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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0, 2013, 6:01:40 AM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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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n 2013 01:13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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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n 2013 11:48 AM PDT 北周的开国者、也是南北朝时期一大猛人，宇文泰，为一统天下曾遍访天下贤才。有天他遇到了号称有诸葛亮之才名的苏绰，向其讨教治国之道。两人一见如故，密谈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有些纳闷："为什么要用贪官？"苏绰答："无论打江山还是坐江山，都需要手下人为你卖命，可让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有好处，你并没有那么多钱，只好给权，让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又问："既然用了贪官，为何还要反？"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你看，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话的贪官。这样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其二、官吏只要贪污，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哪敢背叛你，只会乖乖地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所用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要是不听话，你哪儿有借口除掉他。假使硬行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宇文泰大喜，苏绰忽反问："如果你用太多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急急请教："先生有何妙计？"苏绰答："这就是奥妙所在，加大宣传力度，祭起反贪大旗，让民众认为你是好的，不好的只是那些贪官，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让民众知道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并非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的政策。对那些民怨太大的官吏，宰了他！为民伸冤的同时，再把他搜刮的民财放进你的腰包。这样，不负搜刮民财之名却得民财之实惠。总之，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没贪财来实己腰包，这才是权谋的最高境界。" 宇文泰如醍醐灌顶，十年用心用力，终成一时霸业。 当然，史书上只记载两人有过一次长谈却并无对话内容，并不知上述对话真实作者是谁、是否假托之文。但，这真是一个好的故事。 这是一个好故事，却不是最早的好故事。差不多在宇文泰与苏绰对话发生的七百多年前，有个叫萧何的人与他的门客也有一次对话。那时萧何已月下追过了韩信，项羽亦在乌江抹了脖子，刘邦正与异姓王最后一搏。为支持刘邦在前线打仗，萧何在后方大力督办后勤、安抚体恤人心，老百姓很拥戴他。有段时间刘邦特别爱打听萧何在干什么，使者如实回答"安抚、体恤之事而已"。刘邦听后，沉默不语。 消息传到后方，门客大惊："看来萧相国你不久便会满门抄斩了。" 萧何不解："我克己奉公，何来满门抄斩之灾？" 门客："自入关之后你便兴水利、办实事，深得百姓拥戴，身居相国之位竟从不贪污，还曾把家产拿出来以做军资，这就不合常规。老大屡次打听你在干什么，难道不是怕你借民心、民意图谋不轨吗。" 萧何深知刘邦性格，黯然："如何？" 门客说："你为什么不干点贱价强买强征农田、掠夺民财之事，以污自己名声，让老百姓都骂你，老大自然就放心了。" 萧何想了想，依计而行，强买民田及掠人钱财，竟至闹到群众当街举报的地步。刘邦接到探报，不怒反喜，班师回朝时指着萧何取笑："你这个人，身为相国，跟小老百姓争什么争，啊，哈哈。" 萧何，遂得善终。 差不多在宇文泰与苏绰的对话五百多年后，有个叫豹子头林冲的军事干部，因家庭冤屈，一把火烧了草料场跑到了梁山。那天白衣秀士王伦见他来投，说："若要入伙，需交投名状"。林冲本来以为就是填个应聘表格之类，却不料这投名状竟是让他下山杀人……纵为八十万禁军教头也知道，不杀不足以表明忠心，不交投名状就是暗藏贰心。为示忠诚，于是下山与杨志杀得天昏地暗。幸好碰到了晁盖来到，才免得血溅五步。 当然，老晁后来也被投名状害了命。梁山众兄弟在继任大哥宋江的带领下，为向朝廷表忠心就与方腊激战，整体地交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投名状，几乎个个死得很难看。 中国的故事基本是这个样子：启用大量贪官，迫使少许清官变成贪官，把官场变成有编制的黑道，让黑道成为官场的预科班……总而言之是交出投名状。中国三千多年文明史，就是三千多年的投名状史。要烂大家一起烂，擦烂污成了入行的敲门砖。你混黑道不杀人，怎么证明能跟兄弟们同生死；你混官场不贪钱，怎可能与同僚共患难。 差不多距宇文泰与苏绰对话一千五百年后，这个帝国又破获了很多必将载入史册的案子，经查逾万官员擦了烂污，有枢密使坐拥很多存折、珠宝及很多女人，有户部侍郎账目异常，有兵部尚书锒铛入狱，最著名的是有江宁织造25年来贪污了很多钱、很多房、以及长达17年卖官……如此波澜壮阔的贪，在检方提出轻刑的建议后，可真是充分贯彻了当年宇文泰和苏绰的会议精神，他俩从未远去，一直在密室阐述：贪腐，是维护江山的必要手段，反贪，是贪腐一个必要的表演环节。很多人义愤填膺追问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发现这些贪官，早年又是谁提拔的贪官？可是读了上面之后你得细想，在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人员是提拔而不是选举、上下级其实是人身附属关系的国家，擦烂污指数，就是忠诚指数的生动体现。不贪，不能得以提拔。不贿，不仅不得重用。制度性腐败已耳熟能详，也许已是举国投名状。 还是看故事好玩：明熹宗不杀魏宗贤，而留给崇祯来杀；乾隆不杀和绅，也留给嘉庆来杀。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这说明，先帝并不是从国法和道德来看这些贪官的，而把他们当工具来使用的。一代枭雄一茬狗，对于崇祯和嘉庆，新一轮的投名状，用不着魏阉和不再细皮嫩肉的和绅来写了。 谁愿意带一条老狗去打猎呢。 我的祖国，总这么有深意，我的祖国，从没有一纸官民合同，通篇尽是投名状的禅机。 ――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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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亘的白菊与郁金香 ――六四24周年祭（朱毅 文 / 胡佳、丽娜 摄录） Posted: 19 Jun 2013 12:26 AM PDT
 
纪念过萧红102年诞辰，我就又被鹫峰妙灵山庄了。 由不能出门，到必须离家：最为节点的纪念时刻，早早行进中的六四24周年纪念魂程的一切就全被阻断、延宕与遮蔽了。几乎与此同时，胡佳被南方，丁子霖家“一团漆黑”，鲍彤先生被旅游，艾晓明教授遭遇断线断网…….是一双双怎样的巨手，在空前精心而又如此到位地操控着这一切？ 鹫峰不再飞雪。雨雾，无昼无夜、无边无涯的雨雾，绵亘着李九莲祭日不能世纪坛祭土的那种悲情。岂止整整四天，烟雨不仅淹没了鹫峰、慈心阁、大觉寺、妙灵山庄……而且弥漫在整个北京，整个北中国；南中国更处处滂沱大雨…… ——苍天为我哭英灵！ 烟雨中漫步山庄，领监处长并不打听胡佳早晨那通电话，却不住追询方励之、包遵信祭图乃至六月六日预定为王译、华春辉夫妇“北京庆婚”多少人？一边犹疑：那天不正是李旺阳的周年吗？一边不无炫耀：知道我们 “高科技”的神奇与厉害了吧？确乎有点“神”，怎么他们什么都能知道都在防范都要阻遏，不给记忆与精神丁点儿容身之地？！ 无怪乎天安门母亲感慨：“希望渐渐消失，绝望渐渐逼近”…... 正因如此，我特别感恩十五万香港同胞，感恩维多利亚公园的暴雨中坚守的那一片绵亘了24年的烛光！ 感谢艾晓明教授大剪刀与白郁金香的奇妙绵亘与变奏！并不想讳言：直到此刻鹫峰归来，我仍然不忍看更不忍转哪怕沙叶新老人的那个悲愤的五哭帖，却不能不惊羡一个民族沉堕着的底线上飚扬的巾帼正气！不能不仰视鹰击长空！ 感谢王译华春辉夫妇——苦命的鸳鸯，搏击的鹰鹫，才会选择在六月，翱翔在北京！当夫妇俩被从北京某地下室簇拥着带走，他们已经为北京的六月两度戴过白花了……. 尤其感念与感恩北京电视科教频道六五之夜黄金时段的特别嘉宾与主题——老鬼：《我的血色青春》！从血色青春，血色广场，到血色天涯…..血色记忆绵亘孕育着文明华夏怎样的精神走向？……联想是纪念。思考也是纪念。而对于恰处幽禁中的我，共赴六四纪念魂程的老鬼此时此际平静而朴实的的叙述，不啻是雄鹰从容回旋在迷蒙的云空……我敢确信：如我在妙灵山庄般面对屏幕始终噙着泪的人们，泪既为老鬼危难中一瓣大蒜、一角月饼、一把瓜子壳而流，更为24年前此时此刻悲悯而英勇的北京市民而流！…… 所以，警车蜿蜒六环归途之前，我并不成功的唯一企求是：定格一次鹫峰鹰碑之下展开的双手—— 渴望以此，向天安们母亲，向时代之鹰——艾晓明教授、胡佳、老鬼、王译、华春辉们致敬，也致歉： 共赴六四纪念魂程，我却不能在六三之夜将纪念图/文面世！ 绵亘的维多利亚烛光。 绵亘的白菊与郁金香—— 我们六四24周年祭程清明就开始了：啊，木樨地！ 2007.6.3夜，丁子霖、徐珏木樨地祭子 2013六四之夜被封闭的木樨地地铁口
雪白的白菊，雪白的玫瑰，雪白的郁金香，雪白的花篮。 从五年前的十八捧菊瓣，到癸巳清明，从血肉铁甲的二十四年前，到丁子霖又不能路祭的今年六三之夜，啊，木樨地！你缠绵着多少殷红又雪白的哀思？ 是的，癸巳清明，我们的第一祭就是木樨地： 这是六四枪声最早响起的地方！ 这里为抗争而喋血的六四英烈最年轻，也最多——现在已经确认的就多达十八人！ 六四24周年之夜，我们之中，将没有一个人能走近木樨地或走到长安街——即使天安门母亲，去年也只有两个人获准进入六三之夜的木樨地！ 而绝不仅仅对于我——年复一年：茂林居到木樨地29号楼、十八捧菊瓣与红袖箍群、路祭的母亲泪与儿子血、消失的和平鸽与少女、暴力与年年加码的软暴力……啊，木樨地！你绵亘着多少哀思与守护，希望与绝望？！ 不，岂止绵亘着我的五年来！ 坦克与兵车呼啸着开花弹隆隆辗过木樨地桥的那个夜晚，和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一样，我在南国遥远的山镇彻夜未眠，忧心如焚——忧思广场，忧思青春，忧思电视上闪过广场的戴煌恩公，更为神交已久、纪念碑前血祭耀邦的老鬼忧虑…… 而24年后的清明，老鬼夫妇就与我相并，与胡佳，李海一道手持白菊，偎依花篮，肃立在木樨地桥前！ 最殷红的碧血，最纯洁的哀思——花篮是我们的献祭。 大捧大捧的白菊是为天安门母亲的献祭！
从木樨地直驱天山陵园。 并列的花篮。马思聪《思乡曲》终于在刘宾雁无字碑上悠婉地响起。 其实，直到今天仍然不忍告诉李淑娴先生，六四一代的精神导师方励之先生溘然长眠整整一年的时刻，就在方励之北京追思会开始的地方，就在因六四流徙天涯的刘宾雁无字碑前，我们为方先生做了庄严的周年祭，同时为刘宾雁、为四个月前去世的许良英先生做了清明祭： 这是领潮八十年代的三位前辈天国重逢后的第一个清明。 八个月前，天安门母亲之友的许良英先生，第一次肃立注目紫晶磨光却空无一字的刘宾雁墓碑；我立于碑旁；小雁搀扶着许伯伯，喃喃着父亲拟定却被禁刻在碑上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八十年代三剑客终于在天山陵园的天地之间拥吻了，如此深情，如此庄严：在我们此起彼伏的群诵之中，方励之先生的《�宾雁》成为了方先生的自诔，成为了方励之北京追思之序曲。 一切历历犹昨，岂料仅仅四个月后，竟然又是我含泪遥遥禀告李淑娴先生，在许良英先生的告别灵堂，我们又将方励之先生亲译亲录的一首诗，作为李淑娴先生祭挽许王夫妇的悼词，也作为方先生的自祭： 把那渴望呼吸到自由的人，给我吧！ 依然是我站在无字碑前主祭。我的祭语，只是向终于重聚在天国的三位人权导师简叙了这缠绵又绵亘着的一切。 照例是丽娜代胡佳等所有参祭者宣誓告慰前辈。 誓词——林昭《灵耦絮语》第一部结束语（1965年最后一天子夜林昭挂在牢房铁门上的一张“血的告白”）：“不要作梦！绝不可能！”——却也是一种缠绵，一种执着，一种绵亘： “啊哈，原来你们是这样的！ 绝不可能！ 不要作梦！绝不可能！” 在这血的年份里我凭着自己的血再一次向你们确切地——最后地宣告： 绝不可能！ …………” 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先生在随后的电话连线中，深情回忆与高度评价了方励之先生引领时代、献身科学和民主的一生。他特别强调方励之先生的民主思想与人权观念对于八十年代学生运动的巨大感召，最后以继承方励之先生未竟的民主大业自励与共勉。 已经清明祭奠过的刘小雁，也通过电话连线再祭慰父亲，感谢人们清明对父亲的祭奠。  老鬼、李海酒祭包遵信先生 右下：也代鲍彤先生祭谒包遵信墓的丽娜
再驱万佛陵园，已经是法定清明最后假日的最后时辰了：丽娜央告之后拦道路杆才提起放行。 又是万佛高处：西峰自此逶迤，潭柘九峰在望。 又是腊梅簇拥晶莹如镜的紫灰色无字碑，连同碑体正面展开的页面及道道竖线，无不象征未曾涅�的凤凰，在召唤与期待大历史完成庄严的书写。碑下的书卷与笔，无疑是包先生生平志业未来丛书的形象定格。 包遵信先生落葬后的第一个清明，甘粹先生、老鬼夫妇与我们一家就曾相约这万佛陵园高处。那天老鬼把五粮液送到了无字碑上的包遵信唇边，三巡之后，甘粹先生与我南祭灵岩——林昭，老鬼与我南祭青光岭——李九莲……. 癸巳清明，出狱年余的萨哈洛夫人权奖中国得主胡佳，主祭包遵信无字碑。 碑体上下前后擦拭一净，无字碑上才响起了大提琴《殇》时而哀婉悠长时而悲壮磅礴的旋律。深深三鞠躬之后，是欧阳小戎诵读林昭：《不要作梦，绝不可能》： “………….. 试探不能得到任何实际的效果，除了加强仆人的警觉：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血要求它的代价！ 绝不可能！主人已作了允许！
绝不可能！再说一遍：绝不可能！” 随即丽娜说：鲍彤先生也委托我今天代他看望您！祝你天国快乐！ 然后，小戎匍匐在地三叩——为自己、也代严正学夫妇及其台州故旧向包遵信先生叩首致敬！ 祭酒是意外加倍的两瓶京酒——因杨妈妈电告杨佳墓已重警封锁决然去不了，备祭杨佳的那瓶也都被两位热血广场的北大人——老鬼与李海——统统洒祭在包遵信无字碑上了。 十五岁就行进在声援广场大哥哥大姐姐队列里的、连续十年六四都没有人身自由的胡佳，久久凝视着碑体上端的包遵信先生雕像，抚摸着碑体，哀思如潮： “铁幕未开，世无清明，每清明之际，总有无颜见逝友之虑。今日我与诸前辈及同仁伫立于无字碑前，来看望和缅怀包遵信先生。先生拓展之走向未来之路，乃洞开观大千世界之窗，乃助井底之人生翅翱翔于天。虽屡遇洪流、落石、塌陷，几成小径，但终将突万难，走出山坳。 —— 5月29日胡佳即被放逐京外，到达广州，却被大批广东国保拦截，不容与艾晓明教授共祭六四。    老鬼、胡佳在世纪钟亭洒祭青光岭——李九莲就义地红土
●黄昏的中华世纪钟亭 那天到达世纪坛，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啸看三尺雪，亭立九寒中！”从李九莲被杀一个星期监狱新年墙报上如此冒死“咏梅”，到李九莲35祭日我被西山鹫峰，整整35年过去了。镶嵌着李九莲工作证、洒满钱理群、杜光们追思花瓣的青光岭——李九莲就义地的红土，直到癸巳清明次日的黄昏时刻，才洒入中华世纪钟亭周边的八个长青树坛！ 万分感谢胡佳、老鬼、丽娜、李海，小戎们！ 我们在世纪钟亭前簇拥过的花篮之花瓣，原计划晚饭后巡行十里长安街之后复返木樨地，洒入桥下水渠，以祭奠所有的六四亡灵…… 雇佣司机的电话骤然响了……我们最后的清明——六四24周年祭奠议程，在最后时分流产了。 缘由天山陵园宾雁墓的摄像头？ 还是胡佳与杨妈妈的那个电话？ 二十三天之后—— 林昭四五忌日，我受甘粹先生酒祭之托却被禁灵岩之行。幸得突围，终于在那天的黄昏时分，与甘粹先生一道来到世纪坛。 两瓶本应属于灵岩自由碑、属于45年前龙华枪响时分的一品景芝，在夕阳里，被甘粹先生与我，洒在中华世纪钟亭的八个长青树坛了。 文革——六四：绵亘的浩劫！体制的宿命！ 可究竟多少大陆青年确切知道：甘粹先生长歌当哭的《北大魂》如此呕心沥血悲心独具：对林昭深挚而沉痛的细节回顾，逐日逐日贯穿着四一五到六四的风云与血泪！ 而谁能否认：六四枪声就是龙华枪声的绵亘？！ 
“推特党”的共同徵号就是8964.。与王译、华春辉在推特相知，却在北京相遇，原只为六月，只为白花！ ——北京六月的白花！ 是的，这对苦命的鸳鸯岂止承载着推特第一劳教劫？北京六月的白花，灵岩四月的玫瑰，无涯的摧折，不尽的流徙……无非明证：无非绵亘的哀思与磨难……. 所以一瓶四十年红瓶白酒，书瑶先生一口没喝，巴望着华春辉夫妇对饮、多喝。 那样动容！令我真想在一个从容的时刻，燃亮一双北京的红烛，专场为这对流徙的鸳鸯庆婚。原商定了一个美丽传统的日子：六月六日，其实当时并未深想：那也就是六四志士李旺阳的祭日！ 我们又失败了：失败于“高科技”，更失败于万无一漏的维稳联想。纪念萧红诞辰回来，门岗已经升级为海军中校，六一也属于手执大剪刀的艾晓明教授了！不忍看也不忍转，却凝眸着苏雨桐的一条推讯：啊！竟然两度为六月的“白花”之后，北京地下室里的鸳鸯——就在无锡锦豪视觉酒店里，不容同居一个房间了…… 又成飘渺的北京红烛！ 想起赴灵岩前艾晓明教授“我只能带着眼晴去啊”的寄语，女教授大剪刀与郁金香的变奏，更响遏行云！便翻检起照片来。一张定格着我与华春辉、王译夫妇的“告别”，背景却是中国监狱…… 啊，至今仍然身系监狱六四囚徒还有多少？！ 此刻的心头，一如那天在世纪坛，一边给甘粹先生斟着酒，一边喃喃着林昭铁窗呓语： “唉，死者，我们的死者青春长在！而且他们必将复活！……” 是的，绵亘的白菊和郁金香哀思，是纪念，是祝福，也是每一个自我的价值使命与期待： 什么时候，才能在重铸的中华世纪钟上，刻上每一个六四英烈的名字？ 六六鹫峰归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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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3 06:49 PM PDT
最近大陆的一些消息强化了我的一个判断：中国开始乱了。 一条消息是，《了望新闻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中国县委书记生态：为免矛盾不敢调整干部"。 熟悉中国的人都懂得，县官在中国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县治普遍失控，是中国要出大乱子最重要的徵兆。而这篇报道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种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六四事件是中国地方治理，尤其是县以下的农村治理的一个转折点。正如有人所说，"枪声一响，从偷变抢"。在北京血腥镇压的第二天，农民就感觉到基层干部对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做坏事的胆子突然变大了。 地方和基层干部作坏事的胆子因六四而突然变大，是因为他们知道失去道德权威的中央政权将只能靠恶人和恶官来维持统治。六四之后农民上访突然大幅增长，道理就在这里。 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上面派来的县一把手对于地方和基层干部的任免，还是大权在握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县委书记都通过卖官发了大财。很多人都知道，只要县委书记一住院，全县的中层干部就会自动掀起送钱高潮。但是，《了望新闻周刊》的这篇报道却告诉我们，如今这个游戏不时兴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按照报道的说法，是上面对县委书记的"制约监督"空前增强了，而另一方面，县委书记通过踩红线或者是越红线来搞发展的难度也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这不是说明习近平的新政有成效了吗？其实不然，把这篇报道的文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现在县委书记想要榨取百姓收入的馀地很小，而风险却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县一把手随意调换当地干部的馀地也就没了。因为人家买官是要有回报的，而现在做官的回报大减，风险却大增。 在政府完全失去道德权威的情况下，上面派来的县一把手又不敢调换干部，这意味著什么呢？这意味著上级政府正在失去对地方和基层控制的最后手段。既然道义的、法律的权威早就失效了，地方和基层干部之所以还服从上级，是因为有利可图。一旦无利可图，甚至还要冒风险，动辄受罚，地方干部就要为自己打算了。 我注意到另外一则消息支持了这个推论，这条消息就是，《南方农村报》的一则报道"粤西青年会兄弟会遍地开花 校长也入会"。 这则不太引人注意的报道其实告诉我们今日中国农村基层已经出现的一个重大趋势，就是无视甚至凌驾于政府权威之上的秘密组织正在快速发展。由于政府权威的急剧衰落，一些原来依附于中共权威的官员和富人，为了自我保护而纷纷组织和投靠这些非法机构，从而使得中共当局的权威在基层社会面临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挑战。 该报道所涉及的农村秘密组织就是在粤西一带看来已经相当普遍的所谓"青年兄弟会"。从报道的内容来看，这些所谓的"兄弟会"其实是乡土权贵的联谊组织，是在本乡有势力的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来自保的一种手段。这种组织没有政治主张，却有替代中共基层政权的自然倾向，从而威胁到了中共政权在基层的权威。 正因看到了这种威胁的不断增长，粤西政府最近采取行动解散当地的青年兄弟会。从报道看，这一举措在地方引起了争议，也就是说引起了反抗。虽然从形式上，中共完全有能力让这些兄弟会解散，但实际的结果很可能是逼这些组织转入地下，逐渐走上与当局对抗的"黑社会"之路。 我们知道，在合法权威失灵的时候，黑社会的一种功能，就是替代政府维持地方秩序。粤西"青年兄弟会"遍地开花，是中共政府在基层普遍失灵的一个明显的证明。 除了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地方和农村治理面临的危机，上述两条消息没有遭到中共新闻审查机构的封杀这个事实，也传递了重要信息。因为此类消息在过去通常是被当作不利于稳定的消息被"和谐"的，而现在竟然在官方媒体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公开报道，并不能反映当局对解决这类问题有自信，恰恰相反，这说明新闻审查官们自己都认为封锁这类消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也就是说，新闻检查官们很清楚，他们已经无法遮掩，更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开始乱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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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3 06:32 PM PDT 
香港记者吕秉权多次接受访问，包括在本台节目《刘云会客室》讲及中联办如何粗暴干预香港的新闻自由，其实这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这几年来中共不但控制香港有关民主自由的新闻报导，对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统统不放过，更从多方面去消灭香港人身份以及「香港」的主体意识，全因这一切，终于在香港爆发激烈的「中港矛盾」。
中共对香港的渗透是多方面的，简单而言，就是所谓「中港融合」，即香港「被溶入」中共的制度之中，大至官员任命，小至译名用词，中共都要偷天换日，把一切原有香港的沿用的废除；在中共的威力之下，可以令香港那些名义上是商业运作的传媒机构，一夜间把原本叫了几十年的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堡」，全部改为大陆的叫法「伊斯坦布尔」；简单的「改善民生」，偏要改为「加大力度改善民生」；用了几十年的美国维珍尼亚州，偏要改为「弗吉尼亚州」，甚至香港人坚持叫的海参崴、伯力、海兰泡、库页岛等中国沦陷于俄国的失土，护党卖国的中共代理人偏要改为大陆媚俄的叫法──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以及萨哈林岛；亦因此很多在香港多年来「爱国不爱党」的老爱国人士来说，中共近年的行为，令他们醒觉到中共在香港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把大陆特别是西藏的一套重演一次而已；就有如中共要在广东一带灭绝粤语，在上海灭绝上海话的一套，中共口说不会强推简体字，实际上却已经不断「以简代正」；中小学强制普通话教中文，就是要改朝换代，令普通话变为香港的主流。 很多来自大陆的朋友为了短期的方便，希望香港变得和大陆一样，说普通话，写简体字，却没有想过这其实是做了中共的帮凶，又或者对中共的目的不在乎──「全国不也是在说普通话，写简体字吗？」他们也不在乎，即中共当然不止是改变语言这种载体，而是在执行希特拉的「消灭民族」政策──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即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当香港的文化、语言以至香港人本身都被消灭，变成和大陆一样。那么所谓中国的最后一扇窗也会消失，甚么民主中国的幻想也只会更遥不可及，因为中共目前控制的最后一块自由土地，都将变得和大陆一模一样，只卖不安全的产品食物，同样被中共的高官特权横行，那么一般人到时去哪儿买安全的尿片奶粉，去哪儿买无毒的柴米油盐呢？ 记得早十年八载台湾的民进党宣传台独，很多香港人却民族主义上脑，反对台湾独立，通常基于两种心态：1. 中国应是大一统 2. 如果连「民主中国」──即台湾的中华民国都「放弃」中国，那么其他的苦难中国人何去何从？事实上当时的香港人以至中国人都没有想过，一个自主的台湾政府，才是对中共的最大威胁；当台湾被统战，被渗透，被「大陆化」，那么在中共治下的人民，才是苦难的开始。当年的「两岸矛盾」，就是今日「中港矛盾」几乎一样，如果连香港也完全沦陷，对说粤语的广州广东一带，必然是一场更大灾难的开始。有人以为「中国没有民主，香港也没有民主」，其实应该改为──「香港没有自由，中国就必然没有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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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3 06:07 PM PDT
（原题：习总生日和他的"中国梦"）
至于习近平的这趟美国加州之行是否真如外界报道中所说的"亲自用自己的专机把薄熙来的独生儿子薄瓜瓜接运回国"，笔者表示严重怀疑。怀疑的理由之一，报料这一"内幕消息"的人士分析习近平此举的目的就是要效法中共前"第一夫人"王光美女士生前的无比宽容和极限豁达，发誓要象王光美女士善待毛家后代一样善待薄熙来之子，但事实上薄熙来入狱之前与习近平的全部矛盾内容不过是狗眼看人低，从来看不起他习近平，这等程度的矛盾和毛泽东当年之于王光美的杀夫之仇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严重怀疑的理由之二，相信习近平用专机接薄瓜瓜从美国返京的人士认为习近平对薄瓜瓜仁慈的一手，彻底收买和折服了薄家。薄熙来认罪的条件，可能就是让瓜瓜回家归队，不诛连九族。但事实上是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加州的当天，已经在哈佛大学完成上半年学业的习明泽也已经被中共驻纽约领馆人员陪同抵达那里，等待与父母一同回北京欢度暑假。在中共政权的红二代、红三代成员里，无人不知薄熙来公子薄瓜瓜的外号是"薄冠希"，不但比那个香港电影人陈冠希还要滥情，而且专对红色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们"放电"。如果此说是真，那么别说彭丽媛，就是习明泽也绝不会同意自己父亲的专机上坐进一个恶名昭彰的薄瓜瓜。 笔者过去曾为本专栏撰写过《风景这边独好，为啥都往美国跑？》一文，想必这也是包括习明泽在内的所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享受着"清凌凌的水来蓝格滢滢的天"而乐不思蜀的所有红三代们对习近平"主体思想"不甚理解的地方，所以这次习近平把奥巴马灌晕了之后令他不得不相信的所谓"'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说法，很可能就是习近平在此之前对自己女儿答疑解惑之内容。不知道英国人是否也喜欢作梦，不然的话，习近平未来去英国访问时，肯定也会当面告诉英国女王或者英国首相：虽然你们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我们的天是乌的，水是浑的，但"'中国梦'和'英国梦'（依然）是相通的！"。 无论英国女王和英国首相是否会相信如上说法，毕竟都还是未来时，而已经发生过的则是习近平从美国加州"载誉而归"后即赶上了自己六月十五日的生日。中国人都知道六十岁在人的一生中的特殊意义，更何况这又是习近平登基之后的第一个生日，若放在其他独裁专制国家，早就应该是举国欢庆了，无奈先帝毛泽东生前有令"党内一律不得祝寿"，所以习近平本人也只好不准内部人士大肆声张。其实习近平也是大可不必，先不要说自己的前前任江泽民退位之前已经撂下了"与时俱进"的政策标准，所谓的"两个凡是"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即已经被彻底否定了，更何况先帝生前虽然曾经亲笔签名表示死后坚决遵守关于党内人士死后一律送进焚化炉火葬的规定，但如今不是把自己天天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维持"死而不朽"嘛！ 不过呢，即使党内不能祝寿的禁令仍然被习近平决定继续恪守，兄弟党之间还是可以彼此进行的。于是，中国国民党的前任主席、现任名誉主席吴伯雄代表中国国民党现任主席兼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亲往北京向习近平献上了最美好的祝愿（见图），溢美之词之中是否有中共领导人最习惯、最受用的"万寿无疆"，以及祝寿礼金的数额官方的正式报道中都没有提及，笔者也不敢在此妄断。
除了兄弟党中国国民党之外，另外一个抢着祝寿的兄弟党则是中国人民的友好邻邦朝鲜人民无限拥戴的朝鲜劳动党，朝鲜自己的官方媒体对外公开报道说：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兼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兼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三代最高领导人金三同志向伟大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习近平同志无比热烈地祝贺六十大寿。公开报道中没有出现的内容是在金三同志亲笔起草的祝寿信中，金三同志热情讴歌了习近平同志所做的"中国梦"，称其与金二（正日）同志前不久给金三同志的托梦内容极为相似，都是要让父辈们用流血牺牲换取的红色江山变得更红更红。 另外一个给习近平祝寿的重要人物至今未见外界报道中提及，那就是俄国现任总统，中国共产党的前兄弟党俄国共产党的前党员普京同志。中共官方只报道了习近平与普京通话的消息，说习近平向普京保证"我珍视同普京总统的个人友谊和相互信任"，通话的时间是习近平生日的当天六月十五日，毫无疑问是因为普京先打了祝寿电话，绝没有可能是习近平在自己的生日当天先主动给普京打电话，提醒他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然后问他"你愿意表示一下祝贺吗？" 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据信是没有给习近平祝寿，原因是习近平因为害怕六月十五日当天接祝寿电话会接到手软，所以没有提前告诉奥巴马自己的生日是哪月哪天。 另外值得一表的是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形象代言人郭美美小姐与"中国梦"的形象代言人习近平总书记是同一天生日。因为这位郭小姐坚称自己"爱国民主人士"，中国红十字总会虽然是正省部级，但她郭美美本人并不是该总会的党内负责人，所以搞公开大型祝寿活动并不违纪，活动中郭小姐特别强调外界所说的关于她有五十亿人民币存款的说法有所夸大，五十亿的数额尚还是她的"中国梦"，目前的银行存款金额有五亿就不错了。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共党内不提倡祝寿，但爱戴习总书记的中国人民还是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心意的。因为习总书记六月初访问墨西哥时特别提到了中国足球正在进步，深受鼓舞的中国男足决心在总书记生日六月十五日当天奋勇作战，用最好的成绩报答领袖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足球打气的深切恩情，但不幸一比五输给了世界足坛排名在第一百好几十位开外的泰国队，据说输球的最主要原因是泰国队没有派中国队熟悉的主力队员上场，而上场的中国主力队员对泰国上场的菜鸟队员们的踢法实在陌生。据闻此事发生之后中宣部已经紧紧急下令不准媒体渲染球迷们要求国足总教练辞职谢罪的"不理智情绪"，幕后的考量相信读者和听众们都已经明白：足球梦破灭了你们就逼着总教练下课，那"中国梦"幻灭了你们还不得逼着总书记下台？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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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3 06:04 PM PDT
斯诺登事件沸沸扬扬，有人称他是敢跟美国对抗的“英雄”，有人认为他是个“叛国者”。但其实这两者他都谈不上，他只是一个极为自恋、风头欲发狂的坏蛋（villain），这起码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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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3 05:28 PM PDT
毛泽东不仅颠覆了国民政府，还颠覆了共和国联合政府，文革时，他带领红卫兵颠覆了中共的党中央，习时代，从魔盒中释放出这样一位千古魔头，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习释放出毛泽东魔盒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关于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近期《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亦称，习借邓小平之口说，为什么不能否定毛思想，因为那样会造成天下大乱。
我们看到，左派与右翼都在一厢情愿地描绘习近平，习接班之前，海外网站就盛传，习将废止毛思想，一些重要讲话表述，将从邓小平理论开始，而现在，左翼力量却出乎意料地成为表演主角，甚至有盛嚣尘上的气势，上有习近平对毛当政三十年的肯定，主流媒体呼应，民间有毛左们对茅于轼等人的围攻，对正常学术活动的威胁性阻挠，甚至打着毛的旗号、举着毛与习的大照片走上街头。
习近平关于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论，媒体称他释放出了毛魔盒，这意味着习将正视毛泽东的中共史呢？还是习在利用毛左以制衡右翼关于政改的压力？或者是迫于左翼的压力，通过一些政治表态，以获得体制内外红二代及左翼的支持？
毛被从魔盒中释放了出来，习就应该勇敢地面对历史真相。
直面真正的毛泽东及其思想
革命即暴力颠覆，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这样，持续半个世纪以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系统全面的颠覆。
井冈山时期，毛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农村暴力土改路线，通过暴力平均土地，使农民获得地权，并剥夺地主财富，这样既解决了红军的军费，又获得了农民支持，大量农民子弟加入军队。数百年形成的农村宗法社会与财富分配方式完全被破坏，连同被破坏的还有道德与信仰生态。这些地主富农们，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先富起来的人，如果土地集中造成贫富分化，那么，按照后来国民党的土改政策，是政府赎买地主土地，由农民耕种，但毛却执行共产国际暴力土改方式，使暴力方式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撕裂社会，也能造成巨大的动力，在战争时期有利于战争动员与资源汇集，它使社会成为一个非人的社会，法律与道德传统被毁弃。
如果习认为井冈山时期毛的暴力土改思想是对的，以暴力剥夺乡村富人的方式是正确的，那么，是不是还可以再来一次暴力土改？如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放弃暴力改变社会的思维，那么，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当时就可以建立起来。国共无休止的内战，就不会发生。
延安时期，毛与中共的思想与普世价值是一致的。由于美国的参战及美国对华援助，毛与中共看到了美国精神与美国制度。通过笑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我们可以看到1941－1946年中共延安时期领导人讲话、访谈、主流媒体社论与评论、会议报告，中共的延安价值追求关键词是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共和、军队独立。
中共誓言，自己不会搞一党独裁，毛泽东与黄炎培谈到历史兴亡周期律时，坦言，中共找到了解决历史周期律的钥匙，就是“民主”。
毛背叛了中共的延安誓言
