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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29, 2014, 6:27:57 AM10/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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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Oct 2014 02:13 PM PDT
学者们对于僵化的后极权社会将会导致的局面，已经有种种描述，譬如说"苏丹化"、"西西里化"、"社会断裂化"等。 极权社会需要有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作为社会运转的中枢，只有像他们这样的铁腕人物，才能控制地方上不受民意约束的"南霸天"、"北霸天"们。而后极权时代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失去了有独裁魅力的领袖，是政治侏儒的时代。但这些侏儒们在各自的领地中又是大大小小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欺男霸女、贪污盗窃、无所不为。所谓"苏丹化"，主要关注的是后极权体制（或萧功秦所谓"后全能体制"）中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走向。 萧功秦指出："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 Regime）或者汉语中所说的"土皇帝"政治有以下四种基本特征：首先，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国库与当权者的私人财产几乎没有分界。其次，是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权力者使用其权力是任意的，不受制度与规则约束的，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统治者为所欲为的个人的决定，可以不断地破坏官僚制度内部原有的程序规则。第三，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苏丹式的统治者则无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理想或信念来作为自己的统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他们甚至并不感觉到有必要用意识形态的用语，来包装或辩解他的私人权力与意旨的合法性。第四，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在苏丹式政权里，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统治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官僚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统治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地方自主性加强，低政治参与与地方官员腐败的正相关性，为一些地方出现"苏丹化"的现实提供了前提条件。以河南卢氏县为例，该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为了巩固自己在卢氏县的统治，下令县电视台掐断了中央、省市的电视频道，这种信息封锁足足维持了三年。杜在卢氏六年里，各乡镇、局委、二级机构领导全部被他换过一茬。他权倾一方，滥用国家每年给予的6000万扶贫款，把对资源（物的资源、人的资源）的支配权（公权），统统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杜保乾对农民横征暴敛，虚报、重报农民的收入。农民拒绝交苛捐杂税，卢氏县所属潘河乡政府甚至会下令撬门砸锁，强行拉走农民的电视机、缝纫机。杜保乾继父去世，该县全部乡镇领导、各局委领导及二级机构负责人一律赴数百里外杜的老家奔丧，共出动小车120 多辆，单这一次，杜收礼达100 多万。这种苏丹化倾向，已经从乡镇、区县向地市级和省级蔓延，不久前揭露的原黑龙江省领导班子的问题，就够触目惊心的了，但这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在极权时代，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无所谓区分，到了后极权时代，国家已经不能全面控制社会，但又不允许社会自治，结果是为黑社会蚕食市民社会，"黑道"排挤、打压和渗透、控制"白道"（法治社会、纳税人社会）大开方便之门。所谓"西西里化"，涉及的就是后极权体制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孙立平指出："西西里化"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黑社会政府化"和"政府黑社会化"。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以及那不勒斯地区），因为社会信任的普遍缺乏，一度造成黑手党对于政府法制秩序与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当后极权社会中欺骗与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社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其"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些"。黑社会组织高度参与了"以强力为特征的秩序的定型"，在某些方面甚至替代了政府功能，这就是黑社会政府化。 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内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这里所说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经济犯罪，而是指政府的许多行为（甚至其日常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以违法甚至犯罪的形式进行的。例如，按照《行政处罚法》，省以下政府无权单独设定行政处罚，但为了"强化"地方或部门权力，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都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处罚。一些以"红头文件"为指导的政府行为，有时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它不仅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且破坏了行政系统的社会公信力。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更值得注意。不少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招收了一批类似于流氓的人员，为他们提供装备，委托他们去处理一些可能引起民众反抗的棘手任务，如市政管理、计划生育、强收摊派等。这实际上产生了政府机构流氓化的社会形象。根据已有报导，现在各地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股开妓院或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这就是官员本身的黑社会化。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两极分化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改变了历史进程，并导致了马克思的预言破产；正是社会中下层争取宪政民主制度的斗争，阻遏了社会两极分化不断扩大的态势，避免了"社会断裂"的危险。然而，后极权体制对于社会中下层争取人权与民主的强硬镇压措施，正在日益加剧"社会力量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机制的形成"。在欧美国家最终没有出现的社会底层的"绝对贫困化"，在中国并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社会断裂化"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后极权体制中社会阶级关系的未来走向。 孙立平指出：社会断裂既发生在城乡之间，东西部城市和大中小城市之间，也发生在城市内部各阶层之间。有三种被"甩"的人——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的没有掌握新技能的下岗职工、被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外的小农经营式的农民、被甩在城市就业体系之外的出卖劳力的农民工。应当把"断裂社会"与人们一般所说的"多元社会"加以区分。"多元社会"通常被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大体不外如下的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包括各种"少数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就政治制度而言，形成的是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就是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是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而断裂的社会，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着类似的多样性，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而在断裂的社会中，不仅"社会中最先进的那些部分与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联系"，而且"断裂社会的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断裂社会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用王力雄的话说，就是盛在专制玻璃桶里的一桶散沙。 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的社会实际上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社会的断裂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恰恰进入了一种无力面对这一现实的状态。一方面，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过去十几年来虽然屡次精简机构和人员，但实际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反而进一步膨胀；无论是政府机构的种类和数量，还是政府公职人员的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前的时期。不仅如此，各级政府机关的办公楼越来越漂亮堂皇，政府公职人员的消费也越来越豪华。另一方面，许多本应由政府机构承担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和责任，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从市政管理、公共秩序到社会治安，人们都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孙立平认为，政府的非政府化，也就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是社会脱序的重要象征。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经营活动，这在基层政府更为普遍，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却明显地被忽视；其二，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官员个人的经济收入，很多部门和官员都忙于"创收"，如果找不到"创收"的机会就要"作局"，有的地方甚至把反对""都当成了创收的机会；其三，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其实"办实事"是幌子，从中收费甚至从中营利才是真实的目的，结果由于"层层设卡"，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下降；其四，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片面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基本标准；其五，政府官员与企业私下结合，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官员傍大款"。 "官员傍大款"，"大款傍官员"，这二者的结合（包括"一家两制"和拟家族式的关系圈的形成）就是吴敬琏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虽然吴敬琏说"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老一点的中国人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但在笔者看来，陈伯达当年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现在的"权贵资本主义"相比，就太小儿科了。据当事人转述，胡启立早在1988年就坦承，中共政权的官场腐败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8年。更不要说十几年后的现在了。 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其专制势力之凶狠，权贵资本之贪婪，是其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哈耶克曾说：目前这个世界上，令人不解的事情之一是，极权主义国家好像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不受"社会公正"的约束，更愿意让那些受发展的不利影响的人背负重担。胡平指出："由于缺少起码的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中国的私有化必然导致权贵私有化，导致权势集团公然地、大规模地抢劫公有财产，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是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残酷血腥、不公不义、伤天害理。现今中国的贪污腐败，不但在程度上远远超过当年的台湾、南韩，也超过当年的菲律宾和印尼，而且在性质上要比菲律宾和印尼的情况还恶劣百倍。正像我早就指出的那样，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难道不比苏哈托治下的印尼还恶劣百倍吗？" 秦晖把上述现实形象地描述为"尺蠖效应"。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这可比"资本主义"条件下富人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私对私"地兼并穷人要"高效"得多了！就像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 一位著名的民办教育家提供了"尺蠖效应"在教育领域中的运作实证。他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毁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使之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当然，竞争获胜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 在政治民主化改革阙如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现已沦为"财富掠夺"的代名词，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奇怪的了。"毛泽东热"长盛不衰，对"走资派"的大批判言辞堂而皇之地登上网络平台，这些都是对执政者的警示：如果社会断裂化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和扭转，极端主义的破土而出，革命情绪的逐渐积累，改朝换代的普遍期待，就是难以避免的。 毛泽东生前讲了几十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甚至准备打世界大战和核战争，但朝鲜战争后的中国事实上一直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直接危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领导人在朝鲜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始终自我克制、谨慎对待；一方面是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冷战的主要对手始终是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GNP总量也只相当于加拿大的水平，与美国、日本还相距甚远，至此，世界民主阵营还没有怎么把中国放在眼里。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长，战争的危险反而增加了。原因也是两个方面的。从一方面说，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在国力逐渐强盛后，很可能不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了，而变得趾高气昂、盛气凌人起来，小小的突发事件就可能造成骑虎难下之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专制体制具有一种转移内部矛盾，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资源的本能冲动。从另一方面说，在今后二十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日本和美国，坐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中国的战略核力量将会与美、俄鼎足而三，中国的远洋海军将会游弋全球，中国的陆军将具有向周边国家快速出动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及其全球盟国将会重新审视对于后极权体制下的中国的战略态势。 面对第三波民主化持续发展的世界潮流，后极权体制的中国无法摆脱与世界大家庭格格不入的宿命。融入世界民主体系，中国将获得在全球化中持续发展并最终在和平禅让中取代美国世界领导者角色的历史机遇；坚持后极权主义的专制体制，中国就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在国际上受到战略围堵，与美国及其盟国展开军备竞赛，甚至可能擦枪走火，导致新的战争；第二，国际社会不能容忍后极权体制的大陆吞并自由民主的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始终无法实现；第三，城乡、地区、阶级、民族、宗教等各种内部矛盾日积月累，任何一处漏洞都有可能造成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导致"玻璃桶江山"的破碎。说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个战略机遇期，并不是说有这点时间韬光养晦、发展自己，就可以有足够的本钱与世界主流文明分庭抗礼了；而是说，在这二十年中，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联盟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中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调整体制和战略，自己来决定今后的国际角色――是罗斯福曾为之尽力的"世界四警察"之一，还是基辛格所谓的"世界革命者"或者"流氓国家"。 民主转型的阻力和动力 妨碍后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型的阻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的，一是利益上的。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就会成为林毓生所谓"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或者马克思主义类型的"（阶级）利益决定论"。 自从"华夏体系"在19世纪被"世界体系"吞并后，中国人对世界乃至自身的认识就不再是完全自主、自足的了。中国精英阶层从青睐英美模式到德日模式到苏维埃模式再到东亚模式，都是被世界潮流裹胁的结果。1919年以后――更不用说1949年以后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演变。1956年以来，中国统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政治改革的认识，曾三次受到苏东国家事态的干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毛泽东曾想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搞一点民主化的尝试。但是，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中止了这一进程，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中的"引蛇出洞"，反而强化了思想控制和政治镇压。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紧接着，全国的高等院校中掀起了"竞选运动"，这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波峰。但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吓坏了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在他们的进言下，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决定"缓改革"。事实上，当局的政治改革热情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那个时期的程度了。从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上台到1991年克里姆林宫易帜，再一次极大地改变了国人对政治改革的认识。中共高层中有一种强烈的呼声，要求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工作重心，邓小平比他的多数同僚头脑要清醒一些，但还是确定了一条经济改革放开，政治改革收紧的瘸腿路线，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苏东国家在1990年代的转型进程给国人带来三种认识上的困惑：民主化会不会导致经济停滞乃至倒退？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会不会消弱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如果不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成为民主转型的思想阻力。 苏东国家在转型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虽然在程度上有轻有重），这是一个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官方媒体出于维护专制制度的需要，一方面是拼命夸大衰退的事实，当苏东国家经济好转后就不与报道了，让一部分国人误以为他们现在还在危机中挣扎；另一方面是把衰退的原因完全归罪于民主化和私有化。金雁、秦晖在《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中对此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并阐述了他们对经济衰退原因的看法。笔者在《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中也曾指出："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导致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条：第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第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第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集中程度非常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从苏联向独联体的转变，使得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对外贸易，平白增加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华约和经互会组织解散后，东欧国家纷纷转向以西欧国家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和削弱了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于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生产出来的东西突然没人要了，急需的专用设备或零配件要改用外汇来购买了，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美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进而阿富汗撤军、中苏和解、华约解散，苏军以及后来的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而军工企业由军品转产民品的结构调整却非常缓慢。俄罗斯还没能分享到和平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分利集团在前苏联时期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性的，例如军工集团、能源集团；有的是地方性的，例如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就是一个以第一书记为首的分利集团，中央机关与地方领导人构成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主要从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中大获其利。在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讲，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遏止了通货膨胀。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得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使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与俄罗斯每年减少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俄罗斯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十年来首次大幅度的经济增长。 以上四条原因中，有三条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条与民主化有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民主化越不彻底，分利集团的危害性越大，独联体国家与东欧国家的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据。由于贯彻邓小平、陈云务实经济发展战略的结果，军事工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已经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当的比例，除非在军国主义的鼓噪下，江后时期掀起一个扩军备战的新高潮，国家民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将不会导致像俄罗斯那样的军事工业大转型的强烈阵痛。在1980年代，经互会国家单独构成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自外或被排斥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因而重建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会导致暂时的混乱与失序。而加入了WTO的中国，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化经济中的佼佼者，甚至被戴上"世界工场"的桂冠，对外贸和外资的依存度，在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民主化转型将不会破坏已有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反过来说，这种关系倒有可能被国际社会用来作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战略手段。目前所谓"经济安全"的考虑，主要是基于政权安全而不是国家安全的角度，否则，诸如日本、韩国这样在战略资源上比中国更依赖国际社会的国家，早就退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了。苏东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而中国在现实中已经走上一条"先私有化，后民主化"的道路，因而，中国民主化将不会伴随所谓私有化"休克疗法"，更类似于1980年代中期台湾的民主转型。台湾和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几乎对其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发展没有带来任何不良影响。新兴工业化国家近年来出现增长速度放缓乃至短暂的危机，乃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所产生的新问题。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的苏东国家，一共包括十个国家：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东德。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国家解体现象的，只有前三个国家，与之相反，东德在转型过程中还实现了国家统一。这说明，民主化与国家分裂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在这十个国家中的重要地位，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1990年代初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不同，它们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都只有几十年的短暂历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情愿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民族曾经站在战争的对立面刀兵相见。苏联与纳粹德国缔结密约后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美国在法律上从来没有予以承认。保、罗、匈三国都存在重要的少数民族，但是因为有一个在人口上占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就没有出现国家的解体。 笔者在《被绑架的宪政：党国与邦联的缠绕政体》中指出：苏联的国号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表明其政体形态是邦联制而不是联邦制。南斯拉夫虽然以联邦为国号（1945年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但却照搬了苏联的邦联制政体。这种政体的主要特征是：邦联制国家的成员邦可以自主决定脱离联邦；其中央政府的组成由各成员邦的代表决定而不是由全国的选民来决定。例如，所谓"斯大林宪法"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各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组成的联盟国家"。"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只受苏联宪法第十四条所规定的范围的限制。在这个范围以外，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独立行使国家权力。""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根据本共和国的特点而制订的并与苏联宪法完全相符合的宪法。""每一加盟共和国都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权同外国直接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时期内维持统一和强大，靠的是"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邦联制是表，党国制是里，邦联制是"明章程"，党国制是"潜规则"。列宁式的党是实行"铁的纪律"的党，其组织原则是"民主的"集中制（主词是集中制，中文译为民主集中制是不对的）。国人必须对法律与现实脱节的状况保持高度警觉。法律上规定的控制手段在事实上毫无效力，现实中有效的控制手段又缺乏合法性依据，这种局面可以敷衍于一时，却不能保障长治久安。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一方面在宪法上规定了高度的地方自治权，一方面又依靠共产党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党对国家事务的垄断来维系国家的统一，结果是民主化与国家瓦解结伴而来。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现行宪法在类型上属于"单一制国家"的宪法，没有仿效苏联规定民族自治地区享有主权地位和包括自立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这些都有利于遏制民主化的可能副产品――国家分裂；但是从"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地方"而言，又带有一定的邦联制色彩，应当事先考虑好应对之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类似于前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制，除基层外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通过间接选举产生，造成"国家的主权不是直接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地方"。"党国制与邦联制的缠绕政体"所造成的政改难题是：不改变党国制就无法实行民主化，马上废除党国制又可能出现地方主义泛滥甚至地方分立的局面。打破僵局的办法是首先进行清除邦联制痕迹的政体改革，实行"使全国共同体的权威直达每一公民"的全国性普选。此外，还需要在选举法的层面作出相应的政体选择。许多国家实行比例代表制、议会最低门槛制、单一选区两票制（选民把一张选票投给本选区的候选人，另一张选票投给政党不分区候选人名单）等，鼓励形成少数全国性大党或竞选联盟，削弱鼓吹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政治能量。在确定中国宪政民主的大方向后，尚需学者和政治家仔细地斟酌、掂量和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体形态。 防止地方主义泛滥乃至国家解体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审慎地选择一个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自治方案。民主化后的中国必然要实行地方自治，这是世界民主国家的通则。但在哪些地方行政单位实行地方自治，是大有讲究的。七年前，笔者就在《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初步构想》（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中主张实行两级地方自治：将中央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地区改组为都、府、州（直辖市改称都，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政府所在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30%的地级市改称府，一般的地级市和地区改称州），确定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地方自治体；以按新标准设立的市、镇、乡和坊（即现在大城市中的街道）为下级地方自治单位，简称社区自治体。两级自治体均应制定自治章程，自治机构和行政首长均应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自治机构均应享有地方立法权。两级自治体均应有独立的财政来源。省、县保留为非自治的地方行政体。省设省长和省参议会，省长由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政府监督该省的各级地方自治，并执行中央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省参议会由都、府、州自治机构委派的成员组成，决定地方自治体委托省长及其领导的行政机关办理的事项。