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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怡：抗爭精神凝聚記念六四最大公約數
• 《血色彷徨》：坦克碾过的历史（吴雨）
• 拒绝遗忘：采访《天安门流亡》的作者何晓清（吴薇）
• 哈佛六四研討會 中港美學生同心爭取自由
• 年輕人出來　延續平反六四精神（附舞台剧《王丹》将上演）

李怡：抗爭精神凝聚記念六四最大公約數 Posted: 31 May 2014 11:48 PM PDT 名作家阿城1988年給《九十年代》寫了篇文章，記念他剛去世的父親鍾惦棐。他父親原是共產黨文藝幹部，1957年奉命大鳴大放卻被打成右派，於是全家陷入賤民的生活22年之久。阿城在文章開頭寫1979年「春節之前的某日，回到父親家裏，……母親說，組織部來人了，準備在春節前把全國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實，這當中有你父親，你怎麼看？」阿城寫道：「我只想到，鍾惦棐這三個字前將要沒有形容詞了，但是，我沒有這樣說，我知道這件事對母親是非常重要的。」他想起十八歲那年，父親對他說：咱們現在是朋友了，於是「在這個晚上，我想以一個朋友的立場，說出一個兒子的看法。我說：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你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裏，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 因這篇文章，筆者對中共的「平反」這件事有了覺悟。平反在中國，是掌絕對權力者出於政治權衡的政策取態，對個別人的處境有幫助，但不表示權力的絕對化結構有改變。如果判斷對與錯的權力不是在人民手裏，那麼今天肯定的明天仍然可以否定。 阿城這段論述，也說明在長期的東方專制主義浸淫下，一個人必須擺脫依附權勢的意識，才能有自己的獨立意志。否則，對自己的判斷都會被掌權者操控。 「平反六四」的含義就是要求中共掌權者去判斷對錯，而不是由人民去判斷。 對六四的另一個意識形態誤導就是「愛國」。中共起家的宣傳主軸是「愛國」，說「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當社會主義破產後，仍抓緊愛國不放，並獨攬愛國解釋權。儘管許多人說愛國不等於愛黨。但實際上，今天講誰愛國誰不愛國，不就等於愛黨的同義詞嗎？ 香港走不出民主的困境，除了中共要牢牢掌握權力不肯還政於民之外，也是由於香港人在「愛國」「平反六四」的錯誤引導下，沒有走出依附權力的意識怪圈。 但越來越多人醒來了，在中共國政經社的侵凌下，知道要愛港就不能愛國，知道要求中共國平反六四沒有意義。但並不等於對六四冷漠。無論對那一段日夜流淚的日子的記憶，從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去感受，為凸顯香港與大陸不同而記念，香港人放不下六四情結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這不等於我們永遠被依附權力的意識所綁架。 如果保不住香港本土利益和價值，香港根本不可能每年悼念六四。在香港不斷淪落的情境下，今年連大陸的掌權者都不敢提的「天安門沒有死人」「解放軍也有犧牲」這種鬼話，居然在香港也有團體公開提出來了。這根本就是在挑戰香港人的良知。如果我們還不力保香港，香港很可能會比大陸還要墮落，至少，大陸還沒有人說出愛港之聲這種混賬話吧。 儘管六四有不同的聲音和情懷，但仍然可以找到最大公約數，就是繼續揭露中共政權的殘暴，和八九民運的抗爭精神。 昨天讀友Catherine Lam在留言中有概括的描述：大陸人民當日為了反貪腐，反官倒抗爭，卻落得流血鎮壓收場。25年來，政府腐敗更具規模和結構性，更肆無忌憚，一黨專政的形勢比當日惡劣得多。當年有150萬香港人不分左中右出來聲討，回歸後卻紛紛假裝看不到其獨裁殘暴本質，並擁抱這政權，藉口經濟發展，鼓吹融合，令香港淪落崩壞。這些年，不論香港或澳門，大舉不明的資金進出使經濟數據粉飾了社會的真正問題，施政不公、失誤，民生質素下降，民憤上升。只靠賭業的澳門，按世銀資料，人均GDP位列世界三甲，政府卻直趨專制獨裁，最近離補法案事件及其民憤爆發，已見一斑。 抗爭就在眼前。6.22公投，是全民向假普選說「不」的檢測。不要藉口說沒有溫和方案，於是不去投票。三個包含公提的方案，最能體現香港市民的政治權利。中共是否接受絕不應該在自主意識的香港人考慮之內。佔中運動現在又加了一個問題：「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應否否決。」也就是說，你的一票將構成給議員的壓力，增加對他們「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的授權。 至於六四燭光，不要擔心「力量分散」。六四維園燭光如海的影像，固然是對中共的控訴，但若燭光在全城各區燃起，那豈非更有力的控訴？最重要的，還是要堅持獨立自主的抗爭精神。（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苹果日报

《血色彷徨》：坦克碾过的历史（吴雨） Posted: 31 May 2014 11:50 PM PDT "六四25周年"前夕，《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一书在港正式发行，精选了23位中国大陆艺术家关于"六四主题"的艺术作品。其中一位作者陈光目前遭警方拘押。 六四镇压之后，学生展示了被枪杀的学生照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5月31日，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田园书屋发行的《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悄然在港面世，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前夕呈现另外一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这本由中国大陆知名艺术批评家、策展人朱其主编的艺术摄影作品集，汇集了23位中国大陆艺术家在25年间，在逼仄的中国政治环境中创作的"六四"主题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六四镇压"的纪实摄影作品和油画作品、行为艺术图片等。 在画家的笔下，倒在地上的学生，殷红的血液从头顶，从胸部涌出，在画面上定格了他们的青春，也定格了一段至今 中共当局从来予承认的镇压历史；摄影作品中还有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搭建的"民主女神"的全程记录，坦克在"六四镇压"当晚摧毁了"民主女神"雕像；在一组以底片影像呈现的照片中，学生高举的标语上是知名诗人北岛写下的诗句："我们决不倒下，让刽子手显得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本次摄影中还有一组中国"星星画会"的发起人之一、知名艺术家黄锐2011年在香港中环街心公园创作的"六月四日的六十四卦"行为艺术，以中国传统文化《易经》中阴阳五行和64卦为创意理念的作品，展现了"八九民运"历史和中国大陆现今呈现的社会问题。 另外在本书中一组来自艺术家尘光（原名陈光）的摄影作品震撼人心。1989年，年仅17岁的陈光是一名戒严部队的军人，也许是在戒严任务的执行过程中，以他的视角拍下了戒严场景，因他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些作品有无法质疑的真实性，八幅作品中有戒严命令之前的军人在广场上执勤，与学生并无冲突的"和平景象"，随后他的镜头是天安门广场上成队的待命坦克；再然后是军人在硝烟弥漫、坦克清场过后的广场上、在残破的帐篷上搜查的场景。从"和平"到"硝烟弥漫"的清场之后，给了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 "八九民运"时学生搭建的"民主女神"像 "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场见证" 在香港溯源出版社的新闻稿中表示，"六四事件"发生后的25年间，中国当局封杀、遮蔽和"六四"有关的真实历史和记忆，用洗脑宣传和教育，蒙骗着中国民众，也误导着"八九一代"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部作品集呈现的是良心艺术家的精神坚守，也试图以"美学正义"的力量，为"六四"这样一个尚未终结的事件，还原历史和恢复记忆，并发出追索公义的声音，出版人认为"本书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现场见证"，而这些见证足以回击官方的谎言"这是一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行动。" 艺术家黄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特别强调他并不喜欢本书的书名，他认为彷徨代表着一种对方向的迷茫，而他认为当年学运参加者有着清晰的诉求和方向。25年中，他在重要的纪念日都连续不断推出相关作品，他以沉默而坚持的方式提示着这个国家巨大的伤口："六四是一个不可摆脱的记忆，我对此一直坚持不断的做一些作品，特别是在5年，10年，在六四没有平反之前，我还会继续做下去。我做的是一个贯穿历史的概念。" 陈光也曾是"戒严部队"中的一位 "一位戒严军人的纪念" 据多位知情人士早前向德国之声透露，本书的作者之一、前戒严军人、艺术家陈光，于5月7日晚 11时被四名国保带走，5月8日陈光被关进北京公安局通州看守所。目前中国当局尚未公布对陈光的羁押理由。美联社驻京记者莫沫（Isolda Morillo ）在与德国之声记者的一次交流中，曾表示目前还未找到陈光的家人，也无法从当局处获悉陈光的近况。 陈光在退伍后成为一名艺术家，以当年在"八九民运"中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多幅"六四屠城"坦克在天安门清场的画作，并于2009年六四20周年纪念日时在港展出。 5月30日美联社的报道中表示，警方带走陈光的原因，疑和陈光近期以一场小型的行为艺术悼念六四死难者有关。4月29日晚间在位于宋庄的工作室内，陈光邀请多位友人观看了他的作品：黑暗的房间只有手电筒光一闪一闪，一名白衣女子穿过黑暗走出，灯光骤亮，观众看到陈光戴着白口罩，在一幅雪白的墙壁上，用红色染料涂写年份编号：从1989年一直写到2014年；墙上每一个血红色的年份都似乎在追问：谁在遗忘?谁又在记得？ 作者：吴雨 责编：万方 【附录】 無懼打壓　《血色徬徨》發售 ■余力所攝豎立「民主女神」像的照片，隱身四分一世紀終重見天日。 【本報訊】中共25年來意圖將一切六四資訊禁絕、洗刷殆盡，不過今起發售、輯錄23位內地藝術家六四相關作品的新書《血色徬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學》，顯示即使創作條件受限制，內地藝術家仍不忘六四，本月初被捕的內地藝術家陳光也有五幅描繪天安門屠城前後的作品收錄其中，是他被捕前供給出版。 ■陳光畫作《飛鳥2號》 藝術作品隱喻六四 《血色徬徨》還收錄六位攝影師89年拍攝天安門的相片，包括由余力所攝豎立「民主女神」像的圖輯，隱身四分一世紀終重見天日。大部份相片於屠城之前拍攝，別名「塵光」的陳光則提供八幅解放軍與民眾對峙和屠城後的相片。 該書主編是內地知名藝術策展人兼藝術批評家朱其，幾經波折才完成《血色徬徨》並在港出版，紀念六四事件25周年。北京當局長期禁絕與六四相關創作，藝術作品多只能隱喻六四。陳光的畫作多直接描繪屠城場面；書中刊出藝術家韓濤十多幅作品，部份展示血淋淋的屠城情況；擅長油畫的武文建則有五幅作品刊出，他主要用鮮紅色顏料，描繪坦克在天安門屠殺民眾。

拒绝遗忘：采访《天安门流亡》的作者何晓清（吴薇） Posted: 31 May 2014 11:27 PM PDT 何晓清 （Rowena He） 1989年，何晓清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学生。但是对那一年春夏之交的记忆却伴随她至今，直接影响了她的学术研究和人生道路。在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她出版了《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上个星期，她在加拿大各大城市做新书发行宣传，本台借此机会采访了她。 2008年，何晓清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本书的前身就是她的博士论文。她说，从一开始写论文的时候她就希望它未来的读者不仅限于学术界，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那些"被沉默"的声音。另外，二十五年过后，事情的真相变得面目模糊，这使她有一种迫切感。 六四是一个分水岭 《天安门流亡》中有一句话："如果不理解1989年的春天，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何晓清认为，1989年六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八十年代，尽管物质贫乏，但是人们充满希望，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1989年示威者走上街头，目 的并不是推翻政府。这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更像是儒家所讲的"进谏"，希望统治者进行改革。但是在一夜之间，他们发现自己要面对坦克和枪弹。后来 的犬儒主义、民族主义和物质主义都源于此。所有对1989年有记忆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到它的影响。 何晓清说， 如果为了一个所谓更高的目标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也不奇怪。所以说目前社会公德和社会信任的缺乏和1989年也是有关系的。六四以后，被扭曲的不仅是历史，更重要的是扭曲了价值和人心。 流亡者：得到天空，失去大地 《天安门流亡》名列"Palgrave口述历史丛书"，其主要内容是对易丹轩、沈彤和王丹三名前学运领袖的采访录。但是书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是关于普 通流亡者的。何晓清形容他们是"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一个群体。其中一部分人在六四后离开中国，另一部分人在学运发生时已经身在国外。他们或是选择了自 我放逐，或是由于参与海外民主活动和为死者家属募捐而从此被禁止回国。 何晓清和这个群体交往多年。她说，二十五年后，他们从年轻学生变成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和每一次社会运动过后一样，参加者中有人会放弃，有人会继续，有人不再在乎，有人须臾不忘。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民主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六四事件没有结束 她说，对六四的记忆并不仅限于那几个著名学生领袖的记忆。她在写这本书时刻意把一些普通小人物的故事包括进来。他们至今仍然在坚持，仍然在付出代 价， 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两年前，一位七十多岁的"天安门父亲"在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自尽。何晓清说，他的死提醒我们，六四没有结束于1989年，而是一直延 续到今天。八九年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影响到他们后来的个人选择。 "天安门母亲"等团体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帮助六四遗孤和死者家属。何晓清说，在美国有八万多人因六四事件获得绿卡，在加拿大也有六万。尽管不能强求，她还是希望大家对那些仍然在为八九年承受苦难的人多一些关心。 何晓清几年来一直在哈佛大学开设关于六四的夏季研讨课。为什么选择不断地讲述？她回答说，因为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她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人类对抗强权的方式就是以记忆对抗遗忘的方式。 Share on facebookShare on twitterShare on emailShare on pinterest_shareMore Sharing Services0

哈佛六四研討會 中港美學生同心爭取自由 Posted: 31 May 2014 10:22 PM PDT 經歷六四的學生、倖存者及學者等在研討會上分享記憶。 【苹果日报訊】哈佛六四研討會唯一一條採訪限制，是不能拍攝觀眾席裏的中國學生，保護他們不因參加六四活動受政治報復。「留學還是想着有一天回去報效國家，但首先要了解祖國、看到國家的問題。所以我來了」。活動吸引不少中國留學生旁聽，願意接受採訪講看法的極少。而兩位90後香港女生，則大方在記者鏡頭前談六四，修讀政治的她們開玩笑：「大不了沒得做AO（政務主任）！」 「我是哈佛新生，來自中國。這也是我為甚麼不能上台提問的原因。我正是被洗腦的一代，知道所有關於八九六四的事都是爸爸說的零碎片斷。我想知道更多關於這件事情被隱瞞的部份，這是多年來的禁忌！」一位中國少女在台下以流利英文向台上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提問：「為甚麼你們參加天安門運動呢？因為我相信我這代的學生、我的朋友們都不太會對政治有興趣。」 「六四在國內是街傳巷議」 會後《蘋果》記者與多名聽眾席上的中國學生私下交談，他們不少是從其他大學慕名而來。「不管甚麼樣的觀點都擺出來，我們會自行判斷。現在國內這種信息封鎖是無法長久維持的」。中國來的男生X很願意表達觀點，但反覆強調見報要匿名：「六四在國內是『街傳巷議』，但公開討論是不容許的。大學軍訓時我一個同學問教官六四的事，後來成了一個政治事件受到處罰。這就是現實。」 而更多中國學生對採訪的反應可用恐慌形容，走避不及、甚至索性否認自己來自中國。「當然不能怪他們，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現實。更證明了為甚麼六四這堂課這麼重要，為甚麼我們要繼續講下去」。研討會搞手何曉清博士說：「並不是人們想像的美國要講中國壞話，在哈佛學生身上，你看到一種人文關懷。特別是那些美國孩子，他們真會感同身受，去體會理解。」 研討會上不光有經歷六四的廣場學生、倖存者、外媒記者及學者分享記憶，也有哈佛六四課程學生讀論文分享他們對於這段歷史的研究、有韓裔學生寫歌送給天安門母親，想像這些母親的痛苦：「如果我有事，媽媽也會失去生存目標。」學生們還以形體藝術講述六四死難者的故事，由曾為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在2010年的頒獎儀式上演奏的哈佛校友、小提琴家張萬鈞伴奏，《茉莉花》和《一無所有》的旋律充滿講堂。 ■曾採訪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記者Dinda Elliot參與研討會時感觸落淚。 ■哈佛學生以形體藝術講述六四，小提琴家張萬鈞為他們伴奏。 ■經歷六四的學生、倖存者及學者等在研討會上分享記憶。 港交換生盼能薪火相傳 「剛才坐我旁邊的西方女士哭得很厲害！」正在波士頓做交換生的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三年級生呂衍瑩（Elizabeth），在香港時曾參加六四學生營、遊行、集會等。她說這次參加哈佛六四研討會感覺很不同：「覺得好感動，很多外國人對六四這樣關心，在中共角度可能又要話我們『勾結外國勢力』了。但好感動的是，雖然人與人之間好多時存在一些文化差異，但有些普世價值，例如人權、爭取自由的心是一樣的；好感動在美國這個地方，雖然過了25年，還有很多人關心、會去討論這件事。」 「整個中國只有香港這個城市是最自由接觸這方面信息的地方。」城市大學政策與行政學三年級生劉慧君（Stacy）正在紐約做交換生，她說專程來哈佛是因為講者中有被坦克軋斷雙腿的方政：「上年六四紀念館在城大有臨時館，看見那些遺物，知道這段歷史真實存在，自己也想知多些，也想告訴身邊不知道的人發生了甚麼事，我希望自己做到薪火相傳。」 中大交換生呂衍瑩 城大交換生劉慧君

年輕人出來　延續平反六四精神（附舞台剧《王丹》将上演） Posted: 31 May 2014 05:23 PM PDT 支聯會與學聯代表今持「戰鬥到底」大橫額遊行。何家達摄 【苹果日报訊】1989年，北京驕陽似火，烈日曬不退學生爭取民主的心，香港破紀錄有150萬人湧上街頭，在汗與淚中高呼自由萬歲。四分一世紀過去，殺人政權越發囂張，打壓異見者肆無忌憚。今日城市熾熱如昔，支聯會發起大遊行，由維園直踩政總，為公義發聲。學民思潮更延長戰線至中聯辦，誓要專權者直視港人在地抗爭的決心。 記者：朱雋穎 走了25年的民主路，今午再次由維園起步。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稱，遊行隊伍下午3時於維園出發，由支聯會常委、前任常委及學聯「拍住上」打頭陣。近日多名維權人士遭拘押，李卓人形容內地氣氛肅殺，香港作為僅有的自由空間，港人有責任抗爭，「人數多係好大嘅道德力量，代表港人拒絕遺忘，係中共最怕見到嘅情況」，呼籲市民挺身而出。他又提醒市民進入維園時，不要理會發表無恥袁木式言論、指「六四無死人」的親建制團體，勿墮入有關團體挑釁的圈套。 李柱銘盼年輕人「一傳十」 參與遊行的學民思潮到達政府總部後，會繼續示威至中聯辦，高舉鮮花悼念死難者。召集人黃之鋒表示，六四在內地成為禁忌，港人必須上街向當權者展示反抗意識，對抗未來在政制改革上可能出現落閘更多、篩選程度更高的挑戰，「我哋唔只要悼念死難者，更加要承傳佢哋嗰份不屈不撓嘅精神，要在地抗爭，喺身處嘅地方爭取民主、爭取普選」。他呼籲市民一定要企出來，「六一上街頭，六四點燭光，話畀中央政府聽，我哋依然對25年前嘅屠城表示悲憤，依然要追究責任」。 支聯會首任副主席李柱銘說，25年來從未改變對平反六四的堅持，深信終有實現的一天。他寄語香港年輕人繼承信念，利用香港的自由堅持平反六四。對於近年多了年輕人悼念六四，李柱銘稱感到很欣慰，更盼年輕人可「一傳十、十傳百」，帶更多朋友參加遊行及燭光集會。他說不少國家也有其民族創傷，對中國來說就是1989年的六四鎮壓民運，由於內地沒有新聞、言論自由，中共又打壓天安門母親等內地爭取平反六四組織，香港作為有言論自由的地方，有責任繼續堅持平反六四。 香港的驕傲」 臨近六四，位於尖沙嘴的六四紀念館訪客不絕，大批學生參加導賞團了解歷史。職員表示單是昨早就接待了四、五團學生，包括已預約導賞及未預約的。中五生李同學除了到訪紀念館，更會參加今日的大遊行，「真相唔可以被忘記，一定要企出嚟爭取本來就屬於我哋嘅權利」。同為中五的鄒同學也表明要上街，「我對中共嘅暴行好憤怒，對參與抗爭嘅學生好佩服，大家一定要企出嚟，繼承學運精神」。 民主黨中常委張文光接受商台訪問時表示，沒想過六四經過25年仍未平反，指支援民運的過程雖然艱辛、漫長和曲折，但看到港人長久以來堅持要平反的毅力，「六四燭光，香港人堅持咗25年，薪火相傳、不斷壯大、感人至深，係香港呢個城市的驕傲同光輝」。 支聯會及多個機構昨日舉辦六四25周年國際研討會，會上播放前學運領袖王丹的錄影片段。他對不能親身來港參與活動感遺憾，但很高興見到香港有研討會，又設立了六四紀念館。他認為鎮壓六四的行動，令年輕一代對國家整體產生放棄的心理，妨礙中國民主化，但六四不只是歷史問題，更是現實問題，指很多留下的問題都值得討論，包括趙紫陽的改革路線可否被中共重新重視、六四如何作為中國民主化的推動力等。 舞台劇《王丹》導演無懼前途受威脅 越沉重越堅定　為死者討公道 適中字型 較大字型 ■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曾提出要撤離天安門，但最後無堅持，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互聯網 【六四25周年】 【苹果日报訊】四分一世紀前的1989年6月4日，絕大部份香港人看着電視播放解放軍為中共政權屠殺人民，悲慟不已。有舞台劇導演甘冒前途受威脅，投身六四舞台劇；有人冒險在北京向市民訴說屠城場面；天主教團體堅持不放下六四的十字架；移民加拿大港人回港再揭梁振英的六四變色龍面目。他們為死者討公道，不願放下六四包袱，越沉重越堅定，義無反顧前行。　 記者：倪清江　張嘉雯　馬志剛 他未有機會在天安門廣場放一朵小白花，但演繹了王丹。今年六四舞台劇《王丹》導演兼演員李景昌，五年前執導另一齣六四舞台劇時，一個來歷不明電話嚇走三分二參與人員，卻令六四事件融入他的生活，每年為了可出席六四集會，要提早為6月4日生日的父親慶祝。「嚟維園唔需要同任何人交代，希望大家出席6月1日遊行或6月4日集會」。 ■飾演王丹的男演員（左），看着天安門被射殺的市民屍體，懊悔當初沒堅持撤離。 「就算冇掌聲　要觀眾反思」 五年前六四20周年，「六四舞台」劇團推出《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李景昌（昌Sir）擔任導演；劇團之後又推出《讓黃雀飛》，他改當演員。今年六四25周年，劇團推出籌備一年的《王丹》，他再次執導，去年10月與演員等專程飛到台北與王丹見面。 25年前，解放軍在天安門屠城，讀中一的昌Sir被父親叫醒看電視，「見到好多坦克、好多槍聲，當時只知發生咗好大件事」。及後老師沒有談六四，他每年留意六四集會報道，間中出席六四集會。 五年前他獲邀執導《小白花》，他說當時不喜歡政治，只想到從藝術角度去執導《小白花》。怎料，有後台人員收到神秘電話，警告如繼續參與，在業內將難行，「結果三分二演員同後台人員走咗，我哋惟有轉向業餘劇壇搵人」。他不知恐嚇者身份，估計是要向北京獻媚的擦鞋仔。 ■李景昌認為能令觀眾深思、反思六四事件已滿足。 不過，正是這個來電把他改變了，「感覺到北京離我哋咁遠，我哋有自己制度，點解可以咁挑釁？」他不再以藝術為先，「唔係娛樂作品，我要將史實講出嚟，可能冇乜娛樂性，就算冇掌聲，但觀眾返到屋企仲深思、反思緊六四，係值得嘅」。 昌Sir父親巧合地在6月4日生日，大概五年前開始，他為了可出席維園六四集會，改在正日前為父親慶生，父親未有不滿。「上年有啲人覺得六四變質。你覺得六四嚟維園係有意思時，咁你咪嚟，唔好理其他人點樣講，你冇變質就得」。 有人叫放下六四包袱，他不客氣反問：「人哋外國人都知六四事件係乜嘢事，我哋身為龍的傳人唔知？咁咪好丟架㗎。叫放下包袱、唔好再諗，對於其他國家睇番我哋中華民族，唔係值得驕傲。」 在《王丹》中，有兩女三男演繹不同時期的王丹，昌Sir擔當6月3日至4日的王丹。他看了十本王丹的著作，也親身了解王丹想法，「當時佢提出要撤離天安門，但柴玲唔撤，最後佢都冇堅持，造成咁大傷亡，王丹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王丹》於本月20至22日在灣仔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演出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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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離訪問舒琪：每個人心中都有個天安門 Posted: 01 Jun 2014 11:38 PM PDT 【明報專訊】「我好衰唔衰拍了一套《沒有太陽的日子》，所以每一年六四都成為我的包袱！」 舒琪爽朗笑道，話語間，沒有一種自恃的光環。 九○年，舒琪完成了香港碩果僅存以六四為題的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電影從沒公開放映，悄然隱身在一片鬧哄張狂的港產片背後，安候在歷史的斗篷內；每年的春夏之交，像懷着某種上承的使命，一次又一次，步舞台前，傾身展現印刻在心底一隅的幕幕永恆影像。 人的腦海，是一間電影院。影像、對話、氣氛、情感、觸覺，都可以盛載於記憶的膠卷之中，編輯整理，藏於心房。 牢記、忘卻、剪去、刪改，都是個人選擇。舒琪說：「選擇堅持的，就堅持下去。」 二十五年前的團結一致 二十五年前的五月，學運的熱潮在整個古老國度流瀉，即便是長久隔在一河之外的小島城民，都被黑壓壓的廣場人潮佔據心神。舒琪記得那個時候，整個香港，特別是文化和演藝界，有一種同舟共濟的心志。曾赴北京與好友導演王小帥一起遊行的他，把在《經濟日報》以寫影像為題的專欄寫成天安門實况小說，一如劇本般的激情主觀描寫，卻從沒被刪被抽，「因為這件事令所有rules都無所謂了，只要你投入，能夠在整個運動中幫忙，就容許你做任何事。個個作家都開天窗，編輯不會打電話來問，有種同仇敵愾。」隔了好久好久，人們終能在那些同在的景象中發現，香港人，能如此團結。 坦克車．開槍．逃亡的聲音 共同的記憶中，也包括一片漆黑：「看電視，軍隊入城，噗一聲，一個長時間的漆黑畫面，但你聽到聲音，是坦克車的聲音、開槍的聲音、逃亡的聲音。」舒琪的記憶，總以影像鋪展。他記得，槍炮穿空的那個晚上，自己在客廳中奔走來回，瘋狂地致電給朋友、同學，國內的外國的，他知道自己需要把這片漆黑，告訴世界。翌日，他把正在應日本NHK之邀而製作的紀錄片的主題，改為六四。從個人家庭開始，舒琪再找來好友張堅庭、葉德嫻、文雋上鏡，好友黃仲標擔任攝影師，不到一星期便埋班。影片開場羅曼菲在《輓歌》中的自轉獨舞，也是因緣際會受杜可風與林懷民之助而拍成的，「那時候人人都很generous，想作品讓更多人知道，不用簽合約，無agreement，『（扮林懷民）用吧用吧！』許多人也如此，覺得可以參與和發表，能夠平衡一些激動情緒。」 拍攝，作為一趟思考旅程 《沒》片被認為是舒琪個人的六四。他記得，紀錄片在沒特定計劃的自由狀態下完成，任省思與情緒通過影像迸發交織。國家、自由、民主，他無意以影片解拆這般宏大概念；要發掘歷史在個人身上的刻鑄，必須回溯生活，捕捉當下的受感，「經過這件事後，香港有什麼不同呢？其實不會的，那麼大的城市，但我想看到一個不同的香港，會是怎樣呢？」而香港和六四，到底有何關係？心頭繫着這些疑問，舒琪展開了他的一趟探索與思考旅程。涉海潛洋，訪問不同人物，觀察不同光景：那新豔藍海、奇異樹影、喧嚷的唐人街，「去到澳洲，從酒店出來，就見到很靜，靜得一架車也見不到，一直眺望過去都是平坦的，到遠處，跟天空連成一線。你有種很不同的感覺，我想捕捉這個感覺。」幕幕與那夜無關的生活，情緒底蘊下卻抹不去創傷的千絲萬縷；正正是這些無關與距離，更能開闊對六四的思考。 參與燭光晚會 有否政治覺醒 回看《沒》片，多處思考與當下緊緊呼應：對國族身分的省思、對民主人權的覺察，甚或對港人參與學運的批判。近年，六四燭光晚會被批評為「自瀆式」不思進取的空虛儀式，恍如宗教手勢一樣無力貪乏。早在當年已有此種反思。在重建民主女神像運動中，藝術家黃仁逵也曾指出香港學生的參與很多時只出於為「心安理得」的附和，卻沒有真正意識到民主女神作為反建制的一種挑釁象徵，一遇恐嚇便退縮，他說：「上了街就好開心，下次有事又上街，這不是一個政治覺醒。」 這種港人懦於犧牲的品性，與當時的移民潮遙相呼應。六四後，不少人移居他國，或領取別國國籍當買「政治保險」。影片以舒琪自己的家庭出發。大哥將與一家移民離港，二哥長居澳洲教書，只剩他與老媽在去與留當中踟躕。當二哥問他要不要移民一兩年買個政治保險，他背着鏡頭說：我做不出來。「我不能過這條底線。對我來說，買政治保險，不是一個正義的行為」，「我不能夠說你是錯的，但這是integrity的問題。如果我真的移民，就要移架啦！如果我只是買條後路，即是騙人！我不能夠揸住兩個護照，邊個啱用就拎邊個出來。」二十五年後，舒琪依舊思言行一致，「我很感謝我媽咪和學校對我的教育。我媽是一個好正直的人，有正義感，這影響我很深。」 因着電影 了解中國 對氣節的固執，老土得來，令人惜敬。十多歲開始寫影評，已是左派統戰的對象。他第一次回大陸，就是由左派帶他到廣州參觀人民公社。到達大寨，只見成班工人在吃大鑊飯，一碗碗黑色的米，就是一群刻苦熱血的工農們的維生食糧，「我們那時覺得，食那種食物，是與有榮焉。那時共產黨的理想是很appealing的：為國家建設，大家一起刻苦，相信一個理念，就是平等，人民作主。」那個時代，整個世界的紅潮燒得正盛，左派理論解拆世界，把資本主義視為必須攻訐的意識形態，即便是高達的La Chinoise也是高舉「紅簿仔」。然而，鍾情電影的舒琪，自大學後益發感覺到左派文藝的空洞樣板，而文革與改革開放對左派支持者更是重大打擊，在質疑與失望之中，他與國家、政治，漸行漸遠。 把他帶回中國的，卻又是電影。八十年代早期，中國政府把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重新開放，舒琪得以多次回大陸看片與訪問明星，因而耳聞目睹許多文革故事。有一次，他去探望導演田壯壯，「田壯壯阿媽叫于藍，是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的廠長，也是延安分子，根正苗紅，年輕時是當紅女明星。那時見她發現她一邊面沒了感覺，原來是文革時被人打，打到半張臉都死了。」又一次，他跟路上認識的民工回家吃飯，發現他的家人在文革中都遭受巨大傷害，不論是身體，還是心靈，「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真的，就連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都是一個受害者，是一個巨大痛苦下的受害者。」穿梭在一個個生命被摧毁的記憶裏，他才覺悟到這件既遠又近的歷史事件所帶來的根爬結底的傷痛，「這令我重新思考中國是什麼，再回想到六七暴動、滿街菠蘿的時候。你感覺到它正要來到，你有必要去認識它。」 刻痛再思六四 從投入到退縮 不論是文革還是六四，歷史事件對每個個體的生命，都有不同意義，舒琪笑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天安門！」對一些人來說，天安門是凝固着理想的活碑，紀念無私純正之義；對更多的人而言，或許早已封塵積垢，化於冥土。六四過後，城市的恢復比想像中快；生活，永遠有其削平情緒的橫蠻之能，「香港人最大的特質，就是自私。」舒琪的觀察，如他一貫對電影的評論，尖銳、坦直至痛處，「香港人對自身的利益很緊張，那是他的底線。如果你可以讓他保有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什麼都不理。公義和Integrity，這麼大的字眼，香港人到一個地步是，他可以毫不理會，如果他的自身利益受到保障。」 捐錢，買個心理安慰 年復年的，他到不同大學播放同一紀錄片，一再反覆思辨他的「天安門」，有個刺痛反思：六四與香港的關係，很可能始於香港人對前途的不安。中英聯合聲明後，如日中天的港人面對突如其來的大限；想到那將要壓在頭上的共產黨，令港人產生了巨大恐懼，「香港人擁有太多，就害怕失去。面對共產黨，面對不可逆轉的現實，一旦學生運動出現，就似見到有希望，真的相信這個運動去到那個層次，是可以改變到中國的命運。」也許，不少港人並非全心相信民主人權，只是潛意識，想買一個夢、一個保險、一樁投資，「香港人最叻就是捐錢，買一個心理安慰。潛意識中，他們是希望透過這樣，去推動學生的民主運動，如果學運成功，就能改變他們自己的命運。」當日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與東華籌款也別無二致，「今日你付一百元，會在熒光幕上物質化地呈現出來，變了一堆帳幕。我們就像在贊助一個活動 ，但我們坐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支援民運以改變命運，又有何不合理之處？「合理，但一旦這個夢碎了，而那個衝擊是這麼具體而危險的，你就會明白」，「香港人以往很自信，但原來有一件事可以很快把你的自信打到崩潰。那個覺醒，令你知道原來夢是假的，你意識到所有政治和國家的事，最好跟你無關。你花了那麼大的力氣，做了這麼多事，原來，脆弱到一開槍，什麼都沒有了，因此退縮特別快。」 一無所有 而毋懼 二十五年來，到底當日「覺醒」的人，到哪去？香港憑藉當日的刻痛，又改變多少？舒琪從不樂觀，他形容，現在香港是「爛仔社會」，人的不安愈來愈嚴重，犬儒之性愈來愈普遍，各家自掃門前雪，議政論事繼續只在安全位置，在面書寫一個status、like了即是支持，數罵他人發泄後已感滿足，「香港人太聰明太現實，無改變過」，「現在香港人是無，就更加更加退縮。為何silent majority那麼多？經歷了這麼多事，何以沒有一個意識的喚醒？」 年輕人是最大希望 港人年年紀念六四，卻也是換來一個荒漠，一城犬儒。到底六四又有多大意義？「有！你睇吓年輕人！他們是我們的最大希望。」二十五年前後，歷史的牽頭者都是一無所有的學生。舒琪坦言，成年人太世故，放不開的太多，最後也是懦弱，「我們如果無，就不知如何生存。我們擁有過，知道擁有的好處，擁有的甜美何在，但他們從來沒有，亦沒有想過要有。」無所有，即無所懼。 舒琪說了一幕場景：日前的紀錄片放映會上，有學生坦言，面對當下香港的困局，束手無策，「學生也不知怎算，去遊行無用，可以點？怎料有個學生舉手說，「尋日我放學搭船返澳門集會，有二萬人示威，香港係澳門人口十三倍，我番去，即係有十三個人返咗去，三個人就係三十九個返去啦！」說着，露了個老懷安慰的笑。 他說，自己不是樂觀的人，卻也不會絕望，「我的信仰告訴我，這個世界沒有一定。」 關於香港人身分 在高舉「香港人」身分的當下，舒琪卻坦言不明白何以要那麼強調香港人的身分，也不認為重視「本土」就要捨棄與其他文化接觸互通的機會，「去到最後都是人，你不能把人一概而論。你不能容許自己讓這些觀念去阻礙你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想法或行為，因為事情沒有絕對。」 當日在《經濟日報》的專欄文章，收錄成六四實况小說《天安門演義》。讀着，就如一幕幕廣場歷史的再現。當中熾熱的情緒與文句，可以想像，人的靈魂被燒炙的傷痛，沉積在心房暗角。舒琪坦言，每年到六四燭光晚會都無法忍受主持人一副哭喪臉，但「參加的普通人，是一種純粹的堅持，作為提醒，那件事真是很痛。看見這麼多人，你覺得，那件事還在他體內。」（圖×陳淑安） 文 阿離 圖 陳淑安、影片撮圖 編輯 蔡曉彤 ——读者推荐

胡平：从李双江差点参加六二绝食谈起 Posted: 01 Jun 2014 11:13 PM PDT 近来，由于儿子李天一仗势行凶一事，年近七十的军旅歌唱家李双江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 余杰在推特上披露一件往事：根据八九年的史料记载，六月二日下午，刘晓波、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决定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先去侯德健家中会合，李双江也在，强烈要求也参加绝食，周舵劝告说，你是军人，要杀头的。李双江这才放弃。 这条推文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原来，这位如今讴歌盛世的李双江当年竟是如此积极地投身民运，还差点参加六二绝食呢！ 其实，象李双江这样的情况千千万万。现在中国的那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不论是学界商界还是文艺界或其他行业，但凡五十岁以上者，有几个当年不曾积极地参加过八九民运抗议过六四屠杀呢？包括现在的毛派新左派。甚至也包括现在的一些官员。据说，如今出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王晨，六四后本来是要退党的，正要上人民日报大楼作此宣布，碰巧遇上一位朋友，劝了几句，这才没退成。 海外也是如此。例如杨振宁，当年也曾和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诺贝尔奖得主一道发表联名信，严厉批评北京戒严"违反宪法"。六四屠杀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了学自联，强烈抗议六四屠杀，愤怒声讨邓李杨，来自洛杉矶的丁健，观点激进，上台竞选主席；然而就是这位丁健，几年后回国，积极参与了官方的以钳制信息自由为目的的金盾工程。 这里，我们不得不向这些知名人士成功人士提问：既然你们当年也曾积极地支持民运抗议屠杀，为什么二十二年以来却一直保持沉默，不再抗议了呢？忍一年两年是忍，忍十年二十年二十多年，那就不是忍，那就是放弃，就是屈服了。如果仅仅是出于害怕而不敢发声，固然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又要回过头去，对那个杀人的政权表示认同表示拥护，去歌颂什么盛世赞扬什么模式呢？ 如果有人宣称他真的是出自内心地改变了观点，那你们为什么不现身说法，讲出来给我们大家听听呢？也好帮助我们这些依然"执迷不悟"的人"迷途知返"嘛。我还要说的是，就算你真的改变了观点，你也应该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和慰问他们的亲属。就因为你当年曾经和他们肩并肩，手挽手，你比谁都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你当年曾经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倒下了，共产党还在他们尸体上泼污水，你怎么能心安理得，甚至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都不去表示一点悼念呢？ 我希望这些人能对我的提问作出回应。我也希望有人能对这些人的转变做调查做心理分析。除非人们不再自欺欺人，除非人们敢于诚实地面对自我，否则只会继续堕落，继续沉沦。在中国重建道德，这也是一个切入点。 2011年9月21日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p-09202011125959.html

苏晓康：陈一谘四两拨千斤 Posted: 01 Jun 2014 11:14 PM PDT 图：1991年秋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内，作者（左2）与陈一谘（右2）跟香港电视台《铿锵集》剧组在一起。 我忝列六四"七黑手"通缉名单，与陈一谘先生同榜，却在国内未曾谋面；仅打过的一次交道，是拍《河殇》要谈经济改革，我们怕说外行话，求援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派人参加解说词撰写；老陈派来张钢，跟我合作写第四集《新纪元》，害得张钢后来也被通缉，渡海逃到台湾。 流亡到巴黎，而后普林斯顿，就常常跟老陈喝酒，听他侃山。他虽然每每犹如作报告，中气十足，总要第一第二，但废话极少、料猛货实。陈一谘对文化清谈（"文化热"）不屑一顾，最得意他的迂回策略，说起来就眉飞色舞。有一次他跟我讲，中国这么大，积重难返，共产党紧抓权力不放，你要想改变这个怪物，比较聪明的法子，就是进入这个体制，去影响它的高层决策，效果最大，代价最小。那个年代，中国有几人会这么思考？ 陈一谘的本钱，是洞悉这个前现代中国的癌症，也是这个党的死穴：农村破败、农民活得猪狗不如。文革中他流落中原，在河南驻马店的新蔡县落户，那地方大饥荒中饿死人三分之一，附近大别山区的光山、罗山等县，饿死了三分之二，纯粹是大跃进、高征购的惨烈结果，跟"自然灾害"毫无关系。我在河南当记者时也听到"信阳饿死一百万"的种种传说，但十几年来一直是个秘密，即使文革后官方也把它捂得很紧，我四处采访期间，总顺带打听"六〇年饿死人"的细节，从无所获；直到八十年代晚期，我撰写关于庐山会议的《乌托邦祭》，那时对于五九年至六零年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数字。直至九零年在普林斯顿遇到陈一谘，他告诉我大饥荒的一笔账：   河南——七百八十万；   安徽——八百万；   四川——九百万；   全国——四千万以上。 大概要过差不多十八年，才有杨继绳的《墓碑》问世，公布的数字是三千六百万。我估计陈一谘的数字更接近真相，可能是一个官方版本，只是秘而不宣。 陈一谘在新蔡也亲眼目睹基层社队干部的贪婪、凶残。他长期独自做田野调查，分析论证毛泽东从河南吹捧总结出来的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比西周井田制还要落后的奴隶劳动制度，唯有废除它，农民才能得解救。然而陈一谘酝酿于乡野的解民倒悬之策，唯有等待庙堂之高的决策层感兴趣，才有可能实施。 毛泽东把中国折腾到"崩溃边缘"，侥幸活下来的邓小平又要建立他自己的权威，这时陈一谘的机会来了。中共决策层寻求的所谓"改革"方案，不过是补救执政合法性的一种权宜之计，也是邓小平渴望的权力来源，若非最捷径最灵验的献策，他们不会感兴趣。于是陈一谘就告诉他们一个秘密：你们把土地还给农民自己去耕种，农村就救活了，中国才有了发展的最低起点。 然而，陈一谘也是讲了一个"最低起点"的改革，却将中共的死穴化为转机，一举解决基础性的一个困境，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也是"邓改革"唯一成功的一环，并为"六四"后中国的经济起飞作了奠基。八十年代的一场改革，可以说是中共借用陈一谘等策士的"包产到户"政策，挽救了江山；也可以说，是陈一谘借用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达到他的理想。 虽然农民阶层曾为共产党打天下出丁壮供粮饷，但是毛泽东的现代化路径，是靠剥夺农民做资本的原始积累，因而夺取政权，转脸就穷凶极恶地剥夺、压榨这个阶层，不惜再从他们嘴里夺粮，以支付"工业化"的费用。这是大跃进的实质。由此从当代史的角度来看陈一谘的思路，乃是成功说服这个政权对农民作了一次有限偿还。这已是极限。所以陈一谘的"决策参与"不久便陷入停滞状态，他的迂回策略也不再有效。1985年春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便意味着这场短命的改革已经终结。虽然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后续的权力角逐、左右争辩，但一俟中共不再担忧江山倾覆，它便无法忍受哪怕最微小的制度性改革。 解放中国农民，必须土地私有化和拆掉县以下的政权，返还到乡土中国。陈一谘所看到的社队两级基层政权，恰是中共经由土改而造成的一种新的"底层机构"，乃突破两千年皇权不达县以下之旷古未有，既是这个政权的末梢神经，也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作孽多端。 我在八十年代也到过新蔡县，调查社队干部扣押救灾粮中饱私囊，发表报告文学《洪荒启示录》。事实上，这个"底层机构"一直在横行乡里。仅就河南省而言，尽管1960年高征购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败露后，北京逮捕了那里上万名基层干部，但这并不妨碍1975年8月份，在豫南暴雨导致两座大水库垮坝、夺命23万人后，他们照样浮夸、贪污救灾款，把农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饭。甚至废除人民公社的九十年代，河南地方各级政府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各级政府都办血站，终于酿成艾滋病的血液传播灾难，而后他们又大造舆论，谎称艾滋病的传染渠道是性病，将责任推给受害者。轮番的人祸爆发，都是制度性根源，人们莫可奈何。 如今我们看到，中共又在对农民和农村进行第二轮剥夺。陈一谘时代曾解决了一个"土地使用权"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权贵集团再搞一次血腥的"圈地运动"，各级政府都以"土地财政"作为收入来源，这就是当前暴力征地、拆迁的实质。民间形容，掠夺农民土地的狂潮，正导致一场"第四次国内战争"，而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共赖以刺激经济的所谓"城镇化运动"。 三十年前，陈一谘的迂回策略是有空间的。毛泽东的"乌托邦"热昏病，在最坏的制度底下发挥到极致，乃至刘少奇都要警告他"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这甚至可以诠释为后来邓小平改革的滥觞。然而今天，中国权贵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劫持了整个经济命脉，二百个家族控制二百个行业，他们正在掏空中国，拿走利润，留下垃圾。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设若此时再出现一个陈一谘，他还有机会成功吗？ 陈一谘传奇，涉及到一个体制内改革路径的话题。陈一谘堪称八十年代"政治参与"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留下两项遗产，极富价值。陈子明归纳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问题，很精湛地总结了老陈的第一项遗产。在现代政治发育程度很低的中国，体制内路径具有双重风险：遭体制拒绝和遭民间道德质疑，因而尤其需要智慧和勇气。 八十年代的几位先锋人物如陈一谘、陈子明、王军涛，皆对体制内路径作试水温的尝试，不仅对中国的政治开放，颇有拓荒之功；也将"和平转型"、"最小代价"等理念，付诸实际操作，对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是有建树的；它也是关于社会转型的保守温和倾向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九十年代的政治异议领袖刘晓波，虽然拒绝再进入体制，但持守"扩大政治灰色地带"、"非暴力抗争"等信念；继而张祖华领军发起的"零八宪章"、许志永领军的"新公民运动"等，实际上都继承了前面体制内路径的遗产。老陈的第二项首创，是以"民间智库"提供调查研究、政策和方案的形式，汇聚民间智慧和民意，影响最高决策。 然而，中共的"权力丧失恐惧症"和封建世袭性，注定了这个体制的刚性和蛮頇，令体制内改革路径的发挥空间极其有限；尤其，在八九年以大屠杀处理政治危机的"双输"结局，更使这种路径几近归零。统治集团越是顽固地拒绝改革，势必刺激民间反体制运动越趋向革命，社会的温和与渐进的理念、氛围，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被抛弃，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基本政治手段均告失效，社会只剩下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暴力对决、人头落地一个路径——这不仅在人类历史上反复重演过，也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真实过程：满清皇权拒绝改革，导致辛亥革命，社会彻底解体；继而为了整合又引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党模式，终至中国跌进数千年未曾有过的一种暴政而不得脱身。很多人说，今日中国又处于辛亥革命前夜。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关于温和、渐进、迂回的理念，背后需要强大的文明依托和文化自信，否则就极为脆弱；而它们进入政治层面的操作，尤其需要体制具备执政的自信和极高的民意度。这些条件，在近现代中国已不复存在。自晚清以来，中国文明的衰落，使得每一种政体都是自卑的、短视的、功利的，因而保守、渐进、温和的倾向，除了脆弱还能怎样？但惟其脆弱才可贵；它们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存活几率极低，那便不仅是陈一谘们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此文应《纪念陈一谘文集》约稿而作 2014/5/8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6月号

熊焱 封从德：一九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神学意义——纪念八九六四二十五周年 Posted: 01 Jun 2014 10:45 PM PDT 图为熊焱近照                 最近网上关于"六四"的宗教方面的话题猛増，我们虽然不曾有回应，但是朋友们发来的电邮我们还是认真阅读了的。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我们先后从事宗教和神学的学习和研究二十余年。但是功夫依然不深，要参与什么论战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文不作专业论述，借题发挥，写篇记念八九六四的文章，可能也会涉及某些神学概念。             一九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神学意义。这样说可能有故弄玄虚之嫌，有点牵强附会；真要说的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意义。但是历史哲学受神学规范，每一种历史哲学都是其神学的映射，每一种神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与神学比亲兄弟关系还近。因此，说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神学意义应该是可以的。             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们谈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意义已有相当多精彩的观点，有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去谈的，却少有人从神学角度来谈。因此本文也愿意尝试一下。二十五年来，我们也年年写文章回忆八九六四，探讨其意义。最近颇有收获，可能与友人们频频送来许多既有记念八九六四的文章又有宽恕公义之类的宗教神学话题有关， 双重激发下，我们就匆匆写成此文。             若要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意义，不妨放大一下我们的视野，五百年不敢说，我们单论自马恩列斯毛建立的共党专制史谈起。从共产党宣言冒出到苏维埃出现到毛共统治，虽然它们的理论的粗糙和统治方式的残暴在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里一直是洪水猛兽般的角色；但是，共产主义虚假的理想和极权专制的奴役统治方式，除了少数先知先觉者，没有引起大多数人根本性的怀疑，尤其在一战二战韩战越战这个时段，共产党集团的统治总是想与西方集团的统治平分秋色。似乎，共产主义理想及统治模式已成为历史发展长链中的一部分。没有太多的人去怀疑，虽然有太多的人身受其害。共产党集团中虽有苏俄的大饥荒大清洗又有布拉格之春还有中国土共一系列杀人运动，都不足以引起绝大多数人从总体上去怀疑共党极权专制及其统治模式。 好！不知读者同意否？ 正是这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包括悲剧性的六四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炸开了"共党专制统治的历史链条。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大屠杀起，共党极权专制统治就从历史的连续性中断裂，虽然它们原本是历史长河中的毒瘤。从那天以后就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共党极权的统治模式会继续向前演进，会成为历史中应有的一部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及其六四大屠杀这个历史事件炸断了共党极权统治的历史延续性。这一点共党头目们心里比局外人士还要清楚。从那以后，虽然共党企图用经济的高速发展把他们历史的碎片连接，但已不可能。而且由于畸形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惨象正愈演愈烈，中共正在走向深渊和坟墓。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经济有发展而贫富差距悬殊，为什么有裸官，有贪污千亿百亿者，高官们把钱存海外把子女送海外；因为中共极权专制没有未来，它的历史也将灰飞烟灭。这就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神学意义或历史哲学意义。这个历史事件已成为新世纪的开端，成为世界共产阵营终结的开始，从那以后就有东欧的瓦解苏联的崩溃,以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各颜色革命。其实这就是人性的健康回归,因为专制违背人性也就违背上帝的命定。自天安们八九六四       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宪政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正道。无数人的生命，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有了彻底的改变。虽然中共依旧掌权，但是很多人心里知道伟光正没有未来，虽然尚有许多人陷在中共这艘船上，想跳船的人已越来越多。至少自八九年天安门以后，在话语权上，没有人再真的相信土共伟光正的胡说八道了；至于利益，则因人性的弱点难以脱身，但心里是明白的。       "炸开"一词是我们从神学家班雅明那里借来的，在神学家莫尔特曼的书《来临中的上帝》（曾念粤译，道风书社出版）中第五十六页，他引用了班雅明这句："将历史连续性炸开的意识乃是革命阶级在他们行动的那一瞬间的固有意识。大规模的革命开启新的纪元。"为什么呢？莫尔特曼写道："班雅明也清楚地描写了得胜者的历史记录和失败者受苦的记忆。得胜者希望他们的权力在历史中不断进步，并且发展出相对的时间连续性。然而被压迫者希望从得胜者的进步和时间连续性中解放出来，并且等候一个完全不同的将来到临。"             班雅明和莫尔特曼都是大神学家，谈的是极大的题目历史哲学和终末论，以上的引文要在这个框架和语境中才好理解；但是，当我们看到"炸开"这个词语时，便从中拣出来放在很小的一个历史时段，并用来描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神学意义，觉得很有力量和新意。匆匆写成，心中甚是快意。盼读者仔细体会。             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

郭罗基：纠正习近平——什么是权力的笼子？ Posted: 01 Jun 2014 10:18 PM PDT 网络漫画：？     近年流传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一段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小布什本是美国历史上几个差劲的总统之一，因了这一番话而获得好名声。但小布什不会说中文，此话又没有英文原文，在美国白宫的官方网站上也找不到。满世界找，原来它的出处还是在中国。2002年，天涯论坛网站发表了一篇《 [关天茶舍] 布什总统在美国国庆日在中国网友会上的演说 (代拟) 》，作者：林楚方，提交日期：2002-07-21 20:23:00  讲话的口气虽然有点像美国总统，作者"林楚方"写明，是他"代拟"的，布什是否采用？未可知，传来传去，传成明白无误的"布什说"了。其实，只是在中国流行的民间文学。 这段话，不管谁说的，论点倒是精辟的，获得中国人的喝彩，谷歌搜索，竟有1,920,000条。中国人太爱这个说法了，无论是代拟者还是喝彩者，就是希望能够实现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这才是普通老百姓的中国梦。在流传的过程中，"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演变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听起来不错，谷歌搜索，也有1,870,000条。有人说，后者比前者更理论化了；居然没有人看出，民间的语言被换成官方的语言，大大地变味了。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悖论     "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说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都是统治者把被统治者关在笼子里。中国古代，统治者不但把全部严刑峻法压在被统治者头上，还有为被统治者特制的笼子，诸如什伍乡里，编户齐民，连坐法，保甲法，直到如今还有户口制度。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统治者的苛政，比老虎还凶猛，那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笼子可关。到了近代，从西方文明开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被统治者想方设法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了。有的统治者在台上时不愿被关在笼子里，像埃及的穆巴拉克，结果下台后还是被关在实实在在的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说的是"权力"和"制度"的关系。是不是任何制度都可以成为权力的笼子？只要关进去就行了？把皇权关进专制制度的笼子里，把希特勒的权力关进纳粹制度的笼子里，把斯大林的权力关进苏维埃制度的笼子里，把毛泽东的权力关进党国一体制的笼子里，结果如何？如鱼得水！专制制度不成其为皇权的笼子，纳粹制度不成其为希特勒的笼子，苏维埃制度不成其为斯大林的笼子，党国一体制不成其为毛泽东的笼子。他们的权力正好利用这些制度为所欲为，正如毛泽东自况："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作为一般性的命题是不能成立的。     谁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中国，大概可以这样说：党的领导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权力之上必须有一种更强大的支配力量，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好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了，而支配权力的力量还是在笼子外面。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命题是一个悖论，能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权力，是没有笼子可关的。 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才是权力的笼子     并非凡是制度皆为权力的笼子。有没有一种特殊的制度确实可以成为权力的笼子？有的，这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并非权力的笼子皆需有人把守。有没有一种奇妙的制度权力本来就在笼子里，不必把它关进去？有的，还是宪政民主制度。            千百年来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就是在近代的宪政民主制度下实现的。     为什么宪政民主制度是权力的笼子？     先要弄清楚社会上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什么？社会是有组织的人们共同体。社会必须有权威，否则不能进行有秩序的活动。权威在历史上是演变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个人或一家人或一群人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类早期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氏族家长便是天然的权威。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国家，君主、国王、皇帝掌握最高统治权，成为显赫的权威。到了近代，权威的性质发生大变化，人格化的权威被非人格化的权威所代替，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再是人，而是法，人的权威也来自法。以人为权威的社会是人治，以法为权威的社会是法治；人治是权力至上，法治是法律至上。     存在着人格化的权威，只要消灭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颠覆政权。中国古代就不断上演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一类的故事。或者，控制一个权威人物就可以掌握政权，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反对一个权威人物就是篡党夺权。或者，体现权威的人物一死，人亡政息，往往爆发社会危机。确立了法的权威，是不可轻易改变的，社会就在稳定中发展，什么军阀割据、宫廷政变、阴谋篡权，都不可能发生。不管是谁当总统、首相，不管怎样上台、下台，不管换了多少代，人物全非，江山依旧。中国历史上的人治社会，像汉、唐、明、清这样的盛世王朝，也不过二、三百年。英、美、法等法治社会，历二、三百年迄今毫无改朝换代的迹象，而且也不需要用超过军费的预算来维稳。    人治并非没有法，法治也离不开人。根本的区别是：人的权威在法之上，还是法的权威在人之上？或者，也可以说，权力在法之上还是法在权力之上？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潘恩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潘恩选集》，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国古代的法家也主张"以法治国"，韩非子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定法》）君王的高明是在上玩弄权术，用法来防止臣民在下作乱。人治是以人为权威，以法为工具，用法进行统治（rule by law）；法治是以法为权威，一切人服从于法，实行法自身的统治（rule of law）。所以，"依法治国"（relying on law to administer the nation）不一定是法治国家，可以是"用法进行统治"（rule by law）,也可以是"法自身的统治"（rule of law）。究竟是什么？还要看实际上法起什么作用：是把法当工具，还是以法为权威？     法治的根本是宪法之治。人治没有宪法，只有王法。王法是统治者的工具，"目无王法"就是官府叱责老百姓的语言。宪法是法中之根本法，法的权威可以归结为宪法至高无上。以宪法（constitution）推行法治是为立宪主义或立宪政治（constitutionalism），简称宪政。习近平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的实施就是宪政。有宪法而无宪政，只能维持没有生命的宪法躯壳，这是最大的形式主义；有宪法而反宪政，无异于扼杀宪法的生命，这是肆无忌惮的腐败之源。宪法的权威不仅在于实施，更在于没有宪法之上的"国王"来组织实施，而是以宪法自身为"国王"来厉行实施。 以宪法保障的民主就是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近代的新型民主。宪政一定是民主，民主不一定是宪政。人类早期有部落民主，古希腊有城邦民主，这些都是直接民主。直接民主缺乏法律的保障，常常因人因事设规则。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被起诉，主要的罪名是"蛊惑青年"。五百人陪审团表决，判他有罪，处以死刑。如果事先立法，"蛊惑青年者死"这样的法律不一定能通得过。根据法律来审判，苏格拉底就不一定（而且是"一定不"）被定罪、获死刑。一哄而起的直接民主，往往成为愚民政治、暴民政治。直接民主到了尽头，就会呼唤强人，走向专制。专制的尽头，出现了宪政民主。从古代的直接民主到中世纪专制，再到近代的宪政民主，是否定之否定。 宪政民主制度何以成为权力的笼子？     专制和民主的根本区别在于利权和权力（rights and power）1的关系的颠倒。 在专制制度下，人民无利权可言，如果多少有一点利权，也是官府赐予的。民权官授，官权君授。君权是哪里来的？据说"君权神授"。这是不讲道理的道理。实际上，专制权力的确立和夺取，专制权力的维持和运行，都是靠暴力。以暴力为根据的权力是不可制约的。政府权力不可制约，人民利权没有保障，这是专制的两个特征，归结为一点：权力决定利权。 宪政民主制度将"君权神授"转变为政权人授。 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论证政权人授的逻辑起点是天然利权（ natural rights）， 人人都有天然利权，是为人权2。天然利权不是什么人赋予的，也不能由什么人来剥夺；它是人之为人所应有、不证自明、不可让渡的利权。人民交出自己的利权，形成权力，建立政府。政府权力产生于人民利权。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是权力的行使者。如果政府行使权力压制人民，就是权力的异化，人民的权力变成了与人民对立的异己力量，权力的行使者背叛了权力的所有者。因此，人民不能交出全部利权，必须保留是否愿意交出利权的利权，即收回权力的利权、选择政府的利权。民主制度的特征是政府权力可制约，人民利权有保障，两者归结为一点：利权决定权力。 民主政治的原则是多数决定，实际上组成政府的总是少数人，多数人只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但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必须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当多数人不满意委托时，又有办法可以收回权力。为此目的，就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诸如：选举制度（多数人选出少数人掌权）、代议制度（少数人代表多数人议政）、政府制度（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用权）、监督制度（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用权），以及弹劾制度、立法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等等。一切制度之上的根本制度就是由宪法规定的宪政民主制度。 宪法是权力和利权、政府和人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订立的契约。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市场经济造成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宪法就是全社会最高的契约。宪法权威的源泉，在于政府按照契约以权力保障人民利权，人民按照契约以利权制约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愈能保障人民利权，则宪法愈有权威，同样，人民利权愈能制约政府权力，则宪法愈有权威。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根本关系又决定了另外两种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权的，不承认特权；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分权的，不允许极权。权力之所以不可制约，因为它是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反过来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必须使它分割。在分割的权力之间实行权力和权力的相互制约，才便于人民对一切权力的制约。分权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有三权分立，也有三权两分，孙中山设计的是五权分立；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联邦和州的分权。总之，只有权力的分立才有可能不出独裁。这是权力受制约的前提；反对权力的分立，就是根本上反对权力受制约。 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利权，统治的合法性在于被统治者同意的合契约性。人民服从政府的前提就是政府必须尊重人民的利权。政府的功能是以公民利权的形式来满足人的天然利权；如果政府不能满足甚至侵犯人的天然利权，它就丧失要求公民服从的资格，人民可以改变政府，重新订立契约。这就从根本上把主权在君翻转为主权在民，"朕即国家"被人民主权所代替。 宪法的内容以及实施宪法所形成的宪政，无非是两个方面：制约权力，保障利权。 1787年北美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举行制宪会议，封闭式讨论，进行了116天。闭门造宪，造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内容，包括一句话的序言和六条正文，第七条是签署名单。宪法的六条正文主要是确定联邦的三权分立、联邦和州的分权以及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据此，建立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先定宪法后有政府的国家。但宪法上没有人民利权的规定。制宪者们根据天然利权论，认为利权是人民天然所有，不需要由宪法作出规定。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引起人民的不满。1789年国会通过了10条宪法修正案，都是有关人民利权的规定，人称"利权法案"。后来在不同的时期又通过一些宪法修正案，至今共有27条，作为宪法的补充。美国宪法历时二百多年仍然有效，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宪法。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国民议会立即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1年颁布的法国第一部宪法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作为序言，强调利权在宪法上的重要地位。但宪法对权力的制约没有相应的严格规定，以致在革命的高潮雅各宾专政时期，立法、行政、司法大权集于罗伯斯庇尔一身。权力不能制约，利权也没有保障，连革命者自身的利权都没有保障，一批又一批地排着队走向断头台。由于宪法没有正确解决利权和权力的关系，法国大革命以后社会长久动荡，出现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波拿巴政变等混乱局面。 美国宪法从重视制约权力到补充利权法案，法国宪法从重视保障利权到解决制约权力，表明制约权力和保障利权是宪法应有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由宪法所产生的宪政秩序就成为权力的笼子，制约权力的利权同样存在于宪政秩序中，也是在笼子里。政府和人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在宪政秩序的笼子里，彼此只能在笼子里斗。宪政秩序提供保证：政府不能暴虐，人民不能撒野。如果冲破笼子，毁坏宪政秩序，社会就会陷入动乱。 宪政秩序不但是人民利权的保障，也是政府和统治者安全行事的保障。在人治社会，统治者一旦失去权力，就会丧失一切，甚至性命不保。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告诫说，如果皇帝失去了权力，"欲为长安布衣不可得也！"做不成皇帝，想在京城做个普通老百姓也做不成。林彪为什么要冒死仓皇出逃？他的名言就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了权呢？当然就没有了一切。他想逃避刘少奇的命运，结果死得更惨。何如宪政国家，不当总统照样可以当董事，当律师，当教授。 中国的宪政缺乏三根支柱 宪政民主制度成为权力的笼子，必须有三根支柱：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没有这些支柱，笼子就散架了。 一般的宪法都会有关于公民利权的规定，但有的能兑现，有的不能兑现。源于利权的观念，是人民天然应有的，还是宪法赋予的？如果人民的利权是被赋予的，同样也可以被剥夺、被收回、被克减。美国制宪的先贤们根据天然利权论本来认为宪法上不需要对利权作出规定，为了响应人民的呼声而制定"利权法案"，又进一步体现天然利权论。"利权法案"的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利权。这是反面的规定，不是正面的规定，正是寓有深意焉。这些利权不是宪法赋予的，而是人民天然就有。宪法的权威在于限制政府，不得剥夺。第九条又进一步规定："宪法中列举的某些利权，不得被解释为否认或轻视人民所拥有的其它利权。"人民所拥有的天然利权是全面的、永久的，宪法中的列举不可能一时穷尽。政府不得否认或轻视除了宪法中列举的其它利权。利权也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美国的制宪者们，当然没有料到二百多年后会出现互联网。有了互联网，人民理应享有网络信息自由的利权，而这一点早就作出了宪法安排。美国宪法往往为后人所仿效，仿效者不解其意，在宪法上对利权作出正面的规定，言之凿凿，结果反而行之渺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利权是宪法赋予的，而不是人民天然应有的，因而宪法列举的利权又在具体的法律、条例中加以限制或取消。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了严苛的登记手续，不予登记就不能成立。因此，结社自由的利权决定于政府是否准予登记。《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事先必须提出申请，经政府部门批准。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利权决定于政府是否批准。而事实是自1989年颁布《集会游行示威法》以来，没有一次申请得到批准。中国政府授意的反美示威就不需要批准了，还有大巴把示威者运送到美国大使馆附近。宪法虽然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自由的尺度是由官方掌握的。弄不好就以言获罪，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所以，中国的宪法所依据的不是天然利权论，还是官赋民权论，宪政的笼子就折了一根支柱。 中国的宪法缺乏契约性，宪政的笼子又折了一根支柱。 中国立宪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1949年以前产生了10部宪法，1949年以后，宪法性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有5部。前后15部宪法，虽然花样翻新，某些根本性的弊病却是一以贯之。 中国的宪法传统，立宪是为了确保权力，特别是作为权力斗争中胜利者的专利，乃"成则为王"的合法证书。因而，宪法只有功利性，没有契约性；没有契约性，也就没有公正性，专为某一集团或某一政党服务，不能整合全社会。现行宪法明确地表明："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确认的是以往的"奋斗的成果"，不是规划现实的契约关系。 以往的"奋斗的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的1975年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是居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的，党权高于政权。现行宪法改变了词句，并没有改变现实。中国的现实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是从地方到中央的权力中心。辛亥革命推翻了主权在君，但没有前进到主权在民，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都是主权在党。党在国之上，代入"朕即国家"的公式，就成为"党即国家"。党权也是毋须人民授权，又是不可转移、不可分割、不可制约的绝对权力。党权是从哪里来的？摈弃了天然利权论，却有天然权力论。既没有天然利权论、社会契约论，又没有人民主权论，宪政的三根支柱，一齐折了，何来权力的笼子？ 制度不成其为权力的笼子，把权力关进去有什么用？不仅如此，权力的傲慢和滥用，正是现行制度造成的。问题的根本恰恰在于变革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听起来似乎要制约权力，实际上是美化制度。 所以，命题必须转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应当改为"把制度建成为权力的笼子"。 注：     1，rights 通常译作"权利"，是不准确的。"权利"意为有权享受的利益，如红利、专利等等。"权利"与"权益"意相近，均非 rights 的本义。Rights 是指追求利益、维护利益之权，如财产权、继承权等等。因此，rights 应译作"利权"。中国人在观念上常常将 rights and power 混淆，"权利"和"权力"相同的发音也助长了这种混淆。     2，中国人将 natural rights 译作"天赋人权"，还起劲地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权天赋"说。其实，人家原本没有"天赋"的意思，是中国人的翻译自己加上去的。Natural rights 应译作"天然利权"。19世纪以来，中国人吸收西方的新思潮，常常囫囵吞枣。首先是翻译不确切，把概念弄歪了，接下去的判断、推理就更不对头了。 2014年5月 （本文作者为纽约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法学院荣休资深研究员、中国司法观察小组成员） 《争鸣》2014年6月号，作者供稿 --------------------------------------------- 朋友们：   《争鸣》六月号上以"特稿"的形式发表了我的《什么是权力的笼子？》，意在纠正习近平的谬误。   习近平说了一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被官方人士说成真理，而且吹肿成"宇宙真理"，似乎还要向别的星球推销。其实，非但不是真理，是十足的谬误。   权力的傲慢和滥用，正是现行制度造成的。习近平提出的问题不是变革现行制度，而是美化现行制度。所以，我提出的问题是：要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命题，转换为"把制度建成为权力的笼子"。   谁有通天之路，请将此文转给习近平，免得他一直错下去。 郭罗基 2014年6月1日

