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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1, 2012, 6:58:43 AM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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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培瑞答客问――莫言的写作风格及其他
- 世界人权日Journée mondiale des droits de l’homme 2012（附《世界人权宣言》）
- 张伦：可怜的莫言
- 安然：今夜，所有切糕都死于沉默
- 江平：司法改革应向世界主流看齐
-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 张裕：六十四载文字狱 赶超历史二千年
- 林培瑞: 莫言不是一个顶尖的作家
- 茉莉：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从颁奖莫言看文学奖的异化
- 鲍彤：我希望新领导人有新的使命感
- 鮑彤：爭鳴歌
- 大復興的黑暗面：中國的民族主義（秦家驄）
- 张伟国：莫言让刘晓波案回到国际舆论中心
- 胡星斗：《林彪真相》《毛泽东真相》
- 严家祺：谈中华民族复兴的四大步骤
- 鲍彤：新旧交替应力求不误大事――评刘晓波事件的最新发展
- 纽约时报：迷失在中国的审计舞弊中
- 莫言诺奖：吻合西方想像的中国农民文学（李劼）
- 胡少江：真假“新政”的试金石
- 张轶东：七千人大会后的毛泽东和18大之后的中共
- 维权网：高擎普世价值大旗坚守民主人权正道――纪念世界人权日
- 余英时：谈钓鱼岛事件引发中日关系恶化
- 刘霞泣诉软禁心酸和刘晓波近况（视频、多图）
- 杜光：试论改革的性质、途径和目标模式
- 未普：温家宝“跌入”腐败的制度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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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2 08:34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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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日Journée mondiale des droits de l’homme 2012（附《世界人权宣言》） Posted: 10 Dec 2012 10:39 AM P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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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2 10:57 AM PST
张伦 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更新时间 2012年12月1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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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Dec 2012 07:19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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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2 11:00 PM PST
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回过头一看，有所前进，但更多是曲折，甚至有许多的改革最后又回到了原点，令人感到是在倒退。司法改革争议极大，实质上是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
总体而言，中国司法改革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可称为趋同路线，就是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基本趋向走向一致的改革。另一条可称为趋异路线，就是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司法理论与实践应保持距离，强调有中国特色的改革。由此而产生的具体改革措施就有明显的不同。 一，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服从党的领导 司法独立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共同趋势，也是作为司法公正的必不可缺的前提而被普遍接受。60年前我在苏联学习法律时曾在基层法院实习过，当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司法独立是认真得到执行的，那时庭审完毕后，合议庭的全体成员都必须立即合议，不作出判决书是不能离开会议室的，目的就是不受外界的干扰。我国的司法独立，在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执行总是不理想。最近司法改革实行以来，司法公正提得多起来了，而司法独立在法院文件上提得越来越少了。司法独立似乎与司法闹独立成为同义词，而司法闹独立就是司法想摆脱党的领导。这些年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而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加强党的政法委员会在党内的地位，加强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对法院的领导作用以保证各级法院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强调司法独立，实际上是要加强法治；而强调司法服从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在恢复人治。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以党治很容易走向人治，走向法治的对立面。我们强调司法独立，正是在处于强调司法"只服从法律"，强调它的"法治"特征。 二，是"只服从法律"，还是"三个至上" 司法公正是法院审判工作的第一要义，而要司法公正当然是"只服从法律"，这也是各国司法改革的共同趋势，也是作为司法公正的必不可缺的前提而被普遍接受。因为法律是公平正义的象征，法律是用条文形式记载的，法律是明确的、具体的，不会有太大的差误，如果我们在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再加上其他一些抽象的标准，必然会导致审判工作的天平上多了一些砝码，从而会使失衡现象更加严重。我国的审判工作"只服从法律"是写在宪法上的，而司法改革以来"三个至上"就频频出现在报刊和领导人讲话中。"党的利益至上"被放在"三个至上"的第一位。"党的利益至上"就是宣扬司法工作中的党性原则，而在许多工作中，尤其在司法和新闻工作中就不宜强调党性原则，如在新闻报道中"党的利益至上"就会把党性置于新闻真实性之上，就会使符合党的利益的就刊登，不符合党的利益的禁止刊登这种荒谬的做法。司法工作中强调党性必然要服从党的政法委员会的领导，而政法委员会又是以"稳定压倒一切"作为党的利益的考量指针。因此实践中出现了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被当地政法委以"稳定"为由而不能实施，这不是典型的从"法治"向"人治"的倒退吗？"人民利益至上"被放在"三个至上"的第二位。"人民利益至上"给法院工作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迷惑。人民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原告是人民，被告也是人民，到底谁的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在司法工作上还很容易变成"民粹主义"思想的挡风板！ 三，是司法上的审判员，还是国家的公务员 司法上的审判员虽然也享有国家的权力，即司法权，但它和国家享有行政权的公务员不同，法官是独立的，而政府官员是上下服从的关系，这一点也是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共同趋势，也是作为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前提被普遍接受。我们国家在接受这个原则时就有所保留，我们的宪法只接受"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以我们的法院衙门作风一直很严重，法院和政府部门如出一辙，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法官要对审判长负责，审判长要对庭长负责，庭长要对院长负责，重大事件还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连工资待遇也是按国家公务员待遇一体执行。我们有许多法院在遇到难以解决的疑难案件时，往往是"请示上级"，即向上级法院请示如何处理，通常就以"上级批复"作为案件的处理依据。殊不知这种"请示上级"在政府部门的行政权上是合法的，而在审判部门的司法权上却是非法的。因为这种请示实际上把当事人享有的二审上诉的权利化为乌有。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法官水平不高，腐败现象不时发生，保留一定的行政体制可以理解。但是现今的司法改革不仅没有触动这种行政体制、行政作风，反而进一步在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真正有所作为的法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四，是法律精解者，还是社会工作者 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趋势走向精英化。为什么要提倡法官走向精英化呢？因为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不具有专门的知识结构很难精确地理解法律的精神。因此法官必须是特别精通法律的精英人才。只有这样的精英人才，才能确保法院判决的高度公正性！而我们的司法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强调法官的精英化，而是强调法官应当是社会矛盾的解决者。这等于说不从司法公正的源头去解决判决的公正性问题，而从司法公正的末尾去解决上访等一系列综合治理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的问题。我们的司法改革甚至要求法官对审判的全程负责，不仅对审判判决的生效负责，也应对生效后的当事人活动负责，如果当事人对生效判决不服，上访或进行更激烈的社会对抗行为，法官都有责任负责到底。这大大加强了法官的工作负担，法官不得不担任一个社会综合治理中的社会工作者的任务，而没有时间去进行业务钻研、深造。我们都承认现今中国的法官素质不高，判决书写得粗糙，理解法律不够，甚至违背法律，逻辑性不强。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法官"不务正业"，法官的社会活动太多，强加的负担太重。我们只有把法官从繁杂的社会活动、社会负担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地提高他的业务水平。 五，调解是手段，还是目的 世界各国司法改革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是在民事审判工作中越来越重视调解，但重视调解是把调解看作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如果在民事审判工作中规定必须达到多大比例的调解，那就把调解当成一种目的，而不是手段了。我国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如何看待调解的问题始终争论很大。中国特色论者认为调解最具有中国特色，应该特别突出调解的作用；反对者认为过分突出调解的作用就会变成和稀泥，变成对一方当事人权利的压迫，这是不符合司法公正精神的。由此带来的还有民事审判方式的正规化的问题。中国特色论者认为中国革命时期的"马锡伍"审判方式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员深入民间，田野地头就可以开庭，突显了政权接近民众的本色；反对者认为革命时期的审判方式不正规，法庭应当有尊严，审判员应当着装，应当有正规的庭审制度。这一切又都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法官在庭审中的地位问题。中国特色论者认为法官应当起着更加积极的作用，当当事人一方处于弱势地位时法官应当站在弱势群体一方，为他们调整取证；反对者认为法官在庭审中的作用应当更趋于消极，如果法官积极介入一方的利益，就会先入为主，失去了公正审判的基础。世界各国法院的审判理论和实践都认为法官应当扮演被动的角色，而不是主动的角色。审判庭应当充分调动原告、被告双方的积极性，在他们提供的证据基础上，认定是非。 从以上五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在司法改革的走向上，不仅广大人民群众看法不一，专家学者的看法不一，司法战线工作者看法不一，就是在领导人之间看法也是不一的！既然我们把它叫作"司法改革"，就应当符合"改革"的真意，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世界的主流保持一致，否则虽然名为"改革"实为倒退！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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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2 11:31 PM PST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哲学在过去30余年很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只要经济增长，就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又恰好碰上了国内外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秩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在没有宪政、法治的前提下通过模仿照样能高速发展，于是，这种便利给中国带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错觉，让中国只顾追求快速发展，并试图靠高速发展对冲或掩盖宪政缺失所带来的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等问题。换言之，"发展是硬道理"到最后成了"靠发展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只要发展还在进行，社会正义等问题就不会是问题。
可是，现在国内外的历史机遇逐渐用完了，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有挑战，如果还不通过宪政法治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权力，经济危机在不久的未来会难以避免。像任何政策哲学一样，"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有其必要的环境条件，而且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酿成危机。中国今天就处于这样的转折点。 一般看法是，过去30年的成就都是政府政策所致。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内容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策也基本如此，而且那两个时期的经济本来就以市场为主体，但为什么那时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带来同样的高速增长呢？这说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第一，到晚清时期，工业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跨境移动能力还较差，通信技术还刚刚起步，交通技术也有待深化发展，更何况国际秩序还是基于"炮舰"硬势力的丛林世界，跨国贸易利益得不到可靠保障，这些技术发展状况和不成形的国际秩序使晚清中国难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第二，民国更不用说，从民国成立到离开大陆的时期，正好碰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各发达国家竞相抬高贸易壁垒，使民国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劳动力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利用制造业和外贸启动经济腾飞。 当然，到1978年特别是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规则而不是炮舰的世界秩序让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变得风险和成本都史无前例地低，加上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成熟的工业技术，使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让中国实现了人口红利，经济终于突飞猛涨。中国从1978到2008年的增长基本来自"追赶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从1800年左右到1980年所实现的增长通过模仿快速补上。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来自对外开放，来自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而之所以这样做带来成功，就是因为外部的国际秩序和成熟技术让中国能通过开放实现人口红利。让中国过去30年得以成功的第二种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几乎完全的国有制经济到民有经济的转型，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谈得很多，就不必在此多说了。第三种带来增长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与此相伴的城镇化转型，房地产行业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机遇使这三大转型得以成功，并且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可是，到今天，世界经济进入了停歇增长的时期，外贸不再能给进一步增长提供推动力；民有经济受到持续抬头的"国进民退"或"逆市场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已经走到瓶颈，产能严重过剩，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泡沫。因此，过去的快速、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重复，尤其是过去相对易得的快速增长使一些人真的相信"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促使宪政改革严重落后，使中国从既有的发展方式上转型变得格外艰难。 从今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改变对投资和外贸的过度依赖，而要转变增长方式又必须进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包括制约征税权与财政权的宪政改革，同时将国有资产民有化、把土地私有化，因为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降低政府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 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权时，他们如果把钱花在"民生"上，其结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而且即使有了结果，也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之下，如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结果既立竿见影又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形象工程是他们的首选。在过去4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行事偏好被表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许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但天量金融资本和资源还是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大型钢铁等工业项目，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和资金支持，还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给中国社会埋下众多后患。所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是偶然，是现有体制的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使财产性收益进入政府，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增值的大部分都归政府，老百姓不能分享，造成了公有制经济跟私有经济的最大差别之一：私有经济社会里，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是民间的收入，变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主要给了政府，变成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基础。当然，再加上征税权和财政权的不受制约，流入政府手中的国民收入占比也不断增加。比如，去掉通胀因素后，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年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这进一步造成了民间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使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提升，经济结构转型难以实现。 社会矛盾的恶化也源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权力太大。以收入分配为例，收入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原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是收入分配的源头。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地区市第三，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60年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那可以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对教育、对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许多经济学同仁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和权利；第三，是否废除户籍制度，这决定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城镇化后的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其转变为消费潜力。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了良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必须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国有资产和土地从以政府所有为主，改革到以民有、私有为主。这些改革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并推动民有化与私有化改革，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迫使权力部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 （作者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江教授）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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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2 11:28 PM PST
《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序言
张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辞书中，“文字狱”的定义一般都特意限定是 “旧时统治者”所为，从《辞源》、《辞海》到《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莫不如此，《中国大百科全书》更限定在“明清时”，仿佛当代已不复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辞典》简编本把“文字狱”定义在“君主专制时代”，也回避了共和时代的类似现象，其重编的修订本中才改为：“专制时代，因为文字的关系而引起的罪案。”事实上，这最后一种定义正是当代汉语文献中使用“文字狱”的通识，因此也是本书所采用的定义。
“文字狱”词源已知出自清代龚自珍《咏史》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不过，根据以上的定义，正史中记载的文字狱，最早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据《汉书》，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曾因功封侯至位列九卿，在遭谗言被贬为庶人后，公元前45年因《报孙会宗书》一封回信底稿于再遭抄家时搜出，虽其中有“圣主之恩，不可胜量”的颂辞，但仍被认为有牢骚讽刺之语，致使“宣帝见而恶之”，以“大逆不道”罪名被处以腰斩，并连累几位好友遭害，孙会宗等数人被罢官。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文字狱受害者中盛名最著，1079年宋神宗时因其调任湖州太守的《湖州谢上表》中有句牢骚话，被几位御史指控其《山村五绝》等诸多诗句“包藏祸心，……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被捕入狱受审近五个月，险遭处死，幸有太后、当朝和前任丞相等力保，才得以降职流放处置，受株连者包括著名文学家司马光等各级官员二十多人，史称“乌台诗案”。
此后各朝各代，文字狱愈演愈烈，尤以清代为盛，动辄以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就定以死罪。清康熙亲政前的“庄廷鑨明史案”，株连最广，处置最重——只因盲人庄廷鑨生前私编的一部明史中有南明帝号，漏加官定“伪明”贬词遭诬告，从印发该书的庄父到遭株连的涉案人及亲友入狱囚徒达二千多人，其中处死七十二人，包括凌迟十八人，另充军流放边疆七百余人。号称盛世的乾隆时代，文字狱最为频繁，从乾隆即位到去世六十四年间达一百三十多案。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兴共和，开言禁，但此后文字狱仍时有发生。在北洋政府统治的十六年中，以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北方为僭主的四年专制最为野蛮，其治下最著名的文字狱，为1926年百日间先后枪杀著名独立报人邵飘萍和林白水。
国民党政府曾以“训政”行专制，自1927年起加强言禁，主要推行书报检查制度，虽然严在删文禁书，少有言罪重惩，但也正如1930年被捕后遭判刑八年的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陈独秀的狱中诗所讽：“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那时最遭舆论非议的文字狱案有二：上海《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案，他因发表《闲话皇帝》遭日本政府严重抗议“侮辱天皇，伤害邦交”并要求严加查办，竟被中国法院判刑一年两个月；二是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总编辑刘煜生案，他因报道揭露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等官员以缉毒为名公卖鸦片等贪腐恶行遭报复，被顾借口该报副刊上刊登的几篇小说中有些字句“宣传赤化”、“煽惑阶级斗争”等查禁，竟在国民党省党部的反对和国民政府监察院的弹劾声中，未经法院审判就以“危害民国罪”紧急处死，而小说作者和副刊编辑却未遭深究。
当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严酷，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专制者，显然是陈独秀等创党人所始料不及的，以至中共开国者毛泽东也公开承认：“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事实上，中共治下被迫害致死的文人早已远不止四千万六千，而与此相关的文字狱囚徒更是难以计数。本卷编年录所收的案例从1947年到1960年共六十四年，每年一案作为典型代表，当然远不足以体现全貌之万一。中共官方公布的1957-1959年三年所划“右派分子”就达五十五万人，基本为各类文字狱案，比起历史上文字狱最频繁的乾隆时代六十四年一百三十多案高过千百倍，而本卷选入“右派分子”包括其它文字狱的受害者也只有十二人——孙铭勋、冯雪峰、林希翎、丁玲、艾青、林昭、王若望、王造时、陈奉孝、袁昌英 、聂绀弩、刘宾雁，必然是挂一漏万。再如《刘志丹》“反党小说案”，一万多人遭追究，为有史以来株连最广的文字狱。又如“王申酉情书案”，其信稿未发出就已撕碎，并无丝毫传播，后被逼重新写出，竟被以此思想“腹诽”入罪处死。凡此种种，足见中共当代文字狱之登峰造极。
本卷编年录是基于2010年响应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活动所发布的文献资料。对应于国际笔会狱委发布的全世界《因作家畅所欲言：五十年五十案例》，独立中文笔会狱委也在笔会网站发布了中国作家的五十案例共五十八人的小传，现经重新调整、补充、修订，编撰成本卷，共收六十四案，包括七十一位受害者的小传。
