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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27, 2015, 6:25:35 AM1/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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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Jan 2015 10:58 PM PST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成立梁振英夫人任总司令 从青少年军与国安法两件事，再次证明香港那些「爱国不爱党」人士，几乎招架无力；「中国人民解放军」直至今日，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非国家的军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总书记，以及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才有资格直接调动这枝所谓「解放军」；因此这枝军队由始至终都只是中国共产党的私人武装力量，爱军队就是爱共产党，两者是绝对不可分割。 让香港的青少年参加这个组织，就有如让他们加入共产党，连表面所谓「不爱党」的藉口也没有，然而香港长期宣扬「爱国不爱党」的组织的「支、教、民」（支联会，教协、民主党），却在此问题上轻轻放过，而非立即谴责，以至呼吁全面杯葛，有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天真的德国社民党人般，坐视希特拉推动「希特拉青年团」般，让军事化的流氓组织一旦成长起来，绝对无人能制。 另一方面，中共打算把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论，都打为违反「国家安全」，而在香港全面毁灭言论自由，控制一切的舆论，可以有如在大陆般疯狂拘捕所有反共产党的人；反党就等如反国，借国家之名去推动党的私利，去掩饰共产党的腐败与沦落。 有能力制止的，当数到美国－－早在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把香港视为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地区，与中国大陆有不同的差别对待，例如容许高科技产品继续输出到香港；如今中国实际上要取消「两制」，取消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粗暴践踏「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因此美国不应再「歧视」香港，应对香港公司实施有如对中国大陆公司一样的限制，对香港的特区护照视如一本普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那么中国的「爱国人士」，大可以庆祝美国终于「承认」，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最害怕这种安排的，就是中国政府本身吧？ 香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香港人正如中国大陆的一些「先富起来」者，一面拼命移民，以至送子女去英美加澳纽读书，一面享受了外国的福利与自由，却患上思乡病，竟返转头走去「爱中国」──包括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因此中共可以借「青少年军」、「国安法」以至「爱中国」，去混淆很多人的思想，甚至取得多数人的认同，去推行他们的邪恶「阳谋」。在香港，很多青少年眼见所谓「爱国不爱党」者，已退化到去投共，以至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不断退让，年轻人开始质疑，除了「不爱党」，更不需要爱国；爱，是留给最亲的家人与恋人，至于国家，只需要追求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人绝不需要爱国。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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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Jan 2015 10:50 PM PST
（作者系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华人民主书院董事、内政部政党审议委员会委员。2001 台大优秀青年奖，2002年财团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会暨纪念陈同仁先生台湾研究博士论文奖，2011-2013 中华大学优良教师奖。曾任：台湾教授协会法政组召集人。） 壹、问题之缘起 1959年三月十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依金刚扎滇之神谕，仓促决定逃离西藏，在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Javāharlāl Nehrū）的协助下，于喜马偕尔省（Himachal Pradesh）坎格拉县（Kangra）小镇达兰莎拉（Dharmsāla）重建甘丹颇章王朝噶厦流亡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废弃〈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数年后在西藏设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从此，西藏民族隔着喜马拉雅山，在人为划定的国界上，被迫分开为两个世界。 半个世纪以来，两个西藏各自的发展，皆面临着西藏民族宗教与文化传承上的重大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的西藏，面临的是以汉人为首的无神论共产主义党国的殖民和同化的危机；流亡印度的西藏，面临的则是与祖国土地分离、在异乡永远居于主流社会边缘的生存困境。政治上的歧异更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国体制，并以国家力量介入藏传佛教寺院的内部管理和活佛的认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则在流亡社会引进立宪主义，颁布〈西藏流亡藏人宪章〉，最终终结了甘丹颇章王朝的神权政治，实施了自由的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 西藏本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社会，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中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人间化身，是甘丹颇章王朝倾全国之力培养的圣王和哲学家皇帝，对于西藏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必然包括对于达赖喇嘛的尊重，而事实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道行修为、见识和领导，毫无疑问，亦足堪担当西藏神权政治神人领袖的大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二万西藏难民流亡印度五十年，这是西藏民族的劫难和悲歌。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党国体制对于西藏的直接统治，以国家机器对于作为西藏民族宗教化文化人格化形式的达赖喇嘛的诋毁，表现为无神论者与汉族的殖民统治，就是一切西藏问题的历史根源。 西藏现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西藏民族的传统生活领域，除卫藏地区设立有西藏自治区外，安多地区分属于青海、甘肃两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康区则分属四川和云南省。历史上，卫藏为西藏历代政府直接统治之地，安多与康则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混居，藏族和汉族政权各有其治理机制，整个藏区都效忠于达赖喇嘛领导的噶厦政府。噶厦政府出走之后，西藏民族丧失了统一的中央政府，其民族传统领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省区分而治之，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共产党党国体制的领导和控制加以统合。由于存在流亡之噶厦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西藏政权的正统，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神权意识形态难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ism–Leninism）毛泽东思想党国意识形态所取代，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藏区的统治正当性面临强烈的质疑，这也就造成西藏政治秩序的不稳定，而西藏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则也会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产生连动的效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则不只是整体的政治稳定，甚至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秩序的统一，这也意谓着中华各民族生存空间完整性的破坏。 贰、问题之争点 结束域外西藏的流亡状态，恢复西藏的统一，在甘丹颇章王朝神权政治终结之后，使西藏人民得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政治承诺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民主自治，同时在西藏重建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藏传佛教法脉，是流亡西藏关于回归后未来西藏的理想图像。流亡西藏将其主张总结为"中间道路"路线，反对共产党在西藏的党国统治和移民实边的殖民政策，但也不追求西藏独立建国，而不追求西藏独立建国，自然也就没有分裂祖国的问题。 表面上，"中间道路"这一立场可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中找到共识，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领导藏传佛教法脉的重返，依其在西藏此一宗教化民族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力，很可能会动摇到共产党党国意识型态在西藏的濡化；其次，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西藏人在各级西藏民族自治区中担任政府首长和人民代表大会主任就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表现，但流亡西藏要求的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自治，也就是要由西藏人民以自由竞争和选举方式产生各级民族区域自治组织，然而这样一来，便极可能导致党国体制丧失对于西藏各级民族民主自治政府的控制，从而瓦解了共产党在西藏的统治，也会对于汉地和其他民族地区造成示范效果，使共产党党国体制受到全面的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国体制和流亡西藏的真正民族自治之间，因而存在着难以相容并立的根本矛盾，而我们也要直白地指出，这一矛盾乃深深地根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体制的集权本质，认清了这一点，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流亡西藏藏人行政中央的一切有关分裂主义隐藏计划的指控，虽然并不符合事实，但如许的诛心之论，无论是西藏独立建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西藏各民族自治区的统一为大西藏地区自治，都在在真实表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失去西藏和丧失政权的深层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松动对于西藏的全面控制，因为唯有如此，它自认它对于内陆亚洲的安全战略布署才有可能成局，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华各民族的整体生存空间才得以确保，而它也才能在阻力和代价最小的情况下，不必顾忌藏人社会的反对，恣意地汲取西藏的自然资源。 参、问题之评估 流亡西藏的存在，是西藏民族的悲剧，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藏最大的失败。这永远刻画着人们对于一个原本遗世而独立的民族，遭受到外来政权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民族离散的伤痛，民族尊严的屈辱，在高度宗教化的西藏民族当中，便会由僧侣和尼姑或具有高度宗教情怀的个人，以焚身殉教的方式，代替众生表达象征性的精神反抗。 西藏问题乃包含着几个面向： 一、关于西藏民族流亡的人道问题 自一九五九年起至今流亡印度及海外各国的西藏难民至少十二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未取得其他国籍，因而无法申请护照或持旅行文件取得返国签证。无论这些数量庞大的难民，是否能在流亡所在国融入主流社会，落地生根，他们被迫断绝了与故国家园的关系，被剥夺了回家的权利，和亲友生离死别、参商永隔。每一个流亡者几乎都代表着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或多或少都有流亡者，这是当代西藏人最惨烈的遭遇。 二、关于西藏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承问题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教主，观世音菩萨的人间化身，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传佛教各大教派法脉，俱已流亡印度。藏传佛教是西藏民族精神、道德伦理和文化的核心，无论西藏世俗政治如何演变，西藏人民崇拜藏传佛教者，必定在精神上皈依与效忠达赖喇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驻跸达兰萨拉传法，本身就是西藏民族人间苦难的象征，是藏传佛教劫难的证明，也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灭佛的最大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年敌视与诋毁达赖喇嘛，禁止藏人在寺院或家中悬挂达赖喇嘛像，介入转世灵童认证，而竟又推动党国领袖像入寺入户，形同以共产党党国领袖取代活佛达赖喇嘛，其荒诞和狂妄，表现在前共产党前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张庆黎的名言，"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萨"，这岂非是对于西藏民族精神人格的极度侮辱。圣俗意识型态上的分歧和藏汉民族界限、党国与人民统治关系几乎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成为异己或他者，不可能得到西藏人民的拥护。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事已高，也多次表明有意停止转世，一旦圆寂海外，流亡西藏和精神西藏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抗将再至少持续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的统治将永无宁日。 三、关于西藏在汉人殖民下的民族歧视问题 西藏民族流亡海外，民族分离，无论如何归责于达赖喇嘛和流亡噶厦政府，西藏的实际统治者皆承担着直接的政治责任，不容旁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实施党国体制，共产党派任领导各级民族自治政府的党委员会书记，率皆为汉人，表现出共产党对于西藏民族干部的不信任；非但如此，共产党更在藏传佛教寺院内建由党领导的民主管理委员会，由无神论者来主导寺院管理，如果是真正的民主自治管理，各大法脉寺院尚能接受，但共产党却是以民主管理之名行就近监管之实，甚至设立公安局派出所，派驻公安警察，公然展示国家暴力，干涉宗教自由与其自治，直接激化在西藏民族中居于社会菁英领导地位的僧侣阶层与共产党的对立情绪；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域外西藏势力的渗透和境内反政府民间力量的高度戒备，由汉人共产党干部实际领导的治安当局和司法机关乃对于藏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和汉藏民间冲突格外紧张，经常反应过度，处置严厉而未必公允，因而对于藏人日常生活造成骚扰，社会恐慌弥漫，而形成偏袒汉人和歧视藏人之印象，更加引发西藏民间的不满；最后，西藏的开发吸引了汉人前来淘金，然基于文化因素，汉人一方面欠缺对于西藏人文和环境资源的感情和尊重而形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则在人才的晋用上滥用汉人文化中惯见的各种社会和私人关系，导致汉藏同工不同酬以及不公平的商业竞争，乃形成汉人政商集团对藏人劳动者的剥削。 四、关于西藏的生态环境和西藏人民的传统生活问题 西藏地处高原雪域，号为第三极，为亚洲次大陆的水源地，然环境敏感，不当的农业生产和自然资源开发，极易耗劫地力，破坏生态平衡，造成难以回复的环境伤害，亦可能影响及中国和邻近各国的气候。内蒙古沙尘暴之殷鉴可谓不远矣。西藏传统的游牧生活，是人与环境历史进化下形成的最佳平衡状态，使草原植被得以休息复原，而藏传佛教则又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奇妙礼物，祂让曾经称霸一方、剽悍强盛的吐蕃帝国子民，安贫乐道，敬畏天地，与草木同悲喜，与大自然和谐共生，成为高原环境最忠实的守护者。相对于藏人，汉人务农、重商、人定胜天的民族性，以及共产党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当其成为主导西藏发展的政策方向，而在实践上表现为商业化农作、圈牧、矿冶、景点和土地开发建设等等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时，便容易在西藏带来过度开发的人为灾难，为环境带来沉重负担。而当牧民被迫离开土地，而又无从投入农、工、商业的营生时，他们则极易陷入贫困，沦为社会边缘人，影响着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五、关于西藏历史和主权的诠释者观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西藏主权的主张，系基于"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的论点，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主要论据有二，一为一二四七年蒙古定宗二年萨迦派法王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率吐蕃各部于凉州白塔寺与蒙古汗国西凉王阔端会盟，归附称臣。而后蒙古改国号元，征服南宋，领有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家乃强解为中国领有吐蕃之始。其实当为中国与西藏同受蒙古统治；另一论据为一六三九年清太宗崇德四年，清与西藏格鲁派法王达赖喇嘛五世建立供施关系，而后清朝陆续征服蒙古各部和南明，遂据有中国。一七九三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清朝派两广总督福康安领兵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后，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平等。与西藏甘丹颇章王朝达赖喇嘛建立供施关系的是满洲皇帝，藏人与蒙古人、汉人同受其统治。孙中山领导排满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中华民国，蒙古和西藏继而恢复独立，满清虽颁布〈清帝退位诏书〉，期"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但蒙、藏仍于一九一三年签订〈蒙藏友好条约〉相互承认，表达独立建国之意志。以上的历史例证，旨在说明，对于西藏历史，流亡西藏存在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的观点，亦即曾经统治中国的蒙古人和满洲人也同时统治着藏人和汉人，汉人摆脱蒙古和满洲统治，不能直接推论汉人政权便拥有对西藏的统治权。而我们更要指出，用当代国际法的主权概念来解释古代东亚各国和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关系是不恰当的，因为当代国际法强调国家主权平等，而中国和受中国影响的国家，却是以自身为世界中心建构有尊卑差序的国际秩序，故而不能以古代中国的国际观，来认定当代中国对于邻近国家与地区的历史主权。然尽管流亡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不同的史观，这也并不妨碍西藏人民通过自决权的行使，而选择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而这也正是当前流亡西藏噶厦政府中间道路政策的基本主张。 六，关于西藏民族区域空间和制度的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写在宪法中对于各少数民族的神圣承诺，关于民族区域，要按照民族生活空间的客观事实来界定，所谓自治，则自然应当要尊重民族自治的意愿。西藏民族的传统生活领域，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邻近各省区的藏区，依照民族区域自治原则，这些相邻的藏区，理当统合为单一的西藏民族自治区，此即所谓的"大西藏"。历史上是否存在大西藏，并不是大西藏建构的条件和依据，大西藏的统一是缘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理逻辑的推论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认为大西藏占有其现在疆域过大，而且边缘地区与汉人生活领域重叠，则其对策应是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修正原则，主张在特殊情况下容许分区自治，或是在尊重西藏民族意愿和追求汉藏共同发展的前提下，设计出针对西藏特殊情形的民族自治体制，如以民族议会实现形式的大西藏。从流亡西藏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反对大西藏为由来反对达赖喇嘛第十四世和流亡西藏，是假议题，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连在现行各藏区实现真正的民族自治都不肯为，连西藏自治区的民族区域自治都虚有其表、徒具形式，关于西藏自治区划和自治体制选择的其他辩论也就毫无意义了。 肆、问题之解决：分阶段实现西藏民族的自由和自治 一、西藏问题的解决是统治西藏者的责任 西藏问题的发生，导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党国对西藏的直接统治，西藏问题的解决，因而要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解决的意愿和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仍以维持共产党党国的领导为最高目标，因此任何挑战党国统一统治权威，或者暗示地方省区可以脱离中央掌控而民主自治的改革方案，都不会为其所接受。但就中长期来看，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容忍共产党党国体制的专制统治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所以西藏问题的真解决，必定要伴随着中国民主转型主客观条件的日渐成熟，才能够找到契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然控制着西藏，但只要流亡西藏存在一天，其统治正当性就会有所不足，而西藏民族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也不会有终止的一天。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如要长治久安地统治西藏，它就必须解决流亡西藏的问题，寻求与其合作，共同追求汉藏民族间的和解与共生。基于对于官僚政治制度惰性的认识，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或共产党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在既有的政策方针下解决西藏问题如同缘木求鱼，这必须由党国的最高领导展现解决的决心，形成新的政治动能，制定新的政策方针，才能打开当前的僵局。因此对于西藏问题，应当要区别不同的阶段性目标，利用前一阶段累积的互信和成果，作为追求下一阶段成就的动能。 西藏问题的解决，如果是统治西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当局的责任，则就不应该归咎于二零一零年即中止的藏中对话，对流亡西藏多所指责，因为，流亡西藏噶厦政府不是西藏的治理者。而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藏决策，只能自己作成，至少应就能操之在己、自身能够决定的部分，自行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对于西藏自由运动的存在，不是以"分裂祖国"这类空洞的政治词汇指责不愿受党国统治的自由藏人，而是反求诸己，问问自己的治理为什么非要凭藉党国高度的社会控制，如果祖国和故乡这样幸福，西藏人为什么要流亡？为什么要自焚？而我们更要不客气地问，涉藏的维稳和统战部门，究竟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而存在，还是依赖西藏问题的不解决而存在？ 二、应珍惜和感谢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西藏民族精神的人格化体现，他慈悲与宽容的宗教情怀，是化解民族仇恨、促进互信和爱的力量，西藏人民对于西藏民族问题之所以未诉诸暴力解决，坚持非暴力抗争的路线，无可否认，全因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精神感召和魅力领导。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对于西藏民族集体意志的影响力无人可以代替，他希望西藏留在中国，认为藏民族和汉民族的合作，能为西藏带来最大的利益和福祉，因此他积极推动以"寻找共同点"为主题的国际汉藏对话，通过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和台湾，让流亡社会重新认识汉人社会与文化，又说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和内蒙古人权同盟主席席海明采行中间道路政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对于中国的统一有着与共产党不一样的图像，共产党用党国专制将异议者赶了出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则用慈悲和理性提供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另一种选择。对于蒙古和汉人佛教徒而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一位得道高僧、人间活佛，在国际社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自由的守护者，深受各国人民的尊敬与推崇，对共产党而言，这更应被视为是一位价值信念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相通的对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近年频频发言肯定胡耀邦和习仲勋等开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党政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善意，可谓用心良苦，也对比出共产党统战和宣传部门官僚的粗鲁和霸道。表达对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温情与敬意，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人格和文明程度的展现，也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人类共同价值的拥护和对于西藏民族的尊重。职是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部门应该停止对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人格诋毁和攻诘，对于"披着羊皮的狼"、"人面兽心的魔鬼"之类的谩骂、批评，要有所自制和知所分寸。只因口头上的快感，而自绝于西藏人民的认同、双边和平和和解的机会，并使自身的国格受世人轻视，乃得不偿失、愚不可及至极之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要珍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所创造的条件，设法通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来化解各种汉藏民族矛盾，徐图解决西藏问题，避免其他政治议题的干扰。关于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停止分裂主义主张和行动"以及"承认台湾为中国一部份"作为同意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率领流亡藏人返国的条件，此则十分荒谬，因为流亡西藏的基本国策是中间道路，不寻求独立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将与其相左的主张一律栽赃为分裂主义，而台湾问题则和西藏人毫无关连，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对此做出承诺，无异于魔鬼的交易，其结果将会严重伤害自身作为修行人的道德制高点，丧失政治上的诚信，也将根本失去作为西藏民族精神领袖的地位，等同出卖了流亡藏人、台湾人和所有反对中共的力量。 三、维护藏中一定互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来不承认流亡西藏噶厦政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推动流亡民主，终结了神权王朝，从而卸下了西藏国家元首的身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也就不再必然具有流亡西藏官方代表的意义，而给予了藏中官方对话更灵活的形式。在藏中对话于二零一零年轧然中止之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仍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求一切对话的可能性，藏人行政中央对此亦表示全力支持。其实这样的对话努力是有必要的，其作用在于维持最低程度的互信，以避免误会而做成不利于双边关系改善的决策。去年八月国际媒体便传出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部门的非正式代表，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赴文殊师利菩萨道场山西省五台山朝圣问题交换了意见的消息。五台山地近北京，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只要能重访中国，哪怕只到五台山，都带有和解的意义，也会因动见观瞻，资讯传播的效果，催生出中国大陆人民重新认识和反省西藏问题的机会，而有助于形成有利于西藏问题解决的舆论和政治气候，所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是随时等待这一刻的来临的，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强人所难，对于宗教朝圣之行加诸以太多不相干的政治前提。我们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五台山朝圣单纯化，作为一项信心措施来处理，在适当时机，可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私人和晚辈身分公开表达邀请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访问五台山的意愿，这是单方面可以口惠的作为，未必需要由双边协商来做成决定。至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何时可以成行，则关乎流亡西藏政治和法律问题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必须先行自行处理，而访问的技术细节，自然要由双方代表协商安排。 前已言之，流亡西藏希望西藏问题和其处境能为更多的中国大陆人民所知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相关讯息十分不足而且片面，流亡西藏认为这是造成中国大陆人民误解其为分裂主义的原因，而也因为受到既有民意倾向和政策立场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转向牵涉到诸多党政部门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冲击，反为不易。五台山朝圣是改变中国大陆舆论和政治气候的一个机会，所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对之有所期待。可是，改变的途径不一定只有一端。让更多的人理解西藏问题，才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体制内部酝酿出同情的氛围，而可以在适时出面提供政策的建言和舆论的支持，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在内部扩大涉藏知藏人士的圈子和阵容，也可用以抵消既有部门的抵制和反弹。其最为保险的作法，就是让藏学学者、涉藏智库、各级西藏自治区党政官员都能和流亡西藏各界展开交流，此则可由流亡西藏的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学者或智库做起，不论地点是在印度、美国、欧洲、澳洲、日本，或者台湾。印度可以提供藏中地理上的利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士还可以亲身到达兰萨拉和印度各地的藏人聚居点自由考察和体验流亡西藏的种种；台湾则是全球最自由的中文资讯交流中心，目前尚设有中央部会级的涉藏机构蒙藏委员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每年均与台湾公民团体合办两场《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则与台湾淡江大学西藏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大学蒙藏学术研究中心交流密切，藏中在此进行对话，可以得到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意见，是评估政策可行性最好的场域，也是政策行销最好的平台。 四、以释放善意、促进谅解和主动排除藏中对话障碍为近程政策目标 西藏事实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治，如果后者认为其为西藏人民的国家，则它就有责任促成流亡西藏的回归，让西藏人民不再受家族骨肉手足分离之苦、在自己土地上如异乡人般地受汉人党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藏政策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而不需要流亡西藏的同意，更者，关于流亡西藏回归的问题，统治西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握有最大的决定权。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流亡西藏，则要求流亡西藏提出政治承诺，乃毫无意义。但流亡西藏是一面镜子，可以如实映照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西藏的失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把藏中对话当做是其治藏政策之政策过程的问题识别方法之一，是找出西藏问题解决方案的一种途径，换言之，任何有助于西藏治理的建议，都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耻下问、虚心求教的对象，何况是这种非正式对话。而如果流亡西藏对于西藏的治理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意这些批评和建议是可取的，则不待与流亡西藏的谈判结果如何，就应该主动将之应用在治藏政策之上。事实上，当西藏民族自治真正实现了，流亡西藏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藏中谈判是不是恢复，就根本不是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先找出操之在己的近程政策目标，松绑对西藏社会的控制，缓和官民和汉藏间的紧张关系，对整个西藏民族释放善意，促进谅解，为藏中对话排除政治和法律障碍。就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五台山朝圣一事为例，表面上是宗教议题，却带有丰富的政治意涵，包括对于流亡西藏乃至于所有政治反对运动的和解、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宗教领袖地位的承认、对藏传佛教的支持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先行表达邀访的口惠，藉此全面停止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恶意宣传，主动打开僵局，引导舆论的走向，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导权，进一步则应采取具体步骤，先行排除自己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到访所设定的政治和法律障碍，过去强人所难而要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做出违背良心、出卖西藏和台湾人民自决权的政治前提应当宣示放弃，而这只要宣示将西藏问题单纯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来思考和解决即可，既暗合呼应中间道路的架构，也表达了依宪执政、依法治国的立场，匡正了过去过于强调党国政治意识型态的偏向。