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127 views
Skip to first unread message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pr 17, 2014, 6:45:41 AM4/17/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
- 储百亮：从胡耀邦之死到天安门的枪声
- 吴闻：扒一扒中共情报头子罗青长的华丽外衣
- 林楠森：太阳花后的国民党与民进党
- 未普：邓小平到底为何逼胡耀邦下台？—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上）
- 林保华：习近平的十字路口
- 胡平：伟大的容忍——论胡耀邦精神
- 高新:申维辰落马，刘云山蒙羞
- 尹敏志：黑暗从内部升起
- 梁京：中国经济减速的全球威胁
- 中国改革家陈一谘病逝南加州
- 六四頭號通緝犯陳一諮 14日病逝洛杉磯
- 王丹：悼念陈一谘
- 胡耀邦死忌 其子胡德华：父親誓建正常國家
- 王友琴：张东荪一家的恐怖遭遇
- 中南海保健总管忆抢救胡耀邦：没吃江泽民的药
- 王丹：“紀念六四25週年，天下圍城”活動公告
- 胡平；周永康事件的现状与走向
- 刘军宁：社会革命，还是宪政革命？──读《法国革命论》（柏克著）与《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
- 阎明复：要制定政党法――80年代政改系列谈之十一（吴伟）
- 嵇少丞：从海巡轮看中国科技的落后现状
- 郭飞雄：不容误读的思想者（笑蜀）
- 悲剧必须结束！ ――谨以此辩护词献给所有关心中国民主进步的各界人士（赵常青）
- 《里昂首都》对魏京生的专访：“习近平比他的前任更独裁”--
- 王容芬：一对神秘中国夫妇在德国的社会救济诈骗案
- 辛可：中国知识界的官僚化、剽客化、货币化、帮派化
|
Posted: 17 Apr 2014 12:01 AM PDT 2014年04月16日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对他表示纪念。 很少有哪位被罢黜的领导人的去世时间能带来如此重大的后果。198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参加会议时，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脸色苍白、摇摇欲倒。他请求离席，并因心脏病发作而倒地。25年前的4月15日，住院一周的胡耀邦离开人世，他的死引发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示威活动在6月3到4日的武力镇压中达到高潮。 鲍彤表示，若不是因为胡耀邦突然离世，学生抗议者会失去一件强有力的象征性武器，当时的领导人无法轻易斥责悼念胡耀邦是非法的。鲍彤曾在1989年担任党内高级幕僚，胡耀邦倒地时，他就在会上。抗议、镇压和后续的意识形态寒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官方依然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
鲍彤在北京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没有这个事情，一切会很不一样。那次事件的导火索是是否允许学生按照他们的要求哀悼耀邦。"党内官员常常彼此直呼其名。 胡耀邦生前，许多人都认为他体现着共产党较为宽宏大量的一面，愿意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在他死后，这种看法甚至更加深入人心。邓小平和党内其他元老指责胡耀邦对学生抗议和异见知识分子的立场太软弱，而后于1987年1月解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1989年，哀悼胡耀邦成为了公众表达不满的一件工具，不满情绪是因为腐败，以及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遭受的政治束缚。 "实际上，胡耀邦去世是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我们不可能知道，若不是他离世，事情会有多大不同。"北京的学者周舵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1989年6月4日之前的几天里，他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绝食抗议。6月4日那天，他和其他人与军队展开了谈判，要求军队让剩下的学生离开广场，免遭血洗。 "我们在1988年就开过会，与会者都在讨论国家的未来，人人都觉得，接下来的一年会出问题。"周舵说，"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人们的期望值被抬高，而后变成失望，保守派正日渐得势。事实证明，是胡耀邦的死把所有的因素聚到了一起。" 胡耀邦去世两天后，数千名大学生从北京西北部行进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随即占领了广场。他们要求当局允许他们参与追悼胡耀邦，还敦促中共领导人追随胡耀邦那套更为开明的做法。接下来的几周，示威活动扩展到了全国，吸引了大量的普通市民、甚至吸引了一些忘乎所以地想尝试自由表达意见的官员。抗议激发了民众日渐强烈的呼吁，他们要求实施政治问责制，结束审查制度，逐步走向民主，不过，大多数参与者都接受由一党继续执政。 前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秘书鲍彤说，如果没有胡耀邦离世的火种，"社会会出现不同意见，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尖锐的冲突，这些冲突大概会和物价或什么有关。但是这个事件使这些问题成为邓小平的面子问题。" 刚开始，由邓小平幕后掌控的领导层出现了分歧，对于如何处理骚乱犹豫不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及其盟友倾向于以相对缓和的方式回应学生的要求，学生们要求当局放松审查制度，让共产党接受更广泛的公众监督，并承认抗议是合法的爱国运动。 然而，邓小平推开赵紫阳，下令在北京城区实施戒严，以镇压他认定的由反动派一手策划的"动乱"。邓小平警告称，让步只会招致对方得寸进尺。一开始，北京各处的抗议人群堵住了军队。然而，经历了数周的犹豫和准备之后，邓小平命令在北京周边集结的数以万计的士兵于6月4日夺回天安门广场。士兵用实弹射击威胁要阻碍军队前进的人群，愤怒的居民时或向士兵发起攻击，点燃士兵的车辆。 自1989年以来，关于6月3日和4日以及此后数天内遇难的具体人数一直存在争议。政府起初说共有将近300名士兵和平民死亡，但却从未提供细节。据外部观察人士估计，共有成百乃至上千的平民遭到了致命性枪击，或是被刺刀刺死，或是遭到了军车碾压。不管到底有多少人，中国政府始终希望人们淡忘此次流血事件；今年是天安门事件的25周年纪念，看样子，官方届时肯定会通过审查来压制纪念活动。 近来，经过多年漠视之后，中国共产党低调地向胡耀邦表示了敬意。但是，中国国家媒体都没有对意义重大的胡耀邦逝世纪念日进行报道。一些香港报纸和中国大陆网站报道称，胡耀邦的门生胡锦涛于周五拜访了位于中国东南省份湖南的胡耀邦出生地。胡锦涛是2002年至2012年的共产党总书记。中国网站上的许多报道随后都被删除。 身形瘦小、面容慈祥的胡耀邦曾是一名人称"红小鬼"的儿童革命者，14岁时便加入了共青团。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积极推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措施及一项政治正常化措施，以便治愈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创痛。然而，他的开明倾向和冲动的处事方式惹怒并最终疏远了邓小平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不过，胡耀邦仍然得到人们的敬爱，由此保住了自己在政治局的位子，这个领导团体当时共有17名成员。 1989年，有流言称胡耀邦是因为遭到抨击而倒下的。这些流言虽然没有依据，但是，关于胡耀邦在4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倒下的具体情形，仍然有不少相互矛盾的说法。 支持对抗议者采取强硬立场的中国前总理李鹏写过一篇关于1989年事件的文章。文章后来遭到泄露，并于2010年发表在了香港。胡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均，双手发抖，"李鹏写道。胡耀邦"慢步向门厅走去，突然一下倒在地上。" 但是，当时也在会上的前共产党幕僚鲍彤却说，他记得胡耀邦倒在了官员们在中南海会议厅所使用的一张桌子上。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四周有围墙包围。 鲍彤说，"会议在讨论教育局的一份文件。" "耀邦说，'紫阳同志，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想请假。'紫阳问他，因为他看见他把手放在心脏的地方，'耀邦同志，你是不是心脏问题发作了？'"鲍彤说。胡耀邦回答道，有个医生诊断他得了心脏病。 鲍彤说，"他一边解释，一边倒在了桌子上。他无法走路，然后紫阳说，'啊，你心脏病犯了！别动，耀邦，千万别动。'" "他双臂张开倒在桌子上；紫阳说，'赶紧叫医生，'然后他问会上有没有人带硝酸甘油。江泽民支支吾吾了一下说到，"我没有心脏病，但是我的老伴儿总让我带，'然后他就把药拿了出来。但是没人知道这药应该怎么用。紫阳说，'有谁知道这怎么用？'然后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说，'我知道，我知道，'然后他就把药放进了耀邦嘴里。" 曾在胡耀邦心脏病发作后对他进行治疗的王敏清医生在发表于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时年73岁的胡耀邦可能因为操劳过度而加速了死亡。王敏清写道，医生要他卧床静养，让护士帮助他解大小便，但他不听劝告。 他"总想下床，"他写道，" 胡耀邦没能绝对卧床静养。"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陈柳、张薇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16 Apr 2014 11:41 PM PDT
邓小平曾说："罗青长是康生的人，此人不能再作中央委员和中央调查部长了。"胡耀邦与万里都认为，"这种人不能留在安全部，如果留在安全部，安全部就不安全了！" 中共前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与其在军事科学学会任副秘书长的儿子罗援，是中共政坛上一对身份显赫、但又颇受非议的父子兵。作为中共情报系统元老、现年九十多岁的罗青长，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再加上深居简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色彩，给世人一副神秘兮兮的印象。而至今连本人的真实年龄都是个谜的罗援，则一天到晚高调宣扬战争，声言要"外捍国权，内惩国贼"。不过，由于他的家世与越战逃兵的不堪传言以及自诩是中共军队鹰派的种种论调，都多次引发大陆众多网友的奚落与质疑，屡屡引火烧身，反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作伪造假 卖身投靠 罗青长何许人也，二〇一二年九月，香港出版了一本个人回忆录《征程风云录》，对罗青长的为人以及其在文革期间的丑恶表演，多有揭露。作者王珺，中共调查部干部局局长，文革后升为副部长，整个文革期间均参与其中，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离休，所以对中调部的情况很是了解。 早在二〇〇五年，内地作家出版社曾经出版一部五十万字的巨著《中国秘密战》，里面谈到罗青长时，这样写道："一九三八年底从中央社会部训练班毕业被派到西安，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领导八办内部和西安地下情报系统。担任吴德峰情报系统的副书记，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监管安吴青训班。安排罗青长到至关重要的西安负责情报工作，足见中社部对这个年轻人的信任。"据作者郝在今告诉王珺，以上经历，完全是罗青长本人的自述。但经过王珺查找档案证实，这段叙述是不真实的，罗青长在吴德峰处是担任"内勤"，也就是只管文件收发，而且该情报系统并未设置"副书记"，更谈不上罗能担任"副书记"了。当时吴德峰的主要助手是陈养山和曾三，罗青长根本不是主要助手。这本书根据罗青长的口述，说罗青长于一九三八年在西安侦破了国民政府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实为中共统战高手宣侠父被害案，所以立了大功，后被调到延安任中共社会调查部一室指导科科长，从此进入中共情报部门的核心机构，联系指导中共各个情报系统，全部掌握对敌情报斗争。王珺指出，历史事实是罗青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才到西安，而宣侠父一案已于两个月前就真相大白了，罗青长后来因为住处暴露而被召回延安，根本不是他自诩的由于侦破此案而被升迁重用的，另外"指导联系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的也不是他罗青长，而是大名鼎鼎的李克农与陈刚。 书中揭露，当年看中并重用罗青长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党内的大奸康生。一九四一年，康生将罗青长从党校调到社会部干训班任党委书记，不久又提拔为一局局长。罗青长当年才是二十出头，可谓少年得志，自然对康生感恩不尽。后来康生虽然离开社会部，但罗依旧与他保持联系，并终生不忘。被人称为党内书法家的康生还曾给罗写过一个条幅，"跃上葱茏四百旋"，借用毛泽东的诗句，寄寓着对罗的政治期望。文革期间，罗本人还把这条幅悬挂客厅,加以炫耀。文革期间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军代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为文革红人的罗青长还深情回忆了他与康生、曹轶欧之间的私人关系："我不能忘本，特别是康老、曹轶欧就是我的领导。成立我们这个部，是曹大姐亲自选的我，来到训练班是支部书记，当时我才十九岁，他们对我个人、全家、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回顾一下过去，康老言传身教，让我这样一个从山沟里、革命洪流里出来的小鬼，能为党做一点工作，都是康老把着手教导的，确实是怎样写字，写电报，都是康老亲自教的，是康老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拉扯大的。"内中的感激涕零之情，犹如父母的再造之恩！ 罗此人惯长窃功倨傲，不管谁做了好事，有了成绩，马上会跑到周恩来那里去汇报，好像都成了他领导下的成绩。所以，周恩来也把他倚为心腹.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重病中的周恩来还特地召见罗青长，叮嘱他不要忘记曾帮助过中共的党外人士。而此次召见也为罗青长日后的政治仕途增加了砝码。 文革打手 造反起家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作为副部长的罗青长主管中央调查部的运动，罗又指定八局处长周绍铮担任"文革筹委会"组长，于是这两人掌握了中调部领导大权。之后，康生指定罗青长为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组长，实则为文革期间的中调部的一把手。这年九月，中调部筹委会召开三天的"炮打司令部"大会，号召广大干部群众起来揭发部级干部的问题，并规定被揭发者不得反驳。此前，中调部有一个三八年入党的老情报人员、西北情报处处长徐淡庐，在一九六一年曾被部里以探亲的名义派往四川老家了解农村情况，行前，作为副部长的罗青长曾告诉他，为了多了解一些真实情况，此次下去可以接触地主富农。到了九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最后一个晚上，徐淡庐把罗的这次谈话内容揭发出来，会场顿时大乱，罗青长不顾一切地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对着毛泽东的画像哭天抹泪，发誓没有对徐讲过可以去接触地主富农的话，接着煽动手下的人反过来将徐打成"反革命"和"政治扒手"，长时间非法拘禁。到了一九六七年，罗青长经过康生点头，炮制出"康老二·四指示"，将已经死去的中共情报元老李克农及其领导的中央调查部骂得狗血喷头、一钱不值："没有阶级观念，没有敌情观念，丧失警惕，内外不分，鱼龙混杂，眉目不清，落后的很，坏人混进了机要部门。"并将包括徐淡庐在内一大批情报人员列为坏人，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他们借康生之手，先是把原中调部部长孔原（太子党孔丹之父）打成走资派，关进监牢；又将常务副部长邹大鹏夫妇以及已经担任四川省委书记陈刚等人残酷迫害致死。 等到文革结束后，罗青长依仗着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继续把持着中共的情报系统大权，对那些在文革中被他迫害过的人，在落实政策方面，瞒上欺下，即压又拖，继续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一九八二年，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邓小平在谈到罗青长与康生的关系时，曾说："罗青长是康生的人，此人不能再作中央委员和中央调查部长了。"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中共还派出王幼平、刘新权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到中调部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与邓小平的看法完全一致。一九八三年，中共决定撤销中央调查部，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与改革派元老万里都认为，"这种人不能留在安全部，如果留在安全部，安全部就不安全了！" 厚颜无耻 父子相承 罗青长有子六个，依次为长子罗抗，次子罗挺，老三罗援，老四罗振，老五罗挥，老六罗扬，经查询，除在网上频频出丑、被大陆人目为越战逃兵的三子罗援外，六子罗挺为海军少将；四子罗振为纽约华荣集团总经理，美国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常务副会长。这一家人可谓中美兼顾，红白通吃。 对这个一身将军服、每天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爱国主义的红二代罗援，他的虚假做作、厚颜无耻，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内地网友发现，这位堂堂少将，竟用自己的个人账号发，来转发别人吹捧他的肉麻微博，"罗援将军是军人也是学者，对于朝核问题分析的很到位，所提建议非常合情合理，水平就是高！在电视台做军事评论是最受观众欢迎的！"没想到天底下居然有这样不择手段自己吹捧自己的专家，与其乃父倒还真是一脉相承、衣钵真传。 就是这个罗援，前两年开通博客时，还写下了这样几句令人肉麻和作呕的话："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民、我们应该战斗！" 结果遭到众网友劈头盖脸的一通回击，其中有一篇散文诗是这样回答他的：感觉到危机来临了，开始歇斯底里地叫喊"我们亲爱的人民"了。"我们""我们"的，你感觉很亲切是吧？可是，养老双轨制，看病多轨制，"我们"，不在一起吧？开着公车，游山玩水，吃香喝辣，"三公"挥霍时，"我们"，也不在一起吧？高收入全保障，吃特供享特权，"我们"，还不在一起，对吧？要打仗了，战争来了，"我们"了！还什么"亲爱的""我们"！我，激动得裤子都要掉下来了，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妹啊。对不起，"我们"，不是一伙的！你们是你们，你们只是你们，也只能是你们；而我们，我们，我们才是我们。……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扒开罗青长、罗援父子身上华丽外衣后，展现出来的原形竟是那样猥琐与不堪！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4月号  |
|||||
|
Posted: 16 Apr 2014 11:40 PM PDT 更新时间 2014年4月16日,  |
|||||
|
未普：邓小平到底为何逼胡耀邦下台？—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上） Posted: 16 Apr 2014 03:28 PM PDT  1989年4月15日，73岁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骤然逝世。导致他骤逝的间接原因是1987年1月10日，邓小平要求中共政治局连续召开了六天党内生活会批胡，之后，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位。用李锐的话，"他在某些人精心组织的一场'雾月十八日'中，黯然告别政治舞台"。 关于邓小平为何要胡耀邦下台，一直有两个很流行的原因。最具代表性的是赵紫阳在他的《改革历程》中指出的两点，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赵紫阳在书中专门有一章《胡耀邦被迫辞职》，谈到这两个原因，非常有说服力。但是，笔者最近又重读了一系列有关胡耀邦的著作和文章，相信除了这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 这第三个原因是当时的官方说不出口、现在的官方也说不出口的，但可能是更重要的理由，即胡耀邦赞成邓小平全退，邓小平疑心胡耀邦取而代之。 这种说法其实早有流传，但始终缺少扎实的论证和严谨的分析。故连赵紫阳也认为，胡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但是在中南海的大红高墙内，邓小平的手段和手腕，同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一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笔者认为，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邓小平是耍了手腕的。对中央委员会全会公开选举出来的总书记，邓小平幕后操纵，和几位元老合计把他搞下了台；胡下台的理由既是反自由化不力，也是陆铿采访引起，更是邓小平疑心胡取代自己。 邓小平的疑心始于他和胡耀邦86年夏季的一次私人谈话。据张黎群、张定等人的《胡耀邦传》披露，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70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8月22日，邓小平在北戴河过81岁生日的酒席上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10月，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态，说"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地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的同志让路。" 胡耀邦讲话后，邓小平没有任何表示，神情严峻。事后，邓小平曾问万里："耀邦为何偏要我下？"万里答："可能是失言。"邓小平说："不，是要树自己（还有一种说法：要取而代之）。"万里说："耀邦不是那种人。" 关于胡耀邦公开赞同邓小平退休一事，赵紫阳显然不以为然。他说，耀邦访问欧洲期间，在答记者时多次讲到邓退不退的问题。他讲这些话是不是刺激了邓小平，引起小平的猜疑，这我不敢讲。我当时也有些感觉，觉得因为他的身份，有些事应该回避，何必对这个问题议论太多呢？他应该慎重些才好。但是，如果胡耀邦"慎重"一些，那他就不是胡耀邦了。 胡耀邦要树自己，要取而代之，已经在邓小平心中种下了猜疑的种子，而磊落的胡耀邦却以为，国家领导人制度正面临新的突破。据胡耀邦的政治秘书刘崇文的回忆文章"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胡耀邦在1986年几次提到，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刘崇文说："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1986年国庆节后，胡更进一步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 那时的胡耀邦不知道，邓小平已经在主导一系列的倒胡动作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6 Apr 2014 02:06 PM PDT  今年是六四的25周年，敏感时刻又到来了。六四起于胡耀邦逝世所引发。但是卸任不到两年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却在胡耀邦逝世25周年前夕拜访胡耀邦在湖南的故居，格外引人关注。此行当然得到习近平的同意，因此看来是习胡连手做出的政治姿态。抬出胡耀邦收买人心，看来是习近平的政治道路出现困境。 愚人节的第二天，18位高级将领集体在《解放军报》撰文，表态拥护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这是改革开放35年来仅见的军方大规模集体表态，也让我们想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对调八大军区时各军区被迫表态的非常时期。 到底什么事情导致习近平处于目前的困境？