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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1, 2012, 6:34:38 AM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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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3:12 AM PDT
1971年5月到1972年3月间，赵紫阳曾经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担任副书记，是排在最末一位的副书记，主抓农牧业生产，当时我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采访农牧业方面的记者，因采访关系与赵紫阳接触较多。
1971年5月13日至1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在呼和浩特隆重召开。“文革”期间，内蒙古自治区上上下下广泛进行的挖“内人党”运动，使内蒙古自治区从城市到农村、牧区的各民族人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当时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文件上也明确指出：“挖‘内人党’事件，使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受到了伤筋动骨的伤害”。就连“文革”期间成立的各级“革委会”也几乎处于全面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运输中断，农村无人种田，牧区无人放牧，喊冤上访的人成群结队，内蒙古大地一片萧瑟狼藉，千里草原破败荒芜。
为了尽快解决这种非常混乱的现状，中共中央决定从1969年12月19日开始，对内蒙古自治区施行全面军事管制。以北京军区为主组成前线总指挥所（简称“前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任“前指”总指挥，27军政治部主任迟浩田任“前指”办公室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一归“前指”掌握。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处于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结束了。
5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一次会议，选出了以尤太忠、吴涛（蒙古族）、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为书记的领导班子。会议还明确了分工，赵紫阳分管主抓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
当时，我和赵紫阳以及他的秘书蔡肇发大会、小会没少在一起开，有时我也常到老蔡那里去闲聊。我从老蔡那里知道了不少有关赵紫阳的情况：“文革”开始不久，赵紫阳就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翻在地”，直到1970年6月30日，赵紫阳化名赵明，拖儿带女来到湖南娄底市国营湘中机械厂劳动锻炼，他被分配在机械厂的三车间六班，在钳台和钻床上干活，一位姓刘的副班长是他的师傅。他妻子梁伯琪则被分配到仓库当保管员。初来时，他就很真诚地对工人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大家就叫我赵老头吧。”赵紫阳干活很认真，能弯下身来虚心向老工人学习，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加班至深夜，他把自己当成工厂的员工，关心工厂生产建设，还不时向厂里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受到厂领导的重视。工人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更不知道他以前曾任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但知道他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但是，谁也没有把他当阶级敌人来看待，工人对他非常好，经常从家里带些饺子、汤圆给他改善生活。有病时，工人会陪他翻山越岭去山外的医院里看病。
内蒙古自治区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天，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赵紫阳还正在车间干活，中央突然通知他到北京去。当天晚上周总理找他谈话，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明天就要召开了，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副书记。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事前他全然不知，他说：“总理，我得回去换身衣服”，总理说：“已经来不及了，你明天必须赶到内蒙古参加党代会的开幕式”。原定于上午九时按时召开的党代会，因赵紫阳没有赶到，竟推迟了10多分钟，当主持人向大家解释说会议要推迟一点时间的原因是：中央决定派赵紫阳同志到我区工作，现在他还没赶到。主持人的话音一落，台下立刻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当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赵紫阳出现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时候，台下又响起更热烈的掌声。
内蒙古自治区5位书记当中前三位都是部队的将领，邓存伦主抓工业，赵紫阳主抓农牧业，一把手尤太忠，对赵紫阳的工作大力支持，使他能放心大胆地干工作。
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来到内蒙古主抓农牧业生产，工作的跨度是很大的。他履职不久，就深入到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去了。他走遍了内蒙古自治区四盟二市（当时内蒙古自治区辖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以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他每到一处从不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层干部和农牧民谈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开农家的柴扉，走进农民家的茅屋，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和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他披一身风雪来到牧民的蒙古包里，向有丰富放牧经验的牧民求教问计。为了把农牧业生产历史和现状弄个明明白白，他每到一地就同农村牧区基层干部座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如何搞好农牧业生产的意见和建议。在土默特右旗河子大队，他曾两次来到一位多年担任村长的老农民家里谈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赵紫阳对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中的情况了然于胸。
赵紫阳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之后，他向自治区党委汇报了他所掌握的第一手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于1971年9月6日至28日在呼和浩特宾馆召开了农村牧区政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生产大队、公社、旗（县）以及自治区的相关人员。我和《内蒙古日报》社的女记者刘谭是驻会采访的记者，每天的小组讨论会及晚上的汇报会都按时参加。这个长达22天的座谈会，认真分析了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的现状和历史，制定了发展农牧业的政策。差不多每天晚上赵紫阳都要来到这里听取各小组的情况汇报，特别是会议的最后几天，进行到各项政策的具体制定阶段时赵紫阳每天都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在制定具体规定时微细到农家的自留地每人应该留多少？牧民的自留畜每户口应该留几只（头）？房前屋后的树应该留几棵？每次听取汇报赵紫阳都是谈笑风生，从善如流，所以每天晚上的汇报会都开得很活跃，有声有色。当时还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平均主义的歪风横行霸道，许多地方一天的劳动工分只有几分钱！有谁还愿意去劳动！自留地、自留畜等都是社会上最为敏感的神经末梢，这个时候如果谈自留地、自留畜等问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这次的座谈会上却畅谈了这些十分敏感的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来解决的办法。赵紫阳听取大家汇报时，假如有的小组汇报说每家的自留树应当留3棵，有的说应留5棵，最后赵紫阳都是选最高的数字拍板。如说到山区养的毛驴算不算在自留畜的数量内，与会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下时，赵紫阳说：毛驴在山区主要是交通工具，这个就不要算在自留畜数量里了。从制定具体政策上来看赵紫阳是一心一意为农牧民着想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刘谭坐在一起了，我感触很深的低声对刘谭说：“看来赵书记这个人很厚道，一心为农牧民着想，大家汇报上来的数字，到他这里都放宽了，他是想尽量多给农牧民更多的实惠，他就不怕人家说他右倾，第二次被打倒？”因为赵紫阳就坐在会议桌子的对面，刘谭没敢跟我嘀咕，就写了一个纸条给我：“我们报社的人都说赵书记真是怀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干工作的，是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实干家。”
这次座谈会制定了《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共17条。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对农村牧区，人民公社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破坏，提出了纠正极“左”错误倾向，反对在农村牧区搞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破坏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的穷过渡歪风。提出了牧区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等一系列正确的生产建设方针。17号文件明确指出，畜牧业是牧区的主业，农林业的发展必须为牧业服务。社员的自留畜每户可养羊10到15只，最多不能超过20只，骑、挽和乳用大畜由旗（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自留畜已经收归集体所有的要按数量退给本人，多余部分要作价分期偿还，17号文件还指出：“坚决反对平调，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不得以任何方式随意增加脱产人员和脱产人员的补助工分”，而且还提到了要大力“发展和办好社队企业”，明确提出了“反对平均主义”，认真贯彻执行“多劳多得”的原则，禁止在牧区开荒种地，防止草原沙漠化等等。这个文件的精神与“文化大革命”前乌兰夫同志在牧区推行的“两定一奖”（定畜群、定任务、超产奖励）政策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在牧区也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作为乌兰夫的一大罪状遭到严厉批判，而当时乌兰夫同志还没有“解放”，他被关押到哪里去了连他的家人也不得而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这份文件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需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这个座谈会上形成的文件，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讨论通过后，于1971年10月1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正式发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的精神传达到农村牧区以后，农牧民欣喜若狂，敲锣打鼓放鞭炮，那些被极“左”路线残害已久的农牧民用这种最古老、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心中淳朴的渴望与内心的诉求。
今天，当你打开“百年风云内蒙古”的网页时《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赫然在目。一个好的政策的实施成了草原人民永久的记忆。
在深入贯彻17条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至12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呼和浩特召开全区农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这是自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的一次“学大寨”会议，赵紫阳在会上做了激情澎湃的报告。会后，大家去大寨参观学习，由赵紫阳和吴涛（“九大”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带队，代表团有800多人，从呼和浩特开了一趟专列，随行的有《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十位记者。为了解除长时间坐车的疲劳，记者们在一起总爱谈天说地的闲聊，当然也有不少话题说到赵紫阳。大家谈到，我们这些农牧记者下乡采访时，走到哪里，常常会遇到一些农民说：自治区的赵紫阳还来过我家呢。在牧区有些牧民也会说：别看我这蒙古包破烂不堪，赵紫阳还来包里喝过我家的奶茶呢。
我也给他们讲了一件事：11月初，我在呼和浩特市旧城区逛街时，突然遇到赵的秘书老蔡，我问他：“你到旧城来干什么？”他说：“我们刚从锡盟草原回来，那里已经下雪了，冬天到了，赵书记经常下乡，没有个皮帽子不行，我是来给他买皮帽子的。”我说：“赵书记冬天还是那样辛辛苦苦地往乡下跑啊？”他说：“他就是这个脾气，所以才来给他买顶皮帽子的。”赵紫阳爱下乡，这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干部中是尽人皆知的。
车过大同后，在山西省境内我们看见站台上有叫卖花生、水果的了。内蒙古由于土质和气候的原因是不产花生、红薯、红枣的。而且当时由于挖“内人党”的严重摧残，内蒙古的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粮食及各种副食品即使全凭票证供应也是时断时续，经常是空排半天队啥也买不上。在山西境内可以随便买花生吃了，我很高兴地说：“我是最爱吃花生的，这次可要吃个够。”随行的这十名记者中，只有我们分社社长老于和资深记者老雷的工资上百元，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只有四五十元钱，于是有人就想了个绝招：叫赵书记花钱请咱们吃水果花生如何？大家说咱把这个“消费”转嫁到赵紫阳身上挺好。由谁去给赵紫阳要钱呢？几个人起哄说：小石去最合适，因为你是咱们一行中年龄最小的又是唯一的女记者，赵书记不会驳你面子的，非你莫属了。既然大家推举我去给赵紫阳要钱买花生水果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在他们的鼓动下，于是我就“肩负着大家的重托”，信心满满地向赵紫阳的车厢走去，当我兴冲冲地来到赵紫阳的包厢旁边，推门一看我有点迟疑了，原来我以为赵紫阳是一个人有单独的包厢，进去一看才知道他同吴涛同志是一个包厢，吴涛是内蒙古党委第一副书记、内蒙古军区政委，他是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辽沈战役等，他非常威严，不苟言笑，平时是没有人敢跟他开玩笑的。看见吴涛政委我还真有点发憷，不好意思张口了，但是既然来了就得不辱“使命”，我嗫嚅着冲赵紫阳说：“赵书记，我们那个车厢的记者要你掏钱请客给我们买花生吃呢。”我话音一落，赵紫阳就笑呵呵地急忙翻他上衣的两个口袋，什么也没有，他又翻腾下边的口袋，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全翻遍了，最后找出来一块柒毛钱，全交给我了，我拿着这点钱真有点泄气了，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大领导身上才有这么一丁点儿钱，这真是我们这些记者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参观团到达昔阳后，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同志从太原赶来与大家见面，陈永贵也表示了热烈欢迎。第二天，我们就跟随陈永贵去大寨的虎头山、狼窝掌等处参观。我们这个参观团的其余的大队人马则由大寨的其他领导成员带领参观。当时参观大寨只能看治山治水的成绩，不管什么人都不能随便走进农民家里，所以我们并没有跟当地的农民有任何交流。当我们这一行人走到虎头山上时，见有十几位妇女正在翻地。赵紫阳问陈永贵：“这是铁姑娘队吧？”陈永贵说：“是的”，于是赵紫阳就冲着他身边周围的这些人大声说：“大家同铁姑娘一起劳动吧”，赵紫阳首先拿起铁锹翻起地来，我虽然也从铁姑娘手里接过铁锹翻腾了几下子，并没有认真干，是好奇心驱使我想看看赵紫阳是比划几下意思意思还是真干，于是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翻地，结果发现赵紫阳翻地还真像回事儿，动作娴熟，还真用力气干了好大一阵子，并非作秀。
中午，陈永贵按他的最高规格招待我们在他家吃饭，摆了两桌，一桌是张平化、赵紫阳、吴涛、陈永贵等领导，另一桌则是我们十位随行的记者。席间，我们这桌的人推举我去给陈永贵敬杯酒，我端着酒杯走过去代表记者给他敬酒，陈永贵还真的实实在在地喝了，还很高兴地说了声：“谢谢！”而我则假喝了一口，而这个假动作我自以为谁也没看出来，当我转身刚要走回到我们桌旁时，赵紫阳笑着大声说：“我要揭发，刚才女记者没喝酒”，陈永贵说：“我真喝了，你这个来敬酒的怎么不喝酒就跑了呢”，弄的我实在难堪，于是只好将一杯酒一饮而尽。我冲着赵紫阳说：“赵书记都怪你啦，要不是你揭发我就混过去了”，赵紫阳很得意地笑了笑说：“我这叫实事求是嘛”，张平化同志也笑呵呵地附和着说：“赵书记说得对，是应该实事求是”。
1971年12月22日，赵紫阳又主持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会议，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的发展规划，他决心要把内蒙古的农牧业生产推上一个新台阶。
1972年1月初，我想写一篇记述内蒙古农民战天斗地“学大寨”的长篇通讯，初步定题为《战斗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人们》，于是，第一站先来到了特拉特旗采访，当时的内蒙古还是十分贫穷落后的，旗招待所全是平房，北边的一排平房内全是土炕，是供一般干部出差住的。坐北朝南的一排平房是高级房间，每间房子内放着四张单人床，靠墙壁处放着一张有两个抽屉的小长条桌子，房屋中间生着一个煤火炉子，我被安排到这个高级房间居住，因当时出差的女同志很少，又加上那年冬天奇冷，所以虽然是4张床其实只住了我一个人。有一天晚上，一个女服务员进来说：“自治区的一位领导来了，招待所没有地方住了，他们只好住在旗委会议室里，被子不够用了，我要把这个房间多余的被子拿过去。”
第二天，旗委宣传部新闻干事老杨来叫我吃早饭时，我问他：“昨天自治区的那位领导来了？”老杨说：“赵书记带着几个人来了，没地方住了，他们昨天在会议室住了一夜，今天一早就下乡了。赵书记下乡从来不事先通知我们当地政府，都是人先到了再说，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他来，所以什么也没有准备。”
赵紫阳住会议室这件事叫我沉思很久：特拉特旗与包头市仅仅隔着一条黄河，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即可达包头市。包头市的青山宾馆、包头宾馆、包钢宾馆等都建得非常豪华气派，尤其是青山宾馆是坐落在一座大花园里，周恩来、董必武、贺龙、陈毅、乌兰夫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在这里下榻过。赵紫阳去包头任意一家宾馆住下都不为过，怎么在寒冬腊月去睡会议室呢？
（作者为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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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3:26 AM PDT
杜润生，山西太谷人，出生于辛亥革命两年后的1913年。这位中国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到7月就进100岁了。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读于北平的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想把家乡这个口碑颇好的才俊青年招揽为自己的幕僚，曾专门找他谈过。但，杜润生不为所动，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先锋分子。日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得逞后，野心膨胀，"不宣而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再一次大举侵华，平津沦陷，华北山河变色。他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当了队长。八路军129师挺进敌后收复沦陷区，创建了抗日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敌后抗日人民民主政权。1943年，杜润生担任太行六分区专员（1942年秋，延安抗大经晋察冀辗转到太行山区，两年后，奉命撤回延安。其第三大队留下，建制归于129师改名太行陆军中学），他代表太行地方政权来这里慰问我们，并作过一次报告。我当时是陆军中学的教员，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面，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神情，"我们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有了群众，我们就变成孙悟空，什么都不怕了……"，娓娓道来，逻辑性强，语言生动，很吸引人。
1947年夏，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担任过淮西支队的政委、兼任豫皖苏地区地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
三十多年后的1980年，我们再次相聚，我被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主要为万里搞农村方面的材料。此时，杜润生复出不久，在国家农委担任副主任，工作上有些来往。有次闲聊时，谈起1943年他在陆军中学讲话的事，并说到不少共同认识的熟人，我们很快就熟起来了。1982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我是副主任之一，便成了他的学生和下属。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0多年。1995年我们又"落户"于农业部离休。安度晚年，也常有机会见到他，有幸长期受到这位智慧老人的教益。
提起杜润生，人们总会联想到'小脚女人'这个名词，突出表现出他有非同寻常的经历――一个仕途之人，为坚持真理，弃"高官厚禄"之诱惑，一辈子为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奉献了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并影响着这一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小脚女人"的来龙去脉
小脚女人是怎么回事呢？
在抗战期间到建国初期，广大干部都知道，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常识。
1950年，山西长治试点搞农业合作社，引起山西省委和华北局不同意见的争论。前者认为，作为共产党人，对私有制不能永远持保留态度，应逐渐动摇之、削弱之、直到消灭。把长期互助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合作社，可以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后者认为，利用合作社动摇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总精神。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和刘澜涛把情况报告了刘少奇。刘尖锐地指出，利用农业社动摇私有制"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料，这个争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却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尚未采用蒸汽机时，有过一个手工业作坊阶段，即改变所有制，仅仅依靠分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里依靠分工协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吗？毛就找薄一波、刘少奇、刘澜涛来研究。据薄一波后来说，毛的这一观点，使大家折服了，争论画上了句号。毛指示陈伯达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并说，一定要找赵树理这样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会议期间，赵树理操着浓重的山西话，与陈伯达那毫无改造的福建话，你来我往，互相听不懂纠缠不清。当陈好不容易弄清赵说的是"农民没有集体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的积极性，就是发家致富"。陈认为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不敢汇报。反而是毛在别处听说后问陈。毛听了赵树理的意见后高兴地说："好，写上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行互助合作中一定要保护好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能挫伤。"对山西建合作社的表态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显示出毛已经有提前搞社会主义的动念，但还是能听取并采纳不同意见。
1952年秋、冬这一段，毛对农业合作化问题十分重视，抓得很紧，一方面准备召开全国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一方面酝酿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总揽农口大事，挑选了邓子恢和杜润生等筹组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杜润生随邓子恢上调北京赴任于新组建的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一天，邓子恢和杜润生去见毛主席。毛正在中南海游泳。邓子恢向毛介绍杜润生。毛主席说，我们见过，谈过。（1950年初，中央全会上，杜第一次见毛，毛对杜提出的土改先要除霸稳固政权的建议很赞赏，还和杜开玩笑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毛对自己一向器重的邓子恢说，"中国革命分为上篇、下篇，现在要做第二篇文章了。计划在10年至20年之内完成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调你来做农村工作的总司令。"邓子恢说：不敢不敢，总司令是主席你，我们给你当助手。
毛主席又问杜润生了解的农村情况。杜润生说，土改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杜还说，现在到了春耕时节，但农村有点不安定，主要是对合作化不摸底，不知怎么发展。在新区地少人多，经济规模小，政府下达的要求很多，基层干部反映强烈。毛主席听后说，这些情况很重要，你们第一件事就抓这个吧。
在见过主席后，邓子恢问起杜对"山西问题"的看法。杜润生说，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本来是可以的，但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地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毛主席的意见是先改变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依据就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针对的是刘少奇的先有机械化后有集体化的思想。杜润生说，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农业不可能把大家都集中在一块土地上，许多农活也不能再同一时间和空间上分工，因此不能像工业那样监督管理，要靠生产者自觉，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
邓子恢让杜将此观点给中央写个报告，杜认为没有把握，先征求陈伯达（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意见。陈听后很不高兴地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举，报告没有写。杜润生说，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楞"，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邓子恢对杜润生说，合作化的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我们只能按这个盘子做工作，不过至少还有15年的时间，我们应该掌握"稳步前进"，多做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事情。于是，农工部在抓合作化的同时，也搞农贷，发救济粮，兴修水利，提倡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等等。毛主席因农工部这些行动没有和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搞，批评他们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施小惠"。还说，"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上，你们……有好几个文件竟然不提互助合作，我只好加上。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太多。"在毛看来，邓和杜的思想常常偏右。在农工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曾对邓子恢的"四大自由"（允许土地买卖、允许雇工、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确保私有制的说法多次给予批评。毛说，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对农民的私有制法律上保护是可以的，"确保"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些政策都是《共同纲领》《土地法大纲》明文规定过的，但毛对党曾郑重向农民许诺的东西并不在意，不屑一顾。
1954年春，全国从1万多个农业社，骤然发展到7万多个，同年底竟发展到60万个。但接踵而来的是：新建的社垮台散伙、社员退社，以及大批卖牲畜，杀羊、砍树的现象屡有发生。1955年初，毛主席提出"停、缩、发"放慢合作化步伐的"三字方针"，一个多月合作社从67万个减为65万个。但很快，毛又提出三个字"发"是重点，砍掉2万个社，是受农村工作部影响，是惊慌失措的表现。看来要用"大炮轰"否则不能扭回。1955年6月，又因为合作社发展的速度：农工部计划明年发展100万个；而毛提出翻番发展130万个，毛和邓争吵起来。其争论的实质是――还要不要"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毛曾和邓子恢和杜阐述他的"新民主主义在桥上"的论点，他说，"看来，你们实际上是有一条路线的，就是死抱住新民主主义不放。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说法不妥，不是河的两岸，新民主主义在桥上，每一步都在过渡中。三大改造是革命，和打仗一样，过桥越快越好，在桥上是不能停留的，速度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讲过多次，可以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嘛！"
1955年7月31日，中央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农工部"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
10月4日，在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与杜润生做了检查。会后不久，中央解除杜润生农工部秘书长和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年底，除西藏和几省牧区外，全国实现了全面"合作化"。从1953年起，原来15年的计划，3年就完成了。
今天，对几十年前这场"小脚女人"事件的是非功过自不必多言。当年，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杜润生说，"农民观念数你最强，了解材料情况数你最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方向"。但今天看来，这批评实质上是对杜润生做人、做事最准确的褒奖。
斡旋于上下左右的"总参谋长"
离开农村工作部门后，杜润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任党委副书记，并兼任秘书长。他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我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1979年初，杜润生终于回到了"农口"，任新组建的国家农委副主任，排在最后一个。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还提出集中主要精力加快农业发展步伐，把农业搞上去。但仍明确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杜润生刚到农委，有人好心劝他，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要接受教训，跟党中央走。但杜润生依然本着"实践第一"、"群众第一"的原则，为包产到户能在中国实施，斡旋于上下左右，扮演着"参谋长"的角色。他说，我相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从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现出一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
1979年，当时的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时任农委主任）都不赞成搞包产到户，邓小平未明确表态。一次，杜润生在谈到内蒙古农民借地问题，借机和胡耀邦（时任党中央秘书长）说，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的"不许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刚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内蒙古不能借地，后来就改为"口粮田"。1979年6月，农业部到内蒙古等地调查回来向李先念汇报，谈到这个问题，杜润生问李先念，"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考虑片刻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在王任重离任农委主任前，杜润生和王恳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我同意包产到户，但前途还应是坚持集体化。
1980年，情况开始变化。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胡耀邦被选举为党中央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这一年，邓小平说话了――两次赞成和赞扬大包干。6月，杜建议耀邦将一封给中央的关于陕西米脂县孟家坪包产到户的信，转发到全党，作为传达中央对包产到户放宽一步的新信息。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除池必卿、周惠、任仲夷三位省委书记外，全都反对包产到户。我就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为题著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表述了当时的争议。由于意见不统一，会很难开下去，杜居然在那种情况下，做了个另辟蹊径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氛围。他说：包产到户已经老的没有牙了，批来批去反复批，批的人们'谈包色变'。明里都想躲开，暗里谁不知道农民喜欢的就是包产到户，不说真心话，谁也说服不了谁。接着他撇开包产到户，提出一个温饱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用事实和数字强调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打开了。进而在大家极为对立的情况下，最后形成了1980年"75号文件"。文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意义重大，而且深远。
那时，推进包产到户形成了"上面放，下面盼，中间有个顶门杠"的局面。"75号文件"发出后，耀邦找杜润生研究如何改变几个省对包产到户"死堵"的态度。他们分头到河北、东北几个省搞调查，解决问题。后来杜还几次到福建、广东、山西等省宣传做工作，所到之处领导层没有再反对包产到户了。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
1981年12月，杜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因为当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占优势，而且态度强硬。起草的文件送中央书记处审已来不及，就作为中央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不料得到全国农民特别强烈的拥护，说我们农民的事业也上了中央的红头文件了！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连续五年照此办理。"一号文件"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干，它是总结农民的经验，非常尊重农民，杜在写第一个"一号文件"时，请了两个地委书记，一个是安徽滁县的王郁昭，还一个是浙江湖州的沈祖伦，我和他们都很熟。这两个地方情况不一样，杜把他们请来，不是征求一下意见就算了，而是参加文件起草，使当地农民主要意见能够确切地表示。起草"一号文件"内部争论得也很激烈……如此，五个"一号文件"相继诞生，成为中国农村的改革指路航标。
万里对杜润生很尊重，认为他是农委负责人中最了解农民、替农民说话的。还说，当年被批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和杜润生其实是中国两位"农民问题"真正的大专家。
1982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作风比较民主，使农口各部门常常扯皮的事反而处理得较好。同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断下乡调查研究，密切了与各省市及农村基层的联系，及时能听到群众的呼声，促进了上下互动。更重要的是与各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亲密的联系，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大量增加，农研室和农研中心起了带头作用。对中国改革事业和整个经济出人意料的大幅度连续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大家都认可的一句话：关键时刻，关键岗位上用对一个人，就等于事业成功了一半。中国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称杜润生为"改革之父"。我们机关和省农口的同志们都认为，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有这样一位无时无刻都"情不自禁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参谋长"不仅是中国改革的幸事，也是中国农民的幸事！
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杜老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他十分关心农民的利益，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特别善于在复杂的矛盾中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实现农民的利益。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因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很有理论水平的老共产党员。早在太行山时期，他就是一个出名的秀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处理问题，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有群众观点，会走群众路线，是做群众工作、农民工作的能手。我认为，杜老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不仅是80年代的农村改革时期，也不仅是50年代合作化时期，早在战争年代他就重视农民利益，懂得农民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了。
杜老一生很坎坷，他说自己没有功劳，苦劳倒有一点。这当然是他自己的谦虚，实际上不少时候他有功劳，却被人为地一概抹杀了，甚至当做错误来批判。建国以后这一段，"左"不断地发展，杜老一次又一次地挨批评，甚至加上莫须有的可怕罪名。杜老屡遭挫折，积极性始终不倒。经得起考验，受得了委屈。这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开始，他返回家乡，组织了一个抗日游击队，不会打仗，也敢指挥作战，这不是很好嘛。不知为什么，后来就挨整了，降到《胜利报》去当编辑，他不在意，不计较这些，照样努力工作。后来才发现了他，承认他是个人才，才又让他去当领导，是太行六分区的专员。老同志中有不少人有过类似的遭遇，都能表现出革命者应有的气度，但是他更不同的是，有独立思考，受到错误的批判也不停止思考，事后证明正确的是他，还要继续思考，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深，想得很透，因此比较客观，比较公正。他善于思考，也善于表达，有独特的表述方式，很有魅力。我1943年听过他一次讲话，他当然不会认识我这个听众，可是我听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一直佩服得不得了。可算是"一听钟情"。
他不整人，却原谅整他的人。被整的时候不垂头丧气，正确了也不趾高气扬，心胸特别广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这个"容"字，而且这不完全是由于性格宽厚，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他认为自然与社会本身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要善于处理这种多样性。所以什么意见都听得进去，什么人都容得下，都能调动其积极性。
他还有个最值得学习的特点是孜孜不倦的追求新知识。他早就是公认的大知识分子，越到晚年，学习兴趣越加浓厚，认真的程度，领域的广泛，是许多好学的青年学者都自愧不如。他对事物往往采取一种学习、研究的态度，喜欢找人探讨。他的许多老朋友，更多的是"小朋友"都是可以促膝深谈的。仅仅说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远远不够的。他从不居高临下地指示别人，教育别人，总是平等的讨论。倾听，真心实意地想从对谈者那里发现、吸收有益的新思想、新观点。哪怕只有点可供参考的思想、资料，他也不放过。使人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原来的看法慢慢心悦诚服地改变了，或者说提高了。
同青年人交朋友，虚心学习青年人的新思想，使他心情愉快，变得更豁达，有益健康长寿。从生理上说，人总是要走向衰老。从心理上说，却出现了越老越年轻的特点，这很了不起。
最后重复一句。杜老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农村改革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不是教条式的、更不是官僚式的，不妨说是开创了一种越老越年轻的模式，越到晚年越成熟，学问越大。
他是中国农村问题的大学者，大专家。
祝愿杜老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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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1:53 AM PDT
核心提示：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今年4月宣布，他正在与相关方面磋商，打算为东京买下这些岛屿。可点击查看我们曾经发出的综合报道，现在，野田政府决定对这些中日之间有主权纠纷的群岛实施国有化，这一举措引起中国和台湾方面的抗议。但在日本国内，也有人认为野田政府会久拖不决。以下是日本主要新闻社和其他外媒对此事的报道摘要。
【图：钓鱼岛风光】
①《朝日新闻》 野田政府决定对尖阁群岛实施国有化 野田政府确立了将尖阁群岛国有化的方针，于6日向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传达了国家购买尖阁群岛的意向。政府工作人员正与土地拥有者进行购买谈判。野田政府打算年内实现国有化，但预计肯定会遭到中国和台湾的强烈反对。 野田政府正探讨购买鱼钓岛、南小岛和北小岛三岛。此前野田政府与东京都方面一直在进行事务级的非正式谈判。6日，政府高官到都厅会见石原知事，传达了政府正探讨将三岛国有化一事。 三岛都是无人岛，现在由个人所有。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不管从国际法还是历史上看，这三岛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由于东京都宣布购岛计划，政府难以在明年3月底合同到期时与土地拥有者续签租借合同。一位政府人士表示："如果多次采取挑衅言行的石原决定购岛，则日中关系将进一步恶化。"野田政府认为，有必要在东京都决定购岛之前，由首相官邸主导推进尖阁群岛国有化。 围绕尖阁群岛国有化一事，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4月表示："其他自治体购买冲绳县的土地是不合道理的。国家应该购岛。"自民党也在5月发表的下一届众议院选举的竞选纲领第二次草案中明确提出了"尖阁群岛的国有化"。 不过，石原知事在6日的记者会强调了年度内购岛的意向，称"希望尽快购买到手。国家可以间接地保护尖阁，（国家也表示）将提供所有合作"。 石原在此之前多次暗示了在购岛后将之让渡给国家的可能性。尖阁群岛国有化的其中一种可能形式是，东京都购买尖阁群岛，之后国家再从东京都把土地买下来。 中国方面对东京都的购岛计划表示了强烈反对。可以想象，如果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群岛国有化，日中关系必然更加紧张。 ② 共同社 日本政府拟将尖阁诸岛国有化 【共同社7月7日电】据日本政府有关人士7日透露，野田政府拟将冲绳县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目前正在与土地所有者进行交涉，同时与计划购买的东京都政府展开协调。日本政府认为，为使尖阁诸岛作为国家固有领土实施稳定管理，应该收归国有。此举必将招致主张拥有尖阁诸岛主权的中国等方面反弹。 日本政府计划将尖阁诸岛中的鱼钓岛、北小岛及南小岛收归国有，目前已与土地所有者展开了交涉。由于东京都政府已决定购买这3个岛屿，政府有关人士6日前往都政府，向知事石原慎太郎传达了国有化计划并寻求理解。 石原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计划先由东京都政府出面购买。 正在福岛县磐城市视察的首相野田佳彦则对记者表示："目前正从稳定维护管理角度出发，在与土地所有者保持联络的同时展开综合研究。正在进行多方接触。" 尖阁诸岛主要由5个无人岛屿组成，除了已实现国有化的大正岛外，上述3岛及久场岛仍属个人所有。为了实施稳定管理，目前日本政府与土地所有者订有租赁合同。 石原于4月宣称"东京要保卫尖阁诸岛"，并透露已就购买事宜与土地所有者进入最后阶段的协调。 对此，野田表示，"无论从国际法上还是历史上（尖阁诸岛）都是日本固有领土。围绕如何安稳且实质性地进行维护管理，将展开各种研究"，重申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也是选择之一。（完） ③《产经新闻》 石原坚持东京都购岛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政府对冲绳县尖阁群岛实施国有化的方针回答了记者提问。 石原知事7日承认政府向他传达了尖阁国有化方针，在此基础上称"我告诉政府，你们默默地关注即可"，表现出坚持东京都推进购岛的考虑。 石原知事表示："首相辅佐官长岛昭久和副官房长官来到都厅说'国家决定买岛'"。他还介绍了与土地所有者的谈判经过等，称"我回答'暂且还是由东京都买下来吧'"。 石原还透露，土地所有者打来电话表示："国家想买岛，但我只会卖给石原先生您，放心吧！" 当媒体问及为什么国家在这时传达购买意向时，石原知事回答称"只不过是为了拉拢人心吧"。 ④《读卖新闻》 冲绳当地既欢迎又担忧 围绕尖阁群岛国有化一事，冲绳县副知事上原良幸7日表示了欢迎，称"我们一直希望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政府对尖阁群岛实施国有化"。 上原副知事进一步表示："如果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在边境生活的石垣市民将受到危害。相比东京都取得尖阁群岛所有权，我们更希望国家在此站稳脚跟。" 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国有化的实现可能性。石垣市一位42岁的男子冷冷地表示："我们当然非常欢迎（尖阁国有化），但民主党政权能够实现吗？此事可能会像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外的计划那样遇挫，结果只不过是刺激中国而已。" ⑤ 法新社：Japan plans to buy back disputed islands 日本一家报纸今天报道说，日本计划从私人所有者手中买回一系列无人居住的岛屿，这些岛屿位于日本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区域的中心地带。 据《朝日新闻》报道说，政府今天已经将这一计划告知了一名民族主义政治家，这名政治家曾称日本没有为保护领土作出足够大的努力，并自行制定了购买这些岛屿的计划。 日本政府此举会让东京与北京的关系再度变得紧张，北京一直称对位于东中国海的这些岛屿拥有主权，日本称这些岛屿为尖阁群岛，中国则称之为钓鱼岛群岛。 《朝日新闻》说，政府高官已经在与这些岛屿的所与者——栗原家族谈判，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以前敲定相关事宜。 这些岛屿位于渔业资源丰富的海域，而且附近可能有丰富的矿藏，数十年前，栗原家族从过去拥有这些岛屿的日本人后裔手中买下了对它们的所有权。 在二战结束之前，这里居住着日本渔民。 日本海岸警卫队说，昨天有两名日本国民游泳游到了北小岛，并在那里停留了90分钟。 本周早些时候，台湾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巡逻船发生碰撞。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今年4月宣布，他正在与相关方面磋商，打算为东京买下这些岛屿。 报道说，通过全国各地的捐款，石原已经筹集到超过13亿日元的资金，并打算购买其中3座岛屿：鱼钓岛、北小岛和南小岛。 ⑥《朝日新闻》 尖阁群岛国有化动向反映野田首相想法（原文未上网） 野田政府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计划的压力下，开始动手实施尖阁群岛的国有化。野田政府担心，一旦东京都购岛成功，政府势必被指责为"软弱"，况且石原购岛后可能进一步向中国发起挑衅。另外，国有化也反映了野田首相的想法。但估计将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野田政府将承担这个风险。 政府开始动作始自石原突然表示要购买尖阁群岛。今年4月，石原表示将购买尖阁群岛并征得了土地拥有者的同意。日本政府对石原的说法感到十分困惑。官房长官藤村修当时表示，必要的话可在国有化的思路上进行探讨。 将尖阁群岛国有化，这早在自民党执政时代就曾讨论过。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安倍当首相时，就曾与土地拥有者谈过购岛事宜，但因价格问题没有谈妥。在民主党接掌政权后，一直在与土地拥有者进行接触。不过，由于考虑到中国的反应，此事一直没有挑明。 不过，现在既然东京都提出要购买，且土地拥有者也表示同意，那么逐年续签的土地租赁合同也就难以延续了。石原现在还在募捐，准备今年之内拿下尖阁群岛。石原称，尖阁群岛周边为渔场，自然能源开发也存在巨大潜能，准备在购买后修整基础设施。 野田首相亲信表示，尖阁群岛国有化将导致日中间的对立加剧，会对日本的经济构成打击，但又不能不这样做。日本政府最终作出国有化的判断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如石原购岛后挑衅中国，将导致严重事态；国家购买后可对与中国的关系进行调节。 另外，将尖阁群岛国有化也反映了野田首相的想法。2004年，当中国保钓人士登岛事件发生时，野田为在野党民主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他主导了众议院委员会的决议，称"没有证据表明尖阁群岛为中国领土"。在他的著作《民主的敌人》中，也透露2004年在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时，曾向唐表示：从历史上看，尖阁群岛也为日本领土，这没有争论的余地。今年5月，野田首相在会见温家宝总理时，也表示，中国在尖阁群岛附近海域活动的增加刺激了日本国民情绪。 目前，受消费税增税和核电站重启等"不受国民欢迎的政策"影响，野田政府的支持率持续低迷。购买尖阁群岛，实施国有化，估计能够赢得国民的支持。做出国有化判断的背后也有这样的打算。野田政府的干部认为，国家走上前台确需相当的决心，但相关政府部门也有人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在一段喧闹之后也会沉寂下来。 不过，国有化的前提是要征得土地拥有者的同意。目前日本政府在私下里进行交涉，但据说在价格上仍没有谈妥。石原称，土地拥有者不信任政府。因此，如何搞定土地拥有者也是个问题。 虽然石原也表示，如果国家态度积极，实施万全之策，东京都随时准备退出。但日本政府内部人士认为，石原正在筹划建立新党，从政治角度考虑，石原不会轻易撤出。 ⑦《产经新闻》 台湾人侵犯日本领海 背后有中国影子 中国、台湾和香港等中华区的反日团体围绕冲绳县尖阁群岛积极合作展开行动。4日侵犯尖阁群岛海域日本领海的台湾活动家属于从中国接受资金援助的香港政治团体，他们当时在现场海域亮出的是"五星红旗"。中国媒体把他们当作英雄进行了大规模宣传。中国将台湾保钓人士作为先头兵，希望达到离间日台关系的目的。 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黄锡麟等人进入了尖阁群岛的日本领海，他们返回后与当地媒体进行会见时还披露了试图将中国国旗投向鱼钓岛但落到海上的插曲。当媒体问为什么不带中华民国国旗时，黄锡麟表示，同行人员由于出发仓促而忘记准备。但也有消息称，6月中旬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在香港召开大会时决定只带五星红旗前往。 黄锡麟是台湾籍，但去年1月成立的世界华人保钓联盟总部位于香港。该联盟汇聚了中国、香港、台湾和欧美华侨反日活动家。联盟有15名理事，5人来自香港，4人来自台湾，3人来自中国，还有3人是华侨。但活动资金主要由中国方面提供。 保钓联盟官方主页上公布的捐款大部分是人民币。黄锡麟在4日晚的记者会上透露，中国企业主捐赠了100万元人民币支持购买新船。但这笔资金可能是中国政府提供的。 4日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称"我们已敦促日方不得采取任何危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举动"，显示出保护姿态。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计划在日本国内受到了广泛支持，这令中国政府神经紧绷。中国政府坚称尖阁是本国领土，采取的是认为日方购岛无效的立场，无法以政府的身份进行抗议。 为此，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支持台湾和香港等"海外"活动家的抗议活动达到牵制日本的目的。 日中关系因尖阁问题等不断恶化，而台湾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提供了巨额捐款，日台关系有所接近。中国政府将台湾保钓人士作为先头兵，希望使日台关系产生裂痕。
⑧ 明报：日政府拟买钓鱼岛两岸抗议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昨日证实，日本政府正在实施「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国有化」计划，他声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问题，该计划是从平稳安定管理的角度考虑。野田前日已派出两名高官接洽钓鱼岛「岛主」，并与策动购买钓鱼岛的东京都知事（市长）石原慎太郎协商，但被石原回绝，要求中央政府「不要插手」。消息引起海峡两岸当局抗议，内地民间也掀起一片反日声浪。
日本新闻网昨日报道，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示，野田前日派遣了首相辅佐官长岛昭久和内阁官房副长官到东京都都厅，向他转达中央政府出面收购钓鱼岛诸岛，实施「岛屿国有化」的决定，并表示已经与岛屿的所有者进行协商。石原当场表达了东京都政府坚持单独购买钓鱼岛的决意，「希望你们袖手静观，不要插手。」石原又称接到「岛主」电话保证不会将岛屿卖给国家，只会卖给石原，请他放心。
称岛主不卖 石原吁勿插手
对此，野田昨天在地震灾区福岛县视察时表示，有关计划以平稳安定地维持和管理的目的出发，正在进行综合的考虑。他又说：「（钓鱼岛）是毋须质疑的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问题。」据报道，钓鱼岛「国有化」计划是由日本前外相、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前原诚司主导的，并于近日获野田和内阁同意。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北小岛、南小岛等11个无人岛和部分礁石。在日本，赤尾屿已经「国有化」。石原慎太郎今年4月宣布购买钓鱼岛，并发动全民捐款买岛运动，目标岛屿是钓鱼岛及北小岛、南小岛，该3岛声称由日本栗原家族所「拥有」。
中国外交部指非法 网民斥「二次侵略」
针对日方「钓鱼岛国有化」计划，海峡两岸当局均表示抗议。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拥有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中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任何人拿来买卖，日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主权。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夏季昌也表示，日方采取的片面措施或主张，台方都不会承认。总统马英九称，钓鱼岛问题基于民族大义和国家主权，必须坚持，一寸都不能让步。
而昨日正值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内地网民直指日方有意选此时机「二次侵略」中国，网上出现一片「抵制日货」、「保卫钓鱼岛」口号。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7/11/2012 03:46: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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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1:47 AM PDT
自由時報
胡忠信言之鑿鑿說，林益世案背後還有「某國民黨黨政高層」和主任檢察官涉入。並預告本週將是「改變台灣歷史週」。本週是否能改變台灣，我不知道，但是有黨政高層涉入林益世案，我相信。
林案目前陷入瓶頸，林益世不肯交代其他涉案人員。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責，可以推給屬下與同僚，但是要爆出上級的問題，可要好好思量：一是如果扳不倒會遭報復，二是期望此人及其政府會營救他。至於黨政高層是什麼人，不妨從他們的可疑言行去尋找。
台灣的官商勾結，是結構性的貪污，有長久的歷史。嚴重的是，一般民眾也接受這個情況，只要官員拿了錢肯做事。貪污，不但降低了台灣的經濟成長率，也擴大貧富差距，剝奪人民的福祉，黑道猖獗，道德淪喪。但是以往的反貪腐往往淪為政治鬥爭，因而不但無法有效治貪，甚至鼓勵掌權的官員更加肆無忌憚的貪污。因為他們自認有政權的保護，也因為掌握政權就可以放肆貪污，從而嚴重污染台灣的民主政治。
追究大規模貪污行為會動搖黨本，導致政權的倒台，但是對「國本」絕對是一件好事。只要有善良的人民、有可愛的土地，就可以建設我們美好的國家。可能動搖國本的拉法葉案無法辦下去，沒能摧毀貪腐結構，結果連自己都被侵蝕，政權也不保。
林益世案爆發後，連帶這以前油電雙漲所帶出來國營事業的官商勾結問題，我很高興看到不分藍綠的評論員，共同挖開潛藏的問題，看司法能否還人民一個公道。希望反貪能夠擺脫政治力的干預，防止用情緒性的言論煽動藍綠惡鬥來轉移視線。
我沒有研究，但是直覺上認為，中華文化與貪腐有相當關係。我在印尼讀小學、中學，目睹那裡的貪腐情況，但也讀過前輩華僑作家司馬文森的小說《淘金記》，描述印尼民眾的純樸，但是華人去了以後，很快傳去行賄文化。一位上海企業家的長輩，一九四九年立足香港後，到西非建紡織廠，那裡外匯管制，他們有辦法把進口的設備報高價，從而讓利潤流回香港；他們的辦法就是「教壞」並行賄非洲官員。上個世紀九○年代，大量中國人循各種途徑移民外國，歐洲朋友說，他們無法進入主流社會，但是有辦法與本地的警察局長拍肩膀稱兄道弟。在美國，親眼見到非法移民可以回中國探望病倒的母親，再回到美國，來去自如已經形成「一條龍」。這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比較清廉的華人社會是新加坡與香港，因為英國的長期統治，強調的是法治，而不是中華文化的人治。但是港英培養的特首與高官最近紛紛被廉署調查，可見九七後的近墨則黑了。
（作者林保華為資深時事評論員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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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1:44 AM PDT
四川省什邡市的騷亂因為當地政府撤銷興建鉬銅廠暫告一段落。這惡劣事故雖然沒有導致大量傷亡，卻引起中南海高度關注：主因是什邡維權事件是大陸「九十後」首次大規模參與的社會運動。怪不得中央宣傳口徑馬上啟動。上周《環球時報》發表題為〈不應鼓勵中學生走上衝突一線〉的社論，呼籲各方面「決不應大張旗鼓讚揚中學生的作用，尤其不應鼓動中學生們今後也衝到各種群體事件、甚至政治衝突的一線」。
毛利用青少年打擊政敵
胡、溫統治集團雖然口口聲「以人為本」，說甚麼社會公義應如太陽一樣彰顯，但什邡等「暴亂」事件的起因都是官商勾結、罔顧民意的結果，所以中共只有加倍鎮壓反對聲音，與民為敵。但近年八十、九十後參與維權運動的人數與投入程度使北京的專政單位非常震驚！據北京消息人士稱，以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為首的政法委最近對維穩有新指示，即盡量採取所謂「烏坎模式」的懷柔政策，目的就是防止更多八十、九十後青少年參加每年超過十五萬人起的群眾事件。
八十、九十後示威者與維權人士相對較年長的「老運動員」有甚麼特徵？大、中學生雖然看似青嫩，缺乏成熟思維，但中國近世紀的好幾次大規模群眾運動，從五四運動到八九民運都由他們發起。年輕人沒有經濟與思想包袱，而且傳統中國人那種貪生怕死、明哲保身、「做識時務的俊傑」等劣根性還未根深蒂固。這次發動反對興建鉬銅廠的什邡中學學生領袖說得好：「我們可以犧牲，我們是九十後！」
《環球時報》的社論聲稱「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實現政治目的是不道德的」。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便是大量利用青少年紅衞兵以「革命」、「造反」為由打擊政敵！可幸今天的九十後雖然在中、大學接受奴化教育，但影響他們思想成長的不是黨八股而是多姿多采的互聯網與微博。可以說，相對於不少二、三十歲左右的八十後來說，九十後因為受中共「洗腦」到智殘的比例較低，而且他們從網路涉獵到比較多元化的意識形態與資訊的機會較高。難怪胡、溫當局吸收了文革與八九民運的經驗，不敢對九十後參政掉以輕心！
看透永遠執政黨的可怕
當然，很難說九十後的參與會否成為中國的漫長民主路的轉捩點。畢竟大部份大、中學生的志願都非常「正路」，例如入團、入黨、投考公務員、參軍與出國留學。部份八十後與九十後更被愛國教育薰陶為義和團式的憤青！但不爭的事實是大陸越來越多年輕人看透「永遠執政黨」背後的可怕事實：一黨專政已成為中國現代化與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大絆腳石！參加烏坎村與什邡地區鬥爭的九十後大概比誰都有權大聲吶喊：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而革命只能由良知未泯的新一代無產階級青少年推動！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香港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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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1:32 AM PDT 
近日，「僭建」两字成为香港政治新闻的关键词，自行政长官梁振英（见图）以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等高官都被揭物业有非法僭建，令新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正当高官僭建闹得沸沸扬扬之际，7月5日，区域法院一宗审讯，更揭出土瓜湾侨裕住宅大厦旁，僭建了整个小区！
在法庭内外，一些居民满腹牢骚，30岁的何锦康称，这条「街」是由他的伯父参与建立，五十年代逃难来港的伯父当年居无定所，故此与友人合建。他埋怨，不少高官在居所都有僭建，「他们拆走(僭建物)还有屋住，我们被拆屋就会无家可归」。今年5月，屋宇署通知大厦业主立案法团，指该处属僭建须要清拆，但「僭建村」一批居民不服兴讼，指从未见过屋宇署的通知书，故拒绝迁出和要求申辩。法官亦同意屋宇署应改善通知方法，又嘱署方在清拆时妥善处理居民的安置，免造成社会问题。法官押后处理屋宇署的封闭令申请，但认为僭建毕竟是僭建，不忘提醒居民：「不管高官或特首，有潜建都要拆除！」 这宗法庭新闻，法官和居民的两段话就如两柄利刀，说明了高官僭建在社会各阶层引起的愤怒不满有多深，从位居社会上层的法官，到贫民窟的小市民，都对僭建的高官不假词色、充满愤懑。 梁振英难自圆其说新政府高官纷纷被揭僭建，之所以份外敏感，除了因为社会预期政府高层应比一般人有更高操守外，还因为：一、在3月份特首角逐战落败的唐英年，败因主要是被揭家中有非法僭建，梁振英当日在电视辩论中，也不放过以这点作攻击，现在同样被揭家中有僭建，怎能自圆其说？二、新政府雷厉风行的第一炮，正正是勒令清拆乡郊屋宇僭建物，现在是会否让人讥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新政府领导层中，已有三名高官承认了僭建并公开道歉，包括行政长官梁振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及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其中高永文被揭未入图则，私自将两个住宅单位打通；吴克俭则被揭所租出的物业，有僭建晾衣架。梁振英家居僭建的问题更严重，不仅因为他职级更高，也因为僭建项目更多，与及以他的资深测量师身份，令人难以相信他会看不出有问题，遂质疑他的诚信。 新政府无蜜月期6月22日，有报章揭发梁振英在山顶贝璐道的两间洋房，僭建了一个面积约110平方呎的玻璃棚。梁承认，但身为测量师的他竟辩称没有向政府入则申请是无心之失，「不知道要申请」。两日后，屋宇署指出梁振英的贝璐道大宅僭建多达6处，包括大闸、杂物室、玻璃棚、玻璃上盖木花棚、车位上盖和一个200方呎的地库，以实用面积计，共约600方呎。梁曾解释僭建的玻璃棚前身是一个木棚，在他入伙前已存在，他并不知道此是僭建物，坚持只是疏忽，并无诚信问题。但后来当有报章找到图片，证实他入伙前并没有所谓的木棚，梁振英竟然否认有这样说过！ 不错，特区新政府一上任便面对信心危机，民意支持度比董建华及曾荫权班子新上任时低，并没有蜜月期。以求变口号争取支持的梁振英团队，会否因此被窒碍了改变政策的步伐，是影响深远的问题。
