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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9, 2012, 7:16:05 AM9/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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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Sep 2012 02:40 PM PDT
2012-09-18
最近中国的反日浪潮，以及此前习近平出人意外地不露面，谜底终于清楚了。那就是习近平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已经开始执掌大权，而且，他将以不同于胡锦涛的风格和方式运用这个权力。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也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谁要敢于挑战中国这个新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都是打错了算盘。
毫无疑问，此次反日浪潮是政府有意布置和操纵的，问题是如何解读。有朋友打电话来，认为即将掌权的习近平和太子党要通过“保钓”“收拾人心”。因为薄熙来垮台，“唱红打黑”的路子，难以推行，而现在要“赶紧收拾人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打一针“爱国”激素。但是，习近平第一次处理外交危机就出此下策，不能不让所有人对中国前途担忧。
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以为习近平不至于想不到这些。习近平“出此下策”，首先说明了他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判断非常严峻。薄熙来事件，沉重打击了中共的政治权威，也打乱了中共权力平衡，使得围绕下届领导班子人选的权力斗争久久没有结果。整个中国处于一种“无主”状态。加上中国经济减速大大超过预期，中央权威迅速流失的局面若继续下去，很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看来作为下一届中共的首脑，习近平认识到，如果他此时再不作为，无异于向国内外对手们示弱，无异于坐以待毙。 在我看来，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国有化，目的并非是挑衅中国，而是为了防止钓鱼岛落入反华势力之手，令局面失控。但习近平抓住了这个机会，将其解读为日本单方面改变现状。这种解读虽然不是完全说不通，但确实歪曲了日本当局的初衷。 在这次反日浪潮中，中国方面的“矫情”和“非理性”，其实包含著习近平很大的理性计算。这就是要让所有潜在的对手和挑战者知道，包括也让党内的对手和挑战者知道，我现在已经被逼到了墙角，我已经没有了退路，所以，你们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情都可能做的出来。 李鸿章当年告诉曾国藩，跟洋人打交道，不能不“痞”一点。其实，李鸿章对洋人耍“痞”，对大清并不见得总是有利，李鸿章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给中国人看的。在所有文明中，政治游戏本来就不是以“德”取胜的，在中国的政治游戏中，你如果不“痞”一点，就更容易被对手解读为无用，好欺负。我想，这恐怕是习近平想通过这次反日浪潮，向各方传递的主要信息。 这当然是一步险棋，也完全可能是一步臭棋。但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习近平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这个选择的。可以想像的是，习近平显然受到了当年邓小平决心教训越南的影响。当时邓小平下决心打越南，在党内有很大阻力，陈云就反对，但邓小平非打不可，就是要让美国人知道，也要让中国军队知道，现在是他说了算。 问题是，今日的中国已非当年的中国，今日的世界也非当年的世界，今日的中共，更不是当年的中共。此次中共“组织”反日示威，看来主要是通过安全或“情治”系统。之所以做这个判断，一方面是已经有这方面的报道，同时，这个判断的逻辑是，中共并不希望这次全国性的反日示威失控，而要达到既能对日本施压，又不引火烧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这些鹰犬们去操纵群众示威。不过，事实再一次表明，这支鹰犬队伍腐败不堪，他们本身就是中共麻烦的一大来源。而中国社会到处都有人想要借机泄愤，趁火打劫。 《人民日报》17日发表文章，“中国何时对日扣动经济扳机”。文章说“打起经济战来，中日之间会互有损伤，但中国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意志和承受力。”这句话点到了习近平和太子党思维方式的要害，但还不够准确。在我看来，为了保住中共政权，他们岂止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不怕，即便是“杀敌一千，自损八千”能达目的，他们也会在所不惜。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9/17/c_113095784.htm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通过此次反日浪潮传递的信息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更是未来中国的不祥之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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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Sep 2012 02:31 PM PDT
【冉云飞个人微博被关闭】RFA 2012-09-18 9月18号，冉云飞在新浪、腾讯、网易三大门户网站的微博被关闭。据参与网站报道，冉云飞对此无奈地表示，他对过去日本的侵略是持反对态度的，彼时他也会抗日，如今从不忘记但不仇恨。冉云飞强调，战后日本已成民主国家，改革开放后，给中国不少帮助。至于钓鱼岛之争，人们要学会看不同的研究，听不同的意见，方能真正理性地解决此一纷争。冉云飞表示，当天是国耻日，他的网易、腾讯、新浪微博被关闭，也算加入国耻日的一个纪念吧。
1：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 ）
冉注：为了转移国内民生视线，“爱国主义”是无赖政客最后的救命稻草。
2：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勃特兰•罗素
冉注：这一点我们看到得太多，从国共内战到如今的杀戮、关押，不一而足。
3：爱国主义是超越于原则之上的对于不动产的一种专横的崇拜。——-乔治•简•纳森
冉注：“爱国”圣化为一种不经思考的神话，不容质疑，一质疑你就是汉奸、卖国贼。
4：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乔治•肖伯纳
冉注：这种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好像中国特别盛产。
5：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罗斯•皮尔斯
冉注：需要利用你时把你点燃，不需要时则不惜用暴力将你的“爱国”之火浇灭。四川话叫：要人就要人，不要人就屙尿淋。但好像不少“爱国者”不怕被淋。
6：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阿瑟•叔本华
冉注：爱国的确是一种很来电的情感，但这情感必须时时提防它蹦出理智的围栏。
7：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那种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亨利•大卫•梭罗 冉注：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并不是像陶渊明一样的隐士，他是一个倡导“公民不服从”的真正公民。 8：民族主义是我们的乱伦模式，是我们的偶像崇拜，是我们的疯狂。“爱国主义”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说，我所谓的 “爱国主义”态度将自己的国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义与真理的原则之上。——埃里克•弗罗姆
冉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常穿连裆裤，疯狂的火焰烧起来的时候，你就无路可逃。
9：要让我们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应该可爱才行。——爱德蒙•柏克
冉注：你做事有可能遭告密，你出去有可能被盯梢，你发表不同意见有可能进监狱，我们这个国“可爱”极了。而且好像不无遗憾的是，有一些同胞正是因为如此才“爱国”。
10：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排斥对于其他人的爱国主义的理解。——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冉注：爱国主义的解释权利在中国，也是被官方垄断的一种洗脑资源。
11：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托马斯．杰弗逊
冉注：在中国容易进监狱比较高的“形式”就是“异议”。
12：有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国叫纳粹，在中国叫爱国者! ——王朔说
冉注：我没查到朔爷的原话，这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版本。中国被官方点燃起来的“爱国者”，与前二者庶几近之，四九年后有许多实例。
13：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托马斯・潘恩
冉注：我们的国家不只受政府的侵犯，更受一党之欺凌。可是按潘恩对爱国者的要求，在我们这里会被视为卖国贼。
14：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涅克拉索夫 冉注：他们也许并不是对一切都满意，但他们对于官方愚弄而宣传出来的爱国主义真是太满意了。 15：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冉注：不少人被违背常识的倒金字塔教育（令我想起庄子说有些人表演倒挂金钩）——把国家、集体置于个人之上的教育，弄得不知个人为何物，更不知没有真正的人，哪有真正的国家的道理。
16：人权才是一个国家最大的面子。……一个政权如果关起门来都不能维护自己本国普通公民的权利，它有什么资格在国际舞台上维护这个国家的权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张思之
冉注：中国官方在人权上的双重标准由来已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奥运猪、奥运水、奥运天气等标准比官方给中国民众所订的标准高很多，但是“客人们”享受这一切，中国人能享受到吗）。官方的面子（这面子里是他们的利益）甚于国内小民的人权。没有人权的小民却很服他们含有砒霜的爱国主义毒药。异哉！国人。
17：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
冉注：按共产党首任总书记的教导，现在的继任者所领导的国家恐怕只能算是“恶国家”吧。
18：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列宁
冉注：列宁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当然不是人类的福音，但他这句话却也犀利到有一种自我攻击的味道，他主政时所采取的战时经济政策，杀死与饿死了大量的人，恐怕用的就是 “破旗”式且“散发出臭味”的“爱国主义”来笼络民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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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Sep 2012 01:52 PM PDT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载，共产党文官已经充分给大家显示了爱钱好色的社会主义特
色，但是共产党的武官社会主义特色是不是怕死，尚未得到证明。现在钓鱼岛国土 沦丧，考验共产党武官的时候到了，如果共产党武官能够像文天祥，关天培那样来 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保卫国土，至少可以挽救共产党的一半荣誉，一定令中国 人民大跌眼睛，括目相看。
古话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国家拨出大量人民血汗钱，养着这些人的目的就
是在国家受到侵略时，去保卫国家。生命价值的杠杆，对于军人是不适用的，怕 死就不应该参军，就不应该让老百姓养着。现在到了报答老百姓养育之恩和兑现 军人荣誉的时候了，大家都睁着眼球看着呢！
中国民族从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所以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蹂躏下，多
次做亡国奴。可是尽管这样，在每一次的外族人侵时，还是不乏英勇抵抗的民族英 雄。也正可能因为如此，有这么一点韧劲，今天这个民族还能挤身与世界的民族之 林。
就拿近代辱国负望的甲午战争来说吧，其中尚有这样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
“14时15分左右，日本舰队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北
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 混乱。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 舰受到“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船身倾斜。伊东佑亨令第 一游击队救援“赤城”、“比睿”。“吉野号”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 “致远”舰。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愤而说道：“倭舰专恃吉野， 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决意与之冲撞，同归于尽。邓世昌毅然全速撞向日 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 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3时30分，以右舷倾斜，在东经123度34分， 北纬39度32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朝鲜战争是近代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战争，不管两方说法有多大分歧，但是这是近代
中国人在与外国人战争中第一次没有以失败告终的战争，这是有目共睹的。我曾经 与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一起工作过四五年的时间，对他们有深切的了解。实 际上参加朝鲜战争的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志愿军，而是从中国东北打到海南岛的一 批老兵，共产党是凭借他们而得天下。这些是一批生命力极其顽强，意志坚韧，经 验丰富的中国人，在中国几十年的炮林弹雨成长，并且存活下来的人，他们在朝 鲜战争中为中国赢取得了军人了荣誉。
中越战争并不被世界看好，普遍认为中国没有赢得这场战争，因为自己损失惨重。
但是这次战争，至少也没有丢人，因为中国军队虽然都是没有战争经验的娃子， 但是没有在哪里留下或者看到他们怕死的记载。
现在论到改革时代的军人保家卫国的时候了，大家都在拭目以待，看看他们怎么在
历史上留下记录。
说实话， 我不是很放心，大家看看下面的东西，
这是些什么玩意啊！我的建议，他们应该赶快将这些东西去掉。一个部队里搞了这
么多的女人在里面，还有战斗力吗？色字头上一把刀，文官所以这么好钱，其根 本的背后原因就是女人。如果只养家里一个女人是不需要那么多的钱的，所以贪污 的背景原因就是多出来的女人。这一点我们老祖宗早就发现了，历史记载中大部分 的王朝灭亡都记载着与女人有关系。外国人也懂这个道理，他们规定竞选时都必须 带太太，让选民看到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不会有多余的女人出现。试想如果一 个竞选人带着二奶情人去竞选，鬼才会选他。这个经验将来中国实现民主选举时 是一定要给以重视的，一定要选那种坐怀不乱的男人当国家的领导。不过近代中国 人有个不诚实的通病，所以挑坐怀不乱的男人非常难。中国古代皇帝深知这个毛病， 什么保证书，誓词都是不能轻信的，不罗嗦，干脆一刀喀嚓，将他周围工作的男人 都骟了，这样就无后患和悬念了。著名写家芦笛对中国的将来很没有信心，认为无 解，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就是无法找出不贪污的男人，也就是找不出不好色的男人， 说到底就是找不到诚实的男人，例如毛泽东之辈上台前也说民主好，一有权就变了。 海外的民主派有了权会变脸吗？没有人能肯定。其实办法还是有的，就是要根据中 国民族的特点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权。这个办法肯定管用，就怕大家不肯 用，试想一想，如果咱们政治局里的九个常委都是坐怀不乱，国家的贪污腐化不就 好了一大半了吗？所以办法就出来了，要当中国至尊，必须引刀自宫。将来中国民 主选举时如果将这个条件列入民主政治局候选人条件，中国还怕不民主起来吗？
我知道有人会嫌这个方法太丢国家的脸，搞得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是和尚，外国总统
带夫人访问中国时，也会不习惯。还有一个方法，可惜我论述那个方法的文章刚完 成，计算机硬盘就死了，而且经专家检定，再也无法修复，我认定这是上帝不让我 讲这个方法，不想让世人看到那个方法，所以我也就认命了，从此闭嘴三缄不讲它 了。
回到钓鱼岛的危机上来，现在共产党文官已经将社会主义特色表现了一半，下面该
共产党武官来表现另外一半了，大家都在翘首以待看结果， 无非是两种可能：
一种是
文官爱钱好色
武官怕死淫乱
横批：家门不幸
如果是这样，共产党是真完了，二个社会主义特色都栽在女人手里。
另外一种是
文官爱钱好色
武官赴汤蹈火
横批：中华有救
如果是这样，大家心里还好过些，平时是窝囊些，关键时候还能上去。
到底是哪种呢？大家等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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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Sep 2012 10:15 AM PDT 
很蹊跷与诡秘，不准游行23年，镇压89、64示威游行绝食抗议后，天安门就军警宪特控制戒严了23年，全国皆然。突然，齐刷刷地冒出几十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而且有警察保驾护游，甚至有警察化妆市民掺入示威人群。看来，中南海寡头们认为这游行可利用了，只是怕出轨，便由军警出面来演出一次貌式民众反日的示威，也检验一下他们可利用的暴民还有多少。
下面流传的这副对联，以此同港民最近自发游行对比，很精采：
香港公民拚命抗拒洗脑教育，
大陆屁民极力表现洗脑成果。
游行所充分表演的爱国行动，竟然把文化革命的打砸抢烧又再演了，还把义和团的神勇再现了，不过义和团是以拳功显示，今天拳民只能说"宁要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这类浑话疯话。义和团烧洋教堂，红卫兵烧文物古迹，今日暴民只烧洋车砸洋店哩，不是一脉相承吗？
从制度看，我们还是清朝前期时的八王当政，为九常委治国，从精神层面看，与义和团运动、红卫兵运动，岂不十分相似吗？
其实，史学家唐德刚早就说，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慈禧太后的义和团。慈禧内受宪政改革之困，外受列强之压，认为山东闹的拳民那民气可利用，不与毛泽东害着外被孤立的恐惧病，内忧中国出赫鲁晓夫之患，他利用红卫兵，同义和团保卫老佛爷，不一样吗？那保毛与保大清不是老戏新演吗？后来，弄烂弄砸了，慈禧赶义和团出京，有的还捕杀去讨好洋人，毛主席不是也赶红卫兵以知青下乡么？现在，中南海的王公们也同慈禧和老毛处同样内忧外患局面，弄出这官办游行抗日的闹剧，这些只钻营弄权专权门径的工程师官僚，都属史盲，一不小心，就把老戏本当新招数再现，引世界笑谈。此刻利比亚的美国大使被暴民袭杀，法国媒体笑中国大陆媒体不顾国际准则幸灾乐祸，岂不是笑有失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身份吗？跟着中南海指挥棒转的中国传媒，又添笑料了。
可笑的岂只这一二镜头，有抬着毛泽东像游行反日的，被讽刺说，毛泽东一再感谢日本，他说不是日本削弱了国军，他共军怎能打下这江山？日本是中共夺江山的恩人，岂不是抬著毛在背叛毛吗？而钓鱼岛在日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来说侵略的赔偿时，毛泽东说不要，谈钓鱼岛，毛急于友好日本，说不谈。等于自已的老婆被人占去，人家来归还，你说不说它，不是方便人家么？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按日本战争赔款的540亿美元的30%计算，赔款为162亿美元，约等于今天7500亿美元，可以购买20多个钓鱼岛了。那些蠢货，扛着他的遗像保钓，岂不荒诞得可笑又恶心吗？
当前，中南海想用反日游行来给困危的十八大冲喜，将自已政治的经济的困局，转移目标对外来缓解，若这种诡计有效，慈禧就没有带着光绪逃西安的狼狈，毛泽东也没有自已老婆江青与侄儿毛远新受审下狱的悲惨了。殷鉴不远，就在这百年。只有抛弃老戏，另谋新策，才是上策。其实也不新，只是把邓小平只改下层建筑不改上层建筑，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跛脚改革，纠正罢了。想想你们的政治文化闹到弄义和团红卫兵那种暴民运动，那不叫崛起，仍在给愚民打鸡血针那么雄起，不是病态吗！难道人们就只能剪了辫子摘下红袖标去演老戏么？把中国能演入现代吗？请中南海的王公贵胄们想想！
作者曾伯炎成都天涯石东街川报锦苑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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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Sep 2012 10:52 AM PDT
9月15日起，中国多达57个以上的城市，发生了反日游行示威活动，并伴随着暴力事件。围攻日本大使馆，纵火日本企业，抢劫日本商店，更多的是打砸同胞的日产汽车，一位开日产车的同胞，竟然被打得躺在血泊之中。中国人开的日本料理店也是攻击的对象，吃“霸王餐”砸毁饭店处处皆是。在华的日本人也受到攻击，有一日本人就餐时，竟遭示威者热汤扑面，高度烫伤。
在这些暴力的后面是暴力的标语口号。“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血洗东京，核炸日本”等、更有将严肃的主权问题低俗化，喊出“钓鱼岛是中国的，仓井空（A片演员）是大家的”。
这些暴力事件与血腥标语，反映的不是一个民族的爱国热情，而是野蛮愚蠢，心智昏乱。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只要爱国就可以无所不作，他们心念中的残暴，比这个世界曾经有过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又是一群没有正义感的胆小之徒，他们只敢打砸自己同胞的财产，以及手无寸铁在中国的日本人。如果个人安全稍有威胁，那怕在巴士上看到行窃，街上看到有人被打，女人被欺侮，都是绝不敢挺身而出的怂包。
倘若明天政府宣布不准游行了，那么借一百个胆给他，也是不敢上街的可怜虫。这些人是打着爱国名义，行打砸抢之实的一伙流氓。当然游行队伍中也有不少被爱国主激发起来的真正的爱国者，由于游行示威被政府里外操控，他们身不由已地被推到了暴力之中。
这次反日游行，政府不但全面掌控，而且干脆让公安、国安脱了警服，混迹游行队伍，煽动民众，让暴力不断升级，甚至带头打砸，已有多名公安便衣被民众认出上网。混在游街队伍中的警察之多，有人是这样形容的，如果有人喊一声打到共产党，怕有一半人会拿 出手铐来。因此可以说，这次反日暴力行径也是政府的行径。
这次反日游行有一个重要的现象，一些城市的示威者，不但抬着毛泽东画像而且穿起红卫兵的军服，高喊文革式的口号。与其相对应的是文革的发源地“北大”，其学生会发出的给日本总理的公开信，内容与当年的红卫兵战报的檄文有得一拼，充满了文革式的暴戾语言，不是拼命，就是牺牲，很难相信中国现代文明的摇篮，中国的最高学府会写出既没学养，也没智慧，以现在的话来说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东西。
更有郑州医院拒收日本女病人，如同当年医院不给“牛鬼蛇神”的四类份子看病一样。遵义还唆使儿童上街打砸日本汽车，让人想起文革的红小兵。红卫兵是文革标志性的象征，它的出现给于的政治信息，要比单纯的反日要复杂得多，为什么薄熙来人还在双规，但其文革式的政治路线，能借着“反日”赤裸裸地亮出剑来。
这是否意味着这次反日游行是由中共党内薄派在操控？是不是想借反日东山再起？这次反日游行中的所有暴行，与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如出一辙，只要高喊爱国，抬着毛像，穿起红卫兵军服，就可以无恶不作，这次反日游行不妨把它说成二次红卫兵运动。中国的“反日”已经不是外交上的主权之争，而是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信号。
一场反日游行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无疑，但是日本却是相当的平静，一如遭受大震一样，有规有矩。一位在日留学的家长 看到中国暴力反日，担心身在日本孩子的安全打了电话。该留日生给父亲所讲述日本人对中国人友好不为所动的场景，那种不失风范的沉着冷静，是暴力反日的中国人都应该深思的，为何日本人没有把他们的爱国精神，转为对在日中国人的暴力呢？这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标志。
日本 前首相安倍晋 三在中国发生暴力反日后说：“在日本不会发生日本人冲击中资 企业，焚烧中国国旗这样的事，这就是日本 值 得骄傲的地方”。如果我们的主席胡锦涛也能够骄傲地说，在这场中日钓鱼岛之争中，中国人没有损毁日本的一草一木，在华的日本人仍然得到应有的礼遇，那么相信中国人不但会受到日本人的尊敬，也会受到世界的尊敬。我们的钓鱼岛之争不赢也赢。
我们如果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待这场中日之战，那么显而易见，中国人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文明是理性、是智慧、是宽容、是慈悲，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境界，才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于文明相对的野蛮，是骄躁、是蛮横、是残忍、是狂暴，它是内心虚弱所产生的精神现象，这种精神为什么老是与中国这个华夏民族如影随行，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问题说明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国家还相去甚远。
这也是日本对崛起的中国依然藐视的原因。用胡适之先生当年抗战之际的话来说：“日本不认为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文明是一个国家的力量之所在，胜利总是站在文明的一边。中国要与日本争夺钓鱼岛，首先要使我们的国家成为现代的国家，文明的国家。邓小平也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说钓鱼岛交由下一代解决。
今年的钓鱼岛之争，是四十年来最激烈的，中国的媒体、军方都放了狠话，不惜一战。在“九一八”纪念之际，中国渔船万船竞发钓鱼岛，这种把老百姓送到冲突的海域充当炮灰的做法，是极为卑鄙无耻的，把本应由军队担负的守疆卫土负责，推给老百姓，在文明的社会是国家的耻辱。
钓鱼岛的冲突还在上升，这是一场高代价，高风险的玩火游戏，火玩过了头，就会引火烧身，到时候倒霉损失的还是自己。近年来的“反日”历史，每次中国人好象都决意与自己过意不去，让自己下不了台，最后又不得不鸣金收鼓。放出去的狠话，怎么说，还得怎么吞回去。被砸的日本财产还是要赔，打伤的日本人还是要赔要道歉，而钓鱼岛依然在日本人手里。
中国人啊！为什么不长一点记性，要如此地作贱自己，难道不能以文明的方式，大国的风范来解决钓鱼岛之争吗？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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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0, 2012, 6:41:36 AM9/20/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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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10:36 PM PDT
我們要感謝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模式：國情教育教學手冊》（以下簡稱"手冊"/见图），它從反面的角度為香港社會敲響了警鐘，提醒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香港"意識形態大陸化"的危險（這是筆者近年來不斷提請各界關注的問題），正是如此真實和來勢洶洶的。去年當政府公佈《德育及國民教育指引》時，筆者就隱然看到"洗腦"的影子並且撰文提出這種擔心，因為香港原本已經有《德育及公民教育》，從"公"改為"國"，表面上只一字之差，內裏可能蘊藏著某些特定目的。但是，當時由於只有指引，未有具體證據，所以很難展開批判。直到《中國模式》的出現，全社會才譁然驚覺洗腦年代的來臨。 （http://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9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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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09:51 PM PDT 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77人死亡，市政建设的弊病暴露无遗，民众怨声载道。党政恐慌，紧急防范，“维稳”二字赫然见于媒体： 媒体上更常见的是“维护稳定”。六四事件后至今，它在人民日报上的频率有三个高峰：六四后的1990年；反“邪教”的1999年；60年国庆大典的2009年。就在“维护稳定”的传播中，形成缩略语“维稳”。
“维稳”（维护稳定）、“处突”（处理突发事件），原是武装警察部队的内部习惯用语。2002年，《人民日报》刊登一幅有关武警的图片，说明文字中用了“维稳”，这是“维稳”在《人民日报》的首次亮相。这个新词的热度，2008年、2009年连续飙升，2010年、2011年都处在峰值。 一个武警用语，就这样成为党政官话。“维稳工作”、“维稳经费”、“维稳办”（办公室）、“维稳电话会议”……甚至有“维稳保证金”——海南省澄迈县规定，基层党支部书记每月工资要扣除150元“维稳保证金”，维稳工作做好了，年底发还，否则转为罚款。伴随这些维稳词语，中共内部以政法委为代表的维稳集团，日趋坐大。
《人民日报》甚至将“维稳”一词用于国际事务：
胡锦涛执政的十年，被称为“维稳十年”。这十年，政治改革停滞，权贵集团劫持党政、经济，国力激增的同时，民众付出沉重代价，社会不公加剧。面对愈演愈烈的维权抗争，当局不断增压，用中共官员的话说，叫“保持高压态势”，流血事件接连发生。在2012年7月的什邡事件中，当地政府动用了震爆弹对付民众。 学者、作家笑蜀认为维稳体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红色衣钵”，使“整个国家，进入了非常态治理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而且维稳从被动转向主动，“被动的维稳，不过是对社会零星抗争的应激性反映。主动的维稳，则是权贵分赃体制的政治近卫军，是对社会的系统攻击乃至全面控制。”他指出，“非常态治理的维稳体制，是实际上的戒严体制，即准战时体制，使整个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越是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越趋向高度集权，公权力越是不受约束，也就越是加剧社会紧张。”（笑蜀：《组织化维权：告别维稳时代的必由之路》） 胡锦涛在上任之初已经看到了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他在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几乎成了仅次于“科学发展观”的又一面旗帜，媒体的宣传曾铺天盖地。但这个提法，由强而弱，传播的疲态十分明显。
“和谐社会”和“维稳”的传播强度趋势比较，形象刻划了胡锦涛的现实处境。 薄熙来事件后，中共政法系统受到诟病。十八大将如何论述“稳定”，值得观察。从政治话语的角度，其观察点是： “稳定压倒一切”会不会出现在政治报告中？ “维稳”会不会出现在政治报告中？ 这两种提法只要出现，就标志中共将延续维稳路线，继续对社会“保持高压态势”。 如未出现，需要注意如何论述“维护稳定”或与社会稳定相关的议题，观察有无变化调整的征兆。 作者钱钢是中国大陆传媒人，《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主任。 本系列评论的英文版，正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CMP网站陆续发布，链接：http://cmp.hku.hk（点击”提法“栏目） ——纽约时报中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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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08:56 PM PDT ——在张千帆教授主持的“宪政讲坛”第十一期（2012年9月15日）上的发言
宪政讲坛之十一/新天论衡第4期
主题：普世价值与中国道路 主讲人： 杜光（著名政治学家，中央党校教授）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主持人：张千帆（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时间：2012年9月15日（周六）晚上7-9点
丛日云发言稿：
谢谢新浪网，谢谢张千帆教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和在座各位朋友共同交流大家都关心的问题。这个话题看起来很宏大，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答案来，但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去关心它、思考它。这么个庞大的国家，十几亿人口在经历着转型的特殊时期，在社会上面对着的种种问题困扰着我们，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深感焦虑，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观念相互冲突，也让我们感到不安。
我们在历史上曾误入歧途，今天回顾那一段历史，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责任。上个世界三、四十年代，我们去反思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现状、国家前途的认识误入迷途，误导了这个国家，走了几十年的弯路。最近任剑涛教授出了一本书：《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反思留学精英怎样误读了西方，怎样误读了中国，怎样给中国开错了药方。这不是少数人，而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主流群体都误入迷途，进而误导了公众。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教训。
今天我们又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能不能认准方向？认准目标？中国未来到底朝哪个方向走？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文明应该是什么样的？思考这些问题时背后的依据是什么东西？比如我们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中西文明关系的认识等，这都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主要依据或者背景，不把那些问题搞清楚，可能再次使我们误入迷途。
刚才杜老讲前两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我没有参与过，也没有写过东西。我的一个想法是，那些否定普世价值的大批判文章，确实不值得和他讨论，和他们争论降低了我们的身份（现场笑）。普世价值的存在还需要讨论吗？我们可以讨论普世价值怎么表述？普世价值在中国怎样来实现？实现的方式和形式？普世价值是存在的，这还需要讨论吗？我觉得，那些批判普世价值的人使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不会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讨论。
今天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这是张千帆教授给我出的一道题，要我来做这个作业。我特意整理了一下我的思路：首先我认同有普世价值这回事，今天的论坛叫“宪政讲坛”，宪政制度背后的宪政文化，作为宪政制度依托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又来源于西方，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在我心中没有疑问。但问题是，来自于西方的东西如何会成为普世价值？这是很多人的困惑。很多人就说，我们是要搞宪政制度，但不是移植西方，中国自己就有，一定要在本土资源中找到根据。以前说黄宗羲那里就有，现在说孔子、儒家那里就有，夏商周三代都是，甚至有人说三皇五帝就有了，反正是我们自己就有，不需要从西方引进。另外一个问题是来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如何适用于中国，我们引进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能否成功，会否水土不服？在简短时间里我试图粗略的回答一下这二个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源于西方的价值如何会成为普世价值？
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看了若干支持普世价值的定义，我觉得表述比较好的是现在维基百科上的一个表述：“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人们认同之价值、理念。”这其中有一个修饰词“只要本于良知和理性”就应该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认同。这个定义和那些否定普世价值者给普世价值概念强加的一些特征或者解释是有区别的：一是普世价值并不是所有人承认和遵守。那些人只要找到有人根本不遵守这个、违背这个，就否定了普世价值的存在。不是这样。普世价值是一个应然的东西，是一种规范，是只要你良知未泯，只要有健全的理性就应该承认的，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是大家过社会生活共同遵守的一个底线、最低限度的一个要求。即使承认的人，可能偶尔也会违背它，但他承认，肯定是这个事做得不对，因为它违背了公认的价值。所以，不能公开拿出来说我就是对的。这是两回事，是一个应然的东西。但这种应然的东西有实然的存在。我们观察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确实有某些共同的规范，这些共同的规范就是普世价值。还有，普世价值有其时代性，前面说的定义里没有涵盖进来，但它并不像有人解释的那样：好像是从来如此，永恒不变。普世价值不是这样，普世价值是文明人类的基本规范，但在不同时代有它的表现以及它的新内容，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
今天讲的普世价值，有一部分在古代社会就存在，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古代社会的普世价值的来源是什么？根源是什么？一个是人对同类的同情心和爱心，这是普遍存在的，人类都有。我们是人类，超越了动物的状态，大家都是人。同时我们都是文明人，我们超越了野蛮状态。也就是说在古代的文明社会、文明人类普遍设立的基本规范就是普世价值。还有一个是共同的社会生活需要，人类是过共同社会生活的，但人类又有着共同的缺陷，不管什么样的人种，不管是哪个洲的，人类有共同的缺陷，为了过好共同的社会生活、协调好社会关系，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和教化人们。就是出于人的这种特性，出于社会的需要，古代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超越民族和文明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使古代人类也能够和平交往与相处，交往和相处时大家都找到共同的规范来遵守。如果没有普世价值，古代人类的交往和相处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熟悉古代的《罗马法》，罗马人征服了庞大的帝国，许许多多城邦、王国、部落都被它征服，各个政治单元原来的法律、风俗习惯不一样，罗马人就把罗马人和其他各个政治单元的人、各个民族和部落的共同规范提炼出来，形成了“万民法”。罗马人相信，罗马帝国就是世界帝国，有无数的人和平相处，但是，能够找到共同的规范让大家遵守，裁判相互间的纠纷。所以普世概念在罗马帝国范围内能够非常流行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包括基督教这种普世宗教能在那里面形成也是有基础的。
现在有些人提倡全球伦理，他们的表述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什么是普世价值？提炼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对待。也就是说，把人当人来对待，以人的方式对待人，这就是普世价值。我反对有些人把普世价值开列一长串的概念，把你喜欢的、好的东西开列了一长串，殊不知那些东西不能算，那些东西只能说是普世价值基本原则在特定场合、特定时代的表述和表现。也有人提炼了各大宗教、各种意识形态的共同的“金规则”，这个“金规则”用中文翻译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正面的表述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些都是普世价值的一种表达。一定要把普世价值提炼到最抽象的程度、最基本的东西，不要弄得很具体，一具体就漏洞百出。
但什么是符合人性的对待？人类有一个道德进化的漫长历程，人身上的人性不断发扬，也不断被自己所发现。人在变，人对自身的认识也在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符合人性的对待？随着社会人道化水平的提高，出现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即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出现了。它是传统社会价值的发展和更新。
现代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基本原则是什么？我仍然倾向于一种高度抽象的概括：就是尊重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它的内容具体包括承认和保障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就是这个东西，提炼为一句话，展开为三个概念。其它一些概念，比如民主、宪政、人权等，都已经涵盖其中了。要给人以合乎人性的对待，到现在有了不同的理解，仍然是普世价值，只是现在人们对人性和符合人性的对待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也就是现代对普世价值的理解，起源于西方，这个问题不需要回避，它就是起源于西方。
在古代社会，如何调整个体和社会整体的关系？所有的民族和文明都面临这个问题。所有的文明和民族在古代都倾向于向整体倾斜。我们必须要把个人的本能和欲望封堵起来，只有这样才使一种有秩序的、文明的生活成为可能。但西方文明在它的历史演进中独辟溪径，由于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西方人最后找到或者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机制，就是在承认个人、尊重个人、解放个人、发展个人的基础之上仍然能够实现社会的秩序，社会的和谐与有序。把社会的秩序、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对别的文明而言，如果解放了个人，就意味着放出了洪水猛兽，意味着人欲横流，一种有秩序的文明社会生活就成为不可能。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但西方文明找到了这样一种文化机制：在承认和解放个人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这样一种文明在西方文艺复兴后到十七、八世纪就出现了。
我们讲西方的民主只是一种制度形态，但背后是对个人的尊重，是对个人权力和权利欲求的尊重。每个人都有权力欲。民主制度承认每个人的权力欲的合法性。他建立了权力的自由市场，都给你机会，让大家去合法地竞争权力。民主也尊重每个人作为共同体平等一员的身份，因为每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员，都应该得到尊重，那么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替大家做出决定，而是要大家参与共同做出决定。说到底，民主就是对个人的尊重。不要民主，就是根本不需要尊重，或者你根本没有感受到这种尊重的需要。如果你有了这种需要就会要民主，就会不计后果的要民主。什么要民主是否有利于秩序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国家强大？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我是共同体的一员，需要尊重，需要参与，你要给我参与权。就像我是这个家庭的主人，这个家我管不好，但权力得我掌握。我不能把我家的存折银行卡交给保姆；我欣赏水平不高，没有能力判断哪个电视剧才是好的电视剧，但遥控器得握在我的手里，不能因为我的欣赏水平差，就把遥控器给保姆决定我看什么。我们是主人，要得到尊重。
宪政制度很简单，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所以整个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就建基于这个之上，整个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就是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
西方产生了尊重个人的价值，解放了个人，带来了社会活力，展现出巨大能量。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得到尊重，得到充分发展，个体的权利得到保障，个人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每个人个性非常丰满，社会充满活力。就像人的机体，如果每个细胞充满活力，整个人的机体就有充沛的生命力。这样，使西方社会展现出巨大能量，使它能够征服其它文明，同时也为其它文明所羡慕所仿效。这是第一。
第二，因为这种解放个人、尊重个人的文化和价值符合人的本性，产生了一种对其它文明的诱惑效应。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里都需要这个东西，只不过几千年文明为了社会生活的需要被压制下去了。现在西方文明到来了，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现在知道了。那么内心的“魔鬼”和外在的诱惑里应外合，就产生了“诱惑效应”。
当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相遇，一是在竞争当中其它文明必然失败，压抑个人的文明必然失败，解放个人的文明必然胜利。所以西方文明表现的是一种强势文化，摧枯拉朽的能量，其它文明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二是产生了“拆除堤坝”和“释放魔鬼”的效应。其它文明把人的那种本能和欲望关在瓶子里，封上，西方文明来了，把瓶盖打开，呼唤“你不要不好意思，你光明正大的现身吧，你那些要求很正常，都应该得到满足，我有一种办法使你能够得到满足，而且社会还不会乱。”西方这种呼唤、这种诱惑和每个人内在的那种魔鬼里应外合，拆除了封堵个人的堤坝，把洪水释放出来。这就出现了我们经常讲的“一顺一逆”的效应。堵是一种“逆”，拆是一种“顺”，由此展现出了它的能量。于是，西方文明就渗透、瓦解了所有其它文明，重新塑造了所有其它文明。
西方文明对其它文明的渗透主要表现在它瓦解传统社会的纽带，释放个人，从而使社会越来越个体化。我看到国内一些社会学的研究，经常有人做这个课题：社会的个体化。社会个体化是我们社会真正发生的变化，百年来真正的变化，三十多年真正的变化。不要看表面的东西，而是要看这个社会是不是越来越走向个体化。最初瓶盖是西方人打开的，堤坝是西方人拆除的，但我们一旦和西方文明接触，个人一旦被释放出来，自身就有一种惯性。西方人不再发生影响，社会自身仍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因为人被解放出来，就有一种惯性，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追求更高的境界。长期以来，我们动不动就批判西方的影响，抵制西方的污染等，其实有一部分是西方影响，但只是最初为西方影响，后来是自身惯性作用下的不断发展。
我小时候在农村家乡，四代、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还非常普遍，但等我长大，我上大学前曾当过大队会计——也算是大队领导呢，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调解家庭纠纷。过去的时代，农村都有绅士，家庭邻里闹纠纷请有威望的绅士去调解，包括哥俩分家也请绅士去裁决。后来共产党把这些绅士们都扫除了，杀掉了或者管制起来了，或者被妖魔化名誉扫地了，于是，那些基层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就承担了绅士的职能。谁家打架、吵架请大队干部来调解、仲裁。夫妻、妯娌、兄弟、父子、婆媳吵架，特别是分家——那时候好多年轻人都要分家，长大了娶了媳妇就要分家，老人接受不了，老人觉得如果分家就丢人，十里八村就无脸见人了，但年轻人普遍娶了媳妇就要分家，不跟老人一起过，受不了。那时，我们晚上经常坐在人家的炕头上调解，劝和不劝分嘛，但不分他们就继续打架，有时一、两个月，有时数年，最后，调解不成了，那就分吧，我们就帮着他们分家，确定双方的财产等事务。
