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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论：中华各民族的同源性——秦始皇是戎狄（朱学渊）

Posted: 10 Aug 2014 11:47 PM PDT

朱学渊《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第九篇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很早就有人说"秦"是戎狄。但说第一次统一中国就是外族的武功，

中原百姓会觉得脸上无光。因此，历史多的是在谴责秦始皇的专制，

却很少有人谈论秦部落的种属。

 

西周时，"秦"是一个西戎部落；其它西戎部落作乱时，它总是站在

周王室一边。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无道，怨臣申侯引犬戎伐周，杀

幽王骊山下；周平王是靠秦襄公的护驾，去洛阳避祸，从此东周才起

了头。东周王室感激这番效忠，才将秦部落封为诸侯国。然而，这个

迟到的诸侯国却又很有作为，它不断吸取中原先进文化，引进了商鞅

这样的变法人才，移风易俗，富国强兵，战国时成为七强中的最强，

最后一举统一了中国。

 

·秦是月氏的同类

 

秦是游牧的部落，《史记·秦本纪》两处说到它的一个祖先养畜的事迹，

一说：

 

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二说：

 

[周]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

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

 

看来，秦部落善长畜牧养马，曾受到夏周两代王室的重视；至于"赐

姓"之说，也只能姑妄听之了。然而名号"柏翳"又作"伯翳"，可

见其为译音而非本字，中原历史名人之名"伯夷"亦同此音，该字在

满、蒙、突厥诸语意为"富有/富人"，今世维吾尔族此称汉译为"巴

依"，而大费者"是为柏翳"是"由是致富"的意思。

 

《后汉书·西羌传》又说：

 

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

 

这是说义渠部落酋长"朝秦"时，与昭王的寡母宣后私通，而且连生

二子。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因为父亲和长兄死得很早，因此昭王

即位时年纪很小，母亲宣后也很年轻。中原文化当然是容不得宣后的

这种"生活作风"的，然而游牧部落性俗宽松，这位"快乐的寡妇"

还握有的大权。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男女之别"时说：

 

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

女之别。（〈商君列传〉）

 

这又是明说秦国百姓是戎狄之人，而"父子同室"是乱伦之别谓。商

鞅强制推行的"男女之别"，是用中原农业社会进步的性伦理，来教

化民众。

 

秦部落故地是在今天的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汉代属天水郡略阳

道，北连"月支道"和安定郡的"乌氏县"。而"义渠"即是"乌氏/

月支"之谐音，秦混迹于义渠、乌氏、月支等通古斯九姓部落之间，

实际是它们的血亲。几百年后"五胡乱华"，月氏之裔"氐族"出过

"临渭氐苻健"和"略阳氐吕光"这样的人物，苻健的侄子苻坚一度

统一中原，建立"大秦"政权，可见"氐"是认同秦部落的。

 

·秦是鸟夷部落

 

《史记·秦本纪》有关于秦部落祖先的传说：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

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费生子

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

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

言。……其玄孙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恶来（革）……。

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

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

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

 

此中"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和"鸟俗氏"、"鸟身人言"等

传说，都是秦部落崇奉鸟图腾的证据。上述人名又以"恶来"和"宅

皋狼"最怪异。"恶来"可能就是锡伯族姓氏"敖拉"或匈牙利姓氏

Olah。而"宅皋狼"必是"它皋狼"的误抄，"它"应同"陀"音（《说

文》谓之"蛇"），"它皋狼"tu-ghu-lu是满蒙二语中的"锡"字"托

活罗"，或族名"吐火罗"。

 

青铜时代之前人类就发现了锡，"吐火罗"可能是最先掌握炼锡术的

部落。"它皋狼"又是用族名"吐火罗"做人名和姓氏，今天美国NBA

有一名土耳其籍球员姓 Turkolu，把它译做"它皋罗"是很恰当的。

众所周知，土耳其是突厥民族国家，而突厥民族和突厥语言又兼容了

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成分。

 

以戎狄族名为名的秦人，实在太多。如"胡亥"是"回纥"；"樗里疾"

是"主儿扯"；"到满"是"头曼"；"蒙骜"是"蒙兀"等，都是极好

的例证。然而，中原人名也有这样的特征，如"句践"是"女真"；

"夫差"是"兀者"；"墨翟"是"勿吉"；"百里奚"是"篾里乞"等。

因此，要追究秦部落的血缘，求证它使用戎狄语言，必须拿出更确凿

的证据来。

 

·嬴姓即是"安姓/金姓"

 

秦始皇之名"嬴政"与清雍正帝之名"胤禛"的读音完全一样，但它

们在汉语里都没有语义，因此只能从"胡名虏姓"来认识"嬴政/胤

禛"。北方民族常用"按春/按陈"作人名，《金史·国语解》释说：

 

       金，曰按春。

 

可见"按春/按陈"也是"金"的一种读音，"嬴政/胤禛"不过是俗

名"按春/按陈"的谐音僻字，专门用来做帝王的名字。其实，"嬴/

安"之变也很普遍，西方的"英吉利 English/盎格鲁 Anglo"即是一

例。

 

姓氏"嬴"是"嬴政/按春"的缩音，实即"金姓"。而"殷/尹/英/

燕/颜/晏/奄"等姓氏或地名又都是"嬴/安"的转音。故尔，商朝为

"殷"，商地为"奄"，辽东为"燕"，辽东胡安禄山姓"安"，大概都

与女真之首为"金姓"有关。秦始皇不仅不是"姓嬴名政"，而是"姓

嬴名嬴政"，如果我们一定要让他有名有姓的话，他还可以是"嬴嬴

政/安嬴政/金嬴政"。

 

一位西域安息国移民后裔当过唐朝的宰相，《唐书·宰相世系表》说：

 

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

息国，复入中国以安为姓。

 

这是用"姬姓"的话语来说明"安姓"是女真氏族，这对于认证"嬴

姓"为女真氏族很有助益。而我们也可以用"金姓"的话语来说明这

个道理，因为"安息/阿什"、"按春/按陈"和"爱新/乌孙"都是"金"

的读音。

 

·秦部落的语言像是蒙古语

 

南京是六朝古都，在现代都会上海出现前，它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

战国时代是楚国的属地，称金陵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名秣陵，

属会稽郡；据说还是秦始皇亲自决定将江边的金陵改名为"秣陵"的。

两汉沿用秦制，三国东吴孙权改其名为建业，晋恢复旧名秣陵，之后

长期称江宁。直到为朱明王朝，始谓南京。

 

历史上还有一个秣陵。那是东魏（公元 534-550年）在今河南沈丘置

秣陵县，辖今颖水流域项城、沈丘、郸城等县，发源于嵩山的颖水是

淮河最大的枝流。东魏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汉人将领专权

其中，鲜卑皇帝只是傀儡。然而，北魏推行汉化，东魏却事事效仿鲜

卑。鲜卑语是蒙古语，蒙古语"江河"一字是 moren，所以黄河叫"喀

喇木伦"，辽河叫"西拉木伦"，其实"秣陵"就是"木伦"，这也表

明将江城改名"秣陵"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

 

"大良造"是秦国很高的官职。商鞅主持变法，升大良造。商鞅被诛

五年后，魏人犀首（公孙衍）入秦主事，〈秦本纪〉曰"阴晋人犀首

为大良造"，看来"大良造"应是文职。然而，武将白起屡建战功，

封为列侯，官职也是大良造。因此亦文亦武的官名"大良造"的意义，

还得从语言解析着手了。

 

蒙古语"大海"是 dalai，通译"达赖"，安化（-n）即成"大良/ dalain"。

蒙古民族还常把"大海"加誉给地位崇高的人物，《蒙古秘史》说：

 

成吉思合罕意为腾汲思合罕、达赖合罕二词，皆有大海合罕之意。

 

而"达赖喇嘛"头衔也是蒙古民族赠予的。公元1578年黄教创始人

宗喀巴的四世传人索南嘉措去蒙古族地区传教，在青海湖边与土默特

部俺答汗相会，俺答汗赠送他一个称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

喇嘛"。这个"达赖喇嘛"就是"大海喇嘛"。

 

"造"象是汉语"封官晋爵"的"爵"字的源头，也象是《唐书·突

厥传》记载的突厥官名"啜"，因此"大良造"是蒙古语"大海般的

官"，再次传递了一个信息：秦部落语言的确像是后世的蒙古语。

 

《金史·国语解》是十二世纪金代女真语的一个小字典，它在"物象"

一栏中记载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字："兀典，明星"、"阿邻，山"、"忒

邻，海也"。对照蒙古语和满语

             

   金代女真语`     蒙古语      满语         

星  兀典        odon       兀失哈       

山  阿邻        ulu       阿林         

海  忒邻（即"大良"） dalain      墨得         

 

可以发现"兀典"、"忒邻"二字是与蒙古语一致的，这表明金代松花

江流域的女真语言，接受了较多的蒙古语影响，或也表明满蒙两种语

言是互相渗透的。而两千多年前的秦部落尽管是通古斯血缘，但可能

是以说蒙古语为主的。

 

〈货殖列传〉提到一个叫"乌氏倮"的富人说：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

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

臣朝请。

 

乌氏倮显然是乌氏部落中的戎狄之人，他善于贿赂酋长，得以便利，

畜牧致富，而得到秦始皇的重视；一介牧夫竟与列臣议论国事。于是

看来，秦王室可能是用戎汉双语进行沟通，秦始皇也可能是用戎狄语

言与乌氏倮交谈的。

 

 

 

图十二 通古斯血缘典型面容

（臧克家、溥仪、陕北老农、秦兵马俑）

 

·结束语

 

秦部落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最大的物质遗产或许是"兵马俑"，而那上

千的陶俑的面型分长、圆两种，也可以让后人悟出秦部落种属的究竟。

我以为中国北方人中的长型脸（如现代人溥仪、康生之相）属通古斯

——女真系血缘，圆形脸（如歌手腾格尔之貌）属鲜卑——蒙古系血

缘。秦是"赢姓"部落，只是说它的统治家族有通古斯民族的血缘，而

它的民众则必然是多源的。

 

事实上，"民族"可分成"血族"和"语族"两个概念。人类之初，

群体间的接触很少，部落中的血缘和语言都很单纯，血族就是语族。

到了人类大规模迁徙和融合的时代，血缘和语言都变得非常混杂，所

谓汉族、蒙族、满族、突厥族都是语族而已，它们的血缘则理还乱了。

从上述分析来看，秦部落的语言可能有较浓重的蒙古语特征。而说蒙

古话的秦始皇，则可能是一个长脸的月氏——女真人。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初稿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五年五月号

二○○六年二月十二日修改

二〇一三年九月七日再修改

 

 

 

图十三 蒙古血缘的典型面容

忽必烈和现代歌手腾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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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2, 2014, 6:24:10 AM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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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虎：依靠司法改革对“立案难”动真格——上海法院立案改革受阻的调查报告

Posted: 11 Aug 2014 10:44 PM PDT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底，赶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全国的地方法院中率先宣布对司法不作为的恶习"动真格"，并把解决"立案难"的问题提升为党走群众路线的政治高度，出台了《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立案42条），要求全市三级法院依法保障群众诉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事过半年多，上海高院的立案改革42条规定得不到贯彻执行，所谓的亮点"首问负责制""5日立案会商会制"已黯然失色，在基层法院遭到抗拒，法律如同废纸一张。据部分起诉人公开的立案情况汇集，近期有292件第一审行政案件遭受"立案难"。

 

二年前，上海市民（原告）就上海政府部门（被告）的行政违法行为，依法向上海市各区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提出起诉。但是，上海市区级法院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因此，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三条规定，分别向上海市中级法院提出起诉。但是，上海市中级法院也既不立案又不裁定。因此，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九条规定，向上海市高级法院提出起诉。但是，上海市高级法院也既不立案又不裁定。上海三级法院司法不作为，因此上海市民依据前述法律条款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起诉。

 

2011年至2012年2月15日期间，上海市民用邮政特快专递方式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起诉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共计321件。从法律的角度，最高法院应当受理。按照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高级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就是最高法院。这些基层法院应该立案受理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因地方法院司法不作为，都已依法逐级上升至最高法院立案受理。这表明"民告官"的诉讼在中国只有一家最高法院管辖受理，其他地方法院都该关门歇业或停业整顿。这是中国特色的司法状况，成了国际笑话，也是中国司法的悲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指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的一审。上海市高级法院出台了《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全市三级法院依法保障群众诉权。这些司法改革的决定与措施，激发民众重新对中国的前景与司法公正予以希望。

 

因此，部分起诉人再次信任上海法院，于2013年12月后重新向案件管辖法院提起诉讼。根据冯正虎最近汇集的292件第一审行政案件立案情况分析，自2013年10月上海高院颁布《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之后的半年多，上海司法不作为的恶习改观甚微，对立案难"动真格"仅停留在口头上，上海高院制定的立案42条规定得不到贯彻执行，区级法院依然信地方政府领导不信法律，拒收"民告官"的起诉状，抗拒上海高院的司法改革。

 

上海的中级法院唯一的进步是，接收了被区级法院拒收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起诉状及其证据材料，并出具法院的收据，但受理的案件依然积压在法院，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而且，上海的二家中级法院也是各自为政，上海第一中级法院接收所有区级法院拒收的行政案件，包括行政拘留的案件，但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坚持拒收起诉人被行政拘留的起诉状，继续剥夺遭受公安机关侵权的公民诉权。

 

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上海市民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292件第一审行政案件中，属一中院管辖的案件有158件，属二中院管辖的案件有134件。这一小部分数字是已公开的，许许多多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行政诉讼案件依然石沉大海，不计其数。而且，本调查报告尚未包括"立案难"的民事诉讼案件。

 

本调查的涉案被告：上海市政府2件、闵行区政府93件、虹口区政府34件、徐汇区政府2件、浦东新区政府2件、嘉定区政府1件、上海市公安局119件、其他政府部门39件。起诉人直接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292件第一审行政案件，其中79件遭到管辖地的区级法院及二中院立案法官拒收，不出具法院的收据，统一的拒收理由是"听领导的"，严重违反《行政诉讼法》及《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

 

一个地区有一件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司法不作为案例发生而得不到纠正，这就标志着法律在这个地区没有生命力，司法是不公正的。正如前总理温家宝先生说："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公正和结果公正。"因此，解决"立案难"的司法改革目标，就是彻底消除司法不作为的恶习，坚决维护群众诉权，对任何公民提出的任何诉讼案件都应当依法立案，不立案的应依法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

 

为了捍卫法律、维护公民诉权，上海市民1060名联署并推动的"维护公民诉权运动"历经三年，已向市人大请愿133次（周），鉴于上海高院宣布力图解决"立案难"问题之后，维护诉权的市民代表目前已暂停在人大的请愿活动。莘庄失地农民在法院要求立案的请愿活动仍在持续进行，已达428次(天)，举世罕见。

 

《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出台后，能否切实解决"立案难"，贵在贯彻执行。如果上海高院没有权威,就无法督促本市三级法院立案庭法官遵守法律、严格执行立案42条规定，那么上海高院"动真格"解决"立案难"将成为一句空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到实处的目标也要落空。因此，实施中央批准的《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尤其重要，加快法官检察官独立审判检察的权责到位，基层法院检察院人事财权独立于地方政府，强化省直辖市及省高级法院的监督权力。

 

解决"立案难"，彻底消除司法不作为的恶习，保证司法公正，这是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上海司法改革是否走上正途或成功的判断标准。没有这个司法为民的目标，司法改革就会偏离方向，沦落为一场司法机关内部官员挤占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向下级推却审判检察的责任、法院与行政部门间争权夺利的内耗，仍是新瓶灌旧酒，使民众失去对中国司法公正的最后一点希望。

 

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治理国家是依靠人治，还是法治？依法治国的中国梦能否实现？法律与上海高院的规章是否有权威与尊严？上海司法改革试点是否成功？上海是否能扭转"信访不信法"的局面？ "立案难"的解决是一块试金石，也是关键的起点。从上海的解决"立案难"情况，可以预料将来人大通过《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后的全国实施情况。公民没有诉权，法律制定的最多、最完善也没有用处，依法治国没有立脚点，司法改革没有来自人民群众的动力与保障，国家就没有和谐的希望。

 

公民诉权得以保障，打开司法通道，法律就会有生命力，公民权利就会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非法的行政行为就会受到司法制裁，访民会从"信访不信法"转为用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律师也就有用武的广阔天地。而且，数量众多的民众压向法官的诉讼压力，会抵消权贵干扰司法的压力，促使司法审判独立，推进中国法治化。

 

2014年7月21日

 

《依靠司法改革对"立案难"动真格——上海法院立案改革受阻的调查报告》由三部分组成：1.媒体上轰轰烈烈的上海法院立案改革；2.上海法院立案改革后仍有292件行政案件既不立案又不裁定；3.以213件第一审行政案件的法院收据证明上海司法不作为。并且附录13篇维护公民诉权的主要文稿。

 

本调查报告由冯正虎编撰，报送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国人大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上海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海人大常委会、中共上海市政法委、上海市人大内务司法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若有兴趣阅读全书，可以向作者索取Email：fzh9...@gmail.com ，

或者直接在网上阅读下载  http://pan.baidu.com/s/1gdBYYsV 

 

   若要了解"维护公民诉权运动"请浏览《我要立案网》http://woyaolian.net

 

 

图：《上海法院立案受阻的调查报告》纸质版封面

 

20140721-w

东步亮：向大陸輸出民主　台灣不應太吝嗇

Posted: 11 Aug 2014 07:14 PM PDT

最近一則有關大陸在台就讀學生的新聞，在台灣媒體和民眾中引起討論。台灣淡江大學即將於9月17至24日舉行投票的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中，首次有赴台就讀的大陸學生參選。在全部兩組候選人之中，來自中國浙江湖州的大眾傳播系四年級學生蔡博藝與來自中國廣東的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二年級學生姚遠鳴及另一名來自台灣的張國軒，一起與另一組三位均為台籍的學生競爭此次的學生會一名會長與兩名副會長職位。
由於是首次有陸生參選台灣大學學生會會長職位，淡江大學公布競選公告時，又首次標註了參選人的國籍（分別標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因而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台灣幾家主要媒體，甚至包括BBC等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媒體，都對此事作了報道。總體而言，包括台灣的幾家綠營媒體在內，對陸生參選都是持肯定態度。淡江大學及台灣其他高校、台灣教育部、行政院陸委會等官方機構，也都認為此事並不違反相關規定，陸生參與校園自治活動，體驗民主精神，有關方面樂見其成。
但在部分媒體和民眾中，也有質疑之聲。前中山大學校長張宗仁的說法較有代表性：「如果只是單純的學生，參選學生會會長可能還好，擔心的是背後是否有力量在推動參選學生會長；多數大學的學生會會長都會被列為校務會議的代表之一，也會安排學生會會長參加一些教務會議等，學生會會長有出席或列席發言權、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利。陸生的文化背景與台灣的文化相差很多，如果陸生當選學生會會長，可預期會對現有校園文化產生衝擊，如果深度參與學校事務，對校方也是挑戰。」
在臉書上，台灣民眾的質疑聲音更為激烈：「統戰已悄悄進入校園...阿九還在昏睡」。 「中共就是靠學生搞垮中華民國的」。 「台灣的大學已經淪陷了，落入共匪手中！」「共匪吃定台灣後，你們就會後悔讓大陸人來選，但到時候一切已經太遲」。
以香港作為經驗的「陰謀論」者的質疑似乎更有說服力：「跟香港一樣，有共匪扶植的陸生滲透學生會，把學生會染紅，香港大學學生會就遭遇陸生的破壞，被拉下台還賴皮不走，報警也沒用， 所以防共匪就要防陸生滲透學生會。」「一支五星旗說沒所謂，隨後就會有億億兆兆的五星旗降臨，第一個也許是有心的好人，但打後隨步的都是共產黨。不要以為共產黨會學習，會進步，他們只是窺準機會用金錢大肆入侵，目的是連你的那份也拿走。這是我活生生在香港近十年的觀察，香港已經淪陷了。」
中共通過陸生滲透香港高校學生團體，影響香港學生及高校的政治活動，這是鐵一般有目共睹的事實，香港媒體多有報道，內地某些部門對此也並不諱言，我完全同意並理解這一部分有香港經驗者的質疑。不過，我認為，陸生在台灣高校的參選，與中共幕後支持下的陸生在香港對學生團體的滲透，還是有所不同。
單就此次參選淡江大學學生會長的這名學生蔡博藝的過往表現來看，她在台就讀期間，曾多次參與台灣各種重要社運活動，反媒體壟斷、六四晚會、太陽花學運，都曾出現過她的身影。據說因為積極參與太陽花學運、參與佔領行政院，她還遭到大陸有關部門的電話約談，回大陸時還被「喝茶」。以這樣一個有主見、倔強的女生的性格，她怎麼會聽從中共的「幕後安排」？談及此次參選學生會會長的原因，她說其實也很簡單：她曾為學費調漲和外校同學去台灣教育部抗議；淡江女宿臨時漲價25％，她曾要求開公聽會，結果校方回覆：「學生代表在會議上同意此事，如果不滿漲價，可以退宿。」因為這些經歷，她得知學生會選舉要補選，於是決定出來參選。
結合蔡博藝被中共有關部門約談後還不管不顧的這些表現，如果真有中共私底下對她表露，哪怕是暗示「不單純」參與選舉的意思，恐怕都會被她向朋友和媒體公開。中共雖一貫愚笨，但也不至於在這個注定會成為中共「異見者」的學生面前，愚蠢至此。
從大的環境來看，台灣不比香港，中共在台灣還沒有像在香港有那麼強的控制能力。中共在香港有公開、合法的代表機構，有掌握香港政權運作的強大機製作為它利益的代表，但在台灣，它只能通過經濟活動間接來影響，或通過代理人輾轉來聯絡，搞的仍然是「地下活動」，見不得光。要想在大學培養「陸生」聽從其指揮，恐怕沒那麼簡單。特別是，目前台灣的大學裏，陸生只有3500人，人數有限，所掌握的資源有限，影響力有限，即便陸生滲透進入台灣學生團體和社運團體，對中共的幫助有限，甚至可能偷雞不成蝕把米，壞了中共對台戰略的「好事」。
所以，我更願意把大陸學生參選台灣高校學生會會長，看作是一次大陸學生接受台灣民主教育的機會，是台灣向大陸輸出民主、輸出核心價值觀的一次積極事件，台灣官方機構和民間人士，在這方面都不應過於吝嗇。向大陸輸出民主，鼓勵大陸學生積極參與台灣社運和民主活動，培養大陸學生的民主精神，應該多多益善。
我曾觀摩過台灣東吳大學的學生會會長選舉，它幾乎是完全參照民主社會的政府首腦或國家元首選舉程序，是相當好的民主實踐和民主教育。與大陸高校作為官方傀儡的學生會完全不一樣，台灣高校的學生會，是真正的學生自治組織，它有《大學法》作為保證，學生有權直接或間接參與學生相關事務的決策，而且其內部機構設為行政（學生會）、立法（學生議會）、司法（學生評議委員會）等三權分立架構，運作有自己的一套程序。相信陸生如果當選，一定能受到非常好的民主政治能力鍛煉，這在大陸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越來越多的陸生在台灣受到這方面的培養和鍛煉，將來回到大陸，必能對大陸社會的進步產生作用。
——东网

郭大眼：北京讓步　習安會在望

Posted: 11 Aug 2014 07:12 PM PDT

繼中方上月中低調地提早撤離在越南家門口的鑽井平台後，中國外長王毅近日突然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作「非正式接觸」，意味着中共高層十八大後的「大國」外交政策所調整，從「敢於作為」向務實方向微調，預示着國家主席習近平有望在11月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首度與上台近兩年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式會晤。

隨着中國經濟總量躍居全球次席，新一屆領導人即位後，急於展示實力，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先後與日本、菲律賓、越南等邊鄰初起齟齬口角，繼而劍拔弩張，海外有論者稱之為「舉目都是憂患，四顧都是敵人」。
在與越南的領土糾紛中，越方提出將爭議交由海牙國際法庭栽決，中方大力反對。雖說中方在簽署相關條約時早有附帶條款，這次是據理力爭，奈何這與國際上大部分國家奉行的準則有別，北京雖力爭友好國家的支持，但在國際輿論上首先就落了下風。若年底海牙法庭真箇開庭，北京的處境恐怕更見尷尬。
這就解釋了為甚麼5月16日，當時正在華盛頓訪問的解放軍總參謀長房峰輝就鑽井問題斬釘截鐵地說：「中國在自己的管轄海域進行鑽探作業，是堅定不移的，這口井一定要打成，不懼任何外來的干擾和破壞。」
事隔僅兩個月，就在中美經濟戰略對話在京舉行完，習近平出訪巴西時接了美國總統奧巴馬一通電話過後，中方突然在7月15日將「981」鑽井撤離，不但是撤離，還較「原先的規劃」提早了一個月，將鑽油台後撤到海南島陵水自家門口作業。
在中日領土糾紛問題上，北京遇上更難纏的對手安倍。安倍在2012年12月挾罕見的高民望再度上台執政後，一方面不顧中韓等鄰國大力反對，將釣魚島國有化、解禁集體自衞權等等，另一方面卻密集出訪澳大利亞、緬甸，甚至巴西、歐洲等國家，全力解釋和爭取他們的支持外，又三番四次地公開呼籲中方與之展開無條件的首腦會面。
安倍對中方軟硬兼施、「一手軟，一手硬」的外交政策顯然湊效，令國際社會以為無理的是北京，令後者進退失據。面對還有三個月就舉行的APEC峰會，不僅「吃了便宜還賣乖」的安倍希望與習近平會面，北京作為東道主，也需要日方的支持。結果，中方主動地伸出了橄欖枝，在明知道日方「上下其手」之下，還「裝傻」說不知安倍想怎樣。
據《產經新聞》8月7日報道，習近平最近為如何改善中日關係而感到苦惱，在與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密會時透露：「不清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希望如何與中國打交道」。中方這種表態，實際上是在外交部先前措辭嚴厲的譴責後，對日的退讓，令雙方有迴旋餘地，好為兩國元首會晤鋪路。
事隔幾天，中國外交部網站稱，王毅9日在出席東亞合作系列外長會期間，應約同岸田文雄進行了非正式接觸。雙方就如何改善中日關係交換了意見。王毅嚴肅闡明了中方原則立場，要求日方為克服兩國關係中存在的政治障礙作出切實努力。
不過，《共同社》同日發表的文章更見坦率。文章稱：「王毅之所以同意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會談，主要是因為中方希望11月北京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實現日中首腦會談做準備。」
以此觀之，習近平與安倍今年11月在北京會晤已經水到渠成，接下來的，只是下面的人，如何搞好雙方「下台階」等細節問題而已。

——东网

赵楚：兩個河南的當代鬥爭

Posted: 11 Aug 2014 06:34 PM PDT

熟悉1970年代中國全球戰略理論的朋友應該都記得當時很流行的「三個世界」理論，說起來，這也是第一種真正具有全球影響的中國產國際關係理論。毛在反蘇第一和以反蘇劃線的思想指導下，把全球各國劃分為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其中美國實際上是對中國威脅較小因而需要聯合的霸權國家；歐洲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則是所謂第二世界，即感受到蘇聯威脅，有相當實力，又無力單獨對抗蘇聯的國際統一戰線目標國；然後是廣大的不發達國家，這些國家涵蓋亞非拉，這些國家，被當時的中國視為國際政治天然盟友。
國際局勢變化如雲，「三個世界」的熱鬧理論早已是過眼煙雲，但這種思維的方法倒未必一無可取，證諸近年在河南省發生的各種政策實踐，及其最新發展，有心的觀察者倒確實可以說，在這些政策和事件背後清晰地呈現的是「兩個河南」，兩種很有代表性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標本。由對這兩個河南的深入分析，人們很可以對中國現實政治與社會有更深切的了解與理解，從而可以更合理地展望其走勢和未來。
最近，大躍進中因領導者亂政而大規模餓死人的河南又發生了海內外公眾注意的事件，即對于世文、陳衛夫婦的政治抓捕，以及圍繞一批被公眾稱為十君子的政治抓捕，發生了來自各地的志願者自發前往鄭州第三看守所門前舉行政治抗議等發展。據網絡知情者披露，于、陳夫婦均為八九革命廣州學生領袖，多年來雖遭受迫害，卻不墮關懷現實和探索中國政治進步的熱忱，歷年屢受有司干擾。本次罹難是因為他們今年春節期間結合同道在滑縣趙紫陽先生故鄉祭奠趙氏。祭奠活動本為他們作為公民對歷史人物與事件的記憶體現，也表達支持趙所代表的中共微薄政治倫理傳統的肯定，從而抒發對良性社會變革與進步的希冀。于世文、陳衛夫婦家世清白，書香門第，生活中產，對專政之歹毒有親身體驗，因此他們之出來表達對社會問題之意見，實代表社會正派人士最低限度和最正大溫和之立場。但就是這樣一種理性溫和，在黃河大堤荒野上的祭奠，河南當局也立即成立專案，使用所謂尋釁滋事的最新口袋罪大棒，對他們實行毫無顧忌的司法迫害。
參與祭奠趙紫陽活動的另幾位朋友，則是出於對近年國內有組織的新文革勢力和極左網絡人士顛倒歷史的義憤，當眾撕毀毛澤東畫像而被捕。繼而，常伯陽等律師則因給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正常律師而被捕。此外，被抓捕的尚有因維護被強行徵地村民利益和普法的律師賈靈敏。總之，繼北京許志永、趙長青及浦志強等大規模政治抓捕之後，河南當局又製造了一起赤裸裸的大規模政治迫害群案。隨著本地和外地的抗議者趕到現場的鄭州第三看守所門前，進一步的政治抓捕尚在持續。這些社交網絡時代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暴行激發了進一步公眾怒火。於是，最新的一幕出現：持續的示威者趕赴在鄭州第三看守所門前，不僅表示願意與被捕者同罪，而且打出大幅抗議標語，上書「獨裁專制是中國一切罪惡的根源」（见图）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中國大陸公民在八九革命後25年第一次以如此英勇的姿態公開徹底的政治反對立場，以及如此連續的群體性響應和聲援。
截止目前，河南當局尚頑固堅持不法不公的迫害措施，事件已從常見的司法公正訴求轉變成政治抗議性質，而北京方面則按照所謂守土有責的維穩思路，對這些明顯帶有全局影響的事件和發展不置一詞，當然，根據此前在其他地方發生的類似案件，如幾年前轟動一時的山東盲人律師陳光誠案，人們可以把這種沉默和觀望合理地理解為一種來自高層的態度，即通過默許地方黨政權力野蠻打壓社會抗議之聲而維護威權利益。這就把兩個河南涇渭分明地標示出來。一個是完全無所顧忌，無視民權和任何基本的道德或理性規則，以赤裸裸的暴力機器對待人民的任何令他們不順眼的言行，這是專政的、無知無恥的和以民為敵的河南；另一個是對法律和人性的信念，赤手空拳，僅有對自由信念的人民，這是第二個河南。最近所發生的系列事件不過是這兩個包涵完全相反的政治和社會意義的河南之間的直接交鋒。
就河南當局的作為而言，人們看到在所謂改革開放30年後，這些出身庸碌貪橫小吏的地方大員對法律的尊重，及對人民及一般輿論的敬畏，尚不及歷史上帝制時代的督撫。河南前此曾發生強行平毀墳墓的大規模運動，官方出動強制暴力，公然挖人祖塋，曝白骨於曠野，使數千年聖賢教化社會之基本人倫喪屍殆盡。而稍微檢視新聞，則不難發現，河南貪腐之盛行，警方之橫暴，訪民之悲慘，人民之無助，可謂觸目驚心，然而，治河南者對這些天怒人怨的省情毫無顧惜，在維穩的尚方寶劍下，他們愈加的殘忍專橫，變本加厲，以至於本次終於激怒天下，使中外人民對河南治理之失敗和人民對抗之意義有難以迴避的了解。
本次赴河南聲援的民眾打出了明確的口號，這使得本次抗爭具有了歷史性的價值。河南當局的倒行逆施本有全國的代表性，也出自執政黨一貫的以社會為敵的政策，因此，歷來以現有法制為依據的抗爭，無論結局怎樣，並不能實質性推動社會的改良。勞教在人民付出數十年血淚代價後被廢除了，很快更為歹毒殘暴的尋釁滋事口袋罪登場了。中國領導人換屆以來，成群的貪官紛紛落馬，但同時各地政府的殘暴無情一如既往，甚至在政治上更為反動野蠻，這些在在都表明，當代社會抗爭如沒有基本和首要的政治反對的明確訴求，不通過社會性的政治反對抗爭從而贏得民權的基本保障，則一切抗爭和代價都將白費。這是本次河南抗爭者的行為真正具有歷史意義和啟迪的地方；這也是八九革命以來，中國社會第一次對權力壟斷者正義的亮劍。可以預見，這種旗幟鮮明的政治反對必將使公眾擺脫過去對權力者自我改良的幻想，也使公眾不得不做出自身價值抉擇。這是于世文和陳衛們等十君子及其同伴們所展現的第二個河南的歷史光榮。
在這兩個對峙的河南背後，則是早已為權力的敗壞和殘暴所撕裂的整個國家。兩個河南只是當代中國被專制權力所撕裂的兩個中國的自然結果。人們記不住那些躲在各地省市衙門裏的權力自為者的官吏們的名字，他們也只敢躲在槍口的後面，既無面對世界的能力，更沒有面對人民千夫所指的勇氣。河南的十君子及其支持者證明了一件事，所謂威權的強大隻是人們恐懼的幻覺——他們的威權不過是日出前的陰暗，不能經一絲陽光的照射。一篇文章，一條標語，幾個站出來面對他們的正派人，這些最輕微的反抗已足以令他們發抖和變回色厲內荏的本相。這是兩個河南及兩個中國的現實力量對比，也解釋了這些格外瘋狂的鎮壓之舉的原因。關心中國現實和前途的人們不應對這種明顯的事實視而不見。
——东网

项小凯：發展式獨裁與獨裁的發展

Posted: 11 Aug 2014 06:17 PM PDT

图：蔣經國宣布解嚴。內部抗爭與外部影響，是台灣獨裁政權退讓的決定因素。

在國內，經常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一個政權，能有效促進經濟發展，那麼就可以從這種發展當中，獲得足夠的合法性。例如，經濟學家茅于軾，就曾經說過，「好人獨裁，比民主還好」。
某些國家，確實在獨裁時期，得到較快的經濟發展。這樣的例子，包括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朴正熙時代的韓國，以及蔣經國時代的台灣等等。顯然，在這些國家，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不能說完全沒有聯繫。
在學術界，有一個「發展式獨裁」理論（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試圖解釋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的相關現象。然而，該理論並非是一種純粹的實證研究，而是更進一步，試圖以經濟績效，來為獨裁政權的正當性辯護。上文所引述的茅先生的觀點，或多或少，可以歸於這類理論的應用。
其實，事情本來也不神秘。聯合國的相關報告早就指出，上文所述的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產生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主要是因為，它們都採取了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
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通常面臨三大嚴重的發展瓶頸。其一，缺乏資金，難以提供先期必須的基礎設施與資本投入；其二，勞動技術水平過低，產品的附加價值無法提高；其三，受限於本國的市場總量與產業生態，無法快速形成規模性的產業經濟。
加工出口的模式，可以同時為以上三個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通過吸引外商投資設廠，可有效解決資金與技術的瓶頸問題。而通過為海外發達市場，提供產品與零配件，可將國內的企業，接入到全球的經濟鏈條中，以解決初期的市場不足與產業斷鍊。
將國外的資本技術，與本土的勞動資源結合起來，不但可以積累資金，而且還可以實現管理與技術人才的培訓與儲備，為進一步孵化本國的產業生態，創造條件。如此反饋循環，該國也就可以實現持續的產業升級與經濟增長。
實際上，採用加工出口導向模式的國家，無論是上述的幾個歷史上的獨裁政權，還是其他民主國家，如二戰後的德國與日本，或是一些准民主國家，如上世紀後半葉的馬拉西亞以及泰國，均獲得了可觀的經濟增長。
而採取封閉發展方式的國家，如上世紀後半葉的印度，以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當然也包括現在的北朝鮮，它們的經濟發展，都非常滯緩。值得一提，毛時代的中國發展程度，經常被過份誇大。實際上，當時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其人均生產力以及人均生活水平，甚至大幅低於同期的印度。據統計，1975年印度的農業人均年產值，為107美元；而中國的同期數字，僅為85美元。
作為更為明顯的例證，印度在上世紀90年代末，逐漸採取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積極吸引外資，經濟增長速度，也隨之迅速提升。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期，印度的人均GDP增長率為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
如果說，獨裁政權與經濟發展，有什麼聯繫的話，那隻是因為，這些政權，恰好選擇了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而這種發展模式，在實質上，與政權本身是獨裁還是民主，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經濟得以發展，國民物質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自然有利於政權基礎的穩定。但是，如果以此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則顯然是一種混淆。
所謂合法性，是指國民對政權認可的屬性。在專制獨裁的國家，政權絕無可能，有興趣詢問國民，是否真正認可這個政權的統治；而失去投票權利的國民，自然也沒有渠道，來表達自身對政權的真實意見。在這些國家，合法性本身就無從定義。無論經濟績效多麼輝煌，只要沒有通過實質的方式，例如選舉活動，來徵詢國民對政權的真實意見，那麼所謂的合法性，就永遠是一個偽概念。
資本主義，或者說市場經濟，常被認為與民主制度天然親和，甚至不乏有人樂觀認為，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民主轉型。然而，發展式獨裁政權的出現，則直接挑戰這種樂觀判斷。更為接近真實的陳述是，這些政權，並不是為了經濟發展，而維持獨裁；而是為了獨裁統治，而適應發展。
在此，有必要對獨裁進行區分。像新加坡、韓國、台灣等這些國家，它們均處於美國民主陣營，獨裁者更容易受到來自民主國家的干涉，而國內的民主反對力量，也更容易從境外獲取反抗資源。因此，在獨裁政權持續的同時，均可觀察到民主反對勢力的成長。而在韓國與台灣等國，民主反對勢力，最終促成了民主化的實現。
但在中國與越南這樣的國家，並不存在類似的槓桿與鏈路機制。就目前的現象來說，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促成政治制度的轉變，而只是繼續為政權的鞏固與強化，提供資源。經濟促生轉型的樂觀預言，在這些國家已然落空。看來，政治問題，最終還是要政治解決。
——东网

曾伯炎：真假普选的香港较量

Posted: 11 Aug 2014 05:21 PM PDT

图穷匕首见：中共香港白皮书（网络漫画）

皇权时代，都是臣民，俗称蚁民顺民，没有选民，权力由权力者世袭，或者任命，就无选举话题。只有现代民权社会，臣民变公民与选民，不仅能决定自巳命运，也能选举为自已服务的公仆，才叫当家作主人。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只有他站起来了。另一个主席刘少奇也要向他俯首称臣，乃至被打倒趴下，死于非命。所以，民众手上有选票，可以挑选权力者，并决定权力者命运，也掌握自巳命运了，才是站起来的标志，更是皇权社会变民权社会的标志，臣民变公民（主人）的标志。那么，今天港人争治港权，争选举自主权，也是香港人争真正当家作主了，普选，巳成焦点。
可是，港人要真自主，真选举，真"一国两制"吗？就逆了北京的意，他们用假选举管控大陆的陆民，几十年了，玩陆民假民主假选举，巳几代人了，若被港人弄假成真，这假自主变成真自主，破了例，开了头，这党主一切的格局，岂不被民主打开缺口吗？若港人争到真选举真民权，岂不削弱了中共的专制党权吗？
港人的公投与占领中环，表现出港民不同于陆民，北京说，这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的乱港阴谋。而港民有一半家庭，乃是大陆专制逼得逃港的难民。家里都有一本帐，早骗不了呵。
北京操啥心，怕啥不爱国的人被选上当了港首了哟？你看美囯，几乎多数是外国移民，从不怕选出个不爱美国的人掌权，现在，旧金山选个华人当市长，就不怕旧金山不姓美姓了华。选个黑人后裔奥巴玛当总统，也不怕这黑种变了白种。说美国英国啥敌对势力来港渗透操纵选举，别说难骗港人，大陆人也觉醒了。请看网上这段子对你们假选举的嘲讽吧：
《选领导》
美国佬牛逼的说，我们上午投票，下午就知道谁是总统了。
中国人淡定的说，傻逼美国佬，我们今天投票，去年就知道主席是谁了。
朝鲜人蔑视地对美国人和中国人说，我们不用投票，小时候就知道了。
日本人一脸囧相地说，我们一直在投票，就是不知道是谁当首相。
俄罗斯人淡淡一笑，我们总统当累了当总理，总理当累了当总统。
一个古巴人疑惑地看着各位，弱弱地问：哥，领导人还能换啊？
难道香港人还不如大陆人醒吗？毕尽在自由开放中成长，不是在大陆洗脑教育中愚弄。这段子告诉中南海，人们对你们用假选举假民主诈骗，是多么深恶痛绝了哟！
还能把你们在大陆小圈子里决定任命谁，再拿出去走一下选举过场那一套操作，移植香港，梁振英就是这么操控出来，硬要港人接受的。一推再推，推到2017年的普选，还想如法炮制，可能吗？
因为，一国两制这话，是共党教父邓小平说50年不变，向英国萨切尔拍胸口说的。能悄悄地小小地变，干脆拿出个白皮书，大变脸，把邓小平保证的50年，17年就不一国两制，就说香港人的自主权，不是中英两国签过字，交联合国备案文书约定。现在，是北京想给港人多少权才有多少权了。港人也像藏人命运，签的那西藏和平解放的17条协议，也是最早的一国两制版本，才3、4年就撕毁不认帐，今天，达赖要求回到17条协议，也拒绝，印度那藏人流亡独立政府，也是逼出来的，现在，把港人也逼得喊港独了，这责任，不在北京，可推给奥巴玛、卡梅隆吗？
可见：港人这争真普选，是不甘做假公民真臣民的公民运动，是争取现代的香港，不向皇权专制变态为党权专制的历史倒退运动。当年，习仲勋任仲夷是以香港为范为现代，仿效学习香港，才建出深圳。也只捡了点市场自由，就那点自由，便点石成金，变渔村为繁荣城市，并且，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亷政，也还没学到半点，就可颠倒回去开倒车，叫香港向大陆看齐吗？
而这些年，你们北京的权贵特权阶级，巳将你们的腐恶与丑痞，带入香港， 难道留一片洁净自由的土地，不遭大陆党文化党独裁污浊的活力香港，不也给中国留一线希望？只要把香港的自由扼死，可以肯定：香港就成死港了。
胡适先生在90多年前说：争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
那么，老夫觉悟到：争香港的民主自由，不更是争大陆中国的民主自由吗？

胡平：中国特色恐怖主义的六大特色

Posted: 11 Aug 2014 05:52 PM PDT

内容提要：依据中共官方的文件、讲话和报道，可归纳出中国特色恐怖主义有以下六大特色：一、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二、使用简陋工具；三、本土化，即和境外恐怖组织没有直接联系；四、非组织化，即没有成型的恐怖组织；五、大多数事件中，攻击者自己的现场死亡数量反倒超过被攻击者一方；六、作案者总是维族人。



中国特色恐怖主义的六大特色

胡平
7月23日，中新社自纽约发出报道，世界著名风险评估公司梅波克洛夫公司(Maplecroft)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与恐怖袭击有关的平民死亡数量正在大幅上升。最近一年，全球超过1.8万人因恐怖主义行为遇难。报道显示，中国的恐怖袭击正在上升，在全球19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32位，为"中等风险"，其中许多恐怖袭击将交通枢纽作为袭击目标。报告称，今年中国有76人死于恐怖袭击，而2013年前6个月为16人。
这份报告表明，中国的恐怖主义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如今，无论什么事在中国，就会带上中国特色。恐怖主义也不例外。那么，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到底有哪些特色呢？
依据中共官方的文件、讲话和报道，我归纳出以下六点：
一、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
二、用简陋工具；
三、本土化，即和境外恐怖组织没有直接联系；
四、非组织化，即没有成型的恐怖组织；
五、大多数事件中，攻击者自己的现场死亡数量反倒超过被攻击者一方；
六、作案者总是维族人。
以下，我对这六点特色分别加以说明。
一、中国的恐怖活动是"以政府机构和军警为主要攻击目标"，这一点出自中国政府最具权威的官方文件《国家安全蓝皮书》。

从网上看到两幅照片，在乌鲁木齐，几个荷枪实弹的武警站在铁笼子里面站岗。一位香港记者说，他在新疆曾见到武警小分队巡逻，其中，倒数第二个武警背上背着一面大镜子，以便让最后一个武警能从镜子里看到后面的动静。可见，警察是袭击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实情。

