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160 views
Skip to first unread message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1, 2014, 6:46:13 AM6/11/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
Posted: 10 Jun 2014 10:47 PM PDT
NICOLE PERLROTH 2014年06月10日 旧金山——那封电子邮件的附件，看起来仿佛是法国图卢兹一家瑜伽馆的宣传册，图卢兹是欧洲航空航天工业的中心。但是一打开这份文件，黑客就可以绕过受害者的网络安全防护，窃取严格保密的卫星技术。 加利福尼亚欧文网络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研究人员说，这个虚假的瑜伽宣传册其实是中国一支秘密部队用来实施黑客攻击的狡猾诱饵之一。他们的攻击目标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政府部门、防务承包商，以及航天和卫星产业的研究机构的网络。这些机构的网络被系统性地攻破已经有七年时间。
美国司法部最近指控5名中国军人对美国企业实施网络攻击。仅几周后，Crowdstrike又于周一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其中提供了更多证据，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从外国受害者那里窃取商业秘密和军事机密的范围和野心。 《纽约时报》能够独立证实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该报告认为，数十家公共和私营行业机构所受到的攻击，与上海的一群黑客有关。因为这些黑客的攻击目标常常是高尔夫球会的参会人员，所以他们被Crowdstrike称作"推杆熊猫"(Putter Panda)。根据对六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采访，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及其合作伙伴认定这些黑客属于61486部队。 这些官员称，NSA及其合作伙伴目前正在对中国的20多个黑客团体进行追踪，其中超过一半都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会攻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机构，其中包括卫星、无人机、核武器部件制造商，包括科技和能源企业，也包括研究机构。 研究人员称，61486部队有时会与61398部队成员分享计算资源并进行交流。后者也属于解放军，其成员是上个月的指控关注的焦点。 Crowdstrike的联合创始人乔治·库尔茨(George Kurtz)说，"看看我们在中国追踪的所有团体就知道，上次的指控只是冰山一角。" 此次报告中揭露的攻击事件是首次公之于众，攻击至今仍在持续。与此同时，美中两国之间就网络间谍活动而产生的冲突也在不断加剧。 数年来，网络间谍活动使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但是去年，当美国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确认外国公司所受到的数以千计的攻击都来自61398部队时，双方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司法部上个月在指控中提到了这支部队的5名成员，而且首次指出了一些受害者。其中包括美国铝业公司(Alcoa)、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和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作为回应，中国官方谴责了美国的控告，并否认了这些指控。中方援引最近披露的消息表示，美国也在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中国还宣布了一系列报复措施，比如要对美国科技企业施行新的审查程序，这些举动都增强了双方展开贸易战的可能性。 事实证明，控告61398部队成员的决定产生了争议，即使在奥巴马政府内部也是如此。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士兵根本不会踏进美国的法庭。而美国官员也担心，这样做会使与中国交涉行为准则变得更加困难。 这个新曝光的部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个部队的行动，与此前有成员被起诉的部队一样，对美国的基础设施也构成了巨大威胁。 Crowdstrike的调查显示，61486部队成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隐藏他们的来源，例如通过被攻破的外国网站来实施攻击。但是他们却留下了关于自身身份和地点的数码痕迹。由于Crowdstrike与客户签订了保密协议，所以报告没有指明攻击目标是哪些公司。 调查人员表示，黑客所使用的工具是在以中国时区计算的工作时间内研发的。而且网络记录显示，在一次行动中，黑客在实施攻击时还使用了与61398部队成员一样的IP地址。Crowdstrike的威胁情报总监亚当·迈耶斯(Adam Meyers)说，使用这个地址同时发动攻击的现象表明，61398部队和61486部队很可能在进行合作。 CrowdStrike由安全软件公司迈克菲(McAfee)的两名前高管创立，属于新一代的电脑安全公司，专门从事被称为"计算机侦破"的调查工作。 该公司并不回应黑客的攻击行动，而是设法探究黑客的身份及他们使用的手法。该公司还经常受雇调查黑客是如何侵入网络的，并研究该如何防范再次被黑客侵入。该公司去年发布了多份关于全球黑客行动的报告。 该公司的调查显示，为了攻击受害者，这些黑客将专门定制的恶意软件伪装成了含有PDF附件的电子邮件，其中包括航空航天和卫星产业展会的邀请函，招聘信息，在一个案例中，邮件里附带的是图卢兹一家瑜伽馆的宣传册。 一旦受害者点击了诱饵文件，就会无意间将恶意程序下载到电脑里，进而攻击者打开通路，使他们得以进入受害者的网络，查看受害者连接到的其他设备和网络，并最终盗取商业秘密，以及卫星及航空航天技术的设计方案。 Crowdstrike的研究人员表示，该公司数十家航天和卫星产业的客户受到了攻击。他们在调查这些客户受到的攻击时，最终追溯到了这一黑客团体。研究人员表示，受害企业可能有数百家，乃至数千家。 研究人员表示，攻击者有时候会疏忽，在注册攻击中用到的网站时，使用了注册个人博客或社交网络帐号时的电子邮件地址。在一次攻击时，攻击者利用一个网络域名启动了远程访问工具(RAT)， 而该域名的注册邮箱属于一个曾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人。外界很早就怀疑这所中国名牌大学是政府招募黑客一个基地。 上海交通大学的代表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多份传真。 在另一个案例中，与攻击中用到的域名相关的网络记录中，反复出现一个邮箱地址。某人利用该邮箱在中国门户网站新浪网注册了个人博客，这名35岁的注册人标明自己的职业是军人。这名军人没有答复置评请求，但Crowdstrike的研究人员在安全论坛上发现了他与两个假名分别为ClassicWind和Linxder的黑客之间的对话，后两人已被证实系61398部队成员。 这名35岁的军人在自己的Picasa相册里，展示了参加军事训练、与身穿军装的朋友庆祝生日，以及宿舍的照片。宿舍照片背景中的解放军军帽非常显眼。在名为"办公室"的相册中，有几幅照片显示了上海的一栋白色大楼，四周都是卫星天线和宿舍式的住宅。Crowdstrike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是61486部队的驻地。 《纽约时报》走访了该部队的驻地，位置在上海市中心的闸北区北部。标记显示这里是"军事禁区"。大楼入口处有士兵把守，周围的高墙上装有铁丝网，还有一条护城河，以及遮掩军事卫星天线的树木。从附近的地标建筑观看时，发现大楼里都是军事人员，挂满了军队爱国口号。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国防研究机构2049项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的军事分析师怀疑，61486部队为中国的太空监控网络提供支持，并与政府资助的机构北京遥感信息研究所保持着密切联系。该研究所的网站显示，其任务是研究"遥感信息机理、对地观测前沿理论"，但并没有展示任何证据。 Crowdstrike认为该公司的报告提供了最终的证据。迈耶斯在评价航天和卫星产业的客户遭到61486部队攻击的证据时表示，"我们发现了枪支、子弹和尸体。" "这个问题会得到更多重视，"Crowdstrike的库尔茨说。"但中国并没有放缓攻击的步伐。他们仍然在奋力前行。" David E. Sanger自华盛顿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柳、许欣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10 Jun 2014 10:01 PM PDT
羅大叔說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蕭乾評論說：這是自巴金的真話集以來，第二個這樣的勇氣和良知，但對他的間諜案，卻始終不願多講一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一九八○年移居香港，次年就在打工的醫務所見到羅孚先生，一九八二年他就被中共誘捕，並軟禁在北京近十年之久。所以說，那時我跟羅大叔的交情並不深。但八九六四之後，他的大兒子羅海星因幫助民運人士出走，遭中共逮捕入獄，因同情他的遭遇，當時我跟海星太太周蜜蜜來往密切。於是，一九九○年年底我去北京那次，便跟周討要了羅大叔北京的地址。 去北京探訪「史林安」 羅大叔當年在北京應該算是軟禁，平時在居所周圍，甚至北京城內，他都可以自由走動，但不能自行出京去其他省市，若有必要，需申請批准方可成行。他住在雙榆樹一座四層樓房的一個單元，那裡地處京西當年的八大學院。 我依地址找到那裡，記得門口還有個中年男人盤問我找誰，我就說找史林安，這個名字是關押部門特別給羅孚的別名。那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當時的打扮從外表看，絕看不出來自香港，而且一口標準的北京話，他就讓我進去了。羅大叔見了我當然開心，但我們除了噓寒問暖也不能說什麼，房間裡有個女傭正在做家務，後來知道那是上面特別派來的，專門為羅大叔做飯洗衣跟清潔房間。 那天羅大叔特別高興，快到午飯時間，他說我請你到豆花飯莊去吃吧，那是一家他經常去的飯店，席間我們聊得多了一點，那也不過是聊香港文化界他熟悉的朋友，對於他的案情，他隻字不談，即使我問起，他也不願多談。 那天之後，我跟兩位北京朋友談起羅大叔的軟禁，他們詫異地說還有這事，於是我跟他們又再次登門拜訪。這二位一個叫鄭也夫，一個叫周孝正，兩位都是如今北京著名的社會學家，周孝正還時常參與鳳凰衛視竇文濤主持的鏘鏘三人行。想來羅孚從香港貶到北京軟禁，似乎也可成為研究中國社會現象的範例吧。我端起相機為他們三人留了影，背後是黃苗子為羅孚寫的一幅對聯： 閉門千古事，面壁十年書 讀書寫書，那十年中，羅大叔有七本書相繼出版，恐怕是他生命中最多產的十年了。 為人善良幽默健談 說起來，我這個右二代所認識的共產黨員實在不多，算起來羅孚應該算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雖然他後來不再是黨員。當年在北京，黨員給我的印象不是凶神惡煞，就是冷若冰霜，拒人千里之外。羅大叔給我的印象卻是和藹、健談、誠懇、幽默。有人說羅孚是香港左派文化陣營裡的一支健筆，羅大叔卻說，早年的文章不忍卒讀，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蕭乾評論說：「這是自巴金的真話集問世以來，我第二次見識到這樣的勇氣，這樣的良知，這樣的自我揭露。」不過對於他的間諜案，他始終不願多講什麼，甚至他的兒子要去深入調查，甚至要求賠償，他也不准，這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一九九四年在一次飯局中，我忽然發現羅大叔的毛背心穿反了，肩膀處凸起一條，肩章似的，便告訴了他，卻不想他回答「沒有啊，現在興的就是『反即是正』，我穿的這就叫正啦」。 在座的眾位朋友哈哈大笑，羅大叔不緊不慢地又說「反穿衣服不算什麼啦，還有把褲子穿在頭上的呢」，大家一臉狐疑，他又道「那就是顧城啊，他那頂帽子就是半截褲腿嘛」，大家又再笑起來。 一九九五年年底作家蕭銅因祝融之災，傷重住院，次年一月去世。追悼會上有一段「述史」，本由跟蕭銅相交四十年的羅孚去講的，結果前一天晚上忽然接到有關方面通知——羅孚先生不宜出現，決定以潘耀明代之。原因甚為牽強，是因追悼會上將有新華社派員出席，若羅孚在台上侃侃而談，台下恐有人尷尬。其實那年羅大叔已經從北京回港兩年多了，新華社竟還不敢正視他（做賊心虛乎？）。結果，我們連夜在標籤紙上寫了一百多個「潘耀明」，遮在節目單原本羅孚的名字上。這真是令我難忘的追悼會，死人的事，新華社也要插一腿，曠古未聞！ 蕭銅去世後，太太楊明因患老人癡呆症，生活不能自理，被送入老人院。當時固定去看望她的，除了作聯秘書潘夢圓和我，還有羅孚太太，從那時我才從羅大嬸口中得知，羅孚多年來一直照顧蕭銅。蕭銅四九年後跑到台灣，是個京劇迷，六十年代初大陸一京劇團來港演出，蕭銅為看戲自台赴港，之後卻不能返台，便留在香港。蕭銅謀生的本領不高，生活上常常捉襟見肘，羅孚做新晚報總編輯的時候，便總是給蕭銅留個專欄寫，寫戲劇，寫北京舊事，每月至少有稿費。除此，每年過年時，羅孚夫婦都會請蕭銅兩口子吃餐團年飯。 為拙作寫序暢談金庸 因此，楊明入住老人院，雖羅大叔不方便去，也叫年已七十的羅大嬸去探望，羅家在港島區，老人院在九龍塘，羅大嬸每次拎著煮好的雞粥或魚粥，跨海探望楊明，我當時深受感動。蕭銅已逝，楊明不過是個五十年代的過氣明星，他們身上沒有任何利用價值，羅大嬸的舟車勞頓，只不過純粹為了多年的友情而已。由此可見他們那種難得的、毫無等級觀念的善良為人。如今這樣的人，實在不多了。 二○○五年，我已移民加拿大，羅孚夫婦也從旅居的美國回到香港。那時拙作《我的老闆金庸》完稿，我想來想去覺得為此書寫序，非羅孚莫屬，因金庸之所以成為金庸，與羅大叔當年的發掘有直接關係。於是拿起電話打到香港羅家，跟羅大叔直接說了我的請求後，他只讓我將稿子給他看看，他會幫我寫的。 新聞界三位一體的奇人 結果羅大叔寫了三千多字的序，我在書中回憶的是作為明報老闆的查先生（金庸），也就是我的老闆，而羅孚卻是從他認識的年輕時代的查先生如何由電訊版翻譯說起。他直率地寫道「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頂峰的大師，是既有成功也有失敗的報人」，「辦明報而支撐得住是他的成功，但引得群眾火焚明報，以致大放厥詞要新聞工作者學解放軍，就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了」。對於金庸去劍橋修讀博士學位，大部分人都讚揚他好學不倦，但羅孚卻認為，「他年已耄耋，好學不倦令人敬佩，其實大可不必如此，學無止境，路漫漫其修遠兮，可以上下求索，也可以不上下求索，學問自有後來人，何妨放下、自在，這真是何等自在！」 坦白，率真，這就是羅孚本色。他寫的這個序，無疑為我的書中內容補充、增色不少，以致出版後引起許多讀者的興趣，甚至廣州羊城晚報都轉載。次年，我特別飛回香港，當面多謝羅大叔。 今年初，接到羅大嬸從香港來信，說羅大叔進出醫院多次，連進食都要靠喉管，而且「基本上不能進行任何思維活動」，我心裡已經有所準備。四月三十日晚上很隨意地從書架上抽出羅孚的「西窗小品」，作睡前閱讀，想不到次日便接到香港朋友謝璐璐的電話，告知羅大叔辭世的消息，這一巧合令我驚訝不已，彷彿他曾來與我告別似的。羅大叔在家安然走完人生最後一分鐘，得年九十三，給香港歷史留下了這樣一位集報人、作家和「間諜」為一體的新聞界奇人，令我們永遠懷念。 ——原载《开放》杂志  |
||
|
Posted: 10 Jun 2014 06:19 PM PDT
中国新接班团队上位堪堪一年有半，其开局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从人所共见的层面说，似乎大刀阔斧，无论每周层出不穷的中高层反腐新闻，对社会的新一轮强悍压制，乃至对外政策方面的频频强硬声音，这些似乎都预示着新团队将以新的政治理念重塑此前30年以改革为主要标签的中国政治。然而，如果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在这种表面的一统风雷之下，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危局和社会危机根源并未有实质性触动，甚而可以说，作为这些政策在权力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逻辑结果，很可能新一轮政治不稳定的政潮危局正在获得自己的能量。 从内政的主要措施来说，接班团队最引人注目的措置是设置和突出了各种中央领导小组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要害在于，由于最高的决策权力被更加集中到中央与党的系统，因而30年来运行的基于部委、大型国企与决策机构与地方的条块权力机制实际上面临被打破的局面，而部委，无论地方县市和超大国企经济托拉斯，还是政法、宣传和国防等过去的条的机制也面临巨大的权力位阶变化，更多的将变成决策协助和执行的机构。这种将决策权上收并收紧的做法，熟悉文革初期情况的人应该不难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做法与其说是为了集权和重构体制，不如说是新团队面临过去体制无能为力、从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窘况的表现。 自江泽民时代，中国形成了毛邓之后的十年交接班制度，这一制度本身已成为20年来执政党内的新政治正确，体现了后毛时代中共畏惧毛氏集权的普遍心理，因而这也成了支持中共作为专政党运行的最大潜规则：最高领导人再不被允许获得凌驾于派系和政潮之上的超级裁判权力。为此，十年交接班体制的深刻含义在于，基于不同基础的派系通过轮流坐庄来制衡绝对权威的建立，同时保证党内人才的流动性，因而获得社会新血。但在事实的层面，由于这种派系轮流的制度并无公开的宪章保障，而在权力利益化和凝固的条件下，无力修改规则的当权者只能通过削弱下一任的权力基础来确保自身派系的长久利益。这就导致交接班制度基本的初始运行规则，逼迫每一任新领导者必须花巨大精力摆脱前任设置的各种羁绊，树立自身权威。 这里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交接班专政政治真正吊诡之处：基本的制度设定是限制领袖作为个人的绝对权力的，但这种限制却迫使领袖不得不超越制度去寻找自身必须的领导资源，也就是运用权力和谋略，乃至一切资源去破坏制度，否则就将面临无可作为，无能为力的境地。江当初有清洗陈希同的案件以立威，以三讲以统一新的领袖认知，以三个代表新的党建理论试图重构基本党内力量格局；胡则萧规曹随地清洗陈良宇，有保持先进性教育运动，最后以科学发展观完成领袖权力建构。这与本次的严厉反腐肃贪、整风和中国梦理论建设都是如出一辙，均基于上述制度逻辑，而非别出心裁。 然而，除了这种现实逻辑与制度逻辑自身内涵的矛盾，更大的问题在于，今日中国内外情势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执政党自身面临的理论与制度困境。由于20年来政治上的畏葸不前，逆水行舟之下，实际的政治状态已经屡呈倒行逆施之状，权力体制内从上到下，反对制度变革的动力与维护自身派系现实和未来利益的动力已经合二为一，因此，目前新团队如此大刀阔斧超越体制重整权力的作为也就成了一种与全党为敌的政策，在表面上，诸侯和寡头自然未必公然反对，但由此引发的权力和利益板块的冲突无疑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其烈度不会亚于文革的变化，各种微妙的迹象已经显示了这种普遍的抵抗状态。 最近大陆的社交媒体上和地方媒体很突出地报道了数起包括中纪委干部在内的贪腐事件，这些报道很自然，与此前其他贪腐新闻并无二致，但仔细辨析会发现，在这些消息的公布和扩散之下，其实自上而下的纪委肃贪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已经受到巨大冲击，也折射了党内掣肘新团队重构权威的激进路线的力量非同小可。 如所周知的周永康案至今不能公布，不时坊间有所谓党内大佬关于反腐扩大化、伤及政党形象的言传，可以推测的是，今日党内对周案持谨慎态度者未必与周有太大直接的利益纠结，而是出于维护20年来基本体制的决心：如果周（包括传闻中的军内徐才厚案）案可以成立并公布，新团队很可能获得压倒任何派系的超级权威，因为，这些人的公开查处和审判将标志着，新权威和新权力体制之下，党内将没有任何人是可以豁免的例外。而牢记毛氏专权"错误"的体制中各派系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局面发生的。这就必然意味着激烈而难以妥协的党内政争。 也是因为这种权力暗战的激烈和致命，因此人们看到近年最高政策，无论内外都出现了大量的类似毛时代的可怕变化。对内以重新诠释的社会主义共富概念抨击改革时期形成的私人资本发展，及其最后寡头化的变种，而在对外政策方面，长期保持东海和南海的高度紧张军事，并由此重行定义与美欧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国家关系，在这些新外交宣示中，冷战硝烟日益浓烈的斗争色彩已经触手可及，而稍有当代史记忆的人应该记得，文革毛氏集权的发动正是从所谓国际阶级斗争内部反映开始的。 在这一切党内的力量博弈格局之外，社会和经济的情况更为重要。20年来权力垄断逐渐演化为利益的固化板块，正常的经济学原理与基于这些原理制订的政策在中国早已橘生淮北，上下掠夺性的瓜分社会经济利益的狂潮并非共富的誓言所能改变，而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脆弱，经济与目前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悖离，以及变本加厉制度化的贪腐横行，可以预言，经济上的集中权力并不能有效改善资源配置和决策与执行情况。 而由于权力制度与社会的根本撕裂，社会对任何政策都失去了支持的热情，乃至抱宁信其坏的狐疑态度，这就是使得经济问题随时都会转化为严重的社会对抗，而这正是30年来与60年来政权最为忌惮的发展。江胡时期开始时雄心勃勃的各种发展宣示最后也都在这一现实的覆巢恐惧中化为维稳和维持的老套。也是在这种老套的复旧中，激烈政争的各方才能找到妥协和共存的馀地。 至于本届新领导团队在多大程度上会强力推行一年多来的追求内部权威路线，还是经过内部权力暗战寻求妥协，这尚需要观察。应该说，目前两方面的微妙迹象都有显示，就前者言，每日的新反腐新闻不绝于耳，显示新团队有贯彻的决心；就后者言，则最近江高调会见普京，前总理踊跃跳绳，以及其他各路已退大佬的露面都显示，摊牌的时刻在逼近，或破局，或重构平衡，这都是不远将来可以期待的事情，因为，新团队打破旧体制的做法引发的内部版块冲撞不可能长期维持在如此高的水平之上，因而通过一个阶段性的总解决重建党内力量平衡，就成了各方不可回避的课题。 ——墙外楼  |
||
|
Posted: 10 Jun 2014 11:01 AM PDT 中共中央纪委宣布："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 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这个决定肯定比一切法律更管用。但是我认为它是错误的。拿一个党的一次会议作为国家反腐败的标杆，只能反映以党治国的本质，和共和制度风马牛不相及。 十八大结束才多久？中国最黑最臭的腐败案，大名鼎鼎的三峡案，鲁能案，形形色色的土地案，包括郑恩宠律师奔走控诉十余年始终被束之高阁的上海迁地案等等，早已发生在"十八大"前的岁月之中。如此大案，哪里用得着"重要岗位"上的"党员干部"亲手犯法？只须个把家里人或代理人，就干净利落搞定了。"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是什么含义？你懂的，只要你和十八大合作，给十八大面子，十八大就给你好处。 一贯无法无天的老老虎们正在额手称庆。只敢小腐不敢大腐的老苍蝇们则后悔莫及——早知十八大如此宽宏大量，悔不该当初没有大捞特捞！新老虎和新苍蝇们中间的大多数，同样因此而自信。他们看清楚了，雷厉风行，打虎一年，无非折损几十来只正副省部级"大"老虎兄弟。就算连续十年全国总捕获"大"老虎数百名，这官场难道就"基本上"干净了？如此的命中率，如此的漏网率，如此的保护伞，对新老虎和新苍蝇，全是求之不得的福音。何况这种变相大赦权应该不限于十八大。此例一开，今后各届党代会应该都具有行使大赦腐败的权力。丹书铁券，千秋万岁，这神州势必沦为腐败者的天堂。 我不了解这个决定的由来，不知道它是预定的顶层设计，还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它一定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利益：必须如此部署反腐败，才能稳住这个党。这是最权威的公然切割：把十八大前堆积如山的腐败案件，连同因换届而不再"重要"的、被北大教授誉为"集体总统"的周永康之流人物，一股脑儿，切割到公众的视野之外的安全地带。率先依法举报周永康的浦志强律师，同率先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诸君子，居然被当局定为"寻衅滋事"，可见在这场斗争中，"反腐败"和"维稳"各佔多少含量。
1989年爱国学生提出的反腐败，要民主，去专制，是一个整体。中国的腐败明明是一党专政衍生出来的诸多恶果之一。不改变一党专政，反而把反腐败当做党内的事务和机密，禁止公民参与，压制舆论监督，拒绝权力制衡，不受国法管束：这种斗争怎么解决得了中国的制度性腐败？ ——RFA首发  |
||
|
Posted: 10 Jun 2014 11:10 AM PDT
六四刚过，当局就释放了之前被拘押的一批人士。6月6日，习近平主持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宣示世界，他正在亲自操盘三大改革，即财政体制、户籍体制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习近平显然想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反腐也好、领土之争也好、国内反恐也好、打压异见人士也好，都不会干扰我，我知道现在什么最重要，也知道大家都期待于我的，就是深化改革。 财政、户籍和司法改革，确实是改革面临的核心挑战，而且三者必须高度协调进行。此次深改组的议程安排，说明习近平懂得这一点。但是，这并不等于习近平就能有效推动改革。从报道的习近平讲话来看，没有理由相信他的深化改革能取得真正突破。如果说习近平的反腐令很多人意外，可预见的是，习近平的改革将令人大失所望。 不少人对习近平改革有信心，是因为他们认为反腐比改革难。他们的逻辑是，改革之难，难在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习近平敢于反腐，说明他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因此，习近平推动改革是有希望的。这个逻辑看似有理，其实不然。 第一，改革难点首先不在打破既得利益，而在确立正确的方向和理念。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习近平问题很大，因为他想对抗普适价值，也就是对抗现代文明最基本的一些理念，自治、法治和民主。习近平的言行表明，他真诚地相信，中国真搞自治、法治和民主，就一定会天下大乱。习近平的这个大判断完全是错的。中国确实需要走自己的路来实现自治、法治和民主，但不能与这些价值和原则对抗。习近平把走自己的路与遵循现代文明的普适价值对立起来，必将失道寡助，令改革难以推进。 第二，反腐固然是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但打击的是那些公然挑战社会基本道德和法律界线的权贵，习近平若连这一点都不敢做，整个社会就会崩溃。而改革要打破的既得利益格局是在现有体制下，合章合法却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两者并非一回事，后者显然比前者难，因为改革若不能用好的新章法来替代不合理却还能用的旧章法，反而会自寻其乱。目前还看不出习近平的智囊，能拿出什么好的新章法。 有人会说，何以见得习近平改革理念不对？即使不符合西方主张的普适价值，也未必行不通，未必不能得到多数人认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只有做奴才的命，永远搞不了西方那一套。笔者承认，中国人要学会自治、法治和民主，确实不易，但如果不学，则天下大乱不远矣。 不妨就三大改革之间的逻辑来说明这一点。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搞中央集权，只有在农业社会可行，而习近平却指望在高度城市化的中国，继续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按照他这个理念设计的财税、户籍和司法体制，只会把中国引向大乱。 为什么呢？因为维持中央集权的一个基本游戏，就是奴才竞争，看谁在这个权力结构下，地位更稳，待遇更高。当农业人口为主时，多数人为了生存反而无缘这个游戏，而一些清高又有条件的乡绅，则可找一个桃花源避开这个游戏。中央集权下的城市社会则不同了，每个人都无处可躲，被迫加入这个奴才竞争的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就是唯一的生存游戏，除非你选择移民。 这意味著大家都要去北上广，去权力所在的中心城市，因为与中央集权配套的财税体制一定会把更多公共资源分配给这些城市，谁获得了这些城市的户口，谁就赢得了生存竞争。这样一来，习近平控制北京等大城市的户籍改革目标就要落空了。那为什么不能让中小城市得到更多财权自我发展呢？因为这样会引发中小城市竞争，发展成新兴大城市，这本来是好事，却会挑战中央集权和人才的政治顺从。因此，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必须压制中小城市竞争成为大城市，否则北上广的房地产就会崩盘，坐大的新兴城市就会挑战中央权威。 那能否干脆选择维持这个全民性的奴才竞争游戏，创造一个中国模式的城市社会呢？问题就在于，这个全民性的奴才竞争游戏不可能公平，因而不可持续。为什么呢？因为维持奴才竞争的关键就在于公共服务差异化而不是习近平说的均等化，否则，谁搞均等化，那里的公共资源就迅速耗光。 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必然导致法治行不通，因为这种制度化的差序格局从根本上动摇了法治基础，也就是动摇了多数人对公平和正义的信仰。而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巨量人口和复杂经济的现代城市社会，法治若是不行，岂有不乱之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0 Jun 2014 11:09 P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杀刘汉替周永康灭口，律师们更看不过去了"。其中提到钱列阳律师等人相信刘汉集团案一定会进入二审程序，"刘汉案还没有结束"。 钱列阳律师回答记者此问题的时间是在刘汉等人的十天上诉期未满之前，他如此肯定"刘汉集团案一定会进入二审程序"是建立在"刘汉集团被一审宣判的总计三十六 人中不可能一个上诉的都没有"的最基本的逻辑判断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这位钱大律师也和我们所有"局外人"一样，都是在六月六日才得知刘汉等人早已上诉，所 以必须再有一个二审程序的官方正式消息。 包括"副国级"的中新社网站在内的多家中国大陆网媒六月六日不约而同地转发了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官方微博的消息，称：刘汉、刘维、唐先兵、田先伟、张东华、刘小平等二十名被告人和被告单位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向湖北高院提出上诉。日前，湖北高院已完成七案二审、复核的立案工作。 相关报道中还说：2014年5月30日，刘汉的二审律师通过咸宁中院向湖北省高院提出上诉，并提交了上诉状。同案刘维、刘小平的上诉状也已于6月1日通过快递向咸宁中院寄送。一审宣判后，刘小平会见当事律师时也表示要上诉，而刘汉、刘维则当庭表示会上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判决书显示，在刘汉案一审庭审中，控辩双方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争论最多，分歧也最大。刘汉及刘小平不承认这一罪名，而唐先兵、刘岗、孙华君、缪军、仇德峰、肖永红等人对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罪名并无异议，但上述对象的多位辩护人对其当人事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提出异议。 刘汉本人提出，其本人"没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意图"。此外，汉龙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是合法的民营企业，被指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员工与汉龙集团存在劳动关系，所获收益为正常的劳动报酬，刘汉并未为组织成员逃匿提供资助，故不存在"以黑护商"和"以商养黑" 的相互关系。 刘小平及其辩护律师提出，汉龙集团不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刘小平是汉龙集团的一名高管，其涉嫌的罪名不具有暴力型、胁迫性特征。 蹊跷的是，既然刘汉和刘维都是在一审宣判时"当庭表示上诉"，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大陆的所有官"民"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刘汉等五人被一审判死.....的消息内容中要刻意回避这一当庭发生的客观事实？ 人们还记得当初也是和如今的刘汉一样都是在整个一审过程中为自己做无罪辩护的薄熙来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官方新闻报道中，特别提及了一审法院发言人刘延杰在记者会上透露的"薄熙来在庭上未提出上诉"的消息，而次日的中共驻港媒体即奉命发布了"消息人士称，薄熙来已经要求上诉"的消息。再往前的薄谷开来的一审 判决的官方新闻报道中也特别提及了在一审过程中口口声声"对不起人民政府更对不起党"的薄谷开来"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这一重要细节。比较之后就不 能不怀疑中共当局在一审宣判刘汉死刑的表面文章的背后暗藏着重大隐情。正象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所引述的新华网上的沙牧博友的公开评论中所言：在他 （刘汉）看来，他自己只不过是别人的一副手套，之前的为所欲为，无非是有恃无恐；可现在，他这一副沾血的手套，被彻底清算；但带着他这副手套行事的那双黑 手，却尚逍遥法外......刘汉（在受审过程中）为什么不按常规出牌，造成这一原因的人是谁？这些人应逍遥法外吗？说白了，就是周某为何还没有关起来！ 笔者曾在过去文章里引述过其大胆网评的博友周蓬安几天前刚刚张贴了一篇新作，题目就叫做《刘汉被判死刑，与"周滨他爸"有关？》。文章中说：刘汉现在是真正 明白了"钱是王八蛋"这个铁理。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视他人生命如草芥。可你再有钱，再牛逼，也抗拒不了法律的制裁；你当初作恶的时候虽然靠山 很硬，可你没想到靠山也有倒的时候。即使在封建时代，老皇帝袒护你，可老皇帝死后，新皇帝照样要办你，最为典型的如和珅。正所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 孽。不可活"。 但也有一些网友担心，和神秘商人周滨关系密切的刘汉一死，会不会影响对"周滨他爸"及传说中的"电老虎"的查处？甚至有网友怀疑，判刘汉死刑，正是为了避免"周滨他爸"一案过分深入，为"电老虎"解决后顾之忧。 这位周氏垤认为如上观点是极为荒唐的。虽然中国有些案子的审判速度令人惊讶，给社会留下存在"猫腻"的想象，如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雇凶炸死情妇 案，2007年7月9日案发；7月11日案件告破；8月9日法院即以爆炸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段义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8月23日，二审维持原判；9月5日，段义和被执行死刑。 还有对死刑犯的办案程序不规范，也是带来社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湖南富商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前，因为亲属未接到通知，且很久都未收到裁定书，一度被网友误解为"秘密枪决"，最高法还专门为此辟谣。 但刘汉被判死刑，确实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刘汉以不法手段敛财400亿，其罪名简直就是《刑法》大全，包括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 伤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串通投标罪，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 罪，窝藏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这样的人不判死刑，那是天理不容。因此，咸宁市中院对刘汉等人的一审判决结果，应该没有多少问题。反过来 说，该判决结果是严格按照《刑法》条款审理的结果，应该与"周滨他爸"及传说中的"电老虎"没有关系。 当然，由于刘汉与神秘商人周 滨关系密切，与"电力系"交易甚多，无论是正在查处的"周滨他爸"案，还是涉及"石油帮"、"电力系"的相关案件查处，刘汉肯定还有存在的价值，今后或需 要刘汉当庭作证。因此有网友在我微博里留言表示担心："周滨他爸"的案子至今没影，刘汉怕是赶不上了。按照法定程序，刘汉即便上诉，二审也会很快宣判，其 脑袋是留不住了，这可便宜了周滨父子。5个被判死刑的恐怕都没有机会为周氏父子出庭作证了。 基于上述分析，这位周氏博友的结论是：刘汉上诉后，预计二审很快就会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决，但因为考虑到刘汉将要在"周滨他爸"案，甚至在涉及"石油帮"、"电力系"的诸多案件中担当证人，最高法在死刑核准阶段拖个一两年也是极有可能的。刘汉不会很快被执行死刑。 无论周氏博友的这番"预言"是否会被中共当局的"司法程序"所验证，但刘汉死还是不死，早死还是晚死，确是习近平政权在最近一段时间内需要决断的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2, 2014, 6:02:53 AM6/12/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11 Jun 2014 07:04 PM PDT
6月9日17时30分，意外地得到机缘会见浦志强，恰在等见之时，网上传出一些关于"会见"的说法，"所"里警官甚表不解，反复解说，"我们安排你单独会见"，其他人不可能仿行。会见室除有一位官员负责安全外，估计没有实施监控措施（如录像），交谈整整一小时未受到任何干扰。浦入室，似乎也感意外，坐定，两人隔窗互握致意。见他长发很湿，应是刚刚洗了头。 以下先归纳浦的谈话要点，加引号处，是原话。 一、"几乎是天天提审，有时长达10小时，现在有些腿肿，估计与时间过长有关系"。老这么干，"身体会招架不住"。 "所"里在看病服药上，"现在挺好"，用上了胰岛素，还送到航空总医院看过一次。 "饮食条件与外面当然不一样，但我在克制。有时一餐只吃一个馒头。" 二、提审的内容宽泛，"罪状"（这个词，出自我）涉及许多方面，他逐一讲了要点，但嘱我"现在不要对外讲"。 陈述中，他说：我的日记、电脑都被抄走了，那上面的许多内容，很难都记得住，一时也讲不清，"等以后核对吧" 。 三、在谈到某项涉嫌问题时，他说："我估计这个问题会把振红牵扯进来"，说后等我答复。我说，"是的，牵扯到她。" 四、"估计这一两天会下逮捕令，要进入诉讼程序了，担心你身体吃不消，不能累了你。"他紧跟着说，"某人办这个案子，不合适，某人合适些（他点了名，我想暂隐为好）"，"你看……"。我中断了他的思路，说：现在既然没变更强制措施，何必考虑这些事，到时候再作商量也不迟。他未坚持，只是补了一句："工作量很大，那么多的网络资料，得有个准备。" 五、他语调沉重地说："律师，以后做不成了，出去以后干什么呢？"停顿下来，若有所思，也许是期盼我说个意见，但我不想用"远景"，替代"愿景"，坚不回应。等了一下，他说："我曾许过一个愿，不知能不能还上？"再作停顿之后，他说："今后，会好好照顾家庭，照顾朋友。""我想念老母亲，还有岳父岳母，不知他们现在好不好？" 我回答说，怪我不好，实在对不住，这些情况我都忽略了，今天没法具体地把情况告诉你。不过你夫人让我转达她对你说的三句话："面对现实，保持心态平衡，不要乱了方寸；务必搞好身体，这是第一位的；今后生活，会全力照顾你。" 他听后心有所动，说："听懂了。请她转告儿子：这番经历对他是很好的磨砺，锻炼，从中会学到好多东西，今后能更有出息！" 我告诉他，听夫人说，儿子目前状况很好，也平静，"放心"。 六、告诉孟群，振红儿子的上学问题，要"两家合力"，尽全力供，不能荒废。 振红房子的"按揭"，要按月给她们交上，她丈夫工资低，承担不了。再告诉她– 七、家里的钱不够支出，可以卖房子。律师事务所原先付给我们的"房租"，现在如不再给，不要去要，一切顺其自然，我给所里添了很大麻烦，我知道！ 八、谈完"家务"，他问我："×阿姨好吗？" "很好。非常关心你。几乎天天同我谈你的事。" 很明显，这种情况使他动了情，于是很难自禁地说："请代我问候朋友们！我给大家添了麻烦。"而后又专门具体地说："请告诉×，改行吧，别干现在的事了。不是时候，干不成什么！" 他在"难"中，依然心怀亲友，令人感动！ 谈话结束时，他隔窗朝我深鞠一躬，我屈身回报，百感交集。下面报告我的总体观感，作为我对友人的"整体"回答– 第一，精神状态：我概括为：坚毅充分，坚强逊之。必须说明：从未尝过"牢狱之灾"的人，在那样特定的不言"人道"的环境中，不去回顾"往事"，念念亲情，做到纯而又纯的"坚强"，不可思议。我自省办不到。志强谈及亲友，眼眶泛红，忍泪不垂，这种柔情，或者更是可爱处。所谓"逊之"，仅止于客观描述景况而已。 第二，身体状况，我判断，健康水准在下降，实宜"保外就医"，我们前此的申请已被驳回，但驳回的"理由"十分抽象，情属套话，没有一句实质性的东西，因此拟再次提起。 第三，对"案情"有了大致符合客观情势的预计，因而心理准备比较充足。 第四，就"案情"而言，目前的发展对当事人非常不利，侦方下手之重，尽管我有预测，不料仍不到位。 所谓"再有三几天就可能放人"，纯属笑谈；"顶多判个三两年……"，也是幻想。 硬整个"数罪并罚"，何其恐怖？！ 作为友人，宜有思想上的准备，否则不易应变。 另有几句题外的心内话– 我作为浦的律师，欢迎对我前段工作的批评、指责。我会有判断上的失误，例如咬定"提审"是拒绝律师会见的借口就是。5月18日，我对记者说，浦案是个平常的案子，我以正常的心态对待。那时是想把问题圈在"寻衅滋事"上，因为浦的"五·三"行为与"寻衅滋事"应属"风马牛"。目前情况已有重大发展，浦案决不是一个平常的案子，人们似不宜用平常的心对之。情况需要集思，需要合力。 同行之间有不同意见是常态，属好事。想法不同，方法各异，风格不同，判断有别，没有什么不好！千万不要因有"异"而弃"同"。目标一致，其他的都可商之议之。贵州小河案中的经验何其宝贵，怎能轻易忘怀？中国律师在大事面前既不糊涂，也不马虎，在要案中群星闪耀，会显出中国律师的力量与光彩。 法律至上，公理必胜！ 张思之 2014年6月11日 2014年06月11日 律师文摘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3, 2014, 6:36:09 AM6/13/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胡紫微：悲智双运，再造共和（《林肯》影评）
- 晴朗：没有异议人士的国家是什么国家
- 未普：平措汪杰、达赖喇嘛及其中间路线
- 高新杀刘汉至少能够挽救两个“正国级”？
- 余英时：共产党对六四的恐惧已超乎常情
- 希拉里新书：营救陈光诚 如同间谍小说
- 陈破空：北京正诱发香港动乱
- 中国的出路: 中国的前途只能是民主（魏京生）
- 魏京生：纪念八九年的英雄们
- 曹长青：谁说中国没英雄？
|
Posted: 12 Jun 2014 11:29 PM PDT
在飞机上看了去年公映的美国电影《林肯》，无数次想起一个词，悲智双运。不管是在真实历史中那个巨大的背影，还是电影里丹尼尔.戴.刘易斯诠释的这个疲惫而悲伤的剪影，我想，美国人林肯都当得上这四个字的境界。而在我的心里，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一个被亿万人拣选出来带领他们的那唯一的偶在，是不是能够在确属于自己的那一站，像路标一样笔直的伸展，智慧而充满悲心的引导这个民族，引导这个国度，一步步往对的方向走去。这是他在每一个寂静无声的深夜，都必须扪心自问的问题。无可逃避。 导演斯皮尔伯格可能从来不是一个佛教徒，林肯可能从来不知道佛家有这样一种殊胜的修为，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一个来自150年前的乡村律师，在美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刻，用自己的勇气和愿力，无畏施于自己的祖国和它的人民。悲智双运，再造共和。 如果有人问，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么？想想看我该怎么来回答。这么说吧，也许，关于这部电影和林肯这个人，我们可以试着从更加复杂的维度去看待。 一，斯皮尔伯格：如何书写一位伟人 对于任何一个电影从业者来说，拍摄一部历史人物——尤其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正传，都不啻是一场命中注定的自杀式逆袭。原因有三：首先，绝大多数观众会想"写一个伟人，岂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事实也正是这样，虽然伟人总是生活在伟大的历史关头，但是他们的人生故事却往往是沉重的，幽暗而血腥的，而且难逃宏大叙事的宿命。林肯的生平尤其如此。而这一切跟我们渺小而具体、精算到小数点的人生有半毛钱关系么？于是，我们也许压根不会走进电影院。第二，传记片在剧作上最大的难处在取舍。对于传主人生历程任何一点无关宏旨的贪恋，都会使电影演变成一部看起来巨细靡遗其实处处蜻蜓点水的流水账。这很容易沦为同行耻笑的样本，比如再早些的《胡佛传》。第三个难处是，如何讲述一个客观无偏见的故事。这也是传记片最常被严谨的史家诟病之处。道理很简单：历史非常复杂。无论你如何选取和详略，都已是一种成见。 而斯皮尔伯格在执导《林肯》之前想必深知这一点。就如同他自己在导演阐释中所言，最大的担忧在于如何重述历史真相；以及如何塑造一个活的林肯，而不是一座雕像。但是，或许是受到超乎票房超乎口碑超乎毁誉的某种超功利原因的驱使，就让我们姑且理解为因为使命感吧，导演在酝酿六年之后，完成了这部正传。而这距离好莱坞出品的另一部较有影响的林肯传记片《少年林肯》，已经过去了整整74年。 林肯这个人。 林肯对于美国和它的人民太重要了。重要到什么程度？从世界范围内各种年份各种版本面对各种族群的"美国史上最伟大总统"的调查中，林肯很少屈居第三，有时候位列第二，但绝大多数时候，林肯被视为美国建国以来最伟大的总统——其重要性排在在国父乔治.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 林肯为什么这么重要？也许可以这么说，乔治华盛顿创建了美国，小罗斯福拯救了美国，而林肯，使美国成为美国。 很多人误认为林肯的历史成就，主要在于他努力战斗赢得内战，维护国家统一。其实林肯做过一件更有价值的事，因为这件事，林肯确保了美国政府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一切人"的政府。而在此之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无一不是依靠血缘的、部落的、群体的、宗教的、种族的、阶级的……等等分别而把一部分人剥夺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确立保障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制度作为立国之本；因为这件事，林肯帮助美国人民践行了《独立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人人生而平等。重塑了一个以宪法为准则的国家，开美利坚合众国150年繁华兴盛之既往；也因为这一件事，使得林肯把自己与一个成功的政客区别开来，跻身于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不朽的伟人之列。正像林肯被刺身亡后，战争部长Edwin Stantong 那个著名的评价：他现在属于永世。 所以，导演斯皮尔伯格用了全片150分钟的时间，几乎只讲了林肯做的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推动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该法案将从法理上永久废除奴隶制在美国的存在。这就是后来令名卓著、泽被后世的废奴法案。从此，美国从一个半拉子奴隶制国家，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进而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面旗帜。 所以在网上，有网友把这部电影的片名戏仿为《林肯大叔教你如何在四周内搞定众议院》。也对。作为导演，斯皮尔伯格精准的抓取了林肯一生中最伟大的瞬间，之后，克制的摁动快门，让这种伟大以一种尽量自然放旷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一个人四个月的殚精竭虑，如何换取了一个国家150年的励精图治。 有一种电影是这样的，喜欢的人会喜欢到某些段落倒背如流，不喜欢的人会纳闷怎么会有这样一部85%的时间都在说呀说的大闷片。是这样的。如果你打算从这部名为《林肯》的传记电影中看到宏大的战争场面和华丽的视听盛宴你会失望的。这里的战场是众议院闹哄哄的会场，这里的战争发生在不同派别的政治诉求的激烈博弈中。 总之，这是那种不打算满足所有人但是确乎会使一部分人为之触动的心神内守的影片。 二，林肯：如何成为一位伟人： 如何成为一个伟人。这事我是这么看的。不管一个从政者打着何种旗号，运用何种说辞，如何尽力的在公众面前卖力表现。把一个狡猾的政客和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区分开来的指标一点都不复杂，你只需看他是始终热衷于扩张自己的权力还是热衷于将权力还诸公众，使其在阳光下运行；他是始终热衷于一时一任的政治目标的达成，还是致力于基于基本人性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价值观；他的终极目标是某一阶层或特定集团的统治还是全体国民的福祉，或者换句话说，是政府得最大利益，还是人民得最大利益。舍此无他。 有些事说是没有用的。就比如政治。巧言令色是政客的第二颗心脏，没了它兴许连命都没了。所以，与其听其言，不如观其行。 《林肯》的行事方式很特别，是那种会被大多数人认为不可理喻和偏执的那种特别。 影片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度疲乏的憔悴而苍老的总统。一点不像刚刚取得高票连任，战争局面势如破竹胜利在望，因而被本国人民像神祇般爱戴的意气风发的大国领袖。林肯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只干两件事：面对争吵，并试图说服对方；面对两难的问题，并做出艰难的决定。这时的林肯，满脑子里都是一个令他的亲人和执政班底抓狂的念头，这个念头令他原本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涯瞬间变得吉凶难卜——他要尽快推动废奴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妻子说他疯了，拿自己如日中天的政治声望去干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简直自取其辱；国务卿则用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告诉他，这将是一个毫无胜算的政治赌注。任何提案通过，需要超过2/3的议员赞成。林肯所在的共和党只有刚超过半数的选票，如果共和党全票通过——天晓得共和党在啥事上全票同意过——还需要至少20个敌对阵营的民主党议员倒戈，举手同意。之后国务卿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林肯：你觉得这可能么？林肯说：我看行。 影片告诉我们，这时推动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的时机确实异常糟糕：林肯所在的共和党的保守派反对废奴；支持废奴的激进派一向不满林肯的中庸作风；对手民主党早已把把林肯视为新时代的独裁者极尽攻击；在民间，废奴思想缺少人民的响应，老百姓只想赶快结束战争，而恰巧这时分裂出去的南方各州表达了重回谈判桌终结内战的意愿，但是战争终结了，南方各州的选票将重回众议院的计票池，这也意味着法案也许永难通过。要结束战争还是结束奴隶制？对于50万同胞的死伤已经把内心压的透不过气的林肯来说也是个异常痛苦的抉择；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内外交困、寸步难行的夹缝中，一贯行事慢吞吞的林肯却对他顾虑重重的的内阁团队大声说：我要通过它，这个月底就要！ 作为一个中国观众，有时候也不免在一旁替林肯着急，如果是我们的政治家处在这个时点，他会有些什么政治考量？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接下来会有三部曲：1，争取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肃清叛军余党，镇压反动派；2，论功行赏，封官鬻爵，排除党内异己，把我的人尽快安排到重要岗位；3，安抚民生，休养生息，稳定压倒一切。再接下来，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政治家，这一切的终点就是，劳资终于坐稳了江山。也许，是时候考虑下儿子如何接班的问题了。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肯定不包括跟难缠的国会进行激辩。我们的一切都很现实，一切都在现世。这么做和这么想多合乎情理，多水到渠成。如果政治手腕够高级，我们还会看到，一切都如丝般润滑。政权接续，薪火相传。 影片里的林肯所焦虑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战争结束后，这些已经被我解放的人民，会不会被迫重新成为奴隶？"他想这些干什么呢。如果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两届总统的任期一晃就过，击鼓传花的故事告诉我们，热山芋总有不怕烫的后来者，废奴这经济上毫无油水、政治上引火烧身、运作上难上加难，成功了我享受不到胜利果实，输了我吃不了兜着走的这样的烂摊子，我们都是绕道走避之犹恐不及。冲上去自讨苦吃的凯子，也只有政治上过于幼稚这一个词好形容。 而林肯还在顺着自己的凯子思路往下捋：南北战争是一场内战，说到底，这都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50万同胞自相残杀的结果，换取的不过是暴力强制下优势一方的无情掠夺，而这样的掠夺和自戕并不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观念、制度，反而会增加仇恨，分裂族群。（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哥提斯堡的昔日战场所保留的博物馆里，你找不到对于胜利者的歌功颂德，也找不到对敌人、叛乱者的轻辱。你能够看到的只是对于战争悲剧性的平实客观的陈述。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美国人民对于内战的基本态度。）林肯意识到，暴力镇压永远不可能解决一个国家的真正问题，与其枪毙更多的敌人，不如为民族选择一条生路——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一劳永逸，彻底了断。就这样，在国家命运的迷惘时刻，林肯决定不再假手于人，就在自己这一任，就在这一任的最初一个月，承担起作为一个领袖，对于这个国度的使命。 影片不厌其烦的展示了这场博弈的艰苦，混乱，复杂和肮脏。博弈的过程充斥着院内的激辩和争吵、院外的暗箱交易、半公开的贿赂和白色的谎言。除了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超卓的政治手腕：跟老百姓拉家常，跟保守派斗心眼，跟激进派聊理想，为反对党输送利益，跟内阁讲段子统一思想。林肯还抵押上了自己的政治清誉，和生命。为了一张张选票，一直在为凑数而苦恼的林肯，好累啊。 但是当然，悲催的林肯也有自己的笃定。他知道他正在做对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面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先，他可以面对未来。 而当你做了对的选择，你往往就是坚定的。你刨除了一切杂念，你坚信历史和人民会站在你这一边。命运会站在你这一边。你会清晰的确知这一点。虽然你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你是如此的笃定。 而在这时，命运的天平，也许就因为你这微不足道的24克——灵魂的力量，而发生倾斜。在投票前一晚还注定差一票没法通过的现实，被奇迹逆转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投票当天，上帝的微笑在众议院的议事大厅中缓缓绽放——这里有非常精彩紧张的一场投票好戏——改变国运的第十三修正案，这注定失败的一次投票，竟然通过了。而随后来自众议院礼堂的那一刻的欢呼，对于身处异邦的我们，是多么的陌生而异样的震动。 接下来的镜头里，马车上坐着好似瞬间又老了十岁的林肯夫妇。妻子对林肯说了这样一段话："当他们看着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这样活着。他们将来应该会想念你的。" 看到这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潸然泪下，但我知道，这是一个为信念和使命而活着的人。这样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都不会很多，但是，因为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特别位置偏执的坚持，使得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几个月后，一个忧伤而孤独的老人倒下了，一个伟大的合众国站立起来。 有些人，命运把你安排在那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作为一个领袖，只需要做对一件事，那就是——拿出对于民族命运的慈悲，展现你的勇气，竭尽你的智慧，做出你的牺牲。伟大的政治家只与历史同行，与未来对话。伟大的政治家，需要担当。 三：民主：如何成就一个伟人 有些人到现在还天真的认为，民主是某种纯洁无暇的存在。民主，就象动画片里的魔术斗篷，有它神奇的一扫，社会的一切不公、腐败、贫困、暴力和邪恶就倏的一声不见了。 电影《林肯》告诉我们，为了废除奴隶制这么"光辉"的宪法修正案，林肯纵容买票，对政敌撒谎，其他政客更是各怀心腹事：首先是无处不在的争吵，在国会里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吵成一团就是美国政治最真实的工笔写照；其次是院外政治，买票、贿选、利益输送无孔不入；再次是低效，整个过程充满着利益算计、折衷、妥协、为了阳光下的法律流程而在暗地里完成政治交易，斯皮尔伯格一点都不客气的展示了民主政体的种种阴暗面。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团混乱的过程中，民意奇迹般的得到了体现，利益奇迹般的得到了平衡 。通过这一个看似并不严密的民主机制，美国更是神奇地从伊利诺伊州选举了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律师，来领导国家度过历史最黑暗的时刻。 在这里，政治是妥协出来的，正义是商量出来的。 这部电影告诉你，通过一个对于国家人民有利的法律有多难，过程有多肮脏，结果有多惊险。但是它也告诉你，这一切都会发生。这就是民主。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民主总是低效的，但是它也同时保障了决策总不会错的太远。所以，短暂的低效确保了长期的前行。毕竟，在正确的方向上龟行，也远远好过在倒行逆施的大道上牛奔而去，不是么？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闹哄哄的。但是国会礼堂里的争吵和撕咬，却可以避免田野上鸦雀无声的血腥；和专制制度比较起来，政治人物是更多监管更少威势的，但是却并不妨碍这个国家基因里最优质的个体总是能够被及时发掘出来，哪怕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残疾人，也可以带领国家战胜世界上最残暴的对手；哪怕他是一个邮递员出身的乡巴佬，也可以带领国家走向统一，再造共和。 因为，一个民主的政体，隐藏在各种阴暗和混乱后面的，是一个人类精神闪闪发光的东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美国人民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结构他们的社会，于是他们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度。这种强大不只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和人民的富足，也在于他们对于世界的贡献——近一百年来所有影响人类的约50项最重大发明，无一不诞生于美国。他们配得上这样的现在和未来。 而诞生林肯这样"悲智双运"的领袖，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得的。 政治并非黑白两色，历史总是五味杂陈。但是林肯的宪政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依然有光。 附记： 看完《林肯》，感慨万千。我也大致可以想象当一个美国人走出影院时的自豪感。这个在重重困境中坚持自由平等的理念，执着追求正义的人，并不是横店基地里捏造的英雄，而是他们真正历史中的脊梁。 为了伟大的使命卑微的活着，默默无闻的牺牲。我们身边也从来不缺少这样的壮士和死士。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大多并不为人所知，也无法为中华民族做出真正重要的贡献。这是一个民族最可悲哀之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话语体系，并不鼓励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反而总是试图取消它；如果不能完全取消，就尽量屏蔽它；如果不能彻底屏蔽，就努力羞辱它，丑化它，奚落它，使它成为大家耻笑的对象而不是效仿它。这是我们的文化中最坏的部分。 影片里林肯在哥底斯堡的演讲里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她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这时，在这篇拉拉杂杂的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也不免想起我们今天的宿命：如果用人类文明的游标卡尺度量一下我们目前的位置，今昔是何年。 本文来自胡紫薇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iweihu 悦读馆微信公众号ydg6988  |
||
|
Posted: 12 Jun 2014 10:55 PM PDT
中国外交部6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当发言人洪磊被问及律师浦志强、记者高瑜等多人被捕一事，他回答："中国只有违法者，没有所谓的异议人士。"关于六四，他又说："有关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结论。" 这种党式话语是从中共自认的"老祖宗"苏联那里来的。又从北京政府指天发誓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有新闻自由"、中国"没有审查制度"、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罪犯"这一套说词里，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凡是天朝说"没有"的，就一定有，凡是天朝说"有"的，就一定没有。 |
||
|
Posted: 12 Jun 2014 10:32 PM PDT
最近，在西藏事务方面，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支持达赖喇嘛中间路线的西藏革命家平措汪杰于３月底去世，二是西藏流亡政府自６月５日起，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宣传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新变动，值得关注。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指的是，藏人既不接受目前在中共统治下的地位，但也不寻求独立，追求的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实施藏区有意义的自治。这个中间路线产生的历史背景源于，1979年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二哥时请他转告达赖喇嘛，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因平措汪杰的去世而丧失了一个中共体制内的重要支持者，尽管这个支持的声音是孤独的、微弱的。然而，在西藏高层乃至中共高层人物中，再也没有一个敢于公开站在达赖喇嘛立场、公开赞扬达赖喇嘛高尚人格，自始至终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理念和方针的支持者了。达赖喇嘛推动其中间路线，似有愈发艰难之趋势。 对平措汪杰的逝世，达赖喇嘛深感悲痛。他于3月30日在其网站上发出对平措汪杰的吊唁信，回顾平措汪杰虽是一名中共党员，但坚持藏人传统，期望用共产主义为西藏带去改变。公开信写道：平措汪杰"是一位主动地想要为西藏人民谋求福祉的、真正的一位共产党员。他的逝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 平措汪杰和达赖喇嘛的"值得信赖"的友谊，建立于上世纪50年代达赖喇嘛访问内地期间。那时，两人有机会多次交谈。平汪坦诚地告诉达赖喇嘛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目标，解释共产党的含义以及正在中国内地展开的改革。达赖喇嘛听得很专注，并同意西藏很落后，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西藏就没有出路。通过多次交谈，平汪深信，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只有在他的领导下，良好的愿望才能付诸行动。达赖喇嘛对平汪介绍的共产主义理论也多了一份理解，至今达赖喇嘛还会说自己一半是共产主义者，一半是佛教徒（见《一个西藏革命家》，Melvyn C. Goldstein，2006）。 不过，有一些藏人对平措汪杰颇有非议。最大的非议莫过于，平汪带领汉人进入西藏，一些人因而称他为西藏的"叛徒"。关于这一点，达赖喇嘛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解释说，中共入藏之初曾向其作过承诺："中共当时给他担保的是解放西藏、给西藏完全的自治和自由，但现在看来中共欺骗了他"。 平措汪杰曾经是中共体制内职位最高的藏族干部，50年代时，曾深受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信任。那时，他所起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像平措汪杰这样的在中共体制高层，一直为自己民族呼吁、争取自由的人并不多。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有很现实的体会。他们说："我们在外面批评中共对藏政策，中共会说分裂，但平措汪杰作为一个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体制内的高官，他提出这些对世界来讲更有说服力，更能体现中共在民族问题方面的错误性。"而达赖喇嘛在后来与中共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一直认为，只要中共继续信任平汪，只要有平汪这样的藏族共产党人在拉萨代表中共，问题总会解决。 但是，中共对平措汪杰的信任是短暂的。1957年，平措汪杰先是被软禁，继而被投入秦城监狱，单独关闭，长达18年之久，罪名是"搞藏族独立"。出狱后屡次建言均不被采用，从2004年开始，他给胡锦涛连续写了四封信，第一封信之后，统战部要求他和中央保持一致，其余的都泥牛入海无消息。这四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建言中央迎接达赖喇嘛回家，认为这是解决西藏矛盾的一把钥匙。 迎接达赖喇嘛回家，成了平措汪杰的最后遗愿。面对西藏与日俱增的自焚事件和藏人的反抗，平措汪杰屡次警告北京当局，只靠人民币和枪杆子是无法保证西藏的和平；如果尊者达赖喇嘛圆寂的话，中间就会出现一个真空状态，事态可能会更加恶化和复杂。对此，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没有听懂，甚至装聋作哑，习近平会不会继续装聋作哑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2 Jun 2014 10:39 P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讨论"刘汉死还是不死"这个令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共决策人内心无比纠结的问题时，引述了一位中国大陆的活跃网友周蓬安的相关评论文章：《刘汉被判死刑，与"周滨他爸"有关？》，其中引证的前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雇凶炸死情妇案从被一审判处死刑到最终被执行死刑，全部过程所花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二十七天的事实，也许如与今的刘汉案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即使最高决策层已经示意了要刘汉快死、早死，刘汉案的二审毕竟面对的是一个三十六人被同时判罪，而且所犯罪行种类居然多达十五种的复杂集团罪案，过于仓促地对外宣称"维持原判"会被天下人耻笑，更何况一审开庭时刘汉等人的律师即已经公开报怨过因为从起诉到开庭之间的时间间隔太短，以致律师即使通宵工作也难以完成全部案卷的阅读工作。 不过话说回来，周氏网友所结论的"因为考虑到刘汉将要在'周滨他爸'案，甚至在涉及'石油帮'、'电力系'的诸多案件中担当证人，最高法在死刑核准阶段拖个一两年"的可能性也不大。假如当局已经下定决甘冒让党"毁容"的风险重典惩制周永康及其整个犯罪家族，未来由最高法院以刘汉"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线索，属于重大立功表现"，直接改判死缓或者要求二审法院"终审"判其死缓就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通过提审予以改判"。 以曾经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的浙江民间集资人吴英案为例，当时的浙江高院二审对一审的死刑判决"维持原判"之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不日之后最高院的"裁定书"被官方权威媒体全文发布，称："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危害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浙江方面对吴英案的 )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但是）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裁定不核准被告人吴英死刑，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于是，在给浙江方面的一审中院，二审高院留足面子的前提下，当时的最高当局"吴英案一定要慎之又慎"的指示（暗示?)也被以"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形式贯彻执行了。 如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中还有一条适用于刘汉集团案的具体规定，即："一案中两名以上被告人被判处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其中部分被告人的死刑裁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可以改判并对其他应当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 由此说来，假如当局已有或者是在刘汉已经被宣布一审判处死刑之后才萌生了让刘汉留下活口以备从严从重惩处周永康之需之"上意"的话，下一步的刘汉集团的二审过程以"维持原判"而告终的可能性还是会大于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上意"的秉承和贯彻落实都是要象吴英案一样由最高法院具体操作。届时将刘汉集团案中的部分死刑被告"裁定核准死刑",同时"裁定"刘汉本人的"死刑裁判认定事实正确，但因为他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是了。 当然，如上假设的最难操作之处在于假如当局只同意刘汉一人"戴罪立功"而不保刘维的话，刘汉很可能要与手足兄弟"共存亡"，于是"交易"就进行不下去了。而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五个人中要把刘汉和刘维兄弟都改判死缓，这种假设的可能性与此兄弟二人被一审判死之后的党媒齐声高喊"杀得好"的表现太过矛盾。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我们引述了中国大陆网友们的担心：由于刘汉与神秘商人周滨关系密切，与"电力系"交易甚多，无论是正在查处的"周滨他爸"案，还是涉及"石油帮"、"电力系"的相关案件查处，刘汉肯定还有存在的价值，今后或需要刘汉当庭作证。判刘汉死刑，正是为了避免"周滨他爸"一案过分深入，为"电老虎"解决后顾之忧。 "周滨他爸"是谁，整个中国大陆早已经是妇孺皆知，而这里说的"电老虎"自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退休总理"李鹏大人。如此说来，杀了刘汉岂不是可以为党挽救两个"正国级"？ 也就是在刘汉集团案从一审开庭至今的这段时间里，外界对李鹏家族涉及巨额利益输送的关注程度已经远远压过了对周永康家族的兴趣。 就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的当天，一则发自美国华盛顿的主题为"公民力量启动'射鹏行动'力查李鹏家族贪腐案件"的消息比"六四"纪念活动的新闻更夺人眼球。消息中说：在广大民众和维权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公民力量于本日正式启动"射鹏行动"，发动海内外中国公民参与，全面系统地调查李鹏家族涉嫌的贪腐案件。 该活动的发起人认为：在中共官场横行几十年、最后位居第二的李鹏曾长期主管国家电力行业，在电力系统中安插自己的子女亲属和大量亲信，垄断了许多关键岗位和部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盘根错节的权钱交易的利益集团，使中国电力系统沦为贪腐的重灾区。这些电老虎压榨民企，坑害百姓，做尽坏事，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公民都是电力贪腐的直接受害者。对电老虎，不打不足以平民愤，不抓不足以保民生。 该行动发起人还表示：最近，随着反腐运动的展开，小电老虎纷纷落马，但是我们认为假若大电老虎和老电老虎不被触及，电力系统贪腐的盖子就揭不开，百姓将会继续受害。因此，我们发起这一公民行动，以期发动各界公民，通过民间举报提供的贪腐案件的证据、事实或线索，以及国内、国际专业人员的取证、调查和分析，彻底查清李鹏家族涉嫌的桩桩贪腐案件。 此行动发起之前，海外中文媒体已经关注到中共一级党媒人民网都已经斗胆在强国论坛网上发言，强烈质疑"三峡集团问题多多，幕后不排除有'老虎'，甚至有'大老虎'、'老老虎'的存在。"至于中纪委巡视组对外公开透露的三峡工程"领导及相关亲属染指工程招标、输送利益，甚至个别退休的老领导，也继续插手其中"这段内容，更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已经把对整个中国大陆的水电力系统的腐败窝案的查处目标。甚至有媒体分析文章认为一九四五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鹏如今潜心向佛的原因之一就是面临党内反贪惶惶不可终日，只能求神保佑他的子孙后代都能有惊无险。 不过，只从常理角度判断，习近平和王岐山即使终于下决心抛出周永康，也轻易不会拿李鹏开刀。而海外"公民力量"组织发起的"射鹏"行动也只会令李鹏及其利益集团的同伙们以此为借口，警告习近平和王岐山绝不能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2 Jun 2014 09:59 PM PDT  六四25周年全世界都在注意，共产党决定在25周年的时候使全国的人都不能发出任何有关六四的声音来。 每年六四当然都很紧张，差不多 从四月中， 1989年4月15号是胡耀邦死，因为纪念胡耀邦引起大规模的游行运动一直延续到六四屠杀。所以每年差不多都是四月中开始，尤其是北京，对异议分子的控制 加严，让他们不能外出或者把它们送到别的地方去，今年很特别2月份就开始了。胡佳进过监牢的，就告诉记者他今年从2月份开始就不许外出。另外还有别的人也 是异议分子，案情比较轻的，警察就给他800块人民币让他出外躲开六四，所以他就跑到西北去了。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今年中共当局对于25周年的六四是非常重视。也可以说是惊慌失措。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者几个人被逮捕。有些抓了问了以后释放的也有，比如说像张先玲。另外就是浦志强从来没有被抓过。他是一个最有名的人权律师，为各种人权辩护。包括艾未未事件都是他辩护的。所以他是一个很主要的目标。他被逮捕以后家里的东西也被抄，另外还有郝建，他是因为家 里举行谈话会也被抓起来了。 最可笑的是这次逮捕这些人罪名，他们叫'寻衅'就是找麻烦，'滋事'就是引起事件。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成为罪名 的，这可以说是天大的笑话。比从前中国人说的'莫须有'还要糟糕。这个滋事怎么可能变成一个罪名呢？同时，是在人家家里面又不是在外面，如果在外面还可以 说他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一个郝建在家里谈话，10几个人也没有外出，顶多网路上有些报道，如此而已，何以变成一个很大的罪名？ 这就可以看 出共产党对异议分子的害怕，对六四的恐惧已经超乎常情了。我们可以看出六四在中国潜在的力量非常大。我们都说共产党消灭记忆是非常有效的。25年来国内任 何学校年轻人都碰不到谈六四的题目。可是这个六四的记忆在人心中是不可能消失的，而且往往越推越广。年轻人中间一代一代传下来，总是要有流传的。总会有知 道的，而且会有关心的人大家都会知道，因为都会知道所以会有不断的异议分子出现。你抓了一批又来一批。年纪大一点的被抓了，年纪轻一点的又出来了，永远不 会断，所以这就是共产党为什么恐惧。这个恐惧他们知道，民心不在他们这边。中国人讲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主要是看一般老百姓支不支持？所以共产党的人心已经光了，它不但不收拾而且还用更残忍的、更直截了当的镇压来解决问题。希望通过它大量的金钱和无数新的科技技术、武器来镇压老百姓。让他们不敢反抗。比如说广州工人罢工、温州教会被拆、无数的基督徒起来抗议，再加上新疆、再加上西藏。所以到处都是人心幻灭。人心不但是幻灭而是对立，跟共产党越来越走向对立的一面。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局面。正是在这种局面之下才造成共产党对今年六四25周年如此的惊慌失措。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应该好好地注 意。 （RFA根据作者6月4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
