，只要经济滑坡和政局不稳，执政核心政策就刹车回摆。毛之所以能打碎党国机器，是因为那时中共高级干部普遍有相忍为党的愚忠。现在官场都是王立军式的阴狠投机者。习真反腐会逼反整个党国队伍，不论是消极抵制还是积极反扑，都会导致政局不稳和经济滑坡，甚至重大恶性事故层出不穷，人心浮动。 政争恶化未来中国前途不定 习近平东厂特务式选择性反腐遭遇重大阻力和责任压力时，他会怎样选择？会像九大后的毛泽东向党国干部妥协，步步后退？还是继续东厂特务式反腐，直至天下大乱？笔者以为，这两条路都行不通。如果停止或倒退，习近平将受到被他吊起胃口的公众的谴责，失去合法性。并给他此前反腐造成的不死不休的政敌有更大的机会和社会支持干掉他。如果继续东厂特务反腐，习近平能掌控官场但很难驾驭局势。当然，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可以跌跌撞撞地继续前行。形势恶化，政争恶斗不断，他的梦肯定难圆。 在笔者过去的文章中曾讨论过习近平的另一种可能。从人类政治史看，很少有大规模政体突变转型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的，大都是朝野生死博弈和高层权力恶斗逼出的结果，变局是最初启动者未曾料到的。如果在权争进入生死关头，习近平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打开体制，争取人民的支持。如果这样做，不论局势如何变化，他都立于不败之地。 最近，中共传出18届4中全会提前召开的信息，并且以法治建设为重要议题。还强调这是中共执政史上第一次以法治为主要议题的全会。这是个信号，但习近平的法治是否真法治，还要再看。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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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2:08 P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到了被周永康下令处死的袁宝璟被执行死刑的当天，即有网友贴出《关于袁宝璟死刑的争论》一文。文中说："袁宝璟今天已经执行死刑，行刑前大喊有重大案情要检举!!!据说欲检举的是一位省委书记，刚才在新浪上的新闻上还看到，也开放评论，但网友们都怀疑此中的黑幕，我看着看着，不到两分钟，却什么也没有了。新闻稿没有了，评论没有了。这真是咄咄怪事了。整个一个司法的黑幕无疑!!! 文中透露说，袁宝璟冤死之前，他的妻子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卓玛为了收集能让丈夫免于一死的证据，不放过每个可以利用的线索和人物。因此遭遇了种种阻拦和险情，有几次甚至还差点丧命。 生活在恐惧之中，卓玛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夜里常常惊醒，误以为孩子被人偷走，房子被烧，弄得她精神几乎崩溃。不久后，她再次转移了住所，并把孩子送往外地亲戚家寄养。而她自己每天则行踪诡秘，时刻提防被人跟踪暗算。 然而，即使是所有的信息都反映出对袁宝璟不利，但仍旧有一股势力却时刻谋划着要致卓玛于死地。那是2004年8月17日，卓玛与律师乘飞机到达沈阳桃仙机场，准备赶到辽阳探望袁宝璟。在候机大厅，卓玛发现有人在监视她，一行人不敢停歇，马上乘车去辽阳。他们的车刚驶上高速公路，一辆越野车就跟了上来。卓玛发现那是辆重底盘的越野车，如果与卓玛坐的小车相撞，后者将粉身碎骨，而越野车可能没什么事。 越野车几次加速靠近卓玛坐的车，但都被司机给甩开了。就在危急时刻，前面出现两辆载重卡车，司机机警地将车开进两个卡车之间，那辆越野车没招了，只好加速离开了。 在看守所，卓玛见到了丈夫。当卓玛说到自己几次历险的经历后，袁宝璟意味深长地说："我猜得到会有人对你下手。我的事你就不要再管了，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不能说，如果讲出来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因为这次有人巴不得我被判死刑，如果他们获悉你知道了事情的内幕，你将招来杀身之祸。卓玛忙问袁宝璟有什么内幕。袁宝璟摇摇头说："如果我讲出真相，我的亲人有可能受到迫害。但讲出这些话我还是要死，因为对方的势力太强大了，所以，我只能选择沉默。" 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卓玛一直在和律师讨论一个问题。在卓玛看来，丈夫真的掌握着一个重大的隐情，如果内幕揭发出来，当属重大立功表现，即使袁宝璟真的犯了死罪，若有重大立功表现，按照有关法规，法院也许会从轻发落，让袁宝璟捡回一条命。但是袁宝璟宁可去死，也不愿讲出真相，到底是什么事，让他有这么大的顾虑，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呢？ 回到北京后，卓玛的司机开车到首都机场接她。她对司机说："回原来的家。"卓玛如此设想：如果她真的被人杀害，那么一定会引起司法机关的关注，也许那样就会牵出藏在案件背后的恶势力，反倒能让丈夫放弃顾虑讲出真情挽救自己。那样，她卓玛本人死了也值了。 藏族出身的虔诚佛教徒卓玛错就错在直到自己的丈夫被处死的前夜还没有放弃对所谓的"司法机关"的幻想，日后已经有人分析说，卓玛所说的"辽宁的某种势力想要袁宝璟的命"当然没错，但在"最高司法机关"接到卓玛转交的袁宝璟对"某省政法领导人"其实就是当时的辽宁省政法委书记李峰的重要揭发材料之后不但没有因此而下令"刀下留人"，反而是抓紧了了对袁宝璟的死刑"复核"，只能证明当时的中共政法系统不但黑到底了，而且也黑到顶了。 袁宝璟是辽宁省辽阳市农民家庭出身，二零零二年其母亲在当地去世之后，兄弟们依传统习俗将母亲风光下葬，袁宝璟本人从北京飞回辽宁在省城沈阳居然受到了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李峰亲自接机的礼遇。当时的李峰刚刚从辽宁省委常委兼省公安厅厅长位置上又升了半格，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以及辽宁省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等职务。袁宝璟被处死前卓玛即对媒体披露说，2002年袁的下葬，"辽宁省委的那位高官"也就是李峰不但亲自接风，而且还特别为袁宝璟和卓玛夫妇安排了武装保镖，驾驶武警牌照的轿车一路护送。此后不久，李峰即赤祼祼地要求"回报"，提出由袁宝璟担任总经理的建昊集团为他推荐的某公司到香港上市提供支持，袁随即出资亿元支持该公司上市。该笔资金袁宝璟曾经多次催收，但直到袁宝璟被处死之后仍未收回。卓玛当时为求得以罗干和周永康为首的中央政法委能对自己的丈夫"刀下留人"，向媒体透露了她已经将上述事实经历中的详细财务报告递交到"北京高层"，请求"北京高层"将此案情内幕的内容向相关证人核实。 在卓玛于北京采取行动之前，袁宝璟已经在看守所里被屈打成招。其辩护人之一邬明安教授曾告诉《新世纪》周刊记者，"一开始袁宝璟被关在非正常的羁押地点，也就是辽阳市警犬基地，而且在审讯过程中袁宝璟曾被殴打过，他的身上当时是有伤的。" 袁宝璟曾说，在一次长达11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警方将他反铐在一个铁凳子上审讯。在拘留所的5天5夜里，警察两人一组换班不分日夜地对他们二人同时进行审讯。在他极其困倦的时候，警察会把他一巴掌扇醒。审讯当中，警察要求他必须按照警察的意思供述，否则，就用矿泉水瓶子砸他，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他。袁宝璟当庭出示了自称是刑讯逼供导致的右小腿上的伤痕，这个证据一度令旁听的200多人哗然。另外袁宝璟说，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完全明白签字画押意味着什么，但实在是没办法，"我当时在那个假供上签字，就是为了先活下来，然后到法院翻供。"没成想出庭之后法庭居然仅凭他的弟弟"亲口交待"出的一句袁宝璟说的"行了，你注意点"就把袁宝璟认为雇凶杀人案的"主犯"。 邬明安告诉《新世纪》周刊，"仅仅凭着一句'行了，你注意点'和袁宝璟的弟弟几句互相矛盾的供词，就断定是袁宝璟犯了雇凶杀人罪太牵强了。" 袁宝璟本人在法庭上辩称，此话的意思是对袁宝琦杀人意图的制止，意思是提醒其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控方却认为，这个话的意思是提醒袁宝琦在杀人时要注意别出漏子，干得利落些。一审法院显然采纳了控方的意见，并据此做出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然而作为当事人的袁宝璟不但坚称警方断章取义曲解了他的意思，说自己从来没有指使袁宝琦杀汪兴，而且坚称自己也从来没有为此提供资金，所以所谓"雇凶杀人"的"雇"字根本就无从谈起。 邬明安律师说，雇凶杀人要有雇凶的资金，但警方并没有查实雇凶资金的来源。据袁宝璟的堂弟叶袁宝琦供述，杀害汪兴所用的30万元资金是他2001年从北京安定门证券公司袁宝璟的账上提取的，但律师们查证了袁宝璟的资金账户2001年全年的资金支取情况，没有找到这笔30万元资金支取的记录。袁宝琦还供述，他2003年从其父亲袁敬民的资金账户上提取了20万元，但同样也没有找到这笔资金的支取记录。由此可见，当时的袁宝琦也很可能是被屈打成招。而辽宁访方面居然可以仅凭袁宝琦的"口供"就认定袁宝璟是"雇凶杀人"主犯将判处极刑并得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究其幕后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辽宁省政法委书记李峰有周永康做后台，所以才有了当时的辽宁省辽阳市中级法院是"奉旨办案"的说法。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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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1:51 AM PDT
編者按：達瓦才仁是當代自由西藏傑出的理論宣傳人才，深受漢文化影響，三十歲經拉薩、尼泊爾逃亡印度，加入西藏流亡政府，二○○八年任達賴喇嘛駐台灣代表。這篇自傳生動描述他一九九二年告別家鄉逃亡印度的心路歷程。 二○一二年，來台灣工作滿四年後，我與父親開始海峽兩岸週末熱線對談。父親常以佛法教誨，直指我的政治作為是因為瞋心仇恨。父親常說眾生如母，作母親的捨不得自己的孩子，總想呵護照顧孩子，而每一個眾生，都曾當過我的母親，佛教徒應該悲憫眾生之愚痴，所以希望眾生要學習佛法，走上成佛解脫之道。父親也說，西藏人與中國人共業，所以才有今天的處境。 西藏的一切都是為了宗教，政治手段也是為了服務宗教，求取西藏作為培育佛教的土壤。父親是典型的西藏老人，因中國入侵西藏被迫還俗。如果父親沒有還俗，也不會有我這個人，從事西藏政治工作。 中文教育歷史政治的影響 我離開家鄉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作為一個西藏人，我從小就感受到藏人的社會地位之低下，很多人講五十年代戰爭中的經歷，深深地影響了我，形成幾十年來中共在西藏的壓迫和屠殺。 更主要的是，因為我接受過中文教育，很喜歡看各種各樣的書，包括共產黨和中國歷史上的愛國故事，在感受「飢餐胡虜肉，渴飲匈奴血」之激情，或「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激昂的同時，很自然地會想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發現很可能就是那些被吃、被飲或被逐的對象，由此發現「中華」與我的身分間的距離。另外，一些介紹亞非拉殖民地的人民怎樣為民族自由和解放而鬥爭的故事，也給我啟發。 那個時代，每年春節跳舞是我們最盛大、也幾乎是唯一的娛樂，每一個青年和小孩都可以參加，但正式演出時，要經過挑選，好幾年我都在被淘汰之列。最後有一年，我被宣布可以參加表演，卻為沒有跳舞必需的長袖子藏裝而發愁，當時整個結古鎮只有兩個民（族）貿（易）公司，我們半夜叫醒一位藏人售貨員，賣了幾尺紅色和白色的絲綢，才連夜縫出跳舞的衣服。 我們生產隊跳舞最好的是一個叫窩瓦的男領隊，他長得很英俊，另一個有名的是女舞蹈領隊丹正卓瑪，他們每次跳舞可以在肩上披哈達，被我們看作電影明星一般。記得有一次，我把海地革命的故事講給他們聽，說到革命領袖被殖民者誘捕殺害的卑鄙行為時，窩瓦卻說，「五八年我們這裡也一樣，那些部落酋長和喇嘛也是這樣被解放軍抓去的，都一樣。」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有人把中國解放軍和殖民侵略者相提並論。 窩瓦除了英俊和跳舞一流而外，是一個嗜酒如命的人，因此，他說一些過頭的話不會被在意或計較，否則，他說這樣的話肯定不能免除吃牢飯的下場。類似這樣點點滴滴的影響，應該是我後來離開家鄉的基礎。 九二年春節青年朋友難忘的聚會 如果說離家的近因，有兩個，一個是我有一個朋友，在中共玉樹州衛生局計畫生育辦公室上班，他的辦公室有中共的內部報紙《參考消息》，有一次刊登了有關西藏的一篇報導，說境外流亡的西藏青年黨要組織「康巴勇士團」回西藏展開游擊戰爭。這個消息觸動了我，覺得有一種終於動手了的感覺。那時候，我還是非常相信毛澤東的「槍桿子出政權」，認為西藏要自由獨立，就必須、也只能通過血腥的戰爭才能得到。因此我多次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孫子兵法》等書，雖然其中內容，今天幾乎都已忘記。也可能年輕，並沒有真正看懂。只是覺得自己已經學了兵法，如果能夠加入游擊隊，應該可以一展身手，並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像《基督山復仇記》一樣，為五八年死難的同胞報仇。而且我也是康巴人，青年黨應該會收錄我。我還看過很多中共有關游擊戰的書籍，因此對戰爭、對游擊戰那種充滿浪漫和激情的戰鬥歲月和生活有所嚮往。 另一個直接的因素是，一九九二年春節晚上，我和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喝酒烤肉，喝到後來，大家都有一些醉意，興奮地聊起了民族這個話題。那個在計生辦上班的最有文才的朋友，藉著酒興在哪裡高喊：「再過幾百年，西藏民族就會沒有了，那時候，我們的後代只能從課本里讀到西藏民族」，接著他又以朗誦似的語氣說： 「從青海湖到喜瑪拉雅山脈之間廣袤的土地上，曾經有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叫做藏族，這個民族曾建立強大的帝國，曾經攻占長安。後來這個民族信仰了佛教，強悍的戰士披上了袈裟，連個蒼蠅都不敢殺害；刀槍都掛在經堂裡鏽蹟斑斑，然後這個和平民族就注定地走向了死亡，然後就沒有了，消失了，哈哈！西藏民族完蛋了，要死了，為藏族的死亡而祈禱吧！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大家念啊，現在，藏民族什麼都沒有了，就只剩下這個莫名其妙的嗡嘛呢叭咪吽！那就念啊！西藏民族要完蛋了，念啊，唸經啊！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 他又哭又叫地在鬧，說了很多，我感觸很深，至今還是言猶在耳，歷歷在目。當時，幾個朋友在勸他，我也站起來說：「閉嘴吧，西藏需要的不是哭哭啼啼的女人，而是戰士」，然後就離開了。那時，我強烈感覺到我必須要有所行動，不能再徬徨蹉跎了，想起《參考消息》有關「康巴勇士團」回西藏打游擊的報導，我下定了前往參加的決心。 請教寺院仁波切受到鼓舞 十幾天後我就動身離開家鄉前往印度，投奔自由西藏。當然，過程還是有些曲折。首先，我怎樣告訴老父親我的決定就是一個問題。 其實，之前我也曾有過一次離家出走的嘗試，大概是我十六、七歲的時候，曾和幾個朋友密謀離家出走前往拉薩。當時，文革剛結束，宗教開始復興，常常有青少年突然離家出走前往拉薩。在家鄉人們的心目中，拉薩仍然是那個非常遙遠而又聖潔的地方，因此，離家出走的小孩從拉薩返回家鄉時，都不會受到懲罰，因為這種行為被視為受到宗教性召喚的朝聖之旅。尤其是一些人逃家後受戒出家，並以僧人的身分返回家鄉時，其逃家行為更會成為一種傳奇。因此，我們幾個朋友也決定出去「闖闖世界」，並偷偷將家中乾肉裝在袋子裡以做乾糧。到了約定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爸爸的身旁，心中充滿歉意地看著爸爸。