但1949年建政之后，毛在几年的时间里，开始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成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对象从官僚资本主义，改为工商业者、民族资本主义、并将土地从农民土地收归集体所有，通过反右，将知识阶层（5－60万人）几乎是毁灭性地打击，联合政府被解体，一党专制成为现实。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归集体所有之后，更是造成三千多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激进的超现实的社会主义化，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使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成为公社的农奴。
五十年代党天下开始演变为毛天下，党和人民都是虚的，能做决断的，不可能是所有的人民，也不可能是全体党员，当毛能控制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时，毛就实质性地控制了整个政党与国家。毛实质性的改变或颠覆了国体，共和国的联合政府被消解，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一个领袖的“思想”。甚至让学校不再学习宪法，而改学政治，也是通过领袖给各位领导的一纸书信，就达到了目的。在不同场合，毛均表示，宪法无用。
宪法是政党、政府与人民的契约，是共和国之本，也是联合政府的制度保证，毛将宪法视为一张废纸，共和国与人权必然没有存在的基础，洪水猛兽一样的文革灾难也就成为必然。
到了1966年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文革开始，毛泽东炮打了中共的司令部，他通过新的无产阶级红卫兵，通过他被塑造出来的神圣地位与超级影响力，绑架了中共中央，迫使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五一六通知时它直接隶属中央政治局，而在十一中全会决定中，它已是常设性的最高文革领导机构，它只接受毛亲自指挥。
毛泽东颠覆共和国联合政府体制之后，成功颠覆了中共最高权力，毛泽东带领文革领导小组，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共产党组织都被文革领导小组取代。毛泽东认为，党已变质腐败，所以要废弃共产党行政体系，建立领袖与人民直接关系的二元政治体制。
毛泽东一生一以贯之的思想与方式是什么？一是斗争思想或斗争精神；二是追求绝对的自由或无束缚的生活，包括不受法律束缚，不顾传统道德与人性人道；三是革命实用主义精神，为了追求胜利，动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
如果习时代继承这样一位导师的思想，中国梦，只会带来另一场文革噩梦。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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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3 05:12 PM PDT
毛、邓、江从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到最后只剩下"三个代表"，这种从狂热梦幻中的多数，到冷酷现实中的少数的转变，勾划出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计量政治学"（polimetrics），一听便知是从"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衍生而来。自"科学主义"在近代盛行以来，自然科学向物理学看齐，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看齐。社会科学中，因为经济学是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标兵，所以社会科学也要向经济学看齐。就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那样，政治便学经济，"计量"起来。是为"计量政治学"。
例如，美国选总统，政治学家便要"计量"一番。通过随机选样、试卷问答、编码量化、数据分析等程序，他们能准确预测谁成为当选总统。中国不选总统，计量政治学，自然没有用武之地。但中国有另一类"计量政治学"，这类"计量政治学"与西方不同，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迄今为止，因学界尚无系统研究，笔者不敢信口开河，妄作论断。所以，在中国计量政治学前，按上"戏说"二字，是为"戏说中国计量政治学"。
毛"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
毛主席时代，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时代。那时侯继续革命，运动不断。搞运动，总得有人干革命，有人被革命。多少人可以"干革命"，多少人不幸要被"革命"干，这就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计量政治学问题。毛主席亲自计算的结果，是每次运动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可以成为干革命的好人。而剩下的百分之五，则是要被革命干掉的坏人。这百分之五，通常称为"一小撮"。但问题是，毛主席喜欢的"运动"太多。每次"运动"干掉百分之五，累计起来数量惊人。所以，连毛主席亲密战友的儿子，中国最正宗的红二代林立果都看出了问题，说："一小撮加一小撮，最后成了一大片"。
其实，如果不用林立果的加法"计量"，改用除法"计量"，也有问题。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毛主席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为准，便不幸分母过大，百分之五除下来就是四千万人。毛主席再宽宏大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这四千万人中再"救"出百分之九十九，剩下还有四十万人。以毛主席的气魄，杀四十万人，本不算件太大的事。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很瞧不起，以为虚张声势，一共没"坑"几个。但毛主席的胸怀气量，自我评价又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上。为此，杀人不宜过多。所以，从这四十万中，曾否又"救"出几位，未详待考。
总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人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些被革命"干掉"的，只是"极少数极少数"败类。至于"极少数极少数"竟有几十万之多，那不怨毛主席，要怪中国人口太多，"国情"不好。但毛主席的代表大多数，也有负面影响。因为这一来，毛主席就不像他的吹捧者宣传的那样前无古人。古今中外，凡能爬上皇帝龙椅的，都声称代表全体子民。用外国话讲，这叫"朕即国家" (L'État, c'est moi)。用中国话说，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即便流年不利，要下"罪己诏"，说的还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字里行间，那胸怀气度，和毛主席差不多，代表着全体子民。毛主席因为中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毒，所以只代表百分之九十五。虽然少代表五个百分点，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毕竟明确无误地代表着大多数。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如果毛主席是位异想天开的男人，那接下来的小平同志就有点像是女人。邓小平的特点是现实却难免短视，对眼前的利益看得特别清楚。所以，邓小平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最重要的真理，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充满邓小平特色。它举重若轻，通俗易懂，简单实惠，高度概括了邓小平当政期间的时代精神。
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这就成了继毛主席的"百分之九十五"之后，又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量政治学问题。"一部分人"和"百分之九十五"不同，它的特点是不确定，可多可少，充满弹性。你说它多，它可以很多；你说它少，它能少到只剩一小撮寡头。听上去它不像多数，但又没有证据肯定它是少数。总之，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悬念。
邓小平为人沉默寡言，惜墨如金。用字遣词当然绵里藏针，工于心计，极其严谨，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你看，他既不说"让一大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做不到；他也不说"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不得人心。他讲的恰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听上去虽不多，但也没把话讲绝。因此，它让人心存侥幸，抱有幻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挤进"一部分"中去。所以，邓小平的话就像一张彩票，虽然中奖机会不大，却在人们心中引起阵阵躁动。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不怕飞蛾扑火，不惧斧钺之祸，"虽九死其犹未悔"，毅然决然地冲向"先富起来"的征途，写下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
所谓"一部分"即百分之二十
"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的谜底，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二00八年，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揭开。于先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与会者，又是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发言稿的起草人。据于先生回忆，邓小平曾交给他三张亲笔书写的发言提纲，共罗列八大问题。其中之一便有"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邓小平原话用的是"好"，不是"富"。经于先生等人加工，将"好"定义为"富"，自然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的思想。可见，在邓小平当初脑海里，"好"与"富"本无甚差别，"富"既是"好"，"好"便是"富"。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为了搞臭王洪文，曾揭发他老婆崔根娣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低级庸俗，以至讲过"钱越多越好"这类小市民的话。没想到愚夫愚妇的鼠目寸光，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设计，竟也相差无几。看来，钱这东西，真的雅俗共赏。
不管是"富"还是"好"，"一部分"究竟是多少，在形成文字的邓小平讲话中都无迹可寻。但在修改讲话稿的过程中，邓小平曾与胡耀邦及于光远多次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曾透露所谓"一部分"，指的是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头检验邓小平的目标是否达到，实在是糊涂账一笔。因为，按邓小平当年的"计量"，所谓"富"是指月收入达到人民币一百元。如按这个标准，岂止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全国人民早就都"先富起来"了。但若按近水楼台先得月，躺着便能吃尽"改革红利"的人群算，那从八十年代早期听到"先富起来"便闻风而动的胡乔木公子胡世英算起，一直算到去年先是"唱红打黑"后来自己也被打成"黑"的薄一波公子薄熙来为止，怎么算，也算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五。所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认真计较起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设计上的误差之大，实在惊人。但不管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二十，都揭出了"一部分"是少数人的老底。邓小平不愿形成文字，关起门来在"老同志"间讲讲的私房话，竟被于光远闲着无聊，掉文袋给"掉"了出来。就凭这一点，于光远足以被定为共产党的叛徒，罪不可赦。（见于光远《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 – 185页。）
三个代表十足的"那亦腐"
如果说毛主席是男人，小平同志像女人，那接下来的"江核心"江泽民就是小人。江泽民既无理想，也没有学问，为人的基本原则是"有奶便是娘"。上台后，为了表示自己真是"第三代领导核心"，也想独创一套"计量政治学"。于是，网罗帮闲，搜索枯肠，炮制出个"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是个很滑稽的东西。从"计量政治学"角度看，如果"代表"作名词用，那就是站在台上只有三位代表，如总书记、军委主席、政府总理等三位。如果"代表"作动词用，则是说台上的"代表"，只代表台下三种人或三股势力。不论哪种情况，"三个代表"都明确承认了自己属于极少数，或只代表极少数人的事实。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没想到江泽民竟一把抢过来贴在自己脸上。"三个代表"不知是哪位帮闲"帮"出来的馊主意，江泽民居然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就像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所以，在这件事上，江泽民的行为，借用他怒骂香港记者的话讲，是十足的"那亦腐"（naïve英语"天真"的意思），可笑的很。
"三个代表"的第一条，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谁是先进的生产力？是清华、北大，还是中石油、中石化？那不那么先进的、普通的、甚至落后的生产力谁代表？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成千上万进城谋生充当"贱民"的打工妹打工弟们，都不拥有"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发展方向或利益谁代表？无论从逻辑、语言、常识，还是统计学上讲，在任何正态分布的人群中，"先进"永远只可能是极少数。一个执政党凭什么只代表极少数？美国总统不可以因为"微软"具有最先进的生产力，就说只代表比尔·盖茨的发展方向。相反，他总是讲要代表大都数中等收入的或弱势的人群。
"三个代表"的第二条，是代表"先进的文化"。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什么是"先进文化"？唐诗宋词和摇滚乐，哪个先进？《红楼梦》和肯塔基，莎士比亚和抽象绘画，又是哪个先进？骂街，有人擅长"国骂"，有人喜欢洋泾浜的"那亦腐"，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比代表"先进生产力"更荒谬的地方在于：生产力至少可以有先进落后之分，而文化根本不能也不应该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是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世代相传积累起来的知识、信仰、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们各有特色，互不相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互比高低。中国有汉文化、藏文化；世界有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法兰西文化，它们哪个更先进？不要说"代表"，就是光讲"先进文化"，就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哪怕用十九世纪末的标准衡量，这种说法也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可见，所谓代表"先进文化"，其实代表的既不是"先进"，也不是"文化"，而是惊人的狂妄和同样惊人的无知。如果没有太强的表现欲，本来与其学洋泾浜的"那亦腐"，倒不如学学汉文化的启蒙读物，至少可以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
大概代表"极少数"时间长了有点心虚，"三个代表"最后一条，终于想起要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广大人民"自然不错，听上去颇像人话。唯一费解的是什么叫"最根本的利益"？"利益"本来易懂，赵钱孙李去市场买菜，要价一元，还价八毛，争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那就不仅"那亦腐"，而且扭曲价格信号，扰乱供需曲线。至于"最根本的利益"，那就如同"终极真理"、"共产主义"等东西一样，因为没人见过，无从知道是方是圆。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根本的利益"一定和"利益"不同。否则，何必脱了裤子放屁，白白加上"最根本的"四字？那么，什么是"最根本的利益"呢？莫非是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要不，就是纵容子弟，操纵股市，倒卖土地，"闷声发大财"？再不，"最根本的利益"对"广大人民"来说就是：下岗虽不符合工人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强占耕地虽不符合农民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城管打人虽不符合小贩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贪污受贿、侵吞国库虽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但还是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反正"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是否合适"。可惜，脚不会说话， 非得偏劳习主席代言不可。
如果历史到此为止，撇开制造"和谐社会"的胡主席和最近挺身而出当"脚"代表的习主席不论，光看毛主席、小平同志、"江核心"三位代表的"中国计量政治学"，由此及彼，浮想联翩，虽属"戏说"，难免"满纸荒唐，假语村言"，但慢慢梳理，细细品味，却也能悟出一点道理。从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到最后只剩下"三个代表"，这种从狂热梦幻中的多数，到冷酷现实中的少数的转变，勾划出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它体现的是红色理想主义崩溃后，向丛林现实主义的迅速蜕变。它是一个双向发展的合成，一种喜忧掺半的历史跨越，是进步，也是倒退；是升华，也是堕落。它虽有时貌似沧海巨变，天上人间，但其核心价值，却可能贯穿始终，一成不变。习主席最近号召大家"做梦"，但一碰到核心价值，便梦中惊心，睡意顿消，变得异常清醒，说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实乃一母所生，如兄若弟，断不容随意切割。可见，连习主席，也即当今圣上，都是"一成不变"论的粉丝，可喜可贺，亦可悲可叹！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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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3 05:00 PM PDT
随着习近平的指挥棒，现在兴起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反公民社会的狂潮，当年姚文元之流抡棍子大打出手之际，"复辟"还只是个幻影，如今，对党天下、党专政的否定，其潜在力量实在不容小觑。
习近平指责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很自信地领导中国共产党，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于是，又是"新三反"，又是"七不讲"，还有新的"十六条"，"男儿"们和"女儿"们挥舞刀枪棍棒，反对普世价值，反对宪政，反对公民社会，一路反过去，似乎又在展现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气魄。
习近平的逻辑与改革开放的逻辑
不过，习近平的那些话语，其体现的思想，都还算有其道理，只是，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人们，对其中的逻辑已经很不习惯了。
一曰，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时期不可以互相否定。这很自然，因为中共从来没有否定它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否定"反右"，即使对"文革"的所谓"全面否定"，实际只是否定其政治方式，没有明确否定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
至于改革开放，否定了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但没有否定中共的一党专政，没有否定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况且，近二十多年来中共已经扭转了改革的方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控制市场经济发展，以"国进民退"约束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来，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其连续性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但是，改革开放自有其内在逻辑。它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呼唤宪政民主，势必动摇中共一党专政，意味着否定改革前的中共实践。邓小平是很现实的政治家，他深知改革之不易，因而放言改革之实质为"革命"，但他又不能不回避革命的否定意味，并以"四项基本原则"束缚改革。邓小平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矛盾心理，就是纠结于否定，而习近平断言不可否定，即干脆宣告改革不可以是革命。
习近平根本不懂马克思学说
二曰，不能否定毛泽东。习近平赞同邓小平的看法，如果"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可以说，这是中共全党一致的看法。
否定了毛泽东，中共就会站不住，这个话很实在，而这样的现实，意味着中共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从容、自信地面对它的领袖的程度。
否定了毛泽东，中共的"社会主义"也会站不住，这也很实在，而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主义"依附于毛泽东，其本身缺乏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也并非什么历史性选择。
毛泽东对马克思学说，根本是一知半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崩溃之际，他以为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居然无视市场文明发展及个性成熟的实际漫长过程，领导中共生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怪胎。它在现实中缺乏经济基础，须以不断的政治运动为其开辟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官僚推行"社会主义"不力，需要社会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而外人的批评一旦比较地认真了，他就受不了，就要"反右"。而党内官僚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更厉害的"文革"风暴终究还是要降临到他们头上。
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否定"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的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若能做好这些事情，还不失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但是，中共的政治逻辑却顾不得历史的逻辑。至今，中共领导人仍然坚持一党专政而拒绝宪政，甚至堂而皇之地将世袭制改头换面，硬是塞进"共和国"体内，还恬不知耻，誉之为"中国特色"。
习近平应该知道，不敢抛弃毛泽东的衣钵，证明他不懂马克思学说，就不必总是装出很懂的模样。试想，倘若美国人否定了华盛顿或林肯，那也只是资本主义的"美国特色"会有所变化，资本主义在美国绝不会站不住，共和党或民主党都会有其政治空间。
不晓得自己心里装的是什么主义
三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认为，对共产党及其领袖，对"社会主义"，不可以全盘否定，一路否定下去，是历史虚无主义。这样扣帽子，是强词夺理。
据说，历史虚无主义属于怀疑主义哲学，而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自有其思想价值。习近平讨厌怀疑主义，不准人们对中共批判与否定，他可能完全不晓得，他自己的心里装的是一种什么主义。
中共在"文革"中曾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否认生产力性质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坚持其"社会主义"、反对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民间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批判锋芒，直指中共数十年来实践的实质，它又把"历史虚无主义"派上用场了。
习近平本来应该好好想一下，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全盘否定。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新任总书记，应该正视历史，正视现实──共产党及其"社会主义"实践，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在世界范围内遭受惨败，而即使中共接纳市场经济以拯救其"社会主义"，并有所成效，但它的一党专政、它奉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与市场的自由发展之间，仍显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
不幸的是，中共的思想理论，早已是唯长官意志论主导，历史唯心主义猖獗。随着习近平的指挥棒，现在兴起反宪政、反普世价值、反公民社会的狂潮，中共官方理论家和御用文人正在把过去的陈词滥调一样一样搬出来。然而，当年姚文元之流抡棍子大打出手之际，"复辟"还只是个幻影，如今，对党天下、党专政的否定，其潜在力量实在不容小觑。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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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7 Jun 2013 11:31 AM PDT 【新世纪特稿2013年6月17日】十八大过去已经半年多了，新的执政团队的底线立场、言论口径、行为方式已经基本上展露于众了，现在开始对他们的所欲所求、所言所为作些评论的时机也就差不多比较合适了。在这篇文字里我想就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事实作些论析，我的观察和判断不见得准确，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一、十八大关闭了政改之门 十八大召开之前，国内外希望中国政治进步的人士大多怀有一个企盼或发出一种呼声，就是十八大过后新的执政团队能够一改前任执政团队仅仅在口头上讲而在实际操作上搁置政治体制改革的状态而真正开启政改之门。然而，十八大之后半年多来的种种事实表明，政改之门在新的执政团队手里不仅没有开启，更有甚者，新的执政团队反而砰然关闭了政改之门，不仅如此，还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向世人宣示他们拥有三个自信。 支持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判断的事实有目共睹，列举如下： 其一，前任总书记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信誓旦旦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什么是老路、邪路和特色路？其内涵不用我说，想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其二，前任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宣示要“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理论影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其三，前任政协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积极引导广大委员从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的生动实践中，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其四，新任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其五，新任政协主席在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强调“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自信、增强自觉、实现自强”。“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人民政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其六，新任国家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其七，新任总理在例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避谈政改。 其八，近期5月21日《红旗文稿》发表杨晓青的《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5月22日《环球时报》以社评的形式发表《“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孙临平的《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5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苏长和的《需将西方民主从普世知识降级为地方理论》，5月29日《党建》发表郑志学的《认清“宪政”的本质》，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捷执笔的《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6月1日《求是》发表夏春涛的《思想西化 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6月13日《红旗文稿》发表汪亭友的《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等文章，矛头聚焦对准宪政、对宪政发动和摆出了围剿阵势。这一围剿宪政事件，在我看来，意味着党国与宪政这两种政体本为两物，相互之间不能兼容、必生碰撞。这一围攻宪政事件同时也是一个标志：以这个事件为起点，党国与宪政在当今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相互冲突和相互碰撞的新时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轮冲突和碰撞是由依附在党国体制上的御用文人和媒体谋划、发动和挑起的。 其九，在6月上旬举行的习奥会上，以往中美元首会晤都涉及的有关人权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都避而不谈、或不予报道；新的执政团队上台之后对外交往给世人的一个较为强烈的印象是：“中国拒绝融入大家都认同的国际体系，决定自搞一套，尝试完全以自己的方式展开政治和意识形态”。（丁咚：《中国为何在亚洲变得更孤立？》） 由上可见，作出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的判断并非主观臆想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因而，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基本准确的。 二、政改之门曾启未开 在讨论政改之门曾启未开这个判断前，我先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改之门是否启动且打开过？ 从事实和逻辑上看，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一个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的只是经济体制改革（况且这个改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还在艰难行进中），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所谓的冠以政治体制改革之名的政改，用党的正式文献中所使用的措辞表述，都是对以往政治体制的完善而非制度变革，由此，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不存在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个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曾经启动过政改之门，但一直启而未开。在这两个回答当中我倾向后一个回答或判断，支持这一回答或判断的事实依据是： 其一，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被认为是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志。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触及政治体制但在我看来还不是政治体制核心的一些表层问题，如：第一，权力过分集中。用邓小平的话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第三，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为此，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其二，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极其有限度地提出了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一是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赵紫阳在报告中说：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样，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二是提出了几个具体措施，如：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 如果用今天的目光和标准来审视赵紫阳当年在十三大政治报告里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可以说，十三大报告里所论述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与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距离还有十万八千里。 