本卷编年录以中共统治下各时期政治运动和著名个案为主线，从众多受害者中挑选出最具有文字狱特征的典型案例及其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因此，尽管“延安整风运动”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但由于它是目前已知的中共统治区首次大规模的文字狱，其最著名的受害者王实味被处死就选为第一案。不过，由于那时其他知名遭批判者如萧军、丁玲、艾青等，主要都在以后的其它运动更遭文字狱追究，而另一些同期被害者的经历及具体案情不明，在王实味于1942年开始被监禁到1947年被处死之间各年度暂未找到其它案例，因此他处死那年就作为本卷编年录的起点，但实际起源应更早在那五年之前。
有些大规模的文字狱，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反右运动”等，主要受害者众多，或诸多有影响的个案集中在一年，那么除了其中最主要或最有影响的受害者在案发当年选录以外，其他所选囚徒代表的年度或在开始遭文字批判追究时，或在被捕、审判、劳动改造、囚禁致死或被释放之时，比如“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阿垅、路翎、耿庸、张中晓、梅志、绿原就按此收录。
另外有些针对文学作品开始的思想政治大批判运动，比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当时并没有导致作者、编者、发行者等沦为文字狱囚徒，因此就收录主要受株连的当时或以后文字狱受害者，如孙铭勋和冯雪峰，但所有人涉案在世者也都难逃过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
此外，沈从文的个案本不属于狭义的文字狱，他实际并没有因文字遭受当权者问罪囚禁，只是在中共掌权前被即将登台者以文论罪批判，属于文字狱精神囚徒之典型，因此作特殊案例收录以为对照。
自古以来，文字狱囚徒固然不少有意以文犯禁的仁人志士、以言载道的思想家，但大量还是无意得罪当局的蒙冤者，如鲁迅曾化名“杜得机”发表杂文《隔膜》所说：“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虽然此文是鲁迅基于成见对沈从文等独立作家遭打压幸灾乐祸的讥讽，但对史实的归纳却是不错的。本卷中所收录的知名文字狱囚徒中，也确有一些 “忠而获咎”者，其中至少十人原本忠贞的共产党员，超过一半曾是亲共人士，不少至死未改。其中尤以吴晗最为典型，其获罪作品本就是“奉旨而为”。惟其如此，才更显文字狱的荒谬绝伦，反智反文明。不过，本卷编年录为文字狱囚徒传略，尽量只述不评，不作政治、道德、文章高下的判断或分类。
本卷所收文字狱在世囚徒之小传，都已尽量寻求传主或亲友审阅定稿，编撰者特表衷心感谢。诸多案例资料承蒙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现任协调人李剑虹女士收集整理，并蒙笔会同仁提供修改及参考意见，也在此一并致谢。
于2010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暨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两周年
目 录
0. 序言
1. 王实味党庆碎身
2. 沈从文除夕封笔
3. 萧军反苏入另册
4. 阿垅引马陷歪批
5. 铭勋受株武训传
6. 路翎被卖公开信
7. 耿庸阿Q论惹嫌
8. 雪峰红楼梦落井
9. 胡风万言书系狱
10. 中晓编者按定性
11. 希翎钦定极右派
12. 丁玲流放北大荒
13. 艾青举家迁边疆
14. 林昭只身赴刑场
15. 梅志伴夫入牢房
16. 绿原旧信成罪状
17. 李建彤小说反党
18. 孙冶方学术遭殃
19. 吴晗史学影射倒
20. 田汉戏剧讽今亡
21. 刘文辉死反文革
22. 王若望生咒毛林
23. 杨曦光判何处去
24. 遇罗克遗出身论
25. 王造时魂追魏征
26. 陈奉孝梦断未名
27. 袁昌英灵存珞珈
28. 聂绀弩诗罪北京
29. 张扬险死手抄本
30. 军涛幸存广场诗
31. 王申酉情书遇难
32. 李一哲墙报犯事
33. 魏京生警邓重判
34. 王辅臣谤毛拖审
35. 刘青发手记加刑
36. 永敏联民刊追惩
37. 张先梁旧账严打
38. 何永全责任清算
39. 徐文立申辩单押
40. 薛德云演讲犯案
41. 宾雁自由化查禁
42. 黄翔诗吼诵扰乱
43. 包遵信民运黑手
44. 廖亦武诗作罪状
45. 任畹町无悔抗议
46. 胡康刘有志组党
47. 高瑜报道涉泄密
48. 张林维权定流氓
49. 子明收监联署信
50. 哈达重刑自决权
51. 陈卫抗争终不懈
52. 常青竞选首煽颠
53. 在野党编刊违法
54. 拓和提辑史进监
55. 徐泽荣挖料犯禁
56. 姜维平揭恶遇险
57. 导斌网文判三载
58. 师涛电邮囚十年
59. 亚辛野鸽子分裂
60. 天水天鹅绒失陷
61. 力虹爱琴海献身
62. 胡佳自由城禁闭
63. 谭作人纪实有罪
64. 刘晓波诺奖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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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2 11:18 PM PST
12月10日，中国作家莫言将正式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围绕他的获奖，产生了一系列讨论和争议。德国之声独家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请他谈谈对于莫言其人其文的看法。
德国之声：林培瑞教授，您读过多少莫言的作品？对于诺奖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谈到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您如何评价？
林培瑞：他的作品很多，我不敢说我读过所有的。我读了相当一部分，在学校里好几年我曾选用过他的好几个短篇。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是套上去的，不知道是他本人还是外国人给他套上去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表面。他的文学的根子更容易让人发现他在山东的背景，农民说故事，水浒传也是山东的故事。他在诺贝尔演讲中也提到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从一个角度上可以说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些类似，在现实的描写里头突然蹦出来一些不现实的东西。他演讲辞里也提到读过马尔克斯和美国的福克纳。但他自己也承认只读了几页。我觉得这种东西，开玩笑。中国作家，从80年代以来，常常喜欢说拜读过西方某某的作品，深受过谁谁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时髦，不一定靠得住。外国人也欢迎这样说，好像神秘国家的一些作家都在学我们。可是我觉得这很表面，他的文学根子在中国，不是在外国。
德国之声：这样"根子在中国"的文字，您认为是否能担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荣誉呢？
林培瑞：当然，我不能推测诺贝尔委员会内部怎么谈这个问题。可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问了我的老朋友马悦然，因为我觉得马先生不一定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马先生懂中文，懂中国文学。没想到马先生也赞成。要是我，我不会选他。主要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他的人生的视野，他演讲辞中提到不要政治压倒文学，我恰好认为他有些方面的相反的情况。说到一些应该说是很明白的问题，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残酷等，他就用一些侧面视角的方法开玩笑，不正面看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政治压倒文学，在他自己的作品里头。我不喜欢。当然，一般有勇气、真的能够面对现实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郑义，廖亦武，刘宾雁，苏晓康等。第二个大问题是他的语言，我不觉得他的语言能和那些最好的中国作家能相比。写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写得太快，比喻不太恰当，有时候显得粗鲁，粗糙。比如贾平凹也掌握了方言对话，有些方面跟莫言的语言是一样的，但贾平凹用字用的小心，你读了他的作品后有一种美感出现。莫言就缺乏。他想用山东高密的文化背景作为文学背景。很多作家从五四以来，想追求乡土色彩，这是对的。有些也做得很成功，比如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还有老舍，都掌握了"土"的文学。莫言有很好的机会，应该这么写，可是他不，他的文字有点规范化，有人说是翻译题，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比如他描写晚清时代的《檀香刑》里，人物说出了60，70年代共产党的那种语言，什么"领导者"之类的词。我觉得他也没有掌握乡土对话，这也是一个缺陷。因此从语言和人生视野两方面，我觉得他不是顶尖的一个作家。当然他写得很多，讲故事很好玩，读者也很多，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次的作家。可是得诺贝尔奖，我认为不太恰当。
德国之声：有人批评莫言的作品过于渲染暴力血腥，您怎么看？
林培瑞：莫言在80年代写《红高粱》有一个打破禁区的问题。他写性写暴力那么露骨，也算是打破了一种禁区。把抗日的农民意识写成那样，也是一种打破禁区，这个跟共产党神话传说的抗日农民心理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我觉得这种贡献也值得称赞。但我觉得恐怕六四对他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六四之后，剩下的那些禁区，比如六四屠杀、西藏、维吾尔、台湾、法轮功、高层腐败问题，这些剩下的禁区你绝对打不进去。所以打破禁区不再是一条道路，我觉得他在80年代寻找一个走文学道路的方法，他就掌握了这种写暴力写性，总而言之是人生最底层最本能最本性的东西来讲故事。90年代以来，他就没有面对那些比较抽象，比较高层的人生道德问题。这也是有反讽意义，诺贝尔奖的规定中有"理想"这样的字眼，应该追求理想，莫言恰好就看不到他的作品中有什么高级的理想。莫言没有抬高自己的视野。
德国之声：对于莫言的文字有各种争议，而对于他在政治取向上的选择和做法更是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比如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跟随官方代表团"退场抗议"异议人士，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包括在得奖之后为审查制度辩护，说这就像机场安检，虽令人不快但仍有必要。您对他的这些说法作何评价？
林培瑞：第一，我不太愿意把文学以内以外分野说得那么截然不同。我觉得文学里面也能看出来他那种胆子小，不愿意批评上面的痕迹。当然，这也是很难提出的一种批评。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加州住得很舒服，在这能够袖手旁观，批评一个中国的作家勇气不够大，我觉得有点问题。这么说吧，把他跟其它在中国的作家来比的话，所有作家都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我对这个集权政治制度取什么态度，有的比如刘晓波选择坐监，这是非常可佩服的一种极端。但大部分作家都在当中作各种妥协，莫言作的妥协比较多比较大，但毕竟不是最坏的一个例子。他比较平庸，在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在当中作妥协，两面化，玩他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批评他个人，但客观的来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这样做。而且包括我林培瑞要是住在这么一个政权底下，我可能也要想法子妥协，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抄毛泽东语录，我认为非常可惜。他的诺贝尔演讲辞中提到，政治不应该压倒文学，但毛泽东的"延安座谈会"就是很清楚的政治压倒文学。而那个（审查制度）和机场安全的比喻是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我都为他感到惭愧丢脸。
德国之声：莫言在诺贝尔演讲辞中最后讲了三个故事，很多人都在对这三个故事进行解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您看了以后想到了什么呢？
林培瑞：莫言的心理有很多层面，所以他这三个故事要是有一种隐约的意思，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比如他在里面提到一个关于"假哭"的故事，这让我联想1988年一件与他有关的有趣的事情。1988年夏天"河殇"出来，引起很多争论，还没播出之前，请了很多比较高层的文化官，包括一些作家到北京来，先看看这六个录像带。我不在场，可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场，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看完之后，一片静，没有人吭声，一点声音都没有。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哭，去看，是莫言，莫言在哭。据我朋友分析，这是假哭，别人没话说，他就在那儿"哎呀太动人，太了不起"。有这么一个能够假哭的人，他在演讲辞里还提到假哭，我就是觉得说明他心理有很多层面，心眼很多的人，所以我不能排除他三个故事有什么别的意思。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89之后，莫言寻找到一条迎合市场又不触怒当局的文学道路，那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是否会让更多的中国作家们走向这么一条道路？
林培瑞：本来就越来越多了。诺贝尔奖当然也会加重这一趋向。避免敏感的政治问题去迎合市场。天安门屠杀之后，90年代之后一直就有这个趋向，相当清楚。90年代之后的中国作品，作为文学的话，一般来说比不上80年代。中国20世纪的文学是20年代和80年代比较突出。
林培瑞（Perry Link)，汉学家。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曾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
记者：石涛
责编：李京慧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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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2 01:46 PM PST
很少有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引起获奖作家所在国人们如此巨大的感情冲突。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体制内作家莫言，中共官方及其媒体兴高采烈，而很多中国民间人士则沉痛地说：“这是诺贝尔文学奖最耻辱的一天！”
为这次颁奖而感到寒心彻骨的人们，是莫言所在的中国的那些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是因维护人权而入狱、遭受酷刑的律师和义士，是在高大坚硬的墙与鸡蛋之间，属于鸡蛋一边的知识分子。他们生于中国并将死于中国，挚爱那块土地并为之承受苦难，为之谱写抗争的史诗。
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会如此悲哀、愤懑、不平乃至绝望？这是因为，遥远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心里，原是一个具有崇高精神性的奖项，是捍卫自由和尊严的一个标杆，是以富于人性与美的文学，安慰并激励被压迫者的一座灯塔。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瑞典文学院会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个思想贫瘠、作品多芜杂少精华的作家？莫言在政治立场上站在专制政权那边，这次颁奖因此被认为是间接地肯定当今中国残酷的专制制度。
作为长期旅居瑞典的中国流亡者，笔者不得不面对国内朋友提出来的疑问，我有责任写下我对瑞典文学院的观察和认识。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有其崇高的初衷，但它是由人来颁发的，而人是会遗忘和背叛的。在此文中，我试图探讨一个问题：由诺贝尔本人规定的必须具有“理想倾向”的文学奖，是怎样丧失理想，异化成为一个平庸的文学游艺场。
一，诺贝尔遗嘱及其反极权的初衷
生性忧郁的大发明家诺贝尔对世界的看法并不乐观，但他生前绝对不曾预料，在他身后一百余年后，他遗嘱中所委托颁发文学奖的“斯德哥尔摩的学院”，竟然可以将他的遗嘱弃之如破履。
1895年，诺贝尔在他最后的遗嘱中，决定把奖金“颁发给一年以来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一部分颁给在文学领域内将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
瑞典文学院曾高度重视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倾向”，并从各个角度对这一不够明晰的遗嘱进行长期的解读。由于该遗嘱过于简略，后来文学院内部分成坚持遗嘱和忽略遗嘱两派。诺贝尔本人被视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因此，不少院士把“理想倾向”解读为人文主义精神和世界文学的眼光，以及“胸怀宽广的博爱”。诺贝尔所赞赏的文学的“崇高的风格”，曾一度是瑞典文学院坚持的评选标准。
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担任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的Amders Osterling认为，诺贝尔所说的“理想倾向”, 是一种积极的人文主义倾向。人文主义对抗的是野蛮主义。1972年瑞典文学院颁奖给德国作家伯尔，有院士指出：“这次颁奖是直接乞灵于诺贝尔本人的遗愿。”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两个热门作家之间，它选择了第三帝国废墟上的道德复兴的首席代表，而放弃了这个国家艺术复兴的这位首席代表。这就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瑞典文学院看重的是反抗极权的“道德价值参考系”。
那么，当今瑞典文学院是怎样执行诺贝尔的遗嘱，按照“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标准去展开评选的呢？按照现任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的说法，瑞典文学院早就抛弃诺贝尔的这一标准了。
2001年1月25日，旅居美国的中国记者曹长青采访了马悦然先生，问及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色彩的问题。马悦然先生回答说：“……对这个理想倾向，现在瑞典文学院就不大在乎，不大管这个了。”2005年10月30日，马悦然先生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回应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傅正明，说：“傅正明没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学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义的观念置之度外。”实际上，如在八、九十年代曾担任过常务秘书的院士阿连所说：“今天，在过往努力的启发下，学院内部有一种‘回到遗嘱’的倾向。”这就是说，文学院里一直有院士在重申“理想倾向”，并不都是如马悦然先生所说的“置之度外”了。
在西方各国的民事法律上，遗嘱执行人的责任是：确保立遗嘱者的意愿在他逝世时，能一一得以实现。一百多年前，瑞典文学院接受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那么他们有义务忠实地执行遗嘱，实现诺贝尔的遗愿。然而，根据马悦然先生的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瑞典文学院已经无视诺贝尔关于“理想倾向”的遗嘱，并任意改变评选标准。这是一种公开的背叛和违约。
同样被瑞典文学院背叛的还有诺贝尔当年反专制的初衷。根据有关研究，在诺贝尔主张的“理想倾向”里，包括一种反抗极权的精神。撰写《诺贝尔传记》的瑞典人Kenne Fant认为，诺贝尔是极权体制的预言家，他引用诺贝尔自己的话说：“一种来自社会深层的新的恐怖政体正在兴起，以求从黑暗中狂暴地爆发。人们早已从遥远的方向，听到了这种空洞的噪音。”
正是因为诺贝尔早就忧虑地看到极权制度将要产生，所以他在设立诺贝尔奖时规定：所有的奖项都要授予“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作为一个不懈的社会批判者，诺贝尔期望他的奖项能够给予人们以反抗极权的勇气。在千百万人死于极权制度的时代，还有什么能比反抗极权更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呢？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韦斯特伯格在接受中共报纸《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选择从来没有政治意图。”“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文学质量，没有别的东西。”马悦然也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关政治、友情和运气，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就这样，瑞典文学院在否定政治意图的同时，也否定了诺贝尔反极权的初衷，否定了诺贝尔奖“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这一标准。
今天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说明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价值判断，追求的只是文学的形式和花样。瑞典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斯特林堡于1903年对文学院的批评，正是当今瑞典文学院的真实写照：“对于瑞典文学院来说，形式和花样已经成为诗歌艺术本身；次要的东西已经成了主要的东西，形式统帅了内容，因此，我们的文学院鼓励的是那些芝麻小事，那些吹毛求疵的、装潢门面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作为裁决的衙门，它代表着偏狭的、胆小的、往往是平庸的东西，最近则代表着没有良心的东西。”
二，对莫言文本的误读和文学游乐场
不再坚持“人文主义的理想倾向”，诺贝尔文学奖就不再成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当今瑞典文学院奖掖莫言，是以对自身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了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本质。至于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难免见仁见智，但他的作品不符合诺贝尔的理想，这一点显而易见。
一个丧失了高贵灵魂的奖项，除了那笔奖金还剩下什么呢？这种不幸情况的发生，与当今院士们的知识结构与审美鉴赏力有关。对中国文学缺乏足够的认识、判断能力，导致他们对莫言文本的误读。
莫言是一个缺乏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他本人也宣称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的小说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笔者在读过莫言作品后，深感其语言粗俗不堪、冗长而难读。莫言极度夸张地描写男女纠葛、性别和暴力，把人的原始欲望连毛带血地呈现给读者。这种崇尚暴力、渲染感官刺激的文学，被瑞典文学院美化为：“将梦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檀香刑》是被瑞典文学院列为莫言三大作品之一的获奖之作。早在2002年，笔者就以《展示残忍的华美大戏》为题，批评莫言在该小说中讴歌义和团的狭隘民族主义，以浓墨重彩渲染酷刑为乐，助长人性的残忍。2007年，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撰文，称《檀香刑》为一只华丽的“甲虫”，并指出：“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
《生死疲劳》是被瑞典文学院视为典型的“梦幻现实主义作品”，据说是很有幽默感的。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这一作品，就会发现其中的深层寓意：有冤屈的老百姓与其徒劳地反抗北京政权，不如乖乖地做人。小说中的因果轮回律，被莫言用来抑止老百姓的反抗冲动，从而“和谐”了那个体制。在关于《生死疲劳》的采访中，莫言本人强调了他和中共保持一致的态度：“和解、和谐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遗忘。”
《天堂蒜薹之歌》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伦德推荐作为阅读莫言的入门作品，他评价说：莫言“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 在我看来，莫言只是批判体制内存在的某些缺陷，如基层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但他绝不反对体制本身。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有个青年军官，他的农民父亲因反抗贪官参与闹事而被起诉，而他在为父亲辩护时，仍然坚称“共产党伟大正确”，指腐败只是个别情况。可见，莫言仍然是维护他所从属的体制的。
中国有无数勇敢批评政权的作家因言获罪，或被迫流亡,而马悦然却说：“我认为莫言敢于批评社会不公，别的人不敢。”这位懂中文的院士，竟这样无视中国的现实，把精明算计、圆滑的莫言抬高成为一个抗争的英雄。
中国美学所说的文学作品的“文眼”，指的是窥看主题思想的窗口。对莫言作品中真正的寓意，北欧的院士们隔着文化的层层厚纱，有很大的认识上的困难。但斯德哥尔摩的文学裁判官性好猎奇，在无能把握中文作品的思想倾向时，他们按照自己片面而肤浅的理解，一厢情愿地误读文本，结果主观地、无原则地拔高了莫言。
瑞典文学院说，莫言的创作令他们联想到美国作家福克纳。但是，1949年福克纳获得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是如此概括的：“福克纳的困境可以这样表述：他哀伤并且在写作中夸张了一种生活方式——出于他的正义感和人文关怀而绝对不能忍受的那种生活方式。”
“正义感和人文关怀”，是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所强调的颁奖理由，而当今院士们却数典忘祖，他们一味强调莫言“讲故事的能力”（马悦然语），把莫言笔下那些无厘头的暴力、猥琐、乱伦和荒诞，那些描写大奶大屁股之类粗俗下流的故事，统统称之为“梦幻现实主义”。这样，原本富有尊严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被卡通化了，成为一个富于娱乐性的文学游乐场。
三，实验性艺术摧毁文学院的道德神经
如上所述，拥有中国官方头衔的莫言，其文学并没有脱离过政治。他的作品里蕴含的一些反人文精神的因素，例如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渲染暴力和消极的宿命论，无不带有政治色彩。这就从一个角度说明，在专制的中国，文学和政治难分难解。而瑞典文学院却罔顾真实，一个劲地宣扬莫言获奖“与政治无关”。
这与瑞典文学院长期以来的一个倾向有关，即贬低文学奖的“道德价值参照系”，抬高“试验性艺术”。埃斯普马克曾经宣称：新世纪开始时，文学奖的评选更应该看重的，是“实验性艺术”，这样就使该奖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奖”。这实际上是把文学狭义化、偏颇化了，与诺贝尔精神格格不入。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文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审美。但是，崇尚矫饰之美，一味试验，却可能掉入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陷阱。真正伟大的文学不能只以“实验性艺术”取胜，它需要具有思想性，启迪人们追求真理和理想。
即使只以实验性艺术的标准衡量，莫言也是不够格的，他的作品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缺乏原创性。同时，莫言作品在艺术上，没有一部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品。这位受热捧的畅销小说作家擅长手艺活儿，他会用华丽而罗嗦的文字变戏法，把中国人所经历的悲惨生活，农民的生存苦难、社会人性的堕落，汇聚成洋洋洒洒的大杂烩，酿成了一桌荒诞离奇而又淫秽病态的酒席，供有闲暇的读者消遣。
莫言的这种消费主义文学恰好符合了诺奖评委的胃口。韦斯特伯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丰乳肥臀》更让我着迷，跟我以前读的所有小说都不同。”摒弃了诺贝尔的人文主义精神，院士们除了欣赏幽默，为丰乳肥臀的色情描写着迷之外，还能提出其他更深刻一点的文学见解吗？
这也许是因为，患了都市“文明病”的院士们，厌倦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平淡生活及文明理性，追求怪异的异国情调，因此需要莫言这样的作家来书写乡土、肉欲和血腥，以调剂他们无聊的胃口。热衷于“实验性艺术”的前任常务秘书贺拉斯，因此被一位院士指责为：“摧毁了这个国家的道德神经。”
四． 莫言获奖彰显中国和西方的现实
既然已无道德价值需要坚守，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便不再保持应有的尊严。他们中有些人在莫言获奖后，忙着去中国抢占出版市场。
马悦然先生在瑞典记者揭露其“利益冲突”之后，不得已放弃了他翻译莫言作品的权益。这位曾一度因抗议“六四”镇压而被中共禁止入境的院士，这次因莫言获奖，得以在中国隆重推销他的两本翻译著作。机会难得，诺奖评委会前任主席埃斯普马克也在此时前去中国推销自己的长篇小说。
由此看来，这次错误的颁奖，不仅显示了瑞典文学院的猎奇胃口及其肤浅的文学鉴赏力，还彰显了当今中国和西方的现实。由于专制的中国在经济上腾飞起来，一些西方文化精英便不再坚守道义立场，不再去谴责暴政和人权侵犯。被“红色渗透”的他们一味消解政治，纵容强权，转过身去盯住了中国巨大的名利场。
在背叛诺贝尔的道路上，瑞典文学院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置亿万中国人在专制统治下的苦难于不顾，在本年度颁奖中，奖励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组织的成员。莫言不但是中共党员，而且是官方的作协副主席，他在血腥屠杀的“1989”之后仍然站在专制一边，并奉毛泽东压制写作自由的《延安讲话》为圭臬，至今毫无悔意。2009年，为抗议中国异议作家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莫言和其他官方作家一起退场。2010年，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莫言又极为圆滑地为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辩护。
