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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ul 2012 12:14 AM PDT
2012-07-30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057682.html 最近，国内媒体竞相报道各地行政长官表态："政府机关要带头过紧日子"。但无论从大陆官方的历史行状还是现实表现，这句"政府带头过紧日子"都是个世纪大忽悠。有以下事实为证： 一是这话政府说过不止一遍。往近里说，2009年中国大陆也噪动过一阵要压缩行政开支，政府要带头过紧日子。但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官员的腐败上了一个台阶。自2009年以来，政府主导的5万亿投资和地方政府银行配套的10余万亿投资，其中的20-30%其实已经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口袋，各地上亿元的贪污腐败大案层出不穷。二是中国大陆社会最底层的人早在2006年通胀开始之后就过上了紧日子，此后这几年，中产的底层（大城市每月4000元，二线城市每月3000元），都开始过上了紧张拮据的日子，不少中产开始担心自己什么时候"破产"。政府此时就算真开始节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带头"。三是这个政府早就成了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一向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在没有倾巢之覆这等大难临头之时，要它一下改弦易辙还真不可能。 根据中国大陆国内媒体历年报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现在大陆官方堪称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政府就从里面切走了三分之一多。这可不是信口雌黄。宏观税负有三种统计口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小口径"；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中口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 的比重是"大口径"宏观税负。大陆官方从来只对外公布"中口径"，说它的财政收入只占GDP的20%左右。但官方刻意漏算了税收之外的其它几项：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把这些统统加总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根据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的说法，中国大陆大口径宏观税负达到35%的水平。 这么多钱拿去干什么去了呢？从2003年开始，国内就有经济及财税专家明确地将中国大陆财政命名为"吃饭财政"，据周天勇研究，中国大陆财政收入的44%用来养了5000万公务员。尽管近20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高于GDP增速，但公务员每年据说新增100万人。因此，国家财力增长的大头只能用于满足"吃饭"和"养人"。在很多地区，新增财政收入约有80％以上用于人员经费，成为"吃饭财政"。相对于目前中国大陆 13亿6千万的人口，官民比例已经变成每27个中国大陆人中就有一个"财政供养人员"（26:1）。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这50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上，平均每人年供养金是 70400元人民币。据统计，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财政供养金"是城镇人均收入的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0倍！ 如果公务员群体切去的蛋糕只是上面这块还罢了，切给他们的蛋糕还有另一块。官方还有一种开支，即包含"公务接待费"（吃喝宴请的官称）、公车、"因公出国（境）费用"（公款旅游的官称）这三项在内的"三公消费"。三公开支到底有多少？因为列在财政部的3号帐本里，这帐本又从不公开，于是大家就只好根据从各种渠道汇集的信息，算出一本大致的帐：2006年是9000亿（约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2009年全国"三公消费"高达 1.9万亿元，占行政开支的60%（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 上述是养人，再来算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据说中国大陆财政总支出中，行政管理成本几近五分之一。以2006年为例，当年中国大陆行政成本占总支出比例为 18.7%，而日本仅为2.4%、英 国4.2%、韩国5.1%、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中国大陆如此高昂的成本养出来的政府办事效率又如何？据安邦咨询公司的研究，在亚洲国家中，中国大陆官方的行政效率排名倒数第五。 中国大陆经济的风光日子已经不再，困难日子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经济结构优化的最大阻力其实就是政府。经济过去依靠的所谓三驾马车，投资一项中，外资投资不可能继续增长还会下降，民间投资也不可能，政府投资只会继续扭曲经济结构。外贸目前正以每年20%的速度在下降。目前能够依靠的就是"内需"这一驾马车了。2012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消费拉动6.2个百分点，达到了自1994年以来最强劲的状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达到了77%，上升到了 198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且慢高兴，据析，这消费不是经济学界期望的"居民消费"在增加，而是"政府消费"在上升。自 1978年以来，大陆官方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几乎每隔10年就要上一个台阶：1980年代稳定在21%~23%；90年代上升至 24%~25%；2000年~2010年进一步提高为26%~27%；2011年已爬上了28%。政府消费往往对应着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扩张（维稳的需要就是人员扩张的重要来源），由此导致政府对经济管制的过分扩充，管制越多，政府部门就越庞大，需要养的人也就更多，由此在GDP这块蛋糕中切去的份额也就越大，最终对中国大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体制内的经济收益、福利、稳定性及各种特权，与体制外的无权状态及日益被压缩的生存空间相比，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近期，中国大陆在为延迟退休问题而争论不休。其实，对发展中国大陆家来说，一个公平的制度是最合理的。都分少一点，但人人都有，相对来说最能减少社会动荡和人们的不公。退休的时间延迟了5年，5年的投资基金进了官僚的腰包，也相当于都垄断资金，为自己谋私利。中国大陆人在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做了贡献，创造了财富，那么作为执政党就应该把这个财富拿出其中的一部分来养这些人，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而把这个责任转给了现有的企业和现有的职工。这个过程中它还贪污了很多。它硬让现有的企业交20%的钱。而现有的人员应该拿到的福利和他没有拿到的中间的差额部分，又不知道去哪儿。整个每年几万亿的退休基金系统至今没有给人们一个清晰的帐目，全都是不清楚的。比如最明显的，你工资中8%扣掉了养老基金，这笔钱到底用到什么地方？投资到什么地方？返还回来多少？全都是黑幕。个人拿出钱给政府收走了，政府说承诺未来，这就叫"个人帐号"，但是个人帐号这个钱每年的回报率是多少？到退休的时候能每年拿回来多少？几乎问10个人，10个人都不知道。 延迟退休期间带来的具体效应，有人说是坑老百姓，有人说这是坑80后。为什么说是坑老百姓？因为工作时间延长了，在新的给定中国大陆人的平均寿命是71岁的情况之下，工作时间延长了，能享受退休年龄的时间缩短了。延长了10年，缩短了10年。为什么坑80后？最关键是后来的钱不值钱了。80后现在在交，等到它再拿出钱来的时候，钱已经成为纸片了，现在通货膨胀每年6%，甚至更高，10%。这样，钱全部被通货膨胀给吃掉。 通货膨胀问题是大陆官场一手造成的，最近有个数据表示，中国大陆在过去21年发行货币的数量，GDP增加的过程是很高，但是货币发行多了21倍，本身来说，中国大陆目前通胀完全是大陆官场发行货币造成的。多印钞票这个过程是中国大陆老百姓完全控制不了，而又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又必须承受的过程。 退休基金系统这个问题，跟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看一些国际银行和专家对中国大陆养老金制度的报告，都已经很关心这个问题了。在中国大陆现在经济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资金市场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在全世界捞钱，美国一发证券，全世界都来买，买了以后就给利息，利息潜移默化就跑到他们老百姓的钱包里了，因为在美国，老百姓把钱投到美国的债券上了，即美国老百姓把养老金投在债券上，自己不用管，那个钱就在涨。 发展中国家，趋于一个全民的、公平的，完全是政府资助的养老金制度，这在世界上是普遍的。而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是军费开支占到GDP 20%左右，中国大陆在和平的环境底下，为什么要研发那么多武器？中国大陆军费还是帐面上的，还有维稳的费用。这是一个很怪的怪圈，维稳就是因为老百姓基于像这种提高退休年龄这种事情造成不满，才有维稳的这个需要。为什么老百姓不高兴？提高退休年龄，坑爹坑我。可是这是个怪圈，不治本却去治末；花钱，不把钱花在老百姓提高退休福利上，而把钱用来打造特种部队，打造武警部队。 维稳费用说是7千亿，7千亿如果返还给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其实不光是一个7千亿的问题，还有公车消费一万多亿。我们知道解决所有人的医疗，据官方自己估算，大概中国大陆如果有6千亿，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的医疗都不用，以后到医院全部是免费看病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用维稳，把这个钱给老百姓，全民医疗就完了。退休的话，整个目前所有的退休金加在一块儿也不过就一万来亿。你把这些公费的三公问题解决了，整个来说，老百姓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的本质，是老百姓根本对大陆官场没有任何控制，而它官场对老百姓有100%控制；几乎每一次退让都是老百姓在退让，几乎每一次妥协都是老百姓被迫妥协。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是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整个大陆官场的维稳费用越来越高，进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 不光是退休制度，还有这个房改、医改，这些都有一个特点，即改革的好处都让权贵集团占有；而改革的坏处，也就是改革的负担，全让自己的民众承担了。房改是这样，医改也是这样，现在又要退休。这说明权贵集团对老百姓的压榨是无止境的，改革的结果是权贵集团得势，他们谈退休制度更得势了，底层老百姓要承担更大的负担。 现在说人的寿命延长了。这个寿命在欧美国家人活8、90岁，小俩口开车兜风司空见惯；但是在中国大陆，70岁就苦哈哈到处打晃。其生存质量是不一样的，因为医疗保障不一样，福利制度差得太远。而中国大陆老百姓对政策没有决定权，没有经过参与的形式能够讨论问题，所以每次政策的决定都是倾向大陆官场官员。中国大陆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左右，女性是50岁。现在美国的退休年龄虽然没有硬性规定，但62岁就能领取社会安全基金的年龄，如果在这之前领取要打折扣，但也正在延迟退休年龄，可能美国将来要领取退休金要到70岁左右。就是跟中国大陆相比，似乎美国的年龄更大一些，但这里边有制度的不同。美国现在退休金占联邦政府支出的37%，占整个GDP的7%；中国大陆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推给了企业。虽然美国的退休年龄比较大，但是美国如果有通货膨胀的话，公司就讲得非常清楚，超多百分之几就调整，美国有很明显的社会保障制度，每一年都看得很清楚。美国退休虽然是晚了，但老百姓很清楚自己的钱就是自己这一代所用的，现在付出去的钱是自己将来所得的，并不是付是给下一代或者在为前面10年的人买单。美国人现在平均寿命可能80岁左右，中国大陆大概73岁，从平均寿命来说，中国大陆比美国少了7岁左右，所以从这样来说退休年龄不能是一致的。从宏观的社会角度来看，比如美国法律规定不准年龄歧视，所以很多老年人还可以到社会上服务；而中国大陆的年龄是写在纸面上的，招工的时候男的要求45岁以下，女的要求35岁以下。这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在中国大陆年纪大的人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除非高职位的人），找工作非常非常难。所以，脱离中国大陆社会环境跟美国比，这是比不了的，因为美国有健全的法律保护老年人就业的机制，社会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中国大陆没有。 在美国，退休金的支出是占37%，欧美国家平均数据是占26%，但中国大陆，对养老金支出每年只占GDP的3%。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对老年人太不公了。在美国，老年人实际上待遇是很高的，街上开好车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只要注意一下，到中国大陆去旅游的旅游团大部分都是美国老人，美国老人什么地方都跑。美国人老的时候收入的来源越来越多，美国政府给钱，单位给钱，养老金是固定的，州政府也给补贴，各种各样特别多。美国老人从小到大接受医疗、食品的保证、空气的干净程度特别的良好，所以其体力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七、八十岁的老人的确比中国大陆七、八十岁的老人的身体状况要好得多。 说这些，生活在中国大陆人也许不高兴。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1940、1950年代就建立了，中国大陆呢？！也许有人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人口太多了；但中国人不是昨天才从地球上冒出来的，大陆的统治也不是前天才建立。事实上大陆官场在历史上一次次的犯错，把中国大陆人目前的状况逼到这份上。其实在2007、2008年，人们就说当时中国大陆人口红利还没有到顶峰，与其去搞投资、搞奥运、搞世博给大陆官场添彩，不如把世博的4千亿、奥运的4千亿拿来把中国大陆的比如养老体系问题解决了；这种事情解决时间越早作用越强，越往后拖问题越大。但大陆官场没有这么做，而是一次一次把自己的光彩放在老百姓利益之前，一次一次的把机会错过了。窗口，是在不断的关闭的。 中国大陆总是问题层出不穷，其实很多问题很多人在多少年前就看到了。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这个问题做为一个执政党应该10年前、20年前就可以看到的，而它却一次一次的把钱花在党政的"面子工程"，一次一次的错过机会，最后让老百姓去承担哭果。大陆政府在每个时间都把自己利益放在最前面，当出现问题时就要老百姓买单。所谓的"改革"过程就是大陆官场把包袱卸给老百姓的过程。 其实，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已经是很长的历史。美国从1920年就开始均富的这种福利制度，其实福利对一个国家来说，它是类似一种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应该是平均的。所以比如一次花120亿搞一个国庆大典阅兵，这个钱以按人头分到每个人头上就是福利，所以美国人不搞这个。即便美国也搞，但方式不同，比如减税，按照收入更公平的你减税，政府把钱还到老百姓的腰包里。 信息不公开，同时老百姓也没有用手中的选票来左右官场，在目前这个政府运作框架下，老百姓看不到吃亏的真相。中国大陆的GDP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实际的发展经济水平是一个新兴国家，却跟非洲纳米比亚类似，就制度来说更是世界垫底。世界银行做了充分调查以后，给中国大陆政府一个紧急的提醒，涉及到75%那些没有社保制度的人，他们已经看到这是中国大陆社会的一大隐患，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只是老百姓没有任何发言的渠道，而且老百姓也没有信息，信息也不对等。应责成中国大陆政府建立全国的会计办公室，把全国的预算，每个帐单，比如8%的预付的养老金怎么用，投资在什么地方，要公公平平的，完完整整，透透明明的报告全国人民。 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它是初级阶段也好，高级阶段也好，按其理论来说，一个退休的部长和农民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现在区别上千倍。说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好，完全是胡说八道。任何在加拿大或在法国，或在北欧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现在的这种不公平，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把中国大陆排到的最末尾，再自称是社会主义制度，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 一个利益集团控制的一个贪污体系，是黑社会集团的一种运作方式，在说什么，招牌挂的是什么，已经不值得再去关注了。问题是老百姓该怎么做。老百姓一次一次的退让：医改，就是老百姓得自己承担医疗费的过程，变成政府责任和老百姓责任之间的对立，变成了医院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立；房改，就是把房价碰到天上，超过美国这样的过程；……。总之最后都由底层的老百姓承担苦果。 所有这些过程中，老百姓至少看清一点：把现有的信息给公布出来！这种过程就是人们在清醒的过程，"改革开放"在20年、30年前看来好像是个好名词，但底层老百姓最终看到的是一次次的被改革掉自己的利益，老百姓受骗了。 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扒老百姓一层皮的过程，所有的最基本的于战略有益的行业，石油、建筑、金融，全部用红色贵族来控制。所以，对老百姓来讲，越是清醒的过程，也越是痛苦的过程，但这样，被进一步骗的机会也越小了。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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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ul 2012 10:06 PM PDT
图为马友友（左二）和家人的合影 最近看到《三聯生活週刊》上題為《明星郎朗》的文章，先是描述朗朗的裝束：「黑色的Prada鞋子，Gucci的褲子，Armani的襯衫，D&G 2006年11月10日城市晚報有一個報導《「皇家女才配得上我兒子」郎朗爸被網友指丟臉》。報導說，2006年11月8日，為了給兒子12月28日在成都新會展舉行的獨奏音樂會打前站，郎朗的父親郎國任來到成都。對於兒子的未來伴侶，他用東北普通話笑著說：「我贊成他認識女孩子，有一次和他開玩笑討論了一下。找有權有勢的吧，有下臺的時候；找有錢的，郎朗的錢夠花，吃穿不愁，而且我們是藝術家，注重精神上的享受；找皇家的還不錯，我們和查理斯王子的關係特好，可他沒女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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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ul 2012 03:51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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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ul 2012 02:38 PM PDT
原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六期（有删节，蓝色为编辑所册）
革命 + 恋爱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1]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2] 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MSOffice1]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MSOffice2] 。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3]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4]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5]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6]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 + 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 + 性”。[7]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8]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9]
赵超构记述：
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10]
“保证完成任务” + “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1]1944年4月8∶1。[12] 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13]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14]一抗大女生拒绝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15] 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只能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16]海伦・斯诺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17]真正坚持“平等”，终属少数。