中国原来大量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最后在两、三代人之间，很快分解为现在最自然的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这个过程非常快，为什么？这本身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一个过程，个性在成长，不能容忍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对个性的压抑。现在的小家庭，我们这代人满足于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感到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不满足了。三口之家内部动不动AA制，动不动就有契约，结婚前先约法三章，签个合同，离婚率也越来越高。我们那代人不可想象。也就是说，三口之家的小家庭的共同体也仍然在走向解体，解体到最后是什么？是一个个的个体，每个个体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由这样的基本单元在契约的基础之上构建其它的共同体一直到国家。这个趋势不可逆转。只要这个趋势不可逆转，什么民主宪政、什么人权自由，都是这种个人主义精神枝干上的衍生物，只要社会个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个人要求尊重，个人要权利，个人要共同体参与，那么，民主宪政迟早都会到来，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西方文明改变了人，改变了人对自身的认识，也改变了人的欲求。个体要解放，要求得到尊重，从西方产生的现代价值在各大文明中得到了共鸣和呼应，西方文明的传播也改变了社会，于是也需要建立新的社会规范。这样就出现了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符合人性的对待就是一种西方的理解。而这种尊重个人的价值虽然来源于西方，但为其它文明所普遍接受，它就成为现代世界的普遍价值。
当代的普世价值仍然是传统普世价值的继承，但有了新内容。新内容只就起源来说是西方，而在今天实际上被各大文明、各个民族所普遍接受。所以，今天讲的普世价值，应该说有一部分来源于古代人类，也包括中国古代的某些价值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但那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是在古代社会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还有一部分来源于西方，是西方的价值，起源于西方，但今天已经被我们普遍接受。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如何适用于中国？
要知道一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文化是可以传播的，而文化的传播有自己的方式，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规划和设计的。有些人拒绝西方的东西，说既然是西方的，就不适合于我们，我们不要西方的东西，只要自己的东西，这就否定了文化的可传播性。
一个文明演化的走向、发展的前景也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每个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也是个体的权利。当你问西方的东西是否适合我们时，这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好像没有很深的学问回答不了。我想，每个人要反问自己，每个人反问自己内心、追问你的内心，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要素，内容，各自列出个单子，你选一个自己的个性化菜单。西方文化中你喜欢什么，中国文化中你喜欢什么。我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做这种菜单选择。这种选择还会变化，今天不喜欢西方这个东西，明天可能喜欢了；今天特别喜欢西方这个东西，明天可能又回归到传统了，喜欢中国本土的东西了。会有变化，而千千万万的个体自由做出的选择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大走向，而这种走向是每个人的权利，没有人有权干预。
在不同的文明交汇时，传统文化的成分和对外来文明的吸纳依据什么原则？依据它是否满足了当代人的兴趣和需要。我们不能委屈自己，不能够一代代人做牺牲品仅仅是为了维护老祖宗的面子和荣誉。当代的每个人就是目的，在宇宙中每个人是唯一的，每个人就是小宇宙，我们没有必要做其它的某种目标的牺牲品。如果维护传统的目的只是让祖宗的东西传下来，因而就要委屈自己、牺牲自己，没有这个必要。
经过西方文明一百多年的渗透——其它文明可能是几百年的渗透，所有文明都不再纯粹，其中西方文明的因素也就是现代性的因素几乎都超过了传统的文化因素，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在中华文明的今天，西方文明的要素也远远超过了传统文明的文化要素。一个今天的中国人到美国去生活一年，会感受到多大的文化冲突？会感到有多么的不适应？我本人到美国去生活，一点儿文化冲突、振荡没有感受到，顶多有些地方感到一点儿新奇。如果把你放回到200年前的中国，你还能不能活得了？今天的中国人和当代的美国人差距大还是和200年前的祖先差距大？尤其是现在占人口一半的女同胞，把你放到200年前，我估计一多半都得自杀（现场笑），剩下的都得抑郁。能受得了吗？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现在社会已经变了，已经不是纯粹的传统文明，是已经变化了的东西。我们的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类型的文明，差异非常之大，但是，现在，中华文明已经被西方文明所渗透，不再是传统的形态。那么，现在文明当中已有的现代性因素就构成了我们继续吸收其它因素的前提，这就是我们接受普世价值的基础。
什么叫国情？今天的国情不是乾隆时代的国情、道光时代的国情，今天的国情就是我刚才说的：今天中华文明中，许多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因素已经扎下根，成为我们文明的一部分，并且，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因素已经占了优势地位。而这些东西又是我们引进其它西方因素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因素的继续发酵，就会使我们从整体上走向现代文明。所谓现代文明要“内在生长”，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从老祖宗那里找到根据。文明的内在生长是指，今天中国人发自内心与本性的一种选择，同时，也是我们文明中已有的现代性因素的进一步成长。你身上已有的现代性东西就支撑了你去学习引进实践其它现代性的东西。现代文明传播的基础在于人的共同本性，在于现代生活的同质性。
我们有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有了更高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教育发展，交通和传播媒介的发展，有信息有爆炸性增长和便捷的流动，特别是有了市场经济，市场就是民主宪政的学校，就是民主宪政的启蒙老师。所有这些现代性东西都构成我们进一步的引进和建设迟到的西方民主和宪政的基础与前提。这些因素是横向来的，并不一定要从孔子那里找到资源。孔子那里若有支撑现代的因素，那当然好，资源越多越好。但孔子那里没有，就不要挖空心思到那里找。随便到二千年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那里，他们的思想都具有现代性，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书，拿到今天都是公民教育的好材料。孔子的书怎么说都是教人做臣民，不利于建设公民文化。使劲解释，它还是教人作一个好臣民，如此而已。
常有人说，我们引进和移植西方文化没有土壤，没有根基，必然会失败。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理解。其实，我们学习西方文明是有传统根基的。这个传统的根基是传统文化发展达到的水平，而不是与现代文明有对应性、类似性的某种传统特色或某个学说。儒家传统当然不是什么根基础。有学者做牵强附会的解释，那是他个人的知识兴趣，是他的学问。但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每个人接受西方民主宪政，即普世价值，根本不需要这样借助传统资源，也就是说，不需要在自己的传统中一定有类似的东西，不需要借助孔子的儒家思想，或将其解释或改造成具有现代内涵的理论。我们接受现代观念，实践现代生活方式，不需要得到孔子的批准。好像孔子没批准，在我们内心就有一种无法突破的障碍。没有这样的障碍。你就想想自己是怎么开始要男女平等的，要独立的？你要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要和丈夫平起平坐，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问问你的内心，这些思想、态度和情感是怎么来的？是从孔子那里受到启发吗？孔子教导中国人两千多年，没有男女平等这回事。社会不是那么不发展的，社会公众的现代化心路历程也不是这样的，似乎现代性的东西没有相对应的传统支撑就不行，不是这样。
但是，换个角度看，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的确是有传统支撑的。这个传统的支撑不是说在历史中找到某种和民主宪政相似的一种学说或者把历史某种学说解释为民主宪政的一种前现代形态，不是的，而是我们古代文明发展的程度。我们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有深厚的文化积累，这些东西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包袱，但有时候看上去又是一个支撑。就是说，我们有发达的农业文明，西方所谓的现代普世价值依据的是工业文明，我们和工业文明只差一个台阶。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从整体上使我们具备学习现代文明的很好条件，使我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所以，我们能够很好的建设和实践以普世价值为依托的民主和宪政。事实也证明，我们学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干得还不错。只是在民主宪政方面很差。和西方比，我们很自卑，觉得处处不如人，但和西方之外的其它文明相比，我们还是很出色的。我们是西方文明的好学生。为什么在其它方面我们学得不错，唯独民主宪政学不了？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说得不对，请大家批评，谢谢！
提问1.我想请教丛老师一个问题，您讲到对普世价值的提炼，那么，普世价值与马克思所倡导的理想有什么关系？
今天讲的普世价值跟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一种关系？前段时间在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议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拒绝普世价值、批判普世价值。按我的理解，马克思是承认普世价值的，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普世价值。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他所揭示的真理是普世的，适合于全人类，因为他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内部一般讲的是普遍真理，不用“普世价值”这个概念，但他是把“价值”变成了“真理”。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不是我们的主观选择，不是每个人或者每个民族的偏好，在他那里，都把这些东西“科学”化了。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你选择，但你不知道你所选择的背后有一种客观的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支配着你。所以他就把属于“价值”的东西纳入到“真理”的范畴。当他讲普遍真理时，实际上包括了“普世价值”的内容。
我认为马克思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他继承了启蒙时代的遗产。但马克思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和在如何实现普世价值的问题上走入了误区。当然，有好多人用另一种论证，说马克思也主张自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等，说他的那个理想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普世价值是一致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的。马克思讲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今天讲的对个人的尊重、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没有关系。他走的是从卢梭开始到黑格尔的积极自由的道路。当马克思讲自由时，不要看他也用了“自由人”的概念，他那个自由是积极自由。在马克思的体系里绝对容纳不了消极自由，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因为不能容纳消极自由，所以也就挖掉了现代民主宪政的根基。没有一种消极的自由、消极的个人权利需要保障和保护，也没有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与国家的权力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也就是形成两者你进我退、此消彼涨的关系，我的自由要想扩大，国家权力必须后退；国家权力如果扩张，我的权利和自由势必受侵犯，就会萎缩，两者在一个平面上是一个你进我退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保障个人的权利，就必须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一丝一毫。马克思主张民主，但他的民主绝不是为了保障人权的目的，马克思讲自由人的联合体，但没有消极自由的意义。马克思心目中是有一个普世价值，相信全人类要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全人类都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普世价值，但最后走的道路，最后他给人类许下的前景和今天现代文明主流传统所讲的普世价值不是一回事。
提问2：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丛老师，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很独特，因为环顾同时期的各个国家只有中国古代社会在同样时期大致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下，保持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大一统，我觉得依同样的视角，西方文明也是独特的，因为环顾同时期的其它国家都是集体主义、专制主义的，只有西方文明孕育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宪政。所以我很想请问一下丛老师，是什么样独特的品质使西方文明孕育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这些普世价值。
谢谢你的问题，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独特的。我曾经有一个说法，在古代各大文明当中，西方文明和其它文明可以说是同父异母。所有其它文明可以归为一个类型，但西方文明是比较独特的一个。我认为现代文明的出现是很多偶然因素聚合形成的，并不是所有文明只要给它时间，没有西方人入侵，正常发展都能成长出现代文明。不是的，因为是不同的类型，大家走在不同的轨道上，不可能相交。不是说我们只比西方落后了一点，再给我们几百年也能搞出市场经济、民主宪政，这是不可能的，就好象你再给中医一千年也搞不出西医这套东西来是一个道理。我曾经用一个比方，好比草永远长不成树一样。现在看那个树苗才一寸高，但它是与草不同类型的植物，现在一寸高的树芽注定长成一丈高的大树，草不可能长成一丈高的大树。这是不同类型的文明。我这么说肯定会有很多人反驳我，这只能说是我对中西文明的一种洞见，完全是我个人化的一种洞见，要说根据，很难拿出什么东西来进行论证。你可以从你的角度有你的洞见。
中西文明在古代历史上很少交往，相互之间很少包含对方的因子。印度以西的欧亚大陆文明在古代频繁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中华文明独居东亚的角落里，和欧亚大陆文明的主要舞台距离相当遥远，又有天然的障碍。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从来没有直接相遇过，相互之间很少包含有对方的因子。所以，相互的陌生感也最为突出，相互独立发展了几千年。但即使这样，它们都是人类的文明，说到底就是几万年前从黑非洲走出来的那批智人分散到世界各地，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个独特的文明，如今全球化时代使他们几个兄弟重新聚在一起，他们已经失散了几万年了。虽然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但说到底他们是兄弟，说到底他们都是非洲走出来的这一支智人发展出的文明。直白地说，他们都是地球人，他们共性的东西超过特殊性的东西。
至于你说到中华文明两千多年延续的大帝国和其它文明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特点在文明之间的差异上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当我们思考两大文明的关系，思考诸如我们能不能移植西方民主宪政之类的问题时，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
你所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在哪里，为什么它会产生现代文明？
西方人从原始时代一走上文明的舞台和所有其它文明都不一样。可能，3000多年前有一印欧语族的人从高加索迁徙到印度，最初他们的文明形态和欧洲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后来因为和印度本土人的相融合，逐渐东方化、亚洲化了。印度文明在古代确实有很多和西方文明相似的地方。
西方文明，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的门槛，有了文字记载开始，我们就发现它和其它文明明显不同。这个不同根源在哪里？一个根源于他们漫长的原始时代生活。原始时代淹没在漫长的历史年月里，我们对那个时代很少解。人类的文明才几千年，这几千年之前，比如高加索平原那个地方有了几万年的原始生活。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他们共同体的生活方式，那个时代有他们形成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方式等。现在人类文明才几千年，它在几万年中植下了深深的根。所以，当他们走上历史舞台，就和别的民族不一样。
你还可以说，他们的民族性格和别的民族不一样。看看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的民族性格就知道了。在很多人那里，一讲民族性格好像就有种族主义之嫌，好像那个民族就天生优越。我们可以说，民族性格就是一种文化，要承认民族和民族之间有不同的性格。我最近主持翻译了一套《政治文化研究译丛》，里面就有英格尔斯的一本书叫《国民性》。以前，我们通过观察、印象，通过对文献整理，得出关于各个民族的国民性格的概念。《国民性》一书将“国民性”概念科学化了。英格尔斯等西方学者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国民性，提出一个“众数人格”的概念，然后用数据证明每个民族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科学研究证明，民族性格是存在的，每个民族有其个性。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那几个民族的个体具有独立和顽强的性格，那几个民族也具有顽强的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这是其它民族所没有的。进入文明时代后，所有的民族都建立了国家，走出部落时代，这样，就使国家权力，具体来说就是王权（或皇权）在成长。在王权成长的过程中，别的民族付出比较小的代价，遇到比较小的阻力，王权就彻底驯化了人民。王权取得了一劳永逸、永久性的对人民的征服。但唯独在西方，王权成长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想驯化人民非常难，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王权才能成长一点点。王权有所成长后，人民也成长起来，就想办法把王权驯化了。把王权关在笼子里，缰绳和鞭子掌在人民的手里。为什么西方人能实现这个？看历史就知道，看看一个个事件，看看王权成长的历程，它在中国很容易就征服了比较懦弱的民众，一劳永逸。在西方很不容易，最后达成一种平衡，王权和人民力量的一种平衡。因为王权想扩张一点点都遇到极强的阻力，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无一例外，顽强的民族性和追求独立、自由，这个东西可能植根于几万年前原始时代的宗教生活。还有，包括日耳曼人、罗马人、希腊人，一进入文明时代，都有一种对法律的尊崇，别的民族有没有这样？以宗教的感情尊重法律，这也是他们在原始时代就形成的传统，带到了文明时代。对这些，我也只能是一种猜测和推论，现在的研究恐怕还难以证实。但在，我们能看到、观察到，他们确实和别的民族从一开始就不同。
提问3.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是美国人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样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其中提到美国发动石油战争是想让那些石油输出国认同他们的普世价值，进而实现它的全球战略，丛老师怎么看？
我一开始讲普世价值是一种应然的状态，是一种应然的规范。普世价值是一种规范，大家真正拿到桌面上来说，怎么做人，怎么对待别人，社会需要怎么来调解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真正拿到台面上，大家都得承认某种规范、某种准则。是有良知、有理性的人都能接受的规范，是一种应然的状态。这种应然的状态不能用任何实际发生的违背普世价值的行为去否定它，因为人都有缺陷，全球各个文明人的缺陷都差不多，所以才需要规范和教化。而这种应然状态同时又是一种实然的状态。我们看到各个国家各大文明都用这些东西来作为基本的价值准则。假如真的像你说的，美国做了一些事情，也只是说美国的某届政府和某届领导人、某项政策违背了普世价值，并不是说美国的普世价值和别的就不一样。
第二，根据我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一些了解，你刚才提的问题，背后有许许多多长期盛行的阴谋论的教育积累出来的东西的影响。美国官方会推行它的价值，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你要到美国去观察就会看到，美国真正占主导地位、真正时髦的是文化多元主义。我认为美国和西方真正的问题不是文化霸权，而是文化上的不自信。现在的美国，比如一个历史系，如果没有人讲妇女的历史，政治上就不正确；没人讲黑人印第安人的历史，政治上就不正确；没人讲拉丁人、亚洲人的历史，政治上也有问题。但没人讲欧洲的历史、白人的历史没关系（现场笑）。美国的知识界，左派占主导地位，大多数人都在批判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推崇其它文化的价值。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国文化霸权，以它的实力到处推销它的价值，但我看到美国的另一面，就是文化上的不自信。亨廷顿讲完文明的冲突，就担心“我们是谁”？这恐怕是西方文明的真正问题所在。
提问4.丛老师您好，您刚才讲了普世价值的优越性，但事情要看两面，如果普世价值在中国真的实现，将会出现负面影响吗？
普世价值不是一个实现的问题。在我们现代化过程中，这个社会中的人在成长、发展，每个个体都在成长、发展，社会也在发展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接受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真正的基本价值准则。是这样一个过程，不是实现，而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它永远都是一个规范、一个原则，一个应然的东西。
如果我们普遍接受了普世价值，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现代人，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这样的进步会解决现在的许多问题，但现代的文明社会又会有它的问题，普世价值不是一剂良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最发达的西方社会都有其问题。西方社会这几十年由现代文明开始向后现代过渡，后现代价值观开始出现，有人把它概括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斯追踪了几十年欧洲人价值的变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后来又扩大到对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价值观的调查。他证实，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后现代文明，开始出现了后现代的价值观。就像当年西方创造了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一样，现代的普世价值也有它的问题，也要被更替。
对中国来说，那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杜老说的，我们连走向现代文明的基本目标，还有很多人要拒绝，甚至还要倒退回去。我们先想明天的事，后天的事明天再想吧。
——读者推荐
【丛日云简介】出生于贫困的辽西山村，中学毕业后还乡务农，当过民办教师、大队会计等。1977年恢复高考后始有机会上大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为专业。到高年级时改弦易辙专攻西方政治思想史，先后获得本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2005年赴耶鲁做富布赖特高访学者。时下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负责本科生全校通识必修课《西方文明通论》。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思想史，间或因兴趣所至涉猎中西政治文化比较、当代政治学理论等领域。 出版的主要著作： 《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5月。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 《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 《西方政治思想史》（多卷本第二卷），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作者之一，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国家教育部统编“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参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70年代以来》（参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世界著名思想家传》（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http://www.21newyouth.net/category-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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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08:51 PM PDT
在9月18日的北京反日游行中，北航教授韩德强，以身强体壮之躯，对一名八旬老人大打出手，原因是老人对游行队伍中出现的想念毛主席标语表示不满。随后，身为名人的韩德强又迅速在网上公开声明，说其一向反对打人，但遇到不讲理的人，遇到造谣、诽谤、污蔑开国领袖，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给日本当汉奸的人，他宁可被拘留也要打人，并且今后还会如此，绝不认错。
韩德强的“文革”式言行令人惊愕。一个北京的名教授，置法律和道义于不顾，用暴力压制别人的观点，即使是对一个老人也在所不惜。尤其是韩教授明知违法，却打算继续违法，以爱国的名义，公开向中国法律挑战。在目前国人普遍呼唤法治、建设法治的背景下，让人深思。
先来看看八旬老人的行为性质。虽然老人可能对毛主席真有不敬之词（也许其曾经亲受文革之害，也许其有让人可以理解的观点），但这表达的只是对已故国家领导人的看法，在这个保卫钓鱼岛游行的特定场合里也只是表达“将这种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愿望”不能寄托在已故的毛主席身上等观点。这在法律上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并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严重违反道义。说到底，这只是游行人群中对爱国的实现方式的认识不同而已。
再来看看韩教授的行为性质。在老人提出反对“毛主席，我们想念您”口号、认为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之后，韩德强认为，“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遂打了老人两个耳光。之后，韩又在公开声明中说，“在群情激愤声讨小日本、想念毛主席的游行队伍中，不容许出现这种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今后如果在游行队伍中遇到这样的汉奸，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
能看出来，身为教授的韩德强是在逻辑上乱了阵脚，对“汉奸”下了自己的定义，把这种场合下的反对想念毛主席，与出卖国家利益、叛国划上了等号，从而给老人莫名其妙地戴上了一顶大帽子。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汉奸，就该挨打。
问题一是，即便老人是韩教授认为的汉奸，有法律在，有警察在，又不是在紧急情况下，韩教授完全可以报警、扭送，交由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但韩教授直接抡起了巴掌，动起了“私刑”。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种殴打六十岁以上老人的行为，应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罚款。即使被打的老人不便去控告，现场目击者和看到声明的网民都可以拨打110举报。
问题二是，韩教授除了在现场骂老人是汉奸，又在网上公开骂老人是汉奸。这样骂的根由大概一是给自己出气，二是通过给对方扣大帽子，给自己寻找道义制高点，“打了汉奸不算打”。韩教授没有根据地骂老人，无疑是诋毁了老人的声誉，侵犯了老人的名誉权。如果老人起诉，韩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如果韩拒不履行，法院还可以将其拘留，强制执行。
同时，韩教授先把反对毛主席的人定为汉奸，然后再理直气壮地“打了汉奸不算打”，这种思想深处的认识反映了“文革”式乱世思维，正如当年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叛徒那样，群众打了白打，打死都应该。但“文革”都结束那么多年了，现在还在上演现实版文革武斗，表演者还是大学教授，着实让人心惊。
一时的打人、骂人还不是最可怕的。但一个堂堂教授，在互联网上，面向世界声称将要继续打人，“绝不认错”，则是对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公然挑战，是对人类走向民主、法治愿望的蔑视。如果任由这种喊着崇高口号、打着神圣旗帜，却时刻准备着践踏法律、用暴力或权力去剥夺别人思想自由的现象横行，“文革”的灾难就会重演。
最后，根据教育法律法规和最新政策，不尊重老人、不尊重法律的人，是否还算得上具有“师德”，有资格继续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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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06:03 PM PDT
RFA 2012-09-19
正在美国访问的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星期二下午访问了自由亚洲电台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并发表演说。昂山素季认为，政治家在特定情况下应该放弃个人的骄傲，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出政治让步。
缅甸最大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本星期一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为期17天的访问。星期二下午她来到自由亚洲电台位于华盛顿的总部，发表演说，并接受了本台缅甸语部的专访。昂山素季表示，缅甸目前正处于关键的过渡期，面临着贫困、缺乏法治的问题，很多缅甸人还感到恐惧，不习惯于为自己争取权利。昂山素季说，以前，缅甸人民把重点放在如何争取自由，现在缅甸人民应该仔细考虑他们想获得何种形式的自由。
“没有责任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缺乏约束。缺乏约束，并不等于自由。自由必须与责任感相伴…我们现在必须学习，怎样取得那种与责任密不可分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得弄明白，需要冒什么风险，准备要冒什么风险。” 昂山素季表示，要想取得任何有价值的结果，人们都得准备好冒一定的风险。她举例说，2010年，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决定不按当时的缅甸法规重新注册时，冒了被缅甸军政府宣布为非法的风险。但该党成员认为，如果按当时的法规重新注册参选，会违反原则，所以做出了不重新注册的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当时是在冒险；2011年，“全国民主联盟”根据当时的情况，重新注册为一个政党并参选，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这个决定，认为此举是向2010年通过不公平方式赢得选举的缅甸政府让步。“全国民主联盟”冒险重新注册为一个政党后，在缅甸议会补选中获得了成功；在议会就职宣誓的问题上，“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也冒了风险。起初，当选议员的该党成员不满誓词中“保卫缅甸宪法”的字眼，但选民们希望该党成员能在议会中任职，所以当选议员的“全国民主联盟”成员最终宣誓就职。昂山素季说，由于缅甸议会上下两院的议长秉持公正，“全国民主联盟”在缅甸的立法机构可以扮演令人满意的角色，代表人民参与民主政治，所以该党议会成员当初决定宣誓就职，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昂山素季说，“这一切都说明，在政治中，你得做好准备，为了国家的利益做出让步。你不能固执己见，你得坚持原则，但不是你个人的骄傲。如果你坚持个人的骄傲，而违背国家的利益，那么你不应该从政，你太骄傲没法从政。”
昂山素季指出，法治对于维护自由和安全至关重要，而法治与人权密不可分。 “对我来说，民主指的是，一个由法治来保障你的安全和自由的民主社会……法治与人权密不可分，法治必须保护人权，法治必须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法治，就没有和平、和谐。” 在谈到缅甸西部若开族佛教徒和罗兴雅族穆斯林的种族冲突时，昂山素季表示，应该尊重人权和法治，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该问题。她认为，导致冲突的仇恨往往和恐惧紧密相连，要想消除仇恨，就必须首先消除恐惧，即解决那些令人们感到不安、感到威胁的问题。 “除非你做到这点，否则你无法消除仇恨。除非你消除仇恨，你无法真正解决冲突。” 昂山素季在199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90年她带领“全国民主联盟”赢得大选胜利后被缅甸军政府软禁，2010年11月才获释，此次是她32年来首次访问美国。法新社的报道说，本星期二早些时候昂山素季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晤，星期三昂山素季还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作私人会面，并将在美国国会接受国会颁发给她的金质奖章。美国国会早在2008年就把代表平民最高荣誉的该奖章授予昂山素季，但当时她还在软禁中。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昂山素姬访自由亚洲电台谈人权（视频）2012-09-19
正在美国访问的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姬，美联社指她周三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作私人会面，而在前一日，昂山素姬到访在华府的自由亚洲电台总部。她接受专访时表示，摒除根深蒂固的仇恨，人权必须通过法治得到保护，才能解决国与国紧张的关系。（潘加晴报道）
昂山素姬接受本台缅甸语组访问时表示，缅甸的种族穆斯林冲突和世界各地的暴力攻击事件，是因为缺乏人权和法治所造成，长远来说，必需要通过谅解和交流，建立一个和谐社区关系。
昂山素姬﹕“基本上，只要有仇恨就会有恐惧，仇恨和恐惧有密切的关连，你必需要摒除根深蒂固的仇恨，对人们感到不安全和威胁的议提提出来讨论。” 昂山素姬说，当人们谈到冲突决议，提出解决的任何建议，其中一项是不可避免，就是你必需要互相对话、谈判，通过对话而非暴力来解决问题。 同日，昂山素姬出席美国和平研究所与亚洲协会一项活动时发表讲话，向中国作出保证，强调缅甸与美国改善关系，并不代表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会倒退。她说，美国是否藉著与缅甸加强关系，去围堵日渐冒起的中国？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但她认为不应该这样看，不应该将缅甸与美国修好而被视作对中国敌对的行动。 她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新形势，加强三个国家（中、美、缅）的关系。对我们来说，问题很简单，中国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对我们有利，也对我们有很大帮助。” 她又表示，对美国结束对缅甸所实施的制裁措施，保持开放态度。 昂山素姬周一抵达华盛顿，展开17日访美行程，是她30年来首次访问美国。昂山素姬较早前到国务院，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面，周三将会晤国会参众两院领袖，并接受国会颁发平民最高荣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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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06:04 PM PDT
――顺致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同志
我和焦国标先生是朋友，相交相识多年，曾支持他开办民刊《黑五类》，为历史存真。我们多次飯聚，谈论时政，还去过他北京大学所在的家。那是一室两居的楼房，干净整洁，四壁是书，充满着书卷味。这房是他任教北大分的，但并末因他的解职而被收回。我曾当面说：国标，北大对你还是很人性化的。你炮轰中宣部，得罪了中共高层，他们不得不执行命令。他同意我的看法，一直在争取重新回北大任教，但上面不松口，他的努力只能白费。
他给我的印象是沉稳、冷静，有学问、有气质，不激愤更不偏执，但生活压力很大。自被北大解职后没有收入，得供养儿子读书，还得愁太太衣食。他曾托我可否为太太找份工作，但当别人一知道是焦国标夫人，都显得爱莫能助。道理很简单：谁敢得罪共产党。所以他焦头烂额，一直为生活奔忙，不是写稿便是帮人改文，长期过着“全家食粥酒常赊”的清贫日子。他是高知矮不下身段，要是遇上我这个草莽，定在北大大门前拉上一个帘子：原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焦国标，因谴责中宣部践踏宪法、践踏言论自由、实行愚民政策。书写“炮打中宣部”一文，2005年被北京大学赶下讲台，失去教职。现生活无着，特摆摊设点开此面食铺，价廉物美欢迎同学光顾。我敢说，要不了一周北大定会请回焦先生，虽不会“官复原职”，但总得解决吃饭问题。可中国知识分子一身臭气，重的是脸面与“气节”，所谓“饿死亊小，失节亊大”，看不起摆摊设点的自谋职业的小本生意，总是死撑着，撑到后来总有撑不住的时候。
今年二月我为浙江民营企业家吴英打抱不平，发起组织“吴英案民间真相调查团”，他是笔杆子又有名气，特去电话邀请他参加。他在电话一头回我说：铁流老师，我不能参加，现在他们（他们指谁不得而知）答应给我一份工作，我正等着。君子不强人所难，我自然却步，便全身心投入吴英亊，又是调查又是写文章忙得不亦乐乎。
吴英免死后我大大松了口气，为避暑热去到阿埧和甘孜，骑马住藏寨，玩了四十多天，直到九月十五日才返回北京。第一件知道的事情是胡绩伟老人仙逝，第二件事情是今天（9月19日）下午才知道焦国标涉嫌“颠覄国家”于9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部门刑拘了。据网上介绍是他9月9日发表了致日本东京都执事石原慎太郎的公开信，就钓鱼岛及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事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认为“非法侵犯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政府，是邪恶透顶的流氓无赖集团，根本不配侧身当代国家之林”。却不料这些“情绪化语言”大大触犯了执政当局的脆弱神经。如仅此一文一事，公安部门未免小题大做，自造矛盾扩大事态为世人笑责。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邪恶透顶的流氓无赖集团”，十三亿中国人民和全球人民自有评论，岂是焦国标先生一语定谳，这样不是把他太神化了？！纵然他如此错误认为也仅是言论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5条有“言论出版自由”和宪法41条所规定的“公民批评建议权”。
为此，我致信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同志，是否请你慎重考虑与权衡一下：值此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前夕，我建议你过问一下此事，尽早开释焦国标先生，让他回家过国庆过中秋，使其家勿有失夫之泪，悲父之声。再请过问一下，有关部问荅应解决焦国标先生工作一事落实否？你是四川上来的书记，我是四川人，知你在四川的爱民政绩，故大胆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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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02:3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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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02:2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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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02:2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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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2 10:41 AM PDT
我因为进山拍纪录片，消息阻塞，加之任务繁重，也就世事不谙。
17日出山，耳目顿然不能清净，却又从喧嚣市声里听来噩耗：胡绩伟于16日逝世！消息说“因心力衰竭，享年96岁”。
我给蓁蓁去电话询问此事。蓁蓁是胡耀邦的助手林牧的女儿，五年前，我受托编撰《林牧口述》一书，因此有机会和蓁蓁多次拜望胡绩伟。胡绩伟是林牧的挚友，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在胡耀邦领导下他们有过共同工作，共同为理清中国前进路上的种种认识而奋斗的经历。因此《林牧口述》的序言当属胡绩伟著写最妥，胡绩伟也对此事欣然应允。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那年胡绩伟已是91岁高龄，身体并不见好。我和蓁蓁见胡伯伯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拄着那种H型的金属制辅助工具才能在屋内有限范围里走动。胡伯伯的夫人狄莎阿姨叮咛我们“他最多能谈话十分钟。然后就得休息。”我们这才知道胡伯伯是专此起身接待我们的。胡伯伯说：这事情我要做，我要像林牧那样最终得以安静地死该多好。足见他对挚友的真诚情谊。
因为是第一次来胡伯伯家，所见倍感新鲜。约15平方米不大的书房，四墙有三面被顶天立地的书架和书橱拥塞。一眼就看到的是某位画家为胡伯伯所做巨幅画像。胡伯伯走出里屋的时候，那画里的老人顿时跃然现实。立刻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逼人之力。之前只从照片上见过胡伯伯。不高的个子，圆润线条的面庞……如今是眼前的胡伯伯了，只见他白发冠顶，虽步履维艰却精神矍铄。忽然我就想到：大约思想家衰老在先的只能是身体，那思想一定会走到极致吧。这个想法真的就被以后的事情一次次验证。
胡伯伯的遭际基本为世人熟知。而他的境遇又都与宪法所定“言论自由”的落实于争取关联。为此他付出了毕生代价，以至连自己曾经为之信仰，并为之热烈投入的思想和组织对他做出种种处理之后，他依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勤奋耕耘，深入探索，勇于大胆言辞。以已之耄耋身躯积极投入社会事务，不计得失。就在我们前往那座位于北京红庙附近的《人民日报》家属院探望胡伯伯的时候，我们还被暗示这位老人还在被“关照”中。一个为自由言论奋斗一生的知识分子却最终不得自由，如此待遇是我们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说起胡绩伟，不能不提及他的晚年绝配狄莎阿姨。狄莎阿姨和胡绩伟是在1990年结合的。对于他们的结合，狄莎阿姨在文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里有过幸福记录“绩伟感到意外美满的，是我很快就成为他写作上的得力帮手；七年来，我负责为他修改润色了新稿一百多万字，整理编辑他的旧稿不下二百万字，老胡戏说我家是一个新式的‘夫妻老婆店’。”对此，我在三次拜访胡伯伯的过程中，印象尤为深刻。
下楼协助我们打开门禁的是狄莎阿姨；扶持胡伯伯从里屋并肩走出的是狄莎阿姨；为我们展示胡伯伯新近在香港出版百万字自述集的仍然是狄莎阿姨。此期间，胡伯伯则只是笑呵呵地坐于对面沙发上与我们晚辈侃侃而谈。因为是为林牧著作的编撰工作而来，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部的资深编辑狄莎阿姨，就尤其为我们讲述了为胡伯伯出版自述集过程的曲曲折折和诸多宝贵经验。作为一辈子从事文字工作，以己之文字投入中国民主运动的胡绩伟早在二三十年代的重庆时期就参加和主办过诸如《活路旬刊》、《大声周刊》、《星芒报》、《蜀话报》等报刊，但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国民党时期，胡绩伟所参与的报刊却被屡屡查封。这样的查封竟然在1936到1939年的三年中有过十次。而作为曾经做到《人民日报》总编辑位置的文化人胡绩伟，在人生走到总结、回忆、出成果的晚年时，却连自己出一本文集都要历尽千辛万苦，异地奔波，自费联系，还要被屡屡追查。为胡绩伟出版文集的小印刷厂就曾经被严厉制裁。狄莎阿姨在此期间真的是饱经折磨。真如胡伯伯所言“我家是一个新式的‘夫妻老婆店’”。
在胡伯伯的书房里，我看到了由狄莎阿姨历尽千辛，跑遍中国南北，最终在深圳完成印刷的那一大摆七本《胡绩伟自选集》。粗粗浏览目录如“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报人生涯五十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民主”等。旁边则是《胡绩伟自述》，约从1916年编至1989年。我也注意到这些书籍均为香港出版社出版。
2007年5月，我第三次拜访胡绩伟老人，这次我带去了初步编撰成文的，由杲占强协助复印的厚厚一本《林牧自述》手稿。临去之前我就直犯犹疑：这样浩繁的文字工程拿给胡伯伯去读，显然是胡伯伯身体所不允许的。但是作为序言作者，并且是胡伯伯应允的事情，我们又似乎不能不为之。这其实也是前一次狄莎阿姨所要求的“要亲自阅读手稿”。显然，我们的担心是多余了。不久，我们便如期拿到胡绩伟为林牧著作所写序言。这就证实了我初见胡伯伯时的随想：衰老了的只是身体，思想却充满活力。就在2011年那一次数十位老干部集体谏言中央的书信中我又一次看到了胡绩伟的签名。我就想，有谁能知道在那签名的背后有一位思想何等活跃却虚弱着身子的老人呀。后来由于编辑计划的改变，最终没有将胡绩伟所写序言编进《烛尽梦犹虚-林牧口述》一书中，而是留给了稍后才开始编辑整理中的“林牧全集”里。
三次拜望胡绩伟伯伯启发匪浅，如果有可能我真希望有更多机会去亲耳聆听老人的教诲，但这又怎么可能呢？胡伯伯对我说，你们年轻人有互联网，我则无法利用它了。但据我从狄莎阿姨那里了解，胡伯伯仍然委托自己孩子通过互联网密切关注着国家大事。如此一想，让我们后人更为损失了这样一位不服老迈的民主战士，敢讲真话，热衷为普通百姓办报的新闻人而深感痛惜，
16日，胡绩伟逝世消息传来，我和林牧女儿蓁蓁通话，蓁蓁说“可惜，老人一个个地去了，之所以我们前些年就着手了这个工作（求写序言）也是一种抢救历史。”是啊，如今写书的人去了，写序言的人也去了，该由我们这些后人考虑如何去读他们，认知他们，这些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他们写在纸上的是字，是精神，而我们依此付诸于社会实践的东西还得由我们思路清楚，只有如此，我们方能少走些弯路，多做些宜于社会推进的实事不是吗！
胡伯伯终生从事新闻工作，也因此他在新闻自由这个人类民主大法中形成鲜明的人生追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新闻法是新闻自由的保护法。他把争取新闻自由同争取中国民主联系起来。他认为保障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首要部分，也是最起码的条件。没有新闻自由，只能是专制社会，根本谈不上是民主社会。
胡绩伟有一句评价自我的名言“醒时老，老时醒。”这也是他以自己一生经历，来印证“党性”与“民性”的摆位关系的警言。
有两件时隔三十年的事情可以举证他的“醒时老，老时醒”的人生总结。
其一：据一位于194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回忆：那时，我到陕北仅仅半年，受过几个月政治训练以后，在延安大学新闻班作语文教员。有一天，我和新闻班的同学一起到清凉山《群众日报》社去参观，胡绩伟以报社总编的身份给我们讲话，针对我们这些到边区不久的人对中共党报提出的颇见微词的问题（例如：国民党报纸说假话，边区的报纸也不全说真话）阐述了报纸的党性原则。我记得他讲道：真实性也要服从党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党的利益，真实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讲，不宜公开报导。四川人多辨才，胡绩伟口若悬河，慷慨陈辞，给人以深刻印象……
