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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19, 2014, 6:46:39 AM9/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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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4 12:12 AM PDT
 圖片來源：鍾士為史學泰斗余英時前日扺台，準備領取第一屆「唐獎」漢學獎。余英時昨日下午在圓山飯店接受《天下雜誌》長達兩小時專訪，對於兩岸三地民主發展、知識分子角色等重要課題侃侃而談，並坦率提出諸多警語。《天下雜誌》網站從今日起，一連3天刊出余英時專訪精彩內容，完整呈現這位史學大師的社會關懷與視野觀點。 84歲、長居美國的余英時，44歲即獲選中研院院士，是中國思想史、文化史權威。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公認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 余英時早年曾擔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中文大學副校長，與香港淵源頗深，近年更關心香港民主發展情勢。對於港人發起佔領中環運動等民主抗爭，余英時直言，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不然最後會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 余英時肯定港人的「公民抗命」，強調雖會付出代價，但「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他並強調，香港現在反抗的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以下為余英時談論香港抗爭情勢的訪談紀要： 問：香港近日因「假普選」方案而抗爭的情勢備受關切，您在去年發表「公民抗命與香港前途」專文，持續支持香港人的佔領中環運動，您為何強調「明明知道失敗也要抗爭」？ 答：佔領中環或不佔領我沒意見，我不在香港。我也是有理由的，他們提出的口號是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不是用暴力，這就是美國哲學家John Rawls提倡的civil disobedience（香港稱公民抗命，台灣稱公民不服從），這表示你（指中共）並不能得心應手，我抗議我也知道你不會馬上改變，不會讓我們自由提名選舉，但你（指港人）不能做乖孫子了，不然下一個又來一個命令，你又做乖孫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後你不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了嗎？ 所以抗爭是必要的，讓他有許多困難，何況抗爭也不只是香港，大陸一天到晚在發生。兩年以前報導，（大陸）一年差不多有組織的抗爭就在20萬起以上，事實上遠遠超過這個，有的是在比較偏僻的地方也沒有記者去報導，也不知道這些事吧，所以說並不是很穩妥，並不是一統江山，是真正一個崛起大國，崛起大國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問：您提到香港人抗爭的結果，也要有坐牢的心理準備，要付出代價，您的想法是？ 答：你是disobedience，你一定犯了法，這法反正不大，關個幾個月之類的，那個代價可以付嘛，對不對。說個老實話，甘地、曼德拉不是坐牢幾十年？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以前民進黨很多也都是坐牢出來的。 你要搞政治，在一個極權底下，要去坐坐牢不是什麼稀奇的事，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沒有抗議不用付任何代價，代價也要付的，所以你要不想坐牢，你可以不參加嘛，但是參加了就不能顧這些了。香港現在反抗的不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是年輕人、大學生，這是很可怕的，這表示會有很長期的抗爭。 問：您認為從早年的「五四運動」，到「六四天安門事件」，一直到現在香港的民主抗爭，都是整體的公民抗命，所以這是一脈相承的？ 答：我是把這個抗議現象說出來，包括為什麼會有這抗議，我做一個解釋。我一個人不能鼓勵幾千人幾億人去抗一個議，沒有的對不對，他們一定會抗議的，總不能做乖孫子嘛，所以西方的說法是，美國你不可能希望老百姓做乖孫子，不同意的。 我在美國看到最大的抗議就是越戰時期，1968以後，我在哈佛教書的時候，整個學校都不上課，從前教書的地方，有個房間就被炸掉了，看了好可怕。從中國人看來美國完了，事實上不是，他有這個制度彈性可以包容，今天倒不見這樣的現象了，鬧不起來了，你們看這個東西你認為不合理，他慢慢給你解決了，至少企圖解決。最近黑人案子又發生（指密蘇里州佛格森市爆發黑白種族衝突），那個地區又有新問題，雖然是黑人做總統，從我那時候看美國50幾年，黑人運動剛起來，還被壓迫得非常厲害的時候，到今天黑人做總統了，這個變化多大？這可以說他們的民主制度很光彩的表現。 問：與台灣相較，香港的民主前景比較悲觀？ 答：香港沒辦法，既然是個殖民地，那是屬於他（大陸）的。當時跟英國簽說是50年不變，現在過了17年，就換句話說，再過33年可以變嗎？ 所以香港如果想抗議，就希望這個延期，看看大陸本身起不起變化。大陸也不可能不起變化，共產黨也不可能那樣，勢必準備做文章，他的困難有多少你們也可以看得出來，並不是說人心都向他。他跟（俄羅斯總統）普丁不一樣，普丁現在人望很高，本來俄國是世界兩大強權之一，現在變到這個地步，俄國人心裡不服還想起來，還希望普丁能把俄國還原到史達林時代的蘇聯。 所以今天最可怕的力量事實上是民族主義，這是最可怕的東西，共產黨用來號召的一直是這個東西，其他的完全破產了，這是能夠掀動許多中國人的，包括海外中國人，甚至包括某些台灣人，都是拿著中國這兩個字。 （訪談整理：劉光瑩、鄧凱元、陳寧） ——《天下》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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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28届“傑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定于2014年10月4日举行 Posted: 19 Sep 2014 12:10 AM PDT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是在美國联邦和加州註冊的非盈利性民间組織，于1985年创立。基金會設置"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獎"，自1986年开始，每年頒發一次。 为吸引更多关心中国前途的各界人士参与，本届评选活动试行新规则：开放公众提名，然后取前十名交评选委员会投票决定获奖人。根据以上规则，已选出第二十八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的得奖人是：郭飞雄、吴仁华、丁家喜、赵常青。 郭飞雄是中国华南地区民间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不但是親涉第一线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还是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自参与86年上海学潮起，二十八年来郭飞雄以忘我精神积极投身于中国民主事业中，多次被捕入狱，惨遭毒刑，仍不向专制政权屈服，感召并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 吴仁华是89民运的积极参与者，親历了64事件全过程。流亡美国后，花十年时间及心血，出版了三本64专著，"把刽子手有名有姓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吴仁华这种独特的历史考证方式，开创了一个史学典范。 丁家喜是成功的律師，新公民运动卓越组织家之一，關注教育平權，推動官員財產公示。他成功地运作中产精英与底层访民的战略联盟，被譽為新公民運動的心臟，使新公民运动有了长足发展。 赵常青是新公民运动的杰出组织家之一。他曾积极参与89学运。25年来他以忘我的精神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各种活动，參加獨立競選，起草公民運動宣言，帶頭要求官員財產公示。有三次被捕入狱的经历，累計10年之久，至今仍在狱中。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二十八届"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奖典礼时间：10月4日(星期六)下午2:00---5:00 地点:舊金山華人權益促進會（花園角公園旁） 17 Walter U.Lum Place, San Francisco, CA 94108 颁奖仪式过后将举行"中国大转型讨论会"。主讲者有辛灏年、吴祚来、吴仁华，并有互动交流。 颁奖礼免费对公众开放，欢迎各家媒体及各界人士踊跃参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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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0, 2014, 6:06:43 AM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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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4 01:55 PM PDT
"信仰缺失"算不算病？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和当时当地的社会存在配合起来统一考察。 人类社会最朴素的共同信仰恐怕是"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即使如此普遍流行的信仰，也离不开赏善惩恶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无。以明朝末年为例，贪官污吏多如牛毛，被民谣讥讽为"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在那种病态社会中，"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信仰不缺失才怪！要求不缺失，除了王阳明先生做得到，常人就不一定了：也许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流"来"流"去闹长征，也许把长征也视同"杀人放火"而效忠勤王，也许听天由命，也许怨天尤人，以上四种心态，种种不同，但都是常人常态，不是心理医生的治疗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用得着列宁的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和条件而转移"。病态乎？未必也。 由此可见，信仰缺失未必都是病态心理。它有可能是正常心理，有可能是在病态社会中大量普遍出现的正常人用来自卫的心理反应。 或曰，"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算信仰；《人民论坛》所承认的唯一信仰，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共产主义"是也。 我想同样应该请事实説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共产主义"，早就被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抛弃掉了。毛主席用饿死几千万人的大实践，邓小平用调动军队向老百姓开火的大实践，杀死了共产主义，从而也杀死了老百姓对它的信仰。 中共中央则用毛邓两个都不能否定的表态，肯定了毛邓的所作所为。 陈云呢？曾经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陈云，用"还是我们自家的孩子靠得住"，诀别了对劳苦大衆的感情和信任，也从此诀别了他早年的信仰。 被毛主席害死的少奇同志呢？我记不清是1960还是1961，少奇他以惊人的发现，"新产品永远不可能'各取所需'"，委婉而又实事求是地默认了共产主义的"永远不可能"。 以上讲的，是人所共知的最高级领袖。等而下之，此后那些国、省、市、县、乡、村的领导人的信仰，《报告》没有调查，别人无从分析。至于已经揪出的少数和尚未揪出来的多数苍蝇和老虎们对共产主义信仰如何，是个敏感话题，咱们还是迴避为好。 回到本题，我只能说一句话：共产主义的信仰缺失这股大潮流的源头，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不能否定"的顶级领导人之中。老百姓是正常的，无罪的，没有病。"信仰缺失"不是老百姓的病，不应该由老百姓喫药，不得拿老百姓开刀。《报告》中的其他项目，即使不是"统统"，至少绝大多数不应该由老百姓来负责任。 何况有些"病态"，其实是优点。比方説，"习惯性怀疑"，总比习惯性唯唯诺诺好吧！"社会焦虑症"，总比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好吧！连麻木不仁醉生梦死也不可一概而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逼出来的。晋朝的刘伶，肯定是被逼出来的，或者简直是为了避祸而装出来的，所以1500年来一直被同情着甚至被夸张地赞美着。 "审丑心理"（就是那种认为"越批越香"和"越捧越臭"的逆反心理）肯定是被逼出来。被谁逼的？被赵高逼的。明明是鹿，赵高偏说它是马，我们当然应该是非分明，据理力争，怎么能做赵高他那主旋律的奴隶！ "网络依赖症"显然不一定比语录依赖症或央视依赖症更病态，尽管前者已被宣佈为"病"，而后两者至今被认为天经地义，尽管网络上有许多未经证实的传言，比语录和央视更可信。 "鸵鸟心态"当然不对头。问题是，领导人真的希望大家不再做梦，睁开眼睛，正视现实吗？ "思考恐惧症"也无非是怕犯一种独立思考的"错误"而已。这恐惧，是被反右派之类的非法暴政逼出来的。只要刘云山先生有勇气宣佈中国公民有权独立思考，大家就不会再生"思考恐惧症"了。手里"亮剑"，嘴里却说不该恐惧独立思考，这种人自己精神分裂，病得不轻。 《报告》的内容很翔实，很丰富。我认为允许调查，比不许调查好多了；允许公开发表，比不许公开发表好多了。《报告》列举的各种心态，都是当今社会意识的表现形态，都是当今社会存在的真实映像，都是当今社会全景的有价值的发人深省的一部分。特别值得引起共和国公民们深思的，当然是—— "看客心态"。共和国的主人而具"看客心态"，我不知道该载入《笑林广记》还是《痛史》。也许有人笑，肯定有人哭。呜呼，共和国的主人！呜呼，真普选！呜呼，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在没有自由和禁止真普选的地方，主人所能争取到的地位，至多是看客。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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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4 01:29 PM PDT
在台湾，县市首长的选举开始了，按照惯例，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政治流言的出现。其实，不仅是选举，恶性政治的普遍表现，也是抹黑文化。这种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在网络上制造流言。这些流言，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乾脆就是编造。然後，有心人士再有组织地在到各种网络平台上到处散布，或者利用特定媒体相互配合，用质疑的方式曲线构陷，意图对他人或对立政党进行造成形象上的损害。 这种流言文化由来已久而且还在进行，就说明它是有一定效果的，否则早就被弃用了。它的有效就在於，抹黑方可以任意编造，天马行空，但是被抹黑的人面对根本没影的流言，无从一一辩护，往往就会造成流言满天飞的状况；而更严重的是，很多一般的接受信息的受众，对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只能听信一面之词，无从辩证比对，就算不尽相信抹黑内容，但是疑惑难免。对於抹黑者来说，其实他们打泥巴战，也不尽然期待别人相信他们编造的流言，但是，只要造成是非的混淆，让大家似信非信，他们的邪恶目的就达到了。 这样的抹黑文化当然严重被坏了政治生活的品质，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名誉，也对正常的公共讨论形成干扰。因此，这是不能忽视的恶性公共生活，必须予以警惕，想办法加以制止。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防止抹黑，仅仅靠当事人澄清是不够的，因为抹黑方既然蓄意如此，就会不断缠斗，而被抹黑者有自己的正常工作步调，不可能也不应当随之起舞，每天针对不同的流言忙於应付。那麽，要如何制止抹黑文化？要如何面对网络上的流言呢？我认为我们人人有责。在此提出三个建议： 第一，面对流言，我们一定要看对方是否举证。通常，所谓流言和抹黑，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所以这样的信息里面，就会充满了腹诽和推论的成分，充斥着"我怀疑"，"一定是"，"很可能"这样的词汇。面对这样的流言，我们应当看内容中是否有确切的证据，如果没有，那麽就不要去相信。网络上信息密布，相信哪个，不相信哪个，比较双方的证据就是最好的方法。 第二，面对流言，不要人云亦云，而应当自己动手求证。我们经常讲，一个人要独立思考。需要经常讲，就是因为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们太容易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太容易听信别人或者现成的资讯了。因此，面对你觉得没有把握，或者心存怀疑的资讯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自己去主动查找相关资讯进行比对。现在网络如此发达，古狗大神随召随到，稍微动手，就可以找到摸黑流言的漏洞了。我们会被骗，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懒。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自我的提升。不相信没有具体证据的话，凡事要有独立思考，提高辨别能力，对恶质文化保持基本的警惕，这本身就是公民素养的一部分。而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对公民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确立每个公民自身的正确的社会观念。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流言欺骗，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价值观尚待修正。举例而言，很多流言是集中在攻击对象的私生活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一种风气，那就是：私生活是他人个人的事情，我们应该尊重，本来就不应当去打探和了解。那麽，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关於他人私生活的流言就不太可能为害。 总之，防止被黑暗蒙蔽，我们自己心中首先要有光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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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4 12:49 PM PDT
中国领导人常常请一些专家们到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讲课。课题从农业到工业，从教育到科技，从历史到军事等等，涵盖面十分广泛。其实，从官方媒体的报道看，专家们讲了什么，大家往往并不知道，因为整篇的报道只剩下最高领导人在会上的"指示"，彻头彻尾地喧宾夺主。中国的领导人看上去无所不能，在任何领域都比专家更专业，中南海的"集体学习"，也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博学秀"。 我倒是要劝中国领导人少做一些花样文章，踏踏实实地学习一点治国本事，向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人学习。今天，又一个好老师出现了，他就是为苏格兰独立全民公投开绿灯并且得到公投结果支持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昨天进行的全民公投，否决了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要求从英国分裂出去的诉求。卡梅伦运用民主的方式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他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值得习近平和中国政治局的委员们学习。 这一课是一堂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课。中国的民族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民族自治也只是写在宪法上的样子货，民族自决更是无从谈起。无论中央政府如何软硬兼施，都无法平息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满和反抗。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这个状况采取的是鸵鸟政策，拒不承认少数民族民众有合理的自治和自决的诉求，而是将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都归结为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国的民族问题已经走入死胡同，需要有新思维。 这一课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课。苏格兰政府是英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在全民公决之前，它已经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利。它有自己的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议会，在教育、卫生、环境等政策上有立法权，当然它的领导人，也是完全由本地的选民选举的。作为苏格兰大臣的西蒙敢于与中央政府做对，公然要求苏格兰独立，但是中央政府并不能因此而撤销他的职务。而在苏格兰全民公投拒绝了独立选项之后，中央政府将会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力。 这一课更是一堂现代民主政治的课。毫无疑问，英国的中央政府、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本人是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但是，他们明白，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傲慢地无视少数民族和地区利益的正当诉求，不仅无法消除民族矛盾和地区分离的倾向，只会加剧矛盾，形成各民族之间的长期对立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长期矛盾。卡梅伦是明智的，没有采取压制的方式，而是采取对话的方式，通过公开的自由辩论争取民众，通过民主的程序让民众在关乎自己命运的问题上行使决定权。 卡梅伦和他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赢得了此次苏格兰全民公投，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胜利和支持英国统一的苏格兰民众的胜利，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胜利。我希望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局的同事们虚心地向卡梅伦和英国政府学习，从头学习民主政治的规则，学习如何尊重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学会通过自由辩论的方式来听取人民的主张和解释自己的主张，学会运用民主决策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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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Sep 2014 11:34 AM PDT
一、"公民"遭遇"警察" 我最近在翻阅一本书，题目叫《遭遇警察》，是滕彪律师去年到西班牙参加一个国际反死刑会议时送给我的，看了后深受感动，颇受鼓舞。 这本书是由徐友渔和华泽编辑，香港开放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里面收集了滕彪、刘莎莎、唐小昭、吴华英、许志永、古川、王荔蕻、华泽、徐友渔、何培蓉、冯正虎、何杨、游精佑、慕容雪村等20多公民维权人士各自不同的经历，有被喝茶的、有被侦讯的、有被戴黑头套的、有被殴打的、有被软禁的、有被坐牢的等等。书中记录了他们遭遇形形色色的警察、国保、国安，面对他们的殴打、威胁、利诱、折磨时如何无畏无惧、沉着应对、依法抗辩、据理力争的亲身经历，一幅理性坚强、依法维权的中国公民群体图像，屹然凸显在人们的眼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当前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人格的成长正在为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提供了最初始的原动力，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弘扬。 二、在维权运动中成长的"公民人格" 我们看到在维权运动中，这种新型的公民正在大批地涌现，在一些维权事件中比较突出的领头人往往被称人们为"君子"，如：郑州"十君子"（ 常伯阳、陈卫、于世文、贾灵敏、姬来松、方言、侯帅、殷玉生、董广平、刘地伟）；"广州五君子"（欧荣贵、肖勇、黄文勋、杨崇、罗守恒）；"赤壁五君子"（袁奉初、袁小华、黄文勋、陈剑雄、李银莉）；江西"新余三君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北京9君子"（许志永、滕彪、刘卫国、黎雄兵、梁小军、李方平、肖国珍、王功权、笑蜀）；"财产公示十君子"（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王永红、李蔚）；"北京五君子"（浦志强、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以及"三君子"（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没有给冠上"君子"称号的维权运动的杰出人士们，像高智晟、郭飞雄、艾未未、陈光诚、胡佳、黄琦、谭作人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所谓"某某君子"是沿用了历史上对谭嗣同等为戊戌变法舍身的六位仁人志士为"戊戌六君子"的称呼，是对他们高尚人格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实际上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现代社会的"公民人格"，而这种公民人格就是在参与公民维权运动中逐渐形成的。这种过程在江西"新余三君子"之一的刘萍女士法庭陈述中作出了生动的描述。 刘萍说自己是一个新余钢铁厂的一名退休员工，从2009年被退养，内退工资只有400多元，她为捍卫自己的权利，通过信访，逐级反映，法院起诉都没有用。反而被新余公安局行政拘留。最后在她的顽强抗争努力下，新余钢铁厂才解除了长达13年的内退制度，相关职工的工资都有几百元的提高。这使得她认识到公权力消极不作为，有法不依，是民怨和动荡的原因。 2011年4月，她决心参选人大代表，希望通过作为人大代表，发挥自己的公民职责的作用。但她参选人大代表遭遇的经历，让她感到吃惊和震撼。她24小时被警察保护，手机、行踪被跟踪，家门口安装探头，频繁遭到非法拘禁，戴黑头套，暴力殴打，捆绑四肢，脱光搜身，关押在黑监狱。在这些打压面前，她没有丝毫的恐惧。她的参选活动很多市民和同事的支持。她在公共汽车、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超市等场所公开演讲，从事竞选活动。刘萍得到正式联名推荐人数有15人，超过法定10人以上的规定，但她不被当地选委会列为候选人，推荐她15人都被警方约谈。 此后她还参加了一系列的维权活动，如参与营救被绑架到新余的纪录片导演华泽；组织网友强闯山东东师古村探望盲人律师陈光诚，赴广东乌坎支持村民维权。2013年4月她在新余市组织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并因此被捕。2014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刘萍在法庭陈述的最后说： "我无罪，我从一个看《新闻联播》唯命是从的臣民，为捍卫自己的劳动法权利，被迫成为一个访民；为追求公平正义，蜕化为一个公民；为依法索要政治权利，蝶变为一名选民，在最后被当做索要公民政治权利的标本，我站在被告席上，被视同为反民。 这是江西省一名独立候选人的遭遇。我无罪，我所追求的每一步，都是依法走向公平、自由、民主。我在践行我所信仰的。历史会宣告我无罪！" 从刘萍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如何从一个唯命是从的"臣民"一步一步的演化成"访民"、"公民"、"选民"，最后被法庭判为"反民"，成了一个造反者，也就是革命者，被推到了专制制度的对立面。实际上她的每一步的变化都是一次升华，首先她为了捍卫自己个人的劳动法权利，"被迫成为"一个"访民"，这是个体公民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接着为追求公平正义，这就是扩充为对社会层面的普世价值的追求，"蜕化"为一个"公民"。这里用了"蜕化"，就是指脱胎换骨，起了质的变化，像蝉的蜕壳，道士的蜕骨成仙，从臣民"蜕化"为公民。接着为了依法索要公民的政治权利，她从经济诉求转为政治诉求，采取实际行动，参选人大代表，"蝶变"为选民。她在这里用了"蝶变"一词非常精彩，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蝶变"一样，三眠三起，破茧而出，变身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投入追求新天新地的战斗，承担起一个"反民"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她站在法庭上，认为历史将宣告她无罪，我想历史不但会宣告她无罪，历史还会宣告她是历史的"功臣"，只有像她这样的公民们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新主人！ 