因此，这个颁奖给了世界一个恶劣的信号，即瑞典文学院不在乎中国仍然有一个侵犯人权的制度，他们对遭受强权肆虐的中国人没有一点同情心。院士们口口声声说文学奖不考虑政治，他们似乎不知道在专制国家里“文学即政治”的现实。其结果很反讽，这次标榜“与政治无关”的颁奖，被中共利用作为政治工具，用来大肆宣传“中国崛起”。
在《魔鬼诗篇》的作家卢西迪被伊朗宗教领袖悬赏追杀的事件发生后，瑞典文学院有三位院士指责瑞典文学院对卢西迪的支持不力，因此愤然离开了文学院。随后退出文学院的著名作家安隆德激烈批评说：瑞典学院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莫言获奖之现实，更令我们痛心地认识到，那四位退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才是真正怀有诺贝尔理想的人。
就在瑞典文学院将要迎来他们选择的中国桂冠作家时，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诺奖从此贬值”，不再具有权威性。当然，失败的不仅是诺贝尔的道德理想，因此遭受打击、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还有所有坚持自由写作、拒绝依附权力的作家。但是我相信，中国文学有着上千年的“道德文章”传统，肩担道义的中国作家，此后将不再把瑞典文学院当作值得遥望的圣洁之地，在这个冷漠而腐败的世界里，充满道德勇气的他们将以真正的血性和情怀，去承续与诺贝尔精神相通的文学理想，让文学成为人类灵魂的希望与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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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2 11:06 AM P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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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2 10:06 AM PST
自由要爭，
憲政要爭， 為民權鳴， 為共和鳴。（一解） 不爭不鳴， 舉國無聲， 官吏横行， 民不聊生。（二解） 必爭必鳴， 官清民寧， 常爭常鳴，
得以享太平。（三解）
2012/12/4 改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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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Dec 2012 11:55 PM PST
核心提示：當中國領導人呼籲愛國情懷的時候，他們應該明白到，世界各地的人們也在聽。他們應該非常小心，不要煽動民族主義的火焰。
原文：Dark side of the Great Renewal: Chinesenationalism 作者：秦家驄 日期：2012/12/05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中國的新領導人習近平呼籲——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現代史上中華民族的最大夢想"——行動起來，實現民族復興。
習近平有兩個目標：在2020年使中國成為小康社會（屆時習近平很可能仍然是中國的領導人）以及在本世紀中葉建設好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 誠然，早在國父孫中山時代以前，中國知識份子便已經在高喊"振興中華！"然則習近平的命令是可能打動不少人的。 可是，現在不是1949年。那時候，滿懷理想的華人從世界各地回到一窮二白的國度幫著建設新中國。後來，他們當中有無數的人在毛澤東發動的各個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 現在是2012年。中國民眾在肯定中國在過去30年取得的進步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共產黨統治下幾乎每家每戶都經歷過的人間慘劇。 習近平是在參觀了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一個重點提到鴉片戰爭和中國隨後經歷的百年屈辱的展覽後發出這個呼籲的。 這意味著，中國的新領導層又重彈人民共和國的宣傳老調：中國飽受外國列強凌辱。 但是，同一時間，中國政府對於中國民眾是共產黨的受害者這點卻三缄其口。說到底，死在共產黨政府手上的中國人數目遠遠大於外國人的，單是毛澤東的大躍進便造成超過三千萬人死亡了。 這樣久不久鼓動"受害者"意識的危險之處在於，它在中國國內產生了這樣一種期望，即：國家夠強大了，便應該向過去曾經凌辱過它的國家報復。這樣的情緒在近期在中國各地爆發的反日示威當中顯而易見。 與中國相鄰的國家早就對一個軍事強大的中國會做什麼感到害怕。中國人近日的舉動只會加劇這種惶恐。 中國應該明白到，失去領土的國家並不只有它一個。它應該記住，中國現在的領土面積—959萬平方公里—比最後一個由漢人建立的朝代，明大得多。在明朝最鼎盛的時代，管治的領土面積不過是650 萬平方公里。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領土的面積時有增損，增加的時候多。這些增加是從征服相鄰民族，諸如那些居住在現在名為新疆—新的疆土—的地方，這名字本身表明那地方本來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在21世紀，重啟舊戰事能得著的不多。任何國家都不應該依仗武力—或武力威脅—來取得它認為應當屬於它的領土。 鐵腕不是解決爭端的辦法，這只會使所有其他國家態度變得強硬。因此，印度政府對印有中國聲稱為其所有的領土地圖的新中國護照的回應是，推出一個包括有印度聲稱所屬領土的簽證蓋印。 與此相類，海南省會自明年1月1日起授權警察登上並搜查非法進入中國聲稱屬其所有的領海的船隻的報導只會使緊張局勢加劇。即使中國當局在短期內不使用這種威脅，其他國家現在也知道中國立了法授予他們這種權力。將來，北京會說它在執行中國的法律。 這種獨斷對中國沒有半點好處，它只會使中國在國際上更為孤立。 在21世紀，任何國家都不應考慮使用武力解決領土爭端。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應該是外交官或國際司法機構，而不是士兵。如果這些努力失敗，那麼就應該維持現狀，並應尋求滿足有關各方的需要的方法—比如經濟共同發展，或共享漁業資源等。 然則當中國領導人呼籲愛國情懷的時候，他們應該明白到，世界各地的人們也在聽。他們應該非常小心，不要煽動民族主義的火焰。 秦家驄是一位定居香港為基地的記者。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12/09/2012 01:31: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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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Dec 2012 10:01 PM P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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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Dec 2012 11:59 PM PST
《林彪真相》是我十三年前发表的被网友称为“最早讲述林彪真相”的网络文章。读者可与后来我写的《毛泽东真相》相互比较、剖析。林彪被毛泽东逼走、随后被安置在飞机上的定时炸弹炸毁飞机而摔死，真是千古第一奇冤！但林彪反而被宣传部门说成阴谋刺杀毛泽东，真是颠倒黑白以此为甚！胡星斗
林彪真相
胡星斗
一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被说成是“两面派”、“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极权制度的罪恶、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三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四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呈递毛泽东，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写上“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从此，毛认定林彪与刘少奇一样，本质上是否定文革的，必须整死。林彪多次要求面见毛泽东给予解释的机会，但毛拒绝，林彪大哭。在9.13事件发生前，毛泽东、江青为了稳住林彪，欲擒故纵，江青打电话让林彪来钓鱼台见面，林彪以为可以见到毛，十分高兴，结果去后只是照相了，林彪十分沮丧。不过林彪的照片刊登在了《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上，林彪误以为“关系缓和了”。
一向惯于韬光养晦的林彪为什么最后功亏一篑呢？原来，在文革初期毛泽东说：文革只搞三年，三年过后搞经济建设。1968年底很多造反派头头、红卫兵骨干被抓，林彪误以为毛真的要结束文革、恢复生产了，所以他与陈伯达起草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谁知毛看后大为震怒，认定林阳奉阴违，与他不是一条心的，必须铲除！
康生等人在庐山会议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只能由毛主席当，我不当。但毛利用这一机会，到南方四处“打招呼”、诬陷栽赃（其实，即使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也是他的正当权力）：有人要分裂党，提出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要接班，“四个伟大”讨厌，等等，矛头直指林彪，逼他出逃，而飞机上早已安置了定时炸弹等着他……
五
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势不两立。虽然为了维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林彪又不得不让叶群去讨好江青。
林彪、陈伯达主张“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伙严酷迫害，后来得到林彪保护的人。比如丘会作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于是感恩戴德。
林彪极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在文革中听到武斗、抄家事件时多次冲出门外要见毛泽东，大骂江青，被叶群唔着嘴巴。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其时，王洪文还未调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张、姚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
六
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
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陈伯达诗赞林彪：“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的集大成者和牺牲品。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我们认为，应当加强对林彪的研究，建立“林彪学”。
1999.12.15
2012-12-8
毛泽东真相
胡星斗
1、最早的大屠杀——苏区大肃反（毛泽东最早的大屠杀引起了当时中共中央和苏区红军大多数领导人的反感和反对，也曾经一度使得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同时也失去了权力。参考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等。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30年代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数次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估计至少有十万多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主要领导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泽东在给上海党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仅1931年底，湘赣处决AB团成员1210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难怪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泽东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党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2、好斗本性和独裁决策铸成的大错误——朝鲜战争（当时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反对出兵朝鲜）：在冷战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毛的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还曾经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见《作家文摘》或人民网：新中国对美外交内幕：如不一边倒，美国可给50亿美元援助2010年06月21日）。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毛泽东、斯大林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果然，毛泽东上当了。本来，中共政治局开会，由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反对出兵朝鲜，毛泽东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背离中央，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了，牺牲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而且朝鲜战争至少造成了两大极其严重的长期后果：一是美国改变了其防守范围绕过台湾的战略，开始阻止两岸统一。朝鲜战争之后，美台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可以说毛泽东保了朝鲜，丢了台湾（等到南北朝鲜统一之后，贫穷落后的北朝鲜人也将憎恨毛）。照理说，稍微有战略头脑的人和有民主决策机制的政权都会先解决自己的内政（台湾）问题，然后去管别人的事（反对出兵朝鲜的林彪、聂荣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张），可是毛泽东说：“别人有困难，我们不管，于心不忍啊！”毛的好斗和轻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战略头脑。二是朝鲜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封锁，致使中国30年闭关锁国，于是关起门来搞“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搞窝里斗的文化大革命。
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终于返回大陆。一开始，毛泽东鲜花迎接，不久，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被开除出党，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新的顶峰——文字狱：封建社会文字狱密布，朱元璋杀了数万读书人，雍正、乾隆制造了无数的文字狱，死者延颈相望。可是，与毛泽东的文字狱相比，古代统治者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第一文字狱胡风案：胡因写《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共牵连2100多人，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
第二文字狱《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4、毛泽东的极左思想和阴谋权术的大表演——反右运动：毛泽东以其自夸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号召老百姓给党“提意见”，人们不知是计，畅所欲言，结果一共揪出55万右派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按毛泽东的话说：右派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可怜，一个阴谋造成了多少个家破人亡！自此，毛泽东的斗争矛头从“阶级敌人”转向了人民内部。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又有300多万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毛泽东的浪漫主义表演——大跃进；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大饥荒：毛泽东于1958年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于是，大江南北竞相吹牛，“放卫星”。更要命的是，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又提出全民大炼钢铁，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彭德怀急了，以诗疾呼：“青壮炼钢去，锄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与人民鼓与呼。”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以上（最新的专家研究报告：死亡4120万。）。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一千万人。这是毛泽东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参见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等）
至今一些人不仅不思悔过，反而信口雌黄，把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对这么大的中国来说，局部的自然灾害没有哪一年断过，但事实是，学者们考证的结论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没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灾害），这是对几千万死去的同胞的极大侮辱，是对中国人民的高度蔑视。可他们遵循的思想路线却自称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号称是“实事求是”。
据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 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的全国征粮库存额度。
另据报道，大跃进中，河南省委浮夸的粮食产量为实际数字的几倍。省委硬说农民有粮不交。为追逼粮食，仅信阳地区就逮捕和拘留12000多人，其中703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狱中。后来，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其中息县饿死10万人，村庄减少639个。可省委书记吴芝圃因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中国竟然出口粮食400多万吨，足够2000万人吃一年。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当世界革命的领袖，也顾不上国人马上要饿死了。
王稼祥建议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减少外援，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毛严厉批判，指责为“修正主义”。
中国在60、70年代共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元，该国仅200万人，相当于每家获得中国援助2万多元，而当时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万元户，除毛泽东总共违规违法获稿费7582万元外（当时全国仅他一人有权获稿费，见后）。
另外，邓小平曾经告诉李光耀，中国援助越南200亿美元。援助红色高棉10亿美元。朝鲜战争支付了63亿元费用和560吨物质。另据在日本出版的对朝文件披露：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向北朝鲜总共提供了超过8000亿人民币的援助。
大饥荒后，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因刘少奇要立碑纪念饥荒中死去的人民，还说“喊万岁是封建意识”（毛泽东在1950年的国庆口号中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在党的“八大”时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第一个表态支持，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对刘怀恨在心。江青后来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会的恶气。
6、集权力斗争、封建专制、极左思想于一炉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先是发动“四清”运动，称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成死亡77560人，挨整532万多人，然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其政治对手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被迫害致死。1967年8月28日，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
然而，一切的罪恶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罪魁祸首可以逍遥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万民爱戴的“伟人”。
可是江青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7、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皇帝——毛泽东：毛泽东性情放荡不羁，与100多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彭德怀曾斥责毛“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是在“选妃子”。毛泽东对女性见异思迁，道德堕落无人出其右——在夫人杨开慧身陷囹圄时，他与贺子珍合欢；在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与江青同居；在与江青结婚时，他与许多女性“暗渡陈仓”。
毛每次外出，坐专列，警察、军队数千人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数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还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耗资1亿2仟万元（那时30元可以够一家人糊口）。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同时建造的毛泽东的另一个行宫在上海，西郊宾馆连同园林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四一四工程」，1962年毛住进去的时候，丝毫没有为在各地饥殍遍野的时候大兴土木而内疚，偌大一个宾馆，十几年里，毛总共只住了几天。还是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饥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记载：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1961 年4 月26 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 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 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毛是当时中国的首富。（2007年12月11日，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透露毛泽东著作的稿酬累计加上利息，共有1.3121亿元人民币。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查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非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对于这种特权腐败人们熟视无睹。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党史文苑》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 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
毛害怕自己死后，周恩来会左右时局，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一方面“批林批孔批周公”，一方面加紧害死周恩来，其残忍本性再次用在了自己的“亲密战友”身上（参见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参与编写中国官方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的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出版）。周患癌症，毛泽东竟亲自担任治疗小组组长，医生、专家皆提出必须给周动手术，周的秘书们也力争，可毛泽东竟然不准，批示说：中医治疗。秘书们看见批示后全哭了，周因此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周病重期间，毛拒绝探视，叶剑英等中央许多领导、将军多次劝说、联名上书毛泽东，请求毛去探视，也被拒绝。毛为了保住“文革”，怕周死在他之后，周会否定文革，所以不择手段让周早死。周死后，毛泽东允许张玉凤放鞭炮庆贺。可是，御用报纸却解释：因为好几年，中南海没有放鞭炮，张玉凤为了让毛春节高兴，擅自放的鞭炮。试想，如果没有毛的批准，周恩来刚刚去世，张玉凤敢放鞭炮？当时，北京全城百姓都在议论：周总理去世，毛主席放鞭炮庆祝！
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周恩来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初步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
毛泽东的厚黑与残暴无与伦比：在井冈山反客为主，杀了井冈山的老大袁有才王佐；在延安，弄死陕北的老大刘志丹；与张国焘争权胜利后，让张国焘的部下和部队去送死，借刀杀人；通过苏区大肃反、延安整风让全党全军服服帖帖。
毛泽东创造了中国五大纪录：近代史上国土版图最小的记录（为倒向苏联，毛割让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记录（共死亡6000余万人）；GDP占世界份额最小的记录（文革结束时中国GDP占世界2%，而国民党时期占世界6%）；国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的记录；控制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严密的记录。
8、最早反思毛泽东独裁、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人——林彪：林彪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统治的封建主义实质，他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进行表演的。其情形与周恩来如出一辙，林、周是两个为了自保而竟相吹捧毛泽东的人，他们希望像赫鲁晓夫那样靠着喊斯大林为“父亲”而躲过大肃反，并且最终成为党的领袖。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周恩来也面对“受都大专学校红卫兵”故意贬损贺龙，称南昌起义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惟独不提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考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因为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他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惟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周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林的女儿林豆豆曾说：“中国啊中国，你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封建桎梏，真正走向民主啊！”
从上可见，林彪代表着对文革的批判力量，林彪集团是文革时代最早的觉悟者。
2001.3.
2011-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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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Dec 2012 12:05 AM PST
释放刘晓波！释放王炳章!
让达赖喇嘛回到自己的家园！
——兼谈中华民族复兴的四大步骤
严家祺