其三，从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到1987年赵紫阳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具体提出一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到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停止、取消政治体制改革，再到江泽民执政时期以及胡锦涛执政时期搁置甚至倒退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说，从1980年到2012年，时间跨度为32年，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处在启而未开的状态。其间，有人可能认为始自1980年代的村委会选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但在我看来村委会不属于政权机构，乡镇以上才是政权机构，因此，村委会选举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如果实行了乡镇长以及乡镇长以上的行政首脑的竞争性选举，这一类型和性质的选举才够得上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另外，有人可能认为始自2002年胡锦涛执政后的党内民主的呼声以及相关做法应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但人们都知道，政党的性质是社会团体，常态的政党处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因此所谓的党内民主或党内集权的增多或减少也不属于国家政治体制的范围。还有，有人可能认为始自朱�基出任总理后的1998年的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然而，国务院系统（包括18大之后的所谓的大部制）乃至地方政府系统的机构变革都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行政体制改革。综上所述，作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十八大召开前这段时间中国政改启而未开的判断，我想，是基本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基本准确的。 三、政改之门不开反闭早在意料之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十八大之前政改之门启而未开、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的判断，那么，在十八大召开前我们有没有预料到十八大过后会发生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个事实结果呢？对此，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我在十八大召开的数年前，就提出了相关预测。请看： 其一，2010年8月我在一篇题为《今后10年中国政局预测》的文字中对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改状况就做过粗略的预测。在这篇文字中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改革派与绝不派的角力必将在18大（2012年）的顶层职位分配上一见分晓：结果，改革派受挫，绝不派（太子党）占上风，中国政改随即跌入低潮。 其二，2012年的5月初，我在《薄熙来事件多面观》这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些文字：在我看来，作为“红二代”的成员一般都至少具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意识形态上与父辈保持一致，或者说“红二代”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与其父辈一样的红色的血液，或者说“红二代”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可能与其父辈相切割，或者说，“红二代”接续父辈“坐江山”的条件是紧守其父辈为其留下的红色资源。二是，“红二代”大多认为父辈“打江山、坐江山”，理所当然、毋庸置疑；而他们接着“坐江山”，也顺理成章、心安理得。……“红二代”的与其父辈红色资源难以切割以及自我感觉接替父辈“坐江山”“理所当然”的两个特点，加上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开放化、进步化的内外环境大变迁的现实，这就造成了“红二代”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态中进退失据的二难困境：一方面，红色资源正受到改革开放环境下的绿色或蓝色资源的冲击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抛弃红色资源就等于“红二代”自我断绝、自行抛弃了自己接父掌权的家族“政统” 血缘，或这就是意味着对父辈的背叛。 其三，2012年6月，我在《巴沙尔的命运逻辑——党族式接班人命运的一般规律》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什么是党族式接班人？我以为，党族式接班人是一党专制之下以及一个家族垄断党政军权力之下，通过前任统治者指定后任统治者、或通过在任加上卸任的统治者所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博弈产生的下一任的统治者。在这篇文章中我还说：我为什么不在“党族式接班人”后面加个“制”字而提出“党族式接班人制”这样一个概念呢？对此，我是这么考虑的：“党族式接班人”这一新一任统治者的产生方式或做法，还没有达到制度的水平或标准，因为，就政治和法律意义而言，制度之所以是制度，是由于它是通过公开的法定程序、以书面文本形式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行为规则，而制度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公开性、显在性、可预见性和可重复性。对照之下，党族式接班人的产生的做法和方式不是通过公开的法定程序且以书面文本形式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行为规则，更何况，这一做法不具有制度运行所必须具备的公开性、显在性、可预见性和可重复性，因而，它就够不上制度的水平和标准，其本质其实仍然没有摆脱不能公开的暗箱操作以及无规可循的特征和状态。在这篇文章中我接着又说：我以为，巴沙尔作为一个党族式接班人的命运逻辑的逻辑起点或这个逻辑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父予子权，子承父位，确保党族特权永不丢失是底线。……由此可见，把自己的党国权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并确保党族特权永不丢失是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的政治目标或政治原则。显然，这一政治目标或政治原则不仅是哈菲兹自己的政治言论和行为的底线，也是为他的继任者政治言论和行为划定的底线，与此同时，也就构成了他的继任者命运逻辑的起点。这样，巴沙尔一方面从其父亲手中接过了权杖，另一方面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保护党族特权永不丢失的政治目标和原则，同时也被划定了他的未来政治言论和行为的底线，同时他也就背上了既要维护一党专制、又要维护家族特权的沉重包袱。由此，我以为，确保党族特权永不丢失既是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的政治原则和目标，同时也是继任总统巴沙尔整个政治生命和命运的逻辑起点或逻辑链条的第一个环节。 其四，2012年10月10日，我在《这里“换届”静悄悄——写在十八大召开前》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对于这种关起门来由少数几个实权人物来确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方式，我在过去的一篇题为《关门“分饼”何时休？》的文章中，已经做了相关论述和批评。更为重要的是或更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关门分饼的做法以及这一关门闭户分配权力的方式及其赖以操作的官僚机器，对国家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不仅不能提供推动力反而形成阻滞力，因为，一个缺少政治家群体、缺少多元竞争的官僚体制、官僚体系或官僚机器，自身既没有改革自身的动力和能力，也没有改革其外部疾患弊端的动力和能力。在这样一个缺乏制约的国家官僚机器里，浪费、腐败、低效就成了这一机器的必然产品，因此，在此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针对中国社会千千万万关心国家大事、寄希望于这次党的代表大会能够给我们中国政治制度变革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的人，我以为，他们的愿望必然要落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如此庞大笨重、运转长久的官僚机器，是不可能产出这些变革结果的，这是官僚机器的特定的功能和属性。对于我的这个超前判断，我以为，这是有着充分的学理的以及历史经验的依据的（十八大后面对改革退场、缺位我将作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因此，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国家的变革和进步，我们不能幻想着依靠官僚机器中的某些掌权人的恩惠布施，而是要靠我们自己每个追求公民生活的个人和群体基于我们自己的各项权利去抗争、去争取。我相信，只有理性的、非暴力的维权抗争，才是推动我们国家和社会不断向前进步的第一动力！ 其五，2012年11月底我在《一个民众眼中的十八大》一文中指出：针对十八大召开前以及十八大召开后海内外、国上下对十八大作出的希望诉求和失望反应，在我们对之作出同情性的理解的同时，我总觉得，在我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十八大的召开只是这一制度格局下的一个平常的历史事件。在这一政治格局下，它不可能在政治制度的变革上有何本质性的突破和跨越。人们对之倾注过多希望或施加过分解读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对于这一点，我在我的拙作《写在十八大召开前：这里“换届”静悄悄》一文中已经做了初步的论述。总而言之，在我这样一个民众眼中，十八大的召开不可能是当代中国政治演化长河中的一个惊涛骇浪，它只能是也只不过是这条正在流淌着的河流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或水滴。 令人遗憾的是，十八大过后果然不出我的意料，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结果有力支持了我此前所作的预测的准确度和超前性。 四、政改之门不开反闭原因探寻 各位读者在阅读此文的时候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在上文提到，我在《这里“换届”静悄悄——写在十八大召开前》这篇拙作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十八大过后面对（政治体制）改革退场、缺位我将对之作系统的分析和论述。现在已是2013年6月份了，十八大过去已经半年多了，政改之门也已经宣告关闭了，这道自己给自己布置的作业题也该完成了，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要写这篇选题为《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文章的原因或理由。 是的，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已成为不争事实。那么，对此有人肯定会问，为什么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不开反闭呢？是呀，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呀，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谓是一问中的、直击要害。对于这样一个要害问题，就我来说，不能回避，只能面对。回读上文，各位可以看出我在“政改之门不开反闭早在意料之中”部分（请见上）中对此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例如我对“红二代”的两个特点、党族式接班人方式以及官僚制的分析，就是对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为什么不开反闭原因的初步探寻，但这些探寻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为了能够比较系统、比较集中地回答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选择几个在我看来比较重要之点，尝试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尽可能深入的、有说服力的探讨： 其一，新的执政团队的权力来源的链式锁定 对于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为什么不开反闭这个问题，我选择从新的执政团队权力来源的因素切入分析，那么，新的执政团队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在着手回答新的执政团队权力来源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前任党魁毛泽东个人及其后继者们权力来源的历史事实，这样做也许对我们理解新的执政团队的权力来源因素是如何像一条锁链一样制约了他们即使在执掌大权过后也不能开启政改之门的事实会有一些帮助。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先生的个人权力是怎么来的？或者这样提出问题：毛泽东先生的个人权力是从票箱子里面出来的还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众所周知，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先生自己早就做了明确回答：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非是票箱子里面出政权！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表述，我以为他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部分而非问题的全部。就毛泽东先生的个人权力而言，显然，一方面，是他用枪杆子从蒋介石国民党那里抢过来的；另一方面，是他通过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从他的“同志”们手里夺过来的。所谓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与王明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最后一战。以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为标志，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职权地位开始进入了一个独断专行、称孤道寡的状态。 毛泽东在夺取和巩固了党政军的最高职权、地位之后，他将考虑采取什么方式实现他之后的权位更迭或权位移交呢？或者这样问，他是采用党内公开公平竞争竞选的所谓“党内民主”的方式移交权位，还是采用所谓的选择和培养接班人的方式移交权位呢？显然，毛泽东从未考虑过采用党内竞争性的选举的方式移交权位，而是采用依据他的个人意志自己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方式来移交党军国最高权位。从1945年中共七大“黄袍加身”、“面南称孤”开始到1976年撒手西去为止，毛泽东以前无古人也可以说后无来者的“千古一帝”的心机手腕，在延安古城中以及北京红墙内导演了一幕幕废立“东宫太子”的闹剧和悲剧。 往事悠悠，犹如昨日：在延安，毛泽东以刘少奇力反王明拥立其为“主公”之殊功初立刘为“东宫太子”即所谓他的“接班人”。到了进入红墙之后，毛泽东渐起废黜“太子”知心，并以“太子”之位为诱饵利用高岗欲废刘少奇“太子”之位，不料事败，高岗自杀，毛泽东遂暂停废黜“太子”之举。数年后，毛泽东决志再行废黜刘少奇“东宫太子”之事，则又以“东宫太子”之位为诱饵利用林彪废黜刘少奇，林彪上钩，刘少奇被废，林彪则“名义上”填补“太子”之位。 数年后，毛泽东又起再废“太子”之心，决意废黜林彪“东宫太子”之位，林彪不敌毛泽东，终被废，林之后，“太子”之位暂缺。其间，传毛泽东欲立王洪文为“太子”，但王洪文南柯一梦，不久就被毛抛弃。此时，毛泽东已是风烛残年、强弩之末。林彪死后，毛泽东设想以邓小平为“军师”辅佐江青、令其与江青合作共扶毛氏江山，并设想在其死后江青仿效“吕后”当政，日后以江青为“二传手”最终把权位归还毛氏正宗传人毛远新（见辛子陵《毛泽东以秦皇自许要从党天下向家天下过渡》——《毛泽东的皇权专制主义》序言），从而实现毛泽东谋划已久的真正的传位目的。但邓小平不甘“军师”之位、辅臣之职，加上江青既无君王之能、又无吕（后）武（后）之术，邓很快便与江闹翻而被毛加以“右倾翻案风”之罪名再次罢官贬弃。此时之毛已是奄奄一息、油尽灯枯，无奈之下只好托付华国锋代管权力，毛泽东驾鹤西去过后，江青随即要从华国锋手里索回权力，此时的华国锋已无毛活着时候的直接驭使、操控、钳制，便不听从江青的颖指气使，为求自保遂与元老派联手以用非常手段即所谓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被毁灭标志着毛泽东生前所设定的传位大梦彻底破灭。从这场始谋划于延安后操作于红墙的由毛泽东一手导演、上演的废立“太子”的闹剧和悲剧看，毛泽东如此行事的目的大致可能有三：其一，自己要终身为君不愿意“太子”在他活着的时候提前“接班”而使其提前“退休”、“退位”而成为李渊式的太上皇；其二，不仅要终身为君而且要终身做实君，即：拒绝充当虚君充当花瓶而大权旁落；其三，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以降的这些“东宫太子”或“接班人”都是“二传手”，他的真正目的就是通过这些“二传手”把大位最终传给自己的毛氏家人，以彻底避免斯大林式的死后“掘墓鞭尸”式的悲剧的发生，因为他相信，只有自己的子孙才不会背叛他自己。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与据传是陈云后来说的主张要“太子党”接班掌权的道理同出一辙。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仿效“太祖”毛泽东，故事重演，先是通过党内斗争斗倒华国锋而自己执掌党军最高实权，然后使用手中掌控的党军大权正式废黜新君华国锋，然后立自己以及元老们选中的胡耀邦为代君。然而，胡耀邦不甘作代君、儿皇帝，欲做实君，我行我欲，此举随即违逆上意，邓小平等元老借整治“学运”、反自由化之机将其废黜，随后继立赵紫阳为代君；无独有偶，赵紫阳亦不愿做代君、儿皇帝，步胡耀邦后尘欲做实君，此举又违上意，遂又被元老们籍镇压“学运”之机被废黜。出于偶然，赵被废后，据传在某元老的力荐之下再立江泽民为代君。立江泽民为代君之后，邓小平不禁仿效当年的毛泽东且发展了毛泽东，在感自己生命几尽、来日无多之时，据传隔代指立“太子”，以胡锦涛为“储君”，以防止和避免在他死后江氏继而仿己效毛，恋位弄权、故事重演。 邓小平过世之后，据传，江泽民确实欲仿效“太祖”毛泽东、“太爷”邓小平（尽管“89事件”中有人把邓比作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但邓是“男儿”，称其为“太后”尽管是比喻仍觉得不妥，称其为“太爷”可能比较妥当），据说欲废胡立曾，但未得逞；后又据陈良宇案爆料，江欲立陈十八大出任总书记。但天有不测风云，陈性骄纵，言行轻狂，触怒至尊，东窗事发，获罪入狱，江的这一“立储”谋划随即告吹。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最后揭幕以习近平先生为首组成新的“接班”阵营、团队，只要是明眼人一看便知，习近平先生及其团队的权力来源既不是他们自己拿起枪杆子打天下得来的，也不是他们通过党内斗争斗倒“同志”得来的，更不是他们在党内民主的平台上通过竞选从票箱子里得来的，而是中共顶层现任巨头和前任元老之间根据他们各自的利益斗争与妥协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接过权棒的最高执政者及其执政团队上任伊始就宣告要搞政体改革，这对于授予他们权位的前任巨头和元老们来说，无异于是过河拆桥、忘恩背叛。道理很简单，所谓政改就是要把现存的这些巨头和元老们包括现任执政者们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为改革对象，把这些垄断特权和既得利益改掉代之以公平正义。然而事实上是，权力从哪里来就受制于哪里。指定而非选举的权力移交方式之下产生出来的权力继任者，从前任手里接过权棒的同时也就等于从前任手里接过制约自己的锁链。对于这个道理，我在此前分析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命运逻辑一文里已有论述。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选择现任党国最高执政者及其执政团队的权力来源这一要素作为理解或解释为什么十八大过后我国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现象的第一个元素或要素，我以为，还是比较妥当的，也是有些说服力的。 其二，党国体制内各种势力既相互倾轧又相互捆绑，为保自己先必保党，为了保党必然求一伐异、循旧守成、不越雷池 记得2010年我曾以《中国官主制及其特征分析》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当我们面对杂乱无章、变化莫测的社会政治现象时，如何认识和评判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类型和性质，肯定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严肃的工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属于什么类型？其性质又是怎样的？或者我们换一种方式提问：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神主制？或是君主制？或是党主制？或是民主制？或是官主制？或是其他的什么制？在考察和分辨了以上列举的几种体制过后，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其表为党主制其里为官主制的观点。近几年我对这个问题又作了一些考察和思考，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有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我以为，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要使用一个名称来命名的话，“党国体制”这个名称对其还是较为合适和恰当的，只不过，在“党国体制”这个名称之前似乎也应该加上“中国特色”这样一个前置词，以便将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与纳粹德国的党国体制、前苏联的党国体制以及孙中山和两蒋时期的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区别开来。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呢？或者这么问：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有什么特点呢？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那么，什么是马列主义呢？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准备系统、全面论述什么是马列主义，我只想选择马列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政治哲学部分作一粗浅的逻辑分析，不过，在中国政治理论界（尤其马学界）无论是“马学家们”还是非“马学家们”都几乎都不使用或很少使用“马列主义政治哲学”这个概念，他们通常用 “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提法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提法。那么，什么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呢？以我肤浅的观察和思考，我以为，马列主义政治哲学呈现出以下这样一个逻辑状态： 1、马列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或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元概念是阶级而不是人或个人。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要划归一定的阶级，都是一定阶级的一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里只有阶级没有个人。 2、沿着这个逻辑起点或基于这个元概念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里不存在人或个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里就不存在人的权利或人权；同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里只存在阶级，那么，如果还有什么权利的话，马克思主义认为那也只是阶级的权利；在以资本为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权利而没有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权利，而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既然人权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反人权的。 这样，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与人权政治哲学就形成了针锋相对：人权政治哲学以人或个人为基石、起点或元概念来构建以保护人权和限制特权为目的的道德、制度和法律；在人权政治哲学那里，人或个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在我的写作中我一般都不使用“阶级”这个词，因为对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和划分方法我是不能接受的）阶层、财富状况、教育程度、种族、宗教、民族、国别、地域、肤色、智愚、美丑、高矮、胖瘦、壮弱、长幼、男女等有何不同，但他们在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基本的底线上统一、同一或平等了起来，而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以阶级为起点、为基石构建的“道德”（实际上以阶级为基石构建的道德都是伪德或恶德）、制度和法律无数历史事实无不告诉我们，都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剥夺和侵害，与此同时无数历史事实同样告诉我们，只有以人或个人为起点、为基石构建的道德、制度和法律才维护了人的尊严和利益，对于这个事实和道理，如果马克思还活着的话，我想，他也是没有办法予以否认的。 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阶级为本位，根据它的阶级划分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由于在财产所有权上的对立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的对立，这样，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国家里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就是阶级斗争乃至阶级之间的战争；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中，一开始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面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无产阶级以自身为武器，组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通过捣毁机器、罢工罢市、街头游行乃至拿起刀枪诉诸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4、在阶级、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机器；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且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无平等、自由可言；整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不存在和平，始终都处在冲突、动荡、斗争和战争之中。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平等、自由、法治、和平荡然无存，整个世界都处在阶级矛盾、阶级对立、阶级斗争之中。 5、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那里，不仅平等、法治、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是骗人的，同样，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也是骗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在无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实质是民主集中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这样、群众服从领袖；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是一党专全民的政，领袖专全党的政，最后，全国大大小小单位的“一把手”都演化成了大大小小的独裁者。 6、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其社会历史学说之上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唯物论的机械论以及超验论的宿命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扩展和运用，其表现是：马克思根据所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人类历史的五阶段说。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也是人类历史的终点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它的政党——共产党，领导和组织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权力，然后依托暴力和权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这个冠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一直要专政到共产主义实现为止，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超验的宿命论的乌托邦——谁也不知道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更不知道人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这个冠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就冠冕堂皇地有了一个独占政权、无限期执政的依据。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的构想与秦始皇的以他为起点的独霸天下、万世一系的欲望和梦想形虽异质却相同。 7、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阶级为本位，把平等、自由、民主、法治视为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专属物，它要用所谓的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取代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用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取代资产阶级的多党竞争，用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取代思想、言论的多元化，用单一制取代联邦制，用党化教育取代国民教育或公民教育。如此种种，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如列宁，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这些主张和信条全盘照搬、继承，而且变本加厉，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这些主张和信条推向了极端，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篇文章里较多偏向使用“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政治哲学”而较少使用“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提法的原因所在。 马列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的后继者们，如斯大林、毛泽东更是把马列主义的某些教条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选择，为己所用；事实上，马列主义在当今中国就如同孔孟之道在古代中国一样，完全是一枚被垄断、特权、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私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棋子；在当今中国，独占、垄断、既得利益集团正在利用马列主义这件外衣来掩盖其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他们正在使用马列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工具来打压各种对其发起批评和抨击的不同意见和声音。 第二，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从其理念渊源来看，有的学者将其回溯到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精英主义、中国儒家的“性三品”说、卢梭的“公共意志”以及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的政党专制说；从其历史摹本来看，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直接脱胎于中国古代的家国体制尤其是秦始皇的“霸天下”模式（吴稼祥语）；由于党国体制的排他性、独占性（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你死我活），党国体制中的政党不论其在朝还是在野都相当于江湖中的帮会、会党、黑社会以及朝廷中和各级官僚机构中的朋党；在近现代，党国体制的典型样本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希特勒的纳粹党、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以及斯大林的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一开始发端于会党（兴中会），后来演化为具有现代政党意义的政党（宋教仁时期），只是到蒋介石时期才将其拨弄为党国体制；但蒋介石的党国体制与共产党的党国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蒋介石的党国体制的目标是孙中山制定的宪政民主；其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权哲学；只是依据孙中山制定的宪政民主三阶段构想，在实行宪政民主之前有一个训政期，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党国体制赖以存在的依据仅仅是在训政期；而共产党的党国体制与国民党党国体制在各方面绝对相反：共产党的党国体制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其政治哲学基础是反人权的马列主义；其垄断执政地位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由此可见，国民党走向宪政民主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共产党走向宪政民主必然要经过一场要么是由现任执政团队自己主导的自我革命、要么是由外力发起的制度变革。 