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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8, 2013, 6:33:17 AM3/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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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兵：中日军事战略思想优劣对比
- 林培瑞：劉曉波 vs 莫言——從兩個諾獎看中國的政治與文學
- 黄一龙：中国特色到了喊自信的时候
- 張裕：王實味黨慶碎身——《中國當代文字獄囚徒編年錄》第一卷第一案（1947）
- 为终结中国文字狱立传――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新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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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3 11:07 PM PDT 
当今世界上的军事理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高低层级，一是以美国军事思想为代表的"全球管理战略"体系，二是以日本为典型的"区域联动战略"模式，三是中国为代表的"领土价值保卫思想"模式。美国自从冷战之后便放弃了从前的全线包围战略，换用了"定点打桩"的方式，突破一点影响整个区域，成为区域老大，居高临下地协调管理各个矛盾利益派系和国家，达到了"以夷制夷"的高效格局。美国在北约和东北亚的战略格局架构算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作。这个模式如今已经覆盖了整个西欧、中欧、日本、韩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制衡了非洲、中东、南美、中国和俄国。这个战略模式成功之处在于以最小的战争代价获得世界和平的大格局。
日本二战后在半推半就情况下接受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管理，这让日本在韩战中得到了巨大发展机遇，尤其在六十年代后，日本专注于工业经济发展，一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带动了其他四小龙的成长，可谓对东亚发展贡献不小。和中国农耕文明不同，日本文化讲究的是"道"，即"做事的程序正确性"，而不是预想的奋斗结果，因此日本人保持了高度的学习精神和敏锐度，特别能够融合美国人的管理模式，甚至发扬光大。近期日本政府不顾实力考量，同时与中国、韩国和俄国同时争执岛屿领土权，这在中国人眼中是愚蠢的，不务实的，而日本人却因此振奋了冷落已久的国民排外情绪，让安倍政府得以顺利启动货币巨量增发方案，同时加大了向美国驻军要价的压力，进而直逼和平宪法底线，意图有所突破，实现国家军队自主化。日本人要的是"以道取势"，这个道具备了其民族的坚韧性，必将一直演绎下去，直到日本摆脱美国的禁锢。 中国人的军事战略思维和其经济发展思维基本一致，可以用"以型代用"概括，即"打造规模以求气势"。中国军事发展在经费上依赖中国土地政策，在思维模式上抄袭楼市发展大跃进方式，各个系统各自发展，并无明确战略效能目标，更缺少整体战略统筹能力，完全配合政治体制目标发展，依然无法摆脱"对内战争"的思想模式。这并不奇怪，中国历史上除了短暂的外族政权时期都是这种军事发展模式，更从来没有过日本人的海洋战略模式，全然被禁锢在"土地划分"这个呆板的陆地战略思想空间中。以钓鱼岛问题为例，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钓鱼岛之争看成是一种村斗，计算着如何在钓鱼岛上盖碉堡，运输粮草，开发商业等等，全然没有现代战争的思想意识。甚至中国那些活跃的军事评论人士也把阿根廷保卫福克兰群岛的战略战术拿来吹嘘一番。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头脑里离不开"多一分土地养多一个人"的古老本能意识，把领土当成一种预想的获利结果，但从来不深究获得领土过程中的智慧提升，根本没有日本人那种对于"道"的执着。中国军事战术从来都是被动性的，就如一只野牛被狮子咬一下就本能的踢腿一下，基本上没有主动博弈的意识，更多是依赖自己庞大的身体吓退敌人，或依靠庞大数量求得品种繁衍。也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小民族，高丽、安南、日本、蒙古、女真、羌族、吐蕃等等都轻而易举地瓜分奴役中国汉族政权领土。从本质上讲，土地是中国人的繁衍工具，同时也是一个巨大负担，大家麻木地等待着收获，加纳粮税，把思想局限于感官层面，别说超越西方的理性思想民族，连周围的游牧小部落的军事智慧也比不过。道理很简单，一个看着庄稼过活的民民族肯定打不过一个和狼群博弈的民族，一个依靠盖大楼展示财富的民族肯定打不过一个视决斗为生命升华的民族。 正因为要维系这个皇帝名下的土地完整，中国历代都建立起一个庞大繁杂而内耗的官僚体系，这个民族的力量用于内耗远远大于对外殖民扩张，而中央政府能够真正掌握的军事实力往往非常凌乱和松弛，这种弱点在少数民族贵族统治和近代党政体制下尤其突出。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人相对与游牧民族有人数优势，因此整体军事优势比较突出，但往往败于自己瞎指挥，内乱导致溃败。在二战时代，中国的冷兵器优势不复存在，基本上是任人宰割，甚至自相残杀。幸运的是，二战后美国基本上奉行了"围而不攻"的制衡战略，甚至主动调节中苏之间的恐怖平衡，而不是趁机挑拨战争，这给了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机遇。同时，美国的世界管理模式把中国恰如其分地定位成世界工厂，保持波斯湾石油通道畅通，保护马六甲海峡通道，同时约束着日本和俄国这个两个最有军事野心的国家，这无疑让中国在自身内耗不济条件下得以统一发展。没有美国，恐怕第二、三、四次日俄战争早就在中国土地上打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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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3 10:27 PM PDT
香港中文大學人權與公義研究中心及獨立中文筆會主辦
CRJ and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Seminar
劉曉波 vs 莫言——從兩個諾獎看中國的政治與文學
A Tale of Two Nobels: Liu Xiaobo and Mo Yan
By
林培瑞教授Professor Perry Link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人文、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
創意教授比較文學及外國語文校長級講座教授, 及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榮休教授
Chancellorial Chair Professor for Innovative Teach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Foreign Languages 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and
Professor Emeritus of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3 月28日（週四） 5:30pm – 7:00pm
17:30 pm-19:00 pm, Thursday, 28 March 2013
香港中環 美國銀行中心2樓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模擬法庭
Moot Court, CUHK Graduate Law Centre, 2/F Bank of America Tower
12 Harcour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普通话讲座（問答環節：普通話/英語）
Conducted in Putonghua (Q&A Session in Putonghua and English)
著名漢學家林培瑞教授，是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人文、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創意教授比較文學及外國語文校長級講座教授，及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榮休教授。他的研究範圍是中國文學及中國語文，他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1973-1977及1989-2008）及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1977-1988）。林培瑞教授翻譯了多篇中文小說、文章及詩歌。他與黎友安教授（Andrew Nathan）翻譯了《天安門文件》一書，內容詳細記述中國政府對1989年民運的回應。他亦翻譯了由現在身陷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有參與起草和聯署的《零八憲章》。他對中國文學和政治問題的評論一直有著廣泛而重要的影響。林培瑞教授曾談中國的兩位諾貝爾獎得主，請參閱:《這位作家配得諾貝爾獎嗎？》(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再談莫言︰政治以何種方式影響這位作家》(Why We Should Criticize Mo Yan)。
Professor Perry Link is Chancellorial Chair Professor for Innovative Teach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Foreign Languages 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and Professor Emeritus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He specialize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anguage. He previously taught at PrincetonUniversity (1973-1977; 1989-2008)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7-1988). Professor Link is an influential essayist on Chinese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a noted translator, having translated many Chinese writings, poetry and prose into English. He is the co-translator along with Professor Andrew Nathan of the Tiananmen Papers, which detail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He also translated Charter 08, a manifesto that was co-drafted and co-signed by imprisoned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Professor Link has previously commented on China’s two Nobel laureates in the recen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rticles, “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 and “Why We Should Criticize Mo Yan”.
欢迎所有人士参加！ 如有兴趣，请于3月27日下午5时前透过以下连结进行登记：
All are welcome! If you would like to attend, please register by 17:00, 27 March 2013:
（座位有限，先到先得)
(Registrations will be accepted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Note: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ceive this kind of emails, please let us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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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3 01:59 PM PDT
当今的困境不是我们在哪条路上或该为它取何名字，语云条条道路通罗马嘛！而条条道路也可以告别罗马永离罗马，如果你背过身去的话；不巧我们正在背过身去，不断强调特色加强特色，已经从百年前后的中国特色退到中共特色…… 人无信不立，那“信”是诚信的信。其实人无自信，也立不起来。初生婴儿刚入妈妈怀抱，小嘴就冲着她的乳头坚决勇敢地一口咬定吸入乳汁，而不计是否会挨巴掌或被斗争，否则他就长不大了。这就是自信，“吃奶自信”。人类从此开始，总是凭着生活自信生活、做事自信做事。不过一如婴儿一样，从不先想先喊他很自信。人到了要先想先喊“我自信”的时候，大底情况不妙了。例如走路，如果“我们走在大路上”，白日青天车水马龙，一定无须想好更无须喊出他有“道路自信”才出门。只有到了月黑风高坟山重重荒烟野蔓荆棘纵横的境地，才不由自已地默念或大喊“没有鬼没有鬼！我不怕我不怕！”这是常识。
眼下又在呐喊自信了。闭幕不久的中共十八大报告里，在许诺“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号召全党坚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过了不久，这“三个自信”又为新任总书记向本届中央委员宣布：“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并经官媒传达给全国人民。一连不断地呼喊自信，我看不算好兆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在中国实行几十年，竟然造成等级森严贪腐横行道德沦丧民怨沸腾的全球最有特色却最无“社会”主义的残酷现实，哪里是喊声“自信”能够掩盖得了的！自信的主体即最高当局开个大会居然调动百万武装层层设防，封锁道路管制菜刀禁飞玩具飞机，又哪里看得出一点自信的样子！ 现在能够感到它的危机，自然可嘉。可是叫喊自信的办法却非摆脱危机之道，就如前三次高唱自信差点把人民并党国拖入深渊一样.且说“三个自信”里最被看中的“道路自信”，据说它是关系“事业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可是根据鄙人的经验，认为那个所谓“第一位的”道路问题之上，还有更要紧的问题不可忽视。记得当年我首次进入大上海，某日想去南京东路外滩看热闹，也相信道路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找准南京路才上公共汽车，不想它越走街景越荒凉，最后走到徐汇区。原来我的道路虽对，方向却反了。现在我们无疑是在“中国特色”的道路上，可是方向对了吗？须知自古以来所有的地域特色都形成于人类的彼此隔绝，随着交往的扩大，“特色”的范围也持续扩张，内容也不断发展，包容着越来越多人群的制度风俗道德文化，从部落特色家族特色逐步发展，到中国特色也才是近百年的事——严格说现有的还不是“中国”特色，只是“中共特色”；中国还有台湾和港澳，它们都是中国，但有各自的特色，与现在所谓中国特色毫不相干。不过这些特色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结果，形成真正的中国特色，则是迟早的事。这就是“特色”发展的方向、随着人类交往的扩大而不断取舍不断扬弃不断融合不断进步的方向，也叫“世界潮流”。当今的困境不是我们在哪条路上或该为它取何名字，语云条条道路通罗马嘛！而条条道路也可以告别罗马永离罗马，如果你背过身去的话；不巧我们正在背过身去，不断强调特色加强特色，已经从百年前后的中国特色退到中共特色，同时开始突显A总特色B老特色C家特色D部特色，全国上下每个“一元化领导”一把手都有自己的特色对付上下，从政令不出中南海到不出省府县府乡政府，那就不仅害民，也害执政当局了呢。“自信”加在这样的方向上，我们真想回到部落特色丛林特色去吗？
2013年2月22日于深圳，3月12日改定。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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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裕：王實味黨慶碎身——《中國當代文字獄囚徒編年錄》第一卷第一案（1947） Posted: 17 Mar 2013 01:58 PM PDT 
王實味（1906年4月5日－1947年7月1日），原名王思韋，字叔翰，筆名詩微、實薇、詩味、石味、石巍等，作家、翻譯家、評論家；在因文獲罪遭監禁近五年後，於1947年7月1日中共二十六週年黨慶日當晚，以「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等罪名被祕密處死。
早年生涯──從小說到翻譯
王實味於清光緒三十二年農曆三月十二日出生在河南省光州（今潢川縣）樊城鋪，父親是曾考中舉人的私塾教師，母親在他四歲時病逝，他由繼母和姐姐撫養。
1923年，王實味十七歲中學畢業，考入開封市的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河南大學前身），次年因家貧無力支付學費而中斷學業，考取郵務生，被分配到駐馬店郵局。
1925年夏，王實味考取了北京大學文預科，與後來同為文字獄犧牲的張光人（胡風）同班同學，年底發表處女作──書信體中篇小說《休息》。
1926年1月，王實味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相繼在報刊上發表短篇小說《楊五奶奶》、中篇小說《毀滅的精神》等作品。
1927年夏，王實味因初戀不果且經濟困難，離開北京大學南下謀生，也由此脫離了中共，先後經人介紹擔任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小職員、山東泰安中學語文教師，其間又相繼發表短篇小說《陳老四的故事》、《小長兒與罐頭荔枝》等。
1930年，王實味在上海與前北大中共支部的同學劉瑩結婚，又遇當時正與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托派）的北大校友王文元（凡西），幫助翻譯了〈列寧遺囑〉和《托洛斯基傳》中的兩章，並發表第一部譯著──霍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 1862-1946）的《珊拿的邪教徒》（The Heretic of Soana），由此開始翻譯生涯。在夫妻倆輾轉各地教書謀生的六年中，他先後翻譯了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的《薩芙》（Sapho）、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的《水孩子》(The Water Babies)、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1933）的《資本家》（The Forsrte Saga，又譯《福爾賽世家》）、奧尼爾（Eugene O'Neill, 1888-1953）的《奇異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的《還鄉記》（The Return of the Native）等世界文學名著共一百餘萬字。
1936年夏，王實味回河南老家，任開封省立女中英文教員。次年5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他在鄭州與妻子兒女告別，隻身經西安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入陝北公學學習，並任第七隊隊長，次年2月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出版局從事翻譯，不久又調到馬列學院（後改名中共中央研究院）編譯室任研究員，參與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其後四年裡，王實味單獨或與人合作譯稿共達二百萬字，包括：《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雇傭勞動與資本》、《價值、價格與利潤》等和《列寧選集》十八卷本中的兩卷半。
延安整風運動「掛帥」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做〈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批評了黨內流行的思想作風問題，拉開了此後「整風運動」的序幕。在此前後，延安的一些作家和知識青年也利用雜文等文學形式公開批評延安的「黑暗」面，形成了以丁玲、蕭軍、艾青等著名作家為首「暴露黑暗」的文藝思潮。
1942年2月，毛澤東又先後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會上做〈整頓學風黨風文風〉（收入其選集時改名〈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和在延安幹部會上做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提出要「整頓三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从而正式發動了「整風運動」。延安作家尤其是「暴露派」創作出現高潮，王實味也由此響應，3月相繼在丁玲、蕭軍、艾青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欄和《穀雨》雜誌上發表〈野百合花〉、〈政治家‧藝術家〉等雜文。3月26日，他還創辦了壁報《矢與的》，發表〈我對羅邁（即李維漢）同志在整風檢討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等短評，產生很大影響，以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都在夜裡提著馬燈去中央研究院看壁報。
王實味在這些文章中，懷念十四年前被國民黨處死的在北大初戀不果的中共女黨員李芬，揭示出延安：
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轉達了有些青年人對其上級以至某些「大人物」的非議：
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並提出自己的相關看法：
正因為認識了「醜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醜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
當前的革命性質，又決定我們除掉與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做同盟軍以外，更必須攜帶其他更落後的階級階層一路走，並在一定程度內向他們讓步，這就使我們更沾染上更多的骯髒與黑暗。
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艱苦、更迫切。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與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這類主張「暴露黑暗」尤其反對特權的文章很快引起了很大反響，回應支持者甚眾，但部分高級將領賀龍、王震等對此不滿卻更受中共高層注意，以致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說：「這是王實味掛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
1942年4月初，毛澤東在中央高級幹部整風學習會上就許多人抨擊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做最後總結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此後，延安文藝界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就以此政治定位急劇升級。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明確否定了「暴露派」所提倡的「人性論」、「人類之愛」、「暴露文學」、「雜文時代」等文藝思潮和觀點，並斷言這些都屬於階級立場問題，不但裁決了「歌頌光明和刻畫黑暗」的兩派之爭，而且由此確立了將思想觀點流派之爭歸結為政治立場、敵我路線之爭的批判清算鬥爭方式。座談會期間，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曾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並寫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
王實味拒絕認錯，因此遭致從上到下的圍攻批判，並且轉為被追究十幾年前曾與托派中兩位前北大黨員朋友王文元、陳其昌交往過兩年的歷史問題。當時延安的中共理論界、文藝界負責人李維漢、范文瀾、周揚等相繼出面引導批判清算，而且丁玲、艾青等「暴露派」領軍人物也紛紛檢討認錯並反戈一擊，而蕭軍等極少人則因曾為王實味陳情及拒絕隨波逐流也遭批判整肅。
1942年6月下旬，以丁玲、周揚等為首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理事會決議開除王實味會籍。10月底，王實味被中共中央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並批准開除黨籍，年底遭關押，次年4月1日又被正式逮捕。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提及延安「整風運動」時說：「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1946年，王實味案重新審查後的結論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去掉了其他罪名。
中共文字獄第一位受難者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王實味被中共中央社會部轉押到晉綏公安總局在山西興縣城郊的看守所。同年6月，該看守所附近遭到國民黨軍飛機轟炸，轉移前經向中共中央社會部請示，獲部長康生和副部長李克農批准，將王實味祕密處死。
1947年7月1日，中共黨慶二十六週年紀念日，王實味被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當夜砍殺碎屍後埋入一眼枯井，時年四十一歲，成為中共文字獄第一位受難者。
中共高層在當時顯然以文字獄殺人為恥，毛澤東聽說後也曾大怒，後多次在內部講話中提及撇清，由此將處死王實味一事長期祕而不宣。
直到1978年，與王實味別離四十一年的妻子劉瑩才從廣播中得知，丈夫早在三十一年前就被作為反革命托派分子處決。作為歷史見證人，她斷定那是政治誣陷，於次年開始為其申訴奔波。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發出〈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宣布：定王實味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不過，中共中央並沒有改正開除其黨籍的決定。
1998年12月，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其作品集《王實味文存》。
參考資料：
1. 王實味，〈野百合花〉，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42年3月13、23日。
2. 王實味，〈政治家‧藝術家》，延安《穀雨》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15日。
3. 王凡西，〈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85年5月號。
4. 戴晴，〈王實味與〈野百合花〉〉，《文匯》月刊1988年第5期。
5. 文超，〈王實味獲徹底平反〉，《魯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2期。
6.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7. 韓愛萍，〈王實味：河南大學的真誠赤子〉，《光明日報》2003年1月27日。
8. 長堀佑造，〈悼念王凡西先生〉，香港《先驅》第67期，2003年1-3月。
9. 陳益南，〈評介延安整風期間的王實味案件〉，浴火鳳凰新聞網：http://members.multimania.co.uk/sixiang001/author/C/ChenYiNan/ChenYiNan018.txt，2003年10月5日。
10. 黃昌勇，《王實味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1. 楊飛、郝占輝，〈李克農與「王實味案」〉，《文史精華》2007年第9期。
12. 陳志鵬，《還我一個王實味》，香港《華夏紀實》2008至2009年連載。
13. 于繼增，〈〈野百合花〉招來的殺身之禍〉，《文史》月刊200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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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Mar 2013 01:56 PM PDT 
（独立中文笔会2013年3月17日香港讯）独立中文笔会昨天下午在香港1908书社举行新书发布会，推出笔会副秘书长兼发行和翻译委员会协调人张裕编撰的新书《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笔会理事兼常务秘书潘嘉伟主持发布会，《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和正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的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法律顾问滕彪博士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
《从王实味到刘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计划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字狱编年录》丛书第一卷“囚徒列传”，编录了自1947年王实味被处死到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期间，遭受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文字狱迫害的64个典型案例，每年一案共71位受害者的传略。
演讲人金钟先生从该书第十七案“李建彤小说反党”谈起，介绍了这个因一篇文学作品——小说《刘志丹》而株连数万人的最大文字狱个案的背景等相关情况，提及连当今的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是遭此案株连的受害者之一，因为其父亲习仲勋曾是刘志丹的战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却被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判定是利用小说吹捧自己的后台，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撤消党对外一切职务，审查、关押达16年，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才获平反，而习近平也在文革中成为“黑帮子女”遭受歧视，因此应该明白文字狱的荒唐和危害性。金钟还从近代中国历史和政治以及其他案例，探讨了中国文字狱和侵犯言论自由的状况，以及中国政府如何以一贯的方式打压言论和写作自由。
另一名演讲人滕彪博士则以亲身经历谈到文字狱的相关法律问题。他因撰写批评文章和言论长期遭当局打压、恐吓、骚扰、监控，被限制出境访问、没收护照、律师证等，2011年遭拘押、监禁70天，其中包括整日被强行直坐面壁，带手铐36天。他分析了中国《刑法》第105条关于“颠覆国家政权”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项罪名的不确定性和执法机构的任意性，以刘晓波、李元龙、杨春林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个案作了分析和比较说明。他还提到该书第三十一案“王申酉情书遇难”所显示的中共文字狱曾具有的一个特征，以日记、私信一类所谓“思想罪”判刑以至处死——王申酉在1976年10月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给女朋友写信，还没有写完被人发现而抓捕，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仍被判处死刑而枪决。他说，改革开放后的言论有了一定空间，不再发生王申酉这类因言处死的案子，但这种进步并不是因为当局发善心而宽容，而是很多争取自由者勇敢冲击言禁的结果；而现在互联网普及，特别是微博使用人数日益增加，这些新科技的发展对推动言论自由都能起积极作用。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野火，大陆会员庄道鹤、浪子、盛慧等也到了现场参会。新书中的两位传主——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和安徽异议作家张林通过网络参加了会议，并分享了他们的经历以及对中国文字狱及言论自由状况的看法。居住德国的笔会会长、新书发行人廖天琪也通过网络参加了会议，向编撰者张裕表示感谢，谈及出版此类书的重要性，并表示笔会将会继续出版这一丛书，以及出版该书的英文版。
《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于今年2月1日由自由文化出版社在台湾出版，总经销为台湾贸腾发卖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经销为田园书屋。全书380余页，23万多字。
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146个分会之一，抗议中国当局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监禁、骚扰、监控，致力于结束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对自由写作的种种限制。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chinesep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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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9, 2013, 7:01:10 AM3/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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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中兴之主，倒似亡国之君――矢板明夫《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 Posted: 18 Mar 2013 11:07 PM PDT
习近平站上顶峰，君临天下治理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有史以来向心力最弱的时刻。包括共产党干部在内，早已无人相信创党初期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理想或马列主义。官员贪污腐败、横行霸道的状况日益严重，共产党高官的子弟利用特权垄断商机，将国家资源占为己有的例子比比皆是。人民的不满已将濒临极限。
矢板明夫《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
二零一三年春，我在台北接受了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矢板明夫的访问，也得到他赠送的近著《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矢板明夫的中文极为流畅，是我遇到的中文最好的日本朋友。经他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二战留华孤儿，他在十五岁之前都居住在天津。矢板明夫是我的同龄人，他告诉我，在幼小时的记忆里，就有打倒“四人帮”的全民游行、胡耀邦主导的老干部大平反、华国锋一派的下台、一九八七年胡耀邦的下台等，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之后他随父母回到日本，求学于庆应大学，再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课程，毕业后进入《产经新闻》，担任北京特派员。横跨中日两国的成长、求学经验，以及驻北京多年的记者工作，使作者历练出对中国政治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谈到对习李体制的看法，我们的观点都很一致：在外界大都对习近平抱着过高期待之际，我们对习近平接班后中国政局的发展却持有悲观的、负面的评估。
习近平刚一上台，在外交上即显露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近在咫尺的日本对于中国当局操弄民族主义狂潮的伎俩心有余悸，日本国内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亦迅速成为一门显学。因此，矢板明夫的这本书刚一出版，立即引起日本媒体、政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日本经济新闻》中国总局记者岛田学评论说：“本书将习近平定调为‘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并非哗众取宠。在中国称霸国际社会的重要时刻，却是由被前后世代暗中揶揄为‘缺乏教养、视野狭窄’的一代进入领导班子。不了解这种历史的讽刺性，就无法正确理解今后的中国。”日本《正论》杂志评论说：“本书的强项在于作者采访取材的功力，不愧是资深北京特派员。书中充满外部无从得知的共产党王朝内部情报，如同小说般有趣。”记者的敏捷与学者的严谨，在这本书中得到完美融合。
开明的父亲并不必然有开明的儿子 《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一书，以“最强大的中国”与“最弱势的领袖”之对比，点出未来十年中国的矛盾处境。作者认为，各方势力妥协下出线的习近平，执政初期非常可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直爽而强硬的作风，也为其执政走向埋下不确定的因子。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深入浅出分析习近平为何被选为接班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元老之一。作者认为，身为“太子党”一员的习近平，靠着父亲光环，以及各方势力折冲妥协的机运，爬上最高领导人大位。他的权力基础是中共历任领导人中最弱的一个，习近平的接班，恐怕正是共产党中央权力斗争愈趋恶化的开始。
那么，习近平与他的父亲习仲勋究竟有多大的“共性”？在几年前，习近平接班人的地位刚一确立，去世数年的习仲勋亦“父以子贵”，受到热切关注。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在五十年代即受到毛泽东的整肃，被隔离审查十六年之久，其中有八年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之中。“文革”结束后，习仲勋得以复出，主政广东，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也是党内元老中少有的开明派。在一九八六胡耀邦遭到邓小平非法罢黜之时，他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在“八九”民运中，他坚决反对邓小平出动军队血腥镇压的决定。那么，长期受父亲的熏陶，习近平有可能是改革派吗？
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随侍父亲多年，极少出现在公开媒体上，此时也在报刊上撰文回忆父亲晚年的生活。齐桥桥谈到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文革”刚一结束，习仲勋临危受命，南下广东。经过十年动乱，原本富裕的广东，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很多人以命相搏，游水偷渡到一河之隔的香港去寻求“人间乐土”。但是，幸运地逃走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偷渡者都被边防部队抓住。
