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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31, 2014, 6:06:43 AM8/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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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毛邓同异和中国的光明
- 胡少江：香港的“不完美普选”
- 王丹：人文学科的意义
- 余英时：追忆揭露文革真相的澳大利亚汉学家李克曼
- 唯色：读《西康史拾遗》中的赵尔丰
- 2014年汉堡“寻找共同点”藏汉会议汉人代表有关“中间道路”政策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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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阳：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六（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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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之许：對鄧小平不同評價的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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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川：变态辣椒如何变成“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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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公安部长为何又被恢复了政法委副书记职务？
- 第二屆「尋找共同點」藏漢研討會在德國漢堡召開
- 魏京生：只有建立了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地反腐
- 朱学渊答周成启先生（附旧文“华夏”即“回纥”）
- 丁学良：为什么中国老处在“过渡/转轨/转型”之中
- 杨光：周永康倒台的政治解读
- 徐水良：习式反腐小文革的性质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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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ug 2014 11:18 PM PDT
今朝的风流人物，轮不到毛，也轮不到邓。只是因为邓的周年非纪念不可，才需要颂邓，才不能不扯上毛，才引发了热议，不过也热不到哪里去。 毛反人类，本属希特勒一流。他的头像现在虽仍挂在天安门上，迟早会归入垃圾类。邓也因天安门屠杀而身败名裂，但论者认为，他毕竟和毛不是一路货，为他辩护。他们所考虑的或顾忌的，是中共的存在及其力量——这个党不仅拥有八千万名高度组织起来的党员，而且掌握着支配13亿人生死存亡的绝对权力。语云，"打狗要看主人面"，评论大概也有评鼠忌器的问题。为了避免多重标准，不妨客观设想一下：倘若出在非洲、欧洲、美洲或亚洲的其他地方，屠城应该如何论定？ 现在论毛邓，往往着重于他们二位的区别：毛造反，邓维稳，毛公有，邓私有，毛计划，邓市场，毛恨臭老九，邓尊重知识，毛闭关锁国，邓对外开放，诸如此类。区别是实际存在的，不应该忽视。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打江山"和"坐江山"两者，显然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除了以夺取政权为使命的"太祖"，都有以保有天下为使命的"列宗"，他们之间，一般都存在着这种区别。 所以把毛的"前三十年"和邓的"后三十年"看成一个整体，也是符合史实的。毛祖和邓宗，政策很不同，风格也不同，那是"小异"；相对地说，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大同——毛祖邓宗共一党，而且共同维持着一个时代——共产党领导一切的时代，共同维持着一种制度——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共同梦想着实现一个目标——共产党永远领导一切的伟大理想。 掌握"大同"，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小异"。造反有理的毛，是造别人的反有理；稳定压倒一切的邓，是拿自己的权力去压倒自己不喜欢的一切。两者是一回事。实行公有化的毛，是把别人的一切私有财产充公，这是为了过渡；邓允许国有企业改制，是瓜分这些公产，过渡到自己权贵的手里。两者也是一回事。毛主张计划，是通过计划把国家的资源捏在领导手里；邓开放市场，是通过党和政府调控市场，把经济活动捏在领导手里。也不是两回事。 毛恨臭老九，邓尊重知识，这都有话可証，有事可証。当然，毛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也爱郭沫若、钱学森、张春桥等无数爱党爱毛的知识分子。同样，邓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并不看重章伯钧、储安平、白桦、刘宾雁、黄万里、方励之等无数正直敢言的谔谔之士。应该说，毛邓的感情好恶是完全一致的，体现着异曲同工的道理。 毛闭关锁国，不假，但他既非常熟悉罗斯福和林肯的自由民主的主张，也有一边倒向斯大林的毛病，又有向赫鲁晓夫索取原子弹技术的要求；邓对外开放，也不假，他是两个拳头都硬，引进外资为华所用的确不假，两年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从来没有淡忘或马虎过。当然后来又有新发展，直到反对普世价值，早已不是两年一次，而是年年反，月月反了。 所以，毛祖和邓宗，的确是一以贯之的。他们是夺权和掌权用权维权的关系。有时更多地着眼于权，有时更多地着眼于利，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本质区别。中共党史作者要大家把前30年和后30年看成一个整体，不仅用心良苦，而且无可非议。 毛和邓，都做了一辈子中国梦，希望中国组织起来，十亿如一，成为天下无敌的战斗力，天下无敌的劳动力。这是相同的。但他们二人的办法不同。毛的办法是用绳子把十亿捆在一起，邓的办法是用GDP把十亿糊在一起。捆的办法肯定不行，糊的办法好像也不是太得手应心，所以正在谋求全深改。 我不认为国家应"如一人"。我赞成宪法。我也认为13亿公民人人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的主人。因此，我希望正在进行的全深改，非但改掉毛，而且改掉邓。否则的话，依法治国没有希望，打老虎无以为继，各种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创造性主动性纸上谈兵，阴霾也将挥之不去，中国难见光明。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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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ug 2014 11:04 PM PDT 中国政府在香港普选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强硬。在最近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香港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选方案的前后，一方面不断通过高层官员放出狠话，表示绝不会同意香港民主派提出的让人民有候选人提名权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其御用文人和在香港的代理人与北京的立场相呼应，佯装维护香港利益，试图引诱香港人同意由北京操纵候选人提名的假普选方案。 什么是普选？这个问题完全是常识。普选就是由香港的多数选民通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由谁来当行政长官。不仅仅是最后的选举要有选民决定，而且选民也应该有权决定谁当候选人。与此相反，假如在选举的任何一个环节，不尊重选民的意志，让少数人有机会强奸民意，操作选举，那就不是"真普选"，而是地地道道的"假普选"。 北京做过承诺要让香港进行普选的，但是北京当前的立场表明，它早前的承诺仅仅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欺世盗名的姿态而已。十几年过去了，北京不敢明目张胆地收回其让香港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特首的承诺，却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把戏，那就是坚持不让香港人民和政党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它要垄断提名权，也就是说，香港选民只能从北京提名的人选中选一个来当特首 。 这种由北京操纵提名的游戏绝对不是"真普选"！这一点，其实北京政府豢养的政客、学痞和它在香港的代理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在为北京的立场辩护的同时，也感到无法说明香港民众，让人们认同北京方案是一个"真普选"的方案。于是乎，他们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不完美普选"。这个名词的发明者是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院长王振民（简图），他是昨天在香港的外国记者午餐会上公布他的这项"发明"的。 王振民专程来到香港，以御用法学家的身份劝说香港人民："香港落实不完美的普选，比没有普选好"。这个听似从香港人立场出发的"劝解"，虽然无法得到香港大多数人的认同，但是立即得到了香港所有亲共报章的喝彩。那些一向主动向北京投怀送抱的香港投机政客们也立即出面呼应，例如，前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也表示，"有得选好过无得选"。 其实，如果北京政府还有一丝一毫的自信，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香港人民，它不想让香港人民通过普选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它可以蛮不讲理地强行这样做，也可以通过操纵的香港媒体和御用文痞们到处宣讲它这样做的理由，就如同它在大陆所做的那样。人们对北京的霸道已经司空见惯，虽然不满，但是面对强大的国家镇压机器，也别无他法。 可是北京偏偏要"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为了欺骗国际舆论，它偏偏要装出同意在香港进行普选的姿态。可是它这么一装，却暴露了它自己对它那一套制度的完全不自信。这说明，北京也知道香港人民要求"真普选"是有道理的，它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它的一党专政的"制度优势"。它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不过，那个从北京到香港进行"劝架"的御用法学家王振民和那些拥护他"不完美普选"理论的人们没有告诉香港人民，既然有一个"完美的普选"，为什么要接受一个"不完美普选"？个中的道理，他们是不敢说透彻的，那就是因为北京不想让香港有真正的民主，它害怕一个真正民主的香港会成为大陆中国人民模范，害怕从此失去对香港和大陆中国的控制。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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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ug 2014 10:55 PM PDT 年轻的时候去国外旅行，最看重的是山水，风景，甚至是美食；现在的旅行，我会比较在意当地的人文艺术。那些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那些音乐会，舞台剧和舞蹈。既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或者地方，我们当然是想对之有更多的了解，而我一向认为，人文艺术的景观，是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我会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如何对待人文艺术？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例子。 今年6月中旬，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61页的报告，对于美国高等教育中人文科系的注册状况，以及在资源分配上对于人文艺术的挹注是否失衡等提出了分析与建议，这份报告呼吁在全美进行人文科学的优秀教师的培训计划，并提高对那些弱势艺术科目的预算划拨。显然，重建人文艺术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已经成了美国立法者关注的议题。这份报告的题目就叫做"问题的核心"。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一组数据：50年前，美国高等院校入学学生中有14%选择的是文科科系，而现在，这个比例降低到了7%。以我的母校哈佛为例，在过去的十年中，申请文科科系的学生的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跟整个社会越来越急功近利，越来被经济至上主义所影响，而国家和社会资源也偏向理科有关。 这种现象显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这篇文章的作者就呼吁说，人文领域的知识"是一个人最内在，最基本的部分"。他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我们去参加一个人的葬礼的时候，悼词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的人生履历，通常悼词里提到的都是这位死者的生活经验，勇气，智慧和对真理的追求。其实如果我们翻阅《纽约时报》或者《经济学人》上的讣告栏的内容，就会发现事实却是如此。当然，在华人社会，情况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的讣告大多是四平八稳的生平介绍。这也体现出了不同文化的内涵。 洛杉矶最富盛名的教育机构就是盖提美术馆，其馆长James Cuno也针对上述报告，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表示，文科科系---语言，文学，历史，法学，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对人类的未来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些知识为人类了解更为广大的世界提出基础，训练一个人与其他热沟通与合作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人的创造力。所以他的大声疾呼，社会应当增加对于文科科系的教育投入。 我认为，对文科的忽视甚至歧视，是来自于对于创造力的重要性的缺乏了解。一般而言，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创造力是发动机。但是我们却往往忘记，创造力来自于人类的想像，来自于梦想甚至是幻想。而想像，梦想乃至幻想，都是讲究研究和逻辑的理科所无法培养的，这项工作，正是人文学科的强项。即使是科学的进步，也是来自于人文环境的形成。 我坚信，一个社会，是否重视人文艺术，决定了这个社会是不是拥有未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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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ug 2014 10:47 PM PDT
 悼念一位刚刚故去的汉学家，不但有名而且跟我很熟悉。他的死在《纽约时报》有很大篇幅的报道，他曾经是澳前总理陆克文的老师，陆克文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就是他教出来的，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李克曼实际上是比利时人，他很早就对中国有兴趣。他大概是1936年出生，所以在1955年，那时候中共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发生反右等很坏的事情，虽然思想控制已经很紧张，外面看不出来，那个时候就是1955年李克曼跟一群比利时同学第一次访问中国，受到相当隆重的招待，最后连周恩来都出面跟他们谈话，他一见中国就爱上，但爱上中国不是因为政治，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喜欢中国的建筑，喜欢中国画。他的爱好是非常真诚的，而且越来越深，所以他不但要学中文，还要多读中国书。可是在1955年的时候在中国做研究、做学生不大容易，还有种种限制。所以他就到台湾去学中文。学了好多年，学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后来还娶了一位夫人也是他在台湾时期的同学。 李克曼一直对中国有一种向往。那个时候从1949以后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人都接受了一个浪漫主义的看法。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是个伟大的革命。毛泽东想重新改造中国，也是非常伟大的。他能发动所有人民来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尽管那个时候中共已经打了韩战，可是在一般大学里面的先生跟学生不但是欧洲而且尤其是美国，这是我亲自经历的都对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浪漫的幻想。他们并不是倾慕共产党的大权势，而是理想主义者。所以西方理想主义者大部分都向往中国。而且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不得了的，翻天覆地的，改造中国的新的历史的开始，也就是中国天堂在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了。 可是我们知道李克曼在50年代甚至于60年代都还对中国有一些很好的美好的想法，可是也观察到中国也慢慢走上了可怕的道路。第一个使他惊异不止的就是大跃进。这个大跃进三年之内死的人之多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还没有看到暴力。只是看到人的死亡，而这个死亡在中共的宣传中就是因为天灾，气候不好，农业发展不了，而事实上是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的。这个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这个时候李克曼就彻底地失望。因为他在北京到处想找中国的城墙，最后城墙找不到。只看到故宫之类的建筑，但北京还有许多庙还有许多城门还是很好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都开始摧毁了。 这种彻底的失望最后就导致他写了全世界最有名的的一篇文章，当时影响很大的就是《毛主席的新衣》。我们知道西方有《皇帝的新衣》。那时候他不敢用自己的真名字，所以他用的是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实际上更加流传在西方，叫西蒙莱斯，这个西蒙莱斯这个名字一直在运用。甚至在翻译中国论语的时候他也用这个名字，没有用李克曼，但是在写他的艺术史的时候用李克曼，所以这个李克曼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写真正的中国文化写艺术史的学者，而且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是在学术方面；李克曼在政治评论方面他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西方浪漫的汉学家都是歌颂中国是新的天堂，只有他一个人实际在中国进进出出很多年所以他非常愤怒，他感觉中国不但摧毁了中国文化，而且也把近百年来的传到中国的西方文化也一笔勾销了。 在中国叫封建，西方叫资产阶级，在这两个名号之下文革摧毁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用暴力对付老师，对付学者更使他看得心惊肉跳。所以他最后在1974年用法文写了一本他的名著《中国的阴影》。这个中国阴影他全面观察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影响。这本书我跟他在香港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比如我说共产党是中国过去的帝王，除了秦始皇以外第二位就是明太祖。我举了许多例证来证明这件事情，当时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面发表，很受重视。他也看到这篇文章，所以特别找我。这样我们才认识。先后又谈了几次都彼此印证，因为他可以告诉我实际情况，我可以告诉他怎么跟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专制皇帝的所作所为连系起来，这样可以认识毛泽东，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好像真的是天神下凡来救中国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谈得非常投机。这样就建立了我们的友谊。 （根据作者8月20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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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ug 2014 10:26 PM PDT  1990年代中期，我从拉萨去康定——我与家人住过多年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得到了上下两册的《西康史拾遗》，是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编印的，由名为冯有志的一位旧式文人著述。 在绪论中，冯说："西康之名，定于清宣统三年（1911）闰六月，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炢请建立西康省的奏折。……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由此可见，与"达折多"被更名为"康定"一样，"西康"也是一个殖民意味浓厚的地区之名。 此书开篇即承认："西康古无其名……系藏族聚居地区，语言不同，风俗殊异"。主要叙述清末大臣赵尔丰在康实行"改土归流"的种种"事迹"。所谓"改土归流"即殖民政策的细化，而这个词本身既含有歧视和同化之意。这些称谓都是歧视之称：土司，野番，番人，蛮子。至今在康地，仍可听到"土司"一词，当然是用汉语说的"土司"，而藏语一概说"杰布"，意为王，如德格杰布而不是德格土司。 在"改土归流"前，康区发生两个重大事件。 一是"泰宁事件"。泰宁今日属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当时清官员派人开采泰宁金矿，泰宁寺阻挡，四川提督马维琪率兵镇压。这与2007年在此地开采金矿，引发藏人抗议被镇压，全然是历史重演。 二是"凤全事件"。凤全是帮办驻藏大臣，准备从四川移民开垦巴塘，引起丁林寺反对，凤全拟制寺院权力、减少喇嘛人数，垦区百姓抗议，后凤全被杀，同时被杀的有两个法国传教士。赵尔丰由此上场，即所谓的"经营川边七年"。而凤全所为，如今同样重现。 赵尔丰是山东泰安人，相似的是，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也是山东人，他被藏人称为赵尔丰二世。1905年，赵尔丰兵抵达折多。之前提出《平康三策》，声称由于驻藏大臣和英国人都将达折多以西"皆为西藏辖地"，故"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他的意思是，这样既可以稳定四川，又可以控制接壤西藏的边境，还可以逐渐将势力伸入拉萨。 1905年6月，赵尔丰率两千军人由南路而上，经理塘，血洗巴塘。"火焚丁林寺，马踏七村沟，将正副土司及喇嘛八角等，概行斩首。"继而镇压得荣的浪藏寺。 1905年11月-1906年4月，围攻乡城的桑披寺，破城后，"拆毁庙堂，掘平城墙，寺内铜佛，亦抬出交收支局铸成铜元，充作军饷。""斩杀亦众"。"全寺夷平"。"于是赵屠夫之名传遍边境，当时传说，谓小儿啼哭，吓以'赵尔丰来了'，小儿即不敢哭。"其罪恶，可谓擢发难数。 接着镇压盐井，"毁庙杀僧"。 而赵本人，被提升为川滇边务大臣，其辖区东起康定，西至藏边，南抵云南的中甸，北至青海玉树，基本上就是今日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范围。 赵尔丰血洗康南之后，驻扎巴塘，实行"改土归流"。首先更改了一系列地名，如将巴塘改为巴安，乡城改为定乡，理塘改为理化，达折多改为康定，皆为殖民侵略之标志。 1908年，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同年11月，带兵进军康北，从道孚、炉霍、甘孜到德格更庆，又是老一套：屠戮不顺从的藏人，招降恐惧的藏王，如德格王多吉僧格就投降，交印献地，被封清廷三品官。德格，我父亲的老家，被改名德化。属于七世达赖喇嘛的瞻对，被改为怀柔县，后改称瞻化县。 1909年，赵尔丰由岗托渡过金沙江，强迫噶厦划界，边藏在江达分界，以西属藏，以东属边。并改察木多为昌都。1910年，赵尔丰率川军往拉萨，宣布剥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不过他未能进入拉萨，概因中国各地动乱频发，令他最终首身分离的四川"保路运动"正在逼近。 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政策主要为： 1、"安置垦民"：即移民。"都是极贫佃户，自无寸土……"，给予许多优惠政策，乃最早的进藏包工队。如1906年，由四川招垦民800名，有眷属者370余人（也即400多男丁将在当地娶妻成家），分给乡城、稻城、巴塘、河口、东俄洛各200名。1911年，又招垦民1723人，有眷属者600余人（也即1100多名男丁将在当地娶妻成家），分给康定、雅江、稻城、乡城、巴塘、盐井、道孚、甘孜各县。 2、要求汉藏通婚：专门颁发《汉蛮联婚通饬》，鼓励制营汉人官兵与藏人妇女婚配，对婚配者"由公家每月发给青稞一斗，生儿育女者，一人一斗为津贴。有愿随营开垦者，所得之地，系为己有。三年后，除纳馆粮之外，免去一切杂差"。1941年，"汉人迁居西康，有行商垦户及军人在康安家者，达到四万五千余户"。 3、兴办学校：从1907年到1911年，在康南和康北创立小学170余所，师范学堂二所，蚕桑学堂一所，游牧改良所一所。要求各学校学汉文，尊孔教，忠君爱国。教材主要有中国儒教的《三字经》、《百家姓》等。赵尔丰称这是"开草昧输以文明"，将藏人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而将藏人汉化、同化、奴化。 4、开矿："川、滇边地，产金之处甚多……由官设厂……雇夫开采。"随之开路修桥架电线，看上去是引入现代化，实际是为殖民化及掠夺资源打基础。 另外还有所谓的"移风易俗"，不但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还要求藏人家族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认为藏人的天葬风俗野蛮，要求改为土葬。还要求喇嘛娶妻生子。此种种对藏文明的摧毁影响弥深。 对照今日中共治藏现实，几乎就是全盘接受赵尔丰以"改土归流"消失藏民族的手法，也因此中共西藏官员会如此褒奖赵屠夫："……无论其本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其具体的手段是否正确，都应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把握。只要其行为是顺应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就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1911年，赵尔丰在成都被"保路运动"的举事兵民斩首，大快藏人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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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汉堡“寻找共同点”藏汉会议汉人代表有关“中间道路”政策的共识 Posted: 30 Aug 2014 10:15 PM PDT  2014年8月26-28日，来自欧洲、北美、澳大利亚、香港和中国大陆的30多位汉人独立知识分子、作家、民运人士、维权律师在德国汉堡参加了"寻找共同点"汉藏会议。与会 人士聆听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讲话，并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外交和新闻部长德吉曲央女士、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格桑坚赞先生就西藏的宗教、文化保留、人权、环境、牧民定居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政策进行了质疑和讨论。经过深入讨论，与会者对西藏问题的本质和"中间道路"政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与会者进一步认识到，自从2009年日内瓦"寻找共同点"汉藏会议以来，各藏区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中国政府对藏人在政治、宗教、语言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基本人权的侵犯，是导致130余位藏人自焚抗议的直接原因。在中国政府对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不断地妖魔化、对藏人的政治压迫、宗教压制、经济文化边缘化、藏人生存环境全面破坏的状况下，"中间道路"体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大慈悲和大智慧。这项政策不仅是藏民族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自由的途径，是全人类解决各种冲突的新方法，也是尊者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基于对"中间道路"政策的深入理解，2014年汉堡"寻找共同点"全体与会汉人代表达成以下共识： 1. 达赖喇嘛尊者创导的"中间道路"有助于汉藏民族和解，有助于藏民族和平非暴力地争取自由。2. "中间道路"是汉藏两族互利双赢的途径。 3. "中间道路"原则有助于和平、有序、理性、非暴力地实现中国民主转型。 4. 中国的民主化有助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5. 让中国同胞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和"中间道路"原则非常重要，与会汉人代表愿意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2014年汉堡《寻找共同点》汉藏会议全体汉人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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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ug 2014 11:34 PM PDT
中国在二十一世头二十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很有可能，但它的脆弱性也愈加突出。其脆弱性来自严重的环境后果，也来自社会公正的严重匮乏，但是，最难控制的因素却是外部性质的。 目前，中国石油消费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靠进口维持。「伊拉克一半的出口石油被中国人买走」之状况还在持续，而美国「印中美研究所」商业研究室主任施泰因博克估计：到二零三五年，伊拉克生产的石油「将有百分之八十流向中国」。 伊拉克危局已经对施氏的预测目标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保持目前从伊拉克的进口水平已生不虞。在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占据主要地位的逊尼派，正式努力建成一个称之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共和国」的新国家，英文简写为ISIS。 美国给中共脖子上套磨盘 在中国新疆地区，逊尼派教义占主导地位，更由于ISIS势力影响已经深入到中国两个重要临国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新疆逊尼派穆斯林经巴阿两国与ISIS形成精神同盟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以预见，即便未来主导跨伊叙两国的ISIS不支持新疆民族独立力量采取规模性武装斗争，也会在石油出口上「卡断中国」，导致中国经济突然熄火。 叙利亚局势滑向了失控边缘，中国与巴沙尔政权的传统关系也面临消失的危险。从国际政治博弈的角度，这也相当于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惩罚。美国不仅对伊拉克问题不再投入精力，而且对叙利亚问题也有放任自流的迹象。奥巴马的半孤立主义饱受国内右翼抨击，中国外交政策机构亦对美国撤出中东欢欣鼓舞，以证实美国的衰落（这种衰落的不言而喻之一面是中共国家在全球崛起）。岂不知，此正为套上中共脖子上的磨盘！ 就习近平十年任期的政策规划暨战略前瞻看，不存在解决新疆问题的可能性。相反，随着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新疆问题也更加棘手。对于这个无解的统治难题，习政治的随机性策略有两点：其一是继续在意识形态上编造新的愿景，如最近推出「二十年影响」是最主要的牌面；其二是积极与中亚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从外围上减小新疆问题复杂化的程度。其所幻想的「二十年影响」当然没有像过来大煽「中国梦」那样来做政治推销，而是借商业性面目来让吹捧著述在全国铺展开来，主述「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中兴之主」资本难积累 对已经确有治绩的「八项规定」，湖北作家梁相斌说：「我觉得再过二十年看这段历史，那是惊心动魄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兴转折。」对于「二十年看」与「中兴转折」之说法，国内高级观察人士均认为：习近平决意从二〇一四年开始，保持二十年的影响，至其离开政坛暨交出最高党权后还要有十余年的影响期；此种影响不仅要包含当今江泽民之干政作为，还包括提供一套完整的思维模式。 「在毛泽东思想之后产生『习近平思想』，那才能算得上与传统王朝历史上『中兴之主』相类比的人物。」一位与习智囊班子接近的「政策外围人士」如此评价。不过，关于「中兴政策」的讨论亦十分激烈，以至于前一段时间高层有传闻称「习近平的智囊班子发生了分裂」。不管此传闻是否属实，就中共整个高层政治讲，至少存在两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关于反腐，「是否足以扭转党风而不致党的形象彻底负面化」之争论仍在持续；关于新疆问题，「采取高压政策会否导致新疆整体暴乱」之争论亦未见平怎么迹象。 从团派大员张春贤「柔性治疆政策」被指失败后，俞正声与习近平先后到新疆调研，足见内部问题之复杂。习近平现在想利用上海丰厚的资金实力来支持新疆的经济发展，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新疆问题的根本没在民生方面，而在民族习惯与宗教自由方面。对新疆问题潜在的严重性，最高当局虽然无解决之策但仍高度关注。如在习近平出访拉美暨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先后有上海书记韩正与市长杨雄，以及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到新疆考察或调研。韩杨上海最高规格考察团仍专注经济上对新疆支持，而许其亮则到驻疆部队做调研，随后又去了西藏。 上合组织不敌突厥国家议会 据北京某受雇于「特殊背景商业公司」的一个研究小组称，他们从今年三月初到七月末承担了一个综合性课题，对新疆问题进行全方位研究，「能涉及多少就涉及多少，该讲的也全讲出来，不要有任何顾忌」。最初，该研究小组怕委托方是外国使领馆而招致自身政治风险，但经过一个月的了解才知道「特殊背景商业公司」是为习近平智囊班子服务的。 研究小组的成员没有透露核心的或较为完整的信息，但其研究可能涉及到：突厥国家议会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在中亚构筑的同盟关系；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寻求能源新来源的可能性，以及构建中拉同盟的可能性。 突厥国家议会是以土耳其为首的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乌兹别克斯坦在内「一族六国」构架。一方面，这些国家在语言与种族上与中国新疆的包括维吾尔族人在内诸少数民族有高度一致性，因而不会实质认同北京在新疆采取的高压政策，尽管哈吉乌三国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另一方面，土耳其是新疆民族独立力量的坚定支持者又有北约成员身份，左右突厥国家议会，也会对新疆问题产生北京所担心的「负面影响」。 拉美石油无法满足中国缺口 避免由新疆问题激化而造成能源危机，中共寻求拉美机会几乎没有可能。尽管习近平出访拉美期间与委内瑞拉签订石油协议，但委内瑞拉对中国的出口量只占到中国需求的百分之六。到二零三五年，这一比例也没法提到百分之二十，但期间新疆问题规模性爆发则极有可能。也许是历史宿命，习近平所设想的「二十年影响」也恰是在二零三五年以前结束。 台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分析人士表示：「正是看到北京在新疆问题上没出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才近日明确表示独立选项。其否决党内『冻独』提议，明显是把中共逼到墙角去。」新疆局势与台海局势合成对北京的巨大政治压力，这样的分析确实是全新的视角。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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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晓波：站在首排“看热闹”的媒体人——独立调查记者、推友、公民殷雨声访谈录 Posted: 28 Aug 2014 11:41 PM PDT