省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其收入由中央拨款和地方自治体拨款两部分组成，并分别支出于中央交办及地方自治体联合委办的事项。县的权力构成类似于省。 以哪一级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是20世纪上半叶政争的一个焦点。清末政府宣布以府厅州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民初政府计划以道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1920年代初南北政府都确定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国共合作的政治协商会议承认省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可谓众说纷纭。我们主张以都、府、州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适合传统的"地理天然之区域"并顺应当前的现实发展趋势。康有为在主张"以府为行政至大之区"时指出：行省为蒙古之谬制，明误循之，并非中国旧物；道者，明以设兵备道，驻总兵，又设按察副使，是军政区兼上控区，强合诸府州，地理民俗多不同，不能为行政区；府、直州乃唐宋行政区之遗，实地理天然之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省的权力和财力逐渐向地级行政建制下放，使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权力角逐中的最大赢家。这当然不是地级官员们能耐大、嗓门高的结果，而是中国城市化的客观要求。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大国，这就决定了既不能像一些中小国家那样靠发展一两个特大城市（汉城、曼谷、开罗）来实现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也不能如某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依赖于几万个小城镇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主流是把现有的几百个地级市发展为大中城市，使之成为相应地域内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用它们来容纳大部分的进城农民。中国现有2000多个县级行政建制，在每个县的范围内建成一个大中型城市，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省的行政区域内，则需要同时形成10—20个经济"增长极"，由省级行政单位去统一管理，必然顾此失彼，显然也不适宜。这就使得地级行政单位的地位与作用突显了出来。 其次，是与世界各国的地方体制接轨。美国、德国的州，日本的都道府县，法国、意大利的大区，都与中国现有的地级行政建制（或未来的府州）规模相当。在这样一个规模上实行地方自治，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第三，是降低政治风险。中国一个强省的经济实力占到全国十分之一左右，有8个大省的人口超过英国或者法国，如果作为地方自治体出了什么差错，对全局影响甚大；而且省级行政单位数量较少，如果其负责人是由民选产生，很容易彼此联手，挟地方民意对中央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以300多个府州为地方自治体，上面又有中央派驻的省级地方行政长官，就可以避免出现上述情况。 第四，是有利于提高民族自治区的地位。在民族地区实行自治区、府州、市坊镇乡三级地方自治，可以使自治区的宪法地位略高于一般的省，而与香港、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处于同一级别。当然，面积小、人口少的自治区（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可以实行两级自治，这应当由自治区的立法机关自行决定。 第五，是有利于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如果在广东省、江苏省这么大的范围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人们可能不放心，担心会失控，而在深圳、长治这样的地级行政单位进行试点，就比较容易获得共识。如果以县为上级地方自治单位，格局太小，不足以发挥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部潜力。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在行政区划与地方自治改革方面走了两步棋。第一步是在89个联邦主体之上设置了7个联邦大区，在每个区派驻直接隶属于总统的代表，负责监督联邦法律的执行和联邦官员的招聘工作。第二步改革计划是在别斯兰人质事件后刚刚出台的：联邦主体高级领导人（边疆区及州的行政长官、加盟共和国总统）的选举应当遵从俄联邦政府组成原则，也就是说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不再由地方直选而改由俄联邦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议会批准。普京的地方自治新方案与笔者提出的省制改革方案具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与其出了问题再亡羊补牢，不如事先进行缜密的思想实验，防范于未然。 有些人按照毛泽东、邓小平的思路，认为现行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转型后则会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种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的论调。英国最早实行宪政，有没有妨碍它建立远洋舰队，成为世界海洋的霸主？美国最早实行民主，有没有妨碍它集中国力发明原子弹，建立"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历史早已证明，宪政的英国比专制的法国具有更高效的财政税收能力，刚刚实行君主立宪体制的"小日本"比坚持绝对皇权体制的"大清"具有更强国家凝聚力和军事动员力，自由民主的美国比极权主义的德国和苏联具有更持久和坚韧的国家竞争力。主张民族主义的王小东就认为，民主制能够把整个社区的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民主制可以起到凝聚人的作用，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其军队纪律和战争效能的来源之一。 最近有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举国上下将滞留朝鲜的人质家属问题视为日朝外交的头等大事，民众、媒体和政府同心协力，最终迫使朝鲜政府让步，将人质家属送回日本。而中国人赵燕在美国遭受警察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互联网络）之间，民众（网民）与民众（网民）之间，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嘲讽赵燕和政府的人在网民中占了相当大的一个百分比。这表明，中日两国的国家凝聚力现在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其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在世界历史上，民族主义是伴随民主主义产生的，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在贵族制国家，阶级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谁属于哪一个阶级就永远属于那个阶级，所以每个阶级自行变成一个小国，并认为自己的这个小国比他们的大国还值得亲近和爱护。"在当今中国，"苏丹化"、"西西里化"、"社会断裂化"正在日益加剧，形成举国一致的社会舆论变得非常困难。有些学者喜欢罗列民主化的不利方面，却没有同时指出拒绝民主化的不利方面：使腐败盛行，世风日下，民心涣散，社会分裂，妨碍中国成长为政治大国或者甘阳所说的"政治民族"。 有些人哀叹在过去和未来的战争中都无法避免"汉奸"的出现，而他们却没有看到这正是专制主义的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大清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是与最高执政者离心离德的"内奸"。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为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而。呜乎!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笔者曾与一位在网上激烈鼓吹"台海必有一战"的网友辩论，得知他的真实想法是通过战争消灭极权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批皇冠落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权，通过台海战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可以摧毁极权主义的最后堡垒。由此可见，准备"垂涕而迎""海外之师"的"吾民"就隐藏在鼓吹战争早打、大打的人中间。现行体制不转型，又有什么真正的凝聚力、动员力而言呢!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分析民主转型的阻力，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笔者基本上都同意，在此不再赘言。但是笔者认为，对于反民主化改革的"精英联盟"的三个组成部分，应当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 首先，应当把"党官僚集团"和"现代文官阶层"加以区分。前者是极权社会的孑遗，是余英时解读戊戌变法时所勾画的为维护"一族专政"而呕心沥血的满人权贵集团的当代翻版，他们把"本朝家法"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把"党性"放在"人民性"之上。后者则是1980年代后期实行公务员制度以来逐渐形成的新群体，他们把专业能力放在机会主义的"效忠"策略之上，正在日益向日本政治运作"官产学"三者互动中的"官"的角色靠拢。敏锐的观察者已经指出，近十年来，党机关的权力正在逐步地向行政机关转移，在行政机关任职已经被从政者青睐。 其次，应当对所谓"经济精英"有所区分。笔者在《社会阶层分析与政治稳定研究——评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中曾指出：1949年以前，中共实行统战政策的立足点是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当下的社会现实，在理论上作出类似的区分应当说比半个世纪前理由更充分。如果不愿意沿用旧的概念，似乎可以把经济精英划分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和"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前者有两个标志性的特征：第一，他们或者是行政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掌门人，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官方认可的垄断性经营特权的资本家。第二，他们大多出身于过去的一元化统治精英，或者是本人从政治精英摇身一变，或者是"一家两制"、名门之后。虽然后者中的个别人有可能通过钱权交易、联姻等方式成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的一员，但绝大多数人注定无法跨越这条鸿沟。康晓光所说的经济精英不爱民主，选择集权，心甘情愿接受现行体制，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安在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头上都是恰如其分的，安在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则颇有疑问。对于官场腐败分子来说，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是欺压榨取的最佳对象。底层民众压榨起来油水不大，成本太高；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来头大，靠山硬，轻易不敢从虎嘴里拔牙；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就成了贪官案板上的鱼肉。贪官污吏和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构成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的两座大山，认为后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现状，而不希望有更加公平的制度，似乎从人的天性上讲不过去。 再次，虽然1992年以后一部分"知识精英"成为既得利益者，但为既得利益辩护不可能在学术知识界成为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主流思潮，因此类似何新那样的人物至今寂寞得很。那些公然为权贵势力涂脂抹粉的"知识分子"，或者满足于做个留声机，机械性地重复着那些谁也不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首鼠两端，机会主义十足，随时准备改换门庭。真正可能对未来民主转型有所阻碍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具有学术上的真诚性和创新性，不甘于在学术上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尾巴，决心在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之外另辟蹊径、自创门派。 十年前，笔者曾在《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载《北京之春》，1994年第11期）中对蕴藏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民主化动力进行过分析，现在看来，还不需要做出什么修正： 从以往的历史看，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是争取民主最积极、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今后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但是，争取民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独家事业，不应当也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垄断或者包办。民主社会的最终形成将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工人、农民、企业家、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中共党务工作者都可以为之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差异，不成为民主力量不能携手的理由。 工人的劳动权包括通过集体罢工保障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是民主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一项社会权利。中国工人争取劳动权、参与企业管理权、失业保障权、罢工权和成立自由工会权的斗争，以及和其他市民阶层一起反对特权腐败、反对通货膨胀等不良经济政策的抗议活动，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绝不能被视为"动乱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农村中就有自治的传统和丰富经验，当代中国农民则深受基层政权不合理摊派之苦，因此，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率先在乡村两级实行地方自治。只有通过民主方式产生乡村自治机构，才能建立健全的乡村财政，避免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才能对乡办、村办企业实施有效监督，防止少数人化公为私，巧取豪夺。 无论民办企业的发展壮大，还是国有企业的转轨变型，本身都是对全能主义政治体系的一种冲击，这也就是企业家为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一个方面。然而，具有高度民主自觉的企业家不会不认识到，任何政治包括民主政治都离不开经济力量的支持。集权国家主办一次走过场式的人民选举，就要花费数以亿计的金钱，真正的民主选举以及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种种政治活动，同样需要宣传组织方面的各种经费。为民主力量提供赞助，是企业家富有远见的一项长期投资，同时也是他人难以替代的一种社会贡献。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和军人中的"非党化"意识正在潜移默化地发展，中下层官员的这种倾向尤为明显。国家公务员在制定改革和发展政策时，时常会觉察到国家利益与垄断政权的少数权贵利益的矛盾，当他们被要求以前者服从后者时，总会遭受良知的责问，感受到内心的痛苦。""屠城，是对军人荣誉的最大污损。当国家军事力量越来越被用于对内防范和镇压民众而不是用来保卫国家领土和抵御外来威胁时，军人的效忠就会成为一个疑问。可以预期，当现在的中青年军官和文官晋升到更高阶层时，军队国家化、公务员政治中立化的要求将会愈来愈强烈。 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的反民主倾向，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曾经高举民主旗帜，掌权后仍然标榜民主理想，在其内部始终存在着要求民主的呼声和争取民主的力量。由于它长期垄断政权，大量吸纳社会精英，人们参加共产党的动机极其复杂，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青年人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为了实现民主理想而加入共产党。海内外民主力量中很少有人否认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五千万中共党员乃至其领导集团中的开明人士的参与，分歧仅在于是企盼"内部起义"还是"内部改造"。无论从中国的政治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计，还是从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计，后者都要优于前者。只要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再往前走一两步，只要丢掉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僵硬教条，不难把现在的共产党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以后，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混世魔王"，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政权合法性的信心，只是靠着枪杆子的力量来勉强支撑摇摇欲坠的权力，抱着"过了这村没这店"的世纪末心理，利用手中现有的权力拼命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攫取世俗利益。这些"混世魔王"既是中国民主的敌人，也是中共自身的敌人。中共领导集团中不乏有政治眼光的人，他们理应认清自己的前途所在。只要勇于自我批评、自我改造，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获得新的政绩，一个具有长期历史传统的大党完全可以重新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中国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既需要有忠诚、负责任的反对党，也需要有自信、雍容大度的执政党，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每一个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的特定角色来决定为中国的民主做什么和怎样做；同时，也应当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一些基本的政治社会问题上最大程度地建立起共识。 下面，我们再从"体制内－体制外"这个视角来分析一下民主转型的动力问题。 宪政意味着权力的划分与相互制衡。任何权力机构都有扩张的自发冲动，如果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由一个独裁者来摆平，而是靠冲突和妥协来达到某种均衡，就是权力分立的起始点。因此，"体制内"也有某种程度的宪政民主化的内在动机。譬如说，民政部门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鼓吹和推动村民自治选举；环保总局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赞扬和扶植非政府组织；法院为了本系统的利益，而赞同和支持司法独立；人大为了兑现"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而试行人大常委专职化，强化对立法工作的主导权。行政机关与党委机关争权夺利的现象，也已屡见不鲜。如果中共第几代"核心"到江泽民而终，仅仅为了产生下一代领导人，就必须启动某种"党内民主"程序。 近年来，体制内各种群体的"维权"活动正在逐步高涨。从眼下说，绝大多数的维权目标还是维护私权，但是，当人们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增强了维权的自信心后，就会把关注点转向公共权力，把对法治的吁求转向对良法的争取。到了这个时候，所谓"民权运动"也就自然而然地转为民主运动。 至于"体制外"的民主化动力，对其发展的脉络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定位体外，顽强生存；第二个阶段是填平鸿沟，双向渗透；第三个阶段是内外携手，实现突破。 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体制外力量的生存状态还是一种"边缘生存"：一方面，与单位社会仍保持某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定位上故意模糊化，既可以说是"体制外"，也可以说是"体制内"，以避免当局的镇压。""以后，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处置（判刑、劳教、开除）的人已无法再享受单位社会的任何好处，也无须再把自己的定位模糊化。在199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政治演化。几年前，当局还试图镇压任何政治异见的表达，而到了这个时候，只要政治异见人士把自己的行为方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表达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种没有正式约定的政治妥协。这是"体制外"民主力量前仆后继、坚韧不拔、顽强斗争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1990年代的体制外民主运动，无论是参与的人数之多还是活动的样式之多，都是1980年代中后期无法比拟的。但是，由于当局花大力气挖掘了一条鸿沟，把体制内外隔离开，使得体制外运动对知识界和一般民众的影响力，要小于上一个十年的"边缘运动"。从21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种填平体制内外鸿沟的新趋势。一方面，一部分体制内人士采取了原来为体制外人士所特有的行为方式（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是1980年代的"红色教皇"邓力群以联署方式在网络上发表政治公开信），并不再忌讳与体制外人士的讨论或唱和；另一方面，一部分体制外人士被体制内比较边缘和有魄力的机构吸纳，成为学院的教授和媒体的主笔。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就可以重建一条跨越体制内外民主化力量的完整光谱，并且使力量的分布从哑铃型转向橄榄型。 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转型，落后于台湾三十年。台湾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始于1950年代，大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始于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转型，大概也要落后相同的时间。1980年代中期，在最后一个威权领袖蒋经国去世前夕，国民党内的改革力量，党外的政治反对派，以及独立的学术舆论界，三种民主化动力的汇合，导致了四十年戒严体制的终结和民主转型的突破。通过周舵所说的"中派联盟"实现大陆的民主转型，也要依靠三种民主化动力的自身发展及其携手。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要积极推动其从专政党向宪政党转化，在削弱专政意志的同时增强民主选举和科学执政的能力；党外的政治反对派要日益成熟与壮大，既要有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实力，也要有政治谈判和政治妥协的意愿。独立的学术界和中立的舆论界的形成，既是政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又是民主转型实现突破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的回答是：此为"天问"。中国古代元典《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天问"也就是"民问"。把中国的"真问题"和"可能前景"说清楚，以待"民问"，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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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Oct 2014 01:14 PM PDT
是什么感召了这些人？是谁用法术改造了他们？他们的整个生命，全部都献给了没有丝毫个人利益的公共事业；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贫穷，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奋斗不息。真理、科学、艺术和人道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试问，在现代西方的任何角落，任何地方，你们会见到这么一群思想界的隐修士、科学界的苦行僧，这种把青年的理想一直珍藏到白发皓首的狂热信徒吗？ ——【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约有1200亿人曾经降生于世，然后死去。存活在世的70亿人和将要出生者也要循此路径走完他们或长或短或显赫富贵或饱经磨难的一生，摇篮曲和安魂曲统治着世界，无一例外。人类相当部分劳作都消耗于生死两端，只有一种努力不服从自然加诸的死亡宿命：祭祀。 所有宗教都抗拒腐朽和寂灭，指向永恒与无限，它们的共同法门就是祭祀。密布地球的圣殿教堂寺庙之所以穹窿高悬烛火不灭，皆因通向天国的钟声应合着心脏的脉跳，昼夜诵经交混着夜半呢喃般的默祷。金字塔绝非一堆堆巨石的垒积，埃菲尔铁塔其实是工业化时代的金属教堂，就连自诩唯物论的共产党领袖也无法抵制祭祀的诱惑，这些无神论者在20世纪的杰作除了累累白骨外，就是几座水晶棺材。 不难发现某种历史现象：在人类自由与专制的较量中，祭祀是一种特殊的场合。古代社会遗留至今的帝王坟墓没有任何对应物，庶民百姓只余无边荒冢（东西方的差别是，欧洲帝王的陵寝规摸有限，中国同行则趋于无穷，一如他们身前的威仪；欧洲无论帝王平民，除异端外，都配有十字架的祝祷，只有尺寸大小之别）。 近代西方，人权兴起，人生而平等的原理渐成潮流，不可阻遏。领先者是人类社会的新型祭师：作家、诗人、学者、艺术家。没有圣器、经文、法式，他们用演讲和悼词以亡者名义宣判旧制度，发布新思想。雨果借伏尔泰100年冥诞挑战王权，称启蒙运动的领袖发动了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开辟了思想取代权力的时代。雨果自己的葬仪则演为法国和欧洲自由精神的光荣凯旋，同样的盛典先后发生在狄更斯、巴尔扎克、拜伦和左拉等人的丧礼上。祭祀权柄自此从王朝转到"思想王者"手上，欧洲皇冠陨落的同时，殉道者的荆冠和思想者的桂冠成为万众瞩目的星辰。 俄国后来居上。沙俄帝国打败拿破仑后崛起，俄国成为欧洲专制联盟的盟主，拒斥这一荣耀的自由精神也几乎同时降临，世界重心开始移驻这片欧亚大陆。十二月党人在光天化日下拉开自由大幕，他们以五座绞架和西伯利亚矿井的苦役，献祭黑暗笼罩的俄罗斯。后继者保持着强劲势头，生死与之。19世纪的俄国夜空繁星满天，天才、圣徒似乎相约而至。 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辩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或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罗斯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格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 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我明白，某些事后诸葛亮和考据派马上要抗议：不正是这些圣徒、殉道者把俄国推到1917年11月7日，把中国拖进1949年10月1日，一度把世界陷入毁灭边缘吗？本文只因有感于陈子明北京追悼会而发，对上述置疑不予答辩。 20世纪俄国诗人、作家继承了19世纪帝国的抗议传统，他们以密集的牺牲和自杀为俄国祭祀。西方同行则走向"荒原"、"恶之花"，面对奥斯威辛毒气室，伟大的自由精神沦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西方再没有引领时代的祭奠。俄国重演了西方精神溃散的一幕，苏联败亡，自由精神也失去方向。继1989年20万莫斯科人送走萨哈罗夫那个悲怆的严冬后，伟大的祭祀也随之消失，连索尔仁尼琴的葬礼也因为普京等俄国新权贵的到场而黯然贬值。 带有悲剧性质的悼念从此东移中国。2005年，刘宾雁病逝普林斯顿，近千人士组成治丧委员会，借助互联网，一次世界规模的追思会为"中国的良心"送行。此前此后,李慎之、何家栋、包遵信等人在国内辞世,当局成功阻止了本应举行的祭奠。25年间，任何意义上的中国自由人士都不能享有应有的哀荣。中共重新垄断所有资源后，再次隔绝了来自死亡的任何启示。 陈子明北京追悼会充扩了这种亦悲亦欣的局面。相对14亿，到场的400余人少得不成比例。即使考虑到时间、距离和警察种种因素而将应到人数扩大若干倍，对于中国，也是绝对的孟什维克少数派，跟巴黎200万人参加的帝王式的雨果葬仪和俄国撼天动地的安魂集会,委实难以比肩。不过，历史并非数字游戏，改变西方翻转俄国、青史留名并备享哀荣者也就数百人。中国继俄国后成为世界的厄运轴心,就同时占据了悲剧中心位置,也顺理成章地荣升为祭祀重心。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代表逝者亲友致辞（据信是逝者最后愿望之一,想必该辞多半经过有关机构审读），适度减轻了尖锐的政治色彩,却平添了道义与历史的涵义。让世人侧目的是，这次在帝国京城成功举行的追悼会,以其公开、规模、挽联内容以及参与者的敏感程度，堪称1989年后一次空前壮举,衍射出若干意味深长的光谱。 中国社会各种危机持续加剧,时代借这次追悼透露了它的忧思、焦虑、压力,知识界的忍耐已达至某种临界,其沉重感已接近历次危机关口；追悼会没有显示任何激进情绪，相反，它有序、平静而克制，透露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味；统治集团色厉内荏左支右绌,徘徊于厉行专制与因循求变之间,犹疑于因为薄熙来、周永康事件和新疆、西藏、香港情势丕变以及经济恶化造成的广泛危机与太子党痴迷红色帝国的动向之间。死者为大，一位曾属反对派元老而不再居于政治较量前列的人物的去世，促成上列几点达到某种脆弱平衡，中国在北京郊区一座殡仪馆暂处休止状态。 就祭祀而言，中国早已丧失固有的肃穆神圣。"追悼会"这一不伦不类的称谓，丧失了入土为安、融汇并升华悲情的庄严过程，充斥着党国官僚体系僵硬麻木的程序。尽管不能摆脱俗套，陈子明追悼会还是别具意味。亡者殉道者般的悲剧人生，中国吉凶未卜的前途，参与者各自的特殊经历、处境和共同忧思，精心布防和无处不在的监控，使这次祭祀呈显着久违的悲慨、深沉，其氛围和意蕴将感染广远——真正的人物即使在死后，也继续为国家服务。 中国的一种新希望在于，日益增多的男女不再认同"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不再接受"难得糊涂"的犬儒哲学，对陈子明等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奋斗不息而身陷囹圄而英年早逝者，满怀敬悼，奉为国士。 昊天不悯，陈子明到底没有战胜顽症，肉体的死亡终止了精神的奋斗，专制力量对付了又一次死亡事件而安然无恙。与此对照的是，那些七老八十、阴霾般的恶人，那些丧失廉耻、唯权力财富名位是争的奸佞肖小，他们窃据着要津肥缺，欺世盗名巧取豪夺，颐养天年并阴庇子孙，继续盘剥着陈子明们呕心沥血、一点一滴欲以改善的中国。 死亡是伟大的纯洁剂，它使尘世的一切显露本色，并以后死者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世运。在此意义上，死亡是一种休止，一次谢幕，陈子明的北京追悼会，是一道分水岭。21世纪的中国，自由还需志士仁人以其荆棘路的跋涉甚至生命殒灭去验证，帝国还需如履薄冰一样地防范一次国殇般的祭祀，民众还不能确知，有一种死亡是献给他们的——无论如何，紧随欧洲和俄国之后，中国也终于开始领略一次祭奠所启示的危机与希望。这是严酷而伟大的历史辩证法，也是寡情而多义的时代训诫。 陈子明北京追悼会，且作如是观。2014.10.25 于依萨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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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Oct 2014 12:53 PM PDT
人是政治动物，人类的一切文明进步，都集中反映在政治文明的进步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人类文明史册上政治博弈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原因有两个，一是权力结构多元，另一个就是文字相通，来自不同身世背景的士子们，不受"国界"制约，共享一个广阔的政治舞台。在列国和士人的双重竞争之下，华夏文明思想活跃，人才辈出。这样的政治生态，其他文明在很长时间都不曾有过，西欧是在文艺复兴后，才出现类似格局，并最终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崛起。 自从中国人迷上政治大一统，中国的权力游戏就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那股灵气。道理不难理解，因为春秋战国时代的权力博弈后面有原创的"主义"之争，士子们对理想的天下秩序，有不同的想像和不同的哲理。而秦汉之后，有政治抱负的布衣士子们有术无道，失去了建构未来的想像力。中国的政治文化因此而不断退化，直到西方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 清末民初，中国的权力之争再次获得丰富的思想营养，政治舞台出现了两千年不曾有过的活跃，一代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随之脱颖而出。可惜的是，孙中山、陈独秀借苏俄之力，重启楚汉之争的老游戏。大一统的重建过程成为中国精英自我绞杀的过程。 在这场成王败寇的游戏中胜出的毛泽东，把这个自我绞杀的过程推向了极致。不过，毛的文革在制造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红卫兵"一代人的政治觉醒。在和平的环境下，如此规模的政治启蒙和觉醒，人类史上并不多见，而陈子明则是政治觉醒的一代人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之一。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陈子明难得地集中了优秀政治家的多种宝贵品质。最突出的，就是对公共政治的执著，而不是对追求权力和地位的执著。热衷政治游戏的人当然对权力感兴趣，但能够把对权力的兴趣与公众利益的追求以及对真理的追求始终结合在一起，非常不易。而陈子明做到了。 陈子明属于红卫兵一代中的幸运者。这些人一方面经历了文革风雨的历练，积累了平庸时代不可能的见识和人脉，另一方面，又得到了社会大转型带来的种种机会。作为一个有禀赋、有才干的人，陈子明有很多选择：做官、治学、经商、留洋...。但他选择了一条风险最高，牺牲也最大的路：搞民间政治，也就是准备做合法的反对派。 起初，他可能料不到后面的坎坷，但当他放弃流亡，沉下心来在监视环境下读书写作的时候，显示了巨大的政治勇气和自信。这不仅赢得了志同者的钦佩，也给当局造成一种政治压力，让他们对这个政治"黑手"保持一定的尊重。 很显然，没有陈子明的不懈努力，当局不可能给他在大陆发表学术和思想文章的机会。陈子明争到了这样的机会，不仅证明了他的学术和写作水平，更证明了作为阶下囚的他与这个不讲道理的当局讲道理的能力。这是只有一流政治家才有的能力，也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能力。 中国的权力游戏，从来不缺自己不怕死也不怕别人死的玩家，缺的就是像陈子明这样自己不怕死，但为了天下苍生不计个人生死毁誉的政治家。这是因为，产生这类政治人物的概率本来就很小，而在中国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卓越人物夭折的机会却很多。很多人期望，经历过苦难的习近平会是这样一个政治领袖，习近平自己的自我期许也很高。但是，把一切希望都寄于一人的想法是不对的，更何况习近平不断暴露出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中包括他的文革思维和话语，一意孤行的冲动。而他最近对周小平的推崇，则暴露了他不准备，也没有能力进行政治对话。这样下去，习近平将很快把中国引入政治危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文革中政治觉醒的一代人，倍感失去陈子明之痛，因为他们最明白，要把中国人的苦难转化成政治智慧，要解救中国的政治危局，当下最需要的就是陈子明这样的民间政治家。因为这种人不仅在反对派中享有道德威望，在左右两边的知识分子中受到敬重，而且在长期的交手中赢得了当权者中很多人的由衷敬意。这不仅是陈子明个人的苦难和奋斗凝聚而成的政治资本，更是几十年来，无数中国人的苦难和奋斗凝聚的政治资本。而中国竟然在这个时候失去了陈子明。这不能不令我们在感叹陈子明早逝之余，对中国的未来增一层忧虑。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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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30, 2014, 6:19:40 AM10/30/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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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4 01:32 PM PDT