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三天前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是代表了人类的良心发出的呼吁。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在物理学、化学、经济学、医学、文学领域和为促进世界和平，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无意与关押刘晓波的中国政府过不去，他们是凭人类的良心发出的呼吁，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政府定刘晓波的“罪状”是因为发表了胡温政权不容的“言论”，是“以言治罪”。从一六一六年开始，伟大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因为在自己的著作中宣扬罗马教会所不容的“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而被罗马教会认为“违背圣经”，受到宗教裁判所长达二十多年的残酷迫害。定罪刘晓波与定罪伽利略一样，都是扼杀人类的自由思想。中国至今没有一位科学家获得经济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缺乏充分的思想自由，以致在科学领域人们的思想也受到无形的束缚。中国在清王朝灭亡一个世纪後至今走不出“治乱循环”，其首要原因，就是到今天的中国，都不容许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大脑去探索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弊病，任何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都被与“颠覆政权”联系起来。所以，“以言治罪”的目的是维护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维护专制。
我完全赞同一百三十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立即释放刘晓波及其妻子刘霞”的呼吁，我还想起被判无期徒刑、今天仍然关押在广东韶关北江监狱的王炳章。他与刘晓波一样，因发表批判共产党的言论而获罪。无期徒刑正在严重地摧残他的精神健康。
鸦片战争後，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政治受屈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近两个世纪以来，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中国的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探索和奋斗。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复兴，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事实表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复兴必须经过四大步骤，一是独立自主，二是国家统一，三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四是建设民主政治。可以说，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国的民主、国家统一、独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没有完成，而正是毛泽东实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毛泽东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反右”和“文革”使他从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变成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帝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一九八二年的宪法和邓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张，表明他有意识要把中国逐步带离有终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杀”，使他前功尽弃。
现在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有三件事没有完成，一是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二是改变中国经济中的混乱现象，使市场经济建立在财产权受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基础上，三是，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同时，依靠人民的支持，有步骤地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治。
胡温十年，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贪污腐败、两极分化、人权摧残、环境破坏十分严重，“暴力维稳”更产生了无数“冤假错案”。汉语拼音“胡”“温”两字相拼就是“混”，“胡温之乱”就是“混乱”。假冒伪劣进入了食品领域，是在“胡温十年”发生的。“胡温十年”，是践踏法制、无法无天的十年，“暴力维稳”是名副其实的“授权作恶”。薄熙来在重庆搞的一套也是“授权作恶”。要走出“胡温十年”，首先要像“文革十年”後胡耀邦做的那样，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为此，要平反“六四”冤案，为赵紫阳恢复名誉、释放因“六四”被捕人士、释放刘晓波、释放王炳章、释放所有因“言论”治罪的“政治犯”，要平反其他各种“冤假错案”。
达赖喇嘛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多次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希望回到中国。在“文革十年”後，邓小平曾提出让达赖喇嘛回中国，但因当时达赖喇嘛不相信共产党，担心回到中国会受到迫害，因而没有回中国。但九十年代以来，他一次又一次表示要回中国。一个离开自己家园和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应当是一个起码的权利，然而，江泽民、胡锦涛居然置之不理，反而在他头上扣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达赖喇嘛被打成“分裂主义者”是一个“冤案”，今天到了“取消”他头上这顶“帽子”的时候了。达赖喇嘛虽然提出，要求在中国宪法框架下使西藏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与他回国是不同的问题。如何改善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自治，达赖喇嘛完全有发表他意见的权利，但这要依靠中国确立“宪法至上”、“依法治国”才能实现，不能因为他提出了“名副其实的自治”而扣上“分裂主义”的“帽子”禁止他回国。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想到了新进入书记处的杜青林，我衷心地希望他能在达赖喇嘛回国的问题上能作出贡献。达赖喇嘛在国内外藏人中有崇高的威望，他热爱中国、心胸开阔、为人和善、平易近人。对他个人的每一次攻击，都是对藏人的一次伤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藏汉两大民族的团结。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将使中国出现空前的民族大团结。
平反“冤假错案”，将是确立“法治天下”的开端，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宪法至上、以法治国才能变成现实。（2012-12-7）
——《新世纪》《博讯》博客201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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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Dec 2012 12:27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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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Dec 2012 12:23 PM PST FLOYD NORRIS 报道 2012年12月08日
想象一下，如果你正在对一家公司进行审计，这家公司的主要资产是树木，公司最终会把这些树砍倒，出售木材。那么你愿意费力核实这些树是不是真的为该公司所有吗？你会确保这家公司展示给审计人员的那些树，就是它声称拥有的那些树吗？
对安永(Ernst & Young)的加拿大子公司而言，两个问题的答案好像都是否定的。
参加此次审计工作的一名安永员工，在写给同事的电子邮件中问道，“我们怎么知道”审计人员看到的那些树“就是这家公司实际拥有的那些树呢。比如说，要是他们向我们展示随便什么地方的树，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吧？”这位同事的答复是，是的，“我相信，他们大可以给我们看任何地方的树，我们不会知道有什么不同。”
但这一点并没有让安永改变工作流程。它也懒得去查阅那些文件，尽管它知道那些文件对于回答和嘉汉林业(Sino-Forest Corporation)相关的问题至关重要。嘉汉林业的总部位于加拿大，但是业务在中国。
直到2011年夏，嘉汉林业好像都是一个真实的成功案例。它得到了包括瑞信(Credit Suisse)和多伦多道明银行(Toronto Dominion)在内的承销商的支持，公司股票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穆迪(Moody’s)对该公司的债券评级仅次于投资级。可是后来，一家名为浑水(Muddy Waters)的做空机构称，它认为该公司的资产被严重夸大了。嘉汉林业指派公司的独立董事组成小组进行调查。不久，他们得出结论，他们甚至无法确定，公司声称所有的是哪些树，更别说公司究竟是否有这些树了。
本周，围绕嘉汉林业的这起案子即将尘埃落定。尽管安永否认自己负有责任，但同意支付1.17亿加拿大元，即1.16亿美元左右（约合7.22亿元人民币），就嘉汉林业股东提出的诉讼达成和解。嘉汉林业同意取消破产保护，将其名下资产让予债权人（不管具体有哪些资产）。嘉汉林业曾试图寻找买家，一些企业查阅了相关文件，但却没人出价。嘉汉林业究竟有多少木材（如果真的有的话）这个问题，好像依然没有准确答案。
尽管股东的起诉已经和解，但安永表示，还会针对安大略省证券委员会(Ontario Securities Commission)的新指控进行自我辩护。指控称安永未能遵循正确的审计流程。证券委员会的诉讼是本周提起的，也正是这起诉讼公开了审计人员之间的电子邮件。
“我们相信，加拿大安永的工作符合《一般公认审计准则》(Generally Accepted Auditing Standards)，达到了所有专业标准，”安永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向安大略省证券委员会提交证据，这些证据将表明，为核实嘉汉林业对木材资产的所有权，以及这些资产是否存在，加拿大安永的确开展了大量审计工作。”
不管安永做了多么全面的工作，他们未揭露最关键的事实：这些资产是伪造的。
许多国家都会出现舞弊及审计失误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中国官方似乎无意彻查这种受害人是美国和加拿大投资者的丑闻。就连香港的监管者都对大陆的监管机关表达过不满。
上周，中国又派出一个代表团赴美，与美国监管机构讨论这些问题。据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一名中国官员曾面对着香港听众表示，应该和其他监管机构分享审计工作底稿。中国本来10年前就同意过这种观点，但是却从未兑现过。他说，“我想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共享这些底稿的方法。”
美国监管机构早已听过这种论调。7月，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告诉当时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主席玛丽・L・夏皮罗(Mary L. Schapiro)说，他认为可以达成协议。结果，中方坚持道，只有美国证交会承诺，不在未经中方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中方提供的文件实施执法，中方才会提供文件。
本周，美国证交会针对其对德勤(Deloitte)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的指控，向法院提交了文件。这起案件还在审理当中。文件中展示了一个又一个美国监管机构请求中方提供协助的案例，有的是要求获得审计工作底稿，有的只是要求证实某家中国公司是否存在。而中方一再说会设法采取一些措施，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另外，美国证交会本周还起诉了五家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即“四大”和德豪(BDO)的中国分支机构，称在证交会对九家中国公司分别开展的调查中，这五家会计师事务所拒绝服从证交会的要求，为其提供相关审计工作底稿。
这五家会计师事务所称，他们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们不能违反中国法律提供文件。这已使得事情陷入僵局。
如果审计人员的工作还靠得住的话，这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很多案例中，审计人员的工作并不可靠。例如，一连串的舞弊，直到做空机构进行调查才揭露出来。作为回应，中国已经把至少一名这样的调查者投入监狱。这种非正式调查的进度似乎也因此放缓。审计人员是在故意支持舞弊行为吗？可能有些人是，但他们其实没有必要那样做。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简称“PCAOB”）会长詹姆斯・多蒂(James Doty)上周在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举行的一次审计会议上表示，“审计人员腐败的情况极少。”PCAOB是十年前为了监管这个行业建立的。不过他还说，“审计师只需要转过脸去，接受注释翔实的辩解、只关注相互印证的证据就行了。他们只需要说，‘我不反对’、‘这需要自行判断’、‘资料并不明确’即可。”
澳大利亚证券监管机关负责人格雷格・梅德柯拉夫特(Greg Medcraft)本周表示，该机构的检查显示，澳大利亚的审计水平一直在下降。他说，审计人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来支撑其结论，而且对于管理层的说法没有显示出充分的“专业怀疑精神”。
多蒂的委员会，也和美国证交会一样，一直在与中国进行大量交涉。沟通过程中时常会出现进展的迹象，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中方会允许PCAOB与中国监管部门一起，针对为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提供审计服务的中国事务所，进行联合调查。也没有迹象表明中方会允许PCAOB参与对美国大型跨国公司进行的全球性审计。
作者本周与他交流时，他显得十分懊恼。他说，PCAOB仍然在追求达成协议，“承认监管合作会让投资者受益，中国官方也希望得到全球投资者的信赖和尊重，而这些都可以通过展开联合调查、同意执法信息共享协议实现。
“不过我们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近期内如果不会达成协议，向我们进行有意义的开放。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考虑所有适当而必要的替代措施，保护美国投资者。”
如果中国继续拖延的话，放这样的狠话之后，也许会有真的动作，但也许不会。况且中国可能真的会继续拖延。当前人们已经在议论，随着中国领导层换届，新一届官员陆续上任，事情的进展可能又会放缓。
PCAOB可能会收回拒不合作的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认证，这一举动会迫使该事务所的客户停止在美国进行交易。不过如果不经过美国国务院、财政部，甚至白宫的批准，PCAOB和美国证交会采取这种举动的可能性不大。此外，也不清楚这样做对已经持有这些证券的美国投资者能有什么帮助。
中国新增舞弊案例的数量似乎已经下降，而且这种企业新近上市的情况也很少。这或者是因为美国投资者更加警惕，或者是因为中国企业不想和认为保护投资者很重要的监管机构打交道。
我们大可以想象，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在交谈时，会聊到美国人原来这么好骗。
Floyd Norris撰写的财经评论可访问nytimes.com/economix阅读。
翻译：王童鹤、陈亦亭、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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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Dec 2012 12:20 PM PST
李劼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2月08日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农民文学，依次走过四种形态：从高玉宝的伪造行骗，到浩然以高大全形象推出的假大空；从二月河历史小说的皇帝图腾，到莫言小说裸露癖式的夸张。上述四种农民文学形态所共同具有的叙事基因，是农民的狡猾；并且越是装得憨厚，越狡猾。
自《丰乳肥臀》以降，莫言小说被一种下意识的屁股意像所左右。这种屁股意像具有三层涵义。其一，写实性的意像造型。诸如《丰乳肥臀》里聚焦于下半身的叙事方式，《檀香刑》里津津乐道于从肛门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生死疲劳》里对繁衍后代生育能力强劲的女性骨盆的赞美，《蛙》里的叙述者所强调的，对身体器官的看重，等等。倘若说，这种写实意义上的屁股意像，在莫言早期小说还仅仅是对食物（如《透明的红萝卜》）或者对酒精（如《红高粱》）的敏感，那么到了莫言后来的上述代表作里，大都被诉诸对身体器官、尤其是下半身器官的热衷。
其二，隐喻性的象征意味。屁股意像是莫言小说所热衷的食欲、性欲、传种接代欲等等欲望的主体象征。童年时代有关贫穷和饥饿的记忆，杂乱无章地折射在莫言的小说叙事里，转化为生存的渴求，欲望的嚣张。小说叙事的隐喻结构，通常是存在的、精神的、具有形而上特征的。但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却毫不讳言地指向生存的焦虑，物质的匮乏，动物性甚至生物性的挣扎。因此，以屁股为主体的身体器官，既成了莫言小说的主要叙事对象，也成了莫言小说的基本故事内容。这种意像的隐喻特征在于：既没有精神内涵，也了无头脑之于诸如存在、自由、人性、人格之类生命意义的思考。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那种灵魂的挣扎被全然付阙。换句话说，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几乎就是一个对人物内心世界和人类精神探求绝对无知的同义词。屁股意像所提供的隐喻，说穿了，不过是充满了动物性冲动的一声声低吼：要吃，要繁衍，要苟活，要好死不如赖活，哪怕变成牲畜，也要赖活于世，也要让身体的器官保持不停的生存性运作。
其三，策略性的叙事心理。以屁股意像为轴心的莫言小说，骨子里是改头换面的下半身叙事。比起大胆卖弄风情的下半身写作，莫言的下半身叙事不敢露阳，仅止于露腚。裸露阳具的叙事聚焦于性，裸露屁股的叙事热衷于性的背面，诸如生育、繁衍、求生、苟活。莫言显然没有D・H劳伦斯那样的胆量，也没有渡边淳一在《失乐园》里的细腻精致，大岛渚在《感官王国》里的雄健深刻。因为以性为对象的叙事，欲望的蓬勃只是表面的叙事动因，内在的深层结构必须具备诸如洞察人性、透视两性战争之类的哲学素养。莫言不具备这样的素养，只能将欲望交付生殖器背后的臀部解决。这是莫言下半身叙事的一重策略：因为性叙事的天然阳萎，导致转向以屁股作代偿。这样的叙事策略，与其说是怯懦，不如说是油滑。
莫言下半身叙事的另一重策略，是不敢从人性的角度直面农村社会的芸芸众生，从而改为以假装关心生育、繁衍为主旨的器官咏叹，或者说，屁股叙事。同样是以农民为叙事对象，当年萧红的《生死场》由于从人性视角洞察并切入，因此有了力透纸背的深刻。但莫言不敢如此讲说他的农民故事。因为人性视角实在太犀利，尤其剖析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有如一把手术刀。不要说文学叙事，即便是极其朴素的调查报告，都足以让人触目惊心。遗憾的是，莫言在童年留下的极其贫困的生存记忆，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再因为小说写作而像许多受批判对象一样被扔到夹边沟挨风沙，体验濒临饿死冻死的惨痛人生。于是，莫言在小说里耍了滑头，把理当诉诸手术刀的诸多历史细节，悄悄地改作脱裤子取乐。一会儿脱自己的裤子，表示并不想性交，只是想放个响屁；一会儿偷偷地扒下主子的裤子，示意观众看一眼那个白花花的肥臀，然后在被主子发现之前，又赶紧替主子把裤子拉上；告诉主子，没事，没事，只是给大家找个乐子而已。莫言这种下半身叙事，了无焦大式的义仆相，充满黄天霸式的恶奴样。他日要是主子倒霉了，第一个跳起来暴打主子的，没准就是这样的恶奴。但在主子当红的年代，哪怕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露出造反有理的暴民相，而保持听话服从的顺民状。最多只是假装裸露一下屁股罢了。这与其说是油滑，不如说是怯懦。
同时具有怯懦和油滑这双重特征的莫言小说屁股叙事，其审美趣味并不在于屁股的黑白美丑，也不在于屁股的上半身是《丰乳肥臀》里的国军、共军还是《檀香刑》里的义和团，甚至不在于屁股主人是尚在《生死疲劳》中作人畜轮回，还是正在《蛙》里被计划生育，而是在于这意像所透出的，乃是一个幼时吃过煤渣的农家苦孩子如何从求生的欲望中，点爆粗俗、野蛮、残酷而又可怜可笑的众生相。那样的众生相，就作者而言其实是相当随意的、不无任性的，或者说是为莫言的叙事策略所特有的；就读者而言，却具有似是而非和滑稽可笑的双重阅读效应。因为莫言小说的屁股意像，大都是以漫画的笔调勾勒出来的。其叙事语言与叙事对象一样粗鄙。
在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代表的早期中篇里，其漫画式的笔调还不无稚童般的奇思异想。但在莫言后来写的那些长篇小说里，漫画式的笔调却被诉诸不时探头探脑的那些鬼鬼祟祟的欲望。这两者之间的转折，便是那部拍成电影而轰动一时的《红高粱》。
《红高粱》是莫言小说从稚童般的想像转入通常为成年人所擅长的历史批判的最初尝试。在想像中打转，仅止有趣而已；虽然新奇，却并无力度可言。但历史批判却能给莫言带来长大了的骄傲和自豪。但莫言随即发现，历史批判犹如玩火，一不小心说不定会把身家性命都赔进去。有心叛逆，无胆玩命。即便是高粱地里的性交，也只能玩到露背露腚的地步而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更不用说那场战争，天然有着抗日爱国的底线。哪怕让奶奶自我爆炸，也不能不抗日。比起以前的抗日文学，莫言的《红高粱》只是小心翼翼地跨出了一步：抗日主角不再是八路军、新四军，而是没有什么组织背景的他奶奶他爷爷。这种叙事动机的秘密在于：组织是惹不起的，但似乎可以躲得起。
以躲避组织的是是非非为前提，莫言有了《丰乳肥臀》的成果。国军、共军都是军，虽然立场模糊，却又无意间符合了统战的需要。神圣的战争变得朴素了许多，而充满欲望的叙事，又冲淡了历史的严肃性。小说的语言虽然相当粗糙，但阅读效果却多多少少有了娱乐性。这样的小说让汉语并非母语的汉学家阅读，又会产生另一种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有点像肖洛霍夫笔下的《静静的顿河》。惟有极少数还算懂点文学的汉学家，从中看出莫言不擅长篇小说叙事，总是虎头蛇尾。事实上，籍漫画笔调写到哪里算哪里的莫言，从来没有弄懂过长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结构艺术，一如他对结构性很强的西方交响乐和协奏曲有可能不甚了了。俗话说，文章的要诀在于，凤头猪肚豹尾巴；而莫言的长篇小说却总是，猪头猪肚兔尾巴。当然，《丰乳肥臀》的兔子尾巴还缘自作者本人对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商业文明，茫然无知。
似乎《丰乳肥臀》既让莫言尝到了成功的甜头，又让莫言吃到了险遭批判的苦头，于是，就有了吸取教训的那部《檀香刑》。百分之一百的主旋律。以歌颂义和团为基调，掺杂了旨在渲染恐怖的酷刑。很难说莫言绘声绘色地描绘那种从屁股里开始的中国式酷刑，究竟是在有意识地吓唬别人提醒别人，还是下意识地吓唬自己提醒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檀香刑》显然有了莫言小说以前少有的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理直气壮。《红高粱》或者《丰乳肥臀》里的搞笑，变成了因为酷刑营造的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严肃。倘若说搞笑是莫言小说叙事的本性，那么严肃却将热衷于屁股叙事的莫言反过来被屁股里的酷刑弄得不无变态。读者弄不清楚莫言小说里的爷爷奶奶究竟是从《红高粱》里走上檀香刑的刑场的，还是从《檀香刑》里走进高粱地里的。能够明确的惟有从高粱地里露出的屁股，或者从屁股里开始的酷刑。
于是，《生死疲劳》中的人畜轮回，开始了。两性之间的林林总总，被通通归结成生育和繁衍的周而复始。然后再从那样的繁衍里抽出接生的形象，敷衍出又一部以《蛙》命名的长篇小说。两性间的复杂性，诸如平等不平等，相爱不相爱，被成功省略。两性背后的简单性，诸如生育不生育，繁衍不繁衍，被一再放大；只是被计划生育给不大不小的耽搁了一下，但并没有耽搁到有误传种接代的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必须恪守。这种格调像极了《春晚》上红极一时的赵本山节目。可以说很聪明，也可以说很狡猾；可以说很无奈，也可以说很无赖。
领教过赵本山节目的中国读者，大都能读明白莫言小说里的名堂经。但要说到海外的汉学家，却只能另当别论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不懂英语的英语文学翻译家，把英语小说翻译得美伦美奂。无独有偶，美国也有个对汉语阅读一知半解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者，能够把再破烂的中国小说翻造得流利光鲜。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教授，葛浩文。此公可谓英译界的夏洛克。特点是一流的商人头脑，二流的英译水平，三流的汉语阅读。此公知道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可以叫卖。虽然汉语水平并不出众，但只消知道小说叙述的故事梗概，就能制作出一部像模像样的英译中国小说。至于原作本身的叙事意味和语言特征，在葛浩文的译作里是全部省略的。倘若上乘的中国文学作品落到此公手里，无疑是场灾难。但要是把一个让西方人听得进去的故事交付给他，不管小说艺术小说语言如何粗糙，都能被重新编造得煞有介事。莫言的幸运，其实就是这么开始降临的。至于大江健三郎之于莫言的极力推崇，与其说是慧眼独具，不如说是彼此半斤八两。
莫言小说的获得诺奖，与赛珍珠的《大地》享有如此殊荣，可谓异曲同工：全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主义的胜利，倘若可以借用东方主义一词的话。西方人阅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或许会读得莫名其妙：这像是剑桥大学的景观么？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也不在乎徐志摩作品中的诗意。剑桥学府，理当由他们说了算，哪有屈从一个中国诗人的道理？但他们阅读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却会读得津津有味。这并非因为莫言小说有多少艺术魅力，而是因为莫言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农村中国社会，吻合他们心目中的想像，或者说符合他们意识和下意识里的中国主义。对于西方的汉学家来说，莫言小说里的屁股意像，好看不好看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究竟中国不中国？比如野蛮不野蛮？愚昧不愚昧？落后不落后？那个屁股意像只要被汉学家们认定是中国的，不管很中国还是有点中国，汉学家都会认同，都能接受，都具备获奖条件。就此而言，莫言获得诺奖，乃是莫言小说那个野蛮、愚昧、落后的中国屁股意像与汉学家心目中的中国主义之间的一拍即合。
当然了，如此论说，并非意在异议诺奖，贬低获奖者。正如中译西方名著也会有拔高或降低原作之嫌，西方汉学家的西译中国文学落差，是可以原谅的，并非故意羞辱中国文学。无法指望诺奖评委能够读懂《红楼梦》那样的中国文学。退而求其次，人家能把诺奖发给莫言，而不是赐给前面三种农民文学，也算得有眼光了。中国民众开心一下，未尝不可。此文只不过想指出，即便人家有那眼光，中国文学也不必以汉学家的好恶为转移，更不必以诺奖评委的中国主义趣味为标准。上乘的文学作品，从来不以任何奖项为荣；相反，包括诺奖在内的任何文学奖都以能够荣获上乘文学的加冕为幸事。文学叙事艺术的审美、自由和骄傲，理当根植于读者的内心共鸣。这世上难道还有比内心共鸣更高的奖项么？
二0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李劼，当代思想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现居纽约。迄今出版十部论著，包括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美国阅读》、《百年风雨》等；九部长篇小说，包括三部历史小说以及《丽娃河》、《上海往事》、《星河流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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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Dec 2012 11:25 AM P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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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Dec 2012 11:01 AM PST