从表面的现象观察，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与军队直接有关的，就是军内反贪，办了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期间军内阻力很大，习近平支持总后政委刘源处理谷俊山。过程也涉及后台，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最近又牵出另一位前副主席郭伯雄。他们都是前总书记江泽民的爱将，军中也有人脉，阻力当然更大。此案牵连之广，需要高级将领出来背书。 第二，中共高层反贪聚焦在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身上，从2012年秋天18大闭幕以后，中纪委就开始调查周永康的外围人马，到现在他的秘书党、四川帮、石油系的人马全被围歼，他的家人也几乎全部被捕。有关报导多如汗牛充栋，可是官方至今都还没有宣布正式对他进行"双规"，可见阻力之大。除了周永康背后有江泽民，还有太子党的大阿哥曾庆红，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更让那些前常委心惊胆跳，结成强大的反对力量。 第三，从政治角度来看，习近平已经囊括党政军九个机构的第一把手，已经被痛骂为独裁者了，但是也说明他的施政阻力很大，以致需要他站在第一线。今年2月18日《炎黄春秋》杂志的新春联谊会上，社长杜导正说，根据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国深化改革有两个阻力，一个是陈旧思维，一个是利益集团。"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冲破这两个阻力。"利益集团的阻挡如上所说，至于新思维，习近平除了背毛语录，有什么新思维？ 第四，中国的经济状况不佳。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低于年度目标的7.5%，只有7.4%。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第三个月处于盛衰线50下方。一些经济数字被质疑造假来安定民心。国际炒家索罗斯更发表文章说："推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模型已筋疲力竭。中国现时推行政策自相矛盾，而且债务不断膨胀，有机会数年后出现债务爆煲危机，与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前的美国相似。"而贫富两极分化的深层次矛盾冲突，也到了临界点。 第五，中国现在的"大中华朝贡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不稳状况。少数民族地区的西藏，自焚事件没有停止。新疆维吾尔人的反抗，更是"侵入"到中国内部省份，例如去年10月的天安门撞车事件，今年3月1日在昆明火车站大开杀戒。香港的普选也提到日程上来，是否会出现"占领中环"正在考验习近平的智慧。而被视为乖乖牌的台湾总统马英九，面临北京越来越大的压力，求功心切要强行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激起太阳花学运，让中共辛辛苦苦的统战破功。中共越反分裂越是分裂。 第六，中国的战争叫嚣与斗争性的外交路线有和缓迹象，尤其是中日关系已经沦为习近平到欧洲去喷口水，反而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在东海地区示威或挑战日本。继去年派出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到日本摸底之外，最近则是胡耀邦儿子胡德平到了日本，与首相安倍会晤。这显示习近平认识到外交孤立的危险性，于是编造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的故事来哄人。问题是中国已经以张牙舞爪的实际行动来坐实"中国威胁论"，东海防空识别区还摆在那里没有收回，现在再改口，可信吗？ 有些政策要继续，有些政策要改变，全部要由习近平这个表面上的独裁者承担全部责任，他承担得起吗？如果不是进退有序，而是该进的退，该退的进，那就天下大乱。有人说，中国的命运将在这三年里决定，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一任期。何去何从成为他的巨大压力。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6 Apr 2014 02:02 PM PDT 【重贴旧文，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
两个多月前，大陆官方媒体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将于11月20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90岁冥辰时，隆重举行纪念活动。这个消息多少有些出人意外。按以往惯例，中共只在过世元老百岁诞辰时举行纪念活动。此其一。第二，十六年来，在官方话语中，胡耀邦的名字纵然不是禁忌，也是敏感词。在2001年北京隆重推出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年的文献电视片里，居然没有胡耀邦的一个镜头。因此，这次中共当局主动发起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便显得很不寻常。 那么，胡锦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图呢？起初甚至有人猜测胡锦涛要借纪念胡耀邦之机为"六四"平反。这当然绝无可能。在我看来，胡锦涛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修补自己的形象，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因为胡锦涛是团派出身，一度被很多人视为胡耀邦的传人； 但是他上台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胡锦涛需要做出某些重大姿态修补他的形象。 胡锦涛提出纪念胡耀邦，会使不少人产生一种幻想，以为胡锦涛还是愿意继承胡耀邦的政治路线，努力推行政治改革的，眼下只是时机未到而已。这就对胡锦涛巩固自己的地位大有好处。不难想见，共产党纪念胡耀邦，必定会强调胡耀邦是共产党。也就是说，共产党会按照他们当前的政治需要塑造胡耀邦的政治形象。 对今日中共当局而言，胡耀邦和赵紫阳还略有不同。赵紫阳因反对镇压民运而下台，为坚持此一立场被软禁十五年至死不悔。除非中共决定为六四平反，否则它就不可能对赵紫阳高度赞扬。胡耀邦固然也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但是胡曾经违心地承认过"错误"，后来胡是以党国领导人的身份死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就使得当局有可能在坚持反自由反民主的同时高调肯定胡耀邦。据了解，这次当局纪念胡耀邦，主要是强调他"廉洁清明，务实亲民"。估计当局会对胡耀邦犯有"反自由化不力"的"错误"一事避而不谈，这看上去是"为尊者讳"（和年初当局在赵紫阳讣告中还写有"犯严重错误"一语构成对比），其实却表明当局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一贯立场。 如果说在八九之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普遍地对胡的评价要高于赵，那么在今天，恐怕很多人对赵的评价要高于胡。不过，我以为我们不宜对胡赵作这样简单化的比较，因为两者的时空背景大不一样。 什么是胡耀邦的真精神 依我之见，胡耀邦最主要的的功绩是：勇敢地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民运人士，保护大学生竞选运动，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份子，反对压制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援政治改革讨论，抵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一系列行为中，贯穿始终的有两点：一是对残酷的政治迫害的反感，一是对不同政见和民主运动的容忍。 众所周知，胡耀邦是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辞职的。平心而论，这个"罪名"倒为不冤枉。身为专制政权的掌权者，胡耀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拒绝实行政治迫害，坚持对不同政见和民主运动的容忍。 这里，我从自己参加民主运动的经历，谈谈我对胡耀邦的感受。 1979年，我在北京参与了民主墙运动。不久，团中央就主动派人来和我们接触。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谢昌奎多次和我们诚恳地交谈，明确地表示对民主墙对民间刊物的支援。魏京生被捕后，谢昌奎向我们了解各方面的反应，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是不赞成的。这就进一步拉进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为了保住民间刊物，谢昌奎建议我写一篇论同人刊物的文章，看看是否能以此名义是民间刊物合法化。在民主墙期间，我们还得到了其他团派机构的支援。《沃土》杂志举行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会，中国青年报借给我们开会场地。中国青年杂志曾经约集当时北京地区影响较大的四家民刊《北京之春》、《沃土》、《四五论坛》和《今天》在他们的办公室举行座谈。尽管在当时胡耀邦早已离开团中央，但是我们都能深刻地感觉到胡耀邦对团中央的巨大影响。来自团派的同情与支援实际上就是来自胡耀邦本人。 1980年北大竞选，当局很重视，至少有三个中央部门派出人员坐镇观察：一个是民政部，一个是国家教委，一个是团中央。其中，团中央派出的负责人是张黎群，张黎群在五十年代出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后因犯右倾错误被贬到四川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写过不少燕山夜话式的杂文，文化革命中自然首当其冲，四人帮垮台后复出。在北京大学的北招待所，张黎群约见我和王军涛等几位主要竞选人，态度相当友好。不出所料，事后张黎群在向中央汇报时，对北大选举予以高度肯定，和国家教委的报告针锋相对。 竞选活动结束后，北大和人大的几位同学召集各高校的竞选活动的活跃分子在人大校园一间教室开会，总结竞选运动经验。临近尾声，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梁平赶来向我了解会议情况，她说耀邦对这个会很关心。原来我们这边的会还没开完，那边中央已经有人要给我们扣上"开黑会"的帽子了。幸亏会议有录音，我叫人把一份录音带送交梁平。后来"开黑会"的帽子终于没扣下来。想必是遭到胡耀邦一派的坚决抵制。 1984年，武汉的一些青年理论工作者打算办一份理论刊物。当时，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正以特派员的名义参与湖北地区的整党工作，对此表示支援。多半是由于胡德平的特殊身份，《青年论坛》破土而出，创刊号上发表了胡德平的一篇短文"为自由鸣炮"。虽然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新意，但毕竟烘托出一种自由化的气氛。《青年论坛》发表了很多立论大胆，观点尖锐的文章。在1986年夏秋之交，《青年论坛》全文发表了我的"论言论自由"，随后又在北京举行了一场专题讨论会。1987年1月，当局发起反自由化运动，胡耀邦下台，《青年论坛》也受牵连而被迫停刊。 1986年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自由化的一年。那时，我应邀在多所高校讲演言论自由，还应邀出席团中央和中宣部举办的政治改革讨论会。记得在团中央举办的讨论会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在团中央大楼门前合影，我忍不住对旁边的一位老朋友说："共产党真是乱了章法，把我辈请到这儿开会来了。"我自知"思想反动"，和共产党不是一路。所以我既不打算混入党内，也不指望得到高层领导人的赏识或支援。我对共产党领导人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容忍。 当时，我对胡耀邦较有好感。我知道胡耀邦是中共领导人中最能容忍的一位。不过，胡耀邦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大？他对容忍的理解到底有多深？我仍然不无疑虑。然而我相信，只要眼下的宽松气氛再持续三五年，自由化的势头就真正不可逆转了。所以在那时，我很担心形势逆转。十分不幸的是，逆转很快就来了。1987年1月，胡耀邦被迫辞职，随之而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使中国的民主进程遭受到严重的挫折。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胡耀邦存在的重大意义。 十六年后，我从海外媒体上读到胡绩伟的纪念文章，其中引用了胡耀邦在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一段讲话，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援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援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做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民心中的烈士。这种烈士是不进八宝山的"。 胡耀邦这段讲话我早在民主墙时期就听说过，但只知其大意，未见其原文。我必须承认，胡耀邦的讲话比我想象得还好。正象林牧先生指出的那样："胡耀邦当时还只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他不顾党内高层指责他支援民间民主化运动的流言蜚语，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维护公民权利、维护民主自由和为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见者鸣冤叫屈的呐喊，真是惊天动地、大义凛然！那些至今还在坚持反人权、反民主的立场，继续迫害敢于站起来维护公民权利，推动中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人们，看到耀邦这一段掷地有声的言论，能不为之汗为？！还有那些期望过高至今还认为中国没有民主派、体制内更没有民主派，胡耀邦也不过比较开明而已的朋友，看到耀邦这一段言论和他的全部思想、全部实践活动以后，不知能不能改变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 伟大的容忍 胡适有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说："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我以为，容忍和自由本来就是一回事，是同一件事物的两面。只不过自由是对自己而言，容忍是对他人而言。诚如殷海光所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 民主国家的掌权者，由于其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想不容忍也难，故而其容忍尚不足为奇。因此，容忍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那些其权力不受制衡的掌权者身上：能够不容忍而却肯容忍才最难能可贵。专制制度是怎样转化为自由民主的？从掌权者的角度，那就是从容忍不同政见开始的。 不错，胡耀邦直到去世前仍然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错，胡耀邦生前似乎为没有提出过多少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但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容忍不同政见，这就是对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这就为自由民主的实现打开了大门。我在《论言论自由》里写道；"当代专制主义与古代专制主义不同，它不是以公开地作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出现，恰恰相反，它们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而为了做到和维持这一其赖以生根立命的假像，垄断言论是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阿基里斯的致命处在脚后跟，当代专制主义的致命处在垄断言论。"一旦有了表达不同政见的自由，共产专制便立刻土崩瓦解。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言论自由呢？我们知道，言论自由属于消极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只要政府不干涉，言论自由就实现了。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无非是说当我们发表各种言论时，政府不要压制，也就是说，政府只要容忍，那就够了。 或许有人会说，有了自由还不等于就有了民主。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共产专制制度不同于传统的专制制度。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例如在传统的君主制下，皇帝是世袭的，文武百官都是由皇帝任命的，统统不需要选举，人民根本没有什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民就算有了自由，也还不等于就有了民主。共产制度则不然，共产专制制度包含有若干民主形式。共产制度在理论上肯定了国家的各级权力，包括最高权力，都应该从人民的选举中产生。共产制度的问题在于，它虽然在名义上肯定了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是由于它"没有给人民提供一个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动空间"（哈贝马斯语），所以窒息了这种公共权力。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就有了比投票箱更大的活动空间，公共权力就被启动了。简言之，在共产制度下的选举之所以是假的，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只要有了言论自由，选举就变成真的了。这也就意味着，在共产制度下，人民一旦有了自由，也就同时有了民主。 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民主墙不曾遭到镇压和取缔，或者是政治改革讨论热潮不曾被强行中断，或者是反自由化运动被有效地制止，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什么局面？由此，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胡耀邦的容忍具有何等伟大的意义。容忍－－这就是真正的胡耀邦精神。这就是我们要纪念、要赞扬的，也是胡锦涛、江泽民们要遮蔽、要抹杀的。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2005年11月  |
|||||
|
Posted: 16 Apr 2014 12:31 PM PDT
按照中共官媒的说法，两天前，也就是本月十三日被中纪委宣布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申维辰是今年以来第6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此前已公布接受调查的5名省部级高官分别是：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和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而申维辰又是今年以来查处的第一名正部级官员，也是"十八大"之后查处的第四名正部级高官，此前三人包括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如上在申维辰之前陆续落马的所有人等，全都被外界媒体与周永康扯到一起，如今的申维辰也是一样，有媒体甚至把申维辰与周永康关系的细节都"披露"出来，大意是说申维辰当初能够从地方宣传部长升格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是由李东升牵线，用自己在山西地方任职时收受的巨额贿赂的相当一部分进贡给了周永康儿子周滨，为自己进京当官铺路...... 不要忘了当时的周永康虽然位高权重，但党内由他经营的毕竟只是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而不是中宣部，更不是中组部。 一位叫周蓬安的博主为天生人高马大，在近两年内陆续落马的众多高干贪官中间显得"鹤立鸡群"的申维辰归纳了八大新闻看点： 一是"跨界任职"。申维辰自2000年9月担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其间转任太原市委书记，再转任中宣部副部长，去年4月中组部副部长之一王尔乘"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派"在中国科协干部机关干部大会上，宣布申维辰同志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并提名为中国科协常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人选。网友多感到奇怪，申维辰对科协业务了解多少？ 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派"到科协宣布申维辰的任命令时特别强调申维辰的到任"是对该（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和广大干部的一个考验。大家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恪尽职守，实现顺利交接，平稳过渡。"足见当时的中组部和"中央领导同志"非常明白安排一个体育系的工农兵学员掌管全国科协没有人会服气。 第二个看点是他申维辰和他曾经的同僚金道铭一样，都有反腐专设机构——"中纪委"元素，金道铭在山西任纪委书记近5年，此前还在中纪委、监察部任职16年，而申维辰现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委员也腐败，社会当然更为关注。 第三个看点是对申维辰的组织评价很滑稽。王尔乘到科协宣读对申维辰的组织鉴定是：政治素质好，经历多岗位锻炼，领导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工作思路清晰，有政策理论水平。熟悉党务和宣传工作，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事业心强，为人朴实，谦虚谨慎，团结同志，要求自己比较严格。所以中央认为，申维辰是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处主要领导的合适人选。 一年前被中组部鉴定为"要求自己比较严格"，一年后即被中纪委宣布"严重违法违纪"，真是的莫大的讽刺！ 第四个看点是申维辰的仕途超越想象。如果按照其简历分析，其28岁时就担任共青团山西省委副书记，成为副厅级干部；而45岁时就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跨入省部级"高官"行列。这样一名在"文革"中成长，没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官员，仕途如此顺畅，背后应该有高人。 第五个看点是江西日报再次尴尬。3月22日，《江西日报》发表了一篇该省副省长姚木根的署名文章。就在同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称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４月10日，《江西日报》报道了申维辰出席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代表大会的消息，两天后申氏也被中纪委宣布了同样的内容："重违纪违法"。 笔者在北京的记者朋友说，中国科协一位陪同申维辰到江西的随员回到北京后从机场直接回到机关，惊魂未定地向机关党委书记报告申维辰在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即被亮出中纪委工作证的人带走了。"中纪委的保密工作真的是做到家了。我们飞回北京的头一天晚上江西省委书记强卫还和江西省纪委书记周泽民为我们饯行，可见他们也是事先什么风声都没有听到。" 第六个看点是申维辰简历上涉嫌年龄造假。申维辰1956年5月生，1969年8月参加工作。按当时的有关人事规定，如果他不是因文体特长而被部队特招，不满14周岁应该无法参加工作。即使某人亲属下煤矿殉职，其子"顶职"也必须年满14周岁。 第七个看点是文凭涉嫌造假。13岁的娃娃，至多也就初中毕业，而那时候的初中毕业生水平应该"大家都懂的"。即使申维辰72年至75年在山西大学体育系学习三年，其工农兵大学的文凭含金量也是可想而知。因此，申维辰的"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应该不是真材实料。 这位博主没有从申维辰公开简历中注意到的另外一个细节是，十三岁即在家乡"参加工作"的申维辰居然十六岁就成了和当年的习近平、王歧山等人一样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难道七十年代初的山西大学就已经有了"少年班"？ 第八个看点是"边腐边升"。申氏的"严重违法违纪"行径应该是任中宣部副部长或太原市委书记，甚至是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所为，而他十八大上居然被安排为中纪委委员，一年前又被提拔为正部级干部，典型的"带病提拔，边腐边升"。 据一位叫"逗号"的博主核查的结果，山西洪山陶厂一员工曾在网上多次发帖称，自己十几年坚持向各级纪委写信实名举报申维辰。内容涉及申维辰1995年任晋中行署专员后，乱采乱购设备，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官商勾结。洪山二陶厂负责人刘某租赁二厂厂房设备，用所属的250亩土地三次重复抵押贷款诈骗银行贷款1.3亿元。这些举报与申维辰的落马有否直接关系，目前还无从知晓，但从实名举报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举报时间之长所展现的执著，都恐怕不得不令人对被举报人多个问号。 2006年至2010年，申维辰任太原市委书记。而在2010年底，山西省检察院根据掌握的线索，控制了一名为房地产商跑项目审批的"中间人"，其行贿记录涉及当地60多名官员，该窝案曾经轰动一时，而当时正在不断遭实名举报的申维辰不但"独善其身"，而且居然还能奉调进京高就中宣部副部长。如果仅就一个事实来证明申维辰"背后的高人"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刘云山或者说只是刘云山还是略显武断，因为当时刘云山之上还有时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明办主任李长春，但刘云山高就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申维辰即一个体育系工农兵学员的"学术"背景高就正部级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席，就足能够说明申维辰与刘云山之间是何等程度的"唇齿相依"了。关于刘云山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竭力说服习近平重用申维辰的细节内容，会在下本专栏的篇文章里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Posted: 16 Apr 2014 11:29 AM PDT