郭罗基：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Posted: 01 Jun 2014 10:01 PM PDT 网络图片：江泽民？ 台湾道路和韩国道路 近代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它起源于西方，向着全世界推广。不可阻挡的全球民主化的潮流具有必然性，但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在东亚，台湾的民主化是元首启动，而韩国的民主化又是起诉元首。二者均具有示范效应。 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不同的道路，又具有相同的条件。第一，经济发展快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韩国同为蓬勃向上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展呼唤民主政治，这是充足条件。第二，公民运动兴起。社会上层的民主变革，建立在广泛的公民运动的基础之上，这是必要条件。    现在的中国，也已具备这样两个条件。千年专制转向民主制度此其时矣！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专制腐朽；败退台湾，却绝处逢生。转变发生在蒋经国时代。蒋经国原是特务头子，又继承了乃父独裁者蒋介石的衣钵，本可当太平天子。由于他看清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随之自己跟着变，制造白色恐怖的魔鬼竟变为开拓民主政治的天使。一九八七年，他厉行"政治革新"，宣布解除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选举民意代表，终结"万年国会"。台湾的民主化，蒋经国的决心和作为是第一推动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集党、政、军、深改、国安五大权于一身，有人说搞独裁很容易，我说当蒋经国也很容易，存乎一心，在于一念。习近平声称"老虎、苍蝇一起打"。不由得使人想起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大厦将倾时，蒋经国发起的"打虎运动"。"打虎运动"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丢掉了大陆江山。习近平承认，如今共产党的腐败已超过一九四八年的国民党。打虎再加打苍蝇，能否保住共产党的江山？蒋经国一定思考过"打虎运动"失败的教训，转而来一个"开禁运动"，这一次成功了。"打虎"不过是专制惩恶，"开禁"才是民主兴国。蒋经国选择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仅挽救了风雨飘摇的台湾，也使本人青史留名。习近平何不一试？ 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有相同的条件，也有不同的条件。从他们的相同条件来说，中国也到时候了，选择走民主化的道路，具有可能性；从他们的不同条件来说，中国更接近于韩国，选择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具有现实性。 韩国的民主化始于起诉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 一九四八年，大韩民国军政府颁布了宪法。但宪法并没有得以实施，徒有宪法而无宪政，相继出了三个独裁者：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限制公民自由，镇压不同政见。 人民要维权，政府要维稳，这是专制政治的基本矛盾。维权是人民针对政府，维稳是政府针对人民，两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不断爆发群体事件。突出的事件有如下几桩。 一九四八年，为反对李承晚进行南方单独选举，爆发了济州岛人民"四·三"起义和丽水、顺天的军队起义。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汉城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导致李承晚下台。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一九六三年，朴正熙参加总统竞选，因支持率不高，三月十六日悍然宣布延长军政时期四年。汉城等地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表示反对。 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朴正熙任总统期间，在釜山发生反独裁、要民主的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及马山。政府宣布戒严，军队与示威群众之间发生武力冲突。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朴正熙被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随后崔圭夏出任代总统，宣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戒严期间对各政府机关、重要团体和新闻机构进行军管，禁止国会以外的任何政治活动，禁止各种罢工、游行示威，学校停课，实行宵禁。但另一方面，工人及学生进行民主抗争、冲破禁令的游行示威，一浪接一浪，席卷全国。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城，一百四十多名异议人士因要求民主而被逮捕、拷打。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乱中夺权，随即发布"非常戒严令"，逮捕反对党人士和示威群众。一九八〇年四月中旬爆发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五月上旬，示威浪潮扩大，要求全斗焕下台，撤销戒严令。五月十五日，汉城五万人示威。十六日，光州三万人示威。十七日全斗焕扩大戒严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动，禁止召开国会，禁止批评国家元首，并查封大学，拘捕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人士。五月十八日，光州人民顶风抗争，继续示威。全斗焕派军队进行武力镇压，伞兵尚未着地即自半空中持自动武器向地面扫射，几十人当场死亡。十九日封锁光州，军队大规模施暴。从二十日开始，二十万市民奋起抗争，成立"光州民众民主抗争领导部"，夺取军人的武器，占领了全罗南道厅（相当于省政府）。直到二十八日，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光州，疯狂屠杀人民，几千人被逮捕，金大中被判死刑。这一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造成三百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全斗焕踏着光州人民的血迹，爬上了总统的宝座。光州事件被定性为"暴乱"，参与者被诬为"暴徒"，政府禁制一切对光州事件的舆论和出版物。每当总统或官员从汉城到光州访问，死难者家属都被监视或软禁在家中。 死者家属和受伤者组成了民间团体，要求"查明真相"、"惩罚责任者"、"赔偿受害者"。每年五月十八日，这些民间团体不顾政府的镇压，坚持举行悼念和抗议活动。 一九八七年，全斗焕的继承人卢泰愚（曾参与镇压光州事件）迫于国内民主运动的压力和申办汉城奥运会的承诺，写公开信致受害者家属，勉强承认"光州事件应被视为民主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民间团体提出的"查明真相"、"惩罚责任者"、"赔偿受害者"三项要求，一项也没有落实。直到一九九三年，民主人士金泳三当政，才把全斗焕的军事政变以及作为延伸的光州事件定性为"军人叛乱"和"内乱事件"。一九九四年春，全国主要的民间团体，共同组成"追究五一八真相暨传承光州抗争精神国民委员会"。五月，光州事件受害者郑东年等六百十六人向法院提出为了韩国的民主化，对全斗焕和当时的主要军人共三十五名进行起诉，展开法律行动。    一九九五年，总统金泳三指令制订"五·一八特别法"，并成立特别侦察本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全斗焕、卢泰愚等被提起公诉。经过法庭辩论，反复较量，八月二十六日，首尔地方法院确认他们的"率军队叛乱和发动内乱罪"及"以内乱为目的的杀人罪"。全斗焕因"叛乱、内乱首恶罪"被判死刑，卢泰愚因"叛乱、内乱主要任务从事罪"被判监禁二十二年六个月。至此，光州事件在法律上获得彻底平反。全斗焕、卢泰愚向高等法院上诉。十二月十六日，全斗焕改判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入狱十七年。 光州事件平反后，五月十八日被定为韩国的国家节日，而光州成了人权和自由的圣地。每年五月十八日，光州举行国际人权、民主、自由讨论会，同时进行圣地巡礼（墓地参拜）等活动。光州事件成为永垂青史的壮举。  起诉前国家元首全斗焕、卢泰愚不仅是平反光州事件所必需，从此改变了历史，韩国走上民主化的坦途，没有暴乱，没有政变，没有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韩国开创了一个先例，在法庭上实现社会转型，这是比议会政治、更比街头政治远为平稳的过渡。韩国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在国际舞台上是成功的典范。     独裁者也希望发展经济，以为经济繁荣可以巩固专制统治。社会的发展自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经济的现代化必然催生政治的民主化。结果，事实走向独裁者愿望的反面，经济发展成了埋葬专制政治的坟场。 李承晚的方针是"先统一，后建设"，直到五十年代末，经济衰退，民生雕敝。六十年代，朴正熙改变方针，实行"先建设，后统一"，启用经济专家，制订五年计划，开展新乡村运动。以低工资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取得了成效。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九年，GDP年增长率平均达9.3%,被称为"汉江奇迹"。 独裁者全斗焕同样也重视发展经济。他改变了此前以GDP增长为目标的模式，推行低物价、低利率、低汇率以及打击房地产投机等一系列政策，保持物价稳定，争取贸易盈余，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平稳增速。 在专制制度下发展经济，不能不受政治动荡的冲击，特别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发生贪污腐败。起诉全斗焕、卢泰愚之后，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经济加速发展。二〇〇四年，工业增长率高达10.1%.  二〇〇六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600美元。政治民主化，不仅加速了经济，也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从此韩国跻身于发达国家和文明国家之列。 恩格斯指出，政治权力"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三卷第526页，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中就有这样两种相反的事例。伊朗前国王巴列维，以专制的手段搞现代化，一时也能奏效，最终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专制的政治权力陷于崩溃。韩国在朴正熙、全斗焕的专制政治权力下，经济起飞，由于按照经济发展的方向而转入民主化，消除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伊朗人、韩国人都不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却管着他们。 中国的民主化应以起诉江泽民为始 江泽民成为党国元首，本来就没有合法性的依据，既不是按共产党的指定接班人培养出来的，更不是循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一九八九年，面临汹涌的人民运动，军委主席邓小平调兵遣将，勤王京师。在李鹏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干部大会上，杨尚昆说：军队进城不是针对学生的。当时人们以为这是掩饰之词。后来才明白，确实不是针对学生的，而是针对赵紫阳的。兵临城中，发动军事政变，夺了总书记赵紫阳的权。老人帮慌忙之中乱点鸳鸯谱，点了江泽民。江泽民本人，应召进京时，还以为"凶多吉少"。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才发生"六四"血案。《李鹏日记》1989年6月3日记载："小平同志批淮了今晚的清场方案。江泽民同志在警卫大楼四楼上，从窗外可以直接看到天安门的动态。" 开枪以后，政变集团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表《告全国人民书》，《李鹏日记》揭露："这份文件是江泽民同志主持起草的。"江泽民当然也是制造血案的责任者。 首恶是邓小平，他已死了，不能追究法律责任了。制造血案的主要责任不在江泽民，但压制"六四"事件平反、将赵紫阳幽禁至死，主要的责任者是江泽民。李鹏虽是过气人物了，也不能逃脱罪责。江泽民统治十三年，再加胡锦涛无所作为十年，维护"六四"事件的错误结论，成为历史的定势。现在台上的人，与血腥镇压并无瓜葛，本来不难正确处理"六四"事件。但共产党内有一条不成文法，政治局的重大决定必须经"老同志"点头。"老同志"中为首的就是江泽民。所以，首先要砸碎压制平反的大石头，才能翻转"六四"事件，进一步清算制造血案的责任者，或是法律审判，或是政治审判。 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八十年代，中国是大有希望的。胡赵的反腐败激起了人民的热情，才引发反腐败的天安门抗议运动。出动军队镇压反腐败的人民运动，就是武装保卫腐败。江泽民的任上，开启了中国社会全面腐败的时代。时至今日，如果反腐败只是抓个案，那是抓不胜抓，必须追究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的谬误，才是釜底抽薪。 江泽民卸任后，仍以"婆婆"自居，幕后干政。中南海和中央军委均设有"江办"。十二年之间，江泽民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决策等擅作"批示"，共有三百五十多次，滥发"建议"、"意见"、"看法"的书面材料四十八份，还以个人名义召开"座谈会"二十次。胡锦涛做了十年"小媳妇"。习近平还能甘当"小媳妇"吗？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中国的政治变局必须从江泽民头上开刀！ 从江泽民头上开刀，起诉江泽民，必须按《刑法》、《刑事诉讼法》办事。 江泽民至少犯有五样大罪。 第一，违反宪法，越权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丧失领土，又签订中苏密约，放弃国防，江泽民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在江泽民和叶利钦的主持下，中俄两国政府于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叙述议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西段的叙述议定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简称《中俄边界议定书》）。根据《议定书》，一六八九年 (康熙二十七年) 九月七日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后，历次中俄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所侵占的中国土地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悉数断送给俄罗斯，而且又一次丧失一九五八年被毛泽东争回来的图们江的出海口。中国所去失的土地，远远超过激发五四运动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六日，江泽民与普京在莫斯科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第六条载明："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严格遵守两国间的国界。"这就是为《中俄边界议定书》背书，以条约的形式确认《议定书》所划定的国界。只能说是俄罗斯"满意地指出"，因为已经满足了俄罗斯的"领土要求"，所以"没有领土要求"。同时也是束缚中国，不能再提出"领土要求"。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两次表示废除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斯大林没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宣布："旧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概无效。一九五〇年，毛泽东赴苏与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有意搁置领土问题，为尔后追讨由于不平等条约所丧失的国土留有余地。 江泽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半个世纪以及近代一个多世纪，中国人民念念不忘的北方领土拱手让人，是民族的罪人。 江泽民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违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之一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决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即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第（14）项，国家主席实际上只有发布权。中国的国家主席类似日本的天皇、英国的女王，是虚位国家元首，与俄罗斯的总统是不相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无签约权。签约权是属于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职权的第（9）项："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江泽民越权与外国签订条约是违宪的，而应当履行的发布权却不履行。《中俄边界议定书》的内容中方从来没有公布，经俄方公布，才为国人所知。江泽民又触犯《刑法》分则第九章的渎职罪。     更有甚者，江泽民与俄罗斯还有秘密协定。二〇〇二年，普京访华回国后，授意俄通社于十二月十八日以"军事评论员"的名义，公布了一九九一年江泽民与叶利钦签署的《中俄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备忘录中，中国单方面承担义务，在边界上主动后撤500公里，而俄罗斯只后撤100公里。俄罗斯的"军事评论员"说："中国气魄宏大。"占了便宜还要揶揄中国。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的千龙新闻网（http://www.qianlong.com） 报道了俄通社公布的《中俄两国政府间在彼此削减边界地区武装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上的相互谅解备忘录》，多家网站又加以转载，中国人才得知江泽民所干的卖国勾当。     江泽民违宪行使职权，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丧失领土，又签订中俄密约，放弃国防。江泽民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〇二条规定的"背叛国家罪"："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第一一三条还规定：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 江泽民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得意忘形地说："有到家的感觉。"以俄为家，这就是江泽民出卖中国的心理基础。 第二，鼓动资本家入党，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从而又改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变社会主义为权贵资本主义，江泽民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二〇〇一年，江泽民在为中共十六大作舆论准备的"七一"讲话中说："我们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所谓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是鼓动资本家入党的委婉说法，因为资本家早已被江泽民改称为"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了。美国尼克松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研究主任助理泰纳挑明："进一步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符合中国领导层的既定方针。中国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吸收资本家入党就是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07/29/content_352768.htm） 果然，二〇〇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代表中就有九个资本家。浙江台州飞跃集团董事长丘继宝，于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日晚，在中外记者镁光灯的闪烁之下，以资本家代言人的身份召开了党代表记者招待会。在十六大通过的修改党章中，还将党员发展对象中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资本家入党，完成了合法手续，资本家阶级的"先进分子"冒充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江泽民的纲领是"闷声大发财"。想发财的中外资本家都投身到江泽民门下，江记共产党完全变了质。    江泽民自以为吸收资本家入党是新思维。新思维应当是允许资本家组织自己的政党，与共产党竞争，而不是吸收资本家加入共产党。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完全是坚持一党专权的陈旧思维。吸收资本家入党无非是扩大一党专权的社会基础，到时候可以像唐太宗那样洋洋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共产党坚持一党专权，资本家加入共产党；权力和资本的联合统治，导致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又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现代奴隶。 江泽民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〇五条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司法机关经常判处表达不同政见者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质是压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掩盖江泽民本人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第三，镇压公民的组党活动，迫害中国民主党的成员，江泽民涉嫌侵犯公民的民主权利。 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几个城市的中国公民开始筹建中国民主党。最先成立的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宣称中国民主党的主张是实行多党宪政民主，于六月二十五日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登记，其后北京、上海、山东、湖北、辽宁、四川等地相继成立筹委会，并分别向本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民政部门非但不予登记，克林顿访华结束即开始镇压。江泽民说："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572页。）江泽民把克林顿访华期间中国公民筹组民主党，叫做"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镇压"合法组党"即维护共产党的非法专权。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筹建民主党的主要成员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分别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尔后二百多位中国民主党成员被拘留、逮捕和判刑。镇压行动连绵不绝，直到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还有四川的中国民主党人刘贤斌再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不是属于任何政党。江泽民称民间组党为"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即视国家权力为共产党所有，不许他人染指。共产党的党天下代替了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党权即皇权。中国徒有政党之名而无政党政治之实。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享有结社自由。如果没有政党法另行规定，结社自由也包括组党自由。江泽民的行为，不但违反宪法，也触犯《刑法》分则第四章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 第四，镇压法轮功和其他宗教团体，江泽民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 法轮功是信仰佛法、提倡练功的民间团体。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万余法轮功成员在围绕中南海的人行道上站立，进行和平的请愿，要求尊重信仰自由，释放在天津被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轮功成员。时任总理的朱镕基，会见五名请愿者代表，进行协商，万余法轮功成员自动散去。问题已经解决，江泽民却忽然变脸，认为："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这是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研究，采取有力对策。"（《一个新的信号》，江泽民写给政治局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他不顾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决定镇压。六月十日，成立镇压的执行机构，名曰610办公室。七月二十日，在全国范围内抓捕被公安部门认定的法轮功负责人。二十二日，宣布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全面镇压法轮功成员，一周内至少有五千人被捕、抄家。 采取镇压行动之后，才发现缺乏法律根据。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炮制"邪教"罪、作出决定之前三个多月，已经以"邪教"的名义取缔法轮功；而在取缔法轮功之前，已经开始抓人。镇压程序的每一步都是非法的。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九日，新华社公布，共有八十四名法轮功成员被判刑，更多的是被判为秘而不宣的劳动教养。二〇〇四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成员未经合法程序而遭关押，被拘禁的成员遭到中国政府的强迫劳动、施以酷刑、直到折磨至死。 江泽民的反人权行为引起国际公愤。二〇〇九年，曾经从英国引渡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克进行审判的西班牙国家法庭，法官伊斯马尔•莫雷诺（Ismael Moreno）按照国际法"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Universal Jurisdiction），向在中国大陆的江泽民、薄熙来等五名被告递送调查信，信中就每个被告人迫害法轮功的情况提出问题。同年十一月十九日，伊斯梅尔•莫雷诺法官就法轮功成员在中国遭受酷刑折磨案，接受对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等人提起的公诉。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西班牙国家法庭又向江泽民、李鹏、彭佩芸等五名前中国政府官员签发逮捕令，要求到庭接受关于在西藏地区进行人权迫害的审判。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经过四年的调查取证后，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法官拉马德里德（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宣告江泽民等针对法轮功成员干犯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并下达逮捕令。一旦江泽民等人离开中国，国际刑警可以立即逮捕归案。而中国居然成了窝藏国际逃犯的场所。此外，法轮功成员也向美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瑞典、荷兰、希腊、玻利维亚、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法院起诉了江泽民，大多已经立案。中国应当响应国际上的正义呼声。 江泽民镇压的理由是法轮功宣扬"歪理邪说"。信仰本来是非理性的。信仰自由意味着人民有权信仰任何"理"、任何"说"。即使是"歪理邪说"，可以教育，不能镇压。"五四"以来的中国，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以专制镇压愚昧，以愚昧反抗专制，都是对"五四"传统的反动，也有违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则。 江泽民不但镇压法轮功，也压制其他宗教团体的信仰自由。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有"地下教会"，信教而转入地下，就因为没有信仰自由。 江泽民的行为，违反《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同时也触犯《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第五，儿孙们出入官场和商场，既掌握权力又拥有资本，江泽民涉嫌为亲友非法牟利。 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一九九三年一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当一名普通技术员，四年后竟升任为所长。两年后，既无科研成果又无管理经验的江绵恒居然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人称"坐着火箭上升的领导人"。 一九九四年，江绵恒以不正当的手段攫取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先后投资中国网通（CNC）、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中芯国际、凤凰卫视等企业，拥有十几家控股公司。凡是上海的重要经济领域，江绵恒都要插手，甚至上海过江隧道、上海地铁等等，也都有份。他到底有多少董事头衔？没人说得清。人称江绵恒是"中国的电信大王"，也是"上海滩的大哥大"。 二〇〇〇年九月，江绵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宣布合作创办宏力微电子公司，总投资六十四亿美元。号称合资，但据王文洋透露，实际上他一分钱没出，全是江绵恒从银行弄来的钱。江绵恒何以如此神通广大？ 二〇〇一年五月，江泽民带了江绵恒出席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嘱意他与各国政要和跨国公司的巨头们周旋。江绵恒成了中国官商一体的代表。 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本是一个无线电技术人员，江泽民交班前把他安插到军队。江绵康毫无军功，却在军中不断提升，官至少将，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江泽民的长孙江志成，是总部设在香港而在享有免税优惠的开曼注册的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BOYU Capital）董事。《华尔街日报》称，江志成的政治背景对博裕投资"无疑助了一臂之力"。路透社报道，"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年仅28岁的孙子江志成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中国金融界的耀眼新星，他创办的博裕基金成为一家炙手可热的金融公司。" 此外，江泽民的堂妹们、外甥们个个飞黄腾达，真是一人当权，鶏犬升天。 江泽民的行为，触犯《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江泽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和子女。中国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家都治不好，何谈治党治国？这几年，在领导干部中，治家不严，对配偶子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影响谋取非法利益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庇护亲属违法犯罪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教训十分深刻。"（ 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二〇〇〇年一月十四日）可见，江泽民明知故犯，应罪加一等。 江泽民罪行严重，数罪并罚，应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特此向中国司法机关建议如上。 江泽民尚有其他严重问题，虽不适用法律，也应当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处理。   对江泽民的起诉和处理，不仅是正确评价天安门运动之必需，也是开启中国民主化的契机。 如果，中国既不走台湾的道路，也不走韩国的道路，怎么样？历史老人自有教诲。 二〇一四年五月  （本文作者为纽约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法学院荣休资深研究员、中国司法观察小组成员） 《大事件》第33期，2014年5月，作者供稿 ------------------ 朋友们：   "六四"25周年前夕，香港的《大事件》第33期以"专稿"的形式发表了我的《走 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一文，现传上一阅。   每逢"六四"，中南海神经紧张，处于临战状态。这个历史包袱还要背到何年何月？ 现在台上的人，当年手上并无鲜血，本来不难正确处理这一历史事件。阻力是背后的 "老同志"，"老同志"中为首的就是江泽民。以起诉江泽民开启重评"六四"的程 序，震荡最小，而且易于实现社会转型。世有先例，那就是韩国。   韩国通过起诉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不仅为光州事件彻底平反，而且实现了社会 转型，走上民主化的坦途。韩国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起诉全斗焕、卢泰愚 最初是由民间推动的，渐成气候，才导致官方采取行动。   起诉江泽民必须由中国人民响亮地发声。   如果赞同本文的观点，请广为传播。 郭罗基 2014年6月1日

杨光：“六四”不平反，改革没希望 Posted: 01 Jun 2014 09:59 PM PDT 一 "六四"25年了，丝毫没有平反的迹象。不久前，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五君子"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仅仅因为他们在郝建教授的家里召开了一次有十余人参加的"六四"25周年纪念研讨会。政府的拘捕行为显属反应过激，出人意料，不可接受。5年前相同性质的"六四"20周年纪念会并未以抓人论罪收场。在这起事件中，的确有人在寻衅滋事，但不是被抓的人，而是抓人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习近平当局不可能为"六四"平反。真相仍将封锁，正义仍将缺席，曾经对"全面深化改革"怀有"不切实际"期待者，如今可以彻底死心了。 以对"六四"的态度而言，如果说习近平相比胡温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显然，他并没有变得更包容、更平和、更宽松，而是变得更激烈、更刻板、更严厉了。目前的态势表明，当局似乎已经做好了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就要让"六四"二字继续敏感下去的思想准备：它不仅依然在官方话语中屏蔽"六四"，在公共生活中拼了命地迴避"六四"——就好象那些事情未曾发生过一样，如今它甚至狂妄地想要从公民的私宅聚会中，从我们的个人记忆中强行抹去那一段历史。这当然是徒劳的，也是可笑的。当权力超出了界限，政治就会变得荒谬。 在"六四"问题上表现刻板和严厉的背后，习近平当局究竟是强大呢，还是脆弱？是"制度自信"呢，还是制度自馁？是嚣张到有恃无恐呢，还是恐慌到草木皆兵？我们就不好妄下判断了。但一般来说，敢于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不仅是智慧和仁德的表现，也是信心、力量和勇气的表现。孔子说过，"知耻近乎勇"，因为做了错事而内心不安，因为错事未得及时纠正而感到惭愧，这就是"知耻"；而对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加以掩饰、回避，乃至人为制造话语禁忌，则往往是当政者失德、弱智或者完全失去了自信心的缘故。 二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康梁外逃，"六君子"殒命，"康党"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八国联军之役，吃尽苦头的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痛感"再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她决定从"康党"手里接过"变法"旗帜，甚至打算更进一步，她要"仿行宪政"。然而，刚刚治过变法者的罪，忽而又要亲自号召变法，如此言行反复是没有公信力的。不得已，老太后不得不借"七旬万寿"之机自下台阶，下诏宣布"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在押的"一体开释"，罢官的"开复原衔"。此次特赦是对戊戌变法的第一次平反，实际上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平反，不过当局已经明确摆出了让步与和解的姿态。此时，离血雨腥风的戊戌政变还不到四年。不久大清国出访外国的高官大僚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暗中交往，已无忌惮，连上奏两宫的宪政考察报告都是由梁启超当枪手捉刀代笔完成的。 后世史家往往把西太后描述成顽固不化的怪物，但她自己作孽尚能自己弥补，比起当朝"我党"前三代"领导核心"来，倒要开明许多倍！但即便如此，对于恢复历史正义、完成宪政改革来说，慈禧太后将康梁排除在外的特赦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本来，论知识能力、人气资望，康有为、梁启超是主持或协助清廷进行立宪改革的最佳人选，但是，二人直到武昌起义爆发20天之后、摄政王载沣下"罪己诏"之际才被清廷赦免，此时距二人仓皇逃命已经过去了12年。这是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第二次平反，但是迟到的平反对于两位当事人，以及对于清政府的宪政改革大业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故而梁启超对法律副大臣的"副省部级"任命无动于衷、坚辞不就。两个月后，满清王朝土崩瓦解，它再也没有机会给当年的变法志士彻底平反了，虽然满清遗老们包括后来成年了的废帝溥仪都认识到了，如果早一点为戊戌变法彻底平反，早一点下定决心走康梁立宪改革的道路，清朝未必没有保全自新的出路。 自己作孽自己平反毕竟不容易，文化不多的慈禧太后尚能如此，其实也很不简单了（何况"康党"确实对她动过"围园劫后"的杀心，流亡后的康有为亦曾不惜巨资对她图谋行刺）。以此而论，刮过"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哪里比得上慈禧太后！邓敢翻毛泽东定下的冤假错案——然而也翻得不够诚实、不够彻底，却没有勇气翻他自己作下的赵紫阳的案子、"六四"的案子，虽然他在九二南巡之际已表现出了一丝愧悔之意：南巡时邓对流亡海外者作出了只要回来就既往不咎的喊话，据说他也曾有过重新起用赵紫阳的想法，但是这些承诺和想法，终究一条也没有落实。 三 更加常见的平反情形是老子作孽、儿子平反，比如以"莫须有"罪名被杀的岳飞在24年之后由宋高宗的嗣子宋孝宗平反，以"谋逆"大罪被杀的于谦在8年之后由明英宗的儿子明宪宗平反，以"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定性而遭到镇压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在两年之后由胡耀邦推动，经陈云提议，在华国锋、邓小平批准后获得平反。这三个著名案例，平反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平反的契机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因为换了皇帝，当初作孽的那位"领导核心"或者已经死去，或者已经不能再亲自"拍板"了（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时高宗尚在世，不过已经离休当太上皇去了）。新皇帝登基之初，往往会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著名冤假错案的方式来昭示仁德、收拢人心，这是中国的传统，虽不可谓之优良传统，却也算得上差强人意，因为平反总比不平反强。 然而，"六四"始作俑者邓小平离世已经十七年了，除李鹏之外的元凶巨恶都已经"见马克思"去了，中南海的主人也已经从第二代传到了第五代。25年二传五，却竟然没有一位能赶得上知错愿改的古人宋孝宗、明宪宗，也没有一位能比得上英灵不远的胡耀邦。政治传统退化至此，不亦悲乎？ 四 平反与改革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很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从平反冤假错案做起的：苏联的改革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随之对斯大林时期的著名冤假错案予以甄别平反；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始于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翻案、右派"改正"、地富"摘帽"、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平反。对于改革，政治平反比喊口号、发文件、作决议要可靠得多，比开十次不着边际的三中全会还要可靠得多。在极权主义体制之下，平反之所以能够屡屡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因为平反必然伴随者对旧体制的控诉，而控诉必然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否定，这就是自我改革的天然源泉和动力。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的改革是在夸夸其谈、自我表扬的"三个自信"中发动起来的：你那么"自信"，还有什么必要改革？你的下属谁还敢来改革？ 曾经有一种略为夸张的说法：平反是改革的敲门砖，拿"历史遗留问题"开刀，是切除旧体制病灶最简单易行的好方法。但现在有另一种说法，那些看好习近平当局改革前途的人们说，习近平是"百年难见"的"最好的大大"，习氏改革不碰历史问题，不平反冤假错案，不提人权和普世价值，拒绝新闻自由，还不时做一些"左倾假动作"以迷惑政敌，不时以强硬集权手腕向权贵阶层和民间社会左右开弓，这是在下"很大的一盘棋"，是刻意选择以"打老虎"为全面深化改革举旗开路，这是一条政治上更加安全更加稳健的改革路线。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反腐固然是好事（但选择性过于偏狭的反腐有时也未必是好事），但通常与改革无关，因为改革最需要的是释放体制内外的建设性健康力量，而反腐充其量只是清除了一小部分体制内的腐恶势力；改革要的是春风化雨，以善培善、以德建德，而反腐只是以硬碰硬、以恶制恶。政治平反能够轻而易举实现的改革效果，反腐即使反到极限也难以企及万一，如此舍近求远，这是哪门子的稳健改革？ "六四"是当今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习近平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六四"就是试金石："六四"不平反，改革没诚意，中国没希望。当然，平反"六四"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这是英雄的事业，非斗筲之辈所能为；然而，拒绝平反"六四"也是有巨大风险的，也需要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因为平反的机会并不总在当政者的手中，若有朝一日局势变化，象清政府崩溃之前后悔莫及的摄政王载沣那样，虽欲平反而时机已失，也就只能愧悔交加，任由同党埋怨、政敌嘲笑、史家责骂了。这个后果，习近平先生想到了吗？ 2014-5-14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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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闪：自由是封锁不住的 Posted: 03 Jun 2014 12:07 AM PDT (青年学者郭玉闪)   1 若干年前，当我还在北大校园读书时，苦闷无比，彷徨无地。那时的北大，三角地尚未被拆，但贴的最多的是广告帖子、出租房屋、求购二手自行车等等，少有什么有质量的信息，讲座倒也不少，可最受欢迎的多半是商业讲座，教人怎么成功发财，怎么成功出国等等。偌大个校园，很难找到多少心意相通的同道，痛痛快快的做交流。 不仅如此，连可以用于交流的场所也寥寥无几，校内除了一个狭小拥挤的"师生缘"咖啡厅，基本上就剩下未名湖畔的长凳与小树林了。不过，我在的那几年，还搭了个尾巴；在校外，尤其是东门和西门附近，虽然陋巷平房，但藏着很多妙趣横生的地方，比如东门外的旧书摊、雕刻时光、万圣书店、闲情偶寄、呼吸旋律，西门外的西学书店、蓝院、镇宇影音等等，都是我在北大期间逗留最多的地方，在酒吧喝酒聊天看文艺片、在书店里淘书、在镇宇淘碟、一杯白水就可以在雕刻时光或者闲情偶寄与朋友们高谈阔论大半日，这种闲适、随意的日子是我对北大的回忆当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只是，属于北大学生的这份自在空间，没几年就被北大官方的雄心壮志挤迫殆尽。东门、西门这些在官方看来破破烂烂的地方，为了北大能创建"世界第一流"大学，理所当然的要为漂亮的办公大楼、金碧辉煌的酒店、堂而皇之的高科技园区让路。于是，继南门之后，东门、西门，一片片的被拆平。与此同时，不仅北大学生，无数流连于北大的理想主义者、无数抱着梦想来北大听课的旁听生，都渐渐失去了活动空间，失去了在北大的真正立足之地。北大的办公大楼建设的愈辉煌，北大传统里的那份自由劲就愈少。为此，我的北大老友潜行者曾经写过一篇在校内传诵一时的好文章《最后的叹息》，痛心不已。 实际上，在追求办公大楼这类卖相的过程中，北大一路丢掉的不仅仅是自由之精神的悠久传统，有些时候为了利益，甚至斯文扫地。最有名的例子是北大南门的钉子户，天光照相馆。2003年北大为了给资源集团腾出空地，重拆南门建筑，结果遭遇到了南门外小店铺天光照相馆的顽强抵抗。在北大南门口那被推土机修理的七零八落的一片断壁残垣中，天光照相馆打出了白底黑字的大横幅"北大资源公司蔑视法律…6.26非法野蛮偷拆天光照相馆"，底下是半露天的床铺、炊具等，所有愿意了解事情经过的人，只要稍微凑近点，就都能在摇摇欲坠的半截墙上读到事情的基本经过。天光照相馆在北大校门口对拆迁的抵抗，在足足两年多的时间里，构成了北大南门最奇特的"风景"。最可恶的是北大官方的态度，完全是唾面自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保持着静默，给人感觉是没把家门口这抗议当一回事。期间照相馆主人悬梁自尽未遂，女主人李英在南门口对着废墟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一个多小时，闻者无不动容。隔一年，突然又天降神秘大火，一流浪汉在天光照相馆废墟悬梁自尽；直到2005年底，北大突击清理废墟，此事才嘎然而止。至今犹记得，当时我和一些朋友听闻天光照相馆事件时的愕然与心头滑过的颤动。 这样的大学，纵然被誉为国内最高学府，纵然有过一些令人仰视的过去，也被当权的校长们糟蹋的让人既无法产生敬意，也无法产生期待。这是为什么2007年当我听说北大官方动手拆除三角地时毫不惊讶的原因。但是，北大官方却还是能继续不断的突破人们的心理底线。2009年，北大教授孙东东发表了"99%的老上访专业户都是精神病"的高论后，北大不得不从公安局借调大批警力守住北大大门，以防被愤怒的访民们踏破；自此之后，出入北大需要证件就成为常态，北大变成了一座碉堡，和我们身处的社会一样，"安全与稳定"可笑的获得了北大官方的首席关注，对安全的考虑与保障彻底压倒了北大的自由，套用储安平的名言，自由在北大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了。直到今日，每次返回北大，看到一群普通话都说不清楚的保安吆喝着人群逐一检查身份证时，即使已经对北大官方的作为有心理预期，我依然禁不住从心底涌出一股愤怒与耻辱。 我相信，对北大这种压制校园自由空间、无视北大自由传统的毫无尊严可言的各种胡作非为的行为，每一个热爱北大自由的学生或者校友，都会生出与我一样的情绪。我的一个北大好友，当初听说北大要把东门那片胡同区拆掉盖未名大酒店，愤怒的难以自己，最后选择电话媒体公开怒斥北大在未名湖边盖妓院。他的这种怒火，在每一个热爱北大自由的人的心底都燃烧着，"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当想到北大校内无处可去，唯独剩下西门东门这些小巷子里的自由空间，却又因为学校要盖酒店写字楼等被拆除时，压抑、甚至生气发火都是在所难免的。 实际上，作为大学的主角，学生的自由空间与自由探索是大学最应该尊重并加以鼓励的。一所大学的光荣，不在于这所大学花了多少钱，盖了多少大楼，而在于这所大学容纳了多少优秀学者教授，教出了多少社会良才。大学的自由精神以及宽容气度，才是这所大学的灵魂，有这样活泼泼灵魂的大学，才是真正有尊严的大学。当一所大学变成了一座碉堡，比如现在的北大，即使盖更多的大楼，也是无法替它多挽回哪怕一点尊严的。 在北大这类学校里，学生在创造自由生活方面的活力是无与伦比的，根本无需额外的设计与引导。一代代，总是会有学生站出来乐此不疲的牵头做事，办社团、办沙龙、办刊物、关心社会问题、关心公共事件；哪怕有些时候这种开创自由的努力遭遇到严厉的压制，有些人甚至因此遭遇牢狱之灾，北大学生依然乐此不疲。只有最蠢笨的学校当局，才会一方面想着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另一方面，又对这样一群学生的自由空间与自由创造极力压制，唯恐这些学生"成气候"，似乎一流的大学与一流的工厂一样，需要的是一群守纪律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听话的学生工人。 2 这种压制的极端，就我在北大的经验，还不在于把北大东门西门的胡同消灭掉，而在于对学生自发运营的网络论坛的毁灭。这才是对高校残存的一点自由的最重大的打击：从2004年开始，在北大带头之下，全国高校BBS要么剿灭要么收编，本来借助网络已渐成气候的高校自由氛围一夕之间毁于一旦。 我在北大的时候，北大有一个全国高校最红火的高校论坛，叫一塌糊涂BBS。一塌糊涂BBS宽松、灵活、自由，它的出现是高校BBS的顶峰，在最后被强行关闭时一塌糊涂已经拥有30万注册用户。这么庞大的一个BBS，最早却是一个北大学生Lepton不经意间创造出来的。那是九十年代末，网络开始普及，Lepton自己编程，自己购买服务器，为了能容纳更大浏览量，托管在北大机房里；因为这是纯粹学生自发做的论坛，论坛上所有的规矩都是学生网友一起制定出来的，充满了民主规则，版主、站务都是要竞选上台，有任期，也有监督，搞的有模有样，而且因为规矩是大家一起定的，所以网站上几乎没有多少言论上的控制，即使有，也是在众人理解范围之内；久而久之，愿意到一塌糊涂网站上注册发言的学生、老师自然越来越多，以至于北大官方BBS几乎陷入无人理睬的境地。 有一塌糊涂BBS的那段日子，是我在北大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通过一塌糊涂，我突然发现了许许多多同道，在没有一塌糊涂带来的公共生活之前，他们和我一样，都在北大某个角落里默默的孤独的过着苦闷的日子。一塌糊涂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版块，叫公民生活版，我们大多都聚集在这个版块，分享信息，一起热烈的讨论着各类话题，甚至一起设计行动，一起创造出了很多有趣的生活形式。我在北大最后一段时间里所参与的公民行动，比如北大选区的人大代表选举活动等，几乎都是从这个版块开始的。当然，从公民生活版，从一塌糊涂开始酝酿的行动，最著名的当属许志永滕彪俞江三博士在2003年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发难。 通过一塌糊涂，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主持，开始搞一个网络之下的沙龙聚会，最早叫柚子party，在北大哲学系一个女博士黄芸宿舍里定期聚会，每次邀请一位老师或者有故事的学长主讲，其他人边吃柚子边参与讨论。后来人员渐渐增多，就转移到北大静园草坪，改名为草坪沙龙，形式不变，依然有主讲，然后讨论，但是主讲的主题限定在成长经历上，也就是说，获邀来主讲的师长，与我们校内一塌糊涂网友分享的主题不是他们的理念而是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是如何成长的，如何在人生某个时刻有思维上的转变，人生一些关键时刻如何做出选择等等。草坪沙龙的交流前后断断续续搞了有两年，请来主讲的人有余世存、戴晴、刘军宁、郑旭光、胡佳、摩罗、黄钟、胡杰、崔卫平、余杰、薛野、王怡、陈永苗等等。 没有任何悬念，我们在校园内实践的这种生活形态没开始多久就受到校方的直接压制。除了让院领导找我们谈话之外，北大校方最有意思的做法是，每次在草坪沙龙正式开始时间之前半个小时，就会安排校工打开静园草坪上的水龙头，开始喷水。目的很显然，就是让我们无法停留在草坪上。我们只好每次都先在草坪碰头，然后再在校园内到处找空地，只要能盘腿坐下即可。想转移到室内基本是不可能的，教室团委是不会批准的，咖啡馆只有一个地下一层的师生缘可以用，但既昂贵又音效不好。 紧接着就是直接关闭一塌糊涂的决定了。这个决定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弹，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以一塌糊涂网友的身份向校长许智宏写了一封公开信以示抗议，许智宏没有回应；我和另一个北大好友，以一塌糊涂网友的身份，在北大静园草坪举行了一场聚会，在纪念一塌糊涂五周年的同时集体抗议关闭一塌糊涂的决定，结果是当天整个静园草坪被团团包围，除了给我们这些当事人带来新风险外，丝毫没有改变一塌糊涂死亡的命运。 在压制网络自由方面，所有的高校包括北大在内，简单直接，并且赤裸裸毫无掩饰。北大关闭了一塌糊涂之后，学生唯一可去的只有官方BBS了，在官方BBS上，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而且就算是这么一个无趣之极的官方论坛，还不允许校外人员注册。总而言之，高校学生被用剥夺表达自由的方式圈养起来了。 3 胡适先生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的；确实，在奴才横行的国度里，是容不得自由的生活存在的：从限制活动场地，到封闭高校论坛；高校里最能生发出自由生活的地方就这么被高校官方一点点的监控、禁止。 但是，实际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是人的天性，又哪能真正被封锁住？就像梭罗在《公民不服从》里评论他因为拒绝缴税被关了一夜的经历时说的，他忍不住被当局的愚昧雷倒，当局居然以为他不过是一堆可以被禁锢起来的血啊肉啊骨头，是可以被威胁的。实际上，当局显然不知道如何对付他，他们能惩罚的不过是他的身体，而他虽然身在监狱，但一刻都未曾感觉被限制，所以每当看到当局辛辛苦苦的试图用一扇门关住他的思想，却不知道他们一转身，他的思绪就随着他们的身影自由的从囚室穿越而出时，他都要忍不住笑出来。 米尼奇克先生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但也没有绝对的独裁。后极权社会的特征，就是看似一切都被垄断隔绝，一切都强调服从与秩序，却依然挡不住人们对各种生活可能性的探索。对此，我在北大生涯里深有感受。 北大在很早以前，还有一个内部网络论坛。这个论坛最初就是由一个宿舍发展出来的，开始是联网打游戏，后来就发展成两个宿舍连在一起，接着就扩展开了，开始是一整层的宿舍互联，然后是整个宿舍楼；这个宿舍楼是男生楼，旁边有一个女生楼，女生楼里的女生强烈要求也加入这个男生宿舍楼的内部网中，于是这两座楼也联网在一起。网络一旦变大，所能容纳的信息就成几何级数增加。在这个两座楼的内部网里，几乎什么都能找得到，包括政治禁忌片或者文章等。我到北大那会儿，就是从这个内部网里第一次找到并观看了《天安门》这部片子。这个自由小空间的命运与一塌糊涂不同，在后来互联网大行其道的日子里，这个内部网也挂在了互联网上，直到今日还依然存在，形式上与过去一样，依然保持一种小圈子文化。 还有由我师弟李英强主编，我也参与制作的刊物《大风》，前后编了有十一期。这本同仁刊物，立意就是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之中"。由于在校内办这本杂志，所以虽然《大风》言论尺度很大，而且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在一年多时间里始终没有遇到什么直接麻烦。这本杂志，虽然编辑队伍基本上只是北大校内一群学生（校外最重要的团队成员是思想家余世存），但因为杂志的成熟与高质量，我一直视之为2000年后出现的最好的民间刊物之一。 我在北大做草坪沙龙时，在打游击战的状态下，也有一些趣事。有一次，在草坪沙龙开始之前，校工又在喷水，于是我就上前去与其聊天，这位校工是年轻人，因为喜爱诗歌跑来北大混课，居然还在校内找到了这份工作，可以边干活边蹭课。他也对晌午时分给草坪喷水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对文艺的爱好，我们有一些共同话语，最后他在了解情况之下，答应我以后只喷半边草坪，给我留下半边草坪。 还有一件趣事。2003年，我在北大与另外几个朋友一起推动人大代表选举程序的变革，那时候隔三岔五就与北大老友王彦一起去找负责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张彦谈选举程序的问题以及北大选举过程中的种种不当现象。张彦应该是不堪其扰，指示我和王彦各自院系的领导找我们谈话，大概是用组织的名义温和劝告我们应当注意行止，不要对选举太过于热心。找我谈话的是学院里的党组副书记，中年女性，我们谈话一个多小时的结果是颠覆性的，这位副书记居然勾动起她在八十年代北大生涯的回忆，那时候的北大学生在选举活动上非常活跃，很多校园风云人物都参与了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包括六4之后从体制内出走异国他乡的张wei，当时张wei是学校学生会主席，而这位副书记，大概当时也是在学生会张wei身边的一个小干部，当年的选举岁月至今留存心底，多年的体制生涯也未能完全消磨，在与我谈话那一刻忽然恢复，于是，我与她的谈话变成了交流，最后她甚至把她手里掌握的一些材料都给了我复印，包括最关键的海选候选人名单以及领导从这个名单圈定出来的正式候选人名单，这对我们后面的行动助益甚多。 4 我们在北大校内探索出来的所有这些生活形式中，最影响人的还是与各种师长的接触。犹记得接崔卫平老师来北大讲座时，那天依然是水漫草坪，所以我们只好转移到西校门附近的观景亭，在路上我向她介绍草坪沙龙的情况，她听之后评论道，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让参与沙龙的同学发现生活还有如此多可能性，通过了解这些师长的各式各样的人生道路，为他们提供一种生活可能性的线索。此评论精辟异常，至今铭刻内心。 与师长们接触中，最触动人的，莫过于他们所严肃实践的一种生活理念，这些理念与主流思维彻底不同，而且这些理念之下的生活完全迥异于主流生活方式，这对于在中国上了大学才开始真正自主思考的年轻人来说，一定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最低最低就是从无数年被灌输出来的满脑子"绝对真理"中走出，开始了解或者接受世界的丰富性。显然，这正是自由的开端。 比如关于生活的物质需求，余世存在草坪上跟同学们算了一下，说他一个月需要2000就足够，吴思老师只需要900，王力雄则只需要500；比如关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胡佳在草坪上跟同学们讲了整整4个小时，说他在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与野牦牛队同生共死的经历，他去河南艾滋病村关怀艾滋病人以及河南艾滋病人不忍卒闻的故事，是那么的惊心动魄，也听的大家热泪盈眶难以自己；再比如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摩罗在北大西门旁的草地上席地而坐，非常真诚的袒露他当时的心迹，那时他一度徘徊到自杀边缘，无论如今他的面目如何，那会儿他对生死问题的严肃思考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还有人生道路选择，梁晓燕老师在草坪上与同学们分享了她二十多年的丰富的人生变化，从最早的革命青年，到《走向未来丛书》，到8九6四，到自然之友的创办，到各种NGO活动，她的生涯几乎就是一部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史；至于人生甚至家庭与大时代的关系，戴晴老师的故事特别引人入胜，从她的祖辈到她的父辈再到她自己，听她说她的家庭往事，遥远的历史变成可以触摸的事实与感受，那么真切。等等，等等。 这些直接的触动，对被遮蔽了十几年、如今正处于自己人生选择关头的年轻人而言，简直是一顿顿豪华大餐。生活一下子生动起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那几年，也正是风起云涌的几年。互联网正在慢慢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开始习惯于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其中，2000年的《思想的境界》网站是最重要的地标；我们开始习惯于从互联网上互相关心、交流，然后开始在网络之下交往。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开始学会了在生活里反抗，学会了拓展自己的生活，学会了关怀社会。 2000年初，当时我刚来北大，就遇到北大学生的集体抗议，北大小师妹邱庆枫在回昌平校区路途中遭奸#杀，消息传回校本部，学生要纪念，学校当局却不批准，于是学生在静园草坪聚会、发表演讲，要求与校长对话，当时的校长许智宏可笑的躲在办公室不敢出来，双方一直对峙到深夜。学校的弹压所引发的学生抗议完全出乎当局意料，期间学生在校园内游行，还差点冲出校园演变成一场学潮。 那是我第一次朝拜北大三角地，去的当日，就淹没在三角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之中，看到了许许多多对当局的猛烈质疑与公开批评，有些大字报上甚至还有论战，不同的观点在上面互相反驳，一如现在我们熟悉的网络论坛上的笔战。百年大讲堂的西侧，学生自发设了一个简陋的灵堂，长长的烛泪就像两道血丝，从百年大讲坛西侧一路蔓延到三角地，令人无法不动容。 邱庆枫事件的结果是校方让步，允许学生的公开纪念。那是2000年5月底，已经逼近六4。估计当局也有所顾忌，害怕事态不可控。但紧接着，邱庆枫事件没过去多久，一个北大学生江绪林突然贴出海报，宣布他要纪念六4，要在六月三日晚上8点在三角地点燃起"第十一根蜡烛"。那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急急忙忙奔赴三角地守候江绪林点燃蜡烛的那一刻，三角地边广场显然有不少怀相同心思的同学；结果侯了三个小时，只见三角地人来人往，一切正常；后来方得知他与另外一个同学刚到三角地就被控制了。第二年，江绪林又在三角地贴出海报，以基督徒的身份要为六4做和解的努力，他宣布要在六三当晚到北大三教演讲。当晚，我们早早的到教室，守在三教门口，然后看见江绪林远远的走过来，突然一辆面包车在他身边急停车，下来几条大汉，一把拽住他，七手八脚塞进面包车后扬长而去，我们完全来不及反应，只能面面相觑的留在原地，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切发生。 江绪林在2000年9月份时还做了一个很猛的行动，他有一天宣布要在北大成立自治学生会，然后编了一份意见调查表，挨个宿舍让同学们表态。他的这次行动是我和他交往的开始，我在网吧里很激动的跟他写信，与他探讨行动的策略。来年当他在六4演讲前夕被带走后，我还在当晚深夜找到他宿舍，与刚刚被放出来的他一起安坐在宿舍阳台讨论基督教信仰。 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经历构成了我和其他一些朋友们的生命里的反抗底色。在随后的岁月里，当互联网真正带来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时，大家也就自然而然的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其中。2003年，张大军从关天茶舍网上论坛开始做网下的网友聚会"公民半月谈"，我则与许z永开始创建以个案维权为主的公民组织：阳光宪政（后来改为公盟）。同时，也与记者王克勤一起，开始学术与调查的结合：从出租车业开始，努力推动垄断行业的去垄断的改革努力。 5 2003年被很多人称为公民维权元年，也被视为公民社会在中国大发展的起点。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几乎可以说，我们创造出了多少种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就为公民社会的多拓出了多少条道路。我们创造出来的生活可能性愈多，我们所容身的公民社会空间就愈大。 当然，这一切生活实践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我们今天熟悉的网络上交流吵架、网络下聚会读书继续交流这样的生活方式，最初在中国出现时，就有一些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有代表性的是杨子立等新青年四君子的获罪判刑以及北师大女孩刘荻的被捕。杨子立等从网络上互相结识后在网络下聚会，只是尝试组成一个共同读书交流的联合体，就被以颠覆国家罪判以8年、10年的重刑；而刘荻只是在内部论坛里说了一些出格的话，也遭逮捕。这两个案子在全世界舆论以及网络上引发了对当局的激烈谴责和普遍抗议，这使得当局在重新面对越来越多类似行为时选择了纵容。这都是2003年之前的事情。 2003年之后也一样。公民社会的每一个进步或者退步，都伴随着很多代价。很多勇敢的人站出来了，但同时也开始经历一种有高度政治压力的生活，这些都已载入中国人探寻自由的历史之中；他们中的有些人，为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家破人亡，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不过，无论是在北大校内的生活，还是毕业后在社会上的生活，我所经历的让我相信，自由是封锁不住的，纵使需要我们不停的为此支付代价。就这么几年，热爱自由的中国人创造了多少革命性的自由边际啊：从各式各类的公民行动、维权、信息公开与民告官，到草泥马、到个人博客、到twitter、到遍地开花的公民记者们，这些中国式的自由生活方式，已经成了转型中国最大的特色，永难消除。 同时，我也相信，中国绝无走回头路的可能。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而在信息高度流动，信息技术层出不穷、公民意识日益强化的今日，靠封锁消息、靠恐惧维持社会控制、靠民粹式的爱国主义维系人心的极权统治方法，即使再顽固，也只有日薄西山一条路。 我相信，对中国未来悲观的也好，乐观的也好，我们今日所尝试自由生活之种种，都在重塑中国特性：这个特性里，公民意识与自由色彩只会愈来愈重；毫无疑问，走向公民社会、走向自由，这是中国的一条不归路，就像许巍在《蓝莲花》里唱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地向往"；嘿，朋友们，我们且走着瞧吧。 ——网友推荐

王丹：趙常青获2014年中國青年人權獎 Posted: 02 Jun 2014 11:33 PM PDT 赵长青   在"六四"25週年紀念之際，我謹代表中國青年人權獎評選委員會全體委員宣布，本年度中國青年人權獎頒發給趙常青先生。   赵常青（1969年4月6日－），户籍地：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权民运活动家，《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因为参加1989年的六四运动而入狱半年。1997年成为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的人大代表候选人，但是由于他揭发当地选举中的违法行为，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并判刑三年。在2002年起草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关押在陕西省渭南监狱。2007年11月27日，刑满出狱。2013年，因推动新公民运动再次被捕，目前仍在押候审。   中國青年人權獎評選委員會經過通訊投票，在三位候選人中評選出趙常青先生為本年度得主，是因為我們認為，趙常青先生作為25年前那場轟轟烈烈的八九學運的參與者，25年來面對種種磨難，始終沒有放棄當年的理想和一個公民對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堅持為推動中國的民主化而積極努力。我們認為，對於理想主義者和反對運動來說，堅持，是最寶貴的品質和力量源泉。中國未來的發展，需要我們的國民擁有這樣的品質。趙常青先生付出巨大的代價，為我們樹立了典範。同時，我們頒獎給他，也是希望通過對這樣的表彰，向長期以來在中國國內為堅持推動社會進步而持之以恆的八九一代同學表達我們的敬意，作為對"六四"25週年的一個獻禮。                       中國青年人權獎評選委員會                        召集人      王丹                        2014．6.3.