其二：1976年12月，华国锋起用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此后的几年里，胡绩伟与胡耀邦密切配合，在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舆论工具抵制“两个凡是”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就在1981年，胡绩伟在陕西临潼温泉治疗肩周炎期间，所撰写文章《论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给他带来了一场大祸。该文章观点：党报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既要作党的喉舌，又要做人民的喉舌；既要尊重党的领导，又要尊重人民的意见。而且，党性应当服从人民性，是人民至高无上，不是党至高无上。
一个人改变容颜容易，一个人若被他方改变思想很难，一个人若能自己改变自己的思想则要付诸更大规模的人生经验。胡绩伟的人生改变来得正是那样坚定、果敢，但凡新知，必波澜壮阔而为。胡绩伟的一生正是这样的改变过程，以至看起来损失更大，似水而逆流，却发人深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大义、大识和宁折不弯。
2011年初，在时隔四年后，我试图就拍摄中的《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系列演讲录，为胡绩伟老人安排一集，尽管这看似不大可能，据不断消息传来，胡伯伯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又怎敢惊动他老人家呢？抱着抢救口述历史的心态，我也曾试探地向狄莎阿姨提起过此想法。得到意外的答复是“由于你胡伯伯身体不好，可以先把采访提纲寄过来，我看看能不能争取……”我最终没有将狄莎阿姨要求的提纲寄给胡伯伯。一是寄希望于老人家身体康复后再访；二则因为听到的消息很令人担忧，我是隐隐觉察到采访胡绩伟伯伯的愿望将在此生无果。如今果不出所料，那个面对我们晚辈总是透出着阳光笑容的老人面孔如今静止在2012年9月16日上午7时05分。
胡绩伟先生，伯伯，我们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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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Sep 21, 2012, 6:50:44 AM9/21/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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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2 09:4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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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2 10:20 PM PDT
"劳教制度之恶，信访制度之伪，计生强制之坏，户籍管制之害，已是共识。可要搬掉这些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大山，却非常困难。为什么呢？"
前几天，我看到于建嵘老师的一条微博，感慨很多。这些问题都是新闻高发区，关于劳教，关于信访，关于户籍，我知道不少中国媒体都有过报道与评论，可是惟独关于计生，却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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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计生之"坏"虽有目共睹，却因"基本国策"的光环，成为中国媒体报道的雷区。
看到这条微博没过几天，我就亲身领教了"计生之坏"与"计生之难"：再有三个月，妻子就要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宝宝，准备了所有要求的材料，准生证却迟迟办不下来。
需说明的是，我和爱人原籍河南，现居北京。她是河南Y市人，我是河南X市人，后因上大学，工作，我的户口留在江苏省南京市，她的户口因故留在家乡Y市。
像我们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国流动人口中比较普遍，办理准生证有三条路可以走：
最常用的办法，是到女方的户籍所在地去办理。两个多月前，经岳父打听，我们准备好了办理准生证需要的材料：
包括我和爱人的身份证原件、结婚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各自所在单位开具的"初婚未育无抚养"证明信、我个人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的"初婚未育无抚养"证明信。
因为是头胎，又属于"初婚未育无抚养"，晚婚晚育，一切合法，都以为会很顺利。
不料，准生证被"卡"住了。对方理由很简单，按照河南Y市的计生政策规定，办理准生证，需要填写"一孩生育证发放登记表"，并加盖男方户籍所在地辖区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两级政府的公章。
但是，当我从北京前往南京盖章的时候，五台山居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根据南京市的规定，不在南京市以外地区的公文上盖章，只能出具加盖公章的证明信。
矛盾出现了。Y市所辖的某街道办计生办表示："不按要求盖章，不能办理准生证。"
换句话说，公章没盖对地方，准生证办不了。
岳父几次三番前往计生办办理，都无果而返。
9月6日早上，当我得知头胎的准生证历经两个多月都无法办理的时候，异常愤怒：手续合法，材料齐全，凭什么不给办理？就因为地区之间政策的"打架"，就需要我来买单？
愤怒之下，上午9:50我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条微博："别再逼我。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要给你个说法。"
出乎意料的是，一天之内，这句话被转发近千次，评论近300条，很多人表示不可理解，甚至不相信是真的。
@赵继成评论说："这个国家最荒唐的是生孩子还要审批，最最荒唐的是合法的也不给审批。"
其实，我们还有两条路可以走。
可以到我的户籍所在地南京市去办理。当我赶到南京后，被告知，根据规定，只能由女方出具准生证，男方负责提供材料。这条路就走不通了。
第二个方法是可以到我的原籍河南X市去办理。我父亲前往计生部门打听如何办理，被告知需要加盖13个公章或签字，分别是村民代表、村主任、村支书、乡计生办工作人员、分管副主任、主任，乡分管计生工作副乡长、乡长、书记等。
事实上，我父亲已经去办理了，并找到了9个人的签字。
这时，我决定放弃了，因为代价太大。在与家乡计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时，他告诉我，我和爱人的户口需要迁回原籍才能办理准生证――而我的户口如果迁回，将直接改为农业户口，涉及到现在的户籍身份，如果是农业户口，哪怕我在北京工作，可能只能办理农村的新农合，而非现在的城镇人口的社会待遇。
为了孩子，这一点我想也可以克服。不过，由于家乡的"新农村建设"在搞"农民上楼"，如果户口迁回，涉及村民利益，需要村里签字，而村里基本是关了这扇门。
最关键的一点，如果将来孩子出生以后，按照家乡的规定，我的妻子需要每个季度回老家一次进行孕检，看是否再次怀孕？每年四次，每次必须是第一个月的5号至12号。
这一点，想想就不寒而栗。之前，我的一个朋友说，当他带着妻子回老家孕检时，看到计生人员检查妻子的乳房、下身等部位时，感到巨大的耻辱，砍人的心都有了。
我决定，主动放弃这一条路。
有不少朋友在微博上建议，诉诸媒体。我本人作为媒体人，深知此事的新闻价值，一旦曝光，事情或许快速解决，甚至可能影响到当地负责官员的仕途，。
但是，这正是我一直持怀疑态度的"媒治"――在中国，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媒体曝光成为诉诸正义的救命稻草，媒体被寄托和赋予了过大的希望和权力。在很多时候，"媒治"确实有效，却只能解决个案，无法推动制度前行。而从我这次因个人经历引发的网友讨论来看，计生系统的人为门槛，带有普遍意义。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作为一个普通人，试图在正常路径上解决合法的个人问题。
从开始办理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准生证还没消息，我和妻子都心急如焚。
有人说，没有准生证，私下找一些私人医院也能让孩子出生。可是，没有准生证，医院无法开具"出生证明"，也无法报销"生育险"？而没有准生证和出生证明，意味着孩子的户口将是下一个难题。
我的孩子即将降生在一个必须"被批准出生"的国度，他/她的到来一天天临近，可是批准这个孩子出生的证明却迟迟没有来。
高明勇供职于媒体。
纽约时报中文网"一件小事"栏目征稿：如果你目睹了新闻事件，如果你经历了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情，如果你面对巨大的权威、压力或者情感不吐不快，请写下来，投稿给"一件小事"。"一件小事"尊重个体表达，讲述真实故事。字数大约1500－2000字，投稿信箱： my.s...@cn.nytimes.com
――纽约时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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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2 09:36 PM PDT
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他们都说；
自古以来库页岛是中国的领土——他们不说。
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他们都说；
自古以来蒙古是中国的领土——他们不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他们都说；
周总理声明这些岛屿均未被规定脱离日本——他们不说。
日本曾侵略中国长达十四年——他们都说；
毛泽东数次感谢日本的侵略——他们不说。
日本侵华造成中国生命财产巨大损失——他们都说；
毛泽东的中国政府不要日本战争赔偿——他们不说。
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日本战犯——他们都说；
中国政府把日本战犯当作兄弟朋友——他们不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们都唱；
没有小日本就没有共产党，更没有新中国——他们不唱。
强占钓鱼岛的是日本右翼分子——他们都说；
出卖中国领土的是汉奸卖国贼——他们不说。
日本曾是个对外扩张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他们都说；
日本曾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帮助中国四化建设——他们不说。
南京大屠杀日军杀害中国人达30万——他们都说；
中共军队围困长春活活饿死数十万人——他们不说。
（说明：1948年共军围困长春，饿死30—40万市民，还有一种说法是饿死了65万人）
苏联红军打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他们都说；
美国扔了两颗原子弹促使日本投降——他们不说。
美国的原子弹是吓唬人的“纸老虎”——他们都说；
中国大力研制核武器也是“纸老虎”——他们不说。
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他们都说；
美国出兵解放了欧洲亚洲各国人民——他们不说。
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取得解放战争胜利——他们都说；
中共如何假抗战真勾结联合日寇打击国军——他们不说。
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主力——他们都说；
民国政府领导国军浴血奋战坚持抗战八年——他们不说。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武器——他们都说；
蒋介石亲临前线作战指挥过数十场大会战——他们不说。
江青与林彪是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集团——他们都说；
毛泽东是发动文革十年浩劫罪魁祸首——他们不说。
毛泽东的光荣历史——他们都说；
毛泽东的滔天罪行——他们不说。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们都说；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杀人魔王——他们不说。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他们都说；
中国人是阶级斗争工具——他们不说。
共产主义是人类通向幸福的天堂——他们都说；
共产主义曾把中国变成人间地狱——他们不说。
三年的自然灾害曾饿死了人——他们都说；
中共人祸造成四千万人饿死——他们不说。
中国积极支援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他们都说；
中国人曾勒紧裤腰带饿得大吃人肉——他们不说。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他们都说；
中国社会主义曾饿死了四千万人——他们不说。
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他们都说；
中国共产党抓人斗人杀人的历史——他们不说。
中共在各国建立孔子学院弘扬中华文化——他们都说；
中共在世界各地从事共产主义洗脑教育——他们不说。
共产党和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他们都说；
把亿万人民打成牛鬼蛇神敌人——他们不说。
中共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都说；
当官的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他们不说。
中共官员都是廉政建设的模范——他们都说；
中共官员都是无官不贪的蠹虫——他们不说。
现在的统治者曾是下放到农村的知青——他们都说；
知青中有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打手凶手——他们不说。
知青曾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都说；
当年当红卫兵时曾打砸抢烧杀——他们不说。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绩——他们都说；
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的地步——他们不说。
中国的建设突飞猛进成绩辉煌——他们都说；
背后却是烂账烂尾豆腐渣工程——他们不说。
领导赶到灾难现场进行慰问——他们都说；
灾难事故中究竟死了多少人——他们不说。
中共教导人们要做热爱祖国爱国者——他们都说；
中共官员一个个都逃到西方和美国——他们不说。
中国要维稳要和谐——他们都说；
大搞斗争折腾人民——他们不说。
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都说；
尊重人权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他们不说。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金牌总数第一——他们都说；
为打造每一块金牌的成本达七亿人民币——他们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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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2 09:43 PM PDT 
北京
以下是一篇关于今日中国的报道，由五条简短的新闻构成。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托马斯・弗里德曼
报道一：在过去两周的大部分时间里，既定的中共领袖接班人习近平踪迹全无。没错，他就是预定在今年十月或十一月初接任的中国下一届领导人，但却一度失踪，直到上周六才在两张照片当中重新露面，照片显示他正在参观农业大学。这两张照片是由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到网上的。由于中国政府拒绝评论他的下落，也拒绝解释他失踪的原因，中国一度流言满天飞。他病倒了吗？共产党起了内讧吗？而我想出了这么一种解释：习近平意识到在未来十年里掌控中国的任务实在是太过艰难，以至于躲在自己的床下不出来。谁又能责怪他呢？
中国官员非常自豪，因为他们在过去的30年里教育了数以亿计的人民，不分男女，还使他们摆脱了贫困。然而，在跟我谈过话的中国人当中，我发现了一种不断滋长的情绪，他们认为，过去30年间行之有效的中国道路――也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本和各种资源的总动员――走不了多久了。许多人都希望习近平能够推行拖延已久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知识经济体。但是，对于这类改革应当如何进行，虽然有许多讨论的声音，却没有一个共识。共产党对于这种讨论自上而下的垄断正在渐渐消失。从微博用户、农民到学生，中国人越来越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官员们也清楚地感觉到了回应的必要性。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一方是一个独裁统治的政权，另一方是4亿个遭受审查、心怀恐惧同时又互相倾听的微博用户。
因此，习近平肯定会创造历史。作为现代中国的领导人，破天荒第一次，他将不得不在试图推行重大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时与中国人民进行双向交流。这样的需求显而易见。
报道二：今年三月，中国当局迅速删除了一组博客照片，照片的内容是北京的一起致命车祸，据信涉及了胡锦涛主席的一个亲密政治伙伴的儿子。肇事车辆是一辆法拉利(Ferrari)。司机死亡，与他一起的两名年轻女子严重受伤。"贴上微博和网站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关于北京这起可怕车祸的照片就遭到了删除。在广受欢迎的新浪微博上，甚至连'法拉利'这个搜索词汇都遭到了屏蔽。"《卫报》(Guardian)如是报道，"匿名的消息来源称，这辆黑色跑车的司机是本周末被解除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令计划的儿子。"一系列事件反映出了共产党精英阶层的奢侈生活，这是最新的一件。
中国当局对于这些报道如此敏感，是因为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座冰山是一个日益腐化的体系，由共产党和国有银行、各种产业以及垄断巨头的交错纽带构成。这个体系使得某些高级官员、他们的家属以及"太子党"变得非常富有，甚至变成了中国财富外流的漏斗。"马克思说最糟糕的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列宁说最糟糕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更是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施到了最彻底的程度。"一名中国互联网高管对我说道。
结果，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的言论，"不改革的风险已经超过了改革的风险。"他们说的倒不是革命，而是通过渐进式变革来建立一个更加透明、以法治为基础的制度，给民众提供更加正式的参与渠道。然而，事实已经证明，即便是渐进的第一步也是共产党难以办到的事情。这可能需要一场危机来推动（因此，中国的许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正在设法将钱财或本人转移到国外）。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报道三：上周，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市政府计划投入900万元为学校购置新设备。在此之前，学生和家长自带课本、课桌和板凳上学的照片"引起了网上的广泛关注……中国的教育鸿沟已成为热门话题。"
报道四：胡锦涛主席曾指出，让香港民众多了解大陆是件好事，有鉴于此，香港政府最近宣布，将在中小学强制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必修课程。据CNN报道，"课本内容基于一本7月下发给学校的政府手册，该手册名为《中国模式》。"书中称中国共产党"进步、团结、无私"，并且"批评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多党制度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作为英国1997年移交香港的条件之一，这里享受了比大陆地区更多的自由。当地的中学生组织了反对北京"洗脑"的抗议活动，活动迅速蔓延至家长团体和大学机构。结果，9月8日，即立法会选举的前一天，代表北京利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了限期开课的计划，以免亲北京的候选人遭遇重创。
报道五：几周前，共产党控制的《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在商业杂志《财经》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据法新社报道，邓聿文声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执政10年间'甚至问题比成绩还多'……文中强调了中国面临的10大问题，指出问题的原因在缺乏政改，且可能造成民众不满。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结构调整未有突破、收入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 '民主的一个要义就是约束政府权力，这也是中国目前实行民主最主要的目的，'邓聿文写道。'因为政府的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是当前很多问题产生的根子。'"文章在中国的博客圈引发了辩论。
以上仅仅是习近平将要继承的中国的一个缩影：这可不是你祖父那一辈的共产主义中国。经过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三十年经济增长以及基本为零的政治改革，中国目前存在"一种日益强烈的预感，也就是说，转折时期即将到来，要求中国官员采取一套不同的规则来保持前进的速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如是表示。中国的规则将会重写，重写的具体方式和时间则无法预测。唯一确定的是，它将通过双向对话来完成。
――纽约时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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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2 09:44 PM PDT
【原题：中国青蛙能否跳出温水？】
DIDI KIRSTEN TATLOW 报道 2012年09月21日
北京——在政治上，一周是很长的时间，对中国来说亦是如此，即使中国领导人的执政时间是以十年为计算单位。
这样一来，尽管近日的北京拥有灿烂的蓝天（这种天气在当地被称为“秋高气爽”），人们仍然强烈地意识到，还有很多事情悬而未决，因为北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重要的会议将推选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包括党的总书记和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在此之后，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人选将会在明年初确定。
会议的日期至今尚未公开宣布，但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领导人已经把会期定在了10月13日到18日。跟中国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重大政治会议的日期也视为机密，有鉴于此，上述人士要求匿名。这个日期也可能改变，还有很多人猜测会议可能会延期举行。
无论如何，激烈的政治角逐还会持续至少四周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上个星期，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席位的竞争者汪洋发出了响亮的改革讯息。
汪洋把中国比作煮在温水里的青蛙。当水温还适宜时，没有人愿意做出改变。等到水温太高的时候，一切都迟了。他在佛山发表的这段讲话在互联网和报纸上广泛流传。
汪洋还警告，中国的体制充满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低效，人民的不满情绪也在高涨。
“这几年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加剧，如不及时化解，就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说到示威、暴乱和民变问题时，汪洋使用的是官方套话。
换句话说，中国现在的风险和北京的秋日天空一样，都很高。
中国艰难地应对着这个动荡的年头，经济发展虽然保持高速，缩减的增长率、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和国内外越来越高的期待却带来了重重困扰。
顶尖席位的竞争者薄熙来在今年早些时候一落千丈；候选人为了抢先而彼此揭底，引起了围绕腐败问题的激烈政治角斗；候任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无故消失两周；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之争让人极度不安。汪洋的改革呼声是说给谁听的呢？北京的一些人认为，汪洋的改革呼声是向习近平发出的。一些分析人士称，习近平曾在私底下叫人撰写有关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文章——同样，这些分析人士也要求匿名。
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郑宇硕(Joseph Cheng)说，汪洋的呼吁意味深长，目的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改革者身份。
郑宇硕说，这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有许多事还没有决定下来，还表明汪洋的常委席位仍未确定。
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郑宇硕说，“我的猜测是，有四个人已经定了。”他指出的有习近平、李克强（预计将成为总理）、副总理王岐山和中共组织部部长李源潮。
他说，“汪洋还没定。因此他一直在竭力争取，希望能得到提升。”
一位分析人士称，现年57岁的汪洋面临着一道古怪的障碍，也就是他的年龄。倒不是因为太老，而是因为稍微年轻了一点。
这位要求匿名的中国分析人士称，如果汪洋今年获得任命的话，那么，当习近平可能的任期于2022年结束时，他的年龄也只有67岁。
然而，作为高层领导人退休制度化努力的一部分，党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七上八下”。到2022年，汪洋只有67岁，因此就可以有第三个任期。鉴于共产党希望限制官员身居顶层的时间，这样的前景不受他们的欢迎。
这位分析人士预测，“年龄将成为他的障碍。他们会等五年再任命他。”也就是等到2017年的下一次党代会。
这对改革来说重要吗？郑宇硕的回答是，重要，但也许没有人们预计的那么重要。他没有对年龄问题发表评论。
他说，汪洋的演讲本质上是典型的政治行为，意在赢得支持，并没有多少具体内容。“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措施，比如选举时间表，或是县级直选。”
郑宇硕说。“只要不惹来麻烦，把自己塑造成改革者总是件好事情，”他说，“这是非常巧妙的自我推销手段。塑造形象又不谈细节。错也错不了太多！”
换句话说，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政坛也充满了实用主义者。下一个十年将向我们展示，青蛙到底是活生生被煮熟，还是从锅里跳了出来。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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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2 09:44 PM PDT
（张炜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大约在1999至2000年之间正式进入老龄国家的行列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中国大约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之间正式进入老龄国家的行列。
当时中国六十岁和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六十五岁和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的比重也接近百分之七。
人口老龄化在世界上是一个共同的趋势。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口逐渐从农村向城市转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尤其是教育、医疗等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出现下降。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加快，根据中国政府二零零一年底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八千五百万左右，占总人口的百分十三点七；而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达到了一亿二千三百万左右，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点一。
通常的模式是，人口的死亡率下降在先，因此世界各国普遍出现过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随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变化，出生率也随之下降，从而出现社会老龄化的现象。
中国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既有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又有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老龄化的速度快。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间，老龄人口的
比重增加了三个百分点；而世界的老年人口比重从一九五零年到二零一零年花了近六十年才增加了三个百分点。中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未富先老”。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年龄很低，那些发达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万美元以上才步入老龄社会的。而当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按照官方汇率，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到一千美元。
“一胎化”政策
在许多学者看来，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这两个特点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政府自从一九八零年以来开始推行的“一胎化”政策。中国政府为了突出这一政策的效果，高调宣传“计划生育三十年，中国少生四亿人”。
虽然对于由于这项政策少生的具体人数有不同看法，但是它对于中国年轻人口比重减少的显著作用则是被一致认同的。这个政策虽然能够一时地遏制总人口的增长，相应地减轻当时的社会负担，但是却给未来的中国人口问题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快速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终止了长期以来充沛而且廉价的劳动供给，也就是许多经济学家们所称的“人口红利”。中国现有的劳动年龄人口大约有九亿八千万人，这个数字将在二零一五年达到峰值，随后便会逐年下降。
中国劳动力人数的下降将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目前的水平相比，在今后十年内，由劳动力供给下降所导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大约二点五个百分点左右。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尚未完结之前，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也将终结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现有的竞争力主要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供给。随着中国老龄社会的到来，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将不复存在，中国的劳动成本将迅速提高。这样一来，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
“未富先老”
人口的老龄化无疑还会引发许多社会矛盾。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会降低。无论社会采用什么方式赡养老人，老龄化社会都会面临一个财富的创造过程减速和纯消费过程加快的矛盾。
这对矛盾，不仅使得老龄人口的医疗保障、养老、和其他社会福利遭遇资金的匮乏，也会由于赡养老人需要的过高的税赋而挫伤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积极性。与此同时，社会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也会因此受到阻碍。
一个国家如果“先富后老”，那末它将可以运用自己已有的经济实力来缓和社会矛盾。而一个国家如果“未富先老”，它则将不具备缓和社会矛盾的实力。
就中国而言，未富先老的状况会使得绝大部分的老龄人口的社会福利得不到合理的保障。中国当前的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和相当一部分的城市人口都不在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之下，或者只是象征性的加入极底水平的“养老保险”。当这部分人步入没有劳动能力的老龄阶段时，他们将生活在贫困之中。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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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2 03:07 PM PDT 
图为9月16日，四川成都，防暴警察指挥反日示威者游行
-----------------------------------------------------------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在長沙，他們哄搶了平和堂；在廣州，他們砸了花園酒店；在青島，他們攻佔了吉之島；在西安，他們掀翻了一輛又一輛的日本車；在鄭州，他們抬著毛澤東的畫像，聲稱要消滅「小日本」…… 席捲中國的反日示威似乎再度證明了喬治·奧威爾的名言——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 我們暫不理會中日之間的漫長而糾纏的關係，這其中的複雜性只有德法的昔日爭端可以作比，裏面滿是尼采所言的「Ressentiment」情結，其中交織著嫉妒與羡慕、自卑與傲慢…… 它們像是歷史的傷口，因為從未得到清理，隨時會因外界的觸動而發作。兩國的政府則利用這種傷口，以增強自身的權力。我不了解日本政治，但在過去二十年中，傳統左翼的消失令極端民族主義抬頭，他們以更強硬的態度面對歷史遺產。但在中國，操縱這種傷口則是一九八九年以來最重要的統治術。 中國共產黨以民族主義為名義而崛起，卻從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隨時為了自身利益而犧牲長遠的民族利益。毛澤東曾對日本代表團感謝日本的入侵——中國共產黨正因此而崛起；為了擺脫孤立，中國迫不及待地與日本建交，並認同蔣介石的「以德報怨」的政策；為了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則加深日本友好關係。 到了一九九零年代，新領導人則把日本豎立為對手，試圖用民族主義來取代失效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民族主義不僅來自於一個共同體的普遍情感，它是高度操縱性的。「受害」、「屈辱」是這種偏狹的民族主義的最好催化劑，日本則是這種情感的最佳來源。在這種過程中，它還完成了中國形象的範式轉變。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以帶領人民戰勝日本自居，但中國的「勝利者」的形象到了九十年代則轉化成「受害者」，到處興建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都在向參觀者——尤其是被集體組織來的少年——展示了一個飽含屈辱的中國近代史，而他們被灌輸只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才能重獲富強、擺脫屈辱。 這種操縱導致了這樣的後果﹕一旦出現敏感問題、在一個敏感時刻，集體非理性就佔了上風。而當權者也在玩弄一把雙刃劍，它既希望能借此轉移國內矛盾，又擔心引火燒身。以學生運動起家的中國共產黨當然深知自己往日的伎倆，知道它是如何借助民族情緒來瓦解國民黨政權的。對外交軟弱的抗議，可以輕易轉化成對現政權的不滿。 不管是一九九九年的反美示威、二零零五年的反日遊行還是二零零八年的排外情緒，這種民族主義遊戲似乎仍在可控範圍內。你在示威者的臉上、聲調上感到那股表演式的義憤，在大聲喊叫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宣戰」、「日本必亡」後，就準確地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華民族崛起」。 但這一次卻在發生了變化，示威的暴力程度超越了人們的想像。它當然與幾年來日益加劇的社會矛盾相關，人們的不滿需要宣洩，失意者很容易演變成狂熱分子，釣魚島或者日本只是這種情緒的藉口。但不要以為這僅僅是「群众的非理性」行為，這也絕非一群狂熱分子的衝動。倘若你生活在中國，你一定知道如果有大批的警察在旁，你是很難去砸毀路邊的商場的，儘管人們哀嘆道德淪喪，但是公共理性也在迅速提升，人們（尤其是大城市）對於「非暴力」早已達成默契。很有可能，它得到了官方組織與縱容。在這樣超級的維穩狀況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場普遍性的城市騷亂。而這一切，也必然與上層的權力鬥爭有關。倘若沒有毛澤東的上層權力鬥爭，文革式的混亂很難發生。而如今伴隨著十八大的權力交替，一些掌權者似乎不惜製造一場社會騷亂來獲取更大的空間、或是向對方施壓。在這場殘酷的遊戲中，釣魚島根本無關緊要。 很有可能，這場演變為社會騷亂的反日示威，變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它不僅標誌著持續了十年的「盛世」的結束，更把中國引入了一條顛簸之路，它進一步激發起社會中「惡」的力量，讓所有人（尤其是城市中產階級）陷入新的恐懼。即使他們躲進了光鮮的購物中心、五星級酒店，仍得不到任何安全感。而處於對「暴民」政治的恐懼，他們將不得不更為依賴這「維穩體制」，一場惡性循環更為加速。理性與溫和的力量與聲音將更難以表達，而一小股極端力量卻能綁架整個社會。 我盡量在壓抑這種悲觀情緒，手邊卻正好有一本茨威格的回憶錄。在「希特勒的崛起」一章的開始，他寫道：「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同代人對它的認識，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法則。」或許，我們也生活在類似的過程中，向下沉淪的力量正緊緊纏住了這個崛起中的大國。■ edmun...@gmail.com
――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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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2 02:59 PM PDT
9月9日在保钓热浪中，原北京大学新闻系副教授、知名学者焦国标先生因发表致日本东京都执事石原慎太郎的公开信，就钓鱼岛及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事情表述自己看法，认为“非法侵犯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政府，是邪恶透顶的流氓无赖集团，根本不配侧身当代国家之林”。这当然是情绪化的偏激语言，为此触怒中共当局一些领导权威，于9月12日被北京公安机关以涉嫌“颠覄国家”罪刑拘。这情绪化的语言是否能“颠覄国家”政权我暂不去讨论他，在我看来不会有那样“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威力吧？
中国有句俗语“说的风吹过，打的铁实货”。自盘古开天地到而今，哪朝哪代的江山是被“言论颠覄”的？毛万岁有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从来不企盼军队国家化，只企盼在“搶杆子下面”有点相对的言论自由，更没有推翻颠覄共产党的打算，除非找死。说句实打实的话，共产党倒了誰给我退休工资？而当今世界谁又有力量推翻共产党？何况，兴，百姓苦，亡百苦。我反对革命，更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都是邪恶名词。我只希望国家政局稳定，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先党内后党外逐步实现民主政治，最后融入人类普世价值。
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推、就是促，一步一步改变中国不合理的成份。无论怎样说，焦国标情绪化的偏激语言，不能视为“颠覄国家”，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也颠覄不了。一位网友给我来信说：［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本就是一个政治构陷的名词。若说颠覆，必须有行动，仅仅出于激愤而说了过头话，骂了“无赖集团”等语，这也构不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我基本上同意这位朋友的看法，焦国标先生的激愤一定事出有因：工作长期得不到解决，生活贫穷潦， 才在2012年9月7日“致近平、克强两位老哥”的信中有如此狂妄的语言：“本不想给你们添乱，可是你们下面的北京市公安局的某些人，逼我向你们发呼吁，发抗议！今天下午海淀分局来人告诉我：他们今天向市公安局据理力争焦国标出境参加国际笔会韩国年会的权利，可是市局有关部门的领导仍然坚持侵犯我的出境权，不许我参加此次会议。请二位问问北京市公安局：他们究竟是想给你们的好事保平安，还是制造麻烦？北京市公安局某些人究竟是十八大的保守者，还是添乱搅局者？我仍然坚持两个要求：1、请你们命令北京市公安局立即停止对我的出境权的剥夺。或者，2、拿出50000元维稳经费，赎买我的这次参会权利。否则，明天我早饭时间开始绝食，直到15日会议结束！！！拿出50000元维稳经费，赎买我的这次参会权利。否则，明天我早饭时间开始绝食，直到15日会议结束。”（参与2012年9月7日）
這哪是正常读书人说出的话，简直是逼疯了的梦呓。 “逼疯了的梦呓”不应承担法 律责任，它仅仅是几句气话而已。正如当年毛万岁也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样。如以此亊给焦先生治罪，无疑给即给将召开的十八大投上一层阴影，所以焦国标先生当释。那为什么“叫兽韩德强应抓”？
网载：在9月18日的北京反日游行中，北航教授韩德强，以身强体壮之躯，对一名八旬老人大打出手，原因是老人对游行队伍中出现的对想念毛主席标语表示不满。随后，身为名人的韩德强又迅速在网上公开声明，说其“一向反对打人，但遇到不讲理的人，遇到造谣、诽谤、污蔑开国领袖，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给日本当汉奸的人，他宁可被拘留也要打人，并且今后还会如此，绝不认错。”
韩德强的“文革”式言行令人惊愕。一个北京的名教授，置法律和道义于不顾，用暴力压制别人的观点，即使是对一个老人也在所不惜。尤其是韩教授明知违法，却打算继续违法，以爱国的名义，公开向中国法律挑战。在目前国人普遍呼唤法治、建设法治的背景下，值得深思。 |
先来看看八旬老人的行为性质。虽然老人可能对毛主席真有不敬之词（也许其曾经亲受文革之害，也许其有让人可以理解的观点），但这表达的只是对已故国家领导人的看法，在这个保卫钓鱼岛游行的特定场合里也只是表达“将这种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大义的愿望”不能寄托在已故的毛主席身上等观点。这在法律上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并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严重违反道义。说到底，这只是游行人群中对爱国的实现方式的认识不同而已。
再来看看韩教授的行为性质。在老人提出反对“毛主席，我们想念您”口号、认为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之后，韩德强认为，“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遂打了老人两个耳光。之后，韩又在公开声明中说，“在群情激愤声讨小日本、想念毛主席的游行队伍中，不容许出现这种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今后如果在游行队伍中遇到这样的汉奸，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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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出来，身为教授的韩德强是在逻辑上乱了阵脚，对“汉奸”下了自己的定义，把这种场合下的反对想念毛主席，与出卖国家利益、叛国划上了等号，从而给老人莫名其妙地戴上了一顶大帽子。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汉奸，谁就该打。 |
问题一是，即便老人是韩教授认为的汉奸，有法律在，有警察在，又不是在紧急情况下，韩教授完全可以报警、扭送，交由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但韩教授直接抡起了巴掌，动起了“私刑”。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种殴打六十岁以上老人的行为，应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罚款。即使被打的老人不便去控告，现场目击者和看到声明的网民都可以拨打110举报。
问题二是，韩教授除了在现场骂老人是汉奸，又在网上公开骂老人是汉奸。这样骂的根由大概一是给自己出气，二是通过给对方扣大帽子，给自己寻找道义制高点，“打了汉奸不算打”。韩教授没有根据地骂老人，无疑是诋毁了老人的声誉，侵犯了老人的名誉权。如果老人起诉，韩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礼道歉、停止侵害、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如果韩拒不履行，法院还可以将其拘留，强制执行。
同时，韩教授先把反对毛主席的人定为汉奸，然后再理直气壮地“打了汉奸不算打”，这种思想深处的认识反映了“文革”式乱世思维，正如当年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叛徒那样，群众打了白打，打死都应该。但“文革”都结束那么多年了，现在还在上演现实版文革武斗，表演者还是大学教授，着实让人心惊。
一时的打人、骂人还不是最可怕的。但一个堂堂教授，在互联网上，面向世界声称将要继续打人，“绝不认错”，则是对国家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公然挑战，是对人类走向民主、法治愿望的蔑视。如果任由这种喊着崇高口号、打着神圣旗帜，却时刻准备着践踏法律、用暴力或权力去剥夺别人思想自由的现象横行，“文革”的灾难就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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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教育法律法规和最新政策，不尊重老人、不尊重法律的人，是否还算得上具有“师德”，有资格继续教书育人？为此我大声向全社会和公检法司呼吁：叫兽韩德强当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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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Sep 22, 2012, 6:02:49 AM9/22/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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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经济、社会和国际政策的无所作为――胡锦涛的政治遗产（4） Posted: 21 Sep 2012 11:2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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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Sep 23, 2012, 6:34:35 AM9/23/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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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2 12:34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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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2 12:48 AM PDT 作者：乔纳森・芬比 2012年09月22日
上周末，中国候任领导人习近平再次公开露面，从而结束了自9月1日以来的神秘失踪，然而这一事件引发了许多疑问，远非他上周六在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现身所能消除的。