扪心自问，我是多么希望当今执政团队能够发起一场由自己主导的顺应时代大潮的自我革命，希望他们从现在起，不要再说什么“三个自信”这样一些不着边际、莫名其妙的话了，不要再讲什么“不搞西方那一套”这种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话了（因为马列主义、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都不是中国的，都是西方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会对现行执政者们（即现存特权、既得利益集团）自己有利、对党有利、对国家有利（这点从当前的外交困境可以看出），才会对民众有利，否则，就会对执政者、党、国家、社会和民众带来无法预测的危机和伤害。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三个自信”、“五不搞”（据说还有“七不讲”）的宣示之下，我们怎么都看不到现行执政团队有任何的进行以自己为主导的自我革命的迹象、可能和希望。 根据连年来我对党国体制的肤浅研究和认识，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的核心是主权在党而非主权在民，其本质是主权在党之下的主权在官；中国特色党国体制之中的党与其相关的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简单而明显：1、党在民上，2、党在国上，3、党在法上，4、党在政上，5、党在军上，6、党外无党；由此我们就会十分容易地理解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为什么会如此敌视宪政民主以及人权哲学了，因此，当前中国言论界关于宪政的争论以及中美关系中有关人权的分歧，就是中国特色党国体制之下的必然会产生的现象。 第三，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生命力逐渐耗竭的权力体系，它集家天下，帮会，官僚机器的所有特点、缺点于一身；中国特色党国体制的内在逻辑是：党官们以保己为底线、出发点，为了保己然后保党，保党的目的是为了保己，最后才假模假样地说是为了爱国、为国；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支配之下，中国特色党国体制内部就必然形成了一种为了保己先必保党、为了保党必然求一伐异、循旧守成、不越雷池的状态；中国特色党国体制体系内各派势力尽管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打斗、相互撕咬，但从整体看，他们的利益又是相互一致、相互捆绑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刘晓波和薄熙来都进了监狱、而十八大过后政改之门为什么不开反闭等现象，就会比较容易了。 其三，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的人性特点有利于党国体制的滋长和横行 2010年7月，我在一篇题为《中国人品性的缺点及其改良的可能和必须》的文章中粗浅讨论了一下中国人的人性特点，在这篇文章中我写道：中国人的品性有没有缺点呢？肯定有。不仅有，而且很大。我曾经把古中华人、古印度人和古希腊人作比较，发现，在对待现世物质利益的态度上，古印度人超脱，古希腊人适中，古中华人贪嗜，由此我得出古中华人的“利在义上”、“化道为术”的物欲实利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结论。中国人讲不讲“道”呢？讲。那是当他受到压迫、践踏的时候才讲。如果是他在压迫和蹂躏别人，他是不用讲“道”的。 那么，为什么相当大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如此低下、正义感如此薄弱呢？对此，近现代国内外许多学者都作了一些探讨和分析，最后，有一点是大家都比较认同的，就是中国人的祖先没有生发出属于自己本民族的宗教。宗教信仰以及宗教道德和伦理的的缺失，尽管不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道德水平较低、正义感较弱的全部原因，但也应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大家可能都知道，佛教里的五戒与十善对其教徒的道德伦理生活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其五戒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据说，这五戒是佛门四众弟子的基本戒条，不论出家在家都必须严格遵守。十善是指：不杀生、不偷窃、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语、不拍马、不贪婪、不恼怒、不背离佛法。 基督教里的摩西十诫同样对其教徒的道德伦理生活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摩西十诫的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戒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条，“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伊斯克兰教尽管没有如同佛教和基督教那样的戒律，而伊斯兰教的八大禁忌与佛教和基督教的教律对其教徒的道德伦理生活的限制和约束在作用和效果上是完全一样的。八大禁忌之一是饮食禁忌：1、畜禽肉类禁忌：严禁吃自死物；严禁食血液；严禁食用诵非安拉之命而宰杀的动物；禁止食用猛禽猛兽。2、禁用致醉和有毒的植物饮料：严禁饮酒；禁止一切与酒有关的致醉物品；禁止从事与酒有关的营生；禁止出席有酒的宴席；严禁服用一切麻醉品和毒品。之二是服饰禁忌：1、禁止男性穿戴高贵服饰；2、禁止妇女显露美姿和妆饰；3、严禁改变人类原造的矫饰行为；4、严禁男人佩带黄金饰物；5、忌讳穆斯林穿外教服饰；6、禁止男女模仿。之三是卫生与性生活禁忌：1、卫生习惯：伊斯兰教是一个注重卫生的宗教。《古兰经》中说：“安拉是喜爱清洁的”。先知也把讲究清洁提升到信仰的高度，穆圣（愿主赐福予他与他的家人）说：“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将这些卫生要求赋予宗教意义并将它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而且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细节之中，促使人们去认真对待，竭力遵行。2、卫生及性行为禁忌，伊斯兰教不仅注意沐浴洁净人的身体外表卫生，而且也非常重视性生活的卫生，它在卫生与性行为方面有如下禁忌：禁止在公共场所大小便；禁止用右手处理污秽的事物；禁止在礼拜时吐痰、打哈欠、吹东西；禁止吃生葱、姜、蒜后做礼拜；忌讳贪食； 禁止和月经期或产妇发生性行为；禁止通奸；禁止同性恋。之四是婚姻禁忌：1、严禁与有相近血缘、亲缘、婚缘和乳缘关系的人结婚； 2、严禁与外教人结婚；3、严禁娶有夫之妇；4、严禁把离婚当作儿戏。之五是丧葬禁忌：1、禁止喧哗；2、禁止在日出、日落和正午时间举行殡礼；3、严禁为自杀者站殡礼；4、严禁号啕大哭；5、严禁妇女参加殡礼；6、严禁设立灵位向亡人祷告；7、禁止妇女为亡人超期守制；8、禁止无故迁坟 ；9、禁止盼望死； 10、禁止自杀。之六是商业禁忌：1、严禁重利盘剥；2 、禁止在商品中搀假、以次充好；3、禁止囤积财富垄断市场；4、禁止缺斤少量；5、禁止发誓推销商品；6、禁止购买偷窃、抢夺来的物品；7、严禁出售违禁物品；8 、禁止经商中使用欺骗手段。 之七是人际交往禁忌：1、严禁做伪证； 2 、严禁说谎；3、严禁诬蔑；4、严禁谗言；5、严禁诽谤；6 、严禁讥笑并以秽名相称；7、禁止恶意猜测；8、禁止偷窥他人隐私；9、禁 止嫉妒；10、禁止妄言嘻行；11、禁止背后非议。之八是精神生活禁忌：1、严禁赌博 ；2、严禁抽签；3、严禁占卜、看相。 相对于宗教教徒的自律生活而言，我们中国相当一部分人一辈子过着的是一种只管今生、不问来世、只求利益、不谈正义、信仰缺失、道德相对、利在义上、化道为术的生活。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为什么没有能够生发出我们自己本民族的宗教呢？对于这个问题，梁启超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做过一些分析，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先人一开始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苦寒不毛之地，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如何存活下来构成了整个部落生活的第一要务且几乎是唯一的事务；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中华先人的物质生活都没有保障，更遑论去过一种宗教式的精神生活。从这个传统出发或者沿着这个传统走下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从来没有独立过、丰富过、发达过。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人性中，最要命的问题还不是这些，最要命的问题而是有很多人认为道德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既然道德是相对的，那么，道德就没有标准，这样，道德有时候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在宗教生活中，道德是绝对的、是有标准和准则的，如佛教的戒律，首先教徒自己要自觉严格去执行（自律）；如果违犯了教律，就会受到教会的严厉惩罚（他律）。而过一种非宗教生活的中国人就不存在这种道德信条的自律和他律，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道德水平较低、正义感较弱也就极其自然了。所以，面对掌控如此庞大、种类繁多资源的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那些道德水平较低、正义感较弱的中国人不仅不能舍弃、抵制这些利益、好处和诱惑，反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拍马钻营、抱大腿、抱粗腿、往里挤、往上爬、见利忘义、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有奶就是娘，以实现他们的人生“梦”。就这样，长此以往、习以为常，结果，中国特色的党国体制不仅没有被废除，反而在这些人的助推下变得日益庞大、日益凶横。 以上就是我从权力来源、党国体制和中国人性三个方面尝试对十八大过后为什么政改之门不开反闭这一现象所作的一点思考和探析。显然，这个思考和探析还是十分肤浅的和初级的，很多问题还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的观察、思考和探索。 五、“关门”、“开门”何时休？ 论说至此，显而易见，十八大过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已被关闭了。请注意：这扇大门不是自行关闭的，而是由当今中国的最高执政团队单边宣示关闭的；与此相对应，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对此却持不同的立场和主张：他们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过要求打开政改之门的呼唤和呐喊，这样，在当前中国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要关政改之门一个要开政改之门的两种主张、两个阵营或两个派别（“关门派”与“开门派”）的对立、冲突和较量。 既然最高执政团队一方要关闭政改之门，而另一方要打开政改之门，那么，未来中国政改之门是按照最高执政团队的意志从此关闭了呢？还是最高执政团队的这个意志被更多人的意志所冲破而政改之门被打开呢？我以为，政改之门是开还是闭的问题已经不是个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对“关门派”与“开门派”两派力量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估和对比、然后依据两派力量增减的可能态势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作些推测，我想，这一类型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未来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可能具有一些参考性的意义和价值。 就我个人的研究而言，自2010年以来，我撰写了数十篇有关论述当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论文和杂文，其中一篇题为《民主的软弱》（《爱思想网》2012年1月）的文字对于当今中国民主与反民主的力量作了一个粗浅的对比和评估。我在这篇文字中写道：民主之所以显得软弱，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以上所提的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民主国家数量较少、要民主受损反民主获利的两个因素，更重要的，在专制国家，民主之所以软弱，我以为，是因为，民主只占道义，专制独占实力。没错，民主在价值估价和判断上是善，而非恶。但善的东西在还没有转变为现实之前，只有道义上的优势，而不具备实力上的优势。对于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其感受肯定比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人的感受都要深。对于这样的一个实证性的问题，我观察到，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的专制国家里，大致呈现出这样一种状况：专制者与民主者力量对比是：民主者一强四弱，与之相反，专制者一弱四强。民主者的一强是：民主道义上的强，但这是虚的。四弱是：武力、权力、财力、言力上的弱。民主者言力上之所以弱，是因为，反专制的言论受到专制强力的钳制和打压。与此相对照，专制者的一弱是：专制道义上的弱，但这也是虚的。四强是：武力、权力、财力、言力上的强，即：专制者手里掌控的枪杆子、官帽子、钱袋子、笔杆子强。在这样一强四弱、一弱四强的力量对比下，可想而知，民主与专制相比，不能不软弱。 时隔一年多过后反过头来再来审视这篇文章，我发现，“关门派”的“四强”中的一强“笔杆子”，在这次“宪政之争”事件中显得有些变弱，其他三强仍然十分坚挺。那么，据此我推测，下一步“关门派”可能将利用其手中掌控的“钱袋子”、“官帽子”这些强大资源，去动员、刺激和收买一批“笔杆子”为其鼓噪、卖命，以巩固其由来已久的“四强”阵势。那么，对此，“开门派”会有什么应对之招呢？然而，在我看来，“开门派”的应对之招是极其有限的，这是因为：“开门派”既没有鼓胀的“钱袋子”、也没有诱人的“官帽子”，更没有吓人的“枪杆子”，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发挥他们的道义优势，继续在自媒体上（官媒从来就没有给“开门派”任何活动场所）呼唤、呐喊，要打开政改之门。由此可以判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关门派”与“开门派”之间的口水战会连连不断，除非“关门派”把互联网也关闭了，否则，这场口水战是无法休止的。但这也不好说，还真说不定哪一天“关门派”急了，真的把互联网都给关闭了。不过，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天，我以为，所有的事情可能就变得十分简单了。 有目共睹，连年来一批批“开门派”人士一直在写文、发声劝告、警告乃是吓唬“关门派”，要他们打开政改之门，譬如：他们有的劝告“关门派”，如果他们顺应改革潮流打开政改之门对他们是如如何的有利：自己不会被砍头、子孙不会受牵连、甚至开门过后原来的“关门派”人士还能乘着竞选大潮一展雄风，叱咤政坛；有的则指责“关门派”是如何如何的不明智呀，是如何如何的贪婪呀，是如何如何的做着秦始皇式的春秋大梦呀，是如何如何的怀着击鼓传花的心态呀，是如何如何的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呀；有的则吓唬“关门派”如果不打开政改之门其下场是如如何的惨烈：要么是苏东波式的，要么是晚清式的，要么是南宋式的，要么是北非式的，要么是卡扎菲式的，要么是朱由检式的，等等等等。 然而，不管你怎么劝说、怎么警告、怎么吓唬，“关门派”不仅不为之所动，反而变本加厉，把本来还有点缝隙的政改之门也彻底给关闭了。可想而知，剩下的还会有什么呢？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口水战了！口水战之后又会是什么呢？这正是当代中国所有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只不过，到时候，回答这个问题的肯定将不再是口水和文字了，回答这个问题的自然会有它自己与自己相匹配的质料和方式，只是我们都不是算命先生，我们都不是伊尹、姜子牙、张良、诸葛亮、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所以我们不知道到时候具体的质料和方式是什么，所以，对于国人广众来说，他们所能做的，要么就是自己把自己作为质料和方式投入变革潮流中，要么就是作观壁上、拭目以待！但对“开门派”来说，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李克强先生作为总理首次答中外记者问时说的那句话：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李克强先生的这句话在客观效果上无疑启发、指引和激励了“开门派”：叫他们不仅要喊破嗓子，而且还要甩开膀子；不但要去用口喊，还要去动手干！我想，一幅真实的、活生生的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图景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 2013-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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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3 04:58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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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3 04:56 PM PDT
进入“红五月”的下旬后，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一股“红色风暴”突然勃兴，在“七不讲”甚嚣高校的同时，官方报刊又掀起了对“宪政”的批判。
“七不讲”和宪政所涉及的，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意识形态问题。它由执政的当局挑起，表现了专制主义统治的加强，同时也反映出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这个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1989年的那场大镇压和随后的大清洗，几乎把十年积聚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催又生”。经过九十年代的十年反思，新世纪的十年感悟，有赖于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从被毁灭的灰烬里，孕育出老中青三代民主力量。他们借助网络，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把自己反思的体验和感悟的心得，公之于众。其中既有对历史的反省和传统观念的批判，也有对社会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探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建立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另一方面，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这几年来，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落实宪法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临近十八大时更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毫无疑问，这是对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的挑战，也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因为争取自由民主的主要形式是宣传符合于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理论，开展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从意识形态上清除积累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它的衍生物奴隶主义，消除斯大林主义即苏式专制主义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同执政当局长期坚持、并向民众灌输的意识形态，产生尖锐的矛盾。加上被民主力量运用的网络无微不至、无远弗届，更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民主呼声日益剧烈，民主与专制在思想理论上的对峙日益紧张。
在社会危机持续恶化、社会对立不断加深的形势下，又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迫使执政当局作出选择：或者，顺应历史潮流，采纳党内外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呼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制约、监督权力的机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把社会引上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轨道；或者，继续坚持违背历史潮流的意识形态，坚持以党代政、一党专政的封建专制主义方略，加强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垄断和严格控制，排斥一切与四项基本原则相悖的意识形态，使社会继续处于对立、混乱、停滞的危机状态。提出意识形态七不讲，表明执政当局选择了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反的方向，妄图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压制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思想理论。这个极不明智的选择，不但不可能消除意识形态的危机，相反，大大地加深了、扩大了意识形态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并且助长了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危机。至于《红旗文稿》和《环球时报》上批判宪政的文章，李慎明的《正确评价……》之类，只不过是帮闲文人投意识形态收紧之机，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以积累往上爬的政治资本罢了，客观上只能起加深危机的作用。
这个危机集中在宪政问题上，宪政成为有关文件批判的首要对象，有它的内在因由和历史背景。目前朝野对立、官民对立十分严重，虽然全民同做“中国梦”，有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但在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不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诸领域，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体制内外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只有在两个问题上有所交集，有一定的共同语言，那就是反腐败和实施宪法。其中反腐败只有治标的意义，实施宪法则有着根本的性质。现行宪法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又得到广大民众的承认。尤其是其中的民主性条款，如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和司法独立，在民国初年的几个宪法里，就已经明文列入，它是一百多年来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为共产党所继承、接受。所以，在实施宪法这个朝野交集点上，是最有可能取得共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炎黄春秋》的新年献词以《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为题，显见了该刊编辑部的匠心。
问题在于宪法本身就隐伏着意识形态的危机。我在两个多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曾指出：“现行宪法是一部具有两面性的文献，它既有保障公民权利、制约政治权力的民主性，也有维护专制体制、导致特权丛生的专制性。”人民期盼实施的是宪法的民主性内容，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宪法的专制性内容得到充分的实施，民主性内容却至今音讯渺然。
习近平去年12月4日在纪念八二宪法30周年大会上说：“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说得很好！要使宪法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出自真诚的信仰”，就必须实施宪法里的民主性条文，否则，宪法就没有生命力，没有权威。然而，实施宪法的民主性条文，就必然会抑制专制性内容的实施，必然会损害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竭力阻挠宪法中的民主性内容的实施，批判宪政，就是他们打出的一着臭棋。
本着有关文件对宪政的批判，《红旗文稿》和《环球时报》的两篇批判文章，挖空心思要把宪政和宪法区隔开来，这就使自己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所谓宪政，就是依宪行政，根据宪法来行使国家权力，而宪法的基本内涵，就在于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任何一部民主宪法都是如此。但我国宪法却有着民主和专制的两面性，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人民群众对宪政的要求，就是实施宪法中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性条文，而执政者既承认实施宪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要拒绝广大民众的宪政要求，以维护和巩固专制统治，就只能实施宪法的专制性内容，如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民主专政之类。这本来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说起来理不直气不壮。《红旗文稿》、《环球时报》那两篇批判文章却硬要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姿态，把宪政批判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可是，通篇文章逻辑混乱，论证贫乏，陈词滥调，强词夺理，在全世界的有识者面前丢尽了脸，必不可免地引起民众的不满，使意识形态的危机进一步深化、明朗化。
由七不讲和批判宪政所加深和扩大的意识形态危机，已经引起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关注，它的走向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个反历史反民主的发展趋势有没有可能逆转？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013年5月28日
（本文已在《动向》第6期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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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Jun 2013 11:44 AM PDT >
> 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力与社会保障 > > ――在秦晖《共同的底线》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 > 钱理群（2013年3月9日） > > > > 我退休后很少参加会议，能推辞就尽量推辞，原因不说也罢。今天来，一是为了表示祝贺：金雁去年出了本《倒转红轮》，今年一开年，秦晖又出了这本《共同的底线》，这都是这几年难得的好书。我也因此想表示一点敬意：认真面对当下中国真问题，并有认真的学理的思考和讨论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多了。 > > 最近我在《炎黄春秋》迎新会上有一个讲话，呼吁"好人联合起来，做几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好事"，并具体提了可以推动做的五件事，即官员财产公示；取消政法委；废除宣传部门对新闻出版的事前审查制度；推广广东经验，给社会组织以更大的独立性；从解决反右运动入手，着手处理历史问题。这大概都是秦晖书中说的"问题"，背后的"主义"是什么？秦晖打电话问我：我说的是不是"左、右派联合起来，推动民主改革？"我最初提出时，并没有这样的明确的意识；但经秦晖一提醒，好像真有这个意思。这回读秦晖的书，就更感到我自己的想法和秦晖的意见有着基本的一致，就是呼吁"共同底线"，"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和社会保障"，背后的理念就是争取"自由"与"平等"，或者说要"以权利制约权力"。道理很简单：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既无权利也无自由的体制下，一个国家权力极大，责任极小的体制下：这就是中国的真问题。秦晖说这是"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共同底线"，他们不能认同的是"警察民粹派"与"警察寡头派"，反对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我所赞同的。这大概就是"中左和中右联合起来，警惕极左与极右"。我以为，这是中国知识界经历了许多争论以后，可以达到的一个共识。 > > 我要补充的是，不仅中左和中右之间，有着共同的底线，而且中左、中右、极左、极右之间，也未尝没有"最大公约数"的共同要求。这是因为在当局看来，不仅中左、中右的主张是"邪门歪道"，必须打击；而且极左极右的极端主张与行动有时候（当然不是任何时候）也会妨碍它们的稳定，有时也是要予以限制与打击的。比如处理薄熙来事件时，就是将所有的不同倾向、派别的网站都一律封杀的。在当下中国的维稳体制下，不同倾向、派别之间，无论是中左、中右，还是极左、极右，是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要求的，就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自由表达的权利。无论赞成不赞成，正确、不正确的观点，都应该有表达的自由。 > > 在今天的中国，强调"表达自由"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近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回到文革后期的感觉。至少在两点上，文革后期与今天的中国，是惊人相似的。一是大家都觉得"再也不能继续下去，非变不可"，都预感到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越来越逼近了。二是大家都在思考与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是正常的；而且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复杂，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意见就是绝对正确的。这就需要坚持自己思考、说话的权利，也尊重别人思考、说话的权利。"我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 > > 秦晖说，民粹主义最可怕的逻辑是："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在我看来，有些自称"自由主义"的人也有这样的倾向。这是当下最应该警惕的。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官方，也来自这样的绝对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 > > 在我看来，要破除"唯我掌握真理"论，就必须有一个自我质疑的精神，还要正确对待对立者的意见。我经常提醒自己两点：一是许多我不认同的思想派别，其观念中未必没有合理的因素，只是把它绝对化，就变成荒谬了。比如毛派，特别是民间毛派，我虽然不同意他们的总体思想，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但我又认为，他们的某些看法并非没有合理性，也就是说，我们之间还是可以找到某些共通点的。对于具体的个人，就更是复杂，处于某个思想派别中的人，总有一些派别倾向不能概括的个人的东西，这是需要仔细辨认的，不能因为反对某个派别，而把其中的个人完全否定。其二，在论战中，除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据理力争，还要从不同意见者对自己的质疑、辩驳中，学会反省、警戒自己。千万不要因为反对对方的质疑，而把自己意见中的合理性推到极端，反而失去合理性，落入陷阱。最重要的是，要确认我们前面所强调的那一点：中国的问题太复杂，我们谁也没有把握说，自己已经完全找准了中国的病根，我们开出的药方，就能完全治好中国的病。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自我质疑，还要认清自我的限度。我因此常常说，我对自己的观点，意见的态度，是"理直气不壮"：我所提出的看法，是经过认真研究，严肃思考，自有学理根据的，因此我"理直"，在没有认识自己真有错误之前，要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但另一方面，我又深恐自己的观点，可能会有缺失，会遮蔽某些东西，并深知自己的观点即使正确，也会有一定限度，因此，我"气壮"不起来，总要有一点心虚，留有一点自我调节的余地，一点吸取其他意见的容量，不敢把自己置于"绝对正确，不容质疑，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位。谁也没有权利垄断真理，我们所要做、能做的，只是追求真理，修正错误。这并不会导致相对主义，市侩主义，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保持彼此争论、批判的权利。 > > 还要补充一句：我们讲各种思想派别之间的争论，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大家都在认真地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不同主张，因此才要相互辩驳。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鲁迅说的两种人："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流氓"，"明说要做，其实不做；明说不做，其实要做；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一切不过是开开玩笑，"寻开心"的"做戏的虚无党"，那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对这样构不成对手的反对者，我的态度是：一句话也不说，只看他（他们）表演。 > > 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对秦晖的另一个观点的响应。秦晖在谈到民粹主义时强调其特点是"整体主义的思维，为整体利益而牺牲一切"。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整体主义的思维，在当下中国，最容易导致国家主义：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必须牺牲个人的一切；而其实施的结果，必然是为了"国家代表"的利益，牺牲公民的合法权益。