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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2, 2014, 6:21:23 AM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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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學文：艾未未的德國童話
- 喻智官：愚智又驕狂的「病獅」
- 徐友渔：我们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耐心（附：零八宪章）
- 宋永毅：中国史官的气节和对徐友渔们的刑拘
- 乔木：警惕新的个人崇拜
- 中国律师：关于胡石根、高瑜、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吴斌（秀才江湖）、刘荻等公民被刑拘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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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May 2014 06:51 PM PDT
時令轉入四月，溫暖的太陽、晴朗的天空，艾未未又火爆起來，在春天的柏林。四月三日，迄今為止國際上規模最大的艾未未藝術展覽《證據》（Evidence）在歷史悠久的柏林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開展，其中一半以上的展品首次面世，六千隻鄉村裡的小板凳、六千隻手工製作的河蟹、玉雕的釣魚島……。開幕的那一晚，觀眾在展廳外排著長隊直到夜深；開展的頭三天，觀眾已過萬。 開展次日，中共的《環球時報》便急急借題發揮了：「艾未未展藝術含量不高」、艾展「充滿了說教」、「冒失甚至厚臉皮」；與德國對艾展與艾未未的反應南轅北轍。 展前柏林的電台電視就連篇採訪報道即將開幕的艾未未藝術展。開幕當天，德法聯合電視台Arte播出一個長達一小時的介紹艾展《證據》的紀錄片。柏林展開幕一周，四月十日第四十八屆科隆藝術博覽會開幕，二十個國家二百五十多家畫廊參展的藝術交易會，入口大廳是艾未未的大型非賣作品《籃中花》，以他為抗議被政府剝奪自由旅行權利自二○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起每日放置於門前自行車籃中鮮花的大幅照片集錦裝置大廳。 只要是現代藝術的盛事，就不能設想艾未未缺席。 艾未未帶著「童話」走進德國 艾未未火爆在德國不自今日始，從一九九五年他的個展《建構2》（《Configura2》）就開始了。艾未未進入社會大眾的視野，是十二年之後二○○七年卡塞爾第十二屆國際藝術《文獻》展上，他推出巨型震撼作品《童話》。《文獻》展以現代藝術知名，展品不拘一格百無禁忌，觀眾常被作品意想不到的形式與規模所震撼。二○○七年的《文獻》展上，一千零一位中國人從農民到白領倘佯在卡塞爾街頭，一千零一把椅子散置於展廳內外，一千零一件明代民居的門窗結成直指雲天的模板在風中顫動。艾未未以人們想像不到的規模把中國「童話」推到觀眾面前。 卡塞爾居民和《文獻》展觀眾撞見了「童話中國」，也牢牢記住了它的創造者艾未未的名字。他深諳現代藝術的箇中奧妙，可謂一炮打紅。 童話藝術家打動德國人的心 兩年後，二○○九年金秋艾未未帶著他《非常抱歉》（So Sorry）的大型展覽來到南德重鎮慕尼黑。展品之一，是用上萬兒童書包裝置在展館正門的外牆，天藍色的書包底色上紅白兩色拼出一行大字「她曾在這個世界上開心地生活過七年」，那是一位在汶川地震失去女兒的母親寫給他的話，題為《記住》（Remembering）。那兒童書包鑲嵌的一面大牆震撼著每一個走進展館的觀眾、每一個走過的路人，駐足觀照沉思，憶念那些在地震中戛然而止的燦爛如花的生命。他們與艾未未同感，「So Sorry」。慕尼黑藝術館館長稱呼艾未未幫助我們超越了在中國文化面前的無助感，參展觀眾人數為藝術館二十五年以來之最。艾未未打動了德國人的心。 因汶川調查被警察毒打，籌展期間艾未未頭痛異常，查出顱內積血住院手術。受託打電話到醫院問候並表示對他衷心敬意的人，意想不到這硬漢竟是那樣柔和的嗓音，好一副俠骨柔腸。有感於藝術家的人格，手術為慕尼黑醫院主刀的腦外科醫生自費贈予。那一段時間，電視中、報紙上不斷見到那幅大型紅白藍的《記住》的畫面，我周圍的許多德國朋友，不論階層，都知道了大鬍子的中國藝術家艾未未。 次年，《文獻》展所在城市卡塞爾頒發給他公民獎「理性棱鏡」。這個獎在柏林牆倒後一九九○年創立，第一位獲獎人是兩德統一功臣的德國外長根舍；艾未未為二十年來第三位獲獎藝術家，在他之前有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有感於他不避與國家政治衝突而積極干預生活的勇氣，德國社會喜歡這位勇敢反叛的中國藝術家。 艾未未「童話」般消失 二○一一年新年伊始艾未未便開始遇到麻煩，一月份在上海新建的工作室被強拆。他在德國開闢第二工作室，並準備於四月二十九日在新展廳舉辦展覽。可是四月三日在赴台參展之際，被國家劫持而失蹤了。德國的朝野都在第一時間表示了極大的關切，甚至總理和外長都出面呼籲釋放艾未未並確保對他的司法公正。頓時許多德國人走上街頭為艾未未呼喊，從升斗小民到社會名流，布蘭登堡門前打出標語牌「艾未未在哪裡？」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德國工商業聯合會主席漢克爾（Hans-Olaf Henkel）。艾未未被秘密羈押兩周之後，二○一一年四月二十日柏林藝術大學聘任艾未未為客座教授，五月八日柏林藝術學院宣佈接受艾未未為其成員。艾未未在德國社會更加廣為人知，德國人真情地關懷這位不拘一格又心懷悲憫的中國藝術家。 艾未未超尺度觀念藝術 這一切，被《環球時報》譏諷為泛政治。「泛政治」是《環時》的看家本事，哪有慨贈他人的道理？而西方那些藝術經理人不靠政治吃飯。遺憾，艾未未躲不開政治，因為政府強加於藝術家艾未未政治而剝奪他的藝術自由。八十一天後艾未未從秘密羈押中放出來，在他的國家依舊沒有自由──被剝奪的不僅是藝術的自由，還有出國的自由。 二○一二年九月德國宣佈，次年威尼斯雙年展德國館邀請艾未未布展。關於選擇艾未未，策展總監根斯海默（Susanne Gaensheimer）表示，艾未未的藝術創作令我們感興趣的不是其中的政治內容，儘管它的影響很大；我們關心的是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關係的藝術探索。對於艾未未，德國的委託是重任也是信任，因為他無法親臨現場。他們委託並且信任於艾未未的，是他藝術家的能力，是他的藝術創造力和表現力。基本人權─如果是政治的話，則是個人無法逃避的政治，無論他在哪個國度，無論他是什麼身份。 四月三日──被秘密失蹤三周年之際，艾未未藝術展《證據》在柏林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開幕。館長西弗尼西（Gereon Sievernich）引以為傲，這是他館長任上最重要的項目，而且是迄今為止國際上最大的艾未未藝術展，佔地三千平方米、陳列十八個展廳，一個審美上當之無愧的藝術展。展覽主題涉及藝術家個人、中國社會和中西方關係三個方面。既然關懷和反映社會現實是觀念藝術的基本原則，作品的「政治性」自是題中之義，西弗尼西並不以為這有什麼特別。 關於藝術，艾未未認為當代藝術其功能在於表達與交流，這確是畫龍點睛之見。艾未未及其作品之得到國際承認，即在於人們能夠理解並接納他的表達方式，從而使交流與互動成為可能，這是他的藝術。 艾未未處處喜聞樂見 不僅是像威尼斯雙年展的德國館、馬丁‧格羅皮烏斯那樣的大展館青睞艾未未，德國民間和大眾文化也喜歡艾未未。 二○一三年初夏，艾未未缺席參加德國魯爾工業區埃姆舍國際藝術百日展，在埃姆舍沿河四十七平方公里野外的一個大眾藝術活動。百年前這裡曾污水泛濫瘟疫肆行，如今已成大眾節假日的休閒所愛。艾未未提供十種圖案共一千頂帳篷供展覽期間租借使用，展後抽籤贈送，題為《啟蒙》。他參展事出偶然，由一位艾友建議，一間畫廊居間聯絡，雙方一拍即合。辦展和收藏艾未未作品的還有不少地區性展館，像南德的埃爾蘭根藝術宮、杜伊斯堡的藝術博物館等。 有一位巴伐利亞青年維爾納（Michael Werner）發起《都來支持艾未未》的群體行為藝術。他在網上推出自己設計的艾未未面具，到街頭發放，大家一起作為艾未未的分身出現，支持這位相識不得相見的藝術家。他把這個行為藝術從南德的埃爾蘭根推展到北德的漢堡，從德國帶到雙年展帶到威尼斯，他覺得「艾未未非常知名，大家都喜愛他，推動這件作品並不難」。 這一次柏林展期間德國公視一台天氣預報還用艾未未自行車籃中的鮮花照作題頭。 艾未未在德國，是一個真實的童話。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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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May 2014 06:30 PM PDT
「小毛澤東」習近平 習近平手握權柄一年多來，採取兩手硬方針，揮動鐵腕左右開弓，左手從反腐敗為突破口整飭黨紀，右手嚴厲打擊任何宣揚普世價值、否定現行體制的言行，試圖以此「純潔」黨組織，恢復毛時代共產黨的聲威，鞏固一黨獨裁體制。在此過程中，習近平自任各類綜合管理小組的負責人，集黨政軍警宣傳大權於一身。 習近平不僅在權勢上仿效毛的強人政治，在言行上也與敗北的薄熙來同樣的秉性，都是無師自通的小毛澤東。薄熙來張口就是文革時流行的詩句「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習近平五年前訪問墨西哥時，就在中國大使館用毛式語言斥責：「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粗魯的告白驚愕了西方人。 信口開河談「睡獅」 可惜，習近平的舉止盡顯毛式霸氣，卻不具備毛氏的才氣。在國外的政治舞台上，他可以用百姓血汗堆積起來的「經濟實力」作底氣，卻無法遮掩毛時代長大的紅衛兵知青的愚智，儘管他的履歷上掛著一個人盡皆知的假「博士」頭銜。 去年四月七日，習近平在博鼇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把「引擎」、「擯棄」、「迸發」、「弄潮兒」，念成「引敬」、「拼棄」、「並發」、「neng潮兒」。而且一錯再錯，去年十月，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時，又把「擯棄」念成「拼棄」。今年訪歐，四月一日，在歐洲學院演講時，再次把「引擎」念成「引敬」。好在沒有精通中文的外國人在場，不會發現習近平讀錯這些常用字。 然而，三月二十七日習近平「掉書袋」時露了大餡。他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先不無炫耀地用自己閱讀欣賞過法國近現代一大批著名哲學家、文學家、畫家的作品來讚美法國文化，然後「謙虛」地拿拿破侖的獅子論說事：「拿破侖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傲慢自大的「醒獅」 拿破侖──據說會見一位英國使臣時講的「中國睡獅論」盛傳百年，對此，近年已有不少人撰文論證這是誤傳。兩年前，台灣政治大學教授楊瑞松出了一本專著《病夫、黃禍與睡獅》，對三個影響中國人情緒的符號性名詞進行考訂，梳理糾正了流傳的謬誤。他檢索一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的英國《泰晤士報》，沒找到拿破侖的「中國是沉睡獅子」的原話。他還引述費約翰在《喚醒中國》（二○○四年）中做的地毯式的考據，也沒發現「睡獅論」的任何相關詞語，費約翰認為「拿破侖的睡獅論」不過是以訛傳訛的寓言。 楊瑞松在否定拿破侖後，找出了「睡獅論」的真正「作者」。清朝駐英公使曾紀澤一八八五年用英文在倫敦《亞洲季刊》發表文章《China，the Sleeping and the Awakening》（中譯名《中國先睡後醒論》），是回應有些外國人對中國的批評，指出中國現在是睡著，但我們會醒過來。一八九九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寫了一篇《動物談》，他在轉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時，誤記為曾紀澤「把我們中國說成是睡獅」，梁啟超借此把中國形容為「一個睡著的機器怪物，一時又是個睡著的獅子」。時值甲午戰爭之後，梁啟超要表達的「不是在說中國有巨大的潛力，有多可怕」，而是悲觀地說，中國的各種改革都進行了，卻越改越糟，「中國已經萬劫不復」。 去年，鳳凰電視台介紹過楊瑞松的《病夫、黃禍與睡獅》，拿破侖「睡獅論」的來龍去脈已廣為人知，但習近平日理萬機卻孤陋寡聞，他龐大的秘書班子沒有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和胡喬木那樣的才子，讓他堂而皇之地在法國犯低級錯誤，對此我們不必過於苛責。但習近平引用這個過時的蹩腳比喻，除了說明他在毛時代接受的「恐懼西方，又要戰勝西方」洗腦教育的冥頑，更暴露了他以世界老二國君自居的自大，「老子發了，中國這頭獅子醒了，可以吆五喝六了」，儘管他假惺惺地自詡「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誰都知道，在目下的世界叢林中，有不稱王稱霸的「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嗎？ 習近平隨後（四月一日）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就對自己的「文明的獅子」論作了注解，「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創了中華民族新的歷史紀元」；一八九一年以來，「君主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中國不能全盤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否則的話不僅會水土不服，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此類沿襲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拒絕政治改革的套話，是他曾說的「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著才知道」的翻版，毫無新意，不過說得更理直氣壯，即傲慢地向世界宣告：中國已經是一頭獨霸一方的獅子，決不會仰西方人的鼻息，更不會改弦更張建立民主政體。 諱疾忌醫的「病獅」 楊瑞松匡正的另一個被誤傳的名詞「東亞病夫」，注解了習近平和他治下的中國現狀。 一八九六年以前，「病夫（Sick Man）」，是西方世界用來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後國家的慣用詞，直到今天仍然沿用，看類似的新聞標題：「Germany: The Sick Man of Europe?（德國是歐洲病夫？）」（一九九七）；「The Sick Man of Asia（亞洲的病夫）」（二○○二）；「Nigeria's Sick Man Democracy（尼日利亞是病夫民主）」（二○○八），無一關乎諸國國民身體素質。 一八九六年十月，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轉載英國倫敦《學校歲報》的一篇專論，梁啟超主筆的改革派報紙《時務報》刊登譯稿，名為《中國實情》，是針砭清政府改革失敗的政治評論，只在開首一處使用「病夫」，稱「夫中國──東方之病夫也」，中文卻將「中國是東亞病夫」誤譯成「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事實上，全文沒有一字指涉中國人的身體素質，也絲毫沒有提及改造國民體質的問題，所談的都是中國的政治事務。作者指出，中國在甲午之戰中不敵日本的癥結，在於不啟動政治改革，沒能從傳統帝國蛻變為近代國家，所以是「東方之病夫」。 也就是說，一百年前，外國人就看清楚了，中國的問題是清政府「麻木不仁久矣」，是晚清官僚系統腐敗導致軍政改革全盤失敗，跟老百姓的素質（更別論體質）無關。 一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又陷入同樣的境地，中國問題的頑疾仍然在政府而不是百姓的素質。掌握中國命脈的中共政權，比滿清朝廷更腐敗暴戾，他們為維護一黨私利，逆世界潮流對抗普世價值，不進行任何政治改革，一意孤行堅持獨裁，蠻橫剝奪老百姓享有自由的權利。 《中國實情》作者給清政府提改革建議，期許「北京執政之臣，若果以除舊弊、布新猷為急務，勢雖汲汲，猶未晚」，完全適用今日的中共。但對新黨魁習近平來說，諸如此類的規勸是過耳風，以他為代表的中共驕狂地自喻獅子，卻不知自己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是諱疾忌醫的「東亞病夫」，正在走向梁啟超所說的「萬劫不復」。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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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May 2014 05:58 PM PDT
尊敬的People in Need的代表先生， 尊敬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 尊敬的外交部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部长， 女士们、先生们， 朋友们： 我们感谢People in Need把2008年度的"人与人"（Homo Homini）奖授予《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这对于因为签署宪章而受到压制的人，对于一切坚持合法权利的中国人，对于因为参与征集签名活动而被警察拘押至今的刘晓波博士，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刘晓波博士长期坚持自己的人权、民主信念，为此付出多次入狱的代价，我们现在代他来领奖，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光荣。 2012年12月28日，徐友渔陪同胡佳探望刘霞，刘霞悲喜交集。法新社图片 不同的人对于《零八宪章》的含义和意义的理解会有差异，对于宪章的签署者而言，最基本的共识是：宪章重申了我们关于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目标，其实，这些价值和目标在现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在中国签字、批准的一系列联合国公约和宣言中也得到了明确的宣示。我们所呼吁和要求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它们，而不是与之背道而驰。 人们注意到了《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在基本精神方面的一致。是的，我们从上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和瓦茨拉夫·哈维尔以及其他作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激励和启示。两个宪章的一致之处来源于两个国家处于相同类型的专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相似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也来源于相同的履行国际公约、保护人权的义务和压力。 和《七七宪章》一样，《零八宪章》在后极权时代提倡一种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和公民责任，我们坚持，保障公民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是政府的首要责任，如果政府没有尽到这种责任，甚至一贯地、制度性地侵犯和损害公民的自由、尊严和权利，那么每个人都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努力改变现状，而不能甘于生活在恐惧和冷漠之中，满足于自保和自利。 和《七七宪章》一样，《零八宪章》不是政治反对派的宣言，我们既有批判精神，更有建设性态度，我们关注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我们摈弃传统政治思维中着眼于改变政权和更换掌权者的做法。我们极尽全力争取与政府对话，在这方面，等待和劝戒是必要的，我们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耐心。 发表《零八宪章》的意图和目的是寻求和解与共识，而不是制造对抗。中国的无权者在争取权利的时候，并不把掌权者的任何失败和挫折都当成自己的胜利，宪章签署者的道德感和责任心远远高于现在的掌权者、过去的革命者。自古以来，中国想掌权的人都把对社会的损害当成对现存政权的削弱和损害，他们以制造动乱、冲突和仇恨来到达自己的目的。签署宪章表明我们与那种做法格格不入，因为损害社会就是损害我们自己。尽管宪章的签署者受到了骚扰、威胁和压制，但我们决不会放弃理性与和平的行为方式。 中国人从100多年前就开始追求宪政民主的目标，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缺乏自由元素，由于内忧外患不断，由于主要的政治派别和政治力量习惯于以武力而不是协商和妥协解决问题，我们的成就少于挫折、失败与倒退。现在，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面临新的、复杂的局势。斯大林主义没有寿终正寝，它企图利用市场经济来延续生命，二者的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一个怪胎，全世界的资本都在为它输血。不少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把GDP数字等同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如果说，30多年前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压迫的主要形式表现在政治方面，那么，现在中国的无权者既要争取政治权利，又要争取社会公正，争取各种社会和经济权利。《零八宪章》的核心诉求是人权，它涵盖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各种权利，涵盖了不同地位、职业、民族、性别，具有不同信仰和不同遭遇的人的合法要求。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但我们对于中国的人权和宪政民主仍然充满信心。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宪政民主事业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但是，它同时也是当代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就像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与扩张一样，信息和新的理念也在跨越国界快速传播。《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和全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关注目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处于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中的我们对来自捷克人民的关注与支持将永远铭记于心，我们也以同等的热情关注你们的进步。 谢谢大家！ 2009年3月11日 （本文是徐友渔先生代表《零八宪章》签署者在捷克人权奖颁奖会上的答谢辞） 附录： 《零八宪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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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May 2014 05:38 PM PDT
【新世纪特稿2014年5月11日】自五月初以来，北美华裔学人中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迅速地传播着一个几乎令所有人震惊和愤慨的消息： 中国著名的当代史学者徐友渔教授因发起一个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被中国警方拘留。这一研讨会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另一位当代史研究学者郝建教授的家里进行，参加者也大都是历史学者和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因而，这一聚会又带有一种鲜明的学界同人交流和私人聚会性质。 对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场学生运动，无论你今天的认知是"民主运动"还是"反革命暴乱"、抑或"政治风波"，它都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存在于世了。因此，历史学家们对此聚会讨论，进而厘清真相、总结教训，实在是天经地义的学术活动。与所谓的"寻衅滋事"的罪名，风马牛不相关。而借用中共最新倡导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尚，对于历史上的"暴乱"和"风波"不是更要多加总结讨论、以吸取历史的教训来实行现时的"维稳"吗？ 从正常的学术思维出发，我实在无法理解中共有关方面要采取如此不可思议的专政手段，来刑拘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刘荻的等历史学家和"六四"的亲历者。这甚至使我怀疑： 是否北京的雾霾实在太厉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有关方面的官员们执法决策时的神志清明？但又使我感到正常的是：徐友渔等被刑拘的五人都一致否认当局的指控，认为他们的私人聚会和学术活动绝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徐友渔教授在前几天会见他的律师时坦然承认他是这一聚会的组织者，但又指出：所有的与会者五年前都曾經在一間酒店參加過六四二十周年座談會，有关方面当时也并不認為這是犯法行為。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现时的法律常常混乱矛盾，但五年来至少这一条还没有产生歧义，而混乱的只是有关方面的神智而已。 这一匪夷所思的事件使人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史官气节和统治者对他们徒劳的迫害。中国从夏朝开始就已经设置了史官。中国历史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更迭变迁，但史官文化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史官的节操更成为千古美谈。如：春秋末年齐国的相国崔杼弑齐庄公姜光，然后命太史伯在史简中写上庄公是得病而死。太史伯非但不从，还如实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大怒，遂杀了太史伯。太史伯有三个兄弟，名字分别叫仲、叔、季。太史仲见哥哥死了，接替了哥哥的位置，继续写下史实，也被崔杼所杀。接着太史叔写下了同样的话，又被崔杼所杀。太史家最小的弟弟太史季来了，他将写好的竹简递给崔杼，上面还是写了这几个字。崔杼对太史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如果你按照我说的意思写，我就免了你的死罪。"太史季既不愤慨，也不惊慌，他平静地说"按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去记录，这是我作为史官的责任，与其失职而苟活，不如殉职而死！况且此事路人皆知，即使我不写，天下总会有人去写。所以我不写也掩盖不了相国的丑行，反而惹来有识之士的讥笑。我并非不爱惜性命，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崔杼被太史季的正气所震慑。他终于认识到，史官的气节是无法改变的，最终不杀史官。 如果说历代史官的节操和统治者的被迫让步告诉了我们什么，那首先是封建君王尚能认识到他们只能主导当政时期，而史官却传承千年中华历史。中国千年以来的史官们秉承着"史学、史识、史才、史德"，秉持了"险恶矫诬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为华夏族历史真理的捍卫者。我们在徐友渔教授等人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伟大的承传。遗憾的是，我们在北京有关方面的决策者身上看到的，却是明显低于历代最平庸的君王的智商。 为此，我真诚地希望北京的决策者们在构建他们的"中国梦"大业的同时，能稍微学一点历史，不要在对历史做出不可思议的"决策"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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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May 2014 10:06 AM PDT
（作者为北京传媒学者）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视察北大的五四讲话，在大陆媒体受到热捧。其实除了把人生比作"扣扣子"的说法饶有趣味外，其他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谈，仍是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而"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的说法，更是不好理解。 如果只是党管的媒体追捧也就罢了，5月6日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青年认真学习总书记五四讲话精神，同他去年五四、"6•20"重要讲话，以及给河北保定学院等各界青年的一系列回信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与此同时，各个大学、部门开始组织学习讨论，不断附会、拔高、诠释，人人深刻领悟，个个醍醐灌顶。并不是只此一次，去年五四，习给北大一团支部回了封信，师生争相传阅，校领导更是一天开了三次会传达学习信的内容。教育部则在五四那天周六也不放假，开会号召全国高校深入学习。 习近平从地方领导到中央副职，应该有不少讲话，但那时很少被学习。可是自从2012年出任总书记以来，每有讲话就要被深入学习，不知道是他的思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还是权力使然。最有意思的是，河北省委成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研究中心"，省委领导强调：要把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不断引向深入，努力使河北省学习讲话精神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过去学习毛主席讲话，"一句顶一万句"，现在学习总书记讲话，不知一句顶多少句？ 学习的同时，似乎在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即使和最近几届的最高领导比较起来，这也非常罕见。香港大学的钱刚教授，搜索比较《人民日报》标题出现的领导人次数，江泽民在1993年（14大次年）出现409次；胡锦涛在2003年（16大次年）出现386次；习近平在2013年（18大次年）出现779次。习在一年出现的次数相当于江胡二人之和。 不仅名字出现多，习的权力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核心。同为最高领导，江胡都是三个职务：党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邓则只任军委主席。毛时代废除了国家主席，他只任党主席和军委主席。毛之后的华国锋权倾一时，既是党主席、军委主席，还是国务院总理、公安部长。可现在的习，不光是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还是众多实权的主任、组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网络安全小组组长，等等。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是，大跃进、反右、四清接二连三，更有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称之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内乱"，将文革彻底否定。 "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把大业交给你"，对华国锋崇拜的结果是，坚持"两个凡是"，造成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延缓，幸而邓取而代之，予以纠正。 正常国家在于制度完善和法治建设，迷信领袖和个人崇拜的结果总是灾难深重。历史上恶果不断，现在仍需警惕。 原文地址： http://hk.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509/bkncn-20140509000317745-0509_05411_001_cn.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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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关于胡石根、高瑜、徐友渔、郝建、浦志强、吴斌（秀才江湖）、刘荻等公民被刑拘声明 Posted: 11 May 2014 10:33 AM PDT 2、如果相关被刑拘公民并无违法犯罪事实，必须立即无罪释放、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3、严格依法保障被刑拘公民的合法权益，确保其人格尊严得到尊重、确保其正常饮食休息条件、确保有病被刑拘公民及时得到医治、确保无任何不人道待遇等。 4、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立即展开寻衅滋事罪、诽谤罪等罪名被两高以司法解释之名行违宪违法之实肆意滥用问题的调查，纠正其严重错误，监督公检法等机构正确适用法律。 5、鉴于在不少地方警方对依法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动辄强行以扰乱秩序、寻衅滋事等口袋罪予以刑事拘留已逞泛滥之势，我们要求全国人大及各级人大主动行使监督、质询、罢免等权力，坚决纠正警方破坏法治、侵犯公民权利的错误行为。 6、我们愿意为上述被刑拘及后续可能被拘捕公民提供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咨询、控告、辩护等），促进国家法治建设、保障人权。 中国律师： 王 成（王楚襄）律师；江天勇 北京 律师；唐吉田 北京 律师；蒋援民 广东 律师；陈树庆 浙江 律师；隋牧青 广东 律师； 刘士辉 广东 律师 ；陈金石 湖南 律师；刘卫国 山东 律师；张俊杰 河南 律师；张 磊 北京 律师；张维玉 山东 律师； 郑恩宠 上海 律师；肖国珍 北京 律师；庄道鹤 浙江 律师； 马连顺 河南 律师；吴镇琦 广东 律师；张重实 湖南 律师； 覃臣寿 广西 律师；谢 阳 湖南 律师；覃永沛 广西 律师；李大伟 甘肃 律师；杨名跨 云南 律师；程为善 江苏 律师； 蒋永继 甘肃 律师；王 宇 北京 律师；冉 彤 四川 律师；付永刚 山东 律师；黄思敏 湖北 律师；张鉴康 陕西 律师； 蔺其磊 北京 律师；李威达 河北 律师；梁澜馨 河北 律师；李方平 北京 律师；唐荆陵 广东 律师； 滕 彪 北京 学者； 庞 琨 广东 律师；王全平 广东 律师；陈建刚 北京 律师；葛永喜 广东 律师；吴魁明 广东 律师 陈科云 广东 律师； 刘正清 广东 律师；梁小军 北京 律师；张科科 湖北 律师；兰志学 北京 律师；常伯阳 河南 律师；徐 灿 北京 律师； 葛文秀 广东 律师；陈武权 广东 律师；王全璋 北京 律师 胡贵云 北京 律师；赵永林 山东 律师；刘 巍 北京 律师； 陈进学 广东 律师；范标文 广东 律师；梁秀波 河南 律师；于 全 四川 律师；刘 伟 河南 律师；王宗跃 贵州 律师； 肖芳华 广东 律师；石永胜 河北 律师；张 国 湖南 律师；汪 廖 浙江 律师；郭莲辉 江西 律师；郭新嵘 北京 律师； 李长明 北京 律师；魏友援 江西 律师；冯延强 山东 律师；刘四新 北京 法学博士；童朝平 北京 律师；罗茜 湖南 法律人； 薛荣民 上海 律师；刘金湘 山东 律师；刘连贺 天津 律师；邓树林 四川 律师；闻 宇 广东 律师；王学明 山东 律师； 徐红卫 山东 律师；刘书庆 山东 律师；徐 涛 湖北 律师；彭 剑 北京 律师；徐向辉 广东 律师；秦 雷 上海 律师； 岳金福 山东 律师；李金星 山东 律师；余文生 北京 律师；袭祥栋 山东 律师；姬来松 河南 律师；李和平 北京 律师； 周立新 北京 律师；张 颖 四川 律师；郑 湘 山东 律师；张赞宁 江西 律师；宋成均 四川 律师；常玮平 陕西 律师； 田 园 湖南 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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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3, 2014, 6:18:29 AM5/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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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May 2014 11:06 PM PDT 2014年05月12日 Alex Hofford/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2005年1月21日，香港民主派组织"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赵紫阳的烛光晚会。 [视频："我们来得太晚了，"赵紫阳在1989年5月19日的早上告诉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可在YouTube上观看相关视频。] 1989年5月中旬，将天安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的学生抗议已持续了一个月。当时，张刚是一些寻求缓和学生抗议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中的一员。他们一直试图劝说政府和示威者做出让步，以结束那场激烈的对抗，保护腹背受敌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当时，赵紫阳与党内元老邓小平的分歧日渐加大。 张刚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天深夜，另一名官员走开接了个电话，回来后脸色苍白。那名官员称，党内领导人围绕天安门抗议的分歧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 "他的表情非常严肃，转向我说，'小平的家里开了会，紫阳靠边了。'" "当时的政治平衡非常脆弱——非常非常脆弱——一旦爆发学生运动，这种脆弱的平衡一定会被打破，"张刚说。"一方面，我们没办法控制老同志，另一方面，我们也没办法满足学生的要求。"1989年，张刚供职于赵紫阳领导下的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他于同年逃往海外，最后到达美国。 大约两天后，赵紫阳诡异地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他的那次现身很有名。那时，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业已下令在北京城区戒严，而此举将会让成千上万名士兵与学生和民众展开对抗。在5月19日约凌晨4点，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在照相机和惊愕的学生的包围下请求抗议者结束绝食抗议，回到校园。 "我们来得太晚了，"出生于中国中部河南省的他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对他们说。他说完后，学生们纷纷围着他索要签名。 这次戏剧性事件以6月4日的镇压行动而告终，赵紫阳的下台是其中核心的一幕。时隔25年后，此事在中国依然是一个敏感话题。赵紫阳看望学生后的第二天，总理李鹏签署命令，在北京城区实行戒严，开启了抗议者和军人之间长达两周的对峙。起初，学生抗议者和同情抗议的民众挡住了军队，但6月3日夜里，军人进城，被授权在夺回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开枪。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成百上千名示威者和旁观者在街头遇害。 对共产党当局而言，赵紫阳这个话题依然是一个禁忌。赵紫阳2005年去世时，官方几乎没怎么提及他。1989年，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指责赵紫阳分裂领导层，向外界泄露高层的分歧，导致北京的动荡局势恶化。但对敬佩他的人而言，赵紫阳难能可贵地坚守了自己的原则，是一位开明的领导人，宁可选择放弃权力，也不愿指挥一场大屠杀。 不过，一些敬佩他的人也承认，赵紫阳错误地解读了变化莫测的政治局势。当邓小平转而反对他，支持希望对占领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做出强硬回应的李鹏等人时，他应对不力。 "赵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吴伟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说。1989年时，吴伟是赵紫阳的高级幕僚鲍彤的秘书。"他一直认为邓对他主持的改革是支持的，但他没有去想邓小平不支持他的时候会怎么样，没有对党内斗争尖锐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1989年倾覆的政治平衡涉及各有取舍的交易和高层之间的联盟。在之前10年，尽管赞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官员，与对赵紫阳及其前任胡耀邦支持的自由化政策感到恐惧的保守派之间关系紧张，但他们之间的交易与联盟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石。掌控这些交易的是邓小平。对任何重大决策而言，这个元老人物的支持至关重要。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随即引发了学生抗议，而上述紧张关系也开始急剧深化。学生的抗议活动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中国其他数十个城市也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领导人面临着赋予民众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以及走向民主的呼吁。 赵紫阳赞成捍卫一党专制，但他希望通过对话及加快改革步伐的承诺来平息抗议活动。不过，邓小平站到了希望采取强硬立场的领导人一边，尤其是将学生视为共产党统治的威胁的李鹏。《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文中谴责抗议活动是反党"动乱"。这一定性引发了赵紫阳的担忧，尽管它反映的是邓小平的观点。 政治学者严加其曾在1989年之前担任赵紫阳的顾问，曾在逐步推进自由化的政改方案上出谋划策。"赵紫阳想慢慢地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他说。当年的镇压事件后，严加其流亡海外，现居美国。 他说，"邓小平担心，如果学生运动继续加强的话，他会像在文化大革命一样被赶下台。"那段时间，邓小平遭到激进学生的排斥和攻击，这些人大力拥护毛泽东当年的呼吁，要求将破坏革命纯洁性的官员清除出去。 中国的高层政治极为隐秘，在这个推崇混沌、忌讳直白的迷宫般的体制中，就连党内权贵也会迷失。赵紫阳显然成了牺牲品。1989年的时候，他以为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最后却发觉自己失宠，继而被视为敌人而遭到唾弃。 4月23日，赵紫阳开始了策划已久的朝鲜之行。研究中共高层政治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学者孙万国(Warren Sun)称，赵紫阳走之前，从邓小平那里获悉，期望他接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然而，回国以后，赵紫阳试图推翻那篇反映邓小平观点、谴责抗议者展开"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赵紫阳过世后，他的回忆录于2009年在海外出版。文中讲述了他如何通过讲话和施压来努力淡化这一社论。然而，这样的努力惹恼了邓小平。 接下来，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学生抗议者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到访北京。赵紫阳此时出现了关键性误判。戈尔巴乔夫此行是为了进行高级会晤，以展示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对手长达数十年的敌对状态就此结束。 然而，5月16日，赵紫阳做出了让邓小平非常恼怒的举动。尽管赵紫阳是正式的总书记，但他告诉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晤意味着两党关系的恢复。他还解释，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邓小平来掌舵。 在回忆录中，赵紫阳表示，他没有其他想法，不过是想确保，苏联代表团理解戈邓会晤的重要性。 "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赵紫阳说。"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 邓小平本人、他的家人及支持者则认为，赵紫阳的言论是企图将领导层的分歧公开化，并且迫使邓小平走出幕后，为政治危机担责。曾担任政府官员的张刚称，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给赵紫阳打了一个小时电话，从头到尾都是骂。" 或许，赵紫阳本可以带着政治伤口保住地位，但他与邓小平的分歧涉及一个重大决策——是否通过戒严令来迫使学生离开广场。根据当时的总理李鹏的回忆，5月17日，在邓小平家里召集的会议中，当着赵紫阳等高级领导人的面，邓小平提出实施戒严。 在回忆录中，赵紫阳称，他当天准备了一封辞职信，不过与他关系密切的军中领导人杨尚昆劝他收回，警告消息传出去会使形势更加激化。然而当晚，赵紫阳告诉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他不能主持在北京举办的宣布戒严的干部大会。 赵紫阳回忆，在解释自己的决定时，他告诉其他领导人，"看来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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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May 2014 10:48 PM PDT 北京——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一路升值，从2005年7月的8.28：1，到今年1月最高的6.06∶1。然而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人民币升值并没有让他们感到钱越来越值钱，反而是钱越来越不值钱。 近9年来，人民币一直走在外升内贬路上。对于内贬的原因，不少人认为是央行货币超发造成的。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201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10.65万亿元，而2003年末M2余额22.1万亿元，10年增长超过4倍。
按照货币学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央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1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中国货币总量与GDP之比接近2∶1（2013年中国GDP总值56.88万亿元）。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因此需要大量增加的信贷投放。经济学家吴晓灵说："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多数经济体中，这本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可是，我们看看近两年中国CPI增幅，大致在2%-3%，偶尔突破过3%。回顾近十年，也只有两次物价的大幅度上升，2008年CPI增幅最高超过8%，2011年最高约6%。大规模的货币超发没有引发通货膨胀，这是什么原因？ 来自官方的声音否认中国货币供应量存在超发现象。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今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M2较大是因为储蓄率高、间接融资（指银行贷款形式的融资）比重高等造成的。作为现在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居民储蓄率已经超过50%（尽管推动这一趋势的是少数家庭）。 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尽相同，我不在此赘述。但一位文学教授发明了"贪官经济学"一词，他在解释货币超发而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时另辟蹊径，认为庞大的贪官群体功不可没。 贪官们通常不会去花销巨额的受贿款，也尽量不存进银行（担心被发现），而是以各种方式隐藏起来。这位文学教授大胆估计，M2余额的50%在贪官手上，是不流通的。 中国网民注意到这个现象，将贪官五花八门的藏钱方法戏称为行为艺术并罗列出来： 藏密码箱。海南文昌原市委书记谢明中将2500余万元现金藏在19个密码箱。 藏厕所。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将4个装有共939万元的纸箱藏于尚未装修的新居厕所中，因厕所渗水而被发现。 藏粪坑。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贪污受贿近2千余万元，部分现金经层层塑料纸包装后，藏在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粪坑里。 藏煤气罐。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家里有一个高级定制的煤气罐，用来窝藏数百万赃款。另有藏280万元密码箱埋到其农村三哥房屋旁的垃圾堆下。 藏出租屋。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租豪宅专放赃款，现金用黑塑料袋扎成一捆一捆的，屋内放满防潮纸、干燥剂，但是最终1200万元仍然发霉。 这个单子还可以继续写下去。过去十年，尽管被控贪腐的官员不在少数，但情况并未得到太大改变。去年12月，原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死缓。马俊飞年收入不过12万元左右，但他的两所房子却堆满了总价值超过1.3亿元的钱物。庭审时，马俊飞说，他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如何藏钱。 这位文学教授所说的"M2余额的50%在贪官手上"不是经济学的数据，我也不敢苟同这个具有文学色彩50%；但是我相信中国的贪官群体藏起来的不流通现金的数额是惊人的，在货币超发时能够起到一定的抵消通货膨胀的作用。我和大多数中国民众一样，认为已被查处的贪官只是中国贪官群体的冰山一角。 当然，"贪官经济学"阻挡不了物价的持续上涨，这些年来中国民众对于生活的变化有一个真切的感受：什么都越来越贵，只有钱越来越便宜。 余华是《纽约时报》观点撰稿人，即将出版新书《黄昏里的男孩》(Boy in the Twilight: Stories of the Hidden China)。本文最初用中文撰写，由Allan H. Barr译成英文，中文译文经余华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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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May 2014 05:17 PM PDT
（VOA 海彦）香港 — 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5周年的前夕，由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剧作家之一的沙叶新创作的以"六四" 为主题的剧本《自由女人》，5月12日在香港由专售禁书的田园书屋发行。25年前与中国作协理事王若望、剧作家兼诗人白桦等人，站在文艺界支持六四学运最前列的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沙叶新表示，六四是他割弃不掉的情结，希望能通过创作让人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已经七十六岁的沙叶新表示，期待也相信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会为中共卸下六四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现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的沙叶新，一生创作了多部不为当局喜欢的剧本，包括《假如我是真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以及《邓丽君》等"挨批，获奖，再挨批，再获奖"的代表作，风靡海内外。 *六四情结难割舍* 2013年10月，沙叶新和夫人为其创作的《邓丽君》一剧的首演式来到香港。沙叶新表示，他写邓丽君也是为了写六四，因为他被邓丽君对待六四的悲悯情怀所震撼，对邓丽君所说的"如果大陆政府不向学生道歉，我就不去大陆演唱"的态度所折服。 沙叶新在首演前对在香港的好友表示，要为六四25周年撰写纪念话剧《自由女人》，并带回大量纪念六四的作品作为参考。从2014年初开始动笔，沙叶新闭门谢客，潜心笔耕，3月底封笔，一气呵成。 沙叶新的最新剧作《自由女人》以六四为主题，从1989年6月5日凌晨写到2009年六四20周年。这个9场话剧以北京大学研究生、香港记者"自由女人"，偶遇只身挡坦克的英雄王维林为主线，与天安门广场现场总指诨蔡芝炅和副总指挥从迪芬20年间的恩爱情仇这根线交相辉映，剧中提到参与营救六四被通缉学生和其他人士的黄雀行动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和商人"六哥"陈达钲等人。 沙叶新先生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25年前就有了要写有关六四的剧本的初衷，近几年着手准备。 他说："我觉得应当用倒逼的方式，把我的意见能通过戏剧表现出来，能帮助现在的决策者吧，党内的开明人士及早地解决问题，及早地卸掉这个包袱。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最终目标。" *卸掉六四历史包袱* 沙叶新表示，他认为新领导层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继续扛着六四这个历史包袱。他说，如果能像80年代初期中共平反罪孽超过六四的反右运动那样，卸掉六四的历史包袱，那中共则可以凝聚民心，大大地加强执政的合法性。 他说："我相信共产党的内部他们有不同意见，而且我认为主要领导人习近平有他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把这个沉重的、污秽的历史包袱，背到自己的肩膀上，他没有必要，那太蠢了。假如能正确地、比较理性地解决六四问题，对现在这个政权，对他本人的地位，更别说对老百姓、知识分子，将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据熟悉沙叶新剧本出版和演出安排的香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沙叶新很早便与首演《邓丽君》的香港知名剧团谈妥，由该剧团在六四25周年前夕在香港隆重公演《自由女人》。但到了今年1月底，沙叶新接到剧团电话，称剧场排挡期满，需要到2015年6月分后方能演出。 这位人士透露说，在剧团导演打电话前，港府的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带人观看了剧团演出，并去后台探望导演和主要演员。因此，这位人士质疑，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此外，沙叶新3月初委托香港一个文化公司负责剧本的演出和出版。但不久，这家公司的老板和主编便接到神秘的匿名电话，警告不许出版和演出《自由女人》，否则后果自负，包括取消回乡证等惩罚措施。 沙叶新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已经预想到写《自由女人》剧本所要承担的风险，但是他坚信，历史和事实站在他一边。 他说："我估计肯定会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们要有些牺牲、有些挫折。这我早就估计到了，但是我相信，一我是好人、善良的人、有爱心的人。第二，我是正义的，真理是在我这边。我不怕历史对我的审判，也不怕观众的批评，我相信他们是支持我的。况且我是写了许多剧，都有争论，事实证明、历史证明我都对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剧《自由女人》，你可以打压、可以禁止，但历史你无法禁止的，你可以把人关进监牢里，你不能把历史关进监牢里。" 沙叶新先生表示，他感觉得到今年六四前夕，当局比以往都更加紧张各种六四的纪念活动。不过，他表示，他真心地希望习近平能够顺应民心，尽快地卸掉六四这个历史包袱，不要再使六四成为官民对立的一个议题。 沙叶新的剧本《自由女人》在历经周折后改由香港东方时代出版社在5月10日出版，而话剧的演出则商定由另一家剧团接手。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14, 2014, 6:12:00 AM5/14/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胡平：追思陈一谘
- 陈浩武：从周德伟到哈耶克——台北紫藤庐的故事
- 公民徐友渔
- 孤獨的身影：「廉」與「能」脫鉤——好人無法創造好結局？（高希均）
- 梁京：危险的“六四”僵局
- 高新：习近平为何会对刘云山礼让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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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y 2014 09:54 PM PDT  2014年4月15日上午6时（北京时间），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先生与世长辞。 老陈走了。这十二年来，老陈一直在和病魔抗争。当他过世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并不感到意外，但不能不感到沉痛。按说老陈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但朋友们总是希望他能活得更长些。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去年"六四"，老陈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读到后赶快写了篇书评，随后又和朋友们一道组织了一场老陈回忆录的座谈会。这些老陈都看到了，来电话说很高兴。记得十年前，杨小凯病故，我代表《北京之春》给小凯的妻子吴小娟发去一封慰问信，其中表达了我们的后悔，后悔没有在小凯活着的时候，让他知道我们对他是何等的的敬重，何等的钦佩。令人略感慰藉的是，这一次，我们总算在老陈生前就向他表达了我们对他真挚的友谊和崇高的敬意。 老陈这一生，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我认识不少和老陈差不多年纪的人物，二十上下就暂露头角。他们有胆有识，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但也做出过一般人做不出的业迹，在人生的舞台上展现过自己的风姿。然而等人到中年，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或许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把世事看得淡了，不再有当年的激情，甚而老气横秋，对年轻后生的奋进也抱着过来人的心态冷眼旁观，不以为然。有些人虽然还不甘放弃，但却又固步自封，学不进新东西，登不上新台阶，成为过去时代的化石。他们在青年时代曾经光彩夺目，鹤立鸡群，可等进入壮年后却"泯然众人矣"。 相比之下，你不能不佩服老陈。在那一代人中，象老陈这样，历经坎坷而不减锐气，善于学习，保持开放的心态，敢于探索，具有创新的精神，终于做成了一番大事业。实在太难得、太可贵。 我第一次知道老陈其人其事，是从民主墙的朋友，民刊《沃土》的同仁彭忆东那里听来的。老陈和彭忆东是老交情，他的回忆录里几次提到彭忆东。我第一次老陈相见，是在1986年秋天。那时，老陈的体改所和美国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合作，建立了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酒会。我应邀出席。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陈子明，以及刚出狱不久的任畹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老陈对民主墙人士、对民运人士的态度。 现在有些人不了解情况，把老陈当年参加八九民运说成是政治投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尽管在当年，我和老陈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与不同的参与方式，但以我当时对老陈的了解，我认为在基本价值理念上，老陈和我是一致的；因此，对于他后来义无返顾地投身八九民运，我丝毫不感意外，而认为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六四"后，老陈流亡海外。他不但和严家祺、吾尔开希、万润南等"六四"流亡者一道，创建了民主中国阵线，而且还联络一大批海外的专家学者和留学生，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0多年来，在海外先先后后成立了很多组织和机构，其中能长期保持活力和影响力的屈指可数，老陈创办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无疑要算其中之一。这再度表明了老陈的远见卓识和组织活动能力。虽然到后期，老陈对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实际参与不多，但当初如果没有老陈，就不会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当然，老陈的最大贡献，是他创建了49年后中国第一个思想库，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思想上、理念上和政策上的指引。这在国际共产国家中都是没有先例的。 老陈来到海外后，我和他有很多交往。尤其是有段时期老陈住在纽约，我们的接触更频繁。不论是作为事业上的同道，还是作为生活中的朋友，我对老陈都非常尊重非常敬佩。 老陈已经走进历史。作为当代中国改革的先驱，历史不会忘记他，我们更不会忘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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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y 2014 06:54 PM PDT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从周德伟到哈耶克》，然后还有一个副题，就是《台北紫滕庐的故事》。我可能讲的，和前面韦森教授讲的，刘军宁讲的不完全一样，我并不直接讲哈耶克，我今天讲的这个人，可能有很多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从这个人的经历，从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来看哈耶克对中国的影响，也许会提供另外一个视角。 在台北，就是在台湾大学附近，新生南路那个地方，有一栋房子，这个房子名字叫紫滕庐，这个紫滕，就是开紫滕花的紫滕，这个房子很有意思，很有来历，在日据日期，他曾经是一个日本官员的官邸，在1948年、49年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这个房子被作为当时财政部关税总署署长周德伟的官邸。这个房子在以前是一个官邸，现在是一个茶室，但同时这个房子也是一个文物，龙应台曾经说过，在台湾可能有几百家星巴克，但只有一间紫滕庐。这就说明，台湾人包括当局，对紫滕庐这个房子特殊的意义，比较重视。 大家看到的第一幅照片，就是我今天讲的主人，周德伟，
紫滕庐在台湾大学附近的新生南路，它的背后就是温州街，温州街第16巷是殷海光的故居，温州街十八巷这一带全是台北大学教师的宿舍，所以住了很多台北大学的教授。 我今天讲的周德伟，就是紫滕庐的主人。 周德伟1902年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他在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预科，在北京大学学习。1933年的时候，从国民政府的铁道部公派到英国去留学，留学期间上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当时哈耶克就在这个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当教授，而周德伟到这个学校留学，他的老师就是哈耶克，所以在抗战前夕，周德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直接师从哈耶克的学生，所以我说，从周德伟到哈耶克，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交集的过程，周德伟是中国人当中为数非常少的哈耶克的直接的学生。 周德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从国外留学结束，回到了中国，去湖南大学担任教授。在1940年，他当选为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在1969年退休以后，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学术思想，其中主要的是翻译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在1974年出版。 今年春天，我和王瑛、蔡霞，还有一起去台湾，做了一次台湾行，我们碰到朱嘉明和黄江南，他们正好在台湾大学做访问学者，嘉明跟我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周德伟是一个被历史尘埃所覆盖的人物，他讲这个观点，引起我的重视，为什么他这么一个人物，他会被历史的尘埃覆盖呢？这次因为要读哈耶克，因为我们要研究哈耶克，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覆盖在周德伟先生身上的尘埃抚去，让他能够走近我们。 周德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是他是一个标准的，地道的儒生，因为他受过极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的书房就叫做"尊德性斋"，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儒生，这两者如此完美的结合在周德伟身上，他既是哈耶克的亲传弟子，经济学家，同时又在国民党党务系统和政府系统担任高官，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总署的署长，所以，有人在评价他的时候，说了两句话，说他作为一个儒生，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又融汇了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对他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描述。 首先我们看一下，周德伟在1920年就考入了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预科和本科，他考的是预科，在那个年代，就是在1920年，五四运动刚刚开始的年代，北京大学和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处在一个集体左转的年代，因为北京大学有《新青年》，有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所以在当时的北京大学里面，这种左倾的思潮，是非常盛行的。在1921年，当时的邓中夏，大家知道这是中共创建党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有罗章龙，他们邀请周德伟加入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组织，这个学会的负责人，就是李大钊，学会里面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共两党中常委这一重量级的人物。 邓中夏是湖南人，他和周德伟是老乡，他看到周德玮是一个穷孩子，家景贫寒，就找到周德伟，他对周德玮说，你每个星期到长辛店去一趟，去给工人上一次课，每个月可以给你30元的收入，去长辛店往返的费用，都由我们学会来承担。周德玮说，我读书都觉得没有时间，那还有时间去教书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青年，他到了北大之后，有大量的书籍要读，根本没有时间去教别人，去教书。当时邓中夏就反问他：你没有无产阶级意识吗？周德玮回答说，我只知道个人有意识，阶级乃是一个集体空物，既不能衣，也不能食，更不能思考，何来意识呢？邓中夏感到很吃惊，他说，你不相信唯物辩证法吗？周德玮说马克思的学说是易物以心，其中的问题太多。邓中夏当时非常生气，说，既然如此，你根本就不够资格做马克思研究学会的成员，周德伟也很强硬，说，你既然称为一个学会，就应该让人有研究的自由。你这么的固执，我愿意退会！所以，他从此和邓中夏分道扬镳，这也同时是和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观念的分道扬镳，据说后来李大钊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批评了邓中夏，李大钊说，你操之过急，致使本会失去了一位英俊青年。. 显然，我们要问，为什么那么年轻的周德伟就会和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呢？ 这里面就有一段历史。 周德伟在1916年时，考入了长沙府中学，当时才只有14岁，这个学校曾经邀请章士钊到学校演讲，章士钊当时演讲的主题是《社会调合论》，他当时非常小，坐在第一排，听得眉飞色舞，校长在台上很奇怪，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去，问他，你这么小，听懂了吗？结果，周德伟把章士钊的演讲主要的内容全部都能复述出来，而且讲的很生动，滔滔不绝，校长太高兴了，马上就送他一套《甲寅》杂志。大家都知道《新青年》，可能不大知道《甲寅》，其实《甲寅》也是北京大学的一本杂志，《甲寅》创办于1914年，比《新青年》要早一年，《新青年》是1915年创办的，而且去《新青年》的很多编辑，原来就在《甲寅》这个杂志工作，但是《甲寅》和《新青年》是两个不同的刊物。如果说北京大学的传统的话，很多人都讲到《新青年》，从这个当中讲到自由主义的传统，实际上，《甲寅》这个刊物和《新青年》有很大的区别。  周德伟第一次接触到《甲寅》之后，就如饥似渴地读这个杂志，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他第一次从外界获得了西方自由宪政的知识。1963年时，他回忆说，"自从读了《甲寅》之后，我得到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及制度宪法上的主张，又得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就是说周德伟关于自由和宪政的观念，首先是来源于《甲寅》这个杂志对他的影响。 讲到这里，我要阐述一个观念。韦森教授在第一次演讲时，他讲到，从19世纪开始，以卢梭为起点，出现了一种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潮流，这种思潮在法国、德国、俄国，以及到后来的中国，慢慢地演变成一种主流意识，在英国的边沁，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种思潮逐步发展成为，他们相信"社会制度是可以成为一个理性重构的对象"这么一个核心观念。这种思潮为后来政府的干预和社会体制的构建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这种观念，也直接导致了德国纳粹，和苏俄共产主义的兴起。 在1929年和1933年的西方经济大萧条当中，对比苏联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更是让这种思想甚嚣尘上。在中国，也深深的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拐点，那么五四运动的符号性标志，就是北大的《新青年》杂志。 现在来看，《新青年》杂志有两个激进，一个是文化的激进，就是反传统，打倒孔家店；一个是政治激进，这种政治激进，就是扬苏俄。这种文化的激进是源于当时流行的法国大百科全书派，大百科全书派在当时是法国很有影响的主流意识，他们是反上帝的，公开打出无神论的旗号，反传统、反信仰。中国当时受到这种激进主义的影响，形成一种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表现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是打倒孔家店，摧毁儒家。 五四运动当时所提倡的民主，在边沁这类人物的观念，即"社会制度是可以成为一个理性重构的对象"这种核心思想的演变下，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在中国就逐步演化成一场改造国民性的运动。 从当时的代表人物鲁迅的作品《阿Q正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笔下，民众全部都是愚昧的，是群氓，民众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民众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反而是包袱，是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所在，因此，社会要进步，首先必须改造国民，而改造国民，就要改造传统文化，要抛弃传统文化，《新青年》在当时就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 而在这个背景下，周德伟并不认同以《新青年》为主导的这种价值观念，他在自述中表示："我常常感到，革命的事业只应革社会腐败之命，不应革社会基础之命。"他说，"传统文化之累积，岂能一朝即革，……如必欲尽去旧有之传统而后快，则真历史文化发展之罪人也……文化只有演变及进步，非革命可施之对象。"周德伟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赞同《新青年》的文化激进主义，反传统，更不赞成他们扬苏俄这种观念。 前面讲到，中学校长送给周德伟一套《甲寅》杂志，后来他在课堂上偷偷的看《甲寅》杂志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刚好这个老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的思想也很赞成严复的观念，当他看到一个中学的小孩子在偷偷地看《甲寅》，非常喜欢，就送给他严复翻译的三本书，包括密尔的《论自由》，要他慢慢的读，不懂的地方来问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周德伟就吸取了《甲寅》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所以，就政治取向来说，《新青年》杂志是以法兰西文化为主导，而《甲寅》杂志是英伦的保守主义自由传统所主导的。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周德伟和哈耶克的交往。 在1933年时，周德伟获得一个从铁道部公派留学的机会，去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读研究生。 大家知道，1931年，哈耶克发表了一本《价格与生产》的专著，挑战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凯恩斯，引起很大的轰动，他因为有这个学术成就，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获得了教授的席位，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获得这个教授席位是在1931年，而周德伟去这个学校留学是1933年，根据周德伟的回忆，准备去读研究生的周德伟，首先去见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罗宾逊教授，罗宾逊说，你要给我你的大学本科文凭。周德伟在北京大学上过学，但是他并没有拿到文凭，因为他从预科考上本科后不久，由于父亲病丧，就离开了北大，他在北大没有毕业，所以他没有拿到毕业文凭。罗宾逊讲，根据我们学院的规定，你没有本科毕业的文凭，是不可以读研究生的。周德伟说，我虽然没有本科文凭，但是我建议，你对我进行一次面试，你看我是不是具备有一个大学本科的资格，罗宾逊就提了一些问题，结果他们一交流，罗宾逊就发现这个人很了不起，他的知识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大学本科，而且他的英文、德文非常好，罗宾逊当时就让他去见哈耶克。 周德伟见了哈耶克，由于他已经读过了哈耶克刚刚出版的德文原著，所以，他跟哈耶克交谈的的，都是刚刚出版的书籍的内容。这一点令哈耶克非常的吃惊，也非常的高兴。周德伟跟他说，我刚刚读了你的专著，维克塞在中立货币主义当中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你的文章和你书籍当中廓清了维克塞的理论体系，有很大的贡献；你所提出的三角立体分析的方法，可以开完整的集成分析研究的大门。哈耶克听周德伟和他的交谈，感到很震惊，他没有想到，一个从中国来的学生，竟然如此的熟悉他的学说思想。 那天在台湾的时候，嘉明特别说到，在那个时代，在民国那个时期，中国的学术思想，包括出版物，和世界是完全同步的，你看他当时在中国，就完全有条件读到这些西方刚刚出版的学术著作。 在这个情况下，哈耶克就和罗宾逊商量，先让周德伟读哈耶克的货币理论，然后做一次考试，如果他的学业成绩优良，就补授予他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学士学位。 后来，周德伟就开始进一步接受哈耶克的学术思想，然后做了一次考试，结果考试的成绩非常优秀，伦敦经济学院就破格授予他学士学位，同时录取他进入研究室，读博士，进入研究室之后，哈耶克就成为周德伟的指导教授。 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进入研究所以后，选择哈耶克为指导教授，对他所主持的讨论班，从未间断地参加，仍每二星期访问罗宾逊一次，报告学业。对负盛名的拉斯基（H.J.Laski）、汤纳（R.H.Tawney）及希克斯（J.R.Hicks）等人，在课业外各自仅会谈一次。留英三年，从未涉足舞场和电影院，故余号为留学生，始终不能舞蹈，并不解音乐和西方美术，后者实在为我一个大缺陷。这是说他在哈耶克时代的读书非常的认真，全身心地做哈耶克的学生，研习他的学术思想。 后来哈耶克跟他说，我希望你选一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但是周德伟说，我是为求学而来，不是为博士而来，哈耶克说，我听说你们落后的国家都很重视外国的学位啊，难道你回去以后，你说你留学三年，就拿一个学士学位吗？周德伟说，我在中国的朋友都不重视此物，哈耶克说，那这太好了，你就在我指导下读书。 在读书的过程中，哈耶克首先指导他学习英国的休谟、洛克等人，这些先于亚当斯密的经验学派，并且跟他说，他们的学说并不轻视心性之伦理，且通于经济，实在是亚当斯密的先河，然后，哈耶克又对他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通货派及银行业务派的争论，要加以注意，你只有知道这个，才知道凯恩斯的著作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贡献，而且，其通胀的政策，将会遭致经济解体，将会遭致重大的危机。 而且哈耶克还进一步指导他学习康德，和以后的德奥的知识论，米塞斯的共同经济，还有萨维尼的《罗马法大系》，哈耶克告诉他，你只有知道了这些，你才会知道马克思实在是邪魔外道，不值一驳，其武断、庸俗，尤甚于彼初所信奉的黑格尔，黑格尔的哲学早已被摒弃，何况马克思？所以，周德伟说，我相信唯物主义在理论上绝无法与古人抗衡，我等行见共产主义者，将被迫放弃理论上之斗争，只能做政治斗争，鼓动落后民族之群众，夺取政权而已。 从上述可以看出，哈耶克的确在这些方面给周德伟很多很重要的思想的影响，以致于周德伟感叹，"我以后一生与唯物论之异，反对一切极权主义，即形成于留学时期。" 1936年的时候，周德伟离开英国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到了德国去柏林大学哲学院读研究生，在这个过程中，哈耶克亲自给米塞斯、卢布克写了信，让他去了德国。就是说，哈耶克在周德伟整个西方留学期间，一直是他的老师和指导者。 第三部分，我再介绍一下周德伟留学回国，他从哈耶克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以后，回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 周德伟1937年回国，这时还是抗战时期，首先在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在任教期间，他办了一本杂志，叫《中国之路》，这个杂志的核心思想，就是传播英伦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周德伟说，我在伦敦既熟闻凯恩斯及奥地利学派的争论，斟酌实情，乃毅然采取米塞斯、哈耶克的论据，主张自由企业，反对当时流行的统制经济，并驳斥唯物论及任何形态的计划经济，影响颇深，湖南大学经济系学生，遂无左倾思想。 在现在湖南大学的大学志里，有这么一段记叙：周氏传播英奥及北欧诸国学说，阐发自由精神，力辟共产主义，并对抗当时统制经济之潮流，由是经济系从游者日众，成为最大之一系。后来文法学院学生，出而应试，内皆忠贞不屈，勤勉自守，绝不受共产主义的之煽乱动摇，实足先生讲学之风，足以召之，周氏之学不限于经济，其研究之兴趣，扩展至政治、法理、伦理、哲学等科，而周易东西圣德新进之学。二十六年文学院长李寿雍先生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周德伟为主编，发表政论甚多，自称为主观学派，极尊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 所以，我们从湖南大学的大学志文中，当时周德伟回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弘扬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抗战期间，主张自由经济，而且办杂志。 第二件事情，他在1940年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的议员，同时转到中央大学做教授，在国民参政会上，周德伟发现国民党的高层人员大谈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在思想上确确实实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玷污，他奋起辩论，驳倒了只待大会形式通过的粮食公卖及限价方案，这在当时使周德伟在国民党参政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他本人的自由主义倾向，凡是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东西，他都本能的给予反驳或反对。 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要征收财产税，和强制收购黄金和美元，并限定物价，周德伟听到之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他立即去见财政部长俞鸿钧，他说，这个东西肯定不行，如果要执行，肯定会遭到全国经济的大乱。财政部长问他，你知道这是谁的决议吗？这是中常会的决议！周德伟说，中常会的决议也有错误的时候，德伟明知其不可，如果含默不言，有违君子立身之道，但是部长一意执行，其后果严重，全部由部长负责。俞鸿钧部长一听就很紧张，问他该怎么办。周德伟说，你将我的文章签报行政院长，由行政院院长邀请专家研究。俞鸿钧就按照周德伟的意见，把他的反对文章签报给行政院，使这个方案就推迟了两年，本来是1946年他们提出来的。 但是两年以后，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他当时所推行的这套办法，就是当年中常会的这个决议方案，在推迟两年以后，拿出来强力执行，后来证明，这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崩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原因，因为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由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推行这种强硬政策，导致中国货币体系的崩溃，因为通货膨胀而货币体系崩溃。失去了上海，国民党就失去了大陆，所以回过头来看，国民党的上层，如果当时听了周德伟的意见，不按照这种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的方式去做的话，肯定他不会崩溃的这么快，当然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一个历史的经验，后来的确证明，周德伟的意见是正确的。 国民党退败台湾以后，西方的媒体和西方的舆论，对周德伟评价甚高，就是因为在上海这件事情上，体现了周德伟的远见卓识，当然他的这个思想，是来源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所以当时西方就有一种舆论，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周德伟应该是当时台湾行政院院长的最佳人选，非他莫属，这一点引起了蒋氏家族，大蒋小蒋对周德伟的警惕，不仅没有让他当行政院长，反而让他更进一步的边缘化。 1969年，周德伟从财政部关务署署长的位置上退休。退休以后，有了充分的时间，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哈耶克的《自由宪章》。 大家知道，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全面论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力作，就是《自由宪章》，正是这部著作，确立了哈耶克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周德伟是能够接触到他的大量著作和文章的。因为据我所知，在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哈耶克曾几次去台湾访问，他都和周德伟有密切的交往，有时是由周来充当翻译。 在哈耶克众多的著作当中，为什么选择翻译自由宪章呢？ 因为周德伟认为，在哈耶克众多的著作当中，《自由宪章》是一个代表作，甚至可以顶替密尔的《论自由》，也就是由严复翻译的《群已权界论》。他认为，哈耶克在处理自由主义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要远远超过密尔，所以，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翻译这本巨作。 周德伟有非常好的儒学功底，他的文字是非常棒的，在翻译的过程中，完全遵循了信达雅这个标准，他不拘泥于形貌，有时在形式上并不一定要保持文字的原貌，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理解，把他翻译出来。 在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叫夏道平，他是雷震的《自由中国》这本杂志的主笔，据说在《自由中国》的社论当中，有大部分文章，是出自夏道平的手笔。夏道平和周德伟两家住的非常近，他也住在温州街这一带。两个人步行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夏道平曾经写文章回忆，周德伟在翻译自由宪章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人的交集，也就是每当周德伟有一个很好的收获，有一个很好的感觉的时候，去找夏道平，进行一个分享，就一个词究竟怎么翻译，能够准确的表达哈耶克的思想，他们会反复磋商。 《自由宪章》这本书是1974年在台湾出版的，可以说，把哈耶克引进到中国，引进到台湾的第一个人， 就是周德伟，他在这个方面，是功不可没。 1974年这本书出版以后，从1975年开始，周德伟开始写另外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当代大思想家哈耶克综述》。这本书一共写了26篇文章，分成四个篇章，第一个篇章，是社会哲学和法治思想，第二个篇章是经济学理及政策，第三个篇章是中立货币论，第四篇章是具体问题的研究，这本书是周德伟先生在出版了他的《自由宪章》以后，进一步全面的介绍哈耶克的一本专著，而且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由哈耶克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我看到了哈耶克由英文写的这个序言在这本书里，2005年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名字叫《周德伟论哈耶克》。 在了解周德伟的过程中，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像周德伟这样的一个人物，无论他的个人修养，人品，还是对东西方文化的丰富知识，学贯中西，他为什么会被历史尘埃所埋没？我们在去台湾之前，就不知道有周德伟这么一个人物，如果不是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接触，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一点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他之所以会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的定位，就是我们对周德伟先生的历史定位 。 首先，周德伟究竟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者？ 周德伟的父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周德伟本人在北大的时候，就加入了国民党，从这一点讲，他应该是一个革命者，在那个时代，他肯定是一个革命者。但是他对革命的理解，或者说他对革命的立场，不是那种苏俄式的以革命的暴力激进来荡涤一切社会的大革命者，就是说他不支持暴力革命的这种理念，周德伟讲"革命的事业只应社会腐败之命，不应革社会基础之命。传统文化之累积，岂能一朝即革"，所以，他不是苏俄式的革命的激进主义革命者，而是一种英伦式的传统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革命者，他的革命史观，和我们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社会主流的革命史观，是不一致的。 在这种主流的革命史观，从我们历史的叙述来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我们形成了一种，唯有通过大规模的暴力的激进革命，中国才可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这样一个理念，应该说，国共两党所秉承的都是这么一个观念，只是有程度的不同而已，当然也因为程度的不同，以至于在1949年以后，国共两党开始发生了分化，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就开始慢慢地走宪政民主的道路，而中共在大陆上依然还是坚持这种革命史观，所以才有后来的肃反运动，土改运动，反右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种激进的暴力的革命观念，持续的强加于社会，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周德伟先生对共产党的极端革命一直以严辞的抨击，包括对国民党，对孙中山的主张，他也毫不讳言，对那种暴力激进革命，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一直予以坚定的反驳，这样一个自由的传统的知识分子，站在国共两党这种革命的立场，都没有办法来接受，而且他在经济上，是一个坚持哈耶克自由主义理念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从他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参政会参议员起，他就对集权体制的计划经济予以严厉的批驳，以至于后来对上海打老虎的坚决反对。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学者，所以他在整个国民党内部是孤立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是非常孤立的。 我再补充一点周德伟对胡适的看法。 胡适在1919年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有非常大的影响，到台湾以后，他与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是在倡导自由主义，但是周德伟对胡适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因为他认为在胡适这种人在文化上是激进主义，有反传统的历史，精神上是受到罗素，杜威，法国大百科全书派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时在政治上是软弱无能的。这种文化上的激进和政治上的软弱，构成了胡适的特点。周先生对胡适的立场，政治判断力，都有质疑，特别是对胡适坚持砸乱传统文化的主张，一直给予严厉批评。 当然，他们两人也有交集，胡适到台湾以后，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应该说是在很重要地推动着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观的增长，在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殷海光，一个是夏道平。 周德伟先生从1951年开始，就在紫滕庐这个房子里面，经常开茶会，请一些学者来聚会，慢慢的紫滕庐就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中的大本营，在经常来的这些人当中，象张佛泉、徐道邻、殷海光、夏道平都是这里的常客，这里我觉得首先要讲殷海光。 殷海光在这之前并不了解哈耶克，由于周德伟先生坚持在他的紫滕庐里面开茶会，召集这些学者来谈论时政。殷海光在这里接触到哈耶克以后，受到周德伟先生的影响，开始翻译《通往奴役之路》。 这几张照片，一个是殷海光的故居， 我刚才讲，殷海光的故居在温州街16巷，离紫滕庐步行也就是五、六分钟。另一个是《自由中国》杂志的照片， 第三张照片是紫滕庐的外景。 殷海光由于受到周德伟先生的影响 ，是周德伟先生把哈耶克介绍给殷海光，影响到殷海光的思想，使殷海光开始翻译《通往奴役之路》，这是殷海光参与了紫滕庐之后的事情。 夏道平是周德伟的好朋友，他们在讨论翻译《自由宪章》的过程 中，有很多的友谊和故事。殷海光又影响到林毓生，大家会在五月上旬到上海去，与复旦大学韦森老师一起去听汪丁丁和林毓生的讲课，林毓生就是受到殷海光的影响。 我们来理一个谱系，就是说，哈耶克影响到周德伟，周德伟影响到殷海光，殷海光影响到林毓生，这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也可以说在中国传播影响的一个基本的体系。 林毓生是1934年出生的人，他师从哈耶克是1960年，而周德伟先生师从哈耶克是1933年，你可以看出时间的概念。殷海光是1919年出生的。 最后，我想再回到紫滕庐 ，周德伟到晚年的时候，去了美国，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开始迫害他，经常监听他的电话，检查他的邮件，给他很多不礼貌的待遇，一怒之下，因为他的小孩在美国，他就去了美国，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美国度过的。 周先生去了美国以后，他五个孩子当中最小的儿子，叫周渝，就把这个房子加盖了一下，做了一个茶室，周渝对禅宗，对佛学，有很浓的兴趣，而且他对文艺很有兴趣，象他父亲一样，召集很多人在这里谈禅，谈文艺，成为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在1997年的时候，国民党的财政部要收回这个房产，理由是这个房子是财政部分给周德伟的宿舍，周德伟不在了，这个房子是国有财产，应该收回。这个行动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个是周渝先生觉得不能轻易交出这个房子，而财政部要收回这个房子，因此就打起了官司，据说当时的报纸上每天都是关于紫滕庐的一些讨论。后来，陈水扁的一个幕僚长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点文章，有一次，陈水扁出国回来，这个幕僚长去机场接他，建议他到紫滕庐看一下，因为，紫滕庐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陈水扁年轻的时代，他们反对国民党，反蒋的历史，也是长期在紫滕庐集会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就听了这个幕僚长的意见，就从机场直接去紫滕庐看了一下，当时就有很多记者到了现场，这个事情对于周渝坚持要不交出这个房子，当然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春天去紫滕庐的时候，刚好周渝先生不在，他的太太林惠峰，现在这个茶室的主人，她说，周渝先生去参加坐禅了，不在。我就问她，你这个房子现在能够保存下来，究竟马英九的作用大，还是陈水扁的作用大，林惠峰女士告诉我，客观的讲，当然是陈水扁的作用大，她肯定陈水扁在里面的作用。 后来，龙应台当了台湾的文化部长，上台以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她要让台北文艺的古迹做一个自救的行动，她认为，在紫滕庐这个房子中所承载的历史符号，非常有意义，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茶室，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和文化的符号，由于她的这个观念，龙应台本人亲自在紫滕庐做了个茶会，邀请台湾各界，包括文化名人，对提升台湾的文化面貌来建言，这个活动，也大大提高了紫滕庐的地位。  照片中那个不锈钢牌子的铭牌，就是台湾政府授予紫滕庐的一个铭牌，就象我们大陆政府现在所说的市级文化保护单位，类似的一个铭牌，这个铭牌就把紫滕庐的文化符号，历史意义给稳定下来。 因为时间问题，我想结束今天的讲座，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说了，我不是研究哈耶克的专家，我来做这个讲座，是很勉强的，但是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故事，从紫滕庐这个房子讲到周德伟这么一个人，我想这个可能会给大家读哈耶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我们看看哈耶克如何影响到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回来以后有哪些实践，这些实践对我们的今天又有什么启示和意义，我觉得这么生动的一个人物，他本身所承载的这个信号，加上紫滕庐这栋房子历史的意义，如果我讲的这个故事对大家读哈耶克，理解哈耶克，理解自由主义思想的理念，有所帮助的话，那我就非常高兴了。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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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y 2014 02:25 PM PDT