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应宣示视西藏问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史中遗留的政治问题，不会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涉及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嫌进行诉追，并将在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代表完成关于其回国的政治谈判后的适当时机，由国家主席建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施特赦。此一作为，正取法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处理台湾问题的智慧，他在一七零零年康熙三十九年即曾诏示："朱成功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传统西藏神权王朝和现代共产主义党国体制的碰撞，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问题，如何不能同样地思考？ 流亡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矛盾，最早是由西藏文化灭绝出发的，而流亡西藏所关切者，除了保存西藏语文避免汉化，另一则是保存西藏的宗教化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夸称的解放百万农奴，流亡西藏并不完全否定，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当年即兼任西藏改革委员会主任，亲自推动西藏的现代化改革。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应积极表达的，是维护宗教自由和自治的承诺，具体的作为，可有：命令共产党支部、派出所、军警、和与宗教无关的政治领袖像和政治符号退出寺院、不再介入转世灵童的认证、尊重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的领袖地位和人民对于达赖喇嘛的礼敬，并尊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关于其自身于圆寂后是否转世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亦自当欢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各派法王到五台山朝圣，而更应欢迎其最终归返故土延续法脉。只要放开对于藏传佛教的控制，采行与藏传佛教共治的政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藏区成为护法者，藏传佛教便会发挥其原有安定社会人心的力量，寺院和僧侣也就不会再基于护教的动机而对党国进行反抗。只要藏传佛教复兴，其教义和教徒的力量自然会对西藏党政部门的政策思维产生影响，藏传佛教节制人欲的思想，乃有助于抑止资本主义掠夺性的环境开发，还西藏人文与山林以香格里拉的面貌。 而在西藏问题未解决、流亡西藏未回国之前，流亡西藏为求生存，仍需要一定的国际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要有所体谅，因此，对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噶伦的出访，不必要动用国家资源阻挡，徒然伤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和文明形象。 五、以实现各级党国体制中的藏人治藏作为中程政策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藏政策中，最受诟病的，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民族区域自治，所以流亡西藏方有"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党国体制，而以党国体制操纵民族自治选举结果，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再以党领政，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利益，因而实际主政的是与各级政府平行的共产党委员会、支部书记，而不是行政首长。问题是共产党组织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各级党委书记实由上级党委指定，听命于上，而藏区的各级党委书记，则率皆由汉人出任，坐实了汉人治藏的指控，显示党国对于藏人干部的不信任和不重用。 共产党如果要为流亡西藏返国后的西藏政局预作布局，则就要大力培养优秀的藏人党员和干部，而且要让藏人干部也有机会在内地和中央一展长才。西藏天然的地理与气候环境，使汉人干部很难愿意长期在藏区经营和生活，也就很难全心于西藏的施政。汉人到藏区支边奉献服务，自然会得到藏人的尊敬，但部分援藏干部并非如此，而是将藏区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各省市援藏经费遭援藏干部不当挪用或贪污而无法落实的情形时有所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在不必太过担心藏人治藏导致西藏脱幅或自行其是的问题，西藏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务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机构的官员，甚至西藏各级党委，乃至于派驻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都会对于分裂主义和民族歧视的地方政策产生牵制的作用。我们强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体制在西藏实施所造成的汉人殖民统治印象，必须以起用藏人党委书记的事实来加以否证，这也会使治藏政策更贴近藏人的需要。当进一步落实藏人治藏，西藏的文化、宗教、经济、社会政策，也就会更从在地人民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朝有利于西藏永续发展的方向制定。 而关于流亡藏人返国、家族团聚的人道问题，也应当在其政治和法律障碍排除之后迅速解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特赦之后，扩大开放藏印边界，让海内外西藏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和贸易，愿意返国者，如为无国籍之国际难民身分者，可由各地与各级自治区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合作，协助进行身分认定和户籍查核登记，恢复或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发给护照，使之得以回国定居，如持有印度、台湾或其他国家国籍者，则依不同之境外人士身分办理入境签证、申请居留或归化。流亡藏人在印度或西方社会成长，可以回国贡献力量，刺激西藏的改革开放，增进西藏与世界的关系，带动西藏的进步和繁荣。 六、以实现西藏民族自治为远程目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党国体制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承认不可能容许西藏实施所谓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原因众所周知，而不愿明白揭露，即党国体制与立宪民主无法相容，所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流亡西藏已经实施的立宪民主移入西藏，它也就无法阻挡立宪民主在中国大陆各省市的实施，而如果共产党的准备不足，立宪民主的实施，就有可能使共产党失去各级政权，和可能使共产党党国干部遭到以转型正义所展开的政治清算，甚至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灭亡，而届时将无人可以保证，如清朝灭亡时西藏乘机宣布独立建国的历史会不会重演，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实无能为力和流亡西藏就如何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展开任何的政治对话。 但长期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不宜永远回避此一议题，因为立宪民主和民族自治是普世价值，而在西藏实施立宪民主的民族区域自治，也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之规定并没有明文排除西藏的适用，换言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既可在香港与澳门实施，其在西藏的实施则至少也应当能比较港澳的标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难言之隐。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将西藏民族真正自治纳入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环来加以因应，即表明只有中国的民主化才能为西藏的民主化提供条件，而公开宣示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所要推动的国家发展目标。基于这一中国梦，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以其领导流亡西藏民主转型的经验和智慧来协助领导中国的民主化，并请求流亡西藏继续中间道路政策，以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无虞国家分裂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民主转型，西藏人民便可以在确保中国顺利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经由民主自决和依宪立法的方式，完成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并进而参与民主中国的建构和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把大西藏的说法，当做是流亡西藏的要胁，流亡西藏只是指出了西藏传统生活领域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之视为要价，应许未来西藏自治区的范围，根据藏人聚居的实际情形，自然会有检讨的空间，而汉藏混居的区域，也就不必然一定主张非要划入西藏自治区不可，维持现状，也许也是一种选择，我们相信在追求藏汉共存共荣的愿望下，西藏人民和领袖能够认识到该一现实。 伍、结语 2008年十月三十一日，西藏流亡政府于第八次藏中会谈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交了〈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又在2010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九次会谈时进一步提交了〈〈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阐释〉两份文件，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内部反覆讨论凝聚出来的意见，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即遭到中共统战部粗暴地全面否定，直指其为"变相独立"，于是顺势关上了对话的大门。西藏流亡政府希望在公开自身主张的基础上，开诚布公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话和协商，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认为对方包藏祸心。为此，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方才决心推动藏汉民间对话，澄清"变相独立"的指控。 2008年八月八日，西藏流亡政府委请瑞士民间团体协助举办了第一届汉藏对话会议，时任首席噶伦的颡东仁波切于餐会中答覆台湾受邀者关于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政策是否有害于藏中政治博奕的询问时，严正指出，他是一位出家人，"出家人不打诳语"，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领导的政府，关于中间道路的主张，没有政治权谋的计算，而是真诚地希望就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话。他也坚定表示，基于良心和道义，他们不会以台湾问题来交换西藏的利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颡东仁波切都不是世俗的政客，西藏传统神权政治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坚持美德的精神遗产，让我们看到中国儒家传统所向往的仁义政治。 共产党以统战起家，型塑出精密的人性计算本能，因而难以想像真实的道德政治，这也就导致了藏中对话和西藏民族的悲剧，再者，统战和维稳系统官僚的制度自主性和惰性，正就是依附着西藏问题的存在，这也就使人无法对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决心产生期待。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层能认识到问题的根源，要以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精神，广开言路，倾听西藏人民的声音，将心比心，关怀他们的处境。《论语．季氏》云："远人不服，则脩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仍是历久而弥新的治国心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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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Jan 2015 10:24 PM PST
左派最极端的毛派现在在中国大红大紫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习近平的主张。 习近平提倡的是一种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习近平在2012年年底刚刚上台的时候，大家对他报以期望。以为他既然打掉了薄熙来的左派，他一定要向改革的方向走，这是在许多人在共产党换领袖的时候都有的幻想，可是习近平的言论从开始就相当地左。就是强调一党专政，反对的是西方的一切观念，包括普世价值等等。但是当时的人都有一种给他开拓的想法，就认为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在左派势力很大的情况之下，先表示一点左，但实际上将来要回到改革开放的这条路线上去。 现在这个想法是完全破产了，最近有几个人被抓进去了，其中第一个叫做王丛胜，这是北京的一个法学教授，他因为批评过党现在被逮捕，而且不许教课了，这是一个案子；第二个案子叫做王垚烽，他是媒体专栏作者，他因为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最近也被解职。而且失业了。他从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人，现在他是被党解职，换句话说他就没有饭吃了；第三个例子是叫乔木，这个名字跟以前的胡乔木的名字一样，不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一个新的人叫乔木。才44岁左右。他本来是北京外国语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一个新闻学的教授。但是他因为提倡多党选举和言论自由，因此就被党看成是眼中钉。所以最近不但把他降级了，而且还把他调到图书馆工作了。他不能教书了，只能到图书馆里做一些英文书的摘要，做一个很小的文员的工作，很基础的工作，不但如此，他的薪水不但降级了，而且薪水也被减少了三分之一，所以他的生活现在都相当的困难。 所以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来习近平真正的政治面目已经全部显露出来了，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他强调的是高等教育一定要注意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是表面的话，内部讲话好多次而且非常凶狠的，这里面他要扫除一切跟马列主义思想不合的一切西方的观念或者是非西方的观念，还有中国人提出的跟党不合的观念都要把它排除在外。而且任何和党唱不同调子的人都要把他彻底消灭。很奇怪而且很粗俗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能允许'一方面吃党的饭，另一方面要砸党的饭锅'。所以党是不能碰的。如果党这是你的饭锅，你现在吃的是党的饭。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最近有一个内部的文件传达叫30号文件。这个30号文件是一个非常凶的一个文件，根据这个文件任何一些与西方观念的相关的比如说公民社会呀、分权制度呀、选举呀、言论自由呀种种都是要严格禁止的，这是最近刚刚传出来的。而且传得很广泛，网上现在看的很多，但是文件本身现在没有发表，所以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说由高级干部一级一级向下以说话的方式传下来的，不见于文件。所以他可以随时否认也可以修改，无论如何30号文件现在是个很重大的事件，大家已经把这个30号文件跟他在2013年4月，他上台6个月左右的时候发表的另外一个文件叫9号文件，9号文件是公开发表的，也是反对西方价值的，任何与党不合的价值的，但是那个说的还是比较温和一点。 所以中国政治气氛极端激烈化了。这个激烈化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而且要专政得非常彻底，非常有效，不像从前江泽民时代或者胡锦涛时代，只说不做。事实上是比较松的。现在要加紧真正地控制。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有一批比较有开放思想的或者有自由思想的大学校长一个个被解职。习近平今天不但把从前打倒的薄熙来手下的左派都接受过来还给他们更大的机会让他们发挥作用。所以现在这些左派集中力量对于一切自由派的人，只要你是用不同的意见跟党有一种对抗的方式他都要把你打倒，而且是非常凶狠的。 我想现在共产党尤其习近平处在一个极端矛盾的状态之下，一方面它靠经济在世界上混，靠钱。而这个钱的来源必须要放松。经济上必须要放松。经济上放松必须要连带到在政治上也不能不放松。如果思想观念等等一切都不放松的话它这个是市场本身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么中国的优势就没有了。如果他一意地走毛泽东的路到最后他只有自己毁灭。而且社会上是不接受的。所以现在许多人说中国的知识人都有几种语言，一种是官方的，是一种应付的方式，一种是私下说话的，还是照旧。这并没有改变。另外一种就是在学术上要小心，要应付上面，不要让它抓错。另外一个方面 也不可能完全屈服。也不敢在完全拥护什么马列主义这一套，所以这是共产党左派兴起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想做毛泽东第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 2015年的1月7号又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所说的这个郭玉闪被抓，郭是一个异议分子，他办了一个研究机构，过去帮过陈光诚的忙。陈光诚能跑出来跟他的帮忙有很大的关系，是他把他送到美国领事馆去的，所以他早就是共产党的眼中钉。最近又找了一个理由，说他的机构是非法的。说是非法营业。在这个非法营业的情况之下就把他逮捕了，现在还没有判刑。据他的夫人潘海霞说他们抓他的时候根本什么都不告诉，随便就抓进去。最近才知道，还是非常机密的。所以对他的实际情况也不了解。而他的律师本身也不能活动，他的律师也被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现在不但是在思想控制上是一天一天加紧，而且在实际上抓人、消灭异议分子方面更是变本加厉。所以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发展。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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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an 28, 2015, 6:09:08 AM1/28/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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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Jan 2015 03:32 PM PST
上周中共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从题目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但中国的主流媒体对此都不做深入报道和评论，看来是遵从中共的内部指示。毕竟这个文件没有发表，甚至有可能不全文发表。 国际社会对这个文件表示出极大兴趣，纷纷进行各种猜测，试图从官方的有限报道中，对这一发展进行解读。《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中央政治局警告国家面临内外危机"，强调的是习近平对危机的紧迫感，但也有外间人士认为，新华社相关报道，没有像过去那样把国家安全与境外敌对势力紧密挂钩，而是说要 "坚持正确义利观，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在积极维护我国利益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运筹好大国关系，塑造周边安全环境，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地区和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有人因而认为，北京温和的新调子，是对不久前汪洋在芝加哥表态"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领袖地位"的正式背书，反映了习近平对美国态度的重大调整，意义重大。 汪洋在芝加哥的惊人讲话，不可能是心血来潮之举，而只可能是习近平授意所为。但习近平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姿态，这与习的国家安全思维又有什么内在联系？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的新姿态，与不久前与奥巴马的瀛台密谈有相当的关系。我相信奥巴马在一定程度上让习近平认识到，继续阴谋论的话语，指责美国是香港占中后台，对习近平以及对两国关系都没有好处。在道义上，美国不可能不支持争取民主的抗争，但指责美国在背后操纵香港的占中是无稽之谈。更重要的是，奥巴马让习近平明白，他不会为了支持香港民主派而牺牲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也就是说，习近平在香港进一步压制民主派，美国也只能作壁上观。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在言辞上不那么咄咄逼人，又有何妨？ 从国内政治看，习近平上台之初，制造与日本、美国的紧张气氛，有利他集中权力。我还记得，因为害怕控制不住局面而没有组织高校学生反日游行，而是让周永康把他的维稳队伍都调动起来上街，一些警察和地方黑势力为了让主子高兴，游行时还出现了砸日本进口车和伤害车主的恶行。现在，习近平权力大增，继续玩这种卑劣的伎俩已经得不偿失。 但习近平的国家安全思维不可能做根本性调整。这一点从新华社的报道中也看得很清楚："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国家安全专业队伍。"简而言之，习近平的国家安全思维，就是一切为了权力，为了权力可以牺牲一切。这种思维并不一定总是加剧中国与美国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对抗，但必然会导致国家安全战略的方向性错误，伤害中国的长远利益。 习近平国家安全战略根本性的方向错误，就是把国家安全等同于统治集团的权力安全，而无视提升普通人的基本权利。从地缘政治和相对经济实力的消长来看，中国面临近两百年来最好的机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力增强，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一场深刻的危机和变革中，对中国无可奈何。这一点习近平看到了，中国的竞争对手也看到了。 中国将如何利用这个历史性的机会？是提升国民的基本权利，还是做出类似晚清当权者那样的选择？我相信中国的竞争对手的心情其实是矛盾的。如果中国提升普通国民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国力将无可匹敌。因此，中国当权集团选择重国家权力，轻国民权利的"国安路线"，是一种自伐，从而对中国的竞争对手更有利。尽管中国的内部危机全面爆发也会给世界秩序带来威胁。 从中国当权精英对所谓"一路一带"国际战略洋洋得意来看，他们对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理解是本末倒置的。因为这个国际战略的出发点和宗旨，都不是提升国民的基本权利，而是输出过剩产能，从而维持一种高度自我剥夺、自我榨取的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这样的国际战略，搞成了未必利己，搞砸了则不仅是自伐无功，更是自取其辱。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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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Jan 2015 03:12 PM PST
2015年1月12号我看到一个《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反叛的大亨"。整个报道就是讲黎智英怎么样跟共产党奋斗的经过。一直到现在他一直是提倡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的人，但是同时他也是会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本事也很大。所以他在80年代已经在中国卖服装之类做得非常成功，赚了很多的钱。也受到大陆官员的接受，所以一直没有问题。问题就发生在大陆的天安门运动。他一方面在大陆做生意，一方面在香港办报纸。他的壹传媒，其中包括最重要的《苹果日报》还有《壹周刊》，这两个刊物是他在香港舆论的主要工具，所以他一方面在大陆做生意，一方面批评大陆的政治，特别是镇压学生运动，到最后学生运动被武力消灭。他觉得这是忍无可忍了，所以批评就非常激烈。中共就决定不让他在中国做生意。所以从天安门运动以后他所有的店都关门了，最后完全撤出中国大陆了。不过他虽然撤出中国大陆，但他还是有本事维持他的财富。所以他的《苹果日报》跟《壹周刊》都非常兴旺。不但他在香港办得有声有色，销路好。而且中国大陆来的人也都想买他的东西看，所以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不但如此他还把他的壹传媒办到台湾去了。这些东西在台湾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香港的自由民主运动可以说是他几十年来不断地在支持的。所以共产党把他看成最危险的黑手之一。对他的打击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最近就更变本加厉了。因为自从2014年占中运动之后共产党就认定他是最大的黑手之一，他几乎每天都到占中运动场合跟学生一块儿参加示威抗议，而且他还在很早的时期就被警察局的催泪弹击中了，受到了相当的伤害，但是这还在其次，共产党就从那时候开始对他的家、对他的办公室都进行很大的破坏。而且最近他的网络也被侵犯，这种侵犯也是国家力量在后面，显然就是中共指使的方式对他的网络骇客。所以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已经把壹传媒把黎智英当作第一号敌人了。最近因为受到共产党的压力香港政府也开始要向他起诉了，这个起诉就说他是破坏香港秩序，鼓动造反。 黎智英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事件，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人反共的问题，而是代表中国一种民主自由的势力。这个自由民主势力现在只能在香港才能表现得出来，因为共产党还不好直接干涉香港传媒，也不能直接把《苹果日报》《壹周刊》都封了。 可是他们现在想用的方式就是通过所谓香港法律的方式来整治他，所以香港法律在这次审黎智英的时候会受到很大考验。黎智英本人的命运也在这一次审判中受到最严重的考验。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就是看看香港的法律是不是还真能独立？把黎智英判为第一号公敌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也是香港梁振英代表的执政集团。梁振英执政集团很明显是要靠中国，一切听中国的话，而且梁振英也受到中共领袖习近平的表扬，认为他处理得好，对学生一点不让步。所以这就是黎智英的命运关系所在，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应该密切注意。而且我们海外应该尽量支持黎智英的奋斗。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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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Jan 2015 03:09 PM PST
一则题为《海外传言满天飞 受害人李源潮真急了》的港媒南华早报的新闻评论中说：中国领导人严控政治，对国内媒体也严加控制，但往往通过非官方渠道向海外媒体放风，对重大政策、官员变动等事情发放消息或作出澄清，这不仅是为了测试国际反应，同时也因为消息必然会回流国内，因此可以测试国内反应。 在权力斗争日趋激烈的时期．这种发放消息的渠道也被国家领导层内部各派系所利用，以抹黑对手。在此情况下，被炒作的官员都会保持沉默。但互联网将事况变得更复杂，因为涉及内地政治人士和其亲属的众多离奇丑闻和传闻，在网络上可以迅即散布开去，引起巨大回响。 海外媒体猜断，将有更多高级官员被调查，而下一个被查的会是谁，已成为坊间热话。 考虑到习近平曾谴责党内的帮派团伙不与中央保持一致，并誓言要铲除他们，许多传闻都与团派扯上关系，这情况在令计划垮台后尤其明显......(其中一名）就是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过去一年，对李源潮政治生涯的猜测愈来愈多，有传言指他家人曾从商业交易中赚取厚利。其中一个传闻更指出，一名因涉贪被查的内地商人向李源潮亲人送了一间位于京都的豪宅。早前江苏省（李源潮曾任江苏省委书记）有多名高官被捕，事件令与李源潮有关的传闻火上浇油。 上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有400多人出席。在会上，李源潮不寻常地直接回应了有关传闻。 港澳网一月下旬的一则"肖英发自北京"的新闻原始内容是："据消息人士透露，昨日出席中国侨联九届二次全委会议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专门谈到互联网信息治理环境问题，并感慨称自己也是网传谣言的受害者，后来证实谣言涉及的内容子虚乌有，但是传谣参与上受众积极，辟谣却缺乏广泛正视...... "据悉，境外曾谣传李源潮在日本拥有豪宅，后有媒体调查后辟谣称查实该房产属于一个香港人士，与李源潮没有关系。 "李源潮是在港澳日报社长田炳信以全国侨联委员代表发言并谈及港媒不实信息在内地颇有'市场'时，谈及上述感慨的。李的原话称'境外网站谣言不少，海外不明真相的人，有不少人会相信'。" 笔者同时读到了一些为李源潮"抱屈"的海内外网友的评论内容，大致是说李源潮此次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出席公开活动的新闻被人民日报在"适当版面"刊登，关于他的种种"不负责任的传闻不攻自破"。 而持如此论点的网友们显然是没有注意到令计划被中纪委公开"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前几天还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刊登他的"学'习'"文章，而"国贼"徐才厚被从病床上强行带走的前不久也还刚刚和"敬爱的习主席"共同出席新春晚会，陪同习近平主席"亲切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 除了如上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事实上近一两年来被陆续查处的够分量的贪官污吏们差不多个个都是在被"收网"之前的一段时间甚至前几分钟产前还在公开地、正常地活动着。此其一。 其二，若从维护李源潮，为李源潮"抱屈"的愿望出发，才应该明白什么叫"沉默是金"，什么叫"越描越黑"，"谣"不"辟"也罢，公开一"辟"，自然就会令人联想到了他李源潮至少负有"用人失察"之过的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的类似表现。 杨卫泽是南京市委、江苏省委的"老书记"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提拔为江苏省委常委兼南京市委书记的，去年间，他杨卫泽担任南京市市委书记之后陆续安排的原南京市六合区区委书记娄学全、溧水区区委书记姜明和建邺区区委书记冯亚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因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 9月间，曾在杨卫泽手下任南京河西新城指挥长的前连云港市委书记李强被中纪委宣布进行调查的同日，杨卫泽在南京日报主办的南报网发表署名文章，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报平安"。 南京官场人士透露，那段时间杨卫泽常常在会议上"故作轻松"。"有一次他想开开玩笑，说，'我现在天天都被抓进去'，意思是说天天都只是被传言抓住而已。 杨卫泽发表的这篇"报平安"文章题为"当官不易是当干部的应有之义"，文中分享了他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的心得，如"为官不易，当好官更不易"、" 为一时好官容易，做一世好官不易"、"为官政声，最终由人民来评判"等。此文发表不久，作者杨卫泽便成了继季建业、赵少麟之后"江苏帮"落马的第三个省部级贪官。 一个名为"花玉喜"内地网友撰写的《季建业22年贪腐7次升迁的追问？》中说：季建业22年贪腐得以边贪腐边升迁，相关纪检部门有着不可推卸责任！ 18大之前的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中国经济高速运行的30多年。这30多年也是腐败严重的高发期，这期间因层层级级组织部门的逐步腐败，官员升迁从德能勤绩转化为金钱参与考核。组织程序颠覆为"一把手"个人意图。这期间层层级级纪检部门逐步腐败，因利益牵扯多少纪检官员充当贪腐官员通风报信的"内鬼"。纪检官员的缺位、不作为导致官场腐败窝案、串案，塌方式腐败不断发生。多少部门甚至整体糜烂！ 十八大前，时任南京市长的季建业"被组织上培养"的主要过程，前离不开从江苏省委书记位置上升任政治局委员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后离不开从江苏省委书记位置上高升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的李源潮。 笔者此前在《抓杨卫泽之前习近平"调'虎'离山"？》一文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杨卫泽当年的第一个"伯乐"应该是在回良玉到任之前长期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职务的陈焕友，更可能是早已经被以受贿罪惩处的徐国建，此人从1994年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直到2002年落马，期间正好是杨卫泽从科级干部升任正厅级干部的过程。 不过，从回良玉和李源潮，特别是李源潮入主江苏省委之后，杨卫泽的官场继续发迹，而且被当成省长接班人培养的整个过程，李源潮绝对是第一推手。杨卫泽升任省委常委兼无锡市委书记是时任江苏省委一把手李源潮提名。习近平于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接替胡锦涛之前虽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但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副省部级官员的任命和安排一般都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源潮一锤定音，更何况是对李源潮担任过省委书记的江苏省委的干部安排和任命事项？于是，毫无疑问又是李源潮的亲自提名，杨卫泽被调任南京市委书记，并被安排进入十八大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名单。 而比杨卫泽政治上进步较晚的季建业"边腐边升"的几个重要台阶，从副县级逐级升至副省级，则全拜回良玉和李源潮所赐。 内地另外一位叫慎坤的网友在一篇题为《南京反腐的终极目标指向谁？》的网文中说：过去二十多年，江苏官场的腐败问题一直没有揭开，原因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江苏藉的官员长期主政京城，对江苏政坛的生态平衡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如今清算大戏一旦鸣锣开场，政商勾结官官相护的问题就有可能完全暴露，南京的终极反腐目标会否指向更多省级官员甚至是位高权重的一众京官？有待静心观察。 一位网友的在"跟贴"中说："南京反腐的终极目标"不是他就是他！前一个"他"说的是江泽民，后一个"他"指的是李源潮。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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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Jan 2015 02:46 PM PST