问题是这样的国家主义常常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这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并且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我曾经说过，当社会失去了理想，个人没有信仰时，支配人们行动的，一个是个人利益，另一个就是爱国主义。而一些知识分子也在起劲地鼓吹以国家主义为内核与实质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事实上形成了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一个联盟。我在前几天还和一个日本朋友谈到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事实上，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各个国家在面临政治、经济危机，信仰危机时，都会用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因此，不仅中国在谈中国梦，奥巴马也在高谈美国梦，最近，日本首相也在大谈日本的强国梦。看来，民族主义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国内和世界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 > 坦白地说，面对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我是感到相当困惑的。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不能没有我的民族感情，民族立场，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我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要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尽管我对中国的国内问题有尖锐的批判，但批之严，正是爱之切。因此，我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认定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有些讳疾忌医的自命的爱国主义者，恐怕正是鲁迅说的"爱亡国者"。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深受鲁迅怀疑主义思想影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我对许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喧嚣，从不敢轻信，总要想一想，看看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于是，就发现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可能落入的两个陷阱。一个是前面说的国家主义，另一个就是中华中心主义。而这两种倾向，在当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与"世界向何处去"的大局，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关于国家主义，还想多说几句。国家主义的背后，是有一个国家的发展路线的设计的，即以"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应该说，我们国家长期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发展道路，其结果是国富了，兵强了，民（特别是底层民众）却依然处于贫弱地位。这样的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是不足取的。现在国家提出要"注意改善民生"就是一个必要的纠正。但是，在我看来，这还远远不够，还有一个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不能只看到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而不顾及同样"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权利的要求"，绝不能以"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来指导国家的发展，以为经济发展了，民生改善了，就可以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从而陷入"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一热一冷，一实一虚"的陷阱，在我看来，这是当下特别需要警惕的倾向。具体到我们这里讨论的爱国主义问题，就有一个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人民主体性"的问题。不能把人民仅仅当做外交谈判中的"民意牌"，而必须切切实实地保障普通民众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与参与权。在我看来，"现代爱国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爱国建立在人民的权利基础上，这是和"传统爱国主义"以"忠君"为前提与基础，是有根本的区别的。而笼统的谈爱国主义，就很有可能回到传统爱国主义那里去。 > > 因此，我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态度就比较复杂：既坚持，又质疑。这样，在一些人看来，就是态度暧昧，旗帜不鲜明。我不否认我的矛盾，而且发现其实五四以来许多知识分子都存在这样的矛盾。比如陈独秀，他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坚决支持者，还因此坐过牢。但他又写有《爱国心与自觉心》这样的文章，提醒人们爱国心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往往失去了理性而被利用，因此，最根本的是要提高每一个人的自觉心。在这方面，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教训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其中就梳理了鲁迅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问题上的许多深刻的思考，在今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此文发表在共识网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应该看到，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真要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能只喊口号，还应该做学理的研究，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在这方面，知识分子是责无旁贷的。 > > 最后要讲的，是我读秦晖书以后的两个感触，并引发出一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 秦晖一再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争论，听起来更像是洋人之间的争论，包括天天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人，其理论依据也是洋人的，而且是为了满足某些洋人的"中国想象"的。问题是洋人的真问题，搬到中国来，就往往成了假问题。秦晖因此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点到了要害的。讲到这里，突然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文章：《革命咖啡店》，谈到当时的许多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这样的文人在今天恐怕是越来越多了，这些咖啡店里的左派或右派，倒是真应该警惕的。这背后实际上有一个中国的学者与中国的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与父老乡亲的关系问题。秦晖在书中谈到文革期间"九年的务农生活使我与乡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了许多农民的朋友。种田人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我非常欣赏秦晖的这一立场，也是他的许多论述常常使我感到亲切的原因所在吧。 > > 秦晖有一篇文章谈"东欧诸国的经济生活转轨与思想变迁"，我读了以后最大的感慨是，我们关于东欧改革、俄国改革的种种说法都似是而非，是想当然的误读，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也就是没有下工夫作实实在在的考察，而轻下判断，随意做大而无当的概括。这是暴露了当下中国学界的浮躁，不肯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读第一手材料，作学理的研究。今天恐怕是相当多的学者都整天忙着开会，忙着报课题，忙着跑项目，忙着填表，忙着发言，忙着作报告，忙着写应景文章，已经没有时间和精神、心情来读书与思考了。这不仅有政治、学术、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不可推卸的自身的责任，许多人由不习惯到习以为常，逐渐乐此不疲，最后离开这样的生存状态，反而不知怎么活了。这样也就彻底地异化了。 > > 所谓"异化"，就是放弃、背离了知识分子的本职、本性。这就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本职是什么？我们前面谈到的，要关心、思考、研究中国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学术发展的"问题"，提出、讨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这都非常重要，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职责不可忽略，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思考、研究超越性的，形而上的"精神"命题，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理想，新的文明理念。即使在现实层面，需要我们回应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回应精神危机所提出的精神问题，进行精神的建设。我因此多次呼吁："中国最需要的是思想家和哲学家"。 > > 这个思考根本性的超越性的精神建设、文明建设问题，在今天是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的。我在《我看2011年》一文里，曾根据我对2011年世界问题的观察，作出了一个判断：不仅是"英国病了"，"美国病了"，"北欧病了"，"北非病了"，"日本病了"，"中国病了"，而且是"全球都病了"，这就意味着，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有的发展模式，都出现了危机，暴露出了其内在的矛盾。这就给我们的道路选择带来新的问题：过去对自己的体制不满，可以选择其他的发展模式，比如美国模式，北欧模式，这都是许多知识分子曾经鼓吹，还在坚持的主张，但现在美国模式、北欧模式都出了问题，我们就很难全盘搬来了。当然，也有的知识分子因为西方社会出现了危机，而鼓吹"这边风景独好"，以为"人间正道"在中国，这样的自欺欺人本身就是一个病，并且很可能是阻碍中国改革的更加致命的病。我们必须正视包括中国病在内的全球病，以此为开端，寻找出新的道路。应该看到，全球性的危机，也是全球性的变革的转机：我们正可以抓住现行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内在矛盾充分暴露的机会，对人类文明的各种形态――例如欧洲文明、美国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韩国文明等等，进行更高层面的全面反思，这样的反思，不是全盘否定或肯定，不是立足于某种文明的衰落论或崛起论，而是客观地历史地考察各种文明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弊端，矛盾与危机，这就需要从今天的新的高度，进行深入的重新思考与研究。这就需要全球范围的有批判力与创造力的学者通力合作，进行"人类文明的新的大反思、大讨论"。在这样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造出超越性、综合性的人类文明的新理想、新价值观，新的文明理念的，同时又保留了各民族文明的自身特色。――当然，我的这一想法很可能是新的乌托邦主义；但在人类文明出现混乱，失去方向的当今世界，提倡新的乌托邦理想不是没有意义的。对我们今天的讨论而言，又是一个具体的提醒：要有一个全球视野，用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眼光来思考中国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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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n 2013 11:23 PM PDT 
由于美中两国都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奥巴马和习近平的此番"非正式"会晤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有报道说，此次会晤是应美方要求安排的。在我看来，习近平虽然不想拒绝奥巴马的请求，但也不想留下对美国有求必应的印象。于是就有了这次让许多国人感到莫名奇妙的南美行。
奥巴马主动要求会晤习近平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就是要通过这场"单刀会＂对未来数年美中关系的战略风险作出评估。除了尽可能清楚地向习近平表达他对美中关系的愿景，作出最大努力增进两人互信，奥巴马还有一个更实际、也更重要的目标，就是对习近平作出重大判断：这个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会不会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 有识之士都明白，由于中国经济崛起，美中两国，乃至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将不可避免。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冲突中演进的。真正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这种冲突的负面影响控制住，同时抓住这种冲突带来的历史机会，增进本国和人类的福利？这其实是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回避，却又没有把握回答的问题。正因如此，对于奥巴马和习近平来说，他们共同的个人利益，就是尽量避免让美中两国的冲突在自己任内失控。这正是促成此次会晤最重要的动机。 当然，两人都非常明白，愿望是一回事，可能性则是另一回事。因此，通过这次会晤，彼此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将对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既然是判断，就可能出错。故此次会晤发生在习近平上台数月之后，对奥巴马非常有利。因为时间虽然不长，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种种言行，特别是中国内部政治形势的急剧恶化，为奥巴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从而减少了他发生误判的机会。由于两国都举足轻重，也由于中国的地域性秩序和内部秩序的脆弱性，对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任何一方的误判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但我认为美国的误判比中国的误判后果会更严重，毕竟美国是实力更强大的一方，不仅政治秩序更稳定，外交政策也有更多选择。 那么，奥巴马会对习近平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才能有所了解。不过，我倾向于相信，奥巴马会判断，习近平有可能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问题并不出在习近平对美国怀有敌意，问题出在习近平的职位所拥有的巨大权力和他的能力之间，在习近平的个人抱负和中共政权的治理能力之间，在习近平对国力和全球形势的判断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判断之间，存在太大的，而且是难以消弭的鸿沟。 这个鸿沟固然与习近平本人的认知能力严重不足有直接关系，但中国把如此巨大的权力交给这么一个认知能力严重不足的人这个事实本身，则折射了整个国家更深层的系统性危机：中国的集权政治秩序有可能进入了它的解体周期。 最能支持这一判断的莫过于习近平的"中国梦＂现象。经济崛起的中国需要一个集体的理想，需要一个能够鼓舞和提升国人精神的口号来助力进步的社会改革，但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不仅没有起到这个作用，反而很快就让人们认识到，他的"中国梦＂，并非实现多数人渴望已久的公平和正义，而是对国人的一种"忽悠＂，是回避公平和正义这个要害问题来维持中共的"江山＂，也就是维持极不公平的权力和利益结构，维持正义缺失的基本秩序。正因如此，习近平的"中国梦＂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成为网民嘲笑和调侃的对象。这不仅说明习近平的智商和情商都很有问题，而且说明中央的政治权威正在高速流失。而这正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解体最危险的标志。 同样重要的另一标志，就是权力精英不但不能阻止习近平的权威流失，反而有意无意地加剧这一趋势。目前维护习近平权威的官方文章，动辄引发数十万网民围剿，而有关方面则视而不见，这是前所未见之中国怪现状。在这种氛围下，地方和基层的失序，地方官员各行其是引发各种灾变和民变，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奥巴马政府近来一再强调，"欢迎中国崛起＂，"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符合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佳利益＂。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为，一个失败和破灭的＂中国梦＂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将会成为一场＂美国噩梦＂。因为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是美国人难以想像的。但奥巴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这种可能性不是在减小，而是在迅速增大。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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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n 2013 11:16 PM PDT
年初才被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三个自信"稍稍冲淡了的"薄熙来"热近日因为在法庭上声俱泪下地戴着手铐指天发誓在有生之年还希望能为中国铁路实现习总书记的"中国梦"再作贡献的中共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的被开始审判而再度升温起来。被其亲属对海外媒体称之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薄熙来第一金主徐明日前刚被海外多家媒体报料"已经病死狱中"，不过报料媒体同时也承认此等消息"还没有得到中共方面的证实"。
如果徐明果真是已经被"王宝森"了，那无论是对于薄熙来本人还是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讲，真真是一了百了，不久之后也会被照例走一走"审判"过场的薄熙来的最高刑期笃定是下看十五年，不要说死刑或者死缓，无期徒刑的可能都没有。如此断言的道理和依据再简单不过："死无对证"！ 愚笔无从证实徐明到底是真死、假死还是装死、诈死，但能够从中国大陆的合"法"公开媒体中查证到的关于徐明的报道还是止于去年三月底，内容是"媒体报道称，大连实德董事长、大连银行董事徐明被有关部门控制"也就是说，此人失踪至今长达十五个月之久，是否已经被入狱也都没有被中共官方出面证实，怎么可能会被中共官方出面证实他如今是否已经"死于狱中"？ 外界有一则关于"徐明在狱中死亡意料之中"的报道中追述去年早些时候薄熙来被胡锦涛和温家宝下令软禁的当天晚上徐明就神秘失踪至今。报道中还有鼻子有眼地详细描述了当时受命对薄熙来"收网"的中纪委"特案组"（特殊案件侦办组）在中央警卫团的配合下对计划机票到手就立刻到海外"避风"的徐明进行抓捕时，意外与奉周永康之命对徐明进行"特别保护措施"的公安部警卫局"特任组"（特别任务执行组）发生冲突，好在对峙双方的指挥人员都是"政治上强"的老纪检和老公安，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防止事态扩大的克制手段，双方商定"共同保护"徐明，等待上级指示。结果是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鼎力支持下迫使时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认栽"。 以上"内幕"有多少水份并不十分重要，但所谓徐明作为薄熙来和周永康的"财政部长"，其工作任务就是"为薄周的政变计划筹钱"的说法应该没有什么可信度。当初周永康一度力保薄熙来已经被周永康在去年中共"两会"上的公开行动和讲话内容所证实，但此二人的狼狈为奸从政治和组织角度分析，无论如何也妄为不到筹划"政变"的地步，至多不过是当时的周永康最为希望薄熙来能够在十八大上顺利进入政治局常委并接替自己的中央政法委书记职务，如此一来即可以确保他周永康本人及家族成员的既得利益不但不会因为自己的退位而受损，而且还可以保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和杨尚昆家族打着"改革开放"旗号，用"中央政策"换取了几大香港富商甘心情愿地让自己的商号充当邓杨两大家族的"提款机"之后，整个中共政权上行下效，每个手中掌握地方各级党政大权者都深刻领会到了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示精神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凡为官一方者都会在自己任内凭着"给政策"和"批项目"的权力令一小批红色资本家神话般暴富，然后就是坐享回报。
曾有被斥为"民族虚无主义者"甚至"卖国贼"的自由派学者感慨中国民族是个不懂得感恩的民族，事实上真的是不尽然，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三十多年以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人民政府用政策制造出来的红色资本家何止成千上万，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得都是深谙"吃水不忘掘井人"的中国古训，就如同本文正在讨论的徐明之于薄熙来。从这个角度分析，外界媒体关于"谁最希望徐明死"的分析内容均未得出最精僻的结论，愚笔所认为的精僻结论应该是：无论是薄熙来还是周永康，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王歧山，甚至是共产党政权内的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们，谁都会在私底下认为徐明若死，对大家都好。 薄熙来和周永康为什么最恨徐明不死的原因这里再不用赘述。而习近平和王歧山在绝对不希望处死薄熙来甚至都不打算重判薄熙来的前提下，自然也不希望徐明在专案组面前把薄熙来的罪行暴露得太多。不然，专案组也好，被以"政治任务"下达，不得以接受薄案的检察官和审判人员也好，都会深陷被动。 当年邓小平的次公子，令邓小平活着的时候有了唯一一个孙子的邓质方的把兄弟，被他亲口对香港媒体形容为"一笔难写两个'方'"的周北方被江泽民下令收监并异地关押到南京之后仍然担心邓家会杀人灭口，自做聪明地"先下手为强"，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他和邓质方之间的所有丑恶行径交待得那叫一个痛快，吓得办案人员恨不能当庭堵住自己的耳朵以示自己都什么没有听见。 如今的徐明在狱中到底交待出了多少薄熙来的罪行外界媒体的报道百分之百都是主观臆测甚至百分之百的编造，能够从中共党内高层已经传达了的薄熙来向党中央作出的"深刻检讨"配之以"目前已经查证落实"的薄熙来经济犯罪数额的文件内容所领会出的精神实质是，无论徐明交待了多少，习近平和王歧山显然已经为薄熙来案的处理结果划了杠杠，那就是比照前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既然要比照陈良宇，那么徐明若能在还没有把薄熙来多年来贪赃枉法甚至草菅人命的最关键、最重要罪行全都如实交待之前就对薄熙来"以死相报"，自然会令习近平和王歧山感觉再省心不过。 至于共产党政权内大大小小的当权者们，无论过去是否与薄熙来有过恩怨情仇，个个都十分明白薄熙来和徐明之间的关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不典型更不特殊，薄熙来与徐明的关系就是整个中共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各级党政领导人与当地被人为培养出来的红色资本家们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分析，假如徐明能够在狱中为力保薄熙来而选择自我灭口，虽然中共政权不会因此而公开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但他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无疑会得到中共各级当权者的交口称赞。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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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n 2013 11:05 PM PDT
在最近出现于官方报刊的一些批判宪政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难点，就是既要否定宪政，却又不能否定宪法。这就使他们陷于十分尴尬的处境：既要充当反宪政的先锋，却缺乏锋利的理论武器。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些反宪政文章，都免不了外强中干、强词夺理的毛病，杨晓青的文章，就属于这种类型。
杨晓青的文章，重点在第一部分——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她列举了五项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同“人民民主制度”相比较，得出结论：“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也就是说宪政姓资不姓社，再一次挑起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让我们逐项探讨这些“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再来衡量这个结论的是非。
第一项比较的是经济基础。杨晓青说：“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
“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是杨晓青用以说明宪政的资本主义属性的最重要的依据。但是，她在文章里没有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说明宪政对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依存性，因而它只能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却大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并没有被动摇”。文章的论证游离于主题之外，表明作者提不出可以证明主题合理性的根据，而不得不用一些不相干的废话来搪塞。这就反证了主题的虚构性。
杨晓青想证明宪政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不适用于中国这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虚构的命题，我在下面还要谈），但整个论证只是堆砌一些没有逻辑联系的陈词滥调，使人啼笑皆非。当然，就世界各国现状的概括来说，“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不能算错。但如以此表明未来的公有制经济不能构成宪政的基础，那就值得商榷了。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来推断，未来社会不能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管理机构不能没有权力，有权力就不能没有约束，要约束就不能没有宪法和法律，因而也不能没有宪政。
杨晓青还用私有财产来论证宪政同私有制的关系，这就更加勉强了。私有制同私有财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都把它们混为一谈，后来马克思把两者作出清楚的区别，杨晓青现在又把它们搅在一起，岂不愧对马克思？至于说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是“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以此说明宪政只适用于西方社会，那么，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又该作何解释？
现在我们再来看“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
在这个判断里，前一句的两个命题都是虚构的。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说明我国的社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宪政与专政对立，却是人民民主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不再多说。
认为我国的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以多年来的一个传统理论误区为前提的。长期以来，人们所接受的宣传教育都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并且写进宪法。这是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里沿袭下来的理论错误。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的一种遐想或理念。在两三百年前的西欧国家，一些先进思想家目睹取代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依然充满着不公正不平等，认为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所以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出未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将是“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按照这个设想，未来社会的经济体，将是共同占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体：一方面，生产资料是共同占有、联合占有的；另一方面，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中，每一个生产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管理者，都有一份属于他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人人有产，人人富裕，这种经济地位构成未来社会公民的独立人格和成为社会主人的经济基础。这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这仅仅是一种构想，它的实现，是同高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公民的普遍文明相适应的。迄今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中国更不具备。
国有制不是公有制，而是处于三岔路口的所有制形式，经过九十年代的所谓改革，它已沦为最落后的私有制：权贵所有制——一部分为企业主管者或管理者变相吞没，成为这些权贵的私有财产，数以千万计的职工被赶出工厂企业；一部分扩大成为巨无霸式的垄断企业，成为“红二代”、“红三代”等传统权贵的囊中之物。他们与在朝的权贵相互勾结，垄断资源，操纵市场，截取利润，控制进出口，压制民营企业，对社会的破坏大于贡献。把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现行宪法的一大败笔；把权贵所有制的垄断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巨大障碍。
杨晓青在文章里提出“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接着本应该解说为什么这样的经济基础不能实行宪政，但她对涉及这个主题的话，却一句也没有说。她的全部论证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大话空话同宪政有什么逻辑联系？它能证明宪政姓资不姓社吗？能否定中国实行宪政的必要吗？
从文章的结构来看，十分明显，在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五项比较中，第一项是力图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证明宪政姓资，属于资本主义。但她提不出足以证实这个结论的理由，这就反证了宪政在现代国家的普遍意义，它不姓资，也不姓社！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宪政姓资，也无碍于中国实行宪政。就像有些人攻击自由民主姓资，无碍于我们呼求自由民主一样。毛泽东早就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我们现在尚处于“经过民主主义”的初期阶段，政治上要发展民主主义，经济上要发展资本主义，宪政正是同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制度架构。其实，许多被某些人确认为是姓资的东西，恰恰是我们需要吸取的先进经验，至少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取舍的东西，如“五不搞”、“七不讲”之类。对于这些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经验教训，轻易地贴上“姓资”的标签而加以否定，是非常不严肃的。
本文只就杨晓青文章里五项比较的第一项、即宪政的经济基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第二项到第五项都是上层建筑政治领域的问题，这里就先不说了。
2013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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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n 2013 09:21 AM PDT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4月23日，这个生长胡杨树的地方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导致15名警察和社工死亡，6名维族人丧生，8人被抓。中国政府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严重恐怖袭击事件”。
很凑巧，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那时正随同美国贸易代表团在新疆访问。4月25日，骆家辉到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品尝维吾尔族商人摊位上的特色果品。他还去了新疆大学演讲，畅谈美国发展成功的秘决:“多样化。”
◎ 美国在反恐问题上不肯“投桃报李” 让中国政府大为恼怒的是，美国政府居然不肯在巴楚事件上和中国政府一起高唱“反恐调”，而是指手划脚地教诲了中国政府一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和透明的调查，向包括维族人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提供他们应有的法律权益。”