现在的中国大地上随着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发展，这种具有公民人格的维权人士和人权活动家正在大批地成长，掷地有声的法庭陈词俯拾皆是。 例如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许志永博士在法庭陈述中说： "新公民运动倡导每个中国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当真，我们是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顺民，草民，暴民；把公民的权利当真，那些写在《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宪法里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神圣的权利不能永远是一张白条；把公民的责任当真，中国是我们每个人的中国，良心正义的底线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坚守；新公民运动倡导自由、公义、爱的新公民精神。个人自由，无拘无束真实快乐的自我是国家和社会的永恒目的；公义是个人自由的边界，是此世间的公平正义，是恒久的道义良心；爱，是友善，是宽容，是同情，是奉献，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是幸福的源泉。" 在这里他把"公民人格"做了明确的阐述。首先是"公民的身份"，就是国家的主人。其次是"公民的权利"以及"公民的责任"，再就是"自由、公义与爱的新公民精神"，也就是公民的美德。"公民的人格基本上由这些因素构成。新时代的公民是"主权在民"这一政治原则的载体，是整个民主制度的基石。在民主的公民社会里，公民自身具有治理社会的权利与能力，同时具有遵纪守法的法治精神，又有相望相守、互助互爱的团结美德。所以这种公民不同于专制制度下的"臣民，顺民，草民，暴民。" 在君主社会里，主权在"君"，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作为臣民，就是君主的奴才，赐你一死，还得感激流涕，高呼"皇上圣明、臣罪当诛。"在中共一党专制下，则是主权在"党"。他们教育人民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作革命的螺丝钉，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党指向哪里，你就打到哪里，全国人民都得作它这个动物庄园里的牲畜。他们树立的典型标兵就是"雷锋"。 有句流行的话叫"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固然有道理；不过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在专制社会里，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洗脑和教育，就是养成臣民的愚昧和顺从。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说治理草民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前者是说人民只可以驱使他去做事，不要让他知道这样做的理由；后者是说要使被统治的草民头脑空空，肚皮饱饱，意志薄弱，四肢发达，这样的话就很好管理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有专制的政府，就有愚昧顺从的愚民，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前些天，中共的喉舌《环球时报》还在鼓吹的"爱国就是要爱党"就是这种愚民教育的典型例子。 三、公民人格、公民维权运动与社会历史的变革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个大的社会变革的到来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的国民人格的诞生与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推动社会变革者往往注重国民性的改造，不遗余力地呼唤新的国民人格的到来，并予以推广。 我们看到清朝末年的维新、革命人士们无不以"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为变革社会的第一要务。特别是梁启超就是极力鼓吹"新民说"和"历史的人格者"的先驱。他在《新民说》中阐述了现代新国民应具备的的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精神、政治能力等等方面，完整地揭示了现代新公民人格的内涵，并指出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还把引领社会运动者定位为"历史的人格者"，他认为"历史的人格者"与广大民众之间交互熏感浸染，从而形成"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及"时代精神"，因之推动历史的发展。这种"历史的人格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民族、阶级或党派，我们可以"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历史人格者"的"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社会之共性；一时代一社会之共性，又何以能寄现于某个人或某群人之个性，"从这里可以找到历史发展的奥秘。 实际上这种"历史的人格者"同新的"国民人格者"也是一致的，在梁启超看来由新的价值观塑造的新"国民人格"的形成，通过在社会中的互相感染、扩大，造成新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从而形成革命性的社会变迁，最终建成新制度，新国家。 回头来看目前的中国，在各种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具有"公民人格"的"历史人格者"，虽然遭到当局的打压迫害，但他们依然勇敢而顽强活动者、发展着，而且运动的方式方法丰富多彩。初步罗列一下就有像：上访、散步、围观、快闪行动、静坐、绝食、祈祷，自囚、投案自首、罢工、示威游行、街头举牌、行为艺术、演出歌曲短剧、民间颁奖、漫画、涂鸦、人肉搜索、公民调查、罢免、举报、鉴政、立法、政策游说、组建律师团、法律援助、相望相守、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同城饭醉、网路签名、救援等等。 同时他们正在通过互联网的各种沟通形式如微博、微信、QQ群、手机短讯、电子邮件、推特、脸书、视屏会议、在线讲座、网络刊物等拓展交流的渠道与空间，调整配合线下丰富的社会活动，互相感染激励，扩大他们的人格，累积他们的战果，造就时代的风潮。他们的努力正在酝酿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到来。 四、展望：公民人格与公民宪政梦 梁启超说："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人格的养成，就是一场中国人"除心中之奴隶"的开始，也就是中国人迈出自己《出埃及记》的第一步。中国人只有除去自己的奴性，脱胎换骨，认清自己主人翁的地位，克服对专制统治者的恐惧和顺服，挺直腰杆，勇敢地站起来，堂堂正正地做公民，才能获得自己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从中国目前风起云涌、遍地开花的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及其从中涌现的参与者们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展望未来，中国的维权运动、新公民运动必然会和政治上的民主宪政运动相互配合，齐头并进，去建造一个公民的身份得到确立，公民的人格得到成全，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公民的责任得到履行，公民的美德得以发扬，公民的主权得到行使，公民真正作为主人的民主宪政新中国。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公民宪政梦"，但愿大家奋发振起、共同努力，早日使我们的"公民宪政梦"美梦成真！ （本文为王策在2014年9月15日丹麦《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1, 2014, 6:17:41 AM9/21/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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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4 12:53 PM PDT
研究西藏從當年不為人知的保密資料和檔案著手來重現史實，尤其通过幕後秘密文件和公開宣傳之間的對比，解釋了當初人們對事件作出反應的邏輯。研究者难免感概：當初要是人們知道有這些文件，恐怕就不會那麼輕信，那麼被動了。同理，五十年後，當今天的中共內部文件和秘密安排都解密了的時候，人們將怎樣看待今天的香港。 公開宣傳背后的秘密文件 八月下旬，我按照半年前安排的計劃，到香港尋找西藏當代史方面的資料。清晨出機場，迎面過來一輛出租車，車身上赫然四個大字：反對佔中。我立即意識到，我剛好是在香港處於前景難以預測的緊張氣氛之中來到這裡。我恍惚有種穿越感，研究多年的西藏歷史場景，似乎正在眼前重現。 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作為歷史研究者，專業要求我以史料說話，我不能在研究中設想"假如如何，那麼就會怎樣"。但是，因為我的研究經常是從當年不為人知的保密資料和檔案著手來重現史實，必須十分注意幕後秘密文件和公開宣傳之間的對比，才能解釋清楚當初人們對事件作出反應的邏輯，所以，我仍然會冒出一個念頭：當初要是人們知道有這麼一個文件，恐怕就不會那麼輕信，那麼被動了。 六十多年前，中共大軍西進，完全有能力拿下西藏的時候，西藏是什麼狀態？西藏名义上的宗主國大清王朝早已覆滅，後來的繼承者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被擋在門外，千方百計想要同西藏建立某种關係，西藏有將近四十年的時間享有國際藏學界公認的"事實獨立"地位，西藏就是一個國家，具有一個國家所有的一切。當時解放軍是有能力打進西藏的，但是打進去的話，那就是一種"入侵"，就是"侵略"一個事實存在的獨立國家。所以，解放軍先在昌都打了一仗，打敗了藏軍，然後放下身段，請西藏政府派人談判，以軍事為後盾，以武力佔領為威脅，簽訂了《十七條協議》。協議的基礎是鄧小平起草的"關於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條件的意見"，發給中央的秘密電報中說明："如果談判不成，需要戰鬥進軍，只要在三、五條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變），就可以作為公開宣布的約法十條。"鄧起草的第三條是"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不變更。達賴活佛之地位及職權不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第五條是"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從文本上來看，除了國防軍入藏，西藏一切不變。達賴喇嘛接受了這個協議。於是有了宣傳中的"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地方政府（這是中共在談判中堅持這樣稱呼西藏）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西藏的國家元素全部被中共廢除 协议签订后，軍隊長驅直入，偷偷帶進一整套黨的班子。由於協議上只規定了軍隊入藏，沒有規定中共入藏，這套黨的班子當時是潛伏在西藏各地的"地下黨"。入藏的中共西藏工委是不公開的，沒有招牌沒有辦公室，表面上只有解放軍軍區。中共在西藏的官員名義上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代表張經武，别的都是來抵禦外敵保衛國防的軍人。直到青藏、川藏公路修通，"地下黨"才鑽出地面，這時中共已經在西藏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了若干黨支部，有了一定基礎。中共統戰政策對西藏的僧侶貴族非常優惠，下力氣不讓西藏貴族僧侶的生活有絲毫影響。那時藏人普遍仍然看重銀幣，即舊時的大洋，所謂袁大頭。於是，舉國收集袁大頭運進西藏，讓藏人拿到手的是實實在在的大洋，甚至在袁大頭不夠的情況下，令鑄幣廠鑄造新的袁大頭給西藏。 1955年，中共給19歲的達賴喇嘛一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頭銜，在"國家領導人"的虛擬光環裡，達賴喇嘛的實權落到了"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手中。在中共內部，從上到下都很明確，中共不僅要佔領西藏，而且是要改造西藏，而且一定是按照中共的革命綱領，根據它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理論來改變西藏。如今的解密文件足以證明，中共在入藏初謹慎統戰時期，就在為後來的"民主改革"做準備。從1956年開始在周邊四省藏區搞土改，開始有步驟地改造藏區。在達賴喇嘛的抗議下，一邊承諾"西藏六年不改"，一邊動員"江東堅決改"，一邊"做好打的準備"，而且要"大打"，"邊打邊改"。 當藏人的反抗和解放軍的鎮壓爆發的時候，中共的軍事準備早已在進行之中。全面改造西藏已是蓄勢待發，只剩下"十七條協議"這個障礙。獲悉3月10日藏人包圍羅布林卡的消息，毛澤東的反應是"總算爭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動"。表面上派譚冠三與達賴喇嘛信件來往，背後卻積極調兵遣將，準備開戰。達賴喇嘛為避免生民塗炭而被迫出走印度流亡，十七條协议被廢除，西藏原有的作為一個國家的元素全部被廢除，協議承諾的自治名存實亡，事實上成為中國的一個行省。這一切，中共是主動的，而藏人一方卻往往蒙在鼓裡，不知事態將往哪個方向發展。中共的公開宣傳，和它內部的秘密文件內容，各司其職，動態配合。公開的話可以說得非常動聽，內部的計劃和命令卻冰冷無情，令人不寒而栗。 西藏、香港政策鄧小平都是主要操盤手 研史至此，不免會想，假如當時西藏僧俗上層看到了鄧小平的那份電報，假如他們知道中共從一開始就沒打算遵守十七條，假如他們知道中共勢必要以其意識形態來全面改造西藏，中共入藏還會如此順利嗎？ 當年入藏和制定西藏政策，鄧小平是一個主要操盤手。中英談判和香港回歸，"宜粗不宜细"的"小平風格"清晰可見。協議越简单、越模糊越好，以便為日後留下操弄的空間。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規定，權力如何劃分，權益如何保障，衝突如何裁定，鄧小平不要英國式的詳盡規定。他答應香港人民一國兩制，"舞照跳馬照跑"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卻並沒有說明只有"愛港愛國"的港人才可以治港，更沒有規定誰來確定此人是不是愛港，是不是愛國，萬一愛港和愛國矛盾的時候怎麼辦呢？只要誰愛誰不愛由中央政府說了算，再漂亮的承諾隨時都可能消失無踪的。西藏已有前車之鑒。 八月底，我從漢堡開會後回到香港，看到添马公園集會的直播，黑壓壓一片人群，恍然是1959年3月10日拉薩羅布林卡門外的場景。現場燈光突然暗下來的霎那，心頭一沉，不由想起1989年天安門廣場那一夜。突然，屏幕上出現了亮光，人們打開手機，就像每個人捧出了心中的燭光，這一片燭光，正是維園25年從不間斷的對正義和民主的渴望。 我不知道，明年後年的今日，維園的燭光在何方。我也不知道，五十年後，當今天的中共內部文件和秘密安排都解密了的時候，人們將怎樣看待今天的香港。——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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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4 12:40 PM PDT
就像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前，善于用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宣传动员民众一样；在争取港人支持香港回归的时候，北京也利用了当时香港学生提出的口号，形成一个"民主回归"的幻觉，这种思想情怀，渗透了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影響了幾個世代的香港民主派，甚至影響了新生代的社運者。现在到了梦醒时分，阻止香港年輕一代，再沉淪於民族主義的洗腦，已是當務之急。 1982年9月一群中大學生向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抗議所謂「三條不平等條約」，翌年中大學生會率先提出「民族回歸，民主建港」，這三十二年來香港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皇的土共，兩者有一套相同的論述，即所謂的「民主回歸論」──香港應終結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回歸」中國後的一個「民主」城市。 拼合的"民主回归"被中共利用 年初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於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訪問了當年有份向戴卓爾夫人抗議的羅永生（筆名安徒）的反思，指出民主回歸的論述，只是中共以統戰手法滲透或影響學生去推動，使之配合共産黨政權的政策；馬嶽在《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一書訪問了羅永生，羅永生承認：「其他人事後才知道…那些人現在你發覺他和官方機構很多連繫，這些人其實都在你身邊，起著一定的作用。」然而這種由中共直接或間接「植入」學生的思想，卻滲透了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影響了幾個世代的香港民主派，甚至影響了新生代的社運者，如果不是「為禍甚烈」的話，最起碼也是「影響深遠」。 八月份浸大教授曾澍基病逝，蘋果記者陳沛敏在論壇版指出，羅永生在面書留言：「『民主回歸』理念的締造人（曾澍基），離世於『民主回歸』瀕於正式全面終結的時候……」此時此刻，讓我想起，幾年前同屬那代學生領袖的一位前輩，分享他近年的自省：「那時候，回歸講得太多，民主講得太少。」──這句評語道出了真相，這些七、八十年代活躍的學生領導，一廂情願地相信中共會容許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能夠以民主的方式；然而中國共產黨可信嗎？為何這些人會盲目相信中國共產黨？究竟是甚麼驅使這些人如此盲目呢？ 馬嶽訪問羅永生提供了答案：「我們當時推所謂『民主回歸』這個理念，其實很大程度是一個拼湊，將一個年代交替中前前後後不同的思想，認識形熊的部份，拼合為一個綱領，但這個綱領其實今日回看是沒有內容的。可以說是一些很抽空，比較一廂情願去拼合的東西」；羅永生說：「我回憶當時社會上的人，譬如你用民族主義來批判香港殖民政府，似乎很多人接受」；「所以民族主義當時是強勢的」、「縱使是反共那一批人，也是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完全放在人權之上，是非常決絕的！70年代整個思想構成是這樣，是牢不可破的！」 香港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局限 這就是香港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局限，即香港的知識份子、學運領袖以及民主派人士，無論親共或者反共，都大多數深信民族主義，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由於這種思想的局限，以及一些英國政府更改國籍法等的行為，令香港不似直布羅陀或福克蘭群島般，堅持自己是英國人；或向英國政府請願，要求英政府承擔更多的義務，如八九六四後英國政府所給予五萬個香港人家庭「居英權」般。 另一方面，「民主回歸論」盲目相信中國共產黨「袋住先」的承諾，竟相信「先回歸，後民主」，結果2014年即三十年後中共圖窮匕現，以人大代表議決的方式，實行伊朗式的假普選，把參選特首的門檻，由八分一的提名委員會，改為超過一半，即 601 個選委；而提委會的組成不變，即絕大多數成員都變相由中國共產黨欽點；所謂「民主回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全部都是騙局一場。 事實上，中共的統戰以及維穩機器，一直都依賴民族主義這個法寶；中共不需要黨外之人愛黨，只需要大家愛國。一旦認同愛國，則控制國家的共產黨必定手到拿來，令人甘心為中共所利用。正如蔡子強於明報所寫：《路走到這裏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由新一代，或許更激烈、更強硬、更對抗的社運所取代。」「但他們當中不少人，卻大有可能因此退隱，不問政事，不再苦口婆心。」承認錯誤，肯認自己當年太天真，這當然是比起死不認錯好，但道德更高尚者，理應改正、糾正自己有份造成的錯誤，為香港人爭取一個更公正的命運，阻止香港年輕一代，再沉淪於民族主義的洗腦之下，才是當務之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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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4 12:23 PM PDT
当下中共反腐进入高潮期，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国家级"大老虎相继落网，"省部级"老虎纷纷被双规拘押，各地的老虎帮已似四处溃散，强势的反腐在中共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30年来并未享受到多少改革红利的老百姓，终于因解气消恨而拍手称快了。但对中共体制稍有体认的过来人都知道，消气解恨的事往往靠不住。当初都以为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扬眉吐气，可结果刚出了军阀混战的狼窝，又掉入"党天下"的虎口，其境况，比"三座大山"压身还要凄惨。世人将其归结为体制弊端，大概已是今天的共识。拿王岐山的话来说，反腐风暴并不能消除"大革命"的隐患，刮风只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不反腐则全盘皆输，不治本则左右皆亡。这不仅是老百姓的看法，在中共党内，也是一种上下潜在的危机共识。眼下人们关注的是周永康案的是否公审、又怎样定罪，是薄熙来式的避重就轻，还是"四人帮"式的为老老虎金蝉蜕壳充当替罪羊？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而不涉及后台的老老虎，其实是掩护了旧体制的顺利过关，也潜伏下大大小小"五毛"企盼复辟。几十年的教训实在不少。体制犹在，虎患不绝，没有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即便有市场经济的利益，也填不饱老虎们的贪欲。因此，周永康案的处理如何，是我们观察中国政治转型的样本。 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共自身前途，也是关系到中国未来道路走向的生死博弈。是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并重的胡赵全方位改革路线，还是走"跛子改革"路线下的"闷声发大财"？这是中共在十字路口必须的选择。前者是光明之路，后者是贪腐的祸根。胡赵路线之后这二十年，老老虎违背党规，粘权占位，垂帘干预，结党营私，甚至培植安插亲信试图篡党夺权，上至下形成了一个组织线路清晰的权贵集团。他们以政法委保驾护航，掌控宣传舆论造势；在维稳管控的背景下形成了上下勾连、体制完备的腐败网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即将断送在这帮人的手上。这伙人"唱红打黑"背后的阴谋暗算、篡位渗透、歹毒心辣，更是触目惊心。 之所以说对周永康案的处理方式和结论，是对对习李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验，就在于我们对党内的黑恶极端势力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就事论事地处理，不涉及20多年来反十三大政治路线的大倒退，不追究形成腐败的权利背景，不从思想、组织、经济体系上涉及老老虎多年来在党内形成的气候，不仅中共党内腐败之风难绝，就是习李等新一代的改革者，也都会随时像胡赵一样处于被清算的风险中。 我们关注周案的处理方式和结论，并不是忧虑周案有可能半途而废，也不是担心老老虎借机滑落逍遥，而是关注中共能否走出会党传统，实现现代转型。对中共而言，是摆脱"秦政"，自救于开明。作为大陆唯一的执政党，中共有责任、有使命引领社会走向现代，而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转型才是关键。如果不能抓住周案审理的契机，清除阻挠政治改革的顽疾，中共的前途乃至习李改革的命运未必看好。对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对于腐败的歪风，习李能有断臂割腕的决心；在政治上改革转型如何？那就看习李是否有大担当、大智慧。历史机遇在即，成败一念之间。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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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4 03:09 PM PDT  最为惊人之处 这一次的苏格兰公投即使最终未能实现独立，但对中国人而言，由于对欧洲各国内部事务关注度长期不高，目睹对一个主要强国地位影响如此大的分离考验也足够惊讶。 这种惊讶也有中国人的心理因素。别看《三国演义》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妇孺皆知，中国人对现代史的认识却远没有那么"大历史"。尤其是近年，国人普遍对"强国之路"已不觉生出认知定势。从工业革命后"船坚炮利"的"英吉利"开始了解英国，中国人根本来不及过多关注其"联合王国"的渊源和恩怨，由此中国视野中凡"列强"皆必先统一而后强盛。当强盛，特别是富国强兵为核心的"强盛"成为国家最高价值，"统一"自然就成为国家最核心的要件，当不惜一切加以捍卫。"统则强、分则弱"也成为一条"硬道理"。 依据这种基本历史认知，尽管苏格兰独立对英国可谓"国破"之灾，连大国地位和核潜艇等根本利益也岌岌可危，苏格兰独立人士为何不被处以分裂祖国的灭族大罪?相反，英国首相和各党首只能劝说;女王表示这是苏格兰人民的事;英国三军也不敢举行显然决心、能力和信心的大型军演，竟无一人是男儿，甘当"民族"千古罪人;对决定苏格兰未来的公投，他们竟然不认为应当全体英国人民来投票。 不必困惑，这里头的原理中国也曾长袖善舞。可能老一点的中国人还记得支持第三世界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的理论武器——民族自决。这是法理上的概念，在政治上的说法则更加气势恢宏，叫民族解放。当年中国全力支持下的亚非拉民族解放风潮首当其冲的目标正是大英帝国。 只是，民族自决竟然被受冲击最大者从善如流而且一"决"到底，连帝国老本也赔上，资产阶级国家理论落后到连"自保"、"自利"的本能也放弃的地步，强国洪流中的中国人民不仅不好表态，简直要目瞪口呆了。 当然，这种彻底的公正性还别急着表扬，说来也不容易。不管最终是否独立，苏格兰得以一次次平稳试水而火药味全无，得益于历史上的亲密，也得益于双方体量的相当，还有方法的稳健，更重要的是苏格兰人内部没有因此而起纷争。这些方面的条件不同，恰恰是同在一个联合王国内的北爱尔兰问题却留下累累伤痕的部分原因。后者不光多了复杂的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还多了在北爱聚居的英格兰人与占多数的爱尔兰人的对抗，更有独派和统派内部的分裂和争斗。 悬殊的普遍理解水平 面对苏格兰独立的新闻，中国人心中本能而生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为什么要独立"，对此最快最能说服中国人的解释肯定是"为了过石油富国的好日子"。然而，中东石油富国尚且担心坐吃山空，北海石油显然不可能解决苏格兰的长久繁荣。第二个容易的答案是：英格兰、苏格兰原本就是两国，先是因1603年英格兰女王死后无嗣，由共同的继承人使两国成为"共主邦联"，1702年两国议会和权力才正式合并。对了，还有电影《勇敢的心》中华莱士那穿越时空的临刑呐喊——"FREEDOM"。可是，这能解释300余年后两国的凝聚力吗? 于是，近来众多文章竭力破解英格兰和苏格兰300余年的恩怨。然而与之鲜明对照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多数公众还只有朴素的"统一是福、分离是祸"的黑白二值逻辑，这种深层答案难免显得奢侈。 在中国各种论坛上，近年流行的以黑白二值为特征的"中国逻辑"对苏格兰独立问题的态度十分娱乐化——有的依据"赤道战鼓"式的民族解放斗争经验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原理，判断"北爱尔兰打了那么多年都没有独立成，苏格兰一枪不放就想独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最多的还是将北爱、苏格兰独立，连同马岛回归其"祖国"阿根廷，乃至科西嘉、魁北克、巴斯克、冲绳、亚齐、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所有有助于削弱西方或对华不够友好国家的分离案例统统纳入中国支持清单，只反对车臣独立、叙利亚"颠覆"和朝鲜人"脱北"，甚至号召(中国网友)万人签名予以声援，或者幻想中国强大后将八国联军的老巢一一分裂;也有的人清楚"既然是公投，没什么可说的"，却又有人感叹"民主的坏处之一，很容易分裂统一的国家";还有人一面认定英国一定反对苏格兰独立，一面赶紧和英国"支持达赖"联系，凑成著名的"双重标准"罪名，从人缝里踢上一脚走人。 对于象"英国的领土完整"这种事，中国公众的确有权价值中立。对国际问题，特别是别国内部问题，中国公众按理说也没有义务博学，即使张冠李戴也无可厚非。然而，上一段中这些极为流行的见解，暴露的显然既不是中立，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对民族和国家等基本概念，以及对政治基本规则与族群自利本能之间关系的认识混乱。这样的社会普遍常识水平，将严重阻碍中国自身进步而不觉。 危险的理清思路 从这种混乱出发，在足够复杂的国际政治领域跌入自设陷阱只是时间问题。初步了解为什么要独立后，中国人自然而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英国应该分裂吗"。如果说问"苏格兰为什么要独立"是探求事实，"应不应该"则涉及价值。 如果说英国应该尊重苏格兰独立诉求，这个判断恐怕不宜联想。其实，多年来国人在观察欧洲版图之多变，今日又是非不断时，是否早已学会自动而无痕地切断联想? 如果说英国不该尊重苏格兰这一诉求(甚至必须坚决打击)，似乎又不符合中国基于自身及第三世界习惯性弱者地位和屈辱经历的同情本能，更不符合削弱与中国龃龉不断的西方列强的现实利益。 当然，貌似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就是怎么于己最有利怎么来。可是，只要还是世界的一员，总需要一些稳定的价值标准。