（VOA海涛）华盛顿 — 北京居民徐友渔和其他几个居民因参加某私人聚会被"请"进"局子"关在第一看守所，当局认为其等行为性质恶劣遂以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引起舆论哗然。这几位"会友"都是一些关注国事国是的学者学人知识分子。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人物。 徐友渔是1947年生人，文革前老高三的。他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刘云山同龄，和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一样属于四十年代中后期那代人，比习近平李克强这些五十年代出生的要大一些。总体来说，徐友渔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他虽然没有博士头衔，但中国和海外学界不少人认为，他的学术水准并不在有博士学位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之下。 这次出事，徐友渔对律师莫少平说，是他提议召开了这次家庭聚会，是五月三日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家中开的，讨论了四分之一世纪前发生的那次事件及其影响。他说，作为哲学家，生死看得很开，精神不会崩溃，死都无所谓。唯一感到愧疚难过的是给家人带来惊吓和担心。徐友渔说：这次开会如有责任他承担，同他人无关。 *居民徐友渔* 仔细回想起来，这已经不是警察第一次找上们来请走徐友渔的。早在几年前，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中国也受到影响和波及，警察找上门来，搬走了徐友渔的"书桌"。徐友渔回忆：警察跑到家里来宣布这文章可以写，那文章不能写，还说对其出行、出访没有禁止是宽宏大量。徐友渔说，把压制和剥夺视为正常状态，把偶尔的放行当成额外施恩，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的这位市民说，他要写的文章题目是：是和谐社会还是警察国家？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政治警察是这个国家的毒瘤。 多年前曾参加广东太石村维权行动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追打得落荒而逃的原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在这些与会者被捕后发表文章题目是：深切怀念我坐牢的朋友们。她谈到徐友渔时说，有次她采访徐友渔，是徐友渔一直帮她背着照相包，送她到地铁口。艾晓明说：作为学者的徐友渔，内心的勇毅和担当学界罕有。"这次他和郝建教授被捕，无疑还跟他们前年与胡佳等朋友冲破封锁探访刘霞有关。" 艾晓明说，2009年，刘霞遭到软禁前，她曾去采访刘霞，刘霞说，为了给她录音，徐友渔对着录音笔练了二十多遍。艾晓明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但"在这些年越拉越紧的封锁线下，坚守对一位朋友的友谊，以血肉之身去趟见刘霞的路：偌大个中国，试问又有几人？！" 艾晓明说，这几天看到一条最反讽的微信是：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迎来了历史上最荣耀的一天，法律界、学术界和宗教界广有影响的人士浦志强、徐友渔、郝建、刘荻和胡石根来到这里，与警方与在押犯亲切交流。 *布衣徐友渔* 中国媒体介绍习近平时说：习近平当年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带去许多和砖头一样厚的书经常在收工后或田间地头研读。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祝华新曾写过一组系列文章总标题是：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其中一篇（28）是谈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题目是：千万人命运的拐点。文章谈到徐友渔时说：1966届高中生徐友渔，到四川绵阳乡下插队三年，高中的全套课本一本没丢。 祝华新说：农村研制化肥需要生物、化学知识，他获得了村里开具的证明，可以到四川省图书馆借阅文革前北京大学的化学、生物教材。招工回城后，他又做了7年锻工，继续自学英语、德语、日语、高等数学和哲学。 1977年邓小平主张恢复大学高考和招生，徐友渔进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走读。读书期间参加研究生考试并在1979年成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硕士生，毕业到哲学所当研究员。 这次徐友渔被捕后，得知新闻工作者高瑜已在央视"认罪"。他说：警察也要求他在央视照葫芦画瓢这样做，遭到拒绝。网友陈远在其微博中说：几年前，他曾和徐友渔有过长谈，徐谈到他在文革中目睹的武斗场景："我眼看着他们弹无虚发，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倒下去。"陈远说，这种记忆导致了后来徐友渔彻底反思。徐友渔说："我此后的余生，就是要说真话， 为这个国家真正的进步说真话，哪怕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我也不怕。" *文革研究者徐友渔* 旅居美国的观察家胡平，是徐友渔的好友。他也是成都人，文革前也和徐友渔一样是高三学生。胡平是十九中，徐友渔是一中。他们都参加了文革，分属对立的派别。胡平回忆，徐友渔和他都结识了"九中造反派头头张隆溪"。后来他们三人都下乡插队，又都在文革结束后考上北京研究生。徐友渔后来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革研究专家，而胡平则成为海外最知名的中国局势分析人士和理论家之一。 旅美作家余杰曾这样说徐友渔：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分析哲学、政治哲学和文革研究三个方面。徐友渔在前两个方面发表了许多专著，不多赘。在文革研究方面，余杰和胡平都提到了徐友渔199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余杰说这是一部研究红卫兵问题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没有徐友渔抛出的线团，这么庞大的迷宫，我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余杰说：这是国内目前最有研究深度的著作。 胡平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研究专著。它"语言清晰，逻辑严谨，作者从不故作惊人之语，因文害义，而是从容地展开平实中肯的论述。"余杰援引徐友渔的话说："我写每一篇学术论文，第一部分都是缕述西方研究者工作的优劣得失，再以更公正的论点，更扎实的材料阐明自己的立场。" 一位和徐友渔有交往的美国学人说，在研究文革的学者当中，徐友渔是"最靠谱"的一个："虽然他自己经历过文革的起落，甚至也有过狂热地投身'革命'的日子，但是他早已超越了所谓'三七开'或者'大民主正面意义'之类那一代中多数人无法逾越的思想窠臼，将文革与二十世纪中其它的专制狂热——比如纳粹运动——放在同一平台上等量齐观。一次，我开车送他去巴尔的摩，路上因为堵车，我们就这个问题整整聊了四个小时。他的洞察力与反思能力令我折服。" 这位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打拚过的留美学者说，尽管徐友渔在观点上非常彻底，他是个性格温和、为人做事很有分寸感的人，他身上有着那种传统的士大夫气质，这在文革红卫兵一代人中很少见。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个人自由的涵义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徐友渔不故意去惹事，但事到临头也并不怕事。在《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一文中，他说道："谁也不能强迫别人参与政治，无权要求别人为真理、为正义斗争，但对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你起码应当成为一个公民。"这位学者说，正是他的这种公民意识与责任感，让他在当今的中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 *希望百姓免于恐惧的学者徐友渔* 1987年，徐友渔在牛津大学进修期间去贝尔格莱德参加学术会议。在城市游览遇到一个老人主动当导游。但当徐友渔邀请他到房间喝咖啡，老人变得很恐惧，坚决不肯。徐友渔明白，这是因为老人恐惧了，担心和外国人接触受到警察盘问和追究。徐友渔说：一个国家，让人们恐惧或敬畏，也许是让统治者或警察舒服的事，但对国家是有害的，这会使很多人对它失去尊敬。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这次也是徐友渔在北京提议召开的家庭聚会"与会者"，她被约谈之后获释回家。她在其微博上写道：当我的朋友遭到伤害，令我深切地感受到我的国家遭受到了伤害。他们是这个国家最为柔软的良心，也是这个国家最为坚强的脊梁。我们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谈论了一些家园的往事，回忆离去的亲人和同胞，将逝者看作我们民族不可丢弃的一部分。我们想找回人的尊严，认为这才是国家的尊严。 徐友渔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是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和建立爱国心的高尚职业。捍卫法律和公正的律师是一切守法公民的一道安全屏障，使人们对国家的正义有信心。 针对徐友渔等人被捕，网友说：土城布衣说：徐友渔说: "在当权者很腐败的情况下，我仍然爱国，这爱国包括使整个国家的状况变好。当然我做不到扭转乾坤，但只要尽力就行。" 土城布衣说，徐先生迂腐得很。在我看来，爱国要有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个国家你我都有份。没有选票，爱国就是扯淡，而且相当危险。捉你进去打一顿，再塞上一嘴马粪, 看你敢不敢再说爱国! *毛派抨击的徐友渔* 2004年，徐友渔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有中国媒体说，徐友渔致力于将分析哲学之逻辑和经验（实证）的方法和精神融入中国当代现实，并在学生上开始关心社会、政治与民生问题。1955年后其兴趣发生了明显转移，学术重心转向对当代美英政治哲学的研究，迄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同时开始就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大革命、文化传统主义、宪政、共和等时代焦点问题发声，投注了极大的勇气和热忱，并贯之以启蒙、理性和自由主义立场。 因为徐友渔主张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他遭到了毛派的强烈抨击。毛派学者司马南曾连续发表博文，抨击徐友渔在毛泽东问题上的立场。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多位写手多次撰文，猛烈抨击徐友渔和茅于轼等"公知"。在司马南等左派写手看来，公知已经成为"臭大街的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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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身影：「廉」與「能」脫鉤——好人無法創造好結局？（高希均） Posted: 13 May 2014 02:01 PM PDT
受制於現實政治中利益交換的潛規則，政壇上「廉」者無法「能」，「能」者難以「廉」。以「廉」為首要考量時，用人的圈子變小，做事的方法變少，政治上的互動變糟。這是馬總統清廉付出的代價，也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失落。 （一）五個「一」 1988年進入後蔣經國時代。台灣一共有過三位總統：李登輝（1988─2000），陳水扁（2000─2008），馬英九（2008─）。李登輝的12年，以權謀黑金為後盾來推動施政，自以為「萬能」，卻做了不少萬萬不能做的事；陳水扁8年貪腐，毀了自己，也毀了民進黨建黨理想。對台灣民主運動有過貢獻的這二位鬥士，其結局令人惋惜。 陳水扁之後，選民所渴望的新總統是要：一身清廉、一心無私、一家乾淨、一黨自律、一府（總統府）規矩。 就在這個民心思變的背景下，清廉的馬英九首先在2005年7月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中，以72.4%得票率超越王金平。又在2008年3月的總統大選中以58.45%比41.55%超越謝長廷，以221萬票勝出。 （二）孤獨的身影 當馬英九以「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全民總統」自許時，前面正是「不可承受之重」的陷阱。西方政治中新總統的「百日蜜月」，從未出現。 選民沒有警覺到：阿扁執政8年，四處出現了對政治的失望及偏激：（1）不信政治人物的言行。（2）對政府失去信心。（3）「名嘴」變成了社會烽火的點燃者。（4）媒體變成了唯恐天下不亂的鼓吹者。「多元社會」，變成了「多事之秋」。 馬英九的人格特質一直沒有變：公私分明、嚴以律己、謹慎規矩。如總統府對溫度的管控、出國訪問不住總統套房、開會吃便當、捐款超過7千5百萬台幣、捐血超過180次。 他不擅權謀，決策不會大開大合。選民也終於痛苦地發現：這樣的個性，所推出的政策，是無法在當前利益勾結與權力共生的派系中獲得支持。台灣的國會已被權謀妥協、派系政治、利益交換所操縱。密室政治的圈外人，只能做旁觀者，擁有多數國會席次的國民黨立委，居然也難以通過執政黨的政策。工作到深夜的馬總統，變成了府中孤獨的身影。 在清水無魚下，總統的「廉」不易產生「能」。國會在各種藉口下，逢馬必反，逢改必反，逢中必反。操縱立法及預算大權的國會議員，則可以呼風喚雨，左右逢源。這些政客活躍在國會的台前與幕後，變成了民主政治最不堪入目的風景。 （三）「全是清廉闖的禍」 六年來當馬總統在自我道德約束下，不用紅蘿蔔，也不用棍子：其結果是敵人不怕你，立委不幫你，派系不服你，媒體不理你。天真的選民不解：一位正派的總統，怎麼做不成事？選民當然就怪你。 換一個方式說：在馬總統敦厚的性格中，缺少勇氣的堅持，更沒有豪氣與霸氣。馬英九心中有法理，但手上不用籌碼；道理在，但道路不在。他的「正派」敵不過「黨派」；他的政策「美意」擋不住反對者的「生意」。 李前總統提出過充滿豪情的「命運共同體」，實際的操作是「利益交換體」。如果馬總統學學別人「要錢給錢、要職位給職位」，馬英九今天該是何等風光？所有那些貪婪的，犯法邊緣的政商掮客都會奉順與擁護，過年過節過生日，各方送來的鮮花與禮物，官邸都放不下。當前門可羅雀的中興官邸也就變成車水馬龍了。一位國民黨的政壇老將看到當年做總統的威風富貴，感慨地說：「全是『清廉』闖的禍！馬英九為什麼要這樣傷了自己，也苦了別人。」對「廉」的堅持，已使馬英九遍體鱗傷。支持他堅持的力量或許正是經國先生勉勵的話：「粉身碎骨所不計，要留尊嚴在台灣。」 （四）年輕世代攀登正義之山 充滿熱情的年輕世代，如果結合你們的才智，來深入探究追查台灣盤根錯結的政治利益交換，以及國會為什麼如此的陷於惡鬥及無能之中，你們就在攀登一座正義之山。 馬英九的失落是廉與能的脫鉤。好人居然無法帶來好結局？金溥聰回國接任國安會秘書長，在決策品質上應會有所改善。 若干年後，歷史會記載：中華民國第12、13屆總統馬英九（2008─2016）是人民直選總統以後「以廉治國」的第一人，也是最後一人。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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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y 2014 01:22 PM PDT
早在1997年9月12日，也就是在邓小平去世数月后的中共十五大召开之际，赵紫阳致信江泽民，劝他抓住时机，早点解决六四问题。现在看来赵太天真了。江泽民不但没有听赵的劝告，反而将他一直软禁至死。赵紫阳确实看到，对国家来说，六四问题不会像邓小平所希望的那样，靠拖时间不了了之，而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但他竟然以为江泽民有可能会做出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说明他不仅看错了江泽民，而且没有看明白，即便江泽民有心解决六四问题，也不可能。不等他动手，江泽民就会被搞下台，甚至有丢掉身家性命的危险。胡锦涛就更不可能了，因为江泽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搞掉他。 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今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是不是只要愿意就能"平反"六四。我相信会有不少人这样想，而且，持这种判断的人会认为，对高瑜、浦志强、徐友渔等知识分子的这一轮迫害，表明了习近平对解决"六四"问题的态度是"非不能为，乃不为也"。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很可能得出两位前任同样的结论："重评六四"，无异自杀。不过，理由会很不同，也就是说，习近平有可能是"非不欲为，不能也"。这倒不是因为习近平有江胡没有的正义感。我认为，如果"重评六四"能帮习近平稳固权力而不是威胁到他的权力，习近平并非不会选择"重评六四"。 不过，不"重评六四"也就罢了，为什么要升级对自由派异见人士的政治迫害呢？开一个内部小会，反思一下二十五年前的这个事件之得失和教训，会对习近平的权力构成任何威胁吗？我认为自由派异见人士的这个小会，确实不会对习近平构成任何威胁，那为什么要如此过分呢？而且还要像对薛蛮子那样，逼著在央视上表态。除了文革遗风，此举反映了习近平的什么态度呢？ 态度之一，除了对异见人士进行恐吓，也向美国和西方传递了强硬信息，不要想像在乌克兰那样在中国搞名堂。这同时也告诉党内因习近平大力反腐而对他极为不满的势力，不要想用"反自由化"的借口来搞反对我的阴谋。态度之二，习近平似乎在寻找一种"以法治国"模式，系统打压国内的潜在反对势力。 习近平这样做能够达到他期望的巩固权力，阻止"动乱"的效果吗？我以为很难，难就难在他缺人才。习近平5月 4日的北大行，反映了他渴望人才的紧迫心情。那么，既然想当官的人有的是，习近平为什么还会缺人才呢？ 最近看到一篇解读马英九为什么失败的文章，给我很大启发。原来马英九的廉洁，竟然也成为他失败的致命原因之一。文章作者是台湾名人高希均。文章说到马英九悲剧是因为"政坛上'廉'者无法'能'，'能'者难以'廉'。以'廉'为首要考量时，用人的圈子变小，做事的方法变少，政治上互动变糟。这是马总统清廉付出的代价，也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失落"。 http://blog.udn.com/fengshui910/12989433 习近平虽然搞的不是民主政治，但也面临同样问题。因为过去十年真正干活的政府高官，无官不贪。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结果，就和马英九清廉政治的结果一样，"用人的圈子变小，做事的方法变少，政治上互动变糟"。 当然，高希均的逻辑也有例外，那就是在大变革时代，会有一批能人出于理想和价值追求，既能且廉。习近平如果能够推动政治转型和政治开放，会有这样的人才来支持他。 由六四悲剧导致的中国政治僵局之所以越来越危险，就在于这个僵局完全堵住了朝野间的良性政治互动，二十年来治理已全面恶化。地方官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宽严皆误。浙江在习近平主政时，还算是首善之省，现在竟也成了麻烦不断的地方。过去的两周，前有瑞安数千人抗议强拆三江教堂的严重事件，后有杭州数万人抗议建垃圾处理厂而发生流血冲突。 https://news.powerapple.com/social/2014/4/28/1598856.html http://m.secretchina.com/node/540366 参与这些事件的民众与"平反六四"的政治诉求看似毫无关联，但习近平一定知道，六四僵局之所以变得更加危险，就是因为他们的诉求很容易就能够与异见人士的诉求联成一气。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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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y 2014 01:39 P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衣马列"居然还是习大大的"引梦人"》以及《衣俊卿仍被保留党中央马列专家封号是因为"道德不够败坏"》两文中均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中共中央马列局前局长，至今仍然被继续保持党中央马列专家封号的衣俊卿之所以能够在诱奸了青年马列女博士的同时竟还能让人家心甘情愿地再付他一笔"好处费"，就是因为山西籍的女博士当时是百分之百地相信了衣大官人的承诺："云山进（政治局）常委之日，就是小女子你获取北京户口之时"。 当然，衣俊卿当时的意思也不是说刘云山升任政治局常委之后就会亲自出面为那位马列女博士办理北京户口，而是说刘云山一进常委他衣俊卿不但会跟着被提升，而且还会被安排诸如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之类的可以对地方上指手划脚的职务，届时给北京市委打个电话就是了。如此说来，假说前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没有发生"云山进常委"这回事，那位财色两失的山西女博士也就认命了。 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这位衣大官人为证实自己早已经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刘云山"尤其器重"，在"开房间"的过程中向那位山西女博士吹嘘了好多党中央的"机密"内容，包括"云山在书记处里虽然不是最年长但却是政治资格最老，比年龄最长的何勇进中委还早，比快要接胡锦涛班的习近平进中央更早，云山第一次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候，习近平还只是个县团级干部......"等等。这类内容如果已经被中南海内的好事者传递到习近平的耳朵里，他习近平是否会"大人不见小人怪"外人无从判断，但刘云山的"党内老资格"令习近平从十七大上进入中央领导层之后就一直对他保持着十分的尊重确是事实。 虽然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因为刘云山和周永康曾经"一文一武"相约到重庆为薄熙来占台而导致中共党内党外都曾强烈质疑他刘云山和周永康及薄熙来之间的帮派关系，但事实上刘云山虽然在薄熙来倒台之前即已经是没有争议的十八届政治局常委新任人选之一，但他居然能够在十八大之后坐上相当于副总书记的位置，恰恰是因为薄熙来的倒台和周永康事实上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即已经在政治上失势而让他意外地捡了个大便宜。 人们都还记得二零一二年三月的中共"两会"期间周永康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身份亮相重庆代表团的故事。虽然事后的周永康眼见挺薄无效且在政治局和常委会内已经触犯众怒的前提下终于表态同意了胡锦涛提议的对薄熙来问题的处理意见，但周永康以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身份在关键时刻"拥警自重"，利用其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特殊身份公开支持政治局内的地方诸候对抗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表现，还是令胡锦涛强烈意识到政治局常委会内不能再搞"军警分治"，中央政法委和中央军委一样，都应该在政治局常委会内被统一指挥，党总书记与中央政法委之间不宜再设一专职常委。在此前提下，政治局常委仍然要保持偶数制，就必须"减肥"，只能令政治局常委会内既没有专职的政法委书记，也没有专职的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任。所以，政治局常委会在习近平上台时"瘦身消肿"的主张并不象一些外界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是习近平为了防止政法委权力坐大，而是胡锦涛退休之前率先提出后得到习近平当即附和。 接下来的故事才是刘云山因此而成为分管党务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并同时内定他除了负责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习近平所负责的那一大部分党务工作，还要接替当时的李长春负责的那一摊。在此前提下，也是胡锦涛提议完全是因为政治局常委会的"消肿"和"瘦身"才失去了在十八大上"入常"之机会的李源潮出任国家副主席职务，理由之一就是刘云山身上的党务工作担子比十八大之前的习近平和习近平之前的曾庆红都多出了一个整块儿，再兼任国务方面的工作就会分身乏术、力不从心了。 如此一来，刘云山虽然因为政治局常委会的"瘦身"和"消肿"而被成全为事实上的党中央副总书记，但却不能有曾庆红当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外出风光的福份。至于李源潮，在未过完五年时间的国家副主席官瘾的二零一七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肯定还会有一次"入常"的机会。 人们都还记得胡锦涛担任首届中共总书记时，手下扮演副总书记角色的党务总管是曾庆红，而在此之前曾庆红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外界正是"依次类推"，大都相信在十七大上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并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兼任中组部长的李源潮会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里成为习近平手下的"副总书记"。殊不知习近平和李源潮之间早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即已经有了"瑜亮情节"，均是当时要被江泽民隔代指定的胡锦涛之后的党总书记接班候选人。 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江泽民在决定把总书记职位"禅让"给胡锦涛的同时，也与胡锦涛制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接班培养对象的中长期计划。计划内容之一就是将在位省部级官员中的几名"五十后"，当时在福建省担任省长的习近平和在江苏省担任副书记的李源潮均安排进入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并在十六大之后安排他们两人和十五大上即已经是中央委员的李克强分别就任几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一把手，一方面为积累党的地方一把手的"执政经验"，一方面是为他们加厚政治资本。 于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建省长习近平被调任浙江省代省长，十六大上顺利进入中央委员会立刻接替了张德江的浙江省委书记职务。而已经内定在十六大之后接替回良玉江苏省委书记职务的李源潮却不幸在十六大上落选中委。 在中共"党内差额选举"的历史上，历届全国党代会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上，最基本的人选首先包括中央党政军领导人选，其次是在位的地方省和自治区一级的党政一把手，直辖市的党政一把手更是名列其中，因为直辖市党的一把手成为中央政治局里的地方代表已经是不成文的党内组织规定．再次则是军队中大军区一级的党军一把手和中央部委的一把手。这里指的一把手都是已经在位的一把手。自俞正声和萧秧在一九九二年召开的十四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的党内民主事故发生之后，中共历届全国党代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党代表候选人落选规律，那就是凡是在是届党代会召开之时还没有官至正部级但已经被内定为某省党、政一把手，只待党代会结束之后即可到任者，是最容易被党代表们差额掉的。而在十六大召开之前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怎么就没有预测到这一点。假如十六大召开之前江泽民和胡锦涛先把时任江苏省省长调走，安排李源潮出任省委副书记兼代省长，就象当时的习近平调任浙江省代省长一样，那么党代表们就不会和他李源潮过不去了。而李源潮落选中央委员并被迫进入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过程，虽然当选，但选票数字令他非常难堪。 接下来，虽然李源潮居然以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成为十六大闭幕之后第一个被任命的省委一把手，但如此安排引发的党内怨言导致了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那一次就十七届政治局"新增补委员建议名单"的秘密投票过程中李源潮的得票大大低于习近平。 自十七大上习近平以王储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李源潮和他习近平之间当然已经没有此前的一层潜在的"竞争"关系，毫无疑问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习近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但即使是这样，相于比李源潮，让刘云山替自己主持中央日常党务工作习近平会更为放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15, 2014, 6:15:14 AM5/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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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y 2014 11:17 PM PDT
丁弘离我们而去了。 ——那是2014年1月17日，他走完了87年的人生之旅。 丁弘是一位学者，智者，思想者。他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执着的推动者。 丁弘生长的年代，同所有进步青年一样，一是抗日，二是追随中共。1949年之后，他兢兢业业地做着新闻舆论工作，传播党的声音。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无可逃遁地要受到一拨又一拨政治运动的冲击。"文革"初期，妻子被迫害致死。1970年他携年幼的两女一子下放农村劳动达八年之久。所幸的是，就在下放期间，他结识了善良的女教师孙隽，结为伉俪，俩人同心同德，不但幸福，而且光彩。 我早就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丁弘一边化疗（结肠癌），一边考察中共党史上的故地，一边叙述自己的感悟。丁弘思想活跃，思考广泛，他所思考的问题，除涉及党史，共运史，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还涉及中外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二十多年来他撰写的大量随笔散文广受好评，给我们留下了四、五百万字的精神财富。在病重的2013年，他忍着病痛与死神赛跑，还撰写了若干重要文稿。直到12月，他忍受着剧痛还给我寄来《中国地主经济问题》这一开创性文稿，发出思想界的绝唱。我特别注意到，信封仍是他亲笔所书。这种人生态度，每个人都是会感动的。 丁弘的文稿，涉题广泛，其中，评述共产主义这一宏大主题，清理共产主义这份沉甸甸的遗产是一项重要的内容。这些文字镶崁于他的层叠的文稿，犹如璀璨群星散布在无际天空中闪闪发光，凝练成丁弘晚年的思想彩虹。 二十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就其对人类的伤害来说，共产主义运动犹烈。中国大陆是共产主义重点实验场之一。丁弘以及比他年长或年少的几代，是共产主义实验运动的亲历者，他们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到共产主义兴衰的全过程。他们有资格评说共产主义，但这需要智慧和良知。 下面是丁弘评说共产主义的概要介绍。 "列宁的路没有走通" 《共产党宣言》（1848）问世标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诞生。《宣言》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三项原则：一，进行暴力革命。二，实现无产阶级统治（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概念）。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同私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即"两个彻底决裂"）。 丁弘认为，《宣言》提出的这三项原则，恰恰是马克思的"局限性"，却成了以后列宁、斯大林，直到毛泽东"打出的大旗"（《假如马克思还活着》100页）。 列宁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火种引到了俄国。可是，俄国是个落后国家，马克思的三条在俄国是否行得通呢？ 于是列宁又提出了三条，表示可行。一，落后国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搞社会主义。这就是一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学说。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二，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三，民主集中制，即严格的集中制，这是革命胜利的组织保证。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过去的宣传是，这场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以往，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一套。 丁弘则认为："'十月革命'是从民主共和向封建专制的复辟。"（《假如》，103页） 丁弘以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49—2007）》的历史事实加以说明： 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这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革命后，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组成的临时政府。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大量金钱（五千万金马克，约合九吨多黄金）支持下，购买武器，潜回俄国，秘密策动"十月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 列宁掌握政权后，马上回过头来镇压支持自己夺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迫害要求实行自由选举的知识分子和水兵。同时立刻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了德方。 当时，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自杀"的行为。1922年，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表示，凡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同年8月，苏联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法令》，自当年年底就有200多万人被驱逐或被迫逃亡国外。对于相对仁慈的沙皇，列宁将其全家竟残忍地杀害了。 丁弘还认为，"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闲话党史》，192页） 列宁给"专政"下过这样的定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是全然摒弃法治和灭绝人性的咆哮，意味着为政者可以放开手脚去大肆进行犯罪。当时全国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到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而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还仅是实际人数的三分之一。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而死亡。仅俄国中部省份，1916年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只剩下3800万。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农业集体化中，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估计有200万富农被扫地出门。《二十世纪俄国史》把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消灭富农与农业集体化，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致使"苏联一直到解体时也没有达到沙俄时代的粮食产量。"（《闲话》，193页） 斯大林独裁统治时期还消灭了大批党国精英。以列宁为首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会，除列宁等5位早逝之外，其余10名除斯大林外全被处决了。苏共十七大代表1966名，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110名被处决或自杀。部队的情况更加严重，包括多数元帅、多数高级指挥员在内的苏联军官35000人被杀害。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时期，死于非命的下限在2200万人。 《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刊布了1988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大镇压事件的报告。报告指出，从1930年至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共共制造了257万8575起"案件"，涉及377万8234人，其中78万6098人被处极刑。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镇压的人中，247万8406人，即占65%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审理的；65万6548人，占83.8%是被非执法机关判处死刑的。苏联党和政府从1954年就开始对这些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但直到1988年，尚有157万5958件应该重新审理而还来不及审理的"案件"，其中涉及219万2130人。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对于余下的这个"大尾巴"提出一个彻底而简便的解决办法：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这些审讯为"违反苏联宪法"。就是说，这200多万人是不明不白被处决或承受各种惩罚的，当时判处他们是不需要有任何理由的。 这是一个充满恐怖的社会！自由、人权、法治，都成了天方夜谭。 叶利钦说："这是俄罗斯民族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假如》，103页） 陈独秀早就说过："硬说苏联是社会主义，那是糟蹋了社会主义。"他指出："人类若是要进步，必须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家社会主义"。（《假如》，104页）。 普列汉诺夫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普列汉诺夫1918年《政治遗嘱》，载《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2期，第96页） 早在1918年的《政治遗嘱》中，普列汉诺夫就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必然垮台的预言。他说：布尔什维克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迟早会丧失政权。"二十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同上，第103—108页。）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尽管在暴力支撑下坚持了74年，"终于还是被历史所否定"（《假如》103页）。"'列宁主义'，经过实践证明，此路不通！"（《假如》，68页） 丁弘还意味深长地说："苏联跨了74年，仍然无法跨越（指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笔者）。还是只好降下红旗，升起了沙皇时代的三色旗。"（《闲话》，39页）它"退出了走不通的专制主义的死胡同"，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假如》，104页） 丁弘说，苏联解体，俄罗斯重新升起了"三色旗"，这是对1917年"二月革命"民主共和的肯定。现在，他们废除了"党禁"，实行了多党制，废除了"一党专政"，解除了"报禁"，新闻有了自由。司法独立了，地方司法机构直属中央，对宪法负责。他们对全民公决特有兴趣，以体现权力在民。总之，做到了"三权分立"。在社会变革中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把"政治改革"放到前边。经济变革中采取"私有制卷"的休克疗法，长痛不如短痛，很快过了关。这些年，GDP每年以6%左右的速度发展，这是理想的。他们的经济增长受益者是弱势群体，最低工资是中国最低工资的三、四倍，这是联合国报告中说的。 对俄罗斯的历史性变革，丁弘作了高度评价，说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假如》，104页） 过去长期宣传，苏式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不然。它是主观社会主义。哈耶克说，它是主观设计的社会制度。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马克思过于迷信理性的力量，错误地认为社会制度的变革可以用理性来设计的。"主观社会主义，又可称它为先验社会主义，实际上仍然没有跳出"空想"的窠臼。而且比前辈的空想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要糟糕得多！ 随着共产主义的徐徐落幕，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市场也随之消散。何方老，这位年轻时就奔赴延安、投入中共的怀抱，一生兢兢业业地服务于党的共产主义事业，到晚年经过内心反省，终于放弃了大半生的人生信仰。他在2012年6月给丁弘的信这样写道："现在我可以简要概括几句一般对马克思及其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马克思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伟人，他的学说（也包括革命实践）曾经在世界上掀起了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变革潮流，至今仍保持一定的影响。但实践证明，马克思的几个基本观点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是缺乏生命力的，已经逐渐衰落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也所余无几。"除中国、越南、古巴（朝鲜用"主体思想"代替马克思主义）几个国家以外的世界舆论，"已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失败了"。表面上看，何方放弃了他大半生为之追求的信仰，实际上并未改变他的信仰，那就是民主、自由；放弃的是不合民主、自由的道义的主义而已。何方对马克思主义看法的改变，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社会思潮的更替说明历史在进步中。 苏俄对中国的"文化入侵"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向 丁弘指出："苏联是近百年侵华最严重的国家。"（《闲话》，195页） 苏联是中国革命无私的援助者，是中共的大恩人，怎么成了"侵华最严重的国家"了？ 对这个重要的历史新结论需要耗费一些笔墨来加以说明。 说到"侵略"，国人自然会想到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详细的记载。侵略与反侵略构成中国近代史的一条基本线路。 我们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近代史，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以西方文明潜入中国而启其端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了近代社会，这早成定论。这说明，不是别的，正是鸦片战争将中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即将古代社会推进到了近代社会。那么，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近代社会的滥觞源于西方文明的东渐，近代社会中现代性的生长，也完全由于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接纳和在中国土地上的栽培。比如，西方工业文明在中国的推广，西方的教育制度，西方的宗教，西方的医学和西方的建筑等等广泛地影响于中国。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自由民主主义及其一套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也试图在中国实行。戊戌维新，晚期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时期倡导的新文化，都是实行西方民主主义的尝试。虽然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毕竟踉踉跄跄地在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艰难地前行。 由此看来，西方势力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后，有使中国受到欺侮的一面，更有推动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方向前行的一面。 正当中国渐渐融入世界现代社会之际，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不久，这股革命之风刮到了中国。当然，今天俄罗斯已将"十月革命"修正为"十月政变"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但这还是一种自然的影响。苏俄文化，或俄系文化，或俄国人的路，能在中国迅速传播，乃至实践，完全是借助于一种"加速器"，那就是被苏共控制的第三国际派遣使者到中国组建共产党。使者是年仅27岁的维经斯基等人，时间是1920年。1921年就召开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的共产革命从此起步。 苏俄对中国的有力介入，丁弘认为："不是无私的国际主义，而是政治文化的入侵。"（《闲话》，43页）他甚至说："'革命输出'一语好像并不够用，恐怕是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文化入侵。"（《闲话》，14页） 十月革命前，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于全球，世界已形成资本主义一体化格局，英国就有"日不落帝国"之称。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相对峙，一体化格局面临挑战。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是脆弱的。西方各国，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也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使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到国际革命的支持。它在西方世界，不仅孤立，而且受到众多国家的敌视。在国内，1918年初布尔什维克在大选中失败，合法执政化为乌有。布尔什维克竟无理提出，要求立宪会议把权力交给苏维埃。这一要求理所当然遭到多数代表的抗议。1月5日，布尔什维克以军队驱散立宪会议，并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取缔了各政党，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之政局。从此，俄罗斯由1917年二月革命以来开创的立宪民主倒退到暴力专政。这一倒退一幌就是74年！ 在内外交困之际，苏俄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中国，对苏俄的战略意义显而易见。中国一旦成为苏俄的同盟者，近期，可以缓冲西方国家的包围，改变国际上的孤立状况；远期，可增强苏俄抗衡西方国家的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共产主义版图。 1920年苏俄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是苏俄文化入侵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对中国而言，苏俄文化亦来自西方（它发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是一种异质的西方文化。为了加以区别，我将它们分别称之为"欧系文化"与"俄系文化"。 俄系文化入侵中国以来，出现了俄系文化与欧系文化两种外来文化的碰撞。问题还在于，这两种文化，它们分别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中国的？ 欧系文化，无论是工业生产，科学技术，教育宗教，文学艺术，还是宪政民主，都是"润物细无声"地渗透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许多时候，许多方面，还是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取经引进的。 俄系文化则不然。苏俄一开始就派遣钦差，一开始就来中国组建从属于它们体系的政党，而且从政党的名称（共产党），政党的纲领，政党所从属的组织（第三国际），都是由苏俄钦定的，不允许你有自己的意见。比如，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张建立的党是社会党，可是第三国际不同意，被否决了。社会党与共产党大有区别。社会党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不搞暴力革命，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则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重起炉灶，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苏共這样做了，后来中共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往前奔的。结果同苏俄一样，误入弯道（当然，很长时期内认为是一条康庄大道）。 鉴于此，丁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一般是说，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罕有突破这一史论框架者。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简单"（《闲话》。13页），实际情况是，"这个中国的党是在外国人的操作下成立的"（《假如》，113页）。"中共是中苏两国的混血儿，母亲是中国，父亲是苏联。"（《闲话》，42页） 组织政党的目的是为掀起共产革命，而革命胜利之后是需要建立苏俄型的共产极权国家。这是"革命输出"的一个典型。 而欧系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不在中国组织从属于自己的政党；二不在中国强行推动革命；三更不在中国建立共产极权国家。苏俄对中国的入侵，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无法与西方国家的"侵略"相比拟。 但是，丁弘认为，仅仅说苏俄式"革命输出"还不够，它是"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文化入侵"（《闲话》，14页）。 所谓"文化入侵"，凸显于党纲中注入了"俄系文化"。 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规定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三原则。同时明确中共加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中共在此后几十年的奋斗史中不懈地坚持这些原则。直到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这些原则的精神乃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俄系文化的那一套始终是中共的灵魂。 可是，这些原则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呢？1949年之后贯彻于中国社会后，产生什么后果呢？ 丁弘明确地回答说："早期提出的党的纲领，是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不符合中国的社会需求，直到今天也不符合。"（《闲话》，13页）他在"尊重事实，重写党史"一文中进一步说，建党时的纲领明确规定"'消灭私有制'，'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吗？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证明，消灭私有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时代（1949—1976）走了大弯路。而无产阶级专政，不论在今天还是到明天，都是虚幻的概念。"（《假如》，107页）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党组织自称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专政"，"这种专政，专谁的政？如何专政？都是随意性的。"（《假如》，102页） 俄系文化的入侵塑造了中共，决定了以后中共的走向。这一点特别为丁弘所重视。他说："党的先天素质，所谓遗传基因，对党的生命看来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这在党的漫长历史中，以无数的事例，特别是重大事件中都清晰地反映出来。难以逾越。"（《闲话》，18页）所以，他一再提醒人们："幼年时代的中共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哺育的婴儿，它是吃着羊奶长大的。"（《闲话》，192页） 在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中，可能没有第二人像丁弘这样提出党的身世和基因这个对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今天当局仍以俄系文化为旗帜，这样的党，在当今世界仅剩二、三了。丁弘感慨地说："历史的包袱沉重，欠账也太多，说真话也就好像越来越难。"（《闲话》，43页）可以看出，他还有许多话想表白，但欲言又止。 俄系文化入侵不仅仅塑造了一个适合于俄共需要的中共，更严重的是还干扰并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前面已指出，1840年欧系文化进入国门之后，中国跨入了近代化门槛，迈开了现代化、民主化的步伐。但是，自1920年俄系文化入侵、中共的建立，欧系文化的自由民主主义开始受到干扰。这一时期，俄系文化对于中国还只是一种"干扰"。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俄系文化成为主宰大陆中国独尊的统治文化，从此，中国社会踏上俄化、共产化、左倾化的歧路邪道。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被打断，社会逆向而行，处于倒退和动荡的非正常状态。一拨又一拨的共产主义运动使中国改道，历史转向。俄化，共产化，左倾化，使国家深受其害，民族深受其害，百姓深受其害。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劫难！仅毛泽东独裁时期，在历次运动中被整死者达3900万人，大饥荒中饿死者达4300万人，还不包括在暴力土改中被消灭的200余万地主分子。这就是丁弘所说的"文化入侵"所酿成的恶果。 这里有必要概括"俄系文化"的内涵。 本文前述已有几处涉及"俄系文化"。本文开头阐述"列宁的路"时所提及的马克思的三条（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列宁三条（超越资本主义论，帝国主义论和民主集中制），就属于"俄系文化"。中共建立时党纲中所确立的三条也是"俄系文化"中的主要之点。在列宁之后，斯大林乃至毛泽东，对这一文化系统又有一些"贡献"和"发展"。概括起来，我将"俄系文化"归纳如下： 1、暴力文化：暴力夺取政权，暴力消灭剥削阶级，暴力改造社会，等。 2、专政文化：党以无产阶级名义行施的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政权。 3、共产文化：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为共产国家所有。 4、党国文化：党驾驭国家与社会之上，党垄断一切。 5、集中文化：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少数不受尊重。 6、神化文化：神化领袖，神化党，神化共产教义。 7、谎言文化：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等都要为政治服务，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 核心是两条，一是专政，一是共产。 这样的文化入侵中国社会的肌体、注入国人的思想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丁弘有高度的理论概括。他说，俄系文化"既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抵制人类社会民主法治的普世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闲话》，43页）总之，一旦染上"俄系文化"的毒素，原先肌体内的优秀文化固然会惨遭灭绝，对外来的先进文化也本能地一一加以排斥、讨伐。 丁弘进一步概说："几十年来，中共把苏共的路线完全学过来了，这形成了中国社会新的文化局面。传统文化受到破坏"，"'讲信修睦'、'选贤与能'的大道隐没了，历次运动打击说真话的人，打击有思想的人，这形成了人才的'负筛选、逆淘汰'。""信义不存，对民主的承诺逆向而行了。《共同纲领》墨迹未干就废除了。""虽然1954年就修订了宪法，但宪政至今还只是一个理想。几十年间，'人道主义'居然成为主流媒体批判的内容。""改造知识分子，以言定罪，违宪的反右。"（《闲话》，41页）"按照主观设计，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走了弯路。"（《假如》，65页）"大跃进饿死的人以千万计，严重性在于封锁消息，不作救援。文革非正常死亡达两千万。""1989年的'六四'更出现震动全球的惨案。社会是非颠倒，拒绝反思，没有忏悔，更没有勇气接受教训。"（《闲话》，41—42页）"以致道德衰微，不讲法治，强调斗争，忽视人权，强化独裁，反对民主，人为制造灾难，……至今仍靠谎言和暴力治国。"（《闲话》，14—15页） 我用四个"断"来概括"俄系文化"入侵中国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社会断裂，文明断层，知识分子断声，百姓断命。 其实蒋介石早在1923年就预言："俄国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为害人类。"（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丁弘作了如下结论： "二十世纪，我们党按照列宁主义作了伟大的实验，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走了弯路。"（《闲话》，143页） 由于俄系文化入侵，使中国人误入歧途达一个世纪之久，所遭受的挫折和苦难，罄竹难书！ 而且，沙俄和苏联还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至今占领中国领土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库页岛，海森威，贝加尔湖，巴尔喀什湖，尤其是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还有外蒙古。 从文化入侵到领土占领，苏俄全占了。 回过头来重温丁弘所说的，"苏联是百年侵华最严重的国家"，体会就有了。 蒋介石早已说过，俄国是"我国的世仇大敌"（辛灏年：《谁是新中国》，1999年，第141页）。真是一针见血。可惜长期不为国人所认识。 为地主正名——学界之绝唱 地主——为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 中国的地主有多少？中共1948年根据毛泽东指示，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按此比例计算，土改中要打击三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以当年三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九百万个地主分子来。如果加上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被处决、批斗与逼迫致死的200余万地主分子），全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三千万。（见土行孙《土地改革与社会大监狱的形成》，《争鸣》2011年第12期） 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共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打出的旗帜——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所谓"反帝反封建"。地主，作为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作为农村的剥削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其正义性谁会提出质疑呢！因此，自暴力土改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整个中国沉默无语。历史的这一页似乎就这样翻过去了。 毛泽东独裁统治的二十七年中，许多中国人认为，毛在1957年之前是正确的，1957年之后才开始犯错误了："反右"啊，"大跃进"啊，等等。对以消灭私有制为主攻方向的"三大改造"，许多人不认为是错误的。至于以消灭地主阶级为目标的土改，其正当性更不容置疑了。 现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更不待说文革，回忆与评说这些运动的文字，已堆积如山，浩如烟海。可是，整个地主阶级，涉及到三千多万人的命运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却罕见有文字记载，至于学术上的研讨，可以说更是一个空白了。 直至半个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头十年，才有一些学者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杨奎松在200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就对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进行细致的历史叙述。高王凌在2005年出版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对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农民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剥削地位。王宏任在2010年发表的《地主——一百年难尽的话题》，对地主和土改进行回顾和评价，等等。 此外，反映地主真实形象的文艺作品亦纷纷问世。 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周同宾的《土地梦》，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笑蜀的《刘文彩真相》。这些作品把被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如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等）修复过来。 丁弘，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时刻，强忍病痛，为地主正名留下了凿凿篇章。 2013年7月，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写出了"'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中国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一文。 该年11月，即去世前两个半月又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梦'怎么说——关于地主经济的思考"一文。 这是他生命发出的最后光华。 丁弘说，地主，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敌人，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地主经济问题》，4页） 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呢？丁弘的分析是： 第一，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地主经济》，15页）"触及问题的实质，要看租赁关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农民提供劳动力，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土地），这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形成生产力。分配一般是对半分成。""租赁关系双方的相处一般是可以的，地主和佃户甚至有时亲如兄弟，感情相依。"（《地主经济》，5页） 为了说明地主和佃农不是一种对立关系，丁弘引述了孙大午（河北省农牧集团董事长）对贫农和地主的关系的调查。其中，86岁高龄的沈庄汪氏回忆说："我们一家都给汪家地主干过活，人家对我们都很好。长工们吃饼子和白菜，东家吃的不一定有我们好。后来斗地主，让我男人上台诉苦。我男人说了实话，被轰下台。种人家的地，为什么不准人家收租？现在你不交公粮行吗？"斗地主"先是把人家绑在板凳上灌水，往死里打，不给饭吃，后来又用镰刀割了耳朵，最后把人折磨死了。不当这样干，分了人家的家产，人家又没有害过人……"（《地主经济》，8页） 地主与佃农之间租赁关系的合理性以及两者之间合作的平和状态，否定了地主是一个与农民相对立的剥削阶级。当然，丁弘也注意到，"欺压佃农的地主肯定也是有的。"（《地主经济》，5页） 第二，地主作为封建势力，当作革命对象，这是"张冠李戴了"。"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建国后的任务应该是解决'主权在民'的问题，解决专制体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识、官本意识和等级观念等上层建筑问题。""现在，把地主阶级当做替罪羊，认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这是张冠李戴了。"结果是，"地主阶级被消灭了，而专制体制加强了。"（《地主经济》，15-16页）这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陷入严重错误的深度总结。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头便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认友为敌，领错了革命的路，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三，那么，怎么看待农村的贫富差别呢？地主和富农如果不是剥削那么是什么原因成为农村富裕的一族呢？丁弘指出，农村存在富裕一族乃"天道酬勤"。他说："一个村子里，贫富的状况是不断洗牌的。富余农民的原始积累，无不是依靠勤俭过日子。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地主经济》，15页）他还引述了一个材料："始于秦汉，私有土地都是可以买卖的，有人家殷实一方，可能五世而斩。有的人家本无寸地，经三代披星戴月而广有阡陌。可能三个兄弟，各自接过祖上一份相等的田产。老大好抽，产业化为鸦片的青烟；老二好嫖，财产换作飘飘然的神仙；老三还勤奋耕作，足以让灵牌上的列祖绽放出灿烂的笑颜……"丁弘因此说："这种演变是很正常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天道呀。"所谓"天道"，就是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演变，在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它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激励文化"（《地主经济》，11页）。 消灭地主，实行共产，产生什么结果呢？ 消灭地主，"生灵涂炭，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地主经济》，12页）。消灭地主之后，接着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付之一炬，农民沦为农奴，丧失了劳动和人身自由，长期不得温饱，还一度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丁弘说："人民公社给亿万农民带来的灾难不堪回首，罄竹难书！"（《地主经济》，32页） 他引述李洪林的一份材料，很典型，很能说明问题。 李洪林说："1961年 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一个生产大队当队长。当时我们工作组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农村历年来的粮食产量，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单干的时候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历年递减，这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动摇的不光是公社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地主经济》，31页）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四位跑遍了陕甘宁农村进行调查，不断写内参呈报中央，后结集出版《告别饥饿》一书。"基本情况说明，建国三十年，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建国前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地主经济》，32页） 以上两项调查，证明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农村实验的失败。 李洪林还说："下放种地对我是一种惩罚，但却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农村的最底层。"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也很苦，但是还没有苦到这个程度，农民还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种地，自己支配。"这一次我到农村去，真正是开了眼界：这哪里是农民啊，根本就是农奴，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他们已经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包括人身自由。""他们不能脱离这块土地。……农民连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这个程度！"（《地主经济》，31页） 丁弘补充说，我曾下放农村八年。我想补充一点："中国农民被公社化以后，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土改前佃农被地主剥削的程度。此前，租赁关系对半分成是基数，还是有'谱'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所有制属于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对生产队的资源和劳动力都可以调拨，用行政手段控制农业经营，这就没有'谱'了。……所以六十年代人为造成的饥馑，只有静静地等着饿死的份儿了。""农民的苦难深重啊！"（《地主经济》，31-32页） 丁弘对地主阶级有如此评说： "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已经消失的地主阶级，它是漫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亮点"。"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一个村子里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主要的投资力量；在文化的传承上，它更是起着主导的作用"（《地主经济》，12页）。 展望未来，丁弘深情地期望："中国历史进程还不知道会怎样发展，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中国人肯定会更客观、更聪明起来。他们会树立起科学的历史观，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现象也肯定会有明晰的评说。"（《地主经济》，33页） 丁弘明白，他为地主经济正名，"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是一个道德沧喪和道德回归的过程"（《地主经济》，20页）。后人肯定会继续研讨這一问题。因此，他又引述胡平《话说地主阶级》最后发出的感慨："什么时候，撕开那片如雾的沉默，这片废墟上也会飞来一头思想的大鸟，衔来一个对地主制经济和地主恰如其分的解说呢？"（《地主经济》，12-13页） 对地主经济的评说，最后以谢韬的诗句作为结语： 千秋功罪千秋说， 哑口无声却有声。 江河常照经霜月， 沧海难洗血泪痕。 公私两制的历史命运 丁弘关于地主和地主经济的评述，应当说已经介绍完了。 我想借此题作一引深略加讨论。 因为地主经济的本质是土地私有制问题，属于私有制范畴的问题。土改，共产，不就是要消灭以土地为承载的私有制、以公有制取而代之吗！ 丁弘已论证了土改、共产的错误。我从否定私有制的错误这一视角加以进一步的论述。 私有制与公有制孰优孰劣，这是两千余年来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悬案。 私有制的出现至少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在氏族社会解体之后、由于共同互相协作的生产方式已无必要的情况下出现的。之后，人类社会文明的演进无不与私有制相伴相依，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大生产。 与此同时，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公有制的社会理想。因为他们认为，私有制下存在着种种弊端，给社会上一部分人带来苦难。对私有制的谴责到了资本主义早期形成了一种思潮。十六世纪初就有莫尔的《乌托邦》与十七世纪初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叙述对公有制生活的梦想。十八世纪中叶卢梭指出私有财产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是影响广泛的名著。蒲鲁东直指："什么是财产？财产就是盗窃。"此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公有制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都谴责资本主义私有制。欧文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指出"世界上充满了财富……但到处是贫困！"他设想的新制度下应当没有剥削与贫困，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占有，权力平等，义务统一。为此他出巨资到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建了"新和谐公社"进行实验，可惜不到三年公社就关门收场，实验宣告失败。 之后，公有化事业为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不过，马克思主要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一套共产主义设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加以推行。在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共有这一主张上，马克思与前辈共产空想家们是一致的。不同的在于，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这一目标。前辈们都主张以改良的和平的方式达到这一目标，而马克思认为这不过是画饼充饥的空想而已，只有以暴力和专政才能开辟一条到达这一理想境界的道路。这一方式首先被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所采用，接着中共仿效之，果然取得了成功。不过，俄共的共产主义事业依仗权力和暴力才支撑了74年，最终还是无奈收场，私有制又重返俄罗斯大地。中国的情况与苏俄虽略有差异，但回归原点——私有制为社会的基础，看来也是不可抗御的。 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在二十世纪所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为之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及其巨大的，沉重的，不但有上亿民众付出了生命，生产力疲软，经济衰退，……还有文化和道德的深度创伤。唯一的收获是得到了及其宝贵的教益。人类关于社会发展的知识，关于美好生活方式的创造，不是根据先验的启示，也不是某个圣人的指示，而是来自亿万群众实践中所获得的教训。现在，公有制的神话被打破了。以苏俄和中国的教训为鉴，今后世界上其他国家恐怕再也不会愚蠢地重走这条歧路和死路了！ 人类在以往几个世纪直至二世纪上半叶，没有发出过批评公有制的声音，有的只有对私有制的谴责和对公有制社会的美好向往。那是因为人类尚未公有制的实践，人们不好对公有制说三道四，公私两制的孰优孰劣无法进行比较从而对它们作出中肯的价值判断。现在有了公有制的一番实验，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人们终于有评说公私两制长短的资格了。 ——说私有制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形成了贫富的差异与对立。可是公有制下难道不是特权者的天堂，官僚主义的乐园！即使在改革年代，官商勾结，化公为私，权贵资本主义横空出世，贫富差距悬殊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说私有制是一种剥削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奴役和压榨。可是谁说公有制下杜绝了剥削和奴役！问题在于，公有制下的剥削和奴役的手段不限于凭籍所有制，更重要的是凭籍权力。权力剥削是一种超经济剥削，它无条件（不靠谱）地占有工人、农民的剩余劳动，使劳动者长期地处于十分贫困的状况。中国人民公社时期（1958—1980）的农民沦落为农奴的悲惨境地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说私有制下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指资本主义阶段）。可是公有制下难道就消灭了经济危机！中国曾有一个"票证时代"，对居民必须的消费品实行严格的控制，商品严重短缺，难道不是经济危机！而且不是生产过剩危机，是严重的匮乏危机！大饥荒年代饿死四千多万人，还发生了惨不忍睹的"人相食"，难道不是罕见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文革浩劫达十年之久是否也应当认为是一场危机？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库空虚，民不聊生，难道不是经济危机！即使改革以来，又有什么信仰危机，生态危机！…… ——说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可是，在公有制下是杜绝了浪费还是存在着比私有制下更触目惊心的浪费？公有制下所实行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命令经济（这在毛泽东时代是典型），它是不顾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往往导致决策失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形象工程，劳民伤财，这类现象比比皆是，不知浪费了多少民脂民膏！还有政府的铺张浪费，挥霍性的"三公"消费，豪华的办公楼，巨额的会议经费，每年不知浪费了多少国民财富，…… 公有制体制下存在的种种弊端，其重要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的错位。 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自古以来是亿万民众，而不是政府；政府是为生产发展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可在公有制的体制下，亿万民众由生产活动的主体沦落为生产活动的客体。生产活动虽仍然需要他们的参与，但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安排，去完成指定的任务，主动性受到抑制，创造性受到挫伤，生产效率自然大大下降。政府则由生产活动中的客体转变为生产活动中的主体。这个主体享有很大的权力——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的占有者、支配者，生产活动的决策者，指挥者，各种环节的管理者等；但对生产经营却缺乏内在的动力。因为生产经营的好坏与它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譬如，作为公有制企业的管理者，他无权从巨额利润中获取相应的报酬，更为致命的，他也无需因企业的巨额亏损而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政府派往的一名管理人员，说他是一个经济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人，是政府这架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说他是一个生产经营者，不如说他是一个行政长官。这种一身二任的角色虽然不全是他自己所愿，却决定了他不可能兢兢业业地在生产经营中付出一切。由于社会生产活动中这种主客体的错位，使其双方都失去了动力，这就好比是一艘没有动力装置的巨轮，虽然目标宏大，却只能在大海中漂泊。公有制体制中的这个内伤决定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处于一种疲软状态，决定了此类社会主义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农村二拨土地制度的改变（第一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第二拨消灭农户土地所有制），导致农业生产的滑坡，农民在生存线上的挣扎，其深度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农村改革的根本是将土地还原给农民，使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 当人们逐渐走出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困境，当社会一旦注入私有经济，社会的经济发展立即活力涌动，如同春回大地，生机盎然，贫穷的物质生活亦立即改观。为什么？因为私有制所具有的内在动力机制终于得以启动，施展其无穷的伟力；它的魅力在于：付出和回报大体是对应的。现在，公有制与私有制孰优孰劣，经过一番大规模长时段的实验，终于有了历史性的答案。人们将以理性的眼光看待私有制，看到它的优势和局限。私有制被误解遭屈辱的历史将永远地成为过去了。 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对所有制进行"再改造"。50年代将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80年代是恢复私有制以及将公有制改造为私有制。可称为"改造之改造"，或"再改造"。50年代改造的对象是私有制，三年就解决了问题。80年代开启的改造，其对象是公有制，三十年了还不解决问题，长期处于停顿状态。这个"再改造"阻力大的原因，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二是公有制以权力为后盾，得到权力的保护，这个"再改造"成了"自己改造自己"，要放弃权力，放弃利益。这个坎要跨过去就难了。关键看上层领导的魄力了，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这个"再改造"也不是将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不是实现私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而是要构建公私两制的合理结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作用。同理，市场在合理所有制结构的形成中也要起决定作用。只有那种不明显受市场约束的经济领域才适合成为公有制经济的活动领地。这个"再改造"，农村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在城镇是公有制企业大面积的退出，让位。由私有制独占鳌头，改造为公有制一统天下；再由公有制一统天下，转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公私两制共存互补——人类获得这样的经验和知识，曾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 重修党史，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 为什么中共建国以来，特别是毛泽东主宰中国时期，所发动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所推行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所酿成的堆积如山的各种人案，结果都是错误的呢？ 這是因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走了俄国人的路，推行了共产主义。这是根本的，第一位的；毛泽东个人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错误中也深遭不幸，但要认识其错误，却是很困难的。 上马容易下马难。要摒弃原来所信仰的主义，要改造自己所构建的体制，要告别驾轻就熟的道路，比打天下、夺取政权要难得多。 1980年，中共起草讨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来以为要总结中共建国以来的教训。在邓小平的执导下，结果搞成了一个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决议，党一贯"伟、光、正"。决议只否定了"文革"。那是因为，文革与土改消灭地主、与合作化剥夺农民土地、与对资改造剥夺资本、与反右全歼知识分子等运动不一样；"文革"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党政领导干部也成为批斗对象。由权贵沦为賤民，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所以"文革"立即被否定了！在《决议》中，合作化是肯定的，对资改造是肯定的，反右是肯定的（只是"扩大化"而已），更不要说暴力土改、消灭地主了。 1993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是有局限的，是违心的，十年或十五年之后，要作出科学、全面的评价。 至今已二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如旧。 2011年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该卷所涉及的历史正是毛泽东主政、掀起共产主义狂澜的历史时期。该书出版，丁弘寄予极大的兴趣与期望。 书还没有买到，从报纸上看到对该书主持人张启华的访谈，丁弘就给她写了三封信。 买到书后，丁弘即刻浏览了百万字的全书。接着便是失望，而且愤愤然了！于是，他又给张启华写了八千余言的长信，系统地表达了对此书的意见。 他说，为了编写这本书，你们20人，折腾了16年，把"尊重事实"逐步改为"尊重需要"。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闲话》，225页） 《党史》二卷对若干历史问题客观事实的恣意涂改，丁弘严正地提出了质问： ——《共同纲领》是1949年制定的立国之纲，不到五年就被轻率地踢开，加速消灭私有制，实行一大二公，"名为社会主义，实是民粹主义的穷过渡"！这一"决定中国这一巨轮航向的关键问题，谁人所为？通过什么合法程序了吗？""由于个人专断，历史走了大弯路。你们避而不谈，瞒过了！"（《闲话》，226页） ——说朝鲜战争是"内战"，说"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朝鲜战争的基本事实已为世人所知，是金日成与斯大林合谋，突然南侵，占领了韩国80%的土地，这一侵略行为震动了全世界。"可是到今天你们还说是'内战'。""明目张胆这样讲，是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反映了一种不佳的道德形象？"（《闲话》，227页） ——对消灭私有制的三大改造是肯定的，说是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改革后重建的私有制已占到国民经济的50%以上，这对不对呢？为什么要改革呢？"（《闲话》，236页） ——说毛泽东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巨大贡献"。可是，"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毛的时代，人的自由度降低了；人的最基本生活所需也要票证控制，"这是社会主义吗？"（《闲话》，236页） ——大跃进，共产风，导致大饥荒，可是邓小平为毛泽东护短，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哪有饿死几千万人也不认错的马克思主义者呢？"（《闲话》，235页） ——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可这是"谁的过错？"你们是尽量把责任推到大家身上，一再说，"大家都有过。""都有过吗？大跃进的后果要广大受难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们负责吗？"（《闲话》，228页） ——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计划生育。可是遭到毛泽东的批判。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可是，"在你们的笔下，毛泽东是一直主张计划生育的。""你们黑白颠倒着写"（《闲话》，230页）。 ——"你们提到的胡风案，有趣的是把责任简单地推给了中宣部。说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关系。""当年，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大量按语，杀气腾腾，全国骇然，……不经任何程序，给一批人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党已经给胡风平反，你们仍对这一冤案的始末不愿直说。这是'史家'的形象吗？"（《闲话》，230页） ——你们谈到毛泽东主持制定了1954年的《宪法》，办了一件大事。可是，毛"对《宪法》这个东西怎么看？做做样子是需要的，可它束缚我们的手脚，执行与否，怎样执行，党来决定。""直到今天，《宪法》执行了吗？'何时宪政大开张？'"（《闲话》，232页） 丁弘说："从80年代平反的情况看，这一时期许多的大批判，找不到一件是正确的。"（《闲话》，231页）"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冤狱遍于国中。"（《闲话》，222页） 总之，党史二卷，颠倒黑白，文过饰非。 丁弘气愤地说："难道，到了需要明目张胆地说谎话的时候了吗？""一个健康的、蓬勃向上的政治力量没有必要说谎的。"（《闲话》，237页） 石仲泉认为这本党史"只有十年二十年的命运"。 丁弘说："可是说假话、忽悠人，一天也不应该存在，让它存在十年二十年也是罪过。"（《闲话》，233页） 丁弘因此一再呼吁："尊重事实，重写党史"。 共产主义在中国推行中所造成的灾难构成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最大的伤痛。中华民族遭袭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共产红祸之灾，饱受苦难。其间，死亡无数，冤案无数，破坏无数。可是至今在《宪法》、《党章》上，在中共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在有关教科书和有关文艺作品以及各种出版物上，共产主义的词语和基本原则，仍充斥其间，比比皆是。长年累月的灌输和教化，共产主义的一套意识形态，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潜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甚至成为民族性格的一个新版本。因此，丁弘对共产主义中国实验场的反思的文字，具有鮮亮的启蒙价值，是他晚年著作中最珍贵的遗产。这种反思也体现他道德的闪光和人格的挺立。丁弘的著作，语言朴实，行文流畅，思想启蒙，观点惊世。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丁弘是评述共产主义的一位先驱（就是丁弘的女儿丁琳说的，"为后人探路"）。只有当我们的民族从思想上摒弃先验主观的共产主义，才能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 2014年3月10日—4月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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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y 2014 11:06 PM PDT