近日，以亞太事務為主要內容的網絡雜誌《The Diplomat》，發表一篇題為「Chinese Democracy: A 'Nightmare' Scenario for US」文章，其中引用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先生的奇葩觀點，認為一個民主的中國，將會給美國帶來更大的威脅與麻煩。 馬凱碩先生在李光耀時代任職30多年，所著文章，頻頻被中共黨媒《人民日報》與《環球時報》網站轉載。這位新加坡的前外交官聲稱，中國蘊含著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結，而當前的中共政府，則是控制這種民族主義的關鍵。一旦中國轉型為自由民主國家，按照馬氏的說法，中國將會「更加民族主義化，更加危險」。 馬氏的觀點，頗為奇妙。按照這種邏輯推論，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蘊含著強大的民族主義情結，而希特勒政權，則是控制這種民族主義的關鍵，因此，希特勒應該被英美等民主國家所支持；而一個民主的德意志，反而會給其它的民主國家，帶來更大的危險。 據稱，馬氏是在美國智庫「國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前名為「尼克松中心」）的一次午宴上，發表了上述言論。該智庫以奉行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而聞名，不難看出，馬氏的真實目的，在於試圖以利益為誘導，游說美國，放棄對中國民主化的促進。 但是，馬氏的說辭，在邏輯上並不成立。理論上，任何國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著極端民族主義的風險。然而，融合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恰恰是遏制民族主義極端化的最可靠的安全閥。民族主義的極端形態，就是法西斯主義。歷史上，正是由於納粹的德國，摧毀了魏瑪的共和體制，軍國的日本，打斷了大正的民主潮流，才使得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奔向狂熱，並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爆發。 民主政權的合法性，來自於國民的授權；民主體制的運作機制，為法治下的和平協商。成熟的民主國家之間，鮮有大型戰爭的先例。恰恰是反民主的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通過壟斷權力，壓制社會的真實聲音，屢屢將民族主義的能量，挾裹於自身的意誌之下，為一己私利，要麼發動世界戰爭，要麼輸出共產「革命」，危害世界和平，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難。 而對於現實情況，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潛能，也經常被外界過度高估。實際上，新極權下的中國，並不具備民族主義激進化，也就是真正法西斯化的必要條件。 歷史上的納粹德國與軍國日本，它們的民族主義，之所以能夠被推向極端，一個極為關鍵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新興社會精英，多源於傳統時代的下層軍事貴族的後裔。德國的容克（Junker）與日本的武士，都具有極高的榮譽感與獻身精神，因此對於民族主義的動員，在意識形態上，能夠到達類比宗教的感應強度，並且與普通大眾形成共鳴反饋，最終造成席捲全國的極端民族主義狂潮。 而在中國，傳統的社會精英階層，早已在49年後的「社會改造」中，被徹底摧毀。當下的權力精英的主體，只不過是一個龐大的利益分贓集團。新興的市場化社會精英，由於權利受到擠壓，對當下的權力體制也缺乏信任。腐化墮落的上層精英，鮮有真正的獻身勇氣，也沒有足夠的道德感召，能夠將民族主義的能量，完全吸納為己所用。而對權利格局日趨不滿的市場化中產，與上層權力精英，實為同床異夢，也並非民族主義的可以切實動員的對象。 實際上，中國式民族主義唯一的有效受眾，是信息渠道高度封閉，長期受到官方媒體照射，仍處於重度洗腦狀態的部分社會底層的邊緣群體。但是，即便是對於這部分邊緣人群，民族主義的導向，也絕非可靠。洗腦效應能夠存在的前提，是信息的高度封閉。一旦專制體制結束，通向世界的信息渠道，將得以暢通，封鎖外部的萬里防火牆，將會被拆除。多年積累的洗腦成果，將會被洶湧而至的信息大潮沖刷殆盡，而山寨化的扭曲民族主義情結，也將會迅速崩塌而顯回原形。 誠然，大國的民主轉型，異常艱難，鮮有坦途。蘇聯解體之後，奉行沙文主義的普京，重塑威權，將俄國再度拖回到專制的陰影之下。而就在最近的烏克蘭危機中，普京所統治的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挑起烏克蘭內戰，已經對烏克蘭以及國際社會，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中國未來的轉型，同樣會面臨諸如此類的巨大風險。但正因為如此，追求自由的人們，更應該堅守正義，勇於抗爭，而不是溺於利益計算，從而成為強權意志的俘虜。 回顧歷史，在二戰時期，面對納粹德國的強大攻勢，英國首相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發誓捍衞不列顛，決意與敵人戰鬥到最後一刻；而面對勢如破竹的日本侵略軍，香港總督楊慕琦（Mark A. Young）匯集香港軍民，英勇抗擊，在三倍於己軍的龐大敵軍面前，堅守長達18天，並造成日軍數千人傷亡的重創。在捍衞自由的抗爭意志引導之下，戰爭的天平，終於向正義的一方傾斜。隨著二戰的全面勝利，人類歷史，也迎來了寶貴的和平。 然而，在二戰結束多半個世紀之後，世界的和平秩序，彷彿又開始搖搖欲墜。在歐洲，烏克蘭已經陷入國家內戰；在西亞，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IS），正在製造新的極權恐怖；在東南亞，領海爭端日趨緊張，而東方之珠的香港，正面臨著二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危機。在這種紛亂之中，類似於馬凱碩先生這樣的政治說客，仍然類此不疲，以現實利益為籌碼，勸說政客們放棄價值觀，而順從大國利益的交換。從某種角度來說，正是這種利益至上的實用主義，在多年的全球和平期間，通過千絲萬縷的利益網絡，腐蝕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支柱，以至於當下的世界秩序，搖墜至此。 短視的利益驅動，無法帶來真正的文明秩序。一個美好世界存在的先決條件，不在於它能夠帶來多少利益，而在於究竟有多少人，有勇氣為它而戰。即便眼下的抗爭，難以兌現為即時的成效，但對於將來，仍然是希望的源泉所在。自由的意志，薪火相傳，它必將穿透令人窒息的現實鐵幕，抵達未來，直到轉折，直到重建。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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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4 01:2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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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普：从习近平的“2.17”讲话看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和未来的政治发展 Posted: 29 Oct 2014 12:15 PM PDT
最近几个月，中国大陆再次刮起了主张"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风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了。 这里有几个问题不能不搞清楚。这股风潮的起源是什么？对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有什么影响？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有什么影响？ 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分析，这个风潮源于中共党内权斗激烈，有的甚至说，极左派杠上了习近平。然而笔者的研究显示，这股风潮的始作俑者可能是习近平本人。而习试图鼓动的思潮，对依法治国会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未来的政治发展，预示著十分危险的大倒退趋势。 这要从习近平的"2.17"讲话说起。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有个讲话，主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有中共常委都出席了此会。从官方新华社公布的摘要看，习的讲话四平八稳，内容空泛。因此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关注。 然而《文汇报》６月30日刊文《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披露了习近平的"２.17"讲话，实际上话中有话，话外有音。习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在政治制度模式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有我们的选举制度，需要不断完善，但不是说将来就要搞成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习近平思想，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该文作者刘世军是上海社联副主席，东方青年学社副理事长。他说，习近平的讲话为当下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转向找到了新的路标，政治学研究者已行动起来，一种思想上的豁然开朗使学术研究的空气又活跃了起来。 最先"豁然开朗"，紧密呼应习近平的，当属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作为中共理论重镇的掌门人，王自然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否则他不可能坐在这个位子。就像前任院长陈奎元亦步亦趋紧跟胡锦涛一样，王伟光也亦步亦趋紧跟习近平。9月底王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一篇8000字长文，文中11次提到"阶级斗争"。文章说："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10月11日，一个叫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主办方是红色文化研究会及中国政治学学会。红会名誉会长、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作了"理直气壮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讲了"我们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汪亭友讲了"人民民主专政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钟成作了"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必然导致亡党亡国"的演讲。会议由红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10月12日，《红旗文稿》刊发刘润为题为"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强调"不能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要求"。10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655期刊载卫鸿的文章"人民民主专政是法宝——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座谈会纪要"。 很显然，这些紧锣密鼓的文章，就是试图在四中全会前，为重提"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造势。 在重提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背景下，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会有什么作为呢？其实了解了习近平"2.17"讲话的基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很难对习的依法治国再抱什么幻想了。 果不其然。四中全会公告显示，习近平的依法治国至少有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中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和普天下的法治不一样。第二，党的领导就是法治。公报说，"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第三，党在上，法在下。公报要求法治工作队伍必须"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第三点最是要害。在习近平依法治国的字典里，党远远高于法律。法治工作者在党、国家、人民和法律之间，必须首先把党放在第一位，把法律放在最后一位。这哪里是依法治国，分明是依党治国！联系到习近平的"2.17"讲话，这个首先必须"忠于党"的依法治国，实际上传递了一个信号，法治队伍如果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不能首先忠于党，就会被清理。习近平当局在这两年里，"不换立场就换人，"已经清理了不少大学教师、记者和律师。可以预料，新一轮清理律师队伍的动作，将会变本加厉。这和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颇为相似。 习近平当局借四中全会，实际上在公开宣称，习式依法治国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依法治国不够用时，还有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保驾护航。而根本特征是党说了算，习近平说了算。 当局用依法治国+阶级斗争作为治国策略，是有很深的盘算的。盘算之一就是要对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和军队干部形成一种威慑力量，令地方政府的胡乱作为有所收敛，党内和军队的腐败也有所收敛。另一个盘算就是用依法治国+阶级斗争作为整肃知识界、思想界和舆论界的手段，让不同的声音消失，让异见者闭嘴。习近平的这个"两手硬"的治国策略，一方面会约束党内和军内的腐败力量，威胁政敌，另一方面扼杀中国进步的根本力量，中国的政治气候将会更为肃杀。 有人问，为何习的"2.17"讲话主流媒体不刊载，只靠小道消息传播？我们都知道，习近平2012年年底有个新南巡讲话，2013年有个九号文件，还有个"8.19"讲话，这些讲话和文件中的"尖端"思想，官方媒体都没有公开刊载。这并非是刘云山及其领导的官媒拒载，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和习近平作对，即使有，按照习的"不换立场就换人"，他们也早就被换掉了。《南方周末》就是这样的例子。 习的几次讲话是前后一致，一脉相承的，他说这些话决不是为了讨好左派和极左派，而是反映了他的真实信念和真实想法。至于为什么他的那么多"精彩"的思想仅限于内部传达，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都觉得这些说法难登文明世界之大雅之堂，这说明他表面非常自信，其实内心非常脆弱。也可能是因为他想保留一些中国最高权威的神秘感，让外界对他的"庐山真面目"云山雾罩的胡猜乱猜。 习近平的"2.17"讲话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有相当负面的影响。中国大陆的左派和极左派备受鼓舞，大呼痛快，称"2.17"讲话才是"黄钟大吕真马克思主义"，"天终于要亮了"。在极左派的大本营乌有之乡和红歌会网站，习近平获得了压倒性的喝彩声。 而自由派阵营则损失惨重。他们要么被噤声，要么被警告，他们当中的温和派学者律师记者被纷纷投入大狱，或以莫名其妙的罪名收押在监。 中国进一步向左转，在习近平执掌中国两年后，似成了不争的事实。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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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Oct 2014 11:37 AM PDT
子明噩耗传来，张伦从巴黎发过来几个字： "整整一上午，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我对张伦说：别难过。子明完成他的人生，是非常尊严、勇敢的，他至死不出国，没有几人做得到，我们都不如他。还有，他是留下了思想遗产的人。历史会记住他。 我和子明、之虹夫妇没见过面。六月份他们回国前，之虹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们的来往就这么多。 但是，我和子明另有一个更大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就是我们同列六四"七黑手"通缉名单。我毫不讳言，也不怕人家说我狂妄：我常常以六四"七黑手"比拟"戊戌七君子"。这倒不是我们七个人有多能耐，主要是因为邓小平愚蠢地做了一回"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赵紫阳又不得不当光绪，另外那"八大老"，就是八个袁世凯嘛。 "黑手"，不是"六四"才有的，它在共产党的词典里，更正规的叫法是"长胡子的"。1988年底我被告知，公安部给中央书记处的一个报告，说导致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有七种人： 1、台湾特务， 2、"四人帮"余孽， 3、社会犯罪分子， 4、以方励之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分子， 5、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自由化分子， 6、以王军涛、陈子明为代表的有危险政治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 7、以苏晓康及"《河殇》派"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势力。 这当然不是警察系统的一种评估，而是中央政治局的。 若论"黑手"的资格，大概没有人比得过陈子明，有人称他是中国异议阵营的"三朝元老"；还有一个说法，1976年四五运动中那个闻名全国的"小平头"有好几个，陈子明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当年"四人帮"封的"小平头"这个绰号，将来会写进中国当代政治史，成为"民间政治家"的一个符号。 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六十年，前三十年是抢劫，后三十年是持枪抢劫；毛泽东杀人第一，但是他还比不上邓小平摧毁中国的彻底程度。六十年间，中国人有过机会改变这种厄运吗？那就要计算一下中国民间做过多少政治参与、有过多少"长胡子的"。以我们的年龄，够不着文革前的政治参与，是毛泽东搞到"崩溃边缘"之后，我们才开始折腾。整个八十年代，我们卯足了劲跟这个体制较量，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也无论是引进西学、思想启蒙、观念革新，并且涌现出富有使命感和自主意识的一个世代的知识分子。但是具有政治参与自觉的人，仍然凤毛麟角，陈子明可谓其中的佼佼者。 更接近子明的许多朋友，对此比我更有发言权，也有精彩的评价。我只谈我经历的一件事。记得八八年底，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中直（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有个会议，值得去听听。那个时候，我虽然在所谓"文化热"当中非常活跃，知名度也很大，但在政治参与上还是一个"后知后觉"。 我到会议上一看，是一群年轻的"民间政改派"在那里"侃大山"，子明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可惜我只认得王军涛。那个场合的言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们直言不讳，执政党正面临严重危机，搞不好会发生社会动荡，出现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军管"后果；然而，他们手中已经为执政党备好几套应急方案，只要中南海肯采纳。我当时都听呆了，看来八十年代并非只有"文化热"，也并非几个文人在那里耍嘴皮子，民间有心的"政治人"已经应运而生，他们的"胡子"长得很像样了。 不到半年，果然"天安门运动"爆发。然而，整个知识界对学生抗命的街头运动，竟然完全陌生、疑虑重重，北京大部分知识界名流，只愿意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做调停的角色。这说明中国还没有一个民间社会。当时陈子明、王军涛却与众不同，他们立即具体地参与广场的实际运作，不仅竭力影响学运领导层作出正确决策，也试图建立学运与人大功能的协调管道，甚至还安排了学生领袖的安全撤离、疏散等等。接下来就是大屠杀，陈子明、王军涛入狱。再接下来，就是二十五年的政治高压、官场腐败、社会糜烂、生态摧残。 今天回头去看，当年邓小平和中共"八大佬"们的老朽蛮頇，跟"民间政治家"陈子明、王军涛等的清澈睿智，怎能相比？两者处理政治危机的智慧和能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然而命运的悲剧选择，却是要让中国人付出昂贵的代价。 可以说，中国在制度选择上走不出来之前，陈子明的意义就不会消失，并且将始终非常沉重。就让我们来告诉后人，陈子明曾拥有的"小平头"传奇人生，中国曾有过多么传奇的一个民间政治家。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Oct 31, 2014, 6:02:54 AM10/31/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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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Oct 2014 11:10 PM PDT  最近，習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其中一句「文藝不是市場的奴隸」被各界廣為報道。對此，我深為贊同，為了賺點散碎銀子創作下三濫的作品，於國於民都無益，當然應該創造好作品，服務於大眾。 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我們說文藝不要做市場的奴隸，內涵就是文藝已經成了市場的奴隸，這事兒不對，以後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就要了解一下該怎麼辦。這方面好萊塢提供了不少經驗和借鑒。 好萊塢大家都不陌生，拍個片子世界風行。一位美國朋友說，美國的軟實力，就是兩個H，第一個H，是哈佛大學；第二個H，是好萊塢。哈佛不是人人能上，人人都有感覺，可好萊塢的電影確實是橫掃全球。 好萊塢的電影，你乍一看傻傻的，總是英雄獲勝，壞人失敗，或者有情人終成眷屬，可它背後傳播的是美國的價值觀。 好萊塢傳播價值觀，非常巧妙。它不會特別高大上，也不會偉光正，總是通過一些細節來展示。不信的話，就看看好萊塢電影裏看似不經意展示的美國國旗，以及關鍵時候演員說的民主、自由等，都是美國精神的體現。 好萊塢不僅不是市場的奴隸，而且還引領市場，引領風潮，並且成了美國在全球傳播價值觀的有力工具。 我一直在想，這些公司不拿美國政府的投資，也不是國有企業，怎麼這麼根正苗紅的幫國家做宣傳呢？他們怎麼就不為了掙錢自甘墮落拍攝抗日神劇哪種片子呢？ 我想，首要原因是創作自由。你看美國的電影、電視，天馬行空，什麼都敢拍。一會兒總統被刺殺了，一會兒總統腐敗了，管你官員多大，都敢編排，百無禁忌。 這些膽大包天的編劇，還動不動就穿越，動不動就地球毀滅了，白宮被炸了。像《紙牌屋》，分明是在對全世界講美國政治的黑暗，可依然在各大電視台播出，奧巴馬總統也看了呵呵一笑，不覺得對自己的形像是侮辱。 這是因為沒有擁有出版自由理念，作品好還是不好，交給觀眾評判，交給票房評判，而不是端坐辦公室沒有文化的幾個公務員來評判。別說找幾個公務員，就是找大家來判斷，也回扼殺文藝。文藝天然就是自由細胞所組成，好不好，交給市場，沒有任何人有權做出判斷。 這就是市場導向。這有兩個層面。一是投資人是市場導向的，老闆投資就要收回投資，它考慮是受眾。他沒有宣傳的目的和需求，會充分考慮受眾的需求；二是受眾是拿錢買票，也不是靠強迫觀看，因此只有拍出好看的影視作品，才能吸引他們。 再有就是好萊塢對編劇和原創的重視。寫一部好劇本，需要多年的歷練，多社會的理解和洞察，對觀眾心理的把握。反觀中國的編劇隊伍，不說水平如何，單就作風也不敢恭維。一個名編劇拿到酬勞，層層轉包，最後出手的是大學生，內容能好才怪。 好萊塢在這種狀況下，當然會出來石破天驚的好作品，也當然會出來水平低下的無厘頭之作，水平低下的自然為市場所淘汰，為觀眾所淘汰。他們的文藝不是市場的奴隸，不是用低俗給觀眾下跪，而是憑實力讓觀眾折服。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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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Oct 2014 11:00 PM PDT
最近中共罕見地透過官媒公布了三名台灣「編制內間諜」的照片和身份證號碼，指控這三人在台灣的20多所大學活動，策反在台灣就讀的大陸籍學生，威脅利誘他們回大陸收集情報。有評論指，此舉是為了敲打馬英九執政當局，對其在「雙十講話」中大談自由民主人權、呼籲大陸實施憲政及表態支持香港佔中進行報復。媒體還援引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 國論」、2003年陳水扁宣布將舉辦公投時，中共曾分別高調公布台諜劉連昆少將案及8名台灣間諜落網案為例，指這是中共對台灣當局表達不滿時的一種獨特方式。 此說當然難免牽強附會之嫌。如今的情勢顯然不可與當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和陳水扁宣布將舉辦公投時的兩岸危局同日而語。不過，中共在此刻指名道姓地公布台灣體制內間諜策反大陸學生的具體情節，並通過國台辦發言人言正辭嚴地要求台灣有關方面「立即停止此類行為」，凸顯了中共面對台灣政治變局時，應對和處置上的黔驢技窮──只剩下威脅和恐嚇，要不就是揭短、露醜。也許他們早已看出，寄望於台灣內部的「朋友」、過去的死敵、如今惺惺相惜的「友黨」，來化解兩岸困局和開創兩岸未來，已經完全地靠不住了。但是，他們又能如何？又有何新的計劃與策略？作為在對台前沿的福建省長期工作過的「知台」派，習近平上任之後，並未顯露出他在台灣問題上比他的前幾任特別高明的地方。 台灣年底將舉行「九合一」選舉。從目前最受關注的六都市長選舉選情來看，中共的「友黨」國民黨前景不妙。親綠、親藍和中立的民調機構的多個民調顯示，六都市長選舉，國民黨候選人當選人數很難超過三個，這是前所未有的危急形勢。特別是過去一直被視為藍營大本營和藍營最具基本盤優勢的台北、台中，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和胡志強均選情低迷，而對手出人意料地獲得了眾多選民及民調的認同，無黨籍的柯文哲和民進黨籍的林佳龍當選機率很高。我的朋友、前陸委會副主委、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童振源教授主持的未來事件交易所，日前邀請了一批對台灣政情有著深入觀察的島內外人士對六都市長選舉進行預測，結果顯示，國民黨僅贏得新北、桃園兩市選舉，民進黨則贏得台中、台南和高雄，親民進黨的無黨籍人士柯文哲贏得台北選舉。如果未來的結果真的如此，那意味著，國民黨失去2016年大選幾乎大局已定，而馬英九將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他維持剩下的任期將難以為繼。 如果此種情況發生，中共的對台政策將會發生何種變化？習近平及他的對台政策幕僚們做好了何種應對對策？如果民進黨方面提出願意以大陸政體民主化為條件換取與大陸談判、和解或承認「大一中」，乃至走向終極統一，習近平是否陷入尷尬，他會作何反應？以習近平的性格，他「有一種專制愛國的傾向」，「是一位強烈的民族主義主張者，不時流露強烈的民族主義政治性格」，按他以往的作風來看，如果方針既定，他就會強硬到底。香港佔中如今僵持不下，就因為他的絕不妥協和讓步。如果以這種風格未來面對台灣，又將會導致多少衝突和變局？雖然一切都是未知，但是，習的性格和作風已註定使他將面臨更多的難題。屆時，內外交困，港台交困，四面楚歌，他如何解困？我們且拭目以待。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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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Oct 2014 10:45 PM PDT
看到微博上網友說，央視指責說iPhone 6成本僅1227元，卻賣5000多元。上網搜了一下，央視曝光蘋果成本不是第一次了。2012年，央視說iPhone 5的整機成本不過1039元，利潤高達400%；再往前，2007年，央視指責「iPhone手機成本250美元，毛利率高達50%」。 央視為什麼總跟蘋果過不去？央視此類報道，可謂用心良苦：利用民族主義旗幟指責蘋果暴利，哀嘆中國企業為蘋果加工零部件賺不到錢，這樣，央視立場正確，贏得國內企業支持，讓上級領導滿意。而就央視本身來說，這些年觀眾持續下降，廣告沒人願意做了，央視急了，找那些不做廣告的大企業，先後「揭發」、「曝光」。而對於做了廣告的企業，央視基本是歌頌的，即所謂「有償不批評」。央視這點伎倆，大家早都看出來了。 有趣的，是網友們的反應。今年，大部分網友都在嘲笑央視，認為央視僅僅計算直接成本的方法太無賴。網友說，蘋果賣的不是零件，是整機，是技術，央視為何不把蘋果公司的研發投入計算進成本？ 微博的興起，給了民族主義致命打擊，從2008年到2014年，這6年間，民族主義灰頭土臉，遭受了大家的抨擊。 網友們關於綜合成本的說法，顯然是有道理的。而我想說的是：假設iPhone 6的綜合成本也只1227元，那麼，蘋果賣5000元賣6000元不行嗎？ 我要給央視上一課：售價與成本無關。在市場經濟下，供求關係決定售價。這個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難道央視不懂？假設大家都不去買5000元的蘋果手機，甚至降到央視的所謂成本1227元也堅決不買，那麼，蘋果公司那千萬部已經生產出來的手機，500元一部他也只好賣，總不能放在倉庫當擺設。至於500元的售價，面對的成本是多少，蘋果也沒法考慮。 毫無疑問，蘋果是這麼多年來最好的手機，全世界的消費者都追捧蘋果。那麼，蘋果願意賣多少錢，那是人家蘋果自己的事情。只要蘋果公司沒有欺騙，沒有強迫，那麼，你管人家成本是多少？消費者有權買他們喜歡的手機，花多少錢也不關別人的事。 照央視的直接成本邏輯，我們可以質問：中石油成本多少？為何搞掉賴昌星之後油價從2元漲到接近8元？中國的房價為什麼那麼高？那點鋼筋水泥才值多少錢？都知道中國房屋的建安成本全國差不多，每平米1000多元，那麼，憑什麼賣及千及萬元以平米？ 還有，你央視的廣告成本是多少？每秒鐘的成本不到300元吧，你央視當年有人看的時候，廣告曾經賣到過多麼貴？ 更令人氣憤的是：人家蘋果既沒有壟斷資源，也沒有強迫消費者，而中國的房價呢，各地方政府為了哄抬房價，故意控制土地供應，禁止小產權房入市，逼迫大家買天價房；央視的廣告，則是依靠了強大的行政壟斷。 現在，蘋果是全球第二賺錢的企業。全球最賺錢的企業是誰？竟然是中國工商銀行。這個按照國際評估幾乎應該破產的企業，依靠什麼謀取利益？為什麼央視不去曝光中國工商銀行的成本？ 除了利潤排名全球第二，蘋果公司還在另外一個方面排名全球第二：全球第二偉大的公司。蘋果的智能手機，被全球各個國家的廠商模仿、抄襲。只能手機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全人類都應該感謝蘋果公司。 那麼，排名第一的，全球最偉大的公司是哪個？是Google。Google有多麼偉大，不用我多說了，大家都知道。 央視是如何對待這兩家偉大公司的？央視為何如此對待蘋果和Google？央視的價值觀是什麼？央視的良知何在？央視這樣的企業有什麼存在的必要？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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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Oct 2014 08:0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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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天若有情天亦老――「黄雀行动」与燕保罗的人道情怀及其它 Posted: 30 Oct 2014 12:51 PM PDT