根据当时的规定，被抓的偷渡者统统送到收容站关押。当年八月，全省共发现并抓获偷渡外逃人员六千七百零九人。鉴于事态严重，习仲勋多次深入到宝安和香港边界视察。当习仲勋实地察看一个收容站时，时值盛夏，收容站条件很差，农民们被捆绑着像猪猡一样关在一起。看到这些偷渡不成反被关押的骨瘦如柴的农民，习仲勋情不自禁地哭了。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而且，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那一刻，习仲勋面对偷渡未果的广东农民所流的眼泪，是真诚的眼泪。习仲勋的眼泪里有真情、有怜悯、有愧疚、有羞耻。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高举革命旗帜，无论如何宣扬爱国品格，如果连民众的生存权都不能保障，又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效忠呢？民众没有用手来投票的权利，只好用脚来投票。齐桥桥回忆说，当时习仲勋到沙头角，看到香港那边灯火辉煌，而大陆这边一片荒芜，十室九空，只剩老弱妇孺，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习仲勋由此下决心，一定要搞经济特区，一定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声称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知习近平是否具有乃父的泪水和乃父的远见？
习仲勋是中共高级官员中少有的将民众的生计看得比国家的面子重要的人。习近平的地位远比父亲高，施政空间也远比父亲大。那么，他愿不愿意顺应历史潮流，接受香港民众双普选的呼吁，以实现香港的长治久安呢？他愿不愿意让内地向香港学习，不仅拓展经济自由度，而且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不仅注重民生，而且尊重民权？那么，习近平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可能超过乃父。习近平有这样的胸襟和志向吗？
习近平黄袍加身之后向毛泽东时代致敬的讲话，使他与习仲勋历经磨难之后痛定思痛的决心背道而驰，让那些对体制内改革存有幻想的人们终于失望了。在这些言论中，极左阴风袭面而来。由此可见，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一个开明的父亲，未必就能养育出一个开明的儿子来。
军方背景与玩火自焚的激情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家庭成员、成长、求学、兴趣及朋友等各角度，描绘出中共官方密而不宣的习近平的真实面貌。作者指出，习近平虽贵为高干子弟，历经父亲垮台入狱、下放农村的少年时期，透过推荐入学挤进名校清华大学，随后在重回政坛的父亲庇荫下平步青云，更拿到博士学位，但实际的学识却饱受质疑。母亲隐身其后俨然为军师，妻子是将军也是国民歌手，政治色彩浓厚的家庭与婚姻，是将习近平推上领导人地位的最大助力。
作者分析说，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习近平比起胡锦涛拥有更多军方的人脉；他至今为止在外交场合上的作风强硬、政治立场则倾向保守。曾任《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的马利德在《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中指出，比起毛泽东和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有理由担心自己能否依赖军队的忠诚，他们在登上最高领袖的宝座前，从未在军队中担任实质性的职务。而毛泽东和邓小平既是政治领袖，也是职业革命家和军人。江泽民和胡锦涛打破模式，是近百年来中国第一次由文人领袖控制政治和军事体系。在江泽民上任时，邓小平给他的建议自然是：“五个工作日中，有四天要放在高级将领身上。”江泽民显然谨记于心，上任后两年内，亲自巡视了一百多个军事据点。与江泽民和胡锦涛这样靠运气和察言观色获得提升的平民子弟相比，作为高干子弟的习近平在仕途上的发展是父辈精心筹划的结果：一九七九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由此与军方有了密切联系，甚至被军方视为“我们的人”。
二零一二年六月，《中国经济周刊》发表耿飚的女儿耿焱的一篇耐人寻味的访谈。耿焱说，习仲勋与耿飚早在陕北期间就是好友，“他们俩性格都很耿直，几十年来都比较合得来，习仲勋伯伯的儿子近平还曾经在父亲身边担任秘书”。耿焱在访谈中借已故父亲的口称赞习近平：“父亲觉得近平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小伙子，用心学习。当时父亲有三个秘书，习近平最年轻。”反正耿飚已经去世了，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根本无从考证。耿焱又说，在习近平三年的秘书生涯中，“其中两年我父亲在任上。这段经历应该对他很重要，他可以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参与一些军队、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他应该都很清楚。”这段在军方高层工作的经历，是习近平战胜诸多竞争者而上位的关键因素之一。
矢板明夫在分析习近平的军方背景时，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部门”的说法。该说法获得不少中国朋友的回馈，一位精通日语的中国学者，称之为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的很多学者也在谈‘军队非国家化’这个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简洁易懂的语言概括过。”这位学者又说：“这样一概括，大家会自然想到，如果有一天，中国也像台湾一样施行了民主选举，共产党失去了政权，那么解放军也会和共产党一起下野。由一个在野党掌控军队，那将是十分恐怖的局面。”既然习近平有远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为深厚的军方背景，而解放军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部门”，那么，一旦国内统治遇到危机，习近平更有可能动用军队镇压国内民众的抗争，或者对外发动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换言之，习近平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有玩火自焚的激情，而日本和台湾肯定会被塑造成首当其冲的“敌人”，这一点尤其不可等闲视之。
前车可鉴：习近平愿意学卢泰愚和李登辉吗？ 本书的第三部分从军权、外交、少数民族问题、言论箝制及两岸关系五大面向，分析习近平接班后的政策走向。习近平接收的中共政权，如同一艘千疮百孔的巨轮，体量庞大，漏洞虽然一时还不足以致命，却已呈现不可收拾之态势。矢板明夫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当下的现实：二零一一年春天，有一名维吾尔族的中年男子打电话到位于北京市东边的《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办公室，说想前来拜访。在电话里窃听到此消息的中国政府竟出动十几名便衣警察，在办公室周边严阵以待，准备逮捕这名“上访者”。依照中国的法律，上访人士与外国记者见面并不违法，当局却做出如此过度的反应。从这件事即可看出，共产党对于自己的统治是多么没有信心。有着相同感受的美国《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伊恩•强森在《苛税、胡同和法轮功》一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并非一直缺乏自信，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其实颇得民心。而在中国国力空前强大的今天，“中共反倒丧失了自信心，中国的统治者紧张兮兮。中国境内失业率攀升，贪污和腐败渗透日常生活，他们的对外关系屡屡导致危机。……这个国家的心理日历已经成为一连串的疮痂与痛处的叠合。”
那么，习近平有能力扭转这一颓势吗？过去在香港与日本等地出版的各类《习近平传》，通常都大篇幅、详细地介绍习近平在福建、浙江等地的政绩，矢板明夫却把这类内容割爱不提。他认为，习近平在进入中央以前，的确长期担任地方首长，但和其它同一世代的地方首长相比，在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等重要领域，习近平留下的成绩绝不是特别亮眼的。一位前共产党消息人士在评价习近平担任地方首长时的能力时，只给了个“中等中的中等”的评价。在地方上的政绩的平庸，必然导致习近平位居中枢之后的弱势地位。
不过，矢板明夫指出，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发生变化，习近平不是没有机会成为最强势的领导人。写到这里，矢板明夫将目光转向东北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都走过相同的历史。第一代独裁领导人建国，第二代领导人实现经济的发展，当经济增长趋缓、出现瓶颈时，即开始转向民主化发展。以韩国和台湾为例，李承晚与蒋介石是完成建国使命的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政治魅力，从暗杀到战争，为所欲为。到了他们的下一代，由于向心力衰退，朴正熙与蒋经国都致力于经济建设，让国家实现高度经济增长，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之后接班的卢泰愚与李登辉，在刚接掌政权时都曾经是相当弱势的领导人，但是他们选择改变体制，采取直接问信于民的投票选举方式，让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这两位总统不仅让自己成为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也都成为在世界史上留下功绩的政治家。
回过头来看，中国将如何发展？毛泽东建国，邓小平及其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实现了经济的增长。上台时被视为最弱势领导人的习近平，会如何因应人民的不满，维持政权的正当性？当然，和卢泰愚或李登辉做出同样的决定，也可以是他的选项之一。这是矢板明夫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最独特和最具前瞻性的洞见：矢板明夫不像某些观察家那样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中国的蒋经国”，而是更加切中肯綮地将卢泰愚和李登辉推荐为习近平的老师。但是，习近平本人有没有向卢泰愚和李登辉学习和借鉴的智慧和勇气呢？
——RFA
【附录】
李建军书评：一个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怎看习近平上台（RFA2012-11-30 ）
日本人对研究中国一直都很有兴趣，而且都相当深入。只不过，产经新闻驻北京记者矢板明夫，就与其他日本人有些分别。
李建军书评：矢板明夫-《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
他是二次大战滞华日本孤儿在中国出生的后代，在十五岁随父母赴定居前都是在天津长大和受教育，他童年经历了由文革到开放改革中国。在日本读大学毕业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做过日本研究员，甚至他的博士学位也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个在成长背景上与中国有这么多连系，甚至与很多中国人无异的日本人，他对习近平时代的观察，就令人对他与其他日本人，特别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右翼分子有不同的观点。这亦是我这次特别介绍矢板明夫所写《习近平--共产中国最弱势的领袖》这本书的原因。 这本书虽然针对日本人，需花了不少笔墨去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未能十分深入剖析他某些见解。但有些中日关系相关的观察，仍然有其相当独特之处。 就以军方扩张问题而论，矢板明夫不单指出习近平由于受太子党等支持，未必能控制军队。他以日本二次大战前军方参谋本部，不断为了扩大自已而将日本导向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引至日本自身崩溃的史例，来形容现时解放军不受控制，藉民族主义来扩张来的方向，以及指出近日中国的反日浪潮，成为了年青一代对社会不满的发泄出口。矢板明夫以他对中日两地历史了解的观点，得出中国有可能对日本越来越不友善的结论。社会底层的不满会否被军方著意搞扩张的藉口和工具，这点就很值得大家关注。 在中国各类社会矛盾上，特别藏蒙等地的民族冲突，以及中国经常发生于各地社会不安，矢板明夫未有因为他的中国背景，而有避重就轻。相反，他引用了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观点，认为中国正变成一个汽油湖，胡锦涛交给习近平的汽油湖比以往更大。过往因为中共有一定有优秀人才，加上未有足以引发大乱的社会事件，才未出现章家敦预测的状况。但这本书以二零零九年乌鲁木齐骚乱，当时胡锦涛正外访，习近平夹在两派之间犹疑不决，令胡锦涛提早返回处理作例子，指出习近平想学胡锦涛在未来十年守住汽油湖不爆，可能有困难，更不要指望受太子党牵制的习近平有能力和手腕作政治改革。 由这本书来看，习近平不单不是大家可以寄望搞政治改革的人物，相反，他未必比胡锦涛更有能力维持现状，他让部分力量失控，例如军方，借反日来宣泄对社会不满的年青人，结果可能很严重。由矢板明夫的观察来看，十八大后的中国，要比往日更好似乎是有难度。而会否重演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失败之路，这是很值得中国人省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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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闻：旧王朝的迷恋者与旧制度的维护者――也说习近平的南巡讲话 Posted: 18 Mar 2013 10:05 PM PDT
苏联的解体与倒掉是自身制度停滞与衰败所造成的；并证明一个不受制约的、反人类的专制政权势必会走向腐败与崩溃，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习近平想做苏共模式的维护者
2013年2月23日，也是癸巳正月十四、中国元宵节的前一天，京城近千名红二代以“延安儿女团拜会”的名义，聚集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表达对习近平的赞赏和支持。会上，原中共掌控思想意识形态、极具保守色彩的政治元老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发表新年贺词，竭力赞扬习近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之际，摆脱了抛弃社会主义理想的危险。据消息称，这也是红二代聚集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就在去年，也是在这些中共老革命后代的春节聚会上，胡木英却公开指责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把中国带入社会危机，失去社会主义理想，而且没有解决危机的能力。今天，当同他们一样出身的习近平入主大宝之后，给这些红二代们带来的是无限自豪与欣喜。此前两天，也正值习近平“百日新政”的时候，国内媒体热捧习近平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开创了一个不错的新局面，说什么他的履新百日，为“中国梦”催动出强大的正能量云云，而在他陕西老家，就在民间的元宵社火上，民众还打出了毛邓江胡习五伟人的巨幅画像。除去肉麻，还是肉麻。
与此同时，国内有不少知识分子却对习近平政治面貌颇感困惑，且不说一系列新政，都是历届新领导人上台后必须要表演的保留节目，而所谓的反腐，打得苍蝇都是网友们揭出来的，而不少真老虎，就在支持他的那些红二代里面，无论政界经界，都在一个个耀武扬威地蹿升。更大的忧虑，还在于仅限于对副部级以上传达的中办第26号文件，即坊间流传的新版的“南巡讲话”，在这里面，习近平的“依旧坚持马列毛思想，强调借鉴苏联解体，抓紧专政武器，决不放松党指挥枪。”习近平指苏联和苏共一夜崩盘的原因是信念动摇，否定苏共历史、列宁及史太林等领导，“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失去作用。”还痛心疾首地感慨苏共倒台时，虽说党员比例比中共还多，“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人出来抗争。”这些讲话，似乎意味他在给新政定位，是要作捍卫共产党统治的“男儿”。他还呼吁中共党员要有崇高共产主义理想，“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
与红二代喜不自禁、欢乐同庆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很多知晓和听闻了这“南巡讲话”后的人都表示，对习近平的改革和中国的宪政前途不能抱太大希望了，因为作为红二代出身的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在新版“南巡讲话”所表达出的，证明他还是一个旧王朝和旧制度的迷恋者与维护者，而这些思想与意愿，甚至比江泽民前几年私下所讲“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是改革派”的论点，还要保守，还要后退。
中共是苏共和共产国际卵翼下“卢布党”
中国党史上的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以今天发现的新史料来看，是根本站不住。第一，十月革命是列宁在沙皇倒台后、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的一场政变，根本没有革命性与合法性可言；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几万留日学生引进过来的，1906年朱执信就在同盟会的会刊《民报》上连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事迹，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部分内容了。不过，中共的建立，却是与苏共密切相关的。1921年一大建党，苏共和共产国际派出尼科尔斯基（即尼科罗夫斯基）和马林来到中国，亲自组织、指导组建中共，第二年中共就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中一个支部，并保证听从共产国家的指示。苏共则按照 “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理，不遗余力地对中共进行从理论、组织到金钱、物资、军火的大力援助与支持，还在苏联专门为中共开办干部训练班、特工训练班、“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对中共金钱援助更是不计代价，当年自身经济都十分困难、捉襟见肘的苏共，曾不惜血本、大量售卖沙皇的珠宝作为中共的活动经费；列宁格勒全市的党费，也曾一度全部拿来供给中国的职业革命家。所以说，人们把中共被称作“卢布党”，并不奇怪。
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卵翼下，中国迅速坐大，在一切重大路线上，无不是听命或模仿苏共的，如1931年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此后的长征想打开与苏联的通道、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西安事变”的国共合作，到了夺取政权之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都是把苏共视为亲爹亲娘的关系。所以，到了1953年，当获知专制魔头斯大林死亡的消息后，不少中共高级领导人都如丧考妣似地嚎啕大哭，痛彻心扉。另外，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大哥，是世界两极之一的美好模式，尽管中苏六十年代开始交恶二十多年后才回复关系，但是当苏联于1991年解体崩溃时，中共高层也是痛惜万分、慌作一团，连夜开会为有别于苏联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寻找对策，继续走他们一党专制的独裁之路毫不动摇。
作为新任总书记的习近平为什么要做竭力维护苏共模式的维护者，他提出这样的“男儿”论点所为何来？就由于他红二代的身份，是吃这样的狼奶长大的，而营养他的狼奶，是比一般人还要丰富美味的，连他的上台，也与这样的专制模式有着直接关系。因为他对这样的专制模式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与同情感，所以才会在高层会议和各种场合上反复提及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就连他出国访问的第一站，都要选定俄罗斯，以表示个人和中共集团与前苏联固有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苏联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苏联历史学家曾对比沙皇政权和十月革命后的共产革命政权指出，罗曼诺夫沙皇政权在1826年至1905的八十年间处决的政治犯共有894名，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竟高达数十万。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充斥着以暴易暴的肉体报复，人们甚至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未经审判而随意处死和枪杀无辜者，其中包括未经审判便枪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甚至包括未成年的孩子。对此，连作为列宁的好友高尔基都看不下去了，他在《新生活报》上呼吁：“在革命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中世纪曾经发生过的卑鄙残忍的一幕，又重新出现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代，而现在，面对每天都发生的残杀人们的兽行，我们又该谴责谁呢?”
1918年1月1日，也就是“红色革命正在深入”的日子里，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他接到了一封工人的来信，信中充满着对时局的悲剧性意识和对革命前途的巨大忧虑，这位工人这样写道：“我担心，有朝一日群众将对布尔什维主义不满，对最美好的未来永远失望，将永远失去社会主义信念，将重新把目光全都转向过去，转向黑暗的君主制，到那时，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就会死亡，就会再销声匿迹数百年，这一天已经不远了。”也是在这一年，亲眼目睹所谓十月革命的普列汉诺夫也写下了他的四点政治遗嘱，其中有“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成领袖专政，建立在欺骗与暴力上的政权，本身就包含有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土崩瓦解。……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直至政权垮台！”
令人震惊的是，在七十年后，普列汉诺夫以及那位工人的预言果然不幸而言中，1991年8月24日，随着一个巨大的、代表着世界一极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轰然坍塌，一直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苏联共产党也被迫宣布解散。此时此刻，作为拥有二千多万苏联共产党的党员，表现出的却是那么麻木不仁与无动于衷。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其自身机制所包含的政治隐患，早已经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深深地埋藏下来了。所以，它的倒掉，也是历史的必然。
可习近平还在那里喟叹“二十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痛惜当一个有着七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制度垮台时，竟没有一个苏共党员站出来死扛着。可依照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臃肿腐败、不思进取的政权的走到崩溃，不正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之中的事情吗？这个灭绝人性的政权难道不应该解体崩溃吗？这个颟顸专制的苏共难道不应该彻底终结吗？那些看起来于己无关、无动于衷的二千万苏共党员，恰恰是明白事理、顺应时代潮流的男儿，即便有几个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如制造“八•一九政变”的内务部长普戈，倒是最终走上了饮恨自杀的不归路。
假如再有八九年“六四”
从新版“南巡讲话”，再到千人团拜会所庆贺的“理想恢复”，从习近平“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再到胡木英的“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能看着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就这样和平演变的丢掉吗？”都令人惊悚地看到，原来这些太子党与红二代们所信奉的、所迷恋的、所维护的社会主义理想，依旧是充满着极权、杀戮、谎言和暴政的苏联模式。当然了，也只有这样的专制模式，才能够保住他们的特权与豪富，保住他们子孙相继、万年不变的红色江山。他们唯恐重蹈苏共灭亡的旧路，重申要回归毛泽东之路，其实才恰恰是背离普世价值的老路与邪路！
这里就要提到很多人所关注一个问题，在国内贫富矛盾重重、官民冲突激烈的今天，假如再有二十四年前的那场反腐败、反贪污、要民主、要自由的天安门广场运动出现，习近平及其掌控中共重权的太子党们将会如何应对？他们还会开枪镇压吗？毫无疑问，为了他们父辈们建下的这个党，为了他们所讲的是几千万革命先辈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模式，为了他们的那个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都会成为捍卫政权的好男儿的，在团拜会上高唱《我是一个兵》的那些红二代们，恐怕都会成为政治明朗、立场坚定的共和国卫士的。这绝不是凭空想象，要知道，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之所以下决心调动部队进行“六四”屠城，也是有不少太子党们在下面苦苦相劝的原因，说再不开枪，我们这些人的脑袋也会被民众吊到电线杆上的。习近平反复提及的“男儿”论，其意正在于此！
“亡六国者，非秦也，即六国也。亡秦者，亦秦也。”苏联的解体与倒掉也一样，不是外因，而是自身制度停滞与衰败所造成的；苏联的崩溃不仅意味着世界冷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二十世纪共产极权制度的试验、建立与失败。一个不受制约的、反人类的专制政权势必会走向腐败与崩溃，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二十多年来，这个结论早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了。为此，国内已经95岁的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曾彦修（即杂文大家严秀）曾在个人自费出版的《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的》一书中有过真知灼见的论述，他把苏联模式的溃败归结为四个字“政酷民贫”，而思想专制则是苏联全面专制的核心。把这样的模式，再与当下的中国相比较，又何其相似乃尔！
严秀老人说，“对俄罗斯的未来，极力推行极权也好，恢复斯大林时代的所谓光明也好，都不必奇怪，甚至是不可免的。但世界历史不是朝着个人极权的方向发展，总是不可怀疑的——虽然它在不少地方还不知道要存在与发展多少年。我们实在不能再走老路了，只有以史为鉴，才能观其得失。”说来说去，无论对中国，对中共，对习近平，还是那句老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果能体恤民意，顺应潮流，走民主宪政之路，才堪称真正的好男儿！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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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r 2013 09:36 PM PDT
（ “2013海外新春诗会”上的发言）
我的心灵空间中的诗，从来不以传统文学分类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中的“诗”人为自我设限。它是诗，也是诗化哲学，生命人体“宇宙情绪”意义上的非“教义化”和“仪式化”的精神宇宙宗教。我把它称之为“宇宙人体大诗”。
在东方人文艺术领域，以东西方人文艺术“互为交融、互为补充、互为丰富”为背景或前提， 中国人的精神时空的深层，是传之久远的“宇宙人体的思维与表现”，形式上有别于“逻辑、推理、 演绎、归纳”式的纯西方理念化的“实证科学”思维方式，而是东方传之久远的“天人合一”的象形思维。 我这里指的是精神生命领域的人文艺术的天然创造，而非单纯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实验与实践，其两者共存于社会人生，却为异质与区别中的兼容。而在纯“动物化”的“无脑族”的眼球中，唯有“黄金的幻影”沒有“精神的澄明”，从世俗实惠的视角视人文艺术精神探索与创造为“无用”。不解其价值转换中的“特殊价值”乃至其 “ 根本价值 ” 的无可转换！这也是“ 魂魄 ” 的人质别于 “ 原欲 ” 的动物並在内质的意义上的天渊之别！！！无论 “政客”意义上的 政治俗物或 “文痞”意义上的 文化俗物不仅天生贪欲、无人品可言，往往因私欲膨胀导致社会结构畸形、精神扭曲、人文涂炭、心智低下。同为“瞬间人生”中本互为平等的人，为一己之私、之欲互为摧残与祸害！
由此也正可深层揭示至今未澄清其本来面目的上世纪所谓 文化大革命 “ 政治闹剧大实验 ” 的内幕、动因与劣质！这是任何社会暴力无从抹杀、任何政客谎言无从掩盖的大实话！！！ 一个社会的清明与混浊，其深层本质正是决定于由什么“人” 驾控与主宰！！！其人是什么样的精神真品性与思想真品位？！ 古人的“天人合一”意识的延伸，对于今人的我正是自由精神文化中的“人体宇宙意识”。诗如此、书法尤其是“狂草书法”的“线条运动”如此，绘画中的构图、色彩和墨韵也如此。 我相信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人类生命基因和精神元素天然自承，有遗传、隔代承传与返祖承传，也有失传。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精神空间封锁，狭隘的人文环境中全民心态因之扭曲和异化，最终必引发整体愚智、思想贫乏、精神苍白，乃至道德沉沦、人文生命的日趋崩溃。 一般意义上诗与艺术领域的创造源于社会的宽松与开放，特殊意义上的个体精神能量的积聚及其幅射，不受制于外在社会环境的压力。其中存在美国新泽西大学米家燕教授所指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反行”，即压力越大、越日趋沉重其爆炸能量反而越大，並由此引发社会运动或动荡，上世纪民主墙“第一道火光”由此出现，自下而上直指“毛与文革”的运动由此揭幕。 与血肉生命同在的精神生命天然存在，是任何外力也无从绝灭与摧毁的无意识的梦境。 某种意义上，黑暗扭曲了我的性格和天然性情，而我的心灵之镜却从未受到人为胡乱涂鸦而失去光洁，我的生命的原色依然。常常是午夜惊梦中，我的诗从中孕育和外化。晚岁晴光中，以“诗、书、画、行、声”的形式综合，策划和开创了我的《岩浆与火焰的天体和大地》的浩大艺术工程也同样如此。 而我的“晴光”不是我无奈飘泊其中的“多元文化兼容”的异域的美囯，而恰恰是与原乡水乳交融的我精神生命中的秋潇雨兰。这是一个因为她所在大学助手一句知心、感恩的话，事后想起来就会莫名感动、大哭一场的人。 《岩浆与火焰的天体和大地》如果从我们伟大先人苏东坡的诗眼看，既是我数十年前和晚岁至今“午夜惊梦”中的诗，也是由诗歌“满溢”而成的“书”（即“线条运动”的狂草书法艺术、西方人称“字画”或“画字”），由“书”衍变而成的色彩与墨韵的绘画构图。由此构成的是在东方人文精神背景上以“诗、书、画”还将包括“行”（行为艺术）、“声”（声音书写式的诗歌朗诵）综合构成我的精神的“独唱”。一位西方终生研究汉学的著名学者及其夫人表示喜欢。他将部分自制光盘呈示另一位全球顶尖级艺术权威过目，后者坦然却落地有声地留下四个字：“很有价值”！本人可以说今生已过，在此告慰后来者，希望不再重复我辈终生备受大权在握的“贪官淫吏”打压和禁毁的非人的遭遇和厄运！愿东西方文化平行交叉的大背景上，中国人的文化跳出和挣脱“意识形态”禁锢、政治地震的“人为”天坑，却丝毫不失东方独异的思维与表现的色彩和特征，精神上天然延伸中华民族灿烂历史人文菁华的气韵和骨血！ 让中囯文化不仅属于一个地域、一方水土、也属于全人类和全球！由此告别现代中囯政治“洞窟”式的天顶、特权“荒丘”上的视野！让今日电子或互联网时代的中囯人不仅是东半球的“天空、大地、历史、人文”之子和传人，也是我们这个晶兰运转的星球上天经地义、身心健全的世界公民！！！ 在文革前后的我们那一代人中，我孤立于洗脑式的政治说教的表达（因为我的出身属政治打压对象，当然沒有资格也绝不想成为什么“红卫兵”，更不企望象同代人中机心独运和深藏不露的有城府者，最后由“红卫兵”而摇身一变、而一跃为“现代派”诗人），也远离“精神幼儿园”追风式的“时髦、新潮、现代派”的时尚追逐，不以纯粹模仿和步人后尘而自我满足和沾沾自喜，却敢于也绝不迴避触动血淋淋的文革浩劫与“广义文革”诸多“社会现实”真相，由此我注定遭殃而“永世不得翻身”。 我以为，在我们星球上，东西两半球两大地域精神文化各别。东方文化艺术视域中的“君子”，今人强调的是“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古人崇尚“君子群而不党”而非“结党营私”。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这两者我都认同並身体力行。东西两半球文化“思维与表现”异质，双方应互为兼容、各取所长。精神上彼此平视、而不是任何一方对另方的仰视或俯视。对西方文化、无须亦步亦趋；对本土前人、也无须步人后尘。对前者而言可互为借鉴；对后者来说，立于前人肩膀上高瞻远瞩远胜于“匠气化”的一成不变、重复于人。请看看我们纵横诗书画的先人郑板桥怎么说：“少年学画守规则，老大粗疏法尽无，但得宋元气韵在，何须依样画葫芦。”诗歌如此、书法如此、绘画也同样如此。文化上如此，承传于敢于超越与挑战。政治上如此，对威权者生前身后都敢于质疑，却无须、也不屑愚眛到在其生前傻乎乎高呼“万寿无疆”，在其死后也执迷于“尸体崇拜”！由此把一个天生心性正常的人活生生废掉了，时下的“毛左”、“毛粉”和活跃在网络上的“五毛”之辈还在无聊与无知中自残！ 东方象形思维中多层人文时空立体交叉，宇宙生命大诗非“思维切割”和“理念设限”。在天体浩瀚的浑沌与黑暗中，东方精神地域中诗的眼球内“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当前的同一瞬间” 。在文化艺术领域，我始终正视和珍视“东方象形思维中包罗万象”的“独唱”。在我的精神视域中，“宇宙人体大诗”的表现形式为跨人文学科、跨形式分类的精神生命的“多棱面的自我运动体”。我的诗，不仅仅囿于平面书写而是综合与立体表现，其中包括文字书写、线条书写、色彩书写、行为书写、声音书写。既是“写诗”、也是“写书”（狂草书法的 “ 线条运动 ” 表现）、也是已断裂和失传的东方先人开创的“写画”和“行为艺术”中的 “ 肢体语言 ” 书写和“诗歌朗诵”中的 “ 声音书写 ”。 在社会政治意义上，“政治”对于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无异于精神自由、社会良知和公民权利，而非特权意义上的“权力”的野心和欲望。当代层出不穷的贪官、淫官、狗官的涌现正是根植于社会特权的畸形土壤，而将财富、家眷连同灵魂都转移囯外的也正是这些人。同真正的诗人相比较，他们今生爱的是什么？权力、财富、泄欲的美女却远非中国！也远非他们 “ 藏财 ” 与“ 栖身 ”其中的任何囯度！我早已说过：“美囯人爱美囯、中国人爱中国，天经地义！”而任何一个美国人或中国人面对祖囯或原乡，都同样认同、接受、理解一位美国民歌手曾唱出的心声：“ 这是你的土地，也是我的土地，我们大家共同拥有的土地。” 纵使作为一个地球人视整个世界都为自已的家园，却並不妨碍从但丁到屈原，任何一囯一族一代的真正的诗人必象美国印地安人的酋长约瑟夫和整个印地安人一样 “ 永远与自身生长其中的土地同在 ” ！与这片土地上的辽阔的天空、历史、文化、人群同在！！！ 然而，在现当代中国从毛时代至今，真正的诗人首先就是独立于历屆“政治运动”全民整齐划一的群体“大合唱”者，就是绝不在任何高压下放弃“精神生命”个体自由、纵使孤绝于“万寿无疆”的高呼者群体也绝不放弃“独唱”者！！！ 在诗学精神的深层，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浩劫高峰期写下的《留在星球上的札记一一宇宙情绪》是我早年的第一篇诗化论述。人体宇宙精神意识在我今生贯穿始终。此类的东方色彩和特征的“诗”与“诗化哲学”论述，包括精神史诗《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其中包括《我的形象退出形象不可触及》）、文论与诗化哲学《书画艺术之“道”》、《沉思的雷暴》、《宇宙人体的思维与表现》、《地球人的“外星球”精神视域》、《把地球人的文化发射宇宙太空》、《打开宇宙人体的三条河流》、《翻阅地球人思维极限》等。东西方文化表现各异，此类非“新闻报导”式的文字，一般翻译者很难作深度抵达，我唯有自外热闹、自甘寂寞。今生至此，意外有一个苗裔血肉和精神血缘的笔名“亚鲁王”者的90后叩击我的心弦、相通我的心律。 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中华民族文化愽大精深，却从无人视民俗层次的“摆龙门阵”（讲故事）为中华民族文明和立国精神的根本。东方远古神话无文字记录和文本承传。然而，中国诗歌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历史渊源最早，中国人第一部诗集《诗经》不仅广为受到全民喜爱、接受和认同，並率先独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从古代、历经唐、宋、元、明、清至现当代，东方的中囯不仅是西半球百年前的“中国热”时期“丝绸和青瓷的中国”，也不是现当代“汉学翻译”中“文字转换”意义上的“新闻报导”式的文字层次上的中国，而是有别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承传于历朝历代的“文学”、“文化”、“文明”意义上“泱泱 ‘ 诗 ’ 的大囯”。 而今天中国的“诗”早不存于官方香烟烛火的“庙堂”、而在地下根植和纵横绵延于民间的“江湖”。然而别搞错了，“ 诗 ” 的中国绝非等同于纯粹市井或村野中“讲故事”的国度，这只是无涉于人类精神生命和文化深层的传统民俗意识层次上的感知。偌大辽阔的中国无疑是“ 诸子百家 ”和“唐诗宋词 ”的大国！“诗化哲学”和“诗化人生”的种族！ 古往今来，真正的中囯文化人既重文品、也重人品，绝不趋炎附势、求存于“狭隘的精神夹缝”，也非宦官式的“指驴为马”、自欺欺人之辈！面对皇权古往今来纵使罕见出现藐视宫庭的精神挑战者，诗人中却也曾出现李白式的“天子扶来不上船”的性情角色！ 在文化艺术创造中，东方人文艺术重“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抽象与形而上的精神外化，追求的是天人和合中融为一体。正因为如此，才有前文引用的苏轼式的人文论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诗书同源、书画同品。也正是由这位中国古代“苏黄诗派”（以诗书画三绝或诗书双绝的苏东坡和黄庭坚为代表）主角之一的苏轼惊人地发现田园诗人王维：“味摩詰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就是美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这就是诗书画 “三通”的 中国文化人！这就是今已失传、断裂的东方中华民族精神血脉！悲剧的却唯有绵延于后世、承袭至当代的“文字狱”、“同类践踏同类”的扭曲、畸形的种族 “ 精神分裂 ” 后遗症！！！ 在这个意义上，“哪里有政客，哪里就沒有文化！”正因为这样，21世纪的开端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复兴，首先是精神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复兴！要不，中国人在接受外媒访谈时，竟会莫名其妙碰上一位嘻皮笑脸、佯装天真、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梦呓中的蒙童：“嘻嘻，小时候（文革），毛（泽东）在我眼中是个神！”我的天呀！当人家传给我这样的采访文字时，我不禁失声惊叫！我不认同种族歧视，视此类被采访者为 “ 一头猪 ” ！但不管其人是什么，却不可思议地堂而皇之地“代表”了“ 中囯人” 、“代表 ” 了拥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地域的中囯文化？！这世界是些什么人在操弄、是否乱了套？！这样的思想水平、这样的精神层次，在任何曾经历过文革並深受其害者看来，纯属 “先天弱智、后天脑残 ”！或者整个儿变态的一个“ 精神残疾人 ”！那么一个受人关注的 “ 现代作家 ”，人类进人太空时代的今天，心中竟安装有一座 “ 毛 神” 的神龛？！竟供奉着一个体制内异议、体制外异端皆不容者的天生残暴、嗜血成性的韶山冲“毛神”？！中囯人呀中囯人，你的毛式 “ 文革 ” 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的阴影何时消散、终结？！此怀抱“虚荣、实惠”者竟就是当代中国经由其人面对全球凸显和体现的 “人文智慧的高度与深度 ” ？竟就是经由此脖子上栽了个“南瓜脑袋”者由此而提升 “ 伟大中华民族的人文尊严 ”？！进而由此 “ 脑袋瓜子 ”及其 “ 镰刀、斧头 ”式思维 、拥有伟大东方文明的中华民族就从而握有人类精神文化在当代意义上的 “ 全球‘红色荒诞’话语权 ” ？！ 难道当今整个世界和全球的人都成了被人捉弄和玩于股掌的几十亿傻逼？！？！？！ 本人正是一个“永远的中国人”，也在精神上自视为世界公民者，文革血淋淋的浩劫中曾直面暴虐，一生前后六次因“诗”而投入监狱，却绝不人为追逐任何世俗功利！却绝不冷眼旁观于这个俗世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而是拍案而起！毛在我眼中是惯用心术、权谋的 “ 主宰的主宰、帝王的帝王 ” ！历屆 “ 政治运动 ” 尤其是 “ 文化大革命 ” 的罪祸者和政治浩劫的总根源！当年 “ 揪出四人帮 ”，毛实为 “ 五人帮 ” 之首！