章诒和：成也不须矜 败也不须争——序张思之口述自传《行者思之》 Posted: 02 Jun 2014 07:19 PM PDT 张思之答记者问，左坐者为章诒和  　   　　 大律师张思之是个漂亮的人。官司打得漂亮，尽管老输，屡战屡败；人的样子漂亮，尽管八十有七，夏天小尖领紧身T恤衫，冬季白色羽绒短夹克；文章写得漂亮，单看他写的辩词，你就知道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护，作伪者为之揭露。一位台湾知名律师形容其风范是"一朵含露的白玫瑰"。如此修辞，酷似形容美女，疑有不妥。其实，这话是本人说的，意思是自己要在泥泞的路上，始终"带着晶莹露珠"，"露出直挺尖刺"。  　　 五年前，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朋友的推荐，我买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带回北京。从第一部"昨天的云"开始，拿起就放不下，越看越兴奋。第三部"关山夺路"是我最喜欢的，流的眼泪也最多，传主写的是于国共内战期间，奔驰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王鼎钧后记里说的这段话，不由得让我联想起张思之，他不是也有着"曲曲折折走出来"的精彩人生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也该有像王鼎钧那样的私人回忆录。何况我们这里一些不怎么精彩的人，都在一本接一本地写自己的光荣经历，他干嘛不写？  　　 我认真地对他说了。  　　 他认真地对我说："会写的。"  　　 于是，我托人从台湾带了一套，郑重其事送给他。我热心建议："你不要具体谈案子了，也别太专业化，就写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你也不要只写自己，我希望能从你的笔下看到社会变迁，看到一代众生，看中国人的集体经验和因果纠结。"  　　 我一个劲儿说。  　　 他一个劲儿地点头。  　　 之后，就是长达四年的催逼！每次见面，寒暄几句，便是一连串地问："写了吗？""写到哪儿啦？""什么时候写完呀？"  　　 每次他都是微微一笑，幽幽一句："写呢。"  　　 到了年关，我就是穆仁智，他就是杨白劳，上演二人转。最后总会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以道歉收场。  　　 我的脾气来了！索性直言："你以后别再插手什么案子了。对你来说，多一个案子，不为多；少一个案子，不为少；你不干，其他律师也能干。可是，你的回忆录只有靠自己。"  　　 他还是幽幽一句，微微一笑："写呢。"  　　 老说写，老没见他写。我向邵燕祥先生抱怨："宋士杰是油条，他（指张思之）也是油条，都八十了，还不抓紧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多可惜呀。"  　　 不想，邵先生回敬道："张思之家族有长寿基因，指不定谁走在谁前头呢。"我听了，半晌回不过神。  　　 2011年底，我照例收到他写的道歉信。信中最后一段，说：自己因为视力不济，读书写作受到很大影响。我长叹一口气，把信收好，从此不再催逼，而他从提笔写作也变为口述实录，记录者为《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先生，二人合作融洽。  　　 表面说不"催逼"，其实心里是惦记的。2012年，我忍不住对他说："能把你口述文稿里的几个章节拿出来让我过过眼吗？"  　　 张思之一口答应，随即请孙国栋把"家世"、"王军涛案"、"鲍彤案"等章节的初稿拿了过来。我是从"鲍彤案——幸无亏所守"一文开始看的。先是躺着看，很快就躺不住了，坐起，心跳，出汗，太刺激！好比嚼了一口大麻叶，持续兴奋。可真是干货加好货啊！  　　 1989年5月的一天，京城有两个人被关押：一个关在家里，他叫赵紫阳；一个关进秦城，他叫鲍彤。"幸无亏所守""一文，就是从5月28日鲍彤失去人身自由的那个夜晚敷（？铺）衍开来。一桩政治要案，政治大人物的瓜葛纠结，复杂又微妙，往往只能点到，而无法说透。张思之以曲笔写出，用故事性细节道出原委，品出神韵。如某夫人脖子上的那条项链，任你是谁，看罢是再也不会忘记的。张思之的特点是老辣，官司老辣，下笔也老辣。笔轻而色重，淡然一抹，抹出个"常委"，轻松一勾，勾出个"总理"，但凡涉及案子的核心内容，则毫不放松，亦毫无遮掩。法庭辩论后，张思之这样归纳鲍彤，他说："法庭辩论并不如想像中的激烈。我对鲍彤的表现非常满意，此公头脑清楚极了，讲得有条有理，有重点又全面，具体地说明了观点，还颇有点慷慨陈词的味道。一句废话也没有。有朝一日如真能与李鹏对庭，李哪里会是对手？我针对公诉人的演说，围绕证据问题讲了四条意见，属即席发言，从中略能看出我对鲍案的法律见解。核心内容是，从法理上阐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并且举出当年以批'两个凡是'为名反对华国锋这位'政府首脑'无人认为是反革命的例子做了实证。"当然，有理也是输。这不要紧！"成也不须矜，败也不须争，苍天有眼睛。"  　　 文字体现着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相应的表达能力。这两个能力，张思之都具备，也都出色。"鲍案"结尾处，说的是鲍彤"刑满回家"。一个简单的"回家"竟被政治"特例"拖累了八年。张思之受托的"依法回家"的法律事务，也足足搞了八年。自1996年始，为踏上回家的路，鲍彤写信向他求救，说："我深望通过您对有关法律事务的处理，使我得以拥有宪法赋予我的人身自由。我相信法律。我向法律求援。"面对这样一件古今仅见的"法律事务"，张思之说自己是"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该于何处、找何人着手工作？"百思难解，情出无奈，他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恳请最高权力机关指点。得到的答复倒也明确："已转报委员长"，据说乔石看了，但再无下文。  　　 鲍彤终于回家了，仍被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监视。未获真正自由，可以说是中国最安全的人。  　　 "此身何所有 好是香依旧"（鲍彤诗句）。张思之成为鲍彤的朋友，不管身边有多少人监视，他们每年都见面。  　　 二十五年前的春夏，北京的大学生以天安门为触发地，以吊念胡耀邦为事发点的广场行为，最终演化为波及全国的一个"风波"，一场"民运"。学生，干部，市民，知识分子，大众传媒一齐向天安门靠拢汇聚。人靠拢，心汇聚，一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反贪污、反官倒，要求报纸电视说真话，他们还要求结束老人政治。结果，老人用枪声结束了"他们"。付出了生命，而所有的要求一条都没实现。民运头头儿，走的走，逃的逃，此后大家努力向钱看，至于政治改革嘛，没几个敢玩这个"西方玩意儿"。剩下的，还有书生的纸上谈兵。  　　 "六四"成为一桩心事，成为一个话题，心事不了，话题不衰。在这个话题里，回避不了的一个人，就是张思之。对"六四"案件的辩护，北京市组织了一个班子，实行集中办案，采用的大体上是当年办理林（彪）、江（青）"两案"的办法。张思之接手的是王军涛案。  　　 翻开厚厚的卷宗，张思之特别留意几个主要的学生领袖。他一定要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当时是怎么讲的，给控方提供了什么东西？其中一份证词让他大为震惊，这，出自一个极为知名的学运领袖。他在证词里说道："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切行为，我在指挥部的一切作为都受王军涛指挥。"继而，又给出一个定性结论，说："王军涛是我的教唆犯。"事关重大！震惊的张思之不理解他，也不能谅解他——自己"坦白"可以，不能拉别人"垫背"！走到哪儿，也是这个理儿。  　　 那场风波，也是我和张思之常常议论的话题。谈及民运人物，学生领袖，我曾说："不少人、也包括我在内，都认为八九学生领袖是中国历届学运里素质最差的。"张思之点点头，没有反驳。他告诉我："在这些人里，王军涛是不错的。他对公安人员讲：'有关别人的问题，你们已经问了我几十次了。我明确告诉你们，今天谈这个问题，这是最后一次，今后不再谈了。我可以说的是：凡是涉及别人的问题，统统以对方讲的为准，我承担责任，不必再问我。"  　　 对王军涛这番话，我这个法盲还有些搞不大懂。张思之做了解释，又说："他能这样讲难能可贵，算得光明磊落。在被关押的学运领袖里，有和盘托出的，有出卖他人的，有落井下石的，像他这样的证词少之又少。"  　　 判了，判处王军涛有期徒刑十三年。张思之按捺不住愤怒：律师提出的所有证据，统统置之不理；辩护理由也没有一个字反映在判决书里，一律只字不提。  　　 闭庭！张思之回到租住的那个小旅馆，把门一关，放声大哭，为自己，为律师职业，为伟大祖国！  　　 宣判后的除夕之夜，张思之收到王军涛的一封信，信里有这样一段："我不希望中国背八九年这个包袱，我对晓天（即夫人侯晓天）讲过，不要只看到人的恩怨，这个国家，稍有波动，在社会的底层，上流社会看不到的地方，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荡产，饿死病死。我脚下这片土地，早就超负荷了。当我们追求自己的正义时，一定要考虑老百姓。虽然我只三十二岁，但早已超脱个人之外看待事物了，判决结果，对我来说，是一种良心的解脱和安慰，我又一次问心无愧。当然，想到死者，我还是惭愧的。"为王军涛的"颠覆罪"辩护，张思之总觉得自己的辩词尽管长达七千字，却无精彩之处。读了这封信，他备感自己的辩词的微弱和贫乏。  　　 大陆朋友以及新闻媒体都极为看重张思之被官方指定为林彪、江青两大要案辩护律师组组长的头衔。那是一种显赫的身份，更是一件显赫的"官司"。之后的张思之多以无用的热情和无效的劳动，为王军涛、鲍彤、高瑜、魏京生等众多敏感分子作无罪辩护。这些案子，非"大"即"要"，无论输赢，都能成就一个律师的大名。张思之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红，其他律师只有羡慕和嫉妒的"份儿"了，当然，也有律师从专业角度表示对政治性案件的不屑。没法子，就像梅兰芳唱戏赶上了京剧发轫期，张思之赶上了在毛泽东取消律师职业后的二十年重新启动律师辩护制度的恢复期。一个好时机！好时机是给好律师准备的，张思之不红，谁红？  　　 才子型律师斯伟江先生为张思之八十寿诞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需要仰望张思之吗？》，这篇文章在众多赞语寿词里，因低调而扎眼。细细读来，其中的一些看法我是认同的。比如，他认为张思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工作，与其智慧和保守直接相关，"熟知世事人情，看惯秋月春风。"律师本就是个实践性行业，需要专业知识；但单凭知识不行，需要深入调查案情；单凭调查也不行，它还要一种东西，这就是由专业素养，社会经验与个人才智融合而成的真知灼见，恰恰张思之就是一个极富真知灼见的人！和张思之闲聊，尤喜听他对案子，对时政，对某个具体的人所做的分析评判，往往不是一语中的，就是一语道破。对年轻律师的指导和批评就很能说明问题。山东的一个案子闹得大，对它的性质认定，张思之主张限定在"暴力计生"而不是"计生"，故对插手其间的律师频频招呼：对外媒需谨慎，此案若戴上一顶政治帽子，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结果不幸而言中。案子轰动海内外，当事人备受折磨。气得张思之，大骂"混账"。都说张思之充满激情，我认为比激情重要的是他的清醒。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又能做什么；懂得选择时机，言其所应言，辩其所当辩；止其不得不止或不能不止。他，既是知者，又是行者，做到了"知行合一"。当下，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多了。  　　 进入老龄，张思之越来越像个教父，爱批评人，特别是批评知名律师，态度往往还很严厉。这一点，让一些人心里别扭。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李庄案中李庄的批评。他以《玩弄证据，背离正义》为题写了一篇《读李庄案一审判词有感》。公开对李庄在二审法庭的异常表演，表示"不能接受，且极度反感"。他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不能够用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不可以！暂时可能正不压邪，也不能以邪对邪。"李庄释放后，摆庆功宴，搞讨论会，他都没有出席。严格与苛求，是与自己恪守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张思之认为："律师应当通过实务体现律师对社会有所担当，对历史有所交代。"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律师敢于遇事有所担待，而李庄就是在"遇事"时出问题。在法庭上做那样丑陋的表演，张思之不谅解。在我看来，也无需谅解。  　　 张思之喜欢喝好酒，喜欢穿漂亮合体的衣服，还喜欢和女士开两句玩笑，不时献点小殷勤。总之，很"范儿"。日常生活如此，工作中也如此，张思之提出法庭礼仪，并且把它上升到素质的高度予以考量。为此，他检查自己，说："我在法庭上有时候做的也不好，表现为常常得理不让人，有时甚至是得理不饶人，过于小家子气，没有一个律师大家应有的风度。不过我也注意事后挽回，闭庭之后，立即奔赴公诉人席，鞠躬致意，热烈握手，还注意向书记员致意。我认为应该这样。"  　　 有人评价张思之，说他的个人经历就是中国律师的荣辱史，也是中国法治的兴衰史。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精确，但我知道，张思之的律师生涯和个人生活，始终伴随着中国变化莫测的时代浮云，伴随着剧烈摇摆的政治路线，伴随着长期恶劣的社会环境。他也像王鼎钧——在国共两座山峰形成的峡谷里穿行，前有十六岁弃学从戎，进入印缅，参加远征军；后有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很多人看重并赞赏他接手的一连串大案，而我更欣赏他为社会底层民众的奔走呼号。在权力面前，他有傲骨；在弱者面前，他有热泪。一场一场的官司在他的生命旅途中发生，又消失。这是他的乐，也是他的苦。任你殚精竭虑，中国的法治却始终遥远而朦胧。想来心惊！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陆流行一种"不喜欢河南人"的说法。不幸，张思之乃河南郑州人氏。但，这个河南人有很多人喜欢，其中包括官员，包括同行，包括传媒，也包括圈外人，如我。我和张思之是好友，这与法律无关，也和工作无关。  　　 张思之爱说笑，眼睛里常有一脉凄凉，我欣赏他。  　　 2014年春写于  　　 北京守愚斋  注：由张思之大律师口述、孙国栋整理的《行者思之》一书将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争鸣》社论：船到江心补漏迟 Posted: 02 Jun 2014 06:19 PM PDT 争鸣杂志2014年6月号封面 争鸣杂志封底广告 　　「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兩千多年前孔子這句話，聰明的皇帝都懂得，所以遇到重大的天災人禍時，還能下「罪己詔」，以便取得老百姓的諒解，也就是及時給自己這條船「補漏」，避免沉沒。 　　但是中國共產黨好像不懂得這個淺顯的道理。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是它犯下的反人類罪。這是共產黨自己把船鑿了一個大洞，使它徹底喪失了民心，面臨滅頂之災。但它不但不下「罪己詔」，甚至連「六四」這個詞都不准提。 　　如果說，起初「六四屠城」的責任人還在這條船上掌舵，他們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決心怙惡不悛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對屠城沒有直接責任的人掌舵時，為什麼還要護住這個窟窿不去「補漏」呢？難道他們願意看著這個窟窿繼續進水，直到整個船隻沉沒嗎？真是愚蠢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了！ 　　中共十八屆班子上台後，黨內外、海內外，許多人都對習近平抱有很大希望，認為他會繼承乃父習仲勳的家風，把「六四」中斷了的改革重新啟動，以平反「六四」作為這個黨與民更始的起點，一下子就可以振奮民心，就像當年中共給「四五運動」平反一樣：下了一步好棋，一下子就把整個這盤棋走活了。 　　然而十八屆班子怎樣對待「六四」呢？他們不但繼續保護「六四」這個大窟窿，不許別人來碰，而且有十幾個人在朋友家裡關門議論「六四」都不允許，居然動用專政機器，說他們尋釁滋事，傳去「問話」，並把其中五個人抓起來了！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它告訴人們：不但希望十八屆班子平反「六四」是南柯一夢，而且中國人在家裡的言行也都歸「現代衞巫」管轄了（古時周厲王用衛巫監視國人，私下誹謗者殺，弄得人們不敢互相說話，只能「道路以目」）。自從習近平號召中國人都作「中國夢」以來，不少人都提出了自己的夢想。現在看來，這「夢」也不是隨便作的。至少「平反六四」之類的「夢」是作不得的。最近資深記者高瑜被捕，「罪名」是她洩露了「國家機密」。這「機密」就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二○一三年九號文件，也就是通稱「七不准」的那份文件。 　　這個文件列舉了七種敵對思想，不准在社會上散佈，其中第一個「不准」的就是憲政。姑且不論這「七不准」的是非曲直。一個當政者自稱實行「法治」，但卻把禁令當作「國家機密」，不去昭告天下，反而把替它傳佈禁令的人抓起來法辦，這不是故意讓老百姓踩地雷嗎？哪裡有這樣居心不良的當政者！這種故意陷人於罪的政策乃是為政者之大忌。連古代專制統治者都把它叫作「虐政」（《論語‧堯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就是「暴政」，「苛政」。當年孔子路過泰山，見一婦人在墳前痛哭，原來她的公公、丈夫、兒子先後都被老虎吃了。孔子問她為何不離開這裡，她回答：「無苛政」。於是孔子對學生說：「小子認之，苛政猛於虎也。」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六十多年，毛澤東的暴政奪去多少人的生命！胡耀邦好不容易帶領人民從「猛於虎」的暴政下走了出來，也使這個黨得到人民的諒解，黨群關係大為改善。然而剛剛擺脫統治危機的這個黨馬上故態復萌。老人幫嫌胡耀邦對人民「太軟」而策劃了一場宮廷政變把他廢掉，接着又實行了一場罪惡滔天的「六四」屠殺，把中國人民淹沒在血泊當中，至今已經二十五年了。中南海以為只要用暴力維穩，GDP能上去就行，所以一直拒絕認錯，更談不到認罪了。 　　在這裡倒是應該提醒一下：「平反六四」的呼聲，是以認可中共執政為前提的。中共如果還有正常思維能力的話，應該歡迎這種呼聲，因為這是承認它的權力，並且給它一個「補漏」的機會，也就是避免沉沒的機會。如果人們都不再提「平反六四」，那就是大家對它已經絕望，不屑於再和這個黨對話，那就到「船到江心補漏遲」的時候了！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我們一貫支持中共改革，反對它倒行逆施，這是從現實出發，力求中國的民主轉型能最大限度節約社會成本，所以反對推倒重來。但權在掌權者手裡，他要「作法自斃」，你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盡人事，聽天命」吧。最近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共的內政外交，都好像要急轉直下：如今中俄正親得火熱，而中美正箭拔弩張；另外，中共建黨九十三周年也馬上就要來了。按照以往慣例，凡屬黨國大慶，為了營造喜慶氣氛，表現「群眾路線」教育的成果，必定如臨大敵，必定把「人民共和國」裡的「人民」管束得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以免「尋釁滋事」，影響了「公僕」的雅興。而且黨的誕辰當然少不了要回顧中共「開天闢地」以來「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好讓百姓感恩戴德，當然更不會自揭瘡疤，正視自己這條船上的漏洞了。其實中共船上的漏洞何止「六四」一個！這個黨對中國，對整個民族，造成了多少創傷，是該正視的時候了。為了進一步疏理中共和中國的關係。也為了敦促中共正視自己的真實歷史，正視自己極其嚴重的統治危機，我們願意利用這個時機，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對正往風急浪高的江心行駛的中共這條船上的致命漏洞，陸續加以分析，以便在中國大陸一片殺伐聲中，讓中南海也聽聽民間媒體的逆耳之音，並且希望他們能理性地認清這個黨「偉光正」的真相和當前的危險處境：自己的船不止一個漏洞，而且到處都在進水！ 　　難道這些掌權者硬是要到了江心才去補漏嗎？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6月号

“邓长老”的遗产 Posted: 02 Jun 2014 06:44 PM PDT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抗议运动，邓小平制定了这样的方针：经济增长、爱国主义和严厉新闻审查。 1981年的邓小平与胡耀邦仍是政治盟友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5月初，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的一间住所聚会。他们称它是一次"私人讨论会"。讨论会题目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六四"。25年来，只要提及这一数字，对中国安全当局而言便意味着警报。中国人都明白，这一数字指的就是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抗议运动遭血腥镇压事件。在寄发给外国记者的一份声明中，讨论会的参与者们强调，"既不能忘记这一事件，也不能回避这一话题"。 维权记者高瑜 惩罚性软禁 这一声明的许多签名者现在遭关押：律师浦志强、博主刘荻、基督徒作家胡石根、哲学家徐友渔，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此之前， 记者高瑜失踪。这位著名记者曾一再撰写有关六四的批评性文字,一些文章也在德国之声网页发表。后来数天，遭关押者的名单越来越长，包括律师、作者、学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遭惩罚性软禁。警方可以在没有法院裁定的情况下将他们扣押30天，直到这个棘手的纪念日子过去。 今年，最高领导层尤其紧张。外国记者新近曾报道说，他们也被告知，在未来数周内要回避"敏感话题"。 讨论会的参与者们违反了中国的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不允许回忆1989年6月4日。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评论道，"显而易见，举办这样一种涉及中国最敏感政治话题的活动跨越了法律红线"。该评论的对象是国际受众。在中文报刊上，六四事件根本就没有提到，甚至在替血腥镇压抗议运动作辩护的文章中也不提及。被认为要对大屠杀承担主要责任的时任总理李鹏在一本书中记下了自己的回忆。他在书中根据官方的路线指称，武力对付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完全必要。这本书已在网上流传数年，但迄今未被允许正式出版。 在官方的历史记载中压根儿就没有学生抗议运动的影子。"六四"这一数字在中国的社交网页上得不到任何搜索结果，"屠杀"、"天安门事件"等搜索词自然就更不会有任何结果。甚至在许多家庭，相关事件也属禁忌，家长们不向孩子讲述真情，原因便是害怕孩子说漏了嘴，牵累全家。 现在，整整一代青年已经成人。对"六四"，他们浑然无知。至于新闻审查和思想改造是如何起作用的，美国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在一本书中专门讲到了这一点：她给大学生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上，一名男子在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只身阻挡了一个坦克车队。该照片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示威抗议运动的象征。她碰到的中国青年中，知道这张照片的人不足五分之一。 作为对25年前对其权力的这一挑战的反应，中国领导层相当迅速地以一种务实主义经济政策和民族主义教条的混合做出了回答。那是 邓小平。他在示威抗议运动被镇压5天后所作的一次军内讲话中规定了一条新路线。尽管没有正式职务，邓是当年最高领导层的幕后强人、改革政策的设计师。邓确定，经济领域的改革必须继续。经济增长应有助于消解人民的不满。直到今天，政府也非常清楚，为保持"稳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必须有多高。 "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 大屠杀后，中共同时做出决定，开展教育运动。中共领导人将这个列宁的国家机器学说同追逐赢利的混合物称为教育运动，以"鼓舞人民将爱国主义热情投入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正是这一混合物使中国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范围越来越大，取代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老口号。借助奥运会，中国庆祝了民族的复兴；借助航天计划，中国强调了自己作为世界一强的要求。在同日本围绕东中国海上一组岛屿的主权争议中，或在同被中国视为其领土一部分的台湾的冲突中，北京煽动年轻中国人的仇恨情绪、要求对国家效忠。走马上任的第一天，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明确表示，他不会抛弃这一传统。"中国梦"便是他关于北京要在世界上拥有强大地位的这一雄心的说法。 新闻审查和意识形态教条有其效果。不过，政府并不完全信赖由此制造出来的公民的忠诚。1989年抗议运动的出发点是对不久前去世的前党总书记、改革派人士 胡耀邦的自发性悼念。在很短的时间里，悼念活动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民主、反对党内腐败的民众运动。如今，安全机构每年要记录下成千上万的地方性示威抗议事件。最高领导层的一大忧虑就是，其中的一次示威事件说不定有一天就会演变为大规模起义。正因此，1989年以来，安全机器不断膨胀，国内安全经费甚至超过了国防开支。长老邓小平当年已定下方针：只要有反革命倾向的蛛丝马迹，就要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一方针为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所继承。 作者：Mathias Böllinger 编译：凝炼 责编：乐然

林忌：六四伤痕与香港支联会（附数千港人游行悼六四） Posted: 02 Jun 2014 05:59 PM PDT 1989 年北京的民主运动，最终共产党以六四屠杀来结束；比起七年前共产党以一位民建联的主席马力，来为六四屠杀辩护，今日中共在香港「聪明」得多──专责选举的亲共人士纷纷封口，由一些专责作共产党打手的「爱字头」成员，纷纷表忠为中共掩饰；如死伤数没有上千上万不算「屠杀」，或解放军也有人死伤云云，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 事实上，这些言论随口即可驳斥。「屠杀」来自英文 Massacre，在历史上少至五个人的英军屠杀美洲殖民── 1770 年的波士顿大屠杀 (Boston Massacre)，死者「只有」五个人；1623 年荷兰人屠杀英国人的安汶大屠杀 (Amboyna Massacre)，死者也「只不过」是 20 个人。除非有人认为，中国人命比不上西人，否则为何死伤以百计的北京屠杀，不属于屠杀呢？至于解放军有死伤，某香港艺人的说法已经回应了：日军以及德军在二战期间也有人死伤，能作为屠杀的合理理由吗？ 六四是历史伤口，由于中国共产党至今拒绝承认错误，更全面封锁消息，六四就成为了香港民主运动持续了廿五年的伤痛。这种伤痛力量之巨，曾成为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动力；曾几何时，香港的民主运动就由要求平反六四的支联会，议会的民主党，以及数万教师的教协所主导；然而，这「三位一体」的关系，自 2010 年民主党走入中联办，与中共合作通过政制方案之后，近年在香港年轻一代的民主派眼中，已沦为「保守」甚至「投共」的象徵。 廿五年来不变的六四良心──香港支联会，支持中国的民运人士不遗馀力，这点没有人可以抹杀；然而，面对香港本土运动，香港人身份认同兴起，这些当权派不但没有顺应时势，令悼念六四的运动变得本土化或国际化，上年反而倒行逆施打出「爱国爱民」的旗号，实际上反而呼应中共近年不断利用的民族主义。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直指这种口号愚蠢，支联会常委徐汉光不但没有检讨，反过来斥责丁子霖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事后徐汉光辞职，可是就有如中共一些所谓「免职」的官员，不到半年又再出任支联会常委。这种不断指责外界质疑是「破坏团结」，对内则包庇错误的双重标准，不但无法令人信服，更拖累民主运动以至悼念六四本身。 香港一些本土派在尖沙嘴另行悼念六四，有人提出于广东道向来港购物的中国游客宣传六四等，这些建议本身是有益的，但已受常规僵化的支联会只把所有新兴力量或建议，视之为「分裂」，把改革视之为「敌对」，甚至耳语抹黑任何不配合支联会当权派的看法，认为均属「帮中共」等等，情况一如几个月前教协改选一样。民主党的前立法会议员、前教协会长及支联会常委张文光，一月时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对有年轻势力「进师盟」参加教协监事选举，就攻击对手说「担心一直担任支联会秘书处的教协角色将被改变」；而同时参选教协的徐汉光，则说「当选后一定会监察教协秉持争取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宗旨，不能令教协与中国民主运动切割。」选举时不断有耳语批评对手系共产党渗透，然而上星期三即五月廿八日，教协总干事叶建源，却在没有事先知会泛民主派的情况下，私底下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就香港政改秘密会面。这种「我可以和北京谈判，你们则是北京同路人」的双重标准的作风，一再令年轻的民主派支持者心碎。 正如壹周刊以及独立媒体所报导，支联会是由过半幽灵或冬眠的团体所组成，包括大量已辞职或落选以至离开政坛的「前议员办事处」，甚至包括一些已亲中投共的人士及组织；支联会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斥责北京迫害异见人士，却没有以包容异见的态度去面对同路人的批评以至监察，这种双重标准的结果，只会拖累整个运动。「要比白色还要白」不但是政治人物的口头禅，更应成为民主派人士长期审视自己的标准。 维园或尖沙嘴的烛光，不单止属于香港人或者系中国人，而系普世地球人的；推翻暴政追求民主自由，是廿一世纪人类的共同价值；六四暴政必须被推翻，屠夫必须送上法庭审判，这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共同愿望。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数千港人游行悼六四 6月1日，香港举行六四25周年游行，有不少参加游行的都是在校专上学生。（粤语部记者文宇晴摄） Photo: RFA 左图：朱先生希望中央政府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右图：有参加游行的市民悉心打扮，讽刺大陆官商勾结。（粤语部记者文宇晴摄）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右二） 参加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 。（粤语组记者文宇晴摄） 香港周日（6月1日）香港举行六四25周年游行，主办方支联会称有3千人参加，但警方则指最高峰只有1千900人。另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谴责大陆阻止驻外记者采访六四25周年的报道。（RFA 文宇晴报道） 香港多个团体和市民周日来到维园集合，然后声势浩荡地游行至政府总部。治途高叫口号。"平反六四！战斗到底！" 从大陆偷渡来香港生活的朱先生表示，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逐步渗入香港事务，甚至对普选也设下多重关卡，以致港人的民怨持续升温。 他说︰大陆市民和学生要求的东西，现在香港也要求了，贫富悬殊，共产党设计的政制在香港运作不了，又不作修改。宣布要爱国爱港才可以普选特首，等于向香港人民宣战。共产党践踏基本法，我们根本不需要再跟他们游花园。跟随香港的文化传统，该是真普选就不能弄假的。 马先生则希望透过参与游行，把港人的声音传递到中央政府耳里，要求履行习近平提倡的肃贪倡廉，更重要的是要求停止对大陆良心犯和维权人士的打压。 他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以及承认六四屠城责任。六四过了很多年，当年就是反贪腐，其实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改善过，甚至越来越严重。例如豆腐渣工程、政治犯坐冤狱。我们在香港这比较自由的地方生活，我们有责任为那些政治犯，以及受暴政压迫的人民发声。 游行人士抵达政府总部不久，学民思潮、社民连成员以及其他团体人士逾百人 ，转往中联办集会。期间，因有游行人士带同坦克车模型，一度遭到警方阻止，双方争持约3小时后获得通过。最后，他们在抵达中联办后便和平离去。 对于民间团体"爱港之声"指六四没有屠杀的言论，再一次引来争论。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周一（2日）出席香港电台节目中表示，大陆不公开六四真相，相反一直封锁任何消息。 他说︰把消息封杀了，因为害怕被人算帐。但香港竟然有人帮他们说话，没事的，把事实倒转，事非颠倒了。好像是人民袭击军队，而非军队向人民开枪似的。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对比，想一想谁在说真相。 但"爱港之声"主席高达斌在同一场合则反驳说，当年官方也公布了死伤数字，但并不如外界所说的夸张，又指香港容不下反对的声音，他们只想提供多个角度供市民了解六四真相，却遭到抹黑是对他们不公道。 他说︰其他的报道都是400、500人死，不像是支联会和柴玲所说的，几千人几万人了，犹如屠城。其实严格来说，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香港只得1种声音，只有支联会才可以搞六四活动，其他人搞活动，像今年我们提出来，就遭到抹黑和打压。 另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周一（2日）发表声明，谴责大陆当局利用各种方法，阻止驻大陆的海外记者采访六四25周年的报道。协会列出多位海外记者采访受阻的例子，例如有警察会直接干扰记者的正常采访，或到记者下塌的地方进行搜查，或以检查证件为名多方阻挠，甚至事先对受访者进行恐吓，以致采访被迫取消等。 协会主席霍德（音译）（Peter Ford） 对本台表示，他得知有一名驻华欧洲记者，近几个星期在北京采访临近六四当局的各种限制措施后，两名警察以及一名便衣女警，到她的住处及办公室进行拍摄，霍德认为这种威吓手段没有必要。 协会对这些记者的遭遇表示高度关注，要求大陆当局尊重采访自由，停止对外国记者的正常采访进行骚扰。 另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5月，向236名外国记者发出问卷，在123名回应者中，有约8成认为在大陆的采访条件越来越差或不变，较去年调查高出一成。另有约25%的回应者表示，大陆当局曾对驻当地的媒体总部施压，试图影响编采内容。 香港举行六四游行 “六四”25周年来临前夕，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6月1日组织举行“六四”游行活动，呼吁“平反六四，战斗到底”。 （德国之声中文网）游行组织方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称，6月1日当天约有三千人在高温下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游行抗议活动，要求北京释放异议人士并正式承认1989年的血腥镇压。警方则称最高峰时约有1900人参加游行。 游行人士高喊"实行民主"、"结束一党专政"、"释放高瑜"等口号。迄今为止，中国一直禁止公开讨论1989年6月3日到4日凌晨发生的事情。 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举行公开纪念"六四"活动的城市。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蔡耀昌向法新社表示："多年以来，他们一直都在进行斗争，希望求得公正和实现民主中国。甚至25年后，依旧如此。""表示支持是香港人的责任，因为我们的人权依旧受保障。"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游行人士下午首先在维多利亚公园集合，然后由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及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人带领各人出发。游行队伍从铜锣湾途经湾仔，目的地是金钟政府总部，游行时间约长2个小时。一名移民香港2年的大陆年轻人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他是来港后才了解" 六四事件"，也因此连续2年参加游行，以示对"八九"民运学生的支持。 游行队伍从铜锣湾途经湾仔，目的地是金钟政府总部 总部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称，最近几周内，中国当局已刑局包括高瑜和浦志强在内的约20名知名自由学者、律师和活动人士。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对北京政府打压活跃人士的举动提出批评，并表示，这违背了习近平上台后曾作出的要进一步开放的承诺。 法新社报道称，李卓人在游行前向示威者表示："我们抗议是因为镇压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愈演愈烈。""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自由和人权是过去25年来最糟糕的时候。" 来源：法新社 编译：安静 责编：万方

李兆富：华菁会与官二代的微妙 Posted: 02 Jun 2014 05:38 PM PDT 方方 方方，摩根大通亚洲区投资银行前副主席，也是香港华菁会主席。最近大陆网媒盛传他被廉署拘捕，但香港媒体一直未有人能对这一宗消息作实。 这件事，疑点甚多： 一，香港人，大多未听过华菁会这个组织。根据资料显示，华菁会成员应该是在香港落户的大陆海归派，也有理由相信，当中有不少是官二代富二代。当然我们可以很天真地相信，华菁会只是个联谊组织，但系实情是否如此简单？在香港这个地方，像华菁会，你说它是公民社会组织，但它们有的权力和影响力却又如此不成比例，说它完全没有权力的关系，西环的中联办，却一直在积极统筹和运作这些组织；一方面让它们深入香港社会各阶层，但另一方面又借助这些人脉去达到统治目的。 人人都有自由意志，为甚么要向权力低头？为政权出卖影响力？说穿了，其实就是透过各种在明在暗的利益输送，要众人听听话话。华菁会，肯定不是唯一这样的组织，在我们身边，甚至乎有更多没有组织只有利益的政治关系。但从反面角度看，以个人名义去换取政治方便，隐密性更高，更可取；华菁会毫不避嫌地组织起来，也反映到某种政治文化正正在香港落地生根。 二，大型投资银行，以高薪厚职请大陆官二代，但求买个方便，不算是新闻。稍有一点常识的都知道，单凭投资银行聘请官二代打工，不足以是丑闻。但要知道利益与关系，顺藤摸瓜查找下去，只会越揭越臭；方方虽然有头有面，但以中共的政治游戏规则，他距离当事件首脑的水平还远呢。项庄舞剑，究竟志在革谁的命呢？可以肯定讲，整件事若以反贪的角度去看，未免太天真；我只会相信今时今日在大陆，绝大多数被拉下马的官员，都是因为派系斗争而起；毕竟，在大陆个个都有利益关系，要是认真反贪，恐怕整个政府下台问题仍然未完成。 三，方方是继宋林之后，第二个落网的梁粉。梁振英最初做特首时，曾经委任了一名叫做陈冉的新移民出任特首办项目主任。这位陈小姐，正是现任华菁会秘书长。巧合是否纯粹的偶然？ 究竟梁振英身边还有多少人将会犯官非呢？特区政府当然会同一众疑人划清界线，但梁振英本人又可否反面不认人？不要忘记，维系这群人为是靠利益，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别人不可告人的秘密。故此，梁振英怎样也要为这些同志们找个处理问题的方法吧。可是过程中，经过谁的手，就等于再曝露这个派系的人脉和利益。 坦白讲，我对甚么人赚了多少最终落得甚么下场，没有多大兴趣。可是，眼见香港在变质，和大陆同质，却教人担心这个城市的未来。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刘军宁：什么是国运？——从“列强欺凌”到“列弱欺凌” Posted: 02 Jun 2014 05:21 PM PDT 刘军宁  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国运中最重要的隐秘因素是自由。一个国家自由越多，形成的自由传统就越厚实；对自由保守的越多，国运必好，反之必坏。 刘军宁（政治学者） 按照现在的历史教课书，对中国而言，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是一个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时代。许多国人至今还在慨叹中国的国运之不济。时至今日，八国联军已经不复"欺凌"中国。但是"列弱"却开始欺负中国了。最新的是越南排华，这是1979年之后的又一个排华高潮。华裔在印尼的长期不幸遭遇有目共睹。华裔在菲律宾常遭不测，现在还有中国公民被绑架。一百多名华人公民在马航上神秘失踪，得到的官方解释全是无厘头。中国船员在胞波般的缅甸被杀……面对"列弱"，中国竟无还手之力，还未见任何能够有效摆脱被"列弱"欺凌的有效措施。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国运吗？ 国运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带有神秘性的观念。什么是国运？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事关一个国家的幸运。决定国运好坏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这个因素是能够给一国之国民带来持续之幸运的东西。 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国运中最重要的隐秘因素是自由。一个国家自由越多，形成的自由传统就越厚实；对自由保守的越多，国运必好，反之必坏。自由的国家强大，还是不自由的国家强大？其答案不言自明。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任何繁荣中兴的时代，必然是自由相对较多的时代，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 保守主义的价值也由此呈现。从第一天起，保守主义就一直是作为反自由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保守主义与自由之间密切的共生关系。保守主义首先要保守的当然是自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然是保守自由的人。对保守主义的排斥与敌视，是一切极权社会的共同特点。 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没有听说过保守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文革"期间，根本就不存在支持保守主义的社会土壤，不存在发生保守主义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保守主义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稍有一点自由的土壤和水分，它就会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社会与政体越自由，保守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保守主义的力量也越壮大。在绝对没有自由的地方，绝对不会有保守主义。 如果这一预设成立，那么保守主义与自由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再次得到了证明——保守主义之所以能够带来国家的强大，在于它保守每个人的自由，在于创发并坚守一个让人性自由展开的社会与制度空间。保守主义认为，自由（其观念、其制度）是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所以，保守自由的国家必然国运长久！ 国运昌盛，是数千年来国人的梦想。在一些时代，国人甚至幻想通过交出自由来换取国运，结果两头落空。如果认清了国家命运与个人自由的相关性，国运这个东西就不神秘了。每个人争取自己的自由，就是在决定国家的命运。 一个国运昌盛的国家，从来不是一群自愿为奴的奴才建立的。国人要想国运昌盛，那就一点点争取自己的自由，一滴滴保守争取到的自由。自由人的国家，才有好的国运，才能免受列强、"列弱"的欺凌！ ——三剑客微信

高新：刘汉与当局之间是否存在幕后交易？ Posted: 02 Jun 2014 05:26 PM PDT 图片： 四川省亿万富豪刘汉。 （法新社资料图片）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杀刘汉帮周永康灭口？连"喉舌"们都看不过去了》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提示了就在刘汉等人被一审宣判的当天，"正国级"官媒新华网即刊登出沙牧博友的大胆文章，强烈质疑"刘汉该死！谁比刘汉更该死？" 沙博在文章中说：刘汉一案，法院审理结束，刘汉等5人被一审判处死刑。而在刘汉自长达140多分钟的辩护中，也说了这么一句似乎是"痛心疾首"的"重话"："我也觉得自己该死"。 但刘汉的这句"重话"，到底是他自知罪孽深重，悔罪服判？还是他的一种"终极悔恨"？抑或是他既知罪重，又悔恨交集，两者兼而有之？想当初，在四川，只要亮出刘汉"汉龙公司"的名号，那"商界、政界、甚至司法界"都会"避退三舍"（央视《新闻调查》语）；但谁料20年后，竟落得如此下场，你说，刘汉能不"恨从悔来"？ 所以，以我之见，其实刘汉这一句"我也觉得自己该死"，最大的可能，就是一种"终极悔恨"；因为在他看来，他自己只不过是别人的一副手套，之前的为所欲为，无非是有持无恐；可现在，他这一副沾血的手套，被彻底清算；但带着他这副手套行事的那双黑手，却尚逍遥法外；这，能不让他五内俱焚、故厉声自责？！ 于是，这便有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这就是：刘汉该死，但刘汉一死，线索中断，是否反倒给了刘汉案背后的各色"神秘人物"喘息、甚至逃遁的机会？ 由此，恕我直言，我认为：刘汉虽该死，但在涉及此案背后的一切人等全部捉拿归案、并全部结案之前，他却必须活着！因为倘要将那些"神秘人物"彻底绳之以法，刘汉毕竟是极为关键的人证之一！——总而言之：刘汉该死，但不该马上死！因为有人比刘汉更该死！ 该文一出，立刻被境内外中文媒体竞相转载，一位新浪网的博友在自己的坛子里转引此文时非常创意地配发了两幅图片，第一幅图片内容就是咸宁方面对外公开发布的戴着手铐的刘汉及其团伙们列队受审的现场照，第二张图片就是一片全黑的背景上只现出"周滨"两个白字。 沙牧博友此文在新华网上的一篇跟帖中说： 刘汉（在受审过程中）为什么不按常规出牌，造成这一原因的人是谁？这些人应逍遥法外吗？说白了，就是周某为何还没有关起来！ 另外一篇跟帖中感慨道：是啊，一个小百姓能这样横行无忌，无靠山能行吗？为了维稳像刘汉这样极为关键的人证必死，不然那么社会不稳定了，历史就是如此，有多少后台被捉出来了，沒有，只有关键人证先死，后面就万事大吉，稳定高于一切。 也有跟帖建议当局说"（刘汉）头顶的保护伞，很关键。能揪出，民众才心安"所以要"允许他（刘汉）戴罪立功！揪出背后保护伞！"。 不过，此贴一出立刻被一位笔名"皇城一兵"的知名博友提醒道："刘汉死了，后台就没事了？不然枪毙何太急？" 诚如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言，"杀刘汉帮周永康灭口？连"喉舌"们都看不过去了"。新华网在刊登如上沙牧博友的文章的当天还推出了另外一位叫翰碧烽的博友提交的《刘汉被判死刑之后的三大悬念！》一文，文中说：一个人即将死去，一个集团终将倒下，将近二十年的横行，践踏了良知和法律，践踏了公平与正义，践踏了安宁与秩序。当如此庞大之涉黑集团灰飞烟灭的时候，也还留下了许多的思索，甚至于一些悬念待解。 这位博友文章中的"第一个悬念"的内容是：刘汉死后，刘汉真正的"大保护伞"会不会现形？什么时候现形？又会得到怎样的处理？如此庞大的一个涉黑集团，能够横行将近二十年，无恶不作，坏事作尽，非法敛财几百亿，却屡屡逃脱法律的惩戒，其背后必然有一个或是一批庞大的"保护伞"，远不只是目前暴露出的3个小小的政法官员。那么，刘汉死刑之后，这一切会不会现出原形，会不会得到查处？值得期待。 如今，正在湖北咸宁省中级人民法院的看守所里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的刘汉、刘维及与他们在上月二十三日被同时一审判处死刑的三个小兄弟如果没有当庭表示上诉，庭下仍然继续"保持沉默"的话，那么到本篇文章在自由亚洲网站上贴出，在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节目中播出之前，对他们的一审死刑判决就应该已经自动进入了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核"程序以及下一步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程序。 从已经对外公开的部分庭审的实况内容判断，刘汉和刘维兄弟既然是都当庭对检方进行了"激烈抗辩"，那么他们对法庭遵从检方要求判处他们死刑的决定自然应该表态"不服判"才对。而刘汉的律师均在法庭上为刘汉做了无罪辩护。至于他们那三个同时被判处死刑的小兄弟，从常理判断也不应该是当庭表示"视死如归"的态度。而如上就中共官方上对刘汉案如此"结案"的质疑文章中虽然列出所谓"悬念"一堆，却偏偏没有提及为什么口口声声"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的"党和人民政府"居然至今仍对刘汉等五个被一审判死的同党们是否已经上诉的消息完全对外封锁。 到本文截稿为止，笔者只能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媒体上搜索到一条涉及到刘汉是否上诉的报道内容，即一直坚持对外揭露刘汉与周滨关系的财新网的一则消息，消息中说："新华社（关于刘汉案一审判决的）报道中未提及是否有人提出上诉。但刘汉的辩护律师之一张青松告诉财新网，他将建议刘汉上诉。" 与此同时，到是有多家中国大陆境内媒体不知是"奉命"而为还是确实是在"自言自语"地向读者们"提醒"刘汉已经认可了"罪有应得的下场"。相关文章中说：在刘汉等10人案法庭调查中，多数被告人对指控罪名无异议，而刘汉等被告人否认指控……。而刘汉在做庭审最后陈述时却说："我不是没有责任的"、"我对不起死者家属"、"我也觉得自己该死"…… 从一以贯之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到最后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是什么让刘汉"良心发现"而"一反常态"？不管刘汉是真心的忏悔和道歉，还是感受到了死到临头的恐惧感，刘汉实实在在地从自己口中说出了"我也觉得自己该死"这话。刘汉该死，公众这么认为，法官这么认为，他刘汉自己同样这么认为：其实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不过，也有精明过人的网友关注到了刘汉集团被判处罚金的数额，从中分析当局与刘汉兄弟之间可能存在的幕后交易，那就是刘汉和刘维兄弟以不再以上诉"为难"当局为前提换取当局为他们的家人保留他们经营起来的庞大商业帝国的部分财产的承诺。 在官方发布的刘汉案被一审"结案"的消息中，有刘汉和刘维均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及被告单位汉龙集团因为"犯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亿元"的内容。那么毫无疑问刘汉经营的高达四百多亿人民币的产业规模中的绝大部分都不应该被直接落实为"个人财产"，不然怎么还会有刘汉和刘维兄弟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之后才对他们的汉龙集团判处罚金三亿的之说。而他们的汉龙集团被判处罚金的事实恰恰说明了当局已经认可了汉龙集团在合法存在的前提下只是在其经营过程中有部分违法行为。由此可见，刘汉和刘维兄弟"认罪伏法"之后，他们的汉龙集团仍然还会"合法"存在，而该集团付出三亿罚金之后的"合法经营"部分哪怕只占四百亿规模的十分之一，也足以保证刘汉、刘维的父母双亲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们永享荣华宝贵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天安门民主大学”成功复校 在旧金山隆重举行开学典礼（附张伯笠回忆录《逃亡者》第十章 天安门民主大学） Posted: 02 Jun 2014 04:43 PM PDT “天安门民主大学”成功复校开学典礼6月1日在旧金山图书馆举行 图片："天安门民主大学"网络大学网站页面。（网络截图） 经过一年的筹备，"天安门民主大学"以网路大学的形式成功复校，6月1日在旧金山隆重举行开学典礼。从即日起，"天大"开始网上招生注册，并将陆续开班授课。 "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在旧金山总图书馆会堂举行，旧金山湾区和来自美国东西两岸、中国大陆、香港和澳大利亚的嘉宾二百多人出席了开学典礼。 "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筹备组成员、中国89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宣布"天大"复校，他说："各位嘉宾、各位朋友：现在我宣布，从此刻起，'天安门民主大学'正式复校开学，'天安门民主大学'教学网站开始网上注册招生。在1989年北京大屠杀的机枪和坦克前诞生的'天安门民主大学'，于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浴火重生，这标志着中国民主大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封从德说："中国的往圣先贤，从孙中山到秋瑾，从胡适到雷震，从陆皓东到六四先烈、到李旺阳，百年来一直不懈的追求在中华大地上实现民主。百年民运薪火相传，如何凝聚共识、团结一致、结束一党专政，是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当务之急，为此，'天安门民主大学'应运而生。" "天安门民主大学"诞生于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的6月3日，开学不到十个小时，便在"六四"屠杀中被迫停课。去年"六四"纪念日，海内外四十多位学者和民运人士发表"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宣言。跟着，复校筹备组成立。一年来，"天大"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相继成立，并在开学后，首批推出十六门课程和一套中国近代现代史系列语音讲座。学校的网络图书馆正在建立，未来还将创办网络出版社和中国问题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召集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在开学典礼上介绍"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办学理念，他说："作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文化遗产和学术遗产，作为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精神遗产，'天安门民主大学'的诞生，她与天安门民主运动血肉相连的关系，铸造了'天安门民主大学'的价值理念和历史使命。她肩负这个如山的重任，今天重新站立起来了。作为一所大学，我们追求普遍性的标准，我们绝不会如北京掌权者对北京大学所训令的那样，让北大不要做中国的哈佛、中国的剑桥。我们深信，世界上伟大大学的传统和精神，都值得我们效法。作为对中国大陆六十多年来教育制度的拨乱反正，抗拒愚民主义、抗拒思想垄断、抗拒党化教育，在多种文化交流的重镇旧金山复校向中国和世界实施远 程教学的大学，我们将坚守对普世价值和学术使命的承诺和守护。" "天大"顾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当年创办"天安门民主大学"并担任校长的89民运学生领袖张伯笠，学生领袖王有才、熊焱等通过视频祝贺"天大"复校。开学典礼上播放了"天大"顾问、赵紫阳时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去年就"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对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谈话。著名作家、中国近代史学家和演说家辛灏年到会发表祝辞。"天大"顾问、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胡佛研究院研究员、《民主》期刊主编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将实现民主》的演讲。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邵德廉(Dan Southerland)从首都华盛顿前来参加"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他放映了他的妻子89"六四"在北京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天安门：一个记者难忘的印象》，并讲述他所经历的"六四"，他说："身为记者，我在6月3日和4日看到大约二十具尸体，所有人身上都有枪伤，是被军人杀死的。" 邵德廉有关"六四"事件的报道1990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提名，曾获得多项新闻奖的邵德廉被认为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亚洲事务记者之一。从2007年起，他一直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总编辑。 （RFA 特约记者：CK） 【附录】 张伯笠回忆录《逃亡者》选摘： 第十章 天安门民主大学 1 　　这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这所大学办学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自从李鹏宣布了戒严令后，军队多次试图冲进京城，但都被大学生和市民挡了回去。 　　但广场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北京市各高校的学生成批地回到学校，外地大学生的比例在增加，尤其在夜晚，简陋的帐篷里的床铺多被外地高校的学生占领。"外地高校自治联合会"副主席连胜德经常带几个人到纪念碑下"夺权"。广场上组织林立：北高联、绝食团指挥部、外高联、以及各式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市民声援团、教师声援团，而外地高校的大学生仍不断地涌入北京。 　　北京的空气愈发凝重，军队随时有进城的可能，为了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有应变能力，五月 　　二十二日，天安门广场成立了统一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广场所有的组织和所有的同学。我担任了临时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负责广场的所有宣传和广播工作。为了防备有人"夺权"，我委托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白梦、彭鸽子以及北影学院的张华洁等同学分别领导纪念碑和原绝食团的两个广播电台："除临时指挥部外，任何组织都无权发布命令。" 　　每天带着氧气袋被医生和护士包围的吾尔开希，在二十三日夜里冲进了广播站，以"吾尔开希和北高联主席"的名义，要求天安门广场的同学都撤到外国使馆区。 　　此一号召在天安门广场引起轩然大波，首先是外地高校同学的不满，然后是北京高校学生的激烈反弹，临时指挥部立即向广场同学声明：吾尔开希不代表指挥部，而指挥部的决定是仍坚守天安门广场。随后，北高联也马上做出了反应，撤消了吾尔开希的北高联主席职务，为防止出现新的独裁者，北高联采取了常委轮流"执政"，不再设主席一职。 　　那天夜里，临时指挥部的常委们以及一直帮助我们出建议案的"军师"郑义等人都集中在指挥车上，大家一致谴责吾尔开希，认为他未能遵守临时指挥部和北高联的协定，有越权的行为，而撤到使馆区的后果会是什么？军队很快就会进入天安门广场。 　　吾尔开希提出撤到使馆区的意见也许有他的道理，但问题是他的意见没有经过负责广场指挥的临时指挥部，甚至没有经过他所在的组织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即使广场指挥部也没有这样的权力，真正的权力机构是"天安门广场各高校联席会议"（我们当时称呼它是天安门广场临时议会），而他想靠"个人的影响和魅力"，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因为太强调自己的影响和魅力走向独裁的。我们不能一边反对老独裁，一边创造新的独裁者；也不能一边反对特权和腐败，一边创造新的特权和腐败；我们更不能一面要求建立良性的民主机制，而又自己去破坏我们那刚刚建立的民主程序。 　　就在那天夜里，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设想：在天安门广场搞一个民主大学，让大学生们在民主中学习民主。同时，如果有一个能把北京高校和外地高校的同学组织在一个组织内，有利于机动灵活地调整我们的对策，而避免许多内部的磨擦。 　　这些想法在三天前我曾经和带病到天安门广场探望我们的陈鼓应教授谈过，他当时答应我如果办这样的大学，他愿意来讲第一课。但当时还没有确定就叫天安门民主大学。 　　我的这一设想得到了郑义等人以及常委们的支持。 　　第二天，临时指挥部过渡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柴玲任总指挥，我和封从德、李录任副总指挥，郭海峰任秘书长，常委会除我们五人外，还有王丹和赵世民。指挥部下设有参谋部，外联部、宣传部、后勤部和纠察队。刘刚、刘苏里、李木、王刚和张伦分别担任这五个部的负责人。而我仍旧负责广场的宣传舆论工作，并开始正式着手民主大学的筹备工作。 　　我当时对民主大学的设想是：设教务处、新闻处、后勤处、资料管理处及民主大学基金会。第一步先把一个电台、一个报纸，一个讲台建起来，每天上午十点为自由讲坛时间，让在天安门广场学生学者和市民自由发表意见，晚上八点是授课时间，请国内外著名教授对广场的群众进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启蒙讲座，这些工作由教务处负责，然后把录音交给新闻处和资料管理处，形成文字用"民主大学校刊"的形式刊出。 　　五月二十四日，从来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我，在柴玲的邀请下，参加了她主持的一次记者会，公开对外宣布了将在天安门广场成立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消息。 　　此后，我和赵世民、项俊开始了准备工作：招募愿意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聘请名誉教授、准备必要的物资。初步计划在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学。报名参加工作的同学很多，指挥部秘书处和宣传部的一些骨干同学也报名要参加筹备民主大学的工作。 ２ 　　广场上每天都有"狼来了"的消息，戒严的头几天我几乎二十四小时得不到休息。广场几万同学的食宿，安全使我感觉到责任的重大，于是我组织了"五月天"摇滚乐团的演唱会、舞会以及民主论坛，希望同学们能保持旺盛的精力。一曲崔健的《一无所有》使广场十多万人沸腾了。你只有置身其中才会感到那是多么地震撼人的心灵。 　　时近午夜，指挥部派往北京四周的纠察队员传回消息，丰台和八里桥的军队又和大学生以及市民发生冲突，四十多人被军人打伤。 　　冲突一天比一天严重，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立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王丹主持，我和柴玲、李录、梁二、邵岩、刘刚等人参加了会议，还有王军涛、郑义、北明等，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丘延亮先生，他代表香港声援北京民运的组织参加了会议。从他那里，我们得知香港近期有大量的物资运到北京，其中有我们急需的帐篷和通讯设备，于是我请他们给我解决一个大功率的扩音设备，丘先生答应了。 　　会议的第二天，柴玲把一个香港来的女同学介绍给我，她叫潘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声援团负责人。柴玲说："潘小姐对办民主大学很支持，你需要什么可和潘小姐联系。"潘毅拿出一张设计图纸，那个图纸重新布署了天安门广场的布局：帐篷井然有序，校旗翩翩飘舞，指挥部、物资供应站、医疗救助中心、民主女神像，按她的设计，民主大学就在民主女神像的前面，她强调要搞一个"像样"的讲台，并给我拨款一万元人民币搞这个讲台。而我不太赞成搞这样的讲台，理由是做这样的讲台需要时间，而现在已经大兵压境，很少有工厂敢担此制作，另外，花一万元钱搞个讲台实在没有必要。潘毅坚决主张要搞这个讲台，而指挥部的其他常委也支持她，一个叫墨轩的纠察队负责人主动请缨说，可以在三天之内把讲台立在民主女神像前。 　　民主大学未能按预定的计划开学。讲台始终未能运到广场虽然算作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主要的因素，五月二十八日是"各界联席会"决定撤出广场"凯旋在子夜"的时间，但那天早晨王丹来广场指挥部通知大家准备撤退时，遭到了李录、柴玲的抵制，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一直拖到晚上也未能通过，王丹急得直搓手，一个劲儿说："怎么搞的，联席会上不都同意了吗？怎么搞的，现在又不同意了？！"指挥部有的常委表示："联席会议只是一个谘询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而保卫天安广场指挥部才是决策机构。"结果是── 没结果。 ３ 　　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整，天安门指挥部和中共中央，戒严指挥部的代表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客房里，我和李录代表指挥部向他们提出了我们最后的四点要求。第一取消戒严，部队不得以任何藉口靠武力进京。第二：建议召开人大全国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目前的紧急局势，希望能在宪法和法律的程序内解决长达五十多天的抗议活动、并追究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责任。第三：解除报禁，真实地报导此次学运的情况。第四：不搞秋后算帐，肯定此次学运为爱国运动。 　　那位中共代表说：以上四条我想我们的分歧很大，戒严是为了保卫北京首都的安全，并不是针对你们学生，现在有一些坏人，长胡子的坏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想达到他们推翻人民政府的目的，另外，党中央从来没说大学生搞动乱，所以也不存在秋后算帐的问题；第三你们说的新闻自由和我们主张的新闻自由的标准不一样，我们从来没限制过新闻自由，至于人大开会我们决定不了，那是人大的事。而且他警告我们：尽快撤回学校，军队已决定要尽快清场。 　　后来我们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军队保证不进京，我们就撤回学校。 　　中共代表明确表示：那是决不可能的。 　　他问我：你们广场有多少人？ 　　我回答：十万人。 　　他说：夜里有多少人？ 　　我说：两万人。 　　他把身体往沙发后仰了仰："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院里可下两个空降师，在故宫里可下一个空降师，在地下铁路可以运两个师，加上人民大会堂的特种部队有六万人，我们可以三个人对你们一个学生，强迫你们离开广场。" 　　我说：什么时间？ 　　他说：还没有最后决定，但不会让你们再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 　　我最后问：会不会开枪？ 　　他回答：怎么会呢？人民军队，怎么可以向人民开枪呢？决不会的。况且，我们的对比这样悬殊，三个军人对你们一个学生，用得着开枪吗？ 　　他低估了北京人民的力量。 　　而我们低估了他们的残忍。 ４ 　　广场的情况似乎一天比一天糟，部分外地高校的学生白天开始游山玩水，晚上回到广场要我们解决吃住。甚至出现了坐公车不买票的现象。指挥部的压力越来越大，秘书长郭海峰负责分发香港运来的帐篷和广场的全局设计，累得躺在帐篷上睡得抬走都不醒。六月一日凌晨，王文带了一些人把柴玲和封从德给"绑架"到指挥部秘书处，我当时正和郭海峰在急救中心旁的一个帐篷里睡觉。北师大的陈徕把我们俩拉到秘书处，他告诉我们："柴玲和封从德要携款逃跑，被他们捉住了。"我听到柴玲在哭，封从德气愤的和王文理论。十几个不明身分的人把我们困在秘书处的大帐篷里，不许我们出去，我有一种被挟持的感觉，便质问王文："你们要干什么？" 　　王文说他要算帐，现在广场出现了贪污现象，为什么别人都给一千元的逃亡费，而只给他二百元。还有，柴玲的总指挥指挥不力，指挥部应该换人。 　　我说："柴玲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十分出色，前些天每个常委分的一千元钱也没错，共产党镇压后不会抓所有的大学生，但会抓指挥部的人，大家都是穷学生，拿一千元钱也是为了保存火种，不值得大惊小怪，再说柴玲的一千元钱给了我，由我给了一位采访民运的报告文学作家了。"我同时指责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流氓性质的，我让那十几个人拿出证件来。他们拿不出证件，有的声称是工人，有的声称是外地高校的学生，有的乾脆破口大骂，什么难听骂什么。一个自称是外地高校的学生甚至让柴玲把权交出来理由是，现在广场外地高校的学生比北京高校的多。我严词驳斥了他："我不主张外地高校学生进京，你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省搞一个『天安门广场』？" 　　那一天是"六一"儿童节，中共官方电台和电视台让我们"把广场让出来交给祖国的花朵"。我们准备了许多小礼物，准备赠送□来广场的少年儿童，有手绢和小玩具，我们分别在手绢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按计划，天一亮我们就要布置广场的卫生清理工作，让广场乾乾净净。但是两个广播电台已全部被王文的人控制了。他们不允许指挥部的人进入电台，经过争论，他们允许我去播一天的工作安排。我发现，所有的电线已全被他们掐断，后来电线接通了，我在安排工作时，话筒是在王文的亲信陈徕手中，以防备我万一讲出不利于他们的话便可立即把话筒拿开。 　　那些天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使我备觉办一所民主大学的实际意义远远胜过她的象徵意义。 　　自五月二十六日我在新闻记者会上宣布要成立民主大学后，中共的广播每天都在为民主大学做"广告"："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某些人和香港某大学要成立所谓的天安门民主大学，这所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批准，是非法的，主办者要完全负法律责任……。"当时有些报名参加民主大学工作的同学退出了工作，但还有几十名同学以及北大纠察队的近百名同学坚定地支持我一定要把这所大学办起来。 ５ 　　六月二日，在刘晓波等人绝食时，我在纪念碑三层见到了严家其先生及夫人，我邀请他做名誉校长，严先生欣然接受。他认为这个设想非常好，"我们可以在民主中学习民主。"我同他谈了我们的办学宗旨和设想，他强调："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大学的办学方向。"他强调"法治"的治应该是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他并建议要把民主大学基金同时搞起来。 　　下午，我召集民主大学筹备组的同学开会最后确定六月三日晚九点钟正式开学，筹备组的同学推选我任校长，赵世民任副校长，项俊任教务长（现在这两位同学都被捕坐牢）。而台湾联经出版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大事记"中曾有"广场统一指挥部秘书长赵世民被指以『逃亡费』名义，私吞捐款一万一千元人民币。"的记载，我有必要在此澄清一下，赵世民在任秘书长期间曾收到捐款一万一千元，后封从德让他交给财务处，赵未交的原因是他钱用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我们买了一台录音机用了六千元，另外买的各种旗帜和其他物品花掉了三千多元，还有二千元做民主大学基金的第一笔资金，而民主大学从筹备到开学，没动用广场财务处和香港方面一分钱，海外的媒体和某些人对赵世民同学的谴责是无的放矢，是不公平的。同时也让中共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而那个备受谴责的人却在中共的铁窗里受着无尽的煎熬。 　　六月三日一整天我都在民主女神像下忙着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准备工作。潘毅和墨轩的讲台已经指望不上了，只好借了一些桌子搭了一个临时讲台，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为民主大学刻了校章写了校旗，项俊爬上几十米高的灯柱上，把民主大学的校旗高高地插在天安们城楼的正前方。 　　傍晚，广场的形势变得愈发紧张，京城四面的军队已开始动作，警察开始主动向学生挑□，负责广场电台的张华洁同学在六部口，被军队从他讲话的汽车上踢了下来，打得满脸流血，他回到广场拿起话筒呼吁同学们准备抵抗。我当时抢下话筒，批评他不该呼吁成立什么"暗杀团"，并在广播中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则，张华洁捂着满脸鲜血痛哭失声："同学们，他们要下毒手了……" 　　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今天和每天的"狼来了"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开始警告市民要"呆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北京大学的学生穿上了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T恤，来广场报名，杨涛又派了一百多个学生到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会场，来帮忙维持秩序。 　　晚上七点钟，一个军队的朋友托人捎信给我：军队今夜要进京，天明之前清场结束，而且可能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他要我尽快离开广场。我的脑海呈浮现出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夜天安门事件的镜头。难道十三年前的惨剧又要在这同一广场重演吗？上帝为什么对中国人这样的不公平！ 　　这时，天安门广场官方广播又响了，那个广播除警告市民不要外出外，又开始警告民主大学，"目前，广场上某些人夥同香港某大学要开办民主大学，这所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委 　　批准，是非法的，组织者要完全负法律责任……" 　　民主大学筹备组的同学听到广播后又都涌到我的帐篷里。我向他们介绍了今天可能出现的情工作的使命也许就几个小时，除我要"负法律责任"外，其他同学也要受到影响，所以我提出不愿意参加的同学可以退出工作，大家谁也没表态，静静地看着我，耳边是北京广播电台威胁民主大学的聒噪。 　　我说："我们不理睬它！" 　　同学们一声欢呼，拥抱在一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帐篷险些让我们顶破。 　　我向我们电台的播音员下了命令，通知所有的同学不要离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在九点钟举行开学典礼仪式。 　　由香港中文大学提供给我们的大功率电台开启了，播音员向广场的同学广播大学开学的通知。纪念碑下和原绝食团广播站的广播也同时播出了这个通知。 　　我立即派人给严家其先生打电话，希望他来参加剪彩仪式，严先生表示一定按时到场。 　　九点到了，严先生还没有到，于是我们推到了十点。 　　十点到了，严先生还是没有到，而从四处传回来的情报看，中共的军队已经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于是我决定不再向后推了,宣布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正式开学！ ６ 　　在几万名民主大学首批学员的热烈掌声中，我和柴玲为民主大学剪彩，柴玲、赵瑜、马少方、老木、老鬼等人分别代表广场指挥部、知识分子、大学生致了贺辞，他们感性的演说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一片掌声中，北京的天空变得又红又亮，我发现，那是带感光的枪弹和地下的火光的辉映形成的。 　　我走上主席台致辞， 　　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庄严和使命感像风满船帆一样在我心头膨胀。 　　我宣读了民主大学名誉教授的名单，有包遵信、陈鼓应、李洪林、于浩成、苏晓康、刘再复、郑义、赵瑜、老鬼、柯云路、王鲁湘、远志明、李陀、苏纬、李泽厚、徐刚、范曾、王丹、柴玲、丘延亮、王兆军、刘宾雁等。 　　参加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同学们在我读到每一个名誉教授的名字时，都给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些教授的信赖和钦佩。 　　我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远处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开始了我的演说。 　　我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课堂，祖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我们的校园。我们办学的宗旨的让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植入中国人的心灵。使我们能在民主中学习民主，并能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力。" 　　我说："北京当局威胁我们说我们的民主大学没有经过国家教委的批准，是非法的，主办者要负法律责任……云云，而他们现在开枪杀人了，他们才要负真正的法律责任！" 　　我说："我们这所大学是中国觉醒的人民自己的大学，每个讲课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每个听课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学，他们会像春天的种子一样把民主自由思想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 　　我说："如果我们被迫撤出天安门广场，如果我们还活着，民主大学要在校园，在祖国各地继续办下去。我们传播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事业不会停止！" 　　在我结束致辞之前，我发现严家其先生及夫人高皋从人群中挤到主席台后侧。他满头大汗，显然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急匆匆赶到。 　　我高兴地告诉同学们：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其先生给大家讲民主大学的第一课。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严先生沈稳地走上主席台，他首先表示了对民主大学的祝贺。并给同学们讲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内涵。他说：这次学生运动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全民抗议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划时代的大事，它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民主进程。他说：这次学运，向全中国宣布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力推翻不受人民信任的政府。严先生仍然强调要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讨论并废除五月二十日李鹏签署的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并呼吁罢免李鹏。 　　我想，当时严家其先生还不知道北京四周的情况，军队在枪声中挺进着，李鹏已经举起了屠刀。 　　我立即调派了二十名身强力壮的纠察队员护送严先生和夫人离开广场。我们紧紧握手，互道珍重，我们不知道，今后是否还有聚首的机会。在这场民主运动中，严家其、包遵信和苏晓康、郑义等人给我们的支持最多也最直接，除晓康温和一些外，这几位先生都很激烈。但他们为八九民运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骨头最硬的一群。 　　就在送严先生离开广场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那双眼睛担忧而又心事重重地看着我，那是我的哥哥张翘，他是一个兢兢业业廉洁刚正的共产党干部，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兄长。由于纠察队员的阻止，他进不到主席台后。我通知纠察队员让他进来。他告诉我是铁道部有关领导让他来的，他的任务是把我带回去。他说领导说可以出面把我保下来。 　　我说："别太天真了，哥哥。这个时候你不该来这里。" 　　他说："但我是你哥哥呀！" 　　我说："他们已经开枪了，不久就会到广场，你应该想到他们会在广场干些什么！" 　　他说："我一个人回去，怎么向父母交待？" 　　我们默默无言。 　　一辆坦克在广场东面的马路由南向北疾驰过来，群众从四面八方冲向了坦克，后来，那辆坦克在广场东北角被愤怒的人们点燃了。 　　我和哥哥呆呆地望着燃烧的坦克以及火光中呐喊的人们。 　　"父亲母亲好吗？"我打破了沈闷，哥哥点了点头："都很好，你不用惦记。" 　　我说："多替我安慰照顾他们吧，还有，我的妻子和女儿……" 　　哥哥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但他拉着我胳□的手却在颤抖。 7 　　六月三日过去了，六月四日来临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我走上民主大学的主席台，台下的同学们都在看着我，我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终于撕下了他们伪装了四十年的假面具，用机枪和坦克在屠杀优秀的中国的儿女。我说，为了这个广场，为了我们刚刚开学的民主大学，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北京市民和大学生正在用血肉之躯阻挡坦克和军队的前进。于是，我宣布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结束，同学们撤到纪念碑下，要坚决遵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听候指挥部的指挥…… 　　就在这时，东面的军队已突破市民的防线向广场挺进。灯光下，钢盔和枪管闪着亮光，他们跑步对广场进行包围。 　　天空已被交错的子弹打得彤红。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袭上我的心头。此刻，望着子弹飞舞的天空，我欲哭无泪…… 　　我想，也许，我们的最后时刻到了。而这最后的一刻，我才真正地清醒自己所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和为之付出青春的是什么东西。 　　哀大，莫过于心死！ 　　惟一欣慰的是：民主大学的校旗在硝烟中迎风飘舞。她会在烈火中焚毁，然而，她会变成一只火中的凤凰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把民主的火种撒向所有有人类地方。 　　我暗暗发誓：如果我没有死，总有一天我会把民主大学的校旗重新插在天安门广场！