天若有情天亦老 ――「黄雀行动」与燕保罗的人道情怀及其它 安琪 "保罗去世了"――2014年7月31日，距他接应中国"八九"流亡者二十五周年的时候，这个声音穿过苍穹,打破了巴黎夏日的静谧。这不可能！尽管年前我们就得知保罗患病的消息，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会是这个结果。不久前，还听说他将出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那是他很早就有的梦想，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传来的却是噩耗。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悼念一位50后的同龄人，让人心情格外沉重。更何况，这是一位接力"黄雀行动"、与中国流亡者结下不解之缘的异国友人。当日，法国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了保罗在接纳大批"八九"流亡者中所充当的角色。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沧桑备至的中国流亡者，怀着感伤和敬意，祭别了戈扬、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陈一谘等这些因遭遇"六四"愤而离国、无憾无悔的抗争者。今天，缅怀保罗，追忆从香港到法国的逃亡内幕，以及那难忘的流亡岁月，大家思绪万千，心潮起伏。正可谓：魂系自由路苍茫，天若有情天亦老。 法国外交部的"中国通" 燕保罗是保罗的中文名，他的法文全名是保罗·让-奥尔提兹（Paul Jean-Ortiz），家姓为法国（母亲）和西班牙（父亲）复姓。我们通常直呼他保罗，只有在中国朋友间，才称燕保罗，以区别于其它叫保罗的同名者。 保罗是西班牙共和党人之子。1939年建立八年之久的西班牙共和国，被佛朗哥领导的右派在三年内战中击败，数十万西班牙人背井离乡，前往法国本土和其在北非的殖民地。保罗的父亲是最后一批离开西班牙，流亡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共和党人。多年颠沛后与当地一位来自法国布列塔尼（Bretagne）的女子结婚。保罗于1957年3月19日在萨布兰卡出生，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父亲作为共和党人的政治信仰和流亡身份，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法国南部的马赛中学毕业后，考入邻近的艾克斯政治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Aix-en-Provence，成立于1956年）。座落在普鲁旺斯地区的中世纪古城艾克斯，是现代艺术之父塞尚的故乡，也是重要的国际大学城。这里的中文专业，是汉学泰斗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于1968年开设的，1972年由他的助手、汉学家戴千里（P.Destenay）接手。这两位法国汉学前辈，都有在中国或亚洲其它国家的生活经历，深喑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在语言教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这里，保罗经友人指点，开始学习中文，并为此着迷。毕业时他选择去北京大学完成语言学业，显然是步其前辈后尘。汉语言和政治潜质，为他的外交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艾克斯这座古城浪漫优雅的人文气息，日复一日地潜移默化在他的个性气质中，让这位西班牙共和党战士的儿子，多了一份沉思和温情。 1977年6月，法国西班牙流亡政府宣布解散，承认国内在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后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君主制，这意味着保罗的父亲结束了长达近四十年的流亡生活。青年保罗，从倾心托洛斯基派，到最终选择法国社会党，他的政治理念是对其父辈的梳理和传承。三十一年的外交生涯，他平步青云，却步步坚实。从一名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新闻随员、到部长内阁、亚洲司司长，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外交顾问――他的外交生涯，可谓一帆风顺，而期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保罗亲历的中国，是整个邓小平时代及其延续。八十年代（1980）初的中国，是一个有许多种可能和梦想的年代。那时，"文革"刚过，百废待兴。继"民主墙"之后涌现出的一批以"星星画展"、"朦胧诗"为代表的艺术家、诗人，如马德升、王克平、北岛、芒克等等，成为西方、特别是法国记者和外交官的座上宾。被"特权"的外国人，非常高兴能与这些思想活跃的中国年轻人交朋友，保罗也兴奋地加入了这群人中。他曾先后在法国驻北京使馆任三秘、二秘和公使衔参赞，在法国驻广州总领馆任总领事。2012年保罗出任总统外交顾问，是奥朗德当选总统后的一个正确选择。是保罗让这位从来没有"涉足中国"（这也是令许多法国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处）的法国总统的首次中国之行，得以圆满成功。在整个过程中，保罗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出众的外交人脉关系，赢得了中法政界人士的尊重，被誉为法国外交部的"中国通"。 接力"黄雀行动"内幕 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镇压，一大批被通缉或人身受到威胁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工人、企业家等民运人士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一水之隔的香港，以香港支联会（港支联）为首的各种社会力量总动员，成为史无前例的大批中国流亡者的首要"通道"。当他们逃到香港，通过港支联寻求第三国庇护时，或许出于某种不为他人所知的"策略"，美国紧闭大门，除了点名要被中国政府首批通缉的严家祺、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等人外，其它一概拒之门外。英国紧随美国之后，严守边关。（最近坊间所谓法、英、美三国的联手行动，不知从何谈起？）而法国则张开双臂无条件地迎接这些被理想和悲情冲击的人们，始作俑者，是在香港"第一线"的法国驻港副总领事孟飞龙（J.P.Montagne）。据知情者透露，孟飞龙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当机立断，解了港支联的"燃眉之急"。 是时，社会党党魁密特朗统领的法国，在国际社会颇具大国风范。刚刚三十出头的保罗，作为一名忠实的社会党员，是外交部副部长的内阁成员。因了这个"便利"，保罗接应了港支联转到法国驻港副总领事孟飞龙那里，再由孟飞龙送往法国的流亡者。据说支持这一切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幕后人物，就是时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马腾（C. Martin）。1989年6月3日，他正好在中国旅行，住在比邻天安门广场的北京饭店，与"六四"屠杀擦肩而过。他们三人的共同点是，喜欢中国，热爱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同年7月14日，法国政府邀请首批抵达巴黎的中国流亡者参加法国国庆大典，赋予这一行动以正义性和合法性，充分彰显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 当时中国流亡者中的大多数，可能并没有完全理解，法国的人道关怀是具普世价值的一种姿态，并不倾向于某个国家、某个流亡组织或者个人。 我与保罗的相识，是在那次人生的激流突变中。 1989年8月10日夜晚，我们一行三人（另外两位是在飞机上见到的，与我的座位同排，之前并不知情）从香港搭乘的法国航班，于次日清晨5点50分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懵懂中，一位讲着流利中文的西方女士开车迎接我们，一小时后，出现在眼前的，是梦中才有的田园景色。稍后才知道，这是巴黎郊区的一所农业干部培训学校（IFOCAP）。据说，校长趁暑期放假，将学校无偿提供给中国流亡者暂住，成为初期流亡者的第一停留点。大概与当时的心境有关，看到第一片树叶飘落，我和朋友们便给这个地方取名叫"落叶山庄"。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人与自然，原来可以这么近：蓝天白云，和平鸽在面前自由嬉戏，金黄色的麦田在阳光下辉映，连空气都那么温馨怡人。然而，恰恰是这种美好，让我们更加悲伤。几天后，已经转移到别处的吾尔开希来见大家，坐在草地上，他向我讲述他和"绝食"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的情景，谈到动情处，他声音哽咽，我俩都泪流满面。这正是我们当时的情境：人在法国，心仍在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些死难者身边，与他们的亲人同哭泣。我们真的无法适应这种巨大的反差。几乎每一个人都真诚地认为：我们的生命已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无权享受这里的一切。 保罗就出现在这种情境中。从"民主墙"到八九民运，面对这些对他来说并不算陌生的中国朋友，他的感情真挚友好。那段时间，他尽量抽空来看望我们。他性格沉静、低调，说话时，明亮的眼睛温和地注视着你，让你感到踏实。他的到来，总能稳定大家的情绪。陪同他的，是他当时的女友、曾到机场迎接我们的瑞士留学生玛丽娅娜。 人道情怀与"明星"效应 接纳流亡者，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人事"工作。一群曾不自觉地被"共产党文化"毒害、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豪情万丈，但骨子里却被"专制"下的"大锅饭"宠坏了的"精英"们，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对于安身立命这些常识性问题，根本没有概念，对那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浑然不觉。应时而生的艾丽斯（Alice）协会，主要成员是玛莉娅娜和她的朋友们伏雷（初期曾担任吾尔开希的秘书）、段杉杉，以及汉学家白夏、潘明啸等，帮助接应和协调中国流亡者的安置问题，包括帮助他们办理居留，注册学校深造和学习法语，协助保罗做了大量具体、琐碎的工作。期间，港支联不仅在"一线"救人，而且协助第三国安置流亡者。在等待居留和申请奖学金或生活补贴的"空白期"，港支联提供了数目可观的捐款，由艾丽斯协会支配到个人。 当时整个法国乃至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的倒行逆施，群情激昂。法国著名知识分子致密特朗总统的签名信，强烈谴责"六四"屠杀，第一时间表达了最高的人权理念。社会各界一些与此相关的人权协会或民间组织相继产生。1989年9月22日，以"八九"流亡者为主导的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在巴黎索邦大学宣布成立，严家祺当选为第一届民阵主席。当天的会议，聚焦国际媒体，盛况空前。香港支联会代表刘千石、波兰团结工会代表和台湾代表等都出席了会议。法国各界代表中，年轻的法国国会议员萨科奇，神情严肃地坐在前排。我将镜头对准他时，决没有想到十多年后他当选为法国总统。 这样一种国际聚焦的明星效应，带来的不仅仅是鲜花和荣耀。之后，由于自身准备不足、众多参与者身上根深蒂固的共产党文化遗留，以及个人权欲的膨胀，加之大批捐款和资源分配管理上的不公平、不透明，导致民阵内斗不断，公信力急剧下降，民阵自此开始了一个由盛到衰的痛苦过程。（见拙著「痛苦的民主」）在此期间，许多人拿着到手的法国十年居留，以旅游讲学等名义，轻而易举地移居到美国或其它国家。 坦率地说，当时流亡者中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在法国，语言是一方面，但主要是那由来已久的美国梦。这让法国方面非常恼火。据说，时任法国驻香港副总领事的孟飞龙，听说我已收到美国某大学的邀请函和某报社的工作机会，有可能去美国时，他激动地将手中的打火机扔向天花板，让面前那位传言者非常难堪，惊诧不已。 据估计，经保罗接纳安置的中国流亡者有二百多名，迄今留在法国的，恐怕不到三分之一。保罗不仅帮助大家办居留，也办家庭团聚。还帮助一些早先来法访问，因"六四"屠杀滞留下来的作家高行健（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他在北京结识的星星画展创始人马德升等艺术家获得法国长期居留。一次，临时有人从美国来，签证受阻，我找保罗帮忙，他一听名字就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没有问题。"即便在他临终前不久，还帮助旅居美国多年、再度返回巴黎的万润南重新获得法国居留。 在苦难中感悟人性 昂山素姬在长时期的软禁中，深入思考关于人生六种苦难的本质。包括：被欺骗、衰老、生病、死亡、与所爱的人别离、被迫与所厌恶之人共存。她说："我尤其对最后这两种痛苦具有好奇心：与所爱的人分离以及与所厌恶的人共存。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使得佛祖将这两种痛苦状况放入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痛苦之列呢？我所想到的是囚犯和难民、流动工人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以及流离失所的无根的人民，所有这些人都被迫与他们的家园、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生活在不总是那么友好的陌生人之中。" 回首往事，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我们在痛苦中经历苦难，在苦难中感悟人性。 如前所述，许多习惯被"组织"安排一切，没有自我、没有独立意识的"英雄残废"，由于无论大事小事，心理问题还是生活安置问题，都要找艾丽斯，使这个协会很快便成为许多人心理依靠的"组织"，甚至 "主心骨"，让他们不堪重负，甚为困惑。加上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和认知差异，人格分裂了。谄媚乞怜者的出现，使得流亡者群体产生了裂变。笔者亲眼所见，一根稻草的利益就可以使一个男子汉砰然倒下――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态啊！这些有着"共产主义理想"和"英雄情结"的流亡者，人身自由了，精神仍在桎梏中。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流亡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好比"叶公好龙"，他们在自由中放弃自由本身，囿于自设的心狱难以自拔。你"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想当他们眼中的所谓"难民"，那么你是"流亡贵族"。你坚守本分、维护尊严的结果，就是被排斥、被围堵。 同时，流离失所的残酷现实，导致谁掌握资源，谁就有"话语权"。面对如此宏大复杂的"场面"，有的人不免难以自恃，意气用事，将道义行为个人化， "圈子化"，以一种不自觉的"施与"姿态表达个人喜恶，甚至以"异见"定取舍。各种流言在"小圈子"中传播、蔓延，如同一个病灶，沾上谁，谁倒霉。作为流亡记者，我满怀诚意地对于流亡者中出现的种种不适向对方解惑，希望对流亡者多一些理解。对方不假思索地说：我没有义务和兴趣去理解。这个回答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让我惊愕无比，尴尬莫名！我曾亲眼看到此人帮一路人捡拾掉在地上的东西，并快步追上前交还给他，态度亲切自然，是那样的美好。同为一人，此时却如此失态，真是匪夷所思。对于这样一种难言情怀的无知与傲慢，我只能报以苦笑。铮铮铁汉、吾尔开希的救命恩人怀德的愤懑无奈，诗人老木精神分裂的悲剧，是个人的，又何尝不是"八九"流亡者的。 在这种情势下，"不同声音"和"清流"被"边缘"了。问题是，能"边缘"吗？在法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在这个有着独立精神的公民社会！！ 政治情操与流亡精神 对于这一切，保罗是否知情抑或有什么感想呢？这个前西班牙共和党流亡者的儿子，他是否从其父的苦难中感受到中国流亡者内心深处的痛楚？陷入窘境中的人们对他不无期待。 旅居法国的中国第一代流亡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彭述之的女儿程映湘女士，作为反斯大林的"左派"，她流亡初期就避开了各种似是而非的"组织"，清晰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她说："这也是我自己的尊严，既然我没有投降中国的权势，我在这里也不投降任何的权势。"（安琪：「超越者的智慧――记程映湘女士」）――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深刻反思的。 事实上，我们本身一无所有，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坚守道德底线，坚守自己的理念，就是做人。一位哲人曾说：在真理的入口处和地狱的入口处一样，绝不能有丝毫的怯懦与犹豫。身为流亡者，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不能忘记初衷，都要活的有尊严，这是我们不容超越的人格底线！ 在那个整体失语的特殊阶段，刘千石代表港支联经常来巴黎，不辞辛苦地到难民营和分散在其它地方的不同落脚点看望大家，嘘寒问暖，耐心倾听每一个人的诉求。这种具宗教情感的关怀，抚慰着大家的心灵，给了流亡者很大的心理支撑。每当他来，保罗都尽可能安排与他会面，商讨各种具体事宜，寻求解决办法。 还是程映湘，她以自己的方式接纳和帮助这批流亡者。她和同在法国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的丈夫高达乐（C.Cadart）先生，创立了法国政治学院中法人文科学研究会，定期举办文化沙龙达三年之久，为流亡者开辟了一个呼唤"大文化"精神活动的自由空间，帮助他们走出困惑，完成角色转换。对此，保罗自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 此外，还有许多伸出援手认识或不认识的个人或组织，从不同角度，伸张正义。据我个人所知的有限范围内，有参与声援签名活动、支持中国民运的法国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H.C.Bresson，1908－2004）；长期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帮助阮铭翻译出版「邓小平帝国」的让.保罗；在巴黎寓所接纳异议人士、关注并报道过林希翎（1935－2009）、高行健以及严家祺、阮铭等中国异议人士的原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沙博仑（J.L.Sablon，1942－2012）；多年如一日支持中国海外民运的巴黎"红宝石"餐馆老板鲁念华（1949－2003）；热忱提供住所、帮助中国流亡者的法语老师雅克琳娜（Jacqueline）等等，等等。他们的介入，平凡而深刻地体现了一种具普世意义的人道关怀和人文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保罗的朋友，在有些人眼中，保罗是典范。 事实证明，保罗是有政治智慧和情操的。他不以政见对人，也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毛派"影响深远，"悲情"碰到"浪漫"的惶惑、迷茫中，遇到保罗，是"八九"流亡者不幸中之大幸！ 亲历流亡的苦难，我深切领会自由民主的真正内涵。中国自然科学史家许良英（1920年5月－2013年1月），在「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中告诉我们：自由民主，人权是基础，包括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在"大革命"的故乡，感受卢梭的"公意"（"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意味着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卢梭语）遗风，思考和辨识"主流即正确"、忽略个人权利的卢梭式集体大于个人的"伪民主"，对于中国流亡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月前，我在华盛顿郊外的老人公寓，拜访了严家祺、高皋夫妇。几年来，高皋患病，健康状况堪忧。严家祺一边悉心照料高皋的饮食起居，一边著述写作。看到他们相濡以沫，本真坦诚地待人接物，宽容乐观地直面人生，让我心生敬意和感念。沧海桑田，大浪淘沙。我们看到，包括许多"八九"民运之前的中国流亡者和民运人士，因了如"严家祺们"一样的坚守者，因了他们的安贫乐道，流亡精神彰显其不可磨灭的崇高价值。 是所有人的榜样和朋友 保罗病危期间，马德升坐着轮椅去医院探视。这位性格狂傲的艺术家，谈到保罗，声调中显出少有的虔敬。他说："保罗走的太早了，他不知帮助了多少人，而且不张扬。我认识他有三十二年了，可以说他的品行与智慧始终如一。" 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L.Fabius）在痛悼中说，保罗"是所有人的榜样。是我，是我们很多人的朋友"。 交往经历和细节，让我真切感到保罗也是我们很多人、是我的朋友。 1994年我离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国，在北京见过老友牧惠后去西单，经历过海外"文革"，身心疲惫的我，一出门就不由自主地改变主意，叫了一辆人力车，请师傅带着我在当年军队进城的地方走一圈。在一个多小时的行程中，我的眼泪汹涌，心潮澎湃。那一刻，我的感觉和当年央视主持人薛飞一样，象是经历了一次洗礼。据说薛飞从匈牙利来到北京，抚摸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留下的弹痕，一跺脚又走上了他艰难的放逐路。 返回巴黎前，我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见到了保罗。那天我和儿子从公使先生的办公室出来，只见他热情地迎过来与我们见面，亲切地和我儿子握手，刚满十岁的儿子从此记住了保罗这个名字。这正是保罗。他表达友情的方式，细致真诚，谦虚质朴。早已久违的我，再次感受到他的纯粹与真诚。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进入而立之年、正在美国进行工作交流的儿子，深感惋惜。 1997年我回国探亲，在西安访友无端受扰。保罗得知后，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派专车到戴高乐机场接我。 原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沙博仑，与保罗保持了真挚的忘年友情。沙博仑2012年秋去世后，保罗和妻子萨拉参与安排了追思会。已经担任总统外交顾问的他，百忙中亲临悼念会场，向这位老朋友寄托自己的哀思。 我最后一次见到保罗，是在他即将出任奥朗德总统的外交顾问之前。那天，我安排一位曾坐过中共监狱、旅居美国的民运人士与他会面。保罗在他任职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办公室接待了我们。第一眼就让我感到宽慰的是，保罗看上去精神充沛，较之年前访问缅甸时的健康状况，要好得多。我们的话题，涉及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西藏等问题。保罗的话头很健，从谈吐看，他的信息来源广泛，接触过不少来自中国的各方人士，对中国问题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如初识时一样，他对于敏感或有争议的问题，不争论也不下结论，只是静静地听着，间或理性客观地提出问题或自己的看法。原定40分钟的会晤，超过了一小时。握别时，他一如既往地请我向严家祺、刘千石、高行健等朋友转告他的问候。转身间，看到他匆匆向秘书安排当天的议程，不禁略感歉意。 是的，保罗太忙、太累了。从认识他时，他就一直很忙。一直在超负荷地工作。生病期间，他身在医院，心还是在工作上。经常要从医院赶到爱丽舍宫，为总统出谋划策，处理要务。他是带着病躯殉职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动情地说，保罗"为法兰西服务了一生"。 向燕保罗致敬 保罗终年57岁。在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和三个正在读中小学的女儿。几年前，我与保罗在仰光晤面时，他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请中国阿姨做家政，让孩子们有一个学习中文的语言环境。在那次短促的长途旅行中，他不顾疲劳，前往集市，给妻子萨拉和三个女儿买纪念品。他说："只要外出旅行，不论到哪里，不论时间长短，都会给家人带个'口信'"。爱家舐犊之情，朴素而深沉。 斯人遽然离世，让人情何以堪！ 听到保罗病逝的消息，远在香港的刘千石感到非常震惊。正在美国旅行的我，连续收到他发来的几个邮件。他说："燕保罗去世真突然，上个月和岑建勲還提起過他。他年紀不大，人生難料。" 他说："燕保羅去世，主懷安息。"──这是中国流亡者和所有朋友的祈愿。 向燕保罗致敬！ 向燕保罗的妻子、女儿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注：相关资料参照笔者「痛苦的民主」、 「流亡日记」。 安琪于巴黎古道且闲斋 2014年9月21日 「前哨」月刊首发于2014年11月号/ 作者供稿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1, 2014, 6:31:08 AM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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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之锋：夺回属于港人的未来（Taking Back Hong Kong's Future By JOSHUA WONG CHI-FUNG ）
- 项小凯：公知解決不了問題公知本身就是問題（附：知识人在政治反对中的自我定位）
- 鲍彤：从食肉到食草的飞跃 ——评中共四中全会
- 王思想：「人口紅利」是一個無恥的詞彙
- 李宇暉：空氣污染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現象
- 胡少江：香港危机所表现的中国法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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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之锋：夺回属于港人的未来（Taking Back Hong Kong's Future By JOSHUA WONG CHI-FUNG ） Posted: 31 Oct 2014 11:43 PM PDT
本周二是距香港警察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攻击支持民主的"和平非暴力"示威人士整整一个月的日子。警察的行为反而激发了数以万计的更多民众在这一晚占领街头，争取自由地选举香港的领导人的权利。 那一天，9月28日，我因参与政府大楼前由学生领导的公民抗命行为而仍被警察扣押，与外界隔绝。在被扣押46小时后，我终于获释。当我再次走上香港的街道，看到成千上万的民众为了争取民主权利而聚集在一起，我深受感动。就在那一刻，我知道香港已不再一样。 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时我还不到一岁。自那时起，普通港人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由少数权贵商家控制的政治制度中生活。包括我这一代人在内的许多人，都盼望终有一天北京的中央政府能信守多年来的承诺，港人能自由的选举领导人。然而，就在今年8月底，北京却裁定香港的政制将继续由权贵商家操纵，真普选成了泡影。 但这种形势不会长久。以年轻人为主力的抗议者正持续占领这座城市的多个主要区域，每天都向世人展示，只要有沉实坚定的决心，政治改变终将到来。我们的和平民主示威已经打破了国际社会关于香港只是金融都市、人们只在乎钱的错觉。港人盼望政制改革。港人希望改变现状。 我们这一代，即在香港回归中国后才渐渐长大成人的所谓90后一代，明白如果香港有朝一日变得与中国大陆的某一个城市并无二致，信息自由不再，司法独立不再，我们将遭受最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对北京方面和梁振英政府试图盗取港人未来的做法深感不满与失望。 对于90后一代的港人，香港作为我们成长的城市，与我们祖父辈、父辈当年的记忆相比，早已大不相同。我们的前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自中国大陆——只想要一件事：稳定的生活。一份稳定的工作过去一向比政治重要。他们过去卖力工作，没有要求过舒适和稳定以外的事。 我们这一世代要求的比温饱更多。在信息可自由流通，想法可自由交换的世界，我们要的是一件所有其他在先进的社会中生活的人都拥有的事：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 香港并不乐观的经济状况也是我们不满的原因。年轻人的工作前景黯淡，房屋的租金及售价早已超出大部分普通港人能承受的范围，香港社会的贫富悬殊日益恶化。我这一代人可能是香港第一代比父母生活得差的人。 我的父母并非政治活跃人士。但在过去几个月，因为我在抗议活动中的活跃角色，家里住址被公开，我的父母频频遭受骚扰。尽管如此，父母仍然尊重我参与示威的选择。他们给我空间，让我参与自己认为重要的事。 不是所有年轻人都那么幸运。并非所有参与雨伞运动的年轻人都能得到父母的支持。他们回到家，会因参与民主活动而受到家人指责，很多人不得不就自己夜晚的去向而骗父母。我听说，有一些父母删除了子女手机中的联络人和社交媒体上的通信，以防止他们加入活跃人士的群组。 我们这一世代的政治觉醒并非始于一朝一夕。近五年前，年轻的香港人曾参与反对一项非常浪费的联通香港和内地的高铁项目。2011年，许多年轻港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组织起来，反对北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带有洗脑内容的国民教育计划。当时我14岁，我只知道身处北京的领导人无权用他们扭曲的价值观对我们洗脑。 但是，如果说人大近期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仍有正面效果的话，那就是让港人能从此面对现实。北京声称给予了我们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是一个只允许政府批准的候选人参选的选举与真普选是两回事。通过颁布这个决定，北京表明了对自1997年就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的真实态度。那就是，对北京来讲，一国比两制更重要。 我认为，8月的决定和香港警方对抗议者的强硬手段——向人群施放八十多罐催泪弹、使用胡椒喷雾和警棍——是一个转折点。结果就是使整一世代的港人从旁观者的角色转化为行动者。它迫使港人从此站起来，据理抗争。 现在，许多中学生正在参与这次的民主运动：年仅13岁的学生罢课，还有各个年龄层的年轻学生彻夜留守占领区。他们优雅地抗议，尽管被警察和雇来的暴徒攻击。 有些人认为，中央政府的强硬立场意味着真普选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我认为，社会运动的本意就是争取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过程。而如今香港的统治阶层在未来将民心尽失，甚至彻底失去治理能力，该政权已输掉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将来，我或许因为参与这场运动而再次被逮捕，甚至被判刑。但我已有心理准备，如果坐牢是让香港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地方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甘愿付这个代价。 占领运动走至今天，最后会否取得成果，至今还是未知数。但不管如何，这场运动给港人带来希望。 在此提醒各位香港的统治阶层：今天你不给我们未来，他朝我们只会主宰你的未来。不论占领运动何去何从，我们还会夺回来属于我们的民主，因为时间是属于我们年轻一代的。 黄之锋(Joshua Wong Chi-fung)是香港学生活动团体学民思潮的联合创始人。 ——纽约时报 Taking Back Hong Kong's FutureBy JOSHUA WONG CHI-FUNG October 30, 201Tuesday night marked one month since the day Hong Kong's police attacked peaceful pro-democracy protesters with tear gas and pepper spray, inadvertently inspiring thousands more people to occupy the streets for the right to freely elect Hong Kong's leaders. I was being detained by the police on that day, Sept. 28, for having participated in a student-led act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s headquarters. I was held for 46 hours,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When I was released, I was deeply touched to se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streets, rallying for democracy. I knew then that the city had changed forever. Since the return of Hong Kong to China in 1997, less than a year after I was born, the people of this city have muddled through with a political system that leaves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wealthy and the well-connected. Many of us, especially people of my generation, had hoped democratic change was finally coming after years of promises from Beijing that we would eventually have free elections. Instead, in late August, Beijing ruled that Hong Kong's oligarchy will remain in charge. Universal suffrage became a shattered dream. But not for long. The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most of them young, who continue to occupy main areas of the city are showing every day how political change will eventually come: through perseverance. Our peaceful democracy demonstration has demolished the myth that this is a city of people who care only about money. Hong Kongers want political reform. Hong Kongers want change. My generation, the so-called post-90s generation that came of age after the territory was returned to China, would have the most to lose if Hong Kong were to become like just another mainland Chinese city, where information is not freely shared and the rule of law is ignored. We are angry and disappointed that Beijing and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Leung Chun-ying are trying to steal our future. The post-90s generation is growing up in a vastly changed city from that of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Earlier generations, many of whom came here from mainland China, wanted one thing: a stable life. A secure job was always more important than politics. They worked hard and didn't ask for much more than some comfort and stability. The people of my generation want more. In a world where ideas and ideals flow freely, we want what everybody else in an advanced society seems to have: a say in our future. Our bleak economic situation contributes to our frustrations. Job prospects are depressing; rents and real estate are beyond most young people's means. The city's wealth gap is cavernous. My generation could be the first in Hong Kong to be worse off than our parents. My parents are not political activists. But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because of my prominent role in the protest movement, my family's home address has been disclosed online, and my parents have been harassed. Despite the aggravation, my parents respect my choi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monstrations. They give me freedom to do what I believe is important. Other young people are not so lucky. Many teenagers attend our protests without their parents' blessing. They return home to criticism for fighting for democracy, and many end up having to lie to their parents about how they are spending their evenings. I've heard stories of parents deleting contacts and social media exchanges from their teenage children's mobile phones to prevent them from joining activist groups. My generation's political awakening has been simmering for years. Nearly five years ago, young people led protests against the wasteful construction of a new rail line connecting Hong Kong to mainland China. In 2011, many young people, myself included, organized to oppose a 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of Chinese propaganda that Beijing tried to force on us. I was 14 at the time, and all I could think was that the leaders in Beijing have no right to brainwash us with their warped view of the world. If there is anything positive abou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ecent decision on universal suffrage, it's that we now know where we stand. Beijing claims to be giving us one person, one vote, but a plan in which only government-approved candidates can run for election does not equal universal suffrage. In choosing this route, Beijing has showed how it view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that has governed the city since 1997. To Beijing, "one country" comes first. I believe the August decision and the Hong Kong police's strong reaction to the protesters — firing more than 80 canisters of tear gas into the crowds and using pepper spray and batons — was a turning point. The result is a whole generation has been turned from bystanders into activists. People have been forced to stand up and fight. Today, there are many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ctive i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Students as young as 13 have boycotted classes, while teenagers of all ages have been staying overnight at the protest sites. They protest gracefully, despite being attacked by police and hired thugs. Some people say that given the government's firm stance against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our demands are impossible to achieve. But I believe activism is about making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Hong Kong's ruling class will eventually lose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and even the ability to govern, because they have lost a generation of youth. In the future I may be arrested again and even sent to jail for my role in this movement. But I am prepared to pay that price if it will make Hong Kong a better and fairer place. The protest movement may not ultimately bear fruit. But, if nothing else, it has delivered hope. I would like to remind every member of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 Today you are depriving us of our future, but the day will come when we decide your future.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o the protest movement, we will reclaim the democracy that belongs to us, because time is on our side. Joshua Wong Chi-fung is a co-founder of the student activist group Scholar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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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凯：公知解決不了問題公知本身就是問題（附：知识人在政治反对中的自我定位） Posted: 31 Oct 2014 09:00 PM PDT
