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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纪念赵紫阳
• RFA：赵紫阳8周年忌
• 黄一龙：大赦人民才是正路――兼议“大赦贪官”
• 齐戈：极权政治没有出路
• 陈翰圣：康州枪击惨案后的随想
• 晴朗：石油巨头、汽车尾气与雾霾
• 林保华：中纪委应该查办中宣部
• 黎智英：知識分子使命的關鍵時刻
• 魏京生：2013新年问候——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
• 李承鹏：某江某河某长征
• 刘军宁：政绩？还是宪政？――中南海新领导面临的选择
• 改革共识：知识界的又一次试水（吴祚来）
• 沈良庆：中共政改与国家机会主义
• 管见：“老路”翻新终有尽头
• 鍾祖康：重演甲午戰爭可救香港
• 鲍彤：希望和失望――兼论亡脑和亡口
• 郑义：为持续笼罩半个中国的大雾霾叫一声好
• 梁京：遍地奴才是中国革命的催化剂
• 安然：由律师打人所引发的思索
• 路坦：习近平反贪一箭六雕
• 曾伯炎：谁空谈、谁误国？
• 陳奎德：何處是“岸”？
• 胡佳：“中南海有特供的空气”
• 苏中杰：美化统治者的妙招八例
• 反行：论黄翔诗歌中的声音，口头性和肉身性（米家路 辛月）

鲍彤：纪念赵紫阳 Posted: 17 Jan 2013 11:29 AM PST 图：摄于赵紫阳92周年冥诞（俞梅荪提供） 2013-01-17 今天是一月十七，许多人一大早就准备鲜花，去送给赵紫阳。 听说今天到富强胡同去的人比往年多。这是好现象。往年没有今年多，不是因为人们忘了纪念他，而是因为有人不准老百姓纪念他。今年比往年多，有可能是阻挡的人比较少了。这就很好。 领导主旋律的人，也许和去年一样，没有去。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老百姓关心的，他不一定关心。他只需要坐在领导机关里，掌握全局，运筹帷幄，就可以了。 赵紫阳有个"特点"――把人当人。把人当人？太一般了！算什么"特点"？但是，根据我的了解，把赵紫阳的特点界定为"把人当人"并不离谱，没有歪曲或误解，没有捏造或夸大。他主张维护农民的自主权，因为他把农民当人；他主张维护企业的自主权，因为他把企业的经营者和劳动者当人。他主张党不判案，因为他不把党当法官。他主张党不查禁书报，因为他把作家当作家，而不把作家当做必须进行检查的对象。也许正是这一点――"把人当人"――使许多人至今津津乐道赵紫阳；也许也正是这一点――"把人当人"――使某些人至今不承认人间有过赵紫阳。 "把人当人"在普通老百姓中诚然算不上什么特点，但在某种制度下的某些领导人中，要他们也来把人当人，等于剥夺了他们的优越性。――我不是在说神话。我是在讲一个国家的现代史。 抽象地说，如果主旋律说要占领阵地，那么，人就是被封嘴的对象。如果硬道理说要发财，那么，人就是摇钱树聚宝盆。如果演戏需要轰动效应，那么，人就是最得心应手的布景和道具。总而言之，人很难被当做人。 具体地说，毛泽东是领导一切的第一代导师。因此，别的人，不管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都不是人，无非是毛泽东领导的对象而已，都必须臣服而不得丝毫有违圣旨。邓小平是"我说了算"的第二代统帅。因此，别的人，不管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大学生中学生，都不是人，要么跟着统帅指到哪打到哪，要么"被"指到哪就"被"打到哪。 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代代相学，学得最好的领导人，往往最不把人当人。赵紫阳是学得最不好的为数极少的两个领导人之一，无怪乎学得最好的领导人必须争先恐后和他们划清界限。 有人问：人们为什么忘不了赵紫阳？我看原因之一在于一群一群领导人群起而学习毛泽东邓小平不把人当人的榜样，这就现出了赵紫阳先生值得怀念的特殊性。一旦中国的领导人个个都和赵紫阳一样把人当人了，人们就不一定非冒着严寒和雾霾不可，专程前往。 ――RFA

RFA：赵紫阳8周年忌 Posted: 17 Jan 2013 10:41 AM PST 软禁中的晚年赵紫阳在书房…… 赵紫阳8周年忌日保安宽松 RFA 2013-01-17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8周年忌日，亲友及社会各界人士近二百人前往拜祭，虽然北京当局一如以往派出多名便衣警察在场戒备，但异见人士指出，当局控制悼念活动是历来最宽松的一年。(冯日遥报道)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8周年忌日，周四大批访民到赵家拜祭。(相片由现场访民提供) 从周四早上八时许，陆续有亲友、维权人士及访民等，到达位于富强胡同的赵家吊唁，他们在赵紫阳的遗像前，献上鲜花，深深鞠躬，又在册上签名留言。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来拜祭的人较往年多，由于住所面积狭少，只能分批让大家进入，家属对前来拜祭的人表示感谢，王志华指，家人的心情平静，仍然很挂念赵紫阳。 他说：“家里的人当然是很怀念，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评价问题方面很难说，多了老百姓来，而家里的情况还是如以往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 王志华指，已经94岁的外母身体情况每况越下，家人至今仍不敢告知赵紫阳已经离世，王志华以不方便为由，婉拒与记者继续详谈。 去年被阻止前赴赵家拜祭的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向本台指出，整体而言，当局今年控制悼念赵紫阳的活动为历年最宽松的一年，在赵家门外戒备的便衣人数明显较以往少。 她说：“以往所见，就胡同口未到，就见到警车，那些便衣都穿黑衣服、黑鞋、腰包也是黑的，我叫他们做黑衣人，他们三五成群，在狭小的胡同内，很明显，但今年人明显少了很多，穿的是便装，盯著手拿鲜花的人，只要无闹事，都不会理会你。” 丁子霖上午与丈夫带同鲜花到赵家，当时在场拜祭的人数不太多，她夫妇两人向赵紫阳的遗像鞠躬，并在吊唁册上留言后就离开，期间无受到任何国保或便衣公安骚扰。丁子霖指，希望有生之年仍能前赴赵家拜祭赵紫阳，目前家中电话和手机均被当局监听，为免言论触动当局神经，她婉拒与记者详谈早上拜祭的事宜。 赵紫阳的女儿向各人赠送一本父亲的纪念册，以示谢意。(相片由现场访民提供) 一直被当局监视行纵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出狱后首次前往拜祭赵紫阳，他早上未天光就出门，避开保安到场致祭，他在纪念册上还写上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与他被软禁的妻子刘霞的名字。 另一北京访民李金平周四向记者指，由于去年未到赵紫阳的忌日已被国保严密看管，限制他的自由，为免再被造成遗憾，他提早一星期到赵家拜祭，李金平指，灵堂内的布置一切依旧，正面墙上仍是挂著赵紫阳那幅栩栩如生的大照片，左侧是赵家子女那对震撼心灵的送别挽联，家人亦没有多大的变化。 他说：“当日情况没有多大特别，我是10号前去的，家人情况亦无大变化，相信今日外边一定加派了便衣警察，敏感人日，我们都不能进入的。” 另外，北京一批访民周三在北京南站展示纪念赵紫阳的横额，赞颂赵的人品行为，形容他永垂不朽，又要求当局举行大型活动纪念赵紫阳过去的贡献。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以未能核实记者身份为由，拒绝回应记者任何提问。 赵紫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别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务院总理，1987年出任总书记，期间致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力求在政治方面有所突破。1989年学生的民主运动期间，赵紫阳亲自前往天安门广场，试图说服学生放弃绝食抗争，因此被视为同情学生运动，他在1989年6月被撤职，其后一直被软禁。2005年1月17日于北京病逝，终年85岁。赵紫阳的家人每年在他的忌日，都会设置灵堂，供亲友祭奠悼念。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赵紫阳逝世八周年 民众自发悼念官方未加阻拦（图） 2013-01-17 星期四是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八周年纪念忌日，数百民众自发前往赵紫阳旧宅纪念。祭奠，警方未加阻拦。此外，北京有访民上街纪念赵紫阳，赞颂赵他的人品行为，多人献花致意。 图片：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悼念赵紫阳（胡佳提供） 今年的1月17日（星期四）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8周年忌日，这天不少人自发前往赵的故居北京富强胡同6号进行祭奠活动。 上午就有许多人带着象征哀悼的菊花而来，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赵紫阳女婿王志华的话表示，有大约100人到富强胡同参与拜祭，其中也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 一位在现场的新疆访民蔡先生告诉本台记者：我们来的时候还是挺顺利的，人挺多的。 记者：大概有多少人呢？ 蔡先生：有200人左右吧。 记者：当局人员有没有试图阻扰和干涉你们的行动呢？ 蔡先生：在各个路口都有看到警车，但是并没有警察来阻拦我们进入这个区域。 记者：为什么你们会想过来悼念赵紫阳呢？ 蔡先生：我认为赵老曾经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也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促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付出了很多。他也因为当年同情学生过早的离开了政坛并且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希望他过去做出的贡献应该受到肯定，而且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他当年也曾经试图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做出努力，但是却受到了迫害，这是不应该的。 在赵紫阳逝世8周年忌日的前一天周三，就已经有访民在街头公开纪念，据博讯网周三的消息，在北京南站有数十名访民集结，他们打出横幅，上面写着“宁摘皇冠不屠杀人民，赵紫阳永垂不朽”此外他们也控诉地方当局枉法的行为。 一位参加活动的江苏南京访民汤女士告诉本台记者：他这一位领导是为我们老百姓说话的，所以他去世的忌日我们都会自发的悼念他。虽然当年我们没有特别的关注他，但是现在想起来像他这样的领导很少。 赵紫阳于1919年出生，80年代先后担任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也被外界看做是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八九年北京爆发了学生运动，当时他反对采用武装暴力镇压而引起邓小平不满，之后他被免去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软禁中度过了他最后15年的日子，于2005年初过世。 编辑及出版赵紫阳秘密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的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周四告诉本台记者，自从赵紫阳过世之后，各界在每年今日来悼念他的人越来越多：以前来探望的还是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和他的亲戚朋友，现在就不一样了，各界人士都参与进悼念他的活动中来了，而且每年这个圈子都会扩大一些。 除了现场悼念的人之外，有更多的人因为无法到北京，选择在网络中进行祭奠。“赵紫阳”是新浪微博中的敏感词，因此无法搜索到结果，但仍然有许多的网民在微博中点蜡烛纪念他。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在推特说“赵紫阳被软禁下郁郁而终8周年。黑色的日子，被红色封禁。”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改革历程》一书中的序写道：实际上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黄一龙：大赦人民才是正路――兼议“大赦贪官” Posted: 16 Jan 2013 10:51 PM PST 图：走投无路的民众跪求政府“开恩”已成了中国特色的常景 贪腐如此猖獗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当局颠倒了敌我，把以权谋私的罪犯当同志，把监督权力的人民当犯人；只须把这种被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立即可收拨乱反正之效。 本屆新官上任，頭把火就燒向貪腐分子。正為這個新班子的保守面目而沮喪的輿論，立即興奮起來。查懲治貪腐這一招，倒也的確是對付「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符咒的聰明之舉：偏去走老路上邪路上任何嚴肅政權都會走的路；禁盜竊，反腐敗。在中國特色的環境下，它對老路留戀者不算邪路，對邪路嚮往者不算老路，博得皆大歡喜了。可見新班子裡究竟還有正常頭腦，歷練成熟了的「自家子弟」回家接班，真比一幫刻板循規敷衍塞責的看門家丁強點兒。 　　這下可苦了朝廷上下的貪腐諸公，他們不在「皆大歡喜」之列。剛剛吃下不走這路不走那路的定心丸，以為從此就在自己摸準了的石頭樂園上穩坐不走，貪貪腐腐過一生了，哪知雷聲未響暴雨驟至，真要面臨「世界末日」了。 　　「大赦貪官」與「刀下留人」 　　此時忽來一道閃光：「大赦貪官」！像那刑場上傳下「刀下留人」的口令，旱天甘露般地注入千百萬貪腦腐心。這倒不是當局改了主意所發詔令，而是民間專家學者上遞的奏摺策論，其作者們看來大都是正經人士，不像貪腐集團買通的五毛；他們的持論，也有理有據，並且從好幾年前就醞釀發端，只是如今不比往昔，那反腐的刀子的所指不是「星空」而是現實的腦袋，須得認真看待了。他們所據之理主要有二，一是「法不責眾」。中國官員裡腐敗分子的比重，早已從「一小撮」「極少數」拔地而起，在民眾的眼裡近乎無官不貪，在專家的筆下也早佔「縣處級幹部的百分之四十八、廳局級的百分之四十、省部級的百分之三十三」（據張維迎《反腐敗的兩難選擇》轉引胡星斗推算），雖然也還算「少數」，但已接近「半邊天」了。以我國上千萬官員的龐大基數計，這幾百萬貪腐大軍在數量上就超過國防軍，何況剩下的另一「半邊天」也難說乾淨，依法嚴查起來，「能經得起查的沒有幾個人」（張維迎上文）。可是「中國目前的執法、司法系統承載力是每年審理四十萬刑事犯罪」，「當人數超過執法、司法系統能夠承受的極限時，……執法、司法系統已經崩潰，無力維護法律了。」（李劍芒：《大赦貪官，改革必由之路》）這還僅說貪腐分子的數量。第二條理由說他們的質量：數量超過國防軍的貪腐軍個個都手握重權，這個全球最大的貪污犯罪團夥卻正是有責任有權力緝拿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履行責任的邏輯推演就是運用手中的重權規避和打擊一切反腐的舉措以維護自己的生存，猶如手握新式武器的國防軍竟由「國外反華勢力」組成、打起仗來的情形一樣。「控制目前體制的恰恰就是那些要被懲罰的人們。這些將被懲罰的人們，為了保護自己，拼命阻止中國的體制改革，死死抓住體制的控制權，這使得中國的改革走進了死結。」（李劍芒上文）正是基於以上過硬理由，「大赦貪官」的策論才堂堂正正地出了台。大赦的辦法各說小異，但都大同於「實行有條件的特赦，調動貪官污吏的積極性」（吳思：《特赦方式推動中國政改》），規定某個時期例如十八大以後「不再貪腐的官員既往不咎」。（張維迎上文）從此與腐更始，貪污自然不戰而沒有了，大家都去共迎政治改革的美好春天。 　　看得出來這些學者們的設計確是動了腦筋的，持論平和中允，並不脫離實際；對於任何尋找應急手段追求任期效應的政客，可算錦囊妙計。可是，要是站在歷史高度為這個九秩高齡的世界第一大黨想想，「大赦」自己隊伍的竊賊這一舉措，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出路在於把眼睛轉向人民 　　這個黨名叫共產黨，是以對於「產」即財富的特殊處置為目標而立的，它以消除世間財富佔有的不公，建立人類共同富裕、全面發展的自由聯合體相號召，從而曾經得到全球甚多正直人士的認同和擁戴。可是中共自建政以來關於財富的種種措施，卻從未靠近過它的宗旨。它先以「剝奪剝奪者」口號暴力剝奪了地主，「和平」剝奪了資本家，用產品剪刀差、糧食統購、集體化公社化次第剝奪農民的錢財、口糧以至幾千萬條生命，用長期低工資和大量失業率剝奪工人，用全球畸高的稅賦剝奪工商業者和全國民眾；幾十年間聚斂了巨大財富，說是為了什麼崇高的目的，卻僅僅造成幾百個幾千個暴富家庭的「自由聯合體」，已成為全球笑柄。倘若再宣佈認可自家兄弟合法佔有已經偷盜的更大財富，向他們投降輸誠與他們沆瀣一氣，讓他們逍遙法外請他們咸與維新，這難道不是使這個組織完成對於國民財富的掠奪──聚斂──瓜分──漂洗的完整歷史過程，從而背上有史以來最大盜竊團夥的千古罵名嗎？ 　　其實對於貪腐團夥，除了以「大赦」向他們投降，也非別無出路。能不能把眼睛轉個向，對著黨所口口聲聲為之服務且全權代表的人民呢？不是說共產黨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才取得政權的嗎？不是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嗎？怎麼遇到「亡黨亡國」的緊要關頭，倒把自己最大的靠山自己真正的父母忘記了呢？貪腐分子數量多，就算有幾百萬幾千萬，多得過十三億嗎？他們的權力大，大得過「權為民所賦」的「民」嗎？──或曰你這就說夢話了，中國人民何曾真正有權「賦」給哪怕一個鄉長?! 　　離開政治改革，其它都是邪路 　　這就說到本文的題目了。中國人民的權雖然並非沒有，可是它至今只還寫在憲法上。今天人民的實際身份，其實正是貪腐分子應該享有的：罪犯或疑犯。遠的不說，僅自執行「以維穩為綱」的路線以來，各界人民就成為當局維穩的對象。訪民不穩定，記者不穩定，網民不穩定，拆遷戶不穩定，農民工不穩定，買菜刀的不穩定，「打醬油的」也不穩定，更無論批評政府諷喻朝政遊行維權集會結社的人們了，雖然他們行使的都是自己的憲法權利，可是在當政者的眼裡一概不是良民。於是廣築護城河保自己，大興實名制查異端，黨政軍公檢法團結起來一致對敵──老百姓，對付內「敵」的花費居然超過對付外敵，完全忘記「與人民為敵」這條誅語的沉重份量和不祥殷鑒。其實，貪腐所以如此猖獗，根本原因就是執政當局顛倒了敵我，把以權謀私的罪犯當同志，把監督權力的人民當犯人，一意孤行於親痛仇快的邪路上的結果。只須把這種被顛倒的關係顛倒過來，從思想到理論到政策到法規徹頭徹尾徹裡徹外告別以民為犯與民為敵的邪路，變「大赦貪官」撫慰貪官為「大赦人民」依靠人民，立即可收撥亂反正之效。最直接的效果是，大量對付人民的警力，國安國保特警網警，加上無邊無際的維穩經費，盡善盡美的偵緝手段，轉向用於查貪反貪，那些鼠竊狗偷之輩哪裡是強大的執法司法系統的對手，更無論擠得它「崩潰」了！這還是最小的變化。等而上之，人民獲得解放了的政治潛力，如同三十來年以前他們獲得解放了的生產潛力一樣，將迸發出無比燦爛的光輝，其成就不是筆者這樣的腦袋可以逆料的。可以斷言的是，對於公共權力的監督，億眼所見億手所指，一定會使貪腐分子無所遁形。特別是在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持下，任何黑暗的角落都會受到燭照，任何隱蔽的交易都難掩蓋馬腳。君不見某某官員抽包煙戴只錶都可能被識破暗藏的機關，這還是民間力量受到權力打壓被捆住手腳的表現。一旦公共權力不是與民為敵而是與民為善進而為民所有，兩者都會如魚得水如虎添翼，相得益彰呢！ 　　或問這不就是政治改革了嗎？謹答：是的。今天中國的事情，離開政治改革，其它都是邪路。即使只搞反貪污，也是繞不開它的。 ——原载《东西》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齐戈：极权政治没有出路 Posted: 16 Jan 2013 03:29 PM PST 中国1976年的政治经济危机，是没法活下去的生存危机；眼下的危机则是执政党要讲规矩，无法无天已经让人无法忍受的政治危机，对此，任何政治家都会做出必要的回应：不和斯大林、毛泽东划清界限，中国没有出路，中共更没有出路。 陷于斯大林毛泽东泥潭难以自拔 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有"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怪论。之所以怪，就在于这个陷于斯大林、毛泽东暴政泥潭难以自拔的会党，自己尚在摸石头过河，居然能奢谈岸上的路。自相矛盾，可笑至极。 摸石头过河是句大实话，不但反应出中共老一辈政治领导人务实的一面，也反应出他们对虚妄的社会主义的反思。从中共自身曲折的道路看，在他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和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死死地捆绑在一起。一路腥风血雨，却成就了二十世纪的最大灾难。斯大林血腥政治长期不断遭到各国质疑和抵制，苏联解体后，立即被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抛弃。这个制度对这些国家和人民所犯的种种罪行，可谓作恶多端、令人发指，罄竹难书也莫过于此了。所谓社会主义道路，至此寿终正寝。 我们这一代被称作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见证或经历中共在这片土地上的恶行。从土改到三反五反，从院系调整到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直到文革的暴行和摧残，不堪回首，苦不堪言。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各国的历史，其实就是荼毒百姓，祸害国家的历史。在中国更是如此。 薄熙来就是共产党 文革之后中国，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这里既有毛泽东等人的瞎折腾，也有计划经济自身致命的问题。无奈之余，只好向市场经济找饭吃。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反思，不越计划经济这个雷池一步，市场经济哪里会在中国实施？更何况这二三十年经济的腾飞。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政治家都都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如果连吃不吃饭都搞不清楚的家伙，非疯即傻，那还有资格叫做政治家？ 吃饭问题有了着落，对于祸害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不争论、向前看，轻飘飘把中国人三十年的苦难遮掩下来。表面上看似高明，事实上则是遗祸无穷。不争论、搁置起来，其实是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血腥政治划不清界限；舍不得放弃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几把刀子。好像不嗜血、不杀人就不叫做政治家，以致这个幽灵至今笼罩着中国人的政治天空。 2012年暴露出来的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从根本上讲就是毛时代血腥政治的再现。薄熙来在重庆可以公开罗织罪名杀人、以打黑名义劫财，也可以暗地里杀人灭口。强盗杀人劫财尚需月黑风高夜，他薄熙来就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无天！没有体制的依托，他岂敢如此妄为？薄熙来走的什么路？岂止邪路，实乃邪恶之路！万恶之路！它进一步说明中共的政治体制，血管里至今流淌着斯大林、毛泽东这样超级法西斯的血！鲍彤对薄熙来有个精准的说法：他就是共产党，这六个字说出了薄熙来与这个体制在基因上的联系。 政改就是改中共的"党天下" 现代政治是以限制王权为发端，它反对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只有以野蛮为基石的极权国家，才有人敢恬不知耻把人类进步的硕果，轻蔑地称之为"西方的那一套"。其结果，必陷入斯大林、毛泽东血腥泥潭不能自拔。中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共的问题，而中共的问题，就是斯大林、毛泽东留给他们的这笔负资产。他们与人民、与天下为敌，视百姓为鱼肉，这样的政治不改变，天理难容！政改改什么？就是改中共的野蛮政治理念，改他们的"党天下"，改他们的专权、弄权，改他们的横行霸道。 对于中共来说，不是西方那一套搞不得，而是斯大林、毛泽东的那一套搞不得了！列宁主义、斯大林的刀子是该割爱的时候了！不和斯大林、毛泽东划清界限，中国没有出路，中共更没有出路。 对十八大之后的政治走向，人们关心政改能否起航。鉴于以往的教训，不敢对新班子抱以更多的希望。虽说如此，还是希望新班子能往前迈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眼前的国内外总体情况看，新班子并非没有向前一步的可能。这倒不是什么明君情结所致，而是内外大势所趋。 在中国的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背后，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如果说1976年的政治经济危机，首先是没法活下去的生存危机；那眼下的危机则是执政党要讲规矩，无法无天已经让人无法忍受的政治危机，对此，任何政治家都会做出必要的回应。至于能走多远则是是另外一回事。远的不说，回到十三大的政治路线总是可以的吧？如果能带领中国走出血腥政治的泥潭，迈向宪政的康庄，则是功德无量，皆大欢喜的大好事。但愿梦想成真。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陈翰圣：康州枪击惨案后的随想 Posted: 16 Jan 2013 01:06 PM PST 图： 联合国大门前的“打结的枪”青铜雕塑 康州小学枪击案后，美国朝野又掀起一阵控制枪支的呼声。每当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案发生后，总会有这样一片呼声，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媒体热议，政客慷慨激昂后，这片呼声就会归于平静，直到又一次枪击案发生。这次大概也不会例外。 康州小学枪击案后，美国朝野又掀起一阵控制枪支的呼声。每当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案发生后，总会有这样一片呼声，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媒体热议，政客慷慨激昂后，这片呼声就会归于平静，直到又一次枪击案发生。这次大概也不会例外。 对一个估计有两亿支枪流于民间的国家来说，控制枪支，谈何容易。首先，当然是有人反对，反对者中最有名的是美国步枪协会（NRA）。他们反对的理由，可以归结为几条。第一，“枪不杀人，人杀人”。 这，自然无可辩驳。不幸，除了自然灾害，世上的坏事都是人做的。枪，只是工具。工具既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但却能提高做坏事或好事的效率。枪，提高的是杀人的效率。所以，枪虽然“不杀人”，却帮助“人杀人”。 第二条反对理由是：如果禁枪，交枪的都是守法的好人，坏人不会交枪。这会使情形变得比现状更糟，坏人可以持枪行凶，好人却不能拥枪自卫。这派理论家颇有点经济学功底，据他们说，好人和坏人对枪的“需求弹性”不同。好人对枪的需求有弹性，坏人没有。因为对坏人来说，枪是做坏事的必需品。所以在禁枪的条件下，坏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枪搞到手，好人不会。但是，这种逻辑稍微向前推进一步，结论应该是好人更没有“弹性”。因为，在人人需自卫的前提下，坏人对枪的需求，可能只是为了抢钱，好人却是为了保命。但不管怎么说，这派的论点总之是不能禁枪。不但不能，还要扩大合法携枪的范围。五个月前，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案发生后，就有人建议要在电影院里合法携枪。这次，自然是要在学校里合法携枪。只要全民武装，人不离枪，枪不离手，枕戈待旦，坏人一旦来犯，即可立歼其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自然不失为一种伟大的战略设想。可惜，历史记录对此不捧场。美国民间有两亿支枪，每次枪击案后，凶手不是被警察制服，便是自己饮弹身亡，从未听到过人民群众奋起歼灭凶手的动人故事。再说，好人必须拥枪自卫，还纳税养警察干什么？人人必须持枪自卫，离霍布斯（Hobbes）的人自为战，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还有多远？ 第三条反对理由最有学术深度，运用的是社会科学里所谓Counterfactual（反事实）的论法。按这派说法，估量枪支泛滥的后果，不能只注重被枪击杀害的人数，还要想到如果没有枪支泛滥可能造成的后果。例如，正因为人人有枪，所以强盗才不敢贸然入室打劫。否则，强盗早已明火执仗，为所欲为。这派的根据，是一种和事实相反的假设，颇接近国防军事理论。为什么要花钱建设国防？因为没有国防，别人可能侵略你。但有了国防，侵略者不敢来，国防反倒显得貌似无用。因为这种论法建立在与事实相反的假设上，所以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但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威慑论（deterrence），即有了茅，就要有盾来威慑；有了盾，则需要更锋利的茅来反威慑，这便形成了军备竞赛的逻辑。强盗有枪，所以好人要有枪。等到好人有了枪，万一强盗（出于没有“需求弹性”）搞到坦克了呢？好人得买反坦克火箭？美苏两家军备竞赛，还能找到明确的谈判对手，所以军备竞赛是有节制的。好人到哪里去找潜在的强盗谈判？ 以上是思辨，实际情况怎样？同样莫衷一是。拥护禁枪者以英国和日本为例，说两国控制枪支，所以谋杀率低；反对禁枪者以瑞士和新西兰为例，说两国不控制枪，谋杀率同样低。这种类似英语里“苹果比桔子”（apple to orange）的比较，没有多大意思。比较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卡尔・博古斯（Karl Bogus）的一项研究。他对比了美国的西雅图和加拿大的温哥华，他发现两地除枪支管理法律不同外，其它各方面，从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到地域、文化、人口、种族、失业率、中间家庭收入等等，都十分相似。他在收集了两地长达七年的犯罪数据后，得出结论说西雅图的枪击谋杀率是温哥华的五倍。更有趣的是，两地除枪击谋杀率外，其他犯罪率，如打架、盗窃等等，都十分相近。这虽然不能说是“最终证明”，但至少是一项控制了其它变量后，推论出枪支管理和持枪行凶间因果关系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 其实，控制枪支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所以枪支泛滥，有其历史原因。讲高尚点，是人民拥枪，可以保卫民主，推翻坏制度。讲实际点，则是美国当年地广人稀，要向不毛之地开拓，带杆枪，可以壮胆。谁知两百多年后，时过境迁，原因早已消失，结果却留了下来。现代政治制度，不可能被民间几条破枪推翻；现代民主，也不靠民间几条破枪保卫。流传在民间的枪支，纯粹只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但要改变这种沉淀，却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弱项。 民主是好是坏，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主是维持现状最好的制度。民主需要妥协，左右互相拉扯，结果总是离现状不远。这也是民主制度所以稳定的原因之一。在非民主的环境里，情况可以不同。譬如毛主席当家，他老人家喜欢枪，是军委主席兼NRA董事。那用不着什么Counterfactual的论法，全国也就“不爱红妆爱武装”起来，枪立即风靡神州。但毛主席有个缺点，就是他终要死掉。毛主席一死，邓小平上台。碰巧邓小平不喜欢枪，喜欢“稳定压倒一切”，那自然即刻禁枪。谁不交枪就是反革命，统统枪毙。同样不用什么“西雅图PK温哥华”，照样把枪给禁了。民主做不到这点，民主需要耐心，需要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等到了“珍珠港事件”；反对恐怖主义，也等来了“九一一”。控制枪支，同样需要等。所以，世上鱼与熊掌总难兼得。民主也不能兼得，民主有民主的局限。 （2013年1月3日） ——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附录】 奥巴马和拥枪派摊牌公布限枪令 BBC 更新时间 2013年1月1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8:28 奥巴马：持枪权利不应该损害他人保障生命安全权利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公布了全面限制枪支的建议，和倡议拥有枪支人士摊牌。 奥巴马呼吁禁止销售军用式攻击性武器和有十连发以上容量弹匣的武器，并对枪支购买者进行严格背景审查。 相关内容 遭枪击美国前议员成立限枪组织 英节目主持人触怒美支持持枪人士 特写：美国难舍枪支 更多相关的故事 奥巴马还签署了23项有关的总统行政命令。这些命令无需国会批准。 奥巴马发表讲话，呼吁美国国会批准他的限枪建议，包括：禁止拥有和销售穿甲子弹，允许政府机构就枪支犯罪问题进行调研，等。 他表示，他支持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有拥有武器的权利，但持枪滥杀则破坏了他人保障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基本人权。 “全力一搏” 他承认让国会批准有关建议面临阻力，但他说：“我将尽我所能，全力一搏。” 奥巴马公布限枪令前不久，美国反对限制枪支的最大团体“全美步枪协会”则发布了一段电视广告和视频广告，对奥巴马进行人身攻击。 该广告说：“总统的孩子是否比你的孩子更重要”。该广告指责奥巴马是个伪君子，因为奥巴马自己的孩子有联邦特工保护，而他拒绝了全美步枪协会在全美国学校里设立持枪保安的建议。 去年底，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8人丧生，其中包括20名儿童，这一事件引发美国国内对枪支管制的辩论。 奥巴马因此将枪支管制列为自己第二任期中的“核心议题”。

晴朗：石油巨头、汽车尾气与雾霾 Posted: 16 Jan 2013 11:26 AM PST 2013-01-17 连日来，雾霾笼罩之中的北京，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京城之中，居民窗门紧闭，学校操场无人，呼吸科人满为患，口罩供不应求，空气净化器飞转。不知有多少老人、体弱者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直接或间接地因此死亡或衰弱下去。 2013年1月14日，安徽合肥遭遇严重阴霾天气。（法新社图片） 有人说，这和食品安全问题不同。特权阶层有食品特供，因而不顾及老百姓的餐桌。同在一片天空之下，当毒气被他们吸入时，就离下决心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不远了。此言可悲亦可怜。人民呼吸的权利要尾随其后，沾统治阶级出于自身考虑而解决问题的光。 其实这一点也未必能有保证。网上流传的《远大空气净化机成功案例—中南海篇》称，空气净化机进驻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净化空气。你根本无法想像，特供是如何神通广大而无所不在。 对于北京人，恶劣的空气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此次雾霾不过是持续累积污染在某种气候下的集中暴发。人们连讽刺带自嘲地说：“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百毒不侵，无坚不摧”的时候，也追问不休，最终，剑指政府纵容中石油、中石化以全球最高油价，提供最劣质油品，导致汽车尾气成分污染空气、毒害健康；建议发起针对中石油，中石化的公益诉讼，迫使它们把一部份超额垄断利润投入炼化设施的技术改造，尽快生产出合格油品；并呼吁其退出垄断舞台。只是，这样的声音尚不足够响亮。 2008年，为举办北京奥运会，污染严重的工厂悉数迁出。去年，又将烧煤供暖改成烧天然气供暖。说汽车太多，尾气排放是污染的主要原因，这是肯定的。但是，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在550万辆左右；东京、纽约的汽车保有量达到800万辆，为什么雾霾在北京？ 答案很简单：劣油凶猛标准难升，中国的油品质量标准落后于汽车排放标准。而油品供应商正是垄断巨头中石油、中石化。要知道，中石油、中石化在中国不同区域所提供的油品质量和环保标准也不同。这说明，他们是可以造出来相对好品质的油，质次价高并非因为技术能力，而是因为垄断地位。比如，柴油国III标准对于硫含量的要求是小于350PPM，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在400-500PPM，有的甚至上千。 而国家发改委忽略不计国内外成品油品质差异，一味按照国际油价给国内油品限价。去年两会期间，农工民主党曾提交一份《严格实施燃料油环境标准确保实现氮氧化物减排》的提案，指出：“当前迫切需要加快升级油品质量，供应符合国四排放标准要求的车用汽油柴油，以保证机动车第四阶段排放标准的有效实施。否则，机动车国四排放标准就形同虚设，‘十二五’氮氧化物减排约束性指标也难以完成。”有人希望国家工商总局按照《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第4项查处中石油、中石化涉嫌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拖延执行已生效的油品新标准，干预新标准制定的垄断协议行为。然而，这样的声音极其微弱。 要想减少汽车尾气，实施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必须有高质量的车用燃油。在中国，油品质量标准和机动车排放标准差距太远。轻型汽油车排放新标准已于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相应的汽油标准实施时间却是2014年1月1日；柴油车排放标准原定从2011年7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但除北京上海等地的加油站，其他大部分地区仍然供应的是含硫量高达2000ppm的普通柴油。环保部门和汽车企业相当弱势。提高油品环境标准的制定权完全掌握在石化巨头手中。 也是从上述提案得知：在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90.9%的委员来自石化系统；2.3%来自汽车产业系统；4.5%来自环保系统。主任委员来自中石化，且秘书处设在中石化。可想而知，两巨头石化公司是如何掌控著油品的标准制定。认清这个源头方知，由北京雾霾引发的污染问题，岂是北京市可以解决；非中央层面决心打破垄断不可。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林保华：中纪委应该查办中宣部 Posted: 16 Jan 2013 11:03 AM PST 声援《南都周刊》的标语 2013-01-16 《南方周末》事件几经折衷妥协，似乎已告一段落，但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中宣部的地位问题。因为祸源就是中宣部对意识形态的专政，而不是所谓“党管媒体”的问题。这种体制源于延安时代，由毛泽东创立，先是掌控全党舆论，1949年后就掌控全国舆论，实现“舆论一律”。 这样子的专政，导致中宣部成为可以凌驾全党、全国、全球的怪胎。例如“境外势力”的李光耀与克林顿自传中宣部有权删改，对“自己人”的中共领导人讲话，也有权删改，或者决定发或不发。 以过往的“政绩”来看，对总理温家宝是如此，对总书记胡锦涛也是如此。《南方周末》就是掌管中宣部的刘云山及其徒子徒孙搞出来的事情，如果不治本的话，类似事件还会发生，“维稳”变成“添乱”。即使18大以后，他们的胡作非为，更不止是在南周问题上。 习近平上台后的12月4日第二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有一条是：“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可是，12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绿竹神气──中国一百首咏竹古诗词精选》首发式，这算什么书籍？可是江泽民为该书作序，江泽民的《七律•竹园》一诗及手迹收录该书首次公开发表。居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首发式并为有关单位赠书。简直莫名其妙。 紧接着12月24日，江泽民题写书名的纪实相册《黄菊》的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出席会议。12月30日，两大官方网站新华网、人民网还发布江泽民、李鹏与朱镕基的退休生活图辑，其中人民网刊登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陪同江泽民视察的照片。而陈良宇因为贪污罪名还关在监牢里。这张图片是否表示陈良宇已经获得平反，还是即将平反？或者表示对胡锦涛的否定？ 江泽民虽然已经卸任，但是排名仍在前三位，中宣部有没有按照政治局会议中的规定“严格”把关？甚至放任还在监牢里的贪污犯陈良宇的照片出现在官方网站？这恐怕是中宣部有史以来的创举吧？ 中宣部对江泽民、陈良宇网开一面，对现任总书记习近平与政治局委员孟建柱却是另一幅面孔！ 今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今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上访制度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四项重点工作。但是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后，今年停止实施劳教制度”。这展现了司法改革的新气象，但是这段话在随后的新闻报导中消失；不但如此，连孟建柱照片在网站上也被删去。中宣部权力大过政法委？ 这场政法会议是习近平亲自作出批示召开的。他要求各地政法机关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从严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中宣部对抗习近平的指示，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存在。 显然，这些问题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在挑战习近平与新的党中央的权威。问题是新政治局的规定与努力一开始就被否定，如果习近平没有任何表示，那么以后习近平与中央的所有指示其他部门是否都可以不理，这个“习李体制”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吗？不是可以另立中央吗？ 这类视党的规定如无物的做法，应该由中纪委处理。《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四条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中纪委不应该只查经济纪律，违背政治纪律的更应该查，否则未来肯定“党将不党”。党要领导改革？不如领导贪污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所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黎智英：知識分子使命的關鍵時刻 Posted: 16 Jan 2013 11:20 AM PST 黎智英 聽到莫言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新聞，我登時叫好。他這個人如何軟骨頭，我雖然略知一二，可是看過他書的朋友都說他得獎是實至名歸。我沒看過他的小說，但老婆與別的朋友多次提過他，張大春甚至說他遲早會拿諾貝爾文學獎，故此我知道他是個了不起的作家；聽到他得獎的消息，我的反應這樣是理所當然的吧！ 我知道莫言沒有脊樑，有人甚至說他助紂為虐，從未為創作自由出過力，更不用說為新聞自由、人權和民主奮鬥了。莫言可以選擇不做民主自由鬥士，然而即使只是想做個作家，也應該為創造自由奮鬥啊！莫言沒有。但，這又怎樣？ 不是每個人都要做鬥士的，社會上不可以人人都是鬥士。這不是個好辦法，人盡其才，社會才會好。為甚麼不可以讓一些人選擇只做藝術家？為甚麼不可以讓一些人犧牲品德，專心做藝術家，為藝術貢獻？即使這樣的人賠上做人的尊嚴，那又怎樣？要是他只想投身藝術而又甘願犧牲─包括犧牲做人的尊嚴─他們不是應該享有這個權利嗎？ 劉曉波、艾未未當然可敬。他們使人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令人相信只要這些有風骨的知識分子尚在，中國便不會永遠陷於黑暗！從他們身上，你看到知識分子的尊嚴，他們的道德力量讓人看到中國知識分子是如何高貴。今日的中國人眼中只有錢和權力，這些知識分子卻押上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好讓高貴的道德情操得以粼粼閃耀，振奮人心，讓我們重燃對中國的希望。 只要還有像劉曉波、艾未未那樣硬骨頭的知識分子，中國便有得救。也只有靠硬骨頭的知識分子的道德力量，中國才能衝破封閉，奔向民主自由。今日的中國道德淪亡，故此道德情操尤其可貴，道德力量尤其感動人心。知識分子站起來，承受衝破封閉所必然面對的打擊─甚至是足以致命的打擊。同樣，當知識分子發揮其道德力量，他們對執權者的衝擊也是足以致命的。 這樣說好像是要將知識分子作為祭品，中國才得救，這對知識分子似乎很不公平。事實是，只有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才能喚起人心，鼓動人皆有之的道德力量。中國已道德淪亡，只有道德力量才能救贖這個國家，而知識分子是最具道德力量的。 知識分子是知識文化藝術傳媒資訊的傳播者，他們直接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他們的道德勇氣和力量因而更具感染力、更能觸動人們的惻隱之心，提升人們的道德意識，發揮其道德力量─最威猛的人民力量。要衝破今日中國的政治封閉，人民的道德醒覺和努力是唯一、更是最大的力量，只有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才能鼓動這股力量。時窮節乃見，當國家道德淪亡，知識分子也就要負起這重大的責任。今日中國最需要的，正是他們的道德勇氣。 人們都在問，習近平上台是否會改革開放？共產黨的執權者也在不斷說，不改革便將亡黨、亡國，但習近平真的會動手作政治改革嗎？人們都願意相信他會着手改革。面對腐敗不堪的局面，不乘着改朝換代之勢改革，以拯救共產黨的領導權威，那麼上台來幹甚麼？但習近平沒有說過要改革呀，那只是人們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我們為甚麼不可以直接問習近平？向領導人提問不是罪吖?!為甚麼我們不直接去問問他？ 毛澤東要不斷搞鬥爭，那是他要讓共產黨─也就是他自己─獨裁下去的理據。在他來說，中國尚在搞社會主義革命，在革命的非常時期便要用上非常手段，即使是獨裁專制也在所不惜。到了今天，社會主義連影子都沒有了，還要搞甚麼革命？不要革命了，也再不需要耍非常手段了，況且非常手段業已過時，到今天誰還會相信暴力統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請你用正常的手段治國好嗎？共產黨只要從今天起尊重自己訂定的憲法，用正常手段依法治國，共產黨才有可能重登統治者不可少的道德高地。沒有道德權威，中共是沒希望消除現存的腐敗。道德淪亡貪污濫權是中國的敗象，只有道德權威的力量才能清除這一片敗象。 中共今日要爭取的不是箝制人民的力量，在資訊透明的今天，這明顯是既吃力而不討好，更加是做不到的了。同樣，中國當下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財富，更多的財富只會帶來更多的貪污腐敗，故此求富是死路一條。中共政權現今最欠的是道德權威；你打起革命的幌子，耍出非常的極權手段，長期欺壓人民，是時候回歸你自己訂定的憲法，重建你政權的正當性，挽回你的道德權威了，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得救。 習近平，你要知道中國人民是有尊嚴的，他們不會再屈服於暴力權威之下，他們只會信服道德權威。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最迫切要解決的是嚴重的道德缺陷。他們應該拿出勇氣信任人民，當你能夠用行動贏取人民的道德回響，你便能夠贏得到人民的支持、推動必須的改革。 習近平，你要作的改革太龐大了，沒有人民的支持那會非常危險，而只有出於道德的認同，人民才會支持你。人民要的不再是吃得飽的權利，他們已經溫飽，他們要的是做人的尊嚴，而政府有道德權威，人民才能有尊嚴的起來。 中國的悲劇是沒有個像緬甸的昂山素姬那樣的反對派領袖。極權政府如果改革失敗，便要有個有正當性的權威領袖取代其統治地位。可是中國卻只有共產黨，不改革繼續腐敗下去嗎？中共遲早會被革掉性命，而革命來得太悲壯、代價太大了。要是中共政治改革失敗嗎？沒有反對派或具正當性的權威人物取代其統治地位，群雄無首，形成個爭鬥的動盪局面，那分分鐘會比革命來得更悲壯。 中國只有中共這個權力組織，我們都希望中共能夠成功政治改革，但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必須贏得人民的支持，在改革過程中遇上困難挫折的時候給予執權者更大的空間和容忍。故此中共必須重建其道德權威，挽回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因為改革是個嘗試而又必然遇上失敗的過程。 最近《南方周末》事件引起全國知識分子的回響，顯示這正是知識分子以道德勇氣向下任政府問責的時刻，也是迫使中共回歸憲政、重拾其正當性和道德權威的時刻。在這道德敗壞的時代，是以德治國的時候了。習近平，你會改革嗎？ 是否推行政治改革？這將是中國知識分子向習近平大聲疾呼提出的問題，這也是個引發人民共鳴的問題。故此這是個我們必須向他提出的問題。每個人都問同一個問題，那將會形成一股無窮的改革力量，習近平將無法躲避這個問題。以諾貝爾獎得主的地位，假如莫言可以替人民向習近平提這個問題那會多好！ ——凌锋推荐

魏京生：2013新年问候——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 Posted: 16 Jan 2013 11:13 AM PST 魏京生 新的一年来到了。习惯上过年见面都是报喜不报忧，图个吉利嘛。可是找来找去，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喜事真的不多。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房价居高不下、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些困苦的环境没什么改善。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好像可能是要改革了。改什么还看不出来。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不但中共的传统，就是其它各国的领导人上台，也要给老百姓一些幻想，让老百姓做做梦。等老百姓梦醒了，他们的地位也稳固了。结果老百姓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而已。这种循环的美梦总是会有一定的效果，之后大多不会兑现。所以，今天咱们就不谈国事，只谈中东吧。别人的喜事也算是喜事，总比一片黑暗要好。 2012年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革命轰轰烈烈。虽然尘埃还没有落定，但民主改革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了。现在的北非老百姓已经不是二次大战后的觉悟了。那时候他们刚从殖民地的奴隶地位摆脱不久，而且深受当时流行的法西斯主义影响，总觉得有个强势的领导人把国家搞得富强起来，老百姓就会有好日子过了。这是当时的各殖民地国家摆脱宗主国的统治后，大多数都改革成为独裁政治的重要原因。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酝酿，更重要的是现代互联网的兴起，开拓了老百姓的眼光，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老百姓不能够继续接受奴隶般的地位了。西方人已经获得的自由生活吸引着他们。于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他们要自由了，要民主了。独裁者们不给，那就抢。现在老百姓已经知道了，这本来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东西。老百姓只是抢回了自己被抢的东西而已，不算犯罪。 这就是过去的一年一连串的喜事，而且一直延伸到了年底。刚听到一个消息：叙利亚的独裁者已经打算向委内瑞拉的独裁者申请政治避难了。而且叙利亚执政党的党报已经公开反对他们的领袖。独裁者所依靠的执政机器已经开始崩溃了。而且还反戈一击，站在了反抗者的一边。 几个月以来，叙利亚的局势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各种反抗独裁者的势力，在北非革命的感召下一哄而起。但是西方国家一如既往地犹豫观望。为什么呢？因为西方人对穆斯林的偏见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很多西方人和犹太人看来，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极端分子。特别是美国人，他们没有耐心去了解别人，也不相信别人，而只相信自己大学里的那些并不懂的教授的判断。他们对这个世界上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一律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这就导致了对这次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突尼斯和埃及的人民力量相对强大一些，他们的和平的革命很快就成功了。利比亚的独裁者在西方臭名昭著。虽然一开始也是犹犹豫豫，但很快西方国家就插手，帮助利比亚人民迅速推翻了臭名昭著的独裁者。只有叙利亚和也门的情况比较糟糕。 那里的独裁者力量相对更强大一些，人民的反抗没有像埃及和突尼斯那样导致独裁者的让步。他们的独裁者也比利比亚的卡扎菲聪明，没有对西方和以色列人张牙舞爪。这就使西方国家的政府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并且造成了也门的革命被扑灭，叙利亚人民的革命在那儿苦苦挣扎着。 好在叙利亚人民并没有退缩。他们寻求了各方面的帮助，终于在今年快要结束时传来了喜讯。人民的力量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那是个神话。但是独裁者也不是不可战胜的，那更是个吓唬小孩子的神话。叙利亚人民的牺牲终于换来了自由民主的前程。这是今年的一大喜事。 但是叙利亚人民的喜事不一定就是西方人的喜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但失去了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信任，而且给自己的对手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创造了机会。这些对手在这次叙利亚危机中靠着虚张声势、两面三刀、暗渡陈仓等等手段，没付什么代价就获得了政治外交上的巨大利益。 这个过程恰恰暴露出西方式的民主的一个很大的弱点。这就是外交上经常会降低到普通人的平均水平上下。西方外交和西方的媒体一样，不得不适应大多数读者的平均水平，很少有高水平的、有远见的动作。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在将要开始的革命中必须顾及到的状况。 我们必须理解美国人民和西方人民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局限性。而不能像很多朋友那样，动不动就敦促我说服美国人军事入侵，帮助中国人创造一个民主的机会。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否则这样做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在这场叙利亚革命中学会一些有用的经验。首先就是不要幻想专制统治集团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次就是不要指望朋友会违背他们自己的眼前利益来帮助我们。生活中很少会碰到违背自己眼前利益的朋友，国际政治中就更少能碰到像罗斯福总统和里根总统那样的政治家，靠选民上台的政治家更多的是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眼光的人。 特别是我们中国这个既大又富有的国家。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2/WeiJS121228newyeargreetings.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2年12月28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李承鹏：某江某河某长征 Posted: 15 Jan 2013 06:15 PM PST 我是很久以后才明白，一个人战胜恐惧的方法其实只有两种：攻击对手，让他比你更恐惧；找出恐惧的根源其实就是自己，然后坚持走下去。 这已是两天以前了。2013年1月13日，中关村书店。 正如格鲁鲁说的，我在书店和刀子之间忽然明白这些，并选择后一种方法战胜内心的恐惧。那把“刀子”向我来时，我并不确定当时是否产生过捡起刀子追到那人，并奋勇做出让他更恐惧的事情的念头，因为我也想战胜恐惧。最后我只喊了一声“放开他”……忘掉刀子，记住书籍，继续签售。只是当时我还没想透这么做的原因。 还有之前的偷袭。太阳穴一阵痛，抬头看他嘶哑着大骂“汉奸”，逃跑了。我对他的样子已不清楚，能回忆起的最深印象竟是那受伤已久的眼神。他偷袭我，他逃跑了，他回头怒骂的眼情很受伤。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偷袭者的眼神却那么受伤？因为我回忆大饥荒，批评政府，反对去砸同胞的日系车，认为宪政是个好东西？但我确定我的观点伤害了他，他骂我汉奸的神情很真实，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认为我的观点足以具体威胁到他的生活，正义的他要结束我发表邪恶观点的机会，果断出手，天经地义。 只是他忘了，正义的他却是趁我为一名老人低头仔细签名时发起偷袭，也忘了我并未因讨厌乌有之乡观点就出手袭击。更重要的是，因观点之争就要从身体上消灭对手，在大街之上袭击一个正在演讲的作家，正是人们反对上一个朝代从而也建立这个共和国的起因。可惜，他们不知道自己已走到当初的对立面。也不知道，一切不过因为他内心恐惧，他恐惧我和我的朋友散布的观点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万劫不复，恐惧在观点上总是不能赢得更多数人的支持，恐惧民众会在我们的妖言迷惑下一起把主权交给了异族……他们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因为恐惧，选择了更恐惧的方法。 当然他们肯定认为这是义举，这个国家正把义举和恐惧混淆起来，不去想今天你袭击我，明天我必袭击你，才有现在的维稳难题。 这些不是我最想说的。我想说前一天的事情，成都签售会，不许我说话，不许读者提问，不许嘉宾发言，不许介绍嘉宾名字。我提出只念一首李亚伟的爱情诗“如果一个女子要从容貌里升起……”，也不许。我央求只对读者说一句“新年好”，也不许。当记者会被取消，最后连汶川大地震最感人女主持人宁远的话筒也被收缴。就是著名的默签。 八十多岁的国学大家流沙河被强行扯走之前对我说了一句话：“文人，写下去即是胜利”。三年出版历历在目，如锤擂胸，潸然泪下。 我是这一刻才慢慢发现自己不需要恐惧，恐惧比我更恐惧。过去我恐惧贫穷、恐惧失业、恐惧没有声名、恐惧权力随时收缴我的权利。可现在我已站在这里，我已经认真的写作过，只有恐惧才会对我恐惧。 因为不能说话，我就打开本犹豫是否向读者打开的衬衣，里面是于建嵘和唐隐帮我写下的四个字：我爱你们。 我必须说我爱你们，读者。今天我要向你们承认，过去我曾认为彼此更多的是购买关系，我为首印十万或每加印三万而窃窃自喜，我对评论家对我的低估愤愤不平。现在我要承认这些促狭的问题，都源自于内心的恐惧，只有承认这些，我才真正有资格对读者说：我爱你们。 是你们在寒风中排队三个小时，知道高喊会对我不利，于是秩序井然沉默地捧书上前，与我眼神交流。是你们因为书店限购便打车跑到别的店买了一摞又一摞的书，再跑回来让我签名，你们把全城的书买完了……你们无所畏惧，那个拄拐的女孩，那个孕妇，那个新疆老乡，那些北大、川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子、鹏友会，那个跑来为员工买我全套书的私营主，那个没买到书只好急急让我把名签到军用内衣上的年轻军人。还有“唐隐”，我至今不知你的真实姓名，见过的三次都在签售会，最短不过半分钟。你专程从上海坐飞机过来买了二百本书，可当看到书店限购，你竟把这些书全转让给了其他的读者。到最后你竟一本书没有，次日又飞回上海。 你们并非来仰慕一个诺奖大师，不过因为坐在台上那小子偶尔说了点真话、人话、还算有趣的话。我欠你们的，必报以诚意。中国需要好声音，中国需要反对的声音，我于2008年无意走上后一条道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所以当拳头和刀子袭来，我只能坚持签下去，我在这里，这里就是我唯一的工作。他们就是想让我取消签书最好连写作也不要了，而我却不能让喜欢我的人们失望。或许刀子和拳头以为我那时一定很恐惧，但它们不知道那一刻正是我忽然解开恐惧之枷的快乐时分。哈维尔说：一个演员被禁止，只是因为其作品太优秀。至少在于我，被禁止被袭击是因为我说出了真话。 为什么我要向抓住飞刀客的人们大喊放开他。因为我强烈反对你们，也不打算原谅你们，可我不恨你们。你们只不过还住在恐惧的枷里，你们解除恐惧的方法不过是想让所有人都戴上枷。而这正是我写作的目的。 这个巨大的国家每一个阶层都充满不安，喝罐牛奶不安、上学路不安、戴块表不安、写本书也不安，最后竟连看到有人写本书也不安……我不认为这是我与成都书店或中关村两个袭击者的私人恩怨，这是发生在共和国一件并不共和的公共事件，当对于不同观点的恐惧已到了须用刀子来解决，你永远离不开恐惧，甚至迷恋恐惧，你成为恐惧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我的意思。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成为互相戗害的一部分，有的戗害得多，有的少，有的主动戗害，有的出于教育之下的惯性。当我们都不想互戗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就该改变它了。或许你们认为得慢慢来，那我正是慢慢地用一个字、一段话、一个故事改变这个国家以及我自己的卑微写作者。我不怕改变自己，你怕什么呢？ 在书籍与刀子冲突之间，我有幸选择了前者。前者才是我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工作。所以我将继续写下去、签下去，这可能是一次充满刀子与拳头的长征，可我别无选择。这些天，不少朋友劝我不要再往前走了，他们说得很有道理。我也知我非英雄，可我只是想试试、再试试，哪怕脚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赢了内心的恐惧一步。听说来了一个有关单位的通知说要重审这本书了，也许不自量力的我走到某条江某条河，我的某次长征就会被某个来历不明的力量就地击溃……但我只在意我目光所注的目标，而不在意别人怎么阻挡我。 不是因为我足够强大，而是意识到自己实在渺小，因为渺小，只好坚持。 我将一路走过去，可以轻易击溃我，但无法瓦解我，我已找到自己的恐惧，我已知何为尊严。 （注：今日18时，深圳福田区中心书城北区大台阶见）。当当http://t.cn/zjmb1Ev亚马逊http://t.cn/zjml89X京东http://t.cn/zjml890 ——作者博客