||
|
Posted: 12 Jun 2014 09:42 PM PDT
*黄机子* 希拉里在书中说，她就职美国国务卿后不久，她的桌子上被安装了一台颜色鲜艳的黄色电话机。这台黄色电话机可以和美国总统以及世界任何角落的美国大使馆官员就敏感议题进行无法监听的讨论。它也标志着世界各地的麻烦事就在离希拉里的不远处。 2012年4月25日星期三，晚上9点36分，希拉里桌上的黄色电话机响了。电话是从国务院内七层政策计划部门主任杰克·苏利文打来的。他说，美国驻北京使馆遇到危机，需要指示。 VOA连线：希拉里新书：解救陈光诚几天前，陈光诚和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女外交官联络，说他已经逃到北京。这位女外交官与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有联系。她立即明白了局势的严重程度。 陈光诚被称作赤脚律师。他在逃亡过程中腿被摔伤，并向美国驻华使馆寻求帮助。在北京的凌晨，两位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秘密会见了陈光诚。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追捕他，他提出可否在美国驻华使馆避难，至少在使馆内待到他接受医治并想出新的解决办法为止。两名美国使馆官员表示将把他的请求向华盛顿请示，与此同时，陈光诚在汽车里围着北京郊区兜圈子，等美方的回复。 希拉里在书中写道，诸多因素使得这件事成为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首先，陈光诚是当局的重点监控对象，如果美方不能够快速采取行动，他很可能被逮捕。中国当局在使馆外部署了大批警力，如果陈光诚试图走到使馆门口，他们一定会在他进入使馆前，就以最快的速度将他抓走。所以唯一的办法是，美方派一个小组去使馆外将他接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副大使王晓岷（Bob Wang）认为，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的可能性只有10%，十有八九他根本无法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院子。如果美方把他接进来，无疑加重和中方的紧张关系。 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陈光诚事件发生时，希拉里正准备前往北京，与财政部长盖特纳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外交活动，美方有一系列重要而敏感的议程要与中方讨论，包括南中国海危机，来自北韩的挑衅，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如果美方帮助陈光诚，很有可能惹怒中国领导人，他们可能会取消此次峰会。退一步讲，美方也可以预见到，美中之间有很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合作项目将会受到削弱。 很显然，希拉里需要在是否保护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个人和美中大国关系中做出选择。天平的一侧，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美国是自由和机会的灯塔；另一方面，美方必须考虑安全与经济等方面的重要议题。 据希拉里回忆，在她正在考虑如何处理陈光诚事件时，另一个事件映入脑海。２０１２年２月，也就是两个月之前，重庆公安局的局长王立军进入成都总领馆，要求帮助。在被免职前，王立军曾是薄熙来的亲密助手，他们曾经窃听过胡锦涛的电话。 *王立军事件 中方感激美方* 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时，忠于薄熙来的武警包围了美国总领馆。王立军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美方也不能把王立军交给外面的人。美方无法让王立军永远呆在总领馆内。所以在美方征求王立军本人意见后，和北京中央当局取得了联系，并建议他投降，让当局听取他的证词。美方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也不知道北京如此看重这个事件。美方同意对这个案子不说一句话，中方对美方十分感激。 书中，希拉里说，她告诉杰克安排一个和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副国务卿伯恩斯(Bill Burns)，以及米尔斯（Cheryl Mills）之间的电话会议。她决定成立一个小组。坎贝尔对希拉里说，需要一个小时之内作出决定。使馆已经成立了特别工作组，可以到达和陈光诚事先约定的集合地点。现在只等她一句话。希拉里只说了三个字，"去接他"。 其实，这不是一个非常难做的决定。希拉里一直相信比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价值观，它是美国力量和安全的最大保障。 这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在中国谈论人权。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没有例外。现在美国的信誉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受到了怀疑。如果美方不帮助陈光诚，将会有损美国的国际形象。 希拉里自己说，她的这个赌经过精心盘算：中国作为此次峰会的主办国，至少需要保证峰会顺利进行。薄熙来丑闻和即将开始的新一代领导班子换届，让他们已经无暇它顾，他们不希望再面对一个新的危机。希拉里倾向于认为，北京不会因这个事件搞砸整个美中关系。 希拉里继续写道，美国驻北京副大使王晓岷开始行动。他离开了使馆，前去和陈光诚会面。希拉里向白宫做了汇报。 总统的一些助理担心这个事件会损害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但是没有人愿意抛弃陈光诚并为这件事负责。总统团队只希望迅速处理陈光诚问题。 *营救场面如同间谍小说* 一场间谍小说般的场景在北京街头展开。使馆的车辆到达集合地点，大概45分钟后，王晓岷看到了陈光诚，同时看到了中国的安保人员就在附近。机不可失，王晓岷一把将陈光诚推进车里，扔过去一件夹克挡在陈光诚的头上掩护他。随后王晓岷在车上通报了华盛顿。当时美国官员们都屏住呼吸，十分紧张，担心中国当局在汽车抵达使馆前拦住他们。最终，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的时候，王晓岷来电，报来喜讯：任务完成。美国大使馆的医生正在为陈光诚检查和治疗。 希拉里在书中回忆说，在之后的两天，美方开始商量下一步。第一步是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通知他们陈光诚在美方这里。美方希望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前会见中方官员，商讨出一个解决方案。第二步，美方和陈光诚谈话，问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否准备接下来的15年都在使馆度过，像当年在美国使馆寻求庇护的匈牙利枢机主教明曾蒂那样。 与此同时，希拉里让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尽快赶往北京，从而可以当面和中方进行谈判，并召回在印尼巴厘岛度假的骆家辉（Gary Locke）。米尔斯还设法找到了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前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高洪柱（Harold Koh）。他当时正在中国一个偏远地区旅行。米尔斯问他，你能接触到安全电话的地方有多远，他回答说，四个小时。她说，赶快去，她将通过安全电话讨论。 *使馆三楼 海军陆战队严阵以待* 希拉里写道，坎贝尔到达北京后，直奔美国使馆三楼。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使馆三楼设置了警卫区。使馆外面，中国警方也明显加强了警力。美国使馆内部，美国海军陆战队严阵以待，似乎是防御即将到来的袭击。陈光诚戴着黑眼镜，看上去很虚弱。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会成为国际事件的中心人物。 这时候，至少有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同意和美方会面。与此同时，陈光诚和王晓岷以及使馆其他说中文的工作人员建立了友谊。他表示了强烈的意愿，说他希望留在中国，而不是寻求政治庇护，也不希望留在美国使馆大院内一辈子。陈光诚描述了在山东所遭受的虐待，并希望北京的中央政府能够介入并主持公道。他对当时的总理温家宝颇有好感，说温家宝对穷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十分关注，称温家宝在中国有良好的声誉。他说，"温爷爷"知道他的经历后，一定会帮助他。 *强硬的崔天凯* 坎贝尔的谈判对手是崔天凯。崔天凯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美方当时的策略是小心谨慎，设法和中方找到共同点。美方的底线是，美方不可能将陈光诚交出来，但是也希望这个事件不损害美中峰会，美方希望和中方在这个事件上达成双赢。 中方的态度十分强硬。崔天凯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事件应该怎样处理。你们立刻将陈光诚交出来。美方提出，可以让中方官员到美国大使馆和陈光诚会面。崔天凯听到这个建议后更加愤怒。 而在美国大使馆内部，陈光诚说，他希望留在中国国内，并学习法律。 为了给中方留有面子，美方希望中国的一所大学能够让他学习法律，而陈光诚则不直接提政治庇护。 中方虽然对这个方案有所怀疑，但最后仍然接受了这个方案。崔天凯得到来自中国最高层的指示，让这个事件赶快结束。 五天后，希拉里从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专机飞往北京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这离在北京和中方的谈判只有不到２０个小时。美国总统关于陈光诚谈判的的指示非常简单：不要搞砸了。 *校友* 美方终于和中方达成了协议：陈光诚将前往北京一所医院接受治疗，并和家人团聚。随后他将离开北京，前往中国其他地区的一所大学学习法律两年，并在随后可能去美国留学。美方向中方提供了五六所大学的名单。崔天凯看到后大怒说，华东师大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成为陈光诚的校友。 希拉里在回忆录中写道，陈光诚此刻的态度有些犹豫。他说，他想和家人商量后再做最后决定。陈光诚提出见家属的要求，美方觉得再向中方提条件会非常困难。因为中方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但陈光诚很坚持。 希拉里认为，美方需要加大压力，要求中方把陈光诚的家属接来。美方提出的观点很明确，美中两国需要专注即将举行的峰会，尽快把这件事放到身后。 崔天凯同意向上级请示。希拉里的专机当时还在太平洋上空。午夜时分，消息传来，陈光诚家属已经乘车从山东前往北京。美方也按照和中方达成的协议，让陈光诚走出大使馆。 *陈光诚：我要吻你* 陈光诚有些紧张。他呆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保护圈里，感到非常安全。而且，还有使馆的医生为他治疗。他还和骆家辉大使建立了友谊。 骆家辉和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高洪柱拉着陈光诚的手，安慰他，并两次让陈光诚和在火车里的妻子通电话。陈光诚最后站起来说"走吧"。这场冗长而困难的危机终于告一段落。 陈光诚靠在骆家辉大使的臂膀上，拉着坎贝尔的手，离开了海军陆战队的保护圈，慢慢走进了一辆面包车。杰克拨通了希拉里的电话，并把电话递给了陈光诚。陈光诚对希拉里说，我想吻你。希拉里在回忆录中称，当时她也有同样的想法。 面包车到达朝阳医院。门口有很多媒体和保安。陈光诚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然后接受了治疗。希拉里公布了一份精心措辞的声明：美国大使馆非常高兴陈光诚进入使馆，并以一种反映他自己的意愿和美国的价值的方式离开。中方则谴责了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美中峰会继续进行。 崔天凯和戴秉国在万寿寺为美方举行了晚宴。戴秉国带领美方参观万寿寺并介绍了里面的藏品。这件事终于画上句号。随后，希拉里和戴秉国私下里举行了聚会。戴秉国给希拉里看了他孙子的照片。双方都认为要让下一代有一个和平的未来。美方终于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戴秉国对希拉里说，美方如此信任陈光诚是一个错误。他是一个罪犯。戴秉国还提醒希拉里说，当希拉里会见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时候，不要谈到这个案子。 *美国使馆失控* 在朝阳医院，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希望给陈光诚和袁伟静夫妇一点私人空间。他们夫妇终于独处一室了。不过，陈光诚开始怀疑美方和中方达成的交易。中方会履行吗？他开始和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联系。他们建议陈光诚出国。陈光诚也开始接受记者的采访，一些记者告诫他，留在中国不明智。随着夜幕的降临，陈光诚改变了主意。 当希拉里结束和戴秉国的会谈，出来见到记者。记者引述陈光诚从医院病床上的话说，陈光诚感到不安全。陈光诚还说他没有讲过要吻希拉里。陈光诚开始接受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各家媒体的采访，唯独不与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交谈。他使用的手机还是美国使馆提供的。朝阳医院外面的中国警力不断增加。希拉里似乎可以看到戴秉国和崔天凯的表情：我已经告诉过你。 希拉里在回忆录中称，当时坎贝尔表示，如果情况失控，他愿意辞职。希拉里当场表示拒绝，然后说，应该制定一个另外的方案。首先，美方可以发表声明：陈光诚没有提出政治庇护。第二，如果陈光诚还坚持去美国，不管有多困难，美方将和中国政府谈判新的协议。美方不能让这个问题影响了整个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三，希拉里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按照原定计划和议程参加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希拉里团队成员脸上都写着忧虑和疲倦，那天晚上，没有人睡好。 *美中对话 照常举行* 第二天，北京的雾霾稍有减轻，堵的水泄不通的北京街道，在美方车队经过的时候，也畅通无阻。美国代表团来到钓鱼台，这里也是１９７１年基辛格和周恩来谈判的地方。希拉里在和戴秉国等人谈判时，避免谈陈光诚的问题，主要谈伊朗、北韩、叙利亚和其他一系列美方需要中方合作的问题。但是，希拉里补充说，只有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中国才能更加强大和繁荣，当然这也是结成更稳固的伙伴关系的共同目标。 美方会谈持续了几个小时，坎贝尔不停地离开会谈的桌子接电话，了解朝阳医院陈光诚的情况。传来的消息非常不好，美方大使馆的官员仍然无法接通陈光诚的手机。中国禁止任何人接近陈光诚，一些抗议者在医院外面出现，有些抗议者身穿支持陈光诚的Ｔ恤。医院外的保安人员似乎越来越焦躁，而陈光诚则拿着大使馆提供的手机和美国记者侃侃而谈，大谈他要离开中国去美国。并对使馆是否做出足够的努力帮助他提出疑问。 *华盛顿人声鼎沸* 在美国国内，大选年的政治也开始介入这个事件。华盛顿人声鼎沸，美国众院议长贝纳对记者说，他听到有关陈光诚在压力下违反自己的意愿离开美国大使馆，并有可能导致他和他的家人受到伤害，对此他深表不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称之为奥巴马政府羞耻的一天，自由的黑天。白宫则进入危机处理模式，从白宫到北京来的指令非常简单：赶快弥补。 希拉里下令让坎贝尔和骆家辉大使立即和中方进行新的谈判，让陈光诚离开中国。中方简直不相信美方，崔天凯摇着头对坎贝尔说，你赶快回华盛顿辞职吧。与此同时，陈光诚向外联络的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但拒绝和美国大使馆的任何人谈话，还设法通过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位华裔基督教牧师傅希秋的苹果手机，直接和美国众议员史密斯通话。陈光诚说："我担心家人的生命安全，我要求前往美国。"这段话在美国的党派政治中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亲自出马* 希拉里在回忆录中说，是自己必须亲自过问的时间了。如果崔天凯拒绝谈判，那希拉里就准备和戴秉国直接谈。难道美方多年和中国建立的关系会一点作用不起吗？另外，星期五，希拉里还计划会见胡锦涛和温家宝。戴秉国和希拉里恐怕都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平稳地解决，这符合美中双方的利益。 星期四早上，希拉里和戴秉国举行了会见。希拉里首先感谢中方遵守协议，并向他解释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希拉里向戴秉国提出了一个双方都不失颜面的解决方案。在美中达成的第一个协议中，陈光诚将在中国的一所大学学习法律，美方现在只需要将其改成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学习法律，而不需要再重新达成新的协议，只需对双方达成的协议做出很小的修改。戴秉国一言不发，盯着希拉里看了一会。希拉里也不知道戴秉国严肃表情后面到底是什么想法。戴秉国缓慢的把头转向崔天凯。崔天凯则明显显得有些激动。戴秉国对崔天凯说，去和坎贝尔一起制定这个方案的细节吧。 *中方让步* 希拉里在回议录中回想起，她在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路上，虽然心情有所放松，但仍然不是很有把握。希拉里遵守了和戴秉国达成的承诺，没有和胡锦涛以及温家宝谈到陈光诚的事情。希拉里说，在她与胡锦涛以及随后和温家宝的会见中，两位中国领导人似乎很高兴，双方互相兜圈子，谈到未来美中关系的大局。胡、温马上就要结束１０年任期，美国也要进入新一轮总统大选，虽然两国领导人变了，但美中之间的基本盘并没有改变。 崔天凯和坎贝尔以及双方的团队午饭后开始就陈光诚事件的下一步举行谈判。崔天凯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尽管双方还有分歧，但最后美方找到了解决方案。双方达成了一项措辞简单但意义明确的协议：陈光诚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将申请去美国的签证，中美双方都将按照相应程序处理。陈光诚可以带着他的家人前往纽约大学。 *圆满结局* 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之后，中方领导人一如既往地不愿在会议结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的问题。而希拉里则回到酒店，举行了了她到达北京之后的首次记者会。第一个问题来自美联社的马特·李。他问了一连串问题：中国领导人对陈光诚事件有何反应？你是不是有信心中方允许陈光诚离开这个国家，和家人一起赴美？你对美国国内对你的批评有何反应？ 希拉里拿出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美方和中方达成的协议，在记者会上宣读了这篇声明，并做了一些补充和解释，这也是陈光诚事件的圆满落幕。 希拉里回忆道：随着照相机快门声逐渐逝去，记者们合上了采访本，她本人也觉得这次的解决非常圆满。记者会后，希拉里邀请了美方的团队吃了北京烤鸭和其他中国美味，他们完全有资格享受这次庆功晚宴。第二天，希拉里离开北京，飞往孟加拉。 陈光诚仍然在医院里。希拉里知道第二个协议也有可能会像第一个协议一样破裂，除非陈光诚一家能够安全踏上美国的土地，否则美方不可能完全放心。根据美方和中方达成的协议，这一过程也许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不过，中方在这场危机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他们愿意履行协议，希拉里认为，这次他们也会同样做到。果真，５月１９日，陈光诚和他的家人抵达美国，并前往纽约大学学习法律。  |
||
|
Posted: 12 Jun 2014 07:39 PM PDT
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为其香港政策辩护，并把香港的任何成就，都归功于北京中央政府。甚至提到2003年的非典事件，胡乱给自己脸上贴金。这却反而唤醒了世人的记忆：当年的"非典"瘟疫，原本从中国内地传到香港，北京政权初期刻意隐瞒，导致疫情失控，受到香港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白皮书声称："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这句话，等于推翻了当年中英联合声明，事实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英两国政府谈判的结果；若由北京单方面决定，依据其独裁本性，绝不存在"中央授权"的可能；若有此可能，何不授权西藏、新疆"高度自治"？ 白皮书宣称："如果治港者不是以爱国者为主体，'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就会偏离正确方向，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港人的福祉也将受到威胁和损害。"果真如此，那么，英国殖民时代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港人的福祉从何而来？ 事实是，香港回归以来，由于北京干涉、内地添乱，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港人的福祉已经受到严重损害。被内地政治带来的官商勾结，被内地贪官炒高的楼市，被内地官商抬高的物价，被内地产妇挤占的急症室……不一而举，令港人怨声载道。 北京口中的所谓"爱国者"、"爱国爱港"，如何定义？值得疑问。中共领导人本身"爱国爱港"吗？死守一个不受监督、便于贪污的制度，并将贪污所得，大量转移海外，如此行径，究竟是爱国还是叛国？把回归后的香港变成一个洗钱中心，中共几代领导人及其家族，纷纷在香港洗钱，动辄以百亿计，如此行径，究竟是爱港还是爱钱？是爱港还是祸港？ 白皮书列举"治港者"，刻意添加"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泄露了北京决意破坏香港司法独立的图谋。中南海之意，不仅阻挡香港民主进程，还逆向诠释"一国两制"，在"五十年不变"的口号下，大玩拖延战术，拖上50年，干脆将香港政治"回归"到中国的一党专政！ 北京的倒行逆施、愚思蠢行，正诱发香港之乱。中共的白皮书，冲着香港酝酿的"和平占中"运动而来。香港回归17年，仍然没有实现普选，中共一拖再拖，一再失信于港人，令港人愤怒。"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显示香港的全民反叛。别无选择的港人，期望通过这样的公民抗命运动，促使北京正视香港民意，至迟于2017年落实香港双普选。 今年六四，在香港维多利亚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聚集了18万人，再创记录，展示了港人向往民主的强大民心和坚定意志。有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面对香港的主流民意，推进政制改革，落实双普选，就是现成的解套之道。北京中央政府，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香港酝酿"占中"，从2013年3月起，至今年6月，才开始采取行动，应该说，历时一年多，"占中"组织者给了北京中央政府足够时间，去思考和改变对香港的僵化政策。北京不思反省、协商，反思对抗、打压。 从一开始，北京就给"和平占中"扣上动乱、乱港的帽子，出言威胁，并强化驻港军队的布署和演习，向港人炫耀武力。北京释放的信息是，针对香港"和平占中"，中南海寸步不让，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不惜制造另一个"六四"惨案。 可见，如果要说动乱，动乱之源，不在香港，而在北京；如果要说乱港，乱港者，绝非香港人，而是中共领导人。硬碰硬，符合习近平的性格。然而，在香港的强大民意面前，在国际社会的聚焦下，习近平只硬不软的派头，究竟能表演多久？不撞南墙不回头，练习当独裁者的习近平，正扛着自己硕大的花岗岩脑袋，撞向香港这堵厚实而坚挺的自由南墙。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2 Jun 2014 07:36 PM PDT 现在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共的下台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共的习近平集团正在严防狠打，不仅抓捕异议人士；甚至连佛教大师也不放过。试图以此来挽救即将沉没的破船。仔细观察历史可知，这就是垮台前的征兆。 现在大家关心的已经不是中共是否垮台，而是垮台之后会怎么样。多年前中共的御用文人和文化特务们已经在宣传一种论调，叫做没有了中共谁能够治理中国呢？这其实就是江泽民的亚洲特殊价值观的改进型，好像中国人除了给人家做奴隶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遗憾的是。除了少数的种族主义者以外,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一套谬论。但是大家也确实关心共产党之后谁来领导中国；或者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比较一致的愿望是中国应该走民主之路。但还是有很多人担心中国走不上民主之路，而是走上了别的什么邪路。 至少现在还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谁也不能肯定中国的变局以什么方式发生，是什么人和政治势力主导下发生。变化的过程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结果。 中共现在害怕人们纪念八九年的大屠杀，吓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生怕在中国发生前苏联那样的和平演变。某些知识精英们也在符合中共的论调，说还是体制内改革比较好。但是相信这些谎言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中共自己不断的声明，他们绝不会改革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这就搧了马屁精英们一记大大的耳光。 实际上八九年的模式；也就是人民请愿导致和平演变的模式，可能是代价最小的模式了。在全社会的推动下，由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主动改变政治体制。没有流血；没有社会的动荡，这是最便宜的体制转型。 当然了，体制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避免不了。就像是人家已经给你打了折了，想不付一点钱就拿走货，这种好事多半不会发生。共产党的宣传把两笔不同的账搅浑了说，确实迷惑了不少的人。苏联人民显然有不同的理解，至今仍存在的俄国共产党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还有一种可能性，被很多人所期望。这就是宫廷政变或者军事政变。社会不会因此产生动荡，经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只是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有少数高官显宦们要付出流血的代价。这个代价也不大，而且也很公平。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所担心的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现在的中央权威已经接近最低点了，随时都可能发生人民起义或者地方造反。军阀政治或者必然会产生的暴民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都不可避免。也就是要付出比苏联更大的代价。 上一个世纪的几十年的军阀混战，以及由此造成的外敌入侵。所造成的人民痛苦和国家衰败，至今还记忆犹新。人们担心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民主革命不能成功而走向了军阀混战呢？鲁迅先生说的贴切，就是当时的民智不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争的前提是老百姓不知道争什么。 几十年的教育和启发，大部分的知识精英们越来越认识到该争什么了。一部分的城市居民信息灵通，也知道该争什么了。但是大多数的工矿企业和农村居民并不知道你们在争什么。甚至八九年城市里请愿的学生们也不知道在争什么，还在那儿拥护党中央下跪请愿，完全没有方向。这也是社会整体没有方向的一个原因。 辛亥革命的失败；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失败。根本的原因就是民智未开，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是革命者本身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犹如盲人骑瞎马。怎么能成功呢。所以启发教育人民，造成革命的舆论，这是革命成功的首要条件。 也许在革命兴起之时，会有短时间的割据状态。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舆论也就是民心所向的的前提下，有可能像军阀时代那样长期统治愚昧的人民吗？问题不是没有人想当土皇帝，而是没有当土皇帝的条件了。 如果有人硬要当土皇帝，他必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会被那些顺应民意的竞争对手消灭。在全社会都希望有民主法治的环境里，大的趋势必然推动社会走向民主。那个时候就是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割据者们自然会竞相选择民主法治，慢一点恐怕都会被淘汰。 所以悲观者们仅仅从过去的状况来评论将来。脱离了现在的社会实际，没有注意到最近三十年来社会思潮的变化，没有把社会心理和舆论的作用估计在内。仅仅从镇压越来越强来看问题；仍然以为中国老百姓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上。犯了书呆子式的错误。 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法治也不是万能的。但它确实比专制独裁好得多。老百姓通过比较认识到了民主的优势，就很难改变了。中共现在仍然在坚持挽救专制体制，就是在给他们自己挖掘坟墓。这是习近平们不给共产党人留后路的愚蠢之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2 Jun 2014 07:30 PM PDT  今年的六月四号，是1989年大屠杀25周年。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是四十岁以上的人恐怕还不会忘记。共产党也没有忘记，在每年的这个时间，他们都如临大敌恐惧万分。最近一个月以来对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加强了镇压，就是和六四二十五周年有关。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正是人民民主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也是邓小平、李鹏等人调动军队，准备屠杀老百姓的时候。当时学生和老百姓的很天真，真的相信人民解放军不会对老百姓开枪。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和街道上试图保护广场上要求民主和反腐败的学生。 就在六月四日凌晨。军队开进了北京，坦克和机枪向街道和广场上的人群扫射，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死伤。被激怒的市民们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他们用石头和酒瓶投向坦克。进行着英勇但是没有希望的抗争。天安门广场和街道上血流成河，全国人民都陷入了悲痛和沮丧之中。 谁说中国人没有骨气没有勇气，看看单独一人阻止坦克前进的年轻人。那个形象已经成为全世界媒体的经典形象，二十五年来被反复用在各种媒体上。再看看那些面对机枪坦克奋不顾身扔出石头和酒瓶的人，你能说中国人都是软骨头吗。 有一种舆论。说这些奋不顾身的年轻人不值得，是一时冲动犯了傻。我怀疑这是统治者们散布的谣言，以便软化老百姓的反抗精神。统治者们希望老百姓都像小绵羊一样任人宰割，无耻文人们就会散布舆论软化人们的骨气和勇气。 遗憾的是。这种软化的功夫只有一部分成功，比如八九年就有许多的父母支持民主和反腐败，但是阻止自己的孩子参加运动。甚至把孩子们锁在家里，深怕自己的孩子遭到屠杀。父母之心很容易理解，但是不愿自己承担社会责任的心态，正是软化功夫产生的效果。 我为什么认为八九年的牺牲者们并非不值得呢。除了他们的英勇精神永远是我们大家的榜样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看清了专制政权的本质。几十年的洗脑灌输，使得大多数人不懂得专制政权的狼子野心。他们头脑里的共产党似乎真的是个爱人民的政权；军队也真的是人民的子弟兵。 八九年的枪炮声振聋发聩，惊醒了大多数沉浸在虚假现象中的老百姓。人们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中了解到：这个党不是人民的党，它是一个专制的、属于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的党。这支军队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子弟兵，而是受一小撮贪官污吏操纵的党卫军。 人民就像多年受骗的人一样，一旦认识到自己受骗的现实，就会考虑今后的出路。不会再相信骗子们的谎言。这是二十五年来中国人思想大转变的主要原因，这是任何宣传都达不到的深刻的转变。谁说英雄们死的不值，能让十三亿人民醒悟过来，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共产党自己给自己辩解，说是没有那场大屠杀，中国就会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可真是天方夜谭。人民要求的反腐败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吗？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多了去了，没听说那家民主了就会天下大乱。 反倒是民主之后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所谓天下大乱，实际上就是乱了贪官污吏们的专制的天下，乱了他们稳稳当当剥削欺压老百姓的天下。这才是他们天下大乱论的真实想法。而这个天下大乱正是老百姓所期望的，能够摆脱压迫剥削的希望。是英雄们为之流血牺牲的目的。 受贪官污吏和奸商们收买的无耻文人们还有一种说法。说没有那场大屠杀，就没有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被网友们评为十大恶人之首的，阿里巴巴公司的老板马云，就是这种无耻文人的典型。从网民们的觉悟来看，没有几个人再相信这种谎言。 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首先是工人农民和商人们努力的结果。其次是国际贸易敞开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也就是说追赶先进国家的后进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比探索者要快得多。有些发展中的大国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多的增长率。中国应该算是比较慢的。 而且这几个主要因素并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和屠杀人民有什么关系吗？说屠杀带来了经济发展，这种无耻可以说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这只能说明帮共产党散布谣言的无耻文人，没有骨气没有良心。但决不能把这顶帽子扣在中国老百姓身上。 如果说八九年时的老百姓，还不很明确自己的目标。没有给民主运动添加足够的力量。但是现在的人民已经非常明确了民主自由的目标，那些无耻文人的欺骗宣传已经越来越不能产生效果了。共产党内的大多数有识之士也正在发出越来越强的政治改革之声。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选择革命还是等待改良，共产党以什么方式下台，以及下台之后有什么人来领导中国。这才是现在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2 Jun 2014 07:29 PM PDT 一个门牙处全是黑洞，只剩下右边两颗牙齿的盲人在说话："为了中国早日实现多党制，我就是砍头，也不回头！" 几天后，他居然真的被砍头！是，你已经知道，新的表达叫"被自杀"，他被上吊了，他的名字叫李旺阳。这事发生在2012年6月。 两年多前的两个录像记录了这两幕，在李旺阳去世两周年时我才第一次看到。看完后仰面靠在椅子上闭目沉静了很久。那种感觉很像25年前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被坦克碾成的一块鲜红的人肉饼。愤怒吗？痛苦吗？绝望吗？都不是。脑子一片空白。随后是渐渐增强的荒诞感：那里曾是我生长的地方。那里——从"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到"我们的生活比蜜甜"，都唱得很沉醉。 很熟悉吗？我努力地思考，好像刚得"失忆症"的人，有一种半清醒的恐惧。好像是，但也不。一群打扮时髦的人在脑中的屏幕闪过。他们今天都很阔了，鲁迅先生会用这种句式说，但那里好像不是人间。 2009年读到高智晟律师写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自认为很了解中共残酷的我，仍实在无法相信文中描述的惨无人道是真的。一开始也和许多人一样，怀疑那文章不是他写的，几度和朋友探讨其真实性。后来高智晟的妻子证实是他写的，那一切真的发生过。我一直想写文章，但五年都没写出来——没有能力、没有笔力描述那种愤怒，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高智晟曾说：甘地也好，马丁路德金也好，他们面对的政权，其残暴性远不能跟共产专制的残暴相比；印度和美国有自由媒体，而共产邪恶是发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说的完全是事实。高智晟至今在狱中，没能为他写几个字，有种负债的沉重。今天关于李旺阳，我又能写出什么呢？中国人早已看惯了悲惨，习惯了残酷，对残暴也麻木了。我的笔又能有什么新意，又能触动几个人的神经呢？但这次我决计，哪怕把别人说过的全抄一遍，也得把李旺阳这个名字写几遍，哪怕只是为了自己的不忘却。 是的，这个不到62岁就"被自杀"的"老人"叫李旺阳，曾是湖南邵阳的工人，因受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影响而组织工运，办民刊宣传民主，八九民运期间作为当地工自联主席而支持学生，天安门屠杀后组织追悼大会，被判13年。 李旺阳的同乡狱友、六四后流亡瑞典的作家茉莉曾撰文说，她先生傅正明当年全程旁听了对李旺阳的公审（茉莉本人当时在狱中），李旺阳在"最后陈述"里，仍然坚持谴责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是一条硬汉子！茉莉写道："中共当局曾多次要求李旺阳写悔过书，承诺只要认罪就放他出狱给他自由，但李旺阳写出来的却是批判中共的檄文。" 由于不屈服，李旺阳被戴上百斤重的（给死刑犯戴的）脚镣，手铐则是土制的（紧箍型），要用钳子咬进去（夹到骨头），痛得他几度昏厥。由于不屈服，他多次被关"禁闭室"：长两米、宽一米、高一点六米。李旺阳身高一米八，根本无法站立。冰冷的水泥地面，没有床铺，没有用具，里面也无窗户，更无灯光，一片漆黑，真正的暗无天日！只有两个洞，地洞是厕所，墙洞送食物。再加上蚊蝇虱子昆虫，还有熏天臭气，它被称为"棺材仓"。 长期被关在这种"棺材仓"里，李旺阳的身体很快垮掉。在第11个年头， 他因重病被提前两年释放。八九民运时，李旺阳39岁，健康结实、精力充沛。但出狱时50出头的他，已像个风烛残年、弱不经风的老人。 一般人吃尽苦头、到这种地步，就会更多考虑实际利益，在现实面前低头。但李旺阳展示的，是英雄和普通人的不同——他出狱后再次参加民运，结果才一年多就再次被捕，又被判10年。这次坐牢直到刑满。前后两次，他蹲了21年最残酷的中共的监牢！ 21年监狱使李旺阳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双目失明，两耳失聪。由于在监狱绝食抗议，他被强行灌食，牙被撬掉了。医生诊断说，失明是因头部被打所致。失聪也是耳膜被损坏。邵阳大祥区医院（郭锦龙医生）出具的诊断写着：脑萎缩，高血压，肺结核，肺气肿，甲亢等多种疾病。 想到残酷的监狱，人们总会想到法国大革命的"巴士底狱"。可李旺阳蹲的禁闭室，是远比巴士底狱更可怕的"活地狱"！而这样的"地狱"，李旺阳蹲过20次，每次一到三个月。20次！说明他起码有20次的不屈服！ 出狱时，他的身体被彻底毁了，需人搀扶才能勉强行走。但面对这样几近奄奄一息的老人，当局还是恐惧万分，竟派出多名保安监视（他当时在医院治疗）。在一次保安疏忽中，民运朋友把李旺阳偷带出医院，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记者林建诚）的采访。由于失明失聪，需要把问题写在他的手上或腿上："你后悔吗？" 他的回答是，天安门的学生，"他们都流了血，他们都牺牲了。而我不过是坐牢，还没有到砍头。就算砍头我也不后悔。" 这样一个身体被摧残到严重残废程度的老人（62岁），却发出了中国头脑最健康、最坚定、最勇敢的声音！ 但在香港媒体播出这个采访三天后，当局说李旺阳在病房"自杀"了。他妹妹接到死亡通知赶到医院（用了50分钟）时，李旺阳还吊在那里。在任何地方（更何况在医院！）如果发现有人上吊，谁都会在第一时间赶紧把人放下来抢救，否则怎么确定死亡？让人长时间吊在那里，岂止是严重违反医德，简直是犯罪！哪里的医生会这么做？ 赶去的民运朋友拍的现场照片显示，李旺阳脖上勒着绷带吊在窗框，但双脚却在地面（没有悬空），还穿着拖鞋（如自杀，拖鞋会在挣扎中甩掉）。这种情形简直等于堂而皇之地展示：李旺阳是被谋杀，然后被摆出上吊假象，而且不许医院把人放下来（这只有警方能做到），一直要等到李旺阳妹妹赶到现场，亲眼看到"上吊自杀"的场面。 更何况，当局不顾李旺阳妹妹妹夫等家人反对，硬是迅速把尸体运走火化。如是自杀，那就不涉任何刑事犯罪，后事应由其家人处理（包括火化等）。只有谋杀，才会如此心虚地急于销毁罪证。 任何最基本、最简单的常识判断，李旺阳就不仅不是自杀，而是清清楚楚的被虐杀！古今中外，从没有过如此残忍的政权，谋杀一个已经被他们摧残到失明失聪的虚弱老人。而且杀得这么迅速、这么随便、这么满不在乎。 中国的监狱是人间地狱，黑暗无边。大概只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住在"人性化"的环境里。我实在忍不住地想，救地狱里的勇士们，真是比救住在"人性化"环境里的人更要紧。还有多少受尽摧残、倍遭折磨、致死也不被外界知道的李旺阳正在被虐杀。 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只期待看到这篇文字的朋友去看一看这两个视频： 呵，还必须再说一句： 香港人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一次、再次地替被虐杀的李旺阳怒吼；感谢你们年复一年地替专制城墙里面的人们记着六四。谁说中国没英雄？李旺阳用血水，你们用汗水和泪水，一寸一寸地凝铸着通向自由中国的路。 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不仅照亮着中国的希望，更感动着、温暖着、激励着无数仍没有死的心…… 2014年6月10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4, 2014, 6:34:06 AM6/14/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笑蜀：批捕浦志強戳破「中國法治」的肥皂泡
- 胡少江：习近平“进一步、退两步”
- 陈方安生：北京想让香港人知道谁是主子（附《苹果日报》称北京迫使大客户撤广告）
- 徐达内：香港“炸锅”
- “六四”成为香港价值体系重要组成部分（附林培瑞：北京“意在威吓”香港民主人士）
- 胡平：从《归来》的冯婉瑜联想到林昭
|
Posted: 13 Jun 2014 10:44 PM PDT
「十八大」以來，中國當局所有改革承諾中，最高調的是法治，宣稱要在每個案件中體現公平正義。但自五月以來的大抓捕，肆無忌憚地違反起碼的法律程式，等於自己給了自己的法治承諾一記響亮的耳光。據說這波大抓捕起因於「六四」二十五周年忌日，屬於所謂被動防守。但這辯解肯定不誠實，因為五月大抓捕之前，有對新公民運動的全面鎮壓；「六四」二十五周年忌日之後，五月大抓捕中深陷囹圄的廣州唐荊陵、王清營、袁新亭等良心犯，鄭州常伯陽等良心犯，繼續身陷囹圄，沒有任何可能獲釋的跡象。 所有這些，無疑屬於一連串的事件，6月12日批捕律師浦志強則把這一連串事件推向高潮。儘管公眾對此早有心理準備，但仍不免深感震撼。這一連串事件尤其對浦志強的批捕，不僅顯示了當局對社會保持高壓而不惜一切代價的頑強意志，更顯示了當局對基本人權和對法治承諾的不屑一顧。 固然，司法職業化、專業化領域，普通刑事、民事領域，法制體系確有改進苗頭。但所有改進僅限於技術層面。黨對司法的控制沒有絲毫鬆動，司法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作為黨的所謂刀把子的功能，不僅沒有淡化，反而不斷強化。這充分說明，當局理解的所謂法治，根本不是一碗水端平的法治，而不過是帶刀把子的法制而已。 法治的這種扭曲，還不完全因為所謂實用主義、機會主義，而很大程度出於當局的認知盲區，即對現代文明的隔膜，包括對作為現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法治的隔膜。法治就是法律的統治，首先是用法律統治政府，限制政府權力，規範政府行為。但當局理解的法治恰好相反，即党仍然高於法律，法律仍然是統治者即党的意志，其首要任務，仍然是救黨、保黨。黨的統治才是目的，法律不過黨的工具。對法律惟有利用，沒有任何信仰、任何敬畏可言。 這種所謂「法治」，老實說，還停留於不折不扣的專政水準。毛時代所謂「 人民民主專政」 ，就是「對人民實行民主」而「對敵人實行專政」，今天則是所謂「法治」跟「維穩」兩張皮。「法治」只適用於當局認為的所謂「人民」；誰膽敢把憲法規定的人權和公民權利當真，即不再屬於人民之列，不再受法律保護。即中國的不成文法裡，實際上有一款「不高興罪」，只要你讓當局不高興了，你就不配享受「法治」的待遇，就只配享受「維穩」即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暴力。用「法治」團結「多數」，用「維穩」打擊「少數」，這不都是毛時代的專政遺產麼？跟作為現代文明的法治，可有一毛錢的關係？ 無獨有偶，就在用「維穩」打擊「少數」的同時，《人民日報》及其海外版同日兩篇文章互為呼應，一篇題為《警惕西式民主陷阱》，一篇題為《中國民主模式初步成形》。如果說對公民社會的打擊是一連串事件，這兩篇御用之文也是一連串事件——旨在搶奪「民主」解釋權的一連串事件。用所謂「中國模式民主」，來給自己的「黨天下」加冕；對挑戰「黨天下」的分權制衡，則用所謂「西式民主」的大帽子妖魔化，拒於國門之外。如此張冠李戴，世上便有了兩種民主，即民主與李鬼式民主。當局所稱「法治」，與此異曲同工，屬於李鬼式法治即所謂「中國模式法治」，而絕不屬於法治。沿著這樣的歧路狂奔，中國離真正的民主與法治，只會愈來愈遠。 顯然，民主和法治的具體運行機制，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照搬，都必須結合本國的歷史文化，所以法國的不同於英國的，英國的不同於美國的。但無論具體運行機制如何千差萬別，民主和法治的基本原理完全一致：民主就是分權制衡意義上的民主，法治就是法律的統治，首先是限制和規範公權力。這放之四海而皆準。中國當局所謂「中國模式民主」、「中國模式法治」，根本就不是具體運行機制範疇，根本就是對民主和法治的掏心術，即否定民主和法治的基本原理及其普適性。 這倒不是什麼新鮮事，符合中國當局的一貫邏輯。區別只在於，過去是羞羞答答拐彎抹角，現在則理直氣壯直截了當。即過去沒底氣，現在有底氣。而所謂底氣的全部來源，無非是2008年以來，所謂「中國模式」的崛起和自由主義據說在世界範圍的退潮。腰杆子硬了，所以過去不敢說的現在敢說了，過去不敢做的現在敢做了，過去不敢抓的人現在敢悍然抓了，以至於抓得完全沒有了標準，想抓什麼人，都有一個口袋罪等著。什麼譴責，什麼抗議，什麼世道人心，全不在意。維穩機器的駱駝面前，所有同胞的自由與生命，都輕若稻草。 但是，真的不要看輕稻草。積累的稻草越多，最後那根稻草出現的幾率就越大。最後那根稻草其實也輕的很，輕到微不足道，但前面所有稻草的鋪墊，會賦予它神奇的力量…… ——新公民运动（http://xgmyd.com/archives/4436）  |
||
|
Posted: 13 Jun 2014 10:14 PM PDT
自从在接任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在执政一年半的时间里，习近平带领他的执政团队跳了一场"政治华尔兹"。虽然中国新领导人的舞步有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综其大观，还是不难看出一些特点，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进一步、退两步"。 上台伊始，他的"进一步"，赢得了不少来自民间的喝采，甚至为他和一些对中共体制内改革基本丧失信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也赢来了一个短暂的政治蜜月；然而，他随即又娴熟地跳起了"退两步"的舞步，转而引起了中国的政治保守阵营的一片欢呼 。 习近平给中国改革派带来遐想空间的举动，除了他在讲话做事的风格上的一些改变之外，最主要的是他在上台后一反过去领导人"登基"后立即朝拜毛泽东亡魂的传统，改而重走邓小平一九九二年推动改革的南巡路。不少人据此以为，习近平有意改变胡锦涛死守僵硬意识形态的做派，用邓小平的政治实用主义来带领中国走出危机四伏的局面。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在迈出这一小步之后继续向前。相反，他马上向后退却了一大步。南巡期间，他多次主动谈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尤其是不加掩饰地对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倒台表达了由衷的遗憾，甚至指责诺大一个苏联共产党"竟无一人是男儿"，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危局。 习近平的感慨，向他的党内同事和中国社会表达了他的心声：其中既有对苏共丧失政权的无限惋惜，又有他对一个外似凶猛的庞然大物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的巨大困惑。这种惋惜和困惑，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他显然不是站在选择顺应历史潮流的苏联人民一边，而是站在早在二十年前就被历史抛弃的前苏联共产党一边。而且，他对苏联解体的解释，也没有超出中国共产党常年重复的老套套。 随后，中国的其他新领导人纷纷对习近平作出了政治呼应，李克强完全回避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张德江和政协主席俞振声，多次明确表示要坚守中国现有的一党制度，抵制以人民直选领袖、三权分立制衡、保障公民权力、新闻自由监督等为特征的现代民主制度。在"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习近平政权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比起他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进一步证明了在政治上向后倒退。 习近平的政治倒退，也表现在外交领域。同其前任江泽民、胡锦涛一样，他选择了亲俄反美的立场。在多次与普金的会晤中，习近平一再表达对强人普京的崇拜，批评主要西方国家所推崇的现代民主制度。其实，习近平拍普京的马屁、抵制现代民主制度的行为，是代表他的执政团队在世界舞台上自取其辱。 习近平执政的时间不到两年，许多人还在观望，看他的"进一步、退两步"是其保守的政治立场的自然体现，还是他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无论如何，经过对胡锦涛十年"击鼓传花"无所作为的巨大失望，中国积累的社会矛盾不会给中国的执政精英另一个十年了。假如习近平"进一步、退两步"政治游戏继续玩下去，他和他的团队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陈方安生：北京想让香港人知道谁是主子（附《苹果日报》称北京迫使大客户撤广告） Posted: 13 Jun 2014 07:13 PM PDT 傅才德 2014年06月13日在英殖民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以及1997年回归后的头四年，陈方安生(Anson Chan)一直是香港政府的第二号人物。任职期间，常有人称她为香港的"铁娘子"，是亚洲最具权势的女性之一。 如今她最关心的是确保香港回归中国时的约定能得以履行，按照现行的《基本法》规定，香港人到2017年将可以自行选择该地区的行政长官。
对香港的现任领导人以及北京政府的干涉，现年74岁的陈方安生表达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她认为北京的干涉越来越强横了。几个月前，她听闻英国的汇丰银行(HSBC)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抽撤了在《苹果日报》的广告，而那是香港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该报称，银行是在北京的施压下做出这个决定的，报纸的批判性报道激怒了北京政府。 在一次采访中，陈方安生谈到了她和银行高层的信件往来，以及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控制。在她看来，这种控制在收紧，而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北京本来承诺香港可以保持高度自治，直到2047年。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节选： 问：关于企业撤广告的事，此前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和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本地公司不是一直在这么做吗？ 答：某种程度上讲，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但是能理解本地华人企业，尤其是想在中国做生意的，会被迫去接受。但像汇丰、渣打这样的国际银行若如此行事，就是在步入歧途了。下次他们再来说我们不想让你们和某些客户做生意怎么办？你也屈服吗？ 一个在全世界多数地方都有强势存在的国际银行，如果要有了这样的举动，是在向香港人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这些人正在拼死抗争，希望能如实依照"一国两制"对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加以保护，维持我们当前所享有的法治以及所有的权利和自由。那些香港的普通百姓还有什么希望呢？你们这样做，其他和你们有业务往来的国家看到，又会怎么想呢？ 问：银行说这些决定都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他们在信中给出的回答，你能接受吗？ 答：它们没有否认它们已经从《苹果日报》撤出广告，对不对？它们肯定没有给出我想得到的保证。 像汇丰这样的银行，你一定要问它：'为什么要从这座城市销量最好的报纸之一撤下广告？是什么促使你们这么做的？' 我认为这很能说明问题。首先，你没有否认存在此事。我要求你给出一个明确的保证。你没有给。这样一来我还能得出什么结论？ 问：为什么中国政府要针对《苹果日报》？ 答：《苹果日报》大概是仅存的一个还能保持相当独立性的报纸，敢于表达自己对北京的不满，敢于批评特区政府。现在有这个胆量的报纸已经不多了。在平面媒体甚至电视上，自我审查的情况越来越多。 在过去，他们至少是暗地里悄悄做的。现在有一个状况让我们很担心，他们可以公然干涉，甚至都不打算掩饰了。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因为他们想要让你明白谁是主子。他们认为我们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不只是对香港这样，其他很多问题也是这样处理的。他们越来越强势，因为所有人都表现出我们很需要跟你做生意、投资的样子。很不幸，有钱能使鬼推磨。 如果你这时候选择退缩，沉默不语，你就是在怂恿他们下次给出更过分的要求。要到什么时候才会说受够了呢？ 如果银行真是做过周全的考虑，那从银行的角度，你当然需要的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媒体。要做出有见地的商业决策，你需要最及时、精准的信息。一个媒体的言论可以轻易被压制，是不符合汇丰的利益的，当然也不符合股东的利益。 中国的经济更强了，它感到自己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这种经济力量来达到目的，那么他们就会这么做。 问：此事会怎样发展，是否和"占中"运动有关？这个运动威胁说，如果下一任行政长官选举的新规则无法达到国际标准，就会在香港市中心商业区进行静坐抗议。 答：无关的，这件事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占中是他们最近新添的一个烦心事。[北京方面本周发布的《白皮书》]清楚地表明，他们打算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他们在重新定义什么叫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要是可以的话，他们还会重写《基本法》。 问：但民调显示北京政府正在失去香港民众的支持，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不担心吗？ 答：目前看还没有太多担心。说到底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指望他们的经济施舍和其他帮助，我们还是会和往常一样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接受。'但如果他们真这么想，那就是打错算盘了，因为正如你所说，年轻一代远没有那么能忍。他们对前景非常担忧，一国两制被一点点地削弱，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被侵蚀。这样下去，连法治和司法独立都会受到破坏，到了那一天，香港还有什么？在大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香港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帮助我们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我们的这种角色，只有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 问：你是否认为占中运动加剧了紧张局势？ 答：占中无疑触到了痛处。由于这边有人在挑拨，北京方面开始认为这是在公然挑战他们对香港的权威。自占中的想法提出后，他们在竭尽所能地把它妖魔化，部署反对力量，并夸大所谓的经济后果。 问：你会去支持占中吗？ 答：占中的策划者已经说得很明白。这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当政府要迫使我们接受一套显然并非真普选的方案——即是说，最终结果是预先决定的，人们才会发起行动。只有那样，才会有占中。 如果政府说他们对占中十分关切，那么是很容易避免的。你只需要做你该做的事，也就是实施真正的普选，那是北京政府向香港人民郑重承诺过的，也是写在我们的《基本法》里的。不多不少，就这一个要求。 看到香港回归仅17年就出现如此多的状况，我个人是极为失望的，在很多方面感到痛心。50年的期限，还剩下30多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看用不着等到2047年，一国两制早早就会消失。 我们一定要考虑那些别无选择的人。他们不像有的香港人那么富有，一旦情况不妙可以到别处去。对很多人来讲，他们是没得选择的。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做点什么，至少要遏制住这种恶化的趋势，要继续尽我们的所能。 问：你会参加占中吗？ 答：我衷心希望不要发展到需要占中的地步。我的态度是：如果特区政府和北京要强迫香港人民接受一套明显虚假的普选方案，令大陆方面可以对人选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就别怪香港人民全面动员起来。 傅才德( 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经雷 【附录】 《苹果日报》称北京迫使大客户撤广告傅才德, NEIL GOUGH 2014年06月12日 Alex Hofford/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壹传媒的所有人黎智英，壹传媒因大力倡导香港的民主自由而出名。 香港——一名媒体高管称，英国两家大银行已停止向香港最大的报纸之一投放广告。这或许表明，内地对香港拥有独立思想的新闻媒体的施压出现重大升级。 壹传媒高管马克·西蒙(Mark Simon)说，去年年底，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银行(HSBC)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结束了与《苹果日报》之间的长期广告关系，因为中国政府要求它们这么做。 "现在政府给了它们业务，"西蒙在接受采访时说，"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不必像过去那样了。" 两家银行均表示，它们的广告决定是出于商业考虑。 政治可能在抽撤广告一事中发挥了作用的这一指控说明，通过利用其广阔国内市场所带来的力量，中国政府左右国有企业及跨国公司的行为的实力日渐增强。它还透露出，中国中央政府为了钳制相对自由的香港新闻媒体的言论，将会采取的强硬策略。作为1997年回归中国的条件的一部分，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能够保持高度的自治和公民自由。 壹传媒是一家既有报纸，也有电视和互联网业务的公司，在香港和台湾均设有总部，并以大力倡导香港的民主自由而闻名。该公司的商务总监西蒙说，汇丰银行的一名代表告诉他，在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让汇丰银行终止这个广告关系后，该银行做出了停止投放广告的决定。 记者无法联系到驻港联络办公室的代表，请其置评。在所有人黎智英(Jimmy Lai)的带领下，壹传媒对中央政府一直持尖锐的批评态度。比如周三，壹传媒网站上的一段动画视频对中国周二发布的一份有关香港的政策文件进行了严厉批评。名为《高度自治变北京全面管制》(High Degree of Autonomy Becomes Total Rule From Beijing)的这段视频提醒人们警惕共产党在香港的控制日益加强。 "新一轮赤化香港行动开始了，"解说员说，"白皮书只是个开始。" 最近几个月，曾在殖民政府担任布政司司长，并在新政府担任政务司司长的陈方安生(Anson Chan)在向相关银行询问抽撤广告一事。陈方安生一直是香港新闻媒体自由及普选权的倡导者。（上述两个职位皆为香港的二号官职。） 在《纽约时报》查阅的信件中，两家银行的高管在给陈方安生的回信中强调，广告决定是出于商业考虑。但两家银行均未反驳西蒙的观点，即结束广告关系的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他们肯定没有给出我想得到的保证，"陈方安生说。 "像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这样的跨国银行，如果这么做，就是走上一个很滑的下坡路，"陈方安生在接受采访时说，"下次他们打电话来说我们不想让你们和某些客户做生意怎么办？你也屈服吗？" 对内地持批评态度的香港媒体机构表示，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向广告客户施压，要求它们撤出赞助。但在那些案例中，政府的目标都是中国企业，许多还是国企，它们除了服从北京的旨意外别无选择。 今年1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时，《南华早报》(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一篇报道称，《AM730》的创始人施永青(Shih Wing-ching)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北京向"内地支持的公司"施压，要求它们停止在该报投放广告。《AM730》是香港的免费报纸之一。 截至去年，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一直跻身于壹传媒最大的几家金融广告客户之中。失去这两个客户后，在香港上市的壹传媒元气大伤。西蒙说，2013年，在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支出分别于8月和12月结束前，两家银行合计在壹传媒投入了360万美元（约合2240万人民币）广告费用。自那以后，两家银行均未再在壹传媒投放广告。 "我们有关市场营销部署的决策制定是建立在商业考量的基础上的，牵涉到相关活动的目的，以及目标受众人群，"汇丰银行驻香港发言人加雷思· 休伊特(Gareth Hewett)在一份声明中说。 渣打银行女发言人加布里尔·关(Gabriel Kwan)表示，"这是个市场决定。" 香港中文报纸《明报》的经营部门总经理亚历克斯·柯(Alex Ko)表示，香港的报纸广告市场在小幅收缩，但幅度小于美国等其他市场。 他说《明报》未曾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依然是该报的广告客户。"除商业考虑外，我觉得没有其他任何原因，"他提及广告投放量时说。 他表示，在香港，互联网的增长削弱了平面媒体的发行量和广告。他说，香港有12家付费报纸和4家免费报纸。 "广告稍微有些下滑，"亚历克斯·柯说。但在香港，"报纸市场和广告市场的下跌没有在西方国家那么严重"。 他接着说："在香港，商业考虑依然是最重要的。"他拒绝就有关《苹果日报》因为政治压力而失去广告客户的报道发表评论。 他表示，许多大公司是通过主要的广告公司订购广告的。他说，"我们的确相信它们的专业素养，会协助客户将广告投放到合适的媒体上。" 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广告不仅涉及壹传媒的旗舰报纸《苹果日报》的纸质版，还包括杂志和互联网广告。证券交易文件显示，《苹果日报》的网站是香港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每天有150万唯一用户。