此前，习近平未能会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也没有和新加坡、丹麦的总理进行会面，接着，他又缺席了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会议。习近平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这并不是简单地关于习近平当时在哪里的问题。他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两周，以及北京对这件事的处理，向人们提供了重要——而且令人不安的——信息，暗示了世界上最后一个主要的执政共产党的运作方式。同时它也揭露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严重制度性缺陷，这使其国内的风险溢价大大提高。
很快，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按照预期，大会将任命习近平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这时的失踪引发了种种谣言，而中共领导层发现这些谣言很难平息。如果是在过去，审查者通常已经镇压了这些猜测谣言，但中国迅速发展的社交媒体使得旧的方法不再奏效了。
一个快速进化的中国开始日益摆脱传统控制机制的约束；当局也许可以关押异见人士，但它无法时刻监督数亿的网民。
一方面，共产党迫切想要进行控制，这是它的本性使然，但一方面，它也希望实现从2002年开始执政的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团到第五代领导集团的平稳过渡。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过去五年，中共一直为习近平接班做铺垫，他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的十八大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明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
然而就在习近平即将登上权力顶峰时，关于这位既定领导人健康问题的谣言却在中国泛滥。有人说是背部疾病，有人说是中风，还有人说是心脏病。一家网站则报道称，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心怀不忿，袭击了他的车。政府高官薄熙来已被罢黜，因表露了过多的野心，现在正在等待处罚。
香港的一个人权组织称，习近平被发现有肝癌细胞，后来接受了手术。而另外一些人则表示，习近平的失踪是由于政治原因，他被暂时隔离，了结薄熙来一案。
尽管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这件事反应出的一些问题，领导层并不知道如何应对。在习近平上周末重新现身之前，对于习近平神秘失踪一事，官方做出的唯一回应仅包括，对习近平9月1号一次讲话迟到的发布，以及一个关于他对本月去世的一位政府官员的家人表达慰问的报道。
无论是什么原因让习近平淡出公众视线，这些原因都显得十分敏感，以至于共产党政权宁愿保持沉默，而不顾此事激起的过多猜测。保持神秘感是当局一贯的做法。尽管十八大是整个夏季以来党内高层讨论的主题，但大会召开的时间却至今没有公布，而且关于何人会在接下来十年中当政的这种关键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公开讨论。
中国领导人的健康状况也是国家机密——甚至连习近平背部有疾的最早报道之所以被公开，也是因为中国官员把此消息告知了克林顿的代表团，而后者又把消息传给了美国记者。如果习近平的消失带有政治色彩，那么就有理由推测，不公布十八大召开时间意味着还有重要的事宜尚未解决，包括这周对王立军的庭审。王立军曾是薄熙来的亲信，今年2月他戏剧性地投奔美国领事馆，导致这一丑闻的公开。
在此之上还有一个问题，即共产党体制的生命力。胡锦涛在2002年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距那时10年前，他被邓小平非正式地任命为接班人。党内机制选出一致领导人的过程中没有民众协商，选出的国家领导人将执政十年，且党内的政策辩论都是在官方团结一致的表象下进行的。
但即使最后证明这仅仅是猜测，习近平可能不会当选的推测也带来了重要的问题。如果习近平落选，胡锦涛可能会再次大力推举他力保的李克强。李克强在2007年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的支持不及习近平，而且他属于党内高层的另一派别。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会在这次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时支持李克强吗？或者会出现激烈的角力？
如果习近平确实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但健康状况堪忧，那么他的权威性也可能大打折扣，这将强化胡锦涛执政时出现的共识原则，影响强有力的政策制定。如果习近平不能完成第一个任期，中国也没有一种应对中期继任的机制。那样的话，中国越来越不稳定的精英集团将面临激烈斗争。
当面临有政治色彩的突发事件时，中国政府的反应是消极应对，希望暴风雨能够过去。这种方式可能在早期还能适用，但在今天的形势下，这再次表明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已很难适应统治一个日益复杂的、扮演着全球性角色的国家。
体制高层潜在的不稳定或权力真空增加了这一时期的不确定性风险，当今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需要最大的政策凝聚力和有效的政策实施。这就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保守秘密的代价，而在如今的世界，绕过屏障获得信息或许已越来越容易，但了解真相也越来越困难。
乔纳森・芬比(Jonathan Fenby)曾担任《观察家报》(The Observer)和《南华早报》的编辑，现在是研究机构Trusted Sources中国组的负责人。他最新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是《虎头蛇尾》(Tiger Head, Snake Tails)。
——纽约时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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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2 12:51 AM PDT MARK LANDLER 报道 2012年09月22日
Stephen Crowley/The New York Times
2009年，奥巴马在上海参加了一场市镇集会式交流活动。正谋求连任的奥巴马在数个领域对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
华盛顿——数月以来，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渐渐失去了耐心，到2010年11月，他终于忍无可忍。在韩国首尔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后，奥巴马提出警告，如果中国不采取更多行动来遏制朝鲜的好战行为，他将采取措施来保护美国免受朝鲜核弹袭击的威胁。
在五六次拘谨的会晤之后，奥巴马似乎首次让那位平和无趣、照本宣科的中国领导人领悟了自己的意思。据当时在场的两名人员称，胡锦涛中断了准备好的讲话内容，要求奥巴马阐明自己的意思。总统的回答包括，直白地暗示，美国将向中国附近的海域派驻战舰，此举必将激怒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强烈的中国人。
“奥巴马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时任总统中国事务首席顾问的杰弗里・A・贝德(Jeffrey A. Bader)说。他补充称，奥巴马的警告促使这位中国领导人派遣了一名高级外交官前往朝鲜，对该国领导人金正日(Kim Jong-il)施压。
贝德和其他官员称，这次紧张的对话是奥巴马与中国的复杂关系的转折点。奥巴马原本带着希望与和解的想法开始接触中国，但随着中国政府开始在商贸和军事问题上展现咄咄逼人的态度，而且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未与美国进行良好合作，他对中国已经不再抱有幻想。
当前，奥巴马正在寻求连任，他对中国愈加强硬的立场在几个方面都得到了展现。在过去三个月中，美国政府针对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提起了两次重大诉讼， 奥巴马也就此向“铁锈地带”的汽车工人进行宣传。在采取最新贸易行动的同一天，国防部长利昂・E・帕内塔(Leon E. Panetta)在东京宣布了一系列帮助日本部署新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引发了中国政府的猜疑。
随着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指责奥巴马在面对中国领导层时态度不够强硬，中国突然变成了此次总统竞选的焦点，这个焦点涵盖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担忧，还使奥巴马对这一复杂关系的管理面临考验。
奥巴马在首尔发出的强硬警告，最终也许将成为他主政期间最重大的外交政策举措：将美国的注意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场转向环太平洋地区，在该地区，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向缅甸敞开了大门，还向澳大利亚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尽管这个新重点让欧洲的盟友们感到不安，但在亚洲，一支与正在崛起的中国相抗衡的力量的出现，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
在重塑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采访中说，“一次又一次，我听到领导人——我说的是那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基本上在说，‘谢天谢地。感谢你们。你们能来这里，我太高兴了。我们还在为美国担心呢。’”
重返亚洲并不是奥巴马入主白宫时就有的想法。这一转向的构想是断断续续形成的。奥巴马主政第一年结束之际，包括其助手在内的批评人士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对中国过于软弱。在采访中，12名现任和前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表示，当时白宫很难找到和北京打交道的正确基调。
从其2009年拒绝会晤达赖喇嘛，到他作为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接受中方的严密约束，奥巴马试图尽量迁就中国领导人，期盼藉此换得中国在气候变化和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上的合作。
但事与愿违。中国在气候变化标准上对美国不屑一顾，在向伊朗施压的努力上一再拖延，还开始在南海领土主张问题上欺负邻国。尤其是最后一个动态使奥巴马政府相信，迁就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我确实认为，我们试探了通过积极接触争取中国合作的限度，”副国家安全顾问本杰明・J・罗兹(Benjamin J. Rhodes)表示。“我们需要在第二年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我们正是那么做的。”
助手们称，置身于有关中国的内部辩论中心的奥巴马，尽管出生在夏威夷，并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童年，但他并不像其许多前任那样，着迷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他们表示，自上任起，奥巴马就主要通过经济的棱镜去审视中国。他对自己眼中北京拒绝遵守贸易规则的行为感到气愤，并对美国缺少采取对策的有效手段感到失望。
开会时，奥巴马喜欢和他的两个顾问贝德和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开玩笑，这两人曾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主政时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据一位高级助理介绍，奥巴马会问他们，“那时你们是不是让步太多了？”，这位助理形容这是一个“老段子”。
在一定程度上，奥巴马在中国问题上的学习曲线，和他在上任初期向伊朗伸出友好之手的举动相仿：最初，他期盼昔日对手能够捐弃前嫌，但后来被现实惊醒，最终采取务实政治方式。官员们辩称，区别在于，在中国问题上，更强硬的态度并没有导致僵局，而是和一个注定要和美国打交道的国家确立了一种建设性的互谅互让的关系。
“尽管有种种分歧，但中国还是在伊朗问题上扮演着越来越负责任的角色，”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表示，他曾多次到访北京去传达美国的关切。“尽管有些不稳定，但在危机时刻，他们也在约束朝鲜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总统的亚洲议程引发了很多问题。鉴于美国将要大幅削减军费预算，批评人士质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兑现诺言。疲于应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五角大楼，在转移部队或舰船方面几乎没有做任何规划——事实上，在奥巴马已经宣布这项战略后，一名海军司令官才被叫到白宫，与总统首次会晤。
美国战略东移的举动让中国对美国的动机产生深切怀疑，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提出，美国是在试图包围中国。尽管有大量关于互谅互让的言论，但最近克林顿出访北京时提到南海争端时，还是遭到了中国方面的严辞拒绝。
“中国方面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乔治・W・布什主政时期的亚洲政策制定者、现就职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迈克尔・J・格林(Michael J. Green)说。“第一年是希望和改变，第二年是锋芒毕露的反击，这一切在中国方面眼里是极其不连贯和不可预测的。”
总统眼里的亚洲
奥巴马会把视线转向东方，这不足为奇。但这位总统眼里的亚洲并不是屹立在狂风中的长城，而是热带气候的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助手们说，和上海的蓬勃活力相比，他对雅加达的慵懒节奏更感到自在。
一名高级顾问还记得奥巴马和印尼总统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在2010年多伦多的一个峰会上共进早餐的情形，当时的气氛是如此放松和安详，以至于事后奥巴马的幕僚长、活力过人的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对总统说，“现在我算见识到了你的亚洲气质。”
尽管有自己的偏好，但奥巴马下定决心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不冒犯中国。比尔・克林顿曾在1992年把中国领导人称为“北京的屠夫”，与他不同的是，奥巴马没有怎么提到中国，而他在外交政策上经历甚少，让中国方面几乎无法对他进行估量。
“我们试图把他介绍为美国第一位亚太总统，”曾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洪博培(Jon M. Huntsman Jr.)说。他后来辞去大使一职，转而角逐共和党的总统提名。洪博培说，奥巴马在和中国官员交流时相当高效。“但中国人对奥巴马总统感到困惑，”他说。“他从哪儿来？他在想什么？他还是有点像是个迷。”
鉴于执政初期的奥巴马聚焦于阿富汗和伊朗等优先事项，其他官员争相主导中国问题。后来成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托马斯・E・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提出，美国应当进行从中东转向亚洲的“再平衡”。急于重振国务院在中国问题上作用的克林顿，把中国列为其首次出访的目的地。
但在北京落地之前，克林顿似乎打算回避人权问题，表示对中国提出形式上的抗议，然后得到意料中的回应，这种方式似乎没有太大价值。（她很快改变了做法。）
几个月后，奥巴马拒绝在达赖喇嘛访美期间与其会晤。症结不是会晤本身，而是时机问题——当时是2009年10月，距离奥巴马作为总统首次访问北京只有一个月时间。当时参与决策的一些官员现在后悔没有安排总统会晤达赖。
“我们没有预料到华盛顿政界人士会以那种方式设置关键考验，”贝德说。“或许我们应该预料到。”
局面在奥巴马访华期间没有出现起色。中方操控了访问过程，在奥巴马和胡锦涛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后不允许提问。白宫官员表示，此行比新闻报道所说的要成功一些，但他们对这样一种说法并无异议：奥巴马此行给世人留下的长久印象是，一个持有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快速崛起的强国对深陷困境的美国说不。
奥巴马任期第一年里也不全是和解姿态。2009年9月，奥巴马以在美国市场倾销为由，对中国输美轮胎开征惩罚性关税。奥巴马政府也一直在对北京方面施压，要求其让人民币升值，尽管它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显示了一些前助理所称的奥巴马“芝加哥政治人物”的那一面。这一面的他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就业的威胁。
一名助理回忆起2011年初的一次汇报。当时胡锦涛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助理向奥巴马汇报一系列外交和人权议题。奥巴马不耐烦地说，“人们唯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
划一条红线
不过，作为一名同情东南亚的总统，奥巴马很难忽略南海的紧张局势。在2010年5月的一次会晤期间，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戴秉国告诉克林顿，北京方面认为，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其他一些邻国共享的南海的大片海域是中国领土，此言让克林顿惊愕。鉴于南海蕴藏着丰富资源，这个问题在经济上事关重大。
“此前中国在进行魅力攻势，对邻国下了很大功夫，化解担忧，表现出克制等等，”克林顿说。“然后，我认为中国开始展示肌肉。”
白宫决定划一条红线。两个月后，克林顿在贝德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冲劲十足的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的协助下，作出出乎意料的表态。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一次峰会上，克林顿宣告，美国将过问海上纠纷的解决。中国怒不可遏，而越南和菲律宾觉得他们有了强大的新后盾。
中国也是奥巴马对缅甸打开大门的一个因素。在美国与缅甸军事独裁者长期疏远期间，中国设法将这个孤立的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本周三，奥巴马在白宫欢迎了缅甸的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
坎贝尔否认了有关美国在对中国进行冷战式遏制的说法，称这种提法是“简单化而且错误的”。与此同时，他还说，“中国人尊重实力、决心和战略。”
坎贝尔和其他一些人称，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陈光诚事件。经过曲折但最终成功的谈判，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的维权人士陈光诚获准飞往纽约。
在中国忙于领导层换届之际，如今北京方面有时听上去像是陷于困境的一方。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午餐会上，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对多尼隆抱怨在南海问题上承受了压力。根据当时在场的一名高级助理的说法，杨洁篪说，“大国会被小国欺负。”
但中国没有显示多少后退的迹象。奥巴马向世贸组织提起最新申诉的同一天，中国也提起了针对美国的申诉。当帕内塔与预计将成为中国下届领导人的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时，他听了一大堆关于中日围绕一些小岛的领土争端的怨言。
一些前任官员辩称，回头看，改变的不是奥巴马，而是中国方面。贝德说，“人们说我们被现实教训了。并不是这样的。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有不同的行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反映了他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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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2 12:30 AM PDT
更新时间 2012年9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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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2 12:24 AM PDT
港蘋
本來以為，中國大陸保釣反日狂潮，如何瘋癲非理性，如何丟人現眼失禮國際，相隔了一條深圳河，有「一國兩制」的屏障，斷不應該波及香港。
香港保釣示威，行動口號和平理性非暴力，相對於中國城市的反日暴動，理智得多。內地網民指，這不但是「一國兩制」，更是「一國兩智」，同是中國人，在不同制度的培育下，水平智慧高下立見。
香港保釣民族主義者，絕大部份比內地的反日暴徒，智慧水平都高很多班，但民族主義確能令人目盲，在全國反日的狂潮下，香港無法獨善其身，隨時激出非理性的犯罪行為。
日前一對日籍夫婦被毆打的案件，就是一例。兩名日本男女在碼頭散步，一名華人男子走近，以英語詢問是否日本人，隨即揮拳就打。警方拘捕一名三十一歲香港男子，不是上了年紀的維園阿伯，也非內地自由行遊客。新聞流傳，日人在香港被打，不只一起，可見民族主義氛圍，如何破壞香港人的理智。
如果說，日本人在香港被毆打，是極個別事例，不應無限誇大，危言聳聽，那麼，工聯會新科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建議特區政府對日本發出黑色外遊警示，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了吧。
在新西選區一舉拿下三萬五千多票的工聯會新秀麥美娟，是這樣說的：「不應再去日本旅遊，可保障居民安全，去日本不但不安全，更是不公義。」她建議保安局向日本發出黑色外遊警示。
根據保安局的網頁，黑色外遊警示，代表對旅客有嚴重威脅，港人不應前赴。目前香港只對兩個國家發出黑色外遊警示，一是發生槍殺香港旅客事件的菲律賓，一是已陷入內戰的敍利亞。
對日本發出黑色外遊警示的提議，罵聲不絕於耳，不少人質問麥美娟，今天日本的情況，有對旅客構成嚴重威脅嗎？內地反日暴動，掀翻日本牌子汽車、衝擊日資商店企業工廠，連同胞開的日式食肆也打個稀巴爛。與這九十多個市的亂狀相比，到底日本安全些？還是中國安全些？要發出黑色外遊警示，是否應首先考慮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而不是日本？
麥美娟的提議，是否未經大腦一時衝口而出？當然不是，因為她公開說了已經不只一次，顯然經過深思熟慮。工聯會大佬跟她撇清關係有沒有用呢？沒有，因為麥美娟說，這是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的集體決定，並非個人想法。
工聯會在建制有極大影響力，是香港第一大左派工會，麥美娟不只代表個人，建制內盲目的民族主義者確有這種想法，或者是揣摩阿爺的意思，以這種荒謬幼稚的提議來試試水溫，如果能煽動起港人的民族民粹主義，特區政府順水推舟，就立了大功。
中國的反日亂局，已經影響日本人來香港旅遊的意欲，工聯會候任議員麥美娟的提議，更進一步打殘香港旅遊業，站在從事旅遊業工人階級的對立面，把他們推入火坑。
吳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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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4, 2012, 6:18:05 AM9/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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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2 10:31 PM PDT
联络 王平： 703-220-5693 陆文禾： 302-312-6840 电子信箱： media...@gmail.com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陆文禾博士90高龄的母亲于9月18日去世。9月19日， 陆博士前往中国驻美大使馆申请签证，竟因有过被拒签记录为理由而遭到拒绝。“全美学自联”对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毫无人性的决定、对中共政府毫无伦理道德底 线的一贯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我们对陆博士痛失至亲而无法返乡奔丧的双重之痛感同身受，对他以及他的家人表示深切哀悼。 陆博士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义务负责全美学自联的人道救援工作，尤其是针对“六四”受难者家属的帮助。1999年12月，正当海归初涌之际，他独自前往北京为以丁子霖教授为代表的难属群体递送人道救援款项，遭中共当局羁留，他父母的房产证也因此被扣押，籍以威胁他交出救援款项，但被他机智化解，人道基金分文未失。此后，陆博士每次返乡探亲都被骚扰，近年更是被拒发签证。 长期以来，中共当局以人伦亲情要挟和打击全美学自联成员，试图迫使我们放弃原则及抗争，并达到分化瓦解学自联的目的。过去十几年中，多位全美学自联的理事、 成员及他们的家属都曾经历过被威胁、被拘留问话、被拒签证、被拒入境，甚至被拒返乡奔丧。另一方面，面临统治合法性危机的中共利用御用文人祭出“以孝治国”的大旗。这次陆博士申请签证被拒，无疑又再一次戳穿了中共当局的虚伪面具。 中共当局以人伦亲情为要挟的行径无异于绑匪。时间和事实证明，这种政策或策略对全美学自联是无效的，相信对其他众多的异议人士也是无效的。我们之所以坚守正是因为对亲人的爱、对同胞的爱、对同类的爱，中共的卑劣和残暴只会激发我们的斗志。中共及其跟随者必须痛改前非，否则，东欧剧变、阿拉伯之春对于华夏大地 并非遥远的将来。 全美学自联于9月22日召开理事会，与会理事一致同意加强人道救援、扩大工作范围，决定大幅增加救援款项，个案上限每次1千美元，帮助对象为中国国内推进民主自由及人权事业、生活上有困难的异议人士。我们同时呼吁海外各界华人及团体伸出援手，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渠道实质性地支持我们的同胞，共同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早日到来。 全美学自联 2012年9月24日 相关图片： 2012年6月全美学自联连续第23年举办纪念1989年6月4日大屠杀的烛光悼念，陆文禾博士致开场白： http://www.weijingsheng.org/pic/newsletters/newsletters2012/newsletters2012-2/LuWHopening120602IFCSS64memorial.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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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2 10:26 PM PDT 2012-09-24 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的祸害罄竹难书，至今“毛毒”仍然在毒害广大人民和党员的心灵，“毛左派”依然非常活跃，他们高举毛旗，“唱红打黑”，妄图在中国搞“二次文革”以便乱中夺权。最近铁流等“历史老人”发出致中共十八大的公开信《必须彻底清算“文革”元凶毛泽东的滔天罪行》及《揭露“文革”真相，定谳“文革”元凶》在网间迅速传开，影响广泛。本文继之将揭露毛泽东的真实政治意图，更深层次认识毛泽东。
前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三年，赫鲁晓夫便在苏共20大上勇敢地批判和清算了斯大林的罪行，以至后来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改革，能得到党内外广泛的支持，顺利地实现了把共党专政体制转变为民主宪政的和平过渡，顽固派发动的“8・19”反革命叛乱因得不到军队和人民的支持而很快失败，造成的社会损失极小。可惜中共在34年前实行经济改革的时候，从掌权者个人和一党私利出发，拒绝政治改革，拒绝清算毛泽东的罪行，欲借毛尸余威掩盖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实质，至使“毛左派”长期猖獗，反动倒退思潮泛滥，自比小毛的薄熙来，用“唱红打黑”来迎合穷苦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号召“二次文革”，企图政变夺权。终使现政权“搬石头砸脚背”，自取其祸。现在虽然薄周政变阴谋破产，只要“毛毒”不肃清，依然会有野心家利用毛泽东政治僵尸卷土重来。党内“改革派”已经认识到，“毛左派”、“江曾派”想“联合”（其实是欺骗）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和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胡温习”政权。“民主派”的策略是先帮助“胡温习”批毛，肃清“毛毒”，然后敦促政治改革，走民主宪政之路。“胡温习”的策略大约是默认“批毛”，借力打死“毛左派”、“江曾派”，然后进行政治改良，缓和局势。继续混下去、糊下去。既然“胡温习”和“民主派”有“批毛”的共同目标，预计一个全党全国批判毛泽东的历史机会将会到来。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一生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其一，夺取了大陆政权并把蒋政权赶到台湾岛去了，其二，搞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这两项不能概括他的一生，我看，毛一生依次有过三个政治目标，一个成功，二个失败。这三个政治目标是：一、夺取中国政权后，建立一个现代奴隶社会；二、独占全球，在全世界建立现代奴隶社会，毛泽东成为世界超级大皇帝——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三、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建立毛家皇朝世袭制，传之万世。毛一生就为此三个政治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是绝对自私自利的极端唯我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把一切视作自己的工具，国土、人民、党、军队……都是他的工具，‘以万物为刍狗’，需要就用，不用就弃，毫不珍惜。到延安后，他就有了第一个政治目标，以他填的词《沁园春》“雪”为证。他贬损秦皇汉祖唐宗元祖，“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思是要看他毛泽东，将超越历代名帝成为中国空前绝后的超级大皇帝。为了夺取民国政权，他不惜与日伪勾结共同打击抗日军队，卖国卖民求权。建政之初，惧怕“美帝”，一头倒向斯大林，订立“中苏同盟条约”，向苏联公开和秘密出卖中国大量国土和利益。因此，毛是靠卖国卖民建立政权，他开创了共党卖国卖民的遗风，至今共党卖国卖民不止，自己穷，就给周边国家送国土送粮食，现在有钱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一路撒钱，国土、粮食、劳动力、金钱就如他自己口袋里的瓜子，随便送随便撒，卖国卖民成小菜一碟。所以毛共得国不正。
建政后，毛搞的一切政治运动，都是为了实行第一政治目标——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毛泽东为大皇帝（总奴隶主）的奴隶国家。第一步，没收一切有产阶级的资产归公，即归党有毛有，使全国人民都成为无产阶级，向共党讨饭的乞丐，谁不服从，就“不得食”，到此时，全国人民基本上成了任人驱使的牛马。第二步，打击不肯下跪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胡风、反右派、向党交心、反右倾等，都是同一目的——诛心，迫使最硬的知识分子带头下跪，其他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自然跟着跪了，不下跪没饭吃，名为“改造”，实为强制训练奴隶。让大教授扫厕所拖粪车，脸面丧尽威信扫地忍辱求生，是他最得意的“改造”手段。第三步，搞“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对身无分文抠不出一个子儿的贫民，只能驱使他们死做，干芝麻榨油，从奴隶身上榨取最大剩余价值。奴隶与自由民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丝毫财产、没有人身和思想自由，后者还略胜一筹。当时，全国人民都成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丧失了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成了标准的奴隶，一个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建成。毛泽东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政治目标，非常狂妄得意。
毛泽东并不满足在中国建成奴隶社会，他还要“继续革命”，实行“国际主义”，搞革命输出，出兵韩战和越战，企图在印度尼西亚夺政权，支持杀人魔鬼波尔布特，宁可饿死几千万中国百姓，也要把大量粮食送苏联、越南、朝鲜，……，为实现第二政治目标他不遗余力。可是，他遇到一个竞争对手——赫鲁晓夫，都要当共产阵营的头，一山不容二虎，于是演绎了“中苏对抗”大戏。可是，在莫斯科召开的12共产国会议上，有9国站在赫一边，只有阿尔巴尼亚站在毛一边，毛在共产阵营中空前孤立，当共产头的美梦破碎。于是，他转向拉拢“亚非拉”的“穷黑小”朋友，希望当“第三世界”的头，过一会“世界人民红太阳”的瘾。不顾中国人饿死，抛出大量粮食和钱财，却换来受助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的恶骂。实现第二政治目标困难，他再搞卖国的翻版——一头砸进“美帝”怀抱，从“联苏反美”突转为“联美反苏”，出卖共产阵营。真是出尔反尔的老手。在这些突然转变中，他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从不考虑人民、国家、党的利益。到六十年代，他已年过七旬，要统治全球当世界大皇帝的梦做不下去了，只得认输，放弃第二政治目标。
把中国耗得一穷二白，第二政治目标还是失败，遭到党内的不满，深感地位动摇。必须设法打败反对者，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并传之万代，以实现第三政治目标。他发现，建立毛家王朝的最大障碍恰恰在党内高层，刘周朱林邓为首的高官们，可以拥戴你老毛为领袖——按刘少奇的说法为“革命的皇帝”，但不能接受毛家王朝世袭制，不能向你的后代称臣下跪，你死后，天下是我们这些人的。于是毛要把共党各级官僚悉数“打倒”，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设计了“文化大革命”。以反修正主义名义整治以刘少奇为首的各级官僚，拉林打刘邓，分化瓦解最高层；发动年青无知的青年学生组成“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向全国党政机关夺权，由工人“造反派”组成“革命委员会”掌权，“吐故纳新”，完全换血。毛认为，他提拔上来掌权的工人“造反派”必定会拥戴他做皇帝，并接受毛家王朝世袭制。但是局势进展不遂人愿，“造反派”立即陷于争权的武斗中，毫无执政能力，林、邓又都不愿对毛自定的真正接班人——江青称臣，只得启用无能的华国峰作过度，但毛一死，华立即囚禁了江青，“毛家王朝世袭制”梦想终归失败。
毛虽已死，但他的流毒依然深深毒害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共党各级官员都继承毛的衣钵——绝对的自私自利唯我主义。至今官僚特权阶层已烂透，沦为人渣，从前他们杀人越货，掠人资产，现在杀人贩卖器官尸体赚钱；从前猎色骗奸，现在强奸幼女、轮换夫妻互奸。中国社会最丑恶的事，都是这帮禽兽所为，白日里坐于庙堂作“报告”，晚间尽显非人本质。在官场内，真能出污泥而不染者，万无其一。如此的一群，岂可继续为政？共党只有彻底“判毛清党”，才可与邪恶切割，否则，就要继续承担从毛至今的历史罪责！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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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2 09:58 PM PDT 交易产生分工，是创造价值最伟大的推手。货币是对人类贡献最大的发明。但是在中国，虽然投机倒把的罪名废除很久了，"非法经营"这个箩筐罪名依然在律。人们把许多自己反感或厌恶的事情都称之为"卖"，如"卖国"、"卖淫"、"卖血"、"器官买卖"。其实"卖国"通常是白送国家利益，"卖淫"是出租身体，器官和血液的捐赠则往往演变成"慈善机构"卖别人身体的一部分。 其实"卖国"未必屈辱，更谈不上是"贼"。拿破仑从未因为把路易斯安娜卖给美国而被法国人称为"卖国贼"，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没有因为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而被俄国人称为"卖国贼"。两国政府间自由平等地买卖非属私人的国土并不会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贱卖或无偿割让领土通常发生在战败或兵临城下之时，这是屈辱的，但也不能说是"贼"，受害国把自己的代表称作贼是典型的义和团情结，将对敌国的仇恨发泄到自己人身上。 当贱卖或无偿割让领土的国家跟受让领土的国家旗鼓相当甚至更加强大时，代表国家贱卖或无偿割让领土的政府才是真正的卖国贼或送国贼。因为在这种并非被迫的情形下贱卖或无偿割让，政府及其代表必有私心：或者是收受了巨额贿赂，或者是为了讨好外国人借以打击国内随时可能发生的民变。中国人不把这种真正的卖国贼叫做卖国贼，反而美其名"赏赐"。 至于非官方人员，无论他多么想卖国，都没有卖国的机会，无论如何都成不了卖国贼的。 -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Sep 25, 2012, 6:30:22 AM9/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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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Sep 2012 12:04 AM PDT
有几句话想利用这个场合说一下。刚才我们贺老师已经提出了问题（指律师之间应团结不应内讧——编者）。目前我自己对于我们整个律师队伍有一些心灰了。正如贺老师讲的，这样一批人，集合在一起，面对着十分重大的关键性的问题，合作共事的时候，却往往偏重于内部的你争我斗。实在是太不好了。
前一段，我因为李庄问题挨了一些骂。我接到不止一个地方的电话，说哎呀，你这个年龄千万别生气啊。我心里想，你们太不了解我了，我真的没生气。为什么呢，第一，谁骂我我并不知道，因为我不上网。只不过是有一些人给传一些话，传就传吧，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二点，骂我呢，我说一句老实话，不一定就是我错了，是不是？第三点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发不同的声音，就问题进行一些讨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当然，我也反对骂人，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孔大人，他的一些语言我也不敢接受，尽管他很红，我不敢接受。 我建议朋友们从网上找一篇文章，《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是批评赵越胜《燃灯者》的，写得非常好，精彩极了。赵越胜就给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但是，他的的确确不了解实际情况，他对我的批评，都是违背了他没有掌握的事实，因此我还要给《南方周末》回应一篇文章。后来那篇文章也发出来了，也写得非常好。这就是学者之间探讨问题的态度。胡适之在这个方面，的确是典范。后来他为什么讲宽容比自由还重要，这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认为，意见不统一，不是坏现象，我们为什么要一致呢，我们一致的话那是一个脑袋，那是毛脑袋，是不是啊。那不是中国人的脑袋，中国人的脑袋不就是13亿个脑袋吗？13亿个脑袋当然要发出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倒是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够多听听不同的声音，不要因为有不同的声音而搞小动作，或者是搞一些不太光彩的动作，这个就不太像律师。我觉得我尽了我的心，在必要的场合说了我的想法。比如在上次沙龙上我就讲，律师之间一定是星光与星光之间，互相照映，互相体谅。我觉得这些话应当引起我们律师的共鸣，但是很遗憾，效果不佳。 我要讲讲我这几天的心情。我觉得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如果被政客利用的话，它会相当地反动。而且民族主义，如果跟当时当地的军国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的话，它必然会产生国家主义。那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老子来统领的。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啊。分明是我/党我政/府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小日本的游行示威，到头来，我们的政府发言人，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居然会说不文明不理性的行为如何如何，这个屎盆子就扣在我们老百姓的头上了，这种做法太恶了！从这里我们真的应该吸取教训。不要因为某些方面，与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或者与我们的传统认识不一致，我们就觉得一定是与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一致了，不是的。那么现在，诸位一定要警惕，在我们内部，军国主义是不断不断地在露头，搞不好的话，会把我们引向灾难的。过去我们小的时候，说春秋无义战。实际像现在，春秋无义战就是世界无义战。现在我们真的是世上无义战，是不是啊。什么抗美援朝啊，是毛受了金日成的欺骗，让斯大林诱导着我们去打一场侵略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我们这里牺牲了几十万中国老百姓了。我们在1950年最困难的时候，干了这么一场蠢事，我们的正义实现了吗？而且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日本的军国主义才抬头，导致了日本的再武装，自卫队才发展起来。所以这些问题，真的需要冷静地思考。 我不是危言耸听，我是真的感觉，我们很好的一个地球毁在了我们自己的手上。人类会不会是第二种恐龙，关键在我们自己，搞得不好，我们真是恐龙。因为我看到这个材料，我们现在的氢弹，到底威力多大呢，是广岛那一颗原子弹的两千五百倍，我的天老爷，一颗氢弹就足够了，一颗氢弹两千五百个广岛就没了。还用多吗。如果说，真的让军国主义猖狂起来，这可真是不得了了！我现在公开到处讲，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地球人，我现在2岁。去年当着贺老师的面我公开讲，我地球人一岁，今年我地球人两岁。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民族啊，什么领土啊，所有的通通都解决了。当然，我不可能要求你们都做地球人，但是一有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我们的一切力量，让我们的政府，让世界各国政府都停止生产武器，都停止出售军火，如果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日子还有可能好过一点。需要讲的话好像还有很多，但时间已到，到此为止吧。谢谢。 （根据录音整理，发言人未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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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2 09:50 PM PDT
欧远方同志晚年，开始分出很大精力，从事关于安徽文化历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安徽省历史名人的研究。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他对安庆人陈独秀的研究。他写的《陈独秀之死》和《历史无情也有情》的两篇文章，有理有据，有情有义，读了不仅令人心服口服，而且催人泪下，激人拍案而起。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80年后的今天，陈独秀的大冤案，终于有人敢于站出来伸张正义，实在难得。据远方同志文章的介绍，站在最前线的是"军内著名的儒将肖克将军，他第一个站出来要求重新正面研究陈独秀"，而且还"提纲挈领的提出研究的诸方面，都非常中肯。"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多年来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汉奸、叛徒、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已经先后推倒，可是扣在他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名，一直得不到澄清。据远方同志介绍，199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铁证如山的材料，就已经为陈独秀这个党内第一大冤案在实际上翻了案。远方同志这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以后，也到我家来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对陈独秀的问题议论了很多，还从陈独秀谈到张闻天，我向他介绍了我不久前才了解到的遵义会议时期的一些情况。我们共同的认识是：我们的党史从开头起就应该改写。 对于陈独秀的详细情况，我还是以后看到远方同志写的文章才了解到的。这篇文章表明：远方同志仍然鲜明地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调查研究专业人员的本色。他说：“要处理七十多年的中国第一大冤案，还历史本来面目，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事实根据，是不可能的。” 据他介绍，在这次会上特别提到，在1999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六大本，"给中国的党史研究特别是对陈独秀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使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会上，根据这些档案提出了最关键的统计数字：在1923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莫斯科的指令和特派代表的指示，敢于进行反对和抵制的，最坚决的人就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党内合作"的妥协投降方针的，他一直主张"党外合作"，保持中共独立自主的地位。令人奇怪的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无论在理论上、路线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受到莫斯科的严密控制，这怎么能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把失败的责任竟然完全推在陈独秀身上，给他加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呢? 据远方同志介绍，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为陈独秀冤案的彻底平反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十分可靠的历史资料。正如安庆同乡、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八十多岁的叶尚志在结论发言中所说："公平地说，陈独秀从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等重大政策的，但他直截了当，申明持反对立场在先，又限于共产国际一再坚持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不得不执行，但在保留不赞同意见之后，这都符合他一生难得做到的屈意违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性行为。" 至于这次会上的其他发言，以及《华夏纵横》上的其他文章，也都证据确凿，有理有据，难道还不应该尽快为中国人民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创始人和五届中央的总书记彻底平反昭雪吗! 然而，事实上竟然拖了70多年，中央至今还未作出正确的决定。这里面很值得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深思的，我认为就是远方同志在《陈独秀之死》一文中所说的掷地铿锵有声的断语："党的历史上，在处理一些'犯有错误'的领导人物，常用'非常'手段，对陈独秀处理开了恶劣的先例。"远方同志为什么对"犯有错误"四个字加上引号呢?就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错误，所谓犯了错误，是莫须有的，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妄加的罪名。为什么对非常两字也加上引号呢?就是无法无天!所谓"八七紧急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违背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起码规定，会议只开了一天，草草了事，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连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不同意见。而且又不让本人参加，剥夺了本人的申辩权，所以通过的决议案是不合法的，是违背党章的。 什么是"非常"，就是超乎常规，悖乎常理，违乎常情!远方同志最为意味深长的话是最后一句："对陈独秀的处理开了恶劣的先例!"回想我们党80年的历史中的无数事实，不正是这样吗?这个恶劣的先例，还在我党历史上，为了大树特树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不惜一手打击压制，一手抬高吹捧，那些制造冤案的人是这样，那些吹捧逢迎的刀笔手也是这样!至于被吹捧的领袖人物自己，是不是也在有意放纵这种压人抬已的勾当，那就更值得刮目相看了!