导语：史景迁在序言里写道："我所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些具体的个人，他们并不处于革命过程的最中心，却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这些个人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那个时代。" 1 1920年夏，罗素（Bertrand Russell）费尽周折地到了苏联，并见到了列宁，却失望地发现他智力平庸、性格狭隘，而且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恶作剧般残忍的气质"。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是"封闭的暴虐的官僚体系，特务系统比沙皇时期更厉害更发达，贵族阶层同样冷漠和傲慢。"同年年底，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待了一段时间后，他惊讶地发现，大部分中国人竟然对那个在他看来"极端恐怖"的国家充满了幻想。 于是，在长沙名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中，罗素忧虑地指出苏联这种以暴力夺取和维系政权、将无限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共产主义是不可取的。 毛泽东恰好被《大公报》聘请为这场讲演的特约记录员，但这位湖南青年却认为：罗素提倡的以教育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贫弱的中国没有时间进行渐进改良，而迫切需要列宁所说的那种"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的革命。恐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获胜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2 毛泽东的思想代表着中国革命在1920年代的一个重要转变：革命的目的不再是为所有人争取平等的权利；而仅仅是为其中一部分人，即"无产阶级"争取权利， 留给剩下的那些"阶级敌人"的将是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诉诸仇恨的马列主义是进行武装斗争时的利器，但其危险性在于：划分这两种人的界限是模糊的，很多时候甚至仅仅取决于领袖的个人意志。因而，这就为日后从内部升起的黑暗埋下了伏笔。 按黑格尔（G. W. F. Hegel）的说法——马克思的观点与之相近——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是 "世界精神"的代言人，他们能够将潜在的、不自觉的历史必然性带到自觉的实践。至于大部分民众，对历史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能做的仅仅是"追随这些灵魂领导者，因为他们感受着他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不可抗拒的力量"。 但史景迁(J. D. Spence) 的《天安门：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似乎故意要与这种史观相悖：仅仅关注革命领导人是不够的；有时候，反而是那些革命边缘人的经历，更有助于勾勒出革命真正的面貌。史景迁在序言里写道："我所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些具体的个人，他们并不处于革命过程的最中心，却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这些个人经验有助于我们了解他们那个时代。" 3 《天安门》是以康有为、梁启超坐蒸汽船赴京赶考的途中，在中国海上遭遇到了日本军舰的拦截和搜查开始的。同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悲愤交加的康梁率领数千民上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反对条约，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 虽然痛恨日本的侵略， 但康有为变法的根本思想却是来自明治维新。在他看来：在外有居心叵测的列强虎视眈眈，内有愚弱的、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国民的情况下，最好是像日本一样，由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来推动自上而下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一面抵御外侮，一面教化民众。 不可否认， 从今天看来， 康有为提出的主张自有其合理之处。在中国传统中，皇帝扮演的一直是政教合一的角色。民众对皇帝的依赖性非常强。所以，即使在制度上将皇帝废立了，两千多年的王朝专制在民众内心留下的奴性却无法泯灭，他们无比渴望一个新的全能领袖的出现。尤其是在长久的动乱后，一旦有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的类"圣王"，他们会立即匍匐于其脚下，高呼红太阳。 由于操之过急， 维新变法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弹。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国外，在日本，孙中山想要见他，却被拒绝了——康不屑与孙这种革命党为伍，"虚君共和" 才是其一贯主张。康坚持认为，革命只有可能在像美国和英国那样有悠久的民主传统的国家成功。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除了将两千多年的专制沉淀重新翻搅起来以外，革命还能做什么？但戊戌变法后，立宪派实际上大势已去，革命派则越来越得势。 孙中山始终记得当年康有为对他的怠慢。作为报复，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他就派人拆了立宪派在日本的会所。梁启超在一封信里描述当日情景："所有什物相架门口匾额对联全行拆废，抛之街外，有中立人见而不平，公论一两句，则被他党人随街驱逐殴打，曾打四五人不堪者，幸各同志知机，无与其争论，故无损伤者，然亦受辱不少矣。"信的末尾，梁近乎诅咒地写道："真是强横无礼，禽兽之不若也。俗云所谓'未登天子位，先置杀人刀'，天必不佑，且观其后矣。" 梁启超的预言最后成了现实。我们可以从孙中山那里看到中国几乎所有革命者身上普遍的矛盾之处：在纸面上，或未成功前，他们满口是民主、宪政、自由；但是，一旦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专制、独裁、党同伐异等各种传统的阴暗手段又会被同一个人熟练地调用出来。这种转变往往是不自觉的。 这种言行不一更深层的原因是革命者们确信"目的证明手段合理"：只要理想是崇高的，那现实中的任何残忍和黑暗都是可以被忽略的——瞿秋白在苏联期间，亲眼见到了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下，饥饿的农民煮食尸体，或者绝望地点燃房屋烧死自己，但这都没有动摇他的信仰。瞿秋白并非冷酷无情，而是在他看来这些手段与"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并不冲突："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 正是在这种"目的证明手段合理"的信念中，原本志在推倒一切的革命者们，欣然重拾那些被早已被唾弃的旧东西，并逐渐蜕变成当初自己要打倒的人。托克维尔（A.Tocqueville）研究法国革命后得出的结论也完全适用于中国。他发现，在革命过后，"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部恢复实施，并且固定下来。""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鲁迅却认为，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该归咎于革命者。1907年，他在日本写出《摩罗诗力说》，热情地呼唤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健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可是二十多年后，他绝望了。因为即使这样的战士出现，等待他的命运也无非是"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到底是"革命"还是"不革命"？鲁迅终其一生都被这个问题所折磨。有时候他认为，革命这个手段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另外一些时候，他又不禁从根本上怀疑起这一切："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 丁玲的立场不像鲁迅那么犹疑不定。她始终信仰共产主义革命，这一趋势在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枪杀后更加明显。在被软禁3年多后，她于1936年辗转逃到了中央苏区，这位著名作家受到了中共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甚至亲自接见了她。虽然延安的条件很艰苦，但她却在那里如鱼得水。 可是渐渐地，她发现延安存在着严重的"首长至上"现象，上下尊卑等级鲜明；作家只被当做宣传工具使用，没有任何创作自由；甚至连恋爱都是受限的，只能由领导介绍批准。1942年3月，为响应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员"善意的批评"的号召，丁玲写出了《三八节有感》一文，并在自己主编的《解放日报》刊出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没想到，这些文章引得龙颜震怒，"发扬民主作风"很快变成了打击"自由化"。幸好丁玲在国统区的名气大，得到的处罚只是被下放至北大荒两年而已。作为替罪羊，可怜的无名小卒王实味则被残酷批斗，不久被逮捕，从此失去人生自由。即使他无数次痛哭流涕地忏悔，写了无数交代材料，1947年还是在山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4 韦伯（Max Weber）曾说过："打算用武力在地球上建立绝对正义的人，他需要有追随者，有一架由人构成的'机器'。他得不断为这些人提供精神的和物质的必要奖赏……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一般来说，革命机器的组织及意识形态控制越严密、领导人越权威、等级制越鲜明，效率就越高，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也越倾向于专制独裁；而另一方面，革命组织内部越崇尚平等、成员行动越自由、意识形态统治力越弱，那革命机器就越松散无力，因而更可能被镇压或淘汰——这是所有革命内部难以解决的一个永恒悖论。如何在保持战斗力和控制内部黑暗因素之间保持平衡，是摆在革命面前的最棘手问题，其难度不亚于走钢丝。实际上，除了少数特例，所有暴力革命基本都失败了。革命的目标定得越高，意味着对人性幽暗面的警惕越低，那么，它就越可能走向失控和暴虐，甚至可能反过来吞噬那些目标纯洁的革命者。 5 虽然丁玲经过延安整风后，对党无疑更加忠诚了，但她仍然在"反12年。1970年，文革小组找到了她，丁玲以为他们是来救自己的，没想到反而被关进了条件更为恶劣的单人牢房里。其后整整5年，她被殴打、虐待，所有亲友都被禁止探监，她陷入彻底的孤独之中。 直到1978年，丁玲才真正重获自由。但几乎与此同时，一个30岁的年轻电工因为在西单民主墙上写下"人民还在被封建思想所愚弄，还在被封建的枷锁束缚着"的句子而被判十多年重刑。 书的结尾，史景迁问道，漫长的革命真的让中国人 "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争取到了那些在一个世纪里一再被允诺，却从未被实现的东西吗？"答案是否定的。和一百年前比，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恐怕就是革命话语的"名"与"实"被完全颠倒过来了：最恐惧革命的人完全垄断了"革命"的使用权，声称与他们相对就是与革命相对。而用一百年前的眼光看来无疑是"革命者" 的人， 现在却成了" 反革命"。 ——观察中国，网友推荐  |
|||||
|
Posted: 16 Apr 2014 12:00 AM PDT 李克强在博鳌的演讲受到全球格外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想知道中国将如何应对明显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李克强的答案是，政府将不会采取强刺激来稳增长。这个答案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此前已有透露。事实上，不少人都认为李克强早该认识到这一点，而对他是否真有这样的决心尚有很大疑问。不过，李克强在博鳌确实给了外界一个意外，那就是"沪港直通车"的决定。 这个决定，加上李克强并不令人信服的稳增长措施，事实上传递了非常令人不安的信息，那就是中国领导人虽然知道再用强刺激来稳增长很危险，却并不知道该如何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因此，出于对经济减速的恐惧，中国有可能做出蠢事，给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严重威胁。 "沪港直通车"的决策，再一次反映了李克强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中国经济存在许多严重失衡和扭曲，根本原因并非如李克强所愿意相信的那样，是没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是统治阶层和政府自身的利益与社会多数人的利益发生了严重背离，整个市场游戏的道德基础和公平性因此被彻底颠覆。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贸易区也好，"沪港直通车"也好，不可能重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而只是增加一点投机套利的机会。这样的市场，当然不可能纠正积累多年的失衡和扭曲，尤其是不可能纠正中国政府收入比例奇高，而国民社会福利水平，却远低于国民收入水平相近甚至低很多的国家这种极不健康的格局。 "沪港直通车"的出台，还支持了这样一种担心，那就是中国决策者为了回避和拖延政治风险很高的收入分配改革和复杂的社会改革，会选择加速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来转嫁危机。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和储蓄规模超大，在币值高估和资产价格存在严重泡沫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借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从全球"大捞一把"，以支持中国经济维持一定速度。即使失败，中国权贵阶层也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利，并有更多机会在大船沉没之前，带著不义之财弃船而逃。 就在李克强博鳌演讲前夕，《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发表文章，"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应缓行"，公开向中国当局表达了一直不敢拿到台面上来的忧虑。 http：//m.ftchinese.com/ipad.html#story/001055688 文章在此时发表绝非偶然，沃尔夫显然有比较可靠的理由相信，李克强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加速开放资本账户。沃尔夫还知道，他要劝阻中国领导人，不仅会遭到反驳，而且会有几分尴尬。中国人会说，难道不是你们西方人一直在劝我们开放资本账户的吗？ 翻译成大白话，沃尔夫劝阻中国开放资本市场的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开放资本市场不仅会增加自己的风险，还会对立足未稳的全球金融秩序带来冲击。第二条，中国的金融状况，并不如当局声称的那么稳定，因此，并不符合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斯坦利.费舍尔关于开放资本账户的第三个条件。 中国当局会不会接受沃尔夫的道理呢？当然不会。根据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理解，我猜想中国当局反驳沃尔夫的理由无非是这么两条：第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决策表明，在货币和金融政策上，大家都是自私的，因此，中国把自己的核心利益，也就是中共政权的稳定置于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之上，天经地义。第二，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听从美国建议，搞了个四万亿投资计划，救了美国，也救了世界，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今天中国金融问题多多，与此有相当的关系。现在美国和欧洲经济企稳，轮到西方和世界帮中国度难关，情理上也没有什么说不通。 沃尔夫反驳中国的理由并不难想像，那就是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民主国家，有纠错能力，因此，中国和世界支持美国度过难关，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是专制国家，转嫁危机也救不了中共政权。但这样的反驳显然不可能上台面，否则，不久前已经给习近平惹了麻烦的《金融时报》就要被当局扫地出门。 沃尔夫虽然不可能劝阻中国，但向世界发出警示，中国经济减速将会带来全球性威胁，显示了他的职业精神和勇气。不过，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沃尔夫对主张金融全球化最力的费舍尔却缺少一点批评精神。97年，若不是费舍尔在香港的IMF年会上对资本主义瓦解中共专制过于乐观，西方或许不至于收获今天养虎遗患之苦果。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
|
Posted: 15 Apr 2014 09:32 AM PDT
（VOA国符）洛杉矶 — 中国著名的改革家陈一谘在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星期一因癌症去世，享年74岁。 在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前，陈一谘担任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也是中国领导人赵紫阳的智囊，六四事件后，陈一谘被打成操纵学运的黑手，流亡到法国和美国。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组建"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编辑出版期刊和专书。2002年发现罹患癌症，病情时好时坏，2005年他还试图拍摄六四纪录片，但因病重而易手。 陈一谘多年来定居洛杉矶县的圣盖博市。据六四事件的学生领袖王丹星期一深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他从陈一谘女儿得知，陈一谘走的很平静，没有恐惧，脸上隐隐挂着一丝笑。 *六四流亡者无限悲伤* 王丹在1998年流亡到美国后，和陈一谘熟识，两人先后搬来南加州的洛杉矶县，经常来往，有如一家人。王丹表示："他的去世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位80年代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同时也是一位长辈的过世，所以我非常的难过。" 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因天安门学运而流亡美国的吴仁华，在2005年曾参与陈一谘拍摄六四纪录片的工作。他表示，陈一谘和他都因为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国，因此有更深一层的感伤。吴仁华说："这是又一位六四流亡者在异国他乡去世，在这之前，像八十年代被中共当局定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三个代表性人物，刘宾雁先生，方励之先生，王若望先生，都是在美国流亡地逝世的。" 吴仁华目前正准备出版他的第三本以天安门为主题的著作"64事件全程实录"。 *被视为中国改革的操盘手* 王丹认为陈一谘对中国的贡献很多，其中最大的应该是对中国农村体制的改革。他表示："除了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陈一谘都起到了推动具体方案的讨论和制定，所以我才说，他才是真正的通过经济改革、具体方案的操盘手。" 陈一谘的回忆录分上下两卷，全书一百一十万字，是他多年抱病写成，一年多前在香港出版，回忆录从家族和成长开始，历数从发现农村问题到获得重用，为改革呕心沥血的十多年亲身经历，到89年为止。王丹曾以"见证一个真正的改革时代"为题为该书撰写书评。 王丹说："就是说这个回忆录的价值，告诉我们八十年代的改革和今天中国的改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包括开放、参与，包括自由讨论等等。而那些过程，陈一谘先生本人都是见证者和参加者。但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曾经有过那样的改革，尤其是官方和民间是有某种程度的共识的基础上的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了。" *坚持改革 反对镇压* 吴仁华表示，陈一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是体制内的代表性人物，因为他当年担任的职务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而这个研究所是中国官方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智囊团。然而，陈一谘在六四事件公开发表声明，反对武力镇压，支持学生运动。吴仁华说："那个声明影响非常大，因为这个（声明），后来李鹏把陈一谘做为八九民运的黑手之一。" 陈一谘本人对这段历史有更进一步的解释，他在2012年获得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的时候表示："谁知道离开中国就是一条不归路呢，当然李鹏把我当成头号通缉犯，他认为我鼓吹包产到户，破坏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鼓吹经济改革，破坏公有制；鼓吹政治改革，破坏党的领导，所以实际上八九事件的发生，就是中共既得利益者清算十年改革的一场非法的军事政变，当年我这么认为，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 。" *怀念逝者 纪念六四* 王丹表示，陈一谘到死，都仍然是个铮铮铁骨的汉子，中国的脊梁。他建议，要纪念陈一谘，应该阅读《陈一谘回忆录》，了解中国应该如何改革。他还指出："接下来是六四25周年，我想，我至少个人会希望把对陈一谘先生的怀念，他也是六四的重要人物，跟六四25周年的活动结合在一起。"  |