警察审我时问我："你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我说："我真懒得反对你们共产党，共产党倒台，是必然的，而且可能会很快。我就喜欢在你们党倒台这样的重大事件过程中，能站在第一排看热闹。" 曾因报道"我爸是李刚"而被《成都商报》而辞退的媒体人殷雨声，在受邀加盟《阳光时务》后，从此便使得这个杂志的每期中几乎都有其身处事件现场最前沿采写来的重大新闻报道，比如山东临沂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成功出逃的始末，还有四川什邡民众倾城出动反对钼铜项目上马的群体性事件，以及河南南阳与周口等地大搞 "平坟" 运动的报道。 在关于陈光诚逃离东师古村的那篇著名报道中，殷雨声用轻松幽默的笔调，惟肖惟妙地为读者留下了一幅栩栩如生的肖像素描： 一个短袖短裤、脚趿拖鞋的家伙，像当地人似的大摇大摆混进了连苍蝇蚊子都飞不进去的东师古村。那家伙就是他自己。 一年之中，殷雨声几乎有一半时间身穿圆领短袖T恤、沙滩短裤与塑料拖鞋，像行云一样到处漫游着。就凭着这幅德行，他竟然为广大读者采写出了大量生动与深刻的深度新闻报道。 作为资深调查记者，他这几年挨过打、被砸过饭碗、被警察抓捕过、被房东驱赶过；而作为有态度的媒体人，在今年的半年时间内，他竟有两次被警方所抓捕的"艳遇"。后一次，他作为仍然轰动着的郑州"公祭六四十君子案"之一份子，先后被大连与洛阳两地看守所关押了29天，目前，他虽已获释取，但却仍处在极不自由的取保候审状态中。 有着"八九一代"人生背景的殷雨声，戴着无形的手铐，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访谈约请。 两次被捕与两个看守所之经历 戈晓波（以下简称戈）：仅今年的5月13日与6月21日，你就两次被神勇的人民警察所擒获，请简单介绍一下这两次因何缘故被抓捕的经历。 殷雨声（以下简称殷）：好的！先说第一次的经历吧。当时，余杭那里发生了因兴建大型垃圾焚烧厂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据说有四万人，我正在调查采访。据我调查，至少有三万人参与，民众与警方发生了肢体冲突。那天，正好杭州的几个朋友请吃饭，本地朋友了解情况，和他们见面，我可了解到一些关于垃圾焚烧厂的背景情况什么的，于是就去了。结果，我就和刘军宁等四人被警察擒获了，最后很快被赶出了杭州。原因……我估计是杭州当局对这个群体性事件感到很敏感，害怕我们这些人和当地一些敏感人士聚集在一起，会弄出什么事儿来，对官方不利。所以，就希望把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也就是他们不喜欢的人赶走。 戈：六月份的这次呢？ 殷：这次被抓，他们明确告诉我说："因为你参加了2月2号在滑县举办的公祭六四死难者和胡耀邦、赵紫阳活动的事件"。我是在北京飞往大连的飞机刚落地时被警察"擒获"的。然后，把我在大连看守所关押了十天。河南警方把我押回郑州后（因为是郑州二里岗派出所办的案），他们把我审了一下，然后就把我转到了洛阳看守所，一共被关押了十九天。后来警察告诉我，我被取保候审了，这样我就出来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戈：从在大连机场被捕到从洛阳看守所被释放，你合计度过了29 天的囚徒生活，一定很精彩吧？在大连与洛阳两个城市的铁窗里，你有何人生体验？ 殷：7月19号从洛阳看守所出来，我应该在里面住了28晚、29天。这29天对我来说，比较好玩儿。这次住了两个看守所，感触很多，将来，我会把在里面的情况写个东西。以前，看守所对我来说，是个恐怖与神秘的地方。一句话说，大连看守所管理得更规范一点，洛阳看守所管理相对要松一些。所以，在大连的日子更难熬一些。两个看守所虽然有这样的区别，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狱警都安排牢头狱霸来管理监室，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来威胁像我这样情况进来的人遵守他们的规矩。看守所要求在押人员，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外，其余时间都必须一动不动地盘腿坐在大通铺上，所以比较受苦。放风时间不那么固定，一周有三到四次吧，我在大连看守所呆了十天，一共放了四次到五次风。在洛阳看守所因为管理得松一些，盘腿打坐屁股坐得疼嘛，所以就会用手在铺板上撑一下，但不会像大连那样，马上就遭到牢头狱霸的呵斥和苛责，相对来说，受的苦就少一些。这就是两个看守所最大的不同地方。 戈：等等…..牢头狱霸没"修理"过你吧？ 殷：对我来说，一直没挨打；但威胁要打我的各种情况，在大连和洛阳倒都有过几次。总体来说，牢头狱霸打人我看到了，但打得不像想象的那么厉害，警察审我时，我多次说："看守所比我想象得好多了。"总之，看守所没我从小到大想象得那么恐怖。 纪念六四是我的一个心结 戈：据我所知，1989年那时，正在读大学的你，就参加了天安门运动，这一人生经历，是否是驱使你参与今年正月初三滑县赵紫阳故居公祭六四联署活动的因由？而这次活动又导致了你最近一次的被捕，你后悔吗？ 殷：八九年，我参加了八九六四学运，所以，这肯定是我今年正月初三去滑县参与纪念六四活动的一个背景，或者说一个心结。至于参与了后被捕，后悔不后悔？我觉得无所谓。这样的事，我知道了，就得去参与。作为一个记者，身临现场是我的愿望，是我的职业要求，你抓我也要去，不抓我也要去，没啥后悔不后悔的。 戈：同样据我所知，你大学时念的是计算机专业，哪一年因何故导致你钻进记者这一行当里来的？ 殷：对！我是2004年加入记者行当的。这里有个大背景，我是九四年接触互联网的，上网后，我喜欢泡一些论坛。那时泡论坛的各行各业对媒体感兴趣的人，或者说喜欢发帖发稿发表意见的人，也就是说和媒体不靠边的人，纷纷加入了媒体，我是这一浪潮的最后一拨儿，按我的话说，江湖人干媒体，或者说江湖人做媒体人，这是互联网的一个小浪潮吧。 戈：在你东窜西跑的记者生涯中，哪些重大事件让你感受到过职业荣誉？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我爸是李刚"事件。 殷：作为个人来讲，在一些特别的、典型的事件的现场中，像零八年汶川地震这样的事件，突破各种困难，赶到现场，达到隔离现场的那种状态，是我感到最幸福的。至于"我爸是李刚"， 其实并不是我最早发布的，只不过当时，我是被《成都商报》以这样的原因辞退的，所以被大家以为和我关系比较重大吧。 其它事件，比如盲人（注：陈光诚）跑到美国大使馆之后，我突破重重障碍混进了东师古村他的家中，对他的哥哥呀，还有其他人进行采访，我觉得这种状态很好，克服重重困难，我很喜欢这种状态。 戈：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你不止一次辞职与被辞职，能在这里把你先后服务过的新闻机构，以及后来又因何故而一一离开它们的事儿抖落一番吗？ 以前，在党的体制内的市场化媒体《东方早报》、《成都商报》干，被辞职后，就给香港的一些媒体，比如《阳光时务》、《凤凰周刊》写一些稿。离开的原因各种各样，除了在《成都商报》的时候，表面上，"我爸是李刚"事件是我被辞退的原因。其它的则是媒体倒闭了呀、发展没意思了，收入太低呀，等等……各种不同原因。 干记者之后，现场感的追求对我诱惑更大一些，明知很多明显写不了稿子的事件，比如原来在体制内媒体时，明知道写不了稿，我也喜欢在现场做，作为一个记录者，我可以不发表，但我却可以记下来转型中国的许多特殊节点嘛，我喜欢在这儿。我得把它们记下来。 共产党会倒台，而且会很快 戈：你在担任《成都商报》驻京记者时，仅2010年一年里，你就干了好几起"祸害"党国的"坏事儿"，你自己给大家三言两语的回顾一下吧。 殷：也不至于祸害党国吧？比如，警察审我时问我："你为什么反对共产党？"我说："我真懒得反对你们共产党，共产党倒台，是必然的，而且可能会很快。我就喜欢在你们党倒台这样的重大事件过程中，能站在第一排看热闹。"我个人还真不是刻意去"祸害"党。 戈：不管咋抵赖，你的确干过不少祸害党国的事情，你能否认掉吗？ 殷：当然，这样的事儿的确很多。比如像当年参加香山纪念六四的会议呀，当年在北京围观派出所呀（倪玉兰律师被抓捕事件），围观黑监狱呀，围观盲人（陈光诚）呀等等，许多党国认为不应当去的地方，我都去了。这样的"祸害"事儿比较多，要说的话，真不知从哪里说起。比如说，更早的2004年，爱国愤青围攻日本大使馆，我就站在第一排，当然我不砸，我拿了个相机在一边拍，记录历史嘛。这样的事儿，开心。你们砸你们的，我拍我的，要我砸日本大使馆，我肯定不会。 戈：2010年，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作演讲的云南省委宣传部长伍皓的脸上"扔五毛"，是你的"犯意"吧？ 殷：不是我不是我……我从来都是看热闹的，照片是我拍的，事件是莫之许策划的，我是拍照者，我主要是记录历史嘛。这个事件和2004年我围观五毛砸日本大使馆一样，我感觉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扔五毛"这个事件，我的认同度更高嘛。 戈：艾未未曾专门为你拍摄过一部纪录短片，这部纪录片记录的是你的一次什么经历？ 殷：艾未未拍的那个片子，是记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我去现场看热闹、参加互动而被警察盯上，然后被抓进派出所被警察揍了一顿这件事儿。其实，一年前，我就说过晓波肯定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很多人不信。后来我对刘霞说：晓波获坐十一年牢很亏，但一个诺奖安慰你，算是一个补偿吧。 戈：余世存大侠看了你记录这次被警察暴力殴打经历的《莫名其妙被打记》后，曾赞不绝口地为你写过一篇《记殷雨声的莫名其妙被打》，你看过吗？ 殷：是吗？在哪儿？我还真没看过呢。 闲话"郑州十君子"与周永康 戈：我有，到时给你就是。目前，与你同案被捕的"十君子"（注：此案实际被抓捕者有12人）中还有九位仍在狱中，其中多人是你的好友，是吗？ 殷：是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郑州警方抓常律师这个事，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得知他也参加了公祭联署，但签名，并不应构成抓人的理由呀？所以，怎么靠都靠不上。至于贾灵敏老师被抓，那就更说不过去了，她既没去公祭现场，甚至连签名都没参加，警方显然是想通过办这个案子，把她这根郑州当局长期以来的眼中钉给借机除掉。河南警方成立"二、二专案组"，花了那么多钱，不抓几个、判几个，他们面子挂不住，也下不了台。 戈：一个叫孙礼的媒体人在他的微博上说你"是今天只要能糊口依然愿意做调查记者的极少数异类。"还说担心你的"过激会连累供职单位"。他说的准确吗？ 殷：的确想不起这人是谁了，他这句话不太准确！怎么糊口？……这个概念太大；当然，只要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做调查记者的。但条件好一些，收入高一些，生活得好一些，我还是更愿意的。 戈：我从推上看到一幅照片，你刚从看守所的大门出来，就直接杀到郑州第三看守所的大门前，乐呵呵地为那些"十君子声援团"的成员送西瓜去了，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让警方随时又把你弄进去的吗？ 殷：我从看守所出来到三看声援现场给大家送西瓜，这是一种道义的使然。我能出来，是和现场的那些朋友，还有网上的一些朋友，一些素不相识的朋友帮我呼吁，给警察施加压力密不可分的。我在看守所里对警察说过了，他们的领导其实比我在里面还难受呢，比我还不好处理我自己，所以，我在里面还是比较安心的。 戈：最后一个问题，作为职业记者，你如何看待官方公布周永康问题的报道？周永康的问题被公布，将对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 殷：靠！这都扯呀？哈哈哈…… 要说……在上一届的常委中，周永康是对党国和维稳体制贡献最大，也是真正为党国出力干活儿的；周贪不贪是一回事儿，至少人家干活儿了，其他几个常委，各自为政，集体分赃，都在混饭吃。另外几个人贪不贪？未必不会比周更差。今天，从党国的角度来说，这样收拾周永康，是为了救党，但是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只是一个枝节问题，至于对党国的统治理念、统治方法、对中国转型的时间，他们这么操作，有一定的关系，但影响不大。 ——《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刊出时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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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Aug 2014 11:22 PM PDT
8月7日，前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农谢（Noun Chea）和乔森潘（Khieu Samphan）因为在执政时期犯下谋杀、灭绝罪和其他罪行被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判处最高刑罚──无期徒刑。我有幸亲眼目睹历史，并担任受害人代理律师之一，希望记录下来自己的一些感受给更多人分享。 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当地华人称为审红庭。这是一个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联合成立的国际法庭，目的是审判红色高棉前领导人在其统治时期（1975-1979）犯下的罪行。基于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签订的协议，审判由柬埔寨本国法官和国际法官共同主持。在联合国设立的众多法庭中──包括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红色高棉特别法庭是唯一设在亚洲的国际刑事法庭。 而002 号案件是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代表性案件"，它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前红色高棉的罪行，比如影响了全部柬埔寨人口的强制金边撤离等行为。审理对象是前红色高棉现存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时任前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以及前国家主席乔森潘，前外交部长英萨利和前社会事务部部长英蒂迪。上述几人被控于在红高执政时期犯下种族灭绝罪、战争罪以及危害人类罪。此后英萨利因病去世，而英蒂迪因为患有老年痴呆症而无法再参与庭审，002号案件因此只剩下两名被告农谢和乔森潘。 最终判决离罪行的发生之日已经相距35年，绝大部分存活下来的柬埔寨人已经选择了忘却。或许出于无奈，毕竟审判的聚焦几度缩小，与大部分人的生活已经没有直接联系。审判红高的前领导人对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更像是一个碰巧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历史事件：大家都有听说，但是并不清楚审判能够对自己依旧贫穷和落后的国家，或者个人生活的挣扎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0年进行柬埔寨全国范围内调查显示，只有10%的柬埔寨人能够说出法庭里面的被告是谁。柬埔寨文献记录中心在判决之后全国12个省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人对判决结果表示赞同，但认为想要获得的正义并不止于此。 艰难到来的一天 法庭开庭时充满了"文明"的气息。法庭十分明亮，摆满了显示屏、电脑、话筒，穿着各式律师袍的律师们就坐之前还不免寒暄。在法庭里我与农谢和乔森潘的距离不过十多米，常常仔细观察这两个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静静的坐在自己的律师团队后面。他们已经没有经济能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联合国为其请来辩护律师。 乔森潘看起来确实很像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自己出版了多本书籍论述自己并不属于前红色高棉决策层，因此对红色高棉的决策并没有参与。在庭审辩护中他的律师也执行这一思路。早年留学法国的他，至今仍然可以用流利法语与自己的法国律师交流，对审判的进程也很清楚。听乔森潘的律师后来讲，我第一次出庭的那天主审法官的介绍里面是用了Chinese这个词，乔森潘专门问了他的律师我是从大陆来的还是从台湾来的。 而农谢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模样。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他大可像绝大多数在国际法庭受审的被告一样保持沉默，避免节外生枝。但是已经88岁的他不止一次慷慨激昂的就红高的政策进行辩护。在庭审的结案陈词中，他承认对国家所遭遇的惨痛经历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否认自己应当据此承担法律政策。他的辩护律师所采取的策略更加"技术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律师致力于证明审红庭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给予被告一个公正的审判，这只是一个没有保障被告权利的样板审判（Show Trial），因此法庭必须将被告无罪释放。 因为案件巨大而又复杂，002号案件仅起诉书就有1000多页，加之法庭有三种工作语言，审判旷日持久。审判后来将这一案件分割为更小的案件进行审理。审理范围缩小，检察官和审判分庭意见相左，上诉耗费了两年之久（此间审判并未中断）。 即使是分割成更小的案件进行审理也未必是一件更加轻松的事情。光是开庭就有222天，共有92人出庭，其中包括3名专家、53名事实证人、5名品格证人和31 名受害人。此外，两名医生和两名医疗专家也就被告健康状况出庭接受了问询。 宣判两名前领导人终身监禁的同时，审红庭首席法官聂农（Nil Nonn）亦宣布，法庭认定发生或"针对柬埔寨平民的，广泛和系统性的伤害。"红色高棉罪行的受害人Chum Met在参加完庭审走出法庭以后，向在场记者大声说这是一个公正的审判，他终于等到这一天。他曾经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S-21集中营。那里最早是金边市中心一个中学，红色高棉后来将它改成监狱，而现在已经被改成屠杀纪念馆。 绝大多跟Chum Met一样曾经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在惨遭各种酷刑而"招供"自己是越南或者美国间谍之后，被送往了钟屋杀人场（killing fields）杀害。法庭上的证据表明这个集中营直接向农谢和其他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汇报，而这些报告让红高的领导人坚信自己必须要采取极端的措施进行清洗和"教育"。这些极端措施导致了柬埔寨和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国家大约至少170万人（当时柬埔寨人口共约800万人）在红高的统治下因为屠杀、饥饿和疾病而消逝。像Chum Met这样侥幸活下来的人，终身都生活在那段时期的阴影中。 看到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终于受刑，他和另外一名受害人在走出法庭以后抱头痛哭。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补偿他们的损失，可以抚平内心中的伤痛。他们只是要个"说法"，换言之，就是历史承认对是对，错是错。 审红的意义 很多国内的人听说我在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做律师，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年那么支持红色高棉，你的工作是不是很敏感？其实并没有什么敏感问题，因为法庭审判的只有红色高棉的前领导人和他们在柬埔寨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涉及支持国家。若听庭审，似乎应该是美国觉得敏感，因为很多证人出庭作证都是讲美国人支持的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法庭的判决也承认了这点），他们才进入森林跟着红色高棉打游击。但如今，美国其实是审红庭的最有力支持方之一。 细细研究红色高棉往事与教训对地区大国──中国而言格外重要。红色高棉执政的时期是柬埔寨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时期。在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一家人能够在这段时间幸免，不少家庭全家遭遇灭门。这样极端的政权在国际上没有几个朋友，而它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几个星期前，专门研究中国和柬埔寨近代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莫塔发布新书，他在书里说："中国提供的援助比其他几个国家加起来都还多。民柬（红色高棉执政时期柬埔寨的官方名称）领导人那时把中国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类型来对待。"这样的特殊关系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西哈努克当年在中国的政治避难、中国当年的革命输出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地缘政治等等。 中国今日再一次成为了柬埔寨最大的援助和投资国，但是对柬埔寨政府激起民怨的一些问题依然不闻不问、甚至有所袒护。柬埔寨的现首相洪森从红色高棉倒台以后一直当权，至今已经在位30多年。因为这样的"成绩"他已经成了全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领导人。在过去几年间，柬埔寨已经悄然"荣登"了全东亚最腐败的国家。在透明国际的指数中，全世界177国家里柬埔寨位列160位。与腐败伴生的是社会发展的迟缓。就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金边才在外国援助之下有了第一辆公交车，而大街上随处都是军政大官们的豪华雷克萨斯。每当这些豪车停在路口，一堆乞丐小孩走上去敲着玻璃要钱的时候，看到的人心里都难免是一阵酸楚。 中国有很多理由给洪森的政府以援助和支持，在地缘政治上洪森总是制造自己是坚定的站在中国一边的印象，尤其是在南海和东盟事务上。但是因为有这些理由而忽视柬埔寨的对内问题将是不明智的。几十年前支持同一个国家当权者的问题政策成了我们难揭的伤疤。况且因为中国是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当地腐败同样会损害中国投资者和移民的利益。 此外，中国今天对朝鲜的支援和袒护就像是一个与红色高棉交往的翻版。因为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的原因结交的兄弟最终成了耍不掉又改不了的负担。国际社会对于在朝鲜发生的暴行一致声讨，而朝鲜政权仍然靠着中国的援助在存活。继续支持劣迹斑斑的金氏朝鲜，最终只会让中国陷入更大的被动和难堪。这点我们应该可以从曾经支持红色高棉的教训中学到很多。 （本文作者是红色高棉国际特别法庭被害人代理律师、国际法促进中心（国际刑法青年学者联盟）秘书长、柬埔寨金边皇家法律经济大学讲师。）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别让红色高棉历史文献湮没无闻克雷格·艾奇逊 2014年08月28日 Sjoberg/Scanpix Sweden, via Agence France Presse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游击队进入金边，强行清空了该城的200万居民。 柬埔寨金边——本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在柬埔寨协助设立的一家法庭，对农谢(Nuon Chea)和乔森潘(Khieu Samphan)做出了迟到已久的判决，基于的是他们在红色高棉(Khmer Rouge)政权1975年至1979年的浩劫中所扮演的角色。农谢当时是共产党中央副书记，乔森潘则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国家主席，两人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个判决似乎太轻、太迟，代价也太高了。自从八年前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始运行以来，已经花费了逾2亿美元（约合12.3亿元人民币），但是在所有起诉的案件中，这个官方称作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的机构，只对其中的一小部分作出了判决。然而判决的拖延是因为在程序上给予了被告应有的广泛保障，也是因为案件的复杂性——案情是纽伦堡审判以来最为复杂的一次。而且等待是值得的，尤其是因为特别法庭已经搜集了大量非同寻常的档案和证词。 这个数据库对红色高棉时代的现有学术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现在有理由担心，特别法庭的使命完成之后，这些资料不会对研究人员开放。鉴于柬埔寨政府对于自己与波尔布特(Pol Pot)政权的联系感到不安，这些异常重要的档案可能会遭到删减，或者被近乎永久地封存。 从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倒台，到特别法庭设立，历史学者搜集了翔实的证据呈现当时的灾祸。1995年之后，最初由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建立的独立研究机构柬埔寨文献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搜罗了数万份红色过去不为人知的红色高棉政权内部文件，此外还有与受害者和红色高棉干部进行的数千次访谈。（我本人曾是柬埔寨文献中心的主任。） 随后这些资料被提供给了特别法庭。世界各地的学者也分享了笔记和采访。之后，法庭本身也向柬埔寨各地派出了调查人员，努力查清现有记录中存在混淆的细节，从而搜集了超过1000份访谈。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将近3900名受害者的证词，他们作为民事当事人参与了案件的审理。红色高棉特别法庭的这种安排，使它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国内合作的刑事法院中独树一帜。此外，其他受害者也提交了数千份诉状。 所有这些证据都集中到了一个复杂的电子数据库里。数据库中现在包含了超过100万页信息、数千张照片，以及数百段影像和录音。这些资料便于检索，有利于参与案件审理的各方将相关的史实联系起来，克服此前研究人员在这方面遭遇的困难，这样一来就可以对红色高棉政权有更细致的了解。 从2006年到2012年，我曾担任检方调查人员。我们的办公室使用了所有这些信息，对红色高棉异常隐秘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模型，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区域再到公社。我们编制了逾1000份组织结构图，展示政治、军事和政府机关的人员安排。这些成果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深入了解到了，整个国家的组织结构里，各个层级之间的指令链条，而且也形象地显示出，一轮轮内部清洗席卷整个红色高棉的过程。 这样的交叉对照帮助证实了农谢和乔森潘遭到的指控，比如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17日占领首都金边，随后强行清空了该城的200万居民时犯下的一些罪行。红色高棉在主要出城道路上设置了盘查点，大批经过那里的民众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数以百计的这种叙述，审判法官在最近的裁决中得出结论：红色高棉1975年推翻了前政权后，该政权官员遭到的杀戮并非一些不守纪律的士兵做出的孤立行为，而是根据红色高棉的中央部署，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行动。 从特别法庭的档案中，可以得出更多的联系，其中一些直接关系到在下阶段的审判中，可以考虑对红色高棉领导人提起哪些罪名的指控。在这部分内容中，包括了强迫婚姻等指控。在搜集红色高棉政权时期的性犯罪证据方面，几家非政府组织已经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然而，正是特别法庭搜罗的民事当事人诉状和受害者控诉，清楚显示了红色高棉的强迫结婚和圆房政策导致了多么频繁的强奸犯罪。 此外还有一些资料，虽然与这些领导人的审判没有直接联系，但对于理解红色高棉政权和柬埔寨当代状况而言，却具有很高的价值。例如，红色高棉最高决策机构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及军方领导层和部门指挥官之间的电报，揭示了中国在军事物资、后勤和人员上，为红色高棉提供了规模惊人的援助。特别法庭档案中还包含大量信息，显示了在红色高棉政权的领导下，人们所说的"东区"(Eastern Zone)是如何运作的。柬埔寨现政府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就来自东区。 但是，这些问题存在争议。自从1979年年初红色高棉垮台以来，柬埔寨就一直是现任首相洪森(Hun Sen)所在的执政党在掌权。对于它和波尔布特政权的确切联系，该党一直很敏感。一些资深党员出版自传，声称自己直至1970年才投身红色高棉运动，而且只是为了响应前国王的号召，团结起来对抗刚刚推翻他的军事独裁者——这和特别法庭档案的内容相矛盾。而且，在2009年，该党的一些领导人——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对特别法庭在调查中进行的传讯不予理睬。 由于执政党对这类问题很敏感，所以特别法庭的档案面临被篡改或者在工作完成后遭到封存的风险。而且联合国、法院的捐助方和柬埔寨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审判结束后，特别法庭的数据库应该留在柬埔寨，由该国政府控制，因此这样的风险更是大大增加。 联合国和捐助方必须说服柬埔寨政府，确保特别法庭的档案毫无保留地对历史学者开放。否则不仅会浪费特别法庭的心血，而且也会给这些历史文献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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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解决腐败问题非常重要——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二十六（吴伟） Posted: 28 Aug 2014 12:22 AM PDT
编者按：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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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6:46 PM PDT  刨祖墳，一下刨到百萬年前。結果，令民族主義分子沮喪，乃至絕望。 人類永恆的兩個問題，「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到哪裏去，只有天知道。從哪裏來，則有可能知悉，只要一直上溯尋找我們祖先的足迹即可。 26日，《中科院：元謀人北京猿人不是現代人祖先》的新聞，在微博上令一些人憤怒。彷彿他們的祖先被篡改，他們受到侮辱似的。 這說明當今的中國人是多麼無知。關於人類的起源，全世界的人類學家的共識早就是：人類的遠古祖先起源於幾百萬年前的非洲人。這一知識，在各種書籍、網站上都能查到，甚至在中國引進的國外電視紀錄片裏也能看到。可很多人不去汲取知識，卻還什麼都敢斷言。無知者無畏。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不僅對近代史造假，對遠古史也造假。歷史教材都說中國這塊土地上存在過元謀人、藍田人、丁村人、北京山頂洞人，然後不說這些人種其實後來都滅絕了，卻暗示說今天的中國人彷彿是元謀人、丁村人、藍田人、北京山頂洞人進化過來的。 26日的這篇新聞，引用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張亞平院士的話語，直接指向元謀人、北京猿人。此文有積極意義。不過，記者有犯了中國記者的老毛病：吹噓。新聞說「張亞平院士指導的研究團隊通過對超過6000個樣本的驗證，發現這些樣本中的線粒體DNA都追溯到了非洲。沒有發現任何像元謀猿人、北京周口店猿人這樣的古人類對現代中國人有貢獻……」「張亞平院士的研究團隊發現，祖先人群從東非來到西亞，之後沿著亞洲南部的海岸線快速遷移，經過南亞次大陸，由東南亞向北進入東亞……」 如果照新聞裏的描述，張亞平和他的團隊的發現可以震驚全世界。實際上此新聞在國際上沒什麼影響。因為，人類起源於非洲，中國這塊土地存在過的元謀人、丁村人、北京猿人都滅絕了，早已經是學界共識。 有些人說，現在主流確實是「世界人類同源」，都來自非洲，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是各個大洲「獨立起源」。這種說法貌似中立，其實還是錯的。 「非洲起源」，說的是遠古人類，以及20萬年前的現代人起源；「獨立起源」，說的僅僅是現代人起源，也就是說，是在承認幾百萬年前非洲人的基礎上，又提出，現代人未必是從非洲移居其他大陸的，有可能是幾百萬年前移居到其他大陸的非洲人，在各自的地區演化出了不同的現代人。 2009年曾經有一篇新聞《中科院稱中國人祖先未必完全來自非洲》，從「未必完全來自非洲」，就可以看出，中國科學界也普遍接受我們最早的祖先是非洲人的理論。 當今哪些國家的學者是少數派，堅持現代人種的「多地區進化說」呢？是東亞的學者，尤其是中國學者。而東亞和中國，是民族主義情緒最被挑逗的地區。為什麼這些地區的人，勉強堅持「多地區說」，原因大家都知道。 總結一下現在學界的觀點：絕大多數人類學學者認可現代人種來自非洲，幾乎100%的人類學學者認可：人類的遠古祖先起源於非洲。 這是一個讓東亞民族主義分子痛苦的結論。因為，這個結論意味著：今天的亞洲人、歐洲人，說好聽一些，都是移民的後代；說殘酷一些，都是侵略者的後代——我們遠古的祖先，智商和體能高於百萬年前的元謀人、藍田人、丁村人，也高於幾萬年前的北京山頂洞人，在殘酷的食品爭奪中，殺死或淘汰了元謀人、藍田人、丁村人、北京山頂洞人，導致那些人種滅絕。 我們的祖先是優勝劣汰的勝利者，同時是侵略者。 「真正的中國人」的祖先，被我們的祖先消滅了。 「自古就是某國領土」的說法，有些迷離，像宇宙般深邃了。 央視可以這樣抒情了：啊，非洲，我的祖國，何時回到你溫暖的懷抱？ 愛祖國，那只能是愛非洲。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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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6:43 PM PDT
官方與民間有深刻分歧不難理解，針對官方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高調評價，民間的反駁認為，所謂改革開放的內容，早就存在於1949年之前，且所有這些，本就是民眾固有之權利，鄧小平作為前30年的中共核心領導人，曾是剝奪之主角，縱使後來有所改進，猶有不足，功也未必能抵過，何來高調之評價？如喬木先生就認為，「改革開放就是回到中國原來就有、國外持續存在的發展模式。政府只要減少控制就行，談不上什麼設計，頂多是對民國經濟模式的傳承，對國外的模仿。與其說鄧小平是偉大的設計者，不如說是心懷愧疚的還債者」。 不過，針對鄧及其改革的評價分歧，並不僅限於官方與民間，在自由派之中，也有相當深刻的分歧。具有很高德望的茅于軾先生如此評價鄧小平及其改革：「我覺得鄧小平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貢獻，就是讓中國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道路。這對十幾億人口的國家來說關係重大，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天的成績，這是總的評價」，「經歷過文革，才知道鄧小平有多重要」。對此，社交平台上也頗有不同意見，這當中，首先是對鄧小平鎮壓八九學運的非議，仔細分析，則不難看出其中包含了對於改革本身的不同評價。 在自由派的觀念當中，改革長期以來都是一個正面詞彙，受到積極的評價。這種積極評價，首先是對改革所獲得的事實上的成就的肯定，經過改革開放，數以億計的民眾擺脫了絕對貧困，總體而言，民眾在人身自由，經濟福利和文化消費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對於茅老先生這樣的老人，通過對比前後30年，尤其容易從相對進步的角度對改革開放持積極評價。此外，改革作為一個正面詞彙，還意味著對於未來的積極想像，在自由派內部，改革不僅在經濟成就的意義上被肯定，同時也被看作是通往包括政治制度變革在內的整體轉型的前奏或者有利條件，而被加以肯定。換言之，對鄧小平的評價的分歧，更多地體現了對於改革本身的評價分歧。對於鄧小平及其改革的當下分歧，其實反映了自由派內部對於現狀及未來想像的某種分歧。 自由派對改革的積極評價，首先是將其看作是整體轉型的前奏。有別於官方的是，自由派認為，改革不僅包括經濟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其最終目標是實現包含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在內的整體轉型。自由派曾廣泛認為，1980年代存在所謂的改革共識，如1988年中共十三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內容，即是其具體反映。即使在1989年的悲劇性事件之後，自由派仍未放棄這一根本前提，一方面，自由派認為，是學運的激進導致了悲劇事件，破壞了上述改革進程，令人惋惜，也由此對1989學運持相對消極的評價；另一方面，自由派則認為，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經濟改革單兵突進，政治改革滯後，一方面是高速的增長，但也帶來了貧富懸殊的擴大、腐敗的湧現，以及利益集團的壯大等負面問題，而解決之道，則是需要回到改革共識，重啟政治改革，並最終通過開啟包含政改在內的新改革進程，既解決當下的問題，並實現漸進轉型。即使到了今天，這樣的論述也隨處可見。 從這樣的邏輯出發，對於改革的積極評價也就難以避免，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經過了1989年悲劇性事件，對鄧小平本人的評價也依舊有積極的一面。但是，曾經存在改革共識與重啟政治改革的主流論述。近年來遭遇到泛自由派內部越來越多的質疑。首先，從邏輯而言，1989年的悲劇性事件，正是對改革共識的否定，如果真有所謂的共識，何勞坦克上街？ 其次，從事實層面，近年來，楊繼繩等當代史學家的著作，趙紫陽、李鵬、鄧力群、杜導正等當事人的回憶錄，以及鮑彤、吳偉等參與者的文章，都一再說明，無論在體制內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還是上述兩派所共同組成的體制主流和自由派之間，都存在在廣泛的分歧乃至鬥爭，並因此埋下了1989年悲劇事件的伏筆。諸多事實表明，不僅改革的最大靠山鄧小平本人從無由經濟改革推進到自由化政治改革，進而實現憲政民主轉型的絲毫想法，即使是被認為是改革派的胡耀邦、趙紫陽，同樣也未曾有過類似設想，由經濟改革到自由化政治改革，進而實現憲政民主轉型的漸進圖景所構成的1980年代改革共識，基本是自由派人士面壁虛構的一廂情願。 最後，一旦曾經存在改革共識這一前提被顛覆，所謂的重啟改革就成為了無源之水，既然從來就沒有過包括政改乃至整體轉型在內的改革共識，那麼，改革其實只是專政體制為了延續其統治而進行的自我修補，而無論是1989年的悲劇事件還是當下的權利現狀都表明，從來就不存在指向自由化的改革本身，與這種質疑相伴隨，「改革已死」的斷言開始流行，改革的正面形象也開始悄然崩塌。 不過，仍有相當多的自由派人士並未放棄對於改革的肯定：即使從主觀而言，體制並無通過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的意圖，但客觀而論，經濟改革又確實為政治改革，又或者說為包含政治體制在內的漸進轉型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這一論述看來，經濟改革帶來了若干有利於漸進轉型的有利條件：為推進有限市場化，官方容忍了親市場的自由派話語，主動推進法制進程，在社會管理上也有推進村民自治，有限放開特定領域的NGO，等等。相當多的自由派人士認為，有限市場化及其成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同時也積累了有利於漸進轉型的社會基礎，只要體制能夠順應這一趨勢，民間也就能夠加以推進，從而在所謂良性互動之下，實現包括政治體制在內的平穩轉型。不難看出，這一論述仍是上述重啟改革思路的某種變形，但對於有限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後果寄予了更多的期待，但無論如何，從這一論述出發，依舊對於改革本身持有相對正面的評價。 然而，這一論述在自由派內部也同樣未能避免質疑。有限市場化確實帶來了上述後果，也帶來了若干社會發育的雛形，但在另一方面，針對有限市場化及其社會後果，體制也有了相應的變化：體制不僅保留了對於核心經濟領域和資源的控制，同時，在引入市場化機制的同時，保留了教科文衛等事業單位，以實現對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的直接控制，有限市場化改革的經濟成果，則被體制用於強化社會管理，推出了剛性維穩乃至網格化維穩體制，換言之，有限市場化改革並未帶來體制的根本性變化，而是確立了一種全新的市場新極權體制。得益於有限市場化改革的經濟成果，這一全新的市場新極權體制正處於其巔峰時期，中共18大所提出的「三個自信」和「兩個100年」的目標，以及「不走老路、不走邪路」的宣示，既顯示出市場新極權體制長期存續的意圖，同時也展現了市場新極權體制進一步強化社會控制的長期趨勢。 隨著全新的市場新極權體制的確立，體制不僅繼續維持了對於社會的全面控制，依靠更為豐富的資源和更為多樣的手段，將一切有形的異議反對壓制於萌芽狀態，同時，對有限化市場改革所帶來的新興社會階層的壯大和自由化話語的傳播等後果，也持越來越警惕和越來越防範的立場，最近一段時期以來，體制不僅通過兩新黨建等方式直接介入，同時展開網絡清理，以奪回意識形態主動權。而針對異議反對和維權抗爭，也持越來越不容忍的態度擴大打擊，也因此，市場新極權體制的確立和擴張，事實上打破了所謂改革有利於良性互動進而促進漸進轉型的幻覺。 在市場新極權的現實之下，所謂改革有利於良性互動進而通往漸進轉型的論述，隨之在自由派內部也遭遇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與其說改革帶來了有利於良性互動和漸進轉型的條件，不如說改革增強了體制的韌性，提高了新極權體制的存續能力。由此，改革本身遭遇到了某種根本性的否定，在自由派內部的一些人士那裏，改革從積極評價的正面詞彙，悄然變為了一種負面評價的消極詞彙，對於鄧小平本人的評價，也隨之從「開放有功、開槍有罪」這樣的兩分法，走向了更具批判性的評價。從這一角度，也就不難理解，何以茅老先生等人對於鄧小平及其改革的積極評價，會在當下遭遇到如此多的激烈反對。 從否定曾經存在包含政改在內的改革共識出發，到否定所謂重啟改革的可能，再到質疑改革有利於漸進轉型，直到針對市場新極權體制而對改革本身也持負面評價，泛自由派內部針對改革本身的評價的分歧，已然改變了當下的思潮版圖，如果說對毛澤東及其革命的評價，是當代中國最深刻的一道鴻溝，如今，對鄧小平及其改革的評價，也越來越成為泛自由派內部最深刻的一道鴻溝，這既是當代中國社會進程的曲折反映，也預示了對於未來路徑的不同選擇。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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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5:4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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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5:18 PM PDT