中国流亡作家马建“给马克思披上血染的国旗” Posted: 02 Jun 2014 04:07 PM PDT 中国流亡作家马建，星期一在马克思的墓地前，为马克思披上写着89，64，25周年数字的中国国旗，马建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暴力的根源，希望大家反思，并让马克思从中国离开。（张安安摄） 中国流亡作家马建星期一在德国流亡哲学家马克思的伦敦墓地前发表行为艺术--"给马克斯披上血染的国旗"，作家马建说马克思是中国暴力的根源。他表示，这种暴力革命的思想延续下来，人们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的选择，导致《六四》坦克就可以压人民。 马克思的墓地位在伦敦的海格特墓园（HIGHGATE CEMETERY ）内，星期一在马克思坟上的石雕像前，中国流亡作家马建爬上墓碑雕像为马克思披上鲜红的中国国旗。 马建在在雕像前也发表简短的演讲表示，马克思是中国暴力的根源。马建在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理论杀死千千万万中国人，以斗争和仇恨思想毁灭了中华民族的灵魂，马建说这让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无根的民族，而世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伤害仍然一知半解。 马建在马克思墓地前向记者表示，《六四事件》的残酷镇压就是马克思暴力革命思想延续，他说：（录音），马克思必须负担的是"暴力"责任，因为共产党延续这种暴力，导致《六四》的坦克就可以压人民。他表示马克思的主义或者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没有中间的选择，暴力革命一直延续下来，人们不是革命者就是反革命者，就可以处分坦克就可以开过来。 马建在行为艺术中撕毁了写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宪法，也撕破一张在半个世纪前画的第一幅宣传画"马恩列斯毛"，马建说为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国人互相残杀了半个多世纪，而且还在继续。他说由于共产党已经成为一切财富的拥有者，便以"杀贫济富"的方式重复着暴力革命。他表示："为打击拆迁户、上访户、恐怖分子，中国政府装备得更加恐怖。以暴易暴成了治国良策，马克思非黑即白的革命理论以把传统中国以德服人的政治智慧遗弃了"。 马建认为中国所有暴力的根源都和马克思有关系，他希望所有人都反省这个问题，让马克思从中国离开。 （RFA特约记者：张安安 责编：吴晶）

曹长青：共产党垮了，谁来代替？ Posted: 02 Jun 2014 02:51 PM PDT 图：郭永峰、周勇军、张志勇三位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当时里面正在举行胡耀邦告别仪式）前跪求请愿…… 对六四事件，理性回顾这场运动，我们可以看出，它并不是由于激进、理念太清晰、诉求太高而引来镇压，恰恰是由于对共产党本质不清，才导致那么多人被杀害。 初期学生们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后来只要求：承认是爱国运动，保证不秋后算账。知识分子高喊：我们没有敌人。结果呢，迎来的是一场血腥屠杀。中共从一开始动用的就不是维护国内治安的警察，而是对付外敌的军队。但鲜少有人相信真会有屠杀，当子弹都在肉里开花了，还以为橡皮子弹。这是典型的不识狼本性，被狼吃掉的例子。 中国文人的传统是向皇帝进谏。八九年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下跪递谏，既是继承了这个传统，更是知识分子一直对共产党认识不清、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结果。中国文化人一直都没明白（我怀疑今天是否明白了），跟独裁专制者不是对话关系，跟共产党不能对话，就如同跟海盗、跟恐怖分子不能对话一样。跟他们只能是抗争的关系。话不应该讲给共产党，而应该讲给人民听，那就是，一党专制必须结束（这个被许多文化人不屑一顾，认为谁都懂的道理，事实上在中国根本没有得到广泛的共识）。 和共产党对话，就是强化它的合法性 在共产党还很强势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跟你对话？它要么根本不理你，要么就镇压你。只有让最根本的概念、一次到位的概念——共产政权必须结束，没有共产党，中国才能更美好——深入人心，才有可能逐渐形成民间强有力的反抗声音和势力（智慧产生真正的勇气），才有可能迫使共产党主动来跟人民对话，向人民让步。抗争才有可能胜利。 一定有人立刻反驳，那不更被杀吗？你让大家都去找死吗？问题是，你下跪不也是被杀了吗？与其跪着被杀，为什么不站起来呢？其实问题的关键是：不敢站起来是次要的，不懂得需要站起来才是问题；不敢否定一党专制是次要的，仍对那个党寄予希望才是问题！ 今天我们喊要结束（推翻）共产专制，绝不等于是要暴力革命。这里根本不存在人民对政府暴力的问题，只有政府对人民施暴这一条。手无寸铁的人民怎么个暴力法？想暴力也没有资本，所以喊非暴力多少让人感觉有些矫情。 在现实操作上，一次到位的可能性比较小（也绝不是没有可能，东欧全部共产政权怎么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没有任何流血就垮台？），但理论上，必须到位。思想是行动的前提，老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不肯说必须结束共产党，就是不肯把一加一等于二的简单高声喊出来（甚至是，谁喊打倒共产党谁浅薄），那我们就再熬下一个二十年吧。 今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但是，"没有力量能取代共产党"这个概念却深入人心；而只要"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这个今天流淌在中国人（尤其是众多中国知识分子）骨髓里的概念不被清除出去，共产党的垮台就免谈。而只要共产党不垮台，什么自由、民主、宪政、共和，三权分立、新闻和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全都只能是对牛弹琴。全世界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你根本无法跟它论理。而每次试图跟共产党对话，事实上都是强化一次它的合法性；于是，你起到的要削弱共产党的作用，可能都低于潜移默化强化它合法性的作用。 曾制造一个天堂，今天又描绘一个地狱 知识分子现在面临一个要跟谁对话的问题。是跟普通民众还是跟政府？共产党是一个什么话都不听的政党。知识分子总担心老百姓接受不了一下子到位的说法。其实是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没到位。六四时最早喊出要结束一党专制的是民间，把毛像泼墨，高喊结束五千年皇帝统治的也是民间。我不止一次地被反对我强烈反共态度的文化人质问："你给我说说，共产党垮了，谁来代替？" 那我就回答你：中国有一套相当健全的行政体制，目前全是靠这个行政体制在运作。所谓共产党垮台，只是党的系统退出行政，一切照常运转。因为县有县长，市有市长，省有省长，下面还有乡长，镇长等各个层次都有一套行政领导体系，共产党退出了行政，共产党垮了，但这个行政系统仍在，完全可以起到稳定局势，国家继续运转的作用。而且今天中国已经基本是行政系统在起作用、在领导管理，没有了共产党那些"书记们"的干预，这个行政系统只会运转得更好。 共产党一垮台（或者只要开放党禁、报禁），一天之内会有一百、几百个政党出现，一个月之内就会有新的政治明星、政治势力出现。下次谁想当国家主席、省长、市长、县长，就要靠竞选来当。就这么简单。就这样逐渐过渡有什么可怕？有什么不可以呢？！东欧全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台湾也是这么走过来的，都没有流血，都没有暴力。中国人怎么一定就不行呢？难道中国人是低等动物？那种认为"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的人们，是最自我歧视的种族主义分子，是那些自认"自己是一条虫"、必须有共产党的金箍棒拨弄的成龙们才相信的。 事实是，这个"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天下大乱"的概念，和当年虚构一个共产天堂让人们勒紧裤带去追求一样，今天，共产党又（在无数文化人的协助下）虚构一个地狱，把中国人吓死；用这个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就得下地狱的恐惧，让你满足现状，不挑战专制。中国人曾经被第一个谎言欺骗了半个世纪，在绝对封闭的环境下，有情可原；但在今天这种发达的信息下，在全球民主国家现状有目共睹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仍然相信中共和那千百个御用文人们制造的谎言的话，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的失职，是那些骨子相信自由的人没有把真话说到家，没有把最基本的理论、最简单的常识说到位。 继续"进谏"，继续被杀 共产党现在可以用"颠覆政府罪"抓人、判刑。但当你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喊出，我绝不颠覆政府，我只反对一党专制，恐怕共产党定罪也麻烦（他们不也弄一些多党花瓶吗）。当千百万的人都明确了不颠覆政府（没有全国大乱的恐惧），只抗议一党专制，那会是一股真正的力量。 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绝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是亚洲人勤劳、有商业头脑的文化历史传统的结果之一，是海外以华人为首向中国巨额投资的结果之一。在有了民主选举、健全的保护个人私有财产的制度之后，中国的经济只能走向更加的繁荣；在有了公平的司法解决纠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能更加稳定；在有了新闻自由的监督下，官商勾结的贪腐一定会大幅降低，民间的商业竞争才会更合理。更重要的是，在有了政治选择权之后，中国人才不再是奴隶，而成为自豪的自由人！ 从六四到今天，一路的教训都是，不清楚共产党的本质，继续做"进谏"的梦，那就等于在继续牺牲的同时，却起不到传播彻底否定共产党合法性的作用。至于很多文化人还停留在呼吁给六四平反的水平上（让屠夫说，你们是好孩子，我把你们当坏孩子杀了，杀的不太对），那就更没法多说了。 ——原载《开放》2009年6月号；原题：六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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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采访刘香成：美联社记者用镜头记录的六四 Posted: 03 Jun 2014 10:43 PM PDT 黄安伟 2014年06月03日 香港出生的美藉摄影师刘香成因为在俄罗斯拍摄了一起未遂政变而和他人共享了1992年的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他现居北京。在那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组织摄影展和编辑中国历史照片书籍了。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本身就是一个档案库，记录了自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时代》周刊(Time)和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拍摄的图片已收录成集，名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 不过，他的中国职业经历中最紧张的时刻，出现在他后来接受的美联社的一个任务里，彼时他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的目击者。那年的6月3日和4日，他就在北京，当时，邓小平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枪杀了数百名，也许是数千名平民。 查看大图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1989年6月4日，一名三轮车夫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 相关文章 38军军长徐勤先六四前抗命内情 老兵回忆六四，曾参加天安门清场 六四25周年，官方维稳不遗余力 "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三轮车夫 他的家庭办公室位于那场暴力活动的中心以北不到一英里（约1.6公里）处。刘香成在墙上挂着那段时期拍摄的两幅标志性作品，一幅是一对年轻男女坐在立交桥下的自行车上，桥上是滚动的坦克，这幅作品是刘香成在杀戮后的第二天拍摄的；另一幅作品是"坦克人"，他是刘香成的同事杰夫·怀德纳(Jeff Widener)于同日从北京贵宾楼饭店往外拍摄所得的。在一次采访中，刘香成讨论了1989年春天时，他在北京的工作情况。以下为采访节选： 问：当天安门抗议开始掀起时，你正在美联社驻首尔分社。美联社派你回到北京。你的印象是什么，你有没有任何事情可能会演变成一出悲剧的感觉，就像后来发生的那样？ 答：当我看到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扎营的消息，我就想起了1978年那场短暂的民主墙运动。1989年，北京出现了类似的场景，不过人群的聚集规模比十年前要大得多。我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员工决定加入长安街的集会队伍感到惊讶。 拍摄这些事件和报道民主墙的过程类似，报道民主墙时，我会每天查看墙上是否贴出了的新的大字报——当时的大字报贴在长安街西边一座公交总站旁的围墙上。1989年5月中旬回京后，我每天都会去几趟天安门广场，拍摄大体上一片和平的学生集会，他们住在广场上已被征用的公交车里。在那里下面条、煮饺子，唱歌跳舞打发时光。学生们互相摘抄彼此的诗作，这些诗作都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时，学生们会打出标语，要求中国普及类似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中的权利。 这些场景让我回想起毛泽东1976年逝世不久后的那段时期，当时处处都是开放的新氛围，中外学生结伴在圆明园遗址公园游玩，几乎就像是迷你版的中国式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把"民主女神像"放到天安门广场正对毛泽东官方肖像的位置之前，我从未想过，此事会演变成暴力事件。 问：美联社是如何进行图片报道的？在6月3日暴力事件开始之前，最让摄影师激动的场景是什么? 答：我们有几个摄影师一起报道这一事件：东京分社的Sadayuki Mikami（贞行三上，音译），驻北京的摄影师马克·埃弗里(Mark Avery)，来自曼谷的杰夫·怀德纳(Jeff Widener)，以及我自己。最后，香港的余伟建(Vincent Yu)也加入了我们。驻东京的亚洲摄影编辑吉姆·帕尔默(Jim Palmer)指挥我们进行报道。民主女神像揭幕之后，帕尔默像很多西方摄影师一样，决定回去。我却觉得还不是离开的时候，根据我的经验，中国最终会移除这尊象征法国大革命的雕像。毕竟毛泽东和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标志，与之不甚匹配。报刊记者当时忙着报道军队遭到工人及北京居民阻拦的消息，而摄影师则在拍摄学生们的生活和活动场景，以及军队的行动。帕尔默启程回东京后，纽约的摄影主编哈尔·比尔(Hal Buell)打电话来，让我接管编辑事宜。我说，我宁愿继续拍照。他说我可以同时做这两件事。 问：在那段日子里，作为一个美国新闻机构的摄影师，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答：我和余伟建都是华裔，宣布进行戒严时，我们特别危险。虽然我们可以混在人群中，但我们带着照相机，非常显眼。我还记得主干道上手持AK-47冲锋枪站岗的解放军士兵盯着我看的场景。 问：关于屠杀发生的那天夜晚，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答：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清晨南池子街道附近的长安街上的枪声。我听到了几轮枪声。我当时在北京饭店外，但距离太远，看不到实际的射击情景。隆隆的枪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看到行人跪在地上，乞求三轮车夫去接受伤人员的时候，我决定跟他们同行。我跟着三轮车，一手把着自行车的车把，另一只手举着照相机，给那些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受害者拍照。 问：你的同事杰夫·怀德纳从北京饭店拍到坦克人的照片时，你正在美联社分社帮助管理图片报道。那张照片是怎样从北京饭店转送出来发到全世界的呢？纽约的编辑们看到那张照片时，是什么反应？ 答：美联社纽约总部当时发给我们一条信息，要一张天安门广场"翌日早上"的图片。我当时值班，负责编辑和发照片。因为我们分社就在北京饭店附近，北京饭店是观看天安门广场的最佳地点，我就让杰夫·怀德纳搭一辆自行车去饭店。杰夫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给我打电话说，他觉得他捕捉到了一个画面，是一个男子站在一排坦克车前。他说，他对照片是否清晰没有把握。我让他把胶卷从相机里取出来，找个外国留学生跑腿给我送过来。当一个扎着马尾辫的美国学生拿着一个美联社的信封出现在我们分社时，我们立即冲洗了胶卷。接下来的你们都知道了。 我刚把那张照片发出去，多伦多报纸《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的黃明珍(Jan Wong)就从北京饭店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刘，坦克正在往你那边开。"我马上就冲到建国门外交公寓的楼顶，我以前在1970年代住在北京时对这座公寓很熟悉。我爬上楼顶刚喘过气来，就看见坦克在二环路的桥上掉头。就在那个时刻，我看到一对男女坐在自行车上躲在桥下，就把那个画面拍了下来。 我赶紧回到办公室发了这张照片。第二天，美联社社长路易斯·博卡迪(Lou Boccardi)为这两张照片给我们发来电报说："谢谢你们，昨天美联社拥有整个世界"，或是一句差不多的话。如今我们知道，实际上有4、5位摄影师拍到了坦克人的照片。美联社的那张以及躲在坦克下的一对男女的照片是最先发出去的、极具有象征意义的照片，它们被传到了全世界各地的新闻编辑室里。 问：你能给我们说说其他几张你认为最能反映那些事件的照片吗？ 答：巴黎西格玛图片社(Sygma Photo Agency)的雅克·郎之万(Jacques Langevin)捕捉到了天安门广场里面情况的最佳画面，他用一系列照片展示了当时的骚动和混乱。一个匿名的中国摄影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画面，上面是躺在长安大街上的学生、旁边是扭曲的自行车。这张照片刻画了那次事件。 问：共产党封锁这些照片的努力效果如何？ 答：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一方面来说，似乎很有效。但当有人在赵紫阳（曾任国家领导人的赵紫阳因对抗议人群态度过于宽容而被清除）去世后去他家悼念时，一个得到承认的事情是，受过教育的人对1989年镇压时发生了什么还是很清楚的。当他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来公开讨论或挑战事件的官方版本时，中国人有以某种方式表达的能力。很多中国摄影师私下都给我看过他们在1989年5月和6月期间拍下的照片。 问：你认为中国社会的这种历史遗忘症会不会在某个时间导致更多这类照片重新出现，比如更年轻的审查员不知道这些照片的意义？2008年，《新京报》对你做专访后，因为发了一张你拍摄的照片而惹了麻烦，在那张照片上，三轮车师傅在转运6月4日被士兵开枪打伤的年轻人。 答：自从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些决定命运的日子的报道以后，很快就25周年了。我没有把那张具体的照片提供给《新京报》。那个图片编辑太年轻，他对1989年事件知道得很少，他用我给他的照片设计了采访的版面。当他发现有一处空白需要填补时，他上了网，找到了我拍的另一张照片，他把那张照片放到报纸上，也许认为拍的是2008年四川地震时的受伤者。我没有机会单独见到他，从而不能更多地了解他是如何做出那个决定的。中国需要面对新中国1949年以来历史的很多方面，不只是1989年。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网友推荐

达赖喇嘛发表声明：“为了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死去的人们祷告” Posted: 03 Jun 2014 09:56 PM PDT 达赖喇嘛尊者关于"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声明的英文原件和中文翻译 ​ 今天，当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们，正在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之际，我要为那些为了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死去的人们祈祷。 这些普世价值，是一个自由和充满活力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和平与稳定的真正来源。虽然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上、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鼓励中国迈向全球民主的潮流，这将有助于中国获得世界各地的信任和尊重，同时也让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潜力。 达赖喇嘛 2014年6月4日 【附录】新闻稿 公民力量  发布 2014年6月4日 华盛顿 西藏精神领袖、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于6月4日凌晨，"六四"大屠杀25周年之际发表声明，"为那些为了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死去的人们祈祷。" 达赖喇嘛尊者在声明还为中国的未来祈福，鼓励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的基础上，"迈向全球民主的潮流。"尊者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是一个社会稳定、自由、充满活力的基础。（英文原件和中文翻译附后） 已有数位世界人权、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公开支持在"六四"25周年之际为"六四"死难者祷告，为中国的民主化前途祈福，其中包括：南非大主教图图，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已故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主席蓝托斯的女儿——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副主席克翠娜.蓝托斯。支持"六四"25周年全球为中国祷告的还有天主教、基督新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组织和领袖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领袖。公民力量将陆续公布名单鸣谢。 联络人 杨建利 0982361543 （台湾电话） yangji...@gmail.com 韩连潮 (703)851-8334 lian...@gmail.com 附：为中国祷告 首先让我们为地球之美发出感谢。她承载着不可胜数的生命。让我们祈祷，我们每个人都愿意作出努力，保护我们的地球和她一切的美丽。 众：为地球感谢和祈祷！ 让我们为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民发出感谢，为他们多彩的肤色、多姿的形体和多元的语言，为他们丰富的习俗和文化，为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舞蹈，他们丰富的艺术。 众：为所有的民族和人民感谢和祈祷！ 让我们为中国发出感谢，为她浩瀚的历史，为她深邃的文化内涵，为她从远古到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众：为中国感谢和祈祷！ 今天，让我们感谢二十五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那群年轻人，他们用大无畏的勇气，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对自由与公正的强烈愿望，他们为此愿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祈祷他们的勇气能使我们刚强，祈祷对他们的纪念能使我们蒙福。 众：让我们深怀感激纪念天安门广场的殉难者！ 在这个为年轻的殉难者举行的周年纪念会上，让我们祈祷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能够将他们的心思意念从恐惧与防范中转离，向那些受难者及他们的家庭伸出援手，并对屠杀年轻人的暴行生出忏悔。祈祷这样的忏悔能成为走向和谐的第一步，能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承诺，这个承诺就是：永不再向人民挥动屠刀！ 众：让我们为忏悔与和谐祈祷！ 让我们牢记那些专制暴政下的受害者，他们承受牢狱之灾，惨遭毒打，他们的家园、资产和谋生手段都被无故掠夺，他们的名誉受亏损，声望遭侮辱，他们遍及中国的各个角落。 众：让我们纪念那些在强权之下遭受非公正对待的受害者！ 让我们为那些为自己和别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而抗争的中国人祷告，他们有超出常人的道德勇气和见识，他们为此付出常人无法承受的自由、家庭、经济甚至生命的代价。 众：让我们纪念那些自由的战士和他们的家人，祈祷正义战胜邪恶，人权胜过强权。 让我们为中国人民献上感谢，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出的经济奇迹使中国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人民的自由希望一旦被释放，无论男女老少，都憧憬着富裕自主幸福的美好未来。 众：为希望中的中国人民祈祷！ 让我们为中国的官员祈祷。从村镇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从高山沙漠的自然景观，到城市高楼和汽车的海洋，中国的官员为这片超过十四亿人口的土地，负有巨大的责任。 祈祷他们在服务人民的使命上不至疲乏，祈祷他们在帮助人民脱离贫困、疾病和天灾厄运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喜乐。 祈祷他们虽然面对金钱、权力和利益的诱惑，能够不致陷入腐败之中，这腐败不但侵吞他们自己的灵魂，同时也摧毁人民的正义和尊严。 众：让我们为中国的官员祈祷！ 我们特别要为中国的领导人祈祷，他们正在领导一个日显重要的世界大国，这一大国正在与全世界其他强国一道分担世界领袖的角色，祈祷中国领导人有能力认识文明的价值，用负责任大国的诚信促进世界正义与和平。 众：让我们为中国领导人祈祷，使他们能够得着智慧、公义与和平的引领！ 让我们一起来祝福中国的人民和她的领导人，祈祷他们集体的努力使中国可以找到一条新的途径，用智慧和良知包扎好旧日的伤口， 力争建造一个使所有生命都充满尊严、喜乐和基本人权的中国：人人有思想的权利，有说话的权利，有结社自由的权利，有宗教信仰不受阻挠的权利，有免于被任意逮捕、没收土地、财物和私有资产的恐惧的权利，让他们从这些恐惧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祈祷我们每一个人能从不同的国家、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的立场，更坚定地致力于天安门殉难者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事业。祈祷我们彼此能够坚持我们的誓言：永不忘记天安门的殉难者，永不忘记他们牺牲生命而追求的公正、自由和人性尊严的理想！让我们为中国祈祷一个的美好未来。 接下来这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走进自己内心信仰的深处，用轻轻的气息，发出我们能够撼动大山的祈祷。 （静默一分钟）

黄慈萍：在全美学自联主办的"六四"大屠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开幕词 Posted: 03 Jun 2014 10:03 PM PDT 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感谢您们参加今天的由全美学自联主办的"六四"大屠杀25周年纪念会。"六四"是成千上万的要求民主和人权的中国同胞以生命和鲜血标志的、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日子。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野蛮的共产政权镇压了。多年来，中国似乎没有了希望。 那是我在15年前、六四大屠杀10周年时的想法。当时，我担任全美学自联主席，也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前的六四大屠杀10周年纪念会上做了开场白。我当时很悲伤，呜咽难语。那天我没谈的是绝望感--我感到中国一片黑暗，前途渺茫，没有光亮，没有希望。 我觉得我当时的心态与许多人，包括全美学自联的朋友类似。试想25年前的中国，曾有过那么多的青年学生和市民发出如此强烈的要求人权与民主的呼声。然而，他们的许多人却太天真了。他们没有想到对这些民主与反腐败的正义呼声的回应是坦克车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枪声！因为接受了中共的教育宣传，人们误以为中共政权的"人民政府"会为人民，"人民解放军"也会站在人民的一边，而不会射杀人民！ 虽然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了，但向往自由和人权之心无法阻止。这些年来，人们继续抗拒暴政，进一步地了解了中共迫害人民的本质。看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揭幕的"勇气"雕塑，它不仅仅勾起我们对1989年那位只身挡坦克的勇士的记忆，它也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勇敢！ 如今，中国的政治镇压是如此严重，连"六四"这么简单的两个字都被禁止--中共政权下足了功夫来阻止孩子们了解那血流成河的六四大屠杀！然而，一个独裁政权也许能够暂时地隐藏真象，却不能永远地隐藏真象。它也许能一时欺骗中国人民并予他们以假象和幻想，但人民是不会永远地被愚弄的。 为什么我今天的感受与15年前完全不同？那是因为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和生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共产政权的本质。这使得我对中国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这个六四屠杀之血的教训开始成熟，开始结果。尽管1989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共的镇压愈演愈烈，我们却看到了人们的良知和对一个正义社会的渴望正日渐觉醒和成熟，特别是在反腐败和维权运动方面。当中国人认识了中共政权狼的本性，他们就会拒绝成为1989年任宰的羔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等的目标。他们抗拒迫害。他们反对镇压。如今，共产政权花的"维稳"经费比国防开支还大。如果不改变成人民主导的民主制度，中共的镇压就会象用纸来包火--镇压之纸用得越多，来日之火就会爆发得越凶猛。这希望之火将烧毁独裁政权，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之未来带来希望的光芒！ 在过去的25年中，每年全美学自联的成员和朋友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六四大屠杀纪念活动。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为了建立一个能保障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法治的美好中国的未来。我们都知道，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家庭，为了那些受迫害者，为了所有的中国同胞，我们有责任不忘历史，保存希望之火种，并寻求正义。 是的，我们应承担这些责任。在这里，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学自联的成员和朋友在此承担这些责任--这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我们必须说出历史的真相，我们必须保持民主的梦想，我们必须坚持人权的理念，我们必须坚定地要求为六四大屠杀的被害者和家庭伸张正义，直到中国自由和民主的那一天！ 我谨此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和支持。加入我们的行列，支持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家庭，是我们坚守良知、尊重真相的方式。除了今晚的嘉宾，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全美学自联来自美国其它很远地方的成员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包括洛杉矶、旧金山、小石城、亚特兰大、夏洛特、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辛辛那提、特拉华州等地的朋友。感谢大家反抗极权政权的勇气和对中国自由民主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和促进中国的进步！ 相关图片： 1. 黄慈萍理事长宣布2014年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获奖者: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4/HuangCPannounces140531IFCSS2014awards-c-3.jpg 2. 中国驻美大使馆前有关六四大屠杀的图片：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4/embassy140531displays-c-6.jpg 3．烛光悼念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死难者：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4/newsletters2014-4/candle140531lights-c-6.jpg -

八九英烈不朽，祸国殃民邓小平遗臭万年 Posted: 03 Jun 2014 09:52 PM PDT 6.4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邓小平家乡故里的铜像前，惊现另一独夫毛泽东曾说的"镇压学生运动，绝没好下场！"的抗议横幅。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57年"反右"运动中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直接听命与毛泽东。官方披露57年"反右"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是55万，而民间及有关专家统计与推算受迫害者达300万人以上。           75年驻马店水库决堤，导致25万无故百姓丧生。原因是几十万人的生命还不如他打桥牌更重要。          阴谋诡计篡夺、罢免、废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位总书记。           1989年6月4日，血腥镇压89民主运动。据民间统计，这次屠杀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达2000人。邓屠夫曾扬言：杀二十万，保二十年平安。            家乡广安，肆意搞大塑特塑他的造神运动。广安县原是全国闻名遐迩的贫困县。江泽民统治时期，他为感谢邓小平对他的任用与提拔，于是将达州、南充的数个县 划归广安县并成立了地级市广安。他用全国纳税人的钱大搞城市建设，而农村女55岁、男60岁的社保却无从着落。景点"邓小平故里"更是奢华打造，几代人在 他家隔壁的邻居也被迫搬迁。         加之他一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阴险狡诈，自私、心狠手辣、贪婪、祸国殃民成了他一辈子的总结。

曹长青：千秋与朝夕——写在六四25周年 Posted: 03 Jun 2014 07:29 PM PDT 六四事件25周年了。当初可能谁也不会想到，之后共产党还能存活四分之一世纪。 之前的六四周年日，我多都写些悼念文字。25年了，更应该写点什么。但今年比以往更有悲愤窒息感——鲁迅写《纪念刘和珍君》时的那种感觉。当时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惨案，杀害了47个学生，鲁迅愤怒到说他活在"不是人间"的世界，那"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压得人无法喘息。我在想，如果鲁迅活到今天，面对远比三一八更野蛮、死亡人数更多的六四惨案，还能说什么？还能写什么吗？他说过，"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鲁迅会选择怎样的"爆发"？ 对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是认罪的（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首都各界在北京大学操场举行了追悼大会，鲁迅题的挽联高悬会场。仅鲁迅一个人，就写了包括《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悼念学生（更是声讨杀人者）的文章。 而今天，连六四有多少人遇难，政府都拒不公布，更别说认罪、法办凶手。鲁迅时代，还能为学生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而今天，中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报刊上竟然无法发出一篇"纪念刘和珍君"。 25年过去，隐蔽、悄然的屠杀从没有间断，对言论和思想的谋杀远超过100年前。三一八惨案的时代，鲁迅称之"非人间"，而今天是什么？不是全然的地狱吗？ 这样的中国还有希望吗？鲁迅说"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但他仍是"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因为"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鲁迅同时代的胡适，即使面对（早逝的）鲁迅所不曾见到的共产中国全面肆虐时，仍坚信"自由的中国"在人们心中！他曾以清初典故"鹦鹉救火"（"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来阐述，"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人，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不仅是出于良知，曾前后在美国26年的胡适，更深知民主自由的价值是人类发展的主流。他坚信民主是"千秋"，专制是"朝夕"；在历史长河中，中共政权是短暂的。如果说鲁迅撕开"非人间"的黑暗，告诉国人以真实，胡适则传播"真人间"的西方民主，给中国人以信念。 中国是世界最后一个大的专制堡垒。21世纪中国人能对世界做的最大贡献其实是：炸毁这个堡垒，让民主的大潮涌进中国！思想是革命的前提。要炸毁这个"堡垒"，首先要破除两点迷思： 一是所谓"没有共产党就天下大乱"。我在以往文章中说过，在苏联等原东欧国家，共产党一夜垮台了，都没有天下大乱。因为原有的行政体系起到过渡作用。中国也有省长、市长、县长、乡长等等，共产党倒台，根本不影响这个行政系统的照常运转。党组织（党领导）消失了，中国不会大乱，反而一定大好！因为一夜之间就会有一百个政党出现，在现有行政体系过渡运作下，然后就开始全国大选嘛。其实只要解除党禁、报禁，中国就会像台湾当年那样走上民主轨道。根本没那么复杂，也根本不会流血。 二是所谓"十四亿中国人啥时候能觉醒"。我要告诉你：不需要14亿人都觉醒。历史从来都不是"大多数"人民创造的（大多数永远是：你赢了，他随大流赶来给你献花鼓掌；你输了，他逃得无影无踪，不往你脑袋上踩一脚就是大大的良民了）。所以，不可指望大多数，也不必指望大多数。历史是少数的、极少数的英雄创造的！只要少数人的觉醒，少数人的努力，少数勇敢者起来反抗，成功就不仅有可能，而且是一定的。 在埃及首都的解放广场，最初抗议穆巴拉克的只有几千人。抗议活动最高潮时，全埃及有25万上街。而埃及有8500万人口，25万占不到3%。而正是这"少数人"的勇敢坚持，感动激励了整个埃及。 在乌克兰首都的"独立广场"，开始时只有二千人在那里坚守，反抗亲俄总统。乌克兰人口4500万，那最初的两千名勇敢者占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一。 这些例子都清楚地表明，不用等到全体人民都觉醒，只要有少数勇敢者坚定反抗，就能震撼全国（尤其现在是网络信息传播时代）。在14亿人的中国，哪怕只有乌克兰独立广场那万分之一，就是14万人。今天，这"万分之一"涌进天安门广场，绝对会有震塌专制堡垒的力量！ 我从不怀疑，14亿中国人中绝对有足够的英雄，只要他们真正醒悟：对，这碉堡必须炸掉，否则民主的大厦完全没有奠基的可能。英雄的火种在每个人心里，只要一丝火苗点到那里。而且，我更不怀疑，在科技发达到和25年前完全两重天的今天，民众的抗议迟早会起来，而万里长城阻挡信息的时代却是永不复返！在信息反映民意的巨浪下，无论中共高层领导人，还是各级军人，都绝不敢再向民众开枪。 我们赤手空拳没有武器吗？谁说的！只要人们清楚：中南海是我们的敌人。每个人手里的手机，就会立刻成为扔向中南海的手榴弹。你以为他的坦克大炮还能赢过我们吗? 睡在中南海里的人早已不信了，所以他要加固封锁信息的城墙。 有手机的人们，发一条要推翻专制城墙的信息吧，转一篇要民主选举的文章吧。这是不需要牺牲就参与炸毁专制堡垒、书写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的英雄壮举。 我们的祖先，连"鹦鹉救火"的精神都有！我们总不能没出息地自己宣称"一代不如一代"吧？更何况我们的电脑、手机绝不再是"鹦鹉翅膀沾水"，居然不必冒被烧死的危险，就可以加入灭火的大潮，而且有永不停止的水源！我们处于多么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前面五千年的中国人没可能，后面五千年的中国人再没机会了。 六四25周年两天之后，就是盟军击败纳粹的"诺曼底登陆"70周年。今天，让我们用键盘、用手机、用网络，用这些无声的炮弹，打响解放中国的"诺曼底登陆"！ 抓紧扔一颗炸弹吧，伙计，为了有一天能跟孙子吹牛：知道吗，小子，你今天的自由，是老爷子白天黑夜用键盘苦敲出来的。更为了，当我们像那些硕果仅存的二战老兵们坐着轮椅，看着献花盛开的大地、欢快嬉戏的儿童，回首那改变了世界的"诺曼底登陆"、抚摸刻在丰碑上的牺牲了的战友的名字时，可以宽慰地长舒一口气：这个战场上曾经有过我，我曾经为了做自由人而战斗过……人生一场，还有什么比为自由而战更值得骄傲？！ 2014年6月3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六四前夕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杰安迪, 储百亮） Posted: 03 Jun 2014 07:07 PM PDT 徐勤先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北京——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中国领导层紧张不安、意见相左。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有一个人拒绝了。 查看大图 Jeff Widener/Associated Press 一名男子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阻拦一队坦克的照片闻名全球，不过在中国被禁止传播。 查看大图 Xinhua,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89年5月19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向抗议学生讲话。赵紫阳的助手温家宝（右二）后来成为国家总理。 查看大图 Associated Press 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尸体。学生们抗议的是腐败、不公和通货膨胀。 查看大图 李晓明（左五）在北京和战友的合影。照片由李晓明本人提供。 查看大图 Katrin Koenni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现居澳大利亚的李晓明，是1989年奔赴天安门广场的军人之一。他说，"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 相关文章 老兵回忆六四，曾参加天安门清场 六四25周年，官方维稳不遗余力 "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25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三轮车夫 莱文：六四25周年，世界没有忘记 政治局里的六四亲历者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尽管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是那个血腥的夜晚却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当局将它实质上从历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没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们对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认的理解。 当时，主持镇压的党内元老邓小平赞扬军队忠诚不二，就连一些国外的报道也保留了部队坚定冷酷地服从命令的形象。不过，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后来几个月的军队讲话和报告显示，对于下达的残酷任务，官兵们心存疑虑、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让他们颇为不安。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国军方文献中，有一份评估报告写道，武警杨德安称，"情况多变，很混乱。我们对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敌友难分，攻击目标也不明确。"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谈论自己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表示，国家强制实施的审查，再加上制止目击者发声的做法，使得年轻一代对中国当代史中堪称最为沉痛的这一事件基本一无所知，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李晓明说，"我个人没有做错事，但我觉得作为其中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参与者，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种耻辱。"1989年的时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部队当中。 虽然官方的遮掩使得这些新说法的细节难以得到确认，但是研究过解放军内部报告的一些学者表示，这些说法真实可信。他们浏览的报告包括对部队动员的描述，以及对军队与抗议人群暴力冲突的详尽叙述。此前也曾有人尝试还原共产党强行抹去的记忆，于是有了2001年发表的文献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对其意图与真实性的争议一直挥之不去。 采访与文献显示，就连在当时，军队里也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就在部队迫近北京的当口，他们接到的行动指令仍然含糊不清、令人费解，还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 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 这名前研究人员名为张刚，当时曾试图协调抗议者与政府达成妥协。他表示，请愿书中写道，"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样直接违抗军令的事件则更为少见。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但徐勤先并不是军队高层中唯一的异议者。前研究员张刚表示，人民解放军军官王东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员的助手，他组织反对戒严的军队高层进行请愿。王东如今已经去世，张刚和其他人认为现在是时候公布他组织请愿的细节了。 张刚表示，军中对戒严令的疑虑的扩散让邓小平等人非常担心，以至于他们切断了很多所谓的"红机子"。高层官员本可以通过这种电话互相联系。但王东试图利用自己的高层关系，组织军队内部人士表达不同意见。 1989年5月，请愿书的复印件传遍北京，但其来源和真实性却并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张刚曾与军队高级军官有联系，他如今表示，自己边接王东的电话，边记下了请愿书的内容和名字，之后将请愿书交给朋友，由他们进行了复写。 几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机的人接受采访时称，王东与王军涛、周舵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两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在设法阻止军队发起攻击，同时也斥责抗议者组织混乱，思维天真。两人回忆称，他们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复询问王东有关军队态度的问题。两人均称，王东淡化了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的风险。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那共产党不是在自杀吗？'"周舵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么残酷"。 就在请愿书被传至北京各处之时，共有18万至25万名士兵从全国各地赶来实施戒严。虽然北京普通民众进行反抗的举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但相关文件及采访内容说明，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北京时，居民们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奋起反抗，由此在部队内部引发了沮丧、失望的情绪及谣言，这些都让士兵们有所动摇。 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及他们对腐败、不平等现象和通货膨胀的愤懑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从5月19日开始，随着即将戒严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数以万计的民众走出家门，来到主要路口阻止军队进城，并恳请他们理解学生的诉求。 当时，来自河南农村的士兵陈光只有17岁。陈光表示，他的部队被学生围了起来，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属部队的一万名士兵被拦在长安街上。 他回忆称，在三天的时间里，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阳下紧握枪支，居民和学生给他们送来食物，并带他们上厕所，还无时不刻地向他们灌输信息——他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连上厕所都不会停，"陈光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讲累了讲哑了，另一个上来继续跟你讲。" 文件显示，这一僵局和军队的忠诚可能出现动摇的情况让将领们非常担心，他们命令士兵们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本子上给他们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时很多人都哭了，"陈光说，"感觉跟打了场胜仗似的。"陈光回忆称，车窗内挂着临时做好的横幅，宣示着他们对人民的忠心。 几名军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郊区的营地被灌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被告知示威活动是由少数颠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 李晓明回忆称，即便在士兵们学习这种宣传思想时，可能必须朝示威者开枪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李晓明当时25岁，是第39军的一名雷达兵。他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如果我们朝老百姓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这样的培训，将领们依然担心军队夺取广场的决心有多大。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汇总的党内及军队讲话记录，杨白冰上将曾在5月31日对军官们说，"有些同志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参加游行有些困惑不解。"杨白冰的兄长是邓小平的亲信。"有些同志对制止动乱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讯息被放弃了。一些当年的士兵表示，军队当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二天清早夺回天安门广场。 根据一份记录，有一个营的党员在出发前的仪式上宣称，"誓死到达天安门。"有些部队的军人用写血书立誓的方式表决心。然而，根据现场士兵的描述和军方的文件，这种虚张声势还夹杂了恐惧和困惑，而后两种情绪因抗命部队可能会调转枪头的流言而被强化。 驻扎在山西省的第63集团军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时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63军是被调集实施镇压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态严重，心里有些恐慌。有的感到两次都没法进去，对这次开进有些畏难。" 雷达兵李晓明回忆，当39军116师离开北京东部远郊的临时驻地时，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部队可能要打38军，因为后者的忠诚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广泛背叛的传言而遭到质疑。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武警部队对镇压行动的评估报告这样写道。"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设想，若配有催泪弹、闪光弹、盾牌、头盔等防护器材。"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116师的师长许峰没有理会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命令，他因而无需决定是否开枪。在得知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后，许峰在冲突较为缓和的东郊按兵不动，还假装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李晓明仍然能回忆起电台里疯狂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儿？"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吴仁华撰写了两本关于军方镇压行动的中文书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矶。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据与38军同行的王永利（音译）描述，一些民众向军队扔砖头和瓶子，然后用铁棍袭击军车。他表示，战士们又紧张又生气，一开始向天开枪，不过，到了某个时刻，他们的步枪瞄准了人群。"也没说打，（当官的）就说'狠狠教训下这些人，'那战士手就发狠了，"他说。"啪，一扣那个扳机，轰轰轰轰轰，跟下雨似的，哗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或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被枪杀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说也有数百人，多则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数据是300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当时是新华社记者的历史学者杨继绳设法赶到了木樨地。这一带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军队的攻击行动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废弃的自行车凌乱地堆在地上，还有烧焦的车辆和一滩滩干涸的血迹。他回忆道，"到处都是枪眼。"不过他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也许是一面墙上涂抹的厚厚的血红大字，写的是"人血！人血！" 杰安迪(Andrew Jacobs)自北京、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报道。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和河北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李直：“六四”是中国政治绕不过去的坎 Posted: 03 Jun 2014 04:56 PM PDT  真相：巴丢草 六四漫画之二 "六四"周年又至。北京乃至全中国因此而风声鹤唳。 在过去几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做大，有关"六四"事件的"镇压合理论"开始流行。这个"合理论"说，如果没有"六四"镇压，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没有这样一个环境，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如此快的发展起来……持此论者，还不止是大陆"六四"得益者，还有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港台和海外人士。 但是，大陆一年多似一年的社会骚乱风潮，一阵紧似一阵的政治压制举措，都从不同侧面否定了这个"合理论"。事实上，如果在一个决策专权程度较低、分配较现在更加公平的制度环境中，大陆经济增长也许不会如最近二十年近似疯狂的速度发展，然而，普通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使用更少自然资源、付出更小环境代价的情况下，实现高出现在平均水平的较好生活质量。 封锁信息、不提"六四"，其旨在淡化"六四"。说"六四"镇压完全合理，则是把经济增长的原因授予"六四"。不过，时间是公正的法官。中国经济增长的傲人数据，恰与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社会冲突以及反抗风潮相映成景，绝好地说明了中国大众对经济增长成就的感受和态度。 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六四"，以反腐始，以推进政治制度变革为目标，以喋血北京街头终。25年来，每当中国政治遇有曲折，人们总是能够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六四"这一深远背景。当下的贪腐成风、分配不公、法治不行、环境濒死等等愈演愈烈而无以遏止的弊端，都无时不从反面为"六四"更新着年代和时代意义。 正因如此，任何想绕过"六四"的政治路径设计，都应归属政治幻想一类的设计；任何不提如何处置"六四"而径直追求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长治久安目标的做法，都是自欺欺人的政治举措。"六四"，是中国政治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大势而向前推进的出发点。 在"六四"25年之后，可以肯定地说，任何绕过"六四"这个出发点的政治发展，一定是方向错误的政治发展。过去25年的政治发展说明，在中国，任何绕过"六四"的政治发展，不论走了多远，最后都必须重新回到"六四"这个出发点上来。 "六四"镇压，不啻打开了中共官员贪腐的潘多拉之盒。"六四"镇压，等于向中共官员交了底，这就是不论他们所为如何，中共都要不惜代价保住权力、保住制度。这种无论如何都要保权的决绝，为中共官员放肆贪腐开启了制度化的绿灯。而反对腐败、反对制度化的腐败（彼时所谓"官倒"），也正是"六四"最主要的诉求。镇压"六四"，实则从反面成就了"六四"的历史意义。贪腐官员越是称许镇压，民众就越要坚守"六四"的诉求。 过去25年间，世界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剧变。这种剧变，在昭示了历史方向的同时，也为逆向而行的中共带来了末日的紧迫感。随紧迫感而至的，是中共官员的加倍攫取和放浪挥霍。此举，则又加速了向着末日的奔跑。 社会治理趋向全面暴力化，这就是"六四"25周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显见现实。"六四"镇压，为后来的当政者提供了使用暴力解决政治问题的示范。而暴力的暂时灵验，却会使当政者成为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瘾君子。而瘾君子则注定要误于其瘾。这是瘾君子的宿命 "六四"是中国政治绕不过去的坎，正在于"六四"已经绑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的政治发展，顺之则昌，逆之则衰。 ——原载《世界日报》

梁京：重整河山待后生 Posted: 03 Jun 2014 12:04 PM PDT 刘仲敬 六四事件25周年，绕不开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共政权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仅没垮台，反而更强大？当然，预言中国崩溃的章家墩并不认为中共更强大，而认为中共控制力比25年前更弱了，因此，中国虽未如他预言的那么快崩溃，还是随时可发生，因为中国经济已露败相。 在政治立场上，我站在章家墩一边，希望历史的正义早日实现，希望中国能早日启动再建共和、重建社会的过程。但章家墩预言背后的逻辑越来越不能让我信服。 中国崩溃论有一个基本假设，一旦中共垮台，中国人就有能力按照现代文明的法治和民主理念重建国家、重建社会。当年邓小平之所以敢下令镇压，除了害怕个人失去权力，也有一个自我辩护的"理由"，就是中国人搞不了西方那一套。二十五年过去，今天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支持邓小平那个"理由"的人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更复杂的是，很多当年对民主化乐观和激进的城里人，如今已成为富人和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民主化已不再乐观，更不激进。而当年对学生运动冷漠的农民，很多人已经成为"无产者"或"游民"，很愿意看到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大翻转。这些人成为今天支持激进民主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意味著邓小平"中国人搞不了民主"的命题是真理吗？我并不这样看，事实上，有了这么多富人和中产阶级，为比较理性的政治博弈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那为什么章家墩的预言还是实现不了？为什么当权者对中国人搞不了民主越来越"自信"？ "中国崩溃论"者会说，习近平这一套不可能搞下去。我同意，习近平确实很可能搞不下去，但并不等于中共就搞不下去。这里有一个要害问题，就是把中国变革的希望寄托于中共"搞不下去"，并无助于推动民主变革。当然，要章家墩拿出一套令人信服的变革路数来，是苛求。但不能不说，中国民主派没有能力指出一条有影响力的变革之路，也是中共能不断地"乱搞"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 变革需要倒逼，更需要想像力。因为如果没有变革的想像力，中国的状况没有最糟，只有更糟。中国的变革者不能指望事情坏到一定程度，就能自动好转。事实上，在GDP挂帅不灵之后，中共正在利用民众的"怕乱"心里加强社会控制，以"反恐"代替"维稳"。如果民众看不到一条可行的改革出路，完全可能接受当局"中国别无选择"的逻辑。这意味著多年后，我们还有可能在无奈之中纪念六四。 那么，为什么中国精英缺乏变革的想像力？想像力又从何而来？现在看来，变革的想像力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的反思能力，而这恰恰是当权这一代人的致命弱点。目前，中共高层领导基本上都是"长在红旗下"的50后，是遭遇历史和文化割裂最严重的一代。虽然过去三十年中国"历史热"不断升温，但总体上这代人的历史知识仍极为破碎，历史观更是十分扭曲。习近平代表的红二代，对历史的悟性远不如父辈，尽管毛那代人把中国引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就是误读和曲解历史。 习近平对待六四的态度再次表明，指望这代领导人对历史大彻大悟很不现实。事实上，习近平正在把中国的政治暴力推向迅速升级。最近中国的重要发展，就是当局终于决定普遍给警察配枪，而在一个社会信任无存的国家，在一个警察既缺乏法律和职业道德约束，更不受良知约束的国家，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会非常严重。不过，我相信习近平做出发枪的决定并不轻松，他认为自己"别无选择"。 由此引出关乎中国未来的一大问题就是，六四之后成长的80后和90后，有没有可能带领中国走出治乱循环的宿命？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他们有没有能力反思"大一统"。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对"大一统"的信仰，是中国人扭曲的历史观和非理性的政治文化最重要的思想根源。 让我感到鼓舞的是，青年一代知识精英，这方面有了重大突破。近两年来，史学"奇人"刘仲敬走红，代表了这个趋势。5月19日，《共识网》发表对话刘仲敬，"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三日内点击突破4万，如今已突破8万。刘仲敬走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以全球的视野和雄辩的历史分析，对维护"大一统"的史观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我虽不完全同意他的高论，但为他的学识水平，也为他得到众多青年支持而高兴。我希望刘仲敬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理由，让"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期待不再是乡愿。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513105889.html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刘仲敬《缺少土豪的世界》 视频网址 http://v.qq.com/page/p/u/8/p01293ocpu8.html

俞梅荪：探访会计司胡同 追寻法的精神——胡耀邦25周年忌日纪实 Posted: 03 Jun 2014 11:03 AM PDT 图释： 1，2014年4月15日上午7时，胡耀邦25周年忌日，天安门前的警车。 2，上午8时半，北长街会计司胡同口的大铁门紧闭。 。 3，上午9时50分，北京大妈到胡府献花，不准进入，左2俞梅荪。 4，下午3时半，俞梅荪打开会计司胡同口的小门，快步进入而去胡府。 5，胡德平赠《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和《胡德平：改革放言录》，鼓励俞梅荪继续研究耀邦的法治理念和作为。 6，在中南海和故宫中间的大石作胡同35号（景山前街），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旧址。大门上《民警提示：严禁养大型犬》和《致养犬市民的信》贴住了门缝，可见此门长期紧锁，很久没有打开了。 7，俞梅荪来到景山前街大石作胡同35号，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旧址。右则墙内是国防部办公厅，我曾随《导报》记者陈乐波进去晚饭。如今，物是人非，铁锁把门，长期闲置。 8，在顾家墙上的图，当年顾明在中南海办公室前，隔壁是周总理的西花厅。 9，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大堂张友渔铜像前，俞梅荪捧着胡耀邦书瞻仰老领导。 探访会计司胡同  追寻法的精神 ---胡耀邦二十五周年忌日纪实                                   俞梅荪 4月15日是胡耀邦25周年忌日。去年这一天我前往胡府，被十来位警员粗暴地挡在胡同口外。陆续来献花的数十民众都被挡在路边，警员端着摄像机全程拍摄，不少人唯恐被拍而扭过身，花留下，人撵走。我在路边留影，两位便衣冲上来抢相机，把我推撞20多米，十几位素不相识的访民见状冲过来围住我，护送我一起上了公交车，未离去的十多位访民被警员带上大巴车，送往郊外收容站（俗称黑监狱）。也有访民被派出所拘留，送往省政府驻京办关押，警方遣送回原籍。                       探访胡府  一波三折 今年的4月15日，我与老李和小王相约胡府门口，带我一起进去。 7时，我来到天安门前，警员警车戒备森严。当年耀邦致力改革开放，阻力重重，被保守势力逼宫下台，抑郁而终。学生到广场悼念耀邦，表达民主诉求，被官方不断打压，酿成"六四"惨案。我在天安门前与一位30岁女士聊天，她竟不知耀邦。至今官方不平反，百姓不能谈，许多年轻人竟不知耀邦。 8时，我沿长安街南长街至北长街，到会计司胡同口，被警员看管，大铁门紧闭，几位境外记者们在马路对面架起摄像机，没有市民驻足。 9时，大铁门打开，有轿车进入。我乘机走进胡同数十米，被警员拦住，要我出示身份证并到胡同外等人。我在路边遇到中央党校老教授，他愿带我进胡府，又被警员拦住，说是不能临时找人带入。 老李一行六人抬花篮来了，我随其进胡同，来到胡府门前十米处，又被警员拦下，老李执意带我进去。警员指着不远处的女士说，是那位胡家人不许穿绿衣者（指我）进去。争执不下，老李对警员厉声说："不让进就算了，不许发生冲突。"我又被赶出胡同。 我与警员交涉，得以进胡同两百米到胡府，门卫要我通知胡家人出来接，我打胡家值班电话，没人接。我电话给小王，他已在胡府座谈，不便出来接我。期间，两位耀邦湖南老家人来献花而进去；六位北京老大妈捧着花篮排着队，门卫收下花篮却不让进；青年导游罗刚献花，门卫收下花而关上门。罗刚对我说："我对耀邦了解不多，但很钦佩。" 11时后，访客陆续出来，有耀邦原在共青团时的秘书八十岁高老，那位中央党校老教授是原《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沈宝祥，其专著《亲历拨乱反正》讲述耀邦在上世纪70年代末努力打破政治禁锢，解放思想，呼唤民主与法治，身处拨乱反正第一线，做出的一系列重大贡献，包括1977年12月华国锋、胡耀邦、谷牧、顾明，努力打开国门，引进外资的往事。（上世纪80年代顾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我是其秘书） 　　小王将沈老的专著转送给我。我悻悻地说，我被警员按胡家女士的要求而拦住了。他说胡家人绝不会如此。先前拦我的警员在马路上游荡，我质问"凭什么拦我？"他说；"你与胡家关系不硬才进不去。" 　　我辗转近两小时回到家中，派出所警员已上岗监控。邻居说，九时多，警员敲门并扒窗看我是否在家。 耀邦的"护法精神"感召我 "赤胆精诚，大刀阔斧平亿万冤狱；政改未成身先殉，引爆中华千古事。 人道清正，勇往直前匡真理标准；刀山火海吾往矣，今日神州有公民。" 我上网收到河南学者史宗伟发来以上纪念耀邦的词条而振奋，于是，找出原任国务院秘书的工作证，溜出家门。 下午3时半，我来到会计司胡同口的大铁门前，见无人站岗，轻轻推开小门，无人看守。我快步走进胡同，叩响胡府大门。门卫引我来到书房，受到胡德平大哥的亲切接待。 上世纪80年代耀邦身居高位，顾明从未对我提及曾与耀邦同事。耀邦去世后的每年清明，我陪顾明（时任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到胡府探望耀邦夫人李昭，方知1939年在延安时，24岁的耀邦任军委总政组织部科长，20岁的顾明是科员。顾明常对我说，历经延安整风的冤假错案，他从不整人，这与耀邦一脉相承。1994年我被捕（冤狱3年）未再来，如今顾明（1919-2008）已故，时隔20年，我重访故地，百感交集。 当年我在顾明领导的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国务院法制办前身）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1982年，耀邦对《"六五"立法规划草案》批示："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1985年，耀邦对我执笔的《"七五"立法规划草案》严厉批评："你们的规划要立三百个法吗？一个法要三、四千字，三百个法就是百万字呀，人们记都记不过来，怎么得了！我不同意啊！"当时我想，立法需要繁多而具体，由司法人员掌握即可，公民遇法律问题只需找律师、警察、法官依法办案即可。我不服气地认为耀邦不懂法，但这不影响我对他的景仰之情。1989年春，全国"两会"期间，我在人民大会堂多次见到耀邦，会议闭幕十天后，他憾然离世，我随顾明前往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追悼大会。之后的5年，我和同事常在中南海里的胡府后门，在耀邦上班的必经之路徘徊，伤感不已。 　 后来，我因公支持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搞好中共"十四大"的宣传而给其看了有关文件，却被其盗印，交由上海市委窃取，又栽赃陷害，我身陷囹圄而被禁看法律条文，未能依法维权申辩，被司法人员枉法加害。在牢门砰然关上的瞬间，我猛醒于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远见卓识。法，需大力向公民普及使其掌握，更需司法人员遵守，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才能贯彻落实，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但如今，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的盛行，警方对弱势群体的非法暴力维稳打压愈演愈烈，基层党政黑帮化；例如，党的喉舌《文汇报》团伙盗印中南海党的机要文件案黑幕重重，该报历任党委书记对案情守口如瓶，我不断上门了解真相被拒绝，多次报警抓我而赶出大门，剥夺我的知情权和生存权，至今求告无门。 　　回首耀邦上台执政之初，拨乱反正，力排众议，为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三百多万人的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包括反右派运动被迫害致死的家父），从劫难中解放（十倍于林肯解放黑奴的人数），一举恢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举国上下民心大振，欣欣向荣。谁说耀邦不懂法？他深刻认识到我国从人治转向法治的进程中，只有让广大民众掌握法律武器，才能捍卫自身权益。       德平大哥曾在《胡耀邦信息网》看到我的《追忆胡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2009年为耀邦20周年忌日而作），很是感慨和关心，鼓励我继续研究耀邦在法治方面的观点和作为。得知他访问日本刚回国，百忙中与我聊了近一小时，临别赠专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和《胡德平：改革放言录》，我如获至宝，唤起了使命感。                        重走故地想当年 出了胡府，我激情燃烧，沿北长街走至尽头，中南海与故宫之间对面的大石作胡同35号（景山前街），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旧址。大门紧锁，《警方致养犬市民的信》贴住了门缝，可见此门已很久没有打开了。如今老宅小院，物是人非，令人怅惘。 1980年创刊的该报，云集一批体制内青年学子和知识精英，力倡改革，观点新锐，受耀邦、紫阳的青睐和知识界好评。1985年起，我多次应邀在此参加改革沙龙，大家思想活跃、意气风发，探讨国事常至深夜，受益匪浅。 耀邦去世，该报在京召开悼念耀邦座谈会，胡绩伟、李锐等老同志为耀邦鸣不平。记者张伟国报道："大家谈到耀邦领导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绩；谈到耀邦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主要产生于政治制度，领导人更替非民主化，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此前我国其他领导人也如此，这是政改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面对学潮，要求政府与学生对话，应该利用危机推动民主改革……" 1989年4月23日该报刊载悼念耀邦座谈会纪要，被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下令查封，掀起京沪等市"还我《导报》"的大游行，激化学运而达高潮。江泽民被赵紫阳严厉批评，之后却因打压《导报》有功而被推上台，四位记者被捕，报社被解散，老报人总编辑钦本立悲愤去世，留下"《导报》精神不死"遗言。当年，我在此见到钦本立和张伟国等，往事历历在目。 呼唤耀邦的法治精神 沿故宫护城河景山前街东行至顾明家，在书房，回想当年我常被顾明叫来，连夜起草立法文稿至天亮的场景，而潸然泪下。1994年我因突然被捕，许多工作无法交接，殃及各方损失惨重，至今不知此案的政治背景。顾之女说："你的'犯罪'被新华社《参考消息》报道成了"前周总理的秘书顾明的秘书被判刑（顾明曾任周总理秘书），影响很坏。"顾明长期郁闷，晚年患病，怅然离世，我听后心如刀绞。 　因德平大哥谈及法学所李步云研究员的专著中论述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我沿街东行，来到沙滩北街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索书。 在法学所大堂，我向已故法学泰斗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张友渔（1899-1992）的铜像鞠躬。回想"六四"前夕，历经政治运动的张老努力劝说年轻人不要上街，法律让位政治而保护大家。他住木樨地22号楼10层（部长楼），其电梯口有戒严部队乱枪击中的开花弹大枪眼，仅距他家约5米。此楼有些人在阳台被中枪伤亡。我与张老多有工作交往，他的真知灼见，清正廉洁，政绩卓著，使我高山仰止。1992年他去世之日恰是我的生日，冥冥中似有某种传承。 次日，警方上门盘查我去胡家之事，被我怒斥；十天前的清明节，我去赵紫阳家，在朋友家住了一周，完成《纪实文》后回家3小时，警员上门盘查和监控，都说我在那里（胡府、赵府门外）被他们（视频）看到了，看来警方高技术侦查手段的反法而治，无所不用其极。 5月25日起，每班三位警员在我家门口日夜监视居住，要至"六四"之后。两个月来的一半时间，均因各种名目繁多的敏感日：如审判赵常青等、法轮功上访国务院15周年日、习近平"五四"到北大校庆而不许我回母校北大，等等，被警方上岗监控，剥夺自由。早在胡温执政时期，我对上门监视居住而把我打伤的警员们说："到习近平执政时，我要依据《刑法》起诉你们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要判刑三年。"但未曾想到，现在竟被监控得更多、更严、更违法了。有人说，我国万事不进步，唯防民之术独步天下，打击假想敌的花样不断翻新。 耀邦当年主持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但两任总书记耀邦和紫阳却遭打击迫害。胡赵新政，付之东流，25年法治的倒退，到如今，官场腐败愈演愈烈，各种冤假错案积重难返，民怨沸腾，社会道德缺失，面临整体溃败。我这立法人员被反法而治，冤案20年祸及家人的劫难没完没了，冤上加冤，痛心疾首。 时代呼唤耀邦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智大勇！ 呼唤耀邦的法治精神！ ●本文初稿2500字，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6月号，修改补充为4300字，首发《纵览中国》2014-06-03。 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5922 ●追忆胡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纵览中国，2009，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467 胡耀邦信息网，2011，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10-03-18/19273.html