【新世纪特稿2012年12月7日】中共18大一个星期的戏唱完了。胡温毕竟成功地当上了“万历”，把亡国之君“崇祯”的龙椅甩给习近平了。胡温暂时还不便于到国外去当“寓公”，但他们就得赶紧去抱一抱那即将被送往国外的孙儿孙女了。但是中共就能这麽消停地过下去吗？18大之后的中国大陆已进入“不确定状态”。中共自己表示了“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那就是要走死路了。但是中共将在何时和如何死呢？国内外许多人已开始为它“算命”了。这个“命”怎麽“算”才比较准呢？毛泽东有一句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句话现在太有用了：在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63年里，曾经也有过一个“不确定状态”的时期。这就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到同年9月末中共8届10中全会之间的半年多时间里。正是这半年里的事态发展，决定了后来14年中许多事情的发生。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吧：三年大饥荒刚结束。早在1960年末的11月3日，毛泽东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即下令停止大跃进。在整个1961年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一线中央”（所谓“一线中央”和“二线中央”是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搞出的玩艺儿）又重新走到了前台，开始逐步扭转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的那些胡作非为。毛泽东“退居二线”了。 加之在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召开了苏共22大。苏共22大不仅通过了新党纲，而且搞了一个猛烈的“三反”（反斯大林，反莫洛托夫等的反党集团和反坚持个人迷信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背后的中共）。这一下对毛泽东的冲击是非常厉害的了。 中共如何应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呢？这时中共采取一切行动的主动权是在“一线中央”手中。而且根据八大通过的中共党章，中共的代表大会5年召开一次（党中央无权提前或延期）。更有意思的是，八大党章有一条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共可以选举一名党的“名誉主席”。谁有资格当这名誉主席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在和蒙哥马利谈话时就对这“名誉主席”一职耿耿于怀。既然这时“一线中央”已经掌握了制定政策的主动权，他们就可以当机立断：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完全废除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政策，直至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名誉主席。如真这样作，中国人民后来14年（1962—1976年）的灾难或许就可以避免了。 但是“一线中央”的人们是缺乏魄力的。他们先不是根据八大党章在1961年末（那怕是1961年12月31日晚开幕），而是在1962年初召开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七千人大会”。这个“七千人大会”在党章上没有任何地位规定，它也无权作出任何对于党有约束力的决议。它只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马列主义”（毛泽东则说是“两干一稀，全是放屁”）。虽然如此，刘少奇在大会上所说的大跃进灾难是来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毕竟取得了与会者们的共识。这就否定了毛泽东“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说法。虽然毛泽东和林彪在会议后期表演了一个双簧，表明“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但那已不是大会的主流了。 “一线中央”（毛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二线中央”（毛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式较量时期是“七千人大会”闭幕到1962年9月末中共中央8届10中全会召开的这几个月内。在这段时间里，中共内部权力再分配的格局是：“一线中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获得了几乎全部调整国民经济的权力。而致命的则是毛泽东仍拥有最后的裁定权。“一线中央”开过什麽“西楼会议”，“广州会议”和搞过甄别右派等等，力图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刘少奇甚至对毛泽东说过：“人吃人，要上书的！”因此这时“一线中央”从总体上是处于优势，而毛泽东则处于劣势的。但是只要“一线中央”不借七千人大会的东风趁胜追击，开党的代表大会选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开中央全会选出，代表大会追认也可嘛！），剥夺他的最后裁定权，则一切调整都是保不住的。 人们或许可以说：虽然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处于劣势，但是兵权在林彪手里，“一线中央”不敢轻举妄动呀！然而人们也应知道，这时离1959年庐山会议不过三年，林彪掌握的只是所谓“四野”部队，而一，二，三野部队他并没有控制住。何况军队中彭德怀余党都清除干净了吗？另外还有一个因素：1962年8月，因为据说台湾国军要进攻大陆，赫鲁晓夫表示“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这就是说如果这时“一线中央”及时把毛泽东抬上“名誉主席”（不用像苏共批判斯大林那样批判他），就能马上得到苏共的支持，赫鲁晓夫甚至会致电毛泽东“祝贺”他当选“中共名誉主席”哩！这样，1962年9月份以后的中国和中共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中国人民有可能免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了。 但历史事实是残酷的：1962年9月末，善于把握战机的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10中全会（其实根据党章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已过了），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此时起，中国人民的灾难（包括“一线中央”那些人的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说了半天1962年的事，那和今天2012年中国大陆的形式有什麽相似呢？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和2012年中共18大之后的中国的共同点都是全国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个“不确定状态”的基本情况则是这时存在着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是两个“中共中央”之间的博弈，而在当前中共18大之后则是世界民主大潮（普世价值）和中共一党专政制度（即它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博弈。 那麽有人会说了：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半年多里，毛泽东虽然暂时处于劣势，但是他毕竟反败为胜了。那麽今天的中共就不会“反败为胜”吗？ 记得有一位哲学家（可能是黑格尔，但马克思也引用过这句话）说过：相似的历史现象，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悲剧出现，而第二次则是以喜剧出现的。根据这一历史规律，中国的民主就大有希望了。的确，1962年时和2012年在中国大陆上的“两种力量博弈”是大有不同的：在1962年时，只是两个“中共中央”之间的“暗斗”，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中共党员都毫不知情。加以毛泽东虽权威受到冲击，但并未根本动摇。老谋深算的他击败毫无胆略的刘少奇等人是有机可乘的。但是今天呢？世界民主大潮汹涌澎湃，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13亿人民（包括普通党员和军警）正在加速觉醒。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抱残守缺，在世界上像是一个即将被涨潮淹没的孤岛。加之，中南海那“七头蒜”中哪一头有毛泽东那样的胆量呢？对他们乃至对中共还寄希望岂不是瞎扯蛋吗？ 又有人会说：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中共的手中还有军队呀！有枪呀！是的，你记不记得：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发生过什麽武汉的“陈再道事件”，“杨余付事件”，最后那个“跟毛泽东”最紧，“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副统帅”还是坐飞机跑了。你不要只看见今天军队喊“坚决拥护党中央”喊得震天响，武昌起义一个团就弄的全国响应了。 当然这不是说，民主一方对专制政权的最后挣扎就可以放心大意了。要记住：垂死狮子的最后反扑的确是非常猛烈伤人的。中共警方不是放言说：一旦中共政权有崩溃危险时，他们就一夜活埋在册的大约200多名大陆异议人士吗？民主一方的斗争原则始终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消灭，打击对方，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最后有人要问：1962年时“不确定状态”延续了半年。那麽现在的“不确定状态”会延续多久呢？我是不相信什麽等到习近平的第二任期（2017--2022年）民主才开始到来的迷幻药的。就拿今年来说，如本文发表于12月15日，还有15天嘛！要知道，苏联的解体正是发生在1991年年底，即那一年的最后几天的。我的意思是：从现在起，中国哪一天都可能发生大事件，哪一天都可能结束“不确定状态”的。 本文作者总喜欢搞一点“以毛攻毛”（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用一句毛泽东诗词来激励一切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人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2012年12月1日与美国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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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Dec 2012 09:43 PM PST
上述基本权利在中国现行宪法中也有明文规定。中国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公民的现实生活中，上述基本权利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兑现。当下，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受到严格的限制，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控制，以言治罪的案例和惩罚媒体的案例比比皆是；公民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同样如同画饼，尤其是参与公共事务性质的集会和结社受到非常严厉的禁止和打压；公民应该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到重重限制，独立参选人更受到严厉打压和监控，几无当选机会；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肆意挥霍民脂民膏，花费天价维稳资金，加紧构建维稳体制，制造了一系列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本国宪法的侵犯人权、迫害人权捍卫者的事件，全国各地的大批维权人士受到残酷打压；善良的公民们普遍生活在政治高压下的恐惧之中，既缺乏自由也没有尊严，正如《零八宪章》中指出的"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 中国政府虽然于1998年10月签署了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基础上制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多次宣布将实施该公约，但直到今日全国人大也没有批准该公约，更谈不上实施和遵守该公约了。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立法法》的劳教制度仍然大行其道，政法机关可以借此随意地将普通公民投入劳教场所，剥夺人身自由，强制进行劳动。形形色色的黑监狱、法教班、精神病院、"双规"场所遍布城乡，公民的自由和尊严得不到任何有效保障。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受到文明社会尊重的有尊严的国家，归根结底在于国民要做享有自由、权利和尊严的人。国民的自由无保障，权利无救济，终日生活在专制统治施加的恐惧之中，哪来的尊严？怎么会感到幸福？要让国民活得有尊严，发自内心地有幸福感，就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以法治保障国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思想与言论表达的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权、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公平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宗教与信仰自由。没有这些权利，宪法规定的其它权利都只是一纸空文。这些权利必须得到制度保障，特别是民主选举和民主授权、公正独立的司法以及切实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全社会应该坚守的底线共识。 值此"世界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维权网"郑重发出以下几点呼吁： 一、立即释放刘晓波、杨天水、谭作人、高智晟、师涛、谢福林、谢长发、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许万平、吕加平、郭泉、孔佑平、齐崇怀、任自元、饶文蔚、李铁、努尔莫哈提？亚辛、海来提？尼亚孜、扎西热丹、贡却才培、更嘎仓央、达瓦坚赞、卓玛嘉、顿珠旺钦、哈达、文炎、黄成诚、梁海怡、华涌、倪玉兰、朱承志、肖勇、董国菁、毛恒凤、崔福芳、沈永梅、孙丽满、王扣玛、魏勤、曹海波、秦永敏、翟小兵等所有因践行公民权利、维护人权而被以言治罪的人权捍卫者和异见人士； 二、中国政府应切实履行《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和中国《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条款，立即停止对维权人士和公民维权活动的打压与政治迫害；采取切实措施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人身自由权等各项基本人权； 三、全国人大应抓紧批准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十四年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而不应该成为推迟批准该公约的借口； 四、废除《刑法》105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彻底废止以言治罪，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网络信息流通自由；同时，对限制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相关法规和行政规章进行清理，予以废止； 五、全国人大应尽快废除违宪和违反法治的劳教制度，结束完全不经过司法程序任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强制劳动的现象，维护司法独立和司法机关对公安机关行政执法的监督与制约，使公安机关不再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 六，彻底清查和取缔全国各地的"黑监狱"以及各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设施，并依法追究和惩处相关责任人；同时，对受到非法羁押的公民做出国家赔偿； 七、全国人大应尽快以立法的形式切实保障公民举行和平集会权利和自由结社的权利； 八、尽早启动政治改革，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与人的自由，俾使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真正得到制度和法治的有效保护。 维权网 2012年12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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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Dec 2012 11:00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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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Dec 2012 10:29 PM PST       刘霞说：”我们的生活如此荒唐。太荒唐了。我感觉到我精神上已经准备好接受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我从未想过当他得奖之后，我就再也走不出我家了。这太荒唐了。我想, 就算卡夫卡都写不出这么荒唐无稽的东西。”
刘霞泣诉软禁心酸和刘晓波近况
日期：2012-12-06 16:00:04
华盛顿 —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至今仍被中国政府关押，而他的太太刘霞则在家中被严密看管。美国记者在12月6号突破重围进入家中，倾听刘霞泣诉这多达两年来的辛酸。
包括伊索达.莫理罗（Isolda Morillo）等在内的几名美联社记者，在星期四趁着24小时轮班看管的守卫吃午饭的空档，进入刘霞家中。这是刘霞在家中被软禁26个月来第一次接受采访，情绪非常激动。这两年当中，她网络被切断，无法对外通电话，一周只能出外一次购物以及探望父母。一个月可以到监狱当中探望刘晓波一次，不过并不晓得这每月一次的探访是从何时才开始的。 刘霞说：”我们的生活如此荒唐。太荒唐了。我感觉到我精神上已经准备好接受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我从未想过当他得奖之后，我就再也走不出我家了。这太荒唐了。我想, 就算卡夫卡都写不出这么荒唐无稽的东西。” 中国当局禁止刘霞与刘晓波讨论她的现况，不过刘霞认为刘晓波了解她也受到监禁。她告诉刘晓波:”我的处境跟你的处境差不多。” 软禁期间，刘霞以阅读以及继续绘画来排遣时间，但长期的软禁使她失去了时间意识。她记得几周前去探望过刘晓波，但无法确定日期。她说刘晓波健康情况良好。刘霞同时也苦于背部伤害，经常必须卧床休息。 12月4号，134位诺贝尔奖得主致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呼吁立即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封公开信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放在公民诉愿网站 Change.org 上，一天内已经收集到将近20万个签名。同一天，中国一批知名学者、作家、律师和维权人士也向中国新领导人发出要求释放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与一切政治犯的公开信，呼吁以释放政治犯为突破口，启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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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Dec 2012 10:07 PM PST
中国社会进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代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但社会发展极不均衡，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民间积累着浓厚的无处发泄的怨气、戾气，危机日益深重。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改革失衡，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以致缺乏制约与监督的政治权力横行无阻，祸国殃民。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畸形的发展形态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野上下对改革的性质缺乏明确的理解。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似乎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主要还是感性的认识，缺乏理性的认知，缺乏从理论上认识改革的真谛，理解改革的性质所在。
（一）改革的性质
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在我这个狭仄的眼界里，似乎至今还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我认为，要了解改革的性质，首先要了解改革开放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性质。自从洋务运动介绍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政治制度以来，西学东渐，在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呼求民主自由的声音，出现了民主和专政的矛盾与斗争，也就开始了反封建反专政的民主革命。维新运动、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解放战争，都是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也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的具体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但这个胜利是十分短暂的，影响深厚的封建专制主义很快就卷土重来。五十年代中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是专制性质的剥夺；随后的反右运动，则完成了专制统治者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垄断，完成了中国社会从残缺不全的民主主义向专制主义的倒退。
那个时代是独裁统治者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时代，孱弱的民主力量无法和强大的专制势力相抗衡，但社会上还是不断出现一些微弱的民主主义呼声，如公社化后许多地方都有包产到户的活动，有些共产党员（包括彭德怀）为此上书，为民请命，却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残酷的镇压。文化大革命更是毛泽东的独裁专制统治登峰造极的十年，物极必反，严酷的专制统治不但激起了民间的抗争，而且使统治集团里的明智派也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统治下去了，于是就有了"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的宫廷政变。这两件大事虽然形式和内容都大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历史意义，就是反映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因为，在专制主义猖獗的形势下，任何揭露、批判、削弱专制统治的言论和行动，都体现着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都带有以反专制为主旨的民主革命的性质。
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于民主主义的新形势，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如各地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专制主义桎梏；随之兴起的摊贩走卒和手工业、个体户，打破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民主论坛遍布全国各地，更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扎实广泛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前面这些简单的介绍，意在说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所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专制主义社会；这一时期的斗争和纷扰，多数属于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抗争，反映了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都可以纳入民主革命的范围。改革开放是粉碎四人帮后这一矛盾的继续，是民主革命在新形势下的新形式。所以，关于改革的性质，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的话，就是：改革开放是民主革命在现阶段的具体形式。现阶段民主革命有三大形式：改革、维权、启蒙，改革是主体，维权和启蒙是两翼。
什么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革除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朝野上下都意识到，毛泽东式的独裁专制制度使中国社会濒临崩溃，非改弦易辙不可。而要战胜专制主义，就必须采用民主主义。发达国家民主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主义是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武器。只有把改革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我们才有可能彻底改变社会的专制主义性质，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长期以来，我们总把改革开放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谬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高度文明之基础上的。我们至少需要再有一二百年的高速发展，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把充满着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特征、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和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已经是贻笑大方了，而把一二百年之后、甚至也许是几百年之后才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说成是解救中国的良药，就更显得荒唐了。切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只有民主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换一个提法："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历史新时期里，充满着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与斗争，就其性质来说，也就是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专制势力的抵制与反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扼杀了正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人道主义、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逼迫胡耀邦辞职，直到"8964"大镇压，都反映出反改革的专制势力对改革的抵制与破坏。
进入九十年代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打退了反改革反民主的权势集团的反扑，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加快步伐，却把政治体制改革束之高阁，结果社会畸形发展，诞育了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都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这就使朝野上下进一步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刻不容缓。
（二）改革的路线和步骤
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包含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必须均衡有序地推进，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渗透了专制主义的影响，任何一个领域的趋向民主主义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领域的专制主义因素的阻挠和破坏。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虽然有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意识形态的干扰，但总的说来，还是平稳有序的。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外（只有1988年的价格闯关引起波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也相应比较宽松。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列出七项改革内容：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若干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这些改革项目，可以带动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改革有序开展。不幸的是，"8964"大镇压毁灭了这个宏伟的改革蓝图，结果，不但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日益专制化，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也走上邪路，孕育了权贵豪强两大剥削阶级，造成极端严重的社会危机。
造成严重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与监督，在社会各领域横行无阻，破坏了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现阶段改革的关键是改革政治体制，对政治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与监督，建立起相应的制度。
但是，同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时相比，改革的形势更加严峻，条件更加恶劣。那时朝野上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比较一致，经过23年的发展变化，这种一致已不复存在。主要由权贵豪强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希图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遍布体制内外上下，已经形成为阻挠改革的强大势力。如何稳步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最严峻的难题。
为了解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创造顺利改革的条件，我认为首要步骤是进行一场比真理标准讨论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全民大讨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探讨进一步改革的方针、路线和目标。而为了使大讨论顺利展开并取得应有的成果，需要有步骤地开放舆论，一是取消中宣部对新闻出版的干预，加强报刊和出版的自主性；二是开放网禁，取消对所谓敏感词、敏感文章的封杀；三是制定《新闻法》、《出版法》，依法逐步开放报禁书禁，准许民间办报办刊办出版社，欢迎香港、澳门、台湾的报刊和出版部门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大讨论，促使全社会在改革问题上取得共识，有利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措施本身就是文化体制的改革，而且有助于推进维权运动和启蒙运动。