在古巴这样的制度下，国家最高权力执掌者的产生和继承完全在黑箱中运作，普通人只有听热闹的份儿，根本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中国是古巴财大气粗的施主，他们也不过是彼此彼此。 习近平7月份出访拉美，最后一站是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不一样，中国领导人访问古巴常常体现了一种政治怀旧。有卡斯特罗在，中共的一党专制制度在国际上不但吾道不孤，而且更有一种安全感。古巴对于中共还有一个更微妙的意义：中共如果要宣传自己改革开放得好，古巴在内部就可以拿来作为拒不改革造成民生凋敝的例子，而从坚持"社会主义"来说，又可以把古巴作为信念坚定的模范。总之是左右逢源，更不用说古巴是国际反美的先锋，很多时候可以当出头鸟。 "六四"：中古关系的转折点 中古关系从冷战时期的敌人变为后冷战时期的盟友，其转折点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是六四枪响时，中国外长钱其琛正好到达拉美开始多国访问，但有些国家，例如墨西哥，拒绝接待，只让他过境，只有古巴张开双臂热烈欢迎。由于其他国家取消了钱的访问，他在古巴待了四天，期间卡斯特罗不但设国宴款待，而且把他拉到自己办公室密谈。卡斯特罗当时已经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将要抛弃自己，所以抓住这个机会和中国恢复关系。 卡斯特罗的政治敏感获得丰厚的报酬。自9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取代前苏联成了古巴最大的施主。例如，由于来自前苏联的能源供应被终止，中国制造的自行车和电饭锅成了很多古巴家庭交通和煮饭的主要工具。不要说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卡斯特罗本人也受益匪浅。有一次他患病，正巧中国因为领导人去访问，一下就签了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供他的医药费。 但卡斯特罗在整个九十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始终抱有疑问，认为会把中国引向前苏联的道路。1993年江泽民第一次访问古巴，待了19个小时，一多半时间花在向他解释这个概念上。1995年他第一次访华，对中共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还有怀疑，对中方或是旁敲侧击或是直言相告。直到近些年，眼看中共没有半点要放弃权力实行民主化的意思，他才放心了许多。但在国内政策上他仍然在幕后发挥影响，反对任何自由化的改革。 中国：古巴最大的施主 习近平这次访问古巴，是第一次以第一把手的身份，而且他去了古巴最东部的圣地亚哥，这是中国历届领导人访古没有去过的。圣地亚哥是古巴第二大都市，也是卡斯特罗发动武装起义的革命圣地，相当于中国的井冈山。劳尔 卡斯特罗全程陪同，相互给足了面子。在圣地亚哥，习近平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参观卡斯特罗1953年7月26日武装起义的纪念馆，可以说是他在加勒比海的红色旅游。 中方媒体对习近平的访古报道中，毫不掩饰地突出了中方的施主地位和古巴人的感恩。《中国之声》的记者在哈瓦那街头采访古巴人，有的说"感谢中国的帮助，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有的说"在中国的帮助下，自己的生活正在一步一步变得更好。" 一个出租车司机说的更具体"我知道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要来访问古巴了!我们这里的宇通公交车是中国的，吉利帝豪车是中国的，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东西都要感谢中国的帮助。" 还有古巴人说通过中国的贷款，很多古巴家庭实现了家庭电器如冰箱和电视机的更新。 我2010年春天前往古巴做学术调查，深为中国在这个加勒比岛国的存在惊讶。刚进旅馆的房间打开中国的熊猫电视机，看到的竟然是温家宝在人大会议上作报告，而且是全程转播！这是中国中央台的频道。我也听说过中国出口到古巴的宇通客车的故事。一位在美国的古巴朋友告诉我，他有次回古巴，惊奇地发现哈瓦那有些街道的路面很平整，和多数坑坑洼洼多年没有整修的街道完全不一样。他了解下来是这是中方宇通客车公司的要求，因为如果路面不好，客车在合同期内跑不了多久就要维修甚至报废，中国公司要负责。古巴人说中国人和过去的苏联人不一样，苏联人不管，反正是国家的钱。 最近一些年来，尽管古巴吸收外资还主要限制在服务领域，但很多有生意眼光的中国公司很看好这个加勒比岛国在后卡斯特罗时期巨大的发展潜力。哈瓦那附近已经有中方企业在帮助设计开发高尔夫和连带的旅馆和餐饮业了。但中国目前在古巴最大的项目是海上浮动平台采油，这将中国在拉美寻求能源合作的一个重要契机。 古巴的"团派"和"秘书帮" 习近平这次访问古巴，也是在古巴最高权力移交的关键时刻。 去年2月，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将在2018年第二任期届满后退休，第一次为卡斯特罗时代的终结提出明确日期。在这天举行的古巴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52岁的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Mario Díaz-Canel Bermúdez)正式担任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外界看来，这一任命意味着卡内尔成为劳尔最热门的接班人选。卡内尔在上任后不久就访问了中国。 苏东剧变后，被菲德尔 卡斯特罗相中的接班人有好几个，都出身于"团派"和"秘书帮"。他们春风得意之时都比现在的卡内尔年轻得多，但后来都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有的人甚至被一撸到底。例如罗伯特 罗拜那，原来是卡斯特罗的秘书，古巴共青团领导人，后来当过外交部长，被认为态度开明，思想开放，很多人希望他接班。但1999年在反右倾中，他被卡斯特罗废黜，现在在哈瓦那自己开一个画廊谋生，从不谈政治。 接替罗拜那担任外交部长的罗格（Felipe Perez Rogue）也曾经被认为是接班人。罗格曾经是菲德尔最宠爱的后生，担任过他的大内秘书和总管，甚至负责菲德尔的起居和日程。他被选中担任外交部长和政治局委员时和罗拜那差不多，只有33岁。在宣布他取代罗拜那时，古巴党报强调他"对菲德尔思想和观点的理解很少有人能匹配"，从而暗示罗拜那对菲德尔有"不忠"之嫌。但到了2009年劳尔当政时，刚满43岁的罗格突然被解除职务。 在古巴这样的长老政治中，一个年轻人如果过早获宠未必是幸事，尤其如果长老们长寿的话，他的"接班"会面临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于是，往往受宠最晚的人才能成为最幸运的人。卡内尔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过早地被提拔到最高层核心、一直在劳尔的托庇之下等待时机的政治后生。至少现在看来，他还算是一个权力角斗中的幸运儿。 当年罗格下台后，一名匿名的古巴高层官员对外媒说:"古巴政治是一场球赛，但观看者都是盲人。"它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古巴这样的制度下，国家最高权力执掌者的产生和继承完全在黑箱中运作，普通人只有听热闹的份儿，根本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中国是古巴财大气粗的施主，他们也不过是彼此彼此。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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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5:1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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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2:05 PM PDT
邓小平对历史的影响确实深远，但究竟是正面影响大还是负面影响大，现在还很难说。傅高义强调邓小平让几亿人脱贫，史无前例。但邓小平的一些重大决策如一胎化、如三峡大坝，会影响数代人的命运。所以，几十年后，如果中国情况很糟，有些账还是会算到邓小平身上。 因此，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难定，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今天把太多中国的进步都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将来很好，也就不会有太多人在意；而如果将来情况非常糟糕，就意味著很可能会把过多责任也归咎于邓小平。 邓小平历史地位难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历史错误至今没有得到纠正，而他本人对此负有很大责任。六四的血腥镇压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中共至今不敢纠正这个错误，带来非常严重的历史后果，就是不断增加新的不义来维持旧的不义。 邓小平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如果中国富强了，中国的多数人就不会在意他历史上的不义了。对很多人来说，今天中国的现实似乎证明他的逻辑是对的。但事实是，六四的血腥镇压与中国的经济崛起没有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六四血债，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更容易推动政治改革，这是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得出的结论。 因此，中国在一种缺乏公义的政治环境下迅速崛起，究竟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意味著什么?这个问题将最终影响到对邓小平的历史评价。历史告诉我们，政治领袖的不义之行，总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事实上，邓小平在1989的不义，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今天，中国腐败到如此程度，与六四的不义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地位，将取决于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腐败。如何被纠正? 纠正的代价又如何? 这两个问题，今天还无法做出明确判断。 不难想像，邓小平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对今天的局面非常不安，也一定会希望习近平反腐成功，改革成功。习近平若成功，既成就了习近平本人的历史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问题是：习近平能成功吗？ 与文革后的邓小平相比，习近平今天面临的情势其实很不利。因为文革后的情势有利于邓小平纠正毛泽东的不义，而今天的情势，则不利于习近平纠正邓小平的不义。这一点，从这次纪念邓小平110诞辰的整个气氛可以得到支持。文革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包括中共内部，对毛泽东都非常不满，邓小平要纠正毛泽东的不义相对容易，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批毛走过头，伤到自己。 文革后的政治生态特征，是有利大家讲真话；如今的政治生态，则是鼓励大家继续讲假话。这种政治生态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种自欺欺人的政治氛围，会导致非常大的灾难性后果。古有中国的王莽复古，今有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还有毛泽东的大跃进，都是明鉴。 因此，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在这种不利讲真话的政治生态下，习近平因不能纠正邓小平的不义，而把中国推向一场巨大的灾难。其结果是，邓小平的不义，与习近平的不义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而且，习近平的不义，可以归咎于邓小平的不义。 因此，纪念一个历史人物，永远是为了回答现在面临的真实问题和挑战。那么什么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真实问题和真实挑战？中国现在面临的真实问题和挑战，就是不纠正邓小平在六四问题上坚持的政治伦理、不纠正邓小平在经济发展上的急功近利、不纠正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的实用主义。崛起的中国很可能给自己，也给世界带来灾难。 我始终相信，如果邓小平面对今天的局面，他是能调整的。邓小平最值得敬佩之处，就是他不喜欢自欺欺人。这是政治家难得的品格，也是很多国外政治家对他怀有敬意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这个品格，成就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而这个地位之所以今天有不保之虞，恰恰是因为他在晚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错误。他想过让江泽民下台、想过让赵紫阳复出，但出于私心，他放弃了。 为了拯救自己的历史地位，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做拼死一搏，这样的精神也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他也许没有想到，一个富强但缺乏道义精神的中国，是能够给中国自己，也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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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2:03 P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周永康时代的中共司法机关下黑到底上黑到顶》的结尾部分写道：辽宁方面居然可以仅凭很可能也是被屈打成招的袁宝琦的"口供"就认定袁宝璟是"雇凶杀人"主犯判处极刑并得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究其幕后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辽宁省政法委书记李峰有周永康做后台，所以才有了当时的辽宁省辽阳市中级法院是"奉旨办案"的说法。 日后的故事是，坊间对时任公安部长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周永康一心要置袁宝璟于死地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为自己和自己整个家族的"白手套"，一笔生意就可以让他的儿子赚得二十多亿人民币的刘汉"报仇雪恨"。 具体经办袁氏兄弟"买凶杀人"案的检方人士之一也曾私下透露说，其实无论是袁宝璟还是他兄弟们的口供也好，其他方面的证言证词也好，都比较能够令人相信当年与刘汉结仇的袁宝璟并没有设计置刘汉于死地，而辽宁地方警官出身的汪兴花钱买杀手想"干脆做掉"刘汉是一心要向袁宝璟邀功请赏的自作主张。而日后这个汪兴又因以此要挟袁氏一家反遭灭口，也没有证据说明是袁宝璟本人指示的结果。但就是因为当时的周永康要为刘汉"出口气"，直接发话"最应该惩处的就是袁宝璟"，才导致了袁氏三兄弟被同时处死的悲惨结局。 另一种说法是袁宝璟的巨额捐赠是导致周永康要求当时的最高法院尽快核准其死刑的重要原因，因为周永康在国家石油系统的党羽们要与周永康私分这一大笔外国石油公司的股权。 按照当时坊间传闻，袁宝璟不但把瑞士巨额存款密码告诉了妻子卓玛，还委托卓玛和律师捐赠其拥有印尼公司40％股份(时价约合495亿人民币)。 "袁宝璟确实委托我将他在瑞士银行的巨额存款合法移交给卓玛教授，还将其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地持有的公司股份同时转让给了卓玛教授。"刘家众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袁宝璟通过香港华智国际公司以第一大股东身份持有一家印尼石油公司40%的股份。 刘家众律师说，袁宝璟多次表示，捐赠完全不是为了"买命"，而是的确想将自己财富的一部分捐赠国家。为了顺利实现这次捐赠，袁宝璟还让他的妻子——夫妻财产的共同所有人——卓玛也签署了一份同意捐赠书。 当时的一篇相关报道中详细描述说，卓玛在会见完袁宝璟后，立即回到北京，在第一时间落实这份捐赠。就在10月15日，国家某部委一名办公厅主任会见了卓玛，在表示愿意代表国家接受捐赠后，反复问卓玛有什么要求，卓玛说，除了接受这份捐赠，没有任何别的要求。此前卓玛曾对媒体表示，袁宝璟是出于国家能源安全角度才有此"遗愿"的。 无论当时的袁宝璟是因何动机捐出如此巨额海外石油公司股份，如今的周永康不但大权旁落，他本人及他在石油系统的主要代理人们也都下狱的下狱，逃亡的逃亡，坊间对这笔巨额捐赠的"下落不明"终于可以公开质疑了。 至于当时还只是公安部长、政法委副书记的周永康为何能够压服最高法院制造出顾雏军和袁氏兄弟冤案，追根朔源还是中共政权的制度之恶。 笔者在去年春中共"两会"召开之后曾经为本专栏撰写过一篇《习近平不许公安再凌驾于高法、高检之上》。文中说：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孟建柱为书记的新一届中央政法委组成名单日前被正式对外公布，外界舆论虽然对此也有所关注，但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与上届和上上届相比，本届的一大变化是不再设副书记了。 文中说：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因为没有法只有"治"，所以历任公安部长都是位高权重，从（以公安部长之权重获冕国务院副总理之尊贵的）罗瑞卿和谢富治再到华国锋，华国锋甚至一度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身份继续兼任了一段时间的公安部长。 毛泽东时代结束后，整个邓小平时代都没有令公安部长的权力和地位再度恶性膨胀。从第四任公安部长赵苍璧、第五任刘复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驷驹到第九任贾春旺，其中只有兼任一段时间公安部长的王芳是国务委员----前提是当时的政法委被宣布撤销，王芳实际上是以国务委员身份在国务院内分管公安、司法和国安等部门。除了这位王芳，上述其他几任在位期间都是正部长级待遇。而接替贾春旺的周永康则大不一样，在内部被决定为公安部长继任人选的同时被安排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次年三月又被安排为国务院国务委员，其权位等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罗瑞卿和谢富治。 五年之后，周永康官升一级接替了罗干的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的职务之后，继任公安部长孟建柱虽然在党内职务只是普通中央委员，但在政法委内部的职务仍然是凌驾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之上的政法委副书记。 笔者当时还在《习近平不许公安再凌驾于高法、高检之上》一文中分析道：事后看来，周永康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因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政法委副书记，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权力之大，特别是在对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统的干部任命上的直接影响力，绝对是过去从赵苍壁到贾春旺等历任公安部长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正因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兼国务院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长的五年经历之后再递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所以他在胡锦涛执政的后五年里已经可以凭借手中政治实力与总书记兼军委主席胡锦涛分庭抗礼了。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以周永康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势力的空前膨胀，就没有当时的薄熙来错判形势、利令智昏。 笔者还在当时的这篇文章中狠夸了一番习近平，说是"中共十八大之后，我们外界看到了习近平登基之后约束政法委的对策之一就是让整个机构从正国级降至副国级，对策之二就是让公安部长的党内职务仅仅是普通中央委员，甚至连政法委的一把手都只给安排政治局委员，不给安排书记处书记职务。如今十二届全国人大开过之后，随着高法、高检和国务院所属其他政法类机构的一把手各就各位，我们又看到了习近平政权规范中央政法系统的措施之三，就是不再让公安部长在政法委内部凌驾于高检和高法之上。此举当然不是从淡化党管政法的角度出发，但相对于胡锦涛时代的公安部长以党的中央政法委副书记身份凌驾于高法和高检之上的倒行逆施，也算得上是一种拨乱反正了。" 当时笔者撰写此文的依据是去年四月八日人民网旗下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刊登的一篇消息："中央政法委新一届领导成员名单公布"。具体内容是："中央政法委官方网站中国长安网日前公布新一届中央政法委领导的组成名单。书记：孟建柱；委员：郭声琨、周强、曹建明、周本顺、耿恵昌、吴爱英、李东生、杜金才、王建平、陈训秋；秘书长：周本顺；副秘书长：陈训秋、王其江、姜伟。 如果有读者和听众感兴趣的话，不妨到"古狗"上输入"新一届中央政法委组成名单"几个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的这则消息和笔者据此撰写的《习近平不许公安再凌驾于高法、高检之上》都还排列的第一页面上。 但是，如果再进入中国长安网核查的话，就会发现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中央政法委组成人员"的内容悄然改动，本来在所有委员中排名第一的郭声琨被改成了副书记，其他未变。究竟是何动因令习近平政权在对中央政法委的组织架构作了短时期的改变之后却又"纠正"了回去，留待下篇文章做详细的分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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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4:10 PM PDT  第二屆「尋找共同點」藏漢研討會與2014年8月27日在德國漢堡Grand Élysées 酒店隆重召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外交與新聞部部長德吉曲央、尊者達賴喇嘛駐歐洲特使格桑堅贊以及來自歐洲、北美、澳洲、香港、印度等地各界藏漢人士約70人出席了會議。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有藏人行政中央、尊者駐歐洲特別代表處聯合籌辦。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在研討開幕式上致詞時表示：「中間道路」是達賴喇嘛尊者與1974 年提出，既在中國憲法的框架內，實現西藏民族名副其實的自治。爭取以和平的方式與中國政府對話，實現保護西藏民族之特性和獨一無二的文化。從1987年起，達賴喇嘛尊者在世界各地一系列重要場合闡述了「中間道路」政策，包括在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希望繼續敦促中國領導曾展開對話。西藏地區的行政管理，應該圍繞著保護和促進藏人語言、文化、宗教、教育、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的利用、經濟發展和貿易、公共衛生、公共安全、監督人口遷移，以及國際間的文化教育和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他還特別強調：藏人行政中央致力于倡導「中間道路」政策既不是尋求「大藏區」，也不是「高度自治」，而是藏人在一個統一的行政管理下實行名副其實的自治。這個與民族區域自治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相關規定相一致。他還指出：藏人行政中央正在尋求華人社群乃至跟廣泛的國際社會的支持，以鼓勵中國政府本著和解精神恢復對話，真是這一使雙方都充分獲益的真正的自治政策。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長德吉曲央致詞時強調：每當談到西藏時，中國政府就會提起如何在藏區大量投資和建設等等，這也就使許多漢人對藏人爭取自由的政治運動感到懷疑和困惑，認為藏人為什麼如此不知感恩，不開心，想要什麼等，從根本上說，西藏問題是一個與人類基本尊嚴相關的問題，而不是可以用價格衡量的，它是一個民族渴望繼續存在，保持其特有文化，保護其民族認同的基礎和關鍵。她還表示：可悲的是，由於中國政府的大肆宣傳，我不知道成千上萬的中國遊客能否提出一些理應深思的關於西藏的問題。比如，為何有130多名藏人自焚？保護西藏文化的重要性？西藏環境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證？德吉曲央外長還指出：西藏問題中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中國人受到限制難以得到關於西藏的準確信息。中國官方的歪曲宣傳把西藏政治運動描述成分裂主義運動和漢藏民族間的衝突，這及挑動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為官方的強硬對藏路線和堅持不妥協提供了合理性。 德國科龍世界藝術學院院士廖天琪女士就「對漢藏問題歷史和現狀的評估」為主題發言時強調：自西藏抗暴及達賴喇嘛流亡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政壇雖然世代交替，換上了第五代領導人，但是在對西藏政策上，依然維持一個「拖」字，似乎還將繼續維持一貫的高壓強制性政策。相對而言，達賴喇嘛已經在2011年將西藏政治權利移交給民選的藏人，目前由洛桑格博士擔任，西藏政教合一的結束、民主轉型至少在流亡政府的範圍內是成功的。她指出：西方世界處於經濟利益，不願跟中國惡交，因而多半對西藏問題不加過問。130多位慘烈自焚也並沒有喚醒國際社會的良知，除了民間一些微弱的呼聲，西方政府并未出面干預。在如此前景並不樂觀的大環境之下，關心西藏命運的漢藏人士應當如何貢獻一己之力，來促進漢藏的交流溝通，增進彼此的理解，並影響北京決策者的態度，讓他們放棄「大國崛起」的夢，而以公正理性的態度來處理民族問題上，海外華人應道多讀西方關於西藏的著作或資料，更廣泛并深入了解西藏歷史、文化、宗教、並且將之翻成中文，將這些公正持平的資料傳播給中國人，打破他們長期受到中共洗腦而形成的對西藏的偏見和俠義的知識框架。 在今天的會議上與會者就「藏人的視角和看法」，「回顧並思考達賴喇嘛尊者對藏漢問題的觀點」，「中間道路及歷次藏漢對話做解答」，「對藏漢問題歷史和現狀的評估」，「如何關心和促進藏漢民間交流」，「中共西藏政策的演變」，「西藏人權災難與中國正在發生的政治變革」等議題中展開了討論。司政洛桑僧格與外長德吉曲央做了纖細介紹，並且就華人們提出的問題一一做了回答。 為期兩天的會議有專職中英文現場陪同翻譯，會議第二天將繼續以「加強于知識份子的交流促進中間道路的發展」等議題方面發言及討論，並且總結會議。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中文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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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5:48 PM PDT 《中国的出路》之一百 反腐败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炎黄春秋有一篇反腐败的文章，简单地论述了美国当年是如何的腐败，又如何没有人头滚滚，就把腐败治理好了。到如今这种相对来说清明的政治，好像是风平浪静。这篇文章对美国政治清明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中谈到的重要原因，也八九不离十。其中特别强调了独立媒体的作用，可以说是现在国内精英们的共识。很多老百姓近些年来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在媒体揭露上了，大家给媒体加油的呼声不断。 可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媒体好像很不给劲呢？现在中国的网络媒体，绝对不是二百年前美国的报纸可比的。就算是有几十万网警五毛在使劲，泄露出来的信息也绝对超过二百年前的美国。但效果好像不如美国。 为什么会这样？是中国人素质差、愚昧无知吗？二百年前的美国人，文化水平绝对低于现在的中国人。再推论下去就该是亚洲价值观的人种低劣论了。这不仅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绝大多数美国人也不以为然。 那是什么原因呢？现在国人议论最多的，就是选择性的反腐。也就是利用反腐打击政治对手，对于政治同盟者来说则丝毫也没有约束力和威慑作用。也就是和古代一样，不但没有效果甚至还越反越腐败，干净不了几天。 为什么美国就能简简单单地把腐败抑制住，中国就不能呢？文章的作者像所有中国的精英们一样，不敢说道根本原因。文中很详细地描述了美国陆续制定反腐败法律的过程，似乎法律制定出来就自动产生了作用。这恰好就忽略了最重要的环节，法律是否能够实施。 中国古代就不反腐败了吗？那时的法律制定得比美国还要严密，杀人也真的是人头滚滚，甚至比现在还人头滚滚。但那有用吗？没有。古代连宰相首辅也照杀不误，现在还刑不上常委，刑不上元老呢。连古人都比不上，谈什么美国。听说最近给了几大元老传说中的丹书铁券，还准备给更多的免死牌。我听说后就笑了，中国老百姓就这么好骗？ 为什么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反腐都无效，而美国就有效呢？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就不敢说话，说了也没用，而美国的媒体就成了反腐败的有力助手呢？中国和美国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官僚和政客是一伙的。中国没有反对派和反对党，也就是没有民主制度。 例如中国的那几个花瓶党，或者说共产党的合伙党，有一个敢揭发贪官污吏的吗？还不如人家党内揭发得多呢？即使揭发并且成功了也没有用，换上来一个还是人家那个共产党的，没你们什么事儿。且不说揭发的动力如何，就是他们的同党事后的报复，就杜绝了揭发的动机。 于是大家看到的就是少数坚持原则的就得接受报复，大多数精英们则洋洋洒洒、避重就轻、云煽雾罩。老百姓被煽得罩在云里雾里，每一次都是被骗的感觉。被骗的次数多了，就是狼真的来了也不信了。我看到王岐山声嘶力竭的照片就想笑，老百姓根本不相信，你还演个什么劲呢？ 我不觉得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是假心假意。古代的皇帝也是真心真意地反腐败。他们也和现在的中共一样，知道继续腐败下去就是亡党亡国。古代设计的反腐败机构可以说是叠床架屋，严密无比。现在中共的反腐败机构，也是洋为中用，中西结合。为什么就不行？ 所以连胡耀邦都奇怪：为什么国外的好东西引进到中国就失效，就变味了呢？于是想起了晏子使楚的故事：桔生淮南为桔，淮北为枳。条件不同，表现当然就不同。美国的制度搬到中国来没效果，就是因为基本条件不同，所以当然就变了味儿。 什么条件不同呢？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多党制、和民主制度保障下的公平的法律制度，和中国一党专制下的官官相护、自我监督、无法无天的本质上的不同。没有这个基本的制度，其它附加的制度自然也就变了样。这就像驴唇安在了马嘴上一样，说好听点叫搞笑。 有了反对党和反对派就不一样了。抓住你的腐败或者无能，就可以把你赶下台。轮流执政这个动力太强大了，还怕他们不会认真地监督吗？有了反对党和反对派的认真而又强大的压力，揭发腐败或者精英们说三道四也就不容易受到报复了。法官们秉公办案也不用看谁的眼色，向谁请示了。如此，才是桔生淮南为桔。 民主制度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是没有民主制度就肯定十不全、十不美。不仅仅是反腐败，中国现在的各种老大难的问题，都和这个基本的一党专政的制度有关。顺藤摸瓜都会摸到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上来。这方面国内的有识之士看得比我们更清楚，所以才有了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的议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说话的自由。 习近平、王岐山想靠反腐败赢得民心，然后再如何如何，这叫本末倒置。要真正从反腐败开始政治改革，就要获得民众的支持。没有民心所向，就不可能抵挡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扑。抵挡不住官僚资产阶级的反扑，又怎么能够反得了腐败，赢得了民心呢？习近平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这个难题的解，就在于建立民主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只能够革命。预祝习近平的改革失败。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4/WeiJS140709ChinaWayOut100democracyroot.mp3 （撰写于2014年7月8日。录音于2014年7月9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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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4:12 PM PDT 朱学渊：答周成启先生 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贵州社科院副院长周成启先生八月十五 日来函："谢谢发来的稿件， 我不是专家，不懂。听贵卅学者说，夜 郎国地址已有共识。"八月十六日成启先生又来函："朱渊君，研究 此问题（指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意义何在？盼告一二。" 对此，我首先回答"夜郎国"的问题。周先生说近年贵州考古学者已 经成功发掘了夜郎国遗址，但司马迁说西南夷以"夜郎为大"，因此 一处遗迹的发现未必等于认识了夜郎国的全体，而认识夜郎不仅要发 掘其遗物，还要认识其血缘、语言和生存范围，"哀牢山／二郎山" 曾为"夜郎"之地或许有等同于考古的意义。以"夜郎"是"挹娄-ng" 论说其为女真，只是我的证据之一，我还有若干其他的证据。 许多人乃至许多学者认为女真、蒙古、突厥是隋唐或唐宋以后形成的 民族，这或许与汉族和汉语是汉代以后形成的说法一样荒谬。事实上 历史上出现的"鸟夷／氐姓／姬姓／子姓／九姓／鬼国"都是"女真 ／女直／女国"的不同表现形式。女真民族自称"朱里真"，蒙古民 族称之"主儿扯"，族名"女真／女直／女国"的真实读音是 juchin／ juchi／jugu，这一点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认识得更早。 有不少读者向我发问："按你的说法，中原民族的祖先主要是女真民 族？"事实是，中原民族或北方汉族的祖先是后世女真、蒙古、突厥 民族的同类，但女真血缘部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原占统治地位， 不仅商周秦三代统治部落和传说人物"五帝"出自女真；而唐代漠北 突厥民族的首领部落是"九姓回鹘"，乌兹别克民族的祖先是"昭武 九姓"，康巴藏族的祖先"女国"都是女真民族。因此我们应该充分 认识女真民族对于亚洲人类的重要性。 中原姓氏"周／邹／ 曲／瞿／屈／居／诸葛／鬼谷"和地名"诸暨／ 龟兹"可能直接来自族名"女真／女直／女国"，而姓氏"安 ／殷／ 颜／严／尹／阴／应／英"和地名"奄／兖／燕"则是来自女真民族 的核心氏族之名"爱新"的转音"安息／按出／奄蔡"。我们不妨设 想：为什么"子姓"建立的商朝的历史会是"殷本记"？为什么殷商 故地又为"奄"？中国历史有如此多的关于"女真"的信息，可能与 它曾经占统治地位较长有关。 对于"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有读者问"难道女真民族是说 蒙古话的吗"？有一位维吾尔族学者还问我"为什么你对蒙古话如此 敏感，却对突厥语这么麻木呢"？我想"九姓回鹘是说突厥语的女真 人"，或许可以间接地回答第一个问题；而对蒙古语的敏感，又是因 为我手头有几本使用很方便的《蒙英／英蒙词典》，缺乏拉丁化的突 厥语和满语字典是造成我无知的直接原因。事实上，突厥民族之于中 原民族也有举足轻重的份量，人名"陶朱"就是"突厥"，姓氏"呼 延"就是突厥语的"羊"。 周成启先生又问我："朱渊君，研究此问题（指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 女真人）意义何在？盼告一二。" 我想，作为我的长期读者的周先生是不会怀疑我"别有用心"的，而 我的人类学研究既没有政治动机，也不会产生经济效益；我追求的是 一部分人类历史的真相，而不是构拟压制他人思维的"真理"，它最 后达至中华民族各族应该互相认同的情理，并非我主观的初衷，而是 我探索到的客观事实。我自信我的认识中的正确部分将成为人类知识 结构的一部分，而愈来愈多的读者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 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和《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先后 由中华书局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秦》书之繁体版和韩文版 也在台湾与韩国刊行，若干散篇译文则已发表于英文和匈牙利文专业 杂志，但是它们在国内再版却益见困难。本人年事已高，我妻子在患 胰腺癌三年后已于最近离世，我不知道"中国梦"的全部内涵，但因 为我的政治异见而废止我的有利于民族和谐的学术结论，至少不会有 利于中华民族的未来。 周先生和有能力的读者或许可以向有关方面转达我的意见。 @@@@@@@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增订电子版 第二十七篇 华夏西域"蓝夷"考 上古文献里有不少汉语语义很明确的族名，如山戎、林戎、犬戎等。 后来，这些汉语族名反而在汉语世界里消失了，这个怪异的现象只能 用中原人类的祖先是戎狄的同类来解释，上古中原曾经有过汉语（雅 言）与戎狄语言并存的时代，这些族名是从戎狄语言意译过来的，汉 语后来占了上风，中原语言一元化了，多语的明白人没有了，戎狄的 族名就只能取音译了。譬如汉代"乌洛浑"出现后，"山戎"就消失 了，那是因为没有人再懂得"乌洛浑"是蒙古语的"山里人"了。 "蓝夷"是一个失佚得更早的雅言族名，它出现在《竹书纪年》的" 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和"河亶甲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 班方"两段文字中，《后汉书·东夷传》改成"至于仲丁，蓝夷作寇"。 商代以后"蓝夷"就没有在中原再出现过，它一定是被一个音译族名 顶替了，本文就是要探证"蓝夷"的真名实姓。 ·张骞记载的"蓝市"和"大夏" 关于"蓝"的信息后世两次出现在西域，而且还都与"夏"相关。司 马迁在《史记》名篇〈大宛列传〉里记载过一个"蓝市城"，它是" 大夏"之都，其云: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按，今阿姆河）南。其俗土著，有 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 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 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按，中国古 代将兴都库什山以南地方视为印度）。  地图十一 西域地理概貌（改绘，原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大宛是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费尔干那（Fergana）盆地，大夏应 该是在阿姆河南和兴都库什山之北的平坦地区，阿富汗城市巴里黑（ Balkh）是这片地方的古代中心，印欧伊朗人种是那里的原住民，〈大 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即是对 中亚的印欧伊朗人种面目的描述。 有趣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远征大军经过那里，更早的美地亚— —波斯王朝还曾经把利比亚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移民流放到那里，这些 希腊人的后裔建立过一个颇具名声且有考古遗迹的巴克特里亚（ Bactria）王朝。上世纪初，一批有见地的欧洲汉学家，如格鲁塞（ Rene Grousset）就认为这个希腊人的政权就是"大夏"。（《草原帝 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页46-50）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应 该从希腊语或波斯语去寻找"蓝/夏"及它们的关系了。  图三十七 有希腊铭文的巴克特里亚钱币 但是，以月氏、乌孙、塞种为代表的游牧部落的入侵，很早也在中亚 形成了一个蒙古人种的部落社会，西方古典把中亚的游牧部落统称为 Scythian（通译"斯基泰人"，待酌），《地理志》作者斯屈波（ Strabo，公元前63/64-后24年）言及攻入巴克特里亚的四个游牧部落 ，他说： 最知名的是把巴克特里亚从希腊人手里夺走的那些游牧部落，即 Asii、Pasiani、Tochari和 Sacarauli，它们都是从分割萨伽人和索格 丁那的药杀水（按，今锡尔河）彼岸过来的，那边是萨伽人占领的。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XI-8-2） 这四个部落名中的Tochari（或Tokharoi）即是中国历史屡屡提及的" 吐火罗/睹货逻"，或锡伯族姓氏"托霍罗"；（龚义昌《锡伯族姓氏 考》，新疆人民，页30。）有西方学者指出别处又作Asioi/ Asiani的 Asii就是"乌孙"，我以为"乌孙/ Osin"就是"爱新/ Asin"。可惜 从格鲁塞到梅维桓（Victor Mair）等名家都误以为这些族名是西方人种 的族名。 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启程出使大月氏，可能未出河西走廊就被匈奴截 留，他在匈奴受到厚待，还在那里娶妻生子，十年后方得脱逃，所以 应该通晓匈奴语或月氏语，他到大宛后听说的阿姆河南的"大夏"和 "蓝市"，最可能是匈奴或月氏语中可会意为"华夏之邦"或"蓝族 之城"的蒙古人种部落名。  图三十八 锡伯族姓氏"托霍罗" ·唐代西域的"蓝氏"和"大夏" 唐代西域也有"蓝"和"夏"并立的遗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的名义巡访西域，并 于大月氏故地，即乌兹别克及其周边地方设"月支都督府"，以当地 部落分置二十五州，其中"蓝氏"和"大夏"两州名列冠亚。其云： 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 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 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月支都督府，以吐火罗叶 护阿缓城置。领州二十五：蓝氏州以钵勃城置。大夏州以缚叱 城置。汉楼州以俱禄犍城置。弗敌州以乌逻氈城置。沙律州以咄 城置。妫水州以羯城置。盘越州以忽婆城置。忸密州以乌罗浑城置。 伽倍州以摩彦城置。粟特州以阿捺腊城置。钵罗州以兰城置。双泉 州以悉计蜜悉帝城置。祀惟州以昏磨城置。迟散州以悉蜜言城置。 富楼州以乞施巘城置。丁零州以泥射城置。薄知州以析面城置。桃 槐州以阿腊城置。大檀州以颊厥伊城具阙达官部落置。伏卢州以播 萨城置。身毒州以乞涩职城置。西戎州以突厥施怛駃城置。篾颉州 以骑失帝城置。叠仗州以发部落城置。苑汤州以拔特山城置。 我们不难发现上述"州/城"之名中，除"蓝氏"和"大夏"是汉语族 名外，其余都是北方民族的音译族名，譬如：钵勃（拔拔）、薄知 （白狄）、苑汤（乌潭）、大檀（鞑靼）、忽婆（贺拔）、摩彦（慕 容）、篾颉（勿吉）、缚叱（兀者）、忸密（吉里迷）、迟散（赤沙）、 祀惟（室韦）、析面（悉万）、乌罗浑（乌洛浑）等。而蓝氏和大夏 象是这个蒙古人种群体中的领袖部落，当然也应该从北方民族的语言 中去认识"蓝/夏"二字。 ·古代西域的语言格局 中亚语言是多元的，今世流行的伊朗语属的塔吉克语、普什图语，远 古就存在于那里了；蒙古人种统一使用突厥语的局面，也是在九世纪 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南朝历史《梁书·滑国传》记载了中亚使用蒙古 语的情况，其云：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至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其 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所谓"河南人"即是说蒙古话的吐谷浑部，其地今为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其今世后裔是操蒙古语的土族。《梁书》 要为西域的滑国立传，说明这个部落在中亚是有影响的；而其"言语 待河南人译然后通"，又表明它是说蒙古话的。 王名远能理顺这些蒙古人种部落，与他出自秦陇有关。"陇"就是天 水、宝鸡一带，魏晋年间那里氐羌杂处，更早则为周秦盘踞。周秦的 血缘是九姓，是月氏的同类，语言却是蒙古话，秦始皇改"江陵"为 "秣陵"，即是蒙古语的"江河"。今天甘肃河州东乡的百姓（东乡 族）还说蒙古话，也是古代陕甘宁青，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流行蒙古语 的遗迹。月氏是从河西走廊出走的，号称"月氏"的中亚曾流行蒙古 语不足为怪。 瞄准蒙古语，"蓝/夏"相关的真相就呼之欲出了。  图三十九 现代阿富汗依然是二元人种，喀布尔街头的两个男子 ·"蓝"是"呼和"之意，"夏"是"呼和"之音 很简单，"蓝/青"在蒙古语是"呼和/ kho-kho"，突厥语则是"可可 / ko-ko"，地名"呼和浩特"是"青城"，"可可西里"是"青山" 。因此蒙古语里"蓝夷/蓝氏"就应是"呼和氏"，而族名"回纥/ khui-kho"又最接近"呼和"。因此，《竹书》时代的双语人士是将" 回纥"听成"呼和"；又按"呼和"之意，将其译为"蓝夷"的。 在中国历史上，意译族名"蓝夷/蓝市/蓝氏"仅出现过这三次，其中 两次还是出现在西域，其余的"回纥/呼和"大多以"夏"的面目出现， "西夏"即是一例，《宋书·夏国传》说西夏"国称大夏"；中原汉 族称它"回回"，实即"回纥"。后来西夏民族皈依了伊斯兰教，中 国人还把伊斯兰教称做"回教"，所幸还没有称它"夏教"。 中国人在翻译多音节族名、国名时，常常是抓住一个特征音节，然后 用一个汉字去标志它。譬如，在 America里抓住了 me，从而把它译成 "美国"。对"回纥/呼和"则是抓住了 kho，用"夏"去表示它，" 夏"在吴语读 kho，在粤语和闽语读 kha。基于这个语音认识，中原姓 氏"夏侯"是"回纥/呼和"，也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华夏"就是"回纥" 中华民族的源头也是"夏"，《尚书》除去用单字"夏"，还用双字 "猾夏/有夏/华夏"去记载建立夏朝的夏部落。譬如《尚书·虞书· 舜典》有"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尚书·周书·武成》有"华夏 蛮貊，罔不率俾"。《尚书·商书》诸篇则含"有夏"二十余处，如 "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和"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等。 从读音来看，"华夏/猾夏"就是"回纥/呼和"。把"有"字读如 o/ u， "有夏"则音如"乌夏"，也是"回纥/呼和"的谐音。如果把"國" 读成"或"，《梁书》的"滑国"和《大唐西域记》的"活国"也是 "回纥/呼和"。然而，我们还希望看到中国被称为"回纥/呼和"的 更直接的证据。 《后汉书·远夷歌》是四川西部阿坝或甘孜地区的一个酋长去洛阳觐 见皇帝归来作成的感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堤官隗构"的译文是"大 汉是治"，那个远夷部落是将中国称为"隗构"，而"隗构/ khui-gho" 即是"回纥"。产生这样的称呼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夏朝就是"回纥 朝/隗构朝"。 ·古今中外的"回纥" 中国历史乃至史前传说中"回纥"的音译族名、姓氏、人名层出不穷， 如： 传说时代族名 无怀、有扈、有虞、虺虺 中原古代姓氏 夏侯、公夏、公何、公华 《逸周书·王会解》族名 越沤 《匈奴列传》族名 夏后、浑窳 《两汉书·西域传》族名 狐胡、孤胡 《晋书·四夷传》族名 狯胡 《隋书·铁勒传》族名 韦纥、嗢昏 《新唐书·回鹘传》族名 回纥、回鹘 《大唐西域记》族名 缚喝 《辽史·营卫志》族名 回鹘、乌隗、奥隗、越兀 《金史·百官志》族名 黑罕、夫合 《南村辍耕录》族名 外兀、畏吾兀 《八旗氏族通谱》姓氏 倭赫、辉和、瑚琥、和和齐 《史记·秦本纪》人名 乌获 《史记·楚世家》人名 吴回 ·结束语 蒙古人种诸族里都有"回纥"的成分，匈奴自命是"夏后氏"的后裔， 而"蓝突厥"可能就是"回纥突厥"，女真民族中有"辉发部"，西 夏民族本身是"回回"。九世纪时"漠北回纥"走进塔里木盆地与当 地诸族融合成血缘丰富的"维吾尔"，走向西方的"乌古"在罗马帝 国故地上建立了奥斯曼帝国。 "华夏即回纥"可从语音上猜到，但理性认识还须通过"夏/蓝"的关 联，和蒙古语的"蓝"是"呼和"来达成。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 称祖国"华夏大地"，而"华夏"不是空洞的政治符号，而是实际的 人类族名。当今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认同"华夏"，因此"回纥/ 华夏"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而且是最具有亲和力的归属。 二○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初稿 二○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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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ug 2014 04:12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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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Aug 2014 12:08 AM PDT