王友琴：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介绍俄国的两张光碟 Posted: 03 Jun 2014 10:49 AM PDT 王友琴 　　我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出版前曾经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平常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出版后，很多位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让他们读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自己当初拒绝删去名字的决定感到放心。 "可读性"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是显然，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对读者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正相反。有人问，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种批评，我全部接收。我总是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有时候，我还会诚心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我从不反对这种批评，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有多远。 　　今年3月25日，俄国出版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一百三十万个名字，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的迫害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一百三十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一百三十万个人，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生命。 　　学校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好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在首页上首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让人感到像一个身份证或者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实数。顿了一顿，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一百三十万"的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的名字，履历，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要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四万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领导人们手写的批准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狱。在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能送到政治局批准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的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女士Lily Brik的名字勾去了，他对专管捕人关人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 明显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罪状，因为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治罪而编织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死亡，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一百三十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一百三十万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要下面完成的杀人、判刑和送劳改营的数字。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其中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枪毙，"第二类"是送劳改营。只有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制，需要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6，600人，比杀死此数的猫或狗还轻松简单。 　　这套光碟的标记，是一支燃烧的蜡烛。这个构图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记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这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尺寸，反而使人感到人们实在的悲痛和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的资料来源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这些封面设计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部分。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系统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是两个周年纪念的年头，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在建立劳改营方面的使用和劳改营前所未有地广泛建立，把两个本来并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及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也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装满两张光碟。这是多么巨大的人类的惨剧。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这两张光碟，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如此众多的生命，实在是太重太重。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遭受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这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和227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因为这本书1970年他被驱逐出境。 　　但是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Dima Yurasov 生于1964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当局不提过去的政策使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在高中时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是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气氛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 他立志学习历史。他成绩优异，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平反状况。在18个月里，他做出了十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他当了卡车司机。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来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得不到信息。Dima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收集了123，000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年到1957年，60万人得到了平反，从1963到1967年，又有61万2千5百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年老的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万3千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增加。2000年，发行了上面有60万个受难者的光碟。然后，经过努力，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去年在美国出版的的一部近700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29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49页，引用过的文章有三百多篇。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是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一百三十四万多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受难者总数有十倍于此。他们还在继续作。 　　谁是做这项受难者名字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作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关于最后一点，我想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材料只有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只有在很强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极其类似的事情：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一些细节。 　　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大批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数千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进行"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各种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而这里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没有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们所完成的，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伟大人文传统。 　　写于2004年9月 　　附记： 　　这篇短文写好不久以后，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的样子，二十岁来岁，穿牛仔裤和体恤衫，只是说英文有口音。他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读了本科后，到芝加哥来读研究生。他对中文这样一种和英文、俄文大不相同的语言感到非常好奇，于是查到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我做中文教研室主任），来谈谈中文是怎样一种语言。我很高兴和这样一个聪明而有求知心的学生谈话。谈了一阵语言问题，我拿出了这两张光碟。我说我的俄文知识非常有限，所以希望他帮助解释一些东西，另外，我也很想知道俄国人怎么看这样的历史。 　　他说：听说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时候被杀害的。 　　我说：那我们就到光碟上搜索吧。 　　光碟上有"搜索"功能小窗口。 　　他在我的电脑前坐下来操作，一边却犹豫着说：我怕会有拼写错误。 　　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他所说的"曾祖父"，实际上是他的妈妈那一边的，而且是他的母亲的母亲的父亲。尽管都是父系社会，孩子们都用父亲的姓，但是英语亲属称呼不区分是父亲的还是母亲的父辈和祖辈，不像中文把母亲的父母称为"外公外婆"。他有点把握不定他的外婆的父亲的姓名，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但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他看了光碟上的文字，说：不会错。是他。 　　光碟上有死者的居住地和职务。他说，那是一个小地方，就是他外婆的老家所在地，不会有一样的名字。他的外公是那里的一个矿上的视察员。 　　我读了光碟上的文字：1937年12月被逮捕， 1938年2月处决，法律根据是58条之二和之四。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说明。我在《古拉格群岛》里读到过这个法律"58条"。这是关于所谓"反苏维埃罪"的法律条文，其中有14个分条。书里写到：第十分条是关于"犯有一般的反苏宣传罪"的人的，也就是没有跟任何他人讲过、没有共犯的，在犯罪时处于忘我状态的单个犯人。 　　这名数学研究生说：这个人的女儿，是我妈妈的妈吗，她还活着。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在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也不是那么久以前，跟活着的人依然紧密相关。 　　于是，我建议他复制光碟，寄给他的妈妈和妈妈的妈吗 　　我们马上就动手复制。应该说，这也正是光碟的制作者的愿望。后来，我也给别的人复制过这两张光碟。 　　我受到的震动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的。一个是受难者的广度和密度。自从收到这两个光碟之后，我只和一个从俄国来的人谈起这个事情，他的妈妈的外公就在其中。这当然有偶然性，但是想想总人口和受难者的比例，就知道这是规模非常大的杀戮。第二是关于判处死刑的法律依据的。索尔仁尼琴多次指出这个"58条"的荒谬和残忍，犯上这一条的，至少都是十年徒刑。如这名研究生的曾祖父，因为"58条"就被判处了死刑。 　　不过还应该看到，在收集到的文革中的判刑决定中，一份写于1967年的死刑判决书写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三项规定，特判决如下：判处反革命犯XXX死刑，立即执行。"在一份写于1968年的15年的判决书中，只写了"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判处现行反革命罪犯XXX有期徒刑十五年"。在一份写于1970年的判处13人死刑的判决书里，写的是"为了全面鲁士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显然，从文革的第三年开始，判决书不再引用法律条文。 　　又过了一些时间，受难者的名字列在了网上，www.memo.ru。标志是一支燃烧的蜡烛，意思是纪念。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dbb/2014/0603/107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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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世界与寻求自由者站在一起（白宫六四声明，中英文）
• 孟浪：无声的纪念行动 （附VOA报道《血色彷徨》、《教育诗篇 二十五首》在香港出版）
• 美国国务卿敦促中国反省六四，让百姓有言论自由（英汉对照）
• 楊逢時：六月的故事﹐生命的故事——（附旧金山“六四第二代”举行烛光音乐晚会纪念“六四”25周年）
• 朱毅：今夜 烛光里的自由中国

胡平：不仅仅是遗忘，也不仅仅是记忆——纪念六四25周年 Posted: 04 Jun 2014 03:44 PM PDT 在纪念六四25周年的日子里，人们频频引用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名言："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 但其实，事情要复杂得多，严重得多，绝不仅仅是遗忘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记忆的问题。 先说遗忘。其实，遗忘常常不是遗忘，甚至也不是选择性遗忘。 因为如果真的是遗忘，那么，一经提醒，就会想起。可见不是遗忘而是回避，是有意识的回避。 包括那些不知道六四的年轻人，他们的不知道也多半是假的，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再说，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要想知道也是很容易的。毕竟，亲历者目击者到处都是，有关的文字照片一类资讯也不难找到。问题是他们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多多少少已经知道了。就像胆小的人见到尸体扭头不看一样，他们不看是因为他们已经看见了。 因此，不是遗忘，也不是不知道，而是回避，是有意识的回避。 为什么要回避？因为不肯面对。因为六四太无耻太凶残，一旦面对必然会激发起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推着你站出来反抗；如果你害怕风险而不敢站出来反抗，那又势必使自己陷入莫大的耻辱与羞愧。因此，对于那些既不肯站出来反抗又想让良心安宁的人，唯有回避，唯有在无耻凶残的六四面前扭过头去——眼不见，心不烦。 再谈记忆。 记忆也有自己的问题。强权绝不是要抹杀我们的所有记忆。因为强权深知，它的统治离不开民众的某种记忆。 屠杀会激起愤怒，但也会造成恐惧。如果愤怒大于恐惧，你会更勇猛地反抗；如果恐惧大于愤怒，你很可能会屈服，会放弃。"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句话说的就是，通过杀二十万人的大屠杀，制造出民众二十年有效期的强大的深刻的恐惧记忆，从而迫使他们放弃反抗。 可见，记忆也有自己的问题。记忆的问题是，如何记忆？ 六四后不久，我在《中国之春》月刊上陆续发表长文"八九民运反思"，从90年4月号一直发到90年10月号。这篇连载长文还没发完，就有读者来信批评表示不耐烦。他们说：也许，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你还在那里没完没了的反思呢。我当时回答说：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正确的反思，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 我写到："人类毕竟是经验的动物，每个人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都依赖于过去的经验，确切地说，（因为经验需要诠释）依赖于人们对过去经验的反思。如果我们拒绝对经验进行深刻正确的反思，其实就是听任那些肤浅而错误的观念支配我们。为什么中共强硬派有人说死二十万人，换二十年安定？无非是他们寄希望于人们肤浅而错误地总结经验从而陷于消沉悲观而已。" 20年过去了，25年过去了，在中国，一直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主要原因自然是人们的恐惧记忆太深，确切地说，是人们没有对经验进行深刻而正确的反思，听任了那些肤浅而错误的观念支配我们。这就告诉我们，仅仅强调记忆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记忆，我们必须对经验进行深刻的正确的反思，记住应该记住的，忘记应该忘记的。 －－－－－－ 附：胡平《八九民运反思》链接：http://www.huping.net/works/demostrategy.htm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2期    2014年5月30日—6月12日）

香港支联会称18万人出席“六四”烛光晚会 Posted: 04 Jun 2014 02:46 PM PDT 陈志芬/ BBC中文网记者 更新时间 2014年6月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39 香港支联会公布超过18万人出席"六四"烛光集会 香港支联会举办的"六四"25周年集会，大会公布超过18万人出席，历年来人数最多。香港警方称集会人数约10万。 烛光集会４日晚上八时开始，历时近两小时，今年大会口号是"平反六四，战斗到底"。 在晚会上，播放了音乐录像献予天安门母亲，同时播放王丹、吾尔开希等八名海外民运人士的录像讲话。《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内地著名维权律师滕彪届时亦会上台发表讲话。 前学运领袖王丹表示，过去25年，民运人士提出中国民主化的精神旗帜没有倒下，他们这群见证人仍在，呼吁香港的市民多继续坚持，他相信坚持下去一定可以看到胜利曙光。 出席集会者手持烛光悼念 另一名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表示，对"六四"的纪念已变成香港的新传统，他感到非常光荣。当年学运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形容香港是中国民主化的灯塔，需要争取真正的民主及普选。 《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的内地著名维权律师滕彪在晚会上发言，分享多年在内地维权的经历，曾经被当局拘留，被毒打，面对这样的政权，他指已经没有退路。 滕彪表示："香港在争取民主的路同样没有退路，只要内地没有民主，香港没有真普选，因此必须占领中环，希望有一天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 有出席集会的人士表示十分佩服滕彪的勇气，无惧可能面对的后果，激发香港人继续争取民主。 25年没有间断 25年没有间断过出席六四烛光集会的陈清华心情沉重 至于在台下，陈清华一直默默守候着手上的烛光。 过去25年没有间断过出席"六四"烛光集会的陈清华表示心情十分沉重。他向BBC中文网透露，因为1989年他以香港学联成员的身份到北京向天安门的作出支持，可惜眼见解放军清场行动，迫使一群香港学生在当年的6月6日离开北京。 陈清华说，离开北京那天经过海关的一幕令他永世难忘。 北京海关职员得知他们曾经到过北京天安门广场，海关职员叫他们快快过关，跟他们说：" 你们回香港后，记得把所见到事告诉其他人。" 陈清华觉得，他的肩上背负了当年北京的朋友、老师、学生和市民的交托，每年出席烛光集会已经不是单纯的集会，已经是一个公祭。 只要一天"六四"事件未平反，他表示依然坚持每年出席集会。 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与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出席晚会。李柱铭表示，平反的路愈来愈难行，但今年有很多年轻人参加"六四"集会，对薪火相传抱有希望。 各自集会 有团体对"六四"持不同意见，在举行烛光晚会的场地外派传单。"爱港之声"认为香港市民应该放下悲痛，不要执着仇怨，免影响心情。有巿民与"爱港之声"成员理论口角，双方一度发生冲突，场面混乱，需要警员调解。 另一個团体" 热血公民"晚上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集会悼念"六四"25周年，大会称有７千人参加集会，集会期间高叫" 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口号。 在同一地点，有" 热血公民"的成员与亲中央的"保卫香港运动"成员互相指骂，需要警方协助调解，需要利用多重铁栏将双方分隔。 (责编：横路) 18万人香港维园悼念六四（视频） 香港维园纪念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虽然今天香港天气炎热，但老老少少的香港人仍然聚会维园。（粤语部李建军拍摄） 在香港维园举行的悼念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晚上公布，今年有18万人出席，但警方指最高锋时，只有近十万人参加。不少市民二十多年来风雨不改，每年都出席。晚会在8时开始，两小时后结束，会上播放多名前学运领袖的讲话，并读出当年在北京部分被杀的学生及市民名字。（文宇晴报道） 在傍晚开始，已经有市民陆续来到维园，很快便坐满了6个大球场，未能进入会场的市民，只能在场外的空地站著，手上也拿著洋烛。今晚的气氛相当热闹，每名到场的市民都回应大会的呼吁，自行带备了一支洋烛，喻意是将"六四"的真相传承下去，不要忘记。大家一边高举洋烛，一边唱着熟悉了纪念歌曲，例如"自由花"、"民主会战胜归来"、"血染的风采"等。 由于今年是25周年，所以大会特意制作了"毋忘六四，战斗到底"的录像。今年能从海外或大陆到香港港的前学生领袖寥寥可数，正在香港作交换学者的大陆维权律师滕彪是少数能出席的，他在会上表示，89年当局镇压学生，之后是维稳，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很多律师都被拘捕。 另外，王丹、吾尔开希、方政、封从德、周峰锁、王军涛、吕京花、严家其等八九学运参与者，则只能事前录制讲话，在会上播放。王丹表示，只要再坚持一下，就一定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而吾尔开希对六四纪念已变成香港的新传统，感到光荣。 大会也有播放"敏感的季节"音乐录像，来献给一群天安门母亲，以及读出部分当年遇难的学生及市民的名字。 多名出席晚会的市民都表示，出席是坚持，认为有一天能平反六四。 郭先生﹕（今年第几年参加晚会﹖）25年，年年都有来。（为什么﹖）因为要支持平反六四。香港（在中国境内） 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纪念六四的地方，如果在中国内，香港（人） 都不去做，我想中国人民会很失望。（你对大陆目前的人权状况如何看法﹖）有人说目前新一批的领导会较开放，其实是越收越紧，刘晓波﹑刘霞等被无理拘禁及软禁，我觉得是每况愈下。） 郭女士﹕（今年第几年参加晚会﹖）23年。（每年来感觉有何不同﹖）现时多了很多年青人。我们会承传下去，相信终有一日会得到平反，所以我们会继续做。若果无得平反，我们做来干吗﹖这不是party （派对） ，不是来唱歌﹑来玩。认识我们几十年（的朋友） 都知我们年年会来。 另外，一批推动本土化的团体，包括热血公民，首次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六四集会，大会称有7千人参加。 视频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BvL6pBEfk 2014年6月4日，香港维园18万港人烛光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众人高唱《自由花》。（粤语部记者李建军拍摄） 北京维权律师滕彪首次参与维园纪念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并演讲（扬帆拍摄）  Photo: RFA 纪念六四25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现场。（扬帆摄） 纪念六四25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现场。（扬帆摄） 纪念六四25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现场。（扬帆摄） 纪念六四25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六点多维园内就聚集了大量市民。（扬帆摄） 纪念六四25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学联代表讲话。（扬帆摄） 纪念六四25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支联会诵读大会宣言并高喊口号。（扬帆摄） 纪念六四25周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李卓人及学生向六四遇难者献花。（扬帆摄） 维园放置的纪念碑（扬帆摄） 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参 与者历年最多 京维权律师滕彪演讲吁占领中环  "六四"二十五周年烛光晚会周三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现场播放了八位大陆民运人士的讲话录像，并向"六四"遇难者献花、默哀。首次参加晚会的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呼吁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主办方支联会宣布有超过18万人参与此次活动，为历届人数最多。警方则指最高峰时有99500人。 周三是"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也是香港支联会第二十五次举办维园烛光纪念晚会。晚会自八点开始，但当天傍晚6点刚过，已陆续有民众进入维园足球场。球场边挂满了各种要求平反六四的横幅、照片，球场上还放置了一座纪念碑。 傍晚七点左右，在一首《为自由》的歌声中，晚会拉开序幕。而在七点四十五分，维园六个足球场内就已坐满了前来参加晚会的市民。主持人在台上呼吁市民点燃蜡烛祭奠亡灵，现场的六四乐队则连续演唱了《祭英烈》、《民主会战胜归来》、《自由花》等歌曲。 今年晚会的口号是"平反六四 战斗到底"。对于为何以此作为口号，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向本台表示："今年是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经过了，但六四还没平反，中间也不时有些人说这么长的时间了，香港人要放下六四这个问题，而且也有说法新一代基本没有经过八九，完全感受不同。那对我们来讲，应该在25周年这个时候，很明确地表达，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无论要用多长的时间，无论经过一代、两代，我们平反六四的目标、战斗还是不断，不会放弃。" 晚会开始时，支联会播放了一段"毋忘六四 战斗到底"的录像，重现了当年天安门的一幕幕场景，也再次揭示了当局的谎言。随后主办方向遇难者献上了花圈，又点燃火炬，致以悼词。现场关闭了灯光，与会者们燃起手中的蜡烛，在一片烛光中为亡灵默哀一分钟。 今年天安门母亲遭到严密监控、软禁或被禁止回北京，支联会特别播放了一段名为《敏感的季节》的音乐录像献给他们，同时播放了严家其、王丹、吾尔开希、方政、封从德、周锋锁、王军涛、吕京花等八位大陆民运参与者的讲话。 首次参与烛光晚会并演讲的北京维权律师滕彪说："我们有责任记住屠杀、记住鲜血，我们有责任要求真相与正义，我们有责任接过那些早早倒下英雄们的火炬。而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六四之夜来到维园。在来之前，国保、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告诉我坚决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来。我来这里要告诉香港人民，我们多么感谢你们纪念六四；我来这里要告诉全世界，25年过去了，屠杀并没有在1989年结束，以法律的名义、以维稳的名义、以国家统一的名义，这个政权从来没有停止过杀人。" 滕彪又指如果大陆没有民主化，香港也不会有真正的普选、现有的自由也会被夺走，并呼吁"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也期待有一天，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赢得现场市民一片叫好声。 其后，学联代表和支联会负责人分别发表讲话、诵读大会宣言，并火化了此前收集的市民们签署的吊唁名册。 晚会的最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呼吁市民参观六四纪念馆、参加七一游行。 李卓人宣布，此次参与烛光晚会的人数是历年来最多，超过了18万人，而警方则指最高峰时人数为99500人。 （rfa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林迪/申铧）

奥巴马：世界与寻求自由者站在一起（白宫六四声明，中英文） Posted: 04 Jun 2014 02:25 PM PDT Barack Obama  VOA 白宫就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永远支持天安门抗议者所寻求的基本自由。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波兰提到天安门事件。他说，世界必须"与寻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他将乌克兰今天的改革与25年前标志着共产主义开始终结的波兰选举相提并论。 白宫在6月4日发表的声明说："25年前，美国对天安门广场和周边地区和平示威者的声音遭到暴力压制感到震惊。25年后的今天，美国继续怀念天安门广场内外和中国全国各地那些献出了生命的人，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就那些被打死、拘捕或失踪的人做出交待。 "美国将永远支持天安门抗议者所寻求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结社和集会自由。美国宪法、中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中都包含的这些自由是美国在世界各地宣扬的价值。" 白宫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还表示："美国人民和政府欢迎中国过去30年来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取得的进展，并珍惜与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良好关系。继续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的同时，美国也会继续明确我们之间的分歧，敦促中国政府保障所有中国公民与生俱来的普世权利和基本自由。" *奥巴马对比当年的波兰和北京* 奥巴马在华沙自由日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盛赞波兰1989年首次部分自由选举是"自由的一次重大胜利"。 奥巴马说："25年前的今天，波兰人正在参加投票，在世界的另一端，坦克冲向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者。自由必须由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一代人去争取。这是我们今天再次赋予我们自己的任务。" *援助乌克兰非杀伤性设备* 奥巴马说，自由世界现在团结一致，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黑暗政策"。奥巴马还说，大国绝不应当将自已的意志强加给小国，乌克兰人民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未来。 在参加纪念活动之前，奥巴马总统会晤了乌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并宣布为乌克兰提供500万美元的非杀伤性设备援助，帮助乌克兰军队打击东部亲俄分离分子。这笔钱将用来购买防弹衣、夜视镜和通讯设备。 奥巴马还说， 国际社会必须支持与俄罗斯谈判，并确保俄罗斯不向乌克兰境内分离主义分子提供资金、武器或支持。他还说， 世界各国必须要俄罗斯为其行动承担后果。 白宫 新闻秘书 即时发布 2014年6月4日 新闻秘书就天安门广场事件25周年发表声明 25年前，美国对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和平示威者发出的声音受到暴力压制表示悲哀。25年后，美国继续缅怀在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地区和中国各地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公布1989年6月4日前后涉及有关事件的被害者、被关押者和失踪人员的情况。 美国将一如既往公开支持天安门广场示威者争取获得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上述各项自由已被纳入美国宪法（U.S. Constitution）和中国宪法及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是美国在全世界倡导的价值观。 美国人民和政府赞赏中国30年来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高度重视与中国人民和政府发展良好关系。在我们双方继续在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之际，美国将继续明确指出相互间的分歧并敦促中国政府保障全体中国公民与生俱来的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4/06/20140604300765.html#ixzz33hvZxQ8n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FOR IMMEDIATE RELEASE June 4, 2014 Statement by the Press Secretary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iananmen Square Twenty-five years ago, the United States deplored the use of violence to silence the voices of the peaceful demonstrators in and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Twenty-five years later,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honor the memories of those who gave their lives in and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and throughout China, and we call on Chinese authorities to account for those killed, detained, or missing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surrounding June 4, 1989.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speak out in support of the basic freedoms the protestors at Tiananmen Square sought, including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freedoms of association and assembly. These freedoms—which are enshrined in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are values the United States champ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government applaud China's extraordinary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d value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government. Even as we continue our cooperation on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be clear about our differences, and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guarantee the universal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that are the birthright of all Chinese citizens. Read more: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4/06/20140604300757.html#ixzz33hvQ2ybj

孟浪：无声的纪念行动 （附VOA报道《血色彷徨》、《教育诗篇 二十五首》在香港出版） Posted: 04 Jun 2014 02:22 PM PDT 無聲的紀念行動 2014年6月3日 (二) 【 明 報 專 訊 】 二 十 五 年 前 「 六 四 」 事 件 發 生 後 不 久 ， 那 是 當 年 的 冬 天 ， 當 時 我 剛 從 「 秋 後 」 的 深 圳 大 學 離 開 回 到 上 海 ， 與 地 下 文 化 圈 我 的 詩 人 、 藝 術 家 老 朋 友 又 重 新 聚 在 一 起 。 一 天 ， 在 小 說 家 南 方 位 於 華 山 路 的 小 公 寓 裏 ， 碰 到 一 位 從 北 京 南 下 走 避 中 的 畫 家 ， 記 得 他 是 中 央 工 藝 美 院 的 學 生 ， 他 說 他 夏 天 剛 參 加 了 「 六 四 」 學 運 ， 民 主 女 神 像 的 誕 生 他 也 出 了 力 。 他 向 我 們 出 示 了 一 組 表 現 主 義 風 格 極 其 強 烈 的 油 畫 照 片 ， 說 他 因 感 佩 於 學 生 、 民 眾 為 民 主 和 公 義 獻 身 的 行 動 、 震 驚 於 「 六 四 」 屠 殺 的 野 蠻 血 腥 而 畫 下 了 那 組 作 品 ， 也 正 準 備 通 過 北 京 外 國 記 者 的 渠 道 送 出 國 外 去 。 他 叫 什 麼 名 字 ， 我 沒 記 住 ， 以 後 也 再 沒 有 過 他 的 消 息 。 這 個 記 憶 一 直 縈 繞 著 我 ， 多 年 來 ， 我 常 常 想 到 這 個 「 無 名 」 畫 家 ， 想 到 他 畫 下 的 「 六 四 」 主 題 的 繪 畫 。 今 年 春 末 我 主 編 完 畢 《 六 四 詩 選 》 ， 我 的 老 朋 友 朱 其 那 裏 傳 來 消 息 ， 他 主 編 二 十 五 年 來 第 一 本 中 國 大 陸 藝 術 家 六 四 藝 術 和 攝 影 作 品 集 的 編 輯 工 作 也 即 將 完 成 。 我 們 在 溝 通 中 達 成 共 識 ， 通 過 這 些 作 品 的 集 中 展 示 ， 保 存 親 歷 「 六 四 」 的 一 代 藝 術 家 的 歷 史 記 憶 和 文 化 記 憶 ， 也 讓 一 九 八 九 年 事 變 其 政 治 和 美 學 之 間 複 雜 纏 繞 的 精 神 張 力 予 以 呈 現 ， 不 致 當 代 藝 術 在 「 六 四 」 這 樣 一 個 重 大 歷 史 事 件 面 前 缺 失 和 斷 裂 ─ ─ 在 中 國 大 陸 表 達 自 由 、 出 版 自 由 目 前 仍 然 嚴 重 受 限 的 惡 劣 現 狀 下 ， 香 港 成 了 一 個 重 要 的 連 結 和 窗 口 ─ ─ 這 本 書 的 出 版 於 是 義 不 容 辭 地 由 我 接 了 下 來 。 當 年 的 「 無 名 」 畫 家 ， 在 我 的 視 野 裏 繼 續 不 知 所 蹤 ， 但 二 十 五 年 來 ， 像 這 位 畫 家 一 樣 ， 創 作 了 ( 甚 或 持 續 創 作 著 ) 「 六 四 」 主 題 和 題 材 的 藝 術 家 ， 在 北 京 ， 在 各 地 ， 並 不 在 少 數 ， 仍 像 地 火 一 樣 在 深 處 潛 藏 著 、 湧 動 著 ， 朱 其 的 義 舉 讓 這 些 火 苗 升 騰 而 起 、 橫 空 出 世 。 正 同 我 論 述 六 四 詩 歌 ， 六 四 藝 術 也 如 是 ， 它 們 都 是 一 種 難 能 可 貴 的 思 想 和 美 學 材 質 ─ ─ 這 種 材 質 有 助 於 參 與 形 塑 現 代 漢 語 民 族 ( 現 代 漢 語 國 家 ) 迄 今 仍 告 稀 缺 的 精 神 史 和 歷 史 詩 學 建 構 。 今 年 六 四 二 十 五 周 年 到 來 之 際 ， 北 京 出 現 前 所 未 有 的 製 造 政 治 恐 怖 和 高 壓 緊 張 氣 氛 ， 對 「 六 四 」 議 題 ， 整 個 社 會 處 於 幾 乎 被 徹 底 噤 聲 的 狀 態 ， 但 在 這 一 片 肅 殺 之 中 ， 這 樣 一 批 現 居 中 國 大 陸 的 藝 術 家 、 攝 影 家 的 「 六 四 」 作 品 聯 袂 集 結 ， 在 香 港 亮 相 ， 有 了 特 別 重 要 的 意 義 ─ ─ 藝 術 大 於 政 治 ， 藝 術 高 於 政 治 ， 藝 術 家 給 「 政 治 家 」 正 在 上 課 ， 一 堂 有 關 人 類 心 靈 自 由 和 解 放 的 常 識 課 、 必 修 課 ！ 今 天 在 香 港 推 出 的 六 四 藝 術 ． 攝 影 作 品 集 《 血 色 徬 徨 ： 1989 年 的 政 治 和 美 學 》 ， 以 紙 上 沉 默 的 一 幅 幅 動 人 心 魄 的 作 品 ， 衝 擊 和 震 撼 讀 者 ， 喚 醒 記 憶 和 良 知 ， 完 成 著 六 四 二 十 五 周 年 此 處 無 聲 勝 有 聲 的 紀 念 行 動 。 作 者 簡 介 ﹕ 詩 人 ， 文 學 編 輯 ， 獨 立 出 版 人 ， 現 居 香 港 和 美 國 兩 地 。 [ 文 ／ 孟 浪      編 輯 ／ 袁 兆 昌 ] 【美国之音6月2日报道《血色彷徨》、《教育诗篇 二十五首》在香港出版】《中国大陆艺术家纪念六四作品集在港出版》 以下图文报道原始来源链接：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painting-photography-20140602/1927656.html 美国东部时间: 12:45 2014年06月02日星期一 中国大陆艺术家纪念六四作品集在港出版 打印 评论 共享 艺术家刘大鸿的油画作品《鬼泣》（1989） (溯源书社图片) 海彦 02.06.2014 12:17 香港 — 中国大陆艺术家创作的以"六四"为主题的艺术和摄影作品集《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6月1日由香港独立出版社溯源书社出版，星期一起在港台发行推出。 该书由策展人、艺术批评家朱其主编，精选了23位中国大陆艺术家25年来在困难条件下，创作的六四主题艺术作品，以及大量六四纪实摄影，图片多达200幅以上，带给读者对这一段历史的视觉冲击和精神鼓舞，彰显他們对追求表达和言论自由的坚持。 溯源书社的主持人、著名诗人孟浪表示，作品集揭示的惊心动魄的一幅幅画面和真相，是25年来中国大陆一部分良心艺术家的精神坚守，以"美学正义"的力量和美，为"六四"这一至今尚未终结的大事件，还原历史、恢复记忆、追索公义，提供了巨大震撼体验和现场见证。 此外，为纪念六四25周年，孟浪主编的《六四诗选》，选取了两岸三地及海外的100位中文诗人25年来的六四主题诗歌作品，5月4日在香港、6月1日在台北发行。 另外，孟浪本人的六四诗集《教育诗篇二十五首》的中英双语版，近日在六四前夕由田园书屋在台港同时推出。诗集精选了孟浪自1989年起创作的六四诗歌，作为对六四25周年的纪念。

美国国务卿敦促中国反省六四，让百姓有言论自由（英汉对照） Posted: 04 Jun 2014 01:48 PM PDT 克里（John Forbes Kerry） VOA华盛顿 —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中国89年六四民主运动25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纪念六四和平抗议者，并敦促中国反省六四，让老百姓有言论自由， 以下是声明原文。   今天我们要特别纪念成千上万名走上街头要求基本普世权利的和平抗议者的勇气和执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在办公室打开电视，看到一位男士只身挡住一队坦克的情景，他手无寸铁， 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良心。   在那些不确定的日子里，我对麻萨诸塞州的两千名学生说，这不是发生在周末的事情，而是一个时代的、终身难忘的事件。他们要求美国在道德和政治上做出回应。   对所有争取自由的人们来说，天安门广场仍然触动我们的良心， 所以美国和国际社会纪念那些惨遭杀害的数百人，那些为追求自由表达观点而勇敢面对暴力的人。我们向那些因失去亲人而悲伤的家庭、特别是天安门母亲表达我们的悲痛。   我们承认并赞赏中国几十年来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但能否继续进步将由是否开放来限定-- 不仅对世界开放， 也要让中国公民公开表达看法和不同观点。   要对1989年事件进行公开讨论和审议，彻底公布被杀害、被监禁或被失踪者的情况， 这将是力量和愈合而不是软弱和分裂的迹象。 愈合过去的伤口，和平与繁荣的未来会更有希望。   我们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因89六四事件或相关事件而被判刑的人，停止对示威者、他们的家人以及那些继续勇于讲话的人进行骚扰、拘留和官方报复。 这种模式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敦促中国释放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前被拘押的人，履行保护中国所有人基本自由的国际承诺。当每个公民对国家的发展方向都有发言权，也有利害关系的时候， 社会就会更加强大。  Today of all days, we remember the courage and commitment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aceful protesters who took to the streets to demand fundamental, universal rights. I'll never forget turning on the television in my office and seeing a column of tanks halted by a single man armed only with his conscience. In those uncertain days, I was in the presence of 2,000 students in Massachusetts. I shared with them that these events were not the happenings of a weekend, but the happenings of an epoch, of a lifetime, and they demanded a moral and political response. For all people who seek freedom, Tiananmen Square still stirs our conscience. That is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mmemorate the tragic loss of hundreds of lives and the heavy price paid by those who braved the violence in pursuit of the freedom to express their views. We express our sorrow to the families still grieving the loved ones, the lost, and especially to the Tiananmen Mothers. We all recognize and appreciate that China has made marked soci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Continued progress will be defined by openness not just to the world, but to the voices and diverse perspectives of China's citizens. Open discuss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events of 1989 and a full public accounting of those killed, detained, or missing would be a sign of strength and healing, not weakness and division. A peaceful, prosperous future is made more promising by healing the wounds of the past. We call on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from prison all those still serving senten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surrounding June 4, 1989, and end the ongoing pattern of harassment, detention, and official retribution against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demonstrations,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those who continue to bravely speak out. We also urge China to release those who were detained in advance of the anniversary of June 4, and to uphold its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to protect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all in China. All societies are stronger when every citizen has a say and a stake in their country's direction.

楊逢時：六月的故事﹐生命的故事——（附旧金山“六四第二代”举行烛光音乐晚会纪念“六四”25周年） Posted: 04 Jun 2014 11:55 AM PDT 楊逢時和"六四二代"在舊金山燭光晚會上獻歌"聽媽媽講那六月的故事" http://youtu.be/jx59m_gUiKY 六月的故事﹐生命的故事 ——在舊金山紀念"六四"二十五週年燭光晚會上的發言 June 3, 2014 楊逢時 三年前的四月﹐天添在我的腹中已有四個多月了。可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負擔卻使我無法心安理得地體驗孕育生命的喜悅——紀念"六四"音樂會光碟的製作工作還沒有最後完成。原以為懷孕反應三個月後會自動消失﹐我就可以投入工作。可沒想到症狀不但沒有好轉﹐反而越來越重。醫生告訴我﹐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對懷孕會產生強烈的反應﹐九個月的懷胎期會一直嘔吐不止。想不到﹐我竟是這百分之五中的一員。 時間不允許我再拖延。於是﹐顧不得身體嚴重不適﹐我即刻開始了錄制音樂會序言的工作。因嘔吐不止﹐我不得不一次次打斷錄音沖進洗手間﹐然後再進入情緒重來﹐以至幾分鐘的講話﹐整整錄了三天﹐重複了二十四﹑五遍。漸漸地﹐我似乎感到不是在錄音﹐而是在與腹中的小生命交談﹐音樂會序言的第一句﹐"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on June 4th 1989?" (你可知道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了什麼事情﹖)﹐便不知不覺地成了給天添"胎教"的第一課。 音樂會光碟的序言終於在"六四"二十二週年紀念日前完成。而創作女兒的最後階段卻經歷了一次撕心裂膽的有驚無險。待產的天添多次心律快速下降﹐以至幾乎失去了脈動。護士長立即當機立斷地命令──這孩子必須在十五分鐘之內出來﹗ 那一刻﹐九月懷胎的小生命與母體在生死線上已融為一體。沒有驚慌﹐沒有恐懼﹐只有在平靜中仰望上帝﹐ 默默地祈禱。幾分鐘後﹐一聲清脆的啼哭宣告了一個幼小生命的破土而出﹐護士抱著手舞足蹈的小天添笑著告訴我﹐你的女兒不輕不重﹐六磅四盎司——"6.4" ﹗ 我是一個作曲家﹐熱愛創作是我的天性。然而﹐若不是親歷了一次孕育生命的驚心動魄﹐我可能很難體會到創作的全部意義。自從二十五年前那個血與火的夜晚﹐生命﹐便與六月緊緊地聯在了一起。天下為母者無一不知曉孕育生命的艱難。我無法想象﹐在那個沒有月亮的夜晚﹐千百個媽媽們親身孕育的年輕的孩子們竟無聲地永遠走進了漫漫長夜……。 又是一個四月。為紀念"六四"二十五週年﹐時隔三年﹐我又一次投入了錄音工作。而這次﹐三年前在腹中聽故事的天添已能與我一起唱歌了。這一震撼人心的故事﹐從三年前的胎教開始﹐一直講到了今天。我要告訴我的女兒﹐天添啊﹐你可知道﹐那些失去了兒女的媽媽們是如何年復一年地在壓抑的悲傷中煎熬﹖她們對生命的理解﹐是否比你我更深一層﹖ 六月的故事﹐從此成為生命的故事。讓這個永恆的故事融入心田﹐刻入墓碑﹐流入歷史的長河。孩子們﹐請永遠記住這六月的故事。願天下所有的母親永遠擁抱著親身孕育的孩子們﹐願天下所有的孩子永遠偎依在母親的懷裡。永遠不再分離﹐永遠不再失去。 僅此﹐為"六四"亡靈﹐也為所有的孩子獻上我的心聲﹐"聽媽媽講那六月的故事"。 ******** 請看音樂視頻: 楊逢時"聽媽媽講那六月的故事"-- http://youtu.be/jx59m_gUiKY 作為一個作曲家，我不善唱歌。在此敬請原諒我的聲音。与其說我是用歌喉在唱，不如說我是用心在給女儿講故事。 希望這首歌能在六月給大家帶去一點心靈的感受－"六四"，我們心中永遠的痛。 逢時 ******** 听媽媽講那六月的故事             ──天添夢幻曲 楊逢時曲;汪成用詞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Naperville IL 一只受傷的小鳥， 在媽媽的淚花里飛翔。 狂風暴雨之中， 她張開流血的翅膀。 為了尋找自由的天空， 不惜穿越槍彈筑起的火牆。 那雪花般的片片羽毛， 是孩子們破碎的夢想。 听媽媽講那六月的故事， 我心中燃起了思念的燭光。 --------------- 一只受傷的小鳥， 在媽媽的怀里仰望。 抹去离別的淚水， 她沖向迷蒙的太陽。 為了擁抱自由的天空， 愿以生命撕開濃密的霧障。 那海浪般的陣陣呼喚， 是孩子們痴情的向往。 听媽媽講那六月的故事， 我心中燃起了理想的燭光。 ----------------- 那只無蹤的小鳥， 是媽媽心里的悲傷。 隨風而去的身影， 忽化作浴火的鳳凰。 永遠珍愛自由的天空， 重生的小鳥沐浴著明媚的陽光。 那絢麗繽紛的彩虹編織的花園， 是孩子們夢中的家鄉。 听媽媽講那六月的故事， 我心中燃起了祈禱的燭光。 ******** 另請觀賞東西方音樂藝術團紀念音樂會選段  "六四"二十五週年--永誌不忘的紀念-- 音樂視頻: "自由頌":  http://youtu.be/FK2EA7Ky_6c 【附录】 旧金山“六四第二代”举行烛光音乐晚会纪念“六四”25周年 六四第二代与杨逢时（右）合唱《听妈妈讲那六月的故事》（CK摄） Photo: RFA 两百多名旧金山湾区华人，6月3日晚间聚集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中国民主女神像前，参加“六四第二代”与著名华人音乐家杨逢时合作举行的烛光音乐晚会，以此纪念“六四”25周年。 旧金山华人“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与往年一样，表达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悲情。所不同的是，今年，“六四第二代”成为纪念活动的主角，他们用与父母一辈合作举行烛光音乐晚会的形式，表示他们对中国89民运精神的继承，和对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在“六四”镇压中牺牲的父母一辈的悼念。 旅居芝加哥的著名华人音乐家杨逢时，和丈夫一起带着二岁的女儿来到旧金山，与“六四第二代”合作举行纪念“六四”25周年烛光音乐晚会。她在音乐晚会开始时致辞说：“过去20多年来，我一直用我最熟悉的语言音乐在芝加哥举办‘六四’音乐会，欣闻旧金山湾区有一批‘六四第二代’，也在用音乐的形式纪念‘六四’，深感欣慰。今年是‘六四’25周年，我们全家开车来到旧金山，与‘六四第二代’相聚。我的女儿也许是今晚纪念会上最年轻的‘六四第二代’，我要带着她，与‘六四第二代’的哥哥姐姐们一起，点燃一支蜡烛，献上一首歌，为自由中国的明天祈祷。” 杨逢时与“六四第二代”一起合唱她为纪念“六四”创作的歌曲《听妈妈讲那六月的故事》。 烛光音乐晚会上，“六四第二代”们还演奏了《给我一颗中国心》、《送去远方的问候》、《卡农D大调》等乐曲，朗诵了配乐诗《六月》。 89民运学生领袖张前进的女儿张睿，10岁开始便每年在“六四”纪念会上演奏提琴，今年是第8年，她已经不再一个人独奏，而是组建了一支“六四第二代”小乐队。张睿说：“10岁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跟我爸爸妈妈有关的事情，长大了，完全是我要来纪念的日子。这不是个庆祝的日子，每一年都让我感慨，就是能够在这个地方自由的来纪念这个日子，但在中国，有些人丧失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却不能够公开的纪念，所以我每年都很心酸。” 历经“六四”，并在“六四”镇压中失掉双腿的方政，他的女儿方希冉是“六四第二代”小乐队成员，这篇报道开头的《卡农D大调》钢琴曲，便是方希冉演奏，她还朗诵了师涛的诗《六月》。面对“六四第二代”，方政感慨道：“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了，‘天安门母亲’们越来越老，有的已经去世了。但是看我们的‘六四第二代’健康成长，我们的心里充满希望。” 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来旧金山参加“六四”25周年纪念活动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还有大赦国际的代表、流亡藏人的代表、89“六四”期间在北京的美国留学生的代表，先后在纪念会上发言。 音乐会结束后，与会者在微风中晃动的烛光下，向中国民主女神像鞠躬、献花。 （特约记者：CK 责编：申铧）

朱毅：今夜 烛光里的自由中国 Posted: 04 Jun 2014 11:55 AM PDT 胡佳 今夜    烛光里的自由中国                    朱 毅     此刻     多少    自由城的烛光     晨星般的孤独     维园般的浩瀚     从五洲四海      聚焦天安门广场     此刻     谁能   聚拢四分之一个世纪     手上 眼底 心中的烛泪     必定     巍峨如喜马拉雅山     胡佳      我的兄弟     我的维园     我的广场     我的自由中国                                           2014/06/04 子夜   流徙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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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杀刘汉替周永康灭口，律师们更看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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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彪：坦克辗压下的中国（附在香港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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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承命於危難 傳薪自道統——在天安門民主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附相关报道） Posted: 05 Jun 2014 11:23 PM PDT 陈奎德/VOA国符摄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能有機會在這裏向大家報告天安門民主大學的基本理念，我深感榮幸。 我們知道，天安門民主大學是在中國人的一次史無前例的巔峰體驗中誕生的大學，是中國人距離文明人類最近的歷史時刻創建的大學，是在大軍圍城的緊迫情勢下授課的大學，當然，也是在血與火中被毀滅的一所大學。 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作為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文化遺產和學術遺產，作為那場偉大抗爭的精神遺產，民主大學的重生，她與天安門運動血肉相連的關係，鑄造了民主大學的價值理念及其歷史使命。 今天，她肩負如山的重任，重新站立起來了。 作為一所大學，我們追求其普遍性的標準。我們絕不會如北京掌權者對北京大學所訓令的，讓北大不要做中國的哈佛，中國的劍橋。我們深信，世界上一切優秀大學的傳統與精神，都值得我們效法；人類文明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我們守護與探究的內容。 有鑒於此，大學自治，明道明德，宏納眾流，學術自由，這是我們的方針；造就人才，凝聚共識，開放轉型，實現民主，這是我們的目標。 作為對中國大陸六十多年來教育制度的撥亂反正，天安門民主大學拒絕愚民主義、反智主義，抗拒思想壟斷、黨化教育。作為在中西文明交匯的歷史時刻創建的大學，作為在多元文化彙集的重鎮三藩市複校並向中國與世界實施遠程教學的大學，我們將堅守對普世價值和學術使命的承諾與守護。 然而，除了上述普遍性的承諾之外，在這裏，我還想特別強調天安門民主大學自身的獨特傳承，她的特別定位： 首先，本大學直接溯源於1989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創立的天安門民主大學，是她的生命傳承； 第二．本大學致力於繼承1937——1946年中國西南聯大的精神，承接這所近代中國最偉大大學的理念與傳統； 第三，本大學認同並守護蔡元培時代兼容並包主義的北京大學的寬闊胸襟； 第四，向古代中國的偉大傳統回溯，本大學精神的脈絡可追溯到孔子創立的"有教無類"的私學教育傳統，東漢時期太學生學潮以及明代東林複社讀書人抵抗暴政的傳統，以及白鹿書院、嶽麓書院......等民間辦學的傳統； 最後，第五，我想特別提到一所西方大學——德國的柏林自由大學——她的建校歷程及其傳統。冷戰時期，原柏林大學被劃入東柏林，受到前蘇聯及東德共產黨當局的管制，學術自由橫遭踐踏。為了追求大學自治、學術自由，1948年，原校的一批師生出走西柏林，創辦了自由的柏林大學，也就是今日的柏林自由大學。他們以"真理 公平 自由"為校訓，砥礪奮發，成長為德國九大頂尖學術重鎮之一。這一大學自由的偉大追索歷程，我們心嚮往之。天安門民主大學今日復校的軌跡，與當年柏林自由大學的建校不謀而合。我們借此向該大學的偉大創建者致意並將追隨這些先驅者的足跡。 女士們，先生們，天安門民主大學將是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無圍牆的大學，一所廣袤無垠、無遠弗屆的大學。在這個柏林牆已經倒塌，而翻越長城防火牆的中國人也如洶湧的春潮一樣的當代世界，天安門民主大學將為消除一切思想的、文化的、學術的、種族的、階級的種種隔絕，竭盡綿薄；為拆除人類的一切有形的與無形的精神圍牆，為天下一家的人類自由理想 ，而鞠躬盡瘁，矢志不渝。 謝謝大家！ ——纵览中国 【附录】 天安门民主大学浴火25年后旧金山重生 VOA国符/旧金山 — 在一片祝愿声中，25年前在北京短暂闪亮过的一个夜晚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星期天下午在美国旧金山正式复校。   天安门民主大学浴火25年后旧金山重生 播放 下载 封从德说："现在我宣布，天安门民主大学正式复校开学。"   这是前89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封从德星期天在旧金山图书馆的宣布的消息。   天安门民主大学简称天大，封从德现在是天大校务委员会的执行长，他说："在1989年北京大屠杀的机枪和坦克前，诞生了天安门民主大学，于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浴火重生，这标志了中国的民主大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封从德说："六四的教训是，虽然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可以很多，数百城市，数千万人都上街游行，但没有思想武装，缺乏基本的常识和共识，失败仍然难免。"   *目标：人才 共识 转型 民主*    天大学术组召集人陈奎德表示："造就人才，凝聚共识，开创转型，实现民主，这是我们的目标。"   夏业良教授介绍了天大来自全球各地的师资阵容，他还颁发了聘书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拉里·戴蒙德教授。戴蒙德将教授转型学。   天大顾问余英时说："转型是一种学问，这是很重要的，但美国一般大学还没有转型学。"   天大将为中国民主转型培育人才，转型学是天大的课程特色。   演说家辛灝年表示，他希望天大培养出新时代的青年民主斗士。 他说："将我们今天中国大陆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将我们今天十几亿人民对民权的迫切要求，放在这个学校的每一项教科书当中。"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致贺并表示："我很愿意参加这个学校，成为初级班一年级的学员。"   *网络大学也不见容*    天大以无远弗届的网络大学形态出现。但是这个25年前不为当局所容的大学，即使化身网络学校，依然遭到攻击。   封从德说："域名的封锁是一直被封锁住了，国内的人不能直接上网，他们要翻墙才能上网, 但最近有的时候，比如说六四前后，他们是一阵一阵的对我们进行瘫痪性的攻击。。"   作为独立学术机构，天大的经费来自海内外的华人。封从德说："我们的经费没有一分钱来自政府或政治力量，我们都是依靠民间的力量。"   *义工心存民主 任劳任怨*    经费有限，天大主要靠30多个义工通过互联网协调工作。孙海谧是志愿的行政总监，斯蒂芬则是志愿的翻译总监，他们有时工作超过八小时，却能坚持下去。   斯蒂芬说："因为我在美国这么久，在国内也这么久，我能亲身感受到自由民主的国家和专制的国家有多大的不一样，所以我真希望中国有十四亿人这样的大国，能够跟上世界民主发展的步伐。"   尽管是喜庆的开学典礼，但64的伤痕并没有消失。   *记者亲历六四 难掩心头创痛*    天大筹备组成员葛洵表示，25年过去了，正义并没有得到申张，他因此非常感慨。   前华盛顿邮报驻京站长邵德廉上台一度哽咽，他后来表示："我情绪激动，因为回忆起当时看到的那些遗体,心里很难过。"   邵德廉放映了他的妻子89年所拍摄的录像，一直到六月三日军队开枪前两小时，他们一家都感觉北京市民非常友善，北京很安全。而不是官方媒体声称的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和动乱 。   *不忘厘清真相 不让青史抹黑*    现任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的邵德廉说："真实和实情将压倒谎言，让我们记得这一点，我也将继续把事实写出来。"   对于天大可能发生的作用，邵德廉表示："要预测很难，但这是一个勇敢的事情。"   许多与会的年轻人对天大的期望很高。   *天大正面效益受期许*    六四纪录片《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赛颂菲表示："我认为新一代的中国青年乐于了解过去，来决定将来的行动。我相信这会给他们以行动捍卫信念的勇气，做出有利众人的事。"   中国留学生布鲁斯从父母听到一点六四的信息。他说："他们希望为中国培养出能为中国民主化做出贡献的合格公民。但很快这个运动失败了，今天25年之后，他们可以重建的话，对未来中国走向民主化一定是有所裨益的。"   台湾的留学生蔡亚成则希望天大有利两岸交流，他表示："因为双方都可以用同样的角度，同样民主的视角来切磋。"   天大筹备组召集人方政双喜临门。   方政说："三天前，我第三个女儿刚出生，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双重的喜悦，我们天安门民主大学今天终于开学了。"   开学典礼落幕前，夫妻档音乐家汪成用和杨逢时带着六四第二代－也就是参与过六四的人的孩子，邀请在场者合唱他们作词作曲的《自由在召唤》，为典礼画下了休止符。天大即日起接受网路报名。 图片报道网址：http://www.voachinese.com/media/photogallery/rebirth-of-a-university-20140603/1928180.html "天安门民主大学"横空出世 法广/作者 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 "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在"六四"镇压中被迫停课的"天安门民主大学"以网络大学的形式成功复校，6月1日，在美国旧金山总图书馆会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这一天，"天安门民主大学"董事会主席方政和"天大"执行长封从德，向媒体和出席"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来宾宣布："天安门民主大学"正式复校开学，"天大"教学网站开始网上注册招生。 "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是海内外中国民运人士纪念"六四"25周年的重要活动，是"六四"至今25年来中国民主运动的重大事件。 "天安门民主大学"诞生于1989年6月3日下午，创办者为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张伯笠。广场中心，"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横幅拉起，便是"天大"的校址。上百万在广场上静坐请愿的学生，聆听了由著名政治学家严家祺讲授的第一课：民主、自由与法治。接着，解放军开进天安门广场，"六四"屠杀开始，"天安门民主大学"与数千学生和市民一起，倒在冲锋枪的枪口前和坦克车的履带下，此时，距"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不到十个小时。"天大"是中国教育史上、也可能是世界教育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一间大学，却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在世界教育史上写下最为光辉、悲壮的一页。89民运被中共镇压下去，但精神不死；"天安门民主大学"与89民运一样，虽然被镇压，但精神不死。 "六四"以来，海内外民运人士一直希望恢复"天安门民主大学"，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使希望有实现的可能。网上远程教学正方兴未艾、蔚为潮流，势将成为人类未来教育的主要形式。去年"六四"纪念日，海内外四十多名著名学者和民运人士，联合发表《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宣言》，并在旧金山成立以方政、封从德为首的复校筹备组。方政与封从德当年都曾上过"天大"的第一课。筹备组决心要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时，"天安门民主大学"正式复校，结果他们做到了。 网路大学，除了没有划出一块地方，建教学大楼之外，其结构与实体大学并无不同。复校筹备组在"天大"复校筹备过程中克服的困难难以尽述，一年来，海内外有众多的义工加入复校筹备工作，使得诸多技术性和事务性难题得以解决。筹备组的所有成员也都是义工，但他们的工作与任何专业人士相比毫不逊色。 一年来，复校筹备组构建了"天大"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与所有大学的校委会功能一样，规划和管理学校的运行和发展；而以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为召集人、有十一名成员的学术委员会，则堪称当代中国民主理论的学术殿堂，她将守护学校的学术自由，制定和实施学校的教学课程。"天安门民主大学"开学之日，首批推出的十六门课程和一个系列的中国近代、现代史语音讲座，涉及中国未来民主进程的大部分重要课题。 中国正面临大变革，需要民主的思想资源。赵紫阳时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为"天大"复校发表谈话指出：进行民主的启蒙，这是迫切的、现实的要求。八十多岁的鲍彤表示他愿意报名就读"天大"一年级，从头学习民主理论。"天大"执行长封从德表示：互联网把中共打回了"冷兵器"时代，在互联网上，中共与网民力量对比，中共不占优势，并终将输掉网络战争。 由此，"天安门民主大学"肩负如山的重任，在互联网上横空出世。她无界弗远，无所不在，无往不利，去唤醒中国教育的良知，唤来自由民主的中国。

晴朗：难过的日子 Posted: 05 Jun 2014 11:37 PM PDT

2014年6月4日，香港维园18万港人烛光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众人高唱《自由花》。（粤语部记者李建军拍摄）

Photo: RFA 六四之后的历史，演变至今天这个地步，超出常理和预期。一年一度的纪念日，中国大陆都是严防死守，外松内紧；而今年则是内外双紧，登峰造级。这并不单纯因为六四25周年这个日子，而是与当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内外的尖锐冲突，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呈现危机的局势有关。"中国模式"由"盛"而衰的景象，好像五年前倾国家之力打造的奥运会一时耀眼夺目，但是连闭幕式的烟火还未在脑海中散尽，那些奥运场馆就已经荒芜成废墟。 我们先来看看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巡打破六四之后的政治经济双双倒退的局面，开始以"改革"之名的"市场化"进程。然而，它不是建立在1986年以后的政治改革研讨和十三大方针的基础之上，而是锁住政治体制改革，打开经济大门，不择手段追求GDP以"强党强国"。这是史上最不公正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暴发过程，建立在血汗工厂之上，通过对土地及各种资源破坏性掘取，强拆公民房产、野蛮"城市化"，令国企职工下岗甩包袱而实现的。GDP数字与人民福祉、社会公正非但不是正相关关系，反而是相当程度的负相关。如果像英国最近宣布的那样，将性服务和非法毒品交易纳入GDP计算的话，中国GDP或许成为世界第一也未可知。然而，那样一个不公正的经济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工厂不再了，资源耗尽了；铁路公路机场修得差不多了；政府救市印钞票通货膨胀已经高不可攀了；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城市化运动走到尽头。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强权"反腐"使石出而水落。虽然没有精确统计"官员经济"占GDP的比重有多少，但是大量餐饮业、礼品业、药品业、洗脚按摩业、高尔夫及高级会所业等或关张，或生意冷淡，足见其在GDP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级政府公司化运作模式发生了供应链中断；国企高管人人自危心不在焉；民企老板唯恐财务不安全，纷纷转移资产和移民。 再看社会。两个月来，中国各地刀光血影，枪声阵阵。社会几近"内战"状态。这第一战是反恐。大练兵、大演习，开启武装执法模式。比如，南京官方宣布，自6月3日，交警将"持枪护学"，早晚在校园周边执勤。警察真枪荷弹，提高速射培训，配发子弹增倍，并被授权遇暴恐分子，无须警告可直接开枪。在要"敢于用枪"的新令下，连日来，警察枪击死人事件频发。仅5月30日就曝出两起：一起发生在云南曲靖罗平县，一位名叫陈学理的村民，见民警与其他村民发生冲突，上前劝架，结果反被民警打死，尸首被警方抢走，而官方通报称这是"枪支走火致人死亡"；另一起发生在贵州三穗县，乐德宏与妻子发生口角，喝过酒后拿著菜刀寻找妻子时被打死。在中国当下，警察权的扩大，并不一定意味著公民人身安全保障的增进，反而是增添了不安全感和恐怖感。有律师和知识人对此发表意见说，警察等强力部门是中国最缺少文明素养、最少民权观念、最远离有效监督和最常滥用权力的机构。在没有同等甚至加倍扩大民权和对警察权的严格司法审查下，警察权的扩张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除了武装执法之外，中国也开启了全民反恐的新模式，即：街面威慑，情报预警，公众参与。深圳成立了首家街道反恐民兵分队；北京则是从5月29日进入社会面反恐模式。各区县群防力量全部上街巡逻，每天有85万志愿者上街，9个地铁站人物同检，22个进京检查站逢车必查；31条公交线配备乘务安全员；10万信息员收集涉恐情报，街头修鞋匠也成为侦察员；群众举报涉恐将获得奖励。这种全民皆兵的天罗地网，对于50岁以上的中国人唤起的是"文革"记忆。 这第二战是维稳。以"寻衅滋事"罪名刑拘知识分子、律师、记者、基督徒、公民的人数达到了64之后抓捕之最；有关部门驱赶和造访各种有"案底"人物； 微博、微信统统在控制之列，防民之口如防川。北京地铁甚至在2号发布通知："自明日6月3日（周二）17时起至另有通知时止，地铁1号线木樨地站A1、A2出入口采取封闭措施。"而反恐和维稳混在一起，反恐即维稳，从 5月27日浙江省公安厅举行的反恐维稳汇报演练中看得一清二楚。现场图片显示，警察对抗的是举著"拒绝强征"牌子的上访民众。 这第三战是打老虎。据公开报道："十八大后落马省部级官员超30人， 接近前10年一半" ，"能源领域今年已有近16名官员和高管落马"。在展览反腐战绩的同时，揭示出了这个出产贪官的体制不可救药。 总之，"敌人"越打越多，越抓越多，社会越不安定，人心越是惶惶，它彰显出了官方所谓"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荒谬。至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也在"时刻准备开枪"的状态中不知去向。然而，透过这些必须看到，日益成长的民间社会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还有人心向背的力量。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未普：看不到尽头的六四记忆隧道 Posted: 05 Jun 2014 11:38 PM PDT

香港维园纪念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虽然今天香港天气炎热，但老老少少的香港人仍然聚会维园。（粤语部李建军拍摄）