在社会领域，要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最佳的选择是平反冤假错案。二十多年来，因滥用政治权力（如维稳、截访、拆迁、征地等等）而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积累既久，导致社会严重分裂，对改革极其不利。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平反的难度，可以先在全国和各省市县的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有重点地选择一些全国性的和本省市县的大案要案（全国性的如"8964"、法轮功），查明真相，依法处理，该平反的平反，该问责的问责，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如此方能化戾气为祥和。在此期间，对一些问题比较简单、显而易见的冤假错案，应该优先处理。包括撤消对一些异议人士的监控，释放因"煽动颠覆国家"罪而判刑入狱者，这些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对他们的监控、判罪，使当政者失去了许多民心。其他如严惩贪腐，征收高额财产税，取消劳教制度，解散扰民害民、浪费国帑的维稳办和"610"办公室等等，对于纾缓民愤、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应有计划地次第推开。
应该承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近几年官方绝不是无所作为的。经济领域如两个"36条"、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取消农业税、金融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等等；但由于权贵豪强的抵制，进展颇不平衡，颇不理想。在政治领域，近年推出的政务公开、财政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尽管落实起来比较粗糙，毕竟是个明显的进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取消大量行政审批项目，也都受到普遍欢迎；基层民主、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则是雷声大，雨点小，有文件，有宣传，却进步不大；官员财产申报，虽然1995年就已发表有关规定，后来又多次重申，然而只在个别地区试点，难以全面推开。所以，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主要是如何排除干扰，切实贯彻已经开始或已有规定的改革项目；开启新的改革项目，需要通盘考虑，十分慎重。
前面所列的改革步骤，实际上已是一个全面改革的模式。任何一项改革的成败，都会影响其他项目的改革，或促进、带动，或阻滞、妨碍。所以，这些改革的步骤，孰先孰后，孰急孰缓，都需要通盘设计。为此，应该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或国家发改委成立专门的改革理论研究班子，像十三大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那样，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用一两年时间，画出各领域改革的蓝图。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也开展平行研究，发动民间的研究性社团以至个人，参加关于改革的大讨论。要把一切有益的意见，都吸收进改革的计划草案里，经过全国人民讨论，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再按部就班地全面推开各个领域的改革。
（三）改革的目标模式
改革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民主革命的目标，我把它概括为四句话，四个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现四个化的过程，也是突破政治权力对这四个领域的垄断的过程。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首先起来的是不堪束缚和压榨的农民，他们冲破了人民公社的牢笼，通过包产到户实现了自我解放。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但农民的实践和思想解放的大潮，最终迫使领导层作出明智的抉择，打开改革的大门。包产到户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和有限的资金，成为突破垄断的最初动力，也是市场经济早期最活跃的因素。今天在国民经济中已奄有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就是在个体户和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取代垄断经济。我国目前的经济格局是，仍然据有半壁江山的国有企业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挤压民营经济，严重地阻碍着市场化的进程。突破垄断的改革途径，一方面是让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领域，以平等的地位、平等的条件同国有企业展开竞争；另一方面，撤消所有非市场的特殊优惠，让国有企业融进市场。而要做到这两方面，关键在于政企分开，取消企业级别制和"党管干部"，严禁党政机关或领导人对企业进行不符合市场原则的干预。此外，还要在理论思想上抛弃把国有经济看作公有制经济，因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错误观念。政企不分和谬误的理论观念，是经济市场化必须克服的两大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民主法治的现代体制，取代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通过三大改造和反右派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比过去一切专制社会更加专制、而且是越来越专制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有过几次民主运动的高潮，从西单墙、竞选人民代表，到1956年和1989年呼求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无不遭到无情的打击甚至残酷的镇压。"8964"后，虽然改革政治体制的要求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沉潜在人们心头的期望却从未消失，近几年来，朝野都日益强烈地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改革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体制，已成为广大民众的迫切祈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遏制政治权力的滥用，建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体制内的制约与监督，主要是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功能，保证法院、检察院独立办案，加强党报党刊和官网的监督作用；同时，完善政务公开化的具体措施，让政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体制外的制约与监督，应结合有步骤地开放报禁、社禁，鼓励民众利用报刊社团和网络，对运用权力的机构和官员，警示于事前，揭露（或表彰）于事后，使党政官员知所惕厉。为此，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度，把体制内外的制约与监督纳入法治的轨道。
中共十三大把党政分开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很有远见的。党政分开是把党和政府的职能区别开来，这是解决以党代政、一党专政积弊的良方，意味着政党的权力只限于政党自身。它可以选派党员进入政府，也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把自己的意见转化为政府的方针政策，监督政府的工作，但无权干预政府的决策和施政；它可以在报刊上宣传自己的见解，对不同的观点提出批评，但无权干预其他报刊和出版物的运作。这是改革原有政治体制的十分关键的一着，在当时的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实施。1987年提出来后，先有价格闯关的干扰，后有"8964"的镇压，使这个良好的设想付之东流。历史是无情的，当年实施党政分开的良好条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什么时候才能重提党政分开，如何实施，恐怕需要针对现下的实际情况，经过相当充分的研究，才能提出适当的改革方案。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文化自由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努力，按照已故北大教授贺麟先生的说法，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意味着真理化、意识化、道德化，它的成果积累，就是文明。
为什么要把文化自由化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呢？首先，追求真善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的、家庭的、团体的、社会的真善美的权利，所以，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由观念、自由选择的产物。改革文化体制，废除文化专制主义，实现文化自由化，就意味着把自由还给文化，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由地追求真善美的权利。其次，文化只有在自由宽松的良好环境里，才能顺利发展。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严管高压之下，以致至今未能产生出色的文化成果、超常的文化大师。再次，文化的自由发展和繁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本质上都是文化自由的呼唤，它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反封建反专制的理论思想武器，保证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要在中华大地上肃清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影响，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自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文化领域是专制主义严酷统治造成的重灾区。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曾在知识界、文化界引起一片欢呼，这本来是一个符合于文化本质的正确方针，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麦克法夸尔就认为这是"自由化"的方针。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不过是一个引人入彀的诱饵，轻信这个方针而自由发言著文的人，无不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导致文化的全面凋零。粉碎四人帮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曾经给社会带来自由民主的"小阳春"，1956年，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三宽"（宽容、宽松、宽厚）的文化方针，获得知识分子的普遍拥护。但为时不久，胡耀邦被迫辞职，朱厚泽受株连下台，接着是"8964"，此后23年，文化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却只有一种色彩、百家争鸣却只有一种声音的状态。在表面的、畸形的文化繁荣掩盖下，文化专制主义日益猖狂地消灭着进步的健康的文化成果。为了还给文化一个自由驰骋的天地，必须取消形形色色的文化管制，如舆论导向和文化作品审查制度，切实贯彻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把自主办报、办刊、办社（各种文化组织和文艺团队）还给社会。这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也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社会平等化。这里的平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人们占有财富有多有少，但占有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劳动条件有所不同，但劳动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平等是人的自由权利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难企及的权利。诚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平等。因为社会不平等，所以其他领域的自由权利也难以实现。环视世界各国，我们似乎找不到一块堪称平等的乐土，但平等不平等的程度却大不相同，细细探究就不难发现，社会的平等程度，往往同它们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都比较高，相对来说，社会也比较平等；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较差的国家，不平等的现象就比较多。但是，不论处在什么发达程度的国家，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宽广的争取权利的余地，人们争取自由民主平等权利和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斗争，就是在这个范围里展开的；而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实现，也不能超越这个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似乎意味着自由平等新时代的到来，人们扬眉吐气，互称"同志"，普遍产生了一种为建设祖国而奋斗的平等劳动者的自我意识。但就在这个相对平等的短暂岁月里，同时也制造着不平等的摇篮，土改和镇反肃反的过火斗争，使许多无辜者陷入困境，加上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所谓"地富反坏右"的贱民阶级，他们或被剥夺公民权利，或被视为下等公民，不但自己备遭凌辱，而且子女也频受歧视，在入学、当兵、交友、婚姻、就业等等人生的各个环节上，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公社化后的农村，则有名为公社社员、实为农奴的阶级，他们被剥夺自由劳动权、财产权、迁徙权，连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菜、拿鸡蛋去换取油盐也遭到批判，甚至外出乞讨的权利都没有。与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相比，贱民和农奴是两个被踩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使"五类分子"摆脱贱民地位，恢复公民权利；农奴们则以包产到户和务工经商的实际行动，挣脱人民公社的锁链，成为社会平等公民的一分子。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消失，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带来八十年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但城乡体制性差别的存在，却给社会留下了不平等的阴影。"8964"结束了相对平等的胡赵新政时代，一些官僚及其子女利用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歧路的机会，或同奸商勾结，或空手套白狼，或玩弄骗术，或上下其手，掠取国家资财和改革成果，骤然暴富，于是就产生了两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同它深相勾结、依傍于它的豪强资产阶级。十多年来，因占地、拆迁、维稳及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而激发的大量上访和群发性事件，就是这两大阶级压迫剥削民众的恶果。广大民众同他们的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会平等化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可采取的措施，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二是废除城乡二元体制；三要杜绝产生冤假错案的条件，如撤消维稳办、检法两院公平办案、停止截访等；四是消除两极分化，劫富济贫，开征财产税，如对财产在1000万元以上者，每年征收1%；5000万元以上者，每年征收3%；1亿元以上者，每年征收5%。五是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帮助贫困公民就业创业，同时加大在医疗、入学、买房等方面的扶贫力度；六是增加对贫困地区的交通、水利等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状态，应该定出计划，逐步实施。
（四）结语，兼议四项基本原则和科学发展观
三十多年的改革，走着一条曲折崎岖的道路。经济体制改革拐了一个大弯，培育出两个剥削阶级，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改革只触及皮毛，没有震动专制主义的本质。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改革的性质所在，却坚持同改革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把它看作改革的指导思想，结果极大地阻碍了改革的健康推进，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的局面。
改革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具体形式，而四项基本原则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是民主革命的对立物。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它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强大武器。要顺利推进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就必须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第一个坚持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因为我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把一个充满着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社会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名不副实，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侮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为主体"，就更荒谬了。公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企业里，享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劳动者成为企业主人、社会主人、国家主人的经济基础，也是人人有产、人人富裕的基本保证，它同高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却移花接木，把高度垄断的国有企业当成是公有制，把实际上是专制主义经济基础的垄断经济当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岂不是太离谱了吗？
第二个坚持是党的领导。社会和国家政权由什么政治力量来领导，应该取决于人民的意旨，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自行宣布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
第三个坚持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所作的权威定义，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但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却是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的，所以它实际上成了巩固专制独裁统治、剪除异己的手段。毛泽东发动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最好注释；近几年的"维稳"，也是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推行的。
第四个坚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指导。这个坚持的不当之处在于：首先，任何思想家、政治家毕生的思想和理论，都不可能是始终一贯的，学识的增长、经历的丰富、环境的变化，都会使他们充实或修正自己的思想观点，因此，以某个特定人物的思想作为政党、团体或个人的指导思想，都是不适宜的。其次，马列毛邓三之间，虽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关系，但同时也有许多互不相容的矛盾，把这些内容和思想指向不同的东西揉在一起，而且作为政党甚至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不恰当的。再次，固定某种思想体系为指导思想，就必然会产生排他性。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思想遗产，都可以有选择地被我们用来指导行动，没有必要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思想体系上。最后，由于这些思想体系本身的庞杂，有着话语霸权的统治者就可以选取最有利于巩固专制统治的内容，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归根到底，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专制主义，抵制民主主义。不彻底批判并抛弃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比，科学发展观更适宜于指导改革。科学发展观是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内容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统筹兼顾指的是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的统筹。此后的几次中央全会和十七大，对此都有所阐述，但基本内容没有什么变化。科学发展观的优越性在于，首先，它是在总结此前改革与发展中一些不科学做法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富有实际意义；其次，它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不像四项基本原则那样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再次，它可以切切实实地运用于工作，指导工作，有很强的实践性；复次，科学发展这个概念有宽泛的可容性，现在的内容偏重于经济领域，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可以逐步增加更多内容，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发展观点；又次，它的内容包罗中外遗产，适用于不同条件的社会，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这是科学发展观成为改革指导思想的意义所在。因为普世价值是符合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的价值，它当然也符合于中华儿女的共同利益和社会需要。改革只有在普世价值的引导下，才能走上健康推进的快车道。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正在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把科学发展观规定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中共十八大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也是改革历史上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广大民众寄以很高的期望。十八大政治报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许多令人振奋的豪言壮语、华章丽句，但也有不少未能摆脱传统思想重轭的陈词滥调。不过，诚如俗话所说，"理论是苍白的，生活之树常青。"形诸文字的东西只是不具约束力的承诺，关键在于今后的实际工作，在于改革是否能够突破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跃上新的台阶。改革是全民族的事业，应当动员全民参与，朝野协力，这既需要清醒的共识，也需要明智的抉择。2012年的十八大是否能成为开启改革新局面的起点？但愿人们的期望不会落空。
（为2012年11月16日北京"改革共识论坛"提供的论文）2012年11月7日完稿，11日补充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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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Dec 2012 10:22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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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2, 2012, 6:21:09 AM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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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Dec 2012 11:27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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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Dec 2012 11:32 PM PST 
胡锦涛"裸退"获得"高风亮节"的盛誉，但是却未能阻止老人干政。十八大是老人干政最猖獗的一次，甚至阻止了相对年轻的汪洋、李源潮入常。胡锦涛大内总管令计划"出事"，又与胡"裸退"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若问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成果是什么？首推胡锦涛裸退者，甚众。至今好评如潮。当今思想舞台上太子党普世价值派领袖胡德平认为：胡锦涛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江泽民继续老人干政。
六四之后，完全按照邓小平南巡路线治国的中共领导集团谋取了巨大无比的经济利益，也积累了与老百姓不共戴天的腐败恶果。他们共踏一条船，船下是汹涌澎湃的覆舟之水，没有一个领导人可以完全依照个人意愿安排自己的政治退路，必须受到中共这个领导集团的共同权力制约。
因此胡锦涛裸退，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一条船上的事。至今谜底没有公开。
 十八大常委亮相
胡锦涛何时决定裸退？
今年春节，胡锦涛与当年的一批清华校友聚餐，大家问他是不是还要干两年?他亲口回答："是。"
今年10月中旬，中共党内民主派领军人物96岁高龄的李锐听说刘云山要进常委，很着急，特请《炎黄春秋》杜导正和杨继绳去找一位老常委商谈。杜导正是党内民主派元老，杨继绳是知识界自由派的中坚，两人去见老常委，谈起刘云山，老常委说："他进常委算什么呢？胡锦涛要再干两年才是大问题呢！我们上书，让他'裸退'。"杨继绳承担意见书的起草，提出党的总书记退休不要形成"陋习"。信写好之后，还没发，10月17日，老常委发话："不行了，不行了，已经晚了。中央已经定了，肯定要再干两年。"李锐、杜导正几个人商量：他定了，你再上书，不是自讨苦吃么！此时还有两个根据：一是军委将一直保留的江泽民的办公室撤了；二是"胡锦涛的权力已经达到顶峰了，任其为所欲为。"的说法甚嚣尘上。就这样，几位高级干部和老党员写好的信没有发出。
十八大胡锦涛"裸退"了，令这几位要上书劝退的高级干部、著名知识分子大感意外，至今也没有摸清内幕。胡锦涛确定裸退的时间很短，基本是七中全会之后，十八大召开期间的数天。
清华校友眼中的胡锦涛
当今身居要津的清华人很多，我采访了一向尊敬的几位，他们对胡锦涛的评价很值得推荐。他们说：从胡的性格看，不是一个坏人，上学时是个好学生，听话。他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出身，在清华申请入党，还曾经没有通过。他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含冤而死。这么个背景，不可能左，但他的确很左。他的左不是出于内心，而是受到他周围环境的压力。他上台之初去西柏坡朝圣，是去寻找政治资源。
他在高层观察了十年才接班，他知道上边的风向是什么，各种力量的合力在哪里。他知道他是个过继的儿子，不是亲生的，他只是个坐堂女婿，所以他只能听"家里人"的话。他就是这么一个左。
他现在能够"裸退"，而且他的身体也不怎么好。他在台上干，老同志说："不是人过的日子，早点下来算了。"老同学也这么说。退下来，我们为他感到一阵轻松。
江又当了两年军委主席，这个人和胡不一样，他是好表现，好权力的。不光是江本人，退了以后周围很多人的利益还没有得到保证，比如贾廷安，上将军衔是好几年之后才弄上去的。
 论改革意识胡不如江
论改革意识胡不如江
清华同学认为，胡此次"裸退"是他的亮点，背后有什么交易就搞不清楚了。但是舆论讲的江是保守派，胡温是改革派，这是错的。江的改革意识比胡要强些，在元老中也有这种感觉。从曾庆红管的中央党校和陈奎元管的社科院就能比较出来。陈是胡的亲信，社科院极左，批什么"新自由主义"，党校从来不批。