"康师傅"大势已去，"周老虎"在劫难逃，一切尽在习近平、王岐山掌握之中，与其说这是"武松打虎"，还不如说是"二龙戏虎"。这一切"法律"无从插手，"人民"不得与闻；这场来势汹汹的反腐运动为什么刻意绕开"红二代"，只打杂牌、不打正统，"老虎窝"边走、就是不出手呢？ 周案与"法律"和"人民"无关 自从王立军夜奔、薄熙来落马，关于周永康的"谣言"就已经满天飞了；随着李春城、郭永祥、李华林、蒋洁敏、李东生、余刚等周氏党羽纷纷落网，周记"四川系"、"石油系"、"政法系"众高官齐齐倒下，连带央视一群花样男女瞬间"失联"，这场战役已无悬念。大家心知肚明，"康师傅"大势已去，"周老虎"在劫难逃，剩下的好日子不多了。大约在去年年底，就在众说纷纭之际，周永康和他的家人、亲族，除了极少数居留国外的姻亲之外（他儿子周滨据说是被有关部门从国外骗回来的），均被悄悄抓捕、秘密关押，几乎一网打尽。此后的事情其实已无关宏旨，一切尽在习近平、王岐山掌握之中，与其说这是"武松打虎"，还不如说是"二龙戏虎"。 但这一切与"法律"和"人民"无关。截止7月29日，周案"法律"无从插手，"人民"不得与闻，共产党捂着第一手资料迟迟不公布，硬是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的谣言""占领舆论阵地"。大概这就是共产党所谓"法治"吧：法则党的家法，治则黑箱秘治？周永康当了十年政法沙皇、一手创建"维稳"帝国、让中国法治倒退十年、让维权律师恨之入骨，如今他自己身陷囹圄，既没有权利请律师，也没有权利见家属，甚至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何处、下一站将关到哪里，此时此刻，他或许能够理解"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是什么涵义。在周永康，也算是报应不爽了。当初借"维稳"之名无法无天、为非作歹、欺良压善之际，可曾想到自家也有今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公布周永康被中纪委"立案审查"同日，当局特意宣布10月将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研究推进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政法委书记的案子尚无"法律"置喙余地，中国法治之艰难，可见一斑。 站队是"大节"腐败是"小节" 无论如何，上届"九人帮"成员之一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中标，是可喜可贺、可入史册的。共产党高层虽然喜欢窝里斗，但从毛时代传下来的老规矩是"大节从严、小节从宽"，所谓"大节"，即政治上如何站队、属于哪个"司令部"；所谓"小节"，通常指吃喝玩乐、工作方法、生活作风等问题。当今习近平所谓"四风"，在毛时代概属"小节"。省部级以上，"大节"整死人，"小节"轻轻放，这是党的传统。 建国初年，习仲勋的老战友、陕甘小山头的头目高岗奸污妇女，"乱搞男女关系"，问题举报到毛泽东那里，毛以"小节"一笑置之。高岗不仅未受惩戒，反而加官晋爵，"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成了毛的红人。后来高岗按毛的授意整刘少奇的黑材料、找周恩来的岔子，私下里拉帮结派、封官许愿，当众"批薄（一波）射刘"，因为性格直率，言行鲁莽，过早暴露了毛的"战略意图"，结果被毛弃如敝屣，打成"反党联盟"，吃亏还是吃在"大节"上。59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万言书"为亿万饥民鼓与呼，此举无涉党纪国法，于情于理，无懈可击，却被毛斥为"猖狂进攻"，被刘少奇污以"里通外国"，三下五除二就打成了"反党集团"；而毛的亲信宠臣康生偷盗字画、私吞文物，却无人敢问，什么事也没有，因为是"小节"。毛泽东一生整过的政治局常委、委员、元帅、将军、省部级官员不计其数，整死"接班人"、"副统帅"也不在话下，但大都是从政治问题下手，以贪污腐败落马的，以地市级的刘青山、张子善为最高官级。 到了邓江胡时代，高层内斗的老规矩并没有真正改变。邓小平扳倒华国锋，废黜胡耀邦、赵紫阳，用的都是政治罪名。江泽民抓陈希同，胡锦涛抓陈良宇，虽以反腐败为名，但明眼人一看即知，二陈的问题是过于骄狂，对新君不恭，归根结底，还是"大节"问题，政治上站错了位置。陈希同是李鹏党羽，自以为"平暴"有功，后半生有老本可吃，主政京畿要地，却不主动向新君靠拢。殊不知他的政治强项恰好是"负资产"，江泽民借整陈希同而震慑李鹏，夺了北京市的实权，得了反腐败的虚名，又顺便给"六四"受害者注入一丝幻想，可谓一举三得。陈良宇是黄菊旧部，靠山不太硬，位置不算牢，却自以为成了"上海帮"的新帮主，指望着做江泽民的隔代继承人，胆敢在上海全市干部大会上公开讥讽胡锦涛。胡锦涛要是治不住他，还能治谁呢？"二陈汤"稀里糊涂做了反腐败的药引子，其实，与共产党前赴后继的腐败同僚相比，这两位先驱还真是有些冤的慌。至于薄熙来的倒台，若不是老婆尅夫，部下反水，丑闻直达美国领事馆，堂堂薄家怎么可能与腐败沾边？很明显，不是胡温反腐败反倒了薄熙来，而是薄熙来自作孽，不可活，此为天灭。梳理下来，自毛邓至江胡，政治局委员以上，还真没有哪位高官是真正倒在腐败上。对他们而言，只要站对了队伍，腐败当真是"小节"。 习、王打虎只打杂牌、不打正统 如今习近平拿下了上届常委周永康，若真是心无旁骛、直指腐败，还真是破了"小节"不入罪的高层内斗规矩，开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先河。但是，人们难免要问：为什么是周永康中标呢？共产党的官场，腐败人人有，程度或有差别，性质没有不同。在已经退休的老常委之中，比周永康胆子更大、家族捞钱更多、贪腐风格更高调、贪腐手段更出格的，也大有人在。 众所周知，"太子党"或曰"红二代"是要权有权、要钱有钱、"人傻钱多"、光凭血统就能通吃政商两界的特权群体，这个群体里诚然也有清正廉洁、才智双全的人，但大多数都是把权力当作摇钱树、把人民当成冤大头的贪得无厌之辈，此为社会大众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公正持平之论。换言之，"红二代"就是"老虎群"、"老虎窝"，"老虎"随便逮，一打一个准。那些在电力、金融、保险、证券、房产、电信、军需、传媒等行业大显身手的"红色后代"们，不乏有"已经退休的老领导"做后盾的，可是，来势汹汹的习、王反腐运动为什么刻意绕开"红二代"，只打杂牌、不打正统，"老虎窝"边走、就是不出手呢？ 周永康出身草根，他的父亲以钓鳝鱼为生，养出这么一个能做官、能聚财、会顾家的儿子，光大门楣，满门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容易。周发迹之后把自家祖坟修得很气派，但毕竟家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神主牌，这是先天弱势，任他有多大官、多少钱，也改变不了。薄熙来案最终只由他两口子扛着，儿子和家族平安软着陆，不受牵连；而周永康案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就已经家破人散、满门凄惨，还连累了数以百计的周氏党羽，包括他的秘书们、朋友们、部属们、情妇们、情妇们的情夫们、亲信喽罗们，全体下狱。"红后"与草根，这就是区别。 打"周老虎"党争为主反腐次之 当然，打掉"周老虎"，大快人心事，周永康一点也不冤。此人虽出身平民，却没有平民的质朴，搞阴谋诡计，比心狠手辣，一点也不输杀人越货起家的共产党革命先辈。他干了三十多年石油，三年治川，十年政法，官越做越大，钱越聚越多，官做到哪里，私人党羽就培植到哪里，派系势力就延伸到哪里，权钱交易就推进到哪里，家族生意就扩展到哪里。周永康的儿子、儿媳、兄弟、侄子、亲家、大姨子，全都依傍他的巨大权力而巧取豪夺，其一夕所得，周永康父亲那样的平民百姓八辈子也挣不来。 周永康特别招惹习近平反感之处，自然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常规腐败行为，而是他"身份的敏感性，尤其是在国家机器部门拥有深厚掌控力，其横跨四川、石油、政法积累的三大山头更是层峦叠障，树大根深"（财新网《周永康的红与黑》）。在上届政治局常委里，周永康虽然排在末位，但实权仅次于胡温二人，他是全国公检法、国安、武警的总头目，手上掌握着除军队之外集权性、系统性、联动性最强的暴力部门。问题还在于，周永康在拉帮结伙、维护朋党、建立山头方面特别有天赋，也特别有实力，是一个"人走茶不凉、官退势不休"的厉害角色：虽早已离开了石油系统，但他仍能在该系统里安插亲信、任用私党、呼风唤雨；主政四川仅有三年，但十多年后仍由"周家军"掌控四川政局，且大有势力范围扩及海南岛之势；十年"维稳"瞎折腾，他建立起一个上达中南海、下抵黑社会的周记帝国，不仅原有的三个山头还在不断壮大，江苏老家，山西岳家，老婆曾经工作过的央视财经，也都有了不容忽视的周家势力。 周永康的亲信部属也都是清一色的贪官：小贪贪一个，大贪贪一窝，大贪庇护小贪，小贪孝敬大贪，周永康深谙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之下的结党营私之道。他是一个对对手心狠手辣、对盟友特别"够意思"的人，经常帮亲信"平事"，为下属"捞人"。2012年"两会"上周为即将倒台的薄熙来评功摆好，对于老婆和心腹都已经靠不住了的薄熙来来说，也算雪中送炭了。这一点，颇象他的恩主江泽民，江也是一个对亲信特别"够意思"的人，黄菊牵连周正毅案，贾庆林牵连远华案，劣迹斑斑，国人皆晓，但就是屹立不倒；程维高的秘书已经判了死刑，他自己却只开除党籍，按副省级待遇退休。因为他们都是江泽民所信任的人，虽然"对不起党和人民"，但绝对对得起江泽民。"够意思"是做帮主的优越条件之一，不幸的是，在习近平治下，周永康的优点变成了他的缺点，这样一个上有靠山（众所周知，周的靠山是江泽民、曾庆红）、中有盟友、下有死党的大腐败分子，心雄万夫的习近平是断然不可能容忍他的。所以说，周永康倒台，仍是党争为主，反腐次之。 2014-8-3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8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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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Aug 2014 07:34 PM PDT
2014-8-20 一、反腐败是人类社会的必须 专制腐败是人类社会中异常邪恶的反动腐朽现象，反专制反腐败是人类社会的绝对必须。毛左、薄左、政法系特线和招安人士为薄周曾（薄熙来、周永康、曾庆红）等等鸣冤叫屈，完全是站在反动腐朽势力一边，坚持与民众为敌、与人类及人类道德为敌的反动立场。 任何正常社会，都必须反腐败。即使最专制腐败的政府，包括中共政府，都要装模作样反腐败。毛左薄左中共政法系特线，作为中共内斗中狗咬狗的一方，公然站到薄周曾、江邓毛等专制腐败官僚和头子一边，制造中共各派和平共存、合伙分赃就是民主，就是"竞争上岗，搞活一潭死水"，以这类荒唐的谬论，来反对和抵制反腐败，这完全是扮演专制腐败分子及其头目的代言人这种荒唐的历史丑角，以这类颠倒客观事实和黑白的荒唐谬论，来维护中共特权官僚集团的专制腐败统治。 中共特权官僚集团，像老百姓说的，几乎是无官不贪。集团中任何廉洁的官员，都会受到打击、排挤、诬蔑和迫害。因此，提倡中共各派和平共存、合伙分赃，合作竞争，其所谓的竞争，不可能是任何廉洁的统治和竞争，而只能是中共的腐败统治和竞争，是中共各派争先恐后，大搞抢劫掠夺的大抢劫和大掠夺的腐败竞争，只能是各派竞相攀比，比赛腐败的竞争。 许多年来，从保赖昌星到保薄周曾，都是毛左薄左政法系特线，尤其是其中的江曾周系特线，为力保中共腐败分子和头目，而制造的荒唐闹剧。 但是，革命民主派和广大民众真心的反腐败，与专制政权装模作样的反腐败，目的和性质都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铲除制造腐败的专制制度，努力铲除专制腐败的各种土壤，建立遏止腐败的自由民主制度；后者则相反，是为了欺骗民众，维护专制制度的形象，维护、巩固和强化专制政权和专制制度，在表面上铲除腐败产物的同时，维护制造和产生腐败的专制制度，拒绝、抵制和反对遏止腐败的自由民主制度。 二、习式反腐和毛式文革的异同 习近平是中共历史上，又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毛式领导人。习近平的习式反腐小文革，与毛泽东的毛式大文革，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例如： 1、都是利用广大民众对官僚专制的不满，来打倒自己的党内政敌。 2、都是为了欺骗广大民众，维护、巩固和强化中共一党专制的专制统治。 3、都是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专制领导人发起，都是利用专制人治为手段，拒绝民主法治手段，来搞他们的大小文革。 正是由于习式反腐和毛式文革在目的，本质和手段各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所以本人把习式反腐败，命名为习式小文革。 但是，习式小文革和毛式大文革，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例如： 1、毛泽东的毛式大文革，敢于大规模地欺骗、发动和运动群众，敢于直接利用民众对官僚专制和腐败的不满，利用所谓的"群众运动"，来打倒自己的政敌。而习式小文革，只敢利用中共纪检委等党内、系统内力量，装模作样搞反腐，不敢动员和利用广大民众来反腐败；相反，习式小文革却极力打击和压制广大民众真正真心的反腐败，把广大民众排斥在习式反腐败运动之外。 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别，这是因为，毛时代，广大民众还受着毛和中共的深度蒙蔽，没有认识到毛和中共的专制及腐败，相反，绝大多数民众真心相信和拥护中共及毛泽东，所以，毛敢于大规模发动、运动和利用民众。而现在，中共的腐败远远超过毛时代，超过毛时代无数倍，广大民众一致痛恨中共的专制腐败，中共已经成为民众一致痛恨的人民公敌，所以，习近平绝对不敢发动民众反腐败。 2、毛式大文革，拼命搜罗、夸大或捏造政敌的各类罪行，那是为了不择手段打倒政敌，置政敌于死地；而习式小文革，却总是掩盖政敌的大部分罪行或主要罪行，只公布他们的小部分罪行。这种差别，是因为现在中共官僚无官不贪，罪行过于巨大，中共贪腐集团虽然矛盾重重，却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合伙统治和镇压民众，合伙腐败。现在因为狗咬狗，不得不揭露政敌的部分罪行，但当权者和政敌是长期的合伙人，全部揭露政敌的罪行，也会损害自己和中共的整体形象，损害自己作为政敌长期合伙人的自身形象，肯定自己作为党内政敌合伙人无可推卸的合伙罪责，不利于自己和中共的专制统治，所以，他们不得不努力掩盖自己政敌的大部分罪行。 习氏小文革和毛氏大文革，还有其他许多相似和相异之处，这里不一一例举。 三、空前的腐败 中共御用文人和他们在反对派中的特线，纷纷写诗写文章，献媚习近平和中共，说"现在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二十四史谁比肩，洪武应惭锈宝刀"。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厚颜无耻的献媚怕马屁。 事实上，即使以专制人治的反腐败标准，习式反腐的力度，也很难与朱元璋等专制帝王的反腐力度相比。习式反腐小文革，当然也很难与毛式大文革的巨大规模和反腐力度相比。更何况，在当代专制腐败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专制王朝的情况下，习式反腐揭露和惩处的腐败比率，大概不到实际腐败数字的万分之一，当然远远不如中国历史上专制王朝揭露和惩处的腐败比率。 我曾经在《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并不矛盾》一文中说过： 也许，现在的腐败，超过国民党和满清时期一万倍。 满清垮台，国民党垮台，绝大部分满清官僚国民党官僚马上一贫如洗。现在一个村长都可以贪污上亿，远超过迄今发现的国民党大官僚贪污数额。据海内外金融监督组织和媒体披露，全国贪官光是送到海外的钱，每年就超过一万几千亿美元。一年贪污总数当然更多。国民党和满清多少年，一个朝代的贪污也没有现在一年，甚至一二个月贪污多。 我根据一个材料计算，清政府260多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可供中共贪污一二个月。 我看到一个统计材料，乾隆盛世，全国人口三亿，政府每年岁入不过4千多万不到5千万两白银。清初康熙朝为2、3千万两白银，清末是4千万两左右。按此数据估算，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多年，合计政府收入不过一百多亿两白银。那时的两是16两制，一两不到32克，比盎司略多一点。以现在20来美元一盎司计算，有清一代260多年，全部政府收入不过2千几百亿美元，260年清朝政府不吃不喝，也只够中共贪官一个多月贪污。如果政府吃喝十分之九，那就只够几天贪污了。（据国际和国内揭露的数字，2012年中共贪官一年送到海外的黑钱，就有一万多亿美元，现在每年贪污总数，应该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中国历史上传统，行贿1到3百两白银，折今2千到6千多美元，就是大数字，但现在行贿，动辄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美元。 中共只要稍稍搞一点装模作样的反腐，揭露现在中共腐败集团一年贪腐数量的万分之一，就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贪腐总数甚至收入总数的总体数量了。因此，不是"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而是中共贪污腐败的力度，读遍二十四史和世界历史都找不到；中共反腐不力，揭露的贪腐比例之小，读遍二十四史和世界历史都找不到。 四、反腐只能依靠民主法治制度，不能依靠专制人治制度 有人说：反腐不难，但需良心+智慧+勇气。 这个说法避开最重要的制度问题：这就是，反腐，必须利用自由、民主和法治制度，那样，才能大大减低反腐的难度。相反，用专制人治制度反腐，只会越反越难，越反越腐。 反腐，只能靠制度。官员反贪反腐的良心，智慧，勇气之类，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真正起到有效的作用。否则，最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专制条件下，这很可能变成以腐败反腐败，最后结果是越反越腐。 在民主制度下，一个官员公布财产的制度，不用去抓贪官，就可以遏制无数腐败；再加上民选官员、民众监督及舆论监督，就能把腐败降低到最低限度，司法机构要抓的贪官数量就至少减少到目前中国的百分之一以下，99%以上得到遏制。相反，在专制条件下，你抓了一个贪官，还会出来十个一百个贪官，而且可能是大贪抓小贪。 习近平反腐败不靠制度，不靠自由民主制度和广大民众，相反拒绝自由民主制度，排斥广大民众，连各国行之有效的公布财产制度，也极力拒绝。他靠少数人，用搞独裁搞运动的方式来反腐败，用专制人治方式来反贪反腐，完全是本末倒置，那只能变成少数人孤家寡人反腐败。这是非常愚蠢地制造直接反对自己个人而不是对抗制度的政敌，非常愚蠢地自己孤立自己，最后只能导致反贪反腐失败，最后结果必然是越反越贪，越反越腐。 国内网友说得好，守着粪坑、保护粪坑打苍蝇，绝对不可能消灭苍蝇。 五、习式反腐小文革的具体前途预测 以上分析了习式反腐小文革的目的、性质和手段，指出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但是，习式反腐小文革的具体前途，大致说来，却有以下四类： 1、习氏王朝与中共整个专制统治一起，被即将到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力量推翻，那样，习氏作为中共专制王朝的末代君主，与中共一起，被当作中共专制腐败的负面代表，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 2、习氏王朝被仇恨习氏反腐败的政敌政变推翻，或者习近平被政敌暗杀，习式反腐小文革失败，习的腐败政敌上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革命民主派和广大民众，为了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毫无疑问，必须争取和联合中共内部的反腐败力量，一起来反对和推翻中共专制腐败统治，这时，一定程度肯定和利用习近平的反腐旗号，在策略上是合理的。在这种前途下，习近平有可能取得一定程度正面意义的历史地位。为了不排除这种历史可能，革命民主派对习式反腐，保留一定程度的灵活性机动性余地，在策略上是必须的。 3、习式反腐小文革在中共官僚腐败集团普遍腐败的压力下，搞不下去了，不得不被迫收兵。 4、习近平以不死不活的反腐小文革，坚持做完自己的任期，然后交棒给下一个继承者。 一部分人一直存在幻想，中共特线也一直散布幻想，散布第五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从反腐走向搞政改，搞民主。但根据中共和习近平特点，以及习近平近年来的表现，这种可能性几乎是零。 四种有一定可能程度可能性中，前三种可能性都不小，第四种可能性却不大。 第三种半途收兵的可能性，在哪一步收兵，具体可能性又各各不同。 1、由于阻力大，习式反腐反到目前周永康为止。这种情况，习近平的主要隐患和政敌未除，对习近平当然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习近平不大会甘心。 2、根据到目前为止各方面包括中共政法系特线披露出来的消息，薄周曾反对习近平的政变，由曾庆红策动。而曾庆红是江泽民的心腹，他的后台是江泽民。由于中共内部的具体状况和力量对比，习近平动江泽民的可能性不大，但为了他自身的安全，动曾庆红却是势在必行。否则，习近平就会被曾庆红搞掉。因为政法系红二代、政法系头子曾庆红，拥有庞大的政法系实际势力，并且其智力和能力，远在习近平之上。两虎相争，必有一败，习近平不乘机搞掉曾庆红，就迟早会被曾庆红搞掉。 而江泽民年事已高，搞掉曾庆红和其他江泽民羽翼，江泽民对习近平的危险和威胁，就将大大减小。 六、当前中国的唯一前途和出路是革命 本人曾经一再论述，在中共顽固拒绝自由民主和政治改革，顽固堵死改良道路的前提下，革命，便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当代世界，秉持普适价值的自由民主阵营，与中共等马列教，以及伊斯兰国和凯达组织等一神教极端势力，互相对立，情况错综复杂。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岁月日益远去，经历过世界战争有着切身经历的人逐步离开这个世界，对世界战争因为没有经验采取无所谓的人越来越多，世界战争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如果不是全世界对核战争毁灭全世界全人类、消灭战争敌对双方和全人类的恐惧，也许在美苏冷战时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因此，以革命推翻中共专制统治，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不仅是中国的必须，也是防止世界战争，保护世界和人类生存的必须，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共，或者黄俄中共专制势力与白俄俄国专制势力联手，才具有实际的能力，并且有实际可能的意图，来起大规世界性战争，包括派遣他们的第五纵队，潜入美国和西方国家，发起超限战，从而导致毁灭自由民主世界、及至整个人类的可能和能力。 每一个革命民主派人士和反对中共专制腐败的中国人，都应该积极努力，在公开的反对派公开舆论及公开行动的配合下，以隐蔽的小圈子等形式，积蓄力量，包括积极利用、扩大和策动民众突发事件的方式，以及策动中共武装力量起义和革命的方式，来切切实实准备中国未来的民主革命，来努力争取推翻中共腐败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建立先进的自由民主制度。 顺便说一句，目前海外和国内公开的民运组织和反对派团体，包括某些介入小圈子活动的团体本身，都被中共地下势力渗透，其中绝大多数被中共控制，他们积极帮助中共情报机构侦探甚至诱捕国内反共人士，国内从事小圈子活动以便积蓄力量，准备革命的朋友，千万不要自投罗网，盲目与他们去联系。 中共的专制腐败在中国和人类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中国人对中共专制腐败的厌恶及痛恨，也是历史上空前的。 本来，89民运的规模远远大于苏联的819，形势远远好于苏联的819，如果赵紫阳像叶利钦一样，敢于反抗，那么，中共的专制统治，在89年就垮台了。上天给了中国一个软弱的不敢反抗的赵紫阳及其精英集团，使得中共依靠枪杆子的血腥镇压，保住了自己专制腐败的统治。 此后，中共除了依靠枪杆子继续镇压民众，又依靠搞腐败，搞大抢劫大掠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阻碍政治改革和进步的特权官僚太子党专制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依靠这个集团来阻碍改革，来维护中共的专制腐败统治；中共继续依靠暴力恐怖、靠不断欺骗并且引导全民性腐败堕落，全民性道德崩溃，来诱导中国人接受中共的专制腐败，来消弭中国人对中共专制腐败的反抗；他们又派出庞大的地下势力，来渗透、破坏、控制和镇压反对中共的一切反对派组织，使得中共极权专制统治条件下，中国民众无法形成有形的、真正的反共组织，从而阻止反对中共专制腐败的民众力量的聚集、阻止分散的反共力量变成集中的有组织力量。他们依靠这一切手段，使得中共专制腐败统治，得以大幅度延长。 但中共的这些做法，毕竟有它们的局限和极限。中共很难阻止广大民众反对中共专制腐败的无形的小圈子力量。由于中共空前的专制腐败，在中国人对中共专制腐败普遍深恶痛绝情绪的包围下，中共的统治，绝不可能无限长期延续，中共必然像苏联东欧共产党专制一样，在它表面上无比强大似乎没有力量能够推倒它的时候，一夕之间，突然崩溃。 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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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1, 2014, 6:27:22 AM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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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Aug 2014 09:35 AM PDT 图1，2014年8月25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作了关于修订国家安全法的说明。
其他图，中国《国家安全法》宣传材料。（网络图片）
中国国务院周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草案，拟将自1993年施行的现行《国家安全法》的名称修改为《反间谍法》。此举引发舆论关注，有评论称，若能在接下来将《刑法》中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取消，那就表明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等方面的一次突破性进步。
据媒体报道，《反间谍法（草案）》保留了现行国家安全法中涉及反间谍工作的内容，将条文中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履行 "国家安全工作"职责的表述修改为"反间谍工作"，其工作特点采取"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部分反间谍措施上升为法律。草案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中国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其中还补充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防御、依法惩治"等原则。该草案已於上月底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在1993年参与国家安全立法，但其后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判刑的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俞梅荪周二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1993年初，《国家安全法》的出台，是我参与和促成的，当时感到保卫国家安全工作是那么重要，需要上升到法律高度来给予支持。我作为秘书而积极协助首长顾明（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促成该法草案在1993年2月2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七届最后一次会议）得以顺利通过，从而使保卫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可没想到，不到一年，我这个平时一贯积极宣传法治而努力促进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者，竟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并治罪啦！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俞梅荪说："我因公指导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张启承等搞好中共"十四大"和法治宣传，阅览相关文件，被其团伙盗印，送上海市委，又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栽赃陷害，我被以泄密罪判刑三年。在狱中发现，依这个法被治罪的，均是我们这些犯了似是而非之罪的人，《国家安全法》是对外维护国家安全的，但却成了对内乃至对党内整人的了，这与其对外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完全相悖了。"
这一改名事件在网民间引起了大量讨论。有网民称，这次改名是否意味着接下来会同时将刑法中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取消，更名为"间谍罪"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表明我国在推进依法治国及尊重民主、自由、人权等方面的一次突破性进步。
新浪微博网民"空谷幽兰-a"说:"若不改，公知们就该倒霉了。改成反间谍法，公知们暂时安全。"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称："《国家安全法》更名为《反间谍法》，主要是在反间谍领域加强法制，对于其他领域就不要泛泛地使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是这样的那还是一个进步的。但中国本身不是法治国家，从来是人治大于法治，想给谁贴上什么标签就贴上什么标签。"
香港《星岛日报》周二引述专家认为，随着社会及科技发展，反间谍工作面临许多新问题，如网络安全、商业间谍等，相关法规有必要进行修订。
香港《明报》援引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刘跃进称，现行国安法名不副实，是一顶大帽子戴在了一个小个子的头上，在法律名称上用了"国家安全"一词，但内容却只是国家安全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实为"反间谍侦查"的法律。
俞梅荪还表示："199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就是反间谍的，是对外保卫国家安全的。我过去接触不少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事情，回头想想，我们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其实很糟糕。这回改名字应该更好一点，把这个罪名及其主管机关的职责的定义更准确了。如果早这么改名的话，至少我不是间谍，也不认识什么间谍，反间谍机关不应该抓我并枉法加害。在该法更名的同时，反间谍机关更应该纠正对我和我这类的不少冤案，还以公道！"
也有网民担心，间谍仅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之一，缩小解释削弱了这部法的威力，恐怕不适用于暴力恐怖等危害社会安全等行为。
而今年4月15日，身兼中央国安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被大陆学者解读为，中国将着手制定一部新的涵盖领域更广的国家安全法。
也有网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国家安全问题。新浪网民"汴京草民"问道："老婆孩子财产送到西方敌对势力手里，自个留在大陆担任公职算间谍吗？"
（特约记者：忻霖；责编：林迪、申铧）
●自由亚洲电台，人权法制，2014年8月26日报道 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xl1-08262014110300.html
●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2010年3月8日，主持人：陈奎德；座谈人：俞梅荪《从我的冤案看江平先生和中国法治之路》
附件： 国家安全法拟更名为反间谍法 2014年08月26日，来源：人民日报 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国家安全法拟更名为反间谍法
修法重点：明确公安、保密等机关的协作配合；部分强制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境外组织实施各种间谍行为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本次修法大部分内容都是对现行条文在文字和细节上的微调，但草案第五条对原法的改动相对较大。在现行国家安全法第四条的基础上，该条将原文列举的五种具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删去，而采用间谍行为的笼统定义。据介绍，这一修改是为了与刑法等有关法律衔接并有利于今后反间谍工作的开展。此外，草案对现行国家安全法中与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1993年之后新修订、制定的法律有关表述不一致的部分，也作了相应的文字修改。
8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在作关于修订国家安全法的说明时指出，为了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家安全部以现行国家安全法为基础，认真总结反间谍工作实践经验，起草了修订草案，将国家安全法名称修改为反间谍法。
据了解，现行国家安全法是1993年公布施行的。
耿惠昌表示，修订现行国家安全法的总体考虑是，以现行国家安全法的内容为基础，突出反间谍工作特点；总结反间谍工作的经验，将实践检验有效且反间谍工作确需的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注意与正在起草的法律协调一致。
耿惠昌介绍了修法的主要内容：
——将我国反间谍工作多年来坚持并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原则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在草案中补充规定了反间谍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积极防御、依法惩治的原则。
——考虑到反间谍工作的顺利开展除了依靠国家安全机关履行职责外，还需要多部门的协作配合，草案在明确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主管机关的基础上，规定公安、保密行政管理等其他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依法做好有关工作。
——将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国家安全机关开展反间谍工作需要采取的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草案规定：查验中发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由国家安全机关责令其整改或者指导其整改，拒绝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可以予以查封、扣押；对与间谍行为有关的工具、经费、场所、物资和其他财物，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查封、扣押、冻结；隐藏、转移、变卖、损毁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或者明知是间谍活动的赃物而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由国家安全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国家安全机关根据不同情况，对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予以没收或者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为了与刑法等有关法律衔接并有利于今后反间谍工作的开展，草案在现行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规定：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外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在旧法中，国家安全机关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的权力是由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属于行政法规。根据2012年施行的行政强制法，上述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停止实施了上述措施。