在近似案例上原则立场朝三暮四，取信于世怕有问题。即使在与美、苏代表的两套体系都闹得沸反盈天时，中国不也在第三世界倡导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普遍适用的价值观和规则吗，而且知道不能只作为斗争工具始乱终弃。其实，同人的特权本能一样，每个国家在骨子里都希望国际规则对人不对己，或者象金箍棒一样想长则长，想短则短。而且，这种想法在国人嘴里还早就找好了辩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先这么干的，我们只是以毒攻毒。在此基础上，批判起西方迷恋丛林法则，还真得心应手。 可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已不愿一味韬光养晦。如果说中国的目标显然是要让八方来贺，就不光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规则，还要影响和塑造新规则。此时，怎么顺口就怎么说即使总能于己有利，却显然于"负责任的大国地位"甚至更高的领导目标大为不利。"美国践踏规则，我们也可以不要规则"的辩解很快就会无力，因为这种指控即使千真万确，旧霸主越是这样，新领袖不是更应该为世界立大同之道吗? 模糊化是另一个法宝，因而对英国这种"白痴"行为当然可以解释成"复杂的历史原因"了事。可是这是否暗示出一个功利经验："要维护国家统一，追溯历史千万要有技巧"。 的确，中国还有很多大事情靠着"自古以来"和"历史选择"呢。那么，对历史可以取舍、抑扬吗，特别是对自己不利的历史怎么办，难道象英国这样愿赌服输?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中国不认同西方"虚伪"的价值中立，凡事必讲"祖国利益"，但只要参照系在国际国内之间稍一转换，在伦理上的破绽和挑战就很容易显露出来。作为需要说服世界相信自己堪当大任的中国，这无疑是个极大的考验。 一点启示 英国还是不是强国，对中国的利益都影响不大，但只看得到利益恰恰是个问题。不管苏格兰独立与否，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其实是在观念上如何看待多元。不过基于上文所述的中国社会普遍常识水平，还得先说说更常识的启示。 "列强"没有一个"自古以来"就拥有与当前大致相当的疆域。中国其实主要基于自身近代所受屈辱感而大致划界，由此德、法、意等单一民族国家的统一，美、英、俄等多民族联邦或帝国的初步构建，均大致被评价为合理，理由是它们推动了(无损中国利益的)历史进步，重点批判的是殖民扩张(殖民于世界经济和文明进化是进步的，但它严重不公，关键是有损中国利益)。其实列强殖民前的统一也未必皆大欢喜，苏格兰等问题就是明证。瓦解殖民帝国符合中国利益，当然也符合进步潮流，但其中所用的"民族自决"理论剑分双刃。 在掩盖了这一切矛盾的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兴起全球化浪潮，以不殖民的方式赢得了超出殖民时代的繁荣和地位。只是中国在此浪潮中未能处处领先却又胸怀大志，因而公众热衷对这种模式中残留的不公正和冲突津津乐道，现任世界领袖的干预也每每被批得体无完肤，却忽略了中国作为后起者，必须在这种全球化新模式的竞争中全面优胜，方有渴求的巨大荣光。 可是，中国对这种竞争的认识其实尚未入门。实际上，不管是曾以武力开拓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大生产，还是今天以跨国资本为首的全球化，也包括基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实践，恐怕无一对所有个别部分的自主和尊严诉求都能照顾周全，甚至不无狂妄、贪婪和残忍。而中国作为一个胸怀改天换地宏图大志的复兴大国，社会普遍心态中逐渐对历任世界霸主的大舰巨炮兴趣盎然，却无人顾及对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力如何，更喜欢用整体的荣耀和强盛替代个别部分的不同想法。 其实，即使回到中国历史，稳定的大一统时段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占比并不高，甚至不无天翻地覆之时。地理上也只能说核心区相对大致稳定，边缘则频繁变化。构建"中华民族"概念，形成国家意识，借用强国盛世为号召强调大一统之必需，皆为近现代的事。由此观之，"一寸山河一寸血"就只能是精神号召和极富感情色彩的决心表达，而不可能是实践准则，否则全人类(而不是哪个民族)早已战至最后一人;已深入人心的数百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其实也更富比喻意义而不是准确的法律概念;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都是写入宪法的重要价值和崇高目标。从纯理论上说，只要不损害他国合法权益，一国拥有尽可能多的土地、资源，都是强国崛起的良好基础，但从历史、现实和人类发展潮流来说，领土本身并不具终极意义，它只是一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广受尊重的前提和手段，而且是"之一"。 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国际社会高呼尊重国家多样性、独特性和道路选择权。可是别忘了，真正影响这种权利号召力的因素可能还包括：它在其它层面是否也能普遍和内外一致。否则，恐怕难以形成世界公理而得到切实尊重。 可惜的是，今天对历史稍有思辨能力的中国公众在整个人群中也占比不高。相反，除了"政治正确"，今天在中国说话无形中还多了个"民族正确"的标准。可是，正如本文一直强调的，自认为正确的事，放到世界范围往往才有更深认识。比如，要论领土和利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不爽的，皆大欢喜乃人间奇迹。那么，你的不爽和我的不爽哪个更重要? 这其实又回到刚才提过的那柄"双刃剑"，中国从自身利益说是希望"民族自决"尽快沉寂的。可是，即使不求在苏格兰拆掉英国后立刻否定这个概念，普京大帝会不会在桌下踢你的脚："别急啊，先帮我搞定乌克兰如何?" 更让中国头痛的是，这两件事是有区别的。普京是声称要保护在另一个完整国家内居住着一小部分土地的本族人。但不管怎么保护，即使利用这群人在本地的多数地位，能"自决"的只能是自己这些人加入哪个国家。除非这块土地与这些人的联系够久、够无争议，否则不能借此将所在国的土地也带走。恰好在前苏联范围内，原有民族被驱离世居土地，由俄罗斯人取代的情况屡见不鲜。也就是说，普京的这种"民族自决"本身就建立在偷梁换柱、鸠占鹊巢的霸道之上。 就苏格兰一例而言，英国是容忍一个联合的兄弟自己决定去留，而并未将一体的强大作为终极价值和准则，明显把普京比下去了。而中国官方学术在思想和理论上越是对"民族自决"胆战心惊，越是作茧自缚。至于民间，即使熟悉的"宁愿苏格兰不长草，也比离开英国好"、"宁愿不列颠满地坟，也要杀光苏格人"等血腥愚昧的爱国口号再次响起，也毫不奇怪。 从如何看待多元，以及部分与整体的观念来看，英国的"无奈"和"自残"体现了一种更艰难的道义和公正。承担可能伤及自身利益的风险，以树立和维护规则，实现平等和公平，其实也是法治的内在要素之一。 苏格兰即使独立，少掉的是一个规模意义上的强国，一笔集中的财政资金和一个核潜艇基地，但这些我们看似命运攸关、死也不能放弃的利益，其实并不影响两国人民的尊严、价值和福利。实际上，苏格兰之所以独立势头一直不减，其理由也早已不再是强调"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国家"，而很大程度上与英国未能为苏格兰提供更能解决公正和长久繁荣问题的政策和发展理念有关。 当然，在不同利益间选择统一的苏格兰人也不少，但这些人对另一些同胞改变国家命运的选择也予以尊重而没有内讧，需要高度的包容和契约精神。同时，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利益理得一清二楚，有一说一，绝少浑水，规则清晰而可操作，英国由此避免的是大局上长期处于高度不确定或者陷入僵局和失控的风险。 这次的苏格兰公投，结果很可能未必能真地独立，但这些原本以粗犷为特色的凯尔特人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共创的文明制度下高度进化。有这样的文明，分与不分都能彰显权利和自主而少了恩怨和血腥。在纷争不断的世界，能心平气和解决如此根本的问题，要算很了不起了。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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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4 10:17 AM PDT
【编者按】冯正虎于8月21日第1次走访中央第2巡视组驻沪接待室（上海市江苏路888号），并反映七个问题，要求中央巡视组查处，并督促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及相关部门依法落实解决。简单接谈后，按照中央第2巡视组接待同志的指示，将反映七个问题的配套材料用邮政特快专递（EMS:1017696557208）寄给中央第2巡视组。兹公开本投诉函，供参考。 中央第2巡视组组长张文岳先生及全体巡视员： 您们好。 我是上海市民冯正虎，向中央第2巡视组反映七个问题，要求中央巡视组查处，并督促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及相关部门依法落实解决。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力图依法治国，"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政法工作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坚决清除政法领域害群之马。 多年来，我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为民请愿，捍卫人权，推进法治，坚守护宪维权的理念，故遭受迫害。在周永康统治司法的时期，我遭受以传唤方法的变相拘押、拘留坐牢、强迫失踪、非法监禁、肆意抄家、扣押财物、禁止出国、禁止回国、剥夺诉权等等非法的各种惩罚。而且，荒唐的是，所有的报复打击都没有法律依据，只有一句话"领导说的"，仿佛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原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现任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兵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 十八大之后，上海官场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有所收敛，上海官员很精明，暂时不带名表、不上馆子大吃大喝容易做到。但上海官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难以克服，相当严重，并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说一套做一套，对中央中央方针政策阳奉阴违、有令不行，对人民群众长期反映的重大问题漠不关心，官官相护、互相推诿，有法不依，违法不究。中央督导组、巡视组来过，一走后上海还是上海，拍死几个蚊子苍蝇或病猫，老虎不见一个，上海官员真的如此廉洁吗？上海的冤假错案、侵权违法问题堆积如山，市民上访北京的人数占全国之首，每月最后一个周五当日就有数百成千的上海市民走访国家信访局。 上海地位特殊，在国内一直处于老大的地位，有权力而不受制约，违法违规但不受追究，在上海做官保险，中央对它也奈何不得。我知道，反映上海的问题说了也白说，正如一些政协委员的自慰：说了白说，不说白不说。我还是说吧，再次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反映上海的问题。 一、上海法院"立案难"，公民没有诉权，依法治国难以实现。 中共中央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决定十月召开四中全会将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通俗地说，不再听领导的，而是听法律的。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依法治国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错必纠。 中国的法律已基本齐全，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政府官员非法行政，法官、检察官司法不作为、不公正，大家都不遵守宪法与法律，最好的法律又有何用？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有法不依，法律势必名存实亡。 在公民诉讼立案问题上，中国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有法不依。关于立案的法规，中国比任何一个法制先进国家都制定得完善、细致，有一个七日受理期限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也非常完备、到位，但司法不作为的法官、庭长以及院长都是法盲，在他们眼里只有领导指示，没有法律，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民事诉讼法》第123条、《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立案受理期限：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超过法定期限，法院既不受理案件又不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书，这就是司法不作为，即非法剥夺公民诉权。这种公然抗拒法律的司法无赖行为，已成了阻碍中国司法公正的绊脚石。 公民诉权的丧失，这就意味着公民的所有合法权益得不到国家法律保护。没有诉权的人，不是公民，是奴隶。一个地区有一件司法不作为的案例发生而得不到纠正，这就标志着法律在这个地区没有生命力，司法是不公正的。这么简单程序的法律规定，法院都可以不遵守，这些法院还能坚守审判中的司法公正吗？正如前总理温家宝先生说："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公正和结果公正。" 长期以来，上海是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独立王国，盛行"听领导的"，不是"听法律的"，行政部门乱作为，司法部门不作为、不公正，人大是花瓶，百姓诉权被剥夺，民告官的诉讼之路被堵塞，不得不"信访不信法"，数百上千的上海访民向党政部门不断上访，涌向北京，冲上街头，甚至暴力抗争。没有法治，没有司法途径，利益对抗的中国公民只能处于一场又一场恶斗，永无止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底，宣布对司法不作为的恶习"动真格"，并把解决"立案难"的问题提升为党走群众路线的政治高度，出台了《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市三级法院依法保障群众诉权。但是，事过半年多，上海高院的立案改革遭受阻止，所谓的亮点"首问负责制""5日立案会商会制"已黯然失色，在基层法院遭到抗拒，法律如同废纸一张。 据冯正虎近期编写的《依靠司法改革对"立案难"动真格——上海法院立案改革受阻的调查报告》，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期间有292件第一审行政案件遭受"立案难"。其中，属一中院管辖的案件有158件，属二中院管辖的案件有134件。这一小部分数字是已公开的，许许多多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行政诉讼案件依然石沉大海，不计其数。而且，该调查报告尚未包括"立案难"的民事诉讼案件。 292件当事人亲自向法院提交起诉状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中，除了79件遭到立案法官的违法拒收之外，213件案件的起诉状被立案法官接收并出具法院的收据。但是，受理的案件依然积压在法院，既不立案又不裁定。出具收据不兑现，这不仅仅是对起诉人诉权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的伤害，藐视法律，并损害法院的公信力。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理由是"听领导的"，严重违反《行政诉讼法》及《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 近期，上海司法改革试点出台，表面上是轰轰烈烈的，但若不是围绕司法为民的目标推进，司法改革就会偏离方向，沦落为一场司法机关内部官员挤占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向下级推却审判检察的责任、法院与行政部门间争权夺利的内耗，仍是新瓶灌旧酒，使民众失去对中国司法公正的最后一点希望。 解决"立案难"，彻底消除司法不作为的恶习，这是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上海司法改革是否走上正途或成功的判断标准。为了捍卫法律、维护公民诉权，上海市民1060名联署并推动的"维护公民诉权运动"历经三年，已向市人大请愿133次（周），鉴于上海高院宣布力图解决"立案难"问题之后，维护诉权的市民代表目前暂停在人大的请愿活动。莘庄失地农民在法院要求立案的请愿活动仍在持续进行，已达436次(天)，举世罕见。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不断推出新政，力图依法治国。但是，基层社会还是依然如故，我行我素，旧势力根深蒂固，法院连一条最简单的《行政诉讼法》42条规定都做不到，还奢望什么司法改革。法律没有权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没有权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没有权威，他们的讲话地方官员不当一回事，阳奉阴违。 2013年10月2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至今已有半年多，高调出台现在却黯然失色，"首问负责制"、"五天立案会商制"等规定说了不做，基层法院拒收起诉状，中级法院还是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规章没有诚信，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崔亚东没有诚信，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没有诚信，说一套做一套，他们的讲话基层官员也不当一回事，上上下下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盛行。 上海法院"立案难"，不仅是长期以来严重侵犯人民群众权益的重大问题，也是上海行政、司法官员严重违反中央方针政策与国家法律的重大问题。"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习近平语），要求上海市高级法院兑现对"立案难"动真格的承诺，在上海行政区域内彻底清除司法不作为的恶习，归还公民诉权，追问上海三级法院司法不作为的院长责任，罢免侵犯公民诉权的法官。 送上附件一《依靠司法改革对"立案难"动真格——上海法院立案改革受阻的调查报告》，请中央巡视组审阅。 二、冯正虎30个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案件见证上海司法不作为 在周永康统治中国司法的时期，冯正虎是被迫害的对象，其中一个迫害措施，就是剥夺诉权，上海法院全面封杀冯正虎的诉讼案件，只要是冯正虎的案件，不管是行政第一审案件、刑事或行政再审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全部既不立案又不裁定。上海的违法官员可以任意报复打击冯正虎，践踏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而不受法律追究，因为冯正虎没有诉权。 但是，冯正虎不屈服，依然依法抗争。数十个"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夺回被上海地方法院剥夺的公民诉权，依法逐级起诉，直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第一审行政案件的诉讼。从法律的角度，最高法院应当受理。这表明在中国民告官的诉讼只有一家最高法院管辖受理，其他地方法院都该关门歇业或停业整顿。这是中国特色的司法状况，成了国际笑话，也是中国司法的悲哀。 2013年10月2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市三级法院依法保障群众诉权。冯正虎再次信任上海法院，于2013年12月17日起重新向第一审行政案件的管辖法院提出诉讼，区级法院依然拒收起诉状，但中级法院收了冯正虎28件第一审行政案件的诉讼材料，并出具法院收据。至今已有半年，中级法院尚未作出处理决定，超过了法定7天的立案受理期，没有贯彻执行上海高院的立案42条规定的"立案会商期限"，法官还习惯于等领导的最后决定。 上海法院立案改革举步维艰，历经八个月不进则退。坚持依法立案的法官反而遭受法院领导"纠错"。例如，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的立案法官因为坚守法律、贯彻执行《上海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立案工作的意见》接收诉讼当事人冯正虎起诉状并出具法院收据之故，遭受上级领导的批评，要求立案法官违反法律拒收诉讼当事人的起诉状。今年4月冯正虎向法院提交2件新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起诉状，遭到立案法官拒收。所以，冯正虎的"立案难"案件从原28件增加到30件。 冯正虎的30个行政诉讼案件均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诉讼条件，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全部诉讼案件都遭受司法不作为的侵害，法院既不立案又不裁定，剥夺冯正虎的诉权。在上海法院立案，不是依据法律的，是听领导的，领导说可以就可以，领导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党政领导常常干扰法院的立案，更不要说审判公正了。 例如，其中有一件状告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的案件，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最后部分明明白白告知：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书，也可以在三个月内（时间）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是，上海市杨浦区法院却拒收起诉人的起诉状。法院不认同上海市政府机关的合法性，把上海市政府机关的公文当作废纸一张，不受理起诉人的诉讼。 另一件状告上海市通信管理局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信息化部《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最后部分也明明白白告知：对本复议决定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上海市黄浦区法院同样拒收起诉人的起诉状。法院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关的合法性，把国务院所属政府机关的公文当作废纸一张，不受理起诉人的诉讼。 我们的国家已乱套了，法律不要，政府机关有法依据的公文不见，只听顶头上司的指示，听领导的，结帮营私，徇私枉法，祸国殃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已察觉到中国的危害，力图扭转乾坤，四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冯正虎30件第一审行政案件遭受司法不作为，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院长陈立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信芳、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院长郭俭、上海市杨浦区法院院长孙培江、上海市黄浦区法院院长樊长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院长倪春南是有领导责任的，应当纠正。 送上附件二《冯正虎30个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的见证》，请中央巡视组审阅。 三、法院枉法，制造冤案，原政法书记吴志明及法官有责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有法必依，有错必纠，应当启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再审程序，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保障人权。 冯正虎因行使公民出版权利而遭受三年冤狱的刑事冤案，涉及中国公民自由出版权利、著作权人的权益及人身自由权利的问题。该案对冯正虎个人的伤害，对法律与社会的危害，都是最大，所以冯正虎十几年如一日，追错不放，寻求司法公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在《冤假错案要更加重视"防患于未然"》一文中所说的："刑事审判生杀予夺，事关公民的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依法公正审判，防止发生冤假错案，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 《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是中日两国第一本研究与介绍中国日资企业、对华投资与贸易的日本企业以及上海市区县及主要产业的电子工具书。出版后，受到政府领导人、企业、新闻媒体及读者的一致好评。当时，天伦公司还作为留学回国人员企业应邀免费参加2000年10月24日～28日第二届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展示上述电子出版物。但是，在博览会落幕后的十五天，一个悲惨的命运降于天伦公司与冯正虎。同样这本正版电子出版物，却使冯正虎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陷入一场冤狱。 冯正虎编著、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单位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销售了226本自己拥有著作权的作品，销售金额合计人民币7.8万余元，而且均已依法纳税。这个案由使冯正虎遭受三年刑罚、十万罚金，这是千古奇冤，也是闻名天下的上海丑闻。2003年11月12日冯正虎刑满释放后继续申诉，但上海市高级法院对冯正虎关闭司法救济的大门，一再拒绝冯正虎的再审请求，致使这个冤案一直维持至今。 2004年11月19日冯正虎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告上法庭，通过行政诉讼由被告举证的方式，获得一份新的最重要的书证，即"同济大学出版社关于《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简体版》（CD-ROM）的出版申请"，证实同济大学出版社已同意《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简体版》（CD-ROM）的出版。而且，冯正虎还获知当年上海新闻出版局是依据什么理由提出"请撤选"的批复。"请撤选"的原因不是该电子出版物违反什么国家规定的禁令，而是"出版单位报送的材料中缺少书稿和样片"，只要上海新闻出版局同志花三分钟的时间打个电话，出版社马上就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些新证据与原庭审中法官有意忽视申诉人方（原审被告方）提出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审的裁决，证明申诉人冯正虎与上海天伦咨询公司无罪。（参见《以宪法权利的名义出招---上海冯正虎非法经营案透视》，本文原载检察日报主办的《方圆》杂志2004年第12期。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726184.htm） 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是上海市公安局。当年签发《上海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的市公安局局长是兼任市政法委领导职务的吴志明，十年来，他一直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所以，这起冤案制造时一路绿灯，而申诉平反时一路红灯，甚至冤案受害人冯正虎还遭受上海法院的诉讼封杀、公安部门的报复打压。现在，他已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希望他不再干扰司法。这件冤案的终审合议庭审判长周芝国（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是现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冯正虎的申诉请求：撤销上海法院违宪违法的判决（2001沪二中刑初字第69号）与裁定（2001沪高刑终字第127号），宣判冯正虎享用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是无罪的，保障冯正虎的合法权益。 冯正虎依据法律及新的证据事实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向法院申诉，而且上海的有些政协代表、人大代表也在两会期间向法院相关部门对本案提出质疑并要求重审。但是，上海的司法机关却一再推诿受理这件刑事冤案的再审。因此，冯正虎不得不赴京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申诉。 冯正虎的刑事冤案，现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原中共上海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副院长（原冤案终审合议庭审判长）周芝国负有直接责任，应当纠正。 送上附件三《出版无罪，法院枉法——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申诉》，请中央巡视组审阅，督促上海政法机关平反冤案 匡扶正义。 四、不让冯正虎回国是中国人的国耻，应当追究上海违法官员的责任 冯正虎是中国公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护照、国内居民身份证，户口居住地是上海市。2009年4月1日合法出国去日本短暂休养，6月7日回国遭到上海浦东机场警察的禁止入境，截至当年11月3日已连续八次被拒绝入境。不让冯正虎回国，上海警察没有出示任何书面文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没有任何理由，只是上级领导的口头命令。