这两家银行在香港持有大量零售和交易业务，以它们名字命名的摩天大楼均矗立在香港中央商业区的中心地带。 汇丰银行的英文缩写HSBC中的"H"代表香港，"S"代表上海。十多年前，作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条件，制约外国银行的规定放松。自那以后，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一直在中国内地扩张。汇丰银行还将数千名所谓的后勤员工安排到了内地。 西蒙说，去年，香港本地的两个广告客户东亚银行和汇丰银行的子银行恒生银行，大约与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同时停止了广告的投放。 《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报道了西蒙的指责。西蒙发表这些指责之际，内地对香港经济和政治事务的侵蚀性影响，以及记者遇袭事件的增加在香港引发的担忧日渐升级。 今年4月公布的一项民调发现，大部分香港民众不喜欢北京的中央政府处理与香港之间的关系的方式，这是十年来的首次。 今年2月，《明报》前总编刘进图(Kevin Lau)被手持菜刀的行凶者袭击。这起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他被排挤出了《明报》。菜刀是香港有组织犯罪团伙喜欢选择的武器。刘进图在袭击中身受重伤，现在还在康复中。 去年6月，一辆车撞向黎智英位于香港的家的大门，现场留下了一把斧头和一把刀。在同月的另外两起独立事件中，数千份《苹果日报》被纵火烧毁。该公司在一段动画视频中详细记述了相关事件。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储百亮(Chris Buckley)对本文有报道贡献，Alan Wo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13 Jun 2014 07:13 PM PDT 当香港反对派主导的"6·22"公投和"占领中环"运动箭在弦上之际，中共发出了97回归以来最严厉的政治警告和权力声明。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长达2.3万字的全文，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当即推为首页头条。白皮书共分五个章节："香港顺利回归祖国的历程"、"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的确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新华社电稿中的摘要也正是舆论广泛关注所在，尤其是"警惕外部势力"的表述，获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凤凰同步录入标题："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现的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都与此有关"；"面对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调整和变化，香港需要不断提升竞争力；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需要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协调，妥善处理民众关切。同时，还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 晚间，在通报《香港特区政府：欢迎中央政府发表"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后，新华社再发评论员文章《正本清源，凝聚共识》，着重摘引白皮书中有关"全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含义"的章节，以示关键："'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在'一国'之内，'两种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鉴，才能和谐共存，共同发展。'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有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明确认识，达成一致，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之路才能走得正，走得稳，前景更宽广。" 异口同声的阐述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中共最高喉舌今晨以头版刊发消息并配社论的高规格烘托白皮书之问世，另附两整版刊载文件。以南方都市报头版头条《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为代表，各地市场化媒体亦多有报道。 作为面向港澳台的外宣阵地，人民日报海外版全力投入，头版评论《中央治港思维的最新阐释》由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强世功出面，点明中共苦心孤诣："中央在这个时候就香港问题发表白皮书，既有现实考虑，也有长远打算。就现实考虑而言，显然是目前争论最激烈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 为此，白皮书重申了'港人治港是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并明确表示'爱国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就长远考虑而言，白皮书进一步总结并强化了中央治港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白皮书特别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以往人们对主权的理解多集中于外交、国防，按照这种理解，香港不少人主张除了外交、国防，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权就在干预香港事务，以至于基本法规定了人大释法，但香港却有人反对人大释法，认为释法是破坏香港法治。白皮书在强调中央在香港实行主权的同时，对主权权力进行细化，特别提出'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表明中央依照基本法对香港拥有更多的权力，包括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命、行政长官对中央述职、指导特区政府施政等，都属于管治权的一部分。" 此外，这篇解读稿还论述了"白皮书特别强调香港宪制的最终基础乃是中国宪法"之用意："香港社会普遍认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宪制性法律，是香港的最高法律，同时将基本法的依据诉诸中英联合声明，主张基本法是这个国际条约的法律化。针对这种流行的理解，白皮书特别强调指出，基本法的依据是中国宪法。为此，白皮书不仅指出联合声明签署之前新宪法第31条的规定，并详细列举中央公布的十二条对港方针，而且明确指出'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构成了香港的宪制基础'。这显然是指香港的宪制地位包括宪法，基本法必须放在中国宪法框架内，是中国宪法框架里确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这就把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把香港特区与国家整个宪政体制的关系讲清楚了。" "新香港要有新香港的思维，思想意识上的转折尤为重要，不能固守殖民地思维和心态。目前香港存在的许多问题和理解的偏差甚至是错误的认识，跟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历史转折'不无关系"——通过《本报特约专家解读香港白皮书》，人民日报海外版继续否定反对派诉求："中央政府授权香港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有些人就误解为本源性权力在香港，并提出了'剩余权力'的概念，这是极其错误的。因为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本源性权力在中央。'剩余权力'说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们认为国防、外交归中央政府，剩下的都是我的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必须予以澄清。中央政府授权是香港高度自治权的唯一来源"；"香港反对派的'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方案，是不符合基本法的相关规定的。二者都要坚决否定。现实香港的政党发展格局，大体上是以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为分野的。如果允许政党提名，两派上演大比拼，是不利于国家和香港利益的。香港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由特质的社会，这种自由既带来了香港的繁荣，也为外部势力借机干预香港事务、危害国家利益开了方便之门。香港没有实现'二十三条'立法，本身就给国家安全埋下了隐患。既然存在这种隐患，就不能完全放开'公民提名'，否则极容易为外部势力干预香港留下可乘之机。" 其中，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在此解答"香港政制为何要循序渐进"："第一，香港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意识...... 在起草香港基本法之时，香港社会是亚洲地区发展的典范之一，当时的香港是一个竞争十分自由、社会相对公平、政府比较廉洁的社会。虽然民主是个好的制度，但若暴风骤雨般实行，对香港社会也将造成很大的不稳定...... 末代港督彭定康推行的政改，实际上是在英治香港的最后5年，要把英治香港100多年不曾给予的民主给予香港居民。这与其说是'还权于民'，还不如说是想为英国的'光荣撤退'寻找代理人。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香港反对派的核心人物与英美有着密切的联系，反对派所要求的激进民主，目的是争夺香港的管治权，而不是基于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改善，后者恰恰是被反对派的激进民主所裹挟和绑架。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因此受到中外反对势力的掣肘。" 不过，若要说到疾言厉色，最高喉舌的队列里谁也比不过环球时报。这份人民日报子报今天的社评是《香港极端反对派不知天高地厚》，替国新办否认了香港泛民派有关"白皮书是'冲着'6·22'公投来的'"的指控："反对派严重高估了'6·22'公投所能产生的影响。中央发布白皮书是治理香港的一项重大举措，一个非法设置的公投怎能与之相提并论...... 反对派现在沉迷于自己的政治诉求中，公开站到中央的对立面，否定全国人大对《基本法》的释法权，而且他们好像对自己能"最终胜利"颇有信心。从内地看他们这些人，真是觉得好可笑...... 香港极端反对派需要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他们还是应认真摸索在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里做反对派、而不是充当国家反对派的应有分寸。如果他们觉得这样做反对派不过瘾，非要自叹命苦，高呼'为什么'，那只能说他们缺悟性，'一根筋'，是他们自作自受...... 香港反对派如果以为借助西方力量的支持就可以向北京施压，迫北京做出重大让步，那他们实在是太天真了。" 事实上，带头奚落和警告香港反对派，本就是环球时报的重要使命。 前天，曾有一则事关香港"占中"运动的表态被呈现于各门户首页："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周南近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批评，'占领中环'是反华力量图谋篡夺特区管治权，有必要时中央可以宣布戒严，进行干预。" 是源自香港星岛日报的报道，被环球时报引入内地："今年是中英谈判30周年，参与过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周南批评，提出'占中'口号的人属于反华力量。他表示，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很早已预见香港回归后有出现动乱的因素，所以中央要保留干预香港事务的权利。周南特别提到《基本法》第18条规定，如香港发生动乱时，中央有权宣布戒严，并进行干预。此外，周南也提到《基本法》第23条就是为不允许香港作为颠覆大陆基地而制定，因此23条迟早要落实。" 根据环球时报摘引，周南的言论随即在香港社会引起不同解读："'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反驳，'占中'无意挑战中国的主权地位，周南说法是误解甚至抹黑'占中'。但立法会主席曾钰成7日强调，中央及特区政府不怕'占中'威吓，也不会因'占中'、'全民投票'而改变立场，接受在原则上不能接受的议题。立法会议员吴亮星形容，'占中'行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反华'，香港长期以来都有外国势力介入，政团在资源上接受外国援助已不言自明。港区人大代表王敏刚也表示，'占中'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他批评'占中'搞手'学外国搞颜色运动'，挑拨市民对抗中央政府，打击香港经济，社会应齐声谴责。香港电台8日报道，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不评论周南的言论，但相信香港警方有能力处理破坏社会秩序的事。" 尽管香港反对派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在此前内地媒体上并未得到太多报道，但经由环球时报以及微博微信传播，已逐渐为人知晓："不仅'占中'势力鼓吹市民参加'622政改电子公投'，有团体扬言会于七一游行后提早'占中'，而且外国势力过去半年也频频在港有'小动作'。据香港东方日报8日说，先有末代港督彭定康于今年3月访港，其间曾密会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前下属，又在访港期间多次'说三道四'，一度声称香港过去数年民主发展受到压迫。最近，美英两国驻港领事也频频'搅局'，去年才到港履新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作风高调，上月更率领英国、德国等七国领事组成'小八国联军'，浩浩荡荡进军深水埗区探访，英国驻港总领事吴若兰近日也被发现高调与多名泛民议员共进早餐谈政改。" 昨天，接过环球时报的话头，人民日报海外版亦出面报道周南表态，并引用包括李嘉诚、李兆基在内的知名人士言论，向"占中"行动表示反对——《中环是香港心脏，怎可瘫痪？》。 当此紧要时刻，由曾在香港回归过渡期同英方周旋的中共驻港机构前高层出面发声，无论是被视作"严厉警告"还是"善意提醒"，都表明决策层在面对"香港走到失控边缘"时已经做好"先理后兵"的准备。 从这个视角来看，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前天同期刊出《警惕西式民主陷阱》和《中国民主模式初步成形》，否定"街头政治"、"选举政治"，虽说主旨在于内地，但应该也有旁敲侧击之功用。 至于那些由中共在港安插的喉舌媒体，此时愈加责无旁贷。 连日来，大公网陆续发表《占中争权是下策，中央予港普选"零代价"》、《"占中""港独"合流问题严重》等批判文章，昨日更由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庄撰稿，为"中央可颁紧急状态平乱"提供说明："香港反对派有一种误区，即使发生'占中'，出现动乱，驻军也不会出动，这是'一国两制'不能承受的后果，并暗示中央一定会让步...... 周南的提醒也是对这班人的回应。中央当然希望香港保持繁荣稳定，也希望香港民主进程可以推进，但不会放弃香港基本法。放弃了基本法就等于放弃'一国两制'，也就间接使香港成为在'民主'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使香港成为美国重返亚洲、进行战略再平衡的旗子，这样的自由港又有何用？" 今晨，以国新办白皮书为据，这家香港大公报下属网站一边展示《港反对派惯性抹黑漫骂，将白皮书与"622"挂钩》，一边由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示意中央举动"非比寻常"："刘兆佳认为，中央意识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发展达到转折点，到底未来会按照中央的方针，抑或走向与中央对抗，甚至可能成为颠覆基地，进而威胁国家安全。他说，单靠特区政府的能力及政治资源，或难以驾驭香港目前的局面，更不要说引导香港走向原有'一国两制'发展的轨道上。他又预测指，中央对港政策只会越来越强硬，不会再采取容忍及姑息的态度。" 香港文汇报社长王树成懂得社交媒体的重要性。平素并不频繁更新微博的他从前天深夜起连发9条留言，将香港比作"被宠坏的孩子"、"似乎进入人生的叛逆期"，叹其"近来被几条烂仔搅和得乱哄哄"："他们拿着外国的洋钱，以祸乱香港为职业，而不惜把那些不明就里的民众和学子们推入火坑，让他们抗命，让他们违法，让他们陪绑，更让他们付出败家毁业的代价...... 中央之于香港，犹若家长和孩子。家长对于孩子，须有规矩，如不加监管，骄纵放任，不仅祸害社会，也自毁前程。谁家的孩子，也不能允许整天不务正业，不允许为所欲为地欺爹辱娘，更不允许外人教唆挑拨。家长有调理孩子的责任，孩子有对父母尊敬和尽孝的义务。" 王社长的"家长孩子"之喻，算是符合澳门回归时那首《七子之歌》的主旨。只不过，对那些视香港为"中国民主自由最后血脉"的中共异议者来说，这个比方应该是大错特错。一周之前，他们为维多利亚海港边蔚为壮观的烛光悼念而感动，一周之后，看着国新办昭示"全面管治权"的白皮书，纵然曾因此前的幼童便溺风波而哀叹民粹极端，也忍不住要出言感叹。 @仝宗锦虽然承认"香港民主派关于普选的具体主张缺乏基本法依据"，但他还是心存疑问："不理解为何在这个时间发表这个白皮书，这是嫌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缺乏动员令么？"@色色猴则截图展示"香港Facebook己炸锅"的情形："有点炫耀和威胁味道的白皮书，'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云云，很怀疑其作用，也许适得其反"。 香港确已"炸锅"。根据观察者网今早汇总，"'一国两制'白皮书震动香港，反对派、外媒对号入座"，身在特区的新华社记者林建杨则通过微博张贴"风起云涌"的香港东方日报封面报道——《17年来从未过问，临危发表白皮书，中央忽然提管治权》："政界形容白皮书是'迟来的警告'，质疑中央想'忽然收权'的效果及决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
||
|
“六四”成为香港价值体系重要组成部分（附林培瑞：北京“意在威吓”香港民主人士） Posted: 13 Jun 2014 05:49 PM PDT   |
||
|
Posted: 13 Jun 2014 11:59 PM PDT
电影《归来》的热映热议，无意中造成了一个精神病学专业名词－－"心因性失忆症"的大普及。很多人问：生活中真的有心因性失忆症吗？像冯婉瑜那样，一直期盼着自己的丈夫陆焉识归来，可是对已经平反归来，站在面前的陆焉识就是认不出来，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真的吗？ 专家告诉我们，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是真的。 所谓心因性失忆症，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心理原因导致的失忆。患者生理上并没有问题。心因性失忆症是指，在特定场景下，当事人遭到重大事件的刺激而产生选择性遗忘。 精神病学把心因性失忆症分为四类： 1、局部性失忆症：患者对某些创伤事件发生前后数小时内的情况完全失去记忆。 2、选择性失忆症：对某段时期发生的事情，选择性地记得一些，遗忘一些。 3、全盘性失忆症：完全忘记自己的生活背景，包括姓名、住址等。 4，连续性失忆症：忘记自某一年或某一事件之前的过去经历。 按照上述分类，冯婉瑜的失忆症应属于第2种。冯婉瑜就是认不出陆焉识了，在其它方面的记忆大致都还正常。选择性失忆症的患者大都能生活自理，能正常工作，能和其他人正常地交往互动；唯独对某些特定的人或事失去记忆。正因为这种患者平时都和正常人一样，只在个别事情上犯傻，所以会引起误解，以为他／她是装傻是装糊涂，其实他／她不是装傻装糊涂，是真的遗忘了。 从患心因性失忆症的冯婉瑜，我联想到林昭，联想到关于林昭是不是疯子的争论。 提起疯子，一般人想到的就是胡言乱语，意识混乱，不知好歹，乱打人乱砸东西，等等。在精神病学上，这些症状属于癔症即歇斯底里。据精神科医生介绍，他们平时遇到最多的精神性疾病，是机能性或心因性精神病。患有机能性或心因性精神病的人，神志清晰，智能正常，可以正常生活工作；他们只不过有某些特别荒谬的行为或想法，令人感到有些古怪。 心因性精神病有多种类型，除了心因性失忆症外，还有心因性妄想症等。心因性妄想症也是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当事人由于遭受重大刺激而产生一种妄想状态，疑神疑鬼，还可伴有幻觉或错觉；而这些妄想、幻觉或错觉的内容都具有心因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和当事人受到的那些刺激事件有密切关联；因此，当事人常常有强烈的情感体验和愿望。 在林昭的遗稿里，有大量文字写到她和已故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生死恋情，又多次把看守所所长认定为毛泽东本人。这些都显然不是事实，因此被一些评论者视为疯话，因而认定林昭是疯子，并由此推断说林昭的其它言论也不应该认真看待。然而根据以上关于心因性精神病的简要介绍可知，如果林昭的那些文字不是自由的文学创作，那么就是心因性精神病的表现：她和柯庆施的生死恋情是虚妄的想象，她把看守所所长认作毛本人则是错觉或幻觉。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说林昭患有心因性精神病。但问题是，作为心因性精神病患者，林昭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有很荒谬很离奇的想法，那并不妨碍她在其它事情上同时又是神志清晰、智能正常的。就像冯婉瑜的失忆是选择性的失忆，同样的，林昭的妄想和幻觉、错觉也是选择性的，仅仅表现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 因此，正像我先前讲过的那样，我们不可以把林昭其它的言论也当作疯话，连孩子带澡盆一齐泼掉。以林昭当时身处的极端情境，有一些想入非非，有一些妄言谵语何足为奇。真正令人称奇的是，在林昭的遗著中，竟然有那么多非常清醒、清晰、深刻、优美、厚重并且细腻的文字，那只能是出自一个高贵的灵魂。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3期 2014年6月13日—6月26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5, 2014, 7:12:21 AM6/15/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14 Jun 2014 11:27 PM PDT
六四屠殺，是違反人道的反人類罪行。中共就是反人類的邪惡政權，根本不應去宣揚甚麼愛國；正如每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之中，也可見到不同種族以及國籍的人士，一起拿起燭光去悼念，六四，是跨越種族界線，跨越國界去追求民主自由的一場運動，絕不應自貶为所謂的「愛國主義」。 「愛國不愛黨」是沒有出路的 五月廿七日理工大學舉辦了一個論壇，題目為「本土不能愛國 悼念六四應如何定位」，明顯是回應上年有關支聯會「愛國愛民」題目的爭議──今年六四晚會在面對上年的批評，以及尖沙嘴另一個晚會的「競爭」之下，終於慢慢改革去面對時代的轉變；然而一些堅持愛國的一群，以民族主義愛中國的一群，相信「愛國不等如愛黨」的一群，繼續要把六四晚會綁上愛國的戰車，甚至有少部份人仍然堅持說，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被共產黨洗腦，才「不明白」甚麼叫做「愛國不愛黨」云云；事實上，丁子霖比起這些「老愛國」更加清楚民族主義的把戲，而「愛國不愛黨」是沒有出路的。 上年丁子霖說：「學生曾經提出愛國的說法，結果被扭曲為愛國等於愛黨」；支聯會則認為愛國沒有問題，「只是愛國的意義被中共扭曲 」；然而真正的問題，卻是愛國有沒有可能不被黨所扭曲呢？究竟歷史上有沒有「愛國不愛黨」的先例呢？「愛國不愛黨」在對抗集體愚昧，或者在抵抗奉行國家主義的納粹黨及共產黨上面，有沒有效呢？ 1933 年希特拉上台組閣，當時認同納粹黨的只是三成多的選民，而大多數的德國人都把這個人當成是瘋子或者笑話看待；德國人不愛納粹黨，甚至不愛希特拉，可是他卻透過掌握總理一職，以及秘密警察的國家機器，然後成功把黨國等同，最後更偷換概念把愛國變成愛黨；而更可怕的是，即使在德國仍然有大量的知識份子甚至貴族遺老及軍人，他們堅持不信奉納粹主義，可是他們最終卻仍然被希特拉利用作為殺人的工具，變成侵略的機器；在納粹德國，愛黨的人參加了納粹的黨衛軍，而愛國的人參加了德國的國防軍，最終兩者一樣進行了侵略，也一樣造就了屠殺猶太人的毒氣室；把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的，不是靠「愛納粹黨」，而是這些人都相信這做法對國家有幫助，而猶太人就是國家的敵人。毒氣室不因「愛黨」而成立，「愛國不愛黨」也絕對無力制止納粹黨。 「愛國不愛黨」无力制止獨裁者 德國人不愛納粹黨，他們只是單純愛國；扶植希特拉上台的不是靠愛納粹黨，只是德國人愛國，而相信希特拉可以「救國家」而已－－毛澤東不也是一樣嗎？因此「愛國不愛黨」，有力制止獨裁者產生嗎？有能力去推翻獨裁政權嗎？不。 能夠抵抗納粹的，就是連國家也不愛－－當年棄國出走，離開納粹德國的，就包括大量這樣的科學家；德國的核子科學家大舉出走移民（如美國），令德國的原子彈進度嚴重落後，而出走的德國科學家，更令如美國等察覺問題之嚴重及危險，令美英等盟國派專責的敢死隊去破壞德國的重水工廠，以達到阻礙德國發展原子彈，最終令德國無法完成原子彈，改寫了歷史。 誰說國家是用來愛？是誰告訴你要愛國？人類歷史幾時才流行「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的流行，始於拿破崙戰爭，以及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更在二十世紀前半葉，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合流；所謂「中國人」，其思想停留在百多年前的時代，自年少就被灌輸「中國積弱，因此要強大」、「西方列強欺凌」、「日本侵華」等已成歷史也不再時下的問題的過去，時空錯亂之下，不斷幻想中國要「大國崛起」；中國共產黨就是利用這種民族主義思潮，如反日反美等，去把「愛國憤青」收編入可供中共利用的陣營。這些人，絕不止是受中共教育的一群，即使去到歐美國家，也有大量這些「愛國華僑」被利用，甚至成為中共的間諜。亦因此，資源在中共手中，宣揚愛國，只會被中共利用；畢竟教人愛，比起教人分辨為甚麼要愛，甚麼不應該愛，易得太多。 「愛國主義」是最可怕的邪教 事實上，地球上最可怕的邪教，叫做「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因此這個邪教最成功的分枝－－共產主義，在宣揚其「黨邪教」失敗時，訴諸於「愛國邪教」；你不愛黨，最少也要愛國吧？然後就透過由黨控制的國家機器，用邪教思想引誘你去配合「國家」，從而達到邪教控制之目的。 在廿一世紀，我們不應再沉淪在百多年前的愛國思潮，而應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為支柱，六四屠殺，是違反人道的反人類罪行。中共就是反人類的邪惡政權，根本不應去宣揚甚麼愛國；正如每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之中，也可見到不同種族以及國籍的人士，一起拿起燭光去悼念，六四，是跨越種族界線，跨越國界去追求民主自由的一場運動，絕不應自貶身價，再拾起西方國家不斷淡化以至貶抑的所謂「愛國主義」。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
|
Posted: 14 Jun 2014 11:25 PM PDT
中國五千年來沒有任何事件，像"六四"這樣，根本改變了國家和國民。國家"六四"後的選擇：要麼墮落，要麼重生，不幸的是選擇了墮落；國民——從元首黨魁，到作家教授，到工農士商，"六四"後的選擇：要麼卑鄙，要麼高尚，不幸的是選擇了卑鄙，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是很多人。最大的改變是國家不是個人 "六四"二十五周年過去，今年"六四"，我除了參加我居住城市的各種紀念活動，我還思索一個已經思索了很久的題目："六四"後，人們都做了怎樣的人生選擇，而使有的人變得卑鄙，有的人變得高尚？ "六四"二十五周年紀念日前，有故人從中國來，一見面就問我：你為了"六四"遠離中國，流亡海外，由中年而到老年，值得嗎？你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如果"六四"後你不選擇流亡，你的生活會是怎麼樣？自"六四"至今二十五年來，故人見面都會問我同樣的問題。這也是讓我思索"六四"後怎樣做人生選擇的原因。 "六四"最大的改變，不是個人而是國家，讓本來可愛的中國變得可惡。"六四"第一次使中共殺百姓名正言順，於是醜陋與邪惡便在中國成為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的常態。"六四"後中共展示了它與古今中外所有統治者的不同：毫無羞愧的蛻變成無官不貪、無惡不作的權貴集團。它只用了二十五年的時間，就讓民族精神沉淪，國家不再偉大，人民不再善良和正義；讓天空彌漫霧霾、土地浸透毒素，江河污水橫流，讓人們吃地溝油和化學物製作的食物。 國家改變，國民則面臨人生選擇。我看到政論家胡平幾年前為紀念"六四"寫的一篇短文，文中講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六四"後曾激憤的要宣佈退黨，走在路上被人勸說幾句躊躇不前。後來王晨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和社長，如今更是扼殺中國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元兇，是撒彌天大謊的《中國人權白皮書》的炮製者。王晨是在"六四"後前去退黨的路上停住腳步的一瞬間選擇了自己的後半生，他選擇卑鄙，放棄了高尚。還有人人熟知的歌唱家李雙江，八九民運期間曾想去天安門廣場和學生一起絕食，後被人勸阻而沒去。如果他去了，"六四"後成為中國的政治異議者，那麼他就選擇了高尚，放棄了卑鄙，不至於二十五年靠謳歌中共的盛世來換取一個文藝將軍的頭銜和待遇。 过去同事中的老实人选择了卑鄙 我二十五年前的同事，有許多人"六四"後也選擇了卑鄙。現任《人民日報》社長楊振武，二十五年前是一位老實人，他參加了八九民運首都新聞界的遊行，喊出"我們想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的口號，但"六四"後，他一定是做了非同一般的卑鄙選擇，才能升任代表中共中央說假話、欺騙、造謠、愚弄國人、愚弄天下的《人民日報》社長。"六四"前的《人民日報》，歷任社長、總編，不乏有高尚而勇敢的改革者，不乏有維護知識份子的尊嚴與良知者，"六四"後一個都沒有。我的這位同事應是"六四"後選擇卑鄙放棄高尚的典型。 我的另一位同事，名叫朱維群，"六四"後當上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執行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他的後半生幾乎所有精力都用於污蔑、中傷受全世界尊敬的達賴喇嘛。幾年來一百多位藏人自焚，任何人都會動惻隱、同情之心，他卻屢屢對自焚藏人出言不遜，他不僅是卑鄙，簡直是窮凶極惡，喪失了做人的良知。他過去是一位老實人，他的今日，也是"六四"後自己做出的選擇。 每年"六四"，我思索"六四"改變人生這個題目，也會想到自己。我想的是：如果我不因"六四"而選擇與中共決裂，那麼我二十五年來會有一個什麼樣的人生呢？我當然會是中共權貴集團中的一員，我不敢保證自己不會成為貪官。其實早在"六四"前，當我手中掌握了一點權力，就有人教我貪污受賄，那是一筆三十萬元的款子，我沒有接受。事後我不禁要想：如果這筆款子是三百萬、三千萬，者巨大的誘惑，我還能抗拒嗎？"六四"後，既然無官不貪，官員不貪才是問題，不貪的官就官位不保，甚至被送進監獄。即使不涉金錢財富，"六四"後我仍掌管媒體，也必然與王晨、楊振武無所區別。 庆幸享有高尚、遠離卑鄙的圈子 因此，每年"六四",當我和大家一起譴責中共"六四"暴行，悼念"六四"亡靈，同時我也要慶倖自己"六四"後的選擇：那也是在一瞬間，我決定離開可惡的國家，換一個人生，換一個活法，使得我有可能與高尚為伍，而不曾卑鄙。二十五年來，我養活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錢，都靠辛勤工作掙得，乾乾淨淨，花得心安理得。貪污、受賄、侵佔、掠奪、欺詐，中國盛行的這些人類最低劣的行為與我無關。我雖然從未生活富裕，有時甚至拮据，但精神卻自由愉快。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全憑自己的心恣意寫成，不必顧及有人審查，不必擔心被捕入獄。作為以文字來表達自己知識份子，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樣的生活更福氣、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樣的人生更快意。僅此，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便很值，這也是我每當故人提問，我理直氣壯做出的回答。 二十五年來，我的生活圈子，我結交的朋友，也都是享有高尚、遠離卑鄙的人，包括一個個流亡知識份子，包括一個個流亡學生領袖，還有與政治流亡者共進退的海外華人。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朋友方政：方政"六四"前是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生物運動力學專業四年級學生，是一位學生黨員，團總支書記，如果沒有"六四"，他也許會是中國體育舉國體制中的一員。一九八九年方政和同學們一起參加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六四"淩晨，撤離天安門廣場，走在西長安街上，解放軍的坦克從後面追趕上來，他本可以躲開，但他的選擇是：為掩護一位女同學而被坦克輾斷雙腿。"六四"後，方政繼續做自己的選擇，拒絕為中共掩蓋"六四"真相，決不承認自己的雙腿是在交通事故中失去。為此他寧願付出巨大代價：不能享有殘疾人的福利，不能就業，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生活無著，甚至更換破損輪椅的錢都沒有。二OO九年，方政經旧金山"人道中國"組織的救助來到美國，他繼續從事中國民運和人權事業，擔任舊金山"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和"天安門民主大學"董事會主席。方政也是"六四"選擇人生的典型，他拒絕卑鄙，選擇了高尚。 中國五千年來沒有任何事件，像"六四"這樣，根本改變了國家和國民。國家"六四"後的選擇：要麼墮落，要麼重生，不幸的是選擇了墮落；國民——從元首黨魁，到作家教授，到工農士商，"六四"後的選擇：要麼卑鄙，要麼高尚，不幸的是選擇了卑鄙，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是很多人。 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 注：作者为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
|
Posted: 14 Jun 2014 10:47 PM PDT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在香港興起的本土反共政治力量，發展迅速，尤其年青一代敢於以更進取的方式對抗中共政權，追求真正自治。 在中共加強打壓下，今年悼念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的活動仍在海外遍地開花，作為反共最前線的香港，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六四集會，燭光依然明亮，大會公佈逾十八萬人參加，與二十周年時相約。而更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在香港興起的本土反共政治力量，發展迅速，去年才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出現的另類悼念六四集會，參與人數由去年的七百人激增至今年的七千人。另外，在駐港解放軍總部外，及接近深圳邊境的上水火車站等地方，亦首次出現悼念六四活動，反映出越來越多香港人，尤其年青一代敢於以更進取的方式對抗中共政權，追求真正自治。 中共打壓香港悼念活動有新舉措 中共打壓香港的六四悼念活動，今年也有新舉措。先是把禁止來香港參與六四活動的黑名單，由海外民運人士擴展至學術界：首當其衝的，是應支聯會邀請到港，出席六四研討會的台灣學者曾建元。五月三十日，他在香港機場被拒入境。香港入境處人員對他說，接獲北京方面通知，其台胞證已被註銷，故不能入境。曾建元是台灣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亦是王丹等人創辦的華人民主書院的董事，過往曾多次來港，從未受到阻撓。 其次，派出「打手」組織，製造中共當年鎮壓有理的聲勢，衝擊悼念六四的活動：近年受香港土共操控，用以針對香港泛民主派及法輪功的所謂民間團體，如「愛港之聲」等，於六月四日在維園外圍設置街站，播放他們剪輯的錄像片段，聲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要讓市民從另一角度認清六四真相。另外，他們亦到尖沙咀向悼念六四的本土派叫囂，並揮動五星旗和中共黨旗挑釁。雖然「愛港之聲」成員在現場多次遭到市民抗議，但由於得到警方的特別關照，一些不滿的市民反被警方為難或帶走。 但歷史早已告訴世人，一個政權不順應民情改革，以為用高壓及瞞騙手段就可見效，只會招來更強大的反抗和鄙視。更可況香港是一個高度自由開放的現代化城市，並非被中共監控和愚弄了逾半世紀的封閉社會。近年中共放任的自由行惡策，已使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直接衝擊，加上中共一再以歪理和白色恐怖手段，阻撓香港在二零一七年推行真正普選，香港人的怒氣已積累到頂點。過往較溫和的抗爭模式，已逐漸被香港人所唾棄，乘勢而起的，必然是更激進的力量。 近年興起本土派是一股新力量 近年興起以香港利益為本的所謂本土派，便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新力量，但其實本土派只是一個概括的名稱，參與者總體來說是不滿中共專制政權，然而對中國、香港政制發展和本土意識的取態，以至抗爭手法，都存著分歧。 就以今年悼念六四廿五周年為例，有網民組織「全民支持香港回歸英國」行動約十人，傍晚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外集會，又播放英國國歌，反對英國把香港交給屠夫政權，要求英國國會宣告《中英聯合聲明》無效，讓香港「回歸」英國。而「香港旗飄揚」及「香港人優先」各數人，先後到駐港解放軍總部外示威，抗議解放軍當年殺害學生及民眾，兩批人士均高舉代表香港自治的龍獅旗。其中「香港旗飄揚」的參加者未有高叫口號，僅高舉「殺人軍隊躝返中國」的橫額。香港人優先則高呼「殺人軍隊可恥」，然後為六四死難者默哀。在本土派的政治光譜中，這批人士可說走得最前，但人數較少，部份更有深厚的戀英情結。 而由「熱血公民」統籌，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舉行的悼念六四集會，凝聚了各路本土派人士參與，甚至擁護中華民國的香港慱統右派團體，亦拿著中華民國國旗來參加。大會開始時為六四死難者默哀三分鐘，但強調中共是個殺人政權，根本不用向他它提什麼平反六四，它也不可能會改革成一個文明的政府。對香港人來說，六四最大的意義，在於警惕大家認清中共政權的本質，香港人必須須以香港為本位，眾心起來反抗中共赤化。大會又批評支聯會吃政治老本，年年以同一模式悼念六四，與民主黨一樣對中共政權抱有幻想。 集會中高喊的口號，包括「不要平反六四，我要中共倒台」「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但對於「我不是中國人」，並非所有參與者都接受。一對中年夫婦表示，我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所謂「中國」，是文化歷史、血緣族群的概念，不應與中共政權混為一談。可惜中共治下，黨國不分，奪了中國的話語權，種種貪污腐敗、惡行暴政，皆令人心痛惡絕，連帶「中國」都受其拖累，年青人抗拒自己是中國人也能理解。 需「歡迎多元方式悼念六四」 一位在集會尾声時才到場的七十歲老先生表示，剛從維園燭光晚會過來，兩邊都有那麼多人參加是好現象。六四悼念活動非支聯會獨家經營，無妨走向多元化，但用不著互相攻訐。他認為近年本土意識，甚至是港獨意識抬頭，都是中共迫出來的。如果中共善待民眾，尊重人權，有目標、有步驟地推動民主法治，人民豈會不加擁護？ 面對港共組織和本土派的批評，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早前接受訪問時，慨歎支聯會正受到內外夾擊，「一方面是扭曲六四真相，另一方面是分散的我們的力量，支聯會希望能團結全香港人，一起到維園舉起控訴的燭光。全中國、全世界都是看著我們維園的燭光，燭光的良知控訴是最有力量的。」 這種以大阿哥自居的回應，顯然沒有意識到本土派對支聯會的不滿，是由於年青新一代追求多元，和對保守現狀的反抗，如果簡單地以為新興的本土派要分散支聯會的力量，而不願加強相互的溝通和了解，日後只會造成更大的決裂。既然大家都是以抗共為大方向，作為一個老牌團體，何不主動釋出善意，以一句「歡迎多元方式悼念六四」來化解矛盾？ 六四臨近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一年一度有關六四的民調，發現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跌至五年新低，而認為港人有責任推動內地民主及經濟發展比率亦跌至約二十年低位。多少反映出香港人對中國感情的疏離，或對改革中國的乏力感。這是支聯會不應迴避的香港實況，或許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支聯會近年對中共政權的抗爭已流於保守，回應不了香港年青一代求變的呼聲。如何在不變與求變之間尋找抗爭出路，爭取更多力量的團結，不單是支聯會，也是有承擔的香港人都該思索的問題。 ——《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刊出时有删节，此处是原文  |
||
|
Posted: 14 Jun 2014 10:25 PM PDT
最近出了篇白皮书，讲的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作者通过这篇文章发明了新概念：香港享有多少权力，"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据说这就叫做高度自治，叫做港人治港，叫做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也许白皮书的作者们不知道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存在。我愿意告诉他们：至少在中国外交部，应该存有一份没有被销毁的档案。 也许这些作者认为，研究"一国两制"的真谛，不宜于接触中英联合声明之类具有普世价值的文献，应该转而钻研邓小平遗留下来的秘籍。我愿意坦率地告诉他们，邓小平的个人谈话，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只要没有通过立法程序，统统不足为法，无权约束香港的或大陆的居民，至多只能充当某种参考。因此，不管是谁，不谈一国两制则已，要谈，必须以中英联合声明为唯一的法律根据，因为这是香港回归的基础，是中英两国昭告世人并且必须信守不渝的准则。 在这一历史文献中，英国政府声明，"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同时向世人、国人、港人声明，"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是一国两制的本义和正义，它界定了"一国两制"的不容曲解和阉割的全部含义。以香港普选为例：到底何时举行，如何进行，根据这一声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如果是外交官或国防官，当然归中央任命。凡属非外交非国防的官员的普选，或任命，或罢免，统统属于港人治港范畴，理应由港人自主决定，中央无权越俎代庖。老老实实信守这一准则，才谈得上"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否则的话，一切花言巧语，都是对一国两制的践踏或变相践踏。 可以不可以改变呢？如果反悔了，就应该正大光明地宣佈"我不干了"，撕毁条约，另起炉灶。但必须明明白白晓谕天下，不应该偷偷摸摸变戏法。现在的白皮书把中央给你多少权力说成是"一国两制"，那是开玩笑。我深信，当今中国，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政治家，愿意出头露面，声称自己对此白皮书负责。好在这类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在垃圾堆中俯拾即是，只能吓唬小孩子，不值得当真。 据说白皮书还有一项发明： "港人治港" 必须被完整地准确地表达为"爱国的港人治港"。妙极了！但愿中央率先垂范，在等额选举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以及党的首脑的正式文件中，一律明文规定，必须在 "爱国者"的范围内遴选。这样，也许真的可以预防国家主席私自签署改变边界的非爱国条约，也许可以预防军委主席私自签发军队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的非爱国命令，也许可以预防党魁在"大跃进"的口号下把几千万老百姓活活饿死的非爱国暴行。唯一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是，由谁来制定爱国不爱国的标准。看样子，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任务，也许又有可能落到起草白皮书的秀才们的肩上了。 ——德国之声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6, 2014, 6:12:40 AM6/16/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张千帆：法治国不能没律师
- 王军涛：六四25周年传递出的中国政局信息
- 刘自立：雅典民主启示录
- 美国的法治秘密：为什么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刘瑜）
- 張雪忠: 浦志強律師何罪之有？——关于浦案的初步分析
- 香港港大律师公会强硬反驳国务院白皮书（附大律师公会反应全文）
- 王丹等關於香港問題的聲明：我們與港人站在一起
- 张伦：八九民运的诉求与今日中国
- 管见：应该有更多的“八九理解者”
- 猷子：六四当日成都发生了什么——地方诸侯为保官位不惜制造大规模的血腥暴力事件
|
Posted: 16 Jun 2014 12:04 AM PDT
最近，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正式逮捕了维权律师浦志强。在批捕前的一段时间，浦案消息滴水不漏，致使外界猜测纷纷。批捕决定一公布，许多人反而暂时松了口气，因为两项罪名较轻，且均难成立。 其中"寻衅滋事"的起因应为他在六月"敏感"期间参加的一个家庭聚会。他正是在参加聚会之后，和其他几位参与人同时被拘留。家庭聚会竟能构成"寻衅滋事"，应该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回。唯一可能"寻衅"的行为是有人把一张打着横幅的聚会合影放到网上，但是似乎谁也没有看到这张合影"滋"了什么事。以"寻衅滋事"为名拘留聚会者，显然违法。 敏感日子，政府紧张可以理解，但是因一时紧张而让"寻衅滋事"变成可被随意用来构陷公民的口袋罪，无疑是对法治的极大破坏。更何况敏感日一过，徐友渔、郝建等会议组织者和参与者陆续"取保候审"，可见"寻衅滋事"并不成立。 当然，批捕通知还留了个尾巴："对浦志强涉嫌的其他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在此后几个月，北京警方加大调查力度，也许能查出点什么问题。用显微镜观察，明星脸上也有斑孔。如果浦志强被查出问题，难道不该抓吗？逮捕公告发布在网上，已有人这么问。当然该抓，问题是怎么抓法。 人无完人，哪个国家的律师都可能犯法，但是如何抓人则是区别法治国家和人治国家的试金石。一个法治国家会不会先把人抓起来，安两个不成立的罪名，然后再慢慢调查、找更合适的"罪名"？如果这么做，当然就不是法治国家，而是警察国家、流氓国家。法治国家要依法办事，抓人要有正当的目的和程序。《刑法》规定了37天侦查期限，在这期间必须发现足够的证据表明罪名成立，否则就得放人。如果可以安个不成立的罪名，再留条后路，加上"涉嫌其他犯罪事实"，那么其实也没有必要找前面的罪名，索性以"涉嫌其他犯罪"抓人好了；抓谁都行，然后慢慢"进一步侦查"。有人甚至开玩笑说，反正《刑法》有四五百个罪名，一条条查过来就足够把人关在看守所里几十年。 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而硬要把人关起来"进一步侦查"，那么原来的罪名就成了"欲加之罪"，而这种方式的"依法逮捕"只是高度人治化的选择性执法。最后即便确实查出来什么"其他犯罪事实"，政府于是理所当然适用刑法，看起来严格依法办事，但其实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法治的初衷，因为政府的真实目的并非是为了调查那个"犯罪事实"，而是要找个罪名安在被告头上。政府行为的目的不当，即构成典型的"公权滥用"。 这次为什么轮到浦志强？理由并不难猜。浦是著名维权律师,从《中国农民调查》的"名誉侵权"案到河南农民"诽谤"案， 从唐慧劳教案到重庆任建宇劳教案，他一直冲在国内维权的第一线，也是"死磕派"律师的代表人物，得罪公权之处在所难免。如果"死磕"超越了法律边界，固然应当受到法律追究，但是政府必须就事论事，而不能罗织其它罪名来惩罚合法维权。这样的行为貌似合法，其实只是目的不正的公权滥用。 事实上，浦志强显然不是惟一受到拘捕的维权律师。河南律师常伯阳曾发起毒奶粉受害儿童志愿律师团，并多次为未成年人、农民工、艾滋病人等弱势群体代理维权案件，却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而被传唤，并随后转为刑拘。数名律师前往郑州并依法申请会见，却被警方拒绝。只是在集体强烈抗议下，律师们的合理要求才得到满足。维权律师似乎已被各地认定为"麻烦制造者"，随时都可能因为"寻衅滋事"或"扰乱公共秩序"而失去人身自由。他们的执业权利也随时会受到限制乃至剥夺。湖北律师张科科在当地律协门前举行"绝食抗议"，才通过了年检手续。律师基本自由屡屡受限，显然不是中国法治的福音。 毋庸置疑，法治国家不能没有律师。这个道理和小学生讲都能懂。近30年来，中国律师成长迅速，律师队伍难免良莠不齐，但总的说来，律师群体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健康的一支力量，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希望。从废除收容遣送到废除劳教制度，中国近年来的制度进步离不开律师的努力推动。在司法不独立、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尤其需要浦志强、常伯阳这样有勇气、有担当的"死磕"律师，否则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受到尊重和保护。如果所有律师都在公权面前唯唯诺诺，那么律师群体与其说是法律的守护人，不如说是不公体制的维护者。"死磕"律师强硬维权，必然和公权发生冲撞；如果公权力以"寻衅滋事"等名义把他们统统关起来，或以种种手段阻扰他们合法执业，那么律师群体的存在也就徒具形式，而中国法治将不可避免发生倒退。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一个没有律师的年代是何其遥远而模糊。记得1980年，我作为大一学生在教室里观看"四人帮"公审，却全然不知还有张思之大律师在为"四人帮"成员辩护。我们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吗？回得去吗──1976，还是1966，或是1957？ （本文作者张千帆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个人法律博客：http://const123.fyfz.cn/blog/const123/。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15 Jun 2014 11:23 PM PDT
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传递出的政治信息是：中共后89建立的腐败暴政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正在成为纪念六四、争取民主自由中国前景的生力军。 因为没有强大到共同认同的宗教，中国社会建构的遗传密码保留在历史叙事和记忆中。历史事件，在政局出现重大冲突和转折关头之际，有特殊政治动员和形成共识的凝聚力。因此，朝野双方在政治博弈中，都重视对政治史上重大事件的记忆、阐释和传播。在毛后中国政局演变中，毫无疑问，"六四"是最大的政治史事件。从每年各界纪念对六四的纪念和讨论以及中国政府应对对策，可以分析中国政局的动向。 八九民运和六四惨案的政治意义 人们热议的所谓六四其实是两个事件：一个是1989年4月15日开始到6月3日被镇压的起自北京高校发展到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另一个是6月3日晚30万正规军在北京镇压民运的大屠杀。据说，有数千人学生和市民死于屠杀。广义六四还包括其后的政治清洗和迫害。 六四是毛后中国政治的转折点。在毛泽东文革破产后，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朝野争论以什么发展模式替代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模式。70年代中期，四人帮代表的激进毛派已经被清洗。70年代后期，华国锋代表的温和毛派即维护毛泽东一切决策的凡是派在与邓小平和陈云代表的实践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政争中出局；摈弃毛泽东的发展模式成为朝野共识。接着，实践派分化为还原派和改革派。陈云代表的还原派认为，既然毛泽东错了，就该回到毛泽东否定的经典共产党模式去，斯大林模式或某个变种。但邓小平认为，国际国内条件都变了，特别是中西发展结果比较，应当改革开放旧制度。整个80年代，共产党内是还原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基本趋势是改革派占主导地位。同时，改革派内部也有分化。邓小平主张威权维稳保政局安定，改革开放促发展。体制外青年人则主张全面改革开放实现民主自由的发展模式。改革派争论构成80年代政府与民间之间冲突的主线；基本趋势是全面改革派主导民间并快速渗透进体制内。 1989年民主运动，是学生打先锋以街头运动推动执政党全面改给的一次冲击。六四镇压是威权发展派对全面改革派的镇压和清洗。六四镇压和南巡讲话之后，邓小平思想主导中国发展。每年纪念六四传递出的信息是自由民主派与邓小平威权发展派的斗争的政局。六四成为共产党的死穴，纪念六四成为民主派的图腾。 华人世界六四心结25年的演变 六四镇压刚发生，全球声讨谴责。然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人们开始分化。由于中共打压和封锁资讯，大陆内部主流民意逐渐淡化六四。另一方面，新一代不了解六四，政治冷漠感也使得他们对六四没兴趣。大陆内部继续关注六四的人们是一些对中国发展模式很状况关心的人，他们的情绪与海外华人的整体情绪一样，在90年代后期开始，对89民运以反思为主。许多人认为，六四屠杀虽然是悲剧，但维护中国稳定，保障了经济发展，为改善民生、提升国力创造条件。因此，六四令人遗憾但可以接受。还有不少人认为，六四镇压是必要的，导致流血结局的责任者是89民运的领导者，他们的过激行动逼得邓小平为维护稳定和发展不得已的措施。甚至还有人采纳中国政府说法，89民运是一小撮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毁灭国家发展前途或者一些幼稚而不可理喻的人，在国际势力配合下践踏法制的动乱，六四镇压是必须的。 六四镇压后，中共建立了高压维稳机制，确实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但高度集权，导致大规模腐败和滥用暴力，造就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少数权贵垄断发展的机会和果实，多数百姓承担发展的代价和苦果。事实教育了人民，共产党并没有像允诺的那样认真解决问题，信访和行政诉讼还成为权势者再度欺辱受害者的方式。引发89民运的所有问题，例如腐败、贫富不公、道德沦丧、社会治安混乱、经济缺乏安全、人权等问题，都在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重新关心1989年被镇压的民主运动。甚至当年不关心运动的人也对运动表示认同。89后成长的年轻一代，除了出于年轻人好奇心强烈地关注被中国政府封锁的真相之外，他们在人生中付出昂贵的教育成本却没有发展机会挣得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也开始认同被六四屠杀镇压的89民运。 国际社会在89之后对六四态度也经历一个马鞍形变化曲线。六四刚发生，国际社会制裁中共。随着中国承诺遵守国际准则并愿意为之逐步改革内政，国际社会也逐步解除对中国的制裁。1999年炸馆事件后，国际社会以为中国青年人政治上认同中共。全面恢复与中共的关系。借助国际市场，中国经济迅速窜升至世界第二。然而，中共并没按照承诺根据国际惯例改革内政，而是要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修改现行国际规则。国际社会开始重新思考崛起的中共对国际安全的意义。 就在上述国内国际政治背景下，六四25周年到来了。 25周年：天下围城-重返天安门 早在六四24周年刚完，六四领袖们就发出动员令，六四25周年之际，天下围城，重返天安门。2013年到2014年，海外民主力量在一系列国际事件中，杯葛中共暴政：2013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廖亦武与中国艺术家和作家裸奔抗议中共御用文人；2013年12月31日，中国民主党美国委员会在纽约年夜水晶球坠落仪式上抨击致辞的中国政府逮捕并向中国政治犯拜年；2014年3月2日，洛杉矶艺术家和中国民主党人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之际颁发奥斯卡中国人权奖；2014年3月，中国民主党在法拉盛春节游行时打出标语支持中国民主化。2014年1月1日，中国海内外人士接力绝食，表达对中共暴政的抗议。中国大陆内部，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也以各种方式纪念六四、讨论中国问题和出路。 随着纪念六四25周年趋于高潮，中共惊恐万分，以超出应对2011年茉莉花革命的严厉措施打压挑战。在六四前大规模抓捕中突破数道底线：65岁以上的轻易不抓；专业人士专业讨论不抓；家里聚会不抓。江胡时期仅仅通过警告和阻拦破坏上述活动。 中共的暴政并没有如愿阻止、反而刺激纪念六四25周年。香港维园烛光超过18万人；台湾和澳门也都突破9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记录。欧洲和美国的纪念活动比往年更加形式多样。德国抗议者苏雨桐、廖天琦和长平进入领事馆献花圈和递交抗议书；美国民主党会同访民、留学生及专业人士包围纽约中领馆迫使其暂停领事业务。在美国，白宫、国会和国务院都高调纪念六四25周年，带动西方政府和政要纷纷表态。 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传递出的政治信息是：中共后89建立的腐败暴政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正在成为纪念六四、争取民主自由中国前景的生力军。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
|
Posted: 15 Jun 2014 11:06 PM PDT 摘要：希罗多德得出一个结论，"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足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当人们接受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他们是在为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这就是其间雅典人的所作所为。"（希罗多德《历史》） 一 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古代历史虽然反映了近、现代史中某些经验教训，但是，古代历史中绝对没有可以准确反映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及其记载和反思。这个反思可以这样概括：二战前后极权主义的历史变异有违历史本身；有违古代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自由之历史——这个自由,反映在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自由城邦之中，且产生了中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撒模式里面的民主雏形论；以至于从政治学上说，中世纪承前启后的自由主义，前衔罗马自治，后续自由城邦和城邦自由，乃至于使得所谓后期之集权主义中央政府——如英国法国德国之并与之产生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苏联和纳粹），仍是在继承这个自由，而不是毁灭之，否定之；从而产生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异辨（见鄙作《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之辨》）……）。 但是，古代历史中确实包含了囊括希腊——波斯战争与和平其间——斯巴达－雅典战争与和平期间的诸多政治，外交乃至制度，价值之间的纷繁攘扰，让后来的读者与观众从民主水至清无鱼的简单教条里面摆脱出来。这是历史反射现实的一种阅读和参照；固然，这个参照并无让古代历史参杂对极权主义内涵反思的当代观念和价值体系。换言之，波－西战争和雅典－斯巴达战争，相似于二战以前的世界图景而非与二战同。这是因为，世界民主格局乃至宪政格局里面，犹如希腊民主和罗马自治一样，并非完美至纯之格局，而是一种有着各种缺陷和罪恶的格局——民主，就是对于民主之罪的某种更正——就看人们是不是随着民主本身的进步而改正和协调。 如果民主没有进步，那末，千百年来的思辨和哲学，就会停顿在雅典希腊或者斯巴达希腊的原型民主格局中不得突破。在雅典这个民主概念延续到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期间，这个概念出现的争论，开始以A对B的二元形态呈现于世。A者反对雅典模式，将其混同与雅格宾专政；B者肯定雅典模式，称奇为自由之原型。这些争论原来反射在当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那种认为各种政体可以轮流坐庄的交替政体论，正好反映了以后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民主，殖民——外加资本，价值——它们之间的博弈。 这个博弈尤其反射了包含二战以后的那些利益格局和东西方格局（——如，美国－苏联二元结构；六四以后，美国——中国二元结构——乃至于现在的美国，是不是那时的雅典；现在的中国，是不是那时的波斯？适成一问。）我们说，极权主义导致的美苏和美中格局，其中颇为相似雅典对于波斯的某种屈服和绥靖——而不同于美国对于苏，中的妥协与同构。因为波斯的某种自由和它允许希腊的自由和希腊本身的自由，产生了古典自由的复合类型，而不是单一类型。 这个问题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当波斯的奥涅塔斯和大流士开始价值讨论和制度讨论的时候，他们也触及到波斯未来之走向，民主还是王权？而在战争导致的雅典利益论上，希腊人和波斯人互动有载，而斯巴达之攸里比亚德斯和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斯（——加之斯巴达王德玛拉图）一干人投入波斯而享荣华，说明了二者价值尊容和人格上面的一同。这个一同，许就是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可能性互动和同构。这个同构，让波斯－希腊之间出现了某种繁复而多样的民主格局。 甚至，在波斯人镇压艾奥尼亚人起义候，波斯将领玛多尔纽斯甚至在这些城邦推翻了原有的僭主而建立起来民主政府——于是，这样一种观察由此产生。专制僭政的某种智性选择，可以对应某种民主错误的举措；而民主错误论本身的被批判，成为民主进步的另外一种机制，而时时被僭主和皇帝利用——就像人们看到，跑到波斯人那里去找归宿的自由民主人士，他们的选择固然没有具体错误、正确之论（因为希腊人和民主制度本身驱逐和冤枉了他们），但是，他们被承接的，却是源于某种波斯之自由（容忍希腊民主领袖）。 这样，波斯的自由，自然包含了对于雅典人和拉西代梦人的荣誉式容忍和尊待。这个原因也是不难找到的。因为他们自己的基因里面，也同样和希腊人比如赫拉克里特和忒休斯一样包含民主的基因和基础（——类如他们所谓伯罗奔尼撒原为伯罗尼昂——这个波斯人原型）。这是由很多后代学人援引奥涅塔斯民主论的原因。记载奥涅塔斯，麦加巴佐斯和大流士们讨论过王政弊端和民主好处的分析文章并不少见——只是，他们最后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近似抓阄——看谁的马先叫……），否定了波斯民主。 由此，我们注意到这样三点：第一，他们满足了希腊殖民地的自治——含，雅典或者其他城邦对于殖民地地自治——含，波斯人对于希腊殖民地的自治。 以下是一则史料："the Peace of Antalcidas（/安塔尔基达斯和约） Antalcidas (Greek: Ἀνταλκίδας) was a Spartan soldier and diplomat, the son of Leon. In 393 (or 392) BC he was sent to Tiribazus, Persian satrap of Sardis, to undermine the friendly relations then existing between Athens and Persia, offering to recognize Persian claims to the whole of Asia Minor and supremacy over Greek cities there. The Athenians sent an embassy under Conon to counteract his efforts. Tiribazus, who was favourable to Sparta, threw Conon into prison, but Artaxerxes II (Mnemon) disapproved and recalled his satrap. In 388 BC Antalcidas, then commander of the navy went to the active assistance of Persia against Athens. The success of his naval operation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Hellespont was such that Athens was glad to accept terms of peace (the Peace of Antalcidas), by which（条约规定）: the whole of Asia Minor, with the islands of Clazomenae and Cyprus, was recognized as subject to Persia。（所有小亚细亚的岛屿如Clazomenae and Cyprus/克拉佐曼纳和塞浦路斯都将臣属波斯。） all other Greek cities—so far they were not under Persian rule—were to be independent,（所有希腊城市——无论远近并不隶属波斯——独立一如既往） except Lemnos, Imbros and Scyros, which were to belong, as formerly, to the Athenians.（除去Lemnos/利姆诺斯, Imbros印布洛斯/ 和 Scyros/斯库罗斯，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隶属于雅典人。——笔者意译。） The terms were announced to the Greek envoys at Sardis in the winter of 387/386 BC, and were finally accepted by Sparta in 386. Antalcidas continued in favour with Artaxerxes, until the annihilation of Spartan supremacy after the Battle of Leuctra diminished his influence. A final mission to Persia, probably in 367, was a failure, and Antalcidas, deeply chagrined and fearful of the consequences, is said to have starved himself to death./安塔尔基达斯（？－前361年），斯巴达外交家、将领。他曾试图把希腊城邦让与波斯人以终结公元前393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388年，他进而与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谈判。他封锁赫勒斯滂海峡后，斯巴达的敌人们接受了"大王和约"("安塔尔基达斯和约")，放弃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让与波斯。约公元前373年，他重返波斯，可他于公元前361年前后的使命失败，他本人自杀而亡。（维基百科） 第二，就是我们所惊愕于目之：在波斯人镇压艾奥尼亚人起义期间，波斯大将玛尔多纽斯利用他的军队在那个地区推翻了当地的僭主而建立起民主政府。当然，具体想法是玛尔氏企图以此之举，防止艾奥尼亚爆发第二次起义。 可是，波斯人对于所犯希腊地区施行自治，却并非首举。（可见希罗多德《历史》P315:<特尔普西克瑞.>）（Persian Wars with the Greeks Darius appointed Mardonius as one of his generals and, after the Ionian Revolt, sent him in 492 BC to punish the Greek city-state of Athens for assisting the Ionians. On his way to Athens, he used his army in the Ionian cities to depose the Greek tyrants and set up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n action which surprised the Greeks at that time. Historians consider that he may have taken this action so that the Ionians would not revolt a second time after the Persian army had passed through.） 第三，就像柏拉图讨论了各种政体于其作，波斯人的讨论在所谓"七人帮"的"口述中也见记载：（我们前此撰写《从七人帮到四人帮》里一度援引之；后来见《雅典审判》作者J.T罗伯兹亦引用之），这里再刊一次——"奥塔涅斯主张，应该让全体希腊人全都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说，'我认为再不能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管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利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利，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君主政治最大的坏处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并且强奸妇女。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于他享有最美好的名声，他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他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决定，工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 麦伽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 他同意奥的主张，只是觉得'没有什么比难于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让波斯的敌人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治权交给他们吧。' 