而此次修法中，为了确保反间谍工作顺利开展，草案在四项条文中重新规定了国家安全机关可对特定情况下的特定物品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等强制措施。（记者 毛磊 彭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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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 2014, 6:30:39 AM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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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Sep 2014 09:13 PM PDT  早在7月28日当天，我在推特上就看到有网民发出的关于新疆莎车县发生流血惨案的消息。几天后，中共官方媒体才对此事发布了比较完整的报道。官媒称，7.28莎车事件是"一起境内与境外恐怖组织相互勾连，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密、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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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Aug 2014 10:40 AM PDT 時間：2014-08-31 21:58
作者：女，1996年8月15日生于荥经县严道镇，现就读于成都七中高中来源：该调查报告是作者2012年暑假回家乡荥经与父亲一道下乡开展大饥荒调查后形成的，被成都七中评为《社会调查——我身边的历史》一等奖，并被制作成大型宣传画在校园内展出。 1959年至1961年发生的全国范围大饥荒，四川省是大跃进人祸危害最烈、灾难最严重、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而我的家乡荥经县在这次大饥荒中死亡近一半，为全国之冠。 ——题记 每当看见我不吃饭或抛撒粮食，爷爷总爱说一句话： "是我们那个时候啊，能吃一顿饱饭，死都值得！"
后来爷爷的继父饿死了，为了继续冒领他的口粮，全家人掩住悲痛不发丧。当时房子相当狭窄，就在火炉房房里安一间床，尸体就在床上，过了两天，还是被生产队发觉了。一辆已放着两具尸体的板车拉到门前，拉着老人家的尸体到东方公园（地名），挖了个坑，胡乱掏点泥盖了了事。 这在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炎黄子孙看来是多么地不可思议啊！爷爷说，不久他的弟弟也饿死了。爷爷讲述的时候神情显得很平淡，似乎那段苦难经历不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而是在遥远的殷商时代。 要不是因为这次历史征文活动，我不会想到我的外婆竟会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她大字不识一个，更不善言辞，但她禀性善良，体恤别人，善解人意，而正因如此，在大饥荒中她一度逢凶化吉！ 外婆今年70岁，1959年 时家住复顺公社太阳大队第五生产队。那年她的姐姐从甘孜州回来，看到年幼懂事的她从食堂打饭回来，总是先给父亲弟兄吃，姐姐看她善良，容易饿死，就决定带 上她去康定（当时的条件只能带走一个，姐姐原本打算带走另一个聪明伶俐的妹妹）。外婆告诉我，那一年她的母亲饿死了，那个没被带走的妹妹也难逃厄运。终于 等到生活好一点时，父亲却又病死了。剩下一个5岁的弟弟，被送到孤儿院…… 外婆的眼眶红了，看来她还对那些人，那些事耿耿于怀，我想这些痛苦会成为她生命中一直滴血，永不痊愈的伤口。 在我的家乡，随便询问一个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说起1959年的那段历史，都有痛彻心扉的经历，都见过"路有饿死骨"的景象，都在死亡边缘挣扎过。 现在，这些老人们，总是对自己有一种近乎苛刻的节俭，体现着那个物质极度匮乏年代的烙印，他们潜意识里至今有一种对饥饿的恐惧，省吃俭用成了抵御恐惧的一种心理习惯。 为了解这段历史真相，我和爸爸利用暑假去采访了荥经县几十位农村老人。其中，复顺乡新添站的采访最使我刻骨铭心，据当地的老人说1959年至1961年这个百年老街上死了近三分之二的人。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1959年至1962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生产下降，生活受窘，人口急剧下降，出现负增长。其中，1959年、1960年分别减少22453人、14692人。四年人口自然增长成负值。 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如此难以置信的历史的记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经过调查采访，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那真是祸国殃民啊！1958年，青壮年都去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了，大量的粮食烂在地里。据近年来多家研究报道，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的人数在1400万到4300万之间（学者杨继绳的研究是3700万）。 我还采访过关于"亩产万斤"事件。村民对我说，那是社员们把许多田的谷子堆在一个田里造的假。当时的中国普遍都在吹牛、"放卫星"，中国的官员宣称1958年的夏粮增长了68%，小麦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亿7千5百万吨，比1957年总产量提高92%，号称可以生产出应有尽有的粮食。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甚至提出"粮食实在太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而征购粮是根据产量按一定比例征收的，农民们即使把每一颗粮食都上缴完，也是达不到那个数字的，怎么不饿死人呢？ 通 过这次对身边历史的发掘，我发现了一些被现有教科书所遗漏的历史。我们身边许多人经历了那样的浩劫，承受了他们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个代价实在太巨大了！ 然而，教训在哪里呢？我们应当正视历史，总结历史，以史为镜，不能让我们身边的亲人再次受到伤害，不能让我们民族再次陷入这样的灾难！ ——胡平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3, 2014, 6:44:18 AM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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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定康：香港困局考问英国道义责任
- 北大飞：一百五十亿分之一的港人“选举权”——对人大香港特首选举方案的量化计算
- 梁京：王岐山试水政治对话
- 高新：江泽民制造的制度之恶令体制内人士忍无可忍
- 郑义：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
- 俞梅荪：黄浦江心水 多少访民泪！——上访中央巡视组上海接待站
- 安希孟：自由撰稿人是社会的良知（附：杂诗十四 文化批评 时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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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Sep 2014 11:18 PM PDT   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具有一个自由社会的所有属性，唯一的例外是香港市民缺乏选择由谁管治自己的能力。这个特别行政区最新的政治痉挛是由全国人大提议的选举安排引起的，这一安排将阻止民主派和中国可能不认同的其他派别人士竞选行政长官，参加一场全体市民投票的选举。 这种审核在一定程度上与伊朗的制度相同。这个计划（或其修改后的版本）迟早将提交香港立法会投票表决，我希望各方能够找到一个妥协方案。香港市民仍然是非常温和、负责任的。酿成我们近期见证的那种大规模示威的，并不是民主，而恰恰是对民主的拒绝。 我已经表达了我认同香港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Andrew Li Kwok-nang)的看法。他写道，北京方面对于香港司法体系地位的观点，令人担忧司法独立，进而担忧法治的完好性。但在我结束自己末任香港总督任期、离开香港以来的17年里，我一直试图避免卷入有关香港民主的辩论，以免我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 这一次，我的意见主要不是针对北京，也不是针对香港的民主派。一名前香港总督可以更合理地做的事，是邀请各方拷问英国的荣誉感。在部长级官员们的议程上有那么多困难得令人震惊的国际问题之际，提醒他们英国对香港的情况负有道义责任，可能不受这些官员们的欢迎。 《中英联合声明》保证了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的50年生活方式不变；英国据此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承诺被列入一份在联合国备案的国际条约。正如历届英国政府都认可的，英国在确保中国尊重其承诺方面负有持续的"道德和政治义务"。 当中国官员抨击英国议员和其他人就香港事态发表评论时，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也负有50年的条约义务，反映出我国在过去说过的话、作出过的承诺。未能履行我方的承诺显然将是不光彩的。 20世纪80和90年代，英国议会被告知，民主架构的发展支撑着香港的稳定、繁荣和有限自治。没有人预料到，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年后的今天，一个公平的选举制度仍然是不可企及的。 我假定，英国政府迟早将对北京的计划发表评论。这将不是一种挑衅，而是一种责任。没有人能真的相信，这将产生商业方面的后果，或者说，在我们的荣誉命悬一线的情况下，这样的后果应该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香港的福祉，香港拥有与经济自由相称的政治体制——这些对我们事关重大。我希望这些问题将在不危及香港未来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中国的崛起迄今对世界是一大利好。中国不是一个威胁。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崛起尚未伴随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北京方面把握香港抱负的方式显然将影响这一点。 然而，我的主要诉求是针对英国议会，而不是中国的。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曾走访香港一间精神病院，一个病人礼貌地问我，一个号称是世界上最古老民主国家的国家，怎么能在既不征求市民意见、又不给他们留下民主前景以捍卫自己未来的情况下，把他所在的城市交给政府体制非常不同的另一个国家？当时我的一个助手说，怪事，住在精神病院的一个男子居然提出了香港最清醒的问题。 但是，我们确实向他作出了民主承诺。我们应该继续以高超的外交手腕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又有谁会这么做呢？ 注：作者曾在1992年至1997年担任香港总督。 ——英国金融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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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飞：一百五十亿分之一的港人“选举权”——对人大香港特首选举方案的量化计算 Posted: 02 Sep 2014 11:06 PM PDT  根据最新出台的全国人大香港特首普选框架，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办法如下： （一）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 （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 按照这个方案，很容易对普通港人的选举权进行粗略的量化计算。我们的计算结果是，普通港人的选举权，只是实为官定的"提名委员会"成员的一百五十亿分之一，哪怕按照最开放的估计，也只有一百五十万分之一。 另外，这种"提名委员会"的设计，和2003年北大学生选举海淀区人大代表时校方设置"选区工作组"的做法完全相同。当时我们对文科选区情况进行的计算表明，普通北大师生选举权仅为官定"选区工作组"的六万分之一，并因此公开拒绝参加这种投票。但仍然，甚至当年北大师生的选举权都是香港公民的十万倍以上。 量化计算公民选举权大小的依据是，所谓选举，无论是否民主，都是从一批具有被选举资格的"潜在候选人"中删除大部分，最后只剩下一人或少数人当选。而民众一员选举权大小，就看他删除"潜在候选人"的能力。比如在中国80年代以前，很多选举其实是等额选举，即被指定的候选人总数与当选人总数相等。民众投票能够删除的候选人为0，因此民众的选举权严格为零。而198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首次进行了差额选举，北大大部分适龄学生教师都是潜在候选人，潜在候选人自愿参选，两轮投票后产生最终当选人。这种情况下对潜在候选人的删除就全由民众依照平等投票进行，民众获得了比较真实的选举权。 下面就此计算普通港人在人大普选框架下的选举权。 首先，从人大第一条看出，所谓提名委员会就是以前的选举委员会改了个名字而已。该委员会的产生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该提名委员会人数应为1200人（＝选举委员会人数）。同时，按照当前的特首候选人资格规定——40岁以上，在港居住20年，无外国居留权——估算符合条件的港人约有三百万，这是"潜在候选人"人群。再根据第二条，提名委员会会最终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也就是说，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能从三百万"潜在候选人"中删除至只剩两人或三人。计算中我们假设是两人。 按这些数据，提委会有权删除掉三百万－2 名"潜在候选人"。平均每名提委会成员可删掉（三百万－2）/1200 = 2500 人。 再看普通民众。有投票人资格的香港公民，数量估计为六百万。这六百万人，能从提名委员会删除剩下的两名候选人中再删掉一人。因此他们平均每人有权删除六百万分之一名"潜在候选人"。 也就是说，每名香港普通公民，删除"潜在候选人"的能力，是"提委会"每名成员的 六百万分之一／2500 ＝ 一百五十亿分之一 一百五十亿分之一这个数字，充分反应了普通港人的选举权大小。 当然有人会提出疑问，比如，将潜在候选人人数定为三百万不够合理，毕竟真正有兴趣参政的人数不会那么多。我们干脆把这个数字缩小为了300人，即缩小一万倍，应该是足够保守的估计了。但即便按这个数字，重新进行上面的计算，仍然得到，普通港人的选举权只是提名委员会成员的一百五十万分之一。 再看我参与观察过的2003年北大文科选区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那次选举的设计和人大"提委会"方案如出一辙。不过严格来说，可能因为是在北大，当时还稍微做了点民主的门面。首先，提名的确采取了"海提"的方式，即任何有投票资格的师生均可提名任何有参选资格的其他人，唯一要求是每个被提名人的提名数需达到一定数量（似乎是100人）。最终被提名的人数，约三百人。单看这一步，应该说是民主的。人大香港普选方案中，连这点门面都没有。 但下一步，这点民主就被实质取消。一个官定的"选区工作组"，再加上选区各单位负责人（例如各系系主任，党委书记），共约50人，通过一个称为"酝酿"的过程，得到3名正式候选人。显然，这和人大特首普选方案中的提名委员会功能完全一致。 所以，当年北大文科选区由相当于"提名委员会"的50人将选民"海提"得到的300人删除至3人。而选民——约一万名师生，通过投票，从这3人中再删除两人，产生最终当选者。 由此计算，北大文科区每名"提委会"成员有权删除（300-3）/50 ～ 6 名"潜在候选人"。而每名普通师生，有权删除（3-2）/一万 = 万分之一名"潜在候选人"。普通师生的选举权是官定"提委会"成员的万分之一/6=六万分之一。这个数字，已经极其可怜，但仍然表明北大人选举海淀区人大代表时的选举权都是人大方案下港人选举特首选举权的十万倍（六万分之一/一百五十亿分之一）以上。 看到人大普选方案后，我的感觉是，太阳下没有新鲜事。民主的确不能靠恩赐。恩赐给你的，就是一百五十亿分之一的选举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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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Sep 2014 06:41 PM PDT
这是不是一种过分的政治解读？笔者认为不是。理由有这样几个：1）习近平反腐力度之大，已经令中共官僚系统处于半瘫痪，甚至是瘫痪状态。山西省委的状况最为典型，13个常委已然有8个落马。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高官都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人人都有严重的贪腐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整到自己头上。2）正因如此，许多支持习近平的人也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担心，这样搞下去会导致整个官僚系统的消极反抗，危及大局稳定。需要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 因此，我认为这一次俞振声、王岐山联手做出安排，让王岐山与政协常委们进行面对面对话，表达了最高层愿意进行政治对话的意愿。当然，就这次政协常委会本身而言，像征性远大于实质性，但传递的政治信息应该是实质性的。 由王岐山出面试水政治对话，应该说是一步好棋。首先，如果让别人，而不是主持反腐的王岐山出面，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习近平的反腐搞不下去了。而王岐山出面，则彻底避免了这样误解的可能。还有一个微妙的政治因素，那就是王岐山的非红二代身份，也有利于创造有利政治对话的氛围。 中共的红二代有一个集体致命伤，就是态度傲慢。最近孔丹的政治表演表明，他们并没有从文革的经验汲取足够教训。这不仅对红二代自己非常不利，对习近平也非常不利。王岐山对红二代的这个毛病，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民众对红二代的极度反感，心知肚明。因此，由他出面，由俞振声配合，表达政治对话的诚意，是明智的。 习近平、王岐山如确有诚意进行政治对话，是不是就就能推动真正的政治对话？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很多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是，只要有诚意，就能推动对话。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首先一个难题，就是与谁对话？中共一直不给建设性的反对派任何生存空间，等到想对话了，麻烦就来了。最大的问题倒不是找不到反对中共的人对话，而是找不到有建设性的反对派。这倒不是因为反对派一律不愿帮忙，而是反对派已经弱到了帮不了当权派的程度。 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乏敢于批评中共政权的人。但多年来，这些人没有机会面对现实的治理挑战。他们的舞台主要是传媒，他们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看谁能得到媒体的青睐。这种政治和舆论生态制造了不少自以为是的反对派。这种反对派很难得到当权者的尊重，因为他们的言论虽然在媒体上很好卖，但对于那些有实际治理经验的人来讲，却很不靠谱。因此，如何减少在未来的政治对话中，让这些自以为是其实又解决不了问题的反对派们带来干扰，会成为一个挑战。 政治对话最大的推动力，是危机的发展。只有到了当权者感到自己没有办法应对局面的时候，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对话才可能发生。从习近平一些改革措施来看，目前出现这样局面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因为这些措施缺少系统性和章法，不会改善局面而是恶化局面。比如大幅度调低国企高管的工资，虽然减少了收入差距，但其直接后果是增加了官员对当局的抵制，出现大面积怠工现像。 不过，即使习、王下决心与知识分子和在野人士进行认真的政治对话，能否立即产生重大效果，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因为对于如何走出中国目前的困境，谁也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立竿见影的办法。但这绝不意味著政治对话没有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对话有助于减少当权者犯最愚蠢、后果最严重错误的机会 ，而目前习近平犯这种性质错误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这固然有习近平本人的因素，也与整个形势十分复杂有关。王岐山试水政治对话若能有所突破，其历史意义将不亚于反腐。因为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口，中国不犯六四那样的大错，其正面意义将难以估量，反之，其灾难性后果，也将大大超过六四。 ——RFA 【附录】 8月25日，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海外网8月27日电 8月25日下午，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主要议题是围绕"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建言献策。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出席受邀出席。 当被问到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时，王岐山笑而不答，再被问到是不是"你懂的"时，他更是笑称："以后你就慢慢懂"。 回答"大老虎"疑问：以后你就慢慢懂 因为王岐山的出席，此次全国政协例行的常委会可谓别开生面。香港大公网报道，会上王岐山脱稿就反腐败作了1小时10分钟报告后，又与8位政协常委互动问答。 据消息人士透露，王岐山前日下午约3时到会后，经过几分钟的介绍后，便脱稿讲话，王岐山滔滔不绝地讲到4时10分左右，然后又用40分钟回答与会政协常委共8条问题。主要是围绕执行八项规定，阐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治标与治本的关键措施方法。 当被问到打完周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时，王岐山笑而不答，再被问到是不是"你懂的"时，他更是笑称："以后你就慢慢懂"。 王岐山在会上的发言一经曝光，立即引来了网友的围观与热议，大家纷纷用"这是相当有内涵的一句话"、"意味深长"、"我们拭目以待！"等词语表达内心的激动之情。更有网民对于中国政府反腐的决心表示支持。有网友留言道，"政府要树立人民群众的信心，就要建立严格而完善的反腐制度，用制度限制、约束官员们的行为，用制度打消官员贪腐的欲念！对党和国家而言，这是利在千秋的功业！！加油！" 狠批官场不正之风 直斥"太离谱" 除被问到"打老虎"外，会上亦有常委问到会否不追究十八大以前的贪污行为。对此，王岐山坚定回应"不行"，称须一视同仁，贪污就是贪污，一定要彻查。他还指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而贪官最怕曝光，要发挥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正能量。 据悉，王岐山在会上严辞地批评社会上的送礼等不正之风，指出现在送月饼、果篮之中藏有苹果手机、名贵红酒等，实在"太离谱"。他指出，中共拥有8600万党员，除了自己垮台外，没有人能打倒。 他同时强调，要使党员干部做到不敢贪、不能贪及不想贪，目前已初步令官员不敢贪，正致力令官员不能贪，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很好，值得借鉴，将来还要令官员们做到像1960年代模范县委书记焦裕禄那样不想贪。 据了解，互动环节中常委们的提问涉及广泛，"都是平时我们私下交流的问题，还挺尖锐，岐山书记的现场回答，没有犹豫、也没有回避，既坦诚又睿智。"与会者表示。 反腐治标系统工程已经启动 据回忆，会上对于"反腐治标与治本时间表"的提问，王岐山坦言，中央纪委在每天公布案件，拍苍蝇、打老虎的同时，治标的系统工程已经启动。比如执行八项规定就是制度建设的一部分。"治本"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八项规定的执行之外，中央还在抓紧修改公务员薪酬、报销制度等。 香港大公网援引察时局研究发现，此次会议有3个首创。这不仅是中央纪委书记首次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也是政协常委会首次将反腐败作为会议主题。另外，会上还首次设置互动问答环节。 在以往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上，经济类主题最为多见。比如上一届全国政协共召开20次常委会，其中有3次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都涉及经济，而在以往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并未有过中央纪委书记出席并做报告的先例。 一位与会者表示，将反腐败这样的重大政治专题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会专题议政性会议主题，此前极为少见；中央纪委书记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亦为首次。 "政协更多关注经济民生，对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建议略少"，王岐山也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这也成为王岐山破例出席此次政协常委会作反腐败报告的动因。他还指出，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 应该说，当"你懂得"成为完成体，这句更具内涵的"以后你就慢慢懂"或许会成为下个流行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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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Sep 2014 05:59 PM PDT 图：任建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江泽民在自己退位的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制造出了一个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和国务院国务委员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长，绝对称得上是极其阴毒的作法。与此同时，也把中央政法委在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中的地位提得比中纪委还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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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Sep 2014 05:29 PM PDT   我也许是最早力倡计算中国经济资源与环境总成本的人，谦虚一点，至少是之一吧。或者可以说，我是首次全面系统描述中国生态崩溃并估算宏观资源与环境成本的人。我的孤独的努力是大声疾呼整个中国经济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亏本买卖。为什么说孤独？因为这是所谓唱衰"改革开放"，使生活在"千年盛世"中的人们不高兴。除了屈指可数的少数有识之士，无论官民，中国人都不高兴，同情者也报以怀疑的目光。甚至当政者最激烈反对派，在表达他们的异议时，也要首先肯定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确实如此，我成了绝对的孤独者，一只诅咒葡萄酸的可悲的狐狸。我写文学，多少还有一点点赞扬之声，写生态环境，则是空谷足音，没有半点回响。人们轻蔑到如此程度，甚至不屑於调转眼睛。近年来，情况多少有一点改变，至少有头脑清醒者开始谈及成本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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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黄浦江心水 多少访民泪！——上访中央巡视组上海接待站 Posted: 02 Sep 2014 05:35 PM PDT
黄浦江心水 多少访民泪！ ——上访中央巡视组上海接待站 俞梅荪 "八九六四"上台的江泽民及其上海帮的崛起，官商勾结，司法腐败，以其权势"闷声发大财"。2002年，江泽民退而不休，提拔周永康执掌公检法，建立起庞大的暴力维稳体系，严厉监控和打压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致使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激化，群体性冲突日增，社会矛盾尖锐，成我国法治大倒退而最为黑暗的十年。 "十八大"中共新班子为改变官场腐败和利益集团横行的现状，致力于打击贪腐，恢复社会秩序，将薄熙来、苏荣、徐才厚等一系列党内高官绳之以法。7月29日，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深得民心。 7月30日晚，上海东方电视台报道，中央巡视组进驻上海，受理"上海市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问题"。在动员大会上，巡视组长张文岳指出："对腐败问题零容忍，有多少就处理多少，巡视工作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剑指突出问题，特别是对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等。"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不回避、不遮掩、不护短，不怕揭丑，接受监督检查。" 看到电视屏幕打出字幕："中央巡视组信箱及联系电话"，使常年在上海流浪而维权上访，求告无门，屡受打压的我很意外。 31日上午，我拨打巡视组电话，一位年轻人接听。我简要叙述因被上海《文汇报》团伙盗印中南海文件，栽赃陷害，使我冤狱的过程。谈了15分钟，他耐心询问我的诉求，要我把材料寄去，使我感动。 特快专递"巡游"至浦东 8月9日，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打印诉状，到新华路邮局发特快专递EMS，送"上海市203001信箱"，收件员查实是中央巡视组信箱，驻地在兴国宾馆（步行约半小时），确认次日送达。 次日上网查询邮件显示：9日：17时离开邮局。10日：14时到达市处理中心；16时离开而发往投递。21日：13时到达市处理中心；16时离开而发往张江（浦东）。12日：6时到达张江；10时我打投诉电话；12时22分张江安排投递，12时27分妥投，喻君代收。（图1） 8月12日，我到上海交大重印诉状，欲投民间"顺丰快递"，因无巡视组地址，无法送达而拒收。13时，我在交大邮政所发特快专递EMS，收件员说次日上午送达。 网上显示：12日：17时经乐山路邮局离开；20时到达市处理中心。13日：进出另一市处理中心而送达长宁。14日：10时送达，陆兵利签收。 两封发往中央巡视组的"特快专递"分别耗时68和45小时，头一封竟"巡游"至浦东，打投诉电话，没有任何解释。信件是否真正送达，亦未可知。 上访巡视组，遇警方新气象 8月12日午后，我在交大与巡视组通话，被告知可把诉状送到江苏路888号巡视组接待站（中共长宁区委党校内）。我步行半小时至华山路口，见数位戴鸭舌帽的黑衣特警在执勤，拐弯即是党校（对门是兴国宾馆），门外有三、五人聚集，是访民在等人。大门内外均是人高马大的黑衣特警林立，约30多位，院子里无访民，气氛紧张而有威慑力。我深吸一口气，手里捏着身份证，独自昂首迈进大铁门。每走几步，均有特警抬手示意前行，经30米回廊，进入接待室，约30位访民正在填表或排队，多为中老年女士。我填完《来访接待登记表》，被特警示意坐到长椅等候，前面有20人，有三、四个谈话室，可同时接待10多位访民。 不到10分钟，我被示意通过10米走廊，进入谈话室。室内宽敞，长桌后面，巡视组每两人一组正与访民谈话，共三组。 我在中间空位置坐下，递上《要求彻查上海文汇报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害我冤狱案》：要《文汇报》党委澄清案情真相；追究团伙作案人的刑事责任；赔偿我的损失。两位接待员仔细阅读，其中一位拿着我的材料离开片刻，另一位问我冤案20年来以何谋生？我说，曾多次报考法学研究所求职或应聘高校法学教师、报刊编辑等，初试都合格，复试都因入狱记录落选，而长期无业；还祸及弟弟的住房被人侵吞……，谈了半个多小时，19号接待员收下材料和《登记表》，提示我记下其编号LF201417-11004，说是10天以后可打电话问此案。 出了谈话室，访民所剩无几，我又按警员示意前行，其态度友好，使我欣慰。我向每位警员点头致谢。全程没查身份证，没被安检和盘问。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警员还是那么多，却一改往日的戒备和敌视，谦恭有礼，有服务意识。 16时多，我走出大门，路边10来位访民在交流，他们均为能向北京来的巡视组伸冤而欣慰，又对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却不抱希望。他们都奔走多年，求告无门，希望渺茫，却又不甘心。 次日恰逢周三访民聚集日，近两千人上访巡视组。 8月21日下午，浦东郊外81岁沈继忠，1963年被打成"反革命"而冤狱9年，1984年平反而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现无养老金。他见巡视组新闻，向我咨询，激动地由妻推着轮椅前往，受到认真接待。他说："我感到警员的态度变好了，很难得。数月来，常感到有些小事在变化而看到希望，如今，人性在恢复。" 黄浦江心水，凝聚访民多少泪 1994年，我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因公指导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张启承等搞好中共"十四大"和法治宣传，了解宏观背景和新闻线索，给他阅览相关文件，但却被其团伙盗印，送上海市委，又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栽赃陷害，我被以泄密罪判刑3年。该报驻京办主任首席记者王捷南等团伙作案人成了指控我犯罪的证人。江平律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为我作无罪辩护并指出证人证言和书证均有问题，根本站不住脚。 1997年我刑满出狱，国务院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林芬得知案情真相，震惊和痛惜，要我务必责成《文汇报》党委向司法机关澄清事实。我多次到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和总编辑石俊生、吴振标均告知正在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进行复查翻案，直至2011年，他们都已退休而拒绝联系。我多次到《文汇报》驻京办交涉被报警赶出，多次致函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袁岳滨和总编辑徐炯，从不答复。"十八大"后，我到上海约见袁岳滨和徐炯（徐已升任文新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等了三个月，被拒，被保安员赶出，还扬言要报警抓我。2013年，我又多次致函袁岳滨和徐炯两书记，要求在党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杳无音信。（2014年8月据上海党建网，2013年，袁岳滨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六督导组组长，新任市政协委员；徐炯升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两位都是媒体热点人物。） 因文汇报陷害，我冤狱落难，被上海的知青朋友私企老板惠进德（原长宁区政协委员）乘虚而入，他以结拜兄弟代为监护我弟（孤寡残疾有精神病史）并照看其房为由，入住我家祖居（江苏路480弄76号3层），取得我弟的各种身份证件，冒名过户而侵吞我家祖居，把其14岁儿子惠泽民户口非法迁入，成我弟的户主并一直隐瞒，致使我弟多次病愈出院回家被其报警赶出，常年滞留在上海精神病医院，曾几度绝望而自杀未遂，十分凄惨。 7年来，我和弟在上海流浪，上访长宁区和市政府信访办，区政协和市人大信访办；到派出所和公安局报案，到法院起诉，均被有关人员以作案人的谎言和假证作官方答复，推诿敷衍，态度恶劣，致使作案人有恃无恐，更嚣张，维权不成反被加倍迫害。莫还乡，还乡需落泪，洒向故乡都是泪！ 到巡视组的访民都有一把辛酸泪。填表时，两位年长女士持《长宁区政府信访办的谈话记录》对我说："我家被强拆，上访多年无果，长宁区信访办看似做事，其实不作为，很坏。"另一位女士为家人被车压死，司法人员偏袒肇事方竟不给赔偿，多方上访无果。 在谈话室，我左边一位民政干部在谈被单位领导陷害案；右边两位市民在谈被强拆案。接待员说："会给答复的。" 出门见一位女士在路边默默流泪，叙述其丈夫前年在胸科医院死于医疗事故，她手持磁共振(CT)片子，证据确凿，求告无门。 上海借江泽民势力崛起，以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党政部门不作为而反作为，持强凌弱，欺压百姓，昏天黑地。从静安区东八块，到黄浦区世博园，强拆后拔地而起的高楼区和别墅群，有多少形象工程？有多少官商借机敛财？有多少家庭利益被盘剥?更有多少平民百姓依法维权，踏上漫漫上访的不归路啊！ ●本文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9月号 图释补充： 图8：2009年4月8日，俞梅荪（左）和孤寡残疾的弟弟满怀信心到上海市政府信访办申请复查。因江苏路480弄76号3楼俞弟住的俞家祖居廉租公房被区政协委员私企老板惠进德冒名退房而侵吞。俞弟病愈出精神病医院回到家中被赶出，上访区信访办，竟被信访办诬为办理退房手续，而到市信访办申请复查；苦苦等了147天，收到《回复》又被诬而被维持（即驳回）。9月份俞弟因屡被诬而要自杀，旧病发作，送回精神病医院成危重特护病人被抢救，险丧命。 图9：2013年1月9日，俞梅荪为弟住房被人侵吞，在上海市政府信访办申诉无果。因2011年底俞弟病愈出院回家，被14岁时偷偷迁入俞弟的户口而成其户主的惠泽民报警赶出，孤寡残疾的俞弟受惊吓，旧病复发，回精神病医院。俞梅荪致"十八大"代表、长宁区委书记卞百平的求援信，被批转区政协专委会主任徐新霞处理，徐竟用作案人惠进德的谎言作官方答复。俞梅荪按程序请区政府信访办复查而收到《不再受理告知书》，向市政府信访办申诉，被认为有理而收下诉状，而转区信访办处理，仍无结果。 附件： 俞梅荪致中央巡视组《要求彻查上海<文汇报>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害我冤狱案》的附件。 江平律师为俞梅荪无罪辩护 1994年7月15日，我在北京南郊大红门南街47号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突然被押出牢房，方知是北京市中级法院上门开庭。 审判长张存英法官宣读证人证言："文汇报驻京办王捷南和唐增元说，俞梅荪每次主动把文件送来，要我们复印，并支付500元资料费，有公款开支的账单为证据。" 所谓证人的栽赃陷害使我震惊和愤怒。我抗议道："他们是盗印文件的作案人，我是失窃人，钱是王捷南先前托我办公事的花费而还给我，还向我约稿的，与看文件无关。"我要求与所谓证人当面对质，被法官拒绝。 江平律师辩护："我看到俞梅荪在这里受审，非常痛心。他在中南海工作十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常常废寝忘食，是有名的'工作狂'，表现非常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省部级机密文件）曾多次介绍他关于依法进行治理整顿的观点，习仲勋常务副委员长曾批示高度评价并单独接见热情鼓励。与他相识的同事、领导都有共识，众口皆碑。他发表不少论文，多次获奖，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不少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江平说："《文汇报》是党的全国性大报社，王捷南是上海党组织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经常到中南海采访国务院领导人而了解中央精神，采访党代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他所了解掌握的都是中央的相关内部情况，再根据宣传口径，加以报道。俞梅荪作为顾明的秘书，指导党报搞好政策和法治宣传是其工作职责。" 江平指出："俞梅荪主观上不存在泄密的故意，动机是好的。王捷南以请求对《文汇报》给予支持，准确把握中央精神，搞好宣传报道为由，多次向俞求援。两人并非私交密友，只是工作关系。钱是王托俞办事的，与看文件无关。俞工作疏忽，文件被其偷印，依照《刑法》第186条和《保密法》有关规定，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证人证言和书证均有问题，根本站不住脚" 江平律师向北京市高级法院为俞梅荪上诉的无罪辩护词（摘要） 审判长： 俞梅荪，现年41岁。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捕前系顾明同志的秘书（顾明，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92至1993年，俞梅荪在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捷南的多次恳求下，出于对党报工作给予支持的目的，将所保存的一些文件给王捷南参阅。王安排他人与俞谈话，借机躲开俞的视野，在俞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躲在另外房间将文件偷偷复印，随即将文件正本交还俞。后王将部分文件泄露给他人，被上海市国家安全机关查获。俞因此而受到牵连，1994年1月31日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逮捕；8月初，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判决俞梅荪有期徒刑三年。 