國內網絡上，最近出現一篇90後新秀的文章《知識人在政治反對中的自我定位》。作者韓乾，對中國的知識群體，提出鮮見的犀利見解。文章只有短短3千餘字，但卻涵蓋革命與改良、行動與言說、獨立與中立、學理與心理等等許多公知大V都往往混淆不清的關鍵概念。全文通達流暢，說理層次分明，如此一篇好文，竟然出於一位20多歲的年輕人之手，不禁令人在讚嘆後生可畏之餘，也憑空對未來多了一分樂觀期許。 韓乾的文章提綱挈領，以政治反對為中樞立論，僅此一條就足以說明，作者對政治的認知水平，已超越國內的大部分公知。 所謂政治反對，即政治層面的反對意見或反對行動。按照從知到行、從弱到強的尺度，政治反對的具體實例，可以包括政治觀念上的不同意，政治秩序上的不合作，政治議題上的抗議行為，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否定或組黨對抗。 政治反對的屬性與強弱對比，直接反映了政治現實的生態，因此也是衡量體制形態的關鍵指標。如果現任政黨與在野的反對黨，共同均遵守民主法治的理念，在和平秩序下自由競爭，輪流執政，那麼這就是常見的成熟民主。而如果當權黨派佔有明顯優勢，以專制性手段打壓政敵，但反對派的地位仍受法律保護，並可參與選舉競爭，那麼這就屬於競爭性威權。而如果政治反對，於行動層面被徹底消滅，於觀念傳播層面瀕臨滅絕，那麼就屬於極權或準極權體制。 以衝突博弈的角度來看，民主轉型的核心問題，就是關於在專制格局下，民主的政治反對，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然而，恰恰是這一核心問題，多年以來，被中國的公知群體有意淡化迴避，甚至刻意模糊扭曲，以至於國內在政治領域的公共話語，長期處於支離破碎、混亂不堪的境地，而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知識人在政治觀念上的整體水平，極為低下。 以改良與革命的爭論為例，韓乾在文章中指出，站在政治反對的出發原點，懇請專制自行退讓的「溫和」改良，與強行取消專制的「激烈」革命，本身只不過是政治實踐中的策略選擇，而並非政治反對的前提條件。換言之，在邏輯上，如果「改良方案站不住腳，革命就必須成為一個選項」，反之亦然。但是反觀中國的公知，幾乎無一例外地擁抱改良，反對革命。儘管某些公知，也許聲稱並不完全反對革命，但韓乾指出，這種單方面主張「倒逼」的改良理論，實際上等於為政治反對的規格設定上限，效果上仍然等同於否定革命選項。在韓乾看來，「僅從實踐考慮，改良邏輯給行動者所設置的上限毫無道理」。 韓乾一針見血地指出，此處問題的關鍵，在於公知的角色錯位。公知只是理論言說者，而不是行動實踐者。而政治轉型，歸根結底，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在這一點上，韓乾認為： 「如果知識人不選擇轉換身份、參與抗爭實踐，那麼他們就必須認識到，相對於行動者，自己僅僅是局外人：只有行動者才能決定抗爭實踐的具體策略。儘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議，但他們不應干涉局內人的行動，更不能認為自己有資格規制、導引局內人。」 然而很遺憾，絕大部分公知，受於身份的限制，決定了他們只可能是抗爭的局外人。韓乾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也看出了問題的所在：「知識人是最脆弱的：他們一方面在生存上嚴重依賴於體制，另一方面卻被要求有最高的獨立性。這兩點的衝突撕裂了他們」。更進一步，韓乾區分了獨立與中立的不同： 「這種獨立性與中立的立場經常被人們混為一談。實際上，在當下的政治態勢中，獨立性必定反對中立：如果獨立性果真是知識人的美德，那麼它就恰恰意味著不中立，亦即選擇站在行動者一方。'中立'並非是非政治的，而是極為政治的：它恰恰是現代政治（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極權主義）不得不承諾與標榜的東西；既然體制承諾了中立，那麼保持中立就是服從體制。」 極權體制下，獨立必然意味著反對，而中立無非是順從與默認的代名詞。韓乾以如此年輕的頭腦，便能深刻地體察到兩者的根本區別，並且用簡潔有力的話語表達出來，不得不令人大為讚賞。如果僅僅止步於此，韓乾的這篇文章，就已經可算作一篇上乘佳作。然而，或許正是因為頭腦年輕，而免受於國內知識界的「爛污缸」之染，韓乾敏銳地發現了中國知識界的一個巨大的根本性問題： 「自我定位的問題對知識人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如上文分析所示，這種挑戰並非是學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既然八九之後（乃至文革之後）的知識人境況不是學理所能解釋的，那麼今日的知識人的身份混亂就必定有其歷史根源，並且，該根源將隨著未來的體制變化催生更多非學理性的負面後果」。 正如韓乾所指出，公知在轉型問題上無條件地排斥革命，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明顯的邏輯錯誤。而在現實中改良願景一再破滅，公知們非但不從中承認理論的錯誤，反而拿著放大鏡，極力尋找蛛絲馬跡以自圓其說，甚至還有部分人士，淪落到編造宮廷陰謀論的低劣水平，完全喪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政治話題上，自詡理性客觀的公知群體，恰恰既沒有理性，也極為主觀。 尤其在近來烏克蘭廣場革命、台灣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佔中等問題上，國內公知們的拙劣言論表演，不但顯露出這個群體令人吃驚的知識結構缺陷，而且也更為清晰地說明，即便是在最低程度的觀念抗爭層面，在利益上直接或間接依附於體制的公知，也是如此地不堪一擊，脆弱無比。 然而，如果僅僅從知識結構與利益驅使的角度，還不足以解釋，中國的公知群體，何以如此大規模的淪落不堪。畢竟，在當今獲取信息，並不像過去那樣困難。退一步講，如果利益吸附，果真能夠達到如此完美的籠絡效果，那麼類似於韓乾這樣的80後90後的新秀知識人，又如何能在這種體制下，脫穎而出。 實際上，當下公知群體的墮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墮落，這個群體所折射出的，是對八九殘酷的完全臣伏，以及被內心深處的恐懼情緒所徹底支配。在這種殘缺的群體意識之下，公知們再也無法找到一個足以支撐抗爭意志的精神支點，以至於在公共話語領域，屢屢上演滑稽可笑的一幕幕而渾然不覺。 當下的公知一代，是意志垮掉的一代。這更是一個關乎群體心理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有關學理與利益的問題。在韓乾看來，這樣的一個群體身份，不但注定是政治抗爭的局外人，而且極可能會被前進的歷史所遺忘。不過，既然公知們不能實質地解決問題，那麼隨著時代的繼續推進，公知問題，也許就這樣順其而然地退出歷史，從而自行消解，如此看來，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东网 【附录】 知识人在政治反对中的自我定位 "知识人与行动者的区分对后者不重要，但对前者却非常关键。如果知识人不选择转换身份、参与抗争实践，那么他们就必须认识到，相对于行动者，自己仅仅是局外人：只有行动者才能决定抗争实践的具体策略。尽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们不应干涉局内人的行动，更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规制、导引局内人。" 文/韩乾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革命与改良之争是近几年自由派知识人的热点话题，可以推测，只要革命或成规模的组织化抗争尚不存在，这一争论便要一直进行下去。八九之后，体制重新控制知识分子，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者就共同拥抱了国家主义的改良主义，双方的区别仅在于对改良实践的不同理解。近二十余年来，改良逻辑都一直是学院派话语的核心，在连篇累牍的精致理论背后，遮掩不住的是知识人群体依附性的生存状态以及议谏式的言说心态——这两点在逻辑上就预先决定了革命观念不可能进入学院的视野。这意味着，革命与改良之争首先并非一个学理性的话题。 具体而言，改良逻辑的问题，首先不在于它力图抓住一些并不存在的机会、利用一些并不存在的空间，而在于持有该逻辑的知识人错误地理解了自身在政治转型中的角色。一言以蔽之，改良派知识人一直认为自己能够规划政治反对的整全方案，乃至率领自由派力量与体制进行温和（甚至合法）的博弈，并最终"倒逼"对方进行自由化转型。抛开其整全方案不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些知识人始终试图以自己的理念规制、导引实践：他们认为，由于实践需要知识的证成，因此知识先于实践，知识人先于行动者。但是在此处，他们陷入了一种立场混乱：既然政治转型是一个实践问题，那么作为天然的非行动者的知识人在实践技艺的层面上就应该遵从行动者的主张，而不应试图指挥他们；如果不满足于此，知识人就必须转换身份成为行动者，参与到实践之中，而这自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就政治反对这一总目标而言，反对者是否要自我阉割以求得生存空间，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而并非是理论问题。用己方的温和与退让换取对方的温和与退让，祈盼双方就此进入和谐的良性互动，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正是上文所述知识人的那种生存状态与言说心态的产物。而仅从实践考虑，改良逻辑给行动者所设置的上限毫无道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行动者应该怎么做，而在于行动者不应受到非行动者之观念的预先约束。在此处，革命与改良之争并非反映为两种实践主张（温和、合法的抗争与激烈、非法的抗争）的争论，而首先应被理解为关于政治反对之上限的争论。显然，既然改良派知识人认为存在某种上限，那么他们就有义务证成这一点，但这恰恰是非行动者无法做到的；而相比之下，反对那种上限者并不需要证成自己的主张。 这种证成的不对称性驳斥了改良派知识人对自身主张的一种辩护：他们往往强调，自己并不反对革命，但改良与革命总体而言可以并行不悖。这种观点混淆了整全性的改良/革命的概念与实践层面的温和/激烈的概念。在实践层面，对于不同的情境，当然可以适用不同的（温和的或激烈的）乃至并行不悖的抗争手段，这里并不存在争议。但它同时也是只有行动者才能考虑并回答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温和与激烈仅仅是实践方针，而不是整全性的政治反对方案。认为行动者总体而言必须自我阉割，或必须避免与体制发生激烈冲突，或必须采取"倒逼"的方式进行反对的观点，都犯下了严重错误。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能够统领政治反对之全局的整全方案：就像不存在改良方案一样，也不存在一种革命方案。但是，上述不对称性表明，既然改良方案站不住脚，革命就必须成为一个选项。在理论力所不逮之处，真诚的知识人所捍卫的应该是两个否定性的观点：不存在能够预先排除革命的因素，同时，也不存在能够将政治反对限定在改良范围之内的因素。 知识人与行动者的区分对后者不重要，但对前者却非常关键。如果知识人不选择转换身份、参与抗争实践，那么他们就必须认识到，相对于行动者，自己仅仅是局外人：只有行动者才能决定抗争实践的具体策略。尽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们不应干涉局内人的行动，更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规制、导引局内人。但另一方面，这种身份区分被限定于政治反对者内部，因而并不是纯然实证性的：它以政治反对的基本立场为前提，因此，无论局外人距离抗争实践的距离有多远，他们都不应该是中立的；相反，既然行动者已经将其意志付诸实践，知识人就应该予以道义上与话语上的支持。实际上，在我看来，这种支持正是知识人的义务所在。 政治反对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性的事业：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区分仅仅在这种实践目的之下才有意义。这种实践目的要求政治反对者对抗争实践持一种内在视角，亦即，将政治反对视为"我们自己"——反对者及其共同体——的事业，而不是任何第三方的事业。该视角预设了反对者应当成为激进的乐观主义者。在此处要澄清的是，激进与乐观的态度并非基于实践中的工具理性权衡——在实践策略的层面上，激进与保守、乐观或悲观，均应立足于具体的实践境况；而在非实践的层面上，激进与乐观却是政治反对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换言之，这种纸上谈兵的激进与乐观不是实践主张，并且也（首先）不是一种理论性的主张，而是一种无条件的希望，一个不顾一切的标识，一个在地图上一挥而就的指示箭头。地理大发现初期，欧洲航海家们对如何到达东方世界一无所知，但只凭探索的热情就足以使他们行动起来。激进与乐观的态度与此相似：这些态度不能指导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仅仅是心理学的。 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人的处境的确是近乎悖论性的：粗略的看，作为政治反对者的知识人与作为局外人的知识人是两种相互否定的身份：前者要求参与，后者反对参与。这种相互否定使得知识人群体难以以合理的态度面对政治反对的事业：他们要么试图以改良理念规制行动，要么干脆对政治反对保持沉默乃至漠不关心——换言之，要么僭妄，要么中立。我们看到，自我定位的问题对知识人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如上文分析所示，这种挑战并非是学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正由于身份定位并非是一个理论问题，知识人群体才难以正确回应它。或者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知识人对心理主义的反感恰恰是一个心理现象，而在某种程度上，这进一步导致了一些心理问题）。既然八溷九之后（乃至文溷革之后）的知识人境况不是学理所能解释的，那么今日的知识人的身份混乱就必定有其历史根源，并且，该根源将随着未来的体制变化催生更多非学理性的负面后果。 作为局外人的知识人依然有"参与"实践的方式，这便是想象：想象自己在书斋之外、在广场之上、在行动者的行列中拥有一个位置，进而以这种想象为基础而进行言说，比任何深邃的理论表达都更有价值。想象中的参与固然不是真正的参与，但依然好过不参与：尽管可能过分严苛，但说到底，对于政治反对的立场与事业而言，不参与实践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优点。换言之，知识人这一身份伴随着天然的缺陷，与行动者相比，他们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心智努力才能站在相对正确的位置上：虽然他们的思考比行动者的更加复杂，但在政治反对这一实践境况中，这种复杂并不必然优于后者的单纯。也正是由于这种缺陷的存在，对知识人来说，首要的是避免错误，而不是在理智上取得多少成就。 革命与改良之争归根到底是知识人错误自我定位的后果，它揭示了这一群体尴尬的真相：他们不仅善于解决争议，而且也善于在无争议之处制造争议。在极度困难、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愈发困难的环境中，知识人是最脆弱的：他们一方面在生存上严重依赖于体制，另一方面却被要求有最高的独立性。这两点的冲突撕裂了他们。更进一步，这种独立性与中立的立场经常被人们混为一谈。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态势中，独立性必定反对中立：如果独立性果真是知识人的美德，那么它就恰恰意味着不中立，亦即选择站在行动者一方。"中立"并非是非政治的，而是极为政治的：它恰恰是现代政治（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极权主义）不得不承诺与标榜的东西；既然体制承诺了中立，那么保持中立就是服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不将敌人视为敌人，或者不将朋友视为朋友，均等同于自杀。这正是他们亟需体认到的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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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4 02:02 PM PDT
中共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议题，难能可贵。后果应该能够起死回生，难度则相当於脱胎换骨，六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以无法无天为特征的社会。 说到无法无天，人们常常把它和文化大革命联在一起。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也很容易一叶障目，使人产生文革以後业已改邪归正的错觉。 是的，中共在文革后，的确对《党章·总纲》作出了共产党有史以来最本质最具创造性的修改：明文铁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合法性条款。是的，八十年代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确尽其所能，推行着维护着党章规定的这一原则。可惜不出十年，先后都成了历史的悲剧。 接下去，就是所谓"第二次改革"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了。这虽然被某些人神化为中共在"建国"后独一无二的高峰，其实只是又一次无法无天的拆烂污。 50年代，毛泽东以"社会主义改造"之名把中国人的全部生产资料无法无天地充公成为"国有"；年代，这笔天大的资产又被邓小平化"国有"为"官有"，落进 了大大小小权贵的私囊。毛泽东在"革命"的旗帜下，以"武装夺取政权"为前导，无法无天摧毁了私有制。邓小平呢，他在"改革"的旗帜下，以天安门镇压为前导，无法无天建立了权贵所有制。所谓《南巡讲话》，抽象地说，似乎无可非议。问题在於它和无法无天的天安门屠城配上了套——在鸦雀无声的红色恐怖下重新分配国有财富，除了按照权力大小分赃，还能谱写出什么新篇章来？ 事情还没有完。进入六十多年历史说明，无法无天是中国共产党的常态。它不仅在政权到手之前蔑视法律，掌握政权以后继续无视法律。法，是用来对付党的对手的，不是用来束缚党的！这是毛泽东从共产国际娘胎里带来的基因。列斯如此，毛邓如此，一贯如此。 如果把守法比喻为食草，乱法比喻为食肉，我们可以很确切地把过去的共产党比喻为食肉动物。共产党作出决议要依法治国，大致相当於由食肉动物突变为食草动物，难度相当於脱胎换骨。惟其大难，才足以称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双的创举！ 有人认为也许这只是一种手法的改变。我想恐怕不能言之过早，不妨继续观察，继续分析。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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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4 01:21 PM PDT  中國經濟的衰退已經非常明顯，這使得某些「經濟增長至上」的人，和另一些「人權至上」的人合流，不斷呼籲要放開生育政策。 衰退是因為人口紅利消失，這個論斷很是莫名其妙。中國經濟衰退的原因，非常明顯，次要原因是世界經濟部景氣，對中國出口需求下降；主要原因則是中國經濟結構及其不合理，依靠低價出賣資源、低價出賣勞動力、忽視環保這三大法寶，進行低水平生產，遲早走不下去。 有人說，目前市場上出現的民工荒可以證明人口紅利的消失。這幾年廣東等低確實出現了民工荒，但這不意味著勞動力缺失。廣東依靠承接香港來料加工等行業發展加工經濟，吃的是勞動力差價，一旦工資成本上升，企業無利可圖，所以企業主不願意增加工資。在其他地區凸顯勞動力相對優勢的情況下，廣東這種生活高成本的地區失去對勞動力的吸引力是自然的。就像某些產業從香港、台灣、日本轉移到廣東一樣，廣東現有的一些產業必然轉移到中國內地。這是產業梯度轉移的必然趨勢，與人口紅利無關。 可以舉一個反例。儘管很多人妖魔化富士康公司，但各地政府對引進富士康仍然非常急迫，為什麼？因為富士康解決了大量人口的就業問題，減少了社會矛盾，使得地方政府維穩的壓力大幅度降低。如果勞動力真的短缺了，各地的富士康就無法生存。富士康這樣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應該被我們感謝，而不是妖魔化。 「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適齡人口佔比較大，撫養率比較低，可以促進經濟發展。這個詞彙，來源於西方經濟學家，卻被中國某些學者大量引用。是因為那些學者無法解釋中國這種體制為何能造成經濟持續增長，於是就把原因歸結為人口紅利。他們的這種解釋，抹殺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成績，也掩蓋了中國經濟的深層次問題、體制問題。 《紅利消失或意味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代終結》之類的文章，將改革的思路引向歧途。 「人口紅利」一詞引入中國後，迅速成為一個非常不道德的概念。這個詞，將人視為工具，彷彿人是為了給國家創造GDP而存在。那麼，人們的生活呢，重要嗎？ 中國號稱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實際上多數地方都是荒山、沙漠，適合人類居住生活的，也就那麼一點點土地。在狹小的平原地帶，擁擠著接近10億人，彼此搶奪資源，人人生活艱難，在這種惡劣的局面下，竟然哀嘆人口紅利的消失。難道要讓中國繼續增加3億人、5億人才罷休？ 今天，我們可以增加1億勞動力，來繼續維持低層次的所謂「增長」、「繁榮」，那麼，以後呢，在這1億勞動力年長之後，再繼續用2億人口去維持所謂人口紅利？……如此反復下去，100年後中國會有30億人嗎？這不是成了「龐氏騙局」嗎？ 我一直堅持認為，中國應當限制人口增長。一些自由派朋友攻擊我，說我為計劃生育政策鼓吹。我想說的是，我認為中國這塊貧瘠的土地、稀缺的水資源無法承納10億以上的人口，為了國民的幸福，必須減少人們對資源的搶奪。當前計劃生育政策中的強制、暴力現象，我從未支持。生育權確實是政府不可侵犯的人權，但是我們是否可以通過某種柔和的方式限制人口增長呢？這是另外一個重大話題了。 人口或許不應被視為負擔，而首先，人口絕不能被稱作「紅利」。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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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4 12:17 PM PDT  大概很少有人會料到，中國的霧霾成為了持續時間如此之長，覆蓋範圍如此之廣的災難性事件。成年人也就算了，本來在這個國家生活和混日子也差不多。可憐的是本來應該在戶外活動的孩子，現在只能在家打遊戲或者看《喜羊羊》這種慘不忍睹的電視節目。至於連電腦、網線都負擔不起的低收入家庭，我沒法想像孩子們怎麼打發他們的時間。在別的國家，空氣污染主要是種城市現象，而中國的污染由於規模太大，已經連農村都不能倖免。那些父母去打工的一無所有的留守兒童，現在連大自然這個他們唯一擁有的慰籍也被剝奪。 不管出了多麼天大的問題，這個國家總不乏出來為當局洗地之人。他們的觀點無非是：1）污染不是政治現象，民主國家也有污染；2）要發展就必須要有污染。讓他們舉例子，無非是：印度污染也很嚴重，英國也曾有污染。英國的例子不多說了，拿60年前的事和現在比，完全忽略了環境科學、醫學的不同發展程度，忽略了人類對污染危害性的認識程度，不值得一駁。何況正是因為英國有非常完善的政治制度，1952年最嚴重的一次倫敦霧事件之後不久，即通過了《潔淨空氣法案》，規範工廠的排放標準，而空氣質量也立即隨之改善。你總不能說50年代的英國已經完成了發展，所以可以安心治理。那時候可是剛剛從二戰的陰影中走出來，如果不是暢通的政治問責渠道，政府能有這麼自覺？即使通過了立法又如何執行？ 至於印度，確實是出了名的污染大國，但是最近十餘年已明顯處在持續改善的軌道上。從這張耶魯學者製作的動態地圖(http://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4/06/the-air-we-breathe/372411/) 來看，印度2000年以來的pm2.5水平一直低於中國。單位溫室氣體的GDP（可以視作經濟發展的環境效率）也高於中國。更重要的是，印度只是孤證，大部分民主國家，包括很多中國人看不起的拉丁美洲國家，環保清潔程度都高出中國不止一個檔次，整個拉丁美洲的pm2.5（參考前面鏈接）比發達國家表現更出色。即使是菲律賓、印尼這樣的民主窮國，各項環保指標也是中國所不及。能夠在如此短時間內污染如此巨量的空氣、水源和土壤，中國的經濟模式可謂無人能及。 直接的原因已經有很多專門研究提到過，比如中國2013年燃煤的產量高達全世界的46%，儘管GDP只有大約11%。再比如污染嚴重的鋼鐵行業，中國2013年的粗鋼產量已達到全球的48.5%，而且都是以規模可憐的小鋼廠為主。最近紐約一家環保組織研究顯示，中國的港口也是大氣污染的重要原因。由於政府對集裝箱船的燃料缺少像汽車燃料那樣的環保標準，中國港口的一艘集裝箱船的排污量竟相當於「50萬量國產卡車」排污量(參考http://www.nrdc.org/international/china-controlling-port-air-emissions.asp)！煤炭、鋼鐵、港口，這些東西體現的正是中共的GDP導向的執政策略：粗放、低效、只顧增長不計其餘。 那麼，改變了政治體制就能改變這些麼？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專制國家的政府因為缺少授權，必須尋找一個硬指標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如果僅僅是環境保護好，怎麼拿到國際上炫耀？讓5毛從哪個角度吹捧？GDP當然就成了除了選票之外，最有利於證明自己的一個剛性指標。第二，經濟實力可以轉化為一個政府與其他政府在政治上討價還價的條件。一個國家不可能因為環境好而收買別國不干涉本國人權，但是通過給錢就可以很容易做到這點。環境沒法用來交換，用來增加議價權，當然就要靠邊站。第三，GDP還可以直接帶來統治階層個人財產的增加。由於掌握了大量資源分配的權力，例如壟斷國企，政府採購等，中國產生的一切財富都會過度地流入政治權力的掌握者手裏。換句話說，統治者受益於GDP的程度遠遠高於被統治者收益的程度。與之相反，被統治者受害於環境污染的程度遠遠高於統治者受害的程度。後者的兒女大多身在國外，自己出入又有高檔的空氣淨化裝置，食物和飲用水全部特供，等等不一而足。因而一些看似純粹促增長性質的政策，實質上是分配性質的政策，把普通人擁有的環境資源轉化成了權貴擁有的物質資源。 其實專制政權在21世紀存活是很困難的，民主國家出現政變倒退回專制更困難，一是因為國際社會的通行標準，二是因為互聯網所形成的民眾的自組織能力。於是，專制政黨要想存活必須依賴一些得天獨厚的條件。目前大部分頑固的專制政權或名存實亡的假民主政權，如中東大部分國家，俄羅斯、中亞五國中最專制的三國（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南美唯一非民主國家委內瑞拉，都擁有非常雄厚的自然資源，因而不需要通過政策的有效性即可收買民心。但是中國的自然資源並不雄厚，靠的是什麼呢？當然就是靠過度的剝奪環境。只有對原本並不豐厚的資源過度開採，用原本效率很低的能源如煤炭大量發電，把土地、河流、空氣等基本生存條件迅速摧毀，才能創造出足以維持社會穩定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說，用提前支取環境生態資源來彌補效率的低下。 五毛們還有一種洗地方式，就是把環境問題歸結於個人和企業的不自覺。問題是，如果人是自覺的，還要政府來幹什麼？美國很多釣魚熱點場所都有專門的「漁警」四處巡邏，狠罰那些把尺寸不足的魚拿走的人。連釣個魚都要警察看著，可見人類生來就是一種不自覺的動物。博弈論中關於公共資源的著名悖論「公共池塘問題」，說的就是為什麼無政府狀態下共有的池塘最終會出現涸澤而漁。而政府最主要的作用（當然還有其他作用），恰恰就是為了解決公共資源的使用問題。當公共資源被大規模破壞，即使直接破壞者不是政府部門，也足以說明此政府已經完全喪失了執政者的資格。 有人說，「你這麼說難道是叫共產黨管得更多？你還嫌他們管得不夠多？」當然不是。當保安沒有保護好你的財產，還整天接受盜賊的賄賂，甚至監守自盜，更不用說經常對你棍棒相加……你譴責他顯然不是為了讓他管得更多，而是要請他捲鋪蓋走人。一個政黨也是一樣，中國人已經給了它機會，現在它無論做什麼都已經太晚。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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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Oct 2014 11:41 AM PDT  香港学生和市民的"雨伞运动"已经一月有余。虽然学生与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已经进行过一轮公开对话，但是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中国政府的态度日益强硬，不仅对香港民众要求修改政改方案的呼吁丝毫不让步，而且进一步通过其控制的亲北京的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社会舆论、街头反抗议等各种手段全面封杀反对派。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则认为，北京和香港政府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因此也拒绝作出妥协。 目前香港出现的这场社会对峙不仅展现了香港政治改革的困境，同时也折射出中国政府所定义的"依法治国"的概念的困境。从表面上看，目前香港的未经批准的街头抗议，尤其是在金钟和旺角出现的堵塞交通的抗议活动，是违反现有法律的行为。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抓住这一点，不断指责学生和市民破坏香港的法治传统。 这种指责似乎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中国政府看来，虽然香港和中国本土实行一国两制，但是北京对香港事务仍然有最后的法律解释和制定权，因此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二零一七年特首选举办法所做出的决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香港民众反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就是对中国政府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的挑战，就是对法律的挑战，就是对法治的基本原则的挑战。 但是中国政府忽视了法治原则背后的更为根本的原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应该表现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法律制定的过程也应该体现公正的原则。根据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所做的国际承诺和香港基本法所制定的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则，在香港特首、香港民意机构的选举这些地方事务上，完全应该遵循"一国两制"的原则，由香港人民通过充分的协商和民主的方式决定。 香港的市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希望充分参与从提名到投票选举特首的全过程。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在两个月前，断然切断对话的任何可能性，单方面宣布了一个不得人心的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机构来筛选候选人的方案。北京的作法虽然从程序上是"合法"的，但是他们所制定的这个选举法却是没有民意基础的，他们的立法过程也是不公正的。 按照不公正程序通过的、没有民意基础的法案理所当然的会引起社会的反抗。从表面上看，是抗议者拒绝执行现有法律。但是从本质上看，是人们对违反民意、违反基本法理的"恶法"的挑战。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应该有一套文明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全面真诚的社会协商是绝对必要的，在许多时候，采取充分表达民意的全民公投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拒绝通过这样文明的方式来解决现有法律和广泛民意之间的冲突，其实是对法治原则的更根本的违反。 中国的人大常委会的成员是由执政党的领导层指定的，这个机构的决定常常无法代表民意，既不能代表大陆人民的民意，也不能代表香港人民的民意。由这样一个机构，颁发一个与民意对抗的法律，然后以法治的名义强迫推行，这样的作法不是依法治国，而是强奸法治原则，强奸人民意志。中国执政党将这样的作法解释为"依法治国"，实际上是将党的利益凌驾于法治原则和民意之上的表现。这样的法治，在香港无法推行，在大陆也毫无前途。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2, 2014, 5:03:21 AM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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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Nov 2014 01:15 PM PDT
大陸媒體近日就追蹤了廣東中山市三鄉鎮的今年民主測評的內容，其中就有「依法辦事」、「工作效能」、「政風作風」和「以案建議辦理」四個項目。哪些人給這些部門打分呢？原來是鎮政府22個部門的負責人和60位鄉鎮人大代表，這些人大代表也多為基層官員。最後打分的結果是，22個部門最高96分、最低93分。官員自己給自己打分，竟然也能稱之為「民主測評」，實在像一個玩笑。 據說湖南、上海等地也出台了一些「依法行政」的考核辦法，創造了各種考核辦法，內容大同小異，都是官員自己考評自己，屬於自娛自樂。這種評價本身，就是走過場，根本無法反映出一個地方真實的法治狀況。就像前些年把「維穩」作為政績考核指標一樣，硬是逼出了截訪、黑監獄、維穩經費越來越高等各種怪象。社會真的穩定了嗎？不過是把各種不穩定事件，暫時壓制下去而已。最終，大陸陷入維穩怪圈，投入人力財力越多，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也越多。維穩的真正結果是社會越來越不穩定。 法治考評真要大張旗鼓搞起來，帶來的結果極可能也是如此，對那些被權力部門違法傷害的權利人，只會打壓得更厲害。因為只有讓這些被傷害者不發聲，一些地方政府才能維持一個「依法行政」的假象。 無論考評什麼，只有讓民眾的意見完全參與到對官員的考評與監督中，才可能實現所謂的現代治理。考評官員的政績及法治建設成效，目的是為了考察政府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和守法情況，它本身就應以民眾的意志為導向，而不是某個集團或群體的利益或意志。有民眾授權，政府才有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只有當它代表了民眾的公共利益，它的行為才是合法的。與專制國家的治國理念不同，現代社會的政府不能把維護自己的政權作為治理社會的動機，而應處處以民眾的利益為導向，通過民眾的參與來達成對社會的共同治理。 但當下大陸，即便開始說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了，官員們秉承的仍是官本民末的執政理念，連憲法第35條都得不到政府部門的尊重，只會在公共治理過程中製造更多的官民矛盾。如今很多官員感受到，隨著民眾法律意識的提高，政府的行政行為如果有違民眾的公共利益，權威性便會受到挑戰。比如近年一些地方爆發群體性事件，常有以地方官員最終收回行政指令而告終。有人把此類問題，歸結為當地政府執政能力不強，恰恰錯了，它的根本原因是執政動機出了問題。 假如當地政府把自己的行政行為，看作是為民眾提供的公共服務，自己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而民眾是公共服務的消費者，結果便大為不同。一旦有了這樣的執政理念，社會治理過程中就會少一些違法行政的情況，就會少一些危機。至於服務者，要時刻徵詢消費者的意見和感受，這應成為一個執政者基本的行為意識。 只要民眾無法參與到對官員的政績與法治成效的考評中，就無法創造新的公共生活。無論什麼樣式的民主，讓民眾參與到政府的公共治理中去，都是一個基本前提。民眾不僅是現代政府的授權者與創造者，更是一切制度存在的核心和理由。政府雖然有影響現代公共生活的能力，但並不能成為公共生活的決定者，它也只是其中的參與者。讓民眾考評官員，即是民眾的需要，也是政府的需要。它能使官員更好地服務於公共利益，以促進政府與民眾的良性互動，讓法治、協商與合作逐漸成為社會治理的一種常態。 現在一些地方，為了避開真正的民眾參與，發明了各種考評方式，如入戶調查、考核評估聯席會議、政府網站評議或第三方評估等，但這些參與方式都是被動的，不僅會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主要目的也是為了避開真民主、真法治。 與其這樣，不如用最簡便的方法。雖然如今無法讓民眾直接投票選舉官員，但至少應放開媒體對官員的輿論監督，因為媒體天然就具備考核與評價功能，這樣即有公開公示的效果，也能讓政府與民眾在不同觀點的碰撞中，達成對一些對社會和法治問題的共識。另外還應鼓勵各類面向社會、幫助個人的民間團體參與到公共治理中來，由它們來代表民眾表達意願、爭取利益，表達對社會法治狀況的意見。這些真正草根的民間團體，也是達成民眾對官員考評有效的制度建設。它不僅可成為民眾和政府溝通的紐帶，也能成為公共治理的一種重要力量。 所謂法治建設，最重要的是要讓政府官員得到民主的鍛煉，增加法律和理性在公共治理中的份量，讓官員學會與民眾的平等溝通與交流。如果民眾的訴求公共化了，政府的意志公開化了，人們才可能看到法治建設的成效。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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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Nov 2014 01:05 PM PDT