一、微博账号明细 1. 永州双规案哈律师，UID：5060928117 2. 小小小律师蒲志强，UID：2515254765 3. 小小律师蒲志强，UID：1943519923 4. 谱儿大律师，UID：5104036124 5. 浦律师在山顶，UID：3891183875 6. 浦律师在山巅，UID：3876543384 7. 浦家岳西翠兰，UID：3242381547 8. 浦记岳西翠兰，UID：3253522043 9. 浦翠兰律师，UID：3306911303 10.哈儿蒲志强有戏，UID：2809628177 11.哈儿蒲志强，UID：2769897583 12.发课税案哈律师，UID：5012154566 二、微博内容 1、2013.8.22日15:11:28，账号9 "既然不让多说，我就问一个问题：雷锋半夜不睡觉，钻被窝儿学毛选，边上站个照相的站个打灯的，耽不耽误战友们休息啊？难道明儿早上不反修防修吗？莫非这支孕育英雄的部队没作息时间也不吹熄灯号？还是雷锋情况特殊，他生前就住单间了呢？你当兵上学赶上有这么个装逼的没完没了，抽不抽他大耳帖子？" 2、2013.6.8日12:03:17，账号9 "六十年来最大谎言之一是雷锋，他骗了我二十年！他主动迎合推手，日记都集体创作。每月七八块津贴能成百块捐，若非腐败便是只能是编，那年月饿死三千多万人，我六五年的人只照过一次相，他半夜不睡装逼闹鬼，躺被窝打手电学毛选，都有人照相！身后有数千张照片！北京公安真抓推手，去抓雷锋的推手吧。" 3、2013.1.31日14:44:18，账号10 "除了运气和血统，申纪兰当代表，毛新宇当委员，靠装傻和真傻。这说明人大政协啥也不是，人想如鱼得水，要么装傻，要么真傻。我不奢望毛委员聪明，只好祈求申老太：活着轻于鸿毛，死去重于泰山，您一死了之该多好啊！您都84了，当60年代表，终于到坎儿上了，趁机马革裹尸，讹人大追封个烈女，如何？" 4、2012.9.27日13:20:46，账号10 "身在法兰西，心系伟大祖国，哈儿以发课律师的身份，把心里的话儿，择要告诉你：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呀！让我咋说你好呢？你就是一只臭虫，你是一只苍蝇，你还是一只屎壳郎！你她妈的算什么东西？！呸！" 5、2012.9.23日01:08:08，账号10 "中国就是野蛮国家，从高层如薄古夫妇和王立军，到打伤日系车主李建利的西安暴徒，无不野蛮凶残，日本示威者给咱如此定位，我心服口服。" 6、2012.7.24日22:20:35，账号11 "这个党从上到下，要不说瞎话，一天都活不下来。" 7、2013.4.17日11:05:17，账号7 "这个国家就是邪恶的。祸害六十多年，真的受够了。" 8、2012.2.5日23:17:02，账号2 账号3 "伟大领袖卖拐，说人民站起来了，实情是下了十八层地狱；邓公摸石头逮老鼠，就韬光养晦，任你龟儿说出大天，格老子我决不当头；江太公改变了中国，割走几多国土不好讲，港澳回归了功劳摆在那，得亏英帝国重合同守信誉。胡总腰里有钱，二十年来弃权票，而今全改成反对票：站起来的中国，就穷横了！" 9、2011.7.26日13:00:25，账号3 "我求求盛光祖大人了，这狗蛋部长当着不累吗？引咎辞职说句漂亮话，又不会有人顺水推舟，就有那么难吗？" 10、2011.7.29日12:55:56，账号3 "我老姐新闻发布会无聊，但记者人身有保障，她还证明：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真优秀，反正我信；铁道部毕竟让你问，中石油去年七一六好悬把大连炸飞，今年周年纪念又放把大火，就不跟你说；还好老姐是母猪，换只疯狗就该问你："你哪单位的？你老总跟我熟啊，录音笔借我玩玩儿？" 11、2013.1.31日12:06:40，账号10 "奇帆操守堪比吕布，三姓家奴没脸，又哪会脸红？" 12、2013.4.29日23:18:21，账号8 "我向粉丝们推荐一本说，叫中国大逻辑：没有共产党，为什么不行？作者说，这是一本全景式探究共党执政奥秘的垃圾印刷品，是"一本中国人应该读的书"，看目录，就知道很有气势，很不讲理，项平这孙子，学历比我高，至少是博士，写过三篇论文二十多本专著。买了说的，就有机会找他祖宗，讨个签名。" 13、2013.8.22日15:11:28，账号9 "既然不让多说，我就问一个问题：雷锋半夜不睡觉，钻被窝儿学毛选，边上站个照相的站个打灯的，耽不耽误战友们休息啊？难道明儿早上不反修防修吗？莫非这支孕育英雄的部队没作息时间也不吹熄灯号？还是雷锋情况特殊，他生前就住单间了呢？你当兵上学赶上有这么个装逼的没完没了，抽不抽他大耳帖子？"（注：浦记不清楚是否为他所写） 14、2014.5.7日14:39:23，账号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新疆是中国的，就别把它当殖民地，别当征服者和掠夺者，先发制人后发制人都为制人，都是把对方当敌人，都是荒谬的国策。冰冻三尺积重难返，免不了会在出事，只要民不畏死，以死惧之就没用，袭击者渴望成为真主的烈士，先发后发能吓唬谁呀？新疆政策，该调整了。" 15、2014.5.1日17:35:10，账号1 "新疆恐怖袭击越发频繁，我当然谴责暴力，但在此基础上，探讨是必须的。我不信新华社每回寥寥数语，不信简单到了黑白分明。我当然希望新疆公检法会遵守宪法和尊重人权，期待武警到新疆就变仁义之师，但可能性不大！懦夫治国，哪都是建三江、新余和北京！所以，统一如果是周元根的，那跟我有屁相干？" 16、2013.11.17日16:56:48，账号5 "你是书生读书多，可惜书读傻了，我有耐心回复你，是因为知道你是书生，可惜把书读傻了。" 17、2013.11.17日16:11:23，账号5 "我的质疑基于常识，汉徳令人失望。"（注：关于巴楚袭击案，质疑内容详见下二条） 18、2013.11.17日13:54:29，账号5 "这条新闻信息量太少，但将九名暴徒全部击毙，现场有必要如促嗜杀吗？有无过度使用武力之嫌？何况，不留一个活口，侦查怎么进行？是要灭口吗？" 19、2013.11.17日19:34:47，账号5 "巴楚九名刀斧手被警方全部击毙，我质疑是否有嗜杀之嫌，引来了反恐派口诛笔伐，各个气宇轩昂。但新疆民族问题严重不该反思吗？持冷兵器突袭警局原因不该查吗？若有击伤制服可能，杀光不算滥杀？另，新疆警察执法比内地同行文明吗？连个质疑都受不了就敢跑来骂街，你受贪官污吏欺负，还敢说不是活该？" 20、2012.1.25日23:58:01，账号3 "藏区要寺庙"九有"，要挂毛邓江胡领袖像，伊宁禁穆斯林留胡子和戴面纱，连串组合拳打出，号称淡化宗教意识，是汉人头疯了？还是汉人的头儿疯了？！" 21、2014.3.2日14:03:52，账号12 "昆明时间太血腥，凶手罪孽深重。说疆独制造恐怖，这回我信，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死伤极惨重，后果太不堪，你就给了我一句话，说疆独凶残你没责任，我不满意。天天说党的政策亚克西，维吾尔人心向党，就这么血肉横飞？法学会会长王乐泉，你镇抚西域十几年，那儿你最熟悉，告诉我：为什么？冲谁来的？" 22、2012.2.5日21:11:01，账号3 账号2 "领土割让给谁，都是给人民放生，辽东送和平日本，老山者阴山送民主越南，把北京送华盛顿托管，我都愿给客人带路，只要能比现在过得好，我就心满意足。" 23、2012.2.5日20:49:14，账号3 "中国为越共提供无偿援助持续数十年，达当时的币值的300多亿（值现在的几万亿）。援助20年后交恶，1979年，打了场为救红色高棉的自卫反击，边境冲突持续十年。打得最多的地方在老伤、法卡山。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血染的两山居然都划给了越南…...红色高棉该救吗？割地送金的傻B事能不能少干点？" 24、2011.8.15日01:15:21，账号3 "改革开放成就失误都斐然，但政治体制改革从搁浅到倒退，搞得哪场天灾都是人祸，哪场天灾都被放大。既然百姓受不了，当局撑着费劲，那就别搞县乡直选试点了，照搬对岸就是了：把福建划归台湾联省，或划江而治搞南北朝联邦，长江两岸和平发展，齐心协力追求共赢——那边又不是外人，能有多大个事儿啊？" 25、2013.11.3日20:00:11，账号6 "老实说，爱国贼当我是汉奸，不是侮辱贬损。盖中共统治，不是我的选择，它从未征得我作为被统治者的同意，要我无条件接受它，没这道理。我以为，将大陆分几块治理，比大一统无法无天会好很多，且分治不会乱。对不能解苍生于倒悬，不能卖十来个行省三五亿丁口给民主国家，对当不成汉奸，我是深感惭愧的。" 26、2013.11.3日16:53:42，账号6 "是中国的你就拿回来嘛！告诉你，钓鱼岛是不是中国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九十年没行使治权，以前没行使过治权，人民日报还恭喜过日本，你说现在是中国的了，去跟日本人说呀！你少跟我臭来劲！把中国交给日本治理，比现在好一万倍，知道吗？！" 27、2011.12.15日01:35:42，账号2 "即使侵华涂炭生灵，屠杀南京人神共愤，我依然认为，若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山东、福建和台湾，"沦陷区"的环保、教育、医疗、养老和民权，定会好过目前许多。我相信老百姓没党性、觉悟和民族感情，除非这些能带来利益和安全。" 28、2013.7.26日23:29:23，账号9 账号8 "没有共产党，为什么不行？"我他吗的哪儿知道为什么不行？！除了瞒骗推拖斧头镰刀，这个党有他妈什么执政奥秘？我告诉你项平：中国没谁都行，少他妈的给爷指道儿，还"一本中国人应该读的书"？你写出这种破书，简直就是无耻之尤！要不是吴虹飞进去了，你的祖宗也会受性侵的！你让我看着就特恶心！哼！"（注：存疑，不是浦写的） ——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an 29, 2015, 6:14:18 AM1/29/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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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5 10:41 PM PST
在共產黨眼裡，香港是一個威脅，因為香港在證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宣傳說破了天也是錯的，這叫事實勝於雄辯。所以，中共不可能讓香港的存在來影響大陸人的思想。 "一國兩制"是中共的权宜之计 一國兩制，是當今中國政府宣稱在香港實行的漂亮主張，也是向台灣朝野官民喊話的誘餌。鄧小平辦事風格有一點和毛澤東一樣，喜歡簡單易記的口號式語言，這適合鼓動和組織以農民為主的中國人，中國人不喜歡動腦子記住複雜的東西。早年毛澤東有名言：痞子運動好得很，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晚年風雨飄搖之時定下國策：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一國兩制"也是這樣。 "一國兩制"其實不是鄧小平的發明。在中國歷史上，如今的西南西北邊疆非漢民族地區原是一些藩屬國、地方王和天高皇帝遠的部落，中國的中央王朝歷來是區別對待他們的，完全不同於對中土行省的管治。 只有這樣，邊疆才可能太平。中共執政以後，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也是一國兩制的模式，所不同的是，在共產黨人的心裡，"兩制"本來就只是臨時的權宜之計。 等到香港回歸也搞"一國兩制"的時候，鄧小平承諾"五十年不變"，他心裡怎麼想的其實已經無所謂了，要緊的是他後面的中共領導人是怎麼想的。在共產黨眼裡，香港是一個威脅，因為香港在證明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宣傳說破了天也是錯的，這叫事實勝於雄辯。所以，中共不可能讓香港的存在來影響大陸人的思想。中共由最高領導人親自掌握對港台的政策，如果真的是一國兩制多少年不變，就不必如此大動干戈。所以，回歸後，"變"的動作從來沒有停止過，只不過"不變"的承諾在先，動作不可太猛。而香港人對十七年來的"溫水煮青蛙"卻並不感恩戴德，於是有了圍繞普選的爭議和衝突。 "不剩餘"的權力是指什麼 中國政府需要對干預香港的制度和政府運作有一個正當性的理由，這個理由的核心是對"一國兩制"的解釋。我相信現在的中央領導一定在心裡暗暗驚呼"小平英明"，當年小平指示和英國政府談判不要詳盡的協定，只要"宜粗不宜細"的"一國兩制"承諾，既漂亮，又主動，現在愛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中共現在對"兩制"的解釋以國務院新聞辦的白皮書為標準，裡面有一個說法，中央給香港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這是一個非常怪異的說法。什麼叫"剩餘權力"？我孤陋寡聞，不知道這一政治學術語的出典在何處，內涵是什麼，是誰發明了這種說法，更不知道既然有"剩餘"的權力，那麼"不剩餘"的權力又是指什麼？ 這就要說到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的的又一個語言學特點了。中共領導人乾脆利落的口號式主張，離不開意識形態部門和新聞部門的詮釋，這是中共歷來需要養一批筆桿子的原因，對香港政策的白皮書不是由港澳辦出面而由新聞辦出面，是同樣的道理，港澳辦負責決策口號，新聞辦負責解釋。新聞辦想出來的這個"剩餘權力"的詞兒，到底是什麼意思？中共意識形態宣傳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在解釋政策的時候，繞著彎兒使用重複、暗示、比喻、錯位、抽象、投射等手法，把人忽悠暈了，不知不覺地承認世界上最荒唐不經最不可思議的事情也可能是理所當然的。 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有自己特殊的權力嗎？這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這些權力才說明了香港的"特別"。這個"特別"，是和大陸相比而言的，主要是制度的"特別"，所以叫"兩制"。香港市民有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香港的報紙有新聞自由，有出版自由。香港人有"人身保護"，不受隨意的逮捕和拘押。香港的律師和法官代表了法律的尊嚴和權威，維權律師不會被成批地以尋釁滋事的罪名關進監獄。香港市民的身份證件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旅行證件。香港人的這些權力，是從回歸前的制度延續下來的，這確實不是什麼"剩餘權力"，但更不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授予的。國務院新聞辦的白皮書如果硬要說這些也是中央政府授予香港的，不是英國政府退出香港而"剩餘"下來的，說得好聽點也是"貪天之功為己有"，而且反過來說，既然你授予香港這些權力，那麼大陸人民也要求享有同樣權力乃天經地義的正當要求。那麼香港佔中卻在大陸抓人，誰支持佔中就抓誰，又是什麼道理？ "人民主權""黨國政權"對峙 香港回歸，被稱為"主權回歸"。如果真的是"主權回歸"，按照主權在民，人民主權的現代思想，香港市民保留著在英國政府管治下就享有的政治權利，在政治自由上完全不同於大陸人民，所以"一國兩制"的本質，其實是"主權"出現雙重性的"兩制"，香港保留了一部分"主權"，其中最主要的是人身自由、司法公正和市場經濟。這部分主權屬於香港人民，不受任何人任何政權的滲透、蠶食、破壞和侵吞，理應得到中國政府的尊重。只有這樣，"一國兩制"才能長久。 可是中共領導人是不理解也不會接受這種思路的。當代政治學的基本術語和原理，對於共產黨人來說是太複雜了。"主權"是什麼，他們從來沒有弄明白過，也不想弄明白。這東西太抽象，而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在共產黨人的詞彙裡，只有"政權"這個詞。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毛澤東告訴他的黨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在黨的內部會議上語重心長地告誡："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2014年發生在香港的政治事件，就是"人民主權"和"黨國政權"的對峙。香港政府官員面對中央"鎮壓之權"戰戰兢兢的順從姿態，說明香港市民享有的"剩餘權力"岌岌可危。龐大維穩機器雖然這次沒有在香港發威，但是在大陸卻如霹靂般地逮捕任何敢於表態支持香港市民的人，說明"鎮壓之權"雖然忍下了這口氣，事情卻還沒有完，總書記正帶領全黨，默默地念著毛主席的又一教導："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 ——原載《動向》雜志2015年1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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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5 09:57 PM PST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中国，就有吴其昌这样的请愿人！而且有蒋介石这样接见请愿者的领导人！而且有要求中山先生"明神佑之"或"明神殛之"的哭陵人！ 为人和治学受到大师们交口称道 我母亲的哥哥吴其昌先生只活了40个年头，从1904到1944。2014是他诞生110周年，也是他去世70周年。 他生而不幸，垂髫之年父母双亡。但受到了当时所能希冀的最好的教育。在家乡，他和表哥徐志摩都受业于乡贤张仲梧先生。接着，他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先生。后来，清华研究院第一期开学，他又有幸成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的弟子。 古文字学的造诣，帮助他如鱼得水般步入了发掘殷代书契之谜的堂奥。沉浸于斯民和斯土的深情，他无日或亡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他的为人和治学，受到大师们交口称道。 1929年寅恪先生写信给陈垣先生，中云："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材生，……高才博学，寅恪最钦佩，……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愿坐滥保之罪。"这封信所洋溢的，有大师的古道热肠，也有对青年才俊的评价和期许。——当时的吴其昌，才25岁。 一生四十年，实在太短暂了！ 1931年以后，他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1944年，他心力交瘁，呕血殁于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任上。他还曾应邀在武汉的军官教导团授课。听过他讲课的最年轻的学生和将士，现在大概不会小于100岁了吧。（胡琏将军是听课者之一。1944年湘桂大撤退，路遇逃难的吴世昌正在翻阅《三代吉金文存》，欲弃不舍，胡听说此书乃吴其昌所有，慨然说我也是吴先生的学生，允诺将书不远千里带到重庆。书现存浙江海宁高级中学图书馆吴世昌藏书室。） 幸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金文历朔疏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殷墟书契解诂》，三晋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五卷本《吴其昌文集》，要不然，陆、台、港、澳，大概都难以找到吴其昌教授的遗作了。惜乎他关于金文氏族、金文名象等一系列力作和讲稿，业已在战乱中散失，或将无法再现于人间。 目前即使在文史界老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有过一位吴其昌了。周一良教授在回忆文章中明明提到了当年周氏家塾的塾师"吴其昌"，却被编辑先生把哥哥吴其昌"正误"为弟弟吴世昌。所以他的养女，我的二姊，也就是他的《文集》的辑校者吴令华，不由她不和东晋的王珣一样，喟然长叹曰："人不可以无年！"是的，四十年，实在太短暂了！ 我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至少有一件事，值得流传下去。那是关于反侵略战争的事，不仅仅是吴其昌教授一人的轶事，应该说，也是蒋介石先生的轶事。 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时间是1931年11月。九一八以后，马占山将军抗日，弹尽粮绝。吴其昌呼吁蒋介石委员长和张学良副总司令出兵援马，为此发出通电，同时偕同妻（诸湘）弟（世昌），从20日开始绝食。24日，蒋委员长接见他们三人，表示接受意见，"一定一定"抵抗。从蒋氏官邸出来，三人上中山陵哭祭孙中山先生后复食。 辭曰："……蒙主席蒋中正、副司令张学良分别当面答复，全部诚意接受，对于国家有最后彻底之决心。吾先生在天之灵实昭闻之。……此后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弃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 这篇哭陵文，由当时的报章记载在案。吴氏一行到南京请愿，先由教育部长李书华和副部长钱昌照接待；送他们进蒋邸的，是国府秘书谭翊，参军处刘志道、黄国雄先生。 需要补充的是一个活镜头。诸湘夫人追述道："一进去，伊（吴其昌）就扑倒了。我们（诸湘和吴世昌）跟在后头，也跟着跽倒了。""蒋委员长也跽倒了，大家跽在地上。""伊（吴其昌）讲的什么，我记勿清了，就是请他（蒋）出兵。""蒋委员长的话，我只记得，是'一定，一定'。格两个字，讲了好几遍。" 我的两位舅父平生都绝口不谈自己曾和大人物互跪一事。只是我大舅父去世之后，大舅母说起往事，告诉我二姊如上。我想，这情景应该记下来，使后人知道。我初听二姊转述，心脉震撼。现在笔之于书，震撼犹昔。上世纪三十年代，我们中国，就有这样的请愿人！而且有这样接见请愿者的领导人！而且有要求中山先生"明神佑之"或"明神殛之"的哭陵人！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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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5 09:38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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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5 09:43 PM PST
这股智库热，要拜习近平的两次讲话所赐。习近平在2013年4月和2014年10月的会上，两次提到要建中国特色智库体系。他说，中国智库建设跟不上形势，"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因此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习近平为何忽然对智库，特别是中国特色智库感兴趣？ 习近平应有几层考虑：第一，中国智库水平和中国国力不相称，远远落后于经济实力，习近平要改变这种状况。号称中国智库老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中，只名列第27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名列第36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名列第40名。习近平对此很不满意，因而要改变。 第二，习近平欲籍提高中国智库来提高中国软实力。一个国家的智库水平代表这个国家的软实力，这应当是习近平的发明，胡锦涛执政时没有这种明确的提法。提高中国的智库水平，就是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而提高软实力有助于掌握国际话语权，进而影响国际秩序。 第三，习近平需要智库为他执政提供理论支持。习近平提出"三个自信"已有两年，其中关于理论自信，至今未见任何显示其自信力的理论出台，因此，习近平急需理论突破，急需中国特色智库为他的"中国梦"提供支持。 第四，习近平需要从智库中发现智力人才，以补充其团队的人才不足。习近平大规模整党整军，整下不少贪腐官员，需要补充大批新人，而习近平团队更是需要中国特色智库为习提供习信得过的、吃共产党饭补共产党台的高端人才，为他治国提供智力支持。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智库？用习近平的话，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和学术方向的智库。 就这个意义而言，社科院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第一智库。去年该院被指遭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最近院党委发文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政治纪律。通知说，全院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把社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发挥好党中央和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还说，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全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得公开发表反对和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言论。 读了这个中国第一智库的反智通知，笔者喟然长叹。他们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党保持一致的研究成果，影响国内民众都不容易了，还想影响国际，还要和那些英美老牌智库一争长短？那些英美老牌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大，不是因为他们资格老，也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他们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只能来源于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开放的思想。而没有思想的独立、自由与开放，谈何智库？这个"没有"，才是中国特色智库迈向国际的难以逾越的鸿沟。 "中国特色"是习近平字典里使用得相当频繁的一个词。根据对他的"中国特色"的追踪，笔者越来越相信，习近平的理论自信，一定会围绕著各种各样的中国特色做文章。 笔者还相信，习近平的中国特色是发展智库的紧箍咒。尽管习近平很自信，以为只要套上"中国特色"的招牌，上至社会主义，中至民主，下至智库，都可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不换汤也不换药，顺顺当当地永远执政。中国的智库和智囊们，谁敢跟他说，这只是一个梦？！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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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Jan 2015 12:16 PM PST
几年以来，随着文革调门在中国社会逐步升起，最近，《求是》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北大教授贺卫方和画家陈丹青，说他们大谈宪政，抹黑了国家云云，然后借爱国主义的理由对他们大张挞伐，熟练地运用了一些文革中人们很熟悉的罪名。 贺卫方是法学家，多年来从事普及法治知识的写作，在社交网络时代，关注有关公共利益的社会与知识话题；陈丹青也因对社会问题的评论而很受公众喜爱。简单说，贺卫方和陈丹青作为学者和艺术家，愿意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这本是这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难得的个体情怀和热忱的证明，因此他们受到公众的很大支持。他们的意见多是基于常识和真实生活感受，具体表述上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纵观他们的言论，无外乎是支持现代宪政，主张实行法治，主张社会修正压抑人性和人权的种种现象，弘扬个性与权利，诸如此类，可以说，他们的言论观点本是任何现代社会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意见，而他们愿意不厌其烦出来讲话，既是他们关心公共事务的精神体现，也是最普通的言论权利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求是》作者对他们的攻击提醒了人们一件事，就是这样一些实话和常识，正常的言权实行，已经是权力中某些人及权力的辩护士受不了的重压了。 由于中国社会人们熟知的潜规则，《求是》的攻击实际具有很大的严重性。因为该刊物在权力谱系中的地位，刊发这样的文章，很可能被广泛解读为一种政治和政策性的风向标。换言之，在中国实际的生活规则中，一个人，被似乎代表最高权力意志的喉舌点名攻击，那很可能意味着职业与专业工作前景受到威胁。从前包括文革的记忆人们并不陌生，这种攻击往往意味着要整一个人。过去各种舆论攻势都是搞人整人的序幕，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以及对所谓三家村的批判，最后是以吴晗的生命为结局的，其他例子还多如牛毛。所以，《求是》的攻击虽然粗鄙无文，但并不可以等闲视之。这不是一件仅关涉具体观点，或关系贺卫方与陈丹青的个人事件。此事牵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是非。 显然，被攻击者能体会此中的严重性。贺卫方教授在微博进行了自我辩解。贺卫方自辩的要点是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大谈宪政。然而，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种论据作为反击很荒诞，而且大有问题。因为执政党历史上处于当时现实斗争的需求虽曾有很多高标宪政等论述，可与这些论述同时期，其内部却充满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行动和路线指导文件。前者是所谓宣传和统战，后者才是内部管理和行动的实际指针。拿人们最喜爱引用的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言论为例，就在这些言论发表的约略同一时期，陕北正在进行残酷的整风运动，关于这一运动的详情及对后来运动模式的影响，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先生的大著已经做了很好的诠释，而运动亲历者的论述，如何方先生的著作，也做了很好的叙述。虚假的论据不能拿来进行真实 的辩护。 当然，考虑到上述中国舆论攻击的潜规则和威胁，人们可以理解，贺卫方采用这种以子之矛的方式低调自辩，可能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可实际上，从攻击者的文章本身就可以看出，这种低调的自辩是无效的。且不说第一代领导人真实的宪政理念缺如，更严重的是，攻击贺卫方与陈丹青的人所运用的话语系统，正是这个第一代领导人所亲自奠定的。这种话语的基本特点就是无视正常说理与逻辑论说，总是以一种蛮横的专政政治打压姿态，居高临下地宣判式言说，对持他们不喜欢观点的人进行红色罪名判罚。文革中两派为谁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代表互相残杀，结果只是进一步加强了毛的权威。因此，贺卫方以上述论据自辩，不仅不能达到任何澄清真理和自我说明的效果，相反，正好跳入无理攻击者彀中；毁灭宪政者和专 政缔造者的论述是不可能拿来为宪政言论辩护的，贺卫方的巧妙策略自辩实际上是一种自污，折射其见识的局限。 在对贺陈的辩护意见中，有人以书生手无寸铁为辩，这种看法也很荒唐，而且在逻辑上与对贺陈的攻击者其实是并无区别。首需明确的是，贺陈谈宪政也好，反宪政也好，讨论社会或学术的任何问题也好，这只是行使和实践自然而然、勿须论证的言论权利，这在21世纪的今天不存在任何需要特别辩护的理由，也不因他们的言论的具体价值而转移。换言之，在一个社会中，批判不公不义的现象，提倡宪政就成了一种错失，这本身就证明这个社会的悲惨境况，因此，宪政的谈论对权力及其利益的垄断者当然是有害的，不然何须辩护支持？禁制对方讲话的是武器的逻辑，任何言论都是手无寸铁的；所以，所谓手无寸铁的书生议论之类这也是一种糊涂的辩护。 《求是》的作者对贺卫方的法学专业与陈丹青的艺术成就肯定无力评价，该文对贺陈上纲上线一个主要论调是他们不爱国。于是有人赶紧出来论证对社会的批判与对宪政的弘扬是多么出自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这种论述自是有道理，但其实不必。必须指出的关键问题是，贺卫方、陈丹青是否爱国不是真问题，真正的唯一大问题是：是谁给《求是》及其作者设立爱国裁判法庭的权力？长期以来，一种阴魂不散的宗教法庭似的氛围死灰复燃。权力及其附庸者借爱国大旗审判他们看不惯，不喜欢的一切人，对任何持他们不喜欢的意见的人进行迫害预演和实操，砸人饭碗，坏人名誉。本次攻击贺陈事件的实质正是这种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我代表祖国和人民处决你"游戏的最新版本。 去论证公共事务讨论者和贪官谁更爱国是荒谬的。很多人经常批判贺陈的具体观点，贺陈的观点与意见不是字字正确，这是无须赘述的，但以一种陈腐的专政话语来压制贺陈，这不是观点辩论和批判，而是不折不扣的红色搞人游戏。这是需要首先明确的。公众讨论自然难免被公议，但垄断的权力从来都不是个人爱国与否的裁判者，因为他们手中丧失的国家利益实在是罄竹难书，而以专断的爱国与否为标准来判断意见，则任何意见都会丧失表述的空间，因为，历史和现实中的例子实在太多太多了，一旦有人自我加冕为爱国裁判官，则他必然会把任何见不得人的私利塞进爱国宗教法庭，这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一个社会里真正爱国者立足的地基。这是必须我们必须全力抵制《求是》的最大原因，因为，面对这种新意识形态专政浪 潮，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说不，很快，我们就将失去一切讲话的机会。 ——新公民运动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an 31, 2015, 6:05:27 AM1/31/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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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5 10:04 PM PST
昨天，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召集座谈会，贯彻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教育行政部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袁贵仁的讲话，是中国当局开始推动"大学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动员。 中国的大学曾经完全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喉舌，丧失了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正当功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意识形态破产之后，校园曾经一度出现思想解放的盎然春意。但是，中国的执政党一直为丧失在大学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地位耿耿于怀，一直对深受师生欢迎的西方思想抱有敌意。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新常态"。 中国大学的再意识形态化具有三个提点。第一是体现领袖意志。中央媒体在这次会议的报道中，编造出所谓大学师生们"对党的领导衷心拥护，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分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这种对习近平进行的吹捧旨在为大学教育体现领袖意志进行合法性铺垫。 沿袭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做法，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将采取具体措施来传播中国政治领导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是所谓的"三进"指令："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表明，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将不遗余力地利用公共资源来、利用大学的讲台强制推行习近平所提倡的意识形态。 我相信，要做到让习近平的讲话"进教材"和"进课堂"是不难办到的，只需要教育部门和大学当局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强制推行。至于能否做到让那些根本没有思想价值和缺乏逻辑力量的意识形态真正做到"进头脑"，这则需要另当别论。中外历史证明，对青少年人强制性地灌输政治领导人的言论根本不会达到灌输者的目的，只会进一步增加被灌输者的反感。 中国大学再意识形态化的第二个特征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进一步强化对大学教学内容的管制，它具体体现在"四不"的指令上："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四不"的目的是防范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在大学课堂的传播，杜绝任何使中国领导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相形见绌的思想和言论。这一点与历史上帝王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学"的做法颇为相似。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在与不同观点的激烈辩论中，一种思想才能真正体现它的生命力。那种害怕辩论，需要用行政手段来"保驾护航"的意识形态或理论，常常浅薄荒谬，不堪一击。 中国大学再意识形态化的第三个特征是恢复和加强中国校园的思想警察制度。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果必须采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如果必须靠铲除其他竞争意识形态来维持存在，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必然具有反人性的本质特性。如此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会受欢迎，无法长期的存在，更遑论发展。在这种政府和领袖为一方，人民与人性为另一方的搏斗中，思想警察必然出场。 大学的思想警察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大学的宣传思想工作人员，他们有党团干部和专职学生辅导员；二是各类政治课的教员，他们有著教师的身份，却干著思想警察的工作。这些人只有对领导人的政治服从，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学问。袁贵仁在讲话中明确表明了对此类人员的支持和加强。可以预见，这类思想警察将会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成为教师和学生思想的监督者。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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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5 08:42 PM PST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这一年，中国的一位抗日将领张灵甫的遗骨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据说将军的遗骨很有可能就在山东省沂南县董家庄村的某个农家的羊圈底下。 张将军的家人请求去那里辨识遗骨，那个农户索取20万"遗骨鉴定费"。 如果确认了那就是张将军的遗骨，那个价格还会暴涨。 最后价格将会是200万，2000万，或许2亿，这都还没有准。 就在遗骨鉴定一事尚无进展之时，一些左派学者开始对张灵甫发难。1月24日，中共山东省委官方网站大众网发表《澄清有关张灵甫是否抗日名将的问题》 一文称，张灵甫是"抗日名将"的说法，是将其在历史上的表现神化（http://www.dzwww.com/2015/zlf/）。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徐焰进而认为张灵甫"立过战功，但谈不上名将"，他在抗战中最初不过担任营长，只是"校"而非"将"，"万家岭大捷"之后才由副旅 长升为旅长，抗战末期方才担任74军军长，对日作战张灵甫打过硬仗，可算有功，但他从未指挥过大的会战。 从未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徐焰少将认为这是"政治问题"，是"国民党水军为反对共产党发动的网上攻势"，"说他是抗日英雄，是别有用心的炒作。" 但另外一些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人民网上刊登了几篇文章，提供了大量的史实，确信张灵甫将军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抗战英雄，也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名将"。 