城镇女性的到来，中共高干层掀起一阵离婚再婚热。除了毛泽东离贺子珍娶江青，美籍医生马海德向韩素音揶揄：“刘少奇曾四次离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18]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19]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20]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21]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22]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它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一般人对性欲还得掖掖藏藏，惟毛泽东敢于直言。一位抗大生写信问毛为什么与贺子珍离婚而与蓝苹结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则？毛回信：“同贺子珍同志是为了意见不合，同蓝苹同志是为了解决性欲……”[23]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三八节”有感〉：“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24]还有“组织分配”。1937年，二十二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的婚恋，乃邓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这位北平大学生，留下一句“请帮忙做做工作”，组织一出面，卓琳虽嫌其矮，还是嫁了。[25]19岁姑娘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
组织乱点鸳鸯谱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风景。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诚恳检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26]新四军画家陈亚军，与盐城中学女生谈恋爱，开大会狠批一场。[27]
组织“乱点鸳鸯谱”，老干部窗前选美，认识24小时之内就结婚等“革命爱情”，一路“演出”不断。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直选城市女生，陈毅、粟裕、彭雪枫……都是这样抱回佳偶。八路军的聂凤智（上将）、向守志（1988年上将），也是这一时期从女学生中得偶。[28]他们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红妃”张宁（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1911～1957，追授少将），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马！”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岁的“大洋马”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29]
延安报纸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画〈新娜拉出走〉，讽刺一些青年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离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附庸。在社会价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恋选择的价值多元化实为无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谢觉哉日记：“小资产阶级的恋爱神圣观，应该打倒。因为它一妨碍工作，二自找苦吃。”[30]
由于各级首长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红色女生提出反对“首长路线”，襄樊女生林颖（1920～）乃倡议人之一，一时名噪“小延安”——河南确山竹沟（新四军四师驻地）。但林颖收到彭雪枫（1907～1944）第一封情书二十天后，自破金身，“下嫁”给这位1930年的老红军。新四军一旅老红军万海峰（1920～，1988年上将），1943年10月得娶上海护校女生赵政。[31]
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岁的团长高自如申请与二十九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如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32]许多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一幕幕自杀悲剧。1948年冀察热辽根据地，《群众日报》电报员韩志新，因与地主女儿恋爱，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贿赂”，韩志新十分紧张，当晚用步枪自杀。[33]
延安还有“临时夫人”。两位苏联联络员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1892～1993），[34]分别拥有临时夫人，事先声明回国时不带走。他们向中共提出找“临时夫人”，组织便挑选说合。两位苏联人回国时，临时夫人结束任务，临时丈夫各留下一笔钱。三八式女干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从来认为恋爱、结婚是神圣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组织分配，而且还是临时的？真是不可思议。这两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们的夫妇生活是怎么过的。共产党一直宣传民主自由，反对封建，怎么会答应苏联人的这种无理要求？”[35]
江西时期，中共就为李德物色“临时夫人”肖月华（团中央粤籍姑娘）。[36] 中共对干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现象，相当宽容。1948年太岳区薄书年有妻有子，参加革命后又与阎姓女子结婚，家妻携子找来，组织令薄与阎离婚，薄怀怨，杀阎与同寝室黄氏（副专员之妻），阎死黄残，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战夫人”的谢觉哉评论：“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37]意谓民若不举，官何必究？
浪漫指数
囿于条件，延安婚恋浪漫指数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1905～1998，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知青石澜结婚，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行庄重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38]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仅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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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ul 2012 01:33 PM PDT 核心提示： 我很有兴趣看看2012伦敦奥运会，但我不能自由的旅行。如果我有自由旅行的权力，我想看看人们对奥运的反响是什么，以及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不同社会中的成员是如何参与奥运会的。我不知道伦敦会如何应对，但我相信它会比北京更放松。在伦敦，人们将能够参与并且为比赛庆祝欣喜。 原文：Ai Weiwei: China excluded its people from the Olympics. London is different 发表：2012年7月25日 作者：艾未未 奥运会已经高度的商品化了。他们声称这是一个遵循传统的古老竞技比赛，但今天奥运会最为明显的是它的商业方面。我已经看到，通过体育，城市和企业相互竞争（奥运）带来的经济利益。奥运会得益于各种的商业运营，这反过来塑造了我们理解的事件和世界。奥运会与人性可以通过运动而表现的理念不再相关。 在中国，奥运会从来担任的是一种宣传工具。中国利用其金牌的数量证实其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其作为国家的力量。许多其他的国家都有相同的态度。但这种炫耀金牌数量，假借为国而战的荣耀，牺牲了许多人的生活。一个运动员，牺牲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去满足这种虚荣心。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我不相信所谓的奥林匹克精神。我这么说是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它没有包括自己的人民。举办奥运会甚至没有考虑到奥运会所带来的欢乐。国家和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许多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未能采取自己的立场。后来，国家收紧了对奥运会的控制；中国变成一个遍地警察的国家。"友好，公平竞争，荣耀，荣誉和和平"的奥运口号成了一句空话。 我记忆中的北京奥运会并没有改变。它是一个虚假的笑容，一个精心的变装舞会，唯一的一个意图就是赞美自己的国家。从开幕到闭幕式，从火炬接力到获得金牌后的欢呼——这些都显示出力量，和一个极权政权的绝望。通过专制政权，国家可以拥有许多东西，但它不能给他的人民带来快乐和幸福。 我所理解的北京国家体育场是一个建筑工程。我接受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邀请进行了合作设计，我们的提案最后赢得了竞标的胜利。从开始到结束，我都在做这个项目。我致力于培养一个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我也热衷于在大型活动中鼓励参与和交流，这是对人类有意义的活动。 我没有后悔我在奥运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体育场是一个质量和设计优秀的作品。我只是退出充满虚假宣传的演出。我不同意这一做法，并且不想把它和我的名字扯上关系。北京的开幕式与中国人民无关；甚至有武警部队在舞台上跳舞。这是一个极权社会的幻想。这是一个噩梦。 公开宣布我将不会参加奥运会的开幕典礼，我成了一个少数派，一个另类的声音。对于媒体，我已经成为一个批评中国式的象征性人物。依照政府看来，我是一个危险的威胁。我只是在许多人都热衷的时刻表达了我个人的意见。不幸的是，这是一个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时刻。我的观点挑战了他们自己的游戏。我说了什么？不过只是我不喜欢政府宣传。我不觉得有义务去赞成它。 我不看电视，没有看上一次的奥运会，这次的奥运会我也不是很有兴趣看。我对与普通人情绪和奋斗无关的活动没有兴趣。我喜欢看任何形式的竞赛——但必须公平进行，严格执行既定的规则。任何不能展示公平、恪守一套公开承认规则的竞赛是在侵害公民社会，也与人类，社会和法律权利的原则冲突。 我去过伦敦两三次。我对这个城市印象很好。它拥有很强的、自然延续的传统。同时，人们享受着生活，城市也充满了人文气息。我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蛇形画廊设计了今年的夏季展馆，这是一个愉快的工作经验。从反响来看，我认为伦敦人对于艺术和建筑有着很高的领悟能力。泰特现代美术馆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机构，一个承办高品质当代艺术和活动的旗手。 我很有兴趣看看2012伦敦奥运会，但我不能自由的旅行。如果我有自由旅行的权力，我想看看人们对奥运的反响是什么，以及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不同社会中的成员是如何参与奥运会的。我不知道伦敦会如何应对，但我相信它会比北京更放松。在伦敦，人们将能够参与并且为比赛庆祝欣喜。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7/31/2012 02:02: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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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12:05 AM PDT
自由撰稿人
香港推动国民教育引起的争议至今仍未停息
在人世间，相信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大多是没有条件的，而其他的爱，像对国家的爱是不会与生而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在攻击港人反对国民教育是“港英余孽”、“人心不回归”之前，要理解主流社会中产家长。
这些中产家长多是无暇管社会事的大多数，因为子女便是他们的全部，对政府施政大多默默接受。可是一个国民教育，便把这些不理政治的家长叫了出来，让周日出现了包著尿布的婴儿参与游行、路边尽是喂奶和换尿布的景像，“身娇肉贵”的港孩就这样在酷热天气边吃著冰淇淋、边叫口号。这些年，受到百般照顾的孩子被唤作“港孩”，而他们的爸妈就是“直升机家长”，父母都把孩子当宝，年薪过百万港元的可以为了孩子放弃如日方中的事业， 孩子们还没能说话便要上学习小组（PLAYGROUP），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而孟母三迁是中产家长常态，令接近名校的地区楼价超高，。
香港会继续成为示威之都，那些才三、四岁的小孩，巳经学会了喊“不要被洗脑”的口号。
中产家长主动走上台前
这次行动是否核心价值之战人言人殊，游行的九万人也不能够代表所有港人，但这九万名生活在中央政府“特别照顾”的老少，走到街上向港府的国民教育说不，其实也就是对中共说不。
香港人精于打算，尤其是这些中产家长，若国民教育要评分，他们当中可能会安排子女上国民教育补习班 。可是这数星期的发展，却有点出人意表，一群家长关始发现国民教育巳经埋身，配合那份叫人爱共产党的中国模式手册出台，再同时出现港孩手持枪械成为“少年小先锋” 的课程，惹来反弹， 家长开始做事了。
民主派政党没有强烈关注这次国民教育的发展，因为开宗明义反对国民教育很容易被当作不爱国，更会被指要香港走向独立，所以就算对大陆没有好感，也不会高调说不爱国。
所以一直都只是一群中学生在跟进，当传统左派说反对爱国教育的港人是被政党误导，便有极大反效果。
惧共心态代代延续
关于国民教育成必修科的要求，其实早在去年便有讨论，但因为港人对梁振英政府的信任进入低点，加上他疑似中共地下党员身份，令整件事情更为复杂。
在港人本来就惧共的大环境，加上对下一代的爱怜，议题火速受到关注，创造了平均年龄最低的游行。对于不少只有周日休息的港人而言， 一个七月的两个周日都要在这些高温下游行可谓不容易。大家都不大喊口号，也不会情绪激动，目的就是不要吓怕同行的小朋友。
而近日的电台叩应（phone-in)节目，不少致电的听众都是哭著希望政府可以暂缓国民教育。不必卷起衣袖去救灾、不用刻意的去学习，这些就是爱，一份社会对下一代的关爱，
坦白说，和不少在大陆成长的人相比，香港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深度有限，但不少人本身就是生活在和中共密切的历史当中，早年大部份从大陆走到香港的人，就是要避开如大饥荒、文革等的各种浩劫，现在这些人都当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了，你认为他们愿意见到心爱孙儿们围著红领巾吗？ 或是说著中共是无私的吗？
游行小孩的父母们在1989年是懵懂的中小学生，正因为学校老师与他们谈论天安门事件，才有足够的资料去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思考 ，他们都珍惜这样的环境，请共产党放过他们的儿女。
伦敦奥运打开回忆之门
反对国民教育之时正值奥运开幕，不少港人百感交杂，在讨论伦敦和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分别，见到香港人曾经戏称为“干妈”的英女皇和007一同出场感到津津乐道。
网上便流传一个漫画人物对著奥运的英国国旗表示挂念因为“过得好苦”，这些玩笑在中共领导或是传统左派看来，当算大逆不道，十分需要接受国民教育，但不少港人就是爱开这样的玩笑，如周日的游行便有年青人穿上有英国国旗的衣服。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目前的政治环境令港人惧共心态难以改变，不论成立多少个谘询委员会，国民教育都不会得到香港父母的信任。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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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ul 2012 11:49 PM PDT 
07月30日 10:48
中国女子10米气步枪选手易思玲获得2012年伦敦奥运会也是中国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让很多中国人松了一口气。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其发去贺电，表示表彰和慰问。但这个项目的另一位中国获奖者、铜牌得主喻丹（见图）却遭受到冷落，无人提及。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奥运会场，首场比赛结束后，数百名中国记者对易思玲进行围追堵截，而对旁边的喻丹视而不见，就连教练也只是把她的拥抱送给了金牌得主。 上述情形是中国人特别是官方对待奥运会以及获奖态度的缩影。不少人也许知道，中国队在出战前都已经预定了具体到个人的获奖目标，媒体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后也对获奖种子选手展开了狂轰滥炸式的报道，使得他们的压力空前提高。鲜为人知的是，几乎每个奥运选手的家乡，都组织起来为其助威，早早地就在选手家中拉开庆祝的架势。据说，易思玲的家人为了逃避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特意选择赴海南旅游，直到获胜消息公布后，才敢在珠海露面。 可以想象，当那些早就等待着金牌结果的人们听到吴景彪或者周俊比赛失利的消息后会是什么表情，又会有什么行为。众所周知，中国参赛运动员中很多人家境贫寒，出身低微。当地官员、记者、亲朋好友们是冲着金牌去的，但落败的结果无疑将会立即在势利者们的眼中和脸上表现出来，他们的家人将要承受怎样的屈辱和失望？ 可是难道仅仅他们是这样吗？比他们更在乎中国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的，包括了从体校到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的各级官员们，乃至中国最显贵的极少数人。设想一下，假如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奥运会上金牌总数从北京奥运会的世界第一倒退到第二、第三，甚至第二梯队，那么这些人的屈辱和失望要比参赛者家人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他们比每个运动员以及其家人更需要金牌。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从根本上来说不是金牌，而是其蕴涵的胜利感、成就感。他们把他看作自己的执政成果，更看作可以拿出来在全民中炫耀的资本。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中国代表团重新屈居第二梯队，那么那些参赛者还能享受到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场合接受最高层级的祝贺和表彰的机会吗？甚至，他们在机场还会受到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欢迎，享受相应的鲜花和荣耀吗？ 恐怕不是这样，一些人会为此感到没有脸面、尴尬乃至恼怒，尤其是，他们失去了为自己贴金、为全民打鸡血的大好机会，就像他们在航天工程中所做的那样。难道不是吗？即令某地刚刚发生了特大的暴雨灾害，冤魂们还在城中飘荡，他们依然喜气洋洋地为航天功臣们隆重庆功，笑靥如花。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这次再也不会有以往的效果了，即使是民族主义者们也不会站出来捧场吹嘘了。建立在无数伤感之上的少数人的喜悦，无法获得多数人的认同。 在对奥运会金牌的强烈需求背后，是中国内部不容乐观的形势。经济首度破八，在危机的边缘徘徊，随时会陷入意料不到的境地；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多，群体性事件接二连三，从乌坎到什邡以至最近的启东，那些隐伏的火苗不断点起、窜升，民众的不满已经积聚到临界点了；政治上......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执政者们从最初的真诚改革，到后来在某些因素特别是随着新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的影响下变得保守，不敢在关键领域进行真正的改革，使中国这艘大船继续昂扬前进，反倒寄希望于权力强力控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维系民众的基本信任和支持，并不惜以举国体制获取某些方面的"重大成果"，哄弄民众朴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借此维持社会凝聚力。上面说到的航天工程和奥运会的金牌榜正是他们用来粉饰现实的好工具。 由是之故，就不难理解举国上下为什么那么在乎金牌、追逐金牌，运动员为什么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一心只想着夺取金牌了，同样可以理解当他们在赛场失利后又为什么会如此沮丧乃至绝望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失败的消息传到乡里后，原本准备欢呼雀跃的人们一下子变得死寂，就像我们当年在北京申奥庆祝会现场所看到的那样。 在热闹的奥运赛场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目前严峻的社会现实，更应该看到在那些闪闪发光的金牌背后是无数的乡村小学和社区体育设施、器材的匮乏以及全民族的体育精神的缺失，更应该看到在某些刻意的渲染和宣传之下，金牌已经完全变味、变质了，将中国人都训练成急功近利的势利主义者，更应该看到由此导致的全民精神危机、丧失追求崇高社会理想的信念...... 奥运会上的金牌无法改变中国，也无法遮住中国的疼痛，更无法将中国装点得妖娆多姿，宛若太平盛世，而只会带来极其短暂的荣耀幻觉，并为部分人制造致富的机会，然而多数人依然如故，不会因此受益一丝一毫，除了精神上的虚假胜利外。
――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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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ul 2012 05:26 PM PDT
2012年07月31日
上周六在江苏启东发生的抗议日本王子制纸南通工厂排海工程的骚乱事件，就其规模和烈度而言堪称空前，但并不出乎意料。前溯类似事件，有一个多月前的四川什邡骚乱事件，约一年前的大连反福佳化工PX项目的“集体散步”和浙江海宁因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事实上，从2005年浙江东阳画水镇“4・10”骚乱以来，因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的规模、烈度和频度日益加大。此类基于生存权利的、非意识形态化、且极易引起全社会“共振”的社会骚乱，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影响日隆的变量。