大流士说些什么呢？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选择， 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治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实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他认为寡头政治容易滋生派系斗争而民主政治政治容易'玩忽职守'；他说，'既然单单一个人就给了我们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该更革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总之他认为实行民主就是让河流泛滥。让河流泛滥，不好！ '七人帮'中有四个人赞成实行君主制度。于是奥塔涅斯说，' 同志们，既然如此，我自己不受所谓国王约束――六个人同意他的意见，'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 那么，这六个人如何决选谁是皇上呢？遂采取谁的马第一个嘶鸣， 谁即是国王。大流士的马夫想出一个点子，让前一夜，大流士的马和母马交媾，再让这匹马出现在第二天的赛马会上。二者一见如故，公马即刻大叫。于是，大流士这个'全国最优秀的人'，就做了皇帝。这也同时否定了这个所谓'优秀论'的全部根据。 于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大流士帝国，遂实行了君主制度；但是，这个君主制度是在碰撞了僭主（寡头）制度和民主制度以后， 方才得逞和实行的。这个事实使人感到，世界历史上民主讨论的悠久和深入。虽然他一时失败于波斯，却未亡于希腊――虽然很多希腊人，斯基泰人或者拉栖代梦人还是更加喜欢僭主，不喜欢民主――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选择，已经成为希腊民主乃至世界民主文化的一种选项。大而言之，希腊和波斯人议论民主，成为这个地域先验和后验政治学、神学和人伦学的一种已然存在。只是大流士和他的前辈、后辈，没有做出实行民主的确然选择，让其与之擦肩而过。"（《从七人帮到四人帮》） 而柏拉图著作里面各类政体优劣论与波斯之大流士们并无多少不同。(见《理想国》，略) 于是，希腊－波斯之间的价值确定论和制度各异论，并非只能划一为左右两翼和黑白各执；不，起码他们在很多玄而有界的课题上，是有着同一性和趋同性的。其中希腊"命运论"决策了战争和未来；比如他们必须要由皮西亚大祭祀来决策和归制他们的行为——如果就像斯巴达王克列奥蒙尼那样违逆祭祀的预言，那么他刺死偶像（一头木牛）的剑刃，就会置其同样部位受伤而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希罗多德《历史》）在另外一个方面，雅典－斯巴达之间，乃至雅典和诸多民族"国家"（城市）之间的博弈，含斯巴达与之，都是十分辨证诡异不能至清至纯的。我们知道，就像战争与和平并非划死僵硬一样，斯巴达和底比斯之战（伯罗本尼撒战争期间），伟大的底比斯战将伊巴米弄达战死后，上述二国便以十分有趣的方式叫和停战了（见希罗多德）。这样战战和和的例子，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笔下俯拾皆是。 其间，雅典人反抗波斯和斯巴达人的战斗并非只是一种倾向：希腊对波斯（——就像盟军对轴心国）；不——斯巴达人投向波斯抑或雅典之，还是雅典对于其他城市的战争，抑或斯巴达之，都是事由发生，层出不穷的……于是，就像后世东、西方的人们在西方自己打自己和西方打东方，和东方打自己，呈现同样的莫名其妙和岂有此理中。 民主的历史被不断写成不民主的历史，而自由之，也是同样。问题是，如果不是轴心文明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呵护希腊波斯，印度中国，那么，这些后来被写入圣经和可兰经的其中的打打杀杀，究竟又会如何？于是我们又会重复这样的观点；就像温克尔曼和夏多布里昂起而支持新一波雅典自由一样，人们对于所有由王权中人、僭政中人和民主人士们一起创造的价值和制度理念，也会同样认可和消纳之。这就是基佐所谓革命前价值创造论的论述和宰制；他的革命（法国革命等）当然追溯到希腊，罗马和威尼斯价值。 就像美国革命分成杰斐逊，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和麦迪逊一样，英国保守主义传统和法国革命传统，乃至拿破仑（——以后的俾斯麦，迪斯雷里），都是一个辨证大树上的不同侧面。说雅典＝雅格宾专政的后罗伯斯庇尔批判士们，不过是看到了其一，不知道其二。民粹主义（希腊语：德莫斯＝人民）的说法，也许不多见于希腊民主称谓，但是其肌理确有相似之处。然而仅仅一提民粹就称之其反对其民主，则是一种偏斜和狭隘；因为雅典"民粹"的精要恰恰是就连波斯人也可以看到的，对于王权和贵族特权的拨乱反正。没有这个反正，雅典的所有改革就没有了历史，没有了价值——人们就像看不到菲迪亚斯的伟大雅典公共建筑一样，看不到雅典的广场辩论和学院讲习乃至神山会议的人民决定论和直接普选论。 这里提到的民众直接选举，乃至他的领袖和将军一年短暂的任期，以及法官的同样被选举被任期——是直接反对美国间接选举，法官终身任期和军队政府官员不采选举制的另类古典民主——这个民主中的人民（——德莫斯）和极权主义利用民主为民粹之，有着天壤区别。另外，古典民主的民粹正面性，民主直接性，导致了其制度和价值（——他们的荣誉和道德），绝对不可以反向归咎于"领袖－政党－群众"那个颠倒的概念。 此间区隔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要素，就是斯巴达抑或雅典法政或法制——虽然这个立法权，也许来自梭伦，也许来自莱库古（——这个人的塑像迄今肃立于美国最高法院之中——就像马勒塑像屹立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全民直选和削弱精英，是雅典法制的重要制约。这个制约的正面精神和他们的被选人的备受监督的短暂任期，也有关系。加之立法和执法者，连同他们的将军一类军事领袖，都是直选产生，任期一年（甚至更短），这就几乎全面类同后来三权分立的那种监督与治衡制度。加之宪政萌芽的法力制约和日日展现的公共辩论，雅典成为民主"忘恩负义之人民"的第一个试验园。 人们可以比对纳粹和文革时期民粹主义之迥异与之。雅典民粹颇具民粹正面要素；是希腊人在法制与法权之下，置希腊功臣与领袖一个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地位的反反民粹。而列宁和毛主义，却让领袖齐神，终身肆虐而无法无天。其结果就是涂炭终生，杀戮千万。这是希腊领袖服从人民之反模式——领袖等于人民，高于人民而使得人民领袖成为人民主宰。这是任何所谓希腊暴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任何暴君所无法容忍的。故此，希腊权约的实践，固然带来了某种残忍和悖理——他们错待了地米斯托克利，梭伦或者伯里克利……但是，他们维护人民高于领袖的原则，则是极权主义民粹绝对无法企及和模仿的。把希腊所谓暴民等同于法国革命时期之暴政，也是源于这个因素。因为当人民，党派和领袖在巴黎几乎轮流坐庄而急遽转换的时候，法国革命中人民旗帜的异化和转型是在同样否定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之间进行转圜，变异，深化和复辟的。简单否定法国革命的人们只是看到了残暴和流血，却不知道这样的流血，根本不是由一个领袖操纵的杀死他的政敌和人民的简单屠杀。 另外，在期待某种极权主义稳定的局面下，专制的，威权的，僭政的某种动乱，确实无法做到、也无权做到这样的地步：万籁俱寂，万马齐喑。暴民治衡的道理是被孟德斯鸠所肯定的－而暴民存在本身，是一种极权主义存在不可能性的反面——而绝对安全就是绝对死亡的概念，也和希腊和波斯，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乃至整个以后历史——止于极权主义发生之前——都是这类不可抑止也无权抑止的自由（——也是不自由）的历史。这个历史中的要素就是自由（——不自由）——而不自由也是在复辟自由，争取自由和再造自由的自由斗争中加以负荷，挣扎和还原的。这是自由－不自由－再自由的坚韧逻辑和弹性历史。 这段历史的绝缘体就是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加之马克思主义）。这些主义一旦侵染人类，人类的不自由的历史就和自由开始绝缘。出现只能"希腊"（美欧），抑或只能"波斯"（德意——加之苏联）之非希腊－波斯历史朝向（含美伊战争，韩战，越战，二战等等）。所以欧美回顾波斯和希腊的时候，今天给予历史的高度尊重，并非因为历史是当代史，而是因为当代史如果回到历史，文明总持的局面就不会因为今天文明分裂和崩溃于俄罗斯和中国而感觉沮丧和烦恼。雅典精神在此意义上说，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嫌过大，过高，过深的最伟大的文明，文化，政治和民主。 二 忒休斯，梭伦，克里斯提尼，艾菲阿尔特，地米斯托克利，米太亚德，伯力克利，克里昂和客蒙（西门）……他们的基本主张就是平等，民权和民主——虽然，这个观感极有必要予于细化之，予深划之。民主之民粹和民粹之民主，在雅典，几乎是无法区隔的；她本身就是一体建制或者雌雄一体的；按照"爱欲－城邦"写作者的主意（P.W.路德维希《爱欲－城邦》），雅典男人的同性癖和雅典男人的异性恋区分成为政治－爱欲和家庭－爱欲分野；而僭主往往是爱欲－政治的载体——含法律权力意志的体现者（这是关于权力文本最早的福科版？） 于此之时，神的人性化和人的神性化一并发生在僭政的兽性化和法律的人性化博弈之上——自然挣脱的过程，既是人化的过程（被称为"圆人"），也是人性化取代神性化的过程（因为据说：希腊的神旨崇拜往往被用于僭主本身的"社会造神运动"（——这是历史上第一轮造神运动？）于是，原自法律的源泉喷发而出的、既可以有僭主权力意志被背书的法制，也可以有约束于之、所谓后世人民法治的涵义。这里我们先看看勾连政治动因而产生的、几乎是赞成和反对与僭政之"一路伺寝"的正、反爱欲－政治；政治－爱欲路数……；然后再看自然－僭政－法制（礼数）—民主（共和）之干系。 希腊僭政和民主（共和）与自然－法律的关系言说，就此产生。我们看到路德维系的考证与说法。其一，他认为爱欲——自然——法制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宗教视野中的阐述；"诸神就是以这样两种方式和人类产生联系；作为人类替身，使人类欲望得到满足；作为礼法，抑止人类的造反欲望。"（同上/下同）。 二，"僭主相对于子民而言仍处于'自然状态'。" 三，"礼法如何从人自私天性的附庸发展为共同利益的保护者？" 四，"如果平民可以杀死僭主或驱逐僭主，那末，某种形式的共和主义就诞生了。"这个提示当然也是希腊政治——宗教神秘转变的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后来应证在基督教－宪政逻辑关系方式中而得以遗世传承。其中，宗教产生道德而道德产生审美的传统，也是从这样发生的。但是，同样带有某种神话残酷性和道德含混性（——这是僭政公正与残酷的交集）。其中，希腊之雅典和斯巴达之法律和宪政雏形中每每出现的比如阿里斯托芬僭主形象、符号和所指：帕斯特泰洛斯；其本身就带有权威象征（"法制最初不是约束了而是助长了僭主的天性"！） 改变这个人性－僭主和他的"天性"——僭主，有没有什么办法？就像以往很多哲学家论述国家和法制起源一样，人们对于各自相反的说法互文互补。凡是认为国家反对无政府主义（丛林状态者），莫不碰上国家本身变成列维坦的忧虑。而法制雅典的民运和命运似乎也是这样进行的——那就是，当人民改正了僭主，人民本身也会逐渐萌芽一种僭主的神衹和梦魇，他们成为雅典帝国的意志承载者。这就是最早的法制－国家－殖民－战争－资本……一类逻辑的衍生和雏形。所以，说雅典这部旧历史反映了全部当代史，也是不无道理的；而他们的差别就是，雅典帝国主义（——正－负面运动）无法反映希特勒帝国和苏联帝国。因为他们和美欧之间的冷战不是互文互补而是你死我活。 关于这一点，僭主－法制说和人民－暴政说，似乎产生一个悖论。但是，其间的逻辑演变依旧还是，一切最早的，神志的，民族的，僭政的法制乃至政治，都是权威主义不是自由主义。僭主乃至贵族产生他的法制和神话（——神在帮助他们？）这个所谓的"子(被统治者)不弑父（统治者）"的权力象征和权力内涵似乎世界通用（——也就是我们所谓君君臣臣之底线）。这个东西被触动，被打击，被摧毁，被转逆，则是雅典人最为伟大之处；也就是，以上所说，"如果平民可以杀死僭主或驱逐僭主，那末，某种形式的共和主义就诞生了。"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我们可以想象，倒反与忤逆之，就是专制不可以动摇而继续千年稳定直到比较专制残暴，丑陋和乏味百千被的极权主义之莅临。 换言之，专制（一种僭政的说法）可以这样发挥法制宏旨，意味和意义。先是他们出来抑止民众（－抑止暴民——并将这种抑止，统治和垄断看作天经地义天赋王权）；继而，这种抑止被另外一种抑止所代替；就是人民开始抑止王权（僭权）；继尔，这种抑止约束甚至取缔僭权的运动，开始以反向的运动和体制抑制所有杰出者——这就是雅典和僭政（良性型）的推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之关系。因为，当人民和忒休斯化为一体的时候——这是我们中国国民从未想像，推理和取道之现实，虽然他们也是民贵、君轻，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文本和实践具体创造之，施行之——共和主义才会真正到来（而绝对不是彻里彻外的自上而下之过程）。 于是，多数，平民和弱者（——相附于那种正面的反智主义和犬儒主义），成为一种制约和打击少数和权贵的政权和法制。这样的政权和法制慢慢发展成为雅典之民主，民粹和民众（德莫斯）至上论。这是抑止贵族导致全民体制和统治的伟大试验。这个试验，后来在中世纪得以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威尼斯或者佛罗伦撒等处，继续贯彻执行；那就是自由主义与之互文互补之自由市形式的中世纪城邦。那里是一种人民武装，废黜死刑，自由贸易和全民普选之再试验场地。这个类似希腊诸多民族和城邦的广大地域，成为以后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和英格兰之统一国家之摇篮。这样看来，希腊的多数，平民和以后梅迪奇家族的平民化——后来的贵族化，成为无论是希腊、还是佛罗伦撒变得辨证贫富，辨证多寡和辨证王－民的那种历史形式和历史契机之实现，之延续。直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发生了多少不同与之之非全民，非德莫斯，非雅典化之三权分立之治衡方式。但是，这个治衡方式，依然产生于那次平民对于僭主的"刺杀"？ 最后，当我们把极权主义资本和一般资本进行置疑哈耶克式的盘问时，民主的多数与少数问题，得以行同颠倒。因为，哈耶科袒护民主精英的时期，业已成为资本精英的民主后时期；这个时期，他对于民众的袒护转变成为对于民粹的堤防和警惕——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社会主义运动转而撷趣雅典精神，他们也以多数和民粹高扬大旗甚至易帜——最后，他们再把他们自己转变成为新的少数（暴发户）。于是，他们开始反对阶级斗争和阶级治衡，反对反资本之无产阶级革命，反对他们自己的元教旨主义，等等。这和雅典之克里昂作为第一个工商阶级代表和庇西克拉图作为专制－宪政（他继承梭伦）代表之正面僭政完全相反。我们看到，这是中国人貌似警惕多数而实则献媚权贵，少数和极权的心史、心因——他们的对于暴政的不用暴力主义等等胡言乱语，正在有效地不断背叛中国，也不断背叛希腊。我们看看关于庇西克拉图和克里昂的基本资料，以以映鉴之： ——克里昂。 "cleon (English pronunciation: /ˈkliːən/; Greek: Κλέων, Ancient Greek: [kléɔːn], Kleon) (died 422 BCE) was an Athenian statesman and a general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 He was the first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ercial class in Athenian politics, although he was an aristocrat himself. His contemporaries Thucydides and Aristophanes represented him as a warmonger and a demagogue. （笔者意译：克里昂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将军和国民。他是雅典政治体制中首位主要的工商阶级代表，虽然他本身是个贵族。他同时代的修昔的德和阿里斯托芬把他看作好战者和煽动家。） "Cleon first came to notice as an opponent of Pericles in the late 430s through his opposition to Pericles' strategy of refusing battle against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invaders in 431 BC. As a result, he found himself acting in concert with the Athenian aristocratic parties, who also had no liking for Pericles. During 430 BC, after the unsuccessful expedition by Pericles to the Peloponnesus, and when the city was devastated by the plague, Cleon headed the opposition to Pericles' rule. At this time, Pericles was accused by Cleon of mal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money, with the result that Pericles was found guilty and removed from office (see Grote's History of Greece, abridged ed., 1907, p. 406, note 1). However, Pericles' setback was temporary and he was soon reinstated."（大意：克里昂反对伯里克利关于反对伯罗奔尼萨联盟的战略而被伯氏放逐、形成他的反对立场。此间伯里克利被攻击受贿于公款而受贬。但是他受压一时很快就重整旗鼓。）（维基百科/下同） ——庇西克拉图。"在其统治期间，庇西特拉图不仅贯彻执行梭伦立法，而且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和小农的政策和措施：1.对农民实行低息贷款，把土地税定为收获的1/10或1/12。2.设立农村巡回法庭，现场办公，及时处理农民诉讼，削弱贵族对地方司法的专断和干扰。3.扩展雅典工商业，建造大批商船和战舰。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建立殖民地，以控制黑海的商路和贸易。4.进行大规模的雅典市政工程建设，将雅典变成希腊最繁荣的城市。5.重视雅典文化事业，出资组织节日庆典，请文人墨客到雅典创作交流，《荷马史诗》的整理工作就是在此时的雅典进行的。在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氏族贵族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工商业者和农民提高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庇西特拉图以独裁的形式推进了民主的进程。" 最后，我们可以简单讨论以下我们一再强调的专制－民主，也就是僭政－民主关系课题。无论是克里昂，还是庇西特拉图甚至伯里克利，他们都是带有专制色彩的政治人物。但是，既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庇西克拉图的僭政，也可以是"黄金时代"。那么，充分肯定专制－僭政有着伟大的文明肯定论和文化肯定论的味道（——因为中国，波斯，印度文明没有民主），毕竟是像荷马和品达以一样永续存在的。再就是，20极权主义诞生以前，无论是民主文化还是专制（－僭政）文化，都是文明载体——自由城邦，自由国家和自由世界之一部分。这个部分，在希腊雅典，希腊斯巴达博弈其间，互相转换，纠结和错乱，一如前书。正好说明了这种转换的间性正面论的登堂入室。如果人们没有重复理解这个僭政文明和民主文明之间性，那么，他就往往根本不知道，如何定义极权主义绝缘于此的一切之法制，一切之宗教和一切之德莫斯！ 三 之所以说希腊民主的产生源于大海和海军（见史说一般），据云，是因为水手之平民身份——而相对于陆军（辎重兵）的也许是贵族身份。这是一种说法。以至于人们说，萨拉米战役是平民战役——而普拉提亚战役则是非平民之。这一说法的政治内涵是十分清楚的。自希腊民主诞生以来，阶级斗争和阶级平衡，往往成为测试各个改革时期改革家和雅典人的试金石。但是,波－希战争期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乃至阶级斗争之间的民主（克利斯提尼）和僭政（庇希特拉图）之间的博弈和较逐，又和雅典－斯巴达之间的民族斗争纠缠一起——如果说（按照希罗多德的《历史》）克利斯提尼改革面临的首先是民族之间的斗争而不是阶级平衡，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 管中窥豹于兹。当斯巴达二国王之一克列奥蒙尼进攻雅典的时候，他是打着"解放"雅典的旗号——他的进攻直接源于庇希特拉图之子、希皮亚斯之弟希帕库斯被格莱菲伊杀死（——也许这个格氏是腓尼基人后裔——而腓尼基人是引字母（文字）入希腊之民族）——雅典望族阿尔克麦昂族被流亡后亦图卷土重来，谋推翻僭政。庇希特拉图家族开始逃跑，"皮希特拉图家族在君临雅典人36年之后离开了阿提卡，去了斯卡曼达河畔的西基昂，"（这是起义于伊奥尼亚的阿里斯塔格拉斯要求雅典人增援起义。）于是希罗多德写道—— 现在雅典摆脱了僭主统治，"权力主要掌握在两个人手里，一位氏阿尔克麦昂家族的克里斯提尼，……；另一位是提桑德的儿子伊萨格拉斯"。这两个人竞争最高权力。就像克里斯提尼的祖父一样，（西基昂）克氏"他还想把塔拉乌斯的儿子阿德拉斯图斯从国内清楚出去，因为他是阿尔哥斯的英雄"——这样，他（雅典克氏）的改革"十部落"制就被历史疑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图……所以,当西基昂的克里斯提尼来到女祭祀皮西亚那里问予是非时，她说"阿德拉斯图斯是西基昂的国王，而你不过是一个强盗罢了。"（希罗多德《历史》）。于是克氏把阿德拉斯图斯的死敌麦兰尼浦斯接回国内。 雅典的克氏把平民争取过来，是因为他所谓新阶级获得了公民权吗？而伊萨哥拉就此输招，就像拉西代梦人克列奥蒙尼求援。"因为早在克列奥蒙尼围攻皮西克拉图（亦作庇西克拉图）家族的时候，伊萨哥拉就和他结下了友谊。"当克列奥蒙尼要求见到克利斯提尼的时候，"他本人悄然离开了雅典。"（同上）于是，克列奥蒙尼和伊萨哥拉把700个所谓被诅咒的家族放逐。克列奥蒙尼和伊萨哥拉占领了卫城。于是雅典人开始求助波斯人……后，雅典人打败了援助斯巴达的波奥尼亚人和卡而基斯人；而科林斯人看到斯巴达两个国王（加上德玛拉图斯）不合，自行退战，"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进行了一次会战，雅典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希罗多德得出一个结论，"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足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当人们接受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他们是在为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这就是其间雅典人的所作所为。"（同上） 这恐怕是雅典改革运动的主要精髓之点。其次，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他若干要点，那就是，比如——改革承受的来自斯巴达的"解放"——侵犯和来自波斯的影响——也就是，雅典人在绝望时刻求援波斯国王。这是第二点。再就是，不管是西基昂克里氏还是雅典克里氏，他们都是派系斗争的参与者；这种斗争也许是派系斗争本身的消除点，也许是派系斗争本身的获益和牺牲。三，不管是面对波斯还是面对如此众多的民族－政权的纵横捭阖，改革家或者获得幸运；或者面临瓦解；最后是遭遇失败。而雅典人克里斯提尼三者均占之。而斯巴达人克列奥蒙尼结局悲惨，在与克里斯提尼的交锋、交逢中，显然不如后者——甚至不如他的同王德玛拉图斯。（这当然是后话。） 最后，尽管据云，庇西特拉图继承了梭伦的遗产，把雅典建成一个"黄金僭主时代"，但是，就像后人看待铁托和赫鲁晓夫改革一样，专制的，修正的，琵耙遮面的改革，都会最终因为现代的、甚至当代的克里斯提尼的出现而退居于后。庇西特拉图无法取代克里斯提尼——这就是结论。这样，在粗糙梳理了希罗多德《历史》中这一小段改革历史和改革人物以后，我们可以同样简单比较和对照以下改革人物（——也含克氏本人）的主要改革法则，并参见的普鲁塔克名人传关照对比，以开视野。这里的改革织体和再生肌理极备当时的世界性，甚至，包含今天的改革的世界性——并榷改革和国际关系法则和谋略的辨正（含历史上苏美——现在中美关系——并苏联改革－中国改革与希腊之异同……）？ 首先介绍那位膂力过人的国王和僭主忒修斯。 ——忒修斯："忒修斯改革的时间约为公元前9世纪后期，改革的内容主要是：1、以雅典为核心，设立了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废除了先前各城镇和各部落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2、把阿提卡的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3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提修斯的改革使古老的氏族制度遭到破坏，是雅典国家萌芽的标志。他的改革也造成了贵族专权，1年1任的9名执政官全由贵族担任，贵族垄断了宗教、军事、行政、司法等一切大权。贵族还在经济上对平民进行残酷剥削，通过发放以人身为低押的高利贷，使许多雅典平民沦为债务奴隶。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激化。"（维基）这是中文维基的评点。 而普鲁塔克则说，"忒修斯许诺建立一个没有君王的政府——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在其中只是继续担任战争指挥官和法律监护人，而在其他一切事务上人人都处于平等地位。……他还规定了一个叫做'默特基雅节'即'移民节'，……然后根据自己的诺言放弃了王权，着手建立政府。……他首先把市民分成三个等级：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他委托贵族掌管宗教仪式、提供行政官员、宣讲律法和解释神的意志。对其他市民，他赋予相应的特权（注意，是特权——自立）以保持均势。贵族地位最尊贵，农民贡献最大，手工业者人数最多。"（普鲁塔克《名人传》）可见，上面维基所撰明显带有不实性质。我们说，"雅典平民沦为奴隶"这个说法和传记所云之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之各司其职，各授其尊，完全牛头马尾。 ——梭伦：一般认为梭伦的改革有利于工商业阶层的发展，但是对贵族阶层和下层平民都不利。因此他的改革是一种折衷式改革并促进了雅典民主制的发展。但他的改革长时间无法彻底实施。直到他后来的继任者庇西特拉图继承了他的改革政策，梭伦改革的各项改革才得以最终确立。（维基）我们看普鲁塔克说法，库隆骚动过去后，雅典派系纷争，出现山区和平原派等；"梭伦为了挽救国家，曾经有心对双方耍了一次手腕：他对穷人暗地答应重新分配他们所要的土地，又答应富人承认他们的抵押品有效。……据说他有一句话在当选时期非常流行。大意是平等不会产生战争。梭伦得到德尔斐的神谕 '去坐在船的中间，你的指责是舵手； 做起来吧，有很多雅典人是你的朋友。' ……他拒绝了僭主政治。"但是因为他拒绝富人的债权抵押和并未重新分配土地于穷人而激怒了二者——但是后来有缓，因为他们都得到了改革的好处。他说他是公正公平维护两个阶级的手持"盾牌者"。于是我们看到在特修斯和梭伦共识平台上看到了平等阶级论和阶级存在有理论和合法论（——而不同于后来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阶级斗争论。） ——克里斯提尼：克里斯提尼创建了陶片放逐法（于前487年首次实施），让民众有权将一位公民放逐长达十年。最早这一制度被设计用来防止对民主制度的破坏，例如运用于某个有野心成为僭主的人。然而，被认为具有太多权力的市民很快就成了放逐的目标人物，例如前485/84年的桑提波斯（Xanthippus）。在这套体系中，被放逐者的财产将会保留，但他本人不允许进入他被放逐时的城邦。克氏同时提出实施"每天有200至5000人被选出参与陪审"——在他重组新政区划时期。（维基） 而参考希罗多德（《历史》）说法（——此间关涉到政治－宗教关系论——是人们阅读雅典－希腊民主时候必须要关注的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似乎和一神论或者多神论互文互宗），"克利斯提尼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属于著名的阿尔克迈伊昂家族，父亲是麦加克勒斯，母亲是阿加里斯特。他是长子，因外祖父、西居昂的著名僭主克利斯提尼而得名。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对他青少年时代的活动几乎一无所知。 梭伦改革之后和庇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实行僭主政治期间，雅典内部的政治斗争一直是相当激烈的。在这动乱的岁月中，公元前七世纪就在雅典的政治舞台上起过重大作用的阿尔克迈伊昂家族，仍然进行积极的活动。 克利斯提尼的父亲麦加克勒斯是当时所谓海岸派的领袖。麦加克勒斯成为海岸派的领袖，恐怕同他的家族过去的某些事情有一定关系。公元前632年，克利斯提尼的曾祖父麦加克勒斯任雅典执政官时，曾经杀害了政变失败在神庙里避难的基伦的同伙，这在当时被看作犯了神罪。阿尔克迈伊昂家族因此遭到诅咒，被驱逐出境。公元前594年，梭伦大赦被放逐者，阿尔克迈伊昂家族回到雅典，并且积极支持梭伦的改革措施。由是之故，他们和旧的氏族贵族比较疏远。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建立僭主统治的企图两度遭挫，当权不久就被迫离开雅典，据史籍记载，都与麦加克勒斯领导的海岸派对他的态度有关。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牢固地确立了僭主政治。麦加克勒斯被迫和自己的家族一起离开雅典。 "（资料） ——伯里克利："伯里克利在他的早年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一开始抑制自己的抱负，因为他担心他的社会地位会让他被看作专制者或对希腊有危险的人。他通过增进中低收入公民的兴趣以避免他们的怀疑，进而消除他的担心。"（维基）而普鲁塔克说，"伯里克利年轻时，对人民怀有很大的戒心。因为大家大家都认为，他的相貌长得像那个僭主庇西克拉图。……后来，阿里斯提德去世，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客蒙又长年累月被军旅生活拌住，留在国外，伯里克利这采献身于公共生活。 "不过他没有选择少数富人那一边，而是去和大多数贫民站在一起。他倒不是一个民主派，他的选择完全是违反他的本性的。他显然是怕人家怀疑他当僭主，又看见客蒙站在贵族一边，得到器重，于是，他就不声不响地投到民众一边；一别自保，一则也好对付客蒙。"（而普鲁塔克《客蒙传》称，萨拉米战后，"……他（客蒙）拆除天地上的篱笆，使陌生人和生活窘迫的人剋根据需要毫无顾虑地取得土地上的收获。……把自己城里地家当作他同胞的公共住所，在乡间的土地上甚至让陌生人任意采摘最好的水果以及四季生产的各种佳品。这样，在某种形式上，他恢复了克洛诺斯时代（黄金时代）H. J. Rose in 1928[4] observed that attempts to give Kronos a Greek etymology had failed. Recently, Janda (2010) offers a genuinely Indo-European etymology of "the cutter", from the root *(s)ker- "to cut" (Greek κείρω (keirō), c.f. English shear), motivated by Cronus' characteristic act of "cutting the sky" (or the genitals of anthropomorphic Uranus). The Indo-Iranian reflex of the root is kar, generally meaning "to make, create" (whence karma), but Janda argues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to cut" in a cosmogonic sense is still preserved in some verses of the Rigveda pertaining to Indra's heroic "cutting", like that of Cronus resulting in creation: RV 10.104.10 ārdayad vṛtram akṛṇod ulokaṃ "he hit Vrtra fatally, cutting [> creating] a free path" RV 6.47.4 varṣmāṇaṃ divo akṛṇod "he cut [> created] the loftiness of the sky." 笔者释译：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开天辟地"（CUT_ Cronus）的意思——对于这个克洛诺斯而言。）) 之所以看到雅典民主突兀与之，是因为雅典只不过是希腊百千种族和民族之一；而希腊非集权主义之分野，之民族，恰好是因为他们相对于波斯的某种一统局面，（——甚至有异于斯巴达之）。于是，民主－自治的逻辑原理，甚至让波斯人也看到了对于希腊施行自由的好处。这是一种古代自由主义的举证：这个证明是，波斯可以侵犯希腊；但是，波斯却尊重或言"尊重过"希腊自由甚至民主。这是20世纪极权主义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现象。极权主义之前，对于专制（僭政）之否定和民主之肯定，都是相对而言之范式，而非绝对之。这就是希腊民主的弹性和"错误"之奥妙。 把民主和僭政看作水至清者，自然，既无民主之鱼，也无专制之水……那些含混于王权，僭政和民主者，就像人们携镜像而互为鉴之；而这些阳光就是自由；含希腊的自由和波斯，埃及，利比亚甚至印度之自由。正是这些自由，让雅典或者斯巴达达到了民主和法制（斯巴达莱库古法制）。然而，古典中人抽象预言和"理想"的国家，不是由历经千年专制－民主的人们所杜撰，而是由20世纪的人们，这些西方的墨索里尼，中方的列宁和东方的毛氏所完成。于是，未经历极权主义经验的古典人似乎没有现代人更加有权评论希腊－波斯之间的非极权主义区隔。 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古代希腊，罗马，波斯……的历史中看到近现代历史的预言，预警，重复和变异，但是，我们很少发现这些历史中包含极权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素。因为，20世纪极权主义历史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罹病时期，或者说患癌时期；虽然这个时期将会非常短暂，但是生活其中之人们会觉得它非常漫长，以至于夺走自己的一生。尽管如此，这个极权主义时期绝对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和典型；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含宗教）生活的常态化时期非常漫长；从公元前、后直至发生极权主义之前之时期。于是，我们说，历史中的众多民主的，专制的和王权的经验，都和极权主义无关（——或者说，关系有限——前提不同）。那些可以被用来比附极权主义时期的国家，观念，做法和人物，和极权主义内涵，实有天壤之隔。其中，人们如果回顾希腊古代历史，就会不难发现这样的非现代性例证。 四 20世纪极权主义的起源说法很多，莫衷一是；但是，将极权主义看作一种思想脉络，却可从所谓古希腊思想中找到痕迹。这个说法，被有些作者看作是对于"雅典的审判"（见《雅典审判》）。虽然，该书作者并未十分肯定，十分饱满地否定柏拉图主义，但是，业已十分肯定地将他和雅典民主概念做了区隔——施行此类区隔的，尚包含对于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分们的分析判别——他们对于雅典乃至斯巴达的看法，就如同对待希腊千百个民族，种族和城邦的人与史之看法一样，呈现极其复杂亦十分鲜活之论调。这是对人们研究古代政治，乃至研究现代政治的极大考试。 她们在提醒现在的人们，得出这样一种观念的幼稚可笑和错误百出。这个观点就是，把一般民主和把一般专制，一切两段的决然做法；这个做法之所以错误，就是因为她们认为，希腊的归希腊——波斯的归波斯——是的，这个判断基本准确；但是，如果人们热衷于这个准确并且沉溺其中，看不见她们之间的间性研究和反面之证，她们就是没有被毕业于那个叫做学院的希腊见习所——也就是历史见习所（——含，对于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比较学研究）——而他们一旦趋赴广场参与民主辩论，就会倒退和落后于二千年以前的希腊公民。 十八、十九世纪以来，古代希腊研究的脉络是在包含对于柏拉图极权主义萌芽的研讨中发展的；虽然，他们这些研究者追逐着如何定位希腊民主或言多数暴政之间的关系——乃至于研讨后来的法国革命和美国建国对于希腊民主之关系（见上书）。这个关系的整理一时间似乎变成这样的分类：法国革命之罗伯斯庇尔的雅格宾暴政等于雅典多数暴政——如他们批判之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提德……；而美国革命则归结为梭伦，克里斯提尼和伯里克利——因为麦迪逊和亚当斯等人，都是雅典直接民主的批判者和反对"剥夺剥夺者"的英国派人士——而相对于法国派的潘恩和富兰克林。（这一争执尚且可以归结为后来约翰.穆勒对于其间：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之美国民主之商榷。） 人们在否定和肯定希腊民主的辩论中，慢慢引来20世纪，这个极权主义和后来民主新浪潮并存的突兀世纪。于是，民主－专制的转换机制，同样不断提示于人：在批判民主多数和直接暴政的时候，人们似乎醉心于那种区隔民主的专制；而在取代僭政的时期，人们又把眼光转向一种王权（——含希腊人跑到薛西斯那里去的史实——如，地米斯托克里，攸里比亚德斯，如前所述……）。而在回顾思想历史的时候，人们同样没有忘记对于政治历史和经济历史的回顾。加之战争与和平对于民主和自由的某种战略的和战术的挑战。 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回到思想例证。其实，断语柏拉图（——及其理想国）是一个极权主义滥觞，并不仅仅是笔者所谓；含，现代很多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是如此看法。其中，哲学的含义和定位就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概念取向和制度趋向就是他的理念和原型——这个概念，导致他似乎要反对各种特殊于一般之上——其实，因缘他看到政体轮流转而稳定不能得——而这个稳定的走向，就像很多作者所谓，并非德莫斯甚至王者们的选择——含忒休斯和赫拉克利特的选择。 他们的多样，多元和多种（族）本身产生的雅典小民主和大思想，正好挑战，吸引和考验了以后美国和欧洲的近代民主之实行……——历史的结论就是，如果注重一般至所谓后来之抽象范畴，如，"一般意志"（卢梭）和"人民"权力（马列），抽象未来（共产主义），那么，这个理想国的人民和意志，就绝对不是梭伦和伯里克利的意志和克里斯提尼的意志……而是希特勒和马克思的意志。这个意志的本质，就是要把所有的个体划为个体乌有的普遍，而归顺于奴隶地位（——虽然希腊人认为奴隶劳动给出公民于闲暇之自由！） 再有，希腊人的民主中的平等和平等中的民主，让这个伟大民族首先成为后来所谓民主人民是忘恩负义的这样一种评定（——他们雅典人否定和驱逐了萨拉米战役功臣之一的地米氏，就是开始这个忘恩负义的先例——人们当然由此想到英国人对于邱吉尔的不选择——但是，美国人还是选择了艾克……）。这个东西和希腊人剪除高一点的麦子（剪除平民以上杰出者）做法刚好相复。于是，柏拉图包含种族血统论在内的普遍意志论，成为希腊人和后来罗马人，威尼斯人和佛罗伦撒人乃至最后的欧洲人摒弃之之选择。他们虽然继续争执个体和社群，民主和治衡，但是绝对排除了"理想国"（——只有希特勒含糊其词地援引了柏拉图种族主义言论。） 黑格尔所谓雅典衰落是因为起始于苏格拉底的自我反思值得注意——黑格尔认为，雅典的"客观主义"运作，一旦遭遇苏氏的"主观反思"挑战，她的运道和势途必然见衰——而这个观点，是可以反思的——也正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在与克里同对话中说，雅典的法制是不可以反思的，他对它百依百顺，奉死无悔；这样，苏格拉底也就没有了后人所谓宪法法院对于法制实行裁夺－反思之任何可能性——而这是古典民主的一个稚误。 我们就此列出关于这些雅典拥趸和雅典咒骂者们的最为简单的观点以飨读者。 美国人的评价；（《审判雅典》） ——约翰.亚当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全部是混合式的，并援引希腊、罗马和迦太基为例证。"（这是关于柏拉图和奥涅塔斯式的混合选择吗？——自立） ——潘恩：在肯定了美国是微型版雅典的大型版后，说，"美国的制度将从'代表制与民主制的嫁接上'获得无穷益处。"（因为很多雅典批判者只是看到雅典全民普选，直选和非奴隶选举的那些表层。——自立） ——麦迪逊："提出将美国共和国与'动荡的古代希腊和近代意大利民主政治；区分开来的观点……他争辩说，民主政治是古代雅典的一个坏东西。'"他要拥有代表制救治民主。（他的看法和马基雅维利和基佐们肯定佛罗伦撒共和，自由，法制和民主迥然背离；而伟大的自治精神和自治物质在威尼斯的试验，承上启下地关照了古代雅典，美国乃至世界历史——自立。） ——汉密尔顿："他认为意大利和（古代）希腊小国"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不断的革命，没有恐怖和厌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而这种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和革命－复辟－革命历史，在历史上之所以无法避免就是因为专制和民主力量内在的逻辑关系——只有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才会真正杜绝革命——而没有美国十三个洲本身同样是无政府和革命－自治状态，也就没有后来的美国——见伯克/Edmund Burke《美洲三书》。） 欧洲人的评价； 这些偏斜的看法大致是，"修昔底德、色诺芬、老寡头和伊索克拉底之类的希腊观察者，关注的是普通公民的粗鲁以及做出决定的无能；民主政治不稳定的观念，很大程度上首先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类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那是一些被希腊人，波斯人和雅典人摒弃的"理想国"——一部分理想国的建构——一种没有被欧洲人采纳，直到20世纪的准极权主义选择——自立）（某种程度上来自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以及据称的11部宪法。）"（同上）（关于老寡头的说明——"寡头政治（古希腊语：ὀλιγαρχία，英语：oligarchy）是一种政制形式，其中大部分甚至全部有效地掌握在一小撮特权阶级手上（无论是财富、家族、军事力量、残暴或政治）。 寡头政治一词，源自希腊，"oligo"就是"少数"，"arkhos"就是"统治"。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记录了在大流士建国之初，要决定波斯帝国的体制，对独裁、寡头与民主三种政体进行比较，最终决定选择独裁（古希腊语：αὐτοκρατία）政体的故事。麦加比苏（Megabyzus）认为，国家应由最优秀的少数人进行统治，支持寡头体制。但大流士则认为，寡头体制中，容易因为争权夺利而走向独裁。 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提出六种政体。其中，寡头制是贵族制的一种变体，统治权由某个阶级中的少数人共有，但是贵族制是以公利为出发点，寡头制则是以统治阶级自身利益为出发"（维基百科）。） 老寡头文本，"据传为色诺芬所作的《雅典政制》（从文风和语言推断，不像色诺芬之作），俗称《老寡头》，——……有人会对这一点感到奇怪：他们总是分配更多的东西给那些坏家伙、穷人和民众甚于给那些优秀分子。显然正是这样做，他们维持了民主政体。因为这些穷人、民众、下等人取得了优势地位并且变得人多势众，将巩固民主政体。但如果富人和贵族处于优势地位，民众是在加强他们自己的反对派的力量。（5）在每个国家里，贵族是民主政治的反对者。因为在贵族身上最少放肆无度和过错，却有最大程度的对善的追求，但在民众身上，有的是最大程度的愚昧、放肆和罪恶，因为贫穷促使他们做不光彩的事，由于缺钱一些人缺少教育、愚昧无知。"（资料/色诺芬《雅典政制》）） ——孟德斯鸠，"……不希望搬用古代政府的任何机构。"因为"共和政府在一个大国中仍不可能。" ——孔多塞，"美国远较古典共和国优越。" ——威廉.扬，在抨击伯里克利所谓"民众暴政"后说，"他在无限赞扬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祖宗政体的同时，无情抨击了自阿里斯提德扩大公民权开始，到伯力克利和呃菲阿尔特的人民领袖止的'平均主义'。" ——罗伯特.比塞，"他争辩到（——比较关于战争－自由的民主优越说之希罗多德观点——自立），实际上，让雅典取得成功的，是在第一次战争中选择了米太亚得为唯一指挥官；在第二次战争中，是选择阿里斯提德和地米斯托克利为'真正的国王'，结果是雅典人著名的胜利，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政体，事实上是因为'暂时偏离了她的（民主的）精神。"（这是一个悖论：斯大林？罗斯福？还是希特勒？） ——温克尔曼，"他关于古代（希腊）的作品让他一炮走红。 ——赫尔德，"他写道，'如果就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言，启蒙人民应当是一种政治目标，那雅典无疑是整个世界上最为开明的城市。'……'甚至开启了最为桀骜的暴民的耳朵，赋予他们开明的思想，让其倾向于政治交流，而所有亚洲民族对此均不熟悉。" ——席勒，"虽然席勒并不赞成梭伦将权力置于民众之手的程度，但他把梭伦的立法视为一种本质上动态的、灵活的和有利于成长的体系。" ——赫尔德林，"希腊代表的是人类已经失去的'一人具备一切'的天堂。" ——黑格尔，"找到了完美世界（指雅典）观的最后表现"，此后就被撕裂了……。 ——夏多布里昂，"但他赞扬了雅典人，因为他们实际拥有民主政体，而当时的法国只是假装拥有。" ——乔治.格罗特和米特福德，格罗特说，"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和开放的贵族政治之类，它实际上与民主政治非常相似），我们才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个人才能的闪光和多样，它构成了希腊历史的魅力和光芒。"他谴责了后者的对郡主制的偏爱，激情和偏见。……"米特福德重复了老寡头的说法。" ——贡斯当，他谴责少数派暴政，"多数从来不会压迫。人们会取消他的名义，利用他提供的武器来反对他。"贡斯当厌恶卢梭和罗伯斯庇尔利用"无所不知的立法家"以构政体（哲学王和"立法王"治国之疑：哲学王的宗教涵义成为以后人们批判政教不分离的一种原则——而卢梭外国人担任哲学－宗教审判之最高立法者，这两个神话，是导致后世极权主义的根本源头……最早解构这个原则的，当然是雅典人——以后就是三权分立者们。——自立） ——约翰.密尔，"斯巴达的目标，是能够提供稳定，但不能培育进步，对此，雅典提供了鲜明的对比。密尔写道，在希腊其他的民主政治中，'谁也不曾享有忧诺米亚，即法律上的无上权威，免除帮派的暴力，由于雅典式的自由与天才，他们是非常雅典的特性。'" 当然，肯定雅典的还有刘易斯和佛里曼（E.Freeman）——后者说过一段非常类似邱吉尔说过的话（——而相对于麦考莱关于雅典暴民的指责）；"民主不好，但是她是一种比较以后的好（——比较于专制，更加比较于极权），"对希腊历史公正的考察肯定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群穿着行政智能服装的暴民组成了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优秀的政府，它并未创造出不可能，也没有把地球变成天堂，把人类变成天使；更不用说它预示了所有我们相信人类仍有待实现的改进，但那个比它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好的政府，不能被成为坏政府，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政府必须被称为好政府，代表了此前所有对政府的显著改进。" 据说，这是关于雅典评价非常著名的言论。 ——北京之春 2014年6月15日  |
||
|
Posted: 15 Jun 2014 11:09 PM PDT
在《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开头不久，作者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提到他所经历的一个细节：一位非洲大法官困惑而羡慕地问他，"为什么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这个貌似天真的问题问得实在深刻，问出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法治不健全的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心声。仔细想想，难道不蹊跷吗？美国宪法一共四五千字，最高法院一共九个法官，凭什么要听从他们？ 布雷耶从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亲身经历和反思出发，引领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美国最高法院也非至善至能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对法院的遵从并非因为法官至善至能。在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下，人们往往把总统看做随民意而摇摆的民粹分子，而国会议员的形象，则是为了党派利益互相大打出手，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有法官，在人们的集体想象中往往代表着公正、超脱、冷静。事实上美国的各种民调也显示，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一般明显高于总统和国会。即使在中国，关于美国司法制度，我们也耳熟能详的一种看法是："美国的大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们是抵抗多数暴政的堡垒"。 但美国的大法官果真如此超越历史和社会般地英明神勇吗？事实似乎比这复杂得多。美国的司法史上，最高法院犯过许多重大错误，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大法官判定黑奴德雷德·斯科特没有公民权，被很多人视为美国内战的导火索；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并不违宪，导致种族隔离政策延续了半个多世纪；1944年"是松诉美国案"中，法院判决罗斯福总统战时"以集中营安置日裔美国人"的做法合宪，给美国宪政史留下一个巨大污点……凡此种种，足以将大法官们拉下"圣坛"。事实上，历史上美国人也无数次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法院判决的不信任，大到美国内战，小到层出不穷的对已有判例的重新挑战，都是这种不信任的表达，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不信任，推动了美国宪政和法治的完善。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说什么，美国人都会照办"呢？布雷耶书中举例道，2000年最高法院宣布"布什对戈尔案"中小布什胜诉，进而为布什赢得选举扫除了法律障碍，当时大约有一半美国人激愤不已，这些激愤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揭竿而起"，或至少搞点打砸抢泄愤一下呢？在"咱们这儿"，左派和右派网上斗个嘴，都不"约架"不足以解恨呢。 民众对法院的信任从何而来？ 我们可能会说，美国人听从法院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有守法的习惯和文化，简称"人家素质高"。但是"素质"从何而来呢？布雷耶解释道：人民遵从法律，是因为他们信任法院。但是，"信任"又是从何而来呢？民众对权力机构的信任，如同恋人之间的信任，来之不易而又脆弱不已，又如何维系？ 在布雷耶的书中，我们看到，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来自于法院捍卫宪法及其基本价值观的实践。美国宪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个体自由和权利、地方自治、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限制民粹主义——以及后来，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之后，对"法律的平等保护"的承诺。虽然曾经有过反复和游移，美国的法院在200多年的大风大浪中，努力守护宪法所点亮的这几个火炬——正是对这些美国立国精神的忠诚，塑造了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换言之，人们听从法院，是因为它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合乎人们价值体系的"公共善"。 这从书中所举的几个经典案例可以看出。1952年，"杨斯顿钢铁公司诉索耶案"中，法院裁决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应对韩战而将私人钢铁企业收归国有的做法违宪，从而维护了私有产权。小布什时代的关塔那摩案，则彰显了最高法院如何"处处"和总统"作对"，以维护关塔那摩犯人的基本法律权利……由此可见，最高法院将捍卫宪法所保护的个人权利、自由和平等视为己任，由此获得了民众的信任。所谓"法治"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来自于权力机构的价值自觉与实践。民众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构本身的"素质"。 捍卫宪法是一个"技术活" 然而"捍卫宪法"这件事，其实并不像字面上那样不言自明。如何捍卫宪法是一个"技术活"，不但需要法官在面对强权或者民粹时的勇气，更需要调适精密仪器式的智慧和耐心。这件事情的难度在于：第一，忠实于宪法意味着什么？原教旨主义式的忠实还是揣摩立宪者的"立法意图"，并将此意图适用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第二，当宪法所体现的一种价值观和它所体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在现实中发生冲突时，法官应该怎么办？ 对第一个问题，布雷耶提出了一种与原教旨主义宪法观（由另一个大法官斯卡利亚持有）针锋相对的"实用主义"宪法观。他认为，在宪法对一些现实具体问题答案不明时，应当运用"立法意图"和"预期后果"原则，灵活诠释法律，"必须尊重宪法条文，同时构想这些条文应如何适用于当下现实，由此实现对宪法的重新构建"。从表面上看，美国宪法的确200多年坚如磐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美国宪法实践存在着缓慢然而巨大的演进。 一个例子就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1789年时，美国政府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既没有对垄断的管制，也没有全民福利的提供，到了2012年，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金融危机中的积极"救市"举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两个罗斯福总统时代，法院通过数个案例实现了不情愿同时也是不得已的"华丽转身"，认可甚至推动了这个变化——批评者也许会说这是"司法独立性"让步于"多数暴政"的例证，但也许在布雷耶眼里，这恰恰是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宪政观的体现。 对第二个问题，布雷耶提出，在一种价值观和另一种价值观相冲突时，应适用"比例原则"，权衡利弊适度平衡。在布雷耶的描述中，一个好的法官与其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英雄或义正词严的斗士，不如说是一个啰啰嗦嗦、犹犹豫豫、不断掂量"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学究——正是这种啰嗦和犹豫显示出一个法官的审慎和平衡感。今天我们观察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也能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反复和含糊——关于"平权法案"的"格雷兹诉博林杰案"的判决，一方面主张高校对少数族裔的录取采取照顾原则，另一方面反对强制性的按种族比例招生原则。再联想到美国法院在堕胎、枪支管理、同性恋婚姻等方面的判决，可以看出"含含糊糊"是最高法院重大判决的一个特色，而这种含糊，与其说是懦弱，不如说是在"诸善之争"面前的智慧。是节制感，而不是激情，塑造了法治文化和人治文化的不同。 获得民众的信任并非一劳永逸之事。如果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背叛了美国宪法的最基本价值观，没有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诠释，或者在宪法所追求的不同价值观之间没有实现微妙的平衡，民众的信任和服从很可能随风而去。这大约是美国法官们工作的艰难之处：他们永远在如履薄冰，永远在风口浪尖。但这大约是他们的工作充满魅力之处：他们需要不断运用智慧化险为夷，化干戈为玉帛。他们像童话中的精灵，用一根神奇的指挥棒，持之以恒地从一份简短而平淡的文本中唤起心跳，将承载着自由、权利、平等等价值观的血液传输到美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网友推荐  |
||
|
Posted: 15 Jun 2014 10:52 PM PDT
浦志强是中国最著名的人权律师之一。今日，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称，"经检察机关批准，2014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浦志强依法执行逮捕"。但据目前网传的案情而言，浦志强律师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现对本案所涉的两个罪名依次分析如下： 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据称，警方对浦律师的这一指控，是因为他曾受一些媒体之托，查询过一些公司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若是如此，浦的行为根本不构成刑法第253条之一第2款规定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首先，公司股东仅以出资为限，承担公司经营失败的风险；基于这种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任何公司于设立时，都必须通过工商登记向公众公示各种重要信息，以保障潜在交易者的交易安全。公司企业工商登记的目的和宗旨，即在于信息之公开。因此，律师为任何人查阅任何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都不可能构成犯罪。 其次，依刑法第253条之一第2款的规定，非法获取是指以窃取或者违法的方式获取。律师到工商局查询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都是按照工商局要求的程序和手续进行的，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工商局的查询许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律师的查询是非法的，那等于说工商局准许查询的许可也是非法的。可见，北京警方把律师依法查询工商资料的行为视为犯罪，简直是荒谬绝伦。 二、寻衅滋事罪 据信，警方的这一指控，是因为浦志强律师与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等人，在朋友家召开闭门会议，研讨二十五年前发生的一次事件。警方指控的事由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会的行为；二是会后在网上公布合照的行为。但这两种行为都不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一，刑法第293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这里，我们姑且不讨论这一"口袋罪"立法是否合理的问题。本案当事人在私人场所开会的行为，不可能归入上述条款中的任何一项规定，因此不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二，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上述解释把网络空间界定为刑法上的公共场所，本来就既违背社会常识，也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这里，仍姑且不谈论这一解释是否合理的问题。本案当事人开会的合照，在网上公布，也绝非编造或散布虚假信息，因此不可能适用上述解释的规定。 二十五年前发生的事件，是一起真实的历史事件。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自己朋友的家中，研讨自己国家发生过的史实，这种行为如果也能构成犯罪的话，那甚至比人们常说的"道路以目"还要可怕和可悲。 综上所述，浦志强律师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犯罪，希望北京警方立即撤销对当事人的错误指控，不要再一意孤行地迫害无辜、触犯众怒。 2014年6月13日  |
||
|
香港港大律师公会强硬反驳国务院白皮书（附大律师公会反应全文） Posted: 15 Jun 2014 10:39 PM PDT  注解：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是首次中国国务院就香港"一国两制"发表白皮书。在该声明中，北京中央政府表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和"防范和遏制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部分尤其引起关注。目前香港2017特首选举，"占领中环"运动，都是香港的热议话题。不少香港媒体发表评论称，白皮书是一锤定音的损害，是来自中央的"摊牌白皮书"。然而在白皮书中，没有提到在一国两制中香港人应当享受的人权等基本权利。白皮书的重点是强调一国、爱国，而非两制。爱国是自发的，而非中央强加于香港人的，香港做为国际化 大都市，相信的是普世价值。  香港大律师公会星期三发表声明，逐点反驳国务院香港白皮书明文要求香港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与政府官员等"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基本法的重任，而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基本的政治要求。 公会认为，白皮书将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员公开而错误地定性为"治港者"的举措，将会对港人、内地人民和广大国际社会发出错误讯息，令人误以为法院是政府机器的一部分，并且同声同气，相互配合。 大律师公会还引用由现任政律司司长袁国强担任会长时，于2008年发出的大律师公会新闻稿，强调司法制度不应视之为"香港管治队伍的一部分"。公会特别指出，此立场至今依然有效。 声明强调，法治在香港社会以及文明社会中，内容远远超出"依法办事"及"依法施政"，还包含司法独立。而根据基本法，香港司法制度独立于行政及立法制度。 公会声明同时指出，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法官和法院不应也不会学习或听命于任何人对基本法的"一锤定音式的最终解读"。 不过，政律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三回应说，大律师公会错误理解他当年的陈述，同意法官不应被视为行政机关的一部分，但白皮书所说的是广义的"政治体制"，不要以阴谋论解读白皮书。 在国务院星期二发表有关香港的白皮书短短一天后，香港大律师公会便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提出3点反驳，并强调都涉及司法独立这一核心价值，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来源：中华时报） 香港大律师公会对中国国务院《「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的回应中国国务院于2014年6月10号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英English version），以下是香港大律师公会对基中三点作出的回应(PDF),由于原文是PDF格式，并且是繁体，所以我转换成简体转载如下： 《「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香港大律师公会的回应 1. 香港大律师公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六月十日 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下称「白 皮书」〉其中三点作出回应,三点都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构 和司法独立这个香港核心价值。 2. 首先,白皮书第5部分第2节以坚决维护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 权威为主题。其中一个段落如下: 「尊重和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权和解释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是维护「一国两制」和 香港法治的应有之义,既是对特别行政区执行基本法的监督,也 是对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的保障。」 3. 根据《基本法》第158(1)条,基本法的解释权的确属于全国人大 常委会。然而与此同时,根据《基本法》第158(2)条,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宪法上也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 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这是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保障的高度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无疑拥有解 释基本法的权力,但大律师公会一贯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除依据第158(3)条外:- 该条款有自己的规则,并须由法院提请)应绝 少及审慎地进行,否则这将会在香港人、内地人、和国际社会的眼中产生司法独立受损的观感。 4. 香港大律师公会必须重申: 尊重法治(根据香港及国际文明 社会所理解的「法治」)远远超乎事事只求「依法办事」或「依 法施政」那么简单,它包括在权力行使上适当地自我制约,好使 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得到适当的重视和彰显。 5. 第二,白皮书第5部分第3节的主题是管治香港的香港人首要条件 是爱国,当中包含以下语句: 「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 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 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 政治要求。如果治港者不是以爱国者为主体,或者说治港者主体 不能效忠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实践就会偏离正确方向,不仅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难以得到切实维护,而且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广大港人的福祉也将 受到威胁和损害。」 6. 香港大律师公会于2008年7月9日发表了一份声明,当时的主席为 现任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声明强调: 「香港的司法机构一直与行政和立法机关分开和独立,而且根据 基本法,应维持司法机构的分开和独立。司法机构不是、而且不 应该被看作是管治团队的一部分。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应由司法机 构审查。除非司法机关真正独立,否则它不能履行确保政府根据 法例规定行事,亦不能履行确保由立法机关通过的立法与基本法 及香港特区的国际法律义务一致的功能。」香港大律师公会在2008年说的这番话到现在依然有效。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法官和司法人员不应被视为在工作上被加入政治要求的「治 港者」或管治团队的一部分。任何将法官及司法人员公开而错误地定 性为「治港者」或以官方形式训示他们进行任何政治使命或任务的举 措,将会对香港市民、内地人民和广大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息,令人误以为法院是政府机器的一部分,并且「同声同气」,互相配合。不论其他地方法院是否有这样的情况,这绝对不是香港法院行事的方式。 8. 最后,以上白皮书内引用的字句「肩负正确理解...香港基本法的 重任」,意思似乎是指基本法的条文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所谓「正确」 的解读,而香港法官能够由某些人口中或其他地方「理解」或学习得 到这「正确」解读。然而根据普通法制度,法院对成文法和宪法在判 案时作出的诠释本身便是制度下正确的解读,法院对成文法和宪法的 诠释,是根据一套完备和源远流长的法律诠释原则,考虑控辩双方 (包括政府)向法院提交的论点、事实和证据,在公开和透明的司法 环境下进行。香港的法官和法院在判案时(除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第158条作出释法的情况外),不应也不会从其他境内或境 外的政府官员、学者或其他任何人学习、理解或领取他们对基本法 「一锤定音式的最终解读」。 香港大律师公会 2014年6月11日  |
||
|
Posted: 15 Jun 2014 10:35 PM PDT 前不久，中國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香港白皮書》，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的自治，也不是分權，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物管理權"。這一主張悍然違背《中英聯合聲明》關於"一國兩制"的承諾，危及香港原有的的社會制度和基本價值，是單方面撕毀條約的行為，對此我們表示譴責和關注。 我們同時也關注到，香港有意維護自由和法治的公民社會的力量，正在準備針對2017年的普選發起"佔領中環"行動，並即將在6月22日舉行民間公投。我們對此表示堅定支持，並寄予厚望。我們相信，香港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去努力爭取。香港的命運，只能由香港人民來決定。在中共的影響正在一步步侵蝕港人的自由的現在，唯有奮起抗爭，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 多年以來，港人對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給予了無私的支持。今天，我們也要站出來，跟港人站在一起。我們呼籲所有華人和國際友人都支持港人的行動。這不僅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同樣的挑戰，也是因為，我們維護的是同樣的價值。 王丹， 胡平，王軍濤，蘇曉康，楊建利，吾爾開希，王超華，項小吉，方政，盛雪  |
||
|
Posted: 15 Jun 2014 10:49 AM PDT