凤凰网就"张灵甫是否抗日名将"举行了一个民意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参加调查者认为张灵甫是抗日名将。 笔者认为，这件事最大的悲剧不在于张将军究竟是否够格当英雄做名将，而在于它发生在今日中国。 假如这件事生在美国，譬如，一位美国著名的抵御外敌的将领的遗骨有了线索，美国会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他们会立即派人去辨识遗骨。 如果鉴定结果正确无误，美国方面会立即派飞机将遗骨运回，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让后人永远纪念。 至于死者究竟是否够格当美国英雄做美国名将，那由历史学家们去争论。 即便那是一位美国普通士兵的遗骨，美国政府也会同将军一样郑重其事，让遗骨得到应有的尊重。 韩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了，越战也结束快四十年了，美军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当年美军的遗骨，这就是美国。 我一不是中共少将二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资格与那些权威争辩。 我只好承认他们所有的指控：张灵甫既不是抗日英雄也不是抗日名将。 即便如此，他的遗骨是否应该得到一份尊重？ 我想问几个简单的问题： 张灵甫究竟有没有和日本鬼子打过仗？ 他有没有消灭过日本侵略者？ 他到底有没有在抗日战争中立过战功？ 没错，他一介平民之后，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只不过是个团长、校官，抗战结束时提升到军长、将官，这是不是靠打日本鬼子的战绩提拔上去的？ 我想，再不要脸的左棍们也没法对上面几个问题说不。 就是毛泽东还活着，甚至让四人帮从阴曹地府里走出来，他们也不敢对上面几个问题说不！ 既然如此，从未上过战场打过仗的徐焰少将、张宏良、《大众网》的无耻小编们，还不闭上你们的臭嘴？ 你们有什么资格侮辱、贬低、抹黑一个为了抗日救国投笔从戎的抗战将领？ 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张将军的遗骨得到一份应有的尊重？ 对，张灵甫确实没有指挥过"大的会战"。 那请问共产党内有任何一位将领在抗战期间指挥过"大的会战"吗？ 我想起来了，彭德怀倒是指挥过"百团大战"，姑且不说那能否算"大的会战"，即便是，不早就被毛泽东否定过吗？ 文革中"百团大战"是彭德怀的一条罪状，一直赞美文革的张宏良教授应该还没有忘记吧。 如果说张灵甫不是"抗战名将"的话，那共产党内干脆就连一位"抗战名将"都不曾存在过。 抗战八年，共产党军队好歹也从几万人发展到了上百万人。 百万军队连一位"抗战名将"都没有，共军这八年都干什么去了？ 张灵甫究竟是不是"抗日英雄"，这恐怕也不是中国几个左棍棍就可以定案的。 1949年后，中国可以说遍地都是"英雄纪念碑"。 很多地区、县市都可以找到"烈士墓园"。 别的不说，就说天安门广场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吧，我知道那下面是绝对没有收纳张灵甫将军的英魂的。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谁要是胆敢把那些"人民英雄"们当年做过的那些事情再做一遍，首先会被以"寻衅滋事"罪名立即"依法治国"，投入大狱， 然后后被统统枪毙掉！ 想想吧，勾结境外势力暴力推翻本国政府，该当何罪？ 这还没说那很多"人民英雄"当年本来就是一些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土匪强盗，更没有提到，有些"人民英雄"其实是在内战中杀害过抗战将士的罪魁祸首！ 这么看来，中国大陆有人说张灵甫将军不是"抗日英雄"，也罢。 奸雄没有资格定义英雄。 照这么看来，张灵甫将军的遗骨还是保存在那个羊圈地下为好。 拿出来，我怕搞脏了他的遗骨，也对不起他的在天之灵。 据传山东当地人民已经在打算搞个张灵甫纪念馆什么的。 算了，那还不够丢人现眼的。 谁不知道那是为了钱？ 别用这种下三滥手法糟蹋将军的美名了。 张灵甫将军的遗骨就是从那个羊圈地下迁出来了，也没地方搁。 放到某个"烈士碑"下面去？ 呸！ 挪到他陕西老家厚葬，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但谁知道那帮左棍棍们会不会去侮辱死者、鞭尸、甚至毁墓？ 那帮左棍流氓连孔夫子的墓碑都敢砸，有啥事做不出来？ 大家不要为张将军的下场感到心寒。 在中国，凡是为民族的利益浴血奋战过的好儿男，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 有谁在乎过当年那成千上万的国军抗日英烈？ 有谁过问过那些曾经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老兵的晚年？ 共产党内也不是没有抗日勇士。 就拿当年指挥"平型关大捷"的林彪来说，请问他的墓碑在哪里？！ 中国汉奸多，过去如此，今天还是如此！ 那帮流氓左棍们就是今日的汉奸！ 张灵甫将军，您还是呆在羊圈里吧。 羊没那么脏，更没那么坏！ 羊圈也比今天那些"纪念碑"干净。 就算给您找到了一个风水宝地下葬了，您也抵挡不住那恶毒的口舌。 等着吧，要不了几日，媒体上就会有左棍发毒文鼓噪："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军官，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连自己老婆都杀死的屠夫，在解放战争中被人 民军队消灭后被随地掩埋，这很正常！ 这值得大呼小叫吗？共产党人对得起他了！试问那些为张灵甫涂脂抹粉、呼喊奔走的右右们：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成千上万的英灵，如今依然不知尸骨下落，你们为他们呼号过吗？你们拿一个张灵甫说话，无非就是想攻击中国政府！其目的昭然若揭，司马 昭之心路人皆知！" 张将军如果离开羊圈得到了厚葬，他曾经就读过的北京大学就要为难了。 怎么说北大也该为这一位并非"抗日名将"但确实杀过不少日本鬼子的学子给个说法吧。 北大历史系是不是应该为张灵甫将军建立一个小小的抗战史图书馆呢？ 张将军曾经读书的那栋教学楼里，怎么也应该弄个条幅或雕塑什么的，让后人知道那里曾经培养出一个赫赫有名的抗战将军吧。 北大有这个勇气做这些事情吗？ 我深表怀疑！不要为难北大了，那早已不是当年的北大。 虽然对于张灵甫这位抗战英雄、一代儒将、中华好男儿，历史终究会还个公道，但目前还不是时候。 那些"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台上台下的男男女女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曾经存在过一位和日军浴血奋战的张灵甫将军。 张将军您还是继续呆在羊圈里吧。 但我相信，戴安澜、谢晋元、孙立人、张自忠、赵登禹、薛岳……张灵甫，还有彭德怀、林彪，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好儿男！ 张灵甫将军您安息吧。 我记住您了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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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5 12:07 PM PS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南京反腐的终极目标不是他就是他！》的最后引用一位内地网友的话说："南京反腐的终极目标"不是他就是他！前一个"他"说的是江泽民，后一个"他"指的是李源潮。 但笔者本人更认为南京反腐的"终极目标"指向江泽民几无可能。不久前众多海外媒体都转载了香港东方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若彻究胡锦涛的责任，党史就没法写了》。文中说："令计划在儿子令谷车祸死亡之后，居然对胡锦涛全盘封锁消息，以至于江泽民当面质问胡锦涛时，胡居然无言以对。随着令计划家族腐败营私的丑行曝光，以及令计划与周永康等政治结盟，企图发动政变等阴谋曝光，胡锦涛的政治颜面与历史地位也受到强烈冲击。党内甚至有声音，要求按党纪严格追查谁将令计划提拔到如此高位，矛头直指胡锦涛，追究其用人失误之责。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第五代高调提升陈世炬，就是向外界表明，胡锦涛是胡锦涛，令计划是令计划，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不要再往上攀查，这其实是第五代力挽胡锦涛的颜面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五代如此也迫于无奈。事实上，正是因为胡锦涛的过于弱势，才放纵令计划等人如此疯狂、不可一世。胡锦涛无论如何，都应该担当起一个用人失察的责任，但如果彻底追究胡锦涛的责任，中共今后的党史恐怕就很难写了，因此不得不将胡锦涛与令计划进行切割。" 与之同理，如果把腐败帽子扣到江泽民头上，党史就更没法写了。 笔者在内地的记者朋友也说：没错，"南京反腐的终极目标不是他就是他"但前一个"他"是回良玉，后一个"他"是李源潮。这先后两任江苏省委书记正是如今已经落马的江苏省的三个省部级贪官当年的政治恩主。 自有内地媒体披露出杨卫泽被中纪委抓捕的那一刻欲跳楼自杀的内幕后，一位内地网友在其《如果杨卫泽跳楼自杀成功有何后果》一文中写道：如果杨卫泽跳楼成功，不死也重伤，那将是什么样的后果啊！ 毫无疑问，如果杨卫泽跳楼成功，那不仅会给纪委的工作带来巨大的被动，江苏省委也难辞其咎。毕竟，他是从江苏省委的办公楼跳下去的，是省委电召来的。杨若纵身一跳，那必将是轰动世界的"国际新闻"了。好在 "杨书记"被手疾眼快的人摁住了，他"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阴谋未能得逞。难怪网上流传的那幅杨卫泽被人围在南京高铁站的照片，杨被戴上了手铐呢，果然是事出有因。 杨卫泽若跳楼成功，除了国际国内的舆论影响之外，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有些牵扯到更大老虎的线索断了。杨卫泽既然选择了跳楼，肯定是以死为目的，若摔成重伤，只能说是侥幸。如果以死为目的，那他该怎么跳，是不用别人教的。如果杨死了或重伤成植物人，自然就断了线索，可以保护一些人，也可以保护一些财产，还可以保全一点个人的脸面，这些应该就是他选择跳楼的动因。 杨卫泽能从潜规则密布的官场中脱颖而出，一路上，尤其是关键的节点上没有多位"贵人"相助是不可想象的。自然，"贵人"相助不能白助，杨用受贿的钱财在关键节点上行贿或用于平时的感情培养，都是官场上的常见"风景"。到了东窗事发之时，要么退出相应的钱财，要么说明钱财的去向。这对杨卫泽来说，肯定是困难的选择。杨跳楼求一死，主要还是不愿暴露这些"贵人"。同时，对家藏的钱财，也许还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为老婆孩子留一点"余荫" ...... 那么杨卫泽背后的"贵人"最可能是谁？最近境外媒体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新华社论坛上的一篇署名"皇城一兵"的文章。文中说：近一年来，杨卫泽被季建业的岳父原江苏省常务副省长高德正实名举报其在交通厅任职时与沪宁高速公路修建中存在重大腐败线索，他的最终落马亦与此密切关联。沪宁高速公路于1996年建成通车，是江苏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江苏段主线全长248.21公里。据称，当时，该重大腐败线索被强行捂了下来。 这一捂，杨卫泽不仅在官场"潜伏"了18年，而且遇难呈祥、逢凶化吉、咸鱼翻身、"贪而优则升"，并在政坛纵横驰骋，高官任做，从厅座升至副省并主政直辖市。那么强行捂下杨卫泽"重大腐败线索"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首先，其人在江苏省委说了算数。高速公路腐败严重，是不争的事实，有多少官员路通了、人倒下了。可以想见，时任交通厅长的杨卫泽，不会独善其身，而且敢在近250公里长的高速路上"分一杯羹"，那胃口小不了，吃个"肚大如锅"，捞个盆满钵满，简直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因此，能把其"重大腐败线索"捂下来，而且是"强行"，足以说明，此公是在江苏位高权重的人、唯我独尊的人、一人说了算的人。否则，这么大的一个案子，难以力排众议、独断专行、说捂就捂下来的。 而这位"捂者"，不仅能把杨卫泽的"重大腐败线索"强行捂下，保其官帽不丢，还能为杨卫泽扬鞭奋蹄，仕途风雨无阻，一路高官猛进。而且这18年间，杨卫泽贪婪无度，包养情妇，党同伐异，结党营私，我行我素，无所顾及。若不是杨卫泽靠金钱开路，俘虏高官，就是那位"捂者"一路"招呼"，施展影响，都看"佛面"，才使这个"病官"，"带病提拔"，走到今天。当然，"多行不义必自毙"。"捂者"最终未能捂到最后，而杨卫泽最终未能笑到最后！ 杨卫泽的落马，对江苏反腐意义重大，不仅一批杨卫泽的"干将死党"陆续被查，还进一步揭开江苏腐败的黑幕，很有可能带出"大老虎"，如果强行捂下杨卫泽"重大腐败线索"的"捂者"还健在，也难脱法网，很快就会现形！ 那么，这位"捂者"是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还是继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 一篇标题为《谷丽萍逃跑害了令计划 救了回良玉》的明镜文章称，当时坐满办案人员的车队接到命令已经出发，行驶在前往回良玉官邸的途中，要对回良玉拘捕调查；但途中突然接到上级紧急电话通知：情况有变，马上掉头前往令计划官邸，对令实施强制措施。办案人员一时简直搞懵了。 之所以仓促拘捕名单上的令计划，是因为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12月19日潜逃。中纪委紧急请示中央，习、王做了改变顺序的决定。此前，令计划虽然受到办案人员全方位的监视，但是本人行动尚有一定自由，与外界电话联络也都没受限。其妻突然逃脱当局控制，当局担心令本人也会突然自杀、出逃，或者发生其它不可估测的意外，因而对他紧急动手。22日，中纪委匆忙公布对令计划调查。 据称，江苏前省委书记回良玉涉嫌贪腐，中纪委已经掌握大量材料，他已经时日无多。 今年1月初，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调查。当时就有报道称，王岐山查江苏帮的名单中包括至少罗志军和回良玉。 笔者不太想相信因为抓令计划而推迟了抓回良玉的计划，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号称 有"三千锦衣卫"的中纪委，管回良玉的怎么会和管令计划的是同一拨人马？在习近平和王歧山的反腐清党进程中，对"国"字头的大老虎肯定是慎之又慎，不办也罢，要办就一定要办成"铁案"。所谓"铁案"，首先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铁证如山"。所以，回良玉暂时还没被正式宣布"接受调查"的唯一解释就是"取证"尚需时间。 不妨拿周永康做比，当初周永康在四川帮、石油帮以及政法帮的数名主要马仔陆续被中纪委拿下之后，周永康还"自由了前后一年多的时间才被正式宣布"调查"的。 同样道理，如今已经先抓了回良玉在江苏省委时期的大管家赵少麟，又抓了几乎可以肯定曾经对回良玉进行过巨额利益输送的杨卫泽。现如今对此二人的审讯和取证、对质等无疑都在抓紧进行。相信到此二人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移送司法之日，就是回良玉被宣布"正在接受调查"之时。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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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5 11:51 AM PST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正在快速走下坡路的评论越来越多。中国官方的报道比较保守，这是报喜不报忧的传统。即便如此，他也承认经济在下滑，去年的增长率被承认比预期的还要低。这就是说，尽管采取了各种统计方法上的花招；尽管听上去还是增长什么的。其实已经进入了经济危机，或者说接近了崩溃。 学者们必须列举一大堆数字，否则别人说你不专业。但这种习惯的前提是错误的：数字本身就一定是准确的吗？难道数字不能是有意制造出来的吗？特别是对那些利用中共发布的数据的学者来说，用数据说话基本上就是撒谎，或者说在帮助共产党欺骗。不能把他们当真。 所以我更重视直观的感觉，这种感觉往往更准确。最近回国的人带回来的感觉，就是物价突然贵得让人不敢买东西了。对比工资总额并没有突然发生高额的增长，结论就是人们的消费总量下降了。 外贸增长率很低，预计不可能有大幅度的改变。内需也在大幅度下降，之后生产也会大幅度下降。经济进入恶性循环，失业率上升；需求进一步下降，这就是经济危机。 面对这样的局面，习近平是如何应对的呢。首先，要加强对最有经济活力的香港的管制，特别是政治管制。压缩香港经济圈的活力，迫使香港的企业外逃。最机灵的李嘉诚已经脱身了，先离开大陆，再离开香港。一叶知秋，形势一目了然。 其次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习近平大谈马列主义辩证法，讲规矩讲纪律。既要人们循规蹈矩；又要人们适应诡辩。学习毛泽东时代的大忽悠，让人们忘记当前的困难，阶级斗争加不怕苦不怕死。一党专政就度过了难关。 问题是中国人还没有傻到准备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从反腐败开始，一路走向二次文革的中国梦，也就是他们几个人意淫而已。不会真的感动人民，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毛泽东复活，也不会傻到用同样的方法两次骗人。 怎样走出经济困境呢？首先是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的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这就要对比一下和别人之间的差距，找出可能改变的变数。最近有一组很有趣的排名可供参考。经济自由度的排名，香港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百三十九名。评比不包括政治。 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香港经济明显好于大陆，香港经济圈也明显好于大陆其他地方。结论出来了，恰恰是评比不包括的政治，决定了香港的优势。或者说是广义的政治，包括司法、人权和各项自由，决定了香港的优势。这才是变数而不是常数。 邓小平的改革是什么？就是在变数上做文章，恢复了一小部分市场经济，再加上江泽民骗到手的国际自由贸易。这才产生了所谓后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但是现在明显是走到了头，没有余地而且暴露了半吊子改革的恶果。 现在怎样走出困境呢？弱智的智囊们可能有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措施，包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等等。都是不老实的小聪明，也只能是不成功的试验。结果不仅仅是害了劳苦大众，也会害了共产党自己。 老老实实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半吊子改革走到底，这就是一场革命。把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个半吊子，变成经济政治一起改革。也就是整个社会体制的改革，或者说就是革命。 每一个成功的社会，都有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制度。缺少每一环都无法正常运作。就像人是一个整体一样，哪一个器官坏了都不健康。幻想更换一个器官就能恢复健康，自古至今都只是个理想，不是现实。 人不能整个更换，社会制度可以，换了就能恢复健康。这不是幻想而是人类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所以他不相信真理，以为只改一半就可以像换个肾一样变成好人了。结果是新旧排斥，新病产生，乱病缠身，奄奄一息了。 现在又来了个庸医，说是新旧可以融合，只差意识形态。像毛泽东当年那样成功的作法驱魔，思想整顿一番。把人们的头脑修整得一致了，不再受什么什么敌对势力的干扰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最近有香港的亲共媒体献策：既然争普选的运动是美帝插手造成的，何不把美帝的那只手铲除。把那个叫做黎智英的黑手斩断，香港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据说这还是改革派李源潮的新思维，具体说法叫做好戏还在后头。听起来确实有点儿吓人。 从习近平最近的动作来看，李源潮可能还真代表了习近平和中共。抓捕异议人士，压制媒体自由，违法运用双规，收缩市场经济。一直到在香港斩断美帝的黑手。这不像是零星的偶然失误，而是一整套连贯的思维。这个新思维就是把半吊子改革逐步取消，而不是向整体改革前进。 有些天真的毛左幻想这是在走回头路，可以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历史不可能走回头路，看上去像是回头路，实际上是走向新的深渊。如果真的还能成功维持一党专政，那将是比毛泽东还要毛泽东的暴政。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共产主义暴政的完美结合，大家会喜欢这样的杂种吗？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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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5 11:36 AM PST
跟大家聊聊天。关于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小孩。 这一年来，围绕我的风波不断，网路上各种评论都有。有赞许的，有批评的，已经不是"人红是非多"可以解释的了。为甚么会这样呢？除了那些政治力量和特定媒体（大家一定知道我指的是哪两家媒体吧？）的恶意操作不算，我必须也要承认，我自己在脸书上的发言很多，也是原因之一。 尤其是陈为廷的事情爆发以后，很多过去口口声声多么多么崇拜他，想尽办法接近他，其实是试图消费他的人，纷纷进行切割或者保持沉默以明哲保身的情况下，我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辩护，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以致于在一个号称已经是民主国家的台湾，竟然有人因为不同意我的言论，就叫我"滚出台湾"。我的一些学生就殷切地劝告我："老师，少在脸书上发言，会少一些攻击的。" 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我想了想，还是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是的，言多必失，我不否认我有些发言确实过于武断，简单甚至过激。但是，这就像不进厨房就不会被烫到一样，如果做一个公共知识份子，就是要积极对公共事物发表意见。而意见多了，难免就会有错误的时候。一旦你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很多人就会群起而攻之，至于你说过那些多得体的话，大家不知道为甚么，就选择性失忆了。这样以来，自己的形象和声誉就会受到伤害。所以，我的学生说得当然不错，在这个世界上，慎言，不讲话，是最能持盈保泰的聪明做法，因为这样，就可以一直做一个没有争议的，"德高望重"的人。 但是我不想做这样的人，哪怕付出偶尔失言引来攻击的代价。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聪明的人太多了，大家都怕说错，于是就不说。表面上看确实沉稳老练，但是这样的人多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失去公共性，我们就会成为越来越少参与的一群。而这样一来，伪君子和野心家就会粉墨登场。这些伪君子和野心家，平时最会扮演"理性，客观，中立"的角色，远离一切有争议的话题，等到辩论双方有一方似乎弱势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落井下石。这样的人多了，一个社会，会好吗？ 回顾我过去的言论，当然有说错的时候，但是总的来看，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还是说对的时候多。对这样的结果我自己很满意了。 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我不期待我做一个圣人，我也不期待我的每个评论都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我甚至知道我继续说下去，总会有失言被攻击的时候。但是我不会保持沉默，我只期待我做一个不用沉默来保护自己，不对社会事物袖手旁观的人。 美国作家琼安德森在《海边一年》一书中说："在一个人逐渐成熟之际，为何只能变得更加谨慎呢？我想是由于害怕失败的缘故。我总是容易忘记我的收获，却只记得所有失去的。挫折堆叠得很高，它摧毁了我全部的信心，直到我长大成人后再也没有勇气尝试冒险。我用前半生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成年人，也许后半生该学习如何做一个小孩。" 是的，我也愿意学习做一个小孩。这样的小孩多了，皇帝的新衣才不会一直欺骗世人。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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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an 2015 11:16 AM PST
1月22日上午，北京菜市口西。我和莫少平律师与法国汉学家白夏先生三人聚首，喝茶晤谈。刚刚经历了法国9•11事件的白夏先生，在关切地打听了吴思先生近况后，面色凝重地问起了小浦的案子。而事实上，我们嘴里的"小浦"也老大不小了。11天前的1月11日，是他50周岁生日纪念日。过完生日后第二天，他的案子被北京市公安局再次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曾于《正在书写历史的中国辩护人》一文中写道："然而，就在即将触碰知天命之年的时间节点处，他不安全了；早就记恨他的当局，这回铁了心要办他。涉嫌罪名现在已按了两个：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还有待按的。"果不其然，公安局在起诉意见书中，给浦志强总共按上了四项罪名：寻衅滋事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前三项罪名之"证据"，是从浦志强刷的2000多条微博中筛选出来的28条微博；第四项罪名之"证据"，是他根据《财经》杂志等媒体的要求，安排屈振红律师去了解有关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有必要加以澄清的是，现在按到他头上的"寻衅滋事罪"，已经不再关涉他去年5月3日参加六四事件25周年纪念研讨会一事。去年5月6日，因在民宅之中开了个碰头会，北京五君子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竟是"寻衅滋事"。当局此举实在太过荒唐，立招舆论大哗，天下耻笑。当时，白夏先生和林培瑞、黎安友等八位国际知名学者公开致函习近平，弱弱地、柔柔地发问：一次私人聚会，如何"寻衅滋事"？ 把家里开个会打成"寻衅滋事"，很快就破产了。但是，当局给自己找台阶，"寻衅滋事"这顶帽子，还是要牢牢地扣在浦志强头上。现在，公安局改拿什么指控浦志强"寻衅滋事"呢？拿几条浦志强发的微博。小浦是个微博控，即便忙得脚丫子朝天，照样特爱发感言。他用为人熟知的查理式幽默，讥讽、调侃了公众人物申纪兰、毛新宇，吐槽、质疑了雷锋，于是就成了寻衅滋事的"罪人"。小浦的一条涉案微博是这样的："既然不让多说，我就问一个问题：雷锋半夜不睡觉，钻被窝儿学毛选，边上站个照相的站个打灯的，耽不耽误战友们休息啊？难道明儿早上不反修防修吗？莫非这支孕育英雄的部队没作息时间也不吹熄灯号？还是雷锋情况特殊，他生前就住单间了呢？你当兵上学赶上有这么个装逼的没完没了，抽不抽他大耳帖子？"读者诸君，小浦有罪吗？ 为了要重重地办他，当局又给他加了两项吓人的罪名——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不错，就新疆巴楚暴恐案和昆明火车站暴恐案，浦志强的确发微博谈过自己的看法，说了官方很不爱听的真话，但他从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请看小浦的一条涉案微博："昆明事件太血腥，凶手罪孽深重。说疆独制造恐怖，这回我信，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死伤极惨重，后果太不堪，你就给了我一句话，说疆独凶残你没责任，我不满意。天天说党的政策亚克西，维吾尔人心向党，就这么血肉横飞？法学会会长王乐泉，你镇抚西域十几年，那儿你最熟悉，告诉我：为什么？冲谁来的？"作为小浦犯罪"证据"的这条微博，被阅读、转发过成千上万次，言者浦志强得理不让人，把话说得辛辣、尖刻，使政客脸上挂不住是事实。但是，他绝没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 至于"煽动分裂国家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条罪名在加拿大没有，否则魁北克成年人十之四五将成罪人；这条罪名在英国也没有，否则近半数苏格兰公民罪莫大焉。这条罪名在中国有，但是，它加不到浦志强的头上。不错，就中越交恶、钓鱼岛问题和南京大屠杀事件等，浦志强发过微博，但他从未煽动分裂国家。试举其中一条涉案微博为例："中国为越共提供无偿援助持续数十年，达当时的币值300多亿（值现在的几万亿）。援助20年后交恶，1979年，打了场为救红色高棉的自卫反击，边境冲突持续十年。打得最多的地方在老山、法卡山。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血染的两山居然都划给了越南……红色高棉该救吗？割地送金的傻B事能不能少干点？"小浦的话语犀利、干脆、咄咄逼人，然而，在这条被阅读、转发了成千上万次的微博中，可有一人，哪怕是五毛，闻出其中竟有"煽动分裂国家"的味道？ 无怪乎，我们的哈儿浦律师，对微博发声一事坦然领认，但对所加之荒唐罪名，则坚不认账。 五四宪法颁行一个甲子以来，中华大地上曾被刀把子关入铁笼子的良心犯，已是恒河沙数；如今，被囚禁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内的中坚人物、神州侠律浦志强，是一名因言获罪的最新良心犯。 而人们都已经看到，除了整律师、抓律师之外，容不得言论自由的刀把子，又开始剑指敢言的大学教授和学者了。《求是网》1月24日发文，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和画家、学者陈丹青先生，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信号。接下去被点名的，很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和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等。 刀把子为何敢于知宪违宪、偏与言论自由过不去？对此，我在《依宪执政，还是违宪执政？》一文中曾作过简明的回答。现在，根据习近平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亲自宣布的政治规矩，我来作出新的、更加到位的回答。习近平的政治规矩是什么呢？就是"五个必须"，要8000万党员"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在这里只谈第一个"必须"，且只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8000万党员"都必须在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意味着什么。 8000万党员，首先是公民，其次是党员；因此，我想称他们为党员公民，"党员"修饰"公民"。我的论证是：如果上述规矩中的第一个"必须"得以遵行，则8000万党员公民的脑袋，将像粒子物理学中不可区分的全同粒子那样，成为不可区分的全同脑袋，他们的思想自由将统统化为乌有；而没有思想自由，又岂有言论自由？！剩下12亿2000万非党员之国人，则被限定为只能"听党话、跟党走"的主，他们又岂会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我的结论是：这条政治规矩，是对中国公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零容忍的规矩，是将中国宪法第35条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规矩，是公然逆人类进化和人类文明潮流而动的规矩。显然，刀把子有这样的明规矩撑腰，知宪违宪、以言治罪，还会犯什么怵？ 这条规矩够威猛，够火辣，只是，硬伤太重了。首先，如果有朝一日启动违宪审查，它必将被秒杀无疑。而更为要命的是，它是那样的荒谬绝伦——要使8000万人的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高度一致，比太阳从西边出来更不靠谱。即便把难度大大降低，让你精选10位具有察言观色最强大脑的顶级奴才，组成一超级战队，给他们立下规矩，要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同你保持高度一致，也注定只是痴人说梦而已。不妨看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在荧屏上转悠的各色奴才，纵然绝对不敢当众妄议，但哪个肚子里没有小九九？谁没干过腹诽的事？ 老实说，如果共产党的政治规矩稍稍接点地气，只是要求8000万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也不会去说什么。蠢蠢地、狂妄地、唯心到家地把"思想上"三个字加进去，到底是衣俊卿没把好关，还是王沪宁没把好关呢？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1, 2015, 6:27:03 AM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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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多弼：在争取中国更美好的耐心抗争中——授予徐友渔奥洛夫•帕尔梅奖颁奖词（附天安门母亲：关于接受徐友渔先生转赠瑞典人权奖奖金的声明） Posted: 01 Feb 2015 12:15 AM PST