再有，从已知的攻击事件看，所谓攻击政府机构，实际上主要是攻击派出所或公安局。按说，攻击者若抱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在攻击政府机构时应该选取更能象征权力的党委和政府，何况党委和政府的武力防范能力较低，攻击更容易；可是攻击者却偏偏主要攻击派出所公安局。这一特点也不应忽略。
尽管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恐怖袭击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但一般人都认为，针对平民的攻击才算恐怖袭击，针对政府、尤其是针对军警的攻击不算恐怖袭击。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份梅波克洛夫公司报告讲明它所说的因恐怖袭击而死亡的人数是指平民，不包括政府官员和军警。这也就是说，被中国政府指为恐怖袭击的大多数事件，既然其攻击目标是政府机构和军警，因此在梅波克洛夫公司那里并不算恐怖袭击。有人指责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对中国政府宣称的恐怖袭击往往不予谴责；那也是因为那些攻击不符合美国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
《国家安全蓝皮书》公布于今年5月6日，其定稿的时间当然要早一些。自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以来，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有显著增长。这一变异应当引起注意。考虑到这一变异恰恰是发生在当局大力加强反恐防恐的背景之下，不能不使人感到讽刺与诡异。
二、中国《国家安全蓝皮书》称，中国的恐怖活动一大特点是："恐怖势力使用冷兵器等简陋工具作案"。
中国的反恐专家说，"斧头汽油成恐怖分子首选"。有些恐怖活动，作案者使用了某种爆燃装置。是什么爆燃装置呢？根据官媒报道，在这次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恐怖袭击事件中，引发汽车爆炸的是煤气罐。按照《纽约时报》报道，作案者从车内往外投掷的爆燃物"像个油漆罐"。
看来，新疆的恐怖分子，大约是全世界最寒酸的恐怖分子。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使用厉害点的工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管制得太严太紧，他们根本得不到杀伤力大的作案工具。自己在家里偷偷制作土炸药也很难，因为警察和社工人员可以随意进入家中搜查，发现可疑物品就没收，连刀具多了几把都不行。只有斧头、汽油、煤气罐、油漆罐一类家居生活的必需品才不会被没收，因此也才有可能成为作案工具。
最近发布的几条新闻很能说明，当局为了防范暴恐分子获得作案工具已经把工作做到了什么地步。一条是：4月1日，乌鲁木齐市政府下令，严禁非法收购煤气罐。另一条是：为了防止暴恐分子利用，7月8日，新疆阜康警方销毁2万余盒火柴。还有一条是：今年7月，杭州、长沙和广州分别发生公交车纵火案，造成多人伤亡，7月27日，新疆乌鲁木齐当局下令禁止公交乘客携带液体、打火机和不明粉状物上车。
本来是杭州、长沙和广州发生了公交车纵火案，杭州、长沙、广州等地政府并没有下令禁止乘客携带液体、打火机和不明粉状物上公交车，反倒是没有发生公交车纵火案的乌鲁木齐下令禁止了。严禁非法收购煤气罐和销毁火柴也只限于新疆。
三、本土化，即和境外恐怖组织没有直接联系。
尽管每逢发生恐怖袭击事件，政府总要声称是和境外恐怖组织相勾结，但随后就没了下文，没拿出什么真凭实据，可见只是官样文章，当不得真的。《国家安全蓝皮书》的措辞就比较谨慎，它只说部分恐怖袭击事件的背后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现在的中国既非闭关锁国，又赶上信息全球化，境内的人要获得境外的信息并不难，也很可能受到某种影响，但是这和与"境外敌对势力"，尤其是和"境外恐怖组织"有勾结不是一回事。
6月24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部题为《恐怖主义的网上推手－－"东伊运"恐怖音视频》的电视专题片。国信办称，这部电视片将境外"东伊运"组织指挥、在网上传播涉暴恐音视频、煽动境内恐怖活动的行径公之于世。不过，在当天出版的英文版《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承认"东伊运"和新疆暴恐团伙没有直接联系。
《环球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承认，由于新疆的恐怖团伙散布在新疆各地，被当局称为新疆恐怖活动策划者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即"东伊运"），实际上和松散地处于新疆各地的大多数暴力恐怖团伙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东伊运"对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环球时报》援引专家的话说，新疆的暴恐袭击者可能接触过一些宗教和种族极端主义的出版物，以及"东伊运"发布的一些视频，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同时也并非以上下级的关系运作。甚至连"东伊运"本身是否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以及存在于何处都大有疑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就说，虽然一般认为，"东伊运"在南亚，实际上东伊运居无定所，并不是一个成建制的组织。
四、非组织化，即没有成型的恐怖组织。
新疆恐怖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非组织化。非组织化是指恐怖分子并没有形成恐怖组织，而是单独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家庭、家族或朋友之类的关系。昆明火车站事件的作案者有七八个，但按照官媒报道可知，他们的作案带有某种随机性，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为了一块儿策动恐怖袭击而聚到一起的。你可以把他们叫做团伙，但不能说他们是恐怖组织。
前面提到的英文版《环球时报》文章也承认，新疆的大部分恐怖分子散布在各地，并非在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恐怖机构中运行，形态呈非结构化，也没有一个严密的从上到下的中央控制的机构。
五、大多数事件中，攻击者自己的现场死亡数量反倒超过被攻击者一方。
但凡恐怖袭击，除非是偶然失手，否则，攻击者一方的现场死亡数量总是大大地低于被攻击的一方（事后被打死被判死刑的不算）。通常，自杀式恐怖袭击是以一当十，一个人肉炸弹造成十人死亡，1：10。美国的911事件是1：168（19个恐怖分子造成3201人死亡）；车臣的黑寡妇虽是女性，杀伤力很大，平均是1：20。
然而，中国特色恐怖主义的现场死亡比例要低得多，除去昆明火车站事件大约1：7和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事件大约1：8以外，大多数事件中，攻击者自己的现场死亡数量反倒超过被攻击者一方。例如，2011年新疆和田7•18事件，攻击者当场被击毙14人，警察和民众死4人；2012年12月新疆皮山事件，暴恐分子当场被击毙7人（其中2名是女性），公安干警只死了1人；2013年10月天安门撞车事件，暴恐分子死3人，民众死2人；2013年年底喀什事件，暴恐分子当场被击毙8人，公安民警和民众零伤亡；今年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事件，暴恐分子被炸死2人，民众死1人；6月21日叶城事件，暴恐分子当场被击毙13人，只有3个民警轻伤，无民众伤亡；这次7•28莎车事件，官方称，暴徒被当场击毙59人，无辜民众37人死亡。
如此说来，新疆的恐怖分子，实在是天底下最笨拙最低能的恐怖分子。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真的都是恐怖分子吗？那些事件真的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恐怖袭击"吗？
六、作案者总是维族人。
我们注意到，在被中国政府认定为恐怖袭击的事件中，作案者总是维族人。或者说，只有维族人作案的暴力事件，才会被当局认定为恐怖袭击。
同样是袭击警察（包括城管），如果发生在汉区，如果当事者是汉人，例如杨佳袭警，民间称为大侠，当局虽然判处死刑，但也没有把杨佳定为暴恐分子，没有把杨佳的袭警行为定为恐怖袭击。
同样是发生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同样是针对一般平民的暴力攻击，甚至同样是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在汉区发生的多起枪杀案、屠童案、公交车纵火案，等等，哪怕这些事件给一般平民所造成的伤害和恐怖更大更严重（例如2013年6月7日，厦门发生一起公交车纵火案，造成47人死亡，死亡数量超过今年3月1日昆明火车站事件、5月22日乌鲁木齐文化宫早市事件和7月28日莎车事件），只要作案者是汉人或什么族的人而不是维族人，当局就没有把它们定性为恐怖袭击。
中央党校的靳薇教授最近撰文指出，发生在新疆的"暴恐事件"，有不少其实并不是蓄谋的，而是偶发的，是没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是个体因经济家庭或社会因素产生的暴力对抗和宣泄，其背景应该与内地因拆迁、征地、讨薪等日益频繁出现的对抗和暴力事件相似。
以上六大特色，是我根据中共官方文本归纳出来的。在这里，我不打算对这六大特色进行深入的道德评判，我只是把它们作为事实、作为现象罗列出来，而把价值判断交给读者。我相信，任何人，一旦他意识到中国特色的恐怖主义具有上述六大特色，他就不能不质疑：在中国，被当局定性为恐怖袭击的那些事件，究竟有多少真的是恐怖主义？为何在如此的高压态势下，还频繁发生这一类暴力事件？造成这些暴力流血事件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恐怖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国家恐怖主义？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7期    2014年8月8日—8月21日）

吴伟：鲍彤奉命组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四

Posted: 11 Aug 2014 11:26 AM PDT

图：左起吴国光、吴伟、鲍彤、陈小平、黄海 1987年于北京延庆玉屋山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四篇。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通过了赵紫阳报告中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意味着这场由邓小平提出、赵紫阳主导的政治改革得到了全党的授权。赵紫阳认为，他当选总书记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实施十三大通过的方案，推动中共已经实行了近40年的党国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
写入中共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公布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总的情况看，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国内外媒体，广大知识界精英都是热烈支持的，认为这个方案的实施，将有力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是也有知识界的一些人认为，方案与他们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另外，在几个月前极力主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党内左派则认为这个方案将"动摇党的领导"。
11月10日，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的中央政改办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政改办负责人鲍彤主持，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负责人和全体研究人员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鲍彤在会上介绍了赵紫阳对于下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他说，紫阳同志最近讲，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破题，下一步怎么展开，只有一点想法，还要与中央同志商量。鲍彤说，紫阳认为，有些问题要搞实施方案，有些就可以直接搞了。
鲍彤接着说，紫阳的倾向性看法有这么几点：
第一，党政分开已经着手进行了，要研究一下新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如何工作，要制定工作规则，党中央要从制度建设上带头。
第二，党政分开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实际上党内对这个问题思想并不一致，一致了才会搞好，不一致就有可能出问题。重点要放在企业，要理顺企业的制度。6号下午紫阳讲，他想亲自抓一下企业法。在两权分离、党政分开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实行厂长负责制，但要对厂长有所制约，到底制约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有制约不行。党委保证监督，厂长与工会、与党委、与国家和政府是什么关系？参股者与企业是什么关系？企业应该实行什么样的人事制度？等等。紫阳同志想亲自组织力量进行调研，拿出意见来，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三，是不是要考虑搞一个关于社会协商对话的若干规定。哪些问题应该协商，哪些方面在哪些层次上协商，包括新闻发布制度等等，要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建议。
第四，就是机构改革。现在国务院已经成立以李鹏同志为首的机构改革小组，人事部、行政学院、公务员制度的研究，都要开步走。（作者注：这些问题，十三大只确定了方向和基本原则，具体实施方案和时间还要由相关主管部门进一步研究和确定。）
第五，明年各省市换届。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也要进行研究。
鲍彤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现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中央和紫阳同志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在座的同志们有一部分将会留下来，参加中央将要正式成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机构的工作（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是负责为中共十三大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临时机构）。我希望，无论是回原单位的同志，还是留下的同志，都能够像过去一年我们搞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时那样，踏踏实实努力工作，为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内容，继续作出努力。
就在鲍彤讲这番话的时候，中共中央的一个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常设研究机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已经在筹备之中了。
早在十三大之前的7月底，研讨小组办公室在一份向中央研讨小组提出的"汇报提纲"中，就曾经说到，十三大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后，后续工作量将非常大，看来需要从总体上研究各项改革之间的配套关系，组织有关方面抓紧制定各项改革的实施方案。为此，是否需要提请中央设立专门的综合研究和实施协调机构，建议研讨小组考虑。
十三大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即从1987年11月至12月），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一共召开了四次会议，每次会议都讨论到了在中央设立政治体制改革专门机构的问题。在第一次常委会上，赵紫阳就提出，为落实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有必要在中央设立一个专门机构。第二次常委会决定撤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设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11月14日，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确认。在此后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了新设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工作任务、人员编制和负责人名单。
1987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内部文件，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以下简称中央政改研究室），明确研究室的职责是"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同时承担中央交办的有关问题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鲍彤在传达这个文件时说，这个机构的名字是研究室，无权"主管"政治体制改革；它的责任，是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就像国务院有一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一样，中共中央确实需要有一个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机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有一个研究和协调机构。
根据这个中央文件，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为中共中央正部级机构，主任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兼任副主任。研究室的局、副局、处、副处级研究员编制为20人。根据工作需要，原中央政改办临时借调的30几个研究人员中，大部分回到了原单位。其他未回到原单位而正式调入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有12人，他们是陈群林、孙方明、黄海、高山、顾云昌、王绍贤、吴伟、徐冲、周大力、沈荣华、张伟、白慧敏。陈小鲁仍然以借调方式留下工作；吴国光作为特约研究员仍参与政改研究室工作；不久又根据需要，调入李元（原中办调研室工作人员，十三报告起草组成员）、何家成（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某研究室副主任，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成员）、唐欣（原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石肖岩（原《中国政协报》副总編）。实有正式在编研究人员共为17人。研究室下设综合局、党的改革局、行政改革局、社会改革局、办公厅等五个局级单位，另设一个资料室。原贵州省委副秘书长陈群林任研究室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
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地点，暂定在原中央政改办的驻地，地安门西大街3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原定不久后迁入中南海，使用已经撤销的由邓力群任主任的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房子。但是，由于当时任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的宋平收留了书记处研究室的近半人马搞了个"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占了房子迟迟不肯让出，所以直到1989年6月被撤销时为止，中央政改研究室一直在中办招待所办公。
12月1日，鲍彤召开了中央政改研究室成立的筹备会议。参加会的有周杰、贺光辉两位副主任，和原中央政改办留下的10几位同事。鲍彤在会上说，近几天中央将下发文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正式成立。今天开会，我们酝酿一下机构设置、工作方式、课题安排等筹备工作。在我们这个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紫阳曾经出过三个题目，一是企业制度。随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企业内部应该设哪些机构，应该是个什么制度，结合企业法的制定，要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一下。紫阳抓了两个班子，一个是袁宝华（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等人，考虑企业法的修改；一个是吕东（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第十三届中顾委委员）等人研究国营企业的承包租赁；紫阳出的第二个题目是协商对话制度问题，要搞一个文件；第三个题目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排排队，分出轻重缓急，确定由哪些部门来做。还要研究一下，按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有哪些问题要提出来。
鲍彤又对几件应该尽快开展的工作进行了安排。他说，还有几件事要研究，一是袁宝华建议，在人民大学基础上成立行政学院，请几个同志研究一下；第二是中纪委改革的意见，一是内容；二是方式，都要研究。但要注意，内容限于十三大报告总体设想中的框子；第三，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这两个党委的工作改革问题。将来这两个党委要改为工委（"工作委员会"的简称，指十三大后改设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这两个"工委"，不是中央的领导机构，而是设在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党组织，与各省、市委平级。按十三大党章规定，这两个机构不经选举，而是由中央直接任命产生，所以称"工作委员会"），是中央的工作部门。请黄海（党的改革局副局长）找几个人议一下，提出意见；第四是中组部关于换届问题的意见。鲍彤还在会上转达了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的意见，他说，薄老认为，省市机构太多，人员太多，是不是改变一下。紫阳提出，请宋平找人研究一下，换届问题上可以做哪些改革。这个题目请顾云昌（行政改革局副局长）负责，看看我们能提出哪些意见。鲍彤说，他曾经和宋平讲过，换届时，省长、副省长、厅长、副厅长中是不是可以增加点非党员。一个是要有；二是不凑数。与其让民主党派人员做人大政协的领导，不如实际一点，当个厅局长。
鲍彤说，第五件事，明天上午书记处有一次会，研究工会、青年团代表大会的问题。据说工会有一个改革方案，步子迈的比较大。团中央也提出了改革意见，讲党群分开，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关系，与妇联、工会同党的关系不一样。怎么处理，要研究。
鲍彤最后说，近几次政治局常委开会，几乎每次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很紧迫。改革在中央已经提上日程，已经在不断的出台了。第一次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就研究了常委、政治局的工作规则。政治局开会后，发布了新闻。从这些情况看，我们的工作应该怎么展开？要争取主动。今天开会就是这个目的，大家要想一想，提出三个方面的工作清单；一是中央已经拟定了的，代表大会、政治局会、常委会定了的有哪几件事，要理清；二是中央已经提出了的，我们还没研究透的有哪几件事，比如国家公务员制度，从哪里开步走？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动态的实施过程中，有哪些工作已经开步走了，情况如何，多长时间能完成，实施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考虑、提出建议。现在我们研究室同志文章写了不少，还参加宣讲，那么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到底应该搞些什么？现在有哪些文章、观点对我们有启发，哪些讲的还不够、不透，哪些讲得不全面、不适当，这些都要注意一下。
12月8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举行第一次全体人员会议，鲍彤、周杰在会上讲了话。鲍彤布置了下一步工作的任务，提出各部门要研究一下明年工作，要列出个计划。
鲍彤提到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任务：第一，基层企业的党委与行政关系问题要研究，要搞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写入二中全会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第二，社会协商对话，紫阳很关心，最后要有一个向中央建议性的东西；第三个是各省市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原则上在各省市党委领导下组织运行，上边不授意。遇到省市决定干的事，有什么把握不定的问题来找我们，我们也要尽力提供帮助。因此要有意识的与下面建立一些联系，跑一些地方搞调查研究，第四，紫阳说，新闻改革第一要搞，第二不要出什么问题。可否找三大报（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社、新闻出版署座谈一下，可以搞哪些改革，注意哪些原则，需要中央、国务院提供哪些支持。这个座谈由中央宣传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负责，鲍彤是其成员）秘书组组织，我们（指中央政改研究室）可以参与一下。
鲍彤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出台，四面八方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我们要掌握，一是报纸上的文章；二是收集一下下面群众对政治改革的议论。要掌握宣传工作的动态，和群众较为模糊不清的问题。将来要有两个刊物，一是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二是互相通报情况的。
鲍彤这里说的两个刊物，是指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后决定编发的两个内部刊物，一个是对上的，叫做《政改要报》，发送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全体成员，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主要负责人；另一个，是对下的，叫做《政改通讯》，发送至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治体制改革相关机构作为工作参考。这两个刊物，由综合局负责编发。
由鲍彤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就这样开张了。在由此至1989年5月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它作为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参谋部，为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破题和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起步，做了多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在推进中国向现代民主政治政治转型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足迹。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吴伟：十三大后赵紫阳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三

Posted: 11 Aug 2014 10:44 AM PDT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三篇。


1987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共历史上以改革开放的大会而著称。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做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提出了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必须坚持的基本路线，透彻地阐明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特别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可能，向全党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报告的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等，所以后来被誉为中共历史上"最好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赵紫阳亲自主持下，由鲍彤作为起草组负责人组织起草的。
在这次大会和随后举行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也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此后不久，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
"常委政治秘书"是中央高层新设立的一个职务。5年前十二大时邓力群曾向中央提出建议，说他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必要设立政治秘书这样一个职务，他向中央毛遂自荐，认为自己是担任这一职务的合适人选。但是，邓小平、胡耀邦都没有同意。中共十三大之后，中央常委决定正式设立这一职务，赵紫阳不避嫌，提名自己的秘书，对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十三大报告起草作出重大贡献的鲍彤担任，表明赵紫阳在十三大后将把工作重心转向政治体制改革。鲍彤担任此职后，将有权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任何层次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十三大上，最有戏剧性的一幕，莫过于中央委员会实行差额选举，差掉了原来被邓小平内定担任政治局委员的邓力群。
实行差额选举，是十三大最引人瞩目的一项改革。由于是初次在全国党代会上采用，差额的比例很小，要在185名候选人中选出175名中央委员，差额比例只有5%多一点。前几个月，赵紫阳为了让邓力群不再主管意识形态，不得已做出妥协，同意邓力群在十三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是，邓力群左的形象在党内极不得人心。一旦党代会的代表们在选举中有机会自由表达自己意志的时候，邓力群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被淘汰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从而也就失去了当选政治局委员的资格。
内定当政治局委员，甚至有人希望他当总书记的邓力群，竟然在差额比例很小的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这在高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应该尊重选举结果。就这样，邓力群失去了进政治局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是赵紫阳出面向十三大会议主席团建议，把邓力群改作顾问委员会候选人，以使他能当上中顾委常委。岂知在11月2日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常委的差额选举中，邓力群再度落选，最后只得担任了中顾委委员。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主持了会议。会议除了选举以赵紫阳为总书记、邓小平为军委主席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以外，还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邓小平仍然是党的最终决策人。
这个决议通过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一中全会党的领导机构选举结束后，由赵紫阳致辞。在讲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赵紫阳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虽然退下来了，但是他们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今后，"重大问题仍然要请小平同志掌舵"，全场鼓掌。赵紫阳说：好，鼓掌就是大家赞成，就是全会的决议。大家又鼓掌。赵紫阳讲这番话和大家两次鼓掌，都出于对邓小平的尊敬。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有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中顾委、中纪委成员全体列席，邓小平和几位退下来的老人也出席了。会议是以全体鼓掌形式通过了这项决议，因而决议是正式、合法、有效的。但是，这个决议会后并没有被公布。
赵紫阳为什么在他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主持中央全会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在事情过去10几年以后，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1987年3月，邓小平在同赵紫阳的一次谈话中 ，谈到十三大几位老同志的退休问题时说，他的意见是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半退。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对此，陈、李一直没有表态。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赵紫阳就此问题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最好只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了中央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赵紫阳回忆说："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32－234页）
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赵紫阳那篇关于邓小平地位的讲话，是鲍彤为他起草的。在全会开会的前一天，1987年11 月1 日，赵紫阳找到鲍彤说，小平同志退下来了，一中全会上应该有所表示。为了表达对小平的尊重和感谢，不宜即兴措辞，需要有个底稿，届时基本上采取宣读形式，以示郑重。鲍彤就为赵起草了这篇讲话。"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一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是邓小平、薄一波等人的安排。"紫阳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奉命而为。"
1987年11月2日下午，在十三大新闻发言人举行的酒会上，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会见了采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赵紫阳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全文见198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在有外国记者问到"十三大的结束意味着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束"时，赵紫阳说："国外一些朋友总认为中国有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并以两派势力的消长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依据。我要说，持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对此，赵紫阳解释说，"一个领导集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步骤问题上，具体政策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谁也不能说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舆论一律'吗？为什么又把我们意见有一点不一致当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认为在领导集体中，甚至在我们５个人当中，如果有点不同意见，反而可能成为我们今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不出大错误的重要保证。"
有香港记者问赵紫阳，你曾说你更适合当总理，现在你当了党的总书记，有什么感想？赵紫阳回答："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是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总书记的工作做好。没有绝对的自由嘛！"
该香港记者又问到，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决定重大事情你是否会和他商量？赵紫阳明确回答："我会这样做的。我会向他请教。我非常尊重小平同志。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联邦德国的一位记者问：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赵紫阳明确地说："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987年11月24日，已经在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向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和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代总理的建议》，建议说："我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请接受我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我建议，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以前，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赵紫阳的请求和建议，决定，由李鹏任国务院代总理。
12月1日，赵紫阳卸任总理职务前，最后一次主持了国务院全体会议，与李鹏交接班。在这篇交班讲话中，赵紫阳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他说，我认为国务院的工作尽管千头万绪，关键是一条：以改革来统揽全局，推动各方面的建设和工作。我们国家不改革过得去过不去呢？肯定过不去。以前我们常讲，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速度问题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赵紫阳强调，没有紧迫感，不真正下决心抓好，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落后，即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能保持一定的速度，同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越来越小，而且会更加扩大。几十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恐怕连现在的地位也保持不住，那就有可能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开除'球籍'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在这里。
关于改革可能面临的复杂局面，赵紫阳说，我们的改革不是盲目的，我们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模式是什么也是明确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怎么进行，大的方针、政策也都有了。但是，改革确实面临着非常复杂而又困难的情况。现在是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如何较为平稳地到达彼岸，过渡到以新体制为主，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最大难题。需要集中精力探索、寻找风险较小的过渡形式，需要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改革不可能没有困难。经验证明，每当我们考虑改革要前进一步、深入一步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情况，各种各样的顾虑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细心体察情况，根据各方面的实际承受能力，制订改革实施方案，不能操切从事，鲁莽轻率；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
赵紫阳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些已决定的改革措施即将出台时，或者在执行中发现情况发生变化，遇到意料以外的困难，原来的方案难以执行，在这种情势下，应当根据新的情况，坚持改革的总方向，从实际出发，调整原来的方案和部署，某一些改革措施可以放缓，而某一些改革措施则要加快。有时甚至要采取一些迂回的办法，以便创造条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务必不要使改革停顿下来。
赵紫阳特别强调，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遇难而进，不能停顿，停顿就会导致后退，退到老路上去。总之，在改革的措施、步骤上，必须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必须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希望国务院各部委的同志都能够统一思想。企业制度的改革，物资、投资、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以至机构的改革，我希望都能本着这样一种既要审时度势又要遇难而进的精神，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
这篇讲话，可以说是离任总理赵紫阳对新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赠言。其中包含着他对近一两年来改革当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群众的一些议论所进行的一些反思，也可以看出他对李鹏主持国务院之后，能否坚持进一步深化改革，有一些担心和忧虑。鲍彤后来回忆说，"赵紫阳的这个讲话，不是我们帮他起草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思考。"
由赵紫阳主持，以胡启立、薄一波、田纪云、彭冲为成员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其任务就是向十二届七中全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十三大之后，研讨小组的使命就结束了，设在其下面的办公室自然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87年11月7日，是个晴朗的日子。下午，中央政改办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负责人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紫光阁，在这里等候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接见。同时来到紫光阁的还有鲍彤领导的另一个文件起草班子——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全体成员。下午3时许，赵紫阳来到紫光阁，他先是同鲍彤等几位负责人握手，然后又举手向大家打招呼，说，好嘛，大多数同志都见过嘛。接着，他坐下来，分别与中央政改办、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人员合影。赵紫阳离开后，鲍彤领导的这两个工作班子的全体人员又在一起合影留念。
11月9日晚，赵紫阳委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代表他，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中央政改办的全体人员。温家宝在餐前代表中央宣布，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已经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历史性任务。作为研讨小组的办公室，大家也很好地完成了为研讨小组服务的任务。他代表中央，代表紫阳同志，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和大家一起举杯，为党的十三大顺利召开干杯。
11月10日，中央政改办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等负责人全部到会。鲍彤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作为研讨小组办公室，我们的任务是为研讨小组服务。在研讨小组领导下，我们工作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为研讨小组准备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所有的同志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当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能为此做一点工作很光荣。你们30几个人来自20几个单位。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随着研讨小组任务的完成，办公室工作也要结束了。昨天紫阳委托温家宝同志给大家以鼓励，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大家也都有所提高。我们这个集体是很好的集体，工作结束了，我代表周杰、光辉、家其同志向大家表示感谢。
这个由鲍彤领导的被称为"中央政改办"的机构，从1986年10月初成立，到1987年11月的十三大后结束，前后只存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政改办顶住了党内左的影响和势力的干扰，和反自由化运动带来的巨大困难和压力，很好的完成了研讨小组交给的任务。虽然它只是个临时机构，且只存在了一年的时间，但它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良好的风气、开放而又敢于冒政治风险的工作态度，受到了党内许多了解内情的人的赞赏。它在中共历史上，在中国政治改革史上，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史上，都留下了鲜明的政治印记。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林忌：假新闻的中港融合

Posted: 11 Aug 2014 10:39 AM PDT

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
8月9日香港电台发布了一单令人震惊的国际新闻，题目为「马媒引述美情报机构：客机或被乌政府击落」，内文说「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得出结论，认为马航MH17是被空对空导弹击落…是被乌克兰政府击落」；这新闻实在非常「爆炸性」，因为美国情报部门达成如此惊人的结论，竟不见于任何美国或英文的传媒，却先被「马媒引述」再成为香港电台的新闻，究竟为甚么？

真相就是，香港电台表面自称是引述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的报导，实际上却是抄中共的《环球时报》，把原文搬字过纸，当成是自己从马来西亚的报纸翻译成为中文。「美国情报部门得出结论」这十字，就是从环时原字抄录，香港电台甚至从环时所写的「美情报人士认定」标题，改为「马媒引述美情报机构」，以讹传讹不断「作大」，而事实上马来西亚那篇报导，所写的只有「一些美国情报来源」，而引述的作者是「一位美联社记者」 Robert Perry。

而这位 Robert Perry 实际上早已于1987年，即27年前，已经离开了美联社，近年更被评长期亲俄国，宣扬俄国的观点；更甚者，此作者的原文只提及「一些美国的情报分析员」，既没有列出来源，当中更荒谬到犯上一些基本的错误──例如宣称MH17上有「子弹痕迹」，因此相信是乌克兰的战机及「空对空导弹」所造成云云。实际上，俄制的山毛榉「地对空导弹」会在目标的近处爆炸，再令碎片击中目标的机身，这早在事发后被一众军事评论谈及。10日，马来西亚的国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回覆记者提问否认「空对空导弹」击落的说法，等同否定了上述报导的可能性。

香港电台的新闻犯了两个严重错误，第一是抄新闻，把环时报导搬字过纸当作自己的；第二是假扮引述马来西亚的报导，实际上却来自环时，因此犯上和环时一模一样的荒谬错误。这次事件证明了一点，香港、台湾以至海外的华文传媒，一直被中共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长期渗透，简单至抄文以及懒惰的恶习，已经成功帮中共把政府的洗脑宣传机器，把维稳工程由中国大陆成功扩展到全世界；透过这些假外电报导，篡改当中关键的字眼，甚至引述一些表面上是外媒，实际上是「假外媒」如中共在日本的《日本新闻网》，以及中共在法国的《欧洲时报》，令华文传媒的公信力，集体沦落到和中共的传媒一样，假新闻处处，不断帮中共洗脑。

这说明了为何由中国大陆到海外，都有这么多反日反美反欧等所谓「爱国人士」，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和北韩那些绝对资讯封锁者，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本质是一样的。情况就有如中国奶粉不可靠，以为买的是洋奶粉，实际上却仍然是中国生产或渗了毒的。想走出这个困局，实在难上加难。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于方强：我眼中的常伯阳律师

Posted: 11 Aug 2014 09:48 AM PDT

常伯阳
"我们之所以成为法律的奴隶，就是为了能够保有自由"
——我眼中的常伯阳律师
于方强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今天是常伯阳律师被带走的第74天。

"被带走"这个词有着无限的含义。被"谁"带走，以什么"名义"带走，怎么"带"的，怎么"走"的，什么时候"回来"，在当下的中国，似乎并不需要解释。因为看起来，解释是那么的无厘头。就比如说，在为他人担任辩护律师的过程中被二里岗派出所约15名警察传唤，时间是晚上9点，传唤的同时还抄了家，罪名逐次变更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还有，"走"了74天，没一个律师可以见到他。这一切，都已经不能用法律来解释。或许，我想，"被带走"三个字正是对常律师最恰当、也是最意味深长的注解，无须任何补充。

是否，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语言最简洁但寓意最丰富的时代？

常律师没有跟我谈过这一点。从2007年开始，我们就不断地见面。在办公室里，在餐桌上，在会议中，在旅店里，在法庭，也在旅游途中。但是我们从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谈的比较多的是，法制，公平，正义，艾滋病人被河南新蔡县政府控告"敲诈勒索"是多么可笑，西安市政府突然更改报名政策导致上百名考生丧失高考资格是多么不讲诚信，云南小学生卖淫案暗含了多少迷雾。但其实，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讨论宽容。

在我眼中，常律师无疑是最宽容的一位律师。宽容到让你不相信这是一位律师。在人多的时候，他愿意做一名倾听者，在人少的时候，他主动承担主持的责任，在没有人的时候，他组织活动，让大家聚拢在他身边。他出现在各种与法制、公平、正义相关的场合，但他从来不吆三喝四、高声喧哗，更不酗酒成性，各色英雄人物的风流韵事在他身上也一个都寻不着。直到如今，想来已经一两年没见到的常伯阳律师，还是一副黑框眼睛，一顶帆布帽，一身运动休闲装，一口河南话娓娓道来、劝你"莫生气"的样子。

你说团队不好带，他说成长总是要有一个过程，你说这个人的观点太可笑了，他说不用搭理他，你说学法律的前途渺茫，他说前路莫愁无知己，你说这人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说大家都是在做好事他肯定有自己的原因！也只有他这样的性格，才会一再担任所谓"群体性事件"、"敏感事件"、"政治事件"的代理律师而不心理失衡、终日抱怨，也只有他这样的性格，才能一再在这些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我们都特别惊讶，这些普遍被认为是棘手的案件，为什么在他手上都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结果？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他长于引人向善。

在这个时代，对一帮流氓讲道理已经不是本事了。因为这些常识大家都懂，而流氓已经进阶到要求你接受他谬论的地步。但常律师却能做到，让一部分流氓先讲起人性来。这不是一般的能力。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一起有公权力介入的法律援助案件中，他知道法庭上很难突破，于是就直接找到办案人员，还叫上办案人员的友人，以请客吃饭的形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逼得办案人员把枪口抬高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就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定点盯梢常律师的警察曾就亲属足浴时被烫伤的事找常律师做法律咨询。

我想，这应该是公益律师与制度之恶共处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带走"，体制的蛮横可见一斑。在2008年北京西客站附近的旅店里，我们凌晨三点结束夜谈的时候，常律师还是认为：不管它怎样坏，只要能遵守法律就行。一个社会，怎么能不遵守法律呢？虽然已经关灯，我仍能想象得出常律师当时的表情：真诚、热情，眼睛里闪烁着天真的光芒。

和季卫东老师80年代的观点一样，我们都认为法律是超越政治的，也应该是超越政治的。只要大家都遵守法律，愿意接受规则束缚，政治制度如何，都不至于太差。或者说，与人民无关，因为那已经成为政治家的事。但近十年来的发展，我们都已经看到，法治长了政治毒瘤，面目全非，而常律师毫无疑问是刚刚被吞噬掉的健康细胞。

据我对常律师的了解，没有污点，也没有过敌人，实在很难办成大案，硬性处理，终将成为法律共同体内的笑话。如果下达命令的人指望借本案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无疑会得不偿失。不过，我担忧的是，"回来后"的常律师会是怎样。

很多人不知道，常律师曾经办过工厂，大概是90年代初的时候。赔了。原因很简单，他遵纪守法，同情工人。他不止一次地提醒我：方强，做公益不容易，同事的工资不能太低啊。我通常是尴尬地笑笑。他又会自言自语地说，哎，在中国做事情太难了，全部按照法律来做事，企业根本经营不下去！后来，他去企业，当职业经理人，又觉得老板太苛刻，自己上下为难。这一段时间相当苦恼，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当律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远离了庖厨，看不到案板上的工人。

这一做，就是十多年，迄今为止未曾改变，也多次成功抵御了周边亲友经商的诱惑。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常律师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法律人。通常来讲，律师的朋友圈子比较杂，而从业时间较长的律师，朋友多为老板、官员、银行家。常律师却是从工作到休闲，都在和法律人交往。我在郑州时，就多次参加常律师的私人饭局。通常是三、四个人，聊些和金钱无关的话题。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想发财就不要做律师。意思是，法律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是与金钱无关的。"想发财就去做生意"。

在这种信念下，常律师在2004年创办了伯阳法律援助网。这在公益理念落后的河南，是不可想象的。后来我还试图为此申请一个法律援助的公益项目，可惜被叫停，河南公益土壤之坏，可见一斑。那时，他已经获得了很多官方荣誉："河南省慈善爱心使者"、"河南省未成年保护突出贡献律师"、"河南省农民工权益保护突出贡献律师"、"河南省十佳法律援助律师"。离政府人造典型仅一步之遥。

可以说，常律师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主动进入到律师这个行业的，也是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继续选择留在律师行业的。我实在不知道，常律师回来后，会有多痛苦。尽管他不可能遭到什么严重的刑事处分，但制度之恶禁止他继续从事律师职业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也许他会像往常一样，乐观地接受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不敢奢望。他毕竟是被迫离开了自己视为信仰的一个职业，换作谁都无法接受。只不过，作为朋友，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一个愤怒的常伯阳律师。就我而言，我更希望看到常律师那张温和、坚定、耐心的面孔。我常常会想象他用河南话朗诵这句话的样子：

"我们之所以成为法律的奴隶，就是为了能够保有自由"。

这是常律师最喜欢的法律名言。

最后，还有，妞妞，常伯阳的女儿。马上就要开学了，爸爸很有可能还是在郑州第三看守所。你不要难过，你一定要继续坚强下去，做一个正直的人。我要告诉你，你爸爸常常对我提到你，你是你爸爸的骄傲。他非常爱你。你在过去74天里的表现，也证明了你值得他这么爱你。让我们等他回来——他一定会回来的。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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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13, 2014, 6:32:28 AM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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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雄心未竟，希拉里做国务卿那些年（附和奥巴马谈美国外交政策）

Posted: 13 Aug 2014 01:06 AM PDT

MARK LANDLER, AMY CHOZICK 2014年08月13日
希拉里2012年在赞比亚卢萨卡穆隆古希国际会议中心欣赏
Pool photo by Susan Walsh
希拉里2012年在赞比亚卢萨卡穆隆古希国际会议中心欣赏"非洲妇女创业计划"成员为她献上的歌曲时鼓掌。
华盛顿——对于习惯了难对付得多的提问的人来说，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担任国务卿期间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然而，不久前在曼哈顿出席女性论坛时，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友好的观众面前，有那么一阵似乎不知所措。
在奥巴马首个总统任期的几乎每项外交政策上，克林顿都扮演了积极角色，在政府内部倡导大体鹰派的观点，同时利用自身的明星效应，努力恢复美国在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任内遭受打击的全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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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Margot/Associated Press
    "我真的是把自己这个国务卿的角色，实际上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总体上的领导角色，看成是接力赛。我的意思是，尽力跑出最好的水平，然后交出接力棒，"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说。
  • 查看大图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左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內塔尼亚胡（左一），美国中东特使乔治·米切尔（右一）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于2010年9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会见，进行中东和平问题第二轮直接谈判。
    Khaled El Fiqi/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左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內塔尼亚胡（左一），美国中东特使乔治·米切尔（右一）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于2010年9月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会见，进行中东和平问题第二轮直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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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ndan Smialowsk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希拉里2012年在柬埔寨。奥巴马政府的大部分外交政策仍然留有她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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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l photo by Feng Li
    希拉里2012年9月在北京与时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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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l photo by Mikhail Metzel
    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参加2012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APEC峰会。
  • 查看大图美国总统奥巴马（右）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左）2012年9月在奥巴马于白宫玫瑰园宣读了一份回应美国利比亚总领事馆遇袭事件的声明后一起离开。
    Alex Wong/Getty Images
    美国总统奥巴马（右）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左）2012年9月在奥巴马于白宫玫瑰园宣读了一份回应美国利比亚总领事馆遇袭事件的声明后一起离开。


不过，克林顿给出答案时的犹豫不决表明，在可能投身2016年大选之前，当她回忆起自己在奥巴马内阁的政治记录时，或许会面临一个问题：她曾殚精竭虑推动的许多事情，要么尚未成功，要么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出了岔子。
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叙利亚的残酷内战，再到中东和平进程最近的僵局，动荡的世界让奥巴马受挫的同时，如今也让克林顿难以描绘出一个确凿的外交成就。
"我真的是把自己这个国务卿的角色，实际上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总体上的领导角色，看成是接力赛，"克林顿最后在世界女性大会(Women in the World)上说。她承诺，会在自己正在撰写并6月出版的回忆录中给出实例。"我的意思是，尽力跑出最好的水平，然后交出接力棒。"
在猜测克林顿未来的这一年里，用接力打比方已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这种比喻暗示，她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但结果并不在她的掌控之中。这样，在讨论或许会成为总统竞选关键资质的国务卿工作时，她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克林顿希望从奥巴马外交政策成功的部分中分一杯羹，比如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的施压攻势。这一攻势由她协助策划，并已将伊朗拉到了谈判桌前。另一方面，她巧妙地与没有成效的事情保持距离，比如奥巴马"重启"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最近，她把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吞并克里米亚之举比作希特勒在上世纪30年代的所作所为，并且在Twitter上张贴了自己与Pussy Riot成员的合影，而这一抗议团体是普京的眼中钉。
不过，某种程度上，如今让奥巴马焦头烂额的一连串外交危机或许可以为克林顿所用。批评人士指责，奥巴马总统背弃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在回忆录以及任何可能的竞选活动中，她可以将自己塑造为就战争与和平展开的激辩中，己方团队里最强硬的声音，从而与奥巴马保持距离。
克林顿一直谨慎地避免公开批评奥巴马；白宫幕僚也表示，总统仍会给她打电话寻求建议。而且，奥巴马政府的许多外交政策仍然带有她的印记，比如针对伊朗的制裁。此外，她率先倡导对中国采取对抗色彩较强的立场，并且得到了奥巴马的欣然采纳。
然而，在近期的采访中，根据二十多名现任与前任的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外交官、友人及外界分析人士的描绘，克林顿主张的行动，几乎总是奥巴马的国家安全团队眼中最为激进的选择，而且并不限于得到诸多报道的那些例子上，比如围绕着美国应向阿富汗增兵多少的辩论，以及北约对利比亚的空袭。
在华盛顿，克林顿的支持者日渐增多，他们已经开始放眼下一届政府了。这些支持者快速指出了她比白宫立场更鹰派的其他例子：主张向叙利亚反对派输送武器、主张战后在伊拉克保留更多的军队，以及谴责俄罗斯的2011年议会选举结果。
对俄罗斯选举的批评导致普京指责她挑起动荡，也引得奥巴马的一些高级幕僚不快。"白宫有些人觉得她越权了，"前驻俄大使迈克尔·A·麦克福尔(Michael A. McFaul)说。他本人支持克林顿的观点。
与此同时，由于天生的谨慎，向原来的老对手、现在的老板表忠诚的决心，以及在国务卿工作中经历的成长痛苦，克林顿的直觉受到了抑制。尽管如此，剖析她的记录，能够得到一些有趣的线索，预示如果她当总统或许会推行哪种对外政策。曾与她共事的人称，"不受约束的希拉里"在本能上将不会像奥巴马那样不愿在外国冲突中出兵。
"倒不是说她会很快动用武力，而是她的本能更多地由硬实力运用来决定的，"前白宫幕僚丹尼斯·B·罗斯(Dennis B. Ross)说。他曾在美国与伊朗开启有关核计划的直接秘密谈判一事中起到幕后作用。
利昂·E·帕内塔(Leon E. Panetta)在担任国防部长与中情局局长期间与克林顿形成了密切关系。他表示，克林顿坚定支持中情局在巴基斯坦采取的行动——意即无人机空袭——并且在奥巴马下令杀死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突袭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顾问作用。
"总统做出了一些艰难的决定，"帕内塔说。"不过他的记录好坏参半。问题是，确立美国在21世纪地位的总统尚未出现。"
"希望他将来会去这么做，而她肯定会，"帕内塔说。
中东和平进程
在2008年民主党初选的恶斗中，克林顿的鹰派倾向已然确立。当时，她批评对手奥巴马幼稚，连前提条件都不提就去与美国的敌人对话。这一批评流传甚广。不过，当奥巴马说服她加入"对手内阁"后，她把观点埋在心中，努力证明自己的忠诚——这些都增加了她宣传自身政治记录的难度。
中东和平进程就是一个佐证。从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到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历届国务卿都曾尝试在此留下印记。"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白宫幕僚长丹尼斯·R·麦克多诺(Denis R. McDonough)说。"对国务卿来说，这总是被看成必修课。"
克林顿从白宫接到的行动命令是，要求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以此作为引诱巴勒斯坦谈判的手段。她非常积极地照
做了，甚至超越了奥巴马幕僚的预期。这些幕僚构思了这一策略，但克林顿私下里有所保留，后来证明这种保留不是平白无故的。
"我们没能足够清楚地表明，这不是前提条件，而是为了创造出能使谈判成功的良好氛围的一种努力，"曾担任中东问题特使的乔治·J·米切尔(George J. Mitchell)说。未能打破僵局后，他于2011年去职。
向伊朗不断施压
克林顿在伊朗问题的处理上要更成功一些。与中东问题一样，她对奥巴马的初始策略——主动接触伊朗领导人——能否奏效心存疑虑。因此，当奥巴马转向制裁的时候，她迫切地向自己口中的"军事独裁体制"不断施压。
前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 (Tom Donilon)表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胜算很低，因为需要向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施压，迫使它们同意采取"会付出真实代价"的行动，而伊朗是这些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
克林顿用温和的方式传递了她的严厉讯息。2010年6月，在联合国投票决定是否对伊朗实施新的严厉制裁的前一天，克林顿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张业遂见了面，地点是秘鲁利马的一家酒店的酒吧。两人当时均在利马出席会议。
他们一边喝着当地的皮斯科酸酒——一种浓烈的鸡尾酒——一边逐行审阅了安理会决议的一项附件。与此同时，克林顿试图劝服北京撤出中资银行和国企对伊朗的投资。
克林顿经常提醒人们，制裁措施严重削弱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和货币，为相对温和的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当选总统、伊朗恢复外交兴趣创造了条件。
2009年，在给伊朗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一封信中，奥巴马首次提出了直接谈判的建议。克林顿指派她当时的特别顾问罗斯，研究能否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阿曼苏丹国获取接近伊朗人的秘密渠道。
2011年1月，在对波斯湾地区的访问中，克林顿到访了阿曼。此行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前夕，而她发表了一番演讲，警告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对社会进行改革，他们可能会"在沙漠里越陷越深"。而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是，她还与阿曼苏丹见了面，在会谈中，后者主动提出促成美伊之间的会面。
在与德黑兰的代表团举行了几次探索性的会议之后，克林顿派出两个高级副官——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和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到阿曼参与更彻底的谈判。此举为目前正在维也纳举行的核谈判打开了大门。对她的同僚来说，印象最深的则是她毫不动摇的信念，即伊朗只有在胁迫下才可能达成协议。
"她很怀疑这会产生什么效果，至少短期不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她是对的，因为的确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到了那一步，"副国务卿伯恩斯说。
与中国的新对话
在对华方面，克林顿为更具对抗性的姿态奠定了基调，但刚开始的时候，她并没有这么做。首次作为国务卿出访北京时，她出师不利：她暗示，美国不会像过去那样，在人权问题上进行那么多的说教。
然而到了2010年，她的言论听起来则更像来自1995年在国际舞台上初试牛刀的那个女子。当时，她在北京召开的一个联合国会议上发表了一番关于女性权益的大胆演讲。待到在越南参加峰会时，克林顿又把美国推入了中国与其邻国的南海领土争议的漩涡中。
中国政府被她的介入激怒了，然而，她的上述举动为两国关系设定了新的基调。由于坚持要求中国遵守国际准则，并且强化了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联盟，克林顿让华盛顿偏离了前几任总统青睐的中国中心模式。
负责东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Campbell)说，"克林顿国务卿有力地推动了与中国进行21世纪的对话，抵制了中国时而尝试的19世纪式的秘密外交。"
当国务院提出向澳大利亚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以突显美国对东南亚的重视时，五角大楼欣然接受了这一构想。帕内塔表示，因为"它符合我们当时正在开发的新国防战略"。
克林顿成为了美国总统"亚洲再平衡"战略最明显、最活跃的倡导者——以至于她的顾问一度向多尼隆抱怨，克林顿没有因此获得足够的认可。奥巴马4月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这是克林顿长期影响力的一个证明。
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金·比兹利(Kim Beazley)认为，克林顿的功劳在于，逆转了从尼克松政府开始的对环太平洋地区放任自流的态度。"她简直完美无暇，"他说。
标准不一
克林顿的幕僚正在宣传她的政治遗产，而他们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证明她国务卿任期内最广为人知的工作——对妇女和女童权益的重视——不是四平八稳或软弱的议题，而是加强国家安全的宏观战略的组成部分。他们说，克林顿可能是唯一一个同时被批评太强硬和太软弱的外交官。
曾任副国务卿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副董事长托马斯·R·奈兹(Thomas R. Nides)说，"你不能两者兼得。不能说她做的事都是软实力范畴，妇女、女童、医院和剪彩，同时又坚称，她只关心无人机、导弹、开战。"
克林顿的支持者认为，由于她的名望和潜在的政治前景，人们对她的评判标准与其他国务卿存在差异。他们称，这个职位的成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是靠一场场明确的胜利结果来确立的，而是靠过程中的顽强决心。
她的盟友表示，克林顿对21世纪外交的愿景，反映了一个参与度更高的美国。问题是，对于在12年的战争之后已厌倦了在海外冒险的美国，这个愿景是否具备吸引力？不过，除了克林顿，自由派的批评人士可能也别无选择。
前CIA分析师保罗·R·皮勒(Paul R. Pillar)目前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担任教职。他说，"尽管民主党内将有很多人对她的强硬立场感到不安，他们也只能问自己，'还有其他选择吗？'"皮勒本人支持奥巴马的观点，即美国应在海外扮演较为谨慎的角色。
奥巴马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麦克多诺公开宣称，自己非常仰慕克林顿。不过，在有关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的内部讨论中，他却站在了另一边。就像他的老板一样，麦克多诺对美国使用武力的态度十分谨慎。他说，无论发生多么令人痛苦的冲突，"在把国家实力投射到哪里的问题上，你必须保持克制。"
麦克多诺称，"在目前的时代，国家在资源和时间方面已经不会再给总统留有大量余地。再过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总统才会重新拥有布什总统曾经享有的那种空间。"
Mark Landler自华盛顿、Amy Chozick自纽约报道。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4月17日。
翻译：黄铮、王湛