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其实正是为所谓“中国模式”作出的最好脚注之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其成果都不可能平等地惠及所有社会成员。但是，其为增长所付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成本，却不可避免地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所分摊。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甚至可以说，得益于经济增长成果越少的群体，就越是要更多地分摊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显然，没有人可以不吸进和呼出空气，也没有人可以脱水而成活。但是，以现有制度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安排，当下对社会资源支配权力更大的人，往往就是受益于经济增长成果最大的群体。相对而言，这些人无疑更有实力通过安装空气过滤机、购买清洁饮用水、以及得到在“特辟”土地上生长的洁净食品，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免除增长的负面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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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必须等比例的分摊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成本。不过，无论怎么讲，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竟可以让依偎在太湖边上的居民抢空了超市中的瓶装饮用水，那么，这种不顾后果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如何难言公正。其实，又何止是太湖呢？中国第三大河淮河，早就成了一条污水沟，治理淮河的几百亿巨资砸在粘稠的河水中，连个水漂都没让人看到。问题在于，这样的代价，是否为现有经济增长成果的必付成本？
2009年，是中国经济总量与日本最接近的一年。是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6%，日本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7%，中国与日本的占比相差0.1%。然而，为了这差不多同等水平的GDP占比，中国消耗了当年世界47%的煤炭和11%的石油，而日本却只消耗了当年世界3.3%的煤炭和5.1%的石油……
还在2009年之前，我曾随中国经济实业界的一干人，参观过日本大阪附近的一家造纸厂，这家生产卫生纸类产品的造纸厂，是日本关西地区的最大卫生纸供应商之一。该造纸厂极力炫耀并热切希望向中国推销的，正是其引以为豪的“零排放”工艺。在该造纸厂的最后一个废水池中，放养了一些热带鱼种，借以证明其污水处理的技术能力。而距工厂车间十几米外的居民住房，则证实工厂降噪的宣示所言不虚……
不知此次在南通投资设厂的日本“王子制纸”是否掌握同样的工艺，又是否用在了中国项目上；毕竟该技术的成本不菲，而中国的限排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严格。启东事件后，日本王子制纸发表声明，否认中国江苏南通工厂排污工程污染当地水源，称污水中含致癌物质的说法“毫无根据”；“已对（排入长江的）污水进行足够处理，低于中国的标准限值，没有问题”。王子制纸的声明是否确实，由于没有第三方独立权威机构的核查，尚无法证实。但无论事实怎样，当地政府慑于骚乱而中止项目的做法，正是其颟顸决策、始乱终弃的政治写照。
增长、发展，还是污染、骚乱，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哪里不都面临着与启东一样的问题？现时中国靠投资拉动，高污染、高排放并因此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遇到了瓶颈，而是遇到了瓶塞。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于，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以及经济发展对政治合法性的无以替代性，使得任何地方的经济增长都难以获得片刻转型所必需的“松套”和喘息之机。在决议、文件上喊了几十年的“转型”还在喊，而且越喊越急迫，这个现象就是这种增长方式“转也难”的权威证明。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增加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经济增长冲动，实则却正是以近似脱缰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捷、更充分、更明显地消耗和穷尽了政治合法性资源。
除了来自底层的社会骚乱，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很难看到有力量来阻缓在既有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在更多官员那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来自增进政治合法性的自觉，而是来自对独揽权力所能带来的超额租金的渴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公众“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增长，必然要碰壁于公众基本生存权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速稍降，大小官员便焦虑不堪的部分原因。
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社会骚乱，强制维稳，启东事件所展示的，并非单纯是一个地方政府放弃某个建设项目的过程。实际上，这种在社会骚乱的压力下，被迫停止建设项目，并搭上高额政治成本，进而不得不放弃经济增长机会的“硬约束”，就是中国经济既有增长模式的止步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述东阳、大连、什邡，尤其是有民众冲进市政府之举的启东，都可以称作是“中国模式”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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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ul 2012 05:2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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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ul 2012 06:57 PM PDT 
2002年5月初，我突然接到西安家中的电话，说父亲病了。
4月29日父亲开始发烧，到干休所医务室，医生建议最好住院治疗。父亲说：“要放五一长假了，如果我住院，搅得所里工作人员不能好好休息。我吃点药在家里捱一下吧，说不定自己会好。”
放假的七天里，父亲体温越来越高，家里劝他住院，他还是不愿意麻烦人。5月8日上班时，他发烧39度多了，被送到陕西医学院附属医院，那里马上安排住院，抱怨说为什么不早送来，88岁高龄老人发烧，太危险了。
陕西省人民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本来要送父亲到那儿。但他不愿意，说过去看病对他冷漠，而医学院附属医院对他很尊重，医疗上热情周到。
我们理解父亲，有时候人的尊严比生命更重要。
医院初步诊断父亲为肺部感染，经过治疗没有好转，体温时高时低。医院用尽了办法，但效果不佳。父亲有点着急，他想到了去北京诊断。陕西省委同意，责成管理父亲的省老干局安排。老干局如以往一样请示北京，却没有任何回答，再请示，仍无回音。对于父亲这样的人，陕西方面多几分谨慎可以理解，但医生说，这样拖延下去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眼看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老干局决定“自作主张”，人先到北京，他们派人陪同去，就地进行请示。
陕西敢这样作，因为心中有底。1981年父亲被安置在西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过批示，给予关照。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父亲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住进了省委第一干休所，“人事关系”从公安局监管改变为老干局管理照顾。后来中央发生了人事变动，但对父亲关心和善待没有改变。父亲去湖北武汉省亲因居住不便曾向上写信，总书记江泽民作批示安排了住所。前几年父亲曾想搬到离北京近一点的河北定居，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为此帮过忙，拟安排在原河北省长曾经住过的房子里，行文口气完全是为一个老同志办事。在军委副主席张震等老同志的帮助下，我母亲的人事关系从西安转回到北京，在总后干休所里分配了住房……近些年来越来越宽松的气氛让陕西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人生了病，希望到好的医院治疗是人之常情，但对父亲来说，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陕西的老干部遇到重病常到北京看，去的是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大医院。那里也愿意接收这样的病人，干部病房可以提高利用率，保健医药费亦是一笔收入。这次父亲想住北京协和医院，陕西省和那联系，但并不顺利，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父亲看病要紧，不管用什么方法先住进医院再说。我哥哥情急之中想了办法，叫朋友通过私人关系给父亲联系好了协和医院的干部病房，却要按“社会人士”住进去。近些年来有些人先富了起来，他们想得到好的医疗，医院开辟了“创收”门路，只要交付高于正常收费几倍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高干待遇”。医院声称可按此接收病人，可以说是委婉的拒绝，因为父亲每月微簿的生活费，一天也住不起这种病房，何况床位费和医疗费要预交数万元才行。于是陕西老干局请示省委，答复是用多少钱，省财政厅先想办法，然后请示相关上级部门，把父亲的医疗待遇落实。
陕西省老干局派专人和医生把父亲护送到北京，让他先住进了协和医院的“议价”病房，然后再和医院商议，争取按照干部的待遇正常收费。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医院问邱某是什么级别？在哪儿任职？他们的“明知故问”让陕西难以回答。老干局的人说，邱老到陕西是中央的决定，享受高级干部的医疗，他们有一个省里关于父亲生活待遇看病可以享受的标准。医院说陕西的文件在他们那儿没用，他们听卫生部的，中央对省部以上的干部有名单，此人不在其中。在“待遇”上有争议，如果听任下去，事也办不成，陕西老干局把所带的现金全部交出，好在可以应付几天。
陕西老干局对父亲的医疗请示了卫生部，那里推诿问题特殊，要请示中纪委。老干局的人即去那里汇报，说这是生活问题中的一个具体事，由他们按以住的精神办理即可。陕西老干局这样作，是希望最好不作答复，只要他们请示了，就可以按当初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办。他们的经验是，只要不涉及“政治”，“生活”问题好解决，因为以前随物价上升提高父亲的生活费，改善居住条件，都是上面不予具体的答复，陕西根据当初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执行，而且办成了。我们家属与陕西老干局有同感，这二十年来有许多具体生活困难涉及到“级别待遇”，请示上面多无回音，可是偏偏这次有了明确答复，是以“两案办”名义的指示，说要按“规定”办，是什么“规定”，又不向家属具体说明。
按说，那里是最了解中央“内情”的机构，在答复的潜意识中让人感到，当初胡耀邦、赵紫阳等的指示，好像并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更不是什么要执行的“精神”，而是下了台的某些人的个人意见，这把已相约成俗实行多年的事情复杂化了。
陕西老干局并不灰心，找熟人通融，得到了暗示：你们送到北京的病人情况“特殊”，别去碰那个敏感的问题。毕竟还有好心的人暗中帮忙透了“底”，说有很多“不符合规定”的人到协和医院看病住院，是找人通融关系就在那儿办成了事。我们去卫生部门找了那样的“关系”，答复说，本来可以帮忙，但事情落在了“这样的人”头上，就不敢了。
这时，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中国的事情很奇怪，要整一个人的时候，上上下下都雷厉风行、争先恐后，墙倒众人推，把人往死里整。而要宽待一个人的时候，各部门都扭扭捏捏、拖拖拉拉，互相推诿，让你继续受苦，苦不堪言。”
父亲住进协和医院，同样的病床费，老干部每天一百多元，父亲却要八百多元，那是面积十几平方米较小的一种病房，屋里放了一张病床、一桌一椅和必要的医疗器械之后，空余之地无几。略为宽敞一点的套间病房要一千五百元，议价病床价格不仅翻了几倍，医疗费也要增加很多。请一个专家会诊，“规定内”的病人的诊费每次是三百至五百元，而“议价”病人要二千元或更多，如果院方安排三四个专家同时来会诊，就得近万元。别的重病人的护理是护士日夜看管，而我们则是请护工，费用自理……
我们不敢让重病中的父亲知道这些，但他从护理工那儿问了出来。他在这里不仅住房费高，吃饭也贵，每天80元（每餐是一个盒饭，市场上十几元），一个护工每月两千元……只有有钱人才愿到这儿来“消费”。
父亲心理负担很重，这些年来发给他的生活费很少，最近才提高到每月一千五百元，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福利收入。父亲这点钱连医院里每月的饭费都不够，床位费还不够住两天，更不用说治疗了。这种病房收费，一般人住不起，这样看病，一般人也看不起！这那里是在“议价”，是在“议政治”。这令重病中的父亲心里非常焦虑不安。病人患了疾病，自己有信心、精神愉快很重要，对此，医院比谁都清楚。上面有些人坚持如此“议价”，其实就是当成了“政治包袱”。
十几天过去了，父亲诊治少有进展，但每天几千、上万元的费用要签单，实在令人揪心。为凑钱急用，即便我们家人可以倾家荡产，可也不可能无穷无尽。就在这时，陕西打来了电话，说请示了省委书记李建国，他指示，用多少钱实报实销，还说，这件事不要再在钱的问题上考虑，为病人治病要紧。
急忙赶到的老干局干部带来了陕西省财政厅开具的空白支票，医院收费处想在上面填多少钱数都可以。父亲得知此事，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医疗费全额预交了，医院请来了一些的专家为父亲会诊，对此，我们心存感谢。专家一组一组地来了，事先他们没有看病历问情况，到了病房才知道是谁。父亲担任过中央医疗领导小组负责人，医疗界认识他的人多。专家们非常认真热情，说是把父亲当作老首长和前辈看待，他们不肯拿专家费，说是尽心意，有的还向医院建议，会诊中凡是能不算钱的就不要算了，至少，涉及到给他们的报酬不能要。但医院还是要足额收费，据说医院有提成，比例相当大。我们得知这个，是护工说的。患者使用一个护工一月要付给医院约两千元，护工本人收入最多七八百元，只拿“小头”。
我们对此略有微词，一位医院副院长说：即便是一个囚犯被送来看病，也一视同仁。他的话中流露出了一个意思，父亲至今还是“囚犯”，他们能这样，已是“破格”，宽大为怀了。
父亲来北京看病，我们没有对外说，因为病人需要安静治疗。但是没有几天，消息不胫而走。
来医院看望父亲的人很多，有他过去的战友、朋友，有他的老部下，而最多的是老同志的子女。时值夏天，一些老同志到北戴河休息去了不能来，或是本人来不太方便，于是就派子女来看。人们送来的鲜花在父亲住的小病房里摆放不下，只好堆放在门口外边。花香在走廊里飘荡，离开那里远远就能闻到。来探望的人不用讯问，见花闻香便直奔而至。护士们说，很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望一位病人了。
父亲和探望的人见面，最激动的是看到了原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他们曾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奉命参加了刚成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处理了许多事宜，为了稳定因受造反冲击而混乱的军委机关日夜操劳。他们说起那段往事，谈了很久都不愿分别。
最牵挂父亲的是那些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管理员老刘，1939年入伍后就当炊事员，为父亲作了几十年的饭。从挺进东北到进关南下，解放华中华南，再随父亲从广州调到北京，他从来没有和我们一家人分开过，早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多年来，刘叔帮着因工作忙而不能过分操持家务的父母把我最小的弟弟妹妹带大，并在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打砸抢风潮时保护了这个家里的小孩子，他精心地管着这个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这次，他听说父亲胃口不好，就做了几道他最爱吃的菜，用保温桶放好，老远地从永定路的总后五号院赶来。刘叔看父亲已经吃不下什么了，就一脸笑容地劝他吃，用勺子喂，说那怕是再多吃一口也好。刘叔看到父亲因病重已难以下咽，一个人躲在门外远处偷偷地哭。他已经八十岁了，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还在为父亲尽自己的心意。
协和医院干部病房的医生多是海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人，从父亲入院安排到医药收费标准上的争议，他们都看在眼里，知道了这个病人的治疗中还有医学以外的因素。父亲的病房不可能再是一方患者康复的净土，这个“包袱”和责任要让这些医生来背。从那些医生的年纪上看，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还是孩子，对那场中国社会动乱的来龙去脉，未必知其真实。他们会如何作为？多少令人有些忧虑。但我们发现，父亲入院困难所形成的阴霾，被来看望父亲的人流化解了。来慰问者或是派子女作代表来的人，多是这个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或老将军，那些花篮卡片上送花者的名字早为人们熟知。而且陕西老干局的人再三向医生护士强调，父亲是他们的服务对像，是他们心目中非常尊敬的老人，希望能支持他们的工作。
医生们或许看出了我们的疑惑，说：“我们是把老人家当成首长和长辈看待的。”他们叫我们放心，一定会为父亲的治疗尽心尽力。
可是，毕竟父亲的入院受到干扰，伤害了他年老虚弱的身心，病情已经有所延误。医生们很着急，陕西的同志也着急，我们更急。父亲的病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关心父亲治疗的还有一些老医务工作者。原解放军总医院的副院长来了，他建议用中医中药，这样对父亲虚弱的身体好一些。还有一些曾给领袖人物作过保键的医生们来看望时也如是说，他们对高龄老人医治富有经验。
我们向主管医生提出，想看看中医，病房立即上报。一位医院的副院长得知后说：“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协和住院，他想看中医，这里也不安排，这儿只有西医。”
我们不知道历史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还是上面又下来了一个“逐客”的借口，总是感到有个阴影在我们身边徘徊。好心的医生想出了办法，搞一个“中西医结合”吧，这是卫生部规定各医院都要开展的业务。我们请来了中医老专家为父亲看了病，开了药方，请人煎好给父亲服用。尽管中药效果来的缓慢，但我们还是充满了希望。
父亲到北京已经半个多月了，病没有见起色，低烧一直不退。医生们发现父亲的肺部有炎症，决定从胸腔中吸出因炎症形成的积液。当他们用移动X光机在病床前为父亲透视时，发现了他的背上肩上有被打伤的痕迹，清晰可见肋骨有多处骨折、脊椎三处有压缩性骨折。医生看那里不像是战争年代的旧残，当得知这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打伤所致，沉默无语。这些伤残一直疼痛，折磨着晚年的父亲，但他很少对人说。如果不是医生们亲眼所见，恐怕是也会相信是父亲搞武斗而不是挨斗者这个被广泛宣传的“伪命题”。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发烧从间断到持续，从低烧到高烧。为防止涌痰堵住气管窒息呼吸，给父亲作了喉管切开吸痰手术，作得很成功。父亲被送到ICU重症监护病房，起初还好，手术麻醉解除后恢复清醒很快。他用眼睛看我们，因为不能再用喉咙说话，就用眼神叫我们放心。
但是几天之后，父亲病情突然加重失去了意识，只有偶尔的间断性苏醒。紧急抢救开始了，父亲的身上插满了各种针头管子，那些先进的医疗器械的屏幕上显示着父亲的生命活动，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体温、他的血压、他的生命体征在屏幕上显示变化着，逐渐微弱……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能直观地看到父亲的生命离我们渐行渐远，一直到完全熄灭。
父亲走了，于2002年7月18日早上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的消息由陕西省向中央报告了。我们从对父亲这次住院和抢救中看到了陕西在尽力，相信会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丧事。但很快我们发现气氛不对，在北京的陕西老干部局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了，总是沉默，偶有只言片语，也是说要作好最坏的打算。几天之后，陕西专程来了一位老干局副局长，代表省里作家属的工作。在和我们宣布“上面”的精神之前，他们内部先进行了磋商，看样子有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发生了，而且很难向我们开口。
终于，他们找我们谈了，说是“上面”精神到了，无论如何，要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那是一份由“两案办”承办，以最高纪检机关名义发出的“中纪[2002]12号”文件，题目是“关于邱会作丧事活动的批复”。原文不肯给我们看，说是上边那么要求的。我们感到非常奇怪，既然是向我们家属宣布和要求如何办丧事，为什么不叫我们知道详细，难道是“说不出口”、“见不得人”？文件的内容是：
1、不准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
2、不准发生平简介，发讣告；
3、不准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
4、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
5、费用要按照有关的规定办理；
6、不要造成负面影响；
7、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
传达文件后，要求我们一定要“自愿地”同意，要与“上面”的精神保持一致。如果一时想不通，也要先冷静下来，不要有不恰当的举止。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样。父亲是一个公民，去世了可以发丧，亲朋好友可以悼念，这是公民和家人的权力。那个文件的前六条表现了某些人的意志，但第七条是谎言，“应家属的要求，骨灰自行处理”。我们从来没有那样说过，也不可能那样说，因为我们之前根本不知道“两案办”还存在，也从来没去过那里，此刻父亲尸骨未寒，我们哪能想到将来安葬。为了父亲看病，他们有很多无须管的具体的小事都插手了，但是这件事却完全推给了家人，因为这对他们很棘手。
面对“上面”的精神，我们很无奈，只好与陕西老干部局沟通，他们被尴尬地推到了第一线，当某些始作俑者的挡箭牌。
老干部局说，没想到会这么严厉，因为这和近年来对父亲的宽松是相反的。他们劝我们，无论有什么想法，都不要闹。如果出了问题，他们会受到牵连。服从“上面”的规定，就算是帮助他们个人的忙了。我们深知，如果不同意，那么老干局的人会有什么政治后果，这些年来他们对父亲不错，不能难为好人。
但我们不能同意那六个“不许”，它们是何等残酷。对一个已经去世作古的老人，对他还怕什么？即便有人还把父亲看成是政治对手，也要有人格上的尊重，就是对战场上败北的战将也要人道待之，死者要以礼安葬。
事情就那么僵持着。
父亲病逝的消息传了出去，是有些以为他还在住院的人去看他、扑了个空之后说出去的。知道父亲去世的人越来越多，都以各种方式表示悼念和慰问，已经造了相当的传播，如果再不办丧事，影响会越来越大。有些人可以打压我们家属，但不敢冲撞那些想要悼念父亲慰问家属的人，就责成陕西老干局快速办理后事。
陕西老干局说，“上面”的意见他们不能违反，那就打“擦边球”吧。虽然规定了不许有遗体告别，哪总得把人送走吧。陕西老干局说，到底怎么搞，大家可以动脑筋，只要有先例，就可以参照。