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中国公民无法回国。 2009年11月3日冯正虎第八次回国，已回到上海浦东机场，第二天上海警察伙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上海支店的职员动用暴力手段，将冯正虎强行拖上日本飞机，绑架至日本。所以，冯正虎拒绝入境日本，坚守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抗议上海违法官员侵犯人权，要求中国政府履行保护本国公民的责任，让冯正虎回国回家。 冯正虎于2009年11月4日起露宿于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第一空港南翼大楼入境审查大厅，至2010年2月3日，共计92天。每天睡在长椅子上，没有洗澡，最初几天没有食品，只能以自来水维持生命，后来依靠入境日本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民众及海外华人、外国友人的食品空运援助以及捐款。冯正虎成了一个不能回到自己国家的中国公民，一个上演了好莱坞电影《幸福终点站》真人版的悲剧人物。 最后，冯正虎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政府依法让冯正虎回国，已在政治大局上纠正上海违法官员的错误，赢得民心与挽回国家的尊严。冯正虎也遵照代表中国政府的中国驻日大使馆官员的劝告意见：回国后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一些经济赔偿问题。 冯正虎的回国事件闻名全球，人人都清楚在这个事件中冯正虎受到上海某个部门及违法官员的伤害。冯正虎受到伤害的善后问题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是法治社会中公平与正义的要求与做法。因此，冯正虎就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多次侵犯中国公民冯正虎回国权的违法行为，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至今未立案。 侵犯冯正虎回国权一案原告、被告、诉讼请求、侵权事实都清清楚楚，也属于浦东新区法院受案、受诉的管辖范围，完全符合行政诉讼的立案要件。但是，浦东新区法院拖延至今四年多，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实际上非法剥夺原告冯正虎的诉权，包庇被告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违法行为，让原告受到侵权后得不到赔偿，让法律面对上海官员的权力弯曲了。 2014年1月7日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依法接收冯正虎的起诉状，并出具法院收据。但是，至今已有半年，还是既不立案又不裁定，超过了法定7天的立案受理期。2014年4月16日冯正虎依法用邮政特快专递方式（EMS: EMS:1034152786303）向上海市高级法院提交起诉状，但高院至今未立案，同样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 依照十八大报告和《决定》精神，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冯正虎坚持不懈地依法提出诉讼，并追究官员乱作为、法官不作为的渎职责任，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国家的尊严。 违法侵犯冯正虎的回国权，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兵及国内保卫局领导、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领导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应当纠正。侵犯冯正虎的公民诉权，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院长郭俭、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院长陈立斌、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崔亚东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应当纠正。 送上附件四《维护公民回国权利的行政诉讼——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起诉状》，请中央巡视组审阅，并督促上海政法机关违法必究，侵权必赔。 五、非法拘禁冯正虎268天，应当追究原公安局长张学兵等人的责任 冯正虎坚守护宪维权的理念，捍卫人权，推进法治，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帮助访民依法维权，因而得罪某些权力部门及其领导人，遭受各种报复打击。 冯正虎于2009年4月1日合法出国，短期访问日本，但6月7日回国时，却遭到上海警察的非法拒绝入境回国。没有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只有一句话"领导说的，不让你回国"，就可以野蛮地让一个中国公民无法回国，八次被拒在国门外，被迫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露宿92天。冯正虎的悲惨遭遇震撼国内外民众与中国高层领导人，最后中国政府纠正了上海违法官员的错误，保障冯正虎于2010年2月12日顺利回国。这一闻名全球的事件让上海当局及其领导人丢尽颜面，耿耿于怀，蓄意报复。 冯正虎回国后，在2010年3月1日至2012年2月26日的整个期间，警察及其雇佣的保安人员十几人组成一支常备的看守队伍，24小时轮班非法监视，并时常将冯正虎非法拘禁在住处内或者其他指定居所，以监视居住的方法非法限制冯正虎的人身自由。但是，冯正虎不屈服权力，不怕打压，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继续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并成功开创了维护公民诉权行动。 冯正虎揭露与批评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的违法现象，并倡导维护公民诉权的行动——"我要立案，捍卫法律，还我诉权"。当维护公民诉权运动已势不可挡之时，上海当局越是感受到中央要求地方守法纠错和民众请愿活动的压力，越是会怨恨与惧怕说理讲法的倡导者，不顾法律的尊严，索性指使警察及其雇佣的保安人员将冯正虎非法囚禁在住所内，从2012年2月27日起至11月20日长达268天。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会议结束后，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力图依法治国，上海当局解除对冯正虎的非法囚禁，冯正虎可以自由出入家门。但非法监视居住的情况持续至今，电话、手机被监听、六个监视探头直射冯正虎的家门及通道，还有十几个看守人员24小时轮班非法监视居住。 冯正虎从2012年2月27日至11月20日被全封闭囚禁的268天期间，冯正虎的住宅变成一座不受法律监督的"黑监狱"。冯正虎住宅的窗沿下被安装一圈带铁叉的铁栅栏，以防冯正虎越狱逃跑。马路上摄像监视探头，转向专门对准冯正虎住宅的阳台窗口，住宅门前安装了有夜视功能的监视探头及其他几个监视探头。电话被监听。电脑、手机及网络设备全部被抄走，中断与外界的联系。数十名看守人员24小时轮班监管，将冯正虎拘禁在家，连出门买食品也不准许，不让和其他人接触，甚至上海第二中级法院法官办案上门也要经看守的警察准许并监视陪同下方可入内，如同进入监狱。 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执法凭证，在冯正虎家门内外设立三道岗哨，常备的24名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天天昼夜轮班非法剥夺冯正虎的人身自由，敏感日或每逢周六、周日又增派许多警察，草木皆兵，扰民伤财，近九个月耗资约二百七十万元人民币，伤害冯正虎及其家人，扰乱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恐吓整个社会，使警察变成罪犯，同时在践踏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冯正虎于2012年12月2日正式向上海市检察院提起控诉，控告上海市公安局国内保卫局警察和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以"监视居住"的方法非法剥夺冯正虎他人身自由268天，触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应当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责任。而且，被控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已达到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立案标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的。 但是，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不作为，至今既不立案又不书面回复。或许上海检察院怕公安局，不敢受理公安局及其警察违法犯罪的案件。在那个刚性维稳的年代，公安局是老大，公安局长都是市区领导，有的地方还是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公安局及其警察违法犯罪谁敢治理呢？公安局的国内安全保卫部门警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更是为所欲为。公安局违法，法院不敢立案追责；警察犯罪，检察院不敢立案追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导致祸国殃民。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60条）已明确规定：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并且，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与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改革措施。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法司法公信力。 检察机关应当强化检察监督职能，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确保每一起案件的处理做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规范高效，经得起检验。只有保证法律的实施，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在司法上确认警察非法监禁公民的行为是违法犯罪，才能保证冯正虎的公民权利将来不再遭受侵犯，才能让所有中国公民免除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搜查的恐惧与遭遇，才能防止警察变成罪犯。 因此，冯正虎依法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上一级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请求检察机关审查，依法立案，追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保障人权。 冯正虎遭受268天非法拘禁，原中共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兵及国内保卫局相关领导、杨浦区公安分局局长蔡田及国内保卫处相关领导、五角场街道派出所所长朱哲晓有直接的责任，应当纠正。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检察长陈旭负有领导责任，应当纠正。 送上附件五《冯正虎遭受268天非法拘禁的控告——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状》，请中央巡视组审阅，并督促上海政法机关违法必究，侵权必赔。 六、上海警察非法超期扣押17台电脑及大批私人财物 冯正虎自2010年2月12日回国后，至2012年12月16日的二年多期间，遭受11次抄家(2010年4月19日、8月3日、2011年2月16日、2月20日、3月3日、6月14日、2012年3月1日、3月20日、3月23日、12月7日、12月16日)，被扣押17台电脑及其他大批私人财物，至今大部分物品尚未归还。 警察有时出示一张检查证，有时没有任何执法的证明文件，肆意闯入冯正虎的住宅，野蛮抄家，随意扣物，只拿不还，犹如有执照的强盗。这不是正常的检查执法行为，而是肆无忌惮的捣乱，恶意报复，逼迫一个坚守法律的人向不讲法、不讲理的权贵屈服。警察与冯正虎像小孩吵架，认为冯正虎帮助访民依法维权让领导不舒服，就要抄家拿东西，让冯正虎不舒服。没有道理，领导一不舒服，冯正虎就要遭罪。 11次抄家，仅2次以刑事案需要估价物品的理由扣押物品，其余9次都是以治安的理由扣押电脑等物品，属行政强制。过去这是一个难题，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警察扣物的期限，警察可以滥用职权，以检查为由瞒上欺下，扣押不还。现在有了2012年1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强制法》，问题就简单了。《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从2010年4月19日的第一次抄家扣押物品至今已有四年多，超期扣押的行为已显然违法。直至2013年11月25日，才返还以刑事案需要估价的两台电脑，其中一台被损坏。2013年12月25日又返还5台电脑。其余10台电脑及其他大批物品还继续被扣押。现在，当初的执行部门及警察都认为做错违法了，但是没有一位领导人勇于承担责任，致使冯正虎的超期扣押物品至今大部分未被返还，也没有经济赔偿。 冯正虎曾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起诉，但法院既不立案又不裁定，司法不作为。向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政府信访办投诉，它们也不作为，没有部门及领导敢于处理警察违法的问题。2014年1月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接收冯正虎的起诉状，并出具法院收据，但还是既不立案又不裁定。冯正虎依法于3月11日向上海高级法院提交起诉状，法官收下并出具收据，但是至今不回复，同样违反《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明确提出：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或许，上海的官员都在等习近平总书记的具体批示，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上海警察非法扣押冯正虎大批私人财物是否应该返还？是否要依法赔偿？ 但是，上海是自由行政区，不受中国法律制约，本地领导说了算。何时返还被警察超期扣押财物，不是依法处理，而是靠某个领导的喜欢。法律也不当一回事，会认真对待中南海的政策吗？依法返还超期扣押财物的简单纠错问题都无法解决，还能期望上海领导干部深化什么改革吗？ 非法超期扣押17台电脑及大批私人财物，杨浦区公安分局局长蔡田及国内保卫处相关领导、五角场街道派出所所长朱哲晓负有直接的责任，应当纠正。侵犯冯正虎的公民诉权，上海市杨浦区法院院长孙培江、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院长王信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崔亚东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应当纠正。 送上附件六《非法扣押冯正虎大批私人财物的诉讼——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起诉状》，请中央巡视组审阅，并督促上海政法机关违法必究，侵权必赔。 七、上海公安局制造刑事假案，检察院司法不作为 今天是8月21日，冯正虎于2012年5月10日第1次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警卞昕、管春华传唤，并宣布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至今已是834天遭受警察的报复陷害。而且，自冯正虎2012年12月2日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控告起，检察官至今已有628 天司法不作为，违法放任警察报复陷害控告人冯正虎。 2012年2月27日至10月26日冯正虎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派出所警察及其雇佣的保安人员囚禁在冯正虎的居所，非法剥夺冯正虎人身自由268天（该非法拘禁案已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处理）。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警察为了掩盖非法拘禁的罪恶，2012年5月炮制了所谓"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即冯正虎没有缴清10万元罚金）的刑事假案，用一个极其简单的案由频繁折磨冯正虎，威胁冯正虎的家人，企图让冯正虎蒙受冤狱。 事实上，冯正虎根本没有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这起法院判决原本是一起冤案，冯正虎经营的上海天伦咨询有限公司与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一本电子书《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致使主编冯正虎遭受三年冤狱及10万元罚金。冯正虎不服枉法裁判，但尊重法律，按照法院的缴款约定，每月如数缴纳罚金，从未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而且，缴纳罚金都有法院的收据凭证，缴至2013年8月已缴纳26300元人民币。 一个如此简单的刑事假案，折腾了二年多，既不结案，也不撤案。承办刑警签发了29张刑事传唤通知单，严重损害冯正虎的人身自由及名誉。而且，还在经济上迫害冯正虎，从2012年12月至今，向各金融机构连续发布了四份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的冻结书：沪公杨刑字[2012]0366号（2012月12月）、沪公杨刑字[2013]524号（2013年6月）、沪公杨刑字[2013]530号（2013年12月）、沪公杨刑字[2014]00446号（2014年6月）。冻结了冯正虎2个支付宝账号、8个银行账号，故意使冯正虎无法取出足以缴纳法院罚金的钱款将罚金缴清。 这个刑事假案办得荒唐，名为冯正虎涉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案，实为逼迫冯正虎不可以向法院交清罚款。 更加荒唐的是，杨浦区检察院怕公安局，不敢依法监督警察执法，不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检察不作为，一再放任杨浦区警察报复陷害冯正虎。中国的排列"公检法"，公安是老大，杨浦区公安局局长蔡田还是杨浦区副区长。在司法改革之前，法院、检察院还得听命于政府领导，人财物都要靠政府。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检察机关有监督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职责与义务。本规定第六条，不仅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不服公安机关立案决定的投诉，可以移送立案的公安机关处理。"而且，还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或者办案人员利用立案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情形，且已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或者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尚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经检察长批准，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立案理由。" 冯正虎已向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提交了大量证据材料，足以证明被控告人徇私枉法、报复陷害的违法立案情形。而且，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警察已对冯正虎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长达二年尚未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理应依法审查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警察的违法立案情况，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理由，并制作《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及时送达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认为公安机关立案理由不成立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或者撤销案件。 但是，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司法不作为。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区分局警察不受法律监督，当然有恃无恐，乱作为，继续违法。所以，冯正虎不得不依法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出控告，请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依法立案审查，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岳杨、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局长蔡田理应对检察官不作为、警察乱作为的违法行为负直接的法律责任。 送上附件七《上海公安局制造刑事假案，检察院司法不作为——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状》，请中央巡视组审阅，并督促上海政法机关违法必究，侵权必赔。 上述七个问题，附上七套详细的相关材料，请中央巡视组审阅，汇报中央，督促上海党政人大司法领导机关依法处理。 此致 敬意 上海市民：冯正虎 2018年8月21日 附件： 一、《依靠司法改革对"立案难"动真格——上海法院立案改革受阻的调查报告》 二、《冯正虎30个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上海法院司法不作为的见证》 三、《出版无罪，法院枉法——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申诉》 四、《维护公民回国权利的行政诉讼——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起诉状》 五、《冯正虎遭受268天非法拘禁的控告——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状》 六、《非法扣押冯正虎大批私人财物的诉讼——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起诉状》 七、《上海公安局制造刑事假案，检察院司法不作为——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状》 冯正虎的联系方式 上海市政通路240弄3号302室 邮编：200433 手机：13524687100 电话：021-55225958 Email：fzh9...@gmail.com 图、冯正虎致函中央第2巡视组组长张文岳（2014年8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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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Sep 2014 09:56 AM PDT
【大纪元2014年09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9月19日上午，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略施小计，在警察和保安的陪同下临时改道前往中央巡视组上海驻地，状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疑似是市委办公厅人员的接待人员起初对郑恩宠状告韩正进行恐吓威胁，当被告知十几万字的材料已通过其他渠道转交巡视组，对方才改变态度。郑恩宠回到家时公安局的人已经在等候，通知他从今天起不允许再出门。 郑恩宠律师接受大纪元独家专访时描述了当天上午到中央巡视组告状的详细过程，及如何跟对方进行一番智斗较量后，才收下他的举报信。 郑恩宠略施小计骗过警方直奔中央巡视组驻地 当天上午郑恩宠律师向警方提出因拆迁问题要回从小长大的派出所去查父母的户口，闸北分局派了警察保安各一名陪他同去。郑恩宠以天不好路难开为由建议坐地铁去，当他出了地铁口往中央巡视组上海办公地点江苏路888号方向走了一段后，后面跟的警察才发现不对劲。 郑恩宠明确告知对方："你赶紧给市公安局打个电话，我今天要到中央巡视组"，警察称：'你不要告诉我，我只当不知道'。 长宁区党校门口到处是便衣、巡警、国保、特警 在中央巡视组驻地现场看到，门前有七八十访民，外面也有很多的保安、便衣、特警、民警、巡警、城管。 守门的保安问清楚郑恩宠来访原因后，放他们三人进去。党校内很多铁栏杆拐七拐八，每个栏杆处有三四个警察在指挥，进入楼内教室，里面坐满了人。刚开始郑恩宠以为很长时间才会轮到自己。 当他听到填好表的人赶紧排队时，他一看只有六七个人。原来很多其他人不是第一次来，是来等消息的。一共有三个开放的教室，每个教室二组人接待，每组两个人，一个管电脑、一个负责接待。 接待人员威胁恐吓：韩正是你能随便告的嘛？！ 郑恩宠坐了不到5分钟就轮到进去，在靠门的一个接待台，接待他的人看上去六十多岁、头发梳的整整齐齐的工号018、另一个年轻一点的016。 当他递过表格，对方相当老练不看名字、不看身份证，直接看内容问："你今天告什么内容？"郑恩宠说："我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对我软禁了8年，从2006年6月5日开始，每天有3名警察、9名保安24小时把我关在家里，我今天以查我父母户口名义才来的，跟我的警察就在那边。" 对方瞪大眼睛说："你怎么告韩正啊？！" 郑恩宠回答说："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央巡视组到上海查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并公布电话号码、办公地点。韩正是市委书记，我今天告他是告对了。" 问："韩正是你能随便告的嘛？！" 答："你们报上登出来没有提条件，谁可以告谁不可以告，你看看我的内容好不好？" 问："你告韩正要负责的！" 答："当然要负责。" 对方就把整个表格看了说："啊，你是做律师的，你告韩正更要负责、要有证据的。" 郑恩宠说："当然有证据。" 对方又问："你证据那？" 郑恩宠回答说："你拿去吧，这二张纸！"他将事先写好的大概6百多字的二页内容给他。 对方还说"你是律师，你不知道韩正不能随便告到嘛！"郑恩宠非常坚决的说："习近平现在连周永康、徐才厚都可以告，怎么韩正就不能告那？中央巡视组不是直接就是要查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吗？局级的只是附带一下，其他动迁的转上海市委接待室。今天别人都是动迁问题、工伤问题、拆迁问题，你们客客气气的，我们边上桌子也是动迁问题的，你们不该接待的都接待，该接待的不好好接待。" "对方说'我有权审查'，我说'你可以审查'，你拿过去。对方让边上一个打电脑的年轻人接过去，并将我的信息往电脑里输入。" "'你告韩正太简单了，就二张纸'我说：'我告韩正十几万字都告了，今天是来看看一下现场。我的信已经通过人大代表、民主派人士送到你们巡视组了，他们让我自己来一趟填表，亲笔写下告韩正的内容，然后证明我交得他们的东西是真的。" 对方听到这里眼睛一愣头晃了一下然后就笑了起来，"哦，你没有跟我讲清楚" 郑恩宠回答说："我告韩正的材料已经去了中央巡视组。现在其他不告，就告他软禁我8年以上这点。" "你故事讲的太简单，怪不得我开始没有看清楚。" 郑恩宠说："故事如果讲清楚，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对方坚持要问清楚，他回答说："东八块的事情我坐了三年牢，这个事情归最高人民法院管，我跟你说，如果你受理了你不是越权了吗？你们中央巡视组是不管刑事诉讼的。" 对方又说："东八块不是解决了吗？"郑恩宠说："东八块就是我告的，陈良宇弟弟可能现在被关起来了，陈良宇本人被判16年，周正毅第一次三年，后来16年、、.。" "怎么证明韩正软禁你的？" 对方质问:"你怎么知道韩正软禁你的？"郑恩宠回答:"上海市公安局来了几个处长通知我家属的，闸北区几个处长、局长都跟我见过面，他们都说：'上海市一二号人物要整你，我们没办法。'" 对方这时才态度软下来说："你能不能详细跟我说一说？" 郑恩宠回应，"详细的，你去中央巡视组查一查，我几十万字的材料都交到你们中纪委去了，今天只是试试看你们接待的怎么样……。" 郑恩宠指旁边动迁的跟对方说："不是你们接待范围的，你们认认真真的接待，我现在明白了，隔壁这一桌大概是上海信访办做给中央巡视组看，看对访民有多好。" "郑恩宠再被宣布禁止出门" 当9点离开中央巡视组办公地，他提出要上哥哥那里去一下，跟踪的警察没有称不行，但现在有人找他谈话，只能谈完话后再去。 当郑恩宠10点回到家，底下警车已经到了，闸北区公安局的史金荣、张晓明找上门，对方告知来谈话不是传唤，并宣布称："你从今天开始不能出去了，你今天出门时后骗我们警察，没给我们讲清楚去中央巡视组去了。" 郑恩宠回应："假如我讲清楚，你还会批吗？"对方说："我当然不批。" 上次8月20日郑恩宠因为接受外媒采访被抄过一次家，直到8月21日才允许他出去遛狗、上亲戚家。 郑恩宠表示下去要去闸北分局信访办投诉，对方称不允许，只能写信。郑恩宠说："我家走到邮局十五分钟，我去闸北分局信访局十分钟，还要贴邮票非常麻烦"，对方坚持不允许，郑恩宠表示："你这样做，我要把你的事情上网。上海公安局是怎么阻止我去中央巡视组告韩正，态度这么恶劣，我后来说材料都去了中央巡视组，你们才软下来。" 接待人员是否是中央巡视组身份存疑 郑恩宠对今天接待他的人身份表示怀疑，他分析："这个工号018的人讲的是上海普通话，不像是中央巡视组的人。根据我的工作经验，这人很可能是市委办公厅的人，是为市委常委服务的。他完全捍卫韩正，跟韩正很熟，见我告韩正，非但火大而且还要拦着我，强调我是律师要考虑后果。后来才软下来。" 责任编辑：林诗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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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2, 2014, 6:43:07 AM9/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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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Sep 2014 10:08 AM PDT