美国人如此不仗义，中国政府实在想不通，很是气难平。因为就在新疆巴楚事件前不久，美国波士顿发生了炸弹恐怖袭击，当时习近平曾致电表示同情和慰问，而现在美国人却不肯“投桃报李”。
于是中国政府发言人不客气地指责说：“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华盛顿应该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带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直批美国政府“无同情心”，并指责美国官方和海外“疆独分子”互相呼应。
为什么美国人在反恐问题上不肯“投桃报李”呢？美国人是否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是否持有双重标准？如果分析一下巴楚事件的实际情况，稍稍了解美国对新闻自由与公民知情权的重视，了解美国历史上对待新疆问题的态度，以及对新疆民族关系、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的现实看法，或许中国政府发言人及其媒体人士能够明白一点事理。这一切都源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天朝的不同价值观。
对于美国人来说，公众了解事件真相的知情权（right to know）最为重要。作为被法律确认的政治民主权利，知情权意味着公民对国家机关掌握的情报有知道的权利。在恐怖事件上，只有向公民公开真相，才能采取措施实现正义。也只有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来自他人的同情心才是真实的、可贵的。如果真相都模糊不清，只是让别人为了同情而表示同情，那种同情难免虚伪、廉价和浅薄。
那么，当一个暴力事件发生，公众要怎样才能获得真相呢？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波士顿发生恐怖爆炸后的情况。与当今世界所有正常的民主国家一样，美国政府在波士顿恐怖爆炸之后，积极发布有关的信息，鼓励公众提供线索。各新闻媒体全力跟踪报道事件动态，公众随时可以获知案件实情，因此消除恐惧心理，齐心合力防范、追捕暴徒。
由于真相透明，那几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从电视报纸、网上视频上关注波士顿暴徒的去向。有关街道爆炸、暴徒逃跑和被捕经过，都有大量图片、视频和文字报道。正因为美国警方尽快公布了炸弹细节和两名嫌犯的照片录像，才得以迅速破案，抓捕嫌犯。与此同时，嫌犯的父母和亲友，都可以通过媒体发出声音，表达他们的不同看法。
◎ 官方一家之言，民间不同版本
与美国在波士顿恐怖事件发生后的做法相反，中共当局在新疆巴楚事件发生后，不但不在第一时间公开事件的真相，反而采取强力措施，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实行信息封锁。
4月24日，新疆政府发言人侯汉敏简单报道了该事件，说新疆喀什巴楚县周二发生一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1人死亡。暴力袭击涉及斧头、刀具、枪支，且有房屋被焚烧。此时离案发已经过去一昼夜，但政府发言人的报道还是语焉不详，外界看不到任何现场的图片，不知道嫌犯和受害者的名字，更不知道“暴徒”及其家属有何说法。整个事件，只有中国政府模糊其词的一家之言。
就在中国官方媒体统一口径模糊其词之时，BBC驻北京记者顾求真（Damian Grammaticas）前往巴楚实地采访，但很快就被当地警方以安全理由勒令离开。为什么官方只做千篇一律的模糊文章，不容许外界做公开的、独立和中立的调查？对此，西方媒体和中国民间都产生了很大的疑惑。
面对外界的质疑，中国官方于4月29日发布了一些较为详细的资料和现场照片。此时离暴力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新发布的资料仍然是官方统一制作的新闻产品，这种单方面公布的“事实真相”仍然不能令人信服。
长期以铁腕手段垄断国内信息渠道和话语权，中共当局本来就毫无信誉，他们这次的做法更是令自由国家和中国民间人士疑窦丛生。于是，人们从其他方面去了解巴楚事件的真相，出现了截然不同于官方的版本。
被认为最有根据的版本来自BBC记者顾求真。这位英国记者在被新疆警方驱逐之前，已经采访了巴楚当地的一些目击者。在题为《新疆巴楚事件：受害者还是恐怖分子？》的报道中，顾求真写道：
“当地人告诉我们，卷入这起暴力事件的这家人不是什么‘恐怖分子’，长期以来，他们与当地官员有争执与不和。当地人说，这家人在宗教上很虔诚，当地官员反复要求这家的男人剃掉胡子，要求女人停止戴遮盖整个面庞的面纱。当地人告诉我们，地方政府规定，女性不能佩戴遮盖整张脸的面纱，而男性只有到40岁以后，才能蓄胡子。……‘我觉得是政府一再找他们，让他们很恼火。’”
从BBC记者的现场报道来看，“胡子面纱”所代表的宗教身份，才是产生这场暴力冲突的根源。这看起来像是一场临时爆发的官民冲突，不太像是中国官方宣称的“预谋已久的恐怖攻击事件”。
同时，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向西方媒体提供了另一个版本，说暴力是由“中国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一名年轻维吾尔人而激起的，维吾尔人之后予以还击。
由此看来，美国政府是对的。无新闻自由即无真相，美国不应该在真相出现之前急忙付出同情心，当然应首先要求中国政府对巴楚事件进行“彻底、透明和可靠的调查”。
◎ 美国关注新疆问题的历史和现实
但北京的怒火未熄，中国官方媒体沸沸扬扬，一致痛责美国。看看这一类标题，就可知道他们的火气有多大：《搞双重标准无异于纵容恐怖主义》、《美国的双重标准凸显霸权逻辑》、……。
亲中国官方的《凤凰卫视》评论员认为：“美国在9・11后一方面坚决反恐，另一方面却对中国范围内的恐怖势力，比如疆独、藏独和东突等持默许态度。之所以美国会有此暧昧之策，有此双重标准，自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
然而在美国看来，他们反对的恐怖主义，和藏独、疆独并不是一回事。众所周知，西藏人的反抗一直是和平抗争。而疆独虽然有暴力行为，但是否应该定性为“恐怖主义”，恐怕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恐怖主义是有其特定指向的，不能因为有人在暴力冲突中伤亡，就一概视为恐怖主义。
其实美国还是比较了解新疆问题的，从近代以来，美国就开始关注新疆地区。在二十世纪初进入新疆的美国人，大都是基督教传教士和学者等民间人士。据说，最早到新疆传播基督教的是瑞典传教士，最先在新疆进行科学考察的，也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斯文赫定于1890年由俄国进入中国新疆，抵达最近发生巴楚血案的喀什地区。而后，美国人步欧洲人的后尘进入新疆。
二战开始之后，由于新疆具有地缘政治地位，美国政府产生了现实主义的战略考量。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一直关注在新疆边境的中苏冲突。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新疆的关注重点就从地缘战略逐渐转为对于宗教、人权的重视。
美国政府的这个转变，与本国兴起的人权外交理念有关。和国际关注西藏运动一样，促使政府接受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权价值观的，主要是来自民间的力量——美国人权组织和人权人士、学术界和国会。美国有各种关注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非政府组织，是他们推动国会议员提出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问题。
对于新疆问题的关注，美国国会主要通过相关的委员会来执行。这些委员会通过召开听证会、提出决议案、发布个人声明以及给行政官员写信的方式，来影响美国政府。他们具体关注新疆维吾尔人的政治权利问题、宗教信仰问题、文化语言传承问题和就业问题，以及新疆的人口迁徙与计划生育政策等问题。
此外，美国学者撰写有关新疆的学术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对美国政府制定新疆政策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涉及新疆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有关新疆的历史评估和定位、新疆分裂主义和“东突”，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对新疆未来局势的预测与评估。
◎ 贴“恐怖”标签为掩盖民族宗教矛盾 由此看来，美国政府不但了解新疆情况，而且对新疆人民怀着同情心。但中国官方及其附庸官方的媒体最气愤的一点是，美方拒不认同中方对巴楚事件的定性，不认为这是一桩“恐怖主义事件。”中方认为美国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语言，如“暴力冲突”“不幸的暴力事件”，混淆了事件的恐怖性质。
然而，要将某个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terrorism)，不是美国说了算的，要符合一些国际公认的原则才行。最初欧洲人定义的“恐怖主义”，主要是指国家恐怖主义，即政府实行的恐怖主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派到老军头王震主政新疆，王震在那里对维吾尔族人民大开杀戒，因此被称为“杀人王”。这个事例非常符合“国家恐怖主义”的定义。其实中国政府一直都在采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镇压人民，例如1989年的六四。
在后来的实践中，“恐怖主义”一词被也适用于个人的和团体的各种暴力行为。2004年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报告，简称恐怖主义是“意图向平民或非战斗人民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以达到恫赫人民或胁迫政府实行或取消某些行动”的行为。按照联合国的这个定义来看新疆巴楚事件，中国官方的“恐怖事件”定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如果这家维族人真的具有联合国定义的“恫赫人民或胁迫政府实行或取消某些行动”的意图，他们为什么会在自己家里作案，而不选择公共场合作案以扩大其影响呢？如果这家维族人是“恐怖分子”，为什么他们针对的不是普通平民，而是针对具有特殊身份，可以无礼地强行进入民宅的“社区工作人员”？为什么这家维族人在冲突中使用的是刀具，而不是恐怖分子通常使用的爆炸物？如果这家维族人是“恐怖团伙”，为什么在社工报案时，只有派出所所长一个人带手枪前去？
即使只看中国政府提供的上述信息，也无法让人得出这就是“恐怖攻击事件”的结论。有人称之为“暴力抗拒搜捕”，这个定义更加合适。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急着要给巴楚事件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呢？因为，如果给维族人贴上这个极其负面的政治标签，中共当局就可以任意谴责和镇压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掩盖中共当局治疆失败、酿成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的现实。 那么，新疆巴楚暴力事件的根源何在呢？据来自BBC的报道，象征宗教信仰的胡子头巾成了一根导火线，使被压制的弱势民族的愤懑绝望情绪爆发出来。这一类暴力冲突的根源，是维族人一直指控大汉族政府的：他们的自然生存生态被破坏，文化发展权利被阻止，土地上下的资源被掠夺，维吾尔族的语言、宗教信仰被侵犯，……人民因此被迫反抗。 总之，巴楚事件彰显了中共治疆的危机。如果边疆民族的自治权利不能获得保障，这一类暴力事件恐怕还会发生。对此，中共当局不能只责怪美国人不同情，其实美国政府这次的表态已经是很够朋友了。虽然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不能批评中国政府太多，但他们还是诚实地告诉中国官方：你们的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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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6月号，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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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n 2013 11:36 AM PDT 
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撰写的《政治笑话集》，近日在港出版；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认为"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和官民对立百态，从那些流传坊间的政治笑话中就能管窥个中情状。"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监复的《政治笑话集》上月末在港出版，作者亲历中国官场生态及体验数十年政治风浪后，打破中国政治古板和禁忌，用戏谑、风趣的语言嘲讽执政者的独裁和平庸。香港漫画家梁阿平为该书配发多幅生动的漫画，封面是文革期间，姚监复在千人批斗会上，被批判他的人一时口误，说成"披着狼皮的羊"（应为披着羊皮的狼）的漫画，"黑色幽默"让人莞尔一笑间，却感执政者发动的政治运动之惨烈和中国历史之沉重。
本书六月初举办发行仪式，作者姚监复被当局明确通知，不得到港参加活动。梁阿平代为向书迷致词时表示："姚监复的政治笑话里有很多幽默，幽默之外又带有一种苦涩。他的笑话中有太多讽刺的东西，他的勇气可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在本书的序言中表示："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和官民对立百态，从那些流传坊间的笑话中就能管窥个中情状"。网络时代，各种段子频传。早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曾表示，中央党校曾专门成立一个向各地来进修的中共官员收集笑话和段子的项目，以从中了解民意。在诸多政治笑话中，前苏联、朝鲜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笑话传播尤为广泛。包括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直至中共近年的领导人李鹏等的笑话最为经典。而近年关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及最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中国梦"等皆被编排进各种笑话中。
 2012年10月，姚监复在布达佩斯的一次研讨会上
"一个王朝快毁灭时，民众用笑话表达心里的想法"
姚监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十多年前，考虑到当局对言论的管控，他不便于直截了当的用文字披露社会问题和表达不满，就把他亲历过的文革时期荒谬、违反常识的真人真事写成"带着眼泪的笑话"，在春节时发给亲朋好友，后被资深媒体人高瑜推介到海外，被海外媒体称为"姚监复政治笑话"："当时国家安全部门正式派人找到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书记转告我'国家安全部门的人警告你，不准在网上写笑话'。因此这本笑话也成了我写的第一本笑话也是最后一本笑话。笑话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不能写的，后来看到捷克和前苏联的作家评论'在一个王朝快要毁灭的时候，人们常常用笑话来表达心里的想法，这个时候容易流传，也具有杀伤力'。"
姚监复透露，也许当局看到了政治笑话的杀伤力和传播性，十几年前，中共宣传部向湖南省宣传部下发一个关于"认真追查不利于领导人形象的顺口溜"的通知："怕把他的伟、光、正的神圣形象丑化了，实际上'神'本身就不漂亮，就象皇帝的新衣一样，小孩子说'皇帝没穿衣服'，笑话本身有这样的作用。这些流传的段子反映了老百姓的智慧和对社会不公及丑恶现象的愤怒和蔑视。"
"他们该如何表达"64"这个敏感词？"
姚监复也表示，这些政治笑话在言论管控严厉的独裁国家，禁而不止。当作家、史学家用笔记述和描述时代时，政治笑话于正史之外，更容易直接引发民众的共鸣："很多苦难、残酷的形势，人们觉得忍无可忍或觉得很悲哀，但施暴者也有软弱可笑的一面，也象小丑一样，他们既是独裁者也是小丑，不妨更多的人用笑的形式揭穿丑恶、不民主的本质。"
采访的最后，姚监复表示今年是中共建政64周年，中国当局将"六四"定为"敏感词"，十月临近之前，会不会出现"63+1周年"或"65-1周年"，老百姓又得看一场大笑话。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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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n 2013 11:36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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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n 2013 02:35 PM PDT
"六四"是中国百年来最大的悲剧之一。
中国曾经遭遇过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曾经为争夺权力进行过殊死的较量；也曾经有过军阀之间的混战，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战争，是武装力量在战场上的对峙和厮杀。真正在国家的首都大规模地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只有共产党，只有共产党中那些视权如命的政治顽固派。
24年已经过去了。那些当年参与屠杀决策的政客们现在都忙于用各种方式撇清自己的责任。当年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李鹏，已经变成了"六四祥林嫂"，逢人便诉说自己不是屠城的决策者。而"六四"中出尽风头的北京市长陈希同，临终前专门否认自己在"六四"中的作用。
其他那些得益于"六四"事件结局的政客们，无论是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还是仍然在台上享受既得利益的。他们的态度也是尽量回避，希望通过时间的流逝让国人彻底地忘却这件令中国的执政者倍感尴尬话题。
中国的统治集团之所以如此地忌讳"六四"话题，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什么理由，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都是一种令人极端厌恶的历史罪恶。但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为"六四"镇压进行辩解的论调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间流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官方运用各种手段封杀一切关于"六四"真相的消息，这些论调具有越来越大的欺骗性。
"六四"带来繁荣？
其中一个流传最广，似乎最理直气壮的辩解是：假如中国政府当初在"六四"问题上没有采取"断然行动"，中国便会失去随后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言下之意，"六四"为中国带来了繁荣和发展，因此不必过多追究。这是一种惘顾事实、逻辑混乱的论调，而且也是一种完全没有道德标准的论调。
这个论调缺乏事实和逻辑基础。从经济增长看，过去20年，中国的确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增长是"六四"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机关枪带来的。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始于"六四"，而在"六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也无法证明，没有"六四"，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停滞。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期间都实现了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其中包括印度和其他金砖国家，他们并没有依靠坦克和机枪！
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其内在的逻辑。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减少对私有经济发展的控制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只要坚持这个方向，没有"六四"，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不会慢，而且还会发展的更均衡、分配更合理、对环境的破坏更小。
"六四"之后，中国的统治集团如同末日般的惊恐，他们把中国的增长机会看作是自己疯狂掠夺的最后战场，这才导致了没有道德、贫富悬殊、毁灭环境、内外失衡的增长格局。这个灾难，需要中国民族消化至少数十年。
退一万步讲，假定"六四"果真是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提，那么，这种增长也是要不得的。
人们现在常常说，我们不要破坏环境的增长，难道我们就应该追求以扼杀青年人生命为前提的经济增长吗？一个精英集团，将少数人的财富增长放在环境、生命、正义之上，除了反映了这些所谓的精英们的道德沦丧之外，还能够证明什么呢？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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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n 2013 02:34 PM PDT  六四屠城廿四周年，每年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点起的数以万计的烛光，今年意外地引发一场争议──主办组织支联会把主题设定为「爱国爱民，香港精神」，令这两年起本土意识高涨香港人，对这种强加「爱国」作为「香港精神」的口号，反感而提出异议，结果争论由香港去到天安门母亲以至海外的民运份子，是近年罕见的「爱国争论」，可分为两个阵营，以至七派的意见。 先说「爱国」阵营的，最温和的（第一派）意见认为，支联会的全名本身就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而89的学生运动本身就是爱国的，爱国不同于「爱国主义」，爱国本身无害，此口号没有错，但为平息争议，放弃口号就是了；（第二派）则认为，六四不能抽离爱国，因此绝不能撤回爱国口号；（第三派）则认为，「身为华人子孙、流著中国人的血，有爱国的感情是自然的。因此「杯葛六四晚会」的人是「自我中心」和「功利主义」，「因为国家落后、唔文明、专政而否认中国人身份，是背弃民族和祖宗」。 至于「反爱国」阵营的，最温和的（第四派）意见认为，支联会的口号挑起争论是非常无谓的，即爱国早已沦为中共的统战与洗脑工具，因此令人反感是必然的事；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认为这是：「愚蠢之极，莫名其妙」，而前89学运领袖唐柏桥则指「爱国爱民就是向中共献媚」，但反对归反对，六四晚会的意义，超越了这些争论，这派意见认为晚会是理应照常出席的；（第五派）则反对爱国以至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认为六四是跨国界的问题，绝对应把「爱国」这种落后的意识形态抽离出去，此派以年轻一代为主，主张为支联会撤回口号，才会出席晚会，部份人则选择到香港其他地方如尖沙嘴，进行另类的悼念活动；（第六派）则以香港本位思考，认为六四事件和香港的核心利益无关，既然其他屠杀事件如中共2008年的314血洗西藏不作悼念，因此也没有特别要出席六四晚会；（第七派）则以为陈云为首，他不反对悼念六四，却反对支联会，认为支联会等组织是「中美两个境外政权」的阴谋，支联会对「平反六四」的呼吁，只是加强共产党的合法性。 事实上两边阵营的意见虽多，但绝大多数却是温和的口号「撤与不撤」争论，最有价值的讨论，当属「应不应爱国」，爱国是有益还是有害，爱国（有条件的）是否真的可和爱国主义（无条件的）分开；最没有价值的讨论，则数把不爱国视为「背弃民族祖宗」或「不明白甚么叫做爱国不爱党」，以及一些人身攻击与没有证据的大胆指控。香港的确是一个多元而自由的社会，而虽然网络骂战绝大多数都是口水以至无谓的人身攻击，令一些追不上网络争议速度的外围观察者难以掌握，然而香港这次以年轻人为主的「本土派」，以至老爱国为主的「大中华派」，却少有地在一个非常物质与现实的香港，引发一场纯情感与思维的大辩论，在隔空交火过后，其实是非常健康的「百花齐放」，是多元自由社会必须习惯的事。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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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n 2013 01:59 PM PDT
这次会谈有很特别的意义。习近平跟奥巴马的会谈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两天。周末这两个人要谈两天6个小时，然后准备在黄昏的时候散步。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之下交换意见。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时机是很妙的。一方面六四，本来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异议分子当然期待不高，但一般人都期待他在政治上有些改变，也许会放松一点。尤其是现在当政的人包括像王岐山、李克强，还有其他有关的人像李源潮都是在六四的时候好像都很同情学生运动的。无论如何他们希望在这个时期见习近平上台可以有些政治改革，有过这样的期待，但是这个期待我看现在已经完全落空了。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借着毛泽东的建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强大国家的这种方式来宣扬民族主义，激起民族热情。 所以谈普世价值现在在国内都被禁止了。普世价值现在根本不能谈了。 现在许多共产党的人出来都说根本没有所谓普世价值。中国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就是最高的了，也就是最普世的了，所以不必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放在嘴上。所以这是习近平所同意的这种方式。叫做"七个不准"， 不准谈七件事情。 我不能一一给你讲这七件事情是什么，但我知道普世价值是其中之一。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任何对于习近平有所期待的人都会失望了。所以习近平要找自己新的出路。所以他在国内的政治方面，他自己是共产党高干的第二代第三代，高级干部的子弟，这些人靠共产党起家的，也是集体世袭了共产党的权力的。所以这些人绝对不能动摇毛的权威。所以毛的权威现在不但没有往下降，反而是上升的。但另外一方面，习近平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好像跟军方关系相当密切，至少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在这种密切的情况之下他就希望树立自己的权威。
这次他要求跟奥巴马私人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件事情变成个人的外交完全是习近平发动的，并不是奥巴马要如此，因为奥巴马送他的代表到北京跟他商谈。在西安会谈的时候他表示不要谈外交事务，而希望广泛地认识，在比较轻松、宽松的气氛之下他跟奥巴马两个人会谈。当然会涉及许多问题。同时这件事情也可以帮助他树立在国内的专政的权威。因为他现在采取的这个方式是从前十年以来胡锦涛所不能做，也不敢做的。胡锦涛对任何事情，尤其跟外国元首都是表面，一两句而止。从来没有敢负责地谈任何问题，都是避而不谈的。 这次习近平给人的印象是他可以代表中国、他可以代表共产党。我想也是受到毛泽东的启示，也受到了邓小平的启示。这次很明显地习近平是要借这个机会表示他在共产党当权以后他的地位不像胡锦涛那样窝窝囊囊；也不像江泽民只说些漂亮话，但是没有实质的发展。他希望在他手上能够把中美关系基本上确定下来，所以他叫做"个人外交"。这个个人外交当然他只跟奥巴马谈。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他们要谈些什么。不过我相信他的基本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对美国方面，还要摸摸美国人的底；第二个，我认为对周恩来的外交手段习近平也要模仿，他把太太也带来做表演。这方面奥巴马并不配合，他的第一夫人并没有到场，所以这体现出中共在宣传上面恐怕还有些缺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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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n 2013 09:28 AM PDT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卢惠龙的《〈顾准文集〉出版的曲折》和第三期唐继无的《也说〈顾准文集〉的出版》两文，对于这位现代思想家著述问世背后的曲折经过，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较为详细的披露，读后令人感慨。机缘巧合，我这局外人也恰好知晓一点内情，写出来或可作为补充。
1991年夏天，我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友人张志国应邀到邻近的美国东西方中心做访问学者，他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修养读物编辑室副主任，因在沪上时相过从，于是经常碰面闲聊。一天聚谈时，张志国向我展示了一厚叠铅印的文稿，说是顾准先生的一部文稿，原计划在他供职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稿已编竣，但最终未能成事，有同事托他带出国来，看有无可能在海外出版。恰好因父辈关系，我于八十年代初即拜识会计界泰斗潘序伦先生，为之整理过一些文字，得以知悉顾准早年被他收为立信会计事务所练习生并成其得力助手及后来投身革命的经历；还听曾与顾准同事的几位老人谈论，顾自学成材而才气横溢，建国之初有次和他们吃饭，兴之所至竟脱口说道："像我这样的人，是可以当副总理的。"他其时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官已不小，但出此豪言仍可谓自大或曰"狂妄"得令人震惊！因见我对顾准并不陌生，于其五弟陈敏之亦有所知，张志国便爽快地将文稿借我一阅。这正是先编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后成为《顾准文集》的那部书稿，前面有王元化先生所撰大力推荐该书的序言。
自文革结束，进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顾准生前著述的《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希腊的城邦制度》和迻译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学论文集》均相继顺利出版，唯独《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问世，与他的人生遭遇一样，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1977年，即顾准辞世后第三年，陈敏之利用空闲，将亡兄当年陆续寄来的笔记式通信，加以整理分类，重新抄写了一遍并装订成册。因为这些信件用的是廉价的薄信笺，字又写得小，显然是图分量轻而容量大，但肯定经不起长期存放。重新缮写一份，一方面是为了借此保存下去，一方面也是为了翻阅方便，最初并不存有出版的奢望。1984年，文化界一位顾准的友人读到顾准这本笔记体的通信集，赞叹不已，热心地推荐给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希望能够出版。负责审读的编辑读后写下评语："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见识。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总经理范用也认为："今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的'奇书'始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然而，到1986年，这部"奇书"又通过那位友人，被默默地退了回来。这部书稿，在文化界人称"什么书都敢出"的出版家范用手里都未能出版，可见其中观点之尖锐和见解之深邃。
据张志国说，1987年初，陈敏之又满怀希望，把请人重新誊写并校对的这份书稿送到上海三联书店。与在北京一样，编辑也认为很好，可以出版，但结果还是未免退稿的命运。这年年底，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之子陈申申读到这本书稿后，主动热忱地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写信推荐。于是，就有了唐继无先生文中所说在其引领下见陈敏之并接下书稿的缘由。该社资深编辑夏绍裘认真审读后在1988年6月写下的审稿意见，我在那部铅印的文稿后面读过，其中说"全稿文字凝练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惊叹"作者竟能在文化革命万马齐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这一系列真知灼见，他的智慧和勇气实在令人钦佩"；并认为"作者忠于革命，热爱人民，他写的文稿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从观点到语言都不超出学术范围"。随之，社内三审通过。1989年年初，陈敏之校读了清样，又请王元化撰写了一篇序言，只等开机付印。不料再次胎死腹中。
唐文还提到："陈敏之将整理后的文稿交我时并没有书名。既然要出版，就该取个书名，而且还要取得好。我与老夏商量书名之事，老夏经过反复思考斟酌后，提议就用文稿中一篇文章的标题'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做本书的书名。经老夏这么一说，顿觉心中一亮――好一个点睛之笔，这一句话就把顾准文集的精髓给提炼出来了。我表示同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本后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不朽名著的书名就是这样确定的。"这与陈敏之的记述有所不同。陈在1992年8月18日撰写《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其中说道："既然结成集子出版，需要为之题一个书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我提出、在同时提出的五六个书名中经过反复推敲、斟酌后选定的。曾经想采用《娜拉出走以后》为书名，征求王元化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还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好，这个比较严肃的书名符合书的内容，不会产生误解，就这样定下来了。"（《我与顾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版）按照此一说法，这个书名的产生，似非出自出版社编辑的苦心孤诣。不过，无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个书名是谁选定的，都较好地体现了这部文集所蕴含的主要思想和精神，也准确地概括了著者顾准一生的思想历程。正如王元化在序中所言，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是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伟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中走过来的。以后，又都经历过五十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充满激情的革命理想主义。所不同的是，顾准是这中间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并辨清了真理与谬误的一位先驱者。
卢惠龙先生的文章起首说："这是1994年，经王元化的推荐，《顾准文集》走进了我所在的贵州人民出版社。此前，文集在上海学林等一些出版社飘移过，未果。"如前所述，从1984年起，顾准这部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书稿，包括上海学林出版社在内，至少"飘移过"北京、上海的四家出版机构，辗转周折，接连碰壁。