刘军宁：政绩？还是宪政？――中南海新领导面临的选择 Posted: 15 Jan 2013 04:40 PM PST 图为长沙1200退伍军人闹市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不照顾. 2013年1月10日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与危机是与合法性问题分不开的。对政绩的任何不满，随时转化为对政体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结果，不仅是要求改变政策，而且是要求改革体制。 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 十八大的结束，也是新一届领导的开始。然而，摆在面前的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局面。用官方的话说，其所要面对的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严峻挑战和政治领域的"亡党亡国"的风险。内忧外患前所未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危机与紧张程度正在接近临界点。这一格局更加强化了各界长久以来对政治变革的期待。 所谓的政治变革，从政治学的视角看，是对统治合法性的重塑与更新。这里所说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称正当性）是民众对一个政权的统治权利的认可。这里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是符合宪政精神的宪法，而不是指统治者制定的、仅仅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各种"成文法"。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与危机是与合法性问题分不开的。对政绩的任何不满，随时转化为对政体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结果，不仅是要求改变政策，而且是要求改革体制。这种要求一旦变成行动，就转化为所谓的"不安定因素"。其结果，对统治者来说，稳定就变得压倒一切了。面对上述复杂局面，摆在新一届领导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继续走追求政绩之路，另一条是走宪政民主之路。 追求政绩之路的不稳定 追求政绩之路的特点是：把指导思想定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设想并承诺若干年后的经济、社会与民生愿景、目标与指标，并且坚决回避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实质性转型。在政绩之路上，政绩是用GDP及其增速来衡量的。其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地政府开足马力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的高增长，"GDP崇拜综合症"普遍流行 然而，GDP之路是一条动乱之路、恶性循环之路。仅仅有政绩，有GDP的增加是不够的。在宪政缺位的前提下，单向追求以GDP来衡量的政绩反而会破坏稳定，把社会推向全面的危机乃至崩盘。以现实为例，政府要追求GDP，就必然要搞开发，要搞开发就必然要征地。如果原住户与用户不同意，就必然要强征；要强征就必然造成不安定。当不能持续拿出像样的政绩时，施政的失败就可能成为变革的催化剂。执政者常常给出更多的空头承诺值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如果威权政府无力自我更新其合法性，及时填补合法性的亏空，其统治就将摇摇欲坠。于是，维稳的压力与费用与日俱增。本来追求政绩与GDP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长远的问题，结果是反而造成顷刻的大规模的不稳定。 宪政：民选的程序合法性 比较之下，宪政之路则截然不同。宪政民主政体的合法性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程序的合法性（即政府是否是民选的，其权力是否受到法定程序限制），一个是政绩的合法性（选民对政府的工作是否满意）。这两种合法性是相互独立的，不会一荣俱荣，也不会一损俱损。选民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意不会转换成对政体本身的不满意。选民即便对某届政府及其执政者的政绩不满意，也不会要求改变政体。 宪政主义认为，政绩的合法性是需要前提的，这就程序的合法性。对执政者来说，只有在具备程序合法性之后，政绩合法性才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对与没有程序合法性的统治，一切政绩合法性最终都将失效。而程序的合法性唯有宪政才能提供！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也表明，一个政权若是没有经过民选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经济衰退时，会遇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就算是对政绩合法性的追求能够产生积极的后果，或者说，不论政绩的合法性多么牢固，都不能永久遮盖和弥补程序合法性方面的根本缺陷。 （中国）教科书上认为，维护一个政权只要有政绩合法性就够了，程序合法性是多余的。因为民众对政府的一切要求，最终都要用政绩来回答。这样的想法是一厢情愿。因为，政绩的合法性是非常靠不住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永远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在所有经济发展的前头，都有经济危机在等着。经验与常识都表明，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即使能够持续，也不能自动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瓶颈与难题。一旦陷入经济衰退，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迅速地、彻底地流失。 所以，越依赖政绩的合法性，越表明合法性的整体危机日益严重。越是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唯一源泉，说明合法性的基础越脆弱。政绩合法性有一个两难：如果政绩不能带来人们所期望的成就，如稳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换取他们对统治的容忍，那么政绩合法性就丧失了；如果政绩带来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那么，民众就会不断把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提上日程，表现为要求实现宪政民主。 有了宪政，就不必要维稳 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单一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政权，一旦政绩出现问题，民众就会质疑这个政权所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和这个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所依据的程序。带来短期政绩合法性的改革虽解决了一些旧问题，但是却在同时又在累积新问题。一旦追求政绩合法性的努力失灵，其统治的合法性将陷入总体的危机。 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在本质上是要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的改革所要解决的，正是其在改革前出现的政绩与程序合法性的双重危机。对应起来，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是政绩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是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哪一项改革进行的好，哪一方面的合法性问题解决得就好。哪里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就说明那里已经面临程序合法性的难题。一个方面的合法性问题解决的好，就使得另一方面的合法性问题更显得严重。 选择宪政之路的必要性在于，没有宪政程序的依据，只有权力的依据，当然无从谈起合法性。没有宪政，就没有稳定。有了宪政，就不必要维稳。对中国来说，最好的变革是来自内部的良性变革，最理想的变革是各方间能在妥协与和解中实现选择宪政民主之路，实现宪政转型。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改革共识：知识界的又一次试水（吴祚来） Posted: 15 Jan 2013 04:33 PM PST 图：“改革共识论坛”会场一角 中国的知识界在这样的历史大时刻必然要站出来说话，系统地表达知识界应有的政治观点，为当政者立一个标杆，既是对六四以来的政治改革理念一次总结，也是对零八宪章一次呼应，还是一次对新的政治气候的一次测试。 改革共识是零八宪章的继续     六四或零八宪章之后，知识分子在重新确立知识群体与当政者之间的关系，当政者没有根本性的和解，标志性的人物如刘晓波、郭泉并没有释放出来，但较之周永康的政法委对知识群体的严防死控，气氛稍有缓和，譬如参加纽约宪政改革研讨会的姚监复、胡星斗等都获得了自由行，回去之后也没有被喝茶，改革共识研讨会能够在十八大之后顺利召开，也只能说是一次应有的宽松。      改革共识发布之后，新浪网屏蔽了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改革共识的主要起草人）发布的相关长微博，腾讯与凯迪论坛等网络也删除了相关报道与全文。相信这份相当温和的“共识”还是刺痛了高层，他们不愿意这份知识分子的共识被广泛传播，并由此给他们带来压力。      改革共识提出的内容是零八宪章的继续，人们可以说它没有新观点或新意，但这不是写论文或科学发明，宪政民主、人权保护、司法独立等等，人类基本的政治常识与政治准则，一再被中共当局漠视与拒斥，知识分子倡导的共识，不过是让当政者通过这些共识，回归常识，使中国成为一个常态国家。 知识界对习李时代仍然抱有期待     知识界对习李时代仍然抱有期待，一是习近平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改革派，而李克强也有北京大学法学背景；二是习近平在纪念宪法30周年的讲话，谈到对宪法的尊重，要依据宪法治理国家，李克强也公开表示，改革可能会犯错误，但不改革会受到承担历史的责任；三是中国的知识界在这样的历史大时刻必然要站出来说话，系统地表达知识界应有的政治观点，为当政者立一个标杆，既是对六四以来的政治改革理念一次总结，也是对零八宪章一次呼应，还是一次对新的政治气候的一次测试。        如果习李真要政治改革，可以通过共识找到资源，找到支持的力量（正能量），找到新政的自信，或者是找到知识界的知识与呼应。知识界必须让新当政者面对真正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王顾左右而言摸石头、五不搞，在无意义的政治语言垃圾堆里，找当局者自己的精神寄托。政治家不应该像政客那样，没有历史的责任与现实的情怀，只想拖一天算一天，自己在任一届二届，将自己的权力体系布局完成，让自己的族群利益最大化与获得安全感。        过去十年或二十年，中共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都枯竭了，只有依靠巨额的维稳经费维系既得权益，人们在绝望中等待新一届当政者燃起他们新的希望。如果说美国政府遇到的是财政悬崖的话，中国政治面临的既有政治悬崖，又有经济悬崖，还有社会分裂的悬崖。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布满悬崖的国家。彭博社报道中国八个政治元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子女们控有数以万亿的资产，他们已然成为左右国家财政命脉的力量，而中国的城乡悬殊、贫富悬殊、民族冲突、侵权与维权的冲突、争取民主宪政者与五不搞政治理念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知识界的共识，来影响当政者，并取得与当政者之间的对话、和解，通过形成朝野共识，使中国政治悬崖之间有共识的桥梁。 避让敏感红线换取政改发言权        各大网络媒体删除了知识界提出的“改革共识”，说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或当政者还不愿意直面知识界提出的这些问题，每一个问题之间都有着关联性，每一个问题如果简单处理或应对，都可能置当局的意识形态于死地。因为当政者不是靠宪法与常识在统治这个国家，完全靠党性原则与维稳手段在控制国家。      改革共识的形成是标志性事件，因为知识界在六四之后，一直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力量能凝聚共识，形成系统的理论提供给社会与当政者，2008年是一次试水，但由于零八宪章内容中涉及到六四等被当局视为红线的内容，造成刘晓波被判重刑，当局以此警示知识界不可逾越其红线，体制内学者也因此受到处分或打压。而这一次，知识界只是温和地提出政改共识，从宪法法理与制度建设方面，提出共识理念，当局可以无视或回避，但没有任何力量对知识界进行报复性打击（譬如以所谓的颠覆政权罪） ，知识界看似温和的避让敏感红线，也为推进真正的政改发言权换取到了空间与自由度。      更为重要的是，原教旨马列主义者或极左力量或在时间中消逝，或被他们自己的后代消解，八老或十老们的后代成为超级巨富，用王震的话说是后代们背叛了自己的主义，而政改力量则空前壮大，包括体制内的改革派、八十年代的六四遗存、新公民社会的推动者、海外（港台）民主力量、新生代的知识分子或学子，以及世界外围的民主大势，都发生了巨大的量变或质变，此消彼长中，已斗转星移，改革共识像启明星一样，冉冉升起。 共识时代的各种机会均已具备     因六四而身陷囹圄的著名学者陈子明甚至说，左右派之间也有共识： 一、言论自由； 二、司法公正； 三、反腐倡廉； 四、社会自治，包括工会、农会、学会、商会等等； 五、生育自由； 六、迁徙自由；七、预算公开。但这些共识中，许多都涉及到当局者的利益格局，动他们的奶酪需要他们有自我革命精神，或剥离利益集团的负资产。      习李时代应该是一个达成共识的时代，各种机会均已具备，只需要当政者的决心与政治意志，但习李面临的不是改革派的压力，而是社会矛盾的压力，与内部权贵集团之间的博弈，中共的历史有着恶的传统，良知派或改革派没有好下场，不时受到保守派的打击与责难，所以，习李首选要通过内部博弈或共识，使自己获得改革的话语权，像当时邓小平祭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一样，通过知识界的哲学高度，抢占理论至高点，使保守派退到守势或失去话语权。     再下一步，就是通过对话与和解，形成知识界与当政者之间的共识。不仅仅是知识界，海外的民主力量、台湾的政治力量，等等，都要加盟到对话与和解过程之中，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文化与经济的复兴或崛起，而是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文明国家之林。 （作者为北京独立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沈良庆：中共政改与国家机会主义 Posted: 15 Jan 2013 04:29 PM PST 十八大后，网民对改革派寄予希望，盼有宽松环境。 中共对民间自由化、民主化诉求一直都是旗帜鲜明地坚决镇压，毫不手软。文革结束后，官方与民间在怎么改、改什么问题上从来不存在共识。 失望论希望论对18大都是误会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民间有诸多期待，希望通过顶层设计解决政改、反腐和民生问题。十八大之后有两种不同解读。一些人通过胡锦涛政治报告邪路论，派系博弈推举的常委名单是适合维稳的权贵俱乐部；习近平率领新班子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道路决定命运，号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网络反腐渐入佳境时中央媒体大造钳制网络舆论，人大常委会迅即出台实名制立法；期盼已久的阳光法案、收入分配方案流产，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者和少数民族反叛镇压依旧，不断有人被抓捕判刑，甚至像镇压法轮功一样对全能神教派展开围剿等信息，认为十八大完全关闭了政改大门。一些人则根据十八大报告老路论和56次提及改革；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大谈依宪治国、整顿党风、反腐、改革和民生，并采取一系列动作：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经过网络曝光的腐败案及时得到查处，薄熙来唱红打黑制造的部分冤案得到平反，习近平南巡表明他是邓小平衣钵传人等信息，认为十八大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邓小平南巡开启了第三波全面改革浪潮。 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导出似乎相反的误读。毋宁说失望论和希望论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改革话语的误会，把国家机会主义改革和宪政转型混为一谈。 毛式革命话语和邓式改革话语 无论胡锦涛报告老路论、邪路论和改革，还是习近平强调道路决定命运、通过南巡继承邓小平衣钵，这些鸡零狗碎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1982宪法确定的新极权路线：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强调依宪治国，恰恰是依一党专政之宪治一党专政之国。十八大新班子在新极权国家走向穷途末路，民变蜂起之际，再度宣示萧规曹随，把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进行到底。 如果换个角度提问：“政改目标是什么？”不难看出新极权国家及其改革话语真面目。 作为新极权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革话语是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源自法文opportunisme，意即应付或妥协，用于形容19世纪法国政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党和政客。《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按照官方意识形态引申指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反马列主义思潮，是党文化对现代汉语的毒化。这里按本意把它理解为无原则满足政党和政客需要的随机应变。 马列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本身包含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国家机会主义。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消灭阶级、国家、政府和法律，实现共产主义。国家、政府和法律是一种必要的恶。毛泽东两大御笔陈伯达、张春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这个意思。苏联和中共僭政后都有程度不同的文化革命和法律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破坏。毛泽东发动文革前，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就是运动群众和群众专政，它是文革的预演。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官僚在权斗中失败，沦为牺牲品，邓小平复出后才以受害者面目出现，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专政代名词）。毛式革命话语和邓式改革话语无非是尺蠖的两端。 “改革共识”是浑水摸鱼伪命题 文革结束后，除了毛式极权国家及其计划经济难以为继，官方与民间在怎么改、改什么问题上从来不存在共识。“改革共识”是浑水摸鱼伪命题。两条截然相反的改革路线伴随着新极权国家崛起过程：民间以宪政转型为中心，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中共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农村经济改革由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城市经济改革由计划体制外贱民以个体户启动。一党专政宪法安排和产权制度下，中共主导的渐进改革被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绑架，迅速走上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官僚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南巡开启的第二波改革加速完成了这一罪恶进程。其后，民间经济诉求只能在维权行动中表现出来。中共对民间自由化、民主化诉求一直都是旗帜鲜明地坚决镇压，毫不手软。如1979年镇压西单民主墙运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六四大屠杀，1998-1999年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 只要消除语言误会，分清官方与民间不同旨趣，御用学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改革并无不当。两大领域改革不同结果是政改囿于自身困境裹足不前，经济改革高歌猛进。邓小平1978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讲话，可以视为政改宣言，赵紫阳十三大报告是政改蓝图。即便不被六四大屠杀嘎然中止，以党政分离、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也不是民间渴望的宪政转型。邓小平讲话和十三大报告目的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一党专政是政改底线。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披露：这是“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新极权时代把国家机会主义改革变成巫术崇拜，跟前30年共产主义革命信仰一样荒诞无稽。中共对革命和改革、宪法和法律一直是国家机会主义态度，把这些东西当成安全套，平时藏着，需要时拿来用一下，用完就扔。中共司法人员说辞是党官僚“带套不算强奸”。                                                         2013年1月2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管见：“老路”翻新终有尽头 Posted: 15 Jan 2013 04:13 PM PST 图：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 中共刚刚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内部政治博弈，这时，也许他们有打击权势集团的意思，却很难奢望他们有发展民主政治的意愿。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新的高峰到下坡，虽有一段过渡，但不会很长，其末路的趋势已明朗化。 2012年总算还不是世界末日，然而，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年，过得很不平静。这边是王立军揪着薄熙来政治自杀，那边是令计划拖累胡锦涛在权争中失利，习近平、温家宝以及"八老"则被人曝光其家族的秘密。这个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三个代表"，何曾这等狼狈过。 尝试一条"开放灵活的老路" 然而，中共硬是控制住家丑，控制住十八大代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控制住新的中央委员会听从小圈子的安排。新领导亮相，重申改革决心，显示出反腐败姿态，同时，网络控制依然强势，且悍然推进网络实名制立法，而对外方面，对海洋岛屿的争夺也更显强硬。 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复杂的内部政治博弈，这时，也许他们有打击权势集团的意思，却很难奢望他们有发展民主政治的意愿。 中共的姿态很明确，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信心十足地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然而，"老路"是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下"继续革命"，这条路走不通，不得不改革开放，而一旦依靠市场自由恢复了元气，中共的保守本性又翻腾起来。它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只不过须将"老路"翻翻新，现在是在政府权力和权贵主导下，容忍相当程度的市场化，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的经济市场化及政治民主化方向，一向被"左派"指责为"砍旗"，这一罪名，被中共十七届中央定性为"改旗易帜的邪路"，作为"十八大精神"予以贯彻。这样一来，毛泽东式"老路"的"社会主义"基石不变，即共产党一党专政和国有体制支配地位不变。它嘴上说"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实际上尝试着闯出一条"开放灵活的老路"，谁能说不行？ 畸形发展加剧党内的不民主 相应地，中共党内权力分配也有"老路"翻新的动作，即放弃终身制，"一代两任十年"显现出有序交接制度化。不过，退休老人的政治干预仍维持着"终身制"，他们与即将卸任的高层之间就权力继承布局而博弈，以及中央任命省市高层屡屡否定省市党组织选举结果，都因为党内缺乏民主而愈益畸形发展，反过来又更加剧了党内的不民主。 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继承江泽民的权力。江泽民迫使胡锦涛接受习近平为他的继任者，又再次干预，为习近平的第一任常委格局做了安排。胡锦涛被迫"裸退"，但是在新的政治局里显然有他的羽翼。毛泽东不为刘少奇或林彪之后的格局操心，只需为刘林本身费神，而邓小平则要为江泽民之后做安排，江泽民、胡锦涛也都竭力为习近平及其继承者谋划。"终身制"无形之中有了变化，翻新的花样堪称与时俱进。 然而，"老路"翻新也有其限度。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这种政府主导、投资支撑的模式，可以毫无愧色地摘取市场化改革的果实，以创造"经济增长奇迹"和"中国崛起"而自豪，但是，它的不可持续的本色，正在迅速表面化。 中共谈论"转型"多年，无奈，这种增长模式与"中国模式"关系极为密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追溯起来，政府主导、投资支撑，早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贯特色，尽管曾经几度辉煌，其弊病在计划体制时期就已经一再地暴露出来。它现在卷土重来，在经济走向市场化的环境中再现辉煌，刷新"中国特色"，也还是不可避免地再现其无法持久的本色。同时，经济"老路"的翻新，面临必须转型的严峻考验，势必对政治"老路"的翻新造成冲击。 毛泽东当年说"走资派"邓小平等人"改也难"，其实，以他为旗帜的中共"左派"坚持一党专政和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也同样是"改也难"。这是因为，经济的市场化乃大势所趋，而市场化造就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那么只要或多或少地务实，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多少总要有所动摇，但是，中共要在当今世界里既顽固坚持专制，又自诩"三个代表"，就只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以"社会主义"为其依据。 市场化乃改革开放之正路 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容忍市场化，同时坚决不放弃自己的专政，然而，转变增长方式，恰恰意味着更为彻底的市场化，而这样一来，就无可避免地让天下人都看到，它的专政已成为发展之桎梏。时至今日，中共可以拼命抵御宪政民主，可以变本加厉限制公民权利，因为军警和公检法都听命于它，使它气壮如牛，漠然冷对民众抗议，但是，面对经济转型的必然性，它依靠政治的行政的力量，终究难以长久地抗拒。 毛泽东自从为中国打造了"社会主义"，就一直为对抗经济市场化的必然性而苦苦争斗，最后他看到，他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和旧社会差不多"，因为国有体制在攀上其最初的高峰后就走了下坡路。邓小平引导中共接受了市场经济，国有体制为适应市场化而做了调整，让它又攀上一个新的高峰。中共还在自鸣得意，种种迹象却已在表明，它在改革开放中为国有体制苦心营造的繁荣，正在走向其尽头，新的下坡路就在眼前。 中国的内需受到体制压抑，大量制造的商品必须在全球市场寻求出路。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也同样受到体制压抑，国有的民间的资本，都在向全球市场寻求空间。一国的"社会主义"与全球市场碰撞，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就不是一党之权力可以完全控制得了的了。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新的高峰到下坡，可能还有一段过渡，但不会很长，因为趋势已经明朗化。 无论中共新领导改革或不改革，都无法改变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共应该看清楚，它所谓"邪路"，其实是市场化的改革开放之正路，而"改旗易帜"，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破旗──它本来就是赝品，扔掉毫不足惜。倘若中共死活不愿意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发展民主政治，拥抱公民社会，那么，它迟早会象当年满清的统治者一样，被历史抛弃。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鍾祖康：重演甲午戰爭可救香港 Posted: 15 Jan 2013 02:02 PM PST （香港苹果日报）     只要中國一天還奉行極權統治，香港不僅二○一七年不可能有普選，即使二○四七年也不可能。一個極權中央政府容許一個地方政府有普選，恐怕在人類歷史上還未發生過吧。 中國獨裁者最怕丟臉，香港一旦有普選，實在太令他們難堪了。香港警方就副總理李克強訪港的行動指令，就提到要「避免領導人難堪」，中國領導人為了捍衞哀家極其容易受傷的弱小心靈，可以做出極其幼稚和瘋狂的事來。 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沒民主，香港不可能有民主。香港民主由此被綑綁上了中國這個半開化流氓大國，真是冤大頭啊。羅素說：「中國總是一切規則的例外。」看到中國人的纏足白癡玩意一搞就搞了過千年還不肯收手，誰還敢說中國未來幾百年一定就能開出民主來！我則認為，即使中國沒民主，要是香港盡其所能向中國攤牌，境況總會比現在任其魚肉好。中國人的民族性是欺善怕惡，吃硬不吃軟。我還沒有見過更習慣說如何如何百般無奈、逼不得已地接受現實的民族。 但除了以上兩條路，原來香港的民主死局還有第三條路。那就是甲午戰爭重演，日本大敗中國。 一八九五年，那個當年被輕蔑為蕞爾小國，今天被輕蔑為小日本的日本竟然把推行洋務運動已三十餘載，並號稱世界第六大海軍強國亞洲第一大軍事強國的中國殺個片甲不留。中國那次慘敗對滿清政權是壞事，但對於認清滿清的腐敗，動搖滿清政權的權威，和推進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卻是天大好事。更大的貢獻是，中國簽下《馬關條約》，被迫承認朝鮮為獨立國，撤出朝鮮半島，並割讓台灣等地予日本，這令朝鮮和台灣得以擺脫中國，最後發展出今天的南韓和台灣這兩個民主國家。 現在，日中關係日見緊張，並有啟戰之虞。我相信，以中國之極度腐敗與欺上瞞下死性，兩國一旦開戰，日本將重演大衞與哥利亞之戰，以小勝大，大敗中國。果如是，這對中國和香港都簡直是福從天降。 對於中國，這可一挫中國愚民與中國暴君極不健康的盛世氣燄，令他們反思中國的體制是否真的可行，獨裁統治是否真的那樣優越。對於香港，則由於中國政府權威受重創，面目無光，也自顧不暇，這將令香港可乘中國之危發難，發動民主大躍進，自作主張，製造既成普選事實。 葛劍雄教授在其大作《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裏說，中國歷史上，朝代越興盛越統一越強大，人民受壓迫越慘烈的情況屢見不鮮，相反，倒時有「亂世的魅力」，「如五四前後北洋軍閥統治區與南方軍政府、各地方軍閥、地方勢力控制區之間的衝突和鬥爭，西方列強在華利益之爭……在客觀上都是對新思想的傳播和發展有利的。」 所以，日本若能重演甲午戰爭，大敗中國，對中國對香港都是好事，令香港更有機會走上真普選之路。最愛講大義滅親和良藥苦口的中國人，應該明白這個道理的。 （聯繫作者：http://joechungvschina.blogspot.no/） 鍾祖康 《來生不做中國人》作者

鲍彤：希望和失望――兼论亡脑和亡口 Posted: 15 Jan 2013 11:03 AM PST 中共峰层七常委，谁挟持主旋律以对抗宪政？ 2013-01-15 半个世纪以来，劳教一直是法外之地。它绕开了司法的正路，专门用非法手段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无疑属於左道旁门。现在，新领导下了"宪法的权威在於实施"的决心，新政法委提出了废除劳教制度的建议，开始出现法治的希望。 腐败之风遍於官场丶市场和文场。新领导把反腐败的成败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意恳辞切。人们有理由乐观其成。 使人失望的是"主旋律"仍在继续违宪。《南方周末》事件证明，一批法盲丶党盲丶马盲，仍在某一中心的指挥下，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非法活动。 "舆论一律"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最早指出这一事实的胡风先生，因此被毛越过宪法和法律定为反革命分子。对毛，我们有理由称之为无法无天之徒，不必用"党盲"去责备他，因为当时的中共《党章》尚未定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纪律。至於《马恩全集》，反胡风时只有德文和俄文版，中译文有鳞爪而无全豹。因此之故，对毛的罪行，也不宜用"马盲"加以开脱。 如今这位挟持主旋律以对抗宪政的人物则不然。他胆敢螳臂当宪，表明此人也许已栖身於党国最高层，但未必一定存心违法反党反马。也有可能，他不过是个法盲丶党盲丶马盲而已。这种人很常见：教训别人"走正路"，其实自己就是不知正路为何物的法盲。高喊忠於党，但茫然不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却痴想用自己臆造的"马克思主义"去代替别人独立思考。 从上到下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每个城市至少有一个检查官"。"检查官是原告丶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他们"不仅要惩罚我所做的，而且要惩罚我所想的"。"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政府的理智是国家的唯一理性"。"检查令要求对官员无限信任，对非官员却无限不信任。"这种制度�发人们得出理性的结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 引文如上。谁在发牢骚？是刘晓波，艾未未，《南方周末》？我想请问在中国执掌书报检查权力的领导人。 中国掌管主旋律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他们由意识形态书记领导。中国的宣传部，从中央起，到省到市到县各级，外加享有同等职权的党委，它们的宣传部不少於三千个；主管这些宣传部的意识形态书记，也不少於三千人。请问这三千位书记：发表上述"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主张的异议分子究竟是谁？ 他就是是马克思。上面引号里的文字，包括标点符号，全部引自他的成名作《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全文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篇。普鲁士专制政府1841年12月24日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在1842年1月至2月写成了上述评论，加以抨击。正是在反对书报检查令的斗争中，马克思开始了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生涯。 刚才的考题也许根本不需要去考三千人。只要考一个人，考那位在七常委中分工领导中宣部的领导人就够了。他一辈子搞马克思，不可能不专业。他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两个答案：要麽他明知马克思反对书报检查而自觉反马，要麽他确实只是一位假借马克思之名的马盲。两者必居其一。请问他自愿居於何列？ 本来，新总书记提出"宪法的权威在於实施"，已经给过去违宪违法的各种制度性错误指明了弃旧图新的出路。政法委因此前进，主旋律却继续坚持书报检查，也就是继续坚持压制舆论，继续坚持违宪。坚持违宪而居然能够跻身高位，没有特殊的後援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但是，他既然成事不足败事有馀，谁还愿意和他捆在一起？ 马克思帮不了他。为了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没有放弃过对思想自由丶言论自由丶出版自由的争取。毛泽东大权独揽後开始做梦，以为用一个脑袋一张嘴巴可以代替全国十亿人的头脑和嘴巴，中华民族的悲剧由此而起。现在的流行说法把"亡党亡国"当做民族的最大灾难。其实不见得。民族之痛，有远远甚于"亡党亡国"者。请看，亡脑，亡口，亡心智，亡言论，和"亡党亡国"相比，不知道更要水深火热多少倍！由此可见，废除非法的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以任何名义禁锢思想钳制言论的藉口，同样是实施宪法的当务之急。 ――RFA

郑义：为持续笼罩半个中国的大雾霾叫一声好 Posted: 15 Jan 2013 11:00 AM PST 图河北最强大雾已十天雾霾笼罩致呼吸病患者激增 2013-01-15 连日来，浓重的雾霾笼罩了中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京津地区丶河北丶河南丶江苏丶四川盆地丶重庆丶湖南丶贵州丶云南丶广西等地。也就是说，除了东北丶西北丶西南的一部，作为中华文明的地理核心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基本被雾霾席卷。 官方气象部门发布大雾黄色预警，环境监测部门发布的数据证实空气污染达到严重的程度。到处在抢购口罩，网上一片惊呼，但我却忍不住要大声叫好。 各种环境污染中，我特别要为大范围的沙尘暴和雾霾叫好，因为这是环境污染部丶真理部和防暴警察欺骗不了屏蔽不住镇压不下去的警报。如果有几位环保热心者举牌上街，马上就会被警察按倒在地，施以拳脚。今日之中国，唯有沙尘暴和雾霾能够以欺骗不了屏蔽不住镇压不下去的形式向国人发出自我拯救的号召了。 文学艺术中，历来都把雾作为神秘优美的象徵，时代变了，雾再不神秘优美，竟然成为我们灾难性生存状态最真实最直观的写照。如果没有大范围雾霾的不断爆发，我们中国人只好被国家环保部和中央气象局所发布的数据谋杀。 他们比戈贝尔厉害一千倍，戈贝尔的名言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所克隆出来的戈贝尔们每日每时都在说谎，连续几十年丶为祸几代人，岂止是德国戈贝尔的一千倍一万倍。现在，也只有沙尘暴和雾霾能揭破谎言了。为什麽不给它叫一声好呢！ 2011年2月初，环保部宣布27座城市同时发生空气污染，官方发表的污染级别是“轻度丶轻微污染”，解释的原因是过春节“上路车辆增多，再加上持续燃放烟花爆竹”。 2011年10月底，雾霾笼罩几乎半个中国，具体说是整个东部。能见度极低，机场取消航班，高速公路封闭。环保部门发布的消息是“轻度污染”。 2012年3月中旬，北京大雾弥漫，首都机场400多航班被迫延误或取消。官方发布的消息是：“轻微超标的空气质量加重到三级轻度污染”。 2012年6月前半月，中国大陆多地被黄色雾霾笼罩，犹如沙尘暴天气，以南京丶武汉最为严重。江苏13个城市17个PM2.5监测点依然全部“超标”。 山东丶河南丶安徽丶湖北的多个城市，也出现雾霾极端天气。有专家称，在南京，呆在户外24小时，等于抽了15包烟。但是，中国气象局和湖北省环保厅的解释居然是“大面积焚烧秸秆”。 被谎言深度麻醉的人们可能习惯性继续轻信。污染部垄断知情权，又把各个城市的空气监测点都设在空气清新的远郊区和市区公园丶学校，数据表面上是真实的，你不能不相信，不相信也拿不出自己的数据。 即便他们公然伪造，你又能如何？现在好了，大范围雾霾神秘地无可阻挡地降临了，疑点重重的官方数据终於成为笑柄，无需再加以一一批驳。不能把雾霾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关进监狱，污染部和真理部就出来加以解释，“放鞭炮”丶“烧秸秆”成了原因，总之是百姓成了他们的替罪羊。那麽，在听不到鞭炮声看不见烧秸秆的季节，比如这次发生的雾霾，就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是好了。 一次雾霾，比他们一万个监测数据，一千篇专家访谈更权威，更雄辩，更具公信力。古人有“亡国之兆”和“天报应”之说，大雾霾丶沙尘暴或许就是这种亡国之兆和天报应吧？还有什麽应对之策呢？也许，终於要在类似天象出现时宣布戒严，切断互联网丶禁止出门聚众。但越来越频繁的大雾霾和沙尘暴是不理睬刺刀的。 2013年1月15日星期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附录】 一个调侃大雾的微博 空气有风险，呼吸需谨慎！  一吸一呼，一命乌乎！  蓝天白云基本靠风吹，空气良好基本靠 人 吹 。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站在天安门，看不见毛主席 。 国人多痰,空气是源.  灰霾恒久远，一吸永留存 . 戒烟，改抽pm2.5～唯一的欣慰是免费 口罩，你值得拥有！  今年过年不收礼啊,收礼就收肺清新啊！~~肺！~清！~新！~  刷新空气，刷新生活。  全国烟草行业发来贺电：多抽一口烟，少吸两口气。抽烟有益健康，每抽一包烟，多活一小时。  上班有呼吸补助没？  不呼吸可怕呼吸更可怕。  呼出去的是二氧化碳，吸进来的还是二氧化碳。  厚德载雾，自强不吸！  废气，肺弃 。 看得见的污染才是真的污染  口罩，戴戴更健康。  呼吸是有危险的运动  生活，从可以呼吸做起。  喝西北风都中毒 ， 亲，今天你呼吸了吗？  想看蓝天么？小样，那只是个传说。

梁京：遍地奴才是中国革命的催化剂 Posted: 15 Jan 2013 10:50 AM PST 图：长江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到湖北荆州市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要求取缔一家大学校园附近的污染严重的小钢厂 2013-01-15 “南周事件”具有多重政治意义。最重要的政治意义之一，就是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下一场革命的爆发机理。 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公开话题。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王岐山也竟然公开向学者推荐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举不仅推动更多人去想像中国的下一次大革命，而且也让公开讨论这个话题有了完全的合法性。 一百多年前法国发生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大的兴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法国人在大革命之前，并无此种经历。按照托克维尔的逻辑，法国精英对大革命的到来毫无预见，也是促成这次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中国人对大革命全然不陌生。那为什么托克维尔的书还是让中国人浮想联翩呢？ 我想原因之一就是今日中国的社会构造和心理，与大革命前夜的法国，已然有了更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具有独立个人意识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很高。因此，借助现代通讯技术，社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这和上世纪初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对外部事务知之甚少。中共在城市发动革命遭到失败，但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在农村竟然成功了。这得益于许多偶然因素，也极大地得益于中国有农民造反改朝换代的历史传统。 不过，中国的革命派今天若想再次利用这个传统来发动下一场革命，已经不可能。这是因为农民造反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有机会形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割据，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已经让国家获得巨大优势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若没有外部力量支持，靠武装割据来获得革命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实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正因如此，许多中国人早已不相信中国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进而相信中共政权是一条不会沉没的巨轮。“南周事件”让我们看到，这种信念恰恰催生了中国独特的革命机制。当中国许多人都不再相信革命会发生的时候，靠著奴才哲学幸运地当上皇帝的胡锦涛并不这样想。他看到大陆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在巡视地方时一再警告地方官说“会上山的！会上山的！”。意思是，中国的老百姓会像历史上那样揭竿而起，上山造反。 但胡锦涛对革命的恐惧并没有促使他赋权与民，推动善治，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拼命地扩大奴才的规模和人数。这说明一个做惯了奴才的人，就只有这点可怜的想像力。胡锦涛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当天下人都成了奴才，不就没人会造反了吗？ 可悲的是，胡锦涛不懂得这个逻辑与人性不符。谁想把天下人都变成奴才，他其实就是在逼天下人造反。这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在数百万年的生存竞争中演化出了超过其他生物的合作能力。这种合作能力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就是人天生具有感知正义和感知尊严的能力。这种感知能力的大小可能因人而异，比如胡锦涛就差一些。对个人来说，缺乏这种感知能力不一定无法生存，甚至还可能发达，但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这种感知能力，就必定要灭亡。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对不公平的反抗，为什么必然有人会为了维护尊严会而不惜生命。 为了不许革命，胡锦涛把本来就缺乏自组织能力的大陆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要竞相出卖良知、出卖尊严才能比别人过得好的社会。“南周事件”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社会合作之痛，合作之难。处在下位的人饱受欺辱自不待言，那些身为宣传部高官的人又岂有幸福可言？元旦假日，下属们都在与家人团聚，自己还要苦思冥想修改社评，把字里行间的反抗火花一个个灭掉。用大陆高官们自己的话来说，“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 过去中国人不大好理解，为什么搞了七十多年，物质和文化生活远比中国优越的苏联老大哥，竟然会在一夜间垮掉。我们现在开始明白，“Enough is enough!”，这种遍地都是奴才的社会，不仅会把人逼疯，也确实是能催生革命的。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安然：由律师打人所引发的思索 Posted: 15 Jan 2013 10:44 AM PST 李承鹏被打：打人者（图右） @平安北京 : "1月13日17时许，作者李承鹏在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新书签售活动，遭到一名购书群众掌掴。海淀警方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将打人者带回派出所审查。经审查，打人者尹某，男，山东人，自称因反感作者所著新书内容，遂借签名之机动手。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开展工作。" 在当下的中国，像李承鹏这样通过网络平台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表见解的一批作家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在民众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的安危自然也牵动人心。事发不久，即有人通过现场照片辨认出了打人者，并公布了他的姓名、职业以及工作照。还有事件亲历者指责 @平安北京 的描述避重就轻，打人者击中的是李的太阳穴这样的性命攸关的身体部位，不是一记耳光可以开脱。关于打人者尹某的信息中，有两条极为重要，一是他曾为山东某律师师务所的律师，这一说法得到了该所确认；二是此人还曾在著名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过文章，据此想来也应是一位颇有思想的意见人士。 中国人的公民意识越来越强，普遍重视自己的知情与话语表达权利。但是，如果不能像保障自己的话语权那样，保障对方的话语权，那么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特权。"特权"有违公民社会的平等原则。在公民社会，一个人不能因为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就殴打别人。"即使我不同意你所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 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伏尔泰在十八世纪说出的这句名言依旧可以用来为今日的中国人启蒙。 打人事件发生后的当夜，有法律人在微博上半开玩笑的感叹道："以后出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律师了。"众所周知"打人"违法，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属于一种侵犯生命健康权的违法行为。如果一个人因为进行了思想上的不同表达便会为自己招来对生命权的一番暴力侵害，那还谈何宪法所保障的出版与言论的自由？这些法律上的常识对一位律师而言不应陌生，但为何他又"该出手时就出手了"？如果连法律从业者都对法律缺乏应有的敬畏，那么，此国的法治生态就确实令人深思了。 据说中国的律师人口多得出奇，已如GDP一般，仅次于美国，坐上世界第二的交椅。但数一数二的经济总量并不能让中国人在电视镜头前轻松地吐出"幸福"一词，庞大的司法体系与律师群也未缓解全社会因公平正义的缺位而产生的焦虑。否则，人们也不会宁愿冒着被劳教的风险去上访，也不信法。法学家冯象先生曾作《中国要律师干吗》一文，对"三陪律师"、"贿赂竞赛"现象既不讳言又很无奈。在司法领域的权钱交易一点儿也不比其它官场少见，如果说在带有政治色彩的案件中，法官有不得以的苦衷，那么在一般民事案件中拷问的就是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人个人的道德良知与专业素养了。 但这两年来的诉讼经历让我对此不敢恭维。律师只在意那四千块大洋，法官就连合法的诉讼程序也是能剩就剩…… 追问中国问题就避不开对国民素质的诘责，当听闻到那些"司法独立"的呼声时，种种往事历历在目，心中自会生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怀疑。当然，我也无意为权力开脱，因为低下的国民素质也是自古以来的文化愚民的恶果。秦虽二世而亡，但秦相李斯提出的禁书禁言以愚黔首，却成为中国最富生命力的政治传统之一。 "蒙昧从来就是控制严密的国家施行监管与保护的工具"——伏尔泰在《关于阅读的可怕危害》一书中如是说。 在一个蒙昧的社会里有两种人永远是历史的主角：贪官与暴民，两者相生相克，同为社会的破坏性力量。贪官与暴民进行着无序的斗争，因为两者都是专制的非理性产物，也就不会想到去建立一种理性的斗争秩序。二者总在一场零和游戏里面，同归于尽，然后重新开始。 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史是其最生动的写照。这也是近代政治文明无法从天朝内部自发产生的原因。一个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何谈建立全社会的共识与理性？一个敌视理想的国家也终归没有前途。 "禁书禁言"让社会付出无理性的代价，毒害了民众，也葬送了王朝。今人若依然不愿为社会培育理性的力量，而迷恋无知与恐怖的力量，则殷鉴不远。因为恐怖无法持久。 -- My blog: http://www.ismaelan.com/

路坦：习近平反贪一箭六雕 Posted: 15 Jan 2013 02:20 PM PST 图：左起贺国强、习近平、贾庆林 习近平反贪"一箭六雕"：一曰强化权威。二曰整肃异己。三曰笼络民心。四曰缓和社会矛盾。五曰营造"新政"幻想。六曰拖延政治改革，其实就是取消政治改革、对抗政治改革。 习近平打虎，五棍齐下 习近平上台伊始，拉出了认真反腐败的架势。大体说来，迹象有五。 第一，十八届一中全会甫结束，七个中共新一届常委出来见记者，习近平那番讲话，颇花了一点篇幅强调所谓"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说要"警醒起来"，"下大气力"解决诸如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等问题。事实上，早在十八大之前，坊间多有分析者预言，习近平上任之后将要"打老虎"，甚至"杀他一批"，以暂平民愤，也保卫共产党的所谓"纯洁性"。这个话，看来是说中了。 第二，在新的中共最高层人事布局中，素有"救火队长"之称的能员王岐山，出任中央纪委书记。这虽然主要是将要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不愿意自己的副手过于强势而导致，但王岐山即使不当常务副总理，似乎本来也不能算几个新晋常委中适合管纪检的角色，因为他相对最为缺少党务经验。不管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格局，反正现在王岐山是到了那个位子上，这个一贯的铁腕人物，未来五年总得有点儿作为吧？中纪委自从五十年代建立和八十年代恢复以来，往往都是些以"肉"（说得好听些是"宽厚"）著称的官员掌握，那些官员人缘不错，反腐不成。"文革"前是朱德和董必武，绝对是我所说的这个模式。"文革"之后，先是陈云，一个病秧子不说，也是在中共党内有人缘的，虽然难称"宽厚"。后来的乔石、尉健行，都是无能之辈；到了吴官正、贺国强，更是尸位素餐，这四个都是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已。王岐山和他们可不是一路人。 第三，十八大刚刚开完不到两个星期，就把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拿下了马。其实，一个副部级干部，算不了什么东西，拿下就拿下了，不值得大惊小怪，当个"反腐"的事说。但是，值得品味的是，这种案子，不是三天五天就可以办得来的，材料应该早就成熟了，问题仅仅在于：第一，办，还是不办？第二，什么时候动手？本来好像是不准备办他的，要不怎么还把他选进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呢？可是，刚刚开完会，却突然决定要搞他，而且马上就搞，不在乎他那个新科中央候补委员顶戴在头上还没安顿合适，也顾不得人家因此会说这个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看来也是藏污纳垢了。为什么这么急、这么冲？恐怕就是要故意显示这种势头，给官员和舆论一个"习哥哥要动真格的"那么一个强烈印象。 蛇年攻势，龙尾开局 这第四个迹象，虽然花架子居多，但也好歹算个信号，那就是什么八条等等，主治干部作风，包括减少迎来送往、不准题词出书，还有这个那个的。按照中共规矩，其实新官上任一般都会搞搞这一套，等于玩玩"小清新"，成本似乎不高，功夫也不需下得大，先在善良（也愚蠢）的老百姓中挣上一点儿良好的印象分。至少，得给那些等着要给新官吹喇叭、抬轿子的哈巴狗们一点儿歌功颂德的由头吧。这么干最容易了。别说胡锦涛十年前就来过这一手（后来怎么样，咱们不必说了），连以浮夸、虚荣、奢侈、骄逸著称的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刚刚上台的时候，第一个什么中央全会决定，不是也还在强调"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吗？我说这些，可不是当笑话讲的啊。 当然，在这方面，习近平也有点儿新东西，那就是，这一套也对着"钢铁长城"人民解放军去了。军内也要落实这些八条什么之类的，堂堂《解放军报》发表了评论，告诉全体指战员们，首长下来不喝酒，也是可以不伤感情的。哎呀这个实事求是哟，你就不考虑一下"正能量"的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增进感情吗？ 还有第五，这就比较严肃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宣布，2013年一月份就要举行中纪委第二次全会；舆论普遍推测，反腐乃至什么"清党"运动马上就要展开了。有报道说：中国人什么事而不能等到过了年之后啊，这个会偏偏龙年年根子底下就要开，开完了你再过春节、庆蛇年。毒啊，蛇年攻势，龙尾开局，年都不让你过好。等到三月人大换届结束之后，你看吧，几个月内，没有几个正部级官员被收审，那不算有戏看。搞得好了，直指现任政治局委员，杀到前任政治局常委的儿子，也是不会让人惊奇的。 一箭六雕，反腐是个好买卖 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干？我看，习近平反贪有"一箭六雕"的打算，背后很有文章。那"六雕"？请看： 一曰强化权威。现在这些干部，刁顽的很，各有自己的那一摊儿那一块儿，不仅自己在那里贪，而且，只要贪了，并且往上也送了，就并不是十分在乎上级那些咋咋唬唬的东西，反正你虚张声势，他也很好对付。很多分析家说，习近平的权威，是历来中共党魁里最低的，说得有道理。这主要不是因为习本人的问题，而是这个党的发展趋势就是这个样子的，换了张近平李近平也是这么个道理。可是，习近平要想坐得稳，而且多少还能有点儿作为，别再落得"击鼓传花"又十年，他就得设法强化自己得权威。反贪是最好得办法：你不服老子不是？老子打你妈的一个大老虎！ 二曰整肃异己。新君除了立威，还要得人。政治这个场子里，盛行的就是结党营私的把戏；哪怕一个笨蛋、混蛋、王八蛋，只要有了喽罗、亲信、子弟兵，就是老大、老子、老天爷。在中国政坛上，江泽民、曾庆红最会搞这一套，于是什么"上海帮"、"太子党"、"石油帮"、"吉林帮"，一帮又一帮，勾肩搭背，阳澄湖大闸蟹，拉拉扯扯，真个是歪门邪道，乌烟瘴气。到了胡锦涛这里，有样学样，江规胡随，借着共青团的庞大组织网络，过去十年里又是什么"团派"、"西藏派"、"边疆帮"、"安徽帮"，横行无忌，抢道超车，沾边即贵，平步青云。现在习近平上来了，自己的人呢？有位子就有人，反贪可以给自己人腾位子，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放眼神州大地，哪个官员不是贪官？就连主管马列主义的编译局长，还是睡了人家美女博士后还连带拿她的人民币呢！好也就好在这里：这样反起贪来，其实就是想反谁就反谁，因为个个都够贪官的格。那么，落到实处说，最后会反谁呢？当然就是四个字：整肃异己。 民粹主义当道，拖延政治改革 三曰笼络民心。这个很容易明白：谁不知道中国民众最有"青天"、"清官"情结呢？拿几个贪官祭刀，笼络民心民意，这是历朝历代，但凡有点儿头脑、有点儿手腕、又有点儿能力的皇帝，面对民意汹涌的时候，都要干上那么一把的买卖，可以说是"民望速成"的捷径。毛泽东当年，不问青红皂白，砍掉刘青山、张子善的两颗脑袋，赢得了流传至今的清廉美名。习近平背了那么多毛主席语录，他这点儿小把戏还不会玩儿？ 四曰缓和社会矛盾。缓和谁和谁、什么样的社会矛盾呢？当然是官民之间的矛盾，是中共权势集团与中国老百姓的矛盾。大张旗鼓地杀了几个贪官，应该能够缓和一下当今剑拔弩张、不共戴天的官民矛盾吧？对此，我还真不敢肯定，原因嘛，以后另行撰文说明。但是，习近平肯定这么想，想的也确实不是没有道理。 五曰营造"新政"幻想。这个最是立竿见影。你看，那里反贪还没真正动手呢，这里就连什么"改革派"、"公共知识分子"、"民间最受欢迎的博主"们，都已经主动（也许不是"主动"，幕后的情况我不知道啊）吹打、雀跃、欢呼、山拜起来了。这一"雕"，最易射得，成本最低，收益极大――如果这些欢呼者真得具有公信力和号召力的话。配合进一步严格的网管措施，取消了那些敢说"皇帝新衣"者的发言权，应该是可以为这些欢呼者增加某些公信力的。 六曰拖延政治改革。既然有了以上收益，那里还需要什么政治改革？说拖延，这还是温和的说法，其实就是取消政治改革、对抗政治改革。 真是一单大赚的买卖啊！可惜，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到底赚得来赚不来？我下个月另写文章分析。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曾伯炎：谁空谈、谁误国？ Posted: 15 Jan 2013 09:53 AM PST 共党将宪法规定民众的那些权利，如选举与竞选和罢免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等权利，全变成空谈，共党堪称为十足的空话党了，其空话已误国几十年，把误国推到民众与书生头上，他们有能耐误什么国呵！"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储安平批评"党天下"不是空话 最近，习近平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似有所指，却未明确，像有新意，仍是老话。变着辞儿的口号，见得多了，也就没有那些为新主捧场抬轿者，那么过度解读的兴趣，领悟其微言大义，倒有许多历史掌故来启迪我省悟了。 几十年来，只见官在说，民在干，还运动民众大干。犯空谈者，当然是官。若这话针对官说的，我发现当官的都是实干派的人士，六四镇压后，谁不是闷声发大财地实干家呢？号召他们实干，不更窃国损公地肆无惧惮吗？ 若是针对民众说的，民众能坐下空谈，就饿肚子，必须实干才能生存，打工者不干，谁给工资？下岗工人不找个谋生活儿，怎么养儿女？显然，这话若说给他们听，就是多余的了。 我想：最可能是针对爱动思想的知识分子吧？那些喜欢针对国运国策说三道四的批评者？他们的忧国忧民，往往说的尽是直言与诤言，不讨官们喜欢，认为是干扰或捣乱，会误国吧？而这些知识分子的话，常视为是空话。其实就是他们的好话，也被当作屁话，善意话，也视为恶意话，现在称其为空话误国，是较客气的用辞了。 当年，储安平先生批评毛共的党天下，不是空话吧，是很真实的实话呀！至今，仍普天之下，莫非党产，（正变党员争夺的私产）率土之滨，莫非党臣，（私企也要求建党支部去领导）比储安平时期更党化了千百倍哩！那是空话吗？ 假话大话空话始作俑者是毛泽东 再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说的大实话大真话，若毛泽东听得进，不认为是右倾话，就煞住大跃进浮夸风，会饿死3千多万人吗？ 中国的假话大话空话，正是在毛泽东的专横与制度的专制，逼出与压出来的，在文化革命发展到极端。根子在制度，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不改制，不批毛，贵党那巳深入膏肓的假大空病难除，那么，就是捂着共党的病，在空对空说胡话了。 当前，中国被薄熙来唱红打黑破坏法治复辟文革，在重庆演了一出文革回光返照的闹剧，躁动了中南海，这形势，又提出：走什么路？是向毛时代回潮，还是向改革开放的路续闯？政改是再拖下去呢，还是借清除薄熙来的契机，就此启动？那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墨客骚士，纷纷议政评时，是多么可贵可爱的热情，若以"空话误国"给他们迎头一棒或冷水一瓢，以空谈误国来禁言噤声，未必是十八大后的吉兆？而最近《人民日报》发论：称"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颇有禁言禁入互联网之嫌，倒是像在纠正那些吹习李新政泡沫者说：一切按既定路走，没啥新政。 这几十年来，登基的新人，一茬又一茬，民众都希望他们除旧务新，他们做了点新姿态，说了点新辞儿，就迷住了众多的良民与愚民，只要刀把子一握稳，椅子一坐定，一阔脸就变，话就变，甩出这空谈误国的话，说白了：不是叫别多嘴吗？要噤声吗？ 似乎这话说错了对象，谁空谈？我这活到耄耋的笔者，看到一贯空谈几十年不变的，打江山空谈，坐江山更空谈的，正是中共呀！ 1947年毛泽东在窑洞对黄炎培说，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律，他找到解决的方法是民主，他在世，就不仅要党主，还要个人专权，他死后30多年，这民主，不仍是空淡吗？习近平真要批空谈误国者，能不批毛吗？ 共党堪称空话党已误国几十年 再看你们谈社会主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是空谈，实行的已是权力资本主义呵。至于你们空谈为人民服务，实是逼人民为你们新权贵阶级服务。你们空谈爱国，自已却大肆窃国。你们说地主剥削该消灭，你们党拥有土地出卖土地权，剥削超过地主千百倍，不又是空谈吗？最难接受的是：共党将宪法规定民众的那些权利，如选举与竞选和罢免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等权利，全变成空谈，共党堪称为十足的空话党了，其空话已误国几十年，把误国推到民众与书生头上，他们有能耐误什么国呵！ 习近平在前两年，谈一句很受民众欢迎的话，叫"权为民所赋"现在，他大权在握，巳有能力来兑现他的话了，是真活实话，还是空话，民众也在听其言观其行哩！ 治中国这空话之病，病不在民，在党！拿民众或知识分子开涮，岂不是共党害病，叫民众吃药吗？ 在此，我要证明知识分子从来非是空话误国，而是实话获罪。1957年整风，毛泽东要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提意见，张说了四句话，句句切中肯綮，他批评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50多年了，这话不仅可为毛盖棺之论，仍是今日毛之徒子徒孙们害的痼疾呵！而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他说的改革弊政恶制，无不是给你们走到绝路害了极权绝症，为你们进行治疗手术开的良方。如果他也像胡鞍钢那么以九常委是九总统治国，有超出美国的优越性，那么以阿谀话作脂粉，来打扮你们的寡头统治，这些既是典型的空话，还是令人恶心的屁话，才会误国祸国哩！可你们当香话在官媒上宣扬哩！不是将好话坏话颠倒，不应澄清吗？ 向当局进一言，无论什么话，在这信息时代，都是为政者应倾听的，知识分子的有话要说，既是对祖国的忠诚，也是对未来还充满希望。廖沫沙两句诗，值得你们体味："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这是空话吗？是透视了历史的实话与智语，哪朝哪代，是知识人空话误国，不是奸佞祸国哩！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陳奎德：何處是“岸”？ Posted: 15 Jan 2013 12:17 AM PST 政治僵局一旦打破平衡，變局就會滾動起來。六十多年來的大陸政治，正是一樁樁突發性偶然事變，推動中國逐步走上文明之路；它也勢將成爲憲政转型的第一推動，成爲中國自由的點火引信。 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 多年之後，當後人翻到中國史書的2012時，"變局元年"四字注定將跳出頁面，嵌入他們的記憶庫中。 2012 中國，猶如一部典型的好萊塢産品：叛逃、追捕、投敵、放毒、謀殺、焚屍、毀證、取證、陰謀、栽贓、情殺、滅口、誘敵、拘捕、審判、車禍、裸女、滅迹、權鬥、政變、外媒……所有驚秫肥皂劇的要素應有盡有，幾無遺漏。環環相扣，眼花缭亂，紛呈于國家高層的舞台上。 而中南海當局，一改以往"講政治"老調，也極力引導並促成2012事變的好萊塢化。他們慘淡經營，濃墨重彩，把事情努力塗抹成一出純粹的鮮廉寡恥、道德敗壞、金錢與性的都市肥皂劇，使之非政治化。從而試圖與年底的政治大舞台（十八大）相切割，杜絕任何可能的政治聯想。 這當然是一廂情願。無需良好視力，觀衆也不難瞥見，在那舞台背景的上空，有兩個巨大的政治幽靈——毛氏幽靈與鄧氏幽靈——正在進行的全武行式決鬥，難分難解，拼死拼活。 事實上，重慶"唱紅打黑"的戛然而止，毛左根據地在重慶地盤的萎縮以及在網絡空間的崩塌，在在標示了其政治性，標示了政治風向的轉變。 是的，目前似已塵埃落定，老中少齊上陣過招的十八大，已經垂下帷幕。人們開始關心，王儲登基之後，走向何方？ 重要的是，中國已經不是2012年之前的中國了。 2012 ，中國上層政治黑箱這一潘多拉盒子已然打開，政治變遷的火車已經徐徐出站，各派砥砺磨刀之聲仍在隱隱作響。2013，作爲2012的 延長版，將使濫觞于2012的政治博弈繼續演義，政治慣性將繼續延伸。鹿死誰手，目前尚難一言以斷。 訴諸歷史，人們注意到，政治僵局，有時可維系二、三十年。然一旦平衡打破，滾動起來，它的邏輯就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這就是明眼人之所見：中國變局，已經開場。 "摸石頭過河"乃困境之源 北京的新當局甫一上任，觀察家注意到，有一些新舉措正在靜靜地釋放出來，贏得了些許掌聲。但仔細查勘，基本上都是一些親民的小動作，面對重重的內政外交的實質問題和困境，他們尚不知從何入手。簡言之，"新政"似乎難産。 在筆者看來，北京新主政者必須透徹想清楚的，其實就是一個問題，一個核心問題，需要誠實地、坦然地、勇敢地面對它。該問題是： 何處是"岸"？ 中國政府，"摸石頭過河"已經30多年了。現在該是確立其目的地——"岸"——的時候了。 今日之世界，憲政民主國家已達115個，是無可爭議的全球文明主流，是河之彼"岸"。像中國這樣打著共産黨旗號的（極權或後極權）國家，日益寥寥，僅余其五（中國、朝鮮、越南、古巴、老撾）。而且，即使是這些引人注目的稀有物種，也都在"摸著石頭過河"，處于變遷之中。揭開世界日日喧囂沸騰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泡沫表面上的五彩錦緞，下面呈現出來的，正是上述基本態勢，它是中國困境的根源。 環顧全球，這種中國與世界主流秩序對峙的局面，還能維持多久？有可能長期撐下去嗎？中國能夠與基本人性長期對抗？這個世界有可能長期容納共産主義？ 這一問題想透徹了，想通了，確立了基本意向，則一通百通。所有目前令中南海焦頭爛額的問題，多數將在登"岸"途中及登岸之後，迎刃而解。 這些問題包括：日益嚴重的中國財富精英與權力精英的向國外"大逃亡"問題，日益嚴重的制度化貪腐問題，土地制度問題，日益激烈的群體抗爭問題，超越軍費的維穩費用問題，台灣海峽兩岸的關系問題，中南海在地緣政治上所感受的"戰略包圍圈"的問題，香港的離心傾向問題、（由朝核問題、敘利亞問題、伊朗問題等所顯示的）外交孤立問題……等等。其核心，是國家定位。 "行憲"爲綱，綱舉目張 實踐的問題是，如何到達彼"岸"？ 最近，江平、張千帆、張思之等70多位中國學者聯署的《改革共識倡議書》以及《炎黃春秋》的新年獻詞——《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 ，不約而同，指向了憲法，指向了憲政。 他們指出，雖然現行憲法並非十全十美， 但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的憲法基本上被虛置。政治體制改革實質是一場"維憲行動"。即是說，用"維憲行動"來行憲，來達成憲政，到達"彼岸"。 要言之，"行憲"爲綱，綱舉目張。 以憲法超越了毛、鄧的左右兩極符號，展示出完全不同于二者的嶄新的憲政維度，擺脫中國長期在毛鄧二者之間擺動的困境，特別是擺脫毛澤東的巨大而黑暗的陰影，才能阻斷任何薄熙來式人物的政治復辟。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毛澤東的罪行沒有被全部公開曝光、辯論、清算，只要沒有判處他的政治死刑，在這面血紅的旗幟下，在毛氏的土壤裏，類似薄熙來一類的政客就總有機會會興風作浪卷土重來、一代又一代層出不窮。由于其意識形態在中共的原教旨正統性，在其黨內，毛左還常常是主動進攻的一方，就像薄式"唱紅打黑"一樣。在這樣的話語權不平衡的情勢下，有意革新的主政者的權力，將受到致命的挑戰和威脅。 因此，公開討論毛時代，公諸其駭人聽聞的禍國殃民罪行，牢牢地把他定位于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的二十世紀三大反人類暴君的行列，將剝奪已有的與潛在的薄熙來式人物的政治資本，歸零其極權主義加民粹主義話語空間，杜絕其東山再起的任何可能。這是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 在這樣的歷史流程中，勢必涉及對中共奪取政權六十三年來的總回顧。其間中共所犯的巨大罪錯：土改、鎮反、城鄉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公社化、大饑荒、文革、六四，……將一一受到公正的評價與審理。當真相與是非澄明之際，政治精英將不再被中共的遺産特別是毛遺産所綁架，一個全民大和解大寬容的時代才有可能降臨神州，中國文明才可能真正走向偉大復興。 人或問，如何保證這一偉大進程的降臨？答案是，沒有任何外在的可靠保證。你的意願就是保證，我的意願就是保證，他的意願就是保證。通過各類渠道，讓我們每個人的意願成爲可見可聞可感知的意志，則所有人意願的重疊部分勢將浮現出來，那就是政治共識。那就是公共的保證。那就是對政治人物的"賦權"。雖然，目前中國尚缺乏制度化的凝聚共識的政治通道，沒有制度化的授權通道，但在全球化網絡化時代，絕對的政治黑箱已不复存在。發揮你的表達想象力和創造性智慧，則我們的意願就不會歸零，它將被看到聽到感受到。它將彙聚成堅實存在不容忽視屢仆屢起的公共意志，促成"權爲民所賦"的授權渠道的誕生。 文革一代中共政壇精英 著眼于公民社會的建設，著眼于民間共識的凝聚，並不意味著輕視上層政治精英的作用。他們在政治博弈中，特別在中國場景下，顯然是重要的一極。對政治精英而言，除了其政治意願外，責任倫理和能力潛質也極其關鍵。人們注意到，這一代中共的政治精英，與其前一代，有明顯"代溝"。具體而言，他們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同時絕大多數曾是"知青"，曾墜入社會底層，對底層冷暖，有親身體驗，難于麻木不仁。 更重要的是，文革的戲劇性經歷對他們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筆者曾指出過，文革，作爲一次"微型的""擬真的"政治過程的預演。其中的政治參與者，鑒于 "奉旨造反"的基本格局，由于國門關閉，新聞封鎖，長期接受單一的意識形態灌輸和愚民教育，缺乏真實歷史的知識，不懂得基本的政治運作常識，因此，開初青年人的 政治操作極其幼稚，基本上是毛意圖的揣摩者跟隨者和宣傳機器的應聲蟲。但是，據筆者的仔細觀察，在文革中，由于基本生存本能的驅使，由于對文革前十七年來自身社會地位和利益的准確直覺，在實際的各組織和各利益群體的政治角逐中，在極其險惡的情勢下，人們對政治領悟極快，進展神速。無論是在組織、宣傳，還是在情 報、外交等方面，把一種"模擬政治"變成了"政治實驗室"，馬基雅維里式的諸種政治權謀和技巧在其中自發地出現。他們通過"陽奉陰違"，對毛指示的"各取所需" 和"各自解釋"，開始有了一些政治自主性，"木偶政治"逐步變成了"真實政治"。很多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治謀略，開始出現在派別鬥爭中，逐漸玩起了複雜 的政治遊戲。短短幾年的政治成長歷程，某種意義濃縮了千年政治智慧的發展。文革在這個意義上培養了中國的一代政客（politician）。他們的主要特點是精神與行動都束縛較少，敢于行動，敢于出手。其基本問題在于忽視基本政治倫理，蔑視傳統道德底線，基本不問原則，不擇手段，不受約束，信奉"叢林法則"，信奉唯權力主義。 文革之後，他們進入中共官場歷練。中國極其險惡的官場生態，三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的大起大落，驚濤駭浪，與經濟領域的超強互動關系，同時又有與毛時代不同的大量國際交往，使其增添了一份對現代政治的感悟。于是，文革經驗與改革時代經驗的交互作用，使這一代中國政客在其政治行爲方式和理念上，與其前輩很不相同。薄熙來是其中的一類典型。底層經歷影響更深廣的，也可能塑造出另類典型。無論如何，與前代政客比較，他們顯然不那麽謹小慎微，瞻前顧後。這些政客，倘若繼續實施暴政，勢必心黑手辣，周天寒徹；倘若真正確立了革故鼎新的信念，也就可能大刀闊斧，拼命向前。因此，在潘多拉盒子開啓的重要時刻，雖然執政空間仍然有限，但若目標明確，信念堅定，手段靈活，則不是不能做事的。如果主政者仍然無所作爲，歷史給他的判決就是：非不能也，是不爲也。 突發性偶發事變的概率大增 在今日之中國，還不應忘記，既然潘多拉魔盒已然打開，那麽，突發性偶然事變發生的概率就更加增大了。 之所以論及突發性事件，是由于在鐵桶般束縛下的中國當代政治制度中，即使尚有棱角的他們，所能發揮的余地也很小。但當出現突發性偶然事變時，他們大展身手之契機就降臨了。回望六十多年來中國大陸的政治歷程，不難看出，正是一樁樁突發性偶然事變，引領中國逐步走上文明之路。 用共産黨之前他們的祖宗黑格爾語言來表述就是：必然性通過偶然性開辟道路。 這裏的必然性，就是公民的普遍政治意願；這裏的偶然性，就是突發性偶然事變。衆所周知的有：1950年代毛岸英在朝鮮被炸事件，1971年林彪事件，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該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及其妻10月6日被逮捕的政變，1978年小崗村村民冒死立約包産事件，1989年天安門運動，2012年王立軍事件，令計劃之子車禍事件…..等等 。筆者甚至願意極而言之，突發性偶然事變，勢將成爲憲政中國的第一推動，成爲中國自由的點火引信。 凡事預則立。面對突發事件，面對歷史契機，有准備者與沒有准備者所導向的歷史後果是截然不同的。塞涅卡說得好：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的人，命運拖著走。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胡佳：“中南海有特供的空气” Posted: 15 Jan 2013 10:34 AM PST 北京市的空气污染已经达到了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糟糕的程度。从事环保事业多年的社会活动人士胡佳表示，北京的空气质量决不是第一次如此之差。政府有"特供空气"，所以高枕无忧。 德国之声：北京市拉响了从警报级别来讲第二高的空气污染橙色警报。我们了解到你住在北京市通州地区，你现在敢出门吗？ 胡佳：对于我来讲，任何时候都没有不敢出门的问题，无论是外面PM2.5指数高达1000的空气，还是说外面是一群警察。但是我能够感受到这种现实性的风险。因为恰好在过去两个空气污染高峰的日子，我不得不有重要的事情外出。从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每天都是全天的外出。在外面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相当明显的身体不适。有那种窒息，尤其是在通州这边，哪怕是我开车，关着车窗的时候，都能有这种窒息的感觉，因为通州这边是北京的污染之最。倒不是因为它本地有多少工业，有多少车辆，而是因为它的确是处于北京正东部的下风口。有一点小风，那些污染物就会漂移到这边来。 社会活动人士胡佳 所以，这三天回家以后会感觉到特别疲劳。而且晚上洗澡的时候可以说是在竭尽全力的擤鼻子。那是一种心理作用都大于实际效果。因为，你总是有一种感觉要把肺里面吸入的，有毒的物质和颗粒擤出来。 你身体也感觉到了明显的不适吗？ 德国之声采访胡佳完整录音 这个的确是有，我说的窒息感不是那种意想出来的夸张。它就是那种状态，就是说，我觉得倒不是说它空气含氧量有多低，因为北京毕竟也是平原地区。它主要是空气中的杂质太多。这种杂质肯定是对身体直接有害显效非常迅速的东西。所以那种窒息感会让你嗓子疼，会觉得鼻子发堵。因为我也没有感冒。所以鼻子发堵的感觉是挺明显。而且这种"堵"一个是因为颗粒多，所以鼻腔一会儿就会感到被堵塞。其次，这种堵的感觉，的的确确是来自于人肺部的一种排异反应。我虽然有肝硬化，但是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男子都会有这种感觉。那么其他肺部有疾病的人，年老的人、年幼的人、有其他基础病的这些人，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而且，我相信如果这几天这些人在外边活动的话，致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还有一个就是，你即便是带着口罩，口罩戴上以后也会有窒息感。你为了防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你还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尤其是那些像N95那样的口罩，严密闭合的时候，只适用于健康人。那种有哮喘、心脏病、高血压的人戴上那些东西的危险性反而会增大，因为他会呼吸不畅。 所以，总而言之，在这座城市现在的状态下，无论你是戴口罩也罢，不戴口罩也罢，你都会有窒息感。而且你的身体健康都在受到损伤。 北京的空气质量差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事情 官方在总结造成北京雾霾现象的原因时，倾向于强调天气的原因。你觉得这次终于让人们能够亲身感受到北京空气污染严重性的雾霾天气是由于政府管理的失误，还是大众对这一问题长时间的冷漠，以及过于乐观的判断造成了如今的结果。 北京有500多万辆机动车，但是像东京、纽约那样的城市实际上车辆都比北京要多。而且一多就多30%，甚至40%。比如说东京有800多万机动车。我觉得，这还是和政府的管理方面有直接的关系的。同时来讲，你知道，如果不是美国使馆在去年的时候，所谓为美国公民服务，向外公开PM2.5。我们恐怕10年以后也不会去检测PM2.5值。而且中共当局外交和环保机构曾经向美国政府提出过抗议。说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不友好的。那么人家说明你的家里有多么脏和乱怎么叫不友好呢？因为你是首先生活在你的家里的，所谓中国官方的那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不对海外，而且实际上是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你今天看到的这种天气，就是说我们过去三天经历的所谓高危险性的，甚至可以说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这种高标准污染指数的状态并不是现在才有。类似的这种天气在北京，尤其是以前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有采暖问题。它的排烟设施没有经过改造。那个时候，整个北京的天在冬季的时候你都能够闻到硫磺刺鼻的味道。因为小煤炉取暖，大的锅炉当时也没有太多的除尘降解的设备，燃烧也不充分。高标号的，高杂质的煤炭这些都是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说其实这个问题是早就存在了，北京这个城市的呼吸道疾病也是高发。只是因为美国使馆的坚持，以为美国公民服务为由，打破了我们以前的不知情权。其实从现在来讲，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仍然是有一个限度的。比如说它到500，他就会跟你说这个，不会再提高了。但是美国的那个是按照实际标准走的。所以现在我一方面必须肯定，这几天的确是污染很严重。但在另一方面，我也要说，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知情权、因为海外的介入逼着中国政府不得不有一点点公开，所以公民才开始有觉醒。否则以前我们那种在不知不觉中付出的代价，那种被欺瞒，处于一种被愚民化的状态下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的。 这么多年以来，在北京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市民，无论是春夏秋冬。春天的时候要面对沙尘暴，夏天湿热环境的很多时候也是烟雾蒙蒙的，空气中的颗粒特别大，也是黑色的重度污染。到了冬季的时候，因为采暖各方面，只有秋天稍微好一点点而已。只不过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这种知情权，我们不知道。 今天我们所发现的这个东西绝不是新的。我也相信这几天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决不是打破了所谓从前的纪录。从前一定比这个还要严重的时候，只是我们不了解，不明白而已。而官方在这个时候，他们内部都会有通知，减少一些活动。中南海有特供的空气。它有专门的像远大空气净化这样的厂商供应的特供空气。所以他们不需要和我们普通的公民去呼吸同一片蓝天下，被污浊空气浸染的这种环境。 所以，现在来讲，只能是说我们只不过是知道了多一点点而已。我们现在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知情的多一点，所以更加关注了，更加不能够容忍当局对这些事情的隐瞒。以及这种潜移默化，对我们的健康及生命权利的侵害。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把一个城市环境弄成这样的一个政府，也就是说治理不力，因为他们自己都有特供，都有过滤，北京市政府也有这样的设备，（在一个民主国家）如果是这样的政府，早就下台了。 采访：任琛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