时光上八九在远去，但八九的诉求却一天没有离开，相反更深层地植根今日中国的历史进程。不论以何种形式，只要这些诉求一天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缓解，中国就永远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崛起。 我们有必要重温八九的诉求 今年是八九运动发生二十五周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受中国官方的宣传，一些人对八九运动包括"六四"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些什么样的诉求有些模糊不清。也有些人习惯性地将八九运动的诉求简化为要求民主和自由，这自然是对的，八九民运的主体诉求当然是民主和自由，是希望在中国建设一个更加文明人道、具有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国家。但需要记起的是：八九运动的诉求也是多层面的，也有一些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社会氛围相联的具体诉求。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具体的诉求更加直接地打动了人心，引起社会广泛的共鸣和参与。今天，在纪念八九这场伟大运动的时候，或许我们有必要重温八九的诉求，不仅是为历史的记忆，也是为更好地捍卫八九运动，以此来对照现实，提醒世人——回应八九的诉求，不仅是一个还历史公正的问题，更是一个中国要迈向未来无法回避、不能不面对的现实课题。 概括起来，从胡耀邦去世后各院校的标语，大小字报提出各种不同的诉求，到４月１８日经王丹宣布的７点要求，八九运动前期的一些具体诉求基本成型，主要围绕如下几个方面：１，正确评价胡耀邦的功过，肯定其提倡的"宽松""民主""自由""和谐"的主张；２，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３，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布财产收入，反对贪污腐败；４，允许民间办报，新闻自由，实行言论自由；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６，取消北京市政府有关游行禁令的十条；７，对政府领导人实行问责，对部分领导人通过民主形式实行改选。此外，在北京的学生提出过还有"正确评价此次学运""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等要求。 绝食后学运诉求简化到只有两条 在外地，受北京学生的影响，除上诉这些诉求外，还有学生陆续就宪法中"取消四项基本原则"，降低"中共党组织在大学的领导""取消政治课等党化教育""改善人大制度，提升民主党派的作用""学术研究包括政治学术研究自由""特赦政治犯，给不同政见者以应有的尊重""整顿官倒"等提出诉求。４月２１日，包遵信、北岛、苏晓康等知识分子的公开信回应学生的要求，提出要继承胡耀邦遗志，加速民主化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根治腐败，减少社会不公；各级领导人要实行责任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各种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主张。 "四二六"社论出台后，运动的诉求增加了要求撤销社论对学生搞动乱的指责，官方要真诚平等对话等两个新要求。同时，反特权，遏制物价等民生的议题也随着运动的扩大和社会各界的不断参与而出现。一方面是学生的策略，不想给保守派以镇压的借口；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着经过十年富有成效的改革后国人希望中共能继续推动改革的心理，"拥护改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提法也多次在学生的游行中出现。此外，希望学生的自治组织能按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认可，也是许多参与者的一个希望。绝食后，整个学生运动依然保持着和平理性的基调，但诉求更简化到只有两条"要求政府真诚对话""要求公正评价这场学运，肯定这是场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直至屠杀，基本上这两点成为后期运动的主要诉求。 上述诉求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类。一类涉及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和对胡耀邦的评价。一类涉及根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如修宪、人大制度改革和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学术，结社包括对官员的选举，监督的权利的维护等。再有一类就是与此相关的反腐败，反特权，增加社会公正，领导财产公开、取消十条等制度性改革诉求。最后一类是比较具体，带有当时历史环境和运动自身过程特点的诉求，如遏制物价，提高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生活，给运动正名与政府对话等。 回到被中断的历史断裂点再出发 所有这些诉求包括争取诉求得到实现的手段，不仅当时合情合理，且本身符合八二宪法，绝大部分今天看来也依然是中国当下急迫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虽然，平反"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运动中受迫害人士的诉求已被"平反八九"取代，知识分子生活也因经济的发展和"六四"后官方实施的收买政策而大幅改善，物价亦在有效控制范围内。但除此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八九的诉求都是当下社会关注的问题，且因为"六四"镇压，许多相关问题恶化，当年那些诉求今天显得更加急迫需要加以解决。反腐败，社会公正，财产公开，对权力的监督，公民权利的维护，所有这些课题都尖锐地摆在社会大众和执政者面前，即使中国今日各种危机的根源，也是今天以各种形式展现的公民运动的基本诉求。 同时，也是在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上，检验着官方改革的诚意。是真改还是假改，是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进行改革还是出于维系一党专政，维护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修修补补。如果是前者，就不可能不真诚面对八九的诉求，回到二十五年前的那场运动，不仅要公正评价胡耀邦先生，且要公正评价赵紫阳先生的功勋，用财产公开，责任监督，新闻批评，选举等制度形式来根除腐败；以增加公民的权利为导向进行制度的更新再造；以"平反六四"为起点，重建因"六四"镇压而开始大规模丧失的社会正义，寻找民族和解之路，构筑一个能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合法危机、保证民族能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 显然，时光上八九在远去，但八九的诉求却一天没有离开，相反更深层地植根今日中国的历史进程。不论以何种形式，只要这些诉求一天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缓解，中国就永远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崛起。那些官方以止疼药式的方式实施的措施只能暂缓一些矛盾，却从更深层上积累着更大的危险。中国只有一途：回到被"六四"镇压中断的历史断裂点再出发，正面回应八九诉求，那样才会有真正的希望与未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
|
Posted: 15 Jun 2014 10:33 AM PDT
八九事变的珍贵遗产之一，用赵紫阳的话说，是"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通过对话解决"现实矛盾冲突，而民间人士的具体实践，则在于谋求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争取把政府与学生对话达成的协议转变为立法……它们体现着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对共和、对宪政、对民主的不懈追求。 中共面对全球到处都在选举 二十五年前，保守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政变，整肃党内改革派，将八九民主运动扼杀于血泊之中。毛泽东的"文革"刚刚过去十几年，中共又如此发飙，悍然命令野战军将坦克车装甲车开进天安门广场。当时身为《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的纪思道很惊讶：中共的军队攻入北京，他们"就好像是一支外国军队似的，朝一切移动的东西开枪"。 中共血腥镇压抗议民众，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致使东欧与苏联的共产党人不敢仿效这种野蛮行径，结果，"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在那些地方接二连三地溃败。中共咬紧牙关，以"韬光养晦"为生存智慧，放弃了计划体制实验，将市场经济嫁接在其一党专政土壤之中，造就了一个新的怪物，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今年"六四"来临之际，似乎是有意让冥顽不灵地拒绝"邪路"的中共难堪，全球到处都在选举。南非人、阿富汗人和埃及人刚刚完成了他们的选举，美国正在进入其中期选举，而更为引人关注的，一是印度大选，一是同一天进行的乌克兰大选和欧洲议会选举。 当然，也有可以让中共欣慰的地方。在泰国，曼谷权势阶层发誓拒绝选举，他们宁愿要国王钦定或军事政变，也不要民选政府，而乌克兰分离分子，以及阿富汗塔利班，也都拼命以武力阻止民众参与选举。 印度已经是民主国家，现在，印度人以选票突破国大党的王朝政治，希望实干家莫迪能够把他在地方的成功复制到全国其它地区，同时，也迫使失败的国大党实现自我解放，摆脱对甘地家族的依赖。全球都在关注着莫迪，看他能不能应对挑战，看他的"缩小政府，加强治理"能不能在国家层面上成功。 欧洲的"普京理解者" 乌克兰人面对内忧外患，勇敢地以选票作出回答，再次确认他们亲近欧洲，同时愿意与俄罗斯保持正常关系，而此举又无情地否定了俄罗斯所谓乌克兰临时政府为"法西斯分子"政权的谎言宣传。 而欧洲议会选举则显示出另一种倾向，极右翼势力巧妙利用民众不满情绪而咄咄逼人。他们反移民、反欧洲、反权势，鼓吹反美亲俄、迎合普京，使得欧洲政坛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纽约时报》上一篇专栏文章这样写道，"欧洲突然充斥着被德国人如今称为'普京理解者'的人──从字面上看，是指理解普京的人，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指普京的辩护者。这些形色各异的欧洲人认为，普京敢于直对美国、体现了'家庭价值观'、与令人讨厌的欧盟对抗，而且立场强硬。" "普京理解者"，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我们对它似乎很熟悉──我们这里早就有"毛泽东理解者"和"邓小平理解者"，如今更有"习近平理解者"，还有比当年"温爷爷"更肉麻的"习大大"。 八九民运的鲜明口号之一是"反官倒"、"反腐败"。当时有学生打出"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标语，表明中共之所谓"伟大光荣正确"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意义。邓小平对此不感兴趣，他只关心有人呼喊"打倒共产党"，认定那就是"动乱"，就要镇压，就可以杀人。于是，理想主义在血泊中毁灭，犬儒主义盛行，"理解者"与时俱进，而"官倒"发展为权贵资本主义，腐败深入党政机器之骨髓。 中国缺少胡耀邦赵紫阳理解者 习近平之受到拥护，或得到"理解"，其中之一，在于以他自己的方式反腐败，尝试在政治局常委头上动土。然而，他迷信以权力反腐败，专注于权力布局，同时严厉限制民间舆论，其成败尚不得而知，阻力之大则显而易见。共产党这类事情，一向是两个极端，一是斯大林式清洗，一是毛泽东式群众运动。习近平大体上接近于前者，因为后者很少有人能玩得转。 而其中之二，在于他对外强硬，对美国，对日本，对菲律宾，对越南，甚至对朝鲜也似乎有些变化。强硬的姿态，与"中国梦"相呼应。倘若有理有据，则美梦成真是大好事，尤其是对朝鲜应该有大改变；而若单纯依恃"自古以来"如何如何，或背弃《联合国海洋法》对海域的权利源自于拥有相关领土的规定，将"跑马圈地"式"九段线"奉为神明，同时回避其来历之"十一段线"，那就很成问题。 其实，中国缺少的是"胡耀邦理解者"和"赵紫阳理解者"，乃至于"陈独秀理解者"或"习仲勋理解者"。他们的失势或失意，若是轻易被淡忘，甚至被嘲笑，那真正是悲哀。 八九事变的珍贵遗产之一，用赵紫阳的话说，是"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通过对话解决"现实矛盾冲突，而民间人士的具体实践，则在于谋求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争取把政府与学生对话达成的协议转变为立法。这种政治理念远非主流，这种政治实践不可避免地失败，然而，它们体现着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对共和、对宪政、对民主的不懈追求。 于是忽然想到，当此六四之际，应该有更多的"八九理解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6月号  |
||
|
猷子：六四当日成都发生了什么——地方诸侯为保官位不惜制造大规模的血腥暴力事件 Posted: 15 Jun 2014 10:36 AM PDT 在89年的天安门学运和最后当局的血腥镇压过程中，远离北京的四川出尽了风头。学生们在天安门绝食期间，四川省当局是全中国第一个省份致电中央，要求同学生对话。6月4日中共当局对学生实施武力镇压后，四川省当局又是全中国第一个（除自治区外）省份致电中央，表态支持武力镇压。同时在6月4日当日从外地调来武警，对当地学生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搭设的声援台进行武力清场。本来那个声援台只剩下了几十名学生，这个清场引发了上千学生前来支援，之后无数市民加入，使成都发生了全中国除北京外最大的暴力镇压事件。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89年4月15日去世，4 月16 日四川省巴塘县发生了6.7 级地震，随之而来的学运使得中共政坛也震荡起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各地的地方诸侯需要削尖脑袋把握这场震荡的脉冲走向。四川省当局的这些不寻常表现，凸显中共地方诸侯在那场政治漩涡中，难以把握方向。狗急跳墙时为了急转弯调整方向保住官位，不惜制造一场大规模的血腥暴力事件，草菅人命和焚烧大型公共财产。 时任四川省长张浩若以抗震救灾之名，躲到了震区巴塘县，并长时间驻扎在偏远落后的巴塘，以静观时局的变化，留下省委书记杨汝岱带领一些没有借口躲避的官员去应对那场政治震荡。杨汝岱是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嫡系。赵紫阳在任四川省委书记时，某日微服到一些地方县份视察，发现县委书记杨汝岱在田里同农民一起干活，杨还对一些农业问题颇有见解。赵就认为这是个有干劲的人才，从此杨汝岱就官运亨通，从县委书记一直升到了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 然而受赵紫阳一手提拔的杨汝岱，在这场政治震荡中并不真正关注赵紫阳的意图，而只是关注事态发展的方向以保自己的官位。 从4月中旬学运开始后，在成都也有一些学生前往省当局请愿。之后4.26社论将学运定位动乱，杨汝岱认为这就是圣旨，于是四川省当局就命令武警武力驱散请愿学生，一些学生在被驱散中受了重伤。 之后在五四纪念日时，赵紫阳对学生的爱国热情做了肯定，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杨汝岱开始掉转方向，不断重复赵紫阳的话，要学生们"理智、冷静"，并允许当时的省政府派出副省长同学生代表对话。对话后四川省委致电中央，要求中央同在北京绝食的学生对话。成了全中国第一个省份发出这样的要求。 5月19日中共宣布戒严，屠城派占了上风，而赵紫阳靠边站了。杨汝岱自知站错了队，屠城派不会轻易饶过他。他就急于要采取补救措施，以避免屠城派的惩罚。 自从中共宣布戒严后，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南路广场聚集的学生和市民开始大幅减少，交通也恢复了正常。到了6月3日，在广场的声援台所剩下的学生已经是寥寥无几。没有任何必要大动干戈。但杨汝岱从外地调来一批武警，于6月4日清晨进行所谓的清场，并封锁了广场，以响应北京的屠城行动。 由于清场过程中将现场学生带走了，众多在校学生赶赴广场，要求释放被带走的学生，而武警以棍棒殴打学生，暴力冲突就发生了。这些手持棍棒的武警在追逐学生时像疯狗一样，见人就打就杀，许多过路的市民也被打了。成都电子大学的一名女生当日正从那里路过，就被武警用棍棒活活打死，据说大多数的伤痕是在阴部。 学生和市民就用石头、砖头还击。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市民在武警集中的广场中心劝说武警官员停止这样的暴力。还有市民高喊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人民军队爱人民"。到了下午三时左右，这些武警好像听劝了，渐渐停止了暴力行动，一位武警警官还向市民和学生做了一个篮球比赛时暂停的手势。 于是许多市民就走了出来，包括妇女儿童，同武警对峙着。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在前面的市民坐下来了。同时大家商量，走过去同武警握手，结束这场武斗。但突然间响起了爆炸的巨响声，爆炸响了几下，人们才认识到，"人民"军队并没有和平的诚意，而是向人民发射瓦斯弹了。惊恐中人们开始逃离，一些妇女儿童被挤倒在地。 笔者当时也在现场，体验了那个瓦斯弹的滋味，不是催泪，而是令人窒息。后来听说那个瓦斯弹是国产的，没有西方国家生产的瓦斯弹那么"文雅"。同时发射时的那个巨响，把笔者的耳膜也震坏了，好长时间才恢复。 瓦斯弹后武斗继续，最后大街上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市民，这些武警不得不撤回到市政府大楼去。当晚，在市中心的人民商城被焚烧了，5日晚，附近的人民电影院也被焚烧了。尽管当局之后将这些焚烧嫁祸给"暴徒"，但商城经理之后在电视上的陈述，很清楚地暗示了是当局派人烧的。他说从晚上8点多开始，来了一伙人点火烧商场，商场职工把火扑灭了。他同时向省、市政府报告了情况。之后这些人继续点火，职工继续扑灭，直到晚上11点多。他向省、市政府报告了四次情况，省、市政府的领导只表示关注，但没有任何行动。最后商场还是被烧了。 有几辆汽车被烧，当局的便衣抓捕了所有点火烧车的人，并处决了他们。但没有抓到一个点火烧商场和电影院的人，自己人嘛，就不用抓了。 之后四川省当局很快致电中央，表态支持在北京的屠城。杨汝岱在后来的大小会议上，不断攻击赵紫阳，不仅是攻击赵紫阳对学运的态度，还攻击赵的经济政策。凭借着制造这场成百上千人死伤的事件以及对恩人的出卖，他保住了官位。 人民也没有轻易屈服。在悲愤中，成都电子大学坚持给那位被无辜打死的女生开追悼会。时任的校长也参加了追悼会，他说不是以校长的省份，而是以长者的身份参加的。 25年过去了，还有一些天真的人期望中共能对六四平反。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滥杀无辜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仅不会给六四平反，而且还会为了维持统治而继续滥杀无辜。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7, 2014, 7:25:46 AM6/17/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16 Jun 2014 11:53 PM PDT
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存在和作用，歷史會作出客觀的評價。他們提出過一些意見，有些意見起了作用，有些意見沒有被採納，這都無所謂。提出了被否定的意見，必然也就同時啟發別人提出不同的意見，這也是一種作用。我對陳一諮他們的工作是滿意的。 安志文三次提议组建体改所 陳一諮回憶錄應該是一部有價值的史料。陳一諮先生從上世紀70年代投身改革，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研究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他組織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組建了國家體改委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這都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單位。他還發起組織了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為改革者進行交流，提供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平台。 我認識陳一諮，是在1984年。那一年，安志文同志找我談過兩次，說，好多同志希望體改委自己辦個研究所，要我把這個意見向紫陽同志報告，看他同意不同意。當時的體改委，紫陽兼主任，日常工作由志文主持。紫陽兩次不同意，說：「體改委為什麼要組織研究所呢？中國所有的研究機構，無論是研究經濟問題還是其他社會問題的，都可以是體改委的研究力量。你們有什麼題目，盡可以讓大家去研究，我們的圈子要大。」紫陽的氣魄很大。在他看來，中國現在的中心任務是改革，改革的重點目前在經濟方面，體改委有什麼課題，完全可以委託全國任何研究機構去研究，何必專門組織一個研究所呢？紫陽兩次都這麼回答，我兩次都向志文轉達了這個意見。我沒有插自己的話，因為紫陽的話有說服力，利用全國的研究力量，接觸更廣泛的人，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這是改革的需要。 第三次，志文同志又找我，說：「很多同志認為，辦個研究所有好處，太和有這個意見，大林有這個意見，我也贊成。我們都認為，體改委有了自己的研究機構，可以更及時地研究新的問題。我們體改委，老同志多，多跟一些年輕的人接觸，對豐富我們自己的知識，對將來由年輕人把改革接過去，都有好處。」我第三次向紫陽反映了體改委要辦研究所的意見，紫陽考慮後，說：「也好，同意志文的意見，那就成立吧。」 我沒有料到的是，志文乾脆要我籌建和負責這個所。在總理辦公室，我跟李湘魯談起這件事，說：「我沒有能力，沒有知識，也沒有時間張羅這件事。」湘魯說：「有個現成的人可以幫你，你怎麼不考慮？」我問：「誰？」他說：「陳一諮！」我問：「陳一諮是誰？」他說：「就是農村發展組的。」我問：「是不是農村發展組的那個頭？」他說：「是呀！」我說：「他能來，當然好！問題是，他是杜老的部下，我把他挖過來，合適嗎？」湘魯說：「沒有問題。老陳病了好久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好長一段時間不工作了，農村發展組的擔子早已由別人挑著。請他過來，不是很好嘛！」我給杜老打了個電話：「杜潤生同志，體改委想成立一個研究所。你能不能割愛，讓陳一諮到我這兒來？」杜老非常痛快，答應了。 李湘鲁推荐，杜润生放行 我就請湘魯通知陳一諮到總理辦公室來見面。同來的，有個更年輕的同志，叫王小強。我此前見過王，那是一天晚上，農村發展組向紫陽匯報工作，由王小強主講，當時王特別聲明，某某同志病了，只好「由我代表他」，來匯報。這一次，和他們二人見面，我想起來了，王當時所說的某某同志，就是陳一諮。 我把體改委的意圖跟他們說了，請他們兩位來負責籌建研究所。他們說：「好，我們來做做看。」我請他們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組建體改研究所的計劃，第二個是近期的研究課題。大概過了兩三個禮拜，他們把兩個方案拿來了。關於組建體改研究所，從任務，到機構和編製，以及經費，他們都提出了設想。陳說：「現在最大的困難是調人。我們想調的人，不能說是全國最好的，但都是我們所瞭解的年輕人中的一些佼佼者。他們分散在各地，是各單位的骨幹，要把他們調過來，難度很大。」我把名單留下，請中央組織部鼎力相助。組織部很支持，立即調，全部調，很快，基本上都調來了，大概只有一兩個人費點周折。編製問題，經費問題，在計委和財政部的支持下，也都順利解決了。這些，我都向跟志文同志和黨組報告了。我建議任命陳一諮為所長，同時擔任我們體改委的委員，以便他直接瞭解體改委的意圖；王小強為副所長。安志文和黨組的同志們都同意。後來，體改委決定，增加兩位副所長，徐景安和李峻。房子問題，我解決不了，是陳一諮他們自己解決的，就在中顧委養蜂夾道的俱樂部裡，在某個樓的頂層。 對體改研究所，志文同志一直很關心，高尚全同志也出了力。我其實沒有做過多少事。我只對陳一諮他們說：「你們覺得有點意思的討論會，通知我，我有空，就來聽，長點知識。所內的事情，你們自己放手去做。」後來看，他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陳一諮和幾位副所長之間合作得不錯。他們提出的工作計劃，我都是同意的。他們的研究報告，該送到哪裡，就送到哪裡。 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到政改办 1985年3月前後，陳一諮建議成立北京青年經濟學會，體改委黨組贊成。他們提出一個大名單，要我當會長。我說：「會長不應該是我。」我的理由很充分，第一我不是經濟學家，第二我不是青年，當會長不合適。陳一諮在黨組會上堅持：「會長應該是鮑彤同志。」志文也說：「老鮑，不要推了。」就這樣，最後只好由我勉為其難。 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成立大會那天，安志文，杜潤生，馬洪，廖季立都來了。來了很多年輕人，王岐山，陳元，鄧英淘。經濟學界的一些名人，也來了，熱熱鬧鬧。成立會上，我講了幾句，大意是：「我們這個組織，內部關係需要民主，不可以專斷。外部關係需要廣泛團結，不可以排他。研究問題的方法，應該求實，從實際出發。提出的見解，力求創新，不必人云亦云。民主，團結，求實，創新，這八個字，可不可以作為我們辦會的宗旨？」沒有人反對，就這麼定下來了。這是我為北京青年經濟學會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後來他們再開理事會，我沒有參加過。 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的存在和作用，歷史會作出客觀的評價。他們提出過一些意見，有些意見起了作用，有些意見沒有被採納，這都無所謂。提出了被否定的意見，必然也就同時啟發別人提出不同的意見，這也是一種作用。我對陳一諮他們的工作是滿意的。 1986年9月，為了向十三大準備政治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中央決定成立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組長是趙紫陽，成員有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我和周傑、嚴家其、賀光輝四人，被責成主持小組辦公室的工作，但我們各有其他任務，不可能全力以赴，一般只能每星期開一兩次會，提出一些要求，安排一下工作。因此我們決定，從臨時調集的研究人員中，確定兩個人，來負責組織日常工作的運轉：一個是陳一諮，另一個是中央辦公廳的調研室副主任陳福今。 當時有人把這個辦公室戲稱為「總辦公室」，因為它在執行研討小組任務的同時，必須為中央有關各部的各專題研討小組提供服務；在組織有關各方討論問題的同時，辦公室內部更得有所探討；在反映社會各界對政改的要求的同時，還必須收集一些歷史資料和國外資料提請各位領導同志參考。時間緊，責任重。我們沒有給陳一諮和陳福今他們以任何名義，實際上，他們在辦公室內起了秘書長的作用，合作得很好，工作井井有條，效率很高。 陳一咨做的大事，我做不出來! 我對陳一諮有一件事情不滿意。我覺得他霸道。辦公室日常開會，我一般不參加。一天，我走過會議室門口，聽到裡面陳一諮聲音很大，在說：「不准你這樣說話！」我進去了。我沒有問（直到今天我仍然全然不知道）他在和誰爭論什麼問題。我只說：「一諮，你這樣不對。我們研討問題，不管什麼人，什麼意見，都可以說，錯了也可以說。怎麼能夠 『不准你說話』？」陳一諮當時很激動，站起來說：「那我不幹了！」我說：「好，你可以不幹。」陳一諮當即坐了下來，過了一兩分鐘，他重新站起來說：「老鮑，我錯了。」我說：「好，你們繼續工作。」其他方面，我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大毛病。 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納入了十三大報告，研討小組任務完成了，研討小組辦公室也結束了。十三大後建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央責成由我和周傑、賀光輝組建。我們三人商量，原來臨時調到研討小組辦公室來的同志，凡是願意留下的，一律留下，凡是願意回原單位的，一律回去。我找大家，逐個徵求意見。一諮和福今都願意回原單位。這樣，福今就回到中辦；一諮則回體改所，當「閒雲野鶴」去了。新成立的研究室，由陳群林和陳小魯負責日常運轉。說來也巧，全姓陳，研討小組有老二陳，研究室有新二陳。 陳一諮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5月19日三所一會的那張傳單。事先我完全不知道這份傳單。也許是當天，也許是第二天，我從中南海回家，當時我住在木樨地24號樓。快到家的時候，有人向我車裡塞進一張傳單，是體改所、農村所、中信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對時局的分析和呼籲，要求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這篇宣言寫得好。我認為這是陳一諮他們做的最重要的一個工作，值得載入史冊。這是他們獨立做出判斷，獨立組織三所一會起草的文件，符合憲法和黨章，為當時的形勢所必需。有人把我說成是這份傳單的「後台」，對不起，我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己有。陳一咨先生他們做的這件大事，我做不出來！ 六四以後，陳一諮過著流亡者的生活。後來聽說他身體很壞，我也很無奈。現在聽說他要出回憶錄，但願能夠順利出版，順利地流傳到一切關心改革的讀者的手中。一諮在海外那麼長時間，手裡沒有什麼材料，能夠寫出全面的回憶錄來，很不容易。任何人的回憶，都不可能跟別人的回憶處處一致。沒有關係，可以相互比較和對照。某些情況，他講得也許比別人具體些，另一些情況，也許不如別人準確，這都是有可能的。歷史就是這樣，留在各人腦子裡的印象，不見得是完全一樣的。記憶跟客觀事實不是一回事。所有人記憶的總體，也未必就是歷史本身。任何人的回憶，都會受到個人的局限，受到當時見聞和觀點的局限。記憶也會發生疊加、扭曲、變形。這都是可能的，沒有什麼。 我八十了，一諮該七十了吧？我希望一諮能夠得到康復的條件，希望他能夠繼續做更多的事情。但願一切因政治原因而受到歧視的公民，都能夠恢復正常的生活。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編者註：陳一諮先生因罹患癌症，於北京時間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六時在美國洛杉磯去世，享年七十三歲。陳一諮先生紀念網站網址：http://chenyizi.com/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
|
Posted: 16 Jun 2014 11:39 PM PDT
天安門屠殺是一個致命的政治病毒。對它的容忍、接受和漠視只會讓這個致命的病毒傳染擴張，最終導致極度的邪惡統領政治，吞噬一切權利、公正和道義。中國政治病毒源於共產黨，爆發於鄧小平的89屠城，流行於習近平全面接受1989年屠殺政治的有毒資產。 吃"人血饅頭" 二十五年前，在北京發生了一場大屠殺，世人稱之為"天安門大屠殺"。一代人的時間已經過去，有人試圖把1989年的歷史事件變為"非事件"，把一切歷史記錄扔進奧威爾描述的"記憶焚化洞"裡，讓從未開眼的人們永遠無從建立歷史記憶，或者讓有過記憶的人重塑記憶，接受黨國對歷史和現實的控制。這種漂白歷史、實施腦控的"美麗新世界"獲得了部分人的認同，以致北京一位署名高雨莘（Helen Gao）的記者在《紐約時報》撰文"忘記天安門"，聲稱："中國領導人已經從天安門吸取了教訓，把政治從我們的生活中剔除。"她還寫道："年輕中國人拼命工作，拼命購物。我們不回望。" 不可否認，即便曾親眼目睹或身心投入那場運動，有許多人誌願選擇了忘卻。君不見25年前，北京屠城送給留美的近10萬留學生每人一張綠卡；今天，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在"六四"這一天走到公共空間，表達他們的哀思和感恩。有人把代表生命和希望的綠色去掉，從實際的粉紅卡中看到了年輕民主鬥士的鮮血，因此叫永久居留卡為"血卡"。如果想想這十萬人在二十五年間在美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我們甚至可以說，不到千分之一的得利者會為他們的幸福公開感恩。更有甚者，一些人搖身一變成為美國人，馬上折回中國撈名撈利，加入到吃"人血饅頭"的盛宴。 有良知的人依然在抗争坚守 但是，更多的有良知和正義感的華人是永遠不會忘記1989年大屠殺的。其中的緣由多種多樣。或是和我一樣，作為89一代，我參與了中國現代史是最為壯觀的民主運動，被上海市委認定為上海學運"黑手"，而學生們把我們幾個年輕教師譽為"復旦七君子"。儘管失敗，我為我的選擇而自豪。同時，我的學生參與了絕食，後來我的學生、上海高自聯副主席文江平自殺身亡，我的學生、上海外灘絕食現場總指揮陳雅君失踪後至今不見踪影。我的另一位學生、上海高自聯主席姚勇戰（又名張才）至今流亡海外、無法歸國，而他的父親姚文田又因在香港出版有關中國政治的書籍（包括我的《政治維納斯》）而月前被大陸惡判、古稀老人還在遭受牢獄之災。我們還有未完成的事業，所以我們還要戰鬥下去。 或者像天安門母親們，她們失去了愛子和愛女，而且亡者和未亡人都還背負著污名，令前者靈魂無法安息，後者良心不得平衡。所以她們還執著抗爭堅守。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了"六四"後出生的新一代加入到了還原歷史真相、追思民主烈士的各項活動中。儘管由於二十五年來最嚴厲的高壓，我們無法清楚地知道大陸境內的紀念情況，但在香港、台灣和美國的校園燭光晚會上，我們都看到了成千上萬的青春面龐。 屠殺的常態化、非戲劇化 為什麼此時此刻紀念89歷史事件，絕不是小事一樁，它與每一位中國人、甚至每一位地球村居民都休戚相關？因為，天安門屠殺是一個致命的政治病毒。對它的容忍、接受和漠視只會讓這個致命的病毒傳染擴張，最終導致極度的邪惡統領政治，吞噬一切權利、公正和道義。 首先，天安門屠殺這一表述需要調整。因為我們看到，1989年屠殺首先在三月的西藏拉薩開始，然後軍事戒嚴運用到了五月的北京，北京"六四屠城"是中共獸性瘋狂的高潮，爾後在成都、長沙等地也開始了屠殺行動。在以後的幾個月裡，從太原到上海，從瀋陽到廣州，從西安到合肥、杭州，中共又開始了全國性的抓捕行動，無數的民主運動參與者被捕、被關、被失踪、被槍決。他們不僅有學生，還有大量的市民、工人、農民工和農民。 其次，我們要認清，1989年屠殺不是為了"穩定"和"發展"而不得已而為之的最後暴力，而是標誌著屠殺成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治理的一個常規手段。在建政六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共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屠殺後來演繹為政治失誤的濫殺和派系鬥爭的自戕殘殺，到了1989年演變為政治治理工具的屠殺，再到後來發展到常規行政的屠殺。屠殺的常態化、非戲劇化，生殺予奪大權的分散化帶來了2005年廣東汕尾開槍、2008年在西藏、2009年和當下在新疆的再次濫施暴力，也讓世人看到了廣東烏坎的薛錦波、北京的曹順利被當地公安毆打致死，浙江樂清的錢云會被壓死在鏟車下，湖南邵陽的李旺陽"被自殺"，等等。 习近平全盘接受六四负资产 最後，我們看到，面對鄧小平留下的89屠殺有毒政治資產，習近平沒有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進行剝離。習近平並非像江澤民和胡錦濤那樣是它的直接繼承人，但習近平連華國鋒結束和否定文革的勇氣和智慧都沒有，他通過"六四"以來最嚴厲的抓捕關押和抵制對"六四"問題的問責，把89屠殺變成了他自己的政治包袱，直接成為鄧小平有毒資產的所有人。對暴力治理的全面接受讓習近平獲得了天安門屠殺的所有權。 對暴力的崇拜和對人民的殺戮成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貫穿一氣的內在邏輯。它造成的中共自體中毒表現在"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已成為當今習近平政權的權力學：他用唯物論、無神論、大漢族主義、反憲政、極權主義等極端主義來奴役人民，構造他的"中共夢"、試圖建立中共千年帝國。然後，他用國家恐怖主義來行政統治，把中國置於永久的緊急狀態，肆意剝奪人權和侵害自由。這些逆歷史發展而動、反普適價值的做法，讓中國八方受敵、內外交困，刺激各方反抗：台灣開始了"反服貿"、香港興起了"抵制蝗蟲"運動，新疆東突獨立勢力異常活躍，達賴喇嘛提出的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中間道路"卻受到漠視和詆毀，中共的所作所為正在分裂中國，把她帶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中國政治病毒源於共產黨，爆發於鄧小平的89屠城，流行於習近平全面接受1989年屠殺政治的有毒資產。中共暴力政治傳染病早已超越1989年天安門的時間和空間，正在四處瀰漫威脅每一個中國人，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紀念"六四"，要終結政治殺戮。  |
||
|
Posted: 16 Jun 2014 11:13 PM PDT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小山/2014年 5月 14日）今年六月四日是1989年春天始发的中国青年学生以及民众反腐败争取民主自由运动遭到当局血腥镇压25周年的祭日。尽管六四事件已经过去25年，外界评论六四事件的记忆和影响在中国被淡化减弱，但六四事件，连同六四这个日子与数字本身在中国仍然是敏感内容的客观事实，尤其在今年成为被非常严厉禁止的禁区，对六四事件的纪念仍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跃上中国政治前台。今日欧洲专题节目采访流亡美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魏京生。 法广： 又到六四纪念日，今年的纪念六四中国国内外的大背景大环境有什么新的变化？ 魏京生： 我想还是有变化的。因为六四以后曾经有那么十年的时间，大家都很消沉，避谈这个问题。但最近这几年谈论六四问题越来越多了。有要求平反的，有要求追究责任 的，包括像李鹏这样的人，六四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是第一号，李鹏是第二号，是主持戒严和屠杀的，连他都出来为自己辩解，把责任推给邓小平，意思就是说责任不是他的。所以可以说，气氛整个都在变化。我认为国际社会还是继续保持以往的势头，而国内的老百姓关注六四问题的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都在问，再来一次六四，老魏你觉得老百姓会是怎么样，军队会怎么样，当局会怎么样？问这个问题的人非常多。 法广： 中共18大以后，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人们期待中国朝民主开放的方向改变之时，中国却出现了政治上更为激进保守，对各种民主开放的追求镇压与钳制更为严厉，您认为这是为什么？ 魏京生： 我觉得应当从两个方面讲。一方面共产党这个政权确实是摇摇欲坠，而越是到摇摇欲坠的时候，人们就会很紧张，共产党本身就很紧张，加强镇压。另外一个方面， 共产党内部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共产党顽固保守派给予当局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当局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出来。比如抓些人，做做样子出来。做给这些顽固派看，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压力很大，不得不这么做。 法广： 六四的记忆在中国被淡化被抹去，这在中国社会引发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 魏京生： 我想被淡化的一个背景是这个事件很惨痛，死了那么多人，没有什么结果反而还倒退了，大部分人，特别是老百姓有一种失望沮丧的感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少谈论了。问题是社会矛盾还存在，共产党的压迫还存在，老百姓的痛苦每天都在发生着。这个现实又让老百姓重新思考六四的问题了。六四民主运动继而被屠杀引出很多问题，大家都要思考：现在应当怎么做，要吸取六四的经验教训。 法广： 经济发展能够抹杀六四造成的冲击与后果吗？ 魏京生： 我想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些人仅仅从向钱看的角度来看，认为中国钱多了，钱多了就会怎么怎么样。其实中国钱再多，生活也不见得就会生活得更好。何况现在所谓钱多只是一小部分人钱多，甚至很多人都被列入世界富豪榜了。可是普通老百姓他们的钱多了吗？也许从钱的数量上讲老百姓可能比过去多得多了，但从实际消费来看，从人民的生活环境来看，就未必比过去多得多。 中国现在有贫困问题，就有上亿的人没有脱贫，受穷的标准甚至比联合国规定的贫困标准还要低。然后是教育问题，普通的老百姓的教育负担问题；年轻人结婚住房问题；再年轻的上学受教育学费问题；还有医疗问题，很多人看不起病，因为医疗越来越贵看不起病；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压在人们的身上。所以人们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这么糟糕，既然是经济发展，越是经济发展人们就是越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你一说就是中国经济世界排第一了，可是老百姓的生活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呢？这些问题都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个政权要不要让它存在了。现实让大家思考这些问题，六四的时候不管大家说得多么重，真正的问题是你得改一改，你这政府，共产党一党独裁制度，大家觉得不行了，应当改一改。现在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快要进步的大变化的前夜。 法广： 您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局正在采取哪一些举措或者手法来转移人们追求六四真相以及追究六四责任的关注呢？ 魏京生： 我想当局会封锁所有相关的消息，现在最好的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比较自由，传播得也快，大家看起来也方便。但可以看到当局对网络的封锁，不仅是六四的事情， 包括谈论民主的，谈论改革的凡是能够吸引老百姓的话题都被封锁了。甚至过去网络封锁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当局想出了新的办法。因为网络上往往谈论问题谈得多了，谈论的观点大家喜欢，形成了一种网络大V的文化，形成网络上群众领袖，大家都喜欢看他的东西，大V对人们的影响力比较大，当局就采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把这些大V都抓起来，至少先抓几个，吓得其他大V都不敢说话了。这一招可能比过去单纯封锁网络还要有效果。所以说共产党镇压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 法广： 尽管中国当局避免谈论而且也禁止谈论六四，您认为中国当局能够避开得了六四的话题吗？ 魏京生： 你想连李鹏都出来想撇开六四那就证明很难避开六四。因为那一代人都在那儿呢！10亿中国人都经历了这个事件，你再怎么封锁，在大家的记忆里面你是封锁不了的。除非大家不愿意谈论，但大家现在又重新开始谈论了，你怎么能够封锁得了呢？而且这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之外，一直没有停止谈论这些问题。实际上网络已经是很难完全封锁了，很多人会翻墙出来，他们尤其是小青年看到一些信息觉得很新鲜，他会自己用伊妹儿传给他的朋友，这也是你封锁不了的。我认为躲是躲不过去的，那么大的一个现实的问题你怎么能够掩盖得了？你怎么能够躲得过去？所以必须现实地考虑问题，采取措施。 共产党内部也有很多人觉得应当改革，不能老是停留在过去。 法广： 今年中国纪念六四的情况会不会引发新的一波社会维权以及各种各样的民生民主的诉求？ 魏京生： 有这种可能。因为维权运动兴起以后，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得到数量是越来越多的维权，反抗暴政的手段也越来越强烈，很多地方甚至就是暴力反抗。你用暴力镇压 我，我就用暴力反抗。所以有一个重要的话题放在这儿，如果大家能够在国内搞起一个运动的话，这个运动马上就会像六四一样蔓延向全国，响应的人肯定会非常多。这就是共产党非常紧张的一个原因，当局维稳的矛头就是对准突发事件，就怕某一个突发事件引发全国行动。就像突尼斯那样。 所以我觉得当然也不一定肯定就在这一时期，这一六四时期，因为共产党对六四事情是全力动员，甚至把群众领袖这样的人物，所谓敏感人物吧，都把他们拘起来，弄一帮警察看着你，或者采取把你送到外地这样的措施。不能说这些措施完全没有效果，这些措施确实是把发生运动的苗头压下去了。 但是也不一定非要是发生在六四事情期间，维权运动让越来越多的抗暴发展越来越强烈以后，说不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就像在突尼斯似的，一个小贩自焚就会引起很大的事变。这种事情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法广： 您预见今年在中国国外纪念六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魏京生： 一方面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包括民运人士都会去积极组织纪念活动，在各个地方，包括在华盛顿，纽约，巴黎这些大城市，特别是在香港，肯定会举行大的活动。 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党也没有闲着，他们也在用各种方法破坏六四纪念，他们生怕海外的六四纪念会给国内带来很大的鼓励，于是就有突发事件，所以当局很害怕这些，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 举个例子：华盛顿的六四纪念活动每年都是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举行，但是共产党采取了很多手段，想让纪念六四活动不在大使馆前举行，引到别的地方去搞，这样象征性就没有那样强烈了。为这么一点事情，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甚至很多以前隐藏的很好的，咱们不说特务吧，就是在民运内部隐藏的很好的这些人现在都跳出来了，坚决要把纪念六四活动从中国大使馆门前拉走。拉到别的地方，而且他们很有钱，提前几个月就在拉人。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确实非常害怕六四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是那么一场大屠杀，给全中国人民造成很重大的影响，在人民心理上造成和大的影响，你怎么能够躲得过去呢？！我觉得共产党实在是不聪明，躲是躲不过去的，靠封锁是封锁不住的，完全靠镇压总有一天也会失控的。 本报道的原始连接： http://www.chinese.rfi.fr/%E4%B8%AD%E5%9B%BD/20140514-%E9%AD%8F%E4%BA%AC%E7%94%9F%E8%B0%88%E7%BA%AA%E5%BF%B5%E5%85%AD%E5%9B%9B25%E5%91%A8%E5%B9%B4-0 有关录音还存放在： http://www.weijingsheng.org/interviews/interviews2014/Europe_Special_4juin_14_05_2014_Wei_jingsheng_mixe.mp3  |
||
|
Posted: 16 Jun 2014 10:09 PM PDT
习近平领导层自2012年底上台后好像患了狂躁症，无论内政外交都重锤出击、左右开弓。小习这位「普京式强人」成功地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过渡到「奋发有为」，同时似乎摆脱了胡温「失落的十年」的被动局面，誓要冲破各领域的藩篱。但习总躁动式治国方略的结果却是火头连绵国内外，上周更烧到香港。国务院颁布的白皮书实质上是一「阳谋」，把特区的高度自治变为中共全面管治，试图废了特区所有捍卫香港核心价值人士的武功。  |
||
|
Posted: 16 Jun 2014 10:06 PM PDT
去年10月28日，在北京发生了一起维族人一家三口开汽车撞向天安门金水桥事件。中共将之定性为“恐怖袭击”。我随即写了篇文章分析这一事件。当时我就担心，象中共这样的反恐，只怕会越反越恐。 这话不幸而言中。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恐怖袭击案，当局把本来就已经高强度的反恐防恐安保工作升到更高。4月下旬，习近平亲临新疆反恐第一线，以党国首脑的身份，对强化反恐防恐工作发出最强硬指示；然而，习近平话音未落，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就发生了一起爆炸案。紧接着，习近平再发指示，因为几天前的指示已经把话说满了，现在没法再加重了，只好重复。接下来的日子，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市的戒备无疑达于极点。然而还不到一个月，5月22日，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就发生了一场被官方称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案。 事实证明，这些年来，中共反恐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恐怖活动非但没有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事实证明，中共的反恐，是越反越恐。 “越反越恐”这一现象表明，在中国，恐怖活动的频繁发生，决不是政府反恐不力，打击不严。正相反，在中国，政府反恐防恐早已是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这从在中国发生的恐怖活动的几大特点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中国国家安全蓝皮书称，中国的恐怖活动一大特点是：“恐怖势力使用冷兵器等简陋工具作案”。中国的反恐专家说，“斧头汽油成恐怖份子首选”。有些恐怖活动，作案者使用了某种爆燃装置。是什么爆燃装置呢？根据官媒报道，在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恐怖袭击事件中，引发汽车爆炸的是煤气罐。按照纽约时报报道，作案者从车内往外投掷的爆燃物“象个油漆罐”。 看来，新疆的恐怖分子，大约是全世界最寒酸的恐怖份子。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使用厉害点的工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管制得太严太紧，他们根本得不到杀伤力大的作案工具。自己在家里偷偷制作土炸药也很难，因为警察和社工人员可以随意进入家中搜查，发现可疑物品就没收，连刀具多了几把都不行。只有斧头、汽油、煤气罐、油漆罐一类家居生活的必需品才不会被没收，因此也才有可能成为作案工具。网上读到一条新闻，4月1日，乌鲁木齐市政府下令，严禁非法收购煤气罐。凡此种种，你能说政府的防范工作还不够严密么？ 中国的反恐专家指出，新疆恐怖活动还有两个特点，那就是本土化和非组织化。 本土化是指它与国外恐怖势力没什么联系。尽管每逢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政府总要声称是和境外恐怖组织相勾结，但随后就没了下文，没拿出什么真凭实据，可见只是官样文章，当不得真的。国家安全蓝皮书的措辞就比较谨慎。它只说部分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现在的中国既非闭关锁国，又赶上信息全球化，境内的人要获得境外的信息并不难，也很可能受到某种影响，但是这和与“境外敌对势力”，尤其是和“境外恐怖组织”有勾结不是一回事。 新疆恐怖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非组织化。非组织化是指恐怖份子并没有形成恐怖组织，而是单独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家庭、家族或朋友之类的关系。昆明火车站事件的作案者有七八个，但按照官媒报道可知，他们的作案带有某种随机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一块儿策动恐怖袭击而聚到一起的。你可以把他们叫做团伙，但不能说他们是恐怖组织。 不消说，新疆恐怖活动的本土化和非组织化这两个特点，正说明了政府的监管十分严密和打击相当严厉。 以上三个特点：作案工具简陋，本土化以及非组织化，充分说明，中国政府在防范恐怖活动方面几乎已经用尽了手段，其中很多手段在尊重人权的文明国家根本不可能采用。因此，对于频繁发生的恶性恐怖事件，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政府防范不力。 那么，是不是政府在打击和惩罚恐怖分子方面做的还不够重不够狠呢？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案件后，北大教授吴必虎在微博上说：“伊斯兰极端宗教分裂暴恐份子严重妨碍了包括维族群众在内的生存底线，我同意一些网友的意见，恐怖份子很难预防，不易消除。怎么办？连坐。其家属亲属及所在的清真寺的阿訇，应该连坐。” 此论一出，立即引起很多批评。有网友指出：“按照北大教授应该对新疆实施连坐的理论，维人抗暴采用无差别攻击的模式也合情合理。”我们知道，恐怖份子行凶的逻辑就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滥捕滥杀，所以我们对他们也乱打乱杀。 吴必虎的连坐主张貌似惊人，其实不然，因为中国政府早就在实行了，而且一直在实行，包括对汉人。有多少汉人，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参加民运或维权活动，修炼法轮功或参加独立教会，不但本人遭到迫害，而且其家人也深受株连。对少数民族，对藏人对维人就更搞连坐了。在反恐的名义下，政府对维人滥捕滥杀，有时连小孩子都不能幸免。 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就是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案发第二天官媒就宣布破案，作案者共两人，均当场炸死。可是十几天后，当局又说抓获了7个同伙，而这7个同伙就是作案者的哥哥、弟弟、堂弟和妻子。这不是连坐又是什么呢？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说，中国政府对恐怖活动的打击极其严厉，防范极其严密；可是，恐怖活动非但没有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更严重的是，恐怖活动的性质发生了恶性的变异。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后，有专家就指出，昆明火车站事件表明，“疆独恐怖主义”已经发生较大变异，首先一条就是，“在袭击对象上，‘疆独’恐怖主义已经从政府和警察为主，彻底转为针对无辜百姓”。 在昆明火车站事件之前，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和军警为主。这应是事实。因为它得到了官方的权威文件国家安全蓝皮书的确认。蓝皮书说，中国恐怖活动的一大特点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蓝皮书发布于今年5月6日，定稿的时间当然早一些，因此它还没来得及谈到最近的几次攻击平民的新动态。 连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文件都承认，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承认这一点对中国政府是相当不利的。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是恐怖主义，对此大家均无异议。针对政府军警的暴力袭击是不是恐怖主义，争议很大。很多人都不认为针对政府军警的暴力袭击算恐怖主义。有人批评美国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不对。以前，美国之所以对中国政府声称的那些恐怖袭击事件都不当作恐怖主义加以谴责，是因为那些攻击都是针对政府和军警的，按照美国的标准它们都不算恐怖主义；这几次攻击是针对平民的，所以美国就当作恐怖主义予以谴责了。 我曾多次强调，针对政府和军警的攻击不应该算恐怖袭击。如果攻击政府和军警算恐怖袭击，那么，全世界所有的暴力革命者武装反抗者就都是恐怖分子了。难道不是吗？古今中外，有哪个从事暴力革命或武装反抗的团体（包括当年的共产党）没干过袭击政府和军警的事呢？ 既然根据官方的说法，先前中国的恐怖活动主要是针对政府和军警，这就意味着它们其实还不算恐怖主义；如果你非要叫它恐怖主义，那也只是一般性的恐怖主义，至少不算恶性的恐怖主义（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才是恶性的恐怖主义）。 问题就在这里，偏偏是在中共不断加大反恐的力度之后，恐怖活动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就已经很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在中共反恐初期，那些恐怖活动还不是真的恐怖主义，至少不是恶性的恐怖主义；偏偏是在中共不断加大反恐的力度之后，原来的假恐怖主义变成了真恐怖主义，一般性的恐怖主义变成了恶性的恐怖主义。这就是说，真正的恐怖主义，恶性的恐怖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竟然是中共反恐反出来的。 中共的反恐，为何越反越恐？ 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的反恐是高射炮打蚊子。高射炮能够打下飞机，却打不着蚊子。 中共的反恐，对于那些需要多人沟通、协调、配合，也就是说需要专业化组织筹划的，需要雄厚财力支持的，需要巨大杀伤力工具的，需要特殊技术技能训练的，应该是很有效的。但是新疆的恐怖活动，正像前面讲过的那样，是本土化的，和境外恐怖组织没什么联系；是非组织化的，是单独的个体，或者是几个亲朋好友作案；使用的工具相当简陋，基本上只是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必备的用具；再加上发动攻击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攻击者每每具有同归于尽的自杀性质，因此不需要有什么接应救援。显然，对于这种类型的恐怖袭击，任何防范措施多半都是防不胜防。 要消除这一类恐怖活动，仅仅是打击和防范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致力于消除产生这类恐怖活动的社会根源，例如贫穷、压迫、社会不公、民族歧视、被剥夺被侵占，等等。 一提到消除产生恐怖活动的社会根源，有人就指责我们是在为恐怖活动做辩护。这种指责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就连中共当局也不是不知道。新疆恐怖活动的发生有其社会根源；否则，为什么发生重大恐怖活动后，当局要赶快推出若干改善民生的措施呢？ 就在5月22日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案件发生后，中共政治局随即举行会议，提出“要采取特殊措施支持南疆发展，加大以贫困群体为重点的民生改善力度”。其中包括，在南疆全面实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在资源开发利用转化过程中提高地方参与程度；坚持就业第一，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等等。新疆政府最近出台新规定，今后，包括央企在内的所有驻疆企业、政府投资、以及各类援疆项目，70％以上的新增用工指标需用于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 我还记得，早在09年75事件发生后，就有一位“兵团二代”发表文章说，维族人原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想法，可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人宣传，“说独立好，汉人拿了我们的地，拿走我们的油，拿走我们的棉花（这些也全有事实依据），你发现自己现在没有工作，只能在街头混，那么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会生出悲愤之情的”。民族间的怨恨常常是笼统的。维族人觉得是你们汉人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吗？ 著名的维族学者伊力哈木也多次写文章指出问题，呼吁政府做相应改进，可就这样一位温和理性的学者却被当局抓进监狱。等到发生了严重的恐怖活动，当局才匆匆作出某些改进。试问，当南疆的少年获得免费上高中的机会，当很多维族人得到了工作，当维族民众从本地的资源开发中分到了较多的收益，他们是会感谢共产党感谢习近平呢，还是会感谢恐怖份子呢？ 5月31日香港《明报》发表报道“汉族斥新疆恐袭残杀无辜；受访维人：施袭者是英雄”。记者深入乌鲁木齐采访当地维人和汉人，发现维族人的怨恨比09年7.5事件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当地的汉人则人心惶惶，对维族人充满戒心和防范。受访的维族人很多把发动自杀式攻击者称为英雄，并且都估计在发生这些攻击事件后，中央会考虑改变政策。 严重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中共当局的种种改进仍然只限于民生方面，在尊重维族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方面则毫无改进，甚至还更恶化更变本加厉。尤其是，在5.22事件后，当局大肆滥捕滥杀，遗患无穷。 例如5月26日，新疆各级公安机关总动员，于凌晨展开大抓捕行动，一次就抓了200多个犯罪嫌疑人。这事一想就有问题。试问，这200多个犯罪嫌疑人是5.22之后才产生的吗？当然不是。那么此前为什么不都抓起来呢？可见新疆政府也知道，就凭原有的材料，远远构不成抓捕的理由。而且新疆政府也知道，并不是抓得越多杀得越多就越好就越安全，因为一味地滥捕滥杀很可能引起反作用，很可能制造出更深更广的仇恨，制造出更多的亡命之徒。所以以前他们的作法还多少有一点节制，只是现在上面的压力太大，明知滥捕滥杀是饮鸩止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此说来，中共当局的反恐，只怕会在“越反越恐”的漩涡里越陷越深。 －－－－－－ 首发于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8, 2014, 7:41:50 AM6/18/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摊牌（一）：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 / 张洁平
- 香港：现在惊醒犹未晚？（吴雨）
- 鲍彤：中国应撤回香港白皮书以挽回信誉
- 梁京：被恐惧绑架的思维——评"香港白皮书"
- 从五四到六四：中国进步几何？（吴祚来）
- 《悉尼先驱晨报》：太子党挟持天下
- 魏京生：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思考
- 高新：周滨还是“公民”，浦志强已经是“罪犯”了
- 李劼：北京文人墨客的皇权意识和中心话语情结
|
Posted: 17 Jun 2014 10:13 PM PDT