【附录】

和奥巴马谈美国外交政策

托马斯·弗里德曼 2014年08月12日
这些日子，奥巴马总统的白发肯定更多了，而且毫无疑问，这些白发中至少一半是因为要在一个混乱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努力管理外交政策才变白的。（茶党造成了另一半。）周五傍晚，我有幸在白宫地图室里，与他一起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纵览全球局势。我发现，奥巴马总统显然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源自过去六年里的许多教训。对于其外交政策的所有批评者，他也能给出有力的答案。
奥巴马明确表示，他会让美国更深地介入中东等地的事务，但程度仅限于促使那里的不同族群，同意建立一种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的包容性的政治秩序。美国不会为伊拉克什叶派，或其他任何派别扮演空军的角色。他告诫称，尽管受到了西方的制裁，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入侵"乌克兰，而如果他真要入侵，"在我剩下的任期里，尝试找到一个途径，与俄罗斯恢复一种尚可运转的合作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奥巴马称，在利比亚实施干预，防止大屠杀的发生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在利比亚当地安排充足的后续措施，引导利比亚向更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变，或许是他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遗憾。
  • 托马斯·L·弗里德曼
    Josh Haner/The New York Times
    托马斯·L·弗里德曼
  • 查看大图
    Matt Dorfman
    奥巴马若有所思地说道，总而言之，美国面对的最大威胁，也是唯一真正能削弱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的情况都不错，从新能源到创新，再到经济发展。但是他说，除非美国的两党也能做到我们对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以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所提出的要求——摒弃胜败之争，开始通力合作——否则我们永远都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潜力。
    "我们的政治有些运转不良，"奥巴马说，我们应该用中东可怕的分裂局面来"提醒自己：如果各政治派系采取极端的立场，社会就将无法正常运转。一个国家越多元化，就越不可能去采取极端激进的立场。"
    奥巴马指责，共和党极右势力的崛起让很多本可能达成的妥协泡了汤，不过他也承认，选区重新划分之争、新闻媒体的两极分化，以及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钱运作——我们如今这个政治体制的真髓——正在削弱我们一起面对巨大挑战的能力，而这种影响远甚于任何外敌。"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政界人士由于支持了最出位的极端立场，从而获得了回报，"他说，"这迟早会让我们尝到苦果。"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如他自己所写，"亲历了"二战后秩序的创建，那么奥巴马是否觉得自己在亲历它的"分崩离析"呢？
    "首先，我认为整个世界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不少地方喜讯频传。"比如亚洲，他说，像印尼这样的国家，还有智利等很多拉美国家，都是这样。"但我的确认为，"他说，"在中东和北非部分地区，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秩序开始松动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早就为世俗派的叙利亚反政府团体提供装备，或者在伊拉克驻留一些美军，状况会不会更好呢？奥巴马回答，假如人口

    占优的什叶派的没有"挥霍"与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分享权力的机会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在伊拉克驻留美军。"如果什叶派多数抓住机会，以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主动接触逊尼派和库尔德人，[而不是]通过清除复兴党之类的立法的话"，那里就不需要驻留外界部队。奥巴马认为，若是他们自己都没有这么做的意愿，我们的军队迟早会陷入夹缝之中。
    奥巴马表示，"至于叙利亚"，为反对派提供武器就会产生效果的想法"是一种幻想。有人认为，我们可以为基本上由曾经的医生、农民和药剂师等人组成的反对派提供一些轻武器，或者什么更加精密的武器，这样他们就将不仅足以对付装备精良的政府，而且还是一个有俄罗斯、伊朗及久经沙场的真主党(Hezbollah)支持的装备精良的政府——这样的好事永远都不可能发生。"
    奥巴马表示，即便到现在，美国政府也很难识别、培训及武装足够多的叙利亚世俗反对派："他们的本事没有大家希望的那么大。"
    "我们需要着眼的宏观层面是，"他还表示，"在伊拉克问题中，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感到不满，在叙利亚问题中，人口占优的逊尼派感到不满，基本上是从巴格达延伸到大马士革……除非我们能提供一个满足民众诉求的方案，否则我们不可避免会遇到问题……遗憾的是，伊拉克的什叶派多数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现在开始认识到了。很不幸，我们如今还要面对'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缩写ISIL）。我认为，他们对普通的逊尼派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但"他们在填补真空，而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只是如何在军事上对抗他们那么简单，还有如何回应在该地区占多数的逊尼派的诉求……目前，这一地区与全球经济脱节。"
    伊朗是在发挥正面作用吗？"我认为伊朗人所做的是，"总统说，"终于认识到，从长远来看，伊拉克什叶派的极端立场站不住脚。顺便说一句，这对各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适用范围更广的教训：你想要100%的胜利，赢者通吃，揽下所有战利品。但这样的政府早晚会崩溃。"
    我曾经说过，突尼斯等状况比较良好的国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是因为各派别摈弃了胜败之争。一旦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外界的帮助。
    "我们不能替别人做那些他们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提到伊拉克的派系矛盾时，奥巴马说。"我们的军队非常强大，如果把所有力量都投入进去，我们能暂时掩盖住问题。但对于一个长期运转的社会来说，民众自身需要决定如何共处，如何照顾彼此的利益，如何妥协。涉及腐败等问题时，民众及领导人需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改变这样的文化……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与他们一起走过每一步。但我们不能代替他们。"
    因此，我问道，能解释一下利用武力保护ISIL (ISIS)和库尔德斯坦难民的决定吗？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是伊拉克境内真正的世外桃源。
    奥巴马说，"我们看到了一种特殊情况，一个国家面临种族灭绝威胁，而且愿意让我们出手干预；我们也看到，国际上形成了需要保护这些人的强烈共识，而我们又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有义务这么做。"鉴于库尔德人建成了一个世外桃源，他还指出，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击退ISIL，还有如何为伊拉克国内的最佳推动力保留空间。这个问题占据了我的大脑，我一直在思考。"
    "库尔德人利用了美军在伊拉克的牺牲带来的那段时间，"奥巴马表示。"他们很好地利用了那段时间，库尔德地区正在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正常运转。该地区宽容地对待其他教派和宗教，我们希望其他地方也能如此。因此，我们的确认为确保这片土地得到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更大的层面上，我所表明的是，我不希望充当伊拉克的空军力量。同样，如果当地人民没有承诺齐心协力，采取必要的政治手段，开始保护自己，对抗ISIL，我也不希望充当库尔德的空军力量。"
    总统表示，"我们没有在ISIL开始攻击的时候对伊拉克各地展开空袭，因为这会消除努里·卡迈勒·马利基(Nuri Kamal al-Maliki)总理的压力。"他表示，这只会促使马利基及其他什叶派教徒这么想："'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做出妥协。我们不需要做任何决定。我们不需要历经一个艰难的过程，搞清楚我们过去做错了什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让美国人再次帮助我们脱离困境。而我们可以一切照旧。'"
    奥巴马说，他想告诉伊拉克各个派别的是："我们可以成为你们的伙伴，但是我们不是你们的救星。我们不会为了控制事态的发展而派大量美国军队回到伊拉克。你们必须向我们证明，你们愿意且设法维持一个建立在和解基础上的统一的伊拉克政府，且为此做好了准备。你们愿意继续打造一支对文官政府负责的、没有教派倾向、能够发挥作用的安全部队。击退ISIL确实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我们不会容许他们通过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什么哈里发王国，但是，只有确信我们的伙伴能够填补这个空白，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要帮助逊尼派部落，如果我们帮助地方的统治者和领袖，他们必须明白，他们是在争取什么。"否则，奥巴马说，"我们可以让他们[ISIL]在一段时间内消失，但我们的飞机一走，他们立刻就会卷土重来。"
    我问奥巴马，是否担心以色列的局势。
    "以色列过去几十年的成就让人惊讶，"他回答说。"从一片不毛之地建立起这样一个充满活力、成功、富裕和强大的国家，这证明了犹太人的聪明才智、巨大能量和远见卓识。因为以色列在军事上是如此强大，我并不担心以色列的生存……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如何建立一个保持其民主和文明传统的以色列国。作为一个犹太国家，如何将以色列开国者的最佳价值观反映出来。而且我一直认为，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找到一种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方式……你必须认识到，他们有合法诉求，这也是他们的土地和居住地。"
    在被问到是否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又名阿布·马赞[Abu Mazen]）达成以土地换和平协议的问题时，奥巴马说，这件事得看他们自己的意愿。内塔尼亚胡总理的"支持率比我高多了"，而且"受到了加沙战争的极大提振，"奥巴马说，"而且，如果他不感受到一些内部压力，他就很难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让步，包括开始转移定居点。这件事很难办到。对于阿布·马赞来说，问题稍微有些不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某些方面太强大，而阿布·马赞在某些方面太软弱，因此无法坐到一起，做出萨达特(Sadat)或贝京(Begin)或拉宾(Rabin)愿意做出的那种大胆的决定。它需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领导人把目光放得更长远……对政治家来说，以长远眼光看待事物是最难能可贵的。"
    显然，奥巴马对伊拉克问题的很多观点，源自于利比亚的动荡带给他的教训。北约(NATO)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Col.Muammar el-Qaddafi)，但却没有组织足够的后续国际援助来帮助他们建立相关机制，这引发了利比亚的动荡。无论是在重返伊拉克还是插手叙利亚的问题上，奥巴马总是在问自己：我是否在当地或国际上拥有合作伙伴，能够让我们所策划的改变具备自我持续性？
    "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件事让我得到了教训，而且至今仍在产生影响，"奥巴马说。"那就是我们加入了在利比亚推翻卡扎菲的联盟。我绝对相信这是正确之举……如果我们没有实施干预，利比亚可能就会变成今天的叙利亚……会有更多人死亡，更多动荡，更多破坏。但也要承认，我们和欧洲的合作伙伴低估了把事情做彻底的必要性。在卡扎菲下台后，所有人都感觉良好，所有人都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谢谢你，美国。'而在当时，我们应当做的，是以积极得多的行动来重建那些没有任何文明传统的社会……因此，现在每当我思考'我们是否应该军事干预？我们对未来是否有一个解决方案？'的问题时，我都会想起这件事留给我的教训。"

    请关注我的Twitter账号。
    翻译：陈亦亭、土土、许欣、王湛

    莫之许：大陆互联网进入体制化时代（附胡泳：有关“微信十条”的十条）

    Posted: 12 Aug 2014 09:23 PM PDT

    图：腾讯大举整顿微信、QQ
    近日，网信办颁布"微信十条"，进一步管束微信。此举在许多人预料之中，也已有不少分析，尤以胡泳先生的《有关'微信十条'的十条》一文，最为精当。概言之，"微信十条"中最受人关注的是第七条："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而所谓时政新闻也包括评论，经济新闻，可谓一网打尽。
    胡泳先生同时指出，资质的核心是审批，网络管理也越来越从"九龙治水"变为统一归口："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原来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合署办公，其后分开，成为一个管理互联网的超级机构。"不过，仅仅将第七条理解为审批，胡泳先生可能是误解或者疏忽了，根据第七条，只有"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始的公共帐号"才可以发布时政类新闻，非新闻单位的公共帐号即使经过审批，也只能"转载时政类新闻"，这里的"新闻单位"和"非新闻单位"之别，不是业务内容上的区分，而是身份上的区分，第七条认可的"新闻单位、新闻网站"，指的是在现行主管主办制度，具有体制认可的身份的单位，而这种体制认可的身份，不是靠寻租就能"审批"得来的。
    主管主办制是大陆文化管理体制的基本制度。主要内容是，设立国有文化单位必须有具备一定资质的主办单位和上级主管机关，如《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就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应"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同样的，影视领域里的电影制片厂、电视台，新闻领域里的报纸、刊物，乃至文化领域里的剧场、演出单位，无一而不具有主管单位和上级主管机关，并因此而得以设立。"微信十条"中第七条规定之"新闻单位、新闻网站"，指的是具有此种资质的体制单位。主管主办制度下，单位的设立是垄断和排他的，民间因为不具备主管主办资质，就不可能设立任何"单位"。
    主管主办制度，遍及大陆整个文化领域。也因此，大陆并不具备通常意义上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不过，却并非所有的出版业务或者新闻业务，都由体制内的单位来进行。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出版行业，大陆出版行业一直存在所谓的"二渠道"或者民营出版公司，相当多的畅销图书，都由这些民营出版公司从头到尾制作完成，并进行市场营销，只是在现有管理体制下，民营出版公司的每一本图书，都需要经过出版社也就是具有此种资质的"出版单位"取得书号，才具有合法之资质，可以上市销售。同样的，在报刊领域，也可以租用刊号，进行经营。
    上述现象的存在，不外市场新极权体制的一个面相。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和思想宣传的考虑，体制要保持对于文化事业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展开，民众拥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消费需求，依靠既有的体制单位又难以充分满足，这催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体制单位利用其垄断地位和资源优势，引入市场机制，创设派生的市场化平台，以满足民众的文化消费，所谓的市场化媒体即属此类，其垄断地位和资源优势则能帮助乃至保证其获得相当利益；一是体制单位利用其垄断身份，提供某种准入资格，以牟取收益，出版领域的"书号费"，即属其类。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体制都保持了对出版内容的某种直接控制，而体制单位则充当了类似"看门人"的角色，书籍或者报刊的制作流程和纸质界面，则又保证了这种看门人角色的行之有效。
    网络的出现，对上述运行带来了相当冲击。与报刊或者书籍不同，网络内容属于即时表达，不需要相应的制作流程，同时，BBS、博客以及最新的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应用，则给予了成千上万普通人直接发表的手段，在新兴社会阶层旺盛的文化需求支撑下，所谓"自媒体"也成为了可期的商业图景。蓬勃发展的网络内容表达，内含了诸多为体制不喜的成分，体制除采取删帖封号等方式，以及通过定点打击网络大V等方式进行警告之外，更试图从源头上加以控制。而商业图景的存在，则对体制单位本身的利益构成了冲击，如果允许所谓的"自媒体"自行发展，那么，充当体制看门人的现有新闻单位的地位和利益，势必遭到极大的冲击，而为了维持对文化领域的直接控制，体制又不可能不维持和保护现有的体制单位，也因此，出于内容控制和维持体制单位的双重目的，将主管主办制度延伸到互联网领域，乃是体制依据其意识形态逻辑的必然作为。
    也因此，"微信十条"之要害，并非设立资质审批，而是根本就没有资质审批，"微信十条"相当于在网络空间里延伸了既有的主管主办管理制度，没有体制身份，即使"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所能获得的，也无非就是"转载时政类新闻"的资格，而依旧不能首先发布，更遑论以此经营。此前针对搜狐等网站视频内容的罚款，对互联网盒子的管控，其实都是此一目的的展现，即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网络内容表达，依旧只能由体制垄断供应，与之相关的商业设想，也必须经由体制单位作为看门人，才能够获得合法运营之资质。
    十多年前，在笔者刚从事出版行业的时候，尚有不少人幻想出版行业也会通过企业化、股份化的路径，逐步走向私有化，甚至以此寄望整个文化领域，然而，市场新极权体制出于意识形态和思想宣传的考虑，以所谓兼顾社会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名义，在整个文化领域保留了主管主办制度和属地管理原则，牢牢地保持了对文化领域的直接控制，即使在书籍等相对民营成分较高的领域，也依旧维持了体制看门人的存在。
    如今，这一逻辑也延伸到了互联网领域，一方面，体制鼓励其直接控制下的新闻单位、新闻网站积极尝试新媒体，试图以此占领正出于蓬勃发展阶段的新领域，如最近风头正劲的澎湃新闻，以及传闻中的深圳前海新媒体，都属于此类，另一方面，如"微信十条"所表明的，体制明确了不会放弃对于内容的监管乃至直接控制，这也就意味着，在现行文化管理制度毫无松动的前提下，互联网并非例外之地，而只会被进一步纳入既有的管理制度当中。

    ——东网

    【附录】

    有关"微信十条"的十条

    胡泳

    • 1、什么是资质，什么是内容
    中国有关互联网信息，或特别地，有关互联网新闻信息的管理规定，基本不脱两个主要限制：一是资质，二是内容。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今日发布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即时通信规定》）也是一样"双管齐下"，比如第七条"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中，谁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谁只能转载，谁不得发布、转载，这些都是资质规定；而什么叫做"时政类新闻"，则是内容规定。
    • 2、什么叫"时政新闻"
    "微信十条"的新规，大部分是延续性的管理措施，我称之为"将PC互联网上的管理招数全面移植到移动互联网上"。比如前述第七条中的"时政类新闻"的界定，新规一出，微信上都在问：新闻评论算时政类新闻吗？原创的时政新闻，绝大部分公众号难以突破，但是进行时事评论分析的公号则很多，其中也容易冒出官方要打击的"恶意传播谣言行为"；还有，财经、科技等算不算时政类新闻信息？
    其实，2005年施行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里面，对何谓时政类新闻信息作了详细的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遵守本规定。本规定所称新闻信息，是指时政类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本规定所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通过互联网登载新闻信息、提供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和向公众发送时政类通讯信息。"
    所以，评论显然是在时政类新闻的限制范围之内。而且，经济新闻也属于时政新闻。
    • 3、学习曲线效应
    2005年制订上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时，还没有移动互联网革命，所以该规定只限定了网站、BBS和短信等，现在，同样的限定移植到了移动互联网上。
    在新规中，其他来自PC互联网的延伸管理措施也清晰可见：比如要求用户实名注册；比如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开设公众账号，这其实是"占领微博阵地"在微信上的翻版。这说明，经过Web 1.0时代、Web 2.0时代直至移动互联时代，政府已然摸索出了一套行之颇为有效的互联网管理手段，可以根据技术的最新发展随时进行调整。中国政府是聪明的学习者，完美地利用了学习曲线效应：越是经常地执行一项任务，每次所需的时间就越少。
    • 4、新规中什么是"新"的？
    那么，新规中什么是"新"的呢？可能是对待微信公号这样的自媒体的严厉监管。
    2005-2006年，中国进入博客发展的高峰，但那时大家并不怎么高谈阔论"自媒体"。博客造成了一种"全民写作"的现象，随着微博的到来，"全民写作"变成"全民传播"。草根和精英都欢迎微博，导致微博的风头一时无两。可是，即使在微博最劲的时候，也还是没有人谈论所谓"自媒体"。
    "自媒体"一词在中国甚嚣尘上，需归功于移动互联网催生了新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以微信为集大成者。2012年8月23日，微信推出公众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个人和机构都可以打造一个微信公众号，群发文字、图片、语音三个类别的内容（后来又增加了视频）。这使得微信这样一种社交工具拥有了媒体属性。同时，微信因其"圈子效应"又可能成为组织和社会动员工具，比微博更具社会功能。
    这使得监管者加大了管理力度，对于微信公号的管理，至少在规定中比微博大V还严。目前来看，一个粉丝数百万上千万的微博账号，不需要资质；而一个可能只有几千订阅者的微信公共账号，则需要资质。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对微博大V是否也会出台类似规定。
    此事也再次表明，在中国做媒体生意，政策风险巨大。
    • 5、规定的模糊之处
    《即时通信规定》第四条："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何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七条里有明确规定。
    《即时通信规定》第七条还规定："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为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开设公众账号，应当经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审核，由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向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分类备案。"这是资质上的服务商责任条款，明确给予即时通讯工具服务者一个白名单标注的义务。
    操作流程是什么？向谁申请资质？审核和备案时间多长？已经开设的怎么补办？这是该规定的模糊之处。
    中国互联网的监管一向是在标准含糊的情况下靠服务商和用户具体拿捏的。本质上，这种网站和网民的二元责任体系对微信平台必有影响，虽说目前的微信监管还没有明显涉及个人与群。比如，一个影响是，微信的国际化恐怕会因此受到挑战。
    • 6、资质的核心是审批
    资质规定，是靠许可来实现的。其实许可只是一个法律术语，它的核心是审批。网络新闻资质的要求，时政新闻的单位条件约束，都意味着微信监管走在既定的路径上，即中国互联网始终无法摆脱审批经济的阴影。互联网经济是曾经管制最少的行业，企业精神得以在这个行业充分爆发。而在今天，中国互联网许可证当道，不仅耗费着经营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限额发放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发生寻租交易。许可证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同时造成行政部门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
    • 7、被内容形式改变的管理方式
    其实，这些许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大多存在。在中国，互联网产生之前的言论与表达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国家控制的各个"口"来实现的，每一个口都对应着一个主管部门。新闻、图书出版、报纸、杂志、音像、印刷行业由新闻出版总署主管，广播影视行业由国家广电总局主管，文化部负责指导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化市场的建设，公安部负责打击淫秽色情和不良信息，国家版权局则负责对著作权进行管理和保护。
    对于各个种类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国家一开始不过把它们看成是利用新兴媒介而进行的传统活动。然而随着互联网爆炸式的成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出版商、报社、电台、电视台，国家开始把许可证制度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加强。以网络视听节目为例，2008年年初，广电总局下发通知称，从2008年1月31日起，不仅所有在网上提供视频服务的公司都必须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同时这样的公司还必须是国有独资或者被国资控股的公司。
    新的内容形式无法对应任何一个单独的专项内容管理机关，但国家仍然试图按照传统对口方式进行监管。这体现在，不仅要求各个口的主管机关重新对各种服务内容进行许可管理，也针对新的信息聚合平台发布特别的规制方式，比如《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以及此次的《即时通信规定》。
    • 8、统一归口
    由于各个口的主管机关的管理必有交叉重叠之处，也必然出现部门扩权和逐利的权/利之争，中国互联网产生了"九龙治水"的怪象。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预示着对互联网信息的管理开始统一归口，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原来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合署办公，其后分开，成为一个管理互联网的超级机构。此次《即时通信规定》即由网信办发布，相信日后的中国互联网管理会越来越多地打上这个机构的色彩。
    • 9、部门规范性文件立法程序不透明
    网信办出台的新规，符合中国互联网立法的一个关键特征，即部门立法主导。一般来说，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省级人民政府和较大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被统称为行政立法，规章虽非法律体系的一个层次，但同行政法规一样，其所载行政规范具有"法"的效力。除此而外，还有一类"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具法源地位，所载行政规范也不属于"法"，但在行政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一线"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所依据的，往往更多的是这些因"层次较低"而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规范；相应地，行政相对人往往也更多地按这些规范的要求和指引行事。《即时通信规定》即属于这一类，立法程序不透明。
    • 10、尺度是关键
    新规的实际运行，由于部门立法的不完备，估计还是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政府部门制定的互联网法律法规条文，往往存在打击面过大和条文不够清晰的缺陷，这使得很多从事一般性活动的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打击的对象。条文不够清晰，则非常容易给监管机关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在地方，极易产生过度监管，比如最新爆出的广东肇庆要求所有微信公众号都要到公安局登记备案。
    我曾经说过，在互联网管理上，我们有这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法"字样的称呼出现的情况非常少，大量的都是规定，甚至很多是暂行规定，有的已经暂行很多年。这是中国互联网法律不健全的地方，而在现实中，不管叫什么，要看效力怎样，如何执行。
    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对法治精神构成严重破坏。孟德斯鸠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有两种坏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这种祸害。"
    （作者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浪微博@胡泳，微信公号 beingdigital）
    附：《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全文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即时通信工具，是指基于互联网面向终端使用者提供即时信息交流服务的应用。本规定所称公众信息服务，是指通过即时通信工具的公众账号及其他形式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活动。
    第三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工作，省级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相关工作。
    互联网行业组织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建设，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四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资质。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第五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保护用户信息及公民个人隐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处理公众举报的违法和不良信息。
    第六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注册账号时，应当与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签订协议，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
    第七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为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开设公众账号，应当经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审核，由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向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分类备案。
    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可以发布或转载时政类新闻的公众账号加注标识。
    鼓励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人民团体开设公众账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公众需求。
    第八条
    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从事公众信息服务活动，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对违反协议约定的即时通信工具服务使用者，即时通信工具服务提供者应当视情节采取警示、限制发布、暂停更新直至关闭账号等措施，并保存有关记录，履行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义务。
    第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由有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章文：少“权”的民生自然多“艰”

    Posted: 12 Aug 2014 09:07 PM PDT

    河南新郑市强拆案中，户主妻面对破烂家园失声痛哭
    总听到官方报告或者御用学者提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开始不以为然，仔细思之后发现，中国的确有不少特色，强拆就是其中一种，中国的确也有不少"社会主义优越性"，强拆的高效率就是其中一种。
    有半夜强拆导致户主被房子压倒致死的，有因抵抗强拆浇汽油自焚的，有拿起刀剑与强拆者拼命的。强拆已成中国的一道风景线，使人见多不怪了。这不，最近河南新郑市又曝出一起强拆案：户主夫妻于睡梦中被破门而入的强拆者塞进车里拉到附近一处公墓，4个钟头后被放回家，发现自己的房子已成废墟。
    强拆者对户主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你和政府作对，抬走"，之后在公墓里又威胁户主"如果你们不听话，就地把你们做了。"俨然黑社会的口吻，其实在为政府办事。因为户主认为政府给出的赔偿标准太低不愿意妥协，于是上演了半夜惊魂这一幕。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西方人权的基石。然而在中国，历来奉行的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即便是《物权法》颁布实施7年后的今天，"私有财产权"在不少官员的心目中依然淡薄，"个人利益要服务大局"仍在主宰着他们的头脑。
    面对如此公然侵犯私有财产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恶劣案例，由于背后老板是政府，于是当地公安部门不敢作为，法院更是不会受理诉讼。被强拆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妥协、接受政府给出的低价赔偿，要么死扛、最后被政府在幕后指挥强拆。
    哀吾民之多艰！多艰的背后是少权。"苛政猛如虎"讲的是孔子过泰山侧与一妇人的对话，这位妇人的舅舅、丈夫及儿子接连丧生虎口，她犹不愿离去，只是因为此地无苛政。典故虽然有些极端，但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中国底层老百姓的权利状况太差，而皇权则如巨兽肆行无忌。
    共产党当年打天下时，为了笼络人心，将土豪地主的土地、家产分给贫苦人家。等建立政权后，马上在全国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置于国家统一控制之下。连农民私下养几只鸡卖几颗蛋，都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果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那么即便真的发生"三年自然灾害"，也不会饿死数千万人。
    一个反向例证是，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私人企业被允许之后，中国的经济马上充满活力起来，缺衣少粮的时代立马结束。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的事实证明，虽然缺乏立法上以及政治上的实质性保护，即便只是获得形式上默认的私人财产权也会立即展现它的强大生命力。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今天虽然不会"割资本主义尾巴"，但由于自身权利的缺少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不少富人移民国外将财产也一并转移。剩下的大多数普通人则经常要面临和政府争夺自己的财产权。
    偷税漏税的广泛存在，是由于中国的税负过于沉重。流动摊贩的游击战，也是因为受不了工商卫生消防等部门的各种"收费"。
    "无代表不纳税"，但中国人大制度提供了收税的依据，虽然那基本上不能算是人民的代表。正是由于人民的代表被指定，代表不了人民，才导致人民的权利只能写在纸上，而难以落实于实际中。当土地被征用、房子被拆迁时，当事人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除了以命相搏外没有其他保护自己财产的手段。
    由此我想起"民主"一词来，在东西方也各有其语境。在西方，"民主"是"人民自己做主"，而在中国，"民主"更多是"为民做主"。从几千年的皇权社会到今天的共产党政权，统治者都很愿意"为民做主"，而不希望看到"人民自己做主"。
    原因也很简单，一旦"人民自己做主"了，人民的权利就会获得保障，而统治者的权力则会受到制约不能肆意横行。那么即便是一间破房子，房主也有底气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了。像河南新郑市那样深夜破门而入绑架房主、并将房子推倒的恶劣事情，是一定不会再发生了。

    ——东网

    张鸣：中国的户籍改革之困

    Posted: 12 Aug 2014 08:49 PM PDT

    户籍制度改革，千呼万唤始出来，政府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政策放宽到农民可以进入小城镇落户，有条件地进入中等城市。只是进入大城市，门槛还相当高。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壁垒，是一个关键性因素，粮食关系，则是另外一个。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改革，粮食的充盈，所以，以往被人们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粮食关系，不再重要。农民的流动，由于工业化的启动，变成了现实。流出农村的农民工，不再因为买不到吃的，而只能留在户籍所在地。所以，无论城里的管理者感到有多么的头疼，他们也只能接受农民涌入的现实。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事实上也离不开这些农民了。
    那么，户籍壁垒被摧毁了吗？没有。涌进城市，或者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化的农村的农民，他们的户口依旧留在原来的乡村，孩子上学原则上也只能在原籍乡村，如果高考的话，更是只能在户口所在地。更关键的是，农民还不能放弃他们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如果放弃的话，则所有的权益都没有了。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进城的农民工，只能做候鸟，每年定期地在原籍和打工地之间来回迁徙。留在田里种地的，原来还是一些无法外出打工的妇女、老年人和半大的孩子。后来，成年的妇女也出去了，再后来，由于留守儿童的问题太多，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把孩子也带了出去。到了这个阶段，80后和90后的农民成长起来，他们或者是早早外出打工的新一代，或者乾脆就是在城里长大的农二代。无论他们的处境有何不同，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对农村、农活都不熟悉了，他们只习惯在城里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田地荒芜，庄稼种得马虎，已经不是个别问题了。若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是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让有志于农业的专业化人士来种地。但是，农民又不肯轻易放弃现有的土地权益，转包经营，也面临种种困局。如果农业现状持续下去的话，中国粮食和农产品的安全，的确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会反过来阻碍城市化进程的。
    显然，现在放开的户籍，并不足以让农民放弃土地，轻身进城。在可以预料的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依旧还只能做候鸟。因为现在的土地确权，依然不能让他们获得承包地的全部权利，无法很顺利地实现土地交易。也就是说，即使农民有意进城做市民，他们只能一文莫名地放弃土地，而无法通过土地权益的交易，获得一部分资金，作为进城创业的资本。同时，城市，包括希望农民进来的中小城市，也没有给予他们丁点的优惠，让他们在城里获得居住的便利。
    所以，在这一波城市化浪潮中落地的户籍改革，前期的工作并没有做好。仅仅取消农业户和非农业户的分别，显然是不够的。一方面，要把农民的土地切实还给农民，让他们拥有土地的权利，包括可以自由出让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要给农民市民的待遇。越是想让农民进来的城市，这方面的政策优惠越是要大。严格来说，城市化本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人为行政的干预，其实作用不大。人都是往钱多，机会多的地方去，挡也挡不住。超大城市，如果机会多，就是设置了户籍壁垒，人们还是会去。不想要贫民窟，变相的贫民窟也会冒出来。唯一的办法，是用政策的优惠，市场的建设，把人来过来。使城市人口的分布，变得可以接受。

    ——东网

    乔木：政客有风险　大学需谨慎

    Posted: 12 Aug 2014 08:47 PM PDT

    随着周永康虎入囚笼，本该平静的中国石油大学也被挟裹进争议漩涡。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下，周永康曾经是该校最显赫的校友，少不了视察、题词、各种追捧的新闻报道，但是现在不得不进行尴尬的"去周"行动。
    最近中国石油大学校内廊柱上的校训"厚积薄发，开物成务"，落款的题词人周永康被校方遮挡。现在正值暑假，预计开学后很快会以修饰重建的名义彻底铲除。与此同时，学校新闻网页上关于周永康的报道已被悉数删除。
    石油大学借周永康扬名却陷入尴尬，已经不止一次。去年以来，关于周永康家族的贪腐，国内外媒体已有许多扎实的点名或不点名的报道。从最后的结果和对媒体一贯的管制来看，中国政府显然也在放任或利用这些报道，为倒周铺垫造势。但石油大学不知是没有领会到这种政治信号，还是又被当局利用，释放某种迷惑信号，以免打草惊蛇，在当年10月1日的60年校庆中，高调迎接周永康回校视察，连发11条图文并茂的消息。现在回看这些题词和视察报道，以及校方前后的态度变化，只觉得好玩。
    中国政客和大学的相互利用，绝不止这一例。近年来的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长武长顺、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陈安众、云南省副省长沉培平等，众多政治中人，都有过被大学热捧、题词，犯事后又被消除痕迹的尴尬事例。
    论字写得好，自然是书法家；论在学术领域的影响，无疑是学者科学家。而且总体来看，远离政治的书法家和学者，生前身后的名誉和社会评价，变化不会太大。请这些人题词，从艺术性和专业性的角度可以持久地存在下去，没有政治变换的风险。在政治不透明、权力不受约束的国家，政客表面上风光，可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风险，随时会因权力斗争、贪污腐败倒下，改变对其名誉的社会评价，并殃及题词、合影。
    学校不是不了解这些风险，之所以攀拉逢迎政客，无非是看重他们手中的权力，或能带来好处的社会影响。政客并非不知自己的字迹好坏，但乐意给学校题词并维持关系，无非也是利益交换，博得重视教育的名声，铺垫官学通吃的退路。
    官学勾结不止是政客题词那么简单，上述官员在做官的同时，几乎都有相关院校的在职博士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头衔。这些利用权力不劳而获的荣誉和好处，对学术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远比易被铲除的题词更为严重。
    还好石油大学校门的字不是周永康所题，要不就真的破相后无脸见人了。中国股市有一句着名的话，经常被人套用："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用在政学关系上，就是政客有风险，大学需谨慎。
    ——东网

    黄伟国：“蝗虫”论与中港矛盾

    Posted: 12 Aug 2014 08:51 PM PDT

    香港市民在尖沙咀抗议内地自由行游客
    曾有数十名香港市民在尖沙咀抗议内地自由行游客
    8月9日，逾百人出席了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简称：平机会）举办的首场《歧视条例》检讨首场公众咨询会。会上带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以"蝗虫"称呼内地访客，是否属于歧视？会否遭到检控？
    对于是否将国籍和种族列入反歧视范围，有发言者质疑这反会激发现已绷得紧紧的内地香港矛盾，有部份港人蔑称内地访客是"蝗虫"，在未来又会否被检控？立时，咨询会变成一场内地香港矛盾研讨会。

    不应因国籍身份受歧视    香港本土派网站"本土新闻"代表曾焯文在会上站起说，如果有港人见内地访客有打尖、随地便溺等不文明举动，出言指斥引发双方冲突，"大陆人骂香港人做英国狗，香港人就骂大陆人做蝗虫，那请问平机会告谁？是不是两个都告？还是只告香港人？"

    不应因国籍身份受歧视

    平机会法律顾问潘力恒则响应说，在这例子未必能够构成种族中伤，因列为种族中伤的门坎相当高，须达到严重鄙视、煽动仇恨才被纳入中伤范畴。换言之，潘力恒认为双方遭到检控的机会不高。至于随地便溺，他指出已有相关的公共卫生条例约束，可按照法例处理。
    由于台下起哄要平机会主席周一岳回应，原本坐在台下、按计划只在当天旁听的他也须要站出来解画。周一岳表示，要谴责打尖、不文明、不卫生等行为，但须要分清楚个人行为和背景之间的关系，不应针对其背景作出抨击，要抨击亦应针对行为，一个人不应因为国籍或身份受到歧视。
    香港本土派另一代表人物谭凯邦则认为，平机会是好心做坏事，因新移民背负原罪，单程证由内地审批，可能是团聚，亦可能是共产党渗透，加上没有财政审批，未能确保有自给自足能力，故问题非平机会能够处理，若贸然立法，只会加深中港矛盾。"热血公民"成员亦指中港矛盾是政治事件，难以用平机会条例解决。
    最后，潘力恒亦承认，内地香港矛盾并非平机会可处理，须要政府改善行政措施，但平机会有责任提出，让公众考虑。

    两地矛盾属政治问题

    咨询会结束，但会上提出的问题仍然值得一再深思。
    有的香港人在游行中挥舞港英狮旗
    有的香港人在游行中挥舞港英狮旗
    有与会者点出了近年来的内地香港矛盾，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不错，本土派中纯粹渴慕香港的历史文化者少之又少，基本上都是拒共厌共，他们惧怕失去本港有别于内地的一套生活方式，惧怕失去自由和被殖民，遂提倡本土意识，对抗亲共特首梁振英的与内地融合。因此，他们在游行中挥舞港英狮旗、拒绝用简体字(他们称为残体字)、坚持说广东话……。
    香港本土派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但是，以"蝗虫"称呼内地访客，则是明显的不近人情、违反礼数、冒犯了别人。正如平机会周一岳所说，要谴责打尖、不文明、不卫生等行为，但不应针对其背景作出抨击，要抨击亦应针对行为，一个人怎能因为国籍或身份受到歧视？
    以年前中国大陆风行一时的书《河南人惹谁了？》为例，对于中国大陆近年盛行以笑话丑化河南人，将湖南人塑造成奸狡、土气、肮脏，典型的小偷和愚人，作者马说反诘说，即使河南人的确有造假纪录又怎么样？即使个别犹太人真的有希特拉所指的坏品格，难道要由所有犹太人负起罪责，活该被屠杀？
    不错，以偏盖全，正是歧视者的惯技。马说引述美国社会学家阿伦森分析说，西方传媒当年正是用这方法，助长了种族歧视制度化。香港本土派倘要得到更广阔扎实的支持基础，不能不熟虑深思。

    ——BBC

    梁京：伊拉克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Posted: 12 Aug 2014 05:59 PM PDT


    不到一年前，伊拉克今天的局面都是无人能想像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值得中国人思考，因为中国自身正处在一个权力和社会解体的进程中。但可能是出于自欺的心理本能，中国主流媒体对伊拉克危机关注并不多。即使关注，也多是看美国和奥巴马的笑话。

    伊拉克危机正在深深震撼美国朝野精英，一个月前兵临巴格达城下之后，ISIS现在突然挥师北进，直逼库尔克族自治地区的首府埃尔比勒。美国人原以为巴格达有可能陷落，把使馆人员转到了"更安全"的埃尔比勒，现在发现，他们再次大大低估ISIS。库尔德族武装虽然决意抵抗，但抵挡不住用缴获的美国重装备武装起来的ISIS。奥巴马被迫决定再次武力介入伊拉克，从空中打击ISIS。

    ISIS是一个极端邪恶的组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残忍和暴虐，向全世界公开炫耀自己的暴行。而ISIS不仅能在伊拉克所向披靡，还能从发达国家吸引越来越多的"圣战者"。整个文明世界竟然手足无措，眼睁睁看著这股邪恶力量急速膨胀。谁都知道，这样的邪恶势力注定会灭亡，问题是，希特勒也注定灭亡，但他的邪恶带走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在ISIS被剿灭之前，这股邪恶势力将造成多大灾难？更深层的问题是，谁敢说这样的邪恶势力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不仅是文明冲突的表现，更是现代社会认同危机的表现。中国也无法避免这个危机。所谓社会认同危机，就是找不到自己在现代社会的位子，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屌丝"文化的出现，就是这种危机在中国的明显表现，其极端例子，就是扑不灭的"非法传销"。如果你知道中国非法传销组织内部的洗脑过程，就不难明白，这些人和ISIS的"圣战者"的心态和思维方式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要颠覆一切社会的基本伦理和是非。

    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与专制社会的崩溃搞在一起，就很可能出现伊拉克这样的局面。美国在伊拉克之所以犯了根本性的错误，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理解专制社会崩溃的机理。伊拉克战争的策划者以为彻底摧毁原来的国家机器，宪政民主就能很快运行起来，更不用说伊拉克还有那么多石油收入。事实证明，对一个全面失去互信的溃败社会，建设民主政治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

    中国虽然没有伊拉克那样严重的教派和族群冲突，但中国地域广阔，差异悬殊，更严重的是，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在所谓"列宁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社会的解体过程，已经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认同危机纠缠在一起。伊拉克危机给中国的警示就是，这个危机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刚刚读到刘仲敬的文章"拜占庭的黄昏"。这是笔者读过的文章中，对苏联解体内在机理最传神的一篇。但是，共识网把标题更换成了"失去苏联的世界体系对所有人都是一种解脱"。这非常容易误导读者。不错，当苏联的大厦瞬间崩塌的时候，在"列宁主义社会"的"假大空"道德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所有人，确实都感到过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谁也再无心力去扶这所大厦，以至于"竟无一人是男儿"。人们以为，从此可以说真话，不用再假积极、假正经了，社会也会好起来。但这种感觉，并不反映真实。

    事实是，长期自欺欺人的"列宁主义社会"可以瞬间抛弃失效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却无法瞬间摆脱在这种社会中形成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而这种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将继续成为阻碍社会和道德重建的重负。俄国的危机就与此有直接关系。今天的俄国，煽情的、自欺欺人的民族主义宣传再度甚嚣尘上，其夸张程度已然超过戈尔巴乔夫时代。这说明，那个"苏联的世界体系"幽灵还在，俄国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精神解脱。

    中国的"列宁主义社会"虽然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洗礼，还是不可能逃脱解体的命运。习近平大规模反腐，说明解体的最后阶段已经离我们不远。在这个时刻，我希望伊拉克危机能对中国的政治精英，无论当权还是想夺权的，都产生一种积极的警示作用。

    毫无疑问，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危机如何发展，习近平负有特殊的历史责任。大家都在猜，他究竟想把中国带往何处。我认为此时习近平选择重用什么政治品格的人，其实更为重要。因为习已经没有力量选择中国的方向，却还有机会影响中国政治博弈的道德底线。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高新：民企冤案背后必有巨额经济利益

    Posted: 12 Aug 2014 05:4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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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雏军(百度百科)
    昨天，读到中国大陆境内一家经济网站上的揭露文章《顾雏军抗议佛山中院抢劫其财产：是周永康一手操纵的冤假错案》，说是8月11日下午，格林柯尔集团创办人顾雏军方面给经济网发来一封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抗议信"，称其在8月1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被执行人顾雏军财产分配方案》。他指责称这是佛山市中院枉法抢劫他个人财产的"抢劫方案"通知书。

    该文章中概括顾雏军的抗议信中的关键内容是：有关顾雏军案是周永康一手遮天操纵的冤假错案，"而且是周永康亲自批准抓人的案子……最高检的领导于2006年3月25日发函指示广东公安放人，同时为了拯救格林柯尔系五家上市公司已到了最后关头的重组，保护已经面临下岗的55000名员工的切身利益，最高检在2006年3月28日又追加了一道指示放人的督办函。就在我将要被释放前的几个小时，周永康违法打电话给广东公安，不许广东公安放人。"

    顾雏军在抗议信中称，"周永康在得知我和我的同事完全无罪的情况下，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利益集团中的爪牙，以朕即法律的帝王姿态又一次做出了判我重罪的批示……重判我十年有期徒刑。"

    "自从周永康用权力奴役法律炮制了这个冤假错案之后，从此上行下效，各地方官员马上就心知肚明理解了：不管有罪无罪，所有的民营企业家皆可收拾，没罪伪造证据也可入罪。"

    当事人顾雏军痛斥佛山中院院长陈陟云：我非常震惊的是：在7月29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消息之后，贵院竟然还有胆量在7月30日再一次启动抢劫我个人财产的抢劫方案。您作为我刑事案件一审法庭的审判长，您完全知道此案是周永康一手遮天操纵的冤假错案，而且是周永康亲自批准抓人的案子，您也完全知道当时的最高检察院领导集体认定"本案立案动机不纯，不符合立案条件，应做不起诉处理"的决定的……您当然知道最高检是中国唯一有权最终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机构，而时任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是无权推翻最高检不起诉决定的，当时您已经是佛山中院的副院长，您显然应该知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高检对公安部办的刑事案子有监督权，也有纠正错误的权力，我坚信您这位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才生肯定应该知道周永康这种推翻最高检不起诉决定的行为不仅是违法行为，而且是违宪行为。如果在中央十八大后已经把依法治国提高到空前高度的今天，特别是马上就要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依法治国的今天，您如果依然认为这起刑事案子不是违法案件，那么全国人民都应怀疑您阁下是否具备胜任佛山中院院长的职业操守。

    顾雏军冤案是个很长很复杂的故事，本文不能详细引述，好一点的消息是在近期召开的顾雏军事件与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上，包括袁绪程、胡德平、陈有西、周放生、张文魁、张剑荆、保育钧、赵晓、任玉岭、张曙光等学界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对顾雏军案和如何保护民营资本的合法权益发表了看法。各位专家均表示该案件应该重审，而体制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亦表示重申该案有利于梳理民营企业信心。在此之前，吴敬琏先生也曾专门为平反顾雏军冤案呼吁过。

    时间追朔回今年年初，当时的中国大陆境内媒体即有报道说："提出申诉过去大半年之后，广东省高院正式通知顾雏军一方，正式受理案件复查。"

    报道中引述京衡律师事务所陈有西律师的话说：此举"标志着为顾雏军当年的'冤案错案'平反的诉讼行动，开始实质性的启动"。

    虽然这个"这个实质性的启动"至今至今还未见到正面的结果，但这个惨遭周永康及其党羽们构陷迫害的顾雏军至少还是应该庆幸在周永康当道的时代里没有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与他一样曾是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家的袁氏兄弟们未来即使能够被平反或者被重新判决，死人也已经不能再复活了。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里已经写道：如今不但周永康及其党羽们已经没有可能向他刘汉伸出援手，而且习近平政权虽然不是为了从"私人感情"或者是"利益团体"的角度，但还是要从维护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权威和中央政法委的"正面"形象的"大局"出发，也会杀刘汉以灭口，让周永康当年利用职权替刘汉将其商场仇敌袁氏一家"满门抄斩"的幕后交易过程成为永远的秘密。

    从刘汉被一审判处死刑到二审"维持原判"的这段时间里，有许多网评内容都是从"因果报应"角度感慨"报应来得如此之快"，诸如"袁氏三兄弟凛然赴死，这个黑老大法庭上屁滚尿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一则在海外华文媒体上的网评中说："刘汉当年猖狂时把人家一家三兄弟都判了死刑，拆迁时坑杀的街坊又有多少？！自己伤天害理时志得意满，等到上庭判了死刑屁滚尿流，当庭嚎哭，真真是恶人中的败类懦夫！国内已经公开报道当年灭门袁氏三兄弟是因为刘汉通了天，让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授意法院判三兄弟死刑……"