1957年问世的《阿特拉斯耸耸肩》是激进个人主义的代表作，强调社会发展有赖于充满创造力的杰出个人，将理性追求私利视为最高道德价值；而1939年问世的《愤怒的葡萄》则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抨击大萧条时期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压迫，主张"我"不能离开"我们"而存在。两本书的旨趣可谓大相径庭。在当今美国社会阅读风向的这一变化背后，隐含了怎样的意蕴呢？ 对于上述问题，小尤金•约瑟夫•迪昂（Eugene Joseph Dionne, Jr.）2012年出版的《我们分裂的政治心灵：不满年代的美国理念之战》（Our Divided Political Heart: 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Idea in an Age of Discontent）给出了解读的线索。迪昂是乔治城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不过他在美国社会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通过这个平台对美国公共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国内出版过他的《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这部1991年问世的著作详尽探讨了美国持续数十年的政治两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如何疏远了中间意见的"沉默的大多数"，不仅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至今仍为学者所乐道。 《我们分裂的政治心灵》堪称《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的续篇。迪昂在书中指出，时下愈演愈烈的美国政治两极化问题，根源在于美国的二元核心价值──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失去了曾经的平衡。美国社会亟需价值再平衡，建立新共识。 在迪昂看来，从立国伊始，美国的核心价值就具有二元性。"美国是个人主义之国，但是其个人主义者关心整个社群；美国是社群主义之国，但是其社群主义者要求个人自由"，在两种主义之间无疑存在张力，但正是平衡这种张力的努力，塑造了独特的"美国性格"。 但是，最近30多年来，一种激进形式的个人主义横扫美国社会，尤其是掌握了共和党的话语权，原先处于主流地位的温和派共和党人纷纷出局，共和党成为一个片面强调个人主义价值的政党，而作为其内部极端派别的茶党更是登峰造极。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相当吊诡的，因为在历史上共和党更倾向社群价值，共和党的名称来自"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这几乎就是社群主义的代名词。 这种激进个人主义要求绝对的"小政府"，将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当成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但事实上，以积极的政府干预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原是美国的长期传统。建国初期，汉密尔顿就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来推动工商业发展；两位彪炳史册的共和党总统，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就连尼克松也设立了联邦环境保护总署，这是激进个人主义者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看来，环境保护无非是政府借机侵犯个人自由的又一个幌子而已。 迪昂谨慎地区分了激进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他赞赏小布什总统提出的"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认为这代表了共和党内部倾向社群主义的力量。小布什虽然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但是他的"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以及对移民政策的改革立场，都确实体现了"富于同情心"的一面，前者惠及700万非洲人，后者则旨在改善众多非法移民的处境。这都是和激进个人主义背道而驰的。 与共和党恰恰相反，民主党在历史上曾经是个人主义的倡导者，但现在基本认同社群主义。社群主义者虽然也警惕政府权力的滥用，但是认为政府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再分配等手段，成为改善社群生活的帮手。换言之，社群主义者相信政府应当积极有为。 但是迪昂指出，民主党并没有把社群主义贯彻到底。民主党高层的自由派精英对民粹主义一向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反智而危险，看不到民粹主义所蕴含的民主特性，其根源来自美国悠久的共和主义和个人自主的传统。结果把许多呼吁改善经济状况的民粹主义力量推到了激进个人主义一边，助长了茶党的兴起，而这些民粹主义力量本来是可以走向社群主义的。 一边是来势凶猛的激进个人主义，一边是跛脚的社群主义。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显然失去平衡，而且难以对话。这导致了美国"分裂的政治心灵"。 那么，怎样才能弥合"分裂的政治心灵"，建立新共识呢？迪昂宣称，美国应该回归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的传统。进步主义是19世纪末期在美国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其领袖人物是曾经两度担任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 19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被历史学家称为"镀金时代"，这是一个激进个人主义盛行，经济完全自由放任，贫富分化空前加剧的时代。进步主义是对"镀金时代"的匡正，它体现了当时美国社会中间派的政治立场，要求重振社群价值，加强公共管理和人权保护。在西奥多•罗斯福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国会通过了反垄断法，联邦政府建立了对大公司的监管，由此宣告了"镀金时代"的终结。 迪昂指出，进步主义的精神在美国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它在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所建立的平衡，成为美国社会的"长期共识"。在此期间，美国的政府权力和个人自由同步增长；各种监管规则保护了工人和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强大的工会组织保证了财富的公平分配和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政治权利的不断扩大，使得先前遭排斥的少数群体陆续融入美国的社群生活。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不仅以其经济军事实力，更以其民主模式和文化创造力领先世界，使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 但是，进步主义精神也一直面临挑战。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是进步主义精神的辉煌巅峰，而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政治运动就是以否定"新政"为出发点，虽然其领袖戈德华特非常尊敬富兰克林•罗斯福。保守主义的明星政治家里根当选总统以后，通过任命数位保守派人士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将最高法院置于保守派的控制之下，这比共和党控制白宫和国会更加深远地影响了美国政治，从法理学的领域步步为营地瓦解了进步主义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在长期封闭之后开始接触外部世界之时，正值里根执政时期，那也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鼎盛时期。因此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把里根时代的美国当成了美国的固有形象。其实，按照迪昂的看法，里根时代乃是对美国传统的偏离，里根的共和党更是远远偏离了西奥多•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当下美国社会的很多深层次矛盾，都是在里根时代埋下了种子。 迪昂撰写《我们分裂的政治心灵》之际，美国社会正处在茶党甚嚣尘上的时期。现在茶党大势已去，进步主义的复兴却初露端倪。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2012年当选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就被舆论视为新一轮进步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近日她的自传《斗争机会》（A Fighting Chance）出版，颇受瞩目。本文开篇提到的"美国人最爱读的10本书"的名单变化，也说明激进个人主义在美国已经呈现退潮迹象，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有望重建平衡。 美国社会正在自我调整，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也有必要随之调整。 （本文作者黄湘是资深政经文化编辑，现旅居美国。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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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y 2014 07:12 PM PDT
2014年05月15日越南河内——我计划更经常地从基辅飞到河内。只有当你前往两个看似没有联系的地方时，你才能看到大势所趋，而我注意到的一个重大趋势是"广场人"的出现。 2004年，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谈到了一个新兴的全球性"超级阶层"："达沃斯人"，即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与会者。这是一群跨国别的国际化精英，来自高科技界、金融业、跨国公司、学术圈和非政府组织。亨廷顿认为，达沃斯人"几乎没什么对国家保持忠诚的需要"，他们彼此间存在着比跟自己的同胞间更多的共同点。他们也有能力从新的市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中获取不成比例的好处。
但十年后，随着IT革命和全球化蔓延开来，变得普及——当初只有精英人士才拥有笔记本电脑，现在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当初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上网，现在人人都上Facebook；当初权力机构里只能听到富人的声音，现在每个人都能在Twitter上反驳他们的领导者——一股新的全球性政治力量正在诞生，而且它比达沃斯人更巨大、更重要。我称他们为"广场人"。 大多数广场人都很年轻，渴望拥有更优质的生活和更多的自由。无论是寻求改革还是革命（这取决于他们现在的政府），他们都通过在广场上集结，或者是在虚拟广场汇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与彼此连接在一起。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通过一个共同方向，而不是共同的纲领团结起来的；他们希望自己的社会朝那个方向迈进。我们已经在突尼斯、开罗、伊斯坦布尔、新德里、大马士革、的黎波里，贝鲁特、萨纳，德黑兰、莫斯科、里约热内卢、特拉维夫和基辅的广场上看到过他们，也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和越南的虚拟广场上看到过他们。 后三个国家都有异常多的Facebook、Twitter或YouTube（或者类似的中国服务）用户，这些服务共同构成了一个虚拟广场，广场人在那里相互联络、推动变革和挑战权威。人气最高的的越南博客作者阮广立（Nguyen Quang Lap）比该国的任何一家官方报纸的粉丝都多。而在沙特阿拉伯，最流行的Twitter #标签之一是"＃如果我遇到国王就会告诉他"。 广场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们被赋予的权力只会越来越大。"我们的目标是，在三年内，每一个越南人都拥有一部智能手机，"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Viettel Group)的负责人阮孟洪（Nguyen Manh Hung）告诉我。"我们现在正在制造一款价格不到40美元（约合人民币250元）的智能手机，我们的目标是把价格降低到35美元。我们收取的电脑上网费是每月2美元，智能手机通话费是每月2.50美元。"越南对媒体的审查很严格，所以越南9000万人口中有2200万使用Facebook也不是一个巧合。而就在两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800万。越南目前约有10万名学生出国留学，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广场人的未来蔚为壮观。 的确，广场人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他们中也包括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和基辅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但他们中的主要趋势是："我们现在有了工具，可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生活的，其中包括国外的机会和国内腐败的领导者，我们不会容忍无限期地生活在一个无法充分实现自己潜能的环境中。现在我们还拥有了合作的工具，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事情。" 正如一位越南外交政策专家所言，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广场人都要求和目前主导政界的元老人物"签订一份新的社会契约"。"人们希望在每一个重大争论议题中，自己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更不用说更好的学校、道路和法治状况了。而且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跟别人作比较："'为什么那些泰国人可以去游行，而我们却不行呢？'" 乌克兰的"广场人"想和欧盟(European Union)拉上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是走向繁荣的关键，还因为欧洲的规章、司法准则、标准和透明度规定将迫使乌克兰国内发生"广场人"想要求取，但却无法自上或自下发动的变革。越南的改革者基于同样的原因，想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和"达沃斯人"不同，"广场人"想利用全球经济改造他们的国家，而不是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 我在河内国家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发表了一个关于全球化的演讲。随后我和19岁的年轻女子英愿(Anh Nguyen)聊了聊，她问了几个好问题。她的表述中夹杂着广场腔调的话语："我感觉自己有更多的自主权了……我认为越南能发生改变……请把这里被揭露的[国有航运公司]大型贪污案告诉全世界。以前人们会保持沉默，可是判决出来了，他们判处这些人[公司老板]死刑……这真让人感到惊讶……现在，不是每个大老板都受到政府的保护了……我们从全球获得了许多不同的信息源。这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她还说，和父母相比，她有更大的机会发挥潜力，"不过，这机会没我想要的那么大。" 走开，达沃斯人。广场人要过来了。 翻译：土土、张薇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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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y 2014 06:35 PM PDT
北京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4月底失踪，两个星期后，北京警方承认拘留了高瑜。新华网5月8日发了一个436字的公告，称高瑜被拘是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央视播出脸部被遮住的高瑜认罪的镜头，《环球时报》5月9日发表社评《遭遇策反，这种事离普通人有多远》，把高瑜比作为了利益被境外机构策反而出卖情报的人。 这些官媒口口声声的国家秘密，到底是什么呢？经多方查实，这个国家秘密就是201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一份旨在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文件，称"中办发【2013】9号"，发至市地师级。 9号文件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存在7大问题，如宣扬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共产党领导；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质疑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关于意识形态的文件是哪门子国家机密？笔者自从2013年5月就对这个9号文件进行了跟踪，它在高瑜于去年六月获得文件之前，就已在网上被热烈讨论过。2013年5月上旬，吉林、重庆、洛阳、安阳、咸阳、辽源、西藏等地政府纷纷表态，称要积极学习9号文件，积极贯彻落实中央部署。5月中旬，网上出现了大量讨论帖子；同时，海外媒体刊文，"中共'九号文件'秘密下达, 意识形态斗争烽烟味浓"。5月22日，按照9号文件的旨意，批判宪政民主的文章，开始铺天盖地出现在官媒上。 笔者在新浪微博上发现了许多2013年5月中旬被删除的帖子，它们进一步证明了9号文件早就不是国家秘密。这些帖子有左派的喝采，也有右派的批评。署名朱继东和红歌会网，分别于5月13日留言道："中央终于出手整顿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办发【2013】9号"）上月底发出，明确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等几种错误思潮，这是对于反对、诋毁毛泽东的人的有力回击。"laborstudents5月13日说："学习（中办发【2013】9号）之体会：不讲普世价值讲中国特色、不讲新闻自由讲党管媒体、不讲公民社会讲社会管理创新、不讲公民权利讲和谐社会、不讲党的历史错误讲高举毛邓旗帜、不讲权贵资产阶级讲中国梦、不讲司法独立讲政法委办案。这就是符号暴力！" 这些被地方政府争先表态，被左派和右派激烈争论的东西，能是国家秘密吗？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把自己党的意识形态当作国家机密？难怪有人问，你共产党把自己的执政主张当秘密，难道你们是地下党吗？ 9号文件不是国家秘密，也不应该是国家秘密。它涉及的是习近平当局把中国领向何处的重大问题，每一个中国民众都有权知道。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都应把这种文件的真相公布于众，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领导人是否在开历史倒车。 至于高瑜在央视认罪一事，网上有不少传言说，为了让高瑜认罪，官方抓了她的儿子。笔者相信，这等卑劣龌龊、折辱知识分子人格的事儿，中共完全做得出来。这实在为文明世界所不齿。 按照习近平对"反动知识分子"的定义，高瑜无疑属于习近平最不待见的知识分子。所以借六四25周年，用国家秘密作幌子，当局对一直处于国安监控下的高瑜收网，既去了眼中钉，又杀一儆百，真是一举数得。 这种算计也反映在新华网的公告中。公告刻意模糊高瑜泄的是什么国家机密，借此诱导民意。搜狐网、凤凰网传出一片对高瑜的喊打喊杀声，什么卖国罪、汉奸、叛徒，应判死刑等。听信"官谣"的网民们，当然不知道新华网口中的国家机密，只是一纸关于意识形态的通告。 中共当局以为他们赢了，其实输了。一位网友说得好，不抓高瑜，原来还真不知道中国有高瑜这个人；不抓高瑜，还真不知道中国还有自己的昂山素姬；不抓高瑜，还以为七不讲是境外敌对势力散播的谣言；不抓高瑜，还真看不清他们的丑恶嘴脸。抓了高瑜，他们邪恶丑陋的嘴脸暴露无疑。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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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y 2014 10:11 PM PDT   前几天，杭州中泰垃圾焚烧厂项目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广泛关注，先是民众自发举行示威遊行，阻断交通，表达强烈抗议，政府不是安抚解释、对话协商，而是封锁消息，断网删贴，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最后酿成流血冲突。在事件被强压下去之后，官方媒体含糊其词、避重就轻地开始有了一些报导，当然都是一边倒地指责民众示威、不合作、袭警。作为党的喉舌，媒体劝谕民众不必担心，焚烧厂的选址规划综合考虑了地理环境、城市规划和对周边交通、市民生活的影响，并要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并且，地方当局宣布，项目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 官方新华社就杭州当局的态度发了一条专电，题目是《杭州市委谈垃圾焚烧厂事件：邻避思维让政府左右为难》。杭州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理解公众的心情，但这种"欢迎建垃圾焚烧场，但不要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思维"让政府左右为难。意思是，不新建垃圾焚烧厂，处理能力已经严重跟不上垃圾的产生速度；新建垃圾焚烧厂，则又遭到公众抵制。如此说来，当局真是很委屈。一心想为百姓办实事，最后还造成了大规模抗议事件。幸好现在宣布暂停了，否则，真打算用开枪杀人的办法来为被杀的百姓"办实事"吗？ 网上议论纷纷，一个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民众对当政者"信任感已经荡然无存"。从根上说，这些书记市长们既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又不是我们能撤换的，凭什麼要信任？如果祗是收我们的税，而不代表我们的利益，凭什麼要我们合作？也就是说，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於垃圾焚烧厂本身。 杭州市领导人提到了一个新近出现的词汇——"邻避"，翻译得不好，从中文字面上无法理解，新华社专电中不得不加以解释："英文中'邻避'的原意是'别在我的后院'（Not-In-My-Back-Yard，'NIM-BY'），指具有一定潜在汙染威胁或心理影响的设施，这类设施可能会给周边居民带来负面效应或潜在风险，导致对方产生敌视态度，从而引发邻避疑虑甚至冲突。"在杭州官员的口中，这个"邻避"也就是公民自保是负面的，他们也许不懂这种自保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不证自明的基本人权。为什么我的后院我不能做主？如果真成了这样，那只能透彻地说明我实际上并没有属於自己的后院。这是一种自卫性质的消极人权，即不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不需要政府做什麼，只需要政府不做什麼。这种消极人权，是人民为了自我管理而设立政府时为自己留下的自我保护的权利。那么，自保来自保去，纷争不断，垃圾焚烧厂就永远建不起来了吗？去看看欧洲、日本、美国等民主国家吧！在哪里，上千座的垃圾焚烧厂早已建立并昼夜运转。而且，我相信，没有一处是用军警镇压民众而建立起来的。据我所知，所谓"邻避"现象最严重的地方是美国，那里的民众如果要跟政府打，是不会用木棍和矿泉水瓶子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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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y 2014 06:25 PM PDT
（VOA齐之丰）纽约 — 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与他的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从1988到1990年代中期长驻中国。 在驻中国期间，纪思道、伍洁芳夫妇因出色地报道1989年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而在1990年而共同获得美国新闻界最富盛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并开创了夫妻同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历史。 在2006年，纪思道以他多次冒险到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亲眼观察那里种族灭绝性屠杀的经历写成的专栏文章再度赢得普利策奖。 几十年来，纪思道长期关注中国，关注东亚地区。在2001年成为《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之后，他也持续追踪中国新闻，并在他的专栏中展示了他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思考。 美国报界的专栏专稿人的主要则职责，不仅包括就读者关心或可能关心的问题发表评论，而且也包括展示自己的论点以引起读者和公众的争论、议论或兴趣（即英语所谓的to be provocative），从而促成社会关注某一问题。 多年来，纪思道发表的一些有关当今中国状况的专栏文章也引起了读者和公众的争论、议论或兴趣，其中争论最激烈或认真、兴趣最大的读者无疑是华人或中国人读者。 一些亲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人指责他反华。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对中国的看法可能过于天真，他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前途过于乐观。 在1989年6月4日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的抗议者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纪思道接受VOA卫视的专访，谈他当年在6月3日到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经历枪林弹雨的难忘经历，谈他对当今中国的观察，对未来中国的展望。 他的言谈显示，他对中国或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多少幻想。他表示，中共政权从来都是一心一意要把持权力不放，即使是在1989年之前也是一样；但问题是中国的变革不可阻挡，要求政治参与的中产阶级"不会无限期地被欺骗"。 *** 问：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对25年前那个可怕的夜晚记忆最清楚的是什么？ 答：回想那天晚上我在天安门，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一些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你想不到的勇气。我记得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学生爬上一辆公共汽车，七拐八拐开向军人那边。那有点疯狂。但看来是他们也是急了。他们周围有人被开枪打死。公共汽车开近的时候，果然军人朝车一阵射击。汽车腾的一下起火了。我记得一个学生从车里出来，跑到安全的地方。其他的人好像是被打死在车里。 我记得那些蹬三轮车的。当时基本情况是，军人向人群开枪，我们就往后跑。然后就会有间歇。在间歇期间，那些蹬三轮的就蹬着三轮向前去，把被打死打伤的学生抬到车上，再把车蹬回来，把他们大部分人送到协和医院。他们看到我这个外国人，就想让我做见证。他们在经过我的时候就慢下来，跟我说，"你好好看看吧"。我当时没带照相机，他们也生气。他们那样向前接近军人，他们的勇气令人难以置信。 我总是认为，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争论，那些抗议者当时是否知道他们到底是要争取什么。那些蹬三轮车的不能用现代的言辞来定义什么是民主，但他们拿出了自己的生命冒险，甘愿为民主而死。他们展示的这种勇气，在我看来是无与伦比，盖世罕匹。 那天夜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流血和残暴，但人们也展示出了巨大的勇气，还有给后来人的启迪。 问：那天晚上，你在天安门广场。当时你害怕吗？ 答：我当时是害怕。看看我的记事本就知道。我记得那天夜里，我的记事本的纸张都湿了，因为我的手一个劲地出汗，因为我很害怕。我在人群里四处走动，跟人交谈采访。我总是设法不要站在最外面，在我和军人之间有几层人。但我过了几分钟之后也意识到，我比周围的中国人个头高，高出要命的几寸。我于是就赶紧躬身低头。我绝对是害怕。我周围的人被枪击中。有些军人似乎是朝人的腿开枪，有的则是随便打，打头，打身体。当时的情况非常吓人。 问：跟25年前相比，你看到中国进步在哪里？中国的退步在哪里？ 答：从狭义的政治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中国有任何的进步。例如，在1980年代后期，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利用媒体提出一些问题。实际上在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一度甚至还有货真价实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政府最高层可以有一些讨论。比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他敦促要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后来，江泽民在1990年代甚至也好像是要引入选举，先村级选举，然后或许在乡级，或许最后会在县级进行选举。人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种演进。 然而，这种事情没有发生。现在中国媒体被压制，有人仅仅是发微博就被打入牢狱。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任何进步。 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确实是有进步。教育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更多的人到国外留学，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中产阶级更多了，单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把人限制得死死的了。虽然还没有政治多元化，但可以说有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尽管当局可以花极大的人力和物力压制信息，但这种做法没有多少成效。 因此，我认为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走的路亚洲地区一些国家一样。无论是韩国，还是台湾，印度尼西亚，到了一定的时候，在涉及他们的政治决策的时候，中产阶级就会要求参与政治。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也会在中国发生。 问：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让你感到出乎意料了吗？你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要这样预测中国：新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推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或许有也会推动某种程度的政治松绑。毛泽东的尸体会在习近平当政的时候被拖出天安门广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作家刘晓波将被释放出狱。"你为什么做这样的预测？有人认为你是开玩笑，是吗？ 答：我不是开玩笑哪。习近平让我很失望。我想，就经济而言，他真的是想看到一些真正的经济改革。就政治而言，毫无疑问，在中共内部有人对（中国前国家主席、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十分不满，有些人急不可待，要启动范围更广阔的改革。我认为这种事情都是很不容易预测的。 众所周知，大变革总是来得很快。在台湾来得很快，在韩国来得很快。我写文章的时候以为，我们会在习近平掌权的时候看到这种迹象。但现在看来他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现在看来，他的打算是，可以有经济改革，但政治要收紧。 我认为，虽然最高领导层有很多人希望政治松绑，但也有强烈的反论，认为假如中共在政治上松绑，中国会出现爆炸性局面。这种论点其实就是自（前总理和镇压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主要推手）李鹏以来的中共党内强硬派子一直主张的。我认为强硬派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强硬派占了上风。 问：那么，是中国让你感到出乎意料吗？ 答：在习近平治下，中国让我感到意外，感到失望，因为大家都觉得他的前任胡锦涛浪费了10年，胡统治下中国一切都停滞不前，（前总理）温家宝希望有一些政治开放。我认为许多人也是这么想。因此习近平有机会成为一个英雄。结果实际上截至目前，他是反其道而行之。 问：那么，你认为还会出现天安门杀人事件这样的事情吗？毕竟有广泛的报道说，习近平对苏联共产党政权倒台的时候没人能力挽狂澜保住苏共政权感到痛心疾首。人们一般认为，习近平说这话的意思是，为了挽救中共政府使它免于倒台，他会毫不犹豫地杀人。 答：我可以想象还会有一个天安门事件。中国人渴望变革。人们对贪污腐败感到愤恨。中国的这种局面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局面在历史上一般会导致抗议。这种抗议的导火索或许是新一轮的贪污腐败，或许是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的失望绝望，或许是某种国际事件，如中国和日本之间出现问题，我认为中国会出现抗议。假如压力足够大，我想假如中共当局觉得政权生存成了问题，就有可能再动用军队力量。 但这种论点有一个反论，这就是中国是一个进入老龄化的社会。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国领导层的因素。总起来说，在人口年轻的社会容易出现大规模抗议。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大学生和年轻人扮演那么大的角色的社会了。 问：比较25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哪个中国更好？ 答：我要说，今天的中国也好比25年前好。你知道，假如你是一个甘肃的农民，你的生活会比以前好得多，你的孩子也会得到好得多的教育。我想，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生的孩子的机会要比以前的孩子好得多。死亡率低得多，今天的孩子夭折的可能性比以前小得多。 当然，让人们感到恼火的是，在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在某些领域人们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方面，中国有巨大的进步，但政治松绑却一点也没有。而没有政治方面的松绑，又使人们难于在环境保护等方面有所作为。 在一段时间里，你可以有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不配套的局面。但到了一定的阶段，缺乏政治自由化就会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 问：就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而言，你认为当今中国比25年前还坏吗？ 答：就环境污染而言，中国的境况比25年前坏多了。就贪污腐败而言，街头上的一个警察，以前假如你开车在街上有什么交通事故，你可以容易地贿赂现地的警察把事情摆平。现在基层的警察贪污腐败的问题得到了一些清理。但是，假如你是一个高级官员，你的贪污上亿上十亿的机会要比以前多多了。因此，贪污腐败问题在中国大大升级了。贪污腐败的金额也比以前大大升级了，尽管街头普通警察的贪污腐败得到了一些清理。 问：现在我要代一个美国高中生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高中生对国际事务非常感兴趣，要我问你，你是否觉得天安门屠杀事件对中国前最高领导人和中国来说是一种分水岭，分界线，在线的这一边，你可以说是中国在改革，在线的另一边就是政府以改革的名义进行劫掠？ 答：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天安门事件是一种分界线。我们不知道天安门事件当中死了多少人。但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说，可能可以说死人不多。在北京大概死了500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可能死了100万人。在所谓的"三年灾害"当中可能死了3000万人。 问：我觉得那个问问题的学生的意思可能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前，你还可以说是邓小平在试图进行改革，是为中国人民或为中国社会多数人谋利益；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所做的事情以及中国政府所作的事情只是为了让他们自己继续掌权。 答：我不能确定我也会这么看。我想，中共政权在骨子里总是一心一意要永远把持权力不放。在1989年（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抗议者）之前也是这样。胡耀邦被免职也是因为这个。我想，这一直是中共政权最关心的事。但我也想，中共也认为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重要的。结果，中国各地真的是出现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我想，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将给中国带来变革。我想，将给中国带来变化的不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回忆，不是对"文化革命"的回忆，不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回忆，而是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有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会无限期地被欺骗，他们希望能更多地参与有关他们自己利益的国家政治决策。这样中产阶级会因为不能发手机短信说什么事情、不能讨论什么话题、没有自由的媒体而恼火生气。独裁统治在韩国、在台湾都没有行得通，在中国也不会行得通。 *** 纪思道对网络新闻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是《纽约时报》最早的博客写手。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他也一直持乐观的看法，认为试图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中国当局无论如何努力控制互联网，互联网也是控制不住的。 他2006年以自己的名字用中文在中国的新浪网等两大网站开设了自己的博客网页，并在上面发表了很多中国当局所不喜欢的有关法轮功、台湾、宗教自由、1989年六四镇压的信息。然而，几天之后，他的网页被中国当局封杀。 在今天的中国，他那样的网页会在几个小时或几分钟之内就被封杀。 纪思道承认中国政府在网络信息封锁方面不遗余力，不惜工本，卓有成效，但他仍认为这种成效是有限的，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或许可以减缓中国变革的速度，但却不能阻挡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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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May 2014 04:41 PM PDT
萧功秦教授对新权威主义的痴迷真叫人佩服，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兜售，一直贩卖到今天，虽然在其他思潮似乎走红时做出过自由主义的姿态，打出过新保守主义的旗号，但他骨子里坚持的，还是新权威主义那一套。最近，他好像认为气候又到了，连续抛出鼓吹新权威主义的文章。 萧功秦旧话重提，是不是有些新意？在各种社会思潮十分活跃的今日，新权威主义是否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的今天，新权威主义是否是诊断和救治社会弊病的一剂良方？ 是一厢情愿，还是诳骗？ 萧功秦发动的最新一波新权威攻势只能用一个又烂又俗的词来形容："拉大旗作虎皮"。他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实现成熟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他认为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最高领导人都是在搞新权威主义，并故作新意地把前者命名为新权威主义的1.0版，把后者称为新权威主义的2.0版。 他断言："邓小平开启中国新权威主义道路……他认为，中国在改革中说形成的开明的新权威体制，有强大的社会功效，是一种举国性的社会动员体制，能够在转型中起到杠杆作用。"他还说："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措施……都可以理解为，是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抑制并防范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的'薄壳效应'，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大幅度的全面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 听这番高论如同听天书。翻遍邓小平、习近平的著作和报告，翻遍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与公告，找不到"新权威主义"一词，翻遍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对于国家方针大政和现实的描述，除了萧本人，也找不到一点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说法。近年来，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潮的书籍和论著出版了不少，有关研讨会、对话会也时有举办，但人们无从在这么广阔的思想文化园地中找到新权威主义的踪影。难道当代中国是剑仙侠客小说中的武林世界，人人都在尽显功夫，但武林秘笈却决不宣示于人？ 我们不知道萧功秦为什么要把新权威主义强加于当代中国，强加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很可能，这是因为这个提法根本没有权威性，不仅如此，它连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所谓"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第一波新权威主义"、"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权威主义的1.0版本"、"权威主义的2.0版本"，要么是萧功秦擅长的名词生造的产品，要么只存在于他个人臆想的飘渺世界。 对象何在？ 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活跃而丰富，它们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针对重要的社会问题、社会弊病应运而生，它们要对中国社会现实作出自己有别于其他思想派别的说明。自由主义、新左派理论、新儒家学说就是这样的思潮。但萧功秦教授鼓吹的新权威主义却大不相同，人们很难看清它着重针对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它的思想对立面是什么。让我们来作一点简单的概括和对比。 自由主义针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针对文革中的无法无天、践踏法治和权力的不受监督与垄断，主张法治与权力的制衡；针对国家权力吞没社会和个人，主张公民社会与保障个人权利；针对新左派把社会不公归罪于市场经济，主张市场的规范化和排除权力对市场的干扰与扭曲。 新左派针对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批判市场经济，针对西方经济的强势和扩张批判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针对自由主义对于普世价值的认同主张中国的特殊性和反对西方话语霸权，针对社会福利保障不足主张国家干预和大力削富济贫。 新儒家针对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或破坏主张复兴传统，针对个人权利和个性解放主张提倡偏重国家、社会和家庭，针对西方法治理念主张德治和人治，其中有人反对现代民主制度和法律平等的理念而主张贵族政治或贤人政治。 但是，新权威主义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呢？萧功秦教授主张秩序和稳定，反对政治浪漫主义，但是在中国，有哪一种值得一提的思想派别主张动乱？他反复批判的政治浪漫主义究竟属于哪一个思想文化派别，有哪些主张和代表人物呢？他除了虚声喝斥，从来没有具体的说明。 萧功秦口口声声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现实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长期没有动静，还是太匆忙、太草率？中国政治激进主义派别在哪里，其主张和代表人物何在？与公认的老左派和保守分子一样，他把人们的民主追求偷换成"一夜之间实现民主"的天真主张，把变革的要求偷换为主张"大破大立"的激进革命。他鼓吹新权威主义的过程，就是不断扎稻草人挥舞拳脚的过程。 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真是没有对立面的自说自话吗？也不尽然。他没有言明的批判对象是主张尽快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人，他的主张说一千、道一万，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他表面上是在独唱，实质上是想加入主流合唱。 民主只能等待不能争取？ 萧功秦反复强调，民主是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然产生的，如果以为，认定了民主是一种好的价值，就要争取，设计和实施一套制度来实现它，那就是拔苗助长，就是盲目地模仿和搬弄西方的观念与制度。 新权威主义自诩为现实主义、尊重经验，但它罔顾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人类进入近代之后，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信息的交流与传播越来越快速与方便，一个民族一旦发现世界上有好东西，就会尽力去了解、学习、试验，而不会独自在黑暗中摸索，等待什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学习先进理念和制度以利于自身的发展，这是近现代以来各民族历史的显著特征。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确立现代化目标，绝不是停滞帝国中自发产生的，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快速引进与发展，决不是自发产生和自然演进而实现的。现代医学、教育、经济、军事、工程等领域的发展，都是起因于中国人看到了世界上（其实就是西方）存在好东西，引进和学习得来的。我们很难设想，如果仅仅依靠中国社会内部的自然发生与自然演进，中国目前的经济、科学、技术会处在什么样的水平。 萧功秦至少还没有否定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大政，没有否定市场经济，他能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自然生长演进形成的吗？恰恰相反，市场经济的实现，刚好是如他指责的那样，是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它是一个好东西，设计出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排除种种抵制与反对而得到的。所谓开放，就是睁大眼睛看世界，下定决心学习和引进好东西，所谓改革，就是要打破惯性，革除原来存在的不利于先进事物发展的因素。 我想请教萧教授，为什么在这么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都可以学习、引进、模仿，促进生长和发展，唯独民主是例外呢？ 要的是铁腕改革还是铁血统治？ 萧功秦鼓吹要有一条铁腕改革路径，他给出的理路如下。 改革开放时期往往是统治精英的政策宽松期，这时，由于人们对政治宽松的预期，原来被压抑的、无法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与愿望就会在短时期内集中爆发出来，而且还会引发此起彼伏的连锁反应，如同井喷一样。这些政治诉求往往又会与激进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相结合，提出让当政者无法接受与难以实现的要求，这时政府就会处于两难：镇压会引起强烈反弹，而让步呢，反抗者会得寸进尺，把政府逼得无路可退。因此，按新权威主义的思路，铁腕改革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我很惊讶，作为知识分子的萧功秦教授怎么和前不久因为说群众"给脸不要脸"而下台的官员有同样的思想和言论。他们都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很贱，不识好歹，一给好脸色就犯上作乱，一让步就得寸进尺。对这样的"刁民"，除了压制，别无他法。为了证明宽松政策的不可取和不可行，萧教授发明了一种政治逻辑：宽松或民主必然引起广场或街头的暴民抗议，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认为，唯一可取的办法就是搞铁腕政治，永远保持高压态势，"把动乱消灭于萌芽状态"、"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逻辑，还需要萧教授来发明，这样的办法，还需要萧教授来主张吗？ 除了受压制和广场闹事，就没有其他可能吗？如果嫌游行示威动静太大而不允许，"散步"可不可以？上访可不可以？在广东乌坎，在厦门，在其他许多地方，难道不是有许多事例证明，只要官府不是一味施压蛮干，理性的协商和妥协是有可能得到双赢结果的？萧教授为什么只建议政府用猛药，而不开点温和的方子呢？比如，建议政府放松对于媒体、舆论的严厉管控，以形成社会不满情绪的减压阀。 我还想问萧教授，如果他建议的铁腕手段失灵，如果高压态势失效，他又认为退让只会产生雪崩效应，那么唯一的选择是不是只有使用铁血手段？看来，萧教授的新权威主义，不过是"镇压有理"论的学术版而已。 （影响力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16, 2014, 6:03:32 AM5/16/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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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y 2014 10:07 PM PDT
谈到香港这个城市，我首先联想到两种人物：多重间谍和公共情妇。前者向不同的老板出卖情报，后者给不同的恩主提供爱情。我为什么要如此比拟香港这个城市呢？众所周知，这块土地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割让给英国。对老旧的中国来说，这是个耻辱。但就这块土地本身而言，它却获得了被放弃和出卖后的自由。从此以后，英国人在那里建立起公司、银行、教会、报社、法院、警察局等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机构，形成了这块土地上特有的社会文化生态。在这一中西杂处的城市群落中，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逐渐与西方的公民社会有机地搅拌在一起。 回归前的香港人并非真正的英国公民，回归后的香港人也算不上标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香港人曾被殖民的身份反让他们获得了对一党专政的豁免，而曾受大英帝国强暴的经历也补偿给他们足以使自己区别于内地人的身价。香港人缺乏"国家认同"的这一畸形境况使他们的社会和地盘特别具有吸附力和包容性。那是一个既藏垢纳污，也卧虎藏龙的地方。三教九流，在那里各得其所，左右中间各派，在其中都有足够的空间发言争鸣。比如有亲共的《大公报》、《文汇报》，反共的《苹果日报》，以及持中立立场的其他报纸，其中尤以《明报》为知名。明报除了在大跃进、文革、邓小平重出政坛和89/64事件期间在中国拥有最好的记者网络，还利用月刊和出版社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重要 的平台，我那本回忆录《我的反动自述》即该出版社出版。 我们现在在此谈论香港的媒体自由，首先应该看到这个自由赖以建立的基础，那就是英国人曾经建立的制度和留下的遗产，如司法独立，港人治港，自由贸易，特别是香港人真正拥有言论、出版以及游行集会等自由的权利。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缺乏"国家认同"的中性特征，这诸多自由从一开始就潜在着被利用和滥用的危机。它不只被跨国公司、投机商人、文化掮客以及黑社会所利用，也一直为共产党所充分利用。对共产党来说，在不同的时期，香港的吸附力和包容性及其诸多自由有着很不相同的意义。在1949以前，香港是中共逃犯的避难所，地下党潜伏的基地，是为支持中共的武装斗争而募集款项和偷运武器等物资的中转站。最近爆出丑闻的华润公司，就是中共地下党1949前在香港搞起来的。总的来说，中共在武力夺取政权的整个过程中，都极大地利用了香港这个贸易和传媒均相对自由的阵地，搞了很多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搞下去的颠覆活动，而且很早就埋伏下红色势力的党羽，种下了侵蚀港人自由的祸根。 1949到1997又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与其说中共在夺权后没能力收回这块割让的土地，不如说中共暂时还不想收回。对中共来说，巩固和扩张他们的党权向来都比维护国家的主权重要得多。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保存住香港这个通往自由世界的跳板，最便于中共的势力渗透到台湾和西方，去勾结可收买到的各种势力。为了谋取多方面的利益，中共宁可把这块领土暂时抵押在港英当局手中。比如，地处跑马地投注大堂旁边的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好多年来都在新闻自由的掩护下建立起中共反西方、反台湾的前哨阵地，使香港成为中共向海外进行宣传的最佳窗口。香港传媒的境遇在1949前与1949后的不同之处在于，49后的中共不但利用香港的传媒自由对香港实施"掺沙子"和"挖墙脚"的活动，而且开始使用他们已经建立的专政机器残害香港媒体的从业人员。早在50年代初，就有六名香港报业的编辑和记者在广州被捕，随即以所谓"文化特务"的罪名遭到枪杀。从49后到97前，中共对港人自由的威胁主要是煽动港人的爱国情绪，制造反西方、反民主社会价值的动乱。利用劳工阶层的不满，推销中共的意识形态。文革期间，红色风暴也一度扫荡香港，红卫兵曾嚣张到要解放香港的地步。有一位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名叫林彬，就因批评极左土共的暴行，在上班途中被土共的黑恶暴徒纵火烧死。当时《明报》的总编辑查良镛在暗杀名单上便名列第二，因为他写社论批评了北京当局。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从此加剧，港人与港英当局的斗争受到中共势力的渗透和偏导，这一切都给中共势力的寄生和侵蚀造成了浑水摸鱼的便利。 如果说97前港人的"爱港爱国"还回旋着亲和大陆的情调，那么在97之后，"爱港"与"爱国"便出现了分裂。从前对祖国的亲和来自对港英当局的拒斥，回归之后，港人却感到他们的自由和福利日益受到中共党国的威胁。中联办现在就是北京伸进香港的黑手，它分化香港社会，操纵特区政府，从黑帮一直收买到立法会，用生意优惠、政协之类的政治荣耀、权力分享等各种利益拉拢本地的亲共势力，而且放纵太子党、红二代进入香港占领经济要津，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战略铺垫平台。与此同时，中共以十面埋伏之势对香港的自由传媒展开封杀。中共现在最大的本钱是拥有收买整个世界的资金，对香港媒体，他们首先采取名利收买的手段，软化媒体老板，让他们自动封口。如果收买不动，就加以恐吓，乃至暴力对待，最近刘进图遇刺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据香港媒体的观察，中共还会进一步派入更多的地下党移民，对香港实行人口换血，就像对内蒙、新疆以及西藏推行汉化，这是中共的人海战术在中国崛起后向海外发动的新型攻势。 香港的媒体自由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港人该何去何从呢？当然绝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许诺，更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台湾学生最近发动的太阳花运动就是港人最好的榜样。自由媒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香港民众应该利用媒体进行鼓动，发起全民的抗议活动，把类似占领中环的街头斗争与立法会内的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壮大香港的民主声势，最终把北京操纵的特区政府改造成真正由港人普选的政府。 ——民主中国ArtShow.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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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y 2014 09:10 PM PDT
最早接触严泉的时候，是他几年前给我寄过来一本书——《失败的遗产》，讲的是民国的国会制宪，当时受益匪浅。我在2008年写《钦定宪法大纲》100周年纪念文的时候引用了其中的不少资料。现在读他这本介绍民国国会的书，我觉得很有意思。民国的国会政治比现在有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的领导人都是正儿八经，讲话一点也不好玩，而民国政治就很"好玩"，因为它把人性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了，所以有趣。 中国人对历史一直非常重视，都说"以史为鉴"。除了我们能从历史当中学到很多东西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历史是我们评价一个体制的依据。怎么评价现在的体制？其实任何评价都不是抽象的，都得有一个参照系，参照就得比较。有横向比较，有纵向比较。横向是跟其他国家比，但是这种比较往往不太好比。今天拿西方和中国比较，我们发明了很多托词——"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国情"……总以为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跟别人不一样，不好比。 和别人不好比，和自己的过去总可以比吧？我们时常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未来还没有发生，是不靠谱的，但过去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明摆在那里。维护现体制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以前说得一片漆黑，把现在说得一片光明。1949年某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喊了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好像我们就真的站起来了，好像近代以来的那些"丰功伟绩"，从废除不平等条约到国家的主权统一，到工业的高速发展，都是1949年以后的成就。1949年以前有什么？有的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交易。我们对民国政治的了解，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词汇就是"贿选"、"打架"、"腐败"、"幕后交易"。其实，同样的词汇也在描绘着今天的台湾民主。所以，这么几十年，我们的党史基本上就做了这一件事。 但是，看看真实的民国史，当然不是这么回事。读读严泉书中的这些小故事就会发现，民国政治好得很！刚才张鸣兄从微观层面讲了一些具体事例。我想稍微拉远一点距离，宏观评价一下民国政治史。我可以这样讲，民国时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即便最肮脏、最糟糕的那些，也远比今天最"光明"的要好。有人说那时的议员经常打架，不文明。我不管他们打架出于什么动机，但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你见过有哪一级人大代表打架的吗？没有。因为犯不着那么激动——就是每年开个十来天会，让你坐在那里，好吃好喝，反正谁也不代表，打什么架呀？如果有一天有媒体报道说，有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打架了，那将标志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我们现在的人大代表该举手的时候举手，该拍手的时候拍手，该按钮的时候按钮。和打架的民国议员比起来，你说你愿意选哪个？有人说现在台湾的立法院成何体统，被学生轻而易举就占了，这样的民主我们要它干嘛？但是，你想想25年前，我们的大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时发生了什么？和今天的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相比，你到底愿意选哪一个？ 在历史上，民主其实不是一个无条件的褒义词。古希腊的时候，它更多是个贬义词。柏拉图对民主比较反感，因为他导师（被民众判死刑的苏格拉底）的关系，他是不看好民主。亚里士多德也是，他把政体分成了三种，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这三种政体都有可能把事情做对，当把事做对的时候，民主就是这三个当中最差的一个，因为成本比较高；至少你要把议员选出来，这些人还要进行利益交换，还会出现诸如贿选打架这些事情。如果你能把君主制运行好，搞所谓的贤人政治，那么做同样的事情成本更低，甚至会比在民主制下做得更好。但问题是，你怎么保证统治者一定就是"贤人"呢？ 至少从中国百年历史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而古希腊人认为，一旦公权受到滥用，君主制最厉害，民主制即便受到滥用，危害相对最小。既然公权必然会受到滥用，所以我认为在任何时候，最糟糕的民主也要比没有民主好，也要比专制好。中国几千年哪有什么选举啊？民国的时候能搞成那样，我觉得很不容易了。我们现在即便开始搞，也很可能远远不如他们。 民主有缺陷，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这就是人性。我们之所以有政府，就是因为我们人性有缺陷；如果人性很完善，每个人都和神一样，我们就不需要政府了。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民主政府，同样也是因为我们的人性是不完善的，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掌控公权力的人能够自动"为人民服务"，一定要通过选举之类的机制保证他们对我们负责。一群不完善的人在一起搞事，怎么可能搞出一个很完善的东西出来呢？出错是必然的，不出错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硬要民主不出错的话，那就是要求这个国家的人都不是人，而是不会出错的神。 凡是由人运行的民主制度必然会一些不规范现象，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说美国。美国的民主原先是精英式的民主，1832-33年才开始发展出大众民主，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政党机器。因为民主由党魁控制，这当中自然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内战之后，南北双方分歧很大，南北代表坐在一起谈经常谈不拢，动手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美国国会开会，南部议员和北部议员吵架，后来休庭，休庭完之后继续开会。我忘记是南部还是北部，一个议员拿着一根棒球棍，一棍把他的对手击昏。这就是一百多年前美国民主的水平。我们当然不主张诉诸暴力，但是如果议员们真的能在履行职务时动真格的，那也是一种尽责的表现，尽管方式并不可取。台湾议会经常打架，其实可能只是为了吸引眼球，让选民认为自己很卖力，但这总比我们的人大代表一点选民的感觉都找不到要好。 说到贿选，美国原来也很普遍。20世纪之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可以说是贿选一片。因为最初的参议员都是由州议会派过去的，不是真正全民选举产生的。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州议会可能就一两百个人，很容易发生贿选。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就是改变选举制度，通过直选让整个州的全部选民去选那个州的两个参议员，再加上匿名选举。参议院贿选一下子就灭绝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不正常的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有些当然只有通过民族素质的提升而逐步改善。 总之，一些所谓的民主有负面现象或者"闹剧"，并不说明我们就可以不要民主。民主的闹剧不可怕，因为如果没有民主的闹剧，那就必然会出现专制的悲剧。在过去几十年，甚至现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多少悲剧？过去的"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今天的孙志刚、唐福珍等制度受害者，我们都耳熟能详，无须赘述。在闹剧和悲剧之间如何选择，应该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常识。 现在跟民国相比，政治发展的空间小得多。从宪政发展的角度看，民国尤其是民初——北伐之前——确实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大一统被打破了，中央很弱。当然，这个是以军阀割据为代价，但是毕竟造就了一个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当时的宪政应该说是很有希望的。卫方，如果我们在那个年代，一定能做一番大事业！那个时候张鸣和严泉再来写民国史，或许会有细节上的些许不同。然而，这个过程到1928年的时候就彻底改变了。孙中山不愿意和军阀妥协，发动北伐统一中国，并实行高度的一党专政。虽然他的最终目标是宪政，但是宪政的希望几乎消失殆尽，差不多又回到了先秦的那个大一统时代。 不过中国这么几千年，虽然自秦以后号称大一统，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和封建制的一种混合，有时候封建多一点，有时候集权多一点。国民党实行严格的一党专制，至少表面上比现在还厉害，全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党，那就是国民党，所以又回到了比较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即便北伐以后，也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中国宪政失败固然有内因，但是国际因素也很重要，日俄的罪过也不容小觑。先是苏俄拼命兜售马列，但是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可惜恰恰在这个时候，两个近邻各怀鬼胎，对中国产生了有害影响。1949年以后就不用说了，乃至到了今天并没有本质变化，在制度层面上发展空间可以说极小。 当然，即便是国民党实行了严格的一党专制，应该来说宪政还是有点希望的，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都是革命党，但还是有相当本质的不同。在制度发展的空间上看，民国要比今天强得多，当时的公民社会很强大，国家比较弱小。今天，我们失去了当年民国的很多条件。当然，我们也具备了一些他们不具备的条件，比如说互联网。当时他们如果有互联网的话，宪政早就成功了，不会等到今天。今天我们有互联网，但是在其他方面又缺失了很多，所以今后中国何去何从，我想取决于诸多因素之间的较量。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民国政治研究的意义，民国为我们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样本，告诉我们成功的宪政改革需要哪些政治与社会条件。 民国热除了民国本身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因素，那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小型的民国样本在台湾。有些人把它当做中国未来的希望。实际上，我个人也有点这个情结。从中国历史来看，大致有两种过程。一个就是改朝换代，基本上是原地转圈——其实这才是revolution的本来含义，一点没有进步。所以西方人像黑格尔就说中国文明没有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革命。中国走出了历史循环，进入了直线式的"进步"。马克思的历史观比较乐观，认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但是很可惜，至少从宪政发展史来看，从清末到现在走的是一条下坡路，说明革命"革"错了。 历史的走向基本上不会因为学术讨论而改变，但是从改良到革命确实是一个错误。当时不革命多好，即便革命了，没有北伐多好；和军阀谈出一部宪法，那才是真宪政。我认为今天在中国谈"军队国家化"，完全时空错位了，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什么时候是真命题呢？民国那个时候。因为各路军阀都有他们自己的军队，这个时候最需要军队"国家化"，然后再制定一部统一的宪法来和平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孙中山不干，还是决定要革命。陈炯明成了要加害"国父"的罪人，其实是"孙大炮"没理。他临终前还在感叹"革命尚未成功"，其实就是指国民党未能大权独揽、一党专政。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要采用苏俄这套模式。自由民主是别想成功的，什么活动都公开透明，别人派个卧底就把你搞定了。所以早在共产党之前，国民党就走向了苏联模式，中共只是比他"大哥"更得苏共"真传"的小弟而已。 中国近代宪政就毁在革命手里，国共这两个革命党对于宪政的彻底沦陷都承担主要责任。当然，国民党相对来说责任轻一点，但他毕竟是始作俑者。从1987年起，我一直有一个一厢情愿的情结，那就是中国的俗话，"解铃仍须系铃人。"宪政毁在两党相互残杀之中，也许只有两党重归于好才能重新启动。我是希望将来通过某种方式——虽然我现在还看不清这种方式，在某个时刻，国民党能够回来，国共两党能够实现真正的"第三次合作"，通过谈判把中国带上宪政之路。这是我的民国情结，或许也是某些社会人士的民国情结。如果得以实现，那么中国宪政的百年悲剧总算出现了喜剧性的转机。 关于集权和效率的关系，要注意一种信息扭曲，那就是集权国家一般都控制了新闻舆论，关于集权有助于增进效率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集权新闻机器自吹出来的结果。分权国家一般不控制宣传机器，各种丑闻都会被新闻揭露出来，所以看上去似乎很糟糕。你看我们教科书对民国的评价，哎呀，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日子没法过！这是为什么中国千万不能乱，一搞民主就得乱！其实你看看民国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得相当不错，工业增长不比现在慢。当然，打仗肯定有代价，但这种代价是局部性的，当时中国并没有战火遍地，整体格局是健康的。 反过来，我们对"大饥荒"是怎么报道的？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上《人民日报》头条的仍然是一片"莺歌燕舞"，"亩产万斤"的报道随处可见。那个麦子长得喜人啊，把小孩放在上面都压不垮！毛泽东两次去郑州视察，在河南省委书记陪同下笑容可掬地视察大丰收，却不知离此只有300公里的信阳一个地方就已经饿死了百万人。当然，今天发生这么夸张的事情可能性不大，但我们对集权和分权的利弊权衡仍然是在信息扭曲的大背景下做出的。 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此保持警惕，不能想当然，好像民主就非乱不可。没有民主，就稳定吗？看看现在北京的空气，今天还算可以——我们今天的要求已经很底线了，只要PM2.5不超200就谢天谢地，平时更糟糕的天气一年有多少？或者只能反过来问，一年当中PM2.5不超过100的有几天？为什么空气这么差？归根结底，中国空气、水资源、土地污染不是环境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它们是不对人民负责的"发展"政策造成的，最后让全民得病，把中国人真正变成"东亚病夫"。这种"稳定"有什么值得追求的？就冲着空气，在民国和现在之间，我选择民国！ 民国政治确实不成熟，也许只属于民主政治的小学水平，但我们今天有没有进入民主的"幼儿园"阶段都是个问题。1950年代，国民党去了台湾还有地方选举，非党员当选市长的不是什么稀罕事。我们今天有什么？中央层次搞不了民主，学一学国民党的"训政"，地方选举总可以试试吧？政府不愿意，但是公民不能没想法。对于公民来说，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明白，再糟糕的民主也比没有民主好；不管存在什么瑕疵，民主先搞起来再说！ ——共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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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y 2014 06:05 PM PDT  习近平的反贪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曾得到很多人响应，毛泽东的文革当年也得到很多人欢呼。这三件事相提并论，很多人不会同意。其实，三者的政治逻辑是完全相通的，其手段、过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文革，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很多文革的受害者，官复原职、官升几级之后，却坚定地支持邓小平不准全面清理、检讨、反省这场浩劫，其原因，不仅是要掩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历史责任，而且是避免泄露文革许多"受害者"原本也是"害人者"的真相。 有文革经历的人，应当能够记得，文革固然极其荒唐、丑陋，但人们当时能疯狂投身其中，有革命理想的浪漫、愚昧，也有对中共官僚阶级腐败、特权生活的真实愤怒。所以被打到的那些官僚，有被冤枉的，也有并不完全冤枉的。文革之后，几乎所有被打到的官员获得平反，却是应当的，因为他们被打到的程序是非法的，而且他们多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 这些获得平反的官僚重掌权力后，并没有几个人反省自己的历史过失，几乎每个人都将文革受害经历，演化成一种政治道德优势。有的思想僵化者，成了改革的反对者，其私人生活倒有一些人有廉洁之誉；那些改革的推动者、领导人，其实不忘掠夺改革成果，让自己家人先富起来者，不在少数，他们腐败，享受特权的程度，是文革之前完全不能比的。 中国民众中，可以说多数都是改革的赞同者，毕竟多少都从改革中得到改善生活的机会。直到20多年后，也只有极少数日才意识到，改革可能是另一场浩劫。 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政治浩劫，以打击特权、腐败、私有为名，建立了虚幻、贫穷和没有人性的"人民公社"式社会；那么，改革就是一场经济浩劫，以改革、开放为名，造成的是国有财产转化为官僚家族私有财产，造成的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环境和道德的摧毁。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还是邓小平的改革，都是政治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出于他们的权谋、理想、私利，民众的一种情绪和要求，只是他们加以利用的"见证"而已。为了最大化、最有效地操弄文革和改革，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都发动了群众参与其中，却不给群体参与与建构程序的机会，所有的程序都由毛或邓的语录、讲话演化出来，变成红卫兵胡来的依据，变成"太子党"贪腐的机会。 表面上看，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文革的否定，实质是一种特权复辟。对老百姓而言真实的贫富差距，比贫困的公平社会，还要实在得多。但就历史的祸害而言，邓小平的改革比毛泽东的文革，未必更容易修复。何况，改革至今仍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正确"。 在文革祸害未被清理，改革祸害未被认识的情况夏，习近平的反贪登场了。习近平毕竟披上黄袍没多久，他未来的政治行为还难以预测，的确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现在我们能作评判的，主要是他上台后的反贪动作。 没有任何疑问，习近平的反贪合乎民意，他胆敢动到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头上，又持续不断地抓各级贪官，显示他的反贪是有些动真格。 不过，如果比较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触动的层级还远远不够，毛泽东可以逼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废了总司令朱德，赶跑党史载明的接班人林彪，打到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邓小平赶下了毛泽东的传人华国锋，废了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立威要达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程度，光是拿下周永康、徐才厚和一些小老虎还不够。大家都明白，中共腐败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尤其在最顶层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去世后，如果说对地方上、中央部委级别官僚"监督不力"，那么，政治局常委级别，就完全没有监督。现在看看，有几个当过政治局常委的家族不是富可敌国？ 所以习近平要立威，反贪抓人不会止于周永康、徐才厚。即使他现在只想适可而止，未来的情势演化可能由不得他。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进行到底，邓小平的改革没有进行到底，习近平的反贪又能进行到底吗？不用犹豫：一样不可能进行到底。除非，未来习近平重塑政治体制。其原因，还不仅在腐败是中共官僚成为官僚的唯一理由，不在于腐败已腐及所有层级、所有领域，而在习近平的反腐败，缺乏程序正义，没有法治作为基本依托，所以不可能持续长久。 中共18大后，不少商人、官员神秘失踪，虽然有些人几个月后显示涉及贪腐被抓，但这种恐怖做法，那有政治文明的影子？分明是黑社会的行为！ 反贪腐由中纪委这个莫名其妙的党内机构来操办，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背叛。未经法定程序，由几个权力无边的纪委委员，就将商人、官员控制起来，很久之后又命令公检法完成所谓法定过程，和毛泽东的文革式打倒特权阶层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更阴险、更黑暗。 事实上，不少反腐败案例，是内部派系勾心斗角、争夺利益的结果，是一种互相构陷、是一种落井下石。说是恶官抓贪官，贪官抓贪官并不过分。腐败的机制没有改变，法治的系统没有建立，如果反贪进行到底，就必然是"朝中无官"，而坚持"一党领导"的习总书记，就会成为光杆书记。所以没有理由可以想象反贪能成功。 当然，民众永远喜欢看热闹。每抓一个贪官，就可以解一部分人的气，也可使更多人一窥官场的丑陋。只是，中共领导人要算一算，抓了这么多贪官，是显示你对一党独大的自信，还是反映一党独大腐败严重？答案大家都知道。大家需要明白的是：这是历史的遗产，是毛泽东、邓小平路线的继续，是专制制度与民粹再次奇特地相结合，也同样是一种无疾而终的运动——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原载五月十三日《世界日报》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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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y 2014 05:34 PM PDT
"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此句出自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高尔泰其时在夹边沟，独自一人，逃无可逃，只能寻回到监狱之路。高尔泰身为画家，寥寥数笔，即令孤寂刻透纸背，荒谬感溢出成河，一瞥之下，再难忘记。 但毕竟是荒谬，是被迫。果真"自由"，谁又会"追赶监狱"？ 无巧不成书。《寻找家园》中的这一情境，在读另一本书《寻归荒野》时，意外地再次被激活：现实中，确实有自由人，愿意追赶监狱。 《寻归荒野》近来很火，当然不全是因为作者身份特别。作为一本译介美国自然文学的书，它确实有值得一读之处。"追赶监狱的自由人"，出现在《寻归荒野》第三章，"梭罗：瓦尔登湖的神话"。 卡尔·雅斯贝斯将亨利·大卫·梭罗与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并论，《瓦尔登湖》更是"自然圣经"，文青必备。以梭罗的名气之大，"瓦尔登湖的神话"流传之广，或可省去很多基本介绍。 但在《寻归荒野》中，并没有"自由人追赶监狱"的情节。那是另一面的梭罗，瓦尔登湖之外的梭罗。 若对梭罗其人了解较多，当晓得我所指"瓦尔登湖之外的梭罗"，是作为"公民不服从"开山祖师的梭罗。梭罗视个人独立自由如生命，却主动"追求"监狱。他拒绝纳税，不仅公开宣称自己不愿意纳，而且认为正义之士的最佳场所就应该是监狱。当他被传唤的时候，他很乐意地入监服刑了（一天）。据说，当他的好友爱默生替他交了税之后，他感到非常失望。这不正是"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吗？ "追赶监狱"只是梭罗公民不服从的一面，尽管极为重要。在被甘地、马丁·路德·金以至英国工党发扬光大后，"公民不服从"理论蔚为大观，名声也大涨。甚至《瓦尔登湖》之大名，多少也是梭罗在公民不服从的历史地位确认后的衍生结果。 一般来说，公民不服从是指：在一个民主政治社会中，公民（个人或群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非暴力、故意、公开违反与自己的政治、道德或宗教信念不符的法律、政策或裁判——恶法，并且自愿接受因此导致的国家制裁。它是违法的，所以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合法抗议。它采取非暴力、故意、公开和自愿接受惩罚的方式，因而区别于一切违法犯罪。它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国家基本制度和既有政权，而是要通过该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迫使国家改进有瑕疵的非基本制度或纠正不合理的裁判，又有别于革命。公民、恶法、违法、故意、公开、非暴力、自愿接受惩罚是公民不服从行为构成的基本要素。 但梭罗本人从未致力于完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公民不服从理论架构，很多工作都是后来人代劳，其中著名者如罗尔斯。也由于在印度、英国、南非等地的实践与梭罗本意未必符合，各种理论阐述多少已"修正主义"。公民不服从理论中难以自洽的争议之处，从来就没少过。 比如"非暴力"在公民不服从中的地位，就一直被质疑。拉兹、沃尔夫等人认为：在某些极端条件下，为了更快地结束一个更大的暴力，以迅速制止此恶所造成的伤害,，人们不能绝对地排除在适当的方式上使用暴力。进一步论证，一场"非暴力"的罢工，比如医生，可能造成的伤害或许远甚于"暴力"的。并且，又如何具体区分何种行为是"暴力"的红线呢？再进一步，如果是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镇压暴力反抗，维护社会稳定当然具有正当性。但是，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里，当合法的手段发展为暴力的反抗，又该如何评判？ 这似乎是很多理论的先天缺陷，当它们嵌入一种超验的文学语言时，看起来光辉明亮，但一旦较起真来，一个概念一段逻辑地抠下去，又经常破绽百出，首尾难顾。 何况梭罗的很多"经典教义"，也未可全信。如很多人说梭罗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自己也这么说，但同时他又讲，若政府官员问起"你究竟要我们哪样嘛"，他也只有一个词："辞职"。又如他鼓吹非暴力，但当约翰·布朗暴力反抗黑奴体制时，他又积极参与支持。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梭罗的双重人格，他的性格中既有隐遁、钟情孤独、热爱自然的一面，又有入世、喜欢交际、渴望干预社会的一面。他身上交织着两股矛盾的力量：救世与避世，寡欲与沽名，博大与狭隘，悲悯与冷漠，怀疑与独断。瓦尔登的湖畔生活远非孤寂清冷，《瓦尔登湖》中关于访客的记叙随处可见，其中有两篇还直接以"访客"命名，分别为《访客》、《旧居民，冬天的访客》。 甚至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的动机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纯粹"。从梭罗日记与传记材料中可以发现，梭罗来到瓦尔登湖之前，诸般不顺。1840年，梭罗心仪的女子艾伦拒绝了他的求婚，不久后嫁与他人。这给梭罗留下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并在一定程度上"封堵了梭罗的婚姻之路。"1841年，梭罗被迫关闭他接管的康科德学校，面临谋生困境。1842年，哥哥约翰因为被剃刀划伤而感染了破伤风，不久便离世；梭罗因悲成疾，休养了三个月，才渐渐恢复过来。1843年，梭罗前往纽约担任爱默生兄弟威廉子女的家庭教师，与威廉一家相处得不太融洽，对纽约的都市生活备感失望。1844年，梭罗因为"公平天堂湾"的森林火灾而深陷名誉危机之中……可以说，自1840年开始，梭罗每年都有伤心事和重大挫折。 这是一个Loser的典型速写，又是一个励志故事：在成为一个Loser后，梭罗不是抑郁自杀，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生产精神上的大麻——《瓦尔登湖》。 但这段经历很可能刺激梭罗多少产生一些反社会倾向，包括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厌恶。这能解释一个超脱的隐逸者和一个（在那时相对）激进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行动者如何会结合于一人身上，因为它们之间本身就有相当强的相关性。 好在公民不服从一旦出生，就有了自己的成长逻辑。思想市场大体正常运转，没有谁企图用"科学公民不合作理论"一统天下，以为正朔。各说各话，辩驳也止于交流。不至于像在我们这里常见的，同一门派的不同理解也会成为"气宗"、"剑宗"之争，你死我活。前不久台北学生"占领运动"时，大陆观察者的相互责难就有此味道。更好在"非暴力"如今深入人心，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鼓吹暴力不得人心，纵使总难避免，能少则少，大方向上，还是不至于有根本分歧。 更根本的问题是"追赶监狱"。公民不服从如何做到"违法而又守法"？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关系到很多现实的追问，比如说，在美国之外或一个非法治国家，公民不服从还有价值吗？一个"自由人"，有必要"追赶监狱"吗？如果一个人这么做了，人们应该给他英雄的声誉吗？这问题关乎公民不合作的正当性，而正当性又是公民不合作能获得道德力量，并在被围观中给对手羞耻感的基础，实在无法回避。 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思想溯源，是自然法高于国家实在法的西方传统。不符合自然法的实在法是不正义的法律，人们首先要服从自然法，其次才服从国家的实在法。自然法作为判断国家法律是否正义的最终标准，为公民不服从不正义的国家法律提供了历史正当性和思想基础。在这里，康德哲学对公民不服从的影响是极大的。在梭罗看来，他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是因为他遵循康德所说的绝对道德律令，当然，作为一个钟情自然的人，梭罗的另一爱好绝对是仰望星空。 但在现实中，即使在美国，也遇到了这些问题：到底该违法什么法律，又准备接受怎样的制裁呢？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就遭遇了尴尬的灰色：公民不服从符合正义之法，却不符合条文之法。当时里根正竞选加州州长，回答记者提问时硬梆梆地说："如果学生们不愿遵守校规，就让他们请便吧。"1970年5月，肯特州州长罗兹则直接攻击学生运动的不合法性："他们比褐衫党、共产党、夜间骑士和自卫团更坏。我们将用执行法律的一切手段，把他们从肯特大学赶出去。"1969年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制裁学生暴力的法案,各州纷纷仿效。全美50个州，有39个州通过了总计超过400项的立法，严厉处置暴力行为。 对梭罗公民不服从阐释最系统、充分的应该是罗尔斯的《正义论》。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是其正义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罗尔斯的理论在面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时候也显得无力。 但对美国以外的人来说，还有更麻烦的事情，他们会发现自己很可能被"歧视性"地排除在公民不服从之外了。 公民不服从理论有一个大前提，即一个正义或接近正义的社会。罗尔斯明确指出，公民不服从理论只是为了一个接近正义的社会，即一个就大多数情况来看是组织良好的、不过期间却发生了对正义的严重侵犯的社会而设计的。这一理论不适用其他形式的政府，并且除了偶然之外,也不适用于其他持异议和抵抗的情况。 这个大前提使公民不服从一旦运用于现实，就遭遇巨大的现实困境。 如何判断现实社会是一个正义或接近正义的社会？又如何区分一个不正义的国家和一个接近正义国家里的制度中的不正义？ 罗尔斯这种做法可能只是为了给那些"非法治"国家的"不服从者"更多选项，在一定程度上，他也不愿把那些政府视为可以平等相待的对手。但这还是会令"非法治国家"的人们感到失望。 幸好还有法律实证主义代表拉兹。他的观点与罗尔斯相左：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道德权利仅仅存在于非自由国家中；在自由国家里，它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 拉兹把公民不服从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张了，并且也对不同国家里的区别做了界定。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区分呢？因为你可能遇到的对手是不同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是通过使对方（英国殖民者和美国白人）感到羞耻痛苦，让这份羞耻痛苦转化成改革的力量，从而实现了印度人和美国黑人的自由。可见梭罗的"公民的不服从"的根基，在于不服从者的个人的良心良知，它同时也仰仗着对方的良心良知。当然，很早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如果甘地面对的是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侵略军，那么这种非暴力抵抗只能是束手待毙。总会有对手对羞耻不那么敏感的，他们会采取各种能想到的选项。甚至在美国也难以避免这样的情况。马丁·路德·金就敏锐地观察到，公正的法律也可能因为选择性执法而丧失公正，数以百计的民权抗议者们在美国南部就是以寻衅滋事、妨碍治安等罪名而被拘捕的。 现在问题来了：是否在一个没有建立起法治的国家，按照梭罗主张行事的人就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不配获得鼓励呢？一个公然违法然后坦然受之的人，是"自君入狱，举国震惊，人生辉煌，莫过于此"，还是缘木求鱼，画虎不成的迂腐之举？ 答案并不难寻。除了拉兹所给出的理由外，由于社会转型的普遍存在、转型路径的多元化，在"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之间，存在着连续的过渡形态。很难非黑即白地界定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程度。 还有其他有利因素，比如网络技术的应用及全球化。网络使围观能力增强了，这强化了压力来源，全球化则使"国际围观"乃至施压成为可能，增强了单个国家政府耻辱感的形成可能。 非暴力与准备接受惩罚是紧密联系的。那些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理论家们大都处于西方，似乎懒得招惹视野之外的麻烦事，但毫无疑问，在一个非法治国家或非自由国家，有些风险与在法治国家里遇到的风险是类似的，比如暴力反抗的失控与为恶。在这一点上，公民不服从的做法，至少不失为一种选项。至于被归为何类，如何命名，倒未必是最重要的。遵从罗尔斯的本意，这一选项与其他选项也不必互斥。 即便如此，这样做的效果仍可能不好，付出的代价可能很大，但是，假如真把人看作目的而非手段，假如真按照康德所谓"绝对的道德律令"行事，那么很多事情便可以不计成败，只需面对自己，从自己做起。如此，那些行动者便仍旧有资格获得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一样性质的道德鼓励。 而能确定的一点是，遗传自梭罗的生态隐者与社会介入者的"人格分裂"，在当下中国已完成了裂解。如今，一个泸沽湖畔的女客，大可以手捧《瓦尔登湖》或《寻归荒野》，做着荒野幽梦，完全不必想到在遥远的某处，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某个"追赶监狱"的"自由人"，正通过梭罗这个名字，隐秘地与自己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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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y 2014 05:32 PM PDT   六四25周年是大家非常重视的，共产党也非常重视。《纽约时报》5月7日刊登了一个消息。维权律师浦志强在北京被逮捕。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罪"，这个莫名其妙的罪名就变成他的判刑的根据。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这根本不称其为罪名，刑法上不可能成立的。可是在中国现在用来做逮捕和拘留的借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当时的五四运动，一直到六四。就是六四跟五四运动之间有直接的思想上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过去。五四提出的最重要的两个口号到今天我们大家还一致接受的。第一个是科学，科学是很广义的意思。就是用一种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研究一切问题。五四的科学研究后来被落实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各方面。当时叫做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所以我们要提到五四的科学的意识，就是一种现代人研究学问的方法。 第二个纲领叫民主。民主我想共产党起家也是靠借用民主的名字。所以毛泽东当时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的，还离不开民主，《新华日报》在抗战时期主要就是讲民主、讲自由，以这个作为攻击国民党的借口，而且取得美国人的信任，当时相信共产党是走向民主的而不是共产主义。所以到今天为止，共产党还是不会放弃'民主'两个字，但是它的意义全变了。 五四倡导的两个东西，一个是科学精神，研究人文、研究社会和自然界，而共产党当时对于知识的态度是完全否定的。所以才有'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的口号。五四当时反对的是孔教儒家定义，儒家的定义当时还是松动的东西。可是到共产党执政以后，马列主义统一思想，那是非常强硬的。所以中国从五四到今天是走在完全反面的，民主在中国的状态远远比五四时代要差得多了。 那时候北洋军阀也不能统一整个中国，南方还是国民党，孙中山的势力在进行一种无效的统治，跟民主也是相反的。可是压迫的性质比较少，因为它根本很少注意到思想界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思想运动，还能在北京大学为中心发展出来。这就可见北洋军阀的专制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他们也不懂思想的重要性，所以就不大注意思想界。思想界因此好像能够有段辉煌的成就。这个成就跟当时的政治情况是刚好形成一个很尖锐的对比。民主跟科学五四运动，这两样东西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几十年来西方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科学哲学各方面都是有自由发展思想的地方、发展新知识的地方，必须是要有一个相当民主的环境。 同样的道理，在六四时候，1989年也是庆祝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这也是天安门六四民主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还有其他的背景，当然重要的背景是从五四来的。当时也提出的是要走民主的路子，不但是光在政治上要这样做，同时他们也想发展新的研究学识的方法。所以才有在1989年6月3号有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创建。这个民主大学仅仅只存在了一天。可是意义跟五四时候提倡的科学是连贯下来的，是一种继续发展。所以天安门大学——在今年美国一批学人跟民主人士都主张要恢复这个学校，所以在今年大概6月1号要在旧金山的市立图书馆里面举行开学典礼，继承1989年天安门民主大学。这就是因为他们早就了解民主的进展必须要走学问研究的路子，没有学问的思想在后面的督促，这样的民主、这样的运动是不可能持久的。 我们从天安门以后这25年以来，你可以看出来，刘晓波所倡导的《零八宪章》，刘晓波也因此进监牢11年以上，现在还在监牢中，另外像刚刚被逮捕的许志永，他是提倡公民运动，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在思想上这些人已经比25年前，'天安门'前意识重要得多了。我们记得在'天安门'的时候还有一少部分人要到天安门前，要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求共产党开放、求共产党给予民主。这就是臣民观念还没有摆脱掉，但是今天搞公民运动的人以经没有这样的观念了。所以他们要求的是自己必须要有最基本的权利，不允许别人剥夺。公民意识的发展在中国很重要，思想上的追求跟民主运动是密切不可分的。 （RFA 根据作者5月9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17, 2014, 6:03:25 AM5/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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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迹：杀气腾腾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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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4 10:01 PM PDT