苏中杰：美化统治者的妙招八例 Posted: 15 Jan 2013 10:54 AM PST 在民智处于开启阶段的当今社会，如果直接为统治者唱赞歌，非但起不到愚民作用，可能还会马上遭到唾骂的。那么，怎样为统治者赞歌才能起到洗脑作用从而使民众对统治者产生好感后与自己“达成共识”呢？这就要使用神不知、鬼不觉的妙招：赞歌要谱得不但不让人反感，而且还让人爱听，如同夏天吃冰糕一样爽，可是在不知不觉中连里面的海洛因也吃下去了。不用说，这个妙招要用在建议性或批评性的文章里，“核收技术”采用的是“戈培尔原理”：在多条真话中夹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假话，这条假话就能发挥影响全局的效力。 炮制这种假话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把本来不存在的好事物当成既定的事实来陈述，或者当成社会背景来陈述，或当成某种客观存在来陈述，这样，读者就不能不接受了，洗脑措施也到位了，就可以让你去“共识”了。这样的陈述，凭空设定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前提，就不需要论证了，当然，人家只是在文章中带出来的话，不是主论点也不是分论点，也不需要论证。 请看采用“戈培尔原理”的这个妙招的八个例子—— 1、“经济上不去，执政的合法性就受到质疑”。 这句话，看似揭示执政危机，实际上却送给当权者一分人世间最珍贵的大礼：当权者的执政本来就是合法的！ 这句话的前提，是先对执政的合法性进行肯定，所以说的是合法性的统治权力遇到危机——经济难上去。把“经济上去，执政就合法”这一理念铁定化，适应了统治者以经济成就证明政治合法的宣传需要，隐去了政权合法性来自民选这一根本性大前提，让人们继续在“经济上去了，执政就合法”的欺骗性逻辑上走下去。 有人也许说，这句话所表述的意思是说靠经济成就证明权力合法性的做法维持不下去了，但这类充分条件句式所表达的逻辑，却是用经济证明政治的关系。 2、处理某某事件，“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同以上那句话一样，看似是对统治权力进行监视，但隐含着一个相当重大的前提：首先肯定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因为对不合法的统治权力来说，没有接受考验的资格。民众要对它进行考验，必然是民众选了它，然后才看自己选上来的东西在台上干得怎么样，在处理某某具体事件中表现如何，能力如何。把没有资格接受考验的统治权力抬高到可以接受民众考验的合法性高度，送去的不能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礼遇。 非合法的权力，来自于恶，来自于干坏事。要对其进行观察，就是观察它在对待某一具体事件上，是继续多干坏事还是少干坏事，而不是看它的能力大和小，它还没有资格让人们看它的能力大和小。 3、“人民赋予官员的权力，本来是……”，“贪官们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所以……”。 这样的话，看似在批判贪官，实际上是在为统治权力贴金：统治人民的政权是民选政权。贴金的办法是制造谎言。试问，人民什么时候赋予过官员的权力？人民什么时候行施过赋予官员权力的权利？这样的谎言重复得多了，窃来的权力也变得神圣起来了。窃取权力本来就是对民权的剥夺，制造谎言则又是对民意的奸污，可恶不？ 4、某某官员的行为，“可能影响政府公信力”。 这句话认可的根本性大前提，是政府是有公信力的，如果没有公信力，自然就不存在影响公信力的问题。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政府，不但是合法的，而且不能不是优秀的政府。这公信力本来是有的，如果没有某某官员的影响，必然还会更好！——看， 这支赞歌唱得很巧妙，也很有征服力吧？ 事实上，非民选政府，是不存在什么公信力的；如果有“公信”二字，非得选票支持不可，老百姓选得没选它，还有公信可言吗？以前老百姓之所以没选票还对之寄予希望，那不叫“公信”，而叫“公愚”。现在民众不相信政府了，那不叫政府失去公信力（它不可能失去自己本来没有的东西），而是民众有了公民智慧所赋予的穿透力。 5、“党内改革派”、“改革先锋×××”、“×××推动政改，可是孤掌难鸣啊”，等等。 如果说1989年以前有“党内改革派”的话，还能让人相信，因为那时主张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限制党权和政权的政改措施已开始启动，同时党内不少人有支持民间力量的表现，但是现在再说什么“党内改革派”，几乎等同于瞎编。首先找一找，谁是党内改革者？如果党内连一个改革者都没有，又哪能谈得上“改革派”呢？那个所谓的“孤掌难鸣”者，视川震十多万死难者的沉重代价为“多难兴邦”，而且连自己权辖之内的经济改革内容之一  —— 高税率都不肯降一毫半分，任那个高税率压得国人喘不过气来，空言几句改革就成了坚持政改的“改革者”？就是“先锋”？这显然都不是事实，但为了洗脑的需要，就非得瞎编不可，不但编造出一个“改革者”，而且不顾“孤掌难鸣”中的那个“孤”字，在纸面上扩大为改革群体——“派”，即“改革派”，并大量地永无止息地重复“党内改革派”，以便让天下人看到光明：党是好党，是开明的党，是有生命活力的党，是以天下为公的党，是有希望的党——党内的改革者是会降福于百姓的，自由民主会到来的！草民们，咱们由此达成“共识”，欢呼他，支持他，为党的新生而鼓掌吧！ 党内没有什么改革派，现今有的，只能是“微调派”和“死硬派”。“微调派”主张稍对统治手段进行调整，以求缓和社会矛盾；“死硬派”则要坚持一惯的铁血手段。两者都是以维护统治权力为目标的，连政治让步都谈不到。 6、“30年的改革，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近几十年汉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非“改革”莫属，“改革的成就”，是盛世大颂中的主旋律，是皇恩浩荡、统治合法的最大证明，经过几十年来日日夜夜的灌输，已深深地内化到国人的思维之中，也成了学者和文士们行文立论的强大的、不可动摇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所以早已处于理性的质疑之外，在舆论批评中具有“豁免权”，哪个敢对此说个“不”字，那是要“激怒天下”的，特别是要激怒“共识者”们的。 但是，民间的段子可不饶恕“改革”，请听： 城管又来了，小贩赶快跑！ 警察又来了，好人赶快跑！      叫兽又来了，漂亮的女生赶快跑！      改革又来了，全体老百姓赶快跑！ 老百姓为什么喊赶快跑？因为改革是抢劫老百姓的。不是这样吗？改革的要义是利益再分配，使之合乎社会公义，可是天下哪里见过这样的改革：越改，百姓越穷，官员越富；越改，贫富差距越大；越改，统治势力越强大；越改，民间力时越微弱；越改，环境越遭破坏；越改，平民生活越得不到保障；越改，官员越凶恶；越改，删文封博越厉害…… 这哪里是改革，分明是抢劫和固权！多年来把抢劫和固权说成改革，是为其开脱罪责，是为天朝的稳定建立举世奇功和百年大业啊！ 7、“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必然……” 这样的说法，是用经济学概念对中国的体制进行升级式的荣誉性表扬。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是不同的。命令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权力运作，说穿了是用长官意志加个人权力操控经济；计划经济的核心要素是科学原则，以事先可以认识到的科学性来指导经济运作。两相比较，前者充满了野蛮无知和不可饶恕的权力罪恶，后者能认识到和科学性虽然有限，远不如市场经济的实践性和高效性，但比命令经济则有相当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当年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而非命令经济，并发展到极致，增长空间已不大了。 中国1949年之后实行的到底是命令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事实证明，是罪恶滔天的命令经济，当年饿死四千万人的大跃进是命令经济的恶果，三峡大坝的后患、南水北调的蠢动、滥上高铁项目和血腥的强拆又无一不是命令经济的罪恶和变态性延续，均无任何科学性和合理性可言。现在，在不得不放弃命令经济后，把罪恶的命令经济说成计划经济，进行升级性表扬，对比出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经济增幅小，从而谱写中国改革开放的颂歌。这样的颂歌，隐瞒了起点：人家起点高，增幅就小些；你起点很低，稍放松一点就都成了“伟大成就”，而且“举世瞩目”！这如同光脚的终于穿上了丑陋难看的土布鞋，能展现出“惊人”的变化，而一向穿高档皮鞋的把普通猪皮鞋换成牛皮鞋，却并不引人注目。 8、“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这种貌似客观式的陈述句，是通过混淆视听、颠倒是非的方法来表扬当朝的——把当朝统治下的社会说成“传统社会”！如果中国现在是传统社会，那当朝是多么的宽厚和仁慈啊！可是，现在不是传统社会，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统治最严密的极权社会！传统社会已经远去了，连影儿都没有！ 传统社会不搞政教合一，最高权力者不是意识形态的化身，当不了皇帝加教主；传统社会都有深固的民间社会，结社和活动是自由的；传统社会政府不统管经济，经济所有权和运作权在民间，产业是私有的；传统社会新闻舆论是相对自由的，如清末就没有报禁。所以，传统社会的统治力量是较弱的，有可能改良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而这一切，极权社会都与之相反，不但被可怕的意识形态禁固着，而且政治经济，言论出版，全操控在统治者手里，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把如此狰狞可怖的极权社会说成能给自由之花提供沃土的传统社会，不能不是奉献给当朝的一支绝妙的赞歌！ 被这支赞歌唱得晕过去之后，忘记了改良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就会产生一种幻觉——啊呀，你看，我们的老爷总的来说还算是好老爷，会接受我们的改良要求的！ 当然，还不止于这八例，朋友们还可以说出许多。不过，仅通过以上八例，我们就领略到文人学士们赞美统治者的妙招。现在要问的是，原创者们如何能想出这样的妙招呢？回答是，根本用不着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地去想，只要站在体制内立场，本着体制内思维，怀着体制内感情，同时打着“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旗号，从求“共识”的愿望出发，便心有灵犀一点通，“戈培尔原理”就唾手可得，妙招就自然生成，嵌入社会评论类文章，充分发挥洗脑作用。许多人并不是此妙招的原创者，但自觉或不自觉地拾起这个妙招来用，那正是被洗脑的结果，也正是此妙招原创者所希望的。

反行：论黄翔诗歌中的声音，口头性和肉身性（米家路 辛月） Posted: 15 Jan 2013 10:43 AM PST （这篇旧文是我于2005年在匹兹堡举行的中大西洋亚洲年会上所做的英文发言稿， 由辛月女士译成中文。 辛月女士也扩展了原文的一下论点。 很遗憾本文未能讨论《野兽》一诗） 反行：论黄翔诗歌中的声音，口头性和肉身性                      米家路  辛月 哪一天你被割去了舌头 还可以用哑语作为表达 周伦佑〈模拟哑语〉#1 摘要：在当代汉语诗歌史中，黄翔无疑是极具独特性的一位诗人。以“反行”一词来观照诗人黄翔，可以发现，他总是不断地挑战时代赋予他的命运。而他的反行特质，又极大限度地在口头性、声音和肉身性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发挥。他声带的颤动和肉嗓子所发出的嘶吼，反复打破了固有的现实秩序和规则，重蹈自身的厄运，背离政治局势和主流，对抗官方意识形态，超越美学的限制和群体化的界限，拒绝阶级划分观念。可以说，他坚定不移地以“反行”的声音方式，在生命存在的声音；话语能动性的声音和社会实践的声音三个方面游离出了极端现代主义的精英路线，跃出了任何地缘和谱系上的定位，从而享拥了宇宙精神和身体的高贵统一。 关键词：反行；黄翔；口头性；声音；肉身性； 行动主义 一、“行”的多义性 题目中出现的陌生语词“反行”，初看上去难免令人感到困扰。这里使用“行”，是由于英文单词“line”在内涵上就极为丰富有趣，它包含了多重本义和外延。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中的界定，“line”具有如下定义，（1）生命线（命运的纹路）；（2）生活的定居之处 （标识出自己居住的地方）；（3）生活的标准、规定或者规律；（4）灾难或者不幸（厄运）；（5）一致（在一条路线上）；（6）服从政治与意识形态中的特殊政策（政治路线）；（7）一种限制或者边界（划清界限）；（8）等级或者区别（阶级路线）；（9）一排书面纪录或打印线（印刷线）；（10）韵文的一部分（诗歌的行或者节）；（11）家族的谱系（血统关系的排列）；（12）轨迹、道路或者线路；（13）显著的趋势或者走向；（14）行动、生活或者思想的线索等等。 若将上述关于“行”的多重定义冠之以前缀“反”（anti—），其意义就在“行”的基础上，带有了“相反或者反对，对立，反面或者反向”的意味。那么，将黄翔描述为“反行”诗人，恰恰是因为与之相对应地，也可以绘制出一幅有意思的诗人形象画面：作为一位“反行”诗人，黄翔总是善于不断地挑战着时代赋予他的命运，甚至因为排斥固定的居所而最终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散者。同时，他还反复打破固有的现实秩序和规则，重蹈自身的厄运（10年6次入狱），背离政治局势和主流，对抗官方意识形态，超越美学的限制和群体化的界限，拒绝阶级划分观念。他坚定不移地推崇着声音的实践，游离出极端现代主义的精英路线，跃出了任何地缘和谱系上的定位，从而享拥了宇宙精神和身体的高贵统一。 在我们看来，在所有的论述中，真正能够凸显和张扬黄翔这种“反行”特质的，无疑是他的口头性和声音，这是一种声带膨胀的独特体验，是肉嗓子所发出的喉音，也是他诗歌当中一以贯之对听觉、音调和动觉的偏好。研究者一度为黄翔赋予了诸多的称号，可以说，他已经被公认为“诗歌的野兽/野性的诗人”,“魔罗诗人”（ Mara-poet,）、“诗兽”（ monster poet,）、“战士诗人”（ warrior poet），“鬼魅诗人”（ ghost poet）和“嚎叫诗人”（howling poet）, 而我们以为，考虑到黄翔嗓音中发出的声嘶力竭的怒吼和嚎啕声，真正最适用于黄翔的名称应该是“恶魔般咆哮不休的诗兽”。 二、声音的民族国家特征 自1997年赴美国以来，诗人黄翔获得了奇迹般的再生。在中国的国土上，黄翔饱受了40年的沉默，而后又经历了连续10多年的监禁生活，此后当他重获自由时，难免惊异于全球文学共同体的生成。他重新开始书写着属于世界诗歌的别样景观，这种再次与诗歌所碰撞出的火花，不仅源自于他诗歌写作的高度理智和技巧，也更取决于他在诗歌朗诵和诗歌创作时嗓音中震颤着的爆发力。以这种“声音-口头”表达（vocal+oral）方式所呈现出的肉身性，几乎可以在诸多方面理解黄翔的诗人身份：可以将其描述为不一致或者异见的声音，这是一种长期压抑的共产主义政权中所坚持的自由精神；可以将其描述为口头朗诵的风格，因为贯穿半个世纪以来，黄翔都只能在当地的沙龙和群众聚集地大声地朗读着他的诗歌，并以此来作为他出版诗歌的唯一途径；#2 同样，也可以将其描述为诗人在发音上的补偿，以最为有力的方式使得诗意的行动主义（activism）介入到中国政治社会环境中。因此，也可以归纳出，黄翔口头声音的民族政治特征的三种构成方式：生命存在的声音（bio-ontology），以回归对于生命本身的自由追求；话语能动性的声音(linguistic speech-act and vocal writing) ，以语言本身的独立性力量获得大众的共鸣；社会实践的声音(ambiental activism and communal engagement)，以有效的声音方式参与到对意识形态的控诉中。 黄翔颇具特点的诗歌表达方式，返回到了声音当中，并在诗学领域提供了一种范例，就这点而言，在当代汉语诗歌乃至世界诗歌范围内，都是极具纪念意义的事件。 在狭隘意识形态的集权统治下，人民讲话的自由受到了抑制，人民表达欲望的声音更遭到了窒息。在这一背景下，黄翔清晰地意识到了声音器官（舌、唇、嘴、喉、牙、声门）的关键意义，并发觉到了声音（推进、振动、重音、音量、语调、语法的破坏、姿势、气息）的颠覆性力量。在诗篇 《终生失窃》中，黄翔施展出他作为诗人的声音独特性，以叫喊的方式洗劫着语言，嘶吼出在极权压迫下他声音当中的悲剧性幻象。 除了叫喊 我还能说出什么 我的嘴巴如仓库 洞开 语言被抢窃 一空#3 的确，在禁忌的时代，诗人的嘴巴如空空的“仓库”。但尽管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全然抑制了诗人黄翔发声的可能，但他却始终维护和保留着对于声音的一贯性坚持，正如在诗篇《我》中，他是那样坚定地写道，“我是一次呼喊/从堆在我周围的狂怒岁月中传来”(《我》)，正是这种一如既往的呼喊声，将诗人从狂怒的岁月中拯救出来，并且以更为狂怒的声音与这世界对抗着发出交响。诗人黄翔相信声音的力量不仅是绝对不能屈从的，相反它还会在压力下反弹出更为有力的声音，以拓展人类的尊严、真理和自由： 死亡不属于你 你是不可战胜的 是的 我相信自由不会闭上嘴唇 终有一天 你会从血泊中起来 你会十倍甚至百倍地千倍地 比今天强大 你将重新高举觉醒的旗帜 战胜那曾经用枪口对准你的 把人的权利庄严地大声宣布#4 诗篇再次开启“嘴唇”，让这种发声器官与自由结为一体，它穿透了死亡，穿透了枪口，在血泊中获得新生，以更为剧烈凶猛的方式，直击“人的权力”。    诗人并没有被任何压力淹没，反而在其中寻找着释放的突破口。所有的声音，混响着袭来，诗人将自我的声音以看似沉默的形式，抗拒着嵌入其中。正如在《大动脉》诗系的一个篇章《贝多芬》中，黄翔歌颂着狂欢的喜悦，交响乐中的活力和洪亮的旋律： 世界如粉末     金光灿烂的嚎恸的鼓声， 铜号声，喇叭声 乱蹄奔突 垂荡赞美力的流苏 雷声吞噬甲虫的浅薄 沉默动辄喷水的电鲸 幻想震碎宇宙的凸镜 梦指戳洪荒的船影#5 “鼓声”、“铜号声”、“喇叭声”、“雷声”，仿似爆炸般轰鸣着，而与之相对的却是“粉末”的“世界”。的确，这消声的世界是必然会走向粉碎的，而沉默的，也不必再沉默。诗人以幻想和梦的方式在“震碎宇宙”和“指戳洪荒”的行为暴力下，演绎出混杂膨胀中决绝的自我形象。 三、喧哗与狂饮的声音 黄翔最具表现力的口头声音是他的朗诵或者放声的诵读。尽管由于禁令他的诗歌仍尚未出版，但黄翔从边远的贵州到首都北京，在非官方的沙龙、当地群众的聚集地以及北京的林荫大道上，都曾朗诵过那些诗篇。他活跃而充满生气的朗诵为他赢得了“诗歌朗诵大师”的称号。准确的说，黄翔的朗诵是“生命投掷式”的。1969年8月5日，在他完成了具有纪念意义的诗篇《火炬之歌》之后，他在朗诵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几乎调动起身体的一切器官，在感情所释放出的波浪中，颤栗、勃发或者跃动出一连串的生命激流。听到过黄翔朗诵的人们，在与他轰动的诵读相碰撞时，也曾一度纪录下来了内心中的震惊体验： 随着情绪的高涨或突发，他会发出疯狂的暴吼，令人胆颤心惊。文革那些年，黄翔对《火炬之歌》的朗诵简直是疯癫又迷狂！对此，哑默多次对我作过描述；黄翔也常与我谈起他那“霹雳”似的诗歌朗诵所产生的摇滚乐般席卷听众的效应，他自己则“每朗诵一次”，就因浑身情感与力气倾泄净尽而“死去一次”。绷破和撕烂衬衣。咬破嘴唇。热泪飞溅。朝天吼诵黄翔对《火炬之歌》的朗诵，同样具有经典意味，我指出以下一点也就够了，那就是朗诵时的“人诗合一”。黄翔的朗诵以其“电动心灵的诗的生命力”不可遏止地勃发，出演生命嚣张时的激荡与疯狂！随着他那生命化声音的颤抖、呼唤、被激活的诗歌生命蠕蠕而动，犹如小兽低沉地喘息，缓缓爬行；然后渐次抬头，伸肢展腿，走动、跳动、激动、跃动，忽如雄狮抖擞鬃毛、突然疯狂地一声暴吼！随后是席卷一切的飓风呼啸，扫荡一切的雷霆震怒……诗歌就这样因了他的朗诵成了大生命纵情奔放的磅礴之音！#6 正是在这激烈而近乎迷狂的怒吼声中，黄翔如兽般，撕裂、紧绷、爆发，一连窜地向自我所渴求的自由发出死亡的咆哮。诗人所制造出的噪音，是一种狂欢式的喧哗。它激越而震颤，与大众一起呼唤着最接近自我生命追求的回声。1978年10月11日，黄翔与他的朋友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和天安门广场朗诵了他著名的史诗作品《火神交响诗》。黄翔根据记忆朗诵了他长达六百行的诗歌。他以惊人的高昂情绪毫无顾忌地向群众质问道，“为什么一个人能驾驭千万人的意志/为什么一个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当时已是情绪高涨的群众也齐声喊道，“是！”那晚，群众们一直聚集在大街小巷，借着火炬的光也试着一起朗诵诗歌。就在包括黄翔在内的四个诗人仍然待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放声朗诵时，便衣警察早已悄然出现在屋外的大街上，将他们围困在屋内。直到后来，他们才得知，那晚，中共中央委员以防止黄翔等人蓄意叛乱暴动进行了会面，并早已安排将他们的个人档案从贵阳空遣到了北京。#7 对此，诗人和批评家钟鸣对于黄翔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朗诵也曾作出过这样的评价，“当黄翔为我朗诵时，我有一种五脏俱焚的感觉，意义消失了，只有声音，声音。这时我才能体会，何以他说自己每朗诵一次就会死一次。”#6在黄翔的身体里仿似住着一只凶猛的兽，他曾经也写过两句话来描述他诗歌朗诵所释放出的力量：“诗是狮子，怒吼在思想的荒原上。”诗歌作为语言，成为一种在思想的边界上雄雄而立的声音存在。在他的长篇叙事诗《魇——活着的墓碑》有两节诗被命名为《遗书》，黄翔真实记录了诗朗诵的魔力、声音韵律的流动以及与饮宴狂欢的自由交融在一起的声音：[这是一个诗歌朗诵会，在一个隐秘的地点；/当我们走进会场，朗诵已经开始，/黑��的房子里涌动着黑��的人头。/只有一只蜡烛点在当中立着的柱子上，/朗诵者面临着飘摇又朦胧的烛火，/这一个朗诵完了，另一个又接着开始，/只能听见声音，看不见朗诵者的面部。/我选了一个角落，把自己躲在黑影里，/我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分辨各种声音。/墙外一阵又一阵巡夜的摩托车声传来，/每一个听众都提心吊胆，禁不住打着冷噤；/而我却径直地向一个声音的世界走去，/它比任何荡人心弦的音乐更令我迷惑。/千种生活在丰富的声音里重演，/百样性格在奇妙的声音里表露，/每一个声音都是一种独特的人生，/给人的印象、感受却各各不同。/忽然一阵沉寂，许久，许久又爬出一个声音，/它开始象种很软的东西踩在地上； 接着象一只豹子在岩石上磨着爪子，抖动皮毛， 终于暴发了一声吼叫，叫人毛骨悚然。 仿佛那豹子直向你扑来，要把你吞噬， 我吓得缩成一堆，双手紧紧地抱着胸口。 慢慢地，这声音变了，仿佛又偷偷出现了另一只怪兽， 这是一只巨鲸，它的身形几乎布满了整个房间， 它张开大咀，里面那幺大，伸手摸不到上腭， 所有的人全都象小鱼小虾一样进了里头。 我急忙想退了出来，它突然闭上了大咀， 黑暗中，我象只小鱼一样乱撞，四处不见出路。 这奇特的声音象浪潮一样把我包围， 我的身子瘫软了，任其将我淹没； 我想抵抗，我想逃脱，但我的挣扎徒然， 这声音牢牢地将我抓住，将我俘获。 它如此丰富地展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它令我惧怕又好奇，深深地把我迷住。#8 诗篇从“隐蔽”开始，房子里攒动的人头或者柱子中央的烛光、以及房间外巡夜的摩托车，并不能阻挡这“迷惑”、“丰富”、“奇妙”和“独特”的听觉感受。诗人抛去一切杂质，直抵声音。他瞬间将现实与布景置换为声音，全面地描述了在整个现场朗诵所带来的忘我体验。那看似精疲力竭的肉身“死亡”，使得听众在其中彻底地体验了诗性的自由，如猛虎出笼般地沉浸在物质化声音所带来的纯粹听觉感受中，这正契合了人类最自然的声音表达。可以说，这种来自于纯粹声音的诗性力量，是欲望爆发时不可遏制的动力源，因此，即使黄翔总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中，但他却从未放弃。 四、声音诗学    在当代汉语诗歌中，黄翔可能是仅有的一位在系统上建构声音诗学和诗歌朗诵体系的诗人。黄翔诗学核心中最为坚定不移的信仰便是口头和听觉艺术，他认为，这才是诗歌的根基。他所坚持的这种信仰，是一种平民主义的信仰，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已然取消了多种发声可能性，而黄翔的信仰，正体现了他对于诗歌自由精神的独特理解，就这点而言，他延续了其他闻名于世的诗人沃伦・惠特曼、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和金斯伯格等所树立的传统。 黄翔的口头诗歌理论可以被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就朗诵的发生空间而言，他认为诗歌必须从私人的研究、精英的沙龙以及矫揉造作的座椅上解放自己，直接走向街道、马路、广场和社会人群中。正如他在文章《留在星球上的札记》中所写到的， 朗诵诗是诗的一种性格，也许在今天的时代生活中是一种主要的性格。它不是一种姿态的亮相，而是一种行动的要求。 要理解朗诵诗，你就必须参与听众的群体；你就必须到群众集会上去；到大剧场去。 那儿，在成千上万的听众的眼光注视中，朗诵诗自如地呼吸着自身创造的紧张、热烈和集中的氛围；同时又被这种活的热辣辣的生命的氛围所感染。 那儿，朗诵诗不属于任何个人，它交给了听众全体，诗与听众合二为一，融为一体。 那儿，朗诵诗变态了，变形了。在听众的感觉世界里，它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那儿，也�有 那儿，在听众的心中产生着，形成着，完整着诗的形象的雕塑。#9                                             在黄翔的理解中，朗诵更带有运动的性质，他希望在群众的集会中，与听众齐声共鸣，将个体热烈的激情在群体中得到膨胀扩散。在这个层面上，黄翔无疑在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中，渴望获得一种颠覆历史时代的集体性共振效果。 第二，诗歌是行动艺术的一种。它演绎、流动、激发以及参与到了声音宣言的形式中。换言之，声音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它在时代背景与个人生活的双重奏鸣中，生动地波动着，呈现出一条具有勃勃生机的大动脉，贯穿着艺术和现实的生命。黄翔曾经写到： 诗是行动的艺术。那里面你必须听出诗人所生活的时代蹬蹬走响的两只大脚。让诗不仅生活 在书本中，纸面上；也生活在喇叭筒里，麦克风中，以诗的交响乐跳动在千千万万人的耳朵中，打击在时代的巨型键盘上。#10 倘若说，在诗歌当中，语词本身即是一种行动。那么，声音的行动力，更是迫切而激烈的。他直接作用于人的听觉，又深入地扎根于生活当中。在此基础上，这种交响乐般的艺术效果，已经演变为黄翔口头声音诗学的固定模式，他无数次地与时代共呼吸，又无数次地抵抗，似乎声音与生活之间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默契。只要诗人的生活还要继续，生命还在延续，那么，就无法抛弃这种怒吼。 第三，诗歌首先是声音和听觉的艺术。可以说，现代汉语新诗所面临的声音困境一方面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尤其是在反对极度精英主义（excessive elitism）、高度艺术现代主义理性（high-art modernist intellectualism）、政治逃避主义（political escapism）、隐喻性蒙昧主义 （figurative obscurantism）；另一方面则过多地沉浸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朦胧诗歌的书面印刷体形式中，无力于发出真正的口头性声音。而黄翔却截然相反地返回到了口头声音重拾和挽救了书面文本中所流失耗损的精神，向游吟诗人的口头传统、向声音、也向气息的流线回归。关于这种将诗歌从视觉解放出来、迈向听觉的尝试，黄翔写着， 我大声地赞美朗诵诗。我以为，它是具有运用声音表白一种思想、一种信念、一种情感的有社会成效的艺术。 它更多的是宏大、抽象的、概括的； 它比一般的诗包罗更多更广的空间；#11                                               它通过振动的声音来塑造巨大的形象；它有富于变化的声音的表情；它的完整的艺术形象成形于你的听觉中。黄翔试图将声音从书面形式的视觉禁锢中拯救出来，彻底打破诗歌书面形式的局限性，让诗歌在听觉中，呼吸自由的空间，从而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吸纳声音所要传达的情感、思想和信念。 第四，诗歌是一种三维艺术，不仅涉足朗诵，同时还与表演、舞蹈、 装置、  音乐、绘画和身体舞动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在黄翔诗歌中创造出了一个丰富而又超越的世界，可称之为 “星体诗人大爆炸”。如他在诗歌《立体写作》中所歌唱的， 写诗最古老的方式 用笔； 写诗最新的方式 用身体； 写诗最妙的方式 是倒竖着头颅 灵肉一体地 在虚无中 涂抹！#12 与古老的书写方式相比，诗歌与朗诵之间的结合，无疑是立体的。肉体膨胀、灵魂出鞘，让诗人仿似在多种艺术结合的空间中，处于星体爆炸的状态中。 就表现方式和演奏器乐而言，与西方齐唱、合唱以及交响乐为主的演奏传统所造成的恢弘跌宕感不同，中国古典音乐注重独奏独唱，以箫、瑟、笛、琵琶之类的丝竹管弦乐器为依托，音调相对舒缓平稳。但黄翔对于复兴口头性以及保留诗歌声音的救赎，却反应了当下世界诗歌的趋势，将游移于中西音乐形式的诗性表达得到了最大的发挥。这种趋势，尤其在美国极为盛行。结合黄翔的声音实践，就如同看到了当代美国最为流行的吟唱诗（rap poetry）、牛仔诗（cowboy poetry）、撞击诗（slam poetry）、独立诗（stand-up poetry）、表演诗（performance poetry）、口头诗（oral poetry）、视听诗（audio-visual poetry）和行为诗歌（action poetry）#13（Gioia 2005），可以说，综合了当下多元的口头文化因子，在低潜徘徊与慷慨激昂中，在孤声独奏与混响和鸣中，全面地将诗歌与音乐从传播形式上融合为了一体。 五、肉身化的声音: 殉道者的音粒 黄翔在他的声音诗学中最为完满地呈现了他诗歌朗诵的肉身性。尽管他的诗歌并不直接与节奏相关，然而他却爆炸般地成功创造出了流淌在诗歌内部的节奏和旋律单位。朱光潜在《论诗》中强调，外在的客观节奏与身心的内在节奏是交相影响的，诗与乐也是心物交感的结果，因而，音调的缓急，与筋肉、心力的缓急并行不悖，而呼吸的长短，也直接限制字音的长短轻重。高而促的音，会引起筋肉器官的紧张激昂，而低而缓的音，则让人松弛安适。“在生灵方面，节奏是一种自然需要。人体中各种器官的机能如呼吸、循环等等都是一起一伏地川流不息，自成节奏。这种生理的节奏又引起心理的节奏，就是精力的盈亏与注意力的张驰，吸气时营养骤增，脉搏跳动时筋肉紧张，精力与注意力随之提起；呼吸时营养暂息，脉搏停伏时筋肉弛懈，精力与注意力亦随之下降。”#14 黄翔在朗诵中，恰恰将节奏的自然需求以肉身化的形式凸显了出来，将声音流推向了爆发点的极端，如火焰似地生发出了高度混响效果，使得诗歌最为直接的表达和气息的流动感交融为一体。每一次朗读都如同重新创作了一次诗歌，以至于听众体验到了语法在重复中的丰富变化。如黄翔所觉察到，他可以在人群沉默时独自狂饮，又能够在人声鼎沸时孤自沉寂， 我旋转风暴而至 人群沉默不语 我喷涌海啸而至 人群沉默不语 我终于寂然无声 人群震颤不已#15 黄翔的朗诵超越了语言、文化和心理的边界，在某种意义上，他诗歌当中的语义认知主要源自于他使用充满活力的音节连续性地对声音的推进。他的朗诵为听众带来了愉悦、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和沮丧，这种复杂的情绪感，与传统诗歌精神正相吻合。 即使在没有听众的时候，诗人仍然在他声音驱动所带来的喉音颤动中享受着愉悦，创造出了一种集声音、姿势和周围环境为一体的理想世界，也创造出了一种凌驾于外部集权压迫之上的自我独立的诗歌王国。这一幕同样切实地发生在他的诗篇《暮日独白——枯溪之畔》中， 常常�有听众，一人独自朗�。 四壁之间，�言暴涨，自己�自己蒙头盖脸整个儿 淹�。 总有一团气，总有一团气，在体�泛滥，朝体外涌 出。终生星云回旋垒砌。晴光中，倒竖悬挂一道 雷声淋漓的 大 冰 瀑 天地之间展卷孤绝独处的 晶莹的 � 止   #16                 诗人已经完全彻底地陷入自己的声音世界里，他能够与孤独并生，又在语言的洪水中泛滥出内在的生命激流。而在这种自我释放的愉悦中，诗人在听觉的直接性和声音的同步性上歌颂绝对的精神再生，而最有力的证明恰恰是那句令诗人黄翔声名狼藉的宣言，“我每朗诵一次，我就要死去一次。”但是“有一千个听众，就有一千个陪葬者。”#17 在高度现代主义的世界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非个人化的文本，”后结构主义的“作家声音的消亡”以及“印刷写作的物质化崇拜”，而黄翔一以贯之地秉持 “大音写作，”不仅宣称了诗歌在听觉上的认同性，还宣称了在人类权利和人类尊严上所必须表达的精神自由。“大音写作”无论是直接地还是生理上地，都面向听众，同时也为听众而生。口头性，正如瓦特.翁(Walter J. Ong) 所指出的，拥有异于印刷和书面文化独特的品质：即“瞬逝的， 添加的， 直接于人类生命世界的， 众声喧哗的, 参与性的，传通性的，群体性的，当下的和稳态性的”#18。黄翔所提倡的“大音写作”，再次确认了口头诗歌的独特生命力，也确认了不可遏制的自由，以及诗人在表演中所产生的冲击感染力。只是黄翔义无反顾地把这种“大音写作”推向了极致，变成了一种烈士般的， 英雄主义的“绝唱，” 意在用这种异质的声音去抗衡， 消解那个泯灭生命及个性的压制性同质声音， 即牵制性的主流意识形态：“我就是语言中突围的恶魔/摇滚乐骚乱我的舞影/调色板颤动我的绝唱”。#19 毕竟“大音写作”是一种由声音器官打造出的肉身写作，是一种从“表象文本”（pheno-text）向“生成文本”（geno-tex）的根本跨越。 正如克里斯蒂娃 （Kristeva）所言， “表象文本，是交流中的语言，并成为语言学的分析对象；生成文本，可以凭借一些语体和语言要素发现它，尽管从本质上讲它不是语言”。#20 表象文本就是可感知的、可分析的、可用结构描述的符号意指系统和语言现象，它体现了结构和意义以及言说主体的有限性；而生成之文则是抽象的、文本之中语言意义的生成过程，它也是文本的一部分，它可能源于文本的无意识，通过节奏、语调、韵律和复述甚至叙述的方式等体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生成文本甚至破坏、分裂、扰乱了表型文本。 生成之文先于语言符号，是语言中的潜在驱力，文本意义生命力的所在， 是一种颠覆意指系统的异质象征行为。 黄翔打破了存在之文的书面局限性，以口头声音的方式，在生成之文中，不断地膨胀、跨越、颠覆，以独特的抗声，彰显诗歌的有声世界。 黄翔一系列“单字垂体诗”与“纵向语流”则是诗人狂动呼吸的结果， 它们体现了“大音写作”行为的生成性“音粒，”即声音的肉身化动态力度。 试举两首诗为例： 《独居室中》   《第二种生存》 水 骷 滴 髅 是白天唯一的 激动 风 如 景 鹳 梦 醒来 滴 发现 清脆如黑夜的 一片从未沾唇的 铃 蔚蓝 铛 天 淅淅沥沥的岁月 空 击 吐 响 出 囚犯光头 一颗含着太阳之核的 之 樱 磐 桃 滴 碑 穿 箴口如 沉 人 郁 死 千囚同此 亡 一 之 瞬 树 千梦同此 在日复一日的注视中 一 老 滴 去 它听见 梦中铜钯拍击 ……      …… 1990年4月11日 1991年1月14日               正如罗兰・巴特所提到的“大音写作”（writing aloud）他认为，“大音写作则不是表现性的；它将表达之任务交给了之表型文本，交给了传通之规则符码；它却属于生成之文，属于意指过程；它并非由戏剧式的抑扬顿挫、微妙的语势、交感的音调运载着，而是含孕于声音的微粒之中，此音粒乃音质与语言具性欲意味的交合，其因此而与语调一道也可以成为一门艺术的实体：左右自身身体的艺术……大音写作不属音位学，而属语音学；其标的不在于信息的明晰，情感的戏剧效果；其以醉的眼光所寻索者，乃为令人怦然心动的偶然物事，雪肌玉肤的语言，其类文，自此文处，我们可听见嗓子的纹理，辅音的水亮，元音的妖媚，整个儿是幽趣荡漾之肉体的立体声：身体之交合，整体语言之交合，而非意义之交接……使我们听见 喘息，喉声，唇肉的柔软，人类口吻的全部风姿（那声音，那写作，鲜嫩，柔活，湿润，微细的肉蕾，颤振有声，一如动物唇吻），就足可将所指成功地逐至边荒，把演员的无以命名的身体顺当地插入我的耳朵：它成肉蕾状，它硬起来，它抚摩，它抽动，它悸然停住：它醉了。”#21 从这段论述中，能够更为准确地捕捉到黄翔诗歌中的“反行”特征，即身体与语言超越了意义本身，而被赋予了独立的美学价值， “大音写作”与反行的“音粒”论述可表示如下图： 结  语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与歌本为一体，民歌与庙堂文学作为声诗的源头，与礼乐文明交织在一起，在内容上歌功颂德，在功能上倾向于宫廷礼仪活动，被用来“知兴衰”、“正得失”、“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一直长盛不衰，绵远流长。伴随着新诗运动的开展，封建伦理体系开始瓦解，诗乐逐渐分离，诗歌的音乐伴奏形式，在新诗的起步阶段开始退场，新诗的吟唱、歌咏功能也渐渐弱化了。但这种弱化，为新诗在口头形式上的分化提供了新的可能。口头声音，作为一种诗学传统，它非但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销声匿迹，反而愈加表现出其综合性。它集合了表演、舞蹈、 装置、 音乐、绘画等多元艺术形式，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激荡中熠熠生辉。 在当代汉语新诗中，黄翔无疑是独特的，他不仅秉承了口头声音诗学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还介入到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中，在历史语境的局限中发出了兽般的怒吼。也正是这个原因，黄翔甚至被尊称为“中国的沃伦・惠特曼”或者“中国人的良知”。赴美使他在艺术上获得了奇迹般的再生。他惊异于全球文学共同体的生成，开始重新书写世界诗歌的景观，这不仅源自于他写作诗歌的高度理智和技巧，而更取决于他在诗歌朗诵和诗歌创作时嗓音中震颤着的爆发力。 全文在三个方面概括了黄翔口头声音与肉身性特质：即生命存在的声音（bio-ontology）；话语能动性的声音(linguistic speech-act and vocal writing) ；社会实践的声音(ambiental activism and communal engagement)。黄翔调动着诗歌中的语词，不断地变化着回到口头声音，从而对文学在当代世界中所预设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通过将黄翔的口头声音写作搁置于高度现代主义，“非个人化的文本,”后结构主义的“作家声音的消亡”以及“印刷写作的物质化崇拜”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搁置于惠特曼、聂鲁达、尼采、兰波、金斯伯格、马雅可夫斯基的口头声音实践中；搁置于沃尔特・翁在虚空的数字化时代建构的口头和书面语的理论中，分析了口头声音在黄翔诗歌中的三种作用，一方面挖掘诗人是如何以诗歌的口头方式介入到中国社会政治语境中的现实穿透力，另一方面则探讨诗人以他诗性的声音抵达大众社会所采取的姿态。综上，可以说，诗人黄翔的口头声音与肉身性，不仅宣称了诗歌在听觉上的认同性，还宣称了人类权利和人类尊严上所必须的精神自由。 注释： 1周伦佑〈模拟哑语〉， 《周伦佑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6）， 页45-46。 2 傅正明：《黑暗诗人：黄翔和他的多彩世界》（纽约：柯捷出版社2003） 3  黄翔：（终生失窃），《诗—没有围墙的居室》（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3）， 页97。 4 黄翔：（不，你没有死去），《我在黑暗中摇滚喧哗》（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3），页11-117。 5 黄翔：（大动脉），《裸隐体与大动脉》（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3），页86-87。 6 张嘉谚（精神生命的癫狂纵欲）收入黄翔诗歌系列《诗—没有围墙的居室》（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3）， 页164-172。 7 钟鸣：（南方诗歌传奇）转引自 张嘉谚（精神生命的癫狂纵欲）收入黄翔诗歌系列《诗—没有围墙的居室》（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3），页164。 8 黄翔：（遗书）， 《活着的墓碑：魇》，（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3），页27-29。 9 黄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记）， 《沉思的雷暴：太阳屋手记之二》（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 页34。 10 黄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记），页36。 11  黄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记），页36。 12 黄翔：（立体写作），《总是寂寞：太阳屋手记之一》（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页68。 13 Gioia, Dana. Can Poetry Matter? : Essays on Poetry and American Culture ( Saint Paul: Graywolf Press, 1992)；“Disappearing Ink: Poetry at the End of Print Culture.” 来源：<http://www.poems.com/essagioi.htm1>浏览日期：2005 年五月六日。 14 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页91。 15 黄翔：（朗诵）），《总是寂寞：太阳屋手记之一》， 页40。 16 黄翔：（暮日独白）《诗—没有围墙的居室》（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3），页116-117。 17 黄翔：（中国诗歌的摇滚）《我在黑暗中摇滚喧哗》（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3），页151。 18 Ong， Walter J.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Routledge，1988）， 页69。 19 黄翔：（中国诗歌的摇滚）《我在黑暗中摇滚喧哗》， 页 150。 20 Kristeva， Julia.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页7。 21 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文之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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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拓展自由 保守自由（采访人 萧三匝） Posted: 18 Jan 2013 02:40 PM PST 刘军宁 “我基本上是脱离了社会和学界的人，不参加学术活动，不讲课，不去高校，我编的书、写的书都很少。”刘军宁说自己是一个思想个体户。 但在笔者采访过的知识分子中，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不少人对他的评价却是“刘军宁很重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在北大读博士算起，多年以来，刘军宁试图阐发、打通中国思想传统与自由、民主、宪政的关系。他把自己的思想追溯到柏克的保守主义。而在中国语境下，“保守主义”几乎是腐朽、反动、复古，甚至滑稽的代名词，“保守主义者”最好的LOGO或许是辜鸿铭的头像。 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因为在刘军宁这里，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而不是保守残渣霉菌的主义。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又并不完全相同，这是刘军宁倡导它的原因。 刘军宁的思想取径使他很容易遭受来自传统原教旨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两方面的诘难，但这不会使他改变自己的看法。他的口头禅是苏格拉底式的“对不对”，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他对自己的说服能力是有充分的自信的。 保守主义保守的是自由 你倡导保守主义，但我知道你对保守主义各个流派并非全部赞同。简言之，你赞成哪一种保守主义，反对哪一种保守主义？ 刘军宁：准确地说，保守主义的源头只有一种，就是柏克的保守主义，我认同的是柏克的保守主义，或者说辉格党人的保守主义，以及今天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的那种保守主义。梅斯特、俾斯麦、曼海姆、黑格尔的保守主义我都不赞同，特别不赞成维护王权专制的保守主义。 蒋庆认为你歪曲了柏克的思想，他认为柏克主要是保守的，因此柏克可以作为新儒家在思想上的外援，而你认为柏克主要是自由的，但对蒋庆的文章你没有正面回应，为什么？ 刘军宁：我已经在最近一版的《保守主义》附录中做了回应。柏克是不是辉格党人？作为老辉格党人的柏克是不是以保守自由著称？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不是因为法国大革命破坏了自由的传统？在西方的今天，英国的保守党也罢，美国的共和党也罢，认同柏克，就是因为他保守自由。他说柏克主要是保守的，我说柏克是保守自由的。“保守”是一个及物动词，它必须有宾语，对不对？我们看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还有柏克的其他著作，柏克最致力于捍卫的就是英国的自由传统。 保守主义既然是保守自由传统的主义，那为什么要单独把保守主义从自由主义里提出来？ 刘军宁：保守主义常常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它和纯粹的自由主义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保守主义者从信仰、道德、宗教、历史传统的角度来看待自由主义，而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不注重宗教，不注重历史与传统。还有一种自由主义者不太关心道德，只关心经济，特别是经济学领域的自由主义者。即使是这样一些自由主义者，在美国都被认为属于大的保守主义阵营，只是不在保守主义阵营的核心。 传统是选择性的 如果说在英国历史上，早就存在自由传统，因而保守意味着保守自由的话，那在中国并无自由的传统，中国的儒家传统主要还是“三纲五常”那一套，那么在中国如何保守自由呢？ 刘军宁：中国的传统绝不只是儒家的传统，而且儒家的传统也不只是“三纲五常”。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孔子思想中有他自由的一面，但是这一面恰恰被人们忽略了。比如，他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显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态度。再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一个大致的人人平等的思想，甚至包括讲仁政、反霸政、反苛政思想都是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因素在里面的，但是这些东西恰恰被人所忽略了。多数的儒家学者要么研究心性之学，要么去变相地强调“三纲五常”。 但毕竟自由在孔子的思想里不占主流。 刘军宁：儒家的思想占主流，自由的传统在儒家里面却不占主流。中国传统中的自由思想，也绝不仅限于儒家。中国先秦的诸子百家，如老庄甚至杨朱思想里面都有很多自由主义的因素。 很少有人承认中国有自由的传统，但是也很少有人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存在专制传统。然而，专制是针对剥夺自由而言的，如果没有人要自由，会有专制吗？所以有专制的存在就证明有人要自由。我们只能说中国的自由传统长期以来受到压制，它没有像英美那样成为一个制度化的东西，没有占主流，但是没有占主流不能说它没有。在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当中，自由思想占主流才多少年？另外，哪个公认的自由主义国家，其自由传统仅仅来自于本国？它们的传统都来自于全人类。那么，又凭什么要求中国的自由思想只来自于中国？ 所以你讲传统不是静止的，是动态发展的。 刘军宁：传统是选择性的。没有一个人有能力继承历史上的全部思想，我们说一个人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自己认为对的那部分去放大它，阐发它，这有什么不合理呢？孔子思想中自由主义的因素为什么没有被发扬光大？是因为一代代的儒家把他选择掉了，他们不去放大孔子思想中自由的那一面，而是放大“三纲五常”那一面。所以从董仲舒开始到朱熹，孔子的思想慢慢变成了一个跟专制王朝、跟专制王权彻底结合的思想。 从尊重传统的角度来讲，甘阳有个说法叫“通三统”，他希望把中国古老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还有现在搞的市场经济的传统综合起来。你怎么评价他？ 刘军宁：一个国家可以有好几尊神，但是一个人不能同时信两尊神。 谁在伪托传统？ 有的学者担心你会为了证明传统思想中包含自由民主因素而刻意伪托传统，就像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那样，这种担心是否多余？ 刘军宁：康有为说孔子真的是要改制的，我没有说，我刚才引用的是孔子的原话，那我伪托什么呢？我写《天堂茶话》，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虚构的作品，我没有说我讲的每句话都是孔子和老子在历史上说过的。那怎么能说我是在伪托传统呢？有人写《道德经》与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不是伪托？孔子那时候有企业管理吗？写老子与孔子的美学思想、教育思想是不是伪托？孔子提过美学吗？而且《道德经》是不是政治学著作？黄老之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有过？ 你曾说：“我们不要问中国传统曾经是什么，而是要问如何通过选择、演化、引进和共享来重塑中国传统”，对此，你有哪些具体的心得？ 刘军宁：圣经里面并没有关于宪政民主、三权分立、法治思想的任何直接地表述，这些思想是后来一代一代释经者把它阐发出来的，我们能说他们刻意歪曲了圣经吗？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里面也没有关于共和、民主、宪政，也没有财产权、法治、个人自由的直接表述，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有自由的传统，我们能不能把它演化出来？证明中国没有自由传统，比证明中国有自由传统要难得多，因为人天性就要自由，除非你证明中国人不是人，中国才没有自由传统，证明中国人不是人容易吗？ 而且证明中国有自由传统这件事情也更有意义得多。 刘军宁：说中国人到我这一代才开始要自由，以前的人都不要自由，那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自由展开、遭受挫折并再展开的过程，每个国家和民族都要自由，只是或多或少有程度的不同。就连专制者也需要自由，而且他们要多于社会所能提供的自由，只是他们不给别人自由。 对于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或转换性创造，你有哪些具体设想？ 刘军宁：我写《天堂茶话》就是涉及这个问题。《天堂茶话》我想用81章把它写完。如何实现孔子思想的创造性转换，你得知道哪些成分是可取的，哪些成分是不可取的，哪些成分是需要放大的，哪些成分是需要淘汰的，我们得把这些成份从原文中找出来，所以我写了《孔子思想中的自由与专制》。 想保守自由的人都是保守主义的同盟军 我感觉新儒家中的陈明的看法与你略为接近。 刘军宁：陈明是我的朋友。我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陈明主要是关心儒学，我只沾了一点点儒学的边，所以我跟他没有对撞。 你对中国的保守主义先驱严复怎么看？为什么他会被新权威主义拿来当成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刘军宁：严复并不是中国保守主义的先驱，只是我们今天追认他身上有很多英国思想的色彩，而这个英国思想的色彩和英国的保守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英国的社会主义都带有保守主义的色彩。 严复并没有太多地讲过柏克的东西，他介绍了很多穆勒的思想。穆勒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一点在严复的政治哲学当中有很强的体现。严复珍视自由，但是他把自由当做手段，当做追求国家富强的手段，而不是以个人的自由本身为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严复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当他把自由当做一个功利的工具和手段的时候，他不免要被专制主义者、王权主义者、威权主义者所利用。但是跟同时代其他人相比，他已经很保守很自由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严复认为老子的东西是非常民主、非常自由的。很多西方人都认为，老子的思想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源头。 在中国现实环境中，保守主义的同盟军是谁？ 刘军宁：在中国，哪些人可能接受保守主义？我想首先是要自由的人吧，他一旦得到自由以后他就要保守自由。要自由的人、保守自由的人、有信仰的人、相信超验道德秩序的人、有敬畏心的人都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保守主义者。总之，在我看来，想保守自由的人都是保守主义的同盟军。 相信超验道德秩序的人？ 刘军宁：对，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一些自由主义者走不到保守主义者这一步？因为他不了解、未体悟这一点。 但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而不是超验的道德秩序。 刘军宁：但是在西方，经验主义的背后是宗教！他们相信在冥冥之中有一套超验的道德秩序，它转化到民间来就变成我们所要的政治秩序。所以超验和经验并不矛盾，而且超验秩序是在一代一代的历史传统当中体现出来的。 在西方，宗教传统和官员当官的动力之间是什么关系？ 刘军宁：在民主政治下，当官首先是公共服务精神的体现。布隆伯格当纽约市长，不领工资，坐地铁上班，施瓦辛格也是这样的，这叫公共服务精神，是最主要的。 第二，做官能满足他个人的成就欲。比如对布隆伯格而言，他可能会想，他不仅能管理好一个企业，还能当纽约市长，当了市长哪怕他不拿钱，他也有自我成就感。 第三，做官荣誉显赫。荣誉本身也是值钱的，很多人愿意花钱买显赫。 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就变成共产主义了 你说过，中国近现代的激进主义有两种类型，其中一种是与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谁？ 刘军宁：胡适、陈独秀。 胡适不能叫激进吧？ 刘军宁：当然是。他当年是激进的，他极端地反传统。 那是文化观念上的激进，政治上他一直是妥协的。 刘军宁：他政治上是妥协的。那激进主义的另外一个代表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也不能叫自由主义者。 刘军宁：陈独秀早年接受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主张，直到后来仍然有很多自由主义的成分。他们两个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激进主义。陈独秀不仅代表了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还代表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陈独秀成为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以后，他就跟自由主义是两码事儿了。 刘军宁：在建党的那一段时间，他跟自由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儿了。但是他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以后，又回归到温和的自由主义上来了。胡适是一个很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早年文化上反传统，政治上对计划经济很向往。因为他的导师杜威在美国就是一个左派，而中国人都把杜威看成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说明中国人不了解美国的思想。 那可以说在政治上，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很少的。 刘军宁：政治上激进主义就变成共产主义了，就不是自由主义了。 社会民主主义是灾难 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这会不会使中国未来走向社会民主主义？ 刘军宁：社会民主主义是灾难。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人，说中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但中国从来也没均过。所以依我看，中国走向保守主义是很难的，但这对中国绝对是好事；中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也很难，这对中国是坏事。社会民主主义把国民的惰性全部都给调动出来了，把政府和官僚再次养大养肥。 在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现依托于一个很小的国家和高度廉洁的吏治，这在中国从来没出现过，我甚至看不到在中国的将来会实现像北欧那样的廉洁的吏治。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分配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只要政府官员一腐败，他把手中的资源就变成了自己的福利了，这样就变成了要么是杀贫济富，要么是杀贫富济官僚。 北欧国家的吏治为什么能好呢？ 刘军宁：它们有清教徒的传统，民族很单一，国家很小，像丹麦才几百万人，相当于北京的两三个城区的合并，所以监督也相对容易。北京要在几个城区实现高福利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中国这么大，就很难了。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这样缺乏宗教精神的大国，要把民主社会主义搞成功是不可能的？ 刘军宁：既使搞成功，也不是好事情。所以不论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理想，还是作为一种现实，中国都很难具备。作为理想没有必要，作为现实不可能。中国会出现越来越高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呼声，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而且我们会看到，既使在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党打着响应民粹的诉求上台，但到后期，执行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政策。搞资本主义这一点是不变的，但是国家遭殃了。 也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不能搞，关键是要在民主自由已经实现的基础上搞。 刘军宁：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来说不是一个国体，只是一种放大国家权力，把资源往官僚手里集中的福利政策。所以在实现民主化转型之前，中国不可能搞福利社会主义，只有搞俾斯麦主义，俾斯麦主义是跟专制结合在一起的。 缩小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自由 保守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结果平等和福利国家，这是否意味着你不赞同罗尔斯？ 刘军宁：他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我对他是不赞同的。 那保守主义对经济平等怎么看？ 刘军宁：如果经济上的平等是指人人开公司的权利，那保守主义最重视不过了；如果说经济上的平等是均富，那保守主义坚决反对。 那你赞成缩小贫富差距吗？ 刘军宁：我当然赞成缩小贫富差距。但是反对用压制民间资本的方式，反对用增加官富的方式来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差距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自由，如果你要让政府权力来缩小差距的话，只能扩大差距。中国的现在贫富差距是实行资本主义造成的，还是权钱勾结造成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一个谎言，我只看到权贵，没有看到资本主义。 但权贵的自由与弱者的自由的内涵和质量显然是不同的，权贵有一掷千金的自由，有穷奢极欲的自由，但弱者可能只有维持生存的自由。也就是说，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不可能是完全自主自立的，总是会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刘军宁：恰恰是自由越充分的地方，基尼系数相对才低，经济上越不自由的地方，基尼系数才越高。 但即便实行完全意义上的自由，大家的机会都比较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刘军宁：没有可能，你举一个例子说我听听。 从逻辑上来讲，因为每个人天生禀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出生在偏远山区和出生在富豪家里的两个孩子，这两个人都很聪明，但是因为他们接触的信息不一样，他们的机会就不可能平等，最终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平等。 刘军宁：这是静态的看法。财富是流动的，人死了也带不走，它就会产生倒手，有倒手，新人就有机会。只要社会是充分自由的，财富、机会就会在社会各界当中不断循环。恰恰是没有自由，你阻止它循环了，那穷人就永远是穷人了。  可能长期而言，你说的这个规律是存在的，但短期内的不平等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事实。 刘军宁：那你要追求长期的平等还是短期的平等？ 那在实现自由民主的基础之上，还需不需要去调整结果平等？ 刘军宁：我认为由政府来调整越少越好，由民间来调整越多越好。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国家，也是慈善最多的国家。我们相信共同的人性，你看不下去了就会救助别人，现在北京人不是连小狗小猫被打都看不下去了吗？恰恰是富人越多，给穷人帮助的可能性才越大，如果大家都是穷人的话，谁帮谁呢？所以我反对一种相濡以沫的社会，我希望相忘于江湖。相濡以沫说明这个沟里面已经没什么水了，大家不久都要死了。相濡以沫感人，但是糟糕；相忘于江湖冷酷，但是人人活得自在。我希望大家最好别被逼到相濡以沫的境地。 但有一种意见认为，在现实社会中，过分地强调自由和过分地强调平等，都会是灾难。 刘军宁：这又是一个最常见的错误，我即便过分强调什么，社会也绝不可能按照我说的办。这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局面，因为社会是自动平衡的，当一部分人强调一些东西，一定会有另外一部分人强调另外一些东西，我们要相信思想的自由市场。 我为什么要强调反对国家去干预经济，反对国家去强制地均贫富？因为我知道我随便怎么说，国家都不可能全盘接受我的看法，我怎么强调都只能打动一小部分人，所以我再怎么强调自由都不过分，我强调够了都不一定够，我要强调不够的话就更不够了，我只能朝够了去强调。我明知我说的绝对不可能被国家全盘接受，我就可以放开说了，这样起码能给一些人以警醒，对不对？ 思想人物是不是就应该保持纯粹？ 刘军宁：要把你坚持的道理说透。 不要问要不要救火，要问怎么救 还有一个悖论性的问题，保守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有人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有推进现代化的责任，因此在这个重要的过渡阶段政府需要维持较大的权力。你怎么看改革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刘军宁：转型是为了摆脱威权专制，而你要塑造一个威权专制来转型的话，这就不是转型了。另外，在转型过程当中，威权是你怎么消解它都还在那个地方的，你不需要树立它都很强大，如果说威权本身很弱小了，中国已经不存在转型的问题了。所以不存在说咱们怎么样塑造一个强大的威权以实现转型的问题。 你要知道，在转型时期，一个政权要加强权威的话，他必须有民心，这就是一个悖论了。你想在转型过程当中树立一个新权威，它的威信从哪儿来？如果民心已经失尽了，威权何以立足？晚清末年，朝廷已经搞预备立宪了，可是社会已经对朝廷没有信心了，不给它时间了。 所以，转型一定要从削弱国家的权力开始，而不是从强化国家的权力开始。 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都赞成政府应该少干预市场，但资本主义必然面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到来后，几乎所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人物，都会选择用政府的力量干预市场，这是为什么？ 刘军宁：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在于人的能力的有限性。经济危机是人造成的，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哪儿有人哪儿就有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出来已经很多年了，它能避免经济危机吗？凯恩斯主义假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它解决不了，它甚至加重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次看美国金融危机跟“两房”有关系，“两房”恰恰是凯恩斯主义的产物，是大萧条时代罗斯福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吞下的两幅药，这次发作了，药本身造成了新的危机。 在危机很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是不是也不尽情理？ 刘军宁：你家失了火，你没有能力去救，消防人员当然要去救火，但是他必须尽可能地不破坏原状，而且一旦完成任务，应该第一时间撤出，不能救完火就在人家家里住下来了。 火灾发生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救的，但你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救还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救，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政府对花旗银行、对福特，它是通过购买它们的一些股权，然后在资本市场上退出这种方式来救的，这完全是用市场经济的方法来救。所以我们不要问要不要救火，要问怎么救。 民主国家不是强权，独裁国家不是公理！ 如果说西方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中基本都能遵循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为什么在国际事务中往往执行“强权即公理”的信条？ 刘军宁：你怎么看“强权即公理”？你认为有道理？ 现在这个世界毕竟还是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出现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现实中可能还是首先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的，所以要在国际政治中实现民主秩序还是比较难的。 刘军宁：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有问题吗？保护本国侨民有问题吗？人道主义干预有问题吗？我们的世界历史教科书里面是怎么批判张伯伦的？张伯伦跟纳粹德国媾和，任由希特勒侵占波兰，这被指责是搞绥靖政策。美国如果任由伊拉克威胁周边国家不管，国际舆论骂它是绥靖，如果它要去管，其他国家骂它是单边主义、骂它强权。对历史的评判不能搞两套标准。 那你是否认为“强权战胜公理”在国际社会当中根本不存在？ 刘军宁：要我看不存在。二战结束以来，或者甚至从20世纪初以来，世界上的民主国家越来越多了，但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少了，整个国际社会是趋向于一个更加和平的国际秩序。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越来越小了，所以从长趋势来看，我们看到公理越来越占上风了。 那咱们讲五四运动，日本提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他们，而且得到了当时的巴黎和会的认可，北洋政府当时寄希望于国联，但国联根本不站在中国一边，这难道不是“强权战胜公理”吗？ 刘军宁：那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当时列强在巴黎和会转让的也是它们各自的殖民地。它们这样做是基于与中国以前签订的条约。你可以说那是不平等条约，但是那就变成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强迫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列强能够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很显然，这个政权本身有问题，它对内专制，对外卖国。它对内越专制，对外越卖国。 不平等条约之所以签订，主要是因为两个国家实力不平等嘛。 刘军宁：不是实力不平等，而是各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不一样。美国的国力是从哪儿来的？是从美国的八旗那儿来的吗？我们不能把一个因果链的其他环节全部排除掉，只把中间的一个环节放大了。 你是从根源上来说这个问题，我是从现实中来说这个问题。 刘军宁：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说到根源上。作为中国人，把问题推到列强身上很容易，但中国问题因此就解决了吗？我们不能光看到别人船坚炮利，我们要看到别人船坚炮利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中国有5000多年的历史，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却为什么连船坚炮利都做不到？可是，人家有一百年就做到了。 “强权”这个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词，不构成一个有效的解释，除了遮蔽了中国的问题以外，不能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二战时美国帮中国打日本，美国得到什么了呢？它占领了你的地方了吗？它像苏联兵一样横扫掠夺东北了吗？ 它帮助中国，也是怕战火烧到它本土嘛。事实不是证明日本后来还是进攻美国了吗？ 刘军宁：那它直接打日本本土不就可以了吗？它为什么还到中国来？它去打中缅边境，是给谁打通的供给线？是给中国吧。中国人总是用别人的利益来解释别人的行为，那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事了。 现在好多人认为，我们一直以受苦受难的情绪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所以也老是以这种受苦受难的心态和眼光去看别人。 刘军宁：就是羡慕、嫉妒、恨嘛，这是很不好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民族区域自治是变相的民族隔离政策 你主张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联邦共治，但中国边疆都是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如果他们不愿意加入联邦怎么办？ 刘军宁：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历史上的分裂，并不是因为中国实行了联邦制度，而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很多国家因为实行联邦制，不仅没有分裂甚至越做越大，像美国那样的，由13个州变成50个州。换句话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永远不能保证地方不分离出去，像在南斯拉夫我们看到的那样。 但是搞联邦制也不能保证地方不分裂出去呀。 刘军宁：哪一种风险更大？哪一种给人民遭受的苦难更多？哪一种行为更容易引起仇杀？ 请你再分析一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刘军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在当地人和后来的人之间画了一个界限，在每一个人身上贴一个标签。你要在美国人搞一个黑人民族自治区会怎么样？换句话说，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一个变相的民族隔离政策，隔离的结果就是加剧身份的差别，加剧仇视、加剧互相的不理解，使这种隔离永久化、制度化。长期下去，一旦散了以后，你根本就拢不住。况且，你要在每个人身上都贴一个标签，最后就会导致作假。生孩子、上学、提干就说自己是少数民族的，这有意义吗？每个人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个人的事情，国家要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 文艺复兴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和宪政的过程中，你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是什么？ 刘军宁：知识分子分两大群：一种叫主义型的知识分子，一种叫问题型的知识分子。从这两个方面做工作，都可以给中国提供很大的推动力量。对前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多谈主义少谈问题，对后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更关键的还是前面的多谈主义的学者，他的推动力量更大。因为他给后面的一类人提供思想的武器。 我感觉现在知识分子的观念缺乏真正的社会力量支持。 刘军宁：这很正常，即使有社会力量，学者也不可能是主角。 中产阶级是主角吗？ 刘军宁：等着看吧。 你几年前一直倡导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以此发现个人的价值，但后来的反响好像并不热烈，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刘军宁：作为单篇文章来说，我没有一篇文章比这篇的反应更大了。这篇文章我从构想到完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它所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一个个人发起的民间话题引起了这么大的响应，直到今天我还看到陆陆续续的这方面的文章出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文艺复兴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做出来要靠社会环境，文艺复兴怎么才能更广泛地传播，我想可能还需要文学艺术界的参与，而不仅仅是思想界的提倡。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不关心思潮，文艺复兴如何才能落到实处？ 刘军宁：你说得对。第一，文艺作品需要很长的周期来显现；第二，绝大部分人都是无关文艺复兴的，所以才会使极少数的文艺复兴经典作品出现。文艺复兴在西方是一个持续三四百年时间的运动，所以在中国时间长是很自然的。文艺复兴沉默了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又会有人说文艺复兴，然后再沉默一段时间又出来一些作品，过了几百年之后，我们才把它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也是后来被命名的。 但是目前文学艺术界对此确实不积极。 刘军宁：我还是看到了很多东西，当然，有普遍影响的经典作品还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要等。新文化运动也就出了胡适、陈独秀他们几个人，大部分人都没有响应。一场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有几个人发言就足够了，如果大家都在说这是场思想运动，那它就已经完成了。 保守主义强调在消极自由基础上的有序的自由，但对中国来说是如何获得自由，对此你怎么看？ 刘军宁：首先我觉得中国人手头都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自由，那每个人都应该去守住自己的自由，捍卫自己的自由，扩展自己的自由。当然这也是对你的创意的挑战。捍卫自由从来不是便宜的，从来不是廉价的。 刊载于 萧三匝：《左右为难：中国当代思潮访谈录》 福建教育出版社