二零一二年七月九日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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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1:36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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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2 03:57 PM PDT
不同政黨有不同「叛徒」定義
二○一○年八月，一篇題為《葉青：中共歷史上最決絕的叛徒》的文章發表在《同舟共進》雜誌上，其後被多家報刊和網站轉載，於是「葉青」這個被塵封了幾十年的名字又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當然伴隨著他的是一頂可恥的帽子：叛徒。本文不想對葉青進行分析和討論，只想就「叛徒」這個問題談點個人的看法。
在現時中國的語境中，「叛徒」自是一個十足的貶義詞，提到它，人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小說《紅岩》中那個甫志高。所以，文革中毛澤東為了整倒劉少奇，所強加給他的罪名中第一個就是「叛徒」。可見其殺傷力之大。
但是如果跳出多年來束縛人們思想的那些意識形態框框，拋棄那種只講立場，不分是非的思維方式，不以某一黨派的是非為評價事物的準則，那麼所得到的就會是另一種結論。
胡適撰文介紹兩類政黨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胡適先生曾寫過一篇題為《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的文章（見《胡適論社會》，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七年版），對認識所謂「叛徒」這個問題不無幫助。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先生將世界各國政黨分為兩大類：「我們可以把英、美、西歐式的政黨叫做甲式政黨，把這三十年來蘇俄、意、德諸國後起的政黨叫做乙式政黨。」（還應該加上那些按照布爾什維克模式組織起來的大大小小政黨──筆者注）
甲式政黨的性質有這幾點特色：
「（一） 甲式政黨黨員沒有確定的人數，沒有黨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記為某黨黨員，人人可以自由脫離本黨。如英國邱吉爾從前是自由黨，後來是保守黨；如美國威爾遜本是民主黨，後來竟做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實際上，邱吉爾原是保守黨成員，因為他不滿當時保守黨的政策，而於一九○五年脫離保守黨參加了自由黨，並在隨後的幾屆自由黨內閣中擔任要職，一九二四年又重新回到保守黨。──筆者注）
（二） 黨員投票是無記名的，秘密的。黨員言論是自由的，沒有黨的紀律可以約束黨員的投票，也沒有特務偵探可以干涉黨員的言論行動。
（三） 甲式政黨的原則是在兩個或多個政黨中爭取多數黨的地位，每個政黨總希望成為多數黨，但每個政黨總得容忍並且尊重少數黨的權利……。」
由此可見，對於這一類的政黨而言，根本不存在「叛徒」一說。像邱吉爾、威爾遜，無論是保守黨或自由黨，民主黨或共和黨都沒有把他們說成是叛徒。道理很簡單，政黨本是政見相同者的集合體，政見一致時大家就是同志，一旦情況變化，有了分歧，自然可以分道揚鑣。至於政黨之間的競爭（注意：不是鬥爭）也是遵循著公平、公開的遊戲規則，勝利了固然可以成為執政黨，失敗了也會受到法律保護，用不著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這就是現代民主國家的通例。
至於乙式政黨，那就不同了，因為：
「（一）乙式政黨的黨員必須服從黨的紀律。黨員沒有自由，也沒有秘密。
（二）乙式政黨的目的是一黨專政。未取得政權之時，他們不惜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權，既得政權之後，他們不惜用任何方法鞏固政權，霸住政權。
（三） 乙式政黨絕對不承認，也不容許反對黨存在，一切反對力量……，都必須徹底肅清鏟除。」
實際上，這一類政黨和黑社會團伙並無二致，黨員入黨要宣誓效忠，一旦入了黨，必須「把一切獻給黨」，不僅失去了個人自由，連生命都屬於黨的。這樣的黨，當然不允許它的黨員有任何「背叛」行為，一旦發現必予重懲，直至人身消滅，如果不能消滅其人身，則開動宣傳機器將其抹黑、醜化，於是，「叛徒」就這樣成了一個人人不齒的名詞。
按中共「叛徒」定義，周恩來是「叛徒」
二○○八年出版的《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中有一段熊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和周恩來的談話（四○八頁）頗有見地，錄之如下：
「君（指周恩來──筆者注）言葉青、張國濤之輩，人格有傷，余卻不解。渠等先信共產主義而入共產黨，今信三民主義改入國民黨，光明磊落，正其人格之表現。人有意志自由，信仰自由，豈必一入共產黨便須終身者。渠等不是國民黨之買通、勾結而入國民黨，亦並未存在有中共黨籍時，作騎牆間諜之行動，有何可以認為損失渠等人格之處。不然，則戴季陶、邵力子俱無人格，邱吉爾、史汀生亦俱無人格。且君昔為國民黨，今為共產黨，亦不當獨有人格，豈不可笑？又君以為渠等來解釋三民主義反足為玷，余意不然，闡揚主義，外國人來都應歡迎，何論生張熟魏？這正是國民黨的偉大，不是一種恥辱。主義理論不必拘於一家之言，戴先生根據傳統思想，可以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說到中山先生為一家之言，葉先生根據唯物論觀點亦可解釋三民主義為一家之言，於三民主義之闡揚有何損處？」
周恩來的答覆是「所告甚是」，可見他對此也是無法反駁的。
中共的「叛徒」定義早已過時
就中共而言，這本是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為了擺脫自己一意孤行而造成的困境刻意在中國製造出來的一個黨。當初參與建黨（包括陳獨秀本人）以及其後加入的那些人，其實並不真懂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因為那時所謂經典著作尚未翻譯成中文），至多只是讀了一些二手乃至三手的小冊子而已。及至逐漸認清了馬列主義的實質以及看到中共的所作所為，一些有識之士便陸續離開了這個黨，例如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當初便是中共建黨的主要參與者；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曾和鄧小平、張雲逸一起創建了廣西右江根據地，後來到江西擔任中央紅軍參謀長的龔楚將軍；以及為中共工作多年的司馬璐（馬義）等都是。像這樣的人還可以舉出很多。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為了爭取人心，壯大自己的力量，於是大打民主牌，不斷鼓吹要建立林肯式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國，要實現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由此吸引了一大批青年知識份子入黨。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經歷了幾十年黨內黨外殘酷血腥的鬥爭後，逐漸認清了中共的本質，走上覺醒之路。其中一些人或因批判中共宣揚的意識形態，或因弘揚民主、自由和人權理念，或因不斷揭露中共惡行而被這個黨開除，例如顧准、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還有一些雖然仍留在中共黨內，但思想卻早已「叛黨」了。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在「六‧四」血案之後就說過，他是「剔骨還父，割肉還母」，在思想上已經和中共徹底了斷。人們把這樣一批老人稱為「兩頭真」，因為他們當年參加中共是真誠的（誤信了中共的欺騙性宣傳），現在徹底醒悟也是真誠的。
最近數十年來，由於一波又一波民主浪潮的衝擊，世界上的乙式政黨只剩下了屈指可數的幾個。它們或是徹底崩潰，或是改弦更張，使自己轉變（或正在轉變）為甲式政黨。
一個政黨如果不能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徹底反省和批判，不能使自己融入世界民主大潮，仍然頑固地拒絕人類的普世價值，逆世界潮流而動，堅持什麼「五不搞」，可以預料，它的「叛徒」必將越來越多，直至這個黨被徹底拋棄為止。而那些當年的「叛徒」們則將由於他們的先知先覺而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懷念。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7月号
【附录】
叶青：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散 木）在国民党刑场上死里逃生的一名共产党员，最终竟成了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在中国革命的风云史上，一些混迹于革命队伍的不坚定者，甚至是叛徒，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而在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某些所谓"高级叛徒"竟由此前的"革命先锋"蜕变为反革命先锋和"反共理论家"，成为以反共著称的"学者"和"著作家"。 不同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猝然叛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于张国焘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为反革命特务而遗臭万年，曾经大名鼎鼎的革命先进任卓宣（叶青）以及郑学稼——这两人自从脱离革命后，热衷于从事所谓"三民主义"研究，以"学者"面目重新出现，并以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尤其叶青（见图），可谓川剧"变脸"的活样板。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适、于斌之后，位列第57，即最后一名——笔者注）。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刑场上的"奇遇"：两次枪毙，"死"而复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化工）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一说为总书记），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经历。此后种种，大不同矣，其人亦以"叶青"的面目出现于世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叛变过程可谓极具传奇性。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落水"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叶青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叶青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即叶青）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给）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暧昧与吊诡：号称"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叶青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刮了进去，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率先攻击"毛泽东主义"，延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明白无误地宣布："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面对叶青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主义"。当然，叶青是想说"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无疑这是他在攻击"毛泽东主义"。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驳斥叶青，但接着叶青的说法，提出"毛泽东主义"，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毛泽东思想"。至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0年，叶青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败退前夕，蒋介石问计于叶青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向他问策。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 一生概括："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接受。 晚年的叶青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等等。）此外，当时大凡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如台北《民族报》、《中华日报?思潮》、《战斗周报》、马尼拉《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的"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陈绍禹）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从来就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反共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1965年4月4日，时逢叶青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亲到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内容也不外是颂扬其"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 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传中。最后，前引《沙汀传》中关于叶青欲娶"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一事，也可于此曝光：叶青的妻子，即后来台北成功大学中文系主任尉素秋（前中央大学的才女之一，曾与沈祖、曾昭、徐品玉、王嘉懿、龙芷芬、胡元度等共投在吴梅、胡小石、汪旭初三位大词人与名教授门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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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2 01:2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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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2 01:36 PM PDT
核心提示：Google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称，对中国的技术和信息渗透最终将迫使中国的"网络长城"垮塌，甚至导致中国体制在政治上的开放。施密特相信，一旦中国的互联网检查制度破产，中国各地的信息渗透也将导致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化，从而最终改变中国政府与平民关系的性质。
发表：2012年7月9日
作者：Josh Rogin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校对
据Google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称，对中国的技术和信息渗透最终将迫使中国的"网络长城"垮塌，甚至导致中国体制在政治上的开放。
去年卸任Google首席执行官的施密特仍然是该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发言人。他在全球各地旅行，发表演讲，考察Google可以扩张业务的国家。他一直被称为Google的"世界大使"，他本人对这个外号既不支持，也无异议。在上周的2012年阿斯彭创意节间隙，他坐下来接受了《外交政策》"电报"专栏的长时间专访。
在被问及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检查能否持续的问题时，施密特说："我相信这种检查制度最终将破产。中国是唯一对互联网进行积极的、强有力的检查的政府。他们并不以此为耻。"
施密特相信，一旦中国的互联网检查制度破产，中国各地的信息渗透也将导致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化，从而最终改变中国政府与平民关系的性质。
他说："我个人相信，你不可能用这种行为建设现代知识社会，这是我的观点。我想Google的大部分人会同意这一点。下一个问题自然是中国何时将出现变化，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我是否认为这种制度将会结束呢？答案是绝对肯定的。"
据施密特称，对中国信息自由的推动是与对经济现代化的推动同步的，而政府指使的检查对这两方面都有妨碍。他说："我们强烈地认为，你利用这种活跃的检查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高端的、非常先进的经济的……这是我们的观点。"
施密特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积极地支持网络检查和网络间谍活动的政府，并由此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Google与北京从2010年起就存在争执，当时该公司宣布其Google.cn网站不再对搜索关键词进行检查，并且把中国业务的骨干部分迁至香港。此举是在2010年Google邮件服务遭到一系列攻击后采取的——这些针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攻击被广泛怀疑与中国政府有关。
最近Google采取了积极措施帮助用户对付政府的检查，例如在怀疑Google邮件用户的帐户成为政府指使的攻击目标后提醒用户，并在用户输入可能被中国政府的检查过滤程序过滤掉的搜索关键词时告诉他们。
施密特并不把Google对国家指使的网络压迫的关注当作Google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他解释说，Google的政策着眼于帮助用户了解自己帐户正在发生什么，以及给他们提供自我保护的工具。
他说："我们相信应该赋予重视言论自由的人们以力量。今天明显存在的证据是：中国的攻击主要是工业间谍行为……他们想偷的主要是商业机密，然后才是人权问题，显然他们正在试图侵犯人民的人权。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两件事情，但我肯定还有其他的事情。"
Google仍然有数百名工程师在中国国内工作，并在那里维持着迅速增长的广告业务。但是中国政府同样在下许多功夫，以便让使用Google在中国变得更困难。施密特说，有时候Google邮件服务一连几周运转缓慢，接着邮件服务又会神奇地恢复正常。中国检查人员常常对输入违禁搜索关键词的用户实施惩罚，冻结他们帐户一段时间。而Google旗下的YouTube网站在中国是无法浏览的。
施密特说："中国政府很可能会继续为使用Google服务制造障碍。那里的冲突是某种本质上的冲突：我们希望信息流入中国，而在某种本质的层面上，政府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施密特一直在全球各地旅行，寻找扩展Google外部疆界的途径。他最新的一次国际之旅是去了四个正在发生冲突或者刚刚经历过冲突的国家：阿富汗、利比亚、巴基斯坦和突尼斯。
"我对那些特立独行的国家特别感兴趣，你知道，那些国家存在问题，"他说，"除非你去看看，否则无法真的了解那些东西。你的印象和判断会有所帮助的。"
施密特相信智能手机技术会对人们在一个变化的时代中的行为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正在研究智能手机的使用如何帮助贫穷国家的人们与腐败和不良治理斗争。他也考察Google如何通过及时的商业行为扩张进入新兴市场。他说："很显然，在大多数国家， 最赚钱的生意首先是在电信领域。一个笑话是，你知道索马里的海盗也得使用手机，所以索马里最强大、增长最为迅速的合法生意是电信行业。"
施密特表示，阿拉伯之春革命证明了开放的信息系统可以鼓励和推动政治变革。他说："我认为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国家都有非常活跃的检查制度，而他们未能对互联网进行检查。他们窃听电话系统，控制电视报纸，除了在互联网上，很难发现真正的不同政见者的新声音。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政府无法充分实施检查时会发生什么，这显然就是我们对于开放和透明有如此强烈感受的原因所在。"
与在中国不同，Google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开发了可以被用来培养更为活跃的民众的信息传播工具，例如with its project可以在像埃及这样的地方组织和散发选举信息和政治候选人资料。
施密特说："我们在为选举提供帮助。我们试图通过把信息传递给候选人来帮助选举，在这些国家里，Google处于公共领域的中心。"
Google也在扩大自己在汇编政府有关人员及其活动的信息汇编上的作用，以便帮助民众与腐败作斗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施密特说，只有存在起诉坏人的司法体系，这种信息才会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
他说："你需要信息，然后你需要有人愿意对说谎的人提出起诉。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掌握信息，然后必须以公正的方式实施惩处，这将会大大改变这些国家。"
他表示，信息并不足以推翻政权，而阻挠信息开放的政权最后注定会倒台。
施密特说："最糟糕的情形是民众拥有大量的信息，而政府完全无动于衷。例如，伊朗就是这样。有时候，这种情况是不稳定的。有时候，情况会恶化……但是在人们推翻当前的领导人之前，他们必须掌握达到这一目的的信息。这就是透明的重要所在。"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7/10/2012 07:45: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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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2 01:55 PM PDT
2012年07月10日 台蘋
香港回歸中國15年，港中的矛盾未減反增 ，今年七一胡錦濤赴港考察一國兩制成果，40多萬名港人上街示威，高舉反對「港共治港」，主張特首直選，及要求平反六四的布條，向胡嗆聲，其實中共擔心港人民主趨勢無法阻擋，早準備一套辦法。
3千公僕赴陸進修
中共政法委和宣傳部門在3年前制定一項計劃，對香港加強宣傳與教育，對異議份子實行更嚴厲的打擊與分化，對香港人心進行有效的控制，這套計劃被內部人士笑稱為「和平演變」計劃，但如稱之為「再殖民」計劃可能更恰當。
這計劃的精神在分化與控制，即傳承「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而來，首先是切斷大陸維權人士與香港聯繫，其次從媒體下手，扶持愛港愛國媒體，進行某種形式的支持與「注資」，對破壞一國兩制、干涉大陸內部事務的媒體，則看情況給予一些苦頭。
在香港推廣愛國教育，推廣普通話和中國歷史、培養國家認同、加大簡體字比例、強化香港愛國力量，以制衡民主勢力。進一步組織各界赴大陸訪問團，參加國情研修班，至今有3000多名公務員分批在大陸進修，授課老師包括中央黨校校長、國家統計局長、國防大學將軍、名牌大學教授。
中共在大陸成立國情研修班，替香港媒體中高層洗腦，國政行政學院為香港16萬名公務員必修課之一，其目的逐步實現港中一體化。
對媒體中高層洗腦
這些工作由中聯辦執行，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辦事處的簡稱，有1名主任、9名副主任，分23部門、500多名工作人員，由中國各地各單位借調而來，中聯辦的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2000年才改名。
中共想以香港模式垂範台灣，台灣越來越有香港化趨勢，台灣人不能不注意中國怎麼喬香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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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2 03:22 PM PDT
清华有个胡教授，撰文宣称中国实行“集体总统制”。集体集体，到底几个？他有数有目，不多不少，说是九个。原来中国有九个总统！一查宪法，于法无据。无稽之谈，不足挂齿，但主旋律的海外版居然堂而皇之登了出来。若说是胡教授招摇撞骗，人大委员长理应辟谣。若说人大官僚主义，反应迟钝，也不尽然——明明港人治港，但在既非外交又非国防的纯香港事务上，委员长偏偏抓得挺紧，效率挺高，现在事关国体，他却沉默不语，弄得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有几个总统，也弄得外国的礼宾官不知道对中国的九位总统应该如何鸣炮礼遇。无巧不巧，根据胡教授的说法，主管人大的，和主管主旋律的，恰恰都在九总统之列。你说，这是不是乱了套？
乱七八糟的事情多得很。去年年初，有人提出了一个「社會管理」問題。谁来管理社会？按照毛泽东当年认同过的「民有民治民享」，唯一的答案应该是老百姓。但人大和政协的现任主要领导人都不承认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存在，可见人民必须「不有不治民享」，他们才痛快。顺便说说，政协的主管也同人大的主管一样，赫然是九总统之一。至于后来的事情，人所共知，中国全社会就最后委托给一个“政法委”，被它管起来了。而“政法委”的头子，当然更是九总统之一。一个人管全社会，好不权倾天下！
“政法委”这个组织，在宪法上找不到。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据调查，各级人民法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必须服服帖帖受“政法委”这个非法定的机关及其书记的领导。你说，中国哪能不乱？
一方面是法定的，中国只有一个主席；另一方面是主旋律规定的，中国拥有将近一打（准确地说，是九个）总统。到底是法定的一个大，还是非法定的九个大，谁说得清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了这种乱相，你说应该由谁负责？
中国有环保法。如果什邡钼铜冶炼厂不是依法立项的，环保法有什么用？反之，如果这个厂确确实实是“依法”立项的，请问，环保法又起了什么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党和政府都在干些什么？现在好了，拨乱反正了，在什邡居民特别是在英勇的九零后青少年的据理力争下，在守望相助的邻近地区的正义声援下，当局宣布改正错误。有错能改，这是很好的，值得表扬，值得欢迎。问题在于留下了尾巴，拨乱不彻底，反正也不彻底，因为至今尚有多位抗污义士在押未放，真是岂有此理！若说他们触犯了警车，警车本来就根本不应该为保卫污染而出动！现在应该痛定思痛，不去进一步解决发财牟利派出警车镇压民众的那个腐败动乱之源，反而把拨乱反正的义士继续关押不放，如此倒行逆施，不知道是哪一位主管维稳的集体总统的馊主意。
——原载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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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2 03:24 PM PDT
薄王事件證實二○○九年一位老幹部判斷準確
二○一○年一月的《爭鳴》雜誌，刊登了我記錄的《一位老高幹「十一」後感言》。這位老幹部對於當時打黑很火、唱紅歌聲很高的薄熙來，並不看好。在許多人認為，薄熙來肯定進入常委圈子，不僅是政法委書記的熱門人選，還有可能競爭總理或總書記的高位。這位老高幹的評價是：「薄熙來，他不是這個材料，不適合當總理或總書記。」
這位老幹部在二○○九年十月就指出了薄熙來的致命弱點和打黑的風險。他說：「薄熙來打黑，是為了撈政治資本，出政治風頭，想在十八大再上一個台階，爭一個常委，目標是總理或總書記。這樣的人怎麼能當總理？他不是這個材料。」薄熙來確實愛出風頭，他的朋友在新聞界為他吹捧造勢，在遼寧就是這樣要人宣傳他。到商務部也是愛出風頭，結果沒有留在中央，外派重慶。當然想在重慶出政績，創新政，再調回中央升官，薄熙來如果玩真的，要真打黑，社會關係很複雜，會有人找他的麻煩，抓他的小辮子，如抓遼寧的黑社會人物，證明他也不過是以黑打黑、以黑吃黑。
二○一二年重慶王立軍副市長，打黑的前線總指揮二月六日慌慌張張叛逃進了美國成都總領事館，暴露了薄谷開來殺害英國人海伍德的黑幕，打黑打到了打黑司令員的夫人頭上，證明王立軍打得準、打得狠，而且實際上打到了薄熙來的身上了。這樣的戲劇化情景，讓世界觀眾直接看到了薄熙來導演和主演的「黑打黑、黑吃黑」的複雜內幕，證實這位老幹部二○○九年十月的入木三分的剖析和預言，也充分證明老人講的「薄熙來不是當總理或總書記的那個材料」，是準確的判斷。中共中央停止了薄熙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薄熙來的政治生涯終止，南柯一夢的高潮已經過去了，只是不知道低潮會落到什麼境界和底線。薄熙來可能最擔心的下場是進秦城監獄做「休假式治療」。
薄熙來重慶打黑，是向各省和中央領導人出難題
薄熙來事件可能以薄谷開來涉嫌殺人的刑事案件為主線，變成孤立的偶然性娶妻不慎的個案，把薄熙來與薄谷開來切割開了，谷開來是刑事犯，薄熙來及其後台是用人不察，違反黨紀的黨員犯錯誤而已，這樣保住了黨中央、全黨的光榮、偉大、正確和三個代表的面子，而不是出現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代表黑社會、代表殺人犯、代表貪污犯的「三個代表」的難堪局面。
但是，這樣編劇，演員難演、導演難導，首先是重慶打黑如何評價？早在二○○九年十月這位老幹部就指出，薄熙來重慶打黑給其他省市委書記提出了難題：本省市有沒有黑社會？打不打？真打還是假打？也向當政最高領導人提出了難題：中國大陸是否存在著黑社會？不斷宣傳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輝煌年代，為什麼黑社會竟然在發展壯大？全國怎麼打黑？是不是真打？其後果的嚴重程度有多高？……這位老幹部的擔心成為事實：全國沒有真正打黑，各省也沒有真正打黑。那末薄王事件暴露出黑打黑的真相，被打黑的許多是真黑社會（也有不少是錯案、冤案、假案，應予改正、平反），而且打黑的王立軍、薄谷開來和薄熙來也是真的黑社會，那麼整個黨政系統已經或是正在黑社會化了。現在當局處於尷尬境地，如果承認薄熙來打黑大方向正確，總體是正確的，那末重慶社會確實黑社會化了；如果承認薄熙來打黑錯了，是黑打，那末就得承認以薄熙來、王立軍為代表的重慶黨政機關已經黑社會化了，一個直轄市的黨組織爛透了。這麼多年的薄氏黑市委長期執政，還宣傳為重慶模式，證明中紀委、政治局成了「黨不管黨」、「管不住特殊黨員」的形同虛設的機構，非得炸彈爆炸了，才想到停止職務。這樣的黨，怎麼能說成是偉大的光榮的和正確的呢？
這位老幹部二○○九年早就擔心薄熙來打黑的嚴重後果，我已公諸於眾，似乎未引起當權派的重視。現在，該反思了。
薄熙來是聰明的野心家
應當承認薄熙來這位聯動紅衛兵比一般大中學生紅衛兵成長的大幹部更聰明更厲害。由於二○一○年一月記錄《一位老高幹「十一」後感言》的文章，我署了真實姓名，但沒講老幹部的名字。薄熙來竟然能夠很快很準地搜索出了我認識的這位老幹部的姓名，突然地而且有的放矢地向這位老人發出了含有殺機的春節賀年片，明明白白地寫出了「你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我很尊重你」等暗藏威脅的詞句，似在指責老人竟敢不尊重薄大官人。這封賀年片使得這位老幹部埋怨我，不應公開引用他對薄熙來的評價：「他不是當總書記的那個材料」。對於氣焰衝天、中央常委、政法委書記勢在必得的，黨內外看好的薄熙來，一封威脅性賀年片，使一位高級幹部感到來者不善，幾乎要逼人收回這種精闢的論斷。從一般人說不出來的「他不是那個材料」這句話，薄熙來能準確地分析出真正的出處和談話人，採取表面上發出賀年片而實際上是嚴重警告的策略，想達到噤聲目的，應當承認薄熙來是一個聰明的有心計的野心家。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眼看他唱紅了，打黑了，升官有望了，老婆發財了，瓜瓜上哈佛了；又眼看他不紅了，被打黑了，罷官了，老婆被抓了，瓜瓜可能也要學王立軍求美國政治庇護了……南柯一夢的政治大戲還沒收場，再演下集吧！最終結局將證明那位老幹部的精闢判斷是準確的看透了野心家的紅皮黑心：「薄熙來，他不是當總書記的那個材料！」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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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2 02:45 PM PDT
從歷史經驗看，中共是特別扛得住自身醜聞的黨，是一貫從反面而不是正面吸取經驗教訓的黨，要指望它從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中吸取教訓而自我革新，不切合實際。
中共十八大將在年內召開，這次會議早就引起海內外人士的關注，原因無他，這將是一次中共最高領導的換屆大會。除了習近平取代胡錦濤成為黨國第一號人物幾無懸念外，其他可能人選誰上誰不上變數很大，而人選背後，或者說與人選密切相關的問題是，路線、方針會有所變化嗎？
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相繼發生，人們對十八大的關注更加急切了，懷抱的希望更大了，人們認為，長期僵滯、死水一潭的局面打破了。王薄事件把中共的弊端和危機以空前尖銳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共似乎處在不改弦更張就不能維持的關頭，而溫家寶在三月十四日兩會結束之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更是點燃了有些人心中的希望之火，甚至有些一向悲觀的人士都認為，即使中共不想改，但王薄事件猶如共產黨的天塌了一半，它不想改也得改。
王薄事件已經發生三個多月，除了剛開始的喧囂、混亂、緊張，一切都是照舊，警察仍然橫行，異議人士照樣被抓、被打、被關，非法強制拆遷依舊進行，「維穩」的手段沒有任何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接近十八大時作任何估計與猜測，都不容有樂觀的幻想。
「另一個林彪事件」又怎麼樣？
王立軍事件發生時，有人就將其比喻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事件。其實，除了情節的離奇、曲折和出人意料，這麼比，有些誇大，林彪畢竟是二號人物，三軍指揮，黨章上載明的接班人，一個公安局長怎麼能與之相比？但加上一個炙手可熱的政治局委員，加上毒殺外國商人的情節又如何呢？
說實在的，不必計較王薄事件加起來是否可以與林彪事件相當，我們要問的是，就算是又一個林彪事件，那又怎樣？
林彪事件對於「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確實是空前的醜聞和巨大的打擊，都有驚人的內幕爆出，都像吹得過度膨脹的氣球突然爆裂，人們都以為，這等事件居然發生，執政當局如果不痛定思痛，切實改變，將無顏面面對世人。王薄事件在這種意義上分量與林彪事件相當。但是，林彪事件發生了又如何，最高領袖不是依然英明和明察秋毫，黨不是照舊光榮，偉大、正確？
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到文化大革命，說明重慶問題是路線和政策的問題。但現在看來，這不是最高當局的意思，薄熙來問題將按一般刑事案件處理，這就完全談不上路線和政策的反思與改變。
林彪事件之後，還有一個短暫的「批極左路線」階段，搞了一陣撥亂反正，而這一次遠遠不如，溫家寶的主張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的空洞言論而已。
可以預料，十八大的議程中不會有從王薄事件中吸取教訓，以制度革新來杜絕此類事件再發生的話題。
十八大會產生政治強人嗎？
由於在現任領導之下的中國政局在十年間一直停滯不前，政治體制改革毫無動靜，劉源上將的智囊人物張木生作了一個非常形象、尖刻的比喻，說中共最高領導人像是在抱著炸彈玩擊鼓傳花的遊戲，只想把難題留給下任，自己則下定決心不作為。多年的無望使一些期盼革新的人變得走火入魔，他們把領導人的無所作為歸結為他們性格軟弱，沒有決斷，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政治強人身上，他們對十八大的最大期望是出現一位政治強人。
在薄熙來倒台之前，政治強人的唯一人選就是他。薄的倒台使這種希望完全落空，這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如果薄熙來在十八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而且如人們預計的那樣主管政法委工作，那麼可以預料，重慶的「唱紅打黑」模式將很快推廣到全國，重慶那種亂捕、亂判、亂殺的做法將蔓延到全國，中國將從後極權時代退回到極權時代，退回到文革，演化為赤裸裸的法西斯專政。
不是說沒有薄熙來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專制、鎮壓、「維穩」肯定照舊進行。同樣肯定的是，有可能強力推動政治改革的人不會在十八大出現。分析現在進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人選，沒有一個人像是強力人物。更重要的是，中共的體制使得這樣的人物難於出現（薄熙來是個異數，他正是在這個體制下失敗了）。
毛澤東、鄧小平這些共產黨的真正當家人在生前最認真考慮和安排的，就是江山不變，他們認為關鍵問題在於最高領導層不能分裂和「變質」，他們絞盡腦汁，周密安排，現任最高領導層中群龍無首的局面就是這種安排的結果。這種安排的要害是堅決防止出現赫魯曉夫或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最上層領導之間要相互牽制。而最上層領導人與軍隊之間的關係，更是考慮防範的重中之重。
沒有好人，即使有好人也出不來，出來了也只會無所作為，這已經是現有的固定格局，十八大不可能打破這種格局。
太子黨能大膽政改嗎？
比對於議論期盼強人政治而希望落空更為重要的，是分析和說明為什麼崇拜政治強人是幼稚的、錯誤的。
與對強人政治的期盼相關，一些人認為從整體上說太子黨處於政治上的強勢地位，他們有魄力、有決斷，能做團派不敢做、做不到的事。他們對自己那種一廂情願的想法痴迷到這種地步，以至於發展出一套理論，模仿古代聖人孟子所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這些人認為，團派和其他人只是暫時替共產黨看管家財的奴僕，他們看管的不是屬於自己的財產，所以不會盡心盡意，只有太子黨這種真正主人的後代接管了家財，他們才會替黨國的前途大計作想，才會不怕得罪人，敢於冒險，大膽革新。
令人難過不安的是，一些平常自命為民主派的人士也持以上怪論。
中國具有強權政治的深厚土壤，人們總是把希望寄托在青天大老爺身上。但歷史證明，中國的政治強人總是做壞事的能力和魄力強，而不是為民著想的心願和努力強。毛澤東是中共超強的政治強人，他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導致至少餓死三千萬人，劉少奇面對災難有所心動，說發生這樣的事，歷史上會記下一筆的，毛輕蔑地斥責說：「怎麼，你頂不住了！」真是夠強人了，他有敢於餓死幾千萬人的魄力。
鄧小平也是強人，從李鵬在日記中的描述和最近陳希同在自述中的說明，看起來這些上層人物並不敢承擔血洗北京的責任。鄧小平敢拍開槍鎮壓這個板，這種強人是屠夫。
中共高層中還有強人模樣的，就是周永康、薄熙來，他們強在何處，人盡皆知。在中共的統治下，強人就是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做壞事出格的人。
政治強人迷信論在邏輯上也不通，在全球高揚人權和民主旋律的時代，把國家視為自己家產的人，能有多好？他們不是更理直氣壯地，像處分自己私產一樣地處分國家和人民嗎？
現在的太子黨，在文革時叫血統論者，看看他們在尚不老練成熟時對小民是怎麼說的：「我們要正告你們，如果你們死不悔改，反動到底，那我們就不客氣了！我們要像父兄一樣，把刻骨的階級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們的五臟六腑，那你們就活該倒楣！」這些人與薄熙來同屬一類，指望他們政改，無異於與虎謀皮。
能寄希望於習近平嗎？
習近平將在十八大登大位，這基本上是篤定之事。於是，沒有希望可寄托的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這可靠嗎，有道理嗎？
習近平明顯沾了他父親習仲勳的光，問題是，習仲勳的開明和開放一定會遺傳給他嗎？不一定。習仲勳吃過苦頭，他吸取了文革和黨內政治鬥爭的教訓，但薄一波在文革中遭過大難，薄熙來又怎樣呢？
說習近平下過鄉，知道中國的國情，瞭解中國的問題，這照樣靠不住。在現代資訊發達的條件下，統治者的惡行與蠢行，不是出於不瞭解情況，而是價值觀的倒錯。毛澤東導致餓死三千多萬人，不是因為他不知情。古代的那種笑話很難重演：有人向晉惠帝報告天下糧荒、百姓餓死，他反問「何不食肉糜？」
從習近平從政之後的言行，從他表現出來的知識結構和政治歷史視野看，他也不像是一個會銳意改革的人。他最喜歡並向人推薦的書有兩本，一是張維為的《中國震撼》，這是惡俗地吹捧「中國模式」的書，這說明他喜歡聽的，只是自己的回聲；二是金一南的《苦難輝煌》，此書重複以前官方歪曲的，肆意自我吹捧的黨史神話，這是連多數體制內學者都不做的，而且此書被揭發有大量的硬傷和剽竊，這說明習近平的無知和思想陳舊。
展望十八大，甚麼幻想都不能有。中共能自我革新固然好，但不可一廂情願。
從歷史的經驗看，中國共產黨是特別扛得住自身醜聞的黨，是一貫從反面而不是正面吸取經驗教訓的黨（激烈反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就是一例），要指望它從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中吸取教訓而自我革新，不切合實際。
（作者：蕭雪山，北京政法學者）
——开放，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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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2 02:33 PM PDT
（ 一）
——读者推荐老夫家住上海虹口公园附近。春节过后，重庆事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虹口公园有自由论坛，于是欣然前往。那是一个周六，天气阴沉，但公园内人很多。经不断打听，终于在鲁迅墓东边靠湖边的一条道路上，遇到了所谓的自由论坛。那里聚集的人很多，还有人用电喇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据介绍，这些人都是有组织有背景的，是乌有网与毛泽东旗帜网出钱雇来的，一人一天50元，每周六下午来虹口公园，其余时间去复兴、杨浦等公园。他们在两棵树之间拉了巨大的彩色宣传海报，老毛的头像有一个人高，海报上赫然写着毛的丰功伟绩。另外还向过往游人派发彩印传单，内容无非是毛泽东思想如何了得。  老夫于是走到那个带摩托头盔手拿电喇叭的宣传者前，向其了解宣传内容。那个家伙也是上海人，男性，自称是下岗工人，年龄50多岁。我过去也接触过一些怀念毛时代的退休老人，年龄都在60、70，普遍文化水平低，大多都是小学水平。你问他毛时代为何好，他们往往是笨嘴拙腮，无法清晰表达，因而被年纪稍轻、文化水平稍高的上海市民看不起，称之为老糊涂。 眼前这位毛泽东思想宣传者稍微会说两句，可惜被我几句追问就哑口无言。于是这位仁兄反问我对毛的态度，我说，我也是下岗工人，不过现在拿退休金了。我坚决反对老毛，因为他使中国遭了大灾难，三年灾害饿死了几千万……。这家伙一听我反对毛，一手抓住我领口就要动手，说你胆敢反对毛主席，老子要与你拼命。旁边听众及时劝阻。我也不甘示弱，与之激烈辩论。我的论点很简单，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不能颠倒黑白，你说说老毛时代好在哪里？我们老三届的，长身体遇上自然灾害，读书遇上文革，工作遇上上山下乡，人到中年遇上下岗。老子是国民党的苦头没吃过，共产党的甜头没尝到。在工厂干了40多年，唯一的好处是分到了一张自行车票，但这张票子从1976年排队，真正拿到要等到2000年，要等24年。我的几句简单表白引来听众大笑。 这时突然发现周围来了许多警察，一问才知，原来有反毛派也在发传单。毛派于是打电话报警。奇怪的是毛派发传单警察却视而不见。可能我在演讲时那几个警察也在听，我问其中一个警察，我说的对不对，那个小警察说，你们演讲我不管，但你们不要把路堵住。旁边的人反驳警察，这是公园，不是交通要道。警察无言，默默走开。 第一次到自由论坛演讲，结交了不少朋友。可惜2-3月上海下雨多，没法常去。3月下旬，晴天多了，老夫基本是双休日下午必去。最近因为重庆出事，周末自由论坛聚集的人更多。一堆一堆、一圈一圈，黑压压的一大片，靠近一听，大多都是议论重庆之事的。演讲的也有，而且不少，宣传毛派的在重庆出事之后基本绝迹，抨击时政的居多。演讲者基本聚集在彩虹拱桥上与四角亭以及鲁迅墓东边的道路上。听众以中老年男性为主，周末附近的上外与财大的年轻学生来听的也比较多。听人说，上海几个公园，现在以虹口的规模最大。复兴公园因为场地小，最近去的人不多。中山公园人也挺多，据说有两个80后的小姑娘演讲也挺不错。 自薄出事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不来了。又一个周六下午，遇见那个要打我的家伙。我问他最近为何不宣传了，他说公安局的打招呼了，要他们最近不要宣传。我问，你们的头头出事了，你们怎么办？这小子手臂一举，“继续革命，造反有理”，但是周围响起的却是一片笑声。我的粉丝告诉我，原来许多支持毛派的实际不过是打着毛的幌子，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而已，并非真的要回到毛时代去。这个铁杆毛派，是个二流子，在家不但打老婆，还要打老娘，被人当流氓看。 值得一叙的是一位93岁的离休老干部。这位老者每月退休金1万出头，个子很矮，一口广东普通话。他听了我的几次演讲，要与我交流，我一听，这家伙开口马列，闭口阶级，好像一个出土文物。他问我退休前干什么，我告诉他是下岗的，靠打工糊口，在工厂是修继电器的。他称我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我可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交流交流，我们两人就干仗了，我说我就是仇恨你们共产党，你怎么样，这个老家伙于是破口大骂，“你不是工人阶级，你是混进工人队伍的资产阶级，你是汉奸”。旁边人见老者动怒，怕出意外，把他给劝了出去。 我的感觉，公园内的自由论坛有如网上一样，左中右都有，自由民粹社民各派咸集。可说是市民社会的雏形，值得各位关注、参与。以后有空，打算将我的演讲分篇在网上贴出。
（二）
虹口公园的自由论坛据说存在了有十多年，其聚会地点也是换了好几个地方。自老夫在猫眼发帖披露此信息后，引来不少善意关注，担心发表演讲者的安全，怀疑上海警方不会如此宽容大度。 应 该说，这些担心怀疑不无道理。据说虹口公园属虹口分局下辖的欧阳路派出所管辖。欧阳老派里的警察会雇佣一些退休人员身揣录音笔来录音，以实施监控。有几个 早期的演说家后来再也不来了，不知是知难而退还是被失踪了。有几个坚持至今的朋友，经常被有关人员“拍肩膀”，被请喝茶也不是一次两次。甚至有时会拿出录 影带给家属看，希望家属能参与共同维稳。 这些情况在中国都属于正常，相反，官方对此不管不问反而是不正常。 再介绍一 下我所了解的几位演讲者的演讲内容。毛左大张旗鼓的喷粪，前面已经介绍。重庆出事后，右派异议市场大增。有发牢骚骂政府的，有宣传西方民主的，有宣传三民 主义的，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论点。就说非暴力不合作的立场吧，这在网上也是颇得自由主义者青睐的，在虹口公园的演讲者中，持此立场的不在少数。但我还听到 有一位仁兄的“非暴力积极合作”的演讲。 这位仁兄可不是五毛，其人仪表堂堂，年纪约40左右，英姿勃发，男中音的嗓音充满磁性。他强烈反专制。既然反对专制，又为何要非暴力积极与专制当局合作呢？原来，他号召年轻人积极入党当官向上爬，争取从内部改变共党。此人好像是每周日下午来演讲，粉丝已经不少。 非暴力有限合作，是老夫提出（不知能否登记专利？），合作的标准则是三民主义。具体理由与策略，以后介绍。 还有一个更年轻的演讲者，估计是80后的小帅哥，批判揭露也很生猛，奇怪的是这位小帅哥所持的理论居然是佛教，讲起佛学理论来也是一套又一套的，听者甚众。 公 安对言论的管控有着充分的法律根据。我国刑法中有“煽动颠覆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始现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内容 为“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某屁民发传单或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号召搞颜色革命的，自然要大刑伺候。但是宪法中还有公民言论自由与公民批评政府的 权利。如何严格区分煽动与批评，确实很难拿捏。上海公安在这方面，相对而言是做得好的。你别拿洛阳的毛左说事，那并不表明洛阳警方政策水平高。要是上海虹 口公园的右派言论出现在洛阳，那还不是雷霆手段、斩草除根？ 严格说，发牢骚者都够得上煽动罪，但法不责众，如果骂政府都都要抓起来，政府非破产不可。现实地说，你煽动颜色革命或者揪走资派的，可能够得上线。 老夫以为，屁民演讲，实际是响应温总理的号召，——唤醒民众。这个唤醒民众，更具体地说就是启蒙，祛魅与解构。 启蒙，就是以普世价值来批判那些专制愚昧野蛮恐怖的东西。祛魅则是祛除鬼魅。中国的鬼魅就是对毛泽东的神化。解构则是对马列理论的分析批判。 只要我们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坚持启蒙、祛魅与解构，坚持普世价值，坚持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理论，我们就能避开“煽动颠覆”的陷阱，唤醒民众，从而推动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 （三） “人 间四月天”，四月的虹口公园，可用姹紫嫣红，鹅黄嫩绿来形容。逢周末阳光灿烂，园内游人如织。自重庆出事后，唱红歌的、宣传毛思想的消踪匿迹，公园立时少 了暴戾与鬼魅之气，回归了健康自然的民间世俗社会。我在一处看到好几位女士男士在跳新疆舞，西域歌声回荡，颇有“胡笳十八拍”韵味，走上前去细瞧，发现跳 舞的好像不是新疆人，一问舞者，男士操着上海话回答，都是上海人，跟着从新疆回来的人学跳，强健肢体，娱乐身心，不错。走了不远，又碰上拉二胡，唱越剧 的，远处还有唱沪剧的，江南丝竹悠扬，吴侬软语绵延，令人流连忘返。 我照例来到越虹桥东侧的四角亭，亭内外已经坐满了老男人，大家挤一挤，给我让了座，互道问候开始闲聊。少顷，不远处传来手风琴的声音，演奏非常专业，曲调是日本的《邮递员之歌》，活拨快乐，闻之令人陶醉。问了周围，是不是放的录音，回答说不是，乃即兴演奏。 闲 聊了一会，上次遇见的洋人鲁先生又来了，鲁先生是美籍犹太人，今年才28岁，哈佛毕业，会说汉语，可惜不精，现在复旦旁听社会学课程。鲁先生知道虹口公园 有自由论坛，常来这里与老少爷们交流。可惜汉语词汇量掌握不多，一些政治术语不懂，他知道我略通英语，拉我给他翻译，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下岗、大劳保等 等。我不知他怎么能听懂复旦的社会学课程。与他交流了一下，发现他的观点与一般的洋人相同——政治正确，恪守中立。这位鲁先生虽然修社会学，不知怎么我提 到的马克斯.韦伯他竟然不知。有人介绍，说他是来中国做生意赚钱的。 在四角亭我还遇见了多伦路鸿德堂教会的教友张姊妹，她来这里发教会的传单，鼓动人们到教堂里去信教。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教会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自 由论坛的高潮是双休日下午的3点开始直到闭园的6点。地点不是四角亭，而是越虹桥西侧与鲁迅墓东侧的一条南北通道。三点过后，这里人群越聚越多，估计有 2-300人，分成几个圈子，圈内一人主讲，讲者慷慨陈词，听者鸦雀无声，偶有反对意见，总被众人制止，要求演讲者继续。演讲者一般不是老年人，而是中青 年人。周日下午适逢左右观点大碰撞。 持左派观点者是上海人，操普通话演讲。他自报网名“佐尔骥”，在新浪博客有许多文章。这位仁兄自我 介绍姓陈（事后我到新浪博客上查，他真名“陈俊良”，金山区民主党派的），今年55岁。之所以说他是左派，乃是因为他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其主要观点是反 对资改派，认为资改派给底层劳动人民造成的伤害甚于文革。其理论基本上还是马列阶级斗争的一套。 反对者是另一个演讲者，我在见闻二中提 到的那位约40多岁的英姿男（可惜忘了问其贵姓）。说到腐败，他不同意我对毛左的驳斥，我认为，毛时代的腐败虽然较轻，但那个时代官员精英朝不保夕，民众 也担心一言不慎沦为一小撮。希特勒治下也少腐败。英姿男提出，腐败有两种，一种是违法的，一种是合法的，合法腐败就是特权腐败。突出典型就是毛本人。毛在 三年灾害期间默许他的手下为他广造行宫。因此他不同意毛时没有腐败或腐败较轻的观点。他的另一观点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提法是错误的。他认为人们牟利的手段 有两种，一种是靠暴力与公权力，官僚就是靠这种手段牟利；一种是靠创新、靠本事、靠平等互利。资本主义不是前一种，而是后一种。英姿男的这一观点与马克 斯.韦伯的观点正相契合，也是我赞同的，这就是理性主义的牟利方式。 我后来脱离二位，单独演讲，形成了三个大圈子，直到6点钟闭园，演讲者与听众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我感觉，公园演讲与网上发帖大同小异，演讲较发帖优越的是，演讲者可利用方言与肢体语言加强观点的力量与效果，此外是与受众的交流更直接方便。 (四)
5月26日周六下午两点半左右，我又来到虹口公园，按惯例在越虹桥的两端来回巡视了一下。四角亭内早已是高朋满座，只是主角刘文忠先生未来。桥西侧似乎不同往常，在路的南端近鲁迅墓入口处聚集了很多人。跑去一看，原来毛左又卷土重来了。
据围观的听众说，这帮人最近在复兴、杨浦等公园轮流赶场子，每人每天还是50元，一般到下午五点下班。他们的头头是只“老13”（沪语，对中老年妇女的蔑称）。我不解，按期指点，见一穿棕色衣裙的中年妇女，躲在人群之外，几个小青年似乎在向其汇报情况。 我对长脚唾沫四溅的演讲不感兴趣，这家伙文化水平低，叫来喊去就是那么几句，“打到汉奸走狗卖国贼”，可惜听众对此不感兴趣。倒是有人高声质问，“外蒙古是谁卖的？” 我被另一群人吸引，挤进去一看，一个五短身材的上海人在演讲，大意是坚决反对资改派之类。我于是反问，你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吗？这家伙回答 倒也干脆，旧社会是资本主义，新社会是社会主义，不过现在是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于是与其争辩起来。我发现他们一帮有四五个人，其中上海人外地人都有。这些 人异口同声对我进行围攻。 外地人中，一个约30多 岁的态度比较平和，比较讲道理，于是我与他认真地辩论起来。我说，辩论要讲道理，扣帽子没用。讲道理分为道与理，道与理不同。什么是道？道就是价值方向，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里的道就是这个价值方向。理是实现道的方法或手段。老毛的那一套为何不行？因为他的道与理都错了。老邓虽然方向上还是没有改正，但 方法上有了改正，因此效率提高了，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一些了。 说 到这里，旁边的几位毛粉按捺不住，打断了我的发言。最后我只能与他们厉声激辩。说到最后，我问，你们几个那么拥护共产党，你们哪位是党员？这几位倒也爽 气，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员，我们相信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现在的共产党都是走资派领导的。然后他们反问我，那你一定是邓派共产党了？我说老子根本不认同 共产党的那一套，我拥护国民党，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 听说我公然支持国民党，那个五短身材的上海人跳了出来，“好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竟敢支持国民党，这还了得。”我说，“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国民党也 是中国人，也是人民。”我的这一反驳迎来不少支持的喝彩声。毛左分子一看那么多人支持我这个国粉，气的暴跳如雷。一个操福建腔普通话的80后小青年跳得最高，他说，“你们支持国民党，还是滚到台湾去。国民党有什么好？国民党搞了南京大屠杀，杀了30万老百姓。”我马上指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搞的，你这是汉奸言论。他的同党一见这小家伙说错了马上拉他衣服止住了他的胡言乱语。 毛左分子的思维方式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那个五短身材的毛左见我竟敢在共产党的天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反对老毛，于是拿起手机打110报 警。警察就在虹口公园门口，几分钟即赶到。一个年轻的警察拿出本子记录，询问了报警人的情况。毛左分子说，这个老头子喊国民党万岁，我则向警官报告，他们 这帮毛左分子在犯罪，他们在煽动颠覆政权，要揪走资派，要打到温家宝。小警官问我，你的态度？我说，我喊温家宝万岁，这个小警官笑了。正在我与毛左围着小 警官吵得不可开交时，一个年级稍大的警官赶到，说，你们双方都不要吵了，要吵的话，你到他家里去，或者他到你家里来，不要在公共场合乱吵。说完拉着年轻警 官走了。警察这一来也有好处。毛左分子原来拉的大横幅被警察命令收了起来。 警察走了之后，毛左的场子不断被国粉喝倒彩。几个老听众说，现在毛左的势力不行了，国粉的势力越来越大。我想，这应该不奇怪。虹口公园附近，知识分子与小职员最多，文革中受冲击的人多。这帮人心里痛恨共产党，只是平时不敢说，薄熙来出事后，这帮人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口子。 还要说一下毛左。虹口公园也有不少下岗工人，这些人原来都躲在毛左的大旗下发泄对当局的不满，但自重庆事件后，也开始向国粉靠拢，——事情是明摆的，专制体制不改，无论是毛还是邓，都不能解决民生与民权的问题。 在 这帮职业毛左中，我还遇到了一位上海本地的基督徒毛左。我们双方都觉得对方是被撒旦所迷惑。我怀疑这家伙可能是信天主教的。因为在新教徒中，崇拜毛的，我 从来没遇到过。实际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强烈反对偶像崇拜。凡教徒，无论新教旧教，都只能崇拜耶稣一人。身为基督徒连自己亡故的父母都不能跪拜，焉能 崇拜毛太祖。我对这位教友说，我是多伦路宏德堂的教徒，你是哪个教堂的？这家伙也许心虚，不敢说出自己礼拜的教堂。 我 与几位朋友都有同感，毛左演讲团到虹口公园来实际是好事，不但能提高自由论坛的人气，双方的互辩也能使围观的大部分中间派辨明毛粉与国粉的谁是谁非。我还 遇见一位北京来的观众，他说还是上海人讲道理。他说，要是在北京，你这么多人围在一起演讲辩论聊天，那马上就有两倍的警察把你们围起来。另外，你们上海人 互相吵得那么厉害但不会动手打起来，要是在北京，早就打起来了。 我在五点半左右离开，离开时聚集的人还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只是那帮职业毛左都下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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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2 04:25 AM PDT 
上个月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偶然和中国最有名的一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遇见。他和我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年龄相仿，都是在文革后第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新三级"学生。他在美国一所名校的法学院进修过。因此可以说他对西方是十分了解。我们在会议结束后谈起中国的现状和民主前景等一系列问题。
西方民主确有弊端
根据我的观察，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许多(至少是在表面上）认同中国现有体制的精英分子都会用类似的说法来证明中国不需要民主化。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一点上并没有错，即民主体制有许多内在的局限和弊端。而且，一直被认为代表西方民主体制的美国在最近的表现十分让人失望。西方左派人士对民主的批评我们基本上都熟悉。民主体制的最重要的缺陷在于这类政治制度并不能解决平等和"问责"问题 （即被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并不一定对选民负责）。民主体制中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导致少数利益集团拥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进行经济寻租。民主体制也不能彻底消灭腐败现象。 另外，美国的民主体制最近出现政治"极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治竞争已堕落成一种"零和游戏。"同时，政治献金使美国的政治生活腐败，议员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已占据他们工作时间的一大部分。能够为议员筹款的利益集团和富人已形成一个危害美国民主正常运作的势力。最近美国赌业大王艾德尔森（他拥有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超级大赌场）宣称将捐1亿美元给共和党来打败奥巴马总统，就是一个极端但有代表性的例子。 但是这些民主体制内在的局限与弊病和美国民主制度的退化能够证明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不需民主化吗？ 民主体制胜于专制体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表明尽管民主体制有许多局限和弊病，但是这类政治制度远远优越于专制体制，包括中国现有的一党专制政体。 第一，我们可以比较专制和民主体制中的各种弊病的严重程度和可改性。虽然民主体制中存在着腐败，不平等，特殊利益集团等弊病，但是专制体制中这类问题更严重。 如果我们查一下国际透明组织（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民间组织）公布的腐败感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绝大多数是在民主国家。在前25名最廉洁的国家里只有（半民主的）新加坡，香港和卡塔尔不是民主政权。 而最腐败的政府基本上都是专制政权 。在最腐败的25国中，除了（半民主的）巴拉圭以外，其余都是专制政权。从平等和社会公正角度来看，世界上被认为比较平等和公正的国家中，大部分是民主国家。其中，最平等和公正的是北欧的社会民主国家。从体制的自我改造能力（即可改性）角度来看，民主体制显然有更强的可改性。多党制下的政治竞争，定期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与压力，以及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都为民主政体不需通过革命来进行自我改造提供了必需（但是不一定是充分的）条件。 相比之下，专制体制缺乏内在的自我改造能力。这类体制要改变方向往往是通过两种代价惨重的途径实现。一是被民众通过革命推翻（如前苏联的垮台和阿拉伯之春），二是一场自我制造的政治灾难（象中国的文革）。比较民主和专制体制各自的弊病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现象：几乎没有人会提出通过专制来解决民主体制中的问题。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会支持通过民主来解决专制体制中的问题。 第二，在讨论不同政治体制的相对优越性时，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哪类体制能够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虽然用这一标准衡量，民主一点不会比专制逊色），而是哪个体制对普通人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保护程度。用这标准来衡量，民主显然要比专制优越。人的基本尊严在民主体制下能够得到保障。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尚未见到和听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普通民众跪在官员或政府大院前的这种事情；而在中国，这类现象十分普遍（假如中国成了民主国家后，这种事情不可能再发生。我们只要看一下现在的台湾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另一个实例是最近在中国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发生的惨案。因无钱缴纳4万元生二胎的罚款，一位普通农妇被强制大月份引产。这类事情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 第三，从专制走向民主是历史潮流。在世界上的180多国家中，有120个国家是通过选举来产生政府领导人的。在这120个国家中，三分之二（即80个）是在过去40年中通过转型建立的新民主政体。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中国。根据用国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8500美元。这一水平高于50多个发展中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 根据政治学对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所谓的"民主转型安全门槛。"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6000 美元（按购买力算），民主政权一旦在这个国家形成，基本上不可能重返专制。如果我们用这一眼光来看中国，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飞跃，但在政治上已落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在和中国那位名校领导讨论这些观点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说服。但是，我想如果他有一个自由和根据良心的选择，很难想象他会希望他的后代永远生活在一个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里。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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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2 02:55 AM PDT 
误读的代价
——读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
傅国涌
林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个多年头了，最近才读到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烛烬梦犹虚》，看到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别是对当年投奔延安的反思。林牧在学生时代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向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联式的经济平等，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样，他们对苏联很不了解，虽不赞成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一党专政，却误以为苏联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平等。他不赞成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所以选择加入民盟而不是共产党，就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然而到了1948年，第三条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说：“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当时他天真地以为中共是讲博爱的。在经历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后，他到晚年才明白他们年轻时误读了中共，他将这些误读主要概括为三点：
一、当时他们以为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当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二、他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误认为“新民主主义”比“旧民主主义”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虽然他们知道“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但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未来。何况他们也赞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是不同意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他们当时认为中共与苏共不同，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一直强调民主与人权，连根据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制定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所以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共推行的社会主义可以避免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在学生时代喜欢读《大公报》、《观察》周刊，与储安平通过信，还到上海找过储安平，托储帮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无疑更接近自由主义。而在1949年的前夜，像他那样中间偏左、最后上了中共这条船的青年学生很多，可见毛泽东与中共对外打出的那些旗号有多么蛊惑人心。他们有理想、有热情，天真烂漫，涉世不深，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对共产党的那一套同样不喜欢。其实，当他们一踏进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隐约闻到了不太对劲的气息，有一种不能适应的感觉，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现实。