我的志向就是打入五毛大網的那些"西奴榜""漢奸榜""200活埋名單"之類的榜單，與我敬仰的師長在一起應該挺光榮的。我很喜歡的台灣漫畫家coco說過：政治漫畫是永遠的反對黨，也是反對黨的反對黨。 受日本外务省之邀，正在日本访问的湘籍北漂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原定8月21日乘机回国，然而，8月18日中共媒体突如其来对他高调讨伐，让他一夜之间变成"国家的敌人"，迫使他取消了返程计划。目前，有国不能回的他，只好暂时滞留在了日本。如果变态辣椒执意飞回中国，其后果恐怕只会有两种：一是像当年的冯正虎先生一样，直接被彪形大汉强行塞进飞往日本的飞机上，让他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二是直接把他从机场带进暗无天日的看守所。 在中国大陆网络社交平台上，独立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是知名度很高的公众人物，仅在新浪与腾讯这两个微博上，他就分别拥有数十万"粉丝"。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以漫画的形式，参与时事讨论、针砭社会问题。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公共事件，他都曾用讽刺漫画及时表现过。他的辛辣与犀利，既让只准赞美，不准批评，更容不得对之嬉笑怒骂的当局极度仇恨，同时，也为他在网民的心中建立起了非常正面的形象。故此，这几年来，他曾遭受过当局多次打击报复，诸如多次被传讯、封杀微博与微信账号、查封其网络淘宝商店等等。 总之，自诩"三个自信"的中共当局，如今采用泼妇骂街的大批判方式，成就了漫画家变态辣椒，而他那个用红火的辣椒人作为其象征的符号，将会在无边无际的互联网上更加红火，而那些与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几乎忘记了他的本名——王立铭。 黨國一定覺得我沒救了 晓波（以下简称为戈）:第一个问题，你近期何故在党国眼里不幸沦为了"令人作呕的媚日汉奸"的？ 变态辣椒（以下简称为辣椒）: 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麼？您怎麼定義"漢奸"這個詞？或者您覺得中共國是怎麼定義"漢奸"這個詞的？ 戈：我只想问你：你到底是不是"汉奸"？ 辣椒：我查了百度的解釋，"投靠侵略者，通敵賣國，引誘異族侵略中國的人。"中日沒有宣戰呀，所以這個指控怎麼也按不到我頭上吧？ 戈：先不讨论"汉奸"的定义，还是请直接讲述你是如何被党国媒体联手黑掉的简单经过。 辣椒：好吧，2012年反日遊行的時候，我對愛國青年們以抗日為名傷害自己國民的行為厭惡透頂，于是就畫了一系列漫畫嘲諷。此後正好一個攝製中日友好六十週年紀念的日本紀錄片製作組在华訪問計劃受阻，于是，他們轉而采訪我。以上經曆可能引起了日本外務省的注意，後來大使館工作人員與我接觸，並且最終安排了今年二月二日到九日，我和慕容雪村老師兩人的赴日訪問。 戈：作为两个建交国，双方任何一国的公民受邀访问对方国家，这并构不成什么汉不汉奸的问题呀？！ 辣椒: 對啊，我又沒訪問敵國，也沒出賣情報給日本政府，如果我算漢奸，那孫中山，魯迅，周恩來得是多大的漢奸呀！ 戈: 嗯....还掉了一个"大汉奸"，胡耀邦，他在台上的时候，好像还组织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万名中日青年互访的工程。如果你刚才的供述属实的话，那么也不至于导致你一夜之间变成让党国媒体合伙唾弃的汉奸嘛，所以还是请你讲讲如何被群殴的直接原因。 辣椒: ok！我猜直接原因還是以前那些漫畫，可能哪位領導看到了非常不滿，對手下說"這辣椒怎麼回事？竟然還有認證賬號活著？"然後組織寫手要黑我，他们又不方便直接提到我的政治漫畫，只好從愛國青年最容易跳腳的日本話題上下手大做文章。 戈: 依我看，党国这次给你扣得虽是一顶汉奸帽子，但你所做的别的"坏事儿"肯定少不了，这就是说，你不仅伤害了民族尊严，而且还干了很多让"祖国妈妈"心烦与恼火的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 辣椒: 那是，我一次又一次被禁言、被封號、被喝茶，大部分原因都是我管不住自己的畫筆，我一次又一次對自己發誓不再畫政治類的題材，卻一次又一次反悔，讓黨國失望，黨國一定覺得我是沒救了才會這樣對我。 党国一直在蒐集我的"罪證" 戈: 前不久，你针对中南海操纵下的香港 "反占中游行"闹剧，在网上发表的那幅漫画，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你不认为是这样的吗？ 辣椒: 我覺得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原因。8月17號凌晨發的這篇漫畫，8月18號下午十幾家媒體就轉發一個"網友"批判我的大字報，如果是原因，那中共的效率很高了。那篇文章裡的有些引用我的言論，是來自我已被封號的微博的，一般網友是看不到的，除非是網管部門從後台調取數據，或者寫大字報的這位"網友"對我是真愛，一直在蒐集我的罪證。 我判斷更可能是巧合。他引用的我的"親日媚日言論"，一般人要在我被封號之前就開始蒐集，这對網管部門來說則不是問題，後台數據隨時可看，他們私信都可以隨便看的。 戈: 即便你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但近期如果没干一件让党国特别不能容忍的事情，你也不会被竖成口诛笔伐的靶子。这就是说，你触碰了一个绝对敏感的G点，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辣椒: 那我就不知道了（作委屈状），黨國G點太多，我平時微博上的漫畫下面的評論，都是大家提前給我點蠟燭，目送我，我也不知道具體是哪顆子彈打中了要害…… 戈: 你所说的那个"寫大字報的這位'網友'"，就是《看清"变态辣椒"亲日媚日的汉奸相》的作者章文吧？他到底是在党国哪个媒体混饭吃的？ 辣椒: 不知道，這個筆名沒有很顯著的特徵，而且文筆很差，我估計也不是高等級的寫手。假如是筆名"單仁平"的胡錫進執筆，估計會写得文雅些，不至於吃相那麼難看。可惜我現在還是小蝦米一隻，還輪不到他老人家親自給我扣帽子。假以時日，等我在海外積累更多作品，獲得更大影響力，有一天，胡老師會為我寫大字報吧（微笑）…… 戈：果然有理想、有抱负！祝愿你这个"中国梦"早日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辣椒: 我的志向就是打入五毛大網的那些"西奴榜""漢奸榜""200活埋名單"之類的榜單，與我敬仰的師長在一起應該挺光榮的，強國論壇的"漢奸"認證只是一小步，我還需努力。 枪杆子在手的自信哪里去了？ 戈：慕容超在他的那篇网文《全网封杀"变态辣椒"说明什么？》中说，你变成国家的敌人的起点有二：其中之一，就是在去年十月份的净网行动中，你因转发浙东水灾中的传言，故受到北京警方的审问。尽管那一次没被采取拘禁等手段，但应该被录入了网络管制的黑名单。你觉得他分析的对吗？ 辣椒: 黑名單可能在更早之前就上了吧？而且聽說所謂的黑名單有各個部門的，還有不同封殺等級。前兩年，我轉世最頻繁的時候，一天就被封號四五次，經常沒說話就被封號了，那時候應該就上黑名單了吧。鎖定IP，復活就幹掉。 戈:作为一个活在中国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大活人，况且还是一个成年的、有知识、有文化、有态度的人，如果哪天变成了"国家的敌人"，也应当无怨无悔。 辣椒：可不是嘛！其實中共國打壓得我名氣這麼大，更多人翻牆來看我漫畫，真是不好意思。 戈：你真心认为党国"强大自信"吗? 辣椒: 從黨國自己的喉舌宣傳來看，中國強大，崛起，三個自信，前途無量，但是同時又做一些雞鳴狗盜的事情，這個讓我非常不能理解，我覺得他們中出了叛徒。畫點政治漫畫就被刪帖，封號，國安局還派人到我家找我喝茶，這种做法太不自信了。 戈：自信，是一种主观自我评价嘛，它与客观世界没多少关系，更不代表他人的客观评价。 辣椒: 我和一位美國的政治漫畫家面對面交流過，對他來說，畫總統，畫議員，都不用考慮安全問題。他說他一直在畫漫畫黑他們州的一個議員，有一次他接受邀請去州議會參觀，看到那個議員把他畫的漫畫都貼在辦公室牆上。假如習大大能把我黑他的漫畫也挂在辦公室，或者拿到電視媒體上自嘲一番，那我岂不是徹底被他打敗了嗎？ 戈：掌控并统治这个强大自信国家的权力集团中出了叛徒？你的这一说法很有意思，你为啥这样认为呢？ 辣椒：名義上強大自信的國家，卻在用种种匪夷所思的手段鎮壓，製造更多所謂的敵人，這樣自挖牆角，除了叛徒，很難解釋啊……你看那麼多訪民，大多是政府自己製造出來的不穩定因素？自己製造敵人，再派更多人維穩，沒有比這個更缺心眼的了。 戈: 我假装代表中共向你提个问题：你们这些对中国政府总是意见满腹的网络异见人士，为什么总是要破坏我们国家来之不易的稳定与和谐的大好局势呢？国家搞乱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辣椒: 不會呀，我畫兩張漫畫，怎麼就能搞亂國家呢，這個國家如此強大，應該不會因為我的漫畫就不穩定了吧？槍桿子在手的自信哪裡去了？ 笔名"变态辣椒"的由来 戈：总之，你们对党和政府的这种态度，就是你的笔名"变态辣椒"的由来吧？ 辣椒: 這個筆名是很早在貓撲大雜燴論壇玩的時候起的，當時沒多考慮什麼，後來畫時政漫畫出名后，才覺得這個筆名真是天意。 戈：你是因哪种考虑，而走向一心只画不合主流社会标准美学趣味的时政漫画这条危险道路的？ 辣椒：說不上來具體因為什麼，2009年以前一直在網上看各种不和諧資料，看多了就有想畫的衝動了。記得第一張漫畫是諷刺北朝鮮核訛詐的。 戈：你谋生糊口的营生，显然不会是画漫画；否则，在居大不易的帝都，你是无法立足的……？ 辣椒: 原來微博賬號還在的時候，可以靠微博接廣告，後來開淘寶店，也是基於網友的支持與信任。尤其是開淘寶店後，自我審查很嚴重，基本上不敢畫了，因為考慮到被刪號后會嚴重影響淘寶業績。 戈: 现在看来，养家糊口的生路也被断绝了，不知往后的日子，你将怎样度过？ 辣椒: 所以微博被刪，淘寶被封，基本上我回國是沒活路了。可能以後就繼續走在漢奸的不歸路上了吧。如果我成為"大漢奸"，請轉告黨國，那是他一手造成的啊。 倔犟的人将會改變中國 戈：……你顽抗到底，干脆就躺在床上继续做你不值钱的、一厢情愿的"中国梦"吧！ 辣椒：黎智英先生的話说得真不錯呀，他說："有立場，便有代價。做人就要為信念撐到底，否則做豬好了。" 戈: 嗨......如果你所尊敬的那些宁可站着完蛋，也绝不趴在地上当猪的人士，比如刘晓波、许志永、浦志强、黎智英他们，还有你所同情的顽固访民，再加上你这样的榆木脑袋家伙，占了中国人口十分之一的话，那党国的统治就真的难保了。 辣椒: 是的，倔犟的人将會改變中國吧。 戈: 最后请用一句你最想说的话，来结束我们这次访谈。 辣椒：我很喜歡的台灣漫畫家coco說過：政治漫畫是永遠的反對黨，也是反對黨的反對黨。台灣人評價他的畫是"一畫勝千言"。"一畫勝千言"是對政治漫畫作品的最高褒獎，我希望我的作品配得上這句讚美，我會繼續努力！ 戈：祝愿你在"一画胜千言"的漫画小道上加油！ （变态辣椒简介和作品：http://biantailajiao.in/）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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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 23, 2014, 6:27:06 AM9/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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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Sep 2014 09:17 PM PDT
九月二十二日 刚刚从休斯顿中国领事馆出来，严格说来是以一种很不自然的面带微笑出来的。此刻坐在机场候机，把这故事说一说，算是小学生的作文吧。 2：10分pm,轮到我去领取签证的窗口，我是以120分的期待，以为可以得到Visa回中国看望病危的母亲的。没想到回答是：你的Visa没有，我问理由是什么，对方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以更加灿烂的微笑回答：可以理解，不怪你们。连我自己都很吃惊，若是以前我当场就发作了。而刚才竟一点没有发作。可能因为今年已过了五十岁的缘故吧。但是，说心中真的平静，那是假的。 我上周五早晨三点半起床，从美军基地飞到休斯顿，中午12：00到达领事馆，下午填表。办事人员说，周一来领吧。我即在休斯顿旅馆专等了三个晚上。今天上午九点进入领事馆，等到十一点半中午，办事人员说，下午两点多有消息。两点十分，轮到我时，结果是没有！我这次用了100%的诚意希望获得Visa进入中国探望病危的母亲。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悔忏之意，还在旅馆里企图禁食，以示诚意，直到我饿晕了，才说，妈妈你好象也不希望我饿得半死才回中国吧。这几天我几乎认为能拿到签证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我在买票去休斯顿领事馆前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他们。 第二天他们给我答复说可以，于是我欣然前往，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四天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只是因为要回家看望母亲，才敢如此大把地花时间，100%的良好心境就这样被彻底埋葬了，心中实有不平之气。但是怪谁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请让我娓娓道来。 我困在领事馆的办事厅里专等超过九个小时，看到他们的工作人员很忙碌、很辛苦、认真而且和蔼。怪他们是断断不行的。我很敬佩他（她）们。怪休斯顿的总领事李强民同志，好象也不行。莫说他是我湖南师大的学弟，我也不能确切知道是他说了算。怪中国总理李克强同志？莫说他是我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长，恐怕他日理万机根本就不知道我去签证的事哩。所以当我被办事人员告之没有签证的时候，竟是更加的笑容满面，靠不停喝水来压住心中的怒气。 怒气既有，必要寻找发泄的对象。依我之心理定式和多年的习惯，大凡这种情况，我是铁定要操马恩列斯毛的，因为那才是中国问题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思想出了问题，才有中国的问题。好在操马恩列斯毛是我的长项。我真的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温情脉脉，一提马恩列斯毛我就怒火万丈。上升到神学的高度，中国是被邪魔所緾，中国共产党就是那大红龙啊。 当然，我自己心知肚明，不给我签证主要还是我自己的问题，要怪我自己。虽然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凌晨在长安街抬完尸体以后，六四中午在北大三角地公开贴出退党申明以后，我几乎就没有什么作为，但从1989年6月到今天将近一万个日子里，我口里所出的"操共产党他妈"是不少于10万次的。这还是不成体统的粗鲁之言。要论思想，我是天天弹精竭虑地要搞死共产党。最近两年学了点军事战略战术，头脑中就更多了些如何进攻中南海的计划。你想就算共产党不知道我这些细节，恐怕也会怀疑。大红龙伟光正不给我签证，完全可以理解。想到此处，怒气不也就慢慢消了吗？但是，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认定，大红龙"伟光正"定会死得很惨。立此存据，让时间说话吧。 行文即将结束，理智又惭惭回复，心疼至极，真的有愧于年迈八十的老母亲。这次来签证事出突然，又不突然。上周五从陆军通信司令部换防到德州著名的第一装甲师所在地，刚到第二天凌晨就收到家微信说：母亲病危，已不能呑食食物，并附有一张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极虚弱极瘦，生命如风前的灯，我的心极其疼楚，不住地说：我对不起我妈妈，我很自私，我对不起我妈妈。说真的我若改名换姓甚至偷渡去探望母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我没有采取行动。人啊，谁没有亲娘！这一次我的心真的作出了要回家看望母亲的决定，于是我去部队单位，告之我母亲病危之事，想不到部队司令长官和军牧上司立即允准我回中国，并用最快的速度开了绿灯让我办理各种手续。我还真没想到共产党真没有人性，没给我签证去见病危中的母亲。 刚才一个朋友得知我未拿到签证，在微信中回复我："这些天杀的"。 中国共产党"伟光正"是大红龙，它捆绑了十五亿中国人，把中国人拖进深渊。表面上的高楼大厦，只有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才说是进步和繁荣。这就是我为什么深刻地认同"天灭中共"的思想。 区区此文，算是借酒发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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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Sep 2014 04:01 PM PDT
习近平把已故中共元老冥寿办成了"红二峰会"，看来拼爹之风全国盛行，病根就在中南海。共产党马列道统已断，宪政法统阙如，仅靠血缘治统支撑，这样的政权前面已是无路可通了。 "红二峰会"祭太庙 毛时代中共高层有规矩，活人不办寿；邓时代立了一条新规矩，逢十办冥寿，"红色家族"因此获得了为自家老爷子公款办寿的资格。根据这条陋规，中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办了三场超级冥寿：去年大办习仲勋百岁、毛泽东120岁，刚刚隆重操办了邓小平110岁。 这三场冥寿都办得很热闹，很吸引眼球，出传记、印画册、发邮票、树雕像、党报党刊齐发纪念文章、央视黄金档播电视连续剧或文献纪录片。但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之处在于：其一，习近平亲自操办；其二，"红二代"扎堆参加。这两点意味深长，既凸显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仪典规格，又弘扬了"打天下，坐江山"、"红色江山代代传"的血统主义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相比，"坐江山"才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给"无产阶级革命家"办冥寿不同于祭抗战英烈，前者是战略，后者是战术，倒是与古代皇帝率宗室文武祭太庙拜列祖列宗是一个意思，虽是繁文虚礼，却显制度宗旨，不可等闲视之。 这三位已故"寿星"，毛是"开国领袖"，邓是"总设计师"，习是当今"皇考"，堪称红朝太祖、太宗、"睿宗"（此为明嘉靖皇帝以旁支入继大统后给自己生父所上的尊号）。毛、邓冥诞纪念会都是最高规格，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习近平宣读万言祭文。毛120岁更有七常委率文武百官集体参拜遗体的独特仪式。习仲勋百岁纪念会上，常委虽未全部列席，但有习近平夫妇和习老夫人端坐正中央，仿如接受君臣朝拜，红色豪门总动员，挤破脑袋抢入场券，红星闪闪，众星捧月，尽显红色后人一家亲的团圆气氛。把故人冥寿办成了"红二峰会"，看来拼爹之风全国盛行，病根就在中南海。 习仲勋与毛泽东的恩怨 接踵而至的三场冥寿把毛泽东、邓小平、习仲勋摆在同一个政治平台，这是三位老"寿星"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习仲勋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中央红军走投无路逃难到陕北，"陕北救了中央"，而此时陕北肃反白热化，"中央也救了陕北"。陕北苏区刘志丹、谢子长两派人马长期不和（他们的下属终其一生缠斗不休，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最早即是由谢子长的老部下、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彥上将向康生告密），北方局派去肃反的朱理治等人拉一派打一派，杀掉200多人，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等主要干部以"右派反革命"罪名关押拷打，习仲勋因对后抓进去的熟人点了点头即遭毒打，张秀山被用烧红的铁锹打得哭声震天，活埋他们的大坑也已经挖好，习仲勋们危在旦夕。习仲勋说，"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就完了"。此事被党史说成"毛主席命令刀下留人"，但据当事人回忆这并非史实，派人解救刘、高、习的不是毛，而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但高岗、习仲勋等人因感念救命之恩而从此亲毛则是事实，他们将搞根据地起家的毛泽东视为同道和靠山，而对差点弄死他们的白区派系颇为反感，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白区干部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习仲勋晚年上井冈山，还不忘表白他作为陕北根据地老人对中共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及其创始人毛泽东的景仰之情。 延安整风刘少奇得宠，为平衡刘系势力，毛泽东开始重用高岗，高岗则向毛举荐习仲勋，陕北小山头遂被整体纳入"毛派"囊中。此后高岗步步高升，从整风干将到"东北王"，"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成为毛的铁杆亲信，被摆在对抗刘少奇、排挤周恩来的显贵位置上。毛授意高岗批薄射刘、反刘排周，高岗半公开搞派别活动，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支持，陈云、邓小平反对，最后反刘不成，为安抚刘少奇，毛抛出高岗谢罪，高岗绝望自杀。高岗悲剧让毛泽东与陕甘山头失去信赖，毛干脆得罪人得罪到底：59年毛借万言书发难，批彭德怀又扯出"彭高联盟"；62年借《刘志丹》发难，批习仲勋再扯出"彭高习"、"习贾刘"、"西北"反党集团。文革尚未开锣，毛的帮凶、替罪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还没有登场，对中共革命做出过特殊贡献的陕北老干部就集体落马，且下场惨烈，几乎全军覆没。 习仲勋含冤受屈16年，当然是拜毛所赐。整高岗固然是毛泽东谋事不慎"挥泪斩马谡"，整习仲勋则是蓄意害人，毛泽东主谋，刘少奇协助，康生当打手，个个厉害，来者不善。党史界习惯于将习仲勋冤案的责任推给康生那张"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小纸条，这是避实击虚捏软柿子。那张纸条是怎么来的呢？文革期间康生说过："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小说《刘志丹》一出笼，……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它们进行反党活动！……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可见"利用小说反党"的发明权在毛不在康。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大批习仲勋，刘说一句，毛插一句，刘刻板严厉，毛辛辣诙谐，如东北二人传般一唱一和，随口栽赃，随意践踏。此时的毛刘二人分歧已深，但在整彭德怀、习仲勋上依然高度一致，这是毛抓住并迎合刘少奇忌惮彭德怀、怨恨高岗的阴暗心理，以此麻痹刘少奇。 邓小平冷落习仲勋 "习仲勋反党集团"是一目了然的冤案，却直到1980年才正式平反，而高岗的案子不许复查、不准平反，这就要怪邓小平了。邓与陕甘小山头既无渊源，也无纠葛，但"高岗事件"邓是幕后推手，毛泽东正是在听取邓小平的意见之后才下定了与高岗切割的决心。处理高饶的报告由邓小平所作，高岗倒台邓是最大的受益者，当了党的总书记（高岗既反对毛退二线之后由刘少奇挂帅，也反对设总书记），实权仅次于毛刘周，一度还被毛封为"副帅"，这个位置原本是留给高岗的。所以，邓小平第三度上台之后，明知高岗虽然毛病很多却从未"反党"，更无所谓"反党联盟"，但邓坚决不同意为高平反。而高岗不能平反，背着"为高岗翻案"、"宣传高岗"、"死做高岗忠臣"罪名的习仲勋自然会受到连累。 习案延迟平反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习仲勋与王震有旧怨。建国初年习主政西北时曾批评、制止王震在新疆乱捕滥杀，导致王震丢官卸职，被赶出其一手创建的独立王国，王震随之大病一场，几乎吐血而亡，王家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王震与邓小平关系亲密，文革期间王震对邓家有恩，甘愿两肋插刀，唯邓是从，当邓时代来临，王震得宠，邓小平说过，"他（王震）现在要什么都可以"，习仲勋只能对王震甘拜下风，不得不为往事向王震违心道歉。习王恩怨使邓习关系增加了一些别扭。习仲勋主政广东，开创广东改革开放新局，在中央的主要支持者并不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而是胡耀邦、叶剑英。后来邓小平疏远叶剑英、废黜胡耀邦，习仲勋也跟着受到邓的冷落，89年习仲勋反对军队进城，更为邓所忌，晚年寂寞，自不待言。 习近平"通三统" 当年主持陕北肃反、差点杀掉习仲勋的主要负责人朱理治，他的儿子朱佳木曾官至社科院排名第三副院长，此人曾吹捧"重庆模式"，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发明了"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亦即不能以邓非毛，也不能以毛非邓；不但如此，朱佳木还提出，包括文革在内的毛时代是邓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这种歪理真是令人费解。但说来离奇，朱佳木的父亲当年肃反来不及活埋的习仲勋的儿子，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却把他两个30年互不否定的荒唐理论奉为圭臬。 的确，习近平让人有些捉摸不透：学毛？仿邓？尊父？三尊偶像，三条道路，何去何从，不得而知。他到深圳向邓小平铜像献花，被说成是效92南巡促改革；他揽权上瘾，自封一堆组长头衔，将"集体总统制"釜底抽薪，被说成是学毛泽东做独裁者；他清网络、打"大V"、反宪政、"七不讲"、围剿"死磕派"、摧毁"新公民"，被认为要发动新反右运动；他高唱"全深改"，"打虎"出重拳，又让右派、党内民主派、反腐救党派喜出望外；他东海不弱，南海逞强，拉韩抗日，联俄反美，军事与外交日趋强硬，在民族主义阵营赢得一片喝彩；……人们对习近平的评价充满了矛盾。也许，还是"世交"朱佳木看透了习近平。习近平的自我定位大概就是既要"不变色"，又要"全深改"，融合毛邓习，三统集大成。 汉朝大儒董仲舒发明了"三统"学说：夏、商、周三代（黑、白、赤三统）再而改，三而复，三统循环，周而复始。而所谓"通三统"，按照《白虎通义》的解释，就是新王遥尊两代先王，护其名位，保其后裔。习近平种种摇摆于毛邓之间的矛盾作法，莫不是要通毛、邓、习三统？毛泽东曾经说过，井冈山是中共大正统，陕北是小正统。康生批习仲勋时也说过，小说《刘志丹》的要害是"篡党篡国"，把陕北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唯一的正统"。其实，除井冈山、陕北这两块"龙兴之地"，法国和苏俄也是中共渊源所在，赴法派、留苏派虽被毛各个击破，山头破碎，但实力之大，仍屡打不倒，堪称一统——邓小平即属此统。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登大位亦可视为中共政权从井冈山毛大统、到法苏派邓中统、再到陕北习小统，此乃三易其统全流程。"通三统"还有另一种含义，宋代大儒朱熹发明了道统学说，有人将道统、法统、治统亦称为三统，依此含义，共产党马列道统已断，宪政法统阙如，仅靠血缘治统支撑，这样的政权前面已是无路可通了。 2014-9-5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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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Sep 2014 03:54 PM PDT