我们拿出一本公开发行的书《陈伯达遗稿》，里面有一些插图照片，是陈伯达去世后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生前好友和亲属来送行，其中也有“要人”。陕西老干局几经讨论，说在八宝山那儿火化只是“手续”，并不是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他们明知“手续”与“仪式”难以区别，他们如此上报，得到了同意，因为再拖下去，引起的问题会更多，一旦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责任是躲不掉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六不许”，但此时反倒有点“气短理亏”的味道。
我们到了八宝山联系事宜。那里问父亲是那一级的干部，若是使用一号告别大厅，须“部级”以上、要有介绍信。我们说没有，但能提供证明，拿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录》，原以为无法当作“文件”的书，居然被八宝山默认了。告别大厅里挂的横幅上写什么？上面要求不准挂横幅，不准散发生平简历，不准当众念祭文，不准称“同志”，不准称“红军”，不准……我们提出，按《将帅录》叫“将军”吧，他们不允许，说那样显示了父亲的经历。他们说叫“先生”吧，但很快自己便否定了，那样就把父亲说成是“民主人士”了。他们建议称作“老人”，我们说，这样独出心裁一定引人注目，惹得人们要问为什么如此？他们一听就怕了。双方几经商议，找不到一致认可的词来。中华文化丰富，汉语文字悠久，没想到父亲走的时候，居然找不到一个合适于他的称谓，我们百般无奈，只好不用任何称乎，横幅就写“会作千古”四个大字！
陕西老干部局上报了他们做工作的结果，说没有追悼会，只是遗体火化前有亲朋好友送行简单手续，人数控制在几十人之内。父亲去世了快半个月了，丧事再不办，社会影响越来越广，情况难以预料。看来上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形成新的社会新闻和关注。这次他们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批准了。
我们决定在2002年8月5日那天送父亲走。
我们忙着做准备工作。
中国有传统，人之已去，寄托哀思，讣告多是追忆功德。我们考虑到“六不准”，草拟讣告上说的父亲生平，只有他那年生人，那里人氏，作过何事，只是表述，短短几百个字，比文献部门出版的资料中父亲的简历字数还要少：
邱会作同志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在家乡参加苏维埃革命，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历任团青年委员、少共区委书记、红军总供给部党支部书记兼统计员、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军委四局三科科长、供给部粮秣处处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豫皖苏财经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组织部长及供给部政委；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政治委员。他率部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衡宝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防工办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邱会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七大、八大、九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邱会作同志从少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建立新中国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英勇奋斗；在把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的繁重复杂的工作中，尤其在人民解放军后勤建设中，他积极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和贡献。作为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指挥员，现代化后勤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卓越领导人，被毛泽东、周恩来评价为“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
“历来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一句话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责问有此评价吗？我们找出了原文，是周恩来于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他强调这代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毛泽东被当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公然否定领袖公开的言论很难。他们要求不要发送这个简历，说这是组织上对我们家属的“关心”。
讣告的封面要印逝者一幅相片，一般用最代表他生涯的留影，无疑应当是军装像。但他们不许那样，无论是战争年代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还是和平年代有军衔的、没有军衔的，所用照片不能显示他曾在人民军队工作过。我们决定采用一张父亲晚年微笑的相片，他在经历了苦难之后，还是那么乐观地面对人生。那是陕西省一位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像中的人物栩栩如生。当他听到了父亲的噩耗，立即表示慰问。他听说要用他的作品作遗像，非常欣慰，连夜买来最大号的相纸全幅洗印数张，请西安奔丧的亲友及时地带到北京。
父亲是军人，讣告里总得有张像吧，我们用了《将帅录》里的一幅，放在了讣告内第二页，没有违反“封面不许用穿军装的像”的严格规定。
我们准备好了讣告底稿，到印刷厂洽谈。业务接待的人叫我们稍等，难道是政治上敏感了不给印？工厂领导来了，说这活他们接了，但是有个条件，不能收费，算是他们对老将军的敬意。我们执意不肯，他们只好同意代收从外面购进的纸张费，厂里现有的纸质量不够好，他们立即出去采购。我们要印一千份，虽然那天到现场告别的人规定只许几十人，但我们要把这份讣告于事后送达给亲朋好友。到我们取货的那天，清点后发现有二千份，工厂说，多的是他们赠送的。
为了留住父亲离开我们的最后场景，我们想摄影。然而那“六不准”中严厉规定“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这是要堵死了我们的路。但是没有想到，很多摄影高手要来，他们不是以什么“新闻单位”的身份，而只是“志愿者”，完全是个人行为、免费前来服务。
为父亲送别的8月5日一天天地近了，陕西老干部局的人每天都在叮嘱，人数不能超过几十人，只能是亲属。我们小心低调地等着那天的到来，可是不断的电话、问讯、来访让我们心里明白，不可能只是几十个人参加。
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曾是四野解放海南岛时的师长，他托人打电话来说，丧事一定要办好。还有很多在职的、离休的、去世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和家属打电话来说，一定要办好告别。父亲的战友多已不在世了，他们家人的问候多由遗孀作代表，刘亚楼的夫人两次打电话，说“邱部长是大好人呀，人都走了，还这样对他，事情一定不能这样不声不响地就过去。”
很多人得知父亲的去世，都表示了要最后送他一程。父亲家乡的人要来，江西兴国县主要领导表示了慰问，并提前备好了花圈。一些老同志和家属要来，他们是延安供给部的，新四军四师的，四野的，还有中南军区的，总后的，国防工办的，那些地方留着父亲的工作足迹。从这些致意和问候中，我们得到了安慰，但也如实说明情况劝他们不要来。
要来的人在增多，现场要有人维持秩序。北京十一学校的“校友会”闻讯，会长王鲁光不顾身体严重残疾，亲自布置，要求“校友会”全力以赴作好这件事。
为父亲送行的日子到了。
从医院到八宝山的灵车是我们请用的红旗牌轿车，司机五十多岁，和我们素昧平生。灵车开到了天安门，司机突然停车在路边的金水桥傍，自言自语说：“老爷子过去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在天安门上，今天让他再看看这儿吧！”天安门前不能停车，交通民警过来示意是违章，要作处罚。司机想作些解释，但不知如何开口，灵机一动拿起了放在车子里的讣告展示了一下。民警敬了个礼，说了声“别影响交通”，转身离去。
灵车路过万寿路总后大院门口，司机又停了车，说“这是老爷子长期工作的地方，让他再看看吧。”灵车到了八宝山，我们按白喜事的规矩给了师傅一点意思，他表示了拒绝，说能送这样的老人走好最后一程是他的荣幸。一个普通司机令人非常感动。我们一直记得他——李师傅。
我们预定了一个休息厅，来的人很快就挤满了，工作人员很快为我们开了第二个、第三个休息厅。但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人多拥挤不能进到里面休息。来的有些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年纪略轻一点的就自觉地聚集在大厅外，形成了一片人群。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匆忙赶来，说在八宝山大门外的马路上车子被堵住了。他乘坐的出租车司机问，是哪位领导人的丧事，为什么没有交警维持交通？同学回答，是一个普通老人。司机说，那他一定是个好人，自发来这么多人送别，那可是积了德的大好人呀！。
聚集在大厅外面的人很多互相认识，他们互致问候，谈论着，问着为什么以“会作千古”写横幅，为什么不发逝者生平简历？
人们很快发现，有两个人不去签到，在人群中走来串去，不时地看停车场上的汽车牌号和下来的人。对他们的举止，人们纷纷投过鄙视的目光。他们察觉后离开，很快又回来，在签到处翻阅一下签到册，然后到一边在小本上记着。每当新到了一批人，他们再重复着刚才的动作。人群中有人在低声骂着，有人干脆向他们发出一声“呸！”那两个人万万没有想到，死去后仍被他们羞辱的老人会受到如此崇敬，而他们的“使命”却被视作如此作贱！
签到册一页一页地被写满，粗算已有一千多人，但实际不止这个数。因为有了“不速之客”在签到处附近徘徊，有些人有所忌讳，不便前去签到。
有的人带来了鲜花和花圈，或是当场买来花圈和挽带，请人写上敬献者的名字。那些以老同志名义送的花圈被放在了告别厅的室内，很快就挤满放不进去了，晚辈的花圈只好放在告别厅门外，上面清楚地写着敬献者的名字，就摆在那两个“不速之客”的眼前。
但是，“不速之客”毕竟奉命而来，消息传开，给等候在休息厅的人们心中加上了阴影。走在最前面向父亲送别的人，一定是重点的监视对像。几位老同志遗孀说，她们先走，他们的丈夫都是中国老百姓耳详能熟的功臣名将，又能怎么奈何了她们。父亲的老战友、解放战争中的四野兵团政委、原总政副主任黄志勇说，他走在最前面，记名字就记吧，到了这个年纪这个份上，还怕啥！？
礼仪开始了，人们四个一排，在哀乐中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然后向站在侧面的亲属慰问，这样一排人紧接着一排人地连续不断走了两个小时。
告别仪式结束了，我们撕裂心肺的哭声也留不住父亲。我们送他到了火化室的门外，那里的工人师傅叫我们稍候。原来，平日只开启一般设备，那个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设备事先没有上级通知做好准备。当他们得知了要送的人是父亲，他们自己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它开启，以最高规格表示对逝者的敬重。
不知道这个自发的送别得罪了谁，我们又受到了新的刁难。此时下手让人难过之处，莫过于丧葬费了。父亲生前没有“职业”，没有普通城市居民的“劳保”，也没有“工作单位”，按规定只能由民政部门按社会无业人员那样发放最低的丧葬费用，金额还是几十年前的规定，随着物价的上涨，现今连个体面点的骨灰盒都买不起。封建王朝时有句话，对人最刻薄的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此时此刻，莫过于此。
陕西老干局实在看不过去，但无法违抗那个“政治格局”，也不便违反上面“规定”。他们反复商议，对我们家属说，赶紧找出一些医药和看病的发票，与此相关的或多少能沾上点边的发票也行，不是说老人家看病吃药可以全额报销吗，那就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尽管抚恤金一时没有着落，他们还是比照干休所里其他去世的老干部的标淮，费用一律从宽从优开支报销，并及时地发放了。在这上，陕西省领导表现出了从容大度，老干局不愿再请示北京了，因为每请示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有可能比他们想的差得多，不仅有时不近人之常理，有的甚至难于向公众启口。
令人心痛的一幕终于过去。
我仔细地回忆着父亲最后的日子，想他还有什么交代的事让我们办。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幕，当父亲在喉管切开手术后，就没有了说话的机会，他被送回病房麻药失效后，病情很快就恶化了，一时清醒，一时昏迷。有一天我们去看他时，护士对我们说，早上接班时发现父亲自己咬烂了自己的舌头。护士的表情极为惊讶，她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一个人咬破了布满神经的舌头，是多么大的痛苦，父亲一定是要以此表示什么。他在弥留之际有话要说，他不愿意让人堵住他的口舌，他有多大的冤屈要说，有多少历史真相不愿意让它们湮灭。
父亲初到北京住院时仍然很乐观，他自认还有几年阳寿，说病好后要把他的回忆资料继续修改，他说他不怕死，但不想现在死，他还有事要作。喉管切开手术后父亲病情的急剧恶化，令他意识到，他的心愿怕是难以自己完成了。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就咬烂舌头示意我们，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竞事业……
我把存在我这里父亲的东西清理出来，有他的手稿，有录音记录，有他的书信，还有我记下他谈话的笔记。最多的是一些我记写的小卡片，有他和我长谈的实记，有他闲坐或散步时即兴议论，有他在来人看望他时和我们聊天谈事，有他和我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每次之后我都立即整理记写下来，久而久之，居然记下了五百多张卡片，七个本子，后来有了电脑，就及时输入，已累积成了几十万字的电子文档。我看着它们，细心作着整理、核对、取舍、归纳。此时，父亲一生的经历，特别是他遭难重新有点自由后走过的二十年艰辛的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整理父亲留下的谈话记录，重新阅读这些年来父亲写给我的几十封信时，我把他的遗像摆放在我书桌上，他面对着我在笑，像是在鼓励着我，可是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在那些稿子上写的修改和批注，已经成了他最后的遗笔。
父亲晚年受了那么沉重的政治打击，他没有消沉，他把最后二十年精力全投入到他认定的崇高事业中去了，他要还原一些历史真相，把它们留给后世。父亲耗尽心血和精力作这些事，他的一句话令我悟出了其中原由，他说：对那段历史，毛泽东不是最后的裁定者，邓小平也不是最后的裁定者，历史才是最后的裁定者！
父亲生命最后岁月里所作的，只是为了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留下一笔珍贵资料，让历史更好地进行裁定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父亲一生中有过辉煌，也遇到过挫折，功过是非，要让后人去评说。但是，父亲承受着个人屈辱，尽晚年之生命心血，把他所知的国家那段历史秉直写下、说出，就会受到后世的敬重，那怕是另眼对待过他的人，也不敢小视！
——程光作于2007年4月邱会作去世五周年之际
(201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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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ul 2012 06:31 PM PDT
核心提示： 一涉及到经济运行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再相信中国领导人， 原因有4个。
原文：4 reasons why you should stop believing in Chinese leadership 发表：2012年7月25日 作者：查拉斯图拉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你知道吗，中国的政府官员全都腐败？ 你知道吗，中国的许多数据要么看起来很古怪，要么完全不可信——连副总理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就政治而言，外人从未真正相信过中国共产党，可能永远不会相信了。然而，中国貌似永不停止的经济增长则为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自信，他们认为中国将会长期看好。的确，我们在欧洲接触的人甚至认为投资者很期望在中国投资，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看起来比欧洲好得多，并且，貌似低迷的中国股市也显示出手的机会到了。 虽然近来中国的经济数据充其量只能说是喜忧参半，但市场却一致倾向于认为第二季度已经是谷底。我们承认，政府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恰恰是自掘坟墓。根据目前运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使通过大量的刺激手段能够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但我们认为中国将是一个投资地狱。 就经济运行而言，我们无法理解中国领导人所做决定背后的原因。一涉及到经济运行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再相信中国领导人，理由如下。 1. 中国政府连数字都搞不对  【瑞士，科洛尼，世界经济论坛，CC-by-SA-2.0， Wikimedia Commons 】
这并不新鲜。所有真正处理过中国经济数据的人都十分清楚这些数字看起来有多么怪诞，更清楚其中一些根本毫无意义。作为中国经济的热心观察者之一，我们并不是唯一这样说的人。事实上，副总理李克强也如是说。
数据的伪劣总是让经济学家和分析家十分困惑，不知该如何解读它们（尤其是在一些月度指标中）。现在试想一下，用一堆要么古里古怪、要么干脆错误的数字来治理一个国家多么可怕。 经济学家喜欢用各种与航空有关的比喻来描述经济（比如失速速度、硬着陆）。如果这样来描述中国经济，用不准确的数字来治理中国经济就像在黑夜中飞行，而仪表上的读数都是错的。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这有多危险。 2、改革、恢复平衡？谈了多少年了 毫无疑问，中国有一些结构问题：消费太低、高度依赖投资、总是在银行系统中创造过多流动性的外汇体系、明显低效却高度参与的国有部门，等等。 经济数据并不完全可信，但中国领导人多年来都心知肚明。恢复经济平衡的欲求在"十二五"规划中的出现不是第一次。这都提了多少年了。同样，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账户、利率自由化以及其他一些最近耳朵都听出茧了的事情断断续续提了多少年了。 但是，除了偶尔浅尝辄止的尝试，几乎没有取得实际成果。在经济变缓，增长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时尤其如此，就像2008和2009年那样：政府明知投资贡献率在GDP中过高（这正是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征兆之一），但为了保持经济增速，政府一举将其推进到更高的水平。 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无法保持平衡，并且越来越明显是的，中国"增长引擎"的核心就是GDP中占比巨大的投资。所以，凭什么相信他们这次还会成功呢？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肯定认为恢复平衡是以消费的高增长和稳定增长的形式来实现，而不是投资的下滑以及急剧放缓的增长呢？
3、中国政府的每一级官员都腐败
中国领导人全都腐败，我们并非唯一有此认识的人。实际上，不腐败，你就无法生存下去（当然，除了你被逮捕或在权力斗争中出局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笑话，100个政府官员中有101个是腐败的。 这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商人们经常贿赂官员和/或他们的亲属以获取利益。可能是从更容易地银行获得贷款，或者可能他们拿到为政府修建什么的合同，或者以低价得到一块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 以上关于政府官员有多腐败的例子都是信手拈来的。赵紫阳的前政治秘书鲍彤在《纽约书评》的采访中说得更为生动具体： 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人，他们会说，哦，你的儿子应该是个CEO。如果你说，不，他不是。他们就会说，他怎么会不是？如果你的儿子不是，那我们的儿子也不能是。然后他们就会把你丢出大船。所以说如果你是大船上的一员，你就腐败。每个人都有一套别墅，他们也会给你一套。一套在北京，一套在杭州，一套在苏州，一套在上海。你说你不要。什么叫不要？连省领导都有别墅，你怎么能不要？这不犯法，拿着吧。 就如我们之前所说，就贪腐和过度投资而言，工程项目规模越大、越奢侈，官员在这个过程中获益的机会越多。 4. 那些无意中造成的后果？ 还有许多老顽固坚称中国对经济有非凡的控制力，所以政府能够用西方发达经济体无法做到的方式来调整经济。简直是胡扯。 中国政府过去许多年来采取的一些政策完全可以证明，一个远非万能的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如何无意间带来潜在的毁灭性后果。 比如计划生育政策。从正面来看，该政策至少降低了过去20年的赡养比率，使劳动人口相比其他年龄群体的比率上升。而人为降低生育率带来的所谓人口红利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人口红利走向终结，人们才意识到中国老龄化非常迅速，赡养比率也会飙升。同样，劳动力人口也将开始缩水，在过去30年中人为地迅速降低生育率导致了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除此之外，传统上对男孩的偏好导致女孩被选择性流产，性别失衡越来越严重。所有一切合起来就产生了尼古拉斯・N・埃伯施塔特所说的"'完美风暴'的人口版"，这将导致未来的经济增速急剧降低。 我们同样认为最近在2008/09年的经济危机后的大规模刺激计划是一次"失败的赌博"。它们可以被视作用增加内需的方式来抵消外需低迷的一种尝试，但主要是以投资的方式，因为短期内要刺激消费十分困难，更别说中国的增长模式实际上是建立在损害消费者的基础上。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狂欢建立了强大的生产力，足以满足现在的全球需求，他们以为存在的全球需求。问题是这样的需求压根不存在。美国经济一直在增长，但低于预期。欧洲处于严重的衰退中，如果不是彻底萧条的话。最近的大规模刺激也无意中制造了全国性的房地产泡沫，大规模的过度建设以及高通胀的短期冲击，但房地产和生产能力的过度建设现在为中国出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债务型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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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于 7/31/2012 09:58:00 下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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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Jul 2012 06:27 PM PDT 