1948年7月，他们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学生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学宜川分校。党化教育、思想汇报都令他们不快，有人就一再公开声明：“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有人公开反对汇报思想，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不久，即发生了“宋纹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学院同级的同学，一个人办了一个壁报，自编、自写、自抄，表达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认为宋不仅思想反动，还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理由包括：
宋的壁报在报头上洒满“小雪花”，就是要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一些白色据点；宋在自传中说，中学时就反共，看到孙中山遗嘱中“共同奋斗”时，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报上画的地图，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进攻延安。林牧不以为然，认为特务会隐瞒，会伪装，更不可能在自传里写上中学时见了“共”字也要扎一刀，关于“小雪花”和“箭头”也可以作各种解释，“小雪花”可以说他的壁报和观点在边区只是小小的雪花，“箭头”可能是说他的目的地是延安。这些问题使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他想起了离开西安前同学的一句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说自己学生时代本来不是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纲领并参加其活动的民主青年。1947年11月蒋介石解散民盟，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非共产党的民主青年一样要受到“特别刑事法庭”的审判，才把他们驱赶到共产党这边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虽然主观上下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追求当时认为无比崇高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党性，但是党性与良心、专政与民主、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苦不堪言！”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着独立思考的习惯，随着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这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1989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1948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1989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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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2 02:55 AM PDT
更新於︰2012-07-06
傅高義滑進了鄧小平的立場，以鄧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取代自由主義價值觀，感情超越理性，失去批判精神，陷入自以為客觀公正、卻主觀片面的迷津。
傅高義的鄧傳中文版由台灣出版，台灣媒體大力捧場。台灣朝野向來對鄧小平肯定有餘批判不足。尤其在六四問題上，和香港人的態度相差很大。
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有兩句名言。
一句是早年講的，「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精華」，「無數傳記」包括少數大人物和多數小人物。在那個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統治的時代，卡萊爾被譽為「平民的先知」。
另一句是晚年講的，「世界史是大人物的傳記」。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把一個時代的中國歷史，與鄧小平這個大人物等量齊觀，屬於卡萊爾晚年史觀的作品。
假如傅高義寫的是他個人眼中的「鄧小平傳」，我無需置評。然而他把「改變中國」這個無數人創造的歷史，歸之於一個「二十世紀世界史上無人能比」的「大人物」鄧小平，而且以貶低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等未必比鄧「渺小」的人物，來襯托鄧的「高大」，較之於中國官方史學，有過之無不及。
阮銘王若水曾是傅高義的房客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我在哈佛，傅高義和他的夫人艾秀慈，是若瑛和我的房東。他們住在一層，我們住在他家的三層，常一起聊天。每天早晨，傅高義還和我們同練太極拳，由住在一條街上的王若水做教練。後來若瑛和我回普林斯頓，王若水和馮媛就搬過來成為他們的新房客了。
傅高義曾送給我他的名著《日本第一》和《廣東先走一步》，我回贈他我的《鄧小平帝國》。他當時對我說，將來他也要寫鄧小平。
我聽了很高興，覺得他總是「先走一步」。因為哈佛的麥克法夸爾、史萊姆等都還在研究毛澤東。而我認為毛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當代史的重點，應研究鄧小平。傅高義有此見識，表明他的現實感強，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這回他的新作出版，買來一閱，難掩失望，洋洋五十餘萬言，材料相當豐富；但整體而言，對鄧個人及其「改變中國」的歷史評斷，沒有跳出中國官方「鄧小平年譜」的窠臼。
傅高義是社會學家，非史家。他重視調查訪談，讀他的書，細節生動，引人入勝；但掩卷沉思，缺乏對人物和歷史的準確評價與剖析深度。更由於他生性樂觀，偏愛日本與中國文化，筆下難掩讚譽過度與批判精神的貧乏。
譬如「日本第一」，他沒有看到日本超速發展付出的沉重代價。對此湯因比早就指出：……日本在物質上獲得成功，是以損失其生命力和創造力為代價的。一個國家即使像日本那樣成功地效法西方，它是除了在無從釋放新的創造能量的基礎上，僅僅擴大被模仿國機器生產的貨物數量，其他便一無所獲。
一個國家若不能提升自己永續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其發展終將停滯以至衰退，就像日本後來那樣。
如果說，傅高義在日本發展戰略上，未能洞察其經濟哲學的失誤；那麼他在鄧小平的中國發展戰略上，未能洞察其背離時代精神、經濟哲學與政治哲學的雙重失誤。
在經濟哲學上，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和盲目追求GDP增長，代價豈止於生命力和創造力的無從釋放，其造成的生態破壞、資源浪費、貧富懸殊、治安敗壞、生存環境惡化、官員貪瀆腐敗等等，對人民和國家帶來的損害，恐難以挽回。
在政治哲學上，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是開放式民族主義專政（Nationalist Dictatorship)，違背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時代精神與普世價值。
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富起來」和「反自由化」大戰略，只是少數權貴階層、跨國公司和大商人掠奪國家，壓榨勞工，扼殺大多人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惡政。中國多數老百姓仍然既貧窮又不自由。
槍指揮黨槍指揮國自命第二代核心
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從傅著中選擇《鄧小平改變中國》歷程中若干重要環節作一簡評，願與傅教授商榷。
第一，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的問題。傅著的說法既非事實，也不合法。如同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沒有成為「頭號領導人」，鄧小平也沒有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包括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有改變「頭號領導人」的想法。這種說法是後來的篡改。鄧小平在講話中，也明確提到：「讓我們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下，為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把我國建成規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而奮勇前進！」只是在編「鄧文選」時，被篡改歷史專家胡喬木、鄧力群篡滅了這段話而已。
「為首」，即「頭號」之意。華國鋒「頭號領導人」地位的變化，前後經歷「分權」和「取代」兩步。
第一步分權是，一九八○年二月十一屆五中全會，設立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總書記，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政治局常委，分散了集中於華國鋒一身的黨、政、軍權力。
第二步取代是，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五日共八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華國鋒請辭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會上有人提議由鄧小平一人取代華辭去的職務，鄧小平拒絕。鄧推薦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說他自己「可以擔任一段時間軍委主席，以便培養新的比較年輕的同志將來接替」。
後來鄧小平以軍委主席身份凌駕全黨，前後廢黜兩屆「頭號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揚，最後公開自封「第二代核心」，都是非法的，是「槍指揮黨」、「槍指揮國」。
鄧小平依靠的除了軍隊，是一群「大內佞臣」如薄一波、王震、胡喬木、鄧力群之流，以他們製作的「小報告」排賢忌能！
胡耀邦被鄧小平廢黜前，鄧樸方對胡德平說：「快讓你爸去找我爸吧，王震、鄧力群他們整你爸材料送到我爸那裡一大堆了！」
鄧小平背叛三中全會的精神
第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兩條路線之爭。所謂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作「主題報告」、「制定改革開放路線」、「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等等，都是胡喬木、鄧力群們事後設計，不符合歷史真實。三中全會的主要貢獻，是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解放了思想，掃除了改革開放與平反毛澤東時代大量冤假錯案的意識形態障礙。
再就是肯定民主，如葉劍英所言，「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後來也被胡喬木、鄧力群砍掉。
至於所謂「鄧小平主題報告」，是他出國訪問回來，中途參加會議感到形勢變化，他和胡喬木寫好的那個講話稿拿不出去了，才找胡耀邦臨時組班起草的急就章。「主題」就是會上早已展開討論的「解放思想」和「民主」，那段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話，是照錄周揚的原話。
僅僅三個月後，鄧小平就背棄自己在三中全會講的「解放思想」和「民主」，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用鄧小平的「凡是」取代毛澤東的「凡是」。這才是「鄧小平帝國」延續至今的治國綱領。
三中全會後的事實是：華國鋒檢討兩個「凡是」是真誠的，會後支持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深入討論解放思想和民主。華國鋒第一個對胡耀邦草擬的會議開法和引言表達支持，請胡耀邦幫他準備講話稿。胡喬木向華國鋒兜售他的反右主張，遭華嚴辭拒絕。
傅高義在這裡有一個細節錯誤，鄧小平在訪美前，確曾表示支持討論民主，建議組織班子寫民主問題大文章，但不是要胡耀邦、而是要胡喬木組織。結果是胡喬木為鄧小平組織了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大文章。
傅著斷言「只有鄧小平才能改變中國」是錯誤的。「假如」鄧小平不廢掉華國鋒、不氣走葉劍英，政治局常委正常行使職權制衡兩個婆婆（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的工作要好做得多，絕無可能被兩個婆婆非法廢掉，「六四」屠殺更不可能發生。
鄧反自由化否定胡的普世價值
第三，傅著忽略鄧小平導致中國歷史倒退的一個關鍵環節：十二屆六中全會圍繞「精神文明決議」的普世價值與反自由化之爭。
傅著長於描述細節，較有趣的大小事件幾無遺漏。但不知有意或無意，獨獨遺漏了一九八六年從北戴河打到北京、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大辯論、直接影響中國命運的「精神文明決議」之戰。
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決議，肯定了自由平等普世價值，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文件強調「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
一開始鄧小平支持胡耀邦，在北戴河說，「文件不錯，可以印發大家討論了。」文件草案發出之後，立即遭到胡喬木、鄧力群們的攻擊，他們另搞出一個修正稿，得到陳雲、李先念支持。但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向拉」，仍表示支持胡耀邦起草的決議。
然而到了北京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一百八十度大轉向，講了一大篇「反自由化宣言」，取代「決議」成了全會「主題」，後來又用作廢黜胡耀邦的武器！
胡耀邦起草「精神文明決議」，把改革開放與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相聯結，為中國未來發展指出了一絛匯入時代精神的光明之路。而鄧小平的「反自由化」戰略，堵塞了這條光明之路，把中國的發展，走向專制恐怖、不公不義、動盪不寧的境地，終於導至「六四屠殺」悲劇。
曲文肯定六四鎮壓帶來繁榮
第四，「六四」屠殺的是非。我想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容易判斷、最容易回答的問題。你去問毛澤東，他也會說，「鎮壓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
傅著在「天安門悲劇」一章的最後，專門寫了一節「假如」，前後共用了十八個「假如」以尋找答案。終於以「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作結。
細讀全書，可以看出傅高義寫這一節極費心思，而且找到了自己的答案。然而他的答案說出來太沉重，所以只好說，「我們不知道答案」。請讀他的這些話：
……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二十年裡，中國人民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成長，甚至是奇蹟般的成長。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一九八九年時舒適得多。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過上個世紀。
……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裡獲得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之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雖然行文曲折，像中國文人；意思還是明白的，像美國學者。「答案」就是肯定「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事件」，已給中國人民帶來「舒適生活」和「民族自豪感」，而且將是「未來歲月通向自由之路」的「重要因素」。然而畢竟今天中國人民沒有自由，所以「答案」尚待實踐檢驗。
問題的癥結在於，「六四」屠殺以後中國人民努力獲得的成就，有何理由歸之於鄧小平及其屠殺，這裡有何因果、邏輯關係？難道沒有鄧小平的屠殺，中國人民的生活和自由會比今天更糟嗎？
陷入民族主義價值觀的迷津
第五，「九二南巡」，確立開放式民族主義專政。
傅著極為重視鄧小平「九二南巡」，設有專章「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一九九二」詳加論述，作出如下評價：
……他以八十七歲高齡毅然踏上南巡之路，以確保中國在加快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前行。他引導中國完成了艱難過渡，從落後、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一個有國際影響力的現代化經濟強國。
……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生活做出貢獻方面，二十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二十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對世界史產生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傅著把鄧小平冊封為二十世紀世界史上無人能夠相比的偉大領袖，令人難以置信。
且不說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偉人的無比貢獻，如霍金所言，「世界這一百年的變化，超越過去任何一個世紀，是基礎科學的發展帶動了科技的突飛猛進。要為這些進展找個代言人，非愛因斯坦莫屬。」
即以二十世紀政治家而言，當納粹法西斯橫行歐洲、日本軍國主義血染亞太之際，邱吉爾與羅斯福力挽狂瀾，高舉「大西洋憲章」和「四大自由」旗幟，聯合全球尋找自由的人民打敗希特勒，使人類免遭種族滅絕之災！其貢獻難道不能與鄧小平相比？
再以鄧小平的同時代人，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擔任大國領導人的里根相比。里根站在柏林牆前說：「推倒這座牆吧！」且不說里根和美國在歐洲自由化中的歷史作用，里根說出了一切「尋找自由」的人們的心聲！而柏林牆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倒下！
而鄧小平呢？把坦克開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尋找自由」的中國少女少男們，為了消滅她（他）們稚嫩的心中那點微弱的希望之火，以鞏固他的黨和他個人的「民族主義專政」！
胡耀邦貢獻遠遠超過鄧小平
再以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中國戰友們相比，在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群體中，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項南、任仲夷、周揚、王若水、朱厚澤等的主張和貢獻，都比鄧小平更合乎時代精神與人民需要，均被鄧、陳兩個婆婆打擊排斥、飲恨而終。
即以傅著強調的人民生活而言，胡耀邦的見識與貢獻，均遠遠超過鄧小平。
鄧、陳兩個婆婆都「重生產，抑需求」，走民族主義「富國強兵」之路。胡耀邦卻說，「生產是手段，人民消費才是目的」；「是消費促進生產，不是抓革命促生產」；「我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是為人的需要生產！」胡耀邦的正確主張，被兩個婆婆指責為「鼓吹高消費」！
胡耀邦在民間看見一塊匾：「強國富民」。胡耀邦說，「要倒過來唸，民富國強，有民才有國，要藏富於民；人民生活幸福，有文化，有智慧，有自由，有創造力，國家才能強。」
比較一下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國權比人權重要，我們從來不聽人權、自由那一套！」是誰偉大？是誰渺小？現在我也來一個「假如」：……假和鄧小平能夠平等地與上面列舉的華國鋒、葉劍英、胡耀邦、趙紫陽等十個政治家、改革家、哲學家朋友合作治國，而不是聽信身邊那幫佞臣，把自己的戰友一個個整肅掉，中國會更壞，還是更好？
為什麼一個中國的好朋友，熱愛中國的美國學者，會發生如此的判斷錯誤？
肯定鄧的國家至上取代個人自由
傅著本身作出了解答，傅高義寫書時，自覺或不自覺地滑進了鄧小平的立場，以鄧小平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取代了自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感情超越了理性，失去了批判精神，因而陷入自以為客觀公正、卻主觀片面的迷津。
傅著寫到鄧小平的個人性格時說，「鄧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的人，在家人之外，待人就像對待有用的工具。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國家的事。」
又說：「鄧小平及其使命：他將完成近二百年來其他人試圖實現的使命：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自由魂」，還是「民族魂」？這就是鄧小平與胡耀邦，與一切「尋找自由」的人們在價值觀上的根本分歧。
在胡耀邦和一切認同自由價值的人看來，人是目的，人是第一位的，人是國家的主人，有人才有國，國家只是用來維護人的自由、幸福、安全的工具。
鄧小平則相反。國家是目的，人只是「有用的工具」。不好用時，可以丟棄，可以計劃生育計劃掉，可以派軍隊坦克消滅掉；都是「他認為對國家最有利的事」，「是為國家找到一條富強之路」？
沒有「自由的人」，只有「有用的工具」的國家，是什麼？不就是只剩下一個人的意志、「朕即國家」的「鄧小平帝國」嗎？「鄧小平帝國」，即「開放的民族主義專政」國家。自由的主要敵人，一九四五年之前，是法西斯主義；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八九年，是共產主義。一九八九年之後，是民族主義。
中國人民要真正立足於人類的自由時代，必須跨越鄧小平的「民族魂」，找回「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條件」的「自由魂」。
――原载《开放》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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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2 11:49 PM PDT
近年高考學生大幅下降，而考留學的比例驚人上升，已提前到高中一年級。大批官員、權貴借機將子女送往國外，準備棄中共「船」而逃。
中共十八大將於秋季舉行，種種跡象表明中共不會主動政改和接受普世價值，只可能在某些經濟、行政、社會管理等方面作些「適應新變化」的調整。六月中，官方廣播：至明年全國養老金將虧空十八點三萬億元……
從六月一年一度高考，可看出人心向背。今年高考報名人數為九百萬人，是零八年以來連續下降的第四年，人數下降了一百四十萬人，但今年全國高考錄取率將達百分之七十五，江蘇更達百分之八十二。但是，參加「洋高考」的比例驚人，上海大批學生留學時間提前至高中一年級，儘管去年高考錄取率已達百分之八十五。僅六月二日，到香港參加「洋高考」就達二千名，考後有的家長帶子女參加了香港「六四」紀念活動，這是中國公民和平不合作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北京高考期間出動了一萬四千名警員、四千名城管維持次序。
上海留學新潮：高中生出國
由於本地出生人口下降和阻止外來人員子女在上海參考及出國潮的影響，上海今年僅五點五萬考生參考。由於兩級分化及社會腐敗，近年的出國熱出現新變化，以往棄考的多是成績不足以上大學或國內名校的「逃避族」。這幾年是優秀學生、官員和富人後代成了留學的主力。上海四大高中名校（上海中學、華師大二附中、復旦附中、交大附中），出國留學平均為百分之三十五，若加上高中的國際課程班，名校出國的比例已超過百分之五十。
上海中學生參加「洋高考」的人越來越多。四大名校今年「裸考生」（完全靠高考成績入國內大學）均不到一半，其中上海中學「裸考生」只占總考生的百分之二十七。我於一九六六年畢業於華師大二附中，今年從校友會中得知，已有百分之二十八的考生在高考前被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名校錄取，加上被海外二、三流大學錄取共占百分之六十一……
四校以外的上海外國語大學附中，一九六六年曾初中畢業於此的外長楊潔篪夫婦和副外長崔天凱、王光亞（現任港澳辦主任，夫人系同學陳毅之女）。今年裸考生更少，總共只有十餘人，占畢業生的百分之四點五六，二百一十九名畢業生中，有八十名已被海外錄取，八十名學生被保送國內各高校。
上外附中崔德明校長向媒體透露，以前是三分之一學生出國，三分之一被保送，三分之一參加高考，但今年出國人數更多。交大附中校長徐向東表示，前幾年高中四大名校的學生出國的並不太多，比較典型的模式是國內大學本科生再到海外讀研究生，但這幾年留學結構發生很大的變化，高中畢業即出國越來越多。交大附中今年有五十九人出國，以他們的成績在國內完全可以進入北大、清華、復旦、交大等一流名校。
出國熱已向高中生延伸，徐校長認為是家長和學生觀念都在發生變化，與其苦讀三年國內高中，不如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讓孩子進入海外接受多元的教育。
每年出國留學學生已達三十萬
在今年三月兩會上，部份代表「炮轟」中國教育體制，認為出國留學已從以往讀研究生為主，變為到海外讀大學本科的越來越多。這些體制內精英官僚化，太不了解實況。
十年前，當上海多所高中爭辦三年制出國班之際，許多中學「秘密」開設了「一加二」班，將出國留學提前至高中一年級。學生在國內讀一年高中，後兩年直接到國外讀，由海外就讀學校幫助申請大學。以上海區屬重點學校大同中學為例，今年出國班學生全部拿到赴美簽證，分別進入美國十四個州的二十所私立高中。「一加二」班的學生，一周要學習二十節中方課程和二十節外方課程。校方為學生提供了全美二百多所住宿制私立高中做選擇，由學生和美國高中雙向選擇，一旦經過視頻面試被錄取，即可赴美讀高中。
究竟有多少學生現在棄考出國留學？上海市政府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印杰近日透露，去年至少有一成。官媒透露，去年上海重點初中有百分之十四學生放棄中考，直接到海外讀高中。中國教育網近日發布《二○一二高招調查報告》顯示，出現三放棄現象，即：放棄報名或考試、放棄自願填報、放棄入學報到等現象嚴重。近年來出國留學人員保持年平均百分之二十增長，每年接近三十萬……
不准異地高考，香港洋高考熱
中共的工程師治國，國家被越搞越亂，堅持戶口制度，長期不准學生「異地高考」，僅憑此項，中共體制很快將被人們拋棄。全國現有流動人口二點六億，五千八百萬留守兒童和二千七百萬隨父母打工的子女。中國大陸有十八個省、區自行命題高考、高中教材不一致。按常識推論，至少有二點六億人對禁止「異地高考」投反對票。家長和學生對高考如此緊張，是因為社會上升通道狹窄及機會渺茫，且多半已被特權階層壟斷，留給普通大眾的進身之階只有高考到入黨加賣身投靠這座獨木橋……
晚清已有一百萬讀書人，突然取消科舉制度又未全面引進西方的學校制度，大批知識人士失去了上升空間，是導致辛亥革命的重要原因。二點六億流動人口絕大部份系生活、就業不穩定者，一旦子女失去良好的教育機會，意味著兩代人幾乎無「翻身」之日，拋棄舊體制、迎接新體制很可能是他們的選項。
六月《二十一世紀經濟導報》刊登幾個案例：「我們等得起，孩子等不起」，譚女士告訴記者，她一九九○年來北京，孩子一九九六年出生，現在朝陽區讀高一。她每月向教育部、北京市委呼籲取消高考戶籍限制，但「又要上班，又要上訪，耗費了精力不說，最氣憤的是沒有回應」。家長們做出「兩手準備」，回原籍高考和出國。如果初中畢業上國際學校，每年的學費大約十萬元，各方面加起來的教育費用近一百萬元，遠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擔的。「孩子成了最大的犧牲品」，周女士氣憤地說，「孩子現在是被出國，父母吃點虧無所謂，但孩子的教育耽誤不起」。
全國範圍內異地高考政策何時出台？中國教育科學研究員儲朝輝在被問及解決問題時間表時稱：「短則三五年，長則幾十年」。對付這場無望的戰爭，他們想盡辦法，赴香港「洋高考」是選擇之一。據報導，香港SAT（學術能力測試）考場外，除十多輛陪考團的旅遊巴士，數以百計的家長坐在悶熱的等候區，等待長達五個小時的考試結束。安徽的張女士早上七時就抵達會場，她十七歲的兒子已不是第一次到港應考。兩人特地提前一天到港，打算考後逗留兩天，花費大概上萬港元。
近年來，這樣帶著兒子到香港參加考試的內地家長與日劇增。年輕人進美國名牌大學，必須報考俗稱「美國高考」的SAT測試。SAT每年有六次考試機會，內容包括批判性閱讀、數學和寫作，其成績是世界各國高中生申請美國名校學習及獎學金的重要參考。但SAT至今未在內地設考點，香港成為首選。○七年內地赴港參加SAT的考生占總人次的百分之九十五，達七千多人次；二○一一年，SAT考生至少八成來自內地。「SAT香港陪考團」一般為四天三夜。亞洲國際博覽館考場（见图）已成功帶旺區內酒店生意，最多時容納八千到一萬人。
二千二百萬中國人想移民美國
儘管中共與美國在搞人權對抗，鄧小平說：「你（西方）的人權和我的人權不同」，但仍有二千二百萬中國人想移民美國。據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在其網上透露，全球超過六點四億人有移民想法，約占世界各國成年人比例的百分之十三，其中約有一點五億人想移民美國，其中中國人有二千二百萬人，居全球之首。美國二○一一年共發放一百零六萬張「綠卡」，其中八萬七千張給了中國人。中國有近十四億人，二千二百萬人想移民美國僅占總數人口百分之一點五左右，遠低於世界各國平均百分之十三的比例。中國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按比例一年拿到美國綠卡應是二十六萬而不是目前的八萬七千。
五月二十七日，中共在北京舉行了《防止違紀違法國家工作人員外逃工作協調機制聯繫會議》。據透露，平均一天最多有五十一個貪官外逃未遂，十二年來抓獲一萬八千違紀違法外逃人員，金融和國企是攜款潛逃重災區。政府跨境追贓難度大，成本越來越高，中共這些治國的工程師們對法律本是外行，長期以來對各國資產跨國追回資金分享比例原則並不知曉。美國的分享比例取決於他國在司法合作中的「貢獻」，分為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百分之四十以下。許多國家分享比例是扣除執法費用後的數額一半。中共能追回海外的巨額財產恐怕還抵不上執法所需的成本，證明其反腐機制是失敗的，這與長期以來歧視、打壓律師的制度和政策有關。
中共十八大若不從人治（黨治）走向法治，不從工程師治國走向律師、法官、法律人治國，若這個轉型還是采用「漸進」方式，現行體制的敗局已無多少人可懷疑。今年是九○後第一批大學生六百八十萬畢業，農民工和大學生在搶飯碗，農民工要戶口、大學生要住房，這是中共再十年都解決不了的問題，當大家要選票時，舊體制必然垮台。上海官方宣布，每年不得不動用近二百億財政補貼當年養老金的發放，我認為其資金還是來源土地財政，大拆大建不會停。大批學生參加洋高考，一方面反映出人心向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共官員早已準備「棄船而逃」，這是一艘毛澤東、鄧小平按斯大林模式建造的船。
——《开放》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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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2 11:44 PM PDT  萬眾炮轟柴玲
「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中國政府一如既往地嚴防死堵，港人一如既往在維園舉行燭光集會，台灣再次就相關話題進行朝野攻防，世界各地的中國民運人士在這一天到中國大使館前做一番抗議的舉動……。一切仿佛都照舊有劇本演下去，但是，突然出現了當年的學生領袖柴玲所謂寬恕原諒鄧小平、李鵬的「公開信」！於是，「六四」二十三周年，有了另一個重心，即萬眾炮轟柴玲！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很無奈的事，而不得不說，柴玲談寬恕，有三宗錯：
首先，以公開信的方式談不對。柴玲並非不可以寬恕和原諒鄧小平和李鵬，但她的原諒必須很私人化，那便純粹是她個人之事，外人即使有什麼意見，也沒有理由搞成一個公共事件。而當其以公開信的方式、在「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之時，談對「六四」元兇鄧小平、李鵬的寬恕和原諒，無論她怎麼說自己的動機如何，從行為後果上看，都已經不再是私人化的東西，而毫無疑問成為一種呼籲，甚至是一種批評和譴責──呼籲寬恕鄧小平、李鵬，批評和譴責不寬恕鄧小平、李鵬者；尤其當那個公開信中扯了一大堆中國文化如何如何之類的東西，於是，公開信的呼籲兼批評、譴責的意味就更濃厚。然而，「六四」平反了嗎？鄧小平、李鵬向被害者道歉了嗎？被害者得到賠償了嗎？都沒有。如此，要求所有人寬恕、原諒鄧小平、李鵬，當然很沒有道理。
其次，柴玲沒有資格談對「六四」元兇鄧小平、李鵬的寬恕。因為嚴格來說，柴玲並不是「六四」事件受害者。我們知道一個道理，當一個侵害事件發生，有資格談寬恕的，毫無疑問首先只能是受害者自己，然後是他們最親近的人。反之，如果是與受害者無關之旁人出來要求寬恕，一定會讓人反感。二○一○年，台灣「廢死聯盟」之所以引起台灣社會的公憤，間接連累司法部長王清峰下台，就是因為他們不具備受害者、或受害者最親近之人的資格，然而，卻高調去為幾乎無一不是殺人惡魔的死刑犯們奔走，呼籲社會寬恕原諒這些人，甚至要求被害者親屬也要原諒他們，嚴重悖離最基本的人情義理！當然，說到受害，柴玲也大可以說一說自己「去國懷鄉」之類的感傷。但柴玲一定要清楚，如果與「天安門母親」們的喪子之痛相比，如果與那些至今還在坐牢的「六四」政治犯的艱難困苦相比，她「去國懷鄉」的感傷，實在可以被無視了吧！何況，從某種角度看，柴玲當日因為「六四」而獲得美國政府之庇護，甚至是一種莫大的幸運和榮耀，如此，她就更沒有資格公開談她的寬恕和原諒了！
能夠鑒察人心的，唯有上帝
接着，柴玲在自己的公開信被萬眾齊轟後，再發表公開信為自己辯解，說她所效法的是耶穌基督，因為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要他死的猶太民眾和士兵祈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這就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想柴玲應該知道一個最基本的基督信仰：能夠鑒察人心的，唯有上帝。那麼也就是說，耶穌可以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也只有他能說這樣的話。因為他是上帝，他能看懂人心，他知道那些要他死的人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然而，柴玲不會知道鄧小平、李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柴玲沒有能力看懂鄧小平、李鵬的內心，因為柴玲不是上帝！
柴玲應當懺悔
最後不能不說的是，柴玲也不是不可以就「六四」發公開信，但是，懺悔難道不是比寬恕更重要、也更合適？因為不能不提起多年前的那部紀錄片《天安門》，不能不提起柴玲的那段話：「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政府最後無賴至極時她用屠刀來對著她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說？……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為了這樣的話，柴玲真的應該有一個懺悔，有一個道歉，但似乎還從來沒有過。那麼，相比於寬恕鄧小平、李鵬，難道在這件事上的懺悔，不是更有必要嗎？要知道，從信仰角度說，認罪懺悔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前提。具體到「六四」這件事上，認罪懺悔，恐怕則是柴玲能表示其它態度的前提。柴玲女士聲稱自己是基督徒，卻怎麼連這麼個最簡單的輕重緩急都分不清？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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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2 10:20 PM PDT 
（本文是中國著名記者、作家戴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院「三峽工程二十年──我們從中得到了什麼」研討會上的午餐講話。）
感謝研討會給我機會，在這學者雲集、高朋滿座的場合，就「三峽工程究竟告訴我們什麼」這樣重大問題說幾句話。
如今三峽工程已經「勝利完工」。對此，我們依舊裝作茫然無覺，還是痛感須有一場痛徹反思？
終於有人站出來，開宗明義喝令：自從該項工程獲得人大批准──二十年啦！為此，我要在這裡表達對會議的謝忱：因為他們站在中國民眾的立場，將興建三峽正反兩方面意見再度擺上台，冒險犯難地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當從中認識什麼？
二十年，我們中國人感受到、想表達的，太多了。出席研討會的學者們已然摩拳擦掌，要把二十年來，他們怎麼眼睜睜地看著這樣一個將長江攔腰切斷的工程。在接下來的一天半裡，咱們就等著聽吧。
我希望能代表我的祖國對會議表達謝意──為他們盡一己之力努力搜求該工程真相。獨立學者的專業知識將讓決策者聰明起來，他們的勇氣將激勵年輕一代：為國為民，勇於承擔。
此刻，我們無法不想起更早的一代學人──和今日與會學者一樣，他們堅守理念、忠於學術良知，切切告誡國人，如果上了三峽，什麼樣的災禍將會發生。
（講到此，戴晴舉起一本《長江長江》）
二十四年前的一九八八年，我們整理出版了這本小書：十七位學人接受採訪、發表獨立見解，有科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也有思想開明的中共高幹。時隔二十年，讓我們看看他們當年多麼智睿、多麼富於遠見。
李銳先生依舊健在──今天早晨，我們有幸聽到他的開幕詞──而這本書大部分被採訪者，已經離我們而去。
十七位啊！時間所限，我不能在這裡把他們一一列出。現選出幾位，看看這些可敬的人，是不是在二十多年前，已經在回答今天研討會提出的問題：三峽完工，我們從中看到了什麼？
生於一八九四年的孫越崎先生（见图），一百零三歲時候故去──那是一九九七年：三峽工程大江截流。
一九四九年政權交接之際，孫先生正在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資源委員會委員長的位置上。他以自己對那個時候共產黨的觀察，建議部屬「堅守崗位，保護財產，迎接解放，辦理移交」。達成「資源委員會所有人員，包括各級負責人，以及在已解放地區所屬廠礦企業員工及設備器材，幾乎未走一人，幾乎未有一點破壞」這樣的局面。他不可能料想的是，即使為國為民立下這樣天大的功勞，在無產階級專政局面下，蜷居於表面禮遇下的閒置，已是最好結局。
一九八O年代中期，孫越崎率領政協科技組赴三峽考察，眼見大塊滑坡從岸坡滾下。返回北京之後，他們決定在政協禮堂召集匯報會，誠心誠意向決策者建言──沒成想當局未能阻止他們考察，卻可以由中宣部發令不許任何傳媒前往。偶然間，我成了那次大會唯一到場記者。到場也白搭：空懷報國熱忱卻堅持獨立見解，他們在會上所談是不許見報的。
幾年後，在三峽上馬的緊鑼密鼓中，我們決定出版這本小冊子。孫先生接受採訪。他說：「不同意見應同等對待、允許爭論。」
他還說：「匆忙上馬三峽工程，對於真正的科學工作者說來，就是瀆職。……決策上的失誤，讓我們一再付出鉅額『學費』。如果宏觀決策不搞科學和民主化，這類學費必然還要交付，我們還要經受大自然的懲罰。」
黃萬里教授生於一九一一年，二○○一年過世時九十歲。就在這年，三峽工程的玩家已經開始攛掇著要在長江上游金沙江建梯級壩了。
黃教授就讀交通大學，學的本是橋樑工程。一九三二年畢業之後，已經開始服務社會，恰遇黃河大水，國家選派青年俊才就此赴美研習。他在當時就明確認識到，解決洪水問題，首先是科學，然後才是工程。能否在一條河流上建壩，水文、地質、氣象是第一位的。他先獲得康奈爾大學氣象學碩士，接著獲得伊利諾伊州立大學水文學博士。
他反對在黃河的三門峽上造壩、反對在長江的三峽上造壩。他是清華大學最後一個改正的右派。一九八○年代屢屢上書各級決策人，要求當道哪怕只給他三十分鐘，向他們解釋三峽工程可能造成的危害──沒人理他。
他說：「長江三峽段，黃金水道，兩邊有五十萬畝農田，一百多萬人口，還是淤積河段，在這裡修壩，這個玩笑是開不得的。三峽高壩永不可修。」
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黃先生在美國讀書，依靠的不是庚款而是國家選派。這就是為什麼在長達數十年的打擊、壓制、閒置……之後，臨終時候黃萬里一再說：「我是公費留學生，百姓供養我學知識，我還沒能報答他們。」
陸欽侃。陸先生生於一九一三年，二○一一年過世，時年九十八歲──這一年，中國當局終於承認三峽工程負面影響，國務院正式出台《三峽後續工作規劃》──大家注意：此處說「三峽」而非「三峽工程」，暗含著災難的導致與責任承擔（由誰掏錢治理）。
陸先生一九三三年浙江大學畢業，抗戰一結束即受國民政府派遣，為中國水電工程建設，到美國農墾局實習，並在田納西流域水資源管理（TVA）工作，同時獲得科羅拉多大學碩士學位。陸欽侃是中國水電工程創建與發展的老鼻祖。他曾經對我說，對三峽工程瞭解得越多，心裡越覺得沒底。
一九八八年接受採訪時，陸先生說：「從總體上說，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是有限的。……三峽工程有可能形成一個重大的經濟、環境、社會和政治問題，一旦上去就下不來了。決策要慎而又慎。」
植物學家侯學煜先生生於一九一二年，抗戰剛結束即赴美，在賓夕凡尼亞大學苦讀四年，獲碩士博士學位，一九四九年返國。他一九九一年過世──正是三峽玩家傾盡全力促工程早上快上的時刻。當時的人大副主任陳慕華親自率領人大常委代表團到三峽相關三省考察，建議國務院盡快打報告，以便人大審議並且通過。大家能想像中國的權力機構為三峽工程通過，之前之後祭起的鬧劇般的操演麼？
侯先生怎麼說的呢？他說：「在三峽工程論證中，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損失，不是強調得多了，而是基本上沒有考慮。……水利工程的決策，往往只考慮水壩帶來什麼好處，而很少涉及大壩帶來的禍害和災難，更談不上整個工程給庫區乃至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與資源的影響。」
經濟學家茅于軾，就三峽工程發言的時候，茅先生還不到六十歲。雖然交大機械系畢業，到改革開放年代，他感到社會科學在中國的轉型期或許更加重要。一九八○年代以來，他籌建並且一直領導著一家獨立民間機構：天則經濟研究所。他是二○一二年佛利曼經濟學獎的獲得者。
茅于軾先生說：「通觀三峽工程的決策，我對已給出的結論不抱希望──是以權力的大小做依據的。」他說：「三峽工程論證會，幾百名專家對工程要付什麼責任呢？沒有規定。在誰都不負責任的情況下，做出論證並根據這個論證來決策，真是太危險了。」
李銳，本會的開幕致辭人李銳先生生於一九一六年。他說：「三峽工程已為國際大壩會議列為『全世界十個最危險的大壩』中第一名。」他說：「我們中國的決策者真的個個不懂三峽問題的嚴重嗎？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都知道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澤東那樣自認為『無法無天』的人，至死都沒有再提三峽。怎麼到了一九九二年前竟能通過，竟能開工？到底是什麼原因？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九九二年人大通過三峽方案時，耀邦早就下台了；中央反對三峽的當家人紫陽也不在了；我們四個人（注）在中顧委挨整；張愛萍等七位上將因為反對『六四』開槍，處境也不好；陳雲和鄧小平在『六四』的問題上也只能做到保留了我們四個人的黨籍。在這種大的政治氣氛下，中央內部已經沒有有力的人出來支持反對三峽的意見，人大的投票不過是走個過場罷了。即使如此，反對的一百七十七票，棄權的六百六十四票，三峽工程僅以一千七百六十七票通過，已經是空前絕後的了。
可以說，沒有『六四』，就沒有三峽。這也是鄧小平留下的兩份遺產，欠下的兩筆債。」
諸位：三峽工程獲人大通過已經二十三年；鄧小平過世已有十五年。
如果我國優秀的、堅持原則的學者們在這個工程的推進過程中能發揮作用，如果當時他們能開一個如今天我們這樣的研討會：與會者自主報名、會上可以論爭、不同意見可駁斥或者接受，還可以通過媒體讓公眾知情，接受公眾質疑、核查、監督，三峽工程就還會在當權者的操控下匆匆上馬麼？我認為不會。
這是因為，政治勢力介入了學術論爭。持不同意見者不僅因為當局實施的言論控制而遭噤聲，還因為碰巧遭遇「六四」──軍車過後，不說冤死學生平民，執政黨和政府裡邊具有改革意識、容忍三峽工程有不同意見的人，統統靠邊，留下的只有依仗意識形態上位，精明地打著自身利益的小算盤（大家可檢索一下，三峽工程的pros怎麼一個個獲得提升、當選院士，而cons怎麼一個個寂然老去）、對異議者毫不留情的官員。
我們已經知道，建三峽大壩並非基於科學與經濟權衡，並非基於民意、基於法律，而是基於權力。再多的真情與真才實學，也無法阻擋無理可講的權勢。
二十年過去，一撥撥年青學者成長起來。他們將踏著孫越崎、黃萬里、侯學煜、陸欽侃……的步伐，為了長江、為了賴以生存的國民而大膽直言。正因為如此，我們更要懷著崇敬與感謝懷念他們。
謝謝大家
注：即當時受民衆擁戴的原中組部副部長李銳以及李昌、于光遠、杜潤生等四位中顧委委員。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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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2 06:40 PM PDT  【原题：命运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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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2 05:41 PM PDT 
「薄熙來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局的走向已經成為舉世關注的一個焦點。我們為此連發幾篇社論，表明如下觀點：
第一，鄧小平路線（堅持一黨專政，實行中共壟斷下的「市場經濟」）已經走到盡頭。當代中國又一次來到歷史轉折點了。
第二，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是：擺脫中共的束縛和阻撓，轉上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重新在私有產權的基礎上，建立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現代化社會。
第三，由於中共六十三年的殘暴統治，中國人的人格獨立和思想自由已經慘遭有史以來空前的摧殘，憲法上的公民權利純粹是一紙空文，所以至今中國民間沒有形成任何有組織的力量，能和中共相抗衡。（其實「抗衡」這個詞都很可笑。確切地說，是「公民」在「公僕」面前，連話都說不上。中共等待你來說話的地方只是拘留所和監獄。）
第四，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來到歷史轉折點的中國，要走上新的歷史階段，只能通過這樣兩個途徑：一，由掌權者實行真正的改革；二，爆發革命。二者相比，改革是避免社會陷入動亂的最佳選擇。
第五，我們一直希望中國能夠和平轉上新的歷史軌道，盡量避免釀成暴力革命。這是冷靜地分析現實的條件和可能出現的社會後果而提出的政治考量，並非對中共有什麼厚愛。
中共建黨九十一年，統治中國六十三年。它已經用實際行為向世人証明了自己毫無信義，只是一個為攫取權力而不惜採取任何卑劣手段的政客集團。它可以在中國的領土上建立起蘇聯的附庸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它可以為「保衛蘇聯」而和中國軍隊開戰。它可以對日本侵華表示感謝。因為日本的侵略才挽救了它，並且幫助它奪得政權。它還可以跑到莫斯科去簽字，正式承認俄國對中國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侵佔。至於它在國內掌權後所實行的共產主義暴政，其罪行已經是罄竹難書。尤其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城，更使它喪盡民心，並遭到文明世界的普遍唾棄。雖然近幾年有人在它的囚籠裡向它討好，宣稱「我沒有敵人」，有人逃到囚籠外面向它送來秋波，要「原諒」屠城的劊子手鄧小平和李鵬，但是這種不倫不類的廉價媚態，絲毫沒有緩解施暴者和受害者的敵對關係。不但老百姓是「寒冬臘月喝涼水，一點一滴記在心」，絕對忘不了共產黨的「德政」，而且共產黨也絲毫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念頭。實際是恰恰相反，雙方的對抗越發尖銳了。一個最新也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震驚全國的「李旺陽事件」。
湖南邵陽工運領袖李旺陽，因為抗議「六四」屠城而被兩次關進監獄共計二十一年。在獄中他受盡酷刑，出獄時已經幾近失明和癱瘓，生活不能自理，只好在醫院度日。然而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李旺陽，就因為堅貞不屈，在今年「六四」前接受了一次香港記者的採訪，從而使他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於六月六日「自縊」身亡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警方竟然拒絕其家屬追究死因的要求，強行把屍體搶走由他們進行「處理」，並且對相關親友進行監控。這種行徑，如果不是官方蓄意謀殺又是什麼？如今這件事已經成為「薄熙來事件」之後震撼人心的最大焦點，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自從中共這次罷黜薄熙來的內鬥開幕以後，國內外許多人都對「胡溫習」抱有善良的希望，希望他們能乘勝前進，把江澤民和周永康的勢力排出局外，特別是把作惡多端殘害人民的「政法委」予以整肅，進而平反「六四」，啟動改革，等等等等。──請原諒我們說一句大實話：這些善良的觀眾恐怕是又一次被共產黨在台前幕後施放的煙幕給欺騙了。共產黨內確實有分歧，不可能精誠團結，甚至出現過胡耀邦式的改革領軍人物。但是從總體上說，共產黨就是共產黨、「黨性」是壓倒一切的。中國人所受的苦難，根源不是什麼「政法委」，而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政法委」之所以作惡多端，正因為它是共產黨專門鎮壓人民的一隻手。一手暴力鎮壓，一手謊言欺騙，這是共產黨的本質所派生出來的「兩隻手」。胡溫怎麼可能「整肅」自己這隻手呢？就是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不就是把共產黨的「兩隻手」略微伸長了一點嗎？中共哪裡的舞台屏幕和歌壇不是天天「唱紅」？哪裡的國保公安武警法院不在「打黑」？如果薄熙來沒把王立軍逼入美國領館，如果薄熙來沒有忘乎所以，沒有急於黃袍加身而打破高層的「和諧」，能有「薄熙來事件」嗎？根本不會。王立軍可以照樣當他的「打黑英雄」，薄熙來照樣可以在十八大「入常」。
如果把罩在權貴身上的「和諧」外衣全都掀開看一看，當今中國的各個公卿的衙門裡頭和各路諸侯的領地內部，就都那麼乾淨嗎？無非是這些公卿和諸侯尚能維護統治機器的「和諧」運轉而已，一旦有誰不慎「出格」而被掀開衣服看一看，能有幾個人是清白的？都是一丘之貉！
就拿已經被他們自己捅破的「薄熙來事件」來說，中共能痛痛快快按照黨章國法給個了斷嗎？不可能。儘管互相爭權奪利打得頭破血流，但是在自由民主大潮的面前，他們都是一黨專政這條破船上的「難兄難弟」，「情同手足」。可以預見，中共對這一事件的處理，不但不可能藉此把政局引入改革，而且連法律層面的是非都不可能弄個清清楚楚。現在到重慶主政的張德江已經對薄熙來口稱「同志」了，還能有什麼政治上的是非曲直呢？我們在上一期社論裡提請讀者「切勿高興過早！」，果然不幸而言中了。
本來平反「六四」是當政者改善處境贏得民心的一步好棋。走了這一步，滿盤棋就都活了。正像一九七八年平反「四五」運動一樣，如果今天的當政者能主動平反「六四」，接踵而來的政治改革自然順理成章，於是我們就能和平轉上人類文明的共同大道，當代中國的歷史時期也就開始了。
然而，一聲親切的「薄熙來同志」，一個令人髮指的「李旺陽被自殺」的最新血案，又一次粉碎了人們的幻想。特別是李旺陽的慘死，這決不是一個民主戰士個人的生死問題。他的慘死，不論是謀害或「自殺」，都是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六四」屠殺的一部份，是中共屠殺手無寸鐵的居民之暴行的繼續。也就是說，今天的掌權者仍在沿着當年北京長安街的血跡，繼續用屠刀揮向人民，來「保衛」這幫殺人犯的「共和國」。（當年他們為「六四」屠城「慶功」時，就聲稱向平民開槍是在「保衛共和國」。）
難道能指望這種人給「六四」平反嗎？難道能指望這種人把中國引上新路嗎？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七一」這個日子寫出「看透中共，丟掉幻想」的原因。
於是我們又回到本文開頭所說的第五點了。既然看透中共，丟掉幻想，為什麼又力求和平改革呢？在這樣一個黨當權的條件下，中國有可能和平走上改革的新路嗎？
回答是還有可能。
第一，所謂有可能，並不是說中共會發善心，主動放權，而是說客觀形勢會逼它非改不可，否則這個黨就要滅亡。一九七九年的改革就是樣逼出來的，今天的形勢也快到臨界點了，但當今掌權者還想拖下去。然而形勢不饒人，它總有拖不下去的時候。現它正加緊搜刮，加緊鎮壓；同時人民的反抗也在加劇，「楊佳」式的反抗尤其有遍地開花之勢。是拖到天下大亂，玉石俱焚，在人民的怒火中燒死自己呢？還是在尚能控制局勢時主動改革使自己能全身而退呢？這是任何統治者都必須回應的。
第二，和平改革之所以有可能，是因為中共不是鐵板一塊。而且我們還要相信，人是會變的，從政者尤其會變。特別是在時代潮流和社會壓力下，統治者內部必然分化，各國不乏先例，此處不贅。
分析政治，不能靠感情，而要靠理智。所謂看透中共，就是靠理智。這樣可以避免輕信，也不致感情用事。不過關鍵還在掌權者，必須它不喪失理智。
政治博弈，不僅需要智慧和策略，而且最終取決於力量對比。而力量消長是個過程，這就需要時間和耐力。
中國的政治更有一大特色是「測不準」。因為專制制度不但黑箱作業，而且都不按規矩出牌。中共十八大究竟能開成個什麼樣子，我們不打算參加盲人摸象，並且再一次奉勸讀者：看透中共，丟掉幻想，冷靜分析形勢，積極促進改革。
——《爭鳴》雜誌2012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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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l 2012 05:46 PM PDT 
中國神舟九號載人飛船實現與天宮一號對接，成功返回地面，三宇航員中有一名女性——這條航天消息似乎衝破了今年中國新聞的陰暗低迷，給北京當局帶來即使香港回歸十五週年也不曾有的喜悅。畢竟這是一項真實的科技進步。官方傳媒的鑼鼓喧天，大家也見怪不怪。但是，今天的中國人，早已不是毛時代的愚民，國門洞開已經多年，電腦網絡的發達，更開拓了普遍的視野，網民們有了一個周永康部隊封殺不盡的廣闊天空，獨霸的權力可以控制地面的媒體，控制不了思想自由的飛船隨時起航。
神九升天不禁令人想到一個命題：極權主義和物質發展的關係。物質包括經濟、科技甚至文化。二十世紀至今近百年的歷程告訴我們：無論是納粹德國、蘇聯還是共產中國，都不同程度的留下過耀眼的物質文明的記錄。航天技術是為一例。人類征服太空的研究，二十年代的蘇聯就已起步，三十年代德國的V2火箭技術在二戰中的發展是一個里程碑。一九五七年蘇聯衛星上天，一九六一年加加林飛船進入地球軌道，都是人類創舉。美國後來居上，一九六九年實現阿波羅登月計劃，七五年美蘇飛船歷史性的對接聯合飛行，到進入民用實驗的航天飛機，美蘇對宇宙的探索作出偉大貢獻和犧牲。
中國太空技術發展，至今與世界水平比較，已落後半個世紀，而且技術沒有自主產權，一直是軍事工程。其局限性十分明顯：首先是意識形態，毛時代雖然也不惜代價搞「兩彈一星」，想撈點外交資本，但先有「原子彈是紙老虎」，後有「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整個反帝反修、閉關鎖國的井底之蛙狀態，加之中國現代文明的傳統落後，自然不可能搞出什麼大名堂。尤其是因為政治分裂對蘇聯科技文化的貶斥，最為荒唐可笑。毛鄧一肚子權謀偏見、毫無現代治國概念，誤國誤民，而且後患無窮。
其次是經濟實力。太空科技耗費昂貴，美蘇經過幾十年的競爭，隨著冷戰結束，已經大大減少太空領域的投資。很多發達國家並不追求這種「大國的光榮」。據報導，中國官方聲稱神九的成本一百七十三億人民幣，專家卻認為光是燃料就需要數百億。今天中國財大氣粗，這筆錢在七千億軍費中也許花得起，香港作家不會再罵「沒錢開飯，有錢叫雞」。但是合理性呢？網友挖苦說，政府可以將航天員送上外太空，解決公共福利、貧富懸殊卻無能無為，真比登天還難！而數百億一艘的航母工程也在進行中……財政部長謝旭人最近透露去年國家支出：教育、科技、文體、社保、醫療衛生、房保——這幾項共計四千零三十億，國防則達五千八百二十九億。這已近乎一個「戰爭狀態」的財政。原來中共領導人想的不只是面子工程，也不是應有的「國富民強」，而是百年前的王朝遺夢：「富國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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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6, 2012, 6:48:10 AM7/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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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l 2012 01:46 PM PDT
韩三洲兄的大作《动荡历史下的中国文人情怀――我的读书札记》即将在台湾出版，他命我写一篇序言，我当仁不让。我浏览了全书的四十篇文章，许多历史细节即是大陆读者也很难看到，相信对于绝大多数台湾读者更有全新的知识积累。篇篇资料翔实，娓娓道来，令我甚至无法在序言里特别提及哪一篇文章或哪一个细节，否则必将厚此薄彼，挂一漏万。这不公平。与其如此，不如避开正文，谈谈作者，毕竟韩三洲对于台湾读者还是比较陌生的，而且也可避免序言与正文的信息重复。
既是"读书札记"，就先谈谈他的书。老韩兄的家在北京东北四环外的望京住宅区，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与老韩兄结识十多年了，到他家做客则是近一二年的事。第一次到他家，客厅和房间里家具简少，可四壁顶天立地全是书，视觉颇为震撼。他的正式职业是中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社的医生，可是他的书橱比许多文科大学教授的更为丰盈。北京潘家园有个著名的文物、古董、旧书市场，老韩兄每个周末都起大早去那里淘旧书。有一年北京市举办藏书评比活动，韩三洲当选为藏书状元。
韩先生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副刊作家。作家通常是按写作体裁分类的，如小说作家、散文作家、诗歌作家，等等。对于老韩兄来说，按作品在哪里发表进行分类比较合适。他的作品通常发表在报纸、杂志的副刊类栏目里。当年徐枕亚、张恨水等人也是副刊作家，但韩三洲写的不是鸳鸯蝴蝶之类，而多半是知识类文字，尤其钟情于近现代人物掌故。老韩笔下的人物掌故不是一般陈腐的逸闻趣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借以向普通读者展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真相。收入这部《动荡历史下的中国文人情怀》中的文章，就是韩先生此类文章的代表作。
我与老韩兄常于北京的饭局上相见。饭局上的话题随意、宽泛，他对中国近现代人物的熟稔程度在此显露无遗。原在山西《黄河》杂志社工作的谢泳先生，因其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扎实研究，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聘为教授。在我看来，韩三洲作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同样可以胜任愉快。
老韩兄长我十来岁，我们都是从知识极为匮乏，甚至是反知识，敌视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毛时代走来。我高中毕业才第一次见到《新华字典》，其他书籍更不用说，韩三洲十七八岁当下乡知青时也曾经是《新华字典》的热心读者。后来他走上当工人、学医、在基层医疗机构当医生的职业道路，一般说来这是一条与读书无缘的人生道路；再过三年即将退休的老韩兄竟能如此博学，实在是一个命运的异数。
从第一次造访老韩兄的家，我心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将来老韩老了，书也看不动了，这么多藏书怎么打发？当废纸卖太可惜，不当废纸别人谁会当它是宝呢？最近一年，我萌生一个宏愿：将来我要在河南杞县焦庄我老家的宅子上建一座藏书楼，辟出一个独立的空间专门收藏老韩兄的图书。摩西十诫的第十诫是"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这可不是贪婪老韩兄的"所有的"，我是心疼他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淘来积攒的一本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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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l 2012 01:29 PM PDT 核心提示：以总收入来衡量的话，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排名中已稳步上升。但这些中国企业仍主要在中国境内经营，他们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 发表：2012年7月10日 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布鲁金斯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校对  编辑注：本文原发表于《东亚季刊》2012年4-6月期第四卷第二部分。 在中国政府号召中国企业应该"走出去"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许多观察家都期待着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消费市场上为自己锁定越来越大的份额。也许，这最终是会发生，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跨国公司离在国际商业界这个超级联赛中成为合格的一支参赛队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你能说出多少中国品牌呢？绝大多数人很可能只说得出十个不到或者甚至只有五个。我们都知道青岛啤酒，中国航空，中国银行和联想电脑，也许有些人还知道华为科技，海尔家电或者中国移动。但是，以上品牌没有一个进入了《商业周刊》和Interbrand（译注：国际领先的综合性品牌战略顾问和设计公司）汇编的2011年年度全球百大品牌之列。而那些所谓的中国最著名跨国公司离诸如可口可乐、通用电气、英特尔、麦当劳、谷歌、迪斯尼、本田、索尼、大众及类似的全球品牌巨人尚有遥不可及的距离。 然而，当你以总收入来衡量的话，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排名中已稳步上升。在2001年的财富500强中，只有12家中国企业在列。仅仅是十年之后，2011年这个数字蹿升至61家（包含总部设立在香港的4家）[译注：2012年这个数字跃升至73家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上榜，中国目前在这份全球榜单上位列第二，已经超越了日本，但仍远远落后美国。] 在2010年，这61家中国企业总年收入折合2.89万亿美元，总利润估计达到了1761亿美元。当年上榜的57家大陆企业中，有49家为国有企业。 必须承认，《财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占有及排名显示了中国企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就一定是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或者甚至我们得怀疑它们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当以境外资产及销售来衡量这些企业时，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除了极个别情况，这些中国企业仍主要在中国境内经营。换句话说，尽管近些年政府的"走出去"政策引导和金融刺激不可谓不出力，但那些领先的中国公司仍然在这方面不给力。 那么这些中国"跨国公司"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到底碰到了什么困难呢？我们觉得以下十个因素可能是其原因。 第一，很少真正有中国企业能够全球化运营。海尔，华为以及国家石油公司诸如中石化、中海油和中石油等可谓仅有的在全球范围内运作资本、经营及销售的公司。中国许多其他的跨国公司（银行、汽车制造公司、自然资源公司及IT公司）仅仅是在其他某些大洲有投资及业务，绝大多数离全球生产、营销、配送、物流、供应、研发及人力资源网络有很大的距离。 第二，这些中国跨国公司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于人力资源，尤其是管理者能力。熟练使用多种语言及多元文化融合的管理人极其稀缺。所有针对中国公司的评估报告都把此项列为重要缺陷。由全球跨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主导的2005年研究报告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管理人才需求将达到75000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学生如潮水般涌向中国和外国的各大MBA课程。迎合中国市场的远程MBA教育也繁荣起来。但，仅课堂内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训练不足以代替广泛的国际实际运作经验。有些中国企业利用全球经济危机的时机雇佣（大多是年轻的）被原公司解雇的在纽约、伦敦、香港及其他地方的员工。例如，在2010年，《中国日报》报道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已经雇佣了总数大约为80万的外国雇员。 第三，与之相关的，中国企业及其领导层展示出来的是他们无力摆脱本国企业文化及商业运作模式。中国企业文化通常将人际关系置于组织机构关系之上，而且商业决策通常着眼于短期利润。其中往往也缺乏透明性及监管，这导致腐败问题高发。此外，中国企业高度的政治化：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内部有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及其成员。绝大多数的著名中国国有企业的CEO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部任命，对于中国跨国公司来说，亦是如此。然而，与这些中国竞争者不同，大多数西方跨国公司的自身运作不涉及任何政治性话题。当然，不同点还不仅止于此。西方企业文化侧重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团队及合作、详细可行的长期计划、运作透明度及监管、多元文化融合、对腐败问题的严肃惩戒以及企业内互相关系的系统制度化。 第四，正如上面所说， 中国企业的全球品牌影响力非常弱。而建立这种品牌需要的是对于广告及客户培养的巨大投资以及持之以恒的资源配给。拥有一个有特色的、非中文的名字会有所助益。 第五，中国企业喜欢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模式来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因为这是达成获取先进技术、销售网络、已建立起来的卓著品牌和其他战略资产的速效药。更精确的说，鉴于中国企业中缺乏具有跨文化环境工作经历、掌握多种语言的员工，并且很多人对于当地工作环境亦不熟悉，对于中国跨国企业来说，更容易方便的是仅购买外国公司的部分股份，这样他们亦能获取这些要素并一举抵消自己的不足。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兼并和收购在数量和金额上有所飙升，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并不是非常成功。一份报告估计，在2008年至2010年的300个中国海外兼并收购项目中，90%都是失败的，而中国的企业在收购后丧失了他们公司价值的40-50%。这种情况对于在科技、通讯以及自然资源部门的企业尤其如此。 第六，尽管有些中国企业制定了全球化的商业计划及战略，但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这么干。说白了，走向世界的努力其实是由下列因素所驱使：被压抑的现金要寻求在中国这个已饱和市场以外进行投资；政府的"走出去"的强硬政令（对于这么做的企业予以奖励，对于不这么做的企业予以惩罚）；对于外国复杂性所抱有的天真烂漫的幻想；一种渴望尽快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非建立一种稳定的收益流的冲动；以及频繁的变更决策和方向的管理倾向。 第七，尽管中国企业确实是倾向于有明晰的业绩指标、激励计划以及提供职业保障，然而他们并不在其他管理领域取得高分。大型中国企业，包括中国政府在内，都有极度严格的等级体系。中国的组织文化强调纪律和服从，这种文化必然营造出风险厌恶和不鼓励首创精神的大气候。成为企业家（中国公司当然是企业）不同于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此外，中国观念中的团队合作导向的是紧跟领导的指示，而非在西方组织中普遍的平等主义及合议模式。对于明确界定职场角色和等级体系的偏好通常意味着中国人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偏重权力下放以及个人首创精神的管理结构——并且这已经导致中国兼并西方企业后一再产生文化冲突。 对中国跨国公司来说，职业生涯中的（再）培训极为稀少，而对西方公司则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企业倾向于培训一个员工某一确定的技能和职业能力，并且希望他们能永远安分于这个岗位。然而，许多西方企业采取的是更为灵活的个人发展计划，该计划往往更侧重自我提高、再培训以及公司内岗位的流动及超越专门化技能的通才能力。这经常是或者通过公司内旨在发展新岗位技能的培训来实现，或是通过公司外的职业中期培训——通常称为管理者研修——来实现。管理者研修通常在为期一个月的沃顿商学院、肯尼迪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伦敦商学院或其他类似提供公司管理提升效果的机构进行。中国的商学院，诸如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或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都在不断提高中，但这些机构离在国际一流水准中占有一席之地仍有一段距离。尽管职业中期培训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中是必须的，但这种组织文化在中国的企业界尚未普及开来。 第八，中国企业适应国外的法律、监管、税务及政治环境的能力尚有缺陷。透明运作及良好的公司治理并不是中国企业的特征，中国企业往往为人所知的是其不透明的决策机制、频繁的商业贿赂经营及欺诈性的会计手法。极少有中国企业配备有精通海外战略国家法律及监管体系的内部法务机构。对东道国监管体系缺乏耐心，对于公司的海外运作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当中国公司想要在国外股票市场上市时更是如此：很多中国公司在美国IPO前向证券管理机构提交了不诚实的信息。中国公司也常常和怀疑中国投资影响本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政客发生冲突。 第九，中国企业在与国外竞争者过招时很少进行尽职调查，这意味着他们经常忽视潜在伙伴及对手的长处和弱点。结果，他们会发觉自己很难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 最后，在寻找国外合作伙伴时，很多中国跨国企业在"互惠问题"上卡壳。许多中国企业寻求进行合作的国外跨国公司或者是已经在中国运作多年，或者是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前者大多体验了多年的中国式官样文章、投资障碍，或者已经有了其他的令人沮丧的和成本高昂的经历（尽管可能他们仍有利可图）；后者往往想要拿到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场券。以上两种情况下，这些外国跨国公司都指望中国企业帮助他们把进入中国的事情简单化。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商业利益交换：你帮助我们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帮助你走出去。然而，问题是很多中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结构上是分叉的，意味着公司内国内市场部门和海外部门之间往往会有一个官僚化的防火墙，这导致公司内两者之间的沟通管道不畅。此外，中国商业伙伴其实并不必须要负责改善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境遇，或者解决其在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中国当地政府机构的领域。故，以上这些互相竞争性的动机通常只能导致中国和国外跨国公司之间期望的错配。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中国公司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他们面前有一条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他们肯定会逐渐学习并适应，就像中国人在所有的职业领域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有活力和能力。但是必须看到，这些障碍绝非无关痛痒。换句话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商业环境中，仍然在蹒跚学步。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7/15/2012 10:03: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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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4 Jul 2012 01:19 AM PDT