在專制體制下，唯一的愛國者就是專制者本人。集所有黨政軍內外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就成了中國唯一的"愛黨國男兒"。其他各級官員都在搭習近平的免費車、吃共產黨的免費午餐。 我樂觀習近平掀起的反腐打虎運動，也不會成人之惡、促其失敗。但縱觀共產黨反腐歷史和基於政治學理分析，習式反腐注定只會是忙跑愚人差。腐敗、獨裁和虛偽（主要寄生在黨國、官僚和軍警三大體系裡）是共產黨壓在中國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光靠愚公移山的精神，甚至愚公移山的行動，恐怕都會只是揚湯止沸。 習近平和黨國體制不可分割 首先，為什麼對習式反腐我們應該樂觀其成？這裡的我們當然是特指所有對黨國體制已經放棄的人群。作為深受黨國荼毒或認清黨國邪惡的人們，看到昔日的作惡者最後在古稀之年深陷自己曾經精心打造的囹圄，給家人帶來災禍和給後人留下罵名，不能不說是一絲安慰，畢竟天地良心之間還有質樸的公理在做工。俗話說得好："惡人自有惡人磨"。對所有還有一點人性的黨國官員來說，這也是一個警醒。"文革"時期留給我的一個正面小遺產是《小兵張嘎》裡的一句話："別看今天鬧得歡，當心將來拉清單。" 但我們是否有理由為習式反腐歡呼站台，甚至感情投射，幻想習近平在下很大的一盤棋，反腐只是第一步，他在謀劃中國的民主轉型？當然，習近平身邊有許多形象設計師和公關專家，他們刻意在海內外媒體上塑造習式神話和習式家庭神話。為此，也有一大堆"粉絲"雲集。但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根本事實：習近平和黨國體制不可分割。猶如一個人不可能提著自己的頭髮想要離開大地，習近平不可能通過反腐昇華共產黨，帶來中國的憲政轉變。原因其實很簡單。 我們熟知的奧爾森和他的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發現了一條真理：面對公共產品，個人的理性選擇是"搭便車"，而不是參加集體行動，犧牲個人利益，去爭取、擴大和維護公共產品。環境質量、草場維護、海洋保護、教育品質、社會治安、民主憲政等等都是例子，凸顯需求大於供給、"免費搭車人"多於貢獻者的矛盾。人們已經習慣於用這一理論來解釋中國民主化的困境。比如，人們願意起哄，製造每年十幾萬、甚至可能二十萬的群體性事件，但卻少見社會運動領袖的批量產生。人們樂於發牢騷，但很少人願意參與進民主運動。共產黨"槍打出頭鳥"的策略更是加重了參與者、尤其是領導者的風險，滋生了更多的烏合之眾。所以，許多人對中國實現民主化非常悲觀。 在专制体制下唯一的爱国者 但很少有人會認識到，共產黨政權早已經陷入了更大的集體行動的困境。中共從八十年代就談起了"三信危機"，今天少有人會相信，八千萬中共黨員是為著共產主義信念而入黨的。為了增加入黨的吸引力，黨票成為了升官發財的通行證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升官、發財的同步化是黨國動員黨員幹部、調動個人積極性的微觀制度設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悶聲發大財"、"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說的都是同樣的道理。設想一下，如果周永康沒有把央視變成自己后宮的便利，滿足自己"百雞王"的慾望，他會賣命打造維穩體制？設想，如果徐才厚、令計劃、曹建明之流沒有到京郊秘密會所花天酒地的犒勞，他們會為周永康抬轎？設想，如果不是薄熙來向一幫新左派文人發射銀彈和肉彈，他們會趨之若鶩，把重慶山城當作革命聖地？ 賦予共產黨人"俱樂部優惠"這一制度設計解決了招募共產黨人、高舉意識形態大旗的微觀動力，但卻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結構性和彌散性的腐敗。每一個共產黨官員小至比芝麻還小的副股級幹部，都可能成為魚肉人民、貪污驚人的碩鼠。從每一個官員角度來看，我自己偷一點、貪一點，實在無損於黨國的大家當。"偉光正"黨的執政合法性和長治久安又不會因為我一個人的貪腐而損害半分。所以，從個人動力機制來看，中共反腐宏觀政策無法結合個人的利益，真正為黨國分憂解難的人越來越少。不幸的是，在專制體制下，唯一的愛國者就是專制者本人。所以集所有黨政軍內外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就成了中國唯一的"愛黨國男兒"。他的反腐動力機制來自最上層，所以他用集權、控制、恐嚇、威懾的專制權力方式來拍蒼蠅、打老虎，從而幻想避免亡黨亡國的命運。而其他各級官員都在搭習近平的免費車、吃共產黨的免費午餐。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民主體制下的反腐機制，道理就變得更清楚了。民主體制下仍然有腐敗，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因為一方面，在民主體制下要當選要職，必須獲得上萬（例如美國一個地方議員）或幾百萬（例如美國參議院議員）選區多數的支持，行賄腐敗選民變得不可能，所以政客必須關注提供公共產品、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擁護。即便這個政客獲得了多數支持，但不投他/她票的選民還是數以萬計、甚至百萬計。也就是說，他/她時刻都處在上萬雙眼睛的監督下。更何況還有專職挑刺的反對黨和專業扒糞的新聞媒體，反腐就有了微觀制度基礎。 中美反腐差異反映两种制度設計 在1994年我還在研究生院學習期間，美國政壇發生了一起貪污醜聞。當時眾議院掌握撥款大權的籌款委員會主席丹•羅斯坦克沃斯基 （Daniel David "Dan" Rostenkowski）被控在任職的二十多年裡共濫用50萬美元公款，中飽私囊或恩惠親信，罪名多達17條。後來他有兩項罪名成立，主要是動用公款送禮，被囚禁17個月。在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發生在掌管錢袋子大權的官員腐敗與中國的縣級官員相比，也顯得非常寒酸和無辜。今年在我居住的島上，國會議員、眾議院財政委員會成員邁克爾•格林（Michael Grimm）被控隱瞞他在當選前合夥開辦的飯店收入，三年共計一百萬美元，沒有繳納有關稅收，遭到聯邦調查局調查並被聯邦法庭起訴。現在法庭還未判決，有無罪還很難說。但即便退一萬步說，三年一百萬收入逃稅，也不會超過30萬。對於任何一個中共官員來說，如此小題大做，真是匪夷所思。今天我們談論的中共腐敗案，動則上億，甚至幾十億。 但中美反腐的差異反映出民主和專制兩種體制的反腐制度設計。中國政府可以搞轟轟烈烈的反腐風暴，但不可能在源頭上、在搖籃中就遏制腐敗。而要真正給反腐敗宏觀政策配以微觀制度基礎和個人監督，選舉和選民，反對黨和獨立媒體都是不可缺少的。這就是為什麼習式派系鬥爭型反腐注定會失敗。所謂反腐成功後的民主轉型就更無從談起了。 在《日瓦戈醫生》的電影裡劫持日瓦戈的紅軍就是否讓日瓦戈回家，司令和政委展開了一場爭辯。司令出於人道同意放人，政委為了革命堅持要留下他。司令發火威脅要槍斃政委，政委說："你可以槍斃我，但你永遠槍斃不了黨。"在《1984》一書裡，奧威爾同樣論述到："黨並不在乎延續它的血脈，而只在乎延續它自身。誰掌握權力不重要，只要等級結構體制永遠不變。"如果我們期盼在黨體制下，個人可以取代黨，就會犯下薄熙來那樣的錯誤。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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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Sep 2014 03:47 PM PDT
对中南海政局走向的分析应当从习近平执政的完整思路和实施策略入手，探讨可能遭遇的重大挑战以及习近平应对策略的选择空间，评估他的抱负的成败前景以及相应的中国政治演进格局。 自习近平上位至今，大戏连台，媒体和民间充斥兴奋议论热点。从薄-谷-王到徐才厚-周永康，坊间关注点始终被反腐和权力斗争牵动，多为戏说式八卦演绎。就连最近对北戴河会议和18届四中全会的讨论，也关注元老反扑、周案后更大老虎以及周案后续处理。笔者认为，虽然反腐和权力斗争是习近平执政成败的关键，但这仅仅是他挽救党国和执政建树抱负的一部分内容，是为推进他的执政路线的措施；对中南海政局走向的分析应当从习近平执政的完整思路和实施策略入手，探讨可能遭遇的重大挑战以及习近平应对策略的选择空间，评估他的抱负的成败前景以及相应的中国政治演进格局。 习近平执政的理念和方式 习近平是在中国局势和中共政治前景极其矛盾的情势下继位的。一方面物质成就衡量的发展很快，堪称世界史上的杰作；另一方面，各领域制度运行和文化状态糟糕，社会冲突和政治矛盾激化，包括执政党高层核心在内的人，普遍都对中国局势前景不乐观。尽管习近平的仕途一直是在同龄人中位居前列，但继位前的习近平没有表现出任何志向高远的抱负和出众的驾驭政治的能力。许多人认为，中共会亡于习近平。但习近平不接受这样的命运。他不想做末世党魁，而要完成共产党建党百年复兴中国的伟业。习近平有他的一套理念。而且，他的理念已经通过文字和行动公之于世。但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多数人，被眼花缭乱的权争大戏和官场笑话吸引并且不看好共产党的诚意和前景，没有认真对待习的理念。此次，中共18届四中全会的议程，让笔者开始梳理习的施政方案。简单地说，习近平在各类会议和文件中阐释了他的施政方案，在政治行动中表现出实施施政纲领的行动策略。 习近平的18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施政纲领表明：他要继续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一个立足于现代技术之上的基础制度设施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政府通过一些制度安排保障民生；政府对社会运行和社会冲突的管理通过法治进行，法治要以每案必公平为目标；吏治要清明，对腐败零容忍；要在改造传统媒体中打造与现代社交媒体融合的新信息媒介体系；在国际关系体系中要达到与中国实力相称的地位，在与周边国家冲突中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为了实现国内国际目标，要建立一个立足打胜仗的现代军队。 以党国机器作为工具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克服两个困难。一是吏治如此腐败的党国机器，不仅无法保持持续发展，而且影响稳定。二是江泽民留下的人事布局会杯葛任何大规模改造方案实施。但习近平与王岐山，以红卫兵一代的胆略和魄力，借助世交的人脉关系，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通过集权实施强力反腐，不仅营造压力，整顿吏治，恢复民心，而且争取在19大前完成能支持他的建设方案的人事布局。 习近平执政的困境和结局 现在看来，习近平初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共官场风气初步扭转，公款吃喝旅游超标住房被有效制止。徐才厚和周永康被拿下后，人们对反腐败有信心；早在整肃刘志军和周永康过程中，习近平就削弱铁道部和石油帮掌握的国企垄断地位。北戴河会议后，中共放出风声要减少大型国企的职工额工资。然而，习近平能否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还要解决三个问题。 首先，习近平想摆平中共内部的阻力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到目前为止，他是出奇兵营造出的胜利气氛是表面的。他的对手在明白生死搏后会反击。他的政治胜利取决于能否在19大取得多数票支持他。这并不容易。毛泽东亲自建立了党国和军队，要进行改革还要搞文革，整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而最后还是对官僚队伍做妥协，文革到最后也没有成功建立新制度。习近平既没有毛泽东的权威、人脉和手腕，又没有毛时期共产党干部的相忍为党的党性，通过共产党完成对共产党的改造很难。特别是面临管理抵制造成的经济滑坡和政治不稳定，习近平不得不退让。 其次，习近平的改革蓝图中仍然坚持所谓中国特色。而中共改革的中国特色，是党超越宪法和国家之上的无限大权力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制度制约。党魁与党的关系也没有具体规范。目前，习近平主要是高度集中权力反腐和改革，这就在现实中形成没有制度制约、只有政治情势制约的个人绝对统治的权力格局。世界各国现代化中国家宪政建设经验表明，这样党国关系不清和领袖超越制度制约的绝对权力的格局，虽然可以短期内有效解决一些问题、实现明确的目标，但从长期看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最后，习近平实施政治抱负的政治博弈的结局，不仅取决于政治体系内的博弈，而且还受制于中国社会利益冲突格局和国际。就中国国内而言，习近平上任后，新疆和西藏问题没解决，台湾和香港与北京也冲突日趋激烈；特别是80后年轻人甚至独立意识日增。周永康倒台，没有缓解社会反抗群体事件，对于维权运动和访民的镇压还更严厉。国际上与周边关系和国际大国甚至一些行业国际组织的冲突也达到新的高度。在内外政治压力和问题导致原有计划无法实施时，习近平必须调整自己的方案。人类政治史表明，许多改革就是在激烈的生死政治冲突中走样变质，最后结局是改革者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邓的80年代以89结束，都是前车之鉴。 习近平执政的遇挫与调整 不论习近平有多好的抱负上位，在现实挫折和政治博弈中，都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遇挫，他向哪个方向调整，不仅决定他的命运，而且会影响中国政局前景。 习近平执政会失败并毁灭党国、失去权位。一种极端情形是习近平像毛泽东那样对党国利益集团和官僚机器妥协，改革半途而废。中共暂时会继续执政，但恶化的问题导致社会反抗会最终埋葬中共。另一种极端情形，是习近平坚持目前通过党国机器改革，最后可能被搞乱天下，或者被党国其他势力推翻，或者失去对局势控制。习近平还可以甩开党国机器和官僚队伍进行改革。 习近平也可能成功保住权位。一种是通过某种方式直接获取大众的支持。毛的文革政治运动只是一种极端形式；还有许多其他的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机制。如果这样，中国会有恶斗和乱局，但习会更加巩固自己的绝对领导地位。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内斗逼迫习打开体制，通过宪政民主改革方式，为改革建立制度化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方式才可以在近期获得国内外的最大政治支持，对改革负面后果有最大承受力。从长远看，可以实现长治久安。但走向这条路，需要习近平超越中共革命的意识形态和血统论遗产。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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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Sep 2014 03:46 PM PDT
杜宪决定砸掉自己的饭碗是1992年。这是她在央视的第10个年头，3年前，她从《新闻联播》主播的位置上下来，被调到央视经济部担任编辑。 "饭碗还真够铁，并不好砸，绞尽脑汁，费尽口舌、笔墨，历时约4个月才算砸下来。"杜宪在1993年出版的《我在美国106天》一书里写道。她一直保存着1992年6月的一张工资条，那是她与央视关系的最后凭证。 就在杜宪从央视出走几个月前，同样从《新闻联播》主播转岗做幕后编辑的薛飞也办好了他的离职手续。1992年2月3日，农历大年三十，薛飞孤身一人提着行李箱登上了前往匈牙利的飞机。在那里，他的妻子和一家他与朋友们合开的中国餐馆在等着他的到来。 后人眼里，1992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这一年年初，88岁的邓小平举着改革开放的火把，乘坐火车一路南下，沿途所到之处，一片冰消雪融之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商潮由此而起，官员、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工人……纷纷下海。如今在商界久负盛名的"92"派，是其中开得最大的一朵"海上花"。 在飞往匈牙利的飞机上，薛飞读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印象特别深，"薛飞不久前向凤凰网回忆，"我当时看时，并没有完全理解，因为这种东西到事后才能看得见。"但不管他有没有感受到时代的变化，首先他自己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脱离了体制的薛飞和杜宪，就像是从冰山上解冻下来的两个小冰块，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不得不独自掌握自己命运的风帆。在满是碎冰的海域上，他们会漂浮多远，会不会很快融化，他们并不自知。 薛飞说："我从未想到过离去，也没有理由离去，如果不是经历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燃情岁月。"他想起几年前的那个夏夜，他和妻子及电视台的几个朋友一起坐在北京西单"万国啤酒厅"畅饮，很多人都醉倒了，其间他朗诵了一首诗：当我的紫葡萄酒化作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凝望着血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是诗人食指于1968年创作的《相信未来》，曾是很多人在"文革"时的精神支柱。当时流传有多种手抄版本，薛飞朗诵的是其中之一，也是他唯一会背诵的诗。 同样是离去，杜宪似乎没有太多留念，只是"淡淡的有那么一点后顾之忧"，但一转念，觉得"想不了那么远了"。 1982年，他们一同入职央视，10年后又同时离开，投身商海，而今又都隐居大学校园，他们的人生轨迹看上去几近相同，但每个人又有自己不同的波段和频率。 "皓月"和"天蚕"分别是杜宪和薛飞离开《新闻联播》后用过的笔名，意味深长，暗暗指向他们的人生。 起点 薛飞和杜宪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77级播音班的同学，也是"文革"结束后北广统招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北广只恢复了新闻系的招生，共设播音、编采和摄影3个专业。每个专业一个班，3个班加起来刚好108人。 在此之前，薛飞是一名因为不愿上山下乡而在家躲了一年多的高中毕业生，杜宪是北京人民轴承厂的一名食堂工人，他们都有各自的人生轨道。 薛飞的父亲是总政歌舞团的一名职业舞蹈演员，后来又担任舞蹈编导。受家庭环境影响，薛飞从小就热爱文艺，高中毕业后最大的梦想就是考取部队下属的一些话剧团体，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6岁就参加工作的杜宪，在工厂的大食堂里一待就是7年，蒸馒头、烙饼、煮菜、卖饭，什么都干过。年轻、端庄、人缘好、办事利索，是她那时留给人们的印象，以至每次卖饭，她的窗口前都会排起一支长队。她几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离开这个拥有一千多人的大工厂。 突然恢复的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薛飞记得他们那一级学生年龄差距特别大，最小的是应届生，比他小两岁，最大的要比他大6岁，甚至有人还带着嗷嗷待哺的孩子来上学。杜宪比薛飞大4岁，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华大学教授。 当时正值中国电视事业起步时。央视只有一个频道，每天从下午6点半开播，晚上10点多结束，节目类型偏文艺，直到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问世后，内容才渐趋多元。薛飞和他的同学们几乎都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作最理想的归宿，很少有人会想到毕业后去电视台工作。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届毕业生最终没有一个人进入中央广播电台播音部。薛飞认为这与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毕业生整体被轻视有关，一些招聘单位觉得十年动乱期间人才基本损失殆尽，重返教坛的老师少有实践经验，带出的学生可想而知。 "这个状况从78级之后就迅速改变了，因为他们发现该专业大学毕业生工作能力很厉害，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先的想法是有失公允的。"薛飞回忆。 1982年，大学毕业后的薛飞和杜宪一同选中了前来招人的中央电视台。进入央视之初，两人即开始承担《新闻联播》20分钟的国内新闻录制工作。后来随着老一代播音员赵忠祥、刘佳、吕大渝等人淡出一线，薛飞和杜宪开始挑起了《新闻联播》的大梁。 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1980年代的央视异常活跃，锐意改革。这从《新闻联播》频繁改动的片头即可管窥。从1982年到1990年，《新闻联播》使用了6种不同版本的片头，最早的背景主画面是一座发光的信号塔，后来是经纬线铺成的地平面，再后来是中国地图，然后是转动的地球……1988年开始，《新闻联播》有了延续至今的片头曲。 《中国电视报》原影视部主任张斌告诉《博客天下》，那时的央视环境要比现在简单、宽松，人的思想观念也更纯洁，个个怀揣一腔热血，追求上进。《中国电视报》是央视旗下的一份报纸，因为工作关系，张斌对薛飞、杜宪很熟。在他的观察里，1980年代的央视虽然也要求"讲政治"，但意识形态色彩进一步加强则是在1990年代之后。 薛飞在年初出版的《薛飞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一书中，对当时的工作氛围亦有提及："那个年代，国家各项事业刚刚转型，人们工作中既带有计划经济时代习惯性的纪律，又带有对未来的殷切希望，所以利益与心态上的矛盾也少。" 1980年代是薛飞和杜宪人生中最为耀眼的时期。借助《新闻联播》，他们成了"文革"后最早的一批大众偶像。张斌用"近乎一种完美的神话"来形容杜宪。为了采访她，张斌没少跟她及她的丈夫陈道明周旋。一次，张斌悄悄顺走了杜宪少女时期的一张照片，第二天就接到了陈道明的电话，他大为光火，要求张斌赶紧归还。 至于薛飞，张斌留存至今的印象是："他是那种话不多、老老实实，但是非常聪明的人，大学里应该很招女孩子喜欢。"喜欢摄影的薛飞家里有一个暗房，可以冲洗彩色照片，张斌曾整宿整宿地跟他在一起洗照片。 薛飞和杜宪的播音生涯同时结束于1980年代末。两人不再担任出镜主播后，杜宪被调到了经济部当编辑，薛飞则被调到专题部《神州风采》节目组做纪录片。为了便于工作，两人都起了一个笔名，杜宪叫"皓月"，薛飞叫"白墨"。张斌认为，这实际上是单位对他们的一种保护。 1992年2月，杜宪从央视辞职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今日杜宪》的短文，其中记录了杜宪当时的状态："今天的杜宪，留起了长发，人也胖了一些，在屏幕上看惯了她的人们，猛然间还不太认得出来。但是细看去，那淡淡妆、天然样，纯朴、自然的风姿，仍叫人回想起那个当年被誉为'中国女性典范'的汉家姑娘。" 下海 Tata是距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66公里的一个小城，仅有3万人口，宁静，安逸，按匈牙利的发音，薛飞称之为"陶陶"。这里是他新生活开始的地方。 1990年代初，随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大批中国人涌入当时与中国互免签证的匈牙利，以求在该国经济转轨之际，大捞一笔。这也便是当时流行歌曲中唱到的"北京的倒爷震东欧"。 薛飞回忆，当时每周都有两列从北京开出的国际列车将一批批中国人连同他们携带的货物，经莫斯科转到匈牙利。最后涌入的中国人太多，匈牙利政府不得不临时做出决定：封闭边防，禁止中国人入境。 薛飞的妻子及其家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早就在陶陶开了一个中餐馆。后来，薛飞在国内的几个朋友通过追加投资也加入了进来，共同注册了公司，以便做大宗贸易。薛飞赶赴匈牙利时，正值公司各种矛盾丛生。一边是家人，一边是朋友，毫无商业经验的他很难维持平衡，不久也陷入了矛盾的漩涡。最终，饭馆被关闭，朋友撤股，落在薛飞及其家人身上的是一大笔债务。 最困难的时候，薛飞带着家人一起在"陶陶"的集贸市场上辛苦地练摊。曾经的"国家喉舌"，这时不得不为生计发出个体户的吆喝。 "第一声叫喊实在不易，它所冲破的不仅仅是我心理上的防线，而是将全部的虚荣心彻底打碎，使我重又走上了一条实实在在的生活之路。"薛飞说。 杜宪的商海生涯相对要少很多波折。1992年离开央视后，杜宪先是在国际新闻广播电视交流中心(即"梅地亚中心")做了一段时间的主持人，拍摄电视片《中国小城镇》。直到1993年夏，她才真正开始下海，担任"今日新闻广告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及"常州先奇影视制作中心"董事长。 张斌说，像杜宪这样的名人当时很受商家青睐，她本身就是一道招牌。张斌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见到的下海之初的杜宪："像往日一样衣着朴素、提着个菜篮子走进'梅地亚'豪华大厅时，杜宪对立正拉门的服务生还是如往日般地随和，而不是那种大老板的礼貌或气派。只是，几声'蛐蛐叫'后，她会从菜篮子的篮底，摸出一只BP机。然后到服务台掏4角钱换成硬币，排队去打公用电话。" 离开央视后的杜宪差点还参演了《北京人在纽约》。那是1992年底，她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接到了导演郑晓龙和冯小刚的邀请，请她出演女主角"郭燕"。当时，陈道明已经被定为剧中"大卫"的扮演者，和姜文等人已经进组。但由于各种原因，最后杜宪、陈道明一起离开了剧组。 作为1990年代最成功的电视剧之一，《北京人在纽约》也给远在匈牙利的薛飞提供了灵感。通过练摊、开商店等艰苦创业，薛飞的手头宽裕了起来，他和家人一起在陶陶小城建了一座占地约700多平方米的别墅。摆脱了生计之忧的薛飞开始关注他更感兴趣的文化事业。他认为无论从电视市场还是文化道义讲，自己都应该拍出一部旅匈华人的电视剧来。 一部名为《多瑙河·黄太阳》的20集电视连续剧由此诞生。薛飞对这部电视剧的期望值很高，从筹资到拍摄再到最后的剪辑，他全程参与。出于市场考虑，他还邀请了陈宝国等明星加入。当时类似的电视剧题材还有《上海人在东京》和《别了，莫斯科》，卖得也都不错。 可等到《多瑙河·黄太阳》1997年发行时，恰好赶上一些电视台推出限价政策，被薛飞预估为10万至20万一集的电视剧，突然变成了一两万元一集。最终，薛飞落下了80多万元的债务。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薛飞至今都很严重的烟瘾便是在那时候犯下的："一根接着一根，每天从早到晚都停不下来。" 拍摄电视剧惨败后，薛飞决定回国发展。他把教育培训当成了再出发的起点。最初，他只是利用自己在播音主持方面的特长，纯粹地做技能和职业培训。但随着市场转向，他意识到人们对学历的看重，开始和学校合作。现在的薛飞，是中华女子学院艺术学院讲座教授。 2000年，就在薛飞回国前后，杜宪受凤凰卫视之邀，重返荧屏，担任《只有一个地球》、《穿越风沙线》、《寻找远去的家园》、《永远的三峡》等专题片主持。然而两年后，她再次从公众视野消失。直到2013年，一位网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一组杜宪回到母校授课的照片，外界才知道她现在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 回归 和20多年前每晚在万众瞩目的电视上为国家播音不同，现在的薛飞和杜宪更多地在校园一隅默默为自己发声。栖身大学校园，使他们身上多了几分传承的意味。 薛飞的老朋友张宝瑞告诉《博客天下》，这些年薛飞其实有很多机会重返电视台，他都拒绝了。张宝瑞是中国悬疑小说开山之作《一只绣花鞋》的作者，他记得7年前北京电视台搞改革时，广纳人才，曾力邀薛飞去做主持人，但薛飞在饭局上当场就婉拒了。 "他不想太张扬，也可能包含着他的一些心酸吧。"张宝瑞说。他听闻中国传媒大学也曾邀请过薛飞回去当教授，但薛飞最终还是没有同意。 教书之余，摄影、书法、朗诵等都是薛飞的爱好。网络上流传着很多他以"天蚕"为名朗诵的作品。张宝瑞还收藏着多年前薛飞送给他的一张CD，里面刻录了薛飞朗诵的一首诗。 "诗的名字我忘了，很抒情的，朗诵中带了很多他经历的岁月的心酸，听得我眼泪都下来了。"张宝瑞说这首诗是薛飞在匈牙利的时候朗诵的，"他很思念自己的故乡，所以最后还是回来了。" 在学生隋伟凌眼里，薛飞在中华女子学院艺术学院是男神一样的存在。一方面他很"酷"，"似乎没有什么拘束他的灵魂和思想，想去哪儿了就会去，想干点什么就会去做";另一面，他又很随和，"就像一个邻家大伯，跟你有什么聊什么，讲一个笑话给他听他能笑上半天，有时候自己也会说个冷笑话，同学们其实都听过了，没有什么反应，但是薛老师自个儿却笑了起来。十分的亲切，让你都不好意思不认真听他的课"。 现在的杜宪也一样埋首课堂，低调、沉默。以前，人们提到陈道明时，会说他是杜宪的丈夫;现在，刚好反了过来，而杜宪似乎也乐意隐藏在陈道明的光环背后，如同那些流失的岁月，寂静无声。 除却一些八卦新闻，能搜索到的媒体最近一次对杜宪的公开报道，是2007年她与清华大学签署"杜庆华奖学金"协议。杜庆华是杜宪的父亲，也是中国著名力学教育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宪遵从父亲遗嘱，以父亲所获"何梁何利奖"为基础，首次筹款55万元人民币，设立清华大学"杜庆华奖学金"，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 去年，陈道明的影迷聚集地"明阁"转发了一段杜宪寄语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2010届毕业生的短片，这是近些年来杜宪少有的一段公开视频。镜头前的杜宪恬淡从容，一身素色衣服，外加一头烫得略卷的短发，让她在一如既往保持着不变本色的同时，多了几分时代赋予她的优雅。 虽然远离公众视野多年，但薛飞和杜宪并没有被时光湮没，任何一丁点儿关于他们的动态，最后都会成为新闻。偶尔还有人在网络上贴出自己与他们中某个人的合影，以表达某种情怀。 对于往事两人则都刻意不提。两年前，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传媒记忆"书系，曾邀请广院77级播音班全班同学撰文。负责此书的该社编辑赵丽华在博客中透露，全班学生的回忆稿件中，薛飞和杜宪的文章显得别具一格：薛飞全文不着一字，内文共3行，以问号和感叹号为主，逐渐加强，题目同样是一串标点符号;杜宪则写得很长、很认真，但也仅仅是回忆了自己后来在凤凰卫视工作时一次采访途中的落水经历，以及濒临死亡的那种生命体验。赵丽华告诉《博客天下》，出于多种考虑，这本书后来是内部印刷的，没有公开发行。 私下里，薛飞和杜宪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几年前他跟我说，他跟杜宪一个礼拜见好几次面。"张宝瑞转述。正直，善良，行事低调，不爱说话，也不爱聊往事，喜欢抽烟——这是薛飞给他留下的多年不变的印象。 除此之外，张宝瑞最大的一个感觉是这些年薛飞苍老了很多："他以前在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是一个英俊小生的形象，现在是一个非常沧桑的中年人了，身上有很多岁月的痕迹，受苦的痕迹，但是他很坚强。" 张宝瑞曾到薛飞家里去过。那是位于北京东四的一座老旧的大杂院，里面住了很多人。薛飞的家静守一角，面积不大，布置得很典雅。屋子中有两样东西让张宝瑞记忆犹新，一是带有佛教色彩的装饰和摆设，还有就是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照片，是薛飞跟同学们的合影，其中有杜宪——那是一个属于他们的年代，如今被微缩、封存在像纸上。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薛飞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一书) ——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4, 2014, 6:13:51 AM9/24/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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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4 11:28 PM PDT