【说明：3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我一篇文章，题为"修身老课本中的'中国梦'"。此文被删改多处，连题目也不是原来的。更重要的是，我原来依据的文本名为《共和国教科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而《南方周末》刊出的文章中改成了《修身老课本》（花城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文章中引用的大多出自国文课本，只有个别处提到修身课本，我已向编辑申明，并建议去掉"修身"，就称"老课本"。不知为何，报纸领导坚持要强调"修身"课本。我一向对媒体的苦衷比较体谅，愿意做出妥协，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妥协。但是此文连同题目被修改的思路令我不解。对于客观事实，我是较真的，例如明明是《共和国教科书》，不是《修身老课本》。文章被如此删改，我感到很郁闷。现在干脆将未经"和谐"的文章全文连同原来的题目一并发表于此，愿读者以此为准。――资中筠】
2011年，在学术界的大事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这一纪念远远超出了应景活动，而是掀起了重新审视的热潮。有关文章、著作、记录影像、挖掘出的新史料、发表的对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评价、新见解，内容十分丰富，在有限的言论空间内居然呈现出一片小小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使我对史学界和出版、传媒刮目相看。我本人尽管对这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无专业研究，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只能私心有所倾向，这是一点自知之明，也是对历史的 一分畏惧。
在诸多出版物中我有幸拿到一套引人注目的书：《共和国教科书》。《南方周末》做了"中国梦"的专题活动，包括对这套书的摘评，曾邀我参加，我因时间不巧未能出席，允诺写一篇读后感。如今写此文，确实有感而发，并非仅为践约。
这套书出版于1912年，距今正好一百年。我是民国过来人，当时尚未出生。而见报道，我的师长杨绛先生正好用过这部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也应该是学的这套课本。如今披读后，不禁感慨万千。抚今思昔，较之百年前的先辈，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当然是指精神、人格层面。
这是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那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所以还是文言文。而其内容，从今天的目光看，还远未过时，其观念甚至可以被认为"超前"，有些仍属犯忌的"敏感"话题。翻开首页的"编辑大意"，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高小课本的"编辑大意"，第一条开宗明义：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重点号为本文笔者所加，下同）
寥寥数语包含了现代公民教育的要义。请注意：最终目标为"共和国民之人格"，这是鲜明地区别于大清王朝的臣民。
接下来几条简明扼要，完整地表现了"共和国"教育的特点。不忍割爱，全引如下：
二、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爱国心。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八、注意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九、关于历史地理科之材料以有兴趣者为主，与各科无重复之弊。
十、选录古今名人著作以养成文字之初基。
十一、各种文体略备，使学生知其梗概。惟诏令奏议二类，非共和国所用，故不采。
初小课本的宗旨大体相同，与高小不同者是更强调"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注意循序渐进，结合生活现实，还特别提出关于花草景物的课文应预算就学的日期，按照时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课文内容由浅入深极为丰富，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科学知识、日常生活、器物常识、实用技能（如"簿记"、各种书信体等）、国家政体以及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等等。贯穿其中的是"共和国国民"的精神。课文之外，还有为教师准备的《教授法》，难以一一尽述。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提出特别打动我的几点：
1.第一册、第一课，赫然一个"人"字。配图七个人，显示一家三代男女老少，包括怀中婴儿。一个"人"字如何讲满一堂课？《教授法》中从各个方面加以说明，除书写、读音外，列举具体的人的不同特点，和抽象的人的共同概念，有个性、有共性。还有人与动物的异同。画龙点睛之笔是：人之区别于鸟兽者，为"读书明理"。试设想，一个小学生第一天背着书包上学校，进入脑海的最初知识，就是对"人"的认识，接受了读书的必要性和读书的目的："明理"。而且初步接受了抽象思维的方法，由此奠定走向做文明人的出发点。
2.初级课本中充满了日常生活常识，由家庭而社会，而且兼顾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劳作方式，接近自然，不唱高调，不矫情，不煽情，符合儿童心理。兼顾识字释义，由易入难，穿插其中多有花鸟鱼虫、美景、游戏，活泼而有情趣。不知不觉间培养一种健康、卫生、勤劳的生活方式，尊重劳动的观念，文明礼貌待人接物的作风，还有美育、趣味、情操的熏陶。
3.从初小第七册（小学四年级）起，即有以"共和国"、"平等"、"自由"为题目的课文。"共和国"讲国家制度结构；"平等"课讲专制与共和之区别，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分两课，上一课讲身体、财产、言论、居处、信仰自由，"即国家亦不得侵犯"；下一课讲自由的界限，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以后几册，此主题重复出现，不断加深。在高小的课文中详述各种国体――共和、专制、君主、宪政。切实贯彻"普及参政能力"的宗旨。
4.历史地理知识极为丰富，深入浅出。对全球地理以及各大洲主要国家都有介绍。有一课题为"共和国模范"，主要介绍美利坚、法兰西和瑞士，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心目中的向往。
高小一年级的课本中有两课连续讲"华盛顿"，统共不到五百字，把华盛顿其人与美国独立起因和过程都说清楚了，简明扼要，十分到位。难得的是关于美国独立，课文指出是从抗税开始，而且称"英侨"，而不是模糊地称"美国人"，因为那时还没有美国。说明当时的编者对外国历史的把握已达到相当水平，能够准确地在几十个字中表达清楚：
（英国）"乃征美洲重税，关禁甚严。英人居美者，不便之。宣言：英国旧律，更定税则必由民举议员定之，因请立美洲议院，如英制。英廷不允，侨民大愤，不奉令，虽妇人孺子亦主持自立，起与英抗。"
本文特别引出这一小段文字，是因为上世纪下半叶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大陆普遍的观念是把美国独立纳入"资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一部分，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抗税"的观念对当时的国人是陌生的。直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国崛起》的电视片，关于美国卷曾采访我，我着重讲述了当时抗英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内容却未通过不知哪一级的审查，在制片中被删掉了。百年前，共和第一年的小学生就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到21世纪的"人民共和国"却成了主流媒体不可言说的"敏感"内容，确是莫大的讽刺。
5.爱国与爱人类都是本教科书的重要主题。不少课文都有激发爱国情怀，提倡团结自强的内容。关于中外关系，初小四年级的课本中有三课连续讲"清季外交之失败"，把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列强对中国的侵犯以及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做了扼要、客观的阐述。
中国人一向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国"，一切自大与自卑的复杂情结由此而来。且看此教科书关于"大国民"的定义：
"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奢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接下来，讲述为"大国民"之方，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培养。
另一方面，爱人类的课文也多次出现，反复论述平等对待一切国家民族之人，不分肤色、种族。《修身》课本中更有好几课讲"博爱"、"国际道德"、"对外人"之道：例如"应对不可以不谨，交易不可以不信"，"我以礼往，彼以礼来，既不容侮慢，亦何必畏怖乎？"
"对于外人，或加以侮辱，或施以傲慢，于外人丝毫无损，特以野蛮示人耳"。
在战争中对于"敌军之失战斗力者"，也应以常人待之，这就是优待俘虏的原则。课文中专有对国际红十字会的介绍。
我们不应忘记，那是列强环伺，国人深感积贫积弱之痛的时代，理所当然要强调爱国、自强，乃至专有"军国民"，培养尚武精神之课文。但与此同时，仍倡导人类博爱精神，以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待外人，培养宽广的胸怀，而不是片面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第六册最后以一句格言作结："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对照今世，何其难能，又何其可贵！
6.信仰自由也是重点之一，对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兰）诸教都有介绍，强调宗教平等，不应互相歧视。对于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学说都有简述，并强调儒学不是宗教，老子的学说与道教也不是一回事。这些都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不少课文介绍中外历史人物，领域甚广，既有秦皇、汉武、俾斯麦、拿破仑，又有花木兰、秦良玉、哥伦布、南丁格兰（今译南丁格尔）。从人物的选择来看，体现了多元化的取向，并不一定代表编者的好恶。
7.特别突出完整的公民教育，除了贯穿在课文中的公民精神外，高小《修身》最后一册后半部分，也就是毕业班最后学的课文是"共和国公民须知"专题，共五章十五节，大约占半个学期的课时。
1）"总论"给出定义："公民者，享有公权利之国民也"，并详述公民之资格；
2）"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从政；
3）"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
4）"地方自治"――户籍与警察、公益机关、公安机关；
5）"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整体、立法、司法与行政。
当然，小学的科目不仅是国文和修身，应该还有算术、常识（或称"自然"、"博物"，即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等。不过我一向认为，国文是奠定青少年文化底蕴和思维能力的决定性科目。这一套国文课本不负所望，深与广都达到一定程度。到五四运动之后，教科书大多改成白话文，但基本宗旨取向，特别是公民教育还是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所谓传统与西化，自然地融合，似乎不成问题。从《修身》课本的章节看，私德与公义并重，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都囊括其中，既讲谦谨、仁爱，又讲坚毅、勇武；既讲孝悌忠信，又讲尊重人权、人格独立，而且调动了古今中外美德表率的各种实例。
可以想见，读完这套书，一个高小毕业生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础上，若继续深造，研习一种专业，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若无力升学，进入社会，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和自学能力。我见到过不少前辈，或是老革命，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小学；或是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如大出版家范用、沈昌文等，正规教育也不过小学或初中。但是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即使历经思想禁锢、扭曲的年代，在环境许可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分和后来勤奋自学有关，但也是拜那时的小学教育所赐。
这套书是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主持编纂的。民国建立伊始，立足未稳，即以教育为重。1912年一月教育部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朝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同年三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又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接着，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宗旨中删去，所以小学废尊孔读经。孙中山也力主此议。由此可见，蔡元培固然主张兼容并包，连辜鸿铭也被延聘到北大教课，但是他主张自由、民主、共和政体的倾向是很鲜明的，唯其是真正的主张自由，也能包容异见。
与此同时，在康有为推动，其弟子陈焕章主持下，掀起了强大的"孔教"运动，声势浩大，形成一次重要的思想较量。后来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有一次较量。在那以后，新学开始占上风，"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平心而论，就纯学术思想而言，这种复旧的主张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在政权新旧交替中，整个局面是很混乱的。旧的秩序"礼崩乐坏"，而新的道德伦理不可能立即树立和普及。还有不少政客以共和为名，行争权之实，真伪莫辩。所以客观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道德滑坡，世道混沌，人伦失范。一部分士人怀念旧秩序，企图从复古中找出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体现在当时的政局上，这种尊孔运动必然符合顽固反对共和的政治势力的诉求。所以，伴随着这一文化上的较量，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及其随后的覆败。百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尊孔读经之论，又有人提倡定孔教为国教。不知这是与什么样的政治诉求相伴，是耐人寻味的。
诚然，同样的教科书，不一定培养出同样的人，社会环境千变万化，进入社会的人自然也良莠不齐。但是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教育方针的指向至关重要。百年树人，如果十年为一轮，按照这套教科书的基本宗旨奠定一轮轮少年的"读书明理"的基础，今日为生，明日为师，再加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普及，扩大覆盖面，到百年后的今天，人心世道会是怎样景象？还能以中国人"素质不高，因而不适于行民主"为借口吗？公民社会还会那么遥远，甚至不可言说吗？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极端，强制全民皈依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学说，这一"全盘西化"未能实现，只生出了与秦始皇相结合的怪胎。方今忽然又强调"文化自主"，回归传统，抵制"西化"。现实中，一方面疯狂拆除历史遗迹，任意涂抹屏蔽历史；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复古，动辄两千年，甚至五千年。为什么不看看一百年前呢？是不是只有回到完全不知海外有何物的时代才算是中国文化？我常说"愧对先贤"，就是我们没有爬到巨人肩膀上继续向前，而是像俗话说的"狗熊掰棒子"，拿一个，掉一个，永远积累不起来。甚至�珠玑而拣瓦砾。而曰，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其可得乎？
最后要感谢这套书的出版人张立宪先生，他的确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从《中国新闻周刊》上才知道其艰难的经过的。《周刊》把他定为年度致敬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补充说明：
报刊删改文章，乃寻常事，尽管常常令人不快。但是这次关于"教科书"一文我为什么这样计较？前一说明意犹未尽，再补充如下：
1. 这套书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民国元年出版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宗旨在于培养"共和国民"，是当时的教育部正式审定的，不是一般的课本。把"共和国"删掉，就抽去了灵魂。我认为"共和国"不应属于敏感词，否则，如何纪念辛亥革命？
2. 我特别注意到该国文课本开宗明义第一课就突出一个"人"字。所以我文章的原题是"百年中国'人'"，是百年树人，重点是"人"，不是"国"。修改后的题目失去我的原意。幸好编辑配图用了"人"字那一页，有所弥补。
3. 据我了解，这套教科书资料已经散失，并没有现成的完整文本，主编者张立宪在收集、考订、编辑成书方面经过了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这既需要选题的眼光，也需要有理念、有韧性。最后以精美线装的式样面世，也体现了承接出版的星星出版社的品味。我拿到手的，并据以写出文章的，就是这个版本。只是我在文中没有注明出版社。现在把书名连同出版社都改错，同时删去最后我对编者赞许的话，看似细节，却是对原著缺乏尊重，令人遗憾。
4. 我对此文的修改特别计较，还出于对《南方周末》的感情。多年来，我一直是该报忠实读者、不算经常的作者和热心支持者。对于其艰辛历程和许多报人前赴后继的精神一向钦佩，同时也对其苦衷有所体谅，并不苛求。但是我这篇文章所受到的斧钺，超乎常情，即使为了"安全"，也可谓"防卫过当"，其中所透露的一种取向和精神状态令我担忧。方今之媒体，要坚守一种精神、一种优良传统需要胆与识，而使之流失、萎缩、终至奄然，可以在旦夕、无形之间。但愿我的遭遇只是偶然现象，不代表某种倾向。
5. 最后，我要感谢责编刘小磊先生，遵守删改文本必经作者过目之约，使我有机会"讨价还价"，又争取回来一些章句，不至于面目全非。因此文之故，使责任编辑夹在领导与作者之间左右为难，深感歉意。
偶然翻到我2003年在《南方周末》一千期纪念活动时应邀题词，再抄录于此，以表达我的心意：
为民喉舌难，坚持社会良知，合众而不媚俗犹难。
知难而进，不避艰险，锲而不舍，凡一千期，可敬可贺！
书以志盛，并寄厚望。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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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ug 2012 12:09 AM PDT 核心提示：斯坦福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员John B. Taylor谈美国经济如何才能走向复苏。如哈耶克所言，自由和法治推动繁荣，政策制定者应当注重法治和政策的可预测性，稳定的政策才能维持经济的稳定并推动增长。 原文：The Road to Recovery 发表：美国《城市》杂志2012年夏季刊，第22卷第3期 作者：JOHN B. TAYLOR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正如哈耶克所教导的，自由和法治推动繁荣  【左二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48年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在低增长和高失业（尤其是长期失业率）的压力之下，美国经济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度过了痛苦的金融危机和衰退，但复苏几乎不存在。联邦债务爆炸性增长，威胁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我看来，这一困境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背离了美国赖以建国的经济自由原则。 对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过去百年来的思想家没有人比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理解得更好。面对当前的形势，哈耶克的作品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尤其是关于政策原则、法治和可预测性的重要性，他在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在《自由宪章》（1960）中有更详细的讨论。但他在这些领域的工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进入了自由和政府作用的基本问题。这是为什么阅读哈耶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的原因。 正如哈耶克所坚持的，对于我们所指的经济自由意味着什么，必须小心谨慎。基本思想是，人们自由决定生产什么、购买什么、在哪里工作、以及如何帮助他人。如我在我的书《第一准则》（Fisrt Principles）中所解释的，美国式的观点在于，人们在源自对市场的信赖和政府的有限作用的强烈激励下，在一个可预测的、基于法治的政策框架中做出决策。历史上，美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更坚持这些原则，这是为什么美国繁荣并吸引众多人们前来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遵循这些原则。在大萧条之前，联邦储备银行急剧降低货币增长，背离了可预测的政策框架。联邦政府随后提高税率和关税，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该法案践踏市场原则，大大超越了对政府行为的明智限制，令大萧条继续恶化。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联邦政策再次偏离经济自由原则：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不可预测的短期刺激一揽子计划、任意的"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的货币政策以及工资和价格控制，总之一个与以激励为基础的市场体制相对立的经济政策。其结果是：两位数的失业率、严重的经济增长停滞以及大通胀。在此很久以前，哈耶克就已经为此类短期手段唱过挽歌："毫无疑问，我认为这种对短期效应日益增长的关注……不仅是严重而且危险的智识错误，而且是对经济学家天职的背叛和对我们文明的重大威胁。"