来源：《欧远方纪念集》
附录：胡绩伟生平
1935年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数学系，1936年转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同年参加组织领导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管宣传工作，先后任成都《大声周刊》、《大生周刊》、《图奋周刊》、《星芒周刊》编辑、主编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星芒报》、《蜀话报》、《通俗文艺》主编。1939年11月赴延安。1940年3月起任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主编及《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曾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 1983年9月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转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曾积极推动起草和制定《新闻法》但未果；1989年因在六四期间赞同赵紫阳主张的在法治、理性轨道上对话，反对军事镇压，被撤消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1990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也都被撤销。 此后他依然坚持改革理想。2009年，他与中共退休高干联合在香港出书，呼吁为胡耀邦、赵紫阳彻底平反。在新闻专业领域，他也因大力倡导新闻自由而被业内人士所铭记。 2011年起因为心力衰竭、脑供血不足两次住院，翌年3次进出医院，于2012年9月16日早上7：05因心肌梗塞引发的心脏衰竭在北京医院病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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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2 09:53 PM PDT 
日前，法广发表麦燕庭文章称："王立军判监15年 预示薄熙来轻判"。文章说："王立军判刑超轻，估计有包庇之嫌的薄熙来亦会获得轻判，且有甚大机会保住党籍，以维持政治平衡。"
依我看，情况正相反。王立军轻判，说明薄熙来必判，说明薄熙来将会重判。 如果王立军判得重，薄熙来倒有可能保住党籍免于刑责，因为那就意味着王立军的四项罪名都没有得到宽大处理。如今，王立军判得轻，说明他被宽大，而被宽大的理由就是因为他的叛逃是被逼的，是无奈，是情有可原，这就说明薄熙来犯有严重的滥用职权打击报复罪。另外，王立军被轻判也是由于他检举有功，被检举者自然包括薄熙来。薄熙来的问题越大，王立军检举的功越大，受宽大而减刑就越多。所以，综合这两点，王立军越是判得轻，薄熙来就越是逃不掉刑责，就越是会重判。 除非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从一个多月前判四警官罪就可看出薄的下场。 下面是我先前写的一篇短文： 从合肥两场庭审看薄熙来的命运 胡平 2012年8月13日 举世瞩目的谷开来杀人案于8月9日在安徽合肥开庭审理，被告谷开来和张晓军当庭认罪。 8月10日又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四位警官涉嫌在办理尼尔・海伍德死亡案件中徇私枉法、包庇谷开来的案子，四名被告也当庭认罪。 人们发现，在中共官方发表的有关这两场庭审的报道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薄熙来的名字。 于是，有人说，看样子，当局是要把薄熙来和杀人案做切割。既然薄熙来和杀人案无关，那么薄熙来的问题顶多是知情不报而已。倘若有人搬出亲亲相隐的原则，亲属之间有罪不检举可以不论罪，那么薄熙来就更不可能受到什么严厉的责罚了。 我认为这种推测是站不住脚的。不要忘了，整个薄熙来事件是由王立军夜投美领馆引爆的；而王立军之所以要投奔美领馆是因为他感到了来自薄熙来的人身威胁；而薄熙来之所以要收拾王立军，就是因为王立军向他报告了谷开来的杀人案。 记得今年3月份，网上流传一段据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王立军事件通报"的录音，后来又出现文字稿。其中一段内容如下： "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2月1日下午，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事先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的意见。王在市政府不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调整为分管教育、科技等工作。为此，王立军想不通。2月2日，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市公安局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和局长职务后，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独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这就是说，就算薄熙来本人没有参与谷开来杀人案，但是，单单是他一再运用职权阻挠办案并打击迫害办案人员。其罪过就至少不比徇私枉法的四警官轻。既然四警官要依法惩办，薄熙来凭什么豁免？ 可以想见，接下来，中共当局将宣布开除薄熙来党籍，移交司法部门。对薄熙来的审判估计要在十八大之后了。 对当局而言，如何处理薄熙来案件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判决？轻重不好拿捏，因此最好是把这个问题朝后推，以减少冲击力。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给薄熙来问题定性？这个问题却不能再拖延。因为十八大召开在即，如果薄熙来的问题迟迟不能定性，党内免不了众说纷纭，万一在十八大上有人质疑有人发难，引发争议怎么办？毕竟，薄熙来在上层人脉很广，尤其是所谓太子党，虽然不少太子党不喜欢薄熙来，但是看到薄熙来垮台，多少总会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所以，当局必须赶在十八大之前给薄熙来问题定下性来，让党内那些可能替薄熙来说话的人无话可说。 依我之见，这次审理谷开来审理四警官，与其说是做给民众看的，做给国际社会看的，不如说是做给党内上层看的。只要他们接受了谷开来的杀人罪，接受了四警官的徇私枉法罪，那么，他们就没法不接受薄熙来的滥用职权阻挠办案打击报复等罪名。他们不能不意识到，以后顶多在量刑宽严上还有讨论空间，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无可挽回的终结了。这样一来，上层就不会有什么人再替薄熙来说话了。 另外，当局现在这种做法，不追究薄熙来密谋夺位之事，因而那些与薄熙来关系密切的高官们只要和薄熙来划清界限就可以保住权位；不追究薄熙来贪污腐败之事，这就让无官不贪的上层皆大欢喜；不追究薄熙来搞刑讯逼供之事，其他的酷吏们也都吃了定心丸，如此等等。当局一再说薄熙来事件是孤立的事件，意思就是只拿掉薄熙来一个人，其余一切照旧。 应该承认，当局的算盘打得很精。但唯其如此，它也就把自己的面子丢得一干二净。谷开来庭审公布后，不论是中国民间还是国际社会，一边倒的反应是批判是嘲讽。 我猜想，这种舆论很可能给当局不小的冲击――因为他们原先的共识就很脆弱。眼下，他们很可能正在紧张地争论：这出戏是硬着头皮照原来的剧本演下去呢，还是再做点改动？ ―― Radio Free Asia (RFA)《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p-0813201213414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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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Sep 2012 12:03 AM PDT 杜光：非常感谢张千帆教授和新浪网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谈谈对普世价值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非常感谢。但我只能从实证和体验的角度来看，学理方面丛教授可能会讲得更好一些。 我谈四个问题：第一，什么叫普世价值；第二，中国道路；第三，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它的背景和性质是怎么回事，对此我有我的看法；第四，普世价值和中国道路。前面两个问题我会谈得比较简单一点，主要是第三、第四个问题。 一、什么叫普世价值 我查了一下1979年的《辞源》和1986年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没有收进"普世价值"这个词条，可见这个词作为概念出现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既然出现了新概念，就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探讨它所包含的内涵是什么、影响是什么、作用是什么，对此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但不幸的是，我们前几年在社会上所开展的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却呈现出一面倒的趋势：只许批判普世价值，不许正面肯定或者宣传普世价值。比如2009年初《人民日报》子刊"人民论坛"有一位编辑要我写一篇普世价值的文章，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她说准备开一个专栏，将赞成普世价值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文章同时登出来。我觉得这很好，表现出百家争鸣，因此我按照她的要求很快写出一篇文章（三、四千字），叫《普世价值的理论和实践》。发给他们以后好长时间没有消息，没了下文。后来我碰到王占阳，他也是一位编辑要他写一篇文章，结果也没了下文。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大概是上面不让发表正面的东西。原来设想非常好，对普世价值的不同看法同时登出来让大家去评价，让大家去衡量，可结果不让登。后来出现在官方报刊上的大量文章只有批判普世价值，没有肯定普世价值的。所以我的文章只能放在网上，可见这个问题非常敏感。对此我感到非常不公平。 我的看法是，所谓普世价值是指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要的一些价值概念和观念，或者说是价值理念。这个普世价值为什么出现那么晚？我认为主要是全球化深化结果需要出现这样的观念。本来普世价值所包含的内涵，应该是在久远以前（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就是说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需要有一些共同规范和共同观念，以保证社会能够平稳的、和谐的发展。因此，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规范和观念，比如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这些体现出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所必需的一些理念。但由于地区的隔绝，各个不同国家有各自的理念。不过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国家的界限，所以人们逐渐出现观念的融合与观念的交流，特别是近代社会发展后，资产阶级革命从欧洲三大革命中吸取了很多积极的东西，如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从这里边又吸取了自由、博爱、平等等观念，用这些广泛发动民众批判神权和王权，这样民主自由就成为普遍性的理念。但这些在中国最多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从洋务派开始引进西方一些观念，特别是西方的两会制、民主、自由等。而真正在全世界普及是在真正的全球化以后。有人说全球化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在新大陆发现之后，对此我不赞成。我认为真正的全球化是冷战结束、苏东剧变后才有了真正的全球化，才有了"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因为普世价值是一个新概念，所以需要广泛的讨论与研究，在这里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它体现了人类共同利益和社会共同需求的一种理念。 二、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无非是三条：一是前进，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二是保持现状，保持所谓的"中国模式"，把中国模式继续保持下去；三是倒退，倒退到毛泽东时代。 我认为这三个前途都是具有可能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这三个可能性的任何一个可能性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都是存在的。在这里我不多解释，谈到下面问题时大家可以理解我的看法。
三、近几年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批判的背景、性质
背景有两个：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逐渐高涨。中共十三大赵紫阳做的政治报告主要内涵是政治体制改革，以党政分开为首要任务。但"六四"以后就束之高阁，谁也不去谈了，党政分开没有人敢说。虽然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每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都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但都有一些限制条件，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等。这样的话就否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于是不改革，"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就是否定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就没有了。进入新世纪后，这个呼声逐渐出来，特别是在体制内，以温家宝为代表，多次呼吁政治改革，而民间在网上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也越来越多。中国面对的许多难题也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很多社会问题出现的根源，就在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这是目前社会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改变这种局面，政治权力不加以必要的制约和监督，目前的社会危机永远解决不了，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反改革的势力正在逐渐形成反改革联盟，而批判普世价值就是反改革联盟形成过程中一种重要的组成部分。前面我讲了三种道路，第二种、第三种都属于反改革势力，保持现状、倒退，都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若要前进，只有改革政治体制。可他们恰恰是反对中国前进，当然这和他们的既得利益有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比如工人（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2009年7月23日―8月1日召开的，那么大的会开了7天，50多个代表居然平安无事，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些反对政治改革的两股势力逐渐趋于结合，工人（共产）党开了7天、50多个人的代表大会，会后浩浩荡荡地去参拜天安门前的纪念堂。我们一些老人要开一次座谈会都不让开，而他们50多个人居然平安无事地开了7天会，没有当权者的包庇行吗？尤其是国庆六十周年的"毛泽东思想方阵"，工人（共产）党吹牛，说这是中共接受他们建议的结果，是否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我不知道，但其中的蛛丝马迹说明，在朝和在野的反改革势力正在逐渐接近，共享资源。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确确实实出于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必要这样做，有一股势力有权但没有群众，比如在思想领域或者政法领域的领导人，老百姓对思想统治、舆论导向十分反感，对于维稳更是恨得要命，所以这股反改革势力没有群众基础。另外一个反改革势力有群众基础却没有权，即毛派，他们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利用当前改革当中所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种种非常不应该出现的社会现象，比如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社会震荡等，把这些都归之于改革所造成的，归之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他们大肆宣传毛泽东时代如何平等，如何美好，这样吸引了很多对现实不满而对历史又不了解的群众。这两股势力一个有权没群众，一个有群众但没权，他们的联合实现了非常美好的互补。从批判普世价值的过程，也很明显地看出了这两股势力的结合，或者说是反改革联盟逐渐结合。批判普世价值的既有第二种反改革的势力，又有第三种，他们在批判普世价值的问题上做到了很好的结合。这是第二个背景。 性质：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徐景安在一次会上讲了一句话很好，"普世价值之争本质上是改革和反改革之争。"这个话我很赞成，如果讲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洋务派引进西方一些价值理念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占据主要地位的基本矛盾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一百多年以来的社会动荡、政治变革归根到底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一直到现在。也可以说是中国从洋务派开始的一个历史进程：民主革命的进程。现在的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需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关键在于改革专制的政治体制，把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 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从改革、反改革表现出来的矛盾和斗争，有过多次起伏。我认为批判普世价值是反改革的第三次高潮。 第一次反改革高潮是胡耀邦下台之后，胡耀邦下台前曾经有一度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涨，包括召开"反右"30周年座谈会被禁止，那些发起人被开除党籍。这个高潮是那些在胡赵当政时代失意的官僚掀起的，他们趁着胡耀邦下台掀起反自由化的高潮，口号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反对改革。他们在北京、外地召开了很多会议，一个是庆祝他们扳倒胡耀邦，一个是把反自由化推到全国。有一个部长级的干部曾在会上说："胡耀邦每次出去，我都派记者盯着，他的一言一行我了若指掌。"他在表功，胡耀邦下台有他的功劳。不过从这个事也可看出这些人反对改革、反对进步，要回到毛泽东的思想确实非常强烈。赵紫阳发现以后，很快征求邓小平的同意，在5月召开了一个大会，当然他不能说反对自由化，他说反自由化要正面教育。这下把原来在会议上成立的批判小组，拟定的反自由化的论文题目，一下子都给吹了。第一次反改革的高潮就被打下去了。 第二次反改革高潮是"六四"以后，特别是苏东事变以后，在北京（外地也有）以"反和平演变"为口号反对改革。那期间有一个高层次的研讨会，认为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一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实用主义者，二是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批判的，三是知识分子。第一是针对谁？明批赵紫阳，暗批邓小平，因为"猫论""摸论"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有个研究会在外地开会，有些人说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说七、八年再来一次（指文化大革命），现在两个七八年了，还不来啊。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1992年南下上海、深圳，一路走一路讲，挽救了改革，甚至提出"谁不改革谁下台"，吓得一些领导人赶紧表态。 第三次反改革高潮是2008年开始的反普世价值的一些叫嚣。本来南都报报道救灾事情是政府实现了普世价值的承诺，意思是指以民为本，跟自由民主毫无关系，但他们抓住了普世价值，就把它转移到民主、自由问题上，而且把民主自由转化成为西方民主、西方自由，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搞普世价值就是要帮助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这个逻辑就是这样一步步推下来的。我认为这次高潮没有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08宪章"，所以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又更进一步，但他们又不敢在报刊上提到"08宪章"这四个字，可实际上批判的仍是"08宪章"，因为"08宪章"的基本内容就是普世价值。所以我非常感谢张千帆教授和新浪网，我认为能够开这样的会非常不容易，因为在官方的视野里，宣传普世价值就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这三次反改革的高潮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是反对经济体制改革，宣称经济体制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第二次是同时反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第三次主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另外的不同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都很快被打了下去，但第三次不同，因为第三次有占据高位人士的支持，吴邦国委员长甚至在人大常委会讲台上宣传"八个确立""五个不搞"。这"五个不搞"有好几个被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 我认为关于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对普世价值是肯定还是批判这个问题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时间已经持续好几年，但形势方兴未艾。对于普世价值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究竟应该批判还是应该提倡，这个矛盾斗争反映了支持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和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刚刚开始，而且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哨战，也是反改革者的保卫战。所以我觉得关于普世价值的分析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争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要不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前进的根本问题。 四、普世价值和中国道路 要前进就是改革，所谓改革就是以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现代的政治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当前它对所有其它领域的改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其它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也好，经济改革走上弯路、邪路也好，都是由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造成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革政治体制，使政治权力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这是摆在在朝、在野、体制内、体制外全国人民的共同历史任务。 改革政治体制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准备、理论准备：使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在充分的、平等的讨论、探讨、争论的基础上达到共识，为政治体制改革做好认识的思想准备。这里面有一个我认为要正确认识普世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即破除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的谬论（现场笑）。在新民民主主义论里就已经埋伏了四项基本原则。新民民主主义确实有民主主义的内容，正是民主主义的内容吸引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到共产党麾下取得革命胜利，但新民民主主义论里埋伏了专制主义的东西却为人们所不知晓。什么叫新民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没有新旧之分，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之分，也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之分。那个"新"，新在什么地方？"新"在五点： 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怎么会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呢？这个新吗？是新，但却是符合专制主义的需要。 二是它必须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之下。但民主主义始终排除任何一个固定政党的领导。 三是各个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改成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主义和专政怎么能够并立而且形成一个概念呢？这不是拿民主掩盖专政实质吗？ 四是新民民主主义的文化要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之下。任何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体系都不能够独占思想领域，我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起码要求，要用一种思想领导社会文化，本身就是专制的。 五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成为新民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所谓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经济，完全是谎话。国有经济就是垄断经济，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所谓公有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属于每个劳动者。也就是说企业既是集体共同占有，也是个人所有。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工人只有掌握了本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才能够由无产者转变为有产者，才能对企业的兴衰负有责任，才能够具有成为国家主人、社会主人的经济基础，这是公有制的原义。但新民民主主义论里把国有制列为新民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而且这个观念一直贯彻到现在，历次党代会都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是以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垄断经济为主体，但市场经济怎么能以比资本主义经济还要落后的垄断经济来占主体地位呢？非常荒唐。 前四条实际上是后来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内容完全一样。如果这四项基本原则不从理论上彻底批透，不在老百姓脑子里解除，那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我认为在正面宣传普世价值的同时，还要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彻底的批判，也就是说，在正面树立普世价值的理念，反面彻底批判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成功的希望。 关于改革目标，我讲"四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四个化都属于普世价值的范围。我认为这是整个改革目标的模式，也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模式。因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解释了，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谢谢！ (杜按：下面是听众的提问和我的答问，由于我的听力不好，听不请提问的全部内容，以致出现回答不中肯甚至答非所问的情况，请朋友们不要见笑。) 提问1：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奉献的精神盛宴，我想请教杜老师两个问题：假如光从法律视角探讨，怎么看待普世价值的与时俱进问题？假如一个好的普世价值更有生命力，您觉得必须具备哪些要素？第二个问题，杜老师讲到中国改革目标的愿景，如果要实现有哪些途径？ 另外我想请教丛老师一个问题，您讲到价值提炼，和平价值观与马克思所倡导的有什么？讲到提炼，您认为从哪些渠道可以提炼？ 杜光：我认为要改变中国目前状态的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和迫切性都远远超过十三大时。因为那时候上下一致拥护改革，拥护十三大政治报告。但现在由于二十多年的工作失误造成社会危机四伏，使得整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分裂状态，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认为在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之前，恐怕要先让大家一起来探讨改革的目标和路径，怎么样进行改革。没有这个过程，用"猫论""摸论"来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贸然走了一步，这一步失败，那下一步更难开展。 提问4：在中国普世价值若要成为主流的价值，得到每个人的尊重，那中国首先要成为民主国家。而中国要成为民主国家，道路应该怎么走？从现在来看有两条路：一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简单说是多党制；第二种是可借鉴台湾经验，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在30多年的地方选举和地方自治基础上，最后获得了民主，我想问杜老，您认为中国的民主道路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走向？谢谢！ 杜光：从前景来看，多党制是民主化的必然趋势，至于中国怎么样走向多党制，现在很难说。我觉得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现需要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中国启蒙运动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西方有很多启蒙大师，可中国现在不可能有什么大师，正如钱学森"临终一问"：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大师。我认为在专制情况下，中国要产生大师、启蒙大师是不可能的，只有大家互相启蒙，有些人先认识到一些问题，就把自己认识所得到的体验告诉大家，大家互相把自己的体验和认识拿出来公诸于世，互相交流，互相吸收，这样逐渐提高，取得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共识，取得民主问题上的共识。这个过程我想也是相当漫长的，但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新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兴起。（掌声） 提问7：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要走多党制道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抛弃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杜光：中国不是抛弃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现在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场笑、掌声），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高度发展，民众高度文明，现在人们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说社会主义，那目前的美国、英国、瑞典比我们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一种理想，不妨可以探讨，但我们现在没有条件去具体理解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是我们下两代、下三代、下四代子孙的事，我们没有必要为我们子孙去操心。我认为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接着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的大倒退，是从开始有了一点民主主义的因素退向全面专制、全面垄断，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民主主义，将来是否实现社会主义可以探讨，但主要是作为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不是作为现实问题。 杜光：我再回答一下上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古今中外几千年来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包括马克思，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我们既不能把他们神圣化，也不能把他们妖魔化。我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因为马克思从他的少年时代到死有四个时期：在少年时代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受到宗教深刻影响；青年时代他是人道主义者；中年时代他是共产主义者、暴力革命者；晚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究竟哪一个算马克思主义？我们探讨他的思想，要吸收他思想中有用的成分，但不能把它神圣化，也不能把它妖魔化。我不赞成有些人说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来源于马克思。 提问9：我想问杜老一个问题，您一开始提到要弘扬普世价值，一定要很快抛弃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很好理解，在观念上也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说知识精英，就是普通百姓，普通民众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上也不难做到这一点，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们可能面临着更加迫切地用观念战胜刺刀和坦克的问题，而不是用观念战胜观念，杜老您长期在帮会集团生活，都有经验，能否说一下？谢谢！ 杜光：我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这四条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是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而这个专制主义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你说的用观念战胜暴力，实际上就是用普世价值战胜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至于我个人的感受，我只能说明这一点：借用《国歌》里的半句话，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唯一出路是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来带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站出来大声疾呼，必须放弃一党专政，接受普世价值，尽快兑现改革政治体制的承诺，才能恢复作为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否则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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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Sep 2012 12:19 AM PDT
陈小鲁等四名老党员（有近40年党龄）致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公开信，殷切希望"改变历来党代表大会走形式、走过场的倾向"，希望代表们对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纪委的工作进行认真的"评估、批评"并提出"相关各种建议"，还希望这些代表认真"审查和修改"十八大政治工作报告，并认真对待十八大将要产生的新一届中委、候补中委和中纪委委员的"提名和审查工作"。一腔爱党、护党之情凝结为如下一句话："望十八大体现党心、凝聚民心、局面一新"。
陈小鲁等人的公开信表述的愿望如果能够实现，会使十八大会议的进行注入一些新的风气：严肃认真而不是肤浅应付的对党中央工作的评估多了，对过去的工作和未来的走向取审慎姿态的气氛浓了，歌功颂德、一味吹捧的谄媚之词少了。这些，对党的组织来说，当然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因素。这些因素不断增长、扩大，中共的组织结构就会不断巩固、壮大，一党执政的局面就会稳定地持之以恒。太子党的为政理念盖在于此。
不过，陈小鲁等人的呼吁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有多少十八大代表会起来响应，将陈小鲁等人的理想转化为十八大会议的实际进程，是很可质疑的。党代表能积极奋起而听从陈小鲁的指挥吗？他大约不了解那些代表的与会心态。出席党代会的代表不是通过真正而切实的民主程序产生的，而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一手遴选和确定的。中央组织部将代表资质、代表人数、代表层面以及代表产生办法下发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再由各级组织部按照中央规定负责十八大代表的推举、甄别、确定、入选工作，保证代表都是各级组织部认可的驯服工具。当选代表中的官吏是对党忠心耿耿的维护党权的人士，当选代表中的工农是知党遇、颂党恩的赤诚群众。这样的代表怀着学习中央"新精神"、体会中央"新决策"，带回去贯彻于实际工作的心情与会，所以，对中央工作除了举手表示同意，不可能有别的什么选择。这样的代表不具备主人意识，没有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行使主人权力的思想境界，只是臣服于中央、拜倒于中央脚下，充当的是奴仆角色。谁应该是主人，谁应该是仆人，主仆之间应有的正确关系在这里被倒置了。陈小鲁期望改变这种主仆倒置关系，明确提出"改变历来党代表大会走形式，走过场的倾向"，可惜，他势微力薄，他的这个理想是难以实现的。
进一步说，即使真的有人响应陈小鲁的召唤，在十八大分组会上，准备对十七届政治局常委工作进行认真的审议，作出严格的评估，提出切实的判断，结予慎重的结论，那么，请问：这样的积极愿望如何实现，该从何处开口呢？政治局常委的基本工作一向秘而不宣。你想评估，却找不到评估的素材。你知道周永康如何部署打击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批示么？你知道贺国强如何听任上层权贵将大量贪腐所得走私境外而装聋作哑、不予立案查处吗？你知道李长春如何策划"大文宣计划"而造假成风吗？你知道贾庆林如何躲过与远华集团走私案的牵扯而摆脱同重犯赖昌星的肮脏关系吗？十七届政治局常委的基本工作是暗箱作业，一切龌龊、黑帮行为，即使在政治局常委之间也并不相互摸底，何况外人！陈小鲁有一项义正辞严的要求：为十八大党代表配备文秘人员、提供电脑、通讯等必需条件，并安排调查、访问、座谈、咨询、查阅文件、挡案等活动。这一切，在政治局常委面前，都将踫壁。他们能接受你"调查、访问、座谈、咨询、查阅文件、挡案"的请求吗？其实，这些请求在政治局委员那里，同样会碰壁。在各地省级党委那里，结果也不会乐观。中共的权力阶层本身就是一团黑社会，怎能容忍外人窥探、曝露！陈小鲁的愿望虽好，却撞到坚硬的堡垒上，毫无实现的可能，他若能由此长些见识就是万幸了。
当然，十八大党代会也不会是一片颂扬声，对中央的政治报告提出一些异议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共本身是多种成分聚集的政团，按追求说，有过激者，也有缓和者，有崇拜马克思主义的，也有信仰自由主义的，更有随大流的跟潮者。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作为党代表而与会，自然会对大会政治报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中国政局发展提出一些独特建议。比如李锐在中共十六大分組会上，对党的民主化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就提出过有分量的建议，一时传为美谈。但是，他们的批评性意见不会触及中国政务必须由中共"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即不会动搖中共一党专政的体制。从过往的全国党代会的经历可以知道，党代会结束后，由于会上一些批评性意见的影响，中共的治政原则可能有一些微调，例如实行党代表的常任制、规定领导干部子弟不得经商等等，同时，会加强对党内越轨现象的防范，比如规定《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究其实，对治政原则的微调是敷衍其亊的，对党内越轨现象的防范则是严格实施的，否则，就会伤及一党专政的根本体制。
中共的党代会是一块幕布，拉开这块幕布时，一切的幕后工作已经安排就绪，这些幕后工作不能轻易示人。当胡锦涛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开幕"时，幕后进行的权力斗殴、各派势力的较量、权力的分解和相互的妥协、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军委的职位安排都已大体就绪。但这些均不能明确地反映到向党代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顶多只能含蓄地略示一二。政治报告要撇开幕后残酷的权斗而另外拟定欺骗全党和欺骗民众的内容，以摄取党心、民心。这方面的突出例证当属江泽民于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所作政治报告，他隐蔽了邓小平主谋的"六四"屠杀的震撼国内外的事件，却大肆宣扬"邓小平理论"如何伟大；还有，江泽民于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所作政治报告，他大吹特吹"尊重和保障人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把他血腥镇压法轮功的措施称作"惩治邪教"，企图把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的双手藏于背后。这两个政治报告是中共治政史上两棵肮脏和黑色的印章。
陈小鲁等人的致十八代党代表的公开信引发了社会的微波，它告诉人们不可轻视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作用。这些民间太子党的为政理念在于：父辈打江山，子辈治江山，要承继老一辈遗志，保障中共一统江山永不变色，一党执政传至千代万代。他们鉴于这个党业建已衰落而痛心疾首，费尽心力而图重振党的基业。无奈响应者廖廖，形不成气候。但类似陈小鲁等人的呼吁仍不断涌现，《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就是一例。民间太子党这些企图振兴中共的意见确有积极向上的因素存在，所以，对他们的兴党意图不可忽略，其积极向上因素应取支持态度，同时对其不合实际之处，可明确指出，与之商榷，俾求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推动这些力量成长。中国宪政民主大局的实现为期遥远，不是振臂一呼就可成功的，需要一点一滴积攒民间力量，积极聚合有益于民主事业增长的各类因素，相信涓涓细流必将汇成巨川，持之以恒，必使各种民主因素在相互迎合、踫撞中走向新生，最终将与世界普适民主潮流融而为一。
（201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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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Sep 26, 2012, 6:34:57 AM9/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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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张敏访谈：载入史册的胡绩伟及其精神财富――纪念胡绩伟先生（之一） Posted: 25 Sep 2012 10:5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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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Sep 2012 09:10 PM PDT
2012.09.25
白宫
新闻秘书办公室
2012年9月25日
总统在联合国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发表讲话
联合国总部
纽约州，纽约市（New York City, NY）
美国东部夏令时间上午10:22
总统：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代表们、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首先为诸位讲述一位美国人的经历，他的名字是克里斯・史蒂文斯（Chris Stevens）。
克里斯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格拉斯山谷镇（Grass Valley, California），父母是律师和音乐家。克里斯年轻时参加了和平队（Peace Corps），在摩洛哥教英语。他对北非和中东人民的感情和敬意油然而生。他立志终身坚持自己的这份承诺。他作为一名外交官，足迹遍及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等国。人们都知道，他常常在他工作的城市深入大街小巷，尝尝当地的食品，尽可能多地与居民见面，用阿拉伯语交谈和倾听，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在利比亚革命初期，克里斯搭乘一艘货轮前往班加西（Benghazi）工作。他作为美国的代表，帮助利比亚人民解决暴力冲突，为伤病员提供护理，同时酝酿了未来全体利比亚人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的目标。革命结束后，他支持新诞生的民主政体，此时利比亚人举行了选举，努力建设新的制度，在摆脱数十年专制统治后开始奋勇向前。
克里斯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为自己服务的国家感到骄傲。他在所见到的人们身上看见了尊严。 两个星期前，他前往班加西考察有关新建文化中心和一所医院现代化改造的计划。正在这个时候，美国使团驻地遭到袭击。克里斯曾为保全这所城市尽了力，结果和其他3 位同事在这里被害，时年52岁。
我向诸位讲述这段经历，是因为克里斯・史蒂文斯体现了美国的最佳风貌。他与其他外交服务系统（Foreign Service）的官员一样，跨越大洋和文化架桥铺路，全身心投入联合国体现的国际合作。他十分检点自己的行为，同时坚持一系列原则 – 坚信人人都应该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过上享有自由、尊严、公正和机会的生活。
在班加西对平民的袭击就是对美国的袭击。我们感谢利比亚政府和利比亚人民给予的协助。毋庸置疑，我们将毫不留情地追查凶手，将他们绳之以法。我还感谢最近该地区其他国家—包括埃及、突尼斯和也门-- 的领导人采取行动保障我国外交设施的安全并呼吁人们保持冷静。全球各地的宗教机构也同样如此。
然而，应该知道，过去两个星期发生的袭击不仅仅针对美国，而且也攻击了创建联合国的根本理想–人们可以和平解决分歧；外交可以取代战争；在全世界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努力为我们的公民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安全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息息相关。
我们如果认真坚持这些理想，就没有必要在使馆门口配备更多的警卫，也没有必要发布表示哀悼的声明，或者等待愤怒的情绪逐渐平息。我们如果认真坚持这些理想，就必须坦率地分析这场危机更深层的原因—因为我们面临着抉择，一边是助长我们分裂的势力，另一边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希望。
今天，我们必须重申，我们的未来必将由像克里斯・史蒂文斯这样的人民决定—不应该被杀害他的凶手左右。今天，我们必须宣布，这种暴力和不宽容的行为在我们联合国决无立足之地。
不到两年前，突尼斯一位小贩为抗议本国祸国殃民的腐败燃火自焚，引发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运动。从此全世界转型之风方兴未艾。美国也一贯支持变革的力量。
突尼斯的示威活动推翻了专制统治者，使我们受到鼓舞，因为我们本身也相信走上街头的男女老幼的愿望。
我们坚持埃及发生的变革，因为我们对民主的支持最终使我们与人民同心同德。
我们支持也门的领导层过渡，因为腐朽的现状不再符合人民的利益。
我们与一个广泛的联盟一起，根据联合国安理会（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的授权对利比亚进行了干预，因为我们有能力制止对无辜百姓的屠杀，因为我们相信人民的愿望有战胜暴君的力量。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会议之际，我们再一次宣布，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 政权必须下台，从而使叙利亚人民结束苦难，开始迎来新的曙光。
我们采取这些立场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和自决并不专属于某一种文化。这些并不专属于美国的价值观或西方的价值观—而是普遍的价值观。即使向民主的过渡仍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我坚信归根结底“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更有可能创造稳定、繁荣和个人机会，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奠定基础。
为此，让我们记住，这是一个取得进步的时期。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几十年来第一次
为推选新领导人举行可信的、经过竞选程序的公平选举。这种民主精神并不只限于阿拉伯世界。过去这一年，我们看到马拉维和塞内加尔出现权力的和平转移，索马里有了一位新总统。在缅甸，总统释放了政治犯，开放了封闭的社会，一位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被选入议会，人民正期待未来进行的改革。在全球各地，人民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坚决要求维护固有的尊严和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
然而，最近几周的动荡局势再次提醒我们，通往民主之路并不止于选举投票。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说：“赢得自由并非仅仅要打破自身的枷锁，还要以尊重及增进其他人自由的方式生活。”（掌声）