結果很奇怪，那天爸爸吃糌粑，他一邊吃，一邊不斷地抓給我吃，這是以前很少有的，我的歉意更強烈了⋯⋯。第二天黎明，當我們幾個朋友依約見面準備出發時，我告訴他們，我決定不走了。因為我不捨傷害到父親，幾個朋友氣急敗壞的情景，我還記得。 現在我要離開父親，面臨的則是更加嚴重的情形，也許就此一別，今生再也不會有相見之日，因此我還有些猶豫。兩天後，我和一個摯友商量，他強烈贊同我前往印度，他說：「你那麼喜歡看書，又有學問，跟我們這群文盲一起做買賣真的是很不值得，你如果去印度，一定可以幫助達賴喇嘛」。他認為父親無論如何都不會同意我去印度，但我不這麼看。 我們家鄉有個習俗，就是新年初一要點燃柏樹篝火敬神，因此，過年前我去鄉下買柏樹，順便去一個我父親非常信任的寺院，找寺院的仁波切算卦，我告訴仁波切：「我想去印度，但我不知道我去印度是否會有用，如果無用，我想就留在家裡孝敬父母」。仁波切問我：「你到印度想要做什麼？」我說：「我想到印度為西藏的自由做出一點貢獻。但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出貢獻，如果能，我將九死不悔，但如果我在印度那邊不能為民族做事，這邊又失去孝敬父母的機會，人生就會兩頭落空。」仁波切說：「我知道了」。然後就用骰子算卦，又鄭重地拿出一本經典，看完之後對我說，「你去印度，應該能夠為西藏民族做出貢獻。但是你父親知道這件事情嗎？」我說：「不知道，父親應該不會同意」，仁波切說：「那不一定，你跟父親說一下，也許他會同意你去」。 父親勸勉因果報應，不要執著 當我把這個過程告訴那位朋友時，朋友就說：「既然仁波切這樣講，那應該是沒有錯。但你的爸爸真的會對民族的說法感興趣嗎？會讓自己的兒子冒險嗎？」誠然，我父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年輕時出家為僧，中共民主改革才被迫還俗，他的宗教情懷是無可置疑的。但他從來不接受人們說的民族問題，也不承認中國入侵西藏讓西藏人民遭受苦難的說法。每當談到這些議題，父親總是反覆地說他的那一套理論： 「這一切都是業力，是我們西藏人造下的共業，那些中國士兵也和我們一樣是鄉下農民的孩子，他們大老遠跑到我們家門口，把我們從家裡趕出來，砸我們的佛龕，殺我們的人，為什麼？就是由於我們在累生累世中所造下的共同的業力，是業緣成熟，才會有那些中國人如地獄的鬼卒一樣前來找我們，因此，不要講中國人的壞話，更沒有理有去仇恨，是你自己造的業，業報來臨時，你卻因無知，仇恨對方，因此而又造下新的惡業和罪孽，不是很愚蠢嗎？再說，你的前世就可能是一個中國人，（指我）你那麼喜歡看中文書，誰能說這不是前世留下的習氣？今天來殺你的敵人，前世可能是你的慈母，一切都是業力，什麼民族、官位大小，一切都是表象和幻覺，要相信業力和因果報應，不要執著。」 如此等等，每當我看到父親唾沫四濺地談論這些時，曾不止一次地對馬克思說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產生由衷的信服，覺得爸爸就是最直接的被麻醉的受害人。當然，這樣想並不表示對宗教的排斥，實際上，當遇到困難或迷惑時，我還是本能地想到找仁波切或僧人──雖然到印度之前，我找仁波切或僧人的次數非常少，加起來大概只有四、五次。 父親終於同意我去印度出家學法 最後，我和朋友決定利用父親的宗教情懷，演出一段雙簧。那天，我父親正在家裡的經堂擦拭供水的碗，我進去後直接告訴父親：我想到印度去，希望父親能夠同意。父親吃驚地問我：你到印度去幹什麼？我說：你不是常常讓我學習佛法嗎！我到印度去學習佛法，看看佛法講的有沒有道理。父親說當然有道理，我說你講有道理沒有用，我要自己學習。父親說那你可以去宗薩佛學院，我說宗薩不一定會接受，而且能夠真正學到佛法的地方只有印度。 這個時候，那個朋友走了進來說：你們父子在討論什麼？爸爸說：這個傢伙瘋了，說要去印度。朋友馬上訓斥我一頓後，裝成很生氣地問我：去印度幹什麼？我說想去學佛法，朋友噢了一聲，想想然後對爸爸說：「這很奇怪，你的兒子喜歡看書，有慧根，而且一直都不肯結婚成家，說不定真的有出家利益眾生之緣噢。他現在想去印度，也許就是業緣成熟，如果有一天，達瓦像一隻孔雀一樣地回到家鄉的話，那將是多麼的稀奇啊！」 如此這般地說了一通。所謂像孔雀一樣地回來，指的是穿著袈裟回來，西藏人認為世間最美的動物是孔雀，便以孔雀來形容出家之美。父親聽到這些話，開始若有思索，接著我倆談了許久，父親最後決定問轉世喇嘛，我告訴他我已經問過，但他還是想自己去問。幾天後，父親找我談話，又跟我談了很多佛法的知識和佛教的殊勝之處，我一聽他這樣講，就意識到父親可能同意我去印度了。 果然父親最後說：「希望聖地印度和在印度之諸聖者的加持，能夠讓我的兒子放下世俗的執著，尤其是放下所謂民族或國家等無謂的執著，學到佛法，並成為一個披著釋迦牟尼法衣的出家弟子，最終走上解脫之路。」我在確定父親不會阻攔後即感到高興，又隱隱有一種事情真正來臨時的緊張和不安，同時也為欺騙父親而感到愧歉。 籌措路費告別家鄉玉樹州結古鎮 幾天後的一九九二年農曆春節正月十五，有一個寺院的卡車要去拉薩，我正好可以搭便車。由於事出突然且是臨時決定，父親手頭沒有很多錢，他連夜跑去找一些朋友借錢，結果幾個平常很要好的熟人都不肯借，反而是一個失聯多年的朋友借了幾千塊錢，加上父親手頭的和幾個妹妹湊的錢，共六千元人民幣。另外，大妹妹堅持將她唯一值錢的一對耳環珊瑚送給了我。 當天晚上，父親又跟我長談到半夜，媽媽則陪在旁邊掉淚，父親談的都是佛法，一再地希望我好好學佛，殷殷教誨，如今想來實在愧對父母。期間也談到邊界的凶險，因為時常聽到一些人在翻越喜馬拉雅山脈時喪生的消息，因此，媽媽淚眼汪汪地乞求我不要冒險，如果可以，就在拉薩那邊買個護照等。爸爸則教導我說，如果在途中看到死亡後沒人認領的屍體，你就想辦法清理掉，不論是埋葬或布施給動物，都會有很大的功德等等。當晚，我把大妹妹送的一對珊瑚交給父親，請他在我走後還給妹妹。 第二天早上，當我踏進車門時，父親又依依不捨地拉著我的手說：你真的會學習佛法嗎？如果不能學佛，我們父子最好不要分開。我坐進駕駛室不吭聲。父親看我不會回頭的樣子，最後就說：「如果你肯聽爸爸所說的話，那就記住，在異鄉，會遇到很多困難，但無論如何，都不要幹出偷搶或欺騙的勾當，束手無策時你可以去乞討，乞討來的食物是最乾淨的，佛陀也會托缽行乞，沒有什麼丟人的，去偷去騙才是真正丟人的。要一心向佛，要時時向三寶祈禱，平常要唸度母經，聽到了嗎？如果今生我們父子還能見面，則這是我的教誨，如果此生我們父子無緣相見，這就是我的遺言。」說得我悲從心生，真想大哭，但我還是忍住了。 從地圖看，我的家鄉玉樹州結古鎮正好位於西藏的中心，也就是藏人所說的西藏或中共所說的藏區（或大西藏）的中心，而且緊靠西藏自治區，但由於玉樹被畫入青海省，當時所有的交通或公路都只通向省會西寧市，並沒有通往拉薩或西藏自治區的公路。因此，我們去拉薩必須要繞一個大圈子，先向東走八百公里到西寧，然後從西寧向西走八百多公里到格爾木，再從格爾木回到玉樹州所屬的北部羌塘——可可西里，從那裡翻越塘古拉山，進入西藏自治區。 由於路況不好，我們的汽車整整跑了六天才抵達拉薩。 這是我流亡的前半部。 ——开放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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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1:49 AM PDT 習近平以一位平庸的地方官有幸登上大位，他必須找尋建立個人權威的辦法：對內反貪污腐敗，實行權力換班；對外以強勢提高國威，實現強國理念。 經過一年多的表現，現在已經很清楚地看到習近平執政的格局。他的強國之夢，實際上就是強人政治之夢。為了要實現強人政治，他首先就要大權獨攬，將其他所有常委都變成只是他的副手，這就完全改變了胡錦濤時期集體領導的格局，所以被人稱他是常委中的皇帝。其實，常委中的皇帝也就是全國的皇帝。這是走向獨夫政治的第一步，怪不得習近平之所以推崇毛澤東，就是要走毛個人獨裁的道路。 眾所周知，毛澤東的獨裁是以強大的權威為基礎的。他之所以在黨內和民間具有絕對權威是經過長期奮鬥，從井崗山到奪取政權而建立起來的。對共產黨來說，毛澤東既有建軍之功，更有建國之功，習近平有什麼功勳？一點也沒有。他過去只不過是一位平庸的地方官，在官位上毫無特殊政績。今天有幸登上大位，他必須找尋可以建立個人權威的辦法，目前他能找到的辦法就是：對內反貪污腐敗，希望改善黨在人民中的形象；對外以強勢提高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企圖實現他的強國理念。 黑箱作業的反貪成了權力換班 他明白，中國共產黨這個黨經過江、胡兩朝二十年的糜爛，已腐敗得太不成體統了，再這樣下去是要亡黨亡國的（亡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亡中國，中國沒有外國侵略是亡不了的）。因此他決心要扭轉黨的風氣，清除貪污腐敗，樹立起比較清廉的形象，藉此獲取民心，以建立自己的權威。但是他又懼怕反貪會引起民間響應，超越他的控制，只好關起門來自己反，不准老百姓反。他倡言以黨治黨，憑常識來說，以黨治黨應該是以黨的健康勢力去治黨的腐敗勢力，但是事實上這個黨從頭到尾都爛透了，連江澤民、曾慶紅、李鵬、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賀國強、吳邦國等這些過去最高領導人的家屬都捲入腐敗泥淖，哪裡還有健康勢力？因此，習近平所謂以黨治黨，只不過是以他個人和王歧山的力量關門來治黨而己，誰能保證所有現任中常委個個都是清白的，誰又能保證所有中紀委或巡視組都是清廉和公正無私的？ 最近被雙規的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有一番牢騷話在網上流傳說：你說我是貪官，官場上哪一個不是貪官？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貪官查貪官嗎？那些查辦我的人自已就清白嗎？今天你抓我，不怕明天你自己會被別人抓嗎？看看真正反腐的有幾個是有好下場的？那些高叫反腐的官才是真正腐敗分子。 這位貪官在被雙規之後倒吐盡真言。反貪不從建立權力制衡和公眾監督的制度著手，而是黑箱作業，將原有集中的權力更加集中起來，由中央派巡視組作為「欽差大臣」到各地查訪。這樣的反貪，不僅視野局限，而且變得很有選擇性，成為黨內權力鬥爭工具，即清除一批人，提拔自己的親信去接替現有權貴集團，進行權力換班，等於是以明日的大貪官去替換今日的大貪官。這樣的反貪當然不會真能使共產黨清廉起來，其作用將只成為習近平藉反貪腐以建立個人權威的手段。 打常委大老虎受阻，先打軍老虎 為了建立個人權威，習近平必須把反貪進行得有聲有色，打掉幾隻大老虎，否則他會威信掃地。但打大老虎阻力很大，這從處理周永康一案上已看得出來。周案搞了一年，要抓的人都已抓光了，沒理由還要一拖再拖。周案的拖延，對習近平樹立權威來說非常不利，他著急了，索性先拿徐才厚來開刀，並將郭伯雄兒子郭正綱抓起來，此外，又有傳言說曾慶紅也被看管起來了，如果這一傳言是真的話，那末這將表示習近平要對江澤民施顏色了。大家都知道，徐和郭是江澤民在軍中的主將，曾慶紅是江在黨內保持勢力的台柱。習近平如此出手，顯然是對阻力表達不耐和不滿。 習近平打軍中大老虎，進而擺出要打擊江派幹將的姿態，是很得民心的，人民當然大為稱快，但這不等於人民對共黨專政增加信心，人民仍要等著看習近平後續的行動和未來的發展。 實際上，習近平的反貪在官場上引起的震撼比民間的叫好更甚。目前整個中國官場瀰漫著人人自危空氣，有的官因惶恐而自殺，有的拋售房產攜資金逃亡國外，更有不少裸官已被降職和滅薪。過去那些靠糜費工程撈錢和誇耀GDP的地方官己暫時收手，使全國GDP因此大大收縮，逼得李克強要改口說今後不再以GDP作為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舊日靠公款消費的行業普遍萎縮，連帶地影響到整體國內消費市場的興旺，尤其是名牌商品消費。 牛魔王外交亞洲不滿撤回西沙鑽井 習近平的強國理念，對民族主義傾向強烈的國人來說是一種鼓舞，因為中國整個近代史都是在民族屈辱中度過。現在中共憑著經濟發展，外匯儲備世界第一，高達四兆美元，因此財大氣粗，收購外國企業，進行定單外交，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總部設在上海以抗衡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又準備替南美國家建橫貫鐵路、開運河，插手美國後院。 在亞洲地區，中國突然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與日本和南韓發生重疊，引起爭拗，發展成中日戰機在釣魚台附近上空迫近空戰。中國又在西沙群島中建島附近海域鑽探石油，引起越南反抗，爆發排華風暴，以致中越開係瀕臨戰爭邊緣。整個東南亞對中國的逞強感到惶恐，便利美國拉攏亞洲這些國家對中國形成包圍圈，中美關係實質上陷於對峙狀態。中國公開宣揚鷹擊82、鷹擊83反艦導彈的威力，其目標顯然是對準美日軍艦而發的。 為了對抗美國包圍，習近平親自主持外交，拉攏俄國，但普京與習近平親暱之後卻在貝爾加湖附近的伊爾庫次克對準中國增設長程導彈基地。為了分化美日韓關係，習近平又利用日韓矛盾，親自訪問南韓，雖然南韓在經濟上同中國的關係比美國更密切，南韓更希望中國對北朝鮮施加壓力，阻止北朝鮮核試，但南韓畢竟是靠美國駐軍制衡北朝鮮的，美韓同盟是無法被中國分化的。習近平又親自出席金磚五國第六次峰會，向印度總理莫迪拋橄欖枝，希望改善中印關係。大概習近平近來頻頻訪問多國，從與各國首領交性中領會到自己過於操急的疏強，已在國際上造成不良印象，被視為牛魔王，需要轉軚，於是突然將原定八月中旬完工的西沙鑽油台提前一個月於七月十五匆匆撤回，以緩和中越關係和中美關係。 高壓政策：精神自慰，令人可怕 習近平的強國姿態，對那些以精神勝利自慰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大鼓舞，以致有些人忘乎所以，自以為中國很快便可以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他們忘記了中國的人均GDP即使到了2015年仍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一；中國的人均收入只及美國十分之一；而中國農民的收入不及美國農民收入十五分之一，更不用說人權方面的差異了。 在人權和自由民主方面，中國與美國剛剛是兩個極端。中國是蘇聯解體後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專政國家，習近平的強人政治很可能會使中國走上個人獨裁道路。而美國己有二百多年民主歷史，美國人民隨時可以批評總統、反對政府，憑選票撤換政府；中國人民不但不能反對政府和官員，連提出非對抗性的建議都要坐黑牢。自從習近平執政以來，他對民間的壓制比江胡時期更緊，連上訪都被禁止，更不用說大批維權律師被關進監牢了。最近他還訂出新規定，所有媒體人都要簽署保密協定，企圖加緊箝制輿論，消弭傳媒上任何不同聲音。這樣的強人政治，勢必使中國陷於萬戶齊瘖的局面，太可怕了。 （許行：香港資深政論家）二○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开放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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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11:44 AM PDT 今年3月，我在香港《前哨》月刊上發表了《經濟學理論正面臨『第五次革命』——經濟學家如何面對「霧市場」？》一文，文章最後說：『 自從凱恩斯革命以來，經濟學家不斷在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之間尋找平衡。 現在，新的問題是，資本的全球流動不是由一個國家干預就能產生全球最優效果的，需要全球範圍的監管和協調。研究全球資本流動、研究金融市場與實體市場的關係、研究「霧市場 」，是今天經濟學革命的出發點。』 今天，在網上讀到朱嘉明和黃江南在8月1日發表的《观念经济学原理及其现实意义》一文，朱黃稱『工业革命以来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学，即以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学』為『传统经济学』，說『这样的传统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迅速演变的真实经济世界』，並認為這種『传统经济学』會造成三個『思想誤區』，其中一個『誤區』是『将提高"创新力"局限于增加科技因素，加快机器设备更新，技术和产品的升级换代,最终实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GDP总量的目标。』