2014年06月18日 Courtesy of Zun Zi 香港漫画家尊子关于香港回归的漫画 一、 三十年前，香港漫画家尊子画过一幅漫画：盛装的新娘蒙着头巾，正在大婚的仪式中叩拜父母。父亲的样子是邓小平，母亲是撒切尔夫人，而她身边的新郎只是一卷纸，纸上写着《中英联合声明》。 一场新娘做不得主的盲婚哑嫁。 与中国熟悉的"孩子回到亲生母亲怀抱"、以及西方常说的"东方明珠落入共产政权"都不同，这是香港人眼中的"回归"故事，留下不少香港人对那命运改写时刻的真实记忆：惊慌、茫然、还有隐隐的屈辱。 那是1982年到1984年的中英谈判，前途问题有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起在每个人头顶，而530万香港人坐在家里，等待宣判。他们甚至没有资格说点什么。有香港代表去到北京，希望向邓小平当面表达港人的意愿。1984年6月，邓小平回应了他们那句著名的话："中英谈判不是三角凳。" "三角凳"一度在香港成为流行词。人们反覆咀嚼它的意思：香港要认清楚自己的位置。回归与否、怎么回归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事，是两个国家的主权谈判，跟香港民意无关，香港人根本没有资格上谈判桌。 在中方看来，这是外交上果决的大智慧；而对没来得及有真正"解殖"过程的香港来说，则划下一道隐秘伤口。"这伤口至今还在，没有好，甚至刚刚开始被意识到，"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说。 三十年后的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讲了另一个故事，几乎像是当年尊子漫画的平行版本： 女儿18岁前，父母说不能谈恋爱。18岁生日那天，父母又说，时机还不成熟，5年后才考虑让她自由恋爱，女儿默默接受。23岁生日前夕，父母说在考虑了"循序渐进"和"实际情况"两大因素后，决定女儿可在28岁自由恋爱……万万没想到，当她28岁生日快要来临时，父母突然对"自由恋爱"作出解释：你的恋爱对象需要让我们先挑，他必须不与我们对抗。一直沉默的女儿听后，问道：自由恋爱，难道不就是全凭个人意志去选择吗？ 这是陈健民对1997回归以来，香港人争取《基本法》中所承诺的民主之路的比喻。"女儿"是香港，"父母"是北京，"自由恋爱"是民主普选，从2003年开始，每一年"女儿"和"父母"之间都因为争取"自由恋爱"爆发激烈争吵；而如今，正是"28岁生日快要来临时"。 根据2007年12月全国人大的决议，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怎么选？谁说了算？公开的激烈争论从去年开始，席卷全城。 民主派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根据历年立法会中直选议席的得票统计，约占选民6成）坚持，香港要的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而北京主管港澳问题的各级官员则明确表态，邓小平早在中英谈判期间就提出的"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以及遵守《基本法》才是谈普选的基础。《基本法》与国际标准未必矛盾，但"爱国爱港"的政治表述，则令民主派强烈担心会成为筛选候选人的门槛，让北京不喜欢的人物无法参选行政长官。他们担心，争取了十几年的"普选"，最后只有"假普选"。 时隔三十年，香港再次走到了政治上命运攸关的时刻。这一次，很多香港人不甘心呆在谈判桌外了。 一场可能是回归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激进社会运动"占领中环"正在酝酿。运动的方式很直接──如果没有"真普选"，就"公民抗命"，不惜以违法（而后伏法）的牺牲手段"占领中环"，瘫痪政经中心；试图凭这张蓄势未发的底牌强行登上谈判桌，逼迫中央妥协，落实"真普选"。 而另一边，一直通过港澳事务官员"放风"的北京，则直接摊牌。6月10日，国务院首次发布针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全面宣示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内涵与边界的立场。 像是三十年前那句针对主权谈判的"三角凳"，2014年的白皮书，针对民主治权，字字句句仿佛又在提示香港人：认清自己的位置。 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这份《"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长达2.3万字的文件，系统回顾了"一国两制"的诞生过程、回归17年以来它在香港各个领域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宣示了北京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立场。 作为官方正式文件，白皮书虽没有法律效力，但常被中国政府用于发布重要政策或权威表态。1992年至今，在"地区"问题上，国务院发布过关于西藏的白皮书9次，台湾的2次，新疆的2次。而此次，是国务院首次针对香港问题发布白皮书，并同时翻译成七国文字，向国际社会发送。 白皮书提出，目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出现一些"在经济社会和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不正确观点"，而这些观点与"一些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有关，因此，是时候"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 白皮书起草的主要参与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白皮书的起草开始于一年多前，选择此时发布，不可回避的正是目前争议激烈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 强世功说，跟以往北京对"一国两制"的表述明显不同的是，白皮书还"特别强调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白皮书中写："中央政府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并详细列出了"全面管治权"所包括的内容。在强世功看来，用"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概括基本法赋予中央在香港实行的权力，"强化了中央治港的理论基础"。 自2003年北京在香港强推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引爆了回归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抗议、50万人上街游行之后，强世功认为，中央治港政策一直在不断微调，从过去"井水不犯河水"的放任不干预政策，调整至重视"沟通"、"对话"的话语权，再到普选前夜，强调全面管治权，白皮书展现了这种思路的调整。 更引人注目的是，白皮书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和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个表述在白皮书文本中反覆出现达6次之多，并放置在传统的"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之前，声明这是对"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的基本要求。 这个表述最早来自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所做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国大陆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这一提法亦是之后习近平提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依据。然而，压力"内"、"外"有别，白皮书首次将香港问题放在"对外"的"国家安全"层面阐述，令不少港人愕然。 在白皮书发布之前，曾有两个以上接近中央与香港高层的消息源向笔者透露，随着2017年普选的临近，香港问题更倾向于被放进"国家安全"的框架处理，而不仅仅是"一国两制"框架。这一转变让北京的知港派忧虑，也令部分开放的香港亲中派政治家感到前所未有的担忧。强世功回应这一点时十分谨慎，他承认"一派人确实更关心国家安全的问题"，"鹰派"与"鸽派"正在治港问题上博弈，但也强调中央政府到目前的取态仍然是"平衡木"。 对普选问题，白皮书的表态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 "爱国者治港"，这个30年来一直以领导人讲话与党报文章的形式存在的中央治港"潜规则"，至此作为普选的条件，首次正式写进官方文件。 在白皮书发表之前，香港民间社会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已经降至1997年以来的最低点。据2014年上半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随机抽样的人士中有48%对一国两制"有信心"，45%"没信心"，净值仅有3%，是回归以来最低位。 白皮书的发表令局势雪上加霜，犹如在香港舆论投下一枚炸弹，引发社会的强烈不安与反弹。香港网友Alex Fan在主场新闻形容："开着电视见到中国政府公布了白皮书，震撼程度可相比25年前我在电视镜头看到北京六四事件。"感叹"一国两制已死"、"假面舞会提前结束"、"唯有占领中环"之声更是不绝于耳。泛民主派的公民党党魁梁家杰甚至表示，如果白皮书的论述是在1990年颁布《基本法》时发表，香港就不会在1997年7月1日顺利回归。"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陈健民对媒体回应称："香港人要求的是最基本的尊重。其实北京越是尊重两制，香港人就越是尊重一国，但不断用一国压两制，反抗一国的力度就会越大。如果'高度自治'受到威胁，我相信会有更多的香港人支持民主运动。" 不过，也有不同看法。曾任律政司司长的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在接受采访时便回应表示，白皮书并没有什么逾矩之处，香港社会反应过度是因为部分人过去对"一国两制"有误解，"这次中央只是系统地讲清楚"。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接受传媒集体采访时亦表示留意到关于"国家安全"的新提法，但认为在香港正进入激烈争议普选议题的时期，"中央透过白皮书讲清楚坚持的原则、忧虑、和希望的发展方向，对香港是好事。" 三、 香港的民主化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始终绷紧着香港和北京的神经。是否及怎样达至"普选"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地方，也是后来遵照邓小平指示加入"循序渐进"原则，走到没有退路的今天，悬在眼前的最大难题。 研究了全世界15个国家民主转型经验的耶鲁大学教授林茨(Juan J. Linz)曾在1996年出版的名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中断言了这个难题的结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完成民主化之前，香港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政体，无论那里的民主运动范围和力量有多大。" 去年10月刚刚去世的这位著名社会学家认为，香港正好代表了民主转型经验的特殊案例："在非民主化的国家之中是否可能产生一个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亚体制？"他经过分析后判断，无论政治上还是主权结构上，都不可能做到。 这也正是香港当下困境的核心来源。 对香港来说，现实政治中，民主的发生并不像民主派所期待的那样顺理成章：公民社会、言论自由、法治完善、行政高效、经济富足……种种社会基础都已具备，民主转型理应水到渠成。可惜上述只是充份条件，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却是：香港有完全的能力决定自己可以怎样做。 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决定将香港的立宪权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换言之，"自治"并不是本质性的，《基本法》的框架决定了香港特区的所有权力来自中央下放及授予。1997回归以来的政治实践，让香港人大致摸清了"一国两制"的底线，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岳总结为："一般社会和经济事务决策，中央绝少干预，但在政制发展问题上，中央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其最终决定权。"尤其在民主化的问题上，实际上中央从没有放松过主导角色。白皮书的发布，也是例证之一。 回归以来，民主派人士在谋求香港民主化改革时，反覆重申着同一个道理：如不尽早建立民主制度，香港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曾在2004年的《明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香港已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批判性强的传媒和议会内外的政党政治令管治日趋困难。在这环境下必须建立民主，才能驾驭政治局势。若不建立民主制度，就会出现政治滞差，即政治制度无法应付社会的政治诉求……民众或者变得犬儒冷漠，或者就容易走向民粹主义，各方利用群众运动及情绪来支持其政治路线，社会会更不稳定。"十年过去了，每一年，每一个月，都有人在发表早日落实普选的拳拳之言。 基本法中规定，1997到2007香港实行代议制选举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同时定下"最终达至普选"为宪制目标。因此从2003年开始，香港民主派人士就开始争取2007年实现普选。但全国人大三次针对《基本法》释法，将落实普选的时间表从2007年推到2012，最后推到2017。学者们眼看着理论推演中的代价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逐一变成现实，却无能为力。 对北京而言，"民主香港"同样是个意料之外的难题。 它并非"一国两制"最初的本意。无论是邓小平最初的"一国两制"构想，还是白皮书中提到的，1983年中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形成的十二条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要义均指向经济制度，是为了保障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在马岳看来，"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思是"在主权统一的情况下，透过政治制度安排，赋予香港特殊的地位，在回归后继续以资本主义都会的角色来贡献国家经济发展"，其实是49年中共建政之初，对香港"长期打算、充份利用"政策的延续。而基本法中关于司法独立、社会自由等安排也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在这些配件下继续茁壮成长。换言之，北京需要，且只需要香港"马照跑、舞照跳"，而不是什么政治民主。 此外，在中英谈判一直到基本法起草之前的香港，主流社会也确实没有表现出"民主"意识的集体自觉。当时香港的大多数民意既不求民主，也不愿回归，而是希望继续成为英国殖民地，即"维持现状"；或者主权回归中国，治权留给英国。只有很少一部份知识精英与进步学生提出"民主回归"，更少数的人提议公投式的"命运自决"。 四、 在香港和北京之间，有过短暂的一瞬，"民主香港"引发了共鸣。虽然三十年后回看，这段共鸣几乎像是错置了历史时空，尽是美丽的误会与一厢情愿的天真。 那是1983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港元暴跌，市民到超市抢购日用品，人心惶惶。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鉴于事态严重，先后致函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信中，他们反驳主流社会对殖民统治的眷恋，支持"民族回归"，同时要求给予香港"民主自治"，来稳定香港局势。港大学生会的去信中这样表述"民主治港"的诉求："坚持港人民主治港的原则，而中国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将来香港地方政府及其最高行政首长应由市民普选产生。" 学生会给赵的信件其实难以代表多数学生的意见，此事曾在港大及中大学生内部分别引起极大争议。但以论政团体"汇点"为代表的本地知识精英与"进步学生"站在同一立场，表态支持民族立场的回归，同时向中共换取港人自治的民主制度，形成"民主回归"派，与社会主流的"维持现状"选择相抗衡。（注："汇点"即是民主党的前身。） 谁也没想到，四个多月后，学生们竟然收到赵的回信。 1984年3月，赵紫阳覆信中大学生会，承诺："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一定会符合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5月，覆信给港大学生会："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 赵紫阳的信函在本地传媒引起轰动，"民主治港，理所当然"被视为中国政府首次以书面方式表明对香港民主化的肯定态度──英国给不了的，我们可以给──这种表态，为当时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的中方，开创出有利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大陆，"香港大学生支持回归"则被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等作为港人渴盼回归的代表声音广泛报道，亦在本港亲中媒体刊登，成了抗衡主流保守舆论的重要旗帜。 "民主"承诺所换来的舆论支持，就这样给了"回归"最后一把推力。 1984年12月19日，持续了两年、长达22轮的中英谈判落幕，中国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五、 关于这份受国际法约束、决定香港命运的最重要文件，英方谈判小组成员卫奕信(David Wilson)有个有趣的回忆："我们希望制定出犹如《大英百科全书》般详尽的协议，但中方想要的，却是一份两三页A4纸大小的文件。" 最终出台的联合声明正文部份，的确只有1536个字，恰好两页A4纸。其中，关于政治体制只有两句话："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从《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公布，到《基本法》1990年最终出台，期间经历了六年的时间。这六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大陆亦经历了八十年代从最激昂到最保守的转折。关于"一国两制"与香港政体，北京和香港各自有了更深刻、也更警醒的理解；而《联合声明》的笼统含糊，给这些新的理解在《基本法》的最终定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强世功发表在《读书》杂志中的专文《基本法之谜》，记录了这段诡谲的历史。 "在基本法起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政治民主化讨论也如火如荼，民主普选，三权分立学说尘嚣云上。本来《联合声明》中只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选举产生，并没有规定普选产生。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普选概念很容易引入基本法。"然而，1986年的北京学潮触发了邓小平的担忧，他在大陆推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开始担心香港。"对香港而言，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窗口会不会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基地？会不会在回归之后成为导致中国政治动荡之源？……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香港民主化的关键是香港管治权是否能够掌握在爱国爱港阵营手中的问题……问题在于：'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为此，小平主张循序渐进，不能很快普选。同时，他明确提出基本法中要赋予中央干预香港的必要权力，防止香港出现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 1987年4月邓小平接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表达指导性意见。此后，《基本法》中关于普选的条文加入"循序渐进"等限定条件，最终定为： 第45条：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第68条：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同一时期，港英政府一反常态大力进行民主化改革：1982年区议会引入选举、1983年市政局选民资格扩充至全港市民、1984年发布香港代议政制发展绿皮书、1985年立法局引入间接选举……民间涌现大量议政团体，连同最早支持"民主回归"的本地知识份子发展为香港的民主派。他们一面热切关注中国的变化，一面在香港民间推动民主启蒙，为97后的"港人治港"做准备。 没有人想到，更大的变数还未到来。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当代史的一次急转弯，也急煞车般地中断了香港对于回归的浪漫想像。承诺"民主治港理所当然"的赵紫阳被迫下台；而发生在北京的杀戮，通过电视画面一帧一帧钻进港人心里。在这之前，他们在香港游行、捐款、唱歌，热切地支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前所未有地认同这个青春呼唤变革的祖国；这之后，他们悲愤交加，捐血、捐款给受伤、逃亡的学生，从国语学校退学，去中国银行大规模提款希望它垮掉，然后集体移民…… 八九事件让香港人明白，回归中国不只是中央领导人笑谈的"换旗换督"，在一个政治独裁的中国，必须有更具批判性的民主自觉与行动，才可能尽力维护"港人治港"。80年代"民主回归"的主要倡导者、学者罗永生回忆："八九事件把整个香港社会都动员起来了，香港人到那时才真的知道专制是什么，通过看到民主的反面，才真的去想民主是什么，然后才大规模地去思考什么是政治。八九之后，'民主'脱离了'爱国'，变成了一种对中国、中共更强的批判。" 而此时，正是《基本法》草案出炉后的第二次公众咨询期（1989年2月﹣7月）。六四事件之后，排山倒海的批评投向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和圣公会大主教邝广杰退出起草委员会。民主化最积极的倡导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创办人李柱铭和司徒华，则被中国政府撤除草委会的职务。 而北京仍然力排众议，在草案中加入新的条文：第23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在多数条文称得上显示了足够诚意的《基本法》里，第23条却如同埋进美丽肌肤的定时炸弹，不断刺痛着港人的神经。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一国两制"承诺兑现，除了尚无民主选举之外，香港的司法独立、言论及媒体自由、游行及集会自由均得到保障。香港市民对中国政府及"一国两制"的信心也不断升高。"五十年不变"，在大多数香港人看来，邓小平这句承诺如果可以实现，五十年之后也许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然而远远没有等足50年。不过5年之后，2002年底，北京提出希望香港尽快落实第23条立法，这条明显危及到香港社会自由的法令唤醒了自1989以来深藏在港人心中的焦虑。2003年的7月1日，回归纪念日，超过50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23条立法为《国家安全条例》，并同时提出争普选、保自治的民主诉求。 这场回归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改变了香港的政治乃至文化生态。本土意识的苏醒、回归后民主运动的起点，都从这里开始。而中央治港政策的演变，北京在香港事务、包括在媒体言论自由中的现形，也从这里开始加码。为庆祝回归而特别在香港设立的公众假期7月1日，从此反而成了各界团体集体游行示威的日子，而他们共识度最高的核心诉求便是："尽快落实真普选"。 2014年，不论有多大的争议之声，港府将就2017普选出具草案。十几天后的七月一日，恐怕是这句口号可以最后一次用上的日子。白皮书在此时出台，加之"占领中环"运动此前宣布将在7.1"誓师"，香港可能迎来97之后最愤怒躁动的"回归日"。 张洁平为自由撰稿人，现居香港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17 Jun 2014 09:42 PM PDT 日前北京政府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引爆港人抗议情绪；800位民主人士开展一周的"毅行民主路"行动；香港"占领中环"公投也将启动，但网投票系统遭受攻击而瘫痪。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10日， 中国政府推出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其中称"北京政府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全面管治权"、"一国是前提，两制是从属"等内容，激起香港民众抗议情绪。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 鲍彤为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撰文，指出白皮书打破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承诺，公开撕毁原有"白皮书"，对港实施全面控制。 6月10日起，香港33个民间团体和泛民主党派，向香港民众发起了一个七日"毅行争普选"活动，活动从14日开始。天主教香港教区82岁高龄的前主教陈日君枢机，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拥有《苹果日报》等媒体的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健民等人皆投入该行动。陈方安生向外界表示，北京政府发表白皮书，试图重定"一国两制"，她呼吁港人要坚定争取真普选。李柱铭也向传媒表示，白皮书的发布，会使香港的自由和法治通道关闭。因此愿为香港的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而争取真普选。 白皮书发表后，德国之声曾采访到陈健民，他于当日向德国之声表示，不排除港人通过社会运动表明态度，亦有评论人士认为，白皮书的发表正值每年的香港"七一大游行前夕"，也是"占中运动"在香港的发动、演练渐趋成熟之时，该白皮书料将成为"占中运动"的催化剂。 与"毅行争普选"相接续的将是"和平占中"香港全民投票活动，"占中"组织者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从6月20日起，开展为期3天的全民投票，该中心从6月15日起，启动网上手机电子投票系统登记，但该系统遭受大规模、罕见的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导致投票系统瘫痪。陈健民质疑发动攻击者意在阻止市民发声。但他亦陈明6月22日实体投票站的投票将如期举行，考虑到干扰因素，不排除增加投票日。 另外"保护香港运动"十余名成员在全城抗议的气氛中逆向而行，手持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向市民发出不要参加"占中运动"口号。  金钟：港人应该看到中共当局的霸道 "占中运动不会因中共的破坏而停止" "毅行争普选"宣言中表示，6月20日至22日，是决定香港未来的日子，香港人应该以票发声，给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明显而具代表性的讯息，确立香港的民间普选方向，以开启政改的新里程。在香港社区网络和Youtube上，香港市民合唱的《问谁还未发声》广泛流传，呼吁民众觉醒。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完全有理由质疑对"占中"投票的破坏来自中共，但白皮书的发表，对"占中运动"反而起到助推作用："我想占中运动不会因为他们的破坏而停止，如果网络投票完全被破坏，我想还有取代的方式，因为占中最初设立的目标是十万人，未来占中会超过这个目标，中方的打压只会民情更加激愤，去完成这样一个占中的表达，泛民派和支持他们的港人不会退却。"  金钟：年轻一代要站出来保卫香港的自由 "这是决定香港未来的关键时刻" 香港公民、前NGO资深人士和研究者陈欣向德国之声表示，她观察到近年中共不断以各种形式，瓦解香港政党、团体等在落实真普选、坚持高度自治上的行动和努力，还以经济为筹码箝制和笼络港人，这些策略也一度奏效。但白皮书的发表，让港人猛醒，她认为最重要的是清醒之后，有没有共同的方向和行动力，这是香港未来的关键时刻。 金钟也表示， 籍由白皮书，港人可以看到中共当局的"霸道"："中共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很多人透过白皮书和民众对白皮书的反应，来认识中共对香港政策的霸道和不讲道理；中共对于香港的民主化，包括2017年的双普选的打压、误导是一直在进行的。"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官媒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在上世纪80年代兼任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副主任，日前发表评论称"占领中环"是"毁灭香港"；对此金钟予以批驳："这种言论科荒谬到极点，这个字眼哪怕是中共当局都没敢用过。由此对共产党也不要寄予希望，香港人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要站出来，保卫香港的自由。我想香港不会沦陷。" 作者：吴雨 责编：洪沙  |
|||||
|
Posted: 17 Jun 2014 06:36 PM PDT 更新时间 2014年6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39  |
|||||
|
Posted: 17 Jun 2014 05:33 PM PDT  "香港白皮书"虽然洋洋万言，传达的信息却非常简单、非常明白，那就是习近平不受当年中共对"一国两制"承诺的约束。正因如此，白皮书一出笼，香港就"炸了锅"。 正常思维的人之所以对"白皮书"感到震惊，第一个问题就是，即便你真这样想，也没有必要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来。这样做，不仅对国家不利，对你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一年多来，习近平的重大举措已不止一次让人提出类似问题。困惑之余，人们也会这样想，毕竟他站的高，他的判断与我们出于常识的判断不一致，或许是他有更高智慧。这次"香港白皮书"出笼，我相信更多人会得出这样的判断，不是他智慧更高，而是他的思维方式有问题。 我这里所说的思维方式，首先指的不是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当年中共与香港打交道的人，在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上与香港的主流也是相当对立的，但这并不意味著双方一定不能理解和沟通，一定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次"香港白皮书"出台，用毛泽东的语言来说，明摆著是"乱了自己"，而不是"乱了敌人"。 那如何来解释白皮书的出笼呢？法轮功的解释是，这不是习近平所为，而是困兽犹斗的江泽民所为，目的是要把香港搞乱，给习近平制造紧张局势。没人会相信法轮功的解读，但这种解读本身也印证了"香港白皮书"出笼，对习近平不利这个事实。 从表面看，白皮书空前强硬，但支配这种强硬的却是被恐惧绑架的思维。习近平上台给人印像最深的就是他胆子很大，那为什么还要说他的思维被恐惧绑架呢？我认为被恐惧绑架的思维方式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相信阴谋论。习近平确实相信美国有颠覆中共政权的阴谋，而他认为香港的民主派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这个阴谋。因此，对此只能进行"底线思维"，也就是保江山思维，江山都丢了，还谈什么"一国两制"。这就是"香港白皮书"背后最根本的逻辑。 问题是，香港民主派对中共的威胁真有这么严重吗？这是香港多数人最困惑不解的部分。是谁让习近平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麻烦，那就是他除了奴才，无人可用。我们都知道，奴才本身就是一天到晚都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不过，他们与主子怕的东西不一样。主子怕的是自毁家业，奴才怕的是得罪主子。由此产生的一个麻烦就是，奴才在帮主子做判断的时候，总是宁左勿右，因为这样对保饭碗最有利。 当危机尚在发展而不会爆发的时候，奴才的宁左勿右，表现为"报喜不报忧"，但大形势趋于严峻的时候，奴才就往往宁可高估形势的风险，而不能低估风险了。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在大形势趋于严峻的时候，高估风险往往事后不能被验证，而低估风险则事后不仅容易被验证，而且，即使没有低估，也容易因主子决策不当而背黑锅。这是我们从生活中不难得到的常识。历史上，末世皇帝的普遍遭遇，就是这种奴才的恐惧思维不仅不能帮他克服危机，反而不断加剧危机。 "一国两制"不仅是中共对港人的承诺，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白皮书出笼，就不怕美国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吗？其实，"香港白皮书"的出笼，恰恰说明了习近平对美国的一个大判断，就是美国内外交困，奥巴马焦头烂额，此时中共不要说吓唬香港人，就是吓唬台湾人，美国也无可奈何。 这个判断确实不是没有根据，但中共今天摆出的蛮横姿态反而加深了人们的这样一种判断，他们其实对自己的明天并无信心，对明天的美国更是满怀恐惧。否则，为什么总把"不要错过机遇期"吊在嘴上呢？ "香港白皮书"是一个充满机会主义的政治赌博，人们不难看到，这个赌博不会有胜算，而只能让局面更糟。那为什么不选择认真对话呢？我想，除了没有能力对话，奴才们已经知道，面对面的对话是一个更糟的选择，因为当对方以直视来面对自己骄横的谎言时，他们的眼睛已经无法掩饰对明天的恐惧。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7 Jun 2014 05:30 PM PDT
中共虚置了五四精神中的新文化精神与民主精神， 仅将五四当成一面所谓的爱国主义旗帜在使用。六四却被当局空白虚无，严加防范。尽管相距七十年，但五四的结局在某一程度上决定了六四的命运。学生运动是显性的力量，激情的力量，而决定学生与学生运动命运的，则是中国暗力量、潜规则。 革命与运动的变奏 孙中山有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当初听得，感受到革命之艰难困苦，也感受到一种血性的励志，特别是在八九六四之后。 多少年过去了，再细品这句话，却使我感喟不已，革命一旦成功，社会就应该和平转型，进入民主宪政新时代，但毛泽东中共领导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所谓的新中国，但他却持续革命，革命从五十年代生产与生活领域，到文革时文化大革命，为深入到对家庭与个人心灵。革命深入到个人私生活、心灵领域，这样的革命，永远不可能成功，还给国与家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辛亥革命是革命，五四运动，是运动，革命与运动这两个外来词汇，闹腾了中国一百年，革命与运动，背后都是一种思维，革命思维就是敌我思维，革命就是消灭敌人或消灭异已，而运动呢，要通过发动群众开展超越法律的大行动，以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通过运动要达到革命家们的目的，甚至不惜动用一切手段。 革命与运动一直狼狈为奸，或形影不离，但在天安门发生的七六四五运动与八九六四之时，革命与运动却出现悖反，老革命们遇到了学生与市民们的新运动。因为老革命者们，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寄生阶级，成为压迫者与剥夺者，成为反人民的腐败利益集团。 一点零版与入二点零版 陈独秀与学生们发动与参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点零版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与胡适们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出了问题，因为文化是人的精神乳汁，所以文化要革命或革新，而此时又遭遇刚刚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以及国际帝国主义力量对中国的殖民瓜分，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集中引爆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学生们主要口号或政治诉求是什么？「外爭國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除媚日官員）」 从口号看，学生运动是爱国主义，而非自由民主宪政，而五四运动旗手、后来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在1915年新青年杂志中提出要从西方引进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人们普遍认为：陈独秀引进"人权"、"民主"、"科学"这些概念，是为了铲除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文化基础，打倒维护旧礼教的"孔家店"，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民主自由。 但五四是小众文化运动，民族主义被做大做强了，暴力革命价值被极致倡导，民主与科学、新文化中的独立与自由精神呢，更是阳春白雪，民族主义与革命暴力主义的下里巴人，则大行其道，成为社会主流洪流，所向披靡。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们可以说是并不失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但这些人很快被毛泽东们取代，革命进入二点零版，革命领袖与革命人民互动出高潮，真正有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一代，被淘汰出局。 从革命到无产阶级继续革命 革命力量战胜了北洋政府，革命力量战胜了民国政府，革命力量建政后，又革了联合政府的命，革命力量甚至在文革中革了中共中央的命，文革之时革命委员会是中国唯一合法当政者，领袖与人民直接呼应，人民在广场上喊领袖万岁，领袖在城楼上喊人民万岁。 新文化运动在这个时候，成为革命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在这个时代，仍然在内惩国贼（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外争主权，则成为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中国从五四之时的受屈辱国家，摇身一变成为革命与革命"经援"的输出国。无论是受列强的屈辱，还是被革命党人愚弄，受伤害与灾难的，都是中国国民。五四之后的红色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 是红色殖民地，五四时打倒孔家店，完全还是精神层面上，所指是传统礼教，以及禁锢个人自由的传统文化，价值指向是自由民主，但红色殖民地建政之后，摧毁的既是传统文化，也有普世的人类文明价值准则，甚至连人伦道德伦理（家庭亲情）也一并毁弃。只有红色文化马列理论与毛思想才是党国经典与可读文本。 直到今天，毛的画像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还写在中央所在地新华门前，毛时代因此还远没有结束。无产专政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通过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式展开，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仍然是用革命与运动的方式，进行经济大革命，其侵犯人权、谋取权贵私利、无情打击政治异已、非法行使公权，以及政治语言的文革化、粗鄙化，本质上没有改变。五四时可以火烧赵家楼，现在为了权贵利益，一样可以火烧赵家楼李家村。 马列这个来自欧洲的幽灵一旦被引进中国，就通过暴民运动与超级美好的空想、承诺，征服了封闭而愚昧民族的心灵，整个社会没有完成启蒙，没有理性与独立精神，只会跟着暴力革命走，五四只成为一个纪念性的节日，一种所谓的革命精神，陈独秀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呢，没有了踪影。 独裁政权无法自我革命 五四到六四之间，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二战结束了资本主义殖民地方式，成立联合国之后，人权宪章成为人类最高价值，国家独立的主体意识确立与人权独立的主体意识通过宪章得以确立。但二战之后最大的遗憾，是人类分裂成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资本主义殖民地模式宣告结束，社会主义殖民地方式，却以另类方式疯狂扩张。西方社会牺牲了东德、北朝鲜、甚至整个中国，以获得二战后苟且的和平。尽管西方社会将马克思主义红色阵营视同法西斯势力，但却无力与之战斗，楚汉河界，以隔岸观火的方式，展开持久的政治敌视与博弈。 中苏分裂并没有重创红色革命阵营，苏联受重创的是与美国进行的冷战，使其国民经济失调，加之政治腐败，使其走向败落，并催生新的领导人用思维引领这个国家寻找出路。中国情致大致一样，出现一个历史的节点，周恩来逝世的天安门四五运动、邓小平主政之初的西单民主墙事件，以及八六学潮，这些都是八九六四之前政治性的抗议活动，特别是西单民主墙与八六学潮，部分人开始觉醒，要求中国民主自由宪政，以融入文明世界，如六四之前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所言，黄色文明最终要融入大海一样的蓝色文明。 《河殇》没有直言，中国要告别的是红色殖民文化，而不是黄土文明。 五四是国族危机，革命被激活了，六四则是政治危机，五四之时，尽管结束了皇权独裁，中国在名义上进入共和时代，但却是军政时代，军人政权有限地掌控国家，并没有掌握社会，但六四之前，尽管结束了毛个人专制时代，中国仍然是军人政权，枪指挥党，谁掌握了枪，谁就可以用枪指挥党，所以邓小平可能用枪结束华国锋、胡耀邦、以及六四之后的赵紫阳，甚至（借助杨尚昆的军界力量）用枪指挥江泽民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与五四之时不同，六四之前，尽管整个社会焕发了某种青春梦想，整个国家感受到新生的希望，但党对整个社会的管控却深入人心，从教育到媒体、从经济到宗教，都被置于一党管控之中。 正是一党强有力的管控，腐败也因此丛生，物价双轨制，使权力立即可以变现，政府滥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刚刚获得温饱的城市人与学生们突然感到某种不详，并将目光引向政治体制。如果说五四之时一批先行者从欧美特别是从日本学习到了政治文明常识与自由民主宪政的价值理念，而整个八十年代则是中国又一次大规模文化开放，新的价值理念引进中国，新的知识群体、学生与部分市民充分意识到，知识并不能改变国家命运，改变国家命运、保障人权自由的，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所以，反腐败口号的同时，是要自由民主的制度建立。 从五四到六四变化几何？ 1919年五四之际与1989年六四之前，中国都有一个开放的背景，中国一开放，中国人立即意识到文化与价值、制度与社会问题，所以要致力于改变。 五四由学生主导，整个社会群起响应，蔓延全国几十座城市，工商界罢工，学生罢课，最终使当局妥协退让，不要巴黎和会上签署相当屈辱条款。六四学生运动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响应，持续五十天时间，全国有千万计人次参加罢工罢课声援，学生有具体的政治诉求，有自治组织，有对话团，但这一切都没有迫使政府当局妥协，当局一意要用枪口说话，人类和平语言在暴力专政面前，没有任何对话的机会。 五四精神被后继者嬗变，民主科学精神让位于民族主义与革命主义，共产党作为新的红色革命力量被引进中国，暴力革命因此肆虐中国，而六四旨在用和平的民主运动终结红色革命运动的历史，但却以失败而告终。 五四之时，学生运动面对的是有传统文化熏陶的军人政府，而这个军人政府却屈于社会压力而有所改变，让风口浪尖上的政治人物下台，并拒绝在国际会议上签名出让国家权益的条约，而六四学生面对的是红色革命思想熏陶、培育出来的党国领导人，他们永不妥协永不退让，与学生妥协的开明派反而下台。 五四种下了暴力与革命因子，而六四整个过程是和平的，却被当局暴力镇压：五四时学生游行示威后直接冲击相关领导人私宅，并火烧其府第，暴打政府官员，六四学生运动中，尽管有揭露领导人家属贪腐的声音，但却没有人冲击领导人私宅，对新华门的冲击也是象征性的，占据广场更是和平理性，最为重要的是，广场本来就是表达政治意愿最好的公共场所，广场不是政府办公地，不应该以回收广场作为出兵镇压的理由（广场属于人民，政府无回收的任何理由）。 五四之后，诞生了中共，中共把暴力革命与学生运动都当成了政治武器、工具，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国共内战，学生运动都是中共的一张王牌，文革之时，中共或中共领袖政治性使用学生运动达到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高峰，七六年四五运动后，当学生们意识到中共已走向独裁专制反人权反法治反常识之时，学生运动走向了中共的对立面，但民族主义仍然大行其道，民主与普世价值则被主流社会认同，也被民族主义所怀疑与否定。发展与稳定的民生主义被刻意放大与倡导。 中国暗力量、潜规则 五四只是一次泛政治类的抗议活动，它被做成中共需要的一面旗帜，它与五四已然无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中共有无继承？五四精神中的德先生，中共是不是一直被遗弃？五四运动只是五四运动本身，学生当时的抗议政府当局签订屈辱条约，无可指责，五四过程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以及人身伤害官员，则是非法行为，当事人应该受到指责与法惩，它并不是多数人主导或共同实施的行为，后世的肯定与倡导，则暗合了中共暴力革命理论，所以五四在中共话语体系中，是被重塑的，突出了爱国民族主义，而忽略或有意虚无了它的普世价值因素。 五四与六四，都是学生首先发出声音，学生们敏感到社会的问题，并走上街头抗议，学生是另类的无产者，既因年轻有活力有激情，又因无生活阅历而缺少经验与应变，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学生运动背后总会有知识分子介入，但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在五四时代还是六四时代，力量都非常单薄，再后面，就是市民或工商各界，这些力量仍然在社会中下层，整个社会没有行动起来，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发生裂变时，因学生运动而造成社会转型极其艰难。孙中山倒清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袁世凯在清政府内拥有军权，这决定了革命获得了一半的胜利，即成功推翻了清王朝，但却并没有建立理想的共和政体。 通过鲁迅的一系列小说，譬如风波、祝福、药、阿Q正传等，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整个社会仍然在蒙昧之中，民间社会的觉醒与独立意识，是社会转型的强大动力与基石。如果没有这一点，学生运动一是容易被扑灭，另一种结局就是被政治势力利用，五四之后，极端的革命暴力思想被引进，并被广泛接受，五四因此走上了不归路。 五四被中共不断弘扬，六四却被当局空白虚无，严加防范。五四与六四在价值理念倡导上有什么不同吗？一个内惩国贼，一个是内惩腐败，一个是外争国权，一个是争民主人权，中共虚置了五四精神中的新文化精神与民主精神， 仅将五四当成一面所谓的爱国主义旗帜在使用。 尽管相距七十年，但五四的结局在某一程度上决定了六四的命运。学生运动是显性的力量，激情的力量，而决定学生与学生运动命运的，则是中国暗力量、潜规则。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动向》2014年6月号刊出时有删节，此处是原文  |
|||||
|
Posted: 17 Jun 2014 05:10 PM PDT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当曾庆红提出想要看看经典的澳大利亚后，他的外交陪同人员首先在布里斯班的早餐溪酒店（Breakfast Creek Hotel）给他送上了几壶啤酒和一块超大的菲力牛排。下一站是悉尼。他在那里参观了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福克斯新闻工作室，并被介绍给了《情陷红磨坊》的男女主角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和伊万•迈克格雷戈（Ewan McGregor）。一名陪同他的消息人士说"他笑得合不拢嘴"。 后来曾庆红被带到了拉克兰•默多克（Lachlan Murdoch）和萨拉•奥黑尔（Sarah O'Hare）在Point Piper区的豪宅，享受了一顿悠闲的晚宴。陪同鲁珀特•默多克的是他的新任太太邓文迪。她穿着绿色的紧身裙，为曾庆红作向导和翻译，并带头游说曾庆红让星空卫视新闻集团进入中国。"无疑是文迪在主持"，鲁珀特•默多克说。悉尼最高档的一家餐厅当天对外歇业，以便让它的厨师们能为曾庆红准备具有巨大的绿唇鲍鱼的海鲜盛会，边吃边欣赏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日落美景。 在早餐溪，曾庆红高兴地脱下了领带，卷起袖子，与船夫们说说笑笑，但他对默多克豪宅迷人的海港景色印象更为深刻。2008年，就在曾庆红刚刚促成让习近平出任下一任国家主席及中共总书记的交易后不久，他的儿子曾伟支付了3200万美元，在几乎是同一海港的马路斜对面购置了一处带有9辆车车库的豪宅。 这座名为Craig-y-Mor的百年豪宅，原主人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内幕交易商Rene Rivkin。这笔交易一直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2010年曾伟向当地的瓦拉拉市政府申请，想要拆掉这座豪宅，重建一座更大的府邸。曾伟最终赢得了这场争议的胜利，预计拆建的工人不久就会进场。但曾伟鲜少住在这里，因为在中国他还有太多的钱要赚。 "他们在外地"，帮曾伟打理这栋房子的发言人Gavan Slaughter说。他说，曾伟不大可能会回答记者的提问，但他会把这些问题转给曾伟。曾家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澳大利亚。他们在北京有一套别墅。 随着市场的诱惑变得越来越大，中共拒绝让其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身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雄心勃勃的官员和企业家们发现，如果不迎合太子党和与党国有铁杆关系的人的口味，很难积累财富，也不可能守住财富。他们讨好这些太子们，深知诸如曾庆红和曾伟这些革命元老和领袖的儿孙后代能够为他们开启大门，并能确保政府和竞争对手不敢动到他们的利益。 曾伟购买Craig-y-Mor别墅一事至今仍是被证实的中共太子党炫富的最惊人案例。在曾伟买下该豪宅4年后，中国领导人因无法或不愿意控制其亲属的特权而再次陷入困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因为夫人和儿子积极利用家庭地位为自己创造商机，令到他的改革倡议长期以来被打折扣。现在，外媒记者在仔细研读被罢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家族的金融交易，他也被曝光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领导人。 当薄熙来领着每月约1600美元的国家工资，在一个人均收入名列世界第121位的地方为复苏毛主义奔忙时，他儿子在牛津大学租住的是总统式套间，在美国开的是保时捷车。薄熙来的哥哥采用别名，手中握有一家国有银行在香港上市的子公司价值1000万美元的股份。彭博社的调查发现，薄熙来妻子的两个姐姐控制着价值1.26亿美元的商业利益。 曾庆红和薄熙来均出生于共产党的贵族家庭，他们对积累个人权力和捍卫共产党政权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敛取个人财富的兴趣。然而，今天的中国，既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地方，也是一个只要有关系便可大笔敛财的地方。即便是生活朴素、理想主义的领导人也会发现，要让家人拒绝那些不请自来的特权和慷慨赠予有多难。 在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中，至少有6人的子女因为家族地位已获取了极为可观的利益。自天安门惨剧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集体没能找到一条既能限制领导人家族特权，又不造成内部分裂的出路。这正在成为威胁到这个政权生死的命门。 历史 自1986年这个贫穷的国家试图向市场势力开放以来，中共就没有认真解决过太子党中的腐败问题。主张改革的前党总书记胡耀邦曾为限制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他甚至授权安全机构，逮捕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乔木的儿子被指涉嫌贪污和淫秽活动（据说他向其在解放军中的诸多性伴侣传播色情录像）。很多党内的老人对胡耀邦的大胆行动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也有子女在趟这些混水。胡耀邦的一名子女说，胡耀邦试图遏制太子党的腐败是导致他于1987年被罢黜的原因之一。 裙带关系，贪污腐败，尤其是最高层领导人子女的敛财暴富激起了公愤，在胡耀邦逝世后终于引发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胡耀邦的继任者赵紫阳也主张改革，他面对抗议民众的要求，提出让自己的家庭资产接受调查，但他随后即遭停职并被软禁家中。 当江泽民从上海空降北京，接任赵紫阳的职位时，他带来了太子党的权力掮客曾庆红。 新任领导人的使命不再是去限制太子党的肆无忌惮，而是转为如何管理这群太子们的自负、野心和嫉妒，并从这个小圈子中获得最大的政治支持。曾庆红成了"大红人"，寻求支持、职位和意见的人都渴望巴结他。他管理、哄骗和操纵着中国那些权力最强大的太子党们，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儿子。 家族 1993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请曾家的一位朋友安排他的儿子曾伟去澳大利亚墨尔本读大学，因为曾伟无法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据熟悉该谈话的一位消息人士称，曾庆红说"让他出去，打餐馆，不要让他依靠别人"。曾家的这位朋友在华人社区里为曾伟找到了一位经济担保人，并安排了入学手续和住宿事宜。 但25岁的曾伟从未出现过。曾庆红后来很自豪地向这位朋友解释说，他儿子改变了想法，决定做一名普通商人。他辛辛苦苦销售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甚至还给曾庆红运来了一卡车西瓜以示证明。但是，曾庆红和这位朋友都不知道曾伟在没有到墨尔本的这一年里是如何从卖西瓜变为能出手数百万美元赞助活动的大腕儿。这位朋友回忆说，1994年，北京足球队和AC米兰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表演赛时，他在贵宾包厢里见到了曾伟，于是他想把曾伟介绍给中信集团的老板王军。令他尴尬的是，"王军说'我跟他很熟，这场球赛就是曾伟赞助的，是他邀请的AC米兰。"这位朋友回忆说，"他从要出国读书变成了卖西瓜，到做这个。" 1999年，当曾庆红计划访问悉尼时，曾伟已经成了富豪级人物。全国各地野心勃勃的商人们，包括他父亲朋友的子女们，都在尽力巴结曾伟，因为他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掮客的儿子。 默多克早就看中了中国市场的潜力，也深知他的财富需要依靠政客。当他听说曾庆红要访问澳大利亚后，他的手下就给澳大利亚外交官员打电话，直到成功争取到了曾庆红在悉尼停留日程的一大块时间段。 在Point Piper的豪宅内，默多克邀请了原住民吉他歌手Jimmy Little作现场表演，并让艺术顾问Jean Battersby把他最好的澳大利亚艺术品挂到各面墙上。由邓文迪为曾庆红充当向导和翻译，并向曾庆红游说为什么星空电视新闻集团的落地会给共产党带来好处。次年，曾庆红在北京回请默多克和邓文迪夫妇观看京剧，以兹答谢。 默多克不遗余力地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他赞助出版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的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邓榕的丈夫掌管着中国一家主要的军火交易集团。默多克新闻集团与投资银行高盛组成的一个财团给江绵恒的一家电信企业注资3.25亿美元。当江绵恒的父亲、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精心策划下，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1/3的资产被转入了江绵恒的公司，默多克的这项投资变成了一座金山。默多克还与一名前解放军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共同创建了凤凰卫视，也再次证明他在面对敏感的中国传媒是何其"灵活"。 2002年，曾庆红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与此同时，他的政治保护人江泽民从第一线退了下来。野心勃勃的政客、国家官员和商人们继续竭力与曾庆红拉关系，享受他的荫庇。在曾庆红主管香港事务期间，他在香港的兄弟大举在商界谋取机会，并帮助香港商人在大陆摆平事情，疏通关节，并因此声名在外。 与此同时，曾伟在做一个更大的计划。 据曾家的一位朋友及曾伟的商业伙伴披露，在1990年代，曾伟成为了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的亲密朋友。那时，中国股票交易市场才刚刚开始，许多国企在规划上市。当证监会发现自己能获得这些企业的重要信息时，这段友谊更进一步。证监会还握有是否批准私企上市的生杀大权。 当王益因违反证券市场规定而被党的调查人员关押时，曾伟也因这段友谊陷入了被动。后来王益被以不相关的腐败指控被判入狱。 2007年，《财经》杂志的记者调查发现，账面上拥有净资产740亿元人民币（120亿美元）的鲁能电力公司，其92%的股份被以3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了两家不知名的私人公司。当中共领导人获悉涉及此事的太子党的身份后，刊登跟进报道的这期杂志一送到报摊便被迅速收回，编辑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与曾家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和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披露，在这起秘密转移数十亿美元的国有资产事件中，最具敏感身份的人物就是曾伟。 曾伟还与山西的煤老板们联手。3月份的时候，他的一位搭档在海边度假胜地为自己的女儿举办了婚礼，有报道说光是嫁妆就包括6辆法拉利跑车。 此外，曾伟与香港房地产开发商"人和商业集团"的关系密切，人和商业通过搞定军方审批程序，在中国南方将地下防空洞改建成商场赚钱。该公司的总裁戴永革在澳洲和曾伟及曾伟的妻子蒋梅一起开了家公司，随后不久，曾伟买下了Point Piper的豪宅，人和商业集团在香港股票交易挂牌上市。 这意味着什么 与今天太子党插手国家利益，转为私人财富的行为相比，1980年代他们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混为一谈的做法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一些最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警告说，政治权贵们正在绑架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以达到他们将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在商业圈中类似的警告也在私下流传。虽然商人们被短期利润迷住了眼睛，但他们对自己的个人安全和经济保障日益感到不安。 中共太子党们的私人财富通常都隐蔽得很好，包括通过使用多个身份。但是，他们是横跨政治与市场的桥梁。许多人都加入或创办了投资公司，担当中间人的角色，在私营领域财富流动的大动脉里疏通或阻塞资金流动。当要把家族政治资本转换成现金时，股票交易翻倍，然后，金钱又可以再转换成政治权力。需要签订大笔合同的国企会优先照顾他们。作为与他们分享利益的回报，企业也会受到政府法规的保护。 在投资银行和私募基金圈子中，最出名的太子党企业家包括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中宣部部长李长春的女儿李彤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吴邦国负责总管中国的国企。然而，据与他们有接触的中国商人说，中共九常委的其他子女也都在勇猛地捕捉机会。 他们包括党的统战头子贾庆林的儿子贾建国（他涉足北京最有争议的工程之一东直门地铁站开发工程），党的反贪头子、前组织部长贺国强的儿子贺锦涛（他促成了广东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改组。这桩极为复杂的交易损害了许多债权人的利益），及石油沙皇和安全头子周永康的儿子周斌（他掌握着与中国最大石油公司的合同）。 这六名领导人子女的商业运作均与他们的父亲（或岳父）主管的领域有关。 中国当局的审查大军和宣传官员确保了太子党们的私下交易从来不会出现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不过，即使是中国的官方喉舌也承认公众的不满日益高涨，就象薄熙来被罢黜后他们报道的那样，新华社在4月14日发表的评论说"部分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因为以权谋私和无视法律而激起公愤"。 党的领导人在用社会主义理念来证明其独裁统治合法的同时，又允许自己的子女赚得盆满钵满。 在政治分析家的眼中，曾庆红家族和他的保护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是现代太子党生意的始作俑者。 这两人也是鲁珀特•默多克花了最多力气去奉承的人。默多克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卫星电视帝国。最终，他巨大的游说努力还是失败了，以退出市场告终。 现在看来，曾庆红的默多克Point Piper豪宅之行对曾家的长远影响是让曾伟决定商业移民到澳大利亚。就象他的父亲曾庆红曾经希望的那样，曾伟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远离风险白热化的中国政治和商界。纪委审查也让曾家要为自己安排一个海外避难所，以备不时之需，但中共在过去25年的行为已证明，它还无意去动自己的子女。 （本文译自John Garnaut于2012年5月26日发表在《悉尼先驱晨报》上的文章，题为"太子党挟持天下"。译文略有删节。）  |
|||||
|
Posted: 17 Jun 2014 05:08 PM PDT 今年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纪念活动。刚刚过去的纪念活动中，很多朋友重新提出了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甚至争论得比过去更加激烈。这种情况反映出人们普遍意识到革命可能已经临近，所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才会变得十分迫切。 我看了网上的一部分争论，发现很多人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争论中。还在热火朝天的争论是不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或者是见坏就收，见好就上这种咬文嚼字的问题。反倒把迫在眉睫的问题给淡化了。 经过这二十五年，大多数老百姓已经总结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用坦克机枪总结出来的结论：任何和平理性的方法都没用，共产党不打算和人民妥协。剩下的只有以暴抗暴这唯一的一条路。这也是现在民间最流行的看法，或者说是人民反抗的主流思维。 因为抗暴的思维被广泛的接受，统治阶级内部才有了和平演变的思维。当一些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垄断了政治经济大权的时候，很难让他们和别人分享。只有当他们的统治权受到致命的威胁时，他们才会退而求其次，考虑和人民分享统治权。 民主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它从宪法制度上规定了每隔几年全面更换统治者；并且规定了保护这种更换正常进行的各种条件。这就是集会、结社组党、言论自由和人身保障的权利。甚至为了保障人民在极端条件下反抗暴政，规定了人民有持有武器的权利。 不久前在美国内华达州，就发生了一起民兵集结起来武装反抗政府暴政的事件。每个武装民兵都在胸前佩戴着宪法修正案，和它的制定者托马斯杰斐逊的照片，携带着各种武器和前来镇压的武装警察对峙。最终引起了联邦政府的注意，撤销了地方政府的错误决定，并且撤退了武装警察。 二十五年前的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和街道上集结了几千倍于内华达的人民，完全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遵循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希望与政府讨论完全合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反腐败的问题。他们遭到了政府出动军队，用坦克机枪进行的血腥镇压,成千上万的勇士们倒在了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的街道上。当勇敢的人民想到需要抵抗政府的暴政的时候，他们手里只有石头和木棍。 这两件事情的对比，充分证明了美国民主的设计者们的睿智和远见。也充分证明了专制统治者们的睿智与远见。他们的专制必须建立在剥夺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上，更必须建立在剥夺人民武装反抗的权利上。当人民从欺骗和谎言中醒悟的时候；当人民无法忍受统治者的暴政的时候，才发现武装抗暴权利的重要性。 内华达州民兵抗暴事件中有一个镜头值得大家注意。一个身背步枪，手持对讲机的骑手，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指挥着马队、狙击手和后勤人员。他被认为是抵抗运动的指挥者。有了他的指挥，来自四面八方甚至互不相识的抵抗者们，才会形成为一股秩序井然的队伍。在数量超过自己的对手面前成为一堵墙，成功地阻挡了暴政的延伸。 二十五年前的北京，恰恰和美国的民兵形成鲜明的对比。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不知受了什么人的指导，拒绝人民参与到运动中来。他们自己也是每天换一到两个总指挥，而且很少人听从指挥。这种一盘散沙的运动必然是一场失败的运动。还不如野生食草动物，可以在头领的带动下躲避狼群。 这就是八九年的民主运动留给中国人的第二大教训，没有领袖或者领袖临阵脱逃放弃责任的教训。常言道；最差的船长也比没有船长好。最差的船长可能把船翻掉；没有船长就必然会翻掉。共产党更加懂得这个道理，几十年来他们镇压人民的第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而且全力以赴的消灭群众领袖，或者挑拨离间削弱领袖的权威。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必然是乌合之众，甚至不用共产党去一网打尽就烟消云散了。 近几年来的维权和抗暴运动中，最明显的争夺就在群众领袖上。有些运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并且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这背后就有成功的指挥体系和稳定的、有权威的领袖，就像内华达的民兵一样。而那些不注意保护领袖的，和没有形成指挥体系的群体事件。很快就会在特务制造的内乱和镇压之下土崩瓦解。 这些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都在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就是领袖的重要性。没有领袖就没有抵抗运动；领袖的水平直接决定了运动的成功率。在不妥协的暴政面前号召人们和平理性非暴力，如果不是暗中帮助暴君们，也是张冠李戴式的愚蠢。只能带来翻船的结果。 反抗的方式不拘一格。在和平演变的路没有完全堵死之前；在局部有可能和平解决利益纠纷的情况下；甚至在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上。注意斗争的策略就成为关键的问题,领袖的水平和作用就十分重要。在这上面二十五年前的民主运动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值得后来者引以为鉴。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7 Jun 2014 12:37 PM PDT
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日再次被中共政权的"维稳"机构"平安"度过了。有记者採访笔者问及二十五周年的"六四"纪念日与往年有何明显的不同，笔者的回答是与江泽民当政时期的"六四"一周年、"六四"十周年纪念日，与胡锦涛当政时期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相比，如今的习近平政权面对的境内外"敌对势力"的非恐怖主义层面的软性威胁已经弱得不能再弱，而当局的镇压举措反而是比以往都强硬，先是抢在"六四"纪念日之前抓了一直留在国内的"六四"事件的重要标志人物之一高瑜，继而又对因参与"六四"二十五周年座谈会而被刑事拘留的知名律师浦志强宣布正式"批捕"。 从公开的网络信息中查看，今年五月三日在北京举办的那次仅有十几位北京公民到场的"2014年六四纪念研讨会"的第一个无法被中共当局定罪为"颠覆罪"的大前提就是会议虽然打出了"横幅会标"，而且在网上公开了与会者集体合照，但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某一北京公民的个人家中。第二个无法被中共当局扣上"颠覆罪"帽子的重要前提是与会人士提出的口号只是"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合理解决遗留问题"，避免问罪体制本身。结果是当天与会的有浦志强、徐友渔、胡石根、郝建、刘荻五人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其他大都也受到了警方"传唤"和"礼送"出京暂避风头的待遇，但除浦志强之外的另四个被刑事拘留者在6月4日后已经分别办理"取保候审"后释放，其他人最迟也都在"六四"纪念日之后先后恢复自由，唯有浦志强一人被"维稳"当局"正式法办"。北京市公安局本月十三日在其在自命"平安北京"的微博账号声称："经检察机关批准，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浦志强依法执行逮捕。对浦志强涉嫌的其他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六四"纪念日过后，浦志强所在的北京华一所合伙人夏霖律师曾通过微博透露说，"浦被拘留后检方批捕期限届满之后，因家属未收到变更强制措施的通知，律师向办案人员提交了《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要求变更对浦的强制措施。" 六月九日，北京市公安局即向浦志强案代理律师张思之和李瑾发出了《不予释放/变更强制措施通知书》，驳回了浦志强案代理律师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通知书中写道："你於2014年6月6日申请对已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浦志强（性别男，出生日期1965年1月17日）变更强制措施。经审查，我局认為对浦志强採取取保候审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5条之规定，决定不予变更强制措施。" 外界有报道说，由于中国官方此前对"寻衅滋事"做了扩大化的解释，网络发帖等行为也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因此目前还不知道浦志强此番被批准逮捕的"寻衅滋事"行为是否与此前刑事拘留所涉及的纪念"六四"会议有关。不过由于"六四"过于敏感，官方未必愿意在法庭上提及，而"六四"研讨会"'寻衅滋事'五君子"中已经有四人被释放，因此，官方很可能会以浦志强的其他网络言论，而非此次会议将其起诉治罪。 北京及中国内地的一些维权人士称，起诉浦志强的决定与他参加了那次纪念天安门事件的聚会关系不大。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党内领导人是为了威慑那些利用司法体系促进普通公民权益、揭露政府滥用权力行为的改革派人士。 "他们希望传达的讯息是，如果像浦志强这么有名的人都被抓了，任何人都可能被抓。"胡佳先生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是悬在每个人权律师头顶的一把剑。" 在中国大陆的新闻界、政法界恐怕是无人不知浦志强的大名，他长期以来投身公共维权领域，在重庆系列劳教等案件中起了不小作用，在微博为主场的民间网络舆论中，颇受尊重......这些自然都构成浦志强"寻衅滋事"罪名的重要原素，但当局对他浦志强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关键所在，应该还不是他长年以来为普通的社会弱势群体鼓与呼，而是借周永康案发声，"恶毒攻击"了中共政权的"维稳体制"。 外界早已经报道过，浦志强早在2011年12月曾公开抨击周永康及维稳模式。2013年2月6日，他再透过新浪、腾讯和搜狐三大博客实名举报周永康"祸国殃民、荼毒天下，实民贼也"。他强烈抨击周永康主导的那十年"维稳"不讲秩序、法律，"使公权力、司法的信用下降到了极点"、认为"维稳是中国不稳定的最大的一个祸患"；中国的社会矛盾没有一项真正得到解决。他强调，若中国想走出维稳的阴影，必须清算周过去十年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他指"中国最应该树立的是司法权威，而不是党的权威。" 此后，他的博文一度受网友广泛转载，当时有境外媒体报道了中国民众江卓在微博发表的对浦志强观点的强烈支持："周永康问题在海外已是天大公开话题，现在终于爆发。世纪改革大转变，就是要有历史的清算！"维权人士胡佳理在推特以个人受迫害证据声援。 这位胡佳在周永康正得势的二零零七年曾经公开发文《十七大之前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内容中直指"周永康应被送上绞架"，结果周永康当时在政法界的爪牙们居然就在起诉书中以此"证"，将胡佳定"罪"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现如今，周永康首先已经不是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更何况已经深陷贪腐丑闻，他在中共政法界的党羽们自然不能因为浦志强曾经对周永康的"大不敬"而对他再使用惩治胡佳时使用过的罪名。但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你浦志强又不贪财又不恋色，仍然可以给你找到一个"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罪名。所以张思之老先生才无比担忧地认为，"浦志强案子绝不是个平常的案子，似不宜以平常应对之"，很可能被硬整个"数罪并罚"。 此番北京警方通报中，就留下了伏笔，"对浦志强涉嫌的其他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而他已经被定下的两个罪名之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具体"犯罪"内容，居然是和另外一名律师、也是他的外甥女屈振红"涉嫌"协助记者查阅过周永康公子周滨名下公司的注册信息。 于是乎，浦志强表面上没有因为"恶毒攻击"了周永康同志而获"罪"，但还是因为"侵犯"了周永康儿子"周公民"的利益而成为"罪犯"。 有浦志强的朋友透露说：去年以来中国大陆部分媒体公开报道和揭露了周滨，作为这些媒体法律顾问或记者朋友的浦帮助调取了周家的许多工商资料。浦出事，被他帮助过的很多人噤若寒蝉。"北京警方办案人员传唤多位曾做过周永康家族资产调查报道的记者时，不仅仔细盘问消息源，甚至还呵斥被调查者："周家的信息也是你们可以查的？" 从去年底开始，外界即有传闻说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已经被逮捕，现如今中共政权已经通过正式批捕浦志强对外传达了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息，那就是周永康父子仍然还是"公民"，胆敢公开揭露他们的则是"罪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7 Jun 2014 11:36 PM PDT