习近平力图走出新疆的困境，但他毕竟难以超越中共传统保守思维的框架，拒绝检讨和反省，这就难了。习近平的政治局讲话在先，以呼唤"铜墙铁壁"而引人注目，结果，他考察行程的结束伴随着爆炸和数十人伤亡，打击所谓"嚣张气焰"的杀气反而更重了。 习近平坚持中共保守派思维 习近平呼唤"铜墙铁壁"，不经意间，出现了一个巧合。 四月二十五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集体学习时讲话，要求在"反恐怖斗争"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第二天，新华社报导了这次学习的消息，第三天，该消息见报。 二十五年前，邓小平针对学生抗议、示威活动讲了他的看法，即著名的"四二五讲话"。中共保守派行动很快，当天就依照邓的意思写成了《人民日报》社论，当晚在央视"新闻联播"报导，第二天即见报，是为著名的"四二六社论"。 相比之下，当下的形势没有那么紧迫，中共喉舌报导习近平讲话，似乎很是从容，很沉得住气。不过，习近平的动作不慢，讲话消息见报当天，他本人已到了新疆喀什，开始对新疆的四天考察，而一到那里，他就视察武警驻喀什部队和南疆军区，显示出对军警的倚重。 习近平坚持中共保守派思维，不承认现实中的民族歧视与压迫，只突出强调"分裂和反分裂斗争"。就在习近平结束考察之际，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严重伤亡，而他得知后，当即发话，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绝望之情相当普遍的维族反抗 可以看到，习近平此次新疆之行，面对着两难境地，身处矛盾之中。暴力恐怖活动正在显出蔓延而防不胜防之势，习近平力图走出困境，他明确指出"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倘若习近平真能将这个工作做得好，新疆之事或许还有回旋的空间，但是，他毕竟难以超越中共传统保守思维的框架，拒绝检讨和反省，这就难了。习近平的政治局讲话在先，以呼唤"铜墙铁壁"而引人注目，结果，他考察行程的结束伴随着爆炸和数十人伤亡，打击所谓"嚣张气焰"的杀气反而更重了。 毛泽东早年间用过"铜墙铁壁"的说法，他说，"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习近平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与毛泽东的意思一样。不过，现在的问题不是动员民众打破国民党政府的"围剿"，而是动员民众去围剿对中共不满的民众的反抗，中共是否能够筑就"铜墙铁壁"，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新疆，中共有党政官僚机器，有不少民众支持，它有武警、建设兵团，还有驻军，应该说优势不小。看看那些簇拥在习近平身旁的当地民众，那些在习近平身边载歌载舞的维族军人，似乎很难相信当地民族矛盾与反恐形势之严峻。然而，接连在昆明和乌鲁木齐发生恐怖袭击，维族人逃往越南、泰国及中越边境的伤亡事件，还有较早时北京天安门前的汽车袭击，则表明现实中新疆民族矛盾在尖锐化。 与藏族僧俗民众一般坚持和平抗争有所不同，维族民众的反抗，运用暴力较为常见，而且绝望之情相当普遍，袭击对象早已不限于党政机构和军警，维汉民众之间的残杀日益增多，恐怖袭击正在成为生活中的现实。许多人对此越来越担忧，呼吁中共当局反省、改革，而中共不分青红皂白，反而越来越粗暴地压制不同意见，以无情回击理性，毫无顾忌地显示其敌意。 "双重标准"的高手玩火自焚 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以中共的某种反省为观念基础。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造实验，对农民和企业主实行剥夺，而农民的不满，农民中"三自一包"的自发倾向，一直存在着。中共的一些开明领导人在"文革"之后有所反省，同时，许多在农村生活过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以各种的社会调查，为改革开放提供了观念和理论参考。相比之下，中共在民族问题上，当年的改造更为不合清理，当年的镇压更为惨烈，后来的反省却少得可怜。胡耀邦等人在民族政策上力图展现开明和宽容，遭遇严重阻力，与刘少奇当年所谓"右倾"之遭遇如出一辙。 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中国人之中有相当普遍的幸灾乐祸情绪，而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中国的批判态度相当严厉。现在，中国人自己这里，也要面对恐怖袭击了。于是，中国人动辄批评西方所谓"双重标准"，完全忘记了，自己就是玩弄所谓"双重标准"的高手。 其实，所谓"双重标准"，是一种简单化的逻辑。辩证法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就意味着，同一标准在具体运用之时，会有不同的用法，不能一概而论。对美国发动的恐怖袭击，一般地，的确以某种宗教极端思想为其理念，针对着美国的价值观，特别是针对其个人自由与市场观念。在中国则不同。中共对宗教有其根深蒂固的敌意，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也一贯有防范之心，唯恐它们对它的权力构成威胁。于是，民族歧视与压迫在中国早已是常态。西方对此看得很清楚，这样，其所谓"双重标准"就有了它们的道理。 习近平若真要"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就要先把现实中的道理弄清楚，不能一味依赖"铜墙铁壁"，不能一味煽动杀气。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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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4 04:22 PM PDT
"天安門民主大學"誕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不到十小时就倒在了六四的血泊中；25年后"天大"复校，借助互联网今後無所不在，沒有人能阻擋這只浴火重生的鳳凰在互聯網上翱翔。 涅槃的鳳凰，浴火重生 去年，"六四"二十四周年紀念日，海內外四十多位著名學者與流亡海外的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和民運人士，發表宣言，宣佈 "天安門民主大學"將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紀念日以網路大學的形式複校，並由方正、封從德、張伯笠、熊焱、葛洵五人組成籌備組，以美國舊金山灣區為基地，開展複校籌備工作。今年，"六四"二十五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籌備組召集人兼發言人方政宣佈：經過一年的緊張工作，複校籌備工作就緒，"天安門民主大學"定於六月一日在舊金山市總圖書館禮堂舉行開學典禮。 "天安門民主大學"誕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北京天安門廣場。那一天，二十四萬解放軍戒嚴部隊已將廣場包圍。三日傍晚，"天安門民主大學"創建人、首任校長、學生領袖張伯笠宣佈"天安門民主大學"成立。"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橫幅在廣場中心拉起，那就是"天大"的校址。中國社科院政治所所長嚴家祺、作家鄭義等著名學者受聘擔任"天安門民主大學"教授。晚上十點鐘，嚴家祺開講"天大"建校後的第一課，向據守廣場的成千上萬學生傳授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真諦。第一堂課也是"天大"建校後唯一的一堂課，接著，便是"六四"屠殺，解放軍士兵手持衝鋒槍、開著坦克車衝進天安門廣場，"天安門民主大學"、廣場上的中國民主女神雕像，與幾千學生、市民一起，倒在廣場和北京大街的血泊中。 "天安門民主大學"誕生不到十個小時，但在中國的民主運動史和中國的教育史上，卻寫下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嚴家祺的第一堂課，也必將載入中國民運和中國教育的史冊。 五年後的"六四"紀念日，中國民主女神像在美國舊金山從新矗立，她依然高舉火炬，美麗而高貴。二十五年後的"六四"紀念日，"天安門民主大學"在互聯網上複校，她猶如涅槃的鳳凰，浴火重生。 八十多岁的鲍彤在北京报名参加 對"天安門民主大學"複校做出強烈反應的，是兩種人：中國民主運動的推動者，和中國民主運動的敵人。 "天大"將要複校的消息傳出，嚴家祺向複校籌備組發來賀信，寫道："二十四年前的'天安門民主大學'複校，這是中國歷史正在發生轉折的重要標誌。"嚴家祺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訪問還表示："一件事情要做得好，實際上是看一種精神。現在方政是召集人，他確實是堅定不移的要發揚'天安門民主大學'精神的。他的兩條腿是在天安門廣場被坦克壓斷的，他的全部苦難，就是代天安門廣場全部留守人承受的苦難。"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余英時，給"天安門民主大學"複校籌備組發來賀信寫道："今天'天安門民主大學'決定複校後以'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為終極的宗旨，號召天下，這是一個天大的喜訊。我深信這一浴火重生的民主大學必能造就大批的人才，最後實現它的宗旨。" 遠在北京的趙紫陽時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獲悉"天安門民主大學"複校，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訪問說道："我應該報名參加這個學校的初級班，從第一課開始學起。我覺得在中國進行民主啟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比民主實踐更重要，啟蒙才有實踐。當然並不是說啟蒙可以代替實踐，但在今天中國大陸，談民主的實踐，恐怕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奢望，但進行民主的啟蒙，這是迫切的、現實的要求。我覺得我就需要民主啟蒙，因此如果這個學校恢復的話，我很願意成為這個學校初級班一年級的學生，儘管我八十多歲了。" 而中國民主運動的敵人卻對"天安門民主大學"複校表現出異常的恐慌。"天安門民主大學"網站開通不到十個小時，便被中國的網路防火牆遮罩。但這擋不住國內的線民、尤其是青年線民，翻牆訪問"天大"的網頁。許多國內線民致信籌備組，詢問能為"天大"複校做些什麼，希望能擔任"天大"複校的義工。事實上，"天安門民主大學"籌備組成員和所有參與籌備的工作人員全部是義工，一年來，籌備複校的大量技術性和事務性工作，都是由義工完成的。 " 天大"横空出世举世无双 一年來，"天安門民主大學"成功的設立了"校務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兩個機構。校務委員會的任務是處理學校的事務性工作，並且要為學校籌措資金，其職能與所有大學的校務委員會一樣。"天大"的辦學資金來源於何處？我所知道的是，相當一部分來自中國國內人士的捐助。瞭解"天大"複校的籌備過程，使人感受到，國內各界對"天安門民主大學"複校的期盼，遠遠殷切于、急切于海外人士。 學術委員會的設立則表明"天安門民主大學"將要達致的學術水準。在開學典禮上，籌備組將要公佈"天大"學術委員會委員的名單，人們會看到，"天大"學術委員會是中國民主理論最高學術水準的殿堂。學術委員會在開學日，首批推出十門課程和一套中國近代、現代史語音講座。十門課程都由著名學者講授，包括執美國民主理論學術之牛耳的斯坦福大學政治學教授、胡佛研究院研究員、權威的《民主》期刊主編拉裡·戴蒙德。 複校籌備組一年來遭遇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艱辛難以盡述，但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因為換來的是一間不但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也堪稱獨一無二的"天安門民主大學"。 八九"六四"以來，中共對大學禁錮的嚴酷甚於對媒體的控制，產生思想、文化與科學的學府，在中國卻無一不淪為每天在培養和製造無恥。而在紀念"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日子，屬於全體中國人的"天安門民主大學"，為喚醒中國教育的良知，為喚來自由民主的中國，橫空出世。 網路教學取代實體的課堂，正蔚為潮流，是人類教育的明天；中國正面臨大變革，需要民主思想的資源，如鮑彤所說：進行民主的啟蒙，這是迫切的、現實的要求。"天安門民主大學"複校正逢其時。"天大"複校籌備組成員、前八九民運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封從德表示：互聯網把中共打回"冷兵器"時代，在互聯網上，中共與網民，力量對比，中共不佔優勢，並終將輸掉網路戰爭。互聯網上的"天安門民主大學"，強勢過幾十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當年在天安門廣場誕生的"天大"，今後無所不在，沒有人能阻擋這只浴火重生的鳳凰在互聯網上翱翔。當年由嚴家祺先生開講的第一課：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將在"天安門民主大學"有更多的教授一課一課講下去，直講得中國風起雲湧、天翻地覆。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天安门大学网址http://www.tiananmenuniv.net/）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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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4 10:47 AM PDT
无论习近平的反腐是真正地希望整顿官风、化解社会冲突，还是想借一场整肃运动来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他的反腐运动当下都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欢迎。但是假如习近平低估中国官场对任何类似的运动的"免疫力"，甚至低估中国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既得的利益集团的"集团抵抗能力"，他可能无法取得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中国的官场腐败由来已久，虽然共产党将它推向了极致，但是它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新东西。有的人甚至利用中国文化为腐败辩护。他们将喜好相互送礼解释为中国礼尚往来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将行贿看成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传统。在他们看来，用昂贵的祭品拜祭祖先、礼奉神灵，以求得他们的庇护，这都带有行贿的性质。他们甚至将不谙此道的人看做是不懂中国礼节。 这当然是诡辩。腐败的本质是利用公权力谋私利，这与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风马牛不相及。中国官场的腐败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正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所存在的由上至下的权力结构，也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尚未经历民主化的社会改造。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有可能产生腐败，但是在没有制约的权力的政治土壤中生长的腐败，更加繁茂猖獗，中国的党国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土壤。 在党国体制下，官员的权力无法得到有效制约，这无疑是当今中国腐败难以根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即使习近平是真心实意的反腐败，只要他不愿意下决心或者不能够采取行动铲出腐败产生的制度性原因，他的反腐运动不会有成果。从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看，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无意触动制造腐败的制度，因此，笔者对他的反腐的持久性和长效性没有期待。 中国的党国制度孵化了一个强大的从腐败中吸取营养的既得利益集团，那就是手握大权的党政官员。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们的腐败表现为对所有社会资源的直接垄断；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启了市场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腐败由直接的权力垄断形态向物质化、多样化、货币化的转化过程。尤其是腐败的货币化，使得腐败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方式更隐蔽。 中国官场腐败过去三十多年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力量，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来赎买部分经济自由的过程，也就是说让他们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得到利益，从而减少他们对市场化的阻扰。正因为如此，有人将中国官场的腐败比喻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润滑剂。问题是，攫取的利益越多，他们的胃口越大，这就导致今天这样一个公开的、几乎所有官员们都卷入其中的腐败乱象。 任何人，包括他习近平本人，只要他们真正地想触动这些既得利益者，都会遭到他们的抵抗。由于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几乎无所不在，这种抵抗的力量十分强大。自从反腐运动以来，中国出现了"饭不吃了、礼不收了、事儿也不办了"就非常形象地表述了官员们对反腐运动的集体抵制。如果不触动政治体制，习近平无法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抗衡，因为他们是维护这个体制的基本力量。 与官僚集团对阵，习近平的威望和权力远不如当初的毛泽东，连毛泽东在与官僚集团的对峙中最后也不得不败下阵来，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并不愿意消灭产生腐败的官僚集团的政治基础－－党国体制。假如习近平也是这样，那么他将比毛泽东输得更惨，除非他最终向腐败的官僚集团投降！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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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4 11:02 A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何会对刘云山礼让三分》中已经向听众和读者们提示过，刘云山虽然因为政治局常委会的"瘦身"和"消肿"而在十八大上意外被成全为事实上的党中央副总书记，但却不能有曾庆红当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外出进行国事访问的风光。 去年九月初，中共官方媒体奉命发表消息说：应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乌克兰地区党、斯里兰卡外交部、柬埔寨人民党和奉辛比克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将于9月4日至12日对上述四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从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进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所谓"中国（大陆）最有权力的七个人"之一之后，刘云山仅仅出访过上述四个国家，欧美现代化国家一个都没去过，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因为刘云这一类纯粹的"党官"在位期间走访外国大都只能以所谓"党际交流"的形式，而欧美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愿意以所谓"党际交流"形式邀请刘云山之类的"党官"前去坐客的可能也不是没有，但如果这种邀请不能得到该国政府的背书，就会毫无"正式"可言，到了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的专职"党官"，无论是过去的李长春，周永康，还是如今的刘云山之流，在位期间的出访过程都是由中共政权的驻外大使馆主动去游说某几个国家的执政党或者能够与执政党抗衡的在野党的党魁，以邀请他们到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为交换条件，请他们出面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中那些没有政府兼职的专职党官去他们国家一游，而对方对此往往都会答应的十分痛快，原因就是中方邀请他们到访的所有费用全部都是由中方负担而中方被邀请到他们那里访问的全部费用，则完全是由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实报实销。 以刘云山去年造访乌克兰为例子，中共驻当地使馆当时向乌克兰政府要求他们给刘云山以副总统级的保卫待遇，对方答应得非常爽快，但却要求中方支付刘云山到访期间的全部警务费用。 一位经常随团出访的北京记者朋友曾经透露说，在出访所到的国家首都与中国驻当地大使馆成员聊多了以后才知道，中国各驻外大使馆专门负责礼宾接待事务的馆员们最乐意为之的的就是接待国内来的"党官"，因为可以"从中渔利"。 简言之，中共中央一级的专职党官无论是书记处书记还是象刘云山这样的政治局"职业常委"，在位期间有机会造访的国家的国家政府也好，具体到访的城市政府也好，都是按照人家惯常的礼宾程序和礼宾规格接待到访国宾，而中共中政权的中央级专职党官虽然接受的是某国家的某政党的访问邀请，却一定要按照中共政权内部的"组织级别"要求对方提供相应的礼宾待遇，比如一个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率领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访某个欧洲国家时，中共政权的驻该国大使馆就一定事先向邀请和接待单位强调"你们将要接待的访问团的团长在我们国家里是和政府的副总理平级"，象刘云山这样的政治局"职业常委"更是要被强调在中国国内是和"政府首脑"和"议长"平级。于是邀请方就说服接待城市的政府满足"中国人的要求"，但所有礼宾待遇的内容，无论是食宿还是警卫，邀请方都会代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向接待城市政府保证他们所提供的都是"有偿服务"。而中共驻当地使领馆在对这种"有偿服务"进行实报实销的过程中，很容易会向国内虚报冒领，借机中饱私囊。 这位记者朋友借某使馆馆员的话说，到访过几个欧洲国家的那些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们所到之处能够得到当地白人警察摩托车开道的礼宾待遇，个个都满怀激动，感慨"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些党的专职干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和政府领导人一样被尊重了"，殊不知他们接受的这种"礼宾待遇"和当地国家的警察收钱就会为丧礼车队提供警车开道甚至摩托车队开道的"有偿服务"性质完全一样。 记者朋友还转述了中共驻某国大便馆传播的一个笑话，说的是中国在当地的侨民民"乡习"不改，无论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会借机摆阔炫富，家里老人死了一定要开出很长一列车队，特别是一些当地中餐馆的老板，一场丧礼开销个十来二十万欧元眼都不眨，花车、棺车后面跟随的黑色礼车可以多达几十辆，前面有花重金聘请的警察摩托车开道，后面有警车压阵，无论是从哪个殡仪馆开出驶向哪个墓场，车队一定会被要求在当地的中国城招摇一圈，期间还会悄悄再多塞些钱要求开道的警察摩托车手尽可能放慢速度..... 巧合的是，欧洲某国首都的中国城里有一个类似上述情景的故事发生的第二天，正在该城市访问的一位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临时提出要求让他和他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有当地白人警察的摩托车开道的礼宾车队"绕道一下"中国城，所到之处竟有围观者议论"怎么连着两天都有老中办丧事"？ 回过头来再说刘云山，此公去年出访那几个国家时，对方都给予了中国要求的"对等待遇"，就是说要把刘云山当成国际礼宾惯例中的副总统或者议长来对待，而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提出的交换条件到还真的不是到访城市的执行保卫任务的警察们的"加班费"的"偿付"问题，而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援助或者"合作项目"，只要中方答应对方的经济条件，白俄罗斯的总统办公厅及斯里兰卡的外交部就同意邀请刘云山前往一游并承诺提供副国级的国宾待遇。 正象中共政权的某些专职党官们所感慨的，"祖国强大了"，意即"祖国财大气粗了"，只要出手大方，就没有买不到的"礼遇"。但是这也只是一般而言，不是没有例外，比如美国政府就不吃这一套。 有兴趣的读者和听众不妨随便查阅一下，就不难发现凡是到美国进行正式公开访问的中共官员，没有一个是以"党内职务"的头衔到访的，无论是过去的江泽民，胡锦涛，还是再往前的邓小平，他们都是以政府职务被邀请到访美国的，包括他们的访问团的随员们也都一样，即使到美国之前是专职党干，也要向美国政府报备一个临时编排出来的"政府职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江泽民访美，随团到访的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是以"以中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而另外一位访问办随员，当时刚刚调进中南海，具体职务还只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兼某课题组组长的王沪宁则是上了飞机后才被告之"你随团访问美国期间的临时身份是外部部副司长"。 笔者更注意到的一个中共官方媒体相关报道内容的细节是，当年曾庆红随江泽民到访美国时被中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报道出来的内容中第一是只提江泽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头衔，党内职务不提，对曾庆红的"职务"也是与报备给美国政府的相关文件内容一致，称之为"国家主席特别助理"。但此后不久江泽民在曾庆红等人的陪同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共官媒的报道内容中，首先是把江泽民的"全称"开列出来，即"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而曾庆红在报道中亦是被称之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而不是什么"国家主席助理"。 由此可见，相比对日本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政府虽然和中共的国家政权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更有日益紧密和强大的经贸关系，但美国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为自己划定的"道德底线"至今还继续被坚守，那就是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共政权的官员不能以被美国的意识形态视之为"反动"的共产党的"党官"身份。这就是自从跻身中共政坛之后从来没有从事过一天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工作或者"议会"工作的刘云山从来没有正式访问过美国的原因，虽然被美帝国主义的警察摩托车队前呼后拥哪怕只有一次是他的梦寐以求，今生今世肯定是不会有机会了。在他之前的上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也是一样。此公在石油系统任职时数次以商务身份造访美国，花了大把国库的银子享尽人间奢华，但毕竟还是"富而不贵"，而等到他"贵"为中共政权的"正国级"领导人，在中共组织体系内被明文规定与同期国务院总理和"两院议长"平起平坐之后，即使能够被邀请到访诸如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政府的大门是绝不会为他这样的"党官"敞开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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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4 11:02 AM PDT  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因为我随手抓了一本《柄谷行人谈政治》送给立法院里面的林飞帆，正好被记者看到，於是到了媒体上就成了"柄谷行人是学运的理论推手"之讹传。把柄谷行人跟太阳花学运扯在一起当然不是事实，不过我倒是蛮希望是事实的，因为这本书我列为本学期"中国沙龙"的阅读树书目，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够从柄谷行人的思想中得到一些启发。 那么，柄谷行人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 首先，柄谷行人非常强调"行动"对於民主的意义，他认为，民主不跟行动联系在一起，就是死的民主。而社会运动，就是行动的具体形式。所以柄谷行人很重视示威，遊行等公民行动对於民主制度的完善。这跟汉娜鄂兰的"集体行动的个人"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过去，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作为不同制度和程序组合而成的民主，但是制度本身一旦成形，比较容易凝固僵化，逐渐腐朽。因此我们要寻找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社会运动。 其次，对於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的大财团，要怎么对抗他们？柄谷行人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前者从"生产"的过程看资本主义，而他则是从"流通"的过程看。因此他主张用消费来对抗大财团，因为资本主义离不开消费。除了用区域性的生产合作，甚至是地方替代性货币之外，消费上的抵制也是很重要的方式。今天在台湾，我们也为某些媒体的恶质而气愤，但是气愤只是情绪性发作而已，不是真正的行动。行动的方式，就是用拒买，拒绝收看等方式来抵制那些嚣张的媒体大亨，那些信口开河，发表反人性言论的名嘴。对於只知道赚钱的人来说，让他们转不到钱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 第三，如何看看待群众运动？柄谷行人自己参加过1960年代日本的学生运动，，那场学运本身也出现不少问题，最后导致日本中产阶级逐渐放弃对学运的支持。但是柄谷行人自己从来没有要去跟学运划清界限，因为他认为本来就不应当神圣化群众运动，设定这样的运动就什么破绽和丑闻都没有，重点不是运动本身的纯洁和神圣，而是社会应不应当出现这样的运动。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很值得推荐的。另外，他也提出延续学运的方式之一，就是要形成一个严谨的组织，这也是值得太阳花学运的干部们参考的意见。 第四，柄谷行人特别谈到社会运动中的暴力的问题，我认为更值得刚刚经历过太阳花学运的台湾人思考。他提出："所有的市民革命都是暴力革命，因为革命所企图对抗的，之前的体制本身，就是暴力的。在暴力体制支配之下的国家，就算发生暴力革命，也无可厚非。"我的理解是，他并非主张暴力革命，但是他认为，对於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要具体分析。例如他认为"对警察丢石头不是暴力行为"，因为"那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对政府并不构成威胁"。柄谷行人的意思是说，社会运动的一些方式固然会被认为具有暴力性质，但是那跟暴力革命完全是两回事，不应当把社会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跟武装革命混为一谈，并进而否定群众运动。 柄谷行人的思想并不深奥，但是值得我们深思。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20, 2014, 6:07:37 AM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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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12:31 PM PDT
。 说美国在乌克兰变局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其实没看到问题的本质。从战略上说，乌克兰的变局，特别是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加入俄罗斯正中美国下怀，美国及欧盟是明失暗得。 乌克兰地区是俄罗斯的发源地 四月下旬奥巴马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引起华文媒体及学者热议，不少传媒认为奥巴马之所以连访亚洲四国，是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叙利亚以及欧洲的乌克兰连遭挫折，因此不得不"亡羊补牢"，加紧在亚洲防范中国。这一观点的结论是对的，但说美国在叙利亚、乌克兰连遭挫折就错了。奥巴马访问亚州四国，尤其是在日本明确表明日美安全条约涵盖钓鱼岛，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中国误判美国军事介入中日冲突的决心，让北京政府知道一旦中日在东海发生战事，美国一定会帮助盟国日本。美国的这一政策，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就很明确，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太平洋舰队司令都说过类似的话，与乌克兰危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至于乌克兰目前的局势，说美国遭遇重大挫折的人，其实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从战略上说，乌克兰的变局，特别是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加入俄罗斯正中美国下怀。不少读者也许要问：此话怎讲？ 稍微了解欧洲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化上来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都大大超过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早在公元八世纪建立的基辅罗斯是现代乌克兰、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文化、社会的源头；乌克兰的历史文化名城基辅被誉为"俄罗斯众城之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基辅为中心的乌克兰地区是俄罗斯的发源地，在俄罗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哥萨克人，就是以乌克兰大草原为家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很容易理解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感情。 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乌克兰位于北约与俄罗斯之间，自从前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一直到达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国，早已引起俄罗斯的不满，目前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与北约国家直接接壤的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两国，而在已经加入北约的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与俄罗斯之间，则隔着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可以说乌克兰是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重要缓冲国，乌克兰倒向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啻噩梦，而对美国及北约来说，在几年以前还是梦寐以求而不可得之事，在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后，让美梦有了成真的良机，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放手让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真正原因。 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因小失大 这里有必要将克里米亚与俄罗斯、乌克兰的关系简单交代一下。中世纪时期克里米亚曾长期被蒙古帝国占领，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裔在此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克里米亚汗国后来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到了十八世纪初，沙俄帝国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克里米亚汗国独立，克里米亚汗国又成为沙俄的附属国，沙俄并派军进驻克里米亚，一七八三年沙俄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 从一七八三年沙俄吞并克里米亚，到一九五五年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克里米亚作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历时近两个世纪，大部分克里米亚人早已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克里米亚文化也以俄罗斯文化为主。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时，克里米亚人虽然有所不满，但在极权统治下也无可奈何，况且当时乌克兰还属于苏联的一部分，因此也就罢了。但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克里米亚人就不干了，不愿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曾在一九九二年宣布独立。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比较倾向西方，同时为了保持与乌克兰的友好关系，并没有支持克里米亚独立，而是当起了调解人，让克里米亚以自治共和国的方式继续留在乌克兰内，但克里米亚人希望脱离乌克兰的倾向一直没有改变。可以说，克里米亚离乌克兰而去是迟早的事，只不过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而已，西方各国、俄罗斯对此都心知肚明。 今年乌克兰国内爆发政争导致政局不稳，中央控制力减弱。原本乌克兰一直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走钢丝，无论是亲西方政治势力还是亲俄势力都不敢彻底倒向某一方，即使现在上台的乌克兰新领导层原本也没有魄力完全投向西方怀抱，毕竟从历史渊源来说，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太深，但克里米亚突然宣布独立并立刻得到普京的大力支持，普京趁人之危的恶行大大得罪了乌克兰人，也使得基辅新政权不得不彻底转向西方，寻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支持。 俄罗斯再次吞并克里米亚表面上看得了分，其实因小失大，从此将失去乌克兰这个重要邻国的支持；而对于西方来说，克里米亚原本就是俄罗斯的，失去克里米亚根本不算什么，而得到乌克兰则非同小可，西方势力等于挺进到了俄罗斯的腹部。由此看来，美国、欧盟等在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前后只是口头嚷嚷违反国际法不予承认并象征性地实施制裁措施就很好理解了，也不存在什么"遭遇重大挫折"，在乌克兰的这个变局中，美国及欧盟是明失暗得。 鞑靼人的反抗，将令俄罗斯头痛 与此同时，俄罗斯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口吞并了克里米亚，但很可能是噩梦的开始。原因无他，当年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被强迫集体流放到中亚及西伯利亚各地的鞑靼人，在乌克兰独立前后已有一部分人回到了克里米亚定居，这些鞑靼人约占克里米亚人口的一成多，约二十六万人，他们十分痛恨俄罗斯人，绝对不愿重新回归俄罗斯，并已提出政治诉求，要求建立克里米亚鞑靼族区域自治。尽管普京已表示将考虑为鞑靼人平反，但鞑靼人的传统比较凶悍，不愿向强权低头，因此，今后克里米亚半岛上鞑靼人的反抗，将令俄罗斯头痛。 乌克兰已站到西方一边，因此，美国及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坚定支持乌克兰现政权，保持乌克兰政局的稳定以及防止乌克兰东部分裂。美国、欧盟在对待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行为时，与对待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反应完全不同。美国不但严厉警告俄罗斯不要在乌克兰东部挑事，而且调兵遣将，北约、美军分别向波罗的海三国及波兰调派军队，名为演习，实为警告俄罗斯不要轻易在乌克兰东部动武、试图重演克里米亚一幕，毕竟乌克兰东部与克里米亚不可同日而语。 从目前的形势看，俄罗斯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乌克兰落入西方之手，必定要在乌克兰东部继续挑事，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如何应对普京的挑衅，则是对奥巴马及欧盟领导人的真正考验。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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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12:04 PM PDT
事实上所谓南海领土争议，就是各国围绕「南中国海」一连串无人的岛屿或礁石，以帝国主义的方式抢夺利益的行为；无论是东南亚各国的划界，或者中国的「九段线」，所做的只不过是在以往没有主权的海中心，划一条人为的主权线，然后把这些范围内的东西，视为国家的「私产」。东南亚各国因独立成国较晚，其领土多以联合国1982年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所订立的海洋法公约为依据，即不超过200海里的范围订立专属经济区。问题这种距离的区域，会不断和其他不同国家的区域重叠；而中国方面的主张，则以 1947 年中华民国在南海所制订的「十一段线」，去掉中国「割让」给越南的北部湾线、东京湾线而组成的「九段线」。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 1947 年的中华民国单方面主张，绝对无法自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就算当可以，利用日本占领南海后出现权力真空，就代表中国人可以把九成的南中国海，划入成为自己的领海吗？中国人一直回避的真相，就是这种把九成南中国海归为「己有」，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为；中国人甚至把这种行为，视为「天经地义」的做法。为了掩饰自己的民族主义以至侵略的野心，就创作一堆无法自圆其说的谎言──例如甚么「自古以来」南海都是「中国领土」，又说甚么这是「老祖宗」的「土地」；凡对「中国历史」有所认识的，都会知道这是软弱无力的谎言──所谓「中国」，即包括明朝或满州殖民的清朝，一直都只是一个陆上的帝国，除郑和下西洋的短短几十年间之外，从来都不经营海权。明、清两朝几度禁海，甚至连大陆上的海边都禁止住人，何况是海中心的孤岛？占领过、居住过，甚至只是「路过」──有船经过或发生船难，又怎能当成是自己的领土呢？ 明朝长期实施「海禁」，不仅远洋性质的海外民间贸易被禁止，明政府甚至一度不容许百姓进行捕渔或沿海贸易。清一朝除一度「迁海令」之外，更长期禁止出海贸易，乾隆甚至改四口商通为一口，必须通过「公行」进行，其馀皆为走私；亦因此，东南亚各地几乎未经和「中国」一战，而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除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外），因此所谓「自古以来说」、或曾画过地图，或曾发现「中国」的商船等，都属于软弱无力的论据，亦因此纸老虎外强中乾的中国政府，限制党媒报导冲突。中共党媒要为了大便而开战，却不敢为九段线开战？这就是「国情」。 长期只顾统战不理人民或「侨胞」死活的中国政府，在台湾免费撤侨之后，中国人竟发现前往中国大陆的国企航班加价三四倍；正如三年前福岛核灾时，来往东京的机票竟加价至两万多人民币一样。说到底，民族主义只被利用作为贪官煽动民粹的工具，例如造成冲突的南海油井，有几多资源最终是进入了中共贪官的口袋？又有几多入了国库？又有几多真正用在中国人身上？这是中共永远不敢面对的问题。为「爱国」支持中共，为中共和各国开战？最终是谁得益呢？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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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12:19 PM PDT  四年前，我注意到有个叫灰记客的博客，写的有相关西藏的不少文章。实际上，后来我转了多篇贴于我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第一篇转的是《边陲的声音-西藏话篇》，就"中共声称自治的'少数民族'比广州人恶劣得多的语言及文化环境"，灰记写道："专制主义的逻辑十分简单，既然不能成功改造你们，便只能殖民，用汉人把西藏汉化'在所难免'"。对此我深以为然，因为这正是西藏之现实，尤其近年来更是快速，但当局不会明说亦不会承认。 灰记是香港人。鉴于党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加之我本人已成为"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也即与党异议的声音，就更不可能得到"港澳通行证"，故香港于我而言，仍然与1997年以前的香港一样，是远不可即的类似异国他乡之所在，根本不可能有亲眼目睹的机会。抱歉，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九七是分水岭；九七之后，香港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就跟西藏一样，以1959年为界，西藏发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党爱用的说法之一。依照党的话语方式，以1959年为界，西藏被划成了"旧西藏"和"新西藏"："旧西藏"是人间地狱，是"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而"新西藏"是人间天堂，自然就是幸福的顶点，已经无与伦比、没法形容了。当然，我们都明白党何以坚持、并且愈发渲染这种荒谬的历史观，目的在于合法化当年的占领、今天的殖民。同时，党也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灰记的另一篇文章《藏语的命运及其他》也让我有共鸣。他写道："北美原住民对母语文化的追思、续延，乔姆斯基对美国主流文化的灭绝性的批判，台湾民主化后原住民的身份追寻，均是对如中国以至全球缺乏反省的强势文化操作的有力控诉。因此，无论北美原住民，北美非洲人后裔，藏人，蒙古人，台湾原住民，乃至广州人……，均有一'共同命运'，就是在融入主流社会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发现差异，发现自身独特之处，发现自己的母语文化，为此而努力不懈地抗争。" 然而，中国政府对待藏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向来是以强悍的方式，从娃娃做起，使全藏地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加快汉化、中国化的进程。用官方语言来说，即融入主流社会。我去年在拉萨时，见到朋友的孩子因汉语表达不流利，被老师判为"差等生"，这使得藏语流利的孩子很是自卑。我还听了这个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唱的一首歌，居然是我小时候唱的《浏阳河》，香港人一定对这首歌不熟悉，这是红色的中国革命歌曲，歌颂毛泽东打下了天下。我至今还会唱，可见当年的洗脑是多么地不遗余力，如今又听完全不解其意的小小藏人鹦鹉学舌般唱着："……江边有个什么人？出了个毛泽东，领导我们得解放"，我心里说不出的愤怒与悲哀。 灰记在《中国对西藏的东方主义》一文中则呼应了我对中国主流学者的批评。我有充分的事实证明中国的诸多主流学者怀有一种国家主义的心态（我觉得我是客气的，更有严重的批评认为那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心态）。因为近年来发生在全藏地的抗议，在他们那里产生的反思，只是一致批评西方对西藏有"香格里拉情结"、"香格里拉迷思"，是一种陷入神秘化的"东方主义"，故而2008年西藏抗议发生之后，西方社会会对西藏一边倒。但他们根本不提，何以在"解放"这么多年之后，"翻身农奴"要起来反抗"解放"自己的人？何以在雪域西藏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 灰记的评论是宽容的。对这些迎合中国主流心态的学者，善于以"先进语言"而不是"官方恶形恶相的语言"来为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辩护，却不承认西藏人的主体性，不把西藏危机看成民族问题、身份认同问题，只看做是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灰记平和地问道："是否因为身在威权体制内的'不由自主'？"其实，与其说"不由自主"，不如说这些主流学者一个个聪明至极，深谙自保、自利之术。 何以远在香港的灰记会对西藏问题倾注这么多的关切呢？而且他的关切，不是那种高分贝以引发瞩目，而是默默地、清醒地、多少克制地挂虑着。我不必再重复"今日西藏，明日香港"这句老话，固然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实，灰记更是一语中的："历史已证明，中共承诺藏人的不是真自治，历史也将证明，中共承诺港人的不是真民主。"我与灰记并不相识，除了相互的文字。通信也寥寥，只是阅读彼此的博客，却有许多会意，这应是在于某种相似的境遇以及更为深刻的理由：如灰记文章中提及的"普世人性"，以及勇于担当的自勉："珍惜香港自治的人，实有声援西藏人奋斗的道义责任。" 并且，正如我的藏学家友人 Elliot Sperling ，尽管他的研究在于西藏历史和中藏关系，但他同时对西藏的政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他曾这样解释他对西藏问题（他会修正说是"图伯特问题"）的关心，乃基于对公民社会的根本价值予以认可并捍卫的立场，而这与民族与国别无关，却因此支持图伯特救存亡图的斗争事业。 有趣的是，我因为写这篇文字，才想起问这个其实我早有的疑问：灰记是什么意思？灰记回信说："灰代表上了年纪，上了年纪的记者。"原来这么简单，又含有诗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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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4 11:48 PM PDT 访谈困困2014年05月19日 如今的中国，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蠢蠢欲动的情绪，它驱动中国成为最新兴的超级大国，它也使这里世界上最大的威权统治政府感到担忧。官方用"中国梦"来回应这种情绪，将其描述为一种复兴强国的欲望；一位美国前驻华记者也捕捉到这种情绪，他称之为"野心时代"。 《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刚刚出版新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书中呈现了样本丰富的中国人真实经历，包括被成功欲望猛烈冲击的企业家，用近乎虔诚的方式复兴爱国主义的"愤青"或英语学习者，为追求真相而承受压力或陷入囹圄的媒体人、艺术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物从表面看几乎并无相似之处，但他们又共同呈现出野心勃勃的新中国关键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治独裁的高压也无处不在；人们追逐成功，与此同时也感到空虚，转投信仰以寻求宁静；自我意识的觉醒浇灌了个人主义，但也同样滋生割裂感与不安。  欧逸文。 CFP 欧逸文1990年代中期曾在北京学习中文，2005年作为《芝加哥论坛报》的驻京记者迁居北京， 2008年至2013年他开始为《纽约客》杂志担任驻华记者，他与前任——何伟(Peter Hessler)，《纽约客》2000年至2007年驻北京的记者，共同完成了该杂志中国报道的样本：用铺展、深入的特写报道，记录转型中的中国最激动人心又击中本质的人或事件。他们在中国读者中颇有声望，甚至获得了"非虚构写作双胞胎"的昵称。但欧逸文与何伟是一棵树上结出的两个迥异的果实：如果说何伟的叙述更个人化，精于探究内心，欧逸文则更具记者的全局掌控力，他擅长将讲述对象放置在广阔背景中，勾勒出复杂的中国全景图。 欧逸文在中国生活的八年，也恰好是中国充满矛盾的时期。如何平衡这种矛盾，既是他身在中国时切身的感受，也是他离开后写作这本书时要处理的议题。在为《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欧逸文写道："对当代中国的描写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掌握它的比例：有关中国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真正鼓舞人心的，有多少残酷无情的？针对中国的价值观，科技初创企业和自主创业的故事能体现多少，防火墙和滥用权力又能代表多少？" 他希望不怀偏见。《野心时代》做出了有益的努力，书中选择的人物样态丰富，兼具"鼓舞人心"和"残酷无情"，讲述也足够从容，在人物的个人故事与宏大背景之间灵巧转换。在书中，也许无法读到判断或预言，但它忠实讲述了刚刚过去的一小段历史，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或许暗藏着中国未来可能的转变。 欧逸文对中国怀有情感，对这本"中国报告"，他有两个目标：希望中国人读到这本书；希望中国人读到完整的这本书。遗憾的是，因为他无法接受中国大陆的出版审查制度，《野心时代》将不会出版简体中文版。 目前欧逸文是《纽约客》杂志驻华盛顿分社的记者。2014年3月，因为参加一个文学节，他回到中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北京对他进行了专访。以下是访谈实录，经过编辑和删减。 问：你是如何找到"野心"这个关键词作为新书题眼的？ 答：2005年我搬到中国后就对"热" 这个词产生了兴趣。不论我在中国探究任何文化现象，或者某个人物的流行，我总是听朋友用"热"这个词来形容它们。这是一个栩栩如生，又极具力量的词汇，因为它形容了某种现象有如病毒一般在人们之间传播，很快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蔚为大观。 实际上，早在1979年"热"就在中国出现了。我想是邓小平——当时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在中国兴起的小农场和小工厂热潮。在当时，这种热潮正如鸡舍里的传染病似的，从一只鸡传染到整个鸡舍，然后又不知不觉蔓延到整个地区。 2005年我到中国后，先后出现过"博客热"，当时最著名的是写性经历的木子美；英语热，比如李阳的疯狂英语等等。2008后，还出现了"奥运会热"。但是"奥运会热"与其他"热"的不同之处在于：奥运会是由政府发起的，奥运会热的流行是由政府推动的，它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现在我们回头看，没有人会说，木子美，你会成为一股热潮；李阳，你会成为一股热潮，是人们选择了他们。但是奥运会热却是由政府主导的，这是一种官方热。 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是"个人主义"这个词。一开始我对人们说起个人主义，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个好词。即使今日，个人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听上去依然太自私了。但是我书中写到的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有"个性"的，是指这些人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且卓尔不群。他们在某一领域独当一面，不可或缺，富有创意，很有潜力或者大权在握。我发现人们开始追逐个性，追逐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是个人主义这个词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我感觉个人主义在中国存在并且非常重要，但是要使用这个词汇却并不那么使人感到舒服。 之后我开始对"野心"这个词感兴趣。野心的用法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些转变，20年前，假使我们说某人有野心，那是对这个人的冒犯；但是如今的中国，野心成了必须，如果你没有野心，那你就落后了。而在"热"和"个人主义"背后，正是"野心"在驱动。这就是我开始研究野心的过程。 我挺迷恋一个词用法的流变，在中国尤其如此，有时候因为我对一个词感兴趣而开始采访研究，有时候又是因为某一个词流行起来驱使我去发现它流行的原因。 问：谈到中国的个人主义与野心时代，感觉与美国的192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答：是的，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所不同。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此刻的中国与美国的1800年代末期或20世纪初期有着诸多相似。美国的20世纪初期，后来我们叫它"爵士时代"，或者"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代"，那时处处隐藏着可能性，那种一个来自北达科他州小镇的的青年可以在大城市成为大亨的可能性，只因为他富有决心，也许还有一点不守规矩。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正是那时候美国建起了摩天大楼，正是那时候美国修建了全国铁路，也正是那时候美国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因为财富太多而人又那么少。那时候只要你打破规矩，敢于牺牲，你就能达成目的。这种可能性正是此刻中国与当时美国的相似之处。 但激动人心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系统逐渐失去控制，因为一小部分人精于利用制度的漏洞从中谋利。因此，也正是那时候美国开始治理食品的不安全，查处危害工人健康的工厂，调查财团或富人操纵政治以谋私利。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这多么像中国。从积极的角度看，美国走过那个痛苦的，剥削的，权势人物豪夺强取的时代，继续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人们意识到过速的野心与发展带来的弊端使我们必须停一停。因此美国当时采用了一些方法，比如利用工会，媒体，中产阶级来修正这些弊端，尤其是中产阶级，也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他们认为有必要对同胞负责。由此治理了腐败，在权力与机会之间找到平衡。 因此，当时美国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此刻中国与当时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无法像美国当时那样有效回应并解决公共压力。中国经常让我担忧的一点是，制度在金钱、政治和权力之间失衡了。如果制度合理，就会迅速回应社会压力并作出调整，而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导致反应滞后，滋生不满和愤懑，最终会演变为混乱无序。 问：你这是在预言中国会往何处去吗？或者你的书中有这方面的预言？ 答：我不知道，我也不愿意做任何预言。也许几年前，我还感到中国可能会经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转型，因为当面临存亡考验的时候，这个政治体系会因为一种生存本能而选择转型。这有点像人体机能运作原理，当人体暴露于酷冷环境时，最先是手指停止供血，之后是手，胳膊，以此来保全核心器官。政治也同理。1978年时，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舍弃了一部分，以保全更大的整体，当时他们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因而也重新定义了究竟什么是共产党。如果十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与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我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最强大的本能是生存。 但是基本上我是不愿意做任何预言的，因为预言很廉价，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因此在我的书中你是读不到任何预言的。我花了很大篇幅来谈论现在和刚刚发生的过去，因为这是我知道的。我更愿意读者得出自己的判断，而非由我来告诉他们即将发生什么。而如今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又是特别特别值得书写，它需要被精确地、关注细节地来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中又暗藏着某种预言，这些预言就暗藏在那些我所写的一个一个人的生活中。 问：另外，"野心"这个中国关键词跟"中国梦"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你怎么理解中国梦的？ 答：很有意思，"中国梦"这个提法出现于我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月。当他（习近平）谈论中国梦时，我感觉到里面的逻辑， 因为我在中国的这几年感受到中国人的野心，希望与渴望，我觉得中国政府也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的这种情绪，他们也在想办法去走在它的前面。因此我觉得中国梦正是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一种追赶。 但是中国梦有一个问题，它隐含的逻辑是中国人民被准许做梦了。我并不确定人民真的同意他们所谈论的中国梦。习近平说中国梦是"伟大复兴"，可当我问中国人你的中国梦是什么，他们的答案绝非如此：我的中国邻居的中国梦是打赢一场官司；前两天我碰到的一个人，他说他的中国梦是去新加坡探望在那里读书的女儿。这些答案让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语言与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脱节。党使用的这些字眼，"科学发展观"，"伟大复兴"，是无意义的，空洞的。也许他们应该学习一下可口可乐或者iPhone式的销售语言。 而普通中国人的中国梦也使我想到另一个启发我写作这本书的作家：鲁迅。他有一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当我采访书中人物时，他们很多人在1960或1970年代过着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痛苦生活，然后忽然间他们有了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以彻底改变人生。这正如同鲁迅的这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说的其实是一种渴望的能力。在1970年代，因为前面我所说的生存本能，中国共产党给了人民一种具有渴望能力的权利；与此同时，这种渴望的能力又如此强大，它使人民觉醒，使人民重新发现自己，变成一种最终不再受控的力量。 问：你的书写到了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人，能不能说说为什么选择这些写作对象？ 答：好的。我越多地研究中国人的野心，越发现赋予野心力量的三种追求。首先很自然的会追求财富，我的书中写了龚海燕（相亲网站"世纪佳缘"创始人）的故事。之后就是追求真相的野心，也就是说发现你身边的现实与事实，不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这也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满足于被动的灌输和接受，他们学会挑战，他们不再相信。 胡舒立（财新《新世纪周刊》总编辑）是一个真相追求者。她在体制内，看上去她所做的事情是受限的，但是她深知，如果她彻底独立，是无法完成她对真相的追求的，只有学着打擦边球，学着非常小心地在游戏规则内，来发现利益集团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但是她是有渴望的，她饱含希望，当她早年间去美国学习新闻时，一个教授告诉她，别回中国，在中国你永远都无法从事真正的新闻事业。这让她很苦恼，因为她为中国人的身份骄傲，她也希望做得比《纽约时报》还要好。最终她回到中国，她用自己的方式——艰难的方式——来完成她的野心和她的渴望。 在写追求真相的人物时，韩寒（作家）也是一个例子。他选择不相信，不相信中央电视台，不相信媒体，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说真话的人，他似乎是被打造成说真话的人，人们开始相信他。人们想，我也不相信中央电视台，这个家伙挑战央视，那么也许我可以相信他。人们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这样的人，这个人挺普通的，有点像我，可能是更好版本的我，于是人们就说，好的，我相信他。但是当韩寒陷入到造假风波后，人们忽然发现一个说真话的人也许并没有说真话，人们就失望了，甚至愤怒。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阐释过"一种犬儒主义"：当一个社会持久地倾向用谎言替代真相，那么最终人们会拒绝相信任何事。中国正是如此。 我也关注过韩寒和方舟子（科学工作者）之争，韩寒是否造假？也许我的判断是错的，我不知道，不过我感觉韩寒没有造假。韩寒是我去年夏天离开中国前最后一个见到的书中人物。有关他的造假风波隐藏着一个逻辑：他是一个真相代言人，但是当人们不再相信任何真相的时候，他也被拉下神坛，与此同时，新的真相追求者诞生了，那就是方舟子。 如今在中国，人人都开始追逐真相了，简直成了一股时尚。也就是25年前，人们还难辨真假，你很难分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太强大了。现在互联网和现代技术为人们提供了调查真相的可能性和能力：胡舒立，她在追求真相，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真相；艾未未，他为什么对四川汶川地震感兴趣，为什么要调查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工程和遇难学生名单，因为这些事关真相。这些人不仅追逐真相，这种追求也像一种信仰。 问：驱使一个人追逐什么，往往深层次的原因都跟信仰有关，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可能是一种坚信。 答：是，对信仰的追求可能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人们开始追问一些大问题：我相信什么，我的人生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可能人们拥有了财富，但是金钱是空虚的，人们希望获得更多，有一些人求助于宗教信仰，有一些人开始追求一些别的信仰。 比如说，像书中的一个人物唐杰（Anti-CNN网站、四月网创始人，发起"新爱国主义运动"），到最后，唐杰所追逐的事情已经成为信仰。一开始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相信中国，但是最后，在我书的末尾——这里我做一点剧透，他说他相信自己，这就是他的信仰，他真心地认为自己拥有解释中国的权利。 书中还有一个人物林谷，他曾是新华社和BBC的记者，可以说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追求真相，但是他无法感到满足，当他面临一些大问题时，比如人生的意义，他选择求助宗教信仰。我在中国的时候，居住在国子监孔庙附近，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前来寻找大问题的答案。有一些人求助于儒教；有些人求助于佛教；有些人求助于基督教；有些人求助于巴哈伊；有些人求助于疯狂英语……。此刻的中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觉醒的时刻，同时，这种信仰又是如此个人化。 问：除了野心，你的书中还抓住了其他的中国关键词，比如"割裂感"与"不安全感"。 答：对，我用一章的篇幅来写小悦悦的故事。小悦悦事件发生于2011年，她正展示了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割裂与不安。这个新闻出现的时候，我对这个事件非常感兴趣，一个被两辆车碾压的躺在佛山五金城旁街道上的小姑娘，18个人从她身边路过而无人援助。 这些路过的人是一些聪明人，他们在追逐财富，他们努力工作，他们能够一手建筑一个自我的小世界。与此同时，他们也都是个体，"个体户"，这个20多年前出现的词教会他们一个教训，他们的个人小世界只有他们自己可以依靠，制度无法帮助他们，制度不可靠。这些路过的人也几乎都听过"彭宇案"（2006年，南京彭宇扶救倒地老人被讹诈的案件），他们学到另一个教训：遇到这样的事件最好不要卷进去，赶紧离开，因为冷酷能帮助他们，而警察帮不了他们。 因此我去了佛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跟人们聊。路过小悦悦的18个人，他们之所以不施以援手，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不是因为他们是对孩童冷酷的人，很多人也是父母，他们这样做是本质上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设计使他们感到制度不可靠，不可信。他们不施救，甚至是一种"理性"的决定，他们中有人说我不能帮助小悦悦，因为如果我牵涉进去，我的小世界就会崩塌，我努力获得的一切就会消失。对我来说，我感到不论是这个五金城里的人，还是中国别的地方的人，都有如生活在一个一个孤岛上，每一个岛都枝繁叶茂充满可能性，可是从岛外望过去，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让这个岛断水，会让岛毁灭。 中国人总是在讨论"不安全感"，是因为人们感到失败就在距离成功不远处，你的生活可能是一种假象。你有住所，你的生活比你的父辈、祖父辈都好，但是即使很小的事情发生，你就可能毁于一旦。你不能去找法院，法院帮不了你，法律帮不了你，政治帮不了你，人大代表帮不了你。谁能帮你？只有你自己。这也许也是个人主义消极的一面。  欧逸文新书《野心时代》。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问：书中人物，哪一个花了你最长的时间来采访和写作？ 答：我想应该是林毅夫（经济学家）。他的人生精彩纷呈，他是我这本书的开篇人物。1979年以前，他生活在台湾金门岛，但他怀有一种强烈的野心：他说，我要去中国大陆，我可以影响中国。之后他放弃了一切，他的妻小他的家庭他的军职，然后一路从金门岛游到了大陆。这是我见过最惊人的有关野心的故事，同时他也极好地诠释了什么是个人主义。我对他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尤其是他在1979年作出决定的那一刻——他并不了解大陆，但是却有一种提前的预知，未来将会翻天覆地不同，这使他坚信自己必须到海峡那边去。 我2010年认识林毅夫，之后陆陆续续采访了他五，六次，直到2013年7月。过程中我还前往台湾金门岛，查阅和收集了一些当时的资料，台湾军方一直在调查他。我非常感激他愿意谈论自己的经历，因为这些往事对他是苦涩的。一开始他不愿意谈，他说这都是些旧事了。我猜是我的诚挚打动了他，他也意识到我是把他的经历放到中国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然后他就非常慷慨、真诚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问：你的书中人物，有很多你也为《纽约客》杂志也写过文章，书跟《纽约客》文章有什么不同？ 答：我很难给出一个百分比数字。书中的确有几个人物是我在《纽约客》工作时候写过的。有一些人物是我为《纽约客》采写之后，又持续跟踪他们，比如唐杰，我在2008年为《纽约客》写过他，但在书中，我又扩展写到了他的2008，2010和2012年的不同经历。还有一些人物，是因为我有这本书的计划，因此选择他们为《纽约客》采写，比如龚海燕，当我听说她的故事的时候，我意识到她之所以创办"世纪佳缘"这个公司，是一种自我选择，选择追逐财富，我希望她也成为书中的一个人物。《纽约客》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们欢迎一个驻刊作家先在杂志上发表一部分书的内容。这是一种特别棒的做法，因为它让你重新思考你的人物和写作，让你成为更好的作家。 问：如果一家中国出版社计划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本书，但是因为审查制度，需要删掉一些章节，你会接受吗？ 答: 哦，不。我不会接受任何删节。我无法为他人做主，但我可以为自己做主。对我来说，这本书中所写的人与事，都是我认为值得谈论和书写的，我希望人们在整本书的框架下来理解这些人与事。如果我删去了这本书的某一部分，它一定会改变人们对这个话题的理解。我绝对不认为接受这本书被删节是什么好主意。我会尽一切努力让中文世界的读到这本书，也许会出版繁体字版。对我来说，我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我希望中国人读到这本书；另一个是，我希望中国人读到完整的这本书。 问：简单谈谈你离开中国后，身在中国之外看中国，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答：因为我迷恋中国，所以我无法那么轻易放弃关注中国。当我们搬回美国后，我现在的工作也并非停止写中国，只不过也开始写美国了，看上去，中国越来越少地占用我的时间，而美国越来越多，可实际上，我是不可能忽然像这样（打了一个响指），就一下子停止了对中国的兴趣。我不会停止有关中国的写作，不同的是，在未来的四五年时间内，我会更多地写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故事，以往我对中国的观察视野是狭窄的，现在更加广阔了。因此我会常常回中国。 困困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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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4 11:37 PM PDT
2014年05月19日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十五篇。 上一篇：赵紫阳：共产党必须搞民主 党内民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所一再宣称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共建党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党内的民主生活却很少正常过（所谓正常指符合党章规定）。到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端，党内的正常组织生活秩序被破坏殆尽，党章几乎成了一纸空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生活秩序开始得到恢复，但实际情况按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十二条准则（全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中共在总结毛泽东时期党内民主生活遭破坏的历史教训基础上，为保证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规范化而制定的党规性文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规定的要求却仍然相去甚远（当然，十二大党章中也仍有许多需要修改完善之处）。1986年10月，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重要专题之一。 党内民主专题，全称是"党内民主和党的组织专题"。要搞好这个专题的研究，需要有一个熟悉党内高层情况、党务工作经验丰富而又富有改革意识的人来主持。在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赵紫阳点名由中央政改办的负责人之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担任这个专题研讨小组的负责人。周曾经长期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工作，为人谦和，作风慎密，是主持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1986年11月25日，由周杰主持的党内民主专题小组办公室正式开张，该小组初期有8人。小组以对外委托课题、对内开座谈会、收集资料、阅读文件等方式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中央政改办派出的专题小组联络员陈小鲁、黄海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就在党内民主专题研讨小组的工作刚刚开展不久，1987年1月，党内元老以"反自由化不力"为名，采用非正常方式迫使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其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的高压，无疑给以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正常化为目标的这项专题研讨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困惑和困难。但专题研讨仍然在艰难中进行着。 1987年2月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举行"党内民主专题汇报会"，政改办和专题小组办公室的全体研究人员到会。会上，周杰将专题小组成立后两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作了介绍，并重点讲解了专题组已经形成的汇报提纲初稿，向政改办的研究人员征求意见。就在前不久，中央研讨小组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赵紫阳和研讨小组其他成员已经重点就党内民主、十三大的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意见。这些意见，专题小组的提纲大都已经吸收了进来。在周杰介绍提纲稿，及大家发表了意见之后，鲍彤对这个提纲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鲍彤很清楚当时来自党内左派们的压力，知道说话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但是他仍然有针对性地就党内民主问题谈了六点意见： 第一，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应该建立监督制度。应该规定，不能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人不能担任党的书记，缺乏公道、正派、守纪律品德的人不能担任书记。应该对党的高级领导人建立起监督制度。现在的稿子中缺少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归纳，如果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应该考虑建立哪些制度，建议这些制度由谁来搞。 第二，中央委员会的作用。中央全会一年开一次，恐怕不行。中委应该懂得如何监督，如何集中全党的意志，如何处理全党全国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问题。是否可以考虑单独作为一个专题。我赞成八大党章中的提法，剥夺党员权利就是违反党章。要建立畅通的党员反映意见的渠道。基层党代会应该讨论本地区群众的要求、情绪、意见。这种会议同工作会议不同，不是上下级关系，而应该是民主的，党委要听党代会代表的。 第四，干部的民主管理问题，还不大明确，应该具体化。第一步是不是先做到真正的民主选举。监督怎么搞，也要有点具体办法。 第五，要有明确的具体步骤。不要从党章修改不修改的角度来考虑，而要按照迫切性和条件成熟程度来考虑。中央、基层，一头一脚，还有干部调整等等。 第六，要着眼于全党积极性的发挥。最终可否讲要形成一个"团结民主"的局面，或是"团结和谐"的局面。紫阳曾经问我，哪种概括更好，我向他提了"民主团结稳定和谐"八个字。 在中央政改办和专题小组的共同努力下，党内民主专题的汇报提纲终于成型。1987年3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四次会议在中南海举行，听取党内民主专题研讨小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研讨小组赵紫阳、胡启立、彭冲等3人，田纪云、薄一波请假。会议特邀胡乔木、高扬（时任中央党校校长）二人参加。其他参加者有党内民主专题小组周杰等9人，其他专题小组负责人温家宝等7人，中央政改办鲍彤等23人。 周杰在会上就党内民主的专题研讨做了汇报。 在周杰汇报到党内民主也要抓两头时（所谓"抓两头"，是指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也要从中央和基层两方面做起），赵紫阳说，党政分开现在是讲抓两头，这个是有道理的。党内民主是不是也是这样？说中间可以缓一点，根据是什么？中央和基层民主问题抓两头，理由如何？民主问题我们说过中央和基层吗？ 胡乔木说，关键是中央，中央搞好了基层就好办了，这个问题可以再议一下。 赵紫阳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前一段有同志不太赞成民主集中制这个说法，是什么意见？毛主席说过的民主集中制，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这要斟酌。和我们现在说的民主是不是一样？胡乔木回答道，有同志说民主中就已经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意思，但它不能成为一个组织原则。赵紫阳似乎对这个回答不满意。再问了一句，有的同志不赞成提民主集中制意思是什么呢？鲍彤回答说，就是说民主本身就有了集中的意思不必再提集中。赵紫阳说，资产阶级民主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说法似乎不妥当，是不是还要这样提？好像事先划了这么一个框框，是不是不用这个意思，可以再研究一下。从过去的理解，是上面先定了，然后再通过一下民主形式。这是个问题。 当周杰汇报中建议撤销市县一级党委常委会时，赵紫阳问，说全委会（按照中共党章规定，各级地方党代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全体委员会"即全委会，全委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即常委会）是决策机构，全会闭会期间会不会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当然这说的是地方党委。鲍彤回答说，所以考虑到加强配套，一是取消常委一级；二是减少全委会人数，三是加强议事制度。赵紫阳说你一个月开一次会也是加强了书记的作用，全会要增加次数。高扬补充说，全委会开的少会出现个人说了算。不一定是第一把手说了算，一两个书记就搞坏了。 赵紫阳接着说，有些事不能一下子理清，全委会闭幕期间还是要有个集体领导机构，但注意不要影响全会的决策作用，否则就变成加强书记的作用了。从实际出发，一是要加强全委会，二是要限制书记个人权力，三是加强常委作用。第一步这样可能好一些，不然全委会不能经常开，势必造成书记说了算。 高扬插话说，我个人看书记可以减少，一正一副或者两副就可以，这样碰头会就可以减少。（在当时体制下，地方党委大都有多名副书记，有时遇有重大问题，甚至不召开常委会，几个正副书记开个小会就定了，这种会就叫做"书记碰头会"。这种决策方式违反中共党章。）赵紫阳说，可以不搞副书记，省里大事提到常委会议定，要加强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作用。取消常委现在看时机不成熟，严格来说只能减少一个层次，这就是书记碰头会。 赵紫阳还建议省长、市长不要当党委副书记，党委的副书记是专职协助书记搞日常党务工作。要形成这样一种体制，常委会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党的日常工作书记来管，政府日常工作省长来管。他说，关于撤销常委会，上次（指研讨小组第二次会议）议的时候认为可以，现在看来实际上可能不可行。 当周杰汇报到关于纪委的职能问题时，赵紫阳问，不正之风属于党纪还是属于政纪呢？党纪由党管，政纪由政府管，这个问题怎么分才好？以权谋私是党纪管还是政纪管？一个区长以权谋私是监察部门处理还是纪委处理？他说，尚昆同志曾经提过多次，什么是党风，党风不正指的是什么？赵紫阳认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以党纪代替了政纪。高扬插话说，我们是党专政，不犯党纪，犯了别的没大事。赵紫阳说，也有些事违反了法纪，但是不犯党纪，如走火打死个人。他认为应当先搞法纪政纪问题，再从党纪上考虑。鲍彤补充说，应该是法、政、党这样的顺序处理为好。这就理顺了。 赵紫阳又问，什么是党的纪律？鲍彤回答：违反党章与党的决议。赵紫阳说，党的纪律是不执政时期传下来的。有些在党执政之后可以不归入党纪，纯粹的党纪就是党纲、党章、党的决议。什么样的情况做党纪处理？标准主要是党章，党的决议。鲍彤补充说，侵犯党员民主权利也是这样。 汇报在最后提出了修改党章的问题。自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开始以来，几次会议上研究的问题在多处涉及到现有党章，需要考虑在十三大上修改。赵紫阳要求搜集一下自政改研讨以来有多少问题涉及党章，可以一并考虑。有哪些事要由中央常委决策，这个问题也没有定。 赵紫阳建议，党章修改问题由中办、中组部来搞。中办牵头组织几个人。这样，十三大筹备工作，人事一个组，政治报告一个组，这个问题（指修改党章）一个组。修改党章也算十三大筹备工作的一项。然后他问胡启立行不行？胡启立说可以。赵紫阳又问中央办公厅正、副主任温家宝和周杰，二人都点头同意。 在专题报告汇报完之后，周杰就专题组代中央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工作规则》接着做了汇报。在汇报中，赵紫阳插话说，政治局委员只有在分管范围内的临机处置权。除此之外，要严格区分个人意见与代表组织的意见。个人意见不是指示，是建议。现在是一提建议下面就要办，这要区分清楚是个人建议还是组织建议，个人建议不必事事照办。胡启立也说，要想办法解决中央的同志下去之后能够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而不是前呼后拥发指示，不能一说话就是指示，要解决这个问题。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高扬抱怨说，耀邦同志到河北就是这样，很多指示。赵紫阳说，地方党组织确实也有难题，如果你不传达，也许有人就会说，你怎么扣压总书记的指示？ 在汇报到有关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规定时，赵紫阳说，能不能区分一下，哪些事情常委会可以决定，哪些则要报告政治局，如果事事都要报告政治局就要讨论两次。实质性的问题是常委会处理什么问题。他建议说，能不能这样划分，常委决定日常问题，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实际上，中共高层在什么是重大问题，什么是日常问题上，从来就没有明确划分过，也很难划分，往往是根据主要领导人的意见确定。）书记处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常委会是处理日常工作的重大问题，而政治局是重大方针、重大决策。 胡乔木插话认为，没有必须划清这个界限。赵紫阳说，不划完全没有可以遵循的恐怕不行，要完全划清也难办。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没规定要求有，有了又觉得很难办，我看还是得有个规定。不适合可以调整，我们搞制度化，没有程序怎么制度化？我们的法律规定许多都是原则，恐怕还是要有具体规定。多年来党内不愿意搞具体规定，延安时代就有规定。当然没有完全按规定办，1957年以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胡乔木仍然坚持说规定是没有用的，赵紫阳说得有个规定，胡乔木说许多人是习惯法，美国的副总统有没有权就是习惯，搞规定没有意思。这时候，鲍彤插话说，大的界限还是要有个规定，重大问题经过政治局，而政治局授权常委，就日常重大的问题由常委会讨论。 赵紫阳给他与胡乔木之间的这场争论作了个结论，他说，美国总统也要受一些法律制约，总的讲是互相制约。任何条文中都有个制约的问题。我们常常批评繁文缛节，但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也可能出问题，也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做些规定，但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人的作用和法制也得相结合。有了好的规定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 赵紫阳接着说，政治局不能讲闭会期间，随时可以开会还闭什么会？（按照中共十二大党章规定，中央全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在全会闭会期间由政治局及其党委会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但党章对政治局会议多长时间召开一次没有规定。赵在这里是明确反对汇报提纲中"政治局会议闭会期间，由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的说法，认为政治局随时可以开会，主张将党内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归之于政治局。）常委决定问题有些需要通报政治局，有些需要提交政治局，有些可以不报，不要用政治局闭会期间这个词。高扬补充说，常委需要紧急处置一些重大问题。紫阳表示同意，说，可以加上。比如突发的外交事件，你开政治局会来不及，需要紧急处置。日常的工作决策和紧急处置的一些重大问题，常委可以决断，事后要报告政治局。常委会是三种内容，一是自己可以定的事情，一种是定了之后要告诉政治局一下的，一种是定了之后要报告政治局批准。 胡乔木说，政治局要每周开会。赵紫阳说，不大可能，常委要每周开会，是第一线（即处理日常工作和决策）。政治局会议至少每月一次，也可能半个月一次，全会半年一次。常委会叫每周例会。书记处不开会，不实行集体领导，而是首长负责，分工办事。常委是第一线，书记处不开会不发文件。鲍彤说，这个大格局定了就好办了。 赵紫阳说，这基本上等于延安时代和建国初期的建制，总书记等于当时的秘书长，常委则等于当时的书记。在政府工作的人员基本上不当党中央书记，书记中有政治局成员但不多。书记处为常委服务办事，这样较大的变动是书记处。胡乔木说，这是党政分开，不然分不开。赵紫阳说，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政府工作都要分开。 赵紫阳最后说，重大的问题在于理顺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工作规则。这点修改党章也要讲。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都是什么性质？这不仅仅是工作规则问题，而且属于改革党的领导制度的问题。可以写入十三大报告当中，是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关系、性质是重大问题。一经确立就不能再变。有些属于规则的问题，比如会议、纪律、日程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再考虑，精简一些。大的问题你们提出来，搞个暂行工作规则。 散会前，赵紫阳还交代鲍彤说，社会民主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一下。找个时间谈一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怎么搞？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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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4 11:55 AM PDT  原编者按："制度造成的恶与公民责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制度之恶应该由谁来承担具体责任？"5月11日下午两点雨枫书馆，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做客腾讯思享会，从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出发，谈极权主义、制度之恶与个人之恶。以下为部分对谈实录，腾讯思享会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欢迎收听"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周末愉快！ 在集体罪恶面前，个人责任何去何从 刘苏里：阿伦特的两本书《责任与判断》和《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所谈论的话题非常接近，她对于我们在生活中每天都会经历的问题不断地抽象化，试图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并最终具有普遍的衡量价值。 阿伦特有一句话："政治地思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我想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涉及阿伦特思考中的一个关键触点——关于"恶"以及恶的起源。人性中的恶是怎么来的？在阿伦特这里怎么就分成了平庸之恶与不平庸之恶？ 郭于华：阿伦特特别重要的贡献，是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人们思考的能力和愿望。用问题来激发更多的人对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这可能是阿伦特今天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方面。 对于"恶"这个题目的解答，既是一个哲学思考之维，也是一个非常现实之维。阿伦特的思想跟她作为受迫害的犹太人这样一个切身经历有密切的联系，她对于恶的感受、以及基于思考做出的哲理分析，其实是建立在切肤之痛的现实基础上。那样的一种极权主义体制不仅给犹太人、甚至给整个人类都造成了巨大伤痛，由其表象来看，它应该是一种所谓极端的恶、绝对的恶。而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样一个分析性的理解，很多人不太同意翻译成"平庸之恶"，书里面很多地方用"恶之平庸"来概括。那么恶之平庸性和其极端性、绝对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觉得阿伦特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体制和制度造成的恶与公民责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刘苏里：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或者说是个人责任与体制责任之间的关系。 郭于华：如果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极大恶的形象上，这就等于是把恶归结到个人身上，但实际上阿伦特的作品强调的是个人在体制中作为一个环节、一个齿轮，与"体制之恶"是什么样的关系。阿伦特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或者用体制之恶遮蔽个人之恶，她重在探讨集体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极权之下，所有人都会面临选择的难题。参与政治的自由和逃避政治的自由都被取消了，这个时候个人应该如何做。 制度之恶源于个体的不思考 郭于华：阿伦特将其归结为思维的匮乏，她所说的思维是一种人的自我反思。在她看来，思维特别重要的几个作用，一个是揭露一切未经审问之意见的偏颇，纠正我们对于那些习以为常、甚至是冥顽不化的所谓价值学说和教条的偏执和迷惘，这是思维最重要的作用。同时她还认为思维能酝酿出良知，让人能够去分辨善恶是非。第三个层面是思维可以保持人的道德完整性，她等于是把恶之平庸性跟思维的匮乏性联系在了一起。 阿伦特所研究的极权主义体制本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它想要把所有人变成机器上的齿轮，这个机器运转起来，绞杀了人们的生命和思想。每个人都变成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这是极权体制下作为个体的处境，阻碍你成为齿轮、成为螺丝钉的唯一方式就是思考。 刘苏里：阿伦特被批评的地方，在于她在讲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时候，强调个人的责任，强调恶的来源是不思考。但当整体根本不知道思考是什么的时候，你再说恶的来源和人不思考有关，这件事情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座的年轻朋友不知道40年前的中国，但知道今天的北韩。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状况下，我们怎么评价北朝鲜制度下个人的恶？第一，他们根本不知道思考是什么，没有思考的参照物，也没有思考的对象和资源；第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检讨这个制度之恶？制度之恶应该由谁来承担具体的责任？ 我不认为阿伦特在谈论制度之恶的时候，像她谈论制度下的个人之恶那么用力。或者说，她关于责任与判断的思考核心在个体，而不完全在制度，当然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谈制度谈得多。 好的制度能够把人性中善的东西发挥出来 郭于华：我们在谈论今天中国社会转型困境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到底是人性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很多人会说，今天中国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就缺少了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因素，一直都是专制统治。当然很多人会不同意，认为我们不能把责任都归到祖宗身上。还有人认为，制度才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好的制度是能够把人性中善的东西发挥出来的。 如果要讨论人性、制度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会进入一个循环状态：制度和文化造就人性，而恶的人性不能进行文化创新，也不能进行制度创新，这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如果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中，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而今天中国的困境，其实是由于这三者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要破除这样的恶性循环，只能从制度层面入手进行变革和推进。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制度入手，当然主要是经济体制。 一个专制的政体会限制和剥夺人民的权利与自由，但它不可能完全控制人们的思考、记忆、表达，也不可能完全控制住私人生活领域和相对的社会空间。但是极权主义不同，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从"total"一词来的，total意味着全面，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私人生活的领域全部要占领，极权政体下才有可能产生对人的控制。 最大的问题在于有些人不想知道真相 刘苏里：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信了20年、30年、甚至50年的东西颠覆掉，还不如让他从11楼直接跳下去。颠覆他所相信的东西，不一定在物理状态出人命，但是这个人精神死掉了。 郭于华：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这四大恶霸地主已经进入我们的教科书和影视文学作品。南霸天、黄世仁这两位基本上是虚构出来的，周扒皮和刘文彩确有其人。我问学生，如果刘文彩根本不是一个弄了水牢和收租院压迫贫下中农的人，周扒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只是一个富农，半夜鸡叫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你们能相信吗？所有的同学摇头，说我们没法相信。 在历史真相被重新呈现之后，大家知道我说的不虚。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真相，你可以去看书，可以去网上找，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只要你想知道，一定能够知道。最大的问题在于有些人不想知道，因为颠覆自己一直以来的认知其实是一件痛苦的事。回到阿伦特的观点，就是我们在思维上有一种惰性，不愿意重新思考一些事，这是人性当中的弱点。 ——转自新公民邮件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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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华：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衝突——紀念“八九六四”25週年 Posted: 18 May 2014 10:44 AM PDT