卢惠龙：《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 Posted: 18 Jan 2013 02:35 PM PST 这是1994年，经王元化的推荐，《顾准文集》走进了我所在的贵州人民出版社。此前，文集在上海学林等一些出版社飘移过，未果。 这个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顾准，1949年官至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 顾准却两次划为右派。1980年，恢复名誉，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万里、黄克诚、方毅、谷牧、张劲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顾准曾经追问过"娜拉走后怎样"，也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1957年，他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非常大胆和超前，是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先驱。 《顾准文集》由其弟陈敏之作序。全书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经济文稿，包括《关于海上的文明》《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辩证法与神学》等。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的精神。 这本文集今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无法断定。但它不会湮没于历史的洪流中。我以为。 这固然不是顾准唯一的著述，他早在1934年就完成过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大学采用。到上世纪50年代被打为右派前，发表过《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对经济学、会计学、政治学研究颇有建树。 以后，灾难不断，他完全丧失研究、写作的条件，这本文集中以通信形式写的二十来篇笔记，是他在那个"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里，写给弟弟陈敏之的书信。他的思想从未停歇，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1975年以后，他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和伯林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 《顾准文集》有不能出版的理由吗?经总编辑会论证，报贵州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决定出版。我社政经编辑室的杨建国担当责任编辑，曹琼德封面设计，送湖北襄樊文字603印刷厂印制。354千字，32开，首印8000册。 《顾准文集》一面世，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 顾准所倡言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他论述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做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普遍受到热议。对于深化改革，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前景，引起普遍关注。人们展读顾准，不仅对顾准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才气由衷折服，也对他长期忍受地狱之火煎熬，却以非凡的胆魄探索未来改革之道的人格魅力，深感崇敬和震撼。 王元化这样评价顾准："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他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李锐说："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 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包括：革命的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革命成功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等等。" 李慎之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并说："有人说，自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王蒙说《顾准文集》中有关欧洲史、经济学部分我浅浅地看了一遍，但《顾准文集》里面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看得实在是入迷。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个概括，是顾准最自觉地、而且是最早地论述这一过程。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充满血泪、疯狂、热情、失望。充满痛苦的一个过程。 陈乐民说"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叹"。林贤治说"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使命"。 朱学勤说，"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顾准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顾准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他拥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运思，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文字，才引起真正而非虚假的共鸣。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 电话频频，索要者甚众，社里库存很快告罄，只得加印。 正在这时，我们出版社被告知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参加吹风会，要吹什么风，不知道。我作为出版社总编辑去了。 吹风会两天。第一天务虚，出版局局长在座。会议室四周陈列了他们认定的近期有问题的图书。要出版社老总们自己看，问题在哪里？第二天务实。第一个问罪的是黑龙江的社长，这么淫秽的书，你们也敢出？而且是你终审。黑龙江的社长顿时痛哭，说他正在住院，责任编辑把书送到病床边，请他签发。他问"有问题吗"？责编说没问题，难道我会害你吗？他看也没看，就签了。局长说，你们负责终审的人，就这么把人民交给你们的权力当儿戏？不看书稿就敢签字，你知道危害有多大吗？听候处理吧。第二个就是我，局长问：请问贵州的老总，一本学术著作，为什么这么走红、畅销？原因在哪里？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你见过这种现象吗？请回答。我无言为对。局长说，你要想想，是什么人在热捧这本书？为什么热捧这本书？奥妙在哪里？我问，《顾准文集》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在哪里？局长不高兴了，我请你来，是问你问题出在哪里？不是你来问我问题出在哪里？我说，是你认为书有问题才要我来啊！局长更不高兴了：问题在哪里，不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吗？你揣着明白装糊涂？局面有点僵持。坐在我一旁的一位省的副局长出来打了圆场。说我们回去一定冷静反思，做好善后。 会上，局长实际并没有直接指出《顾准文集》的问题。 散会了，我们走进电梯。我问：局长，你又不作结论，我回去怎么办啊？他说，回去就封存，不要卖了。电梯里说的，可不是会上说的啊。 多么聪明、机智、滴水不漏的领导？ 顾准实在太"扎眼"。我想起了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预言――"任何具有独立性的东西，都不能与这个共和国相容。"有顾准这样的人，值得我为这个也许是上帝选民的苦难民族而流泪。 第二年，即1995年，北京举行顾准80诞辰纪念会，这就是徐雪寒和骆耕漠联合倡议的，我社的责任编辑杨建国应邀参加。这时，已经出版的顾准著作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笔记》《顾准文稿》《顾准自述》等。顾准的思想得到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对这一轮"顾准热"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没有批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在进步。 10年后，2005年7月1日，顾准诞辰90周年纪念日，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顾准生前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部分老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专家团赶赴河南省息县及东岳镇，在顾准的忌日举行纪念活动。 2007年，中国市场出版社还在出版《顾准文集》。推荐词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具备'直立独行，敢开新路，敢行己志'的现代精神的知识精英，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者。" 这是一条不曾中断的流水：2010年，海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了《顾准研究书系》、2011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推出《顾准经济文选》。 顾准1974年去世至今，三十八年过去了，人类社会总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缓慢地往前发展，但也总是一步一步地在进步。 跨入21世纪以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仍在孜孜不倦地解读顾准。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顾准数十年前的研究课题，早已准确触及中国历史变化的核心奥秘。而顾准当年凭借宏大知识背景所进行的真理求证，恰恰是当下中国改革家关注的系列焦点。顾准其实初建了一座属于21世纪中国的理论灯塔。顾准的传世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永不熄灭的航灯。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闯将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作者为贵州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炎黄春秋

大饥荒：党国对农民的粮食战争――《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导言（宋永毅） Posted: 18 Jan 2013 01:53 PM PST 图为《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封面 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有一个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的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性灾难的发展过程，其起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在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 毛泽东时代历史真相的轮廓        呈现在这里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是我们这些在美华裔学者和中国国内学者一起为揭示历史真相、保存民族记忆的又一次尝试。也是继我们编撰、由香港中大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2002-2010）和《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2010）以后的第三个大型电子数据库。它和文革、反右数据库一起， 将是我们计划中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1949-》系列的前三个子数据库。我们还计划在今后的三年内完成这一系列的最后一个：《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1949-1956》。这样，整个当代中国史最风云变幻、也最灾难重重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相的一个轮廓便被数万份原始资料客观地勾勒出来了。        编完这数千份档案，我不由对传统的大跃进-大饥荒的定义做了重新审视。发现它是自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政策--对粮食政策的延续和必然爆发。目下西方学界在分析作为战争要素和战略武器的“粮食”时，风行一种“粮食战争”观念（如近年来脍炙人口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拉吉•帕特尔博士的《糧食戰爭︰市場、權力和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戰爭 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一书就是这一分析法的代表）。 国内研究大饥荒的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他的《墓碑》里也沿用过这一的观念。作这一如是观：1959-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的实质，其实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及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长期的“粮食战争”。 战时经济：统购统销开启的祸源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是在马上取得的天下。指挥战争和如何赢得这些“革命战争”一直是他们所有政策的中心基点，他们无意识的深层思维也大都是战争化的。为此，作为主要战略武器的粮食的征购便更成了他们战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接近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不少因为中共新政权对农民过高征购粮食而引起的闹粮事件乃至大规模暴乱的报道和档案记载， 如有30万余农民参加的四川“温江暴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有一个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的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性灾难的发展过程，其起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在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顾名思义便是国家统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销售，由国家而不是由农民来决定他们必须交给国家多少公粮和余粮。如果需要，他们将被迫销售给国家他们的全部收成。而他们赖以存活的口粮，都要等到国家收集了公粮和他们的余粮以后再恩赐给他们的“返销粮”。这样，中国农民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了：作为粮食生产者，竟离开他们的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产出食物的中国广大的农村，竟成了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其实中共的“统购统销”制度，是苏共二十年代实行战时经济的“余粮征集制”的一种翻版。统购统销的产生，也和中国经历的战争—朝鲜战争有很大关系。首先，战争直接导致了向农民征收的公粮的增加。第二，战争造成军费暴增、支出浩大。战争所造成的额外经济负担首先是转嫁到了农民头上。第三，因为朝鲜战争，联合国在1951年5月18日通过了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这意味着中国无法在世界粮食市场上买到粮食，政府只能转向唯一的路径--对农民余粮的进一步剥夺来解决粮食问题。最后，朝鲜战争造成了一个以战争为基础的畸形的中国的工业体系 （以国防工业为主）。        众所周知，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都是重灾区。但认真阅读五十年代统购统销的史料的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同样是为党国发动的第一场“粮食战争”的重创之地。其区别不过是灾难的规模大小而已。例如，四川温江地区在大饥荒中饿死达百万人。自统购统销政策出台，那里便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场饥荒。1953-1954年的统购统销运动是中共及其政府对中国农民夺粮战争的第一轮。它造成了各地农民在人为的饥荒中经历的惊人的苦难：卖儿鬻女、逃荒他乡、饿死街头……据研究大饥荒的学者丁抒统计，在统购统销运动中至少造成了1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被逼余粮而自杀或饿死）-- 但这还仅仅是这场灾难性的粮食战争的开端而已。 合作化和农民的全面抗争：闹粮、闹事、退社、暴乱 从“粮食战争”的角度来审视毛泽东及中共在1953-1955年间大力掀起的所谓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的“热潮”，其本质不过是更有利于党国直接剥夺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的一种战略战术而已。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而开始人身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极其干部了。这样，便完成了一种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為黨產”的轉變，统购统销便容易得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全国农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开始到1958年更为狂热的人民公社运动之前。饿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就以相当规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并有越来越大、越演越烈之势。据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央绝密文件的记载。便有几十次之多。例如，廣西1955年和1956年有过较大规模饿死人的“临桂事件”和“平乐事件”（死两千余人）。再如，1957-1958年，云南也有过一个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的曲靖专区的“陆良事件”，死亡近两万人。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乃至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农民太好了，对中共的错误政策长期以来没有反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以“缺乏反抗”为理由来反证大饥荒的不存在。历史的真相是： 中国农民对党国发动的这一场场粮食战争进行了一次次的反抗。自1953年“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始至人民公社运动之前，至少有过“闹粮”、“退社”和公开的“暴乱”三种形式的全国性的抗争。首先，是伴随着统购统销出现的大规模的“闹粮”或者“闹事”。原因是他们赖以糊口的口粮被政府过头地征购了。在1953年至1957年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共的绝密文件里，至少有上百次的报道。        其次，滥觞于1955年，全面爆发于1956和1957年的农民要求“退社”（退出农业合作社）运动更是一次波澜壮阔的全国性的抗争风潮了。这次抗争的规模极大。1955年合作化开始不久，僅廣東省“退社农户已达70，000余户”。到1956年，“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000余户”。1956年中共宣布全国实现了合作化，但是全國各地仍有百万计的農民抗爭，要求退社。 最后，据中共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武装暴乱”：1）中共剥夺农民的“统购统销”、“合作化”等政策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2）这些暴乱绝大多数已经有纲领、有组织、有武装，以反抗中共基层干部的残酷吏治为直接动因，以推翻中共的统治为长远诉求；3）这些暴乱的领导人绝不是什么“地主富农”，而是“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普通农民；4）就这些骚乱暴动的次数而言，这一报告透露1957年半年内就有数百起，而且参与人数最多者达数千到10万人不等。由此，从规模上来讲这已经呈现出走向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全面“内战”的趋势了。当然，这种趋势很快被中共动用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军事共产主义：“共产风”祸源        在以往不少分析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动因的研究中，都提到了毛企图借“大跃进”让国力得到超常规的飞跃，从而在国际共运中有实力取代刚过世的斯大林的领袖地位。 这是有道理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他1956-1959年间的多次讲话中，凡谈到大炼钢铁和农业大跃进，都常常同时谈到要准备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        如同我们在前面有关朝鲜战争和统购统销关系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个怪圈：党国及其领导人发动和准备的对外战争，常常首先转化为对内对本国公民的灾难性的农业政策的转换。1958年8月，毛泽东在他到河北徐水县推动人民公社化的视察中，开始公开倡导军事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形式。既然整个农村都变成了军队和兵营，那当然就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于是，它便成为“共产风”（大规模没收农民私人财产）的祸源。另一方面，在所谓的 “政社合一”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党国赋予了各级干部军事指挥员的超常权力，使他们直接能够动用政府权力（如设立“劳改队”）甚至国家机器（如武装民兵），对农民进行任意的压榨欺凌。最后，既然毛泽东想把整个中国农村都变成一个“兵营”，当然不会允许“士兵”们在“兵营”里有自己开伙的自由。于是“公共食堂”运动就在全国强行推行。纵观这一场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其要害是争夺对粮食的买卖权、分配权和使用权。如果说党国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粮食的买卖权和分配权，它毕竟还给农民留下了对自己口粮的使用权。直至公共食堂 — 这一军事共产主义的怪胎的诞生，才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口粮的最后使用权。甚至，全国各地都因办公共食堂而没收了农民的锅碗飘盆，剥夺了他们的烧饭权。 浮夸风吹出了致命的灾难       “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还给了各级干部在农业产量上吹牛浮夸的绝对权力。1958年是一个举国上下大吹共产主义牛皮的一年。然而，正是这些狂热的大跃进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灾难：既然每个社队的粮食产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应当成倍增长。于是就开始了极端的高估产和“先下手为强”高征购， 即庄稼一收割就送入国库。另外，各地还组织工作组和民兵成“大兵团”到农民家里抄搜存量归公（或公共食堂）。这样，农民还有什么“余粮”可以维持生命？在大饥荒年代中常常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矛盾场景：生产了粮食的农民活活就饿死在国家征购了他们产品的粮仓外—轻浮的牛皮造成了沉重的谋杀。 我要补充的是：党国对中国农民的持久的粮食战争具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和残酷性。其一，和目前国际政治中粮食出产国和农产品跨国企业利用粮食作为战略武器来影响别国的政策截然不同的是：当时这一场粮食战争是对内的，而且是针对本国粮食的生产者—农民的。直接地表现为无穷无尽的剥夺和榨取，人为地用暴力和国家机器制造饥荒。其二，它和中共以强烈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世界性的“革命战争”息息相关：因对内、对外战争的需要，对农民手里的粮食进行不合理的高征购。其三，在这一场对本国农民的粮食战争中，中共及其领袖们的思路和实践也完全是战争化或军事化的。无论是高争购粮食时的“先下手为强”的做法，还是在“反瞒产私分”中 -- 剥夺农民家中维持生命的仅有的余粮 -- 的“大兵团作战”的战术，抑或在人民公社时期干脆把全国农村都变成军事化的兵营，以致把农民的任何口粮乃至锅碗瓢盆都没收到“公共食堂”去严加控制的战俘营式的管制，都无可辩驳地凸显出在实行这一粮食政策过程中的战争化的特点。 2012年年末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尹曙生：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 Posted: 18 Jan 2013 01:38 PM PST 曾希圣 周恩来写信给曾希圣谈安徽大饥荒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多人参加，故又称"七千人大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见图），于2月3日在安徽代表团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查。与会的安徽代表对他的检查非常不满意，向中央反映，要求继续开会，揭盖子，中央同意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安徽代表团被留下，继续开会。2月9日，在刘少奇亲自坐镇安徽代表团的情况下，曾希圣作了第二次检查。曾的检查开头就说："前一次检查（指2月3日检查――笔者），正如同志们所说没有放下架子，就是说没有拉下面子、脱掉裤子，主要是自己思想中的肮脏的东西没有勇气拿到太阳下面给大家看。这两天经过少奇同志的启示，经过柯老（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笔者）的谈话，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经过自己激烈的思想斗争，经过对一些事情的回忆（有的可能记不清），我决心和党一条心，和少奇同志合作，和中央部门、华东局负责同志合作，撕下面子，放下架子，再做一次检查，把肮脏的东西讲出来，也可以说是对过去的曾希圣的揭发批判，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 曾希圣第二次检查一万多字，内容是围绕安徽在大跃进时期主要是1960年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方方面面展开的。曾希圣在检查中说："七月石关会议（指1961年7月在岳西县石关召开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各地汇报1960年的死人数字（他不说非正常死人，而是笼统地说死人，死人有正常和非正常之分，石关会议各地汇报的是非正常死人数字――笔者）是二百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人"，"当时我和桂林栖、郑锐、邢浩（分别是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秘书长、公安厅长――笔者）四人研究，他们说不要再核对，就这样上报吧。但是我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提了一些疑问……结果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为一百一十七万多人，扣除重报数字九万三千一百六十八人，扣除了五九年死亡的四十八万六千六百九十人，这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这个数字决定由公安厅上报，并作为省委向中央上报的附件……另外，一九五九的死亡数字，没有上报党中央，这也是我的责任。" 对曾希圣检查的这方面情况我要做点说明。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六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安徽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市）公安处（局）于4月底前上报公安厅，公安厅于5月汇总后，发现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公安厅长邢浩将公安厅汇总的全省人口数字情况报告曾希圣，并说准备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当即指出，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年人口基数算大了，死亡人口统计可能有重复，要求公安厅重新统计后再报。公安厅把地、市公安处、局人口统计人员召到合肥，核实人口数据，结果和上报的数据吻合。公安厅长邢浩再次请示曾希圣，是否上报公安部，曾希圣回答说，等省委扩大会议开过后再报。于是省委在石关召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曾希圣就要求参加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汇报1960年人口数字，书记们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管辖的公安部门，索要人口数据，很快就报来了，经过会议秘书组的统计，书记们汇报的数据和公安厅一致，因为他们汇报的数据都是根据公安部门来的，不会有大的出入。这时已经是7月，过了公安部要求上报人口数据的限期。由于公安部催得紧，公安厅只好先派户籍科长将人口统计数据送到北京。正在这时，曾希圣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安厅汇总的数据，邢浩厅长当即指示公安厅治安处，通知户籍科长马上回来，把统计报表都带回来，对公安部说统计数据有重大差错，回去核实后再报。从北京回来的户籍科长和几名统计员，在厅长邢浩带领下，吃、住在省委，修改统计数字，整整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完毕（应该说是造假完毕――笔者）。在修改时，要求不能让人看出破绽，不能产生矛盾，要合乎"科学"，尤其是儿童、妇女死亡数字要尽量压缩，加大老人死亡数等等。最后得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是200多万，而是117万多人，经过曾希圣审阅批准，报告公安部。与此同时省委报告中央，把公安厅给公安部的报告作为省委报告中央的附件。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5月12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全体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为了防止政法机关滥抓滥捕，草菅人命，在会上郑重宣布与政法干部约法八章：一，不准乱逮捕、乱拘留；二，不准乱管制、乱监督劳动；三，不准乱用侦察手段；四，不准乱收容强制劳动；五，不准刑讯逼供；六，不准虐待犯人；七不准扣押申诉；八，不准任意加刑。同时指示公安机关要纠正在户口问题上的弄虚作假，正确反映户口信息。于是，安徽省公安厅于1962年11月22日至29日，专门召开全省户口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公安处、局的治安科长和户口统计员（户口归治安科管――笔者），水上、铁路公安处（局）治安科长和户口干部共98人参加。会议任务就是纠正1958年以来户口统计上存在的问题，真实反映户口、人口变动情况。会后公安厅在给省委和公安部的报告中说："近两年来，在户口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教训十分深刻，特别是1959年冬和1960年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未能通过户口登记管理，全面了解情况，甚至有意篡改人口变动数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经过这次会议，把过去弄虚作假的人口统计恢复正常，结果显示：1959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4265037人，1960年底安徽人口总数为30425058人，比1959年净减少3839779人；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仍为2218280人；1961年，安徽人口总数为29876855人，比1959年人口净减少4388182人。这组数据已经作为官方正式数据载入史册。 曾希圣检查重点是安徽省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他是如何弄虚作假、如何捂盖子、如何向中央封锁消息、如何对1960年中央检查组到安徽调查死人情况进行刁难、告反状，以及他的霸道的工作作风、对错误的认识、改正错误的决心，等等。检查结尾曾希圣说："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异常严重，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50年后，笔者读当年曾希圣的检查，认为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诚恳的，在很多方面检查也是深刻的。但是因为造成了几百万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免除他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是完全应该的，就是宣布将他绳之以法，也并不为过。不要说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就是死亡几十万人、几万人，在和平年代，也是严重的罪过，就是撤职查办、追究刑事责任，有何不可？同是饿死几百万人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吴芝圃向中央检查就比曾希圣深刻。吴芝圃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处理，我都没有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检讨交上去，毛泽东批示"不要再做检查了"。人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勇于承认，仍不失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值得尊敬的人。尽管曾希圣的检查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是这和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罪他。当时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当作旗帜，而安徽乃至全国发生的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都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发生的。曾希圣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承认自己有罪，表示要戴罪立功，应该值得我们肯定。而这30多年来，有些人却竭力美化曾希圣，把他自己承认犯的错误甚至犯的罪一笔勾销，把他自己早已唾弃的痈疽当宝贝来收藏，如果曾希圣地下有知，也会骂这些不肖子孙的。曾希圣犯的那些错误、那些罪行，难道不是和那些曾经一味地给他抬轿子、一味地吹捧他、指鹿为马的人密不可分吗？ 笔者认为，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中最为切中要害的是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九年大概是六月，张恺帆反映无为问题严重，我说你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又是无为人，你可以去处理，不久我到庐山，省委有个同志打电话给我，大意说张在无为解散食堂，当时我怕他搞出乱子，要张回来，并要宋孟邻（时任芜湖市委书记，无为属芜湖管辖――笔者）去调查处理。宋（调查后汇报）说无为有些问题，但不严重，我听信了他报喜不报忧的话，无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实际上那时农村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如果无为盖子早揭开，从中吸取教训，安徽的问题就不会那样严重"（就不会饿死400多万人――笔者）。这是非常中肯的话。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张恺帆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领军人物，受他的牵连，仅无为县被批斗处理的干部、群众就有2.8万多人。而无为县最终饿死了20多万人。可是宋孟邻却由此升任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教训难道不极为深刻吗？！（无为问题详见宋霖同志"张恺帆在1959年"一文，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但是，对另外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曾希圣并不认识，没有检查，我感到非常可惜。这就是1958年初他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春、副检察长李锐，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等，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这一案件株连中央管理干部33人，省管干部77人，政法系统被批判处理的干部3000多名，这为政法、公安工作"大跃进"，不断地用镇压反革命的手段，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残酷镇压毫无过错的人民群众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也为安徽饿死人火上浇油。笔者在《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在做些补充。 安徽的反右派斗争，在曾希圣的主导下，共划右派分子31472人，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使全省党内、党外精英受到重创。因为曾希圣独出心裁，花样翻新，他将中央划右派的6条标准扩大为12条，增加6条，即：丑化党的领导，丑化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挑拨群众关系，反对农业"三改"，反对河网化。这12条标准，可以随意把一个人打成右派分子。安徽的反右派斗争先是从文教界开刀的。首先是中共安徽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安徽省文联党组书记兼主席戴岳为首的16人被打成"文联右派反党集团"，占该单位编制43人的37%；接着，安徽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王影和文联党组成员、《江淮文学》副主编石青为首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省文化局以陈仲、张熙才、余建民为主要成员被打成反党集团。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在教育、卫生、科技部门展开，所划右派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残酷。仅省立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以上高级职称被打成右派的就有58人，占高级职称人员的39.5%。在3万多右派中，有25137人是文、教、卫和科研单位的知识精英、科研骨干。近年来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曾希圣如何爱惜人才、求贤若渴，读了之后，让人喷饭。 就在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之际，1957年11月21日至2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一届四次全委会议，12月15日省委召开一届六次扩大会议，专门对李世农、杨效春、李锐等人开展批判，以解决省委内部的"右倾"问题。12月25日，省委报经中央同意，决定延长会议时间，并将会议扩大到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共1500多人参加，还有1800多人列席会议，共有261人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口诛笔伐，揭发、批判李世农等人的所谓右派反党罪行。会议通过《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春、李锐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并定性为"右派反党集团"。1958年3月10日，省委向全省发布公告称："这是安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巨大胜利，是安徽反右派斗争的最重大成果"。同一天，《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社论是根据省委的报告和曾希圣在批判李世农等人大会上指控的"罪行"基础上写出的，社论"祝贺安徽省委这次会议的成功，祝贺他们在这一巨大胜利基础上乘胜前进。" 李世农等人被指控的主要"罪行"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公安机关对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包庇和纵容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自首叛变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他们开脱罪责，为他们免刑减刑，为他们翻案――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社论原文――笔者）。 这样的指控完全是颠倒黑白。从1949年解放到1957年底，安徽在镇反、肃反中不存在包庇和纵容反革命的问题，而是严重扩大化的问题，尤其是从1954年以后，在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把几十万不满意合作化的农民和工商业者打成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让我们从几组打击数据看看安徽是不是包庇、纵容了反革命、坏分子。安徽省在1950年到1953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共逮捕了110164人，判处死刑32876人，判处徒刑的49332人，判处管制8839人，狱中死亡1410人（多数被刑讯逼供致死――笔者），释放9259人（有一般历史问题，根本就不应该逮捕――笔者），逃跑64人，自杀26人，其余转外地处理。为配合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在中央统一部署下，1955年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3562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570人。这次镇反中被逮捕的大多数是对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满的农民和工商业者，被称为"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另外，安徽在土改过程中，共打击地主、恶霸63610人，其中逮捕判刑27551人，其中7685名被判处死刑，判处管制的7334人，其余斗争后戴帽就地监督改造。在剿匪斗争中共打击51061人，其中击毙2069人，击伤1380人，俘虏30736人，投诚16871人。从1955年开始的内部肃反中，查出反革命和坏分子14635人，判处死刑的72人，判处徒刑的5855人，判管制、劳教、下放农村监督改造1370人，送外地处理的175人，自杀193人。 从1950年到1957年底前在这些大的政治运动中，安徽共打击处理了275090人，其中有5万多人被处以极刑。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战乱之后，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休养生息，可安徽打杀了这么多人，还说包庇纵容反革命，难道要把那些有些历史问题的人、对新政权不满发发牢骚的人都要赶尽杀绝不成？其实早在第一次镇反中，就有严重扩大化现象。比如在镇反过程中，阜阳专区向省委报告说：自"双十指示"（指1950年10月10日中央下达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笔者）下达至1951年4月，在逮捕的人犯中，可捕可不捕的占捕人总数35%；砀山县将一般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乃至所谓"破鞋"（有男女关系――笔者）也逮捕起来。安庆专区报告说：桐城县将16名拟处死刑的人犯报地委审批，地委批示说，"仅看现有材料，不能判死刑，必须继续补查再报"。而公安局接到地委批复，未看批复内容，以为地委同意，当即将16人押赴刑场枪决。事后检查这16人有12人连逮捕条件都不够。霍山县不经地委批准，擅自枪毙只有反革命身份而无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犯9人。皖南地区对可捕可不捕的人基本上都捕了。1956年，在内部肃反中，有1700多人未经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擅自逮捕的。为此省检察院向公安厅提出，今后捕人应先办批捕手续，后捕人。这就成了李世农、杨效春、李锐"右派反党集团"包庇、纵容反革命罪状之一。从1955年秋天开始，为了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开展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社会镇反，安徽省制定的镇反捕人数字是1955年2.5万人，1956年4万人，1957年3万左右。由于时间紧迫，1955年捕人指标难以完成。所以省公安厅10月28日发出《关于统一集中搜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的具体实施意见》，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逮捕27611名反革命，超额完成任务。其中有1419人没有任何反革命罪行，有的只是家庭成分不好，有的对合作化有意见，说过牢骚话而被逮捕，且没有任何批准手续。检察机关提出补办手续，公安机关不得已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释放，为此曾经遭到李世农的批评。这就成了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的又一罪状。由于合作化运动使农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加上基层干部的恶劣作风，激起群众强烈不满，整个农村动荡起来，哄抢国家和集体财产、打砸区、乡政府、杀害基层干部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大规模哄抢国家、集体粮食事件，每年就发生几百起、上千起，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当政者不检讨自己的方针、路线是否有问题，而是采用镇压反革命的办法来解决。1957年8月底9月初，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会议要求"进一步再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一次有力打击"，坚决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劳教一批，批斗戴帽子一批"。于是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第三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又开始了。鉴于安徽农民不满意农业合作化而不断闹事的现实，省委指示公安机关，安徽镇反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结合省委在农村进行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镇反。于是，省公安厅部署，从1957年10月到12月，在8277个农业生产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挖新、老反革命。于是在两个多月时间，就在农村逮捕了12274名反革命、坏分子，管制1074名，劳教855名，戴反、坏分子帽子1565名，斗争6518名，关押审查2338名，在辩论中被迫自杀845名。在这些受打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不满意农业合作化的农民。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安徽对反革命不是包庇从容，而是打过了头，把那些不是反革命的普通人民群众当作反革命、坏分子打击了，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1979年至1981年，仅安徽公安机关就平反了这方面冤假错案31万起，包括7万多所谓农民中的坏分子。可是其中大多数人早已命送黄泉，平反对他们已经毫无意义。 曾希圣反了所谓政法机关的右倾，为大跃进时期无法无天扫清了道路。逮捕人已经不需要检察院批准，判刑是根据公安机关预审后提出的判刑意见法院照办；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认为某人有问题需要抓起来，公安机关就抓；各级领导人对谁不满，打个电话、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反了检察院、司法部门的右倾后，公安独掌政法大权，检察、法院成了陪衬，有的地方干脆取消检察院、法院，成立政法部，由公安统领，实行所谓"一长（公安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一员（公安局侦查员、预审员）代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所谓分家，就是法院、检察院领导带上公章到公安局办公，任务是对公安机关已经关押并决定刑期的人盖上公章而已。公安机关不仅凌驾于检察院、法院之上，甚至凌驾于同级党委之上。曾希圣在第二次检查中说："在某些问题上，（我）确有把党委第一书记和公安部门置于党委之上的错误。对于报告的死人数字，要公安部门负责审查，确实是我提出的，而且审查后没有提到常委讨论，这是我把它置于党委之上的明显例子"。当然这不是安徽一省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大跃进时期实际上被取消，这两家只派领导到公安部联合办公，被谢富治戏称为公安机关手伸的太长，包办了法院、检察院的职能。 毛泽东在解放初期提出的公安机关要置于党委绝对领导之下，也就是要置于党委一把手绝对领导之下，并身体力行，公安部的重大决策部署无一不经过毛泽东的亲自批示，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关、管、斗的具体数字，毛都有批示。安徽在批判了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后，安徽政法部门人人自危，谁都怕被扣上右倾的帽子，根据党委第一书记的指示，为推行大跃进运动的开展，镇压人民群众到了疯狂地步。1958年到1960年全省仅公安机关就逮捕了17万多人，集训、劳教了20多万人，给38万多人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至于县办、社办、大队办、机关办的劳改队、集训队处罚的人数无法统计，全省有43个县办过劳改队。定远县23个公社就有13个公社设立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160人，县劳改队劳改了4023人，死在劳改队的就有1280人。安徽非正常死亡的400多万人中，就包括被专政机关和县、社、队关死、逼死、打死、饿死在劳改队、看守所、劳教所、拘留所、集训队的人。据不完全统计，仅死在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的就有6万多人；1960安徽省就有13个县公安局看守所死亡未决犯罪嫌疑人数超过400人；三年中安徽农村被打死、饿死的四类分子有40多万，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原来都不是四类分子，而是普通农民，因为反对大跃进、反对刮共产风、反对吃食堂等等被戴上新生的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假如没有把李世农等人打成右派反党集团，假如政法机关能够按照1954年宪法规定的互相监督制约，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于非命。 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走不掉，逃不掉，到处都有检查站，到处都有收容所，往外逃被抓回来生命难保；逃到大别山和皖南山区，也会被不断的搜山队抓回来（详情见《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写人民来信向中央反映，也是万万不能做的，被发现吃不了兜着走。安徽按省委的部署，在合肥、芜湖、马鞍山、蚌埠、阜阳、安庆设立了6个检拆站，查扣人民来信；各个县公安局要求邮电局，把凡是寄往北京中央国家机关和领导人的信，一律扣押交公安局检拆，凡是反映安徽省问题的信不仅扣住不发，还要给寄信人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所以有人把信写好后，拿到外省去发。曾希圣在检查中说："扣押人民来信是在我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我说过人民来信有很多是虚假的造谣破坏的，是人家向我们进攻，是个斗争"，"有的共产党员，对坏的东西也相信，过去搞人民来信的人，成了右派，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话，所以跟着右派跑了"，"工作落后的地方来信多，工作好的地方来信少，因此造成下面发生严重扣押人民来信"。 扣押人民来信不仅下面严重，上面更严重。安徽省公安厅动用侦查手段，直接查扣人民来信。1957年11月23日，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春被批斗期间，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公安部长罗瑞卿，一封寄给他在新四军时期的战友毛英奇，他派外甥到南京和徐州两地去发。公安厅对杨效春已经实施技术侦察手段，掌握了他的一举一动，立即派3个干部跟踪盯梢他外甥到南京，以特务嫌疑进行搜查，连人带信押回合肥。公安厅长向曾希圣汇报，他没有批评这种犯罪行为，只表示人可以放，但信扣下（曾在检查中说他指示公安厅让他把信寄出去，当场遭到反驳――笔者）。1960年9月13日中央办公厅转来一封匿名寄给彭真的信，反映省委不顾人民死活，在稻香楼和董铺岛上大造宾馆，而合肥街头乞丐、抢饭吃的人很多。曾希圣批示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光宇查办。王将信交给公安厅。公安厅把它作为重大反革命案件侦办，将信拍成照片，在合肥的省、市、区级机关，人人对笔迹，人人过关，三个多月，闹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人心惶惶。人民群众在这种高压态势下，只能任人宰割，稍有反抗，后果不堪设想。 在大跃进时期，为什么反革命案件占了整个案件80%？逮捕的人犯中，反革命犯占同样比例？因为人民群众冤屈无处诉，苦难无处申，胆子大的铤而走险，组织反革命集团，拼死反抗；胆子小的，写人民来信，写标语、传单，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统统都被当作反革命案件来处理。1959年合肥街头贴出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胖子指曾希圣，余妖精指曾妻）。曾希圣指示公安厅限期破案。公安厅作为重大反革命案件，厅长亲自挂帅，组织50多人的精干队伍，侦破此案。强迫机关干部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就连省委各部长也得照办。排查的对象达到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非法搜查4000人，受审查的干部中有厅级干部6人，停职反省的3人，拘捕2人，逼死2个嫌疑人。有些领导则利用这个机会，打击报复下级，写条子给公安厅，说某某可能是反革命标语书写者，开出名单，公安厅就去捉人，因为破不了案，没法向曾希圣交代，只好先入为主，把人抓起来再说。折腾了几个月，案子也破不了。公安厅长和办案人员被曾希圣严厉训斥。公安机关变成了曾希圣的私家侦探社和卫队。这就是法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要绝对服从党委领导的最好注释。 走笔至此，豁然想到哪位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啊！时隔半个多世纪，重庆王立军、薄谷开来案，重现了大跃进年代党委一把手把公安机关当作自家卫队的情景。实在令人悲哀！但是也不感到意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话：公安机关要独立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要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动。这些正确的说法、提法，现在在报章上和领导人的讲话中，见不到了，见到的是"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三个至上发生矛盾怎么办？谁至上？现在听不到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声音，甚至法院自己都忌讳讲这样的话，要法官们做党的驯服工具，也就是做党委第一书记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重庆公安局变成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他老婆的卫队也就不奇怪了。 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反映了党的根本意志，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政法机关办案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并坚持不渝地做下去！否则全国人大不需要制定这些法律，回到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无法无天得了！现在有人公开指责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真是岂有此理！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炎黄春秋

董郁玉：“南周事件”拷问中国转型大路向 Posted: 18 Jan 2013 01:13 PM PST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暂告平息。这起事件，在标明中国政治形态的同时，也在拷问中国下一步转型的大路向。 在目下中国情势下，可能鲜有人把《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修改并由此引发风波一事，单纯地当成一起偶发的宣传管制事件，而是将之作为"习李新局"的一个函数来解读的。毕竟，中共党的宣传主管部门事先审看、修改乃至以报纸名义撰写文章的事情，并非始于今天。但习近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做出系列开放的姿态，无疑成为社会公众建立新的政治预期的基础。 相关文章 南周事件考验"习李"新政 弥漫中国的革命味道所由何来 薄熙来扔出的白手套 启东是"中国模式"的滑铁卢 "南周事件"说明，新的政治预期已然设在了政治现实之前，并且成为衡量政治现实是否前行的一个标准。也正是因为这个预期，中共各级宣传部门的事前审查，除了与习近平的开放姿态格格不入以外，也让最先可得政治风气的新闻人变得尤其不能忍受。 从现实来讲，一个甚或几个政治姿态，并不能立刻改变现实的政治格局及其空间。但是，依据这个或这些政治姿态建立起的政治预期，却可能放大人们的空间感，从而反过来让人们尤感现实的逼仄。当然，在人们伸展拳脚，发现周遭空间并无变化之后，既存的政治格局可能并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新的变化。唯一受到矫正的，却恰恰是人们的预期及其据此所成立的"空间感"。也因此，唯一受到影响的，也许正是被矫正的政治预期所根据的政治姿态。由此而减色的，当然就是这些政治姿态所欲开凿和塑造的政治新局。 诚然，即使所谓政治新局，在相当程度上，也只是新的政治预期或曰政治想象的一部分。但是，无论如何，"南周事件"的的确确是媒体人的挑战，也确确实实是习近平的难题，而宣传部门不过是沿着老轨尽职尽力地拉着自己的旧车而已，庹震也只不过是因为其在官方宣传机构中的"完整"履历、以及自北京南下的路径和路向，而有幸成了一个符号。实际上，在"南周事件"中，庹震是否亲自操笔修改了"新年献词"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人们通过对庹震形象的"打造"，通过对既有媒体管理方式的抗议，获得了探寻习近平的政治偏好、丈量习近平已现的政治姿态与可能的政治行为之间距离的机会。 "南周事件"，应该算是威权体制下的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意识形态管制事件。在威权体制的前一个政治形态――极权体制下，意识形态控制如水银泻地般遍及整个社会，从而没有任何向这种控制方式表达不满的空间。而在威权体制下，媒体的绝对垄断和绝对掌控已经大幅松动，包罗万象、阐释一切的意识形态已经笼罩不住社会，多元思想的落脚已经撬移了正统性与合法性的基点……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麾下的"南方报业集团"，其子报刊中产生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这种现象正说明了在威权体制下，存在政治变动可能性的现实。 威权体制，向前一步可跨入民主化社会，后退一步就又回到了极权体制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周事件"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下一步转型路向的拷问。对这个拷问，纵然可以暂不回答，但也绝不能拖之过久。政治停滞带来的绝望感，将迫使社会成员以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方式来拷问这个转型的大路向。 说到底，宣传部门可以修改有关"梦"的文章，但是却难以改正人们脑子中的"梦想"。这个事实，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社会的下一步转型规定了方向。"发现"这个方向，确定这个方向，坚守这个方向，中国才有可能走出威权体制，向民主化时代开进。 董郁玉是资深媒体人。 ――纽约时报

张森根：精英读托克维尔不如读周有光 Posted: 18 Jan 2013 12:01 PM PST ——在“新启蒙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暨周有光先生108岁”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周有光 与其请一位150多年前的、长眠于地下的洋人出来，听他讲述23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倒不如号召那些忙于顶层设计的政治精英们和高官们看看周先生的《百岁新稿》、《朝闻道集》和《拾贝集》 　　 　　我是接受周老先生思想启蒙中的一员，在周老众多弟子中我是小字辈。在座的98岁的于友先生称周老为他的老师，称我是他的同学。就与周老交谊、交 流的时间来说，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谁比于友老更长的了。于友老比周老小10岁左右，我比周老小32岁，比于老小20岁多。于友老称我是他的同班同学，能 当上周先生的弟子，荣莫大焉。 　　我是从读《百岁新稿》开始渐渐深入了解周先生的。2005年5月，周老当面赠书给我，在扉页上不但写了请我“指正”，而且还称为我“兄”，称我老伴为“姊”。我说：“周老，你不能这么题字的？”他却笑呵呵地答道，“我的生命要从81岁算起，这样的称呼没有错！” 　　2013年1月13日是他老人家“28岁”华诞了。周老一生有光，这28年更有光，简直是光彩夺目，光彩照人，光彩迷人！迷倒了一批批80、 90岁的老干部和老年知识分子，也迷倒了海内外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周老的粉丝越多，中国越有希望！他对新启蒙的贡献，成就最大。他一生出版了43部著 作，一半左右的著作是这28年完成的，其中有七八部作品集中反映他对文化学、人类发展史和21世纪发展前景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他的三部杂文集—— 《百岁新稿》（95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4岁时出版）和《拾贝集》（105岁出版），将成为中国思想启蒙史上的传世之作。 　　周老对世情和国情看得最透，他对中国需要走什么道路、需要采用怎样的制度文明和理论框架，了如指掌，最为自信；他对祖国的未来从来没有丝毫迷惘 迟疑的观点，他是永远的乐天派。他十分阳光，又十分温文敦厚。他一身有骨气，又有灵气。他一生清寂自守，燃烧自己，把全身的“正能量”无保留地贡献于社 会。他看问题、处理事情从不带情绪，他是一位100%的理性主义者。他一生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就是他的生命。“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永远只说他自己相信 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绝不随风转舵。什么“真话不全说”、“真话尽量说”，在他看来十分荒唐。在知识和理性的层面上，他把他该说的统统说了出来。当 下，社会上爆发了各种各样的危机，在我看来，上上下下，东西南北，最最害人的，是不说真话、只说空话、大话、胡话，只说“吾主圣命”这类说假话的危机！也 是公信力的危机，陈旧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怎样摆脱这样的“总危机”？很难，但也很简单，就是号召大家读周先生的书，学习周老说真话，做真人的精神。周先生 在治学、立身、处世上，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学问上当然无法跟周先生相比，但在立身、处世上，在人格的境界上，差距更大！周先生是当代，也将是一代又一代 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楷模。 　　说到读书，我想起了当下最畅销的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据说是一位高层领导发出的号召。说实话，这部书虽然能起到“钟馗打鬼”的作 用，但不容易弄通弄懂。我认为，与其请一位150多年前的、长眠于地下的洋人出来，听他讲述23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倒不如号召那些忙于顶层设计的 政治精英们看看周先生的《百岁新稿》、《朝闻道集》和《拾贝集》，听听我们这一位“老而不朽”的当代“圣者”讲讲他所经历的从晚清、民国到当代的故事。周 老先生的书，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现在的政治精英大都是硕士、博士，弄通弄懂周老的思想，应该不在话下。顺便说一下，我真希望政治明星和高官们公务 忙完不妨找几本周老的书看看，最好以“读周有光的书，做周有光的好学生”为荣。 　　说到周老的思想，我把他晚年所思考的心得，归纳为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和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虽然，我不知道周老的这个“三论”，是不是周老思想的精髓，但是，它却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精 英们现在不是在探索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官民共识”、“朝野共识”吗？眼下，举什么旗帜的人都有，什么恢复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新新民主主义”，“民 主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的，甚至主张恢复帝制的……不一而足。2012年11月1日，周老再一次指出：希望大家“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 导向正道，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他又说：“建设国家要走正道，正道就是民主之道。不要走歪路。”他说的话充满活力。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无论开右灯向左转 还是开左灯向右转，早晚还要翻车，因为正道只有一条路，没有第二、三条路可通往彼岸。我还认为，周老所谈的“正道”，在他的“一、二、三”论中表达很透 彻，无论你同意、部分同意或根本不同意也好，它总还算是一份可供参考的重要文本吧。十八大文件中说，“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什么是“人类政治 文明”？什么是“有益成果”？怎么借鉴？周先生在他的几本著作中说得很清楚。只要走出陈旧的意识形态牢笼，周先生的“一、二、三”论就能作为官民间凝聚 “改革共识”的基础。还是听听这位百岁智慧老人的话吧！也许，大家觉得我太天真，那些政治精英们能听周老的话吗？不过，南方人有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 苦在眼前”！ 　　谈到启蒙，一些学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评价很�。我把启蒙分成两个时段。大家知道，“五四运动”之后，革命取代了启蒙。中国 的“文艺复兴运动”早就停顿下来了。到“文革”时逆转到走上了歪道。20世纪70年代“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很有意义，但它只是重新“启蒙”的序幕；虽然 它对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发起了冲击，但强人政治只是转换了角色。思想的催眠，逻辑的诡辩，迷信与盲从依然故我。我的看法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才重新举 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开始了“新启蒙”、“再启蒙”。说它“新”，并不是说启蒙的宗旨与目标同“五四”时期有什么改变了。因此，周先生说，当政者总 是不给“德先生”发护照，而“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唱“二人转”的，如果没有“德先生”撑腰，“赛先生”能走多远多快？能玩得转吗？周老还指出：从世界 来看国家，中国思想家如今的状况很糟糕，仍然摆脱不了神学思维和玄学思维。他强调社会科学一定要摈弃迷信和教条，摆脱图腾，不能再服从于天意或“圣谕”。 因此，我以为，“新启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正如“五四运动”产生了上一次启蒙运动一样。 　　说它“新启蒙”、“再启蒙”，还有两个特点。“五四运动”开启的启蒙运动，是针对传统的旧中国，主要摆脱封建主义的蒙昧；“新启蒙”、“再启 蒙”，是针对1949年至今的蒙昧，这是一种赋有新的、带有本土特色的蒙昧。再则，“五四”时期投入启蒙运动的人，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下；而投入“新启 蒙”、“再启蒙”的，不仅有像周先生那样的百岁老人，还有一大批著名、非著名或至今深藏于民间的九十、八十岁的老人，再加上一大群未经历“反右”、“文 革”等65岁至50多岁的壮年和中青年文化人。他们掌握现代科技手段，微博、推特、脸谱和互联网把他们拢在一起。这股力量是“五四”当年所无法相比的。因 此，周老主张“四大自由”之外还要争取加上“网络自由”。“五大自由”的目标比当年“五四”更为雄壮、深刻。 　　“新启蒙”将是一场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下也只是走了几步，思想上要做长期准备，恐怕还要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投入“新启蒙”的，是一大群先 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群体，周老是这一群体中最年长的一位尖兵，深受大家景仰。在座的许多老先生和有良知的中青年学者也是“新启蒙”的主力军，我也有幸受到他 们的开导，开始摆脱蒙昧。我自幼受苏共党史和“战无不胜”的思想的熏陶，一直受到神学和玄学的捉弄。但研读了周先生的和各位先知者的作品，才真正懂得了科 学与民主的伟大意义，灵魂得到了洗涤。启蒙也好，“新启蒙”也好，在我看来，依然是请不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访问中国的老问题。“德先生”的护照 总是很难批下来，管你说他是“好东西”、“不是坏东西”，总而言之，他仍然是“麻烦的东西”！ 　　为什么说“新启蒙”？20世纪90年代，经济领域里不再以“姓资”、“姓社”划线了，中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了变化。邓小平曾对来访的非洲客 人说：“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将来“叫什么主义都可以”。但是在政治文明、制度创新和思想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姓资”、“姓社”的问题依 然是禁区。现在，有人动不动就以声讨“普世价值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为名，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放厥词。有些人还自以为是“最高殿堂”、“智囊团”和“智识库”的掌门人，将留名青史。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几件往事。当年有人声讨普世价值观时，我曾经请求周老出面写一篇驳斥此类谬论的文章。他说：“有没有‘普世价值’是个常识问 题，这些道理在我的书里都讲清楚了，我不会再写什么了”。我说：“难道就让这些人一直胡说下去吗？”周先生：“你难道以为，他们的文章真能有多少人信服？ 且看他们将来如何收场。” 　　周老还多次让我解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我也弄不清楚。后来，有一位要员提出一个24个字的方案：“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列 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好一个“马列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这篇歪文被多处转登。我托人转呈周先生，并说这篇“一锅煮”的文章， 是创新版的“中体西用”说，值得一览。当晚周先生拨通我家的电话，亲口对我说：“你说的‘一锅煮’真有意思，真是荒唐透顶……”然后一串咯咯咯的笑声。这 是我多年来头一回在电话中听到他老人家的声音。 　　因一位台湾学者找上门托我把他的两本著作敬赠周老，2012年11月15日我又一次见到了他老人家。当时我见他在浏览报纸，就告诉他关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式定义。他问我是哪24个字、12个词。我告诉他有“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他说：“还不是常说的普世价值观中 的哪几个词吗？”。我说：还有“敬业、诚信、友善”等。他说：哪个社会都要讲“敬业、诚信、友善”，为什么一定要戴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帽子，难 道又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他表示弄不明白。我对他说，这24个字，本身很完整又严谨，比上面那位“一锅煮”先生提到的24字大不一样，意识形 态部门今后恐怕再也不会声讨“普世价值观”了，也就是说，政治威权层面终于默认“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普世性和普适性了。我还说，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是不便公开认错，暗中改正就行了。但周先生最后还是很平静地对我说，他还是不懂。对周先生来说，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 　　许多人谈到《朝闻道集》，有些情况我今天要说一下。这部书的文章最早是经由网络传播给众多读者的。周老的打字机原稿无法输入到电脑中，20多万 字的书稿需要重新打字上网，周老因此对这个网站怀有感恩之情。后来转载本书的此网站由于某种原因被关闭了，他曾经两次问我这个网站为什么被封和何时重新开 张。我当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一部分网文（约15万字）编就的《朝闻道集》书稿，联系了三家出版社都不敢接手。一位著名学者、堂堂一级教授惜墨如金的 著述，竟被三家出版社“婉拒”，这是周先生百年人生中仅有的经历。后来，偶然中，我找到了世图公司，因为这家出版社正在出版我校阅的一本英文版拉美历史 书，所以我试着把《朝闻道集》稿子交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竟接受下来了，但要对原稿中敏感的部分进行适度的删节。周老说，删除就删除吧，反正他的书就被 有的出版社删削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直到出书后由读者发现后写信告诉他才知道。2010年3月，《朝闻道集》终于印出来了。直到现在，周老本人和作为该 书编辑和策划人的我，对世图公司当年推出《朝闻道集》，都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的勇气和目光令人钦佩！出版后，他们曾经受到有关部门的训斥，只准他们印 一版，不准再印。2012年底，我通过京东网又买了几本送人，打开一看，依然是“2010年3月第l次印刷”。看来，黄牌警告继续有效，让世图公司担忧 了。但民间喜爱周老，此类禁令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出书的同一年，此书入围“第六届文津图书奖”、深圳“年度十大好书”榜，中华文化促进会决定授予周先生 “2010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在颁授典礼上，颁奖方高度评价《朝闻道集》一书的深刻意义。那家网站、世图公司和中华文化促进会在传播、出版和推广周 老的思想成果方面，功德无量！ 还要报告大家一条好消息！中央编译出版社将推出《周有光文集》，约20卷，今年出齐。作为该书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衷心希望它顺利出版，成 为记录周先生学术思想成果最完整的文集。2011年9月12日周先生在委托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他文集的《委托书》中说，他会趁此机会“对这些书中的错误与缺 漏进行必要而适度的改正与补正，使它们成为我著作中错误最少的‘规范本’”。周先生原来要出版《周有光丛刊》或《周有光文存》。他要对过去出版的旧书进行 修订，“改正其中的错误，补正其中的缺漏”。为什么要提“补正其中的缺漏”呢？因为周先生过去出的书中，有些文字在他不知情的状况下被编辑删除，有些文字 的删除是出版社为了怕“触雷”，他违心地默认了。2011年8月19日，他致信对我说，他的某一本书“出版时胆战心惊，删除多处文句。现在看来，其中很少 触犯‘禁区’，可否改正一些？”老人家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既然要出他的文集，怎么还可能让这位百岁老人“胆战心惊”呢？我相信即将推出的《周有光文 集》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周先生在知识与学理层面的所有文字，是不会被故意更改或删节的。它一定会是周先生著作中“错误最少的‘规范本’”。我希望周 先生中意的《周有光文集》早日送到广大读者的手中！这将是大家送给他寿诞的最好礼物！这也是我今年心中的“中国梦”！