    当初刘汉兄弟被一审判处死刑的次日，中国大陆境内即有公开网站上以《刘汉刘维被判死刑的背后隐情》为题引导读者"回顾"八年前的一起特大冤案：袁宝璟三兄弟死刑案。
    1994年到1997年，刘汉在期货市场上炒作大豆、钢材，成了亿万富翁。在此期间，刘汉与辽宁老板袁宝璟结下了冤仇。

    袁宝璟是个商业奇才，个人资产上千亿，曾经被称为"北京的李嘉诚"。1996年底，袁宝璟在四川广汉炒期货，将酿酒用的高粱炒到了2000元/吨，刘汉是四川人，当时在海南做生意，规模很大。有四川商人向刘汉求助，希望刘汉回四川炒期货，把高粱的价格降下来。于是刘汉带了大量资本回到四川，他刚开仓做这笔生意，交易所的一个副总就带着袁宝璟公司的老总来找他。这位老总说，高粱的行情是袁宝璟公司做起来的，希望刘汉帮他们一起炒。他承诺给刘汉5万手单子，5000万元现金。刘汉说，"现货1300，你们做到1900，必输无疑"，全国的粮食部门都向四川发高粱，想少赔钱只有赶紧平仓走人。几天后，刘汉介入交易，只做了几个单子，高粱价格大跌。袁宝璟公司不得不平仓走人。刘汉在此项交易中获利2000万元，袁宝璟则损失了9000万元。

    损失了9000万元，袁宝璟并不是很在意，因为当时他的身家已经有几十亿，但袁宝璟的几个下属不服气，其中一个下属叫汪兴，原来是辽阳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后来下海跟了袁宝璟。他说："损失这么大，怎么能咽这口气？要教训教训刘汉，揍他一顿。"袁宝璟答应了，说出口气可以，但要小心。1997年，汪兴花了16万元雇了两个杀手，来到成都，等刘汉从酒店出来，刚刚上车的时候，向刘汉开了两枪，但都没有打中。

    日后的故事是，当时的袁宝璟并没有设计置刘汉于死地，汪兴花钱买杀手想"干脆做掉"刘汉是自作主张。而日后这个汪兴又因以此要挟袁氏一家反遭灭口，也没有证据说明是袁宝璟本人指示的结果，但就是因为当时的周永康要为刘汉"出口气"，直接发话"最应该惩处的就是袁宝璟"，才导致了袁氏三兄弟被同时处死的悲惨结局。至于当时还只是公安部长、政法委副书记的周永康为何能够压服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制造出顾雏军和袁氏兄弟冤案，追根朔源还是中共政权的制度之恶，详细的分析会在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中道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郑义：发展不是硬道理（附木然：生存与发展的人权该下课了）

    Posted: 12 Aug 2014 05:27 PM PDT

    中国空气污染严重，多个城市长期出现雾霾天气。 图为吉林长春市的一座烟囱正喷出大量废气。 （法新社图片）

    前不久，看到一篇从环境污染论及人权的文章，作者是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木然，题目叫《生存与发展的人权该下课了》。

    文章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因为对於个体的生命与尊严缺少应有的重视，甚至根本就是蔑视和无视，生存权的结果是生存本身成了问题，生态环境遇到了空前的破坏，因为雾霾，就是想看到蓝天白云都成为生态奢侈品，就是连喝一口自然生态水都成为一种理想，就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成为富人的标志，就连吃一口放心菜丶放心肉丶放心油丶放心鸡蛋丶放心米丶放心奶都成为中国梦，这着实让世界人民大跌眼镜。生存权不但没有变成人权的一部分，反而成为反人权的标志。……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样的发展不但不可持续，反而使人权生态更加恶劣，强征土地丶强制拆迁，有哪一个没有人权的血和泪呢。"

    木然先生总结说："过去说，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中国的首要人权，生存与发展都是整体的行为，以生存与发展来搅混人权。为了生存与发展，就可以随意牺牲个体的生命，这就与人权相矛盾丶相背离了。"

    我完全赞成这种说法。从基本人权和生存与发展权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环境崩溃，无疑是一个很深刻的角度。

    从人权观念的历史来说，第一个世界性的人权法案是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所谓人权，就是人人享有思想丶信仰和宗教自由丶言论和结社自由丶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利；人人享有免於遭受擅自拘留逮捕丶不公正审判丶任意杀害丶酷刑丶虐待丶奴役的权利；人人享有以普遍平等的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和罢免政府的权利。

    人权这个概念有两大特点：一，主体个人，第二，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实际这就是"天然人权"或"基本人权"，是人类社会最初以"自然法"或"习惯法"肯定下来的个人权利，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是人们在爲了自身利益组成社会—国家时爲自己个人保留的下来的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

    众所周知，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否认这种人权。随着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共产党国家接过人权的旗帜，提出了所谓的"发展权"。民主国家强调"公民—政治权利"是"发展权"之基础，两组权利不可分割。共产党国家则强调"发展权"，认爲集体权利高於个人权利，最重要的理由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将引起社会动荡，不利於经济发展。

    在人权理论中，基本人权也被称为"消极人权"，即不需要政府"做什麽"而只需要政府"不做什麽"，比如只需要政府不剥夺公民应当享有的思想丶言论丶结社丶选举等等基本自由，这种人权就可以立即实现。而"发展权"也被称为"积极人权"，即需要政府做很多的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麽有的政府舍易求难，热情满怀地非要为人民服务不可呢？因为"不做什麽"——不压制思想丶信仰丶言论丶结社自由，不限制居住和迁徙自由，不刑求丶虐待丶奴役，不禁止民主选举——这个政权就会立即瓦解。

    相反的是，他们在"发展"中也就是"做什麽"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今日之中国，贪腐超越古今中外，他们的财富正是从抢掠土地丶强拆民居丶破坏环境丶毁灭资源中得来的。你试着劝劝他们，说你们这样"三个代表"，这样勤政务实也实在太辛苦了，能不能稍微休息一下，由我们自己去雇些人来替换一下？他们一定会冲上来把你关进笼子。

    20年前，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其背後隐藏的就是否定基本人权。现在结果如何？——虚假的GDP增长了，贫富差别扩大了，环境与道德崩溃了，就连呼吸一口清洁空气的自然权利都被剥夺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附录】
    木然：生存与发展的人权该下课了

    人民网以《湖南衡东300多名儿童血铅超标官员："咬铅笔也可能超铅"》为题报道说：村民怀疑与村口一家生产电锌的化工厂有关。但当地官员称，超标原因不能确定，嘴里咬铅笔"也可能超铅"。铅笔由石墨而非铅制成，"咬铅笔也超铅"的论调，究竟是无知，还是对百姓健康福祉的无视与不屑？
    人民网这个问题提得好，但好到一半，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的好。因为百姓福祉这个事，如果从群体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如果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道理就减了百分之九十九。这是因为百姓这个词用的不好，因为百姓是封建社会里对下层人的贬称，现在虽然没有贬称的意思，但还是有高高在上的意思，还有高高在上的恩赐的意思，这一恩赐，事要是做得好，就得感恩，事要是做得不好，下次做好，改正了就行，但无论对错，作为官员个体中的人，总是免去了责任。如果把百姓改成人民，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人民也是一个集体的名词，有人民，就有代表，而人民不能选举，选民才能选举，而且人民经常不在场，在场的只是人民的概念，官员可以通过代表人民这个概念，在行为决策中清退人民。
    说百姓的福祉不好，说人的幸福最好。在自由主义看来，只有个人是不可化约的，也是不可取代的。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具体的人，有具体的幸福，幸福不能代表，只有个人感受和体验。只有把每一个人的幸福说清楚，才能把这个社会说清楚，才能把人权说清楚。如果在个体幸福的池塘里搅混水，这个社会也就乱了套，人权问题也就变幻莫测了。过去说，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中国的首要人权，生存与发展都是整体的行为，以生存与发展来搅混人权。为了生存与发展，就可以随意牺牲个体的生命，这就与人权相矛盾、相背离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因为对于个体的生命与尊严缺少应有的重视，甚至根本就是蔑视和无视，生存权的结果是生存本身成了问题，生态环境遇到了空前的破坏，因为雾霾，就是想看到蓝天白云都成为生态奢侈品，就是连喝一口自然生态水都成为一种理想，就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成为富人的标志，就连吃一口放心菜、放心肉、放心油、放心鸡蛋、放心米、放心奶都成为中国梦，这着实上世界人民大跌眼镜。生存权不但没有变成人权的一部分，反而成为反人权的标志。就发展权来说，中国的发展没有人能否认，也否认不了，但发展权破坏了生存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样的发展不但不可持续，反而使人权生态更加恶劣，强征土地、强制拆迁，有哪一个没有人权的血和泪呢。
    湖南衡东300多名儿童血铅超标，就是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带来的恶果和标志。因为生存与发展，就可以无视生命权，就可以无视孩子的健康权，就可以无视当地村民的抗议，这样的政府官员，已经完全背离了公共权力的基本政治伦理和基本政治规范。幸好在中央电视台的强势报道之下，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当地政府已经限令对污染企业进行整改，相关人员也受了处分。但是，当地政府之所以对污染企业进行无耻地袒护，无非有利益，有腐败，有政绩，有GDP的发展性追求。如果整改得不彻底，不严格，整改会变成整个不改，污染企业在躲过了舆论浪潮之后继续搞污染。
    就污染而治理污染，只是治标之策，而不是治本之策，只有把企业的发展与人权联系起来，并把人权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标准，污染企业才能得到有效遏制。否则，即使倒下一个污染企业，也会有一千个污染企业站起来。就是原来倒下的污染企业，也会改换门庭，重打锣鼓另开张。

    ——东网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4, 2014, 7:40:35 AM8/14/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项小凯：权力垄断下的市场反垄断

    Posted: 14 Aug 2014 12:44 AM PDT

    8月12日，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表示，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已经涉及该公司。而就在前一天，奥迪（Audi）公司的相关人员声明，该企业的一个合资公司，由于在销售环节中，违反了中国的反垄断法规，因此将接受政府的处罚。
    受到中国政府的反垄断压力的，不只是汽车行业。7月底，大约有100名政府人员，对微软公司（Microsoft）在中国的四个分支机构，进行了突击式搜查。在调查过程中，政府人员大量拷贝了公司的内部数据，包括财务报表，以及员工的电子邮件。
    从2013年开始，在中国的外企，受到了大面积的反垄断调查。除过上述公司之外，受到波及的还包括高通（Qualcomm）、埃森哲（Accenture）、美赞臣（Mead Johnson）、达能（Danone）等一系列知名外资企业。中国国内已然掀起，一场主要针对外企的反垄断浪潮。
    相比于中国的本土企业，这些外国公司，在商业领域明显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国外多数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忧虑。一些人士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表现出政府的商业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倾向。而中国内部的主流声音，则大多支持中国政府，认为此举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并能遏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暴利。
    同时，国内媒体，也以本土企业如茅台与五粮液公司为例，试图证明，中国政府在反垄断立场上具有一致性。这两个中国最为知名的酒业公司，在2013年，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数亿元的反垄断处罚。
    但是，这种反垄断，最大也是最明显的反差，在于一个事实上极端垄断权力的政府，却同时宣称，它要推进市场的公平竞争。稍微有点正常思维的人，都难以囫囵接受，这样一个过于明显的扭曲事实。
    然而，正是在这种表面的分裂与扭曲之中，才可以看出，中国当下新极权主义的真正逻辑。
    从上世纪80年代，直到21世纪初，外企在中国，可以说风光无限。为了吸引外商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政府在税收、用地、服务等多个方面，给予外企高度的优惠。例如，直到2008年为止，外企的所得税率为15%，而中国本土企业的这一税率，为33%。
    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的态势，也愈来愈强，而外企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也相应逐渐走弱。这一特点，在互联网信息领域，尤其突出。2010年，谷歌因内容审查等问题，与中国政府交涉失败。谷歌最终决定，在所有业务领域，退出中国大陆市场。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与外企关系的分水岭。
    将资本主义机制，纳为己用，是新极权有别于旧极权的最明显特征。然而，即便是拥有近乎无限强制能力的极权政府，在引入资本主义方面，也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与挑战。经济的活性化，必然会引发社会的活性化，由此，可能会导致社会产生强大的政治冲击。八九事件，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例。
    从历史来看，极权也是在学习、试错与纠改过程中，逐步适应与掌控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在引入的初期阶段，当外资企业在资金、技术等发展瓶颈方面，能够提供极有价值的便利因素时，中国政府，可以不惜以超额利润作为回报，招揽外资；而当新极权逐渐成形稳固，以及来自外企的这些便利，不再具有以前的吸引力之时，中国政府，又可用政策法规等杠杆，如反垄断法律，对外资企业加以规制惩罚。新极权在政策调整方面，具有极高的灵活性与任意性。
    相比于民主的法治国家，极权反垄断的手法，也具有自身特色。例如，美国与欧盟的反垄断案例，都是由相关部门提交诉讼，并由司法部门仲裁，而中国则是以发改委、商务部以及工商总局等行政部门，直接管理惩办。
    目前的政府反垄断，自然具有商业保护主义的一面，但这些举措的含意，恐怕还不止于此。更为深远的一层意义，可能在于，权力集团正在按照自身的意志，重塑资本主义的秩序。
    在自由民主国家，政治自由、经济自由与社会自由，是自由在不同方面的多层影射，这些要素相互联系，交叉反馈，形成良性循环。然而，在新极权体制之下，这种自然整合的自由秩序，被强行割裂。极权政府，试图在政治极端垄断的刚性格局之下，维护一种仍然具有有限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避免经济大盘的僵化与退化，从而服务于政权的长期利益与安全。
    但是，政治与经济，本来就紧密相连。为了最大限度地垄断权力，极权不得不同时维持，对核心经济资源如金融、能源、信息、交通等关键产业的垄断。其结果，是在政治上的压倒性垄断，以及在核心经济产业上的高程度垄断。而在次级以及边缘产业上，极权却又会尽力推动有限的自由竞争。目前的所出现的反垄断风浪，正是新极权这种逻辑的体现。
    然而，无论如何，新极权无法改变，权力不受外部限制的事实。权力垄断下的商业反垄断，在带来更大的权力腐败机会的同时，恐怕只能收到非常有限的市场效果。在经济渐行衰退的大趋势面前，逻辑分裂下的反垄断，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经济的活性，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东网

    吴祚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超级烂尾工程

    Posted: 14 Aug 2014 12:22 AM PDT

    资料图片：邓小平网络漫画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热播，人们对邓小平也开始了热评。官方媒体给出的评价基本如下：
    70年代末，邓小平主导的真理和实践大讨论，解开了思想界的束缚，给改革拓开一条生路。90年代初，当全社会依然纠结于姓社姓资的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再一次以开放的哲学呼吁人们放弃对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议，一心一意谋发展，让意识形态的争议，在发展中探索求证。这两次转折点，邓小平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肯定邓小平个人力量，对促进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是力挽狂澜或中流砥柱。但放宽视野，我们也同时会发现，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烂尾工程，自己却一步一步地制造改革开放的烂尾工程。
    毛泽东的烂尾工程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并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不是边缘而是现实），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烂尾状？因为他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斗出一个理想的新中国，通过继续革命，才能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现在的领导人还没有超越邓小平的构想或圈套，我们看到的现状或结果是这样：国家法律、社会道德、自然生态，已到了崩溃状态，除了城市里的房子建了起来，其它的一切都烂了下去，特别是公权体系腐败溃烂，难以收拾。
    毛泽东高举的旗帜是革命与斗争，邓小平的旗帜上写着发展与财富，一个只搞革命政治，一个只搞资本经济，而这一切，都在一党一人领导之下，出现任何对最高权力者的挑战，或异端声音，都会遭到残酷的政治打击与迫害，从刘少奇到赵紫阳，都是例证。
    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巨大的烂尾工程呢？
    法律正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民主宪政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自由平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连户籍二元制，也没有解决，自然生态保护没有解决，把发展当成硬道理，而把人权当成软柿子，每年数以万计的人进京上访，数以十万计的维权冲突事件，导致党国政府声言让稳定压倒一切，导致维稳经费超出军费。这应验了当年中共恶骂国民党政府那句话：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毒奶粉、地沟油、素肉精猪肉、推熟的肉鸡肉猪甚至各种水果，这些并不是党国政府鼓励生产出来的，但，政府没有有效的监管，完全等同于共同作恶，这些作恶，反映出的是专制治下，人民与大地一样，被毒化，人心道德腐烂。
    邓小平只恢复了经济生活生产领域的常识，而没有同步恢复人类的政治文明常识，经济契约如果没有政治契约陪护，经济契约等于废纸，而腐败的政治与经济相勾联，权贵必然形成共同体，国家经济看起来飞速发展，但百姓却难以分享经济改革成果或红利。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出，贪官们被捕后，动辄数千万、数亿、十亿甚至百亿的贪污资产，权贵资本主义坐大之后，所有的维稳，都是为了使专政型政治与掠夺型经济得到安全。
    毛邓共同点是什么？就是说些即兴式正确的话，做没有底线的错误事，说巨大的政治正确的话，做没有边际的错误的事。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追求民主共和新中国，让人民过上社会主义幸福新生活，要多美好有多美好，但整个革命过程呢从战争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永远在剥夺一部分人的合法财富，永远在打击一部分人合法生存权，通过打击一部分人，使更多的人恐惧，并因此获得相对幸福感，相比于地富反坏右，贫困的人们是不是有一种相对幸福感？邓小平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多么美好的蓝图？但用什么力量来保证先富起来的人会带动贫困人口致富呢？先富起来的人，通过与权力部门联合，去强拆没有任何人权保障的贫困者房子，使别人沦为上访户，成为维稳对象，成为被精神病患者。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一顶大桂冠，但经不起认真推敲，邓认同摸石头过河（摸论是陈云的经济摸索观点），走一步看一步，不愿意按西方政治模式走宪政民主之路，那么只有摸石头过河了，既然是摸石头过河，其设计从何谈起？经济领域的设计也没有，小岗村的承包分田，不是邓设计出来的，而深圳的试验，邓画了一个圈，给一个宏大的政策，也算政治设计吗？深圳部分开放了城市建设与发展模式，以接受香港的资金与市场链接，通过香港而获得发展与机会。
    作为政治家，没有任何政治制度方面的设计与改革，这才是他最大的败笔，直到九二南巡，开启面向世界的市场经济，邓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能算制度设计么？党领导下放开市场的口子，让权贵们近水楼台先致富，更为重要的是，不允许争论，看起来是不允许左派发难，但对宪政民主派，一样严厉打压。
    邓小平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八九六四屠城，他当然应该有勇气杀开一条血路，进行政治改革，但他没有，工具性地利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颠覆了华国锋二个凡是派，但自己却张罗出四个坚持，将马列主义、毛思想、党的专政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列为不可改变的政治红线，正是利用这条政治红线，他没有停息过对知识界与政治对手的残酷打击，从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到镇压八九民运，从打击胡耀邦到打击赵紫阳，甚至毁灭性地打击整个八十年代崛起的民主思想人士，这与当年毛泽东发动反右，镇压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完全一样，毛反右之后，他就可以搞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剥夺知识人思想与发言权、人身自由权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搞专制，邓镇压六四之后，全面打击知识界，并让知识界卷入市场经济，搞起了经济开放大运动，没有任何力量制约公权与资本势力，中国人又经受了一次经济大革命的血腥洗礼。
    这次血腥洗礼的结果，如上所述，人心与自然、法制与道德全然溃败。
    邓小平如果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我们看到，改革开放这样的经济大革命的后果，就是建筑了虚假崛起的伪劣烂尾工程。邓小平铺垫了蓝图，江泽民疯狂建设、胡温十年泡沫推进，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而不以人权正义、民主自由为价值，经济改革与开放，但中共没有改革与开放，中共领导人更没有完成自我革命（没有民选的合法性），这样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习李时代如何收拾？
    除了民主宪政法治，还有其它路径可供选择吗？

    ——东网

    王德邦：文革后被枪杀与十八大后被抓捕的惨状

    Posted: 14 Aug 2014 12:02 AM PDT

    图：王申酉、李九莲

    文革浩劫给中国历史留下太多需要省思的东西，然而反思文革如果仅仅局限于对文革的所谓十年，即1966年至1976年，那是远远不够的，那就必将落入当局将文革灾难归咎于毛泽东个人因素的陷阱，而忽略体制性的罪错。事实上，反省文革从名义上的文革结束后仍被枪杀的一批思想者事件中，更能看出中国体制性顽疾的祸害。
    目前中国历史将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作为文革结束的时间点。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这个结论，只要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文革中被抓捕的一批质疑反对文革者，在所谓的文革结束后仍然持续遭到枪决，这就深刻证伪了官方对文革的定性，而直揭中国体制性疮痂。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员工，民间思想家，因说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宣传是迷信，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至少倒退十年"等，1968年被抄家，遭到毒打，还被关进过上海市第一看守所。1976年王申酉在给恋人的信中说："这个社会专门压制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结果被关押到上海普陀区拘留所。他在狱中写下一份6万字"亲笔供述"，全面地反思了中共建政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在"四人帮"被抓捕、文革结束半年多后，王申酉被以攻击"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项罪名合成的"恶攻罪"，于1977年4月27日遭普陀区法院、区公安局分党组联席会议和上海市高院党组、上海市委常委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比王申酉更晚遭到枪杀的还有江西李九莲（1946年－1977年12月14日）。1967年6月29日—7月4日，江西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168人死亡，李九莲在帮武斗现场收尸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质疑。1969年她在给男友写信时表达了一些思考，被男友告发，遭赣州公安以"现行反革命罪"拘留审查，后被以"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放出。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李九莲在赣州公园贴出自己当年写给男友的那封信并连续张贴"反林彪无罪"、"驳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驳反林彪是逆潮流而动"等六份大字报。当年4月，赣州地区有3万人组织"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并走上街头，给予声援。后李九莲被以"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而判刑15年。1976年文革结束后，李九莲案子没有被平反，12月，她写了《我的政治态度》，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委认定李九莲在服刑期间重新犯有"恶毒攻击华主席"，"丧心病狂进行反革命活动"等反革命罪，同意波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李九莲死刑，并放在其家乡赣州立即执行。
    无独有偶，在赣州有一名并不认识李九莲，但看过李九莲写的公开材料，而参与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的小学教师锺海源，因坚持替李九莲鸣冤而被捕。关押期间，1976年"四.五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结果，她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她拒绝认罪，并继续为李九莲鸣冤，1978年4月30日，在文革结束一年半后，锺海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可以肯定的是，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大地对反对文革式极左作法者的枪杀仍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被枪杀者也远远不只王申酉、李九莲、锺海源。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文革都结束了，而质疑反对文革极左式作法的人却依然遭到枪杀？这个问题如果不从体制寻找根由，仅仅停留于领导者错误发动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是无法服人的，因为这些人被枪杀时，领导者毛泽东已经死了，且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已经被抓捕了。
    文革结束后延续枪杀反对文革极左的思想者的情况，的确牵引人们深刻追溯文革体制性病因，看到文革结束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仍延续着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今天中国在中共十八大提出强力反腐后，出现持续抓捕民间呼应反腐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公民的情况，同样值得深思。从某种程度而言，文革后枪杀反文革式的思想者与十八大后抓捕反腐败的公民可谓异曲同工，本质上都深刻反映出中国制度性痼疾。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社会一批背负民族责任，致力推进中国社会向人权民主法治转型的公民，起而呼应中共新当权者的反腐倡言。在北方，以北京为中心，一批人走上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在南方，以广州为中心，一批人公开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并要求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呼应反腐而上街举牌要求公示财产的活动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结果中国当局从北京到广州，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抓捕行动，先后有北京的许志永、赵常青、丁家喜、李蔚、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等，江西新余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六年半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还有广东的郭飞雄、孙德胜、黄文勋、袁奉初、袁小华，湖北宜昌的刘家财也因这次举牌遭到抓捕，正等待开庭审判。
    不仅如此，中国在抓捕判刑一批呼应中央反腐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后，又于2014年借"六四"25周年之际，疯狂拘押民间参与或可能参与纪念的维权人士，先后在北京抓捕浦志强律师、广东抓捕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东北抓捕了姜力钧。尤其严重的是，河南郑州居然一次抓捕了于世文、陈卫、常伯阳、邵晟东、董广平、石玉（本名施平）、方言、侯帅、姬来松等九人，并且随后将前往声援的数十名公民与律师拘押。如此大规模抓捕和平表达与民间纪念的公民，使人看到中共维稳沙皇周永康下台并被审查后，暴力维稳路线的持续与强化。
    这种文革后继续枪杀反对文革极左作法的思想者与十八大后继续抓捕反腐维权公民的行径，反应出中国社会在文革后依然延续着不是文革的文革之路，在十八大及周永康倒掉后依然持续着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血腥维稳。更进一步来说，我们透过文革后的枪杀与十八大后的抓捕，可以看到，其实当年的文革与后来的维稳，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极权体制维护统治侵害人权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政治性阶段，不论是文革、镇反、反右，还是八九屠杀与维稳镇压，它们都是极权体制在不同时期根据社会情况所变换的统治方式，是不同阶段的外在形式的变换，而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所以，文革虽然结束，但反文革者依然会遭到枪杀，维稳沙皇虽然下台与关押，但抓捕公民的维稳手段依然大行其道，这正是极权的本质使然。
    面对极权社会不同阶段的统治形式与统治重点的变换，我们千万不要为现象所惑，不要以为那些炫目的言词与标榜的转折，会真的带来社会的新生，真的开启一个新时代。只要现代公民应有的基本人权没有得到真正的保护，如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信仰、选举等等基本宪法权利没有真正落实，权力运行不是真正遵宪守法，即没有真正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里"，社会极权的本质就没有变，公民就依然是权力统治者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由权力行使者宰割，那种文革式的枪杀与维稳下的抓捕就不会因具体统治者的结束而结束。所以民间在毛泽东死后指望文革结束与在周永康倒后指望维稳中止，都是忽视了极权的本质，健忘了是极权产生了毛泽东与周永康之流，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纵然毛泽东死了，周永康倒了，还可以产生李泽东、江永康，而要改变中国社会这种极权灾难状况，也就不能指望在毛泽东的死掉与周永康的倒掉上，而是应该立足于公民社会成长与公民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上。只有公民真正起来扞卫了自己的权利，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人，才能摆脱被侵害与宰割的命运，也才能根本上结束文革后的被枪杀与十八大后的被抓捕的惨状。
    ——东网

    未普：习近平的底气

    Posted: 13 Aug 2014 11:29 PM PDT

    图：王岐山与习近平
    关于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最近网上有两则传言很有意思。一则称习近平在6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说："有人威胁说要我们走著瞧，我要正告他们，谁怕谁！"王岐山说："有人说知识份子打不过流氓，我们知青过来的人就是流氓，怕谁？！"

    这两个传言的真实性可能很大。一方面，它们相当符合习王二人的个人特性；另一方面，习王二人反腐的确面临利益集团的反弹和党内政治元老的质疑。此外，这两个传言还表明，习王拿下周永康，是个极具风险的政治游戏，党内抵制很顽强，而习和王似有信心、有底气应对这个游戏的风险。

    但是，到底是习王的反腐底气大，还是党内元老联合抵制的力量大，外界现在似乎还看不大清楚。好在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几件大事，可以很快验证习王的底气。

    第一件大事便是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目前正在进行中，打大老虎是其主要议题。从海内外的相关分析看，在如何处理周永康的问题上，习近平面对严峻考验。根据《明镜月刊》，中共高层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些政治元老认为，追究一下周家成员、秘书及部下的责任即可，然后再给周永康一个党内处分；但这个意见遭到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强烈反对，习王显然有意更严肃地处理周永康。

    那么，习王能在北戴河会议上说服这些元老吗？现有不少蛛丝马迹显示，习近平虽然头戴10顶一把手的桂冠，仍然不能说一不二。因此，习王不能压服元老，只能说服元老。他们的说服理由应当是这样几个：１）不严肃处理周就不能震慑党内贪官；２）不能震慑贪官就不能挽救党；３）人民群众支持严肃处理周。而不赞同严肃处理周永康的政治元老的理由应当是：１）如果公开周的罪行，对党的形象影响太坏；２）如处理周太重，不利党内稳定）；３）如党内人心惶惶，将不利社会稳定，云云。

    习王还有李克强，坚持严肃处理周永康，可是光靠三者的力量，并不足以对抗政治元老的联合抵制。因此，争取健在的中共前一把手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支持，是一种坚持严肃处理周的政治策略。有消息说，习近平给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家"免查金牌"，就可能跟这个策略有关。这也被美国外交委员会7月30日发表的新闻简报所证实，习近平的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同意对周案的处理。

    第二件大事是，习王是否会继续打大老虎。这两个月来，习近平连续拿下徐才厚和周永康之后，令整个官僚系统，特别是涉贪的中共高层惶恐不安，人人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谁是下一个，那些众所周知的大老虎，会不会也被习王拿下，于是成为海内外媒体竞相猜测的议题。

    习近平说，"反腐不设名额，有多少捉多少"，但外界对这种无限制反腐的承诺，多表怀疑。习王如真的像他们说的"谁怕谁啊"，几个常委级别的党内大贪如贾庆林、曾庆红、李鹏等人，也应被触动，而著名的"红二代"大贪，也可能会受到波及。但是，习王反腐能走这么远吗？

    事实上，对习王反腐，军内和党内都出现了强力挑战的声音。《环球时报》５月12日刊登了一篇少将昆仑岩的文章。文中承认，军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反腐会把军队搞乱。此外，据悉习近平在7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说了一句："清查周永康，不是反腐败的句号。"这显然表示，党内有人认为，清查周永康，应当是反腐的句号。

    第三件大事是关于四中全会。即将于１０月召开的四中全会，主要议题是依法治国。目前，对这个议题的解读有三种：一种是，这体现了习近平要从严治党和反腐败的决心和勇气，而周永康被查办就是依法治国的预演和开始。另一种则是，中共党内对眼下运动式"反腐"的不满已成为集体共识，习王被迫同意四中全会的主题为依法治国。第三种是，不少自由派质疑这个议题，认为习近平真的要依法治国，就应当首先释放被逮捕、主张依法治国的律师和维权人士。

    有海外学者说，习近平拿下周永康，挽救了共产党。如此说法，可能为时过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5, 2014, 6:55:22 AM8/15/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特稿】管见：央视播“邓小平”　引政变争议

    Posted: 14 Aug 2014 05:54 PM PDT

    左起：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

    【新世纪特稿2014年8月14日】央视播放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既为纪念邓小平诞辰，同时，也有其现实政治意义。现在，该剧播出将近一周，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本来不必匆忙作评，不过，粉碎"四人帮"作为"历史转折"的开端在前两集里展现，引起许多关注与争议，看来看去，倒也不妨评论一番。

    电视剧的描写，有其所谓"艺术真实"，剧中对一些事件的描写，与当年实际情况不尽一致，一般不必过于认真，但有些则不然。

    例如西单"民主墙"，那里或许早就有各种帖文出现，但其实是在邓小平复出之后，因为一出涉及"四五事件"的话剧进京演出，吕朴以某厂"0538号工作证执有者"署名在墙上贴出文章，借题发挥，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作为一个标志性举动，致使那段矮墙的政治意味开始突出。而在该剧中，西单"民主墙"似乎早就作为一处大字报栏而存在──这种街头大字报栏在"文革"初期较为普遍，到1970年代中期则多在单位内部，在街头已属罕见──并且以呼唤邓小平复出为其特征，乃有所夸大，但无可厚非。

    人们对该剧关注的焦点，在于它表现粉碎"四人帮"之为"毛主席生前的部署"，以及对这一事变之政变性质的处理。

    剧中展现，事变当晚至次日凌晨，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被召集到西郊玉泉山叶剑英住所开会，华国锋宣布，"四人帮"被粉碎，其成员都已被扣，接受审查，而这是"继承毛主席遗志"，是根据"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李先念率先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在场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们也跟着鼓掌，表示了支持。

    应该说，所谓"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说法，体现当年的真实政治气氛，是当时历史中的真实的谎言。

    当年的历史真实是，党内各派都须以继承毛泽东来标榜自己。江青等"四人帮"依恃的是毛泽东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则强调毛泽东对他的"你办事，我放心"，而华国锋等人打倒了"四人帮"之后，也要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说明毛泽东生前对"四人帮"的批评，只不过，所谓毛"生前部署"云云实在太过牵强，拿不出真实的证据。

    以所谓"毛主席生前的部署"为名义而发动政变，的确是当年的历史真实，而以这一"真实的谎言"为旗帜本身，则表明中共党内政治的落后与黑暗。该剧对此毫无批判，竭力维持这一"真实谎言"的正统地位，是它的局限性的表现。

    不错，以"真实的谎言"为旗帜，是当年的现实，而该剧展示这一现实，的确有其根据，而它构造出一种严峻而庄严的气氛，则是将其作为历史的主旋律了，表明着该剧创作者对历史的态度与见解。而同样，中共中央高层提出并在一段时间里推行"两个凡是"，以及对老干部迫害，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压制和歧视，更不用说，当年中国社会中普遍的贫困，也是当年的现实，该剧展示这些现实，则明显地表现出批判的意味。

    这样对比起来，该剧对粉碎"四人帮"的政变的描写，就在写实的同时，显出了维持谎言的底色。

    再看政变本身。

    该剧的手法是避实就虚。风雨交加，中央警卫部队全副武装出动，沉重、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然而展现的不是对"四人帮"成员的诱捕，而是突出对邓宅的保护，以及对广播电台的接管。从该剧看，军人们对邓家很客气，禁止他们外出看来不是防备他们有何举动而是保护他们免受冲击，以荷枪实弹戒备，似乎是防备有人在政变中加害邓家。人们看到，在京政治局委员不在中南海而在叶帅住所开会，李先念离家时对妻子作前途未卜的交代，邓家被保护及其家人紧张不安，以及电台被接管，隐约可见政变的严重及残酷，然后，就是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上华国锋宣布胜利，而叶帅强调当务之急是稳住上海，却没有表现决定派苏振华去上海，该剧又似乎在尽量减轻政变之严重及残酷的印象。

    但是，政变就是政变，美其名曰"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或暗示"四人帮"其实不堪一击，都无法改变其实质为政变的事实。

    叶剑英说要多找老同志商量，而陈云表达他的意见，是同意"采取抓的办法"，但强调"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陈云的这个意见，在以描写邓小平为主的该剧中不予表现，表面看来勉强算是有其道理，但是，既然是展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作为历史转折开端的政变，陈云对其提出有保留的意见，是极其重要的限定性意见，将其忽略，就是败笔。现实之中，此后的中共，无论代表大会还是中央全会等大小各种会议，乃至各种相关文件，对陈云的"下不为例"的限定性意见全无表示，只是一味地自唱颂歌，这就为后来的恶性发展留下了伏笔。

    陈云的限定性意见，意味着不可以用专政手段处理党内斗争的问题，但是，鉴于中共党内政治的畸形，亦即其长期处于落后、黑暗的状态，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矛盾尖锐化之非常时期，对依恃独裁者毛泽东而有恃无恐的"四人帮"，"一次性"地用一下专政手段，可视为有其合理性的非常之举。

    事实证明，中共高层华叶汪发动政变打倒"四人帮"，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当年，笔者是在十月十日听到这个消息，一、两天后，消息公开，那是真正的"喜大普奔"，出现大规模的庆祝游行。这样，尽管政变为非常之举，有其负面性质，那也不必否定它，毕竟它是以非常的方式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然而，"左派"人士对此耿耿于怀，一直力图翻案。《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播以后，著名"左派"人士"秋石客"撰文指责政变，矛头直指华国锋，说"华国锋是1976政变主谋"，是"宋江一类"投降派人物、"污浊小人"，是毛死后谋反的"半个韩信"，忿忿然"热月政变改变了历史走向，让历史永远把华国锋钉死在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吧！"

    有左翼人士很赞赏"秋石客"的文章，认为它"揭露得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其实，华国锋为政变主谋，乃众所周知之事，只是先前因他退让下台，一度对叶帅的作用过于突出，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汪东兴实际主持政变之实务，作用很大。但无论如何，华国锋得到叶剑英支持，他作为决策者，或者主谋，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该左翼人士很有意思。他知道"十年势焰熏天的他们"即"四人帮"被发动政变的"华叶们'请君入瓮'，举国欢腾"，"似乎只有陈云，还守住了一点分寸"，但他还是不愿意像陈云那样谨慎，而是"呼吁习近平中央不应再美化1976年的政变而应否定它"，亦即，"决不允许（这种政变）再发生"。

    应该说，这个呼吁的本意不错，关键在于，他未能像陈云那样守住一点分寸。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叫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民主政体下发动政变，一般地应予以否定，但可以有例外，而在独裁、专制政体下发动政变，往往应予肯定者反而不少，更应谨慎区别对待，不可一概否定。

    该左翼人士认为，打倒"四人帮"的政变，"毕竟是非法的，反传统反程序的"，而如今习近平面临被权贵资产阶级政变轰下台的危险，"他必须抢先手把任何政变的'合法性'借口，坚决堵死"，也就是，"应先手否定1976年政变"。同时，他认为，"中共建政以来唯一的一次政变是1976年华叶汪们策划的'一举粉碎四人帮'政变。邓小平推倒和废黜了共产党的一个主席，两任总书记，这是权臣的所为，算不得政变。"

    这就很奇怪了。

    1976年政变被神圣化，披着"毛主席生前部署"的圣光，根本无视陈云的"下不为例"意见，于是，中共政治的落后、黑暗一直保持下来，而且在毛泽东身后形成老人"垂帘听政"的丑恶局面。一个主席、两任总书记，看上去都是自己辞职，但其中有区别。华国锋头上有"英明领袖"的光环，迫使他辞职，乃因为党内态势有重大变化，他的一些保守观念被人抓住不放，而他本来在党内其实根基尚浅。胡耀邦、赵紫阳则又有不同，他们的政治理念较邓小平开明得多、开放得多，他们的辞职下台，或许算不得典型的政变，但实质应为政变。特别是赵紫阳，他本人拒绝出面部署军队平息"动乱"，于是，调动军队的各路人马都有相互牵制的意味，矛头所指表面看是聚集在北京的学生与市民，实际更体现严防军队受民间民主运动及中共内部赵紫阳势力影响而哗变的意图，成为一场比1976年政变更大规模，也更复杂的政变。

    如果断定，习近平的对手只可能像华叶们那样发动政变，而绝不可能像邓小平那样，在党内直接出面，或动员一些大员联手出面倒习，迫使习近平辞职，那么，该左翼人士的道理或许站得住说得通。否则，今天无论左翼、右翼，其实应当携起手来，把当年陈云的"下不为例"的道理具体地讲清楚，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

    当年，林彪在"文革"之初为保卫毛泽东而大谈防止政变，但他本人，逐渐走到了发动政变的边缘，而"文革"本身，恰恰以一场政变而告终结，归于失败。历史之手，动作多样而变化多端，若一概而论，则不免出错。

    应该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对历史事件或过程的描写有其独特之处，特别是，对"文革"的矛盾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有相当的触及，是其现实性之所在。不过，它的局限或缺陷，也很明显。重要的是，它借助于重复当年的官方谎言，即粉碎"四人帮"为"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试图将毛时代与以邓小平为突出标志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两个相互矛盾十分突出的时代，联系到一起。这样，把它放在央视一套播出，是作为主旋律作品，作为历史正剧，而人们对它仔细打量，也就理所当然。

    在央视一套播电视剧，时常因为各种缘故而不能保证其连续播出，到目前为止，该剧播出将近一周，进程很是缓慢，可以慢慢看，慢慢品。这有点像许多人现在十分热衷的美剧，它们一般每周播一集，让人消化剧情，又期待下周新的一集。中国现在是多个电视台同时开播同一部电视剧，每天连续播出，至少两集，多则三集，集中一段时间将其播完。央视一套的播法，比较四平八稳，也许也有它的好处。

    邓聿文：从电视剧《邓小平》谈历史真相

    Posted: 14 Aug 2014 06:00 PM PDT

    今年8月22日，是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中国正在进入纪念时刻，舆论关注官方将会以什么规格纪念这位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是与毛泽东同等规格，还是略低一等，因为这关乎当局所说的"两个三十年的"的评价和衔接问题。

    笔者对官方的纪念规格问题不太关注，不过对央视8月8日开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电视剧倒是有几分兴趣。相信这部电视剧会让许多人感兴趣，甚至引起争议。

    电视剧描述的是邓小平从1976年到1984年的历史。以影视剧形式来表现和讴歌中共政治领导人，是内地的一个惯例，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截取的历史距离现在如此之近，还是开创了一个先河。对这段历史，大家太熟悉了，虽然这段历史于邓的评价分歧最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分歧，且于中国而言，也并非不重要。正如剧名所言，这段历史确实可称为转折年代，是大陆从革命时代过渡到开放年代的一个转折点。

    笔者看了这部电视剧的前几集。应该说，描写这种近距离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一定程度上是有风险的。出于政治正确和维护先人形象的需要，电视剧一般会过滤掉一些所谓的敏感内容。这也是大家都不看好此类影视剧的原因。但该剧没有回避这些东西，从前几集来看，它触及到了一些敏感的人物和事件，如中共前两任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和胡耀邦，艺术化地展示了抓捕"四人帮"和西单民主墙等事件。虽然这种触及还仅仅是粗线条的，但比起完全回避，是一个进步。

    另一点值得称道的是，电视剧没有把邓刻画成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而尽量用生活中的细节，用平视而非仰视的角度来展现邓在历史转折年代的表现。这一点相对于内地以往领袖人物的影视剧以事件来代替细节的刻画，也是个进步。领袖也是人，也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过去内地的影视剧往往认为把镜头过多对准这方面会有损领袖的形象，此种思维已经形成影视剧创作的一个定势，很难走出来，但人们看电影和电视，是要看一个真实的领袖人物，一段真实的历史。

    此种情况在近年来有所改变，可改变的不是很明显。《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这方面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突破。对历史和历史人物来说，真实是生命。中国有为尊者讳的史学传统，这不是一个好的传统，因为将真实的东西遮闭或者藏起来，不利后人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甚至将错误的历史传递给后人。这会使得后人易犯前人错误，社会就不能进步。

    谈到这儿，就不能不提文革和六四的问题。习近平要打通前后三十年，使它连成一个整体，可以自圆其说，那么，回避文革和六四，或者只是轻轻一笔带过，就难有说服力。从中共来说，不愿触碰文革和六四话题，原因可能是它涉及到对两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担忧因此损害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但如果长时间不揭开这个盖子，清理这份遗产，中共及其现任和未来领导人就得长期背负这份负资产。目前当局采取的方式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使它遗忘。确实，中共成功地使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不懂得这两段历史，甚至认为文革还是大众民主的试验。但在资讯发达的现代，要想从人们的头脑中完全抹去这两段历史，是不可能的，在高压之下，人们或许不提，可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和条件，社会肯定会把它们翻出来。

    其实，如果摈弃一些人私利的角度，揭开这两个尘封的盖子，对中共的形象和执政合法性并非有损害，或不会有很大损害。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中共有勇气自揭其短，自我反思，进而自我革新，中国的前途不交给这样一个政党还交给谁？况且从现实来看，中共在60多年的执政中，虽然犯了文革和六四这样的致命错误，但终究还是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社会远离战争，国家也强大起来。无论从组织资源和执政经验来看，至少在未来一个时期，大陆还没有哪个政党能够代替中共，或者挑战中共的执政地位。现在民间之所以揪着这两段历史不放，当然是这两段历史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可另一方面，也是人们认为，中共死扛着错误不放，表明中共藉着自己掌握着枪杆子，根本无意从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一旦中共承认了这两个错误，则预示着中共在进行自我革新和转型，人们就会因此减少很多对中共的怨恨，认为这个政党还是值得信赖的。

    当局不愿公布真相，若因为六四牵涉到现在一些中共元老，当局要考虑他们的利益和荣誉，不想揭此盖子，尚勉强理解的话，那么，对于文革，这方面的顾虑就应该少得多。因为从中共自身来说，在历史决议和其他党的文件里，对文革做了负面定性和全盘否定，说它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江青等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场社会浩劫。既然党自己都公开说它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公布真相？不公布历史真相，承认错误，党对文革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也不用担心公布真相会损及毛泽东的形象，因为即使官方不公布真相，民间和野史以及亲历者的回忆也早已把文革真相呈现了大半。或者即使对毛泽东有损害，也不一定会损及中共。现任领导人可以做到和之适度切割。事实上，中共现行的政策和所谓走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更多地继承了邓小平而非毛泽东的遗产，只不过后者政治符号意味更浓。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播出，是否预示着中共在历史问题上会有一个较大进步，还不能确定。笔者希望如此。时间拖得愈久，对执政当局、中共和整个国家，都没好处。

    （本文作者邓聿文系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茉莉：瑞典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争议

    Posted: 14 Aug 2014 06:05 PM PDT

    曾获得多个新闻奖项的瑞典电视台记者斯文·伯格曼交给我一份采访提要，请我回忆有关中国"六四"悲剧的情景，并请我这个中国前政治犯谈自己流亡二十余年来的思考。斯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在北京六四大屠杀之后，欧盟制订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军售禁令。瑞典政府也早就做出决定：不出售武器给中国，也不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但是我们瑞典电视台（SVT）可以证实，瑞典当局正要秘密启动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瑞典著名记者Sven（右）、摄影师Ola（左）与茉莉合影


    欧盟是否应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个问题现已成为欧洲人权人士与其政府抗争的焦点。抗争的意义不仅在于出售武器本身，不仅具有维持亚洲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军事意义，更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即欧洲是否还能向屠杀本国人民的专制政权继续说"不"。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中国八九血腥历史的记忆和人道立场，考验着欧洲：在中国政府强大的经济攻势之下，欧洲人是否还能坚持自己的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


    ◎ 产业部长对历史无知被责难


    2012年4月，现任产业部长安妮卢夫在接受记者托马斯采访时，谈到瑞典的武器出口，安妮卢夫信口说："瑞典不排除可以出口武器给中国。"记者闻言大惊，立即反问："你认为瑞典可以向中国出口军火，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新闻。" 

    这位出生于
    1983年的女产业部长显然不知道自己犯了忌讳，她继续解释说："瑞典应该出口武器到那些与我们有合作关系的国家，我们应该尊重相互之间的合作协议。"

    在瑞典外交部的网站上，明确地写着这一点："与中国的关系对瑞典是重要的。"但同时，中国被瑞典外交部明确定义为："一党制国家，也没有自由选举，政治上的反对是不允许的。"该网页还指出，中国"在人权保护方面存在非常严重的缺点"。

    安妮卢夫不知深浅的表态，立即遭受瑞典舆论的强烈批评，人们嘲笑她对历史无知，媒体质问她是否知道有一个欧盟军售禁令，是否知道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民主还是独裁？媒体还再次重提当年欧盟军售禁令的特殊背景：1989年6月26日至27日，在震惊世界的中国天安门事件之后，欧共体的决策机构部长理事会在马德里开会，决定制裁中国。会议宣布一项有关军事方面的措施："共同体成员国中止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并禁止与中国进行武器贸易。"