张凯律师凌晨1时21分发微博说，"吴良杰的老婆半夜还给我打电话，哭诉说吴良杰被抓起来了。"
4月6日，福建省仙游县大济镇东井村吴良杰怀孕8个月差8天的妻子潘春烟被预收了5.5万元"社会抚养费"后又被注射引产毒针，胎儿于4月8日流出。镇政府还不肯退钱，以此要挟在家照顾妻子的吴良杰结扎，在吴良杰签下6月30日以前结扎的保证书后才退还预收的5.5万元"社会抚养费"。（详见吴良杰：《我可怜的老婆，我可怜的孩儿》）6月29日，受邓吉元出逃鼓舞，吴良杰关掉手机出逃，绕道江西、深圳，于7月5日早晨来到北京。7月5日在中国政府大学图书馆举办的"第36期葪门决策论坛"上，徐灿律师送吴良杰到会场与我见过一面。 此后吴良杰接受过几家媒体采访，并跟当地政府进行了电话谈判。据说当地政府已经打了35万元到吴良杰一个亲戚的账号上，责令户主不得转移，要求吴良杰回去签协议后才能转给吴良杰夫妻。但因为出逃前后当地政府曾多次以未履行结扎保证或发微博扰乱社会秩序的名目试图抓捕他，吴良杰不敢回去签协议。吴良杰要求在北京签订赔偿协议并交付赔偿款，甚至要求刑事立案，才肯和解。昨日吴良杰可能是在北京中关村附近一个亲戚家被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仅规定未经批准生育第二个或第二个以上孩子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并没有授权政府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强制上环和强制环孕检，国务院与该法配套的三部行政法规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有生育能力的夫妻一方应当施行绝育手术或者采取长效避孕措施；已怀孕的，应当终止妊娠。"第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怀孕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村（居）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应当责成其及早采取补救措施。"但违反的后果，仅仅是"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经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三条）和生育后交纳"社会抚养费"。关于绝育，《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仅在第十七条规定，"……对于已生育子女的夫妻，应当指导其选择长效避孕措施。"但违反的后果也与拒绝堕胎相同，仅为"批评教育"和"五百元以下罚款"（第四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虽然也提到"绝育"但分别是免费、休假、医疗、奖励和优惠的规定，也就是关于绝育者权利的规定。《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公民在一定条件下负堕胎和绝育义务本身就没有法律依据；即使不考虑这一点，这些义务也是不能强制履行的。任何人身义务，除了法律（狭义，不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规定的处罚，都是不能强制实际履行的。 再退一步，就算《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了堕胎和绝育义务可强制实际履行，它也会因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冲突而无效。《立法法》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因此计生工作人员的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等人身强制行为显然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不得以正当执行职务为由免责。预收5.5万元"社会抚养费"并扣押此款胁迫吴良杰保证结扎的行为也是无法律依据的滥用职权行为。这些违法行为涉嫌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 既然当地政府无权抓吴良杰回去结扎，那么他们以什么理由把吴良杰抓回去处置呢？ 一个可能使用的借口是敲诈勒索。跟政府谈判拿了钱被控敲诈的媒体报道过的就不止一次；而且吴良杰妻子被堕胎事件不像冯建梅被堕胎事件，政府尚未承认其工作人员违法。但是政府违法侵害吴良杰夫妇在先，难道不应该索赔吗？一个孕育8个月只差8天的孩子没了，孕妇的尊严和身体受到严重侵害并落下妇科病，吴良杰本人因为躲避强制结扎和抓捕半个月有家不能回，索赔35万元多吗？如果这也叫敲诈，那么以后受到侵害的人，无论侵害来自政府还是他人，还敢索赔吗？或者索赔只能起诉，不能谈判？难道拒绝和解才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另一个可能使用的借口是"扰乱社会秩序"。但是发几条微博，给他人写信或接受媒体采访如实陈述自己的遭遇，能扰乱什么社会秩序？我看只能扰乱强制堕胎、强制绝育的秩序。如果因为扰乱了强制堕胎、强制绝育的秩序就抓捕吴良杰，那就意味着地方仙游地方当局准备继续滥用职权，将强制堕胎、强制绝育进行到底。是吴良杰犯法，还是当地政府肆无忌惮地犯罪？ 2012年7月1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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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Jul 2012 01:53 PM PDT  核心提示：中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邻近菲律宾的争议水域巡航时搁浅。鉴于这艘军舰搁浅的地点似乎在菲律宾海岸200公里范围内，正好在马尼拉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所以救援行动可能遭遇外交挑战。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再没有比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更令人难堪的了。
发表：2012年7月13日
作者：John Garnaut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中国一艘军舰在南中国海邻近菲律宾的争议水域巡航时搁浅。
根据西方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的情况，昨晚，这艘护卫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译者注）东南部的半月暗沙（中国称半月礁——译者注）附近被暗礁卡住，直到现在仍然被"卡得死死的"。
鉴于这艘军舰搁浅的地点似乎在菲律宾海岸200公里范围内，正好在马尼拉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所以救援行动可能遭遇外交挑战。
搁浅的这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舰据信是560号"江湖"级护卫舰，此前一直积极阻拦菲律宾渔船进入这一区域。
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再没有比这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更令人难堪的了，面对今年晚些时候的领导层更迭，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坚决主张领土主权，炫耀武力。
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会议在混乱中结束，由于受到中国的强力干预，没有形成针对解决南中国海冲突的行为规范。
同样在本周，中国昨天派出历年来最大规模的捕捞船队，从海南岛开赴南中国海另一个有争议的群岛。
本周早些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和外交政策高级顾问敦促中国大力主张自己的主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说，北京此前过多地把重心放在求同存异上。
他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5年内，亚太地区仍然会呈现过渡阶段的所有特点，即一定程度的混乱。"
未能立即联系到中国外交部就此发表评论。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7/13/2012 11:56: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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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Jul 2012 07:58 PM PDT 
各位朋友﹐
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暑期的閱讀。如果你們還沒有機會讀到艾裡克．格林坦斯寫的“愛心與鐵拳”(Eric Greitens: The Heart and The Fist -- The Education of a Humanitarian, the Making of a Navy Seal)﹐我極力推薦此書可作為今年暑期閱讀的一選﹐每一個人都值得去讀此書。我被作者的勇氣､人道主義與愛國情懷而深深地感動。更使我欣慰的是﹐在如今這個被利欲充斥的物質世界上﹐竟然還存在著像艾裡克這樣執著的理想主義者。世界的前途由於有了這樣的年輕人而顯現光明。
當艾裡克還是個孩子時﹐就表現出了對歷史的濃厚興趣﹐並沉迷於各種探險與勇士的故事。他曾一度對這個世界過於“安全”與每個角落都無“險”可“探”而感到失望﹐懊喪自己“生不逢時”。然而﹐1993年﹐19歲的他第一次出國﹐其中國之行及他在那兒的遭遇改變了他的想法與追求﹐使他意識到他原來“生正逢時”在一部活的歷史之中。他開始不再一心想探險﹐而是思考如何選擇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旅途。
與許多理想主義者一樣﹐艾裡克立志以無私的奉獻改變世界。從他上大學開始﹐特別是在獲得“羅德”(Rhodes) 人道主義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研究人道主義歷史期間﹐為了尋找更好的援助方式﹐他作為志願者多次深入世界各地戰亂國家的難民營﹐救助那裡的兒童﹐包括參加了德蘭修女 (Mother Teresa )等設在貧困地區的慈善機構﹐為那裡的窮人與殘疾人服務。在親身體驗到一個個受害者的慘痛經歷後﹐他不得不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當無辜者受到侵犯時﹐若沒有強者的武力保護﹐即使再多的慈善服務與人道援助都無濟於事。為此﹐他積極推動 “必要時用武力保護弱者結束各種人類的清洗和屠殺”的理念。然而在撰寫此一主題的論文時﹐他卻不斷地被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所困擾﹕我怎能讓別人去為我闡述的理論承擔危險而自己卻退避三舍袖手旁觀呢﹖
 艾裡克26歲時獲得了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同時成為了一個出色的多次獲得金牌的拳擊運動員。但他拒絕了垂手可得的商業界的高薪聘書﹐毅然參加了一年只有一､兩萬美元津貼的美國“海豹”精英特種部隊的預選隊。在80%到90%淘汰率的嚴酷訓練中﹐並不算年輕的艾裡克以他驚人的勇氣與難以置信的毅力成功地闖過了最後“地獄星期”的近乎掙扎於受刑與死亡線上的高強度選拔﹐成為了“海豹”精英特種部隊的軍官。“九一一”後﹐他遠赴肯尼亞､泰國､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執行各種艱巨的剿恐任務﹐經歷了無數危險的戰鬥。但是﹐即使在他身帶最具殺傷力的武器的時候﹐他的人道主義理念卻從未泯滅。
2007年﹐艾裡克從伊拉克回國﹐可他並沒有解甲歸田。他訪問了眾多的在戰爭中嚴重傷疾的軍人﹐了解到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渴望重新歸隊服務﹐但卻力不從心。於是﹐他捐出了自己的軍人津貼並籌集資金﹐創辦了一個非盈利機構﹐“重任在繼” (Mission Continues)﹐ 旨在幫助殘疾的軍人運用各自的能力找到新的貢獻目標﹐為社區繼續服務。
在艾裡克的感人又震撼的故事中﹐從頭到尾貫穿了一個簡單又深刻的主題﹕你必須是個強者才能成為好人。同時﹐你必須是個好人才能成為強者。
聯想到近來在華人中討論的熱門話題﹐這本書可能有助於我們理清些常識問題﹐即﹐怎樣對待手持屠刀殘殺無辜危害生命的劊子手﹖愛人如己和懲罰罪惡是對立的嗎﹖保護弱者和打擊凶犯是對立的嗎﹖同情受害者和討伐施暴者是對立的嗎﹖… …這本書的標題與艾裡克的經歷是否給了我們一個非常明確的提示——在這個美麗又充滿罪惡的世界裡﹐“愛心與鐵拳”是不可分割的最好的結合。
朋友們﹐我相信你與我一樣執愛著我們這片自由的土地——美國。讀罷此書我掩卷沉思﹕究竟甚麼才是“美國精神”﹖是開拓﹖是奮鬥﹖是奉獻﹖是博愛﹖是承擔付出﹖自由進取﹖是嫉惡如仇伸張正義崇尚生命﹖
在艾裡克的書裡﹐有這樣一段平朴的直敘﹕
如果我留在了牛津或去了一家有名氣的大公司﹐我可能一生永遠與那些有著相同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同僚們“多元化”﹐來自不同的國度﹐可他們之間卻十分相似。他們深諳什麼才算教授或律師﹐可他們卻不懂一個警官的職責與那些以自己肩頭的份量為己任的士兵。他們輕易地以國際“地球村”的公民自我定位。而在這個特種部隊的預選隊裡﹐每個人則簡單地認為﹐我是美國人。
成用在送給我的一張結婚紀念卡上曾這樣寫道﹐“ 歷史的理想主義是不朽的墓碑。現實的理想主義是失敗的英雄”。 可理想主義者艾裡克卻是個走向成功的年輕的英雄。或許﹐世界正在期待著一次理想主義的復興。
希望你會和我一樣喜歡這本書。
祝各位暑期閱讀愉快﹗
逢時
7/7/2012
Naperville,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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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Jul 2012 07:27 PM PDT
新一期的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一个专制轴心正在崛起》（An Authoritarian Axis Rising）的文章，认为，近几个月来许多专制国家正在表现出相互抱团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这个群体目前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和古巴等，文章称之为“国际专制轴心”。“国际专制轴心”这一用语其意思指的是，中俄两国合伙发起有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叙利亚和古巴等国参与的在国际事务中为维护某些国家的利益共同行动的协调机制。这些国家的政府普遍存在两种恐惧：一种是它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明显恐惧；另一种是这些政权对美国和西方的实力及影响力的恐惧。现在“专制轴心”成员国越来越多的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如中国和俄罗斯投否决票，使联合国无法通过制止叙利亚政府杀戮本国人民的决议，中俄还一致反对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等等。目前，这些〝专制轴心〞还加强了军事协调，这都给亚太、印度洋与太平洋、欧亚大陆以及全球都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但应该指出的是，所谓“国际专制轴心”这一说法的表述并不准确，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有不同类型的国家，有多党民主选举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也有一党专政的国家，比如，中国、朝鲜、古巴等，还有政教合一的国家，比如，伊朗等。既然有不同类型国家，也有民主国家，怎么叫“国际专制轴心”呢？很显然，这一说法的表述不准确。不过，为了叙述方便，还是继续沿用这一说法为好。由于这些〝专制轴心〞国家没有真正的共同目标，不能形成真正的联盟，它们只是要求西方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个〝专制轴心〞没有共同信仰，只是一个利益集团，很不牢固。所以，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国际专制轴心”它维持不了多久。
“国际专制轴心”是中俄合伙发起的，中俄是核心，中国和俄罗斯只要合不到一块，轴心就会瓦解。也许我们从中国、俄国以及中俄关系三大角度去看，就能发现问题的根本。
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只要中共在台上，它都需要一个国际专制协调机制。当然，它需要这样的国际协调机制主要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制度的稳定。比如，就叙利亚问题而言，本来，它属于阿拉伯世界，中国现在的发展还只是处于地区强国阶段，还没有能够成为世界强国，要成为世界强国，按目前的发展速度还要十五年左右，要成为世界超强还要三十年左右，所以，目前中国还没有能力与美国在周边之外的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叙利亚到底是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还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来讲关系并不大。但由于中国属于专制国家，目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而专制国家从1980年以来由于一阵阵民主浪潮的冲击，已经越来越少，现在全球的193个国家中，专制国家只有中国、 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文莱、 伊朗、叙利亚、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索马里、汤加、古巴、朝鲜等十九个，其他174个国家都已建立起民主制度。当今时代，民主已成为真正的世界潮流。现在叙利亚已经出现强大的民主运动，巴沙尔一党专政政权已经动摇，如果叙利亚再成为利比亚的话，专制国家就会减少，弄不好还会出现一大片专制国家跟着倒掉的可能性，这样，中国的专制政权在世界上就会更加孤立。中国实在是不愿意看到叙利亚一党专政政权的倒掉，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国际专制轴心这样的协调机制来共同发挥作用，以避免叙利亚等专制国家的倒掉，这是中国在共产党的一党之私。
在中国只要一党专政制度不倒，中国都需要也会积极维护“国际专制轴心”， “国际专制轴心”的长久维持确实需要中国一党专制制度的长存，但是，从发展来看，中国的一党专政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七八年了。从1978年以来，经过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两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官员腐败越来越严重，官民冲突越来越加剧，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是穷途末路，中国社会需要转型，而这种民主化转型从现在算起七八年内就一定会开始了。正如我在《我国民主化转型的思考》（民主党通讯）中说的： “实行一党专政的国家其转型最迟是七十年左右，实行专制主义加市场经济的国家其转型最迟是四十年左右，我国中共一党专政已有六十三年了，在专制主义体制下进行市场化改革也已有三十四年了，过七八年就都是极限了。实行市场化的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往往都是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发展往往是城市化，这两个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结果是公民逐渐觉醒，公民力量逐渐壮大，民众中要自由和人权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任何国家由专制向民主化转型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力量，这股力量不形成也出不了要“民主与自由”的街头运动。从我国的现状来看，这种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呈几何数增长，七八年后这股力量将无敌于天下。从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在需要民主化转型的时候，民主自由的力量在一国的总人口中都没有形成多数，只是拥有一定人数，往往是占总人口的5%左右。这群人是民主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但是光有这些人还是不够的，而历史显现出来的事实是，当一国有5%左右的人需要民主自由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各种危机就跟着发生，危机为民主化提供不满的人群，这就是民主化的支持力量，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例外的。从二战以来，世界发生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都是每十年左右发生一次，上上次是1997年，上次是2008年，再过七八年危机又会发生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国躲过了，北非没有躲过转型了，那么下一次的危机中国就躲不过了。这个危机将会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提供不满的人群，加上民主自由人士，就必然会形成掀翻专制巨轮的巨大海潮。”七八年后，中国民主化转型了，中国不再是一党专政的专制国家，它也就不需要维护“国际专制轴心”了，而国际专制轴心就能剩下俄罗斯一个国家维持了，维持得了吗？所以，从中国的角度看，“国际专制轴心”应该维持不了多久。
俄罗斯是实行半总统制的民主国家，现在的俄美关系是“普梅”玩二人转造成的。虽然，称雄欧洲和亚洲从来就是俄国的野心，苏联时期，它也曾经是是世界的霸主之一。现在虽然一度衰落，但俄罗斯仍是拥有一千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巨大国家，它的根基还在，现在人均国民总产值也已达一万多美元，虽然，离世界霸主还有距离，但从目前普梅二人的想法看，俄国有称雄世界的强烈愿望，所以，经常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本来美俄关系就紧张，比如，针对叙利亚问题，双方相持不下，俄罗斯不惜把自己的航母和舰艇驶入叙利亚，普京希望在俄美关系紧张的时候能拉拢一些国家抗衡美国，这就是普京需要〝国际专制轴心〞 的动机和目的。但普京的任期也只有六年，任期结束改选，如果选不上普京，下一任总统也许不需要与美国抗衡，这样，就会改变外交政策，〝国际专制轴心〞就会不复存在。本来，俄国现在还不是美国的对手，双方并不在一个能量级上，应该好好发展自己，过二三十年再来抗衡美国才会有实际意义。所以，从俄罗斯的角度上来看，〝国际专制轴心〞也不会长久维持。
再者，我们从中俄关系看〝国际专制轴心〞，它也不会长久维持。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目前，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的全球战略已转变为重点遏制中国，美国重返亚洲的目的一是为了和平演变中国，二是为了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崛起。但其实，十五年后中美的对手局面才会开始显现，三十年之后中美两国才会是真正的对手，而在三十年内，中俄两国就已是真正的对手了，但中国与俄罗斯却由于目前的国际局势暂时走在一起。这样的中俄合伙拉起的与事与愿相违背的“国际专制轴心”是不牢靠的。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是中国最凶残的敌人，从我国清朝掠夺了15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外东北、库页岛和新疆西部，通过武力侵略和外交欺骗，加上挟持外蒙独立，共使近330万平方公里土地脱离了中国怀抱。由此可见，对中国伤害最大恰恰就是俄罗斯这头北极熊。但中共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的需要，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分别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与俄罗斯签订了东部勘界条约和补充协议，把苏俄在东部侵占的我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让与了俄国。这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这样的“卖国行径”从长久来看是不好维持的。本来，中俄两国有领土纠纷和冲突，中国和俄国是近邻，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俄来讲是威胁，同理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来讲也是威胁。所以，从国家利益来看，中俄是不会真正友好的，目前的友好和伙伴是虚假的。从过去到现在，中俄都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从长远来讲，中俄由于有争霸的需要是不会真正友好的。现在中俄双方都在不停地在发展自己，都想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超强，所以，不久中俄都会把对方视为对手的。中俄关系现在的一致是暂时的虚假的一致，这个暂时的虚假的一致不久必会被打破。如果虚假的友好关系被打破就没有“国际专制轴心”了。
中国和俄罗斯在现阶段都只能属于区域性大国，但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联手面对美国，这也能使美国的全球战略一时陷入困境，所以，中俄联手这样做，就会使到美国更加防范中国，从而更会使中国的发展处于不利地位。目前美国推行人权外交，并要继续领导世界。在这两点上，都跟中国有冲突，第一点跟中国的现在的专制政权有冲突，第二点跟十五年以后的中国冲将显现。但目前中美之间的冲突，在政治上还主要是民主和专制的冲突，美国想改变中国专制，同时，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大。改变中国的专制制度，从近期看对中共及其权贵不利，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华民族有利，因为民主能带来公平正义、能缓解贫富两极分化清除腐败令中国持续发展和强大和能保障人权。其实，对中国维持专制制度，俄国是很高兴的，因为这个国家曾经是最强大的专制国家，它知道专制带来的强大最终都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它希望中国维持专制制度，是因为一方面专制能令中国不会持续强大另一方面专制能令中美永远有分歧，这样就好利用中国牵制美国，以便完成俄罗斯的发展和强盛，这是俄国所怀的“鬼胎”，因此，俄罗斯与中国联手构建“国际专制轴心”是有其深意的，中国如不是从一党专政的利益考虑而是从国家利益考虑是不能与俄罗斯联手的。中国民众应该反对这种中俄构建的所谓的“国际专制轴心”才对！
20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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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Jul 2012 01:18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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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Jul 2012 01:11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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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Jul 2012 01:05 AM PDT 导读：当年，中共被国民党赶到西北后，因不抗日反打国民党军队，被国民党断了经济来源，经济因此捉襟见肘。为了实现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领导人遂在南泥湾开荒种鸦片。当年任弼时曾是延安的鸦片专员，通过将中共军队种植的鸦片贩运到国统区和日占区，进而为中共的发展壮大提供资金。 目前，国内一些电视台正在播放赞颂中共前领导人任弼时的电视剧《任弼时》。不过，该电视剧没有告诉观众的是，当年任弼时还曾是延安的鸦片专员，通过将中共军队种植的鸦片贩运到国统区和日占区，进而为中共的发展壮大提供资金。 任弼时，1904年4月出生在湖南湘阴县（现为汨罗市），1921年前往苏联留学，次年加入中共。归国后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总书记。中共武装暴动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并率领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北上逃跑。抗战期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延安鸦片专员。 当年，中共被国民党赶到西北后，因不抗日反打国民党军队，被国民党断了经济来源，经济因此捉襟见肘。为了实现发展壮大的目的，中共领导人遂在南泥湾开荒种鸦片，并贩卖到国统区和日占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经过实地调查后曾披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而任弼时就是当年的鸦片专员。原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亦提到：“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关于这个鸦片专员对种植鸦片的看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级官员看的“内部参考”中有这么一条新闻：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个傍晚，红军专员任弼时和美国记者斯洛顺着延河边一同散步来到了宝塔山下，任专员摸了摸那为要显示自己党内地位而刻意蓄留的山羊胡，手指着一大片金黄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对斯洛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带着稚气的年轻的斯洛，显然还没有跟上任专员的思路。任专员继续着他的话题：“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 看来任弼时在国难当头之际，对于贩卖鸦片之事是颇为赞同的。或许正如中共党魁毛泽东所言：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据莫斯科特派员的日记记载，“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认同贩卖鸦片对中共的重要性，中共为何还要将其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呢？看来当年中共还是需要块遮羞布的。同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并将鸦片不断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戕害同胞的中共相比，提倡“新生活运动”、禁止鸦片的国民党在道德和行为上都远远超过中共。 如此忠于中共的鸦片专员任弼时大概不会想到，做如此伤天害理之事的他会遭到上天的惩罚。据说，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刚进北平，就于1949年4月18日做出决定：任弼时必须休息。决定当天，他就在医生陪同下，住进了玉泉山休养所。5月，休养中的任弼时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趋向恶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状。 当苏联的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时的病情后，主动派了一个苏联医疗专家组到中国。苏联专家们在会诊的报告上写道：“……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引起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因此，专家们建议任弼时到苏联进行治疗。任弼时于1949年12月初抵达莫斯科，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经过了20多天的治疗后，转往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到1950年春季，任弼时的健康似乎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因此于5月28日回到北京。熟料10月底突发脑溢血，于10月27日不治身亡，时年46岁。 任弼时死后，毛泽东罕见地出席了其葬礼，这是中共掌权后的第一个葬礼。毛大概是想向党徒们表明，任弼时的所作所为党是肯定的，鸦片在中共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而中共新领导人则继续着欺骗的传统，在任弼时生日一百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不知地下有知的任弼时是否愿意接受这死后的“荣耀”呢？ 作者：林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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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5:16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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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4:59 PM PDT
最近几年，国内一些报纸和杂志多次刊登所谓高岗里通外国的报道注1。归纳这些报道的观点，无非有三：一，说高岗曾向柯瓦廖夫注2提供情报，柯瓦廖夫把高岗提供的情报报告了斯大林，而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把这些情报转交给了毛泽东；二，说高岗1949年夏天和刘少奇、王稼祥访苏时，在会谈时曾向斯大林建议，把我国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三，说1949年冬天在莫斯科有一段对话。说斯大林讲，“‘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对我们在满洲的合作，非常高兴。’接着，他赞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高对俄国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注3
非常遗憾，以上三点从根上就错了，因为在历史上既不存在高岗向柯瓦廖夫提供情报这一件事，也不存在高岗向斯大林建议，把我国东北变成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这么一件事，同样不存在高岗对前苏联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中苏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这第三件事。以上三个谣言分别出自柯瓦廖夫和韩素音注4之口。下面我就分别谈谈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1948年，林彪和罗荣桓在前方打仗，高岗在后方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工作。从1948年秋天起担任苏联驻中长铁路代表的柯瓦廖夫由于工作需要曾几次拜访在哈尔滨的东北局。时任东北局副书记的高岗接见了他。高岗接见柯瓦廖夫时如下人曾经在场：东北公安部部长汪金祥和副部长陈龙﹑东北铁道总局局长余光生等。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有时也在场。此外，翻译徐介藩等人也在场（高岗不会说一句俄文，柯瓦廖夫不会说一句中文，必须借助翻译，翻译均是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的中国同志——本文作者注）。这些当年在场的人后来都众口一词地表示，从没听见高岗向柯瓦廖夫提供情报，从没听见高岗向柯瓦廖夫谈论我中央领导人。此事，有关方面已调查了多次。特别是翻译同志不光被问了很多遍，而且还写了书面证明材料。所以说，柯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所谈的高岗向他提供情报反映我中央领导人的对苏态度一事完全是凭空杜撰；所以说，后来由柯瓦廖夫这封信所引起的一系列对高岗的猜疑﹑联想﹑发挥﹑批判都是不能成立的。滑稽的是赫鲁晓夫居然相信柯瓦廖夫瞎编的这个幻想故事。他甚至在《回忆录》中愤怒谴责斯大林，认为他把高岗提供给柯瓦廖夫的情报转交给了毛泽东，出卖了高岗。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转交给毛泽东信件还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转交信件行为的愤怒声讨，二者均属无稽之谈。因为它们都建立在柯瓦廖夫的谎言的基础上。
在1954年高岗被打倒后，在批判高岗的会议上，有人又提出柯瓦廖夫这封信，并据此说高岗里通外国。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里。
说到这里也许人们要问，柯瓦廖夫当年为何要编造这个谎言呢？原来在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个插曲促使柯瓦廖夫恶从胆边生，编造了这个在中苏两国甚至在整个世界流传了60多年的弥天大谎。
当事人之一师哲回忆说：
同我们一起来到莫斯科的柯瓦廖夫和费德林也常来看望毛泽东。有一次他们来了，我不在，毛泽东向他们发了顿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我返回时，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刚要离去，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脸色不好。他们走后，毛泽东情绪很好，把他骂柯瓦廖夫的事如此这般给我说了一遍，并说他的目的是让他们去向斯大林反映（我们的不满）。
毛泽东按中国人的想法：对待下级的态度就意味着对其上级的态度；对仆人的态度就意味着对主人的态度。因而下级往往把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反映给上级，求得同情；仆人将受的气禀告主人，求得庇护。但是苏联人并非如此，他们的下级在外面受了气，说明他不会办事，上级知道了更会对他不满，甚至斥责﹑处罚。所以柯瓦廖夫根本就不敢让斯大林知道他受了毛泽东的训斥。毛泽东的目的达不到。
但是柯瓦廖夫仍然有气，他要设法出这口气。于是他给斯大林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把他对中国领导人的一知半解，加上有意的歪曲﹑捏造，说了许多坏话。在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我们，并说：“柯瓦廖夫是个铁路上的技术人员，他不懂政治，却还要往政治里钻，他要钻到政治里，就像老鼠钻进了风箱。”斯大林还声明：“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柯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我们，但谁也没看，我只略看了几行。全是无稽之谈。注5
以上就是所谓高岗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的那份报告（信）事件的来龙去脉。从师哲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第一，柯瓦廖夫给斯大林的这封信是他在苏联自己写的，而不是高岗让他写的，更不是高岗写好后让他转交斯大林的。第二，斯大林不赞成这封信的内容，以致后来不再让柯瓦廖夫到中国来工作，而改派阿尔希波夫来华。”注6第三，柯瓦廖夫的这封信是他在受了毛泽东的气之后带着情绪写的。信中充满了怒气以及一知半解的歪曲和凭空捏造。对于这样一封信，斯大林的态度是不赞成，毛泽东当时的态度是不加理睬。注7但是也有人回忆毛泽东当年还是相信了柯瓦廖夫的胡言乱语。注8不过，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正像本文前面所说，柯瓦廖夫信里所说的事情本身是虚构的，所以在这个虚构故事的基础上所引发的一切猜疑﹑评论﹑联想﹑发挥﹑批判都是无意义的。
由于所有关于高岗里通外国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所以在后来批判高岗的所有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没有谈到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这些文件分别是：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4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一致通过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54年2月18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但是，1958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突然把高岗和里通外国联系起来。他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注9
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所有与此有关的人（调查此事的人和被调查的人）都极其愕然。他们心里清楚，所谓高岗里通外国，多次调查结果都是查无实据。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会不知道调查的结果。既然毛主席不顾调查结果坚持把高岗定为里通外国，那当初何必要让他们调查呢？直接戴帽子就是了！私下里虽然这样议论，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没有一个人公开站出来说话。
第二件事：高岗去世37年后，即1991年，俄国汉学家冈察洛夫访问柯瓦廖夫。已退休多年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前工程师柯瓦廖夫受宠若惊。为了留下一个惊人印象，改变其悲惨的处境，他脑瓜里编造故事的闸门又打开了，创作思潮汹涌澎湃，奔腾而出。他说：“有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注10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首次刊登了这个消息。标题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1992年160期《党史信报》在国内首发了这个信息。对此，当年刘少奇、高岗访苏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反驳说：“柯瓦廖夫根本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师哲还特地谈道：高岗“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刘少奇不同意。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不同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注11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从来没有参加过斯大林和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会谈的柯瓦廖夫编造了那次会谈的内容，而参加了那次会谈的翻译师哲揭露批驳柯瓦廖夫对那次会谈的所谓回忆“这是柯瓦廖夫凭自己主观臆想杜撰出来的”。注12
北京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以为师哲的观点不能成立。他指出，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参加的那次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方代表团三人：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苏方代表团三人：莫洛托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本文作者注），事实上，柯瓦廖夫参加了，师哲反而没有参加，这位教授拿出了“铁证”，“《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中关于1949年6月27日这天斯大林接见刘少奇一行人员进入会场的记录与师哲的记忆正好相反……这是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后首次受到斯大林接见，因而不可能有记录错误。档案记录显示：柯瓦廖夫于当天晚23点进入，24点离开斯大林办公室，进出的时间与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完全一致。这说明柯瓦廖夫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是随中方人员同进出，因此可以断定他也在场。师哲记忆与此不合。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办公室记录的这次会议进出人员中却没有师哲。这说明师哲所说的‘柯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的记忆是不准确的。”注13
从1949年建国，我国领导人出访从来自带翻译，这是一条沿用至今的老规矩。刘少奇1949年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谈带了一名俄文翻译，即师哲同志。师哲当年去苏联就是为这次会谈当翻译的，怎么可能到了会谈时他却不在了？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刘少奇1949年访苏时的所有会谈都是由师哲翻译的。至于1949年6月27日这一天在斯大林办公室的来客登记上没有师哲的名字，显然是漏写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执行总主编沈志华在该书20卷（该卷刊登了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本文作者注）最前面反复说明，“记录显然还存在许多错漏的地方。这些都是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档案文献时需要留意的”。注14这位教授显然没有留意到这句话。
在苏联退休外交官﹑历史学家列多夫斯基的著作《斯大林与中国》中有一份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这份纪要的一开始就是参加会谈的名单，其中倒数第二名是卡尔斯基（师哲的俄文名字——本文作者注），而最后一名是柯瓦廖夫。注15这儿的关于柯瓦廖夫参加会谈的记录显然与事实不符。确切地说，柯瓦廖夫虽然1949年6月27日那天的确进过斯大林的办公室，但是他并没有参加中苏领导人会谈。据师哲回忆，“柯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刘少奇去苏联，柯瓦廖夫同行，他的工作是我们到大连，由他出面向苏军交涉，派飞机送刘少奇一行经朝鲜上空﹑远东到莫斯科。在路上用了七八天时间。刘少奇第一次拜见斯大林时将柯瓦廖夫带到克里姆林宫。但是并没有让他进谈判的房间，而是在外面等着。斯大林知道他也来了，派人把他叫进来，问他一路上的情况。他见了斯大林像个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十分紧张﹑拘谨。回答完了问题，斯大林示意让他出去，他就赶快退出会场。所以他并不知道谈判的经过”。注16可就是这个柯瓦廖夫后来却到处吹嘘他参加了苏中领导人会谈，并且无中生有地杜撰了许多会谈时苏中双方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中苏两国人信以为真。不过凡是理性思维的人都明白，进过斯大林的办公室和参加了中苏领导人会谈完全是两码事。柯瓦廖夫这个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怎么可能参加只有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才能参加的最高级会谈呢？总而言之，师哲作为翻译参加了1949年刘少奇和斯大林的全部会谈，包括1949年6月27日的会谈（如果有疑义，可以到中央档案馆查证——本文作者注）。而柯瓦廖夫这个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没有也不可能参加1949年中苏领导人会谈。他仅仅是在6月27日会谈时被斯大林叫进去问了几个问题，随后马上退了出来，始终呆在会谈房间的外面。
柯瓦廖夫不光给高岗造谣，他也诬陷刘少奇。他说，刘少奇在1949年7月27日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收回了请苏联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问题。注17对此师哲斥责道：“根本没有这种事”注18。
柯瓦廖夫在对冈察洛夫的谈话中除了杜撰高岗建议把我国东北变成前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这个滑稽故事之外，还胡编了另外一些同样让人忍俊不禁的情节：
他说高岗用俄文向他表示，愿意向他提供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情况。——高岗半句俄文不会说，柯瓦廖夫半句中文不会讲，高岗如何向他表示呢？
他说1949年9月一个香港代表团访问东北，只见斯大林的像而不见毛泽东的像。毛泽东听说后很生气，开政治局会议批判高岗，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作了尖锐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作了决议——从未发生过此事。当时东北街头挂满毛泽东的像而无一张斯大林的像。毛泽东从未为此生气，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未开过柯瓦廖夫所杜撰的那个会，刘少奇和周恩来从未说过柯瓦廖夫为他们编造的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未通过柯瓦廖夫为他们拟定的决议。
他说某一天清晨4点钟高岗一个人跑到柯瓦廖夫的住处去找他——高岗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身边时刻被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包围着，怎么可能发生清晨4点他孤身一人去找一个铁路上的外国技术员这种奇闻怪事呢？
他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经过沈阳时，高岗和林彪准备了一车皮礼物送给斯大林，被毛泽东拒绝了——从无此事，高岗和林彪从未给斯大林送过一件礼物，更不用说一车皮了。
高岗每次去苏联都是党中央派遣的，每一次都是由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同志担任翻译，此外还有别的同志同行。上世纪90年代，当柯瓦廖夫制造的这个谣言传入我国后，有关方面曾进行调查。当时还健在的、参加过1949年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和斯大林会谈的中方人员（代表团团员均已去世，只有翻译和一些随员还在世。）都断然否认有此事。翻译师哲同志更是在几本书里驳斥此谣言：“据我所知，此说无根据”。注19
其实，根本不用调查，任何人都明白，如果高岗在1949年和斯大林会谈时真说了那些话，那么他在回国刚下飞机就会被关起来，而不会以后还步步高升；如果高岗在1949年和斯大林会谈时真说了那些话，那么在1954年打倒他﹑掘地三尺搜集他的罪行时，一定会对此大书特书﹑全党批判全国声讨，而不会在当年批判高岗的所有中央文件里只字未提此事。
第三件事：韩素音女士的著作《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毛泽东、周恩来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词句华丽的讲话，赞扬苏联的无私帮助，保证维护中苏之间永久的友谊和团结。然后，准备启程回国。这时，斯大林向毛泽东射出最后一支箭。他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对我们在满洲的合作，非常高兴。”接着，他赞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高对俄国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注20
非常可惜，韩素音女士的以上叙述纯属无中生有。
按照惯例，或者说凡是正规的写法，在引言后必须标明出处，但是韩素音女士在这段引言后面没有标明出处。不过在这一章后面的注释（1）里写道：“本章所有引文出自中文版的《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书信选集》。”注21不幸的是，翻遍了两卷本的《周恩来选集》注22和《周恩来书信选集》注23，我也没有找到关于斯大林和高岗的这段引言的只言片语。众所周知，任何学术著作包括传记都必须标明每一段引言的出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作家有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是好事，但这想象力只能发挥在小说创作中，在纪实性作品中必须百分之百以事实说话。
前面已经谈过，早在1954年批判高岗时，中共中央就已对高岗的历史和全部言行进行了极其彻底的审查，其中包括对苏关系。由于所有关于高岗里通外国的指控都查无实据，所以在后来批判高岗的所有中共中央文件里都没有谈到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1954年经中共中央反复审查都没有的（高岗）里通外国问题，而38年之后（韩素音这本书出版于1992年——本文作者注），韩素音这个外国人却篡改了中共中央的结论，以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杜撰了高岗里通外国的言论。
前苏联外交部档案的解密期已涵盖了1950年。所以，1949年夏天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访苏和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毛泽东访苏的详细记录都已对外公开。另外，如果具备一定的条件，访问者也可以持介绍信访问我中央档案馆。通过访问中俄这两个最权威部门就会发现，所谓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如韩素音女士上面所写，见本文），所谓高岗在和斯大林会谈时的里通外国言论（如韩素音女士上面所写，见本文；再如柯瓦廖夫所说的，高岗在1949年在莫斯科会谈时向斯大林提议，将东北变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注24）通通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中俄双方各自的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根本没有对毛泽东说过那几句话。注25中俄双方各自的会谈记录还显示，虽然高岗在1949年夏天和刘少奇、王稼祥一起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但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高岗没有说话。也就是说，他既没有说过韩素音所编造的“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注26这句话，也没有说过柯瓦廖夫所杜撰的，高岗向斯大林提议，“把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注27这另一句话，总之，高岗什么话也没有说。当年的中方翻译师哲也证实了这一点，：“会谈时都是刘少奇一个人说，高岗等人没有发言的机会。”注28
韩素音女士继续发挥她的丰富想象力，毛、周乘火车回国途中，在东北停留了五天。高岗乘坐斯大林送给他的崭新的俄国轿车前来迎接。注29
当年并不是斯大林个人送给高岗个人汽车，而是苏联政府送给中国政府一批轿车。当年我有关方面对这批汽车做了统一规定，国家领导人一律乘苏联吉斯车，部级干部一律坐苏联吉姆车，部级以下的干部用苏联伏尔加车。所以说，作为国家副主席的高岗在使用苏联轿车这件事情上无懈可击，他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一样，都按照规定坐苏联吉斯车。
在这件事上，令人捧腹的不仅仅是指鹿为马的韩素音女士，那些跟着指鹿为马的国人尤为荒唐。出版韩素音女士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社在该章节的注释中如此写道，“斯大林赠车给高岗一事，许多回忆录中均有记载。东北的官员也曾对本书作者讲述过这件事。”注30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说明一下，韩素音女士上面的几段话，我并不是首先通过拜读她的著作《周恩来和他的世纪1898—1998》看到的，我是通过阅读《人民日报》一位记者的多篇文章注31后发现的，并随后找到了她的这本书。这位记者的几篇文章（作品）虽然题目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他反复引用了我在本文中提到的韩女士的这几段话，看来他很欣赏韩女士的这些表述。记者先生在大段引述之后加上了自己的一段话：“高岗起落，瞬息万变。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有着诸多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原因。此处其他原因暂且不论，我更愿意将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的去世，看作一个颇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随着斯大林的身影在共产主义阵营的消失，为他所青睐的高岗，其退场只是早晚之事。让人意外的不过是这一退场来得如此之快，结局如此之难以想象。”注32
看来，记者先生认为斯大林青睐高岗；看来，记者先生认为斯大林去世和高岗被打倒有因果联系，请问，得出这些结论有真凭实据吗？该记者先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请记住一点，我们写涉及历史事实的文章时，必须忠于事实，而不能编故事。
注释：
注1 例如：2007年6月26日《作家文摘》转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一段，并为该段起名为《斯大林为何要“出卖”高岗》；
2010年3月16日《作家文摘》转载张文木发表在《看世界》2010年3月号上的文章《“高岗事件”的国际背景》；
2010年5月21日《作家文摘》转载了秦晓凡发表在《党史博采·纪实版》2010年第5期上的文章《高岗在莫斯科挑起与刘少奇的公开争论》；
2010年12月14日《作家文摘》转载了李辉发表在《收获》2010年第6期《“三八线”南北》；李辉：《高岗，一个身影的起落》，《文史参考》2011年第5期和第6期；李辉：《高岗案背后的中苏关系》，《老年文摘》2012年4月30日；李辉：《“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出版社2011年第7版。
注2 柯瓦廖夫，前苏联铁路工程师，1948年9月～1949年12月在我国东北担任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
注3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文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92页。
注4 韩素音（1917年— ）Elisabeth Comber，英籍女作家。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
注5 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88页。
注6 赵家梁：《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
注7 参阅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
注8 参阅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
注9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1页。
注10 摘自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386页。
注11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人物》1993年第2期，第90﹑92页。
注12 同注释11。
注13 张文木：《“高岗问题”的若干考证及其他》，发表于《香港传真》2010年第8期。
注14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0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页。
注15 参阅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注16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人物》1993年第2期，第91页。
注17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第386页。
注18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人物》1993年第2期，第92页。
注19 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9页。
注20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文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92页。
注21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文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
注22 《周恩来选集》两卷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
注23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
注24 参见本文第二件事。
注25 参阅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292页。
注26 参见注释25。
注27 参见注释24。
注28 李海文：《毛泽东刘少奇访苏及中苏两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师哲访谈录》，《人物》1993年第2期，第90页。
注29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292页。
注30 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第304页。
注31 参阅注释1中有关李辉的部分。
注32 参阅李辉：《高岗，一个身影的起落》，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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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l 2012 04:46 PM PDT
5/8/2012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地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地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和害虫的，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扑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但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七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语词，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致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延安，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所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于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她的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
八
我的记忆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时光隧道时，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
记得八岁左右的我，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背吊在一棵梨树上。那时梨花初放，空气香软，而这个农民的惨叫却响彻云霄。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声“你还不说”，就把绳子拉一次，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