朱嘉明和黃江南說，『传统经济学不仅不再可以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决策的理论基础，而且可能误导我国经济在传统物质生产，传统工业化道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上的徘徊甚至停滞不前。现在到了用全新经济学补充和替代传统经济学的历史时刻。经过多年思考、探索、研究，我们提出"观念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就是适应新时代和新经济的一种努力。』 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该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其中所述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 經濟學理論確實在面臨一次革命，這里且不談『比特幣』、『量化寬鬆』和『債務危機』，就是在中國範圍內，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這次『大革命』的來臨，什麼『貨幣戰爭』、什麼『知識經濟』，什麼『觀念經濟』，紛紛出籠，而且可以看到『吳市場』的蒼白臉色、聽到台灣經濟學家『郎教授』的猖狂叫囂，這一切說明，今天已經到了經濟學『大革命』的前夕。 我現在還來不及對『觀念經濟學』的觀念作出評述，希望『觀念經濟學』的作者或其他讀到這篇短文的人，能夠回答我三個問題： 1.『觀念經濟』與『知識經濟』兩個概念是什麼關係？【網上解說："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文化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教育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部门，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 2經濟學能建立『公理系統』嗎？.【說明：我在2006年美國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普遍進化論》一書中說：『幾何學可以建立"公理系統"，在欧洲思想史上，仿照欧几里德那样从几条公理出发，用理性建立起思想体系的大厦的人，是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orinoza ，1632—1677年）』。但我認為，經濟學，和所有研究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科學，都不能立足與『公理體系』之上。意識形態能夠有自己的『公理體系』，說明所有所有『意識形態』都不是『科學』。】 3. 什麼是『觀念生產』和『觀念生產大國』?人類史上多次有『觀念創新』，但許多『創新』並沒有讓這些『創新觀念』變成『工業品』或『商品』，這些『國家』能稱為『觀念創新大國』嗎？ （寫於2014年8月22日）
嚴家祺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資本愈來愈跨越國界在全球範圍內迅速流動，在人類歷史上，金融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大有壓倒製造業之勢。金融是人改變人類社會中經濟信息流動的一種技術。金融學在實際上只是一門「技術科學」。 對自然科學來說，科學理論是為了描述、解釋客觀現象的，技術則是根據科學理論來實現一個個具體的「改造自然 」的目的的。科學劃分為四大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技術科學、數學。「技術科學」包括兩大部分，一是與自然科學相關的「技術科學」，如计算机科学、机电工程学、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空间科学。二是與社會科學相關的「技術科學」，計劃、管理、金融、政治是「社會技術」，計劃學、管理學、金融學、政治學是社會領域的「技術科學」。數學的對象不是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而是「規范世界」。至於哲學是不是屬於科學，伯特蘭·羅素說哲學介於科學與神學之間。我認為，哲學與科學一樣，訴諸於人類理性，但帶有猜測、宗教、意識形態性質，嚴格說，哲學不是科學。 經濟學不同於自然科學，也不同於一大類社會科學，如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部分是自然現象，如人類行為、自然資源，另一部分是人造的，如商品、貨幣、企業、市場、經濟體制、政府政策、國際貿易、銀行、共同基金，是「技術」和「社會技術」的產物，而且也是人能夠用「社會技術」改變的。在上世紀初，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會研究共同基金和浮動匯率問題，因為當時不存在共同基金和浮動匯率。隨著國際貿易和全球資本流動的增長，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国际经济学、國際金融學才從宏觀經濟學中独立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
經濟學的方法不同於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是一種不斷提出「假說」，並依靠實驗或事實來證實、修正自己的理論體系。自然科學的理論、學說，在一段時期內可能有重大分歧，但「真理只有一個」，新的理論會在舊的理論基礎上不斷完善化。經濟學雖然也提出「假說」，但與「假說」相關的社會經濟狀況和體制，並不像自然現象那樣永遠存在。當社會經濟狀況和體制發生重大變化後，原有的「假說」就失去了意義。一種經濟學理論一般只對應於一種社會經濟狀況和體制。 正因為經濟學有這些特點，經濟學家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致力於創造新的經濟體制或新的經濟機制，如馬克思、凱恩斯、弗里德曼、蒙代爾，他們是經濟學領域中的「革命派」；另一類在既有的經濟體制或經濟機制下，改良、完善這些體制和機制，如亞當·斯密、李嘉圖、馬歇爾、薩繆爾遜、科斯，他們是經濟學理論的「改良派」。 當然，這兩類經濟學家的區別不是絕對的，凱恩斯、弗里德曼、蒙代爾也可以說是完善舊有的資本主義體制的經濟學家，而唯有馬克思，是一個革命家，一個決心要建造全新經濟社會體制的人。 对冲基金大鳄Ray Dalio不久前說，经济是一台机器，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經濟體制與機器一樣，是人造的。今後，形形色色的病毒、細菌、微生物、動植物新物種都可以用「人工 」方式製造出來。機器中不僅有機械裝置和電子元件，未來的機器還會帶有生物特性，機器裡流動的是「人造血液」。在未來，「數字貨幣」就會充當「生物經濟機器」中的「人造血液」。 馬克思是「公有制新經濟機器」的設計者，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是「公有制新經濟機器 」的建造者。一九七五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康托洛維奇（1912-1980）的「線性規劃 」也可以適用於「一般經濟機器」，但可以說是康托洛維奇是解說 「公有制新經濟機器」部分機制的經濟學家，而哈耶克則是「公有制新經濟機器」理論的激烈批判者。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國富論》，是第一本試圖闡述歐洲產業和商業發展歷史的著作。我們現在都知道的「一隻看不見的手 」的說法，來源於《國富論》。亞當•斯密認為，如果每個人都追求本身的利益而不受政府的干涉，就會如同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 」的引導，使整個社會都獲得最大利益。《國富論》是經濟學理論第一次革命的標誌，從此，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學科就在世界興起。亞當·斯密後的一大批經濟學家，如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 ）、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艾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大體上是沿着亞當•斯密開闢的道路發展經濟學的。 （圖1）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和《國富論》 在亞當·斯密前，無論西方，還是東方，都有許多思想家談及經濟問題。中國古代的管仲、李悝、吴起、商鞅、桑弘羊、王猛、王安石、司馬光、古代中世紀歐洲的一些神學家，如薩拉曼卡學派，都提出了許多經濟政策和經濟思想，但沒有形成系統的經濟理論。從亞當·斯密到今天近二百四十年，正是「一隻看不見的手 」的理論的傳播，人們普遍認識到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可以說，「一隻看不見的手」奠定了整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市場經濟只有在承認私人財產權的情況下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但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的結合，一方面推動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造成了人們佔有財富的不平等。一定程度的財富不平等，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財富的不平等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正是資本主義的弊端，使一些人頭腦中產生了消滅私有制，建立財產公有制社會的思想。 建立財產公有的社會理想，在馬克思以前早就存在，馬克思與那些「空想家」不同在於，一方面，給這些「空想」穿上經濟學理論的外衣，另一方面，馬克思要訴諸於行動，主張通過革命來實現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變革。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說，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也就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二是「剩餘價值學說」。 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 」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所謂「勞動價值論 」，就是認為商品價值由勞動所創造。很多人以為「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的獨創。事實上，在亞當·斯密前，威廉•配第、約翰•洛克以及法國重農主義學者都提出過「勞動價值論 」的思想。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商品擁有「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他明確指出，假設不受市場狀況影響，一般商品交換價值的多少取決於生產者投入的勞動量，兩者成正比。在亞當·斯密後，李嘉圖進一步完善了「勞動價值論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 」，大多繼承自李嘉圖的理論。馬克思增加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概念，提出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馬克思把勞動以外用於生產的原料、機器、工具等用「生產資料」概念加以概括，他的理論體系裡，不存在「生產要素」概念。馬克思根據他的「剩餘價值學說 」，論證了資本主義通過掠奪「剩餘價值」剝削勞動者的不合理性，馬克思因此得出結論，資本主義一定會走向滅亡，共產主義一定會在全世界實現。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可以看到，馬克思的經濟學，主要不是為了「解釋世界 」，而是為了「改造世界 」，是為顛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建立新的共產主義經濟體制服務的。馬克思倡導用暴力來導摧毀現有的經濟機器和國家機器，他是一位社會革命家。在經濟學領域中，他的"革命"並沒有帶來經濟學的新發展，而受到了經濟學 "邊際革命"的否定。
就在馬克思去世前，一種新的價值理論出現了，這就是「邊際效用理論」。這一理论認為，物品或事物沒有固定價值，價值來自於效用，即滿足人們的需要的能力。水的數量很多，與稀少的鑽石相比，水的價值低廉，而在沙漠中找不到水時，水的價值就超過了鑽石。在一定時間，人的需求是有限的，所謂"邊際"是指，所需求的最後一個單位的消費品或物品。「边际效用」或者「边际收益」，指的是消费者从一单位新增商品或服务中得到的效用（满意度或收益）。「边际效用」概念早由普魯士稅官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 H. Gossen，1810-1858）、李嘉图提及，但作為系統的边际主義經濟學理論，是在一八七0年左右，由英格兰的威廉姆•杰文斯、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和瑞士的利昂•瓦尔拉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馬克思死於一八八三年，這時，「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正在興起，「勞動價值論」被西方大多數經濟學家所否定。經濟學家更加傾向于使用較爲注重人類心理變化的邊際效用去解釋商品價格的形成，而非「勞動價值」；他們還提出生產需依靠不同的「生产要素」，每一種「生产要素」都創造價值，而不是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 （圖2）傑文斯（W. S. Jevons 1835—1882） 可以看到，「效用價值」和「生产要素」等概念，較好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過程中價值的創造，這種理論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企圖，是一種描述、解釋的學說。然而，「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提出和廣泛傳播，引起了整個經濟學的革命，经济学思想的这次变革被称作新古典主义革命或边际革命。