    尽管有爱好和平之美誉，但瑞典对外出口武器的军火生意一直不错，并以制造优质精良的武器而著名。对外开拓军贸市场当然可以增加出口额，但是，在欧盟对华军售禁令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公开宣称要贩卖武器给中国，产业部长安妮卢夫因此成了众矢之的。

    研究欧盟政策的政治学家说："安妮卢夫必须收回她的言论。解除欧盟对华武器禁令，需要征求所有成员国的同意。现在世界上强烈的共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在众多指责之下，年轻的女产业部长不得不出面认错，说：
    "我当然不是建议瑞典出口武器给中国，我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我的目的是解释出口武器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有哪些机构去管理和评估。……很不幸，我用中国作为一个假设的例子，所以我想要澄清这一点。"



    ◎ 瑞典曾是欧盟解禁的刹车装置之一


    那么，瑞典是否像某些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在偷偷出售武器给中国了？从网上搜索到的不可靠的资料来看，似乎有几家瑞典公司给中国提供了军事方面的技术，例如瑞典公司Systecon给制造"隐形战机"歼-20提供了帮助。据俄国的消息，中国已从瑞典成功采购了拦阻索，并利用西方技术研制出了国产电磁弹射器。

    但个别瑞典公司的私下行为并不能代表瑞典官方，瑞典政府仍然没有公开宣布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回顾二十五年来的历史，欧洲各国围绕是否解禁这一问题长期较量，瑞典和丹麦、芬兰、荷兰曾经属于最顽固反对解除禁令的欧盟成员国。正是这些北欧国家的坚持，使欧盟对华军售禁令至今仍未解除。可以说，这些国家是欧盟解禁的刹车系统。

    为什么这些北欧国家要长期坚持对华军售禁令？这首先是因为，"六四天安门惨案"发生这么多年来，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并未改善。其次，这些阻扰解禁的国家和中国关系不很热络，它们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权理念，在国际交往中仍然遵循一些基本的道德原则。

    之所以要坚持这些原则和理念的，由于欧洲有血腥的历史教训。近两百年中，从"神圣同盟"到法西斯主义，一个幸福的欧洲曾一度变为屠宰场。在国际关系中只重利益不讲道德与人权的做法，留下了深刻而痛苦的欧洲经验。因此，当今欧盟的外交政策一直强调民主、人权和法制等基本价值。

    鉴于这些价值理念，瑞典向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实行武器禁运，其中包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实行武器禁运，意味着与某一国家的军事贸易被禁，同时也向某国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该国政府及其政策是不能被接受的。

    就在产业部长安妮卢夫在对华军售问题上失言之际，瑞典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大部分接受调查的瑞典人说，他们知道本国向外出口很多枪支，这给很多人增加的工作机会，但他们仍然反对对外销售武器。瑞典政府将要在秋季制订一条严格限制军售的新法令，据说，没有政党领袖敢于公开提出提案，把武器出售给那些不民主的"可疑的国家"。

    ◎ "扒粪者"提醒欧洲人的良知 


    然而，在欧盟对华武器禁运25年期间，曾长期是解禁之障碍的瑞典，现在也开始动摇了。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促请欧盟解禁。他们声称，欧盟对华武器禁令是一个政治歧视性的政策，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已经不合时宜。既然欧洲国家要和中国成为贸易伙伴，就应该解除这一禁令。

    目前，中国已经在27个欧盟成员国都有直接投资。趁全球金融危机之机，中国人掌握了庞大的欧洲主权债务和组合资产。为了争取对华贸易和中国市场，不少欧洲国家政府忘却了基本价值观，一味追求贸易利益，于是，取消对华武器禁令的声浪逐步高涨。在支持解除禁运方面，法国和德国的态度最为积极。德国认为，欧盟需要扩大对亚洲国家的产品和技术出口，以缓解严重的债务危机，对华武器禁令已经不现实。

    虽然对这一问题拥有关键决定权的欧盟委员会尚未明确表态支持解禁，但该理事会已经表示要重新考虑对华军售禁令，并最终取消它。反对解除该禁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据说，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令几乎成定局，对华武器禁令已形同虚设。一些国家早已绕开禁令约束、采取其他方式向中国出口武器。
    这个状况引起了瑞典记者的关注，他们决定追踪瑞典是否已秘密和中国军事合作一案。《审查任务》是瑞典国家电视台的一个以揭露真相为己任的专题节目。这个专题节目以呼吁社会的公德和公正为宗旨，以其调查性的报道，将真相公之于众，对社会及其政府进行强有力的监督。这些黑幕揭露的记者，就像用粪耙扒走地上秽物的人。

    曾经在《审查任务》镜头下曝光的黑幕事件很多，其中有：揭露瑞典公司在捷克、匈牙利和南非行贿，从事鹰狮战斗机（JAS-39）的秘密交易；揭露TeliaSonera公司支付数十亿美元给乌兹别克的独裁者，以换取移动电话的经营权；揭露瑞典的情报和安全机关与埃及政权合作，由美国"非常规引渡"囚徒的丑闻；揭露哥德堡市政府在庆祝戛纳节时大肆喝酒挥霍；……。

    找我合作的瑞典电视台记者斯文·伯格曼，是一位直面丑陋挖掘真相的优秀"扒粪者"。他决心以镜头和采访，让瑞典人重温一段悲痛的中国历史，唤醒欧洲人逐渐麻木的良知，继续坚持对华军售禁令，以制裁屠杀人民的政府。


    ◎ "梦游者"令世界更加危险

    尽管中国政府宣称，解除禁令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大规模从欧洲进口武器，似乎欧洲可以放心地出口武器给中国，但大多数欧洲国家仍然心怀警惕，他们担心中国获取更多的高科技武器，会破坏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六月二十八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西方人纪念这个日子，研究那场战争的成因与后果。《梦游者：1914年欧洲何以陷入战争》（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是美国历史学家克拉克的一本研究著作。作者在此书中重新解读一战的成因，分析导致战争悲剧发生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作者认为，战争参与各方都是"梦游者"，都不负责任地梦游，给欧洲带来一场浩劫。



     

    一百年过后，当今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又懵懵懂懂地开始
    "梦游"了。例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支持取消对华武器禁运，他说"中国应该被视为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之一"。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曾公开表明支持解除该禁令的立场。

    具有明智头脑的欧洲人发现，当今世界的局势与1914年的情形有很多相似之处。由地缘政治野心引起连锁反应，加上政客们缺乏远见地搞政治赌博，由国家主义者、宗教冲突导致的激情对抗，我们在叙利亚、伊拉克、非洲、特别是在乌克兰都可以看到，有不少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症候。

    瑞典的评论家还看到当今中国公然推行的军事强硬路线，中国目前的海军装备令他们想起当年的德意志帝国。百年前，怀着征服全球野心的德国扩大了战争舰队，挑战昔日的海上霸权英国。今天中国和它的亚洲邻居越南、菲律宾频发冲突。中国正在以新的军事实力，企图把美国从自己的亚洲后院赶走。

    因此，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在目前看来是不适当的。在中国的"六四"问题尚未解决之时，解禁显然是对欧洲人道理念的背叛。同时，解禁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导致各国的军备竞赛，增加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无论对于亚洲还是对于世界，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都将是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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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八月号

    茉莉：女院士萨拉和她的前任

    Posted: 14 Aug 2014 07:23 PM PDT

     
      
    由萨拉·丹尼斯（Sara Danius）继承已故院士安隆特（Knut Ahnlund）在瑞典文学院的位置，这事儿在瑞典文坛看起来有点儿讽刺的意味。安隆特院士曾在2005年10月，因抗议奥地利激进左派女性主义作家叶利尼克获诺贝尔文学奖，与瑞典文学院决裂而离去。2013年12月，在老院士去世后一年之际，接替文学院那把蓝色丝绒镶金边的第七号椅子的，竟然是一位类似叶利尼克、颇受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女学者。


    ◎ 继承"麻烦绅士"


    已故的北欧文学教授安隆特被人称为"麻烦绅士"，是由于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在瑞典文学院里闹出事件来。自1983年成为文学院院士之后，安隆德与瑞典文学院发生过多次不可调和的争执。1989年，安隆德抗议文学院不谴责追杀拉什迪的伊朗政府。1996年后，他曾先后与两任常务秘书长公开闹矛盾。2005年，由于反感诺奖得主叶利尼克作品之缺乏远见和色情，安隆德在媒体上宣布退出瑞典文学院。此后，这位老院士便拒绝参加文学院的评选活动。安隆德至死未与文学院和解，即使在高龄之年，他仍然指控其他院士滥用权力和泄露文学奖得主的信息。

    虽然早就宣布退出文学院，也不再参加评选，但按照瑞典文学院古老的院士终身制，安隆德院士的第七号座位即使长期空着，也只能等到他过世之后，文学院才能找新人继承。对这样占着位置不干活的院士，我们纳税人也无权置喙，因为文学院赖以运作的资产并不是来自税收，而是来自老国王早期创建文学院时的馈赠。文学院的资产由专门的财务公司经营，其产生的收益足够应付开支。

    年仅五十岁的文学博士萨拉·丹尼斯坐上文学院第七号高背蓝色丝绒座椅，按照惯例，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进入瑞典文学院时，发表一个纪念其前任的演讲。尽管从来没有见过安隆德，但萨拉必须下一番功夫去研究其人其作品。我这个局外人，因为一直跟踪瑞典文学院的人事变化，也饶有兴趣地观察这位女博士如何措辞评价其前任。安隆德曾与各位聆听萨拉演讲的院士长期敌对，那么，萨拉颂扬其前任的分寸该怎么把握，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 致辞分寸得宜


    致辞一开头，萨拉轻松地大谈安隆德如何热爱旅行。她说她的这位前任绝对不是一个静守书桌的学者，而是想要看遍世界的人，他曾多次前往丹麦，西班牙，斯里兰卡，美国，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旅行。萨拉还提到安隆德对蝴蝶和甲虫的爱好，以及她从安隆德的儿子那里获知的其父趣事。

    当然，萨拉不能在入院演讲里回避安隆德与瑞典文学院的长期冲突，也不能不涉及那位老院士独特的性格气质，否则她就太不诚实了。还好，萨拉不是一个很滑头的人，她在演说里如此评价说：安隆德院士是一位"坚定不移的抗争者"，"在这个时代针对瑞典文学院的精神弱点而抗争"，他自有他的理由，因为他认为瑞典文学院的道德神经已经被摧毁。



    女院士萨拉和她的前任（图文）
     
    至于安隆德为之愤怒抗争的事情对不对，萨拉说，这不是能够由她来判断的，需要时间来作结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一定正确。但无论如何，萨拉认为，应该向这位严谨坚持原则的斗士致以深深的敬意。接着，萨拉以文学评论家的扎实功底，全面地介绍安隆德的生平及其文学成就，给予那位于八十九岁去世的老人以充分的赞扬。

    读了萨拉的这篇新院士致辞，我不能不佩服她的聪明、客观、诚实和分寸感。事实上，萨拉从来就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女学究，她在高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后来读文学博士，还曾在欧美各国游学，因而见多识广，颇有社会阅历。


    ◎ 丑闻赋予能力


    在萨拉的青春苦闷期，她曾一度不知自己应该做什么，因此去斯德哥尔摩的赌场求职，经过培训，作为一名合格的荷官工作了几年。荷官是那种在赌场负责发牌的职员，他们常常是满面笑容地，在"哗啦啦"的响声中，双手像变魔术一样洗牌。萨拉说，那种经历是非常艰难的，对她的人生很有启发性。

    当萨拉成为新院士的消息公开后，作为公众人物，她的家庭背景及其个人生活也被媒体挖掘出来了。萨拉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她的家庭状况非同寻常地复杂，还曾发生过公开的内斗。当萨拉于1962年出生时，她的母亲，撰写育儿书籍的女作家安娜·沃尔格伦还只有20岁，既是军人也是文学硕士的父亲拉尔斯已经55岁了。这段婚姻没维持几年就结束了。

    然后，萨拉跟着她的母亲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一度移居到埃及去了。放荡的母亲给她带来一大群同母异父的弟妹，还有数不清楚的丑闻与麻烦。

    很多年以后，萨拉的妹妹费利西亚写了一本著名的自传《费利西亚消失了》。在这本以其伤痛感震惊瑞典人的书出版后，母亲安娜作为一个谈育儿问题的知名作家，自命不凡的文化精英，从此信誉破产。在妹妹费利西亚的笔下，母亲被描写为一个酒鬼，任性，自恋，并且性上瘾，她不但自己虐待孩子，还醉醺醺地把外面的男人带回家来虐待孩子。

    无论妹妹和母亲怎样大打笔战，身为长女的萨拉不肯对家庭悲剧发表意见，她拒绝评论其妹的书，也不愿意多谈自己的童年生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只要提及家庭矛盾这个题目，"秃鹰就飞到了树上。"她更愿意谈她的父亲。她回忆早年去世的父亲如何爱听古典音乐，赞扬父亲怎样传承给她一种美好的有价值的生活方式。

    按照萨拉自己的说法："移民把我变成了一种社会学家。"正是家庭不断的变迁，使她认识世界和文学的复杂性，学会观察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形态，同时，作为拥有众多弟妹的大姐，她也学会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从这个角度看，家庭丑闻及其争执，反而赋予文学家更深刻的人性洞察力。

    瑞典媒体认为，萨拉作为家庭丑闻的一个果子，如果她也卷入其妹发起的揭露母亲的媒体大战，如果她不是如此明智地保持沉默，那么，瑞典文学院的第七号座位很可能就不会属于她。哈，没有人会相信，在好斗的安隆德院士离世之后，业已清静下来的瑞典文学院还会想要一个新的安隆德。


    ◎欧美文学奖？


    尽管本人性格沉稳，新院士萨拉还是发现，她和其易怒的前任安隆德有不少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喜欢园艺，还有他们在文学方面的研究领域，两人都是富有成果的欧洲文学研究者。

    安隆德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西班牙语言文学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他于1956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伟大的丹麦作家亨利克彭托皮丹。后来安隆德在大学教授北欧文学。作为一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安隆德给瑞典《每日新闻报》写作大量的报道文章。由于他广博的知识和锋利的语言，使得他的报刊分析文章具有不同寻常的趣味性。

    萨拉在英国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在美国杜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到瑞典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美学教授。和安隆德一样，她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给《每日新闻报》撰写文学批评文章，写作清晰简洁的散文小品，也被认为是很有趣的作家。

    但萨拉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专注于研究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萨拉研究的重点是现代小说的历史，其研究对象包括各位欧洲著名作家，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乔伊斯，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她的著作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批判理论、解释理论、女权主义理论、传媒理念、摄影、历史、思想艺术和手工艺的历史。萨拉还向瑞典读者引进美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詹姆逊的理论。

    如此广博的知识领域，就像令人目不暇接的花色菜谱。萨拉说，一位老教授曾经教她，研究文学的方式，应当像制作一顿丰盛自助餐，把芦笋和各种食物混合起来。一方面，研究者要做细致准确的文本分析，另一方面，要广阔地注视历史久远的发展。

    笔者因此明白了，为什么在诺贝尔文学奖长达一百多年的颁奖历史上，瑞典文学院挑选西方文学得主，很少有犯错的时候。这是因为，不少文学院院士本人精通多种西方语言，在西方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不须太多借助外人的翻译研究。就整个瑞典文学院的知识结构来看，把诺贝尔文学奖限定为"欧美文学奖"，可能比较合适一点。这是当年富有世界主义理想情怀的诺贝尔老先生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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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2014年8月10日，发表时题为《瑞典学院女院士萨拉》，有删节

    张雪忠：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

    Posted: 14 Aug 2014 09:20 AM PDT

    张雪忠
    （作者按：最近一段时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与多位朋友谈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我们的观点各有异同。这篇文章只是我个人观点的记录，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准确表达他人的观点。尽管我在闲谈中说得比较随意，但在本文中，无论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批评他人的观点，我将只进行合乎政治学专业水准的理论分析。我不会用哪怕一个字，去讨论形形色色的宫廷秘闻，或是其它道听途说的消息。另外，由于文章内容涉及不止一个主题，采用对话式的文体，或许比一般的政论文体更合适一些。）

    友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人们对新一届领导人的施政方向，特别是对习的政治理念，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张雪忠：这是一个很大和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提供任何具体而肯定的答案，我只能努力提供一种初步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此，我想先说说民选政治下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共接班体制之间的区别。

    在民选政治下，一个人通过选举获得了选民授权，就不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而且还可以在各种重要和关键的职位上，任命认同自己的理念和政策的官员。为了保障当选领导人有足够的人事安排空间，前任政务官员通常要集体辞去自己的职务。当然，新任领导人在行使充分用人权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更为明确和直接的政治问责。

    在中共接班体制下，情况显然就不同了。在这一体制下，新领导人的选定，必须得到前任政治元老的首肯，并且通常是各个政治派系妥协的结果。因此，新领导人上台后，通常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那些占据重要和关键职位的人，并不是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也不能任意撤换这些人。习上台后面临的局面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在他之前的两任领导人仍然健在，并且也都培植了自己的派系势力。

    友人：那么，习会不会努力改变这种不利的权力格局？

    张雪忠：在政治心理学这门较新的学科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以及这些个人特质与他们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认为，如果一名政治人物具有较强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动机，他就不大容易满足于对自己不利的权力格局，而是倾向于改变这种格局。而如果他的权力需求的动机较弱，就更容易满足已有的权力。

    友人：那你觉得习的权力需求动机强不强？

    张雪忠：我对习这个人了解不多，更没有专门研究他的经历和个性，因此无法断言他的人格特质中，是否包含需求权力的强烈动机。我只能说，从他上台后采取的一些政治行动来看，他似乎有意要改变十八大形成的权力格局。

    习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党政体系中的权力比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在政治局有多少同盟者；以及（2）在中央委员会有多少支持者。由于接班体制的结构性原因，习在上台时面临的权力格局，可能并不十分有利。但他毕竟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于一身，在中共党政体系内部，仍有主导政治议程和主动采取政治行动的便利和"正当性"。

    政治局是中共常设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领导人不满意自己在该机构中的权重，且无法其改变组成人员时，他强化自身权力的可行途径，就是在政治局之外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决策体系。中共新近成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均由习本人担任组长），似乎表明习在努力扩大自己在高层决策体系中的权重。

    中央委员会是中共的核心权力机构，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委以及总书记均由其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在中央委员会中有多少自己的支持者，对总书记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下一届政治局人员组成和权力布局，甚至事关总书记自身地位是否稳固。在中央委员会中，省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较高。总书记并不能独自随意撤换省部级官员，但如果他发起反腐行动，并将省部级官员作为反腐行动的重点领域，他就不但可以直接影响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而且还可震慑其他省部级官员，赢得他们的效忠，最终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

    友人：不少人认为，此次反腐行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江系势力，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在本轮反腐行动中，每有高官落马，人们都会讨论他（或她）到底属于哪一派系。但是，我本人对中共内部的派系关系了解不多，难以分清谁是谁的人，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如果习试图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并努力扩充自己的权力基础，他最可能的选择，应该是与较弱的派系结盟，以打击原本较强的派系。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在巩固个人权力之后，或许会开启迈向宪政的政治改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你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也可以说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方面涉及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政治人物如果要启动政治改革，是否需要先强化自己的权力？第二方面涉及一个具体的问题：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对于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答案都是否定的。在非民主政治中，一个人能成为政治强人，并不是因为他是神奇的超人，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构筑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他组建了一个效忠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权势集团。但任何这样的权势集团，在对特定政治人物提供支持的同时，也会形成对权力和利益的自我需求。权势集团对其效忠的政治人物，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约束。如果政治人物施行的政策，不符合权势集团的利益，他就很有可能被背叛和抛弃。

    从实践上看，那些所谓的政治强人，最可能做的不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而是想尽办法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力。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这些人都曾权倾一时，但哪个人想过要政治改革？在邓去世后，江的权势应该也不小，但何曾有什么政治改革？普京也可算俄罗斯的政治强人，但他念兹在兹的，不是努力推动宪政体制的革新和完善，而是极力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位。

    而那些顺应民主潮流的政治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权力在强化，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在弱化。比如，台湾地区的蒋经国，在接受民进党建党的既成事实时，所面临的政治处境，一是国民党内部本土势力的崛起，二是党外政治力量的逐渐强大。再比如，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在1987年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也是迫于民主运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政治改革的意愿。

    友人：那你认为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张雪忠：我前面已经讲过，对政治人物个人特质的研究，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技术，即使由专业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分析，亦难以准确界定特定政治人物的个性，并以此推测他的政策意图。并且，一般认为，现实的政治情境，比政治人物的个性，更可能影响他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分析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特质，还面临信息缺乏的特殊困难。由于当局对信息传播的严密控制，人们很难获取关于领导人个性的真实信息；能够获取的，往往是经过筛选，甚或刻意编造的所谓"正面信息"。大家可以想想薄熙来的案例。在薄下台前后，人们所能获悉的关于他的信息，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人们对他的评价因此也有显著的变化。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不得不说，有些国内的政治评论人士，在公开断言习的个性和政治意图时，所表现出来的斩钉截铁的自信，着实是令人吃惊的。这或许就是外行人士身上常见的所谓"懵懂的自信"吧。
    我不想在这里说外行话。我只能告诉你，认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是政治人物较重要的个人特质之一，并且对他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就习的个人情况而言，似乎并无证据表明，他对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有过深入的了解。如果一名政治人物不熟悉现代政治理念，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开启宪政改革的可能性。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一点非常粗浅的、参考价值极其有限的提示。

    友人：那你对习未来的施政方向就没有任何看法吗？

    张雪忠：我没有办法基于习的个人特质来预测他的施政方向（我们并无足够的信息来界定他的个性），但我可以就他上台后的作为（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他可能的政治目标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十八大之后，官方媒体曾发表过一系列反宪政的文章，但由于我们并无证据断定，这些文章反映了习本人的意思，因此我们可以略而不谈。不过，包含"七不讲"内容的中央九号文件，如果没有总书记的首肯，是不可能出台的。这一文件的内容，与习对前苏联垮台的惋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以及联俄抗美外交政策，在理念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确保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并且与自由、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现代宪政体制，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十八大以后，当局不但极力强化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和整肃，而且还大规模抓捕政治异见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

    另外，已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次规模和力度都比较大的反腐行动，波及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并未涉及俗称为"红二代"的群体。并且，因为有些涉案官员是秘书出身，官方媒体还曾专门发文警告秘书们要洁身自好。官方媒体专门发表了剑指秘书群体的文章，这是非常罕见和不同寻常的。这篇文章的意旨，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在"红二代"群体中较为盛行的看法："江山是我们的爸爸或爷爷打下来的，但经过江胡二十年，主要的权位却落到了他人手里。"

    基于以上分析，我个人初步判断，习似乎是以"红二代"作为自己的核心政治基础，他的政治行动的重心将会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极力防范和打压社会力量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二是在党内努力扩大"红二代"的权力份额，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也可以作两个层次的解读：一是向社会宣示，中共的权力垄断不容挑战；二是向党内宣示，"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正统继承人。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初步判断，这一判断是否准确，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本人是有政治改革意图的，他的一些相反的表态，以及"七不讲"的文件，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的左派或保守派。另一些人则认为，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打压，都是党内失势派系在搅局，在绑架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这两种说法都是纯粹的外行话，因为其中包含的思维方式，完全是非专业的、外行的。第一种说法，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包括两个步骤：（1）预先假定并断言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具有政改意图的人；（2）对于他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言行，都解释为对他内心"真实的政改意图"的掩护。这种思维方式的症结在于，步骤（1）中的假定本身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证据来支撑的。用这种思维方式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可视为是政治评论界的算命先生。

    友人：那么专业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张雪忠：专业的分析方法并不容易，但却是非常平实的。为了判断一名政治人物是否有政改意图，专业人士的做法是：密切关注他的各种政策宣示和政治行动，将支持"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一头，将反对"政改意图"的证据放在天平的另一头，然后再根据不同证据的权重作出初步的判断；并且，这种初步的判断，还可能依据后续的证据不断加以修正。

    上述第二种说法的思维方式，也是包含两个步骤：（1）预见假定和断言最高领导人是具有政改意图的好人；（2）将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归咎于一个不可捉摸的失势派系。这里的步骤（1）给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断言，而步骤（2）则是为了把一切不利于（1）的证据给"解释"掉。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是外行思维的极端表现。

    我们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阴谋论思维的荒谬。假设甲和乙发生了争执并大打出手，甲甚至扬言说"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几天之后，乙果然被人谋杀了。针对这种情况，专业的侦查人员可能会初步认为，甲有作案的动机，但绝不会仅仅基于这种主观动机，就断定甲是作案者。为了确定甲是不是作案者，侦查人员必须要依靠客观证据，比如甲是否有作案时间、凶器是否属于甲、现场是否有甲的足迹和指纹，等等。而外行的阴谋论思维，则完全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客观证据，就会直接断言：既然甲怀恨乙，那就一定是甲杀害了乙。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那些喜欢用阴谋论思维谈论政治问题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学者。这本身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实际上，一名专业的政治学者，如果用阴谋论来讨论政治问题，那一定会沦为业内的笑柄。可见，外行人士谈论政治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怎么说都不怕别人笑话。

    友人：有人认为，当前这场反腐行动，客观上可能会产生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以及破除权贵的后果，因此，无论当前的反腐有什么背景和动机，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对于反腐可能导致极权的危险，他们则认为，极权比权贵更容易对付，其理由之一就是：反极权的力量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反权贵则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

    张雪忠：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他的观点目前比较有影响，我也认真读过他的相关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孙教授作为一名学者，显然没有用上述外行思维来讨论政治问题。但我仍想坦率地说，他的论述中，确实包含不少重大的知识错误。

    比如，自由主义确实是反极权的思想，但说反权贵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显然是不对的。所谓权贵，是指一个群体或阶层，他们不但垄断着政治权力，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私人利益。可见，权贵其实就是专制的形态之一，而民主主义显然就是反权贵的思想资源。另外，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反极权，还是反权贵，重要的不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思想资源，而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政治力量。

    中共政权作为一种专政体制，既是反自由的，也是反民主的，其反自由的极权的一面，表现为对个人自由及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其反民主的专制的一面，则表现为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完全垄断。就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尽管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仍无法得到保障，但政治人物要想重建毛式极权，成功的可能性已不大了。而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不但排除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资格，而且也是个人自由和权利屡遭侵犯的根源。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同意孙教授的一个观点，即作为专制政治形态之一的权贵政治，已成为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友人：那你是否同意，当前的反腐行动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呢？

    张雪忠：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这一观点包含着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要知道，专制政治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政治，因此也是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政治，而所谓权贵，只不过是腐败了的权力垄断者或专制统治者。孙教授认为，无论当前的反腐行动动机何在，哪怕是为了保政权，哪怕是没有制度建设，仍然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及制度的"反腐"行动，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真正的反权贵，不是指主政的权贵们将少量不忠者逐出权贵队伍（这只是权贵内部的权力重组），而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改变权贵与非权贵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以使非权贵人群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真正的反腐败，也不是以权力手段将少量腐败官员清除出官僚队伍（谁能说补上去的人不会腐败呢？），而是通过制度的变革，使原来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开始受到监督和约束，从而减少腐败的可能性。

    我们一定要注意，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在人类政治史上，有哪一次所谓的"反腐"，最终成了政治转型的契机？又有哪一次政治转型，事先有一个"反腐"的铺垫？

    友人：这么说，你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是很悲观？

    张雪忠：我一点都不悲观，我一直都很乐观。只有那些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人，才会感到沮丧和悲观，因为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都知道：人若要幸福，就必须要自由；人若要自由，就必须要勇敢。如果我们到今天都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枉费了人类两千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了。

    在一个少数人利用对权力的垄断，长期压迫多数人的专政国家，被压迫者根本就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压迫者身上。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政治经验，在在都表明，被压迫者的希望在于抗争，而不是在于哀求。我这样说，不是要断言任何当权者都没有启动政改的可能性。我只是说，我们不能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小概率事件上，就像我们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不能假定自己能买中六合彩。另外，如果当权者真要政改，也一定会有明确的政策宣示，并采取切实可信的行动（如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等），来向社会发出信号，并寻求社会的支持。在看到这些切实可行的信号之前，我们没有必要充当政治人物肚子里的蛔虫，去臆测他到底有没有政改的意图。

    在一个存在政治压迫的国家，自由的希望，不在那些位高权重的压迫者身上，而在那些无惧牺牲、坚韧不拔的反抗者身上。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而不惜身陷牢狱，他们也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声援和支持。我们应该尽可能以这些既有信念，又有行动的政治犯为枢纽，组成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准政治联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引领自己的国家从专政走向宪政。
    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权力败坏、公义沦丧国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而是那些因为反抗而被销声、被迫害、被关押的人，才是真正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正直、善良、勇敢和奉献等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才能在一个黑暗的国度，得到最鲜明和最有力的彰显，并为自由和公正的来临保存希望。

    2014年8月14日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6, 2014, 6:19:51 AM8/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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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平：宣传的胜利

    Posted: 16 Aug 2014 01:05 AM PDT

    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愚蠢，主导人类近现代文明的西方人更是如此。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近日发表一份报告，称中共政府意识形态教育成效惊人：2004年课改后的思想政治课教材可以更加有效地塑造学生的意识形态。我希望有一份报告研究中国宣传对西方人意识形态的改变。

    这份报告打破了很多人的幻觉。一种为中共洗脑教育辩解的常见说法是，尽管中共进行网络封锁，但是相对过去年代来说，互联网仍然为中国网民提供了丰富的资讯。不久前，有一位亲共的西方评论员就公开质问：在资讯如此发达的现代中国，怎么可能进行洗脑？该研究发起人之一、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学教授坎托尼（Davide Cantoni）表示，最令研究人员吃惊的结果是，虽然中国学生拥有接触其他媒体和信息的机会，政府居然还是可以有效地通过教材改革改变学生的意识形态。
    这份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北京大学学生，该校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年轻人的聚集地，也具有反思和反抗的传统精神。研究表明，使用新教材的大学生更加相信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更加信任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包括公安机关和法院在内的国家机构，并且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更有信心。
    在我看来，2004年课改的"成功"并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自从1989年以来，中共新的意识形态教育一直在"进步"。1949年以后的中共意识形态教育，当然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文革"让中国几近崩溃，这种"成功"也随之中止，八十年代出现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全面认同的趋势。"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利用残暴产生的震慑作用，对意识形态教育进行了改造。
    最大的改变有两点：一是"去正义化教育"。不同于此前的假大空说教，宣称全世界中共最伟大光荣正确（这种说教当然仍然大量存在），新的教育中承认自己有问题，但强调别人也不怎么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利益至上是普世原则——并成功地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立场污为假大空宣传。二是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既然没有普世正义，理所当然应该根据自家的情况谋取最大利益。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国情，西方人的观察和批评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干涉内政。
    2004年课改后的思想政治课教材，进一步强化这两个方面，既减少对西方文明的介绍，又增加对在中国国情下进步的肯定。上述研究表明，这种变化并不显着，却微妙而有效。
    根据我的观察，随着中国经济权力的扩大，这套意识形态宣传也有效地改变了香港、台湾和西方世界。我相信反对"占中"和"太阳花学运"的香港人和台湾人中，很多就是通过这种宣传"理解"中共的。"看到中共的进步"，在西方甚至成为包容和睿智的自我标榜。尽管习近平访问法国时可以让奥德朗总统绝口不提"人权"二字（请注意不是没有必要谈，而是经过交易和威胁之后的妥协），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文明被中国改写的欧洲人仍然不多。

    ——东网

    王思想：无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Posted: 16 Aug 2014 12:48 AM PDT

    图：中國戰區的日本投降典禮在南京舉行，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左）代表接受日本降書
    每年8月15日前后，某些中国政客、愤青总是很紧张地盯着日本政客，看他们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我不明白他们是担心对方参拜呢，还是希望对方参拜以煽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我常常想：凭啥谴责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一个连自己那几百万抗日英魂都不清楚、实际是不敢去纪念的国家，却谴责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真是荒唐。
    战争是要死人的。伊拉克战争，美军伤亡微乎其微，那是因为作战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在1940年前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的武器装备明显弱于日军，伤亡也远大于日军。
    那么，当时中国多少军人死于抗日战争？这个数字竟然没几个人知道。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可以回避此数字。
    中国人隐瞒、篡改历史，这一传统非常悠久。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人们通过博客等形式揭露出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尤其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真相。
    学者普遍认可的数据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军死亡380万人。
    8年抗战，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场大型会战、大型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38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伤亡、失踪约321万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损失殆尽。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民革命军牺牲380万人，牺牲了包括张自忠在内的11名上将，34名中将，50名少将。
    现在的人们是很难想像，当时中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抗战的。普通国民革命军每个师装备：士兵：粗布衣服两套，草鞋2双，每师平均兵员9600人，步枪2000支，子弹每人20发，轻重机枪60挺，山炮5门，汽车20辆，坦克无，空中掩护无。士兵每日吃两顿，其中一顿稀饭……
    士兵的数字或许有误差，将军的数字则比较准确：在8年抗战中，国民革命军牺牲的师级以上将军，多达70人。
    当今大陆历史教科书上，不仅回避阵亡将士的数字，甚至连那些着名的战役，也刻意回避。学生们一般只知道3个抗日战役：平型关，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其中，平型关战役被可以误导。真正的平型关战役，是阎锡山指挥的；林彪的部队负责了其中腹肌日本运输队的一个小战役。
    很少有人知道22场大型会战。至于着名战役，催生了《大刀进行曲》的长城喜峰口战役被隐瞒，催人泪下的常德保卫战被回避，壮烈的长沙战役被隐瞒……士兵的名字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土中，就连薛岳、孙立人、张灵甫、戴安澜、王耀武这些声名显赫、事迹清晰的抗日将军，竟然也被刻意隐瞒。
    仅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能够在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答案是：绝对不能。美国的大量经济、军事援助，以及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是要被教科书隐瞒的。超过1500名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官兵，牺牲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驼峰航线中。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悬赏寻找这些抗日英雄的遗体。而中国人，曾经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大陆的孩子，甚至是大量的成年人，在历史教科书以及伪历史影视的误导下，竟然真的以为抗日战争是依靠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噶、民兵葛二蛋们取得胜利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有什么脸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有什么脸面去谴责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
    被侵略不是国耻，战役失败不是国耻；隐瞒伟大的抗战历史，抹杀为国捐躯的士兵，无处祭奠英灵，这是国耻。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歪曲历史，就是强奸。
    长眠于地下的抗日英列永垂不朽。
    现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人正在逐步接近并了解抗日战争真相。这个趋势不可阻挡，令人欣慰。
    ——东网

    吴戈：中俄之间有多信任

    Posted: 16 Aug 2014 12:54 AM PDT

    最近，据说俄罗斯军工行业计划向中国购买约10亿美元的电子元器件。让人顿感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或许进入了"三十年河西"之境。
    中国出口产品中的制成品，特别是机电电子产品比例逐步提升已有多年，中国早已是一个制造大国。然而中国出口产品中鲜有高技术和尖端装备的局面至今并无大的改变。即使有，得到的市场空间也往往存在于受西方制裁或买不起西方产品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电子元器件在国际上档次不高，甚至质量成问题，也不是什么秘密。即使中国的电子元器件甚至成套产品出口俄罗斯，也主要是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后别无选择的降格替代。
    这正是中国需要从俄罗斯引进多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其制造技术的原因。80年代同西方蜜月期间的引进，90年代后从俄罗斯的大规模引进，在这些基础上对其中无法或不愿购买技术转让的关键内容进行反设计，或从对其技术思路的详细分析中得到启发，再加上特殊渠道的技术来源，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今高技术武器装备乃至整个高技术工业的四大基石。这其中当然有中国在消化后的创新之处，但这种创新远未达到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的地步，尤其是在无借鉴和参照条件下的原始创新，中国差得更远。
    不过，此事倒也真值得进一步联想——如果社会经济条件有保障，中国高技术领域依靠上述几大基石继续进步还是完全可以期待的，无非是依靠的重心逐步向后，特别是向自主能力转移。而俄罗斯在高技术领域的颓势短期难有根本扭转，届时至少撇开西方参照系，在中俄之间或许真有中国某种装备对俄罗斯产生引进诱惑的可能。这种现像一旦破题，或许还能发展到一定深度和规模。当然，假如中国继续高歌猛进的话。
    这时，一大悬念横空出世：俄罗斯能放心地依赖中国吗？
    先不说中国正是从前苏联身上得到惨痛教训后，至今对独立自主强调得矫枉过正。俄罗斯历史上也不是没被人封锁过，今天它正在经历新的阵痛。尽管其从西方引进技术刚刚起步不久，断绝的损失还不太明显，但原有工业布局留下的对乌克兰关键部件制造能力的依赖已经使俄军工面临难关。而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原本竟然是可能变成一个亲俄附庸的，假如亚努科维奇保住权力的话，因而从防止战略和工业科技上的密切伙伴倒向敌对阵营来说，这是个难以预料的教训。
    那么中国呢？中国人当然会说：笑话，中俄关系如胶似漆，共同利益与日俱增，怕谁倒向西方也不用怕中国倒向西方啊？即使说象乌克兰这样的偶然因素，中国有那么容易被什么乱民暴民搞得江山变色吗？
    没错，我们当然可以相信中国保江山、反西方的坚强意志和实力。但是，普京同志是读过历史的，相对中国与沙俄、苏联之间不那么平静的历史，中俄蜜月才几天？如果说战略互信有多深，俄印、俄越两对长期以防范中国为重大价值的联盟关系近年何以牢不可破？中俄热恋许久，中朝旧情绵绵不绝，为何乘着东北振兴的春风，中国在清朝时就得以保留的图们江口直通日本海的航权何以未见奉还？中国对北极的兴趣，俄罗斯有热情欢迎吗？
    可见，依赖需要信任，时间由短及长，深度也大致可分为各取所需、相互利用和深度认同、默契配合，直至公开结盟、两肋插刀等不同层次。信任需要消除疑虑，而中国现在不说对西方，中国自己的勃勃雄心、中国雄踞天下后对世界秩序的安排，做到让俄罗斯放心地"执子之手"了吗？
    ——东网

    黎学文：浦志强案百日观察与研判

    Posted: 16 Aug 2014 12:56 AM PDT

    浦志强入狱已满一百天。作为2014年最大的政治案件之一，此案走向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围绕着浦案的辩护思路在律师界和公民圈曾争议汹涌，几乎演变成一时的舆论战。
    目前关于浦案的唯一消息来源是代理律师张思之先生，尽管张先生已经发布了两次告友人书，但传递的信息相比舆论的关切，显然不成比例。民间在浦入狱之初，舆论曾沸腾一时，外媒的报道也多，尔后转向沉寂，很快陷入僵局。民间对于浦案之关切如热锅上的蚂蚁，焦灼难安，而案情之难测又让人觉得有如铁拳打上棉花堆，手足无措。直至今天，浦案让许多人骨鲠在喉，莫然难发，徒有观望，空馀嗟叹。
    从张思之先生释放出的信息来看，以两人多年的私交和长期的信任，浦张在辩护策略上应该构成了默契，他俩对于官方如何出牌也均表悲观。张先生的辩护策略显然是以静制动，克制忍耐，几乎达到了委曲求全的程度，张先生以80多岁的高龄，披挂奔走，实属不易，然而浦案之核心要件，张先生不愿透露，似有难言之隐。
    从官方的逮捕罪名来看，浦案应该不会是重罪，当局是以显然口袋罪来进行分明的政治迫害。而从针对浦的侦查的密集程度和规模来看，警方似乎有要大办特办之势，也许正是鉴于如此的来势汹汹，张先生采取了隐忍策略，而正是此策略，让民间和法律界引起不小的争论。
    有不少的律师认为：既然官方显然的政治迫害，辩护律师应该本着高举高打的方式，以高调舆论回应官方打压，毕竟，民间唯有舆论可恃，根据以往的经验，政治案件如果一味低调隐忍，将最终导致当事人的道义合法性流失，造成实际上对当事人的伤害。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因为有不少经验案例可作支撑。过往对于政治犯的低调辩护策略并没有换来官方的容忍妥协。何况浦志强是一符号性人物，他有可能被看作维权律师的旗帜性标杆，从而被当局以打一人震慑百人之心予以强压。因此，在不知道官方如何出牌的情况下，民间要按照自己的牌理出牌，以免最后鸡飞蛋打。
    针对此观点，也有人认为高调辩护是对浦志强的道义绑架，是希望浦当烈士。实际上，很少有人想让浦志强当烈士，他的身体条件和本身的态度不会让人有此想法，大家的分歧无外是：哪种辩护方式更有利于浦早日出来。
    从张先生释放出的消息来看，浦和他似乎对于官方的罗织没有信心。浦虽然是因参加5月3日举行的六四25周年研讨会被捕，作为那天与会者之一，我非常清楚浦只是一名参加者，与会议的组织无关系。鉴于其他四人均已获得自由，而浦仍然在押，其被捕与会议实际无多大关系，浦张均坦承此点。
    那么接下来要看官方会如何从其它方面着手罗织，此为重点，张先生也做过分析，其实也无外是几点：一是经济问题，政治迫害以经济问题入罪是官方的一贯手段，若浦果有经济问题，官方应该早就下手了。因为这太容易下手，官方何必等到5-3会议让自己背上一个打压纪念六四的包袱？浦不是律师所法人，也不可能会因律师所有什么问题而入罪，此很难成立；二是所谓访日演讲及与外国交往问题，浦的活动都是公开的，且浦常年处在官方监控中，国外情报网也自然对他尽收眼底，浦诚然为经常批评政府之敢言者，然所发言论均出于爱国拳拳之心，发至肺腑，可见天日，官方很难罗织；三是日记问题，张先生多次提及和表示担心，且不说根据日记来定罪实属荒唐之极，以浦之游走江湖的深厚阅历，日记也无非如浦所言："人来人往的事"， 浦虽为不拘小节之人，但其大局观向来不错，其名为哈儿实非哈儿，官方很难罗织，此也难成立。
    排除以上种种推断，官方也可能从其他意想不到处罗织，但鉴于官方打着法治的旗号要进行迫害，也总得拿出一点可以摆上台面的罪证来，但即使最后拿出了所谓的罪证，也无非是罗织而来，既然如此，浦之无罪当属定论，必须要以坚决之无罪来辩护，不能被官方可能的罗织所干扰、劫持，从而陷入完全被动。
    浦案至此，官方罗织意图极为明显，张先生以示弱姿态可能换来的是官方依然示强的结果，这取决于官方对浦志强的罗织情况及最后决定。
    综合目前情势，我对浦案走向很是悲观，理由有二：
    一、从浦作为5-3会议普通与会者被捕来看，官方显然有选择性打击之意，浦可能会被官方作为靶子来定罪，在所有的与会者中，浦是知名度与社会影响最大的人，从官方历年的打击策略来看，抓大放小是其模式之一。从5-3会议被打压来看，若五君子全放，岂不证明官方当初抓人是错误的，根据官方从来死不认错的逻辑，他们不太可能自己打自己嘴巴。
    二、从这一年多来对民间的打击方式来看，其重要策略是斩首，对许志永、郭飞雄和各地重要活跃分子的拘捕均体现此特点，滕彪先生的判断就是打击节点、重点人物，在新极权网格化维稳格局下，官方不允许任何民间领袖的崛起与做大，不允许任何道义符号的萌芽或茁壮，官方对于有社会重大影响和动员能力的民间人士从未手软，几乎无视国际国内的舆论强烈反弹，在网格化维稳的一贯思路下，他们对浦志强案越来越显示出强硬的可能性。
    在周永康倒台及刘虎被取保的利好消息的情势下，民间对浦案也会多些乐观的联想，认为走薛王模式的可能性也许存在。但刘虎案毕竟不同于浦案，周之倒台跟浦案也很难建立因果，因此浦案可能是衡量官方是否要在不久之后举行的四中全会中实行所谓的以法治国的试金石。
    ——东网

    张轶东：“归来”和“悔悟”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个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生命力耗尽的标帜

    Posted: 16 Aug 2014 12:59 AM PDT

    电影《归来》海报

    张艺谋导演，巩俐和陈道明主演的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尾部的电影"归来"自从今年6月上映后，好评如潮。另外人们也都知道，在中国一部电影能公开上映，必然是经过中共政权（具体的是中宣部）严格审查的，应该没有什麽问题呀！
    不料电影上映不几天，中宣部名下"建党网"刊出一篇署名刘浩峰的"批判"文章："以揭露的名义宣染着恶摧毁主流价值"。此文大力批判"归来"好比前苏联1987年播放的电影"悔悟""，是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集结号。"归来"的投资，策划与录制，背后存在强大的西方势力在扶植"。于是，他又把矛头指向中宣部的有关部门："这一点不知道那位毛羽副局长懂不懂得。中宣部的相关部门如果连这点鉴赏能力都达不到，岂不证明'归来'正是西方吹响吹垮中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开始。"（看来毛羽的乌纱帽危险了，刘浩峰不仅要将他取而代之，甚至盯着中宣部长的宝座哩！）
    我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在前苏联学习，亲身体验过斯大林时代末期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感受到斯大林时代的那种僵化，专制和暴戾的统治是必须改变的，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后来也被拍成电影了）就曾引起苏联社会的巨大反响。后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时，我又因为参加黑龙江省和前苏联远东之间的边境贸易而共10次前往前苏联，足迹遍及前苏联（后为俄罗斯），西伯利亚，莫斯科和乌克兰。我虽然没有看到1987年出炉的前苏联影片"悔悟"，但是我却亲自体会到前苏联的那种社会退化（从赫鲁晓夫时代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退化到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到安德罗波夫和基里钦科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我在离开苏联30年后故地重游对它的印象是经济停滞，宾馆里的食品供应还不如我上世纪50年代作学生时。社会秩序很不好：一次在火车上，我有两个行李包被一个年轻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公开抢走了。1991年我在海参威一个前苏联同学家里与他一起迎新年，这是时宣布了苏联解体。我亲眼看见前苏联老百姓对苏联的解体的反应是不冷不热，好像什麽也没有发生（更谈不上出现"男儿"了）。我在俄罗斯漫游中，不断听到人们诉说生活的困苦，但是没有遇见一个人说应该回到斯大林或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去。也很少有人追忆苏维埃帝国的辉煌。这样的制度生命力已经耗尽了。即使没有电影"悔悟"，它也存在不下去了。
    那麽刘浩峰的"整体驾驳"是什麽呢？这就是"整体的驾驳局部的，公平正义驾驳效益的，宏观调控驾驳市场配置的，仁义的驾驳法治的。圣贤集权驾驳民主选举----那就是科学共产主义！"这一下暴露了刘浩峰的真实意图："仁义的驾驳法治的"，那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至于"圣贤集权驾驳民主选举"，那就更是原形毕露了！现在中共权贵能算得是"圣贤"吗？不要民主选举才是真的。
    那末这个刘浩峰何许人也？至少已知他1975年出生。那时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他连开裆裤都没有来得及穿。据说他还是什麽"中华文化复兴第三任主席，天道绘画开山鼻祖"等等。其实这种躲避历史淘汰的作法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是什麽新玩艺儿。清朝末年张之洞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最早的这种尝试。但是早被辛亥革命冲得一干二净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变相的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已。现在似乎连这个玩艺儿也没有人信了，又搞出这麽一些莫名其妙，花里鼓哨的玩艺儿。看来中共是急了，最近不仅中宣部，而且中组部也搞出什麽"政治纪律"，要文化人和社科方面的工作者"扛传统大旗反西方"。可笑之极！
    中共一方面重用刘浩峰，张英伟这一类文化无赖。另一方面张艺谋，巩俐和陈道明，人们都知道他们不是什麽"异议人士"。他们是纯粹的演艺界人士。搞艺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反映时代。但是中共政权连这样的文艺工作者都容不下。这说明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的生命力已经耗尽了。