今天是六四25周年纪念日。25年前的历史创伤，今天依然淌著鲜血。25年来的六四记忆隧道，今天依然看不到尽头。 在官方正史中，六四是中共政权竭力屏蔽隐藏的一章，也是过去历届领导人的政治包袱。本来，就25年前的历史罪责而言，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并无直接关系，但是习近平当局最近对民间反思六四的大扫荡显示，六四也已成为他的政治包袱，而且有可能越背越重。 当然，这些年来中共也在试图软化对六四定性的官方说法，如从"反革命暴乱"到"动乱"再到"政治风波"，但这个政权只能颠来倒去玩这些辞令，却走不出有实质意义的一小步。何况连"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个略为中性一点的提法，据说也是非党人士、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主席费孝通首先提出的。 本来北京政权就算不肯为六四正名，不能抚平历史的创伤，但至少可以在不影响中共权威的前提下，低调地做一点事安抚六四难属，比如从庞大维稳经费中九牛拔一毛，赔偿抚恤六四死伤者，这也算走出了一小步。虽然这只是一帖外敷膏药，经不起历史检验，但中共惧怕，只要走出最初一步，千里长堤就会开始滑坡和崩溃，所以"一步也不能退"。 反观民主宪政国家，新上任的政党没有义务背上前朝的历史包袱，国家道歉岂止不是负担，更会得到政治加分。而一党专制非要维系法统与权威，垄断历史的解释权话语权，任何历史罪责都绝不承担，所以25年来一口咬定六四镇压"经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选择"。用坦克枪炮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还要人民承认这是"正确选择"，这是何等残忍！ 25年前的习近平对六四镇压或许并不认同，因为他的父亲习仲勋坚决反对用违反党章的"生活会"方式逼退胡耀邦；习近平的母亲在赵紫阳去世时送上花圈和写上全体子女的名字。但习近平一旦坐上这个位置，他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想法就不重要了，只有党的意志是金科玉律，维护政权的安全运转是唯一使命。 而六四时期的中共政要人物，在离开权位时都闭口不谈六四，唯恐触及这块见不得人的伤疤，只有两人例外，一个是李鹏，另一个是陈希同。李鹏的《六四日记》显示，他斩钉截铁地认定六四非如此镇压不可，还深深痛恨反对镇压或者态度消极的党内同僚，更唯恐有人事后撇清责任，于是逐一将他们当时的表现绘声绘色勾画出来，好把他们绑死在同一条船上。陈希同口述的回忆录和李鹏六四日记口径不同，但两人在这点上口径一致，即邓小平才是最终决策者和应负终极责任的人。 相反，只有完全脱离了体制的人才会本著做人的良心说话。比如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当年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副主任，他将六四当日亲眼所见写出新闻稿在电台播出，报道并讉责军队屠杀民众的行径，因而失去人身自由。他移居美国已经近20年了，最近接受香港传媒访问时表示，他不后悔当年所做的事。他说："在外国讲假话的代价大；反观中国，则是讲真话代价大。"真是一语中的。 再比如，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对中共动用军队镇压人民一直痛心疾首。1989年时陈小鲁在赵紫阳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鲍彤是主任，陈小鲁是社会改革局局长。六四期间政改研究室被指为赵紫阳的"小舰队"，杨尚昆两次和陈小鲁面谈，要他揭发赵紫阳和鲍彤，都遭到拒绝。陈小鲁后来脱离了中共体制。 数以百计千计的六四死难者已经逝去二十五年了，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是每个家庭的至亲。只要去读读"天安门母亲"每年的呼吁，凡有人类正常感情的，无不痛入骨髓。而到了今年六四，天安门母亲连发出声音的渠道都被掐灭了。试想一个政权不悲悯人的生命，还有什么文明与道德可言？ 我们今天纪念六四，就是为了永远记住这段真相。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高新：杀刘汉替周永康灭口，律师们更看不过去了 Posted: 05 Jun 2014 10:48 PM PDT 图片： 中国前矿业大亨刘汉及其兄弟刘维被湖北咸宁中院一审宣判死刑。 （网络视频截图） 笔者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杀刘汉帮周永康灭口，连"喉舌"们都看不过去了》，本篇文章的题目则是"杀刘汉替周永康灭口，律师们更看不过去了"。说的是自刘汉被一审判处死刑，是否因为上诉而必须经过二审至今仍被当局秘而不宣已经遭致中国大陆律师界的强烈诟病，比如济南刑事律师网就刊登出众位知名律师对最高法院的质问："刘汉案还有必要二审和死刑复核吗？" 名震山东的法律专家，律师侯昌林揭露说：人民日报、新华网、最高法院微博等官方媒体就刘当案发表的相关评论已经引发争议。本案刚做出一审判决，刘汉等人还有上诉权利，判决尚未生效，而相关媒体似乎都将一审判决当成了终审判决在评论。更令人费解的是最高法作为死刑复核机关，也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表了明显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刘汉涉黑案23日一审宣判，24日最高法院就微发声："刘汉等36人涉黑案一审宣判，法学家发声支持法院依法打击。"继而该院再发微博评论刘汉案，声称这是"依法公正审判 彰显法治力量"。我很震惊：中国死刑案规定的是二审终审制，死刑案需最高法审核，程序未走，最高法就已发声定调，这是视法律为何物，置法律于何地？！ 早已为外界所熟知的贺卫方在"法治思维ABC"栏目中发声：在法院最终判决一个人有罪之前，不得将其以直接或变相方式渲染为罪犯；法庭审理时，辩控双方应"平等武装"，被告人辩护权应充分保障；上级法院不得提前介入甚至确定下级法院的判决，否则即剥夺当事人上诉权；官方媒体在终审之前将被告人作为罪犯报道，是践踏司法权威之举。 贺卫方的此番抨击在网民中引起一片叫好之声，赞同者之一表示：这的确是法治基本常识,但是违反这些ABC的人，往往是手握司法大权的人。中国很多问题都不是靠法治思维而是权力思维处理，所以处理不好。司法之事必须做到党政退后，至少也要垂帘听政吧，否则，太旗帜鲜明了。 另外一位律师评论说：对于下级法院的死刑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有站在中立的立场进行死刑复核的职责，以避免误杀，达到对下级法院实施监管的职能。刘汉案一审刚结束，最高人民法院就迫不及待地发表这样的定性文章，放弃复核了？最高人民法院有没有搞错自己的身份？ 北京知名法学教授徐昕撰文评论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汉案一审判决的定调评论，引发强烈批评。刘汉很可能是很坏的人，但违反程序正义，是对法治的伤害，最高法带头违反程序正义，更是损害司法公信。 当初中共官方媒体在刘汉案一审开始的当天即公开报道从湖北高院到最高法院等湖北咸宁市中级法院的"上级单位"派出了一大批大大小小的高、中、初级法官们到场旁听。而按照徐昕教授的观点：二审法官，旁听一审，直接危害是会带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可能影响上诉案件的公正审判，违反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进而，这种做法与上下级法院的案件请示制度类似，导致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审判独立无法保障、当事人审级利益被剥夺以及诉讼资源的浪费。这种"上下级法院关系之错位"的做法对两审终审制的损害更大，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剥夺了当事人对法院裁决程序领受的实质性机会。 徐昕教授抨击说：二审法官，旁听一审，会使人产生强烈但却合乎逻辑的忧虑：按照目前上下级法院的现实关系，上级法院法官旁听审判的同时，很可能受到接待，与下级法院的审判法官和法院领导一起吃饭，交流案情。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上诉还有任何效果吗？作为基本审判制度的两审终审制能得到落实吗？二审法官，旁听一审，还违反司法的被动性原则。"无诉求即无法官"，当事人未提起上诉之前，上诉法官不得对案件进行"审理"。司法不被动，而是积极主动，当然不能保障司法中立。这种做法深刻地体现了上下级法院、法官的职能错位。倘若在法治国家，上级法院的法官去旁听下级法院的庭审，目的是为了今后更便利地审理当事人的上诉，这不仅非常奇怪，甚至有可能成为司法丑闻。 基于以上情形，徐昕教授认为刘汉案在当地属于重大案件，侦查阶段时属于公安部唯一挂牌督办的所谓"打黑"案件，案件请示便极有可能存在。就具体个案而言，是否存在案件请示，如果有，请示的内容如何，上级法院给予了何种倾向性意见，这些都事关当事人的基本程序权利。就制度而言，此案生动地揭示了案件请示制度损害了当事人的上诉利益，破坏了两审终审制，妨碍了独立审判。 无需质疑，在对刘汉案的整个"督办"和"审理"过程中，"案件请示"的存在是百分之百。正如我们过去的文章中所说：身在狱中的刘汉心里明明白白他是否能够免于一死，并不取决于检察院起诉书中所列的罪行的多少和严重与否，甚至也不取决于他的"故意杀人罪"是否已经被坐实，而是取决于当局也就他所说的"上头"对周永康的态度。"刀下留人"的可能有多大？"全在领导一句话"。 如果刘汉被一审判死之后果真放弃了上诉的权利，恰恰就是徐昕教授揭露的上述原因所导致。不过，著名刑辩律师钱列阳却认为即使刘汉本人不上诉，也还是会有被"二审"的机会，前提是与他一起领刑的犯罪集团的所有成员中已经有人不服判。 钱列阳分析说：直接导致刘汉一审被判死刑的罪名有两项：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黑社会老大容易因为这两项罪名被判死刑"。在一般的案件中，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并非一定会导致死刑，但在黑社会性质的框架下，法院要考虑黑社会组织的危害性，及其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往往会从严判决。刘汉等五人被一审判死刑，事实上这些被告的犯罪过程中并非只是实施了单一的杀人行为，犯罪行为更复杂。黑社会具有组织体系性，有一定的层级管理，这类犯罪中，黑社会老大一般在幕后，他如果被牵扯进来，往往是因为组织系统导了致受害人死亡的后果，这与普通的拿刀杀死人的案件，有很大差别。 按照法律规定，一审宣判结束后，被告可以在十日内向二级法院，即省高院提起上诉，进行二审。在共同犯罪中，只要有一人提出上诉，整个一审判决不再生效，二级法院需要全案审理。考虑到本案涉及被告众多，加上"上诉不加刑"的原则，钱列阳认为，案件一定会进入二审程序，"刘汉案还没有结束"。 当然，在所有关注刘汉案的网评内容中，多数都不关心是否还需要一个"二审"的问题，因为"刘汉被判死刑，"（无疑是）与'周滨他爸'有关"。 笔者曾在文章里引述过其大胆网评的博友周蓬安几天前刚刚又张贴了一篇评刘汉案的文章，题目就叫做《刘汉被判死刑，与"周滨他爸"有关？》，详细的内容将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里向读者和听众们引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RFA专访《天安门流亡者》作者何晓清博士 Posted: 05 Jun 2014 07:27 PM PDT 何晓清在温哥华演讲 （上）：后89很多民运人士被边缘化，新书希望还原真象 哈佛大学东方语言与文明系的何晓清博士（网络图片） 哈佛大学东方语言与文明系的何晓清博士连续4年在哈佛举办有关 "六四" 的课程，在 "六四" 25周年到来之际，何晓清出版了她的新书：《天安门流亡者》(暂译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日前对何晓清做了专访。 记者：何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首先想请教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 何晓清：因为我在加拿大念硕士博士时一直都在做"六四"天安门的研究，一共花了八年时间，加上修改，前后大概花了10年时间，这本书实际上是我的博士论文。我一直想做一个和89年主题相关的内容，也是我当年上博士硕士的原因，我想我们这一代经历过89年，很多人内心都会有情节，很希望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 记者：我知道您在这本书里访问了王丹、沈彤和易丹轩，在这里能不能分享一些访问他们时，您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何晓清：我这个论文需要很长时间和研究对象在一起，我记录的不仅是他们接受采访时的语言，更重要是记录他们沉默时的状态。比如易丹轩一直不愿意谈他监狱里的事情；沈彤，他的沉默就是讲到他父亲89年以后去世，这种沉默有时比语言更能表达的他们想说的。这本书我不想把他们当作领袖人物来描述，而且这本书里我还写了一些为中国民主运动付出很多的小人物的小故事。他们不是被中国政府流亡海外、而是选择"自我放逐"的这些人。其中有一位89年的北大学生，在木樨地有个小孩倒在他怀里，他把孩子送到医院，孩子还是流血而死。他连续7天7夜回到医院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一直 没有人来认领。他问医生可不可以由他来给这个小孩办后事，医生知道他是学生，就赶紧说你快走吧，现在都在抓人，不要惹事情了。最终这个小孩也被政府统一领走了。那个小孩穿的衣服打扮就是北京小孩，为什么这些爸爸妈妈连去医院领自己孩子都不敢。我这本书的题目好像非常政治化，但是89年的事情到最后其实是非常基本人性的话题，当我们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都扭曲了，这个社会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扭曲。后89之后很多所谓的民运人士都被边缘化、妖魔化，在书中我想重新还原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记者：您觉得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为什么会被妖魔边缘化呢？ 何晓清：一个是信息不透明，中国官方媒体会把他们说成卖国和外国势力沟通。在我书的最后写到"背叛的忠诚"，89年学生走上街头不是因为仇恨绝望，王丹在书中也说了，89年走上街头恰恰是因为希望，是因为爱，甚至是因为对政府的信任，觉得是不会镇压的，这个政府是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89年根本不是要反革命暴乱要推翻政府。 记者：我看到王丹在书中也提到80年代是中国最好的时期，但"六四"事件后，虽然中国人在物质上更富有，但精神上没有变得更富裕。非常巧的是我最近做了一个关于六四25周年的系列节目，是专门采访80后的年轻人的，他们也普遍有这样的反应，觉得80年代的大学生都充满理想，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却变得非常功利，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何晓清：我做完64后专门做了后89的研究。后89我们看到一个犬儒、物质化和民族主义。其实这都和后89大环境有很大关系，89年一开枪，大家觉得这个国是爱不起的，你只能去爱钱，还有爱国主义教育对后89一代的影响，国党不分，49年之后大的灾难都不提。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开始思考问题，不像奥运前那么一面倒，不理智。 记者：为什么北京奥运之后会有这种变化？是互联网发达了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断发生的民主运动。 何晓清：不光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双刃剑。我想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如我采访的学生告诉我，去深圳到香港参加烛光晚会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冲击，因为他们从来不了解这些事情。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海外留学生也在面对或多或少的改变，改变过程中一定会面临很大的冲击。 回报：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对《天安门流亡者》一书作者何晓清专访的上半部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何晓清将和我们分享她在哈佛大家教授"六四"课程的经历。 （记者：唐琪薇 编辑：吴晶） （下）：后89中国社会问题与"六四"镇压密切相关 2011年，哈佛学生发起"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会。图为部分与会师生合照二排右一：麦克法夸尔教授；二排左一：EUGENE WANG 教授。前排右1：何晓清博士；前排右2：MERLE GOLDMAN 教授。（资料图片） 听众朋友，上次节目我们为大家播放了《天安门流亡者》(暂译名)一书作者、哈佛大学东方语言与文明系何晓清博士专访的上半部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何博士将和我们分享她在哈佛大家教授"六四"课程的经历。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对何博士专访的下半部分。 记者：您在哈佛大学讲述了四年有关"六四"课程，参加的学生主要来自哪里？ 何晓清:有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还有暑期班的学生，不是哈佛的学生也能来上。本校的学生当然是来自什么国家的都有，大部分是89年没有出生的，有些是暑假去过中国，有些是对人权社会公益很关心。当然也有中国学生，希望了解这个事情。也有一开始抱着怀疑的态度来上，不同的想法都有。但我的经验是言论自由还是最重要的，学生不一定要相信我，或者不一定要相信官方的说法，但是在这里，你可以到图书馆去，你可以公开有批评性地探讨很多问题，不会被惩罚，在这样的条件下你就可以最终探讨到历史真相。 记者:因为我做"六四"的专题，发现中国大陆很多人还是非常害怕谈论这个话题，即使有些人是人权活动的积极分子，也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我知道您是专门研究六四教育的，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呢？ 何晓清: 我觉得害怕都是本能 ，但同时就是无权者的权利，我们都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来做事情。我们也看到89年之后虽然困难重重，大家要付出很多代价，但是每一年还是有很多人为"六四"前赴后继，继续为"六四"付出代价。所以我常常说"六四"并没有在89年结束，过去25年，中国社会都在背负着沉重的伤口，这个伤口一直没有被愈合，当然政府也没有忘记。米兰.昆德拉说得很好："人类和强权的对抗就是记忆与遗忘的对抗 。"我们在座的就是要保存这个 记忆，其实89年这个集体记忆还是影响着今天中国社会，我相信无权者的权利，你看一下每年香港维园烛光，那个烛光就是希望的延续，我相信中国的社会还是有星星之火，随时都可以燎原。 记者：刚才您提到不要遗忘，遗忘和拒绝真相给后89的中国带来哪些后果呢？ 何晓清：最基本的说，不要说民主自由很抽象的概念。一些最基本的，天安门母亲，她们是不应该为她们的伤口再付代价的。其实看一下后89之后25年中国社会很多问题，其实都出在89年的说法，就是我们为了经济发展中国强大，就是应该镇压，牺牲这些人。当人的尊严、人的权利都可以为一个更高的口号被牺牲，这个社会就没有了底线和原则，之后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比如缺乏信任、犬儒、环境问题等等都和89年镇压相关。 记者：马上是"六四"25周年的纪念，每年纪念"六四"的重要性在哪里？ 何晓清：每年纪念六四都很重要，一天真相没有得到还原，"六四"就像一个大拼图，我们做历史工作者的工作就是把历史还原。我们经常和学生说假如明天中国民主化了，可以让大家讨论"六四"，你们可以去中国，你们会怎么做，他们就说我们要去医院采访，找军人采访，找当时的老师、北京市民采访。我觉得在那一个时刻，就觉得你真的好希望这一天已经到来，我想等我们得到真相，中国社会才会真正治愈，我们个人的伤口才可以得到治愈，中国必须面对历史，才可能有将来。 回报：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对《天安门流亡者》(暂译名)一书作者、哈佛大学东方语言与文明系何晓清博士专访，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记者：唐琪薇 编辑：申铧）

滕彪：坦克辗压下的中国（附在香港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上的发言） Posted: 05 Jun 2014 07:07 PM PDT 滕彪在香港六四25周年烛光晚会上的发言 在香港纪念六四的游行队伍中，我举着一个标语，上面写着："我们都是大屠杀幸存者"。在天安门屠杀发生2年后，我考入北大；如果我早出生两年，被坦克辗死的可能就是我；甚至，如果我没有出生在东北农村而是出生在北京，被机枪打死的也可能是我；我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失去的孩子蒋捷连几乎同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死于大屠杀的，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死难者是为了我们而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包含了他们的死亡，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们所处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是坦克辗压下的中国。因为六四，一党制得以维持，腐败和分赃体制得以巩固。网上一个段子很能说明问题：一个将军说，现在世界上能打败中国军队的只有一个，就是腐败！网友神回覆：世界上能保卫腐败的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军队！ 1989年学生市民提出了反腐败口号，但25年来，腐败却已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蔓延全国。1995年，刘晓波起草《反腐败建议书》，陈子明等人联署，两人很快被捕入狱。 2013年，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等人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运动，导致数十名维权人士被捕入狱。无论是在1989还是在2014，中共比谁都清楚，反腐败是要一党制的命。没有政党竞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腐败如何个反法？ 尽管中共高层有利益之争、有政策分歧，但六四屠杀的血腥之下，他们在维持一党制上达成默契。六四是中共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历史血债，而历史血债的积累（镇反、反右、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成为中共的梦魇：他们想忘都忘不了自己的罪行，他们无法回避"审判"和"清算"的发生。 经济发展代替阶级斗争等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成为统治基础。权贵在市场中如鱼得水，先富起来。扭曲的经济腾飞所掩盖的问题，越来越掩盖不住了：极度腐败，贫富悬殊，食品安全，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环境污染，生态灾难，道德危机，以及经济本身的危机。 坦克后遗症和经济发展的合力之下：愤怒和恐惧变成沉默，沉默转化成冷漠，犬儒主义加上消费主义，思想肤浅化，文化快餐化，都加剧了社会心理和文化的去政治化趋势。而政治冷漠和麻木成为当局最希望看到的政治态度，党对政治冷漠的群众，比对申纪兰和胡锡进更放心。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幸存者成了屠夫的帮凶。 但与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同时发生的，还有别的事情。法律话语的兴起和法律职业的发展，唯GDP主义导致的政府侵权加剧，政治压制导致的官民冲突扩大，互联网迅速发展带来的某种程度的信息开放和公民联合，八九民运精神的坚守和维权抗争的砺炼，这都大大提高了民间社会的空间和民间行动的能力。维权律师、互联网、公民记者、NGO、地下教会、独立知识分子，天安门母亲运动、组党运动、维权运动、08宪章、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不一而足。坦克辗轧之下的中国，公民运动竟然能够兴起并有咄咄逼人之势，这肯定是当局没有料想到的。党想要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寻租机会和新的"统治合法性"，而不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和自由力量的扩大。 而且经济腾飞也有慢下来和停下来的时候，甚至出现危机：楼市、股市、银行、制造业，专制体制、官商勾结和低人权低自由，侵蚀着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经济危机非同小可，因为它可诱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当局近来在转变镇压模式（见滕彪：《从稳控模式到扫荡模式》）的时候，也同时试图借助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式治理模式，这些都反映了当政者所面临的综合危机。国际上，独夫民贼一个个倒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国内，官民矛盾愈演愈烈，藏疆潜藏极大危机，道德信仰溃败，生态环境破坏。25年之后，中共使中国人民又处于危险之中，坦克辗过的中国，到处都是火药桶。但中共已经没有能力考虑长远利益，只能"抱着炸弹击鼓传花"。 六四带来绝望；六四也带来希望。王维林站立的地方，才是我们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25年来，王维林站立的地方，既成为民间政治思考的起点，也成为中共政治运作的起点。25年来，中共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统治，但也让中共的危机和中国的希望越来越近。另一方面，在王维林站立的地方，原来的政治术语不够用了：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新权威主义、原教旨毛主义、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权贵主义，中国已经复杂得眼花撩乱，但王维林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了。 中共多么希望人们忘掉六四啊。但是，它自己忘得了吗？一个人记得最清楚的事情，莫过于他最想强制别人遗忘的事情了。 ——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常常谈论一个看似幼稚、却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再来一次1989，中共还会开枪么？ ——据东网6月4日文 【附】 滕彪六四晚会演讲：他们没可能杀光我们 （视频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2xJBiDTlTA） 内地维权律师滕彪无视大陆国保及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警告，晚上出席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感激港人纪念六四，以下为他的发言稿： 我叫滕彪。1989年我在东北一个小县城读高中，两年後考入北大。如果我早出生两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乾了眼泪的、被禁止说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亲。 六四死难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们每一个幸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包含了他们的死亡，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们所处的中国。因此，我们有责任记住那场屠杀，我们有责任要求真相与正义，我们有责任接过早早就倒下的英雄们的火炬。 而这，就是我今天站在这里的原因。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六四之夜来到维多利亚公园，来之前，国保和我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警告我：不能参加任何六四纪念活动。但我必须来，我必须告诉香港的朋友们，我们多麽感激你们纪念六四！ 我必须告诉全世界：25年过去了，但屠杀并没有在1989年结束。以运动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以维稳的名义，以国家统一的名义，杀人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身当坦克的王维林被人间蒸发了。更多的「王维林」被判处死刑。从被枪毙的所谓六四暴徒，到莫名其妙死於劳教所、看守所、监狱和各种黑监狱的访民和囚徒，从翻越雪山的藏族逃亡者、和平抗议的维族妇女、法轮功修炼者，到拒绝强拆的公民、抗议污染的市民、拒绝强制堕胎的孕妇，从孙志刚、力虹、李旺阳，到夏俊峰、曹顺利、果秀洛桑。 镇压也从来没有停止。六四政治犯苗德顺已经被关押25年，他经常被毒打、关禁闭，至今还在监狱服刑。我们的生命里，包含了1989年的苦难。每一天都有争取自由的人们失去自由。从王丹、陈子明，到高智晟、刘晓波，从秦永敏、刘贤斌到伊力哈木、许志永。 从去年3月到现在，被捕的人权捍卫者已经超过300人。中共压制民间社会，已经从稳控模式升级到清洗模式。他们抓记者，然後抓替记者而呼吁的记者，然後为抓替记者而辩护的律师，然後再抓为记者辩护的律师的辩护律师。但是就像香港人喊出的口号一样：You can't kill us all。 「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就像李旺阳生前所说的：「就算砍头也绝不回头」！ 对遗忘的反抗没有停止，对压迫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在残酷的镇压之下，公民维权运动发展起来了。维权律师，公民记者，独立作家，街头活动家，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就像参加完今晚的烛光晚会之後就要赶回大陆的中国人一样，向你们致敬！ 因为我不断推动维权运动，不断发表反动文章，十多年来，被停课，被吊销律师执照，被软禁，被绑架，被关押，在被关押期间，秘密警察们气急败坏地骂我、打我，但我绝不後悔，也绝不後退！ 因为退无可退。 香港，也退无可退。没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香港人绝对不会有真正的普选。香港的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各种自由也会被慢慢地渗透。 我们必须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 就像1989年我们所做的那样！ 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和平的八九民主运动和惨绝人寰的「六四」屠杀。 再来一次八九！但绝不要再来一次「六四」！ ——明报

曹思源：廿五年来（诗） Posted: 05 Jun 2014 02:09 PM PDT 常忆蛇年五月头， 血光映月恸神州。 莫言黔首愚而鲁， 宪政春潮永不休。 马年五月初七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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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背著“六四”的包袱走向坟墓 Posted: 06 Jun 2014 09:30 PM PDT 巴丢草六四漫画【墓碑】 我对中国的执政党改变对"六四"屠杀所持的立场从来就不抱任何期待。对于海内外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八九民运"和"公开六四真相"的呼吁，我更多地看作是一种政治动员，这个口号提醒人们中国的执政党手上依然沾满学生和市民的鲜血，而且至今仍然不肯放下屠刀。谈到"公开真相"，中国政府没有那个胆量；至于"平反民运"，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那个觉悟。 没有胆量公布"六四"真相，说明了中国政府的恐惧，那是对接受历史审判的恐惧，更是对失去现有权力的恐惧。这个恐惧每到"春夏之交"便会达到一个高潮。近年来，中国政府发明了一个新的政治词汇，就是所谓的"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是，每年六四前后，他们的极度不自信，却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 没有觉悟平反"八九民运"是对中国执政党领袖们现状的判断。有人说，习近平是继邓小平之后的一个政治强人，但是面对"六四"难题一筹莫展，却展现了这个强人的软肋。这个所谓的强人，没有胆量直面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场风暴，是因为他无法挣脱他的前任们给他套上的思想枷锁，这个沉重的枷锁，使得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局同事们，至多只不过是中国专制政治舞台上又一拨匆匆过客。 共产党注定是要背负著"六四屠夫"的罪名走向坟墓的。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无数次的屠杀，从对自己敌人的屠杀，到对自己同志的屠杀。在所有的屠杀中，"六四"是一次最为震撼的屠杀、最具历史性的屠杀。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发生于国都中心的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也不仅仅是因为被屠杀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更是因为它是距今天的人们记忆最近的一次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当初派兵屠杀学生和市民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维护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在维护专制政权的背后，则是维护他们和他们家族的既得利益。这个政治格局至今没有改变。与二十五年前相比，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手中的政治权利连接得更加紧密，他们对财富的攫取更加贪婪。在这种情势下，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改变对六四镇压的立场？ 有人说，"六四"后二十五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给执政党赢得了合法性。这种说法，在中国政府竭力回避"六四"镇压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假如共产党真的已经赢得了合法性，他们用不著像今天这样拒绝谈论二十五年前的那场事件。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们比谁都明白，他们在中国的执政不是来自人民的授权，也根本没有合法性。二十五年前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 继续隐瞒"六四"镇压的真相，等于持续不断地提醒人们这个党的历史罪恶；而公开"六四"镇压真相，等于是向全世界承认了派兵镇压人民的非法作为。现在的领导人，都曾经在二十五年前自觉和不自觉地表明了自己对"六四"屠杀的支持立场，假如要改变对"六四"镇压所持的立场，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只有集体辞职一条路可走。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宁可背负著"六四"的历史包袱走向坟墓，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傅才德：肖建华，借六四起家的亿万富豪（附《纽约时报》如何调查中国公司？） Posted: 06 Jun 2014 07:07 PM PDT 肖建华在北京的一座公园里。DAVID BARBOZA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25年前，中国政府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几天之后，广播里充斥着有21名学生领袖的通缉名单，指控的罪行是煽动反革命暴乱。位列名单之首的是20岁的北京大学学生王丹。他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学生联合会，以动员同学提出民主诉求。 至于官方的北大学生会当时的主席，并没有被公开提到，在后来的岁月中也鲜有提及。他的名字叫肖建华。他从未与政府对抗，1989年6月的事件也未使其成为中国的"通缉要犯"。实际上，这些事件助推他跻身最富有的人士之列。 在那个动荡的春天，肖建华曾简单尝试在校方面前代表学生，随后转变立场，同意校方关于街头抗议活动已然失控的看法。当时认识肖建华的人表示，他甚至还与校方合作，试图在军队进入北京，展开武力镇压之前平息抗议活动。 奖赏很快来临。甫一毕业，肖建华就在北大的直接资助下步入了商界，而这所学校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成了第一批与政界关系密切的金融圈高层人士的一员。他不遗余力地趋奉党内权贵，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人，逐渐变得像是统治阶层的银行买办，自己也成了亿万富豪。 肖建华现年42岁，控制着一座庞大的商业帝国，其利益主要涉及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比如银行、保险、燃煤、水泥、地产，乃至稀土矿。这些业务大部分由他的控股公司明天集团打理。 通过一系列其他的投资工具，他持有中国最大的保险集团之一平安保险的股份，以及哈尔滨银行、华夏银行和兴业银行的股份。此外，他还收购了至少其他30家中国金融机构的股份。 《纽约时报》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去年，肖建华联合创立的一家企业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2009年，他为实际控制人的另一家公司为一桩交易出资，而这桩交易帮助了贾庆林的女婿经营的一家企业。贾庆林当时是中国最具权势的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一员。 这些交易的情况丝毫没有对外公布，肖建华本人的许多事情也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他已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尽管在金融圈内常被提及，但他在中国的公众形象始终颇为低调。然而，他是过去10年间异常活跃的交易场上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之一，而且根据胡润百富榜的估算，他的个人财富达120亿元人民币。 这样的职业生涯之所以成为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1989年的动荡，或者更为确切的说，是因为中国对此的应对。与许多知识分子在80年代的希望背道而驰的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未尝试扩大政治开放，而是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共产党的控制。 这种方式最终催生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经济增长之一。不过，这也让政治关系灵通的那群人成为巨额融资中必不可少的中间人，还让许多普通民众相信，这一切都受到了不正当手段的操纵。 腐败，或者说是腐败的表象，已然是1989年天安门抗议学生关切的主要话题之一。然而，自那以后，政商勾结的程度大为加深，就连党如今也承认，内幕交易本身已成为关涉共产党合法性的一大威胁。 "党内现在有一种自毁倾向，"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的裴敏欣接受采访称。"很多官员觉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的追逐并无不妥。结果，腐败演变为大规模的劫掠行为。" 目前，习近平亲自坐镇，掀起了几十年来最凌厉的反腐运动。过去两年里，许多商人与高级官员纷纷遭拘捕或落马，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属涉嫌从他原来负责的国有石油部门非法获利。 严打活动让肖建华这样的商人承受了压力。他们心知肚明，一旦在党内最高层眼中失宠，旗下的商业帝国就可能分崩离析。 不过，肖建华的熟人坚称，他的投资属"市场行为"，没有牵涉任何不当作为。 然而，有迹象显示，他没有在中国政治风向的变化上冒任何风险。数年前，有中国媒体的报道指出，他名下的一些企业涉及以低于市场价的代价私有化国有资产。那以后，他在自己已取得公民身份的加拿大购置了一处房产。现如今，他很多时间是在香港工作，那里有着自己独立的政府制度。 当习近平的姐姐与姐夫去年出售他们与中国一家大型银行的合资企业中的股份时，买家是肖建华联合创建的一家中国企业。这笔交易完成的时间，晚于2012年6月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发表的那篇关于习近平亲属的家族财富的文章。 心怀远大梦想的男孩 这些日子里，肖建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香港的四季酒店里，身边环绕着助手和女保镖，前者负责帮他安排和银行人士及亚洲大亨的会晤，后者甚至会帮他擦去额头的汗水。他拥有一架私人飞机，在美国和加拿大买下了价值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房产。然而，虽然有着这样的排场，他却出身卑微。 他在肥城长大，该地位于山东省的山区里，属于贫困农村，他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家中共有六个孩子。根据很多人的描述，年少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和文学书籍。 他儿时的朋友郭庆涛回忆说，"每天清晨，他都会在5点起床，跑步到山上去读书学习。他能背诵每篇课文，并且将老师备课用的材料都自学了。"郭庆涛后来成了肖建华的北大校友。 14岁时，肖建华通过了竞争激烈的全国大学入学考试，被北大录取。朋友们说，他衣衫褴褛地来到北京，却怀揣着成为政治领导人的抱负。 他系里当时的数学老师周春生说，"他热爱政治。他想成为高官，他什么都读——不管是讲社会学的书、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是毛泽东文集。"周春生现在是北京长江商学院的教授。 然而，肖建华的权力之路被1919年以后最重大的学生抗议事件给干扰了。在北大，学生们不仅废寝忘食地投入抗议，而且成为了抗议的领导者——为了迫使当局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带头发起了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游行，而那里正是北京城的政治权力中心。 那个时候，肖建华是官方的北大学生会的主席。这个职位的主要任务是社交工作，比如组织演讲和舞会。不过，该职位因为和共青团的关联而显得诱人，因为后者是日后体制内事业的跳板。 然而，在1989年的春季，北大学生开始揣着一份单子，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单子上既列出了对校领导的要求，也列出了对共产党的整体要求。肖建华作为学生们的名义代表，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的老同学郭庆涛说，肖建华试图向政府转达学生的诉求，但是一些比较激进的人认为他的方式太过保守。于是那些人成立了高自联。"那时候，他只有17岁，承受了很大压力。感到无助的他去了图书馆，埋头读书。" 把学生事业进行到底的重任落在了历史系学生王丹的身上，他帮着在校内组建了另一个学生组织，并组织了抵制运动、静坐和绝食抗议。肖建华则选择了一个新方向。 第一桶金 目前依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肖建华选择进军商界。不过，他与北大的良好关系，尤其是在当时那段时间，在一开始就让他获得了明显的益处。那时，校方正在积极追究参加学运的学生的责任。 上世纪90年代初，他收获了第一笔财富。当时他是一名电脑分销商，在北大校园附近兜售戴尔(Dell)和IBM等品牌的个人电脑。他还成立了一系列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部分得到了校方的资助。作为官办学校，北大试图鼓励自己的毕业生创业。 这其中，没有哪家企业的规模变得特别大，尽管有一些企业和微软(Microsoft)等美国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不过去年，肖建华罕见地接受了中国新闻媒体的采访，他说自己就是靠着这些电脑公司，才挖到了第一桶金，盈利超过十几亿元人民币。 上世纪90年代末，他转而过渡到了更赚钱的行业，那就是股市。他利用明天集团和其他投资公司在股市进行炒作，开始大笔吃进上市公司的股票。 他的前同事说，他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是靠培植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然后利用这些关系，把现有公司转移到更好挣钱的地区，或在这些地区成立新公司，比如他的家乡山东省和内蒙古包头附近的地区，他的妻子就在内蒙古长大。 他昔日的老师和商业伙伴周春生说，"那个时候，资本市场才刚起步。他既有政治人脉，懂的也多，他找到地方政府，对他们说，他能帮他们组建上市公司。"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协助组建了数十家投资公司。他的合作伙伴往往是政府机构，比如包头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他最成功的一些交易，涉及在较小的中国城市购买中型金融机构的股份，这种交易往往是通过壳公司或皮包公司构成的复杂网络来操作的。例如，当花旗集团(Citigroup)和其他投资人同意认购广东发展银行的一大笔股份时，肖建华旗下的投资公司之一普华投资就购下了8%的股份，仅仅几周之后，他就把这些股份转给了另一家国有金融机构。了解他在此事中的角色的分析人士和记者屈指可数。 虽然壳公司在中国被广泛用作投资工具，但证券专家表示，它们也可以用于掩盖公务人员拥有股份一事，为商人送上的好处提供幌子。肖建华频繁利用这些工具，从而引发了一些猜测——他拥有特权，能够参与涉及国有资产的交易，并与统治阶层的家人共同获益。 他曾数次陷入争议。2006年，大型国有能源企业鲁能被一组鲜为人知的投资公司收购。在中国商业杂志《财经》发表了有关这一私有化事件的文章后，当局命令山东省的官员回购股份。《纽约时报》查看的记录显示，几家涉及这项私有化交易的公司均属肖建华名下。 2007年，肖建华再次涉及幕后投资。当时，小型券商太平洋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所谓借壳上市，但该公司并不符合监管机构提出的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 肖建华通过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这些交易均"合法有效"。发言人还为他使用投资工具的行为进行了辩护，称他的名字之所以通常未被公布，是因为他是"主策划师"，没有插手相关交易的技术细节。 据熟悉肖建华的人士透露，收购鲁能失败之后，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并逗留很长时间。 "他对中国的情况感到失望，"肖建华的发言人余兰说。"环境不好。所以他去了国外。" 交易桌上的领导人亲属 通过身边的人，肖建华承认，他结识了不少中国高层领导的子女，并曾与他们一起投资。他表示，通常都是碰巧，恰好和他们做同一笔买卖。 但《纽约时报》查看公司登记记录发现，肖建华旗下的企业达成的交易似乎使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属获益，而在过去五年中，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三次。 例如，2009年1月，上市企业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将出资3.5亿元人民币，从北京昭德置业有限公司手中收购位于古城丽江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肖建华在明天科技持有大量股份，而昭德置业的董事长李伯潭是贾庆林的女婿。贾庆林曾为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是权力极大的政治局常委会的一员，直到2012年。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后来，也就是2013年1月，肖建华共同创建的一家公司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属达成交易：北京的秦川大地投资公司以至少1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其在另一家投资公司的50%股份出售给肖建华创立的这家企业，与习近平亲属当初的收购价持平。 公司记录显示，当时，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及姐夫邓家贵通过其他几家企业拥有秦川大地投资公司。这笔交易宣布的时间，是在彭博社有关习近平亲属资产的报道问世六个月后。彭博称，这一资产价值超过3亿美元（约合18.7亿元人民币）。 2012年，一家中国影视公司以3000万美元的出价收购了由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参与创建的好莱坞特效公司数字领域(Digital Domain)。据知情人士透露，收购资金来自肖建华，以及一家由车峰控制的香港公司。车峰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 通过发言人，肖建华承认，他投资或部分控制的公司参与了这些交易，但也表示，他并不是决策者，而是在交易完成后才得知此事。 虽然这三笔交易从未被公开披露，但肖建华在中国的确有点名声不佳。例如，财新《新世纪》周刊在2012年底报道，肖建华在幕后与泰国正大集团（在中国以外称为卜蜂集团[Charoen Pokphand Group]）合作，试图购买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价值90亿美元的股份，而收购资金由几家北方的国有银行提供。这可能违反了相关规定——银行贷款不得用于收购中国保险公司的股份。 发言人表示，肖建华最终决定不参与收购平安股份的交易，并对新闻媒体将他描绘成神秘而贪婪的生意人表示不满。（之前，肖建华曾通过旗下的一家公司收购了平安的部分股份。） 现在，急于改善自身形象的肖建华，在低调地表明想要捐出大部分财产的意愿。 肖建华已经向中国两大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捐赠了3亿元人民币。最近，他还承诺向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捐赠1000万美元。这所大学，正好就是王丹在中国服刑后，流亡美国期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地方。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附录】 《纽约时报》如何调查中国公司？ DAVID BARBOZA 中国政治体系不甚透明，但公众可以轻易获得公司及财务信息。 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以及旨在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催生了一系列记录私企及其主要持股者信息的政府机构。这些信息包括相关简历及官方发放的身份证复印件。 正是借助于这一体系，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机构能够申请查阅公司记录。尽管普通公民不被允许接触这些记录，他们可以雇佣律师事务所或咨询公司代为申请查看，查看一个公司的材料的费用从10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约合人民币600到1200元）。通过这一程序，《纽约时报》获取了数千页公司材料，以研究温家宝总理的亲属所控制的商业网络。 在许多城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工商局）的地方分支机构可以提供在当地注册的公司的信息。 公司材料通常包括了公司的成立地点及日期、法人代表姓名及主要股东名单等相关细节。材料常常还包括了财务信息，例如公司的注册资金。 最近，中国加强了对人们接触公司信息的管制，可能是由于公司诈骗丑闻愈演愈烈，也可能是因为媒体对政治领导人亲属所持财富的调查，其对象包括了原中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亲属。 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一直都很难从北京的工商局获取公司信息。 然而，多数信息仍然可为公众获得。从去年底开始，《纽约时报》研究了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及其他城市获取的公司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纽约时报》追踪了温家宝总理亲友的关系网。在过去的十年里，常常在富商的帮助下，他们构建了一个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商业帝国。 翻译：习迩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纪思道：天安门事件是一个未发生的历史转折点 Posted: 06 Jun 2014 06:08 PM PDT 纪思道 (Nicholas Kristof)  2014年06月05日 编辑助理纳塔莉·基特罗艾弗(Natalie Kitroeff)请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回忆自己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报道经历（25年前那里曾是中国民主抗议活动的现场）并思考他现在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中国及他自己的世界观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抑或没有变化。 问：我们刚刚度过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及屠杀事件的25周年纪念日。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你回忆了自己与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一起报道天安门事件的经历，你们凭借相关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现在的中国已经截然不同，你觉得那个时刻是造就当今中国的转折点吗？ 答：它是一个未能实现的转折点。赵紫阳、鲍彤、胡启立、朱厚泽等改革派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设想，推动中国进行政治及经济改革，以此回应民主抗议活动。他们认为，中国会朝着台湾、韩国的方向发展，享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他们遭到罢黜，强硬派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获胜。因此，中国在经济上繁荣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在1978年邓小平给它设定的轨道上。 问：你在天安门广场对屠杀惨剧进行报道，当时没有借助我们现在使用的技术，比如阿拉伯之春起义活动期间使用的技术。鉴于你现在对博客和社交媒体的运用，如今你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会有所不同吗？ 答：如果当时在中国能够使用Twitter、Facebook、Google Plus和Instagram，那会非常棒。当然，如果现在能在中国使用这些社交媒体也很不错。在本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曾逐步放松对网络的控制，但如今，新皇习近平正在加紧管控。因此，中国读者无法看到这篇文章。 问：你指出，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天安门事件。中国是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失忆了吗？如果是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答：要控制民众，就要控制他们的表述方式。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做得非常成功。在汉语中，提到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时，除了解放一词，几乎没有其他说法。毛泽东时代的饥荒——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被称为三年灾害，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党造成的灾难。1989年六四屠杀事件已经被从历史记载中删除。但这种做法也只能到这一步：真相在不断扩散。共产党已经无法隐瞒令人震惊的腐败行为，人们普遍对腐败现象感到愤怒。 问：你还提到，参加八九运动的中国抗议者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还要享有权利。你觉得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是否带来了太多"粮食"，以致于他们已经忘记权利？ 答：一直以来，双方达成了一个未被言明的交易：我们提高你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交换，你们不要抱怨缺乏政治权力。问题是，在提高生活水平，创建中产阶级，使人们接受教育，建立国际交往时，你还创造了人们对政治参与的需求。这正是弗朗哥(Franco)时期的西班牙、皮诺切特(Pinochet)时期的智利、全斗焕(Chun Doo-hwan)时期的韩国经历的过程，这也是它们如今成为民主国家的原因。 问：自2001年，也就是9·11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以来，你一直担任专栏作家。你觉得自己是独特历史阶段的见证者吗？ 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独特阶段，但这是一个如此动荡的时期。在此期间，能够发挥记者的作用，进行报道，是一种荣幸。" 问：你经常到一些危险的地方进行报道。你曾有过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的时候吗？ 答：很多时候会担心。在一些旅途中，我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紧张，有种揪心的感觉。最令我痛苦的经历是去刚果报道内战。首先飞机坠毁了。然后，我妨碍到某个军阀的士兵杀害胡图人，被他们在丛林中追了一路。在这个过程中，我感染了一种最致命的疟疾病。在那以后，我妻子几乎给我拴上了脚镣。 问：当你报道最紧要的问题——战争、人权灾难、全球健康危机或任何不公正现象时，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答：我认为自己在提供照明，而不是在供热。所以，我希望能使人注意到世界上的问题或不公正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想把紧急事件提上议事日程，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问：在你看来，你的哪篇专栏影响最大？ 答：我关于热点问题的文章没有太大影响。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六个月，我一直（包括从伊拉克）撰文解释入侵伊拉克的愚蠢之处，但没有说服任何人，其中包括其他自由派人士，乃至我所在报纸的社论版。我还写了大量关于枪支暴力的文章，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改变了任何人的想法，使他们支持枪支管制。但是可能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是指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然后让人们对它进行思考——包括白宫人士。所以，我认为我关于达尔富尔(Darfur)的专栏，在引起人们对那里的危机的关注以及支持提供援助的举措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认为我关于产科瘘管病的文章使这个问题的被关注度大大提高，而且还为它筹措了更多的资金。我还认为我关于国内外为了性交易进行的妇女拐卖的文章使人们对这种现代形式的奴役（极端情况下）有了更多了解。 问：你在当专栏作家期间，有没有犯过什么错？有没有什么专栏是让你后悔的？ 答：我在许多问题上都犯过错。我后悔写了关于史蒂夫·哈特菲尔(Steve Hatfill)的文章，他是炭疽热一案中的"嫌疑人"。近日，有人对反对人口贩卖的柬埔寨活动人士索马里·玛姆(Somaly Mam)的背景故事提出了质疑。我并不了解真相，如果我知道这些疑问的存在，我就不会去写关于她的文章。我写了一些关于伊战的文章，有些针对它的批评是对的；我曾警告人们，这种战争会促使阿拉伯人奋起反抗，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在那个时候！我曾写过很多文章说布什总统的伊拉克"增兵"行动没用，而事实上它起了很大作用。我还写文章说对缅甸实施经济制裁也没用，但这些制裁确实起了作用。 有时，我在提到一些自己强烈反对的人时，语气会不自觉地带有恶意，我也对此感到懊悔。在专栏中抨击和嘲笑当权者（尤其是布什执政时期的共和党）是件很容易的事。我对有时控制了自己的刻薄想法也感到后悔。 问：长期对人类苦难进行报道会令你沮丧吗？它是否会影响你的乐观情绪？ 答：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过报道悲惨的事情其实能让你对人类更加乐观。事实上，当你与最邪恶的罪恶力量肩并肩时，你也会发现最伟大的利他主义和高贵品质。我记得曾经在刚果采访过一名应该对大规模强奸及谋杀负责的军阀，他突显了人类作恶的能量。但是，我还遇到了一名小小的波兰修女，她靠着自己给饥饿的人们提供食物、养育孤儿，并通过协商来让那名军阀不去胡作非为。她用勇气、正义和高尚来回应邪恶，表现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那个军阀相比，她的行为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从饱受战争折磨的刚果回来后，我对人类的能力有了更好的感觉，当面临考验时，很多人会做正确的事。 翻译：陈柳、许欣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安琪：缅甸无冕之王温丁――兼谈转型期的缅甸与中国的“软肋” Posted: 06 Jun 2014 04:52 PM PDT 温丁尊重和信任昂山素姬对民主的承诺。 俯视英盛监狱.  2008年1月4日安琪摄于前往新都奈比多的飞机上 在丘陵上远眺曼德勒监狱.  安琪摄于2008年8月7日 自由万岁！一青年向昂山素姬欢呼致敬。2010年11月13日15时18分 安琪摄于现场. 见证昂山素姬重获自由。2010年11月13日15时18分 安琪摄于现场 缅怀温丁. 缅甸中文网图片 2014年4月23日 缅甸无冕之王温丁 ――兼谈转型期的缅甸与中国的"软肋" （法国）安琪  今年4月21日，缅甸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记者、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全民联）元老温丁（U Win Tin）在仰光病逝，享年84岁。 原"八八民运"流亡学生、2012年携「伊洛瓦底」（The Irrawaddi）英文月刊回归本土的昂梭（Aung Zaw）撰文说："温丁在臭名昭著的英盛（Insein）监狱度过了七千个日夜，但他从不言悔。他坚定地继续扛起民主旗帜，帮助和坚持反对派的民主运动。"正如温丁在监狱中所说："独裁者只能囚禁我们的身体，而不是我们的灵魂" 。 全民联党降半旗以示哀悼。缅甸人民的精神领袖昂山素姬、原"八八民运"代表、西方驻缅使节、新闻界人士、以及各民间团体或个人，都相继发出唁电和挽联。全民联发言人年温（Nyan Win）沉痛地说：温丁作为全民联的中间力量，在缅甸政治改革的重要时刻离世，不仅是全民联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4月23日，温丁的葬礼在仰光隆重举行。温丁的大幅照片极具符号特征：他身着作为政治犯标识的蓝色上衣，如宣誓般举起的右臂，掌心上写着昂山素姬的名字。灵堂正面的横幅是耶酥的名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静静流淌的伊洛瓦底江，见证了这位灵魂记者为自由民主不屈抗争的一生。人们在这里向"传说中的上一个时代的最后一人"，表达最高的礼赞。他的名字，就是一份特殊的遗产，融入缅甸母亲河，世代相传。 挑战黑暗年代的殉道者 温丁生于1930年3月12日，当时的缅甸，虽是英属殖民地，却受英属印度管辖，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这种"殖民地的殖民地"之屈辱，激荡着缅甸人的血脉，民族独立的反抗运动层出不穷。今天那些壁垒森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就是殖民时代英人用来监禁民族志士的。1937年，缅甸脱离印度，成为英国直属殖民地。那一年，温丁7岁，开始识字读书，接受标准的英式教育。二战之后的1948年，继日本侵略者的败退，英人也从缅甸撤离，缅甸成为主权独立的联邦共和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史称最辉煌的时代。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文化多元，经济繁荣。丰富的石油资源和优质农作物，吸引着邻国的人们，大批的中国移民，就是那时走进缅甸的。青年温丁，于五十年代（1950）初，以文学、现代历史和政治学学位毕业于仰光大学，随即投身于新闻事业。他曾任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等报刊记者，并担任缅甸多家报社总编。那时他可能并没有想到，记者成为与他生命攸关的"殉道"生涯。自1962年发生军事政变，奈温（Ne Win）篡权登基，几经易位，到2011年丹瑞（Than Shwe）退位的五十年间，缅甸在军政权统治下，实行专制独裁。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政治压迫，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处于最低贫困线以下。 尝试过民主政治的记者温丁，注定与这个专制社会格格不入，他别无选择地投身于民主运动，成为黑暗年代的亲历者和挑战者。1988年，他积极参与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配合回国探亲而卷入运动的昂山素姬，成立了反对党全民联，反抗军人统治。"八八民运"被镇压后的第二年，昂山素姬遭到软禁，年届花甲的温丁被当局以"反政府宣传罪"逮捕，重判20年，关进英盛监狱。 位于仰光北郊的英盛监狱，与缅甸其它主要城市殖民时期的监狱一样，被历代统治者用来囚禁政治犯。这些由英国人设计的建筑，呈环形放射状，层层相围相扣，壁垒森严。从独立运动的民族英雄、学运领袖，到反抗专制的民主斗士，政治犯不计其数。缅甸的异议人士，都以坐过英盛监狱而自豪，被视为经历过考验的"政治文凭"。与其它某些专制国家的政治犯不同，在缅甸这个笃信佛教的国度里，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几乎都在狱中养成了修炼的习惯。被软禁十多年的昂山素姬也不例外。每天凌晨的冥想和修炼，锻炼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能够以更强大的精神来战胜孤独和肉体上的痛苦，意志更坚强，少有那些常见的精神狂躁或心态失衡等"监狱后遗症"。这种情形让每一个亲眼目睹者惊异之余均敬佩不已。 关于狱中生活，温丁在2010年出版的「那是什么？人间炼狱」( What's That? A Human Hell ) 著作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英盛监狱的种种非人待遇，以及恶劣的医疗条件。包括遭受严刑拷打和折磨，关在腰都直不起来的"犬室"里，被隔离关押，长期忍受饥渴，连续五天不准睡觉，接受审讯等等，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撼。尤为让人动容的是，早在1996年，在狱中饱受磨难的温丁，冒着极大风险，将监狱的非人道待遇，写成文字设法传递出来，引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关注。当局恼羞成怒，将他单独拘禁，限制他每两周与家人见面15分钟，并一度阻止国际人权组织探监。 对此，温丁表示：即使已经一无所有，仍将保持民主旗帜飘扬。2011年，世界报业协会于向他颁发了自由新闻金笔奖（Golden Pen of Freedom Award），并希望"把公众关注的焦点转到专制政府打压记者上"，为遭受迫害的记者提供保护。同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温丁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UNESCO/Guillermo Cano World Press Freedom Prize）。 以"囚服"警世，追求真正的自由 据知情者透露，当局几乎每年都以释放为诱惑，让温丁宣布退出全民联党，或者承认自己是昂山素姬组党的出谋划策者。但每一次温丁都以沉默作答，从不为之所动。2007年，温丁与其他9名政治犯一起列入当局释放名单。这一次，温丁一反常态，首先向当局开出了他的"出狱条件"：必须同时释放包括昂山素姬在内的所有政治犯。遭拒绝后，他再度被解回牢房。当年八月中旬，缅甸爆发盛大的游行示威，僧侣走上街头，为民呼喊，反抗专制独裁，抗议物价暴涨。这一运动很快遭到当局镇压，大批僧侣和无辜民众被抓捕，监狱人满为患，仰光实行紧急戒严，严令禁止五人以上的僧侣结队出行。次年五月，白色恐怖中的缅甸遭受热带风暴袭击，大片房屋倒坍，死伤不计其数。苦难深重的缅甸人民，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正是这时，国际社会信守人道第一的原则，通过谈判，说服军政权，由缅甸政府出面，接受美、法、意、英、德等西方国家以及周边邻国提供的紧急救援物资，向受灾地区和灾民发放。这一有力的人道援助，真正救民于倒悬，同时，间接地使缅甸政府有惊无险侥幸"过关"，暂时避开了来自国际社会的政治压力。从之后缅甸的发展来看，西方社会的救灾行动，某种程度上软化了缅甸军政权的对抗态势，成为与西方社会展开对话的"契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8年9月23日，温丁获当局"大赦"，提前一年出狱。当他身着蓝色囚服走出英盛监狱时，难以置信他已经获得了自由。是年，他年近八旬。 一位在温丁出狱后即与他晤面的西方资深外交官说，从他身上，看不到这是一位坐了19年牢房、被病魔缠身的老人。温丁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目光深邃有神，气质犹然。说到他的蓝色＂囚服＂，他表示这代表自己的身份（政治犯）认同，表达对仍被关押的政治犯的声援，告诉人们缅甸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这位熟识刘宾雁的外交官对我说：他就是中国的刘宾雁。明显特征是：坦荡和勇气。 2010年11月13日15时20分，温丁和全民联、青年学生，以及千千万万善良质朴的缅甸人一起，迎来了昂山素季获得自由的时刻。 在继之而来的短短三年里，缅甸发生了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变化。2011年3月，以丹瑞为首的军政权退位，通过选举产生的原位居四号的政治强人吴登盛（U Thein Sein），脱下军装，出任总统，成立了被外界看作由军人支持的文职（又称半文职）政府。新政府上台后即进行政治改革，如放宽新闻管制，允许民间办刊，呼吁流亡者回国，释放政治犯等。同年五月，昂山素姬获得自由出行他国访问的自由。2012年11月，当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缅甸时，仰光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随之，国际社会解除了对缅甸长达20年的经济制裁。缅甸政府实践承诺，至2013年底，约有2000名政治犯获释。 面对这些急剧的变化，身为反对党全民联资深党员的温丁，给自己的定位仍然是记者。对他来说，记者，意味着勇气和良知，意味着舆论监督的权利和独立精神。这位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坚持认为：只要军方仍然主导政治，民主永远不会到来。 担忧偶像崇拜消解"不同声音" 毋庸置疑，缅甸的和平转型，是缅甸人民的福祉。但是应该看到，缅甸的改革，都是在 "可控制"范围内发生的。其中有三个不容忽视的基本指标：宗教，社会基本结构，民族性与政府构成。（由于内容所限，这里不做赘述。）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社会对昂山素姬参与竞选议员和将会参加2015年的总统竞选，持不同看法，甚至批评昂山素姬接受"招安"等等。对此，昂山素姬的代表发言说，昂山素姬需要的是一个合法的平台，一个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她和全民联进入权力中心，为在全社会推动和实现真正的民主，起主导作用。从专制国家的转型历史看，这种理性地寻求和解，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做法，是具政治智慧的顾全大局之举。在缅甸这个多民族、宗教矛盾冲突不断，经济落后，生活极度贫困的国家，不考虑民生和政治后果，一味地追求一党之利或"实现自我"的做法，将会是缅甸的灾难。五十年前的奈温即是前车之鉴。从这个意义上说，缅甸的社会和解，为专制下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提供的借鉴是丰富而深远的。 温丁，这位被大家称为智者（缅语Saya萨亚）的老人，对于人们出于对昂山素姬的偶像崇拜，而没有"不同声音"的情形，深为担忧。他以自己的方式，对昂山素姬与军方和解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昂山素姬的希望与信任。有着自觉民主意识的温丁，一直以来都非常尊重昂山素姬对民主的承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次重申了对昂山素姬的支持。 就在温丁逝世的当天，应中国政府邀请，除昂山素姬之外的缅甸全民联代表团一行12人启程对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这是继去年春天以来的第二次访问。昂山素姬和她的党，列入中国政府的外交议程，是中国政府在争取新的"话语权"，还是在自己的政治牌局上加一张筹码，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显的，缅甸的政治转型，牵动着中国的神经。中国政府能够公开礼遇昂山素姬和她所领导的反对党，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正面的姿态。 "去共产中国化"留下的难题 话题至此，无法不拿中国与缅甸相比。例如："缅甸的刘宾雁"温丁在自己的祖国合上了双眼，中国的刘宾雁则没有那么幸运。那片让他梦魂牵绕的热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国门紧闭，"回归"的只有白发老妻捧回的一钵骨灰。刘宾雁之前有王若望，刘宾雁之后还有戈扬、方励之、陈一谘。 例如：缅甸在启动政治转型伊始，政府即邀请流亡者回国，并取消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报禁。上文提到的"八八"流亡者昂梭，曾于1992年在泰国创办「伊洛瓦底」，通过各种渠道，穿过黑幕，向国际社会提供缅甸的信息。2011年随着缅甸的民主转型，昂梭和他的同人们将「伊洛瓦底」带回本土，于2012年10月在国内正式出版发行，成为一家敢于直言，行使批评权利的独立媒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并不信任政府的承诺，但是他们决不放弃任何一次尝试的可能。另据报道，2013年4月，缅甸有16家民营报刊转型为日报。而在中国，网络监控和新闻禁令层出不穷，娱乐新闻和八卦消息铺天盖地，真正的新闻自由则百呼不应。 再例如：缅甸总统吴登盛在"八八民运"24周年之际，批准举行全国范围内的集会纪念活动，政府并拨款百万缅币，以示赞助，显示出政府的自信与实力。（以半军权作后盾？！）微妙的是，集会的发起者和与会民众，没有利用纪念活动向政府发出要求平反和追责的呼声。（这种成熟和理性，在中国恰恰是欠缺的。）于是乎，这样一个积郁多年的政治话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达成了初步和解。中国政府在"八九民运"25周年期间，仍然禁止一切相关活动和敏感话题，日前并刑拘数位参与小型"六四"研讨会成员，令人瞠目。其它诸如"敏感人士"在特殊时期"请喝茶"、"被失踪"更是屡屡发生。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中国的刘宾雁毕竟不是缅甸的温丁，正如中国并不是缅甸。那么中国政府想要借鉴缅甸的和平转型，如果没有具体的指标和行动，在中国行得通吗？ 有一个细节值得思量：缅甸当局在给温丁罗织的罪名中，曾指控他是"共产主义者"，被他严辞否认，但对其它如"反政府宣传罪"等等则照单全收，不置一词。曾依赖中国对抗西方制裁的孤立的缅甸，一旦"转身"，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去共产中国化"。由此可见，共产制度如洪水猛兽，连前专制独裁的缅甸军政权都视如大敌，与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中国的社会和解和民主转型，不改制行吗？ ——载于「前哨」2014年6月号/作者供稿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一）——制度的笼子 Posted: 06 Jun 2014 04:36 PM PDT 图：朋友于2009年所拍中国最高法院大门。他的照片注释：中国最高法院门口的横幅上明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那哪是法院呀，是党的办事处。 他们是无知呢，还是无耻呢，还是蛮横呢，还是三合一呢？那些"法官们"天天就走过这个横幅去上班。法制能指望他们吗？ 上期《争鸣》刊出我给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的公开信及附文（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9610.html）后，20天过去，这个案子仍在原地踏步。但是有事情三件可以告予关心此案的朋友们： 一. 5月6日上午十点廿六分，我的律师夏楠给接受本案起诉状的谷法官电话，询问是否有了立案的决定。夏律师对谷法官说：如果你们就是立不了案，请给出不立案的决定书，我去找上级法院。谷法官回答：理解你的意思，会向上级汇报。不容夏律师再开口即挂断了电话。 二. 5月7日夏楠律师将刊于5月份《争鸣》的我的致三中院的公开信和附文影印件打印出寄给谷法官。我于北京时间5月19日早晨8点45分电话谷法官，电话无人接听，我留言，告知会再给他电话。9点15分再打，还是无人接听。9点55分再打，谷法官接听了电话，我通报姓名。谷法官说：看到了夏律师寄来的公开信和文章 ，您所写的与事实有些不符。比如：我没有说过您状告海关我们必须受理，我说的是您起诉海关属于三中院管辖范围。我也没有说7天之内应该答复您是否立案。不待我回应，立即又说：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争论这个，希望您再耐心等一下，我们还在研究。我说：您研究总要有个期限，不能就这么拖着，从我上次见您，又是一个多月了。如果不立案请告诉我，我好按法律规定向高院起诉。谷法官说：是这样，您这个案子情况比较复杂，我们确实需要时间研究。我说：好吧，我会再打电话询问。谷法官说：您不必打了，有了结果会告诉夏律师。我说：那您要是没有结果呢？就不打电话给夏律师了？就老这么拖着，总得有个期限吧？谷法官说：请您理解，一旦有了决定，我们会立即通知夏律师的。我说：好吧。那我就再等您们继续研究。 三. 5月9日，首都机场海关以盖有海关公章的传真方式，回复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京分社记者就"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进行采访的请求:"你社采访函已收到，对于首都机场海关对李南央携带违禁印刷品入境一案的处理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首关缉违字[2013]994号）已经明确，没有进一步情况接受参访，感谢对海关工作的支持。" 也就是说，首都机场海关坚持认定《李锐口述往事》及另七册书刊为"违禁印刷品"，予以没收为正确裁决，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而我对海关的处罚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尽管距离2014年1月14日——这一法定的（不管谷法官说没说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7天之限）、三中院必须回复我是否立案的日子已经过去125天，谷法官还是让"再耐心等一下"。 我致三中院的公开信和附文在《争鸣》刊出后，大陆有自己博客或微博网页的朋友发现，李锐和李南央是敏感词，有这两个词的公开信和附文根本挂不上网。有的朋友采取了点小措施，将文章上载到自己的网页，可是第二天早晨再看，已经被网警删了。有的朋友以为微信发出去的应该没有问题，一查，也没了踪影。习近平总书记挂帅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尽显效率和威风。 不过，我的状告海关扣书案现在是小事一桩了，这个月初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五君子"事件。徐友渔、浦志强、郝建、胡石根、刘荻因5月3日参加在郝建家开的 "2014·六四纪念研讨会"而被先后刑事拘留。从网上消息看，两位与浦志强相熟的媒体人士吴薇（前《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和辛健（日本经济新闻社驻重庆的中国籍新闻助理）被刑拘，浦志强代理律师之一的屈振红律师也被刑事拘留，正在营救"五君子"的律师是否还会有人进去呢？ 记得父亲李锐秦城牢狱八年，1975年5月31日被释放回原劳改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过着半监禁的日子时，为自己自制了一幅挽联："人间何处求公道，天下无人问是非。死不瞑目。"挽联写了三十九年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已经过世，第三代江泽民、第四代胡锦涛也已卸任，今天轮到第五代习近平掌权了，97岁的父亲依然健硕地活着，这幅挽联仍在待用！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以目前的情形看，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暂且不论这个局面有多么危险和荒诞，习近平放行《李锐口述历史》，习近平断然与第二代领导人"六·四"屠杀学生和平民的罪恶切割，对他只有百利而无一弊。为何不乐而为之呢？为什么非要跟自己父亲的老友李锐这么过不去?为什么非要跟本无干系的、党的第二代领导犯下的罪行捆绑到一起呢？ 有位一心安度晚年，无心政治的老朋友写给我这样一段话： "关于这场官司，看来是场持久战，这是国家现状决定的。……随着国门的打开，现代世界的影响，网络的发展，人们可以与政府打官司，可以在网络上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了，许多像我一样受压抑的人们精神解放了，中国进步了。     但是，政权的实质没有根本变化，一党执政。习近平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个进步，当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导致贪腐泛滥。'关进笼子'，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本身是执政党下的制度，也就是'关进笼子'的权力是防止地方的过大权力，个别人的过大权力，而提着笼子的人绝对是执政党，绝对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在国家政权、政府、司法之上。所以你的书被海关没收，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在中国是会发生的。" 看后可谓醍醐灌顶。大陆网上曾经风靡过一篇"小布什'笼子讲演'"，是一位国人的"代拟"，并不真是这位前任美国总统在哪里作过的讲演，这位牛仔总统作不出如此高深睿智的演说。这篇平民为总统杜撰的讲演中有一点比习近平提出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之说绝对高明。杜撰讲演的笼子（cage）前没有定语，笼子就是笼子，把当权者关进笼子内执政没商量。而习近平的笼子前有个定语"制度"，这个笼子便成了当权者编织的、提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的家伙什儿，被关进去的自然只会是那些违反了当权者制定的"制度"的平民和官僚的权力。我在上期《争鸣》刊出的公开信附文中说习近平的这句话跟毛泽东比"可谓进步长足"所显现出的觉悟，实在比我这位无心政治的老朋友低得太多。 习近平的地位不似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赵虽然挂着党的总书记的头衔，实际上是邓小平手下的"管家"。他们在邓的影子里"干活儿"，深感一个人说了算的荒谬和对国家的危害，最后以思图改革、削弱了党的领导获罪邓而下台。习近平不同，江泽民不能对他颐指气使，胡锦涛没有恋战的欲望，他想干啥就干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他"当今"的位置却来得有些不明不白——总书记不真是党员选的，国家主席更不是选民投出来的，他选择了坚持"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一说，以为如此，自己的第一把手位置便能够名正言顺。所以，李锐回顾自己追随共产党一生的经历和反思的文字，是绝对不可进入大陆的，因为书中叙述的历史事实会让读者看到：共产党其实从来就不伟大，行事很不光荣，且经常性地不正确。习近平在党和政府现有机构之外另设了几个机构，由自己一人统领，实际上将自己在国家安全、深化改革、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方方面面制定的新制度凌驾于现有的宪法和法规之上，成为悬于公民和各级官员头顶的"制度的笼子"，谁不听我的话，就将谁关进这个笼子。"五君子"如是，薄熙来、周永康也不过如是。以为如此，"名正言顺"之后的"当今"位置便可坐稳。 如果还有人对习近平的以共产党中纪委的"双规"制度"拍苍蝇、打老虎"津津乐道，赞赏有加，以为他是在一步步地改革，是到了睁开眼睛看清事实的时候了。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6月号