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器在運轉的過程中，會出現種種故障——經濟衰退、經濟危機。馬克思的辦法是摧毀這台機器，設計、建造全新的機器，而凱恩斯的辦法是修理、改善這台機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有一個萨依定律，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充分就业。事實證明，萨依定律在很多情況下不成立。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原因的分析，凯恩斯認為，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自动机制，不能使西方經濟走出危機，而必須由政府干預經濟，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以抵銷短期景氣循環對就業及民眾收入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貨幣政策無法刺激景氣復甦的情況下，凱因斯提出必須用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來走出經濟大蕭條的困境。 （圖3）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當馬克思的經濟學在蘇聯成為官方經濟學時，以往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理論在蘇聯土地上完全被拋棄了。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中，可以說，凱恩斯的經濟學动摇了古典革命以来的自由主义信条，是對以往經濟學的又一次革命。 凱恩斯革命的標誌是，一九三六年他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書。凱恩斯運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這本書的出版，也代表了宏觀經濟學的開始。 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有多個分支，一是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為中心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莫迪利安尼、约翰·希克斯（Sir J. R. Hicks ）、詹姆士•托賓（J. Tobin）、索洛。二是以英國劍橋大學琼•罗宾逊、N•卡尔多等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在對待馬克思和邊際主義經濟學的態度上，兩派有很大分歧，「新古典综合派」否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而「新剑桥学派」拋棄了邊際主義的價值和分配理論，琼•罗宾逊倡議西方經濟學向馬克思學習。第三個分支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的「新凱恩斯主義」，代表人物有克洛委尔（R. W. Clower ）、莱荣霍夫（A. Leijonhufvd）、 巴罗、 格罗斯曼、贝纳西和马林沃德等。 凱恩斯「政府干預經濟」的主張，實際上是一種修理龐大經濟機器的「社會技術」。凱恩斯以後，西方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很大改變，金融業逐步壓倒了實業，社會分工愈來愈精密，在一種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行業中失業的勞動力，難於在另一種需要專業知識和技能的行業中就業。到上世紀七十年代，舊的凱恩斯經濟學的地位逐步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特別是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經濟理論代替。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也称为「旧自由主义」。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經濟」的主張，受到了「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挑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流派，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七十年代末以来，舊的凱恩斯主義影響下降，西方經濟學掀起了一場新自由主義革命。新自由主義代表性的學派有伦敦学派、新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供給學派等，其中影响較大的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家哈耶克。 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是米爾頓·弗里德曼。货币主義认为货币的供应量在短期内对国家的产出、在较长期上的价格水平有巨大的影响。这种货币政策的目标通过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来实现。弗里德曼主张货币发行增长率要保持一个恒定的速度，让经济中的个体对能夠預測通货膨胀的速度。十分明顯，弗里德曼的經濟學說，與凱恩斯一樣，是修理龐大經濟機器的另一種技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撒切尔夫人執政時期，推行貨幣主義的經濟政策，使英國經濟走出了长期「滞胀」的局面，這使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大行其道，取代了凱恩斯主義的地位。 與「邊際主義革命」和「凱恩斯革命」的深遠影響相比，「新自由主義革命」是一場影響較小的革命。無論是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和供給學派，還是其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米塞斯、冯•哈耶克、「歐元之父」蒙代尔，他們理論中的核心思想是，認為良好的經濟機器應是「自動機」，應當盡可能減少人為干預——即國家干預。 （圖4）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 從長遠看，經濟機器會愈來愈能自動運轉，但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的負面效應日益顯露，新興的新古典綜合學派開始崛起，新的經濟學思想不斷湧現。當資本在全球範圍不斷流動時，沒有一個主宰全球資本流動的「大腦」。貨幣和流動中的資本是經濟體中的「血液」，「滞胀」是經濟體的貧血現象。但過多「血液」和「低質血液」輸入經濟體，也會造成經濟機器的故障或病變。二00七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歐美經濟體中輸入過多「血液」和「低質血液」的結果。雖然弗里德曼說，對經濟體的「輸血」要慢慢來，要遵守他制定的規則，但「弗里德曼規則」沒有對「血液質量」有嚴格的規定。與開普勒定律、萬有引力定律不同，「弗里德曼規則」不是科學定律，它不過是一種不精密、不完備的「操作技術」、「操作規則」。當然，弗里德曼的理論仍有許多合理部分。
五年前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在一天中就把弗里德曼貨幣主義革命的「成果」卷進了大海，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學教經濟學期間，曾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周期的角色，弗里德曼的第一動力，就是要創造一種新理論，向當時在西方有巨大影響的凱恩斯經濟理論挑戰。現在的情況與弗里德曼當年不同，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存在一種強烈的社會需要，要探索五年前金融危機的成因，使未來的全球經濟走上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 中國近三十多年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已經在事實上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拋到了一邊，接受了馬克思所沒有的「生產要素理論」，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凱恩斯主義、新综合派的經濟學思想傳遍了中國的經濟學界，中國經濟學界的思想空前活躍。人們發現，中國的「吳市場」正在變成「霧市場 」，中國經濟的現實是，在中國本國的「霧市場 」四處瀰漫時，並不存在加快發展資本市場的迫切需要，而是存在著克服現實中危機、研究中國和世界經濟機器中出現的問題的迫切需要。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第二代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兴的新古典综合派」（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的兴起。代表人物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斯彭斯、哈伯德、萨默斯、伯南克、劳伦斯•鲍尔、格里高利•曼昆、戴维•罗默、奥利维尔•布兰查德、乔治•阿克洛夫、珍妮特•耶伦、罗伯特•金（Robert King）、马文•古德弗兰德（Marvin Goodf-riend）、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等。這些傑出的經濟學家，正在為經濟學理論的第五次革命開闢道路。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都在認真研究現代經濟機器中出現的問題，一場新的經濟學革命正在來臨。 從十八世紀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以來，經濟學有了很大發展，能夠解釋大量經濟現象，對企業發展、資源配置、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起了巨大作用。縱觀經濟學發展的歷史，還可以看到，經濟學被過分簡化的數學模型迷醉了。一些經濟學家的數學模型，因"簡單化"而誤導了人們。「一隻看不見的手」是對亞當·斯密時代商品市場的形象說法。現在，在商品市場外，還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金融市場。二00一年諾貝爾獎獲得者阿克劳夫、斯彭斯、斯蒂格利茨研究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性問題，事實上，更嚴重的是存在著信息模糊和扭曲的「霧市場」——「看不清的市場」。 當然，所謂「霧市場」——「看不清的市場」，是對市場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來說的，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世界銀行中的個別人和幾個大致掌握全球金融信息的人，不存在「霧市場」。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金融市場逐漸與實體市場分離，金融市場的能力和作用愈來愈超過傳統銀行。在今天，價格在透明的市場中扮演調度資源的、不可替代的信號功能，「一隻看不見的手 」在這樣的市場中依然起着作用，但市場規模的擴大和分散化、貨幣的非現金化、資產證券化和人為複雜化，使世界各處都出現了「霧市場 」，很多人在複雜的「霧市場」中，根本看不清市場中某些商品、股票和複雜的衍生品價格的變動，沒有感覺到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在引導自己作出有利於自己的選擇。一次又一次經濟危機和金融風暴表明，「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看不清的市場」中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只能在「看得見的市場 」中起作用。 自從凱恩斯革命以來，經濟學家不斷在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之間尋找平衡。 現在，新的問題是，資本的全球流動不是由一個國家干預就能產生全球最優效果的，需要全球範圍的監管和協調。研究全球資本流動、研究金融市場與實體市場的關係、研究「霧市場 」，是今天經濟學革命的出發點。 (寫於2014-1 中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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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加拿大总理禁止中国记者随访北极 （附人民日报驻加记者李学江资料） Posted: 22 Aug 2014 10:09 AM PDT
华盛顿—加拿大总理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 表示，"不再欢迎某些新闻媒体"的记者与哈珀总理同行访问北极。据报道，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加拿大官员明确表示，这两家媒体指的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加拿大《溫尼伯太陽報》星期三报道说，总理办公室作出这一前所未有的决定也是考虑到这些记者有可能是为中国收集情报的间谍。 据加拿大《太阳报》（Sun News network）报导，今年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之所以点名不许中共媒体随行，是因为往年一些"不愉快的回忆"，尤其是有些人的"不良行为"。 被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称为有"行为不良"的，是《人民日报》驻加拿大分社社长李学江。 去年8月中下旬，他在随加拿大总理哈珀对加拿大北极地区进行视察时，在记者会上为获得向总理提问的机会，推搡一名工作人员并抢夺麦克风，被三名皇家骑警制服、带离现场并短期拘留。 据报道，李学江准备问的问题是有关加拿大的资源管投资政策。中国近年来在海外进行了大量的资源投资。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公关负责人安德鲁‧麦克道格尔（Andrew MacDougall）之后就此评论说："不管你同不同意新闻发布会的安排方式，你都没有理由跟我们的官员发生肢体冲突，我们将向议会记者团提及此事。李先生应该立即道歉。" 据报道，李学江上一次跟加拿大总理去北极时给所有人照相，照总理，照保安，还为总理座机的内部照了大量照片，但是所作的报道很少。 加拿大总理哈珀每年都到北极地区视察，以巩固边防并宣示主权。今年这次视察本星期已经开始，到8月25 日结束。 这次排除中国记者随行正值中国和加拿大关系因安全问题紧张之际。7月底，加拿大指责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进入加拿大政府主要科研机构的网站。数日之后，中国当局宣布拘留在中朝边境经营咖啡店的两名加拿大传教士。目前这对加拿大夫妇被中国怀疑窃取军事机密而受到调查。 最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罗照辉在加拿大环球邮报评论版发表文章说，两国应该防止个别事件"绑架"双边关系。 【附注】 2013年8月。李学江和其他10位记者随同加拿大总理哈珀北极之行时，因哈珀的工作人员拒绝李学江提问，李欲夺麦克风，结果，与总理发言人云斯（Julie Vaux）发生肢体冲突，被负责保安的加拿大皇家骑警，拖出会场。  李学江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服役，后为《人民日报》驻澳大利亚首席记者，因向中国当局透露了美、澳欲联合日本遏制中国的动向等有功，被提拔为《人民日报》国际评论组组长、《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并前往美国，为美国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2010年8月，李学江为《人民日报》驻加拿大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 究竟李学江对中共当局意味着什么，他的文章，都是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比如，在《西方领导人为何执意会见达赖》中，李学江把达赖喇嘛比喻为本·拉登式的人物，指责奥巴马"你既然声称要同中国保持'积极的建设性的全面关系'，那你就不能置中国人民的感受而不顾我行我素""达赖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典型""谋求西藏的实质独立"等等；另外，从《加拿大华人华侨抗议日本非法行为》、《哈珀指责俄罗斯侵略 不承认克里米亚公投》等文章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正是一条被中共当局放出来的职业警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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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4 09:32 AM PDT