真正的民主不允许公民因个人信仰而被投入监狱；真正的民主确保公司企业无需行贿就能开门营业。民主以公民不怀恐惧地发表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为支撑，以确保所有人权利的法治和正当程序为支撑。
换言之，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要靠艰苦努力。当权者必须抵抗住镇压异见的诱惑。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有些国家一定会受到——可能会受到召集人民对抗国内及国外的臆想敌手的诱惑，而不去集中精力从事艰巨的改革工作。
此外，总会有一些人拒绝人类进步——抓住权力不放的独裁者，一味维系现状的腐败势力，以及煽动仇恨、制造隔阂的极端主义分子。从北爱尔兰到南亚、从非洲到美洲、从巴尔干半岛到环太平洋地区，我们目睹了向一种新的政治秩序过渡时可能出现的动荡局面。
有时，冲突起于不同种族或部族之间的分界线；但它们往往还起于调和传统及信仰与现代世界的多样性及相互依赖性时的重重困难。在每个国家中，都有一些人认为不同的宗教信仰构成威胁；在每种文化中，都有一些追求自身自由的人必须扪心自问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人的自由。
这就是我们在最近两周看到的事态发展，一段粗制滥造、令人厌恶的视频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引发强烈愤怒的情况。现在我已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与这段视频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坚信所有尊重我们的共同人性的人都必须驳斥其意图。
这不仅是对穆斯林的玷污，也是对美国的玷污——因为正如会场外面的这座城市所展现的，我们是一个热情接纳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人的国家。我们是全美各地虔诚礼拜的穆斯林的家园。我们不仅尊重宗教自由——我们还制定了保护个人不因外表或信仰而受到伤害的法律。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们因这段视频而受到冒犯，因为这些人中包括我们的数百万同胞。
我知道有些人会问我们为什么不干脆禁止这样的视频。这个答案铭刻在我国的法律之中：我国宪法保护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美国这里，冒犯别人的出版物数不胜数。大多数美国人和我一样是基督教徒，但我们不禁止亵渎我们最神圣的信仰的言论。作为我国的总统和我军的统帅，我接受人们每天都对我语出不敬的事实——（笑声）——而且我还会始终维护他们这样做的权利。（掌声）
美国人民在全世界为保障全体人民表述观点的权利而奋斗乃至献身，哪怕是在我们完全不赞同有关观点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支持仇恨言论，而是因为我们的建国先贤明白，倘若没有这样的保障，每个人表述自己的观点及奉行自己的信仰的能力都可能受到威胁。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限制言论的做法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压制异议者及镇压少数派的手段。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鉴于信仰在我们生活中的威力以及宗教分歧可能煽起的强烈情绪，遏制仇恨言论的最有力的武器不是镇压，而是各抒己见——发出团结人心反对偏执和亵渎行为的提倡理解和相互尊重的价值观的主张容忍的声音。
但我知道，在这个机制中并非所有会员国都认同这种对于保护言论自由的理解。我们承认这一点。但在2012年，在一个任何持有手机的人只要动一动手指就能将冒犯性言论传遍世界各地的时代，那种认为我们能够控制信息流动的观点已经过时了。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予以回应？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看法一致：任何言论都不能为滥用暴力开脱。（掌声）任何言词都不能成为杀害无辜的借口。任何一段视频都不能成为袭击一座大使馆的理由。任何诽谤之词都不能成为一些人或在黎巴嫩的餐馆中放火或在突尼斯砸毁学校或在巴基斯坦造成伤亡和损失的托词。
在这个拥有现代技术的现代世界中，我们若采用那些手段回应仇恨言论，就会使散布仇恨言论的人能够借机在全世界制造混乱。我们若那样回应，就会让我们中间的败类得逞。
广义而言，这两周发生的事件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必须要坦诚地对待西方世界与正在向民主迈进的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
请让我说明：正如我们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美国没有也不会试图左右外国的民主过渡的结果。我们不期望其他国家事事都与我们观点一致，我们也不认为两周来的暴力活动或某些人的仇恨言论代表着绝大多数穆斯林的观点，正如制作这段视频的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人民一样。但我坚持认为，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有义务高声地强烈谴责暴力和极端主义。（掌声）
现在必须孤立那些即使没有直接采用暴力手段却仍将对美国、西方或以色列的仇恨作为政治煽动的核心手段的人。因为这样的手段只会为诉诸暴力的人提供掩饰，有时还会提供借口。
那种类型的政治让东方与西方对立；南边与北边对立；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犹太人对立，它不会实现自由的希望。它给年轻人带来的是希望的假象。焚烧美国国旗丝毫无助于让孩子受教育。捣毁餐馆不会给人温饱。袭击大使馆不会创造任何就业岗位。那种政治只能让我们更难实现必须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让我们的孩子受教育，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保护人权，扩大民主的承诺。
要知道，美国决不会退出国际社会。我们要将伤害我们的公民和朋友的凶手绳之以法。我们将与盟友肩并肩。我们有意与其他国家结为伙伴，深化我们在贸易投资、科学技术、能源发展方面的关系——所有这些努力都能够刺激有益于我们全体人民的经济增长，并稳定民主变革成果。但是，这些努力需要有互利互尊的精神才能进行。没有任何政府或公司，也没有任何学校或非政府组织能够在人民安全受威胁的国家中踏实地展开工作。要使合作关系产生效果，我们的公民必须有安全保障，我们的努力必须受到欢迎。
建立在愤怒上的政治——基于让世界变得你我势不两立的政治——不仅阻碍国际合作，而且最终也会伤害到容忍这种政治的人。抵制这种势力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让我们不要忘记，极端主义给穆斯林带来最深重的苦难。在我们的文职人员在班加西（Benghazi）遇害的同一天 ，一位几天后即将举行婚礼的土耳其警官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遭到杀害；十几位也门人在萨那（Sana’a）的汽车炸弹爆炸中丧生；好几名阿富汗儿童的父母痛悼几天前在喀布尔（Kabul）一起自杀炸弹爆炸中失去的孩子。
驱动不容忍和暴力或许一开始是针对西方，但它会逐渐变得无法控制。对极端主义的同样驱动引发逊尼派教徒（Sunni）和什叶派教徒（Shia）、部落与宗族间的交战。它所带来的不是富强繁荣，而是动荡混乱。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我们看到大体和平的示威行动给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带来的变化超过了十年暴力的效果。极端主义者明白这一点。由于他们拿不出任何方式改善人民生活，暴力是他们维持自身存在价值的唯一手段。他们没有建树，只有破坏。
现在是抛弃鼓吹暴力和分裂式政治的时候了。在许许多多问题上，我们都面临是走向希望的未来、还是禁锢在过去的选择。我们没有作错误选择的余地。我们必须把握这一时刻。美国随时准备同所有愿意相信更好未来的人共同努力。
未来决不能属于在埃及攻击科普特基督教徒（Coptic Christians）的人——它必须由曾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齐声高呼“穆斯林，基督徒，我们是一体“的人来掌握。未来决不能属于凌辱妇女的人——它必须由那些上学读书的女孩子，由那些支持在世界上让我们的女儿能同我们的儿子一样追求理想的人来缔造（掌声）
未来决不能属于盗窃国家资源的少数腐败之徒——它必须让学生和实业家、工人和为全体人民扩大繁荣的工商业主当家作主。美国站在这些男女公民一边；他们的愿景就是我们支持的愿景。
未来决不能属于诽谤伊斯兰先知的人。但要具有信服力，谴责这一诽谤行径的人也 必须谴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的亵渎耶稣基督像、捣毁教堂、或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行径。（掌声）
让我们谴责煽动攻击苏菲派穆斯林（Sufi Muslims）和什叶派穆斯林朝圣者的行径。现在是重温甘地（Gandhi）话语的时刻 ：“不容忍本身即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壮大的障碍。”（掌声）我们齐心协力必须为之奋斗的世界将使我们因彼此间有所不同而更充满活力，而不是被其定格。美国体现着这一理想，我们支持这一理想。
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来说，未来决不能属于拒绝和平前景的人。让我们抛开那些靠冲突得势的人，那些拒绝以色列生存权利的人。道路是艰难的，但目标明确——一个安全的、以色列犹太国家与一个独立的、繁荣的巴勒斯坦。（掌声）美国理解，这样的和平必须是通过各方达成公正的协议取得，因此，对于所有准备踏上这一征途的人，美国将伴你们同行。
在叙利亚，未来决不能属于屠杀自己人民的独裁者。如果今天世界有一个原因要呼吁抗议，和平抗议，那就是因为有一个政权在折磨儿童，在向住宅公寓发射火箭。我们必须保持努力，确保不让以公民争取自身权利开始的行动沦为教派暴力循环。
我们必须齐心协力，站在坚信另一种前景的叙利亚人一边，即一个团结的，包容的叙利亚，它的儿童不必惧怕政府，所有叙利亚人——逊尼派和阿拉维派（Alawites），库尔德人（Kurds）和基督徒——都对如何管理国家享有发言权。这是美国所支持的。这是我们将为之努力的结果——要让迫害者受到制裁，承担后果，让为全民利益而奋斗的人得到援助和支持。我们相信，向往这一前景的利比亚人具有领导力量，也具有合法性。
在伊朗，我们看到暴力与不负责任的意识形态之路正在通向何方。伊朗人民有着非凡悠久的历史，许多伊朗人希望与邻人一道过和平富足的生活。但是，伊朗政府在限制自己人民权利的同时，支持大马士革（Damascus）的独裁者，支持海外的恐怖主义组织。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机会，不表明其核项目属于和平用途，并且未能满足联合国对它的要求。
因此，我要明确表示：美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依然存在采取这种解决方式的时间和空间。然而，时间不是无限的。我们尊重各国以和平方式使用核能的权利，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确保我们把这种能量用于和平目的。毫无疑问：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不是一个能够制约的挑战。它将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海湾国家的安全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它可能在该地区触发核军备竞赛，破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果。出于这个原因，一个多国联合阵线要求伊朗政府承担责任。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
痛苦的经历告诉我们，不尊重国际法和人权，就不可能走上安全与繁荣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建立于战争的废墟之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冷战中自由战胜了暴政。这也是过去二十年的教训。
历史表明，只有那些作出正确选择的人才会得到和平与进步。世界各地的国家都曾走过这条艰难的道路。欧洲曾经是20世纪最血腥的战场，如今团结一致，享有自由与和平。从巴西到南非，从土耳其到韩国，从印度到印尼，不同种族、宗教、传统的国家帮助亿万民众摆脱贫困，同时尊重公民的权利，履行作为国家应尽的责任。
正是由于我在这一生中所见证的进步，特别是在担任总统近四年后所见证的进步，我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才充满希望。伊拉克的战争已经结束。美国军队已经返回家园。我们在阿富汗开始了过渡，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将在2014年如期结束战争。“基地”组织被削弱，乌萨马・本・拉登已经不复存在。各国共同努力，确保核材料的安全，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削减军备。我们看到人们作出了困难的抉择——从内比都到开罗到阿比让——公民被赋予更大的力量。
面临经济挑战，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增进繁荣。通过20国集团，我们与新兴国家合作，帮助世界经济持续复苏。美国实施了刺激增长、打破依赖的发展议程，与非洲领导人携手努力，帮助他们满足自己国家的食品供应。新的伙伴关系旨在打击腐败，促进政府开放透明。[我们]通过“平等未来伙伴关系”（Equal Futures Partnership）作出了新承诺，确保女性能够充分参与政治活动，利用机会。今天晚些时候，我将介绍我们在打击罪恶的人口贩运活动中所做的努力。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看到希望。但是，给我带来最大希望的不是我们的行动，不是领导人的行动——而是我所见到的那些普通人。美国军人为了万里以外的陌生人甘冒失去肢体乃至生命的风险；雅加达或汉城的学生充满热忱地用他们的知识增进人类福祉；布拉格广场上或加纳议会中一张张为追求民主理想而呼吁的面庞；里约热内卢贫民窟中和孟买学校里闪烁着希望之光的青少年的眼睛。这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使我想起，相对于电视镜头中的每一群暴民，世界上都有保持类似希望和理想的亿万民众。他们告诉我们：人性息息相通。
在我们的世界中，人们太过于关注我们的分歧。这就是我们在新闻中看到的内容。这就是我们在政治辩论中一再重复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剥离其表象，世界各地的人都渴望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工作带来的尊严、信仰带来的安慰、政府服务于人民——而不是与此相反——时所产生的公正。
美利坚合众国将永远支持这些理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了世界各地的人民。这正是我们的建国理念。这正是我们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克里斯・史蒂文斯终生为之努力的目标。
我可以向各位承诺：在杀人凶手被绳之以法后的长期岁月里，克里斯・史蒂文斯的奉献将继续体现于他所改变的那些生命之中——包括成千上万走上班加西街头抗议暴力的民众，包括那些把他们的“脸谱”换成克里斯的照片的利比亚人，还将体现于这样一些言简意赅的标语牌中：“克里斯・史蒂文斯是所有利比亚人的朋友。”
他们应当让我们感受到希望。他们应当使我们记住，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正义终将得到伸张，历史站在我们一边，自由的潮流势不可挡，永远不会逆转。
多谢各位。（掌声）
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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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Sep 2012 08:21 PM PDT 鄧小平說得好，大氣候的轉變誰也阻擋不了。中共這九十一年老店終於走到它生命的最後階段。舉世矚目的黨「十八大」竟蛻變成黑社會式的分贓遊戲。正當全國百多個城市為聲討小日本竊取釣魚島而鬧得沸沸揚揚之際，中共百多個紅色大家族正在把改革開放帶來的數萬億元財富用最原始的「分豬肉」方法私相授受。 中共自延安窰洞時代開始各大山頭與「黨閥」就開始惡鬥，但直到一九八九年黨內的攻訐還多少牽涉較高層次的意識形態之爭。例如文革期間有老毛的「正統共產主義」與劉、鄧「走資派」的「兩條路線之爭」；鄧掌權後與「鳥籠經濟學」泰斗陳雲明爭暗鬥；然後包括老鄧的黨內老頑固派與傾向普世價值式改革的胡、趙體系的大決裂。但經過天安門事件差點亡黨的經驗後，不同派系已取得高度共識：首要任務是捍衞中共「永久執政黨」的地位，以確保各大紅色家族可以無限期壟斷國家的政、經資源。  這次「十八大」的權鬥特別厲害，但鬥爭的主軸不過是如何分配「經濟蛋糕」而已。奸雄薄熙來打着毛澤東思想的旗號挑戰胡錦濤與習近平，並公開說自己的才能比出名窩囊的胡總與小習要高多少。但薄要捍衞的不是毛式社會主義而是薄一波家族的數十億美元的家當。去年死去活來的江澤民最近迴光返照地活躍，並連同小習逼迫老胡在「十八大」裸退，不可再霸佔軍委主席的位置。八十六歲的老江的真正目的是要確保他拜見馬克思之後，無論是團派或太子黨的中共第一把手都不能動他兩個寶貝兒子的千億生意！最佳影帝溫家寶在退休前東奔西跑，說甚麼退居山林後仍然要以老革命的餘熱高舉政改的旗幟。但說穿了老溫要保住的是他老婆的龐大珠寶托拉斯與他兒女的金融與高科技企業。 縱觀這次有機會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高幹，他們代表的既不是甚麼治國方略或人民的重托；這些黨棍拼搏的目標無非是盡量擴闊他們利益集團的地盤。六十七歲本來早該退休的上海書記俞正聲已篤定出任人大委員長。俞是鄧小平家族的家臣，他在政治局內的工作之一是要維護「改革總設計師」後人經營的眾多跨國企業。習近平雖然自己沒有出面做買賣，但習仲勛後人，包括小習的兄弟姐妹都在商場長袖善舞。小習的掌上明珠正在哈佛大學讀書，畢業後正好留在美國打理家族生意！ 到今天的田地，改革已寸步為艱。直至鄧小平的晚年，要不要改革還是個意識形態或世界觀的問題。如今任何一種改革都會牴觸到位高權重的紅色家族的數以幾百億、幾千億元計的利益。上層推動改革的機會等於零！改革甚至革命就要看中國的蟻民還願不願意世世代代當奴隸！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原载《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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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Sep 2012 11:18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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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Sep 2012 08:21 PM PDT
对华援助协会新闻稿 2012年09月25日
![[Guo%2520Quan%2527s%2520Wife-Li%2520Jing-CECC-2012-02-14%2520%25282%2529%255B3%255D.jpg]](https://lh6.ggpht.com/-S_eLTC8wx9Q/Tzv8EJOm4nI/AAAAAAAACJo/kaG5Iw2YX4Y/s1600/Guo%252520Quan%252527s%252520Wife-Li%252520Jing-CECC-2012-02-14%252520%2525282%252529%25255B3%25255D.jpg) （2012-09-24）星期一，对华援助协会向联合国任意拘押工作小组提交申诉书，认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前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基督徒异议人士郭泉10年有期徒刑，违法了中国的宪法和国际人权法，属于任意拘押。 该申诉书详细具体地列举了郭泉博士因为实践中国公民基本的结社和言论自由，所遭受的一系列政治迫害及违反的中国和中国签署的国际人权法律和宣言所载详细规定，也附上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签名的支持申诉信。 这 份英文申诉书中陈明：“根据1997/50的决议条款，如果是出于国内法制的判决并符合其国内法律，同时符合《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相关国际标准，就不 属于任意拘押。但是，郭泉一案既违背了中国宪法，也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因此，任意拘押委员会必须要进行审查，并向中国政府交涉，争取郭泉的获释。” 此外，”郭泉是因为倡导政治改革和批评现任政府而被逮捕和判刑的。言论自由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护的基本权利，而中国是这两个公约的缔约签署国。“ 在对华援助协会和郭泉一家好友们的帮助下，郭泉的妻子李晶和11岁的儿子于今年（2012）01月流亡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呼吁中国及江苏省政府能够及早释放郭泉，切实依法尊重公民权利，取信于民，缔造法治文明社会。 参看相关新闻链接： http://www.chinaaid.net/2012/01/blog-post_4826.html http://www.chinaaid.net/2012/02/blog-post.html http://www.chinaaid.net/2012/02/10.html 附：基督徒李晶女士在今年（2012-02-14）美国府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中(参看上图)的证词： 《2012美国府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李晶女士证词》 2012年2月14日下午2:30-4:30 美国首都华盛顿瑞本众议院大楼2118厅 尊敬的主席和共同主席先生！各位尊敬的议员, 女士们，先生们和朋友们， 我叫李晶，首先我要感谢你们，让我有机会给大家讲述我丈夫和全家多年来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 我 的丈夫郭泉出生于1968年。199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 2001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完成文艺学博士后课程之后留校任教，担任文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隋唐佛教圆融思想研究》、《自由与文学》、《韩 国佛教圆融思想研究》、《解构主义的童话文本》、《自由文学阐释学派2005》。 郭泉于2007年11月14日发表致胡 锦涛、吴邦国的公开信，呼吁建立“全面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体制”。同年11月18日，郭泉就中石油、中石化59万下岗人员维权工作和中国的 “劳动教养”制度等问题写了第二封致温家宝的公开信，后又为在中国工商银行“减员增效”、“改革政策”中成为牺牲品的13.8万多下岗职工发出声音。12 月5日郭泉就中国各地军转问题和军队国家化问题第四次上书国家领导人。 郭泉因主张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给国家领导人发表公 开信并在网上发表系列批评政府、宣传自由民主理念的文章而受到中共的打压。2007年12月6日被南师大党委撤销副教授职务，不准教书并调任图书馆资料 员，同时取消他的副教授职务津贴，只保留基本资。2007年12月14日，中国民盟南师大委员会开除了他的民盟盟籍。 2008年8月奥运会期间，郭泉被南京市鼓楼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一个月。 在郭泉被捕前的半年内，南京市公安数次半夜来我家抄家，几次门锁被强行砸烂，翻箱倒柜，把我家的电脑和郭泉的一些文稿强行收走从不归还。 2007 年12月17号，郭泉在互联网上发表《中国新民党党章》，成立中国新民党并宣布出任代主席。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网上发表了347篇《民主先声》的文 章：批评一党专制和政府腐败，为中国十类利益被侵犯的群体积极维权，传播民主宪政理念并系统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 2008 年11月13日郭泉被南京市公安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12月19日被正式逮捕。2009年8月7日，郭泉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江苏省宿迁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被南京市公安局限制不准许去法院旁听。2009年10月16日，郭泉被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目前在南京市浦口监狱服刑。 从2007年到今年1月，因为郭泉的原因，我的家庭受到了持续不断 的打压和干扰。在郭泉被逮捕后到被送往监狱服刑之间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允许我探望我丈夫。我被公安传唤过多次。我数次被他们威胁恐吓，不准我接受任何媒体采 访，不准会见任何敏感人士。他们在我住的小区过道及电梯里安装了监视设备。他们长期以来监控我家的电话、网络、信件和我的手机。在重大节日或所谓敏感日子 期间会切断我家的电话和网络。国保三次找到我单位领导，关注我的言论，导致我也没有任何晋升的机会。我后来只能自己创业，但他们用种种方式干涉，我的公司 无法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我和郭泉在1999年11月8日结婚，我们有一个儿子，今年已经11岁了。由于他父亲成了中国知名的政治犯，连累他在学校也受到某些老师的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在他父亲被捕前，他担任的一些学校和班级的学生干部被全部撤职。原来活泼可爱的他变得越来越内向和自卑。 我 的丈夫是无罪的。他是中国高校的一名教师，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仅仅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发表言论，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共判他 十年重刑是纯粹的政治迫害。他的母亲年迈多病，我更无法想象我们的儿子在十年内竟然见不到父亲。我很感谢China Aid帮助我和儿子来到美国，我呼吁美国国会和政府能帮助我们全家，在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中能呼吁中共立即无罪释放我的丈夫，同时也释放其他因言获罪的良 心犯。 感谢上帝！谢谢大家。 李晶 2012年2月14日 http://www.chinaaid.net/2012/09/blog-post_25.html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Sep 27, 2012, 6:37:59 AM9/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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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新书《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 Posted: 26 Sep 2012 08:59 PM PDT 
不久前我在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了一个多月，专程前往书中写到的几场战役的地点。 到达青海西宁后，恰逢本书清样传到，遂为本书加了付印补记和达赖喇嘛尊者1999年在中央公园演讲时率听众共颂的祈祷词。 因此，这本书以莲花生大师预言始，以达赖喇嘛尊者祈祷词终。
付印补记
就这样，几年来从资料和采访中熟知的地点，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高山、深谷、草原，我寻找那些饱经沧桑的村寨部落，那些曾经辉煌的神圣寺院。我看到了设在寺院大门里的公安派出所，看到以震慑为目的的无数标语和宣传。朋友们曾再三关照我，涉及西藏的话题如今在国内是最为“敏感”的，弄不好就会有人为此进监狱，说话一定要小心。但是，每到一处，我依然随缘顺性，向萍水相逢的藏人老少问询，同体制内干部、生意人、退休老人、活佛僧侣、农夫牧民聊天。我能感受到素不相识藏人的疑虑，他们的恐惧、压抑、悲哀和怨屈，清楚地写在脸上。我用以打破隔阂的工具，是对当地历史的熟悉，特别是1958年“宗教改革”时毁寺事件的了解。
藏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修复寺院，历经三十余年，尽管各地政府把一些重点名寺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面子工程”，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尽管藏民族的普通民众又一次倾力捐款捐物于寺院，如今藏区寺院，仍然不及1958年毁寺前规模的四分之一。在深谷高山或偏远草原上，大片寺院废墟至今仍清晰可见。藏人作为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主要民族，如今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下。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爱国教育”、“安居工程”、言论禁忌和逮捕监禁的危险，在威胁着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藏文明的生存。
但是，藏民族并没有屈服，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在几乎所有寺院，在很多藏人的家里，我都看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高压之下，人们依然在向他们的精神领袖顶礼致敬。这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只要佛法不灭，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
作为这段惨痛历史的研究者，我无法像一个普通旅游者一样，心情轻松地在藏区旅行。一路上，历史与我形影相随，满目皆是半个世纪前那场惨烈战争的遗存。
途中，我特地来到四川和甘肃交界的欧拉草原。连续几天的秋雨使道路泥泞不堪，汽车在寒风冷雨中艰难前行，像一个伤痕累累，举步维艰的部落汉子。我站到高坡上，遥望远处的黄河大湾，不禁悲从中来。五十多年前，几个牧民部落的近万男女老幼赶着牲畜聚集在这里，欲图渡过黄河逃往安全的地方，却遭到中共军队的包围屠杀，曾经有数千藏人倒卧在这片丰美草滩上。
我来到附近的一座寺院。除了新建的经堂之外，这座偏僻寺院仍是一片废墟。连绵细雨中，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弯着腰，步履艰难地围着佛塔转经，一圈又一圈。她，想来就是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的父兄和丈夫在哪里？半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她，还有谁记得他们？
冰冷的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和脸颊往下淌。我将一条来自达兰萨拉，尊者亲手挂在我颈上的哈达系在经堂门环上，默默告慰五十年前那场战争的亡灵：我已经将你们的苦难告诉了世界，你们，不再会被遗忘了。
2012年8月29日，青海
愿贫穷者获得财富，
愿忧伤者获得欢乐，
愿绝望者获得希望，
获得持久的快乐与富足。
愿恐惧者获得勇气，
愿被缚者获得自由，
愿弱者获得力量，
愿人们的心在友谊中相连。
--------- 1999年8月11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纽约中央公园演讲后，率五万余听众共颂的祈祷词
这本书已由联经出版社独家出版。这是相关资讯：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top/9789570840629p1.aspx
前言（節錄）
2010年夏末，我從西寧經由深圳到香港，取回寄存在朋友家的筆記型電腦，第四次前往印度達蘭薩拉。電腦裡儲存了四川、青海、雲南、甘肅四省中六十六個縣的縣志、十個自治州的州志、「四省一區」軍事志、1950至1962年新華社《內部參考》中約800頁有關藏區的報導、1956至1962年《人民日報》、《人民畫報》、《解放軍戰士》中的相關報導，有關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土改史、中共黨史、冷戰史等方面的文獻和資料，以及過去幾年在流亡社區的全部採訪錄音。
我的研究從資料統計開始，試圖通過資料來探知戰爭規模。
金秋十月，達賴喇嘛尊者應臺灣佛教徒請求，在達蘭薩拉大昭寺講經。其時，我坐在面對康加拉山谷的格爾登寺客房窗前，研究玉樹和果洛州的人口資料。提取出各種來源的資料後，我陷入了迷宮，在這些資料裡來回繞了好幾天，摸不出頭緒。近午，我關掉電腦走出小屋。遠處的揚聲器裡隱約傳來尊者講經的聲音。我站在走廊上靜靜聆聽。
猛然間靈光一閃，我悟出了走出「迷宮」之道。
是夜，我輾轉反側，無法安眠。接連幾天反覆比對得出的資料不時在腦中浮現：1958至1961年，玉樹州人口減少69,419人，比1957年減少了44%；果洛州至少減少35,395人，達35.53%，超過1953年該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兩州共減少118,172人，這還是經過「調整」後的官方資料。
夜深人靜，半睡半醒之間，遠處似乎傳來一個聲音，一遍一遍地重複著：「請告訴世界！請告訴世界！」
我猝然清醒，披衣而起，推門站到走廊上。月色朦朧，萬籟俱寂，朵拉達山脈在月光下靜靜聳立，康加拉山谷燈火稀疏。我左側的渾圓山頭，黑黝黝的松林裡透出溫暖的燈光，那是達賴喇嘛尊者的居所。我想起來了，「請告訴世界」，那是當年經中情局訓練的電報員、理塘人阿塔諾布在目送達賴喇嘛越過邊界後，向中情局發出的最後一份電報：
Please inform the world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請把西藏人民的苦難告訴世界。」
外部世界對西藏人民的劫難早有所知，對此一無所知的是我們中國人。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仍然不知道。
我的目光轉向朵拉達峰。月光下，海拔5,000多米的白色山峰皎潔如同仙山。許多蒼老的面容從我的記憶中浮起。他們來自西藏三區，曾經是牧人、農民、僧侶、政府官員、商人、小販，如今已是在流亡中度過大半生的老人。他們把埋藏心底的記憶交給我，這是何其沉重的囑託。
此後，我集中全部時間和精力，反覆計算、對照、考證，在大量資料中提取出一個個「點」，再把「點」連成「片」，把資料整理成筆記，把資料簡化為表格，用這種繁複費神的方法，讓事件本身從歷史深處一點一點地浮現。
*****
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我深感作為獨立研究者的艱辛。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這場戰爭，資料稀缺分散，評價眾說紛紜。這些慘烈事件，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發生在我們生活的土地上，有多少人在這場戰爭中死亡，有多少家庭破碎消失，有多少血和淚。那段歷史被有意掩蓋，被一再曲解。我常常對自己產生懷疑，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進行計畫中的旅行、採訪、圖書館檔案館的資料採集、直到完成最後的寫作。
2010年年底，隨著資料分析漸漸深入，親歷者的訪談逐漸翻譯成文，我益加感到精神上的壓力。這不是輕鬆的研究和寫作。資料非常繁雜，史實過於沉重，我擔心自己沒有能力承受。我向達賴喇嘛尊者的秘書才嘉先生提出請求，希望能再次採訪尊者。
2010年12月3日，達賴喇嘛尊者應我的請求，第四次對我敘述他所經歷的那段歷史。談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那場戰爭。我告訴尊者我從中共軍方資料中統計出藏人在戰場上的死傷俘降不完全數據：三十四萬七千餘人。尊者的臉上現出深深的憂傷。一時間，尊者和我都沉默不語。片刻後，尊者握著我的手，對我說：「妳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嚴肅地注視我，「妳要記住，妳做這項研究，不是出於妳對我的支持，也不是出於妳對西藏的支持，而是因為妳要知道真相。尋找真相，這才應該是妳的動機。」
尊者的開示如醍醐灌頂，讓我銘記真相高於一切的研究原則，在以後的研究中為我指點迷津，幫助我經受了種種困惑、艱辛和壓力。
本書是對這場中共軍史中秘密戰爭的初步研究，包括戰爭的起因、決策過程；部分主要戰役分析；解放軍參戰部隊、兵力、後勤、雙方死傷人數，以及戰爭造成的後果。書中包含的資料、圖片、地圖等絕大多數來源於中文資料。原始資料還包括一百五十多份參戰解放軍官兵的回憶文章和幾百名藏人採訪記錄，其中的一部分列於本書「主要參考資料」中。書中相關人物的個人經歷，除了阿登的故事來源於流亡藏人作家江央諾布寫的《阿登回憶錄》之外，全為我在印度各西藏難民定居點中採訪而來。相關細節均由受訪者提供，並與中方資料對比查證；地點、景物的描寫也經過衛星圖和圖片資料對照。
本書所呈現的僅為那場秘密戰爭的概貌。大量細節有待相關資料文獻的解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努力。我謹將此書呈獻給讀者，願此書能作為一個起點。我期待更多親歷者留下回憶，更多檔案解密，更多資料公開，更多研究者關注這段歷史，通過多維度的研究來填補中國現代史上的這一空白。我將非常高興和感激地糾正本書的錯漏。
那塊土地上發生過的一切已經凝成歷史，它可能被扭曲，但事實不會改變；它可能被掩蓋，但不會永遠消失。
願歷史昭明現在，警示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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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Sep 2012 11:21 AM PDT
十八大定于十月中旬召开，将成为中共历史上抢时召开的一个大会，除了薄熙来的因素，还有钓鱼岛事件，为了不影响十八大需要的祥和气氛，十八大甚至准备好提前召开。
来自辽宁省的消息称，中央和地方300人组成的调查组，9月23日完成了薄熙来在大连和辽宁省任职期间严重违纪的调查报告，贪腐数额高达一个亿，其中徐明提供的贪腐资金占三分之一。
合肥中院对薄谷开来案的审判，与薄熙来进行了彻底切割。24日，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立军四宗罪并罚进行宣判，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与薄谷开来一样，王立军认罪伏法，不上诉。中共著名法学家郭道晖评论："对王立军的审判，令人想起审判"四人帮"，不提路线，只提罪行。因为提路线将涉及毛泽东。"鲍彤评论："王立军案的审理判决与"唱红打黑"路线全力切割，与一党专政制度全力切割，但是想与薄熙来切割已经不可能。"
王立军已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中共对薄熙来的处理已经提到日程。上述查明的"一个亿"，中央会不会采纳，将在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
香港喉舌的预测为何也失灵？
8月17日，中共九常委在"北戴河时间"之后，在北京整齐亮相，接见伦敦奥运中国代表团。当天，中共的香港主要喉舌之一"大公网"发布消息："按中国十六大、十七大会期公布时间的过往惯例，近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将可能宣布十八大召开的具体时间。"时间已经过去40天，大公网预测的"近期政治局会议"，始终神龙不见首。
按说大公网的预测是有依据的："十年来的2个换届年(2002年和2007年)年中政治局会议(7月)的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两次都在8月末)上，政治局决定向七中全会(十五、十六届)建议党代表大会会期。"
大公系属于中共的"近水楼台"，中共向来有在香港大公、文汇首曝重大新闻的传统。大公网8月中对十八大的预测马失前蹄，原因在于今年的北戴河时间及其后的一个月，中共政局不断发生着的诡异和变数，与惯例相悖，至今尚未在政治局会议上形成决议，又如何能让传媒变成神仙，进行准确预测？
习近平接班的艰难与险阻
9月21日，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在广西南宁举行，习近平出席并致辞，CCTV进行直播。习近平声音极富特色，气出丹田，清晰浑厚，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能令人不免一震。中国领导人告别了湖南腔，告别了四川腔，告别了夹杂洋泾浜的扬州普通话，即将告别的是苏北普通话，习近平的声音宣示一个新时代就要来临。
习近平自9月4日在游泳池不慎摔伤之后，隐居十余天，15日到农业大学参加科普日活动是首次亮相。9月4日下午，习近平泳毕登梯上岸，不慎滑倒，整个身体向左侧摔去，左臂压伤，送医院紧急处理，左臂还是不能活动，伤势明显，只能连夜取消次日会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重要外事活动。
此后又接连取消几项外事活动，一时谣传纷纭。从高层消息人士传出的"闹情绪"一说，尤其值得关注。
8月5日，习近平亮相北戴河之后，确实经历了筹备十八大最困难时期，他遭遇宋平等元老的严厉批评，作为党内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宋平，因为习近平筹备十八大"不汇报，擅自行动"，甚至要他"闭门思过"。
习近平能否“坐稳江山”？
早于宋平，今年6月29日彭博社突发《习近平百万富豪的亲属 揭发权贵阶层的财富》一文，文中称"在习近平在党内逐步攀升时候，他的亲属们（指姐姐齐桥桥一家和另一个姐夫吴龙以及弟弟习远平）将商业利益扩展到了矿业、房地产、手机设备等领域。总资产达$3.76亿。"这篇文章引发世界传媒的轰动，当然也震动习家。据悉习近平马上召开家族会议，明白无误提醒家人："你们谁出了事，我也保不了，也不会保。"并要求亲属如实各报家产，报上来的数字是人民币5亿多，与先前习近平掌握的相符。
随后美国明镜新闻网发表质疑彭博社的文章，文章开门见山写了一大段话："自4月份彭博社独家报道了三代核心江泽民接见美国星巴克公司总裁之后，由一个包括六、七个人的写作班子，煞费苦心花了两个月时间，写成《习近平百万富豪的亲属 揭发权贵阶层的财富》一文，并于6月底，即北京市党代会召开前后、郭金龙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之际问世，显见该文是有备而来，可谓用心良苦。"
据悉以上一段话正是揭露彭博社的文章的出笼背景。郭金龙属于团派人物，由他接任退休的刘淇，乃是习近平的提名，获得常委会的通过。这引起江泽民的不满，特意向建立渠道的彭博社提供习家财富的大量资料，以对习近平进行敲打，让他"服管和听话"。
习近平与胡德平7月13日的谈话
江泽民对习近平的敲打，促使中共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发生演变。一向作为习近平坚定支持者的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政治后台，党内保守派元老宋平有合流之势，对习近平形成政治夹攻。不可回避，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起因是因为受到薄熙来事件的严重干扰。薄熙来的影响无所不及，党内各派因此都对太子党产生警惕，对他们的野心、抱负和无所不能的手段没有人不感到恐惧。
7月13日习近平找到胡德平，和他进行一场深入的谈话。胡德平作为太子党中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一派系的总代表，向习近平提出：经济稳中求进；政治稳中求改；文化稳中求变的改革建议。习近平明显是要寻求思想理念的支持，他重提胡习两个家族老一辈的深厚友情。对胡德平的改革建议完全接受，从策略上建议十八大前，政治改革不要过度解读，十八大之后再议。同时明确提出胡耀邦是党的正资产，暗示十八大之后给胡耀邦平反的可能性。嘱咐胡德平纪念耀邦，不要与党史形成对立。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两人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只有按照党纪国法处理，才能最大程度上减轻薄谷王事件对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害。习近平特别向胡德平解释，他并不支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他视察重庆的讲话，被当地报纸有意做了曲解。
2010年4月16日温家宝考察西南大旱之后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再回义乌忆耀邦》，成为中共高层胡耀邦的坚定支持者。习近平与胡德平的见面，主观上是他的政治路线向右转，与高层公共知识分子结盟；客观上也改变了高层的政治格局。在主导十八大权力分配的四股势力：江、胡、习、温中间，向力量最单薄，公开倡导政治改革的温家宝靠拢。更何况温家宝3月14日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公开讲"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是对薄熙来事件唯一公开表态的高层领导人，这与习近平和胡德平的意见一致。
北戴河之后的人事变局
9月中旬，由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刘云山、张高丽、李源潮组成的7人常委名单在海外曝光。据悉这份名单，是北戴河之后，江泽民提名用刘云山和张高丽顶掉了7月常委商议名单中的俞正声和汪洋。再一次显示了江泽民对习近平的不放心。
关于十八大以及政治局常委人选众说纷纭
俗话说"一个篱笆，两个桩"，如果十八大常委会，有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搭成铁三角，再有汪洋帮衬，两年之中，实现破局，首先开始完全市场化的改革是大有希望的。刘云山是李长春推荐的，现在由江泽民推荐进常委，顶替已经和习近平搭档5年的李源潮管党务，对习近平无异于釜底抽薪。如果说习近平借伤"神隐"，是"闹情绪"，并不夸张。
刘云山管理中宣部，劣迹斑斑。一无所长，他的入常引起党内极大的不满。九月常委争议加剧，体现在7和7+2的争论。习近平和支持他的温家宝都主张两个因年龄一大一小不进常委的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和汪洋，按照十四大之后的格局，由俞正声担任国家副主席，汪洋担任政协主席，形成7+2的格局。
上述7人名单中，完全的胡锦涛的人马，只有李克强一个人，并不占优势，江系势力完全占主导地位。胡锦涛之所以赞成这样的人事格局，说明他连任军委主席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是胡本人的一直要求，也是他奋斗近两年，与常委名单做交换的条件。
"9.18"前后，由各地政府主导的连续数日的反日游行，拉响了钓鱼岛的战争警报；9月25日举行的胡锦涛登舰视察中国首艘航母交接入列仪式，明显都是为胡锦涛连任在造势。
十月召开十八大已经迫不及待
九月，内外舆论几乎一致拉响十八大十月召开的汽笛，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前国家级领导人，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接受CNN的采访。
可是按照党代会的惯例，十月召开行政准备根本来不及。一，政治报告定稿，应该一个月之前，放大到4千人范围里讨论。但是目前，报告仍旧在起草小组手里握着。二，各省市代表也应一个月前得到组团通知。党代会的前20天，北京各宾馆也应做好接待准备，北京和全国应该启动安保措施。这些还都没有提到日程。三，对薄熙来最晚应在"十一"之前作出处理决定。
"十一"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最后几天了，但是常委周永康还在国外做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工作访问，应该通过三项决议的政治局会议仍旧无法召开，这三项决议是：一，最后确定十八大人事名单（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委，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二，确定七中全会和十八大召开日期；三，通过处理薄熙来的决定。
十一之前的政治局会议能否达成一致意见，将决定十八大能否于十月召开，如果形成不了决议，十八大应该延期到十月之后。当前一批高层人士，甚至对于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十八大将于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的决定，都产生了怀疑。
但是据消息人士透露，十八大不但不会延迟，还有可能提前召开，因为钓鱼岛问题，也在日本引发街头游行，外交冲突。民众抗议有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虽说引发战火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会破坏十八大迫切需要的祥和气氛。中央已经决定月底召开政治局会议，七中全会将于十一长假召开，在这个会议上将作出对薄熙来的双开移交司法的决定。原定10月16日到18日之间开始的18大，只能提前，不会推迟，这预示十八大之后，钓鱼岛冲突还会升级。十八大可以说是以战时精神召开的一次和平交接的换届大会，党内斗争的复杂与尖锐，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换届大会。
作者：萧翊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 北京资深媒体人士，时事评论员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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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Sep 2012 09:36 AM PDT
湖南耒阳县深山老林里有一种宝藏，就是地下的无烟煤，质量特优，烧起来无味、无烟，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有的就挖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路码头去卖高价，发点小财。由于交通不便，不可能大规模运出去，也没有外人来大规模开采，所以中国其他地方都未能利用这种煤，几乎很少人知道。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地图上都不可能有这个偏僻山村的位置。但是后来父亲留学日本，竟发现日本人已经将此矿藏记录在案!那是在日本图书馆看到，日本的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报告中，记载有湖南宋阳田心铺(他们甚至知道这个小地名)某山上有无烟煤矿!这使他既钦佩日本人，又感到触目惊心。
日本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是何时、如何进行的，本人无从考察，父亲是1917年用退还的庚款余额赴日留学的，这份报告至少应该在此之前就已完成。那时没有卫星观察，真不知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略和掠夺中国做准备?也许没有那么直接。从那时到“九一八”还有十多年，离卢沟桥事变还有二十多年，中日两国还存在许多变数。不论目的如何，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各国都有“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专家”，但论“知华”人士之数量和对中国的了解的深度，比日本还是逊一筹。
远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与日本有频繁交往，日本之不可小觑，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意识到。百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一波又一波，人数远超过日本同期的来华留学生。甲午惨败，举国震惊，日本为何强于中国的问题从此摆到中国人的日程上，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为什么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与国人对外国的心态有关，不仅对日本为然，当然日本有其特殊性。
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是。日本百年来大部分时间是中国的“国耻”所在，国人提起日本很难心情平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如有人提倡认真研究日本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引起反感，把“知日”等同于“亲日”发展下去就与“汉奸”联系起来。抗战期间由于汪伪政权的存在，日本又大肆宣传“中日提携”之类，使一切爱国人士更耻于接近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文化。
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早期中国留日的学生或以日本为基地从事革命工作，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洋。实际上许多欧洲文献也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因此现在许多通用的新名词究其源都是日文的汉字来的。即使长期身在日本，受到不少日本文化熏陶，但把日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孜孜以求，在现场做深入调查的却很少。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这是国人在一切领域的通病，非独日本研究为然。只注意政治、经济，只有“有事”时才引起注意，于是大家一窝蜂关注某一个问题。暂时与决策无关的，详细的国情，不论是自然的、人文的，很少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耐心去钻研。日本尽管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常被提到，但注意力也只在其经济，甚至把它的繁荣纳入“儒家”文化的成就，为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论者作依据。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也受冲击，亚洲|价值之说才式微。