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坑了数百儒生，毛坑害的所谓 “ 地、富、反、坏 ” 、资本家、体制内干部与体制外平民、全囯范围内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菁英数以千百万计以上！！！这竟是那类为人御用的文丐、文奴、文痞眼中的一个 “ 神 ” ？！？！？！ 1969年8月15日一介平民中 “ 黑五类 ” 的我，文革高峰期写下反对对“镰刀、斧头的玩家”毛泽东的“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 ”、呼唤社会公义和生命自由的《火炬之歌》！（原文可查阅上世纪油印的历史民刊《启蒙》和之后由谢冕、钱理群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囯文学经典》等等。我的诗先后选入种种选本，却终生在中囯大陆不准出版一本书。）！1976年9月9日毛逝世当天写下《倒下的偶象》！尽管当时的红卫兵、红小兵中不乏人为之哭得死去活来而不知受人洗脑和精神鸡奸？！1978一1979年“民主墙运动”中写下《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毛发动文革出于权斗而非公益，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对上世纪中囯社会历史进程起到的是全面“倒退”的反作用！！！ 我相信包括诗人、作家、艺术家在内的真正有良知並不遮掩和歪曲历史真相者，绝不视 “ 现代帝王 ”、“ 焚书坑儒 ”的残暴的 “ 毛始皇 ”为“神”！！！今天，除非是个 “ 脑残弱智 ” 的 “ 政治植物人 ”，沒有谁会面对躺卧天安门广场的毛僵尸从深心高呼万寿无疆？！时至今日还会有哪个“革命群众”继续自视自已为毛的“红卫兵”並以此为荣、真诚扮演“毛左”、“毛粉”一类的丑角！请给中囯人、中国人中的80后90后以真相！给西方世界以真相而不是互为默契中掩盖历史？！本人今生岁月被糟踏尽净，言论出版自由终生封杀、无从享有一个中囯公民的合法权利。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以大标语在天安广场直指毛与文革，由此被叩上“害群之马”的黑帽、至今名字高挂黑名单而未取消！此刻，我不由要面向活在当下的全体中国人和今日世界愤怒发问：这一切是为什么、有法可依吗？！一千个为什么？！一万个为什么？！请还我一介公民的个人以清白！！！请还 “ 毛与文革 ” 史实以真相！！！而不是在中囯大陆两次找碴将我投入死刑号？！而不是在美囯匹兹堡两次给我人为制造车祸？！这一切无论美囯或中国同样有案可查！！！ 对毛和文革历史真相的掩饰和虚拟， 这不仅反应于个体，也反应于一些小圈子中。文革过去了，后文革继续漫延，在诗的大囯的中华大地上的现实是：“雀鸟和鸽子栖居在北方皇城的阴影中。诗歌的鹰隼来自荒野辽阔天空自由的鹰巢。是的，是自由的鹰巢，不是受制于皇城的围墙或‘话语权力中心’的黑色威慑，在精神暴虐的缝隙中自我迷幻和安静咕浓的‘鸽巢’与‘雀巢’……”中国，文革如此、文革前如此、文革后也同样如此！诗，拘泥于意识形态化、贫乏于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书法，无从区别“法”与“艺”，倡导“丑书”的人中不乏“以丑遮丑”者、而恰恰缺少的是 “ 字画 ” 或 “ 画字 ” 的天然气韵；画，永远的花鸟鱼虫虾、或者外加 “ 几根虎鬚 ”、“ 两个熊猫黑眼圈 ” 和 “ 一根马尾巴 ” 。千遍一律、陳词滥调的题词，贫乏的是诗、是人文精神含金量。题材贫乏、思维狭隘、反复重复的这一切，其文脉根源都是从毛以来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等全面禁毁的必然结果！最后却让全体中囯人和整个中囯代之自食其果，导致一个伟大文明古囯的人文精神的整体单薄、贫弱、苍白、低下！！！ 试问，因其人为毛所赏识、似乎又外加念同乡之情，当年本为木匠的齐白石，我敢肯定玩凿子、木刨的技艺高于画笔的创意。生前留下几只“虾”，身后翻来覆去炒，我不知道其“虾”客观上究竟有多大的人文内涵？！由此而推及至今整个中囯人文艺术乃至言论自由现状，仍然死水一潭、纹丝不变？！不是封杀、就是打压或将对有创意精神者视为敌人、“维稳”对象！如北京圆明园艺术村首位村长、画家严正学入狱的次数空前未有！如今贫病交加的古稀之年的人绝望中欲选择步藏人后尘、引火自焚？！在艺术价值转换观念上，中囯也是个一成不变、满脑子僵化思维国度！永远以“古人”、“死人”手迹或文物为重、为确定价值的标尺、为天价炒作对象，而无视今人的超前思维和当下时空的变化？！今人的精神创造价值永远超越不了艺术中的“古董”与“僵尸”？！精神文化上如此！世俗政治上如此！后人的血肉之躯中的心灵空间，永远是存放在时空中远逝的各式遗体的精神棺木。从政治、思想到文化，有谁是直面种种历史垃圾敢于为精神上 “ 开棺鞭尸 ” 或 “ 开棺定论 ” 的首创者和实施人？！有谁从多重视角直面中国历史和现实 ？中囯人期待这样的大角色？沒有！哪怕身在其位者，从来 “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 。务实、隐忍、混过了事。与其大刀阔斧、招风惹祸不如“夹着尾巴做人”！社会何谈变化？民族何谈复兴？！ 有承传就有开拓、而开拓重于照本宣科的承传，时至当下，中囯人的精神自由和自由精神何在？！偌大一个中国唯有大群大群的乳鸽扑腾！大片大片的麻雀叽喳！从人文承传与发展的视角看中囯当代诗坛：“诗”与“线条和色彩”绝缘、与“书画艺术”无涉！日趋边缘化！浅层化！孤立化！本与书画同质同源，却似与书画艺术截然无涉！唯有在小圈子中自我呻吟、自生自灭！！！ 在一个精神信仰迷失、呼唤新的哲人的时代，若无新的精神空间、若无人文艺术铺垫，仅只吼几句政治口号，而对社会心灵净化、精神品性提升漠然置之，中华民族当代历史进程何以推动？！民族的复兴愿景何以梦想成真？！永远的今天重复昨天？！永远的明天重复今天？！ 此刻，让我想起两句古诗：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就是“耳目之外”的东方精神深层的诗境、东方独异于人的书韵和画意、东方的诗化哲学、诗化人生和隐逸性情与闲情。中囯人深心中的禅境与净地，正具“天地外”与“有无中”的人文精神本色，此中非世俗政客、贪官、奸商、淫棍涉足、混迹、藏身之处，却是今日一部分中囯人开始面向自然的人生趋势和心灵的复归与选择。在东方人文复归自然的深层空间，不乏当代的知识菁英的精神身影，而正是这些人的人文倾向构成其中真正的主体。这是些既有人文素养、心灵境界、客观上又不乏一定社会担当的一群。精神生命世界和社会现实作为引发汉学研究者的注意，无论他们本人当下是置身 “江湖 ” 还是 “庙堂 ”？这些人的名字不分出道先后和社会地位尊卑，却是一种人文趋势和学术衍化的体征，正是经由他们从当代中囯人文的表象，长驱直入窥探东方文化深层的奥秘，乃至某种程度的人文变迁与走向。这些具一定人文影响力者有长者、也有年青的一代，他们的名字是：林贤治、张清华、钱理群、谢冕、徐敬亚、唐晓渡、韩庆成、张嘉谚、向卫国、李润霞、章治萍、周发星、孙守宏、南往耶们乃至以雷迅为苗头的90后一代……我这里谈谈几个新近同我沟通年青朋友，其中孙守红有一份天然的本真，倾心的是利祿之外的红尘，追求的是人生的纯粹和世外的梦境。我发现他与我同样喜欢 “ 鹅卵石 ” 和 “ 梦巢 ” 式的东方闲情。南往耶写诗也心仪书画，以为 “ 诗无书画不完整、似缺少什么？” 古人持 “ 诗书同源 ”、“ 书画同品 ”人文艺术观，今人的我此生始终追求“ 艺术的立体综合 ”。看来纵使我们存在年龄的悬殊，却不妨碍诗美学趣味趋一。雷迅立志独辟蹊径、从全新的精神视角审视和研究人文艺术。其关注的主体是“人类学”和“生物学”意义的“多层时空”和“立体思维”中的 “人体宇宙精神意识 ”。新一代中这几个人初露锋芒的 “ 超前意识 ” 倾向，已跳出以往长久沿袭的精神窠臼，起步于各自对人生本义的自我解读与独特寻觅。 另有一人值得一提，此人曾为右派20年、当下却有出人意外的举措，那就是公然与那个“ 掌管意识形态的高官 ”刘云山对峙和公开叫阵者！这是大陆当代著名作家铁凝！这样的文化人近百年来的中国实属罕见和几近绝迹，其骨血和为民请命的胆识与壮举不由令海外华裔中的知识人与知情者不由肃然起敬！！！ 我的书两次由作家出版社封杀，第一次是几十年前，那时我还年青，书已印好、出乎我的意外，当时出版社为此打出大幅广告公开面对社会，由此惊动“新闻出版总署”高层，一个电话打到前作家协会主席玛拉沁夫处，精神阳萎、小弟弟挺不起来的玛哥只好唯命是从、奉命行事。若今朝网络举报其人，至少实有无可逃避的 “ 侵犯公民权利”的同谋罪责！第二次是去年，由民间出面选编，同样已签约並三审通过，最后因我的名字几十年高挂黑名单而取缔。我深信此举完全无涉于铁凝，过去的老右，今日的作协主席。57年敢言，今天依然敢为人先！不仅与刘云山“四个眼珠子”心闲气定地澹泊面对，並言行合一地与一批历经各项运动的老知识人呼吁维护和实施宪法，真正保障中国公民言论、出版、结社等合法权利。其发起人之一似也见戴睛？如此独立于世的知识分子，中共建政后前所未见！此类人同 “ 小时候视毛为神 ” 者两相对照天渊之别！另一精神意识上的“传统农民”，其人真该无地自容、躲一边去，别在红尘公众视野中丢人现眼！！！ 今日中囯大陆，敢作敢为、挺身而出、仗义直言的文化人已今非昔比，他们的真文品、真人品与毛式御用文人黑白分明。去年由作家出版社第二次禁毁的书，最后由大陆民间与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合作以《诗歌踪迹》书名面世、赠阅。选编者稚夫，主编人欧阳昱。我的作品从1959年禁毁至今已54年，本人今生年月和公民权利被人随心所欲践踏！中囯宪法一纸空文、形同虚设！依法治国一句空话、言行不一！“ 把权力关进铁笼子里 ”、“ 老虎、苍蝇一起打 ”，让全民一次又一次拭目以待、寄予期望？！新一代执政者小我十来岁，先做出来再让人相信！别无视民怨沸腾的民间社会早已抵达 “ 忍无可忍 ” 的心理极限！！！公义荡然无存的中囯，面对现实、今日、眼皮中的当下究竟该选择何去何从？！不走苏俄老路？！不走欧美邪路？！你何具“中囯特色”，当初还不是照搬苏联？！何为今日中囯人眼中“ 西方敌对势力 ”？马克思、列宁不同样是早年的“西方敌对势力”？此话讲事实、有创意却无可反驳！为直面中囯史实的专家、学者拍案而起的具穿越力的直言！ 在人类文明整体转型的交叉口，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强劲、也越来越具普遍性！他们不甘于再次经历文革、担当一个现代社会“焚书坑儒”中的受害者角色，而是无惧于揭示和还原长久沉凐的历史真相！面对麻麻密密、泛滥成灾的大批“ 贪权、贪财、贪淫 ”的 “ 三贪 ” 狗官，文化人理应敢于 “ 戳穿社会真相 ”、“ 还其本来面目 ” ！！！在当代全新的精神文化开拓与进取中挺身而出，“思想与行为”自觉超前、敢作敢为！今日中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整个海内外华人世界有目共睹、东西两半球对这些具精神锋芒的“文化侠客”与 “独行者” 投以关注並全力以挺！！！
附诗书画综合艺术工程《岩浆与火焰的天体和大地》之一《宇宙镜象 氣》中的狂草诗文内容于后，此为以天然水韵的画面为背景的整幅黄翔式的“狂草书法”的“线条运动”构图：
东方精神气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异彩纷呈中万象趋一。血肉人体长发飘飞的流瀑泼湿荒野的苍翠，骨胳和血脉密布山野林木的枝杈，鬚眉接通天宇闪电的游踪，笑纹荡开寂静的涟漪与波纹。红尘的日照一闪而逝，岁月滴水中白浪滔天。独居山魂水韵、展卷日月星辰。多层时空立体交叉的深处，探寻与拭擦藏匿其中的宇宙镜象。东方闲情与无人的清寂中，翻读丰盛的空无。
2013年3月5日瞬间突发诗的灵悟、
即兴挥毫于纽约秋园小丘草原湖畔“梦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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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r 2013 06:00 PM PDT
2013年3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新国五条"细则，要求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应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此政策一出，随即引来一片哗然。人们对此法案的立法动机与目的猜疑不断，并广泛质疑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税收立法权的合法性。
3月7日，来自山东的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建议全国人大按照《立法法》规定收回税收权，终止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规定的权力。笔者已获悉，该建议已获得至少30名以上人大代表联署，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或许是针对这一提案的反馈，3月9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回答有关人大"何时收回税收立法权"时表示，人大对此问题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很明显，人大尚未将此提上议事日程。
把上述三件事情联系起来考察的话，可以看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人们试图以宪政国家的框架重新审视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税收立法的合法性成为绕不过去的门槛。
从宪政角度看，税收来源于公民的私有财产，它是用来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成本，也可以视为公民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即"税是文明的对价"。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或政府是人们通过相互达成契约来保障个人权利的工具，只有通过税收提供公共经费，才能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
宪政体制本身就是争夺征税权的历史，"无代表即不纳税"。征税权是国家的核心权力，现代法治国家之所以规定征税是议会独享的权力，是基于对议会性质的预设，即议会是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的，代议制保障了公民参与权的行使，由议会公开讨论并制定税收，才能确保税收是基于公民的切身利益需要，防止其被滥征滥用。政府之所以无权开征税收，是因为它只是执行而非决策机构，如由其越俎代庖，便排除了公民的参与权，势必造成政府寻租，无法摆脱征税的随意性与扩大化。因此，征税是议会绝对保留的权力，公民无代表权则不纳税，征税必须征得公民的同意并制定法律。
当下中国的税收立法之所以广受诟病，直接的原因便是人大立法征税权旁落，国务院征税不受限制。
中国现行宪法中，并没有关于征税权的规定。从法理上讲，它应归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目前国务院在税收等方面享有的立法权，理论上也是一种源于人大的授权。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两次授权国务院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但这两次授权立法，是一种"空白授权"，即国务院在实践中可以无限制地自行规定税种及税收额度。这并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该原则意味着包括但不限于税收、人身自由等事项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立法。虽然西方国家对于税收也不完全排斥授权立法，但此种立法必须遵循严格的条件和范围限定，原则上不允许毫无限定的"空白授权"。国务院则依据这两次空白授权制定了大量税收暂行条例。目前中国18项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三项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分别制定的法律才能征收，而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在内的14项税种和关税，都是由国务院各类"暂行条例"作为征收的法律依据。
2000年3月，全国人大颁布《立法法》。该法属于宪法性法律，它明确规定了税收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但直到今天，国务院也能不断开征新税种，民众却无抗辩之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税种还是经国务院再次授权，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这不符合《立法法》中"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的基本原则，直接导致了涉税"细则"、"文件"与"通知"等数以百计，更低层级政府制定的罚款和收费文件则更是数不胜数。行政权力部门之间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税收立法，往往会因权力扩张而侵害公民的正当财产权。
正是在此背景下，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的呼声越来越高。普遍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摆脱部门利益的干扰，重塑税法的权威与公正。相较于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时的程序简单与没有代表广泛参与性的闭门立法而言，至少从法理上讲，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符合税收法定原则，参详众端反复博弈而形成的法律，能够更好地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
但是，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必须放置于中国语境中才有意义。将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有其法理与逻辑上的必要性，但如果认为如此便可以结束征税乱局的话，则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国制度的现实逻辑，我们看到的可能仍是失望。
不同于经典的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职能划分，中国所奉行的是"议政合一"的制度，虽然全国人大被称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被赋予了立法权，但是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与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并不是典型的决策与执行关系。人大的使命是批准由执政党提交的立法提案，但在实践中，人大基本上扮演一个仪式性的角色，即所谓"橡皮图章"，虽然这一角色近些年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基于议政合一的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名为人大立法实则是行政机关进行立法的事实。孟德斯鸠说过："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我们也可以看到，自有记录以来，以行政机关名义提交的立法案在人大无往而不利，未曾遇到实质性阻碍。 如此，即使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其结果又能如何？
以税收法定原则为理由将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预设了人大立法的开放性与参与性，制定一部法律需要经过相当漫长和复杂的程序与过程，需要向全社会公开草案并征求意见，各个利益阶层的人，进行反复的立法博弈，最终形成法律。但是，如果没有人大代表的专职化、选举的开放性与相较于行政机关的独立性的话，则此种预设必将落空，这恐怕也是全国人大对"何时收回税收立法权"并不积极的原因之一。
呼吁税收法定原则的同时，必须认可并落实"无代表即不纳税"这一理念。基于这一理念而产生的制度设计恰是国家德性的体现，即它是为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而存在的，正义的征税权是基于公民的授权，税收立法不应成为"密室政治"，应该有公共辩论作为基础，取之有道而非豪夺。否则，即使将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也实质上于事无补。
王进文，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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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r 2013 03:00 PM PDT 花蕊夫人，五代十國時期女詩人。青城（今都江堰市東南）人。姓徐，一說姓費。幼善文，出身歌伎，入宮後為後蜀(934—965年）皇帝孟昶所寵，封费貴妃，賜號花蕊夫人。孟昶降宋後，入宋宫，为趙匡胤所宠。花蕊夫人長於宫词。用語濃艷，間或清新樸實。《全唐詩》下卷第七百九十八收錄其宫詞百多則，其中確實可靠者九十多則。然而其作品為後人引用最多的卻是《述國亡詩》：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傳説此詩係趙匡胤令其在侍宴時即席吟詩所得。花蕊是嬪妃，認爲她的奢華生活是理所當然的，全國的百姓都有義務來保衛她的奢華生活，即使保衛不住，至少也要做做樣子，拼上一拼，死他幾個，這才有男人氣概。哪知道，居然沒有一個人願意犧牲自己，連她的夫君，皇帝陛下，也把生命看得重於皇位。怎麽不令花蕊憤憤不平呢？詩言志。花蕊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内組織好詞語，用規範的格律傾訴出自己的心聲，不能不說這是一首好詩。 但是，換一個視角，在一場實力懸殊，勝利無望的較量中，理智地認輸，不做無謂的犧牲，不但不應受指責，反而值得讚賞。依西方的價值觀，這是天經地義的。太平洋戰爭初期，羅斯福總統爲了集中資源對付希特勒，無力補給駐守菲律賓的美軍，他命令駐軍司令麥克阿瑟孤身撤至澳大利亞，致使七萬八千名守軍在彈盡糧絕時向日軍投降。七萬多美軍向五萬日軍投降，當代中國的軍事評論認爲這"使美國蒙羞"。三年後，麥克阿瑟率部收復菲律賓，解救了幸存的被俘美軍，這些幸存者回國后受到英雄般的歡迎。麥氏褒獎他們說："你們的祖國和人民，將永遠銘記你們的事跡和榮譽。" 是羞辱還是榮耀？這反映了兩种絕然不同的價值觀。美國人認爲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當彈盡糧絕，繼續作戰是無謂犧牲時，就應當盡可能保存生命。而另一種則認爲忠君高於一切，爲了君王的臉面，屬下必須獻身，玉碎勝於瓦全。 我不齒孟昶之奢靡，連夜壺也要鑲七寳，哪有功夫精勵圖治，可是他"城上竪降旗"的舉動卻令人欽佩。明知不可為而不為,實為智也;明知人人都可投降，但皇帝本人不能投降，投降後被押解到汴京，絕不會有好下場，他卻寧肯自己承擔後果，而保全十四萬將士的生命,實為勇也。大智大勇當名垂千古。所以，花蕊夫人錯得離譜，誰說"更無一個是男兒"?明明有一個大英雄、真男兒，她卻視而不見，更何況正是她的夫君。 一千多年前的花蕊夫人有這種想法並不奇怪。我們不必苛求她。但是，作爲現代人，大可不必為某個王朝的覆滅或者異域他鄉某黨的垮臺而捶胸頓足。前蘇聯的軍人和蘇共黨員（除去那幾個發動八一九政變的人）都不去螳臂擋車為被歷史抛棄的東西殉葬，正說明他們更無一個非男兒！因爲正是識時務、明事理，順應歷史潮流者，才稱得上真正的男兒。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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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r 2013 11:13 AM PDT 
假新闻多不胜数，在大陆早已不是新闻；然而近年中共积极「追上潮流」，把几千亿维稳费的绝对金钱优势，使用得淋漓尽致，不但令防火长城后的大陆网民中招，连全球的华文读者同样中伏，这几年愈来愈严重。
第一种手法，是最赤裸裸谎言：三月十三日中央电视台直播北京的杨晨访问位于美国的王微微，内容是「全世界聚焦中国大选年，已成美国各地民众重要话题」；啊！愤青高喊：中国强大了！连地球第一强国美国的人民，都要关心中国的「大选」喎！中国人就笑朝鲜的金将军，外国人就笑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可悲复可笑。 第二种手法，就是一些假港媒，例如大陆著名香港电视台――「凤凰台」，这些电视台容许一些比较开放的观点，更找来中外知名的华文传媒人，不断强调自己是「香港传媒」、「香港记者」的身份，令大陆很多人误信这些人以至电视台，以为代表香港人。事实上凤凰台只持有香港的「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牌照」，原因是香港九成多以上的人只看粤语及英语的媒体，普通话传媒除了对新移民之外，对香港主流社会的影响是几乎等如零，除了因为语言，更是因为尺度及观点，例如在三月十七日李克强记者会提问的胡一虎先生，就是典型的范例，很多大陆网民不明白，为何这位生自台湾的「香港记者」，居然不提问香港普选，反而走去拍李克强马屁？胡终于凭此登上香港主流的传媒「一夜成名」，这种所谓「港媒」，说穿了就是中共在香港开的党媒，然而不少大陆的知识份子以及评论人却懵然不知，长期靠这些「伪港媒」去认识香港，哪又真能理解香港的观点呢？ 第三种手法，就是透过党机器控制的真港媒散播假消息；以东江水为例，广东省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以天价卖东江水予香港，年年加价以及威迫香港购买远超需要，港共特区政府更故意任由水管渗漏三成食水，用一成食水冲厕，把馀水落大海，最好也只是免费捐回广东省；然后打著「公信第一中立客观」的老牌港媒，就反过来抹黑香港人「全球最高浪费食水」――这些消息被大陆的党媒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复制，由于消息来源是著名的香港报纸，不由你不信吧？ 第四种手法，就是歪曲以及虚构一些资料及专家报导，来达到欺骗目的；三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引述香港经济学者说，大陆赴港自由行旅客为港人贡献了三成薪酬，香港苹果日报专诚采访这位学者关焯照，揭发人民日报以及大半年前的新华网根本从来没有访问过他，关的数据，是包括了全球旅客的香港旅游业，而且只占香港 GDP 3-5%，新华网和人民日报把 3% 说成 30%，至今日你都可以见到大量中国传媒仍然在散播此假新闻，读者见来自「香港学者」，又岂能知道这新闻是造假？ 第五种手法，就是引述一些欧美的「伪外媒」，把中共的观点扮成欧美的观点内销：如三月八日的新华网及中国新闻网，引述实为中共的中文党媒的「法国欧洲时报」，报导一单「英国华人买奶粉被拒」的新闻；文中只字不提英国政府补贴奶粉，亦未提到大陆人抢空奶粉货架，令超市被迫实施限购，更对当事人去旅游竟需要买六罐奶粉这些疑点视而不见，一面倒说成是「种族歧视」、英国白人欺负华人；由于报导来自一份「法国报纸」，读者想当然尔对报导信而为真了。 上述五种手法的例子，竟几乎全取材之这两星期的世界中文传媒，可想而知究竟中共每一日花了多少维稳费，是用制造这些假新闻；在大陆能流利阅读外语的不多，何况近年中共则连外国传媒也收买，对身在大陆朋友来说，想知道新闻真相，真的千难万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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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r 2013 11:26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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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r 2013 11:08 AM PDT
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是换届。我仔细听了闭幕会的实况广播：国家主席的就职演说，人大委员长的闭幕词，国务院总理的答记者问。给我的印象是：习近平沉着稳重，李克强进取，张德江周密，合作得好，很协调。
给我印象最好并且最深的，是习近平明确揭示了为民和行宪这一对指导性原则。他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他把中国梦定义为“人民的梦”。我认为这个概括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对中国梦，领导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设想，但是归根结底，它的主体是人民，内容只能由人民来确定和充实。曾经有人希望新领导把“中国梦”的内涵界定得一清二楚，那既办不到，也不适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梦，应该由领导者来急人民之所急，不应该苛求领导者先设计好了，然后大家一起来做梦。
李克强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指出，“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掌握住这个方向，即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都不难纠正，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都不难克服。坚持这一原则，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可以并存，效率和公平可以兼得，反腐败和反垄断不难取得成绩，直到民族、民权、民生的各种老大难问题，都有希望得到相对顺利的解决。我赞成政府根据这个原则，来决定政策，随时审视自己的工作，作出必要的新的决策。这是政府工作的正常秩序。
同样，沿着习近平指出的方向，张德江郑重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这一庄严要求，应该是无例外的，刚性的。两会期间，不幸出现了继续剥夺刘霞人身自由，和殴打采访记者的事件，那是犯法的。凶犯虽“小”，犯法事大。我希望越出“宪法和法律的范围”而活动的那些“组织和个人”及早受到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公开处理。这对确保人民的安全和法律的尊严是绝对必要的，不应该办不到。
新领导的工作，关系到全国人民今后五年乃至十年的喜怒哀乐。我祝贺他们有大的作为。有人从善意出发，担心他们“得罪”人。绝对不应该得罪任何一个无罪的公民，但是，不“得罪”腐败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肯定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不“得罪”某些制度，肯定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现在到处污染。别的东西毁于一旦，不一定太可惜。把祖宗给我们的好山好水好土地好森林好草原好空气和淳朴的道德毁在我们这几代人手里，我们就成了历史罪人。而我们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各种污染，其实都具有深刻的制度性根源。因此，无论反腐败，还是抢救生态文明精神文明，都无法不“得罪”某些不值得惋惜的制度。
新领导肩上担子重，举步维艰，主要是因为面对的阻力太大。因此，提高“自信”很有必要。当然不能把自信建立在那些明明导致着腐败和污染的“制度”之上。新的领导完全有理由有条件，把自信建立在顺应民意和实施宪政的基础之上。只有这两个自信，才是真正靠得住的自信。
“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这是至理名言。实施宪法，就是行宪。行共和制度之宪，施民望所归之政，还有什么暗礁排除不了？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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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20, 2013, 6:39:45 AM3/20/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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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r 2013 10:20 AM PDT
中共最高权力交接程序终于全部完成，精英们纷纷对这次权力交接过程和未来情势作评估。有朋友告诉我，在微博上影响颇大的北极熊有这样一个判断，在十八大召开的前后，北京朝野精英中，对新领导人抱有希望和完全绝望的大致是七比三，而在两会召开之后，大概是因为知道了习近平的"好男儿"讲话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讲话，这个比例倒过来了，既完全绝望的占七成，尚抱希望的占三成。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些文字，对悲观派和乐观派的理由有了更多了解。张千帆的博文"中国当前的最大危险是缺乏体制共识"，代表了悲观派中比较深刻的思考。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3/0317/article_79209.html 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单纯地评价习近平行还是不行，而是对整个中国精英的状态进行了评估。张千帆认为，中国的最大的危险不仅在于社会的分裂，而尤其在知识精英的分裂，而知识精英左右之争的分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于政治游戏的道德底线没有共识。也就是说，左派们主张均贫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还主张以恐怖和暴烈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张千帆还认为，左派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失误，将有可能像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劫持的日本政府那样，带来民族灾难。 反映乐观派的一篇文字就是张维迎发表在《财经》杂志尚的文章"未来十年是改革'窗口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article_2013031879290.html 张维迎虽然寄希望于习近平在未来十年能够推动改革，但他也不是单纯从习个人的素质和人品这样一个狭隘的角度得出得出这样的乐观结论。他委婉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过去十年胡温执政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不是政治家，而是官僚。 张维迎写道："官僚是按部就班不做错事，政治家是要做正确的事，做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政治家要有一定程度的横空出世，要经过一定的磨难，但不是官僚主义的磨难，而是政治竞争的磨难。而现在的这个体制，已经到了这一步，政治家似乎只出自官僚。" 张维迎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偶然，"新一届领导人有点横空出世的味道，不完全是一层一层的官僚体制磨难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有所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窗口期'”。 应该说，无论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比过去都有所进步，都不是那种简单的好人坏人逻辑。不过，我认为这两位的看法虽然不同，但分析的深度仍嫌不足。我倒是比较欣赏另外一种悲观派的分析，那就是中国的问题是深陷文化陷阱。如何来描述这个文化陷阱，是一个不容易应对的挑战，但我认为有很多现像说明这种文化陷阱的存在。 张千帆文章中指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像，就和这种文化陷阱有关。他的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已经有了危机感，但社会却还弥漫著盲目的乐观。我认为，这是一种缺乏公共政治生活的文化现像。这样的文化，一方面让人对共同的未来不感兴趣，得过且过，另一方面，等到灾难真正降临的时候，许多人就认命。 在精英的层面，中国政治文化最大的问题不仅在于张千帆所指出的缺乏底线共识，还在于很难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而难以取得共识不仅仅在于没有共同的道德底线，还在于不知道如何进行沟通。对立的各方都认为对方不接受自己的观点是因为道德原因，而不是认知的差异。这种思维方式，令中国精英很难形成共识。 那么，我们是否就没有一点乐观的理由了呢？我认为对中国的未来有一个乐观的理由，就是今天的世界对暴力的容忍程度大大下降了，而沟通的技术手段则大大增强了。因此，这些趋势增加了中国人克服自己政治文化弱点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著中国精英一定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中国因此而有了另外一种危险，就是"温水煮青蛙"。由于精英既达不成改革共识，也无法上山扯旗造反，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败之中。虽然不会有千万人死于战乱，却可能有千万人死于瘟疫流行，死于PM2.5之类的人祸。 中国想避免这种类型的灾难，已经不能指望运气。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精英学会互相尊重和理解，学的越快，就越有乐观的理由，否则，就只有悲观的理由。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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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r 2013 10:16 AM PDT
写下这个题目，我心中没有一丝犹疑，那是因为基础于无数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事实，我们已经可以坚定地判断：“中华大腐败”将成为一个世界史名辞被载入人类史册。
这一判断的完整表达是：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人类史上无前例的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历史性的大腐败。
政治性判断，是基于极权政治在这场大腐败中的核心作用。
社会性判断，是就其在大陆中国社会中的无微不至、无远勿届的弥漫性而言，所有领域无一幸免的遭遇社会机制性破坏，腐败已侵入整个社会肌体。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精神也已全面遭遇其侵蚀。
文化性是基于中国深厚的腐败文化基因被全面激活，从而产生了大量新的腐败文化现象，人性的全面败坏导致中国人文化心理、文化人格遭遇一次新的败坏过程，其修复过程将相当艰难。
历史性判断是因为它已发展成一场人类史中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大腐败，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特殊性表现必然对中国，对世界都将产生深远而深刻的历史性影响。
这场大腐败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由于身处其中，我们不能对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完整的历史性评价，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对已发生的事实及其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做出一些令人信服的预测。
大腐败发生的历史背景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其历史背景是：
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几种极权主义思潮的泛滥。随着苏东阵营崩溃，共产极权思潮开始退潮，随着冷战的结束，共产极权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已只是时间问题。当今世界就国家制度形式而言，已经可以用现代民主制国家和民族国家这两种简单的形式来进行划分。
从地球村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经济进入全球一体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民主和平的力量已占主流，国际社会这个人类最大的社会共同体，已经可以断定不会爆发世界性战争。人类在总体保持和平的环境中进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大前提下，普世价值已成为谋求共存共荣的共识。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已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主导潮流，人类社会良性互动的时代已来临。
正是在这样的人类历史大环境中，中国大陆走过了闭关锁国，运动折腾不断，噩梦纷呈的时代，告别了政社合一的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极端社会形态，告别了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改革。
所谓“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基本上是松绑放权让利的十年，是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十年，社会经济环境逐步走向宽松，整个国家沐浴在一种开放的氛围中。