那个农民完全悬挂在花丛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惨白如梨花，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这一画面，至今也无法理喻那需要怎样残忍的力量，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
当我成为一个警察之后，一个老警察津津乐道地告诫我――这样的反绑悬吊审讯，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我面对他善意的预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记忆，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内心暗自寒战不已。
但是这样的刑讯真的结束了吗？1988年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用一副生铁打就的“土拷”，将一个嫌犯以“苏秦背剑”的方式挂了起来——一只手从肩向下，另一只自腰背向上，强行串联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所长让我监视。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再去喊所长来松拷，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挂上。
我并非一个天性残忍的人，我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虽然心有恻隐，但却熟视无睹呢？在以后我也沦为囚徒之时，我常常对此反省，我发现了我们打小所接受的残酷训练，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这种无情的厚茧，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
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制度。在面对刑讯的哀号之时，我不敢去制止，是对其时我身上的制服的屈服。一件衣服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于是，当某天另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曾经的同行，将电警棍击向我的脑门时，我自然无话可说――我和他同样没有私仇，只是类似的教育驱使他以我为寇仇。
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
九
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是从恨开始的。师长们给我们虚构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着歌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能泪淋淋。然后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至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
当收容站的管理者可以唆使那些被强掳而来的平民互虐致死，当街头城管人员可以肆意追打小贩甚至打死拍照的路人，当士兵可以毫不顾虑地开枪射杀学生而没有罪恶感……这样无视人的天良的种种恶行，难道不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向所致吗？
今天，当我还能在网上大量地看见那些仇日和攻台的愤青，天天嚷着要奸杀和核武摧毁他们心中的所谓敌人和汉奸时，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革，甚至不知道1989，他们似乎并未受过我们当初那种野蛮教育，可是他们这样的残忍心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假设一代恶的政府真的从他们之中产生和拥戴出来，那这个国家真不知道还要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增添多少匪夷所思的罪孽。
很显然，某种残忍教育的体系，还一直在我们这个社会暗中流传。酷吏和暴民愈演愈烈，人性在根上衍生出恶的花朵。人与人之间学会恨和残忍是如此容易，而传播爱竟然是这样艰难。每每想到这样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时，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
【作者简介】
野夫本名鄭世平，（1962年－）出生於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縣邊遠村莊。1978年考進湖北民族學院中文系開始詩歌創作。1982年組織詩歌社團「剝棗詩社」，開始使用「野夫」作為筆名，近年偶爾也在網上自稱「土家野夫」。1985年擔任湖北省青年詩歌學會常務理事。根據作家章詒和描述：野夫在「十六歲寫下血書：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為人。他在鄂西土生土長，視武漢大學為教育聖地」。1986年插班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組建湖北省「後現代詩人沙龍」，出版詩集《狼之夜哭》。在武漢大學學習期間，曾受業於易中天受到賞識[2]，成為亦師亦友入室弟子。1988年分配到公安單位工作，1989年因為同情學生退出警界。之後因為參與掩護民運人員，被作家好友熊召政檢舉後被捕[3]，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名判刑六年。1995年減刑出獄，到北京謀生成立民營書商。易中天曾將其早期的作品《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交由野夫所經營出版社出版，幫忙他出獄之後生活立足。隨後野夫逐漸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專心從事著作
，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小說，論文，劇本等約一百多萬字。2006年獲「第三代詩人回顧展」之「傑出貢獻獎」，2009年獲「2009當代漢語貢獻獎」，2010年1月，《江上的母親》获2010台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大獎，是中國首位作家獲得此獎項。[1]目前在雲南生活、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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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Jul 17, 2012, 6:15:01 AM7/17/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动向》杂志长短论：走向末世疯狂的中共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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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彤：中共沒有搞民主也沒有搞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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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少江：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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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02:38 AM PDT
岁在壬辰，时序七月，中共迎来九十一年的生日。在这个依旧被中共高调自诩为“伟光正”的大喜日子前后，中国人民却看不到一点值得庆祝与欢乐的事情。先是六月底广东中山的几万民众抗议运动，以“岭南特警支队”进驻弹压，官方称“清场”平息骚乱；紧接着新疆发生劫机事件，又以两名维族人死亡、参与搏斗的机组人员每人十万元犒劳结束；再就是胡锦涛参加香港回归十五年的庆典，遭遇到他任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让这位总书记除了在检阅驻港部队时表现出的满脸杀机外，没有露出过一丝笑模样；紧接着，就是因为污染工厂项目、发生在四川什邡的人民抗争运动，在鲜血与呐喊声中宣告停工；与此同时，青海玉树，又飞腾起一团熊熊燃烧的生命，第三十六个藏人为了追求自由在烈火中殉道；更要命的是王储习近平，不久就要荣登大宝了，国内民众却在四下流传着关于他家族贪腐的行径，给第五代接班人的执政前景蒙上了阴影。经济不振、内斗不休，外侮不断，民怨沸腾，给中国带来了一副末世黯淡的景象，就连那花费巨资为自己脸上贴金炫耀的“神九”、“蛟龙”，带给无数中国人的，也只是一声沉重的感叹：看来在中国铲除贪污腐败、缩小两极分化、消除贫富悬殊，简直比登天还难啊！
如果一个人九十一岁的话，那一定是朝不保夕、行将就木了。可中共是一个掌控着自称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政党，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面对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的末世惨淡，中共表现出的不是自省反思，容忍和解，而是强权政治与暴力维稳。据说党内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六四”开枪，本想“消灭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没想到死了不足千人，就带来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暴力维稳”又带来了胡锦涛的所谓 “盛世十年、黄金十年”，可见中国老百姓真是记吃不记打的草民、屁民，对待民间维权，滥用暴力才能奏效。所以，这才有了周永康宣称“一夜活埋二百人”的讲话！一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活脱脱一副末世疯狂的状态，表现出是权力的流氓化、黑社会化与法西斯化。在七月二日什邡事件爆发几天里，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在“雪豹特警支队”在对和平抗议的民众进行殴打、投掷震爆弹后，那一幅幅鲜血淋漓、触目惊心的画面，让许多老百姓明白了中共政权多年来为什么要花费巨资装备什么“岭南特警”、“雪豹特警”、“蓝光特警”，原来都是对准中国老百姓的。人血不是水，也能教育人民，什邡事件中，有一个互相转发的帖子说得好：“发现一个铁定律：凡是吹嘘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任何人或组织，保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心狠手辣、欺人害命的坏家伙，因为坏到家，所以更要吹，以利再欺骗。这是铁的定律，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与组织都可适用。”这就是有着九十一年历史、崇尚暴力与谎言的中共当局对中国老百姓进行得一次最好的反面教育。
十八大快要召开了，中共公安部长孟建柱此时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毫无厘头的口号：“举全警之力保卫十八大！”现在这句话就悬挂在中国各级公安局、派出所里面。很多人都纳闷，保卫十八大？谁是中共的敌人，他们又在哪里？二十三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血与今年七一前后中山民众的血、什邡民众的血汇在一起说明了：一个末世疯狂的政权，是如何与全中国人民为敌的！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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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02:46 AM PDT
所谓的“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是一个既没有理论价值，也没有实际用处的“银样蜡枪头”。十八大权争，兴许有些人希望从未来的总书记手里分割一些权力……
九常委是“集体总统制”？
胡鞍钢是最近北京市“特别补选”的两名中共十八大代表候选人之一，不知道与这次补选有无关联，该位“特别补选候选人”果然没有辜负某些人的期望，很快就在在中国喉舌《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头条发表了一篇为现行的中国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抬轿子的文章：“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该文别出心裁地称， 由九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是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胡还断言，这种“集体总统制”远比民主政体之下的“个人总统制”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 与其过去发表的大多数文章一样，胡鞍钢在这篇新文章中并没有对其提出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论点进行任何严肃的界定和论证，只是简单地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两种现象罗列在一起；在没有进行任何逻辑分析的情况下便推定这两种现象之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然后标新立异地推出了一个对中国人还很陌生的新名词“集体总统制”；最后冠以中国执政者惯用的“中国特色”这个无往不胜的修饰词，于是一篇貌似学术高深的文章就被官方媒体隆重推出了。 虽然这篇文章赚足了人们的“眼球”，但是从研究的角度看，它既不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也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也根本不是一篇涉及任何学科的严肃研究作品。 而是一个典型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媒体撰写“应景”之作。胡鞍钢的这篇文章与中国执政党的宣传机器的其他拙劣产品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的概念，并且与被世界上集权政权痛恨的民主整体下的总统制进行似是而非的比较。这样一来，似乎就多了一层唬人的“学术”色彩。这也是典型的中国 “左派”文人们惯用的对中国一党专制的“学术包装吹捧体”。
软肋在于缺乏合法性来源
胡鞍钢的集体总统制文章最重要的软肋在于，它所谓的“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虽然借用了民主制度下的总统制的概念，但是完全回避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来源的合法性问题。众所周知，总统制、内阁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半总统制、委员会制度等等是民主社会的政府组成形式。这些不同的政体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就是他们的合法性来源在于民主普选。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议会是所有这些民主政体的国家所共有的政治权力机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政府的首脑是由选民直接选举，还是由全民普选产生的议会选举。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名义上是由二百多人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实际上则是极少数人在幕后操作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常委会组成人员实际上直接由毛泽东指定；在邓小平时代，则是由邓小平主导的少数政治老人指定；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也同样是由少数寡头幕后指定。作为选举人的二百多中央委员们直到参加会议之前，实际上并不知道有谁将出现在他们投票的选举名单上。所谓的选举只不过是一个徒有其名的形式而已。换言之，胡鞍钢笔下的“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不仅不是国民选举出来的，甚至也不是由一党独裁下的执政党的所谓精英层选举出来的。不知道胡鞍钢的想像力从何而来，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这比普选的民主制度下的总统“更民主”。
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
不仅回避了合法性来源问题，胡鞍钢对中国的“集体总统制”的描述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显然是凌驾于政治局常委会之上的“太上皇”，政治局的常委根本不可能与“太上皇”民主地讨论问题，甚至见上他们一面也不容易。如此“集体总统”只不过是“太上皇”的跟班而已，那里来的“民主、高效和协调”？从现实看，前总书记江泽民虽然并不在常委之列，但是他的权力和实际影响力并不比九名政治局常委中的绝大数人小。从冠名的角度看，即使是荒诞不经的“前总统和现任总统并行制”这个名词似乎也比所谓的“集体总统制”名称更贴切。当然，无论是前总统还是现任总统，他们都不是民选的，都没有合法性来源。 其实，胡鞍钢提出所谓集体总统制只不过是想通过一个新的概念来为中国的独裁制度进行重新包装而已，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就领导制度而言，共产党自己本身早已经有一说法， 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 按照中共八大的解释，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实，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中，民主是软家伙，是假家伙，不仅普通民众没有民主的权利，就是共产党的党员，甚至是共产党的“精英们”，也没有民主权利；集中才是硬家伙，是真家伙。如果不听当权者的，各种专政手段便“上家伙儿”，什么监视、殴打、关押、甚至活埋的威胁都会用上。甚至连共产党自己的主席和总书记，由于没有听太上皇的话，华国锋和胡耀邦被先后废黜，赵紫阳则被囚禁之死。
来自李克强等团派的暗示或承诺
其实，不仅读者很明白，甚至胡鞍钢自己也知道，所谓的“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是一个既没有理论价值，也没有实际用处的“银样蜡枪头”。共产党不会将其当真，民众也不会上当。既然如此，胡鞍钢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费事地出来贩卖这一套呢？我看无外乎有两个可能，一是胡鞍钢们利用类似的吹捧向执政者进一步表忠心，再多捞取一些政治上和金钱上的好处。尤其是在人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失望越深的时候，病急乱投医的主子们对这些庸医们的奖赏常常会越高。此外，十八大在即，党内的权力斗争也日臻激烈，兴许有些人希望从未来的总书记手里分割一些权力，例如，得到胡锦涛支持的李克强当然希望与习近平做一个“双总统”，胡锦涛也可以借此巩固团派的权力基础。不知道胡鞍钢是不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什么暗示甚至什么承诺，出来为这一派政客们试探空气了。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可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就靠读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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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02:53 AM PDT
美联社
核心提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跌至三年以来的低点，今年后半年有可能的经济复苏恐怕也不足以将世界经济从其低谷中拯救出来。
作者：Joe McDonald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校对
 【中国经济增长跌至三年来的新低，尽管分析师认为复苏可期，但可能过于疲弱而无法拉动世界经济走出萧条。图片来源：美联社】 北京（美联社）——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跌至三年以来的低点，今年后半年有可能的经济复苏恐怕也不足以将世界经济从其低谷中拯救出来。 周五的数据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截止到六月份的这三个月里，GDP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6%，是自2009年初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最小增幅。 分析家们将强劲的银行借贷视为下半年经济很可能回升的标志，但是零售销售和工厂产出的缓慢增长使得经济快速恢复活力的前景并不明朗。 "中国经济依旧如预期那样处于软着陆的轨道之上，但是经济反弹却稍稍显得不太现实，"穆迪分析机构的经济学家陈志雄（Alaistair Chan）在报告中写道。 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和美国依旧在苦苦挣扎于其疲软的经济复苏，新发布的数据使得原本期待中国可以弥补来自欧美的需求不足的人们感到更加沮丧。 "还不确定是否有可能出现强劲的向上反弹，但至少经济增长速度将不会继续减缓了，"来自上海兴业银行的经济学家Xiao Li说。 中国较低的需求水平将使为其大规模制造业工业提供工业部件的其他亚洲经济体，以及包括澳大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在内的石油、铁矿石和其它商品出口国承受最大的损失。早在一年以前，中国对钢、铜和石油的进口量都开始下降了。 星期四，亚洲发展银行将其对亚洲经济发展的预测从四月份的6.9%下调至6.6%。这一决定参考了欧洲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的放缓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缓慢经济增长。 对中国经济来说一个乐观的迹象在于，对经济增长另一种衡量方式表明，在第一季度增长了1.6%的基础上，最新一个季度的结果比上第一季度又增长了1.8%。北京只是在去年才开始按季度增长来报告经济形势，这种方式被其它主要经济体所使用过。 六月份银行信贷较五月份增长了16%，超出预测。 经济形势"从八月份起将会发生显著的改善，"JP摩根经济学家朱海斌（Haibin Zhu），吴向红（Grace Ng）和Lu Jiang在报告中称。 在对于共产党统治来说十分敏感的这一时期，经济放缓使得失业和政治紧张的风险上升。在今年下半年将举行的十年一次的新一代领导人换届之前，政府需尽力维持经济平稳发展。 为应对经济发展放缓，从六月份以来北京已经连续两次调低利率，降低油价，以向国有工业企业增加投资和加大低成本住房和其它公共设施建设投入为方式，为经济重注动力。 中国最高级经济官员，总理温家宝上个周末讲话说，中国经济面临进一步放缓的压力，这暗示着北京很可能正在酝酿新的经济刺激措施。 "我们需要看到政府将拿出什么措施，才能预测经济形式进一步将如何发展，"兴业银行的Xiao这样说。 在实施经济刺激措施上，共产党政府比之美国或欧洲的政府拥有更大的余地。中国的国有银行业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以规避曾重创过西方贷款人的金融风暴。政府债务相对较低。 季度增长率依旧与政府今年7.5%的经济增长目标相一致，预测家们认为中国依旧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这虽远高于西方的水平，但对比于2010年爆炸式的10.5%扩张率来说，这已经算是显著的下滑了。 即便在经济发展反弹之后，也不太可能回到原先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共产党领导人正试图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转而推动以科技发展和消费增长为基础的、清洁的、具有能源使用效率的GDP增长。而这样的模式势必将降低发展的速度。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激进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过渡阶段，"政府发言人盛来运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 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放缓远比报道的要严重，以及北京要求公司夸大电力消费数据（一个关键的工业指标）从而使得经济形势看上去要健康一些。盛否认了这些质疑。 "在这里我想说，这都是错误的，"盛说。 价格变化调整后的六月零售增长下滑至12.1%，比上一月13.8%要低。比起五月份的9.6%，工厂产出增长缓慢降至9.5%。 对于中国的外国供给商来说一个潜在的不好迹象是，六月的进口增长降至五月的一半水平，达到6.3%。这是因为工厂接到的订单不足，从而减少了对原材料的购买。 按照国务院研究员余斌的话，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已在过去的八个季度中稳步放缓，这是自政府1992年开始对外公开数据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经济放缓。他说上一次的记录是连续六个季度。 为应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北京曾启动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这部分导致了2010-11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导致目前的经济放缓的部分因素，在于为冷却经济过热所施加的控制。中国领导人于去年扭转了这一进程，随后开始在全球需求突然暴跌后放开掌控。 澳大利亚IG Markets市场分析师卡梅伦・皮考克（Cameron Peacock）说："人们总是忘记，近期的经济放缓是有计划的"，以消除通胀，"任务完成了，中国依旧有空间来重新刺激经济。" 在2008年经济刺激导致了通胀和极为浪费的建设热潮之后，北京的行动越发小心谨慎。当局称，即便振兴已经疲软的建筑业为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方式，为降低住房价格而施加于建设和房屋买卖上的限制还会依旧存在。 政府一直致力减少经济对出口和政府投资的依赖，更多地发展由国内消费驱动的自我维持型增长。而对于经济疲软，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回应使得这种努力出现倒退。本周温家宝说维持投资水平将是中国的首选策略，人们都知道，消费的增长比计划中慢了很多。 在上个月20.1%增长的基础上，六月份投资继续快速增长，在工厂、房地产和其它固定资产上的花费上升了23.2%。 中国的相对实力掩盖了一些工业正在经受的剧痛。一些零售企业说，今年它们的月销量已经下降了多达一半。中国造船工业协会称，五月份订单数已经低于去年的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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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于 7/17/2012 12:59: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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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02:43 AM PDT
《鮑彤文集——二十一世紀編》序二
一、中共在中國沒有搞民主，也沒有搞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快要過生日了。八十年來，它在中國辦成功了什麼事情？ 中共黨史的各種教科書總是說：它為中國人民立下了驚天動地的兩大功勞：第一、它在１９４９年以前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第二、又在１９４９年以後領導中國人民搞了社會主義。我認為這兩句話都是神話。事實上，民主和社會主義在中國都談不上。中國沒有民主制度，哪裡談得上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國除了國有化以外，找不到其他似乎可以攀得上「社會主義」的東西，哪裡搞過什麼社會主義？ 國有化算不算社會主義？也許毛澤東會說，國有化當然是社會主義！但毛澤東是個不求甚解的天才，他甚至到死也不想知道公元二世紀中國的五斗米道和十九世紀西歐的共產主義運動之間有什麼區別。至於起草《共產黨宣言》的老祖宗，雖然他們在年輕時曾經認為國有化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是，後來，恩格斯在馬克思贊同下寫《反杜林論》時，已經修正了他們當年這個天真的論點。恩格斯辛辣地指出：如果把任何一種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那麼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作為中國人，我們特別能夠從切身的痛苦中體會得到這句話的嚴肅意義。真的，如果在國有化和社會主義之間可以劃等號，那麼，每日每時都在替腐敗分子創造瘋狂收入的官僚資本，豈不統統可以像駱駝那樣，穿過針眼，挺胸凸肚，登上社會主義的天堂了嗎？至於毛澤東的廉價社會主義，從１９５５年的三大改造，到１９５９年的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道路，無不熱熱鬧鬧開場，淒淒涼涼完蛋，即使作為遺跡，也無法供後世子孫憑弔。 土地改革算不算民主革命？算，耕者有其田，當然是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基本內容之一。可惜，共產黨剛剛把土地從地主手裡奪過來給了農民，毛澤東馬上又把土地從農民手裡奪過去給了公社；如今公社雖已消失，但是全國一切土地仍然只屬於國家和集體所有，沒有半塊土地允許屬於農民私有，五十年轉了一個圈，耕者有其田重新回到了耕者無其田。這種變戲法式的「民主革命」，還是以不提為妙。也許有人會說，打倒蔣介石總算得上是翻天覆地的民主革命了吧！不過，主席到底姓蔣還是姓毛，決定不了社會的性質；民主不民主，要看老百姓得到了自由權利沒有，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沒有。這是硬道理。拿得出來，是民主；拿不出來，不管開多少慶祝大會，拍多少電視幻燈片，也是夢幻泡影，無濟於事。 這樣說，是不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是不是「否定一切」？我不是攻其一點，我是攻其兩點；我也無意否定一切，我只否定兩條。我是根據事實，指出中共八十年來所做的，和民主與社會主義兩者沒有多少關係，如此而已。別的事情，我不想討論。中共這麼多黨員，當然做了許多許多事情。舉個例子，掃盲，照我看，從堯、舜、禹、湯到蔣介石，誰也沒有像共產黨那樣，如此盡心盡力。再舉個例子，修橋鋪路，也大概可以這樣說。問題是掃盲和修路同民主與社會主義沒有什麼關係，大可不必塞到這兩個筐子裡去充數。而且，在民主和社會主義這兩個方面，也確實有無數仁人志士為此流血流汗，只是他們的力量和生命，徒然被某些不爭氣的領導白白抵消和糟蹋掉了罷了。 所以，根據事實，我認為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共在中國搞了八十年，搞來搞去，既沒有搞民主，也沒有搞社會主義。 二、中共在中國得了永久領導權和極權政治病 中共領導中國人民八十年，沒有使中國人民得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這是當代中國史的一個方面。當代中國史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這就是：中共得到了中國的永久領導權。 中共有六千多萬黨員，在十三億人口中只佔５％，但中國的一切資源都操在這個黨的手裡。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永恆的領導者，有權支配中國的一切。請看：它有權支配政府、軍隊和議會，有權支配法院和監獄，有權支配國庫的一切收入和銀行的全部通貨，有權干預市場，有權分配土地，有權調動全國的人力資源，有權組織各種領導班子和安排它們的活動，有權壟斷全社會的信息和輿論，有權決定中國對內對外一切政策，有權以外行身份領導各行各業的內行，一直到准許或者不准許老百姓聽什麼歌，看什麼戲，什麼書報不准出版，哪些網絡必須封殺，都得由中共決定。中國人的命運，個個都處在中共掌握之中。 理論家告訴我們，這是中國人在一個非凡莊嚴的場合作出的永久性抉擇。中共的權力不容懷疑，懷疑中共的權力就是危害國家安全。據說，因為中共通過領導民主革命使中國人得到了真正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又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把真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賞給了從來沒有見過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功勳卓著，不可埋沒，所以，幾十年前的中國人的代表就替自己的子子孫孫作了一個決定，把一切獻給這個大救星支配，永永遠遠服從大救星領導。據說，這個大救星是絕對真理的化身；據說，它永遠不會犯錯誤；據說，即使它犯了錯誤，也必須等待它自己去發現和改正，別人只有服從的義務，沒有反對的資格。文化大革命能反對嗎？六四鎮壓能反對嗎？誰反對，誰就是犯上作亂，起碼是言論犯、思想犯，國法不容，這就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的「法治」。據說，這個幾十年前的決定已經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載入史冊，千秋萬代必須恪守勿渝。據說，這是一次性選擇，千秋萬代，永世不得變更。小事情可以變：做生意，質量不合格可以退貨索賠；結婚，感情不合可以離婚。惟獨黨的領導這件大事變不得——誰叫你們的代表幾十年前作了這個歷史性的抉擇？如果變了，就叫做江山改變顏色，等於亡國滅種，世界末日。 「工農商學兵，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因此天天有人在敲鑼打鼓慶祝共產黨的這個無所不包的、不受制約的永久領導權。照我看，共產黨這種永久領導權，非中國人民之福，而是中國近五十年來一切全國性長期性災難的總根源。同樣，共產黨這種永久領導權，也非中國共產黨之福，而是中共近五十年來一切錯誤、失敗和腐化的總根源。所謂永久領導權，其實是絕對領導病。八十歲的中國共產黨正在生病，它得的是一種樂極生悲的病，正式的名字是極權政治制度病。這種病很危險，必須清心寡慾，才能起死回生。 三、替中共開藥方 中共得了重病。怎麼辦呢？毛澤東號召，治病救人。我響應號召，也來替中共開個藥方試試看。 阿克頓爵士說得好；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我認為這是真理，比毛澤東思想強。所以我只開一味主藥：民主制度。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救，國家有救，中共也有救。諱疾忌醫又會怎麼樣呢？可想而知：人民繼續受難，但不會滅種；中國肯定衰落，但不會亡國；至於中共，命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民主制度是抗腐敗的良藥。這個道理，毛澤東心裡是清楚的。正是毛澤東本人，１９４５年親口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宣佈，中共決心實行民主，用來抵抗勝利形勢下的腐敗，跳出從勝利到腐敗的週期律。正是毛澤東本人，１９５６年親自分析了斯大林的暴行，指出這種事情不可能在西方制度下產生。可是毛澤東又下了不實行民主制度的決心。所以，同樣是這位毛澤東，親自把１９５３年的幾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開成了對反映農民疾苦的梁漱溟先生的鬥爭會，在新中國開闢了言者有罪的新時代；同樣是這位毛澤東，親自發動了毫無法律根據的反右派運動，把五十多萬名有骨氣、有見識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打成人民公敵；當然也同樣是這位毛澤東，親自製造了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使整個中國社會瀕於崩潰的邊緣。是毛澤東不懂得民主對老百姓的好處嗎？不是不懂得民主，而是捨不得權力。民主是苦藥，絕對的永久的權力卻是甜的，津津誘人，捨不得。 民主制度是抗腐敗的良藥。這個道理，鄧小平心裡也是清楚的。正是鄧小平本人，依靠人民的力量翻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案；也正是鄧小平本人，親口說明產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是領導制度問題。鄧小平是以改革的姿態成為第二代核心的，他確實作過許多好事。但是，鄧小平有一條改革的底線：什麼都可以改，惟獨共產黨領導一切這個極權政治制度絕對不准改。什麼都可以學，惟獨西方的三權分立、「輪流坐莊」（即競選）千萬不能學。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禁區。因此，他親手訂立了「四個堅持」，親自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精神污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親口把要求民主、反對腐敗的學潮定性為「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不惜以「半退」之身，廢黜兩任黨的總書記，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動用幾十萬全副武裝的精銳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鄧小平毀了自己，毀了改革的前途，毀了人民在改革中對共產黨重新燃起的希望，卻壯了腐敗的膽，使經濟腐敗、政治腐敗、文化腐敗之風迅速惡性膨脹。如果再不改革，除了腐敗之外，還能留下什麼呢？ 中共黨內黨外的六千萬人和十三億人，總是要自由要民主的。民意就是天意，這是總歸要起作用的因素。 2001年6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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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ul 2012 07:03 PM PDT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究竟是一个长期趋势，还是一个短暂调整过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中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二十二万七千多亿元人民币，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点八。虽然这个增长速度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仍然属于高速增长，而且也高于中国政府在年初公布的全年百分之七点五的增长目标，但是这些数据仍然令人担心，因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六个季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且本季度增速已经达到了金融危机三年前爆发以来的最低位。
但是，中国官方经济学家的观点似乎缺乏经济学逻辑和现实数据的支持。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并非主动进行结构调整的结果，而是现有的不平衡经济结构被动平衡的结果。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长期以来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是主力军，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一直萎靡不振。过去一年半以来，出口和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是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直接原因；而中国政府希望看到的消费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出现 。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速度的下降表现了非常明显的内生性特点，而并非如官方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单纯地源于外生性因素。虽然西方经济困难通过减少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经济的减速从根本上讲还是若干内在的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国内消费长期疲软、中国的产业结构对政府投资的路径依赖等等。 最新一轮的经济结构的被动平衡虽然会对资源的大量浪费起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但是有两个关键的副作用是中国政府所难以克服的。首先，它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通过银行坏帐、地方政府破产、海外投资者的犹豫甚至退出、以及国内市场的信心崩溃等等渠道，使得中国的减速成为一个趋势，而不只是一个暂时的调整过程。尤其是当经济减速的内生性因素继续发酵， 持续了三十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神话很可能嘎然中止。 那种认为城镇化程度较低有助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的观点显然也并没有多少说服力。 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在加入全球劳动分工的过程中虽然会获取经济加速增长的好处，而且由此带来的城镇化过程带动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较低只是为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因素，并非充要条件。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必须有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有一个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能够推动经济实现良性的循环。虽然中国过去的增长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但是世界上仍然有大量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国家并没有能够享受高速增长。因为中国城镇化程度低就断言中国仍然能够享有长期经济增长显然缺乏逻辑。 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减速十分担心，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社会对经济减速的消化能力十分孱弱，经济减速带来的副作用十分有可能成为中国稳定的毁灭性因素。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仍然在进行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的转移就会遇到障碍，中国的贫困人口就会增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在当前收入分配十分悬殊而政府又没有有效的对策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产生动荡的危险就会大幅度上升。 中国政府用于推动经济增长的王牌已经不多了。刺激出口的办法基本上遇到了瓶颈。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需求疲软的现象将会持续一段时期。同时，这些国家在经过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后，保护国内劳动市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共识。这对中国扩大出口的努力无疑是一个制约。从中国自身看，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中国在低端工业加工品市场上的优势正在失去。而由于制度环境和政策因素，技术升级的速度缓慢，因此在日益激烈的世界市场上正在失去竞争优势。 当然中国政府手中仍然有大量的资源，仍然有可能采取通过政府投资来遏制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中国政府正处在新老领导层的交接过程，无论是当前的还是未来的领导人也都有制止经济下滑的政治意愿。面对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国民收入分配的紧张以及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加剧，中国政府完全有可 采取以往的"以速度换质量"的策略，通过加大财政政策力度的方式再次推行投资型增长。 但是这样一来，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所许诺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不仅如此，一个长期扭曲的经济结构必然是导致下一轮经济减速的根本性原因。中国已经多次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应对过去出现的经济减速的威胁。再走老路，为经济提速的效果只会越来越差，而累积的负面效应也会越来越深重。不仅如此，从政治上看，新一轮的投资刺激不仅仅会带来资源的浪费，而且会滋生新的一轮官员腐败。如此投机性的做法不仅无法阻止中国经济拐点的出现，而且可能会加大中国通过经济增长拐点的成本。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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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ul 2012 06:20 PM PDT
我老爸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我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儿子。
文章我读了一遍，感觉惊异。已经开始丢三忘四的老爸，絮叨起我同学的事情，记忆准确，如数家珍，其中有的同学出国的事情，我好像只在吃饭的时候提过一句。看来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对她观念发生的变化，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像我在美国读书的那段时间（2006－2007年，小学六年级）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样。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对将来要在哪里读大学的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想法。尽管我的"忘年之友"、几位来自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的哈佛博士生不止一次地劝我，"一定要出来读大学"，并告诉我说"出来之后才知道大学的时间浪费太多了"……但是，我对当时看来还很遥远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不管怎样，我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文中提到过的已经在国外读高中的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区状元）回信给我，说经过一年的国外学习，她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想着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现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时，我主要忙于应付美国学校的功课。都说美国的学校课业负担轻，功课不紧张。但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讲。数学课，一学年下来也没有几次作业，确实不具太高挑战性。但是，我在的学校有一个作业天天都有，那就是读书笔记。这个作业要天天写，老师每周都要检查。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以用国内语文课上的"读后感"模板来应付读书笔记，也就是一般先把书中内容梗概写一下，再写几句心得便可。哪知道，老师的"朱笔御批"（书法直逼英文狂草，极难辨认）总是问题一大堆。这些问题对我而言，简直"太伤自尊了"。我实在弄不懂，他的那些问题和我读过的书有什么关系。大概在头几十篇读书笔记中，老师几乎在每一篇批语中，都写着"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么"，"给我你的viewpoint"……你的，你的，你的；我的，我的，我的。书读到这个份上，才知道看别人的书，为的是生产自己的想法。
我老爸在和批改我读书笔记的老师面谈时（类似中国家长会，但谈学生情况都是一对一面谈），曾委婉地请老师对我读书笔记的用词、句式和语法等"多加指点"。老爸事后说，老师对他说的一番话，让他觉得"不好意思"（我理解那其实就是无地自容的意思哈）。老师对老爸说，不要担心一夫的英语（语法），书看多了，错误自然就少了；不会说话的人少，不会思想的人多……
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业，其实就是在教我思考，启发我思考，"逼迫"我思考。为了完成这种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业，我不得不看更多的书，上网找更多的资料。慢慢地，"朱笔御批"中的内容变成了"商榷"和探讨，而有时则干脆是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两个英文单词："Great job（非常好）"。天天读书"写作"的结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个学期末，不仅在数学和科学，而且在戏剧等全部八门功课上，都得到了A。
那种每天都需要你用创意去完成作业的生活在回国之后中断了。先是我发现在美国我一天登陆无数次、几乎所有学生都离不开的维基百科网上不了。这个严酷的事实，令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维基百科，我将怎样面对今后的作业。我曾听老爸在和别人聊天时说，回国后不长时间，他遇到了一个已经当了部长的北大校友，问他，该怎么向一个孩子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封锁维基百科网？
大概就是在这次谈话过后不久，维基解封了。这件事，肯定与我老爸的牢骚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也敢肯定，那个与负责此事有关的"校友"，在决定解封维基时，不会投反对票。谢谢您啦，那位伯伯！
维基解封了。但我发现维基也用不着了。因为我每天的作业都是有"标答"的，根本不用劳维基的大驾。我的作业中，也让你看"四大名著"，但这些阅读，与其说是让你从阅读中发现什么，创造什么，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你记住某些"别人"希望"教化"你的几点结论性教条。对这样的阅读，我从来也不勉强，宁可在此失分。
在主动"失分"方面，还有更生猛的同学。进入初中三年级，中考的压力日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初三"。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老爸文章中说被新泽西一所中学录取的那位），"勇敢地"以此为题描述了他在大年"初三"那天的快乐生活。当然，在老师进行讲评的时候，他可没从他这个另类创意中得到什么快乐。
我们的考题中，也有看似需要"创意"的题目。一次，高一政治考试中，一个题目需要"谈谈你的看法"。在试卷讲评时，老师"爱怜"地对在这个题目上汪洋恣肆却没得分的同学说："孩子，你真的以为要你谈什么看法呀？！"在同学们心领神会的暗笑中，这些将来几乎肯定都会进入中国重点大学的"精英"，自然而然地给"标答"和"自己的看法"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来看这道题目："请对比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再看这个："请分析18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是怎样影响美国1787宪法中的条款的"。这两个题目，是我准备AP(AdvancedPlacement)美国历史科目考试时需要思考的几百个类似题目中的两个。这种题目，在教科书中是无法找到"标答"的，仅罗列史实也是不行的。
我知道，如果要回答"对比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尤其是要对政策和人物作出"谈谈你的看法"的评价时，那是需要一定资格的。但是，试想，一个从中学时代起，就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断发表看法的人，和一个进入外交部门才知道外交为何物的人，在对世界大势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上，哪一个更有可能把握得恰当一些？
需要创意的思考，在国内学校属非主流。为SAT备考，为AP备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间免修英语课的时间。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时刻警惕着，不能让那些激荡你大脑的问题闯入"标答"的地盘。在学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项目还只有2个必修的学分。而类似（引自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Programme）等培养批判性思维、激发创意的课程，在我们学校也只是被列为选修课，而在其他学校，类似这样的课程，可能都没有被列入选修课表。好在当我和几位同学参加完在田纳西大学举行的DI（DestinationImagination）全球总决赛后，我知道了一个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上次出国前，一个"海归"姐姐对我说："千万别以为到了美国就自然会说英语。"这句话，我记住了。同样，我知道，到美国读大学，也并不一定就会用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国门，修行当在我个人啦。
董一夫是北京四中学生，即将升入高三年级。
http://cn.nytimes.com/article/education/2012/07/17/cc17dongyifu/
【附录】
董郁玉：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在这篇以众多人名开始，又以众多人名结束的文章里，弗里德曼讲述了他参加女儿高中毕业典礼的感想。他从毕业生的名单中发现，叫"Smith"的只有5个人，而当他自己从明尼苏达州的一所高中毕业时，他回忆道，"好像只有5个人不叫'Smith'"。
这篇文章发表后的20多天，我领儿子去了美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儿子姓名的汉语拼音也在"稀释""Smith"的名单中占据了一行。
有意思的是，就在上个星期，《纽约时报》前北京分社社长Erik Eckholm在Facebook上"晒"出了一张他参加儿子高中毕业典礼时的毕业生名单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然是全部名单的最后一页，只罗列了姓氏以U到Z开头的毕业生姓名。在这份有120多人的名单中，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的姓氏，竟有近70人。而弗里德曼在2006年的专栏文章中前后罗列了30多个姓名，可用大陆汉语拼音辨认的名字只有3个。
在我领儿子回国四年后，去年12月和今年6月，我儿子参加了SAT（美国本科入学考试） Ⅰ和SAT Ⅱ的考试。我虽然清楚此道不孤，也听说过大陆参加SAT考试的考生在把香港的考位占满后，又开始去占据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考位。但是，当我领着儿子赴港，在机场、酒店和考场，看到黑压压的来自大陆的考生时，还是被这样的庞大阵势所震撼。
不知怎么回事，在两次赴港的途中，有句话反复萦绕在脑际："我也到了该领儿子朝它跪去的时候啦"。这句话，出自苏晓康和张敏的《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一书。许多年前，我为这本书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时我还没有结婚。不过，也正是这句话，似乎在警告所有要成家生子的人，在未来都要面对一段因孩子踏入教育的"神殿"而出现在脚下的畏途。这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我过目不忘。20多年过去，现在，轮到我了。我领着儿子，但没有在中国的教育"神殿"前跪下，以拜上最后一拜――我们用脚选择了逃避。
现时中国，少有人再"纪实""危境"。相反，在盛世的景象中，就连弗里德曼也在其发自中国的专栏文章中对中国伸出了大拇指。当然，也正是在中外交口说盛世的过程中，被Erik Eckholm领回美国上学的儿子，有了越来越多可以用大陆汉语拼音拼写名字的同学。而这些人中，也有我儿子的同学。
还在初二，我儿子班级中就开始有人出国去读中学了。刚升入高中，儿子所在学校曾借开家长会之机，统计有多少学生想在三年后弃考中国大学而直赴国外读大学，结果当时有100多名家长表达了这种意向，大体占整个年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我儿子在上初中时，成绩稳定在其班级前列的头四名男生，全部以出色的成绩升入本校高中。这四个人全部选择了出国读大学本科，其中一人已在高一学年结束后，申请进入了美国一所著名私立高中。这四人之外，还有一位同样升入本校高中的特长明显的学生，也被新泽西一所私立高中录取。
我儿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国外大学。据学校负责老师介绍，在这70多人中，有90%多的学生被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录取，这还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国就读高中，在国外参加考试的学生。我儿子的高中班级中，一名当年崇文区的中考"状元"，也是在高一学年一结束，就出国读高中去了。
很难单纯用躲避高考来形容这些出国读高中和大学的中学生们。这些选择出国读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中，不敢说全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升入北大、清华的学习实力，并非夸张。而问题在于，北大和清华还值不值得那么多人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
一个曾在《纽约时报》负责报道教育新闻的记者，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某大公司谋得了一个驻中国的职位。一次，在与我谈起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与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的工作表现后，感慨地说，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创意的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当年在中国参加高考，那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华的。
当然，在中学生出国的潮流中，无论以中国的眼光还是以美国的标准，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可造之材。我一个同事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中部的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就读。第一个学期过去，我同事向我转述了他儿子告诉他的一件趣闻：同级学生中，有一位陪读的中国母亲重金央求其儿子说，"儿呀，如果你能考过一门，妈就给你买一辆玛莎拉蒂"，结果可想而知。
每年海量涌出国门去读大学的中学生，和上述能够把陪读母亲的儿子办到美国进入知名大学的中介机构，正在同时改变着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生态。
在香港亚洲会展中心SAT Ⅰ考场，当我听到国内几家中介组织在考场举办的推介会上，声称其可以在一周内"包装"一个学生，达到美国名校申请要求时；当我看到有考生家长把大陆中介组织按照国外惯例提供给听众的免费咖啡、饮料，咕咚咕咚地倒进自带的硕大水杯带出会场时，我忽然想起了弗里德曼2006年那篇专栏的观点和结论。
弗里德曼在那篇文章中说，美国的对手永远赢得不了未来，因为当他们的油井干涸时，他们的社会就会如贫瘠的沙漠一样荒芜；而吸纳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国之井却仍将汩汩涌动。弗里德曼还断言，美国仍是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最大磁石，因此，这边的中国人将战胜大洋那边的中国人。
真是这样吗？这，恐怕得问我儿子他们那代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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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ul 2012 06:1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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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ul 2012 06:33 PM PDT
2012-07-16
7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周年日，但对利比亚人来说，这更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利比亚首次举行了全国选举，而且非常成功。
联合国等派驻的观察员认为，利比亚的选举没有舞弊，是公平和真实的。这次选举产生了民选政府和领导人。一个崭新的利比亚在世界诞生了！ 而仅仅18个月之前，利比亚还在卡扎菲的血腥统治之下，是全世界最黑暗的国家之一。不到两年，利比亚就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中国人，尤其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所谓民运名人等，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启示，或者说是教训！ 第一个是在不少中国知识人中，总是强调不可以进行革命，说什么革命就意味着流血，就是以暴易暴，结果还会是建立暴力政权。甚至高喊“我们没有敌人”，要“设身处地为统治者着想”，一厢情愿地期待什么党内改革派等。 但利比亚的知识分子就没有唱这种高调。在人民自愿拿起武器、武装反抗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协调人，而是认同：即使流血牺牲，也要革卡扎菲的命，革专制政权的命，争取自己成为自由人。 利比亚反抗军虽然后来得到英美空中军事支援等，但在最初反抗阶段，并没有任何外界支援，而是面对卡扎菲的军队和其雇佣兵的屠杀。但利比亚人没有退缩，没有放弃，更没有投降，尤其他们的领导者（多是知识人），信奉 的是美国建国先贤杰弗逊等起草的《独立宣言》中的真理：“当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 这个政府。”（请注意：这里不仅强调是权利，更是义务！）。 推翻就是革命。当然就包括突尼斯、利比亚和今天叙利亚方式的的反抗手段。而美国独立革命本身就是武装反抗，是暴力革命。美国建国制定宪法时，其第二修正案就规定，拥有枪支武器是美国人民的权利（第一修正案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由此可见美国先贤把人民拥有枪支，可以用革命手段推翻暴政，视为多么重要的原则。 无论中国文化人怎么高喊“非暴力、不要革命”，他只要认同“必须推翻共产党政权”，就等于是认同革命。而认同革命，却唱非暴力的高调，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天下哪里的专制独裁者自动地、和平地拱手让出了政权？那些一只手高举“不要共产党政权”，另一只手高举“非暴力、不要革命”旗帜的人，一部分是不满意政权的现体制的获益者（有理念，但现实利益更重要），一部分是反抗政权的占据道德高地者（有理念，但个人美名更重要），剩下的就是被上述这两种既得大众欢呼、又名利双收的“高级文化人”的“高级理论”弄成了浆糊头脑的“道德高地啦啦队”成员。而那些在专制政权中挣扎的普通百姓，就老老实实继续当牺牲品吧。 想法单纯的、靠常识指挥头脑的利比亚人民起来革命，拿起武器了，美国、欧洲等舆论并没有反对他们“革命”，更没有谴责他们的暴力反抗。反而是一片歌颂他们从赤手空拳到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的勇气、壮举。 我怎么没有看见那些高喊“非暴力”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们出来“分析”一下利比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他们“错”在那里呢？“失败”在那里呢？“教训”在哪里呢？ 利比亚人起来革命了，流血牺牲了成百上千的人，最后推翻了卡扎菲的统治，击毙了那个死有余辜的独裁者。但是比利亚并没有陷入很多中国文化人一路渲染的天下大乱，“以暴易暴”，反而是成功地进行了全国选举，用投票的方式，用尊重人民选择权的方式，产生了国家领导人，组成了新政府。 利比亚的革命和民主过程，跟当年美国革命一样，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产生暴政。“革命”和“暴力”都不是阻碍或保障建立什么政权的关键。关键是在革掉专制统治的命之后，用什么原则、什么思想理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早在利比亚革命进行之中，其重要的领导者、当时的全国过渡委员会负责人贾布里勒（Jibril）就明确说，利比亚要建成一个民主国家，不论种族、肤色、地域，每个利比亚人都是平等的，个人权利要受到保护，尤其是保护少数者的权益等。这种理想和原则，明显带有追随美国建国先贤潘恩、杰弗逊、麦迪逊等人的思想理念的色彩。 正是这种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理念，而不是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共产革命那样，以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群体主义名义，剥夺具体的个人权利，才使利比亚没有发生“全国过渡委员会”乘机直接掌权的情形，而是和平地进行全民普选，建立民主政府。然后还要全国选出60人制定新宪法。明年还要再正式选举国会。整个走的是民主的程序，充分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权和愿望，由人民当“主人”。 除了在战争中，对十恶不赦、拿着武器抵抗到最后的卡扎菲之外，从卡扎菲政权垮台到利比亚选举产生新政府的近一年的时间里，利比亚全国大乱了吗？（经过了一场战争的）利比亚人屠杀前卡扎菲政权的官员了吗？利比亚人民可以在推翻了完全是一个疯子主导的国家之后，和平地、文明地走向全新的明天，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为什么？原因在哪里？道理在哪里？中国文化人到底是骨子里太歧视中国人，还是太追求唱高调的美名、站道德高地的自我感觉良好？ 利比亚人给中国知识分子证明的另一个道理是：无论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人民的政治选举权都不可以被剥夺。许多中国知识人，尤其御用文人，总是强调，中国不能民主选举，不能实行多党制，因为国家底子薄，文盲多，一选举，就会天下大乱，影响经济发展。这种思路，最符合、迎合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知识分子对这种“专制压倒一切”的美妙同义词替换不是不清楚，而是狡猾地回避。 利比亚的这次选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论调完全不能自圆其说。我们先来看“国家底子薄厚”。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GDP已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而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据《2010-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报告》，在全球（统计的）139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 在文化程度上，中国的文盲率低于利比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中国文盲率已降至4.08%。而利比亚的文盲率（网上只找到2006年的统计）是12%，是中国比例的近三倍。更不要说，文盲率高达27%的中东最大国家埃及（人口8500万）最近也是成功地举行了全国民选。 或许有人会指出，利比亚是小国（人口600万），埃及人口也不到中国十分之一，但印度的人口现已11亿7千万，紧追中国的13亿。但印度的文盲率高于中国近七倍，同时外汇存底和人均收入等都远远落后于中国，但印度一直实行民主制，自1947年独立以来，已成功进行过15次全国大选（有过八次政府更迭），（按人口）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 为什么印度能，利比亚能，埃及能，突尼斯能，更不要说跟中国同样文化语言背景的台湾能，全世界119个国家都能，中国就不能（选举）？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用暴力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加上那些左脑愚昧、右脑精明、利欲熏天的文化人们，用歪理等软实力给中国人洗脑。于是“革命就会天下大乱”，“中国人素质差不能民选”等等谬论就在中国深入人心。他们就差直言明说：中国人就是东亚病夫，中国人就是低等人类，中国人就一副奴性，给他们自由也不会使用；他们除了在官员面奴颜婢膝，就是以暴易暴，把中国变成横尸遍地的“太平天国”。 利比亚人民首次享受选择权的那份兴奋和自豪，令人羡慕和感动。媒体报道说，在选举当天，很多人早早就起了床，在投票站外排着长队；路过的车辆鸣笛庆贺，人们举着“V”形手势表达胜利，选民们互分糖果，妇女们拥抱在一起。有人激动得流下热泪。 在卡扎菲统治的40多年，利比亚从未有选举，之前的伊德里斯王朝，当然更无民主政治。这是利比亚人平生第一次投票，有2639名独立候选人和374个党派参选（竞争国会200个席位）。在有些选举站，志愿人员围成人墙，保护选举不受干扰。那些按过投票手印的人，高举着“颜色手指”，向全世界展示，只要是人，无论在哪里，内心的渴望都是一样的，都是自由，都是要用投票选择国家领导人！ 利比亚人的革命和选举能够成功，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战胜了“内心的恐惧”，不再惧怕独裁者，而相信民众自己的力量！原来卡扎菲起的国名“大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众国”，现已被更名为“利比亚”。选举日是利比亚的“新婚之日”，这个自豪的国家跟民主联姻，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 自利比亚革命爆发，曾五次前往观察的美国“哈德森研究所”（HI）客座研究员安.马洛微（Ann Marlowe）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这次选举是“民主在利比亚的一个胜利”，“利比亚人民拥抱了美国的理念，用选票拒绝了政治伊斯兰（rejected political Islam）。”并引用一位利比亚人的来信说，“利比亚人不想也不需美国的资金援助，真正需要的是你们的尊重，平等对待，因为我们也像你们（建国先贤）一样，（通过革命）使自己获得了自由。” 今天，中国人民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做的，是认同中国人有选举的能力，是尊重他们作为人应有的尊严，是相信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和维持和平繁荣的能力。说到底，中国文化人们只要承认中国人不是劣等民族、低等动物，就是对中国民主的极大贡献了。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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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ul 2012 06:11 PM PDT