罗多弼：在争取中国更美好的耐心抗争中——授予徐友渔奥洛夫•帕尔梅奖颁奖词（《瑞典日报》编者按）中国哲学家徐友渔在他的社会分析中，注重于自由和平等必须如何调和的问题。然而，他争取民主自由的工作被中国当局所摈弃。今天，他被缺席授予奥洛夫•帕尔梅奖。） 今年的奥洛夫•帕尔梅奖得主徐友渔教授是一位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对自由、民主、公正和人权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以富于感染力的方式结合了两个方面：深入学术分析不失基本价值，热望美好社会不逾理性真相。 徐友渔出生于1947年，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长大。他因父母早逝从14岁起就独自居住，这无疑奠定了已成为他突出特点的独立性和精神力量。1966年，他在高中最后一年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随后十年中，他像千百万同代人那样"和群众相结合"，务农和做工，还一度参加了负有推行毛泽东革命任务的红卫兵。 在他1999年出版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形形色色的造反》中，他分析了文革和红卫兵运动，试图理解那么多青年人怎么会产生如此多的暴力和如此不人道的行动。他指出的重要因素包括：阶级斗争学说，红卫兵追求权力和私利，以及人们基于家庭出身被划分为不同类别。他强调需要尽可能如实地描述中国是如何走到了文革。 文革后，徐友渔于1978年考进四川师范学院学习数学，次年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生学习。他专攻分析哲学，虽然这门学科在中国从来没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仍有极少数杰出的代表人物。其中有徐友渔的导师洪谦教授（1909-1992），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曾留学欧洲，成为"维也纳学派"的一员。 徐友渔喜爱分析哲学的知性精确度和清晰度，这种素质是他觉得在中国旧传统以及从欧洲进口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都缺乏的。精确度和清晰度也是他自己写作方式的特点。 徐友渔于1990年代到牛津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师从著名语言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教授。徐友渔作为哲学家最重要的著作，大概是1994年出版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不过，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罗素的书，并参加了将维特根斯坦全集翻译成中文的工作。 徐友渔一直具有强烈的政治兴趣，在文革后很早开始参与社会批评讨论。早在1980年，他就参加了后来著名的研讨会，使用先前被禁止的马克思异化概念来批判文革和中国的政治镇压。 徐友渔在公开辩论中真正活跃是1990年代，当时他对中国社会的敏锐分析开始引人瞩目。1996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的文章，我记得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简单明了而很有说服力。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如何深化——虽然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社会不公当时已开始出现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体现在贫富悬殊的扩大。不过，这一当然完全准确的观察，并未导致他得出拒绝市场经济改革的结论。相反，他主张持续改革，并同意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他呼吁采取行动，以解决改革的负面影响。 这一直是他关于如何继续发展中国的基本观点：一方面是经济上继续自由化的信念——需要市场经济来创造经济增长，而私有产权和自由企业是自由、公正和民主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是促进平等和公正的政策。他不断加强并明确要求言论自由、独立司法、独立媒体和自由普选，以作为中国继续现代化必然需要的成分。 徐友渔注重于自由和平等必须如何调和的问题。2001-2002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作奥洛夫·帕尔梅客座教授，最重要的讲座主题就是"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当代思考"。在中国背景下，徐友渔定义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但很容易理解，他也能够认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努力发展一个将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 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徐友渔的主要灵感来自于现代西方思想家 —— 例如，美国人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一直对他很重要 ，而对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则采取批评的态度。然而，他近年来更明确地开始强调中国古典哲学家作品的本意，以区别于被用作中华帝国镇压工具的那些传统观念。他越来越正面地评价中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但并不因此把自己视为儒家、道家或佛家。 他高度批评那种倾向，即试图调动部分中国文化遗产特别是儒家思想，来合法化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他警告说，要在政治思想上特别警惕带有文化色彩的新民族主义，认为它会导致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局势。 徐友渔时常提醒说，中国农村的人仍是一种二等公民，尽管国家近70年来一直由声称代表农民的政党统治。在进行决策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来自农村的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是来自城市者所代表人数的四倍。在农村的学校一般比城区学校差得多，医疗保健也被忽略，社会保障网也比在城区差得多，等等。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在徐友渔看来，是中国继续现代化和发展的障碍。只要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人民也没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他认为就不可能解决那些关键问题，包括腐败、司法丑闻和有毒食品。因此，他认为真正的自治和独立的司法，是中国要成为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法律必须高于政治，但徐友渔曾多次说，中国的党国体制常常蔑视自己通过的法律。 徐友渔说，中国宪法应加以修订，并用以使国家民主化。但他也表示，遵从现行宪法也将是一大进步。这个问题如此敏感，以致"宪政"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讨论中的禁词。 《零八宪章》——我们主要联系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在中国具体指点走向民主方式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这一文献认为，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的数十年中有了重大改善，号召政府机构内外的所有公民，都共同推进自由、民主和宪政。但遗憾的是，当局选择把这个中国民主化呼吁看作是一种敌对，2009年以颠覆罪名判处领头的作家刘晓波11年徒刑。徐友渔是《零八宪章》的联署者之一，并反复要求释放刘晓波，停止对他妻子刘霞的骚扰。 去年五月，徐友渔发起了一个纪念1989年6月4日北京大屠杀的研讨会，导致他被捕。被监禁一个月后，他于去年6月5日被有条件释放。当他因"民主和言论自由原则的工作"获得2014年奥洛夫·帕尔梅奖时，却未获准到斯德哥尔摩来领奖。 徐友渔是一位改革派，不是革命家。他主张基于理性的渐进改革，相信致力于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应该在现行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在改革中，非暴力应该是基本原则，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与政府合作。在辩论中，他是注重对话与合作的一个沉稳温和的声音。北京当局为什么不把握住这点呢？ 徐友渔经常指出，致力于实现一个自由、民主和公正社会，需要有远见和耐心。他认为授予他奥洛夫·帕尔梅奖，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认可。 2015年1月30日 罗多弼（Torbjörn Lodén）是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教授，著名汉学家。 （译者：张裕——独立中文笔会发行和翻译委员会协调人。本译文经作者审定并授权发表） 原载《瑞典日报》（http://www.svd.se/kultur/understrecket/i-talmodig-kamp-for-ett-battre-kina_4293471.svd） 【附录】 天安门母亲：关于接受徐友渔先生转赠瑞典人权奖奖金的声明 日前，我国著名学者、自由知识分子徐友渔先生荣获2014年度瑞典奥洛夫·帕爾梅人权奖。该奖以前瑞典首相奥洛夫•帕爾梅命名。 奥洛夫•帕爾梅一生致力于世界民主、自由、人权事业，他为人类普世价值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直至被刺身亡。我们为自己的同胞能获此崇高的奖项感到无比的自豪。 徐友渔先生孜孜不倦致力于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仅著作甚丰，多有建树，而且身体力行。他坚持基于理性的渐进改革，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基本原则。二十多年来，他始终为他所争取实现的自由、民主和公正的社会而艰苦奋斗。为此，他支持国内坚持民主理念的人士，关心国内受压迫民众的疾苦，尤其是二十多年如一日，时刻关注着"六四"遇难亲属——天安门母亲的命运。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得到徐友渔先生的人道捐助。 在2014年"六四"25周年前夕，我们群体中的一些难属从四月份起便遭到政府当局的软禁、严密监控，未能进行计划中的集体祭奠（以往"六四"十、十五、二十周年我们都会举行集体祭奠）。然而，正是徐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冒着风险，以惊人的勇气和胆略，成功地组织了"六四"二十五周年的追思和悼念活动，弥补了"六四"难属被集体噤声的缺憾。 然而，身患多种疾病的一介书生——徐友渔先生却为此与他的同伴多人一起遭受了牢狱之灾，身陷囹圄，被关押在看守所月余之久。年近70的他，被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受尽种种不公正、不人道的对待。当我们再次见到重获"半自由"的徐友渔先生，竟形影枯瘦，判若两人。 天安门母亲对此严重侵犯人权、蔑视人性的恶劣行径，无比气愤，予以强烈的抗议与谴责。 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和感动的是，才从牢里取保候审出来不久的徐友渔先生竟矢志不渝，毅然决定将瑞典帕爾梅奖的全部奖金（7万5千美元，约合人民币45万元）悉数捐赠给天安门母亲群体，让我们转送给全国各地处于困境中的各家难属。 这笔赠予对于我们难属群体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随着岁月的流逝，难属中的老父母均已步入晚年，疾病缠身；亲人的被害给他（他）们身心所造成的伤害难以言表，尤其是近几年来，已有37位难友先后愤然离世，留下的不少难属还在苦苦挣扎与抗争！ 在此，我们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向友渔先生说一声："谢谢！" 愿上天保佑您！ 天安门母亲 2015.2.1.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2, 2015, 6:25:55 AM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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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Feb 2015 10:52 AM PST
2014年9月阿里巴巴赴美上市，马云意气风发 关于阿里巴巴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撕逼大战，水皮想问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你们把投资者放在了哪里？或者说，你们心目中，我们投资者是什么东西？ 有没有人回答都不重要。 市场会作出回答，那就是暴跌！ 4.36%，这是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以来的第二大跌幅，1月28日当天，阿里跳空低开整整2美元，收盘下跌4.49美元，不但再次跌破100美元大关，而且蒸发的市值高达111亿美元；与此同时，170多家在美挂牌的中概股有将近100家下跌，阿里巴巴会不会因此成为新一轮做空中概股的契机成为大家最担心的话题。 这不是一个小麻烦，对于工商总局的网监司司长刘红亮来讲是这样；这是一个大麻烦，对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来讲是这样。 问题不在于假货，尽管99%的讨论都会盯住这个问题不放，问题在于工商总局网监局在《中国工商报》，注意是《中国工商报》，而不是工商总局自己的网站上挂出的那份白皮书，这份东西能不能用白皮书的名义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会议纪要显示在2014年7月有这么一个行政指导会议的存在，工商总局网监司联合北京、江苏、山东、广东、福建工商局网监机构负责人组成行政指导工作小组是奉总局之命，目的是促使阿里巴巴正视和解决阿里网络交易平台长期大量存在的违法经营问题。7月16日，这个行政指导小组联合浙江工商局和杭州工商局在浙的工商局召集座谈会，阿里相关高管到会接受行政指导。据白皮书称，为了不影响阿里的上市进程，座谈会以内部封闭形式举行，鉴于目前监管情势，为廊清种种认知，才公布真相。 2014年7月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真相在半年之后才披露，而且是因为阿里店小二任意逼宫才无可奈何，不管原因是恩将仇报还是自相残杀，你让我们这些投资者情何以堪？工商局你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你有什么义务为一个外资公司的上市保驾护航？查处阿里平台的假货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搞得偷偷摸摸见不得人？难道真如工商小编所称"你们和阿里是队友"？监管不对消费者公开，监管的目的意义何在？阿里店小二可以质疑到司长情绪执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质疑工商选择性执法养痈遗患？这份迟到的白皮书算不算重大信息，如果算，现在才公布是不是构成隐瞒？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现在公布且在公布之后又作大量删改替换？阿里是不是认为类似问题习以为常不需向投资者交待，这种闭门会议的合法性经得起推敲吗？如此，阿里的上市是否涉嫌欺诈呢？这恐怕才是事件的要害！ 无独有偶的是，不早不晚，阿里的四季度财报公布，虽然营收有 40%的增长，但是利润则同比下滑28%，这样的财报对于已经被吊足胃口的华尔街来讲是个晴天霹雳，阿里的股价毫无悬念地再次暴跌，这一次的跌幅是创纪录的8.64%，盘中最大的跌幅一度达到13.66%，收盘价已经在90美元之后，再次跌破9月22日挂牌时的开盘价，而当天道琼斯大盘则上涨了1.3%，阿里的市值在一天之中又蒸发了200亿美元，而如果由最高的125美元计则更是达到惊人的600多亿美元。这些数字，在首富看来不过是纸上财富，涨涨跌跌、大大小小无关痛痒，但是对于在市场上追涨杀跌的投资者而言可能就是身家性命，搞好了一夜暴富，搞不好倾家荡产，所以，不可能不认真，不可能不较真，不可能让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或者阿里，或者工商，总有一个要成为被告，成为索赔的对象，成为撕逼大战的买单者。 美国的股市不比中国，美国的证监会也不是中国的证监会，美国的商务部更不是中国的工商局，美国的投资者当然更不是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中国的投资者，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无理搅三分的律师，那么多如秃鹫般的做空机构；所以，阿里的麻烦还在后面，不是一般的麻烦而是相当大的麻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华夏时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3, 2015, 6:10:01 AM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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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11:26 PM PST
主流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边缘化不只是异议力量反抗的结果，而更主要地是它经常自相矛盾并发泄权力欲望。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作为地方政府的北京市推出了「北京精神」。当时，四个词八个字的「北京精神」在公益广告大屏幕上宣示，颇受在京外国人欢迎。一些有点汉语基础的外国人与我随机交谈时，对「包容」一字很感兴；对于「厚德」难以理解，我则大体解释为它来源于中国古语，其目的是「载物」，而「载物」本身几与「包容」同义，云云。 大约一年后，北京的中央权力层面推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它有十二个词二十四个字，是「北京精神」的三倍。尽管十二个词中没有「包容」，但居于第六位的「平等」也可以视为「包容」的等价物。还有，习近平在「核心价值」以中办文件《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之前二十多天，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海南）发表主旨演讲，亦称中国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新社会发表于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的专电题目中亦有「习近平谈开放包容」之句。 操纵：封校与上街之细节 也许外国人完全理解错了，也许我的解说有嫌过分热情，因为今天的北京中央已经讨厌了包容。如果谨慎地做逻辑分析，那么可能是：无论习近平在博鳌所讲还是作为地方政府的北京市之宣传，讲的都是经济方面包容，至于政治特别是宗教就免谈了。二〇一四年的圣诞节之前，中共意识形态体系对作为异质宗教的基督教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王小石发表在海疆在线网的《警惕披着宗教外衣的意识形态战》一文，指出非法宗教团体在「跟国家政权明目张胆地争夺民心」。貌似三自教会人士身份撰文的利民先生则在长文中使用「民运分子连婊子都不如」的污蔑语句，原因则是「很多民运分子皈依了基督教」，且「近年来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也皈依了」。 在高校里出现了更极端的情形。比如，西安的一所学院不仅不允许学生在校园内过圣诞节，而且还不允许学生在平安夜出校门（媒体谓之「封校」）；再比如，长沙的高校学生走向街头打出「抵制圣诞，中国人不过外国节」的宣传标语。后者的行为显然是有官方背景支持的，因为如果采取抗议行为而性质对准政府当局则会被加以寻衅、滋扰罪名。为了表达官方的支持，人民日报的微博展示了长沙街头抗议照片。长沙的抗议与西安的封校相对比，意识形态权能机构的操纵因素也隐约可见了。 北京放弃了包容精神，意味着它无法接受异质宗教。力求以复兴儒家集体主义与尊卑观念来为当今改革提供合法性也许是个不错的想法，但基督教与儒教异质并不说明两者没有交集。儒教的利益平均即均寡之辩与基督教里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可以互相解释。如此，「核心价值」里面里的第六位元素「平等」也可以诠释为所有中国人的信仰平等、宗教平等、价值平等。这三种平等当然可以归为包容，而即便是中共意识形态口径自己解释核心价值里的「平等」元素，仍说为平等的「价值取向是不断实现实质平等」云云。 因果：浅薄与式微之关系 根据既往经验，中共意识形态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此次发动对异质宗教的宣传战争也不例。其根本原因除此之外，还在于理论素养太差，对宗教的认识还基于「迷信现象」之马克思主义的浅薄。实质上，宗教即便含有较多的迷信成分，它归根到底是廉价乃至免费的精神消费品，就像火车上播放尼基《回家》萨克斯曲一样。免费的精神消费有可能改变人生方向、提高生存质量，所以，滥而不衰的中国职场励志作品作为「第二宗教」仍有很大的市场。众所周知，励志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精神的通俗化。 完全不考虑在圣诞节获得消费机会的人们是否可以信教（实际上，多数人分不清圣诞老人与上帝是否一个人），那么，这个节庆更多地具有了商业意义。比如，我所在的小城市有一家开发公司打出售楼广告，云「缤纷圣诞季，加推最特惠，每平米狂减五百元」。还有，为了满足年轻人的消费愿望，本市最大的超市开辟了临时柜台，专销圣诞产品。在这点看，与其说意识形态权能者与异质宗教开打了一场文宣战争，勿宁说是对市场宣战。这种宣战的后果是「核心价值」的溃坝，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式微与边缘化的一个环节。 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已经是社会事实，它反过来刺激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做出非理性反应。比如说，西安封校的那所学院，其对学生的限制行为显然是侵犯人权。更广泛地，高校阅兵成为丑闻亦不奇怪，皆因权力变态之故。 变态：暴虐与嚣张之表里 教育体系的权力变态远比党政权力体系要严重得多。这不能以被查处的贪腐分子博取了多少非法经济收入为标量指标，而是要看它对社会道德体系产生的伤害程度。在中小学，一般是男教师对女学生进行强奸，此属暴力犯罪；在高校，则是教师不分男女对所有学生施以软暴力，侵犯人权暨进行精神奸污。 道德毁圮当然也不只在教育体系而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继续扩散，因此，中共在十八大后推出「核心价值」体系至少是想遏止这一趋势。但经过二〇一四年末的自我溃坝，看起来已经没有可能。这并非是我这样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异议分子偏见，而是对比事实下的理性结论。与两年多前我在北京大屏幕下为外国人做解释相比，二〇一四年末则有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报道说「共产党正在发动一场低技术含量、老式的运动来兜售自己」，并指许多价值宣传为「陈词滥调」。国内有重要媒体翻译了那篇文章，但改写题目为《红色宣传画成中国城市新景观》。 几乎在西安高校封校与长沙高校学生上街抵制圣诞节之同时，四川某学院的女副教授跑到自己孩子上学的初中开骂。骂一个班的学生全是低贱家庭出身，还说「有钱就是任性」等狂话。此亦教育权力变态的一大佐证。副教授骂街本不算奇事，可是骂街者是知识女性呀！知识女性骂街也情有可原，但被骂的却是自己孩子的全班同学且都是初中少年。一个女副教授行为如同市井泼妇，岂止斯文扫地所能描述？ ——原载《动向》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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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11:12 PM PST
（上） 还记得28年前，我赴美留学前夕，子明单独为我饯行。席间畅谈，我们都对中国的民主前景相当乐观。子明说：现在看来，我们的理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可以实现，也许不需要很多年。 可是，28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民主甚至比当年还更遥远。子明壮志未酬身先去，给我们留下无尽哀思，无限遗憾。 当年八九学生、如今独立作家杨光，为悼念陈子明先生撰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两句是："民运无公不成史，国家有难倍思君。" 这副挽联的前一句肯定了陈子明在当代中国民运史上的重要地位。子明的一生，就是当代中国民运史的缩影。是故，"民运无公不成史"。后一句"国家有难倍思君"，则表达了我们深切的遗憾。尽管子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但是，子明的去世还是给中国的民主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尤其是在未来中国发生重大危机或重大事变的历史时刻。我们不缺少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我们很缺少象陈子明这样成熟的民主活动政治家。 在我们这一代民运人士中，子明是屈指可数的具有政治家特质的人物之一。按照马克斯.韦伯，政治家要有三种特质：判断力、热情与责任感。子明三者兼具。 先说热情。韦伯所说的热情，是指对事业的献身。子明的热情持久不熄，他矢志不渝的一生就是证明。至于普通意义上的热情，那我们就应该说，子明的热情有些与众不同，子明的热情不洋溢不外露，唯有当众人都冷的时候你才最能感到他的热度，而当众人都热的时候他却总能保持一份冷静。不是子明冷时热，热时冷，而是他的热情非常恒定，恒定的热情才是最高的热情。 再说政治判断力。何谓政治判断力？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政治判断力就是"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特殊理解力"，就是"一种知道什么'行'、什么'不行'的感觉"。 对此，子明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还在民主墙时期，子明就提出："要反对政治浪漫主义和政治理智主义，坚持政治现实主义。"按照子明的解释，"政治浪漫主义是只管自己主观上想要得到什么，而不管客观条件允许不允许。政治理智主义，完全是冷冰冰地看待政治形势，不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个力量，只考虑体制的必然性，不考虑人的能动性。前一种心态会导致盲目乐观，后一种心态会导致盲目悲观。"子明所谓的政治现实主义，"就是说，目标要适中，目标不是要很高，要看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会有高潮和低潮的时候，需要一波一波地推进，需要有积累。" 政治判断力是个中性的概念。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可能有很糟糕的判断力，一个邪恶的政治家却可能在判断力上很高明。更重要的是，所谓知道什么"行"、什么"不行"，那也要看你想要什么、想干什么，那也要看你有多少资源、有多少路径。 一党专政下的中国，共产党垄断权力，也垄断资源，因而似乎也就垄断了做好事的机会。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改革大潮兴起，但大多数有政治抱负的人依然选择了体制内路线，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走体制内路线才可能成功；而一旦他们决定了选择体制，他们也就不得不接受体制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所谓什么"行"、什么"不行"，就是共产党会不会采纳，共产党准不准。 子明不这么想。子明追求自由民主，因此他选择独立，选择体制外。这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不行"变成"行"。当然，在那时，走独立路、走体制外路线者也不乏其人，而子明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做得相当成功。从办民刊，到竞选，到办经济实体，到建立民间智库。子明的成功不但在中国罕见其匹，就是在国际共产阵营中也是出类拔萃。 在众人都以为"不行"的地方，你能看到"行"，而且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果然"行"。这是何等高明的政治判断力。一方面，它比走体制内路线者更高明；另一方面，它比走独立路、走体制外路线但未获成功者也更高明。诚然，不少走独立路、走体制外路线者，面对当局的高压，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可歌可泣。只是，"不成功则成仁"，"成功"比"成仁"毕竟略胜一筹。再说，子明也具有同样的勇气，六四后被捕入狱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我或许有必要再谈一谈一般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活动政治家的区别。因为有很多人似乎不明白这二者的区别。他们往往把一个优秀的持不同政见者径直地等同于一个民主活动政治家。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米奇尼克说得好：持不同政见者的特点是他的简单性和纯洁性。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但政治是不同的，政治总需要妥协，需要把握形势，拿捏分寸。在韦伯那里，判断力就是分寸感；没有分寸感是政治家的大忌。对于政治家而言，正如米奇尼克所说，"要取胜这一点变得非常重要"。子明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说他不只是优秀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是优秀的民主活动政治家。 （下） 八九前，子明对中国民主前景的乐观并不是盲目的。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民主转型的势头很强劲，虽然比不上波兰，但比其他大部分共产国家都好得多。不幸的是，六四屠杀导致了中国的全面倒退。覆巢之下无完卵。子明以及他的团队也全军覆没。 关于子明在八九民运中的所作所为，有必要多说几句。不少朋友认为，在八九民运中，陈子明是中间角色，是当局与学生之间的调停人。不对。陈子明怎么算中间角色呢？在当时的北京，有几个人能比陈子明、王军涛更民间、更体制外、更民运？事实上，郑也夫之所以向统战部长闫明复大力举荐陈子明等人，就是考虑到当时的学生，既不信任政府官员，也不信任自由派知识分子，那么，子明他们作为民运"三朝元老"（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的身份，应该比其他人更可能得到学生的认同与信任。 再有，陈子明、王军涛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也并不是所谓"劝架"的角色或调停人的角色。因为当时的情况，绝不是简单的政府与学生的二元对立。在当时，政府内部已经发生了自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分化。围绕着如何对待天安门学生运动，以赵紫阳、闫明复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或曰温和派与以邓小平、李鹏等为首的保守派或曰强硬派尖锐对立。陈子明们深知，在当时，单凭学生和民众的力量尚不足以对抗党国体制，因此必须和党内改革派联手，否则让党内强硬派得势，就很难避免被镇压的结局；另一方面，党内改革派也只有赢得学生的信任与必要的配合，才能避免被党内强硬派清洗，才能巩固和强化自己的地位，从而起到保护学生和巩固运动成果的作用。 换言之，当时的情况，是党内改革派、党内强硬派与学运（或民运）的三方互动，而绝不是政府与学生的二元对立。陈子明他们当时的种种努力，乃是为了促成学生与党内改革派的合作。因此，说陈子明等人当年扮演的角色是中间角色，是斡旋，是调停。都是不准确的；至于说直到今天，还有人说他们是充当共产党的说客，是来破坏民运、瓦解民运的，甚而大有特务之嫌，那就更是黑白颠倒、荒谬绝伦了。 不幸的是，在当时，学生运动被激进思潮占了上风，没有及时地和党内改革派合作，子明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结果是，党内改革派全数出局，强硬派出动坦克车血腥清场，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被残酷镇压下去。 马克斯.韦伯指出，在政治家必备的三项品质－－判断力、热情和责任感－－中，责任感一项最为重要。政治家不能只强调自己的良好意愿而不顾自己主张与作为的客观效果。他必须考虑自身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必须愿意为其行动的后果承担所有的责任。这就叫责任伦理，与之相對的是意图伦理（或曰信念伦理）。意图伦理强调当事人的主观意图或信念，不考虑、不重视其言行的客观后果。 可惜，很多人至今仍然不明白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的区分。他们往往更重视意图伦理，而忽视责任伦理。在八九民运中，学生中的激进派由于其反对立场鲜明，所以每每受到称赞；温和派或曰稳健派则由于主张妥协，常常被视为帮政府说话，立场可疑。尽管后来的事变已经证明，温和派的主张对运动有利，激进派的主张对运动不利，那些人还是很少批评激进派，也拒不承认温和派的正确，甚至在温和派的代表人物如陈子明等遭受到当局的严厉迫害，仍然有人坚持怀疑他们的立场和动机。中国的反对运动要有长进，首先就必须克服这种幼稚病－－从正确评价陈子明做起。 其实，在六四之后，很多学生领袖都有过反思。江棋生在回顾八九民运时讲到：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强硬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的平民。第二件事，就是对赵紫阳、闫明复等党内改革派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没有及时地和党内改革派沟通与合作。柴玲也为当时学生与民众未能与党内改革派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联盟而深感遗憾，"因为历史证明，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孤军作战地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吾尔开希强调，我们必须反思的是，八九民运在当时究竟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他指出，八九民运不是泄愤运动，不是自杀式的壮举，而是一场政治反对运动，我们不是为了殉道，而是为了争取成功，而八九民运中出现过不止一次机会，如果和党内改革派合作，可以达到一个真正的如我们所愿的、除了殉道意义之外的政治成功。 六四后，子明被捕入狱。在法庭上，在监狱中，子明充分展现了他的英勇与从容。顺便一提，就连子明在监狱中的表现也不是没受到过误解和非议。子明在狱中居然写过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怎么能不让人怀疑？海外民运的英雄、两次入狱的杨巍说得好。杨巍说："我基本上没看过子明的文章，可是一看这不同凡响的申请书就一下子被征服了。在大牢里声称要学习方志敏和张志新，这意味着怎样的一种傲骨，又是怎样的一种幽默。服了！" 子明出狱后，由于受到严密监控，难以发挥他组织家、活动家的长才，便转而潜心著述。于是人们发现，原来子明还是了不起的学者和思想家。不过我更看重的还是作为民主活动政治家的陈子明。我一直认为，当中国再次发生重大事变之际，子明以他的久经考验的勇气和信念，以他的丰富的经验、学识与阅历，还有他的广阔的社会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和责任感，他能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是极少有人能够替代的。他的离去实在是我们无可弥补的损失。但愿我这篇文章，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作为民主活动政治家的陈子明，再从陈子明身上对民主运动的政治有更多的了解。 RFA首发 201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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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10:45 PM PST
太陽花的直接起因固然是黑箱服貿，但最為迫切的表達，其實是要求日常有效的民主參與。運動激起的社會政治熱情，同時挑戰了統獨對立、選舉侷限、財經傾富，這三堵意識形態高牆。 去年九合一選舉競選期間，後來勝選的新科台北市長柯文哲曾聲稱要努力「推倒意識形態的高牆」，他指的是藍綠統獨對立。對此，馮建三教授在選後分析評論中指出，從民意變化趨勢來看，藍綠對立已經稱不上是什麼高牆了；台灣真正需要攻堅的，應該是藍綠都緊抱不放的嫌貧愛富財經政策。回顧選戰進程，應該說兩種說法都有道理，而且還應該再加上一條，必須打破民主體制只是一張選票的意識形態迷思。 能否成功推倒這三堵意識形態高牆，將是台灣民主道路上的重大挑戰。同時還必須看到，海峽對岸的中共強國，一直致力於維繫這些高牆在台灣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已經成為台灣社會追求公平正義新願景的主要絆腳石。 拒絕囿於統獨議題 長期趨勢顯示，台灣民意傾向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比例日益增高，贊同急統的則持續下降，即使包含贊成終極統一者在內，主張統一的民意比例也只有百分之十強。馮建三據此認為，所有候選人都必須努力爭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票源，統獨議題已無從主導選戰。蹊蹺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及其支持者，在九合一選戰中仍然鍥而不捨地強打統獨對立的牌，攻擊對手是「墨綠」、「皇民」，似乎堅信這是贏得選戰的法寶。 沒有證據能夠指認大陸當局直接插手了連勝文競選。但台灣兩大黨面對大陸強國氣焰時的委曲周旋，清晰可見。九合一只是地方選舉，國民黨仍主打統獨議題。而柯文哲勝選後質疑「九二共識」，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卻又批他只是地方首長，不應發表意見。柯於是請王說明「九二共識」究竟是什麼內容，王至今沒有答覆。關鍵在於，北京借助「九二共識」向島內施加壓力，同時拒絕承諾「一中各表」。國民黨標榜自己推動兩岸和平，體諒地從二十年前的明確立場倒退，只談「一中」大屋頂等等設計，回避「各表」的前提，造成「共識」外殼下已經沒有內容可言。民進黨著意未來執政可能，同樣顧慮北京，態度曖昧。這次國民黨大敗，國際媒體咸認是台灣民意不滿馬政府對陸政策的標誌，民進黨駐美代表吳釗燮卻強調選舉結果無涉兩岸關係，引致曾批評馬政府黑箱服貿的前國策顧問郝明義不滿，翻出民進黨選舉廣告，指責其前後不一，涉嫌投機操弄。 北京陰影始終懸浮在台灣。九合一選舉期間，北京在大陸台商聚會場合為國民黨公開輔選，力圖宣示促統是台灣唯一選擇。這樣的外來壓力，加之主流政客投北京所好的姿態，使得民意早已反感的統獨炒作在選戰期間仍長盛不衰。因此，柯文哲針對藍綠統獨要「推倒高牆」的宣稱並非無的放矢。拒絕囿於統獨議題，是他勝選的重要因素之一。 太陽花改變政治生態 民眾態度的轉變，很大程度上拜賜於反「黑箱服貿」的太陽花學運。春天得到五十萬民眾上街支持的抗爭，其根本意義遠遠超出服貿的侷限。執政者視四年一次的選舉為手中穩拿的空頭支票，在「改善兩岸關係」的藉口下漠視社會反響一意孤行，終於受到公民群體的堅決抵制。太陽花的直接起因固然是黑箱服貿，但最為迫切的表達，其實是要求日常有效的民主參與。運動激起的社會政治熱情，同時挑戰了統獨對立、選舉侷限、財經傾富三堵高牆。因此，儘管當時有學生領袖和一定的組織形式與決策機制，但立法院等佔領場地內外，社團組織絕不單一，不但意見多有尖銳分歧，而且沒有人刻意尋求統一紀律、統一口徑。也因此，運動過後出現若干新興活躍社團，繼續開拓不同議題，一直到年底九合一選舉之後，青年學運積極份子當選基層民代或鎮長里長，並促成社會上和朝野黨團要求修憲的聲浪。太陽花動員青年一代政治參與的後續效應，直接促成了柯文哲的當選和國民黨的挫敗。 太陽花為青年世代的學生和都市白領打開參與政治的新途徑，也因此改變了傳統議題的表達方式，其中就包括，兩岸議題無法繼續框限在簡單的藍綠統獨對立之內。北京如何處理香港公民抗命，如何任意剝奪大陸民眾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在在可能直接影響到島內的政治政策辯論，令青年一代更細緻地定義出，自己希望台灣實現真正民主的方向。 這樣的影響力，是北京和國民黨陣營拒絕認可學運積極意義的根本原因。年底選舉剛結束，就出現媒體硬派的「學運女神」劉喬安誤入圈套被人錄影曝光涉嫌「性援交」。學生領袖魏揚當即指出，劉喬安不存在「醜聞」，她是隱私受侵的普通受害人。島內相關輿論隨之有所收斂。耐人尋味的是，大陸網絡媒體卻仍將這一「新聞」置頂近一周。此後學生領袖陳為廷因曝出性騷擾歷史，被迫退出鋒頭正健的苗栗縣立委補選，新華社也立即報道。雖然由於性別歧視影響，炒作前者遠甚于後者，但兩岸都出現借陳為廷貶低太陽花的論述。 馬英九雖然在元旦致辭時正面肯定了學運，但阻礙公民參政的意識形態並未全然消除。選舉後修憲保障參政權的呼聲，險乎淹沒在總統制內閣制或雙首長制的輿論中。急需落實的修憲議題，諸如降低投票年齡到十八歲，降低政黨比例門檻，降低參選保證金，降低罷免門檻，允許不在籍投票，修改現行選區選票制度，等等，仍有待於立法院新一年設立修憲委員會逐一審理。 財經必須有公平指向 問題嚴重的還有台灣傾富的財經政策，如馮建三所說，台灣「優待資本與土地利得世界第一，致使稅收占GDP比例世界最低。」這麼令人震驚的財稅現狀，無異於為後代埋下定時炸彈。可是，每當公眾表達不滿，政府當局總是先承認有經濟原因，然後話頭一轉，強調發展至上，同時暗渡陳倉，再次堅持優待資本才是出路，無視政府守護經濟公正的責任。 九合一選舉之後，馬英九政府還是照搬這三步，凸顯這堵傾富意識形態的高牆。多年無果的證所稅和房地產稅改，再次在立法院遭遇拖延和縮水。更有甚者，去年食品安全風暴首當其衝的頂新集團，被名嘴周玉寇指認政治獻金二億台幣給馬英九，引發激烈爭鬥。前民進黨主席、倒扁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跟進，質疑頂新在台並無貢獻，卻享盡一應優惠，還轉移資金五十億去大陸，國民黨和馬英九必須說明其中的利益交換。對此，馬英九竟聲明辯解頂新是「依市場機制」，將總統應承擔的經濟政策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無論獻金疑案結局如何，民眾都對馬政府兩岸政策心懷疑慮。大陸對台讓利，眼看已到邊界。五十多國家日內瓦談判IT領域免稅，中國強硬阻擋韓台列入面板要求，引起業者對大陸著力整合內部供應鏈的警覺。何況兩岸貿易已經在島內帶來金融炒作、收入分化等惡果。台灣經濟在尋求轉型時，要有公正指向，才能實現社會的長期受惠。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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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10:41 PM PST