胡少江：解决污染的经济和政治效应 Posted: 18 Jan 2013 01:19 PM PST 2013-01-18 持续多日笼罩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雾霾终于开始逐渐散去，可是这次严重的雾霾污染带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却刚刚开始。侯任总理李克强向民众表示，新政府将在污染治理问题上有所作为。 现在判断他的承诺能否真正兑现还为时过早，但是在民众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对自己健康的损害日益不满的今天，中国政府想要像过去一样回避污染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与过去尽力隐瞒污染真相、甚至散布虚假消息的做法相比，中国政府在此次雾霾的信息公布方面有了一些进步。例如，中国政府至少在官方的媒体上公布了包括北京在内的主要城市的MP2.5等空气污染的数值；也允许中国媒体对污染的源头以及防治措施进行了报道。对一向屏蔽“负面”消息的中国官方媒体，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变。 当然，这个改变是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和推动下实现的。就在去年，中国政府不仅拒绝公布与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些关键的污染数值，而且还对在自家院内测试并在网上发布MP2.5数值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恼羞成怒，指责对方是在干“份外”的事情，是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由于中国普通民众的强烈要求，同时也由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中国政府屏蔽此类信息的企图越来越难实现，随后不久中国政府便不得不也“跟随”美国使馆，开始向公众发布这一信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研究，中国是由于空气污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高发地区，也是由此类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不仅如此，中国的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也都十分严重，都在每日每时地损害民众的身体健康。现在，中国政府终于公开承认污染的严重性并且向民众承诺要从根本上治理污染的源头，这是一个好的开头，虽然行动得晚了一些，但是比执迷不悟要强。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明白，要真正地实践治理污染的承诺需要更多的实质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出台，而且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已经刻不容缓。但是，真的采取行动就会不可避免地触及有关方面的利益，势必也会引起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的重新调整。新的中央政府有没有决心、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一步，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 一方面，中国的污染一方面是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仍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作为一个仍然需要就业机会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和增长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容否认的。因此，治理污染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将便成为一个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这是一个如何掌握经济增长节奏的国家战略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环境问题。 治理污染的政治内涵也不容忽视。如何在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进行合理的取舍，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将治理污染的成本向不同的社会集团合理分摊，如何管理在环境保护过程中的社会冲突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则需要政治上的变革同步进行，过去那种由政府官员说了算的局面已经不能够有效地应对治理污染的新形势。当李克强在承诺在治理污染方面要有所作为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也想到了这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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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王军涛父逝不得归 Posted: 18 Jan 2013 11:35 AM PST 王军涛 "六四"之后很多"八九民运"人士流亡海外，他们与父母分隔不能尽孝，甚至有些人已客死他乡。中共定性的"六四首犯"、目前旅美的中国公民王军涛，在父亲离世后，当局阻止其入境参加告别仪式。 （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10日，王军涛戎马一生的父亲病逝了。享年84岁，1991年离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现在的国防大学）院务部政委。 "儿子王军涛于1994年被送到美国后至今未能回来。老伴生前多次流露出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这次临终前还希望能见儿子一面。 谁无父母，谁无子女！ 我强烈请求，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允许王军涛回来送他父亲一程！请国防大学组织上把我们的请求转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这是王军涛母亲12日写给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的"申请"。但是直至今日还没有得到应允，今天是老人二七的第二天，上午在301医院举行了公祭，王军涛在北京的众多友人代替他跟随亲友送老父去火化。 王军涛的母亲，还在望眼欲穿等待儿子归来，老人最朴素的心愿是："即使不能最后送父亲一程，也能看一看父亲的骨灰。" 三条渠道都没有结果 除了母亲直接向刘亚洲提出申请。王军涛的妹妹11日上午还向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提出申请。国保当场表示要在第一时间全力以赴，能报到哪层就报到哪层。下午三点，国保来电话让等消息，还要了王军涛旧的护照及身份证号码。 王军涛的朋友通过私人渠道，也将王军涛本人的申请直接送达最高层，王军涛甚至提出："秘密来，秘密走，就是给父亲磕个头，只陪母亲待一天。" 笔者从非正式渠道获得的消息，像王军涛这样"六四"头号标志性人物，竟然需要二十多个部门协调，尤其需要得到最高领导人的批复。 被流亡者的护照变奏曲 王军涛1994年4月23日从北京市延庆监狱直接押送机场，流放到美国，当天拿到的护照。1999年4月该延期，恰值朱镕基访美，王军涛告诉中间人："如果不延，我就在他访美期间抗议。"据说得到朱镕基的亲自过问，护照延期5年。 2002年，王军涛十三年刑期已满，当局在新加坡和他谈判，答应年底就让他回国。结果当年说十六大太忙。2003年说"萨斯"不安全。2004年护照又该延期，有关方面曾经许诺没问题，结果却炮制出轰动一时的"台谍案"。中国安全部把驻京的《中国时报》和另外三家台媒找到办公室，公布材料"海外民运为台湾情治部门的工作"，其中重点是"王丹、王军涛专案"。其他三家媒体都没当回事，只有《中国时报》以显著版面爆出。《环球时报》立即转载。5月27日，六四15周年前夕，《环球时报》头版发表记者卢薇专稿，文中曝光"军情局的文件"。国内媒体和网站铺天盖地转载。台湾情治部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声明中国公布的文件是假的，嘲笑编造文件居然不小心出现简体字。6月1日王军涛发表声明："我愿投案自首，回国接受审判。"当时海外中文媒体发表评论："如果'六四'15周年前夕'六四首犯'王军涛回国，将是大新闻。"中国媒体奉命立即哑口，避免给王军涛制造回国机会。 2005年，王军涛和王丹在华盛顿起诉胡锦涛和《人民日报》，代理律师是尼克松的一位助理国务卿。胡锦涛作为国家元首有豁免权，但是《人民日报》被起诉。《环球时报》托《人民日报》驻北美负责人向王军涛转告歉意，说是 "接到匿名投稿，没审查就发了。"王军涛指出是你们头版发的是记者署名专稿。中国当局也托人说和，提出找一家海外华人中文杂志登一篇王军涛的正面报道，然后新华社《参考消息》转载。被王军涛拒绝。王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什么版面报道，什么版面澄清；第二，处理处级以上的负责人；第三，回国接受审判。联系人代表官方郑重保证："今后不会再这样做。"王军涛、王丹对《人民日报》的起诉也就没有再补充材料。 2012年4月6日，民主人士方励之于美国病逝 2005年胡锦涛访美，王军涛说要去拿砖头拍胡锦涛的汽车，有关方面紧急劝说："你这么做不是知识分子。"同时又紧急找一些华人朋友向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针对他的攻击了，确实也在华侨中间做了些有关"台谍案"的澄清。 茫茫回家天涯路 王军涛1989年被捕之前见到父亲，这位老军人还能跑步。1991年3月被北京市高法终审判决十三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父亲到秦城和他见面，已经需要搀扶。 1994年4月王军涛被送到美国之后，中共当局一直通过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人士与他联络。王军涛说："他们一直说，如果家里有人病危或病故，会让我回去。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诺言。" 2007年10月30日，王军涛结束新西兰的教学在肯尼迪机场降落，10月31日就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11月1日又接到岳父病危的消息， 妻子带着女儿回国了，但是当局说要王答应三个条件才上报：一，不能与法轮功来往；二，不能与王丹合作: 三，不杯葛奥运会。 王回答："境外讨论只按照中国法律讨论，这些要求都不合法。如果确实想讨论，也在北京讨论。"据悉，虽然王军涛拒绝，有关方面还是为他上报了。据中间人说，周永康都同意了，是胡锦涛的决策，没有让他回来。 王军涛说："有时，你在刻骨铭心的伤痛时才能下政治决心。2007年我决定不再继续在大学了。我体会到为什么甘地的政治起点不是他的律师职业，而是他被英国乘警从火车上扔下去时的感受。他是律师时，他以为英国人会尊敬他的职业声望，当他被扔下火车时，他知道，那些正义不属于他，他决心要让印度独立。" 2007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英国牛津大学都给他机会，前港督、现任牛津校长彭定康还约王军涛在伦敦吃饭，王军涛请张炜代赴饭局。2007年他决心再重新回到政治漩涡中。 2003年非典期间，中共当局托人送给王军涛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2006年他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当局又送一个琉璃礼品--一条龙盘在岩石上，下面刻的字是"五彩光华，四方寰宇，稳占了先机，揽定了大业。"请回国探亲的王军涛太太转给他。有朋友给王军涛解读："别以为你拿个学位，就会拿你当学者，他们只惦记你的政治抱负。" 王军涛通过中间人对当局说：如果不改革，就是革命。梁启超就是这么说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六四"之后王军涛一直在说："你把讲理的关了，判了，再找你的就是不讲理的，就别怪老百姓当暴民拥护新专制了。" 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人士大都不被允许回国 中共政治一向是毁灭性的 中国大多数人对政治从来是畏惧的，一个人犯事，全家几代人都被毁灭。1976年17岁的王军涛参加"四五运动"，从来对孩子像朋友，喜欢与儿子争论甚至打闹的父亲，第一次发了脾气，他问王军涛："你以为你什么事都可以管得了吗？" 1989年他没有再责备儿子，"忠孝不能两全"成为王家上上下下的口头禅。但是老人家不赞成儿子的选择，他觉得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复杂，恐怕还是要共产党解决问题。 但是全家人都看出来，他对儿子的心事非常重。 2007年之后，老人年年都有险情，年年都抢救过来。王军涛太太早就说："你父亲就是撑着一口气想见你。"妹妹告诉军涛："他每天艰难挪动锻炼，也是想能见到你回来。"这次发病很突然，脑梗加心梗，三天就去世了，走的简单安宁。 王军涛谈起王岐山让大家读托克维尔，他说："王岐山也只明白一半。关于现代政治转型，他只看到失败的，其实，多数转型成功也不乏暴政后转型。"这是他自茉莉花革命以来，多次在谈的观点。 王军涛说："'六四'刚完，共产党高层除邓小平几位元老外，都知道共产党犯了罪，将来对天下无法交代，因此，他们很想做些努力，缓和冲突。但随着他们稳住大局， 以为经济发展和高压维稳可以维持统治，哪怕是腐败、暴政，于是开始骄狂地对待国际和国内的不同力量和声音，在奥运会前后达到巅峰。不需要你去启蒙，只要维稳机制修理你，你想不当他的敌人都难。" 王军涛还谈到令计划儿子令谷之死，朱镕基骂令"畜生不如。"江泽民说"没有人性，哪来党性？"王军涛认为，江泽民和朱镕基设立了一个好标准，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制度不容许人们悼念死亡的至亲，那就是畜生不如。他说："其实我父亲走了，生前不能见面，死后见面，与其说是成全我，不如说是给他们最后一个有人性的机会。" 作者：高瑜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北京观察"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台立场无关） 附录： 王军涛被阻奔父丧 各界痛批当局冷血无情（图） 2013-01-18 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王军涛父亲过世，其父生前渴望见最后一面，当局却未准他回国奔丧。有人士认为当局是维稳模式作怪，谴责当局不应这样冷血无情。 图片：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王军涛 （王军涛提供） 正在服刑的贵州异见人士陈西的母亲日前过世，当局获准了他在有条件下回家奔丧。当时，来回四百多公里的路程当局都给他戴着镣铐。各界批评当局手法太过残酷。 而本月11日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王军涛的父亲离世，当局却连让他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的请求也未能允许。 在美国的王军涛周五向本台表示：我父亲2007年病发，我在游学访问回到美国之后就接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不久又接到了岳父病危的消息。当时医院已经发了通知希望亲友都能到北京来，但是当局拒不同意我回国，那一次我父亲被抢救了回来，但是岳父就去世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差不多每年都会抢救一次，所以这次对我父亲的离世我有了一些思想准备。我这五年间和许多人交换了看法，都是在讨论怎样才可以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记者：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有什么遗愿吗？ 王军涛：我父亲表示在去世前没能再见到我很遗憾，他一直向当局提出说去世前可以再见到我。虽然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我选择这条路也知道这会有很大的代价。所以有的时候我虽然因为不能尽孝很愤怒，也很痛苦，但是这也是我事前就考虑到的代价之一。我选择我的理想，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王军涛的父亲在过世前的五年中不断盼望着能见到儿子一面，但最终仍然无法如愿。本周四王军涛在北京的家属决定周五为他父亲举行追悼会。 据了解，当天有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运动、京丰会议、以及八九民运的人士到场祭奠，王军涛的好友毕谊民代表不能回国的王军涛给父亲磕头。 此前，王军涛曾做过努力希望回国见父亲，但都无果而终。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周五在推特表示，"比寒冬（更冰冷）的是中共当局的血。" 高瑜告诉本台记者：这不就是暴政吗？维稳的时代还在继续往前推进。我不知当局在恐惧什么，王军涛的父亲是扛着枪替共产党打江山的将军，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他的后代。所以我觉得现在当局就是一种维稳的思维在作怪，而且丝毫没有随着新领导人上台而变化。 王军涛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曾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隔年被当局以所谓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13年。1994年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流亡美国。之后他都在海外为推进中国民主开展各种不同运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刘自立：胡适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分野、合一之析（补充稿） Posted: 18 Jan 2013 11:53 AM PST (一) 　　提出几个问题供讨论。 　　一个是胡适的杜威影响和他的实用主义观点，与其后来四十年代明确提到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逆流，以及他关于自由主义的谈话，其间关系如何。 　　再一个是，如果定位杜威是现代主义哲学流派之一，他在整个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哲学越兴时期，是不是属于消解本体，价值重估和否定传统（观念－制度......）哲学之一类；而这类哲学和本体论（神本－人本）哲学，关系如何？ 　　最后，我们看到，毛主义实践论和胡适之求证论都含实用主义，那么，他们之间的哲学关系，政治关系和以往哲学乃至宗教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补充的是，是不是胡适（含毛泽东）们的、五四以来的、对于西方人本论的坚持和对于神本论的消解，一如坊间所谓，是比较适合中国无宗教，重经验，本体、器物（手段－目的)一统论的新解、新用？（加之后来的"猫论"......。）且按照这个逻辑，胡适和毛泽东又何以在哲学方法论上殊途同归，却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做法上天地相别，神魔各道呢？这是很少有人关心的课题。一般毛派批判胡适是因为他的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而自由派肯定他，是因为他的主义是自由主义和袒护老蒋，维护道统。这样，我们小释这样一种政治观和哲学观的间性关系成为必要，而找到也许是方法论可以趋同而主义可以各别之一说，则必须辨析之，澄清之。胡适的名言大家耳熟能详，不赘再次烦出；如，少谈主义，多及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小卒过河；宁鸣而生......等等。至于他的生平，与老蒋关系，更是坊间常谈，故可全免谈之。于是主要的关联就是胡适二十年代接纳的西方的求/实证主义（含其继承乾嘉学派考据之举和这样的西方哲学发生的似是而非的关系之异同），乃及之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如何从乾嘉考证学派过渡到自由主义；其间主张如何解决，如何分析----这个分析对于专制之老蒋和极权之老毛又产生如何的哲学根据和政治轨迹。 这是人们多少会加以关注之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要想在理论层面上得以全解，并非易事。因为，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其间的关系定位并不会因为完全的哲学轨迹得以通决，也不会因为完全的政治立场得到通释。就像有些学人所谓，胡适即便不能超越真正的国学者和西学者而有所纵览破解，但是，他的方法论和角度观，也许可以超越西东、两派独自获得学术甚至政治之定位；甚至是所谓划世纪，定路标式的思维和言说，且因故超越同时代者也。其实，事情不是要定位胡适的学问和观点如何，而是要结合他的实用主义如何接轨到自由主义----这个特征，究竟对于中国学术潮流之回顾和走向，会产生如何一种导标作用？我们该如何分野他的五四求证论和他以后毛之革命实践论、这两个完全无法结合的轨迹，路径和导向。对此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之辨正，应该从实用主义的价值估量和自由主义的实践效应两个方面予以考量；如若不然，分割这个价值论和实践论的现象就会出现----加之人们在确定价值的同时，还会出现20世纪以来的价值置空论和价值伪膺论、这个价值变态导致共产主义一类意识形态，继而转化成为对于基督教线性思维的模仿而成生阿克顿所谓天堂之路导向地狱的上帝影子和影子置反。这是现在人们看得非常明晰的地方。换言之，共产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乃至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一类未来派学说，其实，是对于现实、往生之间辨正法的颠倒。因为，来世的策划，并非要完全否定今天；而对于道德和伦理诉求的现实规范和警告，铺垫了往生来世的基础和前提；这个价值尺度并非因为完全向死而生，而出现对于今天（----含过去，未来）之反置和虚无。这就是价值尺度的现代性和现在时表态。 故此，摇摆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社会主义作业的系列演进中之左右派，显示了价值定位和实践效益和实践效益的价值定位。乃至出现了非常激烈和动荡的解构。这个解构从西方而言，就是宗教形态和世俗政治的博弈----王权政治和教皇原则的博弈----共和主义与神圣罗马帝国乌托邦的博弈，等等。但是仅就20世纪初开和19世纪完业状态而论，胡适思想的实用价值论，恰好出现在共产党陈独秀提出世俗政治"价值"之时；而到了40年代中、末期，中国价值论，从传统变成带引号的"现在－现代"的时候，价值趋向和取道，于是变成了毛主义实践）价值共产主义"价值论"）。其间，这样的辨正和变乱，其实，证明了两个课题。如果胡适在一、二十年代不是提出趋向非价值论的主体、主题思考而提出不同于少谈主义的正面价值论，那么，价值伪膺方式就不会附会于共产党的"民主和科学""价值"论（注意：这里的民主就是民粹----这里的科学，就是器物、工具、人"物"论......）。这样，放弃最初价值论导向的胡适方式，正好给伪品价值论和毛主义实践价值论通途大敞开。与之互相呼应的是，毛主义实践之问题、主义，也在有限公司的武装基础和武装基地上得以花果齐备。 于是四十年代的价值论胡适又缺少了他二十年代的问题解决之道、也就是实践论；胡适（蒋介石）没有实践----没有土改一类实用主义、社会革命诉求（这当然和战争有关）----而毛有。这就是毛的实践论取缔胡适的自由化的实践论填空。这是一个变戏法。重复而言，二十年代本该是价值确定论基奠时期，但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没有建立这个价值之初和主义之先----；四十年代自由主义正当其实应该施行实践论以抗毛实践论时期，他们又只谈主义。（这个相反形成的负面互补趋势，导致中国以毛之实践，毛之价值取而代之于胡适也。（这和日本价值－实践确定论早就日本本体不一样。日本实践论和价值论在政治文化上主张现代性体制论就不是光光提出民主与科学，而是提出价值与建制；价值就是西化和化西。建制就是施行最初的三权分立，宪政治国。这是明治时期的显学，而非诡异戏法如中国之论一达百多之年也----所以中国事情一个结论就是：变德莫克拉西为德莫克拉"贼"）。 所以，胡适的价值诉求，自由主义诉求和毛的"价值"诉求，实用主义诉求，在时间上间隔了二十年。但是，这个"二十年"工程，让共产党完全取缔了价值主义变成实用主义----而胡适之自由主义，又完全没有实用主义而使效益（成功）玄置。这个效益玄置，就是没有施行相对于共产党的实用主义，采纳胡适，老蒋之实用主义：这些中国命运之课题无外乎是：土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之效益论；即便张君劢（更早宋教仁）施行了价值－实用合一之宪政抗争，合作和不合作运动，但是，都因为实践阙如和技术乏力而倒在了实践论上，使得价值和实用，双双落空。这是一个悲剧。（到了台湾，蒋介石才将二者有效结合，完成土改，坚持选举，完备体制，建设治衡，以为小蒋民主壮行铺路。这是后话；而胡适在老蒋连任总统、这个正常体制之破坏课题上，更是软弱妥协，正气不足。） (二) 　　反思自由主义理论根源（除去自由主义实际载体自由市之还原外），我们知道，其大致的经验主义特征规定了他对于康德的二元论，持有一种批判和规避。这个哲学特征的归纳基于一个基本事实。一，自由主义要素之首就是人权和人性，也就是同语反复之命题：自由，就是人的自由；其间人性和自由获得了明确的同一性；而人性自由之神本人本的超然伦理之道似乎被异样解说了；也就是自由主义规避了人赋人权还是天赋人权这个主旨----这样，人文主义规定在此主义中自然高于和大于"神文"主义（原谅，我们自造一词）。于是，一切回到康德的说法不见容与之。 　　二，那么，当穆勒质疑第一推动的时候，自由主义覆盖人权诉求的倾向，掩饰了西方一直以来的双向指轨，也就是，人权提倡者势必要回归天赋人权而非人赋人权----所有自由宣言和人权宣言都是这样规定一个最高主宰者；而不是要取缔之。 　　三，西方近、现代，后现代哲学的论述方法和动议指向却基本上否定价值，质疑形上，归于虚无----他们鄙视宏大叙述和历史言说（"一切历史都是今天的历史"......）；这个历史言说很像中国人所谓之"日日新，苟日新"，"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一类中间取道之法（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说----出自于苏联《真理报》）。因为中间取道之法不必回到道统、学统，耶稣、上帝之人－神关系说。 　　四，那么，自由主义是不是一种有效的奥卡姆剃刀、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下湖游泳，嘴尝梨子之问题，并加以吞噬和消化呢？世界上文明国家是不是可以如此解构人的历史，神的存在，抑或将所有一切之史料，之学观，之哲学，之精神，都化解在尝尝梨子，功成名就，这样一种苟简之道中呢？ 　　五，换言之，求证也好，实践也罢，其历史之解，是不是隐含着一种实际上是取缔历史根据，消解史学价值之实践－真理论呢？ 　　六，这种实用主义究竟会带来如何一种奥卡姆剃刀甚至屠刀与焚尸炉呢？换言之，奥卡姆剃刀之思维，是不是纳粹、文革屠刀思维之继续和转换呢？ 　　再延伸之，对于价值取缔所产生的价值毁灭和无价值诉求，是不是就是列宁和涅恰耶夫革命造反思维的一种回证呢？ 　　七，更加严重的逻辑推断就是，现代主义对于旧世界和老价值的否定和极权主义价值虚无，历史虚无，人性虚无之屠场效应，其间，又会产生如何之关系和呼应呢？ 　　这里之四，之五，其实，业已关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之纠结和缠绕；换言之，自由主义如果按照一种消解本体论之路径发展，就会导向取消自由主义，复辟实用主义之道；这样，实践和求证，就会产生主体决定论之嫌疑----这个主体究竟是谁？我们说，自由主义主体是人；那么，从人群中分解出来的阶级存在和贫，贵存在，给实用主义留下了一条歧路。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之"自由"就是自由消灭，是要毁灭人群的自由，他们打着人民意志和普遍意志的旗号，规定了什么样子的人是自由的；什么样子的人不配和必须对之取消自由，毁绝其精神和肉体----于是，自由主义在毛泽东那里成为一种革命实践论----而在胡适那里，成为一种人性普遍论和反对极权主义，反对毛主义，容纳和容忍蒋介石主义之理道。这是我们必须区隔和小心的事体。 从中国20世纪历史看来，胡适的晚期自由主义如何适合他的早年求证主义和假设主义，式成一问，必须辩解之。因为，他没有关注到他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主义实践----自由主义实践和毛实践，邓实践天壤有别，不可划一。固然，也许他在五四时期并未论述这一点；这是关键的所在。以至于后人对于两项实践和求证处于混乱和混淆之中。而且，顺乎时间来看，胡适不是先提出自由主义，后提出"实践"（"求证主义"）；而是相应于相反之时间顺序：他是到了晚期才提出（适应实用主义之）自由主义----于是给人一个错觉：胡适主张实用主义；猫/毛也主张实用主义。这是一个奇耻大辱。就像杜威不会完全否定美国先贤制定的民主法规和自由主义，而他强调的不同侧面，确实似乎是价值规避和形而"下"学----这个下学，体、用和辨证，必然相对于形而上学----但是，一切西方哲学和哲学史料规定的形而上存在是不可动摇的，起码在20世纪以前，大致如此。康德和笛卡儿不会质疑最高存在，超然存在。这是西方缘自罗马之二元历史－现实存在的精神甚至物质（制度，经济等）之衍生。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企图消灭其中任何一元，都是痴心妄想。所以，自由主义可以偏向于无神论，但是，自由主义绝对不会，也不能当众宣布自己是上帝屠杀者。这是毋庸置疑的。 于是，这里出现对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来自西方和俄罗斯的正面严厉抨击；且将之等同于苏维埃屠场（见路标派言论。）这样，起码俄罗斯自由主义不可以是无神论者和反托尔斯泰者，反妥斯陀耶夫斯基者。因为，那里的情形和但丁主义一样，是要宗教立国和制宪的（这是另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实践－真理；求证－假设；要有一个价值指向和价值立场。粗俗而言，你或者你们在革命，斗争和打仗以前，有一个如何实践，为谁实践之基本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实践，所有的重估，所有的成功，所有的胜利，所有的建政，所有的主义，都是扯蛋。而且，一旦实践论送走了价值论和人本论----且不谈神本论（布尔什维克无神论）----那么，这样的实践，势必成为违反一切法条，契约，建制和天－人（场域）的一场灾难。（包含全部战死也不投降的斯大林主义之"自由"，毛、林主义（林彪主义）之"自由"----任何一个允许战场上战败投降的举动，是考验战争双方的试金石----因为，中国内战，韩战等毛式战争就是他不许投降所致；这样的人命涂炭"不可战胜"，却必然最终失败于人性的抵抗。） (三) 　　至于后现代主义和极权主义关系论，一直以来，人少关注之，解释之，分析之。 　　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对弈和理论课争执。其间所含的内容凸现了33年的纳粹崛起（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反射了这个崛起于其中之哲学争论），凸现了1917年的革命（路标派巡神论，马赫派和列宁主义之对峙而失败与之），1949年的易帜（经验主义，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纠结），1966年文革（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人权尊严大决战），1968年造反（萨特主义，密特朗观念和保守主义博弈而后者胜出，前者式微）......等等。这里，文革和极权主义不单在中国，而且在法国，在德国，在柬埔寨，在古巴，都是六、七十年代可恼可悲的风景线；萨特，格瓦拉，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都以不同方式肯定了从毛主义到庇隆政权的革命与专政（再可见马拉多纳对于卡斯特罗的无限崇拜）......于是，从二十世纪初叶到世纪末，这些牛人、大佬确实将西方传统价值和文化搅得一塌糊涂（虽然，这个"一塌糊涂"，有其本身的责任和罪恶......）。于是，那句"见到文化就要拔出手枪"的名言，成为最能概括现代、后现代派倾向的"至理名言"和实践标准----人们用列宁推倒俄罗斯文化；用希特勒推倒德国文化；用毛推倒中国文化，以胜败作为也许是极权，也许是后现代之进步尺度，也许是唯一尺度（经济增长，国家强大......），并在此圈子里施行思维和实践的打转，倒退和荒原化----其大、小历史与现实之根据就是：需要价值重估，需要传统颠覆，需要结构解构，需要革命反智。人们甚至丧心病狂地将这些魔鬼之道说成是解构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加暴殄天物的时代。 　　这个世代的主要特征就是---- 　　一，消灭神； 　　二，无神无道，无法无天----就要消灭人。 　　三，当然是对上述二者的自由民主反抗，且形成N次民主大潮。 　　但是，所有这些东东都是以批判专制，威权和封建为借口，他们甚至要基本上颠覆耶稣，摩西甚至欧几里德。固然，批判一切、怀疑一切和颠覆价值，文化虚无，历来都用，都有，但是用其政权保障之，教唆之，实施之，普世之，却是20世纪的事情。这个事情的发端就是悉尼.胡克所谓：产生了消灭自由的自由----东、西方的人们一旦信奉，探索和归依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事情就会变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修正主义分成左右两翼而最后战胜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北大校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却直接毁灭中国。这些马克思们、列宁们本身获得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反身为列宁和斯大林毁灭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一切自由，利器所指，"悉贡所能"！直到今天，美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还在容纳和容忍此中叫嚣之美－中自由（市场），以毁灭自由于东方，于中国。（由言论自由加以保护的美左和毛左穿一条裤子，他们主张一种由自由消灭自由的规则----这是非常丑陋的西方真理观在东方屠场上的表演。是绝对的无耻之举。） 　　是的，这些课题（对现代本身的批判）被很多反对和支持者讨论了一百年。自由主义是不是一元论，也是一个问题；而二元论理数则被多数西方良心学人所接纳，所支持。这些二元论述之观点很少在中国得到回复；因为中国神学式微于周，儒学俗道登场，一发不可收拾。是一个事实。现在，我们略去中国走向一元论的历史探索（这当然是一个大难题），因为那要另文可详。这个二元论可以大概从笛卡儿的二元论获得源头。这样，宗教课题，本体课题和人文课题，并肩出现于西方哲学史中且因此引导全部近代哲学。其间，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本身对于第一推动的质疑（穆勒），也看到后来的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对于欧几里德和耶稣的解构（德勒兹），更看到这个时期（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后期），各种解构甚至批判本体论哲学的观点风起云涌，不可一世。其间，胡适同样关注到的尼采之"价值重估"之说，可以说，影响着和关联着他的"杜威主义"和实证主义。 其中，消解本体，解构主客观念，批判神－人二兼（人权宣言之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之悖论，之区隔......），意识流之时间主观说，现象学之空间无主、客观说，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之"词物原罪"观（蒯因）），语言本体论和语言非本体论（庞德和索绪尔的汉字本体说和西方文字符号化超越分野），罗素和贝克莱派的感觉复合说，乃至政治哲学上的真理论，实践论，马克思主义真理论和毛主义的人文之反、宗教之反之实践论，人神合一论（天人合一说，在西方意义上是对于天人的亵渎----而在中国造式于人道天道之合一和混淆），莫不产生于胡适接受杜威之时期乃至于出现"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个时期在政治上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兴起和后现代兴起之附会乃至苟同----这种苟同，表现在上述所谓价值重估或言反对二元论上。在所有这些价值重估上，紧要和核心之处，其实，就是以人文主义代替宗教神证论，以便使得各种排解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哲学，归于分解乃至解构。这样，尼采价值重估以后的所谓新价值认定，从实际的层面来看，完全子虚乌有，不可实现。 　　因为，尼采说了上帝死了以后，又说，"上帝是杀不死的"----于是，就连尼采也不能说"上帝死了"为真；"上帝死了"，为假----于是，"价值重估"在此层面几乎失效。这是一。 　　二，所有新价值产生的价值，其实，就是价值之灭。什么是新价值呢？胡适在面对学问，面对人头，面对主义方面，也未能实践其新价值。比如他的整理国故，比如他的语言研究，比如他对于梅光迪和陈寅恪之矛盾态度。这些材料坊间多存而不赘。 　　三，我们只是说，五四究竟是复兴还是启蒙（当然不是共产党的新启蒙），很多学人争论有年，不必较真；但是，其中关于启蒙之唯物主义和保守之"唯心主义"之间的那场较量，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理絮论，而是关系到上述本体和价值估价之重大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 　　四，文艺复兴，一言蔽之，就是讲究和追求个人主义；而启蒙运动之反对耶稣和摩西之观又恰恰接轨与之----于是产生第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产生，最初提出了是不是要规定本体抑或要解构和瓦解之（解构，当然不是瓦解而是新造于旧......）。于是，个体主义被卢梭的普遍意志取代。 　　五，故此，其间政治倾向如何固定了这类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模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从一个层面上讲，启蒙之指向是蒙昧，是无知，是非百科全书----那么，启蒙的结局，是不是人类代替了全知全解、先知先界之神权，而导向了人文主义呢？ 　　六，抑或，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现象----至少在英、法革命先后之时期，哲学家，文学家兼政治家（如，夏多布里昂，基佐，克里孟梭等人）就未必继承这样的宗教批判和宗教取消主义，而施行相反之道，施行复辟，复兴和重生天主教之路。 　　七，就不要说那时流亡于世之犹太教派的人们，从未对于元教旨施行背叛和修正----这是对于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反拨和纠正。这是一个新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是价值重估而是价值回归。于是，我们看到，在此层面，至少法国复辟派和拿破仑主义并不想施行什么价值重估，而是要振兴和复兴基督教之一支（见基佐）。 　　八，在此意义上，耶纳之战带来的"历史终结论"、革命完成论，现代性生成，并不涉及价值重估和历史完结，而是走入历史的新一页----这个新一页，就是翻过一元论之无论是政治一元，宗教一元之革命论和复辟论----走向自由主义兼容于二元之共和，之耶稣（天主，基督等等）----这是对于实践，求证和假设的必设前提。 　　九，于是，今天回顾胡适，我们更加看重他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就来得更加逼近之，而非疏远之。一个重大侧证，当然，就是台湾的民主。这不是实用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宪政和民主之实现。难道这个启示不是对于胡适的必要补充和光大吗？ 原载《议报》，这里是补充稿。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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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钓鱼岛争端与禁止反言原则 Posted: 24 Jan 2013 07:49 PM PST 图：2013年1月24日台湾保钓人士搭乘渔船前往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试图登岛，遭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拦截 2013-01-24 1月21日，香港一家民间智库《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在香港主办了第三届中美对话研讨会，主题是”与日本的三边对话“。会上提及钓鱼岛问题，中日双方有一番舌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智囊，内阁外交事务官房参谷内正太郎有篇书面发言，由原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滨田卓二郎代为宣读。谷内的发言稿讲到：“中国自二战结束至1971年，完全没有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对于这一点，中方与会者没有正面回应。 这一点并非不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国际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即禁止反言原则。 我们知道，国际法在解决领土争端中有几条原则，如先占原则，时效原则，等等。其中一条原则是禁止反言原则。 所谓禁止反言原则，意思就是不能出尔反尔。这又包括单方面声明和默认两种情况。所谓默认，就是说，当某种情形被通知或广为人知后，一方保持沉默可能意味着同意。从国际法院的判例来看，它支持禁止反言和沉默与不存在反对即为默认的原则。 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产生的首要基础是善意原则，要求一国不得采取与先前表示不一致的行为从而损害另一国利益；其次是一致原则，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超国家政府，保持国家行为一致性对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单方面声明有一些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东格陵兰岛案。 1933年，丹麦与挪威就东格陵兰岛主权问题诉诸国际法院，最终丹麦胜诉。国际法院作出这一裁决的依据之一是，挪威外交大臣艾赫伦曾于1919年对丹麦公使表示，不反对丹麦对格陵兰的主权要求。国际法院认为这一声明对挪威是具有拘束力的，至少挪威承担了不对丹麦在全格陵兰岛的主权提出异议的义务。 关于默认的情况，有一个著名案例，即1962年的隆端寺案。 1904年，泰国（当时叫暹罗）与法国签订了一个划界条约，规定根据分水岭原则划分现在的泰国与柬埔寨边境，作为条约附件之一的划界地图被送交给泰国。本来，根据实际的分水岭，隆瑞寺是在泰国境内，可是划界地图却把隆端寺地区划到柬埔寨境内。问题是，从地图完成之日起一直到1958年争端发生时，泰国一直没有对地图当中的错误提出过任何异议。于是国际法院认为，泰国的沉默实际上是对地图所标示的泰柬两国边境划界的默认，而根据这一默认，泰国已经认可了柬埔寨对于隆端寺的主权。因此国际法院裁决，隆瑞寺属于柬埔寨。泰国政府对这一裁决表示遗憾，不过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泰国还是接受了这一裁决。 回到钓鱼岛争端的问题上来。早在2003年，台湾曾经举办了一场《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台湾人称钓鱼岛为钓鱼台－－笔者注），时任台北市长、现任台湾总统的老保钓马英九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中国时报》对这次会议有简要报道，报道的标题就是：“争钓鱼台，国际法不利台湾”。报道说：“多位参加‘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的学者昨天指出，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没有适时就钓鱼台列屿主权提出主张，战后更迟至一九六八年传出其周围海域有丰富油气才提出领土主张，未来如要透过国际法来解决争议，恐怕对我方不利”。 上面说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在更晚的时候，直到1971年才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且不说《人民日报》在五十年代还发表过两篇文章并提及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讲话，称钓鱼岛属于日本。如此说来，要通过国际法来解决钓鱼岛争端，根据禁止反言原则，恐怕对中国方面更不利。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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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宗锦：“南周事件”暴露中国出台新闻法阻碍重重 Posted: 24 Jan 2013 07:45 PM PST 仝宗锦 2013年01月25日 最近获得广泛关注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从其起因（宣传部门介入采编事务）、发展（员工抗议并通过网络特别是微博传播获得社会响应）到解决（上级领导协调）过程，都集中展现了中国传媒的制度现状和内在逻辑，也暴露出中国出台新闻法的多重阻碍。 中国传媒制度自上而下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宏观管理制度，采编运作制度和经营分配制度。宏观管理制度围绕“传媒是党和政府喉舌”这一性质具体展开；采编运作制度涉及传媒内部业务运作；而经营分配制度主要包括传媒广告发行等经营活动。 相关文章 南方报争演变成意识形态冲突 《南方周末》风波考验中国新领导人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改引热议 宏观管理制度的权力分配格局较为复杂。报纸、杂志、图书等平面媒体主要归“新闻出版总署”管理，广播、电视等媒体主要归“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管理，互联网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管理，而硬件部分归“工业与信息产业部”管理，媒体意识形态方面则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领。同时，各地区、部门、行业又对下辖媒体拥有主管权。 时至今日，中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层面制订的正式新闻法律也仍付诸阙如。在新闻法规方面，除了互联网方面曾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几个决定外（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其它性质媒体都是由国务院行政法规和部委规章加以规范（如《出版管理条例》、《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 虽然传媒制度上述三个层面总体上相互依存彼此配合，但内在矛盾也是深刻的，尤其对自负盈亏的媒体更是如此。概括来说，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在指导原则上，媒体作为党和政府“喉舌”与其在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民主政治功能，以及经济上的市场规律之间存在深刻矛盾；在权利义务边界上，三个层面的具体范围以及与此有关的党和政府介入媒体的权力边界并不明确，使得宣传主管部门和有关媒体在具体问题上时有冲突发生。在审查和问题解决方式上，有关法规规章的立法精神重在约束管制而非保障权利，不仅将宪法35条的“言论出版自由”、“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进行悬置处理，同时很多方面还保留了非正式的人治处理手段；法规规章虽然仅规定事后审查，但事实上的事前审查仍普遍存在。在南周事件中，据审读员曾礼先生披露，《南方周末》每期选题都要上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后才能采写；重要报道和社评，都要报省宣审阅后才能出。省宣直接接入采编事务并进行事前审查是许多《南方周末》编辑和记者诟病的焦点。 动态考察中国传媒制度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出现有问题的具体历史情境，以及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主线，也即，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传媒制度，渐次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进步等各种因素影响的历程：包括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西方新闻自由理念传播，1990年代以来大力推进的传媒市场化改革，以及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这也是迄今为止推动中国传媒演变的三种主要动力。 中国历史上有源远流长的“邸报”（起源于汉代，报纸重在传达朝政消息，相当于“中央新闻报告”），民国时期出现过新闻出版较为自由的阶段。不过对新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前苏联的新闻理念制度。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经典之作《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总结说，苏联公众通讯是作为党和国家鼓动者、宣传者、组织者的工具面貌出现的，因此强调责任而非自由，报刊受到精细监督和管制，控制的主要责任属于党而非政府。新中国的新闻理念制度总结了1940年代以来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践，但基本上沿袭了苏联传统。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夺取政权的历史过程有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外，“笔杆子”的宣传动员功能历来为党重视，于是形成了特有的“党指挥枪”和“党管媒体”的“文武之道”。媒体是作为党的“喉舌”面貌出现的，简单说来即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媒体性质和框架一直稳定不变，大政方针的发布和社会动员高度依赖“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治体制的松动，西方新闻自由理念也成为新闻改革角力的主要正当性话语。这个时期，尽管高层领导人仍然对“新闻改革”等提法相当谨慎，但新闻界对此已广泛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体制内机构对新闻自由理念传播和制度实践做出了积极努力。在理念传播方面，例如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美国新闻史》，中国新闻学会1988年编辑出版《新闻自由论集》等等。在具体实践方面，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率先进行批评性报道和社会热点讨论，上海也出现了言论犀利的《世界经济导报》(后于1989年被停刊)等。 与此同时，新闻立法工作也提上议事日程。总体上，这是在反思文革基础上社会治理手段全方位向法律转变大趋势的一个环节。几任党内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具体负责法律工作的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对此有过重要推动。在1983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正式提交议案，“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1984年1月3日，中宣部新闻局提出《关于着手制定新闻法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有关领导人和彭真委员长都很快批示同意报告。1985年新闻法草案起草工作开始启动。当时曾有几个草案完成，但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的大环境下难以很快通过正式法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孙旭培教授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一文，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陈云发表了一次著名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虽然1987年新闻改革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论证议程，同时十三大报告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新闻和宣传工具开始重视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但新闻界八十年代以争取新闻自由为主要诉求的努力还是在1989年后不得不归于沉寂。 九十年代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偃旗息鼓，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纵深层面发展。在此背景下，新闻立法工作陷入停滞状态，传媒市场化成了中国新闻改革的主流。在市场利益驱动下，传媒业从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开始向国有信息产业基础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艰难过渡。这一阶段传媒市场化的主要特点，澳门大学社会与人文科学教授陈怀林在《九十年代中国传媒的制度演变》一文中有所总结： 第一，在市场化的传媒体系中，广告收入是传媒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它为传媒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不断增长的丰厚回报；第二，随着政治挂帅时代的终结，传媒改革所受的政治上压力有所缓解，受经费短缺困扰的政府逐渐卸下对传媒的财经保障，要求传媒自负盈亏，因而对传媒的制度创新给予有限度的鼓励，对传媒的控制和惩戒手法也更有弹性；第三，传媒过去被定性为非盈利的事业单位，没有支配经营收入的权利，因而进行制度改革而获取的收益无法合法据为己有，而随着1978年、1986年、1994年的财经制度方面的改革，传媒得到了更大的财经自主权，从而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将经营利润用于扩大机构营运的规模，提高员工的工资奖金等待遇。在这一传媒市场化进程中，经营分配制度变化最多，采编运作制度变化较少，而宏观管理制度基本未变，但与此同时，传媒多元化竞争态势已初步显现，一定限度的舆论监督也获官方认可，媒体的自由空间总体来说有所扩大。 不过，这种利益导向的传媒变革虽然不可逆转，但是否会因此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夹击乃至收买，同时由于官方在新形势下对传媒更新了“治理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本[Benjamin L. Liebman]在学术论文《竞争式监管：媒体与法院》[Toward Competitive Supervision? The Media and the Courts]中提出，李本透过传媒司法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官方对二者的平行控制治理模式），人们对传媒制度演进能否获得新的动力仍然充满忧虑。 好消息是，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包括具有上网功能的手机在中国的普及使得官方对信息环境的封锁更加勉为其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兴起的微博提供了一个“共时性”的公共空间，为普通民众信息快速传播和大规模政治参与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但是，虽然微博在中国社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实名制、网络过滤监控技术，以及主管部门对重点用户的防范、限制、劝说等手段的采用，微博能否形成德国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以及类似于其它国家的“推特政治”，仍殊难预料。 南周事件正是在上述中国传媒制度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固然表明宣传部门对媒体的控制愈发严厉，但南周多数员工能以不合作姿态抗争，进而通过网络尤其是微博及时扩散消息赢得舆论广泛支援，也说明了三十年来新闻自由理念业已深入人心，同时媒体市场化为新闻人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自由条件，而微博已经成为信息传递、公共讨论和社会动员的重要平台。当然，更高级别领导介入协调此事，最终并未发布正式处理结果即归于沉寂，也说明了真正的新闻自由和法治依然道阻且长。 仝宗锦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纽约时报