在当时的共产阵营中，中国是最早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国家，是最早取得一系列实质性社会进步、获得了宽松社会环境的国家。当时开放的势头是相当可喜的，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发展壮大逐步成为主流，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在润物细无声地深入人心。
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松绑过程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公众寻求个人发展的热情，在经济活动方面更是激发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一种渗透式渐进的政治改革已在开始形成气候。
但就是在这样的关键历史时期，突然发生了一场所谓“八九政治风波”，历史非常诡异地突然发生逆转。风云突变，极少数人不惜选择犯下残暴邪恶的反人类罪行，制造一场卑劣的政变，在国人眼花缭乱的错愕中突然选择了一条重申以暴力和谎言劫持社会的疯狂腐败之路。
在魔法般的变化中，原有的泛政治化官方意识形态和举国体制被强化，在不经意间，政治形势走上了老路，泛政治化是强化极权的核心内容和形式，正是这种极权政治核心内容形式的重新走上老路使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发生了质的偏转，致使政治改革夭折。
为什么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在共产阵营已全面发生变革的历史时期，中国会有人做出这样突然的选择？为什么中国人竟然会就如此地认同了这种由极少数人作出的邪恶选择？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是怎样发生的？
正是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使中国错过了一次人类史上共产极权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历史性潮流，这一历史转型机会的错过，使中国人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历史性代价。
这种世界现代史上特殊的历史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它特殊的现实与历史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慎终追远地进行思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这场中华大腐败发生的世界历史大环境是什么。下面，笔者将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背景出发来阐述这场大腐败发生的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
大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
在许多研究者眼里，包括许多外国和本国的中国学学者眼里，中国都是一个特别令人难以读懂的国家，尤其是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解读，都会遭遇许多与国际环境不能接轨，不能融通的难题。
中国的历史之久远，文化之独特，已经形成了许多复杂神秘而吊诡的文化传统与观念根源，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心理，文化人格和社会机制。
这一系列的神秘文化、观念根源、文化人格、文化心理、社会机制，构成了这个国家文化上的顽固性，使其始终难以全身心融入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导致了这个教育水平和智商都很高的，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民族，在近现代却始终在历史文化的泥坑中挣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瓶颈期中踉跄而行。
除了以上所述的文化根源外，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还有一个起着核心作用的根源，那就是在中国存在一条非常顽固的规则，这是一条所有逻辑以此为起点的规则，一切规则由此发源的规则，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
这是一条统治者以暴力劫持社会的规则，是一条将暴力作为核心政治资源的规则，说穿了是一条盗匪规则。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一种经典表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王与寇角色的偷换，并不能改变统治者帝王都是盗贼的实质，所以谭嗣同才会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在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国家暴力（军队和警察）绝不容许被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所掌控，军队是国家的军队，绝不容许成为党军就是这个意思。
而在中国这种历史性的长期被劫持状态，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文化性的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始终对劫持者抱有一种感恩载德的奴性，这种文化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使中国人总是生活在一种“皇恩浩荡”的迷幻中，生活在一种认为统治者全知全能、永远正确的虚幻中，即使遭遇盗匪般的统治与劫持，即使生活中充满着谎言和荒谬也不愿意去甄别纠正，宁愿混混噩噩地生活在一种一切从众随大势的社会氛围中。不但基层民众是如此，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社会良知和头脑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愿意自欺欺人地如此生活着！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元规则的存在，至使中国社会经常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致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长期生活在一种恐惧和不确定性之中，入骨的顺民心理，顺民土壤使中国人特别容易被政治暴力所劫持。
除了这个元规则外，中国人的政治哲学中还存在一个最重要的隐蔽秩序系统，那就是以权谋文化、厚黑学和谎言为核心的潜规则系统。这是一个完备复杂而吊诡，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规则系统。不可光明正大言说已经证明了它人性的幽暗，也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人性中假丑恶，贪瞋痴的一面，但是它却始终占据着中国政治哲学的主流。中国人政治文化人格的分裂，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长期存在着一个这样的占据主流的潜规则系统。
这种元规则和潜规则文化的长期顽固存在，致使中国人缺乏坚定健全的宗教信仰，至使中国人对生命没有足够的尊重，甚至对人类自身生命的大规模非正常毁灭也持冷漠麻木的态度。这种长期的文化存在致使中国人政治人格分裂，对厚黑、权谋、谎言不但不认定是一种罪恶，反而会沉迷于其中而津津乐道。
这两个规则系统，是被历代统治者通过大量的政治行为、宗教行为潜移默化植入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之中的，至今已经顽固的成为中国人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的核心部分。对这两个规则系统在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进行全面的反思，不作出鲜明的是非判断，不怀抱足够的警惕，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就始终会存在大问题，对以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宪政的普世价值就会怀有一种始终麻木甚至敌对的态度。
当下公开正面场合全面流行大话、空话、假话、套话、狠话，背地里却以密室政治，暗箱政治的形式干着窃国误国的勾当，已充分证明了潜规则文化已转化成了潜规则政治，全面的充当起了制度功能。
正是因为这种元规则、潜规则的存在，致使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被暴力劫持和被谎言迷惑的状态中而不自知。这种由暴力和谎言为主要构成的政治权力的长期存在，已被统治者和儒教人物打造成一种类宗教的文化精神，构成了中国人文化传统的天与地，成为了中国人宗教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严密结合，构成了中国人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核心结构。
正是这个权力拜物教的核心结构，导致了中国人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始终是权本位而不是人本位（所谓“民本位”其实是对主体进行偷换的表述），这种从逻辑起点开始进行的偷换是从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开始的偷换。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概念被大量偷换的话语世界里，都是因为逻辑起点被偷换而产生蝴蝶效应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诠释与解读，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那就是：
在近现代史上，在一些主要的发展阶段、历史关头，中国人之所以会在进步与倒退的关键时刻做出令人扼腕的选择，都是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中存在一个顽固的权力拜物教的观念文化体系。正是这个观念根源性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始终生活在一种历史文化的纠缠与纠结之中，即使是在某些历史关头选择一些外来的类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莫不与这种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例如二十世纪初，先贤先烈们通过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皇权专制，虽然后皇权时代陷入了军阀混战，但一场承担着现代社会政治启蒙使命的新文化运动已在可喜的发生。
极权政治在大腐败中的核心作用
就在这样关键的历史发展时期，外来的类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马教开始进入中国，共产极权思潮以所谓“五四”运动的符号式表达逐步取代新文化运动。这是一种以街头政治和民粹主义狂潮取代理性文化运动的转换，这种思想精神上转换的结果是使中国接受了一个传统皇权集权形式与现代极权形式杂交后的政治异形。
这个政治异形的诞生，接收了现代极权的所有特征，其主要特征是有一个高度泛政治化的类宗教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体制，这个政治异形不同于苏东政权的最重要特征是带着所有中国社会权力拜物教的文化基因。
现代极权最大的结构性特征是有一个泛政治化大一统的类宗教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一个同样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的举国政治体制。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紧密结合，致使产生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史上最极端的类政教合一极权。
在这个政治异形的催生过程中，其起核心主导作用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集传统法家人物和现代极权人物之邪恶于一身的人，他们在极权制度建设中，特别注重将暴力和谎言作为其最核心的统治资源，一方面以革命的名义制造大量匪夷所思的暴行，制造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制造许多人为的社会性灾难，许多令人发指的生命毁灭；另一方面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名义不惜全面歪曲编造历史，营造一个完整的谎言话语体系，将泛政治化意识形态打造成一个完整的天与地。这是一些集“伪君子与真小人”于一身的政治人物，人性的丑恶、幽暗面在他们身上体现为超乎常理的发挥与张扬。
为什么前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会很快就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了非斯大林过程，而在中国虽然全党全国人民吃尽了毛泽东的苦头，却有人坚持要继续将这个犯下大量反人类罪行的元凶巨恶供在神坛上，那是出于将暴力恐吓作为重要统治资源的深心考虑，在大是大非面前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作出违背常理的判断与选择。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性政治人格分裂的表现。
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结构，是法家人物为皇权制度设计的核心结构，这个核心结构被现代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极权改造后，其对权力的垄断已达到深入社会每个细胞即原子化个人的程度，所以我们已经可以判断，这是人类历史上既空前也绝后的极权。
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极权，前苏联的苏维埃国家主义极权，伊斯兰社会主义极权，都是类政教合一的极权，但都没有达到东方国家主义极权的深入程度。这个东方国家主义极权将“天地君亲师”改成“天地国亲师”，一字之改，已囊括到无微不至的极端程度。
正是这种将传统集权与现代极权杂交产生的政治异形，才有可能产生一种高度大一统的人格化的国家意志。
人类心理活动的三种基本形式是认知、情感、意志，其中情感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所以前两种都是认知形式，是为判断“是什么”而存在的，而意志是进入决策阶段，即“怎么办”阶段。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理解“国家意志”就是极权国家机器通过官方意识形态的认知决策过程，它和人类的心理活动是类似的，与机器人的认知决策也惊人的类似。但这个政治异形所形成的国家意志与机器人的意志的最大不同是，机器人没有情感认知，而这个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却已将许多变态的情感认知灌输入了国人心中，所以说这个东方国家主义极权所形成的是最高程度的人格化国家意志，相信在这方面进行过深入思考的人都不会有异议。
这种高度大一统的人格化国家意志，将被劫持者与劫持者一同劫持其中，这是所有暴力劫持所必然形成的态势，不管是个人崇拜达到巅峰时期的个人独裁和当下的“一把手专制”或寡头专制都没有摆脱这种全社会被极权劫持的状态。可以说要理解这个社会，理解“劫持”这个关键词是核心。
当整个社会被暴力劫持后，对“人民群众”进行泛政治化思想精神上的全面洗脑和意识形态灌输是必然过程。这种灌输与洗脑如同对人施以魔咒，一刻也不会停下来，所以对“人民群众”的统治就达到了从肉体到思想精神的高度，这就是高度大一统人格化国家意志可怕的地方。
这种形成了人格化国家意志的政治异形，所获得的政治能量、经济能量、社会能量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它有着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有着几乎无所不在的整合资源的能力，包括对所有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如对所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的垄断，包括对组织资源和思想文化精神资源的垄断。
实现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各种资源是广泛均衡地分布在以个人为基点的社会成员身上的。广泛而深刻的人权观念保证了包括清晰的产权制度为核心的资源均衡分布，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则是通过民主政治制度的无形之手。而在大陆中国这样的极权社会几乎所有资源的配置都会经过极端权力这只有形之手。
这种形成了高度大一统人格化国家意志的极权政治异形，在实现了对所有资源的全面垄断后，必然会放大极权的狂妄，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运动不断、折腾不断的状态，极权的本质决定了其垄断与极端的精神。
这种精神决定了它必然与广泛而深刻的自由人权理念为敌，与全面的民主法治制度为敌，与人类社会的多元共存共荣良性互动的秩序为敌，其实就是全面与普世价值为敌，使其必然会打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强政府和同样史无前例的弱社会。这种强政府弱社会在毛时代曾达到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极端程度。垄断与极端的精神决定了这种极权社会与和谐无缘，人民想长期安居乐业也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梦想，无数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极权的精神决定了它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秉执的是丛林法则斗争哲学。在鼓吹革命暴力的“阶级斗争时时讲”的争权年代，它鼓励放大的是人性中凶残暴虐的一面，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和制造大量生命毁灭是它的主要表演形式，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夺利时代，则鼓励放大的主要是人性的贪婪，虚伪与纵欲，是责任伦理的全面崩溃，拜金主义因此而成为社会潮流。
不断制造政绩是极权政治存在的需要，极权的垄断性质使其必然是一个空前巨大的政绩共同体，这个政绩共同体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疯狂地掀起一轮轮丧失理性的政绩工程大跃进。这些所谓大跃进因为违背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最终无不以制造出大量的政策灾难而告终。只有在奴性文化特别严重，文化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特别严重的中国，这种灾难才会不断重复发生。
当前的这场发展主义大跃进，因其疯狂透支资源的形式，必将埋下大量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隐患，将比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那场大跃进所制造的灾难更深刻！
规模巨大的资源浪费与透支，巨大规模的贪腐与暴殄天物已在中华大地制造了一场空前荒诞的历史大剧。这样的历史大剧之所以会变换着形式在中国反复上演，莫不与中国人的麻木与奴性密切相关！
所以当下发生的这场大腐败，从经济角度判断，是一场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狂潮；从政治角度判断，是一场由人类史上最大的政绩共同体打造的政绩工程大跃进。由于始终没有放弃极权，人性的贪婪在巨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紧密相连时，官方舆论导向只能是责任伦理被意图伦理所替代，政策目标由忽悠糊弄来支撑。潜规则文化已演化成潜规政治充当着制度功能，使这场发展主义的政绩工程大跃进实际上已演变成一场窃国烘抢的分赃盛宴，资源透支的弑母狂欢。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原有的以“革命”“斗争”为核心词语的话语体系实现了一次国家主义话语全面娱乐化的华丽转身。这种华丽转身在影视传媒中表现最为突出，甚至被某些影视传媒主导者发展成“娱乐至死”的程度。“娱乐至死”已成为这个“盛世”末世气象混杂时代的象征性符号。
革命斗争的禁欲主义洗脑转换成娱乐至死的纵欲主义洗脑之所以会成为时代符号，是因为前者是为了培养出大批狂热的助纣为虐的政治愚民，而后者是为了制造出大量是非判断颠倒，伦理道德沦丧、情感情欲混乱而淫靡的政治顺民。文化教育传播领域的大一统泛政治化体制垄断，使这种华丽转身得以在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中实现。而其对中国人思想精神上的伤害却是深刻的而深远的，因为这是一种对人性本质的伤害！
人类社会应该遵循的是趋善避恶的律令，而极权体制却利用“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元规则和以权谋、厚黑、谎言为核心的潜规则政治劫持社会，致使这个有着深厚权力拜物教文化传统的社会主流人群遵循着趋恶避善的潮流。这是因为社会精英已不知不觉陷入了“人无良心吃饱饭，阿弥陀佛饿死人”的认知陷阱中，这就是当下有人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的深层次原因，说穿了就是中国社会已被极权体制利用人性中的丑恶，幽暗实现了全面绑架！
腐败的发展，从权力寻租的经济角度探索有清晰的轨迹可循，起初还只是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倒买倒卖，采购权力的吃回扣，银行贷款等方面的行贿受贿，基本上是吃吃喝喝，遮遮掩掩，小打小闹。
但自所谓“八九政治风波”之后，以执法产业化为主线，一切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变得放肆起来。因为执法产业化是一种执法部门的集体寻租形式，导致权力寻租逐步变得无所顾忌，并带来了其它行政管理部门的全面跟风，从而发展成行政产业化。接踵而来的是教育、医疗、文化传播等领域所带来的公共领域全面泛市场化过程，这一系列渗透浸润式变化，使利用手中权力寻租逐步演变成权力阶层的集体意识。
在利益面前，伦理道德的坚守是脆弱的，而人性的贪婪纵欲则是与生俱来的。由于这个社会始终是一种泛政治化结构的泛权力化社会，从行政权力开始的权力寻租向各公共领域的蔓延是顺理成章的事，从而使权力寻租逐步发展成一种泛权力寻租，滥权力寻租的社会性潮流。主流社会人群在这场弥漫性大腐败中的人性败坏过程，是导致这个社会伦理道德沦丧的核心原因。
全面的执法产业化，行政产业化，公共领域的泛市场化过程，各种行政垄断性国企的恶性发展，利用价格杠杆，金融杠杆，资产资本化实现的大规模“国进民退”，虚拟经济大膨胀背景下的股市房市大劫夺无不是由举国体制主导的。各种国企大鳄实际上就是官僚资本，经济寡头，是权贵利益集团，他们的能量已经可以全面影响舆论导向和法律法规的存废。
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大陆中国的权力寻租已发展到吃价差、吃贷款、吃回扣、吃行政执法、吃收费罚款、吃转移支付、吃电讯、吃交通、吃教育、吃医疗、吃股份制改造、吃社会保障、吃殡葬、吃慈善、吃股市房市高潮、吃行业垄断、吃资产重组、吃资产资本化、吃政绩工程惠民工程、吃会展会庆、吃大规模通货膨胀、吃土地血拆，可以说是无所不吃，花样不断翻新，思路渐渐入骨，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出。这一切皆表现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权力与资本结盟。政商勾结，权钱勾兑、权权勾兑、权色勾兑、权学勾兑等之花样翻新，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可谓空前绝后！
经济史上的腐败经济学样板
腐败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亦有明显的特殊发展轨迹可供观察分析。大腐败中的经济生活可以表述为：“大陆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成一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以权力经济为主体的腐败经济。”
为什么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没能发育出一个健康而需求旺盛的国内市场？那是因为这个极权社会的经济命脉始终为极端权力所掌控，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而始终是通过政治权力这只有形之手，经济生活从整体看始终仍是一种权力经济。从表面看来，虽然经济体已加入了WTO，进入了国际大循环的格局，但是大量经济法规并未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国际接轨，权力经济的色彩极其浓厚，民营经济始终没有成为经济主体。这种极端的权力经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只会发育出一个为满足权力阶层极权政治生活需求和淫靡生活需求的腐败经济市场。
泛政治化的国家主义社会会使所有“国家行为”的经济活动成为政绩工程，一轮轮政绩工程大跃进囊括了几乎所有社会经济生活。政府主导的极权社会所特有的各种经济活动，例如招商引资狂潮、开发区狂潮、国进民退狂潮、各种会展会庆、评比赛事，甚至选美选秀活动，都会成为政治、文化搭台的经济唱戏。在工业交通、教育医疗、文化传播、城市建设等所有领域的政绩工程，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规模巨大的政绩工程和巨大规模的腐败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被极权政治所消耗，致使国家付出了极大的社会经济成本。
权力经济成为这个国家经济生活的主体，才会涌现出大量豪华的政府大楼，各种豪华的演艺场所、高档会所、高尔夫球场；市场上才会涌现出名目繁多的天价烟酒、天价宴饮，豪车、豪艇、豪宅、奢侈品行业的天价珠宝、天价服饰，收藏市场的天价文物，以及涌向国外的奢侈品购物团、购房团，纨绔子弟的留学潮。大量暴殄天物的现象，莫不引起国际舆论的惊诧与国内民众的瞠目结舌，而奢侈品市场的消费人群莫不是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与权力关系密切的人群。
极权政治生活的最大需求就是政绩工程和生活娱乐化，这就是长期保持占GDP份额近50%的投资拉动的秘密所在。请问在这样的政绩工程市场和腐败淫靡市场的拉动下，健康健全的国内市场有可能形成吗？
当这个社会出现800万元一斤的茅台酒，18万元一斤的龙井茶；当这个社会容许80元一根的香烟（极品黄鹤楼香烟每包1600元）存在并被主流社会官场人群欣然享用时，这些人群善恶之颠倒、心理心态之疯狂、行为之伤天害理便已走到了临近灭亡的边缘，正所谓：上帝要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巨大的腐败市场的形成这个举世瞩目的不争事实，证明了政界和产业界许多人早已树立起了经营和发展这个市场的自觉。这是一个经济学中腐败经济学样本，是人类腐败史上由极权主导的人性败坏的标本。这个市场的存在以及其强大的活力，也有力的证明了阿克顿爵士的论断：“权力容易使人败坏，而绝对权力则绝对使人败坏”。
但是腐败经济必竟是经济体的病变形态，是“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疯狂心态下产生的。当其演变成经济活动的主流后，大量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便已在高速积累，高速发展必然演变成高危状态。
以国家的名义窃国，以公有的名义据公为私，是这场国家主义极权腐败的最大特色，有力的证明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是一种邪恶的财产制度。
“人无恒产则无恒心”。西方启蒙时代之所以会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在旗帜上，是因为保证正当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就是保障最重要的人权。财产权是许多权利的基础，清晰而稳定的产权制度是保障人类社会和谐和平的基础。私有财产制度是以权利制衡权力的最核心的基础，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则是一种所有人主体虚置缺位的财产制度。在极权制度下权力得不到有效制衡给政治权力利用政治口实侵害剥夺他人财产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也给掌权者利用权力侵夺社会公众利益制造了广泛的空间。
在坚持对全社会实施暴力劫持和谎言糊弄的极权政治背景下，掌权的腐败分子通过精心地经营权力、经营腐败，完成了贪腐势力逐步成为执政基础的过程。
所谓社会精英逐步树立起了经营权力、经营腐败的自觉，权力市场化意识成为了权力阶层的集体意识，泛政治化的体制结构导致了权力的泛化侵入到社会的每个组织细胞，泛化的权力导致形成泛权力寻租、滥权力寻租的社会狂潮。人性的贪婪丑恶被全面激活，寡廉鲜耻之风大规模侵蚀主流社会人群，社会性贪腐过程导致了腐败的弥漫性蔓延，使腐败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在这种腐败政治的时代背景下，各层级、各领域无不滋生出大量的食腐动物。权力掮客这种食腐动物是应政商勾结、权钱勾兑、权权勾兑、权色勾兑、权学勾兑的社会需求之运而生的。赖昌星、李薇、覃辉、卿俊杰、师东兵之流只不过是大量这样的“当代英雄”之中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罢了。酱缸文化的渣滓浮上面机制使权力和财富必然会加速向品质恶劣，素质低下者手上集中，这就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精神！
人性在大腐败中的沦丧过程
充分地激发调动人性中丑恶幽暗的一面是当下这场大腐败的最大历史特色，这种调动因为是在一个泛政治化、泛权力化的极权社会发生而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深入广泛程度。利用人性的丑恶幽暗来绑架社会是最邪恶的绑架。
这场大腐败因为是极权体制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暴力和国家谎言来劫持社会的过程，致使中国人的人性在这场劫持型大腐败的过程中遭遇巨大的考验。
执法产业化、行政产业化使政府的服务职能演变为管制职能，利用管制进行集体权力寻租，致使政府演变成与民争利的最大利益集团。掌权者人群责任伦理的崩陷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全社会上行下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责任伦理的崩陷，全面的管制带来的管制危机致使社会自律功能消蚀，从而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一个他律型社会。他律型社会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管制成本，致使国内维稳经费已超过军费开支，其结果却是使管制者与被管制者演变为一场猫鼠同窝的博弈，导致管制目的全面失效。这就是越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越盛行于世的真正原因。
潜规则政治的风行，国家机器被卑鄙与邪恶所劫持，导致意图伦理在公开层面支撑而以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的崩陷，造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基础秩序沦陷，法治秩序、情理秩序、伦理秩序、道德秩序的全面混乱。社会秩序的荒漠化，导致社会性的人心冷漠的弥漫。可怕的是这种局面还被掩盖在一片盛世辉煌的假象中，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已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
以教育医疗为标志的公共领域的泛市场化过程是掌权者在利益驱动下放弃责任不顾严重后果、进行全面体制寻租的疯狂行为。这些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和从业人员的寻租欲望被极大地激活和放纵，致使泛权力寻租很快泛滥成灾，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保障体系在公共领域的崩溃，极大地加重了社会公众的生活负担与生存焦虑。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社会体制给全体公民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是全面卸下社会责任并给社会加上了沉重的行政成本负担。
同时发生的还有各种行政垄断型国企大规模扩张的国进民退过程。这一系列经济领域的演变过程无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垄断，利用价格杠杆、金融杠杆实现的一轮轮对社会的大劫夺。这一轮轮大劫夺使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中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都被大大的压缩，全社会陷入利益争斗的战争状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陷入一种极度不安全感的焦虑之中，这是社会被暴力和谎言劫持的必然结果。大规模的裸官裸商现象的出现，证明了社会上层的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也早已处于一种极度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恐惧之中。
我们可以将教育和医疗这二个关系到国民精神与身体健康领域的溃败失守的过程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腐败权力在其中起的核心作用。
为什么教育会很失败？为什么医院会成为屠宰场？为什么师德医德堪忧？为什么师生关系，医患关系会变得如此失去信任、失去关爱、呈对立状态？为什么“人类灵魂工程师”和“白衣天使”的伦理道德现状会变得如此令人忧心？为什么教育医疗体制的实质性改革始终使人无从下手？这一切莫不与当下的体制性腐败，利用人性中的丑恶幽暗对全社会进行劫持密切相关！
著名教育学家钱理群说当今教育体制培养的“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最好的证明。
在这场弥漫性的劫持型大腐败中，各类人群的关系只要牵涉到权力权利的利益相关，就莫不陷入不同程度的劫持与被劫持状态，劫持已成为解读人际关系的关键词。
劫持状态下的同流合污是这场劫持型大腐败中与权力相关人群人性败坏的主要特征。让我们将医疗领域中医德的沦丧与异化作具体分析，即可得出清晰的判断：在医疗产业化过程中，极权体制通过医院内部细化的制度设计，将医生的个人利益和医院的整体攫利创收绑架在一起，其结果是造成了整个医疗体制的乱检查、乱手术、大处方的泛滥，最终导致狂收费的过度医疗。过度医疗的后果是不但病人受到谋财害命般的严重伤害，而且最终惩罚落到自己头上，导致医生和医学本身也受到严重伤害！这就是上天给与的逻辑结果！中国将可能出现不再有会看病的医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普遍的事实！因为医生已被这个可怕的医疗体制败坏到失智的地步，医生被绑架到助纣为虐的地步。这是医疗领域人群最需要反思的问题！
医患矛盾、医疗纠纷“官方第三方”（医调委）“民间第三方”（道成公司）的出现以及它们的人员构成、运作方式、相互关系已证明了医疗领域的黑幕在向黑恶化发展，有力的证明了劫持是基础，黑恶化势成必然。（《南方周末》2012.5.31）
其实教育等各种公共领域也莫不是类似的状况。例如过度教育已发展到有的学校让很大一部分学生挂着输液瓶上课的程度，教师与学校领导已失智到怎样疯狂的地步就可想而知。这种荒诞现实主义闹剧之所以会在中华大地上大量发生，无不与这个社会被大腐败劫持密切相关。
最近针对伪科学的“干细胞美容”，网上流行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调侃的：“科技部门奋力抢跑‘鼓励干’，卫生部门紧闭双眼‘不让干’，药监部门眼盯美国‘看着干’，学者专家崇尚信仰‘大胆干’，企业老板趋利避害‘晕着干’，医疗机构追名逐利‘偷着干’，美容机构胡说八道‘忽悠干’，数万患者被做白鼠‘花钱干’”。
这首打油诗所揭露的利益利害相关人群的行为、心态、道德现状莫不象征性的折射了中国社会在腐败大发酵时期的疯狂状态。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劫持与腐败既是一种政治需要，也是一种经济需要。与“劫持”和“腐败”这两个关键辞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发酵”，因为中国社会的核心文化传统是酱缸机制。酱缸文化的关键机制是发酵，发酵的重要机制是渣滓浮上面，是最终导致一个碎片化过程，导致一轮新的轮回，因此第四个关键辞是“碎片化”。
通过对这四个关键辞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我们读懂现实中国深刻变化的来龙去脉，因为所有的变化莫不与这四个关键辞密切相关。其实用这四个关键辞来解读中国历史，同样也会对治乱恶性循环的周期律有更深刻的理解。
大腐败已使中国社会病入膏肓
发展至当下，放眼神州大地，极权的举国体制已成糜烂型腐败态势，体制性腐败已使腐败受到体制实质性保护。政府预决算和官员财产至今不能公开，“三公消费”始终居高不下，各级小金库始终禁而不止也充分证明了以上判断。
发展至当下，体制性腐败已全面发展成公权力犯罪。伴随着全国性的城市化过程，在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双引擎的驱动下，暴征强拆已发展到血拆，发展到黑恶化公权力犯罪的程度，猖狂的、令人发指的权力寻租已被民众直指为“权匪”。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使圈地运动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道历史性风景，其规模和烈度远远超过了人类史上著名的英国圈地运动。
发展至当下，极端权力在狂妄心态支配下拍脑袋制定产业政策、指定产业方向已造成巨大失误，致使经济遭遇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危机。依靠行政垄断，价格杠杆，金融杠杆，资产资本化等手段实现的大规模全面的国进民退，至使民营经济失去生存信心，实体经济遭遇严重伤害，整个社会经济生态遭遇一轮新的基础性破坏。而严重缺乏公平公正，腐败横行，效率低下的官营企业最终又难以支撑崩溃性危机。这种官营企业最终难逃晚清官办企业那种全面倒闭的下场。
发展至当下，全面高速发展已导致高危状态。持续六十余年的传统国家主义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一切权宜之计，治标之法均已失效。大量积累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已酿成复合性危机，至使社会病入膏肓，即使医国高手也只能为之束手。发展主义之殇已尽露端仪！
发展至当下，大陆中国自然生态已被破坏到满目疮痍的程度。自然资源被严重透支，大多数城市已发展到呼吸不到清新的空气，喝不到干净的水，难以吃到放心食品的地步！
发展至当下，大拆大建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已造成全国千城一面。附丽着中国人情感精神，使人心气平和的传统老建筑遭遇一轮新的毁灭，取而代之建造的是大批粗俗不堪、令人焦躁不安的假古董伪文化建筑及大批没有人性温暖的水泥丛林。农民工大迁徙导致了乡村社会的凋敝，城市老社区的被拆导致了城市居民社区社会经济生态的整体破坏。这一轮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破坏，是在骨子里崇洋媚外要与传统作最彻底决裂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发生的，是在物欲拜金狂潮中发生的。“传统”与“现代”这二个关系到发展良性与否的重要概念被严重歪曲，优秀文化传统的毁灭已相当严重，文化传承的代际断裂现象已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致使中国大陆的社会人文生态遭遇一场毁灭性灾难！
一个大陆著名学者访问台湾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社会很现代、很传统”。这个判断充分地表达了“现代”和“传统”这两个概念在大陆中国颠倒到了什么程度。
发展至当下，社会人文生态发展到信仰已丧失、精神遭阉割、社会信任体系崩陷、责任伦理沦丧、族群关系断裂、人伦亲情冷漠麻木、社会经济生活假冒伪劣横行、坑蒙拐骗猖狂的地步！“娱乐至死”“过好每一天”“快乐即菩提”等各种及时行乐的论调充置着主流话语，全社会弥漫着浮躁与焦虑，沉浸在一种极度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之中。中华民族核心板块的社会心态的堕落已发展到了丧魂落魄的地步！
发展至当下，作为社会良知与头脑角色的知识分子群体已被整体劫持于这场大腐败之中。绝大多数人失去了精神的追求，人格的独立，道德良知的坚守，为了一点可怜的残杯冷炙甚至走到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地步！许多掌权的知识精英已堕落成斯文败类引领着社会的腐败潮流。
发展至当下，官员贪腐钱财的金额已大大突破民众的心理底线。百万、千万计是小儿科，县市级官员都已动辄上亿，甚至上十亿，省部级以上甚至已是百亿数量级了。