|||||
|
Posted: 15 Apr 2014 11:59 PM PDT
（世界日报記者曾慧燕／紐約報導）「六四」頭號通緝犯、原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趙紫陽智囊陳一諮，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美西時間4月14日下午3時，在洛杉磯家中安祥逝世，享年74歲。家人決定將他火化，日後有機會將他的骨灰帶回北京，葬在父母身邊。 陳一諮女兒吳笙(從母姓)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訪問時表示，父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雖然已無法言語，但神志十分清醒，走得毫無痛苦，十分平靜。臨終時家人都陪伴身邊。目前遺體也安放家中，家人為他守靈。 吳笙表示：「爸爸受了這麼多苦，他累了，終於可以休息了。」 吳笙說，陳一諮說不出話已有一星期，但頭腦仍很清楚，14日上午，家人給他從院子裡摘來他親手種的丁香花，他顯得很高興。「後來突然間就走了，他走得很平靜，沒有恐懼和焦慮」。 陳一諮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被中國總理李鵬認定為「頭號通緝犯」，被迫流亡海外，自2002年起先後患末期淋巴癌和膽道癌，西醫束手，當時醫生指他的存活率只有5%，但他創造了生命奇蹟。 他在病中時時刻刻忍受病痛折磨，以驚人意志完成百萬字的《陳一諮回憶錄》，書名副題為「尋路」，喻意他上窮碧落下黃泉、苦苦追尋自由民主和救國救民真理的心路。 陳一諮生前堅信六四遲早會平反，希望有生之年看到這一天的到來，可惜如今斯人已逝，壯志未酬。 ●陳一諮小檔案 1989「六四」事件前，陳一諮時任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並兼任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六所大學教授。 陳一諮1940年7月出生陝西省三原縣。1959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後轉中文系。 1980年組織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吸引大批有志改革的青年知識分子，積極開始了對中國農村改革的研究與設計，很快受到主張改革的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的高度重視。 1984年，在農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以後，趙紫陽要求陳一諮組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並任所長，繼續推動中國的城巿改革。 從1986年到1987年，在趙紫陽直接領導下，陳一諮擔任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的秘書長。 1989年六四時，陳一諮試圖組織學生與領導人對話，反對用極端方式解決問題。「六四」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被打成操縱運動的「黑手」。陳一諮成為第一批七名被李鵬秘密通緝的知識分子之一，被迫離開中國。 1990年4月，他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歷史學家余英時發起並組建「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持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日常工作，編輯出版「當代中國研究」和十餘本專著。 2012年出版上下兩卷、百萬字的《陳一諮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附录】 因六四流亡的前中共智囊陳一諮在洛杉磯家中病逝
 |
|||||
|
Posted: 15 Apr 2014 09:21 AM PDT
我最敬愛的長輩之一，北大的老學長，原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趙紫陽的經濟顧問，中國八十年代從農村改革到經濟改革的操盤手陳一諮先生，因病醫治無效，美西時間4月13日下午三點，在洛杉磯家中病逝。 據家人轉告："他去得很平靜，沒有恐懼，臉上隱隱掛著一絲笑。" 這些年與老陳和他的家人相處得像家人一樣，種種往事，無限悲傷，無意言表。 老陳一生經歷無數的風雨坎坷，始終大笑面對。他這一次，也是笑著離開我們的。他至死，都仍然是那個錚錚鐵骨的漢子，中國的脊梁。 老陳好走，歷史會記住你的。  |
|||||
|
Posted: 14 Apr 2014 11:06 PM PDT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觸發了其後的八九民運及六四事件，因此他的忌日在內地一直較為敏感。 明報記者昨日到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園採訪，陵園內來客寥寥無幾，而胡耀邦三子胡德華與一批共青團中央前領導人的子女昨天亦抵達共青城，他們將於今天拜祭胡耀邦墓，而胡德華是胡家的唯一代表。 被問到六四問題，胡德華稱當時他在國外，不清楚具體情况，但他對於要求紀念其父親，以及當年學生要求反腐敗所受到的待遇，感到不可思議。他認為，如今應當給學生歷史的評價，「學生們究竟犯了什麼罪你說清楚？『風波』算是什麼罪？死掉的人也沒個說法」。他又指出，今天當局對馬航失蹤客機乘客生命的關心，對比當局掩蓋六四真相對死難者生命的欠缺敬畏，政府在這兩事上表現出雙重標準。
質問﹕當年學生究竟犯了什麼罪？ |
|||||
|
Posted: 14 Apr 2014 09:47 PM PDT  张东荪，男，1886年生，知名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同盟"成员，1949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燕京大学取消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8年1月被逮捕，关入北京郊区的特种监狱"秦城"。1973年，张东荪死于"秦城"监狱。 不但张东荪本人，还有他的儿孙，都经历了恐怖的遭遇。 张东荪在1968年1月从北京大学教工宿舍家中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2岁。他被抓走以后，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监狱。1973年6月，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 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 张宗炳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曾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5年以后家人才知道他在哪里。探监后见他已疯，乱喊乱叫。后来监外就医，入精神病院，逐渐治愈，平反，恢复工作，1988年病逝。 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图书馆的职员。张宗炳被逮捕，刘拙如也因此在其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且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她在那里被监禁了近一年。（"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局"是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一种通过各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面来捕人的办法，被广泛使用。）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郊区。这是一座特种监狱，不关押普通犯人，权力当局专门用这个监狱来关押一些地位很高或者名声很大的非刑事"罪犯"，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在法律之外的监狱。这座监狱修建并启用于文革以前，在文革中则大派用场。特别是在1968年，这座监狱关入了大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包括文革以前督造这座监狱的公安部负责人。同时，"秦城"也关押了张东荪和张宗炳这样的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那里的人被逮捕和长期关押，不需要经过哪怕走形式的法律程序，也不用经过法院。 1968年把一大批人关进"秦城"监狱，被关者以及家属无从表示任何抗议。事实上，如果他们被交给红卫兵"斗争"，情况可能更坏：红卫兵可以乱打他们，打死了也没有人过问。不过，他们也更本没有在关"秦城"监狱和交给红卫兵"斗争"之间作选择的自由。 笔者听过前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和作家陈明描述"秦城"监狱的情景。他们都曾经在那里被长期关押。那里对被关押的人施行的肉体的和心理的折磨，和普通人被关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是恶毒程度是一样的。关普通人的监狱非常拥挤，而且强迫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在"秦城"，则把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单独囚禁，数年里不能和人说话，不能和家人通信。 张东荪有三个儿子。和他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张宗炳是长子。老二张宗燧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1953年回国，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文革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老三张宗颖在大学里先学化学后来改学习社会学，1950年代初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采购站做一般的职员工作。 文革开始，1966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到"斗争"后，一起服毒自杀。张宗颖死时46岁。 1968年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二儿子张宗燧在单位中被关起来"审查"。1969年，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31楼服安眠药自杀。当时50多岁。 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他与几个中学同学结社写诗和议论政治。他们的活动被公安部门发现，他们被逮捕。经过审讯关押后，张鹤慈被送往茶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三年期满后正逢"文革"，他又被加重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在"劳改农场"一共待了16年。 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文革时在天津当工人，他的父母在1966年自杀后，他因"企图给父母报仇"等"反革命罪行"，被判刑15年。1978年张佑慈获"平反"被释放时，已经在监狱中被关了10年多。 就这样，在文革中，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这样的遭遇听起来就象恐怖小说：一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悲惨结局。张家人的遭遇和恐怖小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恐怖的程度，而在于在小说中往往说出所有的恐怖的细节，那些细节却都出于虚构；对张家人来说，可怕的细节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发生过了，可是却从未被记述下来。文革中的事情，最真实的也是可怕的细节，往往被隐瞒了，或者被掩盖了。我们只是从这些词语：逮捕（不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秘密监狱（"秦城"），秘密关押，"由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精神失常，自杀，"劳动教养"，以"反革命罪"判刑，来了解这种恐怖的程度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连细节都未有机会说出的恐怖，是更加深重的恐怖，对千千万万的别的人有更大的恐吓和威慑作用。 另外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恐怖小说里，制造恐怖的是一个或者几个坏人，是一种个人的行动，一般属于私仇。在张家的故事中，就其中的每一个个人的死来说，其中私仇的因素也许不可完全排除，但是使这一大家那么多人共同遭遇其所遭遇的，只能是"文革"：文革的目标和手段，以及文革得以产生其中的制度。 文革要打击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所以张东荪和他的儿子都被打击。文革要打击一切不同思想，所以张东荪的孙子遭到严厉处罚。文革封闭中国，国门紧锁，所以众多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逐个被整治，束手就擒。 张家所遭受的恐怖绝不只是针对他们一家的。和他们类似的人都遭受恐怖和迫害。张东荪的长子张宗炳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当时的生物公费留学，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朋友们都说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流传着关于他的过人才智的有趣故事。1959年他提出了"黏虫迁飞系统"，解决了中国黏虫等病虫的来源问题。除了生物专业上的成就，他还会数门外国语，并且在诗词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他口才也好。因此，张宗炳和陈同度教授一起，文革前被认为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课讲得最好最生动的两位教授。1980年代初他精神病愈后，在北京大学教公共课"普通生物学"，上百人来听课，能讲得台下掌声四起。但是，另一位和他一样受学生欢迎的生物教授陈同度，却已经在1968年8月28日，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和折磨，服毒自杀了。在北大生物系，还有两名教员和陈同度在同一年自杀。 "文革"对人的打击杀伤总量，由于缺乏记载和报道，更由于不准阅读档案资料，普通人很难对此进行统计。但是从了解到的局部情况，比如说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打击杀伤的密度，从而也可能作出一些总量的估算和对整个文革大图景的基本评估。 ——网友推荐  |
|||||
|
Posted: 14 Apr 2014 09:37 PM PDT
本文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曾五度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央高级领导人健康保健总管的王敏清是其中的一位。现将王敏清在为中央高级领导做保健工作时的一些见闻，摘录如下―― 给周恩来的揭发信转落到康生本人手中 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因为很清楚康生、江青历史污点，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王敏清对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父亲也遭到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他刨根问底询问，可父亲就是不讲。直到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康生的劣迹和他同康生几度交锋的真情告诉给王敏清。 与父亲禀性相近的王敏清，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揭露康生的问题。不料，这封信竟辗转落到了康生的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于难，他自己也被打成了攻击康生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 他的父亲王世英则于一九六八年春，被康生、江青陷害而惨死。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受陷害的好干部陆续平反，但由于康生尚未被还以本来面目，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突破重重阻力，党中央才为王世英昭雪平反，邓小平主持了追悼大会。 这年九月，蒙冤十三年的王敏清也得到平反。但坚强的王敏清在自己没获平反、康生问题未被揭发之际，就在二月冒着政治风险，写下了七千余言的长文《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揭露康生的累累罪行。 文章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刊发在《人民日报》上，虽然康生的名字被变通为"那个理论权威"，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反应很好。而且文中直言"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中央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在报上正式公布康生反党罪行和开除其党籍的消息，整整提前了一年。 抢救班禅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央保健局正式恢复时，身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兼任局长。 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到北京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他像往常一样，在八点五十分走进听取汇报的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王敏清局长。电话告诉王敏清：班禅今晨四点多发生心肌梗塞，当地立即组织了抢救，现在班禅的呼吸已经停止，抢救仍在进行中。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王敏清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很快，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都打回了电话，内容都是要尽快组织抢救组。 温家宝在电话里说得更具体一些："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抢救。" 当他们准备得差不多时，中央办公厅派来接他们去飞机场的车也到了。他们直奔北京南苑机场。王敏清下车时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次赴藏抢救班禅工作的总领导温家宝身穿军大衣，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鱼贯登机，同行的还有班禅的亲属等十余人。在这些人中，王敏清是年纪最大的。 王敏清上了飞机才得知，他们乘坐的大飞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必须在拉萨换乘直升飞机。当飞机快到重庆时，飞行员报告说接到拉萨机场的消息，拉萨气候不好，机场不能降落。他向温家宝请示，是否在重庆降落。温家宝听后，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 下午五点二十分，飞机在拉萨迫降时，果然是狂风呼啸。机场上有两架直升飞机已经发动起来了，王敏清和抢救组人员急忙登上了第一架直升飞机，温家宝也上了这架飞机。 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岸峭壁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在狂风中匍匐在地的野草清晰在目。由于气候恶劣，飞机颠簸得厉害，飞机里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坐着小马扎，机上的人被颠过来倒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呕吐不止，连一名机组人员也吐了。 六点二十分，飞机降落在日喀则的班禅行宫附近。王敏清提着手包，跳下飞机便朝抢救现场奔去。 王敏清还清晰地记得，他们进入抢救现场是六点三十分，当时屋子里已有五十多人。有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工作。有的在操纵人工呼吸机，有的在轮流做心脏按摩，班禅的病榻边竖着输液的吊瓶。 在听了抢救情况的简单说明后，为了及时了解班禅的真实病情，王敏清果断地下令：一切抢救工作暂停五至六秒。因为当时无法判断呼吸和心跳，究竟是班禅自动的，还是人工呼吸机和按摩在起作用。 经过短暂的观察。王敏清和在场的专家们确认，此刻班禅的呼吸已完全停止，全靠人工呼吸；但他的心室有极微弱的、不规则的蠕动。这就是说仍可能有转机的一线希望。他遂下令恢复抢救，决定实施心脏直接穿刺心内起搏。第一次穿刺，做得非常准确、到位。但班禅的心脏没有被带动起搏。 他们决定换第二台起搏机。进行第二次穿刺。操作依然准确、到位，可班禅的心脏依然没有被带动起搏。起搏机都是事前经过检查的，显然，可以排除是机器有故障。 抢救在继续着，一切该做的都做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心脏的蠕动也越来越弱了。晚八点十六分，心电图呈现水平线状态。这说明班禅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 从班禅病发实施抢救，至此已近十六个小时，他的呼吸始终没有恢复。最可能奏效的心脏两次直接穿刺心内起搏，依然无能为力，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已黯然。王敏清向温家宝报告：班禅的心脏于八点十六分停止跳动。 此后，王敏清吩咐抢救停止，收拾抢救现场。没有人对抢救组所采取的措施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王敏清指挥有丝毫不当之处。 快到晚十点时，当地安排医疗组去吃晚饭。王敏清这才记起从早晨离家到现在，他还没吃饭呢！可他此刻只感到撑持不住的困倦，吃饭时嘴里究竟嚼了些什么，根本不知道。 饭后，温家宝对他说："我已经向北京汇报，中央认为抢救组尽了最大的努力，决定新华社发报道，你们的名字要见报。"王敏清说："这是很高的荣誉，可我当时听了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当时的意识大概都停止了，唯一的欲望就是躺倒睡觉！当时不仅是劳累，更主要的是缺氧。" 抢救胡耀邦 一九八九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年，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文章，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那篇文章写道： 在政治局开会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据当时担任保健局局长的王敏清回忆，四月八日中午大约十二点十五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按正常情况，如果中央保健局局长在北京，当胡耀邦出现危机病状，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中央保健局局长，由保健局局长亲自部署抢救，不可能在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得到通报。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帮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四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病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七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四月九日、十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四月十六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十五日不幸逝世的噩耗。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他离京时，胡耀邦的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了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了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胡耀邦没能绝对卧床静养。这和他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 本文选自光明网 ——网友推荐 |