天安門"八九六四"，究竟是中共堅持不變中的一個不幸插曲，還是決定中國命運的轉折點？當年的拼死抗爭和血腥鎮壓，既為其後二十五年的發展確立了某些基本邏輯，同時也為顛覆這些邏輯埋下了伏筆，使得當權者永遠無法淡然面對六四。 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硝煙甫定，鄧小平即指認春夏之交的政治動盪「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他並聲稱：「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與這個判斷相對照，不少民間人士卻堅持認為，當年政治改革原本仍大有希望，可是學生運動一起來，事情就糟了，結果，中國「倒退了二十年」。究竟是中共堅持不變中的一個不幸插曲，還是決定中國命運的轉捩點？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年的拼死抗爭和血腥鎮壓，既為其後二十五年的發展確立了某些基本邏輯，同時也為顛覆這些邏輯埋下了伏筆，使得當權者永遠無法淡然面對「六四」。親歷者的責任，正在於堅持正義，追究真相，保存記憶，維護良知，像天安門母親那樣，絕不輕言放棄。 民意的利用與背棄 天安門抗爭的意義，首先是反抗鄧小平等人對改革民意的背棄，這必須從八十年代政治歷程的整體來考察。現在談到改革開放的啟動，一般都會注意到「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解放運動」，以及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這些發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大事。特別是平反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掃除了鄧小平翻案的最大障礙。重返權力中心後，鄧雄心勃勃，於一九七九年初出訪美國，回國後迅即發動中越邊境戰爭，緊接著抓捕了魏京生。但是，當時名義上的最高領導畢竟仍是華國鋒，林彪和四人幫的問題也還沒有結案，面對黨內的懷疑保守勢力，他仍然要借助民意才能鞏固新到手的大權。因此才會有吳偉回憶提到的，魏京生剛剛判了十五年，鄧卻帶頭鼓吹起政治改革，於一九八○年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強調集體領導原則。下半年開始審判林彪和四人幫兩案，矛頭同樣暗指毛澤東個人指定的接班人。輿論做足後，終於在一九八一年迫使華國鋒辭職下台，鄧小平接掌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擔任黨主席（後改總書記）。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一九八○年底的區縣人民代表大會換屆改選，引起高校學生競選熱潮。宣言、演說、辯論，大字報、油印小報，都成為民主實踐中的重要工具。黨也沒閒著，北京市委從一開始就試圖制止，但北大一分校曾參與民主牆的李勝平成功當選西城區人大代表，北大哲學系研究生胡平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有力促進了校園擁護改革的基調。無怪乎一九八四年「十一」遊行時，北大學生主動打出「小平您好」的大標語。問題在於，與安徽小崗村民的包產到戶不同，這次校園選舉遭遇嚴格的新聞控制，無法成為改革初期指示政策方向的標桿性案例，也從未得到官方歷史的正面記載。與其說是小平帶來新希望，不如說他在用民意對付華國鋒的時候，已經開始精心設限，一九七九年提出四個堅持，一九八二年憲法廢除大字報等「四大」，都指向一個經改政不改的未來。 為甚麼胡耀邦逝世引起大規模抗議示威？人們一般會說，他因為不肯鎮壓「八六」學運而下台，被認為是代學生受過，所以學生要為他討公道。較少提及的是，「八六」學潮的緣起，恰好是又一次人大代表換屆選舉，學生們的主要訴求就是開放競選。就在胡耀邦下台後，北大學生仍然積極助選，在巨大政治壓力下，成功將方勵之夫人、物理系教授李淑嫻選為海澱區人民代表。「六四」鎮壓後，她的代表資格才被強制剝奪。瞭解這個詳程背景，才能明白，為甚麼當初主動向鄧小平致意的大學生，八九年卻打出反對「太上皇」和「垂簾聽政」的標語，抬出抄錄憲法的大牌子，強烈要求用法治替代人治。對鄧小平來說，民意可用但不可依賴；而在民眾看來，鄧小平已經背叛了當初民意支持他重獲權力的根本理念。民眾參政議政，應該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基礎和常態，不是政治家予取予奪的玩物。這是八九年慘烈衝突的深層原因。 兩種文革視角的衝突 對政治民意表達的不同看法，直接表現在八九年對文革的兩種不同指涉方式。從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捕開始，對文革的言說和論辯就充斥於改革新時期的政治生活。但是，權勢者和基層民眾的視角卻截然相反，以一九八○年高校人大代表選舉為例，北京市委意圖阻止競選的指示一傳達，學生們就直接聯想到文革時期慣見的管制手段。可是同時，貌似文革形態的大字報大辯論又激發著人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確認為候選人的學生與校方會談時，學生們要求校方提供更多張貼大字報的場地，校方則承擔了保證候選人需求和選舉順利的責任。 八九年時與此類似。《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一出，北京全城震驚──其文辭語調，完全是文革時期扣帽子打棍子用高調掩蓋誣陷鬥爭的借屍還魂。「四‧二七」大遊行，基本是被這篇社論動員起來的，民眾本能地拒絕接受再次回到文革式的社會管控形態。另一方面，在抗議節節升級、全世界關注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北京市各界民眾紛紛上街，以「聲援」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據說，當鄧小平看到聲援群眾中出現中小學生甚至幼兒園小朋友時，大為震怒，認為這是文革版的娃娃上街，天下大亂，已經到了不採取果斷措施不行的關頭。很顯然，看到「四‧二六社論」時，他從來沒覺得這是文革又回來了。 鄧的延續，中國的轉捩 暫且不談文革十年的複雜層面，八九年時，對立雙方在文革認知上的錯位，根本在於對政權正當性（legitimacy）的不同理解。一九八○年的學生選民和一九八九年的抗議民眾，認為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來源於自下而上的授權，文革問題重重，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後期持續不斷地自上而下「運動群眾」還不允許辯論或自辯，泯滅人性泯滅個性也泯滅個體公民參政的公共性。而鄧小平及其黨內同僚卻抱持根深柢固的列寧黨思維，不但堅持先鋒黨必須自上而下地領導國家，而且慣於「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六四」屠殺就是將不擇手段推到了極致。這是他「貓論」和「摸石頭過河論」的邏輯延伸。其自我安慰的前提，不管是遙遙無期的共產主義還是可期實現的小康社會，都在於設置一個假定的良好目標。 但不擇手段的惡果，遠非想像中的良好目標可以抵消。目前中國遭遇的舉凡貪腐、污染諸端問題，都到了牽一髮動全身的困境，也都可以在「六四」鎮壓埋下的不擇手段當中找到源頭。僅以中共內部運作為例，遲至「六四」，黨內權力移交仍然依賴老人幫指定。從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到江澤民，上台下台都是別人說了算。這之後，鄧小平顯然意識到，以前曾經用「集體領導」名義踢開華國鋒，現在卻自打耳光，而且還再次面臨毛澤東晚年選擇接班人的困境。這也許是為甚麼鄧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就從中央軍委主席一職退下，將其讓給有名無實的江澤民。鄧小平身後十年換屆的格局，完全仰賴江澤民的忠誠才傳至胡錦濤，並在胡任內第一次完整實現。這個制度確立了下台的規律性，但卻無法改變指定人選才能上台的狀況。結果，老人幫先後離世，外加經濟起飛給權力壟斷帶來的好處，阻礙了理想中的權力移交官僚化，加劇了權鬥風險。習近平接班一年多以來暗中的刀光劍影，可以證知，未來的權力交接，將面臨更多惡鬥，也必將在社會上激發更迫切的民主改革要求。 「六四」鎮壓的不擇手段，並沒有帶給中國一個多麼特殊的發展模式。中國的經濟起飛，在政治管控方面，正像拉美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當初那樣，拜託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新權威主義。那些國家後來先後進入民主化進程，是中國未來走向的重要參照。關心中國前途和民族命運的年輕人，怎能忽略八九「六四」的重大歷史意義？只要「六四」真相還沒有大白於世，中國就仍然欠自己一份正義；經濟再發達，也只能是一個跛腳巨人。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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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俄国记忆版图上的竞争（张思之、秦晖、贺卫方、朱学勤、金雁组团访俄） Posted: 18 May 2014 10:29 AM PDT
三、面向年轻人 伊琳娜·谢尔巴科娃（Irina Scherbakova）在记忆协会里负责高中生作文比赛项目。她说，协会成立的初衷是搜集保存史料，但成立十年后，大家明白了，协会的意义在于面向年轻人。 通过中学教师，她们发动学生采访家里的长辈，记下家庭的历史记忆，参加作文比赛。如何不带偏见地聚焦人权受到损害的历史？她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客观的题目：人的历史。伊琳娜说，苏联只讲权力的历史，不讲人的历史。人被看作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发动孩子访问家人，就是要补上人的历史。 作文比赛已经坚持了14年。获奖作文都放到了网上。伊琳娜说，我们每年会把最好的作文汇编起来，出一本书。例如，《我们祖辈的三十年代》、《围绕家庭圈子的历史》等等。 伊琳娜说，现在俄罗斯的多数孩子想学法律或经济。他们在访问长辈和查找档案时发现，案件中没有律师出场。他们用现代的眼光看历史，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孩子们在采访中形成了对历史的认识，培养了自己的批判精神。一个小女孩在作文中引用了艾赫玛托娃的一句诗：在俄罗斯/人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被送进监狱/一部分把人送进监狱。小女孩写道：我不认为只有两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像小草一样被践踏。这些顽强的小草，只想自己生活下去，生存下来。 普京总统也非常重视青少年教育，但倾向不同。2012年9月12日，他向社会各界代表谈到对年轻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俄罗斯能否保存并且使自己得到增强，能否成为当代有前景的和有效发展的国家，同时，在当代很不一般的形势下，能否不使自己迷失，不丧失独特性，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教育青年。"（转引自张盛发：《普京重任总统后再次治理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第6期。以下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介绍和引文出处相同。） 普京认为，这个领域的竞争很激烈："包括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文化自决性、精神和道德价值都证实，这是一个竞争残酷的领域，有时是公开的信息对抗的目标，不想说进攻性，但准确地说是对抗，这是精确策划的宣传进攻。" 普京总统在前两个任期内，多次发起攻势，试图统一历史教科书。 2003年11月和2007年6月，普京两次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和全俄历史教师代表。他说，历史教科书应当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2003年讲话不久，多卢茨基编写的中学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便从俄罗斯联邦推荐书目中被剔除，理由是"对我们祖国历史的成见和对材料有偏见的阐述"。这引发了俄罗斯社会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论。官方授意和资助的教学用书是菲利波夫主编的《俄国现代史（1945-2006年）》教师手册。在这本书里，斯大林以有效的管理者形象出现。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引起了俄罗斯各界的更大争论。 普京在第一个任期禁了多卢茨基的教科书，在第二个任期扶植了菲利波夫的教科书。2012年5月，普京第三次出任总统，干脆釜底抽薪，试图统一历史教科书，用政府中意的教科书统一课堂。 2012年12月，第三次就任总统不久，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阐述了他的整体目标："俄罗斯应当成为一个主权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不仅应当坚定不移地进行发展，而且要保持自己的民族和精神认同，作为一个民族不使自己迷失方向。" 四、记忆与身份的纠葛 俄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俄国人是谁？过去是谁，现在又是谁？这类身份认同问题与历史记忆关系密切，在俄国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罗津斯基说，过去，我们是谁的答案很清楚，我们是苏维埃人。现在肯定不是了。现在是谁有争论。一种说法是，我们是东正教徒，这是我们的传统。但很多人不同意，我就不同意。传统信仰没那么强大。有人说我们是俄罗斯人，但这只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且，俄国是多民族的，把俄国人称为俄罗斯人也不准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混乱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暂时没有答案。 听到苏维埃人这个词，我想起70年代读过的一本日本左派写的书：《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当时对苏联社会的性质已有不同看法。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人，只是苏联官方的说法，相信的人多，一时便成为主流看法。现在，回顾历史，谈论那时社会的性质，罗津斯基用的词是"斯大林主义"。 罗津斯基在《斯大林主义的拥抱》一文中写道，斯大林主义是一套国家统治的体系，是斯大林时期的特定政治实践的总称。其一般特征是：将恐怖作为普遍手段来解决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有国家暴力和恐怖，才可能实现统治的集中化，才可能强势地推介某种意识形态，才可能出现大批的奴隶劳工以及其他许多现象。 我不清楚这个概念的来历。西方政治学界描述斯大林时代的常用概念是"极权主义"，从斯大林死后到转型之前是"后极权主义"。可见，对苏联时代社会性质的看法和命名之乱。政治制度和社会性质，仅仅是整体文化的一个方面。对政治身份的看法如此杂乱，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更混乱了。 俄国人对斯大林时代的记忆也是矛盾混乱的。 罗津斯基说，记忆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是恐怖时代。谁是恐怖分子？国家。国家机器制造了恐怖。恐怖制度是这个国家的基础。可是，就说俄国的20世纪吧，修建了很多铁路，电站，放了卫星，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的历史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其中最大的胜利是战胜希特勒。我们是绝对的善。所有这些关于胜利的记忆，如何与关于恐怖的记忆联系起来？为俄罗斯骄傲？为俄罗斯羞耻？怎样把这两种东西放在一个脑袋里，这就是我们的困难。 罗津斯基说，很多前苏联的共和国正在编写自己的历史，例如格鲁吉亚，他们的叙述是："我们原来正常地生活，俄国人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恐怖，我们一直反抗，最后我们胜利了，自由了。我们是受害者，俄国是刽子手。"确实，我们没有被占领，我们自己建立了恐怖制度，杀了自己人。我们是刽子手，同时又是受害者。当然，也可以把党说成黑的，我们是白的。但也不好办。谁是党呢？我们自己就是党，党就是我们。 听到这里，我想到一对中国概念：官-民。官不是民众选的，造了孽怎能追究民众？那么，是否可以说官是黑的，民是白的？ 我又问自己：难道民众真有那么白吗？官方固然要承担主要责任，但官来自哪里？执政前他们就是民间的一股势力。执政后，大量的官员也是从民间选拔的。如果民众方面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把自己说成单纯的受害者，如某些反右和文革积极分子那样，这种总结不会掩盖真相吗？ 我知道，德国人总结历史教训并没有绕过民众。2005年1月25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德国人民对于当时的大屠杀负有责任。他说，"纳粹意识形态的邪恶并非突然产生。思想上的野蛮残忍和缺乏道德上的自抑是有其历史的。事情十分清楚：纳粹意识形态是人民自愿接受并且予以执行的。" 德国总理在讨论责任时强调了意识形态。纳粹的意识形态包括消灭劣等民族，苏联的意识形态包括消灭阶级敌人。阶级敌人不是人，而是毒蛇猛兽。 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1918年9月3日在《消息报》上号召："让工人阶级用大规模的恐怖来压死反革命的多头毒蛇！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每个持有武器的人都要被当场枪毙，每个哪怕敢于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微小反抗的人都将立即被逮捕并关押到集中营去！" 契卡另一位主要领导人拉齐斯说："革命之剑砍下时应该沉重和致命。被授予了这把剑的手要坚定地和充满信心地把锋利的剑刃插入反革命的多头毒蛇……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为了压迫和剥削下层阶级而编造出来的旧的道德准则和'人道'。我们的道德是新的，我们的人道是绝对的，因为它是以消灭任何剥削和暴力的崇高力量为基础的。""我们可以无所不做，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批举起利剑不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他人，而是为了将所有人从奴役和奴隶下解救出来的人……要流血？那就流血吧，只要能够把强盗的旧世界染成鲜艳的红色就行。"（闻一：《契卡的"十字军讨伐"》，《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我想，为了达到自己认定的目标，漠视他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这不是许多民众认可的观念吗？退一步说，容忍这种观念，容忍对自由和生命的大规模残害，这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吗？如果是，自我反省，有所承担，吸取教训，警示未来，就应该成为全民性的道义责任。 回想起来，罗津斯基把党内党外干部群众混为一谈，还有一个理由：今天俄国民众手里的选票管用。从根本上说，未来掌握在他们手里。有一张选票，就有一分责任。民众的认识，民众的反省，民众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决定着他们对政府和政策的选择。 罗津斯基这一派人，真把自己当公民，希望俄国民众也成为合格的公民，而不是等待雨露阳光的臣民，于是就特别关注公民的素质，强调公民的承担。从这个角度回顾历史，便形成公民式的历史记忆。在公民式的记忆版图上，人权、公民权利、自由的边界，标志得最为醒目。至于铁路、电站和原子弹之类的物质成就，只是次要的东西。有了人权和自由的保障，这些东西就能创造出来。如果这些物质成就来自大规模的奴役劳动，它们在记忆版图上的重要性还会降低，对这些成就的评价也会让他们感到内心纠结。 对于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关系，罗津斯基表述得很清楚。他在《斯大林主义的拥抱》一文中写道："历史记忆是集体意识对过去的回顾。我们在过往之中选择我们认为重要的事实，它形成了我们的集体身份认同。历史记忆的素材，是真实的和想象的过去：历史记忆将事实分门别类并且系统化，只选择那些它愿意呈现的，符合身份认同的事实。" 这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便选择甚至想象什么样的史实，建构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反过来，什么样的记忆，又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两者相互促成。 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身份可以从不同角度区分。从信仰角度可以分成东正教徒或共产主义者，从社会分层角度有官民和士农工商，也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政治权利角度有臣民有公民还有人民群众，从民族角度有俄罗斯人有乌克兰人、车臣人、鞑靼人，等等。人们认为自己是谁，不仅取决于他在这些分类体系中的位置，还取决于他特别在乎的那种身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身份。 苏维埃人是凝聚了巨大能量的综合性身份：信仰共产主义，属于劳动阶级（消灭了剥削者和寄生虫），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空前自由和权利，还带着俄罗斯的民族色彩。更重要的是，苏维埃人把自己想象为最伟大的历史运动的先锋，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未来。 历史进程并不支持这种想象。 1999年12月，普京总统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回顾历史："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见，甚至否认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而不认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的巨大代价，错误更大了。""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 如此说来，苏维埃人是谁？就是闯入死胡同的人。令人自豪的身份认同解体了。原来的次级认同逐鹿中原，各自在历史记忆中寻求支持。不同的看法，还包含着对俄国走向的主张，试图影响并塑造未来。 五、俄罗斯到底是什么国家？ 今日俄罗斯到底是什么国家？仅仅从社会性质的角度说，也是众说纷纭。 俄罗斯官方早已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对旗帜道路之类的话题不感兴趣。我请中国社科院俄国文学专家苏玲寻找官方说法，她找到的官方观点是：俄罗斯是联邦共和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俄罗斯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彼得堡独立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伊琳娜·泽沃米斯罗娃（Elena Zdravomyslova）教授对我们说："在当代俄罗斯，政治资本的作用，大于财产或经济资本的作用。没有政治关系，很难得到保护。"她认为俄罗斯依然是专制制度，可以称之为"温和的威权主义"，或者叫"有选举的威权主义"。俄语和英语一样，专制主义与威权主义是同一个词。 莫斯科国立经济高等学院教授尼古拉·彼得罗夫（Nikolai Petrov）向我们介绍了俄罗斯的当代政治情况。会后我问他对当代俄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他用英语回答说："裙带-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被翻译为"权贵-资本主义"。 我质疑道：当代俄罗斯，资产阶级能主导或"主义"吗？叶利钦时代，资本寡头一度控制了金融和传媒，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政策和选举，那一段或许是权贵资本主义。普京上台后，收拾了几个资本寡头，重新控制了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现在，到底是官方说了算，还是资本说了算？他说，官方说了算。我说，如果是官方主导，权贵主导，那就不应该叫权贵-资本主义，应该叫资本-权贵主义。我说中国也有这类争论，我提出的概念是：资本-官家主义。权贵主义就是官家主义。 彼得罗夫教授说，俄罗斯有一种说法，叫有选举的威权主义。我继续追问谁是主导者：到底是选民说了算，还是威权说了算？如果选举是真的，选举真管用，就不应该叫威权主义，而应该叫民主主义，威权色彩浓重的民主主义，"威权-民主主义"。 实际上，彼得罗夫在会上介绍过俄罗斯民主的复杂情况，选举是真的，但是选举制度很不成熟。政党竞争很弱。在地方选举中，普京设定的规则让当权者更容易当选。不过，选民和官方之间存在一个隐性契约：民众认可这种统治，政府向民众提供好生活。本届政府的竞选口号就是"提高养老金！提高工资！" 彼得罗夫说，普京还承诺大国复兴，多数人支持他的强国梦。问题是，过去经济比较好，石油价格上涨，官民双方都被骗了：官方以为统治很容易，不用改革；民众以为不换政府也过得不错。后来经济危机了，需要经济政策了，而普京没有什么真正的经济政策，普京的班子就不那么受欢迎了。普京的爱国阵线党被称为强盗小偷党。一些民众重新走上街头。 彼得罗夫说，官方对付民众抗议的办法，让人想到专制时期。一是镇压，让抗议的人不再上街。2012年6月有群众抗议，40多人被抓，司法过程还在进行，有人已被判罪。二是让政治人物不再活跃，不反对克里姆林宫，最好拉拢过来。三是对公民社会进行限制。不过，官方也做出一些让步，出台了一些新法令，例如禁止官员财产转移出境。 彼得罗夫说，目前，除了普京无人能够左右俄国局面，如果他下台，对俄罗斯未必有利。 我对这几段话的理解是：普京当选是民众权衡的结果。民众需要他来维持稳定，即使专制一些，腐败一些，也比乱了好。俄国人见识过半无政府状态，那时黑帮横行，公共服务严重缺乏。既然威权人物是民众选择的，这个社会就不是威权社会，而是民主社会，"威权-民主主义"的说法可以成立。 那么，"强盗小偷党"又该如何理解呢？民众选择了威权人物，并没有选择强盗和小偷。可是，据伯尔基金会莫斯科办公室主任殷兹·西格特先生（Jens Siegert）介绍，这里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政府耍流氓的事。 记忆协会人权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切尔卡索夫（Alexander Cherkasov）是著名记者，他介绍说，现在的某些官员，工作起来的方式，让人想到黑社会。有些地下组织暗中得到了秘密警察的支持。官方的某些组织部分地私人化了。一位观察者说："同一帮人，管理着这个国家，也占有着这个国家。" 管理者是管家，拥有者是东家。占有者不讲谁有谁管，只说占着位置。如果用这些概念分析，那么，在今日俄国，到底谁是东家？ 在名义上，官方当然不是东家，俄罗斯人民才是东家。官方只是人民委托的管家，选举或委托手续，每四年重复一次。当然，苏联时代的人民也是名义上的东家，但那时的选举太走过场了，从人民代表到最高领导人的委托链条多处断裂，不完整也不真实。现在的委托链条也有毛病，但大体真实完整。 当前的问题是，获得巨大授权的管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东家。管家管理着俄国，占有了俄国，部分拥有了俄国。发生这种转变的机理包括： 1. 民众授权过多，太信任铁腕人物，给他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容许管家近似东家。 2. 官员掌握的使用权扩张。内部人控制，代理人把持，代理权多跨一步，便侵入了所有者的领域，于是管家近似东家。 3. 国家机器和司法机构不健全，疏漏甚多，官员很容易在某个局部偷偷越界，将代理权部分地私人化，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服务。 4. 民间经济和公民社会都比较弱，民间的独立性不强，对政府监督不力。政党政治不成熟，民众选择空间有限，替换麻烦，对越权的容忍度也被迫提高。还有很多民众习惯于不尊重人权的管理方式，对公民权利边界不敏感，忽视了代理人越权。 经过这一系列的跑冒滴漏，再说人民是今日俄罗斯的东家，肯定会有争议。但是，说管家或官家是东家，照样会有争议。 确切的定性，需要多方面的计算和比较：将管家的真实收入与名义收入比较，将管家的真实收入与国际市场行情比较，将管家与东家的收入比较。此外还需要职责比较，工作质量比较，行为特征比较。我不了解这些数据，无法准确判断。我感觉，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在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我更倾向于后者。 俄国社会性质的模糊和争议，决定了俄国人身份之不确定。 在俄罗斯和东欧的历史进程中，至少可以辨认出民众的三种权利身份。一是臣民，他们是政权的服从者。二是公民，他们是平等的国家主人，是政府的东家。三是人民群众，他们在名义上崇高伟大，在实际上服从追随。而且，人民与敌人之间的边界由最高领导人掌握，一旦沦为敌人就比臣民还惨，近乎奴隶。从历史角度看，人民群众是臣民和公民之间的过渡性身份。 如此看来，俄国人应该处于人民群众和公民之间。俄国的社会转型尚未完成，还在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身份也在转型和重建之中，所以，身份认同必定是变动的，模糊的，有争议的。 政治和社会身份方面的认同如此，文化身份也处于模糊和变动状态。例如宗教信仰，也需要转型，需要适应新时代，否则很难获得广泛深刻的认同。 六、阶段性的结果 最后，应该交待一下彼尔姆-36争夺战的结果了。 馆长施米罗夫和塔吉亚娜到了莫斯科，找到罗津斯基，又通过他找到了总统班子里边的人。 依照法规，总统签署纪念人权受害者的文件之后，有权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项目的实施和款项的使用。这个委员会由许多民间人士组成，改革派的影响比较大。委员会之下还有普京总统任命的管理小组，协调项目间的拨款谈判。委员会和管理小组里都有记忆协会的朋友，委员会和小组的决定，州政府必须服从。 10月9日，预定谈判回收彼尔姆-36具体方案的日子，州长没有露面。他派来的代表也没提回收的事，相反，他说我们的想法与馆长一致。那天，所有与会者都赞扬民办+官方支持的模式，说这个模式可在各地推广。 在送别晚宴上，副馆长塔吉亚娜向我们介绍了上述情况。她说，俄国在政治上处于困难时期，但这一仗打赢了。馆长也累得心脏病发作。她笑道，公民社会的组织者通常心脏不好。为他的健康干杯！ 从记忆协会的角度看来，整个俄国都是这样：大局不容乐观，但苦斗之下，不时取得局部性胜利。 在维权领域，记忆协会人权中心一直在追究车臣的侵犯人权案件。车臣战争期间，未经法律程序，遭受私刑拷打或失踪的大约三千人。例如，一个俄国警察，绑架拷打了车臣平民。两个车臣警察，对一位车臣平民的失踪负有责任。在各方努力下，这三个人受到审判。但是，三千案件，只有三个小人物受到惩罚。并且，坚持追究的三个人，一位著名记者，一位年轻律师，一位记忆协会的工作人员，后来都被谋杀，可谓代价惨重。 记忆协会人权律师受理的车臣案件，包括失踪、私刑、针对居民的轰炸等。在国内打不赢，他们就诉到欧洲法院。欧洲法院如果判政府赔偿，俄国政府一概执行。但是，涉及责任追究便执行不力，有赔偿而无清算。 在历史问题领域同样如此。罗津斯基介绍说，受害者一般都平反了，还为有的人立了纪念碑，但是迫害者都没有受到追究。他的个人经历便是如此，释放了，平反了，但有关他的14卷档案已被销毁，他只拿到了销毁证明。从1990年到1991年，俄国政府，尤其是克格勃，销毁了大量档案，涉及跟踪窃听的，线人密报的，95%已被销毁。剩余部分也不开放，只有安全部门才有权查看。 事实上，整个苏联时期的官员犯罪，无论是侵犯人权还是贪污受贿，都没有受到追究清算。唯一的例外是，有人贪污了国际援助的钱，在国际法庭被起诉，于是被捕入狱。 在记忆领域，罗津斯基说，俄国人的记忆是关于受害者的记忆，却没有关于罪犯的记忆。国家恐怖没有受到追究。 确实，我们在城郊公墓看到了纪念受害者的雕塑，在涅瓦河畔看到了受害女诗人的雕像，但我们也在市中心区，在莫斯科安全局办公楼门前，看到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俄国安全部门依然尊敬这位制造国家恐怖的前辈。 即使对受害者的记忆，也被挤到了边缘地带。罗津斯基说，对受害者的纪念场所主要是墓地。城市中心那些与恐怖有关的建筑，并没有成为纪念场所，没有挂上纪念牌。 他说，在全国300家博物馆中，国家恐怖的主题经常以碎片方式呈现，呈现为个人的和短暂时期的记忆碎片。关于国家恐怖的专题纪念馆，各地不到十家，但没有国家级的。 关于斯大林主义记忆的书籍，大约有300本，收录了150多万受害者的名字。但是，这些书籍印数很少，而且是地方性的，不是国家层面的，对国家记忆几乎不起作用。 这种格局，在我看来正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平反了，赔偿了，这是受害者的胜利。无追究，无清算，这是迫害者的胜利。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胜负，但人权边界大体得到了保护。 记忆协会的自由派认为自己是少数：他们在边缘，他们的胜利只是碎片化和边缘化的胜利。罗津斯基说，走向胜利的路还很漫长。现在是国家监督我们，并不是我们监督国家。我们正在追求达到这一点。应当是人在国家之上，而不是国家在人之上。 在记忆协会的工作中，我看到了俄罗斯的进步和自我完善的渴望。俄国现实的许多方面仍在延续历史，如果不追究侵犯人权的历史，不谴责对人权的漠视，现在的俄国仍是过去的俄国，未来的俄国人仍将是过去的俄国人。揭露和批判历史上的侵权，表现了一种不许重复的决心，一种改进现实和自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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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4 10:07 AM PDT
25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屠杀发生在春末夏初，它不仅伤害了无数青春的生命，也扼杀了国家政治文明的进程。天安门广场不仅成为中共领袖的永久墓地，也成为政治文明或政治改革的墓地。 八九之后，政治领域一直倒退 我是1988级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八九学潮我全程参与。从4月17日第一次到广场以纪念胡耀邦的名义向纪念碑集体献花，到六月四号清晨撤离广场，我亲身经历的那一幕一幕仿若发生在昨天。许多场景刻骨铭心，一场和平的运动，最终成为震惊世界的血案，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当局的反思，但参与者们的纪念、反思、忏悔、甚至以宗教的情怀宽恕，25年来不时见诸媒体、网络。 我们看到了最残酷的结局：25年来中国政治领域在不断倒退，公民社会遭到严酷打击、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空间逼仄，政界与学界一代改革者被清除出主流社会甚至流亡海外终生不归，天安门广场不仅成为所谓的人民领袖的永久墓地，也成为政治文明或政治改革的墓地。 当局有没有反思与纪念？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方式，每年六四在天安门广场或北京隆重戒严，对民主人士进行贴身布控或强制旅游，带红袖章的大爷大妈把住胡同各个出入口。这就是当局的纪念方式，而对任何倡导民主宪政的个人、组织进行监控、打压甚至拘捕，把民主的种子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允许任何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发生、加强对大中小学学生的政治洗脑，这些都是他们吸引六四"教训"后，不仅不开放社会，走向政治文明，反而用政治愚民与高压政治，来稳定一党极权统治，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一些人总是会说"如果"：如果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就会激起人民的全面起义与反抗；如果学生及时撤出广场，强硬派就没有出兵北京的借口；如果赵紫阳不抖出邓小平幕后听政的内幕，邓小平就不会对赵与学运痛下狠手；如果当时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不激烈对抗江泽民，江泽民就不会立场坚定地封杀导报，邓小平就不会选择江泽民。甚至还有人上溯到清末：如果大清立宪成功，就不会有百年革命之乱了。 有一些细节现在透露出来，确实令人唏嘘，邓家确实通过某些渠道想让学生们撤出广场，以避免最惨烈的事情发生，八九学运之前，全国人大已开始在深圳试点民主选举，而土地私有化，也列入政府改革日程表，八九之前，改革派某种程度上在体制内占有主导地位，而六四血腥镇压，极左势力敢于突破人伦底线，敢于在广场上大开杀戒，改革力量大溃败。血的历史可以唤醒人们起来抗争，但也会使一代又一代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对政治抗争㦗若寒蝉。 面对历史说如果，它只能透露出一种情感上的遗憾，历史结果有其偶尔性，动机与结果错位现象屡屡发生，所谓塞公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这个道理。 柴玲公开信为什么激起众怒 我们书写历史时，会考量历史进程中个人与群体的动机、发展过程、最后结果，可以说，八九学运或民运的社会动机是纯正的，学生与运动参与者们要求的是自由民主、反依法腐败，纪念有正义感的胡耀邦，为胡耀邦主持公道，要求与政府当局就一系列政治问题公开对话，而整个学运过程也是和平、理性、合法的，近二个月的过程，数千万计人次的参与，没有因学生过激行为导致暴力事件发生，不仅如此，学生与民运人士也是运动过程秩序的维护者。无论是外地学生坚守广场，还是市民与学生共同拦截军车，都是公民合法的抗争行为，所有的不义与非法都在政府一方，这样合法、和平的运动，最终被暴力血腥镇压，最应该反思与忏悔的是当局者。 柴玲致六四母亲的公开信居然认为当年自己热血青年，如果不上街不坚守广场，而是静静在在室内祷告，上帝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会拯救中国。而天安门母亲们也不要再为六四悲哀，不要因政府不平反六四而纠结。甚至在前二年，柴玲在六四纪念之时说过，他已宽恕了李鹏邓小平与冲进广场的士兵们。 恶的历史还没有终结，屠夫的刀还悬在空中，柴玲就开始宽恕造恶者了。 因为柴玲已逃离了困境与苦难，因为柴玲有了信仰与皈依，过去的苦难对她来说已是如烟往事，挥一挥手，就可以让历史的苦水不再在她心中存留。柴玲可以做到，但丧失亲子的母亲们无法做到，无数仍然受极权侵害的人们无法做到。关于宽恕与和解，我们从南非社会转型过程中可以看到，是伟大的宗教精神，使南非出现种族和解，新的民主政权主导的社会，通过真相与问罪、通过宽恕与和解，使南非获得新生。 但，柴玲应该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南非主权已回到人民手中，人民主导的政府在审判殖民做恶者的时候，首先还原历史真相，通过法庭审判问清当事人罪责，在此前提下，开始宽恕与和解，现在中国八九民运与六四事件在主流社会还没有真相公开，更没有对造恶者决策者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审判，如此超前消费宗教精神中的宽恕与谅解，这并不是在安慰受难者群体，也不是弘扬宗教精神，而是面对恶行假装仁慈，无视整个中国仍然在苦难中无法自救。 如果柴玲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她应该像比尔－盖茨那样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设立八九受害者救援基金，让那些流血的家庭不再流泪。每年口头上隔空呼喊宽恕与谅解，完全是扯宗教的旗帜，为自己的应付的责任遮掩。 八九民运的文化与思想遗产 八九民运25周年之际，退休的原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到湖南参观了胡耀邦故居，也许仅是表达了他个人对当年受不公正待遇的提携过他的恩人的追思，并没有任何其它政治信号可供解读，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仍然在体制内做着某些政治改革的呼吁，一些海外民运人士号召人们重返天安门，把纪念活动推向一个高潮，六四"黑手"之一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而身陷囹圄，并荣得诺贝尔和平奖，因六四而逃离中国大陆的中共体改核心人物陈一咨在胡耀邦忌日前，病逝于洛杉矶，六四学运重要人物王军涛在纽约，作为中国民主党主席，仍然在为中国民主进程而奔走呼号，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在台湾做教员，前不久与另一位八九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共同出现在台湾反服贸学运中，除了不时发表批评大陆当局，他们身居海外，已没有当年那样领袖效应，六四逃亡者吴仁华，致力于为八九历史真相而独立书写，八九编年体纪实，也即将出版问世，尽管他生活艰难，但矢志不改初衷。最令人感动的是香港人，持续二十多年，年年发动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并矗立民主女神像，而六四博物馆也在世界各地建立。 中国官方，从六四刚发生时高调表彰那些镇压和平学生市民的牺牲军人，到淡化处理甚至不谈、禁谈八九六四，完全用他们自己所言的历史虚无主义方式对待六四，官方甚至改变对六四的公开表述，不再像当年那样提六四暴乱，而是以六四风波或八九风波称之。每到六四到来之时，他们严控天安门母亲或与八九已运有关的民主人士，让这些人旅游或被软禁在家，因六四而被拘捕的著名记者高瑜，最近失踪，赵紫阳当年的秘书鲍彤则一如既往地仗义执言，为高瑜女士写文章公开呼吁。 25年来，海外民运力量没有因六四而形成强大的组织，也没有形成有体系的思想，尽管陈子明在努力写作与思考，周舵也有心得，而刘晓波有零八宪章问世，陈一咨、胡平、吴国光、吴伟等也颇多的记录、研究与思考，但没有关于八九六四的年度论坛，有影响力的巨作问世，这些都与宏大的史诗一样丰碑事件不成比例。 无论是八九纪念性组织还是八九思想与评论，都是散点透视，没有发挥焦点力量。当年学界与知识界或思想界还有某种契合，但八九民运失败之后，学界与知识界更趋于分离状态，陈一咨告别会上，并没有学潮运动的学界代表出现，就是一例。 职业民运人士是需要政治性的供给的，海外民主供给力量是微弱的，这有民运人士自身的原因，但华人社会不关心政治或害怕卷入政治，则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当年六四之后，美国政府对大量中国人派发绿卡，这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因六四而在西方国家受益，但现在这些人有多少还感念六四那些遇难者，并对六四逃亡者与民主力量给予一定的捐助？ 从2012年中国政治转型研讨会到纪念陈一咨追思会，我们也看到像胡赵纪念基金会这样温和理性、偏中右的海外机构，正在发挥一定的影响力，由于组织者并没有卷入一些矛盾与理论之争，所以，能组织不同层次不同派别的力量，共同探讨问题，在海外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样的海外机构能与中共直接的政治对话，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要战胜中共先要超越"党文化" 刘宾雁、陈一咨等这样的民主人士，晚年之时都希望回国，但最终也只能骨灰归故里，有人说中共没有自信，太害怕民运人士了。其实这是中共的政治惯性所致，只要当年形成某一项规定，后来的政客如果没有强大的改革精神，这项决定就会永远发挥作用。一些部门将这些流亡的民主人士视同国外敌对势力，有了这些敌对势力，有关部门就有存在的理由，并有申请巨额经费的机会。 制造敌人，是一些部门利益需要，同时也是政客的病态心理的需要，有了这些敌人，制造某种紧张感，对内威胁民运人士，对外扩大自己的势力地盘。 中共对六四耿耿于怀，深藏仇视与敌意，但民主阵营却发生着巨大变化，尽管有重回天安门广场这样的激越行动的发起与倡导，天安门广场具特殊的象征意义，但占领它需要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成本，如果数以万计百万计的人云起响应，也许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事件，但少数人如果旗帜鲜明地到广场公祭六四，必然会身陷囹圄。 从清明节到林昭忌日，人们前往文革受难者林昭墓地纪念，都被严加禁止，并有上百人被拘审，这个政权已然在把自己捆绑在毛时代的战车上，与民主为敌，继续独裁专政恶梦。 我们应该正视现实：大量的学者在大陆，或者在体制内，希望人们都像独立学者或海外民运人士这样自由发言、激烈批评大陆当局，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一种幻想。鼓吹革命、激情呼喊都是容易的，行动的力量在哪里？革命的资源在哪里？一位网友在家里发一则贴子，警察可以几小时之内上门传唤，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小群体作为对抗的力量，都极其薄弱，现在即便有群体事件，也是即兴式的，与警察、城管或强拆人员在公开场合使用暴力有关，人们没有组织、没有政治诉求，完全停留在自然暴力层面，传统意义上的革命，理论上、现实中都没有空间与基础。 仍居国内的广场六君子之一周舵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得好，应该摒弃敌我二分的思维，超越义愤，集中精力思考事件深层原因，以及如何避免事件重演，走好民主自由的道路。他希望勿让民间的"六四"情结跌入"党文化"的陷阱，"和共产党在同一个水平，就无法战胜他"。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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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4 09:51 AM PDT
我永远忘不了为了中国老百姓的人权的民主斗士陈一谘、忘不了与中国农民真正同呼吸共命运的三农学者陈一谘，更难忘生命晚期只能在美国精心种植自留地的流亡人士陈一谘干农活的身影。 30年前的80年代，陈一谘和我都在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1989年以后，十多年没见面。1999-2013年我多次赴美探亲，住在波士顿我妹妹家，她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任研究员，经常带我去那里参加学术活动。这样，我又重逢也是该中心研究员的陈一谘。1997年春天，他邀我去波士顿北郊一小镇他家中小住畅谈。在一座树木掩映的德国式建筑的二层楼上，他租了一套多居室住宅，准备好了地板上的床垫作为客房卧具迎接我。他在小区住宅区外边拥有一小块不到一分地的自留地，这是社区分给居民住户的种菜栽花的土地。陈一谘说，这里几十家农户进行的种菜国际比赛中，他的菜长得最好最多。他按时吃饭、服药、练功、干农活，还坚持读书、上网、写作，又专门抽出时间向我讲述"六四"前后的经历和心态。他是性情中人，讲到高兴事，喜笑颜开，提到伤心的不幸时，不自禁流下热泪，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在波士顿陈一谘家中住了三天，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三天，特别是他含泪的深谈，印象特别深刻。现择取回忆中的片断，纪念不久前远行的陈一谘。 八九年为避免流血惨剧尽力奔波 陈一谘在同我的谈话中深感遗憾地回忆了1989年5月他为避免出现流血悲剧而尽力奔波、努力斡旋，但是最终没有避免悲剧。赵紫阳认为实行戒严、军队进城难免出现暴力行动和流血事件。因此，他反对戒严，要求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解决学潮问题。陈一谘抱着同样的认识，力图取消戒严的命令，军队不要进城，这样有可能避免流血。他起草的"六点声明"的要害是紧急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是审查和取消戒严令。如果人大撤销戒严令，调兵遣将也就不可能了。没有军队进城，长安街上流血惨象也就可以避免了。陈一谘和许多好心人提出的，胡绩伟等人大常委签署的动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出面处理学潮的方案，正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缓和矛盾、妥善处理乱局，使领导人体面地走出尴尬处境的高招。鲍彤对我讲过，这个六点声明，建议人大常委会开会处理学潮的建议，是陈一谘一生中做过的最大的好事。这也是已经载入八九民运史，也会载入中国政治史的一件大事。 陈一谘告诉我，1989年5月他还多方联系，苦口婆心地同他认识的一些领导人本人和高干子弟多次通电话和拜访谈话，力陈形势严峻，军队不要进城，以避免流血事件的必要性。 现在回头看，陈一谘在1989年6月4日以前的所有工作、一切言行，都不是支持、挑起和加剧动乱，而是努力想方设法、防止北京出现流血事件。他的言行符合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潮的原则，符合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指责。官方对陈一谘的处理与迫害是不合情理的违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真诚感谢冒险救难的义士 陈一谘在波士顿家中深情地向我讲述了"六四"后逃亡过程中的惊险故事与感人情节。从他的眼神和讲话中表现出他对冒险帮他出逃的义士们的感激之情和得道必多助的政治自信心。他讲，"六四"次日他得到了元老级人物的好心相劝的短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才决心离开北京。从北京到海南，沿途许多掩护与转送他的好心人，帮助他冲破重重封锁与追捕，从广东逃到海南，在李鹏下死命令严防陈一谘出境的军警枪口下，陈一谘奇迹般登上了香港土地，就靠香港同胞、特别是"黄雀行动"的智仁勇兼备的冒死相救了。 陈一谘安全到达香港后，"黄雀行动"负责人陈达钲设宴欢迎。回忆宴会热烈气氛时，陈一谘说，这是一次豪饮。每一杯义士们的敬酒，他都一干而尽，在回敬时，他又一干而尽，这次宴会是他喝下了一生中宴会上喝得最多的一次，因为这种酒浸透了拼死相救的侠义情怀，一种豪情。 在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时，陈达钲专门从香港赶到纽约，又转道来波士顿，探望病中的陈一谘，亲切的关怀与谈话，使人感到这是一对陈姓兄弟。陈达钲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回忆了"黄雀行动"中被逮捕和流血牺牲的义士们，为了民运人士的自由献出了义士自身的生命。他还指出，香港的"黄雀行动"只负责将民运人士从大陆港口转移到香港的最后一程，也是极危险极困难的一段行程，而从北京到边境的漫长陆路行程，是由大陆有良知的许多无名英雄冒着风险完成任务的。陈达钲特别指出，这些有良心的好心人中间，包括一些现役军人和警察。没有他们的帮助，成百的民运人士的出走也是不可能的。 陈一谘在重病中完成了120万字（已发表了80万字）的《陈一谘回忆录》，后40万字写的是"六四"后的经历，尚未发表。估计是关系到大陆和香港帮助民运人士的一些好心人。为了保护好人的平安，陈一谘逝世前只发表了"六四"以前的回忆录，对他本人是个遗憾，却证明陈一谘有颗善良的心。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他的内心是深深感激和永远怀念当年冒着风险、舍生取义、救助民运人士的大陆、香港和海外义士。 一生为中国苦难的农民争取人权 陈一谘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有许多精辟见解和系统的著作，并且参与了实际的运行。他从青年起就投入了为中国苦难的农民说话争取人权的抗争，一生上下求索，九死而不悔。陈一谘在同我谈话时，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批斗他，认定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农村真实情况和问题是反革命的万言书，把他这个"反革命分子"从会场拖回宿舍，双脚在地上拖着，鞋掉了，袜子掉了，最后是脚指头在地面上磨着拖回去，最后血淋淋的脚指头上脚指甲全磨掉了。为了替农民说话，一纸万言书，陈一谘的脚指甲拖掉了，肉体上的痛苦能够忍受，但是陈一谘的女友被逼自杀，葬身于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未名湖，这是精神上的更深沉的痛苦。陈一谘回忆这段悲惨情节时，这位性格坚强的战士，他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但是，度过了文革劫难的陈一谘，从农村回到北京，依然故我，不改初衷，坚决勇敢地为农民鼓与呼，冲锋在前。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他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国务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发展所到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最后走进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一直在为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他有幸遇到了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开明的领导人和杜润生、鲍彤等有民主作风的直接领导，展示自己的工作才华。也正是同这些领导人有改革开放的共识，最后在"六四"中遭遇厄运。 在海外流亡时期，陈一谘没有停止学术研究，共同组织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当代中国研究》，这本海外出版的学术性杂志得以在大陆大学的图书馆公开陈列，是罕见的个案，也证明了学术水平很高。陈一谘在海外二十多年关于中国民主、改革、开放、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论述，是重要的学术遗产。 在美国的自留地上干农活 陈一谘不仅是代表农民利益的理论家，还是会干农活的农民。在波士顿，陈一谘家中小住的三天，每天下午他都拉着我，一起到社区分给他的自留地里干农活，把买来的大纸盒装的各种蔬菜苗的营养钵栽到地里去。我开沟筑畦，他精确地等距地按每种菜苗分别埋深挖坑、栽下营养钵，完全像个农民干活。为中国的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陈一谘，被迫流亡到美国，在种自留地。多悲哀、多痛苦的讽刺！我笑他"陈一谘在美国要了自留地，搞包产到户！"他笑容满面地说："我的自留地长的西红柿、瓜、豆角，比他们的更多更好！"因为他下过乡，倡导包产到户，熟悉农业技术，最主要的是他有一颗热爱农民、尊重农民的火热的心。 一谘并未远行，你在包产到户的波士顿菜园里，举着蔬菜苗营养钵的笑脸，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 2014.05.05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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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4 04:19 PM PDT
周永康不是太子党，有几分类似于当年中共的汪东兴，或苏共的贝利亚。然而，对周某人迟迟不能动手，其复杂性在于，"刑不上常委"如今已经俨然体现党政官僚的整体利益。 习近平反腐败，矛头指向周永康，至少已经是兵临城下的阵势，不确定的只是，是否已经将其拿下，或者将来如何结案。至于传说中还将打击其他人，不确定性看来更大一些。 若公开处理有三种先例 对周永康，中共本来可以对他内部处理，最多象对康生、谢富治那样，低调处理便是。不过，中国变化很大，且此案已弄成这个模样，这样内部处理，恐怕很难走得通了。 若超出中共党规家法的范围而公开处理，目前有三种先例。一是设立特别法庭审判江青和林彪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集团。尽管司法环境刚刚在恢复，但中共那时还真是很自信，开放程度很高。二是陈希同、陈良宇两案，开放程度很低，但较为平稳。三是薄熙来案，司法实践已行之有年，且有网络环境相助，还有所谓"三个自信"，只是实际上已经很不自信，结果是开放程度与中共标榜、案件份量、社会期望，都形成鲜明落差。 这三个先例，共同特点是，其涉及的政治冲突、权力冲突，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都被扭曲，甚至讳莫如深。即使江青和林彪的所谓"反革命"罪责，也尽量回避政治而偏于刑事。这个先例一开，此后的中共高层斗争，除胡耀邦、赵紫阳外，都剑走刑事之偏锋，中共历史上甚为重要的"路线斗争"，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如此一来，若要击败对手，只有抓其腐败之短，好在，腐败已深入中共骨髓，小辫子或大辫子，倒也不难抓得到。 当然，其中也有变化。审判江青和林彪两大集团，多数人都低下头来，予以配合，尽量争取少认罪。林彪案在相当程度上属于"莫须有"，也还是大体成功地迫使案犯低头认罪。"不老实"的只有两个人，一是江青，一是张春桥。后来的两陈，都不认罪，但不能不低下头来。而薄熙来受审，他与两陈一样，也是低头而不认罪，但是，他最后看来是被判决激怒，竟昂起头来咆哮公堂，这也就致使案件的开放程度急转直下。 后文革以来中共三大派的演变 不过，政治上失利而被迫认腐败之罪，这样的处置模式本身潜藏着风险。这些人身为中共高官，要他们对党低头不难，因为这是他们在政治中失败或失利的代价，然而，是否认罪，以及如何认罪，还是大有讲究。毕竟，一味回避政治，以刑事罪压迫对手，依照高层定下的剧本表演，固然已成惯例，但现实千变万化，一旦把握不好，还是有可能弄巧成拙。 习近平与王王岐山决心反腐败，发誓打老虎，把个周永康弄得如同"钉子户"一般，然而到了临门一脚，迟迟不能再进一步。据说，有元老反对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对中共造成严重威胁。这样的担忧，也有其先例，亦即当年叶剑英所谓"投鼠忌器"。 有人分析，当时中共的三大派，元老们反对文革派，但有心无力，中间派的华国锋对文革派有不满，但要下手则未免有力无心。而文革派，江青咄咄逼人，失策于对中间派逼迫过甚，尤其是对其重要人物汪东兴，这就使得汪东兴有力也有心对他们下手。 以这样的思路来看，当年的元老派，如今演化为太子党，而文革派遭打击后散落无形，其精神与理念仍根深蒂固。此外，团派原本较为弱小且低调，其领导人胡耀邦，跟随元老派邓小平，试图修正文革方向，遭到毛泽东打击，反而促使他走向更为开明。后来他与中间派的开明官员如赵紫阳、万里等人，成为改革派。不幸的是，元老派在谢幕之际更趋保守，甚至发动政变，阻止中国走向宪政民主，阻止改革派主导中共，致使改革派遭重击而溃不成军。 "投鼠忌器"与骑虎难下 中间派倒戈，文革派失势，于是前者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大为发展，乃至江泽民得太子党支持而站稳，太子党的习近平则在江泽民支持下更上层楼。 庞大的党政官僚集团，本身是中间派的基地，又是太子党或"红二代"以及团派历练的土壤。这可能会使得他们之间的界线有所模糊，不过，他们之间的机会不平等，仍然潜藏着裂痕。先前，陈元等人吃过苦头，而薄熙来有相当高的人气却不能免于倒台，他在官僚体系内寡助，可能是原因之一。显然，党政官僚集团的动向，关乎党国命运。 当年"投鼠忌器"，"器"为毛泽东，看似相对简单，但须将毛泽东与文革派生硬撕开，而实际还是撕不开，则至今"毛派"或"左派"仍然坚信自己真理在握，气壮得很。今日之"器"，变得更为复杂。狭义而言，"器"乃江林两案之后有了不成文的默契"刑不上常委"，连中共所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是常委以下人人自我触及灵魂。不过，常委们各自形成帮派，"器"在无形之中蔓延开来，也是不得了。 周永康不是太子党，有几分类似于当年中共的汪东兴，或苏共的贝利亚。然而，对周某人迟迟不能动手，其复杂性在于，"刑不上常委"如今已经俨然体现党政官僚的整体利益。尤其是，薄熙来志在权力而相对清廉，与陈希同与陈良宇颇为类似，而周永康，权愈重则愈贪，在如今的中共之中，可谓志同道合者多，体现着中共党政官僚的普遍特色，一旦打得起劲而顺了手，中共说不定有大麻烦──但话说回来，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收手也同样会有大麻烦。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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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4 03:53 PM PDT
因为所谓腐败，就是权力寻租；中国特色的权力授与乃来源于更高的权力，庇护腐败的权力自然也是腐败的权力，所以在举国上下的腐败运动中，越是高层其"全员腐败率"越高、权力顶峰也是腐败率顶峰。 反腐敗的核心要義 當局此次反腐，看來是認了真。判斷反腐的真假，就是那句聽得耳朵起繭的宣言「不管他職務多高，都要依法查處」是否得到執行。從現實情況出發，宣言裡的「依法」二字且不細究，因為那幾乎每案必經的「雙規」手續，就明顯地於法無據；我所關心的，乃是那個「職務多高」究竟可以到達多高。因為所謂腐敗，就是權力尋租；而中國特色的權力授予乃來源於更高的權力而不是更下的選舉，所以權力尋租就不僅是掌權腐敗分子的自選動作而必須借助某種更高權力的庇護。庇護腐敗的權力自然也是腐敗的權力，所以在舉國上下的腐敗運動中，越是高層其「全員腐敗率」越高、權力頂峰也是腐敗率頂峰。 據官方新聞計算，前兩屆中央政治局的全員腐敗率都為百分之四，這還只是尚未「蒼蠅老虎一起打」以前的數據；打出更多更大的老虎以後此率自然還會升高；而多年以來我國全民犯罪（不僅是「腐敗」且包括冤假錯案）率不過四百分之一，如果全民都以同中央保持一致的比例搞腐敗，則我們每天遭遇罪犯的可能將比現在增加十六倍或更多得多！中國還有臉面「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嗎？中國人民還有空間活下去嗎？而反觀多年以來的反腐，極少觸及腐敗繁茂的窩子，所謂腐敗分子露頭一個打一個，也只因那廝自不小心張狂過甚，當局不打臉無擱處；而鮮有的露頭一個打了一窩，即所謂拔出蘿蔔帶出泥的窩案，也不過把依附於案犯的更小蒼蠅抓了一把，大都點到為止，絕少往上延伸，庇護蒼蠅的窩子絲毫未動，蒼蠅崽子依然無減有增。現在的「打老虎」卻意圖從捉住的蒼蠅或小虎往上搜，直指那「尋租權力」的生產地和庇護所，就是「高」層的老虎窩了。所謂「蒼蠅老虎一起打」，其實真意正在這些大老虎身上吧。這應當是抓住反腐敗的核心要義了。 大老虎手裡有最後的殺手鐧 可是打老虎根本不同於打蒼蠅。上級權力的蠅拍一到，下級蒼蠅非死即逃，萬無抵抗首長反攻政權的雄心和能力。而這種規矩用在位高權重的老虎們身上就不靈了。所謂老虎特別是大老虎，貪污多少個億或多少千億的業績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標誌乃是他們也是權力高峰的成員或者簡直就是高峰的高峰，專政之權鎮壓之權本來就是他們或他家的囊中之物，他可以以權謀私，也可以以權抗打。於是打虎和虎打之間的對陣就邏輯地成為權力高低大小的爭奪。所謂打老虎反腐敗是高層權力之爭的輿評，並不如表面看來那樣屬於敵對勢力的污蔑，它在中國特色的權力體制下，是不得已的現實選擇。 現在的情況看來是，打虎英雄們通過種種眾所周知和眾未必知的努力，不僅在名義上而且更在實際上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他們對於任何中國老虎，都處於法和理的制高點；這種情形是中共執政以來所從來沒有過的，連曾經光照一時的胡趙時期也望塵莫及。那麼只要他們願意，老虎同志們的命運也該和蒼蠅們一樣了。是這樣嗎？不是。 如前所述，現在的打虎運動的運行路線相當鮮明，總是循著蒼蠅──小老虎──大老虎的階梯前進，可是又總在第二級台階那裡停頓（或者至少是暫停）了下來。據統計，從十八大閉幕以來，到今年四月上旬約三百九十天中，平均每周就有四名貪官落馬，其中約三分之二是廳局級的大蒼蠅或小老虎，所涉及的中石油案、三峽工程案、四川省案等等，雖然各案的劍鋒所指幾乎全民都「你懂的」，可是就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是何原因？遇到頑強抵抗也。 不是小權服從大權、全國服從中央、中央服從主席嗎？須知在中國，這個規矩只能管到蒼蠅一級，再往上，就得層層打折扣了，因為老虎們特別是大老虎們手裡有一道最後的殺手鐧，可以令打虎英雄望而卻步的。那法寶是什麼，說來奇怪，就是老虎們的貪腐業績！老虎們犯案越多，犯案的老虎越多，抵抗打虎的法寶就越靈，打虎英雄的困難就越大。其實這事也該讀者諸君「你懂的」，我在這裡只須略微多嘴，申論幾句。 關鍵是還政於民，實行憲政 中共治國，所憑者何？最根本的，乃是政權，它是革命的根本目的，也是治國的根本手段。黨所宣佈的無產階級專政，就只能是黨的領導集團專政，公權黨有，公權黨用，構成中國特色的根本體制。保衛這種體制，是黨多年以來的不可觸碰的底線。毛澤東的「六條政治標準」，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無一不把「黨的領導」即黨享公權作為根本內容。依靠這樣的體制，黨在一個甲子以來辦了若干好事，也辦若干壞事，壞事之一就是黨內老虎蒼蠅借公權黨用之名行公權私用之實。這樣的壞事，如果只有一件兩件三、五件，公開查處，昭告天下，如同建政之初槍斃劉青山張子善，是大快人心也大得人心之舉。而如果泛濫成災以致影響到人們對這種體制的懷疑時，黨的反應就可以從制止壞事改正壞事轉向隱蔽壞事粉飾壞事並且給揭露壞事反對壞事的人士安上「反黨」的罪名而加以無情打擊。在黨的歷史上右派反黨彭德懷反黨張志新反黨劉賓雁反黨趙紫陽反黨，都是觸及了公權黨用公權私用的弊病，意在救黨救國，卻被黨國打入地獄。雖然打一回反黨分子黨就走一段下坡路，但卻保衛了公權黨有的根本體制，也保護了一批禍國殃民的黨老虎。直到現在公權私用到了史無前例全球僅見的地步，造成打虎諸公眼下面臨的局面，例如高層的全員腐敗率不止百分之四而到百分之十四、百分之四十或者以上的程度，以致大老虎們把它作為武器有恃無恐，看你小子怎樣打吧，你真敢把黨打垮嗎?!且不說這樣的鬥爭真相公開出去引得全球大嘩造成不齒於人類的「政治影響」，就算打虎諸公意圖悄悄處理個別收拾，以他們的智商還看不出來他們實際上已經站在這腐敗泛濫的根源「公權黨有」體制的對立面上，不是他們改變它，就是被它打成「反黨分子」嗎？ 改變公權黨有以杜絕公權私用，就是還政於民，就是實行憲政，讓人民真正成為公權的主人；就是打虎英雄習近平同志說的把權力關進籠子，就是打虎英雄王岐山同志許諾的「治本」。後一位說這話時設想的是先行「治標」以贏得時間去從容治本。只是實行起來的態勢卻是治標只能打蒼蠅，打到這樣的老虎大老虎及大老虎窩面前，形勢就險惡得不得不堅決治本了。何去何從，英雄們三思啊！ 二○一四年五一於不設防居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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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4 12:23 PM PDT
习近平在反腐进行不下去时，在政敌权争刺激下，会有动员民众、最终打开封闭集权体制的机会。人类政治史上许多来自高层的改革都是因权力斗争的需要出现和发展的，是在与政敌生死较量中迫不得已采取的举措。 2014年4月，习近平主导的中共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强势打击腐败面临的问题没有减弱，内部权力斗争和官场抵抗仍在继续。同时，新的问题浮现：争夺空缺权位斗争开始、经济滑坡、反对运动发展和外交压力增加。面对可能的危机，习近平新政逐步进入高风险期，极权反腐的危机与隐患也逐步显现。 习近平反腐新政与江泽民和胡锦涛上位之初的做法无异，习近平新政也是以高调反腐开局，此举可以顺应民意，在民间建立新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基础。与江泽民和胡锦涛不同的是，在中共复杂的权力格局中的新领导没有足够的权力资源进行有效的反腐。同时，腐败是江胡两朝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治理机制的官场潜规则，用以维持大派系平衡和换取精英对中共统治核心认同，江胡是蓄意默许乃至纵容腐败。 太子党出身的习近平有三点使其要真正地反腐。第一，太子们的红色血统使其要保住红色江山的合法性，而不反腐就无法在红色江山的理念上恢复执政合法性；他们有反腐的动力和抱负。第二，太子家世先天形成的红色理念基础上的个人关系与情感，使其有人脉资源，特别是军中太子党支持，超越形式化制度容量和限制，有效地动用党国机器克服利益阻力反腐。第三，红卫兵时期动乱中的政治经验和早年政治浮沉阅历，使其有比江胡更好的性格和政治心理素质应付政治挑战；特别是敢于蔑视和突破成规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因此，习近平新政以反腐开局，不仅是江胡拿高管问斩的表面文章，还有大刀阔斧地整治党国治理机器中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 只有真反腐败才会遭遇真正阻力江泽民有意识地利用腐败打造中共和个人执政机制；胡锦涛反腐做样子并不敢真正触动权贵利益。他们都没有机会碰到反腐必然遇到的问题。习近平反腐想动真格的，才会遭遇真正的阻力。在不同制度中，腐败的概念、生成机制和反腐措施选择空间是不同的。中国专制历史悠久，专制制度中的腐败与反腐都有丰富的经验。传统专制反腐会遇到的问题是高层权力斗争掣肘与整个官僚机器的抵制。 习近平反腐之初不是没有预设界限。否则，不仅党内几朝退休元老通不过，习近平甚至因此不能上位。习近平的边界就是1）刑不上政治局常委；2）必须经过一些程序取得党内在位退位领导的同意。然而，习近平很快发现，如果真心反腐就必须面临突破预设边界。因为几乎所有中共权贵大案要案都牵扯到政治局常委。有迹象表明，习近平想突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禁区，目前正在苦斗试图摆脱程序限制。 习近平反腐的真正阻力在官场。到目前为止，他纠正党风政风大的措施落实到基层了。然而，这也造成共产党官场离心离德。因为这些官员不是为了理想、道德、百姓和名节而做官、而是为了利益；即使做好事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会采取各种措施抵制反腐，不仅懈怠工作，而且销毁人证物证，甚至制造事端，造成乱局。有理由怀疑，最近中国频发事故与官场抵制反腐导致失职有关系。 左右摇摆的政治机制成反腐瓶颈中共新威权政体虽然在维稳促经济发展方面比较其他国家的政体有优势，但在反腐败方面也造成一些特殊困难。自邓小平开始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共治国方略的核心要素后，不论政策是偏于改革开放松动控制的右还是强化镇压严控自由的左，只要发生两种问题，就会停止右或左的政策。中国三十年就是在这样的摇摆中维稳和发展。80年代初期，邓小平数次停止政治改革尝试以至于拿下两位自己选定的总书记都是因为出现经济混乱和政治不稳定的问题，批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和平演变，也是因为导致经济停滞局面而刹车。最近，习近平反腐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4月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虽然官方报道中大篇幅强调经济形势喜人，提及问题只是一带而过，但熟悉中国官扬文章的人士都知道，中国经济有近期麻烦和中期风险了。反腐之初，就有人担心反腐影响发展。此次会议报到中说，经济改革措施要继续实施，调控措施适度放宽。那一带提及的"研究""其他事项"应当包括经济局势需要调整反腐进度力度等内容。 另一方面，政局稳定也出现新的挑战。习近平视察新疆遭遇爆炸案，肯定使他想到当年75惨案导致他晚入中央军委一年的旧事。对外界而言，新疆内外由于中共治疆方略导致的持续增加的暴力事件让有些观察家认为，新疆正在车臣化：新疆人不仅暴力反抗中共党国机器，而且对汉民族进行超限战报复。新疆问题，和西藏持续不断的自焚、香港发酵的占中运动及台湾新近出现的太阳花政治风潮，凸显中国分离主义的挑战有增无减。大陆内部各界维权运动在中共维稳逼压和侮辱刺激下正在合流向反对运动发展，底层民众抗争也蔓延到新的地区、阶层和话题。 911后的全球反恐和08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为中共提供的有利国际空间，随着反恐胜利和西方经济复苏正在消失。中共在周边地区的强势作为，导致冲突并逐步形成新的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圈。一些大陆专家希望克里米亚冲突导致俄国对西方冲突，给大陆带来新机遇。但俄国沦为经济二等强国以及不会使用超限战对抗西方，使得俄国不可能成为对西方致命威胁的新来源。 反腐出路在通过制度化宪政安排江胡时期，如果出现经济-维稳-外交几重困境，核心会议上一定会决策减弱反腐力度进度。但现在中纪委的工作似乎还没有停顿迹象。这表明太子出身习近平和王岐山对红色江山的责任心和掌控局势的气势超越平民出身的领袖，世交结下的人脉关系也保障他们控制和运用军队的能力。但习近平反腐是与党国机器作对。而党国官员队伍的怠工与反抗会导致局势更加紊乱，这会持续考验习近平的意志。笔者认为，中国各类困境问题纠结，在现有制度中控制危机的回旋余地不大。习近平也许会把中共江山彻底搞乱。即使习近平集权反腐成功，也是为新的更大腐败创造政治条件，因为权力越集中越不受控制，就会有越大的腐败条件和动力。只有社会和民众的参与，才能真正治理和控制腐败。只要这种参与不是毛泽东政治运动而是通过制度化的宪政安排实现，就可以建立对腐败的有效揭露、惩治机制。这是人类政治史被证明的真理。因此，习近平在反腐进行不下去时，在政敌权争刺激下，会有动员民众、最终打开封闭集权体制的机会。人类政治史上许多来自高层的改革都是因权力斗争的需要出现和发展的，是在与政敌生死较量中迫不得已采取的举措。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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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不要以为没有声音就是安静——政府应当尊重人民的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 Posted: 17 May 2014 04:02 PM PDT 1.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听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对来宾说，希望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可好了。人一旦认为什么事可好，就会本能地把那件事置放到很多场合中去，藉以寻求快乐和满足。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过他的精神生活的。譬如，我就经常呆立在窗前傻傻地想，假若有一天人民也有机会坐到大会堂的红色座椅上，对通过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走上领导岗位的政府领导人说："政府要尊重人民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会是什么效果？结果我同样认为可好了，这种状态准确地定义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显示的是一个正常国家所过的正常的政治生活，它让人感觉很舒心。 这当然只是一种幻想，就像阿Q兄弟挨打之后，幻想"人活在世上免不了要挨打，被人打一顿实际上也没啥"一样，用胜利感疗伤的精神安慰而已。实际情况是，你一个灰头土脸每天在脚手架爬上爬下或在早市买一块钱一堆水果蔬菜的人，既没有数亿财富，也没有呼风唤雨的权力，兜里更没有美国绿卡，你是不可能坐到大会堂去的，你丫也绝没有资格说那句逆天的混账话，所以你最好还是好好呆着，该干啥干啥去——就像某位官员学者揶揄的那样：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呢？ 然而人是这样一种东西，他可以如同牛马一般沉默，可以承受任何艰难困苦，他也可以忍受野蛮力量的驱赶、辱骂、欺凌，在极端情况下，他甚至还可以忍受殴打和屠杀，但是你做不到让他不去想一点儿什么，你无法做到把他变成完全丧失思想意志的物体，无论你是谁，你都做不到；无论你使用什么手段，你都做不到阻止他们把剧烈的精神运动转移到地心深处，在那里聚集、累积和运行。 既然这样，我们私下里说一说或者想一想"政府必须尊重人民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至于就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吧？如果我们想也不敢想，那么，我们用什么来证明自己还从属于人类，用什么来证明我们也是天地之灵，用什么来证明我们也是有思想、有意志的人，而不单纯是任人驱赶、任人宰割的牲畜呢？所以，很有必要就这件事说一点儿什么。 2011年9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界定出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白皮书称，中国人民坚持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坚持通过求同存异、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白皮书称，中国充分尊重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正当权利，在积极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充分顾及他国正当关切和利益，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 我同样认为这个白皮书可好了，虽然没有窜到大街上欢呼雀跃，却也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切实感受到了这本国家之书之于我们每一个国民（有人说是屁民）的意义。只是在激动平息坐下来想一点儿什么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虽然一万个好，毕竟是国家层面的东西，离我们这些卑微的个体实在是远了一些，它替代不了我们的心灵所思谋的看起来不那么宏观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那么，我们思谋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简单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常识和最低限度的诉求。 2.国家宪法表述中的人民核心利益和民众的现实处境 我不想引述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也不想引述联合国在这个宣言基础上由各成员国政府签字批准并于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具体规定的人民的核心利益，原因有三：其一、这些指导人类生活的文件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远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你什么时候听到过专家学者座谈，品评和分析中国社会落实这几份国际文件的情况并据此向政府提出督促和改善建议？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述这几份文件对保障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你看都未曾看到过的东西，有什么说头呢？所以不说；其二、这些文件对国家、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对人民权益的约定和保护都很具体，如果引述，会在很多问题上造成不便，弄不好还会招惹麻烦，被人说不怀好意别有用心，这就很不值当了，笔者写这篇文章，无非是想把一些感触抒发出来，绝没有招惹是非的意图，所以最好还是不说。其三，这几份国际文件都很长，如果引述，必然会导致本文约束不住篇幅，我不想给读者添加负担，所以也不说了，敬请读者另外花时间去阅读原文件吧。 好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虽然因为反复强调"特色"而被世人警觉，却也还没有像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朝鲜那样像铁桶一般与世界隔绝，上述三个国际文件的基本精神，尤其是关于人的权利的概念，还隐隐约约出现在了国家宪法条文当中，我们也就不必要舍近求远，直接从宪法角度进入话题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这样说的：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看到了吗？我们所说的"人民的核心利益"在这里都有了堂而皇之的阐述，我们与世界上走邪路的那些国家的公民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阅读这些文字，我们常常禁不住热血盈眶，激动得不得了，简直可以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然而，人不能永远发热，即使发烧到胡言乱语手舞足蹈的程度，只要不是突然倒地而死，也终有安静下来的时候。等我们清醒下来，像正常人那样看眼前这个世界，像正常人那样回忆我们经历过的精神苦难和物质困顿，像正常人那样感觉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像正常人那样估量未来的情境之时，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条文跟我们曾经的历史、正在过的生活以及据此可以推断的未来，并不是一条逻辑线上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觉得，宪法条文描述的那个美丽世界与我们的现实处境距离十万八千里，甚至可以说完全隔绝。 难道不是这样吗？那我们就比照条文来看一看吧！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真正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未必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相反，具有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其他劳什子国家国籍的人，不但正儿八经"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甚至还是谁也不知道怎样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代表，是盘踞在各级政府部门的"管理"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官员（谓之"裸官"），是在他们各自拥有的地盘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持续制造骇人听闻的权力罪恶的歹徒，这样一比较，我们这些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由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组合而成的所谓公民群体，也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东西了。 人们只要稍微看一下眼前的现实，就免不了会想："马拉隔壁的，原来是这样……"他还顾得上热泪盈眶、骄傲自豪乃至于手舞足蹈么？一个让很多人不能为之感到骄傲自豪的国度，一个被特殊利益集团掠夺到"国在山河破"的国度，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又从何而来？如果这时候发生战事，靠谁为这个国家流血牺牲？你让谁来"众志成城"？甲午惨败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如果真是这样，怎么就发生小偷小摸的倒霉鬼和攫取了亿万资财的腐败落马官员判处同样刑期的事了呢？轰轰烈烈，弄到全国人民奔走相告的大贪官落网，怎么没几年人家又堂而皇之地解脱刑期，成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公司董事长或者顾问了呢？怎么又人模狗样地坐到权力机构宝座上商议"维稳"去了呢？反之，无处诉说的可怜人在网络上发几句牢骚，怎么就会被国安系统盯上，某一天黑夜被带走从此杳无音讯了呢？春夏秋冬用生命和汗水谋生存的瓜农，怎么就会被城管人员用秤砣敲死了呢？反抗城管暴力的小贩，怎么就会被枪毙了呢？ 更让人不解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居然认为，不杀这位小贩就会"很危险"，"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理由是：小贩杀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城管，所以必需得杀——那我们弱弱地问一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你那里，法律究竟是政府的政治工具还是独立于政府权力之外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手段？如果你认为是前者，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说了；如果你认为是后者，我们还要问一句：那你又为什么消失和逮捕了那么多为民众维权的律师呢？你们怎么就下得去手把他们残害致死呢？还有，现在就连街上跑着的狗都听说过某人借助国家垄断特权攫取了多少民脂民膏，你们为什么不去考究一下此人是否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此人为什么反而有胆量提出给全国人民建立道德档案呢？你们的法律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们连封建帝王时代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做不到么？你们难道真的在执行"刑不上大夫"的黑暗规则么？有了这样一些提问，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1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我等就连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的"屁民"究竟该哭还是该笑，谁能告诉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你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人问："嗨！你见过选票吗？你行使过选举权吗？"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摇头，他们非但没有见过选票，没有行使过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连选票的味儿也没闻到过！每当我们伸长了脖子看那些走邪路的国家进行国家选举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疲弱不堪，觉得自己还没有活出人样儿来。毫不夸张地说，选票之于中国人民，就像彼岸之天堂一样，可望不可即。莫要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管着你的街道办主任或你所工作的班小组长，经过选举吗？在那些人的权力位置中，有你的意志吗？为什么那么多无才无德、獐头鼠目、猥琐糜烂、心毒手辣、丧心病狂的家伙们能够堂而皇之地占据权力高位？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公仆"借助于国家权力暗度陈仓，用行政任命手段掏空了人民的宪法权利，为那些为非作歹之徒鱼贯而入到国家权力机构打开了方便之门，就是因为制度性地在这块土地上麇集起了一个世界上最腌臜堕落、最残暴无情的官员群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面对这句经常被人怀念的话，说实在的，我们真是无言——这是由羞愧、屈辱、愤懑集合而成的情绪。