1。海子的血案和顾城的杀妇 如果说上海的先锋诗人是被市民习性给束缚住的话，那么北京先锋诗人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城市的皇城传统上。北京的先锋诗人，只要在诗歌话语上一夸张，并且夸张一成功，一见效，马上就会产生皇权在手皇袍加身的幻觉，从而下意识里感觉自己变成了皇上。 记得是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先锋诗人(不是我前面谈论的那一批)通过我的朋友奚愉康，邀请我和宋琳去长兴岛，与从北京来的那位《今天》元老诗人芒克会面。在场的除了我和奚愉康还有奚愉康的一个摄影家朋友，其他全是诗人。有个号称老门的小矮个，不知是诗人还是画家，像保镖一样跟着芒克。一伙人在饭店里坐定，开始胡侃起来。不知是谁，突然举起酒杯，带头说道，芒克是我们的领袖，我们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于是，诗人们一个个起身表示，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连宋琳也作了如此表示。我当时整个懵了，弄不清这算是跟诗人聚会，还是上了什么梁山泊。我于是站了起来，冷冷地走到一边。 这时，饭桌上的眼光全都朝我转了过来。一阵沉默之后，芒克开始发话说，有些知识分子，总要摆些架子，不愿意同心同德。芒克话音刚落，门保镖立即呼应，开始猛烈批判知识分子的清高。这么乱哄哄的闹了一阵子，最后我忘了是怎么了结的。好像是奚愉康站起来打了圆场。 后来，一伙人回到上海市区新客站，坐在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又侃了起来。芒克以君临天下的口气，大谈诗歌的至高无上。我听了之后，告诉芒克，在所有的艺术当中，诗歌不是最高形式。他问道，那你认为什么是最高的？我回答他说，音乐。于是，彼此就争论起来。这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通通站到芒克一边，硬说诗歌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就连曾经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当时也完全同意音乐高于诗歌的宋琳，也跟着一起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这场争论后来是芒克找了个什么台阶，大家才平静了下来。但不管芒克如何想平息我的反感，我对此情此景此人之厌恶，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之前，我刚刚论说过芒克及其诗歌。我在1989年初写的一篇论说80年代先锋诗歌思潮的长文里，对《今天》诗派的核心人物芒克，作了不下于北岛的评价。可惜的是，那稿子还没写完，就在那年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要是我早知道芒克会在我面前上演了如此一出南面称孤式的领袖戏，那篇文章也就不会那么写了。 我后来非常愤慨地说了一句，没想到这个芒克竟然比李陀还李陀。 当年《今天》诗派的那些诗人，除了远在福建的舒婷，几乎个个成了疯子。有的跑到西方整天等着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躲在纽约闻着《村声》报的铅字气息过日子，有的在新西兰上演了一出杀妇自毙的血腥闹剧。剩下这个芒克，我以为会正常一些，不料同样的疯疯颠颠，如同金庸《天龙八部》里的那个慕容复。 更为糟糕的是，《今天》诗人的这种神经病好像是有传染性的一样，使在北京的先锋诗人，一不小心就得病。欧阳江河那种知识分子写作一说，还算是得了小病，虽然在潜意识里不乏话语中心话语权力的妄想，但还不至于不可救药。最惨的是海子，被那种皇权为里文化为表的大而无当的狂想送上了铁轨。我一直认为，海子的死是一种谋杀。就像当年的殷夫被同伙借他人之手所谋杀一样，海子是被他的诗歌所谋杀的。 从意像上看，海子的诗跟殷夫非常接近。同样的充满激情，同样的大而无当。只是殷夫在诗歌里扮演的是以解救天下芸芸众生为己任的红色侠客，而海子则在诗歌里借助夸张之极的意象扮演了一个诗歌王子。 按说，五四新诗的大而无当，殷夫并非是始作俑者。郭沫若的诗歌，在吹牛皮和自我夸张上远比殷夫没有节制。但郭沫若再胡言乱语，头脑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自己是在表演，他知道自己的表演不是为了把自己真的奉献出去，而是通过表演为自己捞进点什么。因此，郭沫若绝对不会傻到像殷夫那样真的把小命也一起演进去。郭沫若当年一写完声讨蒋介石的所谓檄文，马上溜之大吉。在这方面，写作檄文的郭沫若也罢，写作《从牯岭到东京》的茅盾也罢，一个比一个精明。他们再革命，也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小命给革掉。但可怜的殷夫哪里懂得这种在诗歌里是一回事、或者说、小说里是一回事、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是另一回事的奥秘。殷夫于是傻乎乎地成了烈士。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北京那些牛皮哄哄的先锋诗人身上。芒克虽然不需要像郭沫若那样闹革命，但他也跟郭沫若一样善于喜欢混江湖。他在扮演诗歌皇帝的同时，也明白这不过是闹着玩儿的。在京城里混了这么些年，皇帝好做不好做，这种道理芒克不明白岂不是白活了？因此，他闹得再认真，也知道不过是逢场作戏。假如日后说起长兴岛那一幕，他可以非常潇洒地说一声，那哪能当回事，逢场作戏罢了。 我相信李陀也懂得这个道理，具体我后文细说。我之所以说芒克比李陀还李陀，不仅是说芒克在胡闹程度上跟李陀相近，也是指他其实跟李陀一样的心知肚明，并且看上去也跟李陀一样豪爽。 但海子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从外省农村跑到北京念书，进的又是北京大学。那所大学虽然有科学和民主的传统，但在那里面念书的学子，一个个都感觉自己比陈独秀还陈独秀，比胡适还胡适。没有一个肯说谦虚话，没有一个愿意低调行事的。北京的皇城气氛，加上因在北大读书而来在所难免的自我夸张，然后再是北京诗歌界自《今天》以后的先锋诗风。那样的诗歌风气，在意象营造上力求夸张，无限放大，仿佛是一场大而无当的比赛。你说你写的是《诺日朗》，我则在天空挂上一个"悬棺"，海子不甘落后地在诗行里一笔一划地画出了"太阳和土地"。所谓党卫军雨衣反穿，在上海的诗人笔下，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事情，可是在北京的诗人几乎全部反穿了党卫军的雨衣，有的也许还戴上了红卫兵的臂章。 然而现实生活跟诗人的夸张正好相反。银幕上放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此片在怀旧的名义下，从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写出了阳光灿烂的感觉。皇城里富起来的人们则在胡天胡地地吃喝嫖睹，使知识在财富面前黯然失色，使诗歌更是变得一文不值。北大的学生因此一个个焦灼不安，内心深处有太多太多的能量需要释放，却一时上找不出突破口。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打量大学生的眼光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们在一场未完成的启蒙交响乐里，有关自我抒发和自我实现的主题却刚刚开始，还没来得及展开。 这样的焦灼，这样的张力，通通集中到海子身上，最后以断然自杀引爆成因为写诗而卧轨的血案。 假设1989年的风潮早一点爆发，海子可能就不需要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王子地位了。因为历史会给他提供更合适的自我证明机会。但他太性急了一点，或者说，内心里的王子冲动太憋不住了一点。就此而言，海子实在是太可怜了。他要是能够再忍耐几个月，那么无限风光就会降临到他头上。他可以拿着话筒嘶哑着嗓子做一把领袖人物，可以找个女孩子在广场上举行婚礼，可以绑着布条绝食到底。甚至浇上汽油演一场自焚。但我估计没有必要了。死是绝望的产物，生活一旦有了希望，头脑自然就会变得清楚起来，甚至清楚得比当年的郭沫若还清楚。郭沫若不过是溜之大吉罢了，可是80年代的学生后来居上，竟然学会了在开溜之前把别人送到枪口底下的江湖招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海子不死，那么他的很多问题，生活上的心理上的个人地位的不明确上的，都是可以一步步解决的，包括恋爱的失败在内。以海子的诗才，在广场上找个女孩子太容易了。多少平日里默默无闻的学生，多少从来没有被女同学注意的男生，在广场上解决了在校园里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解决的情感问题，性压抑的苦闷等等。 可是海子等不及了。他急急忙忙地冲出去，把脑袋过早地放到了铁轨上。 他等不及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他写了太多太多大而无当的诗歌，并且反过来把所有那些大而无当的意象当作补药吞了下去。我把这称做意象吸毒，或者说意象中毒。而在这样的意象中毒背后作祟的，则是皇权意识，皇权崇拜。这类意识和这类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个个人，比如对毛泽东的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种自然形象，比如太阳，土地，或者其他什么大物事的顶礼膜拜。有时也会体现在对诺贝尔奖的渴望上，因为得到那样的大奖，就如同被加冕为皇帝一样。反正形式多样，对象不一，但秘密只有一个，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物，要成为大众欢呼的人物，要成为君临天下的人物。正如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火炬游行，中国民众又何尝忘记过广场上由成千上万的人群组成的红色海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那个瞬间，可能将永远停格在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的内心深处。 这具体到海子则是，他误以为，用诗歌得不到的东西，可以用自杀，用死亡来得到。用诗歌证明不了的自我，可以用自杀，用死亡来证明。可怜的海子。要是有个精神分折医生给他治疗一下，也许有救。但中国人其时连如何保护牙齿都还没有学会，哪里懂得寻找精神分析医生看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呀？ 从案例上说，海子确实是自杀的。但从整个自杀的原因上说，海子却是被那个夸张的城市，那所夸张的学校，那些夸张的诗歌，给谋杀的。我写到这里，发现有必要表扬一下我在前面章节里批评的上海先锋诗人。他们的市民生活方式虽然世俗，但绝对不会因为那样的夸张而产生那样的心理问题。小市民再世俗再势利，也永远是正常的，或者说，健康的。 假如明白了海子的死因，那么有关顾城的神话，也可以迎刃而破了。 我忘了是唐晓渡还是其他哪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顾城的一个生活细节。顾城在新西兰时，养了许多鸡。但那里不允许乱养鸡，人家通知他自行处理。于是，顾城只好自己杀鸡。顾城杀鸡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就像他的诗歌语言一样简洁明快。他把鸡头一个个剁下来，扔进一个桶里。看上去像是在做木匠活。我记得他有一首诗描写刨木花，写得相当美丽。我想他的剁鸡头被他写成诗歌，也会像刨木花一样动人的。 正在他剁得十分起劲的时候，有个诗人朋友陪着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前来造访。顾城放下杀鸡的活儿，跟汉学家会面。会面完了之后，那位诗人朋友问顾城，你有没有让人家看见你扔在桶里的那些鸡头？顾城回答说，我早放起来了。我哪能让他们看见这些东西？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天真无邪的纯真孩子。 有关这个细节，当然需要当事人进一步证实。我在此引出，是为了说明，当年顾城的那句名言"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可能需要适当地修改一下。因为黑暗给了顾城的不仅是一双黑色的眼睛，同时还给了他一颗黑暗的心。 早在听说顾城找了个女人，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而他又像个任性的孩子似的，除了写诗撒娇发脾气，什么都不懂，我就发现事情不对了。这与其说是个可爱的传说，不如说是中国男人十分丑陋的积习。从张贤亮的"马樱花"，到顾城身边的谢烨，中国男人钻在女人怀里发嗲的传统就像孩子断奶一样，始终没有真正断掉过。既然父母宠爱独生子女会造成小皇帝现象，那么被女人如此宠爱的顾城难道就不会以皇帝自居么？既然是皇帝，那么女人的忤逆，就得遭到大辟的惩罚。我不知道顾城剁鸡头是不是用了同一把斧子，但他提起斧子朝他的妇人剁去的时候，那颗人头在他眼里跟鸡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一个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的没用透顶的男人，哪儿来的如此冷酷的心肠？只有一个解释，因为他把自己看作皇帝。皇帝杀死一个人，还不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只有等到杀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皇帝。因为皇帝杀人毋须自己动手，皇帝杀完人，也毋须自己面对，马上就有人进来把尸体拖走。于是，发现自己不是皇帝的那个顾城，被依然是皇帝的顾城，一怒之下，也赐死了结。做了皇帝的顾城，一斧杀了背叛了皇帝的妇人，再一索子吊死了觉得自己不像是皇帝的顾城。皇帝在屠杀中凯旋，顾城的女人和顾城在屠杀中完成了臣民应尽的义务。 从案例上说，这当然是个刑事案件；但从成因上说，这是又一个精神分析病例。被女人宠成皇帝，是不是北京城里的特例，我不敢断言。但我想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男人再被女人宠爱，也宠不到如此恶心的地步。 我在1988年底写作《论毛泽东现象》的时候，仅仅就毛泽东而论毛泽东。我哪里想到，一个毛泽东倒下了，千万个毛泽东站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毛泽东现象！ 我承认《今天》诗人为中国当代诗歌做出过他们的贡献，我也不否认海子的诗歌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尤其是他写的一些爱情诗，清澈透明。但他们一个个发疯，一个个做出如此可恶又如此可笑的事情，难道还不足以令人深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么？ 这里还不算北岛在期待诺奖上的荒唐。考虑到他的失落，暂且略过算了。因为仅此三例，足以说明，北京那些大而无当的先锋诗歌背后，潜伏着多么可怕的足以引起杀人血案的精神病因。 这么想想，我不由庆幸自己跟芒克是在上海这个城市里见面，要是在北京跟他那么争论，那还了得？北京绝对是个疯狂的城市，在历史上既有过争相抢吃袁崇焕血肉的情景，又有过义和团作乱的案底。一朝一朝的皇帝在皇城里轮着坐龙庭不知坐了多少年，这个城市没有毛病也要被坐出毛病来。也许正是那样的历史背景，才导致有帝王心态的人物总是喜欢定都北京。北京的诗人和入主北京的革命家一样，被这个城市的皇权意识困扰得苦。当北岛大声喊出"我不相信"的时候，在他潜意识里激起的回音恰好就是"我相信"，相信这个城市悄悄地灌输给他的皇权意识，皇城情结，皇天皇地皇得昏天黑地，皇得不可开交，皇到了误把他乡认故乡，皇到了误把诺贝尔奖当皇冠。我希望北岛能够忏悔自己的这种皇权情结，这种假以诺贝尔奖飞龙在天的九五之尊渴望。不说其他，仅以我举的三个例子，就已足以让他引为前鉴了。既然知道什么是什么的墓志铭，什么是什么的通行证，他难道就连中国人诺贝尔奖渴望背后的帝王情结也看不出来么？任何东西到了中国就要变质变味，诺贝尔奖的效应也同样不例外。做生意开公司的没有学会商业文明的游戏规则，却滋生了古里古怪的公司毛泽东式的权力意识。从以人道主义为基准的诺贝尔奖荣誉里，却会生发出君临天下的狂热来。牟其中的教训和北岛的荒唐，骨子里都系于同样的病根。倘若北岛需要什么治病良药，那我建议他去向阿城讨教讨教，如何做个普通人，如何建立平常心。诗人不做普通人，怎么可能写出有人情有人味的诗歌？作家没有平常心，又如何可能写出有人道情怀有人文关怀有灵魂追求的小说？道理是简单的，但对于得了皇权病的诗人，做起来却可能是困难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北京先锋诗人的这种心理症结表明了，这个城市在骨子里根本不具备文学的先锋性。无论是《今天》诗派及其相应的星星画展，还是后来的先锋诗歌及其相应的圆明园艺术村，与其说是这个城市的产物，不如说是文学和艺术的先锋思潮借该城一方宝地，作为演出的舞台。虽然中国80年代的先锋诗歌和先锋小说的最先都是在这个城市发韧的，但这个城市真正的先锋意识，却是在90年代才开始变成一种自觉，我指的是以陈染一类的作家为代表的所谓"私人小说"的创作。但这绝对不是80年代的故事，而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陈染在80年代写出的作品，我称之为现代主义童话小说。 80年代的北京，正处在一场文化嬗变的阵痛之中，这个城市本身的先锋意识，根本还没有形成。《今天》诗派从根子上说，与其说是先锋诗派，不如说是一批最早的极权话语和话语权力的反对派，或者说挑战者。其先驱人物是郭路生，亦即食指，而其更早的先驱人物，则是离北京千里之遥的异端诗人黄翔。假如从这样的一种文化渊源上着眼，那么《今天》诗派的脉胳就非常清楚了。至于后来的海子等先锋诗人的先锋诗歌创作，则是从北京的校园里，而不是从北京这个城市自身生长出来的一种带有强烈的校园气息的诗歌话语。 北京这个城市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先锋性，要到90年代的陈染们完成经由大学走入社会然后再由社会转向个人转向自身这样的演变过程，才真正成立。与北京没有现代商业文明传统相应，北京没有现代派文学的先锋传统。这是北京与上海的一个根本区别所在。当年北京最早介绍和倡言现代派文学的两个人物，都没有得到这个城市给予的承认。上海的先锋文学，会在上海市民当中成为一种文学的品牌，从而得到这个城市的认可。但写作《西方现代派研究》的陈琨最后只好远走他乡，至于提倡现代派小说写作和进行戏剧实验的高行健，当然就走得更远了。这种出走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根本不认同这样的异类。即便是陈染们的先锋写作，也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只是作为一种风景罢了。至于后来冒出的《北京娃娃》，那更是一种喜剧式的先锋文学，即用女人的身体作为文学的开路先锋。先把女人给搞笑了，然后再把文学搞笑掉。而这种下半身文学的前提，则是男人的宠爱。这种文学写得再卖力气，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先锋性，更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至多只能成为这个城市堕落的象征。 这个城市在80年代的标志性作家，是王朔。 2。王朔小说和大院文化 比起《今天》诗人们的疯狂和荒唐，北京作家里头的王朔，反倒显得正常和可爱。虽然王朔有王朔的不足，但他毕竟在心态上相当健康。 胡河清生前曾经把王朔和刘震云称之为"京城两利嘴"。刘震云的小说，我没怎么读，不知那张嘴如何个利害法。但王朔的小说，我却是相当熟悉的。不说在80年代读了他几乎所有畅销或不畅销的小说，即便在那个地方，我也因为读他《千万不要把我当人》读得大笑不已，差点导致同室囚徒朝我拳打脚踢。因为那些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盗窃犯，还有其他什么犯，把《千万不要把我当人》夺过去一读，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他们个个以为自己是人，只有我认同了"千万不要把我当人"。于是，他们朝我虎视耽耽，察觉出我跟他们原来不是一种气味的动物。那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王朔确实是张利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但我的喜欢王朔小说，并不仅仅因为他敢于搞笑和善于搞笑，而且还在于他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和时不时地流露出来的民间智慧。 王朔的小说，写得再油滑，视角始终是"小人物"的视角。他可以把一个笑话说得非常夸张，可以让丑老太婆像个小姑娘一样地发嗲，可以让局长之类的人物因为练习气功而在地上胡乱翻滚，但他骨子里从来不放大自己。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没有必要扮演什么大人物。以王朔的这份定力，我估计就是把他扔进北大那个很容易让人狂妄的学校，他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平头百姓。他偶尔会玩一把《王朔全集》，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搞笑，不过是商业操作，不过为了赚点狗娘养的人民币。 我认为王朔的智慧，就是从这样的定力里面生发出来的。王朔不是个在小说里乱耍小聪明的作家，也从来不会装腔作势地吓唬读者，更不会展览什么酷刑制造恐怖气氛。王朔的智慧在于，我不跟你吵架，但你得让我活。这种智慧看上去非常简单，但骨子里却不无大智若愚的修为。联系到这种智慧所产生的文化背景，我不得不认为，这在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可算是最简单也是最高级的民间智慧了。因为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大学生们，很少具有这种智慧。普通民众喜欢梁山好汉式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学生撒起娇来更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他们没有双向同构式的思维方式，凡事先给人家留个余地，然后再告诉人家，你活我活大家活，政治术语叫做双赢。这种方式的高明之处在于，一开始就占了平等的地位。而那种玩命的方式不顾后果的方式通常是把自己放在人家脚底下的方式，根本不是跟对方平起平坐的商谈方式。王朔懂得这种双赢的方式。 王朔的这种民间智慧，与莫言的小说相比较，显得尤其突出。虽然从小说美学上来说，莫言的小说似乎更加具有先锋意识，但莫言的小说在文化内涵上，通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我听刘再复对我说，他曾听莫言说过，莫言小时候有过饥饿到连煤块都塞到嘴里乱吃一气的经历。我听得毛骨悚然，同时又充满同情和悲愤。也许是那么惨痛的经历，使莫言的小说天然具有与众不同的质地。然而，这个可怜的乡下孩子同时又无法让自己的小说感觉建立在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上。他的感觉透明起来像根可爱的红萝卜，但混浊起来会觉得义和拳也很好玩。或者说，莫言的感觉一旦为其纯真的孩子气所主导，小说就变得奇光四射；其感觉一旦受了媚俗的诱惑，其小说写作就会类似于一场高粱地里的发泄；至于其感觉一旦有了朝天阙式的蠢蠢欲动，其小说就会变成以玩弄酷刑为赏心乐事的撒娇。 与莫言的这种不稳定相比，王朔显然要沉稳得多。王朔不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王朔虽然有时也做做顽主，但他骨子里从来不会把自己玩懵掉。他既会扮演成顽主在影视界瞎混一把，也会开个公司，认真尝试一下别人做不了的文化事业。虽然这两者他后来都玩不下去了，但他在小说里那种从来不变的清醒依旧。 王朔的这种清醒，甚至连王蒙都难以企及。王蒙在90年代对王朔公开表示认同和赞赏。王蒙为此拒绝崇高。但王蒙的拒绝崇高，不是王朔式的民间智慧，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小聪明，一种面对极权时做出的十分精致的规避动作。就像在文学圈里流传的那样，王蒙的聪明一如他的小说《活动变人形》那样的"活动变形人"。因为崇高是无所谓拒绝不拒绝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好比没有高度就无所谓堕落一样，从来不曾崇高过，哪里来的拒绝？王蒙在《青春万岁》里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情结，与其说是崇高，不如说是在极权底下捏出的一个兰花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蒙骨子里是个十分搞笑的人物。虽然在关键时刻，他也表示过良心和良知，但他从来不放过搞笑的机会。比起王蒙的这种搞笑性格，刘心武显然要诚实多了。虽然刘心武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花旦式的弱不经风，但他骨子里倒并非是没有自己判断和自己立场的人。中国传统戏剧舞台上的许多花旦形象，骨子里都有点刚直不阿。刘心武的文学人格，接近《霸王别姬》里的女主角。这是一种典型的皇城知识分子人格。有哭泣的热情，没有行动的能力。 想想那年，有多少北京文化界的遗老遗少，在大学生面前流露出这样的花旦人格。抱着学生痛哭流涕者有之，老泪纵横者有之，哭天抢地者有之，捶胸顿足者有之，就是没有一个毅然站到学生前面去。就是没有一个断然告诉学生，你们回去，剩下的让我们来做。 联系到王朔所置身的城市，联系到王朔所面对的皇城知识分子，王朔小说的平民意识和民间智慧，确实弥足珍贵。但王朔也有王朔的不足，我指的是他的大院文化背景。 大院文化是北京自50年代初开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八旗文化。相对于老八旗文化那五式的没落，新八旗文化霸气十足。这种文化在90年代的代表作是《超限战》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80年代的代表作则是王朔的一些小说，尤其是《动物凶猛》一类的。这部小说后来被改变为叫做《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电影。故事怎么说，那当然是创作的自由。再说，在任何年代，哪怕是纳粹时代，都可能有美好的回忆。把大院在文革中的日子写得如同伊甸园那样的田园交响曲，也只能说是各人感受不同罢了。但是电影导演故意通过片名将文化大革命年代命名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此表示他对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制造者的敬意，那就颇有一股大院文化的霸气了。王朔原来《动物凶猛》的小说命名虽然有些大院口气，但也颇有生存的艰辛感，何苦要改成那么一个名片，以此挑战他人的痛苦记忆呢？你真的以为你是谁呀？ 王朔的小说原作并没有这种挑战意味。但王朔小说里时不时的也会流露出一股"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劲头，可能跟耳濡目染大院的那种霸气和痞气有关吧。这两种习气其实是一回事情，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权势大一些的，自然就以霸气为主导。权势小一些的，则以痞气为手段。或者说，得意时流露的是霸气，失意地玩的是痞气。其心理成因，则是所谓的主人翁意识，或者说，占领者的优越感。 大院文化不是那个城市生长的标记，而是那个城市被再度占有的标记。这种文化是权力话语的一种形式，但通常是隐藏在权力背后的话语，而不是权力本身。假如权力是虎，那么这种文化则是狐，狐假虎威。不仅王朔的小说受到这种文化的污染，就连刘索拉的小说，也充满因大院文化而来的自以为是。 被大院文化熏染出来的作家学者，很难建立自由的平民心态。虽然王朔是个具有平民意识的作家，但其平民意识并非是自由的产物，而是一种皇城里皇民的自觉。相对于一些演皇上演多了或者看皇上电影看多了、因而莫名其妙地产生皇上心理或者说皇上自觉的神经病演员和神经病国民，王朔这种皇民的自觉还算比较正常。但王朔要是换个环境，比如说，到纽约这样的城市生活，学做一个自由的平民，就会觉得非常困难。 王朔不是没有到纽约呆过，他在纽约不声不响地呆了将近半年，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回去，再也不作任何尝试，也不予任何置评。他对纽约的感受，几乎都在这两个不声不响上表达出来了。至少，王朔明白了北京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差异，明白了在北京大院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孩子，跟纽约是多么的难以投合。因此他知难而退，知难而自知。 相对于王朔的这种自知，刘索位就显得智商不高。刘索拉在纽约使出浑身解数，该试的几乎全部试过了。剃光头，穿长衫，戴礼帽，变换着各种嗓门乱叫一气。一会儿扮男，一会儿做女。据有个段子描绘，刘索拉来纽约之前，跟母亲道别说，她准备豁出去了。她母亲关照她说，除了自杀，其他什么都可以试试。这个段子的真实性也许需要证实，但刘索拉确实是努力了。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壮志未酬。在北京的那种玩法，跑到纽约来是根本行不通的。带着大院文化培养出来的唯我独尊、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心态，在纽约演来演去，也只能演成一场场喜剧。刘索拉这种努力，让王朔看了会忍不住发笑。不说王朔的平常心操练到什么程度，即便凭他的智商，也绝对不会像刘索拉如此玩命。 当然了，比起北岛对纽约的抹黑，刘索拉这种努力，显得不无可爱。因为刘索拉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奋斗理想，但并没有因此朝纽约这个城市吐痰。就此而言，刘索拉要比北岛健康得多。北岛对纽约的种种诽谤，和一个文革诗人对巴黎的诋毁，成为中国诗坛臭名昭著的"双璧"。相比之下，北岛更加无耻。在海外漂流的中国文人墨客，没有一个能像北岛那样，占尽先机，四处受宠，不说像只诗歌金丝鸟，至少也是个桂冠诗人的形象。他最后居然以一口《纽约印象》的浓痰，报答了主人的殷勤好客。我不清楚北岛与北京的大院文化有多少关联，但这种行为这种心理，与《超限战》的狂妄，不过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而且，比起那样的狂妄，北岛还多了层无耻，全然一副小人面目。说到小人，我想到那个叫做刘恒的北京文人。 虽然王朔小说带有大院文化的痕迹，但北京作家的大院腔调，最为典型的却不是王朔，而是刘恒。别看刘恒动不动以《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之类农民的饥饿和农民的精液唬人，他那种痞子腔调的来源，恰好就是北京大院。大院文化既是一种占领者文化，或者说主人翁文化，又是一种代表文化，动不动就以农民代言人，或者其他哪方劳苦大众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反正怎么唬人怎么来，关键在于恫吓要有效果。与上海的占领者最后被花园洋房悄悄地征服不同，北京的占领者通过大院文化，跟千百年来的帝王传统对上了暗号、接上了头。假如没有大院文化的影响，那么北京作家写出来的小说，就应该跟老舍相去不远。 真正的北京平民小说，既不是刘恒式的，也不是王朔式的，刘索拉的当然更不像，而是当年老舍笔下的世界。无论是《骆驼祥子》，还是《茶馆》(尤其是第一幕和最后一幕)，那种纯真的北京味道，那些善良纯朴的北京芸芸众生，那种人世的悲凉，那种活在悲惨世界里的无奈，让读者读了，让观众看了，无不唏嘘感慨。假如可以把老舍的小说作为一个标高的话，那么80年代的北京作家里，只有史铁生接近那样的高度。 不过，在进入史铁生小说的论述之前，我得先把80年代北京文学圈里的周介人式人物，李陀，作一个历史性的文坛个案分析。 3。边缘人李陀的阿Q真相 在80年代北京文学圈里，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坛上，找不出一个比李陀更活跃比李陀更可笑比李陀更可怜的人物来。说到这个人物，让人又是厌恶，又是痛心。哀其境遇，怒其不争气。说他是文学那五，他却没有那五那样的旧贵背景；说他是文化阿Q，他却的的确确是在北京城甚至在红色贵族的圈子里长大的。说他很有文学的责任感使命感，他却是个地道的文学玩票者。说他从来不把文学当回事，他却对文学热爱到了一生没有离开过文学。说他是个文学青年，他却自以为自己是个文坛领袖，号称陀爷。说他是个文学大家，却从来没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更拿不出什么说过得去的文学作品。有时他说话亲切随和，模样谦虚谨慎；有时他突然变得高高在上，向所有他所见到或者没有见到的人们指手划脚。同样的来自社会底层，当年声名赫赫的刘再复从来不隐讳自己是个农家子，而上窜下跳的李陀却从来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我最后是读了一位红色贵族之女写的叫做《山水相依-一个异国家庭的离合悲欢》的回忆录，才彻底解开了李陀之谜。假如说，阿Q再世，活到80年代的北京城里会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看看李陀，就会一目了然。 在回忆录里，李陀被称之为我们家的小哥哥。所谓小哥哥，是指她们家那个保姆的孩子。李陀九岁的时候，跟着母亲流落在北京城，形象跟《雷锋》电影里的小雷锋一模一样。但他比小雷锋幸运的是，他还真的碰上了好人。刚刚进城的那家革命者，出于一种对劳苦民众的同情，收留了他们母子俩。这本来确实是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无论是收留者还是被受留者，都会让人一掬同情之泪。然而，一种奇妙的反差，却同时落在了李陀的命运里。 这种反差的微妙在于，李陀既是佣人的儿子，或者说奴隶的孩子，但从理论上说，又是主人的儿子，即翻身当家作主说法上的主人。相反，收养他们的那家主人，在理论上却是人民的公仆。用一句现代汉语的语法逻辑作描述，李陀是作为仆人的主人家的一个作为主人的仆人的孩子。这种逻辑非常简单，又极其复杂。李陀被这个逻辑缠绕终身，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主人还是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海子是被大而无当的诗歌意像所谋杀的一样，李陀被这个他永远也搞不明白的逻辑给困惑到今天，依然活在这个逻辑的困扰里。 对李陀来说，这个逻辑不仅在他所寄居的主人家里出现，也同样在他所就读的学校里存在。他读的是红色的贵族学校，班上甚至整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作为仆人的主人的孩子，唯独他一个，却是作为主人的仆人的儿子。等到他长大成人，走上社会，他发现他所居住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到处存在着这样的逻辑谜语。而他这个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和作为仆人家的主人之子，则既是整个谜语的谜面，又是整个谜语的谜底。 活在这个谜语里的李陀，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确切位置，可是从来没有找到过。因为这个谜语要说有答案就有答案，要说没答案就没答案。关键全在于作为谜语本身的李陀，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式。 假如撇开种种眼花缭乱的说法，李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缘人。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从在北京这个皇城里的位置上，或者从整个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架构里，李陀都是一个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人物。然而，他非常荣幸、也可以说非常不幸地处在了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城市里，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生活圈子里。想想看吧，假如大观园里的贾宝玉，突然被揭发说，他的母亲不是王夫人，甚至连赵姨娘都不是，而是刘姥姥村里哪个村妇的儿子，整个故事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李陀的悲剧，或者说，李陀的喜剧，恰好在于，他是真正的假宝玉。 少数民族的血缘，不仅给了李陀聪明才智，而且还给了他一副相貌堂堂的皮囊。不说让女人们人见人爱，至少不太会受到女人的冷落。李陀能让才貌双全的电影才女导演断然下嫁。他也能让主人家的公主，对他好感永存。那位回忆录作者在书中说起李陀时的声调，真是甜得不能再甜。一声小哥哥，叫得就像大观园里的哪个小女孩在呼唤着贾宝玉那样的情哥哥。由此也可以想见，作为谜语的李陀，有着如何天然的以假乱真资本。 李陀的以假乱真，不仅让女人对他着迷，也让男性朋友觉得他非常哥们。李陀待人热情起来，有着不顾一切的豪情满怀，从不让人怀疑他具有两胁插刀的侠气。记得那次在新时期十年会上，他力劝我上北京的那番诚恳，那番义气，把我感动得认定李陀是个好朋友。哪怕他转眼就在会上批评我如何如何，我也一点不计较。可能也是基于这样的义气，李陀推荐起文学新人和小说新作来，同样的不遗余力。 按说，李陀假如沉得下心来的话，认真思考，勤奋写作，不会做不成文学上的大业来的。远比他穷苦的莫言，都能闯入北京城里做出一番成就，更何况好歹还是在北京、并且是在北京的上流社会里长大的李陀。但李陀没有选择脚踏实地，而是一心一意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公子哥儿，不顾自己作为一个边缘人的种种尴尬，吃力不讨好地但又不屈不挠地向话语中心挺进，扮演执掌话语权力的角色。 从整个所谓的新时期文学、或者说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开始，李陀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他的边缘人的中心角色和中心话语的边缘人角色。而且，他还同时站在两个边缘上，既站在文学的边缘，又站在电影的边缘。他一面跟着呼吁现代派写作，并且还真的写了两篇习作《七奶奶》和《自由落体》；一面煞有介事地谈论什么长镜头理论，借着夫人张暖昕的光，在电影界呼了一下风，唤了一阵雨。弄得电影界的人不知道他是文学界的何方神圣，文学界的人又被他的电影理论所迷惑，搞不明白《七奶奶》和《自由落体》中的镜头到底有多长。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李陀由此完成了从当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工人写作组的成员到一个文学界甚至电影界的先锋人物的成功转换。上海的周介人由于被巴金及其《收获》家族纠缠着，怎么也摆脱不了巴金批斗小组组长的旧案。北京的李陀却十分幸运地用一个长镜头加上两个短篇小说，便轻而易举地脱胎换骨，焕然一新。 但李陀的抱负显然不满足于在文坛和电影界仅仅做如此一个托马斯全旋，他的才智也不允许他停留在这样一种文学体操的水平上。他需要更新的突破，而且历史也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契机。1984年的年底，他在杭州会议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活动家角色，把指导性的领袖角色和游说性的说客角色，同时演得活灵活现。假如他那年向当时《上海文学》的主编李子云女士推荐阿城的《棋王》时，还多少有一种李陀式的男性魅力在暗中悄然助阵，那么在杭州会议期间，他的成功完全建立在了众志成城和众望所归之上了。李陀在文坛上的真正地位，就是在那个会上奠定的。而李陀的文坛领袖幻觉，也是从那个会上开始真假不分的。 那次会议以后的李陀，可谓一帆风顺，顺到了不需要写作任何作品，便可在文坛上教导这个，开导那个的地步。而事实上他也确实推荐了无数个作家，无数篇作品。假如把他所推荐过的作家和作品列成一张名单和一篇目录，那么人们会十分惊讶地发现，这差不多就是整个80年代的新潮小说和新潮作家了。 然而，即便具有如此辉煌的推荐成就，无论是被他所推荐的作家，还是没有被他推荐过的作家，却没有一个在内心里把他当回事情，虽然有一些依然保留着对他的尊重，但大都已经公开地或者悄悄地弃他而去。他满心以为凭借推荐换来的尊重，可以使他的光芒变成永不消逝的电波。殊不知，几乎全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不要说桀骜不驯的马原，就是一度言必称李陀的余华，都忍不住原形毕露。那些文学小子，不是过河拆桥，就是上岸弃船，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让李陀尝尽了从中心被不断抛回边缘的滋味。 我承认这当中有许多世态炎凉的成份，但我又不得不指出，李陀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本身，让人难以肃然起敬。就好比走进剧场的观众，被一个殷勤的领票员领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眼睛必然看着舞台，不会继续停留在领票员身上。所谓的指路人通常都是些被人遗忘的角色。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木心一针见血地描绘上海人的指路方式，通常简单到了动一动嘴唇、微微转动一下脑袋的地步。可是李陀却不仅把人领到人家的家门口，还要指望跟着人家一起走进去作客。那与其说是别人不懂得礼貌，不如说是李陀自己不识相。 写到这里，我不由非常地同情李陀。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李陀太需要他人的尊重，太在乎他人的尊重了。可我又非常痛恨李陀，既然如此，为何不把他人的尊重建立在自己的事业之上，偏偏要通过玩票的方式来得到呢？按说，做个领票员，把观众、尤其是有资格却没有票的观众领进戏院里，那也算是积了功德。何苦接下去玩票呢？玩票那样的公子哥儿习气，岂是你李陀的本性？ 可是，李陀的毛病就出在这种迷失本性上，或者说出在他的忘本上。刘再复能在文学上能够修练有成，在于他从来不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李陀从来不回过头去看看，自己九岁以前走过的那些路途；从来不回过头去想想，自己在风雪交加饿寒交迫的日子里，何曾能够梦想，有朝一日会有才貌双全的女子相伴，会有如日中天的名声相随。他忘了自己从哪里来，自然也就不会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更为可悲的是，他在80年代没能理清的混乱，到了90年代变得乱得不能再乱。 90年代的李陀，彻底迷失了方向，彻底迷失了自己。在80年代已经够混乱的那个逻辑角色，到了90年代变成了更为混乱的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中国人。李陀因此根本弄不清自己到底是站在美国发言还是在为中国奔走呼号，根本弄不清楚自己是美国学院里的学生还是中国高校里的学者。身份完全模糊，角色彻底紊乱。
洪峰是个和余华很不相同的新潮作家。而那样的不同，简而言之，就是他绝对不会习惯在北京生活。他需要一种真实的感受，他受不了北京的夸张。有一次，李晓桦请我和洪峰，还有和我一起出席北京电影学院讨论会的张献，一起去肯特鸡店吃饭。洪峰朝着门口那个笑容可掬的肯特鸡老头塑像瞅了好一会，然后十分迷茫地问我说，这是真的么？我忍住笑回答他，大概是真的吧。进了门以后，他又瞅着那些穿着同样制服戴着同样帽子的小姐们问我，这也是真的么？我回答说，这可能是假的了。旁边的李晓桦听得呵呵大笑，从此认定洪峰是个好朋友。 北京这个城市，确实很难让人分出真假。 洪峰在北京那些年，可能觉得不太自在。在文学院完事之后，他赶紧就回东北了。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他已经从长春搬到了沈阳。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碰到了一些朋友。让我十分难忘又极为歉疚的是，沈阳的文学评论家辛晓征，深更半夜的特意大老远的赶来，无奈我的生物钟又到了要睡觉的时候。我没能跟辛晓征好好说上话，弄得洪峰对我十分不满，弄得我自己也对自己十分不满。须知，辛晓征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年辛晓征在编一个文学内刊时，发了我许多长篇大论，不管如何尖锐，全都一字不删。我因此一直记得他。最近我听吴亮说，他在北京碰到辛晓征，不仅自己买了我的历史小说《吴越春秋》，还特意送了吴亮一套。我听了不由十分感慨，是朋友，不在于经常见面的。 李晓桦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他说，真正的朋友，分别十年，见了面就像昨天刚刚分手似的。 说起来，李晓桦也是在北京大院里长大的。可是他的作品也罢，他的人也罢，特别有北方式的人情味。他的诗歌很早就获得了什么奖，后来他在《收获》上发表的小说《蓝色高地》，也是一部描写西藏的力作。他最让我感动的是，他90年代在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在北京彼此相见时，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他是带了摄像机和一个摄影师去美国的。他本来想把美国的种种阴暗面好好地拍上一拍。结果，到了美国一看，发现自己太可笑了。他说，不管怎么说，人家至少是人的国家。他说"人"这个字的时候，声音特别沉重。他说他后来拍了许多美国的风光，回国后准备做一部在美国观光的记录片。 90年代，李晓桦不再写作，做起了生意。但他的感觉，却一点没有因为转到生意上而有所退化。仅从上述这番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态相当正常。在我看来，能够在一个夸张的城市里依然保持心态的正常，已经难能可贵了。 就正常而言，李洁非也算是一个。李洁非后来也写过些小说。他的小日子似乎过得不错，美丽贤慧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儿子。平时喜欢下围棋，也喜欢看足球吧。要不，他不会把我比作文学和文化批评上的马拉多纳。这个比喻很好玩，因为两者至少在备受争议上，是相同的。 李洁非在80年代，写过许多评论文章，包括对新潮小说的评论。他虽然是个京剧爱好者，或者说票友。但他在文学和文化上却从来不做票友，而是非常认真地面对之。 同样认真的，还有潘凯雄。潘凯雄原来在《文艺报》时，曾混到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份上。在8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也发了许多文章，包括我的文章。我写的文章，他一般都想方设法地发表出来，并且尽量不作删改。说起来，潘凯雄倒也是个耿介之士，所以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文艺报》。我最后一次见他时，是在一个朋友的作品讨论会上。彼此只来得及匆匆说上几句话。 这些在北京的朋友们，80年代都是风光过的人物。后来随着时过境迁式的变化，不得不在一个越来越夸张的城市里，纷纷自谋生路，自找出路。想到文学和文化上的生存困境，对于那些不择手段抢夺话语权力、从而改变自己生存境遇的同辈学人，倒也心生一丝同情。但我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深刻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无赖。所以，深刻也不一定是好事，得有个深到哪里去的质疑。 唐晓渡肯定不会喜欢黑格尔。但唐晓渡整天地晓渡他人，是否就意味着对存在就是合理的一种认同呢？我一直认为晓渡是有实力写出惊世之作的。他虽然已经写了不少，但我依然还在期待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晓渡有点像我在上海的朋友张献。张献在舞台上向他所置身的城市进发的时候，那个城市也在向他包围过去。同样道理，唐晓渡最后也有一个是被所在的城市吞没，还是他在那个城市里点亮一支心灵的蜡炬。我坚信，只要蜡炬被点亮，就不会成灰的。 2003年10月28日写于纽约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9, 2014, 6:49:14 AM6/19/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18 Jun 2014 06:41 PM PDT
6月１３日，中国警方宣布正式逮捕已被拘押30多天的浦志强律师，罪名有两项，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而高瑜被拘押已近两个月，早已超过宪法中拘押不得超过37天的规定，至今没有音信。 浦志强和高瑜，一个是律师，一个是记者，两人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成就非凡，因而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中国的《南方人物周刊》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把浦志强评选为"年度人物"和"一百个思想家之一"，高瑜则多次获得新闻自由奖和新闻勇气奖等国际奖项。两人在六四前夕成为当局的整肃目标，绝非偶然。 习近平在去年8月19日有个讲话，谈到"反动知识分子"。他说，有些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诬蔑，对他们"一定要严肃打击"。外界因此得知，习对某些知识分子经常批评他、批评共产党及其一党体制非常不爽。习近平还说，好的知识分子要鼓励，坏的知识分子要管束。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管束"坏知识分子"的手段很多，譬如：革职、拘押、判刑、逼迫他们在电视上公开认罪，折辱他们的人格……等等。从去年重判许志永、拘押伊力哈木，到今年拘押高瑜、逮捕浦志强，习近平看来要对这些令他不爽的反动知识分子算总帐了。 其实早在去年，北京知识界就流传一个耳语，习近平当局在每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精心挑选要严打的领头羊。现在，他的严打计划已经漏出其招数了，严打就是要逮捕、严判重判这些领头羊，并且数罪并判，要起到震慑每个群体的作用。譬如，重判许志永就是打击新公民运动；迫使薛蛮子在电视上认罪，就是恐吓网络大Ｖ；逮捕浦志强，就是打击死磕派律师；拘押高瑜，就是威慑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记者群体，以后可能还会有传媒界、时评界及学界的代表人物被严打。 打击这些旗帜性人物，习近平要坐收杀一儆百之功效。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很可能已经直接插手对这些旗帜性人物的处理。据香港《明报》披露，北京警方办理浦案是得到更高层支持。而半年前许志永被判有期徒刑四年，也是高层领导人决定的。倘若高瑜被判刑，也一定是习近平高层的意思。 浦志强一案和高瑜一案有诸多相似之处，习近平整肃他们也有相似之处。在习近平当局眼中，浦志强和高瑜两人早就是眼中钉，而且都有"前科"，都长期处于国保监视之下。浦志强曾经因参与调查和辩护多起维权案件，而屡次遭到警方逮捕，每逢中国有大事，譬如两会召开，就会把浦志强的新浪、腾讯、网易微博全部关闭。高瑜在六四期间和六四之后，已两次被投入大牢。习近平当局明知他们"士可杀不可辱"，这次对他们收网，就是要利用二人的亲友迫使他们就范。一个多月前，高瑜在央视出镜承认泄密罪，就与其子被抓有关。目前，有数名浦志强的亲友依然被拘，当局似乎有意借此逼迫浦志强认罪。 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浦志强，也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高瑜。当局重判浦志强，也会重判高瑜，就像他们重判许志永一样。有分析说，如果当局用现在的两项罪名判浦志强，浦有可能获８年甚至13年徒刑。高瑜被拘押已超过法定期限，看来也是凶多吉少。 就在习近平当局使尽各种招数整肃"反动知识分子"之际，大陆官方媒体和御用文人纷纷撰文，为其造势。《环球时报》、《求是》和人民网指称，极个别律师串联，抱团死磕，恶意炒作，触碰政治法律底线，对他们要研究如何加强"有针对性的措施"。前两天，社科院一些学者被指控为，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看来，习近平当局执政，已经深陷敌对思维。为了整肃所谓的"反动知识分子"，不惜把推动中国进步的最优秀力量投入大牢。以这种思维执政，误国误民，大错特错！此时的习近平像极了1957年的毛泽东，他将把中国再次拖入万马齐喑的政治黑暗时代。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8 Jun 2014 06:13 PM PDT
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在英国进行访问，但是英国《泰晤士报》报导，在李克强出访前，曾强烈要求会见英女王，并威胁若不获得此待遇，将取消访英。英国之所以不愿意，乃是因为李克强只是中国的第二把手，不是国家元首，而英女王并没有常常见非国家元首。 可是因为李克强的访问将带来三百亿美元的订单，看在钱的份上，英国王室最后也只能做出妥协。英国女王伊莉萨白二世最终在6月17日于伦敦西面的温莎城堡会见了李克强及其夫人。 北京的刁难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据透露，中方官员提出的要求，包括希望英国外交人员事先了解英国首相卡梅伦夫人在会面时会穿着什么服装。是否自从中国出现彭丽媛这个第一夫人以后，就摘掉了"老土"的帽子而比英国人更有服装上的品味？ 显然，事情并非完全如此。近来，中国与英国的关系不太融洽，尤其在香港泛民争取普选而要"占领中环"的时候，去年9月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大臣施维尔在香港报章撰文，表示英国在香港普选问题上"随时准备提供任何支援"。 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时，当时的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曾经表示英国对香港有道义上的责任，如今中国在香港普选问题上一再刁难，英国当然要出来讲话，何况1984年签署的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是以备忘录形式交给联合国存盘，说明它是一份国际文件。但是对中国来说，香港已经从外交问题变成中国内政，中国要如何"关门打狗"，岂容英国置喙，那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吗？ 英国首相卡梅伦曾于2012年5月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此后中方一度中断所有与英国的高层交流。去年卡梅伦访问中国时，中国也一再刁难他，在卡梅伦抵达北京前24小时，才承诺让他与李克强在晚宴中会面，但随后又取消，以午餐会议替代。以此羞辱英国，就叫做"洗刷百年耻辱"？但是居然还有御用学者说，访问英国是要打破美日的围堵。 其实在2009年12月中旬，习近平还是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当时他要访问日本，也上演一定要见日本天皇的戏码。习近平与日皇的会面最早在11月底由外交部长杨洁篪提出，日本宫内厅厅长羽毛田信吾以"不合规矩"与"日皇健康问题"两度拒绝，但中方透过执政的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等劝说首相鸠山由纪夫，声称此举关乎习近平访问成败，鸠山后来指令官房长官平野博文再度施压，宫内厅最终接受。 鸠山是亲中的日本首相，日本舆论批评鸠山政府向宫内厅施压，打破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见日皇的规定，破例在不到3周时间内，安排习近平会面，涉嫌违反日本宪法规定"日皇不为政治利用"的原则。当时还没有再度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批评习近平会见日皇令人产生"丧权辱国的愤怒"，要求中止该行程。还有右翼政党发起抗议游行，指摘中国侵犯日本国家尊严，呼吁与中国断交。日本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批评政府的"破例"安排。 可见中国的"破例"安排，都是要体现自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国的心理在作怪。这种心态，更在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的讲话中表达出来。刘晓明在李克强出访英国前夕警告英国说，若希望发展经济关系，就别批评中国人权，并暗示中国已经不把英国当作欧洲最重要的国家。 这是赤裸裸的大国主义心态。的确，中国即使不是超级强国，至少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财大气粗地教训英国。如果连英国都看不起，还能真正平等看待非洲那些小国穷国吗？ 当然，对美国与俄罗斯，中国还不敢那样嚣张，因为还有求于他们，但是一旦中国进一步"强大"，难道还不会翻脸吗？尤其对美国的各种恶毒言论早已在网络流传。中国在得罪许多国家之后，尤其一旦与其它国家发生战争，是得道多助，还是失道寡助，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8 Jun 2014 06:02 PM PDT
美国之音/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近日发表声明说，为了维护学术自由的原则，美国的大学应该废止关于孔子学院的协议，或者就这些协议重新举行谈判。根据这些协议，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校园里已经建立了近100所孔子学院。 这些大学教授认为，美国的大学允许中国政府来制定雇佣和监督孔子学院教学人员的准则、规定课程和讨论的范围，这样做牺牲了这些大学及其教学人员的独立性和学术上的客观性。 据悉，孔子学院里不可以讨论达赖喇嘛、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军备以及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等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问题。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所发表的声明在星期六发给出席这个团体第100届年会的200名成员。这是一家由美国各地大学教授和其他学术界人士组成的组织。协会的声明说，"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国家的一个分支在运作，忽视学术自由。"声明还说，"建立孔子学院的大多数协议都包括一些不披露条款，并且向中国政府的政治目标和做法作出了不可容忍的让步。" 中国政府出巨资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是为了打造中国的软实力，扩大中国的影响。而对于外国的大学来说，用中国政府的钱来开办中文课程似乎是稳赚不赔的交易。因此，自从2004年韩国首都首尔开办第一家孔子学院以来，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的大学开办了400多个孔子学院。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并不是第一个反对孔子学院的教育团体。去年12月，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曾发表声明，敦促各个大学断绝同孔子学院的关系。 【附录】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声明 加拿大教师协会的呼吁  |
||
|
Posted: 18 Jun 2014 06:30 PM PDT 据东方早报2014年6月17日《律师协会修规约束网上行为引争议》一文报道，正在征求意见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用了不少篇幅限制律师的言论，特别是互联网言论，俨然有律师在法庭外只准谈风月之意，否则予以程度不等的惩戒直至取消从业资格。由于网上找不到《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和《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的原文件，本文所有的引文均引出自东方早报的这篇报道。 全国律协当然没有直接说律师在法庭外只准谈风月，但只要不是傻瓜就看得出其言下之意。"发表有关案件或公共事件的过激或不当评论"怎么判断？"过激"或"不当"的标准是什么？律师也是公民，为什么不能就公共事件发表尖锐的评论？"律师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发表攻击、诋毁我国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和中央重大决策的言论，影响恶劣的，也属于不当运用互联网等媒介的行为。"什么叫"攻击、诋毁"？"攻击、诋毁"跟尖锐批评的区别是什么？有标准吗？事实胜于雄辩，影响恶劣的到底是被批评的对象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恶性事件，还是批评言论？不要说什么"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和中央重大决策"，就是宪法，自1982年实施以来不也修改过多次吗？没有批评何来修改？用 "过激"、"不当"、"攻击"、"诋毁"的大帽子做掩护取消批评，实际上就是反对一切改革，甚至拉历史的倒车，谈何全面深化改革？ 跟评论公共事件和批评制度、政策有所不同，对具体案件的信息披露、呼吁或评论确实有可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干扰法官裁判，但判决已经生效的案件首先必须予以排除，因为通常已经不可能影响裁判了。但是全国律协既然连律师对公共事件的评论和对制度、政策的批评都企图取缔，很难想象它能容忍对已决案件的尖锐批评，"影响司法机关依法办理案件"从字面上解释当然也可以把判决已经生效的申诉案件包括进去，这是律师界应当高度警惕的。如果对已决案件也禁止律师披露信息和加以评论，那么审判公开就丧失了意义，舆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将荡然无存，法律和判决认定的"事实"都将成为法官手中的橡皮泥。 其实律师对未决案件的评论也还是不应该取缔，包括所谓"过激"或"不当"的评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言论永远正确、适度，没有人能避免"过激"或"不当"的言论，取消"过激"或"不当"言论本质上就是取消自由的言论，只允许官方操纵的言论。 为什么不应该取消律师对未决案件的评论呢？因为这种取消是不必要的或没有意义的：如果能够把住未决案件的信息披露的关口，评论根本就没有对象，自然不复存在。如果没有把住未决案件的信息披露关口，任何人都可评论，律师被禁言仍然无法阻止公众关心的案件产生舆论压迫审判的情形；而公众不关心的案件，律师也没能力煽动起足以压迫审判的舆论。事实上，与公众的言论相比，来自律师群体的评论通常会更冷静、更有逻辑性也更符合法律的规定。既然舆论高度关注、对审判的压力无法避免，何妨让律师们在媒体上唇枪舌剑充分地讨论？这可是对公众普及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绝好机会，还不要国家花一分钱！对法官徇私舞弊也有足够的威慑力！为了避免"舆论审判"压迫法庭审判，完全可以用冷却法等舆论的注意力转移后再重新开庭。 对未决案件的信息披露行为和公开呼吁则必须加以区分。尊重法庭是以法官值得尊重为条件的，尊重检察官、警官也一样。律师披露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或程序违法行为，和其他律师对于这种披露的声援，有利于使脱轨的执法行为恢复到法治的轨道上，对维护审判公正有益无害。 真正值得讨论的只有对未决案件证据材料的披露和就判决实体内容所做的呼吁。如果将来法治健全了，禁止律师做这样的披露和呼吁我是高度赞同的。如果舆论可以判决，还要法官做什么？但是如果法官是一群被权力和（或）金钱操纵的木偶，或者法官已经习惯于徇私，同时又不能限制警方、检察官、纪委在判决前发布新闻——甚至动用央视把犯罪嫌疑人搞臭，严格限制律师求助于社会舆论只会加剧权力和（或）金钱对司法的操纵。无论如何，舆论对于依法裁判的危害远没有权力和金钱那么严重。其实中国的法官并不怎么怕舆论，他们怕的是舆论引起上级党政领导的批示。因此为了避免"舆论审判"压迫法庭审判，光用冷却法等待舆论退潮是不够的，必须冻结党政领导的批示并惩罚批示者。 细究裁判前证据材料披露和呼吁妨碍法官依法裁判的原因，我们就能发现危害主要不是来自证据材料的披露本身，更来自选择性披露、虚假披露、以假当真的过早披露和单方面的呼吁。因此即使中国已经建成法治国家，如果一方违规披露和呼吁，那就应该赋予另一方以对等的披露和呼吁的权利。特别是那些涉及个人隐私或未成年人的案件，如果受害人及其律师利用对方的顾忌选择性地披露证据材料误导公众，甚至做出虚假披露欺骗公众，应视为自动放弃法律的特殊保护，由对方当事人和律师获得全面披露案件信息的权利。 我为律师求助于社会舆论做了这么多辩护，并不是说律师可以不受约束地利用互联网。如果律师在互联网上的言论构成侮辱、诽谤、泄密、虚假广告、不正当竞争等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当然应该依法承担责任。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全国律协居然还规定"全国律协设立由优秀律师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优秀工作人员以及法学专家等组成的惩戒工作指导委员会"。如果全国律协有必要成立"惩戒工作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当然应该由律师选举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可以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的意见，但不应该赋予这些机关的人以表决权。这一规定完全撕下了律协是律师自治机构的遮羞布。特别是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作为律师在法庭上对立面的上级机构，同时也很可能是要求惩戒律师的投诉人的上级机构，居然可以"指导"对律师的惩戒，其不公正更是显而易见。全国律协将进入"惩戒工作指导委员会"的律师称为"优秀律师"，也有不正当竞争的嫌疑。代表就是代表，只需要依法定程序当选即可，未必比没当选的优秀。罗斯福当选了总统，但是他的智商估计没爱因斯坦优秀。 "对于没有投诉人投诉的会员违规行为，律师协会可以主动调查并作出处分决定。"律师既不像贪贿官员那样具有打击报复的能量，也不像社会上打打杀杀的人那样喜欢动刀子，为什么不敢实名投诉？想整人，还不让被整的人知道是谁想整他（她），这也太下作了。 来源：杨支柱博客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20, 2014, 6:10:32 AM6/20/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鲍彤：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 王思想：新闻“两禁”何其荒诞（附RFA相关报道）
- 吴祚来：对知识界的大整肃开始了？
- 高新：中纪委直接将苏荣送进秦城
- 張思之新书披露鲍彤版六四江真相
- 邓律文：冒险的游戏（评习近平兼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 纽约时报：习近平亲属退出多项商业投资（傅才德）
- 丁一夫：维稳和贪腐，一个是藤一个是瓜
- 王维洛：「六四」让李鹏得到了“三峡工程”
|
Posted: 19 Jun 2014 09:45 PM PDT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创造。在自由人的国度里，本来无所谓一制还是多制。问题是邓小平也不懂顶层设计。1979年3月，他一人一嘴，宣佈中国必须永远四个坚持；1980年1月，又是他，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列爲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这才发现了矛盾：你要台湾回来坚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无产专政、一党领导？你叫台湾也来服从领导，自愿镇反、肃反、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就算台湾的政治家中的某些老朋友受得了，台湾的老百姓谁受得了？所以，一国两制是逼出来的聪明。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和《宪法》是抵触的，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只是邓小平的一种统战设想而已。 一国两制的明朗化、法律化和国际化，始于并且基于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在这个历史性的国际文献中，两国政府都作出郑重保证：英国政府声明，"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声明，"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是一国两制的本初义，也是它的法定义。这个定义，是周全的，完整的，不需要补充，不允许阉割——香港的一切事务，凡属"外交和国防"，由中央政府管理；凡非"外交和国防"，由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以上白纸黑字，是我对一国两制的理解。特区政府的发言人说，鲍彤的理解"断章取义"，"不正确"。我感谢有人指出我的不正确，我渴望知道特区政府对《声明》的正确理解。 最重要的是，不应该使港人已经有权得到的一国两制被蚕食成一国一制，不应该使有义务兑现支票的中国政府沦为信用破产的政府。这才是非弄个一清二楚不可的。普选就是一个实例。普选的时间，普选的规则，是外交吗？是国防吗？为什麽非捏在中央的全面管治权的手里不放？这算一国两制的实践还是一国两制的践踏？似乎真的有人在忧国忧民忧港！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不如此就不足以保证"爱国者"当选！ 如果有人认为"党管干部"比一国两制更重要，比香港回归更重要，其实大可明说，不必拐弯抹角变戏法。至于爱国不爱国，我想选民打的分，往往比领导的判断更准确。远的说，1959-1961年饿死几千万人的那位不爱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明明是根据党中央的办法拥立的，根本不是港人治港普选出来的。近的说，衡阳市人大520几名代表中510馀名贿选的丑闻居然被严严密密包藏了长达两年之久，同样发生在党管干部的制度之下，绝对和港人治港无关。 同样的道理，同样的危险。选举如此，司法如此，教育何尝不如此！听说现在连什麽银行不得在什麽报刊上登广告，也已经开始被中央纳入"全面管治"的轨道了，真不知道这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是为了达到什麽目的而设计出来的。 一国两制，如果打冠冕堂皇的官腔，常常被说成是"大陆实行社会主义，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其实，诚如邓小平所说，"什麽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现在在大陆教科书中，"社会主义"固然是自我吹嘘的神话，"资本主义"也无非是排斥异己的贬词。因此，如果赤裸裸地就本质而言，把一国两制说穿了，就是大陆实行一党专制，香港不实行一党专制。如此而已，别无更深刻的奥义。问题是一党专制的野心和威力当然比非一党专制强大，所以一国一制总是喜欢蚕食一国两制，这已经成为它的无法遏制的冲动。所以回顾历史，自从《中英联合声明》公佈以来，总是有人在竭尽全力想叫一国两制往一国一制的方向蜕变。 但是，香港不是天安门，21世纪也不是20世纪，他们那种非法的冲动并不是永远都能成功的。他们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恐怕要数2003年的所谓"落实23条"。当时不是由级别较低的"国新办"出马，而是由级别更高的一名副总理出马，催促香港"抓紧落实23条"。可是，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如何处理那23条明明属于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权之内，用不着副总理说三道四。好在港人坚持了港人治港的自治权，使用了各种合法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坚毅地持续地明确地表达了民意，终于使23条归于落虚，使它无疾而终。那位主事的副总理，也就悄然澹出。这样解决，结果很好，证明《中英联合声明》确实是港人治港的根据，能给港人治港以力量，它能产生和发挥正能量，在风浪中维护香港的安全和自由。 ——RFA首发  |
||
|
Posted: 19 Jun 2014 03:51 PM PDT
6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告：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 这一新规令人瞠目结舌，令人迷惑不已。 先说第一禁，禁止跨行业、跨领域。我们要请教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什么叫禁止跨行业、跨领域？难道是说：纺织行业的报纸不许报道冶金行业，金融行业的媒体不许报道房地产行业？为什么？ 计划经济体制下有行业媒体之说。现在，很多企业在转向其他行业。比如，一个原来属于卫生系统的企业，现在主业转成医药了，请问对于食品报和医药报来说，哪个算跨领域？ 更多的企业则在集团化、多元化，涉及多个领域，一个业务遍布钢铁、饼干、陶瓷、避孕套的企业，算哪个行业？ 即便一家只做发电业务的企业，其上游是煤炭、机械，这家企业能否接受煤炭行业、机械行业的媒体采访？ "跨领域"的"领域"是什么意思？按照字典解释，领域有两个意思：领土；意识形态或社会活动的范围。人们日常生活常常把某行业也称为领域，或把几个行业称为一个领域。领域，是一个很模糊的词汇。现在，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加解释地宣布"禁止跨领域"，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如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是说禁止跨领域，就是禁止跨行业，那么就是同义反复，通告语法有问题。 如果说禁止跨领域，就是禁止跨地域，那就更荒唐了。比如《兰州晚报》是兰州的媒体，其记者在新疆看到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深受感动，想写一篇东西发在兰州的媒体，教育兰州的人民群众——这是否违反了"禁止跨领域"的规定？《文汇报》、《新民晚报》这些不带地域名称的报纸，是否就可以报道其他地区？而北京电视台则不许报道上海的事情？ 全中国所有的媒体，凡是报道了国外新闻的，全都跨领域，对否？所以要禁止中国所有媒体报道国外新闻？ 再来看第二禁，禁止私自开展批评报道。请问：什么叫批评报道？某家餐厅着火了，可否报道？着火的原因是一个员工抽烟，记者是否不得批评此员工？消防队3个小时才把火扑灭，这算表扬性报道还是批评性报道？ 禁止私自批评，那么，禁止私自表扬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或许会说：我们规定的是不许未经所在媒体单位同意就去采访。废话，媒体不同意的话，他写了稿子也发不了呀。 一个记者，是否经过本单位同意，那是人家媒体内部的事情，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何权利去干涉人家的内部事情？ 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可以区分为真新闻、假新闻，只有在中国和前苏联的体制下，才诞生了表扬性报道、批评性报道这样的荒唐类别。如今，已经21世纪，有关部门竟然还以如此的分类来发通告。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是由原来的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而来。新闻出版署，大家一般以为是个极左的官僚衙门，其实，相对其他意识形态部门，原出版署还算比较好的。而广电总局，则一贯是以发禁令为己任的，他们每年消耗纳税人大量钱财的结果，就是发一堆不准这、不准那的禁令。这一次的新闻"两禁"，可能要归功于原广电总局的人。 有一位记者说：中国《新闻法》怀胎25年依然生不出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去力促新闻法的出台，却在这里滥发禁令，这难道不是渎职？肆意干涉媒体企业内部运行，难道不是违法行政？ 声明：我不同意该记者的说法，我相信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愿意是好的，希望该局出来详细解释一下，详说此次新闻"两禁"是否合理、合法。 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否符合党中央最高指示。中央政府号召大家走群众路线，媒体就应该广开言路，弘扬正气，批评不正之风，现在出台"两禁"，不是与党中央唱反调吧？ 我想以一个问题来结束此文：有一个人，出生在广东，他爸爸是山西人，妈妈是山东人，他在黑龙江一家化工厂的子弟学校上的中小学，又到福建一家医科大学上大学，在西安冶金学院读了管理学硕士，后来到贵州一家方便面企业从事IPO。请问，广东、山西、山东、黑龙江、福建、陕西、贵州、化工、医药、冶金、食品、金融、管理、证券，哪家媒体采访他属于跨行业、跨领域？说他工作中有成绩也有失误，是表扬性报道还是批评性报道？ ——新公民邮件组 【附录】 广电局新酋﹕严禁记者私自发表评论中国进一步收紧新闻管控，广电局采取新措施，严禁记者私自发表批评报道、私自设立网站及跨界别采访报道，违者将被吊销牌照。另外，中纪委驻社科院官员日前发表"社科院受境外势力渗透"的言论，受到广泛关注，人民网的报道在网上已被删除。（RFA 毕子默报道）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周三（18日）发通报，禁止记者未经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及设立网站。新华社在报道中引述有关通报内容，指各新闻单位必须做好新闻采访把关，认真纠正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禁止记者站跨行业、跨领域采访报道。 通报指，对查实存在问题的新闻单位，情况严重的将一律吊销出版许可证；对利用新闻采编谋取不当利益的新闻记者，一律吊销新闻记者证；相关责任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部分网民认为有关措施是当局进一步收紧新闻、言论自由的信号。 大陆资深传媒人李大同周三接受了本台采访。他表示还没有看到有关的通知，不过，他对当局加强传媒管控不感到惊讶，但就认为当局进一步加紧打压意义并不大，因为中国传媒每时每刻都受到强权影响，独立、创新精神早被扼杀殆尽。 另外，有消息指，中宣部最近下发通知，要求各网站今后一律严格审查涉及恐怖暴力、精神病肇事和警察开枪等新闻，在报道有关消息时，必须采取权威媒体的通稿，以及做到不炒作、不评论、不篡改标题、不配发血腥照片等标准。 通知又要求各网站查删最近一篇由人民网刊发、关于社科院受境外势力渗透的报道。有关报道，上周日刊出后引起各界热议。报道指，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长张英伟上周在社科院的一次讲话中，严词炮轰社科院已沦为境外势力渗透的阵地。张英伟用上极具文革色彩的语言，批评有人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并每逢敏感时期就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他敦促社科院认真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要求其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搞特例。 不过，当下人民网上已经找不到这篇报道，暂未知当局删除这篇文章的用意何在。 有大陆的左派人士在看到有关报道后表现亢奋。其中，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周一撰文，指出除了社科院，"中国很多社科类研究机构、高校，都存在敌对势力渗透的问题，看看各高校一些学者猖狂反毛、反共、反华的言行就知道"。 不过，也有网友怀疑，张英伟的言论剑指社科院学者徐友渔。徐友渔是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是大陆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学者。今年5月，他因发起一场小型"六四研讨会"，联同与会的另外四名人士包括北电教授郝建、人权活动家胡石根、作家刘荻及维权律师浦志强被刑拘。目前，除了浦志强已被逮捕，其他人已获释放。 记者在周三尝试致电徐友渔，了解他的近况但不果。 据《德国之声》报道，徐友渔被捕后，社科院方面对情况进行了内部通报，并向职员盘点了近年社科院多名被抓人士名单，此举似乎有警告的意味。  |