我们认为，依法构成此罪的必要条件是情节严重，应同时具备的犯罪要件有三：动机不良；危害后果；手段卑劣。依法衡量，俞的行为均不构成这三要件，还有几方面因素请予考虑： 1，泄密的对象不同。王捷南是上海《文汇报》北京首席记者，党员副局级，从政治上讲，应当说王捷南是可靠的；从业务上讲，更早、更准确地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是《文汇报》驻京办及王本人工作的职责所在。 2，王捷南的泄密在上海案发，经政法部门审查，认为情节轻微，并未对他作出刑事处罚。他偷印文件，又泄密于他人，其手段和情节要比俞梅荪严重得多，但对两人的处理结果却悬殊很大。顾明曾对审判长说："文件不是俞梅荪直接对外泄露，且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将文件外泄的王捷南尚且未作处理，那就更不应该对俞作刑事处罚，法律应有统一性。" 3，俞梅荪的家庭状况也应重视。俞的老母75岁体弱多病，其父早年去世，其弟有精神病史，因俞梅荪被捕受惊吓，旧病复发，不能自理而住院。俞还有9岁的儿子，一家全凭俞的支撑。如果俞不幸入狱，这个家庭将面临极大的灾难，此节也望顾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俞梅荪的泄密行为，在主观上完全是为了更好的宣传中央精神，动机是好的；他泄密的对象是党报的高级记者，并未造成什么恶果；手段正常，并不恶劣。严格按照法律衡量，他的情节并不严重。依照《刑法》第186条和《保密法》有关规定，俞梅荪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律师：江平、王志强，1994年8月9日 ●江平：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王志强：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友渔的秘书。 参考资料： 1，张伟国：倡法治而羁法网——中南海秘书俞梅荪被密判三年徒刑，《争鸣》1994-12 2，陈小平：前中南海法律秘书俞梅荪的故事，《博讯》2005-01-12 3，陈奎德、俞梅荪座谈：为历史留声，为真理抗争——为支持中共上海《文汇报》宣传"十四大"政策和法治的受难者畅谈，《大纪元》2007-10-22 3，裴毅然：俞家三代一滴泪――祖迎、子死、孙冤，《新世纪》2012-10 4，纪硕鸣：前国务院官员俞梅荪促平反冤案，亚洲周刊，2012-11-29 5，俞梅荪："十八大"促我讨"十四大"冤狱公道——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盗印《"十四大"征求意见稿》害我冤案十九年，《纵览中国》2012-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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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希孟：自由撰稿人是社会的良知（附：杂诗十四 文化批评 时局评论） Posted: 02 Sep 2014 05:40 PM PDT 人是他自己头脑的主人，人的大脑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这才顺眼。 社科院的人不是低眉顺眼的奴仆。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自由撰稿人。孔夫子朱熹是自由撰稿人。李克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不是国家课题或政府资助项目，没有到政府部门领饷。中国社科研究人员应该是自由撰稿人，他们不应因为入户社科院户籍就丧失女儿身，犹如你加入团伙是出于自由意志，也还应继续行使自由意志。如果你为着牺牲自由意志而自由地加入某国某党，那可真是不可思议。马克思主义是自由思想的产物。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依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依照宪法享有思想言论自由。不受法律保护的思想犯言论犯是张志新。自由的人为自己的思想言论负责。社科院的人员如果没有或丧失自由意志，那它就什么精神成果也没有。一个驯服工具或螺丝钉，不能奉献给社会积极的思想成果。精神工具不对自己负责。错了，那也是上峰的事。他灌输教条，只能危害社会人群思想。按照定义，就是他自己在思想，就是他自己的大脑在运行，而不是在指挥棒底下运行，不是别人替他思想，他不是傀儡，他也不控制别人的大脑和嘴巴，笔杆。社科院不是阎王殿，依然受法律保护，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是可以被当局关在笼子里的牛鬼蛇神。人是他自己思想主人。公民的法律自由，社科院的人不比别的职业的人多，也不少。社科院不是独立王国、世外桃源，不是渣滓洞，不是座山雕控制的威虎山。中国社科院、中组部、中宣部的真命天子，最近造作奇谈怪论。这使人想到张春桥姚文元魂归故里。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胸怀无比宽阔肯定不是鼠肚鸡肠拒人于千里之外。列宁说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人类的知识绝不是毒草狗屎。只有具备全面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能大有作为。无产阶级具有解放全人类的襟抱，是世界人民大救星，是普照大地的红彤彤的红太阳，光芒万丈，不能鼠肚鸡肠，不能躲在自己的乌龟壳里尊孔读拜佛求超生，向往来生福祉。然而中国社科院中组部中宣部最近火了，以天下为敌。 中国社科院院长戚伟光说 ：社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 难道"自由撰稿人"不是公民，不受法律保护， 是牛鬼蛇神小爬虫地富反坏右？哪一条法律把自由撰稿人贬低为非公民？自由撰稿人如同律师自由职业者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仍然依法享有自由人权。自由撰稿人不是罪恶的别名，不是法外化外之民。社科院的研究人员不是公民，不具有人权吗？你是变色龙王关戚杨余付？你这是哪家的法律？这不是回归人治吗？中国有了思想犯言论罪？戚伟光是受命于中央文革还是中央军委？？ 杨本禹说，"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政治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然而一个人当然应该做他想做的事，说他想说的话，而不是相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这个人必定是国事家事的天下事事事关心。只有自由人，才真的关心国家社稷民生。戚本禹自然把自己看做人上人， 别人都是小爬虫（但棍子戚本禹后来趴下了），他会说，那你会想到杀人放火。那些扼杀自由人权的人，通常就这么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他认为别人一定都是男盗女娼，毫无社会责任和担当。我们难道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不想说什么就必须说什么吗？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前，万木萧萧，你想说的，不能说，不想说的，必须说。江青大姐和戚本禹管着我们。说话是你交给的任务吗？言语言论难道不是思想的表露吗？言论思想自由人权在社科院消灭了吗，中国社科院是彭真的独立王国陆定一的阎王殿么？ "我院学者绝不能为了个人名利或其他什么政治目的而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要为党和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 一切为党和人民，这话非常动听悦耳 ， 王关戚姚文元肯定都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脚往忠字上踩，血往忠子上流，心往忠字上想。不过满嘴党和人民的人，不一定不戕害社会。名利，这在上个世纪频遭批判的魔鬼，后来似乎也正名了。 个人名利、考大学、找工作、当老板，打工、保姆、考研究生、报考公务员、当官、评职称、挣工资、讲待遇，中大奖、投资，这有什么错误吗？戚伟光上大学自封院士，拿高于工人的工资，肯定有私心。但你只要不杀人放火，你的私信和共产主义并不矛盾。林副主席说蒙古牧民只想油盐酱醋茶，可是油盐酱醋茶毕竟不是毒药丸子。杨伟光肯定有金钱欲望。这不可耻，也不犯法。社科院是一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是一批焦裕禄门合年四旺顾阿桃麦贤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而是党领导的宣传思想的重要战线、学术理论的重要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是一批特别能战斗的队反潮流的英雄？是张铁生梁效螺丝钉？党的喉舌工具阵地就这么牛逼浑浑以势压人？？ 我们这些阵地以外的草民就不能读书识字挑货郎担？？体力劳动者种瓜买菜，比你们社科院矮三分吗？ 他说，所谓"自由撰稿人"，就是不受任何政党领导、不受任何组织纪律限制、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的"自由文人"或"文化个体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所谓"自由撰稿人"。 既然不存在自由撰稿人，那你就是和空气搏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这句话的知识产权归于两报一刊，你有剽窃的嫌疑。 这一通胡说八道难道是中央政治局通过批准的吗？你请是谁了呢？他胡说，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所谓"自由撰稿人"。可是，难道自由撰稿人就是没有社会责任和社会良知的混混噩噩的庸碌之徒？不属于某个政党，就一定没有道德约束和良知吗？千百年来朴实无华的农民一定就是暴徒大盗？梁实秋胡适等人的作品就是毒害大众的毒草吗？属于某个阶级的工具们例如姚文元们不一定就有道德呀。江青大妈的组织纪律至今还牢笼着梁效池恒罗斯鼎们。 他诬陷别人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铺子棍子，三子，四人帮回来了。可是，这显然违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令计划令政策令方针，你一条也不符合。你只符合邓力群。请问中共中央那一个文件，国家的法律法规，什么地方造作了这类胡言乱语？ "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一点全院同志必须明白。"可是党和国家的全权代表又不是你，社科院不是你的衙门府邸私宅。党和国家，庄严至大，可你不是雇主呀。人治政治棍子帽子在中国重现。张英伟说，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欺侮知识分子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这一通胡说违背了法制，也违背了中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决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背道而驰。身为共产党，却违背共产党的决议。 这分明欺侮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应傲骨嶙峋，做傲然挺立的大树，不做随风飘摇的小草。反潮流是马列原则。学人不是阁僚谋臣策士。学者的精神是叛逆(毛泽东谓之曰反潮流)怀疑质询挑刺问责叛逆开启民智启迪哲思，不是奉天承运。即小见大，细节、小节见大节。知识分子无须临刑就戮时大呼忠君守善死节。他在细节上琐事上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就足矣。 中国社科院不是你自己的皇城相府皇家后院私人宅邸责任田。社科院不是你豢养的爱犬宠物，那是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应该替纳税人说话，这，你懂得。社科院知识人是社会的良心，是人民的仆人。连他拉的屎也应该归于百姓菜园施肥。你的口气很大，一屁股就代表国家、社会、政府、真理、人民、伟大的党和政府、专政机关，你代表得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吗？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张春桥的这篇文章你学得不错，然而你的全部知识功底，仅在于此。党和国家，庄严至大，宏大主题，可你不是雇主呀。你包揽讼词包打天下替天行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化身？？请问中共中央那一个文件，国家的法律法规，什么地方造作了你这类胡言乱语？ "我院的一切研究都要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为党中央的决策服务，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于错误言论要敢于发声批判、展开斗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说得对。可是党并非终极的服务对象，党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接受群众批评监督，党是公仆、仆人、勤务员。党要接受群众批评监督。 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而是党领导的宣传思想的重要战线、学术理论的重要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难道你们是是一批特别能战斗的冲锋陷阵反潮流的英雄？是张铁生梁效螺丝钉无产阶级的棍子？党的喉舌工具阵地就这么牛逼以势压人？？ 我们这些阵地以外的草民就不能读书识字说话写作挑货郎担？？体力劳动者种瓜买菜，比你们社科院矮三分吗？ 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1973年，我带领中学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街道居委会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课余校外家庭阵地，就有一张照片至今犹存。 既然不存在"自由撰稿人"，那你就是和空气搏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句话的知识产权归于两报一刊，你有剽窃的嫌疑。可是资产阶级的道德水准聪明才智做人的底线，有时反而高尚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金棍子们有的反而人品低下道德堕落人所不齿是臭狗屎狗不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文明，远远高出于封建王宫恶霸流氓地痞土匪懒鬼强盗。 温家宝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人类认同共同价值观念，这就是普遍通行于世的价值观。最核心的就是自由、理性、科学、民主、法制、包容。理论界大打"姓资姓社"笔墨官司，邓公提出"不争论"，就是为资本主义大开方便之门。陈奎元挑起 "姓资姓社"争论，与"不争论"唱反调。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当然也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和结晶，是西方长期以来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陈奎元说，"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普世价值"，实际上他是敌视和抨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毛泽东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说，东亚中国黑暗沉沉百年魔怪舞翩跹，欧洲送来亮光。然而身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科院却公然敌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图谋褫夺党的领导权力。这样的改革是和平演变。"这个康生的孑遗！赵奎元。 中国社科院幼儿园园长长陈奎元公然不认为有普世价值，真是亏了元心。诚信、公平、校训、厚德载物、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泛爱众、老吾老次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孙文主义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实行起来还有差距，并非就不是价值追求。价值是指价值追求，而非价值事实一一都事实了，实施了，你还追求嘛?你做不到不等于不是价值追求。 否认普世价值就是虚无主义。他连孔夫子四书五经的普遍真理也否定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实行两个決裂，仁者爱人，兼爱非攻，从天理灭人欲，白求恩精神，春天般温暖，夏天般火热，秋风落叶横扫个人主义，狠斗私字一闪念，以战争消灭战争，人民战争汪洋大海，这难道不是普遍价值？你可以说，无人能做到三个代表，无人能做到八荣八恥，无人夜夜能做中国特色或中国梦。和谐发展，我做不到，就诋毁贬低它？？ 普世价值、宪政共和，和解放全人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普天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皆兄弟，苟富贵勿相忘，乃不同表述也。是实体与样态的差别，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之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这就是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的关系。你每日每时的劳作，肯定达不到理想境界——远着呢，但你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理想境界不是一蹴而就就可以摘取的果子。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完全彻底为人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雷锋、王杰、焦裕禄、门合、年四旺，你们曾经封为普世价值。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绝对真理却不能达到绝对真理。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诋毁太阳的光辉。理一分殊，同归殊途。理想与现实，二元对立张力。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中组部和中宣部合署办公，行使宣教职能，他们说：勿成西方道德应声虫。西方道德、西方医药、西方科学、西方方式、西方电器，咱们什么时候拒绝过呢。咱GCD就是西方马克思发明的。中央组织部要求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公民社会"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通知》要求引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成为张思德白求恩式的人物。通知要求活学活用老三篇老三段。 据此，中国社科院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阶级斗争不动摇，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狠抓阶级斗争不动摇，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皮等反击右倾翻案风，狼狼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返修防锈，防止苏秀社会帝国主义入侵，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决批判彭真二月提纲。把阶级敌人踏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认真学习张春桥的文章和江青同志讲话，让张春桥的儿子主持社科院工作。 人治政治的特点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以人划线，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帽子公司，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力关锋的子女掌管中组部中宣部社科院。谁反对我，就是反革命，思想治罪，言论下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他们是陌生的。一切言论思想，都是平等的。那些自认为具有天赋道德政治可靠的红五类的正人君子会说，难道错误的思想、犯罪的行为不可以加阻止批判吗？然而错误与否，不能由江青张春桥们决定。错误与否，大家讨论争论。不错，凡是错误的思想都应该进行批判，但是思想言论观点的错误与否，不应该由那些真命天子异人独断， 也不是特权者的专利。学者们可以自由讨论。 某些人认为学术研究如果听任个人自由决断，就会产生谬误毒草。不过那些以打滚子扣帽子主城的人自己就是屁股该打板子的恶徒坏蛋。这些人把别人看做歹徒凶犯落后分子右派。人是他自己的思想主人，这意味着， 真理是大家在毫无逼迫的情况下自由探索争论的产物。这里没有胡乔木邓力群一类的雄踞于普泛大众之上的宗教裁判所。 轻易诬陷别人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妄图复辟文化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铺子棍子，"三子"，四人帮回来了。可是，你也没有新招数。这显然违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恢复以阶级斗争为纲，已经平反的冤假错案你要维持。令计划令政策令方针，你一条也不符合。你只符合邓力群。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这专利权是毛泽东的，又不是你的。可是毒草也者，也不是你和姚文元决定的。不过若是鸦雀无声，噤若寒蝉，万木凋零，只有你们的八个样板戏，又怎么会知道何为人民的需要呢？？你把人民强奸了。你只是徒托空言而已。你的这番大话，姚文元早说过了，然而连他也难坐实。 四人帮的余孽武库里没有新东西，檢出了一些陈芝麻烂谷子，姚文元会说，"吾道不孤"：我院对人才的要求是中央文革麾下的"又红又专"，还应该是红透专深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活学活用最高最活才对，再加上三面红旗大锅饭全民上山大炼钢铁四清穷过度学大寨门合活学活用四个第一五好战士扫四旧抄家游斗土飞机百丑图武斗文攻武卫——你这个张春桥的遗腹子。 四个第一四个念念不忘，如同马匹臀部的烙印挥之不去。文艺为政治服务是其信条，文学即人学，哲学即人学，法学即人学，史学即人学，这学术之真谛被遗忘。阶级斗争的显微镜放大镜是他们自儿时就喜闻乐见的玩具。"人啊人",看来还得耳提面命。共产党早已抛弃阶级斗争为纲，但谬种流传，热衷此道者大有人在，不整人就觉得手痒痒，运动一来就如同打了吗啡药一样兴奋，批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就是流产的小文革，江青回光返照死灰复燃。在斗争哲学年代处于哺乳期的婴幼儿营养不良发肓畸形身躯佝偻至今仍把斗争哲学辞藻挂在嘴边，批判毒草三家村夜话，批判坏戏坏电影是当时青少年的基本功课。闪闪的红星潘冬子今已成锦衣卫。 一国之外务内治，自我吹嘘，犹秋葵降糖，中药粗放，宣传多谎。 社会科学不是一党谋求与社会大众不同的一己私利的帮凶刺客打手，学者不是喳喳喜鹊，不是寄生虫，不是莺歌燕舞，粉饰太平。他不是无产阶级金棍子铁锒头。他不是吹鼓手，以扣帽子打棒子抬轿子为己任。学者是社会批评家，是啄木鸟。他专门挑社会的刺，为社会诊断开药方。 他是社会的良心，是大众平民底层无权者呻吟者的手足喉舌。他不是食客，不是政府门下搖尾乞怜的应声虫。棍棒之下出凶徒，出恶棍，棍棒教育下战战兢兢成长的知识分子，一旦掌权，就陷民于万劫不复，行使全面管制权，一旦羽翼丰满就食言而肥。对他人更凶暴，大打出手，凶相毕露，其专制凶残暴露无遗还自我表扬。您如果想知道什么是背信弃义食言而肥，也还可以看看和平解放九评论战中印战争。 附： 杂诗十四 文化批评 时局评论 安希孟 一 先一边倒，后批赫秃。夺珍宝岛，九评连珠。 庸人自扰，挖洞老鼠。出尔反尔，南斯拉夫。 中苏友谊，旦夕朝暮。忽成水泡，付诸东流。 个人崇拜，神化领袖。途穷日暮，人格侮辱。 特权阶层，人民受苦。合纵连横，朝秦暮楚。 拉练野营，警报呜呜。准备打仗，隐蔽埋伏。 亡我之心，来自帝修。天涯比邻，霍查谢胡。 一朝覆亡，齐奥斯库。金家王朝，巴格鸭绿。 穿隐身衣，制造烟幕。互联网炮，跨国贩毒。 敏感时期，词义模糊。不法勾连；对点渗透。 二 甲午年甘肃公祭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大典祭文 一画开天，鱼目混珠。煞有介事，伫立肃穆。 太昊伏羲，成纪起步。冶炼制器，初结网罟。 三皇肇启，炎黄春秋。为民立极，道传千古。 圣德辉煌，个体开户。日新技艺，文明初曙。 辨析阴阳，观察仰俯。始画八卦，开物成务。 畜养牲畜，充济庖厨。文字缘起，刻划契书。 建分节气，万斤一亩。以龙纪官，治理分部。 首制嫁娶，造瑟歌舞。大炼钢铁，呜钟击鼓。 省长书记，规行矩步。伏难尚飧，不亦乐乎。 窝里激斗，天翻地覆。剩勇穷寇，占总统府。 龙旗彪悍，官员匍匐。中华共祭，同根同祖。 八两饿肚，思甜忆苦。凭票豆腐，阶级控诉。 始建食堂，开山修路，抄家游斗，联动要武。 团结起来，抓五一六。替罪有羊，算账立秋。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吃混毛猪，死了屠夫。 温都尔汗，僵卧沙丘。批判孔孟，周公病笃。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子弹呼啸，坦克开路。 三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説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 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 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 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 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制造烟幕，穿隐身衣，互联网络，跨国歪理。 不法勾连，敏感时期，王张江姚，梁效螺丝。 惊弓之鸟，心有余悸，红箍侦缉，国锁关闭。 隔墙有耳，偶语弃市，草丛藏人，热锅蚂蚁。 占领中环，明乎所以，曲解武断，一国同制。 清野坚壁，伊于胡底，军警如林，树静风止。 手执钢鞭，帽子公司，中山狼也，猖狂得志。 肃静回避，小商敛迹，凝神屏息，内荏色厉。 忠信孝悌，同气连理，红粉佳人，寡廉鲜耻。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辙乱旗靡，斑斑狼藉。 严刑峻法，敏感时期，打倒怀疑，抓纲举旗。 王张江姚，黄吴叶李，带枪刘邓，两军三支。 拒谏饰非，讳疾忌医，司命所属，桓侯遂毙。 概念模糊，境外势力，张牙舞爪，沾沾自喜。 金三之鉴，近在咫尺，天涯比邻，海内知己。 难与共处，只知阶级，和平遭拒，斗争哲理。 崇尚暴动，助产医师，绘画绣花，青花磁器。 纵横捭阖，颐指气使，别人不夸，自鸣得意。 保卫祖国，提高警惕，深挖广积，战备隐蔽。 准备打仗，锻炼膂力，反对复辟，突出政治。 忆苦教育，眼泪鼻涕，帝修亡我，贼心不死。 熏陶既久，深入肤肌，本性难易，好战公鸡。 敌情严重，念念在兹，专改工具，休得软慈。 熄灭论也，打翻在地，万劫不复，火湖永世。 玉林荔枝，狗肉上市，此乃何节，缺如正气。 交款纳税，看希拉里，罚金荡产，莱温斯基。 乾坤定矣，钟鼓乐之，手舞足蹈，欢天喜地。 四 世界联为一体，荣辱与共规则。 昆仑阅尽春秋，环球同此凉热。 和谐抛掷九霄，唯以斗争是乐。 和平共处于世，恃武乃成奸慝。 东海识别划定，改变国际规则。 造化弄人巧拙，南辕倒逆北辙。 我行还应我素，泰然安步当车。 秩序应由公共，非你唾手而得。 不知有汉魏晋，桃源与世阻隔。 小国寡民孤芳，到乡翻似烂柯。 自觉世界领袖，夜郎曾经闭塞。 好斗公鸡弹冠，九评兴师批赫。 一言堂馆压阵，长官意志决策。 乌托帮主浅识，公社跃进挨饿。 五 牛鬼蛇神铁扫帚，灵魂爆发在深处。 口贴封条守纪律，闫王殿是中宣部。 关锋王力戚本禹，钢铁公司帽子铺。 左派整风三年后，未几秦城吃窝头。 新鬼阎罗不忍顾，萧萧落木惊秋肃。 造化弄人悲喜剧，欲进此间入彼屋。 捍卫政权反颠覆，异乎赤军拿卢布。 仓皇天涯追逃逋，而今西学成罪囚。 东林党人文字獄，金公圣叹吁天录。 谬种流传多子孙，棒飞棍舞笞奴仆。 报刊审查开天窗，宣言马恩列禁书。 一阔脸变钢鞭舞，外强中干纸老虎。 窃国唯怕夜行侠，邻人疑似偷铁斧。 坐卧不宁恐惧症，迫害狂人日记录。 浑似孔子严斧钺，乱臣贼子惧讨诛。 欲言又止唯嗫嚅，省略百字在此处。 恨恶爱憎源自古，内外敌我别亲疏。 煽动仇恨非良策，大同世界同春秋。 六 人心向背有古訓，決定因素非武器。 東海防空識別區，邦際威信降穀底。 最大戰鬥有群機，恃強凜弱亂遊戲。 敷衍塞責在國聯，棄權否決自得意。 別人不誇我自褒，臉上貼金是錫紙。 笑駡恥笑任爾曹，巋然不動獨有你。 躲進社區成一統，管他春秋何節氣。 李逵臉黑與生俱，焉用他人用油筆？ 昭然若揭覽無遺，無恐皆因有所恃。 輿論洶洶眾睽睽，甚囂塵上無蔭翳。 不說自己憋腳舞，反怨平地有污泥。 臉醜莫怪鏡子歪，改變規則憑蠻力。 眾人皆醉吾獨醒，心血來潮憑一時。 占山為王地頭蛇，敢與強龍爭領地。 失道寡助怨聲起，遑論正當非正義。 挑釁自謂樹欲靜，浩蕩惡劣風不止。 四面壁壘樹仇敵，祖上有罪揭老底。 東方巨霸變色龍，好鬥熱血一公雞。 江山一統在袖攏，吾皇萬歲四海畢。 炮艦政策俱往矣，規矩環宇同遊戲。 海洋合作共經濟，當今世界乃一體。 七 公鸡可下蛋，砂锅能舂米。 珍宝不再捣，修正非主义。 合纵与连横，苏秦和张仪 指挥不用棒，九评放狗屁。 朝令夕即改，赫鲁不是尼。 中日曾友好，反目成仇敌。 欺世盗名誉，老子是第一。 尾巴摸不得，共运有国际。 社会加帝国，霸权还超级。 调侃加讽讥， 政治打油诗。 八 不懈备战，加紧锻炼 神盾铁舰，武力钢拳，中日对比，学者走眼。 穷兵黩武，地区灾难，武力崛起，花枝橄榄。 学人聒噪，推波助澜，必有一死，中日之间。 谁着戎装？如林枪弹，世间舆论，腆颜厚脸。 文明却步，强横野蛮，倒退落伍，谎言一贯。 文士无良，聒噪死谏，武将效命，兵荒马乱。 斗争哲学，孵化浸染，政治挂帅，阶级争战。 臭老九爷，毛皮附焉，下着地面，上能近天。 为马前驱，摇尾乞怜，改造灵魂，干校锻炼。 亲疏众叛，同根相煎，划清界限，妻离子散。 请罪祷告，吃忆苦饭，跳忠字舞，挥刀舞拳。 谁着戎装？林枪雨弹，躯壳腐烂，睁眼闭眼。 和平共处，曾遭批判，武装斗争，成口头禅。 稳重加狠，决不心软，宁错勿右，宁严勿宽。 树活靠皮，人活要脸，笑骂由你，我自腆颜。 不怕孤立，前车有鉴，固步自封，锁门闭关。 九 什麼是牛鬼蛇神紛紛出籠？什麼叫復辟？文化革命瞎忙活了 不倫不類，威風八面，編鐘箜篌，鼓樂升天。 唐風漢韻，銅鑼有灣，雜種混沌，學位科研。 奏樂沐風，思古懷遠，雲程發軔，懿歟勉旃。 故庠華典，舊曲哀婉，遺世獨立，勖 勵後賢。 枯骨逢春，纓長袖寬，詐屍挺立，三墳五典。 光怪陸離，博帶峨冠，復古為樂，金樽笏板。 木屐廣袖，豬尾蓄辮，三跪九叩，小民銜冤。 古董僵屍，墳塚甲烷，做秀荒唐，晉級加官。 陽奉陰違，三刀兩面，洗盡鉛華，窮圖畢現。 託福移民，革履西餐，振興云云，升入雲端。 請示在晨，彙報待晚，跳忠字舞，婀娜翩躚。 腳踏牛鬼，浩歌沖天，視今猶昔，悲喜重演。 紅袖添香，軍綠觀瞻，牛棚示威，手執鋼鞭。 語錄有袋，像章胸前，剪貼海綿，紅黃浸染。 十 望孔子學院興歎，文化赤字雲乎哉 昔日，外國在中國興辦學校乃文化侵略思想滲透理論顛覆。其為謬也，荒唐透頂。最近幾年又有人杜撰文化入超的荒唐理念。吸收國外哲學文化，被稱為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今也。亡人之心畢露。 孔子學院，國帑官辦。政務派遣，吃喝公款。 此何物耶？牛頭馬面。不倫不類，皮厚嘴尖。 掃盲識字，初等漢專。 廟堂居高，江湖處遠。 意識形態，造原子彈。使命在肩，揚威宣傳。 美國地獄，啼饑號寒，臨危不辭，下鄉支邊。 友誼勾銷，滲透在先。文化赤字，猶在耳畔。 知識侵略，教育主權。敵對勢力，精神污染。 輸出輸入，喋喋埋怨。洪水猛獸，自信蕩然。 一邊倒也，熱吻蘇聯。甯贈惡鄰，外蒙始建。 司徒雷登，別了滾蛋。神情黯然，扛鋪蓋卷。 隆凖碧眼，系獄驅趕。鎖國閉關，與世阻斷。 歸國留學，間諜買辦。洗腦改造，牢底坐穿。 海關稅務，醫院慈善。科學救國，實業中斷。 清華燕京，庚子賠款。金陵湘雅，輔仁震旦。 教會學校，集資民間。培育英才，頂級尖端。 抹黑歷史，善惡倒顛。污水橫流，造謠誣陷。 反霸鎮反，冤假錯案。不自今始，魯莽顢頇。 周遊碰壁，喪家之犬。批孔老二，砸孔家店。 克己復禮，顏淵喟歎。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忽焉在後，瞻之在前。歸去來兮，漢瓦秦磚。 十一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中紀委駐社科院紀檢組組長張英偉説社科院"意識形態的主要問題"體現在四個方面： 穿上學術的隱身衣，製造煙幕； 利用互聯網炮製跨國界的歪理； 每逢敏感時期，進行不法的勾連活動； 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 製造煙幕，穿隱身衣，互聯網路，跨國歪理。 不法勾連，敏感時期，王張江姚，梁效螺絲。 驚弓之鳥，心有餘悸，紅箍偵緝，國鎖關閉。 隔牆有耳，偶語棄市，草叢藏人，熱鍋螞蟻。 佔領中環，明乎所以，曲解武斷，一國同制。 清野堅壁，伊于胡底，軍警如林，樹靜風止。 手執鋼鞭，帽子公司，中山狼也，倡狂得志。 肅靜回避，小商斂跡，凝神屏息，內荏色厲。 忠信孝悌，同氣連理，紅粉佳人，寡廉鮮恥。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轍亂旗靡，斑斑狼藉。 嚴刑峻法，敏感時期，打倒懷疑，抓綱舉旗。 王張江姚，黃吳葉李，帶槍劉鄧，兩軍三支。 拒諫飾非，諱疾忌醫，司命所屬，桓侯遂斃。 概念模糊，境外勢力，張牙舞爪，沾沾自喜。 金三之鑒，近在咫尺，天涯比鄰，海內知己。 難與共處，只知階級，和平遭拒，鬥爭哲理。 崇尚暴動，助產醫師，繪畫繡花，青花磁器。 縱橫捭闔，頤指氣使，別人不誇，自鳴得意。 保衛祖國，提高警惕，深挖廣積，戰備隱蔽。 準備打仗，鍛煉膂力，反對復辟，突出政治。 憶苦教育，眼淚鼻涕，帝修亡我，賊心不死。 薰陶既久，深入膚肌，本性難易，好戰公雞。 敵情嚴重，念念在茲，專改工具，休得軟慈。 熄滅論也，打翻在地，萬劫不復，火湖永世。 玉林荔枝，狗肉上市，此乃何節，缺如正氣。 交款納稅，看希拉蕊，罰金蕩產，萊溫斯基。 乾坤定矣，鐘鼓樂之，手舞足蹈，歡天喜地。 十二 占山为王地头蛇，敢与强龙争领地。 失道寡助怨声起，遑论正当非正义。 挑衅自谓树欲静，浩荡恶劣风不止。 四面壁垒树仇敌，祖上有罪揭老底。 东方巨霸变色龙，好斗热血一公鸡。 江山一统在袖拢，吾皇万岁四海毕。 炮舰政策俱往矣，规矩环宇同游戏。 海洋合作共经济，当今世界乃一体。 十三 菲越岛屿联谊，龙王强烈愤慨。 撕下温如嘴脸，从此和合不再。 扩充领地疆域，南薰华阳礁海。 争利掠夺不休，赤瓜辟地填埋。 辟地工程运石，岛屿球类比赛。 威信降至极低，只为钻井平台。 洪磊强烈抗议，愤怒礼崩乐坏。 孔子宣扬仁义，墨翟非攻兼爱。 尾巴翘上九天，闻过气急神衰。 沆瀣一气小撮，赞扬青葱倒栽。 渔民宣示主权，打鱼生火仲裁。 四处伸手争夺，成熟果子抢摘。 小姐伶牙俐齿，媒体为非作歹。 贸易平等公正，竞争荣辱胜败。 十四 宁左毋右一贯，知识分子助澜。 过甚其词成瘾，唯恐天下不乱。 知何仁义道德，善于挑拨离间。 斗争哲学孓遗，子弟谬种流传。 央视小人得志，听从主孑呼唤。 红唇白牙利齿，走狗狺狺狂犬。 外交变成斗嘴，刻毒激烈勇蛮。 手舞足蹈窃乐，恐怖组织极端。 喜形于色乐祸，伊拉克陷内乱。 耗子生来挖洞，扩军增武备战。 2014 6 29 太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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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5, 2014, 6:23:17 AM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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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江琳：中共西藏政策的演变——在第二次“寻找共同点”藏汉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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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4 11:34 PM PD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R0Re3gZzg 【导读】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由〝孙文学校〞主办，〝黄花岗杂志社〞和〝天安门民主大学〞协办的〝民权研讨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来自美国中部、西部、澳洲和中国大陆的学者齐聚〝国父纪念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意义，民权与人权、民权与宪政、民权与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民主道路和方向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希望通过研究和探讨民权问题，对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尽一点微薄之力。 我们将陆续选登部分学者的发言。下面是旧金山〝孙文学校〞校长封从德的发言，题目是《民权与公民行动》。 我们今天的是〝民权〞的研讨，主题是〝民权〞。实际上刚才辛老师已经为〝民权〞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新的定义，〝民权〞其实就是国民应有的权利。那么〝民权〞这个概念，国父孙文在〝民权主义〞中提出过。〝国际人权公约〞的两个公约，即 A 公约 – 《经济与社会权利公约》和B公约 – 《公民权与政治权利公约》，也对〝民权〞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诠释和定义。由于 A 公约和 B公约的签署国在原则上是有约束力的，那么虽然中共签了并批准了A公约，就是《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公约》，但是他们有很多〝但书〞，也就是很多限制条件；但是中共对B公约只是在一九九八年拿到〝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却一直搁置到今天。可见中共是非常非常害怕〝民权〞这个概念。而〝民权〞恰恰是我们今天追求中国〝民主化〞最核心、最靶心的那个概念，也就是辛老师说的国民应有的权利，主要还是在政治权利上面，这是靶心。 实际上我们看见，从九十年代到两千零三年，蓬勃兴起来的维权运动看，虽然参与的人数很多，大量的访民前赴后继地参与维权，但是由于它只是在经济和社会这个层次上面，所以这样的维权的运动，哪怕有时候有些暂时的胜利，但是都是不稳定、都是不能够有长期的保障的。 比如说九十年代初，我的家乡是宜宾，有一个叫蒋大清的退伍军人，他就带着十几万的农民，去抗那个税和费，一个大规模的维权事件。过后，蒋大清就〝秋后算帐〞了，被判了刑。今天你看许志永,根本就是已经被秋后算帐，抓到监狱里面去了；腾彪也是被限制行动。 乌坎，是全世界最瞩目的例子，当时都有〝民主选举〞了，自己选出了〝村委会〞，实际上是真实意义上的选举了，但是到今天我们看乌坎的维权，薛锦波被打死了，尸体是过了多少个月过后才还给他家属，而且给他封口费。到今天整个这个村，他们要追讨回他们的那些土地、根本就追讨不回来。所以没有政治权利。哪怕暂时性地得到星星点点的经济权利，或者社会权利，但是这种维权的成功都是不稳定的。所以〝民权〞才是核心、才是靶心。这是今天我想讲的第一点，关于〝民权〞这个概念。  封从德在2014 〝民权研讨会〞发言 第二点，我很简单地想讲一下如何追求、如何取得〝民权〞。孙先生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我们要〝唤醒民众，鼓动风潮〞。要让〝先知先觉的人〞，也就是对〝民权〞有概念的人，去带动那些〝后知后觉的人〞（像八九年绝大多数的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人〞），那样〝茉莉花革命〞就会来到。 这几年一直在辩论一个关键的核心，那就是所谓的〝非暴力〞。是不是追求〝民权〞的运动，一定要采用〝非暴力〞的运动？还是要〝暴力〞的运动？还是说我们也要去〝暴力革命〞！刚才也有朋友是在讨论，我们到底要不要暴力？〝暴力革命〞是不是也是正当的？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非暴力〞这个词的翻译，在我看来根本就是错误的。中文在翻译西方的词汇的时候，我们经常犯的大量的、误导性的错误。比如说〝共产主义〞、〝共产〞两个字，与它的原文 Communism〝社区主义〞的原意就要差太远了。我们都是这些词汇的受害者，因为〝共产〞这两个字，致使中国至少是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这种代价。那么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对〝非暴力〞这个概念的误解，也会使我们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甘地自己用〝坚固真理〞这个词，即我们要去坚守真理。实际上是叫〝不害〞, 就是我们不要用思想、语言和行动的暴力去伤害别人的意思。然而，Ahimsa 这个词被翻译成〝非暴力〞了，因此好像我们就不能用暴力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看甘地他自己写的〝自传〞，就会知道他自己曾三次参战，亲自带着队、组织印度人去参加战争。他说，如果一定要在怯懦与武力当中选择的话，我建议还是要选择武力。甘地举例说，我的大儿子有一次问我：如果一九零八年我差点被打死的情况下，如果他跟我在一起，他应该怎么做？ 甘地就跟他说，是逃走？还是看着我被杀？还是用武力来保护我呢？甘地明确对他的儿子说，他的责任应该是保护我，哪怕这个时候要用武力。 所以实际上在我看来，Ahimsa 这个词真正对应的中文的词应该是〝武〞这个字。〝勇武〞的〝武〞。比如说勇武精神，胜之不武。〝武〞是真正有正当性的，比如说，〝正当防卫〞这样的武力。所以我们不要被〝非暴力〞和〝暴力〞这些词的翻译给拉入陷阱里边，好像〝非暴力〞就是要排除一切的武力。希特勒，需不需要用武力来解除他的罪恶？中共的罪恶是不是需要用武力来解除它 ?  封从德在2014 〝民权研讨会〞发言 刚才夏教授讲得很好，当〝兵变〞的时候，这些专制军队里的军人们，他们如果掉转枪口，那么这时候他们用的武力，就有了正当性，就不是暴力，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为了大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武力。它是有正当性的武力。因此，这时候我们要用〝武力〞这个词，而不是〝暴力〞。 我们要怎么追求公民权？