2014年7月1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场有关西藏问题的圆桌会议，与会者多是长期关注和研究西藏问题的独立学者知识分子和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资深民运人士，笔者作为80后青年学者代表有幸获邀出席。会议上，各位前辈同仁就如何更好推动解决西藏问题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笔者也就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转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因会议时间有限，特撰文表述，与各位关心西藏问题及中国民主转型的朋友们分享共勉。 西藏问题虽然由来已久，甚至长达数个世纪，但目前现实看来，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却有不同的呈现。在西方媒体及公众眼里，诸如藏人自焚抗议这些人权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是关注的焦点，常常引起他们的极大震惊和广泛同情；在大多数境内和流亡藏人看来，对于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污蔑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严酷压制是西藏问题所在；而在美国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眼中，批评西藏人权与自由甚至成为与中共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在中共政府看来，西藏问题是达赖喇嘛集团鼓吹独立挑动分裂的雷区；在尊者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看来，西藏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如影随形，独立复国遥遥无期，忍辱负重推出的中间道路解决方案却被中共政府拒之门外；在数亿普通中国民众眼中，大一统的中国概念根深蒂固，西藏独立绝难接受，但对于自身正遭受的独裁统治无能为力深感绝望；而在很多汉人学者知识分子及异议反对派人士看来，西藏问题虽然值得关注和同情，但需要等中国实现民主转型之后才能真正解决或者自然而然就会解决。 正如每一个关注西藏的人眼中都会有自己的西藏问题所在，在每一个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人眼中，都会有一个理想中的中国民主转型解决方案。自从中共政府北京六四屠城之后，中国民主转型成为很多人毕生追求的目标，苏共政权垮台也让人们看到希望，宪政民主自由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中共政府也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很多人忘记了昨日伤痛，民众物质生活的改善让中共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其执政合法性，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甚至让本届习近平政府开始做起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在苦陷经济危机困扰的西方政府及民众眼中，似乎看起来很美，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内政问题的千疮百孔无法感同身受，包括很多长期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人士，对于中国其实熟悉又陌生。 中共政府正在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独裁制度，强大的舆论宣传机器和随时可以用枪口对准本国民众的军警，不光成功的将国内每年十几万起群体抗暴事件压制化解，铁腕残酷打压所有的维权及异议反对派人士，更向全世界包括西方民主国家输出红色价值观，在国际事务上实际已经产生一定或者相当影响力，中共政府不光像奴役一样统治着十三亿民众，更随时可能挑战这个本就不太平的世界。不得不遗憾的承认一个现实，不管是非暴力抗争也罢，暴力革命也好，或者是冀希望于中共高层主导政改，中国民主转型之路目前来看似乎困难重重，遭遇重大瓶颈。 笔者不由想起儿时曾经看过的一个童话故事，一群老鼠在开会，大家讨论如何对付猫，有人提议，如果将猫脖子上挂个铃铛就好，猫来了大家都知道躲起来，众鼠纷纷赞成，喜上眉梢。最后一只小老鼠问道，可是谁去给猫挂铃铛呢？ 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十三亿人各社会阶层普遍没有安全感，从独裁权贵到底层平民无不羡慕向往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真正稳定和谐，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好处连最普通的老百姓都明白，面对独裁却是敢怒不敢言，而中共高层领导周永康薄熙来等人本身也是独裁的牺牲品，在独裁体制之下，连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习近平都难保不会成为下一个因政治斗争倒下的老虎。如何让中国这个超级大国从独裁走向民主，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命题。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即使中共内部有人试图启动政改转型，绝对是小心掂量，因为稍有差池就会身败名裂，前车之鉴不少；而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并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包括民主党在内的所有反对派组织及其领袖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号召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而中国普通公民大面积的抗争维权目前主要表现在个人权益受损之时，没有统一上升到要求结束独裁实现宪政民主的政治诉求高度，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中共当局形成真正有效的压力。 西藏问题如何解决？中国民主转型如何推进？每一个关心西藏命运和中国前途的人都应该思考和行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及立场，这本身无可厚非，关于西藏和中国的政治博弈更加多元和复杂。或许，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看来，西藏成为制约中国的一张牌，可以谋取其任内的短期国家经济利益及其支持者的经济利益，殊不知，在面对与宪政民主自由这种西方立国之本的普世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中共野蛮独裁政权的时候，政治层面上太多的妥协和退让甚至交易会让独裁政权逐步壮大，养虎为患，最终打破目前由西方普世文明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共红色帝国的崛起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例如在中国被严重污染的空气跨越太平洋飘到美国加州已经影响到当地空气质量及气候，这些只是维系中国政权无法解决的破坏自然环境带来的灾害，更多的是，中共政府的金元利益外交已经开始成功拉拢和腐蚀西方民主世界，人性之恶将会释放和蔓延，事实上，西方价值观和人类文明已经遭遇到严峻挑战，很多只看短期利益的西方媒体和政客已经向中共低头，未来世界将会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有文字记录的人类文明发展已有数千年，但最近一百年的变化却对自然环境和政治生态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造成超过五千万人死亡，如果说人类历史未来还有第三次世界的话，相信中共一党独裁治下的中国和俄罗斯将很可能成为挑战世界秩序的“邪恶轴心国”，届时，全世界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将会为今日的懦弱和不作为买单，当今世界格局需要有远见有智慧的政治家勇敢的站出来，真正支持西藏，真正支持中国的民主转型，不光是西藏民族之福，亦是中国民众之福，也是全世界人类之福。 笔者认为，既然中国民主转型遭遇困难重重，海内外民主力量也很薄弱，与其与强大的中共政府在维权和人权等多个领域全面较量，不如就西藏问题的解决与西藏流亡政府及全世界关注中国的力量团结在一起，首先重点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因为尊者达赖喇嘛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不寻求独立，在一个中国宪法框架下寻求真正民族自治的中间道路”政策，在包括国际社会及海内外反对派等全球各界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促成中共政府与尊者达赖喇嘛对话谈判，甚至可以先抛开政治分歧，推动尊者达赖喇嘛去五台山朝圣等。打破目前政治僵局，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中之重。 政治博弈，不是你死我活，而是追求共赢。西藏问题，对中共政府而言是亟需解决的问题，那种希望尊者达赖喇嘛百年仙逝之后西藏问题不了了之的想法非常幼稚，笔者认为，目前坚持中间道路不寻求独立的尊者达赖喇嘛德高望重，可以控制西藏问题复杂局面，可以代表藏人与中共中央政府坚持和平对话谈判，若是久拖不决，追求独立的藏人诉求声音就会上升，局面会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尊者达赖喇嘛坚持非暴力，坚持对话解决争议体现了他个人的高风亮节和政治智慧，但并不代表藏人不可以以其他各种方式寻求独立或者民族自决。 未来十年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黄金期，笔者希望包括藏人流亡政府及中共政府在内的各方面能够足够重视，西藏需要出路，中共独裁政权及相关利益集团需要退路，如果对话能够解决西藏问题，进而逐步推动中国民主转型，是藏人之福，也是中国之福。但如果某一方拒绝对话，或者对话始终无效，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调整战略，用其他可能的方式追求藏民族乃至全体中国民众的自由。据笔者观察，尊者达赖喇嘛一直在向中共政府释放善意，藏人流亡政府也一直在各种场合强调不追求独立寻求真正民族自治的中间道路诉求，不管境内外藏人局势多么恶劣，他们始终保持高度克制，寻求对话，中共政府不能视而不见。 [秦伟平，笔名秦邦，独立学者，时政评论人。Twitter：@WeipingQin]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24, 2014, 6:06:30 AM8/24/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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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4 10:42 AM PDT
核心观点 ● 种族歧视是普世现象。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心里都是种族平等主义者，但你心里怎么想和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也就是文明和野蛮的界限。 ● 黑人文化重视音乐、体育、社交，认为对历史的遗忘和麻木就是犯罪，所有这些，就像华裔文化注重成绩、排名、学位、收入、在哪个社区买房子等等一样，成就了丰富多元的文化。 ● 种族主义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放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但中国的问题是它们出自知名知识分子之口，不但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大众讲堂，而且竟然没有 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想，这至少可以说明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观念在知识分子中远没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对这些观点习以为常，读着很自然，听着并不觉得刺耳。  "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 我对儿子的主张向来是：你是自由人，你是社会人，咱俩彼此不干涉，各过各的。你爱谁是你的事，你需要我，我就帮助你，你不需要我躲远些。 谁知，我在新加坡，有一天吃饭。饭店里看到一个优秀的华裔男生，样貌儒雅，教养斯文，举止得体，身边竟然坐了个印度姑娘！要是灯开暗点，我都以为他对着夜空说话一般黑的印度姑娘！ 我的心顿时疼了。 我坚定果断地对儿子说："你记住：你以后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妈妈不能接受自家的孙子看起来像伸手能搓出灰一样的……没洗干净。尤其是满嘴说饶舌的鸟语。" 儿子说："那白人呢？" 我想了想说："也不如亚洲女人，最好是中国女人。" 这是一篇题为《身为中国人的子女是件很吓人的事情》文章中的话，作者六六是中国很有名的作家（作品有《蜗居》和《双面胶》等）。这篇文章被广为转载，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思想学术类网站。当我看到这些话，尤其是"我的心顿时疼了"的时候，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文章的上下文来看，作者有对自己也干涉儿子找对象，从而还是落入"中国父母"之窠臼的调侃。