埃及"茉莉花革命"後的困境，可以折射陳水扁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角色。陳水扁猶如台灣的穆爾西，任期中曾多次繞過立法院，依賴行政權強行推動自己的政策。不守規矩的做法是在破壞新興的脆弱民主。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號稱百萬紅衫軍倒扁示威風頭最勁的時候，台灣民眾也沒有拋棄「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設置，仍然認可陳水扁是民選總統，讓民主有機會慢慢生長鞏固。 入監服刑六年四個月的前總統陳水扁終於在二零一五年的第一個工作日獲准保外就醫，回到家中。過去幾年，他已經多次申請保外就醫，但儘管有多次不同部門主持的醫療鑑定確認病情，要求總是被種種司法程序和條例羈絆。這次九合一大選國民黨大敗，呼籲讓扁回家的聲浪陡然高漲，政治人士和媒體名人紛紛表態支持。新年前夕，前副總統呂秀蓮還為此絕食抗議，而國民黨政府辦公程序處處延滯，最終還是將文案手續拖到了年後，引起潮水般的惡評。不過，陳水扁返家第一周，相關新聞覆蓋已經從人道關懷轉向他個人的政治影響力。 核能還是核彈？ 台北新科市長柯文哲也來湊熱鬧，說阿扁這個人，可以是核能會發電，也可以是核彈會爆炸。一言既出，阿扁後援會就表示強烈不滿。但柯氏評論已然不脛而走。港台親北京媒體，甚至陸資簡體版網路平台，一片應聲而起的評論和轉發。核能核彈說，意指陳水扁擁有巨大政治影響力；效果是好是壞，端看他如何運用。但這個判斷相當片面，藉助這個比喻做文章，多半陷入似是而非。確實，阿扁出任總統時，操弄省籍議題引起族群對立，涉嫌貪腐導致紅衫軍抗議，也影響到民進黨的民望在他卸職前後跌到谷底。但他下台即遭警檢稽拿追查弊案，這之後的社會反響，包括聲援他保外就醫，主要是對國民黨處理扁案的反彈，要檢驗也應該先檢討國民黨。回望扁案波折，最出格的就是對國務機要費的指控。已經正式起訴之後，國民黨才發現，政府要員和立委，個個都有機要費，馬英九擔任台北市長期間，賬目同樣不清楚。立法院被迫匆忙通過機要費免罪條款，相當尷尬。 這次阿扁保外引起熱議，同樣不是出於他本人影響力，倒像是國民黨執政團隊在努力為他營造強烈反響。如今炒作民進黨必須應對阿扁兒子陳致中參選下屆立委的難題，也像是為大選提前佈局。近來台南市遭選舉無效指控的市議會新議長李全教指稱，民氣長盛的台南市長賴清德，將是蔡英文競選下屆總統的黨內勁敵，聽上去與熱評阿扁影響力的言論異曲同工， 新興民主的陣痛 埃及"茉莉花革命"後的困境，可以折射陳水扁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角色。穆巴拉克下台後，以往遭受壓迫的"穆斯林兄弟會"突然展示出人數優勢，在第一次公開選舉中就奪取總統大位。但新總統穆爾西上台後，與舊政府和新議會都多有扞格，諸事不順，遂轉而求助兄弟會的宗教極端，配合手中權利，以行政對抗議會。偏激無章法的作為，迅速招來社會反感。趕走穆巴拉克的城市居民，藉助軍方支持，趕走了首次民選的新總統。一時的滿足，蒙蔽了民眾對民主制度和程序正義的認知，等到軍方奪權，民眾已經沒有了可以藉助政治機制保障公民參政權利的立足之地。 陳水扁猶如台灣的穆爾西，任期中曾多次繞過立法院，依賴行政權強行推動自己的政策。他很多做法不守規矩，可以說，是在破壞新興的脆弱民主。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號稱百萬紅衫軍倒扁示威風頭最勁的時候，台灣民眾也沒有拋棄「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設置，仍然認可陳水扁是民選總統，讓民主有機會慢慢生長鞏固。陳水扁時期，不妨說是民主化進程的陣痛期，何況他當政時不少舉措，一直延續至今。至於說社會的對立和撕裂，當然有各黨政客的操弄，但從長遠觀點來看，恐怕還應視為民眾參與民主建設的實際過程。 從特定角度看，這個過程是民眾學習在民主制度大屋頂下，各自以和平方式表達尖銳對立的立場，也是學習建立不同立場並存的底線。民主化二十多年來，前者已相當成熟，立場對立的嘉賓，參加媒體政論節目的場景比比皆是。但後者仍顯得相當薄弱，或者說，如今公認的並存底線，過於工具化，層次太低。台灣需要更多基於堅實內容、思辨清晰且著眼於公共利益的尖銳評論，拒絕持續糾纏在似是而非的阿扁是核能還是核彈的口水。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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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09:31 PM PST
香港政制大崩壞，由前政務司司長貪污被定罪，到共產黨否認《中英聯合聲明》種種，這些新聞大家或許耳熟能詳；上樑不正下樑歪，特區政府有如「無人駕駛」，因此各項最基本民生問題，令香港人竟在自己的城市，淪為被欺被騙的次等公民，這些現象的真相，隨著年輕人的覺醒，開始逐一浮現被批判。 因為79日的佔領運動，政府打算做一些「懷柔」的工作，針對佔領運動主力的年青人──消息傳出政府打算，把目前大學每年收生的非本地學生配額，把五分之一即總收生的4%合共600個學位，歸還本地學生；值得注意的，這些學位是特區政府全費補貼的資助學額，約十年前開始從本地學生的配額之中掠奪過來，一直以來不少本地學生抗議，卻得不到任何人包括民主派的重視。 香港年輕人的大學入讀比率只有18%，是所有已發展地區之中最低；每年合符大學入讀資格的聯招考生有26000個，而聯招學位卻只餘下12000個左右，即使計入非聯招考生（已包括很多海外移民的回流生），實際上本地學生的資助大學學位，竟比起97之前更少；這些學位竟撥歸非本地生，而這些人絕大多數都竟來自「一國」之下的中國大陸，造成學位的中港矛盾。 欺騙公眾市民的做法不合情理 對政府這個建議，蘋果日報報導港大的代表，竟說會對其他未受政府資助的非本地生，於學費造成加價壓力，揭露出另一個問題──其他所謂「自費」的學位，也在掠奪本地學生的資源：為何學位數不變，學生變了身份，卻會對理論上是「自負盈虧」的非本地生學費，造成加價壓力呢？真相是香港各大專院校，一直玩弄財技，平日把各開支算入香港學生的成本，得到更多的政府的資助，然後隱瞞壓低非本地生的成本，以此賺取非本地生的學費；因此竟出現了讀同一科，使用同一個教室，上一樣的堂，各大學聲稱本地學生的成本為每人每年24萬多，而非本地生只需要一半，甚至低至三分之一；這是欺騙公眾市民的做法，絕對不合情理。 各大學透過「自費」學生大賺特賺，而開支則借本地學生從政府補貼，賺了大錢之後，就不斷大搞其他「教育產業」，例如去深圳開分校，或去深圳開醫院云云。這些不務正業本地教育的做法，只是肥了不斷開位擴權的管理高層，對香港社會本身一點好處也沒有；香港百物騰貴，人工卻遲遲追不上通脹，大學卻不斷引入外來學生，以低價搶本地學生的飯碗，還贈送居留權及福利，令年輕人越來越絕望。 另一方面，香港根本沒有工業，而且產業單一，政府每年投放大量資源於教育，所培訓出來的人材，不是無法學以置用，就是反過來大量人才流失；如這些資源用於改善本地房屋，或增加本地學生的學位，或改善就業福利，都遠比起為他人作嫁衣裳好。年輕人沒有前景，連結婚生子也無力應付，那些已上岸的社會賢達卻反過來鬧年輕人不會努力，卻忘記了當年英治年代的人工，即使不計通脹也甚至高過今日，更遑論當年機會處處了！年輕人的憤怒與無助，說明了沒有民主政制，這一切想解決是千難萬難。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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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08:47 PM PST
老實講，沒有一定的歷史常識與心性修養，是不可能真正認識"一国两制"之弊端的。非得由爹娘再生育一回，重新體會一遍"人之初"，再學一遍"親親而仁人"……"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从"天子"到"國父"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與唐德剛教授同在長江遊輪上，賞心悅目地觀玩那個時候猶存在的三峽景色，兩人無所顧忌地海闊天空，我問："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身處什麼世代？"唐教授不假思索脫口而出"亂世，"緊接著一句："快了，已經亂了一百年，再有一百年必可看到盛世了。"我說："哦，算得這麼準嗎？"唐說："歷史上的大治大亂都不出二百年光景。"正說話間有人過來了，人多口雜，未便深談下去。 三十年前的這段舊話一直深印我的腦際。這百多年的紛亂不已，究竟根源何在？早從十九世紀末葉起，無數豪邁的賢達就不斷各抒己見發表過濟世救國的良策妙方。縱觀那些曾先後被世人奉為金科玉律的高見，都是順理成章、鞭辟入裡，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弱點：自命為救世主，自覺或不自覺的站在世人之上、國家之上、時代之上誇誇其談，自信是高瞻遠矚，其實根本忘記了民生疾苦，一味價口吐豪言壯語而漠視小民所思所想。第一個救世主洋里洋腔，昧於國情，拉洋片似的鼓吹革命、高喊驅逐韃虜，他不悟當時黎民百姓不堪忍受的只是家天下繼承所導致的必然腐敗，對滿清本身並非咬牙切齒地抱着不共戴天之仇，對君臣朝廷制度更有著千扯萬牽之情，只要看看帝制無復存在百餘年的今天，即使在異國他鄉的南加州一地每晚七至九點竟有漢唐宮廷連續劇兩部之多，由此可察知華裔大眾對帝王的依依不捨。那位革命先行者叨光民眾對腐敗之無名恨，貿然推翻帝制後出現的兩枚果實：一是數千年只有"天子"的中華破題兒第一遭有了一位"國父"，二是這國家從此四分五裂以迄於今。 前之天子，崇尚的是垂拱平裳，聽由眾多輔弼之臣協同治理天下；這位國父卻沒有能耐承擔父責，管理國家只能讓賢，誰賢誰不肖則由槍桿子決定，這就是大大小小軍閥之由來。軍閥是大老粗，必須依賴政黨，這就是大大小小黨閥之由來。這些背依槍桿子，心繫秦始皇，胸懷各種主義的大小黨閥，迥異於世界上一切民主國家的政黨，倒是和納粹、法西斯、布爾什維克一脈相承，一律都是自以為手握獨家真理，足踹萬民百姓，永遠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這百多年來，那位有正式名號的"國父"之後，誰也數不清在中華大地上冒出過多少有實權而無名號的"國父"，提出過多少強加於子民的種種主義和口號。這些口號無一不是故弄玄虛譁眾取寵，結果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眼下最流行的"一國兩制"，就是這樣的寶貝。 "大一統"不等於國家只能一個 發此御旨者，豈止是站得高看得遠！聽其口氣，他是高高踞於九天之上，俯瞰螻蟻眾生，像神靈似的發號施令！國豈是隨意捏造得出來的？人之生也，只知自身及父母近親，漸而知宗族社稷，國家乃是後天外加之物，國家與制度的形成完全是許多客觀因素所致，絕不是某一個或幾個人鼓噪出來的。本事再大、權位再高，也不可能說有幾國就幾國、說要什麼制度就有什麼制度。多怪中華語言中，偏愛"一""二"連綴的陳言套話，諸如"一乾二淨""一清二楚""一括兩響""一物兩用"之類簡直數不勝數，所以大人先生能夠輕飄飄流利吐出類似之順口溜，隨聲附和者也是不費吹灰之力，以致於普天同喊，響徹中外。可惜喊歸喊，卻終不見"一國"在何處而"兩制"在哪方。 發此話者可能"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甚至連起碼的歷史常識也沒有。古今中外，哪一個國家、哪一種制度是某一個人或幾個人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它們都不是人類先天所有，這些後天的產物亦非簡單一句"群眾意志"所生，而是多種複雜的客觀因素催生的。歷史舞台上，因勢利導而成大事者被稱為英雄，更多的則是強加於人而肇大禍的狗熊。"大一統"確是中華的大義，但決不等於說國家只能一個不能兩個或多個。上古聖賢的天下，部落邦國何止成百上千？桀紂秦始皇倒都是統一的國家。不要拿籠統的"一國"來招搖撞騙，這一國若是桀紂秦始皇的國，大概沒有幾個人會問津！當然亦不致於成為空頭大元帥光桿司令，起碼酒池肉林的管理員和焚書坑儒的執行者總必大有人在。 "一國兩制"似是而非表正實歪 所以"一國"賣的是野人頭，"兩制"則是迷魂湯。並非真是宴席上的"一魚兩吃"，無從朵頤大快。大人先生也不是讓人在兩制之中任選一種，而是無形的大手劈空一劃：這部分芸芸眾生歸於此制，那部分螻蟻小民劃入那制，不得有違，切切如令敇。無奈眾生和小民不甘服從太上老君的仙命，生靈都需要吃飯穿衣自由自在的生活，都需要選擇自己覺得舒服的制度，如果兩邊當家的都自以為"風景這邊獨好"，而所屬眾生和小民偏覺"這邊不好那邊好"，怎麼辦呢？豈非只有兩條路可走：或是小民上吊，或是揭竿而起"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 千百年前中華好漢比較老實，打江山就坐江山自己過癮，國家交給賢良憑道德規矩去治理。現今的"英雄人物"一個個都雄才大略，上了台都是一套又一套的玄言妙語，有些完全屬於空話還則罷了，有些損招歪點子卻包裝著頗合民眾口味的糖衣，像這"一國兩制"似是而非、表正實歪，而能夠琅琅上口，流為長期的禍水。發明這個妙語的英雄好漢是不會認錯的。老實講，沒有一定的歷史常識與心性修養，是不可能真正認識此語之不妥的。非得由爹娘再生育一回，重新體會一遍"人之初"，再學一遍"親親而仁人"，最低限度再讀讀《三字經》。一言以蔽之，需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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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07:50 PM PST
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让人思考：一个紧绷的充满内在动能的巨大群体，如果没有很好的释放通道，那么，任何一个小小的随机扰动，就可能被加强，最后放大为系统崩溃的力量。一个大的社会系统也一样。——转自"微信" 还有25分钟，2015年的新年钟声就要敲响。恭送旧年的官民老少正在准备互祝"新年好"，迎接新年准备新梦，突然微信率先发出一条噩耗，瞬间惊煞全国全球：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惨案，约十来万观光男女由拥挤而冲撞由冲撞而踩踏，死伤近百，几十个欢天喜地准备迎接新梦的年轻灵魂，将永远停留在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他（她）们的中国旧梦里了！真是在最不应该的时候最不应该的地方发生最不应该的事情！一时人们的"新年好"祝词陡然哽在喉头，不得不痛苦地随着泪水咽下去——除了那个因为垄断舆论而富得脑满肠肥的CCTV，它的15频道音乐台一直欢快地上演着30小时不间断的贺岁节目，"英雄就是爱美人"呀什么的，自娱自乐。 这个新年不好！ 警方无法第一时间达到现场 然则这不应发生的事故怎样又发生了呢？细查可能见到的详情，觉得情况并不复杂，不过以青年男女为主的贺年群众，聚集在上海外滩的"陈毅广场"，等待2015年0时0分吉祥钟声的来临。惨案发生在广场的观景台上下阶梯一带，据说那些在台上等待观赏年年都有的"灯光秀"的人们，因为知道今年那"秀"的地点已经较过去北移约500公尺，成夥下台而与成夥上台的观众"对冲"，于是出事了。 那么维持秩序的警察呢？看来在场的警察的确尽力了。从一幅踩踏中心的图片看，过百的人们挤成一团，只有一个警察被挤在已经倒下的几位青年前而动弹不得，连躬一下身施行救助都不可能。请看事后现场警察们的回忆： "先期到场民警发现部分群众出现身体不适，及时采取了救援措施。"（警察）蔡立新说，由于当时人流较多，民警采取切入救援的方式，分散人群，并先后有500名警力增援，在救护车尚未到达现场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利用警车打开通道运送伤员。 打浦桥派出所民警林海说，当晚其为值班备勤力量，接到分局增派通知，第一时间赶赴陈毅广场，与同事一道围成"人墙"，将已经受伤的群众隔离保护在空旷地带。 回顾昨晚的踩踏事故，林海表示，由于当晚人数较多，警方无法第一时间达到现场，只得采取强行切入的方式，将人流分散开，需要耗费一定时间。 ——中国新闻网：《上海一线警察讲述跨年踩踏事件救援情况》 连"先期到场"的警察的"第一时间"，居然已在"切入救援"、"运送伤员"，说明那以前的警力几近于无。须知中国的警察，武警民警协警网警以及其他线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手段高超，威力惊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刀把子，构成国家政权的无敌能量。只须回顾一下近年来的出警活动，总见他们无往而不胜。奥运会世博会APEC，保卫工作滴水不漏，甚至不惜建立"护城河"以京城外十几亿居民为假想敌，取得全球巨大惊羡。至于少数群众的聚集，更逃不过他们警惕的眼睛，动辄抓走"寻衅滋事"的嫌疑分子；这种罪名甚至用于公民家中茶叙，哪里容得下你踩踏拥挤！试想假使陈毅广场当晚有人拿出一块呼吁官员公布私产的布条，或者事先就有可疑分子在微博微信里议论这种可能，警方还会出现"无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情形吗？ 党的领导里歌功颂德该谁去管管 那么对于这不应该发生的惨案究竟应该责备谁呢？现场的警察？他们稀稀拉拉能做什么？增员的警察？他们左冲右突辛苦到场已经只有运送尸体和伤员的份了。那么是否应该责备他们的上峰，那些应该对大型聚会的群众安全未雨绸缪事先准备的人们呢？但是他们果然和那些预防维权人士聚会发言写文章的人们一样有权无限调动警察吗？或者就是后者一伙的人呢？那么如果责备他们，不是或者冤枉人家或者责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的维稳体制吗？因为按照现代文明，警察这把"刀子"的必要，从根本来说是维护公民身命财产的安全。而根据上述的特色体制，它是政权的刀子，而"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谁对政权不恭敬，刀子就该向谁砍去。所以，如果不解决刀子的用途问题，它之用于保卫权力和疏于保卫小民，是一定的。习近平在对此案的"重要指示"说要"坚决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应该也是指的这个意思。不然，它有哪点"重要"呢？ 顺便说一事：我孤陋寡闻，听到惨案的消息时居然弄不清楚"陈毅广场"是何宫室何时修建，遍查资料才知道一点。但是这倒引起我的又一狐疑：使用这个名字是否有"反党"（近来新用的老罪名）嫌疑呢？因为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其意义至少不低于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以"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今寿也祝了，德也颂了，又来一个"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党的领导里，该谁去管管呢？ 2015年元旦不眠之夜于不設防居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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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07:42 PM PST
中共面临的问题是在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资本主义孕育的"新社会因素"根本无从谈起的地方，强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生造出根本缺乏"新社会因素"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无法使人相信，就只能将其定义为"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社会主义"如此凶险，难怪它在全世界都失去吸引力。 中共的理论与宣传内里一团浆糊 中共的理论与宣传中，许多观念属于随手拈来的应景之作，也有一些，则有其较为根深蒂固的依据或传统，看上去甚为权威，当然，其实它们内里依然是一团浆糊。 中共的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发表他的大作《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就是一个难得的样本。此文充斥着似乎很权威的观念，仔细看看，都是一堆陈词滥调。 王先生把马克思抬出来吓人。他引证马克思的话，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以他们对"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研究为其核心内容，那么，王先生在这方面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分析和论点么？ 很可怜，人们看到的是中共"理论家"们传抄多年的东西： "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 应该说，王先生描绘的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很奇妙的时代。 共产党人不再相信马克思学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着成长中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它内部的社会化趋势将使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具体而言就是，"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在他们看来，旧社会盛极而衰，它孕育的新社会取而代之，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两大力量生死博弈"，可能出现在其间短暂的过渡阶段，其时可能需要专政，但旧社会衰亡及阶级消灭，毕竟大势已定。所谓"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生死相搏，只是短暂过渡之中的事情，若在一整个历史阶段都是如此，那就太奇妙了，其实是故弄玄虚。 然而，中共面临的问题却不一样。他们是在旧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资本主义孕育的"新社会因素"根本无从谈起的地方，强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于是生造出根本缺乏"新社会因素"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无法使人相信这种"社会主义"有其生命力，即能够自然生长、显示其优越性，就只能把他们身在其中的时代，定义为"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社会主义"如此凶险，难怪它在全世界都失去吸引力。 共产党人不再相信马克思学说，不再相信资本主义本身会孕育出社会主义，相反，他们竭力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道路和命运，竭力动员力量同历史规律作"生死博弈"。在他们看来，"新社会因素"从哪里孕育而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人们渐渐发现，他们的所谓"理想"，其实紧密地同权力联系在一起。 "阶级斗争"与"权力斗争" 这样一来，权力依恃国有体制而肆虐，以市场经济为根基的资产阶级就难以生存与成长，而官僚权贵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再度兴旺发展起来。至于劳动群众，他们只是名义上"当家做主"，党政官僚实际凌驾于他们头上，甚至不许他们像西方社会里民众那样争取宪政、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一旦他们试图抬头挺胸，则被斥为走"邪路"。 原本，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阶级状况曾趋于简单化，形成工人与资本两大阶级，而到其中后期，则再度出现变化，中产阶级壮大起来，社会结构呈现新的特征，给人的感觉是，社会在向后资本主义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相反，在这里，权力与资本结合愈益明显，官僚权贵阶层盘踞于社会之上，显示出类似于前资本主义的特征。 毛泽东在历史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面对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现实，他只能带着无限的遗憾与不甘心撒手而去。邓小平不得不改革开放，但坚决不放弃党专政。江泽民试图延续"六四"镇压的保守倾向受挫，转而追随邓小平，正式接受市场经济，放任官僚权贵成长。胡锦涛坐享市场化好处，同时本能地迎合红色权贵而"左"转，只是他不免犹犹豫豫，毕竟还不敢大"折腾"。 习近平接手，踌躇满志，要成就一番事业，看来即使大折腾也在所不惜。不过，他打击不听话的党政官僚不手软，对"红二代"权贵则维护有加，无论怎样"反腐败"也不会触动其根基，这样，所谓"阶级斗争"在官僚权贵阶层内部很是激烈，被普遍视为其"权力斗争"，而所谓"专政"则针对着社会各界，不准人们"乱说乱动"。如此举动，若要援引马克思，只会让那位德国老人好笑。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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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07:29 PM PST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发放第二位日本人质后藤健二遇害的相片，相中可见后藤健二被斩首，首级放在尸体上，这单新闻不但震惊日本，因肤色与种族相近的关系，也震惊了很多华人，令很多从来不关心伊斯兰国杀人质者，突然关心起这问题来。 然而近年随著中共海外势力愈来愈庞大，中共透过假外媒以及假消息，令华文传媒越来越变得不可靠，反过来损害所有华文传媒的公信力，例如今次后藤健二被头版报导「获释」，三日后却又报导已被斩首的事件。 1月29日香港苹果日报头版报导，「峯回路转 伊斯兰国放日本人质」，其消息来源其中之一，竟是来自中共的假外媒「日本新闻网」；结果2月1日伊斯兰国发布后藤健二被斩首的相片，假消息不攻自破，却重创了一再盲信假外媒者的公信力。
近年几乎凡国际大新闻，处处都可以见到中共党媒作故事的痕迹；上年8月香港电台照抄环球时报，创作出乌克兰击落客机的新闻；上年7月阿尔及利亚航空AH5017在马里坠毁，中共的中央电视台，竟可率先创作出航机在尼日尔首都尼阿美坠毁的消息；而最「神化」的，是大公报等党媒引述一个恶搞美国叛逃间谍斯诺登的「消息」，指「美国政府早已受外星人控制」，另一党媒「海外网」则引述此假斯诺登户口，指「斯诺登爆料美国1969年登月是造假」，却不敢引述相同Twitter户口的内容──奥巴马透过「随意门」去了火星一游云云。 这些假新闻可以随意散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华文传媒从来都忽视国际新闻，其记者的外语能力低，以至不断走去抄袭其他华文传媒的报导，甚至从不核实资料；或因其记者待遇低，以至被中共的人员渗透，借此不断为中共宣传；中共的算盘就是，不断丑化外国，由丑化英美及欧洲国家，以至邻国的日本南韩，以令华人得出「外国都不好，中国也不差」的结论，令华人变得「爱国」，可以被共产党利用，这种「统战」手法，值得大家警惕留意。 ——RFA （徐静波博客网址 http://blog.sina.com.cn/xujingbobl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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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07:12 PM PST
在刚过去不久的2014年里，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差不多同时进入了"新常态"，只不过这两边的"新常态"内容大不一样。中国内地的"新常态"是经济增长一步步减缓，因为诸多生产要素的成本一步步上升，从中等收入水平往前走的大环境一步步呈现出相互纠结的"硬约束"。 香港"新常态"：躁动不安的表面 而香港特区的"新常态"，则是比例相当大的中产和低收入阶层居民对本地的政治和社会演变趋势一步步不耐烦，对本地和内地的互动关系一步步不看好，对本地政府治理方向和方法一步步不认同，因此街头抗争一步步频繁密集。 2月1日，香港再次发动了一万多人的"唔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选"游行。按照香港主流媒体的观察，这乃是"占领行动（引者按：原称"占领中环行动"，后来由于占领的地点多处浮动，变成游击战术，本地媒体改称其为"占领行动"）完结后，首个大型示威集会"（《明报》2015年1月30日A10页头条专讯）。组织方"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声称，把举办多年的香港元旦游行推延到2月1日举行，主要是因为香港政改咨询推迟举行，希望通过游行彰显香港大众的"真正民意"。 从经验层面上描述和总结香港近来的"新常态"并不难。这个城市的土地和人口规模有限，还比不上它的近邻深圳市和广州市。但深度挖掘进而完整揭示这些经验层面故事之下的驱动要素——也就是政治社会学上常说的"动力学"机制（dynamics），却非常不容易。 一来这些驱动要素远远超出香港本地的范围，甚至超出中国本国的范围；二来这些要素的曝光出来往往里外不讨好。香港本地的一些群体会指责这是"大中华帝国心态"作怪，而中国内地又会有很多机构批判以"普世主义民主法治价值观"看问题，所以深度挖掘虽难，完整揭示更难。 可要客观冷静地理解香港的"新常态"，就必须与两边的极端主义思潮及其高声喇叭式的政策倡议保持适度而充分的距离。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今年1月22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2014年内访港的数字比2013年增加了16%，达到4720万人次；自由行旅客增加了7.6%。大陆目前一共有49个城市的居民，可以通过自由行旅游证件来访问香港。根据国际旅游机构上周刚发布的资料，2014年持香港澳门台湾证件访问中国内地的游客，达到6700万左右人次。然而，从如此惊人的密切交往的海量数据，我们却不应该顺手推出过于乐观的结论，说中国大陆与它旁边的香港台湾两个小中型社会，相互之间的理解也与日俱增。 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基本矛盾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被大多数居民认为是不言自明乃至于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被大多数居民认为是蛮不讲理乃至于大逆不道。让我首先用一个最鲜明的切近例子来凸显这个当代世界政治变幻的吊诡现象。 我们都知道，"朝鲜"和"韩国"本是个单一民族，英文名称一模一样，都是Korea，其家庭结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本来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70年，两边的人民在三、四代人的时间内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为他们居于完全不同的政治、法律、经济、学校、宗教、对外关系的体制下。原本同一种语言文化的民族历史背景，就慢慢变得大不一样。我经常有机会与来自朝鲜半岛的人们聊天，我问韩国的年轻学生和老师：朝鲜民众一旦有幸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一定会显示出泪流满面、甚至跪地拜服的场景，你们同种同文，看到这种场景，感觉如何？我从韩国公民那里得到的最多回应是：朝鲜民众的行为方式是"前现代的"（pre-modern），在今天的韩国社会里无法被接受，我们韩国居民认为那是一种政治病态行为。 朝鲜和韩国的巨大区别虽然历时不短，但也不过是70年（1945-2015）。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制度区别之缘起，比他们长远多了，香港是156年（1841-1997），台湾是50年（1895-1945）加上其后的70年（1945-2015）。如果朝鲜/韩国这个单一民族的政治分离之后果是那么难以缩小，我们就不应该对大中华范围内的类似政治分离的缩小，报以太乐观的期望。 当然，这么比较并不是说大中华范围的问题，和朝鲜/韩国的问题可以完全划等号，当然不是。我们只是要点明，大中华范围内几个社会间摩擦不断的问题，和朝鲜/韩国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源自19世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全球不平等结构（作者注：这里的"不平等结构"与中国官方宣传所定义的不可以划等号）。这也是我们目前讨论香港的问题的前提。 "你给的胡萝卜，我们尝不到甜头！" 客观地说，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之间关系中很吊诡的一个关节点，就是"我给你胡萝卜，你们还说不甜！"的社会后果。对于这一吊诡状态，我的观察是：北京（这个简称是指中共有关港台事务的庞大体系特别是其决策层，以及他们派往香港的高层代理官员）多年来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以经（商业利益）促政（政治整合）"的基本政策，已经被多次验证为非常低效的。 中国大陆目前的政策思路仍旧是，通过给予香港台湾各种经济上的好处即"送大礼"，借此期待政治和社会领域里的大麻烦问题迎刃而解。但北京决策层对香港和台湾的民情不太在乎（但并非毫不了解），甚至对港台的政界（不等于是政府）也不愿意去细致地体谅，不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因此，这种"给你胡萝卜"的甜头政策，也就变成了一厢情愿。 举例来说。香港一家媒体于2014年12月19日回顾："中国大陆这十来年在香港砸钱更多了，每年数千万人自由行，在香港置业、投资、国企民企上市，还有数之不尽的大陆客在港设公司洗钱，推高了香港的GDP。大量的内地企业交了成本最低的所得税，使香港库房（政府税收）进账丰厚。但这是高度'财聚'而非'财散'。2013年初统计，香港自1998年GDP的13,000亿元港币，在15年后增至2012年的21,000亿元，增加了60%；但本地家庭收入中位数15年里只由18,300元港币增至20,000元，即增加了9%；住宅价格指数则增加了90%，奶粉价格增加100%，牛肉价格增加了233%，贫穷人口从850,000增至1,187,000，增加40%。钱到哪里去了？回归前，香港人从来不仇富，问题是这些年大陆的繁荣输出，得益了本港的地产霸权和少数特权阶层，而香港中下层人的日子更难过，别说向上流动，甚至连住房、拍拖、结婚和日常生活的空间都匮乏"（Apple Daily Commentary）。 即便只有一半的香港居民属于以上所说的中层下层范畴，你也能够推测出来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之烈，这种不满可以演变成频繁的上街示威。北京经常强调的"给香港送大礼"，受惠面却并不是广泛意义上的香港普通民众，而主要是财团，特别是垄断和半垄断性质的财团——这至少是本地很大一部分中产阶层及低收入群体的感受；他们的不满，跟国家主权没什么直接关系。在任何政治体系下，这类问题都不能回避。 北京对港台非政府性质的政情和广泛民情的缺乏理解和体谅，后果有时很糟糕。在2014年11月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前，我就感觉到香港街头的连续沸腾的抗议，一定会对台湾的选举有很大影响。后来的事实验证了北京的政策在香港和台湾确实产生了连带的负面效应。那些凡是在中国大陆有辉煌业绩商业界人士，回台湾去为国民党帮忙竞选，结果是帮了倒忙。他们被很多台湾选民视为"特权资本主义"、"垄断财团"、"政商勾结"，因为得了特殊照顾而为两边的官方政策鼓吹效劳。 港台媒体上的这类报道并非完全准确，但选民们认为他们不是完全离谱。我那时正在台湾开会，耳闻目睹那些指责大陆"以庞大商机财源影响和腐蚀台湾选举"的报刊言论，实在感慨不已。那些实惠好处是大陆成千上百城市可望而不可求的。就在我在台湾期间，FT中文网发表了该报主编张力奋对上海市委书记的独家采访，韩正所渴望的商业财贸优惠政策，不就是这类给香港的特殊待遇吗。 所以，仅凭"给好处"，在一个有多元化的媒体和竞争性政治的社会里，能够产生的政治效应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当地的政府并不能垄断对"好处"的解释权。假如"好处"被许多人视为不公平，往往是花钱买抗议。 "甜头"和"苦头"并重 我们人人皆知这个现代政治的常识："给甜头、送大礼"只是强势政权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是"给苦头、送大棒"。香港眼下每天争吵不休的"要不要23条立法？"、"要不要直接引进中国内地的国家安全法？"，聚焦的正是这一核心问题（"国安法争议"，《香港立场新闻》2015年1月25日综合报道）。这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架构下的安全法规对台湾还相当的遥远，那里焦虑的主要争议是"要不要认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问题。 如果是对香港特区直接引进中国内地的"国家安全法"，从某一立场看，自然是很方便的操作，不过那就需要至少是一种"非常/异常状态"（extra-ordinary：这类法规通常就被称作"非常法令"）作为其预设条件。这就是香港发生持续的、颇具规模的、带有严重暴力成分的社会秩序混乱，比如像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香港发生的暴力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参阅"六七年左派暴乱实录"一文的详细回忆，《九十年代》月刊1998年1月号）。只有这样规模和性质的社会失序，才能在国际社会里获得广泛认同。否则，就等于是宣布"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被抛弃。那样北京就得准备承受很多、很复杂、很长期的负面后果。 比如，眼下正在美国政界尤其是国会圈里讨论的是否要立新法，以取消原来给予香港特区的一系列优惠待遇（参阅"A Useful HongKong Rebuke",Wall Street Journal Editorial,30 Jan 2015）。 如果是由香港本身启动"23条立法"的程序，最后通过的法令与香港既有的延续英国普通法体系基本合拍，那么，就不太能够随意动用这个法令去抓人、关人、重判人、驱逐外国公民出境、断绝外国个人或机构在香港的一些活动。因为香港既有的法律体系对于被指控者，警方去收集证据、以及随之进行的公开举证、律师队伍受雇、陪审团组成、法庭辩论、法庭宣判、上诉、外国属于普通法体系的执业律师来港为被指控者辩护等等，都有极其复杂和环环相扣的公开程序规定。 简言之，主要因为香港缺乏"斯大林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此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体系的根源，参阅《简明哲学辞典》，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47-549页）的大架构，香港若通过"国家安全法"而力图使之成为本地维稳的法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和台湾比新疆和西藏更麻烦 香港自从1841年1月起被迫对外开放，而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自由港大都市以来，其厚实深奥的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和与此同构的内部社会肌体，都为源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党国体系（The Party-state system）最看重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之实施，造成了方方面面、层层叠叠、弯弯扭扭、含含混混的障碍。如果我们看一下当今的中国大地图，凡是位于边界上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以非汉族为主要原住民的区域，这些边境地区多年里给北京中央政府造成了连续不断的冲击，其中又以新疆和西藏最突出。 可是，北京在这些麻烦的地区大体上都能搞定。相比起来，更难，甚至难很多的倒是两个汉族居民为主的边缘区域——香港和台湾。这里面有太多的吊诡之处。开放的边缘对严控的中心之冲击，是我们下一篇讨论的核心问题，那是跨世纪的难题。 ——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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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07:10 PM PST 二0一五年第一期《争鸣》刊登的我的"跟进报道（七）"在网上发出之后，一如既往，收到很多回复。其中一位国内大学教授和一位老朋友的电邮让我思考。 一、教授的电邮 教授说："……恕我冒昧，我并没看完。只想在这儿劝您不必太着急上火，正常人是不能跟流氓讲道理的，这就跟正常人要是跟精神病人认真的话，自己也会变成精神病人一样。……不必太过较真，自己多多保重为好。" 我相信没有看完"跟进七"的绝不仅他一人，我这样月月地请求朋友们帮助转发"跟进"，是否构成了对他们叨扰？我是否应该不再写"跟进"，只静候法院的处置？恰在有了犹疑之际，收到一封信，一封电邮。 信是一位在我转发"跟进"名单上的老大哥寄来的，六页复印文章——贺阳先生在去年岁末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的《向北京海关"讨公道"》。这标题让我眼睛一亮：又有人跟海关公开较真了！贺阳在文章中详述了他的书被扣经过，他给北京海关关长写信及那以后跟首都机场海关官员打交道的遭遇，文中对首都机场海关关员的表现有活灵活现的描写：我问韩铮（首都机场海关旅检处副科长），我的书到底哪里违法了，违反了什么法律，违反了哪一条，韩铮说不出来。我一再追问，韩铮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他们根据《海关行政处罚条例》送达'收缴清单'，程序是合法的。我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又问韩铮，说我的书违法，这个判断、这个结论是哪一个部门做的，韩铮又答不上。我说是你们旅检处做的？他说不是，接着他又反复强调他们"送达'收缴清单'的程序是合法的"。我再追问，韩说，你要是申请行政复议，就按 "收缴清单"下面的署名找首都机场海关，我问他："那你的意思是说，结论是首都机场海关做的了？"韩说："我可没那么说。"