此后，又是整整三年过去。经王元化再度推荐，顾准的这部遗著终于被作为"思想者文丛"之一，于1992年7月由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唯未能在内地发行。尽管如此，清样中原有的两篇文稿还是被删去了，一是《直接民主制与"议会清谈馆"》，一是《民主与"终极目的"》。对照中国的现实政治，这两篇的内容似乎有着更为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顾准的这部著作在香港问世后，有位历史学者评价说，这不是著作者个人的事情，"而是思想史的事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事件"。我深以为然，于是撰写了题为《一个人与一本书的命运――顾准和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长文，次年8月发表于美国纽约的一本中文月刊，这应是海外最早详尽介绍顾准其人其文的文字。
在国内，《顾准文集》终于能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简直可以形容为"千呼万唤始出来"！此后，经过顾准亲友不断的艰辛努力，《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自述》以及《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等著述相继在国内印行，系统和完整地展现了这位先驱者曲折多难的人生经历和不懈求索的思想成果，在知识界及普通读者中激起很大的震撼，不久兴起了一股"顾准热"。由此，"顾准现象"也成了九十年代后期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话题。
（作者为澳门《九鼎》月刊总编辑）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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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n 2013 07:41 AM PDT
中国的主席和美国的总统打破惯例，没有搞什么正式的访问，而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小地方搞了个非正式的友情外交。据说是为了增进个人感情，以利于今后建立互信。但是大多数不那么傻的人都不相信，认为这个说法只不过是外交烟雾而已。
首先是这次的访问有点儿像是电视节目中插播重要新闻。在习近平访问美洲的日程中本来没有访问美国的计划，日期临近突然宣布要到美国访问。而且还不是正式访问，但也不是假装休假。而是玩儿了个新花样，说是来增进个人感情，然后就可以建立两国之间的互信云云。显然这其中必有猫腻。 为什么呢？作为一党独裁的中国，如果习近平真的像毛泽东那样党内独裁了，才可以说个人感情就等于两国互信。但至少现在他还没当上独裁者，说了还不算，最多也就是假装独裁者，忽悠美国佬而已。 奥巴马就更不像话了。你是民主国家的总统，只是形式上代表美国人，是执行美国人民的意志的代理人。怎么能以你个人的感情代替国家利益呢？这明显是在忽悠中国人，不能当真。两个人都在放烟雾弹，就像香港的警匪片，谍对谍。 不过两个人的姿态却不同。先是奥巴马放下大国总统的架子，上赶着请求习近平在访问拉丁美洲三国之后顺便来美国歇个脚。私下里告诉中国政府，说是有重要的事项不便公开，可以私下里散步的时候说悄悄话。 习近平肯定是一听大喜过望。因为他也正有下不来台的紧急事项要求奥巴马帮忙。于是连想也不用想就一口答应下来，用最短的时间安排了这次公开的秘密会谈。这样就有了加州散步的戏剧性安排。 安排好象很戏剧性，也放了很多讨论黑客之类的烟雾弹。但其实很拙劣，骗骗老百姓而已。他们俩人都这么着急忙慌地见面，肯定是要做什么见不得光的政治交易了。这个骗不了明眼人。 首先是日本人着急了。他们态度强硬地要求美国人必须告诉他们奥巴马和习近平谈话的所有内容。美国人也严肃地告诉他们，总统本人会向他们坦白交待，请日本人少安毋躁。这等于在向日本人保证，美国不会出卖日本这个盟友。我感觉日本人肯定不是那么放心。 习总书记也是怪怪的。放着风景优美的庄园不住，非要到旅游点上找一个旅馆住。据说是为了防止窃听，也就是说他承认这次有很多的猫腻怕人知道。这种偷偷摸摸的做派，和他倡导的什么新型大国关系，似乎不太匹配。结合前段时间韩国总统偷偷摸摸和奥巴马散步密谈的故事，可以推断这次的偷偷摸摸和朝鲜半岛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这次秘密政治交易会集中在什么问题上呢？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在刚上台就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同时掀起民族主义的高潮。而日本正在联合南海各国形成统一战线。习近平在国内政治上得了分，可是他不能同时在南海和东海开战。甚至在东海开战也没有胜算。所以他正在下不来台。 奥巴马也有他的难处。北朝鲜最近闹得挺邪火，一会儿核试验，一会儿放导弹，据说还能打到美国。尽管专家们说金三胖没有这个能力，但这不算数。如果美国介入了亚洲的战争，中国自己可以不使用核武器。但作为小流氓的金三胖可就不一定了。他没有，中国不会给他吗？这样美国就不好办了。所以解决北朝鲜的问题是奥巴马的难题，是奥巴马比习近平更着急的原因，也是日本最着急的原因。 好在习近平提前作出了和解的姿态。公开对北朝鲜实施了制裁，而且还拒绝了金三胖访问北京。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反正对美国的媒体来说是看见了救命的稻草。这就迫使奥巴马不得不请求习近平的援助，并且为此要向习近平付出代价。 双方都估计这次匆忙的会面不会立即产生效果。因为美国不会放弃日本和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否则就等于放弃了亚洲而沦为二等国家了。如此奥巴马将成为美国的罪人，他不会傻到这种程度。他临阵换将，把态度强硬著称的苏珊莱斯提上来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正说明了他的决心。 而习近平也是退无可退。他掌权半年多来什么也没做，只做了这一件挑动国际紧张局势的事情。只在煽动民族主义上得了一分。如果没有了下文，反倒在外交上陷入困境。他的位子也就快到头了。所以其实他比奥巴马更着急。 奥巴马可以说服日本承认钓鱼台群岛是有争议的领土。代价是安倍内阁只能以下台告终。好在日本是民主政体，换个首脑不是太大的问题。而习近平说服金正恩放弃核武器政策，难度就大得多。结果可能是金家政权崩溃，朝鲜半岛统一。这样习近平就成了中共的罪人。这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不可能执行这个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双方都很紧张，很认真，但这次的会面只能是假模假样的增进私人感情，并且私下里开出条件以后再慢慢地谈。最终结果虽然可以肯定，就是双方都不愿意发生战争，但是怎样才能解开这个双方制造的死结呢？我们拭目以待。 聆听魏京生先生的相关录音，请访问： http://www.weijingsheng.org/RFA/RFA2013/WeiJS130607CApresidentialtalks.mp3 （撰写并录音于2013年6月7日。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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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Jun 21, 2013, 6:03:10 AM6/21/13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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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3 02:2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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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3 02:07 PM PDT
我很高兴我能生活在一个人们警觉地捍卫公民自由的国家。然而，随着最近两项用于追踪疑似恐怖分子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的政府计划被揭露，我倾听了因这起事件而展开的辩论，不禁觉得，那些斩钉截铁地替揭露行为辩护的人中，有一些人的说法仿佛就像9・11从来没发生过似的，仿佛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政府侵犯我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担心那些在也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密室里聚集的人前来进犯，密谋如何摧毁我们最高的大楼，或用藏在内衣、网球鞋或打印机里的炸弹摧毁美国的客机。
是的，我的确担心政府可能会利用一项旨在避免9・11再次发生的计划来侵犯隐私权。到目前为止，这种侵犯似乎还没有发生。但是我更担心9・11再发生一次。也就是说，我担心的确已经发生过一次的事件会再发生，那次事件给我们造成了惊人的沉重损失，而且恐怖分子还在希望重复同样的攻击。
我之所以更担心后者，并不是因为我不在乎公民自由，而是因为在美国我最珍视的是其开放的社会，而且我相信如果再发生一次9・11――或者更糟，动用核物质的袭击――可能会使我们所认识的开放社会走向终结。如果再发生一次9・11，恐怕99%的美国人都会告诉代表他们的国会议员："别在乎隐私权了，不管需要做什么，尽管做吧，只要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种事就行了。"我最担心的是这种情况。
正因如此，我才勉强、十分勉强地愿意让政府利用数据挖掘，从拨打的电话号码中、电子邮件地址中寻找可疑的规律。而按照国会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查阅通讯内容时，还需要向法官申请搜查令，以此来避免有朝一日，我们出于恐惧向政府授予随时随地查阅任何电子邮件、任何电话通话的权力。
所以，我不认为公布所有这些秘密材料的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是什么爆料的英雄。相反，我认为应当有人提醒一下斯诺登，需要有人反驳他，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政府要想在确实存在的（并不是幻想的）袭击威胁之下保护公民，就必须在不断的司法制约下使用大数据，在这个领域我们尚有优势。这并不是理想的做法，但如果再发生一次规模像9・11一样大的袭击，对公民自由造成的损害就会大很多很多。
感谢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在他的博客上链接了HBO剧集《火线》(The Wire)的创作者大卫・西蒙(David Simon)的一篇文章。在我看来，此文切中了问题的核心。
"从四面八方的反应和夸张表述来看，你可能会以为政府正在监听两亿美国人的秘密，"西蒙写道，"你或许会以为，这里揭露出了一些让政府耻辱的非法勾当。我们起草和通过法律不可避免地要求要有法庭的判令，而政府的这些做法没有得到法庭授权。不是的。……从法律角度看，这件事中唯一的新情况是，FBI和NSA试图筛选反恐线索的数据规模有多大。……我知道，政府希望建立所有通话记录的数据库，这种意图既宏大又可怕，而且政府也在关注互联网，这也很可怕。同样可怕的是你的手机上安装了GPS功能。……问题不是由此产生的数据应否存在。因为这些数据是存在的。……这里的问题更基本：是说政府获取数据的目的在于社会正当的公共安全需求，还是说政府获取数据的方式损害个人自由、侵犯个人隐私，且没有受到监管？对于这个问题，《卫报》(The Guardian)，以及因为这个发现而哀嚎的其他媒体却在显而易见地保持着沉默。这个关于美国收集的大量数据的发现其实并不新鲜。我们并不知道有哪起实际上滥用权力的情况。"
我们的确需要一直对滥用权力的行为保持警惕。但西蒙补充道，实际上在过去两个总统任期内，"这种收集数据的做法是美国反恐努力的基本逻辑，而反恐部门实际上被要求完成的任务是，在针插进干草垛里之前，就把针找到；在类似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这种规模有限的草根阴谋实施之前，就将其阻止。"
可以肯定，秘密计划可能会导致滥用权力，因而必须受到制约，比如几乎不受管控的无人机袭击。但是西蒙总结道，下面这种情况同样也是成立的：
"飞机的确撞了大楼，炸弹也的确在波士顿马拉松的终点线那里爆炸了。我们真的处在一场持久、低强度、高风险的冲突当中，对手是分散、立场坚定、有意识形态动机的敌人。现在姑且想象一下，如果发生了国内恐怖袭击事件，而美国总统和他的政府未能全面利用现有的电话数据，尽其所能在干草垛里找到藏着的针，持各个政治立场的人会表达多少抨击。"
我要补充的是，不只是抨击那么简单。想象一下，如果再发生一次9・11规模的袭击，我们会容忍在美好的开放社会上，再施加多少实实在在的限制？请别怪我说得严重。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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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3 02:06 PM PDT 
美国国防部属下的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爱德华•斯诺登爆出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项目，这一消息被普遍认为是具有十足的爆炸性（explosive）。
然而，假如说斯诺登是扔出一个炸弹，那么，至少是就眼下而言，他扔出的是一颗爆炸力超强的臭气弹(a stink bomb)。
按照全世界用户最多的免费英文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介绍，臭气弹是一种产生令人不快的气味的装置；按其效力划分，可分为恶作剧用途，或军事及骚乱控制用途。
在英语世界 ，臭气弹也是常用于社会和政治场合的比喻说法。
斯诺登的臭气弹让许多人、许多政府、许多制度、包括让西方国家一直引以自豪的宪政民主制度沾上了难以摆脱的臭气。
这里所谓的“难以摆脱的臭气”的另一种委婉说法是“难以应对的挑战”。
*臭气弹的政治效应*
毫无疑问，斯诺登的臭气弹所造成的最显著、最强烈的杀伤是政治方面的。
斯诺登将美国政府对电话和互联网的大规模监控项目曝光，使美国行政当局、美国国会、美国以及跟美国关系密切的英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沾上了目前还难以摆脱的臭气。
世界各国有关的新闻报道已经多如牛毛，成筐成箩成卡车，数不胜数。但其中最言简意赅又最能说明问题的“九牛一毛”可以说是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一篇报道。
《华盛顿邮报》6月11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引用参与美国政府大规模监控项目曝光行动的独立制片人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的话说：
“我们有秘密的法庭对秘密的法律进行秘密的解释，这不行。这成了什么民主？”
波伊特拉斯在这里所指的是，美国政府有关大规模监听的法规是秘密的，审理有关法规案件的法庭是秘密的，审理结果也是秘密的，她认为这一切秘密使得美国的宪政民主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有过各种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宪政民主，而任何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宪政民主的共同的底线是，选民有权决定涉及自己根本利益的法律法规，执政者的权力要受限制。
波伊特拉斯提出的质疑的主旨是：这些秘密规定使选民被蒙上了眼睛，使选民成了法律法规的囊中物而不是主人，使有关政府机构和有关政府官员进入可以为所欲为、不必担心受问责和追究的境界，使宪政民主成为有名无实的东西，成为实实在在的笑柄。
目前，美国国家安全局主管、奥巴马总统以及美国国会支持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两党领袖对这种质疑还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回应。
英国政府虽然急忙发表声明，表示跟美国情报结构的合作没有违反英国的法律，但英国政府的这种声明到底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还不清楚。
*难有公信力的辩护*
迄今为止，国家安全局主管以及奥巴马总统只是指天发誓，说是有关的监控项目完全合法，而且也已经为维护美国公众安全发挥了不可取代、不可估量的作用，与此同时，有关的监控项目对美国人隐私的损害是有限的。
但是，有关的秘密规定使他们的这种说法死无对证，难以有什么公信力，因为公信力必须根基于公开。
《华盛顿邮报》另有报道说，奥巴马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的导师劳伦斯•特赖布就对他已经成为总统的这位学生表示了失望，并提出了公开的批评。特赖布提出抱怨，认为奥巴马总统将监控项目弄得如此机密，以至于公众无法进行适当的评估。
此外，这种说法显然也让支持现行法律法规的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范斯坦感到难以接受，至少是感到难以全盘接受。
范斯坦日前表示，希望国家安全局和美国有关行政部门将必要的信息解密，以便国会议员和美国公众可以商讨辩论有关的问题。
范斯坦参议员的话泄露了两个众所周知的秘密：1）太多的美国国会议员不了解有关的秘密法律法规及其运作；2）太多的美国公众不了解有关的秘密法律法规及其运作。
简而言之，秘密法庭根据秘密的法规秘密审理秘密的案件并将审理结果保密，这种做法是否跟自由民主制度，跟西方将近1000年的宪政传统相容？
这个问题显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以及拥护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目前看来还是难以应对的知识挑战和政治哲学挑战。
*知识和政治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显然喜欢这种知识和政治哲学挑战。
在斯诺登的爆料成为全世界的热议话题之后，拉赫曼发表文章说，以斯诺登为代表的传统自由派就互联网时代的个人隐私问题对美国和西方政府提出挑战，但他认为斯诺登及其同党没戏，
“除非有谁能证明，（西方政府的）安保机构不但正在收集海量的信息，而且正在大肆滥用这些信息，我认为这场争论的胜利将属于西方政府。”
然而，对拉赫曼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认为，其他方面知识丰富的拉赫曼显然是政治学不及格，因为他好像是不知道古往今来一个基本的、颠扑不破的政治学原理，这就是即使是彻头彻尾的独裁统治者也不能四面出击，不能在同一时间跟绝大多数人为敌从而自找倒霉；但统治者很知道他也根本就不需要在同一时间跟绝大多数人为敌 ---在任何时候，他只要把社会上百分之几，或百分之零点几的人收拾掉或控制住，就足以掌控大都数人，掌控局面，掌控全社会。
换句话说就是，“杀鸡给猴看”虽然是源于中国文化、中国语言的一个成语，但“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和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所有的统治者都明白，所有的统治者都乐于运用，善于运用，经常运用，而且往往用之有效，立竿见影。
再换句话说，传统的自由派人士认为，安保机构收集海量的信息本身就对公众构成了威胁---公众成为政府机构玻璃缸里的金鱼，一举一动都受到政府全方位监视和记录，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政府机构问罪和治罪，但政府机构却被重重的保密黑幕包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可以为所欲为，让公众无法问责。
另外，对什么是“大肆”以及“滥用”也完全可以是言人人殊。
例如，在某个国家，一群流氓闯入一个人家进行殴打，被殴打者进行自卫反抗，有流氓受伤；政府将流氓全部放走，将自卫者抓起来问罪。（这种情况在中国、在女权活动家叶海燕身上刚刚发生过。）
对于这样的毫无争议的基本事实，有人可以说自卫者滥用暴力，有人可以说政府滥用权力；有人可以说政府公然放走流氓抓却把自卫者抓起来是大肆践踏基本人权，有人可以说这只是孤立的小事一件，不足挂齿。
*秘密监控的杀伤力*
“杀鸡给猴看”的原理就是政府通过对少数人的镇压打击对多数人形成威慑，让多数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对政府说不，或在思考说不的时候要瞻前顾后，不得不考虑说不所带来的巨大的代价。
在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在美国这样的西方民主国家，最容易对政府、对统治者说不的当属新闻媒体。一般的人说不，说No，大都只是相当于蚊子嗡嗡叫，政府可以置之不理而且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在斯诺登对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监控项目之前，美国媒体已经将美国司法部大规模秘密调阅美联社记者的电话通话记录、以便追查政府信息泄密者的问题曝光。
通过政府内部的泄密者揭开“水门丑闻”的《华盛顿邮报》的前执行编辑伦纳德•唐尼就此发表文章表示，美国现政府的如此追查记者通话记录，这种做法将严重伤害，甚至是致命性地伤害美国的民主制度所赖以生存的新闻自由，伤害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理所应当的制衡监督。
唐尼所说的道理是，如果政府可以秘密地、任意地追查记者和新闻机构的消息来源，这将形成一种窒息性的威慑效应，掌握政府不当行为信息的人要想通过媒体曝光来制止政府的不当行为将面临极大的风险；于是，新闻媒体的重要消息来源将被阻断或大大受阻，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将因此而受害。
奥巴马总统已经对唐尼和其他人士所表达的这种担忧做出了正面的回应。奥巴马总统说，他已经再次敦促美国国会通过有关的立法，对新闻媒体保障消息来源机密性的权利予以充分的保护。
截至目前，美国国会方面对奥巴马总统的敦促还没有下文。
顺便说一句，并非以发表过激言论而著称的前《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的唐尼5月26日在该报纸质版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奥巴马，无法无天的总统”（Obama, the unaccountable president）。
*臭气弹的商业效应*
斯诺登的臭气弹不但将美国政府打得臭气烘烘，到现在还难以摆脱臭气，而且也将谷歌、微软、雅虎、脸书等不得不秘密向政府提供用户信息的9个美国大互联网公司打得臭气烘烘，叫苦不得。
这些一直在力争世界市场的大互联网公司目前十分狼狈，因为它们被迫承认多年来跟美国政府情报机关合作，让美国情报机关可以掌握其用户的信息。
但这些公司先前一个个都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誓言他们对用户的隐私高度重视，绝对没有也绝对不会让政府肆意地、大规模地染指用户隐私信息。
如今，斯诺登的臭气弹抛出，臭气弹在它们面前迎面爆炸之后，这些被熏臭的公司纷纷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对有关法律法规解密，以便它们对自己的用户有一个交代。
对美国这些互联网大公司来说，它们好似在一夜之间忽然又真地高度重视用户隐私信息了，显然是因为它们重视国际市场---如今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发展野心的互联网公司都必须走向世界，尽可能多地占领国际市场，而它们的用户信息大举暴露于美国政府的监控的消息传出，显然使这些公司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美国这些大互联网公司这种亡羊补牢的言行究竟会有什么效果？美国政府当局会对它们的要求做出什么回应？由于斯诺登的臭气弹爆炸，这些大公司的竞争对手是否获得了好处？获得了多少好处？世界各国的互联网用户对这些大公司的信心或信任受到了多大的损害？这些大公司发表的声明究竟对被损害的信心有多少修复？
这一切问题的答案目前还不清楚。
但有一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十分明确而清楚，这就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可以由美国的这些大互联网公司受损而获得好处的其他国家的互联网公司将不包括中国的公司。
*臭气弹臭了奥巴马*
斯诺登抛出的臭气弹爆炸，也将奥巴马总统炸得臭气烘烘。
由于奥巴马总统的特殊教育背景，斯诺登臭气弹对奥巴马总统的爆炸威力特别大。
奥巴马总统当年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的高材生，学的是宪法学，并一度担当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芝加哥大学的宪法学教授。
当年在跟布什竞选总统的时候，奥巴马多次高声谴责布什行政当局侵害宪政制度的种种做法（实行大规模秘密监听、违反国际法，设立秘密监狱，设立关押难以证明有罪或无罪的人的关塔纳摩羁押中心）。
奥巴马反复多次地发出雄辩的声明说，布什行政当局要美国人民在法治和安全之间做出选择是一种荒唐虚假的选择(a false choice)，美国人民完全可以坚持自己的宪政和法治的理想和制度，同时也享受安全。
如今，大规模监控项目曝光，使众多的人（包括他在哈佛大学的导师）对奥巴马的思想能力、管理能力和人品产生了疑问---他到底是当年只是一个学术混子，其实根本就没弄通宪法学？还是他管理能力不行，可以说得好想得好，但是做不好？还是他当上了总统之后就抛弃了所学的宪法宪政原则？
奥巴马总统将如何证明自己，如何摆脱臭气，美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人正在饶有兴味地观察。
*如何自制臭气弹*
臭气弹，无论是真弹，还是用于比喻说法的臭气弹，都是可怕的，也都可以是很好玩的。
显然，斯诺登抛出的臭气弹正在让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许多人得到形形色色的娱乐。
例如，把一个鸡蛋从春天储存到夏天，就可以使它变成一个臭气弹。到时候将它用针刺破，或者打破，将其中的硫化氢气体释放出来，就可以获得刺鼻的臭气。
这种实验任何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做，而且不会有任何危险。
但政治上的臭气弹对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来说却有实实在在的危险。
在斯诺登表明身份之前，美国政界已经有人提出要求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为大规模追查美联社记者通话记录的丑闻（臭气弹）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引咎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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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Jun 25, 2013, 6:01:03 AM6/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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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Jun 2013 02:58 AM PDT
藏人流亡政府诉求的，是中国政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条款。这个诉求就叫"中间道路"，即"既不接受压制、也不追求独立"，是在两者之间取中。
前些日子，我问一位在中国政府体制内工作的朋友，你们为什么不和达赖喇嘛谈判？这位朋友说，他不了解底细，没法回答。不过他说，他倒是可以问问涉藏的有关人士。过了几天，答案来了。我的朋友说，他问过了。有关人士说，不谈判的原因是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一方开的价码太高，中央政府没法接受。言下之意，不谈判的责任在达赖喇嘛一方。
我所遇到的国内民众，大多对西藏并不关心。他们自己要关心和操心的问题够多的了，西藏问题在他们的注意力分配中排不上号。藏人开价太高而没法谈判的结论，则是少数关注过西藏或对西藏问题略知一二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标准认知。中国人一般不会费力去深究。一般人的思路是，既然中央政府不肯谈，那就必有其理由。那么，藏人流亡政府到底开的什么价而高得中央政府不肯谈判呢？
洛桑桑盖如是说
藏人行政中央（这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官方正式名称）的司政（首席部长）洛桑桑盖最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演讲，回答了上面的问题。
洛桑桑盖说，藏人流亡政府诉求的，是藏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真正自治"，这个诉求就叫"中间道路"，即"既不接受压制、也不追求独立"，是在两者之间取中。中间道路的具体内容，简单地概括，就是中国政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条款。洛桑桑盖说，"如果中国政府真正实施自己现有的有关法律，在我们看来那就是真正的自治。"他特别强调说，正因为藏人开出的这个"价"依据的是中国政府自己的法律，所以中间道路不会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洛桑桑盖还说，按照藏人流亡政府提出的中间道路，西藏问题要谈判的不是要修改宪法的问题，也不是要改变制度的问题，即藏人一方不要求修改现有宪法，也不要求改变现有政治制度。洛桑桑盖说，流亡政府提出的藏人高度自治的方案，有一个备忘录，在网上可以方便查到。这个备忘录的条款，也就是藏人一方开出的具体价码，每一条都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条款。
大藏区问题
大多数关注西藏问题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央政府拒绝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原因是"大藏区"问题，即藏人一方的要求是藏人居住的全部地区，这个地区现在分布在四省一区，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洛桑桑盖说，占领土四分之一不是藏人一方的问题，藏人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千百年。问题是要在这片土地上干什么，是要分离出中国，还是仍然留在中国里面。藏人要求的是这片连在一起的藏区成为留在中国里面的统一的民族自治区域，这是中国宪法里有所规定的。
我在2008年采访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的时候，桑东仁波切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因为中间道路方案已经宣布藏人放弃追求独立，藏人一方已经承诺留在中国，承诺藏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先决条件下，要求藏区成为统一的自治区就是为落实中国宪法中的自治条款而提出的措施，和分裂没有关系，和"领土要求"没有关系。因此，所谓"大藏区"不是领土问题，而是在中国内部要谈判的行政区划问题。
洛桑桑盖重复了桑东仁波切的解释，指出领土四分之一不是问题的症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占了中国领土六分之一，为什么藏区为领土四分之一就不能成为一个自治区呢？
显然，"大藏区"问题是个伪问题。
藏人治藏，依然有党
洛桑桑盖说，"我们不会要求推翻中共政权。我们不会质疑或挑战目前执政党的结构。"他解释说，虽然现在藏人流亡政府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但是藏人流亡政府的自治诉求并不要求在境内藏区实行民主制度。他说，我们希望民主，但实现藏区民主不是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藏人一方开出的价码里，明确表示不改变藏区现有的政治体制。
主持人当场提问，在中共党的体制下，藏区怎样能实现真正自治呢。洛桑桑盖说，境内藏人的福祉是流亡政府的首要考量。藏人流亡政府诉求的自治，就是藏人能够管理藏区自己的事务，就是藏人要有实权。
洛桑桑盖举香港和澳门为例，这两个地方在一国二制原则下，根据基本法实现自治。藏人诉求自治，仅此而已，这个诉求并不要求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简单地说，就是藏人治藏。这是对藏人流亡政府提出的价码的最简要总结，就像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一样。
洛桑桑盖不愧是哈佛训练出来的具法学修养的现代政治家，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妙语连珠，对藏区遭遇的问题及其世界性影响一一道来，准确而到位。在讲到自治诉求内涵的时候，他的用词和语句是经过思考的，尽量给出精确的定义。但是，洛桑桑盖所叙述的藏人诉求，已经降到了自治诉求的底线，特别是承诺藏区已有的党的体制不变，这必定会引起民主意识强烈的年轻藏人的不安。
各方对洛桑桑盖的"价码"自然会作出自己的解读。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标题是"西藏真正自治并不挑战中共统治"，这基本上就是洛桑桑盖的原话。BBC中文网的报道标题却是"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在华盛顿表示，他将接受中共当局对西藏的统治"，这就是一种过度解读了。洛桑桑盖并没有这样说。按照中文语境和中国人的习惯，接受谁的领导或统治，就是上面领导怎么说就必须怎么干。洛桑桑盖举香港为例，你能说香港人是接受了中共当局对香港的统治了吗？BBC的报道标题顿时引起一些年轻藏人对洛桑桑盖的质疑和批评，其实那是让媒体的过度解读误导了。
至于中国政府是怎么评估洛桑桑盖的方案，是否认为这个价码依然"过高"，要怎样才算不高，我就猜不出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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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Jun 2013 02:57 AM PDT
赵紫阳不仅设法通过中间人和达赖喇嘛联系，而且希望达赖喇嘛理解他的遭遇，要达赖喇嘛为他念经祈祷。这不仅是赵紫阳为自己提出的请求，更是表达了党的总书记对历史上西藏政策的忏悔。
我听到了两则消息。
第一则是关于赵紫阳的。赵紫阳晚年被长期软禁在家，失去了行动自由。人们记忆里赵紫阳的最后一次电视露面，是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大学生们吐露的肺腑之言："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但是人们都没有看到、也无法想象赵紫阳在多年的软禁岁月里，是怎样一年一年变老的。我所听到的消息说，赵紫阳以"国家囚徒"的身份在多年软禁中继续阅读和思考中国的改革，他对好友的谈话，于他逝世后在香港出版。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赵紫阳在晚年不仅阅读政治经济书籍，而且读佛经。他在逝世前通过关系转辗求告达赖喇嘛，希望达赖喇嘛了解他的情况和心境，请求达赖喇嘛为他祈祷，请达赖喇嘛在他逝世后为他念经超度。
赵紫阳晚年对达赖喇嘛的请求
我注意到，听到这个消息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赵紫阳是一个终生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共产党人。那一代革命者是有信仰的，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是不信鬼神、不信来世、不信命运和报应的。死神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显然赵紫阳在晚年的岁月里，在反思革命生涯而感受到了谦卑的同时，也无可回避面对生命无常而感受到了畏惧。
人们不敢相信这一消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下中国和达赖喇嘛发生任何联系都是犯大忌的事情。中国体制内有一个利益集团，把持了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他们是"吃西藏饭"的。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用西藏的紧张局势来要挟这个国家，逼迫国家投入更多的维稳经费。为此，他们毫无理性地对藏人采取高压政策，刻意制造冲突因素。其中最显著的政策就是不顾广大藏人一再表达的意愿，拒绝和达赖喇嘛谈判，制造种种障碍来阻止汉藏和解，不让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因为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藏区紧张局势将立即化解，他们会立即被抛弃，他们就完了。最近十几年里，他们在西藏问题上成功地使中国最高决策层把达赖喇嘛定位为敌对势力中的敌对势力，用戈培尔的手法，给达赖喇嘛扣上"藏独"的帽子。于是，西藏问题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令人谈虎色变的禁忌，违反这个禁忌就可能遭到过度的惩罚。软禁中的赵紫阳，仍然是在共产党的组织和体制之内，党是有纪律的。赵紫阳不仅设法通过中间人和达赖喇嘛联系，而且希望达赖喇嘛理解他的遭遇，要达赖喇嘛为他念经祈祷。这不仅是赵紫阳为自己提出的请求，更是表达了党的总书记对历史上西藏政策的忏悔。