我们眼含泪水，既想长歌当哭，又想仰天长啸；我们既想摧毁一些什么，又想把窝囊废的自己打死。如果作为人的精神标记的最基本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消失于无形，那么，你还怎样证明自己是值得自豪的天地之灵呢？既然你无法证明，那么你就承认了吧：你就是一个不会说话、没有意志表达的牲畜，我们所有的羞愧、屈辱、愤懑均由此而来！ 中国还远远不是法治国家，在这块土地上，维系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不是国际通行意义上的法律，而是由层峦叠嶂的国家权力机构制定并执行的行政条例——尽管有时候它们也会披上法律的外衣——这些行政条例无时无刻不在消解人的基本权利，卑劣地猥亵乃至于强奸法律。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去言论自由的，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出版自由的，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去结社自由的，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去游行自由的，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失去示威自由的。 狗日的美国人一有机会就对中国人说：言论自由和思想流动，只能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我们很愿意接受某些官员的看法，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出于颠覆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目的所做的鼓吹和煽动，然而潜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人性却轻声告诉我们，他们说出的，仅只是常识，我们的本性何尝不在渴望言论自由，何尝不在憧憬思想流动啊！这就是被国家媒体讨伐鞭挞、被视之为大逆不道的普世价值，这就是最普遍的人性要求，断绝了这些要求，也就断绝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品格，它必然会变得粗鄙、野蛮、残暴，历史与现实中形形色色骇人听闻的权力罪恶，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大面积发生的。 3.一个极为宽阔的灰色地带 我们免不了悲愤地发问："这到底是他妈怎么了？！"于是茫然四顾，结果我们不得不确认，在宪法条文和我们的理想生活（或者表述为人民的核心利益）之间，还横亘着一个极为宽广的灰色地带，我们的人生处境既不在那些严谨漂亮的宪法条文当中，也不在我们伸长了脖子眺望的彼岸世界，我们就置身于这个荒凉贫瘠的灰色地带，我们举步维艰地在这里跋涉，我们所有人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故事就发生你身上，故事就发生在我身上，故事就发生在你身上，无数的故事发生在无数个无权无势的个体身上，那些令人悲伤绝望的故事简直要把我们淹没了！ 问题在于，纵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为什么唯独我们不幸身处在了这样一个地带？为什么我们的宪法条文无法直接转化为我们的宪法权利？其实答案已经含蕴在我上面的行文之中了，简括地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灰色地带，发生在这个地带的所有故事，全部起因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客气一点儿说，起因于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没有这强大的制度性保护，我们谈论的一切权力罪恶都将不复存在，即使我们出于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特性想呆在那个灰色地带，也不可能，社会正义的疾风暴雨将会把我们从那里唤醒，我们将会有勇气打出人的旗号，我们将会在履行人的权利和责任中，压制住无所不在的权力魔兽，我们会为自己争取到尊严！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制度继续不完善下去，灰色地带就必定会存在下去，故事就一定会继续，这是一个魔咒。霍布斯概括出来的"利维坦"怪兽，正是借助于制度性强制才得以横行天下的，成为世界的唯一主人的啊！ 我们在这里呼吁政府应当尊重人民的核心利益及重大关切，是负责任的，是合乎逻辑的——我们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将权力之恶转化为善，让人民真正地成为社会的主人，以微小的社会代价完成制度性转型，尽管我们的愿望看上去有些可笑。没有任何人比普通民众更不希望这个国家发生灾难性的社会暴乱，无情的现实是，恰恰是那些号称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权力者、那些带着国家冠冕的特殊利益集团，却在无所忌惮、争分夺秒地把这个社会推向全面的溃解和崩塌，无论是在国际问题还是在国内问题上，他们都在以"哪怕身后洪水滔天"的心态持续地制造着深刻的国家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谓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不是提醒，而是迫在眉睫的全民族危机！如果权力者仍旧颟顸愚蠢下去，不敢旗帜鲜明地提出尊重和落实人民的核心价值和重大利益关切，不能够切实做到赋予人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仍旧陶醉在别有用心的人虚构出来的虚假幻象之中，把阻滞人民意志和利益表达的暴力性强制维稳作为国家要务，这个国家在不远的将来会遭遇到什么，还用提示吗？ 我们深知肩负这个国家历史与现实责任的领导人之难，凡六十余载，如此严重的内外交困，如此纷繁错落的社会乱象，如此深刻复杂的国家危机，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集中呈现在中华民族面前，我们正在面临生死。有人在总结甲午战争惨痛教训时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不是胜利于军事，而是胜利于制度，可谓切中历史肯綮。难道我们还想固守被一些人一再声称绝不改变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形单影只（哪怕你拉着朝鲜、古巴之类的小兄弟的手一再告诫人民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继而重蹈百年之前那场屈辱性惨败的历史覆辙吗？难道我们真的想狂奔至死吗？ 美国人认为中国威胁并不是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有多么强大，可以威胁到邻国乃至于世界。中国威胁是指中国的政治文化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自然环境、普世价值观的全面破坏，这才是最值得警惕、最可怕、最恐怖的。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毁掉了自己数千年的文明和蓝天绿水，绝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有任何机会毁掉地球的全部文明史，绝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以任何形式危及人类的生存。我们目前在国内外遭遇的全部困厄，都可以从世界对中国的这种反应中得到解释。在世界这本大书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才刚刚开始。 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目前这种政治生态下，决定这本书情节走向的并不是很少有渠道表达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人民群众，而是大大小小的权力者和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他们而不是人民决定着中国的走向。如果他们不停止掠夺，如果人民的意志仍旧无法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难道还需要想象吗？然而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完全被复制和重演，如果再次发生百年前那样的国家灾难，那将不是签署几个丧权辱国条约就可以过去的，那将是被权力者反复告诫人民的"亡党亡国"，是全面彻底的国家崩解，是民族问题的遽然爆发，是中国国土的四分五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全看这个我们有没有走出这个灰色地带的意愿，全看我们能不能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力量，如同凤凰涅槃那样抱着向死而生的信念去迎接挑战、迎接未来了。 令人唏嘘的是，这种壮烈的人民向往所面对的敌人，既不是国际地缘政治对手，也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所谓国家敌人，恰恰是号称人民的仆人的那些人，现在他们已经修炼成魔，成为了被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的国家权力怪兽，这头怪兽欲壑难填，在我们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颠倒乾坤、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压制它。 这既是历史的宿命，又是现实的宿命。 4．国家格局中的人民关切 我前面说过，我将就人民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表达一般意义上的常识和最低限度的诉求。常识已经说过了，那么，何谓人民"最低限度的诉求"，即何为人民的重大关切呢？我理解是这这样的：所谓重大关切，是指间接或者直接影响到民众生存的社会事件或者说社会内容。人民的重大关切往往会表现为阶段性，即某些问题在某个时段会显得比较突出或者尤为突出。在目前，至少如下几个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在了政府面前—— 一、必须公布官员财产 这既是人民的重大关切，更是政治集团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没有这个根基，执政合法性就会像失血一样流失，反腐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意义。我不相信什么"权威主义2.0版"，更不相信"苍蝇老虎一起打"能够打出一个清明世界，原因很简单：在粪堆没有消除之前，你没有办法杜绝苍蝇横飞；在野兽出没的森林，你更没有办法阻止虎狼同行。 以史为鉴：朱元璋同志当年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这个从社会最底层爬上皇帝高位的人，深知官员腐败对朝廷命运的致命危害，可以说穷尽了各种严酷的反腐败手段，结果又如何了呢？到了最后，这位怀有雄才伟略的政治家也不得不徒然喟叹，即使是他也对腐败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办法，腐败官员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就像韭菜一样割了又长，生生不息。 历史再不断提出警示，只要没有人民权利和意志的介入——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所有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变革，实际上解决的都是这个问题，而这正是我们公开宣示"绝不"接受的由人类文明进程所积聚而成的普世价值——任何反腐败措施都只能流于形式，非但如此，在诸如波普尔所描述的封闭社会里，反腐败更有可能演化为宫廷权斗的黑暗政治博弈，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风马牛不相及，这一点，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在不断提供例证。 在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千方百计回避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关切之时，说实在的，你没有办法怪罪人民说"只要官员不公布财产，就不要指望让我相信你们是真的在反腐败。"你可以不让人民讲话，你甚至可以把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人抓进监狱，但是你永远无法做到操纵民心民意，无情的是，恰恰是这个东西，而非被称之为"权威主义2.0版"的向极端发展的政治模式，决定着你是否真的具有历史价值，是否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位置，更决定着中国将要走向何方，对此，世界不是没有准备的，我们所有的内外交困都源自这里。 二、必须还给人民言论自由 依据宪法表述，言论自由与游行、示威、结社、出版自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然而为了控制本文的篇幅，我将尽可能只说言论自由，其他问题从略。 言论自由是人民的最基本权利，也是人类所有自由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任何关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喧嚷，无一例外就都可以被认为是虚假的伪饰，是国家意志对人民意志的禁锢与压制。以我们国家的好朋友朝鲜为例，在他们的官方语境中，尽管人民也是国家的主人，但是社会和人民都被禁锢在国家之中，除非那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朝鲜民众，世界上有谁还会相信朝鲜人还是那个国家的主人呢？在国家制造的《除了你，我们谁也不信》的歌曲喧噪里，人民的声音是无法被听到的，人民自然只能最低限度地维持动物性生存，以所谓"生存权"替代远比活着更重要的思想的权利，说话的权利，流通思想的权利。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自然不能与被金氏家族集团统治的朝鲜同日而语，然而也正因为这样，人的精神自由问题才显得格外突出起来，而精神自由的核心就是言论自由，只能是言论自由。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的人权事业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坏，然而在人民被剥夺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在维权律师不断遭到逮捕的情况下，在网络控制一天紧似一天的情况下，在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和表达空间越来越逼仄的情况下，一些借助于国家权力有恃无恐、别有用心、胆大包天、卑鄙无耻的人，经常口出狂言，却在信誓旦旦地说中国的人权事业越来越好而没有越来越坏！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某官员信口开河说什么"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一时沦为笑柄，人们在谈笑揶揄之间，当然也知道这是"公仆"出于维护某些人利益的目的对人民的欺骗，是对公众智力的侮辱。诸如此类的事情，每天都在败坏政府信誉，每天都在消解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它的社会政治后果远非人民无法说话那样简单，它是以政府合法性流失为代价的，也就是说，人民是不是真正享有言论自由，不仅是人民自身的权利问题，它更大程度上是这个国家性质的问题，人民在这件事上的重大关切，几乎关乎到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所有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很不好意思，尽管我每天早晨开始生活之前都对着镜子鼓励自己说：你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科学给了我们联通世界的通道（尽管这个通道被国家弄得异常狭窄），我们甚至也有了走出国门的机会，我们看得到那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如何"走邪路"的，看得到那里的人民所享受的令人艳羡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看得到他们的生活状况。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渴望着说出我们的思想、让思想流动起来，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我们也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要实现这一点有多么难，这关乎某些人的掠夺能否持续，关乎某些家族的生死啊！没有持续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让人民言论自由起来，他们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让人民将他们埋葬呢？ 三、必须告诉人民历史真相 所有类型的极权主义政权都有一种本能，那就是大面积制造谎言。我曾经在很多文章中谈论过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是如何修正历史、篡改历史和伪造历史的，人民不仅被现实的谎言所蒙蔽，更是被历史的谎言所浸泡，如果我们把历史比喻为一条河流，那么，在被国家意志完全左右了的社会，它的主流乃至于每一个河湾流淌着的必然是卑劣肮脏、腐烂发臭的黑色浊流。河床一旦建立起来，你就无法阻止河水流淌了。正因为这样，当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人民亲手摧毁这条伪善邪恶河流的时候，人们才突然发现，历史真实竟然也是他们在长达70年时间里无法享受的奢侈品。 生活在真实中，让人民看到历史与现实的真相，确确实实是我们每一个渴望象人那站立的人挥之不去的渴望，是我们持续了很久很久了的重大关切。遗憾的是，长时期以来，甚至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历史对于我们仍旧讳莫如深——我们不知道是谁、是什么力量用金戈铁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是哪些人用鲜血与生命换取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国际地位；时至今日，把中国弄到崩溃边缘，影响了所有中国人命运，导致中国社会大面积良心泯灭、道德畸变、人性扭曲的"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也还是一个不能讨论的禁区，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样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死于有组织的国家暴政，我们的后代甚至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档子可以被归之于大规模反人类罪行的事情；我们同样不知道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持续紧张的1989年事件怎样震惊了世界，不知道后来以及现在产生了怎样的国家后果，不知道它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怎样难以修复的毁坏，不知道美国为什么非得要跑到亚洲搞什么再平衡，更不知道那个严重事件给中国的改革政治进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甚至不知道在那场严重事件中死去的孩子的姓名！ 历史是无法规避的，它就在人们的心中，即使你动用所有国家力量禁止人们说出真相，不能被讨论，甚至在小说中也不能被描绘，但是，总有一天它们会大白于天于，那时候，你就要付出代价了。 四、必须向人民交待清楚尽人皆知的现实政治事件 最近一些年，西方媒体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专门找中国的麻烦，接连披露涉及我们国家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家族的财富信息，这些信息所涉及的资产，动辄以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计，很让仍旧为生存挣扎的中国民众咋舌，于是开始在网上流传，成为街谈巷议，成为人民舆情的一部分。即使乘坐出租汽车，也可以从司机言谈中听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乃至于BBC、CNN关于中国的此类信息，更可以直接感受到来自底层的疑虑、焦灼、无奈与愤懑。 是啊！在被教导说我们实行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社会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突然听说"中国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500个核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核心家庭形成家族，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总共大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真的很难相信这是真的，是不是西方媒体空穴来风？或者按照我们的传统说法，是"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恶意编造诋毁？人民迫切需要回答。人民同样迫切需要回答：为什么即使是国家领袖也难以触动、难以改变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命脉的垄断？为什么在金融、电信、水利、电力、石油、交通等行业，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的身影？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保障使他们成为这些领域难以撼动的寡头？究竟是什么人、什么政治势力给了他们在巧取豪夺、极尽奢华的同时，竟然还敢于提出给全国人民建立"道德档案"？是谁在从三峡工程建设以及后来的电力输送中套利？何人在通过国家出资兴建的高速公路运行中向人民吸血？何人无视环保法规，把我们这块土地掠夺到"国在山河破"的危险境地？何人在强拆民众的房屋？何人在殴打小贩？又是何人用司法手段谋取了敢于反抗的小贩性命？所有这些关乎人民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都需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回答和解释。 然而，在国家控制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以及各级、各类新闻媒体、学术刊物上，所有这一切人民的重大关切似乎都销声匿迹了，我们既看不到最高检、司法部、中纪委、国家安全局立案调查500户的信息，也看不到外交部的态度，更听不到中宣部组织专家、学者对诸如此类的政治事件进行分析与研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建议，相反，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几乎全部是经过仔细甄选和安排的轻薄的宣传信息，在这些全部体现国家意志的宣传信息中，中国纯洁得如同处女，并且正在创造神迹，已经强大到了足以与美国叫板、挑战国际政治秩序的程度；肩负宣传国家主旋律责任的演艺人员，在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的舞台上蹦蹦跳跳，反复发出"今儿个我真高兴啊！真呀么真高兴！"的喧嚣和鼓噪；更有甚者，中央电视台记者高举着麦克风，满大街追逐活得异常艰难的民众逼问"你幸福吗？"面对此情此景，即使最麻木的人也会产生疑虑与焦灼的情绪，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感受到无奈与愤懑。 五、必须削减政府权力，还给人民自由发展的空间 毋庸讳言，中国改革开放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同样毋庸讳言，这些成就的取得并非源于被现在的人们热心谈论的"顶层设计"，换一句话说，事情远非"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那样简单——从小岗村村民为了自由耕种土地竟然要写下生死文书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仅仅是民间力量对政府管制倒逼的一种结果，政治家的决定无非是策略性的妥协和选择而已，也正因为这样，这种妥协和选择才始终是有限度的，这也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无数改革困局的主要原因。 国家领导人最近反复告诫人民，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好吃的肉都被吃掉了，只剩下难啃的骨头了。我认同这个说法。那么，眼下拿在我们手里的这根骨头，究竟难啃在哪里了呢？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主要涉及的是挣脱基层政府管制、解放社会生产力的问题，那么，三十年之后，我们面对的就主要是作为封闭社会的政府权力不断被强化、严重窒息社会创造力的问题了。事情似乎又回到了原点！新权威主义之所以令人忧虑，更值得人们警觉，就是因为它不是在解放社会，而是在控制社会方面不断走强，这种趋势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会随着时间的延展一步步深入显现出来。 历史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持续的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政府权力绝不会自我约束，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善，相反，它必将作为一个穷凶极恶的角色与民争利，就像已经发生过的：大面积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通过权力垄断对社会财富无止境畸形占有。国企垄断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不正常侵蚀、三公消费、家族和团伙式的非法掠夺、无所不在的贪污受贿已经如此触目惊心，都是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 我们以土地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单是通过土地差价从农民手中攫取的财富，就已经达到30万亿之巨——据说中国政府2013年总收入达到人民币17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9%, 这里边包括11万亿元税收和4.1万亿元土地出让金——而这本属于农民的30万亿财富，本可以成为农民进入城市的第一桶金，让农村以自然发展的方式走向城镇化、无需政府操心的。这件事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恰恰是无所限制的政府权力扭曲了社会自然发展进程，剥夺了农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权利，这是超强政府权力必然导致的消极社会后果。 政治家显然也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个问题，在过去一年里从经济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削减政府权力，这是正确的，然而这也是很不够的。中国从来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没有政治上、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单纯的经济措施不足以促进社会发展，相反，不断加强和巩固的政府权力会通过各种渠道侵蚀社会机体，造成全身性病变乃至于局部性和全局性坏死，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能不能严格削减和限制乃至于取消某些方面的政府权力，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由发展空间还给人民，将是检验所谓"权威主义2.0版"能否真正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试金石，这也将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主义还是在政治上重新返回毛泽东时代的分水岭。我们不希望出现"毛泽东主义2.0版"。 5．结束语 提笔写下本文标题时，我就对自己说：把其文章写温柔一些，然而行文至此，我仍然感觉不那么温柔，有些不好意思，也有些愧疚乃至于负罪感。可是，像阿Q那样想一想，又觉得没有什么——现实从来都是严峻的，我们怎么能温柔得起来呢？随它去吧！ 我想说的是：在采取了很多种所谓的权威主义措施之后，目前社会似乎已经没有声音了，然而这是安静吗？社会真的很安静吗？我很怀疑。也正是出于这种忧虑，我才愿意说出我的想法，呼吁政府尊重人民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尽管人微言轻，我还是认为，说一说归根结底这是有好处的。至于本文能否作为一种声音发出来，那就不是本人所能决定的了，笔者深知，这个社会需要安静，不需要声音，他们是不需要声音的，他们是做得到消失一切声音的。 然而，难道听不到声音就是安静吗？！ 2014-5-1，北京 ——许医农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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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y 2014 04:00 PM PDT 5月12日法广报道，传中共四中全会或将提前召开。 报道说：两家亲北京的海外媒体（指《南华早报》和多维新闻网－－引者）报道，中共18届中央全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或将早于传统的9月份在北京召开，并将在此会前或者会上正式通报周永康案案情。《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党内最高领导正在考虑提前召开传统上在9月份召开的四中全会，推动法治料成关键议题。多维新闻网也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或将提前召开，主要原因是要向党内传达周永康一案案情。 法广的报道进一步补充说，根据该台记者得到的消息，关于四中全会议题的调查文件已经下发至党内一定层级，四中全会提前召开似乎已有共识，熟悉此事的人士称，此次四中全会的主题将是"依法治国"。不过，在浦志强、徐友渔等五人仅因为在家开会研讨当代历史"六四"，即被刑事拘留的当下，所谓的"依法治国"的说法难免让外界有时空错位的荒谬感。 倘若这则消息属实，那对习近平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习近平绝对不可能有提前召开四中全会的意愿；如果四中全会竟然决定要提前召开了，那必然是党内高层对习近平不满的势力逼出来的。 毕竟，共产党专制不同于传统的君主专制。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下，乾纲独断，重大决策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一类规定。另外，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下，皇帝和大臣的分际是明确的，不容混淆的。皇帝就是皇帝，大臣就是大臣；皇帝不是从大臣中间选出来的，也不是大臣们可以罢免掉的。 共产党专制则不然。共产党专制，起码在理论上，在形式上，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们选出来的，也可以被选下去。重大决策不是总书记一个人做主，而是要票决，要少数服从多数。 因此，毫不奇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旦他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名分，他一定就不喜欢开会，尤其不喜欢开中央全会，尤其不喜欢开全党代表大会。 按照中共党章，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不开会的时候，总书记就几乎是总代表，整个党中央差不多都让他一个人代表了，其余所有的中央委员们都成了被代表－－被他们选出来的总书记代表了。在不开会的时候，总书记的声音是唯一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党的声音，其余的中央委员们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只能发出赞同附和的声音；如果有异议，根据组织纪律，是不可以公开发表的，只能以某种不公开的方式向上面反映；更不可以互相通气串联形成某种集体的反对意见－－按照共产党的规矩，那样做就是搞非组织活动，毛时代叫反党集团，是犯大忌的。 然而一旦开起会来，情况就不一样了。一旦开起会来，总书记的总代表性就打折扣，起码，他不能代表与会的代表们。总书记可以施展权术，力图主导会议，但毕竟，在会上，别人也可以发声，总书记的声音不再是唯一的声音。在会上，持异议者有了在会场内部合法地发表异议的机会，于是也就有了互相通气并形成临时派别的机会。这样，在会上，也只有在会上，最高统治者才有可能面临其同僚们的挑战，他的某些决策可能遭受批评，可能被修正被否定，甚至他本人都可能被迫检讨乃至被迫下台。 简而言之，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党代会或中央全会都不开会的时候权力大，在开会的时候权力小；所以共产党领导人必定是不喜欢开会的。 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56年中共举行八大。按照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党代会五年一次，照理说就该在1961年举行九大，可是从1958年起，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党内对毛也颇多非议，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实力上升。毛担心如期召开九大，很可能权位不保，被刘取而代之，所以毛硬是顶着不开，一直拖了十三年，等到1969年把刘少奇一派彻底打倒后才召开九大。 毛不但不喜欢如期召开党代会，他也不喜欢如期召开中央全会。从1956年到1959年，毛认为形势不错，仅仅三年就开了8次中央全会；但等到了1960年，毛发觉形势对自己不利，就没开中央全会；1961年、1962年又各开了一次，然后一直停开了4年之久，直到1966年8月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应该说，毛运用权术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确定开不开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当他觉得开会对他不利时，他就尽量拖着不开会。 毛死后，中共有鉴于毛时代的教训，对党国体制进行了有限度的改革，例如规定了任期制，另外，对定期召开党代会或中央全会也变得比以前更严格。如今的习近平虽然比江胡更强势，但是他绝没有力量随意拖延会期，推迟开会。从习的角度，无论如何他总不会喜欢提前开会；因此，倘若四中全会果真要提前召开，那本身就意味着习的处境不妙，他已经陷入某种被动。 今年1月，我曾撰文指出："上任一年多来，习近平展现强势作风，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朝野上下，体制内外，不满意习近平的大有人在。习近平誓言反腐败，这似乎是得民心的，但问题是习近平既然无意于改革体制，一般人又料定他的反腐败只是选择性的反腐败，更何况习近平不敢依靠民意反倒打压民意；因此，到头来他能在改变上层权力与利益分配格局上走多远，乃至于会不会引爆更大的危机，实在是大成疑问。" 如果四中全会提前召开，那多少验证了我上面的分析。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1期 2014年5月16日—5月29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21, 2014, 6:39:40 AM5/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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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4 09:47 PM PDT  零八宪章月刊编辑部1989年6月4日，在北京，邓小平、李鹏集团动用军队，使用坦克、机枪残暴屠杀了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这就是被称为"六四大屠杀"的国难日。 虽然25年过去了，但是世人对这一血腥屠杀的记忆却丝毫不曾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要求匡正历史，惩办凶手的呼声不但从未停止过，反而一年比一年强烈。从而，每年的"六月四日"就变成了中共当权者梦魇般的日子。杀人犯的巨大恐惧二十五年来一直紧紧地缠绕在这个刽子手集团的心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他们面对六四大屠杀的态度没有几乎丝毫的改变，而恐惧却在与日俱增。因为，他们也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清算的时刻也就在日益临近。 但是，颟顸愚蠢的习近平却自以为任用傅政华这般酷吏，采取强制镇压措施就能抵挡住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浪潮，这不啻是痴人说梦的幻想。今天人们看到，傅政华正在沿着王立军的酷吏之路急速奔跑，而习近平也正沿着薄熙来的独夫民贼之路疯狂行进。对他们而言，薄熙来、王立军的下场就是他们未来的写照，而他们只会比薄熙来、王立军更悲惨、更令人唾弃和不齿！ 今天，人们除了听到习近平们"中国梦""七不讲"的胡言乱语声外，就是看到了他们面对"六四"时肆无忌惮的镇压，人民没有看到这个邪恶集团对他们自己罪恶一丝一毫的忏悔。习近平集团所奉行的"政权恐怖主义"路线，时下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习近平的纵容和默许下，其手下的警察已经到了毫不掩饰自己就是践踏自己法律的犯罪集团的地步，对待争取民主的公民迫害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而其团伙竟然以此洋洋自得——这以其无耻喉舌ＣＣＡＶ播出被拘押的著名记者高瑜的认罪镜头为甚。为了逼使妈妈认罪，将高瑜的儿子一并关押，拿儿子做人质迫使妈妈认罪。请问，当今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邪恶、更卑鄙、更无耻的犯罪集团吗？ 近日，习近平当局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刑拘了徐友渔、郝建、胡石根、浦志强、刘荻这几位参加"纪念六四25周年研讨会"的学者、教授、律师、作家和民主维权人士。他们对六四的恐惧已经弥漫到自己的神经末梢，刑拘、抓捕民主人士已经成为他们面对浩浩荡荡的民意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 最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共当局大肆刑拘民间民主派人士达四十多人（其中有多位《零八宪章》签署人），遭刑拘的上访维权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殴打律师、关押学者、刑拘记者、折磨老人、侮辱妇女，其手段之残暴、所控罪名之荒诞早已远远超过黑社会流氓，其行径已至丧心病狂！ 古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孙中山先生尝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世人都清楚地看到，面对不可阻挡的自由民主的人类文明浪潮，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利益集团顽固地选择了"逆之者亡"的道路。 面对习近平集团的疯狂镇压，除了激起海内外同声谴责的声浪，却没有丝毫恐吓倒国内民主派阵营。以数千万计的网民、访民为后援力量的大陆民间民主阵营毫不畏惧，越战越勇。前仆后继、一往直前已经成为当下大陆人民反抗暴政、争取自由民主的广泛行动。"我坐牢我光荣！"成为大批民主志士蔑视强权、求仁得仁的强烈呼声。 习近平上台后，继承全面"江胡"维稳路线，更加赤裸裸地以"政权恐怖主义"为其统治手段，对民间民主阵营持续不断地镇压，其力度和强度远远超过茉莉花革命时期周永康治下的政法委的暴行。 因此，海内外民主力量应对习近平集团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一党独裁和红色帝国的本质予以清醒的认识，舍弃一切改良幻想，以《零八宪章》为共同纲领，积极推动宪政革命的发展，联合和动员一切反抗中共暴政的力量对其展开全面的抗争，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 今日之中国，改革早已死去，除了义无反顾地进行宪政革命和公民运动，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别无其它选择！ （《零八宪章》月刊首发，欢迎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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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被诉中国黑客只是“冰山一角”（附：遭攻击的美国公司都曾与北京对抗） Posted: 20 May 2014 09:2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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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4 09:18 PM PDT
（VOA方冰）纽约 — 温斯顿·洛德，1985-1989在里根总统时期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993-1997年克林顿总统时期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洛德大使于1989年学运全面爆发之际离任，在任期间，他与夫人包柏漪同中国的改革人士、校园自由派学生领袖建立了密切关系，其对"六四"的看法与老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分歧很大。 中国退休外交官曾著书称老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对洛德邀请方励之夫妇出席老布什访华宴会、引发美中关系危机大为不满，导致其骤然离任。但洛德本人称其离任为既定计划。 *当时的驻华大使与总统对"六四"立场分歧* 不过十分明显的是，洛德对美国应如何应对"六四"镇压后中国的立场与老布什政府的政策鲜明对立。1989年4月回到美国后，洛德在当年秋天的外交季刊上撰长文阐述美国后"六四"对华政策，指"在中国应对'六四'镇压和后续打压行动负责之人仍在位时，美国不能全面恢复与中国的关系。"他说"美国的政策应根据北京政权的行动而定。"为此，他拟出了北京要获美国积极回应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取消对北京和西藏的戒严；停止并平反对抗议者及其支持者的监禁、迫害和处决；结束反对外来思想的意识形态宣传；重新开放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外国媒体；恢复外国学生交换计划；恢复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承诺；恢复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外专业人士在中国的交流环境；美国在中国的存在与联系不会危及他们的中国朋友等。 但届时已是一介平民的洛德可能并不知道就在他撰写该文的同时或之前，老布什总统已于6月21日密电北京，并于7月1日秘密派遣其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前往中国，面见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表达美国希望与中国继续保持接触的愿望，并获邓小平首肯。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此行之所以要保密因为"我们刚刚对中国实施了制裁，美国全国上下对中国政府对学生的残酷镇压义愤填膺，如果让人知道美国派人前往中国那会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斯考克罗夫特说，虽然此行没有具体成果，"但是我们向中国伸出手去，美中两国又能把手握在一起。" *"六四"后对华政策影响重大但未认真辩论* 在中国暴力镇压"六四"抗议运动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影响了之后25年的美中关系。这一政策问题并没有像其他许多热门话题在美国政界、舆论界引起过认真的辩论，即便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可能很快超过美国，以及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日益走下坡路的时候。 1993年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上台，他在竞选中称北京为屠夫。洛德于当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全面主导美国对华和东亚的外交事务。他在任期间美中处于后"六四"时期，美国国会每年根据中国的人权状况审议是否延长其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每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但是，随着美中经贸关系的加深，以及中国追求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促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终将中国的人权与贸易脱钩，而洛德也在1997年离开了国务院。 2014年4月16日，现年77岁的温斯顿·洛德大使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主题之一是"六四"25周年。以下是专访全文。 问：25年前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了天安门抗议运动，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哪些制裁措施，这些措施25来有什么变化？ 洛德：我从1985年到198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因为一个完全的巧合，我就在抗议活动刚开始的时候离开了中国。我是4月22日离开的。这一天是胡耀邦追悼会召开的日子，他于4月15日去世。这也是北京主要抗议活动开始的第一天，北京有10万人上街。所以，几乎整个危机过程中我都不在那里，当然"六四"发生时我也不在那里。 当然，不仅美国，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立即反应都是很愤怒的，因为当局实施的屠杀是不必要的。当中国的坦克和军队进入的时候，其实抗议活动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只剩下几千人了，那个时候，其实很容易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是邓小平决定要予以反击。于是出现了残暴的镇压，对人权的残酷镇压，以及在之后数年内对民众的拘捕。所以，美国以实施对华制裁予以回应。不过许多制裁已经撤销，但最具象征性重要意义的禁止对华出售武器和军事系统的制裁仍然有效。美国停止了任何对华军售，欧洲也这样做了。我一直认为我们正确地维持着制裁，我们也让欧洲维持着他们的武器禁运。要重申的是，40年来，美国希望、我个人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把武器卖给一个在缺乏任何透明度的情况下发展军事的国家，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有着这么残暴人权纪录的国家。 问：那么您能不能谈谈"六四"过去25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哪些变化？ 洛德：我认为很重要的是25年来我们一直记得并纪念这个日子。我们应该每年都纪念。当然，25是个重要数字应予强调。我想香港会有很大的抗议活动，我希望这里的活动也是很大的。我可能会到国会作证，纪念这一日子，我希望美国之音和其他人能使这一活动持续下去，因为我感到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将会作为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载入当代中国史册。我们，包括我自己，当年都希望"六四"后中国会有更大自由，但是那是不成熟的。中国在一些领域有些松动，比如，你怎么上大学或学校，你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到国外旅游，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对表达、集会、宗教自由，对人权的控制却一直非常严厉，最近几年有所恶化，在现领导人领导之下则更加恶化，尤其是从北京主办奥运会以来，非常令人担忧。 所以，要强调的是美中关系的复杂性。美中关系在过去25年来成长了，变得更重要和复杂了。与中国保持积极的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双方都不应陷入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美中两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在许多地区和全球冲突中分享利益，比如气候变化，在这些领域我们进行合作；如果没有美中合作这些领域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仍使我们的关系受到限制。 所以，过去25年我们的政策有了极大扩展，更为健康了，因为美国可以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很多，超出了仅仅平衡苏联的程度，更多经济、文化、科学交流，以及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但是，同时也意味着有了更多互动。我们可以做的很多，因为中国有了巨大发展，他们应该为经济发展得到应有的赞誉。（关系）越是紧张，越是有困难，机会也越多。所以，这是更广泛、更复杂的关系。但我认为两国关系会保持这种状态，在可见未来中国不会成为我们的盟友，因为其人权状况和其他的不同点。另一方面，我们不必互相指责。中国不是苏联，它不侵略其它国家，尽管有时候它会施加其压力。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困难和其重要性都不能有错觉。 问：确实如您所说美中关系过去25里有了很大进展。但是，25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政策似乎没有任何改变。我们看到那些"六四"受难者的家属，特别是"天安门母亲"，他们年年向政府递交请愿，要求了解真相和赔偿，25年来政府至今未予任何回应。而这个群体中的人却在逐渐逝去。与此同时，年轻人因为政府的对"六四"的屏蔽几乎不知道历史上曾发生过此事。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在什么时候认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一种有利于中国改革的步骤？ 洛德：你提出了很多问题，整个"六四"纪念日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来说几点。首先，1989年的"六四"事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广度和范围。多数人说到"六四"想到的是北京的学生在抗议，但是事实是北京各阶层的人们都进行了抗议，不仅学生，学生领头，还有商人、农民、工人、党内人士、军人、记者，来自各阶层的人们，为和平改革、反对贪腐，为更自由表达而团结一致进行抗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抗议示威不仅仅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全国各地。我估计有250到350个城镇发生了抗议示威。因此，人们必须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些理想型学生，这是中国人民要求更广泛表达的愿望。这一事件之重要不仅对中国而言，而且鼓励了东欧，以及其它地方，如蒙古。因为就在1989年之后，柏林墙倒了，苏联垮了。因此，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声音在中国各地回荡。而且8周、10周到12周，北京的大街上完全是和平的，没有暴力，甚至没有盗窃，事实上比以往更安全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极为愤怒的原因，因为当整个抗议示威已经和平撤离时军队还要进行镇压。 你举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从那天晚上以来残酷的行为一直在延续，那些死难者的母亲仅仅希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政府实施了对人民的屠杀，却甚至不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令人无法置信的残酷。这就如同枪毙人还要人付子弹费，我的意思是说这使事情变得更糟。这只是人们为了这一已经发生的事件继续在受折磨的一个例子。而且当局还歪曲历史书，使许多中国的年轻人要么不知道"六四"屠杀——顺便说明，这不是事件，这是屠杀，——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要么他们扭曲观点、听从政府版本，认为示威者都一批流氓，企图推翻政府。现在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会密切关注中国政府的官方口径，从那时到现在这一口径还没有改变过。即便现在这代领导人，他们与"六四"并没有关系，你或许认为他们会比较容易改变政府的结论。但"六四"还是相当敏感，他们不会改变。我认为，为了发展经济，获得真正的稳定，以及与美国更好的关系，并吸引台湾，中国假以时日，一定会变得更自由、更民主。当中产阶级正在成长的时候，除了普世价值，有许多理由证明为什么他们必须继续前进。他们改变对"六四"问题的结论是中国变得较少镇压性、更加自由的最好证明，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标记。 我不认为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我认为他们在许多领域里人权在倒退，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非常令人忧虑的是他们把"六四"从历史书中抹去，就像他们对待文革、大跃进、大饥荒一样。讽刺的是，他们不断攻击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日本有时候确实应该被批——但是，中国却把几十年的历史给抹去了，年轻人无法了解。我确实认为，现在中国有了社交媒体，我认为就连六四这样的问题也会被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 问：您和您夫人都曾对中国的民主运动给予很多支持，但是实际上这些年来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你曾对此感到过失望吗？ 洛德：任何试图促进本国自由的海外运动都会面临困难。我当然不会批评海外运动。我认为有时候逃离中国进行抗议的人们中间会发生争论，在应该缓慢地改变还是激进地改变等策略上存在着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冷战时期，逃离俄罗斯和东欧的人们，虽然他们在改变体制上观点一致，也要发生争吵。有时候是为了合法性问题，有时候是为了影响力问题。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我不知道你能期望海外华人做什么。问题是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迫使其他国家政府不能对他们施压，确实如此，包括美国在内，尤其是欧洲和日本；不愿失去在中国商务机会的商人，甚至达赖喇嘛去访问的国家，都会遭到中国在经济上的报复。 挪威自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就在遭受中国的折磨，虽然这个决定不是挪威政府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做出的。还有，不仅和平奖得主仍被监禁，连他可怜的妻子也被软禁，这凸显了中国制度的残酷性。难以令人置信！毫无疑问，对比天安门抗议活动时期，今天海外华人看上去是失去了某种重大影响力。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在继续努力。他们提醒美国人正在发生什么。所以，我不批评他们。我认为他们面临巨大挑战。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25年前的"六四"事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大家都对那位挡坦克的无名英雄印象深刻。这是一幅不可磨灭的图像。但是，我还是要重复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对我而言是那场抗议活动的广泛程度。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持续了数星期，那不仅仅是学生。抗议活动遍及全国250到300个城镇，因此，它超越了仅仅是学生的诉求。那是对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iframe src="http://voachinese.share.voanews.eu/flashembed.aspx?t=vid&id=1915715&w=640&h=363&skin=embeded" scrolling="no" frameborder="0" width="640" height="363"></ifr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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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4 08:38 PM PDT （VOA 齐之丰）纽约 — 中国民主活动家，理论家胡平自1988年以来被执政党共产党当局屏蔽于国门之外，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纽约过着流亡的生活。 就中国当代史而言，自中共1949年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在众多追求民主的中国大陆人当中，胡平可谓一个特殊的人物，因为他有许多人所没有的理论，也有许多人所没有的实践。 他在1980年在北京大学参加地方人民代表选举，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1989年中国以学生为先导的民主运动兴起之际，胡平通过多种途径给运动参与者提出各种建议。在镇压要求民主的抗议者之后，中共当局发表内部报告，对以学生为先导的抗议活动追根溯源，将胡平称作1970年代末中共所谓的历史新时期开始以来对北京大学的学生有广泛影响的"第一代反革命"的代表。 多年来，对众多关注中国前途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胡平是一位出色的政治理论家。他在1979年提出，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言论自由，因为言论自由是一切进步的基础，没有言论自由，一切都难免沦为空谈，中国人的一切美好追求、中国人的基本自由、包括基本的人身自由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与此同时，他在那时发表了题为《论言论自由》的理论长文。那篇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行文典雅的长文在中国知识界影响深远，至今依然是中文世界最优秀的同类论文。 在阐述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象牙塔概念而是牵涉人们的实际基本利益、包括基本人身安全的时候，胡平举例说，专制独裁政权对人们的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侵犯其实常常就是对人们的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侵犯和践踏；剥夺了人们的言论自由或表达自由，专制政权当局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横行，对全社会施行任意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甚至可以用"反动的一言不发"、"不怀好意的笑"之类的罪名来给人治罪。 在很多观察者看来，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实行的种种钳制言论、以言治罪的做法，再次清楚地证明了胡平当年所大力宣扬的道理，这就是言论自由是一切公民自由的基础，没有言论自由，中国人的一切美好追求、中国一切所谓的进步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离开中国之后，胡平不断发表文章，探讨和阐释当今中国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现今领导人习近平究竟有多少的权威和权力，高压统治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应对高压（是采取各种形式反抗，还是泯灭良知、加入压迫者以便可以获取无所谓光彩不光彩的利益）。尽管中共当局对他的文章和观点实行竭尽全力的封杀，但胡平以尖锐而俏皮的措辞表达的许多观点还是辗转通过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并得到许多中国人的赞同和传播。 胡平的一些在当今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赞同的观点包括，他认为中共政权本质上就是一个依靠武力对中国人实行讹诈欺压的政权，先是以"共产"的名义抢夺他人私人财产，化私为公，再以"改革"的名义抢夺公众财产，化公为私。前不久西方媒体报道中共最高领导层家属在海外匿藏千百亿来源不明财产，中共当局随后对有关的报道实行竭尽全力的封杀，这一切似乎是为胡平的上述观点提供了脚注。 在中共出动军队血腥镇压1989年中国民众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胡平接受VOA卫视的专访。他承认，当年没有想到进行那种血腥镇压的中共政权还能延续25年，而且还能变得似乎更强大了。 但1947年出生的胡平也认为，中共政权恐怕很难再延续25年，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国有可能获得自由，从而使他可以返回中国，自由地从事他的政治追求。胡平暗示，他有信心届时还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在中国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负。 *25年前最深印象* 记者问："在25年过后，你会想起当年，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胡平回答说: "当然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举行了长达50天的集会抗议。另外就是六四那天血腥镇压的镜头。说来六四已经过去整整25年了。在25年前，中国发生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和平的民主运动，却遭到中共当局的血腥镇压。 就在那一年，整个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东欧都相继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强。所以说，在1989年，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自由民主的力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很少人能想到在25年之后，中共专制政权依然存在。恐怕更没有人能想到，在25年之后，这个政权还变的更强大了。 到了今天，专制之下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所谓的中国模式已经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构成了挑战。相比之下，美国等自由民主的国家，它们的实力有所下降。这25年来，整个世界确实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这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六四开枪是否出乎意料* 问："25年前，中国军队开枪镇压示威者，你当时觉得意外吗？" 答："当时觉得有些意外，但也不意外。因为当时，也就是六四镇压的前两天，当局要镇压的态势已经相当明显。但是，当时广场上有那么多的人，你能不能镇压得下去本身就是个问题。当局不但出动了坦克机关枪，还且还趁着黑夜人比较少的时候发动攻击。 由此而来的这种血腥的场面还是比较令人震撼。中共当局从5月19号下达戒严令到6月4日，其间十几天镇压令一直执行不下去。可以想见，他们假如不进行残酷的镇压，这件事他们就收不了场，因为人们会认为他们的话没有权威了。所以当时我们也估计到，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恐怕不能像有些朋友想象的那样就是简单的清场了事。当局必须用残酷的手段，否则当局就觉得不能解决问题。" 问："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能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催泪弹，水炮之类的解决问题？" 答："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太多。据说当局试过催泪弹。但施放了催泪弹之后，人群很快又聚集起来。另外更重要的是，北京的清场跟我们别的地方看到的清场不一样。别的地方的清场目的就是清场，就是把人驱离现场。 而中共要做的事情就不是单纯的清场，而是让你重新感到恐怖。他要造成一种普遍的恐惧。尤其是他的权威受到民运这么大的冲击，几乎荡然无存。他于是就必须采取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残暴的办法，才能造成这样的一种普遍的恐惧。许多人没有想到当局要达到的是这种目的。" *六四25年后中共仍坚挺* 问："六四镇压之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多反弹。很多人说，中共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得人心，因此中共政权恐怕是末日将近。当时，你能想到它25年之后依然坚挺吗？" 答："当时我们也估计中共的这种做法造成恐惧会在长时间形成一种效果，这就是人们由于害怕不得不放弃抗争。但当时很难估计到它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以至于在25年之后它不但还存在，而且似乎比过去还强大了。这一点当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没有充分的估计。我们只是估计到中共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恐惧效应。" *当年未能见好就收* 问："当时你已经被中共当局禁止回国。但我们知道，你跟当时跟天安门抗议活动保持密切联系，并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比如说，建议"抗议活动见好就收"的策略。回想当年，你觉得你的建议管用了么？产生效果了吗？" 答："从我们后来了解到的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当时在广场上有好多人在好几个时段都曾经主张撤出广场，停止绝食。可惜，有几次差点都成功了，但没有成功。过后看来，当时假如能停止绝食，撤出广场，就有可能不会有后来的结局。而且，还很可能获得更好的时机，使民运保持强大的势头。而且随着后来国际社会的变化，中国很有可能突破转型的瓶颈。整个结局都跟后完全不一样。" 问："说实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六四的事情，他们需要你解释一下，你当时说见好就收是什么意思？" 答："当民众起来反抗的时候，由于规模巨大，另外它的诉求也深得人心，从而造成统治者内部的一种分化。这时统治者内部就会有人主张做某种有限度的让步。见好就收所说的意思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停一停。这样就可以和当局内部的温和派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 反过来，在那样的情况下，民运方面不见好就收，而是继续坚持，甚至提出更进一步的诉求，这就有可能使统治集团内部的温和派失势，强硬派重新占据上风。这种局面就很可能会导致更恶劣的结果。后来的情况发展证明事实却是如此。" *海外民运对中国国内有多大影响力* 问："我想问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你提出的"见好就收"的建议，过后看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那个建议在中国那边没有能被接受。我的问题是，你觉得海外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提建议有用吗？有多大用？" 答："这个当然主要是要看信息的流通程度。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就这一点而言，海外的人现在影响国内恐怕要比过去容易得多。那个时候我们苦于很多信息不能及时地、广泛地送到广场上的人的手中。我们只能依赖过去的一些老的关系。也依赖于我们过去做的一些事情对国内的一些人的影响，特别我们跟民运的一些领袖人物早先有相互的思想影响。" 问："有人说海外的参与反而坏事，一方面给当局外部势力挑动的借口，一方面外来和尚的经多是隔靴搔痒。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答："这种说法一般而论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意见不管是来自海外还是来自任何方面，只要是意见是有道理的，我想人们都会乐于接受。我们在中国国内过去也从事过民主运动，对来自海外的各种信息，包括西方媒体的报道，都是给我们鼓舞，而不是相反。 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主要取决于你的一些建议和理念本身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有益。 至于说这会不会给当局的镇压提供口实，这要看情况。特别是当民运已经形成了那么大的规模，事实上当局早已经把对方看作是敌对势力，这时候你是否跟境外的"敌对势力"有无联系已经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了。 假如我们做得好，我们就能取得胜利，那就无所谓敌对势力不敌对势力的了。反过来，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或遭到镇压，你没有敌对势力的联系也是同样的结果。 记得89年64学生民主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当局就指责国外敌对势力插手，说是海外民联如何如何。当时我是中国民联的主席。当时吾尔开西回答得就很好。他说，"你们说中国民联是反动组织，你也说我们学自联是非法组织。中国民联是不是反动组织，我们不知道。"他就用这句话回避了当局得指责。 事后看，当局当时的所谓海外势力插手的说法对学运并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经过了89民运到现在，现在的所谓"境外势力"就更不成什么问题了。" *流亡人士有望重返中国吗* 问："你觉得你在你的有生之年有可能回到中国吗？我还可以问得更具体一些。你是否觉得你有可能像台湾的反对党创始人彭明敏返回台湾竞选总统那样，你有朝一日也会返回中国，竞选总统吗？至于竞选是否能成另当别论，但你觉得你在你的有生之年会有这个机会吗？" 答："我觉得这个机会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问："别再跟我说还要25年啊。谁都不敢保证还能再活25年。" 答："那当然要取决于你还能活多长时间。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可低估。而且，从现在的人的寿命、健康、思考能力的保持来说，返回中国之后能有相当的精力能继续从事一些事情，这种可能性应当说是完全存在的。" 无论是当年在中国，还是1988年之后流亡美国，胡平一直在不断地阅读和写作。他的一系列有关中国政治的理论学术著作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和日文，其中包括他早期的代表作《论言论自由》 多年来，胡平通过互联网跟中国国内的志同道合者保持联络，切磋学问，商讨政治问题。他的志同道合者包括当今世界唯一的在监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胡平的流亡生活主要是阅读和写作和生活。他多年来一直不断托家人朋友从中国为他购买新出版的中文书，这些书包括中外历史、文学，政治，宗教，哲学、法律等等学科的书。 在接受VOA卫视专访的时候，胡平表示，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虽然就种类而言比他在中国国内的时候多了很多，但翻译质量明显地是今不如昔，令人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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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4 01:12 PM PDT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汉学由冷门变成了热门。中国官方威胁利诱不少汉学家为所谓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充当吹鼓手，凡是到中国去访问多有好吃好住，还有官方迎送，甚至高额奖项，孔子学院也有很多油水。 正当中国党政当局大量收买和笼络海外汉学家的时代，有些汉学家迫于淫威不得不向北京俯首帖耳，乃至曲意逢迎；在德国却有一位"不识时务"，不捞好处的魏劳赫博士Dr. Thomas Weyrauch（见图）挺身而出，在报刊、电视，在学术讲坛，怒斥中国当局践踏人权、违背民主的恶行，并且著书立说，向德国和欧洲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现代历史，介绍中国民主化的艰难历程，中国人尝试民主的样板实验基地台湾。辛亥革命百年大庆之日，他奉献了他的著作《被人忽略的中华共和国》Chinas unbeachtete Republik，副题为"百年世界史的阴影之下"。它讲述了中国人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实践民主的苦难历程。凡是仅仅学过官方历史教科书，没读过信史的中国留学生和外交官员都应该把这本德文中国现代史找来读一读，里面充满了历史真实的细节和高远的境界。2014年新春，魏博士又为我们献上了一本新书《中国的民主传统》Chinas Demokratische Traditionen, 副题是"从19世纪至今日台湾"。 新书内容概要 兹将这本书的"内容概要"翻译如下，读者可以了解全书概貌： 恰恰跟广泛流行的想像相反，在今天并存于两个中国人国家间的疆界之内的文化氛围具有一种民主的传统，它不仅建立在哲学的观察之上，而且也立足在时间的经验之上。19世纪末期的君主主义的，乃至共和主义的思想先驱们已经在民主化过程中看到了中国走出落后和依赖性的出路。1907年，首次社区层面的选举已经推行。满清朝廷进一步改革的打算之所以不能付诸实践，全是因为1911年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帝制。 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的1913年举行了全国性的选举，国民党作为胜选一方脱颖而出。然而军阀的势力摧毁了第一届民选的议会并且去迫害国民党的追随者。在嗣后的一些岁月里，虽然该议会得以重组，并多次重新聚会，然而却并不能行使权力，因为当时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中国没有中央权力。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因为选举十分可疑而出现了贿选议会。1928年国民党政治家蒋介石成功地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尽管存在内部争斗，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和日军的侵略，令中华民国孱弱地苟延残喘，使民主的发展步履蹒跚。尽管如此，这一个阶段对于此后的宪法形成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五十年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海岛台湾又重新回到中国的主权之下，并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份。一个新的总督掌权的暴力专制政权在那里激起了一场暴动，肇始了一种持续了几十年的紧张关系。尽管实现了新的宪法前提，也推行了全国范围的1947年选举，中华民国重新陷入了动乱。因战争而疲惫不堪的国家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轻易得手的猎获物，于1949年宣布在中国大陆成立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仅幸存于台湾。 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毛泽东的极权专制政权时，亿万人民丧失生命，经济凋敝；而在台湾则通过国民大会授于权威的蒋介石总统推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并导致了"台湾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在社区层面也进行了基层选举。这两家宪法机关的维持阻遏了行政权的完全集中，并使政府间的制衡关系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平衡地相互监督。借此一端，重新行宪的基础得以创建，因而在70年代做好了准备，1986年得以确立。中华民国在台湾今天已是一个自由选举，行政轮替，无限制审判和保障公民权利的稳定民主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而其他的宪法机构只为政权装修门面。经过筛选而体制内认可的候选人在村庄和市区里被提名，在这种由党的领导从旁操作的筹备过程中，还真的煞有介事一般预设一场人民的动员，作为竞选，进行实际权力交接的过程。相反，为了维持一党专制的体制，公安机关时刻准备对付真正的民主选举。 中华民国的民主成就，一方面凸显了中共的镇压现实，另一方面反衬出中国大陆公民的紧张状态，这种状态正在有规律地不断宣泄而出。群体骚乱在过去的岁月里无论在数量和烈度方面都有了突出的增长。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跟1949年以前的民主成就相连接，并在台湾的现代中华民国可以找到其模式的民主突破终将指日可待。 本书的论述还涉及到西藏、香港和澳门的发展，以及海外流亡人士圈中的民主发展。西藏港澳虽有文化上的差异存在，但都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地区。在西藏，那个在1950年以前的被描述为"落后的社会"里，却早已经有过走向议会制度的开端；而流亡的西藏行政中心的民主化正是立足于这样的一个传统之中。港澳作为外来政权的殖民地，毕竟还是享 有过有限的人民参与，这种参与在千禧年到来之前不久和殖民主义行将结束的时刻愈加扩大开来。港澳两地的公民们随着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时便失去了大部分这些已经获得过的公民权利。 流亡海外的反对派组织现在严重地被碎片化了，但是未来肯定会赢得重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强大并不能遮掩潜在的骚乱在全国各地的滋长。虽然近来没有一个团体作为有组织的反对派显示出有能力去结束并替代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但是怀有民主目标的变革已成众望所归。其文化基础此时也已赫然在焉。 分说中国的五个部分 魏博士虽然对于海峡两岸的政治历史都十分稔熟，有时候甚至也提到两个中国人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但是他依然把中国看作一个整体。其中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和西藏。并且在论述中加以具体的分析。既看到其中的文化差异，又加以相互联系的解说。对于人名、地名、党团名等译名，则一律沿用汉语拼音为基本标准，威妥玛氏拼音为辅助拼式（放在括号内），只有特别的国际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为例外，继续沿用旧有通用威妥玛氏拼法。 中国大陆的民主情况，我们都是过来人。党中央宣传说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最民主的民主，实在是最笑话的笑话。搞了几十年的无差额选举，终于引进了差额选举，被吹得神乎其神。无差额的选举，能叫做选举吗？八十年代参加京沪大学生竞选的同学无不受到报复和打压。现在在民间竞选的候选人甚至被神秘地人间蒸发。一面说中国不能民主选举是因为"民众素质差"，一面又限定选举只能在知识水平最低的农村基层举行，几十年都发展不到区县省的层面。而村民选举则是党政作秀，根本就隐瞒了实际是党组织的幕后操纵。1907年就进行过选举活动的天津城乡（参看插图），今天人民的水平还不及一百多年前的选民吗？ 台湾是中国人实践民主的实验室。国民党好歹还有一句承诺，在军政、训政之后，实现宪政，即民主自由。而且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在乡县层面实行了基层选举。国民党外的竞选人也可以参选，甚至当选。基层选举实际上为后来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和李登辉直选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按照所谓工人、农民、科技、文艺、教育、妇女、华侨、少数民族、台胞等各类身份安排的人民代表，跟人民的实际利益浑身不相干，所以每届两会，媒体闹腾得煞有介事，各地人民冷眼旁观。相比之下，台湾的地方和立法委员都是直接代表人民的代言人，为揭发高层贪污、反美牛、反核四，以及新近的反服贸奔走呼号。台湾反抗专制的经验也是大陆人民的榜样。八张犁的乱坟，绿岛的牢房，二二八纪念公园都记录了抗争的血泪，没有流血和铁窗的阶梯是登不上民主的殿堂的。 香港和澳门主权回归中国之后，人民反而失去了不少殖民地时代的公民权利。例如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比回归以前缩水很多。立法会的选举沿用了殖民地时代的功能界别的办法，成为中国当局控制港澳选举结果的利器。具体的办法就是利用高层的影响手段，让当地的部分行业例如卫生、建筑、教育等各界的雇主人物有权选出议员，占据一半席位，不论民间选举怎样竞选出线，总归不可能超过半数而影响立法结果。功能界别选举几乎已在全世界绝迹，只有港澳犹存。香港人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他们深知如果不坚持抗争，势必会变成内地城市一样的市民。所以每年的六四等民主纪念节日，维多利亚公园就会有几十万人民的烛光晚会，呼唤民主，抵制专制。香港的民主运动，不仅鼓舞了大陆人民的斗志，也提醒了台湾人民，提醒了太阳花运动的同学，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优渥利益而忘记"大陆化"政治前景的陷阱。那可是港台人民万劫不复的绝境。 作者很了解西藏是文化上跟中国汉族文化有很大差异的地区。但是从历史现状和地缘政治的角度，仍然把西藏作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论述，是非常现实主义的认识。作者简述了西藏1959年事件后，达赖喇嘛带领部分僧俗人民流亡印度的经历，也介绍了班禅喇嘛因为上书言事而十年身陷囹圄的悲惨遭遇，以及他1989年再次意欲批评时，神秘去世的过程。国内西藏人民的公民权利跟汉人无异，或者更加容易被怀疑有异端和不轨言行。然而达赖喇嘛在亲政以后不久就已经建议建立"体制改革委员会"。可惜还没有实施，已经发生事变，流亡出国。在达兰萨拉，流亡藏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俨然是一个民主的小国。从基层到全体侨居印度、尼泊尔、不丹和海外侨民都进行普选。2011年选出了留美博士洛桑桑吉为藏人行政中心的总理，而且通过决议，建议让达赖喇嘛因年事已高宜当移交行政权力给行政长官。实际上正在完成政教分离的重要过程。纪律委员会则严格执行监督事务。高层如此，村落基层的许多经营管理和生活事务，也都是藏民民主议决。民主在海外藏人的生活中已经自然生根。 作者还辟出篇幅专门介绍了流亡国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他看到的海外民主运动不仅是政治异议团体，而且包括法轮功团体。六四令海外民运团体对中共绝望，希望回归中华民国时代的1946年宪法，当然有的人则认为那部宪法虽然不错，毕竟只能未来民主宪法的草稿。作者认为，海外民运跟民国宪法的精神具有传承关系，虽然暂时被碎片化了，未来必将取得民主的胜利。 竖看中国民主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台湾人民、港澳人民和流亡藏民都具有相当的民主素质，而且越来越强。中国人民只要进行民主实践，就会成熟老练，（市场经济不是已经有模有样了吗？）说到底，不想让人民享受民主权利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共产党权力集团。人民一旦享受了民主，行使了权力，中共官僚资产阶级就会失去特权。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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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4 01:17 PM PDT 更新时间 2014年5月2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30 美政府向网络间谍宣战，通缉5名中国军官 美国司法部昨日以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五名中国军官后，美联邦调查局（FBI）立即发布通缉令。中国外交部则指责美国捏造事实，要求美方撤销指控，并称中国才是美国网络侵略的"受害者。"  （德国之声中文网）近年， 美国多次指责中共当局对美国政府及民间企业发动网络攻击。2013年2月19日，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Mandiant）曾发布报告，指出位于上海北方郊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通过黑客行为入侵美国政府和企业，其后中方否认。尽管中美成立网络工作小组，但双方并未在一尖锐问题有突破性进展。 5月19日，美国打破这种局面，开始向网络间谍宣战，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第3支队5名军官，包括王东（Wang Dong）、孙凯良（Sun Kailiang）、文新宇（ Wen Xinyu）、黄振宇（Huang Zhenyu）、顾春辉（Gu Chunhui）（以上名字为音译），五人共涉及31项罪名，包括电脑欺诈、侵入电脑系统获取资料图、利用讯号及数码指令破坏电脑、窃取个人资讯、经济间谍与窃取贸易机密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联邦西区法院即日通缉5名嫌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于第一时间发出有这五名军官清晰照片的拘捕令。 5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作出反击，指责美方捏造事实，并向美方提出抗议，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起诉；中国官媒新华社也援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回应，指美国才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窃密者，也是中国网络的头号攻击国。  卡林："今天，我们就拿出来" 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司法部助理部长卡林（John Carlin）表示，61398部队的成员非法闯入6家美国公司的电脑系统，盗窃资料，为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在内的美国企业竞争对手提供经济资讯。卡林强调"这些行为是犯罪"；他也表示过去美国曾多次向中方提出交涉，但中国的回应总是公开要求美国给出过硬的、有关中国方面采取黑客行动的合法证据："今天，我们就拿出来。" 旅居美国的新媒体人、互联网人士北风向德国之声表示，麦迪安公司去年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黑客行为时，所提供的证据链非常完整和充分，涉及到的人比这次美国政府起诉的人还要多。一年间中美双方通过网络工作小组就此建立对话机制，为何今日突然起诉，应该有着深层原因："美国对对话彻底失去了耐心，一方面因为毫无进展，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打泥巴仗，当美国说中国入侵美国政府、企业、媒体机构时，中国也会说自己是黑客的受害者，变成双方互相在丢泥巴，究竟真相如何，外界很难去做评价，起码在我观察看来，美国政府失去了耐心，他们通过公开起诉的方式打破僵局。当然可能和美国整体战略有关系，美国重返亚洲，他们越来越觉得中国是一个世界规则的破坏者；小的情况来看，和美国中期选举马上到来有关系，下一任总统也快要开跑了，奥巴马政府一直被外界质疑在外交方面的软弱，这也是一个他的象征。"  麦迪安公司披露：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位于上海北郊的一幢塔楼中 "中国肯定不会咽下这口气" 北风分析，美国以网络战为切口打破僵局，将为中美关系投下一个变数，中方有可能在外交议题上对美设置一些障碍："中国肯定不会咽下这口气，他们也召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中国方面也提供一些数据说美国在黑中国，中国肯定会报复，我不认为中国手中真的拿有美国黑客入侵的证据，中国只能通过其它的一些手段，或者给美方在一些国际议题方面制造障碍，例如北韩马上要开展核试了，中方会不会利用这个和美方讨价还价？更大可能性在这里。" 德国之声记者在访问中提出，中方是否会利用经济为筹码回击美国，对此北风认为："经济筹码，双方在这个紧要关头，不到逼不得已，双方谁都没有胆量贸然展开贸易战，更可能的是美方继续起诉中国，然后中方不断抗议之下，不了了之。但中国暗地中还是会实施一些报复的运作。" "在经济议题之外，对中国挑战底线的行为要不要容忍？" 美国司法部长霍德（Eric Holder）表示："这次起诉明确显示，任何国家工作人员若从事经济间谍行为，即使是由远在上海的办公室透过网络操作，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将被揭露，并将面对逮捕和在美国的法庭遭到起诉。这些黑客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共的国有企业牟利，或者是为了中共的其它一些利益，代价却是牺牲美国的企业。此案指控中国军方人员犯下经济间谍罪，是美国首度对外国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此类控诉，应可发挥警钟作用。" 去年2月继美国指责中国黑客行为后，德国《焦点》在线也曾表示："中国正在系统化的在西方国家从事间谍活动。过去一年里，德国政府各部门受到1000多次 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去年10月， 欧洲五国外交部电脑被黑，其源头也指出中国。 对此北风认为近年中国政府打出一张张"订单经济"牌，使西方一些国家对其在人权等破坏基本价值的行为收声，美国此举会对其他西方国家起到示范作用："美国这次破天荒对中国军方人员提出起诉，这也是给他的盟友们做了一个示范，也就是说，在关注双方经济议题的时候，对于挑战一些底线的行为还要不要容忍下去。" "追责个体责任人，影响更深远有效" 北风也认为个体追诉将会给作恶者带来更大的威慑作用："很多时候，在中国这些行为都会被解释为是一个职务行为或为了国家进行的行为，这次针对个人进行起诉，对于这些人来讲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意味着只要他们离开中国，他们随时有可能被FBI抓捕，针对具体的责任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我想影响更深远有效。我想光起诉不够，美国方面应该通过行政立法或行政命令，对参与过黑客攻击或是言论审查的机构全部实行签证制裁，这样才有足够的力度。" 由于美中两国未有引渡条例等司法互助协定，美国难以引度5名涉案军官至美国出庭受审。但美方发出通缉令后，这五人一旦进入与美签订引渡条例的国家有可能被逮捕引渡。 作者：吴雨 责编：乐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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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4 12:08 PM PDT 25年后，赵紫阳的幼子赵五军说："平反（赵紫阳）对我们一家不很重要，但对国家很重要。"他说："中国历史上太多这些冤案，但终归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否则一整代的人民都会问你，这事怎会发生的。如果你现在不说清楚，就会成为我们国家的耻辱，成为共产党的耻辱。" 赵五军还说，他的父亲晚年政治思想出现了变化，过去他相信在一党专政下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但后来发觉，除了西方议会政治制度，改革"就别无他途"。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探访学生，是他一生人最后的一次公开露面。 赵五军说："他（赵紫阳）知道情况有多严重，但他不能公开说出来。他试图劝服邓小平改变初衷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告破灭。"从戒严那天开始，中国的历史已走上六四流血镇压的不归路。 赵五军说："有一件事我父亲从没后悔过的，那就是他坚决反对向学生开枪。"他回想起父亲的话："这是我的信念，是我最后的一步，身为党的总书记，我有这个历史责任去劝服邓小平，就算他不愿意听我的话。" 解放军的坦克六四进城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之后的第三个星期，中共在6月23和24两日召开第十三届四中全会，在会议上赵紫阳被褫夺党内所有职务，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赵五军说："如果时光倒流重来一次，我的父亲也绝不犹豫会作出同样的决定。他感到非常非常忧伤，他总觉得他欠了邓小平。" 赵五军说："为了坚持真理，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当你坚持个人的道德信仰，你当然要付出代价，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在赵紫阳失势下台之后，中共用尽办法试图将赵紫阳这个人从人民的记忆中抹掉，甚至在他病殁之后，人民日报也只不过发出短短一行字的讣闻，刊登在最后一页天气报告一栏之上，内文连他之前的头衔也统统不提。 中共2008年大锣大鼓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负责推手的赵紫阳，完全遭到官方媒体遗忘。 赵五军说："他名义上是党的总书记，是军队的副主席，处理国家外交事务达10年之久，而现在你跟我说这个人完全不存在？他们知道他们是错了，但他们不敢面对，因此他们不许人民讨论这件事。" 赵五军这篇访问，刊登在20日出版的南华早报。2011年1月香港支联会创办人司徒华病逝，赵五军代表"赵紫阳全体后人"到香港教堂在司徒华的吊唁册上签名，但由于赵五军刻意低调，在场人士并无察觉，后来才获得赵紫阳女儿王雁南的证实。 赵紫阳失势之后，曾数次写信给中共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运动，并希望当局解释为何将他软禁在家，但他的请愿有如泥牛入海。 赵五军说，他的父亲对本身命运乖舛反而比不上他对国家目前的情况所感受到的伤痛，"看到国家产业进入私人口袋，这只会更证实政治改革的必须"。 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之后，赵紫阳刚起步的政治改革被立刻叫停，保障新闻自由的立法胎死腹中，本来在十三届党大会达成的党政分家共识，遭到腰斩。 赵紫阳生前亲眼看到中国快速而失序的经济增长，但由于缺乏对政府权力的监管，从而造成贪污丛生、裙带资本主义、全球最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社会群众事件日增。赵五军说："他经常说，这种情况多令人羞耻。他想要做的事情，都被弃之如敝屣，十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我们错过了改造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机会，我不知道历史会不会给我们另一个机会。" 赵五军说，他的父亲在晚年对国家缺乏政治改革越来越不满，他关心的不只是贪污和社会缺乏公义，还包括物质主义泛滥以及道德的失落。 赵五军说，在软禁期间，他的父亲的政治思想出现了变化，过去他相信在一党专政下改革还是有可能的，但他后来发觉，除了西方议会政治制度，"就别无他途"。赵五军说："1989年之后，他逐渐觉得他的改革还不足够，就算共产党是多数党，我们也得需要一个议会政治制度。" 赵五军说，如果他父亲生前有什么遗憾，那大概就是他失去了他的导师邓小平的信任，他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讲过邓小平一句坏话"。赵五军说："他经常觉得他欠了邓小平，这是他晚年最大的精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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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理解社会溃败时代的中国政治（附潘维：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 Posted: 20 May 2014 10:34 AM PDT