熊焱：記念八九六四也記念D-Day（附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 Posted: 06 Jun 2014 04:13 PM PDT D-Day 纪念碑，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REDFORD市 這幾天全世界，除了中國大陸官方可能北韩，都在記念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运动，悼念六四大屠杀中的死难者，谴责中共邪恶统治。作为当时的参与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甚至日常生活的轨迹都因许多对外交流受到改变，深更半夜都有电话进来。一句话，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我们也深知道，悼念纪念反思等活动都指向一个目标：如何改变现实，如何结束一党专制。 六四已是现代历史中一个重大的日子，也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的一段岁月。 昨天的六四还时时历历在目，明天的六月六号也是历史中如雷贯耳的日子 D-Day. 熟悉二战历史的人可能会如数家珍般讲述那一天。 我有幸在今年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二战战史。对于D-Day 也有特殊的感受。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十六萬同盟國將士在諾曼底登陸。二戰歐洲戰區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名言至今仍是每個美國軍人都記得的：＂I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your courage, devotion to duty and skill in battle. We will accept nothing less than full victory!" 那一天被稱為歷史上最漫長的一天，盟軍九千多將士犧牲和受傷。那一天戰爭場面壯觀，五千多戰船一萬三千多飛機參戰，那一天超過十萬盟軍將士登上歐洲打敗希特勒。 七十年整整過去了。因著這幾個月軍事院校的密集學習，又加上不可思議的如此豐富的音像圖書資料，使我簡直如同親自經歷一般，當然畢竟只是間接經驗。 由於八九六四和這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D-Day 兩個日子如此聯在一起，讓我不得不發出感嘆。人類生活雖然如此復雜紛繁，看似沒有頭緒，其實也有一條主線，那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每個時代都為這偉大的事業努力和謳歌。任何奴役人的政權都遲早要退出歷史的舞台。感嘆中國人，這個民族留的血不少，二戰中，中國人是同盟國中的一員，沒想到后來竟陷入人類歷史上最邪的共黨專制之中，直到今日，而那助紂為虐的黨軍竟稱之為解放軍。天啦！我的中囯人啊！你為什麼不發怒啊？ 發怒！要發怒！天怒地怒人齊怒，則一黨專制就會土崩瓦解。六四記念日過去了，盼仁人志士群策群力一起來結束專制，開創民主自由憲政之中國。 【附录】 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 《雾谷飞鸿》发表于 2014-06-05 Jianan 七十年前，1944年6月6日凌晨，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抢滩登陆，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在大西洋和欧洲战区最大规模的全面反攻。11个月之后，骄横一时的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轴心国只剩下日本东条英机政权还在作垂死挣扎，最终也逃不脱投降的命运。 诺曼底登陆是现代最广为人知的战争行动，因此只要一提D-Day，即军队为保守机密而为战役开始日期所定的代码，大家都默认为是那次从6月6日开始，持续一个多月的登陆作战。 从6月5日半夜开始，到7月下旬盟军全面控制了法国英吉利海峡沿岸，把德国占领军推向了纵深地带。盟军参战的一共有130多万兵力，D-Day当天就投入了16万陆海空军、5000艘舰船和13000架飞机，包括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使用滑翔机潜入敌后，以及美国著名的空降82师和101师的空降作战。 在那之前，因为希特勒攻占英国本土的设想未能实现，所以在海峡沿岸严密布防，企图挫败盟军的任何登陆企图。德军在可能的盟军登陆地点构筑了大约800座钢筋水泥炮台，15000多个掩体，埋设了800万个地雷，还在水下和海滩上预设了大量的防御设施，但是超过10万盟军迅速占领了德军的滩头阵地，并向内陆挺进。D-Day也是一次给盟军带来严重损失的战役，仅仅伤亡就超过9000人，还不算飞机和舰艇的损失。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看过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片子，那是一个掺混了虚构成分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战胜邪恶的法西斯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历史的教训常常被人们很快遗忘。二战之所以爆发，并且让整个世界付出惨重代价，根源在于以希特勒德国为主的法西斯势力以蛊惑人心的口号和举措诱惑民众，骗取人们的信任，使得反犹和反智居然成为政治正确，将几乎整个德意志民族诱入歧途。当年希特勒从极端的民族主义开始，数年间就跃升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的党魁，迅即颠覆了民主共和制度，使德国走向了万劫不复的一党专制集权独裁。 希特勒狂热地鼓吹德意志要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屈辱地位，重新崛起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强国，那可以说是当时全德上下的共识。希特勒自己原来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主张让普通人也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举例来说，他不但在德国大规模兴建高速公路，而且要求资本家制造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甲壳虫式的气冷“老乡车”，即大众牌汽车就是那个时候德国人的杰作。 德国在纳粹主义上升时期，经济发展迅速，机器制造和化工业等很快达到并超过战前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人甚至可以享受免费出国度假的待遇。希特勒还强调德意志民族要有强健的体魄，体育与休闲活动得到高度重视，还举办了1936年的柏林夏季奥运会，德国取得奖牌总数第一，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当然这些好处和荣光是犹太人这类所谓劣等民族和其他被纳粹定为敌对势力的人们所享受不到的。 纳粹主义之所以得以在德国兴起，除了以上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特勒德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戈培尔为头目的纳粹宣传部门，一方面以铁腕钳制异议，持不同政见者如果留在国内，不是受到残酷迫害就是只得默不作声，另一方面则全方位地灌输纳粹思想，不但广大青少年受到毒害，就连一些原本受人尊重的知识精英也加入纳粹宣传的大合唱。 D-Day已经过去了70年，今天的世界和那时相比，信息革命使得专制政权控制人们的思想变得不那么容易。但是历史的教训不能轻易忘记，如果大家都放弃警惕，像二战那样使得人类几乎面临灭顶之灾的祸害不是没有可能重演。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中央地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和一位前来拜谒的二战老兵（上图/Jianan）以及诺曼底登陆美国阵亡将士墓园（下图/Courtesy/BNC） 二战期间美军的宣传画（取自美国陆军网站） 分类 文化与历史 | 标签 D-Day, 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念碑, 纳粹主义, 诺曼底登陆 |添加评论

還學文：紀念東歐和平革命25周年──兼論公民不服從 Posted: 06 Jun 2014 03:53 PM PDT 若望保祿二世 　　今年是中國鎮壓的「六四」二十五周年，也是東歐成功的和平革命二十五周年。德國二十五周年的紀念活動已經拉開序幕，從二十五年前民眾走上街頭抗議政府作弊的五月七日地區選舉開始，東歐的共產黨極權統治終於崩潰於眾志成城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四月十八日復活節──兩千年前不順服羅馬帝國掌權者的耶穌基督受難的這一天，柴玲在網上貼出「致丁子霖母親的信」。當年的六四學生領袖柴玲說，八九年「政府下令不許遊行示威雖然違反憲法，但並不違反上帝，所以那時我就該遵從政府的命令，勸人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絕食，不要在廣場」。今日信主的她對於當年的「不順服」誠懇地「請求當時政府官員的原諒」。柴玲這番話犯了眾怒。不難理解，尤其是時值「六四」二十五周年。對那一場流血的彈壓掌權者至今沒有一個說法、一個交代，人心難平。二十五年後的今日政府繼續撲殺不順服者。如何面對二十五年前的死者和今日的囚徒，柴玲不能避而不答。 　　然而「順服掌權者」的「神」話並不能用來抵擋塵世的詰問。對個人言行的責任，即使是基督徒，也沒用盡請耶穌基督代勞的道理。生活於資訊開放的西方社會而高唱基督教對掌權者順服一調，不能不說是對基督教歷史的驚人無知。不管昨日是無學習能力還是拒絕瞭解，今日，信了主的柴玲卻必須面對這一段基督教不服從的當代史。 　　不順服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當代不順服掌權者的基督徒，首推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不僅不順服掌權者，作為神父、主教和教宗，他一直強有力地支持那些不順服極權統治的基督徒。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俗名Karol Józef Wojtyła）一九二○年出生於波蘭，一九四六年成為神父，一九六八被冊封為克拉科夫的紅衣主教，一九七八年當選為教宗。他的神職生涯從一開始就伴隨著和共產黨掌權者的衝突與不順服，堅持不懈地為波蘭人爭取宗教信仰與實踐的自由。一九八○年格但斯克造船工人罷工中誕生了東歐第一個獨立工會，新上任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毫無保留並且始終不渝地支持不順服掌權者的波蘭團結工會。 　　不僅對於波蘭，而且對於整個東歐的民主化進程，若望保祿二世的影響都舉足輕重，被稱為共產主義制度的掘墓人。解體蘇維埃帝國的戈爾巴喬夫指出，沒有若望保祿二世，東歐的歷史變化是無法想像的。 　　對於共產黨極權統治者，若望保祿二世的不順服是徹底而不妥協的，然而那不僅僅是政治，作為教宗，那也是他深厚而堅定的宗教信仰使然。他的所作所為寫入了歷史，為後世留下了「不順服」極權統治的榜樣。 　　不順服的教會──萊比錫尼古萊大教堂 　　一九八九年東德萊比錫的星期一大遊行反對掌權者的不順服，對於六四學生領袖柴玲照理不應當發生理解上的隔膜。 　　當年東德的和平革命就是從大規模的群眾遊行開始，而遊行示威的浪潮由萊比錫星期一大遊行掀起，它的策源地就是萊比錫的尼古萊大教堂。那是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傍晚，一千多人從尼古萊大教堂出發，打著「自由的人民！開放的國家！」的橫幅走上街頭，要求「給我們自由！」、「放我們出去！」。警察和國安撕毀橫幅，阻截遊行隊伍、抓捕示威者。萊比錫人不放棄，一個又一個星期一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示威反對掌權者。一個月之後到十月九日的星期一，遊行人數已經上升到七萬，人們高舉長幅警告「暴力將留下永遠流血的傷口！暴力發生我們一定首先追究黨和政府的責任！」兩個月後到柏林牆倒前的十一月六日星期一，不順服的尼古萊大教堂前已聚集起五十萬民眾。 　　為什麼示威遊行選在星期一傍晚十七時之後？那是教會的智慧。十七時已經下班，人們能夠自由活動；十七時公司商店關門，街上安全人員減少；星期一晚上是單位例行的黨員大會時間，「不順服」的行動正好避開「組織」的干預。教會的不順服有意而為。 　　位高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位微如東德那些普通的基督教牧師和教徒，他們的信仰相同，一樣地虔誠而深厚。他們的「不順服」相通，一樣為追求自己的權利和社會的公義而反抗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者。萊比錫尼古萊大教堂的不順服從八十年代初組織「和平祈禱」就開始，每星期一晚舉行，在和平運動的旗下聚集了各路維權人士和公民組織，孕育了一九八九年的星期一大遊行。 　　不順服的基督徒──被納粹處決的牧師潘霍華 　　德國不幸地經歷了並且幸運地超越了兩個極權統治──希特勒的納粹第三帝國和共產黨的東德，儘管對兩個極權制度不同程度的順應，德國的教會和基督徒依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不服從的足跡。 　　納粹改造教會的一元化思想與做法和共產黨的宗教政策驚人地相似。納粹推行「一個民族、一個帝國、一個教會」，主張民族情感之下的宗教感，以元首意志排斥基督教倫理，直至祭出雅利安宗教的旗號。共產黨要求宗教愛黨愛國，開展思想改造，變傳統教會為愛國與三自的黨管教會。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在新教之內組織了納粹黨員教徒的「德國基督徒」教團，進而「選舉」奪得新教參議會領導權，變新教為納粹的基督教。因為政教協約，納粹期間天主教稍有活動空間，它曾明令禁止教徒參與納粹活動，明言加入納粹與基督教信仰不相容。這已是足夠明確的不順服了。然而面對反猶的「雅利安條款」──它要求清除所有猶太血統的公務員，包括猶太基督徒神職人員，兩個教會卻失聲了。 　　對納粹的反猶公開表示不順服的是基督徒個人，新教牧師和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是他們之中最卓越的代表，被視之為當代基督教的殉道者。納粹的雅利安條款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公佈，基督教第一個公開出來反對的是潘霍華，他撰文發表《面對猶太問題的教會》。文章指出，排斥猶太人基督徒就是毀滅作為信仰團體的教會，面對國家的侵犯，教會有義務無條件地保護所有國家的受害者，即使他們不是基督徒。針對納粹扶植的「德國基督徒」教團，潘霍華倡議成立了「信仰者教會」（Die Bekennenden Kirche），開設了培養傳道牧師的神學院。一九三七年神學院被納粹關閉後仍秘密開辦到一九四○年，在神學院的課堂上，他要求教會與牧師承擔起拯救社會和人民的責任。一九四○年潘霍華被當局禁止演講，一九四一年起被禁止寫作。一九四二年他放棄了去美國講學逃離納粹的機會，留在德國繼續做不順服掌權者的危險事業。在參與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及二十一日對希特勒的未遂刺殺後潘霍華被捕，輾轉關押兩年後，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黎明與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行刺希特勒案件中尚未處決的密謀者一起被執行絞刑，被處決的犯人被完全脫光衣服，裸體送上絞架。當時的集中營醫生目睹了潘霍華生命的最後時刻，戰後他在報告中寫道：潘霍華十分平靜，逐一和難友告別，刑場上作了簡短的禱告後，鎮定地走向絞架，走完一個虔誠基督徒不順服掌權者的最後一程，年僅三十九歲。對於納粹德國的覆滅，抵抗運動的作用或許不是決定性的，但是他們雖敗尤榮，他們堅韌不拔的不順服保留、傳遞和光大了戰後德國得以重建的價值、倫理和傳統。 　　對每一個人──包括柴玲，對每一瞬間──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間、今日以至未來，面對罪惡無人能夠迴避，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言行表態──反抗或者順服。誠如不順服納粹掌權者的基督徒潘霍華所言，「對罪惡沉默，本身就是罪惡，神不會恕我們無罪。不表示即是表示，不作為即是作為。」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6月号

余英时：失去政权等于毁灭了中共的宇宙 Posted: 06 Jun 2014 03:32 PM PDT 余英时 法广/ 作者 安德烈 八九六四惨案发生后，为帮助一批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安身、继续学习和思考，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在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关怀下诞生。二十五年过去，流亡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余英时对中国时局的关怀始终如一。在官方正在不遗余力抹掉六四记忆的时刻，如何认知这一历史事件？余英时认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是揭开六四屠杀真相的一把钥匙。"对于这个党而言，政权就是他的宇宙"。即便在习近平时代，这一点也丝毫没有改变，用暴力来镇压一切，用钱来收买一切。希望这个政权平反六四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然而，余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民族传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这预示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并不黑暗。 希望这个政权平反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 法广：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友赞助下，在您的筹划下，接待一批中国海外流亡者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立了。现在，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25周年，余先生，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您认为应该如何认知这一历史事件？ 余英时：我的感觉是我们先要了解共产党的基本性质，这个性质就是在它还没有抓到政权的时候，它要全力以赴去夺权，夺到权力的时候要全力以赴保权，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政权。所以这是它的大前提，毛泽东时代如此，邓小平时代如此，现在习近平时代也如此。先有这个了解，你就知道这个政权为什么在六四时敢那样大胆地动兵杀学生，杀群众。你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也不会觉得很意外。因为只要他感觉你威胁到他的政权存在的时候，他就要跟你拼命了。我常常说，对于共产党，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个宇宙的存在或毁灭，跟他政权的存在与毁灭是一样的意义。如果他的政权不存在，等于毁掉了他的宇宙，那他就会不顾一切。所以一切道德、法律、舆论都不会对他有所阻碍。这二十五年，大家一直希望这个政权平凡六四，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愿望，但这是很可怜的、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这几十年来，每一届换人，大家都有期待，然后都会失望，对习近平也不例外。他上来以后，大家希望他也许会如此，可是他掌权大概十五个月吧，你可以看到他的真相。他是要回到毛泽东那种权威的时代，那就更不会允许有六四平凡之事。所以这一次的防止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他们全力以赴镇压，比从前任何一次都要厉害。在大陆的人，像胡佳已经说过，每次六四，大概是在四月中，就是胡耀邦死的那一天，那一天大家起来在天安门悼念，引起六四运动。大概都是从这个时间开始，异议份子或者被关在家里不能出来，或者逼他们到外地去旅游。今年二月就开始这样做了，开始得非常早，而且比从前更厉害，所以才有前几天抓浦志强、徐友渔等人的事，这个事可以看出来当局是不顾一切的。抓人竟然连罪名都没法定，又变成什么寻衅滋事，这是很荒唐的事情。人家在家里关起门来，又不是在大街上开大会，完全没有影响公共秩序。用这个罪名来抓人？从前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人说，岳飞之死就死在莫须有，根本没有罪，对不对。那还是莫须有呢。这个寻衅跟滋事那比莫须有还可笑了。 互联网出现后局面大变 法广：余先生，六四事件使北京政权发生了很大的动摇，最后以出兵镇压收场。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周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缅甸这个曾经被军政权统治几十年的国家，也开始在走向民主化，但有人认为中共政权对权力的垄断比过去还要绝对，那您看，中国有没有走上民主化的可能性呢？ 余英时：从长远看，我还是乐观的。这个乐观不是从他的上面看。比如像缅甸的例子。缅甸最后还是军方发现不能不放松了，如不放松，它的社会、经济种种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所以在形势迫使下放松。但是今天共产党不一样。他现在有钱。更可怕的就在这里。从前他是有权力，但是权力到底有限，权力不能出国，而钱可以出国，他可以在美国、法国、英国、欧洲，都可以买人啊。都可以买某些政权向他屈服。比如最近挪威就不敢接待达赖喇嘛，原因就是事关一个贸易协定，有多少个亿在里面影响着。因此，这个政权现在就认为，一方面可以用钱在国内外收买人，另外一方面又可运用权力、武力镇压一切反抗，甚至都不是反抗，只是微微的表示一些不同意见，他都要镇压。这种情况之下，冲突就会越来越激烈，因此不可能对政权寄予希望。但是社会在变化。 法广：我正想问您，前面您提到这个政权越来越强硬，但是，浦志强他们明明知道会抓他们，但是他们还在家庭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就是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些知识分子，包括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尽管面临镇压和严厉的打压，但感觉上他们越来越大胆了，越来越敢于说话，如何看中国民间社会的这种表现呢？ 余英时：因为互联网出现以后，局面大变，他们虽然也在控制，但是完全不能控制到百分之百的程度了。不像毛泽东时代，他的干部层层控制，他的思想控制，行动控制可以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农村角落。现在这个政权做不到这一点了。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反抗的人，不满现实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共产党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跟他搞革命的时候所标榜的共产主义相反的价值。贫富越来越不均，贫的就是老百姓，富的就是他们干部、干部的亲戚、朋友、子弟。因此贪污腐败也是没办法消灭的。尽管他现在打这个贪污，实际上这主要是在打周永康。这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在拿反贪污做掩护。 习近平不可能把自己的统治集团打掉 法广：但是有些人觉得习近平现在反贪，打老虎的力度很大。不少人尽管反对这个强权，但对他打大老虎表示肯定。觉得他是在真打，比以前的江泽民、胡锦涛力度大得多。您认为他是否如某些人所言，可能以打老虎做掩护，借用反腐来开路，把大石头搬掉后，再来进行适度的改革，有这种可能性吗？ 余英时：没有。他不是为了改革在打老虎，他是要消除内部的敌对势力。我觉得周永康影响他的安全感，因为周永康跟薄熙来有勾结。他们本来就想整掉习近平，所以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动手。并且把各个方面同周有关的人，像四川的、或者同水电、同石油有关系的，把他们一个个消灭掉，然后再进一步。打贪打到军方。军方这些人当时也是一定跟他们有勾结。但这些真相当局永远不可能公布，不可能发表这方面的文件。我认为，习近平对内对外都有一种危机感，所以才有打老虎之说。但是打老虎之说，不可能打到所有的贪官。因为所有贪官都在党内，你只能打一部分，你不可能打其它的人。习近平不能把自己的统治集团打掉，这是一个统治阶级，一个特权阶级，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的势力对这个集团构成阻碍。像美国有舆论、有电视对当局进行批评，有反对党，有各种团体，有各种游行。他都没有。他都禁止。他现在越来越使用一个办法，用暴力镇压一切，用钱来收买一切。靠这两个最基本的东西，来维持他的所谓的极权统治。 共产党用权力消灭记忆但没有成功 法广：正如前面提到，现在中国敢于反抗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是否可以说，今天的中国虽然不自由，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个民间社会生存的夹缝，有了一个可以流动的空间？民间社会在中国存在不存在？ 余英时：反抗的人很多。民间社会将来会慢慢出现。但是要从底下生长出来，而且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因为一个政治力量不是一天一夜之间可以形成的。现在是散的，散在各地。我要你注意，就是我最近看到纽约时报翻译了一篇慕容雪村的文章。他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他本来要参加十几个人在郝建家里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集会，可是他被澳洲大学请去访问了，到七月一号才能够回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但是他说，现在既然像徐友渔、郝建等人都已经被抓了，那么，他七月一号回国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自首。他说我也是参加的，你要抓他们那也得抓我。他文章中接下来讲的也很有意思。一九八九年，那一年他才十五岁，对那些事件并没有多少了解。后来他进到政法大学读书。政法大学前几届的老学生回来告诉他和其他同学六四整个的真相。他们讲政法大学当时有许多学生在反抗共产党政权，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政法大学的许多行动都占第一位，第一个上街游行，第一个各校串连……，一共"19个第一"！同学们都很以为荣，这些事就在不同年级之间，在人们的口中代代流传，可见共产党并没有能够用权力消灭这个记忆，他没有消灭成功。慕容雪村尤其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2003年，他在广州一家酒吧看到从香港运来的一部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大家都在看，看的时候，看到共产党用枪杀人的真相。旁边就有从四川来的民工非常愤怒，他说，如果我当时在场，我马上要冲上去，去救他们。所以慕容雪村讲，可见，对于民主的要求，对于共产党政权的不满意，甚至于憎恨是越来越普遍。他想今天如果再有天安门事件，会有无数的人站出来。他的这个判断可能也是一种愿望，不过无论如何他有他的根据，他是在国内有很多接触的人。他看到反抗的人很多。你看现在东莞一带就有人罢工，在温州拆教堂，就有许多教民出来抗议，这一类事件，大大小小的，无数的，多得很。不过是现在这些都不能报道，我们知道的很有限，所以我认为，共产党现在是坐在一个火山上面。但到底会怎么样结束，谁也不敢说。 北京在国际上铤而走险 法广：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北京政权一方面按照您的分析是坐在火山上，另外一方面他却在国际上咄咄逼人，比如他在东海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一点都不退让，有人担心这样下去会有擦枪走火的危险，您如何看习近平的这种强势作风？这是为什么呢？ 余英时：这样做都是为了维持他的政权。因为习近平现在想利用的一个最大的本钱就是民族主义。这样他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的民族情绪还在。所以他显示他的强硬，对外强大，你看美帝国主义现在都被我们压下去了。他在南海，在日本都在这样做。在日本，最近中国的飞机飞来飞去，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弄不好就会发生战争，或者小规模武装冲突。北京跟越南也已经闹得一塌糊涂了。其实，越闹对中国越不利，我不认为这样在国际上闹会占到什么上风，而且真得跟日本人打起来，中方是不是真的能占上风，还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北京是在铤而走险。他们只相信力量，因为共产党从来不相信别的什么东西，相信力量，因为钱也是力量的一部分。从前因为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他不能搞钱。结果大吃亏，现在发现，我也可以搞资本主义了。结果他自己就变成资本家，整个共产党都变成了资本家。现在你要找地主、资本家，都集中在共产党内。 中国的前途是乐观的 法广：在结束访谈之前，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作为历史学家，您对中国的前途，对中国在21世纪的定位，您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您感到比较悲观或者比较乐观？ 余英时：我认为前途还是乐观的。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中国是一个比较近人情的社会，过去皇帝虽然专制，但看中国历史，跟西方比，昏君很多，暴君可以说几乎没有，极少。因为皇帝他也接受某些价值观念。比如儒家提供的、道家提供的这些观念皇帝也知道。他不敢过分地完全地依靠武力来维持政权，到必要时他就得放松，内部也让一些反对的官员存在，像御史大夫之类的。因此内部的批评很多，所以有些人被政府杀掉了，那都是因为他们批评政府没有任何顾忌。但是杀掉的人后来都是永远被人纪念的，被人尊敬的。皇帝也知道这个，所以不敢过分地专制。而且他的专制也只是到县一级为止，他只是要征税，维持一个秩序，如此而已，他不会到乡下，去管每一个老百姓，把他们全部控制在手。这是只有共产党才能做的事情。所以这样一个传统下的老百姓都是希望一个比较和平的状态，上面虽然有较多的权力，只要不影响老百姓私人生活，他还是可以过。所以我认为这个民族性，这个民族传统不会大改变的。他们要求过一个平静的生活。现在共产党不允许有这样一个平静的生活出现了，首先现在的这个环境污染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东西，每个人都受到影响，生命都受影响了。而共产党为了发展，不顾一切。地方官员要借此机会贪污，他要不发展，不活动，就没有钱来呀。这就是他本身内在的矛盾使他根本不可能这样长期维持这样一个极权统治。所以我认为，网络发展越来越多，各地方的阻碍越来越多，慢慢地就会在地方上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我认为是从下而上，而不是从上而下的。因为一时还看不到共产党里面有一批人，共产党内部我相信也有希望改革的，也有愿意平反六四的，但是不会有力量的。

戴晴：备忘“六四” Posted: 06 Jun 2014 03:11 PM PDT 1989年6月4日早晨的天安门                    戴晴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六四镇压后曾入狱近一年，但从未被起诉或定罪。戴晴根据亲身经历以及25年的采访、调查和研究写成《备忘"六四"》。这篇文章以逐日记录的方式，概述了六四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并加以解释和分析。2014年6月4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 （一）25年前那一天 25年前，1989年的6月3-4日。 红旗已然在中国共产党治下飘了40年当口，古老中华帝国的五代古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枪声大作，坦克开进了天安门。 现代装备的野战部队成建制地出动，沿街射杀学生和平民。 在"首都戒严令"发出十四天之后，七大军区各军兵种配合的大部队作战行动开始。不过数小时之后，军队开进街道，临近各医院死者与伤者堆积…… "平暴"胜利结束！从6月4日到8日，往日里旖旎优雅的五代故都，一片肃杀。 6月9日，84岁的邓小平出场。在这个国家，他唯一的职务是军委主席。 邓小平，在25年前的那个夏天，灭掉了本由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开明智睿、进取务实，声望日渐卓著，但显得不肯亦步亦趋的本党同志赵紫阳。最后，他不惜动用野战部队……鲜血——学生的血、平民的血、士兵的血，一起洒在古都街头。 在具有皇家象征的怀仁堂大殿，邓只为20万官兵当中的15位"死难的烈士"默哀之后，这场屠戮行动的最终决策人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 "而'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然而，不过就在此前两个月，事态似乎还不是如此。那是胡耀邦含冤离世的那天，笔者本人曾经亲历不曾为官家披露、也不曾为研究者注意的一场准高层会见：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 想来胡的离世，在那一刻尚未影响到党政常规工作，汪锋于是也没有修订他事先准备的谈话——意图通过台湾享有盛誉的严肃传媒，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 以上所述现场，并非孤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草者胡乔木，早在这之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从《宪法》上拿下来"，这就意味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党政分开有了制度上的依据。 然而，不到两个月以后，六部口血迹尚未彻底清洗，面对党国钢铁长城（首都戒严部队）百名军以上干部，邓在怀仁堂大殿凛然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 难道胡乔木、汪锋在传谣？从4月15日到6月9日，尚不足两月啊！ （二）那一天之前 北京，春暖花开的四月天。 1980年代一线管事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死讯传来，满怀一腔郁愤的学生们，打起横幅、走上街头，希望越过党的系统的层层管制，把他们的感受告诉百姓，告诉当政者。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学生们的诉求都已经越过正求学的年轻人的激愤，而跨到政党与国家政治变革的层面。 抗议与诉求一波接一波，愈加丰富深刻、也愈加切中时弊，整个社会对中共40年执政的不满——从肃反镇反到严打，从公私合营到价格闯关、从小脚侦缉队到政审排查、从《共同纲领》到阶级斗争……深层表层，前所未有地、全民性地调动起来：以关爱热血青年的形态爆发。 是时，赵紫阳，这名无论从理念还是情感，罕见地对异议怀有包容的政治家，以尽可能开明的姿态对待社会诉求，如他在5月4日接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代表时所谓："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自从代理了总书记，在中顾委诸老或关爱、或嫉恨的环伺之下，在小平同志的威望与智慧笼罩下，在"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胡耀邦语）的强劲潜规捆绑下，面对民间诉求，赵紫阳艰难地——应该说，也是十分勇敢与罕见地——发出了不一样的调子：首先承认自身工作的失误，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胀和社会不公。对"学运"，坚持认为：处理得好，将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革（见赵紫阳《改革历程》）。 对于当时（直到25年之后之今天）民间最为痛恨的腐败与权力寻租，赵不仅曾致信中央，建议从自己家人查起，还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专机、专列和蜂拥警卫"；并立意从最根本处下手：建议全国人大常委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赵当时或许没有想到，这姿态，是会引起他人——特别是邓家——强烈忌惮的…… 这是因为，"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见《改革历程》）。 邓小平不得不动手了。不止为驱散人群、收回广场，他还想要别的。 邓已经忘记北大学生在国庆35周年游行队伍中打出的那个用自己床单制成的横幅"小平您好"了么？已经忘记1976年丙辰清明时天安门广场树枝上挂着的叮当作响的小瓶子了么？ （三）回到1989 4月15日 胡耀邦离世。赵紫阳亲赴米粮胡同向邓小平报告（见《改革历程》）。 学生上街，"怀念耀邦"、"中国魂"等标语拉出。 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是，邓"摒弃前嫌"。他告诉总书记，一定出席胡的葬礼。 此时的邓，想到什么？ 十三年前"丙辰清明"的民众悼念，让身处最高权位的毛泽东（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一下子就敏感到："矛头是对着我的"——以悼念总理为名；"有人插手"——直指的正是刚被二次打倒的邓小平。 如今身处最高权位的，已经是邓小平自己。"矛头对着小平同志"！出此言者李鹏的嗅觉格外灵敏。 别的人呢？他们打算借这局势为自己一腔宏愿与一肚子不得意闹闹么？ 4月18日 这一天，粗疏的口号式政治抗议（而非单纯悼念）开始。风头最劲者，涌向新华门。针对"冲击中南海"行动，邓小平立即同意杨尚昆的建议，调38军部分部队进京保卫中央。 按照常委分工，这天具体在第一线处置的是乔石：坚持不扣帽子的劝说与调用公安清场。奏效。 4月19日 北京《新观察》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这是1980年代以来，在改革风潮中逐渐实现角色转换的两家报刊——联手召集在京的开明高干、舆论领袖等，开了一个"祥和"的追思会。 与会者藉怀念他们半个世纪的战友、他们蒙冤的总书记，从思念慢慢转向对蒙昧、对霸道、对无视规则之专权的批判，其力度已经远大于学生们的呼喊：他们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后一系列失败乃至罪孽的根源；跺到了"个人专权"与"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要命的痛脚。 从4月18-23日，邓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 和毛一样，邓应该算作是大时代的大政治家，而非平庸投机政客。邓最看重的，无疑是1980年代已经出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即将出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大权不可旁落，想要甩开共产党自己干，门儿都没有。 犹记86年底那次"闹事"，《人民日报》1987年开年的社论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说得干脆："学生再有闹事的，一律开除！共产党决不培养反对共产党的大学生！" 或许，还没到该出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整个北京传的是：小平同志认为，两边（即开明与强硬）"谁有本事谁解决"。邓的改革正推进到节骨眼，只望一切顺遂。有人闹事——以邓的意思，那就"快刀斩乱麻"。 这天，赵紫阳就访朝一事拜望邓时，特别谈了学潮情况和自己的处理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赵紫阳《改革历程》）。 广场局面胶着。对于知识人的自命不凡，对于盲众泛意识的恶，邓心里有数。 4月22日 邓出席了胡的葬礼。 年届84高龄、晚期帕金森病人。邓坚持站立一小时。 没有几个人知道邓在答应参加此葬礼之后，又恨恨地说的那句话："规格够高的了"。他的这一纠结不是一天两天的了。1987年初，一举拿下胡耀邦大功告成，自认把到圣脉的李鹏建议乘胜追击，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批判"，将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举全歼。邓当即喝止：他没犯什么错。淡化！ 葬礼当天，徐勤先任军长的38军部分官兵赴京维持秩序。广场和人大会堂前数万北京大学生彻夜聚集。葬礼期间，三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请愿，引发骚动。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4月23日 出访朝鲜之前，赵紫阳特别前往邓家请示。邓说了什么？据赵记录——邓说"等朝鲜访问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总书记的问题"；邓让赵"放心去。回来以后，军委主席交给你"。（见《改革历程》） 然而，就在这天，诡异的事情出现了——据李鹏日记，就在这天晚上八点半，一年前刚刚接受恩赏当上国家主席的杨尚昆"鼓励"他去见邓小平，说自己也同去——想来不会是去打桥牌。这"鼓励"，是杨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而为？ 查《邓小平年谱》，这一天空白。事实上，不仅这一天，从4月22日到5月10日，在北京和全国多处"炸了锅"的局势下，公开发表年谱对邓的活动均无记载。 4月24日 就在总书记出访翌日，暂时受托"主持日常事务"的李鹏，出手一个统摄全局的动作。这天晚上，他召集并且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听汇报，作总结，气势十足。共产党历年用来吓人的"定性八卦"全用上了：形势严峻、蓄谋已久、有计划有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本是中央委员、且任职常委会秘书的鲍彤，此次被排斥在外。鲍彤并非赵紫阳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亲随，如王瑞林之于邓小平。1980年，赵奉调入京担任总理，鲍彤是中组部为赵选派（而非他从广东或者四川带来）的秘书。 "动乱"二字在碰头会上出台。继而议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会议结束。李鹏宣布第二天到小平同志那里，"请老人家听一下常委汇报"。（见《李鹏六四日记》) 后人读史到此，难免油生疑窦： 23日李鹏送赵赴朝访问，赵在回答李鹏"还有什么交代"的时候，明确说"对于学潮，我还是那三条意见"（即已经邓首肯的"三条建议"：1，追悼会已经结束，坚决劝阻学生上街游行，马上复课；2，尽量避免流血，但打砸抢要依法严惩；3，对学生积极疏导，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各种形式的对话），怎么不过一天之后，政治局齐刷刷地全变了主意？ 其实，对赵不利的迹象早已出现，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赵本人当然也蒙在鼓里。 这也就是说，这个"反革命动乱"的定调，很有可能是在23日晚上，而不是等到政治局常委正式汇报的4月25日上午才发出——那已经是在照着脚本演戏了。 这里，尚须补充一点具有启示意义的细节： 这年4月初，80年代活跃在文化界的张郎郎听到华润在香港的中国广告公司总经理胡文善——胡那时更重要的角色，其实是该公司派到邓家专事打点这家成员杂事的跑腿，比如邓林香港开展卖画，胡便邀阔佬前往，然后在阔佬出手时再在定价后边加上一个0——在审看赠送即将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礼品像册的时候，胡几次开口"他（赵紫阳）的（照片）别太大，别放这个（重要）位置"。张记得自己当时心里一惊：怎么，赵在邓家已经不被看好了！ 再有，鲍彤曾记得，邓家女儿在学运前曾专门上门要求总书记身边的鲍彤出手制止社会上"彻查康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组建的公司）"的动议，不意竟遭到鲍的拒绝。她最后丢下了一句糙话"老娘不高兴"（25年后，鲍彤对此仍是一头雾水，不知这"老娘"所指何方神圣）。是否可以由此推测，早在十三大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之后的1988年，邓家女眷已经有要总书记"挪挪位子"的议论了？ 4月25日 在党的总书记不在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会在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的家里召开了。听汇报的邓小平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定调：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不要怕什么国际舆论什么经济制裁。共产党人从来是什么都不怕。"（见《李鹏六四日记》） 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俗称"4-26社论"），正式把春夏之交这场借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定性为"动乱"——镇压开场了。 4月27日 1989毕竟不是1957。中国变了。中国人变了。中国青年，经历了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十年，不打算再在政治恫吓下屈服。 绝不认可"4-26社论"！数万学生在百万市民的夹道瞻顾下，以平和而坚定步伐通过一道又一道（北京警察、武警、包括军队的）拦阻线。 旨在抗议"4-26社论""动乱"定性的"4-27大游行"秩序井然。这本是八九风波里最可播扬的亮点——无论民众还是官方；无论组织者还是军令发布者。 4月30日 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 在平壤，当他得知"4-26社论"时，曾回电"同意小平同志决策"，但具体究竟是坚持他提出的"三点意见"，还是坚持邓的"反对动乱"，不得而知。 然而，如此重大与紧急求见，居然遭挡驾：一连十多天。邓家大秘王瑞林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中苏最高级会晤定于5月中旬举行），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对此，赵紫阳没有过丝毫怀疑，只有"请阎明复（时任统战部长）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自己的想法转告。 这期间间或有话从邓那里传来：鉴于社会反应，邓周围的人也感到"4-26社论"的问题，希望事情"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弯子"，具体做法，"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顶好不要找邓，万一不同意，反而难办。（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从4月底到5月11日，赵一直按照此精神办理，正如他在5月4日的"亚银"讲话中所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 问题是，小平同志在哪里？ "重大决策的掌舵人"从上下左右视野中消失了十多天。受制于不同元老的常委们，在"4-26社论"背景下各怀拳经、艰难运作。 对这"消失了的十多天"，除了民间研究者的推测，官方（包括军方）没有一个字透露。 5月4日 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并针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发表了"同中央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 5月6日 赵紫阳提出呼应学运的合理部分，"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5月11日 除去近随，在对几乎所有人——包括赵紫阳——保密的情况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十多天的邓从外地回到北京。杨尚昆获准前往汇报并聆听。由此，邓得知了赵的"亚银"讲话；得知了讲话之后上上下下的反应——包括李鹏在内的常委们、官员们和知识分子们，都认为"很好"——在北京的许家屯曾写条子给赵："杨尚昆对这个讲话极为赞同"。 邓得知局面依然胶着。邓还得知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建议人大常委在六月份的会议上对此次学运做专题研究。（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5月13日 在求见邓小平13天之后，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终于得以前往觐见这位党的军委主席——杨尚昆陪伴。 恰在这天，趋于和缓（间或拉锯）的局面被突破——绝食学生进占天安门广场。 此时聚积在邓心中的，除却恼怒，更多的，或许是焦急——中苏最高级会晤在即。 无人能够否认，中苏两党两国能突破毛的任性而走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一步，可谓运筹擘画十载，是邓内心的巨大骄傲。一生成就之高峰揭幕在即，却遭逢如此尴尬。 元老们（陈云、李先念、还有从头至尾一以贯之视"犯上作乱之众"为齑粉的王震）再度施压："党内思想混乱"、"出现两种声音"等等。到这时候，邓对赵并未严厉责备，只要求"尽快拿出办法"。邓当然也没有忘记强调"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见《邓小平年谱》）。 赵能拿出办法么——当邓坚持视国民为子民的中共法统，无视民意诉求，坚持不从"4-26社论"退步，坚持"坏人挑事"说时。 改革离不开邓的专权，对此，赵紫阳比谁都清楚。将他从四川调入北京，担任副总理、总理、总书记，哪一步离得开邓？意识形态领域掀起的一次接一次风浪，没有邓的一言九鼎，顶得住么？ 赵没能拿出办法。 （四）这三天 5月16日 中国最高领导人次第会见戈尔巴乔夫：杨（15日，机场）、邓（上午见，中午宴请，人大会堂）、李（下午，钓鱼台）、赵（晚，钓鱼台）。 中联部与外交部相当紧张：接待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是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会见为主，还是与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会见为主？讲究规格仪礼的外事活动，怎么个处理法？ 尽管中联部已经照会苏方，与邓的见面是所有会见的最重头，但对方还是心有狐疑。会见最后排序：邓在先，赵在后。外交部也很紧张，只好定出"淡化处理，既不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 中联部与外交部不知道的是，早在三天前的5月13日，在总书记上门请示小平同志有关此次会见的时候，邓已经明确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戈尔巴乔夫如期抵达。因为广场被学生占领，这场准备了近一年、引起世界关注的大事，国宾欢迎仪式只能临时由天安门广场改到机场举行。 不知出于隐忍还是淡定，在这天上午出场的、曾在60年代主持过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九评苏共中央"写作事宜的邓小平，表现得兴致很高、谈锋甚健，脱稿历数中苏历年恩怨。最后，在客人既没见到总理也没见到总书记的情况下，邓握住对方的手："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邓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傍晚，总书记出场。赵心里惦记着三天前小平说的那句话，于是——据赵后来回忆——"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小平同志掌舵，最后的决策人是小平同志"。 宴请结束，赵立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局面如何疏解，双方依旧纠结在"4-26社论"。对于寻找机会将他置于死地的对手，赵似毫无察觉——哪怕李鹏相当不寻常地不许鲍彤如往常一样列席会议。 在会议结束时，总书记下的决心是：必须改变对学潮的定性，由自己承担责任，明天直接"向小平同志说明这次学潮真相"。 赵是不是依旧相信邓对改革局面的珍惜？相信自己与邓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认知与道德底线？ 这天的政治局常委会，直开到凌晨2点。艰难地、几经拉锯地定下"赵代表常委，对广场学生发表《停止绝食书面谈话》"——此"谈话"一一列出五名常委的名字，内含爱惜与期待，但"4-26社论"精神已不见踪影——这是赵做了多么艰苦的努力才争取到的！广场上亢奋的抗议者却毫无反应。 直到此时，还未见一个人对赵--戈会面提到"小平是最后决策人"提出质疑。（以上引文均见《改革历程》） 这天，知识分子筹划有时的《五一六声明》发布，声明以北京知识界的名义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 5月17日 凌晨，赵求见邓：希望单独见。邓办通知他下午再说。 "向小平同志说明这次学潮真相"——最后的机会了。十三大以来的政治经济局面，不都因为邓小平最后把舵？这，赵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自1980年4月调入北京，九年以来，赵稳扎稳打，而且特别顾及"意识形态脸面"地只谈经济体制改革——邓对赵因此鼎力支持；对于政治改革，邓的意见和底线，赵不仅清楚，也不曾掉以轻心。这样的局面，太难得了。失去，太可惜了。 下午，赵的求见遭邓拒绝。似乎是，通过自己的特别渠道，邓小平已经被"下了小话"，已经没有了单独见他的必要（见《改革历程》)。 下了什么小话？时任国台办主任丁关根后来对李鹏说，这天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见《李鹏六四日记》） 广场几近沸腾。"邓小平下台"标语（大约在10时）第一次出街；临近中午，直指邓小平为"老迈""昏庸""垂帘听政"皇帝的《5-17宣言》出台，其起草者：曾任社科院（俗称"党中央智库"）政治学所所长、曾在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的严家其。 这天中午12点前后，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下午，政治局常委会在邓家召开（杨尚昆、薄一波参加）。 诸常委焦虑地一一议论之后，邓给出结论：紫阳同志的亚银讲话之后，学生闹得更凶了……接着，邓对"学潮"给出了远超过"4-26社论"的判词： "这次事情不一样……一些同志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止那些学生，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见《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在他的发言里，再次点鲍彤的名，说赵的亚银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联想到16日晚李鹏超乎寻常地不许鲍依惯例列席赵召集的常委会，联想到邓在讲话的最后发出"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之后，"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十天之后，鲍彤即以诬指的"泄密"遭捕——此刻，是不是在某个更小的圈子里，"4-26社论"所指的"后台、黑手"终于锁定（见《改革历程》）？ 姚依林在会上率先提出，赵见戈尔巴乔夫时"把小平同志推出来……无异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这是十三届一中全会的一致认定。这一"一致认定"虽从未正式公诸全党和国民，但赵见戈氏前也数次在兄弟党和来访国家首脑间公示。这次赵--戈会见之前，赵曾就此专门请示过邓；四月中以来，中共要员在会见工人和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的时候，都曾专门讲过这一点。为什么到了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一句不仅全党默认、而且正在践行着的事实的话，竟变得如此大恶不赦，变成了"赤裸裸把矛头对准敬爱的小平同志的反革命宣言"？（见《陈一咨回忆录》） 在软禁中，赵回忆说："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这段按照他的意思、而且事后反应很好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见《改革历程》） 对愈演愈烈的局势，邓给出结论：当局不能再退。邓"郑重地向常委会提出"：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 说是向常委"提出"，在场的没有人认为这不是最后拍板。总书记当场表示"对此难于执行"，只能"服从党的组织纪律"。 在赵紫阳不同意戒严，甚至要求辞职的情况下，邓小平"指定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 到最后，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 "上次"？说的是不是4月25日？那回，李鹏一干人前往邓宅"向小平同志汇报"。邓听后同他们讲的，应该算是内部交底吧？而李鹏的做法是：当天夜里就把邓的内部交底向各级干部传达，并立刻将其写成社论发表。李鹏闻戒后连连说：不会！不会！（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实施戒严，有了邓的明确"提议"，如何具体部署？晚上，常委们到中南海勤政殿继续开会。到了最后，对戒严与否，就算邓已经发话，五人意见依旧统一不起来：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邓的戒严"提议"，竟然在中国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常局常委会上没能得到多数同意。 赵紫阳请求辞职——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职权行使，事实上已经画上了句号。党与国家命运的决策，即使在形式上，也无可掩饰地转到邓小平（外加元老）手中。这回，年届八十有四的"老爷子"，不得不亲自走上一线。 邓是否知道，为了改革能在老人政治中向前推进，赵一直"靠小平同志的威望"、即所谓"跪着执行"。此刻，是否对平民动用武力，已经触到了这名政治理想家的底线。有些理念，比如内心深处对自由与正义的坚守，是不能拿来交易或者玩弄的。也就是说，赵不能做到像邓在林彪堕机后给毛写输忠信那样——在口头绝对服软，至于以后，那就再说了。 也许，邓在等着赵的告饶。可赵无动于衷。 一手亲选的人，居然不一致紧跟……对邓说来，是不是有些意外？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还没等他们晚上开会，邓已经自己动作起来：召集"三大佬"——陈云、李先念、彭真，秘书们也立即通知军委常委们外加王震、邓颖超：次日（18号）上午召集中顾委和军委常委开会，通报政治局常委的戒严部署。 广场那边呢，在这十多个小时里？ 《5-17声明》起草人严家其后来说：《5-17声明》将郁积于胸腹之中对专制体制的憎恶，尽情挥洒出来： "清王朝已经灭亡76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4-26》就无法否定……" 这篇檄文，17日凌晨之前就完成了。推算起来，此件被遍布各处的耳目"报送中南海"时，也许正是赵希望单独见小平而遭拒的时间档。 这一声明，"在决策圈引起强烈反响"。"是日晚邓家人坐在一起。邓脸色凝重一言不发，看着《5-17宣言》。全家一致认为：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来，把我们剁成肉馅了。"（见《陈一咨回忆录》） 5月17日——"八九六四"最关键的一天！ 图穷匕首见。中共最核心的问题此时现身：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5月18日 这一天凌晨，一线的领导人到距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几家医院看望因绝食而被救治的学生。赵返回后，分别在上午和下午给小平写信：一封请求辞去职务；一封请求邓再考虑，改变戒严主意——两封都被杨尚昆劝阻。（见《改革历程》） 这天上午，李鹏在11点与学生代表对话并现场直播；杨尚昆则召集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戒严决定。 甩开了坚持"和缓、协商"的总书记，中办几乎瘫痪，军委和国务院依照指令动作起来。 邓呢？有没有动作——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 毛泽东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将规章玩弄于股掌：党内外种种组织、机构、名号、小会大会、书记处工作会、政治局扩大或者不扩大的会议……不过是毛专权的行头：或撮或撇，完全根据情势需要。 这回，到了邓时代，由邓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会，居然拒绝紧跟他的"戒严"决定，这太意外了。但决心已定，话也放出去了，邓小平效法恩师，一招不成换一招：召集顾问委员会，换个方式通过。 按照小平建议的"部署"：戒严命令将于5月19日内部宣布；21日凌晨实施。杨尚昆负责具体规划。最后，邓小平签署命令：三大军区及武装警察约十八万人于5月19、20两日，进驻北京地区的目的地。 说是"戒严第二天宣布，21日实施"——事实上，没等他们决策，三名军委常委上将刘华清、洪学智、秦基伟也还没有表态，杨尚昆（包括下午参加"戒严工作会议"的李鹏、乔石）已经动作起来。 杨尚昆上午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拟定出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的进军命令。邓签署后，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指示总参谋长迟浩田立即与三大军区司令员最后确定"每一个集团军的有关师团进京名单、进军具体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间、戒严主要事项等实施细则。（以上均见《李鹏六四日记》）" 命令发布。有"万岁军"之称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 对此，徐后来曾对李锐等人有过"交代"： 北京军区于当天在驻首都的军区大院，以"作战会议"的规格，传达军委命令。 蹊跷的是，并没有什么会议，而是"一个野战军一个野战军的来"听命令，每个战斗单位"多少人，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北京，指挥所设在什么地方，带什么武器，带什么装备"——任务部署明确具体。 面对执行传达命令的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38军军长徐勤先说："你们亲自给军里边传达去，我不管。"周说，你是军长，你怎么能不管？徐："军队是党领导的，没有我还有别人呢。" 多年后，徐勤先追述："局面僵持着。他说，你还是传达吧。我沉默了一会，我说你给我个文字命令。但是他也把我堵了，他说打仗的时候先口头的，完了以后再给你补文字命令。这个他说的也对，军队有一个口述战斗命令（的军规），而且口述战斗命令在前，就是我布置任务口述的，任务部署完了，这时候根本没有文字的，文字的是后下的，可能仗打完了打差不多了，才下去。所以，他这个说的也对。我朝他要文字命令也对，他驳的我也对。僵持了好长时间。" "最后，我还是到作战室用保密机子把命令传回去了"——从北京传到保定38军军部。"传达完了命令我表了态，我说我不同意。我都跟他们讲了：我不同意，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 "抗命"之后，徐勤先被送到军区85楼招待所。在那里，"我想，我在这儿呆着还干什么呢？我就给刘志华同志打了个电话。我说政委，命令我传达完了，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我回总院住院去。刘政委还说，好吧，你安心养病吧。我就走了。" 这就是徐勤先的"抗命"（徐因此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徐不知道如此行事的后果么？当然不是。因为，在与周司令员的僵持中，徐已经说"你上级命令我当军长，你可以撤我嘛！"但徐同时又是一名中共党员，也清楚地记得1980年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徐说，《准则》"其中有一条，无条件执行的条件——除非是会立即引起的严重后果的情况，必须无条件的执行。这就是说，政治上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你都应该是下级服从上级。但是什么东西可以例外呢？就是立即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对于这次的军令部署，徐勤先认为，"这个事和打仗不一样，这是个政治性的事件，政治性的事件不能这么办。" 徐如此认识，并非无根无据。从学潮一开始，38军就在北京执勤，5月16日碰巧徐又因突发性肾结石在北京住院。对北京市内的情况，徐是了解的："矛盾很激烈，这样的话非发生冲突不可。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明显当时的状况不适合用激烈的办法解决，还是用谈判对话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政治问题。" 而依照军令武装强行推进——"这样的话，非出事不可，就是军队和群众发生冲突。发生冲突无非就是流血。因为他已经明确带枪带子弹，带枪带子弹肯定要出问题。""带枪带子弹就是为了要镇压，因为邓在这之前有好多讲话，'我们有300万军队'；'不要怕流血'；'不要怕名声不好'——他的狠招儿已经出去了。" 在命令传达的当场，徐勤先就明确讲出他的意见："我说最好收回成命，好好研究研究，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国务院，好好研究研究，这问题不能这么解决。" 当晚，此情被报告到中央军委。杨尚昆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立即赶到保定38军驻地，以保障该军党委成员坚决执行军委命令。 邓小平当然随后即得知。他只原则上说"军纪严，军心齐"，让杨尚昆去处置。 军长"抗命"，这是邓小平自学潮以来，遭受到的第三个"当头棒"。第一个是"4-26社论"之后的"4-27"大游行；第二个是他明确发令之后的常委会表态，居然多数拒绝紧跟；这是第三个：王牌军军长抗命！ 三个当头棒：民心、党心、军心！ （五）又三天 5月19日 如果说前三天，就"戒严"而言，是提出与决策，而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与实施的时刻。 《李鹏六四日记》载：这天上午10点，应召赴邓宅"开会"的，是部分元老、三名政治局常委、三名军委常委，外加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 据李鹏"当时的记录"，邓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 "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 "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本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情况已好转，学生已决定复课。赵紫阳5月4日讲话是一个转折点，学生闹得更凶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参加的人范围小一点，人少一点好。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鹏、乔石、宋平负责，参加会议的名单也由他们提出。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妥。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 "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据李鹏之所记，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许多人注意到，文革后复出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对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之名拢起自己的人号令全局，早就一肚子的不甘。与邓联手成功闹掉胡耀邦之后，他们对学潮这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更是心中暗喜。他们最怕的，恰是学生没闹到他们的目标达成就住手。40天来，台上台下不停捣鼓，到了"大乱子，赵酿成"胜利在望，即只差最后逼邓小平出演最后一场：组织解决（赵紫阳胡启立出常）。然后，他们再一个个道貌岸然地拎出自己亲信排座次，分果果。 这天凌晨，赵紫阳终于冲破"一再阻止"，依照中办安排，到广场和绝食七天的学生们见了他公开露面的最后一面。正是在这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他那带有河南滑县口音的几句话流传全国以至回响到今天："对不起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下午，他接到"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包括不知何人起草、与他的意见完全相违、却需要他来宣读的党的最高领导人讲话稿。 赵拒绝出席。 这天下午，广场人头汹涌，"来京声援学生已达六万余众……'戒严''军队进城'的传说纷至沓来"（见张万舒《历史大爆炸》）。 也在这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常委报告送达中办：鉴于当前严峻局势，建议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会议。虽然是中共党组的报告，但人大十一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对此均一致赞同。（见《李鹏六四日记》） 也是在这天下午，属于"改革智囊"（即体制内改革精英）的"三所一会有关反对戒严决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发布。尚可称作体制外具有独立意见和运筹能力的"公知"（陈子明、王军涛、周舵等）站到了第一线：在蓟门饭店成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晚10点，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宣布"政治局常委戒严决定"。偌大北京，开会的地方都不好找了，动员大会最后定在军队总后勤部礼堂召开。 简单的主席台，一排七把椅子，坐了六个人：第七张是一把空椅子——总书记赵紫阳"身体不适，请假"。 乔石宣布开会。与前番原则性的空洞恫吓不同，在这次会上，北京最高领导人（市委书记李锡铭）点了一串"幕后黑手"的名字：方励之夫妇以及海外的一些人。 李鹏的"主报告"中的一个亮点，是在尚未点名的批判中，将赵的罪错定在了5月4日"亚银"讲话的"分裂党"。 下边本应总书记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讲话。但是无奈之下，小平同志与政治局常委会的联络员——杨尚昆不得不上前脱稿做即席发言。杨说北京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且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回调兵的"不得已"，以及"绝不是对付学生"。 如果不是对付学生，那对付谁呢？用二十万正规军！李锡铭点出的"幕后黑手"多在境外啊！ 邓小平的戒严这步棋，谁看得透？ 散会。与会者离开总后礼堂的时候，"从东南西北各路进京的军车，在各个重要路口，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堵截"。（见张万舒《历史大爆炸》） 5月20日 到北京执行戒严的部队依照命令开进，但无法进入预定目的地。 下午，杨尚昆主持军委和戒严部队负责人会，做出"从次日起，部队转入休整状态"的决策。李鹏在日记里对此解释说：受阻部队原地休整，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队，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5月21日 这一天，军队中张爱萍、萧克等八位上将联名给戒严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发信："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军队不要进城"。这些空有老资格但并未实际执掌兵权的老将一时之激愤，难阻戒严。 这天上午，"因病请假三天"（19日-21日）的赵紫阳"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杨尚昆拒绝了赵的建议。（见《李鹏六四日记》） 杨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兼邓的大管家，对邓的态度有十足把握。终生不喜欢虚套的邓，与毛一样，视人大政协为安排些名人和 "退下来"老同志的窝窝。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过："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此情，赵紫阳岂不知？但必须制止流血，这在他心头已是重中之重。从1987年代理总书记，到十三大之后任总书记，在推进改革的每一道坎上，都是邓在支持。这次，从胡耀邦追悼会前后，到5月13日广场绝食之前，邓对赵"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之意见，不仅"原则上表示赞成"，更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 在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已经无法工作的情况下，赵只好全力推进另一步棋：必须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启动《宪法》，"由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赵紫阳早在5月6日就已经正式提出——呼应学运的合理部分，"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接着，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赵又对此一再强调。其后，人大委员长（同时也是政治局委员）万里及时做出呼应："6月20日左右在北京召开人大常委第八次会议"。 在21号这天，人大委员长万里无疑已成为各方争夺的人物：何时回国，何地降落，回国之后人大如何运作……显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没有得到多数票通过的戒严决定，如果再触礁于人大这块突然变硬的"橡皮图章"上，那么，接下来的政治局面就更加复杂化。 为此，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彭冲已经动作起来。 5月19日，彭冲（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曾就"提前召开第八次人大常委会（原定6月20日）"的问题，召开了在京"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共11人）。委员长们一致同意将提前开会的提议上报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然而，中央无人批复。 而据赵记载："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外交部长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见《改革历程》）" 志在必得的李鹏，这天也相当紧张。据他自己记载： "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见《李鹏六四日记》）" 这里传达出两个信息：李促最高决策层依照章程换将，俨然已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再一个，"大军进入北京（会）才能开得有把握"——一曰政治局扩大会，必须在武力炫耀下召开，即"动用二十万大军威慑人大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堵死反政变的渠道"；二曰，也即毛泽东"整肃党内高层反对者"的法宝：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 这一天，已推进至北京周边的戒严部队受命休整"暂不进城"。 （六）从休整到清场 5月22日 戒严部队被"围阻"在北京中心之外。 到此时，《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的重要性空前凸显。 数日来，彭冲、胡绩伟（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社长），加上由四通公司创办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一直在分别行动，就"万里立即回国"、"提前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以开会讨论戒严的合法性，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到戒严令发布的第三天，已经征集到57名常委签名，这已经超过了开会所需要的经法定"三分之一"（委员总数156）常委会委员提议的人数。 这天，未被"八老"免去的职务的三名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下午紧急开会，讨论接下来如何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解决组织处理赵）。按照邓的部署，此会应放到一周后——"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见《李鹏六四日记》）。 5月23日 在这几天里，京外的省市第三层领导（包括江泽民）纷纷入都，由中央第二层领导一对一分别谈话：形势、决策、应对措施，让他们一个个表态。 民间，由新闻、出版、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及文化界代表组成"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并发布成立宣言：《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同时创办《新闻快讯》。"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后来又有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建立了关系——他们组织起来了！ 组织起来，这可正戳共产党心窝。 5月25日 这一天，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 万里应召提前回国——但没被允许落地他的工作地北京，而是被飞机载到了上海。"中央派丁关根同志到上海迎接万里同志，向他传达中央5月17日会议情况，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见《李鹏六四日记》）"。 丁关根是上海交大毕业生，一直稳当低调地在铁道系统任职。1982年秋，丁还只是铁道部计划局局长助理。这位邓小平的桥牌牌友，幸得火箭式提拔，其后五年间，已升至政治局候补委员、铁道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无奈此位子尚未坐热，即以列车出轨等铁道事故而循当时其他部委首长被问责辞职的先例而引咎辞职。但是，与先前得咎辞职的其他部委首长不同，丁虽辞去了原职，官阶却接着升：中央书记处书记、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对台办主任，直到此刻担此重任。而且，人们后来已经知道：丁确确是不辱使命——万里同志站到了党的一边。 万里怎么就听他的了？让我们等着这百岁老人的自述吧。 5月26日 这一天，陈云主持中顾委常委会"向全党、全国人民表态"。到会的22人——包括曾经致信反对戒严的上将们都"一致坚决拥护"。83岁的陆定一没有象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那样拍案而起，而是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张爱萍、黄华等五人"因事因病"请假。 至于这天下午彭真（丁关根、阎明复陪同）与非（中共）党员副委员长的"座谈"，已属中共运作娴熟的统战应酬：喝杯茶、摆摆花——七位德高望重民主党派领袖当然也"一致拥护"戒严的决定。 5月27日 这天，由党为人大委员长起草的《万里书面谈话》发布，宣布那千呼万唤的人大常委会议将于6月20日左右召开。至于李先念以主席身份召开的政协会，本属老生常谈。 这天，"动乱"的"黑手"终于被揪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自1980年即担任总理秘书、总书记秘书、政治局常委秘书的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鲍彤。纠黑的举措是李鹏将一份国家安全部"报送"的"最高机密"《要件》紧急批阅，然后立呈小平、先念、陈云："鲍彤泄露了戒严的最高国家机密，蛊惑人心。建议立即予以法办。" 邓说："鲍彤这人我不熟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责难逃。李鹏主张立即法办。" 不熟悉？邓本人或许如此，但邓办、邓家，就不能这么说了吧。学运开头，在游行者要求彻查康华公司的时候，邓家女眷专门找到总书记大秘鲍彤希望通融，但遭碰壁。当时还丢下一句村妇骂架的狠话……回去没对老爷子说么？ 或许这些都上不得台盘。此刻既然邓发了话，李鹏立即亲自下达逮捕令——中组部部长宋平现场执行：谈话后，直接将鲍彤押送秦城。 5月28日 这天晚上，李鹏见了丁关根。李鹏在当晚的日记中记载："晚上，我和（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同志谈话。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 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 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 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你们态度坚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下台。 到5月19日因赵主动辞职，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李鹏写道： 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陈云和李先念同志还先后对我说过，国务院任务十分繁重，你已经开始熟悉这一工作，比较之下，由你继续担任总理更合适一些（以上均见《李鹏六四日记》）。 看来，党的总书记究竟如何产生，这至少与《党章》所规定的产生程序不一样。 5月29日 以主持编辑对80年代启蒙具有重大意义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包遵信披露出一件他在这天亲历的事： 深夜回家，他发现邓的长子邓朴方的密友何维凌留下的一张条子："无论多晚回来，都立即回电话。"包立即拨打，接通时已是午夜。何接听后立刻赶了过来。 一见面，何维凌就说：能否劝王军涛他们，动员学生月底撤离。原则是"别让老爷子一口气咽不下去"。老爷子"气咽下去"了，杀戮或许能够停止，办法是广场打扫出一块地方，学生代表和军队长官都讲几句话，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团结和解的气氛"下把事情了结。 包问何，你到这里得到谁的指令。何说"都跟朴方说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的首肯，杨家也知道。" 第二天早晨，包遵信赶往文化书院（负责协调天安门广场行动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所在地）通告此事。大家听后觉得事关重大，当即决定了联席会议具体联络运作人：刘刚（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人员）、刘苏里（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王丹（北大学生）——其实刘刚他们这几天一直忙的，也是这个：人员撤出广场，军队进来也白来一场。 包遵信立刻给何维凌回电话——再也无人接听。"几天之后我才知道"，包写道，"他从我家回去以后就被捕了。"那时，是5月30日丑末寅初。（见包遵信《六四内情——未完成的涅磐》、陈一咨《陈一咨回忆录》） 何维凌（后被放出国，90年代初死于墨西哥的一场车祸），"六四"之前即遭拘押的第二个人。何的逮捕令由谁签发？也就是说，谁不许邓家的代表出面制止可能发生的惨剧？ 5月30日 江泽民突然接到中办紧急通知：下午抵京。化了妆的江泽民甫下飞机，即依照杨尚昆安排，分别拜会陈云、李先念。见邓，被放在次日上午。 这天，"全体撤出天安门广场"计划，在最后一刻出了意外。至此，撤出广场的机会全盘落空。 接下来，广场"自由村"安营扎寨、民主大学成立、民主女神像耸立…… 曾有文章说，坚持不撤的柴玲成功逃脱赴美之后，接受访问时，对她当时坚决不撤的举动曾作如下解说：是赵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抑或智囊，授意她这样做的。 时至该日，"赵身边"还有谁在上班么？难道什么人顶他们的名在联络广场学生——不撤离？ 5月31日 这一天，邓先见了李鹏和姚依林，主题是"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此会见刚完，旋即接到陈云处通知——两人立刻过去。 李鹏记载："通知我到陈云同志处。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穷都在，一致同意赵紫阳不能保留在政治局，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 问题是，在如此紧急时刻就如此重大议题做决定，为什么把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乔石抛在一边？ 6月1日 这天早晨，外地大学生联合会的总指挥连胜德，在广场上宣布大撤退，还打算召集记者会。按照封从德的记载，此举"幸为外高联同学所阻，当即罢免了他的总指挥职务"。北京"高自联"的封从德说："此前一、二天，有个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的秘书，到广场指挥部来对我们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要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广场上还有不少人随时可以听从你们的调遣。" 封从德说"这个国办秘书为外高联的领袖在北京饭店包了房间，而从那时起，连胜德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敌我界限分明的他和柴玲，遂决定"更不能撤离广场"，而是要"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 那个主动联络学生、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秘书究竟是谁，在李鹏日记里没有记载。 6月2日 宣布戒严第十三天。在这十多天里，党内顶层人事调整，各派势力已达成一致。中共元老决定清场——邓小平主持。 这天，在李鹏"对局势的汇报"里边，主要对手已经由赵紫阳变为"非法组织"、境外反对势力、港台财金支援。 邓认为当前的局面有可能导致"全面内战"。杨尚昆再次强调"以和平方式在天安门清场"。大家一致认为"清场行动"越早越好。 邓最后发话（还没忘冠以"建议"）： "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清楚，责成其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 下午，杨尙昆召集"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发布3日零时进入"攻击出发地，向警戒目标开进"命令。 下午16时，戒严部队接到"如遇阻拦，采取一切手段"命令。 午夜，一辆无牌照但暗藏器材的武警部队吉普车，在木樨地冲上人行道，发生三死一重伤车祸。由此，军队进城的消息广泛播扬开来。 6月3日 凌晨，戒严部队开始准备行动。 下午，常委和军委制定清场坚决措施。 晚10：00，各路部队奉命开进…… 这天，曹思源（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被抓捕。曹一直在运作人大常委会提前召开事宜。曹自述其宗旨是："开会总比开枪好。" 6月4日 子时，各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连续广播。广场上十多万市民学生，剩下数千名。 丑时，6月2日"咸与绝食的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由红十字会医生陪同，出面与金水桥边的部队谈判。 38军112师336团政委季新国上校出面接应，许诺立刻报告。 正在此刻，"准备清场"时间（4：00）到。广场上灯光关闭。 数分钟，命令下来，双方决议达成：留出广场东南口，尽快带领人群撤出。军队在限定时间内不开枪。作出这一决策的，是从38军序列到天安门指挥部、再到中南海，决策由李鹏、乔石和杨尚昆当即做出。 那天晚上的伤亡数字一直是个谜，各种说法都有，从几百到几千……"天安门母亲"核实的数字已经有200多人。 在六部口，有坦克追着撤离人群的一路碾压…… 还有，"暴徒"对军人、军车的暴烈行为…… 徐勤先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在戒严决策刚刚达成时所预料的情形，终于未能避免。 李鹏记载道：寅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人民"？新华门影壁上那金光闪闪的大字么？ 6月6日 下午，"反革命暴乱"平息之后第一次元老加新常委班子的会议，在西山举行。邓小平再谈"四项基本原则"，再谈"稳定压倒一切"。 在这次会上，确定了6月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6月23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走一趟以合法方式认定他们已经非法干下的事情的过场。 江泽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发表——谰言归谰言，国人受到十足威慑。 6月9日 震惊世界的"六四"平暴结束。 邓小平在王权象征的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武力宣威功臣——"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捍卫者"、"最可爱的人"。 邓再次说：在平息暴乱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应该搞得更好。 "六四"——尚有多少待披露、待剖析的"绝密"啊。对自己国度的历史，中国人有知情权。 中国人民要求真相之上的正义与和解。 我们等着。 等着这样一天的到来。 更正：本文此前一个版本将38军112师336团政委误写为季兴国，应为季新国。 戴晴现居北京，是自由撰稿人。"六四"时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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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从碾压身体到摧毁思想 Posted: 08 Jun 2014 10:33 AM PDT "六四"25周年之际，媒体揭示中共镇压在继续，而且更新换代：昔日在广场碾压身体，如今在每个人的家中摧毁思想。 香港纪念六四25周年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坦克隐去，独裁依旧》，作者沈舟指出，"二十五年过去了，一党专制的淫威不减，不同的是，坦克隐去，'法律'登场：通过 等罪的污名化，将良心犯贬低为等同流氓的刑事犯。昔日钢铁的坦克只能在广场上逞威，而今'法律的坦克'却可以肆意开进任何一个被当局认定为滋事者的家中，去辗压人心，摧毁异议。六四事件并没有结束，血腥的天安门广场在扩大：整个中国变成了思想的屠场。" 沈舟提出，被中共"代表"的"中国文明"应该得到世界的包容吗？如此恐惧心态，如此粗暴行为，体现了何种"政治文明"？文明的包容不仅是不同政治共同体的交流互鉴，更是共同体内部多元思想的求同存异。一个对自己公民基本权利充满"傲慢与偏见"，在多元世界中坚持一元政治（独裁）领导的政权，就是中国求得世界包容的"最大障碍"。 "六四"是屠杀，而不是"事件"或"风波" 香港《明报》发表对知名美国学者林培瑞的访问《记着八九年，到底还有意义吗？》林培瑞说，"八九对我的影响相当大，因为他 影响到人，不单中国人，是人的价值观的底层。你说不说真话，你要不要正义，你要不要公平，你要不要把坦克、机关枪来杀那些为了正义而示威的年轻人。" 林陪瑞 研究文学的林培瑞教授说，"我很反对西方的一种看法，认为有一种纯艺术，其实是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价值观，那是假的研究。""你的社会公不公正、你的社会说不说真话，这是我认为广义的政治。""从这个角度看，文学和政治就是同一个东西，融为一体。"他指出中共玩弄语言游戏的诡计。"我谈六四最多是在正常的课堂里，我没有开一个演讲系列。我都是用massacre屠杀，我不说是事件或风波，不管在什么场合上，我坚持用屠杀，不让步。" 中共教育：反抗天真而徒劳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生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人来说，上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改革之初，在学生中广泛传播并把他们凝聚起来的爱国主义自由化思潮，与统治了之前几十年的政治狂热一样遥远。"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被遗忘的天安门》中，高雨莘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在把政治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的同时，也把我们的精力引导到他们许可的其他目标上，例如发财致富。" 抗拒体制是天真的 "共产党通过对教育体系的控制和对敏感信息的渠道的封锁，成为扭曲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理解的罪魁祸首"。高雨莘同时指出，"尽管如此，就连那些充分意识到当局在从中阻挠的人，也少为寻求真相、推动变革出力"。 高雨莘说，"现有体制已经早早地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观念，即反抗这些阻碍既是天真的，又是徒劳的，因为反抗的效果很可能微乎其微。绕道而行和妥协让步能帮助我们前行，而在这个社会里，落于人后的代价，无疑远远大于公权力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微小损害。" 台湾政治自由更诱人 "我原本预计在五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半入境香港，却在赤鱲角国际机场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官员告知，我的入境许可出现问题。"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华人民主书院董事曾建元在《自由时报》撰述自己前往香港参加"六四"研讨会受阻的经过。香港官员宣布，他所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中国旅行社核发之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为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以不明原因通知注销。 曾建元说，"如果以后台湾学者或其他同情中国民运的外国学者可能遭到香港拒绝入境，连带一般各国人民单纯入境香港都可能遭到北京的政治审查，然后香港政府的行政处分可能以莫须有的理由做出，香港的会展产业、自由港地位还维持得下去吗？一国两制岂不是名存实亡了，那这样的香港，还有何迷人之处，称得上是东方之珠吗？" 曾建元认为，台湾政府正在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其实台湾作为一个自由岛的意义不单在经济自由，台湾更吸引人的是宪政法治所保障的政治自由、社会自由、文化自由。 摘编：张平 责编：李鱼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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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尔开希：我是一个多重身份的自由主义者（纽约时报）
• 专业人士解读美国起诉五名中国军官网络窃密案
• 林忌：大陆没民主 香港没普选？
• 林保华：反贪既往不究，灭族快马加鞭
• 美國務院邀哈佛讲师何晓清博士談天安門事件（附新一代認同歪理，哈佛教六四 常被中國留學生質疑）
• 吴国光：青春的记忆有力量―― 读“哈佛大学学生天安门运动研讨会特辑”
• 程映虹：发掘和弘扬天安门事件的普世意义――与何晓清谈哈佛六四课程与研讨会
• 历史事实说出了被沉默的声音――谈哈佛大学『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会
• 郑义：北京的极度缺水与房地产疯狂