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对西方文化，作为完全的他者，还可以认真研究，或承认其优越处，乃至“拿来”。而对日本，则总是于心不甘，看不到它早已“变异”成为另一品种，而念念不忘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日本人其实也不否认与中国的文化传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随团访问日本，参观位于四国的一家造纸厂。首先被引进一间关于日本造纸历史的展览室，图文、实物并茂，从中国蔡伦发明造纸术开始，详细展示造纸术在中国的进步过程和达到的精致程度，其中有极为精美的宣纸。再说明每一种工艺何时、如何传入日本，然后日本如何在这基础上逐步改进，出现一代一代的新品种，后期就包括向欧洲引进的技术。以后各陈列室是日本自制的各种新品种，按顺序一间间走过去，直到最后眼前一亮，到了一间高大的厅堂，从天花板到地板如幔帐般泻下无数耀眼的白条，像布又像绸，蔚为壮观，令人惊叹。主人介绍说这是一种最新的特种纸，比任何金属轻薄而坚韧过之，可用于宇航工业。现在又已过去20年，不知又研制出了什么新品种。这就是日本，它从不讳言早期中国的影响，同样也不讳言中期向西方学习。重要的是自己现在创造的成绩。提起日本人的特点，好像不以心胸宽阔见长，但是至少这种不耻向任何人学习的心态，难道对我“泱泱大国”没有启发？
台湾一位农业博士来大陆某地考察，发现当地农业局完全没有本地气象、土壤以及病虫害等资料，局长也对此一无所知，却热衷于与“招商办”的官员一起以陪客吃喝来“招商引资”。据那位博士称，他家乡的地方政府都出钱买世界上最好的设备进行化验分析，然后免费将资料提供给农民，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但如此，近年来大批台湾农业博士到大陆考察，都带上各地的土拿回台湾化验分析，现在已有了中国大陆每一平方公里的土壤资料！台湾人是我国同胞，那么在务实和钻研精神上的这种反差，恐怕不能以“国民性”和“文化差异”来解释了。难道不值得发人深省吗？
（2007年第5期《随笔》）
【作者简介】资中筠，女，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资中筠谈自己的履历：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
——互动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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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Sep 28, 2012, 6:25:03 AM9/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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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江琳《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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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前言 Posted: 27 Sep 2012 11:06 PM PDT
图1. 战争期间中共空军从飞机上撒下的传单。 图2.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成员。 图3. “四反运动”期间，位于青海省湟中县的塔尔寺的”反革命罪展“。 【新世纪特稿2012年9月27日】 前 言
一 在我研究1959年3月“拉萨事件”的过程中，当事件的大背景渐渐明晰时，分散的资料和零碎的线索就汇集到一系列关键时间、地点和事件。“1959年3月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延伸为“1959年前后，西藏三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时间跨度更长，地域范围更大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从纽约到台北，从台北到香港，从香港到印度，在图书馆、档案馆里扫描了数万页资料。零散在大量资料中的描述、数据和各方参与者的回忆渐渐归拢，指向一个惊心动魄的关键词：战争。 大量资料显示，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惨烈战争，其涵盖地域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区，即今之“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交战双方一边是拥有现代武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和地方军队，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武装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枪步枪刀剑为主的藏区农牧民、僧侣、少数政府官员和部分藏军。这场战争始于1956年初春，结束于1962年秋，历时六年半。当时的解放军12军区中，有8个不同程度参与。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部队、摩托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战争物资调自九省市。参与决策和指挥的，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彭德怀、粟裕等等。从兵力、兵种和参与人物的级别来看，这场战争是中共全面夺取政权后，在境内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 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共在藏区的战争是 一场全胜的战争。奇怪的是，它也是中共宣传最少的战争。几十年来，这场战争被小心翼翼地回避和掩饰着。中国军事科学院2000出版的10卷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是权威军史著作，该书第2卷《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大事记》中，对这场动用了“王牌军”的军事行动，仅“一言以蔽之”：“（195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开始平息西藏武装叛乱。至1962年3月，平叛作战胜利结束。”[1] 这句话隐去了一个关键史实：西藏作战主力为参加过韩战的54军，并非当时的“驻藏部队”。遮蔽这一事实就掩盖了这场战争的规模。这场战争的规模至关紧要，因为规模本身在证明这场战争的性质。所以我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各次战役的规模，这需要从大量分散的文献中寻找资料加以比对，工作十分繁琐枯燥。 这部大事记详细到连1956年3月4日空军“派出飞机参加广东省林业厅组织的飞播造林试验”都纪录在内，却未记录同年3月29日中午，“空军出动杜4型飞机两架，对（理塘寺）叛乱武装进行扫射投弹”[2]。“杜4型飞机”即外号“公牛”的苏制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轰炸机。 该书对1956年至1962年解放军在青川甘滇四省进行的军事行动，只有一条记录：“（1960年3月12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在成都召开了平叛和边防现场会议。总结交流了1959年平叛作战的经验，研究了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边防斗争的方针政策等有关问题。”[3] 一些参战官兵出版了回忆录、传记或回忆文章，但对作战细节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1961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曾对“平叛扩大化”做了一点纠正，但目前公布的《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略去了重要信息[4]。1980年代，中共对西南西北地区“平叛扩大化”平反时，贯彻“宜粗不宜细”方针，各地平反资料迄今未解密，地方志中的数据凌乱且不完整。这些都说明，时隔半个多世纪，这场战争依然是个必须严守的秘密。
二 2010年夏末，我从西宁经由深圳到香港，取回寄存在朋友家的笔记本电脑，第四次前往印度达兰萨拉。电脑里储存了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省中66个县的县志、10个自治州的州志、“四省一区”军事志、1950至196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中约800页有关藏区的报道、1956-62年《人民日报》、《人民画报》、《解放军战士》中的相关报导，有关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土改史、中共党史、冷战史等方面的文献和资料，以及过去几年在流亡社区的全部采访录音。 我的研究从数据统计开始，试图通过数据来探知战争规模。 金秋十月，达赖喇嘛尊者应台湾佛教徒请求，在达兰萨拉大昭寺讲经。其时，我坐在面对康加拉山谷的格尔登寺客房窗前，研究玉树和果洛州的人口数据。提取出各种来源的数据后，我陷入了迷宫，在这些数据里来回绕了好几天，摸不出头绪。近午，我关掉电脑走出小屋。远处的扬声器里隐约传来尊者讲经的声音。我站在走廊上静静聆听。 猛然间灵光一闪，我悟出了走出“迷宫”之道。 是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安眠。接连几天反复比对得出的数据不时在脑中浮现：1958至1961年，玉树州人口减少69,419人，比1957年减少了44%；果洛州1958至1961年中，至少减少35,395人，达35.53 %，超过1953年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两州共减少118,172人，这还是经过“调整”后的官方数据[5]。 夜深人静，半睡半醒之间，远处似乎传来一个声音，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请告诉世界！请告诉世界！” 我猝然清醒，披衣而起，推门站到走廊上。月色朦胧，万籁俱寂，多拉达山脉在月光下静静耸立，康加拉山谷灯火稀疏。我左侧的浑圆山头，黑黝黝的松林里透出温暖的灯光，那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我想起来了，“请告诉世界”，那是当年经中情局训练的电报员、理塘人阿塔诺布在目送达赖喇嘛越过边界后，向中情局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 |
Please inform the world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
“请把西藏人民的苦难告诉世界”。 外部世界对西藏人民的劫难早有所知，对此一无所知的是我们中国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不知道。 我的目光转向多拉达峰。月光下，海拔5千多米的白色山峰皎洁如同仙山。许多苍老的面容从我的记忆中浮起。他们来自西藏三区，曾经是牧人、农民、僧侣、政府官员、商人、小贩，如今已是在流亡中渡过大半生的老人。他们把埋藏心底的记忆交给我，这是何其沉重的嘱托。 此后，我集中全部时间和精力，反复计算、对照、考证，在大量资料中提取出一个个“点”，再把“点”连成“片”，把资料整理成笔记，把数据简化为表格，用这种繁复费神的方法，让事件本身从历史深处一点一点地浮现。
三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几个必须注意的问题。首先，关于“西藏” 这一概念，汉藏人民的理解常有相当差异。汉语中的“西藏”，在近代史上已有特定含义，并不等同于与传统的“西藏三区”。最近一些年来，境内外一些藏人团体和个人使用“图博”一词来涵盖卫藏、安多、康区。藏人行政中央在官方文件的汉译中仍然使用“西藏”这个词，但将其内涵扩展，如2008年10月31日，达赖喇嘛谈判代表提交给中方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这份文件中，“西藏”这个词不再仅指“西藏自治区”。 传统的西藏三区，不仅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区别，也有政治和行政上的不同。卫藏地区具备统一的政权结构，有复杂而稳定的中央政府，即拉萨的噶厦，而日喀则的班禅堪布厅可视为一个“次级中心”。康区以一种“块板结构”的地方行政制度为主，即汉人史籍中所说的“土司制”。“土司”一词是历史上汉人对边远地区的这一地方性政权的说法，带有蔑视意味。我们在沿用历史上的这一习惯说法时，应对此有所认识。土司制已经具备一定的行政权力形态。较大的“土司”如德格、白玉、木里等，宛如一个个完整的王国。 安多地区以部落制为主。部落制相比土司制，行政权力形态则更为原始和简单。不过，就像康区会有游离于土司制之外的部落一样，安多也有几个相当成熟的土司制。例如安多的甘南州卓尼县，中共执政前曾经有一个持续600多年的土司政权“卓尼甲波”，管辖范围涵盖现在属于甘肃卓尼、临潭、迭部、舟曲甚至包括四川若尔盖北部的大片地区，俨然是一个王国。 中共占领西藏前，噶厦政府在阿里、卫、藏、藏东地区设立8个基巧，各基巧下辖若干宗和�卡[6]。1951至1959年，中共将原先的政区分割为噶厦政府、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堪布厅等三个政权组织，在各基巧建立分工委，并成立了50多个宗级办事处[7]，形成“双重政权”系统。这一时期，中共对未来的西藏行政规划已有预案，但尚未实施。1959年“拉萨战役”后，中共废除噶厦政府，按照内地模式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宗、�合并成县，原先的村落或部落重组为乡。中共在藏区基层建政的过程与战争过程是重合的，这就造成参战双方对事件发生地点的不同描述，比方说现在的“山南地区”，大致为原先的“洛卡基巧”，该基巧的30宗、�在1960年被合并为现在的山南地区所属12县。因此，藏方资料称该地区为“洛卡”，中方资料则称之为“山南”。本书描述具体战斗时，尽可能依据行政区划史和最近出版的地图找出现在的地名。遗憾的是，由于无法到当地调查，一些地图上没有标示的村庄和部落的名称难以确定。我尽可能找到战斗发生地区的地标，使读者对事件发生的地点有较为明确的了解。 由于人为的行政划分，很多被划分到不同省份的地区原属同一部落。但是，历史造就的个人与群体关系并不因之改变。面临危机时，群体之间的守望相助往往依据历史上的血缘和文化联系，而非现实政治上的行政归属。因此，在叙述中，“四省一区”或“周边四省藏区”这一现代行政概念必然会模糊了这些地方的历史渊源，而“西藏三区”这一概念又会模糊了现实政治的架构。为了更为方便而清晰地叙述那段历史，本书使用“藏区”这个词来特指藏人居住的全部区域。 “藏区”是一个大的概念。研究者还必须关注另一个概念，即藏人所说的“家乡”（Phayul）。Phayul不仅是地域，比方说嘉绒、德格、热贡、囊谦等等，还包含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方言和生活方式。历史上的藏区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是相当多元的，有庄园制，有部落制，还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安多和康区曾有些很大的部落，如德格、囊谦、木里、尖扎等等，处于一种类似“国中之国”的状态。这些部落的世袭首领藏语称为“甲波”，即“国王”，他们拥有内部纳税权、司法权和征兵权。除了清末“改土归流”的短暂时期之外，噶厦政府或民国政府都不干涉他们的内部管理。中共建政时，藏人居住的地域里，除了部分“民族杂居区”之外，多数地区没有任何外来政权在施行有效管理，卫藏地区则处在“事实独立”状态。 传统藏区由许多形式与结构不尽相同的Phayul 组成。在牧区，Phayul 往往指的是一个家庭所属的部落及其驻牧的草场。二者都具有流动性，只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小部落有时会放弃独立而依附某个大部落，大部落有时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牧场的归宿会随着部落的变化而改变，有时候正相反，牧场的改变导致部落的变化。战争爆发前，安多、康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这种“部落分割”状态。 藏人亦如其他民族一样，有各种职业和社会阶层，有农民、牧民、僧侣、官员、头人、工匠、商人、店主、乞丐、佣仆等等，绝非简单的“农奴主/农奴”这两个阶层。这种多元状态决定，当危机发生时，地区、部落、阶层乃至家庭成员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因而也呈现出多元状态，有的反抗，有的观望，有的合作，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他们最终的结局基本相同。 我还须指出一点：在那场战争中遭到严酷镇压的除了藏人，还有彝、回、土、蒙、佤、苗、傈傈、撒拉、东乡等民族。因研究范围的限制，除了高度藏化的青海河南蒙旗之外，本书不涉及其他民族。这些民族的经历，迄今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有待关注的领域。
四 这本书的完成，并非我一个人的努力。在此，我谦卑地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亲自为本书作序，感谢尊者再次接受我的采访，厘清了一些重要问题。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妈妈16岁加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军南下，18岁加入共产党。我深知，面对如此“代沟”，妈妈内心之艰辛。我感谢妈妈在读过我的《1959：拉萨！》后，仍然相信她的女儿所作的研究和写作具有正当的意义。我从心底里感谢妈妈的理解和信任。在我第四次前往印度之前，妈妈从她的退休工资里拿出一笔钱，塞进我的行囊，叮嘱我在印度照顾好自己。 我也必须感谢我的女儿。我在难民定居点采访的时候，她为自己安排了交换学生项目，独自收拾行装，去欧洲学习。她从未抱怨我对她的忽视，每次电邮总是要我放心。对此我深感欣慰和歉疚。感谢女儿的支持和理解，感谢她从不怀疑，她的妈妈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感谢桑杰嘉再次陪同我在印度南方和北方的难民定居点采访，并把重要访谈译成中文。原昌都解放委员会成员、雪域卫教志愿军总指挥普巴本的后代扎央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并在几次访谈中为我翻译。在台北和香港收集资料时，卢惠娟老师和蔡咏梅大姐对我敞开家门，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达兰萨拉格尔登寺客房管家，来自甘南迭部的僧人贡觉卓巴和来自四川阿坝的僧人达尔杰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我离开达兰萨拉的前几天，来自英国的Matthew Akester先生得知我的研究，主动来提供帮助。Matthew通晓藏语，本书引用的藏文资料，均由他特为我译成英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Lauran R. Hartley女士从馆藏资料中为我找到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图片，帮我解决了几个难题。 我特别感谢数位从未谋面而身在国内的朋友，他们在那个地区工作过，或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读过我的一些有关藏区的文章后，多次来信以自身经历为我提供佐证，或给我以宝贵的指点。在此我不便公开他们的名字。将来本书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候，我会向他们一一致谢。 几年来，我有幸与数百位面慈心善的老人结缘，在他们的前廊、客厅、佛堂、院子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些老人年龄最低的70多，最高的94岁。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我列出了50位受访者的名字，还有许多名字无法一一列举。我深深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他们为历史留下见证。那些年里发生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曾经是农民、牧民、僧侣、商贩、官员、头人等等，战争狂飙席卷藏区后，他们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难民。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感作为独立研究者的艰辛。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场战争，资料稀缺分散，评价众说纷纭。这些惨烈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有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有多少家庭破碎消失，有多少血和泪。那段历史被有意掩盖，被一再曲解。我常常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进行计划中的旅行、采访、图书馆档案馆的资料采集、直到完成最后的写作。 2010年年底，随着资料分析渐渐深入，亲历者的访谈逐渐翻译成文，我愈加感到精神上的压力。这不是轻松的研究和写作。资料非常繁杂，史实过于沉重，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承受。我向达赖喇嘛尊者的秘书才嘉先生提出请求，希望能再次采访尊者。 2010年12月3日，达赖喇嘛尊者应我的请求，第四次对我叙述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那场战争。我告诉尊者我从中共军方资料中统计出藏人在战场上的死伤俘降不完全数据：34万7千余人。尊者的脸上现出深深的忧伤。一时间，尊者和我都沉默不语。片刻后，尊者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严肃地注视我，“你要记住，你做这项研究，不是出于你对我的支持，也不是出于你对西藏的支持，而是因为你要知道真相。寻找真相，这才应该是你的动机。” 尊者的开示如醍醐灌顶，让我铭记真相高于一切的研究原则，在以后的研究中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经受了种种困惑、艰辛和压力。
本书是对这场中共军史中秘密战争的初步研究，包括战争的起因、决策过程；部分主要战役分析；解放军参战部队、兵力、后勤、双方死伤人数，以及战争造成的后果。书中包含的数据、图片、地图等绝大多数来源于中文资料。原始资料还包括150多份参战解放军官兵的回忆文章和几百名藏人采访记录，其中的一部分列于本书“主要参考资料”中。书中相关人物的个人经历，除了阿登的故事来源于流亡藏人作家江央诺布写的阿登回忆录之外，全为我在印度各西藏难民定居点中采访而来。相关细节均由受访者提供，并与中方资料对比查证；地点、景物的描写也经过卫星图和图片资料对照。 本书所呈现的仅为那场秘密战争的概貌。大量细节有待相关资料文献的解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努力。我谨将此书呈献给读者，愿此书能作为一个起点。我期待更多亲历者留下回忆，更多档案解密，更多资料公开，更多研究者关注这段历史，通过多维度的研究来填补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一空白。我将非常高兴和感激地纠正本书的错漏。 那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凝成历史，它可能被扭曲，但事实不会改变；它可能被掩盖，但不会永远消失。 愿历史昭明现在，警示未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大事记》，234页。 [2] 《四川省志・军事志》，297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大事记》，237页。 [5] 数据来源：《玉树州志》、《果洛州志》、冯浩华：《青海人口》（内部读物）、《中国人口・青海分册》。 [6]详见得荣・泽仁邓珠：《藏族通史・吉祥宝瓶》，29页。 [7]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49-1966》，7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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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Sep 2012 10:49 PM PDT
孔子哀叹“苛政猛于虎”，借问苛政何来？说穿了，还不是这个无视普世价值、凶猛于虎的中共政党制度所带来了吗？！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是中共元老习仲勋逝世十周年纪念日，眼看着“王储”习近平即将“转正”承继大统，中共官方便不失时机地以多种形式来纪念这位老爹，实质上是利用死人来为儿子登基而进行的政治造势和拍马活动。作为当年曾竭力反对“六四”开枪镇压的乃父，习仲勋的开明与坦荡，早已为各界所认可，但国内媒体把文革期间还是毛孩子一个的习近平作为“天纵英明”来吹捧，依旧是共党文宣造假欺骗的一贯伎俩，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让老百姓对着红二代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如媒体大肆渲染的习近平是背着两箱子书籍下乡插队的，有人一语中的地说，当年一般的穷学生，谁能奢望有两箱子书？再说，没有你这个老爹，读过十箱子书也是没用的！
党的原则革命需要，比虎还猛
就在一片歌功颂德、阿谀逢迎声中，香港的《成报》则刊登了署名杨屏的一篇长文，披露了一桩习近平鲜为人知的往事。说是文革初始，习近平刚及十三岁，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他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了起来。中央党校召开批判六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五个是大人，第一个是杨献珍，六个人戴着铁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压的受不了，习近平只好用两只手托着。当时，他母亲齐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也被迫举手喊口号打倒她儿子。有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逃回家。齐心吓坏了，问他怎么回来了？习近平哆哆嗦嗦地说：“妈妈，我饿。”万万没想到，当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习近平知道不是妈妈心狠，而是被迫无奈。如果不去报告，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妈妈也会被抓走。文章说，当时饥肠辘辘的习近平“当着姊姊安安和弟弟远平的面绝望地哭了，又绝望地跑进了雨夜。”最后，是颐和园一个看工地的老头儿收留了他，让习近平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进“少管所”劳动改造了。
由此看来，习“王储”少时，还是亲历并饱尝过“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滋味的。仅此一点，让我们暂且对他报以希冀，期望能在他任上，良知发现，乾坤扭转，解救千千万万个倒悬于中共苛政下哀嚎啼哭的冤民。还有一点，就是作为母亲的齐心，在自己亲生儿子遭受囹圄之灾、饥寒无助的时候，为什么连顿饭都不给儿子吃，反倒冒着大雨向领导检举揭发去了？是不是她的政治觉悟，要比那收留习近平的颐和园的看工地的老头要高？但你是一个母亲，他才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啊，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无论怎么解释，都是悖逆人伦、无法理解和难以原谅的罪恶。俗话说，“虎毒不食子”，难道说，所谓党的原则，革命的需要，比虎还猛，比天还大吗？纵观九十年的中共制度，的确如此，在六亲不认、“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文革时代，这件事更是无数大义灭亲而造成家庭悲剧的个例而已！
出卖亲友泯灭良知成为先决条件
红色革命的恐怖大王列宁有一句名言，“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中共与当年的俄共一样，自诞生之后直到今天，刀光血影不离左右，相伴相生，充满着暴力与杀戮。猎猎的红旗上，聚集着数千万屈死的冤魂。按照共产主义的学说，有革命就有背叛，背叛阶级，决裂家庭，出卖亲友，泯灭良知，都成为加入革命的先决条件，也曾是中共高官的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书中就是这样讲的，当举起右手向党宣誓贡献自己的一切时，没想到把自己的灵魂也贡献出来了（大意）。一旦成为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无论作出怎样的耸人听闻、灭绝人伦的事情，也就当作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做出的牺牲。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运动中，齐心会出卖自己的儿子习近平、薄熙来要踢断自己老爹薄一波的几根肋骨等等这些的荒谬绝伦、有悖人性的现象。
与齐心出卖自己的儿子相比，在中共所出版的众多的革命回忆录中，还有不少更为惨绝人寰的记述，有的地下工作者居然为了给党筹集经费，竟不惜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最为典型的，就是陶铸的夫人曾志回忆录所讲述的一段。那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岁的曾志随着当时的丈夫蔡协民来到厦门担任市委秘书长，原打算稍作停留后，就请个假把刚刚两个多月的儿子送回老家抚养。此时，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来了。王海萍百般劝说，又是孩子太小，经不起旅途折腾；又是路程远，车船换乘麻烦；又是担心大人孩子晕车晕船，弄不好会生病等等借口不让曾志送孩子回家。到了后来不得不吐露实情，原来蔡协民、曾志两口子还没到厦门时，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他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经将孩子“送”给当地一家有名的中医富商，而且党组织也将预收的一百块大洋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你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曾志写道，这哪是送，这是卖！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早期有着理想主义的革命运动中，中共本身就充满着残酷性与悖逆性，与人类的传统道德，社会伦理、家庭友爱格格不入；更不要说现今理想说教早已荡然无存、只知道肆无忌惮地强取豪夺的中共官场了。孔子哀叹“苛政猛于虎”，借问苛政何来？说穿了，还不是这个无视普世价值、凶猛于虎的中共政党制度所带来了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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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Sep 2012 10:41 PM PDT
"据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后，便在漢語中牢牢扎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
"實際上，离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几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
"每當我想到我們用以思考、演說、寫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營造時，我就尋思起這樣的問題：這一事實100年來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換句話說，假設當初沒有日本這樣一個近鄰，那也許在很長時期內，人們只能使用嚴譯概念，而通過嚴譯概念來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國問題，与通過日譯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沒有日譯概念的輸入，嚴譯也許仍會被淘汰，會有人重新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譯語，但這与我們今天使用的日本譯語肯定絕大多數都會不同，而如果是這樣，這100年來中國人思考和談論問題的方式是否也會不同？最終，這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是否會与已有的完全一 具体地說，當"政治"。"經濟"、"文化"、"革命"、"階級"、"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些概念換一种方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感受、理解，是否會隨著變化？"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問題
王彬彬
一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許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從大的方面說，有兩個時期的情形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國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貪婪地向中國學習，甚至是在与中國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從此才學會了書寫。日語的"假名"（字母）不過是漢字的變体。而在近代，則是中國拼命地向日本學習。別的方面且不論，僅就語言文字方面說，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漢語的輸出國。日本"漢語"，沖擊著東亞各國的語言系統，當然也大量進入中國的漢語中，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輸入的漢語詞，被稱作日語"外來語"，這里也借用這种稱謂。在"外來語"上加上引號，是為了与直接來自西方的外來語（如沙發、咖啡、邏輯等）相區別。因為這二者畢竟有些不同。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惊人的。据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后，便在漢語中牢牢扎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想到這一層，我的頭皮就有些發麻。
實際上，离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几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几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書的《"黃金十年"》一文中，便寫道：
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詞匯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詞匯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按：指嚴复的翻譯）的大部分術語。這些几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匯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丰富了漢語詞匯，并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詞匯，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干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胜數，全是來自日語。
雷頤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談到日語對漢語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漢字的圈套》一文，則在与雷頤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紹后，不無遺憾地寫道：
這真是個值得思索的問題，同樣一個西方科學術語，到了中國和日本，就被譯成兩种味道相去甚遠的詞，最后卻是以中譯失敗，日譯胜利而告終，這是為什么 或者換一种不太合理的問法：嚴复、梁啟超們為什么沒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那种比較自由和通俗的意譯法？同樣，明治初期的日本學者為什么沒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陸學者那樣，采用那种引經据典式的譯法這里把梁啟超与嚴复相提并論有些不妥，但提出的問題确實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經濟"原考》一文，是對"經濟"二字的漢語原意進行追溯，實際上也同樣涉及到日語"外來語"問題，因為"經濟"也是眾多日語"外來語"中的一個。而考古學家陳星燦先生的《考古學就在我們身邊》一文，倡議中國的考古學"建立自己的話語系統"，因為"所謂的國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從國外輸入的"，它們用來說明中國古代的情形或許并不很合适。陳先生所說的這些概念，雖然源自西方，但畢竟是日本人把它們譯成現在這樣的漢語詞的。對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發對翻譯過程的追問。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見到的涉及到日語"外來語"的文章中的几篇。這些文章，也引發我對這一問題的興趣。
20年前，當我開始學習日語時，我發現日語中有那樣多的漢語詞，這令我有過短暫的惊奇；而后來，當我知道漢語中有那樣多的日語詞時，我卻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訝。
先是漢字和漢語詞匯進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書面語；當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漢字和漢語詞去譯相應的西方名詞、術語；出自日本學人之手的這些譯語，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國。——這個過程很复雜，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資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強說出一個大概。
二
語言中的詞匯， 有名詞、 動詞、形容詞等數种區分。現代漢語中的所謂日語"外來語"，基本屬名詞類。但名詞本身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可見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場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類則表示一种抽象的意義，也就是所謂術語、概念，如政治、經濟、民主、自由、科學、文化等等。前者可稱之為具象名詞，后者可稱之為抽象名詞。
在日語"外來語"中，具象和抽象兩類名詞都有。具象名詞今天仍在使用的，可舉"電話"和"俱樂部"兩詞為例。"電話"是日本人生造的漢語詞，用來意譯英文的telephone。當初中國人對這個英文詞采取了音譯，譯作"德律風"。在一段時期內，"電話"和"德律風"兩种叫法通用。但后來，"德律風"這种叫法終于湮滅。關于這個譯名，我發現過一點有趣的資料。本世紀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紹興籍留學生曾聯名給家鄉寫回一封長信，其中詳細介紹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魯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說到"電話" 時，特意注釋道："以電气傳達言語，中國人譯為'德律風'，不如電話之切。"于此亦可見日語輸入中國的途徑之一种。而"俱樂部"則是日本人對英文Club的音譯。這几個漢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絕佳的選擇，所以在中國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譯具象名詞進入中國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國曾被使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如今卻被"霍亂"取代。
具象名詞本身也許并不值得多談，我感興趣的是抽象名詞。但具象名詞与抽象名詞之間，有時并無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詞，在古漢語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義，傳入日本后，則被抽象化。
在与漢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但卻有自己的語言系統。在原有的日語中，具象名詞很丰富，對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詞卻极不發達。這也并不奇怪。當一個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時，是不可能有發達的抽象思維的，因而也就不會有大量的概念產生。只是在与漢語接触后，漢語中眾多的抽象名詞才進入日本原有的語言中。漢語中的种种具象名詞，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霧，等等，雖也傳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發音來讀這些漢字，但像漢語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經濟、風流、文學這類抽象名詞，因日語中原本就沒有相應的詞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漢語的發音來讀這些詞。在大和民族与漢語相遇時，漢語中的抽象名詞，在音、形、意三方面對他們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當日本与西方語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漢語抽象名詞去譯西方概念，例如，用"經濟"譯"economy"，用"自然"譯"nature"，用"文學"釋"literaure"。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知道這些被日本人用來譯西方的詞匯，原本是從中國輸入的，但我們更應該知道，這些漢語詞在傳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義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變化。抽象名詞從一個民族傳入另一個民族，不可能始終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發展階段相等的兩個民族間，也可能發生誤讀和誤解，何況當時的日本在文化發展階段上与中國如此懸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國文化中的抽象名詞被日本移植過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長，就必然要与漢語原意發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現代學術界對這些漢語詞在古漢語中的原意以及傳入日本后的意義變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經濟"一詞，在古漢語中指"經世濟俗"、"治國平天下"，但傳入日本后，則意義變得狹窄起來，被專用來指財務經營、財政措施。再如"自然"這個詞，在古漢語中指不依賴人力，或人對之無能為力的現象，但在傳入日本后，卻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這几种意思。
還有的詞，在漢語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場合，并不具有明顯的抽象意義，但在傳入日本后，詞義則漸漸向抽象的方向發展。例如，現代漢語中的"社會"這個詞，已是一個抽象名詞， 是日語"外來語"中的一個。這是日本學人對西方"society"的翻譯。但"社會"在古漢語中，基本上是一個具象名詞，特指每年春秋兩季鄉村學塾舉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會。《辭海》上舉《東京夢華錄‧秋社》中的一段話來說明這個詞："八月秋社……市學先生預斂諸生錢作社會，以致雇倩祗應、白席、歌唱之人。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這個詞傳入日本后，漸漸別有所指。据日本學者鈴木修次考證，在江戶末期，日本已將以教會為中心的教團、教派稱作"社會"，這就已經使這個詞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義。
三
對日本近代學人用漢語詞譯西文概念的過程，我一直很感興趣。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有种种權衡、取舍，有遲遲找不到一個合适譯語的苦惱，也有絞盡腦汁后終于"吟安"一個譯話的欣喜，當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個并不很合适的譯語時的遺憾。由于資料的限制，對這個過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斷定的是，日本近代學人在譯西文概念時，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國學習。從時序上說，中國接触西方文化遠比日本早。早在7世紀的時候，就有基督教僧侶來中國傳教。此后，13世紀的馬可‧波羅，16世紀的利瑪竇，是廣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瑪竇的時候，西方漢譯的工作已開始。徐光啟与利瑪竇合作，翻譯了歐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傳教士莫里遜來到中國。他把《新約》譯成漢語，全版《新約》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還編了一本漢英詞典，詞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詞典四開本，共六卷，4595頁，于1823年出齊。傳教士与中國合作者所從事的西方漢譯的工作，尤其是漢英詞典的編纂，為近代日本學人翻譯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鑒。他們也許并沒有過多地襲用傳教士和中國合作者的譯法，但他們無疑會從這類西文東譯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啟發。日本現代學者在論及本國近代的翻譯工作時，往往不忘提及利瑪竇、徐光啟。莫里遜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參考。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詞、術語，正是當初在中國的傳教士和中國的合作者共同創造的譯法。對這類譯語進行全面的列舉是一件難事，但据日本學者考證，至少"數學"、"理論"、"銀行"、"保險"、"批評"、"電气"這數例，屬日本近代學人對中國已有譯法的襲用。在人們談到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時，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內，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對漢語詞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譯語。通過這种方式產生的譯語很多。例如革命、藝術、文化、文明、文學、封建、階級、國家、演說、民主、自由、經濟、社會，等等，都屬這一類。上文說到，有些漢語詞輸入日本后，意義已自然而然地發生了變化，例如"經濟"、"社會"等。日本學人在選定這种漢語詞來譯"economy"、"society等相應的西文概念時，該不會有過多的猶豫。而更多的時候，日本學人必須對漢語詞的原意進行有意識的加工，才能為某個西文概念選定一個大体合适的譯語。將漢語詞的語意抽象化，是日本學人改造漢語詞意的一种途徑。例如"階級"一詞，漢語原意指台階和官位俸給的等級，不具多少抽象的意義，當日本學人把"階級"作為西文"class"的譯語后，便將這個詞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徑則是將漢語詞的原意縮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來譯西文概念。例如"文學"這個詞，漢語原意十分寬泛，一切文字形態的書籍文獻，都屬"文學"之列，在漢唐，"文學"還是一种官職。而當日本學人用"文學"來譯西文的"literature"時，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義。還有一种途徑，便是對漢語詞僅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義，甚至賦予一种与漢語原意完全相反的意義。例如"民主"這個詞，漢語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當日本學人用以譯西文的"democracy"時，便令其表達了一种与漢語原意截然對立的意義。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漢語詞。面對西文概念，在現有漢語詞匯中實在找不到相應的詞可作譯語時，日本學人便利用漢字組成新的詞。以這种方式產生的西文譯語也頗不少。在具象名詞中，上文所說的"電話"便屬這种類型。在抽象名詞中，個人、民族、宗教、科學、技術、哲學、美學等等，都屬日本學人生造的漢語詞。例如"哲學"一詞，為在西文東譯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西周所造，用以譯西文的"philosophy"；"美學"則為有"東洋盧梭"之譽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譯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現代學者都曾提到。但我還發現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學人從漢籍中選取用作西文譯語的詞，在漢語中原本并不构成一個詞。例如"主義" 這個詞，在古漢語中并不存在。日本現代學者在考證"主義"語源時，卻說"主義"一詞原為漢籍中所有，并舉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一語為證，意謂日本近代學人仍是從漢籍中找到"主義"這個現存的同去譯英文的詞尾"ism"。但太史公這句話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漢文帝，全句本意是說敢于犯顏強諫，致皇上于義。所謂"達主義"，不是說自己要堅持實現某种信念，而是說使主上抵達義的境界。在這句話中，"主義"根本不构成一個獨立的語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漢和詞典》中，也舉《太史公自序》中的這句話為"主義"一詞的漢文出典。日本近代學人有可能是將漢籍中的"主義"誤讀成一個詞，并作了望文生義的理解，再以譯西文的"ism"。不過，日本近代學人漢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們根本沒有誤解漢文，"主義"不過是他們新造的一個詞，与"以達主義"這种漢文中的"主義"無關。而誤解誤讀的，只是后來的考證者。
值得一說的是，今天在中日兩國被廣泛使用的那些作為西文譯語的名詞、概念，也并非一開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認的。在日本近代開始大量譯介西方著作的時候，往往同一個西文名詞、概念，有數种譯法，且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數种譯法并存，而最終站住了腳的那种譯法，也是在与其他譯法的爭斗中才存活下來的。例如，"literature"這個西文詞，一開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學"和"文學"兩种譯法，最后"文章學"被淘汰，"文學"被普遍認可。但直到本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岡崎義惠還對"文學"這一譯名表示疑義，他認為"文學"這一概念包含著詩文和詩文之學兩种意思，詞義曖昧不明，建議將"文學"這一說法廢棄，分別用"文藝"來指稱詩文，用"文藝學" 來指稱詩文之學。當然，這种疑義大概已不可能動搖"文學"這個概念的地位再如"art"這個概念，一開始有"藝術"、"美術"、"文學技藝"等數种譯語并行，直到本世紀初年，"藝術"才最終戰胜其他譯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譯語的產生、定型，所經歷的過程十分艱難曲折。例如"個人"這個概念，今天在中日兩國被使用的頻率都很高。這是西文"individual"的譯語。漢語中原沒有"個人"這個詞，据日本現代學者考證，"個人"這個譯語的選取，本是對漢語"一個人"的省略。在一開始，也曾直接用"一個人"來譯"individual"，而且在很長時期內，這個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譯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獨一者"、"人"、"獨一個人"、"私人"等譯語都曾被使用，"個人"這种譯法并不是最早出現的，但卻最終獲胜。
四
1898年秋，戊戌變法失敗后的梁啟超，潛入日本軍艦大島號，亡命東瀛。海上的時光是漫長而無聊的。為打發無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啟超借來了一本日本作家東海散士所作的小說《佳人之奇遇》，翻開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詞外，竟滿紙都是漢字，甚至頗多"之乎者也"，令梁啟超能看懂個大概，并且能看起興趣來，同時也讓梁啟超悟到，用小說啟發民智，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這一點，梁啟超一定很興奮。在橫濱住下后，他創辦了面向國內讀者的《清議報》，在創刊號上他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在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漢譯連載；《佳人之奇遇》連載完之后，緊接著又開始連載日本作家野龍溪的小說《經國美談》的漢譯。——兩部小說的譯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啟超之手。