四中全會已經結束，網絡上有眾多對本次會議的評論，會議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情況說明也被稱頌。這次會議或這次會議的文件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比如設立憲法宣誓制度、設立巡迴法庭、推進政府內部依法決策、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等等。總體上說，本次會議的內容並沒有超出中共十五大以來歷次中央文件的範圍，而在制度完善方面，力圖對各級官員有所約束，並依此對權力部門的職權範圍有所調整。 這樣一個著力於權力自我約束的會議結果，之所以引起很多人的驚呼讚歎，如果不惡意去揣測他們的立場和動機的話，只能理解為他們根本不理解法治是什麼，甚至對良治的要求都太低了。言論、結社自由這樣的基本人權不能保證則法治毫無著落。過去這些年民間談論法治者不少，立足點都是司法公正、依法行政之類，而談論司法公正、依法行政也少有從公民權利的角度出發，大部分都是權力機關應該如何如何。這些人的法治路線圖中沒有公民權利的位置，即使有，也是從公權力應該如何保障出發的。長期扭曲的法治觀，導致「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樣的話被堂而皇之的寫進中央文件當中。某些公知曾經有在中國推進民主要走中間路線、蠕動式前進的說法，即民間放棄政治訴求，換取公權力允許民間社會的發育。而很多法律人推進法治的路線圖也有與此相似之處，即法治不從公民政治自由和權力入手，而從公權力的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開始。應該說這種目標比起無法無天的狀態還是有進步，但是把它稱為法治就有點滑稽了。中國的法律體系已經建成憲法、行政法上保障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刑法上懲罰挑釁這一地位的人，民法、經濟法上確立黨掌控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樣的法律當然值得黨去遵守。一些人把中國的問題定義成官員不守法上，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徵地拆遷的巨大差價就來自於法律制度中對土地定性的差別，網絡發言被尋釁滋事就來自於刑法和司法解釋，這個層面的矛盾如何解決，則是這些人不會去觸及的。迴避這些重大、根本衝突，才能在四中全會的文件中看到法治的光芒。 從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領導班子整肅黨內貪腐和違法的意圖非常明顯，也無需去懷疑，畢竟這是保持黨的領導地位長治久安的基本要求。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92年鄧小平為了迅速開創市場和開放的局面，不得不將官員的利益納入到市場體制之中，創造了官員利益至上的局面。這個特殊歷史環境下形成的局面今天已經成為黨長期領導地位的威脅，四中全會強調權力部門和官員個人依法作為是對這一局面的扭轉，而提出建設黨內法規體系更是體現了扭轉局面的思路。然而，所有這些都與法治的要求相違背，而不是相反。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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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Nov 2014 11:02 AM PDT
（自由撰稿人 ） 写得很好，建议老一辈看看这个东东，如果不懂什么是"Open Source"，那就别看了。 正在香港發生的事，是許多人（包括參加者）都難以想像的。甚至連它應該叫做「運動」還是「革命」都沒有一致意見。剛剛說了國王沒穿衣的忽然誠實小孩田北俊，看了運動的秩序，都不能相信這場佔領行動沒有組織和外國勢力介入。這種偏見到底因何而起？ 傳統的政治組織和政治運動，是典型的線性規劃、按部就班、架構分明的Project。用程式打個比喻，就像是開發視窗系統。微軟有一套從上而下、大至小的設計藍圖。上層拍板，下層照辦。因此它有一個明確的專利、可以掌握的流程和時間表。 但雨傘運動則像一套Open Source（開放源）的軟件──小團隊率先製作了一個主要的核心程式，之後便將所有程式碼公開，任他人取用。任何人都可修正當中的漏洞，或將自己的好主意加入其中。所有的修改版本都繼續公開，改得不好的被自然淘汰，改得好的越加受歡迎繼續散佈。程式在這個公開的過程中不斷吸收實際用家的意見而升級。故此Open Source軟件沒有明確的專利擁有人，沒有時間表，甚至沒有一個人能決定最終的程式會變成怎麼樣。 雨傘運動正是如此。回顧它的起源，佔中三子一年的籌劃彷彿預備了一個程式平台，再由學生先發起、示範了基礎的和平佔領和支援模式。之後隨着催淚彈爆開引來無數個別市民加入，他們就隨意複製或修改這模式。例如佔領旺角銅鑼灣就明顯是出於學生意料之外的新版本，但因為獲得用家支持，就那麼自行發展下去了。由於彼此都建基於同一套的核心模式，彼此有許多地方可以共享兼容，卻又各有不同。不同的參與者自發或即興地嘗試加入各種活動，大眾認同的得到支持，不認同的遭到反對。戴耀廷取消臨時公投即是一例。 更明顯的是，它如今讓人擔憂的特徵：無明確領導（卻仍以學聯學民為原初開發者示以一定尊重），無明確時間表，也無人能保證會發展成甚麼狀態，其實正正跟Open Source軟件的特徵完全一致。 Open Source開發有難以預測等缺點，它能否成功完全取決於使用者的質素和自律性，卻是確實可行的形式。它的快速修正和機動性能做到許多傳統開發做不到的東西，能緊貼使用者的變化和需要。不少文創活動早就開始應用相同的開發概念，這概念對新一代來說毫不陌生。 傳統開發為了保護專利人的利益，會花許多氣力來保密，猶如古代師徒間總愛「留一手」和「藏私」的習俗。Open Source卻必須要將所有東西公開才能運作。這種無私和開放的概念，對傳統觀念的人來說很匪夷所思和難以理解，因為這有違他們一直覺得理所當然的價值觀。可見田大少和眾多官員的想法，早就落後了一整個世代，根本不能辨認和理解這種新的模式。葉劉等人對事件的評論更凸顯他們對網路世代的無知和恐懼。香港的未來，如果由這些只能理解家長式管治的官員繼續把持，停留在二十世紀，香港的競爭能力和發展顯然只會不進則退。 ——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3, 2014, 6:39:11 AM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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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Nov 2014 03:13 PM PST
據說，最近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又一次提出要依法治國。在我的記憶裏，中國領導人提出要搞法治，完善法制，依法辦事，已經有幾十年了。最早是對文革中「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反思。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有一家雜誌就叫《民主與法制》，很受歡迎。「狼來了，狼來了」喊了幾十年。這次習總書記已經把黨政軍大權都攏起來了，集權的優勢都有了，想幹什麼都能幹得起來了，狼真的會來了嗎？ 這幾天網上瘋傳傳習近平在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總書記說：「要善於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變成國家意志，形成法律，通過法律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志，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黨既領導人民制訂憲法法律，也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政法工作要自覺維護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權威性，確保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實施，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割裂開來。」 這段話很漂亮，一個個方方正正的大詞兒，不容易聽懂但能把你嚇半死。其實分析起來很簡單。那就是一句話，「黨的意志」通過法律這個東西，變成了「國家意志」，然後所有的人，包括黨本身，都要執法，守法。 我們且不說「黨的意志」是個什麼東西，「國家意志」又是個什麼東西，黨是一群人的組織形式，它是怎麼有了意志的，這意志和這群人的意志是什麼關係，也不說國家是怎麼有意志的，國家意志到底是哪些人的意志，單說習總書記這段話裏，黨和法的關係就有邏輯上的矛盾。 我相信習總書記是想把國家搞好，就像歷史上任何時候的皇上都是想把江山社稷搞好的。百姓有不愛國的，國王卻一定愛國，朕即國家，沒有不愛國的國王，沒有不想把國家搞好的最高領導人。習總書記的話表達了這樣的良好願望：黨來負責制訂法律，這法律就是這個國家的「國家意志」，然後黨就和所有人一起執法，而且和所有人一樣要守法。若如此，豈不美哉！ 可是，如今國家是屬於全體老百姓的公共之物，而黨是屬於有限人數的一個組織，是由具體的一些人組成的。話再說得漂亮，你怎麼能保證有限人的「黨的意志」就是全體人的「國家意志」呢？黨立了法以後，組成黨的那些人如果不守法，誰來讓他們守法？你保證了又有什麼用？ 我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討論體制改革的時候，就介紹過猴子分果果的寓言。一群猴子分果果，怎樣分得公平呢？一個簡單的規則就是，把果果分成一堆一堆的這隻猴子，必須等別的猴子都選了自己一堆後，拿最後剩下的那一堆。 人類社會當然比猴群分果果要複雜得多，經過幾千年的嘗試、失敗和教訓，全世界都明白了要把立法權和執法權分開，由不同的政府機構來實行，還要有獨立之司法來保障社會公平和正義。在美國率先把「三權分立，制約平衡」的原則寫進憲法，貫徹於政府一切事務之後，經過兩百年，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理解了，在國家組織中，分權和製衡是保障清廉與公正的不二法門。 這個道理到了中國，孫中山將其發展成五權憲法，在三權之外加上了考試權和監察權，反映了中國政治中，吏治從來就是一個大問題。國民政府經過長期的軍政和訓政階段，終於成功民主轉型，實現了憲政。如今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國家機器的結構就是三權分立的。與此同時，共產黨很堅決，江澤民就說過，我們不搞三權分立。歷屆中共領導，要麼對三權分立視而不見，要麼明說中國搞法治但決不搞三權分立。為什麼？他們不明說，其實誰都明白，他們不知道把黨放在法治的什麼部位上。 其他國家搞三權分立，也有政黨，為什麼人家能搞呢？像歐美國家，搞多黨競爭，誰能搞好國家誰上台，搞不好就換黨做做，換人做做，台灣就是這樣的。中共不願意，它怕它給換下來了就再也換不上去，怕換下來了後自己的爛事全給曝了光。或者像日本，黨內有派，各派競爭。正規的說法是先實現黨內民主。中共也不樂意，怕一旦各派競爭，黨內本來捂著的惡鬥大白於天下，黨就再也裝不住偉大光榮正確的面子了。 在他們看來，黨其實是最重要的，國家只是一份財產，黨可就是自己。國家是黨的，也就是他們這些人的，這才是他們要保障的頭號要緊的事情。習總書記一番話，只不過是想告訴老百姓，黨和國家就是一回事。這是如假包換的忽悠。黨的宣傳工作者趕緊跟上，人民日報刊文，黨大還是法大是個偽命題。他的理由自然就是習總書記講話的精神核心，黨本來就是法的主人嘛。 習近平的話已經說得夠明白的了，黨即國家，中國的法治，就是黨治。真正的法治，還沒出生已經病危了。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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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Nov 2014 10:07 AM PST
近日，「文革式語言」似乎有復興的勢頭。10月22日官媒網站即有厲聲警告，「『杜汶澤』們，休想吃我們的飯，還砸我們的鍋」，『杜汶澤』們，你們是否想過，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從1997年香港回歸，近20年來，你們幾位幾乎都是靠內地的市場和粉絲在養著你們，你們身上還留著中國人的血液，現在別說湧泉相報了，你們違背『一國兩制』的原則、挑戰中央權力、漠視基本法，『一邊賺著大把鈔票，一邊回頭罵娘』，對得起生你養你的國家？誰能容忍你們的行徑？」「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這也是@思想火炬10月25日所轉達的最高領導人意見──「習近平對意識形態工作再發重要指示：要在重大問題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絕不允許與黨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要高度重視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打好主動仗，防患於未然。」最後，這家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官方微博，還追加了一句語氣更狠的點評，「更不允許拿共產黨的錢，拆共產黨的屋，挖共產黨的墳。」 「吃飯砸鍋」論的詭辯在哪裏呢？不少網友就截錄出熱播劇《北平無戰事》的話作為回應。劇中，國民黨預備幹部局督察曾可達在審判中共地下黨黨員林大濰時，雙方在庭上曾有交鋒。曾高聲質問潛伏於國民黨內多年的林：「談主義，各為其主，我理解你。可我現在不跟你談主義，只跟你談做人。你既然信奉了共產黨，就該在共產黨那裏拿薪水養自己、養家人。一邊接受黨國的培養，拿著黨國給你的生活保障包括醫療保障；一邊為並沒有給你一分錢給養的共產黨幹事。端黨國的碗砸黨國的鍋，這樣做人你就從來沒有內心愧疚過嗎？」編劇劉和平借林大濰之口，展露了他所理解的共產黨人風骨：「既然你不談主義，我也不談主義。國民黨和共產黨，誰的主義是真理，歷史很快就會作出結論…你說是國民黨給了我生活保障，請問國民黨給我的這些生活保障都是哪裏來的？你無非是想說食君之祿、忠君之事那套封建倫理，不要忘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已經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孫中山先生說過自己是君了嗎？說過大家都是拿他的俸祿了嗎？你問我，我這就告訴你，你們，包括你們的蔣總統所拿的俸祿都是人民的。」 當然，還有更低級的「文革式語言」。10月30日，藍翔技校校長榮蘭祥針對藍翔醜聞回應媒體說，「倒藍翔」的勢力中有國外勢力的參與。原因是國家正在嘗試職業教育改革，國外勢力害怕改革成功。一時間，引發了網友的造句運動，「剛剛把腳給崴了，狗日的敵對勢力！又是你亡我之心不死！」「我網速好慢，一直卡屏，這一定是外國勢力搞的鬼」「最近感冒了，是哪家海外敵對勢力暗中作祟？」「海外敵對勢力哪家強?顛覆技校找藍翔。尼大爺的敢情海外敵對勢力已經混成與技校搶農民工的地步！昨天吃頓飯發現菜裏有根頭髮，找飯店老闆，老闆懷疑我受到了海外敵對勢力的蠱惑。今天動車上有個小伙放了個屁特別臭，我懷疑這一定是他受海外敵對勢力支持的結果。」從道理上戳破這種「海外敵對勢力」論也很容易，「現在一些人動不動海外敵對勢力的，那你們把家人都送到敵對勢力那裏，是去當人質嗎？」 為什麼像「吃飯砸鍋」論、「海外敵對勢力」論這種已經被公眾常識駁倒過很多次的文革式話語又「死而復生」呢？波普爾說：「不容否認，陰謀的確存在著。但絕大多數的陰謀都不會有作用，真正發生作用的陰謀又不被我們知道。真正決定一切的是情境邏輯，陰謀只在有利於它的情境中始能發生作用。」換句話說，文革式話語本來因為「所指」（階級敵人，帝國主義）的消亡而陷入了空轉，現在由於情境的變化，又被賦能了。陰謀論這種武器，在只重立場不重事實的社會最有效，使用陰謀論可以將對手妖魔化，讓其指控的事實變得可疑。所以，官方重彈「文革式話語」，也許是對政權安全性的焦慮導致的，而民間也附和「文革式話語」，則無非是藉這種話語外衣掩蓋自己的私利，榮蘭祥搬出「海外敵對勢力」不就想轉移別人對藍翔醜聞的揭發嗎？ 學者楊恆均說他十多年前在美國做過一個研究，其中一個內容是研究蘇聯如何被自己的情報機構克格勃（KGB）一步一步帶向滅亡。當時，KGB給蘇聯領導人提供了大量原始的「美國威脅」與「海外敵對勢力」滲透蘇聯的情報，幾乎不帶任何遴選與分析，這本來沒有錯，但在蘇聯領導人不相信國外媒體又把自己的媒體管死的情況下，這些情報成為他們做出決策最重要的依據。結果呢？克格勃的情報讓蘇聯領導人整天緊張兮兮，不得不拼命擴軍備戰以對付「美國的進攻」，對內瘋狂鎮壓民眾的正常要求以肅清「海外敵對勢力」滲透，結果我們都知道，蘇聯最後是倒在了「內部敵人」手上。對蘇聯倒台功不可沒的克格勃（KGB）們搖身一變，發財的發財，當官的當官，統治這個國家的依然是原克格勃的普京。 沒有官方的「吃飯砸鍋」論，就不會有民間的「海外敵對勢力」論，這倒不是說官方說服了民間，而是說民間某些人在諂媚官方，而兩者的結合將使輿論場裏的理性說理能力流失更嚴重，只剩下立場宣洩和解構狂歡，權力污染漢語，又多一例證也。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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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Nov 2014 10:06 AM PST
题记："真正的哲学家，是死后才出生的"。——尼采 陈子明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留给我内心的徒然的悲戚和某种莫名的无奈，我一时不知道还需要说一些什么。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环顾四遭，尽是黑暗来袭，生于黑暗之时，活在黑暗之中，正和当年鲁迅先生所言"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感受竟然有惊人的一致性。以己推人，近日又看到了河南老乡阎连科先生获得卡夫卡文学奖时候的演讲辞，也与黑暗有关，那篇演讲最惊触我心的话语竟然是："我是一个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也许，在这个世间，与我一样，看见黑暗、感受黑暗、懂得黑暗、行走在黑暗里、逃避黑暗、对抗黑暗、追逐光明的人还有很多。 陈子明先生，以一己之身对抗黑暗，其思想熠熠生辉，有光亮，令世人瞩目和赞叹，赋予我们这个时代以意义，当后人回顾这个时代的时候，因为会有一个名字叫做陈子明的存在才使得这个时代没有失去分量。 也许，历史正是由这些具有思想重力的人的存在才会有意义，正如，那个时代因为有一个女子林昭的存在，才使得这个民族不会失色和羞愧难当。 很多年以前，我曾经悲哀地写道：中国这片大地上，总是以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作为其牺牲，来推进时代的进步。（大意）从迈向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到黄花岗众烈士们、从秋瑾到林昭……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不过是在脑海里演示的是血淋淋的各种牺牲，呈予上帝面前，祈求上帝饶恕剩余十多亿苟活者的罪孽而已。 "牺牲"是一种献祭。古词意中，"牺"是纯色，"牲"是祭祀用的奉物，"牺牲"也就是祭祀用纯色高贵的家畜。 《诗经·鲁颂》中"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用騂牺。""騂"是赤，纯正的赤色牲口最高贵。《国语·鲁语》中有"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有了以高贵的牺牲作盟誓的意思。 伏羲也叫"牺皇"，他与女娲合称"牺娲"。为什么叫"牺皇"？因为他"牺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这里不是简单的牺牲与被食用关系，"庖"的意思是"包含万象"，也就是以自己为牺牲，让天下万民享用。这"牺牲"于是从一代又一代人诞生的源头，就成为一种崇高，超越了原始的献祭。 正是一代一代的牺牲才有文明的哺育与推动历史的志士去前赴后继。 陈子明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牺的牲；他也是一个纯然的高贵的牺的牲，正是他的这种高贵的牺牲，摆放在走向光明的祭坛之上，引领更多的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朝向光明。 陈子明也成就了当代的夸父逐日的神话，尽管他倒在了通往宪政通往自由民主道路的路途上，但是在摆放他的祭坛上所燃烧着的睿智的思想火焰，始终照亮着处于黑暗中的继续追逐光明的人们。 陈子明先生的身体遭受的损害应该毫无疑问地与他的人生所经历的苦难有关系。苦难可以摧毁他的肉体，但是不会摧毁其高贵的灵魂。正是其高贵的灵魂的存在，其肉身作为牺的牲才凸显其真实纯然的受到喜悦的价值。 于这个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环境中还苟活着的还在继续感受黑暗的人们，都默默磨练自己成就一种蹈海英雄般的心胸和气魄；都会在笑对"报纸和电波传来的谎言"（穆旦语）后还要承受来自黑暗的"恫吓和忠告"；因为，我们，包括陈子明先生，都一直在体味着一个持续了65年的荒诞离奇的梦。 我的一位诗友在早上出门购买豆腐脑时候，发现买豆腐脑的女人因为惧怕城管而时刻怀着惶恐之心，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秘密： "当我每天晚上，熬夜伏案，将灵魂探出窗外，游走在无垠的天地之间，摘取语言的桂冠，赶在天亮前流着热泪将这些智慧的星灿，虔诚地供奉给这个社会时，内心的不安和惶恐，竟然和这个卖豆腐脑的女子如出一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天兵天将突然出现，因为某一个敏感词而删掉我的帖子？会不会有哪句话因为触及这个社会紧绷的神经而被上纲上线？会不会因为某一句话，给我及我的家人带来无尽的灾难？这不寒而栗的惊恐来自何方？我们为什么活得如惊弓之鸟一般？谁来庇荫我们焦虑不安的灵魂？安抚这四面楚歌的绝望？当社会和精神让我们无所皈依，坐卧不安时，如何放射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生命之璀璨之光？"（见彦一狐：《一颗惶恐之心》） 看到这里，我不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是谁让无罪的全民（从小贩到诗人）都变成了被威吓的怀有惶恐之心的存在？ 曾经与一位台湾的友人聊天，他很不理解的是：在台湾，这些敢怒敢言敢骂马英九总统的现象和正常呼吸着纯净的台湾上空的空气一样，很平常稀松，很正常；为什么在大陆的论坛里，如果文章里存在某一个敏感词，就会被马上删除掉？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台湾人的心中，正常的和吃饭一样，到了广袤的大陆，却成了稀缺资源？ 我说，因为这片天地充满了雾霾，并遮蔽了光明，所以，不能自由呼吸。 我说，这片天地已经被人为地时空倒错了65年了！所以，这片大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看来，习以为常；在外界看来，光怪陆离。 …… 在这里，你会看到的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心的地狱。是意识形态带来的制度之祸带来的畸形社会形象。 在和一位喜欢抱怨的作家朋友交流的时候，我劝勉他说：我们真是生逢其时，素材太多，早已经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力，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作家，其想象力指数也会被爆表。我们作家的文字生活，是那些西方作家心路历程所享受不到的文字上的盛宴！ 陈子明的唯一遗憾，就是在享受苦难赋予给他的丰富的天才灵感之时，沉重的肉身却容不下他那丰盈的灵魂；丰盈的灵魂寻找自由天国的路径的同时所播下的自由种子尚未发芽，就舍弃了承受苦难的肉身，进入了另外的时空而去。 我偶尔也写几首直白的诗歌，但是，在这个浑浑噩噩、危机四伏的世界，小资情调的诗歌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和理由。所以，反抗诗歌，反抗一切的来自社会与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奴役的词句才赋有生命之意义。我的一位诗友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披挂着自由的钾衣，堂而皇之地为一个族类，长期被束缚被麻醉的头脑开颅？我们还要承担多少难以诉说的痛苦和无以承受的苦难才能过上不用设防，无需戒备的平常人的日子？……我们内心的犬儒，骨子里的麻木，如何在有神和无神的庇佑下守住柔软的怜悯与博大的爱？"（见彦一狐：《一颗惶恐之心》） 谨以此 悼念陈子明先生！ 逸风于2014-1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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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Nov 2014 09:35 AM PST
雖則漢人有"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思想傳統，但是，總是褒合貶分、求合拒分；自治、獨立是漢民族大忌。所以，大漢族崇信和奉行中央一統的集權制，強烈拒絕一國內地方自治、獨立；不管這個自治、獨立是憑恃暴力還是和平手段達至。 漢民族不但堅拒一國內分立，還拒絕在本土外漢人聚集地立國。讓本來有建立中國外第二個漢人國家的機會和條件，棄之如敝屣，一條心向原旨華厦祖國；讓立國機會白白流失。 這裡想以北婆羅洲為例展開述說。 婆羅洲是世界通用名稱，印尼和中國稱加里曼丹；北婆羅洲在婆羅洲北部，現稱沙巴；首府亞庇現稱哥打京那巴路(kota kinabalu；KK)。馬來西亞建國前，主要由人口約相等的原居民杜順族、巴夭族和華人組成；約佔人口半數。現在是遠隔千里的馬來西亞的一個屬州；這個怪誕事實是由英國殖民宗祖國搞成的。 婆羅洲政治史中，有一個與華人有關，但基本上與漢民族大一統思想相悖的華人獨立建國事實記載。這個事實是，（1776年～1886年）廣東梅縣（今梅州市區）的客家人羅芳伯建立蘭芳共和國：蘭芳大統制共和國。其立國疆域就在今之婆羅洲島的西部坤甸地區。但是，在這裡，我不得不悲哀地告訴大家，即使這個中國客家人在異地立了第二個漢民族的國家，在羅芳伯本人朝貢原旨漢族中國時，竟不敢稱蘭芳國，而稱蘭芳公司！一個頂天立地的蘭芳大統制共和國的大唐總長，竟被大一統思想壓得扁成平面了。 漢族的立國史除了春秋戰國、三國期間有作為過度到統一的多個中國外，都是統一的。統一是常態，分立是異常、是例外；所以，蘭芳大統制共和國是漢民族大一統思想的例外和反動。在今天，因由共產黨非法武裝割據造成的兩岸兩國的分裂局面；但是，面對兩個中國的事實，有一股無比強大的統一思想在燥動不已。這種大一統思想令普世值中的人民自決權利見不着踪影。 我真不明白，除了滿足漢人大統一的虛榮，實際上是統治者權力擴大和集中的實利之外，統一對具體到每一個個人的人權、自由、權利、利益，到底有甚麼好處？一個中國分立成N個中國有甚麼害處？ 由上簡述漢民族史，可以見到一個漢族迷思：要麼是有條件有機會立國而不立，只把希望寄託於原旨華厦祖國；要麼就是一立國就去漢去中。總是走向兩個極端，這可否叫做漢民族大一統迷思？ 再看立國去漢的事實。把眼光從歷史中抽回來，在現實中住外看，有一個漢民族為主體的新加坡共和國。但是，一個與羅芳伯一樣同是中國南方客家人的李光耀建立的這個小島國，卻是去中、去華、去漢、去客家、入英的國家，是極不漢的國家。從某一角度來看，李光耀是叛主逆宗的民族叛徒。即使是台灣的台獨人士中的一部分人，也莫名其妙地去中去漢，不承認自己祖宗是華人漢人。 現在又回到歷史中去，說說有條件有機會立國而不立。 歷史上查出如下資料：当日军侵占婆羅洲后，北婆羅洲有一支由中國南方廣東潮洲人郭益南(Albert Kwok)建立的北婆罗洲亚庇地区华侨地下抗日武装组织。其抗日活動从北部与西海岸开始，在基纳巴卢山麓、亚庇和西海岸一带的组织和開展抗日活動；是為神山游击队。(基纳巴卢山華人稱呼為中国寡妇山，当地土著居民奉为神仙，故名神山；在此的抗日遊擊隊，是為神山游击队)。 在抗日勝利後，這股華人力量本可以向盟軍方面爭取獨立建國權利。若事成可以建立一個有漢族在內的新國家，事不成，也可以留下華人獨立民族性和建國意志，為今後華人爭權益儲備人才、精神和物質力量。 但是，這股力量，在抗日勝利後不是立足本地，掌握千戴一現的機會，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是心向原旨華夏祖國。他們熱衷的是甚麼慶祝國慶、回國報國等離土之事；華人建立第二個漢族中國的機會白白流失了。愛國，最後被共產黨統戰綁架成投共。這個投共結果之一是在香港留下了一小批(大批入地獄、上天堂去了)南度"華僑"待度遺生。 寫完了，但心有不足，還想問：分立、統一、到底是以人的幸福為準還是以權力一統天下為準？ 有兩個答案：真正自由民主派以前者為準；專制統治者以後者為準。現在很多打着民運、民主派、獨立知識分子旗號的人士，都與專制統治者同思同行同道，打民族牌，無顧人權、權利，來個朝野統一大合唱。 這是假民主派，張三一言說的。 蘭芳共和國資料鏈接： 20141102 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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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Nov 2014 08:58 AM PST  本文节选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的作品，他认为，"共产主义深受底层工农人民的拥护"这一说辞，从其历史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通过正常的选举而取得过执政地位，甚至在如今的印度也有数十个共产主义党派，即使在贫困选区，他们也无法取得足够的选票，只能暗暗坚持武装斗争谋求上台机会。 故而共产主义执政的成功，在于以成败论英雄的革命，而非民心，这在列宁的人生中显得相当显眼。 下面是正文，不妨一读： 在西方语言中， "专政"一词意出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dictator,音译迪克推多），这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按当时惯例，对迪克推多的授权为期仅半年，延期则需要再次授权。共和末期的独裁官逐渐不守规矩，到屋大维时干脆改称元首（princeps），罗马进入帝制时代，迪克推多之称便不再存在。 可见所谓专政，第一它作为一种战时独裁意味着民主的中断，即有专政则无民主，"民主专政"提法之不通，犹如说"黑色的白"。 第二它与法治不相容， "专政"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包括专政者自己所立之法，对他也没有约束力。列宁后来一再宣称"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从该名词的原意讲，他并没有说错。 第三它是一种与紧急状态（通常是战争）相联系的临时措施，是共和制度的短期中止，而不是一种正常的执政方式，这一点它与"专制"不同。 俄国民粹派讲"专制"：先进者必须强迫落后者 与西方市民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按：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鼻祖普列汉诺夫的用词）不同，在俄罗斯村社－皇权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俄国民粹派思想传统中"人民专制"的主张源远流长。这种思想虽然也有以暴抗暴之意，但本质上却是其"英雄驾驭群氓"理论的衍生物。以传统村社为思想资源的民粹派虽然号称崇拜"人民"，但这"人民"却是个抽象的整体，只能由少数英雄来代表，其余人等则通常"落后、僵化、思想一贯保守"，只是"1"后面的"0"，没有了"1""0"便失去了意义，于是就有了"少数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迫使'多数人实行社会主义"的特卡乔夫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人民专制"国家。 显然，民粹派所说的"人民专制"是指"人民"中的少数"先进分子"来"专制"。而列宁也明确讲过无产阶级并非自然就"先进"，它必须经过少数先知的"灌输"，"社会民主党要把向工人灌输政治觉悟"作为最主要的任务，"阶级政治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列宁很早就提出"灌输论"，不时表露过先进者应当对落后的"多数"实行强制的观点。早在1902年他就曾明确地说：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俄国是个农民国家，而落后的农民、即俄国国民的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用不着说'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绝大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必要了"。亦即：俄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专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为多数人即农民的"落后"使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 列宁在这里把"专政"和民主（"获得大多数"）相对立，这是合乎"专政"一词之本义的。尽管"农民落后论"是马克思以来的传统看法，并非列宁首创，但是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农民落后论得出的结论只是在农民国家搞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行不通，必须先经发达的资本主义改变农民国家、使无产阶级成为多数后才有可能。而列宁的说法隐含的结论却是：可以用先进少数强制落后多数的"专政"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当时的列宁看来，能够获得多数人支持就不需要"专政"，需要"专政"就是因为他认为无法获得这种支持、至少是无法保证这一点，而这又是因为占俄国人口多数的农民落后、保守和"半反动"。当时有人批评这种观点为"恐农症"。这的确是列宁"专政"观念的鲜明特征。 这样，"专政"就不再是从古罗马的战时状态、"一到局势比较稳定就重新让位给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具有过渡性的紧急措施"，而变成不仅延续到和平时期、并进一步延续到"永久"的做法："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贫农永久专政的典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永恒斗争。" "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当然，直接说少数人要对多数人"专政"并不好听也不利于"逆向"创造社会主义的前提，所以列宁一般不那么说，他在公开场合说得多的还是"民主"，讲"专政"时也常说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但是不信任"多数"，准备用"专政"对付"民主"的想法他是一直就有的。他在野时为了宣传和争取人心经常指责他人拖延立宪会议妨碍民主，执政后也不能说他不希望在立宪会议的民主选举中取胜，但一旦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发动"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这是他后来对苏联内战的定义）是毫不手软的。 列宁讲的"专政"是"先进少数"强迫"落后多数"的民粹派"人民专制"传统之发展。这在前述俄国社会民主党初建时的纲领之争中已经滥觞。而到1917年以后更是明白不过了。 在内战中列宁强调"民主反革命"的威胁。而内战行将结束时他又指出，苏维埃政权还面临着一个比任何数量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和他们的军队加在一起都更加危险得多、也比外国资本和官僚制度更危险的敌人，那就是农民或"小资产阶级"。农民之所以"最危险"，并非因为他们是意识形态所说的"剥削者"，不，他们完全可能是"被剥削劳动群众"，但是他们愚昧、不听话而且人又多，因此就得这么办："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的决定"。 然而那"10个工人"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未必。正是在内战末期，列宁多次、突出强调了如下观点：由于战时工业衰退，工人不得不在厂外谋生，成了"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因此俄国无产阶级已经"丧失阶级特性"。这个说法显然给反对派抓住了把柄："他们说无产阶级既然丧失了阶级特性，就应当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然而根据那种英雄驾驭群氓的"人民专制"逻辑，这种反问难不倒列宁："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只是无产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党所能联合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于是情况变成：60个农民"无条件地服从"1 0个工人，1 0个工人又"无条件服从"两三个"本阶级的少数"精英，而根据同样的逻辑，这两三个"少数"最后还必须"无条件服从"一个人——列宁说的很清楚："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显然，抛开那些意识形态的和云山雾罩的繁琐论证，列宁的逻辑其实简单明了：在俄罗斯，"人民不爱，党爱"的事很多，所以要"专政"。我们是少数，不能得到、或者说不能保证得到多数票，因此民主对我们构成危险，我们需要"专政"。对手搞暴力我们当然要"专政"之，对手搞和平民主我们同样要"专政"之。而我们是"先进"的，多数人是落后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对他们实行"专政"。在1920年的一次未发表的谈话中，列宁把这个逻辑讲得很清楚： "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只要其他的社会成分还没有服从于共产主义所要求的经济条件，这一专政就将延续下去。" "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 "过渡时期，即专政时期，不瞒你们说，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可能要有四五十年的时间。" 这些话不是对此后几十年历史的生动概括吗？ ——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5, 2014, 6:42:56 AM11/5/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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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Nov 2014 11:50 PM PST