… 这让我问自己一个问题，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是有意为之还是失控？经过一番思考，我的回答是，与其说是有意为之，不如说是别无选择，因为总的来说，习近平的选择是大势使然，这个大势就是中国社会的溃败。 当然有很多人更愿意从习近平本人的能力、价值取向乃至性格来分析。我同意，换了别人，领导风格会有很大不同，但现在看来，谁上台都无法改变中国社会全面溃败的大势。因此，谁上台都会做出很多和习近平差不多的选择。比如反腐，从现在知道的腐败事实看，你无法想像，换了别人做总书记，就不会像习近平那样去反腐，因为周永康的案情说明，你不打老虎，老虎就会吃掉你。 顺著这个逻辑，新领导人必然要对以前的领导人"翻脸"，或"过河拆桥"，否则就打不了老虎。既然内部危机如此严重，为什么还要在国际上咄咄逼人呢？明显的原因就是要掌握军队的控制权，没了枪杆子，打老虎也会被老虎吃掉。 接下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主动出击和左右开弓，虽然习近平的人马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但他们还是很自信，他们既不在乎自己强词夺理的文字能否打动读者，也不在乎自己的傲慢和自大会导致对当局不利的政治影响。他们相信，打击宪政派和压制毛左不仅必要，而且相信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有不少理论来解释，如后极权社会理论，社会原子化理论。我相信当权者未必了解这些理论，但他们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大溃败的中国社会，各种意识形态都失去效力，意识形态话语仅仅是各种具体政治利益的招牌。因此，只要看清这一点，就可以根据当权者的利害来选择打谁不打谁，选择如何打。比如打击鼓吹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政治力量，在当局眼里首先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打击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问题。 难道他们没有看到宪政和公民社会主张所指向的真实问题吗？当然看到了，但他们宁愿不使用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谈这些问题。潘维最近一篇文章就代表了这种心态和思维。这篇题为"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的文章，试图回避"公民社会"，"自治"这些当局敏感的政治术语，用一套中国化的治理话语来讨论中国社会溃败的治理危机和解决之道。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40518106128.html 潘维的这个路子能走通吗？我认为不大可能。因为大溃败的中国社会完全靠官僚体系在支撑，官僚绑架了中国社会，不论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推进实质性的基层社会自治，都意味著对官僚体系的颠覆，因此意味著对当权者的挑战。 这样一来，是否意味著如果习近平"管控"国际冲突和国内冲突出了大错，中国就有可能爆发一场大革命呢？我认为习近平若出大错，最大的可能不是爆发革命，而是领导层的调整。大溃败的中国社会一时难以爆发革命，主要原因就是汉娜.阿伦特说过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百年前列宁、毛泽东那样的职业革命者，而中国已经完全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由革命者建立的中共政权嗅觉极灵敏，革命者的成长因此而格外困难。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全球资本主义，潜在的中国革命者也很难从西方那里得到真正的支持。 那中国不是就没希望了吗？我认为也没有必要悲观，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信息传播敏捷，知识丰富，政治参与和政治博弈一定会有前人没有的选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潘维：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国家治理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国家治理"并不能简单地从价值判断上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各国各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国家治理"的方法也应因地制宜，也必然多姿多彩。治理方法的标准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治理的效果：人民安居乐业代表善治，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代表恶治。 按照流行的说法，区分"现代"与"传统"政府的要素有两对：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信这种所谓"学问"的人认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病症都一样，并给所有病症开同一个药方，即竞选和法治。 撰写"现代"法规易如反掌，但若硬要"闯关"就会搞得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由此产生负面的治理效果。仅靠两三个书本概念治国是要遭天谴的，如王莽。 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法律规定和政府机构设置）的差异来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唯心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来自少数精英的"顶层设计"，而且这些"设计"塑造了生产和生活方式差异。因此，唯心史观否定上层建筑来自人们多姿多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王莽那样信奉"制度决定论"，热衷"改制"。 治国靠的不是消极的"改制"，如同拆了克里姆林宫不等于建了白宫。治国靠的是积极的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制度是社会存在的结果。政府不是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社会在变化，制度也在变化。没有不变的社会，也没有不变的政府制度。给所有政府制度贴"两分"标签是浅薄的。从这个角度看，除了神学，世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应强调"问题意识"，抓"主要矛盾"，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出色的大政方针、明确的政治路线、统一的思想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比制度重要得多，并能促进制度不断进化。 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必然催生一堆新问题，催生新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针对新的主要矛盾提出新政策。由此，国家治理才能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因为认识到新政策会导致新问题，甚至担心可能提出错误政策，所以有些中华先贤强调"无为"，强调"顺其自然"。这是消极的辩证法。然而，由于当代的国家生存竞争非常激烈，消极的辩证思维已很少见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为政府必须承担决策责任，而且还要承担正确决策的责任，为错误决策付沉重代价。 "大事"与"小事"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在以往三十六年里，我国经济建设大踏步迈进，创造了人类奇迹。这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按照他的智慧，从1979年到2079年，我国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都应当是经济建设。目标是人均GDP超越西方国家的人均GDP，让我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大事"。 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然而，除非居庙堂之高，而今处江湖之远的亿万城乡家庭每天都生活在种种不满甚至愤怒中。那些愤怒缘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小事解决不了拖成大事，大事拖到爆炸。这些事细如牛毛，五花八门，笔者尚无力分类概述。但笔者确切地知道，人们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丧失了对社会公正的信念，日渐感到绝望。这是我国社会不稳乃至势若干柴烈火的根本原因，也是政府花大气力"维稳"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小事"。 为什么中华遍地都出令人愤怒的"小事"？而今，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组织"没了，只剩下办大事的"行政社区"和行政官僚。自然社区是由熟人构成的、最基层的城乡居住社区和工作单位。一夜间，人民没有了自己的组织，没了公共生活，丧失了对直接涉及自己利益之事的发言权，成了"屌丝"。人人被迫自保，人人就不得不自私自利。一夜间，"以民为本"变成了"以人为本"，个人拥有了侵犯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个人权利"。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如私家小汽车获得了占用公共道路和社区公共空间的停放权利，剥夺了行人和老人小孩的权利。人人彼此占"小便宜"，人人就都愤怒不满。公德消失了，我国社会重新退化成难以治理的"一盘散沙"。 小事办不成，大事也就逐渐办不到了。今天的人民不满、愤怒，对办大事日渐冷漠，支持度不断降低。普通人生活中的公正梦破碎，中国梦就成了庙堂梦。日常生活环境里的种种不公正使很多人不再认同和信任党和政府，任由浅薄的"公知"忽悠"改制"，忽悠拆故宫建白宫。政府被迫提出各种具体或空洞的目标取悦民心，主导国家发展日程的能力严重下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被其他目标模糊、覆盖。 办不成大事又能怎样？首先，没有高速经济发展就难以迅速出现产业升级和环境上的美丽中国，难以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其次，每日面对无数自私自利"耍无赖"的个人，政府行为也必然变得"无赖"，官员自私自利就有了理由和空间。再次，组织起来的政府面对分散无组织的个人，非但"治理"日渐艰难，把官权"关进笼子"也成为不可能。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在我国大肆宣扬个人权利显然是食洋不化。西方讲个人权利，因为那里过去和现在的公共或集团极为强大。西方到处是市民社会，社会按阶级分层严密组织起来。若不讲个人权利，西方社会就没有自由。但在我国，公共意识自古以来就薄弱，个人权利意识是独立小农的本性，无需培育讲授。张家的猪吃了李家田里的谷就可能出人命，开车加塞儿和上公交车蜂拥抢座更是"理所当然"。我国私权意识和化公为私的欲望天然强烈，集体和公共意识则是教育出来的，甚至知书达理者的公共意识也薄弱到令洋人拍案惊奇的地步。 "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原本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人民依托"自然社区"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的社区人民依照天理人情和道义，自己解决彼此矛盾，自己调节利益，自己搞卫生清理"龙须沟"，自己集资办基础教育，扶危救困、守望相助、维护治安。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当国防外交、三峡高铁的主，而是在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情上有发言权和集体决策权。 人人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当家作主，五花八门的小事就能迅速得到解决，人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正。对日常生活的公正和伦理道德有信心，人们心情愉快，就会支持国法，支持政府办大事。 政府支持并尊重自然社区自治的集体权力，便能免除"小事"之扰，保持人员精干，减轻人民负担，集中财力和精力"办大事"。当人民退化成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人，政府也必然腐败软弱。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社会规律。 所以，人民认同政府的根基是自然社区认同，人民热爱祖国的根基是热爱自己生活的自然社区。有了组织起来的人民，新中国就坚不可摧。 "科层体系"与"扁平组织" ——"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政府在报纸新闻上天天说自己在管亿万家庭的小事，而事实上根本管不了，就更增加了民众的不信任。当今的决策者急需认识到科层体系的能力限度。为什么政府管不了？ 首先，这些"小事"中的每一件都跨法规、跨部门。政府要是能管，就不叫科层系统了。科层系统分门别类，依法办事。而社区内形形色色和千奇百怪的小事每件都跨法规、跨部门。哪个公务员去管，责任和风险自负。若相关的公务员头脑清楚，就必定"踢皮球"。这是执法机构依法治国的理性本能。而且，公正处理小事靠的是"天理人情"而非"法治"。触犯国法的事是大事。小事都发生在没有法律和法律模糊的地带，无从执法。何况，到处发生轻微违法的小事就只能法不责众，以免激起民变。 其次，全世界没有任何政府能付得起管"小事"的高昂成本。若北京城拿公务员福利待遇的官员都去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内政国防外交的大事就办不成了。科层系统本质上是办大事的机构，升迁就意味着不再管小事，专管小事的官员几乎没有升迁希望。而今政府雇佣了大量"城管"和"协警"去管人民的小事。连满地满墙乱贴小广告的"游击队"都制止不住，管理成本却直线上升。而且，他们同工不同酬，没有升迁希望，还要背负所有的"违法"指责，早晚会成为"维权"力量，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世上没有任何官僚体系专管小事，人民中五花八门的矛盾需要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而今，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的扁平组织没有了。自然村变成了管着万人以上的行政村，居委会更成为科层体系的一部分。从此，"乡绅"成了科层体系的下属，拿政府工钱，为科层体系办大事。 没有了自己的社区扁平组织，没有了自己的"乡绅"，人民丧失了公共生活，就变成了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人。社区里发生各种污泥浊水的事而没人管，人们就对正义逐渐丧失了信心。日常生活里缺乏公正，中华民族的公共伦理道德就丧失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经是扁平组织，所以极为亲民，专为百姓办小事。干部战士要保证"缸满院净"，还要"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这是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来源。但搞革命任务简单，执政搞建设任务复杂。时代不同了，因为要办经济建设的大事，扁平的党政机构不断增加科室和层级，就变质为科层体系。高官可以"亲民"随便去百姓家探望，但百姓不可以"亲官"随便去高官家探望。在科层体系内升迁得越高，离普通百姓的生活就越远，离小事就越远。 承认科层体系办不了小事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办好小事，解决社区生活中缺乏公正的问题，不是靠严格法治、推行选举、逼官员下沉、实行彻底市场化，而是靠组织人民，靠自然社区的扁平组织，靠人民的自组织。"全覆盖"成本高昂，不可持续，也是基本做不到的，还有可能把我国变成脆弱的"警察国家"。以人民的"参与"取代政府的"覆盖"方为人民民主的正道。 我国经济建设的进步同公众与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一道发展。"转型期"、"深水区"、"利益多元化"、"制度落后"之类的解释，既抽象、空洞，又无助于认识和解决问题。人民自己的事要人民自己来办。人民组织起来就能自己办好自己的"小事"。组织起来，"个人"就变成了"人民"，就会有"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就能制衡政府官员胡作非为，把官权"关进笼子"。这个道理古今中外都一样。 ——《人民论坛》5月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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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4 10:05 AM PDT
中国农民日益成熟、规模渐成的"反行为"中，并没有震惊海外的政治风波，更没有刀光剑影的暴动起义。但正是这些农民的日常反应和日常行为，在无声无息的博弈中创造了新的历史…… 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治史大体偏重于述史和论史两种形式。前者注力于史料的齐全和纪要的清晰，于详实的记述中引出史论。后者则以对历史真相的新思考和新理论见长。虽然史料和记述未必完美齐全，但对历史发展的脉络的辨析却常有石破天惊之论。 北京历史学家高王凌教授的《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便是这样一本充溢着原创性的新作。 对农村集体化制度覆灭的新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人民公社这一农业集体化的怪胎终于被包产到户取代。 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一般的大陆学者都会认为是执政党的改革政策所致。但又是什么造成了中共在强制实行了四十年的集体化以后翻然悔悟呢？大陆的党史学者常常有意无意地暗示是执政党的某种"恩赐"。高著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事实上包产到户等农村的改革措施大半是被中国农民"拱"出来的，党不过是承认和接受了这一事实而已。他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共强行推动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农民只是表面上接受（顺从），实际上一直搞着自己的"小动作"， 慢慢地送中"找补"他们失去的个人利益。这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暴动，但仍是一种无声的、更大规模的对集体化的破坏—这就是他们的"反行为"。这些弱者的反抗包括"磨洋工"、浪费、压产不报或瞒产私分、悄悄扩大自留地、外出打工和"非法经商"、偷粮和借粮不还、包产到户……等等日益成型的方法和手段。 正是这些"反行为"，成了中共建国以来的40年间无法解决粮食问题根本原因之一。 农民不喜欢剥夺他们私有财产的集体化，自然在这一体制下消极怠工 -- 这些都是人们不难想象的。但是这些"反行为"究竟到达了一个怎样的规模和高度，以致会对中共的决策发生影响？这一问题过去从来没有人做过像样的研究，而高著非但涉足了这一领域， 还在大量实地采访和绝密档案的阅读中引出了惊人的发现。根据他的统计："在当时中国粮食年产约6000亿斤的情况下，约有1200亿斤没有进入统计。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除此而外，农民们的这些"反行为"—如瞒产私分和包产到户等，都常常是和基层干部抱团一起进行的。在外来的压力前，他们已经有了可观的"整体性"和"集体性"。而人民公社的解散和包产到户的改革，正是一步步被中国农民悄悄地"拱"出来的。 始于土改之农村集体化非正义性 难能可贵的是： 高著对中国农民"反行为"的思考， 是从土地改革 – 中共建国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开始的，并层层揭示了整个集体化运动的非正义性。 首先，整个土地改革的正义性是建立在一系列中共伪造的"地主阶级占据了全中国80-90%土地"的统计上的。 而这一"统计"，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故意煽情伪造。 事实上，根据民国时期的多次全国性的统计，地主占地不到总数的40%。而自清以来的地租实收率大约只有租额的80%上下，相当于亩产量的30%。总之，所谓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是中共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么， 为什么中共不愿意搞和平土改，而非要极端地使用暴力呢？对此，海内外学界有各种说法。有的说是因为战争动员的需要，有的说是中共要农民通过"杀地主" 交上一份 "投名状"。在我看来，高著的说法更切合实际。高王凌认为： 土地改革的意义对中共来说绝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改朝换代"，而是社会主义的"改天换地"。换句话说，中共在发动土改前就准备把它搞成一场彻底消灭乡村士绅文明和农民文化，重建每一个村落组织和思想的的暴力革命。 在毛的思想上，土改已经是一场触及农民灵魂的社会主义革命了。高著的重要证据是：毛泽东在土改前就通过陈伯达告诉过杜润生： 他要通过土改搞马克思提倡的"农业产业军"，杜当时就感悟到毛其实是想把全国变成一座集体化的"劳动营" 。由此可见，毛的土改本意早已经是在国际共运中与苏联争锋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的人民公社只是他土改前理想的兑现而已。这样，不仅是地主，还有农民都在土改的极端血腥中感到了恐惧，产生对权力的崇拜，还有谁敢公开反对呢？ 一种发人深思新历史观 重视农民的"日常反抗"是美国学者斯科特（J. C. Scott）和他的名著《弱者的武器》的重要发现。 但是斯科特仍然认为： 如果没有知识精英的领导，没有反抗的总爆发，就没有太大的历史作用。 高王凌的笔下却浑然不同。 在他的中国农民日益成熟、规模渐成的"反行为"中，并没有震惊海外的政治风波，更没有刀光剑影的暴动起义。但正是这些农民的日常反应和日常行为，在无声无息的博弈中创造了新的历史 – 由此，高王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新的历史观。比如推而广之， 中国漫长的民主进程是否也可能是这样一种由人民群众对极权政府的"反行为"的博弈中的最终胜利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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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4 10:33 AM PDT "一场车祸，夺去了一对年轻夫妻的生命，留下了四位无助的失独父母。夫妻二人保存在医院里的冷冻胚胎，成为双方父母最后的慰藉。为了取得冷冻胚胎，双方父母打起了官司，医院也牵涉其中。5月15日，国内首例因争夺冷冻胚胎处置权引发的继承纠纷案在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继续由医院保存冷冻胚胎。"其实双方父母打官司不过是个策略，谁胜诉并不在乎，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借判决迫使医院交出冷冻胚胎。（《冷冻胚胎当谁属？》，光明日报2014年5月19日第5版） 宜兴法院关于意外死亡夫妻的冷冻胚胎双方父母均无权管理的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冷冻胚胎是人，死者父母可以基于监护权而管理。如果冷冻胚胎是物，死者父母可以基于所有权而管理。所以胚胎是人还是物的争议根本不应当影响死者父母的管理权。 相反，医院对胚胎的保护或保管本是基于医疗服务契约而产生的义务，这一义务因为权利人的死亡而已经消灭。无论胚胎是人是物，医院均不再有保管义务也无留置的权利——除非死者欠费并且胚胎被认定为财物，但胚胎即使算物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物"，显然并非财产。因此，医院理应将胚胎交给死者"孩子"的监护人或者死者财物的继承人，哪怕死者欠费。 又医院继续保护或保管胚胎干什么？永远保护或保管下去吗？谁出保护或保管费？销毁吗？何以非要干这损人而不利己的事？胚胎又不是毒品或放射性材料！卖给需要胚胎的不育夫妻或者用作医学试验的材料吗？医院因为患者车祸死亡不再继续医疗服务本身就可能已获得不当利益，再用死亡患者的胚胎获利就更加不义！ 如果死者父母能跟没有生育能力的合法夫妻达成协议捐赠这些胚胎，于老人实现了延续血脉的愿望，于受赠者实现了拥有孩子的愿望，于社会也无任何害处。因此老人获得胚胎的管理权可以跟代孕可能引发的法律与伦理问题毫不相干！由于传承自己血脉的考虑，死者父母出卖胚胎的可能性比医院出卖胚胎的可能性低得多，他们更可能倒贴钱给胚胎受赠人，只要将来让他们看看孩子。 因此宜兴法院的判决，更像是基于计划生育减少中国人口的顾虑，而非他们自己宣称的基于社会公益的考虑。正是断子绝孙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做出断子绝孙判决的法院。 "冷冻胚胎"案的判决是荒谬的，它为了让人断子绝孙而不惜践踏法律。但是基于胚胎的原所有权人的独生子女身份提出诉求更加荒谬，这样的诉求等于承认医院有权违反契约让非独生子女断子绝孙。侵占他人之"物"合法，但侵占独生子女"物"非法？这样的逻辑伸展开来将导致：盗窃合法，盗窃独生子女非法；强奸合法，强奸独生子女非法......多么变态的国家！ 更变态的是，这样的逻辑几乎占领了几乎所有自称反对计划生育的公知们的大脑。 2014年5月19日 杨支柱网易微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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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11:46 PM PDT 2014年05月20日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位人力车夫：他流着眼泪，蹬着车，拉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学生冲向医院——远离刚刚用子弹击倒那名学生的士兵们。 那位三轮车夫是个勇敢的人，比我更好的人。他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永志不忘。
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长安街上，时间是1989年6月3日夜里，中国军队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时候。25年前的春天，那场学生运动震撼了全中国。 从4月中旬到6月初，数百万抗议者挤满了中国各地上百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要求享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反对腐败。我当时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社长，在中国生活。那场运动令人难忘——而且最初也很鼓舞人心——交织了勇气和向往。 抗议者承认，他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但他们认为这还不够。他们坚称，他们不只要填饱肚子，还要享有权利。 迄今为止，那都是我所报道过的最有礼貌的抗议活动。在推搡着挤过警方的人墙之后，学生游行队伍会停下来，转过身，再三呼喊，"谢谢你们，公安！"有些学生被指定负责捡拾在混乱中丢失的鞋子，并把它们交还给相应的学生或警察。 抗议学生占领了北京中心地带好几个星期。然后，6月3日晚，部队从几个方向攻入了北京。他们就好像是一支外国军队似的，朝一切移动的东西开枪。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几英里的地方，一个朋友不到20岁的兄弟被军人击毙，当时他不过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部队开始进城时，我跳上了自行车，飞快地朝天安门广场冲去。在那里，成群的市民涌到了街上，试图保护抗议学生。他们也遭到了枪击。 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及6月4日的凌晨，最英勇的人就是那些人力车夫。他们蹬的三轮车原本是在北京各处运货用的。每当枪声一停，这些车夫就会蹬车冲向军队的方向，运回殒命或者受伤的学生。 士兵们不为所动，甚至会朝试图搬运学生的救护车开枪。但车夫们却把生死置之度外。 他们的英勇特别令我感动，因为在那个春天，我非常频繁地听人说，中国还没有做好迎接民主的准备，中国人受教育程度不够，素质还不高。说这些话的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官员。民主往往更牢固的扎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点倒是不假。 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一名车夫：他身材魁梧，穿着T恤，也许连高中学历都没有。然而，他是何等地英勇！当他冲过去搬起一具躯体的时候，我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生怕他会中弹而亡。他把那个年轻小伙放在车斗里，拼命朝我们骑回来。他的脸颊上流淌着眼泪。 他看到了我，见我是外国人，便突然转过来，在经过我身边时放慢了速度，让我能够见证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不过大意是，我应该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全世界。 当然，他不能很好说出"民主"的定义，但他为民主冒了生命危险。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长安街沿途建筑物上的弹孔已被修补，历史也同样遭到粉饰。有一次，当我提到六四大屠杀时，一名中国大学生疑惑地看着我，让我深感震惊；原来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 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也是事实。人们收入大幅飙升，住房条件获得了改善，最新的数据（我们应该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示，中国的妊娠和分娩死亡率比美国还低。 那位人力车夫可能没有投票权，但是他的孩子很可能上了大学。中国的进步无可争议。然而，人的尊严不仅仅需要填饱肚子，还需要享有权利。 伟大的中国文学家鲁迅曾经就当年的一场大屠杀写道："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中国正在变得繁荣昌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的诉求将会提高。从波兰到韩国，世界各地的诸多民主运动我都曾经报道过。我相信有一天，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可以在一座纪念碑前表达对当晚死难者的敬意。我希望，那座纪念碑会是一尊人力车夫的雕像。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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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11:55 PM PDT 5月，因大陸在南海「海洋石油981」以探勘石油，引發中越海上衝突，新聞見報後，越南民眾發動連串反中示威與抗議，最終，演變為打、砸、搶、燒的暴力攻擊，除大陸外，台灣企業遭受了最大的損失。大陸官方對此事件採取淡化態度，外交立場克制，對相關新聞報道也採取消極乃至壓制的方針，但是，透過社交媒體，各種相關新聞圖片仍廣為流傳，大陸民眾在關心之餘，也很快意識到，同為極權國家，發生在越南的反中事件，與不久前發生在大陸本身的反日事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越南與大陸一樣，吸取了蘇聯東歐共產政權保守封閉以致走向崩塌的教訓，引進了部分市場化機制，並實施對外開放，試圖通過經濟發展維繫專政政體。在一定程度上，越南類似於1989年之前的大陸，尚有餘力在體制上作出若干調整，比如越南就在黨內民主和國會建設上做出了一定嘗試。但這種調整仍然是局部和有限的，並未觸及專政本身，越南並不存在任何脫離於越共控制的政治或社會力量，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打壓，越南甚至超過了中國。在大陸，部分公共知識分子為了鼓吹政改的可能性，長期在各種場合散佈越南已經自由化政改的謠言，以致積非成是，但是，總體而言，越南仍為共黨統治下的極權國家，應是不爭的事實。 和大陸一樣，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必然會衝擊原有的共產意識形態。首當其衝的，是親市場親西方，要求進一步改變現行體制的自由化思潮，而在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對外交往，也會刺激民眾的民族認同，大批外資外商的湧入，也不可避免地在部分民眾中喚起抵觸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共產極權國家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往往結伴而生，乃是一個自然的且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中越兩國皆不例外。 執政的共產黨對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具有迥然不同的態度。出於意識形態的截然對立，從一開始就會警惕防範進而加以壓制自由主義思潮，在大陸，伴隨著改革開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未曾鬆懈，此外，為了抵禦自由化思潮的衝擊，當局往往會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民族主義思潮，用於對沖自由化。 1989事件之後，鄧小平曾說：「我們最失敗的是教育」，言下之意，不外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一度讓自由化思潮佔據了上風，這才有了1989事件。也因此，大陸當局在1994年推出了《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明確地引入民族主義，其目的不外是用於抵禦自由主義思潮的進一步發展。 大陸的這一做法收到了效果，1990年代後期，《中國可以說不》等圖書紅極一時,《環球時報》等「商業民族主義」報刊銷量大增，在行動上，各種民族主義抗議也開始抬頭，如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發的大規模抗議風潮，此後十餘年，因中美撞機、因日本申請入常、因奧運聖火、法國總統接見達賴喇嘛，因中日釣魚島爭端，各種抗議風潮層出不窮，這當中，民眾的自發參與離不開當局教育和宣傳的影響，而當局輿論引導乃至組織動員的影子，也昭然可見，其實這背後，都隱藏著借用民族主義抵禦自由化思潮的用心。 在另一方面，由於必須依賴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維持經濟發展，民族主義對於當局又從來都是雙刃劍。首先，民族主義思潮在強調民族認同之外，往往對外部世界採取抵觸乃至排斥的心態，動輒以抵制相號召，違背了全球化時代下的經濟開放大趨勢，也觸犯了當局的對外開放以發展經濟的大局。 其次，共產國家對社會採取全面控制，市場化鬆弛了當局對民眾的直接控制，但又不允許社會出現任何的組織形式，這使得任何抗議風潮都容易迅速轉變為騷亂乃至暴力騷亂，無論是發生在大陸的反日抗議，還是發生在越南的反中示威，最終都落入暴力，其實都出於這一共同的機制。越南反中事件之後，大陸《環球時報》發表題為「越南暴徒是東亞投資秩序的公敵」的社評，有好事者略為變易，將其代換為大陸曾發生過的反日暴力，也若合符節，這表明，當局既有利用民族主義對沖自由化思潮之心，但也不願意發生威脅到投資秩序的群體暴力。 最後，無論怎樣壓制，有限市場化和對外開放總歸會不斷壯大自由化思潮，民間對於現行體制的質疑乃至挑戰也就始終在尋找機會，即使是因民族主義情緒引發的群體抗議，也可能為自由化挑戰提供機會，無論是在大陸的反日抗議中，還是在越南的反中示威中，也都出現了自由化的表達夾雜其中，對於當局而言，也必須防止局勢的進一步發展，大陸的各次民族主義抗議，無不在隨後遭到壓制，越南的反中示威乃至暴力，自然也不能逃脫同樣的命運。 無論是大陸還是越南，當局對於民族主義往往採取既利用又防範的雙重手法，在具體事件上則表現為某種機會主義，此次越南排中事件中，大陸當局的淡化處理，就是這種機會主義運用的鮮明例證。 不過，儘管存在對民族主義的某種防範，但共產政權和自由化思潮之間具有更為根本的緊張關係，對民族主義的利用具有長期和根本的戰略價值。可以預期，無論是大陸還是越南，當局對於民族主義都會採取利用為主，防範為輔的策略，具體則表現為對於各種民族主義表達的容忍乃至鼓勵，對於各種具體的行動則加以限制，也因此，在當局的這種容忍乃至利用之下，民族主義思潮的進一步發展和各種抗議示威的不時發作，仍會不時地出現在大陸和越南。 在大陸，隨著國力的上升，刺激了某種崛起的意願，而在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國內自由化思潮的發展，當局也有進一步借用民族主義對此加以壓制的企圖，在這兩種因素的雙重作用下，一種通過對外拓展樹立國家權威，進而壓制國內異議思潮的思路已經在《環球時報》這樣的平台上叫囂了多年，並顯露出進入當局戰略意圖乃至執行層面的跡象，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類似的進程同樣也出現在同為共產國家的越南。因此，發生在南海的民族主義遭遇戰，其實是兩國內部進程的外化，也勢必是一場長期的拉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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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起诉中国黑客案例详解——美铝被“钓鱼”（附：美诉中国黑客是外交和司法手段的融合+遭美国起诉的五名中国黑客嫌疑人概况） Posted: 19 May 2014 11:20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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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05:33 PM PDT
朱毅先生为林昭与张志新塑像而四处奔走呼吁，亦为搜集、校勘出版林昭遗著耗费了无数心血；自1994年以来，每隔五年，他都要亲赴江西共青城为胡耀邦先生祭扫陵墓……他全身心为民族的未来而看护良心与精神家园。 一九八九年山雨欲來的時節，文學名刊《中國作家》刊載了一篇至今仍具影響力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的眸子》，作者胡平在講述兩位先後為真理而殉道的年輕女性──李九蓮、鍾海源的故事過程中，還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因組織與領導贛州地區李九蓮問題調查委員會而兩度身陷囹圄的朱毅先生。 由於時任中共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多次親自過問與督辦，「李九蓮反革命集團」終得以平反昭雪，因李案而蒙冤入獄的六十多位人士也重獲自由。「李調會」發起者朱毅便是其中之一。 重獲自由後的朱毅，自覺生命是其戰友鍾海源用犧牲換來的，而鍾海源與李九蓮，則應和林昭、張志新一樣，同屬以赴湯蹈火之精神反抗紅色暴政的中華聖女英烈譜系；是故，自有互聯網以後，朱毅先生便先後在天涯與新浪等網絡社區，為所有追求真理與自由的殉難者設立「精神祭園」，搜集並介紹已快被歷史淹沒掉了的英烈事跡。自一九九零年代後期以來，朱毅，便以「祭園守園人」之名而蜚聲海內外。 近年來，朱毅先生為林昭與張志新塑像而四處奔走呼籲，亦為搜集、整理、校勘出版林昭遺著耗費了無數心血；此外，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每隔五年時間，他都要親赴江西共青城為胡耀邦先生祭掃陵墓。 朱毅先生全身心為民族的未來而看護良心與精神家園所做的事，使他又變成了「國家的敵人」；今年胡耀邦的忌日（四月十五日），朱毅巧妙甩脫了「尾巴」，將其所帶去的國內外諸多良心人士獻給耀邦的輓聯與花圈，成功地擺放在共青城胡耀邦陵墓前。 值此「六四」事件二十五周年祭到來之前，本刊對朱毅先生做了訪談。 從毛的紅衛兵到毛的懷疑者 戈曉波（以下簡稱戈）：早年有過紅衛兵領袖與造反經歷的您，在文革過後，是如何轉變成堅定的自由主義者的？ 朱毅（以下簡稱朱）：一九六七年，當時的贛州軍分區政委李勝一手策劃了全國武鬥第一槍戰──「贛州六二九」事件。事件中，我是被李勝支持的保守派圍剿的造反派組織中堅持到最後的兩名副總指揮之一。解放軍到來之前，我們造反派戰死才不過十七、八人；可是當他們千里馳援到位後，被屠戮的人數卻已近十倍了！我永遠難忘六月二十九日一早，冶金學院東方紅的四位團長中有三位死於屠城，而運輸聯社一位副總指揮竟在陪我應六八一○之約前往談判時，被保守派武裝劫持後，砸死在城東沙灘上……事件過後，毛澤東曾幽默地說過：「李勝變成了李敗」，為此，我一度對毛澤東感恩不盡。 喝狼奶長大的我們這一代，自幼雖缺乏普世資源教育與精神熏陶，但對一切生命卻不乏敬重與悲憫，這既是每個生命個體的天賦，也是文學愛好者的必然稟賦，當然更是自由主義與人權價值的基礎。 戈：看來，「六‧二九」事件既是您記憶中深處的一道傷口，也是您反思文革的一個萌芽或起點。 朱：的確如此。「六‧二九」事件中，兩派群眾組織相互殘殺的現象，相當瘋狂與殘忍啊！事件過後，我不能不深思──這種製造敵人的體制與扭曲人性的教化，難道不正是毛澤東奠定的?!江青的「文攻武衛」與中央決定「武裝江西造反派」，特別是四川武鬥，坦克、裝甲都上街後，毛澤東「一聽說就高興」的最高指示，尤其是被毛所恩寵的韋國清製造的廣西聯指數以萬人計的被大屠殺，更使我震駭與痛心。 於是，在我內心深處，對漠視生命的「繼續革命」開始心生迷茫，對「人血饅頭」也避之不及，深懷罪疚。贛州地區革委會成立時，我避絕登台，不僅如此，我還暗暗尋謀遙遠偏僻的「世外桃源」。一個文革深度沉溺者對這個遠離現代政治文明的蠻荒之邦的憂慮便產生了。 從毛的懷疑者到麻煩製造者 戈：這種變化，是以什麼作為標誌的？ 朱：當然是李九蓮事件。李九蓮的姐姐與我高中同班，我也尊其為姐姐。李的父親是大革命時代的赤衛隊骨幹，老共產黨員。身為紅二代的李九蓮，曾是贛州最早的紅衛兵組織三核心之一；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後，李九蓮出任三中「衛東彪」紅衛兵團副團長。 李九蓮愛學習，並善於獨立思考。當她讀完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後，就有了這樣的思考：「怎麼會是周總理率先把這樣坦真、這樣毫無宗派與城府的瞿秋白『揪』成『叛徒』的？……」，她認為周趨炎附勢，毫無政治倫理。也正是周恩來，把反文革的贛州醫專教師陳耀庭寫給他的策反信立轉林彪辦公室後，才釀成贛州「六七七驚天大案」的。李九蓮雖是地區軍管會直屬調查組的成員之一，但她卻暗暗認定陳耀庭掌握了真理，「發現了社會發展的規律」，她後來在日記中關於「毛林宗派」的思考與對周恩來趨附人格的鄙夷，實即受啟於陳耀庭。 戈：既然說到了李九蓮，那不妨請多介紹一下，我感覺她的經歷似乎影響到您後來的思想轉變。 朱：隨著中共九大召開的迫近和周恩來主導的「清隊」與「一打三反」運動的喧囂，尤其當她老赤衛隊員的父親也陷入「三查」無妄之災後，愛思想且正直的李九蓮，變得更憂國憂民了。此外，陳耀庭妻子謝聚璋（她後來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在李九蓮臨終前被囚禁的珠湖監獄）的思想，也曾對李九蓮產生過影響。李第一次出獄後曾告訴我，那封導致她被捕入獄的戀愛信，就是在謝的影響下寫出的。在信中，李九蓮坦言「林彪越來越像個奸臣」；對劉少奇的批判是「牽強附會，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她還表達了「對文化大革命發生反感」。 得知李九蓮第一次被捕的消息後，我才錐心澈骨地判定：浩劫文革及其極權意識形態不僅殘酷吞噬了無數人的肉體，更無孔不入地顛覆荼毒了億萬人的倫理與靈魂！ 戈：思想的轉變在何時影響到您的行動？ 朱：一九七四年三月到十月，贛州因李九蓮的被捕入獄而爆發了一場李九蓮問題大爭論的風暴，由於王洪文、張春橋、華國鋒的先後介入，整個贛州地市有數萬人被捲入、六十人陷入冤獄、六百餘人慘遭株連。 當時，「李九蓮無罪！取消公安六條！不能以法律保護領袖！」的震天呼號，萬人大會上與地委書記的公開激辯，連同我那風靡一時並因之而自豪的《靜夜捫心錄》等系列文章，都使這場爆發於沉默中的風暴具有了思想解放萌芽的屬性，從時間上看，它早於「四五天安門運動」一年半。毋庸置疑，那些激憤、雜遝、凌亂的聲音，分明是對人性回歸的吶喊。 從第二次入獄到鐵玫瑰園 戈：「李九蓮事件」平反昭雪之後，您是如何想到要把自己的餘生定位在「祭園守陵人」之坐標點上的？ 朱：我因贛州地委書記杜昭的把持下的贛州有關方面乘嚴打之機，羅織新罪名被第二次投入監獄後，仍未放棄把李九蓮事件真相告訴世人與歷史之責任。感謝朱港監獄的巨大寬容與支持，在獄中，我冒天下之大不韙秘密印製出了《還在流血的愛情》，劉賓雁、楊沫、戴晴他們都曾收到它；最終，由病中的宋慶齡轉到新華社，終於促成戴煌恩公赴江西調查，寫出了胡耀邦得以批示的內參清樣。 對現體制深感絕望的我，再度走出監獄大門後，不打算再申訴了。這個體制能讓李九蓮冤案從整體上獲得真正公平與公正的解決嗎？ 李九蓮的真名，最早出現在巴金主編的《收穫》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上的唯明的那篇《尋覓回來的哀痛》散文中。二○○五年十月，巴金逝世的次日一大早，我攜妻趕往現代文學館前去弔唁他，正是巴老主編的《收穫》，才終於讓文學的「黎蓮」回歸到真實的李九蓮。 在返家的出租車上，一個構想，已然在我腦子裡成型了：讓巴老夢想的文革博物館至少局部成真，首先讓林昭、李九蓮、張志新、鍾海源的精神祭園出現在網上。第二年五月，我就以「祭園守陵人」之名開博了。 戈：您是從何時開始，又拓展到更遙遠的反右時代的？ 朱：尚在祭園開拓期，我最理想的合作者許覺民先生（注：林昭的堂舅）帶著若干關於林昭研究的歷史懸疑猝然逝世了，他去世後，我將如何探究關於林昭的一切？想來想去，根本之道就是繼承許先生的未竟事業──深入發掘與研究林昭遺稿與林昭寫作的背景。 循著林昭的思想脈絡研究的結果，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發生在北大的那場思想與民主啟蒙運動，自然進入到我的研究視野中來了。感謝王容芬、王友琴從海外傳來「北大五一九」諸君的聯繫方式，使得林昭之所以成其為林昭的具體背景豐富了我的研究對象。 戈：當初，您是怎樣想到要為林昭與張志新二烈士塑像的？ 朱：最早，是張元勳先生提議為林昭塑像的。作為祭園守園人，我自然希望今生能看到四烈女都能以雕塑的形式永存華夏大地。 當遇羅克銅雕在宋莊揭幕時，前不久剛去世的《當代中國史》的作者黃河清先生再度向我提議：立即籌劃為林昭塑像。經李和平律師引見，我為林昭雕像一事求助過艾未未。在他的工作室，未未不僅極爽快地應允了我的請求，他還承諾四尊塑像可同時雕。碰巧那時老艾因頭上被成都警方黑過一拳，不久將赴德國檢查療傷，我只好就此作罷。 戈：後來是嚴正學與朱春柳夫婦倆為林昭與張志新塑像的……。 朱：那是旅居西班牙的黃河清兄向我力薦的結果。當時，嚴正學兄帶著一年附加刑剛出獄不久，從安全角度考慮，我們覺得還是暫先為「紅色烈士」林昭與張志新塑像，不僅可減少政治干擾麻煩，而且也可將來為李九蓮、鍾海源塑像鋪墊道路。 戈：為何要把這兩尊烈士銅像安放的空間命名為「鐵玫瑰園」？ 朱：鐵玫瑰園是嚴正學先生的命名，可它也是對我守護的精神祭園最貼切、最形象的一個象徵。一如銅雕揭幕日錢理群教授所喝問的「烈女現象」：一個受盡劫難民族的脊樑與精神，竟由一朵朵鐵玫瑰擔當，這個民族的男子漢哪裡去了？這個民族知識精英群體之犬儒化蛻變到了何等地步？而這難道不正是這個民族劫難之源?! 《北大五一九》是這樣誕生的 戈：前不久，凝結了您心血的大型紀錄片《北大五一九》，在互聯網上被人們紛然傳看或下載，請您介紹一下它。 朱：此片製作耗時五年，共分五集，片長總計近三小時，以五一九全歷程為經，以新五四的民主求索與吶喊為緯，並以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反右陽謀為敘述背景，通過眾多訪談對象的回首，敘述了當年一大批年輕的「右派」可歌可泣的青春與坎坷曲折的人生。 這部紀錄片得以面世，應該歸功於編導韓松與其攝製團隊，以及監製人王書瑤。而我作為主要製片人，提供的資金極有限，而且也僅僅做了一點雞毛蒜皮的工作，比如運籌立項、選定編導、啟動開機，片成後予以傳播等。 戈：這可是功德無量的貢獻呀！ 朱：當我開始竭盡全力追蹤林昭的搖籃──北大五一九，並為撰寫《林昭與北大五一九》系列而採訪完甘粹先生後不久，一個天賜良機出現了：當時，譚天榮、陳奉孝等一大批一九五七年的老北大人回到北大，參加物理系的同學聚會。我與在京的五百一十九人在一起，王書瑤先生倡議拍一部關於北大五一九的全景式紀錄片。接下來，老鬼推薦了一位年輕的製片人，一位網友則引薦了既有編劇功底、又有中央台《流金歲月》從業經驗的韓松。我們議定韓松任《北大五一九》的編導，錢先生與陳奉孝先生一同出任紀錄片總顧問，我為製片人，王書瑤監製。幾天後，在我那小小的辦公室裡，搞了一個別開生面的電話會議「開機紀念」。 戈：據說在這個開機紀念儀式上，劉霞也到場了？ 朱：嗯……，在一定的意義而言，北大五一九正是「○八憲章」的源頭，因此，我讓老鬼把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也請來了，希望這個活動能多少慰藉一下孤獨與寂寞的她。劉霞在接受了大家的安慰之後，便靜靜地坐在沙發上，不時翻閱我給她的《走近林昭》，午餐，她吃的極少極少，卻一支接一支抽著煙，看著真令人心疼！ 《北大五一九》問世後，僅在牆內的優酷網上存活了三天。後來，在幾位推友的幫助下，它終於在牆外的互聯網上立足生根了。 ——原载《动向》2014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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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之：张阳反网内幕揭秘——军队非党化思潮渐成气候（旧文回放） Posted: 19 May 2014 04:37 PM PDT
表面看来，军内的国家化思潮是军权高层利益冲突的结果，甚至是社会上政治改革诉求在军内的反映。但是，对外与对内的两种网战带来的暗中影响亦不可低估。 续广州军区副政委胡秀堂少将网络立法提案之后，四月初，陆军第四十一集团军参谋长李桥铭少将发表文章要求以前苏联为鉴，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思潮；四月中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上将在最高理论党刊《求是》上发表文章，亦称「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和国家化」。两少将一上将侧重面略有差异的说法之同一面则是抵制社会自由化新浪潮对军队的渗透，其中应以网络防堵为重点。 有可靠消息源证明：近期以来，军方明显强化了军人接触网络的限制，重要军事设施区域均设置了手机及笔记本电脑上网的信号屏蔽；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被要求写保证书，保证在家中不看国外网站、绝不接触「翻墙」软件，以及不以军人身份在微博上发言，等等。中央军委担心「网络不仅可以销蚀军队战斗力，而且还会导致军队不战而溃的后果」。 习近平在「一点零版」之下 中央军委暨党权最高层的担心不无自己的道理。在社会控制方面，中共有三大核心性权力，第一项就是军队。第二项是组织人事，但目前已经面临严重危机，以至于习近平想通过不露声色的大清新，使党员规模减少三成半——从八千二百万削减到五千一百万。第三项是宣传，该项已经完全失败，互联网的快捷传播功能打败了党控传统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对贪腐的揭露与集中讨论个案，不仅让中共宣传本身没法得分，而且对中共组织人事制度的合法性予以完全否定。 正如北京一位退休高官所说：「毛时代，中共江山是三点零全控版；邓时代，是二点四强势版；江时代，是一点八戏剧版；胡时代，是一点五维持版。到了小习这里，一点零都够呛了，也说不上什么版了！」该位高官自称是最廉洁的裸官，因为到其退休五年后，老伴去世，儿孙们全让他「给轰到国外去了」。 「共产党没希望！再强大的军队也撑不住。」这位老人坦言，他的一些同龄人对最近媒体高调宣扬的反对军队国家化，表示深刻担忧。因为党代人民统帅军队本来就是个权宜之计，不合乎宪法本意，现在反过来要把权宜之计制度化，只能说明国家统治危机越来越深刻。对此，有开明的体制内人士公开表态，指出控制军队绝不等于能控制政权或者说江山永固，中国近代史上，「北洋时代，好几届都是军政府。每一任总统上台，靠的是跟随自己多年打天下的子弟兵。可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不是军队倒戈易帜就是士兵哗变，军政府败到了自己的子弟兵手里。」 「中国永远追不上」之悲观 就中共的统治策略来论，军队国家化与军队非党化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国一体决定了国家化还是党化，而非党化则不仅仅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问题，还在于其思想实质与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两相对比，结果又回到人民还愿不愿意委托中共统帅人民军队的疑问，或者说腐败透顶的党权体系还有没有资格代人民统帅人民军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至少从理论上会出现在中共看来极为可怕的情形：现在的军队没必要叫人民军队，「名正言顺地归了共产党，叫党军，但不能叫国军」；人民可以自己组织新的军队，叫民军，至于党军与民军最后谁能成为国军，还要经过复杂的政治博弈来确定。 不短时间以来，中共力求避开美国（含日本乃至于北约）的武器装备优势，打赢未来的不对称战争，即通过网络战与太空战取得胜利，因此，大规模开发网络战力就成了成本最省、隐蔽性也最好的战略选择。在对外军事技术的网络获取过程中，尽管可以每年几乎得到高达两万五千亿人民币收益（节省研发成本），但是，网战人员无不被美欧军事技术的进步速度惊得目瞪口呆，由此，「中国永远追不上」的感觉渐渐酝酿为失败情绪。 再严格的保密措施与纪律规制都没法限制军人之间的跨专业交流，比如，一位网站军人要为一个技术方面的缩略语去请教军内专业翻译人员，结果谈话间就将美欧军事技术进步的速度与中国军队做对比。还有，军队失败情绪向社会传播的一大途径是网战队伍的民兵化。不少参与军方网战尤其技术情报博取的人员并非军人，而是军方从社会招募的网络黑客高手，他们对美欧技术进步更感兴趣，因此也更乐意散播「中国永远追不上」的意见。 「中国永远追不上」的意见激发了一些军事指挥人员的想法，这些人试图在军队内推动体制改革。比如，弱化政治官员的职能而提高指挥人员的权重。不幸的是，这种改革思路往往被指为非党化的思潮。 「负面」的真正影响难判断 近期或者说张阳发表反对军队国家化暨非党化的重头文章以来，对中共军方信心打击最大的是美国核动力航母配备了无人机。相比之下，中国的无人机还在试验阶段，飞行长度（作战半径）不及美国最新无人机，后者无需空中加油；中国无人机反雷达（隐身）功能几乎为零，而美国的航母无人机不仅隐身，而且还开发了自卫功能；中国在航母上努力试验一般战机的起飞与降落，连弹射起飞功能都没有，而美国无人机已经能在航母上靠电磁弹射起飞。 对内实施网战是军方整体网战的一部分。一方面，要拿国内攻击目标当实验靶子，如对异议人士电脑实行IP干扰而不是电脑终端植入木马；另一方面，军方要搜集社情民意做战争决策的参照项，同时又不想被党系的虚假信息所欺骗，因此，一些网战人员自然就要在混入异议群体打探消息。无论前者的间接还是后者的直接，接触民间异议对网站人员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网战人员表面上不会接受异议的政治主张，但在个人深层思考那里，都会对现行体制进行反省。这点实际上是胡秀堂、李桥铭、张阳为代表的军方政工人员最担心的「文化渗透」后果，且已经实际发生。 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持续走低，固然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但不可否认，对内网战带来的军方界定的「负面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人能判断出未来网战真正发生时，这些「负面影响」会产生何种影响。网战主官不知道，最高军事统帅习近平也不知道。但如同前面所引体制内人士对北洋军队的解析一样，子弟兵易帜与哗变仍是改写历史的一大原因。 ——原载《争鸣》杂志2013年六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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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04:08 PM PDT
华为公司遭遇准入限制并不只是一个国际投资纠纷，而是有中国国内网络过滤与封锁背景的大事件。中共发动「网络内战」是对外战争的征兆。 中共官媒的导向性是全球新闻界的一道风景线，符合其利益的大肆鼓吹，有违其禁忌的经过官媒途径之外曝光往往被指为谣言。鼓吹的手法似乎在更新换来，如不再使用大批判语言指斥被批判对象，转而采取援引外媒对自己有利的消息来「印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已经被淡忘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事件，当初的批判如此；目前仍未解决的华为公司投资澳大利亚宽带遭阻事件，其批判情形亦是如此。比如，新华社转引包括法新社悉尼电、美国纽时网站报道在内的消息为撑「华为寻求推翻澳大利亚禁令」，云云。 中国几乎没有民营企业 华为试图承揽一个工程价值约折合人民币两千三百六十亿的澳大利亚宽带项目，但澳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华为参与。华为方面则反驳说，自己是完全的民营公司，绝无官方背景。由于这个事件在国内造成的影响巨大，大量读者纷纷上网搜索「华为企业性质」词条。网络答案也不一致，有的说华为就是国有公司，有的说华为是员工持股的纯民营公司。 就算认定华为是民营公司，按中国的政治制度来看，凡是做大的公司没有不承担国家政治任务的。在较小的方面，这些成功的大公司要承担政府发派的一些任务，如帮助调控物价；在较大的方面，它们的不少高级管理人员（或许也是公司所有者）会在一党专政的模式下进入各级议会——通常所说的人大与政协。如果大公司胆敢与官方分庭抗礼，不是被查出偷漏税问题而致重罚，就是老板被卷入刑事犯罪。现在有些负面化的「打黑」之所以当初特受中共最高层鼓励，就在于这种措施能让民营老板更加顺服。 有经济学家曾指出：中国没有民营企业，若有的话，也是街头卖早点、在街区卖手工艺品的那些微型摊子。大公司与中共政治紧密挂钩，必然会承担国家名义下的情报任务。这一点在非企业即纯个人那里也有反映，比如出国人员无论其为自由职业者还是研究人员（及学生），均会被情治部门安排搜集情报的「兼职」。如果拒绝，就会被撤销出国批准。这类的事情已为国际情报界所熟稔。此外，中共情报机关在国外以幌子公司为掩护的频繁活动已被有关国家所关注。 网络间谍能量超过克格勃 网络的日益发达令情报搜集工作的面目大有改观。哪个国家在网络间谍活动上卓有成效，就更有可能打赢未来战争。之于中共，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在常规战争方面其武器的科技含量远低于最大的假想敌美国。选择网络战争是对美国取得不对称胜利的最有效的手段（有关分析参见本刊三月号拙文《「太·网战争」有否可能？》），而在正式打响网战之前，进行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是为必要的战争准备。 中共严格规划、大力推行的网络间谍活动有多大的威慑力，可由美国的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克的证词来说明。沃尔克指出：中国网络间谍在美活动引发严重后果，超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克格勃。正是基于这个趋势，西方大国如英国与澳大利亚才高度重视中国网络间谍问题。还有，日本与印度的商业机构网站也饱受中国黑客攻击之苦。这类行动绝大多数有政府背景的资金支持，如发自四川大学的「幸运猫」袭击。 网络间谍与攻击行为正成为中共情治机关控制与威胁异议人士的有效手段。当局改变了原来的断网方法，尽管有时还会使用，它更多地使用攻瘫异议人士电脑或明目张胆偷取他们邮件的方式。偷取邮件无所截获秘密可言。其目的就是威胁，「我们在网上盯着你」。一些著名异议人士的邮箱还被外挂上退信功能，即在收件人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信件被退到发信人的邮箱。 国际社会识破中共战略伪装 中共对外实施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与对内实施高频率的网络恐怖活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掩饰问题的本质，它刻意给国际社会制造自己也颇受黑客攻击的印象，如官媒称「军方网站每月要受到八万次境外攻击」。尽管无法排除国际黑客组织攻击的可能，但贼喊捉贼是中共一惯伎俩。此类行为没有能欺蒙美澳等西方国家。美国方面不仅实现了网络战从防御到进攻（报复）的转型，而且针对中共量身订做了「离线打击」网络武器，即在敌方没有上网而使用电脑工具的情况下，根据电脑工具释放的特定信号进行跟踪打击。 就目前的国际战略态势看，中共与美国暨整个西方世界的网战对峙还处于谋求战略均势阶段，因此，双方都在准备现实的战争手段。美军进驻澳大利亚是远比其重返亚太更重要的部署，这不仅彻底改观了亚太战略格局，而且还预示着南中国海战争概率的加大。美澳军事关系重建固然依托于过来六十多年的战略同盟，但是，澳大利亚对中共的不信任远非一般战略层面而是文化警惕，一如前总理陆克文之兄撰文曾称：「有中国人常常告诫我不要相信中国人。」 澳国的现任吉拉德政府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尺度不断加大。除了在海军可迅速企及马六甲海峡的达尔文市驻军之外，还将科科斯（Ｃocos；又称「基林」，Ｋeeling）群岛对美军开放为无人机基地。该群岛属澳国海外领地，在印尼爪哇岛雅加达市的东南约七百七十海里处（距台湾高雄港约两千七百海里）。由于地理优势，它与澳国本土的达尔文港形成「同纬呼应」态势，十分方便美军双头北上保护盟友菲律宾，进而介入台海区域。从国际战略利益再平衡角度看，这显然是吉拉德政府「牺牲中国，成全美国」的重大抉择。此非常之策遭到了澳国内部亲华势力的强烈反对。 联合俄罗斯作恶网络规则 中共在网络规则方面与西方世界较劲，得到了俄罗斯的响应。以两国为核心的「互联网行为规范草案」要求联合国批准国家对私人电子邮件的检查。这相当于将前苏联惯用、今天中国仍在秘密使用的「拆信检查」之特务手段，引入互联网通信方面来。 仅就中国方面的情况来看，在根服务器分配格局（十三个中的十个在美国）无法变化的条件下，它在争取相对于美国的「更大程度上的网络独立」。据悉，这项条文有可能在明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六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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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03:03 PM PDT
从习近平访俄时发表「鞋子论」以示对美强硬，到其访美时与奥巴马大谈「新型大国关系」而软化态度，间隔才两个多月。其前倨而变后恭何骤耶！ 看似偶然的战略概念 也许是巧合，也许如国人惯常用的「阴谋论」思维所判，在习近平今年三月份访俄期间，美国的「战略之页」网站发表了题为「轰炸北京」的文章。文章发表于当地时间三月二十二日，而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即提出轰动一时的「鞋子论」是当地时间三月二十三日。剔除时差因素，「战略之页」网站的「轰炸北京」与习在莫斯科学府讲出来的「鞋子论」时间是同一天。 习的「鞋子论」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暨发展模式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就像一双鞋子是否合脚，只有试穿它的人才有资格说感受。一时间，不仅国际上判断此为中共联俄制美的信号，而且国内军方鹰派暨社会上的民族主义者大为兴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陆左风飙起，「颜色革命」再次不幸地成为批判对象。 最兴奋的是军方鹰派，其中有人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美国说：有些国家领导人「总想向全世界推销自己喜爱的鞋子」，包括像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非民主国家拒绝之，前者「就会发动『颜色革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强迫人家换鞋」。据接近军方高层的人士说：「文章当然是回击『轰炸北京』论调的，我们这边摆明不惜一战的姿态，关键的时候先对日本对手。」 习近平坚持整军备战原则 美国「战略之页」网站是个类似于中国军谜性质网站，最多是某个大型智库的外围机构。题目为「轰炸北京」的文章也未涉及钓鱼岛问题，尽管这个时候奥巴马政府已经表明美国协防日本的范围包括钓鱼岛海域。但是，军方鹰派不这么看，而试图用进攻日本来威慑美国，使后者放弃诸如「轰炸北京」之类的战略意图。至少是不让美国采取军事压力促动中共进行基本制度调整，即其所谓的基本制度安全也是「核心利益」构成部分。 据资深战略的发析人士说：习近平在三月份访俄（也是出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发表针对美国的强硬措辞，对国内是一种阳谋即试探国人对俄罗斯真实的依赖程序，对美国则是一种「报价」即为六月初的习奥会提前吹冷气，以便让奥巴马不小瞧。事实上，该两项效果均未达到预期。一方面，中国民众基于历史原因对俄罗斯持不信任态度，并认为上「俄罗斯在领土欠我们」，而俄罗斯民众亦担心中国人吞并其东北亚的库页岛等地；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因其制度示范效应而逐年提升，网络领域里的亲美倾向更是呈几何级上升，基本上压住了愤青的声音。 六月份的习奥会初步显示习近平外交政策重要选项之一，是对美采取守势战略，至少表面如此。不过，表面上不与美国正面冲突乃至于不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共永久地承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因此，为终极较量做准备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美政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一方在面，在网络安全领域不与美国进行实质合作，并更进一步开发网络战力；另一方面，最大速度计地推动包括核打击能力在内的全面军力提升。中共「八·一建军节」前，习视察北京军区时称「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 后果比苏联解体更严重 对于习对美国的姿态变化与中共军队训练临战化，说明「新型大国关系」即便不是完全虚构，至少也没任何新意，未来中美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据军方内部消息：如何应对可能出自美国非军方专业人士的「轰炸北京」战略，环北京地区不仅成倍地加强了防空能力，而且中共一些陆军高炮部队实行紧急改制。如在西安，一个以「拦截无人机」为目标的改制实验已经完成——第四十七集团军的高炮旅改制为防空旅。 中共军方判断：美军对大陆本土实施袭击（不只是「轰炸北京」），最可能的是使用无人机（如X-47B）开道而突破防空圈，随后是大型攻击性机群（如多编队F-35C）侵入；或者，「美军由F-35C装备空对空导弹执行制空任务，让X-47B充当专用的『投弹战机』和隐形侦察」。随着中美关系在二十一世二十年代变成「凉战」状态，中共对美的守势外交也确有必要，因为其地缘政治中的南北不稳、东西忧患已经埋伏下比苏联解体更危险的因素。 所谓南北不稳，就是南海争端集中为越中冲突，而越南与美国结盟态势力正在深化，更严重的后果是快捷地干扰中共的南海与印度洋的通道；作为东北亚不安全因素的朝鲜半岛问题没有往好的方向转化的可能，这也是习派出正式副手（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访问北韩、纪念「停战」六十年的主要原因，但李代习向金家三世推销的「半岛无核化」概念遭到了拒绝。所谓东西忧患，就是日本不可能在钓鱼岛争端上放低姿态，并且有意主动卷入南海冲突（如加强与菲律宾的关系），美国协防钓鱼岛已成为法律规定（即最新国防授权法所指）；中国西部边疆安全系于美国的态度，而美国在西藏人权问题上仍选择达赖流亡势力为基本支撑点，新疆的独立力量也因为美国对中亚的战略调整再度活跃起来。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8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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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02:45 PM PDT
斯诺登提出要申请政治庇护的二十一个国家中，在几乎所有的目的地，别说是保护隐私权，就是一般基本的人权，都是世界上排名最靠后的。难道在他眼里，中国等国哪怕民众基本人权被践踏也是不值一提，可忽略不计甚至值得他投靠求庇护的吗？ 走向自己反面的斯诺顿 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将代号为"棱镜"的国家监听计划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及香港的《南华早报》爆料已将近一个月，引起了全世界的轩然大波。有的人称他为大英雄，也有说他犯下叛国罪，莫衷一是。 有意思也颇为蹊跷的是，日前，波士顿的一个网络技术网站刊登一篇报道，题为《2009年斯诺登说泄密者应该被枪决，现在他成为了其中之一》，称斯诺登曾以 "TheTrueHOOHA" 的网络用户名，四年前在该网站上留言，批评《纽约时报》泄漏有关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就伊朗核计划开展的秘密对话。当年，他指责《纽时》报道机密，是像维基解密（今天他们成了亲密战友）一样试图发起战争，斯诺登还认为机密的信息泄露会影响美国对伊朗的行动，这些泄密者就该被枪毙。 谁？或什么因素？使一个二十九岁青年在四年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大的观念变化？值得思考。 而从另一方面，自斯氏爆料后四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已有更多的人从更广的角度和更多元的维度，来探讨整个问题。除了签约雇员是否应该遵守保密契约的承诺这一职业道德问题外， 其实"棱镜"计划并不是天大的秘密，更不是没有由头的。那是本世纪初纽约世贸大厦恐怖袭击案造成数千平民无辜死亡之后产生的应对措施，其目标就是用大规模的监听监视手段，防止恐怖袭击的再次发生。 事实上美国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之间正处于准战争或曰新型战争状态。就像在传统的战争一样，在新的"网络准战争"状态下，公众也会要让渡出部分权利 包括一定程度的隐私权， 这是一种 trade off， 也可以说是一种必要承受的恶。 准战争状态下的权利让渡 就在两个多月前波士顿发生的马拉松赛爆炸案，恐怖袭击就已经造成了一百多人伤亡的惨剧。其后，波士顿全城甚至各国的电视观众都对警方在短时间内抓获凶手庆幸欢呼，并没有人对期间所必然会使用的监听监视手段提出异议。因为大家都知道公众要得到安全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个人的某些隐私权就是需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果公众一方面要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另一方面又不愿做任何个人的牺牲，那只是一厢情愿，并不现实 。 至于如何防止从事监视监听工作的执法人员滥用自己的权力侵犯民众的个人隐私，则应另当别论，如果真实地发生相关事件，可以个案处理，追究相关责任，但不能从整体上否定执法部门执行这项功能。另外斯氏并没有能举出政府人员侵犯个人隐私方面任何具体的案例。而许多论者都提到，这方面美国是规管得最严格的地方之一。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斯诺登提出要申请政治庇护的二十一个国家中，除了德国等少数几个，在几乎所有的目的地，别说是保护隐私权，就是一般基本的人权，都是世界上排名最靠后的。 特别是中国，几乎成了全世界公认的信息最不自由，人权纪录差劣的国家之一，几乎从互联网使用第一天开始，当局对网民的监视监控就没有停止过，有些人还被抓捕，起诉，甚至判刑坐牢。而政府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什么反恐， 而是为了扼死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政权，维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难道在斯诺登眼里，只有美国人的个人隐私权是重要的，必须维护的；中国等国哪怕民众基本人权被践踏也是不值一提，可忽略不计甚至值得他投靠求庇护的吗？这是怎样的一种双重标准呢？ "揭秘英雄"穷途末路 斯诺登从夏威夷到香港之后转往莫斯科，期间提出了多项指控，包括美国对香港，中国甚至欧盟国家的监听监视计划，这当然使有关国家对美国心怀不满，也让华盛顿当局感到尴尬。 不过，平心而论，这些无非就是国家之间的情报收集活动。其实这类间谍活动已经有了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彼此都心照不宣。其中很难说有什么是非曲直的严格标准，更多的是能力高低的比较以及是否被对方抓住具体把柄的问题。不过国家之间的情报收集活动还是要跟通过网络间谍活动从事商业侵权及盗版和盗取商业机密的行为区别开来，后者仍然是遭谴责及须承担后果的行为。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官方本身如外交部等，并没有在斯诺登事件上做太多文章 ，表现了相对的克制。他们大概还有一点最起码的自知之明，那就是不论在哪个问题上，北京都没有良好的记录可言， 弄得不好，说漏了嘴，很可能露出马脚，反而里里外外被抓住痛脚，甚至会"偷鸡不成蚀把米"。 至于斯诺登，从一时风头无俩的"揭秘英雄"渐渐滑向无人愿意收留的"国际弃儿"的境地。他大概现在还不是热锅上的蚂蚁，但总有点像是站在倒扣的铁锅顶上，往哪个方向都难免走下坡。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7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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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等：美国首次以网路间谍罪名起诉中国军人（温云超：美起诉中国官员窃密，让黑客摊在阳光下） Posted: 19 May 2014 02:05 PM PDT
五名中国军方人员被美国司法部以网路间谍罪名起诉，他们被指侵入美国私营企业的电脑网路。 美国司法部长霍德尔举行记者会表示，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个大陪审团已经裁定可以起诉五名中国军方人员。 路透社报道说，被告五人通过联网侵入美国的联合制钢、美利坚铝业、阿勒格尼技术公司以及一个工会组织。 外电报道说，美国司法部长霍德尔告诉记者，美国政府"不会容忍外国政府窃取美国企业的机密"。 美国之前曾经多次指责中国的机关部门向美国政府和民间企业发动网上袭击。 而中国也曾经反指中国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受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网上袭击。 去年，美国一间网路安全公司发表报告称，中国成立了网军部队，向美国联邦政府和民间企业发动袭击当中的绝大部分便是来自这支解放军属下的部队。 后来还有报道称，这支部队的正式番号为61398部队，并称部队位于上海。 美国司法部在记者会上证实被告五人均为61398部队第3支队成员，分别是（以下中文姓名均为译名）王东（Wang Dong）、孙凯良（Sun Kailiang）文新宇（ Wen Xinyu）黄镇宇（ Huang Zhenyu）顾春晖（ Gu Chunhui）。 罪名分别是第一：意图进行电脑诈骗，第二：入侵电脑系统获取资料图利，第三：传送程式、信号、数码或者指令，以破坏受到保护之电脑、第四：重大窃取个人资料，第五：经济间谍、第六：窃取贸易机密，共31项控罪。 （撰稿：威克，责编：横路） 【附录】 中国对美国起诉黑客做出强烈回应五名中国军方人员被美国司法部以网路间谍罪名起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事发表反应说，美方捏造事实。 秦刚在记者会上表示，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官，此举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损害中美合作与互信。中方已在第一时间向美方提出抗议，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起诉。 这五人被指侵入美国私营企业的电脑网路，美国司法部长霍德尔举行记者会表示，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个大陪审团已经裁定可以起诉五名中国军方人员。 美国司法部在记者会上证实被告五人均为61398部队第3支队成员，罪名分别是第一：意图进行电脑诈骗，第二：入侵电脑系统获取资料图利，第三：传送程式、信号、数码或者指令，以破坏受到保护之电脑、第四：重大窃取个人资料，第五：经济间谍、第六：窃取贸易机密，共31项控罪。 动真格 美国之前曾经多次指责中国的机关部门向美国政府和民间企业发动网上袭击。去年，美国一间网路安全公司发表报告称，中国成立了网军部队，向美国联邦政府和民间企业发动袭击当中的绝大部分便是来自这支解放军属下的部队。 后来还有报道称，这支部队的正式番号为61398部队，并称部队位于上海。 但分析人士指出，这次，美国指名道姓显示出该国动真格的了。这次事件无疑是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去年美国本想严正指责中方，但是斯诺登事件的发生，让美国乱了手脚。 对于美国政府是如何查到被指黑客的真实身份这一点，《彭博商业周刊》曾经在去年引述戴尔公司负责网络安全工作的斯图尔特的话说在网络安全行业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对付中国的网络攻击。 像斯图尔特这样的网络安全专家努力确认黑客的真实身份，他们寻找各种线索，比如在域名注册的假名和代号、旧的网络身份、论坛中的发言……这些都能增加对黑客的了解，但很少能确认他们的真实身份。但偶尔会有黑客犯错误。 中方指责 而中国也曾经反指中国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受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网上袭击。 秦刚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长期以来，美方有关部门对外国政要、企业、个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活动，这已是路人皆知。中国是美方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的严重受害者。 他还表示，根据公开披露的大量信息，美方有关机构一直对中国政府部门、机构、企业、大学、个人进行网络侵入和监听、监控。中方就此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再次强烈敦促美方作出清楚的解释，立即停止此类活动。 秦刚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中国政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政府和军队及其相关人员从不从事或参与通过网络窃取商业秘密活动。美方对中方人员的指责纯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鉴于美方对通过对话合作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缺乏诚意，中方决定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对美方所谓起诉作出进一步反应。 中美关系 就在最近， 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美国的立场似乎已经与中国陷入僵局。 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曾对几个东南亚国家展开访问，并展现美国重返亚太的决心。奥巴马还在访问中表示，尽管美国希望各方通过外交磋商解决海上领土争端，但重申美国将履行保护亚太盟国的承诺。 在中海油在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开展钻探活动，引发越南政府抗议之后，美国谴责说，中国在南海设立钻井平台是挑衅行为。 而当时在美国进行访问的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则表示，中国钻油平台将继续在南海作业。 正在访华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星期二（5月13日）敦促中国放宽对政治上敏感的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并降低外国投资壁垒。而此次雅各布·卢访华并没有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 此次美国决定起诉中国军人，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什么进一步的影响，这将是很多评论人士以及世界各国所拭目以待的。 （编译：林杉 责编：晧宇） 美国司法部说，这些军方黑客共谋窃取对这些公司的中国竞争对手有用的资讯，包括中国的国营企业。美国官员形容说，采取这种司法动作是前所未见。 据美国官员表示，因中国军方黑客攻击受害的包括六家美国企业，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和阿利根尼科技公司，另外还有一个工会组织。起诉罪名包括涉嫌窃取贸易机密和经济间谍。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周一召开记者会，与其他联邦执法官员一道出面宣布起诉内容。霍尔德发布声明说，美国不会容许外国政府破坏美国企业。 华盛顿邮报稍早时候报道说，美国司法部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美结束没几天宣布的这一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曾在2013年6月份指责针对美国的黑客攻击，部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系。 华盛顿邮报报导引述美国官员说，美方多次在高阶官员会谈中向北京提及网路间谍，但从来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美方不断说明，搜集国家情报与商业间谍的差异，但对中国方面而言，两者没有不同。 美起诉五名中国军人网络盗窃 中方称纯属捏造（VOA吉兰德）华盛顿 — 美国对五名中国军方人员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入侵美国公司的电脑，盗取商业机密。华盛顿表示正在加紧打击网络黑客行动。与此同时，中国称美国的起诉纯属无中生有。 作为回应，中方还决定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 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中国黑客入侵美国公司的电脑，盗取美国人员投入大量努力和成本研发的技术方法和商业规划。 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 （Eric Holder）说，鉴于谈判和外交行动无法制止这些指称的袭击，所以，华盛顿正在采取法律行动。 他说："这是美国首次对已知的国家行动者提出以网络方式入侵美国商业目标的指控。" 他说， 世界许多国家互相彼此刺探情报， 但是，美国"断然谴责"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某单位的经济间谍活动，这些间谍活动向中国公司提供了"重要"信息。 美国司法部在记者会上还确认了五名被告人的身份，他们均为解放军61398部队第3支队的成员，他们分别是（均为音译）：王东（ Wang Dong）、孙凯亮（ Sun Kailiang）、文新宇（ Wen Xinyu）、黄振宇（ Huang Zhenyu）和顾春晖（Gu Chunhui）。 盗取商业机密是产品研发的一条捷径，这样可以与美国产品不公平竞争。因为盗取商业计划要比做研究，花时间研发原产品更便宜。 这样省下来的成本让窃密者在为商品定价时更有优势。 这些黑客还被指控入侵了那些与中国陷入贸易争端或是进行商业谈判的公司，使得中国的国企在与美国公司竞争时占据上风。 大部分网络商业间谍活动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市及周围地区。 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的首席联邦检察官戴维·希克顿（ David Hickton）说，黑客们的行径导致一些工厂关门，一些人因此失业。 他说："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网络偷盗以一种真切的、令人痛彻的方式影响到真实的人。任何机构的生命线都是那些辛苦劳作的人们。 当网络入侵发生时， 生产力下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并失去自己的房屋。" 起诉书说， 受害的公司包括美国重要的金属公司：美铝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著名科技公司西屋公司、太阳能世界和阿勒格尼技术公司。另外，据称这些人也入侵了美国主要工会组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面对美国的指控， 中国外交部称指控纯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损害两国合作与互信。 作为抗议， 北京表示将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并"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方已在第一时间向美方提出抗议，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起诉。" 他还反击说，"中国是美方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的严重受害者。" 温云超：美起诉中国官员窃密，让黑客摊在阳光下（VOA郑裕文）华盛顿 —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对五名中国官方人士提出起诉，指控他们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窃取美国的贸易机密。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指控一个国家的官方人士通过网络黑客攻击窃取美国企业情报、以不公平手段获取经济上的优势。 自由评论人士温云超在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专访时表示，这项起诉有助于美国打击中国黑客。一年前美国麦迪公司的报告就曾经指出，中国军方部门窃取美国商业军事机密。温云超说，美国司法部的起诉动作是正确的，一定要让黑客行为，通过司法审判，摊在阳光下，让所有证据曝光，不要再和中国就黑客问题打泥巴战。 温云超表示，美国以往指控中方利用黑客窃取机密，中国政府都反驳说他们才是受害者，现在把证据摊出来，让大家看清楚到底谁是受害者，谁是攻击方。温云超还建议，美国司法部的起诉，毫无疑问将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光起诉还不够，必须通过签证制裁，对参与攻击的机构所有人都实施惩罚，会更加有效。 尽管如此，温云超也不否认，美国的起诉行动可能受到国内外因素影响，不仅与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有关，也可能与美国即将进行国会中期选举有关联，不是一个单独事件。 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官员的具体指控内容包括经济间谍罪以及盗窃商业机密罪。起诉公布后，相关中国官员将成为国际间被缉拿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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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01:58 PM PDT 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2013年两会后，本轮大规模反腐，纪检监察系统又一位被被组织调查的官员员，此前，有李崇禧、金道铭、何继雄、申维辰等先后落马，其中李崇禧、金道铭、申维辰三人都是部级官员。 中纪委向自身"亮剑"，一方面说明，作为反腐"清洁剂"的纪检官员，一部分已蜕化成"腐蚀剂"，成为害群之马，严重影响纪委自身的清廉形象；另一方面说明，正人必先正己，自身硬了，才能去打铁，才敢去打铁，中纪委开始兑现"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承诺，通过"清理门户"来塑造"打铁队伍"。 那么，中纪委在中国古代相当于什么机构？古代的中纪委是如何反腐的？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古代啊，扮演中纪委这一角色的是御史府或御史台，当然后来也有都察院之类的称谓。纪委官员相当于御史，御史不理庶政，专门打老虑、拍苍蝇，过去叫"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明史》），这是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内容。 据邱永明先生考证，以御史弹劾为核心的监察制度创立于秦，秦和西汉的中央监察机关称御史大夫府，御史府长官为御史大夫，虽为副丞相，但并不受丞相领导，而是与丞相和太尉同位三公，分别受皇帝领导。西汉末到东汉，御史府演变为御史台，放在皇室的亲信机构少府，与尚书台、谒者台合称"三台"，御史中丞作为台主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号称"三独坐"，具有独特的地位。至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成为独立的中央监察机关，历代承袭而不改。（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版） 为什么帝国要建立一套监察制度呢？因为各级官员是帝国老板皇帝请来的打工仔，老板怕打工仔偷懒怠工，尤其贪脏枉法、徇私舞弊，挖帝国公司的脚墙，导致帝国大厦倾覆，所以找一些监工来监督打工仔，使其尽忠尽职尽责，不敢贪腐。讲得文绉绉一点，就是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督察之意）之；畏监督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三国志·魏书》） 御史既是监工，当然不能由被监督者来推选任免，必须由皇帝亲自任免。杜易简《御史台杂注》云:"监察御史自永徽以后，多是敕授，虽有吏部任拟，门下过复，大半不成。"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年号，这话是讲，唐高宗以后，御史由皇帝敕授，其他部门想插手基本上不行。 皇帝的监工是"朝廷耳目"，出去干活，那叫"代天子巡狩"，既是皇帝的耳目，岂可耳不聪目不明，成为摆设？干的是"打铁"的活儿，岂可自身软得跟个棉花棒似的，哪里打得动？故要格外精挑细选。比如唐代要求："凡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唐会要》）宋代要求："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明治体之人，以革浇薄之弊。"（《宋会要》）明代要求，"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明会要》）可见，从选人开始，就注重正人先正己，"打铁还需自身硬"，以树立御史的权威。 "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御史由皇帝任免，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同级、上级行政长官的干预，甚至不受御史台长官左右。御史出巡回京，"或露章面核，或封章奏核"，直接向皇帝汇报，无须经台主转呈，哪怕台主转呈也不能拆阅。同时，皇帝还赋予御史"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尚方宝剑，在特殊情况下，御史可以"便宜从事"，先斩后奏。 为了避免御史行使职权受干扰，在组织编制和地位上，御史台与行政、司法、军事等部门平行而立，不受其他部门管辖，完全独立，自成体系。比如唐代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监察，各负其责。 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是如此，由中央派出御史（不同朝代称谓时有不同）到地方，设立派出机构，垂直管理。比如汉代的十三刺史，是中央派出官员，设立州衙门，不受地方管辖节制，刺史的官秩只有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却敢以贱察贵，监督二千石的郡守，刺史"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御史监督别人，谁来监督御史呢？御史也是人，还是有特权的人，御史不受监督同样会腐败。 御史对皇帝负责，皇帝显然可以监督御史，可是皇帝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监督得过来，所以，皇帝想出了用监工来监督监工的办法。比如武汉帝设立司隶校尉和丞相司直，司隶校尉是皇帝特设的独立监察机关，负责监督京畿地区百官，理当包括御史台的官员；丞相司直监察政府行政官吏，无论中央地方，它都可以监督；而这两个机构又都受御史台的监督，于是开成了三者互相独立，各成体系，又互相弹奏的异体监督格局。 又比如宋神宗在尚书省设都司御史房，是一个专掌弹劾御史失职之事的监察部门，其劾举御史失职之事，作为皇帝黜陟御史的依据。通过这个机构，行政部门可以纠察御史的失职行为，制约其滥用职权。通过一整套制度设计，御史对肃清吏治，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皇权政治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御史扳倒贪官的事例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我们讲个级别大一点的——御史弹劾首辅严嵩。 严嵩是明代权臣，从嘉靖二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一年，盘踞津要，"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严嵩传》）而御史对他的弹劾可谓前仆后继。从嘉靖十六年，严嵩还没有入阁开始，御史桑乔就弹劾严嵩"上负国恩，下乘舆望"（《明史·桑乔传》），嘉靖十九年，御史谢瑜弹劾严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明史·谢瑜传》）。到御史邹应龙扳倒严嵩时，前面共有十位御史或给事中弹劾过严嵩，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贬、除名、下狱，就是被廷杖打死。对此，连修《明史》的人都不得不大加赞赏："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处之泰然，足使顽懦知所兴起，斯百余年培养之效也。"（《明史》） 后来，严嵩与徐阶互斗，严嵩斗不过徐阶，明世宗越来越倚重徐阶，将严嵩冷落一边，徐阶将严嵩败相渐露的信息透露给御史邹应龙，御史邹应龙冒险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贿误国，明世宗下诏逮捕严世蕃，以"纵爱逆子，辜负圣恩"之过，将严嵩革职，令其回乡。 最后，御史林润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说他勾结倭寇、图谋造反，明世宗震怒，将严世蕃处斩，严嵩削职为民，所有家产被抄没，"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不可数计。"（同上）一代权臣终被扳例。 虽说古代帝王为了监督百官，想尽了监察的办法，尤其是明代监察"组织之密、取权之广、权威之重、委寄之深，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张治安《明代监察制度研究》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版）但是从十多位御史艰难扳倒严嵩的史实仍可看出： 首先，御史是靠不住的，监察体系严密如明代，加之御史"士气不衰"，仍然无法阻止严嵩边腐败边升官，以至于盘踞权力津要二十年，成为"不倒翁"。可见，监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铁者自身过不过硬，有没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为关键。 所谓"主圣臣直"（《汉书·薛广德传》），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怀纳谏的皇帝，御史尚能发挥作用；遇到像明世宗这样"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明史·邓继曾传》）的皇帝，把你的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痛加责罚，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明代监察"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 第二，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收贿敛财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在他于网罗党羽，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他每每"于科道之初选，非出门下者，不得与中书行人之选。……既选之后，或入拜则留其饮酒，或出差则为之饯赆，或心有所爱憎，则唆之举劾。为嵩使令至五六年，无所建白，便升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验，孰肯言彼之过乎？"（《明史》） 严嵩通过一系列收买笼络手腕，操纵御史，设立弹劾防护墙，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不如说是严嵩的打手。只不过，严嵩收买笼络御史，他的对手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被御史参了要命的一奏。 第三，对那些无法操纵御史的官员来说，御史是得罪不起的，其举可以让自己升官发财，其劾则让自己受处分甚至性命不保，"一言以定兴废"。为了不让御史弹劾自己，官员难免百般讨好，大献殷勤，有的御史也是来者不拒，互取所需，猫鼠一家亲。于是御史出巡，表面上看是"代天子巡狩"，实则是一路揽财。 虞云国先生在《晚明的贪腐：体制性的不治之症》一文章中举了诸多明代御史贪墨的例子，在此不妨摘录两例。一者，御史陈志先按察江西，途中丢失四件行李，为地方官查获，发现"其中皆金宝"，还有受贿簿，记载受贿"不下数万"。二者，巡按御史黄廷聘过衡山县，知县陈安志不满他托大无礼，一怒之下打开其行箧，暴露"金银诸物甚夥"。事情闹上朝廷，黄廷聘虽受"冠带闲住"的处分。（虞云国《晚明的贪腐：体制性的不治之症》，载2013年5月5日《东方早报》） 对御史出巡中的丑行，清代伍廷芳曾有痛切陈议："既需给以盘川，又累地方之供应。所带不法人役，时或狐假虎威，苛索抽丰，沿途骚扰，是为耗费病民之一害。"本来是用御史反腐的，结果御史本身成为腐败重灾区，当纠肃贪贿的御史成了贪腐的急先锋时，就不哪一个、哪一部官员贪腐的问题了，而是体制性的贪腐。而连打铁者自己也腐化了，哪里还有干净的呢？故吴晗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金融时报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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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01:06 PM PDT