|||||
|
Posted: 14 Apr 2014 09:20 PM PDT
25年前的今天，原中共總書記，被認為開明派代表人物的胡耀邦先生去世，引發了中共建政以後最大的一場學生運動和全民民主運動，最終被中共出動軍隊開槍鎮壓而結束。4月15日，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現在，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已經過去25年了，對於這一段歷史，不僅是中國人，包括香港人，台灣人，華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不應當忘記。因為曾經進行那樣的殘酷鎮壓的政權，至今還認為那樣的鎮壓是合理的，是正確的。這就意味著，這樣的反人類的行為，仍然是可能再次發生的。 為了銘記那一段歷史，我們這些曾經的參與者，今年將開展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主題就是"天下圍城"。這樣的活動從年初開始啟動，從今天起，將進入到最後的衝刺階段。在此，我謹代表"天下圍城"全球行動的籌備組織，正式宣布： 一． 我們的紀念活動的官方網站即日起啟動使用，網址是：http://64weicheng.com/?LAN=CN 外界可以隨時通過官網查詢我們的活動進度，參與意見並獲取相關咨詢。 二． 我們今天正式公佈"天下圍城"全球活動的統一Logo，作為活動的標識（見附圖） 三． 我們呼籲中國地區以外的華人積極指出，踴躍參加，出錢出力，協助我們辦好今年的紀念活動。為此，我們公佈免稅的籌款帳號如下，歡迎小額捐款的支持： Paypal account :0604eig...@gmail.com 支票（抬頭「 Fund of 8964」，注明「纪念六四」捐款）， 郵寄到
Fund of 8964
Attention: Chinese Scholars Friendship Association
，136-31 41st Avenue, Suite 7A
Flushing, NY 11355，USA。我們收到支票後會盡快寄回收據給捐款者。 電匯賬戶：「纪念六四」花旗銀行(Citibank)專戶：Account name：Fund of 8964
。Routing Number: 021-000-089
。Account Number：496-761-6102
。Bank Name：Citibank, N.A BR. #68
。Bank address：107-01 71st Avenue, Forest Hills, NY 11375
Bank Swift Code – CitiUS33 四．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籌備組秘書處，電郵：rockyk...@yahoo.com，電話：718-552-7352  |
|||||
|
Posted: 14 Apr 2014 08:50 PM PDT
这几天，中国官媒有两篇报道，值得注意。 4月12日，《南都周刊》发文，题目是"十七届政治局常委：退休500多天了，他们忙些啥？"。文中提到了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李长春、贺国强、贾庆林，唯独没提周永康。这就暗示读者，周永康已被内部处置，打入另册。 4月11日，《财新网》发文讲刘汉案件，又提到周永康儿子周滨。其中写到"周滨父亲曾经禁止他在自己任职四川期间到蜀'折腾'"。这等于为周永康开脱罪责，暗示周永康的问题不会移交司法，不会公开审判。 我先前讲过，在要不要整肃周永康的问题上，中共高层是有共识的；但是，在如何整肃以及整肃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高层有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是，周永康的问题要不要公开点名？要不要移交司法，追究刑事责任？ 习近平一派主张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公开审判周永康。以江泽民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周永康的问题内部处理就可以了，不宜公开审判。因为公开审判周永康对党国的形象损害太大。 这派人的逻辑是，周永康的情况和薄熙来不一样。公开审判薄熙来已经给党国的形象造成巨大损害，但那也是迫不得已。 由于王立军投奔美领馆，引爆了薄熙来的问题。当局想捂也捂不住。如果那时候薄熙来自己宣布引咎辞职，当局自然乐得顺水推舟，这样，薄熙来就可以软着陆，党国的形象也不至于受到那么巨大的损害。可是薄熙来偏偏不肯自己下台，于是当局只好把他赶下台。然而，要把薄熙来这样一个风头十足的政坛明星赶下台，对外界不能没有个交代，所以当局不得不对薄熙来公开审判。以薄熙来的显赫背景和影响力，对薄熙来的审判不能不搞得比较公平比较开放，于是就有了庭审的现场微博直播，并且给予薄熙来及其律师比较充分的答辩机会。殊不料薄熙来在一审时当庭翻供，在二审时更是咆哮公堂，这就搞得当局很尴尬很被动，到头来当局和薄熙来两败俱伤。 周永康的情况不一样。周永康本来在十八大上就该退休，再加上周永康在政坛上本来就不象薄熙来那样出风头，因此，让周永康在十八大后从政坛上消失，看上去就很自然。这就是说，对周永康的问题完全可以内部处理，不必对外界公开。 如果把周永康移交司法，那么，有薄熙来的先例在，当局不能不搞公开审判，不能不有现场微博直播，不能不给周永康充分答辩的机会。周永康在位时间那么长，主管过那么多机要部门，当局要做切割给他定下合适的罪名很难，因此，审判周永康难免会变成审判共产党，其结果必定是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空前巨大的损害。再说，也不知道周永康会不会采取配合的态度，如果周永康拒绝配合，死不认罪怎么办？万一周永康不惜鱼死网破，反咬一口，那就更不堪设想了。 当然，反对公审周永康的这一派人，主要是担心"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一旦打破，他们自己也会受到威胁。按说，周永康垮台本来是政治问题。如果习近平用政治罪名收拾周永康，比如说给周永康安上"篡党夺权"一类罪名，那就不会对其他在位的或退休的常委们形成威胁。可是在今天，象"篡党夺权"之类的政治罪名又实在拿不上台面，所以习近平不能不祭出"反腐败"之类经济罪名。再说，习近平一派之所以在周永康问题上大做文章，本来也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威慑其他的异己。这就必然威胁到其他党国大员。因此必然招致其他党国大员的联合抵制。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两派似乎达成妥协。但我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妥协必定是暂时的，是靠不住的。因为习近平一派早就摆明了公审周永康的架势，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再收手，其权威必定会一落千丈，打虎不成很可能反被虎咬。所以他们一定还会寻找机会继续打下去。另外那一派也不会因眼下的妥协而放心，他们一定想趁势削弱习近平的权力，起码是要清君侧，打压王岐山为首的中纪委。如此说来，这场宫廷恶斗还没有落幕，好戏还有的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
|
刘军宁：社会革命，还是宪政革命？──读《法国革命论》（柏克著）与《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 Posted: 13 Apr 2014 11:24 PM PDT
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改革在刺激大革命的爆发。不过，跟常人想象的有些不一样的是，革命并不会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实际上，革命前是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政府为了促进公共繁荣，铺设社会保障网络，实施公共工程，这样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的增长，这也激发了他们投机的欲望。但是，因为政府向来财政管理不善，此时由于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混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原来的公共劣迹此时成为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但是，随着繁荣变成泡沫，民心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人们对这些问题比以前敏感得多，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公开讨论政治弊端。执政者屡屡声称要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却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革只是起到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那些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最热爱现存政府的工商业者也最坚决地急于改革。总之，对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会将它猛烈的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 上面的场景说的并不是中国，而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体制与大革命》中描述的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这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与今日的中国类似吗？极其类似。法国发生革命了吗？的确发生了。一场革命正在来到中国的路上吗？ 我以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可避免，那它应该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历史上的革命类型说起。 革命有两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另一类是法国大革命式的乌托邦革命。表面上看，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与“平等”。但这两类革命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 以美国为例，美国革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来实现的。正如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革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 在美国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稳定、远见、审慎、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现实主义革命家认为，人类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美国革命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自由的现实主义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其精神与光荣革命是一致的，与法国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柏克和托克维尔都赞成前一种革命，反对后一种革命。 柏克反对法国雅各宾派及其领导的大革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发现，雅各宾派在对其同胞及法兰西传统中行使“专横的权力”。他指责法国的革命家们摧毁被其视为恶之来源的家庭、教区、地方社区、行会、社会等级、教会等这样的中介结构，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毁掉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上述“缓冲区”。在柏克看来，传统对于社会秩序与自由是至关重要的，而摧毁上述旧制度并不能真的除掉恶的源泉，却给人们带来白色恐怖。他也没有认为传统是尽善尽美的，只是认为全盘取代传统的“新生事物”可能危害更大。他敏锐地洞察到，既然大革命消灭了旧制度，本由旧制度所承担的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滥用，侵犯人的自由。1790年以后在法国和其它走法国革命道路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一再证明了柏克在1790年作出的预测。 柏克的睿智在于他在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其惨烈的后果。柏克甚至认为，法国革命所具有的神秘性会使这种乌托邦革命不断蔓延、传染到亚洲和非洲。虽然后来的事实不出柏克所料，但是，作为一位贤德之士，对政治灾难的先见之明却使他因为自己的卓见而更加感到叹惋和悲哀。 法国革命是人类政治史上空前而有后的事情。这场革命企图按照理性主义的原理对社会进行全盘彻底的改造。在法国，雅各宾派的革命者以平均代替平等，以专横代替自由，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极权和专制。雅各宾主义的目标是在以“公意”象征的、全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的、不受约束的权力。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变成对传统及道德的征服。他们以为，通过对群众进行说服和教育，必要时可以借助强力和恐怖去改造人性，从而就能实现对市民、知识分子、农民以及对社会的彻底改造。这样的革命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来锻造一代代“无私的”、“有道德、有理想的”新人。只要这些目的一日没有达到，革命就没有完成。在实践中，这样的革命是以平等名义的平均，以自由名义的放纵，以人民名义的专政。 柏克和托克维尔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罪恶来源于人类自身，革命的目的在于找到必要的制度途径来约束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家本性中潜在的恶，在于找到一种个人能够享受空前自由的制度安排。现实主义革命家们认为，推翻万恶的旧制度并不能保证必然造就一个更好的新制度。既然恶的来源不在要被推翻的制度和代表这些制度的个人身上，那么，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存在能够杜绝一切罪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只要在自由权和财产权没有得到落实、在人的尊严与价值得不到尊重与保护的地方，就存在现实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这种革命在手段上完全不同于乌托邦。从历史上看，它可以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是1974年发生在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也可以是1989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还可以是近年来发生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 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的革命、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政与集权的革命。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发生的是一场乌托邦革命，那么21世纪的中国则需要一场现实主义的宪政革命。面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局，应该将暴力最小化，避免将整个社会推倒重来。革命的权利永远不能放弃，但是绝不是要翻天覆地。如果革命不可避免，就把它转化成只影响到政体层面的宪政革命，从而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者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保守主义》、《共和・民主・宪政》、《权力现象》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华尔街日报，网友推荐  |
|||||
|
Posted: 13 Apr 2014 10:58 PM PDT
|
|||||
|
Posted: 13 Apr 2014 10:37 PM PDT 据CCTV等中国媒体报道，清明节那天，上海海事局的“海巡01轮”在南印度洋，探测到一组疑似马航MH370飞机黑匣子的脉冲信号。我也真希望那是真的好消息，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感到不对劲，不怪西方媒体对此一片嘲笑，原因如下： 据CCTV视频报道，中国侦测器极为简易：一支棍子接上一只水下麦克风，人坐在充气小艇上用手握着，另个人戴着耳机在风浪中静心向海中听音。西方科学家不敢相信，中国“海巡01轮”前天就是用这样的简易设备，宣称已经成功侦测到疑为马航MH370黑盒子发出的讯号，可靠性达99.999%，这真的靠谱吗？后来中国媒体又做了较为详细的报道：“来自上海的海测队长张良率领兄弟们，坐上小艇，离开大船，前往目标区域探测。印度洋波诡云谲，长桌一般大小的探测艇在海上，就是一叶扁舟，随着波浪起伏不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海测队员们戴上耳机，打开探测仪，将频率调至37.5 kHz，心里默默祈祷，能有声音传来。时间一天天过去，耳机传来的通常是一片静默，或者是海底的杂音。越是没有声音，队员们越要把耳机捂紧，哪怕耳廓旁勒出了印痕，因为他们怕自己错过任何一个线索，因为这种错过绝对是一种过错”“张亮出发时，家中老母重病缠身，读初三的孩子又在复习迎考的关键时刻生病。队员李永奎接到出发命令时，刚刚给看中的新房付了定金，还没来得及办手续，眼看新房快泡汤，还要支付数万的违约金，急得老婆直哭，幸好最后单位出面，开了证明，才把事情缓和下来。 就算这样，20多天来，每次通过海事卫星连线，队员们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他们说的最多就是，“请祖国放心，我们会对每一片探测过的海域负责！” （典型的中国式报道， 一到国家用人之际，不是生病就家里有事。西方国家的工作人员一般不会这么想，也不会这么说， 媒体记者更不会这么写！公私截然分开。）
西方媒体质疑：中国海事船的设备如此陈旧，“探测仪只能探测到海面以下200米的信号，怎么能在4000米水深的南印度洋创造伟大的奇迹？”对此质疑，中国交通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海事测绘处处长王良玉是这样回答的：“中国设备没那么差，我们所用设备完全是国外引进的”。我真为王处长难过，这样的反击其实是苍白无力的。 下面这两张照片是澳大利亚的海盾轮及其水声探测器，谁专业谁装模作样一目了然。   原来，中国好的海测设备都是进口的， 没有自主研制的。但即使是“进口货”，也分三六九等，最高级的军用高科技产品对中国是禁运的，出高价也买不到，自主研制的能力又非常有限，只能用从国外进口的常规（民用）产品，海测的深度、范围和准确性都非常有限，“一支棍子接上一只水下麦克风，坐在充气小艇上用手握著向海中听音”，想找到4000-5000米深黑匣子的脉冲信号，是不是太不professional，令人苦笑不得 。 上海海事测绘中心主任狄伟对媒体说，【由于探测到的信号持续时间短，海测人员没能及时给信号录音，所以现在还不能做精确的技术比对，只能说是初步的“人耳辨识”。由于海底状况复杂，各种声音杂乱，要排除其他船舶发出相同频率信号，或者人为投放水下定位信标的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探测数据。】这么重大的探测过程竟没有即时录音系统？这很难做到吗？事先为什么不考虑这样的问题？“只把耳机捂紧，听到了再消失”呢，再等下次机会？这是什么科学技术的严谨性？或许“海巡01轮”代表不了中国最先进的水平，但是，发生了飞机坠落这样举世瞩目的事情，为啥中国不派出装备最先进的探测设备的军舰？如果海军也是如此水平，又如何与日本、美国等国家在海上交战？网友辛晓十说得好：【不怕落后，就怕不知自己落后，就怕知道自己落后还不承认还不努力追赶。知耻而后勇，希望我国的科技能赶上来。还有，我想，也许我们不是不能达到几千米的深度的探测，关键是不为也，这点人们得说点为什么。】 中国早先公布的MH370飞机坠落的南海卫星图片以及中国科大千人学者地震仪定MH370飞机坠落的地点，皆是非常不靠谱的错误信息，说明国人科学态度相当的不严谨，已经失信于国际社会。 上海海事局的“海巡01轮”在“黑匣子即将失效的最后一天”突然公布“在南印度洋探测到一组疑似马航MH370飞机黑匣子的脉冲信号”，反而让西方媒体怀疑：第二天“黑匣子电池将失效”，“死无对证”。谁知马航又宣布“黑匣子电池正常情况要到6月份才更换，说明其电力充足，即使30天过后，也有电力没有完全耗尽的可能。“海巡01轮”听到的脉冲信号是否是马航MH370飞机黑匣子的脉冲信号将会被其他国家验证，若是不实之言，终将破灭。这次海巡01轮官员的运气的确不好，很快澳大利亚海军“海洋之盾”号也测量到黑匣子的脉冲信号，而且来着两只黑匣子，脉冲信号发出的位置距离中方海巡01轮公布的位置约560公里。此外，由于电池减弱等因素的影响，黑匣子发出的频率会发生减小，不再是原先的37.5 kHz，而变成33.3 kHz, 这个频率正是澳大利亚“海洋之盾”号测量到的脉冲信号。那么中方海巡轮“听到”的37.5 kHz的信号又是来源何处？ “一支棍子接上一只水下麦克风，坐在充气小艇上用手握著向海中听音”的频率信号是否有可能来自其他船只或海洋动物，因为很多种紧急发讯机或其他海上设备的信号频率都较为相同，所以也可能只是货轮意外掉下去的装置在发送讯号。 澳大利亚的海盾于4月8日两次再度测量到黑匣子的水下信号，中方的海巡轮怎么再也“测”不到了呢？科学必须要重复的。原先坚持用进口仪器听到就是黑匣子信号的海巡轮官员怎么哑了，心虚了？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可惜，当下许多国人最不讲认真！靠“树新风”(Tree New Bee) 在自我虚幻中生活， 那天打一仗就会彻底暴露原形。 ——网友推荐  |
|||||
|