我們看到有幾個貪官上央視悔罪的？ 我認識的一位媒體評論員，因為經常在國際媒體上發表時政評論，但幾個月前就被禁止出國參加任何活動，而且這樣的非法禁止，被告之不是短期行為。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近期也被校方通知，不允許參加在德國舉辦的學術活動，儘管她已購買了機票（不得退換的機票），如果一定去參會呢？也許在機場就會被攔截。郭教授找到相關機構的「國保」人員溝通，得到的答覆是，因今年參加「六四」紀念會（浦志強因此會而拘捕至今未釋放）、而且德國的學術會議有敵對勢力參加。國保回答時不給任何書面文字，不給任何賠償。 另一則來自知名作家章詒和先生的消息，說藝術評論家栗憲庭在家中被警方上崗，栗憲庭先生正在生病中，卻被要求近期離開北京，到外地居住，給出的理由是：現在是北京非常時期。老栗住在京郊宋莊，距北京有上百里地，他一介文化人，北京非常時期，與他何干？非常時期警方應該去保衞核心部門，分散人力到文化人家門口上崗，驅逐文化人離京，是製造事端呢，還是真的擔心文化人影響北京安全？ 需要離京參加學術活動的，不允許參加，扣在北京保證「北京安全」，需要留在北京生活的，則被要求離開北京，也是為了「北京安全」。北京的安全與穩定，是通過折騰知識人、文化人的方式達到？還是通過羞辱文化知識界，以達到警示與威脅的目的？ 記得2011年，當中東茉莉花運動席捲之時，北京也如臨大敵，一些年輕人相約在王府井等地聚會，也許是想製造一點茉莉花運動的感覺，結果呢，有關方面以為自己的末日快到了，對網友約聚地嚴密封鎖，任何進入相關區域的個人，都可能被拘捕，連上街給自己母親買花過生日的女生，也受到盤查，網絡上任何發表與茉莉花相關內容的網民，可能被拘，京郊茉莉花種植戶不僅不允許賣花，甚至被毀棄全部花苗。 我本人在微博上討論花兒與敏感、革命與反革命這純屬理性思考的問題（沒有煽動任何人上街參與茉莉花活動），也兩次被朝陽警方拘審，從傍晚審到第二天凌晨，第二次甚至將家中電腦抄走，直到被家人與單位保釋。你不知道他們是報復性的拘捕（因為在媒體上發表過批評市府與警方的評論），也不知道是故意擴大打擊對象，為他們自己創造績效與獎金，警察說這些事情並不是他們想幹的，是上級的國保讓拘捕，他們就替人操刀，國保是做什麼的呢，就是國家政治安全保衞部門，你在網上思考敏感詞、思考革命與反革命這樣的問題，也被他們視為影響國家政治安全了，這需要怎樣魔幻思維才能扯上關係？但他們憑藉手中的法外特權，就能拘捕你，就能羞辱你。 當時受到極其殘酷迫害的，有滕彪律師，還有異見作家余杰等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友漁與紀錄片製作人華澤後來編輯出來了厚厚一本《遭遇警察》，記錄了因茉莉花事件遭到警方迫害的中國公民案例。 APEC會議將在北京召開，北京又有了非常時期，天津人收到的通知是不會及時供暖（延遲半個月），以保證北京會議時的空氣質量，而北京有居民收到的通知居然是停止小商店經營，送奶公司將在會議期間停止送奶業務。警方不是想著如何保障百姓的安全，而是將知識分子、藝術家視同敵對勢力，加以嚴密布控，讓那些準備出國的知識人（可能曾經批評過政府）列為禁止出國對象，將曾經活躍的藝術家（可能曾支持過維權活動）列為驅逐出北京的黑名單，這樣的非法打擊方式，每年六四之時或國慶、「兩會」之時，都會在北京重演，警方已駕輕就熟，非法的方式已成為習慣動作。 剛剛中共開過的四中全會「決定」，硬是被這些保衞黨中央的警方、國保給當成了一紙空話和謊言，對於警方，法無授權，不得執行，對於公民，法無禁止，即可行動。警方不允許教授出國，是依據怎樣的法律條文呢？栗憲庭生活在自己北京家中，又違犯哪一條國家法規呢？ 警方與國保們公然踐踏國家法律，肆意羞辱知識分子，還要持續到幾時？ 國保或警方所做的這一切，難道都是為了製造敵人，保衞黨國？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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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Nov 2014 11:32 PM PST  在過去的10月份，從15日的新版文藝座談會，到30日的新版古田會議，加上中間20日到23日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黨的領導」這一詞彙一次次被提及。之所以說是「新版」，是因為當年毛澤東曾召開過古田會議和延安文藝座談會。習近平選擇這種「新版」模式，並且在古田還特意向毛澤東塑像敬獻花籃，無疑是在宣示自身的紅色基因和歷史傳承。 85年前的古田會議，核心內容就是確立了黨指揮槍原則，強調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習近平親自提議在古田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將中央軍委班子及全軍各大單位將領匯集一堂，是用實際行動來重申這種絕對領導。習近平還首次明確就徐才厚案表態，指出要「深刻反思教訓，徹底肅清影響」。在當前改革、反腐局面異常嚴峻複雜的情況下，加強對軍隊的掌控，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另外，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首次專題研究依法治國的中央全會等等，都是前任領導人所沒有做過的。十八大之後成立的中央深改小組、中央國安委、中央網安小組等黨中央機構，更是習近平的首創。 習近平的首創還不止於此。今年6月，他一改前任領導人的低調沉默，首度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亮相，改變了外界有關總理主持財經小組的誤解，凸顯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此次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創紀錄地13處提及「黨的領導」，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列為依法治國首要原則、最根本的保證、最本質的特徵。 總而言之，黨管改革、黨管軍隊、黨管法治、黨管文藝、黨管安全、黨管經濟、黨管網絡、黨管外事，黨管一切。人民日報3日發表了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文章，內裏就明確提出：「在我們國家，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複制了毛澤東當年所說的：「工農兵學商，黨是領導一切的。」而將「黨的領導」發揮到極致的無疑就是毛澤東。 但全國上下，部委廳局辦、省市區縣鄉，主要幹部幾乎清一色是中共黨員。為什麼還要處處強調黨管一切呢？ 玄機就在於黨組織規模雖大，總要有個代表。八千多萬黨員中也不乏草芥百姓、升斗小民，他們是沒有任何領導資格的。毛澤東所言：「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作為黨中央最高機構的政治局來管，才算是黨的領導。而政治局是一個集體，同樣還需要一個代表，那就是作為領導核心的總書記，才能真正代表黨，成為黨的化身。其他的人大、政府、政協雖然也都是黨的人，但並不能代表黨。黨管一切，就是黨的總書記管一切。 這樣來看，在大小會議上不厭其煩地強調「黨的領導」就順理成章了。這樣來看，一人身兼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國安委主席、深改小組組長、財經小組組長、網安小組組長、對台小組組長、外事小組組長、網安小組組長、軍改小組組長，親自擔任三中、四中全會文件起草組組長，也就很好理解了。 人民日報4日又發表了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的文章，文中指出：「軍委主席負責制，是憲法明確規定的我國軍事制度的重要內容，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制度的最高實現形式。要圍繞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確保全軍一切行動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揮。」這就更直截了當地點明了：黨管軍隊，就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管軍隊；軍委指揮，就是軍委主席指揮。 昔日法王路易十四親政後不設首相，集中王權，事事親為，並且也曾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多項改革。他聞名於世的名言就是「朕即國家」。這與「黨的領導」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機制可能會極大提高政治運行效率，但令人擔憂的就在於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其效率有無、正義是否，都取決於領導人的自律。套用投資術語，高收益也就意味著高風險。譬如，雖然強調黨要依法執政、依憲執政，但是如果違法、違憲，又有誰能、又有誰敢去指正呢？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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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Nov 2014 11:54 AM PST  本周二(11月4日)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尽管此次中期选举两党竞争十分激烈，但美国精英和选民的热情并不高，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无论哪边获胜，都不可能打破美国的政治僵局。而且，许多人对两年后的大选也不抱期待，因为人们目前看得到的总统竞选人，没有什么新面孔，更没有什么引人的新主张。搞得不好，又是一场布什家族与克林顿家庭的竞争，令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大倒胃口。 中国的制度与美国完全不同，但人们对习近平的改革期待也在迅速降温。四中全会关于关于依法治国的文件固然有很多毛病，但如果在一年前发表，感觉会大不相同。因为一年来大家对习近平有了更深的了解。基于这些了解，人们确实更相信习近平想做事，想担当，但另一方面，对他是否能做事，能担当，则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如果习确实没有领导变革的能力，中国也很可能陷入政治僵局。因为现在看不到有什么人能在政治上挑战习近平的地位，而习距离任期结束还有八年。 但是，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内部危机都已经十分深重，民众不满也在继续增长。那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中两大国若陷入持续的政治僵局，对未来会意味著什么呢？我的判断是，这种政治僵局的持续，将增加21世纪爆发一场波及全球的大革命的可能性，其影响力将不亚于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但方式将非常不一样。 主要依据之一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导致的全球危机，再次打破了世界秩序的稳定，在全球范围深刻地撼动了青少年对未来的预期。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这一点都已非常明显。有政治雄心又有领袖禀赋的青年人，对主流的政治游戏越来越不感兴趣。也就是说，21世纪的毛泽东们已经出生了，他们已经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磨练自己的意志，寻找新思想和同道。 依据之二是新的通讯技术将为这场革命提供支持，并将对这场革命的样式和策略，带来决定性影响。我很惊讶，为什么很多研究20世纪共产革命的学者，对无线电技术没有给予足够注意。事实上，如果没有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在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是无线电技术把中国本土的农民造反升华成为国际共运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中共难逃太平天国的下场。 最近中东的ISIS能成气候，与互联网技术有直接关系。互联网利用地区性教派冲突，把国际化的基地组织升级为规模可观的恐怖主义国家，这是连本拉登都不敢想的。这一发展证明了互联网把一种激进主张转化为国际化集体行动的巨大潜力。 当然，ISIS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这个运动反人类、反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完全无法兼容。但即便如此，美国不少专家都认为要彻底扑灭ISIS这场大火，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恰恰说明目前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存在根本性缺陷。美国和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能力及时扑灭这场大火，而且还生产出成千上万的人冒死加入这个邪恶的组织和运动，这就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 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极端分子，显然不是因为活不下去才来"参加革命"的，而是想追求一个"梦"，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未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值得在那里追求的梦。虽然想加入ISIS的人在比例上是极少数，但期待一个新社会理想的青年人，在今天的世界不是少数，这正是21世纪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我认为美中两国的政治僵局与缺乏这种理想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现在的当权者并非不知道青年人不满，奥巴马和习近平都试图打动青年一代，但他们都没有能力提出对青年人有吸引力的新梦。而在互联网时代，产生一个能够既挑战现存秩序，又能和资本主义兼容的新社会理想，恐怕是迟早发生的事。 不难想像的是，这个新的社会理想将主张增加普通人利用现代智能技术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这不仅意味著更公平的财富分配，而且意味著更多表达个人的机会。因为21世纪的技术，已经有能力把人类从长时间的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 难以想像的是，这个新的理想会在哪里首先被"发明"出来？不过，不管是谁发明新的社会理想，由于人口规模和经济地位，中国都很可能成为这场革命的风暴中心，从而影响整个人类在21世纪的命运。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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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依法治国”能解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危机——评四中全会之二 Posted: 04 Nov 2014 11:38 AM PST
提出"依法治国"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重大问题。 邓小平相当坦率，坦率到以党魁之尊，老老实实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谁说得清楚？"因此，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葫芦里的药，是个"中国特色的谁也说不清楚的东西"。 因此我们只好请事实，请数字，来把它说清楚。今年七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用明明白白一看就懂的数值，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这一制度下，佔1%的户（大概1千多万人），拥有全国总财富的30%以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层。 另一端，佔25%的户（应该有3亿人），合在一起，只得到总财富的1%。这3亿赤贫，构成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下层。 从人口看，这是一个超稳定的三角，下面的3亿多人，托起了上面的1千多万人。 从财富的佔有看，这是一个超不稳定的倒三角，佔1%重量的塔基，承受和支撑着佔30%重量的塔顶。 这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它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这就是它的危机之所在。 这种东西能长久吗？有人特别喜欢做这种梦。也一定有人不愿意做这种梦。要求这25%必须和那1%合做同一个梦，办得到吗？ 所以必须丢掉幻想，另起炉灶。 "依法治国"确实不失为上好的新炉灶。诚如四中全会文件所说，"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的本性。法律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因此我认爲"公正"这条"生命綫"起码应该保证两个"一律"：第一，不管是谁，犯了罪，一律依法惩处。第二，不管是谁，如果受到非法侵犯，一律依法伸冤，换言之，不管是谁，不犯法的，一律由国家负责，依法提供保护。做不到这两个一律，法治的生命线就死了，不配唱"依法治国"的高调。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下过两个定义；"各取所需"和"自由人的联合体。"诚如刘少奇所言，"新产品永远不可能各取所需"。但是，只要不论出身成分，不论级别高低，不论先天的或后天的"红"与"黑"，犯法的一律无权逍遥法外，不犯法的都能有恃无恐过太平日子，不再有政治犯言论犯思想犯，大概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了！我看什么离心力都能迎刃而解，比非法暴力维稳强多了！ 所以，抛弃不中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走依法治国的普世文明之路，无疑是明智的勇敢的正确的选择。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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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Nov 2014 11:38 AM PST        新闻稿 达赖喇嘛尊者二日在访问北美的最后一站纽约市，向华人信众传法。共有约一千位以华人和藏人为主的信徒，恭聆尊者传授「菩提心释论」，并接受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灌顶。 这项法会是由纽约达朗普善基金会主办。循尊者二十年来向华人法友宣讲的传统，法会以汉语唱诵「心经」开始。达赖喇嘛表示，心经的「色即是空」指的就是缘起性空，事物皆非自力存在。 尊者指出，佛教是先传入中土，后传到藏地，他说汉人在佛教的历史上是藏人的长辈。他谦虚地自称学弟，表示对学长献上最高的致意。他说，汉译的佛教经典较多；而藏译的佛教大师释经论述较多。他鼓励汉藏经论互译，互相合作，以取互补之效。 尊者开示指出，世上有教义的信仰里，只有佛教主张了「无我」的概念。他说，人人都想离苦得乐，而人的烦恼多起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我执」，他强调应该生起并增长爱他心，将爱我转为爱他，以对治「爱我执」。 他说，一切无明，主要来自对实相颠倒的解读所致。就连佛陀也无法洗涤众生罪业，除去众生的痛苦。只有发大悲心，了解空性真相，才能离苦得乐。 尊者主张将偈文「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最后两句对调，他说因为空正见需要透过菩提心的辅助来成就。 在法会结束前，尊者期勉信众应该天天观修菩提心和空正见。 全场信众感于获得尊者亲临开示和灌顶的殊胜机缘，法喜充满。 二日的法会是由哈佛大学博士、追随尊者二十多年的蒋扬仁钦，担任即时中文口译。 尊者3、4两日，则是应「西藏之家」请法，主讲宗喀巴大师的辨了义和不了义。尊者5日在会见纽约和新泽西州地区的藏人后，将飞返印度，圆满结束十月二十日至11月5日的北美之行。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 贡噶扎西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6, 2014, 6:05:03 AM11/6/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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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Nov 2014 02:05 PM PST  依法治国是正路。但我听到的议论，半信半疑的居多。 这也难怪。中共历史上，言而无信的前科不少，自然使人不敢轻信。好在不轻信总比轻信好。何况这对中共也没有丝毫损失。真金不怕火炼。既然自己经得起检验，又岂在朝朝暮暮！ 持半信半疑者意见最大的是四中全会文件根本没有提出，当然也没有解决"党大还是法大"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问题。有人认为，文件不厌其烦地重申"党的领导"，意味着"依法治国"已经被偷梁换柱，变质成为"依党治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需要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党的领导"这个神奇的问题。 "党的领导"究竟是什么东西？ 毛泽东有过教导。——毛这个人，说过祸国殃民的浑帐话不计其数。但我们仍然不应该以人废言。我个人认为，至少关於"党的领导"，他曾经有过一段堪称经典的教导，是的，的的确确值得流芳百世。他是这样教导他的全党的： "所谓（党的）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淩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 毛泽东送给大家一面照妖镜，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假冒伪劣。 什么是党的领导？如果有人一天到晚把党的领导挂在嘴上，或者明明拿不出正确的主张，起不了模范作用，或者把党的主张冒充国家的法令，或者用恐吓、利诱、围堵、鬬压等下三滥的手段在公民中强制推行该党的意图，那就一定不是真领导，最多是些仿制品或冒牌货。遇到这种"伪"党的领导（或党的"伪"领导），中国人非但不需要服从它，而且应该鸣鼓而攻之，帮助共产党打假。 帮助共产党打假，压缩这种伪领导的市场，对落实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决定，也许是一种正能量。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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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Nov 2014 01:55 PM PST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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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Nov 2014 02:02 PM PST
前几天，北京再度遭遇严重的雾霾天气，举目皆是海市蜃楼、仙山琼阁。北京人于是进入某种魔幻的审美境界，忙于拍照，忙于在社交网络上传送自己拍的雾霾奇景，调侃这是"仙境"。甚至有公众账号开始教大家"如何在雾霾天拍出好看的照片"，各种搞笑的段子也在疯狂流传。有一位清醒的网友写道："似乎大家都已经习惯了，默认了，接受了，这就是我们必须生存的城市。大概，中国人真的是世界上最擅长忍耐和苦中作乐的民族。可是，对不起，我拒绝加入调侃的行列。几千万人的生命在遭受着威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呼吸的空气变成了毒气，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幽默和自嘲有时是一种力量，可是另一些时候，当它化身轻浮的调侃或者自欺欺人逃避现实的乐观，却变成了一种毒素，麻痹了我们感知痛苦和危险现状的本能，瓦解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一段话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无须再增添词句。不知道大家留意过没有，前苏联和东欧都有极为精彩发达的政治笑话，现在终于轮到了中国。因为你手脚被捆缚，丧失行动能力，也祗能在调侃幽默中实现自己假想的反抗，并得到自我麻醉式的快感。事实上，雾霾及背后的制造者们不怕嘲讽，而祗怕哪怕是轻微的行动。 我前面提到的这位可敬的网友，翻译了一个美国新闻网站上的读者留言。一篇附有北京雾霾照片的文章震惊了美国人，居然跟帖超过1000条。美国很难见到这种超长帖，因为不存在来回互骂和口水帖。一般美国网友万分惊讶，想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住在这种地方？"有人回答："这要看你怎么定义活着了。太恐怖了。"大量的跟帖开始认真讨论环保拨款、公共交通、癌症和新生儿缺陷、对煤炭的过于依赖等等。更深入的帖子就从中国污染讨论到美国两党政治中的经济—环保政策，还有人习惯性地检讨美国的"原罪"：一位说："美国也曾经是这个样子的，直到工厂都搬到了中国。没有这些照片这么严重，但真的非常严重。"另一位补充说："我们给中国送去了67000家工厂1000万个工作岗位，但是没有把控制污染的工具送过去！！！ 67000家工厂7天24小时不停地生产东西，他们只给工人每个月29美元！"这些数据可能并不准确，但凡事自责，心肠总是好的。真正有深度的帖子，在我看来祗有以下两条： 一位叫@SueEll 1354的说："最让我震惊的是，人们戴上口罩去对抗污染，而不是去坚持要求更清洁的空气。他们真的戴上了口罩。"这位美国网友极度震惊的是口罩！对于我们来说早已麻木了。从这种满街口罩的景观中，我们仅仅看到了污染的严重，却没有意识到统治者成功地化解了群体的愤怒，把本应是全民参与的社会抗议变成了个人自保。 一位叫@Seppowatcher的写道："我想一个间接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而不是缺乏法规。再加上用商业自由去弥补政治自由的缺失。中国有足够的法规，但问题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改。"我想，这一位是真正读懂了中国雾霾。我一再反复强调，究其根本，环境污染不是科技问题，而是经济问题，说到底是产权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质是"产权无主化"。统治者发现了一个秘密："无主"的财产比"有主"（无论是国有或私有）更便于掠夺。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以及连带的环境毁灭，正是这种对"无主化"或"产权模糊化"环境资源疯狂掠夺的结果。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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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Nov 2014 01:48 PM PST
一头延安，一头北京，两个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出典和出席资格，足以令荣登庙堂的文艺圈人士心醉神驰。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先后开会三场，发言四十余人次；毛氏前有引言，后有结论。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听取七位文艺界人士发言后，发表了约两小时的讲话。 那一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发表，至今被奉为金科玉律。这一头，通稿仅披露了"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官媒颂歌四起，艺人尤擅造势，掀起的"学习高潮"，不免重落造神运动窠臼。惟炒作多系花絮，令人分不清哪是原话，哪是诠释。要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语），恐怕只有等到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之后。只好凭藉已有史料，略作爬梳以便日后学习。 共同背景：权力斗争与反自由化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政治大背景，首先是延安整风。这是一场毛泽东率中共"农村派"与原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等"国际派"的权力斗争。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初战告捷后，毛于1942年2月正式发动延安整风，将斗争之火烧向党内中下层。 其次是延安文化人宗派及文艺思想纷争的背景。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如作家欧阳山认为"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有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而且越来越严重。 在整风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顿三风"任务，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利用自由主义猛攻 "国际派"。在毛泽东的感召下，延安文化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经毛泽东亲手修改润色）、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纷纷出笼，对延安的僵化意识形态、待遇等级差序、腐化特权等多有批评。1942年5月2日至23日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召开的，上述文化人后来都受到了整肃。这套"引蛇出洞"手法，十五年后又如法炮制：先发动"整风"整党内，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三害"发起猛攻，后急转"反右"整党外，成功打下五十五万"右派"。 北京文艺座谈会同样有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整肃的大背景。身为中共太子党的习近平，对红色江山有着天然的血缘感情，上台后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笔杆，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在以反腐败为旗号的权斗中，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等"大老虎"先后落网，高层博弈至今犹未终局。八天后公布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旨在重振官方道统，亮明主人身份。数日后的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显示"习氏精神"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有望底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管控，令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言论自由空间日见收窄。从批普世价值、反宪政、批"历史虚无主义"到"七不讲"，再从尊孔亲儒、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到用"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诠释"依法治国"，发起反腐，习近平痛心疾首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更有党国秩序的礼崩乐坏。他沿用传统的"内法外儒"治国思路，政治上"专政为体，法治为用"以消灭竞争，意识形态上"马列为体，儒家为用"以统一思想。 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毛泽东走向神坛之门，奠定了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则北京文艺座谈会将文治教化定于一尊，旨在重振乾纲以保执政地位。 相同主旨：文艺为政治服务 将文艺视为宣传工具，是马列政党的传统思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争学说出发，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根据人民网的报道，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同样认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他心中的文艺可不是风花雪月的事儿，而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习在讲话中还表达了对文艺界现状的不满，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一一枚举，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这些针对文艺工作的现状的批评，既是对文艺圈拜金主义的谴责，也不免令人联想起文化艺术市场上闷声发大财的权贵家族。 毋庸置疑，延安时代建构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体系，在"文革"后期已面临普遍的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更遭到市场经济大潮的迅猛冲击，在市场的力量面前，原本控制文化人命脉的"单位制度"威风不再，党文化的传统领地不断遭遇蚕食。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或许文化市场将是个例外。从"政治正确"的党文化观出发，习总不能听任文艺由党的驯服工具转为市场的奴隶，文化艺术必须迷途知返，继续为政治服务。他试图通过提振"正能量"来收复文化市场，要求"中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习近平与毛泽东同样强调文艺的人民性，然而比起一心要"资本主义绝种"的毛，习未便小觑市场的力量，提出的方案相对中庸，在文艺座谈会上他说："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与嗜好《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毛泽东不同，习近平似乎更偏爱外国文学。据人民网报道，座谈会上总书记谈及几十本大书，且特别钟情于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该报道还重提习今年在俄罗斯和法国公布的两张阅读"书单"，其中有俄罗斯的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法国的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蒙田、罗曼·罗兰等。与今年2月访俄时公布的名单相比，俄罗斯作家中增加了克雷洛夫和涅克拉索夫，而前苏联官方文学的代表人物高尔基、法捷耶夫却神秘消失，原因不得而知。 如何解读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功与市场的关系？不妨以史为鉴。所有为人类文明贡献了不朽思想和伟大作品的先驱们，无不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认真阅读过上述作家和思想家作品的读者，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引领时代的人物，既不是市场的奴隶，也不是官场的奴隶。 殊途同归：与会者的命运 延安文艺界山头林立，素有"两个阵营（"鲁艺"和"文抗"）、三大系统（中央文委系统、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四个山头（"鲁艺"、"文抗"、"青艺"和边区文协）"之称。其间不仅有传统的文人相轻，还有军队工农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格格不入。其中最主要的宗派，是以文化人士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作家丁玲为首的"文抗派"。周的圈子中有文化人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人，丁的圈子内是文化人萧军、舒群、艾青、白朗、罗烽等人。 周扬指"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两派互相排斥，势如水火，创作思想分歧甚大，其源流可追溯到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的宗派之争，以及1936年周扬、周立波等的"国防文学"和鲁迅、冯雪峰、胡风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毛泽东当时是支持"国防文学"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中周扬遭整肃，"国防文学"又被打成投降主义。 主动找毛泽东反映延安文艺界情况的作家萧军发现，其实毛泽东对文艺圈很不熟悉："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低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萧军日记》）与此同时，文艺家们也有些忽视"资深文青"毛泽东和延安的文艺界领导，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说：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 "孤芳自赏" ，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讥。 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宣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但整合各派一统江湖，是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毛泽东乘洛甫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往晋绥的一年间，安排凯丰代理了中宣部长职务，自己则轮番约谈众多延安文化人，不断吹放"自由化"的春风放火烧山。