晴朗：社会严重分裂，民族怎么复兴？ Posted: 24 Jan 2013 04:37 PM PST 左起骆家辉、盖内特、习近平 2013-01-24 习近平上位伊始就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为旗帜，在中共思想库的陈年旧货已经霉烂腐朽的今天，要凝聚民心似乎只剩下“爱国”、“复兴”这一类宏大话语多少还管点用的了。追溯后文革这三十五年，这一副药方已不算新，八十年代的爱国宣传还很有点说服力，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中的国家正向著世界文明主流逐步靠拢和汇合，爱国主旋律相当有效地填补了因为文革十年浩劫留下的信仰危机。 到了后六四，信仰何止危机，简直是精神真空！在这个时期，中共把爱国升级加码为民族主义，并加入仇外的虎狼猛药，这是八十年代的爱国主义并不包含的内容，之后民族主义又升级为赤裸裸的国家主义。爱国话语从“奋起”跳跃为“腾飞”，后来更被“强国”和“盛世”的造句所取代。 习近平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是旧瓶，里面装的也不是新酒，况且时代不同了，呈现在眼前的社会也不同了。简言之，第五代习李面对的是一个严重分裂的中国，这并非是从领土疆域意义上的分裂，也不仅仅是贫富悬殊的社会分裂，更在于日益觉醒的民众和统治阶层在是非黑白价值判断上的严重分裂。 最典型的就是自从毒奶风暴至今，中国食品安全在普通百姓当中造成的集体焦虑；中国每况愈下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对这些关乎基本民生的问题，官方的认知和标准说词，和民众的认知严重对立。更因官方把这些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矛盾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加剧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 举一个例子，环境破坏造成的空气污染迫，已经构成迫在眉睫的全民生存危机，北京环保局这些年一再把妖雾弥天的重度污染公布为“轻微污染”，使得北京市民都把美国大使馆公布的PM2.5数值统计当作权威标准，而中国官方总把这个关乎大众生存的问题加以政治化，一再指责美国“妖魔化”，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到官方媒体都痛斥美国驻华使馆“唯恐天下不乱”、“违反维也纳国际外交公约”、北京环保官员更声称美国使馆公布的空气数值“不符合中国标准”，是“不严谨、不规范、不科学”。然而谁更严谨、更规范、更科学，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官方的谩骂无法转移和化解民怨。 还有就是骆家辉成了网络曝光率最高的公众人物，他广受网民颂扬的种种花絮不必一一列举了，但对骆家辉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判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认知的巨大落差，鲜明地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分裂。官方喉舌媒体光明网发表的“雷人”奇文，叫做《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指他一系列的表演都是展示给中国人民看，“暴露了美国以华治华，煽动中国政治动乱的卑鄙用心”：是“为美国收揽中国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进而分化中国的意识形态，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算盘。” 央视主持芮成钢对骆家辉的提问，更能反映出双方价值观的南辕北辙。他的提问是：“您坐经济舱是否在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的钱？” 这一“雷人”提问，暴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丑陋和荒诞，中国政府购买一万一千多亿美元的国债，并不代表美国欠了中国的钱，那是中国政府把钱放到他们认为较为稳妥的篮子里的投资，至于为什么不把钱放到国内投资？为什么不扩大内需？为什么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走共富之路？从另一角度说，中美经济互惠互补的格局，对中国的重要性超过了美国对华的倚仗。毕竟没有了中国这座“世界工厂”和中方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美国日子吃紧许多，却还可以过下去；但中国失去了美国市场，岂止经济大幅萎缩凋敝，更会出现大规模动乱！ 目前中国社会的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从经济层面到思想认知以及是非判断的严重分裂，正是习李新政面临的第一重困境，光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解决不了现实矛盾。习近平强调反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内需”的调整，许诺让人民得到“改革的红利”，以及对最近“只缘妖雾又重来”北京空气极度污染允许民众公开批评，王岐山向体制内人士推荐《旧制度和大革命》这本书，这都说明第五代中共政权并非没有看到社会对立的危机，也想做一些事情去缓解危机。问题是类似的诺言和举措，十年前胡温上位时差不多都说过和尝试过，却难越雷池半步。这是因为这个体制非常不幸地丧失了自我省视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刘军宁：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Posted: 24 Jan 2013 02:53 PM PST 网络图片 最近，宪政正在成为热门话题，关于“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讨论牵动朝野。在讨论“什么是宪政”时，我说过，宪政就是限政，就是驯化统治者，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这篇文章则重点谈谈宪政是如何驯化统治者的，或者说，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统治的权力与政府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化人类普通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机器，对任意发作野性的人进行武力强制。历史一再表明，由于手中掌握着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因为，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君王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暴力来更迭。人类社会中行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专制暴政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在这样的专制暴政之下，关在笼子里的不是权力，而是民众。直到有效地驯服统治者的手段发明之前，人们对统治者们的野性几乎束手无策。要么是以暴易暴，陷于恶性循环，要么是无力的道德说教。 如何驯服统治权在握的统治者？一旦他们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类在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过程中所留下的三座重大的里程碑。 第一座里程碑：用法律束缚君王。公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第二座里程碑：用民权限制君权。公元1688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第三座里程碑：用权力制衡权力。公元178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成文宪法，确立了实行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到了19世纪20年代，自2000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宪政民主的浪潮，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的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经过三次民主化浪潮，宪政民主作为驯服政治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牢固的确立。 宪政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对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 历史证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专横权力的野性所挣脱，故必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让野蛮的专横权力就范。这个法律就是承载宪政精神的宪法。用这样的宪法把权力送进牢笼并加以限制与约束的政治实践就是宪政。只有靠宪政，靠能够有效制衡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靠每个人都去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才能降服、驯化统治者。而宪法是这些降服驯化手段的关键。坏的宪法是一部整容过的法律僵尸，任凭统治者违宪作恶，它也不会有丝毫的反应。好的宪法，是一部活的宪法，一旦有统治者违宪，它就自我行动，让违宪者不能得逞。专政之下，宪法是纵容统治者滥权的死宪法；宪政之下，宪法是降服统治者的活宪法 宪政驯服权力的主要手段有三：第一个手段是，划出权力的禁区并让公民与民间力量来参政督政。宪政通过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以及公民的人身权来划出一块政府权力绝对不得进入的领域从而大大缩小了政府权力的活动范围。不仅如此，宪政还赋予公民一系列的政治权利能保障公民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自由办报、组党结社来主动地限制、监督政权的权力。 第二个手段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权力。宪政通过确立法治来对权力加以法律的约束，确保政府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宪政的本质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参见《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斯科特•戈登着）。宪政还通过保障司法独立，实行违宪审查来确保统治者的意志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第三个手段，是分权制衡，用权力来制衡权力。宪政通过宪法把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一起关进宪政的牢笼，一个笼子里面关上三头权力之兽，让他们互相抗衡、相互制约。宪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权限，通常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权必须是分立的，应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一个部门无权撤销另一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一个部门去行使。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也是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的制度。 上述三种手段通过合力把权力关进了宪政的牢笼，使任何掌权者不再能为所欲为。宪政民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暴力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趋向于和平、理性，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实。宪政民主的确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而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公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 ——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张轶东：对“好皇帝”，“好朝廷”的幻想阻碍中国民主化 Posted: 24 Jan 2013 02:34 PM PST 习近平网络漫画 民众对于中共王朝新君即位，明知是一党专制换汤不换药，依然在幻想中苟且偷生。在中国实行民主转型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大大地加速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 几千年积淀形成的社会心理 朝代还是那个朝代——中共王朝，但是“皇帝”换了：新君（习近平）即位，百官（中央委员）和首辅六部（七头蒜）也基本是新面孔了。这个朝廷面临的任务只不过是用尽一切方式把一党专政的中共王朝的生命尽可能地延续下去。 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人民，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本能：盼望有好皇帝，好朝廷和清官等能让他们生活的松宽一点。在新君即位，满朝文武有所变动时这种愿望往往反映得最为强烈。而新君和新朝则往往利用人民这种心理作出一些表演。例如：释放久敬庄几万上访人员呀!改进会风文风呀！出行轻车简从呀！但这都谈不上任何性质的改革，还不知道能否坚持下去。他们死也不提政改，不提公布官员财产等等。更不会批毛、平反六四等等。他们就是假装没有看到世界民主大潮和普世价值，即坚决要走死路。 应该说，广大人民对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现状其实是心知肚明的。然而他们为什麽没有作出强烈反映（虽然18大闭幕后有些地方仍发生群体事件，但总的来说却有一些退潮，或斗争处与胶着状态）呢？几千年积淀形成的心理是一个原因。例如胡锦涛在18大报告中画的那个“大饼”（2020年GDP比2010年增加一倍呀！）对他们也有一点吸引力。其实不要说此事能否实现，即使能兑现，2020年中国的物价涨幅又将是多少呢？中国的基尼系数较之2012年的0.613是将上升还是下降呢？ 体制内外有影响的人士炮制幻想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有相当一部份有影响的体制内外人士。他们不断地发表谈话或文章，散布对于新皇帝和新朝廷的幻想。这就大大地拖延和弱化了人民群众的觉醒，推迟了群众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先说体制内的人物吧！他们中间除了个别异议人士，其余都是御用文人。中共本身就有一些专门养活御用文人的机构：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和人民大学等。这些人是在18大之后“奉命”出来宣传哄骗人民的。有的人甚至编织出什麽中国实现民主的“路线图”等等。其实他们是否相信自己当众说的话都是很难说的。因此民主一方对于御用文人散布幻想的言论应进行不调和的揭露和争论，直至彻底摧毁他们给人民群众造成的幻想。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一个新出现的御用文人。这就是2012年新科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莫言。我一本莫言写的书也没有看过，对于诺奖评委授予莫言文学奖一事有否不当之处也无法置评。我只想提醒人们一点：当年前苏联的体制内作家萧洛霍夫也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事一点也没有妨碍前苏联被解体呀！ 说来说去，本文作者认为：体制外异议人士中对于中共新皇帝，新朝廷仍抱幻想对于中国实现民主的消极作用是最大的。我不便于一一指明这些异议人士。我只指出达赖喇嘛就够了。正因为异议人士的言论不是受中共的指令而是说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言论（有的人甚至向“新君”“上书”，“进言”）不但不会改变新朝廷的政策，而且会加强人民群众对于中共新皇帝和新朝廷的幻想。这对于中国实现民主所起的阻碍作用又是很巨大的。 加速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 因此我认为，民主一方今后除了揭露中共的花言巧语，揭露御用文人们的胡言乱语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异议人士中对于中共仍抱幻想的言论进行论战，破除他们自身对于“新皇帝”，“新朝廷”的各种幻想。这样就能大大地加速人民群众的觉醒程度了。 应该说：中共军队绝不是阻碍中国实现民主的主要障碍。军队的功能不外两个：“对外”和“对内”。不要看中共怎样加强解放军，搞些巡航钓鱼岛等“战争边缘”或“局部战争”等等。其实对于中共来说，它当前需要的绝不是什麽钓鱼岛或黄岩岛，而是有一个钓鱼岛或黄岩岛问题。它可以不时“捅一下”，以转移人民对于国内矛盾的注意。因此这个“对外”其实还是“对内”。但如中共真的要用军队搞什麽“对内”时，那它就快完蛋了。因为使用军队对付人民只能加快和加强人民的觉醒。1911年辛亥革命前人民觉醒的都那麽快，在今天的网络时代人民的觉醒速度会是难以想象的。何况今天世界民主大潮对于中国的冲击比辛亥革命前的“欧风美雨”更强烈多了。 那麽，人民对于“新皇帝”习近平到底应该和可以有什麽“幻想”呢？这“幻想”只能有一个：习近平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如他能作到这一点，他就将成为类似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这样的历史伟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幻想实现的的概率在1%以下。既然习近平作不到这一点，他最多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过客或亡国之君。世界大势和历史就是这样等待着他的。   2013年1月日于美国费城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乐尚嘉：火车开过头又倒回来了――从杨雄出任上海市长看胡江习混斗 Posted: 23 Jan 2013 09:17 PM PST 上海干部的特点是能干、胆小、没骨气、会看风。所以，上海帮的"叛徒"韩正出任上海一把手，上海官场弹冠相庆，上海帮铁杆杨雄出任市长反而没有多少声响。 杨雄 中共十八大推出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清楚的显示出江泽民在中共党内的势力强大，强大到已经压倒主持十八大人事安排的胡锦涛势力。有人说，江系人物名位虽高，但不掌实权。然而年底之际，突然宣布，标准江派人物杨雄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任上海市代市长。明年经过上海人代会的"橡皮图章"，杨雄肯定真除上海市长。 自陈良宇倒台之后，习近平尤其是俞正声在上海几年里，虽然与江泽民关系搞得不错，但是在上海领导班子中却逐渐的悄悄的清除上海帮。到了2012年中共上海第十届市委常委中，真正上海帮成员已经一个都没有了。十八大之后，上海代表团入选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除韩正之外，只有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希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丁薛祥。上海帮在其老巢式微，说明了上海帮――江家帮无论在中央还是在上海都已失去实权。 然而杨雄出任上海市长推翻了这一判断。 江绵恒代理人出任上海市长 杨雄是真正的上海帮。杨雄与上海数位前市长黄菊、徐匡迪、陈良宇及韩正一样来自浙江但成长于上海。31岁时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在上海的计委系统任职；2001年时杨雄出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两年后当选副市长；2007年再进一步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次年担任常务副市长。在此期间，杨雄兼任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委员、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等职务。如果说，杨雄曾任世博会常务副主任，为中共顺利举办世博立下汗马功劳，有摆得上台面的升官理由，却仍然在中共第十届上海市委常委及中共十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出局，实在是因为处在胡温中央清理上海帮的过程之中。 江绵恒 杨雄众多经历中，最重要的履历其实不在上述之中。他曾担任最重要的职务是上海联和投资公司总经理，而公司的董事长正是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1994年，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海归回上海后，黄菊拨给他几十亿，成立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是一个运营上非常类似于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资公司，江绵恒利用这个平台，经过多年的经营，打造了一个势力遍布上海辐射全国的庞大的资本帝国。 所以，杨雄不但是个上海帮，而且是个不折不扣的江家帮。杨雄既不是上海市委常委，又不是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按照中共现在的惯例，没有这一资格的人基本上是不能出任省部级正职的，尤其不可能担任上海这么一个重要部门（其一把手往往是政治局委员）的正职二把手。况且杨雄今年已满六十周岁，已到副部级年龄极限。杨雄被习近平中央直接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实际上是破格提拔，就好比火车开过头又倒回来了。这需要多大的政治力量啊？这充分显示了江泽民势力犹存，江家帮依然强势。 从消极的意义来说，上海帮嫡系孟建柱在中央掌握政法委，可以保护江家帮的既得利益；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在老巢上海仍居市长位子，可以扩展江家帮的既得利益，且有政治局常委的多数票。江泽民的核心利益是能够得到保障的。对此，空言胡习为了怕江泽民"鱼死网破"而对其敷衍恐怕是说不通的。不过，江泽民究竟有多少实力还是有问题的。 铁杆江家帮不见得一直铁杆 就拿上海帮的老巢――上海来说，现任市委书记韩正已经不能算江家帮铁杆了。 中共十八大还在进行当中，上海官场已经奔走相告，韩正将要出任上海一把手，上海官场为此弹冠相庆，几乎可以听到一片嬉笑之声。其实上海官场在几年前陈良宇倒台韩正代理上海市委书记之时，就切盼韩正能够真除书记。结果，中央先后调来习近平、俞正声两位书记，习、俞两位后来都是经上海市委书记而高升中央顶层官位。韩正因为对习、俞两任书记亦步亦趋，终于熬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坐上了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 上海官场之所以希望韩正登上上海一把手位子并为他的上任而欢欣鼓舞，不为别的，只是韩正担任上海书记就意味着上海官场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官场的各级官场顺序还会继续保持下去，上海官场现有的官员的位子、利益都保住了。 可是，上海官场的总头头、总后台――江泽民却并不见得对此高兴。因为，韩正在陈良宇倒台之际，相当彻底地出卖了上海帮，去紧跟习近平、紧跟俞正声，拼命靠拢胡温。 现在江家的马仔――杨雄会比韩正更加忠于江家吗？实在难说。杨雄能够出任上海市长，自己恐怕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上任之际，赶忙说"十分珍惜为上海人民服务的机会"，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杨雄当场说出"以韩正同志为榜样"。这是否就是他也可以象韩正一样，只要让他有官做，随时可以倒向"党中央"、倒向势力大的一方，随时可以出卖上海帮的。 依然只需权术不见政治改革 其实，上海帮本来就不是经过党内斗争形成的，它是当年邓小平在"六四"以后为了政治平衡硬是生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帮派。上海帮、上海官场或者叫上海干部的特点是能干、胆小、没骨气、会看风。韩正和黄奇帆是上海帮干部的典型，所谓的江家铁杆马仔杨雄不见得不是这样的人。上海帮广大干部要保的只是个人利益。所以，上海帮的叛徒韩正当市委书记时，上海官场一片喜气洋洋，上海帮的铁杆杨雄当上海市代理市长反而听不到有多少反响。 上海帮-江家帮现在之所以还有很强的势力，说到底不是江泽民有多大本事或者上海帮有多强战斗力凝聚力，实在是胡锦涛及其派系太窝囊所致。当然，这与习近平充分利用矛盾、分而治之以获取自己最大的政治利益有关。习近平面对有缺陷、势力大为减弱的江系官员，比面对清一色的胡锦涛团派，总归更有政治操纵的空隙。 胡、江、习三派鼎立的政治格局是最坏的。原来以为胡江斗争将会过去，今后将是胡派内部斗争或者胡习斗争。在这样的权力斗争格局中，要想胜出的人只有打政治改革这张牌，以培育、形成、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不管其真假，多少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有点好处。而现在，胡江习三系混斗，尤其是作为主动和权力上升一方的习，需要的和有的只是纵横捭阖的权谋。所以，其刚上台推出的一系列作秀，马上就被人看穿而无人理睬。中共十八大之后，没有一点进步，原地踏步甚至在倒退。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江胡习分化组合：18大政变后中共高层权争新变局（王军涛） Posted: 23 Jan 2013 09:10 PM PST 图：习近平、江泽民（后）在十八大主席台 江泽民贪欲野心，路人皆知，但朱镕基等也配合江泽民、李鹏参与政变，令人费解。只有建立宪政民主，才能让我们知道真相；反之，不仅政治会无节制地腐败，而且参与者也没安全。 中共18大结束后，高层政治斗争并没有因为习近平和李克强即位而终止，而是在更大范围、以更残酷和激烈的方式继续进行。 江泽民政变18大 中共18的政变与一切专制政体的宫廷政治阴谋一样，源自于对权力的野心和对财富的贪欲。 邓小平为提高效率和避免权争影响政治稳定，试图建立干部退休制度。邓小平活着时，帮助江泽民借助接过并巩固了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但邓小平死后，却无法阻止江泽民的野心膨胀，破坏初步建立的接班机制。2002年前后，江泽民玩弄权谋，不仅拖延交出个人权力，而且大肆安插党羽亲信把持要害部门，确保自己退位后继续对政局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新建立的接班机制。2002年16大上位的胡锦涛应当在2012年的18大交出权力。新核心当在2002年开始物色，2007年的17大应当完成主要布局。但是，已经退位的江泽民一直为继续掌控最高权位干扰这一进程。他不满足于在2007年颠覆原接班的核心安排，一直寻找时机全面掌控18大。王谷薄事件虽然对18 有重大影响，但整体进程还是17以来的决策。2012年3月18日的法拉利车祸才是导致18大翻盘的关键事件。 目前公开的资料还不足以对事件 背后的阴谋做结论，但却不难看出这起车祸案中有案。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控制这起车祸的调查和善后，有关方面立即跨部门越级给王岐山打电话，王岐山迅速联系朱镕基和江泽民介入。在江泽民严厉质问下，胡锦涛将令计划调离岗位。江泽民趁机率众元老对18筹备进行审核，几乎全盘推翻原有的人事安排。李源潮、汪洋出局，王岐山、于振声 入常。这些元老还在不是代表的情况下担任会议主席团主要职务。就其后果而言，法拉利车祸引发的是一场政变！ 18后权争手段指向分析 18大后，中共政局发生逆转。首先，中纪委查案方向转换。中共权争的主要手段是纪委查处贪腐。18大以前，不仅薄熙来被严惩已经排上日程，而且一批太子党利用国企改制发个人财的问题也开始被查。但18大上，原办案领导马汶蹊跷落选。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上位，立即改组专案组。传说薄熙来因病送医院改善待遇，薄案处理遥遥无期。另一方面，中纪委开始调查令计划的贪腐问题。罗列罪名之多超过以往所有高层贪官。令计划也不再按宣传惯例出现在主要媒体上。11月底流言说，令计划所有亲属铁杆都被控制，令计划本人将直接被逮捕。 其次，境外媒体大战升级。在薄熙来引发激烈权争后，中共各派将境外有声望的媒体选做打击政敌的主要手段。从18后境外媒体传言看，中共整肃对象也转向相反的方向。令计划替代薄熙来成为深喉的爆料的主要攻击目标。罗列编织的问题漏洞百出，但广泛传播。江系散布的新流言还利用公众对薄熙来、周永康的愤怒，打击无法以贪腐查处的李源潮。所谓薄熙来、周永康、李源潮和令计划的新四人帮说一时间甚嚣尘上。在倒薄斗争中力挽狂澜的温家宝也成为境外媒体剑指对象。 最后，18后省级人事出现一系列封疆大吏调整，说明政变后人事重新洗牌业已进入省部级。中共官场更迭规则是：省级人事安排应当在中央大会之前确定和完成。薄熙来案件查处和18大政变导致的高层权力平衡的变化，不仅为省级大员重新洗牌创造契机，而且成为必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李鹏之子李小鹏在山西上位。据说，这是江泽民等元老对李鹏18大筹备期间干掉李源潮的酬劳。 政变动因 18大前后江泽民以如此血腥阴谋手腕践踏规则，突破中共文革后权争底线。据说，这皆因为主持中办的令计划和组织工作的李源潮要动大内主管由喜贵的位子。深谐宫廷权争三昧的江泽民退位后继续把持大权的要诀之一是让他的亲信由喜贵继续执掌中央警卫部门。虽然几年前由喜贵交出警卫局长，但仍担任党组书记。按照中共官场任职和退休惯例，73岁的由喜贵早该交出职权。但令、李等要动由喜贵，还是被江泽民视为权争进入生死搏的信号。因此对令李痛下杀手。 江泽民贪欲野心，路人皆知，但朱镕基等也配合江泽民、李鹏参与政变，令人费解。坊间有种解释是：朱镕基的国企改制和引进西方现代金融机制，没有引进现代经济活动的监管机制，是中国国进民退、空前腐败、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生成发展的制度根源。薄熙来案件引发的政治反思，矛头直指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及制度根源。朱镕基担心清算自己的政绩，于是支持李鹏、宋平等人为防止中国出戈尔巴乔夫和维稳的说法而强行拿下李源潮，并力挺自己爱将王岐山执掌中纪委，反腐将循薄熙来模式，只动草根上位的贪官，不触动政经两栖世袭红色太子的利益。 习胡结盟抵制元老 江泽民不择手段的权争行动并没有完全如愿。他发动政变的手段不仅羞辱和激怒胡锦涛，也逼迫有性格和脾气的习近平倒戈。18大后，习近平明显与江泽民政敌结盟。习不仅不背书江系对令计划、李源潮的查处和对团派大清洗，而且在一系列活动中公然与江泽民图谋打击的对象为伍，为汪洋、李源潮和令计划站台。习近平和李克强在工作作风上也高调与江泽民假大空风格划清界限。境外媒体也出现反击江系谣言，不仅澄清被抹黑的事实和人物，而且将中共维稳八位元老业被列为贪腐揭露对象。据说，江泽民、朱镕基和江系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家族丑闻即将被曝光。即将举行的政府换届"两会"将是中共权争的主战场和重要指向。就目前情势发展看，不仅薄熙来、周永康早晚会被绳之于法，令计划、温家宝的家族问题也很难不被追究，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家族问题也一定会被公众追查。 笔者对缺乏政治透明度的中共权力斗争进行分析，是试图揭露被权势者掩盖的真相，但还远不是真相。这类讨论的真正意义在于揭示一个真理：只有建立宪政民主，才能让我们知道真相；没有宪政民主，不仅政治会无节制地腐败，而且参与者也没安全，中共权争博弈已经到文革后期的惨烈、无规则的程度了。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叶子草：正在收紧的中国新闻审查制度 Posted: 23 Jan 2013 03:42 PM PST 叶子草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1月23日 2013年开年第一个轰动新闻，就是《南方周末》事件。这一事件，起于《南方周末》编辑记者不满广东省委宣传部持续干涉正常新闻业务、扰乱既定采编流程，但历经大规模微博删帖禁言、指令全国部分都市报转载《环球时报》社评、尤其是强令《新京报》转载等官方压制之后，原本一个编辑部内部争取采编自主权的抗争，反弹为外部的街头论战和全球报端关注的公共事件，被赋予了中国民众争取新闻自由这个宏大的主题。而在短短一周的事态演变中，中国新闻审查制度也史无前例地受到了关注。 尽管中国官方从未承认中国有新闻审查，但它的存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外界对这个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为严密的新闻审查体系一向雾里看花，多有误读和想象。比如外界都知道中国新闻审查系统的核心是党的宣传部门，但并不清楚该部门与政府体系是如何分工协作，以将基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新闻审查转化为至少表面上依法依规的行政监管行为；再比如，随着文化事业改革的推进以及网络技术应用的普及，中国的新闻管理机制和审查方式绝非裹足不前，为应对媒体市场化和信息网络化传播等新挑战，“老大哥”也在与时俱进地收紧拳头。 相关文章 “南周事件”拷问中国转型大路向 南周事件考验“习李”新政 《南方周末》抗议结束，愤怒未了 《南方周末》风波似未平息 名人草根共同声援《南方周末》 南方报争演变成意识形态冲突 中国各界人士接力声援《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风波考验中国新领导人 中国新闻审查制度有三大武器，即事前禁令、自我审查和事后追罚。而《南方周末》事件表明，事后追罚固然是重要武器之一，但由于它很容易演变为“事件”，因此在现实中并不常见，新闻审查系统的两个常规性武器——事前禁令和自我把关已经足以掌控局势。 党的宣传部主要职能是对思想、文化、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路线掌管、导向控制和政策协调，具体的新闻业务监管，则主要由政府行政体系的新闻审查部门完成，即从中央政府到省到市的各级新闻出版局、广播电影电视局和新闻办公室。这其中，新闻出版局主管本地的报刊，广电局主管电视，新闻办公室则是1990年代才成立的，原本主要负责对外宣传，比如编写各种中国政府白皮书，最近几年，新闻办又增加了管理互联网信息的新职能。国家新闻办五局，就是专门审查新浪、腾讯以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外报中文网站的部门。涉及报刊、出版、电视和互联网信息领域的行业准入、技术标准、管理规范，由这些政府体系的监管部门完成——如前所说，对新闻单位“违规行为”的处罚，均由他们的名义进行。所有这些政府机构都归口同级的宣传部门指导工作。 目前中国比较活跃的市场化媒体，大多创刊于1990年代后期到2002年，或者在那个时候开始了自己的新生。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始于1996年。这一年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份文件，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鼓励社会参与兴办文化事业。 这份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兴办包括新闻出版在内的文化事业，一大批市场化媒体由此涌现。在那之前，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属于各级党和政府的下属机构，也就是说所有新闻媒体都有主管主办方，且该主管主办方必须是党和政府的机关事业单位，编辑记者都是干部身份，拿着国家财政发的工资。 很显然，当年羸弱的财政无法支撑新闻出版事业的生存，僵化的干部体制也不可能使新闻媒体在监督公权力方面有任何作为，从业人员的身份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宣传干部。出于卸财政包袱的目的而放松准入，一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通过承包媒体广告经营、与媒体合资组建经营性公司等方式，对上千家非党媒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市场化改造。这一类媒体，一部分原属于国家部委或者研究机构，一部分是各级党报的下属子报，他们不再获得财政拨款，而主要依靠广告和发行盈利，他们的员工也来自外部招聘。一般将这类媒体称为市场化媒体，或体制外媒体。 经济上的自立要求，促使一批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的媒体涌现。媒体市场化进程得以大大加快，并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新闻自由。 但是，媒体的市场化运作并未改变它们的所有者，它们仍然是党和国家所有，市场化的仅仅是广告经营与发行。外部投资方通过承包、特许经营等方式，与媒体的所有者——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达成合作协议，组建新的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提供内容稿件和资金，承担经营风险，并定期向他们缴纳租金。严格意义上讲，投资商投入的外部资金甚至不算是投资，而是借款。 2002年11月，在党的十六大上，胡锦涛的报告首次明确区分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次涉及了所有制的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开始启动。这是中国媒体市场化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次改革从2003年提出，2005年展开试点，到2011年基本完成。新闻出版单位被分为两类，非时政类报刊实施转企改制，完全变成企业去竞争发展；而党报党刊和时政类报刊，则只是将内容部门与经营部门分开，广告、印刷、发行等产业转制为企业，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在此过程中，国家组建国家级和地方省级国有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将过去分散的各类新闻出版单位整合到这些国有媒体集团之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一共组建了120多个出版传媒集团，一般每个省都有两个，即以省委机关报为核心、整合省内各城市都市报的报业传媒集团，和以各省人民出版社为主体、整合本省其他专业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出版传媒集团。目前这些传媒集团正在分批上市。 以体制内党报或出版社为基础组建国有媒体集团，将原本游离于体制外的市场化媒体，以产权为纽带纳入到这些媒体集团旗下，实际上是收紧了对体制外媒体进行经济控制和政治监管的枷锁。这与近几年中国出现“国进民退”、加强国有资本在一系列战略产业的垄断潮流是一致的。但一些被整合后的体制外媒体仍在努力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争取让一些好的报道面世。这无疑增加了与体制内主管单位的矛盾，也付出了更多博弈的成本。 由此，各级党的宣传部、各级政府新闻监管部门的传统新闻审查核心架构，延展为宣传部、政府新闻监管部门、国有媒体集团这样的全新层级机构。 中国有句古话，“纲举而目张”。抓住问题的关键，其他麻烦迎刃而解。“老大哥”无疑是英明的，国有媒体集团的整合重组，不仅从资产上盘活壮大了党报党刊系统，也将众多因经营机制松绑而活跃生长的体制外市场化媒体重新拴上政治枷锁。与此同时，2010年前后，在持续收紧新办媒体的刊号审批后，新闻出版署也收紧了新闻记者证的发放，将新闻采编资格考试与记者证申办分离，重新以新闻机构为单位核发记者证。相当多体制外市场化媒体招聘的记者，即使通过了新闻出版部门组织的资格培训和考试，也不能获得记者证。异地办刊和无证执业，由此成为市场化媒体和记者头上随时可以斩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强化国有传媒集团这个主干的同时，新闻审查的触角也越来越深入。中国的新闻审查可以归纳为三部曲：事前禁令、媒体把关、事后追责。前两者是常规武器，后者是核威慑。 在中国，事前禁令是新闻审查机构的主要工作，包括定期通气会制度和口头禁令。定期通气会不仅针对传统的党报党刊，重要的时政财经类市场化媒体也会被定期召集。通气会由中宣部新闻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主持。一般是三部分内容：希望大家配合宣传的；要求大家在报道中注意避免的；以及直接要求大家不做报道的。而对于一些突发事件，新闻审查机关需要和新闻记者抢时间，他们会采用口头通知的方式发布禁令，或者要求大家只能刊发新华社通稿，禁止“自选动作”。 以前，所有禁止媒体报道某个事件的命令，都是直接由宣传部通过传真发给新闻媒体的社长或总编辑，再由其向编辑部门传达。但传真件很容易留下证据，而且单线联系，信息很容易被阻断，比如该总编辑说自己在外出差，忘记传达了，或者理解有误。因此现在这些突发禁令已经转变成多渠道的口头传达，有人打电话给总编辑，有人打电话给值班主编，有人打给网站主编，让新闻单位毫无借口可找。还有就是对于一些经常惹麻烦的媒体进行重点监控，俗称“点射”，比如只给《南方周末》一家下达禁令——这还会带来一个潜在的好处，这些遭到“点射”媒体的记者会对总编辑产生怀疑。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宣传部对某些全国性的媒体进行常年一对一监控，一个宣传部官员负责一家媒体，不仅直接通知禁令，也负责模仿这家媒体的风格撰写稿件，把稿件直接发给媒体要求刊登。由于这个宣传部官员常年与该媒体打交道，他甚至可以在媒体里培养线人，一旦得知媒体有不利于该地方的选题，他可以迅速向上汇报，然后通过该媒体的上级发布新闻禁令或者广告俘获的方式，将不利报道扼杀于摇篮。 中国媒体一般采用三审制，即编辑初审、部门负责人复审、主编或总编辑终审。传统党报党刊时代，新闻从业人员都属于党的宣传干部，尤其主编总编一级更要求“政治过硬”，其终审把关足以避免“给党添乱”。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后，这些体制外报刊的主编、总编也大多是对外聘用，三审制已经难以起到“把关”功能。因此，近年来，新闻审查机关开始强调“四审制”，即要求这些市场化媒体名义上的国有主办方，也必须派出体制内官员对每期报刊进行刊前审读把关。体制内官员加入后的事前“把关”，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自我审查、自我阉割。 如果说这些事前把关措施还都可归于新闻单位内部的自我审查的话，《南方周末》在这条不归路上被推得更远。《南方周末》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子报，介乎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他们的编辑记者基本都是外聘的，经费也来自自我经营，但主要负责人仍然身处体制内。根据披露出来的信息，2005年以来，《南方周末》的多任总编辑是直接派下来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官员。刚刚上任的南方报业集团党委书记，也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 2010年，这份报纸成立了审读室，有专门的审读员对每期报纸文章进行详细自我审查把关。2011年，空前的“事前审查”在这家报社开始实施。每周一，《南方周末》要将当周的选题计划，由总编辑（前宣传部官员）筛选过的选题，再报送给省委宣传部，由他们定夺，其每期重点文章在周三晚上清样前也需向省宣送审。 尽管《南方周末》有着顽强的新闻传统，但在一拨又一拨宣传部官员的直接控制和多重把关下，在宣传部直接的事前审查下，这份报纸的锐度已经大打折扣。几年前，他们遇到重大选题的反应是先做出来，能不能发再说，现在，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肯定不能通过，连派记者去碰一下的权利都没有了。 在如此严密的新闻审查机制下，逃脱事前禁令和媒体自我把关这两个常规性武器的漏网之鱼少之又少。事后追责这个威慑性的“核武器”，较少再来自于宣传部门阅评小组的事后审读意见，而主要是肇始于新闻报道批评对象的事后报复。这些批评报道的对象大多是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垄断巨头和权贵阶层。 事后整肃的惩戒手段“内外有别”。对于这些体制外媒体，多是不换思想就关门，通过停刊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而对于像《南方周末》这样的体制内媒体，则是不换思想就换人，通过控制负责人来控制媒体。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体制内媒体，自我审查越来越严重，媒体失去自我判断，成为驯服工具；而体制外媒体，则可能在全员失业、所有投资血本无归的威胁下，走向远离新闻的选择。 在一个新闻富矿的国度，中国新闻从业者只能眼看着《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一篇篇关于薄熙来、平安保险股份揭秘等重大报道，自己却一言难发。微博上每天都能看见编辑记者宣布离开这个行业。对新闻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但对中国新闻人来说，这也是最坏的时代。1999年1月，《南方周末》曾经有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新年献词，题目叫《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是中国媒体人对媒体责任的书写，但13年后的今天，中国媒体人正在与自己的无力感战斗。 叶子草，是中国媒体人，现在美国学习。 ——纽约时报

袁伟时：民族主义恶性大发作！ Posted: 23 Jan 2013 03:43 PM PST ——简评《中国模式正在打破“普世价值”霸权》 袁伟时 　　2013年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王义桅教授的一篇大作：《中国模式正在打破“普世价值”霸权》，各大网站纷纷转载。根据百度的介绍，作者是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学博士，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IIPA）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是（2009年度）外交部系统国家优秀公务员。2011年起兼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拜读这篇大作后，有若干感想，择要简评如下： 　　逻辑混乱 　　王义桅：“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受到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严重冲击，导致‘中国威胁论’之滥觞，先后呈现不同版本。——中国威胁论一：中国发展不可持续，因为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核心价值。因而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甚为关心，希望通过接触中国而塑造、输入核心价值体系。” 　　简评：王先生提出的命题是中国威胁论来了。论据却是：1.西方认为“中国发展不可持续”。2.他们“希望通过接触中国而塑造、输入核心价值体系。”前者明明白白藐视中国，与“中国威胁论”不搭界。后者是西方希望改变中国，硬要找“威胁”，也是西方“威胁”中国啊。 　　老师教中学生作文，必然提醒：写作要注意逻辑，论题和论据要统一。作者的论证牛头不对马嘴，成了逻辑混乱的病句！ 　　如果仅是逻辑混乱，找语文老师指点一下也就罢了。麻烦在于作者有指导世界发展的雄心壮志，提出下述一些论人瞠目结舌的重大论断。 　　第一，普世价值有两大罪？！ 　　王义桅：“普世价值说是西方的‘先发优势’，它窒息了中国凭借‘后发优势’从道义上赶超西方的途径。” 　　简评：国际学术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普世价值，指的是现代公民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以及为保障这些权利而建立的民主、宪政和法治制度赖以建立的观念；其主要内容包括公民个人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等等。这是17世纪以来人类逐步认同的观念并已固化为各种具体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连同中国政府已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三个文件构成一个整体，号称“世界人权宪章”，体现其中的是东西方政府和学者代表认同的价值观念，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经过20世纪文明与野蛮激烈对抗，终于有了公认的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当代文明——正义和公平标准。这就是普世价值。 　　发展，不管是先发还是后发，离不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文明国家的发展只能是人及其自由度的提高。理想社会不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用最通俗的话来说，文明发展的唯一目的是人更自由说话，更自在生活。能自由说话，则思想、信仰、学术研究和政治行为都是自由的；自在生活的首要条件则是享有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生活在自由国度中的公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推动经济、文化、学术蓬勃发展，民富国强水到渠成。这样的自由国家如果遭到侵犯，多数公民必然不惜鲜血保卫其安全；这是爱国主义的真谛。 　　王先生说，这样的普世价值“窒息了中国凭借‘后发优势’从道义上赶超西方的途径。”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普世价值的核心是公民的自由，中国“从道义上赶超西方的途径”难道要与自由背道而驰吗？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从斯密到现代经济学都证明：“扩展人类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名言）。解散人民公社，农民摆脱了饥饿。可以办私营企业了，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为经济自由的威力作了最好的注脚。今后要在人均富裕程度上赶超西方吗？仍然离不开普世价值的主要内容——自由！ 　　王先生似乎需要补读现代经济学和重新读一读《邓小平文选》，不要被姓资姓社之类的思想垃圾堵塞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王义桅：“近代以来，普世价值束缚了世界梦，西方文明窒息了多元性。”“现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全球化’”。而真正的全球化”是尊重和表达各种文化、各种理念和发展模式，充分展示文明多样性的全球化。”“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 　　简评：王先生说了一大堆话，主要一点是断定“西方文明窒息了多元性”。好玩得很，2013年1月18日，日本首相安倍在印尼宣布他的亚洲外交五项原则：“第一，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相同的价值观。……第四，日本与东盟共同发展与守护亚洲多样的文化。”呵呵，这个东洋人既讲普世价值，又讲多元文化。其实，安倍这些话了无新意。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哪一个不是既讲普世价值，又讲多元文化？王先生可能忽略了它们各自的功能：普世价值是建构现代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思想基础，而非制度性的多元文化则具有各国不同族群乃至公民个人争妍斗艳的特征。请问有哪一完成转型历史任务的国家是排斥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的？又有哪一现代国家是禁止多元文化的？像苏联那样强制思想和文化一律，蔑视公民文化选择自主权的国家，才会反对多元文化。 　　必须提醒一句：文化选择是现代公民的权利；信观音菩萨？信耶稣基督？信财神？……悉听尊便！至于一个国家是发展还是停滞，那是制度选择问题。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加法治=发展，其前提是社会稳定；而真正的稳定只能靠保障公民的权利，实行公正的法治。 　　王先生立誓要“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太好了！不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器物层次竞争激烈，汽车、电子产品、铁路、飞机……无一源于中国，中国企业家按您的妙计行事，是不是应把这些洋玩艺全都拒之门外？制度层面呢？宪政、法治、现代市场经济……都是洋人捣鼓出来的。有人说西周已经实行儒家宪政，可惜论据主要来自伪《古文尚书》，伪书支撑不住经得起反驳的结论，留下的只是学界的笑谈。说句简单的常识：要证明这些器物、制度和观念源于中国只是精神分裂者的妄想。至于公共精神产品，即使唱红歌，那些简谱、五线谱又是舶来品。这些难题还是留给王先生慢慢琢磨吧！ 　　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王义桅：“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文明缺乏应对不确定性世界的动力，甚至缺乏走出债务危机的手段。他们纷纷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寄予希望，期待中国能创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换言之，世界需要中国梦。”“西方难言先进，且自顾不暇”，中国不需要与世界“接轨”。 　　简评：西方没落、“垂死”，中国已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豪言壮语早已令耳膜生茧。“中华文明的复兴”“能创新出一条西方之外的替代选择”，也许能让少不更事之辈热血沸腾！85年前，城乡各地写遍“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天梯指向何方？半年后立竿见影！治国需要少说多做，做成了再说。敬请耍笔杆的诸位记取历史教训，不要帮倒忙！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有目共睹，那是接受人类文明成果，与世界接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成果。中国是世贸成员国，遵守章程和有关议定书，是条约义务。因而就经济制度和与之密不可分的法治而言，必须与世界接轨。至于目前的中国特色则要仔细鉴别；其中有一些不过是尚未改革的落后面。中国需要的是以进一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而不是自我陶醉。再经过几十年埋头苦干，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成形，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那时再请有志者认真分析哪些是学习西方的成果，哪些是中国人的创造，为时未晚！ 　　王义桅：“从思维方式讲，文明转型的涵义，是从地域性文明转化为全球性文明，即在十八大报告确立的“修身”（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齐家”（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治国”（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24字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确立“平天下”（全球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塑造“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三位一体式国家身份。” 　　简评：18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王先生把这24个字纳入儒家的框框中，老朽孤陋寡闻，似乎有点新鲜。不过，仍然过不了逻辑关，概念太混乱了！ 　　说“敬业、诚信、友善”属个人修身范畴，大体说得过去；任何社会和不同文化体系，都有类似的道德箴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他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纳入齐家范畴，而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归入治国的价值观。 　　众所周知的政治常识：国家的正式代表是政府，社会则与政府对应，主要指的是民间。保障公民自由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责，法治主要是政府运作的基本准则，把这两项说成是“齐家”的基本项目，又是一个逻辑和概念混乱的案例。其逻辑必然是引导政府偏离法治轨道，忘记自己的基本职责。 　　近年国教思潮兴起，冀图用儒家的宽袍大袖束缚中国未来的发展。难得王先生有此雅兴，追赶这个潮流。不过，要应用汉族的传统文化，也需要读点书。以被人们背得滚瓜烂熟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儒家有严格界定，不容胡乱解释。请看看它的原始出处《大学》中的整段话：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是儒家以德治国的纲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没有半点含糊。王先生把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等与之对立的概念统统往里面装，说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可谓胆大妄为，以为他人都没有看过儒家经典，实在欺人太甚。 　　这不等于传统文化毫无用处，在建立健全法治的同时，让那些官员们记住这些传统的修身之道，约束自己和家人，不无好处。 　　这是不是“古为今用”、“创造性转化”呢？晚晴时期，为减少学习西方的阻力，流行“西学中源说”——以“礼失求诸野”为藉口，”“托古改制”。其用心可谓良苦。尽管牵强附会，可也多少有些影子。如把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治下的乡校可以自由议论国政说成是议会起源等等。可是，现在环境不同了，凸显了两大差别： 　　1.信息时代，资讯排山倒海涌到人们的眼帘前，与19世纪大清帝国尚处于蒙昧时代的情况迥异。当时使用的哄骗学童的西学中源说或托古改制，已经毫无意义。 　　2.目的不同。19世纪的中国先驱，披着古装上场，旨在为现代文明进入中国打开通道；而现在贩卖古方丸散的国教派，却是为民族主义张目，冀图修改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 　　这篇文章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是民族主义恶性大发作的代表作之一。有如破落户时来运转，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口袋中有几块钱了，忘乎所以，不惜加油添醋，描绘祖宗的辉煌，却忘记了自己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关键领域的制度改革需要借鉴他人之处不少。 　　回顾19、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是社会转型的最大阻力之一。开放带来兴盛，夜郎自大就要带来大挫折，累试不爽。 　　这篇文章所以值得重视，原因之一是它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世界担心随着经济实力增长，中国会不会民族主义大发作，给世界带来负面影响。作为机关报，海外版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发表这样拙劣的煽动民族主义的文字，自证这家报纸思想糊涂，编辑水平低下。是不是应该吸收一点教训呢？ 　　2013年1月22日 来源: 大家 | 来源日期：2013-01-22

高智晟入选美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捍卫自由”项目 Posted: 23 Jan 2013 03:03 PM PST http://www.chinaaid.net/2013/01/blog-post_23.html 高智晟入选美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捍卫自由”项目 对华援助协会  2013年01月23日 美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近日作出决定，将在监狱中服刑的著名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接受为“捍卫自由”项目的第一位重要人选。委员会的主席、著名 的人权议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弗兰克・沃夫（Frank Wolf）议员已亲自致信高智晟。 自从2012年1月获悉 高智晟被收监在新疆沙雅监狱服实刑以来，对华援助协会继续不懈的外交斡旋努力，并协助其家人聘请两位著名的维权律师黎雄兵和李苏滨代理，于8月27日，接 受高智晟律师的大哥高智义的委托，专程前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沙雅监狱，申请会见高智晟，会见遭到拒绝。（http://www.chinaaid.net/2012/08/blog-post_29.html） 今年（2013）01月12日，高智晟的弟弟和岳父获准前往沙雅监狱探望了高智晟，见面时间为30分钟，只允许谈论家庭的事情。这是10个月来第一次见面。高智晟看起来还可以。（http://www.chinaaid.net/2013/01/rfa-12.html）这次见面，尽管标志着一次很小的进步，但对于高智晟及其妻子儿女等家人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并且，会议内容设了谈话限制，这是违法的，同时，继续剥夺律师会见的权利，这都是需要立即给予纠正的违法行径。 沃尔夫议员、史密斯议员，等美国国会的著名维权议员，长期致力于高智晟的获释。沃尔夫议员（右图）在给高智晟的信中说： ”在你个人安全和安康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候，你的信念和你对正义的追求都鼓舞着人们。中国共产党和它之前的苏联一样，注定是要被人们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那天到来的时候，你的名字将列入其勇气激励了整个一个国家的异议人士之中。 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最终，我们记得的不是我们敌人所说的话，而是我们朋友的沉默。” 我向你保证我将是你的朋友，而且在你受苦的时候不会沉默。我要一直继续为你呐喊直到你获得自由。” 最后，沃尔夫议员用钢笔书写道：“我希望你很快获释！” 对华援助协会对于高智晟家属获准探监的最新进展表示欢迎，希望新的中国政府领导班子能够取信于民，挽回过去十年失去的民心，推行法治，治理腐败，重视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 本协会的会长傅希秋牧师认为：“我们对于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决定，表示高度赞赏，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保障法律赋予高智晟及其亲属应有的权利，允许代理律师为高律师的冤案继续上诉，直到他获得完全自由，早日来美与他的妻子和孩子团聚。” 下面是该信件的翻译全文： 高先生敬启： 新 年好。我希望你收到这封信时你情况很好。我叫弗兰克  R. 沃尔夫，是从维吉尼亚来的美国国会议员。虽然我想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我，但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听说过你，而且这么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为你获得释放而奔走。我 是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是国会下的一个委员会，其宗旨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捍卫和提倡最基本的人权。 在去年年底，本委员会发起了一个叫做“捍卫自由项目”的倡议。该项目的宗旨在于增加对世界上的良心犯的支持以及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国会办公室将选择至少一位良心犯并且为那位良心犯的释放而做出努力。我因此选择了你。 去 年早些时候，我在一封我和其他几位国会议员都署名的信中，敦促奥巴马总统在提倡人权的问题上学习罗纳德•里根总统对付苏联的方法。里根对他们尊敬但是同时 也很大胆。他提出各个案件的时候，把每个人的名字都说出来。他将人权和美苏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联系起来，而不是因为双边关系中更重要的事务就将它排挤到一 边。 在那封信中，我们敦促总统在他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时，以公开和私下的形式提出六位中国公民的案件，这六位人 士在他们自己政府的手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你是他们其中的一位。我们也鼓励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在和中国国家副主席会见之前和你的夫人会见一次来直 接听一听你和你家庭所处的困境。我在此附上一份那封信，这样它也可以给你带来鼓励。那一周的晚些时候，你的夫人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作了强有力的证词。 在你个人安全和安康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候，你的信念和你对正义的追求都鼓舞着人们。中国共产党和它之前的苏联一样，注定是要被人们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那天到来的时候，你的名字将列入其勇气激励了整个一个国家的异议人士之中。 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最终，我们记得的不是我们敌人所说的话，而是我们朋友的沉默。” 我向你保证我将是你的朋友，而且在你受苦的时候不会沉默。我要一直继续为你呐喊直到你获得自由。 祝你一切好。 此致， 国会议员：弗兰克 R. 沃尔夫 (Frank R. Wolf) (亲笔手写：“我希望你很快获释！”) 点击下列链接查看信件原文： https://docs.google.com/a/chinaaid.org/file/d/0B_YUgSyiG6aIbnUxaFZ2VGVCczQ/edit

金雁：国家机器上的“癌变”――东欧的秘密警察是怎样形成的（上） Posted: 23 Jan 2013 02:42 PM PST 电影《窃听》中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莱尔…… 导语：斯大林常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经典作家笔下的国家机器 　　我想在中国学过政治课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关于国家学说的三段论：由于在旧体制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机关，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任何一次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都是为了打碎和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使之无法镇压人民。 　　列宁说，每次革命后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而被剥削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的新型同类组织”，它转变成一种服务性机构，同时也是国家的专政机器走向消亡的过程。马克思大为赞赏的巴黎公社那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作法，主要都是弱化强制手段的措施，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认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列宁在《革命与革命》中反复强调，“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等人民掌握了政权以后，就要使国家转换成“一种不是原来意义上国家的东西”。随着阶级的消灭，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区，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到国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便由工人来管理国家。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要有一套防范机制：第一，所有人员选举产生，随时撤换。第二，国家官吏的薪金不能高于工人的工资。第三，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查的职能。 　　恩格斯曾批评1891年党纲草案（即爱尔福特纲领）没有提出民主和废除军事官僚机器、实行“不靠官僚制”的“美国式的完全自治”，并指出美国“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恩格斯还赞赏地说：“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还有哪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用普遍的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是马恩一贯的主张。马克思1866年为第一国际临时中央委员会写的“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说：“庞大的常备军对生产的毁灭性影响，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建议普遍武装人民并进行使用武器的普遍训练。” 　　在经典作家的语境里，革命成功后遵循宪政民主规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们在苏联模式的国家里却看到了与马恩表述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境。在那里国家机器不但没有弱化而且发展得空前庞大，它的“矛和盾”不是用来捍卫老百姓的利益，而是与旧体制一样是为少数官僚集团服务的，而专政的矛头是对准那些要求宪政民主的人。新统治者表现得极其虚伪，虽然口头上仍然宣传政权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但实际上是把那些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送进集中营，或者扼制住民间的声音使其无法发声。 　　正如卢森堡所质问的，这种国家的专政机器到底是对准谁的？它“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党的领导人是指挥者和统治者，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在这种国家体制下国家机器不仅会压迫无产阶级自己，而且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对“多元层面”的极端不自信和对自由言论的惧怕，势必会像它所推翻政权一样，借助国家机器实行防范，管理、压制，把镇压变成为一种常态。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蜕变 　　进入近代以来政治的公共性和多元性成为发展趋势，人们可以在多层次多纬度的选择下找到适合自己的政见认同，共产党作为其中之一，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东欧的共产党在自由竞争中或者说在不同层次的政治认同竞争中并不具有压倒性多数。东欧的左翼传统上一直都是以社会党为主，共产党的根基本来就浅，绝大多数共产党都是在第三国际的扶植下建立的。二战期间，由于一些东欧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到莫斯科躲避法西斯的迫害，导致国内威信下降、组织涣散，认同程度远不如那些在国内坚持斗争的政党。1945年战争结束时东欧各国都是“反法西斯民主联合政府”。 　　二战末期随着苏联坦克的推进和撑腰，东欧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势力后来者居上，很快做大，成为所在国家的主导力量，但是选民基础依然薄弱。1947年波兰关于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在进行议会选举之前，民间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共产党的拥护者约占10%左右，匈牙利在1945年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得到17%的选票。显然通过公平的自由选举共产党是不可能马上就能上台执政的。就像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在1990年4月4日所说的，苏联把“一个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新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1945年是一个悲剧时代的结束，又是另一个悲剧时代的开始。 　　1947年冷战爆发，斯大林结束了在东欧实行的“人民民主”政策，命令共产党快速掌权，重拳出击资产阶级党派，限制除共产党外的一切政党活动（即便仍有一些民主党派苟活下来，也都成为装饰点缀性的“花瓶党”），并以小吃大吞噬掉社会民主党，使所有的竞争者迅速化为乌有，同时还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全盘领导、充当后盾。这样东欧共产党就以权力垄断、行政命令的方式成为唯一党派或第一大党。这个过程在捷克被称作“布拉格政变”，在匈牙利叫做“辉煌三年的”结束，在波兰被看作是“民主制度的终结”。从这些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人们对短暂的“民主试验期”的怀念之情。 　　这些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要加强警察系统的控制和震慑力量，以公权力的扩张、以政治正确的强迫性迫使其他人认同。1948年捷克共产党仅在布拉格市，一下子就任命8名共产党人全面接管警察系统，引起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12名部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于是共产党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不能做“开放体系下的被选择者”，必须使“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在共产党出于少数以及缺乏民众基础的情况万万不能搞民主，只能搞专政，因为只要允许选择，就会出现无法预料的局面，共产党就可能下台。 　　这样，坚持理想和保住权力变成为一对矛盾。最后，对强力意志的崇拜和以国家调配和计划改造世界的自负占了上风，很快理想主义便蜕化成特殊的专制主义，所以国家的专政机器的重要性在夺取政权以后主要就体现在它对权力的维护和对异己力量的镇压，强迫人们在没有选择的选择中屈服，于是畸形的无限膨胀专政机器，努力把它的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靠制造恐惧来维持其正统性，并用反复灌输、教化和宣传的方法让人放弃经过自身判断得来的信仰。 　　此种模式的创造者认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在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对强权的依附便会成为一种常态，久而久之人类自由的天性便会萎缩。于是我们在这类国家看到了与马克思“去国家化”相反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专政机器极其发达的“管制社会”，专政机构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权力。 　　这种体制由于合法性不足，缺乏应有的平常心，自身的紧张感和过度防范心理，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下和内心虚弱的实质下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在维持公共领域一致性的表象下，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人都想象成“假想敌”。同时它又需要不断制造出魔鬼的存在，以证明专政部门必要性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东德的一位新闻工作者说，“这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只会制造焦虑的体制”，它对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任何行动都会高度敏感，可见它的公共支持率是多么的不稳固，自信心是多么的缺乏。在这种双重困扰的思路下，控制社会就变成为重中之重。他们对无法掌控、不可预见性的事情充满了恶意想象。 　　东欧剧变之后，东德的政治局委员沙波夫斯基承认，“我们只有通过隐瞒以下的事实，即人口中的大部分，也许是大多数是反对我们的，我们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为了不给对抗留下任何空间，党的意识形态要占有垄断性的超越一切的叙事空间。它通过心理操纵、教化宣传、行为掌控和专政手段来保持其稳定性，所以我们需要强化压制分歧的体系，以此来镇压异见分子、震慑社会，把任何不友善的观点消灭在萌芽中。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权力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丧失自我是最好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 　　内务机构的无限膨胀 　　外部战场没有了，但是内部的较量并没有停止，靠苏联撑腰的东欧统治者，借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来为内部镇压寻找借口。他们说，“阶级敌人的抵抗越是猛烈和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强惩治系统的惩罚措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熄灭的方式而是通过阶级斗争加强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因此必须加大惩罚力度。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 　　暴力镇压和言论钳制是这类国家最常用的控制手段，正如后来雅科夫列夫所说的，国家把“大量的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因为谁都心知肚明，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会举行装潢门面的选举，而它们无一例外的“缺乏准确性的司法保证”。共产党是作为反对派上台的，所以它最不能容忍反对派的出现。苏联曾提出过，每个党员都应该成为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简称，克格勃的前身）的工作人员，每个公民都应该是契卡的工作人员。契卡对招募的告密人员说，让你们当情报员是党对你们的信任，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曾经有一个时期苏联对告密行为实行株连政策，凡是未能报告亲人批评政府的行为都被视为犯罪。 此后公权力的不断扩张，它不断的挤压、蚕食侵入个人的私生活，要使对政权的质疑没有任何空间，以至于最后形成国家的安全是建立在个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事实。于是掌控秘密警察的国家内务部便开始从其它部委中脱颖而出，一家独大，它甚至超过国防部、外交部……以及所有这些机构的总和。它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特权王国，其成员经过密集的意识形态洗脑、严格的职业训练，所有的人员都变成没有情感的像结晶体一般的“强硬性”和具有听命于上级机关的“服从性”。 　　斯大林常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感的，它只会执行命令，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只会根据指令转动，国家最需要的是没有自己头脑、只会执行命令的工具。布哈林曾经这样评论共产党的内务部：“这些神奇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齑粉，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这个机关也会立刻找到证据。人们私下议论说，这哪里是“国家安全部”，分明是“党卫军”，它维护的不是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只不过是在假借国家安全口号下保护一小撮人的利益而已。于是乎它变成为奥维尔《1984》中的一种讽刺：本来革命是为了打碎和取缔极权的，而现在却变成了“进行革命是为了引进极权”。 　　为了增加自身的凝聚力，就要把自己神圣化，把外部世界妖魔化，以此来割断封闭社会与外交的交流。国安部门不断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思想，西方是一个“自由的怪物”，自由是成为下流之人的可悲的自由，自由世界采用流氓的方法诱导人们背叛他们的祖国。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什么消极的东西阻挡它的前进步伐呢？首先是各种个人主义的表现，对领袖和政府的不信任，对国家政策的抱怨。在没有过滤的各种声音的喧嚣中，群众是没有辨别能力的，所以服从性、组织性就尤为重要，向国家告发“危害政府”、“背叛祖国”的行为，做政府的“线人”是忠于党、忠于祖国的表现。 　　1961年柏林墙建成以后，东德政府普遍采取的方式是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发誓，不再接触西方的媒体，在校学生有时也被鼓励讨论他们在家看到的节目内容，以此来帮助情报部门收集信息，用来作为他们反对父母的手段。但是即便如此，据统计只有7%-18%东德观众观看国内新闻。而且东德的国安甚至招募前纳粹人员为其服务。 　　东德的国安——斯塔西——的告密网络远比纳粹时期严密，东德成年人约有2%同斯塔西有某种关系，那些乐意告发邻居的人形成的网络得到很大的发展，东德内务部花4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用来对付异见人士的完善体系，使那些敢于和统治集团作对的人会面临孤立、盯梢、职业歧视、政治迫害、监禁、被驱赶等精心设计的复杂困境。所有表现出对政府任何质疑和不友好观点迹象的人都会受到坚决的处理。秘密警察系统的内务部畸形发展，使它看起来像国家肌体上的“癌症病变”，它在不断吞噬正常的社会细胞。 　　东欧反对“苏式社会主义”的动力 　　集权政治的错误判断在于，它总是低估人类的自然天性，低估人类追求自由和真诚信念的精神。在斯大林时代完全封闭的政治高压下，这种体制尚可以运转，后斯大林时代东欧国家马上就有强烈的反弹，都被镇压下去。1960年代东欧的经济增速与福利水平都明显落后于他们的西边的邻居，而且东欧集团的政治利益共同性和社会文化的一致性也难以为继，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匈牙利人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时说：“共产主义就是坦克太多，土豆太少；吹牛太多，实效太少；黑箱操作太多，光明正大太少。所谓人民的自主权就是不能批评党政领导和警察机关。” 　　人们发出质问，这种制度的设计者早年间也都是崇尚个人自由和宪政民主的，为什么一群心怀救赎的人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为什么以反抗暴力、强制的人又走向了暴力、强制，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在镇压了对手和敌人之后就开始不断地自我镇压了呢？为什么那些理想主义者最后都会落到极权和红色专制呢？这种社会主义是谁的国家大家心中一清二楚，正如哈维尔所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领导人的特权、压制和腐化成为人所共知、人所共厌的东西，而曾经唤起知识分子热情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最后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从反对白色专制走向了建立红色专制。 　　人们看到这套制度最大的问题是虚伪性下的言行不一。《波兰政治周刊》说，“共产党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党的干部千方百计回避一个重要问题，对别人讲的是共产主义道德，对自己实行的是腐化享乐，尽最大可能地维护既得利益。意识形态的“空心化”和言行不一的虚伪化是显而易见的。波兰的《论坛报》说，“共产党的合法领导肯定谈不上，他们从来没有得到全民的自愿授权，历史纪录准确的说明，为建立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无论对其本身的成员还是普通公民都采取了恐怖和不人道的行动”。之所以要建立这么庞大的国家机器，就是因为合法性失缺，害怕与其它政党竞争，害怕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呐喊，“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国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 　　捷克人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机构政治化是权贵们特权的有效保障，一个特权集团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占据了军队、警察、法院、传媒机构以及政府机关中所有的领导职务，他们把这种领导职务变成了个人捞取物质利益、社会地位和优越性的工具，并利用联合统治的力量垄断了整个国家的一切活动乃至公民的思维。” 　　1989年挣脱了苏联桎梏的东欧又回到了1947年以前的轨道上来。1989-90年在东欧各国的自由选举中，共产党纷纷败北。波兰统一社会党在允许竞争的议席中第一轮创下零的纪录，匈牙利社会党只获得8.55%的选票，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其组阁。捷克的议会大选中，捷摩共获得13.7%的选票，民社党获得了16.33%的选票，社民党稍高一点，获得21.84%，基民盟获得40.91%，成为第一大党。在东欧，人们尤其对秘密警察的行径感到愤怒。以东德为例，1990年1月开始各地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尽快解除秘密警察斯塔西的职能。1月23日，民社党执委会大楼上5米高的党徽被愤怒的群众拆除，不久东德的克格勃——国安——总部被接管。10月21日，德苏达成协议，到1994年底苏联在东德的38万驻军包括家属60万人全部撤离德国。一个时代结束了。 　　（本文在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来源日期：2013-1-21