我们要怎么形成一个公民的行动呢？ 我希望用〝公民行动〞这个概念来取代〝非暴力行动〞的概念。因为〝非暴力〞形成了大量的混淆和误导。那么我觉得我们用〝公民行动〞、〝公民抵抗〞、〝公民不服从〞来取代〝非暴力运动〞，可能是一个更准确、更适合中国现在当下情况的概念。 另外，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它是二零一二年在美国得奖的一本书，名字就叫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为什么公民抵抗是有效的？ 书中分析了从一九零零年到今天的两百三十二个多个案例和图表分析，并得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 我归结起来就是：从〝民变〞到〝兵变〞，再到〝政变〞这么个三部曲。 基本上是从一九七三年〝葡萄牙革命〞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所经历的过程。 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数据：〝民变〞占百分之十八，〝兵变〞占百分之六十八。 这个数据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启发，就是从〝民变〞到〝兵变〞，虽然〝兵变〞是最关键的，但是要首先形成〝民变〞，因为〝民变〞是基础，有了〝民变〞才能触发〝兵变〞。 大规模的〝民变〞过后形成〝兵变〞、触动〝兵变〞，最后导致的政治的变化。而政治的变化就是从专制到民主，其实就是革命。〝辛亥革命〞也好、 〝颜色革命〞也好、〝茉莉花革命〞也好，都是革命。 〝孙文学校〞和〝天安门民主大学〞都在准备这样的〝公民行动〞，欢迎大家，尤其是国内的年轻朋友们来和我们一起探讨、研究。（完） 封从德说明：〝孙文学校〞目前并未设校长一职，目前本人是〝孙文学校〞网站主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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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4 04:29 P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过，人民银行副行长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吴晓灵在习近平接班之前即公开质疑中共政权的司法体制"特别不顺"，斥责"我们的政法委书记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长，公安局本来是检察院的监督对象，但被监督者是监督者的领导"。正因为以这个吴代表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体制内人士的强烈呼吁并斗胆上书，反映"这种党政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影响了司法公正"，这才有了周永康之后的公安部长不再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对江泽民"政治遗产"的拨乱反正，而习近平接班之后，虽然也许对那位吴代表抨击其"体制特别不顺"绝不会认同，但总书记对一个普通人大代表的态度一定是"大人不见小人怪"，虚怀若谷地接受了接受了她的"政法委书记不能身兼公安局长"的谏言。 不久前一家中共官方的新闻周刊刊登过一篇题为《详解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文章，文中说："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使得检察院、法院的独立办案、独立审判时常受到干扰，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依法治国"观念的深入，此种局面开始有重大改变。" "（还是在习近平逾期之前）地方公安机关里随着王立军、傅政华出任渝、京两地公安局长，中国四大直辖市公安局长不再由中共政法委书记兼任的局面得以出现并延续至今。在其他27个省、自治区中，已经有将近半数省和自治区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长。" 文章中引用一位资深法官的评论说：中共党的政法委的设置几经往复，从建国后的政法领导小组至文革前的被撤销，到1980年代重建"中央政法委"，到1982年被定位为"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此后面临的冲突是，一些地方政法委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不断充实权力，甚至成了公检法的直接领导，为人诟病"。 如此背景下，1987年党的十三大决定"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1988年中央一级取消政法委。旋即于1990年恢复，定位于党委的"参谋"和"助手"，职责是宏观指导和协调政法工作。 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正是在江泽民的权力顶峰阶段的时代，也就1999年，政法委则被进一步定位为"各级党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在此之前，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仍然为数不多。 这一状况在2003年底被迅速改变。此后，一部分地方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也有一部分政府副职以及助理兼任公安局长。记者获知，还包括的第三种情况是，政法委书记尽管不兼任公安局长，但同时担任公安部门的党委书记，使得公安部门的地位得以提高。 不少人担忧，政法委书记与公安局长互兼，将可能导致案件协调成"铁案"，检察机关无法进行侦查监督，而法院在被协调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按照公安局长的意图，无法做出独立的法律判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也明确说，政法委书记与公安局长互兼损害司法部门的独立办案是不争的事实。 山东某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段梅（化名）多次亲身经历 "被协调"，"如果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对案件的定性、处理过当，却要坚持己见，那么公检法之间就会矛盾丛出。" 浙江某市检察院检察长苗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和看守所的执法活动要进行监督，包括侦查活动监督、刑事立案监督和刑罚执行的监督。如果公安局长是政法委书记，就可以领导检察机关，这样一来，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就理不顺，显然不利于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 "司法权被协调的后果是，原则不复存在，只要案件被协调，最后都听政法委的，而政法委书记很多时候又是公安局长，所以归根结底是听公安局的。"薛林颇为无奈地告诉记者，"有时候检察官甚至有点喜欢这种形式，因为都听公安局的，不用担心案件被法院发回来。" 至今为止仍然还只被纠正了半数多一点的公安局长兼政法委书记或者说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的荒谬体制存在于从县至省的三级中共地方政权，而中央一级虽然从任建新退居二线之后即已经有了专职政法委书记，但公安部长却是被安排成了政法委副书记，而且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唯一的一名副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都只能屈居普通政法委员，与司法部长和国家安全部长平起平坐。 如今我们能够从在中国大陆公开媒体上也都敢于公开揭露和批判的周永康干涉司法的典型例子，都是发生在他担任党内地位高至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公安部长之身兼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期间，所以才能够以"党"的名义命令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我让你杀谁，你就得杀谁！我让你放谁一马，你同意也得放，不同意也得放！ 正如笔者者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正因为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期间，把江泽民一手制造的公安部长居然可以位居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制度之恶发挥到了极致，这才有了二零二七年召开十七大期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坚持"公安部长不易再安排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动议。至于习近平接班之后为什么会在已经令公安部长不再凌驾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长之上的基础上又一改初衷，下令恢复公安部长兼任政法委副书记的旧体制，也许可以从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钱钢"敏锐地察觉到一个重要问题"中找到同一个答案。 钱刚先生的问题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为什么不见了？ 他不久前撰文指出：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纂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是当今中国大陆一部超级大书。截至8月中旬，该书发行已突破1000万册，被称为"新时期统一思想和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 这个11万字的读本，囊括了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在不同场合的40余次讲话，有的引述原文，有的系编者阐述的讲话精神。按理说，中共十八大以来习的讲话，除了不宜公开者，应悉数编入读本。读本序言称："该书框架结构是在深入领会和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基础上设计的，全书主要观点和论述忠实于原著。" 但不知何因，读本偏偏遗漏了习近平谈"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讲话。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曾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一个"首先"，一个"关键"，和此前几任领导人所说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语义明显刷新。 继而，中共党媒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两个口号的浮沉，颇堪玩味。十八大后的2012年12月，《人民日报》提及"依宪治国"或"依宪执政"的文章有6篇，但进入2013年，这两个口号渐行渐远直至最终消失了。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不但未提习近平纪念宪法实施30周年讲话，而且在有关"依法治国"的论述中，完全不提习近平"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的原话，这不能不说是明显的"错误"。然而，这到底是编选错误，还是"提法"的重大变化？如果是"提法"的重大变化，那么，决定者是中宣部，还是总书记？后续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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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4 01:34 PM PDT
占中不是决战。占中是灵活的前哨战。到底是运动还是游击，速决还是持久，没有先验的决定。尽管尚未实施，已经载入史册。 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两个历史性的任务：第一，不屈不挠地表达了香港选民要求真普选的神圣要求和坚强意志；第二，迫使人大常委自行露出了真相和本质。 人大常委自己是从"等额选举"中产生出来的，它不可能懂得真选举。它辞典中的普选本来是假普选。人大常委没有信用和记忆，它悍然违背2004年订立的香港政改"五步曲"，不按本子办事。人大常委派出的高官善於吓唬老百姓，不善于遵守宪法，居然把宪法明文保障的公民示威游行权宣布为"非法"。 自行演出的不限于人大常委。当外交部声称英国议会调查联合声明的执行情况是"干涉中国内政"时，这个外交部证明自己是一个不懂外交部门的职责和礼仪丶不懂议会和政府关系丶不懂履行国际条约和遵守国际关系准则的不合格的外交部。 因人大常委和外交部而直接被受伤的，是全体被侵犯了选举权的香港选民。一国两制被他们处死了。香港从此多事。特区政府将在选民无法同心同德的条件下施政。这是悲剧，尽管也许人大常委把它当作快乐的胜利。 同时直接受伤的，是全体中国人，是世界上一切本来希望诚心诚意和中国打交道的人们。 自愿受伤的，除了那个人大常委以及那个外交部，也许甚至包括着中国的新领导，以及遐想联翩的中国梦，以及内容丰富的全深改，还有正在捷报频传的反腐败运动，甚至不能不加上正在醖酿尚未出世的那个"依法治国"的决议……一切都被因此而蒙上了耻辱和阴影。 除了人大常委实行认真的自我批评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善后之道。 至于已经载入史册的占中，审时度势，收发自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自当前途无量。这是可以预期的。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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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4 01:17 PM PDT  前几天和一些智库的朋友吃饭，饭局上谈到了香港最近的政局。香港人民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反对中共操纵的人民代表大会，把大陆的假选举模式硬塞给香港，这是所有人都支持的基本共识。不同意见的争论，产生在对香港人的估计和对共产党的意图的估计上。 美国智库的智囊和台湾的政治家们估计；香港人历来以现实主义著称。在中共以不惜像八九年一样流血镇压的恐吓之下，很快就会退缩，以不了了之为结局。这将使得全世界支持香港人民的朋友陷入尴尬的境地，也将使中国的民主进程事实上倒退。 从新闻里我们看到了；香港民主派的某些大佬，已经发出了退缩的言论。什么从策略上已经失败呀；以退为进呀等等。这明显是为自己的退缩预做安排找借口，不像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的姿态。 年纪大的人瞻前顾后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共产党又从来就很会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威胁利诱。他们自己的说法叫做做工作。而且经常不着痕迹，我们没证据就不要评论了。正视现实吧。 我和另一些人的看法是；香港人的人权保障和法制都已经退无可退了。大多数香港人民已经产生了危机感，所以运动才会得到这么多人挺身而出支持。共产党会做少数人的工作，但不可能忽悠几百万人民大众。有骨气的香港人不在少数，年轻的学生们的勇气和决心就是证明；运动也不一定非得要老头子们领导。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 老头子们帮助对手散步的恐怖言论里，包括血洗六四在前；抄家黎智英在后。其实违法抄了黎智英的家，正说明香港的法制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如果香港人民退让了，你们这些出头的椽子，挑起事端的反中央分子，会因为退缩就被放过吗？ 那还真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中国梦。刘晓波违心的替中共撒谎，还不是要继续蹲监狱受管制。至今还没有好下场，不得不接受中共监狱的人性化管理。香港人民争取应得的民主权利，揭露中共违背诺言。让中共恨得咬牙切齿，一旦中共得手了，会放过你们这些罪魁祸首吗？ 大陆的出租车司机听了都会笑。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真的像美国人估计得那样没出息。好在还有年轻人充当中国的脊梁。他们不在乎血腥的恐吓；不在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香港人阻挡专治恶法的延伸。我敬佩他们。 六四的历史真的会重演吗？我认为不会。香港不是北京，2014年也不是1989年。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老百姓早就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奉旨改革上了。中国的军人也早就为六四的屠杀而深感耻辱了。届时抗命的就不再是徐勤先将军一个人。中共里也没有了邓小平，也没人想当邓小平。 那为什么中共这次表现得这么强硬呢？有人说是中共的一向表现，这说法不错。但是浅了点儿，没有看到中共激烈的内斗和一贯无耻的手法。所以才会被六四流血的恐吓给吓到了。 据我观察不是这样。这次提前三年挑动香港人民的敏感神经，不像是最高当局的决定。习近平集团上台以来惹出的麻烦够多了，无论内斗还是外斗，都需要全力以赴。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在香港提前三年找麻烦呢。 不开辟两条以上的战线，是兵家的基本原则。他已经犯忌了，还来开辟第三条战线没事找事。我觉得他要是这么傻，最多当个李鹏，当不了总书记。从他的历史来看他也不是李鹏那种傻瓜。 那么为什么出了这档子事儿呢。香港的分析家们又集体脑残了，天天都在分析共产党的内斗，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唾沫星子乱飞。怎么狼真的来了倒不知道了呢。这次表面的矛盾是共产党和香港人的矛盾；实际上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是有人想借刀杀人。 媒体们天天在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如此下狠手整治腐败，在腐败早已普及的中共官场上必然会官逼官反。在没有举兵造反之前，有许多方式可以和平演变的造反。设陷阱让你翻车就是常用的厚黑手法之一。 这次挑起香港事件，绝不是习近平集团的当前要务。在外争国权，内惩贪官的任务中，没有改变基本法和香港人民过不去的空间。这纯粹是节外生枝。但在共产党的专制理论中，又是说得过去，合理合法。经过一番争论后就出事儿了。 住香港的中共机构就成了急先锋，据说他们的腐败不是内地官员可比拟的。运动一个政协委员就有几千万的利润，现在整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能不拼了嘛。于是就献计于内地的贪官，在香港把事情搞大了，再把自己控制的军队撒出去，来他一场新的六四血案。 这个政治责任就得习近平王岐山来负。这是和平演变中共领导班子的聪明手段，不过是向坏的方向演变。香港人民退缩了，就证明贪官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即使搬不倒习近平，乘胜追击香港民主派也就势所必然了。 如果香港人民坚持不退让，一场血案就可能导致习近平下台。习近平就只能出手摆平局面，即使破坏了分工的原则也在所不惜。而且理由是现成的，基本法明文写着必须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不修改解释很正常，一场危机可以名正言顺的和平解决。 我认为这才是最可能的结果。鄙视那些临阵逃脱的老头子们，敬佩年轻的闯将们。贪官污吏们前途不妙呀。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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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Sep 2014 01:16 PM PDT  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政改方案，内容步步为营，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完全被否决，北京钦定的普选方案第一点是，特首选举提名委员会的组成照搬现时的选举委员会；第二点是，候选人限定二至三人；第三点是，获得候选人资格必须取得提委会过半票数。这是不折不扣的假普选。到了这一境地，香港人"占领中环"的非公民抗命运动已经拉开了序幕。 非暴力不合作的公民抗命，是无权者的权力。公民非暴力抗争的思想鼻祖是美国十九世纪的诗人、作家、哲学家梭罗，很多读书人都记得他那部文笔优美的《瓦尔登湖》，然而他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名著是《非暴力不服从抗争哲学》。印度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南非曼德拉领导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缅甸昂山素姬领导的民主运动，都已经身体力行地证明，非暴力不合作的公民抗命总能水滴石穿，远比国家暴力机器强大。而上述这几位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无不深受梭罗思想的影响。 在香港"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即将登场之际，来回顾一下美国非暴力和平抗争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事迹。马丁.路德.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他初次读到梭罗的著作觉得如获至宝，大彻大悟，他在自传里写道："这种学说越来越使我坚信，不与魔鬼合作远比和好人合作更重要。"这是值得香港人记取的一句至理名言。 根据梭罗学说的非暴力抗争原则，马丁.路德.金成功发起了餐厅外的静坐，黑人集体乘火车到密西西比州等公民抗命行动。特别是阿拉伯马州蒙哥马利市抵制巴士的非暴力抗争，是美国民权史重要的一笔——五十八年前，阿拉伯马州和美国南方好几个州一样，立法规定黑人乘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坐在后面，必须让座给白人。而黑人妇女罗莎.派克丝就勇敢地挑战这一恶法，先上车的她坐到第一排，并且拒绝给后上车的白人让座。她当然是有备而来，因为她本身就是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成员。司机报警后派克丝遭到逮捕，而马丁.路德.金由此发动了当地黑人抵制巴士公司的非暴力抗争，时间长达三百八十一天！ 这次成功的公民抗命，使得马丁.路德.金牧师举国扬名。八年之后，就是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领导数十万有色族裔向首都华盛顿和平进军，并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永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他指出《独立宣言》签下了一张每个美国人都有权继承的支票，那就是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现在各个种族的美国人要求兑现这张支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奢谈冷静处理，或者开出一副渐进主义的镇定剂，现在是实现民主许诺的时候了。" 马丁.路德.金警告，这非暴力抗争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以为黑人三分钟热度很快就过去那些人，将会明白在黑人得到公民权利之前，他们不会有安宁，"如果正义不实现，不断反抗的旋风就会动摇我们国家的根基。" 这一誓言，完全可以成为香港人争取兑现《基本法》的普选原则而"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运动的誓言。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说，"有人问民权抗争者，什么时候你才满意？"他的回答是，只要得不到公平正义，"我们永远不会满意！"而"如果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必将成为事实。"同样道理，中国如果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家，香港人乃至全体中国人都将拥有民主选举的权利。很不幸，人大常委会公布的香港政改方案证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专制而且离国际现代文明标准极其遥远国家。 所谓"爱港爱国"，就是对令人民和令国家蒙耻的不公不义抗争到底，这才是真正的"爱港爱国"。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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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课宣言﹕民主幻灭 “学生岂能袖手旁观”（附《香港大学学生会罢课宣言：行义遵道 匡救香港》） Posted: 04 Sep 2014 01:05 PM PDT
 香港大专学界不满大人常委就政改的决定，正密锣紧鼓为罢课作准备，预计几日后正式公布细节。而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发别发表罢课宣言，认为人大的决定属政治不公，学生岂能袖手旁观，"因此不能退让"，最终会有"抗命行动"。对于前港督彭定康指英国有责任为香港民主发声，大陆媒体和亲中的香港政界人士分别反驳其说法。（RFA林静报道） 学联不满人大常委会就政改的决定，初步决定在本月22日发动大规模罢课，本周六会开会商讨日期和细节，周日会召开记者会交代。 "学联"副秘书长岑敖晖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各间院校正各自开会，商讨如何 配合罢课，而"学联"正构思将罢课的誓师大会或期间的活动，在院校以外的地方誓师，包括公民广场或添马公园等举行，以争取更多公众关注。 岑敖晖说：初步是希望一星期罢课，希望能令事件升温，而之后就是全香港市民都能参与。到底是各院校自己先搞集会，还是各有各搞罢课，到底在公民广场或添马公园，还在讨论当中。 学联又指，暂时已有20多名学者、教授表明会到学生罢课地点，以授课方式，支援罢课学生，预计人数会不断增加。 而香港大学学生会周四发表罢课宣言，呼吁全港大专院校学生走上街头，又恳请各院校不要处分罢课学生。罢课宣言以《行义遵道、匡救香港》为题，指人大决定连落三闸，民主回归的泡影幻灭，批评提委会按照选委会组成是旧酒新瓶，侮辱港人智慧，将会坚守公民提名、寸步不让，又促请立法会否决方案，质疑人大决定并没有承诺以后可以再改，"袋住先"实质是"袋一世"。 宣言又指，港大校训是明德格物，时值香港命运转捩点，学生岂能袖手旁观，决心以罢课明志，如果当权者一意孤行，下一步就是接踵而来的抗命行动，学生别无他选，亦无法退让。 而中大学生会早前亦已发表罢课宣言，指出面对政治不公，如果只顾埋首读书不理世事，不符合读大学的本意。而中大周四晚举行罢课论坛及全民罢课会议，商讨细节。 而树仁大学周三成立罢课委员会，发声明表示即使校方不允许请假，仍会坚持罢课。至于正酝酿中学生罢课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称，不会跟随学联罢课日期，但目标两个月内发动罢课。 对于前港督彭定康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有责任为香港的政治和民主发声，又说香港最近的政治骚动源于特首普选框架，将中央不认可的人排除，情况与伊朗普选无异。 但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对传媒表示，不认同彭定康的说法。 范徐丽泰说：《中英联合声明》内，关于行政长官选举，当时的文字好像是由协商或选举产生，有普选（的字眼），所以我看不到英国，为何能够说香港有普选会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我不明白彭定康先生在说甚么，或者他应该去看清楚《中英联合声明》。 她又分析，民主党目前处境很困难，无论通过还是否决方案，都会流失选票。 而大陆《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香港进行政改，英国应该做一个自重的观衆。社评说，英国政府就香港政改争议保持低调，但当地一些精英想对香港这个前殖民地尽"宗主国的责任"，不过，其中彭定康是当年被英女王任命的港督，亦不是香港人普选出来的。 另外，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提出发动二十七名泛民议员在"占领中环"当天宣布总辞，增强占中气势。不过民主党及公民党都不支持，担心得不偿失，令政改更易通过。 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周三晚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承认人大常委会对普选特首的决定是比较保守，但是紧得有道理。但不认同有人以不完美都"袋住先"来形容这个方案，因为这是当前条件、时空下最合情合理合法的方案，应该"见好就收"。 【附录】 附件：《香港大学学生会罢课宣言：行义遵道 匡救香港》 8月31日，170名人大常委「充分考虑了香港社会的有关意见和建议」后，全票通过对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不作修改，而2017年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之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则按照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釐定。候选人数目限为两至三名，均须获过半数提委支持。北京掌声雷动一时，香港市民义愤填膺。人大连落三闸，戳破港人三十多年来「又倾又砌」，以期「民主回归、争取双普选」的梦幻泡影。京官侈言「中央是香港最大的民主派」、「提名委员会是块美玉，越看越可爱」等谬论，更是挑战港人良知和道德底线。 去年底政改谘询启动，政府当时声言「不设既定立场」，大专学界继而举办公投，逾一万五千名同学支持公民提名，及提名委员会由一人一票而票值均等的选举产生。同学们亦制订学界方桉，于各区摆放街站，以阐释信念和坚持。事隔半年，国务院却于六月初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企图二次制宪，结果激起港人反扑。逾七十万市民参与民间公投、支持公民提名，要求立法会否决不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方桉。七一游行中，五十一万市民披风冒雨走上街头，要求落实包含公民提名的真普选，无惧中共恫吓，捍卫港人自主。连月来，政改谘询渐渐褪去「有商有量」糖衣，暴露「我是你非」的本相。 港人争取民主卅年，港大学生一直参与其中。1984年，学生会致函总理赵紫阳支持民主回归，指出将来港府最高行政首长应由普选产生，获赵氏答以「民主治港是理所当然的」。《基本法》草拟期间，港大同学亦担任谘询委员会学生代表。三十载弹指飞逝，当年学长如今已年过不惑，香港民主却仍在十字路口徘徊，前途未卜。 七月二留守遮打道行动中，我们目睹同窗为我城未来甘愿犯险，强权却丝毫不为所动，甚至变本加厉打压民主。当不义成为事实，反抗就是义务。我们将以罢课承接七二留守遮打道行动，掀开一连串不合作运动的帷幕。北京一锤定音，港府俯首领旨，蔑视港人声音，企图独断香港前程。有鑑及此，我们本赤子之心，以罢课行动引领大众正视社会议题，只为坚持推动我城民主进程： 一・公民提名 寸步不让 提委会按照选委会维持1200人，四大界别比例不变，无疑是旧酒新瓶，侮辱港人智慧。港人期盼的普选当包括平等之提名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绝非「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任由权贵把持香港前程。若然未来提名委员会构成一如既往，行政长官候选人经权贵筛选，再由一人一票「选出」，根本无助解决管治危机。公民提名确保平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直接反映公民意志，消除政治特权阶级，是达至真普选的出路。 二・促请立法会否决不符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桉 六二二民间公投中，近七十万人要求立法会否决不符国际标准的普选方桉。可是，无论是人大决定之草桉文本，抑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就草桉的书面说明，均企图澹化同样重要的被选举权和平等的提名权，隻字不提2017年后特首选举方式可再修改。所谓「袋住先」，实质是「袋一世」！方桉一旦获得通过成普选定桉，将适用于2017年以后的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不义政制岂非千秋万世，无了期延续？ 三・2016年起立法会全面直选 立法会本是代议士济弱扶倾，彰显公义之地。无奈功能组别及分组点票制度，令建制阵营把持议会，屡次为政权保驾护航，形成少数推翻多数的畸态，近年更多次否决捍卫新闻自由等为保护香港核心价值的议桉。同时，部分已在港式微的界别如渔农界等仍于议会佔有为数不少的议席，足见功能界别划分颇为过时。政制改革不仅限于行政长官选举方法，立法会产生方法亦深深影响我城命运。港人争取落实双普选逾卅年，功能组别必须废除，全面直选刻不容缓。 我等学子本抱着简单的愿景，冀望在安定生活中求知修业；我们享受在舍堂竞技体育、谈文论艺，期盼透过上庄等途径服务同学、一展抱负。然而，我城赤雾氲氤风雨飘摇，黑白是非真伪颠倒，一直恪信的价值观日益动摇。港大校训既为眀徳格物，时值香港命运转捩点，我们岂能自乐于校园一隅，袖手旁观？当公义惨被践踏、自由痛遭剥削，我们决心以罢课明志。 普选细则现已被人大笃定，我等冀以罢课凝聚学生力量、唤醒社会各界奋起反抗。我们呼吁全港大专院校学生走上街头，反抗腐败政权，并恳请各院校教授、讲师予以学生实际支持，例如不因罢课处分学生、参与公民讲课、义务为学生补习，甚至投入罢教声援。同时，我们亦吁请市民大众出席集会声援、店铺挂起标语支持及以各种可行方式响应，并准备抗争。罢课是我们对政权的最后警告，若当权者仍然一意孤行，下一步就是接踵而来的抗命行动。身负时代使命，我们别无他选，亦无法退让。 香港大学学生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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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中共西藏政策的演变——在第二次“寻找共同点”藏汉会议上的发言 Posted: 03 Sep 2014 09:57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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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6, 2014, 6:16:43 AM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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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Sep 2014 10:40 PM PDT
假民主不如不民主。因为明火执仗地拒绝人民民主权力的人很容易引起人民的反对，而他们对于反对者的暴力镇压也只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对，这种不民主的制度注定是短命的。假民主则更可恶，明明是反对民主，它却要装作拥护民主的模样，试图用甜言蜜语兜售那一套假民主的主张。虽然这种假民主最终也无法成功，但是这样做无异于是在反民主之外，再对民众的智商进行一番羞辱。 北京当前在香港玩弄的就是这种假民主。北京方案出笼后，出来甜言蜜语地帮助北京哄骗香港民众的除了北京的一众面目可憎的官僚之外，还有不少身在香港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说词中最常用的字眼就是"爱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坚持说筛选特首的方法是为了保证未来的特首是爱国者；前特首董建华也说，将爱国作为选特首的前提条件无可非议；而现任特首则赤裸裸地指责反对北京方案的人是不爱国。 其实，他们根本就无法解释他们口中的"爱国"。他们反对中国进入世界现代文明，反对人民的民主权利是爱国；而香港民众坚持普适价值，坚持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选举领导人就是不爱国。走到哪里，这个道理也讲不通。黔驴技穷之际，他们干脆抛出了两个公式，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爱国就是爱共产党。这两个公式亮出了一张底牌，那就是，他们需要香港人民爱的，其实是共产党。 他们的逻辑是：爱国就是爱中国；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因此爱中国就必须爱共产党。这个逻辑看似简单直接，实则荒谬绝伦。如果要香港人民相信这个歪理，北京的中国政府和他们在香港的跟班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需要北京的共产党官员来回答：在民国政府时期，中国是由国民党领导的，按照你们的逻辑，当时的爱国就应该是爱领导中国的国民政府和执政的国民党。可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苏联共产党的卢布、武器和人员支持下，武装反对国民政府，这个行为是爱国呢还是卖国呢？ 假如说，你们当初是有权利爱国家而不爱政府的，是可以爱国家而不爱执政党的，为什么今天的香港人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反对一个特定的政府的不民主政策，反对一个坚持一党专制的执政党，就成了不爱国呢？这个道理还可以往前再推一步，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的德国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日本人是不是都是"卖国者"呢？ 那些北京政府在香港的跟班们也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董建华和其他出身富贵世家的香港大亨们反复宣传，爱国就是爱中央政府，就是爱中国的执政党。那么请问，在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你们的祖辈或是父辈，从上海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逃到香港。他们当时这样做，既不爱当时的中央政府，也不爱当时的执政党，他们爱国者吗？ 事实上，他们当初逃离暴政，远离故土的行为是为了保护自己，是为了追求一个自由发展的天地。他们当初不爱党、不爱政府，无论是对家还是对国都是明智的选择。这个选择使得他们的事业得以发展，也使得今天的董建华们得以含著金钥匙出生、长大。董建华们今天跟著北京宣传爱国就是爱政府、就是爱党，你们才是利欲熏心、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为了北大人撒给你们的那几个臭钱，你们连祖宗都可以背叛，谁还相信你们会爱这个国家呢？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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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Sep 2014 02:04 PM PDT  关于科技公司微软在中国遭遇的困难不要光是从科技方面看。主要是现在中共对于西方是采取一种全面排斥的态度。要把西方的影响力从中国消除。具体就是微软公司在中国遭到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是由于中共从2008年推行反托拉斯的就是反垄断的新的法律，这个法律就是不要让一个公司独占市场上的利益，就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用户，保障他们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可以有公平的竞争。但是中共并不是为了反托拉斯，而是为了维护中共的政权着想。 这话怎么说呢？那就是说它要控制一切。因为市场自由在中国根本没有施行。现在这里有一个误解，一般人都以为中共自从改革开放，80年代以后慢慢也走上市场控制。但是党的力量随时可以干预自由市场，只有党控制下的市场。这个市场它有时候可以放松一点，因为无关大计。凡是一到到紧要关头党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用这个方式它就想控制外国的高科技公司。我们知道美国的高科技公司、英国的高科技公司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在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像80年代、90年代是求之不得。非常讨好他们。给他们各种在中国开厂的便利。象微软在中国有四个大公司，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一个在广州，这四个大公司是控制着微软的一切运作。最近8月初最新报道的语言是非常严厉的。而这次是特别提出对微软的主要调查，这里有两个动机，一个动机就是要打击微软。微软现在软件的运作系统不准在中国商业和国家机构的电脑上运用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微软最近发明了一种新的系统。视窗8号，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现在中国整个普遍禁止，所以微软的调查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困难已经摆在面前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共产党利用反托拉斯的法律特别培养它自己的公司，希望把外国公司高科技的东西取而代之。不仅是美国的微软还有英国的葛兰素史克等大公司，现在中国就控诉葛兰素行贿的罪名，另外一个就是高通， 美国大公司，现在也受到很严重的威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有个倾向， 这个倾向就是共产党觉得好像他们自己的科技公司也慢慢掌握了高科技， 其实它是从美国偷来的，没什么发明权属于谁的问题，慢慢就可以取美国而代之，就对美国高通加以打击。可是8月初这个警告是非常严厉的，是针对美国政府说的。 现在的问题共产党又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对于西方，尤其是英美为主的西方采取了一个全面的仇外的活动。这个仇外活动外国人就是指对外国人本来就是一向仇视的，因为外国人有各种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可以说是商业方面固然是很具体的，精神方面也是如此。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在它的党组织以外还有别的势力可以单独运作，不要通过党，所以现在打击基督教，像温州最好的教堂，几百年的老教堂要完全拆掉，最近另外一个运动就是把所有大城市的教堂，特别是在南方现在已经开始了，像浙江、江苏一带，十字架都要拆除，现在教堂上面的十字架一个个都被共产党的地方当局用高的车子拉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因为破坏到十字架本身去了。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想这种仇外心理跟我刚才说的对付工商业的，对付高科技公司实际上是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希望外国势力不要到中国来。它现在反美反到一种程度，包括像美国电影《超人》或者《蜘蛛侠》这种给小孩看的好玩的东西它也认为这是美国有意用超人和蜘蛛侠来摧毁中国在民间树立的道德英雄比如说雷锋。之所以如此，这跟习近平上台所标示的目标有相当的关系， 他标示的目标就是说中国现在要回到毛主席的时代，回到毛主席要我们进行整个道德改造的这样一个时代而废除任何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事实上它当然做不到，可是这是它的目标，之所以有此目标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现在对于国内的反对势力越来越大表现出的很大的担心。 总而言之，中共内部有许许多多危机，老百姓的不满，贫苦的人上街示威时时看得到，未来挽救这些危机，它就想把外国当作一种对象，把所有的仇恨、所有的情绪都向外国集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8, 2014, 6:04:21 AM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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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Sep 2014 05:0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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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一些智库的朋友吃饭，饭局上谈到了香港最近的政局。香港人民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反对中共操纵的人民代表大会，把大陆的假选举模式硬塞给香港。这是所有人都支持的基本共识。不同意见的争论，产生在对香港人的估计和对共产党的意图的估计上。 |