消息来源透露，有人写了一份改革建议，托胡锦涛在北京一位至亲转交给他，胡坚决拒绝，并说：管他呢，谁爱干谁干，反正我不干。显得十分缺乏责任心。同时也反映出他的精神状态，并不是一个强者。
法律人士对胡锦涛在全国公安会议上的一次公开讲话十分不满，他说："我们要支持公安部门的同志做工作。"好像公安部门是个弱势群体，还得总书记支持。这样做的结果，本来很强势的就更强了。很多现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所以江之后，大开杀戒。李慎之老的《风雨苍黄五十年》，那是指着江开骂的，但是江并没有采取措施对他打击报复。到了胡时代，网络抓人，打击报复，接二连三。刘晓波因为起草《零八宪章》，提出宪政和联邦制，就被重判十一年。直到现在还把刘晓波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在监狱里，同时囚禁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成为世界性大丑闻。比希特勒、勃列日涅夫不如。
 令计划"出事"疑团重重
胡裸退并没有刹住老人干政
十八大之前，有传胡锦涛一次内部讲话，比较严厉地说：未来老同志不要干政。还传他和老江有一次对话，他说：在未来常委选择上，尤其在中央重要岗位，中组部长、中办主任、您老人家不要提名，我也不提名，都留给习近平同志做。
如果真像有人分析的，胡"裸退"是为了终止老人政治，还有说是不想再给江泽民挡子弹，否则江干政可以一直干到死。那么十八大为什么又是老人干政最激烈的一次呢？十八大常委7人中有6人是江的推荐，在人事盘子上，江取得完胜。另外两位前总理，朱镕基被比喻为"分猪肉"，在财经官僚的席位上，不停地往上挺人，推荐谁当财长；让谁留任；建议谁当中委。朱还反对李源潮入常。
李鹏亲自反掉汪洋进常委，他说：凡是和六四有牵连的一律不能进。他也反对李源潮入常，理由是：不尊重老同志。他认为汪、李都有自由化倾向。
胡的"裸退"，虽然博得"高风亮节"的美誉，效果却像是为老人干政提供炮弹。个中秘密有待揭开。
十八大的三个想不到
十八大闭幕式CCTV并道直播，让观众干巴巴等了四个小时，竟然没有一个会场转播镜头。事后有记者发微博："打起来了！"如果属实，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事。中国媒体一直把日、韩、台议员会议上吵架，打架作为民主制度的丑闻来讥讽。如果十八大真出现动嘴、动手的行为，属于开风气之先。
一中全会新常委亮相，习近平一句话"让大家久等了"，就把见面会推迟了一个小时。有传，一中全会邀请元老参加，江泽民会议中间去上厕所，后来到休息厅小憩，结果就睡过去了，到该宣布选举结果的时候，没有人敢去叫醒。几百名中委、候补中委、中纪委委员，只好拖着时间恭候。这无论如何都是坏消息，极为形象地表现出老人干政的荒唐，同时说明胡锦涛"裸退"属于无功之举，这是他以失败姿态交出党权和军权的最后结局。
 多名入常人选最终出局
有说能安排60后胡春华进局，胡锦涛是赢了隔代立储权。杨继绳评论：胡春华与胡锦涛关系好，有没有个团派我不清楚；利益同盟看不出来。隔代指定有没有？实际上可能有。现在7个人5个人只能干一届，5个位子空下来，下届有两个60后，胡春华口碑不错有可能当常委，可是要当总书记还有一段路，现在预测胡锦涛是安排接班人？还不能这么说，共产党能不能干到十年不好说，干到10年是不是要选举呀！
能和胡锦涛失败相辉映的是他的第一亲信，十八大主席团常委会成员令计划，只当选中央委员，不但没入局，十七大书记处书记也丢了，
其中秘辛，下篇再议。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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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3, 2012, 6:19:48 AM12/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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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Dec 2012 11:39 PM PST  判决书离实事有多远？ 流氓嘴脸的再次暴露：之所以用“再”字，是因为2006年曾暴露过一次。那是对陈光诚的所谓公开审判。就陈克贵案始末，确需还原几点事实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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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Dec 2012 07:37 PM PST
莫言被记者和公知们一再催逼着对中国言论自由问题表态，结果受自己的选择、顾虑、勇气和知识面的局限，说了些胡话，再加上一些人的故意曲解，引起众多的非议甚至辱骂。在这些催逼者看来，莫言必须对言论自由问题（包括刘晓波问题）表态，必须在政府的走狗、沉默的孬种和抗议者中做出三者择一的选择。 不许不说话比不许说话更专横。资格论在莫言问题上也不适用，一个战士并没有资格要求农民像他那样勇敢。政论家无论自己多么勇敢没理由强求莫言回答尖锐的政治问题，就像作家不能因为政论家写的小说不好就大骂他无耻下流。 其实莫言要做的选择是很多的。只谈自己的经历和作品，对其他问题保持沉默，未必就是孬种。 第一，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还是走到体制外，虽然总体上可以说体制外的人依赖性少些、道德勇气多些，但是对于已经在体制内取得了一定位置的人而言，逞匹夫之勇放弃体制内发挥作用的机会未必都是明智的，未必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具体到个人头上，甚至都不能说体制外的某人就一定比体制内的某人更富道德勇气，也许只是运气不佳或应对失当被赶到了体制外。 第二，是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的看法，还是直接发表政见。对于莫言来说，显然是前者更加轻车熟路，更有兴趣，更有天赋，也更不容易出现知识性错误。由于直接发表政见可能导致创作的发表在国内被封杀，至少对于一向谨慎的莫言而言，这一选择也成了二者择一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的结果会影响到第一个选择。 第三，即使莫言愿意直接发表政见，他是对于言论自由发表政见呢，还是对于生育自由发表政见呢？莫言是在盲人出逃和安康堕胎之后获奖的，他的作品《蛙》中对于计生暴行的揭露是引人注目的。他就生育问题发表政见显然更有基础，也更不辜负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一片苦心。生育自由问题涉及到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胎儿的生命，涉及到数以亿计的中国母亲的尊严，而关注生育自由问题的名人又远比关注言论自由问题的名人少。毫无疑问莫言如果就生育问题发表政见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价值更大。尽管谈论言论自由和谈论生育自由并不矛盾，但是由于言论自由跟政治制度的关系更直接，惹恼了政府是有可能失去就生育问题发表看法的空间的。这也是我最近几年特别克制的原因。 每次我提到莫言小说揭露计生暴行和他在盲人出逃、安康堕胎背景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许多人都笑我自作多情。但是这次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授奖词中指名提到的莫言的小说有3篇，其中跟计划生育有关的就有2篇。授奖词第4自然段说：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烧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为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大天文数字：女孩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转引自张柠的网易微博，译者不详。另一部被指名提到的作品是《丰乳肥臀》。） 上述三个方面的公益考量已经足以使莫言选择对言论自由和刘晓波问题保持沉默。我估计莫言还有两个私益方面的顾虑。首先是莫言可能已经签下了版税几千万元的版权契约，如果得罪政府太狠（其实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授奖词已经得罪中国政府不轻了），可能导致党国政府禁止莫言的出继续在国内出版，这样一来这几千万唾手可得的收入就泡汤了。几千万元啊，可以干很多事情的。请问那些辱骂莫言的人，换了你舍得冒失去的风险？第二，从媒体对于莫言家庭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出自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跟糟糠之妻一起生活，很爱他的独生女儿（在北京一所学院教书）。这样一个人不可能不顾忌家人的处境和感受。跟政府过于对立显然会恶化家人的处境，降低家人的幸福感。 因此莫言对于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可惜他未能坚守这一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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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4, 2012, 6:09:55 AM12/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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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Dec 2012 12:14 PM PST  习近平近日南巡深圳。当年，邓小平的南巡之路走出了"中国模式"，而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不过是胡锦涛领导的"中国模式"的极端版。独立政治评论人士李伟东担心中国有重复没有薄的薄路线的危险。 （德国之声中文网） 去年4月，应邀参加新书《重庆模式》的发布会，结果，我成了那个会上唯一质疑重庆模式的人。当时重庆方面还如日中天，我在会上只能公开说重庆模式是一种行政主导的而且最终会走向国家主义的一套模式。翻成今天可以公开说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重庆模式是一个准法西斯模式。会后在新浪微博上以"冬眠熊2010"发了微博，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重庆模式的三背离 后来，我有机会去重庆，和当时的奉命不插播商业广告的"红色卫视"进行了一次座谈，再一次针对"行政主导"发难。我对重庆的宣传家们说：你们这个模式有两点要小心，第一，现在设计的金融循环将来很难画圆，可能造成重大亏空；第二，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模式是跟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是有某种背离的。  从王立军逃馆到被判刑，中共内斗的一幕幕逐渐曝光当时打黑的内幕还没有揭出来，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我就说：你们现在打黑，整顿一下市面，在短期净化社会的意义上勉强可以接受，但长期这样下去是违背法制的。同时我还说，这样一套模式运转到最后，可能跟市场经济、法制社会以及民主方向都是相悖的。 这样的私下批评在当时的重庆是不会被认同的。从那之后我就转向了公开批评，每天用微博对重庆模式发表评论。虽然微博经常被删贴，被警告，直至封号，但还是有很多网友看见并听进去了。 开辟"午夜政治观察"时评 今年2月6号王立军逃馆，我从2月8号开始在新浪和腾讯微博连续以"午夜政治观察"的名义，每天发表两到三条分析案情走势的微博，同时进一步放开评论重庆模式的实质。当时全国每晚有数以十万计的人看我的微博，有的网友，不看到我的"午夜政治观察 "不上床睡觉。直到5月初，我的新浪微博因为这个专栏而被封号。 重庆模式的实质是"大老虎"打"小老虎" 我曾评论重庆模式就是一种通过"大老虎（权贵资本）打小老虎（民营资本）"的方式，掠夺和毁灭民营经济，重塑国企（权贵资本）主导和个人极权的模式，同时用扫浮财得来的钱给民众若干好处。 后来揭露重庆的事实，原来搞民生，搞"五个重庆"，都是财政出钱，而打黑得来的钱都在打黑机关藏匿着，不知干什么了。薄熙来以动员民众的文革方式，大轰大嗡，也实际给了老百姓一些甜头，短期内确实会赢得民众的某种支持，但长期看民众仍然处在一个极权体制的奴役之下，极权者随时可以为所欲为，造成极大的破坏。用鲍彤一句流行颇广的话："唱红就是顺我者昌，打黑就是逆我者亡。"用胡舒立的话说："你们才是黑社会！" 为什么重庆模式至今未清算  薄王被清算，但重庆模式并没有受到清算现在，重庆的案子还在司法调查阶段，这个模式并没有受到清算，似乎要用仅仅是刑事案件来遮掩过去。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中央与重庆本是同根生，十七大的中央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大家都是毛这条线上走上来的，批了这个根子，大家就都没了合法性。而重庆模式不过是所谓中国模式的缩影和极端版。 现在总体上中央走的是一条中左道路，按照国际标准可以叫做中右道路。而法西斯是极右翼的民粹运动，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说就是极左翼的民粹运动。因为本是同根生，所以对极左的东西，上面都看成是家人胡闹，适当压制就可以了。但所有向右偏，向民主宪政偏的，都是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全是敌人。60多年来一直把右翼思想当成敌对势力，该打的打、该压的压。这样一个思维惯性，无法保证他们不在混不下去的时候，再次祭起没有薄的薄路线。所以认真反思和清算所谓重庆模式是完全必要的。 不走宪政民主之路一定崩溃  习近平会走哪条路？中国执政集团如果不能对言论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容纳国际公认的意识形态，将面临极为困难的境地。你不以它为主导也没关系，反正是国际上大家都认同的。你非得置外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产生薄熙来现象的根源，产生重庆模式的根源。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极端版，再怎么命名实质都是一样的。搞成薄熙来这个样子就是法西斯模式，这难道不是邪路吗？ 关于习近平主政的未来，我在微博上多次说，有可能目标接近于新加坡模式，即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有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政治清廉和言论自由。如果能先走这样的道路也可以，但最终目标一定要指向宪政民主。现在先用两年左右时间打理环境，然后逐步向宪政民主努力才有希望。如果不走真正民主的道路，面临的局面一定是最后崩溃。 作者：李伟东 责编：达扬 李伟东简介：1956年出生。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天下公言文化传媒研究员，独立政治评论人士。 ——德�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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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5, 2012, 6:33:02 AM12/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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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2 12:30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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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2 12:23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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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2 12:12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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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Dec 2012 12:06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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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16, 2012, 6:31:20 AM12/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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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Dec 2012 10:55 AM PST
“正邪”的法律含量及其純度：合法 =“正”,非法=“邪”。据此：要求中國共產黨立即撤銷政法委并宣佈公檢法穿一條褲子為非法；立即廢除由宣傳部檢查書報的非法制度；立即廢除與國家選舉制度和國家公務員法相抵觸的“黨管幹部”的制度…… 一，十八大文件的矛盾 十八大結束了，一切都不在意料之外。 十八大公佈的基調，有“亡黨亡國”的盛世危言，也有“三個自信”的莊嚴篇章。中国的现状，包括崛起之類的大成就，和亡黨亡國之類的大问题，都是现制度的产物。在謀求解決大问题的同時要求非坚持大制度不可，是矛盾的。 中共的大決議大文件歷來是矛盾的集合體。許多法學家、社會學家、邏輯學家早就一再指出過這一點。這是容易理解的。中共文件中的這類矛盾，反映着它的歷史和現實。它過去代表窮人，現在其中許多人已經遙遙領先，先富起來。它過去長期進行非法鬥爭，現在力圖利用法律的工具。它必須團結黨內左、中、右各種力量。對社會上的貧、富、貴、賤各色人等，它也必須分門別類發出統戰號召。面對危機，需要務實；囿於積習，難免陶醉。文件中的矛盾也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固有的理性和非理性，以及列、斯、毛對馬克思學說的誤解和改造。文件中的某些矛盾可能出自政治上的考慮，包括它心裏非常想做的事和嘴上不得不說的話，例如“裏子”和 “面子”之類的矛盾。要求黨的文件沒有矛盾是不切實際的。七大文件的主題，即新民主主義，就是矛盾的大集合體。八大文件如果沒有大矛盾，也不會有毛劉矛盾和文化大革命了。 1987年的十三大文件，同樣具有無法調和的矛盾，即所謂“兩個基本點”。有人以為兩個基本點是趙紫陽的觀點，那是誤解。兩個基本點不屬於趙，而屬於鄧。它的創造者和所有者都是鄧小平，趙只是發現者和敘述者。起草十三大文件過程使我略知甘苦，也常常因此汗顏。我沒有本領在文件中觸動“四個堅持”，至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虛化”，使它盡可能具有觀賞性。 我也沒有本領寫清楚開放和改革，至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實化”，講些當時認為能夠操作的事情。如果把十三大文件寫成不是“兩個”而是“一個”基本點，大概通不過，最後的結果有可能是另請高明，重起爐灶，那麼也就不是大家已經看到過的十三大文件了。 二，面對矛盾，當然各取所需 矛盾客觀地存在着，無所謂 “好事”“壞事”。一種人是有義務服從領導的老百姓，一種人是有責任落實文件的幹部，面對着大文件的大矛盾，兩者都面臨着“怎麼辦“的問題。出路何在？我看唯有選擇。 選擇就是各取其所需，絕對不是“各取其所不需”。難道方針政策也可以各取所需嗎？可以的。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就是各取所需。鄧小平就是只取他之所需的大師。他左右開弓，想左就左，想右就右，忽左忽右，出神入化。他時而用矛，時而用盾，拿出改革开放以緩解民眾的不满，高舉“四個堅持”以維護黨的權力。前者還能使他得以超越比他資格更老的黨內元老；後者還能使他得以廢黜比自己更得民心的新領導人。最早發現並且指出鄧小平一年左一年右的領導藝術的，是政治上極為敏感的鄧力群先生。不過，鄧小平未必一年選擇一次。隨時隨地作選擇，什麽有利就選擇什麽，這是鄧小平的選擇。 趙紫陽學習鄧小平。趙紫陽當然知道鄧有兩個基本點，但是，作為趙，遠遠不如鄧小平靈活。趙只會把改革開放握在手裏，天天落實；同時把四个堅持經常念在嘴上，常常讀。趙只知道應該如此一以貫之。他沒有學會翻雲覆雨。這也是選擇——趙紫陽的選擇。 鄧小平和趙紫陽都在各取所需：鄧的選擇是唯我所欲。趙的選擇是唯民是從。他們兩位確實有區別，區別主要在此。 無論鄧小平還是趙紫陽，他們的選擇都很慎重，很沉重。 鄧小平是黨魁，是權力擁有者，他必須為權力而選擇，為確保黨的和自己的權力而選擇。好比打橋牌，出什麽牌啊？先出哪張後出哪張啊？一著不慎，全軍覆沒，不容易啊！ 趙紫陽不是黨魁，只是一位工作者。爲了民眾，也爲了執行黨的文件，他必須工作。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集體通過的文件中明明存在着與法律相抵觸的内容，這就迫使他選擇：選合法，不選非法。在諸多合法的選項中，有的確實對民眾有利，有的與其說有利於民眾，不如說更有利於黨和政府，這又迫使趙非選擇不可——在選擇中盡力保護民眾的利益，唯民是從。如果不合法，站不住腳。如果不仔細體察民意，老百姓一定失望。 趙紫陽在幾個重大問題上所作出的人所共知的選擇，沒有一次是輕鬆的。作為旁觀者，以後如果有機會，我也許會談談我個人的一些觀察，但那不在本文範圍之內。 鄧小平和趙紫陽是大人物。大人物面临选择，非大人物——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幹部——何嘗不然？當了個幹部，例如薄熙來，你如果熱衷於謀私，黨的文件中的矛盾無疑能夠經常幫助你的非法行為“合法”化，幫助你徇私枉法，營私舞弊。須知在文件內部固有的合法和非法的選項中選擇非法，在私利和公益的選項中選擇私利，那是容易得很的唻，薄熙來們就是如此這般快快活活地飛黃騰達起来的唻。 如果有志於在共和制度下做合格的公務工作者，或者自願獻身成为公共知識份子，那就當然對薄熙來之流的選擇不屑一顧，轉而採取全新的價值取向。這同樣是重大選擇，其意義，其沉重，未必亞於任何大人物的選擇。 三，在各取所需中追求自由 講到普通老百姓的選擇，如在共和制度下，那是最輕鬆愉快的了。美國總統的任何一個選擇總是艱難的，因為他必須時時刻刻仔仔细细和選民“對錶”。而美國公民的選擇則是自由的，甚至是隨意的——想我之所念，做我之所願，訴我之所求，哪一個美國老百姓會傻到去和總統“對錶”或者“站隊”？ 我們中國人，沒有美國公民的自由，卻有服從黨的領導和反對自由化的義務。能選擇嗎？能自由嗎？ 如果十八大文件是鐵板一塊，如果十八大文件全部都是和憲法及法律及公益相抵觸的，就取締了選擇的可能。現在好就好在它是矛盾的集合體。大矛盾為大家提供着各取所需的大自由。 但違法是禁止的！文件諄諄訓誡人民，并曉以“正路”“邪路”的大義，用心之苦，溢於言表。在明確了“正邪”的法律含量之後，公民和黨都有權作出選擇。 以我之見，“正邪”不應該具有《太上感應篇》的特徵，它的法律含量及其純度應該達到100%。一句話，合法 =“正”,非法=“邪”。我不是法律專家，更無權充當黨的文件的解釋者，但在誠懇歡迎社會賢達對我批駁的同時，我深信我的上述判斷是駁不倒的。 因此，我自己的選擇是：要求中國共產黨立即撤銷政法委并宣佈公檢法穿一條褲子為非法；立即廢除由宣傳部檢查書報的非法制度；立即廢除與國家選舉制度和國家公務員法相抵觸的“黨管幹部”的制度；立即撤銷在國務院各部門中設立的黨組，因為這些黨組正在起着干預國務院總理依法領導其所屬各部的作用。 一句話，作為公民，我要求共產黨從此走正路，不再走非法的邪路。 我的上述要求以專文發表後，曾一度有大陸網絡轉載，感謝讀者，立即得到了萬人點擊。但又迅速被刪。刪是不合法的。本文歡迎轉載。如蒙依法不刪，我一定會表示感謝。 總之，中國共產黨想必有走正路的義務和責任。中國公民則人人都有走正路的自由。凡是合法的事情，只要自願，人人可做，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大概是十八大文件的真諦，我認為。 四，中國是個運動或不動的球 幾年前有本暢銷書，《他改變了中國》。他是老核心。一個人，再偉大，居然“改變了中國”？恐怕言過其實，靠不住。 中國是個球。這個球處在現實的三維空間中運動或不動。向左？向右？向前？向後？向上？向下？朝什麽方向以什麽速度運動？還是乾脆不動？誰有權力有智慧作得出這樣或那樣的規劃？ 中國球的運動，取決於14億人的能動作用的合力。 龔自珍有云，九州生氣恃風雷。這風雷，就是14億人的能動作用。能動還是不能動，是不一樣的。什麽叫能動？十四億人，在合法的道路上，各自本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各取所需，各說心裡的話，各做自願的事，就是能動。農民工，失業者，失去了土地和房屋的苦主，現實的和歷史的各種冤假錯案的受害者，環境和生態的保護者，仗義執言的公共知識份子，反壟斷者，無法按照同一規則進行公平競爭的人，包括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一直到法官和其他一切有執法之責的公務員，只要人人維護自己的權益，人人都是推動中國的能動的有生力量。毛澤東、薄熙來們，傷天害理的無法無天者，腐敗者們，他們也是能動的有生力量，也在起作用。14億人，有的起積極作用，有的起消極作用。合作是一種作用，不合作也是一種作用，用手、用腳，用口、用筆、用網絡，投資、撤資，都能起作用。維權，維穩，是互相矛盾的作用。不作用也是一種作用，叫做惰性，——客觀上幫助着起一種維持現狀的作用。 沒有一個人的作用是徒勞的。中國這個球的運動的方向和速度，取決於十四億人的各種能動作用的總和，或者說，總矢量。 各取所需豈不成了“一盤散沙”？這個問題提得太好了，請允許我另文答辯。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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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Dec 2012 10:48 AM PST 
图：高氏兄弟的作品
毛式"社会主义"衰落了，毛泽东思想被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但毛的灵魂还在，毛式"社会主义"在新的躯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复活。
毛泽东紧跟斯大林"继续革命"
面对外界的纷纷议论，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作报告，声称中共仍然"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也很明确，声称胡锦涛代表上届中央作的报告，"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那么，中共手里到底举的是什么旗、走的是什么路呢？ 据说，它走的是"社会主义"之路，旗帜嘛，看上去五颜六色，因为那上面的"牌位"有一大串，而且还是开放式的，后面说不定还会出现什么新的"指导思想"。 本来，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旗帜，应该是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然而，中共掌权之后，跌跌撞撞实践了六十多年，在理论上越来越糊涂。现在，它只好跟在实践后面裁剪理论，裁来剪去，它的"理论"只剩下一堆口号，为口号作的注释反倒成了"理论"本身。 马克思学说的方法是辨证法，用马克思的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因此，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从来也不回避对资本主义的"肯定的理解"，尤其是，他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明确意识到，"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已进入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阶段，而这时，"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于是，他们否定了"不断革命"论。1875年，57岁的马克思在对"德国工人党纲领"即"哥达纲领"提出他的意见时，明确指出，他所谈论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 但是，共产党人渴望建立他们的新社会，即使他们在旧社会中找不到新社会的胎儿，也要生造一个"社会主义"出来。斯大林高举的旗帜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紧跟斯大林，也在中国建成了他的"社会主义"，然后就拼命"继续革命"，不准"资本主义的草"威胁到"社会主义的苗"。
马克思学说与毛泽东思想之矛盾
显然，马克思学说与毛泽东思想，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与矛盾。前者，在对资本主义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它正视资本主义在其长期发展中展开，对社会主义孕育于资本主义有充分的把握──这也正是"新民主主义"的合理意义之所在。而后者，在共产党掌握权力后经历了转变，从对资本主义尚有"肯定的理解"，一下子转到纯粹"否定的理解"，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敌意。 纯粹"否定的理解"，造就出超越时代的国有化、计划体制，最极端的表现是"文革"。"文革"的失败教训了共产党人，他们不得不低下头来，允许市场化改革，进而接受了市场经济。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样的改旗易帜是极其痛苦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马克思的一部《资本论》，证明的就是社会主义孕育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 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革命"，应该说有其道理，因为，在合理的意义上，改革开放意味着放弃毛式"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毛泽东跟在斯大林后面改旗易帜，易"科学社会主义"为毛式"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有可能"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然而，邓小平对他的"革命"不那么肯定，不那么彻底。他本能地感觉，对中共而言，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邓小平讲究实际，奉行实用主义，而在中共党内，比他保守的人多得是，保守势力极其强大。于是，当中国加入了WTO，当中国经济借助于市场经济全球化而崛起之际，"国进民退"浪潮也顺势而起，国有体制再度强势起来。 这一过程，现在有了一个名字，叫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式"社会主义"衰落了，毛泽东思想被排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但毛的灵魂还在，毛式"社会主义"在新的躯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复活。
"中国特色"阉割科学社会主义