現時中國，正呈現內外出擊的進攻態勢。對外，中國在東海和南海同時接敵，行為主動且頻繁，持續刷新緊張版本，向世界展露了漸壯的肌肉。對內，中國政府則以空前規模的軍警力量嚴控藏、疆，且不斷升級大中城市的警戒水平，更以前所罕用的離奇罪名抓捕律師、學人，把動輒以強製手段解決官民衝突的方法固化為維穩的常態模式。 這種內外出擊、四處接敵的做法，當然是以中國的國家實力為基礎，或者確切地說，是以中國政府的實力、軍警隊伍的實力為基礎。而政府實力和軍警實力的超常壯大，除了凸現中國經濟增長所生財富的流向及其受益者何在以外，也是中國按捺不住地向世界展露肌肉，向國內那些不認同中共所為者霸氣亮劍的動因所在。 自胡錦濤任上，向世界展露肌肉的呼聲在中國逐漸走高，鄧小平欽定"韜光養晦"之處世策略成了中共高層反思的標的。而且，不止中共高層，經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們，也在接觸世界的過程中，直接感受到了中國的國際評價與中國的國家實力之間的鴻溝。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坐二望一、易貨貿易量坐上世界頭把交椅，中國愈益擺脫了不被接受、不被承認的挫折感和沮喪感，而擺脫的方式則為憑藉已有的國家實力自立一極，為世界樹立新的行為規則及其價值標準。 只不過，中國的肌肉一現，尚未得以完全伸縮發力，就已經因此而樹立了眾多明在和潛在的對手。僅短短幾年，中國就透支掉了在二三十年中形成的集中力量於國內經濟建設的內斂形象，以展露肌肉的張揚和出擊姿態，印證了國際社會對"韜光養晦"之策的疑慮以及負面預期。這種未得先失的處世之道，其前途究竟如何，也許由其開始便可知道結局。 展露肌肉，意在以蠻力服人。但是，在當今世界，這種露肉型外交究竟能使多少國家服膺於中國的硬實力，進而給中國帶來通過遵守現行國際規則所帶不來的實利，這其實並非是一個難以算計的問題。 "中國製造"開闢世界市場之路，本無砲艦護航。但是，已經循和平之途成長為貿易大國的中國，卻反過頭去要依百多年前砲艦外交的舊例來鞏固和擴展自己的實利份額，此種做法實在難以稱智。 這種不智的做法，實際上恰是中國國內政治結症的外在表現，其與中共在國內亮劍所為一道，映現了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一體兩面。正是這種政治制度出品的決策，才有可能棄中國國內諸如環境惡化等眾多緊迫的民生問題而不顧，徑興船堅砲利之業，以露肉和亮劍之舉達攘外安內之功。 至於中共所謂用船堅砲利應對外部世界迫近的威脅之說，以中國在最近二十餘年裡沒費槍彈便再順利不過地崛起為世界經濟大國的事實就可不攻自破。當然，在財富的數量呈幾何級數迅猛增長的時候，被中共視為其核心利益的政治制度，已被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認定為公平分配經濟財富的最大障礙。這種看法的日漸普及，正是中共對那些以此看法啟蒙民眾的學人、以此為據力爭權益的律師猙獰亮劍的原因所在。 如果這種亮劍就是中共所說的社會治理方式的轉變之果，那麼，毫無疑問，這樣的社會治理方式也必將與此前十幾年中成型的越維越不穩的維穩治理方式一樣，成為現行政治制度崩解的助推器。而近日在越南發生的反中騷亂則預示，中共的露肉型外交，除了被剜肉剔骨之外，也只會給外交學科的教科書研究增加一些並不新鮮的新案例而已。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原載5月19日《世界日報》"名家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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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02:43 PM PDT
DAVID E. SANGER, DAVID BARBOZA, NICOLE PERLROTH 联合报道 2013年02月19 在上海郊区一片破败的街区，主要的建筑物是一栋12层的白色办公楼。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益壮大的网络作战队伍的一座基地。 这栋在大同路上的大楼，周围环绕着餐厅、按摩店，以及一家葡萄酒进口商，它是解放军61398部队的司令部。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他们监视这支部队的活动已有多年。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经过这些情报官员证实的数字证据表明，针对美国公司、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黑客攻击，很大一部分来自这栋白楼及周边地区，这几乎毫无疑问。 美国计算机安全公司Mandiant已于周二发布了一份长达60页的异常详细报告，它首次将中国最尖端黑客群体中的一些成员，追踪到了逼近这支部队司令部的地点。对很多美国的受害者来说，它被称为“注释组”(Comment Crew)或“上海组”(Shanghai Group)。Mandiant无法确认黑客位于这栋12层建筑内，但它提出，除了这种结论之外，没法解释为何有这么多的攻击来自于这么小的一块区域。 Mandiant的创始人和执行总裁凯文・曼迪亚(Kevin Mandia)上周在一次采访中说，“黑客要么是来自61398部队内部，要么就是那些负责运营世界上控制、监控最严密的网络的人，完全不知道有数以千计的人，在从这个街区发起攻击。” 其他追踪过“注释组”的安全公司说，他们也相信这个组织是由国家支持的，而且最近一份机密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也证明，许多这些黑客组织或者由人民解放军军官负责，或者受雇于61398部队这样的机构，了解这份机密报告内容的官员这样说道。这份评估以美国所有16个情报机构的共识文件的形式发布。 Mandiant在发表之前给《纽约时报》提供了该报告的样本，希望“这份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能够引起关注”。《纽约时报》记者随后与政府内外的其他专家联系，来验证报告中的结论。这些专家也都曾考察过这些黑客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联系。 （Mandiant曾受雇于纽约时报公司[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调查一次针对该新闻集团的来自中国的高水平黑客攻击，但结论是并非“注释组”所为，实施者是另一支中国组织。该公司目前没有为纽约时报公司提供服务，但双方正在洽谈商业合作事宜。） 虽然“注释组”已从像可口可乐(Coca-Cola)这样的公司获取了大量信息，但它的重心越来越集中在与美国关键性基础设施相关的公司之上，不管是电网、燃气管线，还是水利工程。据研究安全的专家说，其中一个目标是一家能够远程访问北美洲超过60%的石油和燃气管线的公司。这支队伍也曾攻击过计算机安全公司RSA。该公司的计算机代码正被用来保护机密的公司和政府数据库。 周一，在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联系的过程中，使馆的官员再次坚称，中国政府不参与电脑黑客攻击，而且这种行为违法法律。他们称中国本身是电脑黑客攻击的受害方，并清楚地指出，在美国有很多的黑客组织。但是安全研究人员说，来自中国的攻击近年已显著增加。自从2006年起，Mandiant已经探测到超过140次来自“注释组”的入侵。美国情报机构以及每日追踪约20个此类中国组织的私营安全公司说，这些组织看来是与上述部队有关联的承包商。 尽管该部队的存在和运作被认为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但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麦克・罗杰斯(Mike Rogers)在一次采访中表示，Mandiant公司的报告“与情报委员会一段时间以来观察到的活动情况完全一致”。 白宫表示“知道”Mandiant公司的这份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发言人汤米・菲托尔(Tommy Vietor)表示，“我们已多次向中国的高层官员，包括军方的高层，表达了对网络盗窃行为的最高关注，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政府计划，从周二起开始对中国的黑客组织采取更大胆的防御措施，其根据是奥巴马总统上周签署的一份指令。政府计划同美国的互联网供应商共享已搜集到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一些最大的黑客组织独特的数字签名，它们包括“注释组”和其他一些发源于61398部队驻地附近的组织。 但政府警告不会明确地将这些组织或它们使用的大型计算机服务器同解放军联系在一起。是否公开对该部队进行点名并谴责其实施了广泛的盗窃行为是当前讨论的主题。 “这件事在外交上非常敏感，”一名情报官员说，语气里充满了沮丧。 但奥巴马政府的官员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周告诉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攻击的数量和水平已经变得非常猖獗，以至于它们会威胁到中美之间的基本关系。 美国政府也有网络作战人员。美国同以色列合作，用名为“震网”(stuxnet)的恶意软件来对伊朗的铀浓缩项目进行干扰。但政府官员坚持称，他们行动规则虽然保密，却非常严格，这些规则禁止将攻击性手段用于非军事目的或窃取公司数据。 美国发现，在某种意义上，自己陷入了同中国的不对称数字战。“在冷战时期，我们每天把精力花在莫斯科周围的核指挥中心上，”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前不久说。“如今可以说，上海的计算机服务器同样使我们忧心忡忡。” 一支秘密部队 61398部队的正式称谓是人民解放军总参三部二局，在官方对中国军队的描述中，几乎找不到它的存在。但研究该组织的情报分析人士表示，它是中国计算机间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弗吉尼亚州研究亚洲安全和政策问题的非政府组织2049项目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称，该部队是“以美国和加拿大为目标的重要实体，最可能关注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情报”。 尽管奥巴马政府从未公开论及这支中国部队的行为，但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的一份秘密电报详细描述了美国对该组织向政府网站发起攻击的担忧，这份电报是在奥巴马2008年11月当选为总统的前一天写的。（当时，美国的情报机构将该部队命名为“拜占庭式的坦率”，在电报被维基解密[WikiLeaks]公开后，这个暗语随之被停用。） 该电报称，美国国防部(Defense Department)和国务院是该部队的特定目标，电报描述了该组织的入侵者如何通过电子邮件，发起所谓的“鱼叉式捕鱼”攻击，一旦收件人点击邮件，这些邮件便会将恶意软件安装在目标计算机上。通过这些计算机，它们潜入了多个内部系统。 美国官员称，出于一些外交上的考虑，以及对跟踪该部队的期待，政府从未公开这个问题。但Mandiant的报告正迫使这个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Mandiant公司追踪“注释组”的行踪已有6年多，这个名称源于这些攻击者喜好在网页里添加隐藏的代码，即注释。研究人员已经了解，“注释组”的攻击者会在不同的攻击中利用相同的恶意软件、网络域名、IP地址、黑客工具和技术。根据“注释组”遗留下的数字痕迹，Mandiant公司跟踪了该团体进行的141次攻击，并称这些攻击为“APT1”，意为“1号高度持续性威胁”。 曼迪亚说，“不过，这些攻击只是我们能够轻易识别出的那一部分。”其他安全专家估计，“注释组”实施了数千次网络攻击。 Mandiant公司对IP地址和其他的数字证据片段进行了定位，这些证据都指向上海浦东区的边缘地带，正好围绕着61398部队的司令部。Mandiant公司的报告，连同3000个IP地址和其他能用来识别攻击源的信息，可以断定，“证据总体上”引向一个结论，那就是“APT1来自61398部队”。 Mandiant公司发现，攻击中使用的两套IP地址的注册地，就位于61398部队大楼所在的地段。 曼迪亚说，“我们追踪的攻击中，有90%来自于那里。” 该报告带着一丝讽刺的口吻断言，唯一的另外一种可能是，“一个全都讲中文的大陆人组成的，资源充足的秘密组织，能够直接接入上海的电信基础设施，多年以来，这个组织一直在61398部队的门外，进行大规模的计算机间谍活动。” Mandiant的报告中最引人入胜的细节是，它追踪了数名黑客的每一步电脑操作，该公司认为，这些黑客是为解放军工作的。Mandiant公司在黑客正在入侵的美国公司的电脑系统内部，追踪了他们的行动。这些公司为了摆脱中国间谍，给Mandiant公司的调查人员提供了完全的公司电脑系统访问权限。 最引人注目的黑客之一是“UglyGorilla”（意为丑陋的大猩猩——译注），他在2004年1月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一个军事论坛上，当时他问道，中国是否有与美国军方建立的“网军相似的部队”。 到2007年，“UglyGorilla”放出了一系列恶意软件，Mandiant的报告称，这些恶意软件都带有一个“能够明确辨别的特征”。另一名被Mandiant公司称为“DOTA”的黑客，创建了一些用于置入恶意软件的电子邮件账号。根据追查，这名黑客频繁使用一个似乎是根据其部队番号设置的密码。“DOTA”和“UglyGorilla”都使用同一组可以被追溯到61398部队所在区域的IP地址。 Mandiant公司发现，攻击者有数次曾翻越中国的防火墙，登录他们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的账号。中国的防火墙屏蔽了普通中国公民对上述社交网站的访问。而这使得黑客的真实身份更容易被追查到。 Mandiant公司还发现了中国电信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备忘录讨论了这家国有电信企业为61398部队安装高速光纤线路的决定。 中国国防部否认中国军方曾发起攻击。该部上个月曾发表声明称，“在未经彻底调查、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指责中方对美进行网络攻击，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这份声明及中方的其他声明促使Mandiant公司公开了手中的证据。 攻击加剧 Mandiant公司认为，61398部队对美国企业和政府的计算机系统实施了零星的攻击；该公司发现的最早攻击发生在2006年。两年前，攻击的数量突然大幅增多。Mandiant公司发现，其中的一些入侵是长期性的。平均来说，“注释组”会在侵入的网络内部待上一年，来盗取数据和密码；其中的一个案例中，“注释组”入侵系统的时长为四年零十个月。 Mandiant公司一直观察这个组织，目睹他们从该公司的100多家客户那里，盗取了技术规划、制造流程、临床试验结果、定价文件、谈判策略和其他专有信息，这些客户主要来自美国。Mandiant确认，有20个行业受到了攻击，从军方承包商到化工厂、矿业公司和卫星和电信企业。 Mandiant的报告并未给出受攻击者的名称，因为这些公司通常坚持要匿名。据熟悉该公司调查结果的人士称，2009年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受到的攻击，恰逢这家饮料业巨头尝试以24亿美元收购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此次收购最后以失败告终。 正当可口可乐公司高管进行谈判时，“注释组”也正在忙着在他们的电脑里翻找，明显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可口可乐的谈判策略。那次并购案如果成功，会成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最大的一宗并购案。 就像之前数以百计的攻击一样，对可口可乐的攻击，始于发给一名高管的一封看似无害的电子邮件，但实际上这是一次鱼叉式捕鱼攻击。这名高管点击了邮件中的恶意链接，从而使黑客能在可口可乐公司的网络中立足。每周，攻击者都会悄无声息地从网络内部把该公司的机密文件通过复杂的电脑网络传回上海。 两年后，至少有三个位于中国的组织对RSA公司实施了类似的攻击，“注释组”是其中一个。RSA以其SecurID令牌而知名，是大型技术企业EMC旗下的一家计算机安全公司。美国情报机关、军队承包商和大型企业的员工，都佩戴有SecurID令牌。《纽约时报》也使用这项技术，来允许远程访问其邮件和生产系统。RSA已经提出为用户更换SecurID令牌，并称已在产品中添加了新的安全措施。 同可口可乐的事件一样，RSA遭受的攻击始于一封以一名RSA雇员为目标的、精心设计的有害电子邮件。两个月后，黑客们攻破了美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其部分手段运用了他们在RSA攻击中搜集到的信息。 Mandiant并非唯一一家跟踪“注释组”的私营公司。2011年，戴尔公司(Dell)下属的SecureWorks部门研究人员乔・斯图尔特(Joe Stewart)通过分析RSA攻击中的恶意软件，发现攻击者使用一种黑客工具，掩盖了自己的真实地址。 通过对这种工具软件进行逆向工程，他发现绝大多数被盗数据，一直在向同一段IP地址传输。后来Mandiant确定，这段IP地址位于上海。 戴尔SecureWorks称，相信“注释组”中包含的攻击者，与“暗鼠行动”(Operation Shady RAT)背后的攻击者是同一批。“暗鼠行动”是2011年发现的一场大规模的电脑间谍行动，在五年时间里，超过70个组织在这场行动中受到了攻击，其中包括联合国(United Nations)，以及美国、加拿大、韩国、台湾和越南的政府机构。 基础设施面临危险 美国调查人员最为担忧的是，最近据信来自61398部队的一系列攻击，不仅仅是为了窃取情报，目的还包括获取操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电网和其他公用事业设施的能力。 “数字联结”(Digital Bond)是一家专门处理这种工业控制电脑的小型安全公司。该公司员工称，去年6月，“注释组”对其进行了攻击但并未成功。数字联结公司的一名兼职员工收到了一封邮件，看上去似乎来自他的老板戴尔・彼得森(Dale Peterson)。这封邮件以地道的英文，讨论了关键基础设施系统上的安全弱点，还要求该员工点击链接，查看一份文档，从而了解更多信息。彼得森截获了这封邮件，并拿它与其他研究者一同分析。他们发现链接中包含一种远程访问工具，令攻击者能够控制员工的电脑，并有可能令攻击者方便地接触到关于该公司客户的机密信息。这些客户包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一座发电厂和一家矿业公司。 AlienVault公司安全研究员杰米・布拉斯科(Jaime Blasco)对攻击中使用的计算机服务器进行了分析，这让他找到了包括切尔托夫集团(Chertoff Group)在内的其他受害者。这家公司是由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前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领导的，该公司曾模拟过一场针对美国的大规模数字攻击行动。其他攻击行动针对的是国家地球空间情报局(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的一家承包商，以及国家电气制造商协会(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后者是一家游说团体，代表的是电网部件制造企业的利益。这些机构证实它们受到了攻击，但表示已经拦截攻击者，使他们未能进入其网络。 布拉斯科说，根据侦测，所有这些遭袭者都受到了“注释组”的攻击。不过安全专家表示，到目前为止最令人不安的攻击行为是一次针对泰尔文特公司(Telvent)加拿大分部的成功入侵行动。泰尔文特公司现在属于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该公司设计的软件能够供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公司，以及电网运营企业远程控制阀门、开关和安全系统。 泰尔文特公司保留着石油、天然气管线的详尽设计方案，这些方案涉及一多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石油与天然气管线。去年9月，泰尔文特加拿大公司向客户通报，攻击者侵入了该公司的系统，并取走了项目文件。攻击的途径被立即切断，因而入侵者未能夺得系统的控制权。 施耐德电气发言人马丁・汉纳(Martin Hanna)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不过对相关攻击事件中所用的恶意软件做过研究的安全专家确认，入侵者就是“注释组”，这些专家包括戴尔SecureWorks的斯图尔特和AlienVault公司的布拉斯科。 “这种攻击十分可怕。先不管国家，如果有人雇佣我，说希望获得相关攻击能力，来尽可能多地关停关键系统，我肯定愿意盯上那些厂商，做一些像泰尔文特遭受的攻击一样的事情，”Digital Bond公司的彼得森说，“那可是这一领域的圣杯。” 奥巴马在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说中指出了这种担忧，但并未提到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我们知道外国政府和企业会染指美国企业的机密，”他说，“现在我们的敌人也在追求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机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能力。我们不能等到多年以后，才去思索为什么现在的我们无所作为。” 奥巴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选择。面对错综复杂而且至关重要的对华关系，是否值得就计算机黑客攻击，让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展开对抗？ 几年前，美国政府官员说，知识产权的窃取使其不胜其烦，每年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收入损失。然而事情很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攻击背后有政府支持，61398部队越来越肆无忌惮，对美国基础设施构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这让官员们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方式。 “现在中国没有就此罢手的动力，”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说，“如果我们不能提高攻击的代价，攻击行为就只会加剧。” 翻译：王童鹤、曹莉、陈亦亭、林蒙克、张薇 ——纽约时报 Chinese Army Unit Is Seen as Tied to Hacking Against U.S.By DAVID E. SANGER, DAVID BARBOZA and NICOLE PERLROTH February 19, 2013 This 12-story building on the outskirts of Shanghai is the headquarters of Unit 61398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has denied that it is responsible for initiating digital attacks. On the outskirts of Shanghai, in a run-down neighborhood dominated by a 12-story white office tower, sits 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base for China’s growing corps of cyberwarriors. The building off Datong Road, surrounded by restaurants, massage parlors and a wine importer, is the headquarters of P.L.A. Unit 61398. A growing body of digital forensic evidence — confirmed by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ials who say they have tapped into the activity of the army unit for years — leaves little doubt that an overwhelming percentage of the attacks on American corporations,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originate in and around the white tower. An unusually detailed 60-page study, to be released Tuesday by Mandiant, an American computer security firm, tracks for the first time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of the Chinese hacking groups — known to many of its victi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Comment Crew” or “Shanghai Group” — to the doorstep of the military unit’s headquarters. The firm was not able to place the hackers inside the 12-story building, but makes a case there is no other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why so many attacks come out of one comparatively small area. “Either they are coming from inside Unit 61398,” said Kevin Mandia, the founder and chief executive of Mandiant, in an interview last week, “or the people who run the most-controlled, most-monitored Internet networks in the world are clueless about thousands of people generating attacks from this one neighborhood.” Other security firms that have tracked “Comment Crew” say they also believe the group is state-sponsored, and a recent classified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issued as a consensus document for all 16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agencies, makes a strong case that many of these hacking groups are either run by P.L.A. officers or are contractors working for commands like Unit 61398, according to officials with knowledge of its classified content. Mandiant provided an advance copy of its report to The New York Times, saying it hoped to “bring visibility to the issues addressed in the report.” Times reporters then tested the conclusions with other expert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government, who have examined links between the hacking groups and the P.L.A. (Mandiant was hir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to investigate a sophisticated Chinese-origin attack on the news operations, but concluded it was not the work of Comment Crew, but another Chinese group. The firm is not currently working for the Times Company but they are in discussions about a business relationship.) While Comment Crew has drained terabytes of data from companies like Coca-Cola, increasingly its focus is on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 its electrical power grid, gas lines and waterworks. According to the security researchers, one target was a company with remote access to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oil and gas pipelines in North America. The unit was also among those that attacked the computer security firm RSA, whose computer codes protect confidential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databases. Contacted Monday, Chinese officials at its embassy in Washington again insisted that its government does not engage in computer hacking, and that such activity is illegal. They describe China itself as a victim of computer hacking, and point out, accurately, that there are many hacking groups inside the United States.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attacks have grown significantly, security researchers say. Mandiant has detected more than 140 Comment Crew intrusions since 2006. Americ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private security firms that track many of the 20 or so other Chinese groups every day say those groups appear to be contractors with links to the unit. While the unit’s existence and operations are considered a Chinese state secret, Representative Mike Rogers of Michigan, the Republican chairman of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the Mandiant report was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type of activity th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has been seeing for some time.” The White House said it was “aware” of the Mandiant report, and Tommy Vietor, the spokesman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aid, “We have repeatedly raised our concerns at the highest levels about cybertheft with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including in the military,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planning to begin a more aggressive defense against Chinese hacking groups, starting on Tuesday. Under a directive signed by President Obama last week,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share with American Internet providers information it has gathered about the unique digital signatures of the largest of the groups, including Comment Crew and others emanating from near where Unit 61398 is based. But the government warnings will not explicitly link those groups, or the giant computer servers they use, to the P.L.A.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o publicly name the unit and accuse it of widespread theft is the subject of ongoing debate. “There are huge diplomatic sensitivities here,” said one intelligence official, with frustration in his voice. But Obama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say they are planning to tell China’s new leaders in coming weeks that the volume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attacks have become so intense that they threaten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lso has cyberwarriors. Working with Israel, the United States has used malicious software called Stuxnet to disrupt Iran’s uranium enrichment program. But government officials insist they operate under strict, if classified, rules that bar using offensive weapons for nonmilitary purposes or stealing corporate data. The United States finds itself in something of an asymmetrical digital war with China. “In the cold war, we were focused every day on the nuclear command centers around Moscow,” one senior defense official said recently. “Today, it’s fair to say that we worry as much about the computer servers in Shanghai.” A Shadowy Unit Unit 61398 — formally, the 2nd Bureau of the People Liberation Army’s General Staff Department’s 3rd Department — exists almost nowhere in official Chinese military descriptions. Yet intelligence analysts who have studied the group say it is the central element of Chinese computer espionage. The unit was described in 2011 as the “premier entity target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most likely focusing o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related intelligence” by 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Virginia that studies security and policy issues in Asia. Whil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never publicly discussed the Chinese unit’s activities, a secret State Department cable written the day before Barack Obama was elected president in November 2008 described at length American concerns about the group’s attacks on government sites. (At the time Americ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called the unit “Byzantine Candor,” a code word dropped after the cable was published by WikiLeak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particular targets, the cable said, describing how the group’s intruders send e-mails, called “spearphishing” attacks, that placed malware on target computers once the recipient clicked on them. From there, they were inside the systems. American officials say that a combination of diplomatic concerns and the desire to follow the unit’s activities have kept the government from going public. But Mandiant’s report is forcing the issue into public view. For more than six years, Mandiant tracked the actions of Comment Crew, so named for the attackers’ penchant for embedding hidden code or comments into Web pages. Based on the digital crumbs the group left behind — its attackers have been known to use the same malware, Web domains,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es, hacking tools and techniques across attacks — Mandiant followed 141 attacks by the group, which it called “A.P.T. 1” for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1. “But those are only the ones we could easily identify,” said Mr. Mandia. Other security experts estimate that the group is responsible for thousands of attacks. As Mandiant mapped the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es and other bits of digital evidence, it all led back to the edges of Pudong district of Shanghai, right around the Unit 61398 headquarters. The group’s report, along with 3,000 addresses and other indicators that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source of attacks, concludes “the totality of the evidence”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P.T. 1 is Unit 61398.” Mandiant discovered that two sets of I.P. addresses used in the attacks were registered in the same neighborhood as the Unit 61398’s building. “It’s where more than 90 percent of the attacks we followed come from,” said Mr. Mandia. The only other possibility, the report concludes with a touch of sarcasm, is that “a secret, resourced organization full of mainland Chinese speakers with direct access to Shanghai-based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is engaged in a multiyear enterprise-scale computer espionage campaign right outside of Unit 61398’s gates.” The most fascinating elements of the Mandiant report follows the keystroke-by-keystroke actions of several of the hackers who the firm believes work for the P.L.A. Mandiant tracked their activities from inside the computer systems of American companies they were invading. The companies had given Mandiant investigators full access to rid them of the Chinese spies. One of the most visible hackers it followed is UglyGorilla, who first appeared on a Chinese military forum in January 2004, asking whether China has a “similar force” to the “cyber army” being set up by the American military. By 2007 UglyGorilla was turning out a suite of malware with what the report called a “clearly identifiable signature.” Another hacker, called “DOTA” by Mandiant, created e-mail accounts that were used to plant malware. That hacker was tracked frequently using a password that appeared to be based on his military unit’s designation. DOTA and UglyGorilla both used the same I.P. addresses linked back to Unit 61398’s neighborhood. Mandiant discovered several cases in which attackers logged into their Facebook and Twitter accounts to get around China’s firewall that blocks ordinary citizen’s access, making it easier to track down their real identities. Mandiant also discovered an internal China Telecom memo discussing the state-owned telecom company’s decision to install high-speed fiber-optic lines for Unit 61398’s headquarters. China’s defense ministry has denied that it is responsible for initiating attacks. “It is unprofessional and groundless to accuse the Chinese military of launching cyberattacks without any conclusive evidence,” it said last month, one of the statements that prompted Mandiant to make public its evidence. Escalating Attacks Mandiant believes Unit 61398 conducted sporadic attacks on American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computer networks; the earliest it found was in 2006. Two years ago the numbers spiked. Mandiant discovered some of the intrusions were long-running. On average the group would stay inside a network, stealing data and passwords, for a year; in one case it had access for four years and 10 months. Mandiant has watched the group as it has stolen technology blueprints,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clinical trial results, pricing documents, negotiation strategies and other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from more than 100 of its clients, mos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diant identified attacks on 20 industries, from military contractors to chemical plants, mining companies and satellit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s. Mandiant’s report does not name the victims, who usually insist on anonymity. A 2009 attack on Coca-Cola coincided with the beverage giant’s failed attempt to acquire the China Huiyuan Juice Group for $2.4 billion, according to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ny’s investigation. As Coca-Cola executives were negotiating what would have been the largest foreign purchase of a Chinese company, Comment Crew was busy rummaging through their computers in an apparent effort to learn more about Coca-Cola’s negotiation strategy. The attack on Coca-Cola began, like hundreds before it, with a seemingly innocuous e-mail to an executive that was, in fact, a spearphishing attack. When the executive clicked on a malicious link in the e-mail, it gave the attackers a foothold inside Coca-Cola’s network. From inside, they sent confidential company files through a maze of computers back to Shanghai, on a weekly basis, unnoticed. Two years later, Comment Crew was one of at least three Chinese-based groups to mount a similar attack on RSA, the computer security company owned by EMC, a large technology company. It is best known for its SecurID token, carried by employees at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agencies, military contractors and many major companies. (The New York Times also uses the firm’s tokens to allow access to its e-mail and production systems remotely.) RSA has offered to replace SecurID tokens for customers and said it had added new layers of security to its products. As in the Coca-Cola case, the attack began with a targeted, cleverly fashioned poisoned e-mail to an RSA employee. Two months later, hackers breached Lockheed Martin, the nation’s largest defense contractor, partly by using the information they gleaned from the RSA attack. Mandiant is not the only private firm tracking Comment Crew. In 2011, Joe Stewart, a Dell SecureWorks researcher, was analyzing malware used in the RSA attack when he discovered that the attackers had used a hacker tool to mask their true location. When he reverse-engineered the tool, he found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stolen data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same range of I.P. addresses that Mandiant later identified in Shanghai. Dell SecureWorks says it believed Comment Crew includes the same group of attackers behind Operation Shady RAT, an extensive computer espionage campaign uncovered in 2011 in which more than 70 organizations over a five-year period,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government agen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South Korea, Taiwan and Vietnam were targeted. Infrastructure at Risk What most worries American investigators is that the latest set of attacks believed coming from Unit 61398 focus not just on stealing information, but obtaining the ability to manipulate America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he power grids and other utilities. Staff at Digital Bond, a small security firm that specializes in those industrial-control computers, said that last June Comment Crew unsuccessfully attacked it. A part-time employee at Digital Bond received an e-mail that appeared to come from his boss, Dale Peterson. The e-mail, in perfect English, discussed security weaknesses i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ystems, and asked the employee to click a link to a docu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Mr. Peterson caught the e-mail and shared it with other researchers, who found the link contained a remote-access tool that would have given the attackers control over the employee’s computer and potentially given them a front-row seat to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bout Digital Bond’s clients, which include a major water project, a power plant and a mining company. Jaime Blasco, a security researcher at AlienVault, analyzed the computer servers used in the attack, which led him to other victims, including the Chertoff Group. That firm, headed by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Michael Chertoff, has run simulations of an extensive digital attack on the United States. Other attacks were made on a contractor for the 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a lobbying group that represents companies that make components for power grids. Those organizations confirmed they were attacked but have said they prevented attackers from gaining access to their network. Mr. Blasco said that, based on the forensics, all the victims had been hit by Comment Crew. But the most troubling attack to date, security experts say, was a successful invasion of the Canadian arm of Telvent. The company, now owned by Schneider Electric, designs software that gives oil and gas pipeline companies and power grid operators remote access to valves, switches and security systems. Telvent keeps detailed blueprints on more than half of all the oil and gas pipelines in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nd has access to their systems. In September, Telvent Canada told customers that attackers had broken into its systems and taken project files. That access was immediately cut, so that the intruders could not take command of the systems. Martin Hanna, a Schneider Electric spokesman, did not return requests for comment, but security researchers who studied the malware used in the attack, including Mr. Stewart at Dell SecureWorks and Mr. Blasco at AlienVault, confirmed that the perpetrators were the Comment Crew. “This is terrifying because — forget about the country — if someone hired me and told me they wanted to have the offensive capability to take out as many critical systems as possible, I would be going after the vendors and doing things like what happened to Telvent,“ Mr. Peterson of Digital Bond said. “It’s the holy grail.“ Mr. Obama alluded to this concern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speech, without mentioning China or any other nation. “We know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swipe our corporate secrets,” he said. “Now our enemies are also seeking the ability to sabotage our power grid, 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ur air-traffic control systems. We cannot look back years from now and wonder why we did nothing.” Mr. Obama faces a vexing choice: In a sprawling, vit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it worth a major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world’s largest and second largest economy over computer hacking? A few years ago,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say,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s an annoyance,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revenue. But clearly something has changed. The mounting evidence of state sponsorship, the increasing boldness of Unit 61398, and the growing threat to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are leading officials to conclude that a far stronger response is necessary. “Right now there is no incentive for the Chinese to stop doing this,” said Mr. Rogers,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hairman. “If we don’t create a high price, it’s only going to keep accelera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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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4 02:30 PM PDT
DAVID E. SANGER 报道 2013年02月25日华盛顿——奥巴马政府上周将一份机密名单发给美国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名单中罗列了一长串与一个黑客组织相关的计算机地址，这一组织已经从美国公司窃取了大量数据。但是报告漏掉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几乎每一个数字地址都可以追踪到上海的一个街区，那里是中国军队网络司令部的大本营。 如何就黑客问题直接与中国未经考验的新领导集体对质，这种有意为之的遗漏，凸显出了奥巴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高度敏感，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进一步要求中国停止国家支持的攻击行为，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称这并非它所为。 这一问题显示了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日趋恶化的网络冷战，与过往几十年发生的我们更为熟悉的超级大国冲突有多么不同。从某些方面来说，网络冷战不那么危险，但从另一些方面来说，它却更加复杂、破坏性更强。 美国政府官员称，他们如今比以前更愿意直接向中方挑战，正如司法部长小埃里克・H・霍尔德(Eric H. Holder Jr.)上周所做的，他宣布了一项打击知识产权盗窃的新战略。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中说“我们知道外国政府和企业会染指美国企业的机密”，但他并未直接提及中国，也未提及奥巴马最为担心的另两个国家，俄罗斯、伊朗。奥巴马在演讲中还说：“现在我们的敌人也在追求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机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能力。” 在此种情况下定义“敌人”一词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中国和前苏联不同，与其说它是美国一个彻底的敌人，不如说中国既是美国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又是重要的供应商和客户。去年，两国的贸易额达4250亿美元（约合2.65万亿元人民币）。尽管在外交方面有诸多摩擦，但中国依然是美国债务的重要投资人。正如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作为国务卿首次访华的途中对澳大利亚总理所说的，“面对你的债权人，你如何强硬得起来？” 在美国情报机构跟踪的约20个黑客组织中，“注释组”(Comment Crew)是最大的一个，而有证据显示人民解放军可能是“注释组”背后的支持者，面对这些证据，美国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政府官员非常高兴私营安全公司Mandiant发布报告，将网络攻击追踪到逼近中国网络司令部的地点；美国官员私下里说，他们对Mandiant的结论没有异议，但是他们不愿意具名这么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向网络服务供应商提出的警示中，没有在列出可疑服务器地址时，提及中国的名字。一位情报官员说，“我们被告知，直接羞辱中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样做只会让他们更迫切地维护自己，采取更民族主义的态度。” 不过这种观点正在发生改变。ABC新闻频道(ABC News)周日的《本周》节目(This Week)中，密歇根州众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麦克・罗杰斯(Mike Rogers)被问道，他是否认为中国政府和军队是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的幕后黑手，他回答道，“这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官员说，接下来几个月，华盛顿将对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私下提出警告。习近平即将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一职。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和克林顿的继任者约翰・克里(John Kerry)都计划在近期访华。人们期待，这些私下的交流能够阐明，过去数年攻击的规模之大和专业性之高，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在华盛顿最大的同盟对它的支持——美国的商业界。 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最近辞去了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职务，成立了一家名为亚洲集团(Asia Group)的咨询公司，来协调令人头痛的美中商务关系。他说，“美国最大的全球性企业一直在美中关系中起着稳定作用。如今，恰恰是他们在告诉中国人，这些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可能会损害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 这样以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进行沟通，是否能被中方所接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美方之前也曾尝试过类似的论述，然而2011年4月，一名中国最高级别军方领导人来到五角大楼，拜访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时，称自己不太了解网络武器，并称解放军并不使用网络武器。在这一方面，他听上去和奥巴马政府的口吻差不多，后者也从不谈论美国自身的网络武器库。 然而解放军的攻击以商业目标为主。它对于诸如航空航天设计，以及风能产品简图这类商业秘密很感兴趣。因为解放军在中国工业领域有很多投资，并且一直在寻求取得竞争优势。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些攻击也没有造成损失。 美国官员称这一局面必须改变。但应当采取何种应对方法，意见有很大分歧，从冷静谈判到经济制裁，还有人提出要由美国军方的网络战司令部(Cyber Command)发起反击。该司令部曾深入参与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燃料浓缩计划发动的网络攻击。 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曾在中央情报局(CIA)负责分析中国领导层的团队工作过20年。他说，“到目前为止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做出的反应，一方面是作出表态，另一方面是靠网络战司令部反击。但在两者之间，却没有多少其他手段。这就让应对变得如此困难。中国想要否认攻击行为、想要归咎于别人都非常容易，而且没人希望美国政府实施反击。” 这体现出了与美苏核对抗态势的另一个主要区别。在冷战时期，威慑是直截了当的。采取任何攻击，都将导致一次毁灭性的反击，因为付出的人命代价如此巨大，以至于任何一边都不愿发起攻击，即便是在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艰难抉择上也是一样。 但网络攻击却是另一回事。其中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刑事盗窃的方式，而不是毁坏。通常需要花费数周或数月的时间来确定一次攻击源自何方，因为攻击常常会借助其他位置的电脑服务器，使人无法辨认其来源。例如，对于《纽约时报》的一系列攻击源自中国，却借道不知情的美国大学的电脑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戴维・罗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上周写道，这是一场“冷战”，不仅是因为其攻击通过远距离进行，还因为“它可以无限期，乃至永久地进行，也不会引发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罗特科普夫曾著有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书籍。 负责商业和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等政府官员称，对抗网络攻击，获胜的关键在于向中国官方强调，这些攻击将损害他们经济增长的希望。“我们必须说清楚，”霍马茨说，“中国人将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说这是指“我们最优秀的科技公司的投资，除非他们能让这一问题迅速得到控制”。 但情报委员会的罗杰斯主张采取一种对抗性更强的方式，包括“起诉行为不端的人”，并且拒绝向任何被认为与网络攻击有关的人及其家属，发放美国签证。 接下来的争论将涉及政府是否应当采取报复行动。华盛顿已经充斥着各种会议，讨论“对冲突升级的掌控”和“延伸的威慑”，这些术语全都来自冷战。 由于网络安全行业的增长，以及攻击性网络武器的开发，其中一些讨论十分热烈，尽管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使用过网络武器，甚至在伊朗遭受的“震网”(Stuxnet)攻击也不愿承认。人们正在幕后严肃地讨论，美国基础设施受到何种程度的攻击，总统才会下令反击？尽管中国的黑客组织尚未认真尝试进行这样的攻击。 翻译：曹莉、林蒙克 ——纽约时报 NEWS ANALYSISU.S. Confronts Cyber-Cold War With ChinaBy DAVID E. SANGER February 25, 2013WASHINGTON — Whe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circulated to the nation’s Internet providers last week a lengthy confidential list of computer addresses linked to a hacking group that has stolen terabytes of data from American corporations, it left out one crucial fact: that nearly every one of the digital addresses could be traced to the neighborhood in Shanghai that is headquarters to the Chinese military’s cybercommand. That deliberate omission underscored the heightened sensitivities insid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over just how directly to confront China’s untested new leadership over the hacking issue, as the administration escalates demands that China halt the state-sponsored attacks that Beijing insists it is not mounting. A building that houses a Chinese military unit on the outskirts of Shanghai, believed to be the source of hacking attacks. The issue illustrates how different the worsening cyber-cold war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is from the more familiar superpower conflicts of past decades — in some ways less dangerous, in others more complex and perniciou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say they are now more willing than before to call out the Chinese directly — as Attorney General Eric H. Holder Jr. did last week in announcing a new strategy to combat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tPresident Obama avoided mentioning China by name — or Russia or Iran, the other two countries the president worries most about — when he declared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at “we know foreign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swipe our corporate secrets.” He added: “Now our enemies are also seeking the ability to sabotage our power grid, 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our air traffic control systems.” Defining “enemies” in this case is not always an easy task. China is not an outright fo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y the Soviet Union once was; rather, China is both an economic competitor and a crucial supplier and customer. The two countries traded $425 billion in goods last year, and China remains, despite many diplomatic tensions, a critical financier of American debt. As Hillary Rodham Clinton put it to Australia’s prime minister in 2009 on her way to visit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s secretary of state, “How do you deal toughly with your banker?” In the case of the evidence tha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probably the force behind “Comment Crew,” the biggest of roughly 20 hacking groups that Americ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follow, the answer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being highly circumspec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ere perfectly happy to have Mandiant, a private security firm, issue the report tracing the cyberattacks to the door of China’s cybercommand; American officials said privately that they had no problems with Mandiant’s conclusions, but they did not want to say so on the record. That explains why China went unmentioned as the location of the suspect servers in the warning to Internet providers. “We were told that directly embarrassing the Chinese would backfire,” one intelligence official said. “It would only make them more defensive, and more nationalistic.” That view is beginning to change, though. On the ABC News program “This Week” on Sunday, Representative Mike Rogers, Republican of Michigan and chairman of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was asked whether he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civilian government were behind the economic espionage.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he replied. In the next few months, American officials say, there will be many private warnings delivered by Washington to Chinese leaders, including Xi Jinping, who will soon assume China’s presidency. Both Tom Donil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and Mrs. Clinton’s successor, John Kerry, have trips to China in the offing. Those private conversations are expected to make a case that the sheer size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attack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reatens to erode support for China among the country’s biggest allies in Washington,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mmunity. “America’s biggest global firms have been ballast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aid Kurt M. Campbell, who recently resigned 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 to start a consulting firm, the Asia Group, to manage the prickly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And now they are the ones telling the Chinese that these pernicious attacks are undermining what has been built up over decades.” It is too early to tell whether that appeal to China’s self-interest is getting through. Similar arguments have been tried before, yet when one of China’s most senior military leaders visited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t the Pentagon in April 2011, he said he didn’t know much about cyberweapons — and said the P.L.A. does not use them. In that regard, he sounded a bit lik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hich has never discussed America’s own cyberarsenal. Yet the P.LA.’s attacks are largely at commercial targets. It has an interest in trade secrets like aerospace designs and wind-energy product schematics: the army is deeply invested in Chinese industry and is always seeking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so far the attacks have been cost-free. American officials say that must change. But the prescriptions for what to do vary greatly — from calm negotiation to economic sanctions and talk of counterattacks led by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yber Command, the unit that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American and Israeli cyberattacks on Iran’s nuclear enrichment plants. “The problem so far is that we have rhetoric and we have Cyber Command, and not much in between,” said Chris Johnson, a 20-year veteran of the C.I.A. team that analyze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hat’s what makes this so difficult. It’s easy for the Chinese to deny it’s happening, to say it’s someone else, and no one wants the U.S. government launching counterattacks.” That marks another major difference from the dynamic of the American-Soviet nuclear rivalry. In cold war days, deterrence was straightforward: any attack would result in a devastating counterattack, at a human cost so horrific that neither side pulled the trigger, even during close calls lik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ut cyberattacks are another matter. The vast majority have taken the form of criminal theft, not destruction. It often takes weeks or months to pin down where an attack originated, because attacks are generally routed through computer servers elsewhere to obscure their source. A series of attacks on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originated in China, for example, were mounted through the computer systems of unwitting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at is why David Rothkopf, the author of books abou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rote last week that this was a “cool war,”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remote nature of the attacks but because “it can be conducted indefinitely — permanently, even — without triggering a shooting war. At least, that is the theory.”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like Robert Hormats,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 affairs, say the key to success in combating cyberattacks is to emphasize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at the attacks will harm their hopes for economic growth. “We have to make it clear,” Mr. Hormats said, “that the Chinese are not going to get what they desire,” which he said was “investment from the cream of our technology companies, unless they quickly get this problem under control.” But Mr. Rogers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argues for a more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including “indicting bad actors” and denying visas to anyone believed to be involved in cyberattacks, as well as their families. The coming debate is over whether the government should get into the business of retaliation. Already, Washington is awash in conferences that talk about “escalation dominance” and “extended deterrence,” all terminology drawn from the cold war. Some of the talk is overheated, fueled by a growing cybersecurity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ffensive cyberweapons, even though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as never acknowledged using them, even in the Stuxnet attacks on Iran. But there is a serious, behind-the-scenes discussion about what kind of attack on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 something the Chinese hacking groups have not seriously attempted — could provoke a president to order a counteratta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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