           2014年8月1日于美国费城
                                                      

    《动向》长短论：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

    Posted: 15 Aug 2014 06:49 PM PDT

    《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封面

    "吃人"是中國當代政治的顯著特色。一方面，作為世界上和世界歷史上最龐大的帝國，這個赤色利維坦每天都必須消耗天量的政治輸入，包括吞噬各種民脂民膏，甚至活鮮的生命。另一方面，這個怪物又時常出現陣發性瘋狂，撕啃咬嚼自己的肢体而自殘。近日來，中共權力進一步走向法西斯專制，對人民的鎮壓愈發瘋狂，同時，它又開始了黨內大清洗，以周永康、李東生、王立軍為代表的政法系統遭整肅，以徐才厚、谷俊山為代表的軍頭也被拿下，以央視為重點的媒體也被衝擊。原來共同對付百姓的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出現內訌，其後果和影響值得關注。
    中國政治治理體系由三大控制板塊構成：黨軍、政法系統和宣傳機器（類似於奧威爾在《1989》裡所說的"和平部"、"愛情部"和"真理部"）。以"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為理論基礎建立的黨軍成為治理的核心，屠殺定義了中共政權的根本特性："政權即鎮壓之權" （該語出自毛的接棒人、副統帥、軍頭林彪之口）。且不論"文革十年"和以前的年代，從1989年拉薩、北京屠城，到1999年鎮壓法輪功，再到2008年彈壓西藏和2009年血洗新疆，該政權的屠殺功能都未休停過。
    但每時每刻的統治畢竟不能全靠槍砲、坦克來完成，所以共產黨江山的一半命運就託付給了公安系統，尤其在老百姓反抗頻率升高、反抗樣式多元化、搗亂小動作（搞笑、惡搞、行為藝術等）層出不窮的情況下，倚重特務而構建的維穩體系就尤顯重要。在"和諧社會"的幌子下，"政法沙皇"周永康為強化警察國家不惜血本和大開邪門。正是在他如日中天的日子裡，"維穩"費用超過了國防軍費。它揭示的本質是，中共政權以人民為最大的敵人，開始了一場執政寡頭針對民眾的內戰。
    在中共尚未奪得政權之際，它就精通思想工作，發明了"洗腦"和洗腦術（西方第一部關於"洗腦"的著作因為韓戰美軍俘虜的經歷而產生），通過靈魂裡的革命，來調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並以此控制軍隊，奪取政權，並建立了一套極權體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中共意識到，治理一個教育程度、權利意識和外界知識都日漸提升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有必要運用現代傳媒來控制信息的內容和流通、規儀和塑造民眾的認知、甚至批量定制生產出政權希望民眾消化的"事實"，讓大眾像愛麗絲一樣跟隨著撲簌迷離的兔子，掉進一個虛幻的仙境裡（用中國特色的新語來說就是"中國夢"）。
    中共權力術從毫無遮掩的粗糙的暴力構建的兵營國家，在二十世紀末進化到了重點控制、有選擇性打擊的警察國家，最後到二十一世紀，又進一步配以福柯所揭示的"控制身體的權力"，包括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和思維過程，一個"全方位監視"的監獄國家已經誕生。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喬治·奧威爾的"老大哥政權"和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當經中共政權下達到極致完美的統一。毫不奇怪，當"槍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結成三位一體、並行不悖時，他們對人民就有極強的控制力，這就是中共暴政"穩固"的根源。
    但另外兩種局面也可能產生：在同一個專制中心下面，這三項專政工具可能產生內訌。例如，在毛的時期，所謂的解放後和"三反五反"勝利後，軍頭和軍人大批充實到公安政法系統。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組建"公安部隊"，肩負的就是"國家安危，公安系於一半"的重托。但我們知道，後來羅瑞卿被整，被逼得跳樓自殺，腿斷鮮血直流之時還被裝進籮筐抬到北京工人體育場接受萬人批鬥。群眾造反砸爛公檢法，軍隊接管公檢法。與此同時，文人筆桿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和"梁效"之流用筆作刀槍殺人。"十大元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最後無不遭殃受苦。
    或者，第二種局面會產生：中共專制內在的凝聚力喪失，出現明暗兩套政權指揮系統，產生兩個陣營動用錢桿子、刀把子和筆桿子互相廝殺的局面。鄧小平去見馬克思後，"六四"屠城有功的楊家將（楊尚昆和楊白冰）被曾慶紅的政治運作排擠出局，政法系統利用反法輪功事件和維穩為藉口迅速擴權斂財。在爭奪接班過程中，薄熙來試圖利用媒體先聲奪人。中國當下已經出現至少兩大意識形態、軍隊勢力、政法系統和宣傳班子的對壘。所以京城風雲變化莫測，血雨腥風若隱若現。以致，權力已經登峰造極的習近平還不得不擔憂自己的身家性命，提出與腐敗鬥爭、打大老虎時，把"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置之度外。
    中共聲稱要建設"政治文明"。何為"政治文明"？其實，它的底線和目的就是：政治不再殺人。從毛落得最後家破人亡，到朱鎔基要"準備一百口棺材"（99口為貪官、一口為自己而備）去闖"地雷陣"，再到溫家寶的"赴湯蹈火與準備棺材的決心"，最後到習近平大談"生死觀"，無不成為中共所謂政治文明的諷刺性腳註。奢談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不如大家獲得身家性命自信。
    槍桿子、刀把子、筆桿子，件件要命。邪道路、惡制度、混理論，何來自信。當兵變或民變成為未來政治的高機率選項時，對於被綁架進中國政治野蠻搏殺的部分官員和民眾可以有一些樂觀，坐觀"惡人自有惡人磨"的歷史大戲，但也不要忘記當下的緊急要務是要為自家找到保命之道。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胡少江：太子系要用四根绳子牵引习近平

    Posted: 15 Aug 2014 06:21 PM PDT

    1978年12月，邓小平（右）和陈云（左）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们的分歧继续在太子党内延续）


    在当朝主要太子党代表人物的支持下，孔丹去年发表了他的自传体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读书会上，孔丹本人又将这本书中所表达的他的父辈（红一代）和他这一辈（红二代）的政见概括为四项原则：一是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反对多党民主制度；二是反对全面否定文革；三是警惕改革开放带来的混乱；四是坚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作者孔丹的出名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孔原是第一代共产党人，后长期担任中共情报机构—中央调查部部长。作为太子系成员的孔丹本人退休前官至央企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这本书是在习近平全面接掌党政军大权之后三个月之内发表的，虽然目前还无法得知习近平如何评价这本书，但是据孔丹本人透露，位居政治核心的太子党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王岐山对此书评价甚高，另一个与太子系关系密切的政治局委员马凯，也对该书给予肯定。

    虽然孔丹本人在读书会上多次表白，他是拥护习近平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而且还不断表示他并不赞成"红二代"的称谓。但是从书中的语气和抬轿者们为该书造势的劲头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在习近平全面接班之际公开打出太子党的执政纲领。他在读书会上提出的"四项原则"，实际上是太子党们向习抛出的四根绳子，他们要拖著习近平沿著他们指引的方向走。

    与邓小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相比较，孔丹代表太子党所提出的新四项原则，在范围上有了进一步的扩展。"新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用它的第一项包含了"老四项基本原则"。它抛弃了"老四项基本原则"中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再提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也将那些赤裸裸的镇压色彩加以淡化，不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在非常实用的太子党那里，只要有了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就有了一切。

    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光谱上看，太子党的新四项基本原则可以看作是从邓小平的中国共产党的右翼向毛泽东的左翼回归。例如，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文革是对法制的践踏，是一场民族劫难；而孔丹则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又如，邓小平坚持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甚至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仍然坚持改革开放没有错；而孔丹则认为改革开放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一个原因，作为执政党，应该予以高度警惕。

    太子党治理中国的经济纲领在孔丹的谈话中，也表达的非常明确。中国的民间企业对自从江泽明执政晚期以来的"国进民退"持批评态度，认为国有企业在利润丰厚的行业享有垄断地位，得到国家的保护和支持，占用了大量的资源，阻碍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和民间企业的发展。面对这样的批评，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是否认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孔丹则直爽得多，在他眼里，"国进民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这实际上是在邓小平和陈云决然对立的经济思想中，彻底地否定邓小平和支持陈云。

    总之，在孔丹的书中，人们看到的是他对他的父辈不讲原则的维护和美化，对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谓"红二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狂妄行径的肆意辩解。在他那里，一句革命浪漫主义，就可以掩盖执政党造成的民间疾苦和民族劫难。在他那里，改革开放是危险的，民主是罪恶的；只有保住他们的父辈传给他们的江山，才是正当的。

    孔丹这本书看似谈历史，实际上是在公布他们的执政理念。毫无疑问，孔丹和他背后的太子、公主们是希望习近平采用他们的政见的。他们要用孔丹在读书会中提出的"新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四根绳子，牵引著习近平和他的执政团队朝著他们指定的方向走。问题是，这仅仅是孔丹等太子党人的一厢情愿，还是习近平通过孔丹们放出的试探气球？这倒是中国人民需要探寻的真相。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郑恩宠：国企股的是十三亿中国人

    Posted: 15 Aug 2014 06:17 PM PDT

    中国国有资产漫画


    习近平将面临打不完的老虎，切不完的毒瘤；中国现行的"双轨制"是导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泡沫型经济的高速增长的温床，必然造就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经济老虎。王岐山本事再大，能向五点二万户央企派驻巡视组吗？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巡视组刚到上海，上海检察院第二分院官方网就发布了王宗南被立案侦查的信息。次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末端、《东方早报》第八版刊出了一百零四字新闻；当晚周永康被中纪委宣布立案调查。三十日上午，中央巡视组召开进驻上海的动员会。
    王宗南曾任上海（友谊）有限公司总经理，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大国有公司总资产达人民币五百亿以上，其中在职的局级干部就达二百名左右，四大公司均属上市公司并在香港等地有二十多家分公司。中共建政之初，江泽民曾在光明食品公司的前身—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任助理工程师、副厂长。王宗南系陈良宇旧部，陈良宇任上海黄浦区长期间，王任该区组织部副部长、区长助理和副区长。二00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陈良宇被中纪委"立案"审查，之后，王由韩正包庇、重用并提拔至今。四大公司均涉及房地产，多年来有人举报，江泽民两公子与四大公司有着特殊利益关系。
    国企腐败系中共体制腐败的毒瘤之一，面对中国大陆十五点五万户国企及一百零四万亿元的总资产，习近平将面临打不完的老虎，切不完的毒瘤；中共再楸出一百个周永康式的大老虎都无济于事，最终难逃亡党之命运。

    谁是十五万国企的股东？

    七月二十八日，财政部公布二0一三年全国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情况显示，中国大陆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有十五点五万户，总资产人民币一百零四点一万亿元。中央企业五点二万户，地方国企十点四万户，国企职工总数三千六百九十八点四万人。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二0一三年中国企业犯罪报告》，去年有一百三十三名国企高管被公诉或宣判，涉及十九项罪名，前三项为：受贿罪五十六人次，贪污罪三十九人次，挪用公款罪二十三人次。
    谁在监管十五万户国企？按出资人不同，国企分央企和地方国企。地方国企由各级地方政府的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并监管；央企分三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并监管的企业，二是由中央汇金投资公司代财政部履行出资人职责并监管的金融类企业，三是由国务院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责并监管的企业，如铁路总公司，烟草总公司、出版集团等。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一百一十三家企业，有五十四家为副部级企业，其一把手的任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负责。此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的体制，在未打破报禁、党禁前，必然造成对国企监管的虚位。王岐山本事再大，能向五点二万户央企派驻巡视组吗？王岐山上任中纪委书记后，一年中最多派驻两轮巡视组，巡视单位不超过四十个。王岐山毕业于历史专业，其人与晚清所谓的清官、改革大臣有何不同？"贪官要抓和杀，革命党也要抓和杀"。
    然而谁才是中国大陆国企的真正股东？那就是十三点六亿中国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在今秋十月举行，据称会议的主题是依法治国。那么 中共应拿出勇气来修改《宪法》和《国资法》，明确十三亿人是国企的真正股东。国企的兴衰成败与每一个公民的利益相关，任何政党都不是国企的股东。若一个政党要兴办企业，那属党营事业，也是民营企业。
    当今不少国家的国企管理经验值得学习，比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由国家全额出资，公司每年的收支盈余、净资产等信息全部公开，还把一定比例的利润转入国家石油基金，收益者是全体国民，新加坡的国企每年都向国民分红。邓小平、朱镕基大为赞赏和倡导新加坡模式，可没有培养出一个李光耀那样毕业于英国法学院的律师，成为中国的领袖。中共花了国人大量的血汗钱并先后派了十万干部到新加坡学习，不仅没如实向十三亿人汇报学习成果，还在欺骗国人，什么是真正的国企？中共一向吞吞吐吐。

    国企腐败根源是两个"双轨制"

    中共体制为何如此腐败？先不论其政治体制，从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看，难破两个"双轨制"。一是国企和民企的"双轨制"，中共的改革保留了国有企业和一部份计划经济，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本意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后，国有和计划经济变得越来越小，重要性下降，经济方面也就自然转向市场经济，但实践下来这种双轨制难有突破的可能。
    国有经济垄的断地位是由中共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所决定，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支柱和命根子，在保住政权和打破国企垄断及革除国企腐败的两难选择上，中共当然选择了前者。另一"双轨制"是在市场化过程中，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价格的"双轨制"。目前，中国大陆的产品市场价格基本放开，而土地、能源、水资源、金融等要素市场的价格被严重扭曲，其价格往往被人为压低。这种扭曲是一种变相的从国民和企业中掠夺的行为。压低的价格成本其实相当于变相补贴企业，尤其是国企，补贴投资者、经营者和出口商，而补贴往往来源于向国人的征税和名目繁多的收费。"双轨制"恰恰导致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泡沫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造就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经济老虎。
    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比重很小。政府依法向企业征税，若国企、民企业不自律而腐败，必然在市场中出局。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分支遍布一百多个国家，全公司只有一个采购部，集团总经理要买台电脑，也要向采购部申报，由公司统一采买。全公司的决策权、执行权、支配权分开，各部门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美国政府从不负责清查企业的贪官。企业贪官由市场、税务、审计、法院、媒体、独立工会分头"管"。
    习近平是人不是神，习近平并非是中国国企的最大股东，中共政治局并不是国企的董事局，国务院不应是国企的总经理办公室，而十三点六亿中国人才是中国国企的真正股东。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林木：又一位右派老人棄世了——林昭赠羊华荣诗三首

    Posted: 15 Aug 2014 04:58 PM PDT

    林昭、羊华荣
    林昭、羊华荣已先后离世，在世右派亦更显凋零，但他们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见证的这一段历史，犹如明镜，让世人看清中共一党专制本质——庆父不死，且变本加厉，鲁难未有穷期乎？

    林昭的老朋友羊華榮先生因肺癌于2014年5月19日病逝於常州老家，享年86歲。他和夫人結婚很晚，無子女，且年長夫君一歲的老太患老年癡呆症忒重，羊華榮的後事主要由其侄操辦。
    羊華榮是林昭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時的老同學，他們在1954年分別考入北大哲學系和中文系。1957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在北大大耍"陽謀"時，兩人皆中招墜入深淵，羊華榮時年29歲，林昭26歲（林昭應是在次年1月初北大反右"補課"期才被正式戴帽）。1958年開頭的冬末春初，北大官方忙於"再補課"抓新右派，對已劃右派監管較松，使羊和林得以常在海澱大街後面和六朗莊之間的墳塋林地互相慰藉一吐為快，為避人耳目這多在夜晚，他們自由地談天說地，盡情地喜笑怒駡，拋開了白天的煩惱，享受著茫茫的夜色。有時也去園明園廢墟散步。羊暗示在墳塋林地曾有曖昧行為，林並曾提起結縭事。羊較謹慎林富浪漫，兩人性格不甚合拍，羊認為此事不是時候不大合適。一味指責羊始亂終棄恐簡單化了。
    羊華榮後被北大黨委處以"保留學籍，勞動察看"，1958年3月遣送京西門頭溝齏堂山區勞動。山區野果和羊奶幫助羊華榮度過了四年大饑荒時期。1963年羊回校複讀，同年畢業後分配到成都四川師範學院。他曾多次去成都附近的青城山道教聖地探賾索隱，深入瞭解，多有斬獲，北大哲學系中原有宗教學教研室。1981年秋羊華榮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負責籌建四川成都道教研究工作站，任該所道教研究室副主任，為副研究員。期間參與了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道教條目的編寫工作，並發表了若干有關道教的論文。羊夫人陳道充是浙江紹興人，也想回江南故地，在羊華榮61歲離休後隨夫定居到了江蘇常州。羊華榮過世于常州優越的養老院"夕陽紅康樂中心"。
    古典詩詞了得的林昭曾贈詩羊華榮，歷經"文革"浩劫後羊仍得保留三首，現抄錄如下（原作無標題，後為羊華榮所加）：

    　送別
    百丈狂飆卷黃塵，三月向盡未知春。
    柳條猶悴不堪折，一團亂絲送行人。
    握手笑談釋離情，登臨放歌入青雲。
    今日壺觴一醉別，明朝關山萬里行。
    好去隴頭荷犁杖，莫向樽前計歸程。
    自是聖君憐才子，故曳泥塗備大任。
    　　——羊華榮記：1958年3月28日，我被發配到北京山區勞動。臨行前夕，我與林昭在頤和園暢遊終日，並在園外酒店飲酒至深夜。她即席作此詩，以表送別。其最後一句，是對當局強迫右派勞動改造的譏諷。

    　         　無題
    埋骨何須定北邙，銘幽寧教筆低昂。
    平生磊落巍奇氣，化作清風意更長。
    相對牛衣涕淚真，百年瞬息志難伸。
    只今唯有心頭血，灑向重泉閃碧燐。
    盲人瞎馬夜深池，一哭同聲任所之。
    未必陽烏終匿影，楚天雲雨到今疑。
    涕淚橫流禮法章，緣何交臂失三車。
    世尊悲願周沙界，其奈梗頑不憶家。
    花謝花開歲屢更。是周是蝶不分明。
    此身行作溝中瘠，猶對西風吊落英。
    欲賦莼羹筆未嫻，軟紅塵裏且偷閒。
    玉魚金盞時時擊，猿鶴何猶戀故山。
            　　　　——作于1958年夏初
    　 （林昭的同學認為，"埋骨何須定北邙，銘幽寧教筆低昂。平生磊落魏奇氣，化作清風意更長。"這幾句詩可當作林昭的抱負和生平總結）

    　        　悲憤詩
    幽懷固結日如年，班笈管草說桑田。
    滿篇淋漓誰識得，血痕淚跡間相連。
    淒風涼月夜深沉，淚落比窗噤若喑。
    心事如潮憑誰訴，一燈昏處似山林。
    江南霪雨塞北沙，十年湖海到天涯。
    歲暮歸程故難計，茫茫何處是兒家。
    豈為關山路莫通，孤窮如何返江東。
    回憶父老牽衣日，腸斷眼枯立西風。
    痼疾纏身念半空，苟延尚亦業未終。
    對鏡時見胭脂色，不是妍容是病容。
    斗米折腰亦自輕，日傍門戶低頭行。
    甕飧粒粒皆是石，嗟來之食苦似辛。
    衷腸百結萬恨生，強顏迎人笑不成。
    天地雖大無所哭，何處容我一放聲。
    劇痛摧心真若癡，誰憐荒郊獨行時。
    寥落那得應制筆，此是蔡琰悲憤詩。
                　　　　——作於1958年歲末

    嗚呼，又一右派老人棄世了，或說又一右派老人為世所棄了，悲夫。如果頭上沒有那頂沉重的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帽子，羊華榮本可以活得更久，最主要的是會活得遠為愉快得多，貢獻也會大得多。                                 
    此為紀念，伏惟尚饗！

    附注：筆者和羊華榮、林昭同在1954年跨入了北大校門。羊時任江蘇人民廣播電臺編輯，他在南京上的火車，我們很多人包了一節車廂從蘇州出發，車至南京是否會合了彼處的北大新生，記不起來了。那一年原蘇南新專的學員中有4人考取了北大：哲學系（不分專業）、中文系新聞專業、歷史系考古專業、圖書館專修科（二年制）各一人，皆為文科專業，他們都是每月至少有25元收入的"調幹生"；我是普通的應屆中學畢業生，讀的是物理系物理專業。羊華榮在1957年北大的"反右"期被劃為右派，而且"態度不好"；林昭在1958年1月初北大的反右"補課"期被戴上了帽子；筆者是1958年2月底反右"再補課"期的中箭者，據說是北大最後一個被正式戴帽的右派份子，此前曾是物54級的團總支書。林昭和我都得"留校"的第四等處分，但同等不同級，她是"暫停學籍，校內勞動"，我是"繼續學籍，免予處分"課餘也毋須勞動；羊華榮劃得早，對抗嚴重，因為彼時還殘留些辯論氣氛，所以對他的處分是第三等的"保留學籍，勞動察看"，1958年3月被北大黨委押送勞動單位。北大對右派學生的第二等處分是"開除學籍，勞動教養"，他們在1958年2月被警察押解而去；第一等處分是"開除學籍，逮捕判刑"，他們在1957年秋冬被銬走，其中最後一批包括張元勳在內是在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的，張判8年。物54級的劉奇弟1957年秋遭捕，判15年，1961年冬在黑龍江省興凱湖勞改農場被折磨致死！現在又一右派老人羊華榮棄世而去了，物傷其類，能不感慨？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鲍彤：谈实施中共党章中的合法性条款

    Posted: 15 Aug 2014 04:40 PM PDT

    图：（左起）杨尚昆、习仲勋、叶剑英、胡耀邦


    在一篇关於反腐和法治的文字中，我主张把中共关入公民做主、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三重笼子。有人说，鲍彤他在做梦。不过我想，这是很值得一做的梦。

    有人说，这难於登天。我看不见得，因为这也平常得紧，和人生在世必须受万有引力的制约同样简单。试问，生活在共和国里，哪一位公仆能够藐视主人的选举权和监督权？哪一位社会成员有权捂住别人的嘴巴？又有哪一位胆敢以身试法？

    在共和制度之下，害群之马也是常见的，但一旦出现，三重笼子不可能不起作用，这就势必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经常有腐败分子在危害社会，只要有笼子在，人们就不必担心整个社会陷入"制度性腐败"的深渊。制度上的漏洞永远是难免的，随时注意修补，也就是了。

    但是，如果社会上存在着某种以暴力摧毁三重笼子为己任的力量，如果这力量又恰巧高於其他一切，情况当然就严重了。好在……

    好在咱们中国虽然存在着高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但中共非但不认为自己高於宪法和法律，而且确认自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因此，抽象地说，三重笼子的约束，在中国不应该成为问题。须知宪法宣佈：中国是"共和国"；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属於人民"；政府由"选举"产生；人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由此可见，只要共产党言行如一，不走挂羊头卖狗肉的歪门邪道，规规矩矩"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应该不存在无法"关进笼子"的权力，应该没有每日每时源源不断生产出苍蝇和老虎来的制度性土壤。

    由此可见，把共产党"关进笼子"，不见得难如登天。至少人们可以这样设想：把共产党关进笼子，再难也不比共产党遵守自己的党章更难。

    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共产国际章程》里没有这一条。早年的共产党，无一不是列宁主义哺育出来的，都以"不遵守和依据任何法律条文"而自傲；都跟毛一样，把"无法无天"视为革命的同义词。因此之故，一切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党章里都没有这一条。

    先知先觉的，是中国共产党。那是1982年。距共产国际自行解散已将近40年，毛已死了五年，文化大革命也早已破产了。中共痛定思痛，在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自觉加上了这句话。

    这是胡耀邦（十二大总书记）、赵紫阳（十二大秘书长）、习仲勋（十二届书记处常务书记）他们具体筹办中共十二大时苦心孤诣留给后人的一笔无比丰厚的遗产。如果不是遇到了不应有的阻力，如果不是他们自己也先后遭到了不公正的甚至非法的处置而无法履行职责，本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形成和落实这一合法性条款，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场革命。

    是的，应该把这一条款如实地称为"合法性条款"。共产党的现实合法性，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父辈乃至祖辈的"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壮举之上。可惜，由於种种原因，特别是由於邓小平亲手制造的六四屠城，把十二大党章的"合法性条款"打得奄奄一息，名存实亡。

    尽管这样，合法性条款一经载入党章，就删不掉了，没法删了，没有人敢删了。十二大的特殊遗产，已经为后人披荆斩棘，铺设好了正路。后人理应秉承前人的遗志，继续前进。


    ——RFA

    高新：周永康手下的赃官酷吏知多少？

    Posted: 15 Aug 2014 11:50 AM PDT

    图：袁宝璟和他的兄弟在临刑前听判

    自周永康终于被中共当局对外公开承认"严重违纪"并同时宣布已经对其"立案审查"之后，其本人亲自经手策划或者其手下赃官酷吏们依他的名义制造的多起重大冤假错案随即成为中国境内网络媒体上可以随意谈论的重要话题，冤案的知情者们终于也有了机会以"合法"方式对外公开这些冤假错案背后的许多骇人听闻的内幕。

    接续本专栏上篇文章的内容，周永康担任了中央政法委领导人之后为了给自己家族的"白手套"，一笔生意就能够令他周永康公子套现二十多亿的川商刘汉"出口气"，居然把袁氏兄弟四人都给判了死刑，其中三人"立即执行"，只有一人是"缓期两年执行"

    新浪等境内网站上近期都有文章披露说，当初袁宝璟的兄弟袁宝琦要杀汪兴的时候，袁宝璟并不知情，而是在香港，当袁宝琦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的时候，他说"行了，你注意点"。袁氏兄弟被抓后，法院在判决时，以袁宝璟曾经说过"行了，你注意点"这句话为由，认定其有买凶杀人的意图。2006年袁宝璟被判处死刑，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袁宝琦、袁宝森，这三个人被立即执行死刑，另一个堂弟袁宝福被判死缓。

    新浪网上的一篇揭露文章中痛斥说：照理，买凶杀人，被杀的还是一个敲诈勒索的家伙，怎么会把兄弟三人都处死呢？即便是杀人偿命，杀一人，有一个被处死也就可以抵命了，为什么要把袁宝璟兄弟灭门？再者，袁宝璟买凶杀人的证据并不确凿，仅仅凭借一句"行了，你注意点"，就认定袁宝璟是主谋，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袁宝璟雇凶杀人一案经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后，于2005年1月13日公开宣判。宣判后，袁宝璟及另三名被告人均提出了上诉，称此前证词乃警方刑讯逼供所致。辽宁省高院经审理认定原判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时，对于身陷囹圄近两年的亿万富豪袁宝璟来说，2005年10月14日曾是一次真正的生死关。在这天，袁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他被通知"暂缓执行死刑"。对于袁宝璟暂时逃过此"劫"的解释，有媒体称，是因为袁决定向国家捐赠价值495亿元的石油资产而换取一命。不过，袁宝璟的妻子卓玛和袁宝璟的辩护人刘家众律师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袁案的峰回路转，源于他举报了一起涉及1.2亿港币的高官经济犯罪大案，让袁宝璟暂免一死。"

    袁宝璟的辩护人之一、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家众律师于10月12日和13日连续两次会见了袁宝璟，这期间袁宝璟下定决心举报一起重大犯罪线索。刘家众律师告诉记者，袁宝璟出事前，一位省政法委书记授意袁宝璟花1．2亿港元购买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权，而股东登记的姓名，则是这位书记的夫人。

    相关评论中说：举报的内容还不止这些，袁宝璟告诉有关司法工作人员，这位书记还掌控该省境内的毒品犯罪以及假钞买卖活动。这样的举报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袁宝璟是学过法律的，他深知这样的风险！以自身的性命承受了这样的风险！他拿出1.2亿港元，本想私了这桩凶案，他错就错在这里。

    一篇题为《原辽宁政法委书记李峰要了袁宝璟的命》的披露文章说：袁宝璟四兄弟当时对判决不服，并在一审庭审时就全部翻供。2005年6月1日，袁宝璟在看守所向他的两位代理律师口述了辽宁省政法系统那位领导通过汪兴找到他，要求他帮这位领导洗"黑钱"，并开出每洗1000万元提成300万元优厚条件的事情。当律师通过看守所干警让袁宝璟在会见笔录上签字时，看守所竟然找出各种理由就是不让袁宝璟在这份笔录上签字。无奈之下，卓玛只好在北京长安公证处的公证下，将这些举报材料寄、送至辽宁省有关领导和部门。

    在举报李峰之后，袁宝璟又宣布将自己的巨额资产捐赠给国家。2005年10月12日17时19分，袁宝璟在律师的帮助下，亲手书写了一份长达3页的《捐赠书》。袁宝璟捐赠通过香港华智国际公司以第一大股东身分持有一家开采石油的印度尼西亚公司40%的股份。

    《北京晨报》报导称，这一资产价值495亿。然而，中国《公益时报》却报导称，按2005年10月12日的世界原油市场价格计算，袁宝璟所占股份价值超过2520亿元。

    对于袁宝璟的具体财富数量，刘家众当时还对记者透露："我只能说数目极其庞大，如果按照胡润今年富豪排行榜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越了第一名。"2005年，胡润发布的百富榜首富是黄光裕，拥有140亿元财富。这就是说，袁宝璟的财富远远多于140亿。

    然而，袁宝璟的向国家的巨额捐款，并没有保住他的命。2006年3月17日上午，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 璟、袁宝琦、袁宝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和立即执行死刑的命令……"上午8时20分，袁宝璟兄弟三人被法警押赴刑场。10时45分，执行完注射死刑后的 三兄弟尸体被送到辽阳市殡仪馆火化。

    需要提及的是，当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终审判决宣布对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三兄弟立即执行死刑后，袁宝璟以一身白色运动服，脖子上围着白色哈达，愤怒地高呼："我不服，我要检举！"这是袁宝璟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中国大陆境内的一家公开网站上刊登的揭露文章感慨说：袁宝璟当初一次捐献了这么多财产，都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刘汉。刘汉与周滨交往密切，而周滨的父亲当时是国家的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所以刘汉才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公权私用，官报私仇。

    在周永康被公开宣布"严重违纪"之前笔者即在与北京记者朋友讨论袁宝璟案时怀疑过袁宝璟死后他"捐给国家"的"巨额资产"的去向问题。那是一笔巨大的境外石油资产，除了替刘汉"出口气"的原因，当初一定要置袁宝璟于死地，幕后是否与以周永康为首的"石油帮"的经济利益有关？

    前述公开发表的揭露文章中还说：江湖上有句话，叫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刘汉、刘维兄弟之死刑说明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辽宁那位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如今也被查处，等待着他的必然也是清算。

    这篇内容含用"辽宁省那位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如今也被查处……"内容的文章已经在中国大陆境内媒体上被广为转载，但经笔者查证，那个叫李峰的奉周永康旨意"严惩"袁宝璟的时任辽宁政法委书记不但至今还逍遥法外，而且仍然还在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第一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身份无限风光。

    在中共政权现有体制下，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省委书记都要兼任省人大的一把手，但如此安排的目的只是要对外彰显省委书记的"法权"，省人大的具体工作事实上都是由其第一副主任实际主持。自三年前由省政法委"转业"至省人大之后，这个李峰曾奉人便吹"辽宁省里省委书记三大副手，一是省长，二是专职省委副书记，第三个就是我，省人大主持工作的党组副书记。"

    从辽宁看全国，周永康当年进入中央领导层之前即已经培养出来的亲信和爪牙们已经落马了五六七八个了，但周永康进入中央开始担任中央政法委领导人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所网络和培植的政法界赃官酷吏可谓遍及全国，真正可以用"落马"形容之的仍然是少之又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7, 2014, 6:17:13 AM8/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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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匡政：抗争政治能使社会成长

    Posted: 16 Aug 2014 05:10 PM PDT

    网上看到一则新闻，8月11至12日，广东廉江市石城镇上县村，数百村民开轿车、钩机、货车，持木棍、镰刀等农具封锁交通，阻止政府强拆，欲与强拆队火拼，最终迫使政府暂时放弃强拆。村民商议决定，如有村民在抗强拆冲突中死亡，将获得50万元赔偿。上县村的这次抗争行为，暂时取得了胜利，村民们守住了自己的房屋与土地。

    虽无官方统计，但近年这类有明显抗争意识的群体性事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包括工人罢工罢运、农民抗征抗拆、业主维权等各种情况。不过，像上县村这样，暂时政府暂时放弃的并不多。只是不知，过些日子是否会有反反覆覆。
    如今各地平息事件的方式，大同小异，就是动用警察，抓捕领头闹事的民众。通向社会稳定的方式很多，如果只知用压制、管控手段，对待社会矛盾，虽暂时控制了局面，却难掩汹涌的民意。没有对矛盾的疏导和对利益的调整，这种只知堵、捂、打、压的做法，只会对社会肌体造成二次伤害。
    这些事件有个共同点，就是民众通过公开的利益表达和社会抗争，希望借助社会力量对自己的诉求做出理性裁决。然而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对这些类事件都实行了新闻封锁，导致民众只能通过网络流传相关的消息和图片，获知事态。因为没有公开而客观的新闻报导，反而使得各类负面消息频出，增加了其他民众对社会的恐慌和不安全感。在一个通讯和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这种做法无疑显得有些拙劣。
    在现代化进程中，当民众的价值期望与相关利益集团出现矛盾时，希望自由地公开自己的利益诉求，唤起社会理性的关注与决断，本来就是现代社会实现治理一种方式。公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通过对自己的负责，来达成对组织和国家的负责。
    地方政府应该保护公民的这种政治参与热情，使得他们的诉求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空间得声张，民众通过这种积极的互动，能感受到国家和社会机制在向一个好的方向转变。这既是民众制衡利益集团的方式，也会让利益集团逐步学会协商和妥协的组织习性。这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常态，只要制度安排得当，地方政府宽容对待，这类事件其实与社会及国家安全完全无关。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因结构失衡和民众迷茫，使得当下各种社会力量，已呈现出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导致这种紧张对峙的原因很多，社会分配扭曲、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价值道德迷失、利益集团僵化、社会竞争失序、民众权利意识增强等，都会累积这类冲突的张力。但核心因素还是与行政权力的不作为、乱作为有关，因民众缺乏正常的表达与维权渠道，会使这种对峙变得越来越紧张，无法得以疏解与释放，最后只能以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而如今的大陆政府，仍把这种社会力量的对峙单纯地看作维稳压力，只知道增强维稳和控制社会的力度，而不是通过谈判与疏导的方式，来减缓这种对峙的紧张度，这只会使各阶层之间的矛盾累积得越来越多，民众积怨也会更深。
    民主社会与威权政治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把社会抗争看作一种合法而常态的政治参与形式。在非民主和民主社会之间，没有一个刻板的边界，更不可能实现一夜骤变，而是一个民主形态不断递增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抗争政治对社会民主化的推动作用尤显重要。它是在革命暴力和议会政治之外，社会达成民主化进程的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公民与政府及利益集团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由抗争政治来调整的。社会民主化不可能通过政治动员来实现，更不能只依靠单一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它真正需要触动是社会关系的变化。
    如果把民众的社会抗争，看作社会转型的常态，它反而会会成为推动改革深入的动力，因为改革既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当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领域深入时，民众的维权和抗争，民众对权利和利益的诉求，无疑会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压力，成为政府打破僵化格局、推进改革的动力。这种社会抗争，能迫使地方政府消除行政懈怠，改变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局面，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对利益机制进行调整，加快建立各种制度保障机制。196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的社会张力也呈紧张态势，社会冲突和示威活动很多，但因各国政府应对得当，这些社会冲突和抗争反而成为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社会抗争会使各种政治力量有对比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才能真正诞生出一个高能力的政府和一种高水平的协商机制，公共的民主意识与政治参与热情才能得到培养，以权利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才能深入人心。可以说，只有通过社会抗争机制的反复作用和磨合，社会才能自然而然地步入民主化的轨道。如果对社会抗争不建立一种常态的制度认同，民众的积怨或因社会不平等引发的矛盾，便无法被化解在正常的社会制度中，这样就会让社会总摇摆在暴力潜伏或爆发的两极之间。长此以往，不仅会使社会公平失衡，更会导致民众群体的心理扭曲。
    社会抗争不仅是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机制，更是公民达成对国家政治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抗争政治的常态化，会使得过去臣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逐渐被以公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所替代，公民的自主与自治意识会日趋成熟。这一过程，是个人重新理解自己与国家关系的过程，以国家为主体的意识，渐渐让位给公民主体。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决策，也会更多地顾及到民众的意志。
    可以说，每一次社会抗争事件，都是社会朝向民主转型的一次努力。因为每一次制度变革，都是在公民的政治参与下完全的，在此过程中，一旦公民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国家认同，也就意味着民主化社会初具雏形了。

    ——东网

    滕彪：中国宪法的结构性缺陷

    Posted: 16 Aug 2014 12:05 PM PDT

    阿平漫画：中国宪法……

    说起中国宪法，很多人会不约而同提到宪法第二章关于人权的条款，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平等权、选举权、人身权、受教育权利等等。如果仅仅通过各国宪法的人权条款来想像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那中国可以说表现优良。但地球人大都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各项主要人权指标长期都在全球倒数10名之列。我和胡佳在2007年的《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综合描述了中国人权状况，因言获罪、宗教迫害、滥用酷刑、任意羁押、秘密警察、城管暴力、强迫拆迁、强制堕胎、强迫遣返、司法黑幕、身份歧视等等，7年过去了，人权状况几乎没有长进，在镇压人权扞卫者、宗教迫害方面还在恶化；在整个藏区和新疆地区，公民权利和自由更是每况愈下。
    但是，仅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整个文本而言，这个宪法也到处是矛盾。宪法第1条就规定了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和"专政"怎么能够同时存在？又怎么能够和"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33条）统一起来？"四项基本原则"和言论出版自由（第35条）如何统一起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结社自由"（第35条）？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2条），岂不矛盾？什么叫"民主集中制"（第3条）？中共式"集中"不就是破坏民主么？民主集中制和平等的"选举权"（第34条）又如何协调？
    一方面说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34条），一方面又说县级以上人大的代表不能直接选举产生（第97条），岂不是翻云覆雨？"社会主义公有制"（第6条）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与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13条）如何共容？"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如果存在国家指导思想，还会有言论自由（第35条）和宗教信仰自由（第36条）吗？要让"四项基本原则"和"言论自由"统一起来，让"工人阶级领导"和"平等权"和谐起来，让"人身自由"（37条）和"计划生育的义务"（49条）并行不悖，非有真功夫不可，那就是《1984》里所说的"双重思想"的本领。
    这些矛盾，都反映了中国宪法的结构性缺陷。主要有两点。
    一，宪法第二章所保障的公民基本人权和自由，无法在宪法序言所确认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宪法其他章节所规定的公权力安排中得到保护。一方面反对政党竞争、反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一方面还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实在是思想分裂，南辕北辙。
    二、没有违宪审查制度来保障宪法的权威。中国宪法被称作是没有牙齿的法律，宪法没有规定违宪要受到何种制裁，何种机构以何种程序来对违宪行为进行立案、审查和撤销。"没有救济就没有法律"，中国宪法还不算是一个合格的法律文本。在孙志刚事件、齐玉苓案等人们试图推动的违宪审查机制或宪法司法化，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之下，真正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也没有可能性。
    这两点都是中共建政后四部宪法文本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缺陷。这有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宪法序言所确认的历史决定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体现出来的是反宪法精神。宪法序言以不容置疑的腔调所剪裁的历史叙述和政治宣告，毫不掩饰一套装神弄鬼、奉天承运的政治神学。"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云云，都与现代宪法应该具有的民主、分权、限权、共和、人权、自由背道而驰。
    人们常说中国"有宪法无宪政"，好像现行宪法付诸实施了，就会有宪政。但是，有此种宪法文本、此种立宪机构在，中国没有宪政的可能性。基于公民承认的政治合法性，和基于暴力流氓逻辑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根本无法相容。（关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讨论，可参见滕彪：《零八宪章与政治正当性》。）立宪者没有合法性，依靠暴力和强制力来统治的某执政集团，只想保障自己在宪法中的领导地位，不想保障作为宪法装饰条款的人权自由，这才是中国走向宪政的障碍。装饰条款必须要有，对于哄骗国内民众、麻醉知识分子和忽悠国际社会，都相当重要。能否充分这些人权条款和话语体系来壮大民间力量、改进政治安排并开出宪政之花，这是一个比较复杂也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另文探讨。


    ——东网

    非韩：《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释放什么信号

    Posted: 16 Aug 2014 11:53 AM PDT

    抓捕"四人帮"后，华国锋(右三)、叶剑英(右四)、李先念(右二)、汪东兴(右一)、陈锡联(右五)、武建华(右六)等合影

    大陆当前正在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官方组织拍摄主旋律电影、电视剧，然后组织观看，这在大陆每年都有，毫不稀奇。这部电视剧的主创人员一再强调这部电视剧突破了多少禁区，有多少创新的地方，这原本也不稀奇，我记得原来拍摄《大决战》有林彪出境，也说成是突破禁区。这种禁区本来就是官方设的，不但设的模糊，也是设给内部人的，一般的市场主体很难想到去拍这种市场不大的主旋律电视剧，更和老百姓无关。大陆的所谓"重大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从来就和现实的政治需要分不开的，但是，这个政治需要的主体不是民间，而是官方。但每次又都有民间自发的进一步解读，发掘其中微言大义。
    不少人回忆起其电视剧中的那段历史，回想起改革开放来之不易，认为电视剧表明了新一届领导班子继续改革的态度。其实改革这个说法本身就给领导层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改革可以作为一个行动解释，也可以作为一种结果（或者叫成就）解释。邓小平的转折，其结果就是当前中国的现状。邓小平作为中国今天的法统来源，其行为的结果才是不可动摇的，而今天改革的行为则势必触及已经形成的现状。民间对现状不满，却希望从歌颂制造现状的影视剧中看到高层改变现状的意图，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电视剧中的一个镜头可以解释这一切，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后向其他领导人宣布，打倒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华国锋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老百姓也搞不清楚，就算有这句话，这句话的内容也难以让人信服。但这个镜头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态度，毛主席已经不在了，他就从那个高深莫测的最高权威变成了历史，卡莱尔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活着的人说是毛的部署，毛也不能起来和你较真，所以嘛，掌握了现实的话语权就掌握了历史，就能为现实的政治利益服务。
    当年的改革很艰辛、领导人开创局面不容易，这样的语境被很多人当成是讨论当下中国现实问题出发点。然而这样的语境丝毫经不起推敲，改革首先不是为了老百姓开创什么局面，而是统治者无法继续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革的结果是造成了当下中国众多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权贵资本横行、对资源的掠夺式发展、环境问题等等。无限拔高当年的改革显然不是改变现状的推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并没有释放改变现状的信号。改革的主体从来都是当权者，民间的瞎激动毫无分量可言。
    什么信号也没有，如果有的话，我看只有"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改革也是。此外，胡乱搜寻信号、甚至编造信号，也是一种病。


    ——东网

    吴闻： 六十五年不曾改变的“人圈”与“猪圈”