Posted: 13 Apr 2014 10:17 PM PDT 2005年广东太石村一役，奠定了郭飞雄在维权板块的领军地位。直至今日，他一直以行动者着称。作为行动者的郭飞雄风头太盛，竟至淹没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光芒。正因为淹没，坊间对他不乏误读，不乏诸如偏激、草莽之类的非议。这于郭飞雄显然太不公正。 尽管如此，我并无意为郭飞雄辩诬。作为多年兄弟，我知道他的眼界与胸怀。在我跟他的私下交谈中，他曾自许：“永远远离民间是非圈子的深层考虑。默默地做事吧，不表态，不记仇。”他是个言行一致的人，这么说，也这么做。民间多年的纷争、内耗，从来没有他的影子。他如老黄牛般埋头深耕，不计毁誉，忍辱负重。辩诬于他或为多余，但他多年来的深层思考，却不应被埋没。 对人民主权怀有宗教般的信仰 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堪称郭飞雄的行动巅峰。他本来早被上岗，多名便衣昼夜监控，但他仍甘冒风险，站到了街头抗争的第一线。因其直接推动，草根街头抗争跟媒体人的体制内抗争呼应，令南周事件不断水涨船。但无论怎样水涨船高，街头抗争都不改和平稳健的气质，没有对公共秩序构成任何扰乱。作为风暴中心的南方报业，一切井然有序。 这正符合郭飞雄的预期。郭飞雄一直坚信，国人不缺理性行使公民政治权利的能力，只缺机会。南周事件在他来说是场难得的政治实验，他渴望以此检测国人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结果印证了他的判断：行使公民政治权利，天塌不下来。这更坚定了他的自信，以致文思飞扬，连续撰文多篇，系统阐述他对南周事件的观察和思考，强调南周事件为中国社会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示范：公民应该通过行直接行动，消除恐惧，堂堂正正地争取公民政治权利。南周事件因此不仅是他行动的巅峰，也是他的思想的巅峰。 基于思想的行动，行动着的思想，是郭飞雄的鲜明个性。而无论其思想还是行动，皆基于一个原点，那就是人民主权。2012年他写过一篇长文，论述人民主权是政治哲学的第一起点。人民主权不仅表现为具体的政治制度，更有着高迈于具体政治制度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属于“大地之上的理想性”，具有强烈的美学意义。公然背离人民主权，则不仅不法，更是丑陋的，粗鄙的，完全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是对现代人在尊严上和审美上的双重败坏与羞辱。 人民主权既如此重要，那么如何达成呢？郭飞雄的答案是，必须经由公民社会尤其公民政治社会。郭飞雄对公民社会深具信心。2011年他获释不久，跟我的私下交谈中已经对互联网和公民社会赞叹不已，认为它们将是改写中国历史、造就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推手。他坚信：个人实力普遍增长，必然刺激人们追求政治主权。加以扁平结构导致权威分散、网络提供快速启蒙和半组织化资源，新型的民间崛起是可期的。他激情地宣告：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公民政治社会强劲崛起，乃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这一历史性局面，超出了过往一切历史经验和危机革命教条。” 基于对公民政治社会强劲崛起的信心，郭飞雄反对失败主义、虚无主义，反对把反对政治理解为坐、等、看、捡便宜，而主张以积极的、进取的、阳刚的公民行动，来推动公民政治社会的成长，为宪政转型打基础。 总之，对人民主权、宪政民主，郭飞雄怀有宗教般的信仰。在他看来，“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政治制度的不良。它给当今的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物质障碍和精神痛苦，也给中国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中国首要的国家利益，因而必须是政体革命——建立宪政民主政体，从制度上实现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福利、机会的保障。这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他斩钉截铁地断言： “在当今中国，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首先应当敢于直面中国最大的障碍——极权专制，敢于批判暴政，致力于促进政体转型。推动自由民主的政治异议人士，才是中国最大的爱国者。而那些打着爱国旗号歌颂暴政、鼓吹奴役人类、阻扰建立宪政民主政体者，皆国贼也。” 强调社会动员的纵深机制 在观念上，郭飞雄是绝决的、激进的；但在转型路径上，郭飞雄则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敢于拒绝一切教条的绑架，直面中国转型在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复杂性与艰巨性。不满足于抽象的批判，而更重视客观分析；不满足于道德立场的宣示，更重视怎么办，更重视切实的推进；不仅强调勇敢，更强调转型智慧。 去年2月底，郭飞雄跟我一起发起呼吁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为此接受BBC中文网的专访。专访中他既严厉抨击“维稳十年”法治与人权的全面倒退，也强调对新领导人抱有善意，“希望他们表现出和前面那些不尊重国际规则的个别领导人不同的新的作风，能够和普世文明价值接轨，能够实现官民良性互动。”这个表态在民间引起某些争议，即便是几个最好的朋友，在充分肯定他的抗争勇气的同时，也批评他对体制“抱有幻想”。所有这些争议，郭飞雄都看在眼里，但从不辩解，也从不后悔。 拒绝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拒绝真理在握的道德傲慢，以谦卑的姿态、开放的胸襟面对世界，包括面对体制内，是郭飞雄一贯的立场。温家宝在总理任上时，一度反复呼吁政改，体制内外的反应颇复杂，而以嘲笑居多。90年代开组党先河坐牢16年的胡石根却顶风而上，在北京数度召集民间研讨会挺温。郭飞雄对此举大加赞赏，私下和公开言说中多次为胡石根鸣不平。他俩都是老资格的良心犯，更是过从颇密的老战友，在强调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强调合力、强调社会动员的纵深机制诸方面，几乎完全共识。 谦卑的姿态、开放的胸襟，首先源于郭飞雄对和平转型的坚定信念。他断言，第三波和平转型的数十个国家，和解都是绝对的主题，这也应是中国转型的大方向。和解则需要体制内外的共同推动，这种推动客观上也是可能的，因为，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在信息社会中，在对自由民主法治的认同与渴望已是全民共识的大背景下，后极权体系内尚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供体制内宪政民主力量发育整合。他们长期潜伏，当下似接近跃起的前夜。他进而断言： “假如我们不使用整全主义的幼稚观念把’体制内’看成是一片黑恶，就像数年来对温的讽刺、怀疑一样。那么，可以明确断言，同任何时代都会出现内部分化一样，体制内必有相当数量皈依宪政民主理念的实干家，他们不会永远沉默和沦丧，必定乘时而起，有所冲击，甚至希望把握变革主动权，迎接历史的挑战和机遇。”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内部一些改革家正逐波产生良心起义、信念皈依和机会投资新概念。”对体制内的这种分化，民间力量如何对待？郭飞雄的态度非常明确：“对于真诚改革者，或者对于不反对人民主权的一般改革探索者，甚至对于放弃冥顽不化的打压、转而帮助推进民主的前维稳体系人员，给予正面的接纳和团结，不仅是胸怀和策略所系，更主要的是一种人道考题，它包藏着人性的善意和悲悯。 谦卑的姿态、开放的胸襟，同时也源于郭飞雄的策略考虑，即源于官民实力对比的消长。从中长期角度看郭飞雄无疑是乐观的，他坚信中国必将发生历史性的政治变革，此乃大势，非人力可扭转。但对当下的判断，郭飞雄则非常审慎。他认为，专政体系如百足之虫，僵而未死。其社会基础纵然丧失多半，但一方面因为半任期制，具有任期理性。另一方面，持续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全社会众多阶层分享了好处，如果按其规划，三年内实行基本社保，又暂时化解了部分底层利益受损危机。所以，如果说近期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认同反对政治，是肯定不符合事实的。“大多数人对贪腐不满，不等于反对整个制度。” 也就因此，郭飞雄认为，中国的宪政转型不大可能采取两军对垒，一军崩溃的模式。专政体系实力还在，阵脚未乱。在体制尚未完成其历史性的必然分解之前，在民间尚未经过合法扩展养育实现组织资源的升级锤炼之际，民间的实力远远小于体制，不能将体制的偶尔容忍误以为是民间强大，更不宜将网络鼓噪当做实力的表现，事实上民间政治市场的语言供应已经通货膨胀，务实路线、操作路径则惊人的荒漠化，这样的民间成不了气候。民间必须从头调整，以稳健的波浪式推进、体制内外的混编洗牌合纵连横为基本战略。 中国转型的复杂与艰难，体制内外实力对比的悬殊，注定了民间力量必须具备大格局、大胸怀。必须善待一切的努力，海纳百川，而不能有丝毫的偏私和狭隘。坊间一直有改革改良革命之争，郭飞雄对此颇不以为然，断言： “改良改革革命之争是康有为孙中山年代和1920年代旧话题，置诸今日属低学术性质。辛亥革命已充分证明三者在根本道义和操作实践中的高度协同。对当今而言，只用一反证法便足以说明此义：自98以来，中国政治几乎极少改良，更多后退，因为极权主义明白：真诚的政治改良几乎无法遏制地通向根本变革。” 总之，作为民间，必须放弃那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意识，以充分的现实感和政治智慧，抓住一切可能，寻求最大限度的转型共识，建构最大限度的社会纵深动员机制，“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必然到来的转型的震荡和血腥，”在郭飞雄来说，这不仅是策略所需，更属于“基本的政治正确”。 告别盲目、偏执和好斗狂热 但是，对“体制内皈依宪政民主的力量”的善意，并不构成对体制内力量的任何依赖。恰恰相反，这依赖是郭飞雄最警惕的。他反复强调，作为独立的民间人士，不应将政体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改革派和改革家身上。事实上，仅仅依靠体制内改变，并不够，也是一种无力的表现。真正的变革，只能从官民、内外、上下的多元变量耦合中产生。公民社会才是真正的变革主体。 相应地，必须把公民社会作为推进变革的实力基础，作为地面行动的出发点，作为未来抗争和选举的主要空间。郭飞雄坚信，必将到来的历史变局，当然存在多种可能和多重逻辑，中国的未来有的是多种机会，来创造和平演变新模式。但无论是哪种模式，路，只能靠自己的脚踩出来。人民主权的崇高理想，经由公民社会的播种机落地生根，因体制内外合力催化而盛开宪政民主之花。这就是郭飞雄设想的转型路径。简洁、清晰并且可操作。 不过，作为公民社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郭飞雄并不神话人民、谄媚人民。他曾坦率地声称：“假定人民总是正确的，人民主权是不受限制的，被压迫的反对运动天然具有政治正确性，都是违背自然的。一个明智的民主运动，需要对所有重大的人性恶，都做出深刻的反思和预先的规制。”他进而断言：中国的转型难题，不单在于体制，更在内部政治整个的不文明：“官与官的内斗，官对民的内斗，以及极少数民间力量的内斗，所表现出的丛林野性、不择手段、无规则性，都潜存着巨大的、毁灭性的当量。”坚持彻底的人民主权，但同时对民粹保持警惕，拒绝民粹绑架。这就是郭飞雄，一个清醒的民主主义者，一个深刻体认了自由民主理念所包含的理性、人道、宽容、善意、妥协、互动等现代文明元素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告别了盲目、偏执和好斗狂热的民主主义者，总之是良知、勇气和智慧并美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者。 可惜，这样的人，不仅不为他的国家所珍重，反而成了他的国家的敌人，被追捕、被构陷、被囚禁，乃至遭受各种酷刑。但无论怎样迫害，在郭飞雄脸上，始终看不到丝毫的受害者印记，没有绝望，没有仇恨。他始终不改初衷，尤其不改温和的本性，不改宽阔的心胸。让人不能不为他强大的意志力感叹。谁说中国出不了曼德拉、出不了昂山素季、出不了甘地？我们民族并不是没有达到那样的精神高度，并不是出不了那样的英雄豪杰，只是过去淹没太深。但今天再不可能淹没了，今天你可以迫害他，却无法将他彻底锁喉。只要不能彻底锁喉，愈迫害恰恰愈可能放大他的声音，让更多的人聆听。从这角度讲，迫害又何尝不是对于真正的思想者的加冕？郭飞雄、许志永们的不幸，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幸运？ 原载《亚洲周刊》2014年第28卷 15期  |
|||||
|
悲剧必须结束！ ――谨以此辩护词献给所有关心中国民主进步的各界人士（赵常青） Posted: 13 Apr 2014 09:35 PM PDT
圣经诗篇有云：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是的，我们必得见光。 （本案4月10日一审开庭，尚未判决，让我们共同关注本案进程与结果。 关于赵常青的情况，详见肖国珍《如果我失去自由——记忆中的赵常青》中英文版 EN: http://www.hrichina.org/en/citizens-square/if-i-lose-my-freedom-zhao-changqing-my-memory CH: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1259 ） 尊敬的审判长： 各位尊敬的法官先生并人民陪审员： 当我再次被国家检察官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名义推上法庭被告席上的时候，我知道，一场新的悲剧正在上演。遗憾的是，这场悲剧不仅是我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场伤害国家的悲剧、伤害人民的悲剧、伤害正义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是一场伤及到执政党自身的悲剧！ 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为了心中的良知、荣誉和责任，现在本人必须从国家公民的立场，就检察官的指控，向各位法官先生做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这份法庭陈述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我们的逮捕和公诉是对人民和正义的伤害； 二：对我们的逮捕和公诉是对执政党反腐逻辑的伤害； 三：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为民主中国而努力； 四：必须结束悲剧，以无罪释放书写出正义而又光荣的判决。 下面，我将比较具体的展开这份并不轻松的陈述。 一：对我们的逮捕和公诉是对人民和正义的严重伤害 检察官们指控：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的3月，本人与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人共同策划、组织了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几次张打横幅、发放传单等行为，但奇怪的是检察官们在《起诉书》中只是语焉不详地指控我们“利用官员财产公示话题”打横幅、发传单，并没有具体说明我们在横幅和传单上究竟书写了什么内容。我认为检察官们的“模糊处理”涉及到本案的最关键问题——那就是有意向公众回避我们开展街头化行动的最主要诉求：反腐败，建设“阳光政府”！ 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执政党建政以来被长期困扰的问题，尤其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权贵化改革”的深入，腐败已经发展成为中共官场挥之不去的恶梦，官僚阶层的贪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恶性毒瘤，向整个国家有机体进行扩张，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几乎成为民间共识。就拿曾经高调“唱红”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来说，一方面以毛家传人自居，舞红旗，唱红歌，为《重庆日报》题词要“坚持真理”，并驱动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等人整肃了包括文强在内的前重庆官场腐败分子，但是，在2012年的“两会”之后，人们很快发现：薄、王等人在露出原形之后，也是同样的腐败不堪，贪污、受贿、玩女人，样样俱全，甚至在某些方面与以前同样因腐败而倒台的中共高官陈希同、陈良宇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官场的腐败已越演越烈，也正因此，在中共十八大“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先生，才会发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严肃告诫，他还慷慨陈辞——“打铁还须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摆出一幅对腐败问题要保持“零容忍”的pose（姿态）。 但是，我认为，包括习近平先生在内的历届中共领袖在反腐败问题上都未能超越道德说教与“杀鸡儆猴”式的老套路，因而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对于执政党而言，这也是它不得不面临的最严重危机！ 但是，这并不是说，腐败问题就真的无法解决了，真的无药可治了。近现代以来，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根治腐败问题有很多途径，其中一条比较有效的途径就是：公布官员财产，进行社会监督，建设阳光透明的政府和政治。在当今世界，凡是能够公开官员财产的国家和政府都是比较廉洁的国家和政府。 正是基于中国官场恶性腐败的现实，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感，我们才决定发起一场具有街头化特色的官员财产公示运动，以帮助执政党彻底清除腐败。考虑到新任中共领袖“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豪言壮语，我们决定公开敦请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在内的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共205名，薄熙来倒台后，应为204名）以身作则，带头向全体人民公开自己及家庭财产，并接受社会各界力量的监督。我们认为，能否公开财产，是彻底检验中共领袖真假反腐的“试金石”——以总书记为首的205名中央委员如果敢于向全体人民公开自己的家庭收入并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核实，便是能够“打铁”的真“硬汉”；如果不敢公开自己家庭的财产，如果只会拍着胸脯象薄熙来那样为自己的“个人清白”和“家庭纯洁”辩护，那么，人民有理由怀疑“打铁还须自身硬”会沦落为新时代的又一次漂亮而又真实的谎言！ 遗憾的是我们的街头化反腐败运动很快成为昙花一现的一厢情愿。尽管我们在中关村、西单广场等地举行的反腐活动受到围观群众及网络舆论的大力支持，但执政党和政府的回应却是围追堵截，并展开了全国性的打击行动。2013年3月31日，拘捕了正在西单文化广场进行反腐宣传的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等人；同年四月拘捕了我、丁家喜、李蔚、王永红、孙含会、齐月英等人，后来又陆续拘捕了许志永、王功权、李刚、李焕君、程玉兰、、宋泽等人，加上我尚不知道姓名的，前前后后总共在北京抓捕将近20人；在外地被捕的，还有刘萍（江西）、李化平（上海）、郭飞雄（广东）等人士。在这里，我要向所有这些为推动中国反腐事业而被捕入狱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与此同时，对于有关方面的大肆逮捕行径，我表示深度谴责和强烈抗议！ 是的，我抗议和谴责这种肆无忌惮的非法逮捕行径！因为这种逮捕行为严重的伤害了广大人民的反腐败愿望，严重地伤害了人民利益和国家正义！ 众所周知，人民之所以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不仅因为所有的贪腐资金都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对中下层民众的盘剥和掠夺，而且还因为，这种权力寻租，使得广大的中下层民众及其后代，在教育、就业、升迁等关系重大的人生问题上，失去了公平的上升机会和发展机会。一个维护正义和执行正义的政府是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人民有这种严重的畸形遭遇的。但非常不幸的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权贵化改革，国家的一切优质资源（包括机会资源）日益被官僚特权阶层所垄断。与此同时，官场的腐败也以无法遏制的趋势向前演进。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受官僚阶层的进一步伤害，我们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反腐败活动，这显然是符合国家正义和人民利益的，但是，头顶国徽的警官们却对我们执行了全国性抓捕，同样胸佩国徽的国家检察官们将我们推上法庭被告席，公然藐视广大人民的反腐诉求，公然践踏国家正义，这难道不应该被抗议吗？难道不应该被谴责吗？不！必须进行严肃的抗议！必须进行严厉的谴责！ 二：逮捕我们是对执政党反腐逻辑的严重伤害 在这里，我还特别想指出的是，当局对我们的大规模拘捕，不仅践踏了国家正义和人民利益，而且，从执政党的角度观察，也深深地伤害了执政党自身的利益。在座的检察官们一定知道，中共一直宣称“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宗旨，历届中共领袖都在大会小会上公开宣布在反腐败，现任中共领袖更是将腐败的危害性提到“亡党亡国” 的高度。广大人民当然欢迎这种表态。但光有这种口头宣言是远远不够的。人民对于台上大反腐败、台下大搞腐败的游戏深恶痛绝，人民需要的是言而有信、行而有果；人民需要的是防微杜渐，防患未然。而我们所倡导的通过高官公开财产的反腐模式恰恰能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对阳光政治和廉洁政府的期望，这无疑是一项深得民心的举措。但是我们的正义诉求却遭到野蛮打压，我们这些心怀责任和良知的国家公民竟然遭到集体性逮捕，警方的这一“壮举”，象照妖镜一样，立即将中共领袖的反腐宣言打回原形，人们一下子就看清了“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虚弱本质——它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是“硬”不起来的——这对于执政党的反腐逻辑当然是一次极大的伤害。人们的推理很简单：既然反腐败的健康力量受到警方打压，那说明当局事实上是反“反腐败”的，甚至成为腐败势力的保护伞。也许有人会说，警察只是任务的执行者，警方后面的决策力量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如果那样的话，问题就更加严重，因为，对我们执行集体逮捕的决策，如果是执政党领袖集团做出的话，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受到极大的动摇，执政党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被彻底颠覆。人民有理由追问：中共中央到底是在反腐败还是保护腐败？如果是反腐败，就不应该对要求反腐败的人士进行抓捕；如果保护腐败，就不该高谈阔论什么“打老虎”、“拍苍蝇”、“打铁还须自身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反腐宣教和反腐实践中的“二律背反”现象真实的发生了。面对我们被捕的现实，执政党该如何面对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舆论的正义追问和质询呢？ 当然，从我个人的想法而言，我愿意善意地相信中共领袖的反腐愿望是真诚的，毕竟中共有8200万党员，我相信在这支庞大的队伍里有一支健康进步力量的存在，就如这个党曾经存在过彭德怀、方励之、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历史伟人一样，至少，我希望中共领袖习近平先生的反腐宣教是真诚的，但问题在于：面对我们被推上国家被告席的现实，作为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的习近平先生又该如何解释呢？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证明“打铁还须自身硬”不是一次“真实的谎言”呢？ 三：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为民主中国而努力 当然，要彻底根治腐败问题，仅仅依靠公布官员财产的举措是不够的，更何况，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腐败问题。正如各位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我们的国家，存在着长期的官场腐败，存在着严重的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官民矛盾日趋增长，公平正义日渐沦丧，中华大地正遭遇一场权贵阶级纵情声色、普通民众如待宰羔羊的危机。面对如此现实，一切心怀良知的中国公民不能不感到忧虑。而这一切不幸的现状，都是由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严重缺席而造成的，诚如在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宣言》所宣布的那样：“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要改变这一切不合理的现状，就必须大力推进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事业，只有民主、法治实现了，只有广大人民对于执政党、权贵官僚拥有现实的监督力量和制裁力量，我们的国家才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就我个人而言，自大学时代以来，就在努力为着一个民主中国而努力。早在1989年，我就参加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学生民主运动，并因此而接受了秦城监狱的洗礼；1998年，我以独立竞选人的身份参加了所在单位（八一三厂）的县级人民代表竞选，结果竟因此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入狱三年；2002年，我因为起草《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并从事相关民主人权活动，又被西安市中级法院判刑五年；2009年来到北京后，2010年10月又因为和平集会而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八天；现在我又因为“组织策划”街头化反腐败活动而被推上法庭被告席…… 回首往事，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和心灵的刺痛，在多次的被捕经历和监狱生涯中，我曾多次遭遇污辱和殴打，多次被监狱严管禁闭，也曾经像奴隶一样承受重体力劳动并因此而患上肺结核……应该说，为寻求民主理想，我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但是，我的这种付出，相对于1989年那些因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而牺牲在机枪坦克前的大学生和市民而言，算得了什么呢——毕竟我还活着，而他们则永远的倒下了。 