核心提示：经济高速增长数十年后，中国发展正在放缓。金融风险等许多此前隐藏的体制性问题暴露出来，连常年对中国持乐观看法的人也开始担心。权钱交易盛行，新政府若不能有力打击裙带关系，中国经济可能长期陷入停滞。国家大举投资基建，但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原文：Die Volksrepublik steht vor dem Absturz 发表：2012年7月4日 作者：Von Jonathan R. Laing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提要：在几十年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许多迄今为止被掩盖的结构问题开始显露出来。专家们提醒人们当心中国突然坠落。） 在经历30年平均10％的高增长率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乏力，这使中国的出口失去活力，长期来，出口增长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最重要动力。数个月来，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也在放慢。
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降到8％。这也许还远远不是低点。即使借助最近宣布的降息和额外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能够推迟算账的那一天，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伟大的经济增长故事将面临一个痛苦的结局。
《野村环球经济》周刊在去年年底发表的一份题为《中国的风险》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作了预测，根据这种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 在表面上强壮的中国经济中已经可以看到首条裂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中国将不会很快超过世界上最大的国民经济体美国。人们只需要思考一下25年前出现的对日本前景的狂热。后来这个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处于经济停滞状态。 乐观主义者也开始担心 空头大师吉姆・查诺斯是华尔街有名的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估计，中国将硬着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吉姆・查诺斯把不稳定的金融系统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视作硬着陆的起因。后者即将来临。他说，"如果我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要比迪拜的房地产泡沫破裂糟糕千倍，那么我还是保守的。"几年前，查诺斯已经在宣扬这个信息。迄今为止，他的可怕预言没有多少成为事实。 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作出与查诺斯基本上相同的评价。他说："对中国持乐观态度的人一直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出现过8次经济增长减速，但在每次减速之后，中国的经济又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道路上。" 尽管如此，他本人仍然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无法确切地说，中国的经济何时开始衰落。没有人能确切地说。但中国有结局不好的典型妄想的各种标志：例如使人入迷的经济增长史，它诱使投资者进行不幸的投机。对中国政府能力盲目信任，以为他们每次都能引导经济增长。对收益不好的资本货物过度投资，这受到低息贷款的激励。 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长期持乐观态度的人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大国的未来产生忧虑。为投资银行、智库和科研机构工作的亚洲问题专家威廉・奥弗霍尔特是其中之一。目前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与权力紧密相联 根据他的看法，中国政府的改革意愿明显减弱了。像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这样一些国有企业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它们从寡头卖主垄断市场地位、国家担保、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和原料补贴中得到好处。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借助这种优势将往往更具创新精神的中小私营企业挤出出口市场。 国有大企业与居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在财政和家庭方面紧密相联。在中国权力和财富成为一体。如果以习近平为首的新政府不消除这种显而易见的裙带关系，那么中国有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危险。这种停滞可能比20年前在日本出现的停滞要糟糕得多。 日本在一个非常富裕的时期陷入经济死亡区。当时日本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如今中国人均年收入的8倍。日本在技术方面也很发达。奥弗霍尔特说："中国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源自在中国生产、但不必呆在那里的外国公司。" 这位亚洲问题专家说："我在研究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支持中国3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神话。例如我在1993年出版的《未来的巨人》一书中也维护这种神话。但我不会永远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如果一种历史性的趋势可能发生逆转的话。" 竭力投资 中国很快就会到达许多高效的国民经济体突然被刹车或者甚至开始萎缩的时刻吗？1994年，国民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其中涉及当时经济疲软的日本和当时好像刚刚离开地球大气，开始进入太空的中国。 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把不寻常的经济增长率，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归因于"扩大力量投入"。克鲁格曼把这理解为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向生产力更高的工业生产转移，同时对生产手段和基础设施投入大笔资金。 这种由国家或政党精心策划的扩大投入能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带来产量的大幅提高，例如上个世界50年代在苏联或者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日本。但这些国民经济体在某个时候会达到极限，它们不会向那些以自由市场原则为基础和更少受自私自利利益集团操纵的工业国家靠拢。 中国曾竭力投资于其工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因此中国要比亚洲其他任何一个国飞得更高、更快和更远。《野村环球经济》周刊的报告称，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过去10年高于40％，在过去几年甚至高于50％。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在其经济繁荣时期的劳动－资本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明显低于中国。它们在7-8年后达到了其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极限。 没有很好使用资源 消费为阴，投资为阳，阴阳共生。但中国的消费者为经济成就只作出了35％的贡献；在美国，私人家庭为国内生产总值作出了近70％的贡献。中国的消费为什么疲弱，这有很多原因。中国人储蓄很多，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大部分人得自己支付医疗费和靠自己养老。但政府人为地使存款保持低利率，存款的利率低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止过去5年进行改革的口头表白，在这些口头表白中，始终允诺向由消费支撑的经济增长转变。受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向领导施加巨大影响。它们承担除农业之外的半数工作岗位和固定资产投资。 这些企业也没有很好地对待其资源。从国民经济学家所说的因素生产力（这除了劳动力和资本投资之外，也包括领导质量和技术革新）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明显低于私营企业。尽管有像低税率、国家担保的低原料价格、优先获得水、能源和土地以及更宽松地对待环保和劳动保护准则这样一些优越性，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明显低于私营企业。简言之：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越来越糟糕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手段。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经济繁荣的第二根支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可能很快达到极限。格兰瑟姆－梅奥－范奥特洛公司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谈到高速公路网的利用率低，地区性机场的客运量只达到一半，迅速扩大的高速铁路网无法靠票价收入来维持运行。钱塞勒把中国的经济称作"梦场"经济。 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能力过剩 还有资源在中国最近几年兴建基础设施中被错误配置的其他迹象。布鲁金斯学会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指出，许多资金流入地方政府或投资公司，然后地方政府和投资公司想方设法花掉这些资金，从建造富丽堂皇的政府办公大楼、公路、桥梁到建设特别开发区和豪华的购物中心。 李侃如说，由于没有更加重要的地区规划，这些建筑有许多是多余的。大楼的建造费用大多是靠3年期银行贷款资助的，但开发商得到的收入太少，以致他们无法支付贷款的利息，更不用说偿还贷款了。这些贷款的期限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延长。 大城市房地产市场上的生产能力过剩比其他任何一个产业都突出。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成排成排闲置着的住宅楼。空头大师吉姆・查诺斯把它称作"所有泡沫的泡沫"。他和其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喜欢报道像内蒙古鄂尔多斯这样的鬼城，在这些城市里，街道、购物中心和住宅都是按100万以上人口建造的，但这些城市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居民。其他城市的卫星照片也证明了类似的情况，上海和北京的开发商通常在豪华的新建筑中挂上帘子，掩盖无人居住的空房。 所有这些都使像彼得森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这样的中国通感到忧虑。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去年住宅建筑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2％。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建筑达到高峰时，住宅建筑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在工业国家中，只有西班牙在房地产市场崩溃前不久曾达到过这个水平。 拉迪和其他专家担心，房地产行业的萧条和房价下跌可能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在70个大城市里，5月份房地产的平均价格已经连续第8次下跌。如果对钢铁、水泥和铜的需求下降，那么工厂可能大批解雇工人。拉迪估计，住宅建筑的钢材消费约占中国钢材消费的四分之一。 据拉迪说，占20％的北京居民在市区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住宅。如果房价大幅下跌，那么私人家庭的财富会受到影响，但现在需要增强私人家庭的消费。 中国有人口发展问题 这当然也会使金融系统受到影响，即便人们已经对多数抵押贷款作出保守的评估。地方政府从出售土地中获得其30-40％的财政收入，因为从技术上看，所有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以此来资助其开支。 许多国家投资公司为资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向银行贷款，也把地产作为担保。国有企业和国家控制的银行业看来不可抗拒地为房地产投机所吸引。据估计，中国35％的银行贷款受到房地产市场变迁的影响。其中还不包括企业的贷款，虽然企业是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理由贷的款，但它们改变贷款用途，把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开发中。 如果人口发展的预测是准确的，那么中国会遇到一个问题。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年后，中国的人口在迅速老龄化。从2015年起，有工作能力的人数可能减少。15和24岁之间刚参加工作的重要就业人群减少得最快。人口稠密区的平均工资现在已经在以两位数的百分率上涨。仅仅在2010年，大城市的平均工资就上涨了13.3％。这是来自内地的廉价民工的补给陷入停顿的可靠信号。 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比例失调也是个问题。去年新生儿中的男女比例是120比100。根据《野村环球经济》周刊的报告，中国不仅仅由于人口老龄化在未来5-10年内有出现经济硬着陆的危险，而且由于没有结婚希望的男性居民增加，中国的刑事犯罪率也可能提高。 如果还存在一些让人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的东西，那么就是所谓的金融制度的长处。银行控制着所有金融资产的90％，而这些银行大部分受国家控制－－有一小部分外国投资。银行账本上的坏账数量可以忽略不计。 债务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但即使这个国家的信贷机构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可能陷入波浪起伏的海面，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存在。中央银行拥有价值3.2万亿美元的外汇，中国可以用这些外汇储备抵御银行风暴或其他紧急情况。中国的国债约占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0％，票面上是7.3万亿美元。美国的国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80％。 但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家维克托・施说，表面现象容易迷惑人。他在中国政府内外有一系列信息源，他比其他多数西方观察家更加关注政府的报告、企业数据和银行文件。 维克托・施从这些调查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结论。第一，如果把北京政府的债务、国有银行的债务、各个部门的债务，例如铁道部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和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债务算在一起，那么，中国的国债将增加两倍，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0％，而且中国的国债在迅速增加。 第二，金融系统中的坏账数量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得多。因为银行按照当局的指令，通过不断延长贷款期限来掩盖坏账。例如，为了方便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市，当局抹掉了5000亿美元的坏账。 当局处于警觉状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银行风险在于流动资金危机，它可能把许多坏账像搁浅的臭鲸鱼那样冲到岸边。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那么许多企业和投资者可能将其人民币存款兑换成外币转移到国外。在四月份已经出现过这样的货币外流，当时有价值110亿美元的人民币外流差。 腐败的官员和其他富裕的中国人抽逃资本可能撕破中国大肆宣扬的由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织成的安全网。政治学家维克托・施估计，最富有的那部分中国家庭以现金和房产的形式积聚了5万亿美元的资产。赌博圣地澳门和银行系统中的漏洞提供将这些资金转移到国外的许多机会。 也许只有严重的政治动乱才会在中国引起大规模的资本抽逃。但当局似乎处于警觉状态。在过去两年里，当局用在维护国内安全的资金多于国防。 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互联网的审查和对持批评态度者的残酷镇压引起人们的不满。在中国的中产阶级看来，这个体制已经为太子党控制。 山城演义 发人深思 有专家透露，中国在如何窃取外国公司知识产权\派遣商业间谍和发起网络攻击方面做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已经大于真真正正和外国公司的合作。 中国政府将其政治合法性与能够年年确保高经济增长率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在今后几年里，这种允诺将越来越难以遵守。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7％，或者如果中国的经济不再能为每年从农村到大城市里打工的数百万中国人提供工作，那就会引起动乱。 或许今年年底即将上任的习近平和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班子能够贯彻结构改革，整治特权阶级，引导政治经济公平。 从这一点上来看，薄熙来下台事件颇为发人深思。从表面上看，他的下台是因为贪污腐败，具体来说是他的妻子涉嫌合谋杀害欧洲商业合作伙伴。 但薄下台的原因也可能归于他过分的政治野心所给人带来的不安。他已经过时的父亲薄一波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试图将中国带回正轨，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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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 于 7/16/2012 05:27: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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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Jul 2012 10:33 PM PDT
《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出一片奇文（蒋庆 贝淡宁《中国的儒家宪政》/见附）。说是中国该行儒家宪政而不该行（西方——他们说法）民主。此理荒诞不经。出自该大报媒，实有反驳之必要。此文开头就说，“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民主，但是，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术语作为辩论的框架掩盖了其他更好的可能性。中国的政治未来更可能由儒家悠久的“王道”来决定而不是被西方式多党选举来决定。”这是误读王道之解。内圣外王，是一个历史载体之说。其基本涵义就是，儒家之说，不由皇权载盛，势必不复存在（见陈寅恪语）。换言之，中国皇权倾覆，儒家覆巢无卵，该是历史和现实定界。如果要说文化儒家而非政治儒家，则可以勉强支撑下去而同时对此进行传统坚持和传统改革。这是理路，也是现实。孙文革命以后，儒家和基督教成为他的双向文化督导，早已人尽皆知——而老蒋，一边施行训政，一边自我读经，也是人生之证——但是，他们的良知良行就在于他们读懂了西方，读懂了中国。
一是，中国千年以来，政治制衡犹存，但是，极端脆弱。烦几种制衡之中，君相制衡和政教制衡尤其关键。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制衡比较西方民主来得脆弱，往往呈现人治之良莠兼之。其中，道德至上论，在明君贤臣当道时期卓有成效；但是，到了秦皇、隋帝等遂变成一塌糊涂。此证这种人治的两分法，两效果。
二是，西方民主不是创造和假设。本来，就是其文明的一种形态。这种形态，堪比中国古代之政治制度也是与生具来一样，只是二者相比之，优劣立现。西方政治演变，是随着各种政体的轮流出现而呈“追逐自由之状态”（见基佐言论）——而中国之一种皇权之下，别无他政他史之证，不能不说是一种自由懈怠和王政荒废。但是，二者之历史根据却是不可抹煞的。
三，于是政治比较学由此发轫。西方民主带来的共和和宪政，本来就是一币两面；而中国皇权制度之法度，本身并不具备各个阶级之间的互动和轮替——中国游民阶级的流动方向，只能是造反和招安（知识分子/科举制度，绝无独立可言）——在官民之间，虽然，存在着一种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机会主义，但是，他们或上到极端高位，或跌至极端底层，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而西方平民，贵族，皇室之间，并无互相顶替而更改位置之虞——他们从希腊民主到罗马共和，其特点，就是保存着各个高低杂糅之各个阶级之间的间性互存——而这一点，正是共和－宪政建立和施行的关键——更不要说共和之财产共享（共和元义：commonwealth）。
四，如果没有共和，没有各个阶级反对阶级优势，反对阶级立法，反对阶级政府的阶级融合（包含阶级斗争——甚至暴民起义（含罗马暴民和英法暴民——孟德斯鸠肯定之为制衡利器），宪政之前提就无着落。就像中国有法制，无法治，这句老话所讲，中国王政之中内涵的巨大缺失，就是并无共和与阶级因子，呈现社会平面结构而被预设为结构之解——这样，儒家宪政的共和基础本来就几乎根本不于存在，何谈无共和之宪章、宪政呢？（比如，英国历史和英国革命，就是施行共和，宪政和民主的可靠范式。他们的“王政”，首先在于施行了国王听从议会的高端原则——这个高端原则给了立法者一种西方传统法治概念且由共和行政与执法机构，实行之——一旦这个议会停止运作或王废宪权，革命随之发动——而克伦威尔同样因为制止议会运作而被废除。）
五，该文说了一个笑话。就是三院统治/制，天、地、人治（“按照对儒家经典的评论---公羊传的说法，政治权力可以通过三个来源来辩护：天的合法性（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历史和文化的智慧）和人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政治服从）。在古代，早期中国君主施行过王道。但是历史情境的变化要求统治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今天，民众的意愿必须通过过去所没有的机构形式体现出来，虽然它应该由反映其他两种合法性的机构性安排来限制和平衡。”（同上）
——这个笑话令人捧腹之因，在于他们不知道政教分离原则之常识。儒之天，又不是耶稣，上帝之天，该是另外一个尺度——可见很多文本对此分析有备，不可不说。儒家形成本身就是人文－宗教之间背对背的一次冒险。周礼以降，祭祀式微。中国宗教载体与西方大相径庭之处，就在于西方民主，耶稣，两路而行——而中国，几乎就是选择了单一路径，政治路径，儒家路径和皇权路径——中国无罗马，也无耶路撒冷和麦加——这是一种儒代上帝之天之说。此一事实和史实的形成，或者讲严重偏离宗教倾向，使得中国文化唯视人文，轻举宗教。
六，那么，宪政可无宗教制衡而独具政治路径乎？这是一个难点。从源头而论，西方政教分离原则本身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分而犹存。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尽管希腊民主，希腊先贤民主实践远远早于耶稣纪元，但是，希腊－基督之双向并存，成就西方文化之弹性和内涵。不能设想西方无基督而有民主——也无法设想，西方有民主而无宗教。只是，其中分离之重要性在于，恺撒，上帝，各司其职，绝无消灭一方之理据。因为，任何立法道德的皈依，实际上源于先验道德和上帝命律（康德）——而没有道德的立法和没有立法的道德，同样不可久存。
七，这样，西方文化中绝无中国式宗教为儒，政治亦为儒之政教一锅烩主义。（参见其文，“在现代中国，王道应该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施：代表天的神圣合法性的通儒院，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的国体院和代表民众的合法性的庶民院。通儒院的领袖应该是个大学者。其议员候选人应该由学者提名并考察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知识和连续性的更多管理责任的政绩而选拔，类似于皇权时代选拔士大夫的科举制。国体院的领袖应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其他议员应该是大圣人或君主的后裔以及中国主要宗教的代表。最后，庶民院的议员是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或者行业团体的代表。”）
对其批判根据在于，如果立法者就像卢梭所谓，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外国人”的话，那么，一切立法以下的根据就会灰飞烟灭。因为，道德存在和承载的机制，必须是政治载体和法治运作。这样，在运作方面，三权分立的主要元素，就是立法独立。很可惜，儒家主义者所谓三制体系中，根本就没有立法作业，机构和理据呈托。
这是为什么？因为，儒家学说中之立法者，也许是政治实际，也许是宗教宣道，本无清楚厘定——所谓“传圣道者不北面，有圣德者无臣礼”，也不过是说宗教人士有着一种类似皇帝尊严的社会位置——至于他们是不是立法者，他们不知道，臣皇们也不知道。于是，儒家之孔孟本身，只是文本立法者，不是法治立法者。于是，呈现一种文本状态下的释义空间和诗意空间。要想具体解释孔孟文本，无异于解释某种诗词歌赋。
八，至于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诉说，西方哲学汗牛充栋，不一而足。那么，这种正当性来源区隔于中国之，主要分别何在？主要分别在于，西方人只是认同上帝的道德元素和意旨；他们对于人（人文文本——区隔于圣经），有一个批判主义存在——这个批判主义源头，乃是对于圣经本身的、宗教改革式的诠释和置疑（如，对三位一体说；如，对耶稣复活论……）。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规定人类之中没有任何圣贤可以代替上帝。而国人对于孔孟之类、之圣贤的说法，导致中国人文化化上帝＋孔孟之非先验主义虚妄。（这也是后来西方人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争论人文主义认识－实践论之由。）
九，至于民主程序课题的被歪曲和被简化，亦如其文，“民主在实践上也是有缺陷的。政治选择最终归结为选民的愿望和利益。这导致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多数人的愿望不一定是道德的，它可能喜欢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第二，当民众的短期利益和人类的长期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正如全球变暖中表现出来的情况，民众的短期利益成为政治上的优先选择。结果，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民选政府几乎根本不可能推行限制能源消耗的政策，而这本来是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的。 ”
这个判断是错误的。美国民主阙如，在百年前，约翰.穆勒在其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早有披露。其主要观点是，1，何以不施行直接选择——而要施行选举选举人之间接选举？
2，何以金钱选举成为选举之务，之要，之择？
3，全民普选，何以异化为政党选择而呈政党利益（如，美国两党选举）？
4，何以避免选举的多数意志，利益，倾向和少数之之区别，之保护？
5，美国最高法官，何以不选举产生，而取终身其治？
等等。以至于有人说美国影子政府“彼得伯格俱乐部”的存在如何关键……。
但是，蒋，贝所言之儒家王政，恐怕比之约翰.穆勒百多年前所忧，更加危险。因为，他们那个并无立法机构的所谓建制，致使执法成为虚妄——而无法无天（只有孔孟、圣贤之人之天），导致无法（立法，执法）之行政院（国务院）形同虚设的操作妄为——而无行政之治之王道，很容易回到以哲学王（柏拉图主义）为政教不分之极权主义之滥觞，之延续，之泛滥（其实就是毛主义）——而“局外人”、“立法者”“外国立法者”（如卢梭言）的出现，势必令人想起马列主义——加之，其人不人，天不天，地不地之“哲学王”机构（“通儒院”）的僭越和虚置，一切良心试验和政治试验，最终势必回到中国一百年以前之万物不明状态，万劫不复状态和人人反对人人状态（批孔——赞孔——都是人治，人道，人法——就是人赋人权——而非天赋人权），并重新跌入文明衰落和停滞乃至反动状态。所以，“儒家宪政”说和民主不适（中国）论，势呈双胎、畸形，完全是“蒙古大夫”之产物也！
《北京之春》
【附录】
OP-ED CONTRIBUTORSA Confucian Constitution for ChinaBy JIANG QING and DANIEL A. BELLPublished: July 10, 2012Related NewsON Monda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 gave a speech in Mongolia denouncing Asian governments that seek “to restrict people’s access to ideas and information, to imprison them for expressing their views, to usurp the rights of citizens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It was a swipe at China’s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The view that China should become more democratic is widely held in the West. But framing the debate in terms of democracy versus authoritarianism overlooks better possibilities.
The political future of China is far likelier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longstanding Confucian tradition of “humane authority” than by Western-style multiparty elections. After all, democracy is flawed as an ideal. Political legitimacy is based solely o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 more specifically, a government that grants power to democratically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But there is no compelling reason for a government to have only one source of legitimacy.
Democracy is also flawed in practice. Political choices come down to the desire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ectorate. This leads to two problems. First, the will of the majority may not be moral: it may favor racism, imperialism or fascism. Second, when there is a clash between the short-term interests of the populace and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mankind, as is the case with global warming, the people’s short-term interests become the political priority. As a resul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s in America and elsewhere are finding it nearly impossible to implement policies that curb energy usage in the interests of humanity and of future generations.
In China, political Confucians defend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he Way of the Humane Authority. The ques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s central to their constitutional thought. Legitimacy is not simply what people think of their rulers; it is the deciding facto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ruler has the right to rule. And unlike Western-style democracy, there is more than one source of legitimacy.
According to the Gongyang Zhuan, a commentary on a Confucian classic, political power can be justified through three sources: the legitimacy of heaven (a sacred, transcendent sense of natural morality), the legitimacy of earth (wisdom from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human (political obedience through popular will).
In ancient times, Humane Authority was implemented by early Chinese monarchs. But changes in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now necessitate changes in the form of rule. Today, the will of the people must be given an institutional form that was lacking in the past, though it should be constrained and balanced b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reflecting the other two forms of legitimacy.
In modern China, Humane Authority should be exercised by a tricameral legislature: a House of Exemplary Persons that represents sacred legitimacy; a House of the Nation that represen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a House of the People that represents popular legitimacy.
The leader of the House of Exemplary Persons should be a great scholar. Candidates for membership should be nominated by scholars and examined on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n assessed through trial periods of progressively greater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 similar to the examin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systems used to select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imperial past. The leader of the House of the Nation should be a direct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other members would be selected from descendants of great sages and rulers, along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s major religions. Finally,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elected either by popular vote or as heads of occupational groups.
This system would have checks and balances. Each house would deliberate in its own way and not interfere in the affairs of the others. To avoid political gridlock arising from conflicts among the three houses, a bill would be required to pass at least two houses to become law. To protect the primacy of sacred legitimacy in Confucian tradition the House of Exemplary Persons would have a final, exclusive veto, but its power would be constrained by that of the other two houses: for example, if they propose a bill restricting religious freedom, the People and the Nation could oppose it, stopping it from becoming law.
Instead of judging political progress simply by asking whether China is becoming more democratic, Humane Authority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 way of judging its political progress.
Jiang Qing is the founder of the Yangming Confucian Academy in Guiyang, China. He is the author, and Daniel A. Bell is an editor, of the forthcoming book “A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 Order: How China’s Ancient Past Can Shape Its Political Future.
” A version of this op-ed appeared in print on July 11, 2012, on page A25 of the New York edition with the headline: A Confucian Constitution For China.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Jul 18, 2012, 6:08:22 AM7/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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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海柟：令计划很有计划，刘延东想超江青――薄熙来倒台后的十八大人事一瞥 Posted: 18 Jul 2012 02:31 AM PDT
薄熙来倒了台，中共十八大最高人事布局这盘棋，不仅没有更好下了，反而是更加争得一塌糊涂。围绕令计划进常委的攻防战，是当前中南海高层政局的焦点所在。
去掉劲敌反而更争得一塌糊涂 薄熙来倒台之后，外界本来都以为，中共十八大权力转移这盘棋，应该是好下多了。原来都说是十一争九嘛，就是十一个年龄不到“八下”之线的十七届政治局委员，争夺十八届的九席政治局常委。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九争七”，因为这十一个人里面，有两个已经是现任常委了，很难想象下届反而不是了——这两个人，当然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不过，从总体上算，还是说“十一争九”吧。忽然减掉一个来势汹汹、志在必得的薄公子，那个局面，似乎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一道算术题，太容易得出结论了：十争九。按惯例，再把其中的一位女性排除，这结果就是九争九了——嗨，这还用争什么呀，就像民国军阀韩复渠对篮球队员们所说的：老子有钱，给你们一人买上一个球，这不就得了，争个鸟！九人九个球，没有球的别上场，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听起来就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韩记班子”了。 可是，这类韩记算术只能当笑话讲讲。如果这样简单的减法就能搞定中共最高人事安排，那现在有竞争力的这些位恐怕早就都被人高价买凶暗杀掉了——为什么？很简单，杀一个少一个嘛，这不是最简单的减法吗？他们没死，至少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人被暗杀，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懂得一个道理：这盘棋不是简单的减法。你费力气杀了某位，后面起来争夺这位空出的位置的竞争者，反而更多。同样道理，薄熙来倒了台，中共十八大最高人事布局这盘棋，不仅没有更好下了，反而是更加争得一塌糊涂。本来没希望的，也有希望了；本来有希望的，那就更加不容有失。出了力搞倒薄熙来的，自觉有功，这会儿要请赏，希望得到薄三本来所双眼盯紧了的那张交椅；本来是薄熙来一派的，自觉吃亏，这会儿要补偿，薄三本来还不一定有希望得到的那张交椅，也非要先行计入本派席位之列不可——此话怎讲？以下不妨透露一二。 令计划：没希望的有希望 本来“十一争九”那个局面里，轮不到一个叫作“令计划”的。此人排在第十二位。可是，薄熙来一倒，他就上升到第十一位了——这还是按表面说。如果按内里来说，令计划自以为，在那个竞争政治局常委最有希望的人的名单上，自己应该排在第三位：除了习近平、李克强，然后还不就是令计划？ 这倒不是自我膨胀。人家那样想，是有道理、有根据、有来由的。第一，令计划是胡锦涛第一亲信，这胡锦涛在退休之际当然首先就要好好安排令计划，当务之急是把令计划拉进政治局常委。第二，令计划倒薄有功，而且很可能数得上头功，论功行赏也要让令计划进入下届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锦涛的那个“团派”，人马不少，上得了台面的并不多，尤其是在竞争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上还缺少那么点儿竞争力，数来数去也不过李克强、李源潮、汪洋这几个面孔——有人说，还有刘延东啊。这您就不了解情况了不是？这个我留着下面说。胡锦涛要在十八大组建胡记常委班子，能在未来十年保持“团派”不会成为历史名词，关键一步就是必须再把令计划补进常委占据多数。 还有第四：令计划心中的从政榜样，其实是曾庆红：胡锦涛是今天的江泽民，那令计划怎么会不是今天的曾庆红呢？你看曾庆红的升迁道路，那个是令计划一心要复制的“跨越式发展”：曾在十四大的时候，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可是十五大一步跨越三个台阶，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到了十六大，又是一步两个台阶，直接进了常委。令计划呢，十六届不过是个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大就坐直升飞机进了书记处，十八大当然应该再来一架小小的直升飞机让他跨越两个台阶。其实，如果不是有曾庆红的先例，凭令计划的资历，连个县委书记这样的独当一面的党政正职也没干过，那敢这般舍我其谁？既然前有曾，后面为什么不能有令？否则，那就是全党欺负胡锦涛同志：江的大内总管可以坐直升飞机，为什么胡的大内总管就不可以呢？尼姑的光脑袋，和尚摸得，难道阿Q就摸不得吗？ 事实上，围绕令计划进常委的攻防战，是当前中国高层政局的焦点所在。原因无它，盖令计划既然是“曾庆红第二”，那么他的常委席位，不管未来排在第几，其实权则必定仅次于习近平与李克强，甚至比李克强还要强上那么一点点儿，根本就是一人之下；而令计划较之曾庆红又有一个明显的、谁也改变不了的优势，那就是他的年龄：曾庆红进常委的时候，年已六十三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结果只干了一届常委就不得不退休了，甚有壮志未酬之憾。而令计划到今年秋天十八大的时候，刚满五十六岁，一旦进入常委就将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来日方长，前途正未可限量也。当年江泽民想用曾庆红顶掉胡锦涛，自己写了诗，说什么“日破云涛万里红”，可恨胡是邓老爷子当年“钦点”，曾又比胡早出娘胎三年有半，结果最终阳痿下来没能“日破云涛”，中国的今天由是并非“万里红”也。现在这个习近平，可就没有邓老爷子的加持了，而令计划同志又比近平小上三岁半——这个颠倒一打，未来锦涛要“日破”天的可能，岂不就大大增加了？当然，前提是小令届时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否则岂不鞭长莫及、错失良机？背后有了这个计较，你想想，十八大高层人事的局面，怎不会随着薄熙来倒台而更加凶险？
刘延东：天鹅要吃癞蛤蟆肉
前面咱们应承了要谈谈刘延东的，这个当今中共最高女领导人，地位在历史上惟有江青、叶群二人可以比拟的资深美女政治局委员。光是这样一提，你也应该感到了此人的非凡分量了吧？ 更为非凡的，是此女的长袖善舞，和此女的复杂帮派关联。一般不大懂得中国政治的人，都说她是“团派”。这个原因很简单，当年胡锦涛出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刘延东正是第二书记——虽然没有这个“第二”的名份，但人家是紧紧排在第一书记之后的书记。官式说法，叫做“常务书记”。而且，要说名份，她那时还是“主席”呢——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而这个位置，她正是从胡锦涛屁股底下接过来的。再说，刘延东当年在团中央一干就是七、八年，现在已经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和将要在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团派要员，李克强也好，李源潮也好，哪个当年不是延东同志的手下？查一查简历就知道了：马上就要登上总理宝座的李克强，在人家延东同志当团中央常务书记的时候，那就是1985年了，还不过是团中央的一个小部长——学校部部长。读者诸君，别用百度，你们谁能说上来今天团中央学校部的部长姓什名谁吗？说不上来吧，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那并不是个很大的官职啊。凡此种种，似乎这个刘延东不仅是标准“团派”、资深“团派”，而且还应该说是胡主席之下的“团派”第二号领袖嘛。 可是，这个推论，只能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不需要什么内部消息，再来深入研究一下他们的官方简历，也就有个大概了：当年刘延东接替胡锦涛成为团中央第二把手，可是，她这个第二把手却一干六年，那是为了什么？看看胡主席的简历，人家并没有在团中央蹉跎这么多年嘛。当团中央第一书记一年稍多，小胡就外放古夜郎之地当贵州省委书记去了。按道理，作为二把手的刘延东，应该顺势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就在这个当口，刘美女的仕途出现顿挫，被一个小当兵的迈头而过。当时排名最后一位的团中央书记宋德福，接替胡锦涛出任第一书记。刘延东一口气只好暗自吞下，又老老实实地（也许不老实，这个咱们不了解）为德福同志当了多年的辅佐。 那么，为什么当年在胡锦涛之后排名第一的刘延东没有能够接任第一书记、而这排名最后的宋德福却一跃超前呢？按家世，刘是高干子弟，宋的父母是河北农民；按资历，刘八二年就当了团中央书记，而那个时候宋还是空军政治部的一个小科长；按能耐，刘一张大而扁的美女脸盘儿，不说颠倒众生，迷倒几个老干部还是轻而易举的，宋虽说当兵的出身，其实却是个病秧子，后来六十岁出头就死掉了。究其根本原因，是胡锦涛离任的时候，没说刘延东一句好话，但却极力推举宋德福。就为了这一条，你说刘延东是个“团派”？那我也要说她根本不是胡锦涛为首的那个“团派”。
与江曾攀兄妹，找胡德平门路
刘延东仕途柳暗花明，是与江泽民攀上了兄妹关系之后。当然，这个时候的江泽民，早已经是红朝新皇帝了。这个兄妹关系是怎么发现和建立的呢？原来，谈论历史问题，江泽民最喜欢突出自己有个养父江上青；而江上青当年作为中共江苏一带的干部，是受一个叫作刘瑞龙的领导的。这个刘瑞龙，文革前作过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官阶虽然不大高，但资历还是蛮深的。而刘延东正是刘瑞龙之女。尽管文革初期刘延东也斗争过自己的老爹，但现在却是搬出这个关系来和总书记套近乎的时候了。正好，总书记强调要培养女干部，也特别喜欢有根正苗红的高干子女来旁证自己的红色家世。于是乎，但凡有关江上青的纪念活动，除了江家自家人，下来就是刘延东必定出席了。 谁如果感觉刘延东和江泽民的这个关系还不够铁，那好，让我告诉你，延东同志还和庆红同志兄妹相称：曾庆红的母亲邓六金，当过延安保育院的院长，而童年的刘延东就是在这个保育院长大的，叫邓六金“邓妈妈”。当年在团中央，也正是因为这种红色背景，刘延东根本就没把什么胡锦涛啦、宋德福啦、李克强啦这些下面吭坑哧哧爬上来的人放在眼里，所以才结下了那一段梁子。现在想进政治局常委了，你说刘延东会走谁的路子？ 当然，也别想得那么死。当今中国官场，哪个不是《沙家浜》里的“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勾挂八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这不，今年三月的“两会”上，刘延东见了同是“太子党”的薄熙来，还亲亲热热地一口一个“熙来弟”，回应薄熙来那笑脸下的一口一个“延东大姐”。可是，会议开完的头一周，刘延东就找自己原来在中央统战部的副手胡德平去了，应允他下届还进政协当常委。今天的北京，有谁不知道胡德平是坚定的倒薄派？更重要的是，又有谁不知道胡德平和胡锦涛有着来自胡耀邦的密切渊源呢？胡德平能不能续当下届政协常委，还用得着刘延东替他张罗？倒是刘延东心里惦记着的那席常委，政治局常委，胡德平心知肚明，她是希望自己帮助在胡锦涛面前相机进几句美言的吧？ 瞧瞧这个世道，看着摇摆优雅的一只天鹅似的，也掺和进了这场肮脏的游戏，一心还想超越江青、叶群的地位——那不是个癞蛤蟆的位子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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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l 2012 02:01 AM PDT  今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讲话的70周年日子。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出了一个大洋相：它安排“作家出版社”先给钱，后抄书。组织100名御用文人各抄一段原著（每人约抄100字，给1，000元人民币），发行了“讲话”的“百位文艺家手抄珍藏纪念册”。 “讲话”违反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自然规律，窒息和摧毁文学艺术。从那时起的70年中（尤其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摧残中国人民文化事业的罪行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重读此“讲话”时，发现“讲话”中有一点却是必须肯定，甚至给中国人民为民主斗争提供了有效的武器。这一段是： 1942年5月23日，“讲话”结论部分：“……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二者相反，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啊呀，我已经抄写了170个字，谁给我1，000元呢？） 建国以来，毛泽东和中共对于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何止限于文艺领域。但有趣的一点时：每当毛泽东和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巨大罪恶，对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之后，总有一些中共官员和御用文人跳出来说：毛和党当时要办这件事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不太好。由于这种情况太多，我们仅举出最重大的事件来说吧： 第一件事情就是大跃进。大跃进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人所共知的：耗去贫苦的中国人民1，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打了20次朝鲜战争（虽然历史已经证明了朝鲜战争在中朝一方并非正义，但毕竟只花了62亿元），非正常死亡4，000万人左右（取中间估计数）。那麽中共要搞大跃进的动机是什麽呢？毛泽东说是要三年消除中国 “一穷二白”，御用文人胡乔木说是：“企图以比第一个5年计划更高的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见其1989年在美国作的一次题为“中国为什麽犯20年左倾错误”的演讲）。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是“太急了！”邓小平说：“我们的脑袋那时没有发热吗？”总之，毛和中共头头们都说：大跃进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不好。这不是违背了“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吗？ 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他发动大跃进的动机究竟是什麽呢？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那麽，1958年时毛泽东的社会存在是什麽呢？那就是在此前2年的1956年，在前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揭发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罪恶。由此引起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 和东欧集团反对个人迷信的浪潮。这也冲击了毛泽东在中国和中共内部的权威。虽然通过反右他暂时压制住了中国内部自由化的萌芽，但一个没有斯大林的前苏共对他仍是一个威胁。怎麽能使这个威胁消失呢？正好1958年前后的国内外形势的确允许中国用比原订第二个5年计划更快一点的速度发展经济。但是毛泽东不是修改和调整第二个5年计划的指标，而是失去理智，发动了疯狂而愚蠢的大跃进。表面上他说是要超英赶美。其实英国是一个中等国家，超它不是问题。赶美则又太遥远了。因此超英赶美只是托辞，没有实际意义。毛泽东真正的目的是超过前苏联。他急切地要为中国“发明”出一条既不同于前苏联而又大大快于前苏联的发展道路。而且他不仅想使中国在生产力方面发展得比前苏联更快，而且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得更快一些，甚至是中国在前苏联的前面进入共产主义。这样前苏共“反对个人迷信”对毛泽东的威胁就自动消失了。于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场大闹剧，大喜剧，同时也是大悲剧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与“效果”于是统一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文化大革命了。对于这个中共后来自己承认为“十年动乱”，造成死者达千万，经济损失达5千亿元人民币的大灾难的“效果”如何，当然是不需要什麽讨论了。中共在1981年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严重灾难和内乱”。“领导人”者，毛泽东也。“错误”发动就是承认了发动的动机错误也。虽然如此，2011年七一前夕，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俞伟超，别名黄敬的儿子。黄敬是江青的前夫，1958年被毛泽东吓死了）给交大5，000名党员和积极份子上党课，回忆他“文革期间，母亲被打倒蹲监狱，妹妹一个高中生被批斗自杀。亲属共死6--7人”。但俞正声说：“我认为他（指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你不要为中共官员的无耻感到惊奇。他们在无耻的同时又背离了毛泽东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也违反了中共自已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 那麽，毛泽东身后的中共又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呢？毛泽东之后中共的主要罪行就是六四和迫害法轮功。中共干这两件事的“动机”都是“稳定压倒一切”，“效果”则都是“越维越不稳”。那麽就应该追问“维稳”是中共真正的动机吗？其实问题很明白：“维稳”者，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也。而一党专政制度是与今天的世界潮流和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立的。仅拿2012年来说，2月份“维”出了一个王立军，4月份“维”出了一个陈光诚，5月份“维”出了一个李旺阳，25，000香港人游行，7万人联署要求调查真相，弄得胡锦涛去香港无处藏身（见图）。这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 行文至此，本文作者不禁要呼吁一切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人们，要适当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往往是一种有效的战斗方式。让我们掌握多种武器，最终摧毁中共这个貌似巨大的历史僵尸吧！ 2012年7月1日于美国费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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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08:4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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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08:20 PM PDT