余英时：反日游行暴力的反思 Posted: 23 Jan 2013 03:08 PM PST 深圳的抗议者砸了日本产的警车 2013-01-23 莫言获奖以后，引出许多问题。问题对于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对莫言本身、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各种不同的读者，都发生许多问题。共产党对他的得奖非常重视。 最近看到香港的报纸跟刊物，登载了许多新的消息是我从前不知道的。这次反日游行不但是由官方背后指使的，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游行的人非常不理性，还趁火打劫。我对这些事情做一个反思：第一个是广州在9月16号这一天的广播，参加电视台有关钓鱼台讨论问题的人很多。这一天全国有5、60各大城市参与反日大游行。大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因为上街游行自六四后不准了，这我确切知道后面是政府指派的。这还在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在电台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中学生的意见非常受网路上的重视。这个中学生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要抵制日货，并不是在我们国家的日货，我们应该在各行各业都比日本人做的好。我们的官员比它清廉，我们的街道比它的干净，我们的桥也比它的结实，还有我们的年轻人比他们的未来更有希望。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反日、有效地反日，而且给中国争面子。这个不光是上街趁火打劫可以到达目地的。"所以我看了这一段非常感动，尤其是我想到今年日本人在生物研究和医学研究方面又得了奖。这个得奖的人就是山内，他是东京大学教授，在研究生物学方面跟西方的一个专家叫约翰.盖登,。两个人共同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科学奖无论是物理还是生物，日本获奖已经多少次了。日本人在自己国内的研究已经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而且过几年就拿一个奖。而中国到现在为止，那些夺得诺贝尔奖的都是美国回去的，回去以后才变成中国人，像杨振宁之类。但是在中国本土可以说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科学方面诺贝尔奖的人才。这跟共产党大吹大擂说文化上要超越西方简直是适得其反。现在共产党能够在文化表现的是所谓的孔子学院，就是教汉语，借教汉语跑到各地大学去渗透，已经好几百家，那个可以说跟文化毫无关系。还给大量的钱，一给就是几百万。所以现在美国学校贪钱的人也往往接受它的条件，条件是几百万给你一个讲座，你不能请一个人是反共的。所以这种文化输出不但很可笑，而且适得其反，使人发现中国是一个完全以政治取向作主的国家。只要在政治上对共产党有利，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好处，否则你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通过年轻人这种想法可见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的。 另外在广州，有一个中学生在游行的时候他的标语与旗号跟人家不一样，他是有八个大字，叫"理性爱国，反对暴力"。跟共产党主张的相反，共产党主张的是用石头铁棍子砸掉日本的商店种种，甚至于还打伤日本人，表示愤怒。但是这个高中生贴出这个标语，一上街以后就被其他的学生把他的标语毁掉了，甚至要打他，骂他是东洋鬼子。可见这种不理性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可是这些所谓爱国的青年是由政府组织出来的，动机是非常不纯的，除了脑子非常糊涂以外，或者情感冲动以外，在动机上不纯的人非常多。其中有个例子我在看的这一期香港《明报月刊》有个叶国魏先生的报道很有意思，他说是就在强打的时候在长沙发生一件事情，长沙示威抗议以后，"小日本鬼子，钓鱼岛是中国的"这样乱喊一通，而最爽快的这个人说他抢到了一块劳力士表，更得意洋洋。所以从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出，抗议的这些人有非常不纯的动机。所以这样的中国人的所谓游行示威，中国人可以说是丢到家了。难以想象一个文明古国会堕落到这个地步。 钓鱼岛这个事件的爆发，本来是香港民主派人士造出来的，所以他们是反共的，在香港是要求民选、要求直选的。可是他们想借用这个题目给共产党将一军，所以因此就上了钓鱼岛，然后在船上还用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还有两个共产党五星旗，表示他是超乎政治以上的。可是事实上共产党为这个事情已经出了个难题，既然出了个难题，就不能不表示态度。所以在表示态度的时候，共产党现在就采取这种方式逼日本人就范，他的一切的威慑、打砸抢都是要让日本人知道，你要不听我的话，你要不就范，那你就没有好日子可过。同时也暴露出中共它自己是极权统治，用于它听话的群众的时候，依然遵照从前文革时代的那种做法。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改变。所以在共产党文化里面，深层的地方掩盖在后面的，这是有文革的余风。所以中国人说因为日本汽车被打死的往往还不止一个，还不止一个地方。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钓鱼岛事件在中国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震荡，而这个震荡并没有结束，我们还要静观其变。因为现在共产党一切表示对日本人不合作，你开会请我，我也不去，表示抗议。所以怎么样下台，现在还看不出来。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2012年10月11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余英时评中共十八大（3篇） Posted: 23 Jan 2013 03:10 PM PST 余英时 一、中共十八大面临种种困难（余英时） 2013-01-23 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共十八大所面临的困难。最近我看到一些香港出版的刊物，包括《开放》杂志，包括《动向》、《争鸣》等等，都有大陆内幕消息出来的报道，比较可靠，这里面可以看出中共十八大面临很大的问题。习近平已经出现了。 习近平就算任下一届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或者军委会主席也给他，就是三个党政军都做到了，他有多大权力能改变中国的现况，这里面有许多困难，困难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 有形的我先讲几个，第一点我要讲的是从薄熙来案子已经有两个人审判了，第一个他的夫人谷开来，承认杀人判了；第二个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王立军，现在已经判了15年的徒刑。这些审判在我们看来都是儿戏一样，都是政治上已经安排好的。两个人都接受判刑结果，而且声明绝不上诉，毫无法律上的根据。 话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还是把法律当做一种随时应用的手段，没有任何尊重，所以离法律法治还非常的远。现在下一个困难是怎么对付薄熙来？有一个香港杂志得到的最新的可靠内部消息，是说中央决定把他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但是还是保留他的党籍，免于刑法的处分。因为在王立军审判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提到薄熙来，薄熙来打他的耳光，薄熙来不准他继续调查他太太。这样完全不判罪我觉得不大可能。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反映了为了十八大夺权而斗争发生的，这个不是唯一的案子。但是我相信也有其他的人也在竞争这个权力。所以薄案使我们看到共产党18大所面临的困难之一；第二个困难当然是钓鱼岛事件，现在弄的非常紧张了，好像非打不可。南海的紧张状态美国也卷进去了，因为美国跟日本有防守条约。如果打日本，美国可能参加。所以共产党就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发动了一百个城市的人游行示威。但是日本大的公司现在已经开始考虑要关门了，或者要搬走了。所以受这个影响，日本当然损失很大。中共恐怕也承担不起，有极严重的后果，经济代价很大。但是不打的话，民族主义情绪又不能平复，对老百姓没有办法交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共产党对早一点的像广东的乌坎村，控制不了就妥协。四川的什邡更是如此，稍微迟一点的是江苏祁东抗议，也是闹得很大，结果也只有让步。 最新的消息是山西太原富士康工人罢工，要增加薪水种种，要闹出大事来，现在情况好不是完全明了。不过这次一个几万人参加的大的抗议。而且造成命案，到底怎么结束也是很成问题的。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的人民的集体抗议，现在的控制力量越来越下降。再一个有形的就是经济方面，经济方面中共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据现在我所得到的报告，生产总值第一季、第二季、已经到第三季了，情况非常差，第二季只有7.6%，远远低于所期待的，比第一季的8.1%还要低。第三季情况还没有完全清楚，不过也是情况非常不佳。所以共产党想用中国种种办法挽救，其中包括一项就是大量发行人民币，结果造成通货膨胀。所以现在老百姓感觉生活越来越困难。而且许多出口的货卖不掉，都堆在仓里、堆在店里。这是另外一个困难。这些都是有形的。 现在再讲无形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习近平接班的问题，这个必须从他失踪讲起，他的失踪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外面也有各种猜测，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给我们下确切的结论。 不过我看到的文献，看到比较可靠的内部消息，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说法我可以介绍出来，这个说法是说胡温还有其他的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以及政治局扩大会议都跟习近平有点过不去，好像习近平有意要提倡某种改革、某种改变引起反抗。而且据说是胡锦涛、温家宝都对他有意见。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不敢乱说。 不过传说是这样的，8月30号和8月31号这两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委员会上，许多人都开始攻击习近平有改变的想法。常委会里面贺国强好像是开炮的，还说一切要以胡锦涛为首的集体意志为主，不能随便偏离，如果偏离怕引起灾难。而政治局会议就是第二天8月31号，刘淇、俞正声、张高丽几个人先后发泡，他们的说法就是任何修改、改动党的方针政策、决议都会造成很大的震荡。所以这也是针对习近平的，据说习近平在会议上已经公开说明，对这些指责、这些批评他暂时保留，以后再说。同时还拟好一份信要请假，这个请假就是从9月3号开始要请假两个星期，同时他表示他不想进中共的18大领导班子，说他身体不好不参加，推荐王岐山、李源潮、李克强这些人担任。这反而会引起很大的震荡，如果临时换阵，没有人当领袖了，变成群龙无首了，那是很大的问题。对外无法交代的。所以中间经过元老，像宋平、乔石、万里好像劝习近平接受，习近平好像表示勉强承担，但是还没有明确表示，现在还在质疑的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内部的困难。但是实际情形是不是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现在只是把我得到的传闻经过我的检查，觉得可能性很高，所以报告出来。但是不能担保它的正确性。 无形困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胡锦涛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全退呢？还是继续做军委会主席呢？两个说法都有，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证实。 无论如何，有一个说法就是胡锦涛并不是很得志，他的团派人无路如何在下一届领导层中间好像不占上风。所以他有点失势的感觉。 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提到江泽民在下一届领导人选中的作用，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总而言之，这种暗斗现在还在进行中。到底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事态的继续发展。比如说最后常委是9个人还是7个人？7个人是哪些人呢？这些现在都在推测，比如有人说汪洋在里面，有人汪洋已经出局了等，各种说法都有。所以这也表示传说越多，它的困难越大。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困难的问题。 所以这些困难加起来，我们觉得习近平是不是能够接班是一回事，接了班以后是不是能够有所作为，坚持改革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断定，就是接班以后新一届的领导人权力比上届还要低，控制全国的能力还要下降。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18大的前途是相当不乐观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2012年9月27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二、十八大的重要意义（余英时） 2013-01-23 北京十八大会议是二、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这一届换领导人是非常不寻常的，也可以说充满了危机的。因为十年一换领导人大概是从江泽民那个时候开始了，江泽民是邓小平一手指派的，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派的。习近平那个时候还很小，他不可能指派任何人。所以习近平是最后没有被强人指派的优点，所以许多人都可能跃跃一试，想跟他竞争。比如说薄熙来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想取而代之，最后闹出很大的事情来。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也不知道。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换届。 第二点，社会治安在这一届换届的时候非常显著，尤其是集体抗议的数量大人又多，而且包括许多年轻人都上街了。据报道，小的不说，从2011年8月到今年2012年10月，我们看到的大的事件就有大连化工厂、浙江嘉兴的太阳能化工厂还有2011年10月广东的海门煤厂，加上广东的乌坎，大家都知道也是在同一年的。这四个事件是2011年的。2012年从7月开始有四川的什邡事件，铜厂关门，后来不敢造了，老百姓反对太厉害停产了。今年7月江苏启东纸厂也是民众抗议停产。10月有两起，一起是浙江宁波，也是化工厂，后来被迫停止，暂时不能动。同一年在海南岛有一个煤工厂也是被迫停产。所以这些社会不安跟从前不同，从前这些抗议一点用都没有，共产党完全不理会。现在这几个抗议都让步了，特别是像四川的什邡、广东的乌坎。乌坎是汪洋让老百姓自己选村长的。所以这些可以看出来社会危机现在是不得的一个情况。 第三个就是贫富不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的贫富不均在全世界已经到了最前列的几名了。穷的是无立锥之地，富的富可敌国就是今天的情况。 第四就是贪腐。贪腐已经普遍化了，也不是那一天这样，但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换届我觉得是特别值得特别注意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有胡锦涛的一篇很长很长的报告，有十四页，念报告就有一百分钟，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记者只能报道一部分。首先大家注意的，不但是《纽约时报》等媒体注意到的就是胡锦涛对自己的自吹自擂，夸他十年的政绩，他提倡了"科学发展观"，有许多成就，这十年来健康的经济成长，健康的经济成长造就了一个比较繁荣的社会；另外改革开放他认为也有长足进步，因为改革开放已经变成一个咒语了，没有别的意义了，反正就是邓小平以来的路线。根据这个路线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地提高，这种种都是他宣传自己的，给自己表功的，希望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一笔。虽然我所看到的大家各方面的而评论，包括党内在内，都认为他是个庸才，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他这样吹牛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大家也只有接受。 我们知道这种该报告不是他一个人写的，一定是党内许多人商量的，特别是习近平一定也是参与的，因为这个报告不光是他总结过去十年，同时也给未来怎么走也有一个铺路的作用。英语叫蓝图，是一种未来的设计，未来的构想。所以在这个构想中间他也提到许多新的事情需要改变。比如说他表面上赞成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应该有点改善。但是这个话题这是一个口头禅，就是应付的话，不是他真的意思。他口风一转马上就强调政治上警告社会矛盾、冲突很厉害，一直在增加之中的就业、教育、健康保险、住房、环境种种，甚至于食物跟药品都不安全，工作地点也不安全，比如说煤矿倒塌死了很多人。这些都是他提到的不安全的因素。在这些不安全因素情况之下，他认为应该有所改善。但是他的改善最主要的是在经济上。经济上我们知道最初邓小平的设计是希望私人企业能够发展的，并不集中在国有企业方面。所以国企是党营的，是党员集中的地方。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有左右各大的国有企业，什么都垄断在内。所以私营企业根本就赚不到钱，跟邓小平原来的想法是相反的。 邓小平在经济上愿意私人发财的，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在国企这十年发展的结果，党内发了大财，老百姓反而穷了，所以有一个口号就是"国富民穷"。这个国富民穷就是国企造成的。因为私人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银行支持都给了国企，私企就发展不了，所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所谓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在中国并不存在。所以这一点他表示应该改善的地方。银行给国企和私企借钱应该不分上下，应该平等对待，在这一点上许多人认为是提出了稍微新的改变。另外，他斩钉截铁地说绝不能走西方的政治体制之路，那是歪路，歪路不能走。所以一切改革遵守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共产党的政权，共产党的专政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所以事实上又回到邓小平时代最初设想的改革开放。就是改革开放只限于经济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的开放，绝对不包括政治改革。所以邓小平一再警告赵紫阳，当时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不要走西方三权分立之路，不要搞政治改革，不能在政治上学习西方。所以从这种情况我们来看的话，我觉得习近平的执政道路不会有多少改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2012年11月12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三、当今中国党天下（余英时） 2013-01-23 中国政治造成一种新的形势，造成共产党统治成为一种王朝式的统治，但这个王朝也不是普通的一个王一路传下来的那种，中国把它叫家天下。 这个题目为什么有兴趣？因为在十几年前，在1998年我在香港的《明报》月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叫做《家天下、族天下跟党天下》，我说的家天下就是中国的传统天下，像汉朝、唐朝这厮家天下，一家传下来传几百年；另外族天下我讲的是满洲，当时也包括蒙古人的元朝，他们一族征服中国，然后以这个族来统治中国，这是族天下；到了民国以后，从国民党统一到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变成党的天下，国民党的党天下是无效的，因为它这个党没有能够把所有财产集中在手上可以为所欲为。只有到了共产党时代，党的天下才完整。这个"党天下"一词国民党时代形容过国民党，后来就用在共产党身上，这个主要是新闻家储安平的贡献。他最早在反右时期就提出党天下的问题。后来他因此被打成右派，最后大概自杀了，不知下落，党天下当时形容共产党的。 《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把这个问题推进了一步，《纽约时报》根据18大的政治取向，现在中国有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兴起，这个贵族阶级兴起就包括十几个上百个共产党领导阶层的人。比如说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就是非常重要的党的革命家跟领导人，一直做到副总理、省书记、大军区的政委，都是领导家庭，他们的后代现在忽然团结起来，最近可以左右18大政治的这些人，这是一个新的阶层，这跟从前江、胡时代也不一样。江因为六四的关系，一时因为没有找到人就找到他，他的父亲并不是有名的党的领导人，胡锦涛也不能算，但是因为邓小平特别看重他可以武力镇压西藏老百姓，觉得他可以用强烈的高压手段制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 所以这两个人时还没有到太子党时代，因为太子党时代的人多半是出生在50年代60年代的这批人。这批人大都经过了大跃进的饥荒，也经过了文革的暴力革命，所以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不相信别人，只相信家里人可以保护他们，所以这些人现在同时兴起了。在去年一年有许多太子党活动，据说有叶剑英的后代。因为叶剑英是打垮四人帮武力政变的人。他对改革开放新的政权是有很大贡献的，所以他的子女一直都很有势。在这个会议中间他们也分成两派，一派比如说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大家都知道他是比较倾向于改革的，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另外一些是党内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比较相信倾向于自由的，也认为应该党政分开，同时也不要卷入企业，现在的国营企业主要在党的手上。 国营企业是造成他们势力庞大的主要原因。现在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跟他的同僚都是主张党跟政分开，要走他父亲的路线，要走赵紫阳时代的路线，但是这些人恐怕势力还是很小，不一定能超过叶家同道。叶家的子孙是相反的，叶剑英认为党要严格控制中国，不能从政治上撤退，更不能从企业上撤退。所以这里形成两派。不过虽然形成两派，他们彼此还是互相支持，在大的方面还是互相支援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新的情况，中国现在的统治是由一群贵族家庭，这些贵族家庭就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孙子辈，现在是孙子辈儿子辈在这个里面其最大的作用。 这些儿孙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只能说是代替党来控制中国，但是也不是普通的党，而是党中间少数所谓贵族家庭，就是领导人的家庭，所以叫党跟家是分不开的，它不是单纯的家天下。如果是毛泽东的儿子没有死，毛岸英没有死，他可能跟北韩一样变成家天下，由毛岸英接任最高领导人。可是毛岸英死了，毛泽东第二个儿子是一个神经崩溃的人，没有办法继承。所以到晚年只能找他的侄子，找他的夫人江青来玩家天下的手段，但是也没有成功。 现在变成另外一种局面，这个局面也是世袭制，不过不是一代一代的明目张胆地世袭，而是集体世袭制。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前途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这些太子党有共同的经历，有的是经过饥饿的，饿过肚子的，境遇很惨；有的是经过文革时期受毛泽东，受所谓四人帮迫害的，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和出发点，习近平在这个里面占有特殊地位。 我们知道最初选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时候，胡锦涛是偏向于李克强的。因为胡锦涛本身不能算是贵族，不能算是共产党这个领导阶层的贵族，但是他是团派出身，希望在团里面找一个人接受他的总书记，这个人就是李克强。可是这两个人提出来以后，党内领导阶层占上风，就是过去的领导人太子党与领导人有关的元老是占上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得到的支持就远在李克强之上。所以最后胡锦涛也不能不让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只能把位子让给习近平。这种情况可见太子党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最后怎么演变，我们要看新阶层阶级，看看这个阶层的动作到底是要走向何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2012年11月15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未普：胡习为何担忧亡党亡国？ Posted: 23 Jan 2013 03:14 PM PST 网络漫画 2013-01-23 胡锦涛在执政的最后两年，最担心亡党亡国。现在习近平上位了，胡的这份亡党亡国的焦虑，终于“击鼓传花”传到了习近平手中。   胡锦涛在十八大致开幕词时指出，“打击腐败和倡导政治诚信，这是人民极度担忧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它将证明是致命的。甚至亡党、亡国。我们必须做出不懈努力打击腐败。” 习近平刚一上台，在历次讲话中也屡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近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违纪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不管是空话治国的胡锦涛，还是声称不会空话误国的习近平，这一次都说了大实话：中共的确面临亡党亡国的险境。胡习二人之所以公开表达这样的担忧，这首先是因为亡党亡国征兆已经出现。习近平口中的“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正是中国的现实写照。而胡锦涛也承认，腐败严重和政治诚信缺失，对中共是致命的。如果不是局势严重，给自己执政十年定位为“黄金十年”的胡锦涛，决不会如此杞人忧天。 其次，胡习更担心的是，他们这些在台上的怕亡党亡国，台下的却未必买账。有迹像显示，和执政当局担心亡党亡国相反，一些利益集团不怕亡党亡国。他们继续用掠夺式的方式攫取社会财富，并顽固拒绝任何要求他们释出部分利益的改革，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安排好退路。学者雪珥借用“采矿式经济”一词，形容利益集团把权力当作采矿工具，到处挖洞，掏空资源后就扬长而去，绝不管后果如何。去年700多名中共官员出国不归，便是“采”完了“矿”，从早已安排好的退路平安撤退了。 除了利益集团，广大中低层官员也不怕亡党亡国。这类官员什么都不怕，谁都不怕，不怕党、不怕人民、不怕党纪国法、不怕公检法。这很像苏联垮台时权贵集团天不怕地不怕的状态。黄苇町先生关于苏共亡党的研究表明，苏联权贵集团不仅不怕亡党亡国，而且还非常欢迎亡党亡国，因为他们相信，党可以亡，国可以亡，权贵们的地位、利益和特权并不因为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消亡，相反，演变使他们过去攫取的国家财富因为变成资本主义而完全合法化了。 其三，革命形势比人强，否认它阻止它，都无济于事。众所周知，中共高层、企业家和学者都在大谈特谈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如果说胡锦涛和习近平、李克强和王岐山都嗅到了革命的味道，自由派知识分子则看到了革命的硝烟，而发生革命的概率并没有因为胡习换届，习李关注民生、强势反腐而有所缓解。《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预言，三年内一定会发生革命，第五代领导人无法阻止。章立凡说，五年看改，十年看埋，新核心如果不能在第一任期内启动政改，以后也就不必启动了，只有等著最终被人民唾弃。孙立平则说，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中共要转型，唯一办法是与历史切割，越早切割、越主动越好，否则，少则5年、多则10年，国家将出事。野夫自认为是革命的预警者，在他看来，中国必然要发生一场光荣革命。 然而一些无视革命的味道和革命的硝烟的中共官员，继续以维稳的惯性思维，打压人心思变的网民们，打压主张宪政的《南方周末》们，打压敢说真话的伊能静们。这无疑是在催化革命的温床，甚至给习李帮倒忙。荣剑在他的近作《谁在制造党的敌人？》中，将广东中宣部长庹震斥作“开历史倒车”，代表了反改革反宪法的路线；他还说，像薄熙来、王立军和庹震这样的人，在台上的每一天都在为执政党制造敌人，如果不加控制的话，他们是执政党所奠定的制度的真正掘墓人。荣剑的这篇文章全文已被删除，只剩下片言只语。 总之，亡党亡国征兆已然出现，权贵集团和广大官员却满不在乎，而革命形势比人强。鉴于此，胡锦涛和习近平自然要担忧亡党亡国喽！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戴晴：写王实味 Posted: 23 Jan 2013 02:48 PM PST 2013-01-23 （一） 王实味这名字，1980年代之前，估计凡在“新中国”念过书，而且——用如今的话说：“被看社论”和“被听报告”的百姓，都模模糊糊有个钦定顶级恶人的大概印像。如若碰巧有1935-1947年“奔赴”延安，或者在此后的日子里被“延安过来人”修理过的（比如沈从文遭遇丁玲），“王实味”三字，差不多已成脑海中抹不掉的现世蛇蝎（“叛徒、特务、托派、反党集团成员”）。 我属于第一类。我的继父唐海属于第二类。我母亲属于第三类。 读者也许看过我在《四个父亲》里边写的那一段：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父亲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革中被当做“叛徒”揪斗——直到1980年代中。一天，听别人转告，有人在高级党校作了个关于“第三国际军事情报”的报告，她慌不迭打电话给我——“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40年，她已将近70岁!   后来，不知道怎么打听到，她得知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那年，李克农、叶剑英都已不在世，怎么办……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给父亲尚在的显赫老友写信: 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著，一周、两周，一月、两月……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是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却都保留著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般规律而外，邓颖超1970年代末在一瞥间即将我认出，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著，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不曾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老友不睬，后人出场吧。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打听到，编《烈士传》的是曾任中央台副总编的前右派温济泽。温老当时已退休，正怀著相当不时髦的情愫认真地缅怀先烈。他跑到胡乔木、或许还有临终的李维汉那里，自荐担任《革命烈士传》主编，而且明确宣称“传主不限于共产党”。 我感到有共同语言，就径直敲门，报出父亲履历与牺牲。他当即表示绝对没有问题——可能读过几篇我的报道，就放下主旨聊起天来。他认为《烈士传》一人仅收几百字太单薄，他手上累积了多少生动、“有教育意义”的材料啊，而且，以此打底的月刊《中华英烈》也批下来了。 “你手头事情多么？”他切切地问，“过来一起干，给我当执行主编。”我忙不迭推辞——父亲能入传，此行目的已达，一心想著喝完茶即告辞回家禀告母亲交差。 就在这时候，他说起王实味。说起这潢川汉子张扬的才具、暴烈的脾气，还有当年笼罩在他们这些“奔赴革命圣地”之读书人头上浓郁得化不开的、与理想纠结在一起新体验，一种与抗战热情原本相抵、但转瞬间又能转化为相砥砺的诡异的恐惧——“那次大会，我是现场记录。《斗争日记》是我写的……”。 我感到自己咚咚的心跳。或许，我们——“共和国螺丝钉”们，终于能知道历史原本而非浇铸或者车镟出来的结论。我放出手段，诱他多谈再多谈，原来就在不久前，他还联系上了几近湮没的王实味发妻：1920年代北大学生党员刘莹……。 我不再玩花招，直接问他是不是打算写。“当然。只不过……年纪大了、手头还有……”。我说那就由我来写？温老就是温老，温厚慷慨，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他愿意把所有线索交给我，包括介绍钢铁学院研究者宋金寿。条件么？我帮他编《中华英烈》。“没问题。”我说，随即抄下刘莹湖北襄樊的地址。  （二） 开始收集资料并且采访当事人。那是在1986年夏，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王小嘉刚考上北大，说好了玩北戴河犒劳犒劳。没成想，王实味的妻子、儿女一下子就联系上了。我说：怎么样，闺女……她说，当然，你走吧，去湖北！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篇不过两万多字的故事，最大遗憾，是作者学力不够。比方说，我未能抓住王实味案件里边最要害之处——他那篇重头点题文字《政治家 艺术家》，居然没有引用。还有，李维汉、胡乔木、凯丰、周兴……一干人的秉性作为没在这里展开；至于这位大才子匆匆“奔赴”，实际上是带著女学生情人的——我当时已有线索，惟想到一无所知的刘莹，实在不忍伤她啊，就一个字没露（可气的是，没多久河南一家晚报就登出了）。好在本人不过一介“客串写作的前工科生”，责任所在也就是“讲好故事”（标准当然是不瞎编，还要引人入胜），至于故事讲过之后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性创议，就看各路高手的啦。 采访，应该说十分顺利。1980年代中啊！从毛时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们，还沉浸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再创未来”那样的气氛中——王实味案是党必须记取的深刻教训，似乎不言而喻。于是，这场噩梦，由“过来人”谈出，更多的是感慨而没什么出于纪律与防范的自我噤声。连安全部——这个到了90年代以后能把所有人或吓成呆傻、或驯成油条的维稳重镇——也取这样姿态。我不但得以进入他们大院，采访一个接一个重要当事人，到后来他们（联手公安部）反过来从我这里取证最后平反王实味案的时候，不但态度开朗和气，还把傅大庆称作“本部老前辈”。特别是凌云。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无官腔，特科干员本色不时闪见——万万没有想到如此精明老到的先驱，最后会“折”在俞强生案子上。 王实味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当年是毛、康用过之后，抛给公安“擦屁股”的——恰如50年代胡风的“反党集团”和今天艾未未从“特立独行”到抛给税警。周兴和凌云的当年部下，也即接过案子之后负刑讯、押送、看守之责的人，到我采访的时候，有的是前参赞、有的是前局长……他们谈得很自由，甚至相当动情。我居然查到最后举刀行刑那小子的下落：在四川某市干老本行，也是什么“长”了。讲王实味的故事，当然也会聊起当时环境与价值取舍，特别他们曾经亲历而终生难忘的情景——坑杀前往南方抗日的东北青年那档子事，就是谈王实味之余他们对我说的。  刚动笔，《文汇月刊》（这家刊物当时声誉与今日《炎黄春秋》、《同舟共进》相类，64之后遭关闭）梅朵和萧关鸿他们就知道了，当然是不停地催。那年头，资浅作者如我辈，多长的稿件都是手写。草成的文稿不知怎么被包遵信看到，他什么都没说，即动用他在《读书》和人民出版社的特权，让手下用打字机给我出了一份八开纸的大样。 照理，大样送《文汇月刊》之前，须经温老最后审读把关。虽然怀著尊敬，但王实味的故事，出于他或者我之笔，将很不一样——对此我心里太清楚了。若将大样送他，当年小温定会眉头紧锁，说不定还要“问问乔木同志的意见”。如若落到如此下场，我还不如一开头就不动笔。为难之中，忽然想到温老的邻居，我“学者答问录”采访对像黎澍。他们同属“开明高干”，但黎澍早已自我解放，再不是编《文萃》时候的一线左派。 我将文稿送到黎家，请他在手里压几天再交温老，就说“一直联系不上”。黎澍没问我为什么，连笑一下都没有，我于是飞速寄稿上海。 一周之后，接到温济泽同志几乎气急败坏的电话：“怎么能这样写……这里……那里……”。我说：“您怎么现在才说呀？上海那边昨天就开印啦。”他说，“我刚看到这东西！黎澍说找了我几次：电话没人接，敲门没人应……不可能嘛。” 《文汇月刊》将这篇文章刊出——崩塌、地震都没发生，我也转身忙起了别的，包括编《中华英烈》。不料一段时间之后，一位任职《文艺报》的朋友传过话来：“薛明阿姨很生气。” 我与贺家无怨无仇。1927年南昌起义当口，我的父亲不但为壮贺部之势联络当地枭雄，傅家在临川上顿渡那所九进院子，还给他充当临时指挥所。当然后来我们姐弟从来没有上门套近乎，对他那“一把菜刀”云云更是不敢恭维。处决王实味的命令来自何处，薛明本可以找我谈谈——没准贺帅生前对她耳语过什么——从而使作者得以在新资料的基础上请《文汇月刊》发一段补遗。无奈贵妇当惯了，要搂住脾气也难，于是有了前两周发给上海网友杨兄海鹏的一小段说明。 谢谢惦记。确切故事如下： 因为贺龙是斩首王实味那死地的党政军首长，我在文章中写“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命令”——还非常体贴地说，政治标签已经由毛贴上，贺龙下令杀的是“坏人”云云。 薛明大怒。她调用了参政（总参政治部）前往调查。他们约谈与调档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比的，最后结论是“康生下令”，于是打算以“恶攻”将我送上法庭。 当时有个文坛朋友往来传话。我说“有了确切结果真好。贺龙下令与康生下令，从我写这个故事初衷看，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要法办作者，随便。但我余下的生命里边一件大事，就是调查贺龙刀下的冤魂——你们都知道他临死时候如何为滥杀而痛悔。” 我当时确切知道的一个案子是：一批东北学生，想要南下参加三青团抗日，在山西路过贺龙防地的时候，抓获他们的贺部得令“全部活埋”。对我讲述这段历史的那个目击者（原部下）说：女学生抱著行刑人的腿，求一条活命，答应当小老婆伺候……最后还是埋了。我对中间传话人说：这事当事人还活著。那批学生失踪，也能从当时报上查出来。贺龙没杀王实味，也没杀别的无辜么——我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后来没见薛明有什么动作。估计贺捷生反对也起了作用。 这段折冲，本来也没打算公开说——不料互联网的出现，将贺薛氏率队挺夫的段子，变成《王实味与‘野百合花’》续篇。可怜的薛明：拼却性命为先夫，本数我中华民族光荣妇德。问题是，要爱对地方。如果薛同志调用参政，一笔笔查清冤案，代夫向亡灵谢罪，那将是一个什么场面？□ 附记 发在微博上后，有网友跟帖如下，不知是否确凿： --马天仁 戴晴说的东北学生，是赵侗将军率领的抗日游击队。赵将军与日寇苦战7年，没有死在日寇手里，却被CCP偷袭，其妹赵理智也一同罹难。其母赵洪文国，是著名的“游击队之母”“双枪老太婆”，其家族有30多人为抗日殉国，而赵老太和幸存的四子赵连中亦也因戡乱而牺牲。满门忠烈，千古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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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从李承鹏遭袭案看能否不以“讲政治”执法 Posted: 23 Jan 2013 03:18 PM PST 童之伟 2013年01月21日 最近作家李承鹏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新书签售现场先遭殴打、后被“送刀”、扔刀遭人身威胁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两起带有明显暴力倾向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情节。鉴于李承鹏先生是一名在政府眼里言行归类于“政治不正确”的人，对他遭袭案件的处理，在我看来，可作为探测有关治安当局在“新政”背景下，执法是否实现了从“讲政治”向“依法律”转变的一个风向标。 “讲政治”是中国官场近年来流行的口头禅之一，但什么是政治，谁也说不清楚，大体上就是最高最重要的东西的意思，常见的理解是“服从和服务于执政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判断标准由办案官员或其上级按自己对“政治”的主观理解自主掌握。 在上述大背景下，执法者乃至司法者也被要求“讲政治”，即当权的上级官员要求下级按照他们主观上认定的执政党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办理具体案件。如此一来，一个案件到底怎样处理对执政党和国家有利的认定和决定权在谁手里，谁的意见就是现实的政治。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在上者要求在下者按他们的意志办事；在下者则揣摩上边的意图或按上边的指示办案。如此这般，宪法、法律就都被撂在一边去了。 从司法和执法层面看，“讲政治”实际上是以言代法、以言乱法乃至弄权枉法的同义词。“讲政治”至少导致两种结果：一是选择性办案，同样的违法或犯罪嫌疑，立案还是不立案，调查、侦查还是不调查、不侦查，完全取决于执掌权柄的官员乐意还是不乐意；二是办案只看立场，不分是非，不分合法与非法，顺我者胜，逆我者败。这样的案件在刑事司法领域和行政处罚领域都不少，前者如李庄案和前些年《中国青年报》报道过的周澄案，后者如任建宇劳教案，都是实例。 在治安管理领域同样较普遍存在着“讲政治”不“依法律”的情况。在“讲政治”的口号下，中国的治安管理体制迄今还没把公民人身权利这种首要人权的保障放在应有的位置。比较常见的情况有三：一是公安部门被地方当局超越法定职权范围加以使用，常常被用于支持违法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和截访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活动；二是公安部门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和截访过程中发生公民人身权利受侵害的情况时，他们对公民报警求助的情况往往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三是公安部门对于非法使用暴力直接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官员，往往不严格依法惩处。 这三种情况都和“政治正确”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政治正确”者的人身权利受到更多的保护，且“政治正确”者侵害“政治不正确”者人身权利时则往往可以不被追责或获从轻追责；另一方面，“政治不正确”者侵害或威胁“政治正确”者人身安全会受到严厉处罚，但“政治不正确”者人身权利受到“政治正确”者侵害时常常得不到警方应有的保护。 仅从过去一年多的情况看，把“讲政治”之风带进治安管理领域的著名案例已有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网民闫某因声称要“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吴丹红），在前往吴住所实施计划的路上被抓并被处5日拘留案；某电视台女记者周燕因政见不同与吴法天“约架”并动手推打吴被拘留5日案；以及北航教师韩德强殴打诅骂毛泽东的老人未受追究案。  在上述三案的前两个案例中，吴法天被网民普遍认定为极左人士，他同时又是当时被地方当局认为是言行“政治正确”者之一。不少网民认为吴得到有效甚至过度的保护，这和他言行被认为“政治正确”有关。而在第三个案例中，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警方应处韩德强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这个案子，尽管被打者自己没有控告，但依法律规定，他人报案、举报，辖区公安部门也应立案调查处理，而当时网路广泛议论此案，警方应该算是获得了举报。但当地公安部门并未立案查处韩德强，给人留下他们认为韩的行为“政治正确”，因而对其违法行为不予追究的强烈印象；同时，受害老者似乎因为其言论“政治不正确”因而人身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 或许有人会以司马南在海南大学讲座，一学生对其扔鞋未受处罚之事对我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但我认为，在重庆事件之后，公认属极左人士的司马南当时的言行已属于“政治不正确”，再者，视频显示，那种力度和距离的扔鞋性质上基本属表达抗议，人身威胁成分甚少，且他本人也表示无意追究。 中央政法和社会治安管理机构的领导者最近换班以来，我一直在观察，看执法乃至司法“讲政治”的老套路是否会被严格“依法律”的新指导思想所取代。李承鹏签售新书遭袭一事正可作为观察样本。 1月13日下午，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李承鹏新书签售现场，山东男子尹某自称因反感李所著新书内容，当众在李承鹏面部打了一拳。李自诉被尹某打到太阳穴位置，“感觉很疼”，致脸有些红肿，打人者还骂了他一句“汉奸”。一小时后，又有网民胡杨林（新浪微博：@胡杨林717）在远处从袋子里掏出用红色纸袋包好的菜刀说：“我就是来给你送礼物的。”工作人员使劲拽住不让胡靠近李，胡遂把刀扔向李承鹏。我观看了扔刀视频。 在这两起行为中，从事实和法律上看，李承鹏是受害者；但李同时又是被北京治安当局禁言者，这表明他“政治不正确”；官方的《环球时报》佐证了这一点，它的评论认定李属于“往往以同政府对立的姿态出现”的“批评人士”。另一方面，尹某行为侵害了李的人身权利、胡某言行威胁李的人身安全，这两人是加害方，但他们的行为所针对的，显然是李的“政治不正确”立场，因此体现了“政治正确”。 据此，我可以做出两点评估： 一、处理尹某拳袭李承鹏案，“讲政治”还是“依法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尹某殴打李承鹏事实清楚，情节虽较轻，但明显重于前述闫某威胁吴法天案中闫某的违法情节。“依法律”，即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款规定，对尹某可从轻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也从重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但是，如果不“依法律”而是“讲政治”，北京治安当局完全可以对尹某实行法外宽宥，免于任何处罚。 二、胡某“送刀”并扔刀威胁李承鹏，是否应受处罚，也取决于警方办案“讲政治”还是“依法律”。“依法律”，胡某行为构成寻衅滋事或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按《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款规定，处罚应在以下幅度内裁量：如认定其行为是寻衅滋事，处5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如认定其行为属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但若被认定情节较重，则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以下罚款。对扔刀最善意的理解，恐怕也得承认此举表明“送刀”行为具有主观恶意，性质如同送子弹，是对李承鹏进行人身威胁。 与前案一样，如果“讲政治”，考虑胡某行为的“政治正确”性，以及他所针对的李承鹏行为的“政治不正确”性，北京治安当局也可对胡某实行法外宽宥，免于任何处罚。 目前，对以李承鹏为袭击或威胁对象的两起案子，“警方正在进一步开展工作”，还没公布处理结果。北京治安当局最终是以“讲政治”还是“依法律”来处理这两个以李承鹏先生为当事人的案子，将具有标杆意义。 执法乃至司法“讲政治”，实际上等于废法或弃法。执法或司法机关一旦“讲政治”，法律就等同于虚无。那时，尽管法律文本上还在，但事实上已没了效力。 执法和司法如果“讲政治”而不“依法律”，中国社会各方的冲突将不可能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样下去，社会秩序混乱、无法无天的状况必然频频出现。官方“讲政治”而不依法律，其造成的社会混乱极可能被极端主义势力所利用，一旦极端主义者控制了国家的一部分区域的统治权或国家机构的一部分，社会政治后果会很严重，因为极端主义者往往崇尚暴力。 右倾和左倾极端主义都不可取，但右倾极端主义相对理性，诉诸暴力的倾向还不明显、较罕见，但左倾极端主义诉诸暴力的倾向十分明显、比较普遍。无论如何，中国官方对任何极端主义势力的暴力倾向都应依法进行有力遏制，不可放纵任何试图以拳头或刀棍取代言论和思想的行为。  童之伟是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 ——纽约时报

欧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就职演说 Posted: 22 Jan 2013 08:41 PM PST 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宣誓仪式 【视屏】http://www.youtube.com/watch?v=BzC135ql_wA 2013.01.22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2013年1月21日 巴拉克・欧巴马总统的就职演说 美国国会山 2013年1月21日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美东时间上午11:55 总统：拜登副总统、首席大法官先生、各位国会议员、各位嘉宾、同胞们： 每一次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我们都共同见证了我国宪法经久不衰的力量。我们重申我们的民主制度的承诺。回顾历史，这个国家的团结不是源于我们的肤色、我们的宗教信仰或我们家族的来源地。我们卓尔不凡——我们美国人独具特色——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两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份宣言中所阐明的思想忠诚不渝：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今天，我们仍在继续着这一永无终点的旅程——努力把这些话的含义化作我们时代的现实。历史告诉我们，这些真理虽然不言而喻，却从未自动降临；自由虽然是上帝的恩赐，却须上帝在普天之下的子民们加以捍卫（掌声）。1776年爱国者们的奋斗不是为了用少数人的特权或是一群暴民的统治来取代一个君王的专制。他们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共和国——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托付每一代人去捍卫我们的立国之本。 两百多年以来，我们做到了。 从皮鞭和刀剑留下的血迹中，我们认识到，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原则基础上的任何联盟都不可能以半奴隶制、半自由的方式持续下去。我们浴火重生，并誓言一起向前迈进。 我们共同决定，一个现代经济体需要铁路和公路来加速旅行和商业活动，需要学校和学院培养我们的劳动者。 我们共同发现，只有在确立了能够确保竞争和公平活动的规则时，自由市场才会蓬勃发展。 我们共同认定，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照顾弱势群体，保护其人民免受生灵涂炭及种种不幸。 在所有这些经历中，我们从未放弃对中央权威的怀疑，也没有屈从于社会的一切弊端仅通过政府便能解决的幻想。我们颂扬主动性和创业精神，我们坚持勤奋工作与个人责任——这些品质是我们的性格中始终存在的要素。 但我们一向知道，随着时代更替，我们也当改变；忠实于我们的建国原则要求我们对新的挑战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保护我们的个人自由最终需要集体行动，因为美国人民不能再像昔日美国士兵用步枪和民兵来对付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力量那样单独行动来应对今日世界的要求。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培训出我们所需的所有数学和科学老师，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为未来做好准备；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建造道路、网络和研究实验室，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商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我们作为同一个国家和民族齐心合力地去做这些事情（掌声）。 这一代美国人经历了危机的考验，练就了我们的钢铁意志,证明了我们的坚韧不拔。长达十年的战争逐步结束（掌声）。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掌声）。美国的未来无可限量，因为我们具有这个无限的世界所需要的一切特质：青春和动力；多样性与开放性；永无止境的履险能力与自我重塑的天赋。美国同胞们，我们生逢其时，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掌声）。 因为我们的人民知道，如果越来越少的人得以锦上添花，而越来越多的人难以为继，我们的国家就不能成功（掌声）。我们相信，美国的繁荣必须建立在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我们知道，如果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独立性和自豪感，如果诚实的劳动所得能使家庭摆脱困境，那就是美国蓬勃发展之时。如果一名出身贫寒的小女孩知道，因为她是一个美国人，她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有着相同的成功机会，就说明我们坚守了我们的信念；她是自由的、她是平等的——并非仅在上帝的眼中如此，而且在我们眼中也是如此（掌声）。 我们都知道，已经过时的项目和计划无法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新的思维和技术再造我们的政府，重订我们的税法，改革我们的学校，让我们的公民获得所需要的技能，从而更加努力地工作，掌握更多的知识，达到更高的水平。但是，虽然方式会发生改变，但我们的目的经久不衰：一个对每一位美国人的勤劳和努力都给予回报的国度。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这才能真正体现我们的信念之真谛。 我们的人民仍然相信，每一位公民都应享有基本的安全保障和尊严。我们必须作出艰难的抉择来降低医疗照顾的开支和赤字的规模。但我们摈弃这样的看法，即美国必须选择要么照顾建设起这个国家的那一代人，要么投资于将要建设这个国家的未来的那一代人（掌声）。因为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暮年在贫困中度过，残疾儿童的父母求告无门。 我们认为，在这个国家，自由不专属于那些幸运儿，幸福也不专属于少数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多么负责，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随时有可能面临失业，突发疾病，或者看到自己的住房被可怕的飓风摧毁。我们通过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和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等计划对每一个人作出承诺，这些举措不会使我们的创造力衰竭，而是让我们更强大。（掌声）它们不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依赖救济的国家，而是让我们敢于承担风险，使这个国家更加伟大。（掌声） 我们的人民依然相信，作为美国人，我们不仅仅对自己承担义务，而且还对子孙后代承担义务。我们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因为我们知道，不这么做就是出卖子孙后代的利益。（掌声）有人可能仍然拒绝接受大量的科学论断，但没有人能够躲避肆虐的火灾、严重的干旱和更具破坏性的风暴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通往可持续能源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美国不能拒绝这种转变，我们必须领导这种转变。我们不能把推动创造新就业机会和新行业的技术拱手相让给其他国家，我们必须抓住它所蕴含的机遇。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经济活力、保护我们的国家财富——我们的森林与河流、农田与冰峰。这样，我们才能保护上帝托付我们照料的星球。这样，我们将能为建国先贤宣告的理念赋予意义。 我们——人民——依然相信，持久的安全与永久的和平不需要靠持续的战争来实现。（掌声）我们英勇的男女军人历经战火考验，能力和勇气举世无双。（掌声）我们的公民们铭记阵亡者，深知自由的代价。他们的牺牲将让我们对那些企图伤害我们的势力永远保持警惕。但是，我们的先辈不仅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了和平；他们把不共戴天的仇敌转变成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今天，我们也必须将那些经验在我们这个时代传承下去。 我们将通过武力与法治的力量保卫我们的人民、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展示勇气，努力和平解决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分歧——这不是因为我们对所面临的危险天真无知，而是因为接触交往能够更持久地化解疑虑和恐惧。（掌声） 美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各地强大联盟的支柱。而且，我们将重振那些让我们更有能力应对海外危机的机制，因为对于一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来说，和平的世界与它的利益最为攸关。我们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中东的民主，因为我们的利益和良心驱使我们为那些渴望自由的人采取行动。而且，对于那些陷入贫困、疾病、被边缘化、被歧视的人，我们必须成为他们的希望源泉——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要求我们不断推进我们的共同信念所阐述的原则：宽容和机遇、人类尊严和正义。 我们——人民——今天宣布，最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依然是为我们指引方向的星斗；如同它曾在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在塞尔玛（Selma）、在石墙（Stonewall）指引我们的先辈一样；如同它曾指引所有那些知名的、无名的男女公民一样——他们在这片壮观的草坪上留下足迹，聆听一位姓金（King）的牧师说我们不能独自前行，因为我们个人的自由与地球上每个灵魂的自由不可分割。（掌声） 继承先辈开创的事业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在我们的妻子、母亲和女儿能够挣得与她们的劳动等值的收入之前，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掌声）在我们的同性恋兄弟姐妹获得与其他人同样的法律待遇之前，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掌声）——因为，如果我们真正是生而平等的，那么我们对彼此的爱也应该是平等的。（掌声）在任何公民都不会被迫等待好几个小时才能行使投票权之前，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掌声）在我们找到更好的方式欢迎仍视美国为一块充满机会的土地、勤奋努力、满怀憧憬的移民之前—— （掌声）——在聪颖的青年学生和工程师加入我们的劳动大军而不是被逐出美国之前，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掌声）在从底特律（Detroit）的街道到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的山岭，再到纽顿（Newtown）的安静小巷中的所有孩子都知道他们得到照护和珍视而且永远不会受到伤害之前，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让这些有关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言词、权利和价值观对每个美国人而言都切实存在。忠实于我国的建国文献并不是要求我们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看法一致。也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去界定自由，或沿着一模一样的道路走向幸福。时代的进步并不要求我们彻底解决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关于政府作用的争论，但的确要求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掌声） 现在，我们必须作出决策，绝不能拖延。我们不能误把绝对主义当作原则，不能以作秀来取代政治，亦不能将谩骂视为理性的辩论。（掌声）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即便知道我们的工作将不尽完美。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即便知道今天取得的种种胜利并非大获全胜，还要有赖于4年、40年甚或是400年之后站在这里的人去推进当年在费城的一个简陋的大厅里传承给我们的永恒精神。 美国同胞们，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宣读的誓词，如同在国会山任职的其他人宣读过的誓词一样，是对上帝和国家的誓词，而不是对政党或派别的誓词。我们必须在我们任职期间忠实地履行这些誓言。不过，我今天宣读的誓词与士兵报名参军或移民实现梦想时所宣读的誓词没有多少差别。我的誓词与我们所有人对着高高飘扬的、让我们内心充满自豪的国旗所发出的誓言没有多大差别。 这些是公民的誓词，代表着我们最伟大的希望。你和我，作为公民，都有为这个国家选择道路的权力。你和我，作为公民，都有义务打造我们这个时代的议题——不仅要用我们的选票，而且要用我们为捍卫我国最悠久的价值观和持久的理念而发出的呼声。（掌声） 现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庄严的责任感和无比的快乐来接受我们永恒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让我们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共同的目标，拿出热情与奉献，来响应历史的召唤，高举珍贵的自由之光去照亮充满变数的未来。 谢谢大家。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永远保佑美利坚合众国。（掌声） 演说结束（东部标准时间中午12:10）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3/01/20130122141322.html#ixzz2Il7ppHnR

丁一夫：民族复兴，谁的民族？ Posted: 22 Jan 2013 05:22 PM PST 图：2010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中國人近百年來在對待非漢民族的問題上，走的是一條和世界潮流相反的道路。中共建政后對非漢民族自決權利的剝奪和血腥鎮壓，是中國“民族復興”的一筆負資產。這筆負資產沒有償還之前，對于非漢民族來說，你的復興就不是我的復興。 “非漢民族”與“少數民族” 2012年12月29日，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申弘的文章，以宏大敘事談民族復興問題。“民族復興”是最近幾年的流行詞，左派談，右派也談，有人從國家強大的宏觀角度來談，也有人從個人權利的微觀角度來談。可是，很少有人把本文標題當作一個不可不談的問題。漢民族是一個人口龐大的民族，大多數漢人一輩子也沒有和其他民族的人打過交道，并不知道其他民族的遭遇和想法，因此，即使是知識分子，談到“民族復興”時，似乎其中的“民族”兩字從來也不是一個問題。可是，對于藏、蒙、維吾爾等等非漢民族的民眾來說，你談“民族復興”，他腦子里必然打個問號：這是誰的民族？你的“民族復興”包括我的民族嗎？你說包括，怎么能讓我相信？ 我在本文中使用“非漢民族”這個詞，而不是通常用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英語minority）指的是一個國家里相對主要民族而言人口較少的民族，這個概念是近代以來“民族國家”體系帶來的。民族國家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這一族一國中生活著的其他民族就叫少數民族。可是這和藏區、維吾爾族地區、蒙古族地區民眾的生活經驗完全不符。在那些地方，世世代代就是他們自己的民族聚居在一起，在他們幅員廣袤的土地上，很多人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其他民族的人。他們占“少數”是相對整個中國的政治版圖而言，而在占這版圖60%的土地上，他們不是少數。這是他們的家鄉，他們在家鄉的土地上是不折不扣的“多數”。所以，我的很多藏、維朋友是從不自稱“少數民族”的，也不喜歡別人稱他們“少數民族”。 有一位在中國政府體制內工作了一輩子的藏族老干部曾告訴我，當他聽說省里的領導為“黃帝陵”舉行正式的國家祭奠儀式的時候，“心一下子涼透了”。為什么？因為炎帝黃帝都只是漢民族心目中的祖先，非漢民族有自己的民族來源，有自己的祖先。以政府的名義祭奠黃帝陵，等于提醒非漢民族，這是一個漢族的國家，不是你們的國家，你們沒有自己的政府，也就沒有自己的國家。 民族隔閡日益擴大，危機四伏 大家都知道現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標準說法：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中華民族是由五十六個政治上平等的民族所組成，所以民族復興就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也就是包括大到漢民族、藏民族和維吾爾族，小到鄂倫春族的所有五十六個民族的共同復興。這話確實是漂亮，可人都是生活在現實中，不是靠漂亮話就能生活下去的。現實是，非漢民族在被邊緣化，漢民族和非漢民族的隔閡在日益擴大，矛盾日益深刻，到了危機四伏的地步。 最近兩年中近百起藏人自焚抗議事件證明，過去幾十年的民族政策是有問題的。民族政策失誤的根源，不是大棒和胡蘿卜的比例問題，也不是對非漢民族的風俗習慣是否足夠寬容的問題，而是在中國這樣以漢族人口占主體卻存在其他非漢民族的國家，到底是不是承認和實現民族自決權的問題。 “民族自決權”概念登上國際政治舞臺不過百年時間，它和“國家主權”概念并肩而行，成為當代世界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關係的準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總統威爾遜率先大聲疾呼，國際社會必須保障所有弱小民族選擇自己生活方式，決定自己的制度、發展自己文化的權力。但是對于中國人來說，近百年來在對待非漢民族的問題上，走的是一條和世界潮流相反的道路。清末朝廷慫容趙爾豐用血腥鎮壓方式“改土歸流”，從而產生了一個錯覺，以為只要中央政權夠強大夠狠心，就可以擺平周邊非漢民族，改周邊番邦小國為行省，邊疆地區的麻煩從此一了百了。這個錯覺促使清廷傲慢地宣布廢除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稱號，近代史上的“西藏問題”就此正式誕生。 “你的復興就不是我的復興” 此后就有了西藏“事實獨立”的四十年。當1951年解放軍入藏的時候，清末的“趙爾豐錯覺”又復活了。中共認為只要以武力為后盾，就能在非漢民族地區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用不著顧及非漢民族自己的意愿。從此，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和周邊藏蒙維回各非漢民族的關係進入了歷史上最惡劣的時期，一直延續到現在。 現在，以中國世界第一的人口為基礎，中國建成了龐大的制造業經濟，“民族復興”成了國人的口頭語，“復興”似乎指日可待，剩下的不過是“復興什么”和“怎么復興”的問題。盡管中國的現行體制從五十多年前起就把非漢民族地區名之為“自治”區域，盡管憲法確定了非漢民族的自治權利，但是，事實就是，中央政府視非漢民族地區為不放心的地區，對各“自治區”的管治比行省還要嚴酷。“民族自治”流于口頭，“民族自治權”則完全不敢提。 中共建政后對非漢民族自決權利的剝奪和血腥鎮壓，是中國“民族復興”的一筆負資產。這筆負資產沒有償還之前，對于非漢民族來說，你的復興就不是我的復興。最近二十年，這筆負資產有了很大的增長。近百藏人的自焚抗議在提醒中國政府，可以抱著“趙爾豐錯覺”做一統天下美夢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中國人想“民族復興”嗎？那就必須回答這個問題：民族復興，誰的民族？十余萬民族精英流亡海外的藏民族怎么復興？其他非漢民族怎樣復興？如果沒有非漢民族的認同，漢民族能太太平平地復興嗎？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李江琳：在历史的非常时刻――《赤风呼啸》代序 Posted: 22 Jan 2013 05:21 PM PST 图：次仁顿珠著《赤风呼啸》封面 这本书让历史活了起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将他们的生命故事展现给我们，迫使我们面对历史的真实。 一年多前，我正在研究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裝沖突，一位藏人朋友交给我一部尚未出版的小说稿。这是有着藏族血统的蒙古族藏语作家次仁顿珠的作品，原著为藏文。 这本书2006年完稿，2007年至2008年在《青海藏文报》文艺副刊上连载，引起轰动，却没人愿意出版。无奈之下，作者于2009年自行印刷发行。该书随即被当局查禁，作者受到撤销河南县档案局局长职务等处分。后有人将这本书译成汉文，我才有幸成为《赤风呼啸》汉译稿的较早读者之一。  这本书中所讲述的藏人故事，有一个特殊的時代背景。 对中国当代史有所了解的读者，或许可以从故事中辨认出大饥荒和文革这两个历史事件，但对作者重点描述的“恐怖的日子”，以及书中的作战场面和监狱场景可能比较陌生。作为当代藏史研究者，我想我或許可以对这部小说的時代做一点说明。 “民主改革”：镇压与战争   中共在1950年代初进入传统西藏三区（康、安多、卫藏），即今之行政框架下的“四省一区”藏区后，先派出工作组，在缺乏“群众基础”的农牧区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合作，以便在藏区立足。1950年代中期，按照其既定方针，中共开始对藏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社会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建立党、团组织和地方政权，将这些地区完全纳入中共的政治体系之中。在中国官方历史叙述中，这一过程被称为“民主改革”。这种在“阶级斗争”理论框架下的强制性社会改造，激发了藏人的强烈反抗。中共调动正规军，动用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对藏区农牧民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这一事件在官史中被称为“平叛”。  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的政策，是中共的纲领所决定的。这一纲领的基础是“阶级斗争”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藏区寺院、部落头人和民族与宗教的领袖，都是中共要在藏区展开的社会改造的对象，进入藏区初期的“统战”只是阶段性的策略。1956年，中共决定在四川藏区率先展开土改和其他政改，为此首先以开会等名义监控和拘押藏区民众领袖，随后用斗争会等形式，迫害僧侣和民众领袖，收缴民间武器，捣毁寺院，把一场阶级斗争的灾难强加到藏区民众头上。藏区民众被迫起而反抗，于是在整个藏区开始了为期六年的惨烈军事镇压。  大量公开和不公开的资料证实，那场被中共称为“平叛”的军事行动，事实上是中共以战争的方式对藏人进行的一场大屠杀。那是一场多兵种战争，也是中共军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立体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中央军委甚至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康区的著名寺院。在长达六年多的战争过程中，还伴随着“镇反”、“合作化”、针对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改革”等政治运动，以及藏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造成了藏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劫难。我从大量藏区地方志、军事志、解放军指挥官回忆录等资料中统计出，在藏区战争过程中，藏人在战场上死伤俘降的不完全数字为34万7千余人，相当于1953年藏人总人口的12.5%。  双重灾难降临到藏人头上 藏区在原有社会结构被破坏以后，“平叛”、“防叛”等行动又和大饥荒重合，双重灾难降临到藏人头上。从我研究的文献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藏人人口的大幅减少。1957年甘肃全省藏人人口為255,947人，1959年降至188,050人，減少67,897人；1961年再度降低至174,581人，四年间共減少81,366人，即1957年藏人总人口的31.8%。青海省玉树州1957至1963年，人口从159,419降至93,483人，減少65,936人，达41.3% 。1964年果洛州人口比1953年減少48,753人，即減少了48.9%。从中国官方文献中采集的这些数据，说明藏民族在那个时代所遭遇的劫难，达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地步。在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个惨绝人寰的故事。 为了寻找这些史实，我研究过一个一个“平叛”战役。1958年6月，发生在甘青交界黄河滩上的那场大屠杀就是其中之一。那年5月，黄河南岸的达参、斯柔群哇、外斯切群、土尔扈特、卡松措禾日等三旗五个部落的近万牧民，赶着牛羊，携儿带女，从各处聚集到黄河边，打算渡过黄河前往欧拉草原，以逃避强加于他们的牧业合作化。他们的逃亡被中共认定为“叛乱”。6月1日拂晓，整整一个师的解放军骑兵将这些牧民包围在黄河滩上，向这些大多没有武器的牧民开火。那天，有数千牧民倒卧在这片丰美草滩上。 在中国官方军史中，这场屠杀被称为“柯生托洛滩围歼战”。它就发生在本书作者次仁顿珠的家乡。次仁顿珠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牧民之子，我 不知道他属于哪个部落，但是我相信，当他写下这本书时，是带着他部落父老乡亲的嘱托，记下他的父辈要他们这些后代铭记的民族记忆。 后代铭记的民族记忆 作为那段历史的研究者，我手里只有档案、文件，以及在境外西藏难民中采集的口述历史。我只能根据这些文献来重构那段惨痛的历史。虽然我知道那些数据里饱含着血和泪，但是我无法知道，在经历那些杀戮与苦难的时候，那些人是怎样熬过来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是怎么做的。我无法知道，在历史的非常时刻，人性中的恶曾经怎样肆虐，人性中的善曾经怎样坚持。要想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我们只能读这本书。这是次仁顿珠讲述他的亲人们的书。这本书让历史活了起来，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将他们的生命故事展现给我们，迫使我们面对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感谢次仁顿珠写下了这样一本书，感谢这本书让我们有一个在内心忏悔和思考的机会。 （注：《赤风呼啸》日前已由香港田园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2月号合刊

叶克飞：那些失去的优雅与温厚――寻访上海傅雷故居 Posted: 22 Jan 2013 05:03 PM PST 傅雷夫妇在寓所前小花园（1964冬） 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兵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以免尸体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他人。 我曾收集有关傅雷之死的各种文字记录，并一次次为之动容。我一向认为，傅雷夫妇的自尽，带走了一个时代的优雅与温厚。 其实我一向怕记外国人名，所以极少读外国文学，几乎未读过傅雷的译著，只读过人尽皆知的《傅雷家书》。作为翻译家、文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并不饱满，可他的死，却总如大石一般，沉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那场浩劫，摧毁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个生命，也许还有一个时代的气质与道德。 两个知识分子，优雅温文，却被红卫兵们连日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可在他们舍弃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却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自尽那天，朱梅馥还曾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熙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希望自己死得干净。即使这个社会亏欠了他们，他们也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所以留下了火葬费…… 你还能找到这样的优雅与温厚吗？那也许是中国最好的一代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吗？ 我一向喜欢上海老街道，不是因为所谓的小资情调，而是因为总能在老街老建筑的蛛丝马迹与钩沉中，触摸到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的远东名城，不仅有着纸醉金迷的一面，还有优雅温暖的一面。 江苏路便是这样一条街道。严格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条街，在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划分中，它是其中一条轴心，一条条路与之交汇，如愚园路、华山路、武定西路等，都是我在寻访民国名人故居途中经停的一站，每条路上又有着一条条里弄，遍布各式小洋楼，随便拎出一栋都大有来头——这是一个城市足可引以为傲的历史，但几十年间物是人非的同时，“遗忘”二字如影随形，成了这个城市的大敌。 在江苏路上，284弄有傅雷故居，也有天才钢琴家顾圣婴的故居，二者均在文革中自杀。旁边的285弄也曾一度红火，据说因为“张爱玲热”，她当年的故居如常德公寓等，都已成粉丝心中“圣地”，连其亲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285弄是张爱玲的父亲、继母与弟弟终老之处，也吸引了不少粉丝。 这条路开辟于1906年，建有大量西班牙式庭院，当年著名的贵族女校中西女中也在这条路上。不过，这些年来城市改造频繁，江苏路虽仍有昔日风貌，但也经历了道路拓宽等各种工程，与旧时格局有异，在寻访中，我一度迷路，几番来回也寻不到284弄，更别说傅雷故居了，后来得人指点，由旁边的愚园路（这也是我极爱的一条路，遍布洋楼与故居）畅园的一条小路进入，才寻得目标。如今，284弄已被高楼环绕包围，曾与它一起承载当年岁月的其他弄堂，有些已消失。这个城市过往，正被现代化所侵蚀。这条里弄也叫安定坊，据载建于1936年，共18幢楼，各带花园。 傅雷故居是一个独立的庭院，小楼为三层西班牙式建筑，但三楼是尖顶阁楼，所以也可称为假三层。小楼黄墙红瓦坡顶，院门掩着，但未上锁，里面铺着灰色地砖，寂静清冷。门口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但未有“傅雷故居”的字样——倒是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时的故居，据说已修葺为纪念馆。 1949 年12月，傅雷夫妇搬入这里，直至去世。据说，当年小楼的一楼为客厅、餐厅，二楼为傅雷夫妇的卧室、书房，三楼则是两个孩子和保姆的卧室。这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译著中的经典，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等都在这里完成。至于几十万言的《傅雷家书》，也是他在这里用毛笔一一写就的。 当年，傅雷夫妇在小院内种了不少花，如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满是花香，可惜文革时被抄家的红卫兵摧残殆尽。 其实，在此之前，傅雷已屡遭打压。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译著的印数稿酬亦遭停发，日子艰难，但他仍坚持工作。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来，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傅雷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初夏时，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一语成谶。 施蛰存也曾回忆他最后一次前往傅宅的情形，那是1966年8月，住在附近的他自然也难逃文革之劫，在遭遇了一场批斗后，他想去看看傅雷的情况，“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的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傅雷夫妇自尽的消息。 后来，在傅家工作了十一年的保姆周秀娣回忆，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她生病了，傅先生拿医药费给她，让她去看病，她若不肯，傅先生就发脾气；傅太太温柔文雅，十几年来没发过脾气，总是笑嘻嘻的。 只是，在那历次运动中，好人往往逃不过一劫。何况，傅雷绝不是那种擅长和稀泥、左右不得罪的所谓“老好人”，而是有原则的真正好人。他一向直率，从不虚伪矫饰，笔名“怒安”便足以为证，那是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意。他的耿介是立身之本，但在那个年代，却注定招祸。 可是，即使不怒，即使沉默，又真的可以避祸吗？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傅雷都没有工作单位，只是在家译稿，他很少见人，当然很少说话，又因为没有单位的缘故，各单位或院校的红卫兵着实没有理由来找他，但红卫兵们还是来了，因为傅雷有名，因为他跟其他必须被打倒的知识分子有联系，也因为他一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没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傅雷没有工作，被野蛮剥夺了印数稿酬，生活困顿，但在红卫兵眼中，抽烟斗喝咖啡用西式餐具弹钢琴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的那一套，所以，必须抄家。 抄家后，不但搜出了莫须有的“证据”（仅是一面小镜子和一幅旧画报，还是在亲友寄存傅家的箱中搜到的），连亲友寄存的财物也被红卫兵们劫掠，所以，傅雷在遗书中还写道：“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交待得如此清楚。 我曾经诧异于这种责任感，但这两年读过不少民国时代的小学、中学课本，方才明白：这其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让我感怀的是，在傅雷夫妇的悲剧故事中，还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当时惯例，“自绝于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妇当然属于此类，与傅家素不相识、但一向钟爱傅雷文字的文学青年江小燕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冒着巨大危险要回骨灰妥善保管，并给中央写信为傅雷鸣冤，结果吃尽苦头，成了“反革命”。文革后，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岁的她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终于圆了大学梦。成名的傅聪也曾找到她，意欲报答，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张傅聪音乐会门票，在音乐会结束后翩然而去。 　　这是一个每次忆及都让我眼眶湿润的故事，总有一种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 来源: 作者博客2012年12月31日  ——读者推荐