在跟这样的海关讲不清理后，贺阳说："为了其他老百姓尽可能不再遭遇我碰到的这种'袭扰'，也为了促进我们国家海关系统的体制改革和作风改进，最近我就这件事分别给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信，同时分别送上我那本曾遭北京海关收缴的'禁书'（按：《北京改革风云—我在陈希同领导下工作》），请他们审阅并指正。"新年伊始，有了同路人，我期待着贺阳的下文，决定了：不止步、继续"跟进"，否则就无可能看到我俩是不是会有殊途同归的结果。 电邮是一位朋友发来的香港歌手谢安琪《鸡蛋与羔羊》一曲的MTV链接："A餐鸡蛋撞石墙，不怕壮烈下场，绝不退让；B餐俯首做白羊，一世困在牧场。餐卷这两张怎么取向？"回过头去看一年多来自己的这场官司：我是在我的律师代表我对首都机场海关提出"行政复议"无果后，于二0一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到三中院立案的。谷绍勇法官以原告身份无法确认为由拒绝立案。我据此补充了证明我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文件，二0一四年一月七日谷法官收下了我的律师提交的立案材料，告诉他对我的身份还需做进一步核实。二0一四年三月十七日我跟律师一起到三中院向谷法官面交了旧金山总领馆签发的我的华侨身份公证书，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我的第一本因私护照直至正在使用的由旧金山总领事馆签发的四本护照的影印件等补充材料。因为迟迟得不到三中院立案与否的通知，我在去年五月号的《争鸣》上发表了"状告海关案"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致三中院的公开信并附文"李南央状告海关案是块试金石"》。我请律师将文章的影印件用快件寄给谷法官，得到了签收回执。接着，我又在六月号上发表了"跟进报道（一）"——《制度的笼子》，我的律师又将此文的影印件用快件寄给了谷法官，他又签收了。当月十八日，律师发来电邮："一个很高兴的消息，今天拿到了案件受理通知书，见附件。咱们走完了长征第一步，也是最难走的一步。"尽管超过法定期限一百五十五天，但是法院毕竟受理了我的"状告海关案"。在这以后，我连续发出了"跟进（二）、（三）、（四）、（五）和（六）"。期间三中院按行政诉讼法条款规定，两次按期发出经北京高院批准的"延长审理通知书"。我的文章至少换来了三中院也开始认真的应对态度，而且，他们开始注意自己的行为需要符合法典的规定。想一想，还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有希望，不做就什么都不会有。面对强大无比的政府部门，如果不想余世仍被困在"牧场"，除了选择A餐我无路可走。何况如果没有作为正常人的医生给患有精神病的病人治疗，哪来病人的治愈或病症减轻的结果呢？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共产党如何"讲认真"暂且不评，我认同凡事需认真。 二、老朋友的电邮 老朋友来电，是因为我在"跟进七"中提到中国已经有了一部不错的宪法，他特意地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了，写来读后感。看了他的文章，感到惭愧，虽然老拿《宪法》说事儿，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像他那样认真地通读过《宪法》。他在结束语中说： "中国的宪法甚至说不上'法'，它无处不在的模糊的定义，矛盾的条款，和含混的概念不可能使它逻辑地作为法律的'依据'（李南央按：应该是制定法律的'依据'）。它只是当政者制定的要永远当政下去的宣言。狡黠的官话套话谎话掩不住宪法制定者的暴戾专横和对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藐视。……这个'宪法'是对理性和人性的侮辱。 中国要走向民主自由必须扬弃这个保护一党专制的恶宪法，重新制定一个以保护每一个公民福祉为宗旨的新宪法。以这个现行宪法的专制性来说，'依宪法治国'不应该是中国民主派的诉求，倒应该是中国政府的口号。可是现在恰恰反了过来。让人怀疑是不是两方面的脑子都出了问题。" 他的说法让我琢磨，想明白了，觉得两方面其实都非常清醒。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虽然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但是整个会议绝口不提中国要走宪政之路，这就说明无论现行宪法的内容是什么，要害是：它是个笼子——是个不能让共产党理直气壮地宣称是由自己提着的笼子。别管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马粪纸的也好，合金钢的也好，反正是不能钻进去，否则就等于承认党不再是"老大"，不再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力量"，有个宪法比党大，党得服从它的管制。这是翻天覆地！而很多像我一样大声疾呼"宪政开张"的人，确实并不太在意目前宪法具体内容的"善"和"恶"，要的是将宪法推上治理国家的最高主宰位置——共产党必须让位于宪法。只有在中国确认了宪法为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立法机构，才有望修出一部符合普世价值的好宪法；更进一步地，人大负责法律和法制的委员会才有可能开始审查我国正在实施的各项法律是否违宪，将那些违宪的法律或条款逐步废除，逐步完善各领域的法规。在有着数千年悠久帝王文化的中国，实现宪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只有迈出了这第一步——共产党将"最高"让位于宪法，宪政的航船才能从中国大陆扬帆启程！ 我既追求法治，我必遵从、敬畏法律。我状告的是违法的政府部门，因此自己绝不能因为不认同法令的某一条款而蔑视法律，违反法律。我服从《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印刷品及音像制品监管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43号令》等与我的案子有关的政令、法令；依据它们的条款向法院讨回宪法赋予我的权力。 三、打到底！ 看过我的"跟进（七）"，有朋友发来了新年的祝贺： "无论怎样，文明的大潮澎湃，祝你和家人新的一年健康愉快！" "新年好！大作又读。你的身份可使战斗保持在一种进行时状态，很可贵。境内噤若寒蝉，你代表了大家。" "中国的和世界上的不愿当奴才的人们应当记住你坚持在混不讲理的强权面前争取自己的权利，应当感谢你勇敢地为那些说了点儿自己的想法就被抓进监狱的人鸣不平！" 我担不起"感谢"二字，应该是我感谢我的两位无畏的律师——夏楠和夏霖，是他们的勇气和韧性不断坚定着我走下去的决心；应该是我感谢那位写出"致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封公民信"的、生活在大陆的翟明磊先生，他在那封信中说："我写此信，是表明中国仍有人，牢狱无所惧，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邪恶，仍有春秋侠义之公论。"他的话激励我扫除胆怯；应该是我感谢所有帮助我转发"跟进"的朋友们、你们的朋友们、朋友的粉丝们。我知道自己不过是一滴水珠，在太阳下很快就会被蒸发掉，是你们助我汇入了"文明的大潮"，成为澎湃力量中的一份子。为了跟上在文明大潮中行进的朋友们的步伐，我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努力，认认真真地、依靠法律的力量，将"状告海关案"打倒底！ 关心"状告海关案"的朋友，有时间时请打开这个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2_DWOyluTs，倾听谢安琪从被缝住的双唇送出的歌声："一颗鸡蛋撞石墙，不免断裂碎肠，怎么较量；一堆鸡蛋望石墙，可以变作力量，继续扩张；今天鸡蛋撞石墙，不怕壮烈下场，绝不退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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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Feb 2015 07:50 PM PST
只要把一国两制搞成外行的社会主义领导内行的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之心度资本主义之腹，这种鸡对鸭讲的态势将永远无解。 决不允许"摆脱党的领导"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上世纪反右派运动所坚决打击的右派言论之一。运动中有很大一批右派的罪行就是这一条；当时实际主持杀伐的邓小平于运动后期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做总结时，回溯右派向党进攻的历史，把他们的"反动纲领"归纳为政治和学术文化两个方面，后一方面居首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从那以后的的舆论导向，自然就是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内行绝对不能领导内行，外行如不领导内行势必亡党亡国。1978年以后，拨乱反正的春风一刮，好多批判"右派谬论"的谬论都倒了，可是春风不到外行关，领导岗位依然多由原来被打倒的外行们还乡收复。几十年后老外行们纷纷退下，接班的一把手党委第一书记们虽然大都拥有博士硕士什么士的头衔，却不乏"在职"由秘书代劳读出来或干脆由各级学府赠送的；其动辄显现外行的本相者，从上到下依然俯拾皆是。为何有此奇怪的例外，请回顾上述邓氏所作反右总结的原文：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1957年9月23日） 他是把右派指称的"外行"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并列；"内行"和"科学文化""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相联系的，意思就是右派所拒斥的外行正是马克思主义正是社会主义正是它们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而他们自诩的"内行"和"科学文化"正是要求独立自由以摆脱党的领导的资本。事情一到关系"摆脱党的领导"，那么无论其时代是阶级斗争为纲、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都绝对不能允许的。权衡世态，这样的规矩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无论搞啥，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统揽一切的主义属于中共特有，其领导者绝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任何"内行"可以担任的，此理自明，不服也服吧。 外行领导内行运动的扩大化 不过现在倒出现更大的外行内行的问题了，就是在全球闹得火热的那个香港问题。在大陆坚持施行外行领导内行不动摇的中共，突然宣布它也要领导香港的资本主义了：它于六月间突然发表一本"白皮书"，改变二十年前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时两国联合声明所保证"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宣称那"高度自治"并非邓小平原来所许诺的"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而是中央政府把香港"现行的"整整一套资本主义割成块儿，想给几块才给几块，余下的（自然是最重要的）得听中央的号令行事。这显然是外行领导内行运动的扩大化了。中共搞社会主义自然应该是内行，搞资本主义总该算是外行了吧；虽然"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党的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似乎全党都是搞资本主义的行家里手，后来又拨乱反正说那是四人帮的污蔑。现在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有人说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迄今未获官方承认，不能算数，至少至今尚无一位亡故的中共领导人受到"极为精通实行资本主义"的赞扬吧。那么搞资本主义的外行，怎么那么自信地在香港指挥别人搞资本主义呢？仔细追究，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为了收回香港而发明的"一国两制"引起的。 当年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的新规时，想的是全球战略，看的是鸟瞰总图，不过是一个国家里装两种制度嘛，国家那么大，有何装不下！不过是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嘛，只要大家都属中国，大家都挂红旗，中央还把外交国防两权牢牢抓在手里，使你无力把哪怕一寸国土卖给人家，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邓的接班核心江泽民且进一步发挥，宣布"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各自闷声发大财吧。这样下来，双方虽然有时对对方搞的主义看不顺眼，小有磕碰，总算还能相忍为国，各自安生，看来这"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已经成为牢固的现实，不仅五十年不变，而且干脆由总设计师本人声明"五十年后是不需要变"、万寿无疆了。 可是再辉煌的工程，总须从一木一石建起，对于何木何石的选择，是大有讲究的。没有想到吧，这里的木石问题，竟出在"一国两制"的"国"字上。"国"是什么？或云领土主权人民！这个解释很有用，在一定的领土上，拥有主权的人民根据自己的选择，构建各自的社会制度，各不相犯，共存共荣，符合"一国两制"的一切条件。可惜它不符合共产党的理论。中共理论中的"国家"，用它的权威理论机关中国社科院权威首脑院长王某的最新解释、亦即中共一贯宣称秉承的马列主义最老解释，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中国则是无产阶级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在这样的"一国"里，于社会主义制度以外摆进一个资本主义香港，不运用专政的铁拳镇压它，已经是对它的天恩了，哪能容忍它与前者平起平坐甚至乱说乱动呢！于是，选择了马列主义建材的"一国两制"，就成为实行社会主义的这"一国"，管制实行资本主义的那"一制"；社会主义管制资本主义，当然也要指挥资本主义，外行领导内行指挥内行。不幸正是这个规矩，造成了香港目前严重的事态。 北京外行要强行领导香港内行 事情由普选问题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民索要普遍直接选举政府的权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决定候选人须把不爱自己即"反抗中央"的坏人事先筛出去，只能对"爱国"的好人"一人一票自由选举"。其实普选权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搞资本主义的港民接受资本主义教育，见闻西方文明实例，认为凡是事先由某些方面筛过候选人的选举乃是仅仅有利于该方面的假选举，所以坚决反对，由此引起罢课"占中"等等动作，虽然触犯妨碍交通一类法规，但却是为捍卫自己根本权利的当然壮举。 可是他们的见识是资本主义的，并不为社会主义所理解所认同，因为世界社会主义从西到东搞了近百年，除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曾借普选上台而外，从未有过实行普选的先例；而希特勒的那次"普选"的胜利却是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制造"国会纵火案"从而大量抓捕政敌以"筛"除对手的假普选。——甚有意思的是，被他阴谋筛掉的对手非他，正是德国共产党人，他们被栽的罪名又正是"危害国家（当然就是"不爱国"了）的暴力行为"！八十一年过去，再也没有搞过见过普选的外行去指导深谙普选制为何物的内行如何进行普选，其不能服人也明矣。 不服的学生和市民对不服的事情向资本主义政府举行抗议表达诉求，本是那种社会里的常态，却引起从未承认过人民抗议"人民政府"的权利、也许连"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道理和历史也未必听说过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高度恐惧，长官出面警告非法活动媒体封锁真实消息专家撰文告诫港人筛选才是真普选的真理,还向国际惊呼"占中运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蚀香港法治基础，破坏经济发展环境，损害香港国际形象"（10月25日外交部网）。而在被管辖的香港政府里，真正熟知什么是公民权利的资产阶级政客们虽然必须秉承社会主义中央的上意却不敢过分得罪示威者，刚让警察朝学生喷了多瓶胡椒水打了87发催泪弹却未敢请求中央派坦克平暴，继而半推半就扭扭捏捏表示愿跟学生对话,并且真和他们开始了"一场有关民主未来的有礼貌的辩论"（10月22日《纽约时报》）；八所大学的校长更不像社会主义大学的同事们把示威学生打成右派开除学籍解送警方劳教劳改直至枪毙，反而委托其中两位连夜赶往示威现场慰问孩子们，"赞扬学生到目前为止的文明集会"，警告当局不得加害他们（10月2日BBC新闻）；岭南大学郑国汉校长甚至还在此后应邀主持了学生和政府代表的首场对话（10月21日南早中文网）。即使直接喷胡椒水加害学生的警察，也还有急忙掏出水罐为被害的孩子洗眼睛者；而孩子们在大雨滂沱时也撑起雨伞为警察遮雨。这样的场景，和25年前那个有名的社会主义广场上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是社会主义的内行们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 查新闻里所说的"占中"，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占领香港的核心地带表示抗议和"爱与和平"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公民珍爱自己的天赋权利而和平表达之的意思，并无悖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常规，却显然不为随时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社会主义的内行（即资本主义的外行）所理解。 三年前美国也曾发生过一次"占华"——不是占领中华而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当时大陆官媒曾欢呼那里出现"茉莉花革命"，劳动人民要以仇恨与暴力推翻美帝了；此次的"占中"又被它们鉴定为"少数人想搞'颜色革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10月12日新华网），当年的雀跃欢呼变成了现在的不祥警告，而从中看不出占领者的"爱与和平"的意思则一也。看来，只要把一国两制搞成外行的社会主义领导内行的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之心度资本主义之腹，这种鸡对鸭讲的态势将永远无解。已有客观舆论断定："几乎也无人能想象学生们提出的根本问题会得到任何解决。"（10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悲夫！ 2014年10月12日于不设防居初稿，25日改定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1月号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4, 2015, 6:36:59 AM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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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Feb 2015 10:51 PM PST   上周，阿里巴巴和安邦公司都遭遇了空前的丑闻危机。两大公司背景虽然完全不同，但共同特点就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不仅没有遭到许多权势财团那样的冲击，反而气势如虹，资产规模和影响力极速增长。正因如此，当我意识到这两个公司危机的政治因素之后，头脑中不禁冒出了六六年红八月那个最响亮的那个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我看来，"阿里巴巴"危机的政治因素，是因为这个公司巨大的国际资本背景和它在中国正在兴起的网络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这两点都与习近平的"国家安全"理念事实上难以兼容。否则，人们很难理解，当局为什么要冒著杀死这只下金蛋的母鸡的风险，在全球投资人面前毁掉这个刚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声誉？ 至于安邦危机的政治因素，则更加明显。因为对不少人来说，这家公司有邓家背景早已不是秘密。而这个背景，正是安邦这两年神奇成长最根本的原因。投靠安邦的各种势力有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习近平的反腐总不会搞到邓家头上吧？况且，吴小晖，甚至陈小鲁都不是当权派，因此，这里没有太直接的权钱交易问题。 那么，如何来解读安邦的危机呢？1月31日，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喉舌《东方日报》发表的社评"红色寡头发大财，试问天下谁能服"，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篇社论告诉我们，对"安邦"财团的冲击，要害问题就是"试问天下谁能服"。中国今天史无前例的贪腐局面，与邓小平当年顾及家人的"私念"是有渊源关系的。习近平虽然老虎苍蝇一起打，但只要不触及这个根源，难服天下。不过，《东方日报》的这种解读，究竟是代表了习近平的想法，还是反映了那些对习不满的人的想法，并非没有疑问。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误伤，习近平恐怕想明白了，他不能让吴小晖和陈小鲁们继续那个已经把国家带到崩溃边缘的敛财游戏，他也不在意让吴小晖、陈小鲁们知道他的这个想法。 也就是说，习近平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实践中，完全看到了这个国家已经从头烂到底的现实，而他要救自己也救这个国家，不得不"愤起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少，要让一切牛鬼蛇神都不敢再那么猖狂。对此，左派们自然很兴奋。 左派们认为在这个烂到底的国家，"宪政梦"不可行，因为这等于要中共去自杀，这个判断显然得到习近平的认同，但问题是，左派们的"文革梦"就真的可行，就不是让中共自杀吗？这是习近平，也是今天的中国正在面对的真问题。 我同意秦晖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在讨论假问题"。对一个已经从头烂到底的国家，左右争论的哪些是真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讨论假问题？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不能理性对话。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不给知识分子机会，按照自己的正义理念来参与政治实践，在多样化的政治实践中与现实进行深入对话，修正和改善自己的政治理念。毛死后，中共元老们为了重返权力，一度鼓励这种积极的政治实践，这其实是八十年代改革能突破的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以来，回归政治集权的当权阶层在改革的名义下大事敛财发财，出于社会正义理念并得到官方认可的改革试验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已经完全不可能。只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民间继续按照自己的正义理念，推动维权，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这些维权运动最终与日趋腐败的政府发生冲突，直到被政府维稳全面瓦解。 在这个权力和社会全面溃败的背景下，眼下日益激烈的高层权斗会把中国引向何处？会不会带来一场玉石俱焚的大崩盘？正是这个真问题推动著中国资本外逃和富人移民的大潮。这也是习近平不能不思考，因而对横扫牛鬼蛇神的正义冲动还有所克制的真问题。 最近看到习近平决定推动地方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多种试验。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习对改革作出的最有理性的决定，也就是承认自己不知路在何方，承认多种试验的必要，这种态度，胜过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口号，也胜过他自己都不相信的那个改革六十条。 不过，习是否有能力和机会组织认真的、多元的改革试验？再则，仅仅由左派思维推动的改革试验若获得成功，对中国和世界将意味著什么？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关注中国的人士们都需要认真思考的真问题。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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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Feb 2015 10:02 PM PS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且看回良玉还能"自由"到几时！》中引述内地网友在其国内公开论坛上发表的评论说：杨卫泽的落马，对江苏反腐意义重大，不仅一批杨卫泽的"干将死党"陆续被查，还进一步揭开江苏腐败的黑幕，很有可能带出"大老虎"，如果强行捂下杨卫泽"重大腐败线索"的"捂者"还健在，也难脱法网，很快就会现形！ 那么，这位"捂者"是前任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还是继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 按照明镜网相关文章的说法："江苏前省委书记回良玉涉嫌贪腐，中纪委已经掌握大量材料，他已经时日无多。今年1月初，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调查。当时就有报道称，王岐山查江苏帮的名单中包括至少罗志军和回良玉。" 中纪委开始查办"江苏帮"的说法，源起于半年多前的中纪委第十二巡视组进驻江苏前后。 去年7月29日周永康案件公布当天，中纪委即正式对外宣布其第十二巡视组进驻江苏省，组长徐光春到此为止已经是第四次带队。 当时的外界媒体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江苏巡视组副组长之一董宏曾担任王岐山的秘书。而外界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之所以选派了徐光春带队是因为徐光春被习近平认为是"为官一场，难得清高，难得干净"。 可能是与他本人记者出身，步入中共政权之后也一直是个"文化官"的背景有关，徐光春在中共官场上虽然也是浪迹多年，但称得上是"出污泥而不染"，不但不贪不色，而且与上下周边之间的关系都特别"原则"，不帮不派，不团不伙，所以派他去帮派势力最严重的地方当"钦差大臣"再合适不过。 习近平曾经在召见徐光春等人的内部讲话中说过：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当好中央的"侦察兵"和"千里眼"，找出"老虎"丶"苍蝇"，一查到底，分类处理。中央巡视组是中央直接派的，要当好"钦差大臣"，善于发现问题，发挥震慑力。要增强对党负责的政治意识丶发现问题的责任意识丶敢于提出问题的党性意识，切实加强对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无论是谁，都在巡视监督的范围之内。 如上讲话内容日后都已经被中共官媒摘要见报，而没有见报的内容据说还有专门就巡视组组长的选拔标准的指示，大意是：长期以来搞在组织之外有帮派，党委之外有团伙的地方，根子在中央。巡视组成员，特别是巡视组长，一定要选拔和这些地方丶单位内的团团伙伙没有一点瓜葛的同志出任。在巡视组长们被任命之后，习近平给他们打气说：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凡是违纪违法的都要严肃查处。不要怕问题多，问题多的单位可以把握节奏。要一网打尽，有多少就处理多少。中央给了巡视组尚方宝剑，是"钦差大臣"，是"八府巡按"，就要尽职履责，不能大事拖小，小事拖了，对腐败问题要零容忍。不管级别有多高，谁触犯法律都要问责，都要处理，我看天塌不下来。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警告这些"钦差大臣"们：巡视组长是"钦差大臣"，但也不是"铁帽子"，如果是不作为，没成效，也要被问责。言下之意，派你们去的地方和单位不可能不存在腐败问题，必须查出来。 有心人应该都还记得，就在半年前中共政权正式对外公布拿下周永康之后不到一小时，《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就刊出了署名"苏秦"的评论文章《打掉'大老 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评论指出："继建党73周年前夕清理门户，开除徐才厚党籍，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后，今天，中共中央再出重拳，将另一个大老虎周永康拿下。周永康位高权重，曾担任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丶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丶常委，用坊间评价，属于真正的"'大老虎'。" 老虎再大，只要为非作歹，触犯党纪，就难逃铁笼。有贪必肃，有腐必反……" 党与腐败水火不容，中共历来对腐败零容忍，但是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党内存在一些腐败之徒，有的腐败分子权力极大，经过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要打掉并不容易……" 周永康是大老虎，连这样的大老虎都被打掉，那些心存幻想的腐败分子就应该明白，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无论有多大的后台，都难逃党纪国法惩处……。打掉周永康，决不是反腐的句号，这只是阶段性的一步。接下来，谁腐败谁同样会受到惩处。" 该篇评论刊出之后，外界评论普遍认为所谓的"周永康不是句号"，应该是指还会有比他更"大"的"大老虎"。而周永康是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人，官拜政治局常委，比他还"大"的"老虎"就只有党总书记了。 当时有外界媒体刊登出题为《中国官媒在"打掉周永康非反腐句号"上犹豫》的评论文章，大意是说这篇不能让周永康当"句号"的文章刊出不外即被标示"要查看的页面不存在"，"人民网撤下该文，其动机耐人寻味"。 而按照笔者内地的记者朋友的说法，当时让该"页面不存在"的措施只是临时的，数天之后人民网上就又可以阅读到这篇文章了。 依笔者之见，当时刊登出的《打掉'大老 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这篇为习近平反腐运动"鼓与呼"的文章，无论是该文作者的本意还是中共人民网刊发此文的用意，显然只是要用周永康被抓"只是阶段性的一步"来说明"大老虎"不只周永康一个，而不是特指要抓出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此其一。 其二，文中提到了有的腐败分子经过多年经营，势力盘根错节，此话被日后不久发生的以令计划为首的"山西帮"的垮台所验证，"江苏帮"的正厅局级贪官已经被抓了一堆，副省级"中老虎"也已经抓了三个，但他们背后的"帮主"也许已经被内控，也许仍然还"心存幻想"？ 就是在这篇文章刊登之前三天，也就是去年七月二十六日，习近平刚刚向徐光春等"钦差大臣"特别指示说：向被巡视地区丶单位反馈时，要直指问题，一五一十把问题抖搂出来，根本不要搞任何遮掩，责成其认真整改。这样巡视才能有权威丶有威力，才能有这么多举报信息。如果我们对群众举报没有回应，没有按从严治党的要求去做，群众的期待就会挫伤。不能看人看地方下"菜碟"，对领导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不能投鼠忌器，要全部扫描。 习近平的这段话日后被官方摘要披露之后，又有外界媒体说是"领导同志工作过的地方"指的就是上海，因为那是江泽民工作过的地方。但首先上海不但是江泽民工作过的地方，更是习近平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朱镕基丶吴邦国等人工作过的地方，而且江泽民在那里工作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所以习近平这段特别指示应该是特指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发迹地，比如张高丽工作过的天津，以及李源潮副主席担任过省委一把手和省会一把手的江苏。再因为当时的习近平的这段指示的领命者是立刻要进驻江苏的徐光春等，所以无疑是对江苏的针对性最为直接。 徐光春等人三个月的江苏巡视告一段落回到北京之后，再获习近平接见。习近平在听取他们的汇报之后总结说：从已经查处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丶数额之巨丶时间之长丶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 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丶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丶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丶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丶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丶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丶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丶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丶胆大妄为的地步！ 因为令计划已经被抓，所以外界认为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内容是针对"山西帮"的"塌方"，但笔者坚信除了"山西帮"，除了周永康手下的那几个"帮"习近平要打的"团团伙伙"至少还有一个以回良玉和李源潮为"帮主"的"江苏帮"。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Feb 5, 2015, 6:04:18 AM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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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5 10:34 PM PST