于是，改革开放之后再度出现的改旗易帜，即，易"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们以为，毛式"社会主义"失败是因为毛泽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崛起了，他们就可以烹调出一盘新菜色，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端上来忽悠世人。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经济崛起还不是经济高度发展；无论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奇迹"，党国控制下的市场也难以孕育出社会主义，只能造就共产党专政下的权贵资本主义。 胡锦涛所谓"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实际上意味着，尽管发展市场经济，也不再那么介意资本主义，但国有体制支配之下，政治上还是"社会主义"，还要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这还是"落后的经济、先进的上层建筑"那一套。 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不断革命"，正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但他们坚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在他们看来，"不断革命"过时了，还不能立即"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共产党宣言》里关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即"争得民主"的要求，没有过时。中共的看法则相反，他们坚持不懈地教导民众，"争得民主"须慢慢来，急不得，因为条件尚未成熟，而"社会主义"尽管遭到失败，尽管失去吸引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已经脱颖而出，那么，与它相适应的一党专政必须坚持下去，否则就是走"邪路"。 从人大会上宣称"两个绝不"或"五不搞"，到中共党代表大会上宣称"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共的根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据说它就有了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殊不知，小康，或者更高一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阶段上并不新奇，而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上面，是更高的要求，即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一切的伪社会主义，在这里都原形毕露。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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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Dec 2012 10:05 AM PST
本文的判断，就是习近平，特别是他背后的曾庆红，在未来五年的一大任务，就是搞掉胡春华。这和改革不改革没关系。争权夺利，黑帮厮杀。十八大是这样，十九大也是这样，二十大——假设还有二十大的话——还是这样。
十八大後怎麼還是謠言漫天？
十八大之前，謠言漫天，似乎比較好理解：大家都不知道真相，對上層政治的情況和結果，就只好道聽途說、瞎蒙亂猜唄。可是，十八大之後，居然還是謠言漫天，這就很奇怪了。那些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謠言，還有什麼要放棄毛澤東思想之類，背後有許多貓膩，我暫且不去說它。就是高層人事，七條黑板板的漢子已經亮相，二十五個政治局席位也各自名花有主，但坊間還是有著種種傳言，這就真是眼見也不為實了。官方輿論除了拍馬屁，就是說假話，不用認真說它。民間的所謂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等等，包括海外的什麼人，那些分析，也都似乎是在睡夢中，不知是在說胡話，還是其實不小心而露出了老底，怎麼看都像在替執政黨的某一幫某一派發言。說話有信用的，反而沒人聽。
有人會說：你是何人？你說話有沒有信用？我當然只能說自己是無名之輩，但說話是不是靠譜，有一篇文章白紙黑字刊登在那裡，這就是我在八月底為《動向》撰寫的《胡錦濤正在輸掉十八大》一文（載《動向》二○一二年九月號）。當時，我對十八大人事安排的結局，做了四個判斷。第一個，我判斷胡錦濤難以掌控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團派」頂多能得到七分之二的席位就撐頂了。回頭去看那個名單，意外是李源潮出局，劉雲山高升，其它六個連排序都沒說錯，只是王岐山的職務和張高麗掉了個個兒。第二個，我說胡錦濤要全退，沒辦法留任軍委主席，更不可能把李克強塞進軍委。第三條，我當時看出來了，是令計劃壞了胡錦濤的大事。四月份「倒薄」胡錦濤還躊躇滿志，到了七八月份就被扒得僅僅剩下小褲頭而要「裸退」了，其間發生了什麼事情？現在我們知道了，就是令計劃公子的三月底車禍事件在上層政治中被揭開了，其政治後續效應發酵了。
其實，隨著時局演變，到了十月份，我對上述第一條的小變化也已經瞭如指掌，不過我不是報道新聞的，就沒有為此再去專門寫上一篇文章。我的總體結論完全沒有錯，一個劉雲山置換下一個李源潮，不僅無關大局，而且也根本不改變胡錦濤對江澤民、曾慶紅、習近平的力量對比。算他劉雲山胡江色彩一半一半吧，胡錦濤在十八屆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力量還是一個半人，另外一邊是五個半人。細說的話，大約太子黨三個，其它的江系和曾系兩個。江澤民當然大勝；更重要的是，曾慶紅大大勝──這是我當時的第四個判斷，也是我在八月份的文章中做出的最重要的預言。說的對不對？明眼人都會看的明白。
一個無名之輩自我評功擺好，沒有什麼意思。我不過是要提醒讀者，在這謠言漫天的世界上，稍微長點兒記性，其實就很容易判斷出誰在瞎說八道、誰說話有些準頭。判斷出來之後呢，至於您願意相信有些準頭的，還是願意相信瞎說八道的，這個當然是您的自由。
胡春華被立為「政治靶子」
新的瞎說八道之一，是說胡錦濤其實贏得了十九大和二十大。這樣說，當然也是有理由的。不看政治局常委會，眼光低放幾寸，單看政治局組成，似乎理由就很充分了。一個是，除去常委七人，剩下那十八名政治局委員，據說至少應該有十名是胡錦濤的親信人馬。這還不算，更重要的是年齡。胡的人馬都比較年輕，五年之後的十九大，現在的常委有五個要退休，新補的五個，據說至少有三個將是「團派」幹將，包括已經連任政治局委員的李源潮和汪洋，還有將要接班的胡春華。對了，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胡春華據說已經被立為習近平之後「第六代」領導核心，二十大上將要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小胡當然是老胡一手從拉薩飯店裡拉拔起來的，這叫作胡錦濤贏得了「立儲權」。所以，胡錦濤十八大其實贏得低調、贏得實在，因為他贏得了未來。十九大胡錦濤將要掌控政治局常委會，二十大胡錦濤的親信要接班。
我雖然今年八月份就對於十一月份的事情作出了正確判斷，但是我不敢說自己預知未來。原因很簡單，有夜就有夢，有命就有病，人生、社會、政治的變數都是很多的。事情不能靜止地看，也不能不考慮多種因素地看。胡春華和孫政才一起，兩個人無疑是十八屆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中共明顯有培養他們接班的規劃。但是，毛主席還培養了劉少奇、林彪、王洪文接班來著呢！鄧小平不是也選過胡耀邦、趙紫陽來接班嗎？結果如何，世人皆知。五年的時間，不長，可是，對政治來說，也不短，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對中國政治來說，尤其如此。
有人會說：毛、鄧選接班人的事，那是老黃曆了；江澤民以來，中共的接班，不是一直都安排的很好嗎？專家們說這叫制度化。胡錦濤、習近平，都已經順利接班了嘛。這話說得也不全錯，但是還是不夠專業。我要提醒讀者的是：胡錦濤和習近平，都是在明確接班地位的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一個十年常委，一個五年常委，此前卻是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會被選為接班人。現在的胡春華，沒有一步進入常委，但也因為進入了政治局而似乎明確了接班地位。就是這麼一點小小的差別，那就可能產生巨大的不同。有了這點兒差別，我也可以說，胡錦濤、習近平平穩接班的例子，也可能已經是老黃曆了。
觀察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接班人的地位是很危險的，而危險就危險在，他在被接班的人眼裡，也就是當下的最高領袖眼裡，其實是個威脅。劉、林、胡、趙，都是倒在毛、鄧自己手裡。這一點，在專制政治下，並沒有改變，也永遠不會改變。胡錦濤、習近平能夠接班成功，並不僅僅在於他們小心翼翼、善於裝孫子（你能說劉、林不善於裝孫子？），而在於：他們在明確接班地位的同時進入了政治局常委，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後的高層政治中鄧小平明確了要給政治局常委們「政治保險」這麼一條規矩。兩個「明確」加到一起，才有了胡和習的順利登基。而在十八大上，胡春華的接班地位也許是在內部已經明確了，但是他卻沒有能夠進入政治局常委，也就是沒有得到政治鬥爭的「免死金牌」。你說這叫「立儲」？可以說是的，但我看同時也可以叫作「立靶」──一個槍靶子明晃晃地立下了，在他進入常委之前的這幾年裡，鬼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爭權奪利，黑幫廝殺
九月份那篇文章出籠，有人說：這是江澤民的寫手。那個證據很簡單，因為文章的題目就是《胡錦濤正在輸掉十八大》，顯然不是幫胡錦濤打氣的。上面我又說了如此這般，有人又會說：這是「上海幫」的「五毛」。唉，這些人，你什麼時候能夠懂得事實就是事實，邏輯就是邏輯？你們又什麼時候能夠明白，除了中共這派那派之外，此外也還有人懂得中共政治，也還有人說話並不是偏幫任何一派，而只是要指出真相，讓人們放棄幻想！
我可以把話說白了：第一，上述我的分析，等於指出了中共所謂權力交接制度化的說法是粉飾。你願意相信中共已經進步到文質彬彬，那是你願意說夢話的偏好，我不批評你，但是你不要栽贓，反而說我是在幫助江澤民。你根本看不懂我說什麼呢！這裡我明白告訴你了，你看懂了嗎？當然，你可以說，政治局常委有「免死金牌」，這不也是一種制度嗎？這不也是制度化了嗎？好吧，讓我告訴你：這是黑幫制度，不符合中國共產黨黨章，也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因此，第二條，我要說：那些什麼民主、法治的高調，政治體制改革的夢幻，在黑幫制度確立的情況下，恐怕連夢話都不如，連個屁都不如。第三，回到我九月份的文章：曾慶紅、江澤民主導中國政局了不是？他們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十多年前他們幹什麼去了？同樣，對那些對胡錦濤抱幻想的人，我要說：你指望他的隔代接班人十年之後上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胡錦濤這十年幹的是什麼？當然，今天，更多的人，是對習近平抱幻想。這個我下次另寫文章討論，現在先說一句話：本文的判斷，就是習近平，特別是他背後的曾慶紅，在未來五年的一大任務，就是搞掉胡春華。這和改革不改革沒有屁點兒關係。爭權奪利，黑幫廝殺。十八大是這樣，十九大也是這樣，二十大──假設還有二十大的話──還是這樣。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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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Dec 17, 2012, 6:46:20 AM12/17/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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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Dec 2012 11:46 AM PST
中国公民冯正虎坚持走护宪维权的道路，推进法治，保障人权，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但遭受各种报复打击。冯正虎承受以传唤方法的变相拘押、拘留坐牢、强迫失踪、非法监禁、肆意抄家、扣押财物、禁止出国、禁止回国、剥夺诉权等等非法的各种惩罚，但他不改初衷，继续行走中道，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困苦，以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推进中国进步。 冯正虎于2012年11月20日刚刚结束268天的非法拘禁，没有过上几天的平静生活，又遭到“合法”的限制人身自由，被警察用《传唤通知书》押进上海市五角场派出所的讯问室，连续3日（12月7日、8日、9日）抱病受审，12月10日在警察的护送下去医院照CT看病，12月14日又被传唤。传唤的笔录问讯时间不需要5分钟，却要扣押十小时以上。 彼此都清楚，所谓冯正虎涉嫌拒不执行的判决、裁定罪的立案侦查是一个早该撤销的刑事假案，实际上是以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冯正虎，让其遭受惩罚与折磨。 冯正虎的十万罚金是11年前上海法院对冯正虎的枉法裁判，该冤案还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中。尽管冯正虎不服枉法裁判，但尊重法律，在冤案未平反之前，一直忍辱履行判决的执行，服满三年徒刑，分期缴纳罚金。冯正虎根据法院2008年6月26日的约定，每月缴纳罚金，从未间断，缴至2012年8月已缴纳5200元人民币。 冯正虎从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相反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在该冤案的判决书、裁定书中，法院没有作出没收冯正虎及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的任何财产（包括被公安局扣押的物品）的处罚。依据中国法律，终审结案后，未经法院判决没收的扣押财物应当如数返还原主。但是，上海市公安局至今未还。这些财物经司法会计中心估价：价值约200万元人民币。 上海警方欠冯正虎200万赖着不还，却抓住冯正虎欠法院10万罚金不放，肆意折腾。2008年5月禁止冯正虎出国，2012年在268天的非法拘禁期间炮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假案欲将冯正虎置之死地。假案不能得逞，但随意的传唤、扣物还会不断出现。这次又以物品估价的理由，拿走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冯正虎的电脑已被扣押15台，大批私人财物被非法超期扣押至今未归还。 冯正虎不还清法院的十万罚金，就不得安宁，就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家人亲属也要遭受骚扰连累。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刻，欠200万可以不还，欠10万就是有罪。冯正虎有道理，但没有权与钱。冯正虎唯有向关心与信任他的朋友借钱缴罚金。请大家解开钱包，省出茶钱，借钱给冯正虎。不论款额大小，都是一颗爱心、一份信任、一个支持。 冯正虎在《荣幸做艾未未的债主》一文中写道：“中国成了美国的债主，美国人感谢中国人。我们成了艾未未的债主，艾未未感谢我们。这个世界很奇妙，这个机会也不多。”现在轮到冯正虎自己说：你们成了冯正虎的债主，冯正虎感谢你们。
2012年12月16日
借钱给冯正虎的途径： （1）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五角场支行 1001024701214737263 冯正虎 （2）邮政汇款：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200433 冯正虎 收 （3）支付宝：hxw...@gmail.com （4） paypal：hxw...@gmail.com 无论何种，务必留下您的电话或邮址，每一分钱都要还。 附录： 1. 《《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上海冯正虎非法经营案透视》（2004年12月中国检察日报主办的期刊《方圆》发表的长篇报道，并在中国网等许多国内网站上转载 http://is.gd/DexuPv ） 2. 冯正虎委托律师控告报复陷害》 http://canyu.org/n64758c6.aspx 3. 《冯正虎忍辱缴纳罚金（多图）》 http://canyu.org/n64759c6.aspx 4. 《冯正虎的推文(12月15日)：借钱缴罚金》http://canyu.org/n64783c6.aspx 5. 《冯正虎在囚禁中坚持护宪维权的理念》 http://canyu.org/n63451c6.aspx
冯正虎的联系方式 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邮编：200433 手机：13524687100 电话：021-55225958 Email：fzh9...@gmail.com 推特：http://twitter.com/fzhenghu 督察简报：http://dcjb.info 护宪维权网: http://fzh999.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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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Dec 2012 09:44 AM PST
中國政府內具有人道主義良知的開明政治家和有識之士，必須看到未來，下決心改變政策，讓藏人的碎片化整合成板塊，讓藏民族有集體表達和集體談判的機會，通過談判達成妥協，在藏區建成一種良性的雙贏的后果。 當自焚藏人數量達到69人的時候，紐約時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在藏人自焚問題上集體失言，奇怪地保持著沉默。幾天過去，藏人自焚數量已達80多，其發展趨勢令人不寒而慄。這是人類史上罕見的慘烈事件。我是這些沉默的漢人中的一個。在獲悉一個又一個年輕生命在烈焰中死去的消息時，我一次又一次地問過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該做些什么來打破沉默，我該說什么，怎么說？ 為什么沉默？ 我們并不愿意沉默。沉默首先來自于媒體。至今為止，全世界還沒有一家媒體到達任何一起自焚的現場，沒有一個記者采訪過任何一個自焚者的家庭和朋友，沒有發出過一篇有關自焚者的詳細報道。這些自焚者，他們想了些什么，為什么采取如此激烈的抗議方式，他們周圍的人是怎么想的，這一切，全世界一無所知。僅有的零星消息，都是自焚者周圍的人通過互聯網透露的。即使是紐約時報這樣不缺人也不缺錢的大報紙，也沒能派出即使是一個記者采訪到一條第一手報道。在質問漢人知識分子為什么集體失言以前，我想問一問，為什么全世界媒體都集體失去行動力了？ 不需要我來問答這個問題，我只是想說明，專制政權的高壓封鎖，是中國知識分子集體沉默的一個重要因素。我這樣說，不是想為自己的沉默推卸道義責任，更不是為其他沉默的中國人開脫，而是想說，中國人的沉默，必定和當下中國人的處境有關，就像藏人的自焚，必定和藏人當下的生存狀況有關一樣，而且是同一個原因，即中國政府發展出來的殘酷而嚴密的壓迫體系極大地控制了我們的生存，包括中國知識分子的言說環境。中國知識分子是有責任的，包括知識分子傳統價值體系中的漢人民族主義、國家中心主義、對體制的幻想，等等等等，但是，忽略了中國知識分子生存中高壓專制體制的存在，只是去詢問知識分子自身的原因，那至少是沒有找齊原因的原因。而且，不挑戰這個體制因素，知識分子還是不會打破集體失言，因為若媒體不反抗，個人想說也說不了什么。所以，首先要問的是，媒體怎么了？ 其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失言，自從第一起自焚事件發生，有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寫了文章，有表示痛心和同情自焚者的，有譴責和抗議專制政權的，有呼吁藏人停止自焚愛惜生命的，海外中文作家們還自發出版了文集《浴火袈裟》，但是這些文章很難有機會發表在中文主流媒體上，更不可能發表在大陸媒體上。文章最多也較為深刻的，是海外政治異見者，可惜這些文章大多只能發表于海外政治刊物和互聯網。我曾經游說搞媒體的朋友就藏人自焚和藏區狀況問題做強有力的大規模專題報道和討論，但是沒有成功。除了中國政府的媒體可以動用國家資源不需考慮代價以外，其他所有媒體都要吃飯，都有自己的得失考量，它們作出沉默的決定，自有它們自己的理由。但是若媒體沉默了，媒體不采訪不報道，大眾沒有真相沒有信息，個人還能有多少言說空間？ 即使是指責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失言的漢藏朋友自己，除了在網上賦詩散文作出道義上的表達以外，也拿不出更深更廣而引起更大影響的文章 。即使是紐約時報的這篇文章，在我看來也沒有一點點新的信息。這樣的文章是我坐在任何能上網的地方都能寫出來的，只要有一家報紙願意發表。 為什么自焚？ 藏人的自焚事件之烈度，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包括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國政府，都不了解、也不理解這些自焚事件的背后是否還發生了什么。 西藏流亡政府對自焚事件不了解的原因，是中國政府對藏區的封鎖，使得西藏流亡政府和境內藏人之間沒有公開、合法的聯系渠道。即使是有了廣播、電話、互聯網等技術條件，由于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封鎖、電話監控、行動限制、拘押監禁刑訊等暴酷鎮壓，使得境內藏人無法將信息順利傳遞到達蘭薩拉，也無法得知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的信息。在早期自焚事件接二連三發生的時候，達賴喇嘛、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和西藏流亡政府高層都公開呼吁，要求藏人愛惜生命，不要采取自焚的方式。西藏流亡政府新當選的首席長官司政洛桑桑蓋甚至公開通過媒體表示，流亡政府不鼓勵藏人上街抗議，因為任何抗議都會引來中國政府的鎮壓，導致藏人自身受到傷害。作為政治領導人，這種號召不抗議的做法，是十分罕見的。這也證明了，自焚事件的原動力不可能來自于境外藏人和流亡政府，一定源自境內自身，可惜外界誰都不知道詳情。 藏人自焚也出乎中國政府的預料，龐大的各級涉藏單位和維穩人員都措手不及。他們監控藏人幾十年，卻不了解藏人中正在發生什么，藏人在想些什么。隨著自焚藏人的增加，中國政府預料將遭遇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自焚事件也將加劇國內日益嚴重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壓力。于是，一方面強化對藏區的封鎖和控制，加強宣傳力度美化藏區狀況，以控制境內政治反對力量的分散碎片化狀態；另一方面設法把壓力引向政治反對派，把自焚稱之為恐怖主義，在藏區突然宣傳反邪教，通過各種途徑散布自焚是有組織行為的消息，甚至公開指稱是境外藏人流亡者發動了藏人自焚。這些指控至今沒有拿出任何證據，但是對信息封閉的內地漢人，仍然有一定效果。信息封鎖加上言論控制，使得內地漢人在無法了解自焚事件真相的情況下，沒有可能匯集起對藏人的同情與支持，并將藏人的訴求和中國民眾自身的政治改革訴求聯系起來，結合起來。也就是說，藏人自焚對中國政府造成的危機，和中國內地本身的政改危機，仍然是分隔的兩大塊，互不影響。這兩塊如果連在一起，無論哪一塊發生突變，都必定引起整體變化。維持這種分隔狀態，正是中國政府無論如何要達到的目的。我們的沉默，證明中國政府至今為止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根據現有信息不難判斷，藏人的自焚是獨立個人的自發行為，不可能是背后有組織的集體策劃。如果是有組織的集體策劃，必定要利用每一起自焚行為取得最大的影響，在時間、地點和事前事后的信息散播，以及多起事件的協調等方面顯示出更多考量，就像越戰期間南越僧人的自焚一樣。但是藏人至今為止的80起自焚事件，沒有一點集體行動的痕跡。中國政府所謂境外組織策動自焚或者寺院策動自焚的指控，都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證據，反過來證明這種指控不能成立。 自焚的藏人是單獨個人的行為，這是令人震驚的事實。它提醒我們，藏人的生存狀況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痛苦程度。同時也證明，藏人沒有其他政治表達手段可用，民間政治反對力量處于被隔離、被監控、被壓抑的碎片化狀態。具有政治意識的個人，沒有機會也沒有條件整合成集體的政治表達。碎片不能形成板塊，而處于碎片化的個人，是最為痛苦也最無奈的。這種個人生存的痛苦程度，是我們能夠想象出來的導致自焚的一個因素。中國政府不惜代價的維穩機器，說到底就是要維持民間政治反對力量的這種碎片化狀態。這一點，藏人和尋求政治改革的中國人是一樣的處境，一樣的狀態。不同的是，藏人更痛苦，反抗也更慘烈。 如果不沉默，我們說什么？ 中國知識分子的沉默，有多個原因，其中之一是，我們不知道說什么是妥當的。 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認為，藏人自焚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壓迫，是導致他們痛苦到不能忍受的生活現狀。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寫下了譴責專制制度的文字，但是在缺乏真相的細節，在沒有言論發表空間的情況下，這種譴責必然漸趨平面化。同時， 自焚本身的殘酷和慘烈，加上藏人自焚必然帶有漢藏民族矛盾的因素，漢人知識分子難免原罪感，使得對藏人自焚問題發表的任何文字，比其他議題更有道德含義，于是，對漢人知識分子來說，不僅是要不要說的問題，還有說什么，怎么說的問題。 在自焚事件初起的時候，我們還呼吁藏人愛惜生命停止自焚，很多人甚至敢批評自焚這種抗議方式不好。不少人用“絕望”這個詞來說明藏人自焚的原因，以藏人的絕望狀態來譴責壓迫他們的專制體制。在有些場合和文字中，有些人敢明確地表示自己是“正面”地或者“負面”地評價自焚事件的。 但是，隨著自焚數量迅速上升，這種評論突然減少、消失了。自焚太慘烈，接連發生的自焚太令人痛心和震驚，我們都感覺到了任何對自焚的評論所帶有的道德責任太沉重，以至于我們不敢輕易加以評論了。原來以“正面”態度評論的人，現在顧忌的是，我們太多人的正面評論，是否會鼓勵更多年輕藏人自焚？如果確有這個因素，我們怎么能肩起如此道德重負？原來以“負面”態度評價的人，面對如此眾多年輕藏人犧牲生命抗議專制，自覺自己的批評立場缺乏道德自信，而且自己本來就不愿在任何時候站在中國政府一邊，再加漢人的民族身份帶來的顧忌，“負面”評論已說不出口了。 我曾經認為，用“碎片化”來描述藏人的外在生存狀態，用“絕望”來描述藏人的內心精神狀態，是基本符合實際情況的，所以，我曾經想提出，呼吁所有漢藏朋友一起，請求達賴喇嘛尊者帶領大家，特別是境內六百萬藏人，在同一時間一起為自焚藏人念經祈福，超度死者，祈禱世界和平，以此作為一種集體化的政治表達方式，以整合全體藏人的政治表達力，目的是克服絕望。我的一位藏人朋友勸阻了我。她的顧慮是，達賴喇嘛帶領眾多藏人僧俗念經祈福，可能會因此而鼓勵更多人自焚。這一顧慮打消了我的想法。 我的朋友們多次說過，在藏人自焚問題上，沉默是可恥的，可是，后來似乎說什么都不好了，怎么說都會招來情緒化的批評，而這種情緒化的批評大多來自原來主張政改的朋友，或者來自年輕一代的藏人。隨著自焚人数的劇增，藏人朋友們的言說風格也在變。現在，對自焚的公開評論變成了互聯網上小圈子里的自訂標準，任何與此標準不同的討論，都會引起情緒化的反應。“絕望”這個詞，已經不能用來表述自焚藏人的狀態，因為我們的藏人朋友不愿意那些獻出生命的勇士被一個漢人說成是“絕望”，誰說自焚藏人“絕望”會招来強烈的情緒化抨擊。 在我看來，這種情緒化其實是我們遭受挫折以后的非理性反應。我們感覺到遭受挫折后的憤怒和無奈，而面對現實的無奈把我們的憤怒引向的，往往不是自己的對手，而是自己的隊友。經濟學家何清漣在網上對藏人自焚發表了幾句專業性的評論，就引起了來自漢藏朋友的情緒化指責，她在著文解釋后表示從此不對藏人自焚發表任何意見了。我有幾個朋友也向我表示過類似的意思，他們都不愿意自己成為藏人朋友的憤怒指責對象；在面临如此危机的时刻，尤其不愿意在“自己人”之間混戰，寧可吞下誤解，不加解釋，于是只能沉默。而現在，我們卻又面對新的指責：漢人知識分子為什么沉默？我們很多人早已和中國這個國家、以漢族這個世界最大民族為“被代表”對象的共產主義革命與專制制度決裂，沒有什么人比我們更痛恨共產主義的壓迫，但是當我們的言說被扭曲，僅僅用詞的不同我們就被年輕朋友指責為“你說到底還是一個漢人，還是一個大漢族主義者”的時候，那是一種非常不愉快的感覺。 什么時候自焚會停止？ 維克多·雨果說過，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我認為，在藏人自焚事件上，任何人，任何政治考量，任何道德立場，任何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言論，都不能缺失人道主義原則。我們應該勸阻自焚。 但是，80起自焚事件以及中國政府方面、國際社會方面、西藏流亡社區方面的反應表明，沒有一個人能阻止自焚的繼續發生。那么，什么時候自焚會停止？ 我認為，自焚會在兩種情況下停止。 第一種情況：藏民族愿意自焚抗議的人被耗盡。自焚是犧牲生命的做法，是和平非暴力抗爭的最高形式。對個人來說，這種行為只能一次，那是一種犧牲。對民族來說，每個人的自焚就是這個民族失去了一個勇士。愿意犧牲的勇士不可能無窮無盡，終有耗盡的一天。隨著自焚人數的增加，我們所有的人的焦慮在增加。如果中國政府依然固執地拒絕檢討自己的西藏政策，拒絕政治對話，拒絕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那么，藏民族如此慘烈的犧牲能到什么時候？ 對于藏人來說，在沒有取得任何政治成果的現在就放棄反抗，就停止了自焚，那么已經自焚的勇士們就可能是白白犧牲了。可是，如果早晚有一天要放棄，那么放棄得越晚，越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即白白犧牲的人数越多。到現在，已經犧牲了八十個勇士，藏民族還會放棄嗎？藏民族還應該放棄嗎？我們還能夠勸藏人放棄自焚嗎？ 事實是，我們腳下連呼吁藏人停止自焚的道德立足點都沒有了。這是我至今可恥地保持沉默的原因。 第二種情況：在中國政府和藏民族的開明政治家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藏人找到了一種集體的政治表達手段，能夠在民族自決權原則下表達自己的政治意愿，由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來和政治對手談判，碎片化的個人“絕望”狀態得以改變，自焚就沒有必要了。 這是我想打破沉默，呼吁漢藏開明政治家去做的事情。 最近二十多年，西藏問題有一個死結，就是中國政府拒絕對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作出正面反應。根據我的觀察，隨著藏人自焚人數的增加，藏人年輕一代中認同獨立建國的人在增加，年輕一代藏人的民族獨立決心在增加。這就漸漸地造成一種氛圍，在自焚問題上漢藏知識分子討論的共同基礎在縮小。西藏問題會越拖越麻煩。中國政府內具有人道主義良知的開明政治家和有識之士，必須看到未來，下決心改變政策，讓藏人的碎片化整合成板塊，讓藏民族有集體表達和集體談判的機會，通過談判達成妥協，在藏區建成一種良性的雙贏的后果。這樣，西藏問題就可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榜樣和動力。 而西藏流亡政府的責任是，必須面向境內六百萬藏人，擔負起六百萬藏人政治代表的職能，把碎片化的政治反對力量整合起來，表現出藏民族的政治意愿和政治力量，來和中國政府談判。六百萬藏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來告訴他們，為了獲得藏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應該做些什么。西藏流亡政府需要勇氣、智慧、策略和行動力，來告訴那些絕望的年輕人，我們有更好的斗爭手段，我們不需要自焚了。 今天，我們在見證歷史。就在此刻，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不知道，在廣袤的藏區，在某一個寺院或村落，又有哪個年輕的藏人準備走上自焚的不歸之路。我們這個世界，要眼看著年輕藏人的犧牲到什么時候？當藏人接二连三自焚的時候，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再保持沉默。可是，當我們打破沉默時，我們說些什么？ 毫無疑問，行動比言說更有力量。可是，我们應當如何行動？我們的发力点又在哪里？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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