——说中国人是猪，感情上不能接受，可他妈的很多事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不侵犯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都和自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哭天抢地；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幸福了，别人哭喊的时候，它照样埋头吃喝！——王朔（不是原文，周老师批改作文改了几个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以三句话提醒当政者“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冰心老人问：“无士则如何?”历史回答：“无士则亡！”陈寅恪也说过，“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前天看见薛蛮子的博文，说起在新加坡演讲，一位女士赞美重庆模式，“那位书记还是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的”云云，蛮子点评说，以专制权力压倒程序正义，后患无穷。昨天和丁健聊天，他说起看过的一幅画，印象极深：一位西班牙国王临死前被人搀扶着跪在神父面前作临终忏悔。请问中国的皇帝给谁下跪？可见，基督教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根！——恰好我这篇文章刚刚写了一个题目，就接着这个话题往下说。 五・四学人把西方现代文明的优势提炼成四个字，科学、民主，虽然言简意赅，但毕竟失之过简。科学和技术不是一回事，科学是抽象理论，技术是具体应用；宪政（亦即自由、法治、人权保障）和民主也不是一回事，我的许多文章已经一讲再讲，就不废话了。我稍稍细化一下，把“现代化”这个文明巨变扩展为顺序发生的宪政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四大革命。如果一定要简化为两条，我认为更根本的是宪政和科学，因为宪政比民主重要，科学比技术重要。——但是，就没有比宪政和科学更根本的了吗？有啊，那就是基督教。为什么这么说呢？ 宪政（和法治）是自由民主的制度，即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是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好比足球，不懂规则的人只能看见一群人满场狂跑抢一只皮球，别的什么也看不懂。本人看了许多橄榄球的电视报道，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那帮疯子在干什么。围棋，象棋，所有的游戏、体育比赛，都是这样。民主其实同理，我们看见的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看不见背后还有一大堆相当复杂的游戏规则。我们那些可怜见的民主无知分子以为民主就等于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就像我看橄榄球就和看流氓打群架差不多——这比喻有点过分，但意思大家应该明白。 理解抽象的游戏规则需要理性思考的抽象能力。越复杂的游戏，对抽象能力的要求越高。抽象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先天禀赋和后天教育学习。和其它能力一样，它在人群中的分布是一个钟形曲线，极高、极低是少数，中等水平的是多数。如果天赋低，再加上后天的教育不够或不好（最不好的教育就是极左那一套），又不知道努力学习，不把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向新知识开放，心和脑都“窄小粗浅”，那就可能根本看不懂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说什么人人天生懂民主、爱民主，纯粹是一段神话故事。 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以宪法为主体的多层次系统。“母法”宪法居中，宪法之下是各种实体法和程序法“子法”；宪法之上，则是共和正义的制宪精神、原理、原则，所谓“宪法的正义之源”。我们最陌生、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个最高层次的“制宪原理”、“宪法的正义之源”，刑法、刑诉法、民法、民诉法等等法律的母亲的母亲，法律的奶奶！这就是丁健说的“根”，根本之根本。 这制宪原理、宪法的正义之源是什么？在西方法治传统当中，答案很简单：是神律，上帝所定的律法、诫命；它载明于《圣经》，有歧义时由教皇解释，全体神职人员负责向人民传达。随着科学的兴盛，宗教不断衰落，新的替代解释出现了，叫作“自然法”。自然法是隐藏在整个世界万千现象背后的一套秩序和规律，宇宙的根本大法，希腊人称之为logos。它体现于自然界，就是自然规律；体现于人类思维，就是逻辑；体现于人类社会，就是宪法。所以，宪法、法律和自然规律一样，是人类当中的一些智者、专业人士，一代又一代不断探索和改进，所发现的支配人类社会的规律。自然规律是科学家群体所发现的自然界的“正确”规则，法律是法学家群体所发现的人类社会的“正义”规则。两者的源头是一个东西，即神律（自然法不过是神律的世俗化版本）。可见，宪政和科学的根本原理是一回事，都是一种超越性的抽象精神，一种超越于个人、己群（自己认同的群体）乃至全人类之上，“从神那里借一只眼睛俯瞰世界”的客观公正精神、眼界和胸怀。没有这样的精神、眼界和胸怀，根本谈不到理解正义的游戏规则。这些正义游戏规则的法律术语，就叫“程序正义”。只有遵从logos而发现的法律才是正义的良法，为了偏袒自己或己群的利益而订立的法律，无一例外，全都是非正义的恶法。 支配人类社会的正义规则，简单说，其核心就是人权。“人”权人权，当然是凡人皆有之权，是不分男女老幼、贫贱富贵、有知无知、阶级阶层等等一切差别，平等适用于每一个人的一套自由权利。就是在这个最根本、最核心的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正义原则问题上，马大胡子精心编织的极左邪说和整个西方主流文明的法治传统彻底背道而驰。他硬说人只有阶级性（“人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关系），根本不承认存在人人皆有的人性，当然也就不承认什么适用于每个人的普世（普适）价值，硬生生把人类撕裂成两半（两部分），一半天使一半恶魔，天使要享受一切权力，恶魔不许有任何权利，公然主张阶级恶斗，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实现。这套邪说公然主张以代表一部分“人民”（穷人、工农、劳动人民，等等）利益的名义去奴役另一部分人民（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是真正的公平正义，在这套邪说的长期毒害之下，很自然地，那些极左新毛、重庆模式的吹鼓手们，就像王朔所说，有奶便是娘，对我好就是好，对我有利就是正义，别人怎么样，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受到多么非人的迫害，管他娘！随便捏造个“非正义”的罪名——什么“为富不仁”，什么“剥削压迫”，什么“社会不公”，等等，现成的罪名有得是——只要自己“翻身解放”了，就可以心安理得、畅快淋漓地把任何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所谓的“某某书记也做了很多好事”，就是这样一种打着正义的旗号肆行非正义，以人民的名义奴役人民的“好事”！你要是问问他，你的“正义”是什么意思？除了抢夺（好听的说法是“剥夺”）富人、均贫富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没有客观公正的超越眼光和胸怀，他们永远不能理解什么是程序正义、什么是正义的社会游戏规则，满眼只有一己和己群（“穷人”，“工农”，“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眼前私利，被满心的阶级仇恨鼓动，要么作顺民怨恨着，要么作刁民捣乱着，时机到来时，作暴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我说得太过分了吗？去看点历史，去看看张献忠之流的嘴脸吧： 张献忠这个杀人魔王是个不折不扣，仇视人类的变态狂，他专门立了一块碑，结尾是七个“杀”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事可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此人每天以杀人取乐，最后几乎把整个四川的人杀光。他入川作“大西朝”皇帝时，四川人口有三百多万户，以每户五口计，大约一千五百多万人，最后被他杀剩了只有一万多户，四、五万人！这才有所谓“湖广填四川”，从两湖两广往四川移民。此人杀人的花样百出，有一回忽发奇想，宣布要开科取士——不是凭考试成绩，是拉一条和他本人等高的绳子，让赶考的士子们走过去，高于绳子的杀掉，低于绳子的杀掉，和绳子同高的录取。 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真相。他杀的，绝大多数都是穷人，穷人凭什么应该喜欢“农民起义”？穷人饥寒交迫确实值得同情，但是，我们的古圣先贤说得好，“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饥寒交迫，“仓廪不实、礼节不知”，“衣食不足、荣辱不识”，哪来的“义”？没饭吃，所以要杀人放火，而且杀的多数是穷人，这就是“义”吗？现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论贫富，都应该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愿意这种“义”有一天降临到你头上？你希望在有生之年让张献忠们出来大杀大砍一回，“推动历史前进”吗？ 除了杀人，张先生的另一大嗜好，是投降。投降，反叛；再投降，再反叛；……如是者竟多达十余次！完全够格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张献忠的丰功伟绩，和他的文化水平可说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本人不揣冒昧，引述这位大西朝皇帝给部下的圣旨一份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的毛！钦此。” 绝妙奇文吧？ 这些只看到对自己眼前有利的“好事”，根本不理解对每个人的长期根本利益都有利的“共和正义”的宪政、法治、人权保障游戏规则的愚夫愚妇们，从来不去想一想，专制者今天丢给你一只大白馒头，明天、后天、大后天完全可能以随便什么名义把你划进“人民敌人”、“坏人”的行列，让你顷刻之间从天堂堕入地狱！别人的命运不是和你毫不相关的，没有对于每个人都公平正义的社会游戏规则，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安全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一心想要向西方国家移民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如前所述，要理解宪政和科学，都需要“从神那里借一只眼睛，自上而下俯瞰整个世界”，从而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的能力，和超越性的眼光和胸怀；那些只看到自己鼻子尖的蠢人、自私鬼们，除非回炉再造，否则就只能是臣民，即顺民、刁民和暴民，他们理所当然就是重庆模式专制统治者的社会基础，永远会为了上面丢下来的那一点点卑贱的“好处”、“好事”而感恩戴德，如果得不到，就怨恨富人、“精英”，怨恨社会，怨恨全世界。 总而言之，同情、关怀、帮助无知穷人是一回事，让无知穷人掌权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他们掌了权是一幅何等光景，古今中外历史所载汗牛充栋，和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那些伪历史，也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我对穷人的同情不亚于任何左派，我和他们的根本分歧是，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无知穷人掌权是人类文明最恐怖的浩劫！帮助无知穷人的办法很明确，就是消灭穷人、消灭贫穷愚昧，让穷人变成中产阶级，变成有知识、有文化的富人。舍此无他。如果连这一点普通百姓人人都明白的常识都不懂，都要对着干，还要自吹什么科学理论，什么顶峰真理，这样的混账民族还有救吗？ 2012/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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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08:14 PM PDT
中共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服从于党政官僚的旨意，从属于宣传的需要，对“社会主义”坚持“肯定的理解”而回避“否定的理解”，对资本主义则注重“否定的理解”，尽量回避“肯定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天晓得
临近七一，临近中共十八大将要召开的下半年，新华社六月初发表“纪实”报道，声称中共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进展”。接着，“神舟九号”载人上天与“天宫一号”对接，“蛟龙号”下潜七千米深海创造新纪录。这些工程成就，看上去极其辉煌，因为王立军薄熙来事件、陈光诚事件而罩在中共头上的阴霾，似乎被冲淡了许多。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用胡锦涛的话说，它的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据称已历时八年。这项工程的“阶段性重大进展”，据中共喉舌总结，至少有七个方面，即“中国化”取得新成果，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思想引导不断深入，学科体系基本建立，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初步形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打开新局面，理论研究队伍人才辈出…… 其实，其中只有经典著作编译为必不可缺的基本功，其代表性成果是出版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除此之外，所谓基本观点研究，以及其余各项“进展”，从理论研究到理论宣传，从学科体系到教材体系，以及研究队伍之类“进展”，充其量不过是在先前的坛坛罐罐上，再贴一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标记而已。 可笑的是，号称“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却拿不出什么象样的理论成果。数学家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外行的人们即使不懂他研究的专业内容，也可以知道，陈先生的代表性成果是“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被称为“陈氏定理”，或所谓“一加二”。而中共，“中国化”了半天，那些理论家们除了编写理论读物和教材，用来灌输，或曰“教育人民”，他们究竟如何修改、完善或发展了马克思学说，仍然只是叫作天晓得，实在滑天下之大稽。
须以市场经济全球化探索为依托
在中国发展马克思学说，重点当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亦即，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其原因是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之中，而资本主义长期发展阶段的必然性在当时已经显现出来。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稳定的发展状态，社会主义尚在遥远的未来。于是，马克思否定“不断革命”，正视“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而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判断的社会主义，只能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而出。 然而，共产党人坚持“不断革命”，实际上把社会主义仍然归结为人们头脑中的理想，而思想家的理论和共产党人的组织，在他们看来，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从苏联到中国，共产党人建造的“社会主义”，都只是在“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以政权的力量塑造的山寨产品。 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却一贯打着马克思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号，将早已被马克思否定了的“不断革命”奉为正统。毛泽东不顾他本人早已承认的“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一旦取得政权就断然放弃这一“天经地义”，无限突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他的这一套歪理，干脆就叫作“继续革命”。 经过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中国共产党在背离马克思学说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若真要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拨乱反正，弄清楚马克思学说之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涵义，秉承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运用其辨证方法，剖析中国实践的现实状况。 同时，发展马克思学说，须以市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学探索为依托。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经济形态，这就决定了工人革命的全球性，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全球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但是，长期局限于一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引导着共产党人跌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黑洞，而他们一旦在经济上有所成就，就忘乎所以，自恃其“社会主义”之优越，忘记了自己不知“脱胎”于何处的尴尬，更全然看不见新社会“胎儿”已经出现在发达国家社会之中的现实。
“中国化”实乃升级版专制理论
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独裁者斯大林死后，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波波地涌起，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崛起，其持续的经济增长，更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新浪潮息息相关。当此之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若要名符其实，则须以开放的态度、批判的精神，仿效当年的马克思，考察分析当代各种经济学说，丰富自身的国际视野，将停滞已久的马克思学说经济理论，作一番彻底的改造。 简单地说，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为一种现代政治理论，将剩余价值学说改造为一种现代经济理论。做不成这两件事，就不要侈谈什么马克思学说之“发展”。 其中的关键，在于无情的批判精神，以及辨证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而“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而中国共产党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明言是在中共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显然，它服从于党政官僚的旨意，从属于宣传的需要，根本无所谓自己的结论，更谈不上触犯当权者。它的方法很巧妙，对“社会主义”坚持“肯定的理解”而回避“否定的理解”，对资本主义则注重“否定的理解”，尽量回避“肯定的理解”。 美其名曰“中国化”，其实是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或字句作为包装，内里却是中共为适应其专政实践而编造的升级版专制理论。“中国化”魔棒一挥，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不见了，社会主义的全球性不见了，人的自由发展与国家消亡也不见了。 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工程，其典型产品，是一堆作为宣传工具的学习读本和教材，所谓“论著”只是作为点缀。它们看上去五光十色，恰与中共的庞大党政官僚机器相映生辉。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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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08:10 PM PDT 
今年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从中共建党建政的时间段看，似当进入第四个三十年。这就是从建党到武装夺取政权的三十年，从“党天下”到“文革”的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维稳至上这三十年。
“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中至尊
据中共自己总结，中共革命有三大法宝：一曰统一战线，二曰武装斗争，三曰党的建设。这其中“党的建设”是三宝中的至尊，当以命门视之。其要害之处无非有二，一是形式上的：来自苏俄，以限制为手段，以控制为目的的克格勃做派；二是骨子里的：自以为了不得，实则是落后、野蛮，最具中国特色的会党传统。
近代中国会党缘起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是民间自发的秘密结社。这种民间结社传统，直接影响到辛亥革命的成败。会党传统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有明确的口号，无论是反清以复明还是拜上帝以复生，无论是奉天地为父母，还是以无产阶级大众为兄弟，都有一个极具理想型的口号来蛊惑人心。二是组织严密，内部等级森严；为首者具有至高无上个人权威。三是成员复杂，帮派林立。三教九流、江湖术士、边缘流民被广泛吸纳，其“群众性”具有超强的辐射力。
与中共九十年历史相联系，其会党特征跃然纸上。除了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按照莫斯科指示秘密行事之外，更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玄机。这个玄机就是与会党组织的传统相结合。毛泽东深知此中三味，于是就有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挂共产主义的羊头（说辞），卖会党政治的狗肉（实质）。最近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就是中共会党传统下行事风格的大曝光，让一些不知会党传统的善良的人们大为惊骇。
中国转型出路：摆脱会党政治
会党帮规与现代政党制度是完全不同两回事，与民主宪政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此，中共高层真不明白？非也。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若非如此，你就解释不了台上坚持这坚持那，背地里悄悄把子女、资产转移国外。更有下台后几乎个个出书，既说民主又说法制；大陆出不了，冒险到香港也要出。书中所言清醒得很，哪有一点糊涂的意思？何故？帮规之邪恶不可低估。吴邦国所谓五不搞，就是个典型。骨子里还是团伙的权位动不得、权贵伤不得、帮规坏不得。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依靠会党起家，却深知会党之弊，因而要国民党学习欧美实行现代政党制度的改造。他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政治改造路径，就是一种可以预见的改造模式。蒋经国先生这样做了，他引领国民党走向了政治文明的坦途。
可惜的是，中共建党已经九十一年，仍然徘徊在“改革”还是“死亡”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困惑中，深陷于会党政治的泥潭不能自拔。悲乎哉？大悲也！中国转型或改革的出路在哪里？无他，就在摆脱会党政治。哪怕是回到百年前孙中山、袁世凯联手推翻满清的最初圆桌。况且，有台湾国民党凤凰涅磐的宪政示范，有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党的政治文明实践；垂范在先，为什么非要钻进会党政治的死胡同呢？
会党向政党的转型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民主也好，宪政也罢，没有中共成为现代政党这个前提，一切都是空谈。而中共抛弃“党天下”会党传统，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型，不光是众生的企盼，也是中共这三十年的最后机会。若非如此，苏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明天。壮士断臂，刮骨疗伤，才是中共的明智之举。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附录】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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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01:0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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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12:28 PM PDT
作者：磨砺
一次，一个朋友问我：你真的不在乎金钱吗？我答：我对生命都很轻视，何谈在乎金钱呢？
——华 涌
走向天安门挑战遗忘的记忆
2012年6月4日的中午，东北籍的宋庄艺术家华涌，平静地挺立在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河游人拍照留念处，面朝川流不息的游人与其行为艺术过程记录与见证者——另一位宋庄艺术家郭珍明，人高马大的他果断地用小刀割破了中指，然后，用这根淌血的指头，在脑门上书写下了“64”两个阿拉伯字母。紧接着，一群鹰隼般的警察迅速拘捕了他。从这天起，华涌再一次因实施行为艺术作品而失去了人身自由。
去年的这一天，华涌也在天安门广场实施了一件行为艺术作品，那天下午两点钟，华涌带着他的三名同为艺术家的影像记录者郭珍明等，来到了位于广场的国旗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的中轴线上，旁若无人似的开始用拳头猛击自己的鼻子，一拳一拳打下去，很快，受伤的鼻孔开始流血了；然后，华涌便用指头沾上鼻血在其额头的左右两边分别写下了“64”两个字，此件带有自戕性质的行为作品题为《记忆周期》。俄顷，数名警察围了上来，紧接着就把华涌与他的三位朋友带离现场，直到对他们分别做完了询问笔录之后才予以释放。
此事刚过了二十多天的七月一日，华涌又组织了15名艺术家，专程去往浙江嘉兴南湖，准备实施一件集体创作的行为艺术作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按照这件作品的实施方案应是这样的：租用一艘游船，然后将它划向中共一大水上会议的地方，再然后，将游船凿沉。
彼时，正值全国各地为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大唱红歌之际，华涌他们因先行公开了行动计划之故，结果一行人沿路遇了来自警方的重重阻挠，好几个艺术家在半道上已被警察抓走，而费尽周折来到南湖边上的华涌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作品，便被当地警方抓捕。为了实施这一作品，华涌付出了先是被强制遣返老家，然后又被行政拘留15日的代价。
去年六四那次行为艺术，他比较走运，只是被关押了数小时而已。可今年这次，他再也没那么幸运了。目前，他被警方控以寻衅滋事之罪名刑拘在了通州区看守所。据其诉讼代理人与推友梁小军律师说：看守所的警官告诉他，华涌的案子涉及到了国家安全，其行为也可能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指使的结果。
华涌到时候能否被顺利地取保候审，连梁小军律师都觉得没啥把握，从去年的“6.4”到今年的“6.4”，,正好365天。试想一下，一年之中因实施行为艺术“寻恤滋事”而三次被警方追究，这次，还会有他好果子吃吗？
一个民族无人站出来是不对的
近年来，尽管中国民众因艾未未所实施的多件行为艺术作品而对这一艺术形式有了些感性认识；但是，如何理解行为艺术与行为艺术家，这却是一个与如何看待与欣赏当代艺术的学术入门问题。简而言之，当代艺术，应是一种与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完全不一样的艺术类型，如果说古典艺术（这里特指的是西方写实主义的绘画或雕塑艺术）是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东西的话，那么以表现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艺术，则是与美学相关的艺术类型，对这两种艺术类型的观照方式，是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然而，对于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结果——当代艺术的欣赏，则是立足社会学层面进行的，它与美丑的审美感知与判断基本上没啥关系。
在德国战后的当代艺术大师波伊斯的眼中，当代艺术就是一种社会艺术，换言之，就是一种对社会问题予以艺术追问或艺术性揭示的文化隐喻。只有这样理解，艾未未与华涌，以及去年春上，因参与“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并实施“埋葬茉莉花”一作品而被警方刑事拘留的黄香，才可能被我们既当作艺术家，又当作反抗独裁制度的战士来看待，而在他们的行为作品中，也才可能被发现丰富的现实批判精神与积极的挑战意义。
在未做行为艺术之前，这个出身于军人家庭的艺术家，他和艾未未一样，也有着扎实的绘画造型功底，无论具象写实还是变型表现，他都才华横溢。这几年来，他之所以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投掷在了行为艺术领域的原因，自是出于他的艺术家的社会良知之故。
华涌身陷囹圄之后，他的代理律师梁小军获准前往看守所探望了他。事后，梁小军在他的的推特上写道：
“在两位警官的陪同保护下，我会见了华涌。该犯高大健壮，声若洪钟，胡子拉碴。我问他，你为何要实施‘犯罪’行为？他答：‘作为艺术家，我有责任记忆这个日子，也不应回避23年前的事，我要抗拒个人的恐惧感和民族的恐惧感。’”
“我问华涌：‘你想过行为艺术的后果吗？’他回答：‘想到了，但我认为一个民族没人站出来是不对的。我愿意做一根奔向骆驼的稻草。’我问：‘你战胜了自己的恐惧感吗？’他说：‘去年做时，我还有恐惧感，但今年没了。”
自我界定为战士的艺术家华涌，还如是向梁律师交代了其 “犯罪” 内在动机：“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父母和孩子以后不再像现在这样生活得如此憋屈。”
【附录】
（维权网信息员亦然报道）华涌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在推特上发出消息：电话联系了华涌案的办案警察，他很不情愿地告诉我，华涌现在还关在通州看守所，但已经被劳教。问他劳教多长时间，他说那你就别管了。 本网信息员拨打梁小军律师的电话没能接通，有关华涌被劳教的详情目前还无法确知。 6月4日，居住在北京宋庄的行为表演艺术家华涌，与摄影师郭珍明在天安门金水河游人拍照留念处，割破中指，用血在自己脑门上书写64两字，6月5日 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于通州区看守所。 律师梁小军在会见时曾被警察告诫：不要和华涌谈太多，他的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其行为可能被境外势力指使。 在会见时，梁小军律师这样形容华涌：该犯高大健壮，声若洪钟，胡子拉碴。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实施犯罪行为？他答，我作为艺术家有责任记忆当天的日子，不应该回避 23年前的事，我要抗拒个人的恐惧感和民族的恐惧感。 华涌在与梁小军律师的会见中自述，因为自己非为一己私利而入监，因此在监号中受到尊重，生活规律，衣食无忧，身体健康，并感谢各位朋友的关心。他觉得以此罪名来拘留他甚为可笑，他希望在审判中为自己辩驳。华涌自我界定为一个战士，而不是艺术家。他说：我要战斗在自我的恐惧中，战斗在他人的压制下。 辽宁籍的华涌居住在北京宋庄，以画画、搞行为艺术为生。 另外，与华涌同时被刑事拘留的郭明珍，在被羁押37天后已经以取保候审一年的形式获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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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l 2012 12:17 PM PDT 
【新世纪特稿2012年7月17日】地产市场的先热预兆中国房地产市场再次热起来。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目标注定是实现不了的，它越是依靠行政命令硬压，房地产的价格在今后反弹的力度就越大。
房价反弹地王又生
继4、5两个月房价降幅连续放缓，根据最新统计数据，6月份中国楼市成交继续放量，房价也出现久违的反弹。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688元/平方米，环比5月上涨0.05%，结束自2011年9月以来的连续9个月环比下跌的态势。
与目前房价回暖相呼应的是中国地产市场又产生新的"地王"了。
一个多月前恒大在广州高价拍地。7月10日，北京万柳地块最终以总价26.3亿元、溢价率40.9%、楼面地价目前约为4.29万元/平米拍出，成为今年北京新"地王"。一天之后，上海新江湾城D5地块被新加坡商人以6.1亿元摘得，实际楼板价在17000元/平米左右（包括慈善、医疗卫生用地及另须代建占规划住宅建面积5％的经适房），比三年前该区域的地王32000元/平米缩水一半不到。
因为上海这块地拍价缩水不少，因此有人认为现在地产市场还不能算热。
上海新江湾城板块成熟度较低，目前该地区高档二手房的交易并不活跃，而由于过去几年地价和房价的涨幅均太快，板块内房价的合理调整是一种市场必然。今年1-6月板块内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39380元/平米，去年同期则为46419元/平米，下跌15%。在全市房价下跌极有限的情况下，新江湾城板块的房价下跌态势是比较明显的。这些下跌因素，再加上政府方面干预措施，新江湾城D5地块较三年前缩水45%左右也是合理的，即使缩水到一半甚至一半以上也不奇怪。
然而即使缩水到实际楼板价17000元/平米，由于新江湾城D5地块预计是以联排别墅或者类似产品规划出现，较周边的联排别墅、或者类别墅售价在6-7万元/平米左右的价格，它还是很有赚头的。当然与当年楼板价与商品房售价1比10倍的年代毕竟不同了。
所以，上海新江湾城D5地块拍价即使比3年前缩水45%，仍然说明中国地产市场现在已经回暖。
政府力压房地产市场
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再次热起来，中央政府急了。温家宝总理今年五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到实处。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改委、银监会和央行多次表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同时一次次的施加压力地方政府，撤销各地私自放松房地产调控的地方政策。
这十年来土地财政成为各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使地方财政缺失了很大一块。在中央财政收入分配没有调整没有将一部分补贴给地方财政之前，地方政府难免偷步，放松房地产调控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的冲动始终存在。
可是，这一次北京和上海的拍地，两市政府确实没有在其中推波助澜，反而千方百计缩小影响，抑制地价。
北京先是推迟拍地，后是《人民日报》喊话央企退出竞拍，都是为了减小地产市场回暖对楼市调控的负面影响。上海新江湾城D5地块竞拍，虽然有20多家企业领取申请书，但竞拍当天只有三家到场，唯一一家国企――城投一直没有开价，现场只有两家竞拍。上海市政府背后施加影响清晰可见。比起增加土地财政收入来，京沪两地政府更加看重与中央保持一致，以保官升官。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尤其是京沪广的房地产市场还是热了。
限购助力楼价反弹能量
照理，这是讲不通的。不但中国的市场是由政府操控的，而且从楼市客观的供求关系来看，与之前并没有多大变化，2011年房地产在建规模达到40亿平方米左右，销售仅10亿平方米左右，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不会改变。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新热起来，是因为货币供应量实在太多，而中国几乎没有比房产更好的投资
品。2008年-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海啸，中国超发货币近四十万亿。以后一方面货币政策收紧，另一方面对房地产市场严厉调控，尤其是实行限购令，使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停滞下来。
但是这两年来万物都在涨价而房价未涨或微跌，客观上就是房价在挤出泡沫，而使商品房成为优质的投资品。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国政府迫不及待的放松货币政策。因为中国经济根本制度上的问题（诸如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可以扭曲市场的庞大的国企、公司式的政府运作等等），货币政策放松在实体经济上的反响不大，在房地产市场上却敏锐的反映出来了。
当然，在限购令继续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放松引起的房产价格反弹不会持久，也不会抬高房价多少，但是地产市场就不一样了。地产市场一般是先于商品房市场的。从拍地到楼盘结构封顶可以发售，即使绝无拖延捂盘之心，即使当中没有任何枝节牵涉，也要两三年时间。
目前房价没有涨是被限购令压制着的，但在前一轮通胀周期及目前的货币政策放松刺激下，房产市场内部涨价的能量越积越大。限购令不能一直实行下去，一旦限购令解除，房价的反弹力度将会很大。
所以，开发商们看得很准，已经实行了两年的限购令，不可能再实行三年。因此他们现在就看好地产市场，中国地产市场热起来就变得无可阻挡。
地产市场的先热预兆中国房地产市场再次热起来。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目标注定是实现不了的，它越是依靠行政命令硬压，房地产的价格在今后反弹的力度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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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Jul 19, 2012, 6:53:40 AM7/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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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有时候是政府在造谣――围绕“三・一八”车祸的种种悬疑（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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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有时候是政府在造谣――围绕“三・一八”车祸的种种悬疑（阿珊） Posted: 19 Jul 2012 02:59 AM PDT
温家宝在谈到政府全力围堵网上谣言时说：到底谁在造谣？有时候不是民间在造谣而是政府在造谣，如王立军明明是出事了，报纸上还发布官方消息说他是“休假式治疗”，这不是政府在造谣吗？！
据未公开的温家宝的一次讲话，他在说到政府加大全力围堵网上谣言时说到：到底谁在造谣？有时候不是民间在造谣而是政府在造谣，如王立军明明是出事了，报纸上还发布官方消息说他是“休假式治疗”，这不是政府在造谣吗？！
神秘的“三·一八车祸”及谣言
三月“两会”期间，在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真相大白、彻底落定之后，另一个更为云山雾罩、神神秘秘地重大悬疑事件的谣言，就是三月十八日凌晨，发生在北京四环路的一起车祸。肇事车为一辆豪华法拉第，死者为一男两女，全是赤身裸体，有人说这三人是在车上搞“双飞车震”时，轿车失控车毁人亡的。现在中共高层的“官二代”、“富二代”们，个个骄奢淫逸，花样翻新，如此死法，倒也不足为奇。但奇怪的是，地方政府对这次车祸讳莫如深，不作报道，至今在网上也查不到这则车祸的相关资讯。过了几天，便有传言说这男性死者为胡锦涛亲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儿子，甚至还绘声绘色地传说有一个“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三角政治联盟”。更有知情人士表示，车祸后，令计划只是在丧子的无比打击中被周永康“挟持”，因为周永康管辖公安，事情曝光与否必然要经过周。事后，他强忍丧子之巨大痛苦，无法公开悼念和释放悲痛，继续勤勉服务，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煎熬。该人士还表示，外界不要过多指责他，给他些安宁。同时，有境外网站也放出了令计划妻子谷丽萍“捞钱”的独家报道。报道引用“内部人士”的话称：“谷丽萍名下的公益组织——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在全国经营房地产，仅在上海一地，就涉及30亿元以上。”
总之，神秘的“三·一八车祸”之后，对这件事的各种小道消息沸反盈天，到处流传，几乎都是不利于令计划的负面消息。然而到了六月，局面为之一变。6月7日香港出版的一家纸媒杂志高调为令计划辟谣，并称令计划确有一子，中学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据北大同学透露，他对外化名“王子云”，在北大2007级新生入学名单中的录取姓名也是“王子云”，而他的真名叫“令谷”, “谷”是令计划夫人的姓氏。王子云本人拥有“人人网”帐户，说是6月4日，还有网民在网上与“王子云”取得联系，当被问及车祸传闻，王子云回复：“谢谢，安好，勿念。”还有好友称“王子云”为“谷哥”的。此后，亲北京的香港《文汇报》也突然高调报道，令计划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代表会议上全票当选十八大代表。这种“全票当选”的政治荣光，连习近平、俞正声这些中共大佬，都还没有做到呢，内中玄机，让人颇费猜想。
令计划一个高俅式的险恶人物
除去为令本人辩诬之外，与其同时，香港的亲共媒体又在连篇累牍地大肆报道，说作为大内总管的令计划是按照胡锦涛的直接命令，亲自全程操刀，完满拿下薄熙来，因为倒薄有功，有望十八大入常。更有文章肉麻地称颂，说在历届中办主任中，令计划是贡献最大的一个。据说不少熟知中共内情的人在看到这篇报道后，都禁不住摇头苦笑，说当年作为中办主任的汪东兴，一举拿下了包括毛泽东夫人在内的位高权重的“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难道说贡献还不如你令计划大，如此吹牛，也不害臊脸红？！
众所周知，中办主任，就是一个“伴君如伴虎”的角色。伴好了，飞黄腾达，前途无量，如江泽民的心腹尤喜贵那样，一个兽医出身、像是“二把刀”的赳赳武夫，把江总书记伺候好了，居然被册封成为共和国的上将，真让人由不住地叹息这人的“狗屎运”。伺候得不好，龙颜大怒了，那就岌岌可危，命悬一线了，如杨尚昆，当了二十年的中办主任，总结出的经验是自求只当一个“听用”的工具与和事的“甘草”，可一旦逆了龙鳞，先是被毛泽东逐出中南海，紧接着就成为“彭罗陆扬”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九死一生，才侥幸活了下来。但这令计划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不仅仅限于“听用”，也不甘心只当“甘草”，还要出狠手来整治同为高层的昔日“同志”。所以，“三·一八”车祸一出，他的那些潜在政敌就纷纷放风，流言四起，让一个高俅式的险恶人物，昭显于世人的面前。
到了七月一日，也就是中共九十一岁生日的这天，网上又见爆料，说是一个新的独立渠道透露了“三个确实”，令公子确实就读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也确实死于法拉利车祸，令计划本人也确实有丧子之痛。而这个丑闻的曝光和持续发酵，说明高层的人事内斗很激烈。其实，令公子是死是活，很简单的一件事，让令公子出面澄清证伪就是了，可偏偏让中共的“黑箱政治”給搅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这让人想起旧时的一则判词，不妨对照“三·一八”的离奇车祸套用如下：
是尸非令公子也，是尸何人？！
令公子非是尸也，令公子何在？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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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l 2012 03:00 AM PDT
核心提示：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导致中国及其邻国的对峙愈演愈烈。而在南海以外的海域可能在酝酿一场危险程度高得多的对抗。中国的对手是其宿敌、武装能力更胜一筹的日本。
原文：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Bad to Worse 发表：2012年7月15日 作者：Kirk Spitzer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原文配图：上周在例行演习中，从乔治・华盛顿航母上起飞的美国海军的F/A-18a 超级大黄蜂 图片来源：美国海军】
东京——南海领土争端马上就会变得更加糟糕，而时机恐怕也是再坏没有了。 美国能否避免卷入冲突要取决于北京及其难以驾驭的军队、海洋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如何搅作一团地推行它们的主张，还有越来越感到失望的邻国是否决定反击。 上周在柬埔寨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谈是朝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中国拒绝接受为了管理南海航海、自然资源及有关问题起草的书面行为准则。南海可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此外，中国还阻挠讨论该地区互相矛盾的领土诉求——更不要提什么解决之道了。 中国对几乎所有南海海域都宣称拥有主权，其中包括储量巨大的石油、天然气和海洋资源。另有四个国家和台湾对南海大部分海域也提出了主权要求。争端导致中国及其邻国的对峙愈演愈烈。 此次由东盟主办的为期一周的安全会谈不欢而散。中国被指横行霸道，会谈闭幕时甚至未能按照惯例发表一份声明。中国讲了自己的观点。但常住夏威夷的海洋政策问题分析人士、同时也是位于旧金山的专注安全和持续性的鹦鹉螺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马克・巴伦西亚（Mark Valencia）说，这可能只是暂时的胜利。 巴伦西亚说："中国现在说，'我们自古以来就对南海拥有主权，南海都归我们——岛屿、岛礁、水下区域和自然资源，所有。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连谈都不会和你们谈。'但他们而今让自己陷入了困境。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十分危险。" 截至目前，美国一直置身事外，未卷入这起领土争端。这是明智之举。从法律、历史和感情角度讲，每起争端都各有说词，美国无法进行仲裁。比如说，除中国外，对斯普拉特利群岛（译注：即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提出全部或部分主权要求的还有台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他们所提供的证据和文献的可信度和相关性各不相同，有的可追溯到几百年前。 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利益是确保自由通航。有一半的世界商务海运要行经南海，每年的贸易量高达5万亿美元。此外，美国军舰在往返波斯湾、西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途中都会例行穿越该海域。 中国一直承诺，不会干扰任何通过该海域的船只。但中国也一直表示，通过该海域须提前通告，但有可能不批准外国舰只和飞机在该海域开展军事演习和侦察活动。这对美国来说是个热点问题。美国坚称，根据国际法，除经济开发外，各国不能对在本国200海里专属区内大部分海域的行动设限。 最初的考验可能就是与越南的较量了。今年6月，中国向外国企业发出邀请，到争议海域开发石油，而越南已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石油公司签署了合同，在该海域授予上述公司独家开采权。该海域位于越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举动可能是实施报复。越南当月早些时候通过一条法律，对帕拉塞尔群岛（译注：即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宣示主权。 中越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好感。两国曾于1979年在边境地区大打出手，那次战争时间虽短，但十分血腥。去年，中国一艘渔船和多艘政府渔政船在两国争议海域切断了一艘越南勘探船的电缆。 巴伦西亚说，如果最近这起争端引发流血冲突的话，他不会感到意外。 他还说："我本人认为不会爆发真正的战争。但越南一直表示，它不怕中国。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向外部署海军，中国则在对他们进行回击。" 而在南海以外的海域可能在酝酿一场危险程度高得多的对抗。中国的对手是其宿敌、武装能力更胜一筹的日本。 上周举行东盟安全会谈期间，在日本外务大臣按计划与中国外长举行会晤的当天，中国的三艘海监船进入争议领土尖阁群岛（译注：即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海域。 2010年以来，两国政府一直因上述岛屿归属问题争论不休。当年，日本扣押了一艘中国渔船，称该渔船在争议岛屿附近海域冲撞日本巡逻船。中国对日施加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后，该渔船和船员才得以获释。 日本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起初还表示，他不能确定，上周的入侵（日本海域）事件"是巧合，还是在两国举行双边会谈的时间点上有意为之"。但次日，又有一搜中国巡逻船进入日本海域，所有疑惑似乎烟消云散了。东京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玄叶再次向中国外长杨洁篪表示抗议。但杨洁篪的回应是，重申上述岛屿归中国所有，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虽然东京一直在公开场合力图压制争议，但很显然，东京的耐心在逐渐消失。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海洋安全问题专家小谷哲夫今年6月底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论坛上说，日本海军现在应该开始在南海积极行动起来，跟踪中国潜艇的动向，并准备实施军事干预。 小谷本人并不隶属日本政府，但他的言论可被认为反映日本政府观点。小谷说："如果南海声索国发生武装冲突的话——比如说中国和菲律宾或中国和越南发生武装冲突，我们就不得不到南海保护本国船只了。我正在向政府提议，如果南海出事，我们就要向冲突区域附近海域派遣本国的自卫队，以保护日本船只。"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组建目的基本上是进行反潜作战以及实施排雷，其主要活动区域为本国和西太平洋海域。如果海上自卫队铤而走险进入南海的话，那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挑衅行为。持此看法的还不只是中国一家，该地区一些小国也会这么看，因为他们至今仍对日本心存疑虑。日本现行宪法禁止该国除实施自卫外使用武力。 南海的火药味儿已经很浓了。随着美军在亚太地区加大"再平衡"力度，南海的火药味儿会更浓。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的美国第七舰队会在南海海域执行例行任务。美国三艘沿海作战舰按计划也将于明年春天开始从新加坡出发执行任务。日本当前在向菲律宾提供10艘巡逻船。中国在位于海南岛最南端亚龙湾的大型海军基地也已竣工。该基地可停泊核动力弹道导弹攻击潜艇和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水面战舰。 虽然美国未与越南签署安全条约，但美国与其他多个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签署了共同防御协定。美国官员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中方针对尖阁群岛的攻击行为适用《美日共同安全条约》。美国还与菲律宾就斯卡伯勒浅滩（译注：即中方所称的"黄岩岛"）签署了类似协定。 美国能源部情报局在2008年发表一份报告称，南海的潜在石油储量高达2130亿桶，比沙特阿拉伯当时的潜在石油储量还要大。 除人民解放军海军外，中国至少还有四个政府机构或部委向南海派遣了巡逻船，或对海事问题有一定的管辖权。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论坛上，一位来自中国的与会者就称，即便制定了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办法，目前仍不清楚中国政府下属的哪个机构有权解决该问题。 情况也因此从不妙变得更糟了。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7/19/2012 03:57: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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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l 2012 05:4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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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l 2012 05:18 PM PDT
2012-07-18
6月底7月初，四川什邡发生反对在当地投资的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项目。这个项目投资一百亿，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问题是污染也非常厉害，因此项目开工当天就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更有一百名中学生站到第一线，引发极大震撼。当地政府最后被迫取消这个项目。
但是中央政府似乎从中看到了什么，于是7月6日的《环球时报》发表题为〈不应鼓励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的社论，呼吁各方面“决不应大张旗鼓赞扬中学生的作用，尤其不应鼓动中学生们今后也冲到各种群体事件、甚至政治冲突的一线”。社论居然还把中学生上街比作文革期间被人利用的红卫兵，简直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 为何这样说呢？ 第一，红卫兵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而什邡学生是捍卫自身健康，爱护周围环境。两者根本是两码事。第二，如果利用红卫兵是错的，为何中共至今没有批判它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却把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老百姓比作杀人魔王毛泽东，简直太岂有此理了。第三，控制十几岁青少年，历来就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其组织就有少先队与共青团。16岁的刘胡兰已经是共产党员而送命；11岁我在印尼读初中时就会唱“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现在共产党却假惺惺劝说青年不要上街，根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当然，青少年主要任务是读书，充实自己知识；问题是危机逼上门来，他们是未来污染的最主要受害者，怎么不容许他们反抗呢？看到中学生上街，共产党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为何他们会上街？共产党做错了什么？而不是把学生赶回教室里。 相信只要共产党不改弦更张的话，会有更多的90后年轻人上街，会有更多的中学生上街。不但在中国大陆是这样，现在连香港也是这样！ 中共当局为了要香港人自愿放弃“一国两制”，加强了对香港人的“国民教育”，也就是要香港人更加“爱国”而不要那个“两制”。由香港土共编写的教科书，吹捧一党专政下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说共产党是“团结进步”的政党。去年开始走红的香港社运积极分子黄之锋今年才15岁，组织了“学民思潮”，反对强迫性的爱国教育，成为电台节目的常客，受到各界的关注，被称为“香港之子”。 黄之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香港目前的政治抗争与社会抗争出现激进化的趋势，就是因为参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例如六四烛光晚会，出席的年轻人约占一半，年轻人一多，自然会出现他们的领袖人物。黄之锋就是其中一个。负责组织七一大游行的民阵召集人黎恩灏，也只有24岁。 今年七一大游行有40万人参加，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各团体进行筹款，得款最多的是最激进的人民力量，82万元，温和的民主党才22万，虽然比去年增加一半。第二，港英统治时期的龙狮旗以前只是零星出现，这次出现小旗海，代表近年出现的“香港自治运动”影响扩大。 香港年轻人热衷“自治”，就是觉得现在的“高度自治”是假的，甚而怀念当年英国人的统治。正是90后，懂事以后已经是被共产党统治了，没有接受殖民教育而缅怀殖民教育，这才是吊诡的地方。其实就是对当前自由退缩，民主无期的强烈不满。要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不被共产党吞噬。 中国的90后也是最肯定普世价值的一代，这从网络世界民意的变化可以看出来。他们懂事起就从网路接受各种资讯，而不是共产党的单方面资讯，因此也最看穿共产党的欺骗性。因此可以说，中共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大陆，对90一代，对网络舆论，已经愈来愈失控。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还沉迷在老掉牙的“维稳”，不知道哪一天，它的统治就会崩解。因为即使武警或共军，也有许多90后。 未来是90后的，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受人摆布。针对他们不足之处，我们可以协助他们，但是必须尊重他们。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林保华所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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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l 2012 05:05 PM PDT 
2012/07/16
今年七月初，我第二次來到越南的河內市，兩次都看到長到見不到尾的人龍，這些人頂著三十多度的烈日高溫，排隊要排數小時，就只為了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要瞻仰越南國父胡志明的遺體。想要了解這現象背後的原因，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越南的獨立建國史即可。
越南的國父胡志明（见图）是一位有睿智的政治家。胡志明在中國十年，曾被蔣介石關了十三個月，深知中國國民黨的殘暴與蔣介石的野心。胡志明在聽到日本即將投降的風聲，於1945年8月16日成立臨時政府。即「八月革命」，取得先發制人的優勢。待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命令蔣介石的軍隊進入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接受日軍的受降後，胡志明趕在蔣介石的軍隊進入越南之前，於1945年9月2日宣佈越南獨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法國後來也鎮壓越南獨立運動者（這情形如同中國國民黨政權迫害台灣獨立運動者）。今越南的國慶日，就是九月二日。
蔣介石派盧漢率二十萬中國軍隊進入北越，盧漢於1945年9月28日在河內受降，盧漢的中國軍軍紀敗壞，姦淫虜掠時有所聞，吃東西、坐車不付錢，並要求越南要提供二十萬軍隊的糧食，還到處搜刮越南的糧食運回中國打國共內戰，盧漢的中國佔領軍也在北越發行關金券，這是用經濟手段來掠奪越南的物資。（這在當時的台灣也出現類似情形），造成越南人民直接、間接餓死約二百萬人。
胡志明洞燭先機，說：「如果要一輩子吃中國人的屎，不知暫時聞法國人的屁」。所以胡志明以合縱連橫的方式，請法國一萬五千名軍隊繼續留在越南，利用法國的勢力和國際局勢逼蔣介石的軍隊退出北越，法國以放棄在華的治外法權及特權的不平等條約交換蔣軍退出北越。胡志明眼看聯絡次要敵人（法國）打擊主要敵人（蔣軍）策略奏效後，胡志明再組織游擊隊，將法國的勢力趕出越南，讓越南可以脫離列強的殖民統治，成為獨立的國家。且胡志明在宣佈越南獨立後的第六天，即信誓旦旦要消滅文盲，故推行羅馬拼音的越南字。在越南的革命博物館裡，我們看到越南的大人、老人、小孩，甚至在野外的軍人也把槍架在一邊，努力學習羅馬拼音的越南文。
偉哉！胡志明！不但領導越南獨立建國，且在文化上脫離漢字文化圈，讓越南更有自己的主體性。是繼日本之後，走在韓國之前，又一脫華建立自主價值的國家。這段歷史越南高中的歷史教科書都有記載。
了解越南史，可以知道1945年10月蔣介石派來台灣受降的中國軍紀律之敗壞，巧取豪奪的情形與在越南如出一轍，這證實二二八事件確實是台灣人民的抗暴義舉。只是台灣沒有越南的幸運，來台灣受降的蔣介石所派的陳儀佔領軍在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後三個月內理應要撤出佔領區——台灣，如同蘇聯撤軍退出中國東三省滿州國，美國撤軍退出日本、韓國，中國退出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然而當時已亡國的蔣介石政權已無退路，只好強行竊據台灣，還用被取代的中華民國國號做為幌子，以此做為統治台灣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實在是二十世紀至今全世界最大的政治騙局。且流亡的中國難民乞丐趕廟公變成統治者，用國家機器更大規模的巧取豪奪。也害得台灣變成不正常的國家、聯合國的棄兒。
今日的台灣政治時鐘仍然停留在1945年8月終戰處理的狀態中，停滯不前。何時台灣人民才能有足夠的睿智，終結1945年8月懸宕至今的一般命令第一號中，中國在第十六佔領區（台灣）的佔領體制？讓台灣也能像越南、印尼、以及其他世界各國弱小民族一樣，脫離被殖民統治，建立屬於全體台灣人的台灣共和國。
作者：黃招榮 台灣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國小教師 台灣南社社員 台灣教師聯盟會員
——凌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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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l 2012 04:49 PM PDT 
2012年07月18日 台蘋
馬英九終其總統任內可能都無法擺脫陳水扁了！
陳水扁從總統位置下來後，幾乎是「無縫接軌」的進了看守所，後來到了北監，昔日是高高在上的總統，轉眼之間成了階下囚，就算是普通人都受不了，何況是扁呢？
應回歸醫療專業
更讓扁受打擊的是，他本來以為蔡英文可贏得選舉，也許能獲得特赦，最不濟也可改善獄中環境，但誰知馬英九連任，就連他的醫生柯文哲都坦言，這也是讓扁更憂鬱的原因。
如果特赦暫不存在，那麼要不要讓陳水扁保外就醫呢？扁醫療小組直言，扁病得非常重，除了身體器官病痛外，身心受到很大創傷，而重度憂鬱症也讓扁有自殺念頭。也許現在還可以靠意志力支撐，但難保哪天遭遇重大變故，扁會全面崩潰。
如果馬英九願信任以柯文哲為首的阿扁醫療小組，就該正視他們提出的建言。畢竟台灣還沒有一位民選卸任元首被關進監牢，究竟要不要讓扁在監獄中享有更好的人道待遇，又或者以軟禁方式來處理，以兼顧扁的尊嚴，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此刻扁的健康議題可能凌駕政治問題之上，馬若不信柯文哲，也許可以再找一組醫療團隊診治，回歸醫療專業，總比終日口水好。
醫師揭露 扁3度想死
重鬱瀕臨崩潰「恐死在馬英九任內」
2012年07月18日 台蘋
【連線報導】前總統陳水扁兒子陳致中昨在扁醫療小組成員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柯文哲、馬偕精神科主治醫師陳喬琪、和信醫院藥劑科主任陳昭姿等陪同下，到立院拜會院長王金平，希望促成扁保外就醫。陳喬琪指扁有重鬱症，「至少三次想自殺」。陳昭姿則強調，扁共有13項病症，其中以肺栓塞、冷休克危險度最高，若不好好治療，「扁會死在馬英九任內！」
扁從台北看守所到台北監獄，至今已在牢中關了1328天。曾兩度探扁的陳喬琪說，綜合醫療小組三次會診扁的結果，顯示扁有兩種精神疾病，分別是「重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陳致中（左）昨天拜會王金平（右），希望王向馬英九總統建言讓扁保外就醫。2次絕食1次想撞牆
陳喬琪說，2008年11月扁曾在看守所絕食抗議司法迫害，隔年2月，扁認為與其被關死，不如絕食而死，再度絕食。除了這兩次絕食，陳透露，另外一次是某天扁搭囚車要開庭時，一度想跳下囚車去撞牆。
陳喬琪說，扁遭遇非常嚴重的心理創傷，最主要的傷害事件是被特偵組偵訊後羈押，被戴上手銬時，突然湧現憤怒、恐懼、害怕與無助的複雜情緒；近4年來噩夢連連，不停出現被戴手銬、人格被污蔑、家人遭羞辱的畫面。
陳喬琪也說：「扁自殺的意念一直存在」，扁現處於很脆弱狀況，瀕臨崩潰，只要一發生重大事件，就可能成為壓垮扁的最後一根稻草。他表示，扁感覺生活了無樂趣，食欲低落，體力很差，淺睡早醒，度日如年，這種情緒持續至少2年，從未接受適當治療，他強烈建議扁須離開監獄，改變生活環境。
扁子向王金平求救
陪同陳致中拜會王金平的綠委許添財則轉述，柯文哲向王金平說明，依現狀，扁4年內就會死在獄中。許添財說，他請王向馬英九總統建議，由馬找自己信賴的醫師診斷扁後，再客觀做處置，該移監就移監，該保外就醫就保外就醫。王金平回應時說，若照醫師陳述，扁的身體可能真的不太好，他將在「適當場合、時機來反映。」
對於許添財轉述柯文哲說扁4年內就會死在獄中。柯昨晚受訪說：「我不是這樣講，我是和王金平說，扁已62歲，再這樣關下去，4年內一定出事！」他說，精神科醫師曾問扁是否有自殺念頭，扁回答有3次，「不是自殺3次！」
北監反駁：無此事
北監祕書楊方彥昨說，扁在北監作息正常，並無任何自殺紀錄；至於扁在北所的行為，北監不評論。他說，扁目前沒有服用任何精神科藥物，也沒要求看精神科醫師。楊方彥並說，扁在監主管昨特別詢問扁是否有自殺念頭？扁情緒並無太大波動，僅輕描淡寫地說：「北監對我算很照顧，不會有這樣想法。」
扁醫療小組成員陳昭姿昨表示，扁有13項病症，以肺栓塞、冷休克危險度最高。小組成員、台北榮總醫學研究科主任郭正典警告，扁目前頗具嚴重性與威脅性的疾病是肺栓塞，這會讓病人喘不過氣來，「血栓的量多或比較大塊，就可能暴斃。」
「扁手溫度如死人」
陳昭姿說，另一個讓小組擔心的病症是冷休克，因為扁交感神經過度亢奮，血液卻流不到四肢，恐會造成心臟衰竭，郭正典曾形容扁的手溫如同死人的溫度，在在顯示循環不良。
不過北監祕書楊方彥說，這一年多來先後准扁到桃園醫院、長庚醫院自費就醫，日前也同意讓扁婿趙建銘入監看診，為扁右膝關節注射潤滑液治療，最近扁說牙齒不好，希望女兒陳幸妤幫他看診，獄方在審核中。楊強調，北監很重視扁服刑狀況，會在法令範圍內盡量協助。此外扁今年5月23日到長庚就醫後，醫院開2個月藥，即將用完，北監已與長庚聯繫，屆時會讓扁回診。
陳致中昨說，父親在他面前會撐住，只會對醫師卸下武裝，醫師強調這是戴面具，對身心影響很嚴重。他說，父親身體和心理的病都不斷惡化，家人只能懇切希望能爭取保外就醫。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表示，若扁真的健康出現狀況，將加深社會對立，主席蘇貞昌希望讓扁盡快保外就醫。
醫師建議精神鑑定
新店耕莘醫院精神科專科醫師楊聰財指出，國內外研究都發現自殺案例中約7成屬於重度憂鬱患者。他建議，扁是高度敏感個案，應先由專業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診斷後，再評估後續治療作為，啟動精神鑑定才能杜悠悠之口，「這是該走的合理程序，也是為他好。」總統府昨不對陳致中拜會王金平一事回應。
扁在舍房常趴地寫作，醫療小組指會導致胃食道逆流。陳水扁獄中作息
06:30 起床、盥洗
07:30 早餐、點名
08:00 戶外運動（放風）
09:00 到作業房（可使用桌子寫東西）
12:00 回原舍房午餐 、午休
14:00 到作業房（可使用桌子寫東西）
16:30 回原舍房晚餐、洗澡
18:00 可在舍房裡看電視、聽廣播、閱讀書報……
21:00 熄燈睡覺（假日可延至22:00）
資料來源：台北監獄
資料照片扁醫療小組診斷出13項病症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重鬱症
●肺栓塞
●逆流性食道炎(胃食道逆流)
●呼吸道問題：右下肺輕度支氣管擴張症、左下肺葉塌陷
●十二指腸前壁炎、直腸糜爛
●右側精囊血塊、攝護腺炎
●心臟冠狀動脈疾病：輕度狹心症、高血脂症
●骨關節炎、膝蓋韌帶發炎
●肝功能問題：膽紅素偏高
●下肢肌肉萎縮
●冷休克，交感神經過度亢奮
●膚色莫名變深
資料來源：扁醫療小組
促扁保外就醫行動
04/11 民進黨代理主席陳菊主持中常會通過決議，呼籲政府基於人道，應立即讓扁保外就醫。
04/17 扁總統醫療小組成立，核心成員除家屬代表陳致中，包括柯文哲、郭正典、陳喬琪、郭長豐、張葉森與陳昭姿。
06/25 陳致中和前立委蔡同榮拜訪星雲大師，希望支持扁特赦獲保外就醫，星雲回應，大家一起努力。
07/03 蔡英文加入扁保外就醫連署。
07/09 蘇貞昌加入扁保外就醫連署。
07/10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發函266位黨籍縣市民代及45位民間社團領導人，盼早日促成扁保外就醫。
07/17 扁醫療小組拜會立法院長王金平，希望王促請馬總統讓扁保外就醫。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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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就湖南当局大肆打压维权人士封杀李旺阳死亡真相的声明 Posted: 18 Jul 2012 04:43 PM PDT 
湖南邵阳"六四"受害人李旺阳先生于6月6日在邵阳大祥医院离奇"吊死"，邵阳警方随即宣布他为"自杀"，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与抗议，湖南一批维权人士因关注李旺阳死亡事件，而遭到湖南地方当局的绑架、非法羁押、拘留、强迫旅游及失踪。湖南民主维权人士怀化的张善光、黎建军与湘潭的周志荣被警方带走已40天，而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黄丽红被警方带走拘留后至今仍未释放。"维权网"对湖南当局如此大规模打压囚禁维权人士表示强烈谴责与严正抗议！
6月6日早晨，在邵阳大祥医院接受治疗，病情已有好转，且头天晚上还要求其妹妹帮买收音机以助恢复听力的李旺阳，被发现离奇"吊死"于病房的窗户上。当天，邵阳朱承志、黄丽红及怀化黎建军等十余名维权人士闻讯赶到医院了解情况，并准备最后送别李旺阳，但当晚即遭到警方遣送回家软禁。就在李旺阳离奇死亡当日，邵阳市之外的湖南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均遭到全面监控、软禁。如新宁的罗茜、武冈的肖勇、湘潭的周志荣，6日早上在李旺阳死亡发生后即被当地警方软禁家中，更为奇怪的是怀化的张善光5日前就被控制在溆浦县政府招待所内。 李旺阳离奇死亡后，邵阳警方不仅很快强行拉走尸体，而且在当天上午就宣布是"自杀"。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惊、质疑与愤怒！随着各种疑点被不断揭露，民间的抗议之声不断发出，湖南邵阳当局表示同意作尸检，但随之将李旺阳的妹妹、妹夫，也是李旺阳的唯一亲人隔绝与外界联系。8日，在没有李旺阳妹妹亲自委托的维权律师唐荆陵与信赖的尸检专家到场的情况下，邵阳当局单方面秘密组织了尸检，并于9日早上就匆匆将李旺阳的遗体火化。 6月9日，怀化张善光、黎建军与湘潭周志荣被警方带走，名为"旅游"，但除了黎建军因母亲年岁已高且身体不好而被允许偶尔与妻子联系外，张善光、周志荣被完全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在过去40多天的时间里，家属完全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处境如何？张善光先生家中网线也于6月12日被切断，张太太反复找溆浦国保与电信部门交涉，双方均予以推诿，始终不给开通。当张太太一再向国保追问张善光的下落时，国保只说在县内，并且说是奉命行事，不知何日释放张善光先生。黎建军以决心绝食的方式，争得7月13日被放回出席母亲的生日聚会后，16日即再次被怀化国保带走，不知去向。而这期间，新宁的维权人士罗茜被警方带到广西兴安软禁多日，放回几天后又再次被控制。武冈的维权人士肖勇在被警方监控中，也一度被带走外出"旅游"。据悉，罗茜与肖勇等维权人士都被警方严禁对李旺阳事件发表看法。 7月9日，邵阳的朱承志先生因拒绝签署不关注李旺阳死亡事件的保证书而被警方带走，第二天他家人就得到警方以朱承志"扰乱社会治安"被行政拘留10天的通知书。朱承志拘留期满后，不仅没有被释放，还被警方以"需要进一步调查"为名关入邵阳市看守所中，至今过去40天仍没有释放。邵阳隆回维权人士、教师黄丽红，6月7日早上被从邵阳遣送回家软禁到11日晚上，警方忽然砸开她的家门，将她强行带走拘留，至今没有释放。至于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与妹夫赵宝珠，从6月7日与外界失去联系后，至今40多天杳无音讯。官方虽放出李旺玲同意火化李旺阳的签字，但对照她委托律师的签名，字迹显见诸多疑点。还有邵阳另一些维权人士及李旺阳生前好友，如尹正安、雷德明等等，均被警方控制而与外界失去联系。 李旺阳离奇死亡已40多天，湖南当局也于7月12日在内部宣讲了认定李旺阳"自杀"的尸检报告，还要求一些维权人士对此作出表态，但湖南当局仍然将湖南各地维权人士囚禁，并且将试图进入湖南境内的维权人士（如安徽的张林）抓走，将香港关注李旺阳而前往邵阳的人士殴打并驱赶离境。同时，全国各地一些关注李旺阳死亡事件的人士也纷纷被当地警方警告、传唤。 湖南当局如此大规模拘留、绑架、软禁维权人士，阻止维权人士关注、追查李旺阳死亡事件真相，制造社会恐惧，这是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言论权、知情权、监督权，是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违反联合；《人权捍卫者宣言》"强调各国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认识到个人、群体和社团有权利和义务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增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识"；第1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6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a）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第12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同时，也违反中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条款；还违反《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中"不断提高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水平"，"畅通各种渠道，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利"等条款。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释放所有因关注李旺阳死亡事件而受到拘留、软禁、绑架、非法羁押的人士，还他们以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 二、允许公民和法律、医学等专业人士公开质疑、调查、讨论李旺阳死亡事件，公布一切与李旺阳死亡事件相关的材料、录像及人员联系方式； 三、依法追究和惩处打压关注李旺阳死亡事件的维权人士的相关责任人，对受害者给予国家赔偿； 四、尽快开启以纠正"六四"惨案为起点的政治改革，以便从制度上消除类似李旺阳死亡事件再次发生的根源。 维权网 2012年7月18日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Jul 20, 2012, 6:11:14 AM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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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姆斯：朱承志――矿主、访民与公民的人生三部曲