发展至当下，数以百万计的官员将子女财产转移至国外，独自在国内当起了随时准备出逃的裸官。这种形成了规模的历史性风景，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出逃将成为另一道历史性风景！另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准备离开（南方周末2012.9.20）。
发展至当下，极权操控下的发展主义大跃进，已使所有领域的发展全面失控过度，过度教育，过度医疗，过度投资，过度城市化，过度资源透支等等，并因此埋下了大量祸患！
发展至当下，货币超发的多龙（央行、发改委、证监委、各地方政府）放水局面，已使金融资源的透支临近极限。由于政治利益的需要，这些危机的真实演变及大势都被刻意隐瞒。将中国社会整体绑架于极权体制的程度愈高，其问题与危机的积累就愈严重，而化解渲泄压力的机会就愈被丧失。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就愈临近高危爆裂状态，可怕的是大家都不说破！
发展至当下，贪腐势力已在各个层级成为执政基础，有政改意愿的上层资源被挟持得难以施展、难以动弹。但是随着腐败的持续发展，整个社会的复合性危机已发展到高危状态又使得政改被日益紧迫地提上了日程。
是在优柔寡断的犹豫中错失良机，还是在维持中迎来爆裂、迎来一个猝不及防的未知局面是全体中国人都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在大腐败的坚守中倒逼出一场革命，还是在维持中顺逼出一场政改，至今还是这个僵局和吊诡之局中人们想得最多的问题。行文至此，相信看懂了笔者以上的阐述的读者诸君，已经可以就这场中华大腐败的人类史意义作出一些自己的判断。笔者在此想就当前的世界大势联系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前景作出一些从逻辑起点出发的分析与预测：
当前的世界大势是：二十世纪通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格局下的多次局部战争，通过以苏东为核心的共产体制的崩溃，世界性的民主政治潮流已风起云涌。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等许多国家的政治改革潮流，都在证明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探索是各个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获得共存共荣良性互动的基础，极权制度的顽固不过是逆世界潮流而动的苟延残喘，这种苟延残喘下制造的回光返照式的经济辉煌恰恰给全人类提供了可供分析和认真面对的标本。而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最应深思的也恰恰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极权核心板块的角色会由我们的国家来充当？这场大腐败致使我们的社会各个领域所遭遇的机制性破坏还要维持多久，还能维持多久？
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已全面面临极限问题，这是一些将影响到人类前途的问题，例如，由于碳排放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的气候生态危机，全球发展不协调不均衡引起的人口危机、人道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一切危机都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的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的大危机，需要人类社会这个最大的社会共同体的全体成员负起责任，通过理性协调、良性互动来获得解决。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一个世界人口超级大国，经济发展由于全面透支资源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国内由于严重的社会不公而在大量积累矛盾和危机的极权大国，这种大一统极权国家意志主导下的高速高危状态还能维持多久？这个至今仍在与普世价值现代民主政治唱反调的国家，这种充当着世界极权理念和极权制度核心角色的国家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在行将搁笔之即，笔者突然想起明朝末年广为流传的一首民歌：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吃素念经的活活饿杀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老天爷你年纪大
你要是不会做天，你就倒了吧。
这首民歌所反映的民意与天意真是太具象征意义了。
再联想到清朝倾覆的辛亥年，詹大悲与何海鸣发表在武汉《大江报》的二篇文章，一篇是《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另一篇为《亡中国者和平也》，不由得不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吊诡而深为慨叹扼腕！
仍沉睡在权力拜物教文化传统之中的中国人啊！沉迷于虚幻盛世辉煌之中的中国人啊，是该警醒的时候了！
二O一三年三月完稿于重病中
来源：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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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21, 2013, 6:12:38 AM3/21/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林保华：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什么梦？
- 鮑彤：送年禮也應該公私分明
- 艾未未：中国领导人该醒过来了
- 阿珊：红二代的政治小集团
- 秋风：反腐败起不到破局作用
- 陈破空：中国军队腐败，不敢对日开战
- 汪铮：中国有外交政策吗？
- 沈大伟：中国名声在全球范围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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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r 2013 12:47 AM PDT 
北京的"两会"已经结束，习近平正式出任国家主席，加上早先得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因而他正式的"党政军一把抓"。
因此，他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应该就是宣示他的行动纲领。他在讲话中大谈中国梦，由于他在去年中共18大当选总书记后率领中共政治局全体常委，参观展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复兴之路"展览，首度提出"中国梦"，因此"中国梦"成了他的招牌，或者是"习近平思想"的精髓。 习近平的"中国梦"是什么梦？由于他在多次讲话中大谈"民族复兴"，因此他的"中国梦"主要就是"民族复兴"梦。在这次讲话里，他也再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然而这三者中，"人民"放在最后，前面是"国家"、"民族"，也难怪外媒认为，习近平其实就是"强军梦"，这也与这一年来中国媒体连篇累牍宣传穷兵黩武相符合。 两会后，习近平第一个出访的就是俄罗斯，也与军购有关。因此虽然这次两会，中国有意压低国家主义的排外声浪，看来也只是韬晦之计。 我也注意到，习近平讲话的后面部分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然后谈了一些人民的利益。问题是没有民主的国家，人民的利益要靠统治集团发善心，这靠得住吗？从大批贪官的涌现来看，这种"善心"还是不要期望的好。 有人说，习近平现在是"打左灯，向右转"。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左灯打得很亮，除了鼓吹民族主义之外，还包括赞扬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毛泽东，但是他的"右转"还没有看到端倪，即使与左右不太相关的反腐败，也似乎开展不下去，尤其要动到高层利益集团的时候。 而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关系到会实现什么梦的问题。目前中共一再重申的是，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也不走学习西方的"邪路"，强调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老路，是毛泽东的道路；所谓邪路，是西方普世价值的道路。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邓小平的道路。毛泽东的道路从1949年走到1979年，共30年；邓小平的道路从1979年走到现在，已经34年了，比毛泽东的道路更长，应该也可以总结一下是否成功吧？ 那么遍地贪官污吏、贫富两极分化、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民众之间互不信任、汉人与少数民族关系紧张、外国对中国人观感很差、中国与邻国关系空前恶劣等等，不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中国梦"是美梦，还是恶梦，不是很明显的吗？ 邓小平时代有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中国至今没有正式引进西方普世价值，为何就不能"实践"一下，而立即把它作为比毛泽东这个恶魔还要可怕的"邪路"？ 习近平不是要为人民造福吗？那么把金钱与精力去抢夺一个钓鱼台，与解决官员的贪污腐败，关心民众的身体健康，哪个更符合人民利益？如果连合格的奶粉都做不好，钓鱼台抢来有什么用？中共也做过不少民调，看看老百姓希望做什么梦，而不应该由中共越俎代庖。 人民网强国社区在18大举行的同时，就网民最关注的10大问题进行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政治"以32.4%得票率居榜首；其次受关注的分别是"反腐倡廉"、"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只有0.31%的人关注两岸"和平统一"，排末位是外交关系。去年3月，官方环球时报英文版也公布一则民调显示，63%的被访问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 可见，民众希望做的梦，与统治集团完全不同。中共统治集团把西方民主当作"邪路"是强奸中国的民意。既然无视民众的要求，那么习近平编织的中国梦，只是共产党的美梦，却是人民的恶梦。否则为何民间有强烈的改革呼声？那就是要革掉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是一条共产权贵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道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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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r 2013 10:38 PM PDT
中國是個公私不分的國家。許多壞事是在公私不分的掩護下得逞的。且不說瀋陽副市長的公款豪賭案，據香港媒體報導，2012年江澤民在上海居住150天，宴請一項，簽單達237萬7千元，平均每天公費宴請一萬五。這種“簽單權”，在公私一筆糊塗賬的制度下，哪個“籠子”敢管他，哪個“籠子”管得住他？
所以必須公私分明。既然辦好事，更應該公私分明。習總書記為甘肅貧困山村送年貨，是大大的好事，費用來源也不必含糊其辭，應該一清二白。
這倒不僅僅為了拒絕與“簽單”同流合污，更積極的意義是可以從此勵行法治，建立嚴格的制度，扭轉與時俱進的腐敗之風。
總書記送年貨有兩種可能：公費或自費。如果屬於個人行善，好極了，對中國的私家慈善事業是前所未有的推動。公佈出來，首先可以讓各級有送禮能力的黨委書記見賢思齊，群起解囊，為有困難的父老解困分憂，豈不一好成千好？
如果習總書記運送的這筆年貨屬於公費開支，那也很好。不外乎三種情況：其一，如果是一縣或一省的地方預算買單，那就應該地方依法通過撥款，依法審計，全縣或全省的貧困戶同此涼熱。其二，如屬國家預算買單，應該使全國貧困戶普遍額手稱慶。其三，如果是從總書記辦公費中開支的，那也正大光明，需要由黨中央主管黨費的機構審計。
不管屬於哪種情況，都應該而且有辦法報導得清清楚楚。現在的問題出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它公佈了“習近平甘肅送年貨”，提出了請“廣大群眾對為政者進行有效監督”的要求；但只“曝光”了“清單”的細目，即“每戶2袋面、2桶油、20斤豬肉、1床棉被、4副春聯、3斤水果糖、3斤大板瓜子”以及“給學生發放書包、文具盒、詞典各1個。”至於年貨的來源究竟是公是私根本沒有交代，以致全國，或全省，或全縣的貧困戶，無法知道自己應不應該得到同樣的禮品，你叫“廣大群眾”怎麼“有效監督”法？
中國的“送”，可以是“運送”，也可以是“贈送”，容易產生歧義。前總書記江澤民又有公費私自“簽單”的傳統，使歧義更加難免。
誰的責任？我認為應該公道。不該由執筆的記者和審稿的編輯負責。他們只能照老規矩報導新消息。老規矩不允許公私分明，今天誰敢越雷池一步？
主管黨的新聞的常委劉雲山應該負全責。他不應該不懂新聞，也不應該不懂常委的精神。今後，如果新常委有新事新辦的新精神，希望他能夠跟得上。
――《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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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r 2013 09:54 PM PDT
面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知名艺术家艾未未毫不客气地予以抨击：习近平大力宣扬的"中国梦"不过是自欺欺人。2011年被监禁近三个月之后，艾未未至今不能获准出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换届对于艾未未的现状并没有造成任何改变：他的处境是一如既往的"荒唐可笑"。他是一位国际化的艺术家，作品展览和艺术项目遍布世界各地，不管是威尼斯、柏林，还是智利、美国。然而在中国国内，媒体却对他的事情彻底沉默。艾未未的个人微博仍然被封锁。
面对北京新领导层要加强实现法治的许诺，艾未未是否看到了国家放松言论管控的希望呢？这位蓄着长胡子的艺术家摇摇头：
"我希望他们说的是认真的。因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迹象。"
应是"梦醒时分"
 为抗议空气污染，艾未未戴上防毒面具
对于新上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着力渲染的"中国梦"，艾未未也表示不以为然：
"我的梦就是我们别再做梦了。中国领导人也不要再做梦了，而应该清醒过来面对现实。中国做了太多太久的梦，有好梦也有噩梦。整个世界都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务实，越来越倾向于清楚地表达思想。然而中国的改革如果没有时间表，没有具体议题的话，那这个梦终究是梦。"
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近两年前被监禁的经历，艾未未蓄起了头发。这位55岁的艺术家一举一动仍然时常受到监视。位于北京东北郊草场地的工作室门前安装了多枚监控录像镜头，他的私人电话也受到监听。虽然在京城之内他可以自由行动，但只要他离开北京前往其他城市，就会被盯梢。
至于踏出中国国境到国外去，是被当局严厉禁止的。"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拿回我的护照。虽然他们总是说尽快给我，但在中国，所谓的'尽快'，也可能是十年、二十年。"
虽然有关针对其偷税漏税指控的案件还没有最终结束，但是艾未未已经开始忙着新的工作：他参与了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展馆的布置，而柏林的格罗皮乌斯博物馆（Gropius-Bau）也计划于2014年展出艾未未的艺术作品。
即将问世：自传性重金属音乐专辑
此外，艾未未还将在几个星期之后出版一张重金属音乐专辑。这是他与好友、音乐人左小诅咒合作推出的作品。艾未未坦言，自己并不擅长歌唱，平时也很少听重金属音乐，但这张专辑里的音乐以一种非常吵闹、愤怒、狂躁但也很有激情的方式来讲述，很适合他的风格。
他为这张专辑写了九首歌，其中一首"美国人旅馆"是为了纪念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一年前逃离当局软禁进入美国使馆的经历。而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也将在专辑的宣传推广方面提供帮助。去年年底，这位著名歌手在北京举行演唱会时，公开表示自己的演唱是献给艾未未的。
不过，这张专辑在中国市场发行的机会非常渺茫。艾未未笑笑说："这是不大可能的。他们恐怕宁愿先放我也不愿意放我的音乐。"虽然歌曲的内容目前还要保密，但是艾未未透露，他四岁的儿子非常喜欢。
作者：ard 编译：雨涵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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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r 2013 10:15 PM PDT
原题：丢人现眼、频频出丑的中共红二代
胡耀邦总书记任内被判诈骗罪的胡石英，为什么不怕有着丢人献丑的过去，到今天头上还能那么张扬，而且可以与习近平、王岐山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就是因为他是胡乔木的儿子，他们都是红二代……
几近一年前，薄熙来的倒掉让无数中国人真正见识了中共红二代的真实面目，他们原来都是一些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满口马列、满肚盗娼的伪君子，是一帮子依仗父辈的余荫、践踏法律、上下勾结、巧取豪夺的权贵大佬。他们的冷酷伪善随处可见，而且无以复加，如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就是一个典型，明明是拼爹拼出来的权力和财富，还不知廉耻地说是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地是几十万人民币的行头，还提议要给老百姓建立公民道德档案，真是滑天之大稽的高级笑料。
罗家父子“国贼的资格”
如今，又有两个中共红二代冒出来丢人现眼了。先一个是周恩来的心腹、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的三儿子罗援。此人位拜少将，多年来以军中鹰派自诩，是频频发声要打日本、打越南、甚至主张轰炸东京的所谓强硬派军人。新年过后，这罗援自称是经过军委批准，可以开通微博，首篇就君临天下似地肉麻表白：“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民，我们应该战斗！” 而他所讲的“战斗”，则指的是外捍国权、内惩国贼、打击腐败、振我中华。
没想到的是，这条装腔作势、被民间称之为“装逼”的微博甫一露面，网民不仅不领情，反倒招来了铺天盖地、潮水一般反驳、嘲笑和诘问，有人爆料，罗家一门六兄弟，有两个少将、两个外企老总，其中一个弟弟是美国华荣集团的总经理，而他本人，则是在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前夕，由其父通过关系调离了前线。于是，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一贯咄咄逼人、高调主战的少将，却是一个贪生怕死、避重就轻的两面派。网友还披露出文革期间别人都在上山下乡，而罗青长则安排自己的儿子去当兵；另外，粉碎“四人帮”后，罗青长还一再干扰反对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说白了，真正戕害中华民族的国贼不是别人，其实正是内外勾结的罗家父子。这正如国内著名历史学者雷颐的一条微博“国贼的资格”所指出的，平民没当国贼的资格，只有掌握国家重大军事行动提前把儿子调回后方、有权把自己两个儿子都搞成将军、有权再把一个儿子搞到美国当大商人的人，才有当国贼的资格。
面对如此汹涌澎拜、义愤填膺的网络舆情，罗援“偷鸡不成蚀把米”，于是就顾脸不顾屁股地忙不迭的删掉了自己微博上的“国贼论”，而不敢再轻易回应网友的一句。本想哗众取宠，露一鼻子的他；没想到却弄巧成拙，引火烧身，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有人戏称罗援不是勇猛威武的“鹰派”，而是善于学舌的“鹦派”。
红二代的政治小集团
第二个出丑的，就是被邓小平称为“党内一枝笔”、原中共掌控意识形态元老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据相关报道解密，为了证明自己是根正苗红、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接班人，多年以来，这帮子红色后代还有一个学习小组，其实就是一个红二代的政治小集团，学习小组的成员有习近平、刘源、王岐山、薄熙来之弟薄熙成等党政军要人，每个月都聚会几次，而学习小组的召集人就是胡石英。去年12月26日在北京的聚会学习，正值泽东诞辰119周年，这个纪念活动居然是已被关闭的左派网站乌有之乡负责人主办的。根据乌有之乡网站公布的胡石英在纪念活动的讲稿，他是充满革命激情地说，“我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胡石英还说，“今天在这个环境下，我也很激动，就是刚才唱《东方红》的时候，我都有几次唱不下去，想掉眼泪。为什么？是今天我感觉到一种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感情，在座的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毛主席的家人。”
由此看来，已近七旬的胡石英，论起装腔作势与假模假式来，比起六十多岁的罗援还要老道，还要无耻，因为他是从人类最容易接受的亲情入手，来贴近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胡石英在《丑小鸭》主编位置上，因为诈骗罪一案被判刑，早已经是天下人皆知的事情了，这一铁案，也没有因为他通过关系被提前释放而被撤销。为此，胡乔木还与批准彻查此案的胡耀邦结下仇怨，并在胡耀邦下台问题上落井下石，报了一箭之仇。现在，胡石英不仅否认自己曾是一名罪犯，还要把自己打造成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好儿子，而且在座的乌有之乡的那些左派和高级五毛们，还都成了毛泽东的家人，这又怎么不让天下人为之瞠目结舌，万分惊讶！
胡乔木儿子胡石英刑案并未平反
不过，你既然称毛泽东是一个比你父亲更像父亲的人，起码也懂得廉洁奉公的道理，当年不应该利用函授办班的机会，把两袋子钞票往家里带呀！现在有人还在为他辩解说，是1986年2月3日晚上，胡乔木和夫人谷羽被人“请”去参加活动，他一个人在家里看书时，被中央办公厅的人领着北京市公安局的人从中南海带走，他莫名其妙，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文章描述的这一故事，好像是谁在给一个中共政治局委员下了一个套似的。不过，既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法？当年为什么要在判决书上签字认罪？至今还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事实。
国内的网站上，还有一条曲意奉承、越描越丑的文章，也引发恶评如潮。说是当年因为有人写诬告信，给胡石英编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胡耀邦）的注意并批示才出现了这一事情。这件事可以说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未发生这一幕，富有远大抱负、才华横溢的他，当时已被中央有关领导推荐到山西省，担任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的副省长，也许今天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里。
看到这里，才让人恍然大悟、如梦初醒。一个被前任总书记钦定的、并未获得错案昭雪的纨绔子弟，为什么不怕有着丢人献丑的过去，到今天头上还能顶戴着几十个耀眼的光环，而且可以与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和掌控生杀大权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称兄道弟、推杯换盏？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红二代，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世人所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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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r 2013 10:11 PM PDT
2013年03月19日 发布
孙立平教授最近发表了一篇长文《确立社会转型新思维》。他指出，改革这个词已被败坏，不必再念叨了。中国现在需要更换话语体系：以建设开路，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十年前，我就提出一个遭到很多人反对的命题：改革已死。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所表明的那样，改革已经变成瓜分利益的工具。
而且，从语义上说，改革这个词太消极了，似乎总是围绕着旧体制打转。中国要走出困境，得立足于理想，建设更为合理的新制度，哪怕很微小。否则，改革就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改革了三十年仍在喊改革，就已经够可怕的了。
不过，孙立平教授文章后半部提出的政策建议，却有悖于自己的理念。他说，在社会转型时期，造就社会变革动力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反腐败是找到良性互动的切入点。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孙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反腐可能需要经历运动式反腐与制度化反腐两个阶段，可以从运动式反腐败开始，它可以发挥破局作用。
这可不是建设了。
在当下的中国，官员腐败普遍而严重，所以，反腐败必然反不胜反。更重要的，它起不到破局的作用。你抓几个官员，民众并不解气。相反，反腐败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只会让民众对政府越发失去信任。而且，靠抓贪官游戏反腐败，也不可能收到多少效果。你能够抓起来的腐败官员永远是极少数。腐败官员群体内永远会有一种侥幸心理：落马只是运气不好。其他官员不会因此而收敛。
还有，官员的腐败如同病毒，传染到整个社会肌体。比如，很多企业家为了获得进入市场的普通权利，不能不贿赂官员。普通民众为了办一些事情，也难免贿赂官员。腐败总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开展运动式反腐败，官员固然惊慌，其他社会群体也会惊慌。
最为重要的是，如孙立平教授所说，当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转型，是建设更为合理的新体制。这是全体国民，也是国家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所在。任何事情都必须服务于这个大目标。
那么，反腐败有助于达成这个目标吗？也许有一点，但不那么直接。更有可能，它适得其反。因为，大规模的反腐败可能恶化社会、政治气氛，使之趋向激烈。而根本的制度变革，大约只能在一种较为平稳的社会、政治气氛中展开――当然，这里讨论的是相对平稳的制度变革。
从这个角度上看，改革实际上是要捂盖子。这不是乡愿，而是政治上的明智。当改革的需要十分迫切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十分丑恶的，否则，大家也不会要求改革。然而，改革是反革命的，改革没有敌人，改革必须包容，包容既得利益集团，只不过对权力和利益进行一次重新分配。
也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是在进行改革，那你不能对既得利益集团挖根究底。你得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丑恶，与其共生。你要知道，你的重点是建设新制度。有了新制度，丑恶就可能逐渐被稀释，被化解于新制度、新风气的生长中。你当然也可以揭开盖子，解开伤疤，双方撕破脸皮，玩个痛快，但那就不是改革了。
也就是说，最好的改革是引入增量制度，从而让新兴的社会力量获得更大的空间，以生成更为健全的新秩序。旧体制及依附于此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处理，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实际上，随着新制度的发育，也许它就不是问题了。
其实，中国的市场秩序就是这么发育起来的。八十年代，不是先清除国有部门，而是首先让私营企业发育。私营企业发育了，国有部门自然就收缩了。这段被人津津乐道的改革史揭示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没有健康的新力量，就没有清理旧秩序的本钱。
政治体制改革恐怕也需要如法炮制。把重点放在如何形成官民上下、体制内外的合力，导入新制度上。这样的包容姿态也会缓解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变革的反对，从而让平稳的制度变革有那么一点可能。
回到反腐败问题上。反腐败是消极的，向后看的，关注于如何解决旧体制之恶。然而，并不是只有反了腐败，才能建立更为健全的吏治。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严格说来，反腐败不是改革，本身并没有制度建设意义。你抓几个贪官，有助于建设什么制度？逻辑正好相反：通过建立更为健全的吏治，才有可能遏制腐败。新制度运转一段时间，新增腐败趋向于减少，腐败问题也就被稀释、被消化了。
与反腐败相关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之建立，同样需要政治上的明智。人们似乎对此寄予很高期望，且态度相当强硬。但略加思考即可发现，以现在官员的财产状况，强制要求所有官员公布，那等于堵塞了官员公开财产制度建立的任何可能性：官员们将会拼死反对，或者大规模转移财产，或者撒谎。
应当寻找更为明智的办法。一个可行的办法也许是财产的自愿公开申报。当然是自上而下。最高层级的政治人物自愿公布财产，以身作则。但是，不作强制要求，也不建立什么制度。官员们可以随便，愿意公开就公开，不愿意公开就不公开。"君子之德，风"，清廉的官员自可大方地对公众公开财产，不清廉的官员可以暂时藏着，但也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收敛其聚敛之手。由此，一定能够逐渐形成风气，官员公开财产也就能够成为一项制度。
当然，这里仍然隐含着前面的论点：官员公开财产，不应以揭露腐败、清算腐败官员为目的，相反，它只是工具，只是建立有效的权力机制、建立清廉的政风的一个工具。认定这样的目的，官员公开财产制度的建立路径，也就有曲径可寻。
转型是大政治，而政治的基本问题是：你要什么？一切努力应当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转型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你希望的新制度、新风尚，至于怎么处理旧体制之恶，乃是次要的问题。转型是稀释、化解恶，而不是消灭恶――那是革命。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王瑛女士的交流，谨致谢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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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r 2013 09:57 PM PDT
2013年3月，中共两会闭幕之际，中共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出面为中日钓鱼岛争端降温。声言：钓鱼岛之争，是面子问题，而中方已挣足面子。
这里的面子，意指，上年，日本政府出钱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实现该岛国有化，让中共大失颜面；在此之前，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再三向日本政府打招呼，要求照顾中方面子，日方并未接受。北京甚至私下提出，只要日方做到“三条”（
不登岛、不开发，不做海洋调查），中方则默认现状：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和有效控制。
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在中国激起一定程度的舆论反应，中南海觉得“脸上挂不住”，一定要有所表示、有所动作，以挽回面子；而即将接位的习近平，正好借此争军权。于是，大举派出海监船、海监机、乃至战机，接近钓鱼岛，向日本示威
。钓鱼岛局势，由此急剧恶化，中日之间，濒临开战。
刘源又说：“面子问题是需要的，有时候也还是很重要的。”但，“中日之争既是‘面子’问题，更是‘里子’问题。面子和里子怎么平衡？千万不能被某些人的捣乱破坏中国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千万不能损害中国人来之不易的好日子。不能为了面子逞一时之强，伤害和平发展、复兴崛起的‘里子’。”这里说的“某些人”，指的是党内军内强硬派，也指社会上的毛左派。
刘源的意思，中方应见好就收。为此，他还引用古兵法，为中共圆场：“善士不武，乐杀不祥”、“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兵者大凶，战者无不用其极”……
刘源的这番表白，并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还代表了习近平。只是，习不方便说，由刘来说。作为元老之后、遭毛泽东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曾被认为是薄熙来的铁杆兄弟，被指“合谋篡党夺权”。薄倒台，刘也几乎倒台。然而，刘源与薄熙来交好，也与习近平交好。（习近平回忆八十年代下基层锻炼，曾说过：“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习为了顺利接班，宁愿息事宁人，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保下了刘源，其中，有“哥们义气”，也有为己所用的目的。“十八大”之后，刘源既未被降职，也未获升迁，依旧原官原职，但支持习近平主政，已无二心。
刘源还说：“靠军事手段拿下一个岛并不难，可打了以后怎么办？”表明，中南海自知，与日本交战，并无胜算，即便夺了岛，也未必守得住。况且，美军以《日美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为由，随后掩杀而至，共军焉能不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
刘源暗示中共打不过美日联军，因而不能硬来。转而表示：中共重组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
。此举“十分智慧”。“边防也好、海防也好，大量是出于民事和反恐，应该说主要还是警务问题，由海警处理，对路合法。”
刘源之意，证实中共在钓鱼岛的“蘑菇战术”或“蚕食战术”：派海监船和海监机巡航，甚至用渔船跟日方纠缠，让日方逐渐“习惯”中共在钓鱼岛海域的“存在”；进而，让日方认可钓鱼岛争议的“存在”，为中共最终夺取钓鱼岛制造法理空间。
在近期的连番讲话中，刘源还含蓄承认，共军腐败，不能打仗。他提到习近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新近颁发整顿军队作风的《十项规定》，说：“一段时间确实存在一些部队官兵吃喝成风、铺张浪费的现象，损害了军人的形象，败坏了部队的作风，不少同志陷于其中，伤身误事，自己也苦不堪言。”
同时期，其他一些军头纷纷发言，比刘源的表述更严重。二炮少将张西南抱怨：“纪律松懈、作风涣散的问题在队伍中悄悄滋生蔓延，有的对上级的决策指示、部署要求，不是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而是以各种名目钻空子、打折扣、讲价钱。人情面子大于军纪，个人利益大于军纪。有甚者公然堂而皇之违抗命令，明目张胆另搞一套，不以违纪为错、为耻，相反，会变通者为‘聪明’，敢顶风者‘有魄力’。”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痛斥：“军队个别领导玩物丧志、蝇营狗苟，影响极坏。”他所指，是刚刚卸任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两会期间没有露面的徐，据传正受到调查，原因是，徐与已因腐败案落马的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谷俊山有染。
其实，军中腐败，不亚于政府中的腐败，但被治罪的军头，远远少于被治罪的官员，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军头骄矜自恃、拥兵自重、无法无天，到了何等程度！中共党报曾报道：“广州老人街头怒斥军人：军车是你用来拉女人的吗？”
刘亚洲痛陈：“晚清以来，八旗子弟遛狗架鸟，醉享太平，耗尽了当年的朝气、锐气、虎气，遇有战事，败如山倒……”就连极端仇外、动辄喊打喊杀的鹰派少将罗援都哀叹：“很难想象一支腐败的军队，能够为国家克敌制胜。”
部分中共军头或知，当年日清甲午海战，清廷之败，不在国力和军力（远超日本）；日本之胜，不在船坚炮利（远逊清廷）；胜败因由，在于清廷官场与军队的腐败透顶。今日中共，不论官场还是军队腐败，都远远超过当年清廷，岂能轻易对外言战？偷偷欺侮一下如菲律宾这等弱小国家，或许还能侥幸得利；但，面对日本或美国这等强国，共军又岂敢轻易开战？除非找死。
刘源的表态，是给中共自找台阶下。笔者曾断言：习近平对外强硬，原本就是为了对内争夺军权。可以预料，随着中共权力交接大戏落幕，尤其，随着习近平权力巩固，以习为首的中南海，将主动为钓鱼岛争端降温、解套。擢升前驻日大使王毅为外交部长，就是为缓和中日关系预埋伏笔。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3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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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r 2013 09:32 PM PDT
汪铮 2013年03月20日
上海
很多西方分析人士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势力平衡上，但大多数却忽视了中国权力最高层中，缺少职业外交官和外交事务专家这一事实。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外交政策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却非常低。
上周六，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宣布了新一届外交政策团队的组成人员。
自2007年担任外交部长的杨洁篪晋升为国务委员。其继任者王毅曾负责两岸关系和中日关系，还曾就朝鲜核计划问题代表中国与西方对话。中国还任命了新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崔天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然而，无论将继续负责外交的杨洁篪，还是新任外长王毅，都不在中国政治体系的权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5名委员之列。
而权力更大的政治局常委会的七名常委，包括习近平和新任总理李克强，也都不是外交政策专家。只不过其中一名常委王岐山曾在协调应对2007年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与前两任美国财长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和蒂莫西・F・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开展过紧密合作。
中国观察人士倾向于夸大中国外交政策和野心的复杂，但事实是，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欠缺。虽然外界经常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和威胁，但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感到紧张和不安。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迅速提升，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紧张的局面，但中国领导人并不确定该如何应对。对于新“当选”的领导人而言，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填补外交政策的真空，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在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之间进行抉择。
诸如“咄咄逼人”、“强硬”和“傲慢”之类的词经常被用来形容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涉及中国与日本之间，就东海几座争议岛屿展开的长时间的口角时。