||
|
Posted: 19 Jun 2014 01:09 PM PDT
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见图），10日在近代史研究所作报告时指出，社科院内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他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这篇报道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网站上发布，后由人民网转载，接着中国新闻网等各大网站转发，很快，国内外网站反响强烈、"引发舆情震动"，报道在人民网被删除，但本文行文时，官方的中国新闻网上却仍然可见看到。 知情者透露，人民网及各大网站报道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领导与张英伟本人感到极大困扰，这本是所内一次报告会，没想到掀起一场风波，除了让人民网删除，他们无法进行任何解释，尽管他们握有绝对的话语权，并可以通过宣传渠道，对相关报道进行封杀。相关知情者说，其实这场报告会并不是针对社会科学院的，由于近代史所领导与纪检张书记有交谊，所以请来这位领导做一次吹风会，这位纪检组长所言的四大问题，泛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界。 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我们还能发现五月二十日该院召开的思想维稳工作会议，这让我们看到，张英伟书记的吹风会不是一次偶然的， 它预示着"维稳工作"在向社会科学界延伸，社会科学界为什么需要维稳，因为西方价值观、独立的思想，会影响社会稳定，怎样影响社会稳定呢？张英伟在近代史所的报告是详细说明：敏感时间国外势力与国内学界勾联，进行点对点渗透。但人们没有追问，张英伟所说的现象，在中国学界出现的概率，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中所占比例，特别是，应该有案例加以说明。张纪委没有例证，但却完全可以空口来风，国家最高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听凭一个纪委人员大放厥词，通过虚拟的事实，来恫吓所有的学人。这种通过报告或通过传达文件的方式恫吓媒体人与专家学者的方式一直没有停息过，多年前我担任文化部主管的一份杂志社社长，参加的会议或被传达的文件，多是这样的内容：敌对势力通过媒体影响中国，要改变中国制度，甚至在文件中强调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政治改革以及六四等敏感问题等等不允许谈，也是一以贯之。 文革之时，工宣队或军宣人员就可以管控一个单位的研究人员、教授，无论你怎样学贯中西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现在这些人改变了身份，以党的书记或纪委书记的官位，来坐镇一方，管控知识界。翻开纪检张英伟书记的履历，我们发现，他早年只是内蒙古农牧学院马列教研室教师，不知通过怎样的渠道，进入中央宣传系统，并获得了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通过学术文献网站，我们查不出他对任何一个领域有学术性研究，甚至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在官样文章《论民族精神》中，" 所谓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中华民族精神的指导思想是一元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精神是几千年来形成的精神体系，马克思主义才有多少年的历史？用阶级斗争精神或革命精神，如何指导汪洋大海一样丰富博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样的无知与狂妄，只有宇宙真理教能说得出来，这样一位知识浅薄的政客，按照学界规矩，他连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门的资格都没有，不知哪来的权力，让他端坐在国家最高学府的讲台上，恫吓专家，整肃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关注与研究的是国内外历史与社会科学问题，涉外课题多，各类学者云集（总人数上万名），如果要整肃学界，必然要从这座学府入手，如果学界有普通存在的问题，即点对点地被国外势力支持，以及在敏感时期与国外勾联，社会科学院也必然存在，现在，人们要坐等张纪委抓典型，像打击大V那样，重点打击这些学界的敌对势力，以儆效尤。但是，如果张纪委威胁恫吓半天，最后没有抓到一个敌对势力，那么，这位纪委书记如何向王岐山交待自己的工作成绩？如果社会学界或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抓到一个敌对势力，那么，问题是不是出在张纪委这样的书记自己身上？ 纪委书记一般都是检查经济腐败，张书记开了一个先例，就是避开学术腐败与经济腐败不谈，大谈学界存在与国外敌对势力的关联，并视其为头等工作大事，高调施压，挥旗亮剑，营造在思想界打一场战争的气氛。 现在，宣传系的纪委书记要求社会科学院"自查自纠"，学界要自己来打击自己人，但宣传系的纪委书记有没有给一个标准？哪些学术问题属于敌对势力渗透？哪些人接受了敌对势力资助？这些秘密最清楚的应该是国家安全部门或警方，而不是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们，但安全部门与警方为什么没有对已发现的相关人员进行打击并公诸于众？ 显然，这里有一个非常模糊的空间地带，如果学术基金资助了专家学者们关于人权或维权方面研究，在学界看来，完全是学术问题，中共明确提出，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既然研究无禁区，那么，国外学界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联系与研究，就无任何问题。至于敏感时期，学界与国外联系或研究相关敏感学术问题，这难道违犯法律或学术规范吗？如果学界在中共反右之时，与国外学界研究反右，或者对反右运动、对文革进行抵制，难道不是拯救国家灾难、制止中共犯错吗？既然中共的历史就是不断犯错或犯严重罪错的历史，那么，学界当然有权力与义务，以任何方式进行研究，并予以批评或抵制，这是对历史与人民负责，中共的纪委应该感谢说真话、做真研究的专家学者，而不是将其敌对化。 体制内的学者难以公开表示对张纪委书记的诘问或批评，更谈不上反对，但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知识界，已然有了另一种抗打击能力，就是不合作方式，主席台上的人自说自话，台下的人听着当耳边风，你别指望像当年反右与文革那样，上面吹个风，下面斗争出人命来。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研究机构，如何与纪委书记形成合作？如果大量抓出敌对势力，那么谁来对此负责？如果像反右那样，按比例抓敌对势力学者，那么划线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当年信息不发达，一些人被划成右派，无声无息地承受苦难，但今天已然不可能，学者们要么奋起抗争，发表声明，要么诉诸法律，对簿公堂，还有国际社会的声援与谴责。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如果因政治缘由而打击他人，他将来如何面对社会与被打击对象？一个纪委书记说走就走了，一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却要承担责任与后续的麻烦。 许多宣传系与党团专职干部，他们内心既有危机感又有自卑感，其危机感是，中共一旦崩溃，或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们将变得一文不值，自卑感则是他们一无所能、一无所长，完全靠空头宣传与编造谎言为谋生手段。文明世界中，党系与宣传系都是多余的，所以这些人极其敌视西方社会与普世价值，他们在做最后的抵抗，并通过制造敌人，夸大专家学者在国际交流活动中的政治问题，对上要使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加强打击力度，对下，恫吓专家学者，任何蛛丝马迹，都要嗅出敌对势力的气息。 我们拭目以待张英伟们启动的对学界整肃运动。 （2014年6月19日东网评论）  |
||
|
Posted: 19 Jun 2014 01:22 PM PDT  党和国家二级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苏荣同志被中纪委宣布为"严重违纪违法"，就意味着秦城监狱里的薄熙来又要有一个副国级的狱友了。 未来的中共当局对苏荣的"司法处理"是否会比对薄熙来出手还重眼下还不好判断，但从苏荣被"调查"的消息公布当天，他曾经为霸当地五年之久的江西省城竟然是欢庆的鞭炮声彻夜不息来看，足以说明这个苏荣在地方上的民愤要比薄熙来大多了。 一位叫祝振强的博主在中国内地的博客日报上写道："最近的这一周，世界杯的激激与狂欢，仍然没有盖过人们对于反腐败的热议——又一个比较大的"老虎"、副国级、曾在江西等地任职的苏荣骤然落马。南昌市有关人士证实，就在苏荣落马的消息传来的当夜，南昌市的鞭炮声彻夜不息、通宵达旦。人们以传统、朴素的燃放鞭炮的方式，表达为害一方、为害江西的贪腐大蠹苏荣落马带给他们的喜悦、激动之情。" 祝振强博主认为："从比较大的老虎苏荣落马南昌一整夜的鞭炮声，我们至少可以知晓、反思这样几个简单的道理。首先，......民众平素无从、无处表达他们对于老虎们的极端憎恶、仇恨，无力、无法依靠自身及民间的正义力量使大老虎就擒。故，一旦老虎们落马的消息传出，他们的喜悦、激动无以言表、一发不可收，彻夜燃放鞭炮，就是生动的写照......。我们无从知晓当下一个大的或比较大的老虎落马时，彻夜燃放鞭炮庆祝的，又会是哪一个城市。但可以肯定的是，是大老虎，终究要落马；大老虎落马，一定不乏彻夜燃放鞭炮庆祝的民众以及彻夜鞭炮声不断的城市。当下，人们是否正在囤积鞭炮、是否酝酿着准备着燃放鞭炮彻夜狂欢，亦未可知。 "即便人们等来的不是大老虎落马、而是其垂老之身"出事未结身先死"，依然不妨碍这样的鞭炮声可能会响起，甚或更烈。只因为，历史的天空，最终书写的终不是卑劣龌龊、阴谋邪恶，而是天地良心、公道正义。" 这位祝博主话里话外暗指的无疑是被中国大陆媒体在公开文章中只能以"老领导"代之的周永康。苏荣被"调查"的消息公布后铺天盖地而来的海外内媒体的追踪报道和分析文章中，除了揭露苏荣伙同妻子等人在江西的贪赃枉法，也因为他在青海省担任省委书记时，九个月前即已经被中纪委宣布"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蒋洁敏是他手下的副省长之一，所以就把苏荣和以蒋洁敏为代表的"石油窝案"硬扯在一起，同时也还找出了苏荣在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时与前往视察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密互动"来证明他苏荣"深陷周永康关系网"。 依笔者之见，仅仅因为蒋洁敏曾经在青海与苏荣共过事就认定苏荣倒台与蒋洁敏有关系，"证据"委实过于孤单。事实上那位蒋洁敏2000年从青海石油系统的正厅局级升任副省长是在苏荣上任该省省委书记之前。此其一。其二，仅从逻辑上判断，苏荣担任青海省委书记期间工作关系上最为亲密的当然应该是他当时的第一副手，时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兼省长，如今已经被习近平提拔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的赵乐际。 不过既然说到蒋洁敏，笔者到是注意到了一个中纪委当初宣布"调查"蒋洁敏与如今宣布"调查"苏荣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当时的蒋洁敏只是被宣布"严重违纪"，而如今的苏荣则是被直接定性为"违纪违法"。当然，九个月前的蒋洁敏只是被宣布"违纪"并不等于日后的蒋洁敏不会被"移交司法"，但两者之前的区别还是可以说明中共当局这次下定决心要拿在位副国级中的苏荣开刀的一开始就没有设想要留下回旋余地。所以笔者才会确信他苏荣百分之百要到秦城监狱去与薄熙来作伴去了。 有内地网媒披露说：早在2006年，青海省委机关就已有传闻：青海省委有接待部门在苏荣离任后，替其收拾家中物品时，发现一本"工作笔记"：满满当当记载了青海官员们"送礼"的内容。据说，将其交纪检部门后，杳无音信。 如果这则传闻属实，那么苏荣离开后继任青海省委一把手达四年多时间的赵乐际最应该为此负责。要知道当时的省级纪委不似现在，向中央纪委反映任何情况都必须先过省委书记这一关。 不过无论苏荣在青海为官时到底有无严重贪腐问题，他这次被中纪委直接宣布为"违纪违法"的最可能证据，或者说最重要证据，应该还是他在江西主政时期的为非做歹。 在中国大陆的公开网站上刚刚读到一篇配发了照片，同时提供了视频链接的相关文章，题为《老徐、方伟去年举报苏荣被抓现在向苏荣"家丁"讨公道》。文中说：不知从何日起，一些表面威武的执法人员，竟然心甘情愿地当"问题官员"的"家丁"，而当"问题官员"倒台后，他们也不免遭到公众的讥讽和指责，甚至会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有例为证：去年，一篇题为《老徐剑指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妻子大肆圈地敛财》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广为转发，吸引了无数网民的眼球。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前新华社媒体记者、"中国民间维权第一人"的老徐（徐祥）和前几年就已成名的他的徒弟"维权狂人"方伟（方昌荣）。不曾想到的是，两人的举报惹来了大麻烦——遭到江西和宁波警方的抓捕，现在苏荣这位副国家级领导被中纪委双规，说明老徐和方伟的举报非但没有错，而且为国家和人民的反腐事业立了大功。老徐和方伟得到苏荣被中纪委双规的消息后，请了半年的假向江西国保和宁波警方讨要说法，表示"不讨回公道誓不罢休"！看来，这回摊上麻烦的是忠心耿耿服务"主子"，为讨"主子"欢心而动用公权力抓人的"苏门家丁"了，由此不免让人有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之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叹！ 这里说的"老徐"和方伟去年的举报内容，应该就是至少是在江西省境内早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前新余市人大主任周建华实名举报的内容：苏荣妻子涉及新余市土地交易和建设工程的贪腐问题。"问题"有多大呢？"仅新余高专老校区地块就可获利数亿元"。 这位新余市的前人大主任最初的举报信是在苏荣仍以省委书记之尊在江西全境一手遮天的2011年，当年底荣苏即亲笔指示对周建华立案调查，周建华被羁押上百天，亲人受牵连。 有详细报道这一内容的内地网文中说：2013年5月27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江西省开展巡视工作，陆续有多名江西省高管被带走调查。2013年3月，苏荣从江西省委书记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似乎是有意"调虎离山"，方便巡视组调查。 这则网文的作者"调虎离山"的说法完全是妄自揣测。苏荣在任满一届江西省委书记之后不再连任首先是年龄决定的，此公生于一九四八年，到中共十八大召开时即已经年满六十四岁。按照担任省部级职务的中央委员"三上四下"的原则，如果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的苏荣没有被内定进入中央政治局或者书记处，也没有被内定为次年三月出台的新一届的国务委员，那么他在十八大上即不能继续留任中央委员了，当然也就没有可能再继续留任江西省委书记职务了。至于为什么在十八大召开之后的次年三月才正式交出江西省委书记职务，唯一的原因就是要让他在升任政协副主席之前职务不要"断档"。至于中共内部早有传闻的张德江拉苏荣进全国人大被习近平拒绝的细节内容和故事背景，将会是我们下一篇和下下篇文章的中心内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9 Jun 2014 11:03 AM PDT
真相是歷史的生命線，是歷史的靈魂。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五年了，「六四」迷蹤依舊。隨著時間推進，你所不知道的六四真相正一層層揭開。記憶的碎片， 割斷了一些人對歷史的敬仰與懷念，喧囂蒙蔽了眼睛，慾望扭曲了心靈，有人淡忘歷史，有人忽視真相。不過，當每年走近「六四」，總會有當年事件的親歷者，梳 理出事件的某一片段的歷史真相，喚醒不該忘卻的歷史記憶。六月初，一部《行者思之》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在香港推出，首度公開了當年「六四事件」前後的一些真 相。作者是京城大律師張思之。 近期，張思之再度成為輿論聚焦人物。二十天前，北京市華一律師事務所律師、執行合夥人浦志強，與十多位朋友相聚研討紀念六四，被北京警方帶走調查，當局以「尋釁滋事」名義刑事拘留浦志強。張思之便是此案辯護律師。 這位被國人視為「良心律師」的「中國第一大律師」，其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共和國法治史。張思之在《行者思之》一書中披露了不少早先無人知曉，或者有所傳說 而始終未經證實的一些真相。書中，他詳細回憶了當代中國一些最敏感的重案：林彪江青兩案、王軍濤案、鮑彤案、魏京生案、高瑜案、鄭恩寵案、李顯斌案、李莊 案等，其中王軍濤案、鮑彤案，就是與「六四事件」直接有關的兩個大案。 用北京文化人、張思之好友章詒和的話說，一九八九年五月的一天，京城有兩個人被關押：一個關在家裏，他叫趙紫陽；一個關進秦城，他叫鮑彤。鮑彤，原中共中央 委員，曾任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一九八零年起任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秘書、中央總書記辦公室主任，「六四事件」中被撤職，於五月二十八日被 捕；九二年三月，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開除黨籍；七月，因洩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九六年五月刑滿釋放。此後，鮑 彤一直生活在當局的軟禁中。 據悉，鮑彤目前身體健康狀況尚好，近年的眼疾正逐步緩慢恢復中。日前，他透過某種渠道對亞洲週刊說，二零一四年年初，當局就告知他，在「六四」二十五週年紀 念日前，不得接受媒體「關於『六四』內容」的採訪。鮑彤認為就這個問題所發表的看法，「該說的也都說了，看法至今不變，而且更具現實意義」。也就是說， 「鄧小平當年作出的武力鎮壓的決定是錯誤的；這個應當由中共當權者糾正過來，而且越早越好」。 當年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是指控鮑彤的頭條大罪。當時，京城戒嚴，軍隊進城，戒嚴令下達，趙紫陽辭職等等，在公布前都是國家機密。亞洲週刊早於兩個月前 就率先獲得張思之的這部《行者思之》書稿。在書中，張思之說，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四日，他與楊敦先教授一起去秦城監獄，作為律師第一次會見了「八九零一」， 即鮑彤在獄中代號。鮑彤對張思之講述了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的來龍去脈。他說，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會上鬥爭激烈，趙紫陽表示： 「現在的組織決定，我很難執行。」鄧小平當即講了一句：「你現在還是總書記哦！」 張思之認為，鄧小平的這個表態對鮑彤案非常重要，它表明，五月十七日鄧小平還沒有下決心免去趙紫陽職務，還讓趙紫陽把責任承擔起來。儘管國法、黨規都沒有賦予鄧小平這樣的特殊權力，但當年的實際狀況就是他說了算，他承擔著「太上皇」的職能。 鮑彤告訴張思之，趙紫陽當時沒吭聲，會就散了。人都走了，李鵬沒走，追著趙紫陽說：「紫陽同志，你要小心，你身邊有壞人，有洩密的問題。」趙紫陽後來跟鮑彤講：「我知道他是在影射你，就回了他一句：李鵬同志，講話要有證據。李鵬說，『我有證據，但現在不往外拿』。」 李鵬在《李鵬日記》裏描述說，八九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時說：「同學們提的這場事件的責任、性質問題，我理解。我作為總理，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今天在這裏不講……」。「這裏不講」就是「現在不拿」的意思。 張思之在書中說，趙紫陽聽李鵬說有證據，就問鮑彤：你到底在外面幹什麼了？有沒有問題？鮑彤說：「紫陽同志，請你放心，我一點問題也沒有。」趙紫陽說： 「好，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接著，趙紫陽告訴鮑彤，「政治局常委會上決定戒嚴，我服從，但我執行不了。因此考慮辭職，你現在替我起草一個辭職書。」 鮑彤當場一揮而就，趙紫陽一字未改，說「好，就是它」。辭職書拿給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請楊尚昆轉鄧小平。楊尚昆一看急了：「紫陽同志，你不能這麼幹，這 麼做不是授人以柄、火上澆油嗎？無論如何得收回去。」趙紫陽考慮到楊尚昆講得很誠懇，當晚收回了。 鮑彤做完此事，回到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隨即臨時召開會議，說這麼晚把大家請來，是因為情況可能會有變化，「我也許不會再跟同志們一起工作了，今晚的會可能 是最後一次。今天講這個，只是對大家負責，不對外」。有人就插了一句，說咱們內部不會有叛徒。恰在這時進來一個人，恰是第十三名，於是有人開玩笑說：這不 是「猶大」來了嘛。就是這麼一個會，鮑彤在會上一字未提趙紫陽的工作，根本不存在「洩露趙紫陽將要離開總書記崗位的機密情況」。 當年，鮑彤接著對張思之講，「至於說我搞『反革命煽動』，更是無稽之談，他們舉出的當事者都還在，很容易查清楚。你們看看案卷也許就都明白了」，因此他對這一點沒有深談。 談話中間，楊敦先去衛生間。鮑彤看他遠去了，立即直望張思之，一邊用手往自己腦袋上提，一邊問道：「他怎麼樣？」張思之不知從何處來的靈感，悟出「他」指的 是趙紫陽，立馬回應道：「他很好。身體很健康！你放心。」儘管說的是實情，但心裏卻酸酸地，有淚欲流。鮑彤接著說：「他好就好，只要他好，一切都會好。我 無所謂。」這話發自肺腑，張思之深深地感到，他們之間夠得上「戰友情深」。 李鵬覺得鮑彤瞧不起他 當年，鮑彤曾對辯護律師張思之說，幾個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跟每個人都打過交道，為每個人服務，水準最低的就是李鵬。李鵬覺出鮑彤從心底裏瞧不上他，有三件 事，更惹得李鵬恨恨不已。第一件，是李鵬攜夫人朱琳訪日。他們到東京的翌日清早，夫人發現項鍊不翼而飛，報案說多少多少克拉，多麼多麼貴重。日本人十分緊 張，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後來他們把房子翻了個底，終於在沙發縫裏找了出來。精明的日本人拿去作化驗，結果證明這是條假貨。日本人跟中國駐日大使館如實說了 這一情況。大使館報告北京外交部，外交部上報中央。鮑彤一看材料就火了，認為有失國格，說朱琳應作檢查。 張思之說，第二件，李鵬把毛澤東的游泳池佔了，還要重新精裝修，一下子花了幾十萬。那個時候的幾十萬是個大數，財政就問這筆錢怎麼報，問題搞到書記處，鮑彤 說，毛澤東的游泳池本來就夠高級了，還要重新裝修，夠浪費的啊。這又刺痛了李鵬。第三件，一天晚上，北京朝陽區公安局抓到了兩個酗酒鬧事的年輕人，其中一 個進去就說：「你們抓我？我是李鵬兒子。」公安一聽，不敢信也不敢不信，打電話一問，果然是李公子，就把人放了。但事情報到中央。鮑彤一看上報材料，說李 鵬家教不嚴，應該檢討。 據張思之透露，鄧小平為什麼也討厭鮑彤呢？導火索是電台廣播了趙紫陽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一段談話，說我們黨形成了這麼一個慣例，處理問題還得依靠鄧小 平的經驗和智慧，重大問題還要請教鄧小平，由他拍板。據說，鄧小平聽播音時，說：為什麼趙紫陽這幾句話的聲音放得特別大，這一定是鮑彤給電台打的招呼，搞 的小動作。他為此特別惱怒，直到對鮑彤起訴前，喬石委員長批示說鮑彤的問題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硬讓鄧小平否決了。可在這之前，鄧是非常欣賞鮑彤 的。他復出之後就科技問題所做的報告，受到廣泛的稱讚。那個報告題為《科學的春天》，就是出自鮑彤的手筆，鄧小平十分滿意，說「一個字也不改了」。鄧小平 對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做的政治報告也曾一再講，「一個字不能改」，他當然清楚這個報告也出自鮑彤之手。怎麼稍有分歧一夜之間就成「反革命」了。張思之 說，如此是非不分，黑白顛倒，這是醜惡的政治反復，太醜了。 張思之說，鮑彤案有個背景，就是李鵬非要整鮑彤，張思之想透過為鮑彤辯護，觸動一下整人的人。他說：「在『六四』事件中，李鵬和陳希同公開造謠，目的是為了 害人，這不能容忍，所以要觸動一下，別的律師這樣做難度很大。我辦當然也有風險，在這點上我的思想準備比辦王軍濤案還要充分。」 鮑彤案是「六四事件」的大案之一，同樣，王軍濤案也是一樁大案。張思之自稱，王軍濤案是他第一個政治案件（林彪、江青「兩案」不能作數）。王軍濤，一九五八 年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為中國民主活動家。八九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指責其「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王軍濤曾 任北京《經濟學周報》副主編。六四事件後在國內逃亡。九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捕入獄，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十三年。九四年，王軍濤被以 「保外就醫」的名義直接從監獄送飛機飛往美國。零六年，王軍濤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擔任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當代中國的文宣與思想工作研究計劃的 博士後研究員。現居美國的王軍濤，二零一零年與王有才一起當選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 從王軍濤案看學運領袖 說到王軍濤案，張思之說，有位學運領袖的證詞很不光彩。他查閱卷宗，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運領袖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沒料到，其中有份供詞一副奴顏，說法 駭人聽聞：「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很長一段時間裏，張思之對此人很不諒解，甚至 後來有人請張思之為他辯護，張思之毫不猶豫找藉口回絕了。他認為，坐了共產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他不但理解，而且會諒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 不能拉扯別人墊背，更不允許害人，那是背叛，更何況你這是「惡毒攻擊」，自命領袖，統領「學界」，怎麼還受人「教唆」？什麼叫教唆犯？官方都給他加不上這 個罪名嘛。張思之說，「現在不必點出那位領袖大名，他年輕，還要做事，該給他留點餘地。至於是否自省，那是他的事」。 張思之說，一對比就見高低。有份審訊筆錄，王軍濤對公安講：「有關別人的問題，你們已經問了我幾十次了。我明確告訴你們，今天談這個問題，這是最後一次，今 後不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凡是涉及別人的問題，統統以對方講的為準，我承擔責任，不必再問我。」張思之說，誰曾見到過這樣的證詞？擲地有聲，光明磊落！ 人格上的差別多麼大。 張思之答應為王軍濤辯護之前，並不認識王軍濤。張思之知道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風潮，但並不知道王軍濤是競選活躍分子。後來才得知王軍濤在學術界、知識 界的份量和影響，他大驚而自嘆孤陋寡聞。透過會見接觸，張思之加深認識王軍濤，從而形成重要觀點：王軍濤之所以上天安門廣場，是執行中共中央統戰部黨組織 交給的任務，說服學生退場，為歡迎戈爾巴喬夫訪華準備條件，結果沒能完成，當了閻明復他們的替罪羊。幫助黨組織執行任務，反而成了罪人，這是黑白顛倒。 至於王軍濤的政治立場，張思之的總體印象是：一個「保皇黨」。陳子明也一樣，骨子裏都是保皇黨。張思之說，總也想不明白，一個以「革命」為旗幟的政權，對一個保皇黨人，竟視為反革命而判刑，不荒唐麼？ 張思之認為，將王軍濤歸為保皇黨，第一，他的基本觀點是維護這個政權的，要加強當政者的行政權威，這都見諸他的論文。張思之在辯詞裏說，「王（軍濤）擁鄧 （小平）十年一貫」，他認可。包遵信的《五．一七宣言》，王軍濤拒絕簽名，就是因為裏面有反鄧小平的文字。第二，在那個歷史階段，他們的主要活動是搞社會 調查，結合實際，從理論上說明應當改革以及怎麼改革，出發點也是為了維護與改良現政權。他們選了兩個點，一是經濟發達的特區，蛇口；一是落後地區，延安。 蛇口調查已結束，調查報告完全肯定了蛇口模式。延安調查也已完成，回到北京正在商討調查報告，提供當政參考。為此他們決心不介入學生運動，不去天安門廣 場。他們當時就有個預測，只要一介入，肯定被打成「黑手」。這個判斷還真有先見之明。因此，他們就一心一意地天天開會搞總結，想抓緊完成調查報告，沒介入 那場學生運動。 張思之說，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五月十五日訪華，要在廣場搞歡迎儀式。可是學生並無「撤」意。統戰部開會研究，誰也沒辦法。當時的青年社會學家，現為北京 大學教授鄭也夫說，王軍濤在學生中有威信，現在只有請他出山。部長閻明復立馬說，你快去請。於是，鄭也夫奉命找到王軍濤說，中蘇兩黨言和，事關整個世界格 局，是大事，你不能坐視，以大局為重吧。王軍濤答應了，這才去了天安門。 王軍濤立場是維護國家 張思之說，他哪裏有打倒這個政權、分裂國家的意思，相反，是維護的立場。再從王軍濤一系列言行來看，不論是參加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還是後來的推動政 治體制改革，他的觀點只是有些超前，絕沒有越出中共允許的範圍。一審已經判他十三年了，他還拿出發表在《國情研究》上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中國當前需要 行政權威》，讓我作為證據提交二審法庭。這更是「保皇」的鐵證。所以我說，整個審判自始至終都非常荒謬：恨鐵不成鋼也是罪，也有罪。 王軍濤案，兩項罪名，五條「罪狀」。開庭那天，公訴方指控的所謂「顛覆」罪行有四條，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一條。張思之說：「庭審調查自始至終沒敢讓證 人出庭。陳子明、周舵、劉剛等人的證詞，以及我們提交的幾份書面證言，都對王軍濤有利，足以否定指控，也不予質證，乾脆否決了。」他的辯詞長達七千字，基 本觀點可用一句話歸總：「起訴書意在指控王軍濤是『四月北京動亂』的策劃者和『黑手』，然而都沒有舉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證據。」 你辯你的我判我的 張思之在書中說：「事後總結這份辯詞的特點，我覺得主要在於：通篇對案中事實做了條分縷析，逐條徹底地駁倒了所有指控。然而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這種狀況已成 通例。辯論終結，王軍濤的最後陳述終了，審判長宣布休庭評議。六十五分鐘後宣讀判決。那麼冗長的判詞，一小時之內何能做出？連『走過場』都不能及格。我們 提出那麼多證據，竟然統統不予理會，我們講了那麼多可信的理由，居然沒有一個字反映在判決裏，日後寫中國審判史是應當對你們這種做法留下一筆的。」二審判 決書下來，毫無懸念：維持原判。 《行者思之》一書由張思之口述、孫國棟整理。北京《律師文摘》主編孫國棟說，張思之原本就是一部大寫的書。自二零一一年三月起，每週三的上午，孫國棟就乘坐一小時地鐵，九點鐘準時推開張思之家門，三小時裏，張思之打開記憶閘門，打開歷史寶庫，娓娓道出傳奇一生。 他說：「先生說到得意處，哈哈大笑；說到動情處，淚光閃閃；說到憤激處，拍案而起，同時爆出粗口：『他媽的！』我聽得如醉如癡，不覺時光流逝。接下來，陪先 生共進午餐，兩杯酒下肚，先生童顏鶴髮，思維愈加敏捷，談興絲毫不減。席間的趣聞逸聞佳話笑話，與口述自傳相映成趣，另有一番風情。先生精力過人，三個小 時口述後依然聲若洪鐘，毫無倦意；先生記憶力亦驚人，細微之處毫釐不爽。」孫國棟認為，「六四」後，張思之為鮑彤、魏京生、王軍濤等政治犯辯護，屢敗屢 戰，更奠定了中國第一大律師的地位。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史，他不懈抗爭正是一代法律人和知識分子的人格寫照。 「六四」作為中國當代史的重要事件，它的真相不會被時間的車輪碾過，被歷史的風沙掩埋。真相，讓人們離事實更近，而不是遺忘、粉飾。歷史容不得虛假，真相不能 淪為價值取向的附庸。遺忘歷史，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身處「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國人更需懷抱歷史、從歷史星空探取正能量。 ——亚洲周刊，作者江讯，网友推荐  |
||
|
Posted: 18 Jun 2014 10:08 PM PDT
习平又给自己加了一个新的头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在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以组长的身份就能源问题发表讲话。 中共领导的非正式职务一般不对外正式公布，要通过其他渠道或有关新闻人们才知道。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例，外界不清楚组长到底是由总理兼任，还是由最高领导亲自挂帅。按照中共党内分工，总书记虽负责全面工作，但其职权范围一般不涉及经济，这一领域是国务院和总理的管辖范围。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虽然是中共负责经济的最核心决策机构，但从行政逻辑上讲，其组长应由总理兼任。 从历史来看，除赵紫阳和江泽民做总书记时担任过这一职务外，其余时间皆由总理担任。但赵紫阳兼任组长是因当时情况特殊，他担任总理时就任财经小组组长，后胡耀邦被免，他被推为总书记，说他熟悉经济工作，这一职务还由他担任。江泽民担任组长则有十年之久。后由朱镕基、温家宝相继担任组长。 至于李克强，是否做过组长更是扑朔迷离，按照前两任总理的权责安排来看，李克强也应担任此职位，但新总理就任已经一年，这个位置由谁领衔才得以公布。由此亦可见，这么一个重要机构，其领导人到底是谁在一年中引发猜测，反映了中共一贯的地下党色彩。 那么目前宣布习近平主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传递的是什么信号？习通过改革小组已经把经济领域的改革大权抓在手里，而如今习非抓这块权力不可，也是因为该机构的特殊重要性。 财经领导小组被看作中共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在五年规划、每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大活动中，作用突出。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做出了未来十年全面改革的决定，但经济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主要内容，如果被抽离，全面改革势必要单薄得很多。 权力是附着在事情上的。如果目前经济领域的关键决策权掌握在总理李克强的手中，就拥有了同最高领导人分庭抗礼的资本。若二者的理念一致，没有问题；但从现在来看，两人在关于市场和政府的问题上出现了差异，李克强某种意义上是个市场派，更强调市场的作用，习近平则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并不是要削弱政府的力量，政府也要发挥更大作用。在中国经济出现持续下行、各种问题不断爆发，经济改革动力消退的情况下，两人若理念不合，总理分割经济决策权，对习近平的全面改革推荐肯定是一个制约。 现在不清楚习近平何时兼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应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至少不晚于两会结束时。有例为证，中新社3月曾报道，习先后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城镇化规划文本，只是当时没引起舆论关注。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改革决定，李克强肯定会明白，自己的经济决策权是保不住的。事实上，习近平要执掌这一权力，也早有迹象，无论是外访还是内调，习近平基本都要带上他的经济智囊刘鹤，而后者当时是中财办副主任（后来才升主任），按照体系的运行逻辑，刘鹤理应跟着总理。但李克强外出从来没有带过刘鹤，这说明，要么习近平已经是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要么他打算成为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 此次习近平主持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相应带来了一个变化，即通过电视新闻公布会议现场情况。这在财经领导小组34年的历史上，是头一遭，值得肯定，打破了财经小组的神秘色彩，符合现代政治透明化的要求。但亦有一种声音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公开财经小组开会情形，也是为了向外界传达，自己已牢牢把握中国经济的决策大权。 包括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在内，习近平已任10个要职，囊括党、政、军、外交、安全和经济。其中，5个职务是在三中全会后加持的。在中共的官衔中，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都是法定的正式职务，而各种小组组长等，多是非正式职务，没有法律依据，多是根据现实需要来设置的，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机构，所以被定义为议事协调机构。有些小组的设置是必需的，有些小组则纯粹是为了显示权力的重要——扩权——而成立的，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馒头办、西瓜办。 正式官衔的权力当然很重要，但从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来看，很多情况下，非正式的官衔，其实际包含的权力往往超过前者，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有时其实际表现出来的权力并不像这一职位所应该拥有的权力那样大。唯一的例外是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10个职务，有7个是各种小组的组长（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说明，如果不兼任，在这些领域的事务发言权就很少，尽管他是总书记。而兼任的方式，习近平就把党、政、军、外交、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大权抓在自己手上，从而，其权力也就直追毛、邓，甚至单从权力的含义来看，已经超过前两位，后者一般不插手具体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决策。 这自然表明了习近平的强势，但此种强势，非来自其权威，而是通过各种事功建立起来的。换言之，权力不等于权威，权威的获得，虽然可以通过权谋，但更多的是要通过事功来维系，否则，权威必不牢固。而事功的建立，一般来说，是要通过时间来积累的。以毛邓为例，他们在其时代具有高度为其同僚认可的权威，固然少不了各种手段，更本质上还是因为他们在多数历史转折关头，为中共建立了显赫功勋，否则不可能得到全党承认。 但中国新任的领导者在这方面的事功显然还不够，虽然其反腐得到民众拥护。 所以，习近平目前拥有的巨大权力，只能解释为中共高层是有意这么做，通过在短时间内赋予习的近乎"总体"的权力来塑造个人权威。促使中共高层这样做的原因，要从上届领导层寻找。胡时代的九常委制，曾被胡鞍钢称为"集体总统制"，大加赞誉，认为它既有民主国家的总统制优点，又避免了个人集权的弊端。客观上看，九常委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内高层的分权和制衡，但由于每个常委在自己管辖的领域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其他常委包括总书记都难以监管，造成了事实上的山头林立和总书记的相对弱势，进而衍生有权无责的局面。这是胡锦涛时代利益集团做大、腐败泛滥和改革不能推进的体制根源。 接受这一教训，中共高层抛弃"集体总统制"，转而重新让党的总书记垄断权力。办法就是通过各种小组的设立，通过总书记亲领小组，从而把分属于其他常委和机构的权力，集中在总书记手中。 但这样做也会带来三大后果：一是集权之弊，谁来监督和约束这种"总体"或超级权力？如果没有监督力量，就算"总体"权力掌控者自身不腐败，也难保不会出现决策失误，而一旦决策失误，就不是小错误，其危害不下一件大的贪腐案，这样的决策错误现在已有苗头或者说很明显。二是政治责任问题。政治的铁律是，有权必有责。既然一个人垄断了"总体"权力，自然也就要负起"总体"责任来。分权的一大好处是，把责任分散。所以，即使出现腐败，造成决策失误，也不至于产生灾难性后果。而集权不出现错误则已，一旦出现，尤其是在方向性的选择上出现大的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灾难性的。三是重回过去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中共反思执政后犯下的系列错误，其教训之一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并把这作为打开政治改革的一个缺口。而现在的各种重要小组，都设置在党内，是党的而非政府的小组，这会造成什么后果？政府——国务院——成为党的甚至是最高领导人个人意志的执行者。虽然国务院的决策权从来不大，但由于经济工作是重点，而作为核心决策部门的财经小组组长由总理担任，实则是可以弥补国务院的决策权不足的。当这个权力被总书记兼任后，国务院和总理在经济领域的权力就被完全架空。 外界不清楚中共高层对这些后果是否有足够的预见性。中共政治局内部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内部工作规则和制度建设一直是个谜，因此，对是否能有效防范总书记的个人集权带来的危害，也不清晰。 但权力的本性是不希望受到约束的，中共高层再次授予总书记如此大的权力，本意也是考虑要其少受其他常委和老人政治掣肘。大概他们认为，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之功，而只有赋予过大权力，才能建立这种非常之功。但也须提醒的是，纵使最高领导人有着非常强的政治伦理和道德自律，由于信息失真不可避免的存在，也难保在决策上不犯错误。所以，毛泽东时代的集权给中共和整个国家民族带来的灭顶之灾不可不防。 故不论中共出于何目的，集权的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这就是一个冒险的游戏。对中共高层来说，它必须思考，如何在最高领导人"总体性"权力和必要的制度约束之间，建立一个有机的平衡。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mojin...@ftchinese.com）  |
||
|
Posted: 18 Jun 2014 10:00 PM PDT 2014年06月18日 Pool photo by Aly Song 上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身上海。习近平的亲属脱手了大量资产，这或许会让他在领导反腐行动时更有底气。 香港——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处理或许是中共执政六十多年以来最大的官员腐败案件，有新证据显示，他一直在敦促自己的家人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资产，以减少自己在政治上的把柄。 去年1月，就在习近平刚上台后，他的姐姐和姐夫完成了出售手中持有的北京一家投资公司50%股份的交易。那家公司是他们与一家国有银行合作成立的，而购买这些股份的是由腰缠万贯的金融圈高层肖建华联合创办的一家企业。按照他的说法，此举是习近平家族退出投资的持续行动的一部分。 肖建华的女发言人在声明中称，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家人"。 查阅中文记录发现，肖建华的说法的确有证据支持。从2012年到今年，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和姐夫邓家贵退出了在至少10家公司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房地产业。通过出售、清盘，以及其中一次将资产转让给亲密的生意伙伴，这对夫妇退出的公司总共价值数亿美元。这是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在2012年6月的一篇报道中盘点的习近平家族财富的一部分。 习近平或其妻女没有直接牵涉投资利益。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涉足了广泛的商业活动，属于政治局高层的亲属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 。这些亲属利用家人的政治地位积累了大量财富。 上台后，习近平立誓"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以巩固党的信誉。"老虎"与"苍蝇"分别指代的是参与腐败或不法商业活动的高官和小官。但是，外界怀疑，他是否会大规模打击统治阶层亲属的金融交易，毕竟这些人深深融入了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商业文化中。 记录显示，齐桥桥和丈夫邓家贵及女儿张燕南依然持有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公司股份和房地产，其中包括一栋俯瞰香港浅水湾的顶级地段别墅。尚不清楚相关投资的出让价格让他们获利还是亏损——也就是说，尚不清楚习近平要求家人退出投资的命令是否给他们造成了困境。 然而，处理大量财富的举动可能会让习近平在领导反腐运动时的根基更稳固。知情人士告诉《纽约时报》，反腐运动涉及一只公认的"老虎"，即去年12月被控制的前安全事务负责人周永康。 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丁学良表示，前不久去大陆时，党内和政府的一些官员告诉他，习近平要求家人退出各自的投资。 "这是一件最基本的事情——他必须这么做，"丁学良说，"如果做不到，他就很难说服其他家族更加自律。" 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该国的高层统治家族积聚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包括企业股份和房地产。许多投资是在矿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涉及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其中一家稀土矿业公司的部分所有权直到不久前还由邓家贵掌握。 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统治中国的九人政治局常委会中，至少有四人的家族分别拥有或控制着价值超过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的记录在案的资产，其中包括习近平、前总理温家宝、周永康以及曾在党内排名第四位的贾庆林的家族。 随着中国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积敛财富的现象引发了要求官员公布资产的呼声。中国的收入差距属全世界最悬殊之列，远比邻居日本、韩国和台湾严重。不同于中国，这些地方没有共产主义渊源。 这个话题在中国仍然充满政治意味。尽管习近平的亲属在出售资产，但那些公开呼吁官员在更大程度上公布财产的人却受到了惩罚，其中包括律师许志永。他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而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报道了中国权贵阶层名下资产的《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网站，在中国大陆遭到了长时间的屏蔽。 齐桥桥随母姓，有时也使用化名"齐莲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文件显示，2012年末，齐桥桥和丈夫开始出售他们在北京的主要控股公司——秦川大地投资公司——名下的资产。2007年，习近平升任政治局常委。数周之后，秦川大地成立，当时的长期投资额为2000万人民币（270万美元），四年后这个数字就飙升至9.797亿元人民币（1.56亿美元）。 记录显示，秦川大地于2011年末公布的11项资产中，至少有8项目前不再属于这家公司。 秦川大地的两笔资产被史维学经营的企业收购。他是一名房地产高管，因为在热带岛屿海南岛修建度假村而近期登上了头条。这些度假村中包括一栋状似苹果树的"七星级酒店"。石伟学的房地产公司中联亚总部设在北京，它也是秦川大地在华中省份湖北投资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主要投资方。后者已于去年清算。 骆哲宏是来自华东省份浙江的房地产业和矿业高管，与秦川大地共同持有西部地区青海省的一家采矿公司。习近平曾于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记录显示，骆哲宏收购了秦川大地35%的股份，而且还把它在北京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都买了下来。 本报无法联系到史维学和骆哲宏予以置评。齐桥桥和邓家贵也没有回复询问投资事宜的传真。 肖建华在声明中透露，本月，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商业帝国及其政治联系的文章后，他的集团曾就资产处置问题联系秦川大地。 通过一名女发言人，肖建华表示，公司股东"自动退出其辛苦创业合法经营的商业项目，退出的项目基本和投入等价或者承受了较大损失。" 通过一家上海控股公司，邓家贵还曾持有东部省份江西的一家稀土矿业公司超过六分之一的股份。这家矿业企业的公告称，去年公司名下的资产约合21亿美元。记录显示，邓家贵目前不再是这家上海企业的股东，就算是，这家公司也不再持有前述矿业公司的股份。 今年4月，这部分股权被一家国有的航空投资公司收购。稀土是电动汽车和风力涡轮机的关键材料。 齐桥桥和女儿张燕南及丈夫邓家贵仍然在中国各地拥有多家公司，涉足从海南到北京的大片区域。本月审阅的记录显示，这对夫妇仍然持有他们在深圳的投资公司远为实业，而该公司的资产达数千万美元。 张燕南还是香港一栋大别墅的所有者。记录显示，这是她于全球金融危机十分严重的2009年初以1.5亿港元（当时约合1.32亿元人民币）购得的。从那时开始，这栋别墅大幅升值。 记者本月查看这栋别墅后发现，它已经空置多年，疏于打理。香港的亚热带植物已经慢慢长满房前的小路，从黑金相间的铁闸门下面冒出来。位于同一条街道上的另一栋别墅近期挂牌出售，标价为2.38亿港元。 此外，齐桥桥和邓家贵夫妇二人尚未出售秦川大地名下最值钱的三笔资产，其中包括湖北襄阳的两家基建公司。这三笔资产的总价值至少为2.34亿美元。 提交给政府的文件显示，虽然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秦川大地的控股结构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去年10月8日，秦川的所有权从这家人那里手中转移到了长期业务伙伴徐再胜的名下。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陈柳、陈亦亭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18 Jun 2014 07:22 PM PDT |
周永康贪腐团伙犯这个果子就结在那根叫做维稳的藤上。维稳和贪腐是从一个根子上长出来的，这个根子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此才会有让国人瞠目的贪腐规模，这才有政法委书记是最大贪腐犯的中国奇迹。不改变这个根，什么藤结什么瓜，到了习近平手上，绝对权力照样是绝对要腐败的。 习近平执政前，民间就在传说，红二代从秘书党胡温手里接收江山，不会像秘书看守班子那样缩手缩脚，一定会铁腕出手，这次反腐败是来真格的了。于是，老百姓怀着期待的兴奋，看习总打老虎，猜测着最大的老虎是哪一只。最后公开的媒体上出现了奇怪到极点的暗示，空前的大老虎是一个姓周的人的爹。其实关心打老虎的人都从不同途径知道了这位爹的名字，这名字在中国的媒体上却"千呼万唤不出来"。问题的要害是，这个名字，周永康，曾经长时间地管着中国的政法。你不能想像，这个国家嚷嚷着要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已经三十年，几十年来执掌这个国家法律的最权威人士，只是轻轻一揭，竟是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最大刑事犯。这是怎么回事？真实情况怎么竟会是这样的？习总一边打着老虎的时候，一边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 瓜结在藤上，藤长在根上 中国从三十年前启动经济改革而拒绝政治体制变革开始，就注定了腐败是不可避免的。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们喊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反腐败，可是六四的枪声拒绝从政治制度上防范官员的腐败。人们已经记不清从哪一年开始，党和政府每次开会也强调要反腐败了，而且调门越来越高，把反腐败提高到了亡党亡国的程度，同时成立了一个又一个有权有势的机构来捉拿贪官污吏。然而，贪腐者竟前赴后继，奋不顾身，胃口越来越大，数字直攀天文，杀都杀不住。这是为什么？ 文革后的国家领导已经换到第四茬，却谁都不把腐败杀不住的简单原因说穿：如此反腐败根本杜绝不了腐败，其原因是人们耳熟能详、老掉牙的政治学常识：绝对的权力是绝对要腐败的。不从制度上改变权力的绝对性，那么这个绝对的权力不可能不腐败。中共试图杜绝腐败的方法是强化政法委，使得政法系统掌控更绝对的权力，岂不知这更绝对的权力更是绝对要腐败的。终于，掌控政法委的周永康以最大贪腐者的身份亮丽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记录，给权力腐败律添加了又一个实例。 周永康贪腐团伙犯有一件利器，那就是维稳。维稳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来封杀对权力的任何质疑，简直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这样的权力用起来太痛快了，不贪一把简直就对不起臀下的交椅、手中的权力。周永康贪腐团伙犯是一个必然会结出的果子，这个果子就结在那根叫做维稳的藤上。他们是从一个根子上长出来的，这个根子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即如今中国的威权型专制制度。 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道理，你就可以预测习总反腐败的前景了。 只要藤在长，瓜就还会结 周永康贪腐团伙犯的人，一个一个地被揭露，老百姓不难发现，虽然周永康是江苏无锡人，无锡却不是他的大本营，他的大本营在四川，四川才是他的老根据地。虽然周永康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常委，骨子里他却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民，他信风水，信命运。他听了风水师的指导，把祖宅的风水重新安排过，相信这能保他官运长久，可是他的势力，他的犯罪团伙，却是一个个从四川带出来的。这是为什么？ 四川有油水，但这不是做政法的人最重视的。对周永康来说，最要紧的是手里的权力不受人制约，没人能管他。他得有一件利器把想治他的人挡住。四川就是这样的地方，能给他这样一件利器。 四川处中国西南一隅，对中央来说，属于边远地方，不起眼却太重要了。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听他们的谋士们说，四川乱则中国乱，四川安定则中国的西部就安定，中国也安定了。 于是，周永康之类的治川大员，就把"乱"作为恫吓中央而取得不受制约之权的便利武器。最近三十年，凡是治川大员，都把"藏独"的警报拉得惊天动地，恐吓中央和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历史上，治藏就是治川，一直到现在，有关西藏的会议经常是在成都开的。只有中国上上下下都以为藏人闹独立闹得非常凶，用藏独的警报把中央政府吓住，才会把维稳的绝对权力交给他们。 达赖喇嘛从八十年代开始向全世界宣布中间道路方针，正式表明放弃独立，公开承诺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和中央政府谈判，寻求藏民族的自治。可是，但凡维稳和涉藏部门，却坚决否认达赖喇嘛的诚意，一口咬定达赖喇嘛要的是独立，中间道路是变相独立。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却从来也拿不出一点点即使是最起码的能让人相信的理由。他们故意地摆出傲慢的姿态，故意地攻击藏民族崇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故意地做一些让藏人最感惨痛的事情来激起藏人抗议。他们需要迫使藏人闹点事，才能向中央要钱要枪要兵要权，他们必须把"反藏独"的刀子高高举起，才能挡住对他们滥用职权的质疑。 他们用这一套来"反藏独"，更用这一套来"反疆独"，也用这一套来对待汉人中的民主诉求。他们必须维持这样一种紧张状态，在西藏、新疆、法轮功、六四等几大问题上不容许任何细微异议的强硬姿态，对任何异见"扼杀在萌芽状态"，实行超常惩罚，目的就是一个：造成一种禁忌，顺理成章地维护手中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 有了这个绝对权力，才会有让国人瞠目的贪腐规模，这才有政法委书记是最大贪腐犯的中国奇迹。 周永康瓜熟，维稳的藤却更粗壮了 习总上台，不愧是红二代。平民出身的周永康瓜熟蒂落，与此同时，习近平却把维稳这根弦绷得更紧，周永康的倒台并没有触动绝对权力的筋骨。别的不说，维稳系统的那些大小恶吏都还在，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军费，连解放军中的几大军头都贪腐，维稳系统岂有清白之可能？全国"援藏"、"援疆"，开发西部的石油天然气矿物木材乃至于青藏高原的瓶装雪水，那里面的油水，绝对权力的掌控者岂有不贪之理？周永康的下面，大大小小的打手们中间，贪官污吏还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习近平治下，维稳的藤却更粗壮了，只不过这次"政法委"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国安会"。 习近平想反贪腐，这我信，但是以"寻衅滋事"为由拘捕浦志强、徐友渔等人显示，习近平显然没有明白一个道理：现如今贪腐到惊天动地程度的原因，是他的前任们过于依赖绝对权力，迷信绝对权力。绝对权力是这一切的根。不改变这个根，什么藤结什么瓜，到了习近平手上，绝对权力照样是绝对要腐败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
|
Posted: 18 Jun 2014 07:09 PM PDT
三峡工程和「六四」都是邓小平在李鹏的错误信息上的作出的错误决策，三峡工程成为镇压「六四」的分赃物品，江泽民当总书记，李鹏得三峡工程。 在错误信息上的作出的错误决策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错误的信息只能导致错误的决策，虽然三峡工程和「六四」都是所谓集体的决策，特别是三峡工程还经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的所谓的程序，但还是不能否定邓小平在三峡工程和「六四」决策中的关键作用。 而邓小平的信息主要来自听取汇报，并且相信汇报者所提供的信息为真实。1980年7月邓小平坐船视察了三峡地区，在船上邓小平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三峡工程能使万吨轮船从上海直达重庆，给邓小平留下深刻的印象。1920年9月邓小平从重庆乘船去上海然后去法国，途经三峡，船发生事故，不得不弃船走陆路，路途十分艰辛，终身难忘。船到武汉，邓小平立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和姚依林，要求马上准备三峡工程立项事宜。一个月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组织专家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 "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时，关于三峡工程有这样的表态。低坝方案是指150米方案，即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为海拔150米的方案。邓小平说他赞成低坝方案，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轻信了魏廷铮的汇报，上当受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想在三峡建坝，卡住长江洪水。三峡水库要防长江大洪水，就需要很大的库容。请来的苏联专家提出265米的方案，魏廷铮的老上级林一山提出235米的方案。最后周恩来以重庆朝天门最后一级台阶的高程为海拔200米为由，确定200米方案。1992年通过的175米方案，被林一山评价为"可以做西装的面料最后做了一套马甲"。150米方案，还有一个后备的128米方案，是水利部和长江流域办公室专门为邓小平等制定的骗人方案，方案的特点是移民只涉及湖北省而不涉及邓小平的老家四川省，并极力夸大防洪、发电和航运效益。三峡工程能使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请注意不是万吨轮船，而是万吨船队。不知道是邓小平听错了还是魏廷铮有意的口误。 不过在中共的党史中，邓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圣旨如今只剩下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少了"我赞成低坝方案"一句。这条断头圣旨如今在三峡工程纪念馆中得以保存。这正好证明了邓小平是在错误信息基础上做出了错误决策的事实。 邓小平再次听取三峡工程汇报的时间是1985年1月19日，背景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同签字仪式结束后，汇报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另一在场人为李鹏的爱人朱琳。根据李鹏的日记，邓小平作出指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虽然邓小平在文革中有向毛泽东认错、并表示永不翻案的记录在案，但是邓小平刚愎自用，并不是一个知错能立即改正的人，特别是承认自己受了魏廷铮的骗，赞成低坝方案，实在是难以置信。当时在场的一共三人，邓小平、李鹏和朱琳，邓小平已经去世，朱琳没有成为中立证人的资格，所以此案死无对证。 「六四」的错误信息与错误决策 同样死无对证的是邓小平关于「六四」的定性和关于武力镇压的决定，资料来源是香港出版的李鹏的「六四」日记。4月23日赵紫阳出访朝鲜，之前政治局常委己经就学生运动形成共识，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由李鹏主持。当天"晚8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势）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日记中没有继续记载李鹏和杨尚昆到邓小平汇报的具体内容，也没有邓小平做的指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邓小平是在李鹏提供的信息基础上做的决定。李鹏脑袋所存储的信息，在他日记中有所记载，如4月19日日记记载"各大城市（17个）都有学生骚动，已成为全国性事件，矛头直接对邓。"吴国光认为，4月23日晚上李鹏和杨尚昆到邓小平家汇报，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正是这天晚上，邓小平作出了学运是"反革命动乱"的定性。 李鹏在4月24日晚8时召开常委碰头会，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后，与会者达成了对学生运动的新认识："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旨在打到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采取得力措施"。碰头会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有分量的社论。 李鹏的「六四」日记4月25日记载，"10时，去邓小平处。我和尚昆去的。他听完我们简单的汇报后，讲了一篇话。他确定当前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必须态度鲜明地尽快加以制止。" 经过李鹏的汇报，邓小平的指示，李鹏传达邓的指示，1989年学生运动的性质由"矛头直接对邓"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此事当事人三位，两位去世，死无对证。 江泽民李鹏「六四」后的分赃 李鹏在镇压「六四」运动中出力最多，但是邓小平等老人最终选中了江泽民取代赵紫阳。「六四」前李鹏是总理；「六四」后李鹏还是二把手，李鹏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其实是李鹏镇压「六四」他得到了三峡工程。1989年本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对派决战的一年。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计划，1986年开始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1988年完成论证报告，1989年国务院将审查上交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如果报告通过，三峡工程可能立即上马；如果报告不通过，将再搁置三峡工程议案。李鹏面对着一个强大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他们中间有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生态环境学家，经济和社会学家，军事安全专家，有共产党退休的高官，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等等，他们有比主上派更优越的知识构成，而且国际舆论对三峡工程计划多持批评意见。1986年7月31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三峡工程反对派高举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大旗，占据舆论的高点。 1989年2月底，光明日报著名记者戴晴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编辑成《长江，长江》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峡工程反对派在1985年成功地阻止了三峡工程的上马，并迫使国务院解散正在筹建的三峡省，他们自信，在1989年也能阻止了三峡工程的再上马。但是三峡工程反对派万万没有料到，李鹏利用镇压「六四」对三峡工程反对派进行了莫须有的政治迫害。三峡工程成为镇压「六四」的分赃物品，江泽民当总书记，李鹏得三峡工程。 《长江，长江》一书被当作"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毁，销毁的册数在三万册以上。《长江，长江》的主编、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作为动乱与暴乱的幕后黑手投入了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城监狱。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以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向三峡工程反对人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分别寄出了检举信。三峡工程反对派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这是何等的罪名！李鹏无法在工程技术、生态环境和社会问题上驳倒反对派，只能采取卑鄙的政治上无限上纲、株连九族、全面绞杀的手段。如果把本当发生在1989年三峡工程的决战是一场足球赛的话，那么主上派起初都没有胆量上场，「六四」过后，反对派一方的球队队员是带着手铐和脚镣参加比赛，而且缺少一位守门员（被关在监狱里）。 江泽民没有违背当上总书记时的承诺，大力支持李鹏的工作，支持三峡工程的上马。刚刚当上任才一个月的江泽民于7月24日到湖北省视察荆江大堤、葛洲坝工程，还专程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听取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25日回到北京后即到医院看望李鹏并公开表态，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1990年7月13日江泽民接见参加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的人员，合影留念，江泽民说，三峡工程搞好了，将造福于子孙后代。1991年3月30日江泽民在李伯宁的来信上批示:"看来对三峡是可以下点毛毛雨，进行点正面宣传了。"这样由中宣部组织对三峡工程展开了大规模的片面报道，无一反对文章，下的不是毛毛雨，而是狂风暴雨，为三峡上马做舆论准备。1992年2月20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江泽民宣布中共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由于对全国人大代表是否能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没有把握，江泽民自告奋勇，去两会党员领导会议上去做动员。1992年3月18日召开人大和政协党员负责干部会议，江泽民主讲了两个小时，用党纪要求代表支持党中央和他本人对三峡工程投的赞成票。从1989年「六四」到1992年4月三峡工程决策，江泽民对三峡工程的热情似乎不亚于李鹏，但是在2006年8月出版发行的《江泽民文选》中却没有收入江泽民关于三峡工程决策的几次最重要讲话，特别是1992年3月18日在"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的影响三峡工程决策的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 「六四」，李鹏得到了三峡工程，新总书记江泽民积极支持，这是政治交易也是契约。——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6月号  |
Reply all
Reply to author
Forward
0 new mess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