但文字中对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蔑视极其生动刻薄，加上对"优秀的华裔男生"的那种由衷的赞美，让人很难想象这其实是自我批判，而只会觉得是作者真实想法的表露。 当儿子问如果找个白人媳妇如何的时候，作者的反应是"也不如亚洲女人，最好是中国女人。"这话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印度人已经被从"亚洲人"中排除了出去，从上文看，就是因为肤色，所以作者心中的"亚洲人"是没有深肤色的。第二，白人可以，那是因为肤色不再是问题，但还是比中国女人略逊一筹，我想这是因为文化的隔阂，而不是说你找了一个比我们中国人在种族上低劣的媳妇。 种族歧视是普世现象。人更是生活在不完美的现实中的。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心里都是种族平等主义者，正像你不能保证每个人心里都没有犯罪念头和肮脏想法一样。但你心里怎么想和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也就是文明和野蛮的界限。 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对批评他们对某些种族和族群有偏见的人说：你真虚伪，你心里不还是和我们一样？这确实是一个很难让人做出高姿态来义正词严地反驳的说法，唯一可以反问的是：难道等你把想法付诸行动并受到我的批评后，你也会说：别假装正人君子，你难道也真的不想这么做吗？ 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二次大战，第三世界独立运动和西方国家内部的种族平等运动后，世界很多国家内部的公共讨论对和种族有关的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已经越来越重视和普及。这种政治正确性在多族群的国家尤其敏感。但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和种族主义仍然在各种社交媒体和网络空间广泛存在。在中国，这样的言论在网络上的泛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内容既涉及中外，也包括汉与非汉。 这种自我与他者和主流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歧视虽然在世界各国都大同小异，但中国在这方面比较特殊的是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公共言说中也毫不掩饰他们有严重问题的种族观念，他们或者不知道这是种族偏见和种族主义，或者他们知道，但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认为自己不过说了真话而已。 请看下面这一段： "种族歧视如果是制度法律上的那确实不应该，马丁·路德·金时代南方各州规定你黑人孕妇上车也得给白人小伙让座，这是肤色决定的。金追求平等。今天美国没有法律制度上的种族歧视，而且政府政策向黑人倾斜就像中国给少数民族加分一样。但人心里的东西是没法……来抚平的。基本上一栋公寓大楼搬进去一个黑人白人就开始往外搬，最后一个楼全黑了……美国的SAT考试，相当于咱的高考，华裔百分之一百通过，亚裔百分之八十五，算上韩国就完蛋了（学生笑），白人百分之六十，拉丁裔百分之二十五， 墨西哥挖地道过来的那帮，黑人百分之七，所以黑人都不上大学，只能满街追（听不清）去。马拉松冠军。只能干这个。要不就打球，要不就像摸着电门似的音乐一来他就转（学生笑）。他只能干这个。你根本没见着他有什么科学家。你那个黑人里边赖斯，奥巴马，奥巴马也不纯黑，半黑，鲍威尔，那都是黑人中的另类，太少见了，他们能念到博士硕士太少见。有的黑人上了小学六年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死不认二十六个字母，没给我遗传这学习基因……所以他通过率很低，所以你看不起他吧，或者表面上很尊重，但人心里的东西你没法来…… "你看非洲国家很明显，大陆给钱和大陆建交台湾给钱和台湾建交，寡廉鲜耻，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道义，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翻脸比翻书都快，心比脸都黑（学生笑）…… "所以你在美国这些地方看见黑人躲着走。敢惹他们的就是韩国人，辣椒吃多了脾气火爆，说是小黑崽子在韩国超市偷巧克力吃了，就一块钱，没有钱，老板娘"嘣"一枪把他毙了。" 这是北京知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在高中历史课上讲课的内容。这里不谈事实问题（例如各个族群SAT的"通过率"——SAT没有一个公认的通过率，只有分数的高低——和美国公寓大楼里黑人一住进去白人就搬走等等），就说评论。有关韩国老板娘杀死黑人小孩一事发生在洛杉矶，被杀者是一个15岁的黑人女孩，她拿了一瓶果汁没有付钱就往外走，被韩国裔的老板娘开枪打死。美国各个族群都有人从店里偷东西，学生犯事的特别多，其处理顶多是把家长叫来并留个记录。为了这事杀人？不要说是在课堂上，就是对黑人再有偏见的人在私下恐怕也难以用这样的口吻——"小黑崽子"和"'嘣'一枪"——来谈论这样的惨案。 重要的是，这些话把"黑人"的种族特征抽出来，认为这是他们在政治、智力和道德上的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美国的黑人和非洲的黑人都一样。而那些成功的黑人却是黑人中的"另类"，好像不再属于黑人。在全球范围内把黑人如此分类出来另眼相看，这是最"彻底"也是最"古典"的种族主义观点。此外，这些话里还有对韩国人和墨西哥人歧视性的评论，很明显背后有一个基于种族的等级秩序观念。 "不是一般的黑人" 袁先生对美国黑人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也是北美很多华人对黑人的看法。有意思的是，也有很多华人在谈到身边一些表现突出的黑人时会不经意说："他/她不像一般的黑人"，正像袁先生把赖斯、鲍威尔和奥巴马等等说成是"黑人"的另类一样。 在美国打拼的经历和角度使得相当一些华人忽视了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读书成绩好坏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方面，虽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不是世界上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把"学而优则仕"或"学而优则富"作为人生目标的。黑人文化重视音乐、体育、社交，黑人文化注重生活的即时当下性，并不总是用"将来"来规范和束缚现在，对生活的态度比较放松，黑人对自己的权利非常看重，寸土必争，黑人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能力很强，黑人对自己族群那个悲惨的过去始终不能忘却，对于他们来说，对历史的遗忘和麻木就是犯罪，黑人学习语言的能力非常突出，等等。所有这些，就像华裔文化注重成绩、排名、学位、收入、在哪个社区买房子等等一样，成就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在一个族群多元的社会里，没有哪一个族群能把所有的长处都给包了。你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只是你的理解和追求，别人不一定非要像你一样拼命追求"上进"。更不用说黑人中产阶级也为数不少，黑人知识分子的思维和批判能力和别的族裔知识分子一样敏锐，他们当中既有对整个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开始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的深刻批判，也有对自己族群存在问题的无情解剖，就像鲁迅和柏杨等人批判"国民性"一样入骨三分痛心疾首，甚至为此遭到自己族群中人的憎恨。 当然毋庸讳言，黑人族群的弱点和缺陷也很明显，但这种弱点和缺陷和他们的种族特征没有关系。就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来的黑人新移民的子女，一般要比美国本土的黑人学生用功，他们当中在品行方面发生问题的也要少得多。 袁先生的另外几个有关殖民主义和非西方文明的视频中也有一些说法，让人难以"下咽"。有关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印第安原住民的评价，我听到的是"教材中评价广大印第安人遭受屠杀，但未开发地区被开发。这是什么概念？就像我们前面讲西方扩张，道理是一样的，历史的发展总要有人付出代价。如果印第安人今天还在那个地方呆着的话，那那个地方也许还停留在史前文明时代。但今天印第安人在美国就像咱们的熊猫一样，属于珍稀频危保护动物。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不交税，所有写着NO SMOKING的地方可以喷云吐雾的一定是印第安人，你别仗着你黄脸也在那儿喷就完蛋了。" 有一个视频谈到海地。海地是世界上第一个由黑奴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但在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国家"，甚至有传言说海地人只得吃土。讲课人发挥说：海地"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红酒面包不要吃土去吧。联合国列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还有，"这话你得两说啊。我们中国确实受西方入侵带来深重灾难，我们现在客观上承认传来了文明，你说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白人入侵前还是史前文明时代呢！" 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在白人入侵前绝不是"史前文明"。我想，一个历史教师是完全知道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和松海、刚果和马里这些名字的，我相信讲课人在教授这些内容时毫无疑问会说他们都是富有成就的人类文明。但为什么当把它们和"白人"放到一起时就忘掉了这些，它们就从"文明"退到"史前"去了呢？能不能用"历史发展的代价"来评价非西方民族遭受的灾难呢？对今天一些非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落后原因的探讨，能不能延伸到对它们当年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斗争的重新评价呢？世界上独立后正常发展的非西方国家不是更多吗？ 六六女士和袁腾飞先生的这些话让我想起几年前读到的一篇流传很广的谈论为什么中国人在非洲受歧视的网文，作者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在非洲工作过多年。那篇文章在客观陈述中国人在非洲遭受的不公对待时也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种族主义观点，和六六女士和袁腾飞先生的一些观点甚至说法非常相似，例如也用"鸟语"来形容非洲当地语言，认为非洲在白人到来前没有文明，暗示非洲人的动物性，说"黑人争取独立，那只是政客玩弄的把戏"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对"中国人为什么在非洲受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其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对他们殖民。" 不过，那位作者后来很快在另外的文章中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对中国人为什么在非洲遭受歧视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歧视 我在这里重提旧事，只是为了指出一个事实：上述六六女士和袁腾飞先生对黑人和其他一些非西方民族和文明的说法，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应该说不是很罕见的，而且这不是一些零碎的看法，而是涉及对整个非西方世界和人类文明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和评价。这些言论在中国的公共言说甚至学校课堂上公开传播，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和批判，甚至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 和这些具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和倾向的言论相比，中国知识界更为常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种族的自大。而这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种言说特别反映在很多通俗历史作品和通俗历史讨论中。通俗历史作品和讨论有很多形式，是今天大众文化和文化市场化的产物，从历史讲座到历史小说、影视作品和网络讨论，对当今中国人的历史观有不小的影响。 任何人都可以谈论历史，起码他们都是自身的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地从历史中抽象出某种法则、规律、模式或范型，对人类历史和文明做宏观的划分而夸夸其谈。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通俗历史讨论中存在的问题。网络上那些业余历史学家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等等大而化之的讨论比比皆是。但以下言论却不是出于他们之口： "人类文明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世界性的，一种是区域性或者民族性的。也因此不同的文明圈它的历史地位、作用影响、责任担当也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点， 我认为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二名是伊斯兰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三名中华文明。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明、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综合排名是斯拉夫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其他的属于第三世界。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将是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因为第三世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相当于散户，大鳄是前三甲，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 这就是中华的位置。" 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易中天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很多人从不把易先生当作一个值得一提的学者，正如这个演讲的题目所表示的那样。但我觉得单凭他听众的广大，就不能对这些宏大叙事掉以轻心，尤其是在"北大"。