然而，判断一国的外交政策，既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在对中国的政策和行动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中国的外交政策其实很矛盾，甚至可以说很薄弱。从争端岛屿到朝鲜问题，再到气候变化，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没有明确而成熟的政策。强硬的措辞往往是为了掩饰薄弱或前后矛盾的政策。
实际上，中国往往是虚张声势大于实际行动：自从1979年与越南发生短暂的武装冲突以来，中国没有再与其他国家打过仗。南海海域一些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处在邻国控制之下，而中国在处理与这些邻国的关系时，一直十分小心谨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时会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过于软弱和宽容。
缺乏清晰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即使对依赖中国支持的战略性盟友，如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中国也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力。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并决定撕毁1953年结束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只是最近的例子。如果一个国家缺乏清晰的外交政策，就会不知道何时运用实力、怎样运用实力。它无法给盟友提供一条可供遵循的路线图。
在这种外交政策真空的背后，是该国所面临的双重身份危机。首先，北京并没有准备好像其他国家期待的那样，扮演更为重大的角色。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是中国真正地全面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之后，领导中国的第一位国家主席。北京仍然需要花些时间适应自己作为全球大国的新地位，适应近几十年里经历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
其次，中国政治精英正面临着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重大冲突。一方面，领导层出于战略考虑，会偶尔允许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服务于提升政权合法性、促进内部团结的国内需要。另一方面，鲁莽好斗的爱国主义又让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难做到专业，表现出合作的精神。
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这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成为自由市场威权主义体制，中国共产党将民族主义当成了维系统治的一张牌。这种宣传中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它集中讲述中国在西方面前备受屈辱的现代历史。当然，这种课程把党表述为解救软弱、分裂的中国的出路。
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也勇敢地接受了全球化。即便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之前，中国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储备，为政府提供了开展多项任务所需的庞大资源，包括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巨额刺激计划，以及压制国内动荡的举措。
中国新任领导层可能会想要迎合国内民众，采取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的外交政策，中国有不少国内问题，从腐败到经济放缓。然而，新任领导层必须要确保他们完全理解中国沿着民族主义路线继续前进的后果。
中国高度依赖全球的市场、资源、投资和技术。民族主义色彩更浓厚、更强硬的路线，不可避免地会让中国与其邻国产生更多冲突和直接对抗，甚至到战争的地步。这种后果，会严重妨碍中国想要承担更重要角色的意愿，而中国认为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才与其财富和规模相称。
对于在北京最高权力层没有自己的声音的中国外交官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在于，要向政府阐明，对抗性的外交战略十分短视也不明智。我希望这是习近平主席从幕僚那里得到的第一则外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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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r 2013 06:53 PM PDT
2013年03月20日 华盛顿
鉴于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它也开始意识到自身国际形象的重要性和提升“软实力”的必要。中国持续关注着世界各地的民意调查，并投入巨资扩大中国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和公共外交。不幸的是，对中国而言，这还不够。
尽管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少数对于中国的正面看法，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全球态度调查(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及BBC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的形象介于好坏参半和负面之间。而且对中国的负面观点正在扩大：近十年来，欧洲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是全球最负面的，但如今，美国和亚洲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赶上了欧洲。
在俄罗斯，也出现了与中国隔阂加重的迹象：表面上，两国在世界观和利益上相当一致，但暗地里，历史上的猜疑仍挥之不去，贸易摩擦不断增多，还存在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移民争议、两国在中亚的战略竞争等问题。
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中，中国的声望也出现恶化，因为它支持叙利亚政权和伊朗政权，还在边远的西部地区迫害穆斯林少数民族，这也同时损害了它在中亚的形象。
但即便在非洲，尽管中非关系总体向好，中国的形象在过去三年间也出现了恶化。原因是中国企业家的大量涌入、中国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贪婪攫取、援助项目似乎让中国建筑公司和受援国得到了同样多的收益，此外中国还对一些恶名昭彰的政府给予支持。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口碑也明显变差了。
最后，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即与美国的关系，也遇到了问题。如今，中美关系中既有紧密的相互依赖、时常进行的合作，也有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不断加深的不信任。
对双方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经营好竞争日益激烈、不信任不断加深的双边关系，避免转为全面对抗。两国都没有在相互依赖性很强的情况下处理类似战略竞争的经验，不过我们可以期望，相互依赖能够缓冲竞争造成的影响。
尽管中国形象的恶化可能是全球性的，但在不同地区，原因各不相同。
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世界各地的工作岗位流失，但这一点对中国形象的影响，在欧洲、拉美和美国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中国像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威胁，隐约可见。
同时，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在亚洲的耀武扬威，也损害了它在邻国的声誉。最近几周，中国空前的网络黑客行为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首要议题，而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也是西方长期关注的问题。
在这些不满中，许多抱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不透明、腐败丛生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以及商业行为。
尽管中国的跨国企业在努力拓展在全球的经营，但在立足海外并夺取全球市场份额时，它们却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和Interbrand对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品牌所做的年度排名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品牌名列前一百。
考虑到中国的增长速度，它的形象或许显得无关宏旨。然而，它实际上很重要。由于中国的形象正在恶化，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他领导的新一届外交政策团队，无论是感觉上还是实际上，在外交政策领域都面临着不断增多的困难和挑战。
日益增多的猜疑和摩擦是成为世界大国所不可避免的。但中国更应该从实质上应对其外交政策受到的批评，而不是条件反射式地驳斥，或者用令人难以信服的公关行动来回应。
中国可以立即采取的措施有很多。它应该采取措施停止黑客行动；开放市场并减少贸易顺差，同时限制为对外投资和出口提供的补贴；保护知识产权，批准并遵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这一公约规定成员国有义务保护个人自由。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应该遵循《海洋法公约》(Law of the Sea Treaty)，参与国际协商来解决南海争端，通过协商与日本就争议岛屿达成和解，并向朝鲜和伊朗施压，要求它们终止各自的核计划。中国在海外援助项目和军事预算方面也应当做到透明，中国也应当更尊重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攫取其自然资源的敏感情绪。
目前，中国正在大举花费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开展对外宣传。但在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采取上述措施比砸钱有用得多。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Gington University)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客座研究员，著有《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一书。
翻译：陈亦亭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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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22, 2013, 6:04:13 AM3/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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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r 2013 09:38 PM PDT
【新世纪特稿2013年3月21日】一般认为伦理学的起点，或者说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金律”。这个金律的关键是对等性，即对己对人是一致对等的，也就是对参与双方都适用，因此才有操作上的普遍性，即具有普世价值。
1、 摆脱两种狭隘历史观
近读赵无眠先生《他们的民族英雄》一文，很欣赏作者那种超越民族、种族和国界的开阔视野。文章分析了许多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的两面性，“历史上，民族英雄往往同时又是一个侵略者，大英雄往往就是大侵略者。”文中提到侵略中国的伊藤博文却是日本的民族大英雄，提到“与天地同辉”的探险家麦哲伦，也是殖民主义的先锋。作者指出，“讨论历史问题，不妨有时站在另一个角度去观察、思考，以避免偏狭的结论。我们看到，所谓民族英雄，往往成双成对（对应而非对等）地出现。有统一诸部的英雄，就有谋求独立的英雄；有扩张领土的英雄，就有抵抗侵略的英雄。有秦始皇，就有荆轲；有金兀术，就有岳飞；有忽必烈、伯颜，就有文天祥、陆秀夫；有努尔哈赤、多尔衮，就有袁崇焕、史可法；有伊藤博文，就有邓世昌、安重根；有拿破仑，就有苏沃诺夫、威灵顿；有麦哲伦，就有拉布拉布；有达扬，就有阿拉法特。”
这样从不同角度去做全方位思考，有助于我们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以普世眼光去全面理解历史人物。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史学尤其重要。中国的历史文献之可靠性、客观性、科学性，首先受损于源远流长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敌我分明”的狭隘民族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其次受损于根深蒂固的“成王败寇”这一势利的“权力拜物教”影响。
因此我们的历史中，对人物的评价通常黑白分明一边倒而走极端。例如如对于同样是满族入侵者的金兀术（完颜宗弼）和努尔哈赤的评价就是根据成败而迥然不同，就是因为前者的王朝没有最终成功（金朝为元和南宋联合所灭），而后者成功统一了中国。百度百科中的完颜宗弼条目就这样评价：“完颜宗弼入侵宋朝是侵略性的，金朝初期是奴隶制社会，是落后的游牧文明战胜先进的农耕文明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完颜宗弼不是英雄。”而关于努尔哈赤则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他的姓名与业绩，不仅垂诸于中国史籍，而且载记于世界史册……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族英雄。”
若说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为何金兀术攻打宋朝是“入侵”，而努尔哈赤及其后人的覆灭明朝就是“统一”？其次，这里批评金兀术用到的“先进落后”标准，为何就不用于努尔哈赤？
即使真的“以先进落后论英雄”，也仍不免失于太功利，虽然比起“以夷夏”和“以成败”论英雄要略胜一筹。赵文评论麦哲伦时指出，“这位注定将以其不朽之名命名地球上一道海峡、南天上两团星云，‘与天地同辉’的探险家，竟如此窝囊地死于一个小部落头领（引者按，指菲律宾马克坦岛酋长拉布拉布）的刀下么？另一方面，一个酋长，不管他可能多么愚昧、不开化，对人类文明的传播和进程、对地球的是方是圆是长是扁毫无兴趣，他奋起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受外来人侵犯总是对的，无可指责。不能因为你有先进的航海技术，首先知道地球是圆的，你就有权要求我臣服。否则，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也就是‘先进打落后’，天经地义了。”
2 、道德金律和“礼争”
赵文指出，“在利益的相对性之上，还有一个道德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可以理解为对敌我双方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标准。一致性是对基于敌我对立基础上的双重标准的否定。尽管英雄人物往往有两面性：他们的个人品行和所为之献身的事业可能不一致（个人品行高贵但其事业不进步，或者反过来），但不管我们以什么标准为主，对胜者、败者和敌、对我应该是一致的。做到这点，就可以说是“不以敌我论英雄”了。而这种对等的一致性，正是道德的起点。
一般认为伦理学的起点，或者说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金律”。这个金律的关键是对等性，即对己对人是一致对等的，也就是对参与双方都适用，因此才有操作上的普遍性，即具有普世价值。
我们过去流行的最基本道德标准就是“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这显然忽视了少数人的权益。根据这条标准，那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强制性地用少数人做风险性医学实验，就是正确的了。但是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做是绝对错误的。其实，对少数人的不公平，从长远和根本看也必然不利于大多数人的根本长远利益。这种侵犯少数人人权的事情一开头，今年把你划为少数，明天就可能把他划为少数，最终就会使多数人都受害。毛泽东时代的历次运动，都是以打击少数为名，最后谁也逃不掉。诚哉此言，“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全体人的威胁！”。
道德评价的对等性、一致性也体现在“礼争”精神中。所谓“礼争”（fair play），从字面上翻译，最确切的就是“公平游戏”的意思。“公平”首先是其决定胜负的规则对竞争双方是对等的。一种游戏，如果规则不公正，就失去了吸引力和娱乐价值。
至于一般理解的“礼争”精神的具体内容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对手”。其中包括，1）做好的胜利者，尊重失败的对手的人格，不在人格上侮辱失败者，包括优待战俘等。2）做好的失败者，尊重胜者，承认失败，并且接受和承担失败后果。这是中文翻译“礼争”的“礼”所表达的意思。因此，承认敌方的民族英雄，即尊重对手，其实就是“礼争”精神的体现。
“礼争”精神，无疑具有普世的价值。生物界普遍存在竞争。动物的竞争根据“丛林法则”，强势肉食，是没有底线的。但是只有人类社会的竞争，才会出现“礼争”精神，给竞争划出了一条人道和基本人权的底线。并且人类社会越是文明，越是重视礼争精神。可以说，“礼争”精神受到重视的程度，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化程度。
人类社会内部总有竞争，广义的敌我关系总是存在的。但是礼争的法则，却是双方所必须遵守和尊重的，这是超越阶级、种族方面敌我关系的更高价值标准。换言之，“礼争”精神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在世界走向“地球村”的当代，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种族之间的来往、竞争以及合作日益密切，超民族、超国家的普世价值标准的重要性更为凸显。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竞争日益文明化，而且竞争日益让位于双赢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再过于强调敌我的斗争哲学，拒绝普世价值标准，显然是太落伍，太不“与时俱进”了。
3、 “不以敌我论英雄”及其以外
根据“礼争”所强调的尊重对手，就应该“不以敌我论英雄”，就要尊重敌人的民族英雄。这其实也是检验一个民族民族胸襟是否开阔、是否有雅量和自信，以及是否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试金石之一。
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强。例如日军面对牺牲的我们的抗日英雄杨靖宇，脱帽致敬。当年参与“围剿”杀害杨将军的日军长官岸谷隆一郎说，“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并特意为杨靖宇举行了“慰灵祭”。攻上狼牙山的日军也曾向跳崖壮士立正致敬。
又如国人对抗日英雄张自忠的态度在抗战中是一曲三折。他曾因为主持跟日方的和平谈判而被国人污蔑为“汉奸”；这也是他后来在本不必亲如险境的情况下深入最前线而以身殉职的原因之一，他要以死表明爱国心迹。相反，日方对张自忠高尚人格和修养表现出始终如一的尊敬。当初委派张自忠跟日方谈判，也是考虑到日本人对他非常尊敬，便于跟日方周旋。张自忠牺牲后，日军对其尸体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全军向他行礼，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遗憾的是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好像没有听说过这类尊重敌方英雄的美谈。而这也表明了，在中国，礼争传统是多么地缺乏！至今为止，在海峡两岸的对持中，对于对方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成就能实事求是作充分肯定和赞扬的，在官方交往中，仍然罕见。
赵无眠文中提到二次大战时法国维希伪政府的首脑贝当，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主观贬斥色彩明显的“法国维希政府元首、法国元帅，民族叛徒”，在《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是客观地就事论事介绍“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的赫赫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维希傀儡政府元首。”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核心国傀儡的贝当，当然是中国的敌人。我们的百科全书中贬斥他是很自然的。但是二战中跟贝当利益更加直接冲突的英国，在其百科全书却能比中国的百科全书更加平和、就事论事，不能不令人对人家的君子风度刮目相看。
很多年前，曾读过一本英国历史，其中对被英国革命推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除了指称他是个坏国王之外，也附带承认他是一个忠诚的丈夫和慈祥好父亲。因为说法大不同于之前看惯了的中文历史资料中的黑白分明的人物评价，印象极深。以致多年后对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已经忘光而独独记得这句话。
美国独立战胜的失败者乔治三世，在听到华盛顿在独立战争结束后辞去总司令职务返回佛吉尼亚老家的农庄过平民生活这一消息后，情不自禁感叹道，“我的上帝，他的确是位伟人！上帝保佑阿美利加！”不久后就批准了对美国的承认，并说“我將第一个去迎接作為獨立政權的美国的友誼。”美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没有辜负这位具有失败者雅量的君主的祝福。崭新的美国成为英语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支，不仅为整个人类文明的进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在二次大战中很大程度上拯救了英语文明。设想当初英、美不同戴天地对立、内耗半个世纪，结果又会如何？
1997年在香港回归仪式上，英国查尔斯王子的讲话中赞扬了香港人民，“我更要为香港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亲手创造的一切而向他们致敬！”与此可作对比的是，江泽民的讲话中在提到“香港被侵占的这一国耻”的同时，没有一句对英国成功管理的赞扬，这就未免小家子气了，未能体现出一个胜利者和大国的雅量。
对礼争的重视，是英语文化的一个特征，在英语文化中被视为是“绅士风度”的最基本品行。英语文化如今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不能不说跟深厚的礼争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有勇气承认、尊重敌方的英雄，不但体现了对普遍道德价值标准的尊重，并且，有勇气并实事求是尊重对方的英雄和长处，有这种雅量，才能学到对方的长处，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虚心学习胜者的长处，才是最终反败为胜的最好途径。
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士兵受到的教育当然都是日本人如何如何野蛮、凶残，用以激励士气；但战争结束后进驻日本，见到日本人如此谦卑地服输，以及日常交往中的教养、礼貌，大为吃惊，不仅对这个战败的民族刮目相看，而日本也在虚心学习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文明，与此同时，也很好地保存了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个口号是“求知于全球”。美国强盛的一个原因是“求人才于全球”：美国除总统必须是美国出生者，其余所有政要，包括两院议员、州长，都可以由第一代移民担任，这是何等的自信！做到了这点的前提之一，包括破除广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主义。
这些，说到底，都牵涉到一个道德、是非乃至优劣的实事求是评价问题。所以，礼争的公平、一致原则，更高境界就是“不以敌我论是非”。作为其反面例子，即 “唯以敌我论是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的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其前提或者潜台词就是“凡是敌人拥护的就为非，凡是敌人反对的就为是”。
当然，是非属于价值判断，问题比较复杂，往往因人而异，意见不容易统一。因此，在“不以敌我论是非”之外，还需要补充一条“真相先于是非”彻底实事求是的原则。
而上述这两条原则，如同“不以敌我论英雄”一样，同样受到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夷夏之辨”这一狭隘民主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成王败寇”这一权力拜物教的压抑，是中国文化中极其稀缺的元素。关于这些，需要另外撰文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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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r 2013 01:59 PM PDT
习近平上任百日，举动频繁。大陆官媒称之为"百日新政"或"百日维新"。同胡锦涛的刻板和乏味相比，习近平的确显出不少新颖之处。照稿讲话变成脱稿讲话，十数菜一汤变成四菜一汤，主旋律换名为"正能量"，出访不再前呼后拥，等等。但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变化充其量也就代表风气的变化，而中国老百姓期盼的重大政治变革在哪儿呢？
习近平显然有他的政治行动时间表。从百日来习的举动来看，除了上述那些鸡毛蒜皮的革新，习在以下几个方面也有重大政治安排：一是整合军心涣散、腐败严重、缺乏战斗力、被前任江和胡分化了的军队；二是清理和整顿醉生梦死、贪渎堕落的共产党队伍；三是大力反腐，使中共免于亡党亡国之危。整军、清党、反腐，在习近平的"百日新政"中，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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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r 2013 11:21 AM PDT
原题：还梦于民
国家主席关于中国梦的讲话，明确了中国梦的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人民；明确了对中国梦实行公民私人所有制，不搞国家垄断。通过还梦于民，看来，国家今后将会允许而且保护我们平民各做各的梦。
一国一梦，好处是有利于表达革命者的壮怀激情。可惜这种梦只能在童话中找得到，生活中是没有的。倘若一意孤行，依仗举国体制，强迫大家做梦，非酿成全国性的大问题不可。毛泽东多次推行一国一梦――社会主义改造的梦，大跃进的梦，文化大革命的梦，没有一次不是劳民伤财，以全军覆没告终。各做各的梦，是和平时期文明社会的正常状态。还梦于民才能回归正常。这是很好的事，我们大家应该可以各做各梦了。 我有两个梦。一个梦是呼吸新鲜空气，喝清淨的水，吃天然的食物。这个要求，在"旧中国"本来是乞丐的要求；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今天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什么乾淨土了。我是平民。对我和我的子孙来说，跟"大国"梦，"上天"梦，"制度自信"梦相比，清洁梦无疑更微不足道，但肯定更宝贵，更不可一日或无。我会坚持清洁梦。清洁梦就是"复兴"梦――"复兴"列祖列宗传给我们的清洁的好山好水好土地，而不必去"复兴"那种"百世犹行"的"秦政制"，即从秦皇、汉武……绵延到慈禧太后、毛泽东的自上而下任命郡守县令的集权统治制度。 我的另一个梦，是梦想我和我的同胞，都能张开嘴巴说，睁开眼睛看，自由表达，自由交流，而免于恐惧，免于被干扰被查禁。这本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值得痛心的是，《宪法》自己无人保护。中国宪法的生命和权威，与中国公民的权利一样，同处在危险中。今后应该有保障了，新领导已经宣布要实施宪法了！让不让大家说话，有可能成为检验"干实事"还是"说空话"的多块试金石中比较醒目的一块。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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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r 2013 10:19 AM PDT 
近日，一个农民死了，却死得华夏轰动、举国瞩目，不但成了了主流媒体聚集的热点，更成为些门户大网站新闻版面的头版头条，就连高居国内媒体圣殿之上的新华社，竟也为之发了篇长篇报道。若不看这人的名字，仅看新闻界如此大动干戈的阵势，没准儿，会以为是那个国家大领导没了呢。可这个人，竟是个农民，他不是别人，正是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鼎鼎大名的"老书记"――吴仁宝。
按说，吴仁宝书记，生前再怎么大红大紫，死后再如何惊天动地，他的死，也不足以享受"驾崩"的称谓，这毕竟是个只有封建皇帝才配享有的皇家词汇。可在华西村民眼中，他们干了四十多年的老书记，就是他们头顶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帝王，在华西这片"独立王国"里所拥有的权势，只怕连真正的皇帝也自愧不如。所以，称吴仁宝的逝世为"驾崩"，在华西百姓看来，绝对恰如其分、名副其实。
也许，这几天的日子，华西的不少村民们，会相当不适应，他们已在吴仁宝面面俱到、无处不在的掌控下，谨小慎微、噤若寒蝉的活了那么多年，早就习惯了老书记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生活。每天，一出门，满眼看见的，是吴仁宝神采奕奕的大幅照片，耳朵里响彻的，则是书记大人指点江山的英明指示。好不容易在老吴家的工厂里干完了活，可回到别墅的家里，打开电视，见到的又是老书记在台上做报告的高大形象。实在看腻歪了，可村里又连个歌厅、网吧的娱乐场所都没有，那在家打打麻将，稍稍带点物质刺激，解解闷吧。那也不行，老书记说了，想玩也行，得到六十岁，还只能到晚上八点，只可玩一块钱的。
老书记管得可真够细的了，连皇帝都管不着臣民们八小时之外的"私生活"，可他老人家全都给管了，简直就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连城里随处可见的狗，华西人也甭想养上一只。老书记可是好意啊，万一养条狗，把人咬着了呢，那得多闹心啊，所以干脆就别养了。
有人可能要愤愤不平了，这管得也未免太宽了点吧。七尺高的汉子，好歹也是个二十一世纪的公民，宪法还赋予了那么多权利，凭啥就受你吴仁宝如此无以复加的管制呢，连点养狗的自由都不给呢。你也就离华西村老远了，才敢说这话，若在村里，借你一百个胆子，也万万不敢。若有谁，稍有造次，村中养的3000多民兵及200多联防队员，随时会上来，侍候得他服服帖帖。
刚住进别墅那一两年，村民们也曾欢天喜地、手舞足蹈了一阵子，毕竟住上了连城市人都眼馋的二层小楼，这可是几辈子也未曾敢做的梦想啊，身为农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可住长了，渐渐觉得这些外表一个模子抠出来的"火柴盒"，委实太象个笼子啊，自己这个大活人，只不过是这笼中被豢养的动物。
当然，白天会从笼子里放出来，得到吴仁宝家族控制的产业里，干上一天活，平时连个休息日都没有，得熬到春节，才能如蒙大赦的放上两天假。一年到头，如此终日劳作，总可以拿回自己该挣的那份工资了吧，也休想。钱可以给，但最多只能给20%，其余都得作为股金参股，那也认了，平日里分点股息的红利，总行吧。想分红，倒不是不可以，得先把别墅的"租赁费"交上，也没钱啊，那就拿"分红"来顶帐吧，顶来顶去，不仅拿不回一分钱，还要倒欠上不少钱。
早知如此，还不如自己当初不住别墅呢，当时房子虽然简陋点，可毕竟是自己的财产啊，自己想咋住就怎么住，那用得着受这么多限制啊，连个装修，挂什么灯笼，直至配个家用电器，都需向村组织申请，否则也甭想。自己当年的宅基地，还有耕地，要放到现在，可是笔不小的财富啊，足够自己活得相当不错啊。看看周围那些华西村之外的兄弟，就靠卖个地，不就过上"小康"了吗，而且过得逍遥自在，那象自己活得跟囚徒一般，处处受限，连上村外串个门，还得请个假，若不批准，连村门都出去不得，外出旅游就更成痴心妄想了。
就纳上闷了，耕地、宅基地这"金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明明可以给自己赚取笔不菲的家产，可怎么一交给老书记了，就如此一钱不值了呢，仅仅获得点别墅的"承租权"，以及那笔说不清、道不明、很难还上的债务。就这么一来二去，自己这个前些年还能勉强和老书记平起平坐的村民，眨眼就变戏法似的成了除劳动力外几尽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为了谋生，必须得到吴氏企业里去打工了。再瞅吴书记时，他已经青云直上到了九霄之上，自己这草民，就只剩下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份儿。
既然这么受憋屈，还如此不自由，那为何不一走了之呢，那处青山，不养人呢。那敢呢，真要是一气之下，搬离了华西村，那所能带走的，顶多一个铺盖卷儿，其余别墅、汽车、股份等所有财产，统统都要扔下。这基本意味着，离开华西村的，除非有亲友接济，否则就只有露宿街头、沿街乞讨的资格了。别的不看，就冲有个"别墅"住，也只好认命了，就给老书记他一家人当牛做马吧，好歹能有点"草料"可喂，其他什么村民自治一类的基本权利，就只能让它统统见鬼去吧。
当下的华西村，除了表面那张薄薄的"集体"外壳外，里面的绝大部分内容，早已沦为吴仁宝家族的私有财产。单单他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资金量，就占全村总量的90.7%。除吴仁宝这个高高在上的"大帝"外，他的直系子孙，共有22人，都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从而将华西一切权力，都一股脑儿地纳入了吴家王朝的股掌之中。眼见着如今的华西村，已变成吴氏帝国彻头彻尾的领地，亲自打造这番"伟业"的老书记难怪会说，如果搞个体，那华西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都将成为他吴家的私产。
其实，老书记的算盘，打得别提多精了，虽然华西村，明明已是他个人王国的基业，可他偏偏要保留脸上那层"村级组织"的遮羞布。这样一来，既可以象私人企业那样见钱就赚、见利就抢，同时又能享受到私有业主们所不具备的种种官方给予的特权，进而脚踩官商两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获得的风光，远比一个光在商场叱咤风云的亿万富翁，要多得多。
以吴仁宝在江湖摸爬滚打大半辈子练就出的精明，他深知，在中国这方"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几千年的神奇土地上，不论什么样的商界奇才，一旦离开了政界的扶持与庇护，那就是十足的待宰羔羊，再辉煌的商业大厦，也弱不禁风得不堪一击，官场随便吹阵风，就能给吹得轰然倒塌。所以，在国内，最牛气冲天、光彩夺目的商人，通常都要戴上胡雪岩那样的"红顶子"，有这个尚方宝剑保驾护航，才能畅通无阻、所向披靡。
老书记深谙此中三味，他虽文化不高，却对政治风向具有常人望尘莫及的感知力，他绝对是这方面的天才。任凭时代变幻，官场如何风云激荡，吴仁宝总能在第一时间内，感悟到风吹草动的迹象，并迅速做出最紧扣官场脉搏、顺应政界潮流的跟风性表态，进而在政治上，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的资本，并使自己牢牢的立于不败之地。
凭这等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敏感力，吴仁宝在华西村"一把手"的宝座上，一坐就四十多年，他这尊大神，非但始终屹立不倒，反倒在近二十年，越发炙手可热、红得发紫上了。他不但是国家领导的座上宾，更成了"新农村建设"的旗帜和标杆人物。他俨然是个红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大明星，所到之处，从省到市的地方大员们，无不百般逢迎、殷勤备至，生怕对这位手眼通天的老佛爷，有一丁点服侍得不到位，头上的乌纱帽，就有掉的风险。有官场如此关爱备至的呵护，吴仁宝想干什么，哪怕是公然剥夺及践踏村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也尽可以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了。
别看吴仁宝是农民出身，可从未小看过自己，或许骨子里就有当皇帝的欲望。因而，他在完成了吴家王朝的资本积累后，就开始向时时处处向"帝王"一般的大人物看齐。比如，他也学马恩列斯毛这样的伟人，给自己发行了《吴仁宝文集》、《吴仁宝箴言》与《社会主义富华西――吴仁宝宣讲报告集萃》等煌煌巨著。还有，他的大幅头像，曾在家乡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威风八面，其个头大小，足可以和"总设计师"比美。很可能为了体验"万国朝拜"的阵势，他在华西的一亩三分地上，修建了"故宫"、"天安门"、"美国国会大厦"等世界最有政治意义的建筑，还建造了些伟人的塑像。如此这般下来，华西村顿时成了小小寰球的缩影，他每天一走一过，左顾右盼之间，就会多少感受到君临天下的架式。
也同封建皇帝一样，吴仁宝到咽气那一刻，也不想放弃他手中的大权。为此，尽管他已全身不能动弹，连说话都费劲了，还是要行使他说一不二、令出必行的权力，愣要把华西村所有掌权的头面人物，都召集到病房，还要拿个"一号文件"，他好再发号施令上一番。也许，他听到了死神降临的步伐，想在死前开个御前"托孤会议"，任命上几个"顾命大臣"，好力保他的王朝江山继续固若金汤下去，免得闹出象封建朝廷那样老皇帝一死、王子们就自相残杀的闹剧。
同历史上的皇帝相仿，尽管对自己的江山、皇冠，无比的眷恋，吴仁宝最终还是抗不住自然规律的法则，无可奈何的告别了世间。他可能怀着满腔万分的遗憾而与世长辞，他多想上天再给他五百年啊，那样他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把他的"仁宝帝国"，扩展到九州大地，乃至世界每个角落。
吴皇帝"驾崩"了，华西的天该亮了吧。生活在华西的村民们，该看见黎明的曙光，与头顶那访久别的晴朗天空了，他们太该呼吸点新鲜空气了，都憋这么些年了，都要憋死了，该透透气了。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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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23, 2013, 6:05:47 AM3/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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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r 2013 11:30 PM PDT