北京——中国异议人士常常会遇到各种奇怪的麻烦，艾未未不能出国参加自己的作品展，人权活动家胡佳常常被软禁在家，就在最近，81岁的老作家铁流因"寻衅滋事罪"被警方拘留。 被视为国家敌人的我，最近则不幸地出了一次名。 8月21日，自称是海外最大中文门户的文学城网站上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我的文章，叫作《慕容雪村的前世今生》，作者非止一人，包括墨言、子非、森林等，还有半数文章没有署名。 这些"前世今生"文章的语言和编排风格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喜欢捏造事实，擅长无根据的指控，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和道德洁癖，传播方式也基本一致，其行径看上去很像是亲政府的"爱国之士"，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受了中国政府的指使。在最近几个月，许多异议人士都被以这样的方式抹黑，其中包括媒体人《温云超的前世今生》、人权活动家《胡佳的前世今生》和记者《盛雪的前世今生》，这些标题、内容和风格都极为相似的文章看上去像是出自同一个团队之手。 文章从我的幼年谈起，说我从小顽劣，多次被学校开除，还猥亵小女孩，成年之后放荡淫乱，经常嫖娼，跟多位女性偷情，多次被捉奸在床，还因此而毒打妻子，2013年还策划了北京机场的爆炸案。 很快，这一系列文章被转上Twitter，在极短时间内被转了上千次，两家著名的境外新闻网站多维网和明镜网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专题。 开始我只觉得这一切荒谬可笑，但随着谣言越传越广，我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在中国，令名往往难敌谣诼，许多年中，无数清白的声誉毁于流言。作为一个珍惜名誉的人，我很难对这一切心平气和。这些造谣者深知"三人成虎"和"千人所指，无疾而死"的道理，只要人足够多、谈论的次数足够多，传播的范围足够大、足够远，那么谎言就会成真。 这些文章另有一个致命之处：在大量的谎言中，还掺杂了一些真事，有些还是外人很难了解的事实，比如我初中和高中就读的学校。我怀疑这些作者看过我的秘密档案。当他们对我的籍贯和就读学校等基本事实都了如指掌，读者又怎么会怀疑他们提到的嫖娼、猥亵等事件？ "你怎么证明你没做过？拿出证据来！"有本事出来跟我们对质！"一位评论者在我的Twitter上这样写道。我确实想过为自己声明申辩，却发现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不知道这些作者是谁，也不知该跟谁对质。还有，你怎么证明自己没做过的事？ 要把一个人搞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他淫乱放荡。2009年冬天，得罪了薄熙来的著名律师李庄在重庆被捕，几乎同一时间，网上开始大量流传一张他赤身裸体、被警察押上警车的照片，照片介绍说他嫖娼被抓。后来证明那张照片纯属伪造，但造成的影响极为深远，至今依然有人在网上称李庄为"老嫖客"。（数年之后，重庆市的主官薄熙来同样沦为阶下囚，网上又开始流传他和多位女明星滥交的故事。） 近年来，这些针对异议人士的网络抹黑行动不仅对个人造成极大困扰，更应被视为在全球范围内操纵网络舆论的一部分。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空前重视互联网舆论，甚至把它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在此认识之下，他们对互联网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包括用防火长城屏蔽了大量网站，以及极为强硬地禁言、销号。此外，这个政府还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招募了大量的网络评论员，即人们常说的五毛。以前这些人主要在中国境内网活动，他们伪装成独立的言论者，却只按照上级的指示发言，并且收受报酬。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赞美政府、为政府辩护，随时随地发出噪音以干扰正常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一年多前，在Twitter等被屏蔽的网站上有一些类似网评员的声音，但数量并不惊人，一年多之后的今天，这样的言论明显多了起来，说明那些骁勇善战的言论雇佣军正在翻越防火长城，涌入自由的网络世界。 去年9月2日《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可以解释何以如此，这篇题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要敢于亮剑》的文章称"互联网已经成为今天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反华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这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 在以前，类似的话语常被当成笑话，但在中国强大之后，这些笑话已经不怎么可笑。这是一场战争，而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开战。如果他们真的占领了这个阵地，未来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 慕容雪村是中国小说家和博客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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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4 11:25 PM PDT
2011年改選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達賴喇嘛尊者宣布政治退休，這兩大事件指標性地表明，流亡藏人社會正在向現代化轉變。這一轉變的具體內容，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社會世俗化。 2011年是藏人流亡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流亡於印度、尼泊爾、歐美國家的十幾萬藏人，歷經長時間的競選和投票程序，改選了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長。這是流亡藏人的第二次民主選舉。十年前第一次選舉，他們選出了一位佛學大師桑東仁波切擔任流亡政府的行政首長，這說明流亡藏人儘管生活在境外世俗社會，政治意識仍然秉承傳統，他們更願意信任一位僧侶。十年後改選，他們卻選出了一個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一位具有西方政治家風格的現代學者。幾乎與此同時，藏民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宣布政治退休，把政治權力交給世俗的流亡政府。2011年的這兩大事件指標性地表明，流亡藏人社會正在向現代化轉變。這一轉變的具體內容，一是政治民主化，二是社會世俗化。 這是達賴喇嘛尊者在半個世紀的流亡生活中經過長期觀察、探索和思考以後，慎重籌劃的一條自強之路。藏民族只有走開放的道路，在保護和保存藏文明優秀品質的同時，改革其中過時和失效的傳統，和當代世界的現代化潮流結合在一起，藏民族才會變成一個自身強大的民族，從而改變如今被壓制的狀態而獲得自由。 但是，這一轉變也向流亡藏人提出了一個以前從未有過的挑戰，那就是怎樣在實行民主的同時，保持流亡社會在政治上的一致性。 團結是藏民族的力量來源 精誠團結和互助求生使得藏人流亡社會成為二十世紀世界上出現的最為突出的難民社區之一。政治難民在異國生存，面臨著種種困難和壓力，內部發生分裂，互相指責，被外人利用，使得自身政治力量因分裂而消解於無，是大多數政治流亡社會的常見現象。這也是流亡社會的政治力量難免漸漸消失的主要原因。 但是，西藏流亡社區在流亡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向全世界展示了令人讚歎的精誠團結。這是流亡藏人的政治力量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不僅沒有消失，而且越來越強的原因，這一点也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始料未及的。流亡藏人社會能夠做到如此團結一致，一個簡單而帶有根本性的原因，是他們有一個領袖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曾經是藏民族傳統社會的一種政教結合的制度安排，他本人不僅是藏人的精神領袖，也是西藏政治權力的最高掌握者。藏人以全民族不分地位地崇拜、追隨和服從達賴喇嘛，在艱難的流亡生活中就更是如此。 儘管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擁戴是流亡藏人社區保持政治力量的原因，達賴喇嘛尊者本人卻很早就看出，這也對藏人走向現代化提出了一個問題，甚至可以說形成一種阻礙。達賴喇嘛從流亡之初就在考慮和籌劃建設民主的流亡政府和民主化的流亡社區，並且逐漸將傳統的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政治構架改革為政教分離的世俗化政治結構。2011年，在流亡整整半個世紀後，第二次成功的民主選舉，讓流亡藏人有了實行民主政治的信心，達賴喇嘛正式交出了政治權力，讓民眾選出的代表和官員自己來處理行政和政治事務，也就是要放手讓民眾自己在實踐中鍛煉民主生活的能力，包括怎樣處理流亡社區內部的思想分歧。達賴喇嘛不再以政治領袖的身份對政治問題作出決策，不再常規性地對政治議題作出解釋的時候，而實行民主化的流亡社會人人都有思想言論自由，那也就是說，流亡藏人的思想分歧將不再受到表達上的約束，分歧會公開呈現。這是對流亡藏人，特別是流亡政府的一個考驗。 既要民主，又要團結 上世紀七十年代，達賴喇嘛就開始考慮爭取藏漢民族間實現"民族和解"的路徑。八十年代後期，達賴喇嘛正式宣布了他的中間道路方針，代表藏民族提出放棄西藏獨立，爭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內的高度自治。這一中間道路方針，歷經三十年，至今沒有改變。但是，流亡藏人中以西藏青年會和讓贊聯盟為代表的一些年輕藏人，他們卻沒有放棄西藏獨立的理想和訴求。當達賴喇嘛作為藏人政教領袖並代表藏人表達政治意願的時候，流亡藏人必然一邊倒地擁護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作為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藏人官方政治機構，在藏人中幾乎沒有受到政治異議的挑戰。在達賴喇嘛宣布政治退休以後，情況有所不同。藏人流亡社會已經是實行民主原則的群體，又是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自由國家裡，每個人都有思想言論的自由，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包括質疑和挑戰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喇嘛。為了讓民眾在民主中學習民主，西藏流亡政府不僅要允許，而且要鼓勵民眾的自由思想和表達。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頑固地拒絕和達賴喇嘛展開有誠意的對話，而且惡劣地貶損、污衊達賴喇嘛，一口咬定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鬧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中國政府的言行經常是明顯地要激怒流亡藏人，使境內藏區的緊張形勢更緊張，挑起事端，以便用"反分裂"的名義在藏區維穩和鎮壓。於是，流亡藏人中的獨立派認為，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方針只是單方面的良好意願，沒有實際效果，不起作用，與其如此，不如爭取獨立。他們認為，藏民族只有一條正確的路可走，那就是獨立建國。 最近幾年，獨立派在流亡藏人，特別是年輕人中的影響在上升。在達賴喇嘛政治退休以後，獨立派漸漸地公開質疑和指責秉承中間道路方針的流亡政府，而且呈現出在流亡社會爭奪民意的能力。 警惕中國政府离间策略 每當流亡藏人社會出現獨立派和流亡政府發生爭議的事情，外界立即傳言說，西藏流亡社會分裂了。分裂意味著政治力量的抵消和消耗，是開始衰落的跡象。中國政府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樂見境外流亡藏人分裂和瓦解，為此用了不少功夫。離間對方，拉一派打一派，偽裝成對方的激進派，在對方內部打橫炮，挑起一些特別小的話題然後迅速轉向道德和人格攻擊，往往能激怒受到無端攻擊者，令對手互相殘殺，這是中共用起來輕車熟路的策略。目的就是一個，讓藏人內部分化瓦解，消耗掉藏人的政治力量。 這一套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源遠流長根深蒂固，而藏人是政治文化相對簡單的群體，流亡藏人政府作為民選政府，面對這樣的對峙，在可以採取的因應策略方面處於劣勢。中國政府是一個威權專制政府，有龐大的人力和資源來研究和對抗藏人流亡社會，而西藏流亡政府作為民主政府，必須遵循一定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民主面對專制，明處難鬥暗處。 這樣，藏人流亡政府實際上就有一個兩難處境，既要實行民主生活，又要維護本民族的團結，而這兩者事實上是互相制約，有時候甚至是矛盾的。藏民族未來的前途，依賴於建設民主社會，培養一代一代的民主新人，而藏人眼下的政治力量，則取決於所有藏人的精誠團結，取決於政治上的一致性。怎樣做到兩者兼顧，就要看流亡政府和全體流亡藏人的智慧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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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4 02:33 PM PDT
9月19日，也就是马云50大寿这一天，我为了看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碰巧在电视屏幕上见证了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历史性时刻，感慨良多。马云的表现（或表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相信也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解历史的人都应懂得马云现象具有划时代意义。自孙中山以来，还没有第二个中国人像马云这样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能用外语直接与国外精英沟通；第二，对西方文化有深刻了解并能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上升到哲学高度；第三，对中国社会有难以替代的个人影响力。（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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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4 04:52 PM PDT
自十七世纪英国在印度次大陆殖民，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势力范围已达到喜马拉雅山脉，与西藏相遇。那时，印度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为英国提供大量资源，积聚了英国的巨额投资，被称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为了保卫这条生命线，大英帝国和它的印度殖民政府随时警惕对印度产生的威胁，主要针对北部的亚洲大陆，那里有中国、俄国两个超巨型大国。当时俄国势力已经扩展到蒙古和中国新疆，与印度只剩西藏高原挡在中间。为此英国就有控制西藏的战略需要，使其成为横在俄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根据这项政策，西藏必须是独立的，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 但是英国却敲不开西藏的大门。在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中，总有很多篇幅描写他们进藏所受的拦阻。有人统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全部年代，大约只有四十个西方人访问过西藏，其中只有几个人真正到过如神话传说那样神秘的拉萨。 在与西方较量遭到一系列惨败之后，晚清中国从抗拒洋人变成了惧怕洋人。西方探险家们纷纷要求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允许他们对西藏进行考察 。然而即使洋人拿着清政府总理衙门发给的护照，藏人也坚决不许他们进藏。西藏方面陆续向清廷上书，称洋人"实非善良之辈，侮灭佛教，欺哄愚人，实为冰炭，断难相处"，"世世不顾生死，永远不准入境"，"待至男绝女尽，情愿复仇力阻"，坚决反对中国准许洋人进藏。 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西方人大部分是以个人身份活动的传教士或探险家，阻挡他们并不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藏面对的西方已不再是个人，而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一个具有深远野心和充分谋略、掌握着先进武器并且被高效组织在一起的西方民族。 为了进入西藏，英国人先向西藏派出被称为"班智达"的间谍。那是从西藏人不太防范的亚洲人中招募的，事先都要进行长达两年的训练。装扮成朝圣者或商人进入西藏，随身行李有秘密夹层，衣服有暗袋。他们的手持转经轮里装的不是经文，而是记录沿途情报的笔记。班智达的主要使命是绘制西藏地图，为了不暴露，采用原始方法，如距离是用步数量。在行走过程中，他们用念珠充当计数器，步子必须保持均匀跨度，经常独自一人行走几千公里，还要努力修正不规则地形造成的误差。为了确定方位，他们每天多次进行太阳及星星的观测，记下每次观测的数据。测量各个地理位置的海拔高度，是通过测量水在那里的沸点（一般是在装作烧茶时进行）。由他们绘制的地图，后来通过以科学手段进行的重新测量，被证实具有难以置信的准确性。 面对着这样一个深谋远虑且坚韧不拔的对手，西藏人像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采取了不理睬、不对话、我行我素的态度。然而英国人的向北扩张把尼泊尔、不丹、锡金、查谟—克什米尔相继纳入控制，而不丹和锡金过去一直是西藏的藩属，二者不可能不发生冲突。 为了西藏和锡金的边界问题，藏军与英军在1888年发生首次交战。当时是中国清朝政府出面解决冲突，一方面约束藏人克制，一方面与英国人进行谈判，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达成了一系列针对西藏问题的条约和协定。然而那些条约和协定却没有一项能付诸实行，西藏人根本不承认。理由是那是中国人签的而不是西藏人签的条约，因此对西藏没有约束力。他们照样对英国人关闭大门，不予理睬。英国人这才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权力只是个名义，实际不能控制西藏，敲开西藏的大门，必须和西藏统治者直接打交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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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Sep 2014 11:56 AM PDT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就习近平发表多篇分析文章。这组报道的核心在于：被中国人亲切称为"习大大"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将如何改变中国和世界。 类似文章今年已经出现了多次，但《经济学人》本周再以封面出刊，足以显示其对习近平对中国政治影响的关注。 "习近平或许是自邓小平以来最有权势的中国领导人了，"《经济学人》观察道，虽然邓小平将中共的领导机制改为"集体领导，"但习近平正在打破这种既有的规则。 "这对中国政治的根本有深刻的变化，"文章说。虽然在中国，习近平在饭馆里吃包子，出门乘坐出租车等举动展现出他亲和的一面，但与此同时，他正在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中收紧权力。 "虽然一直都是少数，但中国的决策者人数正在进一步缩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Odd Arne Westad说。确实，若从本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数来看，中国的核心决策人数再次回到了十多年前的7人。 不过，《经济学人》观察道，这样的安排，或许是为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的地位。习近平还调查了前常委周永康。在胡锦涛时代，周永康曾经将中国的法治带入死循环。目前，周永康和他的旧部正身陷囹圄。"习不想让任何人像威胁胡那样威胁他的权力。" 矛盾的权势和中国以往的领导人所不同的是，习近平还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在他上台前，中国媒体也"泄露"了习近平的个人爱好等。他甚至还大大方方地展示其歌星妻子彭丽媛，让她成为中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中国公众眼里，习近平是平易近人的"习大大"；但在政治观察家看来，他的所作所为，恰显示出他是一个不想被挑战的政治强人。自他上台以来，中国社会的多方面受到更严格的控制，甚至那些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人士也遭到无情打压。 "习近平或许享受这种不同寻常的爱戴，但对许多中国人需要的改变，他却无法做出，"《经济学人》说，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许将变得更加不安。 这对习近平来说，或许是更大的挑战：将自己塑造成主要人物，意味着如果将来事情变得糟糕，他也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曾经在毛时代亲历中国变革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说，习近平的个人宣传策略或许是刻意为之，"因为这样可以让他更好地推进那些经济和社会改革策略，"但现实似乎事与愿违：受到惊吓的地方官员因为害怕被认为做错事，而害怕推行改革。 （BBC编译：欧阳诚/责编：路西）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Sep 25, 2014, 6:03:10 AM9/25/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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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4 11:15 PM PDT
即將於十月份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主題是法治。實際上，從標誌著中共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已經不止一次召開以法治為主題的中央全會。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講，當今中國都難以被稱為法治國家。即使以"中國特色"為背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法治確定為大會主題的現實，說明中共自己也認識到中國尚沒有成為法治國家。 成為法治國家，建設法治國家，當然要有一個過程。因此，一個國家，不是法治國家似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國家行進的方向與建設法治國家的方向南轅北轍，更可怕的則是把這種與建設法治國家南轅北轍的行進方向稱作是向法治國家邁進的方向。由此細觀中國在最近二十幾年中之國家治理取向，其實際行進方向為何，相信人們不難判斷。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文革陰影尚在，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眾中共元老，其疤痕猶新，痛感難除。彼時，他們尤怕黨內再出毛式人物，毀黨於一旦。因此，企望從制度上剷除毛式人物產生的可能性，幾為當時中共黨內共識。鄧小平本人也說，在歐美法治國家，文革根本就沒有可能發生。鑑於此，中共甚至在憲法上規定，（中共）黨要服從憲法和法律，一切活動都要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並在"人治"與"法治"的討論、選擇與取捨中，明確了建設法治國家的價值取向。 雖然鄧小平在大權獨攬之後，逐漸偷換了政治改革的內涵，並由此改變了改革的外延，使政治改革問題成了行政辦事效率、行政機構設置、行政程序設計等技術性的機制問題，但是，即使如此，在"黨大還是法大"等尖銳問題上，中共也從來沒有膽量公開說出"黨比法大"的結論。至"六四"，中共否定了趙紫陽的"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以槍砲解決了國內政治問題，從而把中國政治引領到法治以外的方向。 最近二十多年裡，在腐敗盛行的政治背景中，中國的法治狀況在逐步惡化，法律調節社會衝突和矛盾的功能極大弱化，民眾對法律、法治、法官、法院的信任度急劇降低。中共黨內主管法律、司法的最高領導人周永康因腐敗濫權而被整肅，更是從根本上揭示了中國法治不行的終極原因。因此，中共新一屆領導班子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大局初定後的首次中央全會討論法治問題，也從另一個方面顯示了中共領導人深知中國大陸法律制度已經難堪負荷，必須做出某些實質性的改變。 但是，從中國大陸各方披露的消息看，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討論的所謂法治問題，乃司法改革問題。而司法改革問題，是法律的執行機制問題，其與法治的關係是點與面、部分與整體的關係。這就如同行政機制改革難為政治體制改革一樣，司法體制改革也難言是中國整個司法制度與體系的改革，雖然這種"點"與"部分"的改革關聯到整個法治建設這種"面"與"整體"的改革。 這其實也就是說，由司法改革而言中國大陸法治建設依此要向"司法獨立"或"審判獨立"的方向前進，就難免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從司法改革試點城市的改革方案看，改革內容幾乎全部局限在技術環節。並且，從提高效率的角度看，（中共）黨對司法的領導沒有任何被弱化的地方，而只有強化的地方。 這當然也並不奇怪。今年中共政法工作會議重提文革及其之前中共對政法系統的稱呼"刀把子"，就已明確表露了此次司法改革的方向。（原載《世界日報》） （原載《世界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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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4 05:58 PM PDT
习近平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只能利用旧体制旧体系，但这个旧体系正是造恶的体系，而不是倾向或致力于转型的体制、体系。依宪治国重要，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社会，更为重要。 大清的君主立宪为何失败？ 一切问题都焦点都将归结到党是不是可以主导立宪,一般意义上的改良派认为,中共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势力,无法撼动,所以更寄希望或促成中共自上而下的改良,一步步转型宪政民主,是目前最现实的选择。政治反对派或革命派、改制派认为，相信中共会改革，是相信鸭子会上树，中共过去的一次次的政治欺骗、现在进行中的一项项政治打压，都在告诉世人，不要再存幻想，你可以说现在无法撼动中共，但要摆脱奴役与压迫，只有唤醒世人抗争，通过抗争扩大力量，最终迫使中共改变或废除独裁政治。 说到党主立宪，人们自然会想起大清的君主立宪，还有国民党的党主立宪。 大清的君主统治体制有二千多年的统治经验，是农业社会生态下最为成熟发达的政制，在没有西方冲击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政制，人们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便反了皇帝，也不反政制。在黑格尔或马克思眼中，中国是长城围起来的怪物，历史一直没有进化，腐败的长城迟早会被西方摧毁。 西方的船坚炮利、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看到了世界、知识分子群体觉醒与抗争、统治集团权势走弱造成的危机感，促使大清开始思考与缓步走向君主立宪。当《瀛寰考略》、《海国图志》这样的地理书籍，使读书人发现天朝不是世界的中心，天朝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世界，天朝天下的理念就完全破产了。 尽管步伐迟缓，但大清也一直在寻找顺应时势的改变之道，国际国内形势也在逼迫大清政治转型。但最终君主立宪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朝廷是分裂的，而真正的实力是掌握在反对光绪皇帝改制的太后慈禧手中。大清的问题出在内部，没有改制的责任人，即没有改制的威权人物，朝廷不像个朝廷，精英阶层呢，拿现在的话说，没有强大的中间社会，没有精英集团与宫廷进行有效的对话，康梁的变法是急切的、百日维新宪政是井喷式的，所以昙花一现，被扼杀于无形。 党主立宪在台湾获得了成功 革命裹胁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主主义，登上了主台，人们更愿意花更大的成本代价，来颠覆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中国。人们不愿意异族皇帝还住在紫禁城里，作为汉人主体的国家象征。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第一要义。民族主义在当时是最具号召力的旗帜。孙中山在借一切力量推翻大清王朝，而不是动用一切智慧来推行民主宪政，这是百年革命乱象之源，也是孙中山持续革命之因。 革命获得了机会，但革命成功了吗？革命百年，一直没有使中国进入宪政，所以，孙中山另一句名言，像是谶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严格来说，革命成功了，宪政尚未成功，公民需要努力。 但党主立宪在台湾获得了成功。 宪政在传统中国文化一隅台湾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台湾因地域小，所以易于民主的活，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地域小，更易于独裁，独裁者更易于控制每一个人。台湾的民主宪政从独裁党控制之下破壳，原因是多方面的：国民党尽管独裁，但毕竟还有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这样的远景目标，国民党政权历史上也有负债，但相对有限，并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使其不堪重负，害怕宪政之时被颠覆性报复；还有：台湾当局没有剥夺富人地主的财产，私有经济一直正常发展，宪政到来之时没有扯不清的历史债务或土地纠纷；台湾地方民主在县一级正常实践，中下层行政有一定的民主基础；台湾民间社会没有破坏，人们信仰自由民风纯朴，难以产生暴民政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党统治还有一定的威权，蒋经国能控制政局、美国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影响力、台湾政府长期的民主宪政教育、以及民主力量自下而上的持久抗争，这些因素形成合力，促使蒋经国痛下决心，解严之后，转型民主宪政。这期间，"江南案"造成的震荡，蒋经国在美国遇刺造成的心理冲击，都促使台湾新威权人物反思，国民党的党国，何处是归途？ 蒋经国的个人威权，国民党当时还存有的体制力量，对于转型过程不出大的动荡，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威权人物与转型 关于威权人物在历史转型过程中作用，当年的杨度已有过精辟的论述： "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创宪政者，如以人力扛火车使入于轨道，其事至难；守宪政者，如以机器驱火车，使行于轨道，其事较易。"杨度们一厢情愿地希望有一个向善的专制，使国家快捷地进入宪政轨道。杨度认为清末立宪失败原因是"有适宜宪政之国体而不得实行宪政之贤豪"。在我看来，大清没有立宪者没有威权，才是立宪失败之关键，当然，如果有强大的理性社会力量加上精英阶层，共同促成君主立宪，也有成功的可能。 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拥有了个人威权，甚至是被神圣化的绝对威权，但毛泽东一直有着威权焦虑，五十年代，认为潜藏的敌对势力会危害自己的天下，所以三反五反，后来又认为知识分子是异已的力量，于是反右，再后来认为党内有异已力量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炮打司令部，自己来帮人民主张正义，自己来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领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不为资产阶级服务。