這個時候，大量的西方名詞、術語已進入日語中，被稱作"政治小說"的《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中，自然也不乏這類譯語。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啟超，在他的譯文中，對這些日本人的譯語，當然也就只能原樣照搬了，——而這，便是所謂日語"外來語"進入中國的開端。梁啟超在這樣做時，也許并沒有過多的疑慮，他很輕易地就把諸如民主、科學、政治、經濟、自由、法律、哲學、美學一類詞匯介紹給了中國讀者。這也就意味著，日語"外來語"被引進中國，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覺的情形下開始的。
不過，梁啟超向國內譯介日本政治小說的同時，也就開始了雷頤先生《"黃金十年"》一文中所說的近代中日關系史上的"黃金十年"，舉國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已被譯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這時期被轉譯成漢語，甚至日本的中級教科書都被翻譯過來，用作教材。魯迅留日歸來，在師范任教時，就親自動手做過翻譯日本教科書和日籍教員講義的工作。构成現代漢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謂日語"外來語"，也就是在這時候大規模地進入了中國。
本來，洋務運動是要向西方學習，懂得西方，翻譯西方著作便顯得很必要。但一轉向以日本為師，人們學習西文的勢頭也就頓減。向日本學習，無非是希望通過學習日本間接地學習西方。那時朝野普遍認為，這樣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對這股向日本學習的熱潮，中國近代第一譯家嚴复卻持堅決的反對態度。在發表于《外交報》上的《与（外交報）主人書》中，他寫道：
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兩間之見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則乞靈于簡策之所流傳，師友之所授業。然是二者，必資之其本用之文字無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譯，其隔塵彌多，其去真滋遠。今夫科學術藝，吾國之所嘗譯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為吾鄰諱也。彼之去故就新，為時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學術，于三十年勤苦僅得之日本，雖其盛有譯著，其名義可決其未安也，其考訂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學者群而趨之，世有無志而不好學如此者乎？侏儒問徑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為，何以异此。
嚴复強調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學術，須直接讀原著。借助翻譯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譯的翻譯，就隔塵更多，去真更遠他認為日本對西方概念的翻譯，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無條件地借用，而往往堅持自己的譯法。例如，他反對"經濟"這個日本譯語，而代之以"計學"，并在《原富》卷首的"譯事例言"中說明了理由："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腊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于治家。引而申之，為凡料量經紀撙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為邦國天下生食為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眾，放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求必吻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為過愜，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他認為"經濟"一語，原意比西文"economy"寬泛，因此不宜作譯語。再例如，他拒絕借用日文譯語"社會"，而堅持把西文的"society"譯作"群"，將"社會學"譯作"群學"。此外，"capital"日譯"資本"，嚴譯"母財"；"evolution"日譯"進化" ，嚴譯"天演"；"philosophy"日譯"哲學"，嚴譯"理學"；"metaphysics"日譯"形而上學"，嚴譯"玄學"……
但嚴复對日本譯語，也并非一概拒絕。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譯語的例子像是也不鮮見。 對有的日本譯語，他也很首肯。例如，將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譯作"自由"，嚴复就毫無异義，并且說："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此無成，殆無以易。"
五
在怎樣翻譯西方術語的問題上；當初在中國是有過爭議的。大体有三种觀點。一种主張盡可能有中國自己的譯法，反對無條件地借用日譯，嚴复可為這种觀點的代表。一种則主張盡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譯法。還有一种觀點，則主張對西文術語進行音譯。
王國維便主張盡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譯語。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他首先強調了新學語輸入之必要，在怎樣輸入的問題上，則表達了這樣几种看法：
（一）他強調了借用日本譯語的可行性和便利之處："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于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于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中國之文學界。好奇者濫用之，泥古者唾棄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于新奇之語也；至于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新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無以創造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竊謂節取日人之譯語，有數便焉：因襲之易，不如創造之難，一也；兩國學術有交通之便，無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無二難，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評了嚴复抵制日譯，"自我作故"的態度，同時，對嚴复著力追求譯語的古雅也有非議："侯官嚴氏，今日以創造學語名者也。嚴氏造語之工者固多，而其不當者亦复不少，茲筆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為'天演'也，Sympathy之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進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對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義，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國語之知識者，宁俟終朝而決哉！又西洋之新名詞，往往喜以不适當之古語表之，……如侯官嚴氏所擇之《名學》，古則古矣，其如意義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譯語，未必盡皆准确，如譯"idea"為"觀念"，譯"intuition"為"直觀"，就未能盡傳原意。但這也許是翻譯本身固有的局限，是無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譯，比起中國人的譯法，仍然要合理些。兩害相權，還是應該借用日譯。
（四）他指出了日中兩國翻譯西文術語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雙字或雙字以上的詞組去譯西文本語，而中國人則習慣用單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這其實還是在批評嚴复。用單字譯西文術語，正是嚴复的習慣，如"玄學"、"理學"、"計學"、"群學"都屬此類。
王國維畢竟是王國維。他說日本已有譯語并非隨意造作之詞，而是"經專門數十家之考究，數十年之改正"，才最終确定，這頗合實情，同時也為中國人借用日譯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譯西文術語時，日本人習用雙字和雙字以上的詞組，因此比中國人的習用單字更能精确地傳達原意，也真如老吏斷獄，一語中的。實際上，王國維這篇文章，已基本說明了為何日本譯語在中國全面獲胜而嚴复譯語則被淘汰殆盡。
在當時，還有一种很有影響的翻譯觀點，即主張對西方術語進行音譯，章士釗是這种觀點的代表。實際上，有些西方術語，也曾以音譯的方式廣為流行，如"德謨克拉西"（民主）与"賽因斯"（科學）。在章士釗主編的《甲寅》上，西方術語多用音譯。就是嚴复，也有過音譯西方術語的成功嘗試，如將"LogiC"音譯成"邏輯"，据說便出自嚴复之手。"邏輯"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選擇得絕妙，所以能站住腳。對"Logic"，日本也有意譯和音譯兩种譯法，意譯作"論理"，但后來還是音譯更流行，而且"邏輯"這個漢語詞，也傳入了日本，在現代日本著作中，這兩個字也常出現，但注"logic"的日語譯音。在日本，"邏輯"一詞，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國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這當然很耐人尋味，但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邏輯"這個音譯術語，似乎是嚴譯術語中最有生命力的，——這其中，一定有著某种值得探究的"邏輯"。
嚴复和日本學人都是用漢語譯西文。論西文水平，嚴复決不遜于那些日本近代學人。至于漢文，日本學人雖也都堪稱精通，但這畢竟是嚴复的母語，嚴复的漢文造詣，無疑遠在日本學人之上，但嚴复卻敗給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于漢語是嚴复的母語。因為是母語，所以對其語意有精細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這也就成為一种束縛，翻譯起來便被漢語原意牢牢限制。而對于日本學人來說，漢語再精通，也畢竟只是一种外語，對漢語他們決不會怀有嚴复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驅遣漢語。日本學人可以大膽地改造漢語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賦予漢語新義，可以利用漢字生造新詞，甚至可以讓一個漢語詞來傳達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義。玩味那些日本學人的譯語，感到他們對漢字漢語真是揮洒自如，而嚴复卻難以達到他們這种程度。
嚴譯在与日本譯語的"生存競爭"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還在于王國維指出的過于古雅。"信、達。雅"是嚴复對譯文的三點要求。雅雖然放在最后，但嚴复在翻譯實踐中對譯文之美的重視卻并不在信与達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譯文必須是絕對的美文，讀起來和諧且鏗鏘，富于節奏感，而在翻譯西文術語時習用單字，也正是譯文本身語感的需要。在翻譯西文術語時，嚴复也是嘔心瀝血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躕"。但由于嚴复是用先秦文体來翻譯的，在用漢語為西文術語"立名"時，就不能只考慮准确，還要兼顧文气，要盡可能古雅，這就使嚴复的工作比日本學人要艱難得多。嚴复那些用古雅的單字譯出的西文術語，不能說都未能傳達原意，只是把原意傳達得很模糊。朦朧，不易讓人把握。而日本學人由于毋須考慮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語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為了盡可能准确全面地傳達原意，他們可以用雙字或雙字以上的詞組，而且在選擇譯語時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這樣也就使譯語更明快更直白，讓人一見就懂，而且不知不覺地就用了起來，遇上這樣的競爭者，嚴复的譯語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遺棄
嚴复著力追求譯文之美，刻意講究"立名"之雅，是有著良苦用心的。當時，梁啟超也對嚴譯文体提出質疑，說嚴譯"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并且說："歐、美、日本諸國文体之變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況此等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童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翻譯西文，既然意在啟蒙，就應該使譯文能為盡可能多的人閱讀，這樣，就應該努力追求譯文的通俗、流暢，易于領會，而不是像嚴复那樣做得恰恰相反。面對這种詰難，嚴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原來，嚴复根本就沒有把學童一類淺學之人當作自己的讀者，他的譯文是給那些飽學的士大夫讀的。嚴复認為，改造那些飽讀古書而往往又頑固守舊者的思想，是最關鍵的事。這批人的思想改造過來了，整個社會的風气也就會發生變化。而中國的讀書人都很講究文筆之美，嚴复要讓他們讀自己的書，首先就必須以一种美文來征服他們，對于那种本厭惡、排斥西學的人，則是給他們送上一枚糖衣炮彈。
嚴譯術語雖然敗給了日本人的譯語，但并不意味著嚴譯在整体上是失敗的，也不能說嚴复對譯文之美的追求是沒有道理的。今年，是嚴譯《天演論》出版100周年。100年前，當《大演論》問世時，在知識界引發了一場地震。人們奔走相告，爭相誦讀。許多人將其當作枕邊書，一讀再讀，愛不釋手。這首先也是与嚴复譯筆的优美分不開的。人們爭讀嚴复譯作，半是尋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學的守舊者，也禁不住將嚴譯當作美文來欣賞。由于中國的情形与日本不同，嚴复對譯文与日本學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啟超翻譯日本小說《佳人之奇遇》當作日語"外來語"輸入中國的開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這無論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每當我想到我們用以思考、演說、寫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營造時，我就尋思起這樣的問題：這一事實100年來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換句話說，假設當初沒有日本這樣一個近鄰，那也許在很長時期內，人們只能使用嚴譯概念，而通過嚴譯概念來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國問題，与通過日譯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沒有日譯概念的輸入，嚴譯也許仍會被淘汰，會有人重新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譯語，但這与我們今天使用的日本譯語肯定絕大多數都會不同，而如果是這樣，這100年來中國人思考和談論問題的方式是否也會不同？最終，這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是否會与已有的完全一 具体地說，當"政治"。"經濟"、"文化"、"革命"、"階級"、"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些概念換一种方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感受、理解，是否會隨著變化？
可以說，日語"外來語"的大量涌入，對100年來中國人的思維，對100年來的中國文化，對100年來中國的歷史進程，肯定產生了影響。但用現代漢語在整体上思考這种影響，卻又很困難。 因為本思考日語"外來語"的影響時，必須運用日語"外來語"，這便像是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這應該是擺在西方漢學家面前的一個极好的課題。
雖然不能在整体上談論日語"外來語"的影響，但在具体的例子還是可以舉出一些的。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問題，史學界數十年間爭論不休。但爭來爭去，實質都是概念之爭，分歧在對"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樣的歷史事實，有人認為能說明"資本主義"的萌芽，有人則認為不能。是否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之爭，也就歸結為什么是"資本主義"之爭，而"資本"和"主義"這兩個詞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資本主義來譯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為。倘若"capitalism"被譯成另一個漢語詞，這場爭議是否還會發生？即使發生了，是否在表現方式上也會有所不同？
80年代以來，中國美學界有所謂"丑學"一說。"丑學"是相對"美學"而言的。"美學"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對西文"aesthetics"的翻譯。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學"，倘若一開始就沒有"美學"這种譯法，而譯成別种模樣，例如譯成"感性學"，那所謂"丑學"是否還能成立？
我們今天將短至數百字長至數百万字的虛构性作品都稱為小說，只是有長篇小說与短篇小說之分。長篇小說与短篇小說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別，此外什么也沒有說明。于是，有所謂長篇小說与短篇小說在審美的意義上是否有本質性差异的研究和爭論，有人說二者意味著不同的審美方式，有人則說二者的差別僅僅在字數上。其實，我們今天使用的"小說"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內逍遙在《小說神髓》中對英文"novel"的翻譯，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較長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則用"shortstory"來表示。兩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經強調了二者并非一類。應該說，用"小說"來譯"novel"，未能全面地傳達出原意。如果我們不是將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稱作"小說"，而是分別有不同的稱謂，那我們對二者的認識是否會一開始就有所不同？而關于長篇与短篇的爭議，是否還會發生？
例子還可舉出許多。最后我想說：由于我們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們翻譯的，在中國与西方之間，也就永遠地隔著一個日本。
不知這說法，是否能成立？
轉載自：《上海文學》隨筆精品‧第二輯‧守望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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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里的日本外來語》
B：白夜、百日咳、版畫、半徑、半旗、飽和、保險、保障、備品、背景、必要、編制、變壓器、辯護士 、標本、標高、表決、表象、病虫害、舶來品、博士、博物、不動產、不景气
C：財閥、采光、參觀、參看、參照、策動、插話、茶道、長波、常備兵、常識、場合、場所、襯衣、成分、成員、承認、乘客、乘務員、寵儿、抽象、出版、出版物、出超、出發點、出口、出庭、初夜權、處女地、處女作、儲藏、儲蓄、触媒、傳染病、創作、催眠、催眠術、錯覺
D：大本營、大局、大气、代表、代言人、代議士、貸方、單純、單利、單位、單行本、但書、蛋白質、導火線、德育、登記、登載、等外、低調、低能、低能儿、 低壓、敵視、抵抗、地上水、地下水、地質、動態、動議、動員、獨裁、獨占、讀本、短波
E：二重奏
F：發明、法律、法人、法庭、法則、番號、反對、反感、反射、反響、反應、泛神論、泛心論、范疇、方案、方程式、方程、方針、放射、分解、分配、分析、分 子、風琴、封建、封鎖、否定、否決、否認、服務、服用、輻射、复式、复員、复制、副食、副官、副手
G：改編、改訂、概括、概略、概念、概算、感性、干部、干事、干線、綱領、高潮、高利貸、高爐、高射炮、高周波、歌劇、工業、攻守同盟、公報、公立、公 民、公判、公仆、公認公訴、公營、公債、共產主義、共和、共鳴、古柯、固定、固体、故障、關系、觀測、觀點、觀度、觀念觀照、光年、光線、廣場、廣告、廣 義、歸納、規范、規則、國際、國教、國庫、國立、國稅、國体、過渡
H：海拔、寒帶、寒流、航空母艦、和服、黑死病、弧光、化石、化學、化妝品、畫廊、環境、幻燈、幻想曲、回收、會談、會社、會談、混凝土、活躍、火成岩
J：机關、机關槍、机械、積极、基地、基調、基督、基督教、基質、基准、集團、集中、計划、記號、記錄、技師、加農炮、假定、假分數、假名假想敵、尖兵、 尖端、堅持、檢波器、簡單見習、間接、間歇泉、間歇熱、建筑、鑒定、講師、講壇、講習、講演、講座、交感神經、交換、交通、交響樂、腳本、腳光、教科書、 教授、教養、教育學、酵素、階級、接吻、節約、結核、解放、解剖、介入、借方、金額、金剛石、金婚式、金牌、金融、金絲雀、緊張、進度、進化、進化論、進 展、經費、經濟經濟恐慌、經濟學、經驗、精神、景气、警察、警官、淨化、靜脈、競技、就任、拘留、巨匠、巨頭、巨星、具体、俱樂部、劇場、決算、絕對、覺 書、軍部、軍國主義、軍籍、軍需品
K：看護婦、看守、科目、科學、可決、客觀、客体、課程、肯定、空間、坑木、會計、擴散
L：浪人、勞動、勞動者、勞動組合、勞作、累減、類型、冷藏、冷藏車、冷戰、理論、理念、理事、理想、理性、理智、力學、立場、立憲、例會、量子、了解、列車、淋巴、臨床、領 海、、領空、領土、流感、流体、流行病、流行性感冒、倫理學、論理學、論壇、論戰、落選
M：碼、麥酒、脈動、漫筆、漫畫、漫談、盲從、媒質、美感、美化、美術、免許、民法、民主、敏感、明确、明細表、命題、母体、母校、目標、目的
N：內服、內閣、內幕、內勤、內容、內在、能動、能力、能率、農作物、暖流
O：偶然
P：派遣、判決、陪審、陪審員、配電盤、配給、批評、平假名、平面、評价、坪
Q：旗手、騎士、企業、气分、气密、气体、气質、气船、气笛、牽引車、鉛筆、前提、前衛、前線、強制、侵犯、侵略、勤務、清教徒、清算、情報、驅逐艦、取締、取消、權威、權限、權益、權利
R：人格 人力車、人權、人文主義、人選、日程、溶体、肉彈、入場券、入超、入口
S：商法、商業、上水道、少將、少尉、社會、社會學、社會主義、社交、社團、身分、神經、神經過敏、神經衰弱、審美、審判、審問、升華、生產、生產關系、 生產力、生理學、生命線、生態學、剩余价值、失效、時計、時間、時事、時效、實感、實績、實權、實業、使徒、世紀、世界觀、市場、市長、事態、事務員、手 工業、手榴彈、手續、受難、輸出、輸入、水成岩、水密、水素、水准、私法、私立、思潮、思想、死角、所得稅、所有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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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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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Sep 2012 10:37 PM PDT
近來最為激動人心的事件，既不是大陸諸多城市的反日遊行，也不是台灣的馬英九總統視察外海島嶼、遙指釣魚島宣示主權，甚至也輪不到審判谷開來起訴王立軍，以及中共十八大換屆前的種種動盪。真正的焦點在香港，那裡針對政府強力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反抗聲浪，一波高過一波，迫使港府表態讓步。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影子
從三名少年中學生在政府總部門前絕食開始，發展到十天內二十多萬人次加入支持，學生及家長態度之堅決，各界聲援之懇切，在在令人聯想到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天安門廣場。與香港回歸同歲的黃之鋒同學，去年創辦了反對以「國教」爲必修科的學生組織「學民思潮」，申明宗旨是繼承五四精神；宣佈絕食時，又強調目標絕不是追求犧牲和死亡，而是為了追求自由開放的思想，拒絕盲目的愛國情懷。可說連言辭間都隱約有八九天安門的影子。儘管「學民思潮」謝絕與天安門的抗爭聯繫起來作對比，但這一次香港由學生抗議引發的運動高潮，確實值得我們再次思考某些多年來流行的所謂「反思」八九「六四」的論點。
很多人分析八九年春季北京民眾對學運的熱情支持時，都會提到八八年夏季高達百分之十八的通貨膨脹，市民當時的恐慌和搶購，以及政府隨後的緊縮政策。似乎經濟原因是民眾加入聲援的主導動力，卻忽略了學生絕食代表了一種在精神追求上的單純非功利，激發昇華了民眾參與的政治熱情，賦予汲汲於日常生計的升斗小民以社會公民的榮譽和自豪，使他們在政府強權面前獲得勇氣和擔當，直至毫無猶豫地奉獻鮮血與生命。
反對「國教」正是愛國的表現
以這次香港抗爭而言，一年多以前政府已決定要強推「國教」，「學民思潮」成立也已經有一年多。去年底今年初，更發生青年市民抵制大陸遊客的反「蝗」浪潮，網絡報章上不乏號召香港「城邦論」者，詆毀任何有大陸背景的人士。九月份絕食和聲援進入高潮時，這樣的論者想來不會缺席，但卻從未成為主流。青年學子的認真決絕，特別是他們言說態度上的平和，激發昇華了人們作為公民的內在訴求，各界人士競相表達的，是參與這個因少年同學絕食而出現的有沉重質感的公共場域。其中公共性的質量與熱度，很難被事後冷淡的經濟分析所涵括把握。
「學民思潮」強調，反對政府強推的「國教」，正是愛國的表現，並援引五四為楷模。在保釣正經歷回潮的當下，將「愛國」言說從國家領土主權和民族利益的狹隘定義中解脫出來，吸引了著名的老保釣分子也加入絕食，從而確認了，愛國立場，必須包含批評抵制政府和執政黨的正當權利。這正是五四以來中國學生運動的長遠傳統，也是八九學運貫徹始終的精神之一。批評者常以社會動盪、過激、缺乏文化保守精神指責五四並延伸指責八九，卻忘記了，缺乏批評政府的傳統，最終導致的必將是權貴對社會的壟斷。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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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Sep 2012 06:03 PM PDT
2012-09-27
湖南省邵阳市六四斗士李旺阳及其家人、朋友，以至香港的公民及记者的遭遇，在国内的听众若翻墙听取本台的广播，或从香港媒体的广泛报道中，相信不难知晓事件发生的始末，自己理出一个想法。
不过，香港支联会并没有淡忘此事，它较早时跟香港另外廿多个团体及议员，认为李旺阳案最具代表性，故撰写了一份详细的申诉书送交联合国。
案件的代表性是什么，再者，联合国的代表听罢他们的陈述后，又有何反应？我今天请来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跟各位听众讲述，他与联合国代表及国际人权组织会面的情况。 “此次主要目的是，我们要求中央介入，但是，现在目睹的是中央政府没有介入，且把事件交回湖南公安局处理，作出所谓的调查，而结果说‘李旺阳自杀’。不过，很多疑点并没有解答，且造假指家属同意结论及不欲与外界联络。庆幸有香港记者本月成功与家属联络，家属十分清楚讲没有同意不与外界联络及该份调查报告，因此，现在十分清楚湖南公安局声称自己做了调查，家属及我们（香港支联会）有质疑，甚至全香港社会看了有关事件后都有质疑。” “我们于是联同廿多个民间团体及立法会议员做了一个申诉书。由于中央政府不肯介入，我们唯有把申诉书送去到联合国希望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下常设的监察机制，可以代表我们或把这申诉转达予中国政府，之后，再由联合国监察中国政府在此事上如何回应。” 李卓人所讲的人权理事会常设监察机制，当中包括法外处决的特派专员、虐待的特派专员、非法监禁的工作小组、被失踪工作小组、捍卫人权特派专员及言论自由特派专员，这些正是他们觉得跟李旺阳个人、家人及朋友的遭遇的洽配对口单位。 “我们同联合国的人员讲，李旺阳事件甚具代表性，因为它能够把中国侵犯人权的事浓缩到一起案里，因此，这案十分重要，且牵及众多范围，所以，我们现在的申诉是针对联合国内4个特派专员，2个工作小组，共6个机制，望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申诉。” 香港支联会希望6个机制联合进行申诉，因为他相信这样才能较全面目睹事件的由来。那代表听罢陈述，他们的反应又如何？ “我觉得是积极的。但是，他们也清楚地讲他们的整个机制是机密的，意即不能告诉我们，他们将会如何处理。我观察到他们的态度是，他们是明白这起事件的代表性，所以，我有信心他们会跟进。他们的跟进方法怎么样也好，仍需找中国政府回应，程序上，他们一定要给涉及的政府有申诉的机会。这报告或答案将会在明年3月的人权理事会大会上提交，若我们此次的申诉有结论，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有力的结论，这将会在明年3月的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显示。当然，这报告去到人权理事会时，内里的成员包括中国政府便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若这件事能进入报告，某程度上便可以去到联合国的层次，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存案，纪录各方的意见，这便可以造成国际压力，若可以多一点人权理事会成员发言，就更能有一股压力给中国政府。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预期效果。但是，成功与否要等待明年3月的报告如何。” 李卓人又谓，当他与联合国的代表对话时，他感到这些代表完全知道这事件，并不是脑袋一片空白，他们知道(中国)人权侵犯的事，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有这些资料，只不过，可能不够他们所准备般的详细，包括“明报”记者采访李旺玲的报道及非法扣查44小时的事情。此外，这些代表亦十分清楚中国非法监禁公民的行为，已甚为普遍。 “他们同意我觉得这案具有代表性，亦知晓（中国）非法监禁是十分普遍。这是我感受到的。他们亦表示十分关注刘霞被非法监禁的事，所以，我相信他们对于（中国）出现被失踪，非法监禁已是颇普遍侵犯人权的事在发生。我感觉他们是知悉的，所以，这件事国际间基本上已有关注。” 事实上，除李旺阳事件或刘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太太)事件外，其他多起侵犯人权的事件也不断被媒体披露、国际人权组织提出申诉，更有国际的组织向人权理事会致公开函及亲手信函予委员会的委员。可是，往往音讯全无，李卓人与他们对话时，有否知晓他们背后的难处？ “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很多时都不理会别人怎看自己的人权状况。我觉得基本上不能说完全没有介入，是有的，但是，中国政府不甚理会，即使有人发言提出质疑或�责，但只是一个纪录，对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实质的影响，只不过，在外交上或联合国上要面对一些质疑。我跟国际人权组织联络或游说时，也望他们多点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反，我观察到西藏及法轮功更多地利用联合国的人权机制，使之更关注他们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要有多一点不同范畴的声音在联合国内出现是重要的。此外，我们需要预备联合国在2013年9月便有一个中国人权状况的全面检讨，这是最重要，因为那是联合国一个新的机制，即定期检讨不同国家的人权状况，上次检讨中国是在2009年，所以，这次是十八大后新的领导班子的一段时间，会否可以在外交如联合国的层次上可以给予中国压力？我想我们除了留意明年3月李旺阳的事件报告外，另一个便是9月份全面的人权检讨，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做多点事。” 问：香港支联会会否准备9月的关键时刻？ “我是次去其实打了一个基础，我开始跟国际人权组织联络上并与一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联络了。我想明年9月有全面检讨，根据联合国的机制，我们要在半年前把我们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提交全部的意见书。如何提交或有什么策略，香港支联会稍后会联络关注中国人权的香港团体协商，看彼此如何分工跟进。当然，香港支联会也会跟国内的人士或团体联络，看他们会否就此事想想如何应对联合国。我个人希望明年9月的重要检讨，我们能够担当较强的角色及多做一点工作，以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国际注意。” 香港支联会较早时更就李旺阳事件，邀请了一名澳洲籍的法医学教授进行研究及撰写报告，在内里提出众多质疑，可是，却未能作出一个结论，李卓人解释 “该名法医官说他不能作出一个结论，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他说得很清楚，他若取得所有资料，而家人亦有要求，国际间已接受的做法是可以有独立的专家看罢所有的纪录，他们才可以有一个比较真正，较科学的理据来审视该个案。他现在提出的质疑仅限于我们能够给他的照片及有限的资料，故在有限的环境下，他很难作出一个结论，不过，在这有限的资料下，他可以提出质疑，这点他是有做的。他最大的质疑是，在其澳洲维多利亚省里2454起自杀个案里，只有7起出现颈椎骨截断，他十分清楚地讲‘非常罕有’。” “因此，他对自杀断颈椎骨是感到好大质疑，另方面，他也驳斥倘若李旺阳从床上跳下来自杀而弄断了颈骨，那为何‘跳’的动作未令他脚上的拖鞋脱掉？至于，‘明报’记者到邵阳市采访时看了官方的录影带，他们也质疑缠颈的白布条是那里来？我们也觉得他们提出的质疑很有道理。” 李卓人讲，他们已把这法医学教授的报告也交予联合国有关的特派专员，以便他们能够可向中国政府施压。李旺阳事件发生后，衍生不少事情发生，最近出现的便是“明报”记者被扣查44小时。 “整个李旺阳事件的发展，最近有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是‘明报’记者被扣44小时的疲劳轰炸，有部份时间被锁链锁上，整个采访被打压，若要去到联合国投诉是可以的。” 他指，他把《明报》记者的遭遇跟其他人权专家陈述后，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可申诉的个案，因为2名记者在当中承受精神虐待，肉体虐待，甚至言论自由被打压。不过，这点需视乎当事人的意愿。 自从李旺阳事件发生后，以至《明报》记者采访李旺阳亲妹李旺玲的新闻报道后，香港的人大或政协已先后表示会去函中央政府要求跟进，但是，李卓人觉得他们的工作仍旧不足。 “我明显对他们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好似每次有事发生后，都讲去信，可是，每次均没结果，再者，好似没有其他方法。我觉得非常不够积极。快将召开人大会议，他们又会否藉此机会述明，他们会找某人谈论此事？我觉得去信的方法，等同一般民众去上访部没大分别，毫无意思。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想想有否更积极的方法跟进，因为人大的位置是否做更多事情。” 他谓，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团体其实也需要积极向人权理事会的理事进行游说工作，因为他们表达声音方能造成压力。不过，事实上，2009年的人权理事会，已就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并写下了很多建议予中国政府要求改善，但是，中国政府却说明当中有七十多项不会跟从，回应的强硬又是否引证了国际人权组织内盛传的一种说法谓“中国利用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向别国施压”？ 李卓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觉得自己是强国，贸易很多时要靠它，人权的问题，很多其他国家便会把此问题搁在一旁。” 不过，归根究底，国际间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专注力不足，中国的人权问题持续不断发生，若要中国在人权状况有改善，我相信人人有责。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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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Sep 2012 06:01 PM PDT
(一)
提出几个问题供讨论。 一个是胡适的杜威影响和他的实用主义观点，与其后来四十年代明确提到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逆流，以及他关于自由主义的谈话，其间关系如何。 再一个是，如果定位杜威是现代主义哲学流派之一，他在整个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哲学越兴时期，是不是属于消解本体，价值重估和否定传统（观念－制度……）哲学之一类；而这类哲学和本体论（神本－人本）哲学，关系如何？ 最后，我们看到，毛主义实践论和胡适之求证论都含实用主义，那么，他们之间的哲学关系，政治关系和以往哲学乃至宗教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补充的是，是不是胡适（含毛泽东）们的、五四以来的、对于西方人本论的坚持和对于神本论的消解，一如坊间所谓，是比较适合中国无宗教，重经验，本体、器物（手段－目的)一统论的新解、新用？（加之后来的"猫论"……。） 且按照这个逻辑，胡适和毛泽东又何以在哲学方法论上殊途同归，却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做法上天地相别，神魔各道呢？这是很少有人关心的课题。一般毛派批判胡适是因为他的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而自由派肯定他，是因为他的主义是自由主义和袒护老蒋，维护道统。这样，我们小释这样一种政治观和哲学观的间性关系成为必要，而找到也许是方法论可以趋同而主义可以各别之一说，则必须辨析之，澄清之。胡适的名言大家耳熟能详，不赘再次烦出；如，少谈主义，多及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小卒过河；宁鸣而生……等等。至于他的生平，与老蒋关系，更是坊间常谈，故可全免谈之。于是主要的关联就是胡适二十年代接纳的西方的求/实证主义（含其继承乾嘉学派考据之举和这样的西方哲学发生的似是而非的关系之异同），乃及之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如何从乾嘉考证学派过渡到自由主义；其间主张如何解决，如何分析――这个分析对于专制之老蒋和极权之老毛又产生如何的哲学根据和政治轨迹；这是人们多少会加以关注之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要想在理论层面上得以全解，并非易事，因为，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其间的关系定位并不会因为完全的哲学轨迹得以解决，也不会因为完全的政治立场得到通释。就像有些学人所谓，胡适即便不能超越真正的国学者和西学者而有所纵览破解，但是，他的方法论和角度观，也许可以超越西东、两派独自获得学术甚至政治之定位；甚至是所谓划世纪，定路标式的思维和言说，且因故超越同时代者也。其实，事情不是要定位胡适的学问和观点如何，而是要结合他的实用主义如何接轨到自由主义――这个特征，究竟对于中国学术潮流之回顾和走向会产生如何一种导标作用？我们该如何分野他的五四求证论和他以后毛之革命实践论、这两个完全无法结合的轨迹，路径和导向。 (二) 反思自由主义理论根源（除去自由主义实际载体自由市之还原外），我们知道，其大致的经验主义特征规定了他对于康德的二元论，持有一种批判和规避。这个哲学特征的归纳基于一个基本事实。一，自由主义要素之首就是人权和人性，也就是同语反复之命题：自由，就是人的自由；其间人性和自由获得了明确的同一性；而人性自由之神本人本的超然伦理之道似乎被异样解说了；也就是自由主义规避了人赋人权还是天赋人权这个主旨――这样，人文主义规定在此主义中自然高于和大于"神文"主义（原谅，我们自造一词）。于是，一切回到康德的说法不见容与之。 二，那么，当穆勒质疑第一推动的时候，自由主义覆盖人权诉求的倾向，掩饰了西方一直以来的双向指轨，也就是，人权提倡者势必要回归天赋人权而非人赋人权――所有自由宣言和人权宣言都是这样规定一个最高主宰者；而不是要取缔之。 三，西方近、现代，后现代哲学的论述方法和动议指向却基本上否定价值，质疑形上，归于虚无――他们鄙视宏大叙述和历史言说（"一切历史都是今天的历史"……）；这个历史言说很像中国人所谓之"日日新，苟日新"，"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一类中间取道之法（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说――出自于苏联《真理报》）。因为中间取道之法不必回到道统、学统，耶稣、上帝之人－神关系说。 四，那么，自由主义是不是一种有效的奥卡姆剃刀、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下湖游泳，嘴尝梨子之问题，并加以吞噬和消化呢？世界上文明国家是不是可以如此解构人的历史，神的存在，抑或将所有一切之史料，之学观，之哲学，之精神，都化解在尝尝梨子，功成名就，这样一种苟简之道中呢？ 五，换言之，求证也好，实践也罢，其历史之解，是不是隐含着一种实际上是取缔历史根据，消解史学价值之实践－真理论呢？ 六，这种实用主义究竟会带来如何一种奥卡姆剃刀甚至屠刀与焚尸炉呢？换言之，奥卡姆剃刀之思维，是不是纳粹、文革屠刀思维之继续和转换呢？ 再延伸之，对于价值取缔所产生的价值毁灭和无价值诉求，是不是就是列宁和涅恰耶夫革命造反思维的一种回证呢？ 七，更加严重的逻辑推断就是，现代主义对于旧世界和老价值的否定和极权主义价值虚无，历史虚无，人性虚无之屠场效应，其间，又会产生如何之关系和呼应呢？ 这里之四，之五，其实，业已关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之纠结和缠绕；换言之，自由主义如果按照一种消解本体论之路径发展，就会导向取消自由主义，复辟实用主义之道；这样，实践和求证，就会产生主体决定论之嫌疑――这个主体究竟是谁？我们说，自由主义主体是人；那么，从人群中分解出来的阶级存在和贫，贵存在，给实用主义留下了一条歧路。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之"自由"就是自由消灭，是要毁灭人群的自由，他们打着人民意志和普遍意志的旗号，规定了什么样子的人是自由的；什么样子的人不配和必须对之取消自由，毁绝其精神和肉体――于是，自由主义在毛泽东那里成为一种革命实践论――而在胡适那里，成为一种人性普遍论和反对极权主义，反对毛主义，容纳和容忍蒋介石主义之理道。这是我们必须区隔和小心的事体。从中国20世纪历史看来，胡适的晚期自由主义如何适合他的早年求证主义和假设主义，式成一问，必须辩解之。因为，他没有关注到他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主义实践――自由主义实践和毛实践，邓实践天壤有别，不可划一。固然，也许他在五四时期并未论述这一点；这是关键的所在。以至于后人对于两项实践和求证处于混乱和混淆之中。而且，顺乎时间来看，胡适不是先提出自由主义，后提出"实践"（"求证主义"）；而是相应于相反之时间顺序：他是到了晚期才提出（适应实用主义之）自由主义――于是给人一个错觉：胡适主张实用主义；猫/毛也主张实用主义。这是一个奇耻大辱。就像杜威不会完全否定美国先贤制定的民主法规和自由主义，而他强调的不同侧面，确实似乎是价值规避和形而"下"学――这个下学，体、用和辨证，必然相对于形而上学――但是，一切西方哲学和哲学史料规定的形而上存在是不可动摇的，起码在20世纪以前，大致如此。康德和笛卡儿不会质疑最高存在，超然存在。这是西方缘自罗马之二元历史－现实存在的精神甚至物质（制度，经济等）之衍生。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企图消灭其中任何一元，都是痴心妄想。所以，自由主义可以偏向于无神论，但是，自由主义绝对不会，也不能当众宣布自己是上帝屠杀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于是，这里出现对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来自西方和俄罗斯的正面严厉抨击；且将之等同于苏维埃屠场（见路标派言论。）这样，起码俄罗斯自由主义不可以是无神论者和反托尔斯泰者，反妥斯陀耶夫斯基者。因为，那里的情形和但丁主义一样，是要宗教立国和制宪的（这是另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实践－真理；求证－假设；要有一个价值指向和价值立场。粗俗而言，你或者你们在革命，斗争和打仗以前，有一个如何实践，为谁实践之基本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实践，所有的重估，所有的成功，所有的胜利，所有的建政，所有的主义，都是扯蛋。而且，一旦实践论送走了价值论和人本论――且不谈神本论（布尔什维克无神论）――那么，这样的实践，势必成为违反一切法条，契约，建制和天－人（场域）的一场灾难。（包含全部战死也不投降的斯大林主义之"自由"，毛、林主义（林彪主义）之"自由"――任何一个允许战场上战败投降的举动，是考验战争双方的试金石――因为，中国内战，韩战等毛式战争就是他不许投降所致；这样的人命涂炭"不可战胜"，却必然最终失败于人性的抵抗。） (三) 至于后现代主义和极权主义关系论，一直以来，人少关注之，解释之，分析之。 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对弈和理论课争执。其间所含的内容凸现了33年的纳粹崛起（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反射了这个崛起于其中之哲学争论），凸现了1917年的革命（路标派巡神论，马赫派和列宁主义之对峙而失败与之），1949年的易帜（经验主义，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纠结），1966年文革（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人权尊严大决战），1968年造反（萨特主义，密特朗观念和保守主义博弈而后者胜出，前者式微）……等等。这里，文革和极权主义不单在中国，而且在法国，在德国，在柬埔寨，在古巴，都是六、七十年代可恼可悲的风景线；萨特，格瓦拉，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都以不同方式肯定了从毛主义到庇隆政权的革命与专政（再可见马拉多纳对于卡斯特罗的无限崇拜）……于是，从二十世纪初叶到世纪末，这些牛人大佬确实将西方传统价值和文化搅得一塌糊涂（虽然，这个"一塌糊涂"，有其本身的责任和罪恶……）。于是，那句"见到文化就要拔出手枪"的名言，成为最能概括现代、后现代派倾向的"至理名言"和实践标准――人们用列宁推倒俄罗斯文化；用希特勒推倒德国文化；用毛推倒中国文化，以胜败作为也许是极权，也许是后现代之进步尺度，也许是唯一尺度（经济增长，国家强大……），并在此圈子里施行思维和实践的打转，倒退和荒原化――其大、小历史与现实之根据就是：需要价值重估，需要传统颠覆，需要结构解构，需要革命反智。人们甚至丧心病狂地将这些魔鬼之道说成是解构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加暴殄天物的时代。 这个世代的主要特征就是―― 一，消灭神； 二，无神无道，无法无天――就要消灭人。 三，当然是对上述二者的自由民主反抗，且形成N次民主大潮。 但是，所有这些东东都是以批判专制，威权和封建为借口，他们甚至要基本上颠覆耶稣，摩西甚至欧几里德。固然，批判一切、怀疑一切和颠覆价值，文化虚无，历来都用，都有，但是用其政权保障之，教唆之，实施之，普世之，却是20世纪的事情。这个事情的发端就是悉尼.胡克所谓：产生了消灭自由的自由――东、西方的人们一旦信奉，探索和归依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事情就会变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修正主义分成左右两翼而最后战胜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北大校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却直接毁灭中国。这些马克思们、列宁们本身获得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反身为列宁和斯大林毁灭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一切自由，利器所指，"悉贡所能"！直到今天，美国的自由主义基本上还在容纳和容忍此中叫嚣之美－中自由（市场），以毁灭自由于东方，于中国。（由言论自由加以保护的美左和毛左穿一条裤子，他们主张一种由自由消灭自由的规则――这是非常丑陋的西方真理观在东方屠场上的表演。是绝对的无耻之举。） 是的，这些课题（对现代本身的批判）被很多反对和支持者讨论了一百年。自由主义是不是一元论，也是一个问题；而二元论理数则被多数西方良心学人所接纳，所支持。这些二元论述之观点很少在中国得到回复；因为中国神学式微于周，儒学俗道登场，一发不可收拾。是一个事实。现在，我们略去中国走向一元论的历史探索（这当然是一个大难题），因为那要另文可详。这个二元论可以大概从笛卡儿的二元论获得源头。这样，宗教课题，本体课题和人文课题，并肩出现于西方哲学史中且因此引导全部近代哲学。其间，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本身对于第一推动的质疑（穆勒），也看到后来的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对于欧几里德和耶稣的解构（德勒兹），更看到这个时期（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后期），各种解构甚至批判本体论哲学的观点风起云涌，不可一世。其间，胡适同样关注到的尼采之"价值重估"之说，可以说，影响着和关联着他的"杜威主义"和实证主义。其中，消解本体，解构主客观念，批判神－人二兼（人权宣言之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之悖论，之区隔……），意识流之时间主观说，现象学之空间无主、客观说，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之"词物原罪"观（蒯因）），语言本体论和语言非本体论（庞德和索绪尔的汉字本体说和西方文字符号化超越分野），罗素和贝克莱派的感觉复合说，乃至政治哲学上的真理论，实践论，马克思主义真理论和毛主义的人文之反、宗教之反之实践论，人神合一论（天人合一说，在西方意义上是对于天人的亵渎――而在中国造式于人道天道之合一和混淆），莫不产生于胡适接受杜威之时期乃至于出现"合乎逻辑"的发展。这个时期在政治上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兴起和后现代兴起之附会乃至苟同――这种苟同，表现在上述所谓价值重估或言反对二元论上。在所有这些价值重估上，紧要和核心之处，其实，就是以人文主义代替宗教神证论，以便使得各种排解宗教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哲学，归于分解乃至解构。这样，尼采价值重估以后的所谓新价值认定，从实际的层面来看，完全子虚乌有，不可实现。 因为，尼采说了上帝死了以后，又说，"上帝是杀不死的"――于是，就连尼采也不能说"上帝死了"为真；"上帝死了"，为假――于是，"价值重估"在此层面几乎失效。这是一。 二，所有新价值产生的价值，其实，就是价值之灭。什么是新价值呢？胡适在面对学问，面对人头，面对主义方面，也未能实践其新价值。比如他的整理国故，比如他的语言研究，比如他对于梅光迪和陈寅恪之矛盾态度。这些材料坊间多存而不赘。 三，我们只是说，五四究竟是复兴还是启蒙（当然不是共产党的新启蒙），很多学人争论有年，不必较真；但是，其中关于启蒙之唯物主义和保守之"唯心主义"之间的那场较量，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理絮论，而是关系到上述本体和价值估价之重大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 四，文艺复兴，一言蔽之，就是讲究和追求个人主义；而启蒙运动之反对耶稣和摩西之观又恰恰接轨与之――于是产生第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产生，最初提出了是不是要规定本体抑或要解构和瓦解之（解构，当然不是瓦解而是新造于旧……）。于是，个体主义被卢梭的普遍意志取代。 五，故此，其间政治倾向如何固定了这类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模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从一个层面上讲，启蒙之指向是蒙昧，是无知，是非百科全书――那么，启蒙的结局，是不是人类代替了全知全解、先知先界之神权，而导向了人文主义呢？ 六，抑或，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现象――至少在英、法革命先后之时期，哲学家，文学家兼政治家（如，夏多布里昂，基佐，克里孟梭等人）就未必继承这样的宗教批判和宗教取消主义，而施行相反之道，施行复辟，复兴和重生天主教之路。 七，就不要说那时流亡于世之犹太教派的人们，从未对于元教旨施行背叛和修正――这是对于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反拨和纠正。这是一个新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不是价值重估而是价值回归。于是，我们看到，在此层面，至少法国复辟派和拿破仑主义并不想施行什么价值重估，而是要振兴和复兴基督教之一支（见基佐）。 八，在此意义上，耶纳之战带来的"历史终结论"、革命完成论。现代性生成，并不涉及价值重估和历史完结，而是走入历史的新一页――这个新一页，就是翻过一元论之无论是政治一元，宗教一元之革命论和复辟论――走向自由主义兼容于二元之共和，之耶稣（天主，基督等等）――这是对于实践，求证和假设的必设前提。 九，于是，今天回顾胡适，我们更加看重他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实用主义，就来得更加逼近之，而非疏远之。一个重大侧证，当然，就是台湾的民主。这不是实用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宪政和民主之实现。难道这个启示不是对于胡适的必要补充和光大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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