吾尔开希：我是一个多重身份的自由主义者（纽约时报） Posted: 09 Jun 2014 07:11 PM PDT 王霜舟 2014年06月09日 吾尔开希在东京出席纪念天安门事件25周年的研讨会。   Ko Sasak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运动遭镇压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两名学生领袖而言，台湾成为了流亡期间的家。吾尔开希和王丹如今生活的地方，经历了他们25年前希望中国大陆会发生的那种民主转型。 在这个中国视其为领土一部分的自治岛屿上，两人的职业道路遵循了他们青年时期的维权思想。长于思辨的王丹成为了位于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的教授，主要研究台湾与大陆的政治发展。他的一些学生成为了今春台北太阳花运动的领导人。当时，示威者占领台湾立法院逾三周的时间，以抗议执政的国民党企图以快速程序批准与北京签订的一项贸易协定。 讲话充满激情的吾尔开希则在酷爱探讨政治的台湾传播界担任评论员。在下文的采访中，他将讨论自己为何选择在台湾生活，他又如何认为，这里的政治制度超越了更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台湾与北京关系的未来。以下为访谈节选： 问：你为什么选择在台湾生活？ 答：你问这个问题，我会一口气给你一串答案。我一直渴望能谈谈这件事。我爱台湾。政治评论员兼维权人士说什么热爱自己的土地，听起来有点老套。不过我真的是爱台湾。这里代表了我一直渴求的很多东西。 1989年的时候，我们要民主，却不真正懂得民主是什么。我们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极权政权下出生长大。当年，我们之所以为民主奋斗，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民主是怎样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民主是怎样的。这就够了。我们想要有所改变，我们想要参与，有发言权。 我们自称是自由斗士，但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中有很多人被投入牢狱。我则被迫流亡。但在民主高度发达的地区——我流亡到过法国、美国和台湾——我有了了解民主的机会。台湾本身是一个经历过民主化的华人社会，所以要了解民主，哪里还有比台湾更好的地方呢？我正好身处其中，看到了各种可能性。在我看来，台湾民主成就斐然，已经超越了西方民主的标杆。 问：人们往往会说，台湾的民主还在建设当中。你看到了什么，让你认为它已经超越了老牌民主国家？ 答：老牌民主国家有个特点，它们脱胎于老的社会与宗教革命，而这些催生了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 所以，台湾的民主要先进得多。它超越老牌民主国家的地方在于，它的民主不仅包含以个人为中心的民主——平等、自由和法治——还包含以社群为中心的文明，在公民责任方面对其民主做出了贡献。公民进步的时候，民主就得到了进步。 在美国和欧洲，你们正遭遇麻烦。公民没有承担起公民责任。他们享受了自由和平等，但不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需要承担特定的责任。 西方知识分子将这种理念称为"社群主义"。台湾正在实践这种理念。这也正是让台湾成为先进民主的东西。 问：可不可以说，你之所以被台湾吸引，是因为这里经历了在中国受阻的民主革命？ 答：可以，不过还不止这一点。我们那时候都处于婴儿阶段。我们想要它。我们哭啊，大声喊啊，说"我们要民主"，但我们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 我是1996年来的台湾。之前是每年到访台湾，至少每年待一个月，密切关注当时的动向。我第一次来是24年前，而台湾在这25年的进步是巨大的。巨大！我曾经说过，民主是在过去50年里到来的，前30年比较慢，后20年则是相当惊人。现在还是有斗争，但我认为，在这五年、十年里已经超越了西方。 以前我每年过来观察选举，两边都有朋友，包括很多不同党派的成员。我当过立法顾问，清醒地知道要学习议会民主的形态、选举的过程，希望有朝一日能把这些经验用于中国。我仍然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要学习。 问：你对中国和台湾日后的关系有什么期待？ 答：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是一个反民族主义者。我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很不认同。作为一名维吾尔人，我是民族主义的牺牲者。全球有许多受民族主义者压迫的牺牲者，都变成了民族主义者。我看到了这一点，我试图预防这种事。对我而言，预防它的途径，就是拥有一个更广大的原则、一项更广泛的方针，以确保当此类议题被提出后，而你必须在统一或独立这二者之间选择一边时，你知道该如何投出自己的一票。 因此，有关台湾是和中国大陆统一，还是（台湾）独立的问题，我个人的答案是，哪个选择对民众的自由更有利，就选哪个。就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必须在今天选择台湾是要独立还是要统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会和大部分台湾人一道要求独立。台湾人之所以说，我们不太确定，我们想要保持现状，那是因为他们想维持那种大陆不把导弹扔在自己头上的现状。这就是他们想要维持的现状。 他们想维持现状，不是因为他们对大陆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的见解有多欣赏；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乐意看到中国阻止台湾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亦不是因为他们想为有朝一日回归大陆保留一丝机会。不是这样的。唯一的原因是他们不想要战争。 问：你对台湾民主的兴趣，是以对中国民主的兴趣为基础吗？ 答：绝对如此。不过别忘了，我是这里的纳税人。我有两个儿子，分别是19岁和16岁，他们都在这里长大。我是一名台湾家长。我关心这里的教育制度，安全局势。我还是一名政治评论员，而且在这里相当知名。我是台湾社会的一员。从一开始到今天，我对台湾的感情，和我是一名大陆流亡人士及政治异见人士的身份就注定是分不开的。即使我有时忘记了这一点，共产党也会毫不犹豫地提醒我。 我对我们在1989年开启的事业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一项未竟事业。我希望能看到中国变得民主。我乐于看到共产党下台。如果共产党的下台和我有关的话，我更是会不胜荣幸。对我这是一件私事，极其个人化的私事。不过成为台湾人也是一件极其个人化的私事。 问：你有许多不同的身份。 答：这些身份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我把它们融为一体的秘诀是，遵循自由主义路线。 我说维语。我关心维吾尔人议题。我还为自己是维吾尔人感到万分自豪。谈到这个话题时，我从不讳言自己的维吾尔人身份。 不仅如此，我还拥有台湾人和中国人身份。在批评美国或法国时，我可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在这两个国家都居住过。我是这两国的永久居民。我没有这两国的国籍。这是一个有意为之的选择，不过说起来，我也有这两国的身份。 问：台湾最近发生了太阳花运动，学生抗议者占领了立法院，在你看来，这些运动和1989年发生在大陆的学运是否有任何相似之处？ 答：青年学生占领了公共场所，表达他们对公众议题的关注，这就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不过这里的社会截然不同。我们当时是要求民主，而他们正在实践民主。他们正在捍卫民主。 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前往那里（被占领的立法院），对此我感到很高兴。认可他们的行为对我而言是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是他们应得的。 王丹也来了。我们在那里发表讲话，我们吃惊地看着周围的环境，看到自己在台湾已经成了老一辈人物。 问：在台湾，纪念六四事件的情况是怎样的？ 答：这里和香港没法比。（在台湾）也许有数百人，说不定有1000人，聚在一起纪念六四。 台湾就是另外一个国家，就像法国那样。当在电视上看到天安门事件时，6000万法国人全部都会为自由和民主高呼。但是每年的6月4日，只有几百人聚在一起搞活动。他们觉得这是外国的事情。 对香港而言，这不是外国事务。六四事件对香港而言是一个民主议题，可在这里，它就是外国的事情。你的一个邻居是一个大恶霸，这让人感到有点儿厌恶。中国大陆没给台湾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大陆政府尤其如此。 王霜舟(Austin Ramz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黄铮、张薇 ——网友推荐

专业人士解读美国起诉五名中国军官网络窃密案 Posted: 09 Jun 2014 06:48 PM PDT 中国网络部队…… 法广/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不久前，美国司法部宣布，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5名中国现役军官，指控他们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这是美国首次公开控告外国政府公务人员，针对美国公司实施的网络黑客犯罪。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此举立马引发中方的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便发表谈话称，什么"美方捏造事实，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准则，并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的起诉"云云。 中美双方的网络暗战已历经数年，相互之间的各种言辞攻击更是屡见不鲜，但类似于此次将对方现役军人诉诸刑事法律追究，还尚属首次，其背后的深意值得玩味。由于媒体透露的信息毕竟有限，世人对美方起诉案的来龙去脉，难免心存种种疑虑。有分析人士对此稍加梳理后，姑且将其称之为四大猜想吧。猜想之一：美方起诉书指控中国军人的事实是否能够成立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仅用一句"捏造事实"一语带过，而并未进行任何证据翔实，内容具体的正面回应。 作者律苑邱生的文章说，如果中方能够指出，美方所指控的哪些内容是"捏造"的，将会更加具有说服力。例如，能否明确证实在中国现役军人的名单里，根本就没有美方起诉的这五个人，或者虽有同名之人，但其并未从事网络操作等等。在翔实的证据面前，美方的指控必将不攻自破。但是，外交部发言人却并未出示任何相关的反证，却花了较大篇幅，指责美方对外国政要们实施的什么监听、监控活动等等。 美方滥施监控的作法，固然为人所诟病，但并不能因此而证明，中方网络窃密的行为就是合法的，这对于否认其针对中方军人的指控，也是毫无帮助。尽管美方的指控是否成立，还有待法院审判结论检验，但中国相关部门仅凭那种貌似义正辞严，实则内容空泛的反驳，断然堵不住美方检察官之口。 猜想之二：中方被指控的军官，会真正接受美方的刑事审判吗？凭借基本的外交常识即可知道，中方绝不会将被美方指控的五名军人，引渡给美国接受审判。因为，涉案的五名中国军官，即便真的涉嫌对美方企业进行网络窃密，显然也属于受指派而实施的职务行为，何况，中美之间尚未签署刑事引渡条约。但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当刑事调查程序一经启动，若非法定事由出现则不会自行终止。 事实上，美方已经针对本案五名中国军官发布了通缉令。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每年在世界各地成功抓捕乃至猎杀的、包括本·拉登在内的"基地"组织人员的不俗战绩，就可以知道在任何时候都不应低估美国执法者的决心。所以，涉案五名中国军人受国家保护，留在中国本土尚可无虞，但如果离开中国，前往与美方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和地区，就难免遭到逮捕，并最终交付美国审判的命运。 猜想之三：美国司法部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宣布起诉中方军官呢？据报道，美方相关执法部门为调查本案历时长达6年之久，美方选择这个时间节点起诉，固然有着案情复杂、调查取证技术难度大等原因，但也不排除其中带有某种政治乃至军事方面的因素考量。众所周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稳步实施，中美两国之间围绕东海、南海等热点地区矛盾频发，明争暗斗角力不断。 尤其是在近期突发的乌克兰事件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中国虽然表面上，貌似不选边，而暗中却为俄罗斯站台的作法，显然让美国甚为不满。美方在这个时候曝光中方军人窃密案，傻子也能看出美方借机向中国施压的意图。 律苑邱生的文章又说，猜想之四：中方针对美方起诉案将可能采取哪些反制措施？在美方宣布起诉本案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就曾相继发声，抗议美方行为不当。外交部发言人还透露，中方已宣布终止中美之间网络工作组的相关活动。有关专家认为，各国军情部门利用互联网刺探和收集，别国军事、政治乃至经济情报，已然是公开的秘密，除了给以道德谴责之外似乎并无他法。 但美方此次起诉中国军方人员，祭出的旗号却是打击窃取企业商业秘密，犯罪的主体则是个人，体现出美方策略制定及选择之高明。企业商业秘密是受到各国法律保护的重要领域，所以，中方即便是气愤填膺，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化解高招。另一方面，按照国际法上的对等原则，中方当然也可以选择性的起诉对方相关人员。但是，以中美双方在互联网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中方的行为能否达到所追求的反制效果，还有待观察。     作者月光博客的文章说，对于这个新闻，有一点我曾经感觉非常奇怪，美国是怎么知道这几名攻击者的个人信息的，从事这种工作，通常是保密级别非常高的工作，那么美国怎么知道上海61398部队第3支队成员的孙凯良(SunKailiang)、黄镇宇(Huang Zhenyu)、文新宇(WenXinyu)、王东(Wang Dong)以及顾春晖(Gu Chunhui)等5人从事了这项工作呢？   我想，即使这些人操作疏忽，泄漏了自己的IP地址，那从IP定位到人，通常也需要电信运营商的配合，但美国显然无法让中国电信交出数据，那么数据从哪里来的呢？后来看了外媒的一篇报道才明白，原来五名中国军官被发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同一个VPN来进行网络攻击，和访问Facebook、Twitter和Gmail，这样，美国政府通过IP地址对比，即可从Facebook和Google那里拿到该用户的个人资料。 可能这些中国的网络攻击者太偷懒或者说太骄横，他们直接从自己实施网络攻击的服务器，登陆自己的Facebook和Twitter账户，结果，喜欢走捷径的中国攻击者，被网络安全公司掌握了行踪。2013年2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Mandiant）发布过报告，指称"总部位于上海浦东"的中国军方人员，入侵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141家公司的网络系统，窃取商业机密。 根据Mandiant发布的报告，Mandiant的专家甚至还破解了其中一攻击者的Gmail信箱密码，由于Gmail登录时会提示保存手机号码，因此进入其Gmail信箱之后，该用户的邮件内容以及手机号码也被曝光。由此可见，美国的网络安全水平实际上远远高于中国，美国人不仅知道中国对美国企业实施攻击，而且能够具体到某个部队的哪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实施了攻击，甚至攻击者的电子邮箱都被美国人破解。 月光博客的文章最后强调说，而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攻击却知之甚少，大部分内容都来自美国自己（斯诺登）的爆料，根本无法控制和定位美方的攻击，有时候可能还不清楚自己的机器受到了美国的攻击。因此，尽管美方的这种指责的确有"作秀"的意味，却也更加形象地说明美国的整体网络安全水平要远远高于中国。 作者蒙山野逸的文章说，经过对比可以发现，美国搞监控和某国搞监控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搞监控是真正为美国国民服务，为世界反恐、反法西斯、反某某主义服务，他们不会阻挠自己的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不会使用删帖、封博、豢养五毛、因言获罪、选择性执法等下作手段"防民之口"，搞"舆情引导"；而某国搞监控则是为某个政治集团、少数既得利益者服务，为个别人的私心、野心服务。 与德国纳粹或其它恐怖组织、极端组织一样，某国利用一切手段对其治下的国民进行思想控制，阻挠国民了解事实真相！正义战胜邪恶肯定需要一定的手段，也需要民众付出必要的代价，牺牲部分隐私以便获取自身更大的安全，就如同乘坐飞机自觉接受全身扫描一样，只要不是傻子都能掂量出孰轻孰重，都能对牺牲部分隐私表示理解。即便是那些被监控的美国盟友，无论是总统还是普通民众，也未见谁因为斯诺登事件对美国有什么过激行为。 恰恰相反，他们对斯诺登的背叛行为极为反感，甚至将斯诺登称为"现代犹大"！某些时时处处被自己的"国家"监控，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的人，却为了别人的部分隐私受损跳着脚地骂美国，挺可笑也挺可悲的！至于某些人期望美国与盟友之间会因为斯诺登事件出现分裂，不过是白日做梦罢了！某党当年为达目的同样可以不择任何手段，谍报工作更是搞的有声有色。 自己的"喉舌"也经常利用影视作品宣传某党谍报工作是如何的出色，自己谍报员是如何的机智勇敢，像蒲志高那样的叛徒是如何的可恶和罪不可赦……自己每一秒都在做着和别人一样甚至更邪恶更丑陋的事情，却在斯诺登事件中左一个"美国丑闻"，右一个"美国丑闻"，甚至将斯诺登当成英雄，其实，与斯诺登相比，蒲志高才更像英雄，难道不是吗？

林忌：大陆没民主 香港没普选？ Posted: 09 Jun 2014 06:35 PM PDT 滕彪香港的廿五周年六四晚会上演讲 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在今年香港的廿五周年六四晚会上（见图），提出了：「大陆若不民主化，香港人不会有真正的普选，香港现有的新闻自由、结社游行示威其他的自由，也会被慢慢夺走，所以我们必须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我们也期待有一天，让爱与和平占领天安门」；这句让台下激动万分的说话，在香港引来了各方的转载以及评论。 然而，这句说话被扭曲了；在当晚香港电台以及几份报纸，居然把这段说话「简化」成为「内地没民主，香港没普选」十个字。首先维权律师滕彪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断备受党的打压以及扭曲其言论，好不容易来到了香港，我们香港的传媒居然不是尽量以原文去报导他的说法，还要篡改他的言论？为何「大陆」不能照用，而是要改为「内地」？如今连滕彪说「大陆没民主」，究竟是甚么庞大的力量，令全香港几乎绝大部份的记者，凡见「大陆」二字即篡改成为「内地」二字？香港人在九七前说了几十年的「大陆」以及「大陆人」，现今中国大陆仍然有很多人只说「大陆」以及「大陆人」，究竟是为了甚么，要把「大陆」改为马关条约之后，日本殖民者威迫台湾人把日本称为「内地」般，改称中国「大陆」为「内地」？其二「没有真正的普选」七字，显示滕彪头脑非常清醒，也非常紧贴香港的时事，他知道中共如今是想推动「假普选」，不断宣传「有商有量」的假普选，因此无论如何再简化，只应简化成为「没真普选」；香港的传媒大刀一挥，把「真」字删去，令没有收听或在场观看的人，完全感受不到滕彪的智慧。 诚然，香港很多人，对把香港普选以及中国民主捆绑一起讨论感到不快。很多「本土派」相信两者应该分开讨论，部份人认为两者没有关连，甚至有人认为争取中国民主有可能会危及香港的民主；反之，一些所谓「大中华派」却深信不疑，认为中港两地的命运，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两派不断为了这课题，在网上狂打口水战。然而，大家却忽视了滕彪原句的重点，即在中国民主化之前，中共只会不断地破坏香港各方面的自由，因此香港需要「占中」，而也期待他日甚至可以「占领天安门」。全段来读，滕彪不是说要先要争取中国民主──用「占领天安门」来变相争取香港真普选，而是香港人先用自己的方法──占领中环，来争取香港的民主，那么他的说法，只是他对中共「不会给香港真普选」的分析，根本没有「香港人应先争取中国民主」的意思，这就是香港传媒扭曲滕彪言论的最大错误。 至于高呼「建设民主中国」的「大中华派」，特别是这班包括了往年宣传「爱国爱民」，坚持在六四晚会继续大叫爱国口号的政党成员──如果真正相信「中国没民主，香港没真普选」，那么要占领的就不是中环，而是占领北京的中南海；做法就不是在香港退缩地，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议员，而是学孙中山及毛泽东，联结外国去发动推翻现有政权的革命。 又再退一万步，即使香港这些「爱国民主运动者」没有这种「雄心壮志」，那么作为「民主派」，其任务与角色，就是拒绝和中共妥协，根本不应该相信中共的任何合作，也不应和中共作出任何无谓的谈判，因为这一切，最终都必然是徒劳，纯属中共分化民主派，破坏民主派团结，以及消耗民主派能量的统战。 可是我们见到的，是这些相信「中港一体」的政治人物，平日乐于被中共统战约见，例如教协的议员叶建源，最近就约见中联办秘密会谈；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的工党党友何秀兰议员，就主动向中共提出要全体立法会议员，去大陆参加「国情研习班」，最终变成了民主派去上海和中共「交流」的「上海之行」。一面说不相信中共会给香港人民主，一面接受中共统战，和中共会谈见面「争取普选」，这种截然相反的思想行为，究竟是人格分裂，还是思觉失调？ 更荒谬的，这些「大中华派」多年来支持由共产党主持的「中港融合」，他们一边相信中共企图破坏香港的自由，一面大开香港的中门，去和共产党全面控制下的中国「融合」。结果正如滕彪所讲，香港各方面，特别是自由方面，不断倒退。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有连「大陆」也说不得，必须改为「内地」的所谓「新闻自由」。 究竟中共会否容许香港民主? 这政治信念或许最终要由历史才能判断。相信「中国没民主，香港没普选」者，请不要再和中共谈判或者妥协，请奉行「汉贼不两立」，请矢志推翻中共政权，不要再把与魔鬼妥协的愚蠢行为，说成是「阶段性胜利」；近日香港流行一句，即形容这种不断改变标准的行为，即「搬龙门」。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林保华：反贪既往不究，灭族快马加鞭 Posted: 09 Jun 2014 05:52 PM PDT 巴丢草漫画：枪杆子与维稳 中国内部政局动荡，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是反贪打老虎，触犯了许多领导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权大势大的太子党；一个是维吾尔人的反抗斗争的规模已经发展到到公共场合引爆炸弹而造成重大伤亡。为此，有迹象显示，中共将有重大的政策转变。 5月26日，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表示，日后反腐要"重点查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这意味着只要收手，18大以前的贪腐一笔勾销？这当然是官员差不多个个都贪，抓不胜抓，最后都要抓自己了。 依照这个标准，周永康也可能不是反腐的重点对象，因为他在18大已经没有权力而收敛了，更不会再被提拔为总书记了。至于群众反映是否强烈。因为媒体掌握在中宣部手里，因此决定权在中宣部手里。于是其它已经退休的"老虎"大致也是如此处理了。 中共为何如此宽大为怀？相信与高层的权力斗争有关，独揽九大权力的习近平表面风光，实际上有口难言，正是他阻力重重，才急于抓权，然而即使是新设了国安委与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没有改善他的处境。据消息说，有太子党成员暗中操作，不让习近平在下届连任总书记。这种暗流有多大，不易估计，但是传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四次险遭暗杀，说明为了利益，那是要拼命的事。如果十几个军头出来为习近平护驾都没有效果的话，当然不排斥习近平也会做出妥协，到底他并不是一个有理念的人。 也的确，在六四25周年之际，当那时学生要求的反贪失败以后，贪污腐败势必更加猖獗，中共甚至以贪污腐败来维系党的团结，更使它更加肆无忌惮，种下今日的恶果。如果当时都无法制止贪污腐败，那么在贪腐规模与势力扩大到数百倍、数千倍的情况下，哪里可能通过改良的手段来制止贪腐？没有千百万群众起来加入反贪队伍，反贪怎么能够成功？因此反对自由民主的习近平，注定不可能领导反腐成功。 至于"党外"的不稳，最严重的就是维吾尔人的反抗有增无减，不但规模扩大，而且似乎有意挑战习近平的权威。 4月30日，习近平后脚刚离开乌鲁木齐，火车站就发生大爆炸，造成超过80人的死伤。5月21日，习近平在上海的亚信会议上誓言对"三股势力"的"零容忍"后，5月22日的袭击导致31人死亡，94人受伤。 习近平也表示过对贪腐的"零容忍"，看来现在要容忍了，因为贪腐者终究许多都是共产党员与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多少都是"自己人"；然而维吾尔人到底是"其心必异"的异族，所以不但零容忍，还是"负容忍"，也就是对维吾尔人采取更进一步的汉化灭族手段。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决定要建立各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小区环境。也就是要通过移民、搬迁等方式达到"维汉混杂"。表面上看，这只是化学反应上的"混合"，但是实际结果必然是"化合"，就如满族"嵌入"中原以后被汉化而灭族一样，因为汉人多过满人许多。那时是满人自愿嵌入中原而"咎由自取"。如今维吾尔人可是被动的，他们不到一千万，汉人有13亿，大批汉人"嵌入"新疆维吾尔人居住地区以后，维吾尔人的生活空间还有多少？ 中共美其名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只有"三交"而有意略去"交媾"，因为混杂居住难免有通婚的现象，从而稀释维吾尔人的血统。其实这以前也做过，那就是以"脱贫"为名，将未婚的维吾尔族姑娘边利诱边强迫到东南沿海打工，那里缺少维族人的宗教、文化环境，从而会淡化她们的宗教文化意识；尤其是她们处在情窦初开的年龄，在缺少维族男青年的环境下，势必也会与汉族异性产生感情而谈婚论嫁，他们的后代就几乎要变成汉人了。当时中共当局驳斥这种"阴谋论"，如今是列入政治局文件而成为公开的"嵌入"理论，并且将它发扬光大。 中共反不反贪，是它内部事务；但是中共将这种践踏人权的种族灭绝做法公开化，如果西方国家与人权组织无动于衷，将是不可思议的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美國務院邀哈佛讲师何晓清博士談天安門事件（附新一代認同歪理，哈佛教六四 常被中國留學生質疑） Posted: 09 Jun 2014 05:12 PM PDT 何晓清博士应邀在美国国务院介绍她的新书《天安门流亡》 原题：美國務院破天荒邀學者談天安門事件 二二八對比六四 何曉清籲中國學台灣改革 〔自由时报駐美特派員曹郁芬／華府四日報導〕哈佛大學學者何曉清今天在美國國務院指出，中國政府企圖抹煞天安門事件的歷史真相，以維繫政權的合法性，但許多人試著說服中共道歉，面對歷史以便重新出發，二二八事件與天安門類似，中國應該看看台灣政府是如何處理二二八事件的。 美 國國務院今天破天荒在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紀念時，邀請《天安門流亡》一書的作者何曉清到國務院演講，主管市民安全、民主與人權的次卿席沃爾出席致辭，東 亞局副助卿梅健華等多位外交官更全程在場聆聽，具有高度象徵意義。席沃爾說，對於許多外國記者和雇員在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受到中國警察騷擾，美國深 表關切。 在哈佛專門講授天安門事件，並持續追蹤和採訪天安門流亡學生領袖的何曉清表示，二二八事件與天安門相近，國民黨政府鎮壓台灣民眾， 但到了一九八○年代，國民黨了解到無法再持續壓制下去，因為連國民黨本身都面臨了存亡問題。面臨從下到上的壓力，以及領導人的領悟，國民黨決定解嚴，開放 黨禁、給予人民言論和新聞自由，並釋放政治犯，導致台灣的民主化。 何曉清說，這是許多人試圖說服中共的例子，因為改革開放並不代表一定失去 政權，像是國民黨在選舉中敗給民進黨後，仍可透過選舉再度執政。中國政府目前的做法不可能持久，如果改革，可以幫助中國走向民主道路，當然民主不能解決一 切，台灣也有各種問題，但這是必須踏出的第一步，中國才有可能發展公民社會。 感謝港人不忘六四 她說，出書後不確定能否再 回中國，而且網路上攻擊她是賣國賊，甚至辱罵她是妓女的大有人在，中共對年輕一代的記憶抹煞是成功的，但她也相信，類似天安門的事件還會再發生，只是不知 從哪個角落爆發而已。何曉清並感謝香港人不忘六四，稱香港燭光晚會是她的心靈療癒，每當感到孤單或懷疑六四是否被遺忘時，香港的紀念會總讓她重燃希望。 【附录】 六四過來人：新一代認同歪理 哈佛教六四 常被中國留學生質疑 文章日期：2014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在內地，六四事件是官方禁忌，有當年經歷過民運的中國人去到美國，在最高學府哈佛大學教授六四歷史課程，傳承歷史真相，以拒絕遺忘來對抗強權。哈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已經第4年舉辦六四課程，她接受本報訪問時說，六四已非事實之爭，而是價值之爭，因為中共在六四後採取愛國教育及經濟至上政策，令一些中國大陸新一代認同歪理，失去常識，反映資訊自由和思想自由十分重要。 1989年，何曉清是自發參與民運遊行的中學生，10年後她獨個兒出走加拿大生活讀書，享受自由空氣之時，卻感到天安門死者在天堂看着她，她那刻暗地承諾在公義彰顯前不會放棄平反六四。2000年她在多倫多大學進修，專門研究六四歷史。 歪理：為經濟可犧牲人命 在多倫多大學研究六四，再到在哈佛教六四，何曉清體會到六四後部分新一代內地留學生，價值觀與當年民運學生差別很大，「後八九政權為軍事鎮壓正當性的種種辯護，讓很多新一代年輕人認同歪理，失去常識，那種為了經濟發展可以犧牲人命的價值，在大部分美國長大的孩子眼裏是不可思議的，但對於很多來自國內的學生來說卻是理所當然」。 內地生視官方版本為真相 何在新書中，提到多次在多倫多被中國留學生質疑，有次中國留學生說六四是美國中情局的陰謀，更指學生領袖直接由美國直升機從天安門送走，何曉清即回應指這誇張似占士邦場景。有一次，一名年輕中國學生指控她講六四歷史是謊話，而那學生提出的「真相」版本，正是當年她在中國為了考試及格曾經採用過的官方版本，但那學生顯然將之視為真相。 課堂上，她見過中國留學生與其他學生為六四激辯，她稱這反映資訊和思想自由的重要性，「舉個例子，只要稍微了解『黃雀行動』當年如何冒險救人，學生如何在逃亡過程中九死一生，就不會相信當年的學生領袖都為自己準備了後路逃到美國這樣的說法了」。 少中國學生報讀課程 2010年起，何曉清獲准在哈佛教六四，更憑此連續3年得到哈佛的優秀教育證書。這課程每年只有12個名額，少數學生來自中國。她強調課程不止是一門歷史課，也會涉及官方和非官方如何解讀及記憶這段歷史，因此除了找流亡民運人士演講外，她也鼓勵學生看中國官方版本。有新加坡學生便向她慨嘆中國官方畫報的照片雖然與其他六四書無異，但解說卻是「暴徒」、「暴亂」，令他很同情中國年輕人，因他們如無法接觸其他資料，便只會相信官方版本了。 盼學生成更好的世界公民 今年4月26日，何曉清在哈佛舉辦了六四25周年研討會，講者包括被坦克輾斷雙腿的方政、當年以香港學生身分到北京聲援的李蘭菊，和多名當年駐京的外國記者。 在課程中，除了看到當年的相片和物件外，何曉清亦叫學生以表演的方式，重現絕食和鎮壓場面，她說﹕「我不希望他們僅僅從我的課堂上得到一些歷史知識，我更希望他們上完這堂課後，會成為更好的世界公民和人類的一員。」 明報記者 周展鴻

吴国光：青春的记忆有力量―― 读“哈佛大学学生天安门运动研讨会特辑” Posted: 09 Jun 2014 05:11 PM PDT 图为参加"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研讨会的部分同学在做自我介绍 那么多的中国年轻学子，心心念念要进哈佛，似乎只有进入这样的顶尖学校才是所谓“成功”。可是，你知道哈佛的年轻人关心和看重什么吗？ 这是一个有关青春和记忆的专辑。在许多人看来，也许，青春的好处，是没有太多记忆的负担，无忧无虑。然而，人类的经验表明，缺少记忆的生命，是空虚而无聊的。因为有记忆，人类才有知识、有思想、有历史 —— 甚至可以说，有记忆，才有人类文化，才有人类区别于他类的一切。 这 里，拥有青春的，是哈佛大学的一群一年级学生；他们的记忆，是有关一九八九年北京民主运动及其悲剧结局天安门镇压的。二十二年前，这些年轻人尚未出生；在 哈佛大学，这个常常被认为是世界顶尖的学府里，他们有各种理由可以畅想光明的未来。然而，这些肤色各异的年轻人，在何晓清博士开设的“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 记忆”这门课上，用自己的阅读和讨论，打开了一个尘封着血衣的历史黑箱。他们并在期末自行组织了研讨会和演出；他们的老师，包括那些世界级的学者们，则成 为听众和评论人。这个特辑，就是围绕他们这个研讨会的一组文章。 这 些异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美好青春，去拥抱中国人二十二年前那血与火的记忆？我从这一特辑里，读到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比如说，这些年轻人强调对 于历史的“好奇”——是的，人类的知识始于好奇，人类的创造力来源于好奇；而青年人应该尤其是好奇的。从中国人谈到一九八九年的那些躲躲闪闪之中，他们感 觉到背后可能有着一段隐藏的历史。于是，他们阅读，他们探究，他们辩论，他们思考。相比于另一种年轻人，就是那些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也缺少起码的好奇心的 年轻人，那些仅仅满足于对于历史的种种官方说法、根本无心去自行追究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哈佛学子的“素质”不是显而易见吗？那么多的中国年轻学子，心心念 念要进哈佛，似乎只有进入这样的顶尖学校才是所谓“成功”。可是，你知道哈佛的年轻人关心和看重什么吗？不管你学习什么专业，你如果不被允许拥有自己探 究、思考之后的关于人类本身的历史知识，你不觉得这是对于你的智力的最大侮辱吗？ 当 然，你可以选择相信官方历史。哈佛的这个课程，据何晓清博士介绍，“有一个星期的阅读（材料），全是中国官方的说法，从四二六社论到五一九戒严到邓对戒严 部队将领的讲话”。如果你选择相信官方历史，我希望，你也是至少花过一个星期的时间，系统而自由地阅读了那些和官方观点不同的材料之后，得到你的结论的。 诚如何博士所说：“信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了解真相还原历史的关键”。哈佛的年轻人，用他们的学习实践，展示了怎样自由地搜集信息、自由地思考问题。在这样 的自由中，他们的关怀，就像程映虹教授所指出的，“超越了族群和国界”。 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代主任欧 立德教授强调：“着力记忆并学会如何记忆，这个任务至关重要”。是的，学会了记忆的年轻人，就是最有力量的人群：他们懂得历史，因而也易于懂得今天和明 天；他们学会了思考，因而一生不会再受蒙蔽；他们具备了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因而不会堕落为仅仅关心一己私利的狭隘心灵。这样的青春，才是顶尖的！             2011年5月5日，于太平洋上“桴浮书屋”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5月号 程映虹：发掘和弘扬天安门事件的普世意义――与何晓清谈哈佛六四课程与研讨会

程映虹：发掘和弘扬天安门事件的普世意义――与何晓清谈哈佛六四课程与研讨会 Posted: 09 Jun 2014 05:10 PM PDT 图1、何晓清博士 图2、参加"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研讨会的部分师生的合影 图3、何晓清与程映虹 22多年来，六四在中国人中日益受到冷漠和回避，却让这些哈佛学子如此忘情，这充分说明这段历史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这种超越中国国界的普世意义将使得六四在相应的人类经验中永存。 哈佛大学为新生开设六四课程 访谈缘起： 十多年前刚到美国不久，在大学校园中遇到两个纪念性活动，对于在中国学了７年教了９年历史专业的我来说是十分新鲜的经验。一个是纪念犹太人在纳粹制度下遭 遇的种族灭绝；另一个是纪念亚美尼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遭遇的种族屠杀。这些活动张贴和悬挂标语，设立摊位分发资料，鼓励个人和 这些纪念性活动组织建立联系以传播有关信息等等。这些活动都不是校方出面的，而是由学生或者一些独立社团发起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犹太和亚 美尼亚族群的成员，但也有很多其它族群的学生。 外国的历史事件在本国校园中以这样大张旗鼓但又是非官方的方式被纪念，这让从"历史大国"来的我感到新鲜。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它们具体的现实政治意图， 针对的是那些大屠杀的否认派或修正派，但更主要的是如活动的主题所表明的，是要让这些"过去"进入和保持在公众的历史意识中。除了这些活动，美国大学开设 了很多介绍类似历史事件的课程。这些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美国以外，但和在美国本土发生的奴隶制一样，其意义超越了族群和国界，构成了人类有关罪恶和正义的普遍的历史经验的一部分。 哈佛大学为本科一年级新生开设的关于六四的课程"有目标的反叛: 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忆"让我首先想起的是美国大学基础教育中对于类似的历史问题的关注。最近，这些哈佛学生们组织的别具一格的"天安门运动的历史与记 忆"研讨会，让人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个制度和文化下的大学生的基本人文素质，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有怎样不同的族群背景。出于专业兴趣，我曾经和教授该课程的哈佛大学东亚系何晓清博士就这门课的课程安排等方面作过交流，希望借这个机会请她具体谈谈教授六四课程和举办研讨会的经历和想法。 何晓清被哈佛授予教学优异奖 程： 你班上这些89年还没有出生的学生们投入那么大的热情组织和参与了六四的研讨会，多数并非来自中国，这个事实令人印象深刻。对我来说它正好说明了1989 年天安门运动超越国界，融入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面。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你才刚刚开始提议要开六四这门课，还在忙着如何设计课程，你当时有一些担心。没有想 到，一年后，你因为教这门课还被哈佛授予教学优异奖，凡是有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这非常不容易。能不能先谈谈你的经历和感受？ 何： 其实一开始我连有没有学生修这门课都是不确定的。象你说的：这些学生89年都还没有出生，哈佛上学期有125门新生课程（Freshman Seminar），学生怎么可能对"六四"这个遥远而陌生的题目感兴趣呢？结果选这门课的学生远远多于课程的名额限制，被接受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把这门课作 为第一志愿的学生。 程：他们的兴趣从何而来呢？ 何： 我上第一节课也是这么问他们的，那天他们在会议上也谈到了。象华裔加拿大出生长大的Gorick, 他说每年听到电视电台说"天安门""六四"，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直到前年爸爸妈妈带他到中国旅游，在旅游车上香港的游客和大陆的导游因为六四争论得 不可开交，他不明白为何双方都是"中国人"，面对的是同一个历史事件，都那么激动地相信自己说的是真相，但又无法说服对方。另外，象Katrina和 Michael这样的美国学生，他们就读的中学组织学生暑假在中国生活过，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到天安门广场导游就变得那么神秘，对很多事情都避而不谈，他 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生活和学习，平时很合得来的中国学生要不就不知道"坦克人"(Tank Man)，要不就说没有，要不就说不在乎。他们的期末论文就是从金盾工程媒体网络的控制和后89的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来谈对这些现象的思考。孩子们提的问题 很有意思：Michael说他们都和我一样喜欢打球和打游戏，可是为什么"坦克人"被变成神秘人他们都不好奇？Katrina说她的中国好朋友们又聪明又 受过良好教育，可是她们为什么说中国人的素质低不能有民主？那不是种族歧视？ 天安门档案有二十多个箱子 程：讲授"六四"这么一个错综复杂的课题，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我： 我觉得信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了解真相还原历史的关键。我们每一节课都在讨论甚至激烈辩论中结束，同学们都抢着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们这堂课的阅读量很 大，但学生们不但把必读的文献都读了，选读的他们也看了很多，因此课堂上的讨论都是有理有据，不是空谈。从80年代的背景开始，伤痕文学，刘宾雁的第二种 忠诚，反官倒，黄雀行动，学自联的六四绿卡，天安门母亲，一直谈到流亡者的经历，赵紫阳回忆录，和维权运动与89的关连等等。我们有一个星期的阅读全是中 国官方的说法，从四二六社论到五一九戒严到邓对戒严部队将领的讲话。学生还别出心裁地在课堂上把官方的主要说法一条一条列出来，再与事实做比较。他们还提出用"六四"来描述89年的事情不全面。因为"六四"只谈了镇压，但89年从四一五胡耀邦去世就开始了，甚至从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87年学运就开始了。反正他们都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常常下课出来忘记了他们是一年级的学生。 程：除了讨论阅读，听说学生们还查阅了燕京图书馆的天安门档案？ 何： 是的。天安门档案有二十多个箱子，有图片幻灯片大字报和血衣。别看学生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都有细腻的人文关怀。那天我们要打开血衣的箱子，我问他们是 否愿意要自己打开。他们用敬畏的眼神看了一下尘封的箱子，转而用孩子般的目光看着我，集体沉默。从我打开箱子，打开第一个塑料袋，第二个塑料袋，拿出血 衣，直到我解释边上的纸条说明（血是属于一位在木樨地倒下他们北大研究生的），平日一秒钟都不愿安静的他们一直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才有学生低声问 我：他还活着吗？ 那天过了下课时间，除了有其他活动安排的学生，大部分人都留住图书馆翻档案。后来有一个叫Nate的学生非常唐突地说：我要走了。丢下照片就离开了。 Nate平日是很认真细心的一个学生，我对他当时的反应有点不解，但也没有多想。结果在他的期末论文中他特意了表达那天的心情。他说一开始看到的都是学运 初期的影集，学生们都是充满笑脸和希望的，可是他一下子打开了一本屠杀的影集，一个学生的脸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了。他说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年轻的。他觉得受 不，就离开了。他还特意补充说：他真的非常希望那个血衣的学生活下来了。 在哈佛看过的最好的表演 程：我看学生报告从很多方面来了解六四，这些研究课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吗？你对他们的选题有什么影响？ 何： 大部分课题都是我们在课堂上触及的，然后我和他们讨论，再根据各人的兴趣特长和经历做决定。比如Johnathan，他告诉我他决定写天安门母亲这个群 体，因为他觉得这门课教会他的最重要的是对弱者的同情（compassion for the weak）。我们有一个星期的阅读是关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在课堂上也经常用"天安门母亲"网站上屠城地图见证等资料，他的原稿和修改稿我们都多次讨论， 不过我没有想到他在会议上的表现如此让人震撼，他关于记忆和真相的表述充满了一个十八岁孩子的真诚和坚信。曾经参与学运的妈妈告诉他说，就是因为天安门事 件，她才决定带他离开中国。他说妈妈听外婆的话，把所有关于89年的标语书信都烧毁了。可是他说："我们想记住一件事情，可以保存纪念品；但如果我们想忘却，烧毁纪念品是没有用的。因为，忘却比记忆要困难得多，尽管我们无法忘却而记忆又如此痛苦"。他用蒋捷连和王楠等中学生死难者的案例来说明为什么象丁子霖张先玲这些曾经对党忠诚的母亲们无法忘却。他说这些妈妈是活着的六四证据。最后他说：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的:是不要忘记这些天安门母亲。 程：你们会议的高潮是一位叫Rebecca Kwan的学生根据她的期末论文导演的一个演出。这种形式融合了参与者和旁听者之间的距离。能不能介绍一下？ 何： 那天现场很多人，包括平日情感不外露的教授，都在抹眼泪。会议结束后一个法学院的朋友非常激动地用手在空中比划说："那是捉不住的！这是我在哈佛看过的最 好的表演"。后来几天在校园里碰到朋友也跟我说那天他们泪如雨下。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那天的感受。这些年我参加过无数的六四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但没有一 次是象那天那样让我无语的，以至于后来很多天我满脑子都是他们的演出。我只能说Rebecca 是个天才，她把和89年相关的主题和争议，包括是否应该绝食，学生为何没有撤离广场，学生的理想主义与屠杀的残酷，忠孝不能两全的进退维谷，官方的说法和 年轻一代的迷惘，为什么要记忆等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对历史画面和声音的处理也让人叹为观止。当那些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讲的学生们集体用中文唱着《一无 所有》绝望地倒下的时候，我觉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一次89年，或者说再经历了一次89年。 超越中国国界的普世意义 程：你觉得这样的会议对大陆背景的学生会有什么触动吗？ 何：我不能概而言之，但会后有些年轻一代的中国学生跟我说：希望更多地了解六四。他们觉得作为中国人，还不如美国学生了解自己国家那段历史，实在很惭愧。 程：我看到Rebecca这样表述她面对六四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时的思考。她说："如何记忆你从未经历过的事件？怎样讲述一个并非你自己的故事？"作 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对这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把历史学的基本困境同时也是主要目的用如此简练的语言表达得这样清楚深有感触。这样一个问题，很多职业历史学家 和教师未必清楚地想过，虽然可能在他们的下意识中时隐时现。我相信，如果Rebecca选修的是那些后现代后殖民趣味十足的课程，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可 能性要打很大的折扣，这是由 "六四"这个历史事件本身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所带来的。这种冲击和震撼迫使人们直面血淋淋的的场景和黑白分明的是非，对于这些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下长 大的年轻人来说确实比那些习惯了专制社会的年轻人要更强烈和深刻。事过20多年，六四这件事在中国人中日益受到冷漠和回避，但却让这些哈佛学子如此忘情， 这充分说明六四这段历史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这种超越中国国界的普世意义将使得六四在相应的人类经验中永存。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5月号

历史事实说出了被沉默的声音――谈哈佛大学『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会 Posted: 09 Jun 2014 05:08 PM PDT 作者：郭建 何晓清  编者按：一年前，本刊（309期）曾以特辑报道了何晓清博士与哈佛同学举行『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会，现继续介绍这项活动的新发展，以纪念六四23周年。 图：部分与会师生合照二排右一：麦克法夸尔教授；二排左一：EUGENE WANG 教授。前排右1：何晓清博士；前排右2：MERLE GOLDMAN 教授 对于我们这些和中国当代历史打交道的人来说，要还原历史的难处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种种限制，历史断层不幸地出现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身上。在学界，致力于还原历史，扎扎实实地做点事情，并为社会公义呐喊的青年学者，真是少之又少。自二零一零年起，哈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在哈佛开设六四課程，并连续两年同修课的学生一起组织“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会。她的坚持和勇气，取得收获，今年再次获得哈佛大学的杰出教学奖。在此，本刊约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以对谈的方式请她介绍帮助学生组织研讨会的经历和经验。 还原一段被抹杀的历史 郭：晓清，我知道你去年秋季教两门六四课程遇到种种困难挑战。看到Arthur Waldron教授评论说今年你学生组织的六四研讨会代表了“哈佛的最佳状态”(Harvard at its best)，很替你高兴。 何：其实我一直跟学生说，我们只要尽力而为就好了。作为八九年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组织这个会议本身就非常有意义。他们也明白：这个会议不只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还要去还原一段被抹杀的历史，并且让大家听到那些被沉默的声音。 郭：我在会议议程上看到这次参与活动的资深学者不少。历史学家Elliot 有过“明星阵容”(all-star cast)这样的评语。 何：去年Elliot教授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并致开幕辞，可惜今年他在外无法参加。今年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致的开幕辞。你也知道，哈佛平日的学生活动多不胜数，象我们这样的本科生活动，一般教授都不会出席更不要说参与。来自宾州大学的Waldron教授也参与了主持小组讨论。他上本科的时候是Richard Pipes教授的高徒，在哈佛拿的博士学位。那天我在会议上跟学生半开玩笑说：希望几十年后他们当了教授也会象Waldron教授那样专程飞回哈佛支持本科生的六四研讨会。另外，普利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也为学生写了贺词。总而言之，大家对同学们探讨六四真相的支持，尽在不言中。 郭：这些学者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何：发言的主要是学生—宣读他们的期末论文。另外柯伟林教授致开幕词和麦克法夸尔教授致闭幕词，其他主持会议的学者在台上也有与学生互动。那天现场有一种莫名的磁场，把所有参与者都吸住。去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其实我对学生的每一篇论文都很熟悉，按理说不应该太触动情感，不过大概因为他们在台上非常投入，好几回我还是泪眼朦胧，特别是Szonyi教授在主持第一场讨论前与大家分享他89年经历的时候。他平日严肃严谨，没有想到他会说那些话，又说得那么动情。他说如同上一辈人都能记得听到肯尼迪被害的消息的时候自己在哪里，我们这一代以研究和教授中国问题为生的人，都记得六四发生的时候我们在哪里——那是一次心灵重创(trauma)，对我们的人生和学术都影响深远。 是事实之争，更是价值之争 郭：我记得在会议前一个月你很紧张地跟学生一起修改论文，看来他们没有让人失望。 何：我们的确花了很多时间修改论文--有些改了七八稿，少的也是三四稿。同学们都了解：因为政府的刻意抹杀，这段历史有很多的争议。因此，我们要严谨。今年查看天安门资料集箱子的同学比去年多，也有同学通过挖掘其他史料来说明问题。例如，因为有争议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一个人因此没有“天安门屠杀”，一位同学就翻译和分析丁子霖老师的《寻访六四死难者名单》里面关于一名在天安门旗杆下被杀害的遇难者的那一章。她觉得应该让历史事实说话。当然，我们在课堂上也讨论到用天安门广场的死难人数来否定“天安门屠杀”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正如“八九天安门运动”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而是一场覆盖全国各大城市的运动。同样，“天安门屠杀”并不只是指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还包括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屠杀。我们常用的两张地图：一张是死难者遇难地点的地图，另外一张是死难者尸体发现地点的地图，都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我在教学过程中明显感到对六四的争论不只是事实之争，更重要的是价值之争。前者相对来说比较直截了当，面对那么多证物证人，事实是掩盖不了的。但是，因为后八九政权为军事镇压的正当性的种种辩护，让很多新一代年轻人认同歪理失去常识，那种为了经济发展可以牺牲人的生命的价值在大部分美国长大的孩子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很多来自国内的学生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今年有不少同学引用关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文章来分析为什么中国年轻一代就算知道历史真相后还会对事件有不同的解读。另外今年用中国政府材料的同学比去年多——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最近变得热起来的关于陈希同讲话的材料，同学们都不陌生。有一位同学的论文提到：“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屈辱和灾难，但原来这只局限于外国带来的屈辱和灾难,不包括三年饥荒，不包括反右，不包括文革，不包括六四。 我们的世界缺失了什么？ 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论文？ 何：会议以关于天安门资料集的的论文开始，以一位韩裔同学唱一首他为天安门母亲而写的歌“妈妈最明白”结束。第一位发言的同学是一位被美国父母收养的中国弃婴。她说跟班上的华裔同学不一样，虽然她在中国出生，但她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她出生几个小时就被丢弃到医院的凳子上，爸爸妈妈连一张纸条都没有给她留下。她一直非常渴望知道到底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样的原因，她特别能够理解天安门母亲，理解她们想知道六月三号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同的是，这位同学说，她自己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但是，天安门母亲是会知道真相的，在哈佛图书馆就有一箱箱的证物。她接着引用林培瑞教授写的那篇经典的关于六四记忆的文章中的例子——多年前方励之教授说六四的记忆会被抹杀，林培瑞不相信，结果却是如方所说。诚如林培瑞所说的：多年前，我们这些不愿忘记六四的人是大多数。如今，我们成了一小撮；可是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同行者减少而变得孤独，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我们的世界缺失了什么？大概翻译是这样。那天好几位同学引用林培瑞的不同文章。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象林培瑞这样的学者不能到中国去，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郭：除了学生和老师，那天出席会议的有校外的人吗？ 何：有，观众里有好几位都是八九年亲历其境的。例如有两位美国的中学老师，八九年她们在北京经历了一切，我每次有关于六四的讨论，她们都会带着家人同事朋友来。曾在诺贝尔和平奖上为刘晓波演奏《茉莉花》的音乐家张万钧也参加了整个会议。 郭：很高兴你的努力有了丰硕的成果。知道你今年再次获得哈佛的杰出教学奖，我觉得很欣慰。对于这门课，你有什么特别的心愿吗？ 何：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安全地自由地教这门关于一九八九年的课。  【附录】 致天安门研讨会的贺信： 要竭尽所能还原六四真相 余英时 欣闻哈佛学生在选读晓清的”天安门运动与记忆”课程后今年再次组织天安门研讨会。特写贺词鼓励。 作为哈佛校友及前任教授（1966-1977），我对同学们组织2012年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会表示由衷的赞赏。毫无疑问，以悲剧告终的1989年天安门运动是近期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竭尽所能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尽管各人对它解读不尽相同。不幸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人们对六四事件的记忆在中国遭到系统的压制，目的是要把记忆完全抹杀。结果，在中国国内，象你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多半很可能都没听说过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我认为，对于同学们这一研讨会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正如你们在会议公告表达的：“希望通过我们的报告，人们能够再次听到当年被压抑的声音，愿六四的记忆永存”。对如此动人的表述我衷心赞同。 祝同学们会议成功！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6月号

郑义：北京的极度缺水与房地产疯狂 Posted: 09 Jun 2014 06:05 PM PDT 图片： 上海居民因金山区一条河流受化学物品污染而在消防水泵旁排队领水。 （法新社图片） 据《新京报》报导，4月23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的扩大会议上谈到了北京地区严重缺水问题，认为北京水安全问题的症结是人口无序过快增长，深层次原因是功能过度集聚，强调要"以水定人"。 依我看，这是一句无法实行的空话丶废话。何谓"以水定人"？就是以北京水资源为基准，来限制人口增长和经济的规模与类型。换句话说，就是要实行某种变相的"计划经济"。 过去限制人口流动，主要是用户籍制度以及配套的粮票制丶"铁饭碗"制丶限制自由迁徙制等等，现在由国家垄断的就业制度以及票证制度被打破了，户籍制也软化了，如何实行"以水定人"呢？ 对於缺水的原因，北京市委还是有所了解的，问题确实在於人口和经济规模的过度膨胀。但为什麽中国的资金和人口都想往北京跑？ 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北京过度享有首都特权。无论在就业丶升学丶发展丶文化丶交通以及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北京都享有大大超越其他城市的特权。 这种状况，主要不是由於自然的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比如港口丶铁路枢纽丶能源基地等经济地理条件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政治决定一切：因为是首都，是政治权力的核心，所以要优先发展，并尽可能对居民实行优惠—赎买政策，以维持政权稳定。 中国人极度重视教育，可以从高考分数线一窥北京的特权。据统计，北京的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与外省相比，竟然可以低几十分甚至一百多分！换句话说，在外省连专科都上不了的学生，在北京却可以上重点大学！ 报载北京某重点中学的考生与福建某重点中学的考生聊天，北京学生炫耀说：我们班有六成的同学考进了北大清华。福建学生则说：按北京的录取分数线，我们全校都应该进北大清华。 一些深感不平的外省官员拿出了宪法和教育法说事，教育法上有这样两条明文规定："公民不分民族丶种族丶性别丶职业丶财产状况丶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受教育者在入学丶升学丶就业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如此说来，这种教育上的不平等，连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也是不容许的。 那麽，北京在各方面享有的特权不可以加以废除吗？只要在经济发展丶升学就业丶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特权加以废除或削减，北京的人口自然就会减少，并一直减少到与它的生态环境丶经济地理条件相匹配的程度。在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欧美国家，首都和首府所在地，通常都不是人口最密集的大都市。甚至许多在欧美居住了多年的中国人，还搞不清自己所在州丶市的首府是哪里。 我们还是回到地下水资源的话题上来。 北京缺水，早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老问题。地面上河流乾涸，整个华北地区已经没有一条常流河，北京的水源主要靠地下水超采。每年超采几亿立方米，经过多年的严重超采，北京人均每年可利用水资源量现在已不到100立方米，30年减少了80%。北京地下水资源之匮乏，已陷入日趋枯竭和难以维系的危险境地。连年超采造成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北京的地底下已经形成一千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漏斗中心位於朝阳区的黄港丶长店至顺义的米各庄一带。地下水超采带来的次生灾害是地面沉降，危及地下的各种管道和地面的建筑丶道路丶桥梁，甚至会造成建筑物开裂和倒塌。 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说，北京早就应该迅速"消肿"了，但奇妙的是，事情居然反其道而行之：近来又爆发了所谓"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狂潮。外地房地产走跌，而北京及环北京地区不降反升。这实在与经济丶发展无关，而仅仅是官商勾结的末日欢宴。北京市委打算如何"以水定人"呢？或者，他们自己的非法利益就在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