正因此，我常常感到不安——我羞愧于：在他们牺牲二十五年后，官场之腐败，比1989年更加疯狂和猖獗；我羞愧于：在他们牺牲25年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仍然只是中国人民的一份理想和愿景，而非现实的存在。但是，让我聊以心安的是：我始终没有放弃，不仅早在1989年我就为学生游行队伍制作了第一面书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而且在2002年我起草了《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强调开展公民运动的重要性；2008年我参与起草并签署了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主要诉求的《零八宪章》；2012年我又和许志永等人讨论议定了“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并发起以街头反腐为标志的“新公民运动”——在数十年的艰难奋斗中，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早已结晶为我的生命、我的宪法，早已成为规范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大法。今后，我将继续在民主人权的旗帜下，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继续为“八九一代”的国家社会理想而努力，为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理想而努力——“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今天，在本法庭，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我看到了我的妻子刘晓冬女士。亲爱的，委屈你了，你能够来旁听案件审理，我是多么开心！感谢你，在我42岁的时候你所赋予我的爱情！也感谢你，在我43岁的时候，为我生一个可爱的孩子！记得去年4月我被捕的时候，孩子才10个月，小家伙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屈指算来，现在孩子一岁半了，他应该会走路了，应该会喊“妈妈”“爸爸”了——亲爱的，这都是你的功劳，谢谢了，上帝祝福你和孩子！ 但是，晓冬，我今天想给你说的，主要不是这个，你知道，平时在家我是不会和你讨论政治问题的，但是今天，在法庭被告席上，我必须给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如此执着的去寻求那份民主理想，尤其是，寻求这份理想，对于我们家庭的重大意义。 亲爱的，你知道，我和你一样，都是特别爱我们的孩子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国家，能够拥有健康公平的成长机会和发展机会。 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孩子显然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这当然会严重影响孩子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如果这种体制得不到改变的话，不排除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会像我一样去争取民主和自由。如果那样，将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在未来也有可能遭遇被捕判刑、挨打受辱等等苦难，甚至也会遭遇机枪坦克的杀戮——亲爱的，你希望我们的孩子遭遇这样的悲剧吗？我相信你不希望看到。 我和你一样，同样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毫无疑问，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任何别的孩子身上，也正因此，我这个做父亲的就必须努力，就如我在我们的结婚典礼上所宣布的那样：“我一定要为家庭尽爱的责任，为中华同胞尽爱的责任！”怎样尽这份“爱的责任”呢？我想，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必须为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努力，必须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打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从而避免孩子再重复我的苦难道路，再重蹈我的悲剧人生——这就是民主理想对于我们家庭的核心利益所在。因此，晓冬，请你别难过，现在，在我因被捕而不在家的日子，你的主要责任就是做一名优秀的母亲，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抚育孩子健康的成长。亲爱的，这件事拜托你了，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并因此而向你致以百年的敬礼！ 说到这里，我也想对在座的各位法官和检察官先生（女士）说两句心里话，我刚才对我妻子所说的那番道理，也完全适用于你们和你们的家庭。 我想，各位都已经有家庭和孩子，或将来会有家庭和孩子。天下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当我说我和我的妻子都很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有一种深深的爱。同样，爱自己的孩子就必须努力为他们打造一个健康的、充满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否则，不排除你们的孩子长大后也会象我一样走上街头去争取民主、人权和自由——在此情况下，请你们仔细想想，你们的孩子会在这个国家遭遇什么？我的答案是：你们的孩子也会遭遇同样的挨打、受辱、被捕、判刑等等苦难，甚至还会遭遇类似六四大屠杀那样血腥的悲剧。 也许你们会摇头说，不会的，我们的孩子怎么会遭遇这样的命运呢？我却要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大概知道王丹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在1989年，王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学生民主运动，并作为学生领袖而被捕判刑；吾尔开希，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但在1989年的4月21日晚间，当着前来阻止的高干父亲的面，引领了十万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结果吾尔开希也因红色通辑令而不得不开始了长期流亡海外的生活。还有，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众多“天安门母亲”的子女，在1989年的北京，被政府军的子弹射杀在殷红的血泊中，这些“天安门母亲”群体也同样有许多人的身份是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更早些时候，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还曾被迫跳楼自杀，导致终身残疾，每天过着陪伴轮椅的生活……这些血淋淋的、目不忍睹的国家悲剧，难道不值得我们引颈深思吗？如果这些悲剧再度发生在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孩子身上，你们又该把悲痛的泪水洒向何处呢？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存的社会政治体制，不仅对我的家庭和孩子构成威胁，它也对你们这些法官、检察官们的家庭和孩子构成同样的威胁，甚至，这种体制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家庭和所有孩子都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正因此，作为成年国家公民，我们（包括你们这些胸佩国徽、身穿法袍的国家公职人员），都必须肩负起我们对于孩子们的责任，都必须共同努力为孩子们，为我们的下一代，为国家的未来，打造一个健康的、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 怎样努力、怎样打造呢？那就是推动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一切进步力量，通过政治改造，完成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制度建设。唯如此，我们才能免于恐惧；唯如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国家才会拥有一个万紫千红、花果飘香的美好未来！否则，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你们是对不起人民的；作为父母，你们也是对不起自己的孩子的。 四．悲剧必须结束，无罪释放才是正义判决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尊敬的法官先生： 法庭是人民的避难所，法庭是正义的最后避难所；法官的审判，是人权的最后救济途径，它将代表一个国家公平与正义的尺度。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海淀是中国知识精英和理性智慧最集中的地方，你们的判决将直接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法治与文明水准，人民有理由期待你们对本案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 综上所述，我认为，北京警方对我们的逮捕、检察官对我们的指控，严重地违背了国家利益，违背了人民利益，也违背了我们每一个家庭和孩子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不负责的大面积逮捕，也对执政党的执政权威、长期利益和道义基础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本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我严肃要求各位法官在守护公民良知的基础上，做人民利益的护法金刚，做国家正义的护法金刚，立即终止北京警方和检方联袂上演的这场悲剧，当庭宣判我们这些被告席上的国家公民全部无罪释放，从而为中国法治事业书写出神话般的全新篇章！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先后为本案提供法律援助的张雪忠、蔺其磊、张培鸿、王甫四位律师，感谢你们本乎良知正义而为本案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张培鸿先生和王甫先生为本案所做出的精彩辩护。与此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关注本次人权事件并为之奔走呐喊的中国法律人和社会各界人士——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权中国和法治中国的希望！光荣一定属于你们！ 最后，请允许我以一名不太合格的基督徒的身份将我的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并同时将这份祝福敬送给每一位在座的法官、警官和检察官！敬送给每一位见证本次审判活动的女士和先生！敬送给未来中国！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保佑我的祖国！ 赵常青 2014年4月10日 北京 ——原载《公民议报》  |
|||||
|
Posted: 13 Apr 2014 07:04 PM PDT
发表于2014年3月25日在12:50 当法国和里昂市为新的中国第一号领导人习近平铺开红地毯之时，民主人士担忧习近平比他的前任更独裁。以反腐败斗争为借口，习近平似乎决心要在一党之内消除内部的反对派。 本篇为对中国最有名的民主人士魏京生的专访。魏京生与里昂关系紧密，感谢《里昂首都》，在1999年和2001年，魏京生曾两次在此与习近平的前任们打交道。 __ __ __ 《里昂首都》：在1999年，你来里昂，在《里昂首都》杂志的阳台上用扩音器向江泽民喊话。当时你说这是你被释放和被迫流亡后的“最佳特技”。你对以各种抗议和行为对付中国领导人的里昂人是什么样的记忆？ 魏京生：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里昂的记者、政治家和小伙子们保持着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热情、爱憎分明和勇气，就像回到了电影里。 《里昂首都》：在2001年，《里昂首都》的记者们和读者们，通过设在官方路线的各种扬声器，成功地播放了你预先录制的、向当时的未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喊话。你让他“做有益于中国民主化的事情”。你觉得他是否听到了你的喊话？ 魏京生：胡锦涛肯定听到了你们的广播。他肯定不会被感动；但肯定感到很羞辱。 《里昂首都》：在1999年，中国公开施压来阻止你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你觉得，自那以后，西方民主国家是否对你这样的、主张中国民主化的人予以更多的理解？ 魏京生：正好相反。西方的政客们为了到中国赚大钱，极力巴结中共。甚至名义上支援中国人权民主的钱，也规定不能给我们这样的人。 《里昂首都》：你认为让中国主办奥运会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将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政府的独裁统治。。。 魏京生：由于全世界人民的抵制，中共的目标没有完全达到。但由于各国政要到北京捧场，中共在民族主义等等内部事务上确实得了一些分。 《里昂首都》：你估计在中国还有多少政治犯？ 魏京生：政治犯的准确数字很难统计。但现在的情况比十年前更糟糕了。 《里昂首都》：你一直谴责对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这些维吾尔的恐怖行为是否是北京针对他们的政策的直接后果？ 魏京生：这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反对残酷的镇压；也反对恐怖主义行为。 《里昂首都》：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是中国政府的功劳？ 魏京生：落后的社会发展经济速度通常会很快。如果是一个大的国家开始发展经济，确实会给全世界带来机会。这和共产党是否英明毫无关系。我要提醒一下：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和三十年前差不多。 《里昂首都》：从今年3月25日起，习近平将在法国和里昂进行国事访问。对西方人而言，他似乎还是个谜。在你看来，他会比他的前任更开放还是更强硬？ 魏京生：西方人美化中国独裁者的方法已经用得太烂。只好用“是个谜”这样的模糊烟雾来替习近平遮掩他的独裁者面貌。习近平已经暴露出比他的前任更专制独裁的面貌。 《里昂首都》：如果你能给习近平送个信息，你会说什么？ 魏京生：如果他按照现在的路子走下去，共产党崩溃得会更快。他救不了共产党；没人能救共产党。 《里昂首都》：你很快就将64岁。你在1979年因你要求中国民主的文章而入狱。在18年的监禁和自1997年起被迫流亡的几乎同样多的岁月后，你是否还希望有一天能够返回自己的国家？ 魏京生：当然，离开得越久，就越想回家。不过，有里昂和其它各地那么热情的朋友们，有时候会忘记回家。 原文来自： http://www.lyoncapitale.fr/Journal/France-monde/Actualite/France/Xi-Jinping-est-plus-autoritaire-que-ses-predecesseurs  |
|||||
|
Posted: 13 Apr 2014 10:08 PM PDT 4月10日，位于策勒的德国下萨克森-不来梅州社会法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该院8庭3月6日对一对中国夫妇冒领社会救济的终审判决，长达18页的判决书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但公布了年龄、出生地和国籍：他们分别于1948和1949年在中国出生，在中国结婚，系中国公民。州法庭驳回该夫妇2010年3月18日不服吕纳堡地方社会法庭判决的上诉，维持原判，勒令其退还地方政府40,102.88欧元社会救济金。 2006年6月，下萨克森州刑事警察局通知该夫妇所在的K市，详细指出男方接受社会救济的德意志银行账户1997年2月3日至12月22日由台北几家银行8次汇入总计33,971,11马克，除此之外，当事人儿子的账户也有外国银行汇款：2002年3,550.27欧元，2003年2,354,73欧元，2004年12,423,00欧元。 K市接到州刑侦局通知后于2006年11月就退还1997年2月至2004年12月冒领的社会救济听取了该夫妇的陈述。根据2007年6月28日决定，K市要求该夫妇退还1997年7月1日（比原来的要求少了5个月）至2004年12月31日的社会救济金40,102.88欧元。该夫妇不服，申诉于2008年1月17日被驳回。该夫妇2008年2月25日向吕纳堡地方社会法院起诉K市。地方社会法庭2010年3月18日驳回原告起诉，理由如下： 被告2007年6月28日终止并要求原告退还社会救济金的以及2008年1月17日驳回原告申诉的决定符合社会法第45条第50款，因为根据联邦社会救济法第11条第76款，1997年7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期间的国外汇款在收入计算范围之内。原告在检察院调查过程中及在刑事庭审中辩解，他只是代理接受台湾情报部门用以招待中国异议人士的汇款不足以信，而且向被告（K市）隐瞒这笔收入已经严重违犯社会救济法第77条第1款。 原告不服，于2010年4月23日向州社会法庭提起上诉。2011年7月14日吕纳堡刑事法庭判决二人犯有骗取社会救济罪。该犯不服上诉，2011年8月17日庭辩决定临时停止执行处罚。2011年10月26日刑庭临时撤销处罚。2011年11月二人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永久定居。 上述进程有几个怪异之点：州社会法院未按常规在接到上诉后一个月内开庭审理，此距地方刑事法庭开庭有15个月。刑庭在做出有罪判决后一个月突然决定临时停止执行，两个月后又临时撤销处罚。这两个临时都极反常，后一个更是不通。正是这个不通的临时决定导致了一个更加说不通的结局：一对领台湾情报部门钱，骗德国社会救济的中国难民立马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定居了。 下萨克森-不来梅州社会法院一肚子火憋了三年半，重新捡起如今逃离德国刑法制裁的原告4年前的上诉，根据社会救济法条条款款逐一驳回，维持一审社会法院当年判决，责令这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颐养天年的该国公民退回骗取的德国社会救济款40,102.88欧元。判决书里没有这对骗子的现在住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赔偿这笔丧失尊严的款子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报《环球日报》反映敏捷，判决公布第三天驻德记者就发消息，说看了判决书，又采访了社会法院某工作人员，却援引不存在的《明镜周刊》4月10日报道，张嘴就错，把明镜在线改成明镜周刊，把州法院所在地策勒改成吕纳堡。如果这些是无知，那么云笘雾罩之后这个毫无根据的结尾就绝对是别有用心了：“据报道，这对夫妇已于2011年9月被遣返回中国。”德国政府居然遣返有定居权的中国难民！ 国际特赦组织还没反应过来，网上华人已经纷纷猜测是哪对民运夫妇，更有言之凿凿指名道姓的。《环球日报》为自己的别称正了名，从此可以堂而皇之称其《混球日报》了。 参考文献： 下萨克森-不来梅州社会法院8庭L8 SO 156/10号判决书E:\Users\Wang\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SH147DFT\L_8_SO_156_10_Urteil.pdf 《环球时报》：中国避难夫妇在德国骗福利被判偿还费用并遭驱逐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4/4969252.html ——纵览中国  |
|||||
|
Posted: 12 Apr 2014 06:04 PM PDT
【作者简介】辛可，1973年生，原名辛梦尧，祖籍宁夏，现居北京，所习专业为历史学。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嬉笑怒骂，自成一格，描述了现实社会中最真实、最阴暗的一面。出版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斯文扫地》等著作。 本文为辛可先生在北师大演讲的部分内容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尽管个个装的很斯文，都是正人君子，其实很多都是口是心非，是标准的假货和水货，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知识界与伪知识精英。我写《斯文扫地》，就是要撕下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遮羞布，扒光了给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德行。为什么我可以写这本书呢，因为我就是这伪知识界中的一员，精英算不上，我也是个伪知识分子啊。我今天到北师大，跟同学们交流，就是代表中国的伪知识分子来向各位报告，让大家看看，我们都是些什么东西。 那么什么是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它归结为四化，就是官僚化、帮派化、货币化、剽客化。我们小时候一直被灌输一种东西，就是要好好学习，为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几十年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不敢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最发言权的是贵校的董藩教授。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中国的知识界和知识精英，是货真价实的实现四化了，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伪知识界和伪知识精英的官僚化。在《斯文扫地》里我说过，中国的学界就是官场。如果大家稍微留意的话，发现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界特别好玩，绝对是中国特色。你会发现，在许多专家教授的名片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实在写不下，就写在反面，最让人惊艳的是，教授、研究员后还来个括弧，写着XX级或相当于XX级，如此等等。虽然"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是中国的传统，可毕竟那时候社会分工不充分，读书人除了走仕途，实在也没有别的体面的饭碗。现在社会分工如此明显，社会为知识分子创造了很多体面的饭碗，还要括弧后来个相当于XX级。但凡有点成就的学者，很快就把学问丢在一边，先弄一个帽子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在中国的各种象牙塔里，最威风的莫过于各种老爷，学究们只能靠边站，他们真正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只有头上有个乌纱帽，才能弄到大把的资源，把自己打造成各个学科的泰斗和掌门人。在这种气氛下，谁还愿意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呢？ 与之相反，官场上又是另一番景象，官员们喜欢在XX级后边加括弧相当于教授，中国的知识界是教授后边加括弧相当于XX级。余秋雨先生都名满天下了，我看见他在电视上还动不动自称是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这似乎很符合中国人所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难怪蒲松龄先生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国家级风流才子唐伯虎为了名片上能加个括弧，甚至铤而走险玩高考作弊的把戏（有人说他是被冤枉了）。风流夫子孟浩然也要跑到长安城钻营，好不容易见到皇上，吓得爬在床下不敢出来，弄得非但不风流，简直是斯文扫地。在所谓的象牙塔里，装满了各种型号的老爷，他们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力，呼风唤雨、风流潇洒，似乎在为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昭示着奋斗的方向，坐冷板凳过时了，搞个乌纱帽才是人间正道。弄成这样，学术的自由与价值也就不用再提了。据说曹禺先生晚年追悔不已，跟他的老同学钱钟书等相比，自己碌碌无为混了几十年，荒废了老本行。