毛的威权变成了极权，他在延安时代是知道有一个华盛顿的，也知道民主宪政可以摆脱国家兴衰周期律，但他还是沉迷于个人极权与神化，走向一条不归路。 八九之前，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分裂，或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分裂，使中国宪政转型蒙受巨大损失，八九民运之前，体制内已着手实验地方普选、党政分离（向宪政转型），在深圳已准备实施，这是在邓、赵团结的情形下出现的好的转型契机，但学潮促使邓、赵分裂，这一分裂，最终结果是邓被拉入极左或保守势力中，不能自拔，而赵的改革、改制力量全盘覆灭。我说这一段历史是想说明，体制内不是铁板一块，体制内也有改革因子，关键是我们如何利用与激活，如何顺势利导。而改制需要体制内威权，体制内的分权或分裂，就会出现权斗，政治转型者反而可能成为失败者，因为改制要伤害体制内多数人的权益，大清官员考察西方宪政国家时就意识到，宪政利民而不利官。 那些焦虑习近平通过威权建立个人极权，并不是毫无道理，习近平如果不致力于宪政民主，不把人权当成党国价值中的核心，习如果一心一意打造中央威权，并走在通往个人极权的路上，他很可能像毛泽东那样，走上一条不归路，在这条不归路上，他会永远觉得，权力不够用，只有强化个人权力，提升个人政治形象，才能搞定政治对手，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中国梦。 政治路径决定政治目标，在打击政治对手之时，也许可以闭门博弈，但要真正的追求民主宪政，就得阳光开明，要和党内的政治对手（而非政敌）开打天窗说亮话，以获得整个社会乃至文明世界的支持。 习在党系里如何主导立宪？ 习近平一点零版的敌人，就周永康及腐败分子们，这样的敌人，与新政的习是无法对话博弈的，反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习正在面对二点零版的敌人，就是强大的党系，人们知道团系、江系、左派、政法系，但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党系。八九民运失败之后，一家独大的派系，是党系，党政干部、党宣部门、党的组织部，这个派系一直延伸到村支书，而这个派系，习如果无法撼动，中国政改就是一句空话。 习近平主导的中央，希望固守现在这样的现状，甚至将习近平完全定性为左派保守力量，为构建个人极权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定性为时过早。 习近平被多种力量牵制，特别是其上台之前，必然会对各政治力量有内部承诺，难以逾越一些樊篱，权力稳固期，他能做的大事，也就只有反腐败，以及倡导依法治国理念，加上已有的一些改革：废除劳改、户籍改革、法院垂直管理等，这样的推进速度，仍然难以满足公众的期待，普通百姓并没有看到生活的改善，宪政民主派也没有看到宪政转型的影子（反而满耳听到的都是反宪政的讨伐声）。有趣的是，与此同时，电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放之后，左派们也引起一片失望悲鸣之声。 习把自己领导的各种小组设在党内，譬如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习是国家主席，但国家主席是虚职，国家下面是国务院，现在各小组设置以后，国务院被严重弱化，成为一个国务办公室，但各小组权力实化了没有？也没有，习分散了所有常委的权力，本是九总统制，九总统各有自己体系，尽管形不成合力，但各自在自己领地可以贯彻自己的方案。习现在既无强有力的智库，又无强有力的执行，习可能就被自己架空了。权力太大，就可能大而化之，他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威权架子。他说什么，别人跟后面执行什么，他不说，别人不执行，这就像驴推磨，一头驴无论怎样有力量，在一定的时空里也只能推动一只磨。 我在上期动向杂志中说习一头九脑，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即习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习只能利用旧体制旧体系，但这个旧体系正是造恶的体系，而不是倾向或致力于转型的体制、体系。依宪治国重要，因此逐步开放与自由化社会，更为重要。 习近期也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习本人甚至重视海外智库的独特作用，这是以前领导人很少谈及的话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习看到了体制内的局限性，而现在国家智库与教育部体系，宣传系，基本由左翼保守力量完全控制，他们与党系利益集团相配合，对习形成强大的捆绑、掣肘。海外有学者因此认为，习就应该通过集权完成极权，甚至军事化管治，当一个浑人，只有浑不吝的方式，一意孤行带领中国人走出埃及，重建共和宪政。其实，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扮演的就是浑不吝角色，市场经济也搞成了，现在如果真出现一个为宪政民主而浑不吝的政治强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污浑的政治生态中，也不是不可能。 现在确实积重难返，最大的问题不是左的问题，也不是权贵利益集团做大，而是权贵利益集团背后，体制内的党系被做大，现在党系在做着各种努力，强化马列宣传、围剿异议人士、对公民维权打压、对异已力量敌对化，莫不是为了自身权益，通过各种方式绑架习近平在政改方面的任何企图。 因此作为体制边缘部分的人大政协与知识分子群体，利用有限的空间与体制资源发声发力非常重要，我不认为社会独立的政治反对不重要，我同时认为，体制内的政改建言与体制自我改良也非常重要，如果促使中共和平走下神坛，党主立宪将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也是中共洗刷历史罪恶的还债之举。 （作者为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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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4 06:11 PM PDT
作者对大陆时政的点评，在幽默诙谐中启发读者新的视角。 ——编者 不得侵犯"小喇叭" 时文：与微博开放式的信息共享不同，微信群和朋友圈构成了熟人社交网络，"躲进小楼成一统"，更为私密，信任度也更高。正如传播学者指出的，"谣言利用了朋友圈"。特殊的信息生态，既使谣言更易被相信，又使辟谣更为不易。面对相对封闭又有门槛的圈子，"大喇叭"的声音，很难覆盖那些自吹自唱的"小喇叭"。 …… 最近，国信办发布了"微信十条"，用文明法治为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立规矩，可谓驱散谣言雾霾的"及时雨"。 ——《别让谣言污染朋友圈》，2014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插嘴："微信"是什么？是朋友们之间的通信，其权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朋友之间即使用"小喇叭"传递了什么"谣言"，只要不涉及该条所称"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国家的"大喇叭"是无权干涉的。今天可以出台"微信十条"管理朋友间的"小喇叭"，明天未尝不可颁布管理"更为私密"的"夫妻私语"若干条，把"大喇叭"和"大录音"放到公民的床上去。——自然，这就应当彻底废除宪法第四十条了。 顺便说，把朋友之间的"微信"说成"小喇叭"，令人想起当年在延安的老革命中反对"小广播"运动。那可是革命时期，并且尚无无比尊严的"宪法"呀。 科学出废话 时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而是党领导的宣传思想的重要战线、学术理论的重要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所谓"自由撰稿人"，就是不受任何政党领导、不受任何组织纪律限制、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的"自由文人"或"文化个体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所谓"自由撰稿人"。……我院学者绝不能为了个人名利或其他什么政治目的而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要为党和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我院的研究人员不仅仅是普通学者，而是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工作者，更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自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一点全院同志必须明白。 ——王伟光：《在中国社科院2014年"三项纪律"建设专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7月29日 插嘴：讲话人是所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的堂主即院长，其人又是学哲学出身。在上述短短四百字的讲话里，居然一再自打嘴巴，连起码的形式逻辑都不要了。才说他的殿堂不是"自由撰稿人"的联盟，接着就说这样的撰稿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废掉了前一句话；接着又指出"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正在"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废掉第二句话。还说那些"V"们"知"们，只是因为是"自由文人"，就一定为"党和国家不需要"，——又是一句小小院长根本无权胡说的废话。科学也能出废话啊！ 动辄滋事 时文：新华社报道：7人报社门口喝药自杀案有"更多内情，有关部门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已以"寻衅滋事"罪名将7人刑拘。"更多内情"据说就是此事有人给7农民支招！也就是说，7人是"以死威胁政府"，看来，有关方面的意思是，你要自杀就必须真正把自己杀死才行。 ——何三畏《新浪微博》，2014年7月19日 插嘴：在家里聊天，寻衅滋事；在家外自杀，寻死滋事。在社会主义祖国晴朗的天空下，何处不滋事，何动不滋事啊？！ "独立自由勋章"和"国民党抗战老战士" 时文1：习近平神情庄重，迈步走上台阶，来到"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前。一名中国共产党抗战老战士和一名中国国民党抗战老战士，在两名少年儿童陪伴下也走到雕塑前。习近平按下启动按钮，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新华社2014年7月7日电 插嘴1：请注意，参加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的有共国（共在前国在后）两党的"抗日老战士"。可是—— 时文2：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分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 ——《习近平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新华社2014年7月7日电 插嘴2：那枚"独立自由勋章"自设立以来五十九年至今，根本没有"中国国民党抗战老战士"的份呀！ 向外交部学习 时文：军国主义侵略是日本的一笔负资产，日方的正确态度应是正视历史，正确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问题，而不是企图否认甚至美化历史，否则这个负资产只会越背越沉重。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记者问。2014年6月12日外交部官网 插嘴：华女士讲得太好了，不仅日本人和其他老外该领教，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该领教。 试把上文改几个字，成为： "文化大革命运动（或"反右派"运动，"三面红旗"运动，天安门"平暴"运动等等）是我们的一笔负资产，我们的正确态度应是正视历史，正确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问题，而不是企图否认甚至美化历史，否则这个负资产只会越背越沉重。" 是个好建议吧？我们做到了吗？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愿意做吗？我们敢去做吗？ 幸好不是标准答案 时文：海淀区民族小学的校长马万成说，孩子们特别实在，当习近平问大家"我第一批没入少先队还哭鼻子，是不是没出息呀？"一些孩子说："是。"听到童真的回答，大家都笑了。 ——《习近平看望民族小学儿童》，2014年6月1日《新京报》 插嘴："习爷爷"给孩子出题，孩子答题，惹得"大家都笑了"，说明答案出人意料，只是"童真的回答"，不是标准答案。那么标准答案是什么？ 是"不是——习爷爷怎么会没出息呀"吗？ 如果这样回答，答案则标准了，"童真"却没有了。 可是连"童"都不真，"大家"的将来还有希望吗？ 谁"撞了法律的红线"？ 时文：问题最终出在少数"死磕派"律师故意撞了法律红线。据浦志强的亲友透露，他在被刑拘前参加了一个上世纪"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纪念聚会"，我们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和它与浦被刑拘之间的联系，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那样的活动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它显然就压在法律的红线上。 ——单仁平：《"死磕派"律师不可政治上自我高抬》，2014年5月9日《环球时报》 插嘴：试问"明眼人"：中国有哪条法律规定禁止在家里纪念上世纪或上十个世纪的任何"风波"（例如九百七十二年前西湖侧畔绞杀岳飞的"风波亭事件"）？倒是对"那样的活动"横加禁止，却"显然就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红线上了。一张报纸，即使取名为"环球"，也没有资格"政治上自我高估"到任意冲撞中国宪法红线的地步吧。 2014年5-8月陆续撰写，8月25日定稿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9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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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4 05:09 PM PDT
有专家说，在中共全会上专题讨论依法治国，在中共九十多年的党史上，尚属首次，可见习近平当局很看重依法治国。有人因此对依法治国持谨慎乐观态度，有人则仍然悲观。 笔者以为，在确定乐观或悲观态度之前，有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执政当局此时为何提出依法治国？二是依法治国能走多远？三是依法治国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习近平执政当局此时提出依法治国有多重考虑，即，用依法治国的武器反腐、整党、整军及在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中，保持话语制高点，并顺便收获民意。 习近平首先要用依法治国的名义处理周永康。关于周永康一案，有不少人质疑，认为习王反腐是选择性反腐，是暗箱操作，是用自己的调查机制处理干部。官方媒体因此而为习近平反腐辩护。新华网8月1日刊文"周永康落马是推进依法治国的一大步"，《人民日报》则辩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进程，本身即是依规治党、依法治国的重大实践。 其次，习近平要用依法治国的口号处理和警告乱作为的党内干部和军队干部，调整党军高层人事结构。目前被处理的乱作为干部主要是指贪腐官员。四中全会要把这些乱作为的高层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拉下马，把有作为的干部或者党需要他们有作为的干部，譬如现国家宗教局局长和统计局局长升为中央委员。 再次，习近平要用依法治国的理念安抚人民，收获民意。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习近平早在两年前就说过这话，但在中宣部编纂的习总《重要讲话读本》中不见了。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不仅重申了这个原则，还说得很具体。他说："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这种说法颇得赞赏。 那么，依法治国能走多远？笔者以为，四中全会可能会成立一些机构，采取一些措施，以示进步，但依法治国是走不远的。主要原因是，依法治国有一个严格的约束条件，即必须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就造成党规党法始终大于国规国法。 这是依法治国走不远的根本原因。若按照国家规定和国家法律治国，那共产党怎么办？它的位置在哪儿？换言之，依法治国的最大挑战是共产党本身。1982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首版刊登了一条500字的新闻，报道首都法学家在学习1982年新宪法的座谈上，使用了"以法治国"一词，因此而遭到责难。指责者认为，提"以法治国"，那把"党的领导"放到哪里去了？ 法大还是党大这个问题，过去30多年没有解决，习近平能解决吗？我看很难。习的一系列讲话显示，他不会放弃党对依法治国的主导地位。他特别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说："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 事实上，习近平政府在落实宪法的基本条例方面，也走不远。习近平不是说，要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嘛？全国人大名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权力长期被空置，人民似乎被赋予了许多权利，但实际上也都是空的。如果习近平真的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那就应当落实宪法，还权于民，把人大的权利还给人大，把宪法35条到41条赋予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习近平能否做到这一点，令人质疑。 近一两年来，习近平政府对知识分子以言治罪、大兴文字狱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习近平自己的依法治国的承诺。目前，落实宪法的当务之急应是，停止打压那些正常行使宪法赋予权利的知识分子、记者、维权律师等。 如果不能落实宪法的基本权利，谈何"依法治国"！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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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Sep 2014 04:45 PM PDT
 2013年中秋节前夜，9月18日晚上19时59分，显扬先生溘然长逝。一年之后的中秋节，我们和显扬夫人张靓文老师、显扬先生的女儿张红雨全家，一起到京郊门头沟的万佛华侨陵园，祭奠先生。 那天的天气，出奇的好。秋阳高悬，秋风爽人；长天湛蓝，碧空如洗。在墓地高处的"荷香园"中，我们将显扬先生的遗照摆放在他的墓碑上，再放上祭品和花束，然后，大家面朝墓碑，默然站立。靓文老师拿出怀揣的祭文，轻轻地、深情地向显扬先生诉说： 显扬啊，一晃你与我们大家离别已有一年了，但是你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仍然留在大家的心里。你的朋友都很想念你，特别是，选在今天中秋佳节的日子里，前来墓地看望你，的确非同一般。现在我要告诉你，今天首批前来墓地看望你的朋友是：江棋生、章虹、林江和陶为；同时前来看望你的亲人是：庞亚平、张红雨、庞雨林和我。 你应该记得，当你住在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时，他们都来看过你；去年入住太阳城老年公寓后，他们曾来公寓探望你；在你过世以后，棋生最早在网上发表了长篇悼念文章，我很钦佩棋生的记忆是那么细致和完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生动的回忆。今天棋生就在这里，我要当面谢谢他。 接着，靓文老师在一一告诉显扬五件事后说： 最后我要告诉你，你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你的人气依然还在。你的很多朋友们，都很关心我。孩子们也很孝敬我。我的健康也不错，我会慢慢适应现在的生活。唯有我们还没有好好享受晚年的生活，你就悄悄地走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万佛华侨陵园是你心仪的地方，你的好友包遵信先生长眠在这里。往年你很执著一年两次为包先生祭奠，现在不用了，你们已经相依为邻，随时可以促膝畅谈，并可小酒一杯，庆贺你们再次相逢在天堂，继续你们的心灵之旅，享受你们自由自在的生活。 显扬，安息吧，长眠就是幸福。 靓文老师之后，是我对显扬先生说心里话。我说： 显扬老师，整整两年前的今天，2012年9月8日，我去协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看望你。万幸的是，在那之后，你竟有了奇迹般的康复，出院回家后，亲自编定了一部对你的生命具有重要意义的专著——《历史决定论批判》。 一年前的9月15日，我和朋友去昌平太阳城老年公寓看望你，你亲笔签名将《历史决定论批判》赠送与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次见面后仅仅过了三天，病魔就夺去了你的生命！ 今天，我来到万佛园你自己选定的墓地，天气是如此之好，我站在青山之巅，觉得与你所在的蓝天，仅一步之遥，伸手可及。此刻，我特别想对你说的是，在《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中，你把共产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看得何其透彻，批得何其到位，然而，你可能想不到，时至今日，有些体制外"知识分子"，竟然还用令人恶心的谀辞和媚态，去争相拍一党专政"皇上"的马屁！ 显扬啊，与你这位公民化君子相比，他们真是差劲到家了！ 在我之后，还有别的朋友真情地对显扬先生说了知心话。 最后，大家三鞠躬并照相留念，在撒下显扬爱喝的白酒，撒下洁白的菊花花瓣后，离开了安详、静穆的墓园。 当天中午，我和章虹设家宴招待靓文老师和别的朋友。我下厨做了不少家乡菜，因为靓文老师和我一样，是常熟人。 饭后，靓文老师拿出显扬先生葬礼的完整视频，我们一起在电脑上从头到尾将其看完。靓文老师说，去年9月22日，在昌平殡仪馆举行的显扬先生的葬礼，完全是由亲人和朋友操办的，与社科院没有半毛钱关系。然而，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点岔子，我"因故"未被通知参加，没有最后送显扬一程。 显扬先生的葬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88岁高龄的李洪林先生手执显扬的《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不是照本宣读悼词，而是用心中流淌出来的语言，追述逝者的高尚品格、无畏精神和理论贡献。我完全赞同李洪林先生的看法：显扬先生长逝了，但是，以《历史决定论批判》为代表的显扬先生的真知灼见，将长存于世。 的确，《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最能体现显扬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性，最能彰显显扬的学术良知和理论勇气，最能代表显扬的思想成果和人生贡献。在《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的封底，浓缩而精当地刊印了清醒的理性批判者——显扬先生所选定的一段话：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人道目标"，是共产体系思想上的两大支柱，一党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以此为基础。共产体系的一切罪恶，理论根源就在唯物史观，道义根源就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人道目标"。前者使他们感觉自己是"历史规律"的体现，后者使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因而不管干什么伤天害理、荒谬绝伦的事情，都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本书是专门批判这两大谬误的。 手扶案头的《历史决定论批判》，我不得不说，与该书的作者显扬先生相比，有些人身上的主体性缺失和理性迷误，实在是到了令人悲叹、不容不加点评的地步。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列举三例。 第一例是1992年夏天，我读到了《十年改革反思》的油印本。读了之后，我大吃一惊。作者是一位被当局无情逐出体制的人士，但洋洋20万言上书中，却完全看不到持不同政见者的主体性。通篇观之，只见其忧党忧社之心跃然纸上；但见其殚精竭虑，为救党救社献计献策。拿今天的话来说，那位作者是以编外南书房行走的心态，写出了一部散发着浓浓的自干五气息的策论。 三年之后的1995年5月，当闻知上书者依然坚持他在《反思》中的基本立场时，我忍不住写了一篇书评，题目是："立国之本"应无恙？。然而，在朋友的力劝之下，我压下不发，将其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自那之后，19个春秋慨然流逝，但我从未见其作出相应的反思和自省。看来，至今我只给三、四位朋友读过的书评，是到公开发表的时候了。 第二例是1993年初冬，一些人发布文告，公开宣称他们"极端重视和尊重这样一个事实，中共及其政府是唯一能主导大陆和平地完成从一元化转型到多元化民主政治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的宣称同样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事实上，在他们发表文告之前，中共及其政府是唯一阻碍和反对大陆和平地完成民主转型的主要社会力量；在他们发表文告之后到如今，中共及其政府依然是唯一阻碍和反对大陆和平地完成民主转型的主要社会力量。我真的闹不明白，究竟是何等严重的依附心态，才能够说出那样的昏话来？究竟是多么病态的理性迷误，才使他们至今不认错、不纠错？ 第三例要说说定居海外、执著上书的冯胜平先生。去年2月27日，就冯胜平写给习近平的第一封公开信，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读冯胜平上书有感。显扬先生读了我的短文后，于3月1日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全文如下—— 棋生： 短文拜读了，说得有理。 冯先生的上书，我的看法，简单说就是三句话：文章是下了功夫的，有可读性；世界观是乌托邦的，全文充满幻想；他以为中共拒绝宪政，是因为认识上有迷误，给他们开开窍，问题就解决了。尽管冯先生也说了很多尖锐的话，对那些于此道不很熟悉的人可能有点启发，但整个说来，客观效果是不好的，它助长国人的幻想。 上书不是不可以，把它作为和当局面对面地、直截了当地进行交锋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揭露和批判他们，并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把上书当作哥儿们弟兄之间谈心、规劝、说服教育的一种方式，那就扯淡了。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明白，当权者坚持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不是因为认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权力问题：这个制度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有利于他们这个既得利益团伙升官发财。想通过说服教育去改变他们，等于与虎谋皮。 我们一些朋友，包括阮铭先生在内，也在犯糊涂，认为习先生们会使黑暗的中国出现"破晓"局面。中国究竟出路何在，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指望中共顶层人物自己来改变，把中国引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中国不是苏联，出不了戈尔巴乔夫，除非在未来某个时候，团伙内部分赃不均发生分裂。 我出院后40多天，在家静养，效果还可以。春暖花开时候，咱们聚聚。问候夫人。你的同乡、我老伴老咪同志让我代她祝福你们，祝你们蛇年大吉大利！ 显扬 2013.03.01 针对冯胜平先生等人的主体性缺失和理性迷误，显扬先生要言不烦的点评，说得何其贴谱、何其通透、何其浅近晓达！ 还是这位冯先生，今年8月27日，又痴心不改地给习近平上第三份万言书，推心置腹，掰开揉碎，劝喻习近平搞"党主立宪"。不过，这封公开信中所主张的"宪政"，已经根本不是他的第一封信《党内民主，依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中所言及的"宪政"了，而是"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的中国式宪政。普林斯顿的冯胜平与上海的萧功秦，虽远隔万里，却如出一辙，都是从主体性缺失和理性迷误，坠落到了一心为一党专政搞精装修的可悲地步。 三例举罢，我想面对书房中栩栩如生的显扬遗像，再和他说上几句话： 显扬啊， 你本想亲临的江枫的婚礼，去年12月8日在常熟举行，你的忘年之交小浦（浦志强）代你登台，和他的法大校友童屹一起作了嘉宾发言，而婚礼的视频我已给了你的老伴——老咪同志； 你在去年9月15日亲口托我转送的三本《历史决定论批判》，我已送达孙长江老师、施滨海先生和董郁玉先生手中； 你最为看重的《历史决定论批判》一书，我已认真读过，读书心得已然融入我的思考和我的文章，而下个月，我近年来的文章就将结集在香港出版，书名是：点燃良知的烛光； 你很牵挂的凝聚我多年心血的物理学研究成果，也将在国内公开出版，书名为：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 显扬啊， 破晓前，风雨如晦；而我们，自将摩顶放踵，继续前行。 我们会像你一样，崇尚自由，追求真理； 我们会像你一样，不畏强权，公民抗命； 我们会像你一样，坚守良知，九死无悔。 显扬，安息吧！ 2014年9月22日 于北京家中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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