    Posted: 16 Aug 2014 11:36 AM PDT

    图：吴稼祥

    眼下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到了自文革后的最严酷的时候。生活在人为制造的"猪圈"中的中国人民，又无处不在如影相随的缧绁之中！
    "翰林院"异乎寻常地向左靠拢
    专制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政治投机者对独裁者的阿谀逢迎与投其所好。所以近期中共政坛上出现了一种罕见的匪夷所思的怪现状，官员纷纷表现出的是看谁最左最革命最能有招数对付敌对势力，并以此来讨好上峰。就在七月间初，本来最应该能集思广益、能容纳不同意见，被称为中共"翰林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却一反常态、异乎寻常地向左积极靠拢，借此来迎合习大大的反民主反宪政的脾性。
    据报道，近年来在社科院党组领导下，社科院科研人员通过写文章、著书、讲课及接受媒体访谈，用开设微博、博客等方式，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错误思潮进行辨析和批驳，帮助广大群众和全社会分清是非，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前不久，副院长赵胜轩又对内地传媒表示，要把政治素质、行为表现和意识形态，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凡品行、作风不正或出现政治违纪问题的，就实行一票否决制，一律不予任用或免职。这位副院长言行，等同于明目张胆地用官方的政治标准来干预学者的学术自由，于是引发国内知识界一片哗然，著名自由派学者吴稼祥在微博更是直接批评说："这不是社科院，是'猪圈'。是极左黑帮又在玩八十年代的罪恶游戏。"吴稼祥除了在微博上怒斥社科院这个做法等同是"猪圈"外，还在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时表示，这件事牵涉到中共党内派系斗争。
    "人圈""共产婚配"的痛史
     由吴稼祥痛斥的中共"猪圈"说法，想到了六十多年前也是中共的营造的一种真实的"人圈"。这段历史来自五十年代曾任湖南省长沙市副市长、副书记的中共女高官苏明，去年，她的子女曾自印过一本母亲的回忆录《岁月，永远的回响——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在书中苏明讲述了自己革命的一生，当然内容都是属于中共所称的"红色主旋律"。尽管如此，苏明也透露出她在延安整风、中共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的红色恐怖期间的所见所闻，不仅她本人遭到无情整肃，还亲眼目睹好几个被整肃的知识分子绝望跳崖身亡，酿成一桩桩人间悲剧。抗战结束后，苏明的丈夫在内战中身亡，她则调到位于遵化县的冀东军区后勤部任政治干事，并参加当地的土改工作队。苏明回忆，当地土改工作组和贫下中农协会如果认为那家是地主、富农，就把人从家里赶出去，把大门贴上封条，到后来竟然把富裕中农和中农也都赶出了家门。天黑后，县城的马路上、店铺的台阶上，挤满了从家里被赶出来的男男女女。结果贫协又把这些人给男女混杂地赶到一个大院子关起来，还把关人的地方叫作"人圈"，意即是与"猪圈"、"狗圈"一样的称呼。以后斗争逐渐扩大化，甚至把一些前方干部的家属也关在"人圈"里面。当地的一个宣传部长，还搞"共产婚配"，提出为贫下中农解决生理问题，把地主富农的女眷配发给农民。到后来居然越搞越大，把一些在前方为共产党卖命的战士母亲、嫂子、姐妹，甚至还有死在疆场上战士的遗孀，也都给分配了。结果有解放军战士对上边说，等我回去把土改工作队的打死，回来投案自首，你们再把我枪毙了吧！
     苏明讲述她本人天天跑到那个关押人的"人圈"去做工作。看到那些被关押的人屁股都给打烂了，苍蝇围着烂肉嗡嗡地飞。农民送去"猪圈"喂猪的剩饭剩菜、粗糠潲水，都被这些"人圈"里的人抢着吃。贫下中农开公审大会，就搭起台子，再搭一个架子，把"人圈"里的地主抓过来吊起来批斗，昏死过去后，就解下来扔到一边，再换人吊上一个，像古时罔顾人命的"三堂会审"。苏明觉得这样做法太偏激，太过头，但也无可奈何，提意见也没人听，提多了就成了打击农民土改的积极性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缔造的所谓"新中国"，就是在暴力驱使下，让中国老百姓先感受饥饿与屈辱，再被迫接受和顺从新政权，成为不敢反抗专制制度的孱弱奴隶。建政六十多年来，通过一次次灭绝人性的政治整肃，中共把无数禁锢人民的"人圈"改造成为如吴稼祥所讲的一个个"猪圈"，就是要让知识分子像猪一样，没有自主思想和独立意识，成为只知道吃饱喝足、听话顺从的"猪脑子"。仔细想想，不要说是社科院是"猪圈"了，整个中国、包括几千万的中共干部队伍，不都是一个唯唯诺诺、服帖听话、只晓得要吃要喝、连做梦都必须高度一致的"大猪圈"吗？
    习近平独裁专制的"小文革"
    不过，作为反复表示是习近平忠实支持者的吴稼祥，在认识上有极大的误区。他一直认为，目前中共党内斗争异常激烈，而目前所表现出的向左转，都是保守派给习李改革派下套，这次社科院的"一票否认制"，也是保守派在设计陷害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让改革派背上"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置事实于不顾，自红二代的代表人物习近平掌控大权几近两年时间了，其间，中共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回归毛左，全面倒退。除去一波又一波的反民主、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和挑战世界文明的奇谈怪论不绝于耳之外，就是践踏法制，大肆抓捕关押异见分子，有的人仅仅因为一个微薄、一个言论而遭受牢狱之灾，其无情冷酷，堪比秦王朝的"偶语弃市"。有人指出习近平极左面目大暴露，现在搞得是这一套就是独裁专制的"小文革"，就是为了钳制言论自由、加大个人崇拜，从而达到权力高度集中的个人目的。这一切，都来自是习近平的思路，政左经右，用毛泽东创立"人圈"的霹雳手法，把中国变成唯我独尊、说一不二的 "大猪圈"。如果说按照吴稼祥的说法有人在给习近平"下套"、"使绊子"，那就有些不切实际、小瞧这个专制者了。
    果不其然，就在吴稼祥的"猪圈"说没几天，七月二十日，中央组织部又从极左的立场发出更为荒谬绝伦的通知，要求"干部应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吴稼祥在新浪微网志评论对此评论说："中共发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一个部门的中组部，不积极在干部中贯彻，却另搞一套，以莫须有的道德，代替核心价值，还要防止干部成为西方道德价值应声虫，其实要防止的是中组部变成蛆虫。"结果，吴稼祥的这一有着点穴之妙的评论不但遭到新浪微网志的屏蔽，就连他的新浪账号也被封杀。
    由此看来，无论是著名知识分子，还是习近平的拥趸者，都不能发出与中共意识形态有丝毫偏移的话语。眼下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到了自文革后的最严酷的时候。生活在人为制造的"猪圈"中的中国人民，又无处不在如影相随的缧绁之中！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程凯：悠悠萬事，唯八九“六四”不能忘記——于世文、陳衛夫婦印象

    Posted: 16 Aug 2014 11:11 AM PDT

    图：陈卫（左七）于世文（左九）等瞻仰赵紫阳故居



    在"六四"的血腥中走過來的八九一代，有一種使命感，因為這一代人，承擔了太多的痛苦和苦難，懷揣著更多的夢想，擔當著更多的道義，這是八九一代的宿命。


    "六四"二十五周年紀念日過後，中共當局對國內政治異議人士的迫害不但不見放鬆，反而愈加瘋狂。除了高瑜、浦志强、郭飛雄等人陸續被起訴外，鄭州十君子、廣州三君子也備受關注。我與鄭州十君子之首的于世文、陳衛夫婦有過一面之交，留下深刻印象。于世文、陳衛與鄭州十君子的其他人，"六四"二十五周年紀念日前後，被當局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逮捕拘押至今。

    一对结缘于八九六四的夫妻

    那是去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海外民運人士方政的電話，說于世文、陳衛夫婦來美國探望留學的女兒後路徑舊金山回國，想去看望萬潤南先生，問我是否可以和他們一起去。萬潤南住在舊金山遠郊的一個小鎮。結交于世文、陳衛這一對不平凡的夫婦，勝於與一百位泛泛之輩交往，於是我就答應了。

    我們在萬潤南家一個下午，晚上萬潤南做東請大家在鎮上一家西餐館聚餐。我一直仔細聆聽于世文、陳衛夫婦講述二十多年來在國內的經歷，夫婦倆的所有話題沒有離開過八九"六四"。"六四"後二十多年來，夫婦倆經歷坎坷，但悠悠萬事，似乎都不在他們的記憶中，唯八九"六四"不能忘記。

    于世文是陽剛氣十足和河南漢子，陳衛是麗質天生的重慶女子。一九八九年，他倆都就讀廣州中山大學，兩人都是廣州地區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六四"後雙雙入獄，出獄後結為夫妻。二十多年來這對夫妻的愛情生活，由八九民運的崇高理念承載著，他們是中國的一對最美麗的夫妻。

    于世文、陳衛夫婦去看望萬潤南時，清明節剛過，是"六四"二十四周年紀念日將要到來的清明節。于世文、陳衛夫婦清明節前夕，在河北省正定縣——當今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官場起步、政壇發跡的地方，組織舉行了一場"六四"屠殺二十四年來首次公祭"六四"死難者的活動，海內外輿論為之震動，稱這是中國公開紀念"六四"的破局，表現了八九一代承繼和堅持八九民運理念、平反"六四"的執著和勇氣。于世文、陳衛夫婦興奮的講述著那一場公祭的前前後後，神情充滿了自豪與自信。

    早於"六四公祭"，于世文、陳衛夫婦還組織舉辦過另一場具有破局意義的行動，就是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底在河南鄭州有五六百位中國民間學者參加的"中原論道"。這是一場中國政治改革研討會，研討的是"六四"以來被列入禁區的議題。夫婦倆送我一盤"中原論道"光碟，我回家打開觀看，見著名學者王康、袁偉時、秦暉等都在"中原論道"上發表宏論，言辭之大膽深入，是"六四"二十多年來所僅見。夫婦倆為籌備這次空前的政治改革研討會，行程數萬里，走訪多個省市，邀請名家與會。
    "千樹萬樹梨花開"的政治乐观


    也許因為成功的舉辦了"六四公祭"和曾經成功舉辦"中原論道"，于世文、陳衛夫婦對平反"六四"和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景充滿了樂觀情緒。在萬潤南家的交談中，于世文兩次引用唐詩"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表達他們對中國政治改革前景的基本估計。于世文表示：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的素質和觀念也上了一個階梯，這個階梯就是，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生根開花，就要結果了，中國政治體制轉型的攻堅戰就要打響了。政治轉型猶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速變過程。于世文表示：政治轉型涉及十多個重大議題，平反"六四"牽一發動全身，各階層都認同，最有全球性意義，最能反映當下大環境大趨勢。八九一代作為"六四"當事人，更有義務推動平反"六四"的最終到來。而他們所主張的，是全民的和解，達成嶄新意義上的不僅是單純平反這樣一種結局，只有這種結局出現，才有可能借助"六四"平反的契機，順勢推動中國政治轉的實現。
    于世文的樂觀估計，是基於八九年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和民眾對推動"六四"平反和政治轉型的不懈堅持。而二十多年來，于世文、陳衛夫婦一直把自己對八九民運理念的堅持付諸行動：他們除了舉辦"中原論道"、"六四公祭"這樣具有強烈震撼力的活動，還撰寫文章宣揚民主與法治，組織八九一代聚會，贊助有五十多位畫家參與的《浩氣長流——抗戰巨幅史詩畫卷》的創作和展出。夫婦倆經商賺了些錢，但並非大富之人，為著八九民運理念的堅持，他們拿出了辛苦賺得的積蓄。
    顯然，于世文、陳衛的估計與中國的現實有遙遠的距離，今年春節大年初三，他們再度到趙紫陽的家鄉河南滑縣舉辦胡耀邦、趙紫陽公祭活動，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紀念日到來之前被逮捕。不過也許正是對中國未來抱持的樂觀，使得夫婦倆二十多年熱情充沛。我對夫妻倆展現的八九一代對中國政治改革的信念與肩負歷史責任的自覺，肅然起敬，又不能不對他們因樂觀而對中共的殘暴缺乏足夠的警覺感到擔心。

    八九一代在當今中國的活躍擔當

    于世文、陳衛夫婦在講述中還告訴我們：八九一代在當今中國是最活躍、最有擔當的政治群體：八九年的青年，如今都步入中年，政治上已然成熟，他們是當前中國推動平反"六四"，實現政治轉型的重要力量。于世文表示：與他們一起籌辦"中原論道"和"六四公祭"活動的，幾乎都是八九一代。他說：在"六四"的血腥中走過來的八九一代，有一種使命感，因為這一代人，承擔了太多的痛苦和苦難，懷揣著更多的夢想，擔當著更多的道義，這是八九一代的宿命。
    最近我看到一篇網上文章，問"八九一代今何在？"作者說"八九一代正在不可阻擋的消失在歷史中"。而我敘述對于世文、陳衛夫婦的印象，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二十多年來，作為專制體制的反對力量，任何時候都處在中國重大政治議題的焦點之中的，仍然是八九一代。從浦志強、許志永到于世文、陳衛，我可以一口氣數出一百多位當代中國政治的名士，以及不可勝數的名不見經傳堅持八九民運理念的勇士，統統都是八九一代。八九一代不會因任何政治力量的阻擋而消失，而是越來越強勢的站立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
    近來，中國有越來越多的人從四面八方前去鄭州聲援十君子，"六四"二十五年後，八九一代繼續被中國和世界所關注。一年前，于世文、陳衛給我留下的印象，越來越清晰。我相信，于世文、陳衛即使被判刑，若干年後走出監獄，人們看到的，仍然是二十多年始終如一的于世文、陳衛。
    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张伦：周永康案件与中国模式

    Posted: 16 Aug 2014 10:49 AM PDT

    图：林彪、周永康


    正像当年林彪案后官方拼命为毛的先见之明所做的辩护最终徒劳一样，周案都不可能不引发人们进一步对中国二十来年奉行的模式做进一步的批判反省。中国该以什么样的制度来避免类似的人物再攫取中国的国家权力，保证社会的基本公正？


     被民间暗喻为"康师傅"的周永康一案，终于在人们久盼之后揭锅出灶。人们感到释然和兴奋之后，在关注着该案的下一步进展，思考周案产生的根源以及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这里，本文想就周案产生的时代和制度背景做一二分析，希望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周案的历史意含，探索未来。
    周案是中国模式的必然产物
      如果不谈周案出现的具体过程，概括说来，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周永康现象是与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密不可分的，某种意义上讲，周案是这种模式的一种必然产物。这几年被些官方御用文人和一些西方政客极力吹嘘的"中国模式"，事实上其不同的形态在历史上早已出现。只是因中国庞大的体积，制度的特性，发展的阶段，国际和时代条件，对国际造成的影响等因素，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具体展开似乎显示出一种非同以往的效果。 但其本质并无根本的差别，不外乎是一种威权主义的发展路线。正像这些类似的发展模式常有过高速经济增长一样，无可否认，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多年也经历了这样的历程；但同时，也像所有这些威权体制所产生的问题和困境一样，08年后的中国，这种模式的根本缺陷和累积的恶果也日益显现。
    这种模式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些年已多有人加以讨论，而近两年的经济状况、下行压力，让问题尤显突出；由于剥夺公民基本权益，压低人工成本，借以维系世界工厂的地位，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国内市场长期发育不足，结构失衡，在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严重地影响到经济增长。以投资和外贸为主、盲目扩张发展的经济无以为继，面临严峻的调整压力。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接受这事实，试图推出新的措施扭转这一局面。但鉴于经济领域相关配套的措施不够，尤其是与整个发展模式调整相连的社会和政治治理模式的调整步履蹒跚，严重滞后，迄今，经济领域这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而环境破坏造成的恶果，举世共知，整个民族不仅现在且将来还会继续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道德社会方面造成的问题更是有目皆睹。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效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正义机制的缺失。上层靠纵容官僚集团的巧取豪夺，维系执政集团的内部凝聚力。同时，权贵集团动用体制性的暴力来维稳，打压公民合法的争取和维护权利的运动。一种大规模结构性的腐败和暴力维稳机制相伴而生，互为因果，成为这种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征。
    国家机器家族化和帮派化
    周永康主持政法系统的十来年时间，恰是这种模式恶性发展的顶峰时期。由于主政者胡锦涛软弱无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任期平安，因此对作为江派大将的周践踏法律的胡作非为给与认可和默许；而周又反过来挟其江派和政法系统的能量，以维护党的利益和国家稳定的名义，镇压公民维权运动，同时在各个系统安插自己帮派，疯狂攫取个人私利，进行利益输送，成为维系这种模式的看家护院的打手。这种模式需要周这类人，而周这类人在这种毫无约束的权力体制结构下也必然会滥用权力，荒淫腐败。这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着这种模式恶劣的本质。这种暴力加腐败导致一些寡头尾大不掉，公器私用，国家机器家族化和帮派化的现象，在以往的威权发展模式国家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当今类似国家也多有，在阿拉伯之春前的阿拉伯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大小周永康这类人的影子，这也是导致这些国家最终发展失败的重要原因。
      因此，此次周的垮台和案件的曝光，无论是出于权力内部斗争的需要还是主政者试图借此一新政治，都不可能不给"中国模式"再次带来冲击。无论官方如何宣称"道路、制度（模式）自信"，也不管其将怎样借此声称党的伟大，自我纠正能力之强，事实上，正像当年林彪案后官方拼命为毛的先见之明所做的辩护最终徒劳一样，周案都不可能不引发人们进一步对中国二十来年奉行的模式做进一步的批判反省。只是这将不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人们反思的视角将更深广，扩展到政治和国家治理领域。一个主掌国家公检法，维系社会正义的最高领导人竟能如此荒淫无耻丑恶，且主宰该领域多年而得不到起码的监督和约束，如此贪婪不择手段地掠夺社会和他人的财富，那经济增长到底还有何意义？这样的社会是否是中国该有的未来？中国该以什么样的制度来避免类似的人物再攫取中国的国家权力，保证社会的基本公正？这些，显然都不可能不进入人们思考的范围。

    经济增长积累的合法性迅速耗尽
        就执政集团来讲，如果以为仅靠反腐，拿下几个周永康这样的人物就能就此平抑人们的不满，天下太平，解除合法性危机，那就是太低估了公民主体意识日渐觉醒的国人。在不断付出代价之后，越来越多的国人希望得到的是上述这些问题根本性的答案，如果执政党不能尽快对此作出回答，不能借此机会从根本上调整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文明建设导向，所有过去这些年靠经济增长积累下的一些政治合法性资源将迅速消耗殆尽，执政集团也可能在因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新的国家重大危机中被民众的不满席卷而去。这是许多威权发展国家都经历过的事情，为中国人的福祉，为民族的未来，亚太的和平，甚至为执政集团一些人的利益计，希望中国能避免走到这条路上。但历史不会永远给人机会，按传统的方式打虎，清除周这类人的事情不会这样不停地重复上演；在现体制下更新体制、再创新模式的可能也不会是永远出现。这或许是在周案公开之际人们尤其是主政者该想到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鲍彤：發展不是硬道理

    Posted: 16 Aug 2014 10:33 AM PDT

    鲍彤

    發展是中國當前的火車頭，滿載一車東西向前衝。它，又叫富強。它，就是大國的崛起和復興。它在不受制約的空間中，一舉劈開貧富鴻溝，驅動着權錢交易從繁榮走向繁榮。它跟毒霾和污水結盟，與徵地和拆房賽跑。它是政績考察體系中最奪目的明珠。它將是兩個百年夢的主題。
            
    兩個百年夢的主題

    "發展是硬道理"是鄧小平的聖旨。鄧喜歡發硬話。硬話不代表他嘴上的真理的硬度，只説明了他對嘴巴的硬度的自信。
    發展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反正肯定不是"硬道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應該發展。但即使是生活必需品，也決不是越多越好，何況非必需的其他東西。看到倉廩霉爛酒肉腐臭，就不應該發展，而應該節儉和克制。有人說，開源總是第一，節流只能第二。錯了。無源開源，有源節流，應視情況和條件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錯就錯在一概而論。硬道理專愛一概而論。誰最愛講硬道理？當官的。誰講的硬道理令人非照辦不可？唯有當官的。中國特色是中央集權，官越大，道理越硬。過去叫王公侯伯子男，如今改稱國省市縣鎮村，一級壓一級，一級比一級硬。層層長官都有權發硬話壓老百姓。有時是空話，虛張聲勢，相對比較好辦；有時是真幹，招致實禍，那就糟了。毛澤東心血來潮，農業必須以糧為綱，這是硬道理，必須硬上。河南蘭考，沙土地，縣委書記焦裕祿不敢允許人民公社因地制宜種花生，只好"小車不倒只管推"，老百姓繼續窮下去，他自己累死病死，譜了一曲為糧綱殉葬的悲歌。
    有硬道理就沒有"依法治國"

    天下本來沒有"硬道理"。所謂"硬道理"，就是只有我説話，不准你説話。"天賦人權，人人平等"，被説成是境外敵對勢力旨在反華的毒藥——爲什麽呢？因爲維穩是硬道理！彭真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毛澤東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爲什麽呢？因爲在"革命"面前，人人不平等纔是硬道理！
    道理是用來商量的，硬道理是用來封嘴的。封嘴的好處在於不費吹灰之力，必能凱旋而歸。你拆民居，你佔民田，你說發展是硬道理，你就硬了，你就贏了。你糟蹋資源，你毒化環境，你說發展是硬道理，你又硬了，你又贏了。你買官賣官，你說你有把GDP搞上去的政績，發展是硬道理，你又硬了，你又贏了。你橫行不法，踐踏公民權，你說第一人權是生存權，人均GDP證明本地已處在人權的歷史最好時期，發展是硬道理，你又硬了，你又贏了。諸如此類的硬道理，難道不天天在人們的眼前和耳邊重復顯現嗎？
    不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經！幾十年了，層出不窮的以發展壓人權，壓環保，壓廉政，壓法治，壓輿論的施政行爲，什麽時候受到過主旋律的制止或譴責？由此可見，一俊遮百醜，本來就是對鄧小平原教旨的吃透和落實，不是誤會，沒有走樣。可見硬道理之為用確實大得不得了，無時無刻不在為黨國效勞。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可以是金字招牌，可以是催眠藥，可以是遮羞布，也可以是打人的棍子。它百依百順，能發給你为所欲为的通行证。總而言之，有硬道理在，就沒有"依法治國"的立足之地。
    什麽時候才能不再出現淩駕于其他道理之上的"硬道理"，不再存在有權冊封"硬道理"的大仙和神壇——這是我的中國夢。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中央巡视组进驻上海两千访民伸冤 习近平进沪剪除江泽民“蜘蛛网”？

    Posted: 16 Aug 2014 11:07 AM PDT

    图，访民们在上海江苏路888号中央巡视组的办公地门外聚集。（网络图片）

    【自由亚洲2014年08月15日讯】中央巡视组近日高调进驻上海，本周三有近2000人到巡视组驻地伸冤，与警方发生肢体冲突。有访民反映巡视组只接待反映党政干部贪腐丶违纪等方面问题的人，其他问题一律不接待。这被质疑是北京高层为清除江泽民"上海帮"的势力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前国务院工作人员俞梅荪感觉此次被认真接待，与以往大不同。外媒以"蜘蛛网"形容聚集在江泽民周围保他及自保的人际网络，称为了改变中共根深蒂固的腐败和经济既得利益，习近平将矛头对准了江泽民。

        就在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7月29日被公布立案审查的第二天，中央巡视组进驻上海，官媒《人民网》日前罕见地公布了巡视组驻地，据悉在十八大后，巡视组工作现场被公开的事情极为罕见，迅速引起市民的注意，每日都引来大批民众前往举报。但记者周五在网络上查询时发现，官媒已将有关巡视组在上海驻地的报道删除。

        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丶为自己含冤入狱维权二十年的俞梅荪周五告诉记者，他在12日周二到中央巡视组而受到接待，工作人员非常认真丶耐心，头一次感到上访有了一线希望："我在巡视组谈了半个多小时，感到他们对我很友好，态度认真，他还提醒我记住已被其收下了的我填的单子上的号码，说是以后可以打电话来问这个案子。我在上海流浪上访已经六年多了，到过区和市政府信访办丶到过区政协和市人大信访办，他们的态度都很恶劣，电话都打不通，从来没人接，偶尔打通根本就是一问三不知，过了半年的《信访回复函》竟然都是用对方作案人的谎言来答复你，其结果更糟，维权不成反受其害。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还是那么多警察，但警察的态度变了，对你非常客气，进门没有要求出示身份证，没有安检和盘问，没有受到任何检查。我见网上报道，次日周三是访民日，去了两千多访民，有的在外面喊口号。"

        但上海异议人士汪建华周五对记者说，巡视组此次重点不是解决民生问题，而是有可能和内部权力斗争有关："一代皇帝一代臣，新官上任三把火，习近平刚刚上台一年多，流言也很多，说办公厅要派人下来做市区书记和市长，要抓住把柄，才能调任或者降职，根本就是内部官场斗争。"

        本周三访民日时，近2000多人聚集中央巡视组的办公地长宁区党校伸冤，期间有访民在门口打出横幅遭现场警察抢夺，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上海访民谈兰英周五告诉记者，巡视组只接待反映党政干部贪腐丶违纪等方面问题的人，其他问题一律不接待，不少民众因举报事宜不在巡视组的工作范围内，与巡视组接待员争吵，最后被拖走："我们将近2000人去了中央巡视组，我们在外面拉横幅叫口号，有警察出来抢我们东西，有肢体冲突了。昨天也去了，也去了好多人，1000也有了，我穿状衣丶拉横幅，现在形势好，比以前好多了，放到以前早就把我们访民抓到富春路（专门收押访民的黑监狱）去了，那天他们没来抓我们。但是巡视组说，你们拆迁问题我们不管的，我们抓腐败抓贪官，你们要是有证据我们就收。中央巡视组来的目的就是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要的是江泽民丶韩正他们的贪腐证据。"

        据香港《明报》周五报道，有市民喊出了"打倒贪官丶打倒腐败"等口号，希望能惊动中央巡视组的人出来，可以将材料直接交给他们，但最终被政府人员押走送往上海市收容所。

        中央巡视组进驻上海后，8月11日，与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关系密切的上海光明食品集团公司前董事长王宗南被逮捕，这被外界解读为将反腐之火烧向上海，针对的是江泽民"上海帮"的势力。内地历史学者章立凡形容，台风正在上海登陆，很可能横扫上海官场。英国《金融时报》更引述消息人士指，习近平不满江泽民在党和军方仍有影响力。

        美国《纽约时报》周四发表文章引述学者黄靖以"蜘蛛网"形容以江泽民为首的利益共同体。在打完"苍蝇"及"老虎"后，这次矛头指向"蜘蛛"—中国大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江泽民虽是蜘蛛，但却是半死的蜘蛛"。周围围着一堆小蜘蛛，企图保护江，也顺便保护自己。只要江泽民还活着一天，小蜘蛛就会打着江泽民的名声，利用他的影响力，运用他的人脉。为了改变中共根深蒂固的腐败和经济既得利益，江泽民20多年来的庞大人际网络必须被清除。

        对此，俞梅荪表示："上海是江泽民政治经济的发源地，必然有贪腐问题，也不排除像打击周永康那样，先打压他的马仔们。"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林迪/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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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g 18, 2014, 6:18:46 AM8/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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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伟：赵紫阳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五

    Posted: 18 Aug 2014 12:46 AM PDT

    吴伟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8月18日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中共党内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80年代的这场政治改革虽然很快在党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并在1989年那场举世瞩目的事件后彻底终结，但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特开设"中国19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专栏，邀请当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吴伟先生就那段历史撰写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个专栏，不仅留住公共记忆，也通过历史照亮今天和未来。此为第二十五篇。

    上一篇：鲍彤奉命组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再调整。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利益关系的调整致使一些旧有的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但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1987年初，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赵紫阳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各种利益集团。改革中涉及到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变动。有人会得到一些利益，有人会失去一些利益，有人会得到这个而失去那个。要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这一点，正确看待和接受利益的变动和冲突，领导要能正确处理。解决矛盾的方法，需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而不断出新。这个出新，在赵紫阳看来，就是要跳出共产党传统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来。这其中，用社会协商对话来解决执政党、政府与民众之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具有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就是赵紫阳本人在1987年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亲亲自提出的一个重大举措。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赵紫阳政治遗产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赵紫阳为什么会在制定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过程中，亲自提出并一再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笔者认为，这与他在那些年的思想变化过程有关。

    这个时候的赵紫阳，已经对共产党传统的那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恶痛绝。他认为，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断进行所谓"阶级斗争"，不断以"敌对势力"的思维去看待执政之后的各种政治势力和不同意见，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矛盾。他认为，在和平条件下，执政党所从事的是整个国家的管理，所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党和政府所要做的，不是通过压制、打击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的利益，是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式，协调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以此保持社会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为此他主张，必须通过政治改革，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对立的问题，解决执政党与民众对立问题；必须通过协商对话，让各种社会利益群体都能够充分发表意见，通过妥协的方式照顾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

    鲍彤曾经对笔者回忆说，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这是紫阳的一个深思熟虑的、一再坚持的主张。当时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在几次研究本文开头所述的社会矛盾、社会动乱问题的时候，紫阳都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十三大报告中写入社会协商对话这个问题，中央其他人当时都没有提到，我们这个做具体工作的办公室、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也没有提到，是紫阳一再提出来，要我们研究的。赵紫阳说，我们现在正在改革，人们的生活正在好转。据国际上的普遍经验，人均收入1000至4000美元这个阶段，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利益阶层分化，社会矛盾会激化，甚至会出现社会形势恶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要考虑到，要有准备。紫阳一再说，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就是一个办法，就是要进行社会协商对话。

    早在十三大之前，赵紫阳就曾经多次谈到了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协商对话问题。

    1987年5月20日，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六次会议上，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明确提出了要研究社会协商对话。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是个很好的办法，很多重大问题可以与社会组织对话。我们除了政协，还应有更多的渠道进行协商。要有代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同政府对话的渠道。对话虽然麻烦些，但是搞通了就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时麻烦一些不至于出了事不可收拾，不然就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形式出来。对话要有渠道、组织形式，要制度化、法律化、经常化。重大问题，要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

    5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七次会议上，赵紫阳再次提出社会协商对话问题。他说，社会民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基层民主，一个是社会协商对话。政协是个很重要的协商形式，但是只靠政协不行，工会是重要的渠道，但是工会本身有个改革过程。现在政府与工会对话，工人不承认。理顺党与工会关系，工会本身的改革都要有个过程。解决了这些，政治协商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不一定。我们必须与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协商与对话，不然不行。

    中共十三大把赵紫阳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载入了大会报告。报告中说："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十三大前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并未发生重大社会冲突。笔者认为，赵紫阳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不是要立杆见影，而是着眼于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

    为了让党内外充分理解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内容，1987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评论员文章。该文由中央政改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人民日报》知名评论员吴国光起草，鲍彤亲自做了修改。文章指出，"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独特的疏导沟通作用，是由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协商对话的两个最显著特点：一是'直接'，二是'双向'。这种方式有利于消弭误解和分歧，造成和谐、活泼的民主气氛；有利于实施民主监督，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有利于领导机关倾听来自群众的不同声音，减少失误，保证改革的宏观决策能够始终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有这些优越性，所以它一经出现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吴国光还写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不同的层次进行推广，保证全体人民都有在一定的范围内参加协商对话的机会，行使他们管理国家、管理基层政权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使社会协商对话成为制度固定下来。"

    由鲍彤担纲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以后，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起草一个题为"关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87年12月初，鲍彤带领研究人员开始采用政改研讨时期的老办法，内部研讨加上召开座谈会，一边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一边起草。

    12月下旬，政改研究室连续召开以社会协商对话为题的各界座谈会。26日上午，开了北京市的企业厂长经理座谈会；26日下午，是企业工会座谈会；27日一天，是由团中央组织的座谈会。在座谈中，参会者介绍了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这一段时间来，按照十三大报告要求，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大体经过和经验，对如何开展和规范社会协商对话提出了看法和希望。特别是团中央的座谈会，总结了各地同学生、青年对话的特点和经验，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主张和建议。鲍彤参加了所有这几次座谈会，并不断地向发言者提出问题，听取大家意见，耐心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在此前后，政改研究室也连续召开内部讨论会，对社会协商对话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笔者的记录中，可查到的就有5、6次之多。鲍彤在这几次会上，每次都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提出了许多很精辟的见解。

    12月22日下午，鲍彤在研究室内部研究讨论协商对话问题时说，协商的目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从积极方面说，有利于领导正确决策和发挥人民积极性；从消极方面说，是化解矛盾，防止大的社会震动。协商对话有两种，一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要注意双向的平等对话；另一个是横向的地方部门之间，各部门与群众之间的。前者作用是决策前，有利于决策，决策后让群众去理解。后者是群众相互了解，表达自己的要求。

    鲍彤强调说，协商对话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要赶浪头，一哄而起，做什么都搞对话，我们这个文件的题目叫开展社会协商对话的若干意见，上面要有限制，下面也要实实在在。对各级领导机关也要有个要求。要调查一下，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期望值、要求和既得利益因素。

    在12月29日上午的会上，鲍彤做了总结发言，他说，现在各地都在搞协商对话，发展的不平衡。要提高质量，探讨规律，逐步形成制度。

    关于中央一级的协商对话，鲍彤说，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根据这一原则，国务院所属部门要结合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找有关方面共同磋商，决策后针对群众中的疑点进行对话，求得支持。有关全国范围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突发事件，应向各界人士说明真相，准备采取的措施，求得理解和支持。要认真建立国务院发言人制度，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都要公开，尽可能的公开发布消息，回答记者的问题。中共中央应随时与各方面民主党派进行磋商。

    关于地方和基层，鲍彤说，地方的对话要讨论政府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城市建设、市政设施建设之前要征求群众意见，决策后要有说明。基层单位的对话、本单位的大事可采取对话会的形式，也可以不采取，主要内容是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

    对于群众团体在协商对话当中的作用，他说，要经常性的研究群众的思想倾向，向有关部门提出对话的建议。要有意识的树立群众团体的威信。

    在后来的几次讨论中，鲍彤还提到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在地方上，遇到重大的建设项目，如果当地人代会（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应该试行市民公决。决策还是由人大、政府来做。协商对话不是决策性的，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大家都关心的，牵扯到大家利益的问题，牵扯社会稳定的问题。市政建设在增加论证的基础上要告诉群众。重大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立法机关认为应该由人民公决、全民讨论的重大问题，由人大决定后交人民讨论公决。

    二是要注意加强社会团体（如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的独立性。通过社会协商对话，对社会群众团体进行改革，使之逐步加强自主性、独立性，能够代表不同部分的社会利益，而不是仅仅作为共产党和政府的传声筒。

    三是社会协商对话不能代替现有的政治协商渠道。要加强党派协商。要研究如何在文件中表达这个主题。

    四是提出对话是要协调人民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要扩大或激化矛盾。协商对话原则是有利于解决矛盾，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维护正常工作秩序，有利于提高效率，不可搞成上街闹协商对话。

    五是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对话中要讲实话，对话要办实事，承诺一定要慎重，一定是能办到的，否则是吊起了胃口而不能满足，不利于缓解矛盾。为了使许诺都可以兑现，对话前都要做好准备。

    鲍彤还认为，要提高互相谅解、理解、妥协的态度。如果能宣传社会调和就对了。我们过去是搞阶级斗争，靠打击一部分人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现在不能这样。否则改革的基点就错了，改革要使大家都得益，要强调平等、民主的原则，要通过对话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正常的民主生活的教育，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要提倡互相理解、谅解的一种精神，来进行沟通。他还指出，对话不能代替政策，不能代替法律审判和法律的执行，不能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1988年1月8日，协商对话的文件形成了第三稿。政改研究室再次开会进行了讨论。在这次会上，对于社会协商对话形式问题，鲍彤再次进行了归纳，他说，社会协商对话有四个层次，中央层次的全国性对话、地方上的对话、基层的对话和横向的对话。鲍彤认为，全国性的对话事关重大，问题不在数量，不在搞得热闹，而是应该搞的好，能够起示范作用，不能离开最重要的主题搞，这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改革。全国性对话，应该服务于改革，凡是改革当中的重大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要组织对话。

    鲍彤和中央政改研究室的这些讨论，在经过归纳整理之后，都写入了社会协商对话的文件。在这个文件形成过程中，赵紫阳一直十分关注，曾经多次催促过。到了1988年1月上旬，文件也基本成形。但是，后来这个文件并没有提交中央讨论，也没有成文下发。原因是在起草过程中，大家觉得，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协商之后，才只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各地积累的经验还不很丰富，过早地进行全面总结并且用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不利于进一步进行探索（笔者注：没有更高层提出不同意见。这样做，完全是中央政改研究室的文件起草者们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大家认为，出台这个文件的时机还不成熟。）。1月8日研究室内部讨论协商对话文件的第三稿时，有人（是参加讨论的一位研究室同事，笔者没有查到名字。）提出了这个问题。鲍彤也说，现在是否具备了条件，作出一个规定，要分析一下情况。十三大以后社会协商对话开展起来了，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新的生活现象，对缓解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安定团结、推进改革、活跃民主生活有重大作用。但现在看来，作为制度也许还不成熟，目前还需要进一步开展，提高质量、摸索经验、逐步形成必要规范，走上制度化。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请示了赵紫阳之后，政改研究室起草的这个文件并没有直接提请中央讨论，更没有作为中央决定下发，而是改换了一种形式。1988年2月初，鲍彤受命主持起草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报告。按照赵紫阳的意见，起草组将关于协商对话的文件经过浓缩之后，写入了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十三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稿，成为报告的第六部分。

    1988年3月中旬，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赵紫阳的这个报告。报告中说："协商对话的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正确的方针，不是激化矛盾，也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及时地恰当地处理矛盾或缓解矛盾。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改革得到解决；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新的利益调整和摩擦。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协商对话要为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服务，为协调社会矛盾服务，为巩固安定团结服务。"

    从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开始，直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体制改革被镇压的枪声所终止，赵紫阳和他的部下们的这种思想和主张都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就在最后的那场如何对待学潮的问题斗争中，赵紫阳也从没有放弃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方式，通过协商对话的途径，解决解决政府和民众的冲突，并试图通过和平解决这场学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推进政治改革。赵紫阳在1989年"5月4日所作的"亚行讲话"中提出著名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不仅是平息那场正在走向高潮的官民冲突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也是在和平条件下，在中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解决社会矛盾，应对社会突发事件和冲突，防止其进一步走向激化和对抗，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一条最好途径。这条途径，一反中共过去处理党内、国内政治矛盾方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中共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部分坚持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要求以民主立国和依法治国的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全新的治国理念。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吴伟，现代历史学者，1980年代由鲍彤主持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


    ——原载纽约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茨仁唯色：一个藏族女孩的汉化教育

    Posted: 18 Aug 2014 12:35 AM PDT

     2014年08月18日

    Yehteh

    1981年初秋，在藏区东部日益汉化的小城康定（藏语叫达折多）初中毕业的我，恰遇成都的西南民族学院预科部（相当于高中部）招收藏族学生。这个预科部应该是始于1985年，出于加快同化的目的，在北京、上海等诸多中国城市创建的西藏班、西藏中学的前身，具有实验性质。当然，官方的说法一概是"帮助西藏培养人才"。

    并非父母鼓励，纯属个人意愿，我报考了预科。我和其他几个藏族学生成了北京大规模教育试验的首批小白鼠。正处在叛逆期的我不想被父母管束，且觉得成都是个充满新鲜事物的大城市。

    穿军装的父亲把我送至成都。我们坐在座椅硬梆梆的长途汽车上，翻过了高高的二郎山，这之后，窗外的风景是青青翠竹、大片菜地和挂满枝头的水果。

    一下车，就闻到路边摊传来的诱人香气。我看到一堆剥了皮的兔头，很吃惊。藏族有禁食兔肉的习俗，有关兔子（藏语叫ribong），我所有的记忆只是一路上见过它们在山间跑跳而过的样子。

    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开始吃红烧鳝鱼、吃麻辣兔头、吃青蛙肉。知道吃这些违背了禁忌，更知道不吃这些就是迷信的"蛮子"。成都人似乎爱说"蛮子"，如果你连兔头都不敢吃，必然就是瓜兮兮的"蛮子"（瓜兮兮的意思是笨蛋）。

    成都是个潮湿的盆地，我和同族的同学们都惊讶地发现头发卷曲得太厉害了。一般人将这种"自来卷"看成是少数民族的特征。于是我们每天早上都用梳子狠狠地梳着长而卷的头发，要把卷发梳成直发，最终剪成齐耳长的短发，虽然还卷，但看似烫过，就像成都街上的中年妇女。

    设在民族学院的预科是一个封闭的"小学校"，我们被安置在校园一角的两间大教室里上课。我们从不和成都的中学生接触，根本不知道同龄的他们每天在学什么，但应该是一样的，毕竟我们和他们的课本完全相同。我的同学多数是藏人，其余是彝族，但会说藏语和彝语的没几个，随着时间推移，人人都是一口流利的成都话。

    等到大了一些，我们才意识到，随着同化的过程，我们已经把我们自身的一部分遗忘了。拉萨的亲戚们形容我的舌头是"做过了手术的舌头"，因为那些颤音、卷舌音、齿龈音等若干种传统藏音，我不是发不出口就是发成了怪音，甚至连藏语的"拉萨"这个词都发音不准。

    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

    好在我没有忘记拉萨。那是我的出生之地，四岁时随父母迁徙至藏区东部，从此深怀对拉萨的乡愁。直到1990年春天，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才终于返回，在官方主办的西藏文学杂志社任编辑。

    但抵达拉萨的最初见闻让我惊讶。童年的记忆并不清晰，而我只能从我父亲当年拍摄的照片里留下对拉萨的模糊印象，似乎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美好。现实却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布满全城，一辆辆装甲车隆隆碾过大街，这是因为一年前即1989年3月，许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平民走上街头，抗议1959年中国政府对藏人反抗的镇压，而这一次，北京对拉萨实行了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军事戒严。

    我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怀疑，因为我吃过麻辣兔头，冒犯了禁忌的人很可能连外貌也会改变。我的母语原本并非中文，只不过我的问题在于，我的母语在成长过程中被置换了。

    双脚站在拉萨的地面上，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毋庸置疑，这是做过手术的舌头造成的。我发现，我几乎说不出几句完整而标准的藏语，我脱口而出的反而是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

    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讲述西藏的故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我写我的故乡文化，也在这种写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用来实现文学与政治的表达。而我也始终意识到，这些我为了我的民族而写作的文章，到底还是用汉语写成的。


    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藏族诗人、记者及博客作者，她是《听说西藏：散文及实地报道文选》作者之一。本文由Violet S. Law译为英文。

    ——纽约时报中文版，网友推荐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unread,
    Aug 19, 2014, 6:38:36 AM8/19/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华尔街日报：中国掀起出国大潮

    Posted: 18 Aug 2014 11:32 PM PDT

    在中国古代，即使各代皇帝竭尽全力闭关锁国，中国人也敢于走出国门，去寻找知识、财富和进行探险活动。清朝统治者曾认为，那些离开大清国的人一定是罪犯或者叛国者，还曾下令整个中国南部沿海的居民至少要内迁10英里（约16公里）。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止中国人出国的渴望。帆船借着季风将中国商人送到了马尼拉，他们用丝绸和瓷器换回银元。在19世纪，轮船将中国的"苦力"运送至欧洲帝国的矿山和种植园。 

    今天，中国的国门已经开放。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拥有护照。中国人如潮水般涌出国门：去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逾一亿人次。

    其中大部分是将返回中国的游客。但出国的学生和富人数量在快速增长，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永远离开中国。上海研究公司胡润百富(Hurun Report)的调查显示，64%的中国富人已经移民或者正打算移民；富人的定义是拥有超过160万美元的资产。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和精英阶层出国留学和工作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由留学欧洲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新鲜的是，在中国蒸蒸日上之际，这些中国人正计划离开中国。在目睹中国这个新兴超级大国的上升轨迹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们还是认为，出国发展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中国人的出国决定常常是压力和引力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精英阶层发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等地可以以低得惊人的价格享受舒适的生活。然而相比之下，在国内不管花多少钱，你都仍然无法逃离城市社会的诸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破败的教育体系等等。与此同时，习近平的政治新时代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希望，但也产生不少的焦虑。

    大规模人口外流的另一个方面还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去往何方，他们依旧要被笼罩在中国列宁主义体制的阴影之下。中国国务院设有一个侨务办公室，确保即便远离故土，这些人的爱国情怀也不会被磨灭。该机构的目标就是保证人们对中共的忠诚。

    这常常会在华人和接纳华人的社会两者之间形成尴尬的隔阂。当华人尽量使自己融入新社会时，北京却动用起一切手段，利用华人来投射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强化全球形象、骚扰对手，并推广使用普通话，而非闽南语或粤语。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参观天安门广场的游客与北京被污染的空气"做斗争"。照片摄于2013年11月5日。

    不过，对于正准备出国的孙女士而言，政治并非她心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位现年34岁的北京人要求本报为其匿名，理由是不想因公开宣扬而使自己的计划遭到破坏。她筹划出国的主要原因是：现年6岁的女儿患有哮喘病，而北京的长期污染刺激到了女儿的肺。她说，自由的呼吸是一项基本要求。另外，她也担心中国只在乎考试分数的教育不能让她女儿在音乐、绘画和讲故事方面的天赋得到发展。

    不久前，孙女士飞赴旧金山为女儿找学校，同时物色一处房产，并处理永久居留美国的申请文件。她坚持说，她不是要永远离开中国。这同时也是许多即将出国的人所抱持的态度。他们将国外护照视为一种中国国内局势恶化时的保障手段。

    孙女士指出，她这样做只是为自己的家人留一条后路。

    一位坚持完全匿名的大学教授（他说称他为一名知识分子就行了）则对中国的前景持更加悲观的看法。他正准备移居美国，与两个孩子会合。他的两个孩子都拥有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

    和很多中国学者一样，这位教授也开了一两家公司，但他看上去绝对不像一名高管。他胡子拉碴、穿着皱巴巴还短一截的裤子，脚着一双凉鞋。他说，在中国，你一变富，就有人来抓你。

    当然，他的这话有点夸张，但确实有很多登上中国富人榜的企业家最终锒铛入狱。

    他真正担心的是，为了获得成功，他不得不与原则妥协。（他并没有提到贿赂，但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他已被迫出卖了自己，现在担心的是这一切都会被夺走。在中国，软弱而腐败的法律体系有时可能有利于企业家在上升期时投机取巧，但在他们成功后往往会成为负担。

    借助中国经济增长发家致富的第一代商人现在梦想着能功成身退。这意味着像美国和加拿大这类地方所提供的法律安全。

    这位教授还是美国科技的发烧友。他的一家公司出售的是环保设备，他希望在美国生活能帮他找到办法来改善产品并研发新产品。他也希望继续在中国这一最大的市场出售他的产品。他拿着他的苹果(Apple) iPhone问到，中国要出口多少件衬衫才能买到一部iPhone呢？

    他总结道，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

    当前富人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这股热潮让人们想起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前以及更早台湾的未来似乎面临威胁时出现的出国潮。在这两个时期，商人纷纷带着家人前往温哥华和西雅图等城市，为了生意往返于美洲和亚洲。

    在中国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转型期的当下，这通常也是现在的人们使用的一种策略。目前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红火，房地产价格正在下跌。习近平掌握的权力比邓小平以来的任何一届中国领导人都要更大。他动用这些权力展开了打击腐败官员的行动，同时也在打压维权律师、博客作者和公民社会活动家。这些行动让政府除去了异见人士，但同时也吓跑了那些政府需要的具有创造力的人。

    美国去年对中国公民发放了6,895张EB-5投资签证。根据EB-5相关规定，在美国投资最少50万美元的外国人可以在美国居住。获得该签证数量第二多的国家是韩国，但数量仅为364个。由于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过多，加拿大今年已停止发放类似签证。

    从中国转移至国外的财富中有一部分毫无疑问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的。根据中国央行的估计，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腐败官员可能转移了多达1,230亿美元的资产。

    历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他的著作《躁动的帝国：1750年后的中国和世界》(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中写道，不管在好的时期还是坏的时期，海外华人过去、现在都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关注海外华人群体的原因。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数量大约为4,800万人，是在海外生活印度人数量的两倍左右。无论中国人到了哪里，他们都努力向最顶层迈进，不管是在硅谷(Silicon Valley)还是东南亚的高科技走廊。

    中国政府对已获得外国籍的华人以及仍保留中国籍的华人进行了意义重大的区分，仍保留中国籍华人的正式称呼为华侨。这两类华裔人士均被视为极有价值的资产：学生是代表中国的"使节"；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人士可以带来技术，利用在西方国家学习到的工业知识来帮助中国加快经济现代化。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曾导致深受创伤的学生们离开中国，同时也破坏了中共在海外华人群体中的形象。为了恢复形象，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大举展开宣传活动。这一举动被证明是极为成功的。

    政治学者James Jiann Hua To说，当年的那场宣传活动扭转了大多数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看法。James Jiann Hua To是《Qiaowu: Extra-Territorial Policie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一书的作者。