我在一篇网文中说：易先生"这里谈的究竟是历史，是文明，还是江湖世界的排座次，是考科举，是奥运会的奖牌数，是GDP，还是股市？排不上第一等级的文明怎么可以统统归入'综合排名'？第三世界近百个国家又怎么可以被打入'散户'？'大鳄'云云，难道意味着其他的都是小鱼小虾吗？所谓'唱主角'，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有更多的话语权甚至是独白权—戏台上的主角不就是这样的吗？" 在一个国家文科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发表演说，用权力话语、江湖话语和股市话语来定义和排列"世界文明"，而所谓"中华文明的位置"就由这三套话语的坐标来界定并据此要求比别人更多的"责任担当"——我很想知道在座的"北大"那些中国学者和学生中有没有人质疑。在座的如有外国学生和学者，尤其是那些来自被易先生归入"综合排名"或者等而下之——"散户"——的又有何感想。 把全人类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念（当然结合了传统的"华夷之辨"）来分类，自说自话地建立一个优劣高低的等级秩序，据此来给中国定位，把很多被自己看成是等而下之的民族甚至整个地区排除出人类文明的概念或者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这一套货色是从晚清时候在中国知识界就有相当影响的。从康梁严谭陈天华到孙中山都或多或少地在这个话语影响之下，今天汉语中很多对黑人、各地土著和印度人的蔑视性用词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而这个影响在"赶超"、"自强"、"雪耻"、"球籍"尤其是"崛起"等等话语下从未得到认真清算。 中国知识界在痛感被西方看不起的同时，同样看不起那些在某些方面——更不用说整体上——还不如自己"先进"的非西方兄弟，现在甚至连日本和俄国也包括进去了。这种看不起常常表现在谈论国际问题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忽视甚至排斥。 今天中国有关"文明"的讨论越来越多，既有专业学者，也有普罗大众，但很多人都是把这个讨论作为论证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讲台。很多学者嘴里的世界其实就是西方和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其实就是"中西"的比较而非"中外"的比较。西方几乎是中国唯一的参照系。很久以前中国"领先"，后来被西方赶超，受西方的欺负，现在中国崛起，"大国"几乎成了中国的自称。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就是大国的主宰史。世界除了"西方"就是"东方"，而这个"东方"甚至"亚洲"常常又成了"中国"的代称。 难怪有人站在崛起的中国放眼四望，除了西方，一片散户。 上文所引的那些种族主义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放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但中国的问题是它们出自知名知识分子之口，不但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大众讲堂，而且竟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想，这至少可以说明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观念在知识分子中远没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对这些观点习以为常，读着很自然，听着并不觉得刺耳。 更进一步说，这种受众文化和今天中国从主流舆论到大众媒体中形形色色的中华文明优越论，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如何突出等等话语的熏陶分不开的。总之是"我们中国"如何如何。这些文字放在中文语境下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如果按照它们的原意翻译成外文，其骨子里的自我优越恐怕会让别人感到又回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纪，是古典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再版。 （本文作者程映虹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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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越农：我也来说说焦国标的挺习文章（附焦国标：挺习总，答客难） Posted: 23 Aug 2014 10:25 AM PDT  2014-8-23焦国标的挺习文章和议论于此的文章从多渠道传来。我想不关注也不行。我说说自己粗读以后的看法：1、 我觉得应该注重的是焦国标先生现在说了什么。不必管他是什么人，过去名声如何，曾经说过什么话。不必管他现在说这些话是不是"言不由衷"。人人都有权利说他愿意说的话。人人都文责自负。2、 他说了很多话。我觉得重要的是以下这些话：1）"共产党和整个红二代都是习总的脚手架，他借助脚手架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而不是脚手架本身。" 2）"我看他集权是为了做大事，成千古大英雄大豪杰。" 3）为何不启动制度反腐？因为" 不打垮政敌，无法确立制度。" 4）"世界从来就在救世主手里……。也许老习就是中国的救世主。" 5）"好体制必有某个推手，必有一个"之父"。""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未必不是他。" 3、 我很想同意焦国标的这些很重要的话。但是我有以下顾虑：1） 我也可以同样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和整个党政军干部都是毛泽东当年的脚手架，他借助这副脚手架要建造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现代中国，而不是脚手架本身。"他岂止不造福于他的脚手架，而且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毁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现代中国我领教够了，而习总的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会是什么滋味，我疑问多多，心中无数。 另外，毛泽东当年的脚手架基本上还是结实的，撑得住他那200斤的体重，哪里像如今的脚手架，那么"骨质疏松"，离心离德？ 2） 因为我误以为"毛泽东大搞集权是为了做大事，成千古大英雄大豪杰"，所以，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一度盲从于他，成为本人的终身遗憾。 3） 焦国标认为，因为" 不打垮政敌，无法确立制度。"，所以，现在不启动制度反腐。由此可见，按照焦国标的看法，反腐的真实目的是"打垮政敌"。这一点我也认识得到。至于最终要确立什么制度，我想，焦国标不会反对，仍然是一党专制的制度。我不会相信，一党专制可以容纳在"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里面。也就是说，'一党专制'和'民主自由'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 4） "世界从来就在救世主手里……。也许老习就是中国的救世主。"这句话使我想起了响彻环宇的歌曲《东方红》，什么苦呀黑哟，什么大救星。挺令人恶心的。还使我想起林副主席"5000年出一个"的天才论。林副主席并不傻，他可是有目的的。 5） "好体制必有某个推手，必有一个"之父"。""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未必不是他。"我认为好体制在这个世界上现存就有，我们之所以不承认它，要靠某个党内救世主从我国现存体制里推出来，是因为不愿意承认现存体制的恶。如果习近平会成为普世价值好体制的推手或者"之父"，绕不过的一道坎是：批判一党专制制度的恶，求得亿万神州人的宽恕。不批判60年来一党专制的恶，就不知道"三个自信"的切切不可信，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弃旧图新。怎么检验习总有没有可能成为弃旧图新的带头人？就看他是否肯收回纪念邓小平诞生110周年的重要讲话。 【附录】 挺习总，答客难 焦国标 7月28日，我在微信和微博里发一帖："共产党和整个红二代都是习总的脚手架，他借助脚手架要建造的是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而不是脚手架本身。这就是我对习总的总判断。数月前我写了一幅书法作品'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今天特意找出来，题上'送给习近平主席'。"这是官方媒体发布消息立案审查周永康案的前一天。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赞的，有骂的。赞的不说了，只说骂的，从中透露出许多问题。有的属于立场问题，有的属于见识问题，有的属于思维方式问题，有的属于国民性的问题，等等。无论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今一并整理出来，与更广泛的朋友们分享： 一、关于习打虎的定性 网友：习近平反腐是内斗，是狗要狗，是老虎打老虎最后决定谁吃那头猪。 国标：我不认同此说。第一，便是狗咬狗，也有好狗坏狗之别。王安石，张居正变法都是狗咬狗吗？如果一定要说狗咬狗，那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争总统也是狗咬狗，纽伦堡、东京大审判也是狗咬狗。第二，这种说法看起来反共、反体制很彻底，实际是中共意识形态洗脑的牺牲品，以阶级划线，取代世间还有正邪善恶。习近平是统治阶级头子，周永康也是统治阶级头子，所以他们是狗皮袜子没反正，不可以这样的！ 二、关于我这条帖子的定性 网友：你发这种帖子，就一个字——舔。 国标：我写言论二十多年了。我舔过农民，舔过白血病患者，舔过拆迁户，舔过小思怡，舔过美国兵。我也想舔薄大人，舔康师傅，可自始至终没舔过一舌头。我的言论写作史很清白。我的发帖动机很纯正。共产党、红二代和中华民族，三者在习近平心目中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我这个帖子表达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或猜测或期望，有什么错？ 网友：你这是抢。 国标：如果我是抢（功），那你就是坐壁上观看厮杀现成，就是蹲在峨眉山等着捡桃子，就是等着鹬蚌相争你零风险得利。 网友：估计2012年那次被关看守所给吓尿了。我最佩服的是许傻子、浦志强，不喜欢无脊椎动物。 国标：你瞎估计什么？难道除了吓尿，就不可能有其他原因让我发这条帖子？ 最佩服许傻子就一定得贬低俺老焦？你不喜欢无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就得死？你知道什么是脊椎？ 网友：这个时候，这样的人，说这种话，真是左右不落好。 国标：我只说自己的真实感觉和判断，不知道什么是左右。我"这样的人"应该说什么话？我又是什么样的人？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正确"，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我反对，公知、异议人士的"政治正确"我也反对。不落好就不说？那是你的生存哲学，不是我的。何况，我相信我会落好。 网友：第一次看焦先生的微博，你这条帖子不知道是否太过自信。 国标：这是我的个人判断，与大家分享，无关个人自信不自信。 网友：焦老师现在风格变了，五毛化了？ 国标：五毛拥毛，这是五毛的核心特征，我不拥毛。五毛是宣传部系统豢养的，我没拿过宣传部的钱。 网友：期待越大，失望越大。 国标：我是判断，不是期待。但也期待。我对周永康十年咋就没这期待呢。 三、关于何时给习掌声 网友：你这叫好太早，等老习卸任了再给掌声不迟。 国标：那太晚了。打虎需要掌声，武松也怕孤单，民众的掌声也是打虎将的力量来源。 网友：等习老大再漂亮地干几票，那时下判断就更保险。 国标：做一点好事都该给一点掌声，为什么要欠人家账？ 网友：王莽未篡位时都说他是好人，袁世凯未称帝以前也可圈可点，你知道老习独揽大权以后什么样？ 国标：他独揽大权后什么样我们就相应做什么事。他要当皇帝，我们都来做蔡锷。改革家的正确行动应该得到民众即时的掌声慰藉。一把一利索，掌声不拖欠。 网友：大权独揽后他如果做坏事，先前的掌声不就给错了吗？ 国标：不要自居姜子牙前看八百年后看八百载。我们每天说那么多废话，何以此时金口玉言？即时的掌声就是即时的掌声。政治家做事需要即时判断，而不是盖棺定论。 四、关于民间该不该给习掌声 网友：我等民间，何苦为当道背书？ 国标：朝野之分不应该割断道义互动，民间与当道只有一个是非。 网友：习这二年，有何民主自由之丝毫迹象？！ 国标：你不能寄希望于自秦始皇以来欠下的债他习近平能一天还完。 网友：先生当年讨伐中宣部，何其壮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国标：谢谢记得俺陈年旧事。老习是贼？那老周算什么？ 网友：国标老弟，即使真如你所愿，习是伟人，也用不着咱们来抬轿子。老习的轿夫多如牛毛，他尿咱们吗？ 国标：必须老习向咱行贿才肯抬他轿子？美国兵更不尿我，我照样写《致美国兵》。中国农民也不尿我，我写过几十篇尿他们的文章。我从不按尿不尿我的标准写文章。我若认为他是坏人，他尿我我也不尿他。 五、关于习的集权贪权问题 网友：老习身兼三大主席，党主席，军主席，国主席，还不够，又把十来个小组长全任完，来者不拒，细大不捐，就像老江题字恨不得男女厕所都题喽，实在看不下去。 国标：我和你完全相反。我看这些特别顺眼，特别提气，特别振奋。他愿揽多少权就说明他愿管多少事，愿担多少责。过去几十年，中国事太多了，就是没人愿管。习愿管，这很好。善哉善哉！梁启超曾经骂过袁世凯（？）万权集于一身，又万事不负责任。习会这样吗？还没看出来。习不是一个耍滑头的人，他什么事都愿负责任。 六、关于习反腐的目的 网友：习打虎是为了集权独裁。 国标：独裁之后呢？为了过瘾做暴君吗？我看他集权是为了做大事，成千古大英雄大豪杰。 网友：你一厢情愿。 国标：我宁肯一厢情愿他立志做大英雄大豪杰，也不预先骂他一定成为大坏蛋大独夫大民贼。 网友：老焦太天真！老习用中共和红二代保红色江山万代传，同普罗大众有屁关系。 国标：你太世故。不但世故，而且制造冤案。你何以见得老习不是用中共和红二代的力量为中国谋？如此轻率定谳，不怕制造习近平冤案？万一老习是个好人呢？为中国谋并不伤害中共和红二代。相反，如果所谋中共和红二代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相悖，那才是最危险、最有害的选择，难道习不明白吗？ 网友：习上台凭借的是红二代的出身和势力，他必然为他们谋取世袭的利益。 国标：问题没这么简单。欲论红二代，须先弄清谁是红一代。红一代是一群人，更是一个信念。合这个信念的那群人是红一代，不合这个理念的那群人就不是红一代，甚至可能是红一代的叛徒和败类。这个理念是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一个比国民党政权更民主自由的现代国家。因此之故，那些说政权交在我们自己儿子手里更放心的人，那些说今后我们这些家庭要确保每家出一个部长的人，不是红一代，而是对红一代的背叛，是红一代的叛徒和败类。试问，习总反腐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辈吗？是为了他的那帮红二代发小们一家保证出一个部长吗？我没看出习总有这个端倪！ 网友：起码有些红二代试图裹挟习主席为他们看家护院继续保持特权。 国标：红二代也分两类：一类陈腐不堪，企图固守世袭特权，一类则坚持父辈的理想主义精神。