梁京：习近平误判的历史后果 Posted: 22 Jan 2013 02:58 PM PST 2012年9月18日，数千南京示威者机会，并展示保钓反日横幅和标语。（法新社图片） 2013-01-22 希拉里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的最新表态，说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让"中日会不会开仗？"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大问题。 我的一位朋友认为，中日两国的政治领导人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都想打，所以今年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不可忽视。说实话，我不大能够理解日本人为什么想打仗，而且，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打还是不打，不是哪个政客自己能够说了算的事。我也不大能够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想打日本。我更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习近平判断日本不敢打，或者不会为了钓鱼岛和中国人大打，最多不过发生一些小规模军事冲突，而这对于习解决复杂的国内问题，利大于弊。 不过，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实例，即使双方领导人起初都没有战争意图，但由于各种误判，最后还是打起来了，而且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现在对钓鱼岛问题的表态升级，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种可能性正在增大。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难道习近平本人没有看到擦枪走火以致事态失控的可能性吗？从外人的角度看，他看不到这种风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呢？ 目前有一种解释，就是习近平和中共的权贵们都生活在自我营造的幻觉之中。他们或者认为日本和美国没有胆量与中国交手，或者认为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围剿中国，因此迟早要打。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不仅同时存在于中共高层，而且经常发生在同一人身上，只不过时而持这一端，时而持另一端，反映了中共高层时而极端自信，时而极度恐惧的心理状态。这两种心态的共同结果，都是不可能以理性的态度与日美打交道，很容易导致误判。 还有一种解释，虽然与上面的解释不一定冲突，但主要是从习近平个人角度来分析。这种分析认为，即使习近平本人比整个中共的高层要清醒，他别无选择，只能以这种冒险的策略来巩固权力，推动改革。因为习近平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官员普遍腐败，中央的政治权威严重流失。在许多方面，比当年文革后邓小平上台时的局面还要严峻得多。尤其是军队的腐败，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当年邓小平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不惜与越南一战。习近平此次拿钓鱼岛争端大作文章，就是效仿当年的邓小平。最核心的动机就是通过制造一个危机，实现对军队的全面整顿和有效控制。做不到这一点，其他一切事情都谈不上。基于这个逻辑，打一场有限战争也不能算是非理性的选择。 从中国政治的角度，这种逻辑似乎讲的通，况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日本欠中国那么多，钓鱼岛本来就属于中国。但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角度看，中国显然是在利用自己增长的国力，一方面对日本进行某种"报复＂，另一方面，藉此来维护一种在国内面临合法性危机的政治秩序。最要紧的是，中共的新领导人，对于未来政治改革的价值取向态度暧昧。在这种背景下，钓鱼岛之争的政治意义就超过了主权和资源之争的范围，因而被赋予更普遍的政治意义。 二次大战的历史告诉世人，那种表面上是主权之争，背后其实是深刻价值之争的领土争议，不能轻易妥协了事，否则后患无穷。日本和韩国也有岛争，而且也和历史上两个民族的旧恨纠结在一起。但美国和世界对此并不在意，原因就在于人们很清楚这两种岛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习近平误判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混淆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对这两种不通性质的领土争议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钓鱼岛给不给中国都无所谓。但正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所以，美国一定要支持日本继续控制钓鱼岛，而且，为此会不惜一战。 因此，习近平的误判是有可能触发严重冲突，甚至引发战争的。一个极端危险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中国军队的透明度极低。一些军人甚至还敢用核武器来叫板，这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不过，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和许多人一样，并不担心习近平误判的历史后果。因为这种误判会像晚清对日本的误判一样，会加快而不是减慢中国变革的步伐。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陈永苗：给联署《改革共识倡议》72学者一记警世钟 Posted: 22 Jan 2013 01:22 PM PST 陈永苗 最近 72学者联署《改革共识倡议》 提出推进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等六项主张。联署的知名学者多是曾经熟知或者现在熟知的师友。2006年我发表《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之前，我的政治立场与这一些师友大同小异。我近年来坚持“改革已死，民国当归”的立场，而且观察到这种对改革绝望，而另开途径，是改革派的必然归宿，几乎都是从抱有希望，走向时而希望时而绝望，最后彻底绝望，回归民国或者1949年之外的秩序。如果拒绝承认自己在这山坡上下滑的，那是一个名为改革派实际上是保皇党人，忠诚的专政主义者。 我基于自己立场，拒绝参与倡议改革共识，或者废除劳教，或者呼吁官员财产公开，但是我仍愿意给予正面的评价，这一些言论性行动注定是“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可是可以做一次很好的模拟政治参与，让更多的人出现在公共领域，可以作为维权运动的广告形式。也就是可以作为“改革已死”政治形势之下的一次行为艺术，一次吸引眼球的事。 我警惕和批评这类的“公车上书”，来启迪和贩卖一种可以推动改革，抵达政改目标的倾向。我认为这类的事情，好坏参半，充满着不可捉摸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我发表这记“警世钟”，用来纠正。也提醒各位师友是不是一味沉湎于这种政治效果上的暧昧性，沉湎于一种意图伦理，而浪费了时间和机会，致使走向相反的结果，不愿意看到革命，却以一种放任和不作为的方式，给革命添油加火。 由于党国专制不给予政治参与的空间，让我们获得政治训练，获得健全的政治意识的空间，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参与政治的过程，一波一波地，永远停留在刚起步的状态，很少自我反思和超越自我，克服我们所处在困境的政治能力，而被我们的困境所制约内化，成为固定模式和惯性。打个比喻来说，即如进法院的复转军人，把当下需要审判的案件，当作其学习的实验，实习生就成了主宰者。我们的政治参与永远停留在实习生阶段，不断重复并不一定能找出出口，也许是在迷宫中长久迷失。该《改革共识倡议》亦如是。 舆论已死 英国卫报网络版曾发表英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的文章，表示最近薄熙来事件的一系列戏剧性发展显示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纽约时报》曾评论中国近两年的微博热说：数以亿计的微博用户，当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个社会热点时，就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足以推动变革。福山对法新社说，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官方管制已不像过去有效。 槛外人看房内，注定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这一些人士都是基于反对文革来推进文革的范式，是一种刻舟求剑，不知道轻舟已过万重山，还在两岸怨声啼不住。陷在从无中生有渐渐有了的喜悦和感恩戴德之中，自下而上，丝毫不考量已有的和目标之间根本性的断裂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像一个人，攒了两瓶子硬币，写上买房专用，还为买房继续攒下去。依靠移情和投射，以渴望的幻想来平息政改的焦虑。没有自我反思，没有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渴望，境界的提升，如何从专制的魔井中挣脱出来。 而我们必须与之不同，自上而下，从目标和未来宪政的高标准出发，来苛求当下的贫瘠。一言以蔽之，不管左右派，在权贵官僚体制面前，都是噪音污染，没有任何得势的可能。舆论，思潮甚至党章决议，政策对现实的推动力等于零或负数。 苛求的目的在于更高处。并不是赞扬一定导致进步，相反是批判可能性更大。 薄王事件这个事情证明，舆论仅仅是政局的装饰品，不可能改变或者主宰政局。致力于扶持汪洋上台，觉得自己会起作用的党内民主派可以洗洗睡了。有天中午吃饭时，我看到电视里面在播放《西游记》中孙悟空大怒未被邀请参加蟠桃会一节。纵然在体制外做到“齐天大圣”尊位，且获体制认可，也在权贵官僚体系中毫无位置。  权贵官僚集团的形成，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发展的归零。这是埃及帝国，罗马帝国等世界历史证明的，凡是权贵官僚集团的主宰，下场就是崩溃，都死在官僚集团强大的自杀能力，绝无自我调整的可能性。权贵官僚集团的形成，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发展的归零。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癌症，这在历史中是常态，能够克服掉的极少。官僚集团就意味着文明的窒息，就是身体的癌症。罗伯特.奈斯比特曾经揭示，现代行政国家是西方社会衰败的原因。 想什么都没用，左想右想都是白想。路线和舆论对体制性结构的作用力，等于零蛋。体制按照其官僚利益的逻辑在无限扩张，这样的过程，是不断将自己过去所承载的政治理想，剔除干净的过程，尤其体现为去毛化。官僚权贵体制的运转，与任何主义都无关。去毛化，去政治领袖之后的官僚体系自给自足，砍掉脑袋，还是能够大闹人民的“刑天”。任何时代再有能力的上头，都无法改变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自身运转逻辑，例如汶川地震的官员，舟曲地震的官员会贪污发国难财。 什么派都没用！脑筋有问题，官僚体制之外，哪有得势的可能性。不外乎城堡之外的杂音，能影响城堡分毫么。不管左右派，在权贵官僚体制面前，都是噪音污染，没有任何得势的可能。思想革命带不来政治革命总之还是一个摇摆过渡的时期，决定性的时刻尚未显现。这是舆论所需要，可是中国的舆论对体制和体制性问题，其推动作用已经等于零蛋或者负数。“改革已死”击中了庞然大物的罩门：一位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告诉博讯记者，这次上台竞争如此激烈，可在中国民间与海外竟然很少 人关注，他认为，民众对谁上台已经不关心了，或者说是心死了，海外也差不多，他们认为中共不可能继续改革，所谓内斗只不过是争夺权力而已。 对于政治家而言，只要有了实力，其他的都好办。在中国，舆论算个蛋。只要他们商量好了，舆论力量就不存在了。改革已死，现有的体制，与所期待的是南辕北辙。希望硫酸中长出树来，并且把这个方向当做批判现实的标准，是不是也需要修养性治疗了？ 民众的最后生命防线，已经不在农村土地，而在于死亡本身。当经济危机一来，回老家也不是出路。中国穷人的出路，是濒临死亡，中国富人的出路是美国，总之在中国都没有出路。在当下，党国的最后防线，已经在美国和瑞士银行，你只有打下美国和瑞士银行，他才会和你共和。 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在舆论之外如同地火运行。在今天中国，凡是重要的，对未来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一般不会出现在传统媒体杂志上。有着网络还好，可以让这种力量崭露一点头角。一如鲁迅所说，在地下，那里寄托著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和希望。舞台之下的观众，即将涌上历史舞台。舞台之上的演员，即将无足轻重。一到了台上面的，就意味着淡去。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都是背叛自己阶级和舞台的人。 从历史来看，台上的注定要隐入黑暗与死亡当中，只有在台下的才是出路。不要去关注已经在台上的，和我们没关系，也不要幻想自己能挤上台，已经没有位置，我们的身体在于台下，就不要说“好像在台上的话”。 我们经常看到，总有人是把广场当作剧场，又把剧场当作广场？也就是把舆论微博上发言，就等同于在政治局发言，同时把政治局的权力分赃运作，等同于公共舆论的流派分野。为什么会有这种错乱？那是因为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可以控制影响民意，觉得民意掌握杀生大权。把自己的身体当做唯一的舞台。把自己的脑袋，又当做广场，又当做剧场。整个就是精神病！ 体制内良心推政改没作用 看问题的尺度问题，决定如何看体制内良心的作用。当今中国凡是至关重要的，都上不了媒体。能上媒体的都是滞后的，不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不说体制内的人没良心或者不努力，而是说其真的没用。体制内媒体如说还有用，那就是作维权。有让我们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干嘛要学上一代人，把自己塞入黑洞，泥牛入海泥菩萨过河呢。 应该说，体制内良心是毫无空间的。或者说体制内的人，如果想介入政治，超越行政和官僚体制，获得公共性，那是不可能的。除了遗臭万年，其他的可能性都不大。共党体制有浓厚的革命军事色彩，不能叛逃，不能后撤。做土匪都这样，上船容易下船难。当逃兵，不能脱离，不然就枪毙，后退就是死路一条，除非和他一起为恶，否则就好惨。 可长可久的东西，已经于中国无用了。现在能上媒体的东西，都是被阉割过滤过，很次要的东西。而野生野长的，一部分人可以在网络上存在的，才是最为重要的。 不跳出自己的屁股，就是短视。在大学的拉锯战，不是重点，在半官方媒体上的拉锯战，越不是重点，凡是被重点控制的地方，都不是重点，不值得做水磨工夫，这一些地方都味同鸡肋。需要在这一些之外开辟敌后根据地，如黄巢与毛泽东，也就是维权运动。 这一些地方当然不能放弃，需要据守，但是仅仅需要据守。这一些地方是灰色地带，专制因素与自由因素混杂的地方，采取据守或者守护，或者辩护性的姿态，而不是沿袭过去的扩张性唤起启蒙，就会消除自己的毒素。 能公共的，那就是党国缝隙里面能存在的，也就是专制容忍的，或者压根就是专制的组成部分，专制是一个具有特殊弹性的东西，连反对他都会被他利用，成为专制在伪自由海面下的大陆架。也就是公知是专制有机组成部分。异梦但同床，对于专制来说就ok，想超出床沿就被剪掉，不可能再是公知，如微博上大V就销号。 无边无尽的苦难，都只能转化为新闻事件。成为新闻事件是靠不住的。就像坐在手电筒的光柱之上。就像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奖，把希望当作了已有的成就。报纸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困难太多，救济途径太少。苦难只有成为新闻，才是重要的，变为了异化，这样中国的进步，久而久之为了报纸而牺牲，是间接的暧昧的无意义。 每一具鲜活的生命，牺牲唯一的意义就是成为报纸的铅字么？小伊伊成长不希望被媒体干扰，让我想起邓玉娇的“清零”。有两种人：一个为自己活着，一种不惜代价活在别人心里。我们卑微得只想为自己活，我们只要平凡的活着，生老病死，不要被革命、改革以及各种实验当做试验品或者小白鼠。 国家人民不幸报纸幸，说成吃人血馒头并不为过。报纸幸，我喜且忧。专制之下抵抗力量，是灰色的，有着原罪的病菌。让社会承受无尽代价推动制度建构或者新闻自由？同样是高唱“纵做鬼也幸福”，切莫切割出油与水的两层来。这一点统治者的伪装，都更亲民。 历史不会记住的，因为文字震撼不了人心，在知识分子多如牛毛和文字铺天盖地的网络时代，希腊式文字征服时间的古老范式已经over，将来让人记住的，只有森林般的拳头和淋漓的鲜血。 不要总是把无关紧要的当做重要的。微博上说的话，还少么？说话对一些问题有一点用，那是因为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势力均衡。现政体和知识分子话语霸权把民众驱除出政治，说话有什么用。不让你说话，并不是害怕你说话，而仅仅是不让你说话。也就是虽然说知识分子讲话没屁用，但是放屁还是不允许的。 如果考虑到民心向背，民众对官方或者准官方的新闻，基本上都是怀着一个相反解读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个前提，那么环球时报对民主事业的推进，要比南方周末大多了。 中国有着几百万的记者，越来越陷入自我怀疑，一个层面的原因是，他们的主流观念已经彻底过时，没有接的地气，但地气本身还没有足够理论化体系化，可以支撑改变他们的主流观念，南方系的破落已成事实，但新的路尚未足够强大。 不可能绝大部分媒体人被官方吸纳，能被吸纳参与分赃的尽可能是少数人。这一些少数人，无法产生吸引力，让大多数人模仿。因此就会在媒体人内部产生价值冲突与分化。长期以来，媒体人坐在自己屁股上产生的改革立场，已经严重滞后。冲突与分化，就会对屁股所决定的立场，进行摧毁。 通过要求新闻人提高道德，也是不可能改善政治环境。逆水行舟的事情，精神可嘉，效率可耻。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单从道德上要求继承大勇气者的理念和衣钵，未免是苛求。先改善政治环境，而不是先要求道德。 并不是哪一些单位有一些爱好自由的媒体人士，就和自由宪政扯上关系。人也许扯上，单位绝对不会。单位就是自由化的，这样预设了通过，可以通过启蒙改变权贵官僚集团，改变体制。意淫中的夺权行动，或者是精神领导权的宣示，把道统从政统中分离出来。 媒体言论已经推动不了什么，而说出真相除了引起愤怒之外，再也没有效果，此时放下路径依赖。深究起来，其实改革派都是革命派，他们隐藏的权力欲望，迫使他们都在暗中希望中国乱，也就是革命。毫无疑问，他们的启蒙是不会发生效果的，只会为革命做好预备，积累怒火添材加火。因为不断增长期待的革命，目标越高，革命越强。君不见农民革命领袖大多科考落第。 民间维权用来推动政改，没啥意义，用来重建公民社会，形成新人心秩序，意义大。用来推动政改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浪费和挥发。在这方面努力的人，注定两手空空。他们八十年代的好日子过惯了或者闻过好日子的味道，总是会怀念。在怀念中时光流逝，老大徒伤悲。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还陷在与专制笔杆子，如《人民日报》进行意识形态搏斗时，反对五不搞的，公车上书的，都是异议花瓶的调情和撒娇。九鼎在野，人心向背已经清晰，专制已经放弃笔杆子，甚至去年政治局决议“去毛化”，抓紧了钱袋子和枪杆子。与时俱进，钱袋子和枪杆子才是民间需要关注的重点。 民间推动宪政的任何努力，在于重建公民社会，护着底盘，放弃政治上的改革，体制内发生不发生垮塌，并不是我们努力地方向或者政治立场的预设条件。将来的几十年，只有混乱，没有秩序，所以要求的只是死得不那么惨。 武器的批判 所有困惑，希望和条件性限制，都是站在改良之下思考的。只有期待改良的，那一些理由才成为重要制约条件。我们压根不要改良！追求革命，哪一些理由就无关紧要了。如废除劳教这样喊着呼吁要修补的呼声，不会发生作用，而且会看起来产生反效果，好像这个体制还能修补一样。 除了是一次失败的政治参与，好歹“练练兵”，制造希望以好变得绝望之外，我几乎不给与其他正面评价。    统治者越来越不耐烦使用胡萝卜解决问题了，改用刀枪和镣铐了，“国力”越强大，越肆无忌惮。受众的思想不需要启蒙，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手段，凝聚人。网络算其中一种。不需要启蒙，而是凝聚。 重大利益格局调整没有可能，权贵官僚集团只会按照自己掠夺或者抛人弃船的逻辑运行下去，向左也可不能，向右也不可能。维稳本来就是权贵官僚集团的本能，就像杀毒软件会自动运行，不是左转也不是右转。左转右转或者左右之争是放狗屁。维稳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与左右没有半毛关系。 权贵集团并不在乎意识形态，在乎的是维持现有利益格局。这你就想错了，政府要的是你不关心政治，不参与，你关心参与政治，不管你以任何名义，包括拥护党的领导，政府都想抓你。不信你到政府大院去打一个横幅：拥护党的领导，看他们抓不抓你。 他们需要的是，你别参与政治，而不是你是否支持党的领导。官僚权贵体制的形成，是统治本身私有化和腐烂的内在必然性，之前发动奠基掌权的任何主义的政治性或者革命都无关，都是必然发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其统治方式强化了后者。社会主义是无罪的，而且是方式和组织是有罪的。统治有着自己的逻辑运转，所谓宪政，不关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而是关乎如何限制统治。 改变不了根本格局，除非大规模死亡降临于权贵身上，那就需要武器的批判。有枪才有话筒。有民众暴力才有势力均衡。说话为革命预备有用，用来政改一丝丝用处都没有。民众被迫是沉默的大众，起来说话那已经是拳头或者隐藏的枪支了，当权者并不是怕广场上人的话语，而是怕众多人的力量，说话之后隐藏着群众暴力。 ——许医农推荐

郑永年：中国将发生革命 三股力量碰撞破坏力强 Posted: 22 Jan 2013 01:16 PM PST 来源：郑永年博客 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后来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 避免。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 化。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 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   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 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无 忧 网 - 51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 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 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 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   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 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 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   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   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   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天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 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李天明推荐

習近平是改革者嗎？現在說還言之尚早 Posted: 22 Jan 2013 12:35 PM PST 核心提示：紀思道的主要論點是，習近平將會比他的前任胡錦濤更致力於改革議程，他和同事會在把中國帶回經濟自由化的道路，同時放鬆政治上的控制。我們希望同意這種樂觀情緒，可是我們覺得這樣做很難。 原文：Is Xi Jinping a Reformer? It's Much Too Early to Tell -A Response to Nicholas Kristof 作者：RACHEL BEITARIE @bendilaowai, JEFFREY WASSERSTROM 日期：2013年1月13日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在上海商店售賣的習近平畫像。圖片：Peter Parks/法通社/蓋蒂圖片社』 上週末，尼古拉斯‧紀思道在紐約時報撰文表示，他對中國在新上任的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下將重啟經濟改革，以及政治改革的可能感到適度有信心。否定一些有關中國未來的預測是很容易的。但紀思道對那國家知之甚詳，他的預言我們認真對待。但是，我們不覺得他的看法有說服力。因為： 紀思道的主要論點是，習近平將會比他的前任胡錦濤更致力於改革議程，他和同事會在把中國帶回經濟自由化的道路，同時放鬆政治上的控制。我們希望同意這種樂觀情緒，可是我們覺得這樣做很難。 一個原因是，就如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那精心撰寫的紐約時報文章對習近平至今的職業生涯顯示，中國最新的領導人沒有作出大膽舉動的記錄。誠然，近來，處於向上軌跡的領導人通常會謹慎行事。但即使是放在一個普遍而言是規避風險的背景來理解，習近平一直以來的舉動都和改革者沾不上邊。 在尋找可以証明習近平是改革的秘密支持者的線索時，我們有一個奇怪的似曾相識的感覺。紀思道現在說的，在大約十年前也是人們對胡錦濤的看法，當時他是新的領導人，我們對他所知甚少。一如現在紀思道把一個有進步色彩的人物可能被擢升到習近平這屆政府中的高位看成希望的跡象，當時也曾有人認為，中國即將離任的總理溫家寶是可能促使胡錦濤走向自由化方向的人。 紀思道指出，習近平把女兒送到哈佛讀書。他認為，這就像他在家鼓勵學習英語一樣，反映出習近平本人對西方概念一貫的開放態度。我們著實很難理解為什麼要對這一點做深入解讀。畢竟，卡達菲把他的孩子送到英國學習，而北韓金氏王朝的成員也被送到瑞士。 遠的不說，最近被整肅的薄熙來，一個基本說不上是政治自由化倡導者的人，有一個英語為母語、上過牛津大學，並在哈佛大學修讀研究生的兒子。正如Slate 雜誌的威廉J.多布森在《東方是深紅色的(the East is Crimson)》一文中指出，孫兒曾在美國精英學府就讀的中國領導人包括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哈佛大學），常委賈慶林（斯坦福大學）。 即使習近平本人曾就讀於西方院校，比如哈佛，要假設他是個改革者也是不安全的。畢竟，曾經有一段時間，西方某些人看來滿相信巴沙爾·阿薩德將是改革敘利亞的人，因為他曾在倫敦留學，並和在英國出生的投資銀行家結婚。 李家祥的情況也值得牢記。他在成為中國現行政治制度運作良好，而且比西方的更優越這一說法的關鍵代言人之前，曾經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和斯坦福大學讀書。和他人一樣，李的情況似乎正好是他對美國歷史和西方的知識使他認定民主不是中國該走的路。 其他欠缺說服力的還有紀思道的想法：習近平註定會是改革者，因為這是他的基因決定的。認為孩子將跟隨父母的思想腳步，這從來不是一個安全的賭注。 我們還覺得，紀思道在預測習近平可能採取的具體行動時，同樣沒有說服力。 他說，在習近平掌權的十年中，持不同政見者兼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將會出獄。這是一個我們期待會成真的預測，但我們覺得，這一點的意義是不足為道。因為諾貝爾獎得主的刑期將於2022年之前屆滿。 更重要的問題是：獲釋之後，劉曉波假如繼續發聲的話，他會不會重新被關押或是很快的被逼流亡？ 更有意義的預測是，習近平會否採取行動，使中國成為一個"08憲章"一類呼籲更大公民自由的文本可以在網上自由傳播的地方，沒有人會因而被捕。我們希望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但當局近日加強管制互聯網的舉動—紀思道在他的文章中也說是令人關注的事—並未顯示局面將朝那個方向發展。此外，國有媒體把有關南方周末被審查的新聞自由抗議描述為 "漢奸"和外部勢力的行為，使人想起劉曉波獲奬後當局詆毀他的努力。 紀思道的其他具體預測是，毛澤東的遺體將在習近平主政的十年期間被移出天安門廣場。這算是個真正的預測，而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陳述，但我們沒有看到紀思道這預測的任何堅實理據。沒錯，一些西方記者指出，在十月和十一月的某些儀式和演講中，提到毛澤東的次數相對較少，他們想知道這是否標誌著方向的轉變。但是，習近平最近又在用比較傳統的方式暗暗提及毛澤東了。 即使習近平確實計劃推動改革，很難理解為什麼他要選擇毛澤東被保存的身體作為他的主要目標之一，不論這姿態對外國評論家和電視網絡來說有多快慰。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依然崇敬毛澤東，以至於一個譴責毛澤東的果斷行動可能會產生反效果，引致整個制度不穩，從而阻礙了更迫切需要進行的重要改革。紀思道提到他在太太祖家見到的那個會買賣股票、看香港電視節目的農民可能還是個毛粉。即使他不是毛粉，和遙遠的北京天安門的任何景觀變化相比，他或許更想看到農村土地所有權法律的改革—一個急需進行、將影響幾百萬人，但卻被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推遲了多年的改革。 要重新評價毛澤東時代的最大恐怖，如大躍進[和]大飢荒，不搬動他的遺體也可以做。在美國，學校課本提到奴隸制度的殘忍，也說明對土著美國人犯下的暴行，可是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的肖像仍然在20美元鈔票上出現。身為民族主義者，以及毛澤東主宰過的同一個組織的領導人，習近平看起來不可能用一無是處來形容天安門廣場上唯一的永久居住者，那個定期獲表彰為幫助共產黨上台，帶領中國走向"復興"—習近平的其中一個口號—的人。 紀思道對中國周邊各國的政治發展感到鼓舞。他寫道："在過去幾年，中國周邊的各個國家，從台灣到蒙古，從韓國到泰國，都變得更民主，現在連緬甸也走向民主了。強大的中國又怎麼可能會比緬甸還落後？"儘管紀思道把胡錦濤執政的那十年看成失敗的時代，我們不認為中國現在會有多少人覺得蒙古、泰國、緬甸明顯然的比自己的國家更先進。考慮到中國在那期間裡經歷到的較高經濟增長率以及國際影響力的加強，他們就更不可能這樣看。 固然，一些希望改革的中國人對鄰國的民主化舉動表示羨慕，並說他們的國家將受益於類似的改革。可是，不管怎麼說，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區內那些有選舉，但沒有穩定的民主制度的國家，或是看來和中國一樣受腐敗困擾的國家，或是在經濟增長率方面落後中國的國家會是值得仿效的榜樣。而官方媒體仍然繼續大事宣揚每一個在民主但經常混亂不堪的印度出現的新問題，從醜聞到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並且強調，印度的腐敗，貧窮和動盪顯示西方認為政治制度使它比中國優越的看法是一種誤導。 那麼，我們認為中國在未來幾年內會發生什麼事？我們不知道。我們確實希望它發生變化，或者說不斷變化。因為，即使這同一個組織執政了幾十年，它在很多方面已經證明了自己多變的特點；長久以來，在正式管治和各種國家權力及文化更迭的層面下，有著一套既定的程序。我們也期望感到驚奇，一如我們近年一再的感到驚奇那樣。 最後，考慮到紀思道的論點，值得牢記的一點是，你最最意想不到會成為推動專制國家自由化的關鍵人物的，就是剛性獨裁者的兒子，曾經在斯大林主義國家學習，繼而成為秘密警察頭目的人。然而，在台灣發生的就是這種事。多虧那個在莫斯科受訓的蔣介石之子兼繼任人蔣經國，它才得以告別威權制度。 本文版權屬於原出版公司幾作者所有。©譯者遵守知識共享署名－非商業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3.0許可協議。 -- 译者 于 1/21/2013 03:04: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RFA：彭丽媛歌咏的“希望的田野上”今天还有希望吗？ Posted: 22 Jan 2013 12:32 PM PST 2013-01-15 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共各大官媒奉命把新任总书记“人性化”、“平民化”了好一阵子，其中最能满足普通读者胃口的内容自然是习近平和他歌星夫人的故事。故事中说：每逢外出，习近平的旅行袋里总带着一个小录音机和几盒彭丽媛演唱的录音带。他虽然不太会唱歌，但特别喜欢听妻子的歌声。 从艺术数十年来，彭丽媛演唱过的中国民歌和党歌前后不下百首，其中最为丈夫习近平所喜爱的也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证明最有生命力的几首著名民歌，诸如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清粼粼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在希望的田野上》、《太湖美》、《谁不说俺家乡好》等等。 不过已有网友调侃说，自习近平同时出任了中共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他最喜欢的夫人歌曲就改换成《十送红军》、《绣红旗》，以及《军港之夜》还有《我的士兵兄弟》了。 虽然这不过是网友们的调侃而已，但笔者还是倾向于相信至少是最近这些天来习近平一定是怕听或者说不敢再听他夫人年轻时演唱过的所有歌咏青山和绿水、蓝天和白云的抒情民歌。 曾几何时，经彭丽媛口中唱出的《清粼粼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在希望的田野上》、《太湖美》、《我的家乡沂蒙山》、《谁不说俺家乡好》等抒情民歌令无数中国大陆听众陶醉于甜美的思乡情怀之中。 《清粼粼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是歌剧《小二黑结婚》中女主人公小芹的精典唱段。 该歌剧是根据著名山西籍乡土作家赵树理的同名小说改编，中共建政之初为把这个小说中的感人故事搬上舞台，歌剧创作者特别前往山西农村体验生活，这才有了“清粼粼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这两句用乡土方言对当年山西农村纯美的田园景观的绝佳彩绘。而被共产党政权糟蹋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先不说山西的空气污染已经名列世界之最，山西的化工厂已经通过向河流排毒祸及了邻近好几个省份，就说整个中国大陆，到哪还能寻得见一汪“清粼粼的水”，到哪还能看得着一片“蓝莹莹的天”。 笔者本人也是山东籍，曾几何时也被彭丽媛所演唱的家乡民歌《我的家乡沂蒙山》所陶醉：“泉水流不尽，松柏青万年，梯田层层绿，水库银光闪......”。 同样是描写山东地区当年之山清水秀的著名文艺作品至少还有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当然是被共产党政权糟蹋之前的济南冬天。文中写道：“看吧，由澄清的河水慢慢往上看吧，空中，半空中，天上，自上而下全是那么清凉，那么蓝汪汪，整个是块空灵的蓝水晶。” 而眼下的济南的冬天是一付什么景象呢？据中新网济南1月14日电：根据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发布的数据，济南近一周PM2.5检测站的指数几乎全部高于100。甚至多日已达“严重污染”级别，多数市民出门感觉“呼吸困难”，即使不戴口罩的市民也用围巾“过滤”着空气（见图）。记者发现各大药店的口罩销售一空，甚至是32元一个的绿盾秋冬抗菌PM2.5口罩也是卖到断货。 曾几何时，彭丽媛在她的《太湖美》中唱道：“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水上有白帆，水边芦苇青，水底鱼虾肥，湖水织出灌溉网，稻香果香绕湖飞”。 现如今呢，有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说，太湖湖畔林立着2800多家工厂，使太湖“荣膺”全国最大和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湖水由于大量工业污染源，藻类茂盛疯长，已呈现一片绿污颜色。几年前还有官方媒体报道说，太湖水的严重染污甚至导致了无锡市居民家里的自来水都发出一股股的恶臭。 笔者为本专栏撰写的上一篇文章题目是《风景这边独好？干嘛还往美国跑？》，无论他习近平在新年茶话会上是否真的“喝高了”，他借用毛泽东的词句形容自己领导的“东方”是“风景这边独好”的话音才落，被中共政权自己的一级官媒称之为“毒雾”的超重度空气污染连续多日遮蔽着近半个中国。 本文完稿的十四日晚上的最新官方报道内容是：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厚重的雾霾久久挥之不去。大雾中，一条深褐色的巨大污染带斜穿1/3的国土，从北京、天津到石家庄，从郑州、南通到贵阳，空气污染指数纷纷“爆表”，74个重点监测城市近半数严重污染，北京、济南、石家庄、南宁等城市各大医院里，呼吸内科、过敏源测试科等接诊人数在短短几天时间里飙升了7至8倍。 北京空气质量已连续5天严重超标，城区PM2.5值一度逼近1000。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4日10时，城区和南部地区直径小于2 .5微米的颗粒物（简称PM 2 .5）小时浓度仍在每立方米250微克以上，远超过2012年颁布、2016年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规定每立方米35毫克（一级天）和75毫克（二级天）。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报》昨引用多项权威数据报导，中国已成为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58%城市空气中所含悬浮粒子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5倍，各地市民就相当于“吸尘机”和“过滤器”。 国际通行衡量空气污染标准是测量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悬浮粒子，世卫标准是每立方米20微克，但中国只有1%的城市居民生活在40微克的水平以下，58%城市空气中的微细粒子更在100微克以上。而目前中国国家标准设定在每立方米100微克，若依照世卫标准，几乎所有中国城市均不合格。 专家直言，长期下去，天天吸毒气的中国城市居民，所受危害比前苏联车诺堡核电厂事故的核辐射严重，引发大量肺癌、不育、神经受损病例。 面对如此严酷现实，《人民日报》显然是在代表最高层向全民表态说：“经济发展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我们才可能拥有天蓝、地绿、水净、风清的美好家园。” 但是，人们都没有忘记，当年江泽民在位时已经忧心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日后经过了胡锦涛的十年，情况是变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呢？《人民日报》的文章当然是要为胡锦涛这十年评功摆好，但老百姓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砂尘遮天蔽日、毒雾令人窒息的持续天数一年比一年多。 曾几何时，彭丽媛的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在整个中国大陆家喻户晓，人人会唱，“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动，为她打扮为她梳妆......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 现而今，整个中国大地被“打扮”和“梳妆”成了这付样子，谁的未来还能还敢寄托在这片令人失望的田野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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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新君露峥嵘，男儿习近平 Posted: 25 Jan 2013 05:10 PM PST 原题：男儿习近平 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核心看点是他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惋惜。最令他感慨的是，在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时刻"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那么，习近平"新政"的主线会不会就是如何做一个是捍卫共产党统治地位的"男儿"呢？ 元旦之后，中国中东部大面积爆发长时间雾霾天气，毒性之大，令人畏惧。有人发微博，"扎进黄褐色的雾气当中，突然就感到憋气，不能呼吸，不得不上医院。"一点不是夸大其词。 北京的政治空气，也像雾霾一样，混沌不开，引发内外舆情的高度关注。上周四（17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麦克法夸尔，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发表公开演讲，以"过渡时期的中国"为题，对习近平的新中央做了"中共内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恐怕要靠大规模突发事件从外部触发改革。"的预测。 浓雾笼罩的天安门 像是有意要拨开北京上空的层层政治迷雾，习近平的"新南巡讲话"，上周也开始逐级传达。习的讲话，竟然像是对麦克法夸尔这位世界顶级的中国问题学者的预测做注脚。新政"蜜月期"还未结束，南周事件昭示的朝野不可能共有的"中国梦"已被击碎。 重提苏联解体的原因 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最醒目的部分是重提苏联解体的历史，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句话是多么生动表现了习近平对苏共政权垮台，苏联解体的揪心和焦虑。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军委主席职务的胡锦涛发表就职演说，也曾经痛骂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当年胡锦涛的讲话印发成中央文件，传达到每一位党员，当时很多人听了，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和二战反法西斯胜利一样，已经是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巨大遗产。 笔者认为习近平的这段讲话，同样会引发党内外舆论的哗然。作为中共建国元勋的铁血后代，习近平的谈话更富鲜明的个人色采，彰显出他的政治抱负，他不仅要力挽中共政权于不倒，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命运，而且要重整朝纲，以期恢复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才是他"复兴之路"的宗旨和目标。 《求是》第一期推出了重头文章《对历史的自觉自信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基石》，该文着重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了一股以清算"毛泽东思想"为目的的思潮。其突出表现在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整合了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观点，在政治、史学和文艺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和危害性的理论和观念。该文受到毛左派的热烈欢迎。 《炎黄春秋》第一期，发表"邓小平理论"老资格宣传家周瑞金的文章，也是对十八大赞扬声音最高的一篇文章，认为习近平已经从毛的"伟人"、邓的"强人"、江胡的后"强人"时代，进入"常人"时代。笔者以为周先生是否言之过早，有待验证。但是在信息时代，谴责戈尔巴乔夫，谴责苏东巨变能否获得朝野共识是个大问号。 江泽民就不会赞成习近平的看法 六四之后江泽民伙同李鹏，进行经济治理整顿，造成连续三年GDP大滑坡，苏联"8.19"之后又立即提出"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曾被邓小平叫到家里训斥："中央已经下过文件，不再提'反和平演变'这个口号，你那时是副部长，没有看到？"江泽民诚惶诚恐，但是没有理解邓小平的用意。回来之后和李鹏立刻收回"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但是经济继续治理整顿。终于惹恼邓小平，进行南巡发表讲话。若不是江泽民转得快，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语言在北京发社论，若不是陈云、薄一波劝邓小平："事不过三，不要再有第四个了。"江也就追随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遭遇人生的滑铁卢了。这是他终生不可泯灭的教训。也是经历过中苏论战留给他那一代留苏官僚的心理阴影。 1991年苏共总书记遭公开挑战 2009年9月24日，江泽民把中苏史专家沈志华等人请到中南海瀛台问学，他当时正在阅读沈志华等人所著的《中苏关系史纲》。江泽民首问："苏联一个超级社会主义强国，一下子就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沈志华回答："这个问题就连学术界的看法也不一样，有时对话都对不上。因为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十月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这七十四年的历史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不是说你一拍脑袋说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叛变了，所以苏联就完了。需要历史学家来做深入的工作，一点一点地把事情弄清楚：这个历史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看苏联问题，其实是想解释中国的问题。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直学苏联，六十年代才跟苏联分岔了，成了敌对双方，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至今中国还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 江泽民与沈志华等畅谈5个小时，临走请沈志华给社科院带话，是否能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很快回话表示拒绝。 一周之后，北京举行60年大庆游行，胡锦涛用高抬着毛泽东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配合《东方红》乐曲的毛泽东思想方阵，统领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画像的方阵走过天安门，最显著的大标语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用它统领着后边三个方阵中的"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标语。焰火晚会之后，江泽民连夜提笔给中央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他称参加了六十年的庆典，一晚上不能成眠，感到我们共和国的六十年很不容易。前三十年跌宕起伏；后三十年稳步发展。前三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总结。后三十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们有很多执政的经验可取，也有一些要总结的教训。 信的最后一段谈中苏关系。江认为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江认为历史上中苏论战是我们从意识形态挑起的；苏联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江还提出赫鲁晓夫是改革家。 关键只能看习近平如何重整党纪朝纲 麦克法夸尔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共的腐败体制内已经根深蒂固，习近平不希望因冒险改革而触发巨变，导致政权颠覆，"让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这个看法入木三分。 习近平新南巡讲话没有提"政治改革"，而且他自十八大之后就没有提过"政治改革"。他在新南巡讲话里表达了他的理论主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南巡期间拜谒邓小平塑像 中国政府当前是世界最有钱的政府，这是习近平谈"三个自信"的底气所在，新南巡他首先拜谒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鼻祖邓小平。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的是跛腿改革路线，这正是当前中共腐败横行，社会矛盾尖锐的根本原因。习近平还不打算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们的改革本来就是全面改革。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哪些不能改？习近平说；"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麦克法夸尔说："从上到下渗透全党的腐败问题，使中共不再像毛泽东建国初期那样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而邓小平在文革后只专注于经济改革，也让中共丧失了可以将人民和党团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 如何面对溃败的千疮百孔的党的肌体，唤醒全体党员的改革意志？习近平说；"一定要看清我们的历史方位，看清我们为之奋斗的现实目标和远大目标。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要全力为现阶段目标而奋斗，但如果丢失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讲理想信念，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就是一个理想。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新南巡讲话有意识要给意识形态以新的政治思想地位。 南巡中习近平还给大家讲了一个老故事： 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信仰的味道》。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他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和粽子，还在外面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的了。"妈妈收拾碟子时发现他没有蘸红糖，蘸的是墨汁。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中共现在还有陈望道那样资质的翻译家吗？听这个故事的党员同志们恐怕更多连想到的是前编译局长衣俊卿。衣的"学问"也好生了得！有传写入十八大报告里的"三个自信"就是这位前局长在耗资几十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里挖掘出来的。他的政治后台一直用这个功劳簿保他，但是不堪入目的12万字的揭发，如何能让党员们回味"信仰的味道"？ 作者：高瑜 责编：达杨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凯文：“打虎”谶言：从蒋经国到习近平 Posted: 25 Jan 2013 02:20 PM PST 图为当年在上海打老虎的蒋经国 当权力缺乏制约而面临制度性的腐败时，个人的雄心壮志无法力挽狂澜。当年国共内战的胜利者，今天重提“打虎”，不无讽刺意味。但无论如何，那场六十五年前的“打虎”运动至少可以为今天提供一些借鉴。 1月22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最引发舆论关注的，当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表态。这种形象化的比喻，原本只是自由主义限权理论的经典表述，现在从中共最高领导人口中说出来，具有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 然而更加形象化的比喻，则是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他要求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对于熟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来说，“打老虎”的比喻并不陌生。许多媒体也敏感地回想起，上一次著名的“打老虎”运动恰恰是中共的手下败将国民党发动的。更确切地说，是“太子”蒋经国在上海发动的轰轰烈烈、却中途夭折的七十天反贪腐运动。 内战进入第三年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已经明显出现颓势，在后方，官僚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仍然沉疴难治。战争导致巨额赤字、物价飞涨，投机商趁机牟利推波助澜。为抑制通货膨胀，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可以说，在经济战线上，党国存亡在此一举。而在上海、广州和天津三大管制区中，作为江浙财阀的大本营，上海可谓是这场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蒋介石特意向蒋经国委以重任，以副督导员之职，行使实际主导权力。在日记中，蒋介石承认，虽然有遭人忌恨甚至断送前程的风险，但作为根正苗红的“太子”，蒋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 蒋经国到达上海后，就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开始推行改革。为了安抚人心，争取中小企业主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他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他没有食言，的确以铁腕打掉了几只“老虎”，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级别也不可谓不高：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借内幕消息，提前抛售股票牟利，被蒋经国处决；上海滩青帮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囤货炒股”，被蒋经国判处六个月徒刑。此外更有大批上海商界、军警人士，甚至中央政府高官被他抓进牢房。 然而，在“扬子公司”一案上，蒋经国遭遇了滑铁卢。扬子公司的老板，正是孔祥熙的长子、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当孔令侃以鱼死网破的姿态向宋美龄求援后，蒋经国的铁腕政策遇到了真正的阻力。最终在蒋介石介入后，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这让上海商界及民众看到，以“太子”一己之力，也无法撼动真正的“大老虎”。10月，蒋经国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向上海市民道歉，承认这场七十多天的“打虎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后人往往怀疑蒋氏父子的反贪诚意，但从蒋经国的日记中看，他的确是抱着一颗事业心投入这场改革的，他曾表白自己“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学者曹聚仁观察蒋经国打虎失败后，“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也不像作伪。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经国在执政后期开放党禁报禁，这更清楚地体现出，他的确是有历史担当的政治人物。 然而，这种悲剧性的个人品行，反而更显出整个局面的无奈。当权力缺乏制约而面临制度性的腐败时，个人的雄心壮志无法力挽狂澜。当年国共内战的胜利者，今天重提“打虎”，不无讽刺意味。但无论如何，这场六十五年前的“打虎”运动至少可以为今天提供一些借鉴。 首先，今天的观察者往往倾向于认为，中共党内纪检权力掌握在“太子党”手中，反腐的阻力相应要小，开刀的时候，不必担心“篡权夺天下”的谤议。然而蒋经国“打虎”的失败经验表明，他不仅是“太子党”，他甚至就是“太子”本人。但即便以这种身份，面对整个党机器，他也无力回天。官僚阶层普遍腐败溃散的局面，不是靠卡里斯玛领袖能够挽回的。 其次，蒋经国志向高远，他痛斥富人的财富和洋房“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上”，其所念兹在兹的，不仅仅是打几只老虎交差，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来救党，逆转贫富分化趋势，重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甚至可以说，和大多数国民党员相比，蒋经国更像是一个共产党员。然而在沉疴遍地的局面中，他的重手猛药一旦遭遇抵抗，反而更快导致整个肌体一命呜呼。 再次，蒋经国的“新政”不乏魄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让人联想起薄熙来在重庆的手段。他曾经在上海体育场演讲，并率领群众唱《两只老虎》歌曲，呼喊口号“打倒奸商、投机客”、“搞革命”、“扫除腐败势力”。他铁腕治吏，雷厉风行地杀、关、管一批贪官，不惜以运动手法超越法定程序，可谓风气顿时一新。英文《华北日报》曾注意到，当时几周的经历，“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更张，产生相当大的希望。”这次蒋氏“唱红打黑”，比今天还要光明正大得多，却同样昙花一现。大的希望化作更大的失望。 1948年的国民党，正在人心的临界点上，打虎失败，连回光返照的机会都没有了；今天的执政者，恐怕也同样面临类似局面，虽然当局者迷，激进者认为临界点早就过了，稳健者认为国事还大有可为，无论如何，这次打虎和当年打虎一样，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旦“人心散了”，必然将导致“队伍不好带了”。 今天的习氏打虎，无论从个人魄力还是权威资源来看，远不及蒋经国，更何况“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蓝图比当年更加雄心勃勃。在习近平发表“制度笼子论”后，日本《朝日新闻》官方微博曾发布一张手写汉字图片——“左青笼”， 这个意味深长的谜面，被网友点破谜底为“右（又）白唬”。这一波新的“习氏打虎”是否会被六十五年前的谶言言中，真的沦为“又白唬”，需要时间观察，但是权威流失、信心匮乏的现状，无疑让人不容乐观。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胡少江：缅甸的改革值得中国借鉴 Posted: 25 Jan 2013 01:53 PM PST 2013-01-25 过去的一年，地处东南亚的缅甸联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与中国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市场化路径不同，缅甸似乎正在走著一条政治体制改革引领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缅甸的政治改革不仅获得了世界媒体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积极评价，而且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 2011年8月19日，缅甸总统吴登盛与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会面时的合影。（AFP PHOTO/Myanmar News Agency） 缅甸的改革是从2010年年末开始的，在国内民主浪潮的和国际社会制裁的双重压力之下，当时的军事强人丹瑞大将宣布解散军人执政机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进行了全国大选。由于反对当仍然无法参加选举，所以新当选的议会仍然为前军人和他们指定的候选人把持。执政党内排位第四的吴登盛将军成为总统。 由于那次选举并不是一次公正的自由选举，因此选举的结果也并不被国际社会和缅甸的民主力量看好。人们对吴登盛总统是否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推动缅甸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抱希望。首先是因为他的军人背景，他十八岁加入军队，在军人政权时期扶摇直上，而且曾经担任过丹瑞大将的参谋，深得军事独裁者的青睐。同时，新当选的议会中绝大部分是前军人或者现役军人，这些人都是缅甸军人独裁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轻易的让出手中的权力和利益。 但是人称"儒将"的吴登盛却在短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真正启动了缅甸社会的一个新时代。他释放了被丹瑞大将极度憎恶并长期被软禁的缅甸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昂山素姬，并且亲自邀请昂山素姬到家中作客，积极地开始了与反对党的对话。昂山素姬在与吴登盛见面之后公开表示她相信吴登盛的改革诚意，并且对他启动的改革抱有信心。昂山素姬还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缅甸的制裁。 吴登盛领导的政府在政治上还解除了对昂山素姬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的禁令，允许其合法注册，并且修改法律，允许曾经的政治犯享有所有的政治权利。在去年的国会补选中，昂山素姬和反对党候选人获取了四十五个候选席位中的四十三席，正式以合法的议会反对党身份开始参与国内政治和解的进程。这对推动缅甸的民族和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缅甸政府还批准了反对党的抗议集会活动；逐渐开始放松出版审查和网络审查，并且允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姬的图片出现在报纸的首页。一些曾经被封锁的国外网站已经解禁，其中包括"脸书"、"推特"、BBC缅甸民主之声和美国之音等。虽然目前政府仍保留著一些审查权力，但是一位总统顾问已经公开表示，要在新制定的媒体法废除出版审查。 在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吴登盛总统大力反对腐败，并且采取一系列行动边缘化那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官员。尤其是去年进行的内阁改组，更换了大量的阁员，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对于积聚改革力量、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吸收缅甸所急需的投资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然，缅甸的改革仍然在进行之中，而且在政治层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军人在议会中仍然有法定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席位，还有一些政治犯尚未被释放。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缅甸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进程。缅甸政治体制改革的经历也正在破除中国执政党散布的谎言：政治改革领先的改革战略无法获得成功。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鲍彤：自我迷信，不如自我批评――和前常委李长春商榷 Posted: 25 Jan 2013 11:46 AM PST 图前排右起刘云山、李长春、衣俊卿等 2013-01-25 最近关于"自信"的议论很多。以讹传讹，积非成是，需要正本清源。始作俑者，起源于李长春去年的一篇讲话。李长春是去年的九常委之一。正是这位前常委，最早提出了"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接着就出了一篇有权威的诠释文章。 篇幅虽长，讲来讲去是两点：一，中共以人类解放为己任，作出了改变世界的历史性选择，因此就具有清醒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二，正是靠着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中共就不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篇诠释，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作者署名衣俊卿，是李长春的助手，其内容应该具有被李亲自认可的权威性。如其不然，想必早会有所澄清――但从来没有。 这是一篇不讲道理的说理文。第一，他说，甲要解放人类，要改变世界，因此，甲的自觉和自信，就是清醒的而不是糊涂的。然则，乙也要解放人类，也要改变世界，为什么乙的自觉和自信，因此就不是清醒的，而是糊涂的？然则，丙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解放人类或改变世界，难道丙的自觉和自信，就一定不是清醒而是糊涂的？第二，甲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说，应该归功于这种自觉和自信。然则，他的举世瞩目的无法无天的瞎折腾，和由此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浩劫，以及有目共睹的遍地腐败，和正在导致社会断裂的鸿沟，难道就不应该更加归功于这种自觉和自信吗？这算什么道理？ 这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的理论，是无理取闹。不讲道理的自信，是自我迷信。 这种理论自信，我认为，属于王婆卖瓜的欺人之谈。自己对自己要求严一点，这是"行为自觉"的一种。行为自觉有时是可取的，"理论自觉"则是不可取的，越说得天花乱坠越不可取。理论者，意识形态也，立场观点也，不去观察和研究客观的现象，却去把我所崇拜的理论高高举起，大谈什么自信，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流行于中国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你的目的本来就是不讲理，当然不妨如此这般一边倒，如此这般先入为主，如此这般畅谈"理论自信"。但是，究其结果，不管这种自信最后虚化为空谈，还是落实为埋头苦干，说得轻一点，叫做误导年轻人，误人子弟；说得严肃一点，叫做祸国殃民。毛泽东强迫全体中国人替他缴的学费，难道还嫌不够吗？ 毛泽东喜欢说大话，招摇撞骗。但是，总不能以人废言。他也讲过一些道理，有的还讲得相当好，相当实在，相当透彻。比方说，他的《七大报告》中的某些段落就是如此，为他添了光彩，笼络了人心。特别是其中关于"自我批评"的话，讲得非常动人，好多老人至今尚能背诵如流，这里用不着我来抄书。我只愿意指出，毛泽东那一段不朽的关于自我批评的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他也同样把事业的正义性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恰恰和李常委相反。毛非但没有侈谈"自信"，反而把结论老老实实落到了"自我批评"之上。下面是毛泽东文章中那一句承上启下的话：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有人说，七大报告的起草，根本不是毛泽东主持的，而是在别人主持下，由几个秀才动笔的。但是，毛毕竟同意让此文在他的名义下发挥了作用，因此我们除了把它称为"毛着"以外别无选择。不管怎么样，就文论文，下列思辨逻辑和表达方法是合乎理性的：为了人民，为了正义，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不惜丢掉自己的错误。 因此，下列论断就同样是合乎理性的：不为了人民，不为了正义，而为了保住自己既得的权力、利益和面子，很难丢掉自己的错误。 同样，提出下列疑问也是合乎理性的：在制度性腐败和制度性违法的案件层出不穷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反复宣传自信，难道是为了丢掉错误吗？难道是为了人民、为了正义吗？难道不是为了保住一种……面子吗？ 毛泽东在七大郑重其事把"自我批评"和"马列"与"群众"一起，定位为鉴别共产党与非共产党的"显著标志"。但经过多年实践检验，"马列"是说不清楚的，"群众"是可以任意被"代表"的。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痛心疾首的遗言，"自由自由，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对自由如此，对马列，对群众，乃至对革命，对真理，又何尝不可以"假汝之名以行"？真正靠得住的，是有错就改，是闻过则喜。可惜毛泽东自己热衷于坚持错误，把"自我批评"这个最可靠的"显著标志"丢掉了。 1954年春到1966年春，我在中央组织部，多次听老部长安子文传达刘少奇的一句话："什么是最大的错误？"安是这样复述刘的论断的：犯了错误，也已经知道错了，但仍然坚持错误，这是最大的错误！后来层出不穷的悲剧，使我日益认识到刘少奇这个判断的份量之沉重。果然，自我批评被毛泽东作废后，中国共产党就此走下坡路了。 最近提倡好作风，可惜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在其中。只要这个被毛泽东废掉的"显著标志"仍被束之高阁，中共要想"复兴"恐怕不会太容易。 ――RFA

林保华：李小鹏是“习李新政”的标兵？ Posted: 25 Jan 2013 11:42 AM PST 李小鹏在山西省两会上鞠躬“道歉”？ 2013-01-25 中共18大选举中央委员是在早上，但是“放榜”却在傍晚，因此被怀疑做 票。事后有人泄密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把落选的李小鹏硬拉到候补中 委，最后把他排上候补中委的最后一名。不但如此，18大后再提拔他出任 山西代省长，准备今年两会前后真除为省长。 之所以要如此大动干戈，除了他是六四屠夫李鹏的长子以外，是不是也把他作为18大后“习李新政”的标兵？否则习近平与李克强为何做出如此无原则的妥协？ 众所周知，具有改革意识的李源潮没有进入18届政治局常委，主要就是李鹏在作怪。原因之一是李小鹏2008年弃商从政时，当时身为中央组织部长的李源潮把他安排到山西省出任副省长，后来提拔为常务副市长。既然是“常务”，权力很大，责任也很大，山西是经常发生矿难的地方，“常务”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因此这个安排，可能是李源潮的“陷害”。然而李小鹏原先长期在华能工作，做到董事长，对能源非常熟悉，而山西是产煤大省，专业非常对口，也有英雄用武之地。因此只能怪他工作一塌糊涂，怎能怪李源潮？ 但是英明、伟大的党对李小鹏的提拔，他不但没有感恩，好好工作，反而工作频频出状况。最新的一单，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大秘、省委副秘书长孙毅跳楼自杀，当局封锁消息，有媒体人则推测，可能跟山西省长李小鹏、省委书记袁纯清之间的派系斗争有关。孙毅不到40岁，已是副厅级，是政坛明日之星，被迫自杀，自是顶不住非常大的压力。 一些媒体人纷纷发表评论，与他有工作接触者表示“震惊、感慨，还有一些伤感”。有的回应说：“一个山西，一个重庆，中国官场的两个标杆”，并感叹：“贵党之内真是有点儿你死我活的意味了”。 在这以前，山西省发生了一系列“人祸”，被政府隐瞒，事后被揭穿，当然得有人承担责任。对升官望眼欲穿的李小鹏自然不愿承担责任，否则可能被拉下马，于是必然要推给省委书记。然而书记管思想，行政部门发生的事件，自然由省政府负责。估计这样斗来斗去，而李小鹏仗着有老爸的支持，就把夹心中的大秘逼死了。 那么从18大到现在，山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媒体报导，“近期山西省共发生5起安全生产事故，其中南吕梁山隧道爆炸、潞城苯胺泄露两起涉及瞒报，社会舆论对此高度关注。” 2012年12月25日，在山西中南铁路南吕梁山隧道的爆炸事故造成8死5伤，事件隐瞒5天，才被揭发，但是国务院居然没有好好查一查，把责任归在企业的项目经理，与政府无关，也就是代省长李小鹏没有责任。连新华社记者都看不过眼，提出3点责问。广州时代周报报导，记者到当地采访时，工人和遇难者家属都被当局勒令封口，当局仅向外宣称事故只造成8死5伤的说法，被指瞒报。有村干部指，当地经常隐瞒矿难死伤数目，不许遇难矿工的尸体运出省，死者亲属只好将尸体上的肉剐掉，背着骨头回老家安葬。这样的政府还是人吗？ 2012年12月31日，位于山西省潞城市境内的潞安天脊煤化工厂发生苯胺泄漏，大量的苯胺流入浊漳河，并波及到了下游的河北、河南两省。毒液外泄事件5日后才通报，引发外界质疑有“瞒报”之嫌。网民说，政府要求“重特大事故须两小时内上报，神奇的五天，看代省长（李小鹏）这次怎么说。”事件导致河北邯郸大面积停水，邯郸市许多地区超市的矿泉水销售一空。河南安阳岳城水库、红旗渠等部分水体也有苯胺、挥发酚等因子检出和超标，安阳市住建等已切断水源。但那已经是5天后才做的事情，民众早已中毒。 1月10日，山西省委宣布安监局长换人，但是事后官方又否认与这些事故有关，声称换人决定在去年12月21日已经做出。这里面是如何反映省委书记袁纯清与代省长李小鹏之间的斗争，外界就不甚了了了。 总之，人命关天。“习李新政”如果容忍这些人祸发生，并且进行隐瞒而不需要有人负责，“新政”就会变成“暴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山西人，将如何对得起他的乡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王维洛：三峡工程的“民族性”和家族性――老百姓交纳的三峡基金如何部分化为李鹏家族的私有财产 Posted: 25 Jan 2013 11:44 AM PST 图为当年李鹏为三峡工程剪彩 至2009年底中国老百姓共缴纳三峡基金1378亿元，承担了三峡工程的建设费用，体现了三峡工程的“民族性”；而三峡工程的发电机组和发电收益为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私有，体现了三峡工程的家族性。下面是本文中的几个关键词，键联表示资金流动的方向：老百姓->三峡基金->三峡集团->三峡工程->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华能总裁->李鹏家族 一、三峡工程费用老百姓承担（民族性）而工程利益归股东所有（家族性） 在中国长江三峡工程一直是一个十分有争论的工程，但是在中国官方媒体上这个工程则被称为“中国人百年的梦想”。许多中国人也把三峡大坝看成是他们的骄傲。十分可悲的是，中国的老百姓为三峡工程支付了一千三百多亿元的三峡基金，承担了工程总造价的全部，但是今天三峡工程并不属于全中国人所有，而是属于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所有，部分三峡基金已转变成为李鹏家族的私有财产。 二、到2009年底收取三峡基金总额达1378亿元 1992年3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时对于工程建设资金提出下面几点（注一）： 第一：三峡静态投资额为五百七十亿元（一九九零年价格，包括枢纽工程、水库移民和输变电工程投资）； 第二：工程建成后的第二年，有能力偿还全部建设资金； 第三：筹资的关键是解决工程发电前的近三百亿元。到开工后的第九年起第一台机组发电后，发电后的收入可支付工程建设费用； 第四：采用多渠道筹集资金，征收水电建设基金只是措施之一。 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务院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提案。同年国务院决定全国（除部分地区外）用电加价3厘钱/千瓦时，与葛洲坝电厂上交利润一并作为三峡基金，专项用于三峡工程建设。1993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现改名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负责三峡工程建设和三峡基金的使用。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之后向老百姓征收的三峡基金标准几次调高。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第一台机组发电。至此征收三峡基金的总额已经超过邹家华所需要的三百亿元人民币。在这之后，政府没有用三峡工程发电收入来满足建设资金的需要，也未停止征收三峡基金。2009年底官方宣布三峡工程完工。但是工程建成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10年，三峡工程并没有偿还全部建设资金，也没有偿还老百姓所缴纳的三峡基金。而是继续征收三峡基金（改名为重大水利工程基金）。 2012年04月26日三峡集团公司总经理陈飞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国企进清华》的一场讲座上说，到三峡工程完工时共收到的三峡基金总额为1378亿元，这钱是由全国百姓在每度电中多支付4到7厘钱得来的。陈飞认为中国人缴纳三峡基金，证明了三峡工程的“民族性”。 这是第一次公布三峡基金总额为1378亿元（笔者曾根据不完全的资料估算为1100多亿元），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在1992年至2009年的十七年中为三峡工程投资了100元人民币。 三、邹家华说：“水涨船高” 三峡基金总额1378亿元，这是邹家华所说的工程静态投资570亿元的两倍多，是至工程发电所需建设资金300亿元的四倍多。 有人会说，邹家华所说的资金额是1990年价，三峡工程静态投资额和动态投资额在全国人大会批准三峡工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三峡工程的静态投资改为九百亿元，而且只包括枢纽工程和水库移民投资两项，输变电工程没有计算在内。三峡工程动态投资额达二千亿元。 其实邹家华在1992年就说“水涨船高”，工程建成后的第二年能够偿还全部建设资金的结论不会变：“资金筹措是兴建三峡工程的一个关键问题。工程实际需要筹措的资金比静态资金数量要大。具体数额与开工时间、物价、贷款利率等因素有关，特别是物价上涨因素对资金需要量的绝对数影响较大，但三峡工程的实物工作量（工程量约相当于两个半葛洲坝，发电量约相当于六个半葛洲坝）不会随物价上涨而增加。同时，物价上涨，电价等也会随之增加，筹资能力相应加大，这是一种“水涨船高”的关系。” 三峡基金总额1378亿元，这比更改后的工程静态投资额900亿元还多，占动态投资额达二千亿元的三分之二。因为三峡工程使用的是三峡基金，不用支付利息，所以不应该存在动态投资额高于静态投资额的现象。 三峡工程是依靠老百姓支付的三峡基金建成的，三峡工程包括大坝和所有发动机以及辅助设施都应该是中国人民的公共财产。 四、三峡工程还是中国人民的吗？ 按照国务院申请建设三峡工程的报告，负责建设三峡工程的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应该在工程完工的第二年即2010年偿还全部建设资金，包括老百姓17年来支付的三峡基金1378亿元。 但是三峡集团公司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三峡集团公司说，三峡工程的所有发电能力是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不是中国人民的公共财产！ 正如邹家华所说的，三峡工程的全部的工程经济利益来自于发电。从工程上来说，大坝的功能是为了壅高水位有利发电，大坝本身并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坝是经济上的一个累赘，因为维修费用十分高昂。关于三峡工程李鹏曾模仿座山雕说过：“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从工程经济角度来看，拥有全部发电能力就是拥有三峡工程的全部财产。至于大坝本身属于谁，并不十分重要。 横跨在长江上的三峡大坝包括还有所有的发电机和辅助设施不再是中国人民的公共财产！而是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们的财产！这是三峡工程的家族性。 2002年9月29日，也就是三峡工程开始发电、并应该利用发电收入来支付建设资金的前一年，一个名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江电力，证券代码：600900）成立了。2003年10月28日，长江电力首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32,6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4.3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98.26亿元。2003年11月1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的127,930万股社会公众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截至2005 年5月1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232,600万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全部上市流通。同时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三峡工程的发电机组。这样三峡工程的发电机组就成为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们的财产。 到2009年，长江电力全部收购了三峡工程的26台发电机组，并计划继续收购地下电站的6台发电机组，当年的总股份已经扩大为1,100,000万股，按当时每股12.68元计算，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值为1394.8亿元，与三峡基金总额1378亿元相当。 现在，长江电力的发电机组是为股东的利益而发电，而不是为全民的利益而发电。2009年三峡工程发电归属于长江电力股东的净利润为46亿元人民币。该年长江电力的每股分红为0.4692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0.18%（2009年年报）。当三峡工程的发电机组成为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后，发电收益就成为股份公司的收益，继而成为股东的分红，当然不会成为三峡工程的建设资金或者用来偿还老百姓缴纳的三峡基金。 五、三峡基金如何部分成为李鹏家族的私有财产？ 2002年9月，正是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一代领导人向胡锦涛、吴邦国和温家宝新一代领导人进行权利交接的时候。由于中国的信息不透明，现在还不清楚，哪些人在三峡工程变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财产过程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部分三峡基金成为李鹏家族的私有财产。 李鹏的大儿子李小鹏，1959年出生在北京。1982年李小鹏毕业于华北电力学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他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工作。1991年加入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任总经理助理。1999年李小鹏任华能集团总经理以及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董事长和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的职务。2002年，李小鹏任中国华能集团的总经理，华能集团为中国电力行业的五大央企之首。 将三峡工程变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是由李小鹏、李永安（李鹏的爱将、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康日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已被判无期徒刑）等人一起操办的。2002年9月29日，华能集团旗下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三峡工程的发电机组。当初华能集团投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约一亿元人民币，到2009年华能集团所持的长江电力股票价值超过二十亿元人民币。这个增值不是李小鹏总经理经营有方，而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累计交纳的三峡基金不断增加，三峡工程投入生产的发电机组不断增多，三峡基金不断地变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的结果。根据中国特色，作为华能集团总经理的李小鹏，能从这个增值中获取一部分作为特别奖励或称增值年薪，部分三峡基金就转变为李小鹏的私人财产。 另外作为华能集团总经理，李小鹏拥有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也拥有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又一部分三峡基金就成为李小鹏的私人财产。至于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或者三峡集团是否向李鹏和其家人赠送其股份，还需调查。 根据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年报，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四大国有股东占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的72.68%；而年报又说该年国家持股只占全部股份的55.37%，私人持股占44.63%。四大国有股东占全部股份的72.68%，而国家持股占全部股份的55.37%，这就说明，四大国有股东的股票中，有许多股票不是国家所有，而是私人所有。国有股东中的私人持股人，就是三峡工程变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财产过程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的人。他们的股份不是用人民币在股票市场上购买获得的，而是通过国有股东赠送的。2008年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私人持股曾高达52.16%，超过国家持股部分。 2008年李鹏对家族资源配置进行调整，认为李小鹏弃商从政将对维护家族的长远利益更为有利。2008年5月，李小鹏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常委。2008年6月2日，李小鹏辞去华能国际董事暨董事长的职务。此时李小鹏可以出让华能的股票和长江电力的股票套现，也可以保留部分股票。无论套现或是保留，部分三峡基金也转变为李小鹏的私人财产。这就是三峡集团公司总经理陈飞没有谈到的三峡工程的家族性。三峡工程让一些家族飞黄腾达。李鹏家族从三峡基金中得利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李鹏家族认为他们没有得利，请公开你们的财产，并说明来源，并告诉全体中国人，这1378亿元三峡基金现在哪里？它所创造的利润又归谁所有？ 三峡基金是老百姓的投资，至2009年平均每人累计投资100元。如果当初政府不是以征收三峡基金的方法来筹资，而是采用鼓励老百姓购买股票的方法，100元折算成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为每人8股。2009年的分红应该为3.7元。为什么老百姓作为投资者不能得到投资的收益？为什么李鹏家族不投资却能获得三峡工程发电的巨额利润？ 六、2010年后老百姓还在继续交纳三峡基金 三峡工程建成后，工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露出水面。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谁来承担这个费用？根据肇事者承担费用的原则，应该由三峡工程承担。但是三峡集团说，三峡工程的发动机和发电收益已经归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了。因此国务院决定继续向老百姓征收三峡基金，用于《后三峡规划》，只是将三峡基金的名称改为“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三峡工程继续体现其“民族性”，三峡工程的发电继续流入股东的钱包中，这就是三峡工程的家族性。 注一：1992年3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的原文如下：“三峡工程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五百七十亿元（一九九零年价格）。其中，枢纽工程投资二百九十八亿元，水库移民投资一百八十五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八十七亿元。在论证和审查中，采用多种方法对建设三峡工程进行了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包括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工程本 身的投入产出分析和各种替代方案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虽然总投资大，总工期长，但由于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大，并在建设的中期就可发挥出巨大的发电效益，因此，仍能取得较好的国民经济效益和财务效益，各项国民经济评价指标和财务评价指标均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由于从第九年起第一台机组发电后就有收益，因此预计工程建成后的第二年，有可能偿还全部建设资金。” “三峡工程投资基数较大，但资金投入流程长，发电前资金需要量约为总量的一半左右。发电后的建设资金相当 部分可以靠发电权人自筹，据测算，在建设期间可以发电四千三百多亿千瓦•时，创利税近四百亿元。在工程开始发电以后靠自身发电和葛洲坝电站的电价收入基本上能满足建设资金的需要。因此，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筹措的关键，是解决发电前近三百亿元（一九九0年价格）的建设资金问题，平均每年投入二十五亿元至三十亿元，约占一九九二年全国基本建设总规模五千七百亿元的千分之五左右。除适当提高葛洲坝电站发电电价所得收入和征收水电建设基金外，所需资金还可以通过社会各方面筹资，如债券、股票、贷款以及利用外资等来解决。只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采用多渠道筹集，建设所需资金是能够解决的。” 【 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24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