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已经两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是自邓小平以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行了对外开放并实行了面向市场的政策。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研究共产党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论点更进一步。他表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强势的中国领导人。被称为"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告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千百万名狂热的红卫兵对他像神一样崇拜。然而，马若德教授最近在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一场讲座上说道，习近平本人的权力虽大，但是他铲除腐败的运动却蕴藏着危险，他笃定地要挽救共产党，但他的运动却对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了风险。马若德接受采访，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问：您为什么认为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最为强势的领导人？毕竟邓小平有那么强的魅力、制度上的权力，以及革命年代的经历。 答：邓小平当然有巨大的权力，不过与他一起活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物中，有一些极为保守的领导人，其中一位在党内的资历比他还深，那就是陈云。还有李先念和彭真，他们都非常保守。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人们经常看到他先开放又封闭、再开放再封闭，因为他必须与这些人打太极拳。有时候保守派会迫使他封闭，之后又会重新开放，因为他发现封闭对经济不利。当时有很多地位与他相当的人，可以让他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有怎样的危险，尤其是（1989年镇压抗议的）天安门事件之后。 就习近平的情况来说，他有一个独特的角度，那就是，他是由前辈和同辈挑选出来的，而他的同事们则没被挑选。换句话说，在他们都是候选人的情况下，他被选中了。这就给了他类似毛在1936年那样的地位，那时毛刚刚开始得势，当时（已故总理）周恩来和后来被遗忘了的其他人都有担任领导人的机会，但他们没有成为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的权力比邓小平还大，因为他周围没有地位相当的人，没有那些能够凭借过去的经历能挑战他的人。他赢得了出任领导人的"抽签"。 问：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您觉得这可能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我的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学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习近平的思考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学生的意思是，习近平认为，如果你经受过这样的历练，你被赶出了家门，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如果你生存下来了，你会产生一种自信。如果你能从这段经历中走出来，你能经历多得多的挑战。我觉得，他拥有这种自信。 他还拥有一种"太子党"的自信，出身于革命领袖家庭的那种自信，尽管并不是最高层，但是革命领导人。这赋予他一种革命的使命，他想保卫革命的成果。的确，许多人会认为，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与其他许多领导人相比，他的革命使命感更强。所以我想，出于这两个原因，他非常自信。 其他人呢？没有某种超凡的才能，是不可能爬上权力的顶峰，跻身政治局常委会的，比如政治才能、行政才能，以及内斗的才能。不能认为他们无所作为，但是习近平击败了他们，取得了最高权力。这就是他的实力。 问：您在演讲中提到，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也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那么他与习近平之间有哪些区别呢？ 答：我想强调一些相似点。他们都想挽救共产党，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我想，戈尔巴乔夫或许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但我不觉得习近平大概会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只相信列宁主义。我认为文革对于邓小平及以后的人物，都是一个让理想破灭的经历。他们的相似之处在于，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实施"体制改革"(perestroika)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还是习近平通过反腐对官僚体系发起攻击，都是在试图改进、净化共产党，使其改变前进的方向。 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习近平知道戈尔巴乔夫做了什么。习近平念念不忘戈尔巴乔夫。刚担任领导人不久，他就对同事谈到了戈尔巴乔夫，说"没有人站出来保卫共产党"。所以，很显然习近平觉得他需要强硬起来，挺身而出保卫党，铲除腐败，恢复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 问：历史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共产党能继续维持下去？ 答：没有这种例子，因为列宁主义政党基本上只是在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后才出现。我猜想，古巴共产党还存在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反对给予古巴人民一种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在他们能够依靠苏联经济支持的时候。当然，朝鲜的党能存在下去，是因为中国人还没做好将其抛弃的准备，虽然中国人对朝鲜执政党的自我表现很不满，但是他们不希望看到又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完蛋。 我不认为还有任何其他的经验可借鉴，我本人的感觉是，这个党不可能改革自身。习近平有几种选择：一是放松反腐败运动，以便实施经济改革方案，他提过经济改革，但一直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有可能让党保持政权。但是，如果他要对腐败进行刨根断枝的打击的话，用他的话说，是老虎苍蝇一起打，那就会有真正的危险。有党崩溃的危险，正如俄罗斯发生的那样，或者有出现一个反对他的领导层联盟的危险。 问：可以想象有一种反对习的势力、一种反击出现吗？ 答：在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有结盟反对他的准备。毛泽东也可以依靠一件事，即如果周恩来向（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吐露真心，说主席精神错乱了，我们不应该让这种文革继续下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性、很大的概率，刘少奇会向主席汇报周恩来，然后把周恩来处理掉。 我觉得，这种情况现在不存在。人们不像怕毛那样怕习近平。人们的利益、人们的家庭、人们的生计受到威胁。张同志、王同志和李同志就有可能结盟反对习近平。他还没有成为那种令同僚特别害怕的人物，以至于他们不敢想象向别的同志建议，"让我们结盟来反对他，"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位同志不会去举报自己。 问：对党的真正威胁是西方价值观、新闻自由，以及公民社会吗？习近平对这些威胁的重视程度如何？这些威胁与腐败的威胁相比又如何？ 答：腐败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外部的威胁是来自西方的坏思想。他对两者都很重视。他的问题是，对付内部威胁，他可以动用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纪律检查委员会，背后还有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等整个机器的支持，他可以打击他想打击的东西。 对付国外思想的外部威胁的困难在于，作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的一部分，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已让成千上万的学生出国，而且一旦中国开始变得富有，这些学生就已开始回国，而不再呆在他们读书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有了成千上万曾在美国、欧洲、日本留学然后回国的人，他们已经看到过一个不同的未来。如果他们日子过得舒服，如果他们为党工作，这也许能让他们满足。他们会说，"OK，新闻自由对我在纽约的时候来说是个好东西，但在这里无关紧要，我现在过得也不错。" 但我觉得，危险的是，如果人们觉得反腐败斗争将削弱党，有可能引起混乱的话（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 那么人们将开始思考，我们怎样能改变这个体制？有些人会移民。一些人已经移民。显然有数十亿美元已经移出了中国。子女们也已作为一种自保的安全带，被留在了国外。这只是一个问题：人们是否会开始思考另一种方法？ 当然，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对领导层友好的政党，最高层总会有人有想法，总会有变化。坦率地说，这是一个很难预见的事情。虽然邓小平身在最高层，但他能做到，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乱成那样，你必须拿出新的东西来。我们无法知道，反腐败运动进行到什么程度时，排斥来自国外的思想到了什么程度时，当然这很可能会损害经济，中国国内会有人说："这些做法行不通。我们必须改革。" 问：那么说，成功的反腐败运动与排斥西方观念是有关系的了？ 答：你用了成功的反腐败运动这个词。但是，如果反腐败运动成功仅仅是打掉了几只大老虎，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欢呼雀跃，因为你拿下了这些人，这不算什么。其实，那些苍蝇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农民和工人深受到当地干部的刁难。这叫小腐败。有些腐败给当地社区造成生态破坏，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带来健康问题。这些才是真正给广大民众带来威胁的人，如果习近平去抓这些人，谁去为党工作？谁还会去当新干部？ 问：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这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吗？ 答：没有意识形态，你就失去了维系以前儒家帝国的粘合剂，你就失去了维系毛泽东时代的粘合剂。这样一来，在党和人民之间，在政府与国家之间，就失去了共同的东西。这样在中国会很难继续下去，你的党由于其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自这种政党从19世纪末成立时起就是这样，靠意识形态说服人们：我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当前，我们知道未来方向在哪里。 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教条，如果你相信它的话。没有了这样的教条，他已在采取一种非常消极的政策，采用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做法。如果你能用自己的教条作为防身的盔甲，比你只能靠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这种老玩意把敌人的教条抵挡在外，要好得多。 问：中国是不是越来越依靠民族主义？这会不会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风险？ 答：对法西斯主义，我不确定。但我相信，民族主义是习近平在东海、南海，以及在面对美国时，采取某种挑衅性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这是让人民在他的运动中，尤其是反腐败运动中，站在他一边的一种策略。但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会非常危险，因为正如中国过去的政府明白的那样，如果你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然后你不愿或不能付诸正确的行动，那么人们会嫌弃你，他们会认为你本人并不爱国，认为政府无能。所以激发民族主义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太不觉得那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我只是觉得那不过是习近平的一种武器。 问：如果不用儒教或马克思主义，而且也不靠民族主义，那还有什么东西吗？ 答：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习近平非常担心的原因。他正在试图做的事情的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已在开展一项运动，要把整个共产党执政时期说成是一段不可分割的历史，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他的做法。他反对那种把中国明显地发生过的事情分为两个时期的做法：毛泽东时代，那基本上发生了那些巨大悲剧、比如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以及改革时代，这基本上是走向更美好、更明亮、更繁荣的未来的时期。 因为他意识到，这在他的讲话中有，他批评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发生的事情时说过，一个问题是，他们攻击了列宁和斯大林，因此挖了整个体制的墙角。他意识到，如果你允许毛泽东统治的头20年、25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发生的所有错误而被诋毁的话，那么你会让毛失去合法地位。 而正如毛泽东的画像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所展示的那样，毛仍是赋予这个制度合法性的伟人。毛是他们剩下的仅有的东西。他们不再用马列主义，他们没有了一个受人尊重、享有权威的政党。在中国，似乎每天会发生500起反抗地方干部的事件。 他们只有毛。这会持续多久呢？毛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有多大意义呢？我不知道。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Cindy Hao ——纽约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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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5 10:29 PM PST  北京——去年11月初，北京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会议期间，市政府官员关闭了数百家工厂，禁行了数百万车辆，为的是清除往常蒙住天空的雾霾。但是当一天污染飙升，根据美国大使馆的测量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安全警戒线的六倍时，中国官员使出最后一招：他们果断地直接从智能手机应用和国内网站中删除了美国的统计数据。 我在美国的大学看到这则新闻后，和北京的朋友开玩笑说，这让我想起小学时学到的成语"掩耳盗铃"：一个人想从别人家偷一口大铜钟，为了方便带走，他决定用铁锤把铜钟敲成碎片，但又害怕发出的声音可能惊动主人。于是，他塞住了自己的耳朵，以为这样一来，其他人也不会听到声音。 中国信息控制的行动背后自欺欺人的本质一直招致人们的嘲讽和怀疑。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2000年曾将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有名地比作"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但随后几年的状况已经证明，中国审查机构对这个看似痴人说梦目标的执着投入已经将它转化为严峻的现实，将每一位中国公民囚禁其中。 去年，包括Instagram和Line在内的几个外国的社交媒体app逐一倒在审查者刀下，加入了包括Facebook和Twitter在内日趋扩大的在中国被封网站的名单。屡遭中国官方骚扰的谷歌(Google)也在去年12月底目睹Gmail在中国的服务受到阻拦。最近几周，官方又开始对虚拟专用网络（virtual private networks，简称VPN）下手。VPN是一个技术上的"空子"，许多中国居民一直依赖它来访问被防火墙(Great Firewall)屏蔽的内容。 在国外学校放假期间回到中国感觉越来越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世界其他国家的同龄人们用来相互联络的互联网工具被严格管控的中国版本所取代；一句对共产党的温和批评也可能招来警察的质询或监禁。 主流媒体和出版行业也正承受着的攻击。业内人士用"三个T"——天安门(Tiananmen)、西藏(Tibet)和台湾(Taiwan)——来总结禁忌话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我在出版社当编辑的妈妈在过去数月，已经有数个申报重大选题的图书项目被上级拒绝。这些书的题材——包括佛教和同性恋——过去往往能比较轻松地绕过审查。审查范围也并不局限于政治敏感事件。最近，一部关于中国第一位女皇帝的电视剧遭到停播，其原因仅仅是人物的衣着暴露。 这些看似滑稽的审查制度偶尔会促使人们集体提出对透明度的诉求。然而更多时候，它只会剥夺人们沟通的渠道，导致大家彼此疏远。 正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发生的民族暴力去年夺取了数百人的性命，然而由于政府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其中的细节或许永远也无法为外部获知。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在大陆仅受到了粗略报道，其中抗议者被称为受"外国反华势力"挑唆的"激进分子"。中国大陆其他团体——从农村的上访者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经受着逐渐萎缩的舆论空间。 这种信息垄断已经促使误解在人群中普遍滋生。在我遇到的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愿意反思共产党在新疆的压迫政策可能是引发最近的流血事件的原因之一。相反， 绝大多数人和我在最近乌鲁木齐碰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抱有类似看法，坚信这些袭击事件只是"被极端思想洗脑的野蛮维吾尔人"的暴行。同样地，许多大陆人尽管对香港抗议者的诉求一无所知，却毫不迟疑地质疑他们的动机，或者嘲笑他们的天真。 去年年初，一群曾是红卫兵的年长女性在沉默数十年后，为她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行为表示了公开道歉：她们当时就读于北京一所著名高中，学校的副校长被群殴至死的事件成为了文革最臭名昭著的惨剧之一。这件事在网上引起的广泛讨论很快被当局关停。但是，短暂爆发的公众评论中少见宽恕之意。 由于缺乏一个理性对话平台，人们难以理解悲剧背后深层政治原因，相关讨论演变成了针对个人罪行的人身攻击。在我最近与这些女性会面时，其中一位问到我和我的朋友如何看待她们的道歉。当我告诉她我大多数的同龄人都对此事漠不关心时，她陷入了沉默。 我的高中课本中布满了关于"祖国母亲民族和文化团结"的蓬勃描述。然而在现实社会，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希望和愤懑被关禁闭，整个社会的支离破碎却是对课本描述的残酷嘲弄。中国领导人或许以为将这些申诉相互隔绝能帮他们遏制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事实上，这样做只会带来信任缺失，最终会损害共产党自身的公信力。 共产党强硬的审查策略，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他们对于自身应付公众不满情绪能力与日俱增的焦虑。在报纸社论和政治会议上有关"中国梦"的宏篇大论背后，是充满对后苏联式"颜色革命"担忧的窃窃私语。 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放松了对媒体的管控，导致破坏政局稳定异见的大量涌现。然而中国领导人在决心吸取苏联解体教训的同时，似乎也同样担心自身的管控策略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 在新年前夜上海发生的导致36人丧生的踩踏事件过后，审查者迅速采取措施限制公众讨论。在哀悼现场，遇难者的亲属都有便衣警察陪同。连哀悼也变成了颠覆行为，一些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嘲讽道。当局担心遇难者获得的广泛同情可能会激发公众对政府的愤怒情绪。 掩耳盗铃的人现在似乎加快了步伐。与其希望其他人没有听到声响，他或许正忙着看路，祈祷在仓促逃脱中不要绊倒。 高雨莘生于北京，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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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5 09:57 PM PST
近几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潮变化似乎又在重复百年前晚清的改良和革命的大争论，渐进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交锋成为社会政治思潮中最主要的内容。 政治思潮是一个时代最关键问题的呈现，其变迁显示了社会在转型进程中可能抉择的路径。而近几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潮变化似乎又在重复百年前晚清的改良和革命的大争论，渐进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交锋成为社会政治思潮中最主要的内容。自1989年后长达二十年间，社会主流思潮无论如何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反对激进和革命，拥抱渐进和改良。而仅仅几年时间，社会思潮的主流就发生了从渐进主义迈向激进主义的重大转折，从"告别革命"到"迎接革命"话语的转变，体现了社会现实与人心的重大变化。本文意在对此思潮变迁的线路与内在逻辑作出梳理及分析，以对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图景作出判断和依据。 1989年的遗产 1989年事件无论是对国家政治走势还是对官民双方心理都造成深刻影响。血腥镇压使官方的道义性荡然无存，为走出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的困境，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体制选择了市场化全面发展经济的政策，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用不断的经济增长来维系执政合法性。因为市场化的需要，体制逐步放松了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的全面控制，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出现了某些松动。而基于垄断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合谋的畸形市场化使体制获得了巨大的资源，有能力对知识分子实行经济收买为主的策略，以消弥1989年后官方和知识精英的破裂和对立关系，重构统治人心基础。 在收买策略之下，官方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用获得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为饵，换取知识分子对现行体制的认同。刘晓波对此作过描述："中国政府深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是八九民运的启蒙者和动员者，因此，六四之后，政府逐步向几个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获得实惠，收买他们的人心。这一策略的后果就是犬儒主义的盛行……整体上陷于犬儒生存的泥潭，与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气和担当，而更多聪明、世故和算计"。 对于拒绝收买，坚持理想主义批评现实的知识分子，官方则严厉进行打压。1996年刘晓波因双十宣言被劳教三年。1994年陈子明因患前列腺癌而获得保外就医，但因继续坚持推动民主运动而在1995年再次被收监直到2002年才获释。 枪杆子的威慑和"闷声发大财"财富的利诱，收买与打压并进的策略有效地威慑了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阶层在权力与利益构织的罗网下选择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甚至为自己能在政治、商业精英的"以权抢钱"游戏中"分到一杯羹"而沾沾自喜。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丁东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说："现在知识界有相当一批人是属于脑子里并不是不明白是非，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呢，他是只计厉害，不问是非。" 收买政策使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利益分化过程中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在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算计下，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默认了现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对政治转型采用了渐进、温和、中间的策略"在安全线内推动"，将希望寄托在体制的主动、渐进改革上，和官方形成"良性互动"。此为渐进改良思潮的精神根源之一。 反思激进，告别革命 渐进改良思潮的另外一个精神根源来自90年代对1989年鲜血的反思。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看来，悲剧的产生与政治激进主义是分不开的。持此观点的论者，尤以李泽厚和袁伟时最知名和影响最大。 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大力谴责"激进主义思潮"，并把1989民主运动视为极端的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在80年代末被推到了极端"，把六四事件主要归咎于学生的政治激进主义，认为六四后中国的最大危险是极度不满现状、渴望推倒重来的革命心态。由此，必须以"渐进改良、和平进化的方式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在渐变过程中不断推进、壮大民主和法治"。 袁伟时把清末民初的改良渐进失败归咎于政治激进主义，认为政治激进主义是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的意识型态，并对孙中山、革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袁伟时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与李泽厚有所区别，主要是从思想启蒙的角度间接批评列宁主义式政党意识型态和党国体制。 温和渐进，良性互动；拒绝革命，拒绝激进主义。在此两大精神根源的影响下，渐进改良主义成为整个90年代知识界的最主要思潮。渐进改良主义固然回避甚至曲解了1989年悲剧的真正原因是极权体制的特性使然，但客观上说，其观点还是起到了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的作用，解构了列宁主义政党的权力神话、政治神话、意识形态神话话语。自由、人权、宪政、法治、公民社会等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 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最后合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体制对社会控制的松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新兴社会阶层得以崛起。而传统媒体亦日益市场化以迎合新兴社会阶层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从而催生了就公共议题发言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得以出现。能在传统媒体上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体制内的渐进主义者，渐进主义由此得到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垄断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合谋的畸形市场化弊端日益凸现。执政党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日趋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维权运动兴起。2003年-2007年是维权运动的黄金时期，涉及生存权、人身权、环境权、消费者权利、公共参与和治理权等主题，自发地、分散地在个案层面进行，主体是最基本的个人权利遭到侵害的普通民众，诉求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维护公民权利。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其中，利用其在大众媒体的影响力起到舆论效应，从而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尊重。 而官方由于加入WTO以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BBS、博客的开始盛行，使个人可以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民间社会包括一直被边缘化的政治异见人士和政治反对者越来越活跃。在自由立场上的共识使政治异见人士、政治反对者、渐进改良主义者经常能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共同合作发出声音，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刘晓波，他成为体制内外知识分子、民间政治异见人士得以打通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表，刘晓波把一直分裂的自由派势力围绕一个核心理念形成凝聚点，凝聚渴望变革的社会不同阶层公开表达对中国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的愿景。这是渐进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政治反对者的最后最重要的一次共识和合流。随着刘晓波的被捕和判刑，新极权粉墨登场，中国政治和民间生态的变化，渐进改良思潮和激进主义思潮渐行渐远，开始进入激烈交锋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的新时代。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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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5 08:03 PM PST
首先受到波及的，是火爆了将近三十年的赵本山，他几乎是一夜之间走背运，背到了极点。本山大叔蹿红始于江泽民时期，他在1990年初登央视春晚，从此星运一发不可收拾。但对赵本山小品的低俗趣味，各方的批评一直未曾间断过。即便是胡锦涛时期曾经提出过"反三俗"，但当时针对的是不合主旋律的郭德纲和周立波，尤其是前者，中国曲艺协会的党组书记姜昆就点了郭德纲的名字，说他的相声是三俗的代表。反而真正庸俗到家的赵本山却安然无恙，继续大红大紫，俨然成为演艺界一霸。只要赵本山登台，连官员都不敢不捧场。他在北京开设的"刘老根会所"，也成了达官贵人消费、交际的私人会所。 这个土戏霸的转折点是薄王案以及十八大人事定局，习近平主政之后，赵本山的命运很快就黯淡下去了。传说中薄熙来如果夺权成功，内定公安部长是王立军，文化部长是赵本山，不管他和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密切关系是否到了如此之深的政治层面，单说赵本山和辽宁黑社会洗不清的瓜葛以及有名的"蚁力神"诈骗案，就够他吃不了兜著走。然而更致命的打击却来自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一环，就是他的演艺风格的猥琐恶俗，这在江时代不构成问题，胡时代连政令都出不了中南海，"反三俗"也反不到赵的头上。而习近平最信任的文艺高参"彭麻麻"彭丽媛对赵本山的好恶才是决定性的。 这两天网上广泛流传法广的一篇文章，叫"彭丽媛反感恶俗 赵本山注定霉运"，文中称，现在的中国文艺是由习近平和彭丽媛两人掌控的时代。彭丽媛从事过的与正在担任的职业多与文艺有关系，她是习身边最重要的"文艺智囊"。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将"低俗"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予以打击，并点名称赞了周小平与花千芳作品的"高、大、上"，而官方媒体已经不止一次以"低俗"来形容赵本山的作品。 赵本山被北京文艺座谈会拒之门外，辽宁本省的文艺座谈会也不敢让他亮相。赵本山的新剧《爹妈满院》也被广电总局以"题材丑化农民群众"、"与习李新政"相悖为由而叫停。出镜央视春晚更是想都甭想了。墙倒众人推，这既是报应，也是中国官场的冷酷现实。法广文章说，他被中国官方完全抛弃已成定局。 彭丽媛对文艺的意见，是不是也会成为红头文件？最近范冰冰主演的《武媚娘》电视剧中的低胸露乳的镜头全部被剪，足以显示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关于"流行不等同于庸俗"，"纯感官上的娱乐并不等同于精神愉悦"的新指示已经开始具体落实。对此，美国CNN评论说"中国女皇的乳沟消失了"，"这部反映七世纪唐朝美学且描绘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性统治者的电视剧在复播后突然失去了女性特色充足的胸部。"但是没有人知道其间有多少是来自彭丽媛的贡献意见。 根据《纽约时报》，习近平批评有些作品为了迎合低级趣味，"扭曲经典，颠覆历史，是非不分，善恶不变。"被习近平捧上天的周小平，也在自己的博客中表示，习近平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专门强调说："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像，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正能量。"有人说，这是专门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及其作品而言的。 按照这个标准，赵本山的恶俗和《武媚娘》的低胸，统统成为被习近平的文艺大整肃扫荡的负能量。而莫言似的小说，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也再难有生存的空间了。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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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Feb 2015 06:59 PM PST
 中国新闻从业员品格良莠不齐，经常传出向当事人敲诈勒索，或揑造新闻等负面消息。官方"中国记者协会"近日罕有地成立评议会处理投诉个案。但聆讯程序同方式令人质疑，业界亦担心评议会将成为打压新闻自由的工具。(刘云报道) 中国记者协会于上月29日发出公告指，3所媒体的报道涉及虚假失实，在处理涉及"南方周末"在2013及2014年的3篇有关医疗问题的投诉时，更罕有地成立一个评议会，找来医学、法律、学者及新闻等不同背景的人士共同处理。评议会经过半天时间审议后，最后裁定南周记者的报道严重失实。虽然公布没有交待被指的失实地方，又未有陈述裁决的理据，但仍得到亲政府人士的好评，认为由一个评议会审议投诉个案，既进步又客观。 不过，资深新闻工作者宋志标认为，中国记者协会的做法进步与否，需依赖该议会如何操作，程序是否恰当，方能决定是否值得赞扬。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杰人了解相关程序后，直截了当批评，做法无进步兼荒唐。 陈杰人：我觉得絶对没有什么进步，内里有几个问题，首先一个报道是否事实就必须要经过调查、核实才能作出结论。几个人在'家'里就评议评议就能作出结论，这本身就是很荒唐。 陈杰人眼中评议会的荒唐并非无的放矢。被点名失实报道了"疯子医生"、"'创收'院长"及"公立医院创收'潜规则'"的记者柴会群，去年12月接受评议会聆讯后，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详细交待事件的源由及经过。柴会群在文中指，中国记协收到的投诉人原本是中国医师协会，但是，该会并不是他3篇报道的被访对象。当他质疑投诉人的身份后，投诉人的身份翌日便变为绵阳市人民医院。在正式聆讯前，2名监督员向他取证，期间，其中1人竟要求他交出相关报道里的所有匿名綫人及录音资料；更奇妙的是，评议会并没有要求3篇报道里，所有的被访对象参与聆讯，当其中1名被访对象，即举报绵阳市人民医院使用四川地震的捐款，以高出市场价近五成的价格，购买已经停产过时的医疗设备后被终止医生职务的"走廊医生"兰越峰，突意前赴评议会召开的会场，冀望入内作证。但是，评议会没有准许，兼没有聆听其证词引证该报道有否失实。此外，评议会邀请的13名委员中即使有医学、法律及学术界，柴会群却发现当中絶大多数人都是跟中国医师协会有关系。本台记者曾致电柴会群了解事件，但他以仍在职为由拒予回应。不过，据其相熟的同事透露，柴已因此事未获报社分配采访工作达5个月之久，更担心医疗体系内的贪腐会因此不再被传媒揭露。 时事评论员宋志标了解整个研讯后，他质疑，中国记者协会的做法，并不是为了要有一个更好的程序，而是要令自己更权威。 宋志标：我看它操作整个手法，整个手法的一些错误是一个一个的筑建出现的，在整个筑建出现的过程中，它没有进行紏正。我就觉得它的动机不是为了处理一个更好的程序，而是让自己的一个处置看起来更权威，更去政治化，更符合大众的期待。  因接受邀请出席美国国务卿克里讨论互联网的自由问题，随后被雇主辞退的前记者张贾龙认为，他的个案若交由中国记协评议会来审理，结果仍旧一样。（张贾龙脸书） 曾因接受美国国务卿克理邀请，到北京的领事馆跟其他3人讨论互联网的自由，最终被前雇主腾讯指泄露公司机密而辞退职务的张贾龙，对于中国记协成立一个评议会处理记者被投诉的事宜时，他坦言，即使他的个案交由评议会来处理，结果也是一样，因为决定已超出他们的范围。 张贾龙：腾讯自己也说了，他们并没有权力来开除我，就是按正常合同，他们就是这样讲。他们（腾讯）也讲就是政治局通知他们要辞退我。 他觉得，今天相对毛泽东的年代而言，这评议会的出现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他觉得，这个评议会的出现只是一个过场，结果早已议定，因为中国记协是中国共产党任命而不是真正的选举产生。 张贾龙：不正常的地方是，第一这个（中国记者）协会都是党委的人，都是什么宣传部门的人、央视或新华社的人在做，它不像台湾记者（协会）或香港记者（协会），它（主席）是选出来的，是同行里自己选一个人出来。它（中国记者协会）是由党来任命的。任命，首先要做的是听话。 已有58年历史的中国记者协会，网页清楚述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闻界的团体。它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新闻工作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及"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18名的理事，不是党员就是在官媒如人民日报及新华社等机构工作。此外，整个网页并没有交待评议会如何组成及宗旨。 由记者投票选出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听罢中国记者协会评议会处理投诉个案的程序后，不禁感到惊讶。 岑倚兰：当然，完全是一个不正常的程序。我们这些要处理一些所谓争议的事时，你好正常一定要涉及双方的人有机会道出自己的立场及对事件的看法与意见，及为何这样处理。这才符合公正的处理。 对于评议会成员身份的中立性，她谓这是基本常识，非常重要。 岑倚兰：是的，因为结果出来后你会没有公信力。若审议投诉案的委员跟被投诉者或投诉人有利益关系时，做出来的任何报告都不能取信于市民大众或外界。 时事评论员宋志标更直截了当认为，起点已有错，程序最后会慢慢被扭曲，结果会与它的愿望越来越远。 宋志标：我是对他们不抱期待，因为中国记协掌权的头目，实际上跟中宣部及各省的宣传部都是同构的，都是同一班人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平台上，以不同的名义进行操作吧！ 但是，宋志标及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陈杰人都认为，仍然有方法弄好机制，如成立一个机会均等的专家库，让来自业界或学界的人都可以参加，之后，再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监督这个评议会的运作。宋志标谓，当有个案需要评议时，就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然后再由监督委员会核实该专家跟处理的个案任何一方有否利益冲突，若有便再重新抽选。陈杰人则认为，评议会的候选人该由全国的记者推荐，最后，再由全国拥有记者证的记者一人一票选出。评议会需接受每一名记者监督，并要在公平、公开及公正下运作。他更特别提到，评议会委员的成员不能全由官方媒体或官方人员担任。 他承认，由于这评议会的突然出现，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完全不暗它的准则为何，因此，令他十分担心这个新的平台会否成为多一个打压新闻自由的藉口。 陈杰人：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成立，反给一些新闻管制有更多的藉口，貌似更公正，实际上是让人更加无可侵犯或无法反驳，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好。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客席高级讲师吕秉权则认为，暂时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认为，要透过先天有缺憾的组织、程序又不公义而得出的结论，实在不足说服每一个人相信评议的结论是公正及客观。他觉得，一个具公信力的评议会，需由业界的人士兼社会具公信力的人士参与组成，成员更必须要党性不强。 而宋志标则担心，中国记协这个做法是要把整个管控变成法制化，而不是要治理它，好让不深究程序公义的普通老百姓看到结论后，更感中国记协的权威性，同时间，又可光鲜地显示给国际传媒组织看。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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