前者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中国人民的害虫，是红二代中的败类，也是他们父辈的孽子。为这类红二代看家护院，就是与文明、与国族为敌，习总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是非。 网友：其实仅仅是红一代、红二代、红三代这些词就已经够叫人恶心了，这表明我们被世袭政权所统治，上一代纵然好，下一代就有统治资格吗？就算他们红色后代果然好，我也不要，我宁愿人民选举出一头猪来统治，也不愿意让不经过选举的圣人来统治。 国标：我十多年前就写过文章抨击国家领导人论代不论届现象。现在不是我们宁愿不宁愿的问题，是讨论现实问题。 网友：打虎没动一个红色家族，如何取信于民？ 国标：习总有道德洁癖。他看不上去的，他会动他们的。 七、关于如何看待民主派人士被打压 网友：许志永还关着，浦志强还关着，刘晓波还关着，很多人都关着，你这帖子要冒很大风险。 国标：一码是一码。薄熙来也关着，徐才厚也关着，周永康也关着，国家是个杂食性动物，吃荤也吃素，想让它只吃一样，很难。作为民间舆论，官方乱抓人，乱关人，该谴责就谴责；习王打老虎，肃贪官，该掌声就应予以掌声。 网友：言论自由，天赋人权，民主人士和平推进，习为何打压？ 国标：数年前我写过一文，说中南海是一个回声定位系统。有些推进，如果动静过大，脚步过快，或轻重缓急不合拍，扰乱了这个回声定位系统，他就无法精确捕捉和应对来自政敌的信息。各种推进的速度和节奏，他都要hold住，否则他就无法做事。 网友：评老习，无法无视许志永、老浦、高瑜老师的遭遇。 国标：网上民间舆情，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偏右群体的。这个群体，老习打虎他们不给掌声，许浦高被抓他们给骂声，最近五毛和左翼基本偃旗息鼓，于是剩下的就只有右翼的骂声。这种骂声，等于替薄大人、康师傅解恨出气。如此局面，习做事恐怕只能继续委屈右翼了。 网友：焦大吧？你被你党妈收拾的还不够！你眼瞎了，这二年你习爹打压的良善之人还少吗？ 国标：党不是我妈，我没入过党。不是党收拾我，哈哈是我收拾了党。不是吗？要论恨习，你孙子还数不着，康师傅、薄熙来、徐才厚的人那才叫真恨呢。 网友：焦国标，如果你是写杂文的那个焦国标，那么我就告诉你，以前老子我很欣赏你的文章，但是现在你在老子心里已经是一条死狗！ 国标：你欣赏我等于零，你骂我也等于零。我一向举世夸我也是零，举世骂我也是零。我只尊重自己的良心，只说出自己的判断。我无意说服谁。只道真情与实感，任它淹没与流传。 八、关于如何看待习说过的某些话 网友：习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种认识比他的前几任都是倒退。 国标：你可以不认可他某句话，不可以这句话否整个人。他还与周、薄一起开会坐主席台呢，你能说他们是一丘之貉坐一条板凳穿一条裤子？你不可能指望他上任第一年与第十年说的每句话都逻辑一贯，且经得起每个人推敲。在当下中国，作为政治家，他只可能说此刻安全的话。 九、关于网民对打虎为何吝于掌声 网民：习王打虎，做得的确不少，可网民为何仍吝于掌声？因为他们没看到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也。 国标：有些民众习惯了站在刑场边上等着吃改革者的人血馒头。 网友：我看习的中国梦跟中国老百姓的中国梦毛关系都没有！ 国标：我相信他有真心圆中国人的梦。即便没有，也得给他加上点儿。 网友：民众被骗怕了。当年对毛也是这么期望。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国标：民众应该做出即时判断，是井绳就说它是井绳，是蛇就说它是蛇。 网友：民众已理智，他们无法再堆彻偶像骗人。 国标：也有一些民众是怕还乡团。 十、关于为何不启动制度反腐 网友：现在只是中纪委打虎。永远也打不完。为何不启动制度反腐？ 国标：不打垮政敌，无法确立制度。 网友：消灭了政敌，也可能作恶更得心应手。 国标：那是你的忧虑，未必是习的必然。"试玉要烧三日满"，何不让他独裁一下试试看？ 网友：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应该有这种防备老习独裁作恶的心理。 国标：独裁作恶有什么好？为何一定要假定老习会迷恋这些烂东西？习近平是傻瓜吗？你们才是！他要效法萨达姆、卡扎菲、齐奥塞斯库吗？他们有什么好效法的？他要效法袁世凯吗？袁世凯有什么好？况且老习也没有袁克定那样的儿子急着当太子。 网友：不在制度上改变，都是无源之水。 国标：先拿人，再改制度。否则，自己先被拿了，改什么改，像胡赵那样。 网友：何不启动群众反腐？ 国标：群众反腐如何操作？如果无人掌控大局，如果全国没一个人事体系支撑，如何保证群众反腐不同于文化大革命？ 十一、关于习下一步会不会启动制度改革 网友：习拿到绝对权力之后，下一步只会劈向社会，管控将更加严厉。 国标：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我相信，严厉管控不是习的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确保制度改革平安顺利。 网友：制度改革？谈何容易！ 国标：难道比拿下薄周徐更难？黑五类摘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废除农业税，废除劳教制度，推到柏林墙，解散苏共，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此前好像都很难，可是改革家一旦去做了，没有一个男儿伸出螳臂阻拦。 十二、关于习近平是不是中国的救世主 网友：不要把习看成救世主。世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国标：世界从来就在救世主手里。上帝是最终救世主。华盛顿和林肯是美国的救世主。明治天皇是日本的救世主。也许老习就是中国的救世主。 网友：打虎打来这么多钱，税收降了多少？民生福利提升多少？法治的影子看到了吗？ 国标：政治地位和人身安全都面临严峻挑战，你叫他如何有功夫降税、提福利、建法治？"想吃葚子也得等到黑。"稍安勿躁，再等等。 网友：社会发展不是寄望于某个人，而是一个好的体制。 国标：好体制必有某个推手，必有一个"之父"。平反冤假错案时的胡耀邦，改革开放时的邓小平，还有林肯、华盛顿、明治天皇、蒋经国等等。 网友：体制不改，制度不改，靠明君是妄想。 国标：历来，改体制，改制度，都必须有一个明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只不过是《国际歌》里的一句话。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各有其正确的历史节点。 网友：共产党是一套腐烂不堪的脚手架，习凭借它无法救中国。 国标：离开这个脚手架，习也就是一个二百来斤的胖子。 网友：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绝对不是他。 国标：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未必不是他。橡子要在时间里长成橡树。此刻，你的判断并不比我的更正确。 十三、关于中国会不会出戈尔巴乔夫 网友：老焦还是不要存在幻想，天朝出不了戈尔巴乔夫。 国标：戈尔巴乔夫就一定是最好的吗？世间孕育任何可能，不排除有比戈氏更好的可能。戈尔巴乔夫加蒋经国加德克勒克加其他一切解放者，岂不更好？做好事还有嫌好事太大的吗？立功劳还有嫌功劳太大的吗？为万世开太平还有嫌万世太长的吗？习老大的志趣一定大于戈尔巴乔夫，大于蒋经国，大于德克勒克，大于三人的总和，而包含所有解放者的元素。 网友：你这是郭沫若胡吹海煽。 国标：先把人想成英雄豪杰总比想成市侩恶棍更造就人，高看人总比小看人可取。事实将证明，三个诺贝尔和平奖也未必能承载习老大的历史重量。哈哈，给他这么高的预期，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残酷，太不近人情。 网友：你会失望的！权力对来源负责，这是政治常识。 国标：个别人，个别时候，权力对自己的良心、使命和自我期许负责。不是吗？ 十四、关于我对习近平的正面判断从何而来 网友：你如此判断习，依据是什么？ 国标：习好比一个百元百次方程，我无法给出解此方程的每一个步骤，但我能直达其解。也许这就是特异功能（笑）。 网友：习的很多公开讲话都是问题多多，无法叫人看好。 国标：老毛说他从不看《人民日报》，我也从不凭习的公开讲话判断他。习早年的经历，习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和文风（如写贾大山那篇），北京饭局上听到的习的一些很愣的故事，是我判断他的主要依据。我喜欢他的那种愣劲儿。当下中国，不愣就寸步难行。我编《黑五类忆旧》，创刊号上收有一篇习近平的自述，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早年的故事。文中提到他写了十次申请书才得入党。近年媒体上频见习十写申请旧事，信息源多半是这期创刊号。 网友：人民日报河南分社社长罗盘刚被抓，网上大小五毛、脑残网评心惊胆寒、惊恐万状，纷纷倒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某更是瞬间变脸，连忙把自己扮演成良知公知，发良知帖子，惹无数网友耻笑、唾弃。极左、五毛最近都在删微博。 国标：所以我说，你们不要拿老眼光看习总。他裹挟来的风雨，要超过你们每个人的所思所想。五毛现象，最大的罪恶是败坏了社会道德，他们完全去是非化，去真假化，非常可恨。最近五毛退潮了。五毛是国家的妖孽。国家出了坏人，五毛就是坏人廉价豢养的操控舆论、强奸民意的别动队。 大约半年前，一位国保警官对我说："你们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号称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可我看你们实际上比谁都精明，都工于算计。"我很吃惊，反问道："你凭什么这么说？"他说："习近平反腐，这么大的力度，这么艰难，可你们不是冷眼旁观，就是指责谩骂，几乎从未听到你们一句肯定的话，难道他反腐与你们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吗？"我答道："当然有关系，可这怎么叫精明？叫工于算计呢？""因为你们怕万一习总改革失败，你们受牵连。"公安国保系统本是康师傅的人马，原来竟也如此同情和支持习总改革，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向他解释道，其实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对习总的观感，并非怕牵连，实在是不知从何写起。 半年后的今天，借助这个偶发帖子带来的冲击波，借助众网友提出的话题，我总算把自己长期对习的观感和思考理清楚并和盘托出了。也许它有很多问题，正如前面一位网友说的，左右不落好，但它真实，无欺无隐，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水平现在它就这么高。习近平是当下中国最大一个谜，中西内外都在猜这谜。我的这篇文章，权当特殊历史时期习近平之谜的一个猜谜标本，留给历史，留给未来。当然，它也有现实意义，这是一枚浑圆的、全息的、全角度的、鲜活的习近平之谜猜谜标本，从中可能引发出无限话题。比如虽曰"挺习总"，但实际上究竟是帮忙还是添乱，谁也说不清，只有天知道。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我只能尽心而已。再比如，自由派人士、民运人士、异议人士、反共人士，从中看到的是投靠，是背叛，还是建设，是丰富，也必然各执其词。我的字典里没有"政治正确"，只有一个个具体的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要赶路，你们说去吧。知我罪我，褒我贬我，与我无关。 2014年8月19日北京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ug 25, 2014, 6:03:51 AM8/25/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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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ug 2014 11:12 AM PDT  中共中央為鄧小平110周年冥誕舉辦了高規格、但顯然也守分寸的紀念活動。 在鄧尚存人世之時，"黨定"的標準說法，就是把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歸功於鄧小平。如果說毛澤東以文革把中共的合法性資源消耗殆盡的話，那麼，鄧小平則以改革開放為中共注入了新的合法性資源。"六四"事件以及為江澤民所縱容、胡錦濤所放任的中共官員普遍的貪污腐敗，又以更快的速度解構了依據經濟發展績效而補強的合法性基礎。由此角度觀察，習近平的反貪行動，也是補足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必需舉措。 但是，從中共建政幾十年的歷史看，一個一黨長期執政的政權，若要閉合其合法性的邏輯，並將這種邏輯統一于現實，遠不是"缺什麼補什麼"那麼簡單。這其中的道理，實際上也可用來說明習近平當下只抓貪官、不改制度的內在因由。 當然，按照王岐山的說法，習近平主導的拍蠅打虎，只是治標行動的一部分，是為制度建設的治本行動爭取時間的必要步驟。這個說法，既承認拍蠅打虎是治標，也確認還有下一步的治本目標。只不過，其中"爭取時間"的時間段有多長，治本的頂層設計的輪廓究竟是什麼，還都不為人所知。但是，從習近平掌政後所推行的政治經濟政策看，反貪行動的治本制度設計肯定會以加強中共一黨長期執政為預期目標。這一點，從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的內容中也可窺見一斑。 8月18日舉行的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有兩項，一是審議《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等檔，二是審議通過了《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這其中，央企負責人薪酬改革，與反腐敗的治本制度設計有密切關聯。在中國大陸，央企負責人名為企業管理者，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考察任命、國資委負責管理的公務員。因此，習近平在會議上所謂"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應該能夠體現對腐敗叢生的公務員群體進行規範的大致走向。 不過，這次對央企負責人的薪酬改革，並未輔以國有企業改革的相應措施，而是硬性規定了央企負責人的薪酬水準及其結構。不僅如此，習近平在這次會議上也再次強調"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佔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的觀點。這種觀點，直接說明了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的政治屬性，也明確了國有企業的經濟屬性必須服從其政治屬性的底線。 因此，如果把國企以及國企管理者的現狀作為自鄧以來推行的改革的成果，那麼，今次在更加確定國企的政治屬性以及改變其管理者薪酬的改革就可被稱作"改改革"。這裡所謂"改改革"，就是以一黨長期執政為"準星"，來校正當前的改革方向，對以往改革的既成事實再做改革。這種"改改革"，就是保留前期改革中給"加強党的領導地位"帶來正面效應的部分，而把與此相矛盾或具有潛在衝突的部分再進行改革。 "改改革"中的再行改革部分，當然不會呈現改革初、中期那種突進的態勢。正如央企負責人薪酬改革所展現的狀況，從某種角度看，在固化改革對強化中共合法性有利部分的基礎上，"改改革"則更具回縮的性質。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原載《世界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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