直烧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出土，毛才突然变脸，拍案疾呼"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对老友萧三宣称："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于是，王实味遭遇口诛笔伐，不仅无缘文艺座谈会，还成了延安文化界第一个被祭旗的牺牲，最终掉了脑袋。 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请客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在中共"七大"上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逐出权力中心。延安文艺界两大宗派的纷争，客观上为毛泽东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荣登文坛霸主宝座铺平了道路。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中，与毛联名下帖邀请并主持座谈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代理中宣部长凯丰，到中共"七大"时被排除出中央委员会，博古、王稼祥、邓发被逐出权力中心。此后三十多年间，作为座谈会分母的"鲁艺"和"文抗"两派文化人，被领袖玩弄于股掌之间，交替利用，互斗互整，历经延安整风、1957年"反右"至1966年"文革"，最终殊途同归无人苟免。可怜一代热血才俊，被洗脑改造成权力的奴隶，灵性被摧磨殆尽，沦为史上匆匆过客，鲜有佳作传世。 七十二年后的文艺座谈会，人民网赞曰"群英荟萃、少长咸集"，又有七十二人同襄文坛盛举，最年长者是年届九旬的红学家冯其庸，最年轻的是80后"网络作家"周小平，上应孔门弟子之数，下合历史年轮。此时席间已无萧军、丁玲，更不会有王实味；庙堂上文艺人士缅怀延安文艺座谈会，却无视延安先辈们被洗脑为奴的前车之鉴。与会各路文艺堂口掌门皆为歌德高手，连胡乔木、周扬那种有些学养的文胆党鞭，都克隆不出来了。 北京文艺座谈会上隆重推出的"后起之秀"，是无知无畏的新生代"网络作家"周小平，一时左右两翼眼镜大跌，蓦然发现"原来彼此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薛之白：《方舟子驳周小平另掀波澜》，联合早报网专稿）。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曾提出：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知识分子，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促左右两翼回归主流。前有覆辙，后继乏善，党国文宣的豢宠品味，很难令招安对象自降身份与周为伍，引领大计前景堪虞。 据周小平会后在他的个人博客中独家披露，习近平还有这样的说法："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象，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正能量。""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对文学艺术家而言，今后的作品评价体系或许不再与国际接轨，而是在普世文明标准之外，另立"中国特色"标杆。继设立国际"孔子奖"之后，财大气粗的中国，未来是会否自设一批国际奖项，以期与诺贝尔、奥斯卡、普利策等国际性大奖抗衡，也未可知。 会风迥异：从群言堂到一言堂 说完两个文艺座谈会的雷同之处，再来说说不同看点。 一是会前沟通。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刘白羽、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重点人物，曾多次被毛泽东约见或书信征求意见；李伯钊、丁玲、萧三、罗烽、舒群、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也蒙召垂询。毛还以集体谈话方式，与鲁艺的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部分党员交流。还有一段轶闻是：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塞克，接毛泽东约谈通知后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后在其他人劝导下赴约，发现沿路岗哨全撤，很远即见毛在窑洞外伫候。当日一谈四五小时，还被留共进午餐。塞克事后反思，颇为自责。（朱鸿召：《延安文艺社会生态论》） 其次是自由参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的人数，至今众说纷纭。据说留下的合影系由三张照片合成，一些人物被遗漏。合影照的105人（一说104人）中间，被识别出96人（一说95人）。收到请柬的人中间，一些人因各种原因未赴会，如作家高长虹拒绝参加，身在前线的画家莫朴、音乐家贺绿汀、作家周而复、一二九师宣传部长朱光等人来不及参加。有的人（如美学家王朝闻）没有赶上座谈会开幕，但参加了第二或第三次会议，还有人（翻译家如吴亮平、作家吴奚如）参加了前两次，缺席了第三次会议。更有人（如诗人方纪和郭小川）并未收到请柬，得到消息后自行前往旁听，赶上了第三次会议并合影。鲁艺与会的人数最多，戏剧家阿甲被张庚临时拉去赴会，周扬也直接通知了一些人与会。据作家潘奇回忆："鲁艺参加座谈会的人有一个规定，即助教以上的教师包括助教在内，都参加座谈会。"会议闭幕的5月23日，鲁艺还通知了一批教师以外的研究人员去听毛泽东的结论报告。（参见高浦棠：《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最大不同是自由发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召开，就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畅所欲言，先后发言约四十多人次。 第一次会议就爆发了激烈争论，在毛泽东的提议和丁玲的鼓动下，萧军首先开炮，捋起衣袖讲了约三刻钟。他宣称：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还宣布要继马、恩、列、斯、毛之后，做"老子天下第六"。他自称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表示要用自己的一支笔，监督国共两个党。"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胡乔木起而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双方当场争执了两个回合。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吃饭，祝贺他开展斗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第二次会议上激辩再起，萧军继续放言：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我觉得你们的整风是"露淫狂"。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对整风能否整得好表示怀疑。胡乔木、吴亮平等群起驳之，罗烽则力挺萧军。双方唇枪舌剑，旗帜鲜明。会场气氛活跃，吴亮平、欧阳山均因发言太长被轰下台来，张庚还公开表示：我也不赞成主席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礼贤下士，不仅邀请了两派不同观点的文化人，还允许萧军等人唱对台戏，当面颇有"雅量"，算账留待秋后。1953年北京开会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又想唱一出对台戏，毛泽东立时变得忍无可忍。到1957年翻手整风、覆手反右之后，对台戏已成绝响。 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按"政治正确"的标准遴选与会者，发言者依官会传统念稿，同声合唱主旋律。 中断外访飞奔赴会的作协主席铁凝深情地说，归途中想起了七十二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召开这样一个文艺座谈会，对于激励和引导全国文艺工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事业中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自称部队文艺"老兵"的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发言壮怀激烈："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所以，我、我们心中常念叨的就是6个字：'正能量、接地气'，在部队来说就是有兵味战味！"（新华网：《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摘编》）这番永远定格于战争年代的豪言壮语，当场荣获总书记点赞。 其他与会者的格式化发言，中规中矩各守本分。会后冒出的花边新闻，或自阉，或自恋，或兼而有之。如1989年发表"去国声明"出走，迷途知返又发"归国声明"的画家范曾，与会后率拥趸创作了九首七律，唱出"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隱佛香""一代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的颂圣乐章，俨然以诗劝进。受到"习大大"勉励的周小平则发文抒怀，自称"我待祖国如暖男"，还大胆僭越，独家传达了几段新华社通稿以外的最高指示。无缘与会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自称学习讲话后"激动得睡不着觉"，被网友讥为"吓得睡不着觉"。 延安自由随意的会风，今日已无从奢望。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会风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历史地位：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走上党内神坛的第一步。毛泽东从洛甫（张闻天）手中夺走了其分管的意识形态大权，接下来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利用对"教条主义"（王明）和"经验主义"（周恩来）的清算斗争，震慑了整个党内高层；又假手康生，以"抢救运动"的恐怖整肃，驯服了党内中下层。在刘少奇的合作下，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为框架，将"毛泽东主义"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后为避免斯大林不悦，改称"毛泽东思想"）；又在胡乔木等人的配合下，以《联共（布）党史》为样板，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正中共党史（按：若论"历史虚无主义"，毛氏才是鼻祖）。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将王明等"国际派"钉上了党史耻辱柱。在同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党的集体领导格局寿终正寝，最终确立了毛泽东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 延安整风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始版本。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连收音机都未普及，仅有壁报、书报纸媒和一万多读者（根据毛泽东的统计），闭塞的环境成为造神的道场。闭关锁国的1950-1970年代，意识形态一元化得力于资讯的垄断，造神运动曾一度登峰造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神圣的光环才逐渐消褪。自延安时代开始的文艺繁荣神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显然缺乏可持续性；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化，使思想掌控变成一种西西弗式的无效劳作。从延安到北京，展示意识形态权杖的文艺座谈会，政治意义重于文化意义，有文化史上的研究价值而难言文化价值。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了一种政治祭祀仪轨："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然而历史环境变了，无论是有请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是有请马克思加孔夫子，降神咒语均已失灵。历史的衣冠道具可以仿造，但很难复制出新的毛泽东。 本文写作参阅的著述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谢觉哉日记》、《萧军日记》、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连动的来龙去脉》、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Nov 7, 2014, 6:03:33 AM11/7/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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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Nov 2014 08:08 PM PST
【摘 要】由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所撰「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多年来被广泛征引，代表了一代学人以挚深的忧患意识，对中国文化及政 治作彻底之反思；故其涵盖面极广，今日再三读之，更显其超越时间的文化精神意义。读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国文化认同与民主建国等问题以深思之，定能对中国文化 有更深入的认识，进而由之启发出高远广大的理想。 关键词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新儒家中国文化民主科学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一文，由唐君毅先生起草，经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反复修正，后以四人名义联署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其缘起见原编者按语中。 多年来，此文被广泛征引，学术界通称之为「当代新儒家」宣言。此文代表了一代学人以挚深的忧患意识，对中国文化及政治作彻底之反思。故其涵盖面极广：由研 究中国学术文化之基本应有之态度、中国文化之特性、中西哲学之异同、中国文化之伦理与宗教及心性之学之意义、如何从中国文化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由近世中国 政治的现实中寻求建立民主制度之途、及世界文化相互学习融通之途。充份表现了四位大师一生之志业与学术成果。今日再三读之，更显其超越时间的文化精神意 义。读者如能切合今日中国文化认同与民主建国等问题以深思之，定能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进而由之启发出高远广大的理想。 明末以来，中国的 学术文化一直处于一种萎缩的状态中，清末西方文化挟其物质文明之强势入侵，使此本来已现衰颓之象的文化，全面解体。生于斯世，有良知的知识人多能注意中国 文化的问题，有「要改造中国的现实，必须从文化入手」之共同认识。但建设更新文化之途则人见人殊。有人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为本、有人提倡全盘西化，然 而，数十年来，中国的政局混乱，战祸不断，知识人只能用心于现实的政治中，或在社会文化的表层上，作一些通俗文化的改变，一直未能从根本上作深彻的省察。 文化的建设只是断断续续，在纷争中迟缓不进。四九年大陆变色，从此十亿炎黄子孙生活在专制高压的统治下，不再有自由之思想，神州大地万马齐喑，学术文化被 拴于马列毛之下，全归于虚无。 大陆之沦于共党，对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而言，是千年未有的大灾难，五十年代一群流亡港台的学人，遭遇此空前之大变 局。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情调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对中国及其文化之沦亡作深切的反省。但他们并没有悲观的情绪、更不轻言放弃，他 们认为「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超越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 路。」于是他们发大悲愿，以重建中华文化、建设民主共和为终身之志。其心境与志业只有明末顾、黄、王等大儒可比。今日的知识份子要真切认识了解此一心愿， 已复不易得。 五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在大陆只能讲马列毛，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仍是胡适西化自由主义派的天下。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则以教会为主 导，中国文化更备受轻邈。在此艰难孤独的环境中，这群怀抱共同志向的学者在海外独树一帜，以中华文化之传承为使命，学术界称他们为「当代新儒家」。 「新儒家」之所以为新，并非只是时间上的新，而是在于他们能相应时代的课题，对儒家文化作一深彻的反省，使中国文化有更高更深的发展，令中华民族的客观精 神生命得到充份的表现。 「新儒家」学者们首先直下「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亦恳求研究中国文化者以此为心。他们指出「任何文化，如果真能视之为人类之客观的精神生 命之表现，则我们首当注目而加以承认的，当是原来理想所具备的有正面价值的方面。」故他们用心于正面的发扬中国文化的道德理想与其正面的价值，以厘清五四 以来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企图扭转人们由误解而生的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与厌恶之情。 「新儒家」学者们肯定中国文化，但他们决非「国粹主义」者，以为东方文化必优于西方，以为西方之文明，中国亦「古已有之」。反之，他们从不讳言中国文化从 宋明以来只偏重于道德心性，以至于发展至近代弊端尽显。在他们早期论著中，很多是批判中国文化之不足处的。如牟宗三先生「认识心之批判」，就指出了中国传 统文化知性主体之不立，「政道与治道」则批评传统儒家只有直线之思维，未能曲节的由内圣开外王，至使中国传统政治有治道而无政道等。对于西方文化之优点， 他们多采取欣赏与肯定的态度，更进而将西方现代文明之本源，与中国文化一一相对照，由之而凸显出中西文化之相异处。如牟宗三先生言，中国文化精神为 「综和尽理」与「综和尽气」，而独缺西方之「分解尽理」之精神，表现于历史政治上，则中国是「理性的运用表现」，而西方是「理性的架构表现」。然而，「人 间需要通过一些架构而实现价值。」故中国文化之建设必有取法于西方文化之特性以充实之，而后方能见其充实之美。 读过「新儒家」宣言或对「新儒 家」学者们略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他们非一般人误解的无条件拥护传统，而排拒西方文化者，他们反对的是「五四」以来一种激进的事事求新，盲目反中国文化的风 潮。如唐君毅先生言，「我们大家都忘了由有所守以求进步，而以保守与进步为相对相反之名，进步为美名，保守为恶名……由此认识之肤浅与差误，再以变异即进 步，遂非至倾水弃儿，偏于共产党之以进步份子之美名，使天下人陷于中风狂走而不止。」他们是从历史中以同情了解之心情，见中国文化之不足处，乃在于只重道 德主体的建立，而忽略了知性的独立发展，故中华民族至今未能充分实践其理想与表现多元的价值。他们从中国文化内在之要求出发，接受吸收西方之长，以改造更 新中国文化。其目的正是要将民主人权与科学理性等普世之价值，吸纳于中国文化之根本处，扩大贞定吾民族未来之理想，重建中华民族生命之常道。 五 四以来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种种弊端，亦有能以理性的态度作合理的批判者，但更多的却是本着一种情绪的反应，全面反对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等 同于「吸鸦片、纒小足」、一无是处，觉得西方文化处处优于中国，鼓吹「打倒孔家店」，以为中国人应绝弃自己所有而全盘西化，美其名曰「破旧立新」。然而他 们见到的只是今日西方科技文明与民主政治的成果，而绝少能用心于西方之所以有今日之成就的历史传统。他们这种推倒一切的激进情绪，推至其逻辑的结论，必然 是一种物量化的纯否定，此即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最终反而间接的帮助了中共专制政权的建立。多年的高压专制，使此等自由主义者有所省悟。本于知识人之良知， 他们对专制政权作出强力的批判，并反思其根源与本质。但他们的这种「反思」，往往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对中共的批判，最后又归结到「中国文化之专制传统」 上。不过他们口称的「专制传统」其实并非源自中国文化，而是他们自己对文化的无知，以至将马列主义之专制本质误作中国文化之正宗，于是其所谓之反省批判又 回到八十年前「五四」时代的原点，说是「重新启蒙」，其实是在一个圆圈中循还往返，对文化则一无建树。 相反，「新儒家」学者们面对自己文化之不 足处，采取的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他们以同情之心正面地去了解认识到中国文化之内部要求，籍此吸收西方文化之精粹，真正开出中西文化会通之正道。这才是一种 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真诚负责的态度。就一事一物或针对某一种现象作些言辞激烈的批评，又或以犬儒的机智，卖弄小聪明作巧言的讥讽，人人可以为之，却于事无 补。要能就文化现象，作出正面的理解，以改正弊端，进而能够有所建立，则非至仁大义者，不能为也。 「新儒家」学者们虽未能完成此伟业（文化之建设非上百年的努力，不能有成），但他们的确为后来者开创了一条大道。唐君毅先生以其仁者悲悯之情怀，积极阐扬 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唤起人们的文化意识，道德理性。著述以外，他更与钱穆等先生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在大陆一片摧毁中国文化之嘶杀声中，于 海外艰苦的环境下传承并发展了中国文化之正宗，为中华文化保留一点血脉，此可谓「盛德大业」也。牟宗三先生表现的是一个大智者的气质，他在哲学上成果丰 硕。他首先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以诚意正心的内圣之道不能直通至治国平天下之外王大业，认为以内圣之学为本以开出现代文明──民主政治与科学理性──必须以 「曲通」的方式，由良知之「自我坎陷」，树立知性主体而后可成就之。他早年的「新外王」三书正是本着其历史悲情，重建中国文化的道统，并由此开出中国文化 之政统与学统。他更以哲学家的识见，重新将魏晋至宋明之中国哲学作详尽的疏理，正本清源，中国文化之统绪，得以大明于世。最终他以儒家心性之学为本，会通 西方康德以来理性主义之大宗，建立了他「道德的形上学」哲学体系，以「智的直觉」达至福德一致的「圆善」之境。如果说唐、牟的学术以哲学思考与建构为主， 徐复观先生的学术方向则重于中国思想史的考证论述，对中国思想史作现代的疏释。他更以其特殊的实际政治与军旅生活经验，以雄健的文风，通过大量的时政杂 文，发扬了儒家的人文精神，贞定了民主自由的意识。他发表于报张杂志的杂文达七百篇，对五十至八十年代初港台的社会与文化界影响极深。 很多人一 直以来有一种印象，以为「新儒家」就是「新权威主义者」，是反西方、反自由人权的「保守主义者」。中国文化与「新儒家」之所以给人此等负面形象，一方面是 由于现代的知识人毫无价值意识，以功利之心看文化，以为文化只是现实政治的工具，他们「忘了人类之历史文化，不同于客观外在的自然物」，「对一切人间 的事物，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对于自己的传统，他们没有基本的同情与敬意，故亦不能有真实的理解。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罪于中共 「文化党官」在介绍「新儒家」时束意的扭曲。就此宣言而言，大陆出版的「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收录此文时，对「敏感」字句任意删节达十处之多，其中第十节「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竟全节近四千字被砍掉。此等不作说 明的删节在引介新儒家的书本上，屡见不鲜。 今日中国大陆上马列主义之幽灵仍在徘徊，但其思想之囚笼已慢慢开始解体，重读「新儒家」宣言更有特殊 的时代意义。由此我们重新认识「新儒家」的志业与理想，正是以平正理性之心，以中国文化为主体，通过中西文化传统的批判比较来吸收西方文化之优良处，并在 现实政治上肯定民主人权之普世价值，以期中华民族更能客观化其精神生命。 「握天枢以争剥复」，中华民族与其文化剥之将尽而至于一阳来复之机，正在当下。 ——香港人文学会网页http://www.hkshp.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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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肃贪循旧制 访民盼青天——七访中央第二巡视组上海接待站（纪实之三） Posted: 06 Nov 2014 08:05 PM PST
图1，2014年9月17日14时半，在上海江苏路888号长宁区委党校内中央巡视组上海接待站，大门外的访民们。 图2，党校教学楼1至3层的6个教室可容纳三百位访民排队等待，1层有3个接待室可同时接待9位访民。 图3，《来访接待登记单》右上角标注序列码并记录接访情况。 图4，上海地铁二号线江苏路站内的历史文化候车区，俞梅荪观看江苏路上的祖父俞颂华等名人故居地图。 图5，俞颂华故居示意图，江苏路480弄76号第3层，俞梅荪和弟俞颂荪在这里长大，后为俞颂荪（孤寡残疾）的祖居公房，现被人强占，赶出家门。 图6，名人故居简介第8项：月村（俞颂华故居）江苏路480弄76号。 图7，在江苏社区生活居住过的名人介绍。 图8，9月25日15时，在离党校60多米的江苏路边，中间的女访民拿着李克强讲话的画板在等同伴到齐而上访巡视组。 图9，9月25日15时半，在江苏路上，访民贺大吾向俞梅荪展示其保存的各种证据和败诉的法律文书。 图10，9月25日14时半，在江苏路888号党校（中央巡视组）门口，这位女访民拿出7月31日《新民晚报》报道《中央第二巡视组驻沪展开巡视》给俞梅荪看，她是对张文岳组长的讲话充满希望而来上访的。 图11，7月31日《新民晚报》报道《中央第二巡视组驻沪展开巡视》。 肃贪循旧制 访民盼青天 ——七访中央第二巡视组上海接待站（纪实之三） 俞梅荪 2014年7月29日，中央第二巡视组进驻上海，在江苏路888号长宁区委党校设接待站。大院内保安林立，一路未见标识，只有接待桌上《解放日报》关于《中央第二巡视组驻沪展开巡视》报道的复印件以示说明。 经济模式不变 访民年年增加 9月15日下午，我第4次到中央巡视组上海接待站，楼下4个教室满座约两百人，我被引到3楼教室，填写《来访接待登记单》并等候。上楼时，楼下传来争吵声，一位访民愤怒指责保安，气冲冲地出了大门。 图1，2014年9月17日14时半，在上海江苏路888号长宁区委党校内中央巡视组上海接待站，大门外的访民们。 图2，党校教学楼1至3层的6个教室可容纳三百位访民排队等待，1层有3个接待室可同时接待9位访民。 图3，《来访接待登记单》右上角标注序列码并记录接访情况。 我因借笔与同座79岁陆先生聊，他已来8次。8年前拆迁公司和律师联手伪造其1949年入住私房的《土地使用证》，以此为由据为己有，要以一百万元买断该房（市价五百万元）。法官采信作案方的假证，他向司法局举报律师造假而不被理睬。 邻座中年夫妇控告闸北区法院法官与商人勾结，欺诈和暴力侵吞候宝莲私企旅馆财产五千万元而破产，巡视组《回复》已转"区法院"处理，未解决问题。他俩携带两大本材料，已来5次。 一个小老头走进教室，高声说："有人被人当鸡养，有人被人当鸭养，有人被人当狗养，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问："知道后句是谁说的？"他说："是王国维"。我说："这是北大校训。"他抱拳示意。胖保安喝斥："你俩再说话就出去！"我俩愕然。激起教室里的访民一片叫骂："侬是什么啥东西，看门狗！""侬的饭碗哪来的，没有访民纳税，侬吃狗屁！"胖保安溜走，访民对旁边的瘦保安说："他傻而找骂，访民都很冤，有怨气！" 后排两位中年人家住瑞金一路，被强拆而暴力赶出家门，未带走任何东西，无处说理。女士说到："都贪到嘴里，让他们吐出来，很难！"男士说："访民都是有理的，天下乌鸦一般黑。经济模式不改变，上访年年在增加，永远不解决问题。西方文明国家就没有访民。"我问："经济模式"应改为"政治体制"吧？答："小民不敢谈政治。" 我等60人被引到2楼教室，20分钟后又被引到1楼教室。在下楼拐弯处，我越过保安防线，迅即进第1接待室，见到19号正在接待（我头次来与他谈了半小时），他示意我稍等。我送上《请求巡视组查处《文汇报》党委团伙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交上海市委窃取而害我冤狱案》。他关切地问："是否有人找你谈事，有何进展？"我说没有。他说再把我的诉状作要案上报。 司法黑暗与巡视组反腐 9月24日12时半，我第7次到巡视组送《申冤状》，见到10来位农妇为强拆而集体上访，楼下4个教室满座约两百人。我被引到3楼教室，已30人，半小时满座50人。 我填表："地铁二号线江苏路站内有江苏街道的李鸿章、宋庆龄三姐妹、张爱玲、黄炎培、史良、钱学森、章伯钧、白杨、俞颂华（中国新闻界前辈原《申报》总编）等名人故居示意图。如今江苏路480弄76号第3层俞颂华之孙俞颂荪（孤寡残疾）的祖居公房，被私企老板原长宁区政协委员惠进德买通新华（路）物业公司，非法篡改承租户名而强占，又把其当时14岁的儿子惠泽民的户口非法迁入而竟成为44岁俞颂荪的户主，致使俞颂荪常年滞留上海精神病医院，期间多次病愈出院回家被所谓户主惠泽民赶出，2008年案发以来，我和弟俞颂荪维权上访、报案、打官司，求告无门，请予查处。"并附了诉状。 图4，上海地铁二号线江苏路站内的历史文化候车区，俞梅荪观看江苏路上的祖父俞颂华等名人故居地图。 图5，俞颂华故居示意图，江苏路480弄76号第3层，俞梅荪和弟俞颂荪在这里长大，后为俞颂荪（孤寡残疾）的祖居公房，现被人强占，赶出家门。 图6，名人故居简介第8项：月村（俞颂华故居）江苏路480弄76号。 图7，在江苏社区生活居住过的名人介绍。 同排等候的陆女士因马当路住家被强拆维权7年，饱受欺压。她填表："反映地方政府黑暗一片，法官严重违纪，司法腐败，而成开发商的保护伞；拆迁协议与结算清单不对应，虚假瞒报，法院办案是伪证高于宪法。" 她说："我已来5次，没收到巡视组的《回复》，但上访有效果，拆迁办打电话给我，明天我上北京继续告。"我也没收到巡视组的《回复》。她说："《回复》的都是小事，转到下面去处理，大事由巡视组跟踪查办。巡视工作快结束而开始抓人啦，昨天抓了11位贪官。北京抓获在逃境外88名贪官大老虎。巡视组要上海各相关部门纠错，如纠不了，以后会处理。" 她钻研维权上访有经验，评论我弟房案而提示："不法商人什么都干得出来，要注意人身安全，以免被伤害。" 14时，我等50人被引到1楼教室排队，轮到我进接待室，42号和68号接待员从电脑查询而告知，我上访的两起冤案都在核实中。 大门外，访民三五成群在交谈。陆女士把我弟房案告知资深访民徐某。徐某说："政府都烂透了，没人会帮你查，只能靠自己。你陪你弟到人民大道市政府门口或康平路市委门口，警察就会把你弟送到居委会解决住宿问题。"我茅塞顿开，惊呼民间有高人！ 出门与一位老人同行，他为揭发贪腐而来了13次，有3次被带到在巡视组工作的上海人接待员而将其诉状截留。他说，出大门可能被跟踪，要我注意安全。 9月25日15时，在江苏路边，访民拿着习近平和李克强说："不能强拆强迁……"的画板，正在等待10多位访民聚齐后进党校上访。 图8，9月25日15时，在离党校60多米的江苏路边，中间的女访民拿着李克强讲话的画板在等同伴到齐而上访巡视组。 在路边，上访巡视组而刚出大门的两位年轻人随手用手机拍照，被60米多外的党校门口保安冲过来反绑双手，抓进党校内殴打。贺大吾等访民冲进党校抗议并把他俩拽了出来，小伙子第一次来，反映某中学的贪腐问题，没想到拍摄习近平、李克强画板而被抓起来了，照片被删除，把他吓懵了。 见义勇为的70岁援疆回沪的访民贺大吾，家住湖南路，房子被强迁，户口被悬空，屡告屡败，求告无门，无家可归已多年。 图9，9月25日15时半，在江苏路上，访民贺大吾向俞梅荪展示其保存的各种证据和败诉的法律文书。 查处《文汇报》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的利益输送案 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期间，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等团伙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送上海市委窃取，而"利益输送"；又栽赃陷害，使我冤狱。几位作案人不仅逍遥法外，还一直被提拔重用，《文汇报》历任党委书记及其上级"文新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包庇此案，黑幕重重，这个大案要案理应查处。（注《文汇报》现属"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我每次上访中央第二巡视组而诉说冤情，接待员都认真收下《申冤状》，说要查处。下次去，他们告知已转相关部门而问我有何结果？我说接《文汇报》工作人员电话而强硬告知："你是翻不了案的！"接待员说："他们是作案方，算什么？此案要由巡视组查处！"后来再去，接待员说："巡视组正在核实，要查处，会有结果的。"到如今已3个月，杳无音信。 10月29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向上海市反馈巡视情况，组长张文岳指出："文广系统有的单位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处理。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要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注） 会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我们要认真研究分析中央巡视组指出的问题。对于每一个问题，我们都要找到症结所在，认真解决。我作为市委书记，是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各级党委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确保反馈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注） 反贪循旧制 访民盼青天 为期两月的巡视接待，我来了10次，其中7次送交《申冤状》，我与身边访民交流中，得知其冤情和诉求，或是遭基层官员欺压，或是被暴力强拆，或是经济纠纷被欺诈，其劫难的根源均因政府有关部门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司法腐败，求告无门。他们大都在漫漫上访路上奔走近10年，历经艰难险阻而成老弱病残者。 江泽民执政和周永康主管法治的25年来，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上海滩官场腐败，闷声大发财，利益集团弱肉强食，暴力维稳愈演愈烈，社会公平机制被破坏，政府失信于民。 其实，稳定不能压倒一切，发展不是硬道理，努力构建和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才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任何政策和法律，任何政府和司法人员的天职和要务是维护社会公平秩序，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却是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权力寻租，反法而制，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法律成了利益集团欺压百姓的工具。"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犯禁为罪，乱法可亡国也。 于右任痛斥《亡国恶因》："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 国之现状，莫不如此。冤假错案积重难返，常年的暴力维稳反法而制，国家机器维护利益集团的模式，激化社会矛盾，民怨沸腾。 1979年，胡耀邦总书记上台执政之初，拨乱反正，为30年的人治专制体制所造成的三百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一举恢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民心大振，欣欣向荣，10倍于林肯解放黑奴的人数和影响！ 习近平新班子面对层层"制度性腐败"的各级贪官，以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察贪惩腐的钦差大臣，循汉唐旧制，实为无奈之举。许多访民拿着7月31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报道《中央第二巡视组驻沪展开巡视》，对张文岳组长的讲话充满希望而来，依然寄望"包青天"按照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要求，秉公执法，还公理于天下。但，这一天会来到吗？ 图10，9月25日14时半，在江苏路888号党校（中央巡视组）门口，这位女访民拿出7月31日《新民晚报》报道《中央第二巡视组驻沪展开巡视》给俞梅荪看，她是对张文岳组长的讲话充满希望而来上访的。 图11，7月31日《新民晚报》报道《中央第二巡视组驻沪展开巡视》。 注释： 《中央第二巡视组：上海文广系统存利益输送等问题》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10月31日，http://news.qq.com/a/20141031/003960.htm 《中央第二巡视组向上海市反馈巡视情况》原载《文汇报》2014-10-31 ●作者为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的秘书） ●本文初稿两千余字原载《争鸣》2014年11月号，现修改补充为四千余字，首发《新唐人》www.ntdtv.com/xtr/gb/2014/11/03/a1150959.html 上访中央巡视组纪实文的前两篇： 俞梅荪《黄浦江心水，多少访民泪——上访中央巡视组上海接待站》（之一） 新世纪，2014-09-02，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9/blog-post_2.html 俞梅荪《冤案积如山，访民心泣血——再访中央巡视组上海接待站》（之二） 新世纪，2014-10-04，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10/blog-post_2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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