美国智库的智囊和台湾的政治家们估计：香港人历来以现实主义著称--在中共以不惜像八九年一样流血镇压的恐吓之下，很快就会退缩，以不了了之为结局。这将使得全世界支持香港人民的朋友陷入尴尬的境地，也将使中国的民主进程事实上倒退。 从新闻里我们看到了：香港民主派的某些大佬，已经发出了退缩的言论。什么从策略上已经失败呀，以退为进呀，等等。这明显是为自己的退缩预做安排找借口，不像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的姿态。 |
年纪大的人瞻前顾后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共产党又从来就很会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威胁利诱。他们自己的说法叫做做工作，而且经常不着痕迹。我们没证据就不要评论了。正视现实吧。 |
我和另一些人的看法是：香港人的人权保障和法制都已经退无可退了。大多数香港人民已经产生了危机感，所以运动才会得到这么多人挺身而出的支持。共产党会做少数人的工作，但不可能忽悠几百万人民大众。有骨气的香港人不在少数，年轻的学生们的勇气和决心就是证明。运动也不一定非得要老头子们领导。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 老头子们帮助对手散布的恐怖言论里，包括血洗六四在前，抄家黎智英在后。其实违法抄了黎智英的家，正说明香港的法制已经被破坏殆尽了。如果香港人民退让了，你们这些出头的椽子，挑起事端的反中央分子，会因为退缩就被放过吗？ 那还真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中国梦。刘晓波违心地替中共撒谎，还不是要继续蹲监狱受管制？至今还没有好下场，不得不接受中共监狱的"人性化管理"。香港人民争取应得的民主权利，揭露中共违背诺言，让中共恨得咬牙切齿。一旦中共得手了，会放过你们这些罪魁祸首吗？ |
大陆的出租车司机听了都会笑。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真的像美国人估计得那样没出息。好在还有年轻人充当中国的脊梁。他们不在乎血腥的恐吓，不在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香港人阻挡专治恶法的延伸。我敬佩他们。 |
六四的历史真的会重演吗？我认为不会。香港不是北京，2014年也不是1989年。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老百姓早就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奉旨改革上了。中国的军人也早就为六四的屠杀而深感耻辱了，届时抗命的就不再是徐勤先将军一个人。而中共里也没有了邓小平，也没人想当邓小平。 |
那为什么中共这次表现得这么强硬呢？有人说是中共的一向表现，这说法不错。但是浅了点儿，没有看到中共激烈的内斗和一贯无耻的手法。所以才会被六四流血的恐吓给吓到了。 据我观察不是这样。这次提前三年挑动香港人民的敏感神经，不像是最高当局的决定。习近平集团上台以来惹出的麻烦够多了。无论内斗还是外斗，都需要全力以赴。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在香港提前三年找麻烦呢？ |
不开辟两条以上的战线，是兵家的基本原则。习近平已经犯忌了，还来开辟第三条战线没事找事。我觉得他要是这么傻，最多当个李鹏，当不了总书记。从他的历史来看，他也不是李鹏那种傻瓜。 那么为什么出了这档子事呢？香港的分析家们又集体脑残了，天天都在分析共产党的内斗，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唾沫星子乱飞。怎么狼真的来了倒不知道了呢？这次表面的矛盾是共产党和香港人的矛盾，实际上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是有人想借刀杀人。 媒体们天天在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如此下狠手整治腐败，在腐败早已普及的中共官场上必然会官逼官反。在没有举兵造反之前，有许多方式可以和平演变地造反。设陷阱让你翻车就是常用的厚黑手法之一。 这次挑起香港事件，绝不是习近平集团的当前要务。在外争国权、内惩贪官的任务中，没有改变基本法和香港人民过不去的空间。这纯粹是节外生枝。但在共产党的专制理论中，又是说得过去，合理合法。经过一番争论后就出事了。 住香港的中共机构就成了急先锋。据说他们的腐败不是内地官员可比拟的。运动一个政协委员就有几千万的利润，现在整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能不拼了嘛？于是就献计于内地的贪官，在香港把事情搞大了，再把自己控制的军队撒出去，来一场新的六四血案。 这个政治责任就得习近平、王岐山来负。这是和平演变中共领导班子的聪明手段，不过是向坏的方向演变。香港人民退缩了，就证明贪官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即使搬不倒习近平，乘胜追击香港民主派也就势所必然了。 如果香港人民坚持不退让，一场血案就可能导致习近平下台。习近平就只能出手摆平局面，即使破坏了分工的原则也在所不惜。而且理由是现成的，基本法明文写着必须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不修改解释很正常，一场危机可以名正言顺地和平解决。 我认为这才是最可能的结果。鄙视那些临阵逃脱的老头子们，敬佩年轻的闯将们。贪官污吏们前途不妙呀。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4/WeiJS140904HKdemocracy.mp3 （撰写于2014年9月3日，录音于2014年9月4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The Future of Hong Kong'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 Wei Jingsheng A few days ago, I had lunches with friends from some think tanks. During the lunches, we talked about the rec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struggling for their basic democratic rights, opposing the People's Congress manipul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hat forces the fake election mode of Mainland China on Hong Kong. This struggle is the basic consensus that everyone supports. The arguments given in different opinions concern the evaluation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intention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Taiwanese politicians and people in American think tanks make the following evaluation: the Hong Kong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known for realism - when they are threatened with a 1989-like bloody crackdown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y will soon retreat with an outcome of nothing. This retreat will make their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who supported them fall into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will also result in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China going backwards. From the news we have noticed that some leaders of the democrats in Hong Kong have already issued comments of retraction. They claimed something like the strategies have failed, and take the retreat as progress, etc. Obviously, these comments are excuses for their pre-made withdrawal arrangements, and are not like the stance of fearless warriors. These older people are indecisive with too many things to consider. In addition, the Communist regime does very well with threats and inducement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people's psychological weaknesses. Using the regime's own words, they are "doing homework", which they often do without a trace. Due to lack of evidence at this moment, let us not comment on this issue. Let us just face the reality. My and other people's views are that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have been retreated to a corner with no further place to go. Mos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have a sense of crisis already, thus this movement is receiving the support of so many people who come forward. The Communist regime will "do homework" on a few people,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fool millions of people. The Hong Kong people who have spines are not just a few. The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young students is proof. This move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led by old men. As the Chinese proverb says: ambition is not measured by age. There are scary remarks spread with the help of these old men, including a repeat of the June 4 Tiananmen Massacre, as well as about the raid at the home of Jimmy Chee-Ying Lai. In fact, the illegal raid of the Lai's home, exactly illustrates that the legal system in Hong Kong has been totally destroyed. If people in Hong Kong make concessions, would the Communist regime forgive the leaders who stirred up trouble agains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ven though they have retreated? It would really be the "Chinese dream" that has never happened in the past. Against his own heart, Liu Xiaobo lied for the Communist regime, yet he still has to stay in jail without freedom. Till this day, he has yet to see a good end, and has to accept "the humane management of the Chinese prisons" (that he praised of). Now,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struggling for democratic rights they deserve. They are exposing the Communist regime that violated its own promise, and thus are hated by the Communist regime to the extreme. Once the Communist regime succeeds, will they let you the leaders go free? Taxi drivers in Mainland China will laugh when they hear about this. The intellectual elite in China indeed is as unpromising as the Americans evaluate. Fortunately, there are still young people serving as the backbone of China. These young people are not scared of bloody intimidation, and they would use their own flesh and blood to stop the extension of tyrannical draconian laws for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 admire them. Will the history of the June 4 Tiananmen Massacre be repeated? I do not think so. Hong Kong is not Beijing. 2014 is not 1989.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ina has change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long since ceased their hopes for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hinese military personnel have long been deeply ashamed of that June 4 massacre. Should a massacre be ordered, the disobedience would not be limited to only one person as was the case with General Xu Qinxian in 1989. Further, there is no Deng Xiaoping in the Communist regime anymore, and no one wants to be Deng Xiaoping either. So why is the Communist regime behaving in such a hardliner way this time? Some people say that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ypical behavior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This statement is correct, but not in depth. Some people do not see the fierce infighting within the Communist regime and its consistent shameless tactics, thus they are scared when they are threatened with the bloodshed of the June 4 Massacre in 1989.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it is not so. This time, it does not look like a decision of the highest authority in Beijing to move three years ahead to provoke the sensitive nerve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Since Xi Jinping took over power, his clique has stirred up more than enough trouble. Regardless whether infighting or outfighting, they have to go all out. Where do they have the time and energy to move three years ahead to look for trouble in Hong Kong? "Do not open more than two fronts" is a basic principle of the military. Xi Jinping had already violated this taboo, yet now opens the third front from nothing? I think that he would not have become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to the most become Premier Li Peng, if he was that foolish. Examing Xi's history, he is not the kind of fool Li Peng was. So why is there this matter in Hong Kong now? The analysts in Hong Kong seem to have collective brain damage. They were analyzing the infight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very day with such a hype that seemed to be clear and logical with spittle flying around. Yet, when the wolf really arrived, they seem to not quite know about it? On the surface, the conflict in Hong Kong this time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ommunist regime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Yet in reality, it is due to the internal fighting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Someone is trying to kill his own enemy with other people's swords. The media has been saying every day that the tough handling of anti-corruption by Xi Jinping and Wang Qishan will cause the rebellion of the corrupted Chinese officials. But before a rebellion involves the military, there are still many ways to rebel sneakily. Setting a trap to flip the wagon is one of the commonly used conspiracy techniques. This provoking incident in Hong Kong is by no means a current priority for the Xi Jinping clique. As Xi is trying to fight outwards against foreign countries and meanwhile punishing officials inside China, there is no room to change the Basic Law and make trouble with people in Hong Kong. Such action is purely raising obstacles for nothing. Yet, in the authoritarian Communist theory, it is plausible, reasonable and legitimate. After some controversy, the accident in Hong Kong happened. Th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have become the vanguard for this incident. It has been said that their corruption level is far beyond what the corrupted officials on the Mainland could be compared with. Just to get the title as a member of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would result in tens of millions of profits. Now the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is targeted at them. Of course they would put up a fight. Thus they offer their advice to the corrupted officials on the Mainland to stir up the issue in Hong Kong, then to spread out the military they control to prepare for a new bloodshed like the June 4 Tiananmen Massacre in 1989. Xi Jinping and Wang Qishan would have to take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It is a clever means to have a "peacefu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towards a bad direction. When people in Hong Kong retreat, it proves that the estimation of these corrupt officials is correct. Even if they cannot over power Xi Jinping, carrying on the fight against the democrats in Hong Kong will become the inevitable. If people in Hong Kong persist without compromise, a massacre could lead the stepping down of Xi Jinping. So Xi Jinping has to come forward to settle the situation, even though at the expense of destroying the principle of divided duties within the Communist regime. Further, there is the readily available reasoning: the Basic Law expressly stating a nominating committee that must be broadly representative. It is very normal not to modify the interpretation. Thus a crisis could have a justifiable peaceful settlement. I think this is the most likely outcome. I despise the old men who escaped like chickens and admire these young people who are path breakers. The futures of the corrupt officials are not promising. To hear Mr. Wei Jingsheng's related commentary, please visit: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4/WeiJS140904HKdemocracy.mp3 (Written on September 3 and recorded on September 4, 2014. Broadcasted by Radio Free Asia.) ----------------------------------------------------------------- This is a message from WeiJingSheng.org The Wei Jingsheng Found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Coalition are dedic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We appreciate your assistance and help in any means. We pledge solidarity to all who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on this planet. You are welcome to use or distribute this release. However, please credit with this foundation and its website at: www.weijingsheng.org Although we are unable to afford to pay royalty fees at this time, we are seeking your contribution as well. You may send your articles, comments and opinions to: H...@weijingsheng.org. Please remember, only in text files, not in attac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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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Sep 2014 10:50 AM PDT 不知道自哪一年起，朝鮮和朝鮮人成了中國人的笑料。提起朝鮮，很多人直搖頭；印象中的朝鮮人，見到領袖就幸福地流淚不止。到過朝鮮的人，免不了要數落這個國家的荒唐：不讓旅遊者亂動，不讓旅遊者隨便拍照，朝鮮人不敢隨便和外國人搭話。說到這裏，很多人不免要慶幸自己幸而生在「自由」而「相對正常」的中國。 在慶幸的同時，也有幾分不自信。很多人感慨：僅僅二三十年前的中國，不正是今日之朝鮮麼？上世紀80年代，收聽台灣「自由中國之聲」、美國之音廣播還屬非法收聽「敵台」，鄧麗君的歌還被定義為「靡靡之音」，政府的人可以在街頭巷尾剪年輕人的長髮與喇叭褲。大學裏、機關裏、企業裏，每週都要搞半天的政治學習，還要上交一份思想匯報。政治上、經濟上的不自由，更不待言。中國與朝鮮比，只是正常那麼一點點。有時候，有些方面，雙方其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關係。 幾天前央視報道說，朝鮮允許外國遊客在其境內使用手機了，據說這是朝鮮的一個「進步」，因為以前朝鮮當局禁止外國人使用手機。任何外國人在入境朝鮮時，都必須將手機寄存在機場，等到離境時才能取回。現在允許用手機，也是有條件的，比如必須購買朝鮮的SIM卡，不允許撥打朝鮮、韓國的電話和手機號碼，而且費用畸貴。 全人類幾乎都可以自由地使用手機、網絡、收音機之類的電子產品，以便獲得各種資訊，其中獨有一個國家朝鮮，禁止人們使用這些產品，或者限制人們的使用範圍。在朝鮮，人們不能隨意使用手機，不能隨便上網，連收音機都只能收聽官方指定的電台，否則就是違法犯罪行為。這樣做，朝鮮官方自然編造了一套說辭，貌似有理，彷彿真理在握。其實，在全世界看來，那肯定是騙人的鬼話。 這個朝鮮，是怎樣一個神奇國度！全中國都在笑話它。 可是別嘲笑朝鮮太早。上個月，我所在的某城市有線電視突然停播鳳凰衞視，開始大家都以為是信號故障，但好多日子過去，信號並沒有恢復。網絡上開始出現相關討論，據說是政府有關部門指令停播的，原因是香港事務進入敏感期。不僅我所在的城市停播了，全國好多城市都停播了。但香港事務敏感，跟內地的電視觀眾有何相干？ 事實上，鳳凰衞視在內地號稱「香港央視」，說穿了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統戰部門在香港操縱的一個「喉舌」。官方允許它在內地拉廣告，其觀眾大概也主要在內地。它一向替黨和政府說話，宣傳黨的政策不遺餘力，內地黨宣部門為何要將它一禁了之？這不算不算自己禁止自己？ 害怕乃至刻意阻止自己的國民獲得資訊，這在朝鮮與中國何其相似乃爾！在這方面，朝鮮是從源頭禁起，不建網絡，不賣手機，只生產限定頻道的收音機。相比之下，中國「進步」一些，移定通信網絡、互聯網、有線電視網絡都算得上發達，但發達的網絡暗藏禁止：香港、台灣地區的網絡不讓上，連黨辦的鳳凰衞視也說停播就停播！ 電視觀眾按年向有線電視網絡付費，等於雙方訂立內容與服務合同，按理有線電視網絡中途不得隨意更改服務內容。但官方隨便一個電話通知，就可以將一套電視節目停播，這是怎樣一種蠻橫的專制權力？隨意停播一套電視節目，面對全國上億電視觀眾，官方也不作任何解釋，一副我行我素的作派。 剛剛有報道說，中共中央組織部是一個不掛牌的機構，它撥出的電話不顯示號碼。也就是說，中共完全把自己當成一個地下組織，其存在及其權力行使仍然跟它在中華民國時代一樣，處於一種地下狀態。這種地下狀態，實質是一種暴力狀態，它出台政策有時候就是突然扔出一顆炸彈，然後跑得無影無踪，讓老百姓自己面對其政策後果。 可是中國人還在盡情嘲笑朝鮮人，自覺比他們幸運，有一種命運優越感。其實不用想像二三十年前的中國，今日之中國離開朝鮮未遠，其實朝鮮就是中國的一面鏡子，看朝鮮就是觀察中國自己的形象。據說中國共產黨下個月就要開會部署建設「法治國家」，但我們真的搞不明白這「法治國家」到底是什麼，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中國永遠是它的「法外之地」。「法治國家」，一切注定是黑色幽默。 中國人笑朝鮮，亦復為世界笑！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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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Sep 2014 10:47 A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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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Sep 2014 10:37 AM PDT 2014年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週年紀念日。中共七常委集體出席紀念活動並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這本是一件凝聚民族情感的好事，然而習近平「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戰勝利的關鍵」的表述引發巨大輿論爭議。 這樣的表述有扭曲歷史的嫌疑。但凡了解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抗戰史的人都很清楚，當年是國民黨而非共產黨在領導抗日戰爭。道理很簡單：國民黨政府是受世界承認的合法政府，領導人民抗擊外敵入侵是分內之責。而中共當年是在野的軍事力量，說的不好聽點就是蔣中正嘴中的「共匪」，不但國際上不承認，而且武器裝備根本沒法和國民黨正規軍相比，如何領導全民族抗日？現在有不少野史講，毛澤東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發表了一些感謝日本人侵略的講話，大意是沒有日本人的侵略，中共就沒有生存空間，早就被國民黨軍隊消滅了。姑且不論這些話的真偽，邏輯推理的確成立。 整個八年抗戰，淞滬、長沙、武漢等22場大會戰都是國民政府領導的，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不容否認亦否認不了。反之，中共從未領導過大型戰役。比較有名的"平型關戰役"是由林彪率領的115師發起的，殲滅日軍一千多人，但這是一場游擊戰的勝仗，對整個抗日形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與國民黨領導的大會戰無法相提並論。 至於在橫店拍攝的大量「抗日劇」，大刀和輕功把鬼子打得屁滾尿流，基本上都是滿足觀者意淫需要的。所謂的「地道戰」，看上去比較炫，但於抗日大局幾乎不值一提。 兩個月前的蘆溝橋事變77週年紀念日（7月7日），習近平出席紀念儀式時發表談話說「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 習近平這番話是針對日本的。他上午講完剛走，下午到訪的前國民黨上將郝伯村也開講「歷史和事實」的關係來。這位親歷抗日戰爭的國民黨老兵當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及館方人員的面嚴正指出，是蔣中正委員長領導抗戰，這個歷史不容否認。隨後站在蘆溝橋上，郝伯村再度一字一句重申「是蔣委員長堅持抗戰才能得到最後勝利」。 令人遺憾但並不意外的是，他的這些話被在場的大陸媒體「忽略」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經常指責日本篡改侵華戰爭歷史，然而在誰領導抗戰的問題上，自己卻一而再再而三地犯日本同樣的錯誤。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是強者撰寫的。這些關於「歷史」的說法在過去傳媒落後的時代，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在可以壟斷輿論的情況下，謊言重複千遍即是真理。但是在輿論發達的時代，強者壟斷不了輿論，也不可能讓「歷史」隨其所欲地撰寫。關於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記述和評價，在互聯網時代成為稀鬆平常的現象。 例如，圍繞著反右、大饑荒、文革以及89等中共建國以後的諸多重大歷史事件，近些年來民間和學界出現了大量不同的聲音，再不是官方可以一錘定音了。非但如此，許多不同的記述往往衝擊著陳舊的官方結論，逼迫後者要以「今日之我修正昨日之我」。當下正在中央一台熱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將「粉碎四人幫」說成是毛澤東生前部署的，就遭到不少人的吐槽，斥其為違背史實。 回到抗戰問題上，中共當然可以有一套自己的「抗戰史」，可以把自己美化成「中流砥柱」。但「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這種不顧史實的做法代價極高，不但不能服眾，而且有損國共合作大局。還會給一些日本右翼以反擊的口實：你自己成天篡改歷史，有什麼資格指責他人？ 我很不能理解這種自我美化，難道因為標榜自己「一貫偉大光榮正確」，所以真的就相信自己「一貫偉大光榮正確」？這種絕對的自信大概也是一種病吧！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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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Sep 2014 09:58 AM PDT
有人说：「都是你们自己不好。你们以为可以用『占中』来威胁中央吗？你们越强硬，中央也越不会（不能？）让步！」 昨日在报章上见到有一位山东父亲，当街踢小女儿大腿又连环掴她三个耳光，因为她不听话，开学日不肯入校门。我们也吃了三个耳光（1.原装的〔选〕推委会，2. 以绝对多数，3. 推出两、三位候选人），那末我们不也应该像那小女孩「双手抚摸被掴后通红的脸蛋，停止哭泣，状甚可怜地咬着手指紧紧抱着爸爸的腰，跟着入校园」？ 还有人以为掴三巴根本不算什么，冒犯皇上是弥天大罪，叛徒该死在解放军的机关枪下。那末如果我们跪地求恩，北京不是早已会把「真普选」赐给我们了吗？其实，那年在天安门起义的青年们也曾跪在人民大会堂前，有用吗？ 独权专制的政府绝对不会明白民主；「人民是主人」。他们以为自己才是主人、才是皇帝。纳粹党、法西斯党、共产党都是一样！ 在民主的国家里政府是仆人，当仆人不做该做的事，不务公益而谋私利时，人民不必沉声吞气讲出自己的不满，在极端不满的情形下大声疾呼也祇是在绝望中的一个选择。如果政权不是霸权，而执政者有父母心的话，在那粗大的声音里他们会听到哭泣。 我们是因为追求不到理性对话才走出来苦行，才不怕麻烦去「公投」，才在炎热的七月一日下午在街上流了八个小时的汗。是威胁吗？是哀求！但在哀求中恃有自尊。相比之下那些爱国签名，爱国游行是多么丑陋、多么可笑，祇有法西斯国家才有这类行动。 政府说不怕「占中」，绝对有理。怕什么？「占中」并不会为政府带来太大的损失，「占中」绝对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我们要害怕才真。其实一开始抗争行动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因为那是爱与和平的行动。我们才有理由害怕或该付出超乎我们预计的代价。愿有志参与「占中」者，不要害怕自己的害怕，为香港人民，为全国同胞，毅然行上这不归路！ 有一点是中共和他们的走狗不怕的，但也正是他们本该害怕的：伤我们的心。帝国主义的侵略能使我们受重大的损失，但同根生的中国人要我们永远做奴隶，这才伤透我们的心。不愿做奴才的香港人，除了抗争我们有别的选择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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