可如果曹禺先生再生一次，故事会有第二个版本吗，我看不会。 伪知识精英的剽客化。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此剽客非彼嫖客。嫖客是搞了人家要买单，也算是公平交易，剽客是偷了人家的，非但一毛不拔，还要贴上自己的标签。如果把剽客误读为嫖客，实在太影响古今中外嫖客们的声誉。眼下的伪知识界，真的有点像是剽客横行的时代。大家上网搜索一下，知识界剽客数量之巨、程度之高，足够让大家叹为观止。其中不乏文化名流、专家教授，甚至大学校长，至于那些小剽客，更是星罗棋布、不可胜数。中国如果指着这些大小剽客来创新技术、振兴文化，甚至获诺贝尔奖，真是千古笑谭。剽客们的作案手段很多，不妨在此列举一二： 一是肆无忌惮地抄袭别人的作品，或在原作基础上重新演绎一番，或直接抄来为我所用，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大家到网上搜一下就会了然，一定能大饱眼福。 二是雇人写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俨然是某某行业的专家和权威。被雇佣的人良莠不齐，水平总是有限，其作品价值可知。很多人不学无术，却著述等身，都是得宜于剽客的作为。 三是找个题目，连哄带骗从国家弄到银子，指挥学生和门人干活，以第一作者自居。象牙塔里的学术带头人，不少就是这样的货色。其行状有点像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学生和门人不干也不行啊，除非他不想毕业了。 四是充分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功能，七拉八凑，动不动就搞出所谓煌煌巨著。文老师就是这样的模范。以前编一套辞书或大典，得集合成千上百顶级的知识分子干上好多年，现在洋洋千万字的作品，有几个高中生、几台电脑，几个月就搞定了。编辑《四库全书》差不多用了十年功夫，倘若国家级大才子纪晓岚先生地下有知，是不是羞愧地再死上一次。跟文大师比，纪晓岚先生也太没才、效率太低了吧。 苏轼说："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剽窃别人为最大耻辱。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会突然涌现出如此多的剽客？原因无他，大家都不愿坐冷板凳，不学无术，不做剽客又能如何。再说大家都很忙，没时间料理学问，但为了升官发财、装点门面，又需要学术作品做装饰品、当台阶，剽客横行也就在所难免了。虽然做剽客多少要承担道德的压力，可跟名利地位相比，这点压力又算得了什么！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何况当剽客可以换来颜如玉和黄金屋，何乐而不为呢。 伪知识精英的帮派化。欧阳修是宋代的大学问家，个人以为，在所为的唐宋八大家里，他的文章当拜第一，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朋党论》，大意是君子结为朋党，是社稷之福。如果欧阳修活到今天，看着正人君子结帮拉派，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兴趣写一篇《帮派论》。现在的伪知识界，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民间社会一些帮派的弄法，呈现出帮派化的倾向。大家发现没有，为什么现在的文化思想界这么热闹，就是出现了很多圈子，类似旧社会的帮派，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凡是不论是非，只要是自己一伙的，就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肉麻的大帽子往上堆，能想到的形容词一个也不放过，丝毫不考虑别人屁股的承受能力。给大家举个例子，易中天先生出了个全集，把那些说书的东西编到一块，青年领袖韩寒说，易中天真能憋，以他的成就，到现在才出全集！其实韩老师忙着玩赛车，没有好好读书，比易中天还能憋的人多的是，比如钱钟书先生，到死都不愿出文集。既然韩寒先生拍得这么起劲，易教授自然也要拍回去。为何，大家都是一伙的嘛。对于不是自己一伙的，就另当别论了，不但口诛笔伐，而且动不动要操别人的妈，甚至动手打人。比如说xx之乡那伙人，只要提起所谓南方系，且不看人家到底说了什么，就把汉奸的帽子送过去，满嘴脏话，不共戴天。这种不论是非，党同伐异，斗得你死我活的玩法，不就是过去的黑帮吗？有人说现在中国的文化界严重分裂，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各自的利益，不讲是非。 在学术教育界，更是这样，出现了各种小圈子，为首的说文明点就是学霸，头上顶个官帽子，门生故旧控制着各个关键岗位，各种公共资源和学术资源一把抓，俨然是某个专业某个行业的地头蛇，南霸天。你想在这个学术领域发展，对不起，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拜学霸的码头，加入我们的团伙，否则你别想拿到任何资源。就算你有点成就，我们也会群起而攻之，把你消灭掉。这些学霸和团伙控制着大量的经费和项目，号令天下，跟民间社会的帮派有什么两样。很多很优秀的学者，包括在国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在国内就玩不转，没人待见呢，原因很简单，你没拜码头，你不是我们一伙的，想在我们的锅里分一杯羹，没门。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重点大学，这种现象有没有，我想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怕说出来以后没法混，就只好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打破这种帮派化的学术圈子，合理的分配资源，我对中国学术发展没任何信心。 伪知识界与知识精英的货币化。在《斯文扫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当小人是生意，做君子也是生意；革命是生意，反革命也是生意；骂人是生意，被骂也是生意；标榜爱国是生意，做汉奸也是生意；衣冠楚楚是生意，袒胸露乳其实也是生意；做小鬼是生意，当钟馗也是生意。 总之，一切都是生意，说得文明点，就是一切都被货币化，包括文化、学术、我们的良心都变成了人民币或美元。文化也好，学术也罢，不管嘴上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都是为了钱。跟失足妇女一样，我们也是出来卖，只是卖的东西有所不同而已。儒家讲"君子固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玩意都过时了。职业操守和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物质欲望前溃不成军，大家集体向孔方兄投降。当知识分子放弃精神追求，而选择以满足物质欲望为己任的时候，实际上真正的知识界也就轰然垮塌，只留下一个伪知识界来支撑门面。 有件事我觉着特别好玩，就是易中天先生在各种场合，动不动就讲自己"站着把钱挣了"。就算他确实站着把钱挣了，有必要反复向全国人民强调这个吗？如果我可以全国人民的话，我想劝易先生一句，我们都知道你站着挣了，以后别再叨叨这件事行吗？只有曾经穷疯了的人，才整天显摆这种东西。话说回来，跟很多伪知识精英相比，易中天这样做，起码还比较真实。很多人明明站着、跪着、躺着把钱挣了，还标榜自己视金钱如粪土，装得挺像正人君子。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发财致富，知识分子就应该过得体面些，但我觉着衡量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标准，不应该是站着或躺着挣了多少钱。为什么现在连煤老板都看不起我们，原因无他，跟人家拼谁站着或跪着挣的钱多，人家能看得起我们吗？如果把文化、学术、良心、尊严都货币化了，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谁还愿意在象牙塔里，坐在冷板凳上做学问呢。 最为可悲的是，就连宗教信仰也呈现出货币化的倾向。在《斯文扫地》里，我把他总结为主持老板化、和尚白领化、寺庙企业化、神仙货币化。其实就是一个字，钱。也许只有在中国，寺庙可以出租、搞各种公司、甚至搞连锁，完全变成经营机构。各位如果想创业的话，搞个寺庙经营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也不影响大家的生活，照样可以喝酒吃肉、当官发财、交女朋友，甚至娶妻生子、养小三。你看那些主持的派头、说话的口气，不就是一个个大老板吗？最逗的是，在中国各种神仙都被货币化了，神仙变成了产品，成为某些人赚钱的机器。如果释迦牟尼自己要被上市，变成股票，会不会后悔千辛万苦搞这么个东西出来。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既然一脑门子发财的思想，你还出家干什么？看着那些顶着各种官帽子、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东西，你不觉着很好玩吗？我实在想不明白，对着那些被他们货币化、用来买钱的神仙，他们心里没有丝毫的畏惧之心吗？当神仙都变成人民币、美元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还能有什么指望吗？而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知识精英，事实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绝不是中国知识界的全部，我已说过，除了这些活宝伪精英，知识界也有很多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他们是中国的希望。等中国的老百姓厌倦了活宝们的表演，他们的道德才华终将绽放出来，那将是中国知识界另一个光辉的时代。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对于中国的知识界，我也抱着与萧伯纳先生类似的期待，也充满信心，毕竟我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网友推荐  |
| You are subscribed to email updates from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To stop receiving these emails, you may unsubscribe now. |
Email delivery powered by Google |
| Google Inc., 20 West Kinzie, Chicago IL USA 60610 |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Apr 18, 2014, 6:51:09 AM4/18/14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Posted: 17 Apr 2014 01:51 PM PDT
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与社会活动家陈一谘先生因罹患癌症，于北京时间2014年4月15日上午6时（美西时间4月14日下午3时），在美国洛杉矶与世长辞，享年73岁。 陈一谘先生1940年7月20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他自幼深受"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熏陶，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一生坎坷。1965年，作为北京大学学 生的陈一谘，因给毛泽东上万言书，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长达十余年。1979年至1989年，陈一谘先生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功 绩卓伟，留名青史。1989年"六四"期间，陈一谘因联合各界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迫流亡海外。1989年之后，陈一谘先后参与筹组《民主中国阵线》、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自2002年起，陈一谘先后罹患晚期淋巴癌和胆道癌，他以顽强的意志力与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创造了生 命奇迹，书写了生命中又一个精彩篇章。 陈一谘的一生是秉承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一生，是坚守良知的一生，是为中国改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陈一谘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损失，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损失，也是人类勇气与道义的损失。 中国的脊梁–陈一谘先生精神不朽！ 陈一谘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4年4月21日上午九时–十一时，在美国洛杉矶世界中华殡仪馆举行。
特此讣告 2014年4月17日于美国 陈一谘家属 陈一谘纪念委员会 【陈一谘（1940年7月－2014年4月14日）生平】 1969年至1978年被分配到河南省农村改造，后来在河南驻马店地区文教局任科长，兼任确山县瓦岗人民公社书记和驻马店地区农校（原国家科委干校）校长，期间，对中国的经济、教育、社会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1980年代，陈一咨积极推动中国改革，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策划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农村研究发展中心、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学会，此"三所一会"是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四大核心幕僚机构。[6] 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后，陈一咨联合各界人士反对武力镇压，并以"三所一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学运遭武力镇压后，陈一咨被李鹏定为赵紫阳的"黑线"和学生运动之"黑手的枢纽"而成为头号秘密通缉犯[7]。6月4日凌晨3时，在镇压进行时，陈一咨撰写了《我的辞职和退党声明》发表，指责以李鹏等既得利益者发动军事政变"清算革命"，"中共公开以人民为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民众，已堕落为法西斯式的政党"。中共元老万里当时托人带口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陈一咨因此于6月5日逃至海南省，经法国转逃美国并流亡海外[5]。 2002年发现罹患淋巴癌，2009年曾计划返回中国大陆医疗，中国政府提出以"写保证书"为返国条件。陈一咨拒绝接受，表示此为"把自己放进一个生活条件较好的牢狱""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不能出卖灵魂呀。"[1] 2013年5月下旬，出版70余万字的《陈一咨回忆录》，回顾其出生的1940年代到1989年六四事件约半世纪的经历，该书披露的历史秘辛，打破中共官方诸多禁忌，并澄清一些传闻，并说明对中国民主进程的看法[5]。 2014年4月13日，美西时间下午3点，在洛杉矶家中病逝。[8] ——维基百科  |
|||||||||||||||||
|
Posted: 17 Apr 2014 10:42 AM PDT
|
|
 |
||
|
Posted: 17 Apr 2014 10:33 AM PDT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申维辰落马，刘云山蒙羞》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一年前刚被中组部的一位副部长"代表中央负责同志"夸奖为"政治素质好"，"为人朴实，谦虚谨慎"，"要求自己比较严格"的申维辰，一年后即被中纪委定性为"严重违法违纪"。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宣部还是中国科协还有中组部，谁都知道王尔乘代表的那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当年发现申维辰的"伯乐"，如今中组部、中宣部和中国科协......的直接上级，十八大之后升任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的刘云山。 要说刘云山怎么就能够成功让中共决策层，特别是让习近平本人能够接受安排一个只有山西大学体育系工农兵学员之"学术"背景的人去接替习近平的昔日同窗，科学家出身的陈希去掌管中国科协的事实，有必要先从陈希开始说故事。当年的陈希虽然与习近平以及我们本文介绍的申维辰一样都是不需要经过高考就可以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但陈希的研究生学历却是实打实的，况且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年访问学者资历确实也不是编造出来的。再加上他曾经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任职资历，所以他到科协任职之后科协内部普遍的评论是他至少比邓楠要称职。 去年的四月份，笔者曾为专栏撰写《陈希与习近平即是同窗更是同党》一文，说的是赶在五一长假之前，习近平又完成了两项非常重要的人事任命，一是安排陈希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二是任命王伟光接替因为年龄原因退位的陈奎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职务。因为陈希当年在清华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时是习近平的同窗，而且日后又是陈希掌管清华大学期间，习近平通过"在职学习"获得了该校的博士学位，所以他的职务更新颇受外界关注，被舆论一致认为是习近平"内举不避亲"。 而当时的外界更有所不知的是，连接习近平和陈希之间兄弟和政治情谊的一个最重要情节是当年在清华大学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是陈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中国人都知道古代中国有个陈胜、吴广的故事，两千两百多年前此二人在田头垅上"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时候仍胸怀远大志向，相互以"苟宝贵，毋相忘"勉励之...... 有理由相信三十多年前在清华大学身为工农兵学员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肯定也是常常利用课间饭后给正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陈希兄弟灌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以及"革命理想高于天"之类。 陈希在清华大学担任领导期间曾经对身边人士介绍过自己的大学同窗之一习近平是如何的注重情谊，到福建工作后专程去看望了当时还留在福建家乡的陈希的父母双亲。日后陈希每次返乡探亲，只要习近平当时人在福建，就一定会抽时间和他相聚。 陈希是1993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当时刚刚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分管中央党务工作的清华校友胡锦涛就对陈希十分欣赏。习近平在职读博开始的那一年，陈希被晋升半格，成为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相当于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习近平完成在职读博的2002年，陈希被晋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官至副部长级。 200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安排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担任王储职务之后，至少清华大学党委内部人人都明白陈希再不会满足于区区一个清华党委书记的职务了。果不其然，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分管中央组织工作刚满一年，陈希即升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在此位置上不足两年当时，习近平又于2010年9月安排陈希外放辽宁，以省委副书记职务为晋升正省部级热身。2011年4月，也就是陈希在辽宁省委副书记位置上满打满算才坐了七个月的时间，习近平又下令调陈希回京，接替邓小平次女邓楠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书记处第一书记职务。 中国科协是和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及全国文联一样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的"全国性群众团体"，相比于共青团中央，这几个机构都是副国级的组织架构，也就是说，其第一把手都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兼任，第二把手为正省部级。特别是全国文联和中国科协这两个机构，因为其第一把手会是由在本领域内德高望重的党内或党外专业人士以全国政协副主席或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兼任，所以其机构内的党组一把手一定是与地方上省委书记平级的党员干部，而且这类职务也往往被中共高层用来安抚一些希望自己退休之前能够过一把正省部级官瘾的有特殊背景的干部，邓楠就是最典型的一位。依她当年自己的能力和资历，从科技部副部长位置上晋升正部长的话难度很大，在人大会议上得到大量反对和弃权票是可以肯定的，而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的职务安排人大代表们就管不着了。 去年的今天笔者撰写《陈希与习近平即是同窗更是同党》一文时曾一度认为等自己接任总书记职务之后安排自己最信得过的陈希到中组部担任常务副部长应该是在习近平安排陈希到辽宁省"熟悉地方党委工作经验"的时候即已经暗中计划好的事情，而赶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先把陈希调回北京出任正省部级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顺利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序列，如果不能先行进入十八届中委的话，强行安排出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肯定会在党内遭致强烈非议。所以习近平才为陈希安排了能够在十八大上顺利当选中央委员的政治捷径。当时的笔者还认为胡锦涛在位时的先后两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和沈跃跃分别在十八大和十八大之后晋升副国级都是十八大之前胡锦涛和习近平之间达成一致的政治犒赏内容之一，可见习近平在进一步重用陈希这位同窗加同党的同时，也已经为他预设好了副国级待遇的未来。前有赵洪祝，后有沈跃跃，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必然会有副国级待遇的政治未来已经是中共高层政坛的组织"惯例"了。 笔者的如上分析做出之后不久，即有刚从北京出来访问的朋友表示不能苟同，因为他在北京所听到的恰恰不是习近平把科协党组书记职务当成陈希的政治跳板，其初始愿望反而是希望陈希能够在那个岗位上花上五年左右的时间去落实他习近平振兴科技事业的"中国梦"。任满一届科协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席之后，再安排陈希接替韩启德的科协主席职务并荣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并且还可以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上连任两届，享受上十年时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这才是十八大前的习近平为自己的同窗好友陈希设计的政治未来。至于十八大开过几个月之后习近平怎么又改变初衷，甘冒"一朝天子一朝臣"和"任人唯亲"之党内强烈诟病，突然决定让陈希成为中共执政之后第一个从未有过基层组织工作实践经验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背后全都是因为刘云山忽悠的结果。而刘云山借抬举陈希投习近平所好的目的之一，就是将陈希调升中组部之后空出的一个正部级职位安排自己的那个作梦都想着快快升任正部级的申维辰死党。此故事的后续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慢慢道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Reply all
Reply to author
Forward
0 new mess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