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退回其最初的原则方向，这种回归延续到最近。短期的刺激计划没有了，永久性的税收改革被引入。稳定的货币政策取代走走停停的货币政策。我们消除了价格控制的最后的残余，减少不适当的管制。联邦主要福利项目移交给各州。这次的结果是：失业率的降低，更低的通胀水平，以及，最终经济增长的复苏。 现在，我们悲剧性地再度偏离道路。在最近的这次萧条之前，联邦储备银行过长地保持过低的利率，偏离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起到良好作用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政府监管者未能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房地美（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执行已有的规则，其所引致的危机促发了华尔街紧急救助，但很快这种救助就超出了其原有的职责范围。汽车公司救助导致对债权人权利的任意侵犯和对商业运营的粗暴干预。随后，1970年代失败的刺激方案、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与2010医改法案和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给予政府接管任何破产金融企业、救助其债权人的任意权限）相联系的监管不确定性又都卷土重来。 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标志是，过去12年来，每年失效的税法条款的数量增长了10倍。还有从2007到2012年，在监管活动中（交通安全署除外）所雇佣的联邦工人数量增长了25%。对我们基本原则最具象征意义的偏离，是今年年底我们将面对的、自作自受的财政悬崖，届时整个税法事实上都会改变。美联储事实上取代了货币市场，直到2014年都将执行零利率政策。 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政策造成了这些问题。顺理成章，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政策、实施基于核心经济原则的计划来恢复繁荣。我们应当减少联邦支出，将其在GDP中的份额减少到2007年的水平，这将让我们以收入中性、支持增长的税收改革来平衡预算，遏制债务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应当放弃过度的货币供应，让货币政策正常化，采用那种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经运转良好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我们应当停止国家福利的迅速扩张，使国家福利支出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持平，以及将决策制定权由联邦政府交还给各州。而且，我们应当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大部分内容，代之以破产改革和更简单的监管，从而结束政府的救助。 在执行这一新经济战略之时，决策者应当到哈耶克那里寻求指引，尤其是他对法治和政策可预测性的强调。正如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说："在一个自由国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被称为法治的伟大原则。没有什么能够比此更清楚地区分一个自由国家和一个在任意政府统治下的国家了。抛开一切学术术语，这意味着，政府的所有行为都受到既定的、事先公布的规则的约束。对于在给定情况下，当局将如何使用其强制性权威，规则使准确地预测政府行动成为可能，同时人们也得以在此基础上规划个人事务。" 基于规则的政策产生更为稳定的经济形势和更强劲的经济增长。人们决策时看的是未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的价格反映未来。因此，良好的决策以及引导它们的价格依赖于未来政策的可预测性，更是依赖于明确的政策规则。 但哈耶克强调，对于政府政策的规则需要注意更多。法治保护自由，正如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书名所表示的。哈耶克按年代追溯这一思想，首先是亚里士多德，然后是西塞罗，对于他们，哈耶克写道："没有其他作者更清楚地表明……自由依赖于法律的某种属性、其一般性和确定性，以及它对政府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哈耶克还引用约翰・洛克的话，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者抑制自由，而是保留和扩大自由……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最后，哈耶克指向詹姆斯・麦迪逊和其他为这个新国家的实践注入思想的美国政治家。这些思想家们不相信政府官员是自由的保护者，他们相信，法治更为可靠。 因此规则有两个目标：鼓励经济增长和保护自由。理解规则这两个优势，最佳的途径是考察在规则缺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拿工资和价格控制的例子来看。这种控制是任意的：它们需要身居高位的人事实上对每一价格和工资作出决策；它们扭曲了经济信号和激励；它们创造了短缺和过剩。不管是对整个经济还是对特定部门比如医疗保健实施价格控制，这些影响都会发生。 许多人想知道，在政客们和政府官员继续施压要对经济问题"做点什么"的时候，一个有规则的系统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怀疑主义者说规则意味着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但在今天紧张的政治气氛和以小时计甚至以分钟计的新闻环境下，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同事乔治・舒尔茨称这个问题为"干预的冲动"。 哈耶克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指出有必要澄清对正式规则"体制之本质的一种误解"，即"相信它以国家的不作为为特征倾向"。他提供了一个基于规则之体制的例子，指出"国家控制性的权衡和措施（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防止虚假与诈骗）当然是作为"。与此相比，一种轻视法治的体制并不必然以作为为特征："例如，国家允许暴力的使用，比如罢工纠察队，是不作为。"类似地，货币政策的简单规则并不是说，中央银行在应对各种事件时根本不对利率或者货币供给采取任何行动。例如，中央银行可以在发生银行挤兑的时候提供贷款。但这些行动可以采取可预测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规则的偏离有时是由不作为导致。比如说，当金融机构承担不合理的风险时，政府监管者不采取行动既是不作为，也是对法治的违背。 有些人认为，当前这样的危机迫使决策者偏离规则和法治。但危机可能是干预的最坏时机。在一个危机中，重要的是增加战略透明度，而不是增加不确定性。在最近的危机中，第一次救助——对贝尔斯迪恩的干预——实施之后，这一事实变得一目了然：没有人知道下次一个金融机构想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没有一个清楚表述的策略。危机恶化了。人们依据对规则的了解越快作出决策，复苏就会越快到来。 为了让美国回到轨道上，我们必须选出相信经济自由原则并且将会实施这些原则的领导人。但在这里，哈耶克提出了一个警告。《通往奴役之路》有一章节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的爬到最高》，他提出，有野心想成为领导人的人，不管是通过选举还是任命，通常都是干预主义者，因为他们倾向于不管会带来什么结果都要去做。而且，那些从政府随意干预中直接受益的人们自然支持这些官员。例如，从救助中受益的行业和企业们会支持喜欢救助的官员，甚至经济政策的学术研究也将偏向干预主义。对哈耶克的警告，答案可能是选举或者任命极力认可经济自由原则的人。然后，在经历了推动其转向干预的沉重压力之后，他们会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在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任命了许多芝加哥大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博士们担任领导职务。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持不同的观点。在写给哈耶克的一封关于《通往奴役之路》的著名信件中，凯恩斯表达了对更倾向于干预的受命者的偏爱，但他要的只是那些他视为"行善"的干预主义者。"我们想要的不是无计划，甚或较少的计划，事实上应当说我们几乎总是想要更多，"凯恩斯写道，"但计划应当发生在一个尽可能多的人们（既有领导人也有追随者）拥有共同的道德立场的社会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援引这封信说明凯恩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强调有权势的政府人士采取的随意干预。 甚至那些支持经济自由原则的人们有时也会偏离轨道。有人可能争辩说这样的偏离在2008年秋季是需要的；当时采取的行动可能防止了更为严重的恐慌。但那不是支持随意性政策的理由，因为是它们最先导致了混乱。这样的观点像是在说，放火烧房子的人应当免罪，因为他扑灭了大火，救下了几个房间。 今天对经济自由的偏离是否没有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时自由所受到的攻击严重？当我说美国繁荣甚至全球繁荣的未来是个未知数时，我是否有所夸大？ 尽管中央计划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词，看看2010年的医改法案，它给予联邦政府权力来管理每一个人的健康医疗状况，从而创设了一个独立支付咨询理事会，来决定医疗服务的价格、数量和质量，从核磁共振的数量到CT扫描的必须精度，那本是医学专家做的事情。这与中央计划经济决定可生产的牲畜、小麦或者钢铁的价格、数量和质量的方式有什么区别？或者，看看货币政策。几年前，我创造了一个词："货币工业政策"，来描述联邦量化宽松政策，这个词结合了工业政策（对某些企业和行业的随意援助）和货币政策（印钞票以支持援助）。从那以后，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的抵押支持证券。2011财年，在恐慌情况已经得到平息很久之后，它购买了77%的新发行联邦债务。 哈耶克认为，通胀性的货币政策损害了经济自由，部分是因为它对老人和穷人打击尤其严重，为更为随意的干预寻找借口。尽管通胀问题现在没有1970年代那么严重（至少到目前是如此），但联储多年实施的零利率政策产生的效果与大通胀时代类似：它严重削减了那些为退休储蓄一辈子的人们的实际收入。 由于逐渐远离了经济自由的基本原则，政府政策导致我们最近的经济不景气。尽管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朋友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但这不应给我们任何安慰，因为他们通常是更远地偏离了那些原则。好消息是，政府政策的变化将会缓解这些问题，帮助经济回归繁荣。理解哈耶克在类似情况下所写下的著作，将极大地帮助我们承担这一艰巨任务。 约翰・B・泰勒为斯坦福大学玛丽和罗伯特・雷蒙德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院乔治・P・舒尔茨经济学研究员。本文改编自他2012年在荣获曼哈顿学院哈耶克奖时所作的演讲。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者 于 8/02/2012 10:51: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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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11:50 PM PDT 胡锦涛当政，接近尾声，开始为其十年任期寻找历史定位。一如前任邓小平和江泽民一样，胡锦涛也自说自话，发动御用文人和官方喉舌，精选辞藻，标榜政绩，自我定义为“黄金十年”。
自我标榜“黄金十年”
1989年，邓小平镇压民运后，决定退休，退休前将自己定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2002年，江泽民任期届满，自夸他当政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自称：他当政的十三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3%；国民生产总值跨越8个万亿台阶；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排名也由第十位跃升到第六位。是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社会最稳定的时期。”
与江泽民自吹自擂不相上下的是，胡锦涛如此吹嘘他的“黄金十年”：10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1.5%，10年前，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10年后，中国 GDP跃居世界第二，即将接近50万亿。“这是国家强盛的10年，是经济飞翔的10年，是温暖人心的10年，更是脱颖而出的10年。”
纵观世界，还有哪一个国家，在“国家强盛的10年”里，大量官员外逃或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资产、家属和子女？还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飞翔的10年”里，贫富分化达到极至，民心不平，民怨沸腾？还有哪一个国家，在“温暖人心的10年”里，大量移民外国，争相涌往异国他乡？还有哪一个国家，在“脱颖而出的10年”里，受到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空前孤立？
经济惯性增长，何足挂齿
无论邓、江还是胡，都将自己政绩的重点，集中到经济上，唯经济论，而罔顾一个国家的全方位发展。即便只论经济，增长不过是惯性。万事开头难，自从七十年代后期，华国锋宣布结束文革、把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便呈现大幅度的恢复性增长。随后，凭藉中国的人口和幅员优势，借助港台经济窗口，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八十年代，外资涌入，外贸勃兴，国民经济呈现良性循环，增长加速，经济起飞，并为纵深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到江泽民、胡锦涛当政，中国经济早已形成规模效应，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具基数，已成惯性，势不可挡；实在地说，与谁当政、如何当政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产值虽然增长，但伴随增长的问题却日益深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物价高企……贯穿江、胡当政的整个时期。经济总量虽然增长，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却依然排位世界百名处，数十年不变。
中国理念：金钱至上，人权至下
中南海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系列文章，为“黄金十年”定调、定格。其中，所谓“10年转型，形成中国理念，”不过就是经济搞活、政治搞死、金钱至上、人权至下的倾斜理念；“10年改革，写下中国探索，”其实，并无改革，也无探索，只有墨守陈规，懒人主义；毫无创新，只有“拿来主义”，小偷哲学。所谓“10年挑战，塑造中国精神，”无非是对内不讲法、对外不讲理的无赖精神；所谓“10年崛起，做出中国贡献，”不过是操纵汇率、低价倾销、趁火打劫、转移他国财富自肥；所谓“10年奋进，铸就中国品格，”就是不惜造假、不择手段、不计道德底线的恶质品格。
“总的说来，形势很好，就照这么干下去，方向不会错，只要产值上去了，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成功。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自己要稳住阵脚，只要国力强大，老百姓害怕我们，外国也害怕我们，拿我们没奈何！”可以想见，私底下，这样的话，邓小平对江泽民如是说，江泽民又对胡锦涛如是说，胡锦涛又对习近平如是说。
借助洋人金口，为自己脸上贴金
在《人民日报》的系列文章里，御用文人频繁而选择性地引用外国人评语，借助洋人金口，为中共脸上贴金。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的一篇报道，更给胡锦涛平添了助力。该记者写道：“在胡锦涛主政的10年里，中国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绩，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这一代领导人自2002年上台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4倍。过去，中国亿万富翁人数屈指可数；现在有271名，比任何国家都多。” 该记者可知，这271名亿万富豪，绝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弟、太子党，所谓红二代、官二代？凭特权暴富，这便是“中国模式”。
该记者并说，“这两大了不起的成就，只有英国工业革命和19世纪美国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主义时代可以比较。” 说到残酷剥削，世界历史上，恐怕没有哪国资本家比中国红色资本家集团走得更远了：残酷压榨弱势群体，无情拖欠农民工薪资；密建血汗工厂，管制如同监狱；开动几乎所有监狱、劳改场、劳教所，在零工资和暴力胁迫的淫威下，大量生产出口产品；官商一旦合谋立项，就立即动手，不惜强行拆迁加暴力拆迁，无视平民家破人亡……
如果经济增长是鉴定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唯一指标，那么，整个世界的观念都将为之改变；如果各国都像中国那样发展，不择手段，不计道德底线，抄袭、盗版、剽窃，听任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再加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那么，任何国家的经济规模都将毫无约束地急剧膨胀，在那种条件下，“中国奇迹”也根本不会存在，
拒绝政改，江规胡随
该英国记者也提到胡任内“两项重大失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但轻描淡写，并未深入追究这两大失误背后的深层根由：一党专政、排斥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黑暗政治制度。
事实上，胡锦涛十年，不仅未能解决江时代留下的问题和危机，而且坐视问题和危机加剧，比如官场腐败。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享尽特权，但还无须使用“腐败”二字来定义；到邓小平时代，共产党把持特权的同时，出现日益扩大的局部腐败；到江泽民时代，除特权之外，共产党全面腐败，腐败，全党团结的黏合剂，成为江泽民的“发现”，奉为“治国秘诀”。作为腐败集团的领头羊，江泽民家族通吃国家电信、李鹏家族垄断国家电力。
到胡锦涛时代，官场腐败以更大规模推进，其增长、其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速度，大多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省部级高官及其家族，以权谋私，疯狂敛财。陈良宇和薄熙来，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有关他们的惊天腐败丑闻，不过是中共高层集体腐败的冰山一角。
至于封锁信息、镇压异己、迫害良知、对抗文明世界，江规胡随，毫无松动。这名英国记者撰文的标题是《成功与失误：胡锦涛的政治遗产》。从中共政权的维稳理念出发，胡锦涛当政，只有成功，没有失误；而从中国民众的期待而言，胡锦涛的作为，只有失误（甚至错误、罪行），绝无成功可言。
中国真民意，与官方调子截然相反
值得参考的倒是，不久前，国内共识网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主持的网上民意调查报告，题为《中国网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超过半数受访者不认同中国现行政治制度，而超过70％的受访者最认同美国政治制度。在中国网民最不认同的国家中，排列前5名的，除了中国，还包括：朝鲜、伊朗、越南和巴基斯坦，几乎都是中共的铁杆盟友、或中共昔日的铁杆盟友。在最不认同的人物名单中，中国网民将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金正日和卡扎菲并列。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官场腐败“非常严重”，并认定这是中国要出问题的最大底因……
中国真民意如此，与官方调子截然相反。胡锦涛的信条是“不折腾”，就是不作为和蒙混过关的代名词。囿于既得利益，中南海拒绝政改，这本是十年间最紧迫的课题：经济发展的瓶颈，官场腐败的深重，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天灾伴随的人祸，都源于政治体制的积弊。开拓不足而守成有余，公心缺失而私欲缠身，胡锦涛十年，哪里是“黄金十年”？分明是蹉跎的十年！蒙混的十年！沦丧的十年！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8月号）
另附：电视评论／与观众互动：港人反洗脑，九万人怒吼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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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06:29 PM PDT
作者：林綠野
什邡人民經歷過豆腐渣工程的屠殺，經歷過為豆腐渣工程的死傷者維權反遭鎮壓的悲慘境地，所以，敢對將破壞家園環境的污染項目，堅決說不，無懼暴政，奮起抗爭。他們告訴了世人一個真理：今天不站出來，明天就站不起來。
豆腐渣工程是什邡人心中永遠的痛
 什邡是四川盆地邊緣的一個山區小城。假如沒有四年前的那一場「五一二大地震」，世界上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什邡這個地方。
那場大地震，把什邡大部分夷為平地；同時，也把中共貪污腐敗所造成的豆腐渣工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地震發生後，我作為一個民間志願者來到什邡，雖然只待了七天，但是我終生難忘！
我親眼目睹了豆腐渣工程所造成的慘絕人寰的景象：一座座粉碎性倒塌的教學樓──前底小學、洛水中學、洛水小學、居龍小學、鎣華中學、紅白中學、紅白小學……，每一個學校都有上百名學生犧牲在黨國的豆腐渣工程中。例如，洛水中學，教學樓粉碎性倒塌，毀滅了一百二十多個師生的生命。當時，在教學樓的廢墟上，憑建築專業常識，我們確定此建築物屬於砌體結構建築。按照中國建設部頒佈的《建築設計抗震規範》，砌體結構建築必須在規定的部位中設置鋼筋混凝土構造柱。但是，倒塌的現場幾乎沒有構造柱。據當地民眾陳述，地震後，施工承包商坦言該建築竣工驗收無法通過，後來他賄賂了有關政府官員才通過了。至於豆腐渣教學樓倒塌後的恐怖場面，可以以居龍小學為例：倒塌的教學樓壓死砸傷了兩百多個學生，現場到處是頭破體殘的學生，鮮血四濺的學生。有一個被破碎的混凝土構件戳穿身體的男學生；最恐怖的是，有一個女學生，兩腿被倒塌的混凝土構件壓住，手又被扭曲的鋼欄杆綁住，整個身體被倒掛在空中……。
這些由於豆腐渣工程而死亡的什邡人，這些由於豆腐渣工程而致殘的什邡人，永遠無法站起了！
離開什邡後，我一直在為那些死於豆腐渣工程的人們尤其是中小學生吶喊鳴冤，一直在呼籲追究查處對豆腐渣工程負有責任的貪官污吏。然而，四年多過去了，沒有任何人為此承擔責任。相反的，死難學生的家長，在為他們的兒女討公道過程中，在上訪中，在打官司中，一次又一次被中共當局實施維穩式鎮壓；為他們打官司的維權律師譚作人被判刑；為他們維權的公共知識分子艾未未被失蹤。四年多的時間過去了，中共當局對豆腐渣工程連一個說法都沒有！至此，什邡人民終於明白：在黨天下的政治體制下，腐敗不僅表現在豆腐渣工程中，公檢法也是中共貪污利益集團的工具，法律和法規是這個集團隨意玩弄的妓女。