今天，我想跟各位听众介绍一本令人感动的好书。这本书不是讲英雄豪侠为国为民舍身取义的伟大故事，也不是细述海枯石烂的爱情，而是录下一个男人有血有泪的谦卑诚挚告白书。这个男人不是街道上随意的一个人，而是一度令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欣赏，八十年代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纪录片《河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 已成为禁片的《河殇》早在八十年代，因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致反思，莫不叫当时的学术界拍案叫绝，更一度在校园里牵起"河殇热"，诱发大学生热切讨论中国的未来，中国已故总理赵紫阳当时并没因作品的批判而禁播，相反，他对作品予以赏识，中央电视台更两度重播该作品。苏当时的名声响彻云霄。 万料不到，1989年六四事件，赵紫阳被批判，《河殇》这部作品亦被受抨击，指控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丶"虚无主义"的思想，苏在六四事件中更被中国政府指控为八九 民运的幕後黑手，成为通缉犯，苏被迫流亡海外，与妻儿分离。相思之苦捱了2年後，一家三口终可团聚。1991年，在中国做医生的妻子傅莉带着幼子苏单前赴美国与苏晓康团聚。但1993年，一场车祸，苏一家昏迷，苏晓康昏迷了1周，妻子傅莉却昏迷了1个月，3人里就只有傅莉重创，她除了一只手相对有活动能力外，全身瘫痪，兼丢失语言能力。 《离魂历劫自序》正是纪录了苏晓康面对妻子重创後的心路历程。书里，苏晓康这样形容那段日子自己的状态，他说："一个精神瘫痪的人，陪护着一个体能瘫痪的人。"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一段文字，他觉得贴近他当时的心境，该段文字说"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单单地留下，而且，在前面尚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 不喜欢生。" 苏晓康用"精神瘫痪"来形容自己，事实上非常贴切，因为书中细述了他一心只为救妻，不论任何方法，那管是宗教丶气功或针灸等，他都二话不说地去做。 "人在一个那样大，没顶之灾的事发生，你面对时，不会想那麽多；而且也不会去想那麽多的後果。" 那漫长的日子里，他时常严刑拷责自己，字里行间流露无限的内疚与忧郁。 "我就是这个内疚，就这个痛苦，我是非常非常内疚，某一个程度上就是我的动力，因为我认为是我造成的。" 令到苏晓康神伤歉疚，忧悒万分源於妻子傅莉当时正值壮年，兼为了他，放弃医生工作远赴彼邦过着流亡的生活，且一度沦为干粗活的工人，但是，傅莉并不甘心，克服语言障碍考护士。未料，成绩仍未公布便遭逢不幸。 书中除了刊载苏晓康一家的相片外，更夹杂了妻子在他流亡时，给他的信函。当中既可看到她坚强的一面，但也见到脆弱的时候。但是，苏晓康眼中的傅莉性格"好胜"，亦因为这性格，她的身体渐渐恢复，她的康复除了靠自己的意志力外，苏晓康认为也有一股推动力 "我实际上在这廿年中，不是说一种很重，也可以说是在一种轻微的忧郁中，我觉得我很失败，让我太太拉进内，这一点某程度上，也是支撑我帮她复健的力量。" 傅莉的康复程度，苏晓康说已可达自理的状况，不过，外出时仍需有人陪伴，儿子亦继承母亲的衣钵，在美国做医生救人。但是，他的心仍被悲痛重重的压着，怎料，这也成为他的一种动力。 "现在，悲痛成为我一种力量使我可以去写比我以前还好的文字。" 不过，悲痛也可杀掉人的文字能力。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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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r 2013 05:47 PM PDT
去年十一月中国十八大召开时，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经给不少人带来一线希望。他一反过去领导人开会念稿的陈腐风格，转而开始使用比较平实的语言讲 "人话"；简化了过去领导人出巡时前呼后拥的扰民做派，开始轻车简从；尤其是他誓言向执政党高层的腐败宣战，要苍蝇老虎一起打，等等。在很多人看来，熬过 胡锦涛政治保守的"击鼓传花"十年，中国似乎终于有机会迎来一位"有作为、敢担当"的领导人。 上个周末，习近平按照原计划顺利地接过了胡 锦涛担任的其他职务，正式成为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基于其"太子党"的政治血统以及近些年来中国高层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与当年初掌权力 时的江泽民、胡锦涛受制于前朝政治老人的状况相比，习近平接掌政治决策权力的速度要快得多。老人干政力度的减弱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上是一个进步，但是由此产 生的社会各阶层对习近平及其团队的期待也相应地高了许多。 上周末，习近平在人代会闭幕式上发表了他全面接班以来的第一个正式讲话，这个讲 话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新领导人政治理念和执政能力的重要窗口。因为这个讲话相当于中国国家元首的就职演讲，理当传递重要的信息；同时这个讲话离他就 任总书记之后的那篇讲话相距已经四个月了，对比两个讲话，有可能向外界传递新的有价值的信息。 通观习近平的就职演说，深切地感到他离社会 的期待相距甚远。准备接班五年有余，正式上台也已经四个月了，虽然权力交接的过程波澜不惊，但是与其前任相比，习近平的变化仅仅停留在风格上。除了普通话 更标准一些，公关的技巧更现代一些，习的讲话完全没有在政治决策上展现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四个月的时间虽然不长，许多善意的人们或许还会给他更多的时间， 但是迄今为止人们感到更多的是失望。 这个失望最根本的依据是习近平的讲话再一次明显地拒绝了社会民众对政治体制改革期待，尤其是明确地拒绝接受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标准。他沿袭中国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将人民日益高涨的"宪政""人权""自由"诉求斥之为"邪路"。不仅仅是习近平本人，新上 任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和政协主席俞振声也在两会期间作了完全相同的政治宣示。而新人总理李克强也从大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前任温家宝的立场向后大幅度地倒 退。 虽然习近平了解民众对官员腐败的深恶痛绝，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誓言打击腐败，但是他的反腐措施与过去二、三十年来执政党的说法和做法 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控制官员挥霍国家的财产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来以来中共不断重复的口号，但是官员的挥霍程度却是随著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就其根本 是因为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尤其是没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媒体。习近平显然也并没有打算在制度建设上有所创新，当然也不会在这方面真的有所作为。 作为习近平执政标志的"中国梦"也越来越沦为缺乏实际内容的政治口号。除了"国家""人民"这些空洞的字眼之外，人们看不到任何有创意的政策宣示。其实，人 民幸福、国家强盛这样的梦想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候都存在，这不是习近平的发明，也不是共产党的发明。不停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号式地叙述这样的梦 想并不是有作为的政治家应该做的事情。人们期待的是实现这个梦想的制度创新。只有这种制度创新才能表现出政治家的智慧和能力，才能为国为民带来真正的福 祉。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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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r 2013 05:42 PM PDT
中国农历新年刚过，对新的一年有许多期待。我看到各个方面的报道，好像对习近平许多人有期待，不过也有许多人知道他做不了多少；但是，期待还是很普 遍的，包括海内海外的，关键还是希望有政治上的改革。像他答应的要把中国带上一条新的路子。最重要的是他强调反对腐败。在反对腐败上他特别说他要'打老虎 也要打苍蝇'。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因为腐败而被打的也都是属于在'苍蝇'这一边，而不是在'老虎'一边，'老虎'方面恐怕还是不大能动。
另 外就是经济方面，不但是国内而且是国内，也都期待着中共在经济控制方面有所调整，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过去我也提过，就是有14万5千家公共企业，大的企业都 是在共产党手上的国营企业。而这些国营企业压私人企业不能动，所以在经济方面显然遇到很多问题。特别是比如像广州应该是经济最活跃的地方，可是现在广州的 许多报纸都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广告少了，有些地方都在赔本，同时有些报纸可能有关门的可能。所以从方面看起来中国的市场并不是能够像过去推测的那样 乐观。中共一向说要保持10% 的经济增长，现在大概保证到7%，是不是能保证7% 是个问题。这里面的关键我想就是看能不能市场制度搞活，这也是大家对习近平很期待的一个方面。虽然习近平对深圳访问表示他在市场经济方面想有所作为，但是 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所以大家还是不放心。 第三个方面就是能不能恢复法治的可能。恢复法治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知道北京的许 多知识分子现在都希望回到他自己的宪法，但是这一点好像他没有任何回应，也没有谈到政治改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改革的声音会越来越弱，一般人对于 宪法、法治的期待恐怕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期待中间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劳教的改革，劳教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人任何时候，只要地方官员 对你不满意，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然后送去劳动改造。这些劳动改造、劳动教育实际上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所以共产党在这一方面是 极为不得人心。 再一个方面就是对外的问题，现在我觉得习近平积极的部分好像是要跟军方拉得很近，因为要跟军方拉得很近，因此对日本采取相 当强硬的态度，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之下，我想中国人主张共产党要把钓鱼岛收回是相当普遍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过度高度的民族主 义是很危险的，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不认为共产党在这个时候有决心要在钓鱼岛动武，这一点不像，可是军方是跃跃欲试，军方很想立功，这是很自 然的。而习近平最近重点在各种报纸的报道都强调习近平跟军方的关系比较密切，甚至于超过胡锦涛。虽然共产党的政治局，或者是习近平的少数常委，委员会并没 有意思要跟日本人开战，可是这种气氛之下，常常容易擦枪走火，一旦擦枪走火那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情。美国实际上在这件事情是采取中立的态度的。另外，大家对 于习近平对北韩问题如何处理有个期待。中国国内过去几年已经有人表示对北韩这样一个相当荒谬的政权不应该继续支持，可是中共由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就怕北 韩崩溃以后，就被南韩接受了，然后整个朝鲜半岛都在南韩的体制之下，又跟美国连成一体，感觉到它的威胁就在大门之前了，所以共产党的一切打算都集中在一 点，就是要维持北韩的政权不垮；而北韩说实在一点讲也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国家，它常常有自己的作为。而中共在这一方面虽然表面上有时候不能不支持联合国的制 裁，可是他总是站在保守的一面，就是不希望影响北韩的政权。中共常常使用两面手法，表面上是好像跟国际社会所采取的不是针锋相对的态度，而是可以彼此商量 的态度，可是背后依然鼓励北韩做出种种威胁世界和平的事情。 习近平能不能在这些方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态度表现出来，可是我们还看不出他真正 有所作为。因为新官上任三把火，过了一阵子这些口号，包括反腐慢慢都会降温，到最后也就是不了了之，然后又是拖几年。最令人担心的恐怕就是这拖的几年，拖 几年会拖多久不知道。现在共产党也特别承认贫富不均是它面临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可是怎么样能够均贫富，这又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大问题，非常困难。现在既不 能采取毛泽东的手段，也不能接受薄熙来的那种非法没收企业家的财产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法治的手段来解决，如果要通过法治，又 牵涉到非改革不可。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事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习近平将是否有所作为是非常关注的。 （RFA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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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r 2013 04:50 PM PDT
最近看了许多与北韩局势有关的分析文章，也看到网络上大陆网民的言论，令笔者深感诧异的是，绝大部分论者都将中国视为解决北韩问题的关键，却没有看到，真正掌握东北亚局势主导权的，还是美国。
通 观这几年的东北亚局势，北韩屡屡违反联合国规定，强行试验飞弹与核爆，不断挑起事端，引发局部危机，是东北亚不稳的祸根。北韩外表看似强硬，但仔细分析， 其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甩开中国、俄国与日本，摆脱六方会谈的束缚，与美国直接谈判。而美国则一直不愿与北韩展开双边会谈，一定要在六方会谈的框架 内解决问题。美国的这种态度，颇令笔者生疑。
从 基本的逻辑上说，北韩希望甩开他国(其实就是甩开中国)与美国直接谈判，对于美国来说，应该是一个难得的筹码；而对于北韩最重要的靠山中国来说，则是一种 羞辱，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北韩与美国直接谈判。但美国为何坚持不愿与北韩直接谈判呢？表面上看，美国选择以六方会谈而不是以双边的方式解决北韩核问题 有自己的考虑：六方会谈可以把各方利害关系者聚集在一起，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达到迫使北韩放弃核武的目的，尤其是将中国拉进来，等于让中国背书。但经过 仔细考虑，笔者发现美国实际上并不急于解决北韩问题，提出六方会谈的框架，主要是给中国面子，希望从更大的国际关系角度加强中美双边关系，换取中国与美国在其它方面的合作。
六方会谈从二零零三年开始谈起，直到二零零九年北韩宣布退出谈判，迄今已有十年。这 十年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已经开始成为美国及其盟国(主要是日本)的头号竞争对 手，而北京政府也已经意识到美国来者不善，开始采取更强硬的对抗态度。因此，美国借六方会谈拉拢北京的策略，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而美国针对北韩的外交，因此有了微秒的变化。明显的证据是今年二月北韩进行核爆试验后，奥巴马政府虽然表示强烈谴责，但华盛顿的措辞却颇耐人寻味，白宫与美国国务院使用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irresponsible behavior)与"挑衅行为"( provocative acts")，没有使用更强烈的"严重威胁"( big threat)等用词，这说明美国政府不愿将事件升级，似乎表明政策将有变化。
与 此相应的是，刚刚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是比较倾向与北韩直接对话的。早在二零零四年克里竞选总统时，他的外交政策首席顾问兰德・比尔斯就曾表示，如果 赢得白宫宝座，克里将寻求与北韩直接会谈，比尔斯当年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明确说："克里认为美国应准备直接与北韩对话。" 在华府政圈内，克里一直以精通外交事务闻名，他自八四年当选参议员以来，一直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并在过去六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以克里的地位， 他将与刚卸任的希拉里一样，在外交问题上享有较大的发言权，而不仅仅是奥巴马的传声筒。
笔者预计，在克里的主导下，美国也许将会重新考虑与北韩直接会谈，届时美国与北韩关系出现戏剧性转折的局面也是有可能的，而这样的局势，一定不是中国所乐见的。一旦美国与北韩关系破冰，北韩很可能与中国翻脸，成为越南第二，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掌控在美国手上，只要华盛顿愿意，北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所以，以为中国主导北韩问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迂腐之见。
――原载《动向》2013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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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r 2013 02:26 PM PDT
公民联合已是共识，关键是找到联合的方式。"公民"群体无统一宣誓有共同理念；无统一纲领有共同标识；无惩罚纪律有民主规则……
正 如将"公民"二字设置为其推特主页的个人形象LOGO之行为那样，许志永博士，这个曾在2003年与另两位法学博士一起为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而作出杰出贡献 的公共知识分子，近年来一直都在艰难地推动并践行着公民运动。为了建构公民社会的大厦，著名的NGO组织公盟的创始人许志永曾三番五次失去人身自由，他不 仅受到中国政府一次次的打压与迫害，而且在好些同路人那里也时常遭到误解与攻击；然而，他却一天都未曾停止过对美好新世界的追求。就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 际，这个理想主义者再一次被当局囚禁在了自己家中。藉此机会，我们采访了难得"清闲"的许志永博士。
三年后再坐铁椅子
许志永（以下简称许）：第 几次实在记不清了，也没认真统计过。但我记得第一次是2005年1月的一天，早上起来发现有陌生人堵在门口。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去年下半年大约有三 分之一的时间被非法限制自由。18大期间最长，连续一个月不能出门。最近这次非法限制应该是两个原因，一是为阻止我参与教育平权"228请假一天"活动， 二是"二会"专制体制例行动作，估计要到会期结束以后才能自由。
戈：听说你这次被传唤时坐上了"铁椅子"，而且是三年多过后再次坐上这种椅子。请你介绍一下"铁椅子"和三年前那次的经过。
许：铁 椅子是讯问违法犯罪嫌疑人用的工具，全部是铁的，人可以被固定在上面。我三年前因公盟税案被捕，审问时都坐在这种铁椅子上。作为公益机构，公盟没有任何盈 利不应该纳税，但公盟以公司的名义注册，确实也算是有把柄，大家捐款交罚款后案件撤销。虽然公盟公司在法律上主体还存在，但2009年之后我们以"公民" 的名义活动，大家都是公民，这是一个开放的群体。
努力开展教育平权运动
戈："228请假一天"，是个什么样的活动？
许：它 是公民（公盟）发起的反户籍隔离、争教育平权运动中的一次请愿活动。这天是二月最后的一个周四，我们希望通过街头签名壮大志愿者团队、去教育部请愿、组织 研讨会、动员人大代表等具体活动，来达到为全国两亿多城市新移民争取孩子随父母上学和高考权利的目标。经三年努力，到2012年底，全国30个省市已开放 或承诺即将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唯独北京例外，所以还要继续努力。
戈：近年来，你一直都在致力于公民教育平权运动，请介绍一下它的缘起。
许：教育平权运动起源于2009年底公民办公室的一次办公例会，王功权先生提议该项目，大家讨论后通过，并开始设专人推动，召集最初求助的几位家长，逐步扩大团队。
20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后，新移民从此不用担心随时被抓捕遣返了，但是户籍制度把他们的孩子隔离在城市大门之外。我们在2009年底开展的这一运动，目的是推动城市给新移民市民待遇，首先解决孩子的教育和高考问题。
戈：据说这一运动历经了两个阶段逐步壮大与发展的历程，对吗？
许： 对！教育平权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推动北京小学升初中不分户籍平等待遇。从公民（公盟）2009年12月20日的办公例会确立教育平权项目后起， 我们通过签名扩大参与团队，先后8次赴北京教委和海淀教委请愿，最后于2010年5月初大体实现小升初不分户籍的平等待遇。
第 二阶段争取教育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2010年7月最后一个周四首次到教育部请愿，签名支持者四千人；9月第3次向教育部递交建议书，签名支持者过万人， 媒体大幅报道；2012年 2月23日，近三百人带着厚厚8本共计8.8万个签名的签名册进行第20次请愿，次月，签名支持者就突破了十万。当年12月底，各地陆续出台随迁子女高考 方案，北京12月30日出台"过渡"方案，但中高考问题没有涉及，大家还在继续努力。
官员公示财产与公民同城聚餐
戈：习李执政集团上台后，你和你的许多朋友就发起了一个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联署活动，请问进展如何？阻力何在？前景怎样？
许：推 动205名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公示是公民2012年12月开始的一个项目，目的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经过网络传播、各地街头拉横幅、街头签名等一系列活动，目 前已超过七千公民签名，近几天将提交给全国人大。阻力是既得利益官员，他们不愿公开财产，但是，民主宪政是大势所趋，只要公民团结起来坚持努力，不仅可以 推动财产公示的制度建设，也一定能推动中国完成民主宪政转型。
戈：在你们的公民运动构想之中，也有被推友们称之为"饭醉"的同城活动，请问，从网上延伸到网下的这一活动与打造公民社会的构想有何关系？
许：公 民同城聚餐是凝聚公民社会健康力量推动中国政治多元的努力。公民联合已是共识，关键是找到联合的方式。我们努力打造一个泛民主派公民可以广泛参与的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公民"。"公民"是我们的理念、身份与标识，不管原来属于什么组织什么门派，有两个基本共识可以达成：认可公民身份；愿意遵守民主规则和大 家协同努力。我们倡导每个参与者彰显自己的公民身份，使用"公民"标识，以此从臣民社会中率先站起来。我们倡导自由公民的联合，遵循民主规则团结协作。"公 民"群体无统一宣誓有共同理念；无统一纲领有共同标识；无惩罚纪律有民主规则；无上下等级有分工协作；同城公民团队自发形成、自治成长；以事件和议题为中 心的平面化协作网络，各地公民都是其分支机构。各地公民每月最后一个周六同一时间同城聚餐是打造公民共同体的第一步。
戈：公民同城聚餐活动实施的结果如何？
许：目前已在全国铺开，上个月已有近30个城市的公民在同一时间聚餐。从策略上讲，自由公民的联合模式有一定成长空间，从长远看，只有这种模式才可能催生现代化的、健康理性的建设性反对派。
"新公民精神"与我的期待
戈：去年底，你曾写了一篇文章《新公民――我们的2012》，文中倡导了"新公民精神"的核心价值与其基本要素。
许：一 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核心价值，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凝聚人心，作为理想共识评判国家制度的是非优劣，作为人们美好的精神追求。新公民精神是现代公民应有的信念和 气质，它来自普遍人性的纯真渴望，以及对他人、社会、国家和全人类的责任，是值得每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永远珍惜的美好价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徵。新 公民精神的核心要素是自由、公义、爱，作为一个整体最能体现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最幸福的社会――没有宗教战争，最少彼此误解和伤害，最少隔膜和敌意， 人人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戈：说到宗教与隔膜，我想起你去年十月曾到藏地去了一趟的事情，请问，在那里你看到了什么？有何感受？
许：我看到了城市、道路、医院延伸到这遥远的峡谷和草原，延伸到古老的寺庙，一个古老文明的痛苦蜕变；看到道路检查站上方横着红色条幅"维稳处突一马当先"，乘客们表情漠然，一个民族信仰被压抑的痛苦。
我到了郎卓的家。2012年2月19日中午，这个18岁的年轻人在中壤塘乡大寺前的路口自焚。郎卓的家人在远方的牧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拿出口袋里的500元钱给他的邻居卓姆，请她转给郎卓父母，告诉他们：一个汉族人来过，他很难过。
戈：你对中共新执政集团，以及中国的未来有何期待？
许：我希望共产党新的领导人能带领国家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不是改良，这是革命，和平的革命。这不是对体制抱有幻想，而是对每一个同胞心怀善意。不管有没有改良或革命，我们坚定走自己的路，中国的未来只有一个方向――自由、公义、爱的现代文明。中国一定会实现和平宪政转型，对于我来说，这不是逻辑推论，这是信仰，是天命。
中国社会正在加速变革，在世界文明潮流和新技术支撑下，公民社会成长在加速，对中国未来有理想和责任担当的公民应该彼此发现，主动联合。希望公民社会健康力量尽快联合起来，推动中国和平完成宪政文明转型。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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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Mar 2013 02:36 PM PDT  
各位朋友、师长，我们正在推动反户籍隔离教育平权“328请假一天”活动，今天下午我和志愿者在五道口发卡片，号召大家3月28日去教委请愿。开始警察开始要把易拉宝拿走，我要他拿传唤手续，争执一会他不再勉强，先后来了三拨警察录像。如果您方便，请微博转发，请关注3月28日上午北京市教委门前的活动。谢谢！
许志永
328请假一天
大家知道，中国有数千万留守儿童，可是你知道留守儿童是怎么形成的吗？
今年北京有2万4千多初三毕业生，仅仅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们即将被迫远离父母，到陌生的户籍地读书。更多的孩子在初三以前就已经离开父母成为留守儿童，仅仅北京这一个城市就制造了数十万留守儿童。
是因为北京教育资源不够吗？可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间北京大量关闭高中，他们宁可拆掉学校也不愿意给非户籍人员一张课桌！北京人口太多了吗？同样6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东京容纳3500万人口井然有序，而北京2000万人就拥堵不堪，且不说多年来计划人口的思维多么愚蠢，接纳了劳动力却把人家的孩子隔离在城市大门之外，违背基本人性！他们说，必须保障户籍人口高考录取比例不受影响，凭什么同是北京的纳税人一部分人必须享有特权而另一部分人必须受歧视？为什么外籍公民可以在京高考而我们自己的国民却不能？
经过我们三年多争取，全国已有近30个省市承诺近期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可是北京例外，出台了一个中高职升学考试政策，中高职以前在北京就是开放的，现在反而附加了条件，这倒退反而成了北京的政绩！北京到底什么时候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我们还要等多久？还要多少孩子前途被毁掉？
这极端不公正不人道的政策该结束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每月最后一个周四，本月28日，请您请假一天，为了孩子，为了人与生俱来的平等与尊严，请您请假一天，上午9点到12点到北京市教委（北四环奥运大厦南门口）和我们站在一起，温和而坚定。感谢！
Qq群：69570636 124861898 177074823 195601767 183594619 174052833 127314648 184232849 195756967 185293046 186491719 205394875 180984307
196478875 162977765 140676244
电话：13911255874
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
2013年3月21日
我们的基本主张：
一、同税同权，立即取消对随迁子女入托、入小学、升高中设置的各种歧视限制。随迁子女与户籍居民一样完全享有平等权利，不受任何身份歧视。
二、自2013年开始，随迁子女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就学记录，即可在北京平等参加高考和录取。
三、国家必须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实现各省市高考机会平等，彻底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地方政府应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城市内部校际教育水平差距，坚决破除“择校风”。
必须批驳的四个错误观念：
北京资源有限必须控制人口？
所谓北京水资源紧张及成因未有定论，即使真的短缺南水北调也即将解决。至于垃圾处理和交通拥堵根本是科学规划和管理问题，同样6000多平方公里面积，为什么东京3500万人口秩序井然而北京2200万却拥挤不堪？根本问题是北京不尊重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规律长远规划，而总想控制人口，计划年年赶不上变化，以致交通拥堵垃圾成山。直到今天仍在幻想控制人口，而且用一种最短视最摧残人性的方式——把新移民的孩子隔离在城市大门之外！中国正在老龄化，人口增长即将出现拐点，至今还在幻想计划人口，以公然歧视伤害孩子的方式，忍无可忍！
北京教育资源不够？
任何一个城市有多少纳税人就该办多大规模教育，现实是北京几乎每年削减中学而同是纳税人的数十万孩子被迫成为留守儿童！所谓优质教育建立在剥夺数十万孩子上学权利的基础上，这是北京的耻辱。现有常住居民的孩子全部随父母来北京上学，即使暂时教育资源紧张，只要开放民办中学，立即就会弥补。
必须保障北京户籍人口升学比例不受影响？
特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反对一切城市和个人的特权。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是全中国的大学，理应按各地考生数量等比例分配招生名额，这是实现公平最简单的方式。一旦等比例录取，各地高考升学几率一样，特权消失，怎么还会有高考移民？美国人用担心首都华盛顿人口会无限膨胀吗？试图保留特权，问题永远无解，消除特权，问题迎刃而解。
北京给了北大清华很多资源所以高考升学率就该高？
北京获得了这些高校的科研成果、人才等诸多益处，给予资源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争取“外地人”在北京的权利，我们是北京的纳税人，理应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同税同权不是利益平衡问题，而是国民待遇的原则问题。
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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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24, 2013, 6:04:14 AM3/24/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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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r 2013 01:06 AM PDT
在网上看到茅于轼先生的微博，评论中央电视台的历史节目，叫做《中苏外交档案解密》。该节目选择性地解密了中苏早期外交的一些内容，对共产党兄弟之间的尔虞我诈有生动的描述。让茅先生特别愤恨的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合伙欺骗了中共。他们把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的泥潭，白白死了一百多万人。真可谓是罪恶滔天。
但网友们的评论主要不在这一点上，而是揭示这个系列节目出台的背景：正在处在朝鲜因为核试验，遭受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联合国制裁的时候。这个有点不符合中共宣传规律的系列节目的出台，有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困难的嫌疑。它似乎是想说明中朝关系和当年的中苏关系差不多，中国也无法控制朝鲜这个小流氓。 如果确实有解释中朝关系的意图，那么这个解释肯定是欺诈。中国政府不但在国内没什么信用，在国际上的信用也不怎么样。如果直接去解释，人家多半不信。怎么办呢?好在美国的分析家们一般都不太了解中国，更不了解北朝鲜。那就迂回一下，让他们自己分析出结果，以达到欺诈的目的。 为什么说是欺诈呢？这是因为中苏关系和中朝关系有根本的不同。 第一：规格不同。中苏关系是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苏联可以欺骗中国达到它自己的目的；但不可能强迫中国达到目的。中苏之间除了尔虞我诈之外，主要是平等地作交易。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是以中国割让外蒙古和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为条件的。双方都认为是斯大林占了便宜，而不是中国占了便宜。 第二：作用不同。苏联除了欺骗中国在朝鲜和美国打了一仗之外，再也不可能指使中国按它的意图惹是生非。而朝鲜作为接受中国巨额援助的小兄弟，不得不为中国的战略目的惹是生非，即使违背它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虽然私下里肯定怨恨中国，但小兄弟就是小兄弟，大哥可以随时卡住你的脖子。这一点和当年的中苏关系完全不同。 第三：环境不同。当年的中国在周边没有直接威胁它的对手。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不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到今天也是如此。而韩国的国力和军队都强于北朝鲜，还有美军的帮助。而且韩国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部级单位叫做统一部，随时做出吃掉北朝鲜的姿态。北朝鲜如果放弃与中共的联盟就等于自杀。 在这样的双方态势下，中国如果不打算支持一个和自己利益不同的小流氓，它完全有能力强迫北朝鲜不再惹是生非。像现在这样不去强制性地要求北朝鲜停止惹是生非，只能说明中国政府仍然像过去一样，希望或者说需要北朝鲜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马前卒，继续以北朝鲜的惹是生非来和西方作交易。 但这可能吗？过去可能。以胡锦涛那种糊里糊涂的政治辅导员的思维，对坚持专制不后退的北朝鲜有相当的信任感。而且当时的统治者金正日也还算明智，对内吹吹牛说说独立自主可以；对外则适可而止，不会真的和中共翻脸。重大事情上，金正日还是听中共的暗中指挥。 现在的习近平为首的领导集团，不再是意识形态为主的糊涂蛋了。他们都亲身体验过专制的残酷无情，也都看见过共产党兄弟的尔虞我诈。除非利益相关，否则对共产党小兄弟不会心慈手软。而金正恩却把他小时候所看见的独立自主的吹嘘当了真，现在决心要把他父亲和祖父没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看上去，他真的要和中共翻脸，而且摆出姿态要和中共玩美国牌。 美国人愿不愿意被这个小流氓涮着玩，现在还不知道。中共则已经在联合国支持了制裁北朝鲜的议案，翻脸的姿态相当明显。但明显它的力度不够，或者说还保有让金正恩回头是岸的幻想。也就是说习近平还希望继续使用这个小流氓，给东亚的安全制造麻烦。但是金正恩显然认为他在大国之间搞平衡的策略一定能成功。如果美国接过了金正恩的橄榄枝，习近平的幻想就只能很尴尬地破灭了。 但是美国能够控制北朝鲜这个寡廉鲜耻没有信用的小人吗？美国人从来都很自信，而且经常比较短视。还有韩国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这就注定无法控制这个流氓成性的小兄弟。美国如果从中国手里接过这个流氓国家，它就会成为东亚安全的祸根。而中共仍然有办法强迫这个小流氓在必要的时候听话。 所以不要相信北朝鲜会像当年的中国一样和大国翻脸，它没有那个底气。与其美国花了冤枉钱还是不能控制这个小流氓，不如让中国负这个责任。中国除了可以切断援助促使金正恩垮台之外，还可以用平定内乱的借口出兵朝鲜。无论金小胖聪明还是糊涂，中共都有很多办法制服他。不能让中共这么轻松的推卸了责任。 以韩国人的糊涂和美国人的软弱，看来朝鲜半岛的统一还是遥遥无期的。如果韩国人只论亲情而不论是非；不支持人民推翻独裁专制的北朝鲜共产党，它就是把统一的口号喊得再响，也只能是一种虚伪的政治秀。那和温家宝的政治秀是一样的虚伪。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3/WeiJS130308SinoSoviet.mp3 （撰写于2013年3月7日，录音于2013年3月8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25, 2013, 6:24:42 AM3/25/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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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r 2013 10:33 AM PDT 
导言：听鲍彤谈林彪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做了新南巡和1月5日中央党校研讨班上两个重要讲话，提出他的历史观，引发朝野巨大争议。在这个大背景下，鲍彤也谈了他的历史观。
鲍彤谈林彪
高瑜
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 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 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 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正式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观。与他“新南巡讲话”中总结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强烈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紧密呼应。
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过“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因此，如何研究中共历史，什么才是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不仅关系着习近平主政之后新闻出版，历史研究的自由度，而且关系着当前朝野，关系着社会新思潮各派的巨大分歧和争议。
鲍彤发表他的历史观
春节前，张清林为身兼美国有机化学博士和中共党史研究者双重身份，年轻的司马清扬先生组织了一场与国内文革史专家、“9.13事件”研究者、亲历者的学术座谈，特别邀请了鲍彤先 生参加。鲍彤聆听后也发言，发表了一连串对“文革”、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将座谈会带入高潮，鲍彤言谈隽永，令人耳目一新，赢得热烈的掌声和赞许。
鲍 彤说：“历史新的角色可以用望远镜观察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每个人只能看到一部分。研究者呢，刚才小夏（司马清扬本名夏继波）提到陈寅恪教授，陈寅恪教授是用显微镜来研究，看得很细，小夏继承的就是这种科学的方法。对待每一件事，有没有这件事？每件事站得住站不住？和其他事情有没有矛盾？怎么来判 断这些问题？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这是一种好的研究精神。刚才刘（家驹）先生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个问题，恐怕不是20个，也不是40个，现在看起来是一笔糊涂账。将来弄清楚了，是多少，就是多少，”
鲍 彤认为：“现在已经‘说清楚的问题’，也都是糊涂的问题。现在只说清楚了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伟大的’。‘毛泽东是伟大的’这个问题，我看被毛泽东自己说清楚了：毛泽东是渺小的。毛泽东所处理的一切问题，都证明他是渺小的，小人一个。林彪比他伟大，刘少奇比他伟大，说不定闹了半天江青也比他伟大。我是冒说 的，因为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我对刘少奇很有敬意，但是我知道刘少奇所做的错误那也是罄竹难书。林彪元帅肯定也是犯了许多错误的，但是在毛泽东控诉林彪这一点上，肯定毛泽东是错的，林彪没有错。如果毛泽东要制造林彪这样一个冤案，那就证明毛泽东一定是个小人。是伟大的人物，为什么要制造一个错案呢？”
“五七一工程”的价值