- 林保華：香港的薄熙來“粗粉”
- 姚蜀平：文革中江西省瑞金县的“民办枪毙”
- 林寄南：以清廉为招牌的马政府何以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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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支柱：计生宰割农民的手段不只是强制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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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尚嘉：黄岩岛主权归属是可以商量的
- 张守东：金家爷儿仨的神庙――细节中的朝鲜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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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l 2012 02:07 AM PDT
一个践行『人民自救』的公民
2012年6月6日，62岁的朱承志，因关注李旺阳"被上吊"一案，先是被湖南邵阳警方治安拘留，十天过后，因其拒写"不过问李旺阳非正常死亡事件"的保证书而被转为了刑事拘留。
自从义无反顾地走上公民之路后，62岁的老朱大哥已多次"享受"过刑拘"礼遇"；可是，这次被刑拘后还能平安归家吗？
此问题，让海内外无数关心并牵挂他的朋友们感到甚是焦躁不安。于是，互联网上响起了一阵阵"朱承志回家"的呼声，与此同时，还有好多人提笔来为他撰写了一篇篇催人泪下的文章。美国旧金山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葛洵，为了呼吁更多人参与到关注朱承志的安危一行列中来，还专为他创建了一个"自由承志"的网站。
独立影像记录者老虎庙在其2009年的一篇《好人朱承志》的网文中写道："老朱是谁，一个陌路之人，一个忠实实践着'人民自救'的人，一个再再平凡不过的中国老人"。
"在苏州灵岩山，我见到了本不相识的朱先生：慈眉善目、语气温和、清瘦而执着的小个子，下巴留有一缕飘逸的长胡子。"这是一位名为江淳的网友在其《朱承志何罪之有？》一文中的一段话。
上访之路与维权英雄
朱承志是湖南邵阳人，早些年前，他与几个朋友合资在云南某地开矿，没想到一起案值千万元的官司，在投入大量金钱与时间后，却换来了一纸枉法裁判的判决书。因不甘心打拼多年的资产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顺民朱承志便踏上了进京上访道路。然而，上访的结果却是被非法关押40天。
关押结束后，他先是在云南省高院当庭喝农药以示抗争，其后又在云南省委门前静坐了六十余天。然而，刚强的老朱身上却并未因此而照射到一丝 "公平与正义的阳光"。
此番惨烈的人生打击过后，老朱彻底放弃了对腐败体制的最后一线希望，从此，一个维权英雄便出现在了互联网上。
对于这种巨大的人生与思想转变，朱承志只是淡淡地说："正是因为这个官司，让我凤凰涅磐了，明白了人生还有另一种活法。"
自从弄明白了"人生还有另一种活法"后，老朱就把关心法治建设，关注人权危机，帮助更为悲惨的底层人生，参与民间维权行动与公民运动，当做了他的人生奋斗目标。
2009年冬，一个仙风道骨、下巴颏上蓄着一缕山羊胡的湖南老头儿出现在了在北京，此人响应一伙人称"北京傻人"的"民间救助――让天安门广场不再有冻死的人"的倡议，一出手，就捐给了饥寒交迫的"天安门流民"一万元人民币，事后，心细的人们却发现这位款爷竟住在南小街一个每天住宿费仅30元的小旅馆里。
这个湖南的小老头儿不仅向流民伸出了慷慨援手，而且还时常与民间志愿者们一道深入"流民营"去了解情况、安慰流民，以及做一些琐碎的事情。某日，这位老者因用相机记录了国家信访中心大门外的访民抗议示威活动，结果又遭到了警方三十天的拘刑。
2009年夏季，"福建三网民"案在互联网上被曝光后，这位老者因被 "三网民"的事迹所感动，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福建三网友关注团。
在2010年春季的两次声援三网民公民行动队伍中，有了一位头缠黄丝条，手提红灯笼的精瘦老头儿的身影，他就是老朱。
据王荔蕻大姐说，朱大哥是自费前往马尾法院申请旁听的。"4.16"行动那天，公民围观者老朱还冷静睿智地与现场执勤的警官耐心沟通，最后还取得了警官对抗议者的理解。可是，当他听到三网友仍被法庭分别被判处两年或一年有期徒刑的消息后，这个铮铮铁骨的湖南汉子，竟像孩子似的嚎啕大哭了起来。
艾晓明教授在得知朱承志先生被刑拘的消息后，立即在她的博客上写下了一篇《想念朱大哥》，在此文中，她用女性作家细腻的笔触，通过其2011年9月9日赶赴王荔蕻案二审法院外参加抗议围观活动的亲身经历，描述了同为围观者的"朱大哥"一个个感人的小故事，例如：
"那天他还是买的硬座票回去湖南老家。由此可见，老朱当下的经济状态不好。他能买机票赶荔蕻的庭审时间，回家却坐硬座；我印象中他不仅非常节俭，而且吃得很简单，如他所说，玉米南瓜就能饱肚子了。"
从祭拜林昭到救助李旺阳
近年来，每到4月29日这一天，朱承志都要千里迢迢地去到苏州林昭墓前祭奠这位伟大的殉道者，为此，他曾两次被请到当地派出所喝茶。今年四月，老朱的祭拜行动再一次遭到警察的阻挠。
著名的"福州三网友"之一的范燕琼女士，在其《社会的良知》一文中，除了详尽回忆了与朱承志相识并交往的若干往事之外，也还提到了这件事情：
"朱大哥电话中告诉我说：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林昭这种人了！为此，自从得知林昭之后，朱大哥每年都要去祭拜，而且是大张旗鼓的去祭拜，他希望这样能够多少唤醒一些人去关注，去思考，去行动，从而改变这个腐朽不堪的体制！"
6月6日，湖南邵阳的民运人士李旺阳突然"被上吊"后，两天前还同他亲密交谈，并盘算带他进京治疗失聪耳朵的同乡兼同窗朱承志，不仅火速赶到他惨死现场抢拍了一段视频及一些照片，而且还公然向当局提出了"被自杀"的质疑。
其实，早在李旺阳刚出狱之际，朱承志就时常冒着风险前来陪其聊天，并还在网上公布了李旺阳的帐号，发出了给这位英雄提供人道援助的呼吁。
尽管乐观的朱承志曾戏言过："老婆讲，我是六十岁的年龄，四十岁的身体，二十岁的心态。"；虽然他不计后果得失地扛起了通往地狱的闸门；但是，他的家人、他的亲密朋友，以及成千上万的网民们，却为他心急若焚、焦虑万分。艾晓明在其《想念朱大哥》中说：
"朱承志的不自由，毫无疑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不自由。为此，我的话再平淡，也需要讲出来；就算警方充耳不闻，我也希望朱大哥将来有一天能听见，你的朋友们都在高呼：朱承志无罪！释放朱承志！"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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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l 2012 01:39 AM PDT
香港"回歸"15週年的7月1日，40萬人上街，要求新任特首梁振英下台，要為李旺陽申冤，總之，香港人要捍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來對抗象徵獨裁專制的"中國化"。
但這不是意味著香港的保守勢力不強，因為建制派掌握政府權力。除此之外，也不可忽略存在於香港的極左勢力。這些極左勢力表現在支持前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勢力。這些勢力有多大？沒有人知道，知道的僅僅是透過媒體放出來的資訊。他們或可以被稱為"薄粉"（薄熙來粉絲）。
但是這個"粉絲"，絕非細微的絲線，因為香港是國際資訊中心。
薄熙來愛文革 香港薄粉分量不輕
因為薄熙來迷戀文革，營造文革復辟的理論與氛圍，乃至採用文革手法，因此他的粉絲是否如同文革所稱呼的那樣，是"又粗又長"的黑線，不敢妄下斷語，不過他們的表現早引起中國國內學者的關注，在薄熙來事件爆發後，就要求中央關注、徹查。
根據相關媒體的披露，現身在香港媒體的薄粉，分量還不輕，如果發揮"喉
舌"的作用，不可輕忽它的後果。但鑑於目前北京對薄案採取作為個案與刑事案的處理方式，所以沒有"打擊一大片"，因而沒有處理香港的薄粉；而這些薄粉看到形勢對他們不利，也暫時偃旗息鼓，有的據說還做某些檢討，聲言要回到胡主席的革命路線云云。
引發香港人對薄粉的警覺，乃是今年2月6-8日在香港隆重登場的"重慶紅歌唱響香江"。2月6日，正是前重慶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投奔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日子，2月8日被押回北京。從此在中共政壇掀起狂瀾，甚至傳出軍事政變之說。這樣巧合的日子，該是上天對香港的眷顧，讓香港市民不要忽視隱身在香港的極左派。現在香港的中老年人士，不少就是文革期間冒死偷渡來香港者，"不忘偷渡苦，牢記文革仇"，從而捍衛香港過去打造的核心價值，不容任何人以"愛國"與"洗刷百年恥辱"為名，將之消滅。
主辦這場"唱紅"的，是中共在香港"兩報一刊"中的"一報"《大公報》
。《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主席姜在忠連看在香港大會堂、香港理工大學、駐港軍營的三場演出，還聲稱"每看一場都有新的感受和體會"，在在顯示他對薄澤東的無限忠心。
姜在忠對薄熙來的忠心絕非偶然。北京媒體人揭發姜在忠曾多次訪問重慶。其中2010年2月的一次訪問，在座談會上就香港媒體對重慶唱紅的不同看法提出批評說，那些持不同見解的人看了演出，也會被感染、激勵和鼓動；因為它反映的是全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是中華民族精髓的匯編。
中華民族由中共任意揉捏，唱紅是否是中華民族精髓，隨便中共愛怎麼說，
但是把文革一套說成是"全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不但侮辱普世價值，也侮辱了人類。但是這番"擦鞋"（拍馬屁）言論，得到薄熙來"理直氣壯"的賞識。才有今年500人的重慶唱紅隊伍蒞臨香江。香港左王紛紛出來響應，包括曾憲梓（前全國人大常委）、曾德成（民政事務局局長），連曾經比較開明、老來已思想僵化的吳康明也現身，還有一批政經投機分子，或被蒙在鼓裡的大亨。
問題還在於爆發王立軍事件後，人們已經猜測薄熙來地位可能不保，但是姜在忠還是忠心耿耿，可見不是投機，而是理念的一致。2月下旬，他帶領香港左媒代表團訪問重慶，包括太子黨背景的亞洲電視老闆、誤報江澤民死訊的太子黨成員王征。有感於他們的忠心，薄熙來親自接見他們。
論影響力，《大公報》主要只是有限的香港左派圈子，鳳凰衛視就大不同。
鳳凰衛視挺薄 觸怒北京高層
鳳凰衛視老闆劉長樂的軍情背景不說，與台灣佛光山的星雲法師有特殊關係也不說，它以偽裝中立的姿態，對中國內部精英階層的影響，以及對海外華人的影響力，自是野心勃勃的薄熙來不可輕忽的宣傳工具。
鳳凰衛視除了平時對重慶的刻意宣傳與吹捧薄熙來（有重慶的廣告作為"商業合作"的回報）外，去年7月，劉長樂還帶領屬下要員訪問重慶，包括曾被總理朱鎔基點名而竄紅的台灣背景資訊台副台長吳小莉。但是最令人側目的，還是王立軍事件爆發後，繼續為薄熙來背書，一直到觸怒北京高層，還不知"悔改"。
在3月5日北京"兩會"召開前夕的2月28日，由鳳凰網在北京主辦的"2012金鳳凰金融盛典"，邀請的地方政府最高首長就是重慶市長黃奇帆一人，而鳳凰記者對他的專訪竟與"金融"毫無關係，而是大談王立軍事件，否定當時傳言他帶領70部警車追緝王立軍並包圍美領館之說，為王立軍事件定調。而這個專訪，還特別安排在3月5日兩會召開時作為頭條播出，也就是成為兩會的"主旋律"。這是向中央逼宮，怪不得引起某高層震怒，下令鳳凰網撤除。
但是3月13日，鳳凰衛視還毫無顧忌的報導薄熙來在北京接見劉長樂的消息。3月14日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公開警告文革復辟的可能，還要"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汲取教訓。"但是當晚劉長樂還帶領一批男女主持陪薄熙來唱卡拉OK，大有"勞軍"之勢。可見他們關係的非同一般。第二天，薄熙來就被撤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而被軟禁。
劉長樂如此大膽，相信是薄熙來對自己勢力的無比信心，也讓劉長樂視他為未來的總書記而願意在這場賭注中把自己投給他。當然，現在薄熙來、劉長樂都受到挫折，但是在正式結論未出來以前，還難言最後是誰贏誰輸，更不能蓋棺論定，而鳳凰衛視的表現，也將繼續為人關注。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看》雜誌 第116期 2012/7/19～20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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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l 2012 09:30 PM PDT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瑞金县在“民办枪毙”的恐怖政策下，总共杀死了300多人。 文化大革命过去近半个世纪，老一辈的记忆已渐模糊，年轻一代对它的认识更是支离破碎——因为历史书本很少提，报刊不讲，文学电影更是难有对它公正的反映。对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几代人，有责任留下信史；而对尊重历史、愿意献身探寻历史真相的人们，更是留下了一个广阔而又未深刻发掘的领域。
周恩来亲自干预制止的杀人潮
今日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追忆和研讨，常会涉及到文革大屠杀，那是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红卫兵运动最猖狂的八月，至一九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不同地区发生在不同年份。关于文革大屠杀，已有谭合成、宋永毅等人的专著《血的神话》、《文革大屠杀》（均在香港出版）及众多人的搜集、调研和揭露批判文章；但是在所有这些涉及文革大屠杀的记忆和研讨中，似乎都没有提及一个重要地区，那就是江西，特别是当年革命苏区红色首都瑞金发生的“民办枪毙”。
本人由于一个偶然机会曾经到过那个地区，听到了这件耸人听闻的事件；后来又由于写作之故，做了一点查询，获悉一些情况。
一九七八年，我因公出差到江西，先在南昌短时间逗留，然后去了瑞金。那次是乘坐江西省地质局提供的一辆吉普车沿公路南下。当时一位地质局张姓保卫科干部搭我们的车同去，他另有任务——解决他们系统下属单位文革遗留问题。沿途这位张同志坐在我的旁边，一路袅袅道来这里过去那些年发生的事情，其中他说起我们要去的瑞金县，有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说，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那里发生过乱杀人的事；当时下面有很大的权力，可以随便杀人。我问他是什么人杀什么人。他说杀人的是当权的；被杀的不光是黑五类和他们的子女，也有两派的对立面、或旧帐的仇人，什么都有。我问他怎么杀的？他说五花八门什么方式都有，连当年红区用的梭标枪都从箱子底下翻出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那些天，那里吃不到猪肉了——屠夫都去杀人了。”我问他总共杀了多少人，他说大概有几百。他还说起，最后是因为当地一位老贫农，有位亲戚在北京部队做大官，他打电话给那位亲戚，告诉他这里在乱杀人，那位亲戚在人大会堂见到周总理，周总理亲自干预才制止住。
那次我没有机会再深问。回来后，我难忘他说的这件事。后来给他写了一封信，想了解更多情况。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他给我回信，只做了很概括的回答：
“你要问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江西的‘三查’运动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和内容。68年4月份起就开始：一查叛徒，二查特务，三查走资派的活动。后来被造反派搞乱了，什么都要查，凡是他们认为要查的都进行打击。周绍仁（？）同志是其中重点被打击的。江西在三查运动被打死的几万人。”
开杀戒：不用证据想杀谁就杀谁
酝酿了三十年，二零零五年我提笔写一部文革小说，初时定名为《长夜漫漫》。其中有一章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乱杀人，其起源即是这次出差中所闻。在写作过程中，我查询了一些资料，发现有些文献涉及到我一直想要了解的江西文革杀人细节。现在摘录如下：
（一）汝其的《支左日记》。汝其的日记最重要的有几篇：
“1968年9月25日 星期三
接待组向我报告一个重要情况。瑞金县一个干部来反映：二十二日县里召开了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一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献礼。会议结束后，二十三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七个人。他说，这个杀戒一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我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保卫部领导。
1968年9月26日 星期四
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一百二十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倒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吗？
1968年10月22日 星期二
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一行三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10天，昨晚归来。
他说，瑞金县个公社九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七日上，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四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九月二十三日，杀34人；二十四日，杀90人；二十四日晚，县革命委员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开公社干部会，叫坚决制止住。又连续杀了三天。二十五日杀15人，二十六日杀16人，二十七日杀19人。到二十八日基本刹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二十八个公社一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我当初（2005年至2006年）是从网上查到上述资料，并复印下来，近日我再到网上查这篇汝其日记时，发现最关键的上述几篇日记已经不在网上了，好在这个日记还有一个出处可查，那是《天涯》杂志1999年第一期。
我是用小说形式记忆文革
（二）南昌大学教授胡平写的《程世清在江西》。它涉及到除了汝其在他的《支左日记》中提及的瑞金县以外，杀人还波及到邻县的重要情况。《随笔》2009年第二期可查到此文，另外胡平教授引用的数据来自《当代江西简史》（2002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注意！不是《当代中国江西省》卷，该卷对这段重要历史一带而过；但那部《简史》却详尽记述）。其中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如下：
“汝其没有提及的是，受瑞金‘民办枪毙’风潮的波及，同属赣州地区的兴国、于都两县，也各杀了以‘五类分子’及其子女的270余人和500余人。
“・・・‘文革’中，越是瑞金、兴国、于都这样的昔日‘苏区’，杀人的事件越是蔓延难止，越是暴戾成风，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走火入魔，民间性的血色狂欢。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万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 据其他材料揭露，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瑞金县在“民办枪毙”的恐怖政策下，总共杀死了300多人。具体数据目前尚未看到；加上于都县500多人，兴国县270多人，起码就是一千多人了；距上文所述“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尚差甚远，精确数字更待考核。 2009年3月，我写的文革小说《似水流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二十一节“严院长的好意险些成了葬送”，即以“民办枪毙”为背景，讲述了农村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乱杀人的恐怖。2010年4月，香港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完整版，书名为《悲情大地》，其中第二部第二十一章同为这个内容。
我是用小说形式记忆文革；也希望有人能做实地调查和考证，从纪实角度给出确切数字和具体实情，给历史一个交待。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美国北丛林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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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l 2012 09:26 PM PDT
民主轉型過程中，台灣兩大黨都過於專注在爭奪選票、爭奪執政權，導致過去的包袱沒有得到認真清理，陳水扁和林益世案件為台灣民主敲響的警鐘。 年初重慶發生政壇震動，曾有台灣媒體評論，將剛剛競選連任的馬英九與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熈來對比，認為兩人都屬帥哥魅力型，只是實際性格差異很大。六月底爆出國民黨新生代明星政要貪腐案，連篇累牘的報道評論，卻沒有人再提到這樣的對比。然而，“用人不當”的措辭，總令我這個大陸人聯想起薄熈來三月初聲稱自己“用人不察”。至今民進黨的要求，僅限於行政院長陳沖下台；反倒是蘋果日報民調提出，馬英九清廉形象受重挫，如果今日投票，是否還會投給他，竟有50％強的回應表示：太失望了，應該不會再投給他。 大起大落，連臺好戲 猶如2006年陳水扁貪腐案，這回又是蘋果日報旗下的壹周刊首先爆料，指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受賄索賄。不出一週，當事人已被法官判定羈押禁見。 今年44歲的林益世，出身高雄政治世家，父親曾是多年的省議員。林益世從政以來，扶搖直上，連任四屆立法委員，並成為國民黨史上最年輕的議會黨鞭，還是國民黨在台灣最年輕的副主席。今年一月，他第五次競選連任立委失利，決定與妻子出國散心，剛到國外一天，就接到任命他為行政院秘書長的消息。不消說，這個黨派色彩濃厚的決定，並非出於以行政官僚為本的陳沖。林益世的好運，都是拜馬英九之賜。一方面，如國民黨立委評論，馬英九偏愛林益世這種專說好話、前後奔走的干將。另一方面，國民黨在高雄地區的基礎，內部派別紛雜，立法院長王金平與林家出於不同勢力背景，又在黨內形成對馬英九的挑戰和威脅，提拔林益世，看來也有平衡王金平的動機在裡面。 正是這個算盤，幾乎令馬英九全盤栽倒。據報道，壹周刊爆料後，林益世立即對馬英九說，這是王金平派系鬥爭的陰謀。於是馬英九公開表態仍然在挺林益世。行政院副院長江宜樺仔細閱讀後，意識到爆料者很可能有錄音材料，跑去提醒馬英九，後者才趕緊改口。此時，特偵組已經展開全面調查。 林益世本人一週內連續三次在公開記者會上，堅定表示清白，一口咬定對方沒有“一刀致死”的證據，六月二十九日請辭獲准時，還堅稱自己是受到政治謀殺。直到七月一日夜間，連續十二小時聆訊，最後在確鑿證據面前，不得不部分認罪並遭羈押。他的一位主辯律師，隨即宣佈退出律師團。國民黨也慌忙應對，宣佈開除其黨籍，包括媒體各方協力切割與林的關係。結果，藍營的聯合報系和中國時報報系，連篇累牘追殺林益世，雖然還趕不上蘋果日報，比起綠營自由時報卻毫不遜色。但是，林益世案牽涉面究竟有多深多廣，還在繼續追查中。只靠切割，未必能挽救馬英九面對的信任危機。 魔鬼在細節 林益世認罪部分，是2010年接受地勇公司陳姓老闆6300萬台幣，幫助地勇敲定與“中國鋼鐵”和“中聯資”兩家上游企業的合同，採購中鋼爐渣，處理後出售。當時地勇與其他兩家公司包辦中鋼爐渣已逾十年，據報年利潤約在兩千萬台幣。這次檢調在高雄林氏老家搜到疑似地勇和中聯2010年合同草稿，成為關鍵證據之一。 林益世尚未明確認罪的，是今年的新情況。地勇的爐渣堆放場塵埃污染，遭到地方居民和環保人士抗議，陳老闆為此曾多年賄賂當地兩位里長。去年競選期間，環保和社運組織對國民黨施壓，中央環保署和高雄市環保局聯手協調決定，如無改善，將責令中鋼等上游單位中止為地勇供料。 林益世就任行政院秘書長後，於二月底三月初兩次會見陳老闆，明言要求8300萬台幣，以便安頓“幾位委員”。陳老闆表示有困難，兩人不歡而散。三月底，高市環保局決定對地勇斷料；兩個月後，又正式發文可以恢復供料，但中鋼仍堅持斷料。陳老闆顯然認定這是林益世勒索手段，最終決定破釜沈舟，將林益世不知情的錄音光盤復制後分別交綠營立委和壹周刊，自己的一份最終直接交到特偵組，令林益世“一刀斃命”。 值得注意的是，中鋼和中聯資都是台灣以前的國營企業，半心半意地放給民辦，而經濟部仍然有中鋼20％股權，控制其命脈。事實上，這些半國營企業的高層任命，還要經過中央政府，造成官員尋租索賄的溫床，與大陸大型國有公司為官員貪腐提供便利，有異曲同工之妙。陸續揭發出的線索顯示，林益世曾直接向中鋼等公司高層施壓。如今他倒掉了，有報道說，中鋼高層人人自危，誰也不知道，當初屈於壓力所為，會不會成為今日檢調追查的罪證。 偶然還是必然？ 身為馬英九愛將和國民黨的明日之星，林益世一頭栽倒在地，暴露出台灣政治生態中不受人注意的陰暗一面。民主化之前，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統治，與中共在大陸的體制實在有許多相似之處。將國產當作黨產，就是其中之一。黨員幹部，總以為可以通過政治手段控制經濟單位的運營，動輒以政治權力為槓桿，或者施加小恩小惠，或者惡意懲處。盤根錯節的裙帶關係，在民主化早期曾表現為嚴重的買票賄選。多黨競爭的民主體制，互相監督檢舉，有效改善了選舉過程中的腐敗狀況。 但是經濟上的政商勾結，始終沒有得到有效徹底的清理。陳水扁貪腐案是對民進黨的當頭棒喝，並直接導致馬英九上台。但是馬英九的清廉口號，只限於負面攻擊陳水扁和民進黨，同時正面塑造他的個人形象。執政四年多，從來沒有將徹查貪腐作為政策實施目標，反倒在手下遭到攻擊時多方回護。其實，四年前勝選後，藍營的首要口徑，就拋棄了貪腐與清廉的對照，而是將阿扁執政八年定位為“混亂”的“暗無天日”，將其對比於如今的穩定和發展，甚至明言今日的發展主要都是拜賜大陸提供的商機，所以絕對不能讓民進黨再執政，搞亂兩岸關係云云，儼然中共“和諧社會”論調的延伸。國民黨的執政合法性，遂建立於結束扁政府八年混亂的“維穩”之功基礎上。不要說反貪腐並非馬政府的急務，不少官員還頗有終於可以回來撈一把的揚眉吐氣之感。他們拼命為馬英九打選戰，主要是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馬英九珍視清廉名聲的愛惜羽毛姿態，甚至常常被他們在公眾場合嗤之以鼻， 民主轉型過程中，兩大黨都過於專注在爭奪選票、爭奪執政權，導致過去的包袱沒有得到認真清理，是陳水扁和林益世案件為台灣民主敲響的警鐘。 另一方面，林益世貪瀆案的細節卻又顯示出，公民權益和社會運動，有可能制約並規範官員貪瀆的程度與方式，迫使政治人物從環保和公民參與的角度做回應。在此時刻，看看四川什邡人民和平抗議設立污染嚴重的鉬銅廠，卻遭到武警特警暴力鎮壓，又不能不說，即使仍有種種弊端，台灣的實踐還是說明，民主制度要比一黨專政好得多得多。民主制度才是社會運動的必要保障。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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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l 2012 09:20 PM PDT
一如民进党的党旗，此刻的民进党正处於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经过了08年阿扁的谷底，四年小英带领民进党努力翻身，现在重新选出了新主席苏贞昌，会把民进党带向何处呢？尤其是面对这四年两岸关係的巨大改变，绝大部分政治菁英都认为民进党必须调整两岸政策，苏贞昌在竞选时也强调也了解「庶民中国」，並且要恢復「中国事务部」，但民进党真能走出新方向吗？
从组党以来，民进党就面临了两大主轴的不断摇摆：社经议题上的左右，以及「台独立议题」的强度。
解严后的八零年代末期，独派声音高涨，民进党在1991年通过台独党纲，构成民进党第一波激进化的高潮，却使年底国民大会选举遭到不小的挫败。另一方面，民进党台独路线更加清晰，以及国民党主流派和李登辉逐渐掌权，使得外省政客与族群开始不安並且反弹（1993年新党从国民党独立出来），台湾的族群矛盾也高度尖锐化。
然而，为了胜选，1994年陈水扁在选台北市长时，主打「快乐、希望」的口號，试图挥別民进党过去的悲情与抗爭形象。1995年，民进党中央和新党喝「大和解咖啡」，並喊出大联合政府的主张，这都代表在「臺独党纲时期」，民进党进入主流选举竞爭体制后，在形象与路线上向中间靠近。96年彭明敏、谢长廷竞选失败，再度掀起党內辩论。到了1999年，阿扁准备代表民进党参加两千年的大选时，民进党主流声音已经清楚认知，必须化解选民对「台独」的疑虑，所以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而在某种度上否定台独党纲了。
阿扁刚上任提出的四不一没有，更是民进党史无前例的温和立场。但面对2004年的选举，阿扁强力诉诸本土牌；06年开始的贪腐疑云，更让阿扁选择以深绿路线巩固脆弱的政治权力，且深绿力量严厉批评党內温和派。
民进党在社经议题上也长期在左右上不一致。建党党纲有左翼倾向的產业民主、社会民主政策，但是另方面面对国民党庞大的党国资本主义，又主张要解构党国资本主义、强调私有化。平均来说，民进党的政治菁英当然比国民党更重视弱势与环保，不论是在立法院的政策投票或是是地方执政县市的政策，后者如宜兰反对六轻；而事实上国民党也抨击民进党是「反商」，一旦当选將有害经济发展。这个標籤成为民进党执政后亟欲破除的魔咒，所以即使两千年总统大选时，陈水扁匯集了许多进步学者提出相对理想的竞选政见，但面对2001的金融危机，加上自己缺乏信念，所以立即宣布「社福暂缓、经济优先」。此后，更积极与资本家建立联盟，给予政策好处来交换他们的政治支持与经济资助── 这既是为了民进党的政治献金，也进入自己家庭的帐户。
深绿的本土路线加上贪腐，民进党在2008年出现崩盘性的失败。许多人说，一觉醒来彷彿回到二十年前。
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非典型民进党政治人物的小英担任党主席。
小英竞选时，主张要提出「新中国论述」並且要走中间偏左路线，这都是要在民进党的两个主要轴线上重新找到方向。但是小英担任党主席期间並没有具体做法，直到2012年大选时，才有比较积极的论述。在两岸方面，民进党虽然曾经反对ECFA，小英却在竞选过程中清楚表示民进党当选后不会变更两岸政策的现状，也强调过去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推动许多开放政策。在社经议题上，小英在这次选举主打「公平正义」，是台湾选举史上第一次让这个概念成为大选主导议题。
不过，蔡英文至多只是带领民进党开始一场未完成的转型。尤其选举的失败，更让许多人认为两岸政策仍然是民进党的主要痛脚，也有人质疑，选前许多资本家出来喊话最终影响了选举结果，而证明台湾社会依然是一个重视经济成长大於公平正义的保守社会。
但不论就客观环境上，或者就与国民党的区隔上，民进党的未来无可迴避地必须在这两个问题上贏得民眾信任。两岸在文化与经济上互动的密切，使得民进党必须让民眾信任他们可以与北京对话、处理两岸议题，而不是逢中必反；但他们又必须和国民党不同，更强调对於民主和台湾主体性的捍卫。在国內问题上，面对台湾贫富不均的恶化，民进党继续坚持公平正义既是道德上应该，也可能对选举有利，只是他们必须说服这个保守的社会，公平正义可以结合经济发展。
当然，这不仅是民进党的挑战，也是台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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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l 2012 09:16 PM PDT
核心提示：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经济衰退，由与伊拉克的灾难性战争以及在阿富汗持续的战役所造成的后果，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以及瞬息万变的全球与科技版图：大量的新现实将一系列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摆在了奥巴马总统面前，并质疑着美国战后在世界舞台的主导地位。
原文：For the White House's New Generation, It's a Different World 发表：2012年7月9日 作者：MICHIKO KAKUTANI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和校对  【图：随着大选季节的到来，关于奥巴马的书也层出不穷。这本《奥巴马族》也名列其中。拍摄：Patricia Wall为《纽约时报》】 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经济衰退，由与伊拉克的灾难性战争以及在阿富汗持续的战役所造成的后果，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以及瞬息万变的全球与科技版图：大量的新现实将一系列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摆在了奥巴马总统面前，并质疑着美国战后在世界舞台的主导地位。 詹姆斯・曼（James Mann）是前《洛杉矶时报》记者以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的常驻作家。他在其实用的、或许多少有些东拼西凑的新书《奥巴马一族》中提出，与前任总统乔治・W・布什和比尔・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就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看法要"更加谦虚与低调"。此外，他还说，奥巴马不仅"专注于将美国的资源与精力转移到国内的恢复上面"，还在"计划着一个美国因所有经济问题而再也无法保持优势的未来"。 曼甚至引用了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只是要维持美国领导地位这一卑微目标所说的话："我们不是在无可奈何地目睹美国的衰退。我们正努力去做的，是让美国再当50年的领袖。" 与他在前一本书（《伏尔甘的崛起》，2004年）试图阐述布什总统战争内阁的世界观时相同，曼在这本书中也意欲审视奥巴马总统外交政策顾问的思想与重要经历，以及奥巴马自身不断变化的对美国世界角色的看法。与《纽约时报》记者戴维・E・桑格（David E. Sanger）的《面对与隐藏》（Confront and Conceal）以及《新闻周刊》记者丹尼尔・克莱德曼（Daniel Klaidman）的《杀或俘》（Kill or Capture）这两本新书相比，《奥巴马族》一书并没有包含那样的爆炸性新闻。而且该书在开头花费冗长篇幅，老调重谈地讲述了从越战时期开始那些众所周知的、关于早先民主党如何努力摆脱反战分子形象的争论。 然而，到了曼转向分析奥巴马政策与立场的部分，他的书开始变得引人入胜。通过约125场以包括许多奥巴马政府官员为对象的采访，曼文笔敏锐深刻地描写了总统思想的转化，其下属之间的紧张状态（在人道主义介入与武力使用等问题上），以及其外交政策与前两任总统的延续与对比。 在曼看来，奥巴马在执政之初，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延续了乔治・W・布什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传统。曼说，尽管奥巴马"演讲用词典雅而富有理想主义"，但是他"不想听起来像一个满口民主的说教者。在伊朗问题上，他绝不会让街上的'绿色运动'阻碍其努力与这个国家重建友好关系。他希望首先即使不能说服伊朗改变其国内政策，也要说服其改变外交政策"。 曼认为，随着伊朗并不打算缓和政策这一事实逐渐清晰，以及"阿拉伯之春"民主起义震撼中东，一种新的理想主义悄悄融入了奥巴马的实力政策。用曼的话可以将奥巴马呼吁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的举动解释为"既是理想主义（迫切要求民主改革），又是现实主义（在一个对美国极具战略意义的国家防止剧变和赢得广泛支持）"。 曼继续提出，对利比亚问题的介入，表明奥巴马进一步摆脱了"作为他在白宫前18个月执政特色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窗口，从中可以观察到奥巴马不断发展的世界问题应对方法。文章说："这再次体现出奥巴马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愿意使用武力。这也首次表明了他愿意基于人道主义目标，以其所钦佩的现实主义者不会采用的方式来动用美国军队。最重要的是，这显示了奥巴马政府对多边主义的坚定奉行。" 依据曼的叙述，一些高级顾问，如奥巴马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James L. Jones），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接任之初"发现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并不如他们的头衔及公众角色所意味的那样大"。他写道，在与希拉里和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等顾问会谈前后，奥巴马经常会与包括在他担任参议员时期结交的罗兹（Mr. Rhodes）、马克・利珀特（Mark Lippert）和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R. McDonough）等在内的核心助手圈交谈。曼说："他常在与这些助手们一起时做出最终决策。这些助手有时会被派往告知国家或国防官员们奥巴马想要什么或做出了什么决定"。 这些"奥巴马族"（曼这样略有些尴尬地称呼他们）常常有意地把自己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一代"。曼写道，他们在极大程度上属于把越战看作既定历史的后婴儿潮一代，"这一事件既没有像对70年代自由主义的民主党那样，在他们心中引起一种对海外介入以及使用武力时的紧张和犹豫感，也没有像对90年代的民主党那样，在他们心中引起一种需要克服越战反战遗产的认识"。 曼说，虽然克林顿时期的民主党人记得，在冷战时期的一系列选举中该党被抨击为"不够鹰派"，更年轻的"奥巴马族"却更倾向于担忧"2002综合症"，即伊拉克战争前夕，民主党领导人如乔・拜登（Joe Biden）、约翰・克里（ohn Kerry）、希拉里及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等参议员均投票赞成乔治・W・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动用武力的授权请求。 据曼说，"奥巴马族"将自己宣传为与前人不同的世界打交道的新一代。他说，尽管他们有一些大致的想法（如加快阿富汗战争的步伐以及试图与伊朗展开新的对话），但并没有很多详细明确的政策举措。他写道："因为奥巴马族的执政经验太少，他们必须依赖别人的帮助和建议。他们会需要克林顿政府的资深人士，以及一些来自如中情局与国防部等政府官僚机构的老手。奥巴马族的缺乏经验以及对别人的依赖束缚了他们带来改变的能力。" 就这一方面，曼认为2008年竞选带来的更多是风格、措辞以及感觉上的改变，而不是外交政策上的实质改变。曼声称，"的确，几乎每一位本书中的奥巴马政府受访者都承认，从布什的第一届到其第二届任期，在很多政策领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当时，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及国防部长盖茨较为务实的观点战胜了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与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等强硬派的观点）"而事实上从布什执政晚期到奥巴马任期之间的改变没有那么显著"。 例如，曼写道，奥巴马政府"决定维持，或在某些情况下扩大从布什政府沿袭的反恐项目中的许多部分"：除了增加使用无人机袭击和定点清除手段之外（包括去年海豹突击队击毙乌萨马・本・拉丹的行动），还有保留中情局的引渡计划，以及接受并永久延续"对据信为特别危险的恐怖分子实行无审讯无判决的无限期羁押的做法"。 曼对这些常规得以继续下去的原因与过程并未作出非常详细且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在这本书中，他不时采取一些令人怀疑的概括性说法（例如"共和党一直以来倾向于要么是大型短期战争，要么就一场战争也没有"）。但是总而言之，《奥巴马族》为读者简明、深刻地全面评述了奥巴马迄今为止的外交政策——曼认为，外交政策比国内政策能更好地反映出总统个人及其思想，因为国会对外交政策的监管不会像其对税收、预算和医保等国内政策的监管那样严格。 曼总结道，"唯一一个出自奥巴马因国会反对而无法成事的例子是他在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上的失败。但是在其他方面：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针对伊朗和中国的政策，无人机袭击，杀死乌萨马・本・拉丹，让胡斯尼・穆巴拉克放弃在埃及的权力，介入利比亚等等，所有这一切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奥巴马一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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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 于 7/19/2012 12:12: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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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l 2012 09:13 PM PDT
前天一个QQ号为345593348的网友在"爱问"、"百度"等多个网站贴了一条帖子――
"您好，我是山东临沂平邑县地方镇人，今年27岁，老婆26岁。09年我们结婚生育一个女儿。之后计生委给老婆带了节育环，但是却于2011年8月份意外怀孕，中间进站体检也没查出来，老婆以为是生病了便去医院检查才知道是怀孕了。因为老婆身体不好，我们没有做流产手术未到二胎生育年龄抢生了二胎。现在计生委要求缴纳罚款79520元。今天一大早5点多就来我们家把我们夫妻及刚满月的孩子强制带到计生委，不交钱不放人，还扬言真不赶紧交钱将会难免皮肉之苦。后来经过托人，几番周旋，缴纳一万后又签了69520元的欠条，才放我们离开。欠条还写着要我们一周内交清这接近7万的罚款，不然的话今天所交的1万元也作废。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一年下来辛辛苦也就收入个万儿八千的，而且现在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叫我们去哪里借钱啊？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这位网友昨天澄清说，"09年不给办准生证，办证后收取我1000元现金" 、"村支书拿了我的1000元现金去替我请计生委工作人员喝酒"是酒后气愤故意栽赃陷害。因此我觉得他是个可信的人，引用时将这两句话删去了。当然我相信这段引文的真实性也因为我看过我的朋友滕彪先生的《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并了解后来东师古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查遍《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没有提到意外怀孕应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一词在第四十一条、第五十四条三次出现，均针对性别选择和非法行医，是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可见根据《条例》，无证孕妇没有堕胎义务，只在生育后有跟孩子父亲各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
我一直反对《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各省、市、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定的收费变成具有严厉惩罚性和极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罚款的做法，认为这种篡改是明目张胆的行政违法行为。但是在这里我假定《条例》不违法，来分析一下这位QQ网友和他的妻子应否缴纳"社会抚养费"。
我按照计划生育理论假定孩子是终身只占用社会资源、不创造财富、不缴纳税收的"包袱"，那么这个"包袱"早几年出生、晚几年出生给儿童福利增加的负担是一样的。所以关于未满足二胎生育间隔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显然不是收费，只能是对不服从政府指挥提前生育的惩罚。
这位网友的妻子已经按照《条例》的规定采取长效避孕措施――带节育环。她提前怀孕第二胎完全是计划生育手术不合格的产物，不应由她来承担堕胎的痛苦，何况根据《条例》她还没有堕胎的法律义务。因此"包袱"提前出生完全是计生办节育手术失误的自然后果，应该受到惩罚的是做节育手术的医师和计生办，而不应该是孕妇！
又众所周知，在中国目前的儿童福利水平下，养孩子的支出主要是家庭承担的，政府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支出比家庭少得多。如果孩子提前出生迫使政府提前提供儿童福利造成了政府的损失，那么因政府节育手术失误迫使家庭提前养育第二个孩子失去的期限利益岂非更大？到底谁应该补偿谁呢？
所以如果一定要找茬的话，那么这对夫妻的错误也仅仅在于没有将带环怀孕的情况及时报告计生委，申请二胎生育指标。符合生育二胎条件"未提出生育申请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依《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应"限期补办生育证，并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的二分之一征收社会抚养费"。作为农民，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为本县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根据《2011年平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947元，二分之一为3973.5。又由于第四十二条规定"按照男女双方各自的子女数分别计征社会抚养费"，夫妻双方合计可征收"社会抚养费"7947元。
再退一步，就算不是带环怀孕，完全是因为这对夫妻自身的原因提前生育第二胎，根据《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按照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基数的二倍征收社会抚养费"，7947元的二倍为15894，夫妻合计也不过31788元，79520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最后，计生委没有采取人身强制措施的权力，将提前生孩子的夫妻及刚满月的孩子强制带到计生委，"不交钱不放人"，已经涉嫌非法拘禁。上文已经分析，这位网友夫妻双方合计可征收"社会抚养费"7947元，索取1万元已经有一部分属于违法的了，何况还逼人签了69520元的欠条！通过非法拘禁手段谋取非法利益，完全符合绑架罪构成要件！
2012年7月20日
【附录】
上书，还是博弈？
杨支柱
梁中堂先生不久前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湛中乐、李建新发起的一个建议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讨论会，后来将自己的发言记录整理后以《生育法是中国法学的耻辱》为题发表在他的个人博客上。梁先生不同意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哪怕是全面修改。他认为应当尽快废除，除了对这部法律持否定的态度（这一点我也同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视人口变动规律，漠视2000年人口普查已经证实的超低生育率，颠倒个人与政府的主仆关系，贬低人的价值，制造不平等。）外，还因为他不同意“上书”这种言论方式。
梁先生说：“一方面，我们国的家机器已经庞大臃肿到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般人的建议书没有适合的渠道可以通达到希望达到的领导者手里，他们繁忙到已经没有时间去看一般人上的书，你花费了很大精力撰写的东西根本到达不到应该到达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应该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梁先生这番话，“一方面”立足现实，“另一方面”表达理想，堪称精妙。
进入21世纪后那年“两会”期间没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关于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或提案？其中一部分是要求放开二胎的，一部分仅仅是要求允许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的生育第二胎的，只有黄细花代表提出了废止生育行政许可和社会抚养费的大修改建议，这些建议或提案何曾被官方采纳过？连掌握最终决策权的领导人是否见到过，也大有疑问。至于学者的建议就更多了，仅仅易富贤一个人多年来给官方有关机构邮寄的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及其复本估计就可以装满一麻袋。
从博弈的角度看，则各方必须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的结果才是力量较量的妥协。如果一方按照他方能接受的程度表达自己的愿望，最终结果就是投降，而不是各退一步的妥协。譬如一个菜贩子想把他的萝卜1元2角一斤卖出去，他通常会喊价1元4角；买菜的者会说，太贵了，1元1斤如何？妥协的结果才能是1元2。如果菜贩子想把他的萝卜1元2角一斤卖出去，却考虑到买菜的可能接受不了，主动提出1元一斤，结果怕只能是8角卖出去。
李建新教授跟我说，“我们的全面修改方案提出要取消生育行政许可、社会抚养费和纪律处分，等于停止了强制计划生育，跟废除没有本质区别，仅仅是为了减轻阻力而避免全面否定计划生育的过去。提出一个打了一点点折扣的方案，如果被接受的话，总比提出一个完美的方案不被接受，从而导致现行人口政策纹丝不动，要好得多。”
确实，皇上对于大臣们的各种建议最终的回答都是“是”或“否”，不会讨价还价。中国虽然早在一百年前就不是皇权社会了，但也并非现代民主社会，至少不是成熟的民主社会吧。中国的领导人，无论是哪一级的，确实不喜欢跟民众或下官讨价还价，哪怕你贵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并且有一大堆教授附议同意。
但问题是建议者怎么知道上峰能够接受的尺度到底在哪里？当湛中乐、李建新认为政府能够接受的最大尺度是面向未来停止强制计划生育的时候，就在几天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放开二胎；更早些时候，今年“两会”期间，还有人大代表在建议“允许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生育第二胎”（简称 “单独二胎”）。所有这些主张调整、修改或全面修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或法律的人支持自己主张的理由基本上是一样的，无非是长期低生育率将导致养老困境、人口下降过快将加剧性别比失衡、指标控制的要求导致基层计生人员在无法说服被计划对象时粗暴执法侵犯人权、独子难教、独生子女意外死亡将给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等等。为什么共同的现实认知导致不同的政策建议，关键的差别恐怕就在于对中央政府能够接受的“度”的判断不同。
这种各路“上书”者对于皇上或政府能接受的“度”的不同认知，本身就形成了各种不同建议之间的博弈。即使各路“上书”都能上达天听，略有保留的湛中乐、李建新方案也会被那些建议者内心有更多保留的“普遍二胎”方案、“单独二胎”方案所冲淡。甚至在只有一种建议的时候，虽然皇上不会讨价还价，但在做出“是”或“否”的表态前，通常也会征询一下众大臣的意见，而众大臣七嘴八舌讨论的过程就有博弈的成分，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可能通过博弈形成新的建议，被皇上采纳。用时髦一点的话说，这叫民主作风，也就是充分听取大臣意见。
即使完全没有博弈，顾虑皇上或政府能接受的“度”而所做的有保留的建议方案，也未必有利于理想目标最大限度地被采纳。除了对这个“度”的估计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外，也因为过小的改变可能被皇上认为是不必要的瞎折腾，改革目标的折扣通常也会导致对于作为改革理由的现实弊端描述的弱化。
那么大臣们或体制内学者为何纷纷去猜测皇上能接受的“度”并据此做出自己的建议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任何改革目标的陈述都包含着对现实的否定和皇上过去治国成就的否定，内心保留越多的改革建议引起皇上震怒的可能性越小。其实，这样的建议引起上峰重视的可能性也会成比例地减弱。因此，对皇上所能接受的“度”的猜测，实质上是对皇上不能接受的“度”的猜测，更准确地说，是对引起皇上震怒的“度”的猜测；因为皇上一旦震怒，上书者的既得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所以从建议者内心的目标能最大限度地被采纳的角度分析，如果相信皇上是愿意改革的，建议者仍然应当畅所欲言。话说一半并不有利于建议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仅仅是有利于避免皇上震怒危及自己个人的既得利益。话说一半或一大半是单方面为自保而投降，不是各退一步的妥协。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位于体制核心的高官们最保守，官府的研究人员其次，国内高校不从计生系统拿课题的学者相对开明，而野路子人口学者易富贤、何亚福和我最彻底。梁中堂先生能够摆脱屁股决定脑袋“规律”的束缚，也就更加难能可贵。
当然，“上书”也可以是形式，仅仅是为了便于传播。如果是这样，“上书”对“度”的把握就应该是传播不被禁止，而不是能否被政府接受。从传播的角度看，湛中乐、李建新方案应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但是我认为，他们还可以走远一点。他们同样可以主张废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不提清算过去就是了；同样可以主张取消计生系统，建议在卫生系统下面设生育服务机构就是了。梁建章、李建新合著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能够公开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就已经表明，只要不清算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而主张废除计划生育、取消计生委，是可以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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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l 2012 01:46 PM PDT 
香港书展上展出《鲍彤文集——二十一世纪編》
Ian Johnson（伊恩強森）作 鮑彤 譯
聊江澤民，聊溫家寶，聊腐敗和同舟共濟，聊十八大和薄熙來，聊馬克思和共產主義，聊宗教，聊趙紫陽遺書…… 作者前言：鮑彤1996年出獄後處在軟禁狀態，在家受監視，出門被跟蹤。近幾個月，中國領導要在十八大上替胡主席和溫總理確定接班人，對鮑的監控收緊了。不久前我見到了這位年過七十九、自稱"半個瞎子"的老人。便衣員警不准我進他家門，我們便走進一家麥當勞。 譯者前言：伊恩強森先生的英文手記，發表在《紐約書評》上。鄭漢良先生的漢文節譯（http://goo.gl/KuI2N），信達雅簡。下面是我的全譯，除了由"簡"返"全"，為補"足"文義和文氣，另添了一些詞，用【方括號】標出。
他們不讓我在十八大以前開口
Ian Johnson：不好意思，冒昧找你，給你添麻煩了。 鮑彤：不必客氣。是這種尷尬的局面，丟了我【這個主人】的臉。算了，不說了。他們不准你進門，不是對付你的，而是不讓我在十八大以前開口，怕我信口开河。信口不信口，請你判斷。 Johnson：八十年代你當官時，權力在老革命手裡。他們參加過長征，他們要鄧小平逆轉經濟改革方向，他們中間許多人支持天安門鎮壓。現在呢？有沒有老革命在繼續扮演這種角色？你認為，前總書記江澤民在幕後有沒有影響？
現在各說各的，形不成新決議
鮑：現在沒有"老革命"了。江總書記不是老革命。他的影響，【就是毛澤東說的"千秋功罪"，要由後人公論，他的功和罪,都】和"革命"不搭界。 過去的中國，一個人說了算，先是毛說了算，後來鄧說了算；現在幾個人一起說了算。這算好事還是壞事？有人【懷念唯我獨尊的大獨裁者，】認為過去十年無所作為只是因為缺了一个超級大救星。不過，現在你總還可以議論議論鄧小平，議論議論改革，當年誰敢議論毛主席，議論大躍進,議論文革？鄧主席【高舉四項基本原則，】因此也能唯我獨尊，想鎮壓就鎮壓。 現在各說各的，形不成新決議，所以只能【得過且過，照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照舊維持局面。在美國，領導人瀆職，就得辭職。水門事件後，尼克松非辭職不可。中國則同舟共濟。如果翻了船，"大家"都完蛋。【所謂"大家"，當然是當大官的，老百姓和大官不在一條船上。】領導同志要互相愛護，你有難，我幫你維穩，我有難，你幫我維穩。薄熙來同志只是一个特例，【他把党國的臉丟光了，再也捂不住了，】只好把他拋出船艙了事。最重要的是九位常委，【哪怕同床異夢，也】得同舟共濟，保證不翻船。
在現制度下當官，我一定腐敗
Johnson：那張桌上有人在關注咱們。 鮑：沒事，家常便飯。 Johnson：現在的領導人快退休了。溫總理八十年代也在趙紫陽領導下工作過，你覺得，那時他怎麼樣？ 鮑：他頭腦清楚，明白事理，在好的領導下，能辦成許多好事。 Johnson：現在呢？ 鮑：他仍然努力，仍然勤奮，可惜建樹不大。恐怕他自己也不太滿意。不過他至少可以說："我有良心，我不偷懶。"我不忍對他苛求。我反躬自問，【政治改革就】一事無成。 也許有人會安慰我，"你沒有腐敗。"錯了。如果我在現制度下當官，我一定腐敗。不信？請你相信：我一定腐敗！ Johnson：現制度為什麼一定導致腐敗？難道因為有太多的利益群體在爭權奪利？ 鮑：不。因為這個【唯我獨尊的】制度【拒絕監督，】當了大官就無法無天。你要是在這個制度下當大官，人家就會請你的兒子當央企董事長。你說他幹不了；人家說，他一定幹得了，我的兒子幹得了，為什麼你的兒子幹不了？如果你拒絕，你就是不合作，就是別有用心，就是不肯同舟共濟，就把你拋出船外。既然同舟共濟，勢必同流合污。同樣，別的大官有別墅，你就不應該沒有別墅，北京一座，杭州一座，或者蘇州一座，上海一座。你說你不要？為什麼不要？連省裡的頭頭都在造別墅，分別墅，你為什麼不要！這是合法的！收下吧！所以，現在是不當官使我免於腐敗。八十年代和現在不太一樣，那時沒有這麼多的財富供你腐敗，沒有這麼大的特權允許你腐敗，【沒有大大小小的"六四"，沒有這麼多的維穩經費，幫助你武裝鎮壓反腐敗。】
薄的案子就可以成為契機
Johnson：那麼，你對十八大抱什麼希望？ 鮑：我希望十八大面對現實，解決問題。現在需要【耳目一新，】改革制度。真能如此，就真偉大！【至少】薄的案子就可以成為契機。如果抓紧現制度下諸如此類的典型案例，【徹底依法查清，打开黑箱，】應該可以成為轉機。否則的話，這也"切割"，那也"切割"，【把捂不住的事情和捂得住的事情切割開來，把無法無天的案件和唯我獨尊的制度切割開來，雖然可以大事化小，維穩苟安于一時，終究無異火上加油，】坐失良機,悔之晚矣!就算當前"僥倖過關"，今後還得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我是局外人，蒙在鼓裡，只能觀察觀察，議論議論。 Johnson：咱們走吧！不打擾了！ 鮑：怎麼啦？ Johnson：有人給咱們照了相。 鮑：麥當勞的咖啡可以無限續，不加錢，牛奶砂糖都免費。要不要去加一點兒？ Johnson：好吧，我去加。（過了一會兒，回座後）據說信仰和年齡有關。我想聽聽你的。
馬克思喜歡誇大其詞，走極端
鮑：過去我信仰共產主義。現在我看，共產主義是空想。文化大革命時，我知道斯大林不是好人，列寧也不大像，不過，馬克思是好人。今天我仍然認為馬克思有些想法很好，同情弱者沒有錯。不過他的階級鬥爭理論有問題。的確，有階級就有鬥爭；但是，有階級也就有合作。只鬥爭，無妥協，不合作，社會必然分崩瓦解。所以馬克思在理論上也有很大的問題。他喜歡誇大其詞，走極端。什麼"和一切傳統的所有制形式和傳統觀念相決裂"之類，太偏激。"和一切相決裂"，唯獨不和自己相決裂？"各取所需"做得到嗎？糧食各取所需應該可以做得到，iPad呢? jPad呢？kPad呢? 新產品是層出不窮的。永遠有新產品，永遠不可能各取所需，共產主義必然永遠是畫餅！ 把"共產主義"定義為自由人的聯合體，那我願意為之奮鬥。制憲行憲，人人平等自由，是做得到的。實際上，美國，英國，好多不以馬克思為神的國家，都在腳踏實地，向著這個自由體前進。【自由人的聯合體，就是人人有權自由競爭，自由流動，自由買賣，自由發表議論，自由進行選舉。由此可見，她就是現代公民社會，不必神化為高不可攀的什麼"各取所需"。】 Johnson：你當官那陣子，中國企圖重建宗教。我最近重讀中共中央1982年的19號文件，允許人們進行宗教集會，允許人們在文革浩劫之後重建廟宇。你記得這個文件嗎？ 鮑：記得。那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主持起草和通過的文件。他維護信仰自由。我理解他的宗教政策。他認為，老的政策太嚴厲，應該寬容。 但是現在又不寬容了。1976年周恩來去世時，老百姓還【有自由，能】到天安門去痛哭。【現在誰敢如此"自由"，政法委就會把你，甚至你的律師，抓起來判刑。】 1976年人們為什麼哭周恩來？不是因為他們多麼瞭解周恩來，而是因為他們太瞭解毛澤東。悼周的全部意義在於對毛失去信心。現在的宗教熱——基督教熱，佛教熱，道教熱，是因為對共產主義的信心幻滅了。這是我的理解。
《改革歷程》是赵紫阳的傳世之作
Johnson：聽起來，你真是個共產主義者！ 鮑：宗教不一定能解決具體問題，但肯定能給人力量和安慰。【宗教給世界帶來和平，給人類帶來力量和希望，沒有理由反對宗教。】不抱希望于現世，那就把心靈寄託給天堂或彼岸，這是一種信念，一種思維，具有超驗的或超人的神性。 Johnson：這麼說，你在研究宗教？寫作呢？寫書嗎？寫回憶錄嗎？ 鮑：我不知道能活多久。我現在是半個瞎子。寫字，讀書，都不輕鬆。 Johnson：你的老領導趙紫陽寫了一本書。你覺得《改革歷程》怎麼樣？ 鮑：傑作！這是他的傳世之作，他傾注了最後的全部心血！他深思熟慮，字斟句酌——和咱們聊天不同。 那是1980年，他4月到北京，我5月去工作。本來不相識。有人提出我的名字，他說，聽說過，來吧。就這麼一回事。 Johnson：我来送你回家。 鮑：不了，謝謝。你還是從這裡進地鐵。我能自己走回家——有人護送著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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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l 2012 01:26 PM PDT
只要承认周边曾经是中国藩国的邻国是独立的现代国家，那么中国就不能想当然的依照中古的标准，把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岛屿、领海，全算作是自己的领土和领海。 自今年4月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黄岩岛对峙之后，几个月来黄岩岛局势时紧时松，双方口气时硬时软，一度甚至有动武可能，现在似乎平静一点了，但是中菲双方对黄岩岛主权归己这一点都没有松口，因此中菲在黄岩岛的对峙局势恐怕还会延续下去。 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差别 从十九世纪的欧洲开始，好像凡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主权、领土、领海、领空甚至殖民地，总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一国之内同仇敌忾，舆论一边倒，但凡有不同声音，便是卖国言论，定遭口诛笔伐，不但会失去言论自由，常常还会失去生命自由。这中间为此还发生过多少次战争，死了多少人！ 二战之后，尤其到了二十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在现代民族国家概念起源的欧洲，这些概念正在淡化，甚至出现"主权让渡"的新观念。亚洲相对欧洲是落后的，现代国家民族概念在二十世纪才兴起，许多前殖民地二战后才独立。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新世纪以后，关于国家主权、领土的概念、争执，即使在对"主权"、"领土"等概念仍然十分敏感的亚洲国家，也不再是国内同仇敌忾、舆论一边倒。 譬如，韩国和日本关于独岛（竹岛）之争，双方都把其上升到有关国家主权的高度上来认识，再加上日本历史上侵略韩国，因此双方为此始终剑拔弩张。然而日韩两国在各自国内，均有不同声音，虽然这种声音很小极易被淹没，但毕竟不是舆论一律，发出不同声音的也不会失去自由，更无性命之虞。 这一次中菲黄岩岛对峙，菲律宾国内同样有不同的声音。从政治上嘲笑阿基诺政府的愚蠢，从策略上批评菲律宾政府不够巧妙，一直到从根本上否定黄岩岛主权属于菲律宾，这一系列不同声音公开在菲律宾国内的媒体上发出。我们没有听到有谁因为公开发出不同声音而遭受到人身自由的威胁。 然而这在中国却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在中国大陆任何与官方不同的声音都不可能在公开的媒体上发表，即使在网上流露出黄岩岛主权可能不属中国，也会受到"五毛党"和"愤青"打压。 这就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别。在极权专制的中国，即使中共主流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已经不灵的时候，受到当局鼓励的偏激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同样显示出专制蛮横。 中古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差别 在黄岩岛问题上，愤青们一直狂叫要动武，军方及背后的军工利益集团中也有人主张动武，以为对手菲律宾实在太弱，打一下没有多大风险，反而可以震慑其它在南海岛礁上与中国有领海、领土冲突的国家。至于"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动武之后军方和军工利益集团所能得到的好处是毋庸讳言的。 中国政府的主流意向，应该说是不主张动武的，主张以谈来解决问题。这种态度当然是好的。可是，就是这些主张谈判的人，他们同样主张，黄岩岛以及南海中的与其它国家有争议的岛屿和领海的主权是不能谈的――所有有争议的岛屿和领海的主权属中国，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这些有争议的岛屿和领海的主权不容置疑，不能谈判，那么中国与南海这些有争议的国家还谈什么呢？那些国家争议的就是主权归属啊。这样提出先决条件的谈判，明眼人都清楚其实就是不准备谈判或者是必须按我的条件谈判。 这在外交形象以及外交谈判策略上是很不明智的。而且从现代国家政治意义上来说，这些有争议的岛屿和领海主权不是不容置疑的，不是不能够协商谈判解决的。 以黄岩岛为例。中国认为黄岩岛主权属中国，最大的也是最过硬的理由是，早在十三世纪的元代，该岛已经进入中国版图。 可是，我们要清楚，元代时候，无论中国还是菲律宾或者南海相关的其它国家，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那时的中国把自己视作天下，把朝廷设在北京的能够直接管辖的范围视作天下之中央的天朝；那时南海周边的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也不是现代的国家，他们本身都是需要向朝廷天子按时进贡的中央之国――中国的藩国，周边的小岛自然都是天子的。 菲律宾二战后独立，仍然没有提出黄岩岛的主权问题，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提出。这里面固然有谋取南海海底石油等资源的意思在内，然而也可以说，现代国家意识对于一个前殖民地来说，是逐渐形成的。 今天，只要中国承认这些周边的、曾经是中国藩国的邻国是独立的现代国家，那么中国其实就不能想当然的把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岛屿、领海全算作是自己的领土和领海，尤其是那些十分贴近这些邻国本土的岛屿和领海。 当然，我不是说，黄岩岛的主权一定归属菲律宾。然而包括黄岩岛在内，南海中的某些有争议的岛屿的主权是可以协商、谈判的。 现在的中国是由中世纪的中国演变过来的（目前仍然处在演变的过程中），中国的边界和领海，从现代国际政治意义的角度看，有许多含混不清之处。如果现在仍然坚持以中世纪的眼光来判别中国的边界和领海，那么非但中国的外交麻烦永无宁日，而且一个现代的中国又在哪儿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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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l 2012 01:30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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