鉬銅廠將是什邡土地上的癌症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宏達鉬銅冶煉工程項目在什邡開工。由於這個工程可能會污染水土，引起什邡人民一片反對聲。面對民意，中共當局是從來不會有善意回應的。中共什邡地方當局，以鉬銅金屬工程項目有「環境評估報告」，符合國家有關環保法規，進行應付搪塞。經歷過四年前豆腐渣無情屠殺的什邡人民，尤其什邡學生，最清楚在腐敗透頂的中共統治下，任何安全保證，任何法律，統統都是謊言；為了腐敗所帶來的利益，官府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什邡人民不相信政府的「環境評估報告」，他們知道要國家有關環保法規得到落實，如同與虎謀皮，完全是不可能的！
壯哉，什邡人民！
七月一日，什邡市各中學的學生，幾百個九零後，寫下了「為了什邡，我們可以犧牲，因為我們是九零後」的誓言，無懼當局的暴力鎮壓，毅然到什邡市政府門前請願。從他們的身上，我仿佛看到戊戌變法時「我自橫刀向天笑」的七君子，我仿佛看到辛亥革命時寫下「絕筆書」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我仿佛看到八九民運高舉「人生自古誰無死」標語上街遊行的北京大學學生，……真的，我看到中國的希望！
七月二日，中共什邡地方當局把人民的請願定性為：不明真相的群眾，對宏達公司的鉬銅工程項目不瞭解，受敵對勢力鼓動，在黨的生日紀念日裡給黨國抹黑；並且威脅要對請願、遊行和抗議堅決鎮壓。面對暴力和恐怖的威脅，什邡人民毫不畏懼，他們高舉「今天不站出來，明天就站不起來！」的標語，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來回答當局的威脅。他們迎着武警和特警的催淚彈、震爆彈、警棍前進。這些以九零後為先鋒的什邡民眾，用他們的血肉之軀去對抗中共武裝暴力。儘管有人被震爆彈、催淚彈炸得頭破血流，有人被警棍毒打，有人被打成重傷，但是，示威遊行者毫不畏懼：一個不到十歲的小男孩也舉著「我要生存權」的標語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面；一位十八歲左右的少女展開雙臂擋住全副武裝的特警；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被特警打倒在地上，還高呼：「要讓十幾萬什邡人死，先讓十四歲的女娃死」……。
最激動人心的場面是：「中共什邡市委員會」這塊象徵中共黨天下統治的大牌子，被什邡人民拆下來，放在地上大家一起齊踩。表現了什邡人「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英雄主義精神。
雖然當局對民眾的示威抗議一再進行暴力鎮壓，但是面對什邡人民不屈不饒的抗爭，不得不讓步。七月三日下午，什邡官方宣佈：什邡不再發展這個項目。七月十一日，什邡警方釋放六個被扣押的示威抗議民眾，加上在此之前釋放的幾個人，被扣押人員全部釋放了。因此，可以說暫時戰勝了暴政，什邡人民勝利了。什邡的歷史邁出了一大步，中國的歷史也因此邁出一大步。什邡人民，我的老朋友，我為你們驕傲！
二○一二年七月十四日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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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06:26 PM PDT
二○一二年正逢中共領導人換屆，多事之秋。從年初開始就接二連三發生多次震驚海內外的大事，王立軍夜奔美領館，薄熙來倒台，陳光誠向美使館尋求避難，什邡民變……這些事件加速了中國內部的深刻危機，也讓外部看到了中國社會種種難以化解的矛盾。中共高層的團結表象被打破，暴露出宮廷政治鬥爭亂局和中共群龍無首。政法委是維穩的專政工具，但是這個不斷自我膨脹的工具最終反過來危及台上的核心領導集團；民間普遍對當前的政府強烈不滿，隨時可能觸發大規模民變──這是從宏觀角度所能得到的大致印象。
維穩人員擔心自身安危
在另一方面，中國維穩的第一陣線──即具體參與維穩行動的基層人員──在微觀層面上的變數，一直少被關注。在過去，專制還固若金湯，高層矛盾還未徹底公開化，民怨尚未沸騰時，就研究意義而言，基層維穩人員並不具備獨立的觀察對象的地位，因其可被簡單視作專政工具──政法委自身的延伸。但是，當情況發展到現在，原本等同於專政工具的一部分的基層維穩人員，其個體的選擇就與龐大的暴力機關發生了分裂。長期以來政法委既是他們的上級又是他們的庇護者，只有在機器自身穩固時他們才會堅決執行來自上級的命令；但政法委被質疑所以乃至自身安危都成問題時，他們必然會對工作的前景、任務的可靠性、個人的安全感到極大的不確定，並隨著外部環境的惡化而對是否執行目標任務或者執行力度做出有利於個體的選擇。
維穩的實際執行人員雖然還沒有完整的、權威的綜述和分類，從大量維穩案例報道來看，兩種截然不同的人員類別已經凸顯出來了：一種是武裝員警部隊，或者特警以及參與處理突發事件的員警等等，往往以暴力壓制民眾，其開支正式納入國家財政；第二種是就地看管、囚禁、監視異見人士或其他敏感目標的人員，他們除了專業的國保公安多以所在地的基層員工為主，其費用多來源於非正式的支出。前者，以什邡事件為代表，在鎮壓當地人民反對污染環境專案的遊行示威中發揮作用，並遭到了全國輿論的聲討；後者則在陳光誠避難美使館的事情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陳光誠出逃曝維穩利益鏈
我們從陳光誠順利逃亡後接受的採訪得知，在東師古村家裡封鎖監控他的人員，少則七、八十人，最多達幾百人，層層看守至少七、八層。當地政府在鄉裡僱用人員看守陳光誠一天是一百元，維穩經費由縣裡一次性就可直接撥給鄉裡幾百萬，大部份的錢都被上層拿走，下面的人拿的只是小錢。從這些碎片式的敘述可見維穩運作的方式：維穩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鏈條，費用從上面撥付，層層下發，層層剝蝕，最終基層維穩人員──只是得到少部分利益。同時我們也看到，看守人員就是陳光誠本鄉本土認識的人，他們接受這一任務僅僅只是為了得到額外收益，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個人矛盾。就維穩工作本身來說，這就存在漏洞：僅僅金錢刺激，能夠保證他們做好看守工作嗎？面對同鄉認識的人，維穩人員必定不願意為此承擔更多的風險。事實上，陳光誠的逃亡有很多難以解釋的東西：一個盲人，出逃的開始無人接應，到底是怎麼成功的呢？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看守自身就存在大疏漏，這說明維穩到了最末端，其實遠遠不如我們想像的嚴密。而負責接應陳光誠的人，譬如何培蓉透露當時她接應陳光誠的過程出奇地順利，甚至在遭遇汽車「爆胎、走錯路、找不到人甚至把人搞丟」等「烏龍」之後，仍能成功解救腳骨受傷的陳光誠。這些細節也證明非職業化維穩人員拿錢應付了事的心態應該是一個原因。
什邡抗暴讓維穩人員心虛
在什邡抗暴中，維穩人員被公眾否定、批判和厭憎。參與維穩的什邡特警遭到了空前的抵制，被人們看成打手和走狗。這種反應，在越來越仇視政府的當下並不奇怪。值得思考的是，在這樣全國輿論一面倒的情形下，參與過當地維穩的特警紛紛上微博力證自己清白，說明己方來到什邡僅僅例行公事，絕對沒有採取過激的暴力行為。維穩人員的辯白表明他們意識到維穩工作缺乏正當性，而他們只是政府壓制民眾時的工具，因此他們不得不對外聲明自己並沒有「用力」，只是例行公事。這就形成了奇特的現象：政府命令專政機關人員維穩，但是他們越來越傾向於應付了事，並且還要把這種態度不斷向公眾表白。專業化的暴力機關人員尚且如此，那麼維穩還能持續下去嗎？這是值得懷疑的。
維穩體系不再穩固
長期被視為固若金湯的維穩系統已經逐漸露出了頹勢，這已經在一系列事件中初露端倪了。營救陳光誠的何培蓉提及她被關在一間酒店裡，遭到嚴密看守，不過看守人員態度友善，她還有機會休息。有中國維權人士指出，當局維穩已經由過去的恐懼轉為常態。杭州還有國保向他監視目標「請假」，要對方不要在他離開辦私事期間「惹事」。當前的國保公安已知大勢已去，開始把控尺度為自己的未來著想了。一些被監視的北京異見人士指出，國保有消極怠工的姿態，他們外出，國保是睜一眼、閉一眼。這些事例就很能說明問題：維穩人員人心動盪，並給專政工具本身帶來了極大的損傷。從什邡抗暴中不難發現，部份維穩人員並不敢像過去一樣使用暴力，他們從頭到尾都暴露於媒體聚光燈下，不能毫無顧忌使用暴力。雖然其中有流血衝突，但與過去相比畢竟威力減弱了很多──什邡老百姓對他們的不合作和反抗，以及公共知識份子李承鵬等人公開到什邡調查其實就是一種警示。
為什麼維穩人員心態會出現變化並導致維穩出現動搖？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維穩本身缺乏正當性與合法性。因此不管從法律還是道義而言，維穩人員都處於一種尷尬的地位：他們從事的工作並沒有正當的法理依據，也很難算是合理的國家機關職能。
第二，輿論壓力。暴力維穩遭到輿論的批判。站在政府對立面就等於正義的想法現在已經成為了社會思潮主流，因此當維穩人員暴露於媒體聚光燈下的時候，他們變成了完全的反面人物。現在的輿論不同於過去要通過主流媒體來傳播，如電視、大報等等，自從網路參與進來以後，重大事件時時刻刻都會被傳到網上，形成即時播放，加上微博等工具的引入，使整個社會同步跟進事態發展並作出反應：評論、批判、參與、反抗，並在顯微鏡下對所有人事進行追索。這就使得一切國家機關的暴力、罪行都越來越難以隱匿。通過新媒介，民間社會的輿論代替了沒有公信力的官方法庭，進行更有實質性權威效果的「審判」。這種壓力在什邡事件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特警不對上級政府負責，而爭先向公眾表明自己對於任務的懈怠。
第三，對於自身安危的預判。有媒體從業員認為，一連串事件對國保公安造成很大打擊，自覺背了黑鍋，做事變得不積極。而陳光誠外逃、薄熙來和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事件成了維穩轉向的契機。今年以來發生的這一系列事件揭露了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同時也讓多年來負責維穩工作的政法委遭到了極大的打擊，讓維穩人員感到前途莫測，所以態度軟化。在整個體系動搖的時候，狡兔死走狗烹就是工作人員的心結。例如，在李旺陽被自殺以後，英文《南華早報》派往湖南邵陽的記者說，邵陽公安局長李曉葵表示，這個案子很複雜，他沒有下令殺人。但他擔心他會成為替罪羊。缺乏合法性的制度下的缺乏合法性的機構和人事，在逐漸陷入困境時就以犧牲下級來自保，王立軍和薄熙來的恩怨就是最轟動的例子。機構自身的安危成為問題，維穩人員自然會人心思變。
維穩人員心態變化是新變數
維穩人員的心態發生了轉變──這值得探究的原因就在於它可能啟動一連串不穩定因素。隨著民怨越來越呈沸騰之勢以及高層越來越難以對此進行疏導和控制，可以合理推測日後的不穩定事件將會持續性增長。這些不穩定事件的第一道防線就是眾多的維穩人員，從花錢臨時聘請的非職業人手到職業的公安國保武警之類，他們的態度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軟化。處於鎮壓現場的他們將會做出怎樣的反應？當今缺乏鄧小平那樣的政治強人，高層懼於承擔開動國家暴力機關的責任，加上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輿論的全面介入，衝在第一線的維穩人員誰敢賠上自己的安危？假如遇上一次規模足夠大、反抗人數足夠多、影響力足夠大的抗暴，維穩人員的消極不作為將會引發什麼樣的後果？按照現在的態勢，出現東歐劇變時軍隊倒戈相向的情況也不是沒有可能。歸根結底，這是在迅速變化的大環境中又一個新增變數。這一變數可能會對未來越來越多的反政府及重大事件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這個預測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觀察和研究。
——《争鸣》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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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05:56 PM PDT
国际社会和社会各界人士：
因伦敦奥委会在奥运会上撤下青天白日旗，我们一些福建籍人士特此发出抵制伦敦奥运会的公开申明。
伦敦奥委会表示，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被从伦敦摄政街取下是应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因英国方面迫于压力，中华民国参加伦敦奥运的代表队被迫不能打出自己的国旗，意味着民国健儿即使得了金牌，也无法升国旗唱国歌。
根据台湾和国际奥委会的协议，台湾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使用的代表旗帜是中华奥会会旗、不能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另，根据该协议，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能出现在奥运比赛项目的场馆、通路。这种做法曾被批评是“独特古怪的安排”，台湾官方形容这是“必要但是无奈”的选择。
台湾的学生通过脸书Facebook传送此一消息时，表达了心中的不满，将撤旗原因归咎于现中国政府的施压。
我们发出抵制，原因有二：
第一，抹除个性，违背奥运精神
奥运会是消融隔阂，展示个性、和平共存、平等竞争的大舞台，不是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斗兽场。和平、发展、共存也是普世认可的价值理念。台湾奥委会只是一个社团组织，除了组织协调等事务性功能外，并不能体现地域个性和文化特征。在一个以弥合分歧为初衷的盛会中，消除一个地域性的标志，撤除可以代表台湾的旗帜，严重违背奥运精神。
第二，联邦愿景，民国当归
1949年之后，意识形态的隔阂，使福建成为国共两党对峙的军事前线。一道海峡，冰冷的水幕。在欧洲，钢筋混凝土筑成的铁幕已经崩塌，台湾海峡这道水幕也正被海峡两岸小三通切割消解。特别是福建平潭试验区更是释放出了容许台湾籍人士参与管理的风声。福建与台湾地域紧邻，唇齿相知。台湾民主的顺利转型，首先惠及的应是海峡西岸的福建。“民国当归”，宪政复现，福建应该是台湾经验重登大陆的第一桥头堡。我们以省籍身份抵制伦敦奥运，意在体现我们的联邦制愿景。大陆民主转型之后，并不是大陆一方与台湾一方的谈判与联合，而必将会是如辛亥革命17个行省联合形成中华民国一样，是香港，新疆，西藏、福建、台湾等多个省份形成联邦，恢复中华民国国号。
本申明属于开放签字，欢迎非福建籍人士参与，签名邮箱：yongmi...@163.com
申明人：陈永苗 籍福建霞浦
游精佑 籍福建长乐
吴淦 （超级低俗屠夫）籍福建福清
寇同海 （静安白云客） 籍福建永定
2012年7月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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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03:4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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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02:4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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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02:09 PM PDT 「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動員上百名學生前往中天電視台抗議，要求旺中集團停止打壓新聞自由。 圖：自由時報 港蘋
立法院臨時會國民黨團吃了瀉藥，把便秘半年之久的立法存貨一次出清。在正式會期吵翻天的證券交易所得稅、含瘦肉精的美國牛進口爭議，以及對下任「國家通訊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新提名的四位委員行使人事同意權，都因見解極端而失敗，卻在臨時會由國民黨強力動員，以多數決突圍成功。 七月二十四日，ＮＣＣ通過旺中媒體霸權壟斷案，北京終於在台插旗成功。旺中是台灣加工食品商蔡衍明去大陸設廠，在中國扶持下大發其財，四年前買下中國時報報系、中國電視、中天電視，成為媒體一霸，現在又要購併台灣最大的系統業者及頻道，引起傳媒學者、業者的五大擔憂：一、按西方國家規定，媒體業不可橫向兼併，以免壟斷輿論。二、蔡老闆一再粗暴對待ＮＣＣ及學者、業者（向法院控告、懸賞追打以筆名批評蔡老闆的員工、點名辱罵學者專家……）。三、接受中國官方的置入性行銷、為中國來訪官員大作文宣等。四、他毫無媒體知識，沒有媒體獨立監督政府的觀念。五、言行過度親中，以當作中方傳聲筒為榮，竟公開說六四天安門沒死人。 學界、業界都指證歷歷說明旺中案的言論壟斷危機，尤其不能讓個人壟斷媒體頻道。ＮＣＣ對外界批評有如耳聾目盲，用附帶條件掩護旺中案過關。為甚麼ＮＣＣ無恥濫權非給旺中過關不可？馬英九可能希望多些支持他和親中國的媒體，扭轉台灣的反統趨勢。ＮＣＣ心領神會，放行旺中集團同時討好馬、北京和兩岸首富蔡老闆，一舉三得，何樂不為？ 從宏觀面來看，旺中案出現激烈的爭議，是必然不是偶然。自從台灣的親中（共）統派日趨式微後，反統（包括台獨及非台獨）的支持者佔總人口的八成以上。台灣這麼高的反統比例，是因大陸社會的騷動、高壓控制的冷酷、政治僵硬的威權統治、許多個人遭到反人道的殘忍迫害、可怕的貪腐、鬥爭（薄熙來案）以及香港、西藏、新疆遭到的粗暴恐怖待遇，都把台灣人民遠遠推往北京希望的反方向。這個趨勢使北京焦慮。 台灣反統的成份中，台獨是一小撮，大多數是親西方價值的自由派。在反旺中購併案中批評最強烈的學者及業者，就是相信西方價值（民主、人權、法治、自由）的自由派。西方價值對中國體制具有強大的腐蝕性。中國官學兩方為了維穩，都發明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來對抗西方價值，就是自詡中國一黨統治的優越性、菁英體制的優越性、集體領導的優越性、非選舉任期制的優越性，這些使中國免於多黨制的混亂、過度自由的混亂、全國競選的浪費與分裂以及西方機制的施政績效不彰，效能低落。 中國急切需要香港及台灣接受中國特色體制的優越性，把多數人傾向西方價值的觀點扭轉回來，於是在台灣建立親中媒體橋頭堡，對台灣人進行再洗腦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旺中集團的任務即在於此。
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學生抗議中天 4新聞台不報導 2012年08月01日 台蘋
近700名學生昨赴中天電視台抗議旺中打壓反旺中購併案人士，但七大電視台僅壹電視、TVBS及中天新聞台有作報導，不過，中天竟用上一小時，讓《中國時報》總編輯張景為為旺中辯護，其餘東森、三立、民視、年代四台的新聞則隻字未提。
學者：自我設限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批評，台灣媒體改革社運史上首次單一媒體被這麼多學生包圍抗議，有其新聞價值，部分新聞台不報導是自我設限，媒體壟斷及寒蟬效應持續擴大，呼籲電子媒體勇敢報導。 學生抗議行動於昨上午10時開始，壹電視先以現場直播報導，下午起各節新聞不斷播出；TVBS新聞台也有稍作報導。至於被抗議的中天新聞台，昨下午2時由張景為親上火線，與主播一問一答反駁學生指控，其後再播出有關學生抗議的新聞時，報導角度則是旺中體貼學生發雨衣給他們。 對於未播學生反旺中新聞，東森新聞台昨不回應。民視與三立電視台皆表示，颱風逼近因此新聞上優先處理，非刻意避免處理旺中新聞。年代電視台則指長官不在無法回應。綜合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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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01:5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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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Aug 2012 02:35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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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追尾事故发生后，数千民众自发组织救援遇难者。 |
但是近来我看到网路的作用了。社会上发生什麽不公不义事件，在网路上一披露，引发网友的"围观"与谴责，正确的价值观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例如"我爸是李刚"，引发对官二代、富二代的批判。贪官污吏抽高价烟、戴名表，也被网友抓获等等。交通意外中，肇事者驾车逃逸或者故意回来把伤者碾死的恶性事件，也广受网上舆论的谴责，例如药家鑫事件。网友的人肉搜索，也造成对犯罪者的威胁。
如果说上述只是对坏人坏事的监督，那麽好人好事也随之产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7月23日温州动车灾难，网友自发串联，组织车队到飞机场、车站接载来温州处理善后事宜的受难者家属，还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受难者，给受难者家属人间的温暖。
今年7月21日北京暴雨引发水灾，飞机场旅客滞留，计程车坐地起价几倍，也有网友自发串联义载接送旅客。这些无私的表现，是共产党"号召"不起来的，也不是网路五毛的责任。不要忘记，那个期间，不少车辆被困在水中，"人民警察"不是帮民众解困，而是对这些车炒罚单，因为奖金大大的有。也是由于网友的哗然，北京市才不得不宣布这些罚单作废。
中国社会公德之差，还因为做好人好事往往得不到好报，例如扶起跌倒的老人，甚至反而成为撞到老人的元凶，令正气无法上升。这些也因为网友的主持正义而得到改善。
虽然民间的公德开始提升，但是不幸的是官场因为得不到广泛的监督，党德还是日益沉沦。例如去年的温州动车灾难，北京派专职处理灾难的副总理张德江南下，但是他在温州仅仅待上几个小时做"内部指示"，就赶回去，据说是出席北戴河会议的权力交易。
老天似乎专门与中共作对，今年的北京大水，也是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尤其是马上要召开18大。中共当局因为忙着权力的黑箱交易，居然对官方数字死亡77人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表示悲痛，更不要说是下罪己诏。
北京不但没有停止变相竞选的权力交易，还加码进行，一个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23号上午在北京举行开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地方主要官员、国家机关及军队高官全数出席。因为这是显示他们权力与影响的时候。
如果在西方国家，灾难之后的重要活动，一定在开场时先为死者默哀，但是共产党没有这一套，再死多少人，也没有他们的权力斗争重要。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救灾工作。36年后，权力斗争还是压过任何一个群体死亡事件。胡锦涛演讲中的"三个不动摇"，没有包括这个"不动摇"，似乎见不得人。
公德的提升，正是网民摆脱共产党的说教，从网路接受普世价值的结果。也怪不得，一年半前，对北京大学生所做的民调，大部分学生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今年民间的一个民调，则是超过一半的民众，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看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政治制度，如果不是改革，就是被推翻。就看共产党怎样做出自己的选择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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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ug 2012 03:55 PM PDT 足坛体坛举国体制就是全民"让球"
为了避开提前与本方队友在淘汰赛中相遇，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中，中国组合在与韩国组合消极应战，被取消奥运会参赛资格。