鲍彤告诉大家：他知道‘五七一工程’是后来的事情。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天，他就是以‘走资派’身份，与外界完全隔绝。“9.13事件”没有让他听传达，他不知道。他听到的第一个正式传达是粉碎“四人帮”的传达，已经1977年了。在这中间对他是空白。
鲍 彤讲了文革中的一件事：“在“9.13”很久以后，我这个（拍右胸）口袋里放着《毛主席语录》，这个（拍左胸）口袋里放着《林副主席语录》。有一次我拿出 来这两本语录，要放在桌子上，有一个人跑过来，也是个老红军，原来新四军八师的副政委，他说：‘你现在手里怎么还有这本！’他拿起林彪语录‘啪！’往地上 一甩。我心里想他告诉我什么信息？大概是林彪出了问题了。”（众笑。）
座谈中，小夏认为“五七一工程”到底是谁写的，不清楚。刘家驹和王鲁光（王飞长子）都证明，经王飞辨认，确实是于新野的笔迹。小夏认为，不管是谁写的，其中有些思想是从林彪或者林彪周围人那里得到的。
鲍彤说：“我加一句话，‘五七一工程’恐怕是许多中国人的感觉，对毛泽东当时采取的许多政策的反感。‘五七一工程’反映了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那么也就证明‘五七一工程’有它的历史价值。”
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
鲍彤对林彪做了这样的结论：“林彪最后结论是叛党、叛国，现在党史上也是这么写的。如果林彪是叛党、叛国，我以为是很光荣的叛党叛国，因为意味着他是叛毛，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座谈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在九大报告就发生了分歧，由陈伯达最初起草的九大报告，提出“主要发展生产力”，引发毛泽东的不满，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和嘲弄。
鲍彤说：“在九大报告起草中，如果林彪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不管他采取什么语言，很可能他采取‘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此应该转到生产力上 来了’，因此有人就批判他‘唯生产力论’。那就证明后来改革开放第一号人物是林彪。抓生产力啦，‘发展是硬道理’呀，发展什么呀？我对邓小平这个话，我也 有保留。什么叫‘发展是硬道理“？我请问，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发展别的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张清林：发展贪污腐败。众笑。）那也是硬道理，那发展镇压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呀？如果‘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如果在某个历史时期，说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那第一个提出的应该是林彪，是九大。”
“从九大第一个报告被毛泽东否定，就意味着毛泽东本身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林彪到了这个时候本来想变成一个转折点，没有转成，林彪是第一个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好像是转成功，有人说他是“总设计师”，这个人很不好，要批评。”（鲍彤摇着手，笑了。）（高瑜：这是鲍先生的杰作，“总设计师”是他的版权。）
鲍 彤：“这个人讲错了，中国改革开放没有设计师，邓小平不是设计师，耀邦不是设计师，紫阳不是设计师，没有一个人是设计师。如果说有设计师，那是历史唯心主 义，当然唯心主义也不一定错。但是即使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错的。总而言之是这么个意思，如果当时林彪有一个主张，不管他当时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在 一定时期，采取一定的语境说话，都是要受限制的。”
林彪起了承上启后的作用
鲍彤说：“如果林彪在九大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应该转到经济建设，应该结束文化大革命，那林彪继承的是八大路线，林彪开启的是后来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是承上启后这样一个作用。”
“即使说林彪是叛国，我想要离开也是可以的，要离开的多了，孙中山就是离开的，美国也去过，日本也去过，英国也去过。（张清林：还有马克思、列宁。）马克思自己离开的德国。为什么？他认为德国不自由，到英国去比较自由，那么他离开德国好像也没有说他是德奸。到是有人说列宁是俄奸。林彪的问题，如果他反对毛主 席，如果他反对的是对的，有什么错？如果他反对以后不得已被迫出走，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根本没想出去，根本没有想到要跑到苏联去，反过来出了一个问题，就 是有人要陷害他。反过来又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要陷害他？”
“刚才姚监复说邓小平说驾驶员是好人，我就盯住，邓小平怎么知道？邓小平他那个时候又不在北京，他自己也在软禁之中，他怎么知道？由此可见，两者必居其一。第 一，有非常权威的人告诉他的。第二，他查了档案，他知道这件事。如果有档案可查，邓小平能够看到，将来总要见天日。如果当时权威在场，权威也不是一个人， 将来总是要水落石出。”
怀疑、挖掘历史功在千秋
鲍 彤说：“现在的问题给了我们一种希望，就是大家看穿了这个里面有猫腻，这是个骗局，这是个骗人的东西，要深究，是个好事情。对现在历史的怀疑，是现在的人 在维护它，是过去的人编造出来的。为什么过去的人要编造？为什么现在的人要维护？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挖掘？要抢救这些资料？我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启 发。”
“人， 既然面对着一些疑团，总是要想办法要弄清楚的。有些细节也可能弄不清楚，很可能弄不清楚。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的事情现在闹清楚没有？焚的第一个人是谁？第 二个人是谁？有没有人打抱不平？有没有人反抗？有没有人说公道话？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了，这件事铁定了。我们也知道第二件事情，有 一个人姓毛，叫毛泽东，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好！我们也都知道了。除此以外还知道别的吗？细节也许我们将来越弄越清楚，也许弄不清楚，大的轮廓，大的是非， 已经清楚了，叫大白于天下，不是小白于天下。细节弄清楚了更扎实，更是有说服力。”
“所 以无论大的问题的研究，小的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这些糊涂人，对未来将会长大的人，知道有一段时间是不准讲真理的，这段时间真相是被掩盖的，真话是被歪曲 的，是需要冒着风险，冒着压力来研究的，来探讨的。如果有这个认识，对今后的后人，今天也许还没有生出来，也可能今天已经生出来了，也许今天他是30岁， 也许30年以后他才30岁，这不重要。但是我想，对我们太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的历史并不是像权威所说的那样，黑是黑，白是白，黑的倒反是白的，白的反倒 是黑的。”
“前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刚才讲十个元帅，我不相信十个元帅都是一样的意见，很可能十个元帅十个意见。我也不相信是十个元帅当中有哪一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正确 的，有哪一位在所有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但是我相信在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残酷的内外斗争中，人都变了形。变了形之后，在各种场合之下，说出来的 话，都很难反应映他本人的真实的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他，我们可以说明他，我们需要了解他，但是我们要分析他。其中有某些东西还是不一样的，政治主张不一 样，人品人格不一样，在某些问题上都有保存自己的一种可能，某些问题提出，对后人有启发，那是很宝贵的。”
(发表《前哨》杂志2013年4月号)
高瑜：北京“9.13”研讨会为林彪翻案 “9.13”事件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它对中国的震动，相当于 美国的911。这只是后果的比较。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星夜强行起飞，并没有危害到中国的普通百姓。但是毛泽东锁定这是林彪另立中央未遂，是林立果谋杀他 未遂，是恶性反革命事件，是叛国。定性是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结果不但牵连了对“9.13”毫不知情的黄、吴、李、邱四名高级将领，还惩罚了军内十几万 人，连带他们的家属，使“9.13”变成株连几十万人的大灾难。  两个克格勃中将割走林彪、叶群头颅 首 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有当时驻蒙古使馆的二秘孙一先和翻译沈庆沂等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调查的是谁，看到惨不忍睹的现场，一具具烧焦的穿军装的尸 体，只知道“我们的同志牺牲了。”他们拍了十几个胶卷，三、四百张现场照片，大小每一片残骸都照下来了。他们不懂英文，蒙古人也不认识是什么飞机，是这几 个中国外交人员埋葬了遇难者，坟墓选在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坠落地方是背阴处。并且立了墓碑。当时驻蒙使馆人员连黑匣子的常识都没有，也就忽略。回到乌兰 巴托，查字典，才知道是架三叉戟。他们根据外交部的指令，坚持是民航机，蒙古外交部认定是军用飞机。 很快苏联克格勃来了两个中将，掘墓，割走林彪、叶群的头颅，而且就在蒙古的苏联大使馆里处理，用开水煮，剥掉肉，只取走头骨。11月，又来取林彪胸部，看有没有钙化点。除了克格勃，苏联也只有四个人知道，两个专家和勃烈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 多 年之前，三叉戟遇难者的坟墓在温都尔汗就荡然无存了。据说飞机的黑匣子2008年已经送还中国，一位重要当事人的后人当面听万里长子万伯翱讲，可以听到林 彪说：“回去。”后来又有知情人纠正，林彪说的是：“回家。”林豆豆听说后去问万伯翱，万予以否认。但是听万亲口讲的人仍旧说是他讲的。还有说，黑匣子回 国更早，是于 2001年5月底，卸任两年的叶利钦接受江泽民的邀请，前来中国，在大连接受12天中医治疗时的见面礼，不过叶利钦交还中国的黑匣子只是复 制品。 四十年了，中国军人的遗骨国家却不要。这是国耻，军耻，是国家的悲剧，军人的悲剧。 李德生在地下指挥所为什么骂脏话 三叉戟的空难是怎样发生的？ 飞机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弹炸的？是炮弹洞穿的？还是迫降后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冲开输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孙一先和沈庆沂也问过一位蒙古老大娘，她证实是亲眼所见。林彪座机为什么会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尔号一样安装微型定时炸弹引爆发动机，是地对空打的？还是空对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一切至今仍是谜团。 空 军情报部9.13晚上对三叉戟航迹线进行了准确的追踪，在地下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骂了一句脏话：“空军情报一条条往上递，总参情报上不来！”三 叉戟飞过蒙古边境，空军的情报中断了，但是空军情报部仍旧截获三条苏联情报：“大型目标不清”；“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空军监测到坠毁地 点。第一条情报被王飞压下。第二条李德生不相信，问在场的人：“飞机在空中能着火吗？”第三条来了，李没有说话。 第二天蒙古情报也到了：“发动机起火，坠毁。”坠毁地点与空军监测到的一样。李德生才高兴起来，表扬空军情报部：“你们这次做得不错。”毛泽东则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一个星期之后，空军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里获得李德生表扬的情报部，空军政治部，空军后勤部都垮了。抓的抓，关的关。各地飞行师都被陆军接管。 李作鹏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9.13晚上周恩来给李作鹏打了四次电话，都是工作上的事，让李作鹏感到只是普通的查询，周要他处理那架三叉戟飞机不能夜航。山海关机场属于海军航空兵，最高管辖权在李作鹏手里，空军管不着。当晚空军司令吴法宪去了34师100团，周办杨德中也一起去了。 李 作鹏说：“按理说周恩来应该知道很多事，但是他丝毫没有提醒我，哪怕他只有一点暗示，我都不会轻易叫林彪的飞机跑。”当晚时间非常充裕，林彪北戴河别墅在 山上，下山的路非常窄，两辆车会车，都要轧到两边的土地，如果横一辆大卡车，林彪的车根本跑不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有一个多小时 的路程，在路上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第三，李作鹏就说，你哪怕给我一点提示，我在山海关机场上横点东西，飞机就起不来。而且李作鹏还说， 我不是一点措施没采取呀，那晚起码山海关塔台，没人指挥吧，没打灯吧，山海关还是采取措施了。 李冰天说：“我父亲想十年才想清楚，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情报工作出身的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 林彪到底是怎样的人 毛家湾，平时就是一人一碗饭，清水煮菜，和切成段的煮老玉米。去过林家的一个亲戚说：“我是客人，给我单切了几片肠，叶群看我没吃饱，就把自己的饭菜都拨给我。” 张 清林1971年8月8日进入毛家湾，以一个主治医生的眼光观察林彪，卡路里不及正常人的一半，一个月不解一次大便，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生存的生理状况。更 令张清林惊异的是林彪的保健医生进入毛家湾十年，没有给林彪看过病，林彪也没有找过他。张清林说，林彪物欲、权欲都远低于一般人。 张清林进入毛家湾之后，吴法宪亲自对他说：“立国学开飞机，林副主席就这么一个男孩，万一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张清林还听豆豆说：“林立果还搞一个国家安全的科研项目，父母都不知道，说走就走。”看来林豆豆也也没有把她知道的林立果在空军的事告诉林彪和叶群。 1971 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成为热点，林彪说：“好端端的一个大好的外交形势，被耽搁了20年。”林豆豆问林彪：“抗美援朝，美国说美国赢了，中国说中国赢 了，到底是谁赢了？”林彪回答：“谁也没赢，斯大林赢了。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苏联通过朝鲜战争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怀抱。现在中国和美国接近，远则近之，近 则远之，这是好事。”并且说：“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他自从从苏联回来以后，没有说过苏联半个好字。 9．13晚上林豆豆和张清林被当众宣布：“中央指示，命令你们上飞机。”这是张清林一字不差的记忆。 9.13 之后，10月4日林豆豆和张清林被8341从北戴河带到北京玉泉山审查。原来是汪东兴和朱德住的院子，被腾空了，就关他们两个人。8341的一个副团长管 理他们的生活，也很少说得上话。接触他们的是独人单线的谢静宜。林豆豆面对谢静宜的审问，回答：“如果林彪下了飞机，一看是苏联，非当场气死在悬梯上不 可。” 谢静宜向林豆豆和张清林重点追查的问题之一，是9.13晚上11点，周恩来给叶群打来的电话。为什么打？内容是什么？他们交代：“不 知道。”谢非常恼火，到了1972年，谢静宜说：“现在已经不是‘林彪反党集团’，而是‘林周反党集团’。”他俩非常惊讶。谢静宜还逼问林彪和老帅们的关 系和来往。 林豆豆和张清林交代了林彪对毛不满的一些议论，如：“只关心个人名利权威，不顾国计民生。” 对彭德怀，林彪说过：“谁说老实话谁就完蛋。”后来这就变成谢静宜他们搞的三本罪行里的“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所谓林彪最欣赏的那幅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恰恰不是林彪选的，而是周恩来选的。 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 现 在，林立果给人的印象是个手提手枪的法西斯。但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他的同事，都说他是一个朴实、低调、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说到哪里去调查，他和党办副 主任周宇驰两个人骑上摩托就走了，没有什么官架子。在空军露面，总是站在后边。林立果参加了空军党办的一个调查小组，一共四个人，周宇驰50年代末是刘亚 楼的秘书，《红旗》的社论有的就出于他之手。刘沛丰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于新野7、8岁就是上海共产党的交通员，写档案都没法写，只能写12岁参加革命。这 几个人能文能武，都属于军队精英中的精英。“小舰队”本来是党办人员开玩笑，吹牛的话，后来就成了罪证。“571工程纪要”也是他们在调查、讨论中逐渐得 出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结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动毛泽东不行，作为军人选择了那样的路。笔迹都是于新野的。 中央下发的林彪三本罪行，在当事人、亲历者看来都是胡说八道。 选妃，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叶群赶快托人，这样在全国闹大了，主要是怕毛给安排人。当年给林豆豆也提过很多人，也有人提过毛远新，结果遭到林家全家反对，首先林彪就说：“我们要给她找个工农子弟，这些人都不要。”直到1971年，选择了军医张清林。 空军中的老英雄王飞 林彪不知道“571工程纪要”，没有谋杀毛泽东的打算，是至今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人分析叶群知道“571工程纪要”，张清林证明叶群也不知道这个纪要。 原 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机关党委书记、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还有一项任务，管好林立果，是叶群交代的。林立果当时从北京大学直接到空军入伍，王认为他不适合给哪 个首长当秘书 ，在党办成立这个调查组，让他参加。王飞在党办有十几个秘书，其中周宇驰、于新野后来提升为党办副主任，其余人也不知道调查组的事。党办调查组到全国各地 稿军内调查，每个人调查回来都向王飞直接汇报。有时调查组开会，刘沛丰守门，王飞参加。 9.13之后，王飞进了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以脾气暴躁，抗拒虐待，要求政治犯待遇而出名，经常大骂以“反革命”对待他的小战士。 1981年，他成为全国唯一“取保候审”的林彪死党。他的待遇也是最恶劣的，不给住房，只给300元生活费，只能依靠儿子们生活。他老年中风，有朋友去看他，他坐在沙发上，说着说着话，就把裤子尿湿了，朋友要帮他换，他说：“不要紧，一会就干了。” 90 年代，王飞老年了，他敢于公开承认当年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说：“我们就是要杀毛主席。”当年就连军队里也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有“571工程纪要”，刘家驹采 访过王飞多次，王飞对他说于新野从上海回来，从怀里掏出一大摞文稿给他看，王飞改了几个字，交代：“你收好，不能泄密。”刘家驹说：“听王飞讲，我才相信 确有‘571工程纪要’。”这一点王飞儿子王鲁宁讲的不一样，他说他父亲进了秦城，才看到“571工程纪要”的复印件，认出于新野的笔迹。 现在，近九秩的老人四次脑出血，已经全瘫在床，不能讲话了，经多年要求，生活费才涨到1000元。我最近向他的长子王鲁宁求证，老人是不是讲过那句直言不讳的话，王鲁宁笑笑，回答：“我父亲说过，‘我们要做的事，五年之后华国锋他们做到了。‘” 当事人后人与专家学者共议“9.13” 以上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真相，是9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讨会》上揭示出来的。“9.13”事件当事人亲属和学界的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员、教授、记者共50多人，共济一堂，座谈了40年前发生的这个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9.13” 北戴河当夜的亲历者，林豆豆后来的丈夫张清林，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儿子贺铁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闫仲川儿子闫明，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儿子王 鲁宁，最先到温都尔汗空难现场勘查的原驻蒙古使馆翻译沈庆沂和二秘孙一先之子孙戈先后发言，引起与会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原空军副参谋长兼 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夫人刘继馨、儿子胡耀萍、胡幼萍、吴法宪女儿吴巴璀、江腾蛟女儿江新文、江新德、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子女鲁岩、鲁莹参加了会议。 还有一批“三叉戟”死难者的子女，飞行员潘景寅的女儿潘鸶和潘鹭、女婿杨亚文、林彪小车司机杨振纲的女儿杨军玲、机械师邰起良女儿李蔚，当年还都是幼童和 少年，他们到会引起了大家的感慨。 学者李延明、姚监复、丁凯文、卜卫华、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渔、陈子明、丁东先后做了专题发言。因为会场气氛热烈，原本准备召开一个上午的会议，一直延续到下午4点才结束。 当事人亲属和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9.13”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至今当属国内首创。从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经济诸多方面进行历史真相的揭示和学术探讨，是这次研讨会取得的显著成果。大型歷史雜誌《新史記》將刊登是次會議的整理稿。(《外參》月刊1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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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r 2013 09:58 AM PDT  只要經濟增長仍是執政合法性根本，上級就沒有根本否定平墳的底氣，只能批評行為措施的粗暴上做點缀；殊不知其行為根本上就非法，百姓遭受情感和財產上的雙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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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幾幅照片在微博上迅速躥紅。幾條漢子站在一座大墳上，有人扯著“岳文海，你媽喊你回家平墳”的條幅，落款“河南志願平墳團”（见图），有人手握
鐵鍁。岳文海何許人也？官拜河南省周口市市長。河南一年來大規模推進美其名曰“殯葬改革”的平墳，周口是急先鋒，短短幾個月平掉了兩百多萬座墳，死人活人
不得安寧，岳某居功最偉。網友人肉到岳母的墓，發現這位大人跟人家的墳有仇，自家卻高高大大，據說還經過了堪輿師選定，至今屹立。體諒岳市長日理萬機，熱
心人打算代勞，但“你不仁，我不能不義”，未以牙還牙，只把寫有“贈岳文海”字樣的鐵鍁插在墳上而已。
無情非法
民眾精神和財產雙重受害
中國人有敬天法祖、慎終追遠的
文化傳統，墳墓寄託生者對逝者的緬懷，祖墳被人強制剷除是奇恥大辱。以岳文海為代表的河南地方官踐踏民眾情感，不料自家也被人盯上，甚至遭“強拆”威脅，
倘有人心，不知怎想？強制平墳自從去年被媒體曝光後，社會上廣泛關注，大家從不同角度進行批判。文化界人士從信仰和情感角度譴責強制平墳野蠻，法律界人士
指強制平墳法律依據欠缺，許多供職省外媒體的豫籍記者則深入報導其中各種問題。多地迫於壓力停止平墳，唯周口不為所動。十八大後，國務院公佈修訂後的《殯
葬管理條例》，刪掉原先民政部門有權強制平墳的條款，有人樂觀認為這是對平墳運動在法律上的釜底抽薪。今年春節，大批民眾將已被強令平掉的墳重新攏起，連
中央級官媒也諷刺平墳是鬧劇，然而周口當局依然嘴硬，甚至揚言二次平墳。
周
口把平墳稱為“一場革命”，“不能後退”，政府以大運動的方式強力推進，以令代法，保甲連坐，幹部簽軍令狀，用開除公職威脅公務人員，用取消低保威脅低保
戶，總之無所不用其極，野蠻粗暴。周口幹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不受《條例》修改的影響”，某種角度他是對的，因為他們原本平墳就不是通過民政部門做，而是
完全沒有制約。和對平民毫不留情形成對照，一定級別的官員祖墳可以豁免被平掉。死人陰宅要根據活人官職分高低待遇，公權力耍流氓到如此程度。
平
墳既不合於憲政法治，也與“和諧社會”、“美麗中國”、所謂新政相違背。習近平以太子黨身份執政，或許比前此二十年由“草根權貴”看守政權多一些用心，但
制度不改，親民表演終為無用的花里呼哨。強制平墳和強制拆遷的邏輯一致。只要經濟增長仍是執政合法性根本，上級就沒有根本否定平墳的底氣，只能從行為措施
的粗暴上做點批評，這是官媒包括農業部的口徑。殊不知其行為根本上就非法，人們遭受情感和財產上的雙重損害。
齷齪貪婪
官員瘋狂牟取土地暴利
關
於平墳緣起，坊間有則“習廬心結”的故事。即將到全國政協混日子的河南書記盧展工與現今中共一把手習近平曾在福建共事兩年，習為省長，廬為副書記，習離閩
後，廬接任省長。廬和習的關係并不融洽，盧曾不點名諷刺習。盧少年得志，四十一歲就當上浙江副書記，比習還要快半拍，此後卻長期困頓不前，十八大更斷了他
更上一層樓的念想。官場挫折造成他扭曲的心理，遂把撕裂社會作為發洩方法。明知習一世祖的墳在南陽，廬偏在南陽率先推進平墳，不避瓜田李下之嫌。這個“斷
龍脈”的說法當然只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但未必全然無稽。至少有一點可肯定，盧是平墳的罪魁禍首，堪稱“平墳書記”、“盧太愚”。
官
方對平墳的說辭是“復耕”，稱田地裏墓冢累累不利耕作。這似乎有道理，卻是騙人的。農民的墳通常都不大，頂多兩三平方米，對耕作影響很有限。墳墓所占面積
一般都已計算到耕地中，平墳按說並不能增加耕地名義面積。而實際增加的可耕地也遠小於地方政府上報的數字。即使其數字是真的，也不過增加了耕地面積的
0.2%，花費卻高達數億元，有人計算過，耕作幾十年才能收回投入，經濟上完全不划算。“平墳復耕”其實是“平墳增地”，這個“地”不是耕地，而是根據
“增減掛鉤”政策用虛報謊報的耕地面積來置換的建設用地。誰都知道，有地就有錢，房地產是支持中國財政的最重要力量，也是養肥貪官污吏的最大油水。
大規模平墳並非河南首創，中共建政後全國範圍的就有多次，周恩來曾親自下令掘自家祖墳。毛時代幾乎掘了傳統的根，斷了文化的命脈。如果說那時主要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今天瞎折騰則意在掠奪土地財富。古人教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政府不要與民爭利，更不可與民為敵。然而共產黨不只與民爭利，而是整碗端去，吃人不吐骨頭。農民在土地財政中連零頭的收益也得不到。政府搜刮巨額財富不是用來增強服務能力，而是肆意揮霍和貪腐分贓。
民意變民權
才可制止當權者的胡作非為
針
對周口幾個月平墳戰績一夜喪失大半，《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發出題為“滔滔民意豈可違”的評論，認為“這真是莫大諷刺，背後的民心向背值得當地反思”。
然而在不民主體制下，地方官升遷與地方民心並無直接關係，民意對他們構不成有效制約，沒有“討好”民眾的動力，即使民意滔滔，他們也不會反思。
憲
政體制下民意才能真正被尊重。尊重民意不等於多數人決定，而是尊重每個人都有權自主表達和自主選擇。專制下的開明統治者如果明察秋毫，聞聲救苦，一定程度
上也有尊重民意的效果，但這肯定不能持續，避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結果，更不能坐等明君。中國目前大小官吏都是流寇的心態，可謂最壞的專制，即便一二領導人要
振作，成效如何亦屬難知。
沒
有積極行動，民意就沒有力量。民有草民、公民之別，草民的意見通常是老爺們不會在意的。而公民哪怕一個人，他的聲音也讓世界聽見。民意，公民的意見，落實
為公民行動才有力量，變成民權才能真正制止公權力胡作非為。平墳運動雖然是一時一地的事件，卻具有普遍意義。我們雖然生活在不自由之中，卻要像真正公民一
樣勇敢行動，爭取自由，保衛屬於我們的權利。本文開頭幾位公民的行為就很好，相信還會有更多的有創意、有力量的公民行動付諸實踐。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3月号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Mar 26, 2013, 6:17:51 AM3/26/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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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Mar 2013 05:11 PM PDT 今年北京的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趣闻，从人事变动后仅存的一批“薄粉”，庸官身上，可以看出中共高层派别的暗中角力与政局的诡异动向，虽然，薄熙来难逃法律的制裁，但中共未必能因薄王乱法事件而接受教训，开启人民久盼的政治改革，重庆依然在雾霾的笼罩中徘徊，也许还会出现新的薄熙来，以前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会像“六四”一样久拖不决，不能平反，这既是重庆巨大的隐患，也是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动力。 打黑数字何以缩水变小？ 3月6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回应记者提问：是否重新梳理打黑期间审判的一批案子，她表示，将依法办理，对的就坚持，错的就纠正。这相当圆猾，对的是什么，错的是什么，对了多少，错了多少，语焉不详。但从张轩的介绍看，她开始耍无赖：从2009年到2012年3月，重庆法院一审判决的案子涉及到83个涉黑团伙，一审判决1297人。她说，对这些案件将依法办理，对的就坚持，错的就纠正。按照法律的要求依法按程序来处理。 这里，透露她真实想法的秘密是缩水变小的数字，我查阅了2009年8月17日的《重庆晚报》，其称，8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近两个月的鏖战，截至8月15日，已成功抓捕黑恶团伙成员1544人；14个横行该市多年的主要黑社会团伙已受到致命打击，首犯陈明亮、岳村、陈坤志、龚刚模、黎强、樊奇杭、王天伦等19人先后落网，100余名黑社会团伙骨干成员全部缉拿归案。其中，陈明亮、岳村、黎强等67名黑恶团伙首犯和骨干分子被警方先后执行逮捕。 试想，两个月不到就抓了1544人，比张轩讲得还要多出几百人，这是谁在变戏法？何况“唱红打黑”整整搞了三四年，几乎伴随着薄熙来仕途沉浮的整个过程，一共抓捕判刑了多少人？这些数字已经很难搜索到了，因为重庆官员花重金，费人力已在网上删除，如今又在说谎，他们试图让人们忘记，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他们一方面与薄熙来切割，保住官职，一方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真相罩住，把蒙冤申诉的民众压住，总之，要强迫人们变成健忘症，更不要质疑产生薄熙来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黄奇帆不倒的奇迹是什么？
薄熙来和黄奇帆两人的密切程度世人皆知，但却成了“不倒翁”，他不仅继续当选重庆市长，而且还在今年“两会”上高调亮相，取代了爱出风头的薄熙来，不过，他得意忘形之时，也坦露了重庆政府的捉襟见肘的底牌：这个所谓“经济专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地专家”，所谓“土地流转”，或“地票”，就是骗数百万农民进城，掠夺他们的命根子，而农民除了种地、干粗话，靠房前屋后种点菜，靠“鸡屁股银行”取点零花钱，还能干嘛？黄奇帆在埋地雷，他是一个历史的罪人。
2013年3月6日的官媒报道说，重庆市长黄奇帆“坦诚”答记者：卖地抵债，在回答“重庆债务危机”问题时，他一方面透露出重庆十年间卖地收入4000亿元，一方面信誓旦旦地声称“政府不会破产”。《新京报》记者向黄奇帆提出有关“重庆因大力发展城市建设，是否背负债务危机”的问题。黄奇帆表示外界的质疑不是事实，重庆的不良资产率是最低的，其奥秘就是土地储备：国务院2007年要求全国各地搞土地储备的，我2002年刚到重庆就储备了，储备了40多万亩地，这十年用了20万亩，每亩地赚200万，这就四千亿，扣掉土地征地本身的成本，大约有两三千亿的额外收入，就把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抵掉了。
这使我想起上个世纪薄熙来在大连的恶行，他就是利用权力，扒小房搞动迁，肆意掠夺市民的居住权，财产权，而把廉价土地给了商人，其中包括外商，他太太及其死党都借机发家致富，而老百姓望房兴叹，房价越来越高，他的利益集团越来越富，于是，老百姓骂他是“妓女卖逼，政府卖地”，薄熙来是推动房价上涨，扩大社会两极分化，分配不公的罪魁祸手之一。到了重庆，他老调重弹，不过是新唱“地票”的小曲而已，黄奇帆曾用“六年半买房”的口号，忽悠了山城傻子，现在又不打自招，一语泄露了天机，他没什么本事，除了脸皮厚卖主求荣，就是心黑手辣贪得无厌。如果不是吴邦国等江派大佬护着他，不是他抢夺农民土地有功有道，凭他带领70辆警车围困成都美领馆这一个罪，就得撤职坐牢。
7区县全换帅，何以李剑铭不倒？
两会之前，2月28日，重庆俊峰置业有限公司法人罗皓，代表李俊起诉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分局，李庄以委托代理人和该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进入角色，他派出的两名律师已先后到达重庆高院和一中院，此举曾震动一时，有人说，由习李上位带来的新局令人鼓舞，可能重庆将拨乱反正，但上述重庆官员的表演，又给希望中国进步的善良人泼了冷水，京城的两会代表，以黄奇帆和张轩为首的，把死守薄熙来家底的信息传回山城，给重庆原本躁动不安的“薄粉”吃了定心丸，于是，3月12日，沙坪坝法院回函俊峰集团，称“不予立案”。
但依据起诉书看，李俊请求依法撤销《渝公沙刑追缴字【2010】16号》追缴决定书、请求依法撤销《渝公沙刑追缴字【2011】2号》追缴决定书、确认被告扣押原告公章的行为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财产6680，38万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6957，66万元、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这些都是完全正确合理的，但执掌实权的区委书记李剑铭，由黄和张的举动看清了中南海官场软肋，他不仅拒决认错平反，而且空前活跃。
原本，继重庆因不雅视频，在1月25日，公布10名被免职厅官和国企高管名单之后，又对区县的官员进行了清洗，但薄熙来的死党李剑铭依然不倒，也不换地方。据2013年3月11日《重庆晨报》报道，3月5日上午，全区干部大会召开，传达贯彻市委关于7区县区委、区政府，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松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很多以前的官位改了新面孔，而李剑铭成了又一个“不倒翁”。
此前的3月11日，重庆沙坪坝新闻中心报道，3月7日，李剑铭对全区统战工作和民营经济发展工作进行调研。区领导魏小红、陶世祥、宋晓平参加调研。李剑铭一行先后到区工商联大厦、光能板材市场、万家雅迪奥迪4S店和区民主党派大楼进行实地调研，随后听取了统战工作汇报。不仅自夸了统战工作，而且大言不惭地自称，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高度重视，出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二十条”，民营经济占全区经济总量的“半壁河山”，成为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和社会和谐的“稳定器”。然而，只字不提李俊案。
又据3月7日的沙坪坝新闻中心披露，3月6日，李剑铭对全区政法工作和宣传文化工作进行了调研。区领导赖明才、陈江渝等陪同调研。陈江渝正是区公安局长。他兴致勃勃地提出，政法系统要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他是与张轩遥相呼应，竭力在掩盖“唱红打黑”运动中，公检法被薄王强奸后的恶行，他们要维护沙坪坝这个“二次文革”重灾区的极左路线。
接近李剑铭的消息人士说，他在调研政法工作中，没再去民企大亨黄祖仕的温泉城，因为他知道我在香港多家媒体已发表文章，指责他拉一帮打一帮，与黄老板有经济上的交易，这回他到了几家以前不太出名的民企视察，更重要的是，他先后来到天星桥派出所办案区，区法院立案大厅、诉前调解工作室、安检室，区检察院信访接待室和案件管理中心，向工作人员详细询问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了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和区检察院的工作情况汇报。李剑铭对各部门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由此我明白了，李知道李俊的金龙玉凤大酒店，就在天星桥派出所辖区，他要给王立军的余党打气。
但是，已经发生的故事，人们难以忘记，薄熙来命令王立军采取“钓鱼执法”的伎俩，设局加罪民企老板李俊的地点近在咫尺，而他又名扬天下，掩盖罪恶的拿手好戏是欺骗，于是，李剑铭又去宣传部门调研，一篇题为《宣传文化系统要集聚干事创业正能量》的文章说，李剑铭在详细听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汇报和今年工作安排后指出，我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有基础、有成绩、有特色、有亮点，走在全市前列。我看，他说谎的能力已列重庆之首，与张轩并驾其趋。
他说，下一步要大力宣传沙区的人文环境、聚集正能量，营造齐心协力、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我看他凝聚的还是薄王时代的极左的那套精神垃圾；他说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规划、引导、扶持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促进我区教育文化科技优势转化为生产力。我看他所说的大局，就是围绕他的官职瞒和骗，以前，他把拥有红岩，大学城，渣滓洞，白宫馆和歌乐山的沙坪坝，都变成红色灾难的根据地，如今，正在潜伏爪牙忍受，期待薄熙来阴魂归来。
不要以为李剑铭是一个书生，他已经被薄熙来绑进了他的篡党夺权的战车，薄王的政变企图渗透了他的血液，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他做为一个小小的沙坪坝区的书记，竟斗胆部署今年武装工作，并毫不遮掩地大肆宣传，据沙坪坝新闻中心报道，2月28日，全区召开2013年武装工作会议，总结2012年全区武装工作，安排部署今年工作。区领导李剑铭、方海洋、区人武部部长喻海权等出席会议。
报道称，2012年，他们多次受到市委、市政府和成都军区、重庆市警备区的嘉奖，这说明薄熙来在企图兵变之时，对李剑铭尤其看好，记者还肉麻地吹捧区委书记李剑铭曾被市委、市政府、重庆警备区表彰为“党管武装好书记”，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方海洋被表彰为“优秀国动委主任”。由此，我惊出一身冷汗，李剑铭要干什么？
重庆消息人士说，谁要以为李剑铭成了“不倒翁”，仅仅是阴阳脸，骑墙派，转弯快，或者以为上述黄奇帆和张轩的言辞，仅代表几个人的意见，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之所以这么顽固而猖狂，是因为中南海的水很深，也很浑，他们依然有靠山，江泽民，吴邦国等人都还影响着中国的政局，薄熙来的残余势力还在做垂死挣扎，也许把徐鸣调虎离山，便于在皇城脚下安抚监控他，而李剑铭不过是上不了菜单的小蚂蚱，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用手术刀彻底地割除这个薄王的毒瘤，重庆想恢复正面形象已比较困难，而我的忧虑不止于此，假如薄熙来魂兮归来，李剑铭就会兴风作浪，故绝不能掉以轻心。
对此，李俊比较乐观，他说，我今年才四十多岁，就亲眼看到害我的薄王入狱了，难道再过10年，你李剑铭还能独掌沙坪坝的大权吗，我不急，我慢慢地看他垮台，因为无论多么狡猾，害人总归害己。
2013年3月13日于多伦多大瀑布。 香港《前哨》杂志2013年4月号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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