    这场宣传活动现在仍在继续。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通过海外华文报纸、网站（用宣传的语言来说，就是电子版的"新唐人街"）、学校、青年团体以及教会组织，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进行宣传。

    宣传的效果在街头爱国活动中得到了体现。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为例，在奥林匹克火炬接力在全球展开时，出现了来自藏独及其他敌对团体的抗议活动，但是接力活动受到了组织良好的中国学生的保护。而在接下来一年中，中国学生对墨尔本电影节进行了抗议，因为电影节放映了一部关于维吾尔族流亡人士热比娅(Rebiya Kadeer)生平的电影。中国政府指控热比娅在新疆地区煽动分裂。针对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抗议活动也跟随其脚步遍及全球。流亡中的达赖喇嘛是西藏人的精神领袖，中国政府指控其进行分裂活动。

    外国人有时候会难以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打击海外威胁因素，不管这些威胁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被禁的"法轮功"也包括在内。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害怕历史重演。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命运一部分是被那些离开中国的人塑造的，其程度可谓相当之深。1911年孙中山发起的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这次革命就得到了东南亚华人的至关重要的支持。

    但海外华侨也给中国带来了积极影响。当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需要资金和专业技术兴办企业时，他首先找到了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的中国富豪，此后他们的工厂相继落户邓小平划设的经济特区中。

    但中国在海外的政治活动也带来了不安。例如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是最受中国学生、移民人士和旅客欢迎的目的地，普通话目前已经成为排在英语之后澳大利亚使用第二广泛的语言。

    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中国专家之一斯文伯恩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教授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在韩国智库Asan Forum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正在以从未有过的力度被人按照中国政府的授意说教、监视、组织和监督着。

    在美国，学术圈围绕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s)在美国校园的角色爆发了激烈的辩论。孔子学院是由中国政府赞助的，提供普通话学习课程，对中国则持褒扬的文化立场。批评者称，这些学院威胁到了学术独立性，支持者则表示，这些学院提供了别处无法提供的有价值的语言培训。今年6月，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加入了这场争论，并建议大学停止与孔子学院的活动，除非它们能够单方面控制。

    中国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在其海外政治活动中留下太多印记。首先，中国秉承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并且对国家忠诚这一问题也让已经立足的海外华人团体面临风险，东南亚的情况尤其如此，旧时代在东南亚的华人经常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五纵队。

    Reuters
    一名中国游客在悉尼歌剧院前拍照。照片摄于2013年6月18日。

    然而如今，中国人出境旅游规模庞大，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这都让中国有了新的底气。在全球豪宅市场，中国买家已经成为重要的价格推手。据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份的一年中，中国买家在美国购买的房屋价值220亿美元。

    澳大利亚进行了一项初步调查，希望从中了解来自中国的买家是否将房价推高到当地居民无力买房的地步。（结论是还没有。）

    如果没有自费留学的中国学生，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学经济上都将难以为继。据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数据显示，中国学生是美国大学最大的留学生群体，去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较前年增长了21%，至235,597人，这一增长速度与澳大利亚差不多。目前在英国全职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几乎和英国本国学生数量不相上下。

    得益于中国，旅游业也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人已取代美国人，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支出群体，而且还在迅速挺近高端消费市场。位于北京的高端旅行社狂野中国(WildChina)的创始人张玫提供家庭度假服务，旅行目的地为肯尼亚、巴塔哥尼亚和阿拉斯加等，向每人收取1万美元。中国人登上南极洲的数量排名第三，旅游人士坐着Zodiac气垫船游览冰川看企鹅。

    国际酒店行业也越来越多地提供符合中国客户要求的服务。当前需要添加的东西包括茶壶和牙刷。探险公司Himalayan Experience的创始人布莱斯(Russell Brice)称，在为中国客户提供登山用具时他还会一同提供中国美食──鸡爪和鸭爪。他说，东西虽然小，但这样做却显得特别。

    而且，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还将不断增加。总部位于香港的里昂证券(CLSA)预测，到2020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将翻一番，达到两亿人次。

    在教育领域，来自中国的下一波浪潮是高中生。富有的父母选择脱离中国的教育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就是让孩子们为事关重大的高考做准备，而忽略了创造力的培养。此外，一旦克服重重磨难进入大学，这些学生往往就没了学习的心思。

    谢丽（音译）是北京一家通讯公司的经理，她正在说服16岁的儿子出国留学，但是他无法接受这么早离开家。谢丽的儿子是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附属中学的一名尖子生，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Michelle Obama)最近访问过这所学校。

    尽管如此，这个男孩正为远渡重洋读大学和开始国际生活做准备。在他13岁的时候，父母安排他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美国家庭生活了6周。他们全家人还在类似坦桑尼亚之类极具异国情调的地方度过假。现在，让他母亲高兴的是，他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学习化学的目标。

    谢女士承认，她的儿子可能永远不会回国了，但她说他的心会永远跟家人在一起。

    中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减缓留学热的意愿，并且态度简单明了：如果美国或欧洲愿意给我们的聪明学生提供帮助和训练，那何乐而不为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女儿也在哈佛(Harvard)读书。

    中国总是与各种数字脱不了关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时任总统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邓小平之间的一次会晤。当时卡特把人权问题放入议程，他针对中国政府收紧移民政策向中国领导人发难。邓小平厉声说道：没问题，我们会允许更多人出国，你们准备好接收1,000万人了吗？

    改革开放政策最终已令如此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可能连邓小平自己也没有想像到。

    Andrew Browne

    ——华尔街日报

    魏京生：法治是反腐败的首要条件

    Posted: 18 Aug 2014 11:27 PM PDT


    图片：北京警察在反腐倡廉宣传牌旁（法新社）
    图片：北京警察在反腐倡廉宣传牌旁（法新社）
    Photo:AFP

    法治，顾名思义就是依法治理国家和社会，它包括两个基本内容：第一是宪法和法律的制定；第二是宪法和法律的执行。二者缺一不可。中共执政后的现实，是两者都不合格。甚至倒行逆施。


    中共执政后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和他的党徒们就觉得很不舒服。毛泽东在正式会议上就批判宪法至上主义，并且鼓动无法无天。毛泽东用他一贯的诡辩手法，举例说明国民党制定并且实行宪法，最后还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暗示制定宪法不可以认真执行，那只不过是用来欺骗世人的谎言而已。

    六十年来，中共的上上下下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理解宪法和法律。甚至老百姓也早就看清了形势，不得不按这个模式来理解共产党的宪法和法律。当老百姓拿出宪法和法律跟当官的论理的时候，一律遭到讥诮和鄙视。继而被认为是无理取闹。

    这个被中国老百姓见惯不怪的现实，和美国老百姓可以手拿宪法武装对抗军警，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民主的宪法和法律与专制的宪法和法律之间的区别。前一段时间美国内华达州的民兵，手拿宪法修正案组织武装对抗军警。最终得到的是总统下令撤退军警，认可了宪法的权威性。不管有多少正当的理由，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不容破坏。

    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制定宪法和法律既然是为了欺骗，那么按照宪法和法律维护人民权利，就必然要遭到镇压。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社会各阶层维护宪法权利的民间反抗，风起云涌。到七十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时期形成了高潮。间接影响了共产党内的斗争，宪法开始有了可以变成现实而不是谎言的机会。

    宪法一旦变成了现实，必然会动摇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对越战争树立了权威之后，邓小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民主墙，将人民依照宪法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运动消灭于萌芽之中。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从党外延伸到了党内。甚至获得了各级党员的认可和同情。这是邓小平为首的专制派不可容忍而又难以阻止的现实。在消灭了民主墙的物质存在之后，又取消了民主墙的法律依据。这就是宪法中所规定的四大自由，简单说就是言论自由。

    这种取消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更不会被老百姓认可。于是在修订新的宪法时，又加上了蛮不讲理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且以宪法形式规定了共产党高踞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地位。同时也就彻底的撕下了骗子的伪装，明示了中国的宪法不是全国人民的宪法，而是一小撮党棍们奴役全国人民的、封建农奴制的宪法。

    并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的。在宪法做了这个根本性的修改之后，贪官污吏便如雨后春笋一般的茁壮成长起来。仅仅几年之后就发展到引起人民极大的愤怒，成为引发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导火索。在民主运动被再一次镇压下去之后，贪官污吏们就像解脱了羁绊的野马一样飞奔向前，成就了古今中外最高水平的贪污腐败文化。

    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当然有。外国的先哲们早就总结出来了，叫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细看我们中国的腐败，印证了这条真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里，他们必然官官相护。集中的程度越高，贪污腐败的胆子越大。党官们团结的越紧密，腐败穿帮的可能性越低。

    只有在官场换届，需要大量淘汰旧官僚时。才会拿出一部分倒霉蛋来平民愤，骗取人民的信任。古代也是一样，大规模清理腐败官僚一般也就是发生在新皇帝登基或亲政之后。但是政治结构不改变，这种清理腐败往往是虎头蛇尾，很快就沉渣泛起，一切如故了。

    虽然中共动员了国内外所有的宣传工具吹捧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但从他一边派一些钦差大臣式的巡视组；一边打击人民在网络上揭发腐败来看。习近平的反腐败仍然是官官相护的模式；仍然是必然失败的模式。或者说是忽悠老百姓的模式。

    能不能跳出这种模式呢？当然能。这就是全民参与到反腐败之中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就必需要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限制官方压制舆论的权力。靠一党专政的法治模式肯定无法保障人民的权利，这种模式实际上没有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层层个人独裁或小集团独裁的专制。无论习近平在这个模式内怎样改革，都只能是小修小补，不解决根本问题。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效果。

    什么样的法治能有真正的效果呢？当政治反对派以专业的眼光盯着你的时候；当人民和媒体的千万只眼睛有权利盯着你的时候，你才真的不敢伸手。在这样的环境下胆敢冒险伸手的人，成功率也不会很高。这就是西方民主国家能够毫不费力的遏制住腐败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一再宣称他的改革不会动摇一党专政。所以他的什么法治啦，改革啦一定不会成功。而且从反腐败的角度看，他连毛泽东的水平也达不到。最多不过是清朝嘉庆皇帝的水平。在清朝还可以延缓皇朝的寿命，在现代可能连延缓寿命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王丹：有些事情，事关文明

    Posted: 18 Aug 2014 11:2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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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王丹。（网络资料）

    我从来不讳言，我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现在这个年头，说"反共"似乎非常的老派。那些老派的人，现在都已经不再反共了，为甚麽我还选择这个很老派的政治立场呢？


    非常值得我欣慰的是，应当不会有人说我反共是为了升官发财。现在这个年头，不管是在哪里，拍共产党的马屁，或者至少，不反共，才比较容易升官发财吧？反共的都被当作另类，被那些利益者们斜着眼睛看，根本不可能是什麽占便宜的事情。

    那麽，问题就来了，我为甚麽还坚持反共呢？其实，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看不过去。我认为，政治立场可以有不同，政治主张更是应当彼此尊重，但是我跟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至少现在，首先还不是政治主张上的分歧。而最令我看不下去的，就是共产党的做法，完全是把人类社会的文明标准，一点点往下拉。事关文明，当然不容我们後退一步。

    为甚麽说事关文明呢？举两个我有切身体会的例子吧。

    第一个是关於语言的文明。我们习惯看到"五毛"言论的网民都会知道，辨别"五毛"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是非曲直，张嘴就骂人，满口脏话，动不动就对他人进行人格羞辱的，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五毛"。当然，你也可以反驳说，有的人不是"五毛"，也会张嘴就骂人。但是，这跟"五毛"还有什麽区别呢？不领钱但是还做"五毛"做的事情，不是比"五毛"还"五毛"吗？

    我们每个人，包括那些"五毛"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大概都学过基本的文明规范，那就是不骂人不打人，这是幼稚园里面就在进行的文明教育。而共产党培训出来的这些网络工作者，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恶言伤人，这已经不是政治立场的问题了，这是文明问题。如果任由共产党的这种风格蔓延，我们连"不骂人"这麽基本的文明底线都守不住了。

    第二个是关於行为的文明。前不久中国的官方媒体刊登一篇文章，指控我跟中国国内的"全能神教""勾结"，说我下令支持该教在国内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另一家官方媒体据此还发表评论，说"X丹"（当然是指我）参与的民运是"邪教"。事实上，我完全不认识任何"全能神教"的人，更没有下令支持该教，网络上流传的一封揭发我的署名"王有才"的信，也完全是假造的。如果这是网络上有人说说，我根本不屑一顾，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网络上任意编造。可是现在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出面，完全的无中生有，生生地编造故事。好歹也是有国际认证的政权机构，这样做就太下作了。

    打击异议人士，本身没有什麽可奇怪的，任何一个政权大概都不会喜欢批评自己的人。但是用到这样的卑劣身段，而且是这样的一个大国的政府部门来做，这就超越了文明的底线了。这证明，这个政府为了对付一个个人，可以完全置基本的文明规范於不顾。如果让中共的做法得逞，让这样的中共还到处到欢迎和称赞，我们这个社会，还有文明可言吗？

    不错，中共很强大，也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同时，这个政权的某些做法完全是与人类社会经历几百几千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文明规范背道而驰；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依仗着他们的强大，迫使太多的国家，太多的政客，太多的人，对於他们这种破坏基本文明的行为装聋作哑，沦为共犯。

    这样的中共，是在用暴力强迫人类社会跟它一起在文明的海面上向下沈沦。只要是对自由稍微有一些文明期许的人，有什麽立场不去反共吗？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林忌：「反占中」游行中共弄巧反拙（附金融时报：香港“反占中”游行引发真实性争议）

    Posted: 18 Aug 2014 11:18 PM PDT

    图：羅湖區關口來香港遊行，羅湖區關口來香港遊行，抗議香港人要求公民提名的普選


    8月17日中共在香港总动员，发起所谓「反占中」大游行，自行踢爆其所谓超过 120 万香港人联署，实为弄虚作假；在北京介入强迫中资机构职员，几千个外围组织如同乡会，加上大陆学生甚至跨境自由行来港，以每人数百港元的代价来全面动员，最终只得几万人上街游行，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不但有线新闻以及 Now 新闻台派出卧底记者，拍得这些中共的外围团体用钱买人示威，其他传媒也拍到一些参加者受访，连反对甚么、支持甚么都不知道，既有人说是为了支持世界和平来游行，更有人说是为了「支持占中」来游行，让香港的电视新闻变成了周星驰的笑片般「无厘头」，处处匪夷所思。

    中共原本的如此算盘，就是透过大量维稳经费，透过派钱去伪造民意，支持政府的筛选假普选；然而前一段日子靠街头签名，一个人签几十个、几百个名字，伪造民意得太成功，竟自欺欺人上了瘾，幻想那一百二十万的民意是真的，幻想多数香港人会支持假普选，一众亲共人士遂「自我感觉良好」，豪言有几十万人上街，甚至不怕民主派辞职公投云云；然而一旦要数人头，立即「见光死」，不是被活捉派钱买示威，就是铁证如山是一群甚么都不知道的文盲，甚至是连粤语也不会讲的大陆人。是次操作之差，连那些亲共人士也说不下去。

    中共外围组织平日无孔不入，今次示威即一次过现形；就有如台湾大陆新娘所组成的三万二千个「中华生产党」成员，忍不住说要拜毛泽东，甚至要台湾的立委及将军，去北京拜毛泽东一样荒谬；香港那些自称「爱国爱港」的组织，包括一群六、七十岁伯伯所组成的甚么「福建漫画研究会」等等「福建同乡会」，手持五星旗以至特区区旗游行，路面立即遍地垃圾，特别是所谓《国旗法》、《区旗法》所保护的五星旗及「特区风扇旗」，竟成千上万丢弃在垃圾筒内外，以至路上「俯拾即是」。

    这显示了问题的关键──即香港亲共势力所依靠的，全部都是一群文盲或准文盲的人，而这些人质素之低劣，就有如在中国大陆那些未接受过教育的一群，或因为文革而中断教育的一群。这些人当年为了经济原因来到香港，或以「家庭团聚」方式来到香港，却没有进步或「开化」；当年毛泽东叫红卫兵搞「大串连」，今日中共也用钱买起他们来搞「大游行」，这就是香港人最大的悲哀，也和中国一些进步的知识份子一样，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

    然而，中共仍然乐此不疲，他打算依靠人口中的文盲继续统治下去──香港警察全面公安化，把八小时挤满路的七一游行说成高峰只有 9.86 万人，而疏疏落落三数小时清场的亲共游行，说成是高峰有 11.06 万人。有亲共人士一边叫「反暴力」，一边对民主派掟鸡蛋，最终竟掟中女警，而那些口口声声反暴力的人士，全面「贼喊捉贼」，对犯法行为视而不见。这样的「特区」，当然比不上英治年代的香港，中国在民心已经输得一乾二净，因此他们打算把香港变成另一个西藏或者新疆，因为只有用这种手法，他们才可能达到把香港「全面大陆化」之目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香港"反占中"游行引发真实性争议


    英国《金融时报》 朱莉 , 马克•维姆布列奇 香港报道
    上周日堵塞香港大街小巷的亲北京游行，引发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政改辩论各方的指责和反指责。
    这场反对"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简称"占中"）的集会，引发了有关向游行者行贿的指控、对于抗议规模的争议、以及游行人群中中国内地人相对比重高于香港本地人的说法。
    警方对这场游行人数的估计（11.06万）高于7月份的民主派集会（9.86万）。
    然而，由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上周日上街游行的人数介于7.9万至8.8万，为其对7月份民主派游行人数的估计数字的一半。
    游行组织者、反对香港气势越来越盛的民主运动的"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Allianc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估计，游行人数达到19.3万。
    "我们敦促他们披露自己的计算方法，以使结果具有说服力，"该联盟表示。
    港大民意研究计划高级统计分析余忠浩(Kelvin Yu)表示："我们使用了与计算'七一游行'相同的方法。所以，哪场游行规模更大是相当明显的。"
    上周日的集会是建制派和民主派团体针锋相对抗议的最新一起，他们斗争的焦点是这个特别行政区如何兑现普选承诺。
    围绕香港在2017年如何选择其领导人产生的分歧，已经引发了政治不安定，一些人担心，这可能会损害香港作为一个利润丰厚的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上周，香港将2014年经济增长预期从3%调降至2%。中国中央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抑制了奢侈品消费，对香港经济产生了影响。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本月写道，不确定的政治局势可能会导致一场完美的金融风暴。
    香港恒生指数(Hang Seng index)今年有所走强，在3月份跌破21200点后，现已再度逼近25000点大关。
    上周日游行人群的构成也引发了争论。游行队伍中包括一些身穿统一服装、讲普通话的团体，他们举着内地地方组织的旗帜。
    据香港中文日报《明报》(Ming Pao)报道，香港深圳社团总会(Federation of Hong Kong Shenzhen Associations)可能安排了多达2万人参加游行，向每人提供一顿免费午餐和300港元（合38美元）车马费。
    游行路线上的两家酒楼——湾仔的东园酒家宴会厅和铜锣湾的迎囍大酒楼——均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香港深圳社团总会包场招待抗议者午餐。记者联系不上香港深圳社团总会请其置评。
    游行组织者的发言人周融(Robert Chow Yung)证实向参加者发放了衣服、食品和水，但没有向他们支付现金。
    上周日的游行也引发中国内地和香港媒体作出了回应。中共机关报旗下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英文版的一篇评论文章敦促反占中运动效仿对手的街头抗议手法。
    "（这）只会使社会内部的对立势力更加分裂，并可能导致社会陷入混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香港将遭受意外的政治后果，"这篇评论文章警告。
    民主派采取了类似的强硬态度，他们在《明报》头版刊登广告。
    由一批活动人士和占中倡导者联名刊登的这份广告称："假普选/没有选择的一票/袋住先/等于出卖下一代"
    译者/何黎

    童大焕：林毅夫到底错在何处？

    Posted: 18 Aug 2014 07:01 PM PDT

    左起：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
    2014年是着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复旦大学韦森教授7月主办的杨小凯追思会备受关注，尤其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争论引发诸多讨论，十多年前杨小凯和林毅夫的争论也重新浮出水面。 8月13日林毅夫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12408字长文《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林毅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最得意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因其理论主张合乎当时政府强势干预的胃口，直至官拜世界银行副行长。本文想对林毅夫辩护文章中的四个方面做一番删繁就简的分析，看一看林毅夫先生的视觉盲区到底在哪里。
    一、国企改革的争论
    张维迎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林毅夫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违反比较优势，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于奏效，尤其，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利用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
    林毅夫的盲点在于：只刻舟求剑看企业内部的效率，丝毫不顾及国企问题远远不仅仅是"委托—代理人"之间道德风险的问题，而是委托人本身也是代理人！国企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都在事实上存在对名义所有人——全民的道德风险，其不仅公然与民争利，而且事实上存在大量的化公为私甚至由经济寡头向政治寡头转变。而其所谓国企的"政策性负担"，则是完完全全的睁眼说瞎话。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范围掀起了重返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最大规模的当属前苏联和东欧转型，惟独中国反其道而行之，1998年启动了大规模的国企"抓大放小"，形成了少数国企的超级行政垄断地位。这些国企占有了半数社会资产，却只提供了8%的就业机会，拿走了全民55%至60%的工资总额！其中央企更是只提供了2900万个就业机会，跟台资企业在大陆提供的就业机会差不多。至于国企的"效率"，如果剥离土地划拨、行政垄断价格、银行利率优惠等政策，事实上效率比私企低得多，甚至总体亏损。详情请看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专题报告。
    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2002年12月，杨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为了克服"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
    林毅夫则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基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他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
    事实是，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严重扭曲了市场要素价格，使中国的产业竞争一直停留于地方政府降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的低水平竞争，不仅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严重阻碍了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既然竞争的主要力量都在前三个要素，"政府关系"就远超"技术进步"成为多数企业的追求；既然劳动力被严重压低成本，疲于奔命和生存的人们哪有时间和金钱来投资智力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水平？
    至于政府着力打造的垄断型企业，则更是像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不论是军工、航空航天，还是高铁、重型机械制造等等，都缺乏拿得出手的核心技术。政府大力扶植的各种"新兴行业"，也基本上是扶一个倒一个。倒是市场竞争比较充分、政府干预得少的领域，比如电子、厨具，还略有可观之处。
    以高铁为例。中国高铁一度被寄予拉动经济增长和带动"中国创造"出口的爱国任务，所以不惜代价不计血本。但爱国压倒一切的"爱国生意"带来的是巨额腐败、巨额债务、巨额亏损、老百姓消费不起。迄今铁路总公司负债超过3万亿元，负债率超过60%，而且还在继续攀升。但是，高铁盈利能力未见改善。除胶济客运专线外，其馀高铁线路全部亏损，短期内可能盈利的，只有京沪客运专线一家。市场公认，铁路总公司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但都寄望政府也就是百姓为其兜底。与此同时，出口的合作者（包括潜在合作者）名单并不长：已经完工的有土耳其伊安高铁二期项目，在建的包括香港高铁和一条连接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线路，达成意向的有连接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匈塞高铁，正在接触的包括纵贯泰国南北、连接中国和马来半岛的东南亚铁路，以及连接伦敦和英国北部的HS2高铁线路。但拿到项目并不能保证赚钱。
    事实证明，没有公平、自由的制度平台，所谓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水平提高都是镜花水月。
    三、中国经验的解读
    大陆自由市场派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治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林毅夫认为，如果除了保护产权、加强法治、维持社会秩序（显然在这三点上中国还有许多改善的空间）外，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都是错误的，那么，中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严重金融经济危机的新兴大国？何谓正确的政策应该是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这些成绩来说，应该肯定中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中国的转型经验虽然违背了主流的理论，但是有一般意义的，对启发其他发展中国家改进其发展绩效至关重要。
    林毅夫在这里犯了四个错误，或者说有四个盲点。
    首先，GDP增长不等于财富增加，尤其政府主导的投资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学和人性基本规律和原理告诉我们：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过去30多年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GDP突飞猛进，但财富未必同等增长。比如一道大门，不断拆建，除了提供腐败机会丝毫没有财富增长。大量重复的过剩投资，比如钢铁，项目建成之日往往就是倒闭之时。在政府招商引资的主导之下，我们甚至牺牲环境发展经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也许几百年恢复不了土壤环境。
    其次，中国大陆过去没有出现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不等于将来不会出现。事实上，政府主导下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三四线及其以下城镇房地产供应过剩问题，已经构成了严重经济危机，只不过我们一直在用不受限制的超发货币来填补窟窿。
    第三，过去三十多年的所谓"中国模式"，在这里不敢再提"中国模式"而改为"中国经验"了，对于上至权贵下至平民都是"增长的诅咒"。由于政府乾预过多，越靠近权力越赚钱，腐败也越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也就是1%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25%最贫困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样的贫富两极分化，稳居世界第一宝座吧？而这样的两极分化，并非市场公平竞争得来，而是权力的不平等竞争所致。
    权贵们"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劫掠了绝大部分财富，头上始终悬着两柄利剑：一是反腐败的利剑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二是即使侥幸出逃，面对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他们及其家人也往往变成耳不能听、口不能言、心中无思无想，亲朋无从待见的行尸走肉，彻底变成金钱的奴隶。对于那些"贫贱不能移"的平民百姓而言，头顶同样悬挂两柄利剑：一是生态和法治、道德环境严重败坏之剑，二是通货膨胀积重难返之剑。
    如果扣除重复投资和腐败型投资（投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捞取腐败利益，因此不计代价和成本，客观上反而会极大地推动GDP增长），扣除巨额环境成本，扣除货币超发因素，"中国经济奇迹"并不见得如数字描述的那么可观。
    第四，99%以上的观察者都没有认识到的是，中国大陆过去三十多年尤其是最近16年来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来源于城市化的"补课效应"。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在1949年以后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被人为活生生阻止甚至在计划强制下逆城市化发展，世界独一无二。当市场的阳光逐渐融化计划的坚冰，长达50年积蓄的城市化发展势能就像三峡大坝蓄水后炸坝一样一泄千里不可遏制。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发生的最大规模、最快速度的城市化历程，由房地产及其带动的上下游60多个行业，就足以支撑起GDP增长的半壁江山。不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这都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必经的过程。所以，中国大陆过去的"高增长"，并非政府有什么神功，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可供复制和借鉴。
    四、回归亚当•斯密，到底回归到什么？
    林毅夫在文章中写道："在复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在《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而要）从深入了解中国自己过去这三十年的成功经验以及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本质中去总结出来的新思想。"
    我想，总结新思想的前提是理性的思维能力和方法。所谓理性，按照迄今为止我所见到并认为的最准确定义——斯宾诺莎定义来看，理性就是根据对全局的正确认识来采取适当的行动。从本人上述分析看，汲汲于GDP增长、汲汲于"效率"的林毅夫先生似乎不知一国之财富为何物，似乎缺乏把握全局的视野与能力，深深陷在"一叶障目"的盲人摸像中无以自拔，能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做个斯密的好学生已属上帝造化，就别再贪天之功，像搞高铁的"爱国投资"一样，搞什么"发现中国经验"之类的"爱国新思想"了。

    ——东网

    东步亮：中国作家沦落到只为名利喊冤叫屈

    Posted: 18 Aug 2014 06:51 PM PDT

    网络图片
    最近几天，随着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公布，阿来、梁衡、方方、王蒙等作家成了热词。原因一是曾获矛盾文学奖的知名作家阿来的报告文学作品《瞻对》，在鲁迅文学奖评奖中意外遇冷，以0票落选，阿来接受采访气愤地呼喊"我抗议"，并发表声明，"三问"鲁奖；二是鲁奖评选前，湖北作协主席方方就公开曝光写"国民党共产党，开天辟地。讲习所黄埔军，众志成城"烂诗的"诗人"柳忠秧私下活动"跑奖"，"活动"电话打到了她那里，结果没想到，鲁奖公布时，"拦住了柳忠秧，没拦住周啸天"，比柳忠秧还烂的"打油诗人"周啸天获得作家王蒙"亦属绝唱，已属绝伦"的高度评价，摘下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三是，《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的《洗尘》入围"散文杂文奖"后，因一篇写张闻天的文章涉及文革敏感问题，评委被"打招呼"不要投票，仅获得4票，他公开发表文章《关于鲁奖落马的告白》，提出质疑。
    鲁迅文学奖烂不烂？背后有没见不得光的黑幕？当然有。我所知的，一位长期靠改写公检法的案卷材料，写"犯罪文学"的作家，就曾连获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奖。不是他本人有多想获奖，而是他所在的城市，长期被人称为"文化沙漠"，但当政的城市文化主管领导又想改变人们的这种印象，以谋得自己在文化上所取得政绩，便花大价钱，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去"帮"他评奖，结果果然连年"中举"，刚好，好运都落在了他一个人头上。这算不算"黑"呢？没达到获奖水平的作品获奖，当然也算黑。
    不过，我这篇文章想说的不是鲁奖有多黑，也不想说其他奖有多黑。中国目前评奖，不仅仅鲁奖，不仅仅文学奖，所有评奖，几乎就没有不黑的。
    我想说的是，明知这么烂、这么黑的奖，这些作家还去评、还去争，争不到还站出来抱怨，作家们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还很大。
    中国的作家，自1989年之后，就没几个有骨气之人。中国社会如今陷入水深火热，到处民怨沸腾，官场一片腐败堕落，政治黑暗不如前清，民众只差揭竿而起，但作家们仍然躲在各自的书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风月书。何曾写过他们站出来为民众呼吁过？何曾见过他们写过反映真正现实黑暗的作品？就拿这次站出来的阿来、梁衡等人来说，他们为被城管打得瘫倒在地的老农们怜悯过吗？他们为含冤入狱十几年的刑讯逼供"犯"叫过一声屈吗？他们为许志永、浦志强、郭飞雄等等良心犯呼吁过吗？甚至，他们为他们的作家同行刘晓波、余杰等人的遭遇，说过一句话、写过一个字吗？
    很可能，很多被这个政权压迫、虐待、列入黑名单的名字，中国当下的很多作家们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无比陌生。这个社会的另一面，他们根本看不到、感受不到。这样的作家，能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能写出反映这个社会真正真实的作品吗？
    所以，这些年来，中国大多数作家都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也从底层民众的心目中、从人们有所寄望的"公知"名单中消失了。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八十年代中期，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想当年，多少作家直接介入社会，痛斥黑暗，揭露不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成为人们的精神导师。而今天，他们已沦落为一群争夺一个可笑的所谓"文学奖"的文字匠。也难怪当莫言获诺奖时，曾遭到不少民间人士的不耻。
    在近几年成为"网络广场"的新浪微博上，连一些娱乐明星和企业家都站出成为了民众的代言人，本该积极为百姓代言的作家们，却缺位了。除了慕容雪村、李承鹏等少数几个体制外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微博上几乎找不到几个一线作家和老作家活跃的身影。
    此次，阿来、梁衡对鲁奖发出质疑，站出来勇敢发声，当然应该鼓励，至少比沉默着不做声好。但是，他们不应该只在评奖时，在为了个人的名利时，才站出来喊冤叫屈；而应该在面对社会不公时，在人民遭到压迫时，在政府欺压民众时，在言论不自由时，勇敢地站出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为民众说话、向政府喊话，创作出真正反映这个社会真实情态的作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触摸到这个社会的脉搏，成为真正受到民众拥戴的作家。

    ——东网

    吴祚来：“一党民主”语境下　强化党权问题（附伍俊飞《中兴领袖习近平》）

    Posted: 18 Aug 2014 06:23 PM PDT

    习近平网络PS图片


    "中兴领袖习近平"一文的作者说，习时代，要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
    我们不知道作者所言的"双强"如何塑造。党权强大，自毛泽东到邓小平以来，一以贯之，毛时代用党国取代了人民共和国，党对人民的无限的、绝对的领导权，即，国家主权不属于人民，而属于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信仰，因为党具有先进性，所以党可以在政治文化与生产力三个领域代表人民，党还有三个自信，制度、道路与理论，均自信满满，不容置疑，最为关键的是，还有三个神圣的定语：伟大光荣正确。
    以上可以看出，中共在中国拥有神圣权、政治权、经济权、文化权。
    党权一直如此强大，还需要怎样的强化？现在真正要强化的，是中共维护宪法的权威性，我们听到一句话，耳朵都磨出了老茧了：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共中央没有权威性，上令无法下达。
    中央为什么没有威权？
    中共中央的权威性问题，一直存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认为中共中央出了问题，所以他要炮打司令部，其实是炮打党中央，最终以文革领导小组取代党中央，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枪指挥党；毛之后，华国锋的党中央也没有权威性，很快被有实力、掌握枪杆子的老将们和平颠覆了，而不是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世时却运用个人影响力特别是把持的军权，对胡耀邦主政的党中央与赵紫阳主政的党中央进行幕后听政，并废除了时任总书记，隔代指定另一届总书记，生命的最后时光，还能通过南巡，协迫江泽民的党中央反转到市场经济轨道上。
    胡锦涛时代的中央威权，既被江泽民办公室掣肘，也被周永康掏空，权贵合体掏空国家，中央威权旁落。由此可见，党中央或总书记，一直都是一个幌子，枪杆子，才出威权（党内拼枪杆子，枪指挥党，党指挥人民）。
    更为致命的是，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制订了宪法，党中央却永远搞不明白，是党大还是法大，共和国宪法上明确写着，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但党领导的政府却将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完全剥夺，党中央使宪法失去权威性的同时，也使自己失去合法性与权威性。上升之初，习近平誓言，宪法至上，宪法的权威性在于落实，但问题是，中共主导的政权，能落实宪法吗？如果违宪，全国人大有宪法法院予以违宪调查与监督、纠正吗？
    中央的威权，要靠为社会主张正义来获取，无数人上访北京，是对北京的相信，甚至把北京当成信仰，但中南海呢，有几个上访者能进入中南海，中南海为几个上访者主张了正义？中央威权不是通过政令下达来畅通的，而是通过为每一个受屈者主张正义来提升的。
    中共中央把发展与稳定当成硬道理，而不把维护人权当成价值核心，这是一切乱象之源。
    朱镕基时代确立了中央地方分税制之后，国家开始"富足强大"，强中央弱地方之时，中央只能给地方政府多项政策，以使地方政府获得经济供给，地方政府有什么呢，当然只有通过卖地，招商引资、出卖资源与对百姓的巧取豪夺，来获得政治与经济双重绩效，牺牲法治、人权、环境、道德的掠夺性发展，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公开秘密。
    中共的党权一直被封建化，也是一种党内层层分权模式，省党委在各省权力高于一切，县党委在县里权力高于一切。所谓的各级人大政协公安、检察、法院，只是党权的附庸，人民没有任何权力分享。
    党权被封建化，远超过传统的皇权时代，自秦以降的皇权时代，国家行政权到了县一级也就止步了，但中共建政以来，党权直接渗透到村一级，中共意识形态的堡垒，在每一个村庄里建筑，正是这些堡垒，既守护着一党极权的稳定，又掠夺百姓的各种权益，而县一级的党权，更是无所不包，既有公、检、法，还有民兵、妇联、团委、政协、人大等从属机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腐败，多是县、镇、村级的腐败，这些权力机构权力固化，甚至出现黑恶化倾向。
    地方政府政治与经济双重承包，处于某种自治自足状态，这种自治是非良性的，它不能向上获得权利空间，只有向下获得经济空间，这就必然向弱势群体下手，挤占百姓的生存空间与资源，无论是强拆还是占有矿产资源，都是地方政府滥权的体现。
    出现不稳定因素，根子当然在公权部门，他们制造了不稳定，然后通过维稳来控制维权。
    早在二千五六百年前，中国哲人已告诫世人，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义与利不可都沾。中央政府过于逐利，把国家发展与强大（实则为政府经济强大）视为第一追求，导致地方政府超出道德、法制人权、生态环境底线，以至于维稳经费高出军费。
    八九民运被镇压之后，党权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党不仅指挥枪，党还直接领导各级人大，各省人大委员长直接由党委书记担任，各高校事业单位甚至国有企业，恢复党的一把手领导制，八九之前开始实验的党政分离，被终止。而正是党权至上，又使村级民主选举被虚化，许多地方民主选举了村长，但村支书却由上级指派，村里的权利归上级任命的村支书负责，民选的村长只有跑腿的份。
    政治上党国一体化，经济上权贵一体化，教育与文化也完全是党化浸染，北京市团市委与教育部门甚至发文，要求中小学生升国旗与党旗，向国旗与党旗敬礼。习新政似乎有所改变，中小学生守则中已删除了爱党的内容，但要将党文化退出教育系统、党的宣传回归到党内、特别是党政权利分离、财务分离，使中共成为一个正常的政治组织，而不是被神圣化的无限党。
    提"中共一党民主化"，不如提"中共的民主化"，使中共的暗箱政治成为阳光政治，党内政治公开化民主化，如果只讲一党民主化，等于将一党极权换个好听的名字，好像一党专制是民主化之一种，而不是独裁之别名。家长主导的恋爱自由，也叫恋爱自由？一个老婆的多妻制，指的是皇帝一个皇后，还可以后院三千宫女？
    天大研究院的研究员所言的一党民主，完全是玩文字游戏，误党误国误民还会误了习近平自己。

    ——东网



    【附录】《中兴领袖习近平》（作者 伍俊飞）

    《南华早报》8月8日刊登题为《中兴领袖习近平》（作者 伍俊飞）的文章，文章认为，“习近平如同毛邓，有从军履历，擅长战略思维。值‘西式市场经济和多党代议民主没落’的世界大势，中共再次焕发强大的自我否定和革新能力，习近平极有可能开出普世的崭新体制，对此我们寄予厚望。”
    伍俊飞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现为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南华早报》8月8日刊登题为《中兴领袖习近平》（作者 伍俊飞），文章认为，“习近平如同毛邓，有从军履历，擅长战略思维。值‘西式市场经济和多党代议民主没落’的世界大势，中共再次焕发强大的自我否定和革新能力，习近平极有可能开出普世的崭新体制，对此我们寄予厚望。”
    南华早报原配图：中兴领袖习近平
    以下为《中兴领袖习近平》全文：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厉行新政，锐意进取，开共和国中兴气象。他重视吏治，落实反腐，不再重蹈当年蒋经国上海打虎覆辙，避免反腐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周永康一案揭盅，天下震动，公众拍手称快。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习近平民望直追毛邓二公。
    过去数十年，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腐败的时期。官员腐败范围之广、数额之巨、级别之高，皆属前所未见，前所未闻。大多数红二代家教甚严，理想主义精神浓厚，尚比较自律，而一般官僚阶层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民众视之为仇敌。习治乱世用重典，诚不得已而为之。
    习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调结构，保民生，追求可持续发展。他强调兼顾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重整国有企业，痛击垄断和利益集团；处理违法外企，让民企获得更多空间；整顿房地产市场，让经济不再为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绑架，让实体经济得到更多资金，为企业研发提供更多支持。习的经济政策更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习近平如同毛邓，有从军履历，擅长战略思维。他在外交上继承邓公“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遗训，在避开与美国直接武装冲突的同时，尽心发展威慑力量，争取主动，对日展开外交战舆论战，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扩建南海岛礁，组建金砖银行，逐渐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1911-1949年，中国形式上采取西式民主制，但实质为军阀混战，让日本侵华有机可乘。多党代议制不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习治国理政的实践暗合这一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组织官僚和资本家为劳工服务，国家权力务必掌握在劳工和为劳工谋福利的政治家手中。过去多年的政策背叛了毛泽东为工农服务的理想，也违背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目标，导致中国出现野蛮原始的资本主义，官僚和资本家压榨劳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名不副实之虞。习的施政其实是回归了新中国的建政初衷。
    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昭示了西式市场经济和多党代议民主的没落。值此世界大势，中共再次焕发强大的自我否定和革新能力，习近平极有可能开出普世的崭新体制，对此我们寄予厚望。

    项小凯：澎湃新闻是环球时报的对端产品

    Posted: 18 Aug 2014 02:01 PM PDT

    网络漫画

    2014年7月22日，时政媒体《澎湃新闻》正式上线。当天，澎湃CEO邱兵的发刊辞，"我心澎湃如昨"，成为各大网络媒体的转播热点。半个多月已经过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澎湃新闻不乏自身特色，但总的来说，仍然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澎湃新闻，同时运营传统的网络门户与新兴的手机阅读平台。在视觉风格上，与传统网媒有较大不同，澎湃不再使用复杂的版块结构以及广告设置，而采用简约的单一时间线排列，一条龙式地整合时政新闻与评论。同时，不再设置内容多级分类，而采用标签式查询的方式，以此替代传统的分类浏览。这种版式风格，显然更方便手机用户阅读。通过对手机用户的侧重性，澎湃新闻体现出对移动传媒市场的战略考量。
    在内容方面，澎湃新闻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涵盖国内与国外、政治与经济、时政与思潮等多方面题材。澎湃的内容发送量，也非常之大，平均一天的原创首发文章，多达50馀篇。在时政内容方面，澎湃的专注与流量，确实可圈可点。
    经过新媒体与市场化包装后的澎湃新闻，多少让人耳目一新，但这些表面上花絮，仍然掩盖不了澎湃的真实角色。
    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透露，澎湃项目的初期投资，为3到4亿人民币，其中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部分来自于商业投资，而政府的参股比例，尚无明确信息。但澎湃隶属于上海报业集团，受管于上海市宣传部。澎湃新闻，仍然严格遵循中国传媒行业的"党宣传机关主管"、"党媒机构主办"、"党审查机关监察"的模式，在业务结构上，并无实质性突破。
    澎湃每天所推送话题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但仍然透射出明显的体制指导色彩。在最近的时间线上，澎湃连续推出"习近平着作《之江心语》"的关键字话题；而近几天的头条文章，则是香港"反占中"的相关话题。澎湃新闻，无非是另一份通过市场化包装的党媒。
    实际上，以市场化手法，包装党宣媒体，也就是"市场化体制喉舌"，澎湃新闻也并非首例。另一家更为奇葩的媒体，隶属于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环球时报》，则是这一运营模式的先驱。若按照新闻行业的水准来看，环球时报的很多文章，内容非常粗糙肤浅，逻辑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但往往却能以煽动性内容，吸引民族主义倾向读者的眼球，并且以国家政权立场为导向，屡屡设置舆论的议题。
    不过，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显然还远不能涵盖市场对传媒服务的全部需求。甚至在部分读者市场，因其风格过于夸张，环球时报还受到相当的反感与抵制。在微博等网络媒体上，环球时报的名称，被网友嘲弄性地改名为"坏球时报"；而其主编胡锡进，也被网友戏称为"飞盘党"，意指象某种动物一样，奔跑紧咬上层的旨意，发挥放大后再投向传媒。这些现像说明，在网络等新兴媒体领域，环球时报等一类媒体的市场竞争能力，极为有限。
    而    澎湃新闻的逢时而生，则可看作是体制在打压亲自由化的自主媒体的同时，也通过采取市场化运作，以填补占领因此而造成的信息需求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澎湃新闻，与环球时报，二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都是"市场化喉舌"的实体。它们在内容风格上的巨大差别，只是由于分别为不同的市场区段，提供传媒服务，相互之间为"对端"的关系。在"主管-主办-主查"的管制模式之下，它们具有相同的体制身份，是中国高度垄断的体制传媒系统的不同分支。
    时评人莫之许，在《大陆互联网进入体制化时代》一文中指出，在此之前的中国互联网兴起，以及自媒体传播方式的出现，对体制的"主管-主办-主查"的媒体管制模式，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而体制的反应，则是进一步强化管制，将互联网的传播领域，也纳入到体制的管理模式之下。前一段时期，当局对微博"大V"用户（拥有众多关注者的认证帐号）的打压，与对所谓"网络谣言"的整治，以及近日中央网信办的"微信十条"禁令的出台，都可以看作是对莫之许这一判断的证明。
    如此，在后果上，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媒体自主化尝试来说，不但要面临体制管制的刚性打压，还要面临"市场化喉舌"的利润挤占。其生存状态，显然将更为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类似于澎湃新闻这一类媒体的出现，对于新闻自由而言，绝非福音，而是噩讯。
    ——东网

    Stariver：当维稳工具成为维稳对象

    Posted: 18 Aug 2014 11:04 AM PDT

    图：广州十余名城管与五六名巡警对峙（2013年6月4日）
    互联网带来的开放思维，国际民主化潮流的涌动，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节节败退，底层民众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都在促使民众权利意识不断提升。这种提升的直观表现就是抗争目标的明确化和抗争方式的激烈化。维稳一直是当局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支出甚至超过了国防；维稳与抗争已经逐渐成为晚极权时代的主题。
    维稳与抗争的矛盾，既是极权和反极权的决斗，也是双方对于资源的争夺。作为定性的观察和判断，维稳的残酷程度和抗争的暴烈程度，也就标示了资源争夺的激烈程度；维稳的动员能力和抗争的参与水平，也就标示了双方资源争夺的即时状况。
    如果可以把开放社会当作一个方向，那么从长期看，面对极权的压迫和侵掠，抗争无疑应是趋于激烈的。极权为了延续其有效统治，应对越来越激烈的抗争，就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维稳，维稳力量也就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张。维持不断扩张的维稳力量，极权不可能仅靠军队、警察的命令方式，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共同纲领来实现，必须为其提供利益输送。因为维稳力量的扩张，利益输送必然也是扩张的，所以极权就必须加紧对民间的掠夺，从而使抗争变得更加激烈——这个正反馈一旦形成，就不会停止。
    于是也可以推断，不管极权当局怎样通过反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转制、征收房产税等方式，从民间和既得利益者手里集中资源、剥离体制外围负担，都一定会出现一个拐点——利益输送的减少。到了这个拐点，维稳工具就会被极权分级剥离，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更有用的人，以维持既有的维稳效果和利益输送平均水平。一旦利益输送的对象被剥离，或者既有的利益输送平均水平被迫降低，就很难保持过去的维稳效果。此时，维稳力量中处于低职、低级的人员，就有可能出现分裂，从过去的维稳工具变成新的维稳对象。
    提升维稳效率，是当局饮鸩止渴的解决之道。当局提升维稳效率的方式，一是挖掘潜力，提升维稳力量的单兵作战能力；二是集中优势资源，应对更加紧迫的问题。为此，当局采取了配枪巡逻和提升重点区域安保水平等措施，在短期无疑是见效的。但是，这一方面意味着，既有的维稳工具已经难以承担维稳的重任，亟需升级；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维稳工具个体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也就需要当局予以更大的投入。两个方面的压力集中到一起，就迫使当局加速维稳扩张，从而加速维稳工具的分裂。
    当然，我们并不能期待或者依赖维稳工具的分裂。抗争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追求的是自由和民主，而不是极权体制内部分配的平均；极权的被迫调整也仅仅作为阶段性策略的考量，而不能作为抗争的最终目标。当有一天，维稳工具成为维稳对象，那只是极权之墓的落成，而漫长艰辛的抗争之路，还远远未到终点。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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