(德国之声中文网)假打、假摔、让球、弃权，这在体育比赛中并不是新闻。其中有些属于商业收买，但是更多地发生在中国等竞技体育市场化并不发达的国家。为了国家利益，教练或领导会告诉队员让出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安排。这也不需要太多的说服工作，一则是一种传统，二则运动员都是国家出钱出力培养出来的。少数公开挑衅这个规则的运动员，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喝彩，在内部都引起较大的争论。
这种长期公开运用、甚至被视为高明的策略的运筹帷幄，此番被国际奥委会、世界羽联严厉惩罚，对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举国体制的另外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其半官方的解释是，为了国家利益，以世界大赛的冠军（特别是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统一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包括精神意志和物质资源，来夺取比赛运动的好成绩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这种来自苏联的计划体制，在市场化改革进行了三十年之后的中国，仍然大行其道，是因为很多人钟情于它的如下"优点"：由政府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可以集中力量，配置观念统一、计划全面的优秀教练员。在这种制度下，运动员遵守纪律，训练刻苦，易于取胜。
举国体制竞技体育的实质，和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其他资源配置一样，就是牺牲个人，成全国家，牺牲多数，成全少数，牺牲日常生活，成全特殊时刻。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它必然导致教练安排的让球、假摔等消极比赛。这已经让很多观众感到愤怒。但是很多人不明白的是，在更大的范围内看，少数运动员获得金银铜牌，是全中国民众"让球"的结果。
有人曾经计算过奥运会的一块金牌，价值人民币7亿元。由于体育总局跟中国其他官僚部门一样，预算和开销并不透明，这种计算的结果未必可靠。然而，花费全国纳税人的钱财，"集中"培养体育尖子，却是无需证明的事实。另一方面，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一塌糊涂。奥运成绩无法反映国民体育运动实际状况，很多屡屡夺金的项目，民众只有在大型比赛的电视屏幕上才能见到，还要为它们喝彩。喝彩不是因为比赛如何精彩，而是获得了金牌。消极比赛也会有人称赞其策略英明，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更大的问题在于，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举国体制可以遴选出优秀人才，并让他们获得较好的发展。没有市场配置的调剂，人才市场也必然伴生着低效和腐败。完全封闭的选拔和培养机制，让很多有运动天赋同时又希望得到全面发展的人望而却步。即便那些获得金牌、所谓为国家争过光的运动员，大部分也在退役之后无所适从，甚至生存艰难。更不用说那些被要求假打和让球的运动员要忍受的委屈。只有极少数明星级运动员可以游走于中国的计划与世界的市场之间名利双收，还能当上政协委员。但是他们传递给青少年的信息，未必像媒体宣传的那么正面。
对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的检讨已经很多年了，媒体对它多有批评。不少批评有者认为，这和已经深入中国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举国体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本身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多数人被迫"让球"的结果。同时，它也把全世界拖入了不公平的比赛。有一天，这种比赛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吗？
作者:长平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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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ug 2012 03:56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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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Aug 2012 03:16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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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Aug 2012 12:45 AM PDT
【薄案最新發展顯示，將有黨內與司法的不同處理，薄不入獄也將軟禁，失去自由。習近平接班的地雷已被拆除。】
薄熙來事件，從二月六日王立軍私闖成都美領館案發，迄今半年來相關的消息議論無日無之，不僅涉及薄家的謀殺、貪腐，更牽連中共高層權力鬥爭與政治傾向，問題既廣且深，其震撼力為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所僅見。 一個爆破性的大新聞，在沒有透明度的極權制度底下，官方的正式消息便顯得格外重要。當局對薄案只有兩次宣布：三月十五日，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四月十日免去薄的中共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對薄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薄妻谷開來與勤務員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罪，移交司法機關。 薄雙規以來，近四個月沒有官方消息，評薄的「拖延論」盛傳：薄案判不下來，甚至要放在十八大之後，因為薄已被「打倒」。 處理薄熙來的「切割論」 七月二十六日新華社報導打破悶局：當局已正式對谷開來及張曉軍提起公訴，將在合肥中級法院開庭審案。於是主流評論變為「切割論」：先判谷開來的謀殺案，此案不涉薄，薄將得以從輕發落。理由是判薄涉及政治路線與權力之爭，複雜而艱巨，甚至貪腐問題也難以下手，高層人人不乾淨，家族經濟問題累累。 切割有方，最大先例是毛澤東。江青是禍國殃民的大反革命，明明是後台的毛，却安然無恙，毫無鞭屍之虞。在一黨遮天的國度裡，他們指鹿為馬的能力從未動搖。據說九常委間已有一條互不侵犯的潛規則，一入常就萬無一失，鄧有遺訓：後繼無強人，常委要集體領導，若打起來，頭破血流事小，黨的分裂事大。這也是胡習兩班子最害怕薄入常的原因之一。 因此，前後兩次發布都咬死谷開來是「故意殺人」，這是謀殺罪，可以判死刑。但就如江青主謀致死無數人而不必償命，賴昌星被朱鎔基定性殺幾次皆可，也以無期徒刑結案。谷開來絕對是已發免死護照，不會上斷頭台。至於是死緩、無期還是二十年都不重要了。 關鍵還是在如何辦薄天王？傳薄和劉源、習近平是八十年代三名重點培養接班人。劉因涉殺父之仇，格外高調忠黨，但升到省級就被換跑道，入警界進而軍界，人緣雖好，政治局未進便罹癌症（據說晋升此級，中央要作嚴格體檢）。習近平憑埋頭拉車，不惹事的功夫，步步高升，終於拿到中南海的金鑰匙。 其實，三人賽跑，薄憑背景、能耐都高於劉與習。薄心高氣盛，猶如當年陳良宇瞧不起胡溫一樣，决心據守山城，做個樣板以昭天下，若不是「用人失察」，王立軍壞了大計，薄已收買人心，贏得國際觀瞻，各國政要訪華都要去重慶看看。代表太子黨掛帥，非他莫屬。 處置薄熙來，很可能在下一個中央全會，即在北戴河分權後，八九月之交的七中全會。預測這個處理，也許是當今最難的政治試題。如果海伍德之死可以和他撇清，其他命案也與他無直接關聯，那麽，薄案就無異於陳希同、陳良宇案的翻版。現在北陳已在「衆口爍金難爍真」，南陳翻案也不無可能。薄家「六十億美金」之說，中紀委可以坐實嗎？「嚴重違紀」四字千鈞，違紀早已是貪污腐敗的代義詞，沒有多少億，多少二奶，如何違紀？ 以重判谷開來制服薄熙來 更何況切割論和半年來一個中心論點相悖——從權力場、從戰略上考量，搞掉薄熙來是爲了保障習近平順利接班，掌權十年。江胡兩代有共識：對薄不放心。因此，當務之急是防止薄十八大入常。否則薄入常後隨時可以取習而代之。甚至認為，倒薄一不做二不休，非置之死地不可。打而不死，他隨時可以捲土重來，反攻倒算，胡溫也不得好死。 從薄的鐵腕打黑來看，此說不似誇張。共産黨對「野心家」的防範，歷來不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這個系列，無論怎樣左瞧右看，他們都沒有野心家氣質，都是不折騰、毫無創意的庸夫俗子，循規蹈矩的馴服工具。 因此，邏輯的評估，薄不可能和伍海德命案完全切割。事實上，薄至少是個知情人，那麼，案發後，企圖隱瞞，不報中央，就是一大違紀。換言之，谷開來定得越重，越有利於制服薄，對薄不利。然後，再加兩個貪腐、打黑的配菜，辦薄之案，功成矣。處理的輕重則和二陳先例不分上下，或者輕一點，亦無妨。重要的是清除出黨，不能拖過十八大。 司法處分則可以拖一拖。可以預期的是，薄未來若不入獄，也免不了軟禁。那是顯示人治智慧和威懾力量的傳統方式，不僅薄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他將失去自由。這樣的先例很多，從趙紫陽、劉曉波到高智晟這樣的基層維權人士，當局認定具「危險性」，便可以採取各種法外的手段壓服之，薄熙來無疑具有這種危險性與威脅性，一黨專政豈可放過他？ 從中紀委重拳出手的罷官處理，可知薄已經釘死在專政的牆上，他不可能翻案，也沒有負責人有勇氣給他翻案，他欲利用甚至領導的這個黨已經拋棄了他。在審判陳希同的法庭上，陳最後高呼：「我還有話要說！」不可一世的北京市長、政治局委員立即被押走，長達十七年，沒有他的聲音。薄熙來面對「末日審判」時，會不會比陳希同更幸運？ 習近平接班的這顆地雷無疑已被掃除。十八大他可以黃袍加身，不必擔心夜長夢多。 常委「七改九」是必然趨勢 這裡僅就近期一個熱門話題略陳鄙見：政治局常委的人數。現常委為九人。中共在鄧時代基本上為七人偶為五人。八九年「六四」後，江時代為七人（即十四大、十五大），自二○○二年起，胡錦濤當政增為九人。 常委會是中共一黨制的權力最高層，統馭全國的內外政策，被網民稱為「九皇」。雖然憲法並未授予這樣的絕對權力，但中共唯我獨霸，不容非議。這是一個冷酷的現實。十六大當時的說法是，七改九，是因爲權力分配擺不平，不如增加席位以求制衡。今天的說法則是，鑒於薄熙來、周永康可能結盟的潜在威脅，必須將政法委趕出常委，縮小編制後也不會有更多的競爭，以强化習近平的權力集中。 這種「弱勢思維」，是唯權主義的模式。弱主上台，固有排斥異己的傾向，但是，從政治管理學的角度來看，七改九乃是一種必然趨勢。共產黨既要壟斷權力，這樣大一個國家，面對如此日新月異的內政外交的挑戰，而中共新一代接班人的素質公認不濟（「知青治國」已成為大陸的敏感詞！）即使如毛周鄧一代强人管治也多有誤國（毛不必說，鄧打橋牌失職釀成河南板橋潰壩死人二十萬是典型一例）。 擺脫權力崇拜模式去看待中共常委體制的改變，應該是一個理性的取向。 實際上，現常委會並非智庫型參謀部，而是一個分工負責、各管一方的寡頭决策班子，傳九人各有高度獨立的決策權。並無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可言，中共常委會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實體，應該集思廣益。 那種權力高度集中的統治理論早已過時，而且在中國的實踐已徹底失敗，如果中共有意在黨內實行改革嘗試，常委班子的科學、專業和問責制，是不容迴避的選擇。六四事件後，鄧從抗拒三權分立角度指定了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的權威體制，這是政治上的明顯倒退。八十年代的黨政軍大權一直是分立的，卻被誤認為是引發自由化的體制原因。 結論是，常委九人優勝於七人。除非權迷心竅，相信十八大常委不會倒退到七人制。 （2012年7月30日香港 作者：開放雜誌總編輯www.open.com.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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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Aug 2012 03:38 AM PDT
李鸿章于清同治11年（1872年）提出，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可谓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话被人认为是19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现在看来，这个“大变局”在晚清时才刚刚拉开序幕，此后经历帝制终结、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易帜大陆，社会变迁前赴后继，波澜壮阔，势不可挡。而最近的这30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才是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历史情节，百年来人们期待的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潮正在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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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從公民社會向國民社會蛻變 （附：鍾祖康：勿讓獨裁政權推行國民教育 ） Posted: 04 Aug 2012 04:31 AM PDT 把公民教育改為國民教育，是社會核心價值的根本改變。公民教育締造一個公民社會，而國民教育將會催生一個國民社會。 公民教育的教材與教學目的，是讓學生了解一個公民所具有的權利和義務，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了解在憲法和法律保護下一個公民的自由以及自由的法律局限（不能以侵犯他人的自由來取得個人自由），從而培養守法守紀的行為和服務利他的胸懷，使他成為具有民主、尊重、守法和負責的公民素養的人。在民主的國家，公民教育強調民主與開放，尊重多元價值，維護憲政體制，透過反思和行動增進公民的素質。 公民教育締造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公民社會是指圍繞共同的利益、目的和價值上的非強制性的集體行為。它不屬於政府的一部份，也不屬於私營企業的一部份。它是處於「公」與「私」之間的一個領域。公民社會通常包括那些為了社會的特定需要，為了公眾的利益而行動的組織，諸如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 NGO）、社區組織、專業協會、工會等等。 現代文明社會的大屋不能只靠上蓋的政府和下層的百姓支撐，而需要公民社會許多不同組織形成的各個支柱。公民社會使個性得以存在和發展，是自由的體現。 國民教育強調國家，教育的目的是「愛國」，國家和群體的利益高於一切，對國家（實際上指政權）忠誠、事事以國民、以種族身份自傲，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利益。在國民教育基礎上產生的不是公民社會而是國民社會，沒有真正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組織，沒有民間慈善團體，沒有非政府組織（ NGO），沒有真正的專業協會和工會，一切個人權益由政府或企業包辦。 中共建政後建立的是國民社會的國家。中國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二十多年前，在制訂《基本法》的時候，當年的起草委員廖瑤珠（也就是梁振英說帶他進中共大門的人）撰文說：憲法「這一條反映以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為上……我們習慣的想法是，國家、社會、集體在行使權力時必須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損害個人自由和權利，而且有些基本個人權利，根本就從來沒有由人民交出來，付託給國家、社會或集體處理。」經過她和其他人的努力，更由於《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寫明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在香港繼續有效，並定明：「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牴觸。」 因此，香港《基本法》是以保障個人自由和權益、以建立公民社會為基礎的小憲法，與中國的國家利益至上的憲法精神恰相反。 公民教育締造的公民社會也講國民身份的認同，也講愛國。九一一後布殊總統的演講就講愛國，他強調美國憲法對美國人民的自由和權利的保護，愛國是愛這個保護人民的憲法。 羅拔列福導演的影片《驚殺大陰謀》（《 The Conspirator》），講林肯被刺殺後抓到一名開設旅舍的寡婦，懷疑是同謀者，當時正是南北戰爭結束不久，社會主流聲音認為應從重從快把所有兇嫌和同謀者判死刑。一位年輕的律師愛肯，堅持為這個同謀者辯護，執着於必須要有一個公正的審判，不能因全國輿情或為了穩定社會的政治需要而把一個證據不足、可能無辜的人處死。有人對愛肯說，如果不迅速判死，無法遏制南方的暴力，國家都無法存在，還講甚麼法律。愛肯的回答是，如果沒有了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這國家的存在有何意義。 美國的司法公正和公民社會的建立，就是這樣由對人民法律權利的堅持，一路走過來的。我們看到的國民社會是另一套邏輯：「殺二十萬人維持二十年穩定」。 在奧運會，以國民社會為基礎的國家，獲獎牌的運動員，多會感謝國家和領導的栽培。四年前，美國選手費斯獲8面金牌，他沒有感謝國家，倒是美國總統布殊代表國家感謝費斯給國家帶來榮譽。每逢天災或人為悲劇，中國對死難人數都隱瞞或虛報，美國總統則逐個讀出死難者的名字。這都是國民社會與公民社會的截然分野。 香港本已是一個公民社會了，現在要推行國民教育把香港推向一個國民社會。這真的不僅是教育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是否要蛻變成與大陸、與北韓、與納粹德國同一類型的國民社會的問題。香港每一個市民，都不應該認為事不關己而自我麻醉了。 周一至周六刊出 李怡
勿讓獨裁政權推行國民教育 港蘋
香港絕不需要有國民教育，不僅是因為當局的猙獰面目不慎在《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這洗腦奇書中露了底，而更重要的理由是，目前統治中國的依然是非常獨裁的政權。任何獨裁政權均不宜向國民推行甚麼國民教育或愛國教育。這個道理極其顯淺，就如我們絕不會叫一個長期虐妻虐兒更無懺悔的暴戾父親教人怎樣愛護家庭。這樣的人教人愛家，有能力嗎？有說服力嗎？ 從人類文明着想，獨裁政權所統治的領土和人民根本就是越少越好，更不要說推行洗腦國民教育了！ 何以說獨裁政權必然給國民洗腦呢？因為這在人類歷史上至今未見例外，而中國在過去六十年已經充分用行動證明了她是個非常熱衷於給人民洗腦的政權，基本上是靠講大話維生。只要中國一天依然是由這個獨裁政權執政，就不可能有不洗腦的國民教育。由於中共獨裁政權已把中國文化中的兵不厭詐發揮到前無古人的境界，中共或受其操控的特區政府為了硬推洗腦國民教育而作的狡辯、讓步，甚至承諾，可一概不理。正如我說過，孩子應有免於吃屎的權利，這是許多家長都同意的。既然這個由獨裁政權操盤的國民教育是一泡屎，則這泡屎不論以任何甜言蜜語或蜜糖包裹着，都是不該吃的。 當局又假作體貼的說，這泡屎不用馬上吃的，只要在三年內吃就行！但既然這是屎，則無論是在三年內吃完，還是三百年內吃完，還是難吃的。現在有些聲討政府的人說，不是反對國民教育，只是要看是甚麼內容的國民教育，這就中計了！因為這就等於說，不是反對吃屎，只是要看是甚麼樣的屎而已！ 北京獨裁政權在沒有自由的中國大陸盡情魚肉百姓，全國推行洗腦國民教育。香港幸得大英帝國侵略中國而貴為英國的殖民地個半世紀，從而學會了一點英國的言論自由和別的基本自由等等文明習尚，令香港的文明遠超於中國本土，從而令中國統治香港變成一項猶如豬統治猴子那樣的不可能的任務。這個文明鴻溝，令中國統治者不可以像統治大陸那樣任意妄為。北京統治者沒有理由不知道這點，但還是要在文明高於中國的香港硬推這個我認為會落得像二十三條一樣下場的國民教育，其自取其辱、邀人擲糞之決心，令人驚嘆。 最好的國民教育，就是統治者行仁政，那樣，自然就會天下歸心，自然統治者就不會患上妄想被迫害症。在挪威這裏，就如在瑞典、丹麥這樣的極高文明北歐國家，學校都沒有甚麼國民教育，但其國民之素養之凝聚力之互助互愛，無不令有洗腦國民教育的中國國民自慚形穢。這還不值得中國人面壁深思？原本，正正是這樣文明人道的國家才有資格推行國民教育，但她們已經覺得沒有這個需要，反觀最沒有資格推行國民教育的大獨裁者，卻在全世界的喊停咒罵聲中要強行插入。中國統治者始終對行仁政興趣不大，卻想利用洗腦國民教育，誘騙國民愛上這個不行仁政的政權。 鍾祖康 《來生不做中國人》作者 作者電郵： onlyt...@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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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Aug 2012 04:05 AM PDT 2012年08月04日 台蘋 一個重要的日子被這個社會靜靜地遺忘。1987年的7月15日，台灣解除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在那之前，包含左右統獨，包含政治菁英、知識份子與草根群眾，一起打破了黨國體制的控制。然後，人們跨過了解嚴的門檻，懷著對自由與民主的美好想像，繼續前進。
紀念解嚴25周年並不只是為了懷念那個時代的壯麗景觀，而是應反思，當年的民主夢想如今到底實現了多少？25年來，從自由化到民主化，台灣確實建立起一定形式的民主，確保了基本公民權。但一路至今，台灣民主仍有許多未達成的許諾，如公民社會的虛弱、金權政治與社會不平等，以及未完成的轉型正義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來自台灣民主轉型的特殊路徑：亦即台灣的轉型既不是由下而上的革命，也不是反對黨在民主化後首次大選獲勝，而是執政黨主導的「分期付款式」改革──雖然每一次改革都是社會壓力的成果。也因此，台灣的民主化不但沒有伴隨著社會經濟的大轉型，連政治改革都是殘缺的。
新民主不少新怪病 比較民主化研究的大師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前兩年在一篇反省第三波民主化的文章中指出，民主化所帶來的改變比他當初預期的少，尤其是「在最可能影響權力和影響力的長期分配的因素方面」。特別是和解式轉型和由執政黨主導的轉型，會維持既有的特權而使分配性的改革更難。 在台灣，執政黨主導的政治轉型使得新建立民主留下許多舊時代的病症： 第一、舊的利益集團。他們和新的財團與派系共同鞏固台灣金權政治。在政黨輪替前的90年代，這個新政商集團重構了黨國資本主義而支配了台灣政經體系，政黨輪替後則替換了一套政商關係。而在地方層次，更是派系勢力始終支配地方政治。第二、舊的制度架構。這表現在修憲過程是數次的修補，且《憲法》之外，許多威權轉型期的法律至今仍限制人民基本權利，如《集會遊行法》。第三、舊的歷史與記憶。政府雖然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道歉，但「蔣公」仍然是偉人，威權時期執政者依然不用對當時的人權迫害負起任何法律與道德責任。第四、舊的意識形態。如威權時期的發展主義雖然經過80年代社會運動的衝擊，但至今仍然是主導台灣社會經濟政策的思維，2008年國民黨回朝後尤然。 這些病徵在90年代的後解嚴時期形塑了台灣民主化的扭曲體質，並且箝制著公民社會，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也未能徹底挑戰上述問題，反而某程度被舊體制吞噬。除了不完整轉型遺留的舊毛病，台灣新民主還面臨許多新怪病，近來的旺中案就讓我們看到一個媒體不但嚴重自我閹割公共性，更用龐大資源去攻擊一個學者、一個大學生，使其不但沒能成為言論自由的捍衛者，反而是打壓者。另一大挑戰是來自中國因素（旺中案當然也與此有關），亦即北京在我們的民主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須如25年前集結多重公民社會的力量，以抵抗壓制言論多元的媒體資本家以及試圖干預台灣內部自主性的外部力量，以重建我們的民主之夢。 作者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