这个消息，乍听令人不敢相信，深入细想却相当可信。我从最可靠途径，证实了这个消息。正是这一消息，让我们这些生活在软禁囚室外面的人，能够想象晚年赵紫阳的状况和心境。那时候的赵紫阳，不再是领导土改时候的革命者，也不再是带领国家改革开放的政治家，他甚至不再是晚年思考中国前途的思想家，他回归为一个人，一个普通人，一个善良的人。
热地口吞达赖喇嘛甘露丸
另外一个消息，是关于热地的。热地是现在西藏自治区最重要的藏族干部之一。他的"翻身农奴"出身和如今的位居要职，风光显赫，是江泽民等中共领导用来证明共产党把西藏改变得更好的正面实例。热地曾经率领一些藏族干部出访海外，现身说法，来证明共产党统治下的西藏好得很。在中共需要攻击达赖喇嘛的时候，热地是藏人中为数不多的奋不顾身敢把话说得很难听的人之一。他被普遍认为属于上述故意制造西藏紧张局势的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十八大和两会以后，最高决策层的新领导一个个都不对西藏问题表态，下面也只能猜测和等待，中下层一时呈现沉默态势，热地却在两会期间鹤立鸡群，宣称要继续展开对"达赖集团"的斗争。
可是，我从和热地有亲戚关系的藏人那里听说，有一次，有人请热地转递一小包"甘露丸"，热地私下的表现却不像是个和达赖喇嘛有刻骨仇恨的人。"甘露丸"是藏医药中特为达赖喇嘛制作的藏药，制作后全部献给达赖喇嘛，由达赖喇嘛转赠他人服用。也就是说，每一粒甘露丸都来自达赖喇嘛。藏人相信甘露丸不仅是一种珍贵的高级药物，而且具有来自达赖喇嘛加持的神秘功效。我听到的可靠消息说，有人让热地转交一小包甘露丸，热地恭恭敬敬捧在手上，还趁这个机会拈了两颗，送到口中吞下。他其实也和普通藏人一样，相信甘露丸既然来自达赖喇嘛，必是有神奇效力的。
别看热地公开场合攻击达赖喇嘛，一副过河卒子的样子，他完全明白藏人同胞对他的看法。我在印度达兰萨拉还听说，热地曾经托别人间接地转告达赖喇嘛，希望求得达赖喇嘛的宽恕，希望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谅解，他的公开言论，乃身在其位，不得已而为之。
这消息的最后这一部分，我没有机会亲自向热地求证。但我可以想见，若有人向他本人求证，得到的回答要看是在什么场合，是向什么人表白。中共从1949年进入藏区开始就悉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但是中共的民族政策却把这些藏族干部放到了一个为难的境地。他们不可能改变他们与生俱来作为藏人的民族身份。迫使他们摒弃达赖喇嘛，他们就不可能得到藏人同胞的信任。如果他们不把反对达赖喇嘛的话说得比汉人干部还要凶还要狠，他们就得不到党的信任。于是，两面派表现就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这就是今日藏区的吊诡局面，你不容易确定藏人跟你说的话是他们的心里话，还是在共产党和汉人干部领导下不得不说的套话。这也是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困境，他们的高压政策把自己套进去了。他们已经远远脱离了藏区的现实。中央向西藏输入的金钱和人力物力，和藏人的接连自焚抗议，给他们呈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不理解，也不敢面对。而他们培养的最积极的藏族干部，私底下向达赖喇嘛寻求宽恕的消息，中央最高层相信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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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Jun 2013 02:56 AM PDT 
据来自当地人的报告：昌都地区严禁所有单位职工、学校学生和退休人员转经、朝佛。凡是宗教节日，管控更严厉。前不久"萨嘎达瓦"佛月，当局提前开会下达严禁履行佛事的通知。小学生被学校和老师警告，不准去寺院朝佛，不准戴"松堆"（被高僧加持的金刚绳），否则会被严惩。昌都地区各学校的藏文教育差，几乎找不到能用藏文完整写篇日记的学生。
昌都县卡若镇有所学校，校园内有一座藏传佛教古代高僧唐东杰布的塑像，多年前就树在这里，因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将塑像包括进来。去年地委书记罗布顿珠来，说"共产党的学校跟唐东杰布没有关系"，派挖掘机将塑像挖走，扔到河水里了。当地百姓都咒骂说，文化大革命又回来了，当官的比红卫兵还坏。 昌都地区也像拉萨一样，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目前正在建纪念1950年"昌都战役"的"解放广场"，还要树立解放军"解放昌都"的群像。 而昌都地区开矿、修建水电站的情况很普遍，很严重。开采近十年的玉龙铜矿位于昌都地区江达县青泥洞乡境内，其铜金属储量被认为"居中国第二位"。大型央企有中铝矿产资源有限公司等等。 西藏日报报道，2013年3月20日昌都地区召开矿业发展大会，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昌都地委书记罗布顿珠指出，昌都地处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成矿带、班公错――怒江成矿带、羌南――左贡成矿带和羌北――昌都成矿带，已发现或探明的矿种有6大类53种，各类矿床（点）714处。但是，官媒没有报道罗布顿珠当时还说了一句话："各寺院和乡村如果阻拦开矿，寺院关闭，村民要抓。" 昌都地区芒康县藏人多年来一直反对中凯公司在当地开矿。一方面在神山开矿，更严重的是提炼矿石的化学工业废水流入河里，当地河中的鱼都被毒死，村民以及牛羊都得了怪病，从2005年至2009年，芒康县宗西乡因饮水患病共死了26人，2442头牛羊被毒死。2009年4月，宗西乡五百个青年头顶佛经日夜躺卧在公路上，阻止中凯公司继续开采。当局派军警驱散抗议者时，两千多男女老少一齐睡在路上。时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白玛赤林在27辆警车和军车保护下到达开矿地点，对抗议者说："水根本没有被污染，你们捏造事实，阻止开矿，违反党中央西部开发政策。这个后果很严重你们知道不知道？"当时一位老人递给他一碗水说，你要是敢把这碗水喝了，我们就不打官司。气得白玛赤林把水倒掉，拍桌子恐吓："你们想造反吗？"村民就喊；"打倒白玛赤林！我们要用生命保护神山"。白玛赤林只得匆匆离开。在村民们卧路抗议几个月后，中凯公司被迫暂时停止开矿。但后来又重新开工，继续造成环境污染，去年8月间，当地近千名藏人聚集矿区抗议，被军警开枪镇压，一位名叫尼玛的藏人中弹身亡，另有六人受伤。 去年7月3日，昌都地区左贡县碧土乡因抗议开矿，九名藏人被捕。 昌都地区察雅县因炸山采矿，造成各个放牧通道被阻挡，而采矿还使得大面积农田被污染毁坏，农牧民多次向有关单位请求停止采矿，但谁都不予理睬。 目前，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的家乡――昌都县拉妥乡正在被开矿的筹备中，据说主要是金矿。面达乡有铅锌矿，也在被开采的准备中。 昌都地区下辖11个县，据西藏日报报道，截至2012年底，昌都地区已建和在建水电站99座；光伏电站89座。这还不包括小水电站的数量。由中国电建集团设计施工的西藏重要能源掠夺项目――果多水电站是目前昌都地区最大的水电站，位于昌都县柴维乡境内，扎曲河上游。一位刚去过昌都的汉人学者对我说，河流上的小电站大电站太多，导致流水浊黄，生态被破坏严重。 昌都汉人移民越来越多，连挖虫草都有汉人来抢地盘。汉人干部做虫草生意的也多。而挖到虫草的藏人，由于被限制出行，只能就地倾售，不得不接受从外地来收购虫草的汉人或回族商人出的低价，因此受损却也无可奈何。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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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Jun 2013 02:55 AM PDT 
藏人的服装中，最基本的是藏袍，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穿。在藏东南较温暖的河谷地区，夏天是布袍，冬天换成氆氇袍或皮袍，而在藏北、以及今日的青海、四川和甘肃藏区的广大牧区，一年四季只一件皮袍就够了。
我们通过电视或照片所看到的藏袍，那种样式可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或仅仅出于尊重传统，它的每一个特点都有与西藏的"天"相适应的专门功能，是工具性的。比如藏袍的袖子，外人只看到在藏人跳舞时被很好看地甩来甩去，其实际的作用在于既能保暖，又不影响手的灵敏。 手套固然也能保暖，但是以西藏高原的低温，必须厚到相当程度，以至不摘手套就无法抠动枪机、点烟、开酒壶盖，更别说捏糌粑等等。而手缩在袖筒里，做所有这些事都不耽误，又不会冻手。尤其是长时间骑马，手在袖筒里拉缰绳，既暖和，又能灵敏地控制坐骑。如果需要策马狂奔，则可以把一只胳膊褪出袖子挥动马鞭。当需要两只胳膊都活动自如时，可以把两只袖子都褪下来，塞到腰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干活。 穿藏袍的讲究之处在于扎腰带。不同情况有不同扎法。出门时往往扎得藏袍上半身宽松，便于穿脱袖子，又可以充当一个宽敞口袋，里面可以装吃糌粑与喝茶用的碗，以及杂七杂八的各种用品。需要时还可以放孩子，小羊小狗更不在话下。这时扎腰带要把藏袍下半身提高，便于骑马走路。 西藏高原的气候被称为"一天四季"，夜间遍野冰霜，中午又可能烈日炎炎。穿低地服装，从早到晚要来回脱换，藏袍却可以变换不同的穿法适应各种天气。热的时候上半身脱掉，藏袍只被腰带固定在腰间，同时保护着胃和肾。 藏地风大，下雨时汉地的伞和斗笠都不适用，而牧民穿的无面羊皮藏袍，皮子在外，雨浇不透，毛在里，舒适保暖。牧区没有椅子，也几乎不用床，人不论在哪都坐在地上，睡在地上。皮制的藏袍最隔凉，又不怕潮湿。藏袍宽度足够一半铺一半盖，展开的长度正好能从头盖到脚，蒙头而卧，外面即使下大雪也不影响。所以藏袍是牧区最适合的被褥。只要在草原上，很多人至今仍然还用藏袍，白天穿，晚上盖。 过去的藏区交通阻塞，少有贸易，棉织品不易得到，下层藏民百姓一般不穿内衣。当年马步芳统治青海时，曾在其治下的藏区强力推行藏人穿裤子。他大概是从风化角度考虑，只要他认为羞耻，就当作人家"愚蛮未化"。 其实从功能上考虑，藏袍穿脱麻烦，沉且厚，下摆难以提起，里面如果有裤子，大小便必然十分烦琐。直到今天也有不少藏人不穿裤子，解手时不论男女就地一蹲即可进行。藏袍将一切遮得严严实实，既挡风，又遮羞。在西藏高原的特殊环境，实在是更文明的一种方式。否则在一览无余的草原上，找一个不让人看见脱裤子的地方谈何容易；冰天雪地时，蹲在藏袍里显然也更适于保存体温。 可以看到，藏袍的功能产生于"天"，而不仅仅是产生于文化。仅仅产生于文化的传统，一般都抵御不住现代文明的冲击，只要封闭环境打破，文化和传统都将随之变化；而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这个"天"的因素无法改变，产生的传统就会长期保留。这就是为什么在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基本消失时，藏袍却仍然被很多藏人作为日常服装的原因。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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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Jun 2013 01:45 AM PDT
十七大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新科政治局成员中，有四位博士。此四人乃是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法学博士）、李克强（经济学博士）及政治局委员刘延东（法学博士）、李源潮（法学博士）。
按习近平、李克强、刘延东、李源潮四人的智商及能力，当年他们如果不从政而选择继续攻读学位的话，笔者相信他们获得博士学位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这四位的博士学位，却是在职时得到的。在职继续进修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他们四位都是在担任繁重的行政职务时得到的，其中的两人还是异地读书。这就难怪有不少网民要质疑他们的学位是如何得来的，也有人归之于“假的真文凭”。 笔者一向痛恨中国大学公开卖文凭的恶劣风气，一边捞钱，一边向当朝官员卖身求荣。也痛恨权贵以官以财谋学位。所以就不惜花费时间，将这四位政治局博士的学位来历作了点考证。 李克强精力超人工作读书两不误  李克强於78年通过高考进入北大法律系，82年毕业。88－94年成为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的职务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按研究生培养年限来看，硕士生与博士生各为三年，这是全职的，在职的根据情况不同相应延长，但不是必须条件。所以李克强用六年时间读完硕士博士课程，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正规的。当然，如果考虑到他在此期间担任的工作，就使人不得不佩服他的超人精力，可以工作读书两不误。李克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副题名为“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他的论文指导教授挂的是吴树青的名。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后，必须提交一份给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收藏整理。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李克强的学科专业为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位授予单位为北京大学。学位授予日期1994。论文页码总数183页。馆藏号为BSLW /1998 /F40 /6。 李克强的论文导师吴树青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专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邓小平经济理论。89年六四动乱后，他从人大第四副校长的位置调到北大任校长，他能受到青睐，当然与其支持平乱的极左立场有关。此后热衷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成为邓小平经济理论专家。现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退而不休。 李克强投在吴树青门下（挂名亦罢），应该说是气味相投。六四后，李克强能在共青团系统内稳步上升，与其政治立场必有很大关系。从他的论文题目看，显然还算中规中矩。只是不知这篇论文是否全部出自他手。 李源潮的的博士论文像领导的发言稿 李源潮78年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82年毕业。83年后到共青团中央工作，８６年获北大经济管理硕士学位。９８年获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于９３年５月至９６年３月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９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０月任文化部副部长。也就是说，他的博士学位，是在文化部副部长任内获得的。  李源潮的这篇“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生产的若干问题”的博士论文，光从标题上看，不免使人联想到领导干部的大会发言稿。他当时担任的是文化部副部长，这篇论文所涉及的内容，倒是与他的职务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的论文指导教授江流是中共老党员，38年参加革命，４３年加入中共。曾任青年团潍坊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学生部部长。51年入马列学院学习，54年留校任教．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长，88年到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四的副院长（共有１０位副院长，院长为胡绳）。 刘延东如何异地读书考试？ 刘延东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７０年毕业。８２年开始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在团中央工作直到９１年。９１年后到中央统战部工作。按北京官方公布的简历，刘延东在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期间，就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在职博士学位。  她的论文题目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中国的政治发展”，没有副标题。指导教授王惠岩。学科专业政治学理论。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学位授予日期1998年，论文页码总数230页。馆藏号BSLW /1999 /D621 /3。 王惠岩是吉林大学教授，号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在国内政治学界人脉深广。刘延东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的身份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者王惠岩的博士生，从专业及工作性质来说，倒也比较合适。她的论文讨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发展正是工作中每天要遇到的事。但有疑问的是，刘延东身在北京做副部长及学院书记，如何到长春去读书考试？难道是王惠岩到北京去给刘延东上课？ 博士招牌为习进平徒添烦恼  在这四位博士中，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水分最多。习近平是工农兵大学生，75年到79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98年到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并於２００２年转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习近平担任地方大吏，其工作繁忙程度，比京官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更甚，如何上京读书？难道由清华大学派人去闽浙为习近平上课？在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查不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不符惯例，所以使人怀疑他并没有通过博士论文，或者根本没有提交博士论文。习近平是习仲勋之子，在中共元老中，习仲勋是极少几位开明者之一，有政治远见及头脑。习近平当年在中央军委担任耿飚秘书，不恋北京官场，主动提出下放基层锻炼，是高干子女中要求出京到地方工作的异数，显示出其父辈的遗传基因，是目前太子党中较少的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被太子党帮主曾庆红看重，绝非无因。但他也不能免俗，非要弄个水份博士招牌挂在身上。这块招牌，非但不能为他增光，还徒添烦恼。依目前的形势看，习近平将是最有力的胡锦涛接班人之一，有可能在今后十多年中，成为中共的领袖人物。那时他难道还要拿那“法学博士”头衔为自己添光吗？如果那样，就好像身穿名牌西装却舍不得剪去袖口那块标签一样，岂非成为众人的笑料？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11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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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中共中央的假学历――中共领导层的“高知化”？自卖自夸也 Posted: 25 Jun 2013 02:17 AM PDT
（一个在学历上如此弄虚作假的党中央，如何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中共十七大闭幕后，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和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立即发表文章，称赞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高学历，尤其点了政治局委员中的四位“博士”。这四位博士是——李克强的经济学博士，习近平、刘延东和李源潮的法学博士。
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里，许多人拥有研究生学历，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于是，那两位“学者”惊呼新一届中央的高素质、高水平，预示给国民带来的新希望。我不知这两位学者是高度近视还是高度老花， 身在中央党校，难道不知党校在职学历之假？别人不知内情尚可谅解 ，他们要不知内情，还这样作态惊呼，那就是真正的作假和做戏了。 这是更加令人作呕的。以他们的人品、学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位 “学者”，一定也参与了众多的中央党校在职学历造假。 今年7月，中共省级常委换届选举结束后，国内媒体又在惊呼“ 省级常委高学历现象普遍”，称其中97人拥有博士学位，占31省 新常委总人数的24%，而且不乏双博士学位。据其“不完全统计” ，新一届省委常委中，达到研究生以上学历至少有300名，占75 %，几乎在所有省份中，都出现了“博士常委”的身影。媒体认为， 这创下了历史新高，认为省级领导的“高知化”渐成趋势。 如果国家领导层“高知化”，当然是好事情，我们小百姓应当为之高兴。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官是个有学问、有素质的人呢？ 但，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放下省级常委先不论，我们先来看 一看中共十七届中央的领导们的“高”学历情况。 嗬，十七届中央，“研究生”学历达52.8% 十七届中央成员中，高学历现象非常普遍，研究生学历，硕士、博士学位的，俯拾皆是。 9名政治局常委中，2人拥有博士学位，1人拥有研究生学历。 26名政治局委员中（包括常委），9人拥有研究生学历，其中4 名博士。 204名中央委员中（包括政治局委员），83人拥有研究生学历 ，即硕、博士头衔。 167名中央候补委员中，113人拥有研究生学历，即硕、博士 头衔。 总结一下，本届中共中央的371名成员中，196人拥有研究生学历，即硕、博士头衔。拥有率为52.8%，过半了。确实了不起 ，谁敢说中国领导层的“高知化”没成趋势？何止是趋势，他们已经成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派！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难道不是吗？ 习近平的“博士”——鸭下出一颗鸡蛋来 习近平的简介中，关于学历部分是这样写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 他简历上的早期学习经历是，1975年至1979年，在清华大 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那是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的。之前他只是初中文化，据说在大学里根本读不懂课文，化工系必读的微积分他也是搞不明白的。工农兵学员的水平，社会早有公论 ，深为民众诟病。习近平能够被推荐，并能够以初中文化基础从清华大学化工系奇迹般毕业，他老爹习仲勋，无疑是最重要的敲门砖头。 我爸是李刚啊，没办法，不行也行。 之后，习近平没有读硕士研究生的经历，却突然在1998年至2 002年，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获得博士学位。这个时期他分别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长，不可能在拼这么多重要官职的同时，分身专职读四年书，而且是非常不易的博士攻读。显然是中共官场流行的“ 在职读研”。这种文凭，也就是老百姓所讥笑的“五不文凭”——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以上均 由人代劳）、不用私人交学费（报销）。 习近平读的是“政治思想教育专业”，却获得的是法学博士，鸭居然下出一颗鸡蛋来！更奇怪的是，网查，习近平提交的博士论文题为 《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主题是研究农村“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诸位，请教一下，这玩意儿和法学的联系在哪里 ？谁能研究出二者的门道关系，我也授予他一个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如此的清华大学，想要成为国际名校，确实不难。造假的名校 ，和淑女变名妓一样，只要你肯脱、你肯卖，只要你肯不要脸。 帮鸭导出这颗鸡蛋的名导，是著名教授、学者、清华大学人文社会 院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美珣。刘美珣的“学术”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经济思想，和法学根本不沾边儿，而她本人也根本对法学一 窍不通，却居然导出了一位法学博士，并且是以《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这样的论文，导出来的。网查刘教授的简历，赫然标榜着一句招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的博士生导师”。这个招牌， 明年春天将可以再升上一级——“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博士生导师”。放在古代，这可称“太傅”了。荣极天下，亦耻极天下。我就是想不明白，中国当代的文化人，怎么就出了那么多极无耻的人？这样的所长，你想想，她会研究出什么利国利民的“法术”来，大概只会弄出些糊弄长官的“巫术”来。 中国教育部规定，授予博士学位的条件之一是：申请人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习副主席显然跨越式发展了。 有网友揭露说，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是福建人陈希，而习近平正是福建的父母官。送父母官一纸破文凭，还不是简单的跟一一样。 习副主席这几十年里，跨越式的奇迹跟孙悟空似的。初中文化，突然保送清华大学，平民子弟惊呼吧；清华混完学业，一飞跃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做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 平民子弟惊呼吧；做了两三年高秘，下凡到河北正定，以29岁“高 龄”，任县委副书记，一年后升任县委书记，平民子弟惊呼吧；20 02年10月至2003年1月，3个月时间，由副省长升省长， 再升省委书记，平民子弟惊呼吧；2007年3月任上海市委书记， 10月由中央委员直升政治局常委，平民子弟惊呼吧！ 倒也还算要脸，假学历被广泛质疑后，官方新的简历上，习副主席将“博士”一节删了。真的干嘛删它？这么一来，假博士反倒坐实了 。 李克强的博士——半截硬，半截软 李克强没有“我爸是李刚”，只好自己考，1978年至1982 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此后一直官运亨通，先后做团中央常委、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团中央第一书记 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 身兼这么多要职，在戎马倥偬之中，分身在职攻读了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经济学硕士、博士。专职攻读下这两个学位，都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在职轻松拿下，自然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尤其是当时的李克强已经是一位年轻的高干了，这样的背景和影响力，弄到两张文凭 ，绝对不会像从前苦读学士学位那么难了。 因此，有理由相信，李的学士学位是真的，但硕士、博士肯定可以拧出水来。话句话，他的学历，前半截是硬的，后半截软塌塌。 常委中，温家宝的研究生学历是在北京地质学院读完5年本科后， 再用3年一顺溜完成的，可以判断为真实的。 政治局其他“高才”，汪洋、王乐泉、薄熙来最假 政治局其他人当中，刘延东、李源潮、汪洋、刘淇、王乐泉、薄熙 来的履历上，也标榜着研究生学历。其中，刘延东、李源潮也是“法学博士”。先照顾一下博士吧。 刘延东1964年至1970年，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习，本科真实性没什么问题。此后一直工作，直到做上统战部副秘书长、 全国青联主席、统战部副部长，突然于1990年至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在职搞到了硕士学位。 之后，1994年至1998年，再接再厉，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在职搞到了博士学位。做官那么忙，在职搞到的学位 ，看她是女孩儿的份上，大家凑合着担待一下吧。可是，怎么凑合呀 ，她这个专业，怎么会弄到法学博士？ 李源潮数学底子还算扎实，1972年至1974年，在上海师范 大学数学系学习，1978年至1982年，在复旦大学数学系学习 。此后一直做官，1988年到1991年，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上，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中心（现光华学院）搞到了理学硕士学位。 在职的，“遥感”学习读出来的。后，1991年至1995年，任外宣办副主任职上，在臭名昭著的中央党校弄到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学位。但是，却是法学博士，和那个专业是牛头对马尾。 以上两位“高材生”，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全是不同的学科，攻读的专业，和获得的博士，张冠李戴，与习副主席一样会开玩笑。这就好像做一顿怪饭，淘的是大米，下锅里却成了玉米，蒸出来的居然是馒头，这馒头卖的时候，包装盒上写着法国面包。这不是魔术是什 么？ 汪洋工人出身，38岁前没有大学学习经历，唯一的学习经历是1979年至1980年，在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1989年至1992年，在中央党校函授了3年党政管理专业 本科。之后，1993年至1995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 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班在职学习，整到了一个工学硕士。此时，汪洋 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而科技大学就在他辖下的合肥市，这个文凭是不是贡品？关键是，管理科学是人文学科范畴，怎么算工科呢？听起来多好听，颇有技术含量，科技大学搞来的嘛，不沾“理” ，也得沾“工”啊。 谷歌一下，工科是指如机械、建筑、水利、汽车等研究应用技术和工艺的学问，是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的原理，结合生 产实践所积累的技术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学科。这和汪洋在职读的玩意儿，根本不沾边儿。而且，就算沾边儿，他究竟去学校读了没有？一 个副省长，官场应酬多如牛毛，文山会海，酒池肉林的，两年时间搞到个工科硕士，他是天才。 王乐泉没读过大学，履历上唯一的学习经历是，39岁到42岁在 中央党校培训班学习。那时他是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他的简历上 赫然写着“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王乐泉的水平，大家有目共睹 ，这个“研究生”值得研究研究。 薄熙来简历上写着，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他1978年至19 79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学习。好像一年就拿到了本科学历。1979年到1982年，直接跳到社会科学院国际新闻专业 “攻读”硕士研究生。那个文学硕士，就是这个时候搞到的。这也算是个奇迹了！若非“我爸是李刚”，何人可以缔造？ 这老兄也是个跨越式发展的好手，除了上面的学历，人家大学一搞完，立即到中央办公厅当干部。平民子弟注意，我们又该惊呼了。人 家仅仅做了两年央厅，立即就下凡到辽宁金县当县委副书记、书记。 之后，一路绿灯，市长、市委书记、省长、部长、政治局委员，直到今年才不小心撞了一回红灯。 这里面，刘淇是个真的，他从1959年到1968年，9年时间 ，一顺溜把钢铁学院冶金专业本科、硕士读了下来。 中央委员高学历中，近80%掺水 204名中央委员，除26名政治局委员，178名成员中，74 人简历上写着研究生学历，其中也有博士头衔的。从简历中阅读，真正全日制专职攻读者12人，可初步判断为真。从高校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34人，基本可判断为“五不学历”。从中央党校获得在 职研究生学历者，23人，省委党校获得者1人，基本可认为是“五 不学历”。另有四人判断不明。 也就是说，可初步判断为真学历者，约占其中16.2%。在职“攻读”的水分学历58人，约占其中的78.4%。 除中央党校而外，给于这些在职研究生学历的高校，主要是： 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班 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 山东大学经济管理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专业 中南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以上这些院校的这些专业，和中央党校函授学院一样，是向社会， 尤其是官场，批发高湿学历的主要工厂。中央党校的学历，多年来不 为教育部所认可，更无法为国际社会认可，它不属于国民教育序列， 教学方式和考试方式弄虚作假严重，向来为国人诟病。2008年， 中央党校函授学院被叫停。至此，23年间，它和它的各地分校，已 向全社会批发了320多万张水货文凭。 候补委员高学历中，掺水超过80%，含水量堪比水果 167名中央候补委员中，拥有研究生学历者113人，占67. 7%，比例相当之高，完全可以媲美高校教师队伍。但这113人当 中，真正全日制专职攻读出来的，约19人，只占16.8%左右。 从高校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49 人；从中央党校获得在职研 究生学历者，42人；从地方党校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1人。另 外，无法判明者，2人。 在职研究生学历多达92人，在这113人中比例高达81.4% 。“在职研究生”是个什么东东，中国人不装糊涂的话，都是明白的 。还是那句话，“五不学历”罢了，有什么含金量？大多就是秘书和 枪手干出来的假货，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假的真文凭”。 含水量这么高，堪比水果。我们就把中共中央的高学历，叫“水果 学历”吧。 考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取得研究生学历的时间，发现绝大多数 是这些人混到了厅级或以上官职时得到的，不少人还是混到省部级时 顺带弄到的。官员的高学历，与百姓所猜测的钱权关系，非常暧昧。 钱权关系先撇一边，你不花时间和功夫，就轻松弄来平民子弟多年用 功还不一定读得下来的高学历，如何叫天下人心服？然后，你还要 高高在上，云里雾里给人家讲“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 会主义价值观”，同时，你又昏天黑地地收脏钱。呸，哪个信你？哪 个服你？老百姓恨不得吃了你！ 近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班一位同学，微博爆料，他的同学里有个叫徐景颜的，却从未见来上课。经查，此人乃山东国土资源厅厅长 大人。网上因此热传一时。清华大学自然会自我辩护，称此人为“论
博士”。同学们奇怪了，我们怎么不可以也来读“论文博士”啊，谁也不想在学校里待着，大家都想和徐景颜同学一样潇洒！
不过，这些人渣中，也有老实人。发改委主任张平的简历上，学历 写的是中专，在假硕士、假博士扎堆的中共高官里，显得格外扎眼儿 。学历这么低，却赢来网友一片称赞，真与假，良与莠，民心自知。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学历，只写着高中，谁敢说铁凝没文化，没素质 ？相反，在假货成堆的委员们中，只写着高中学历的铁凝，反而是最有素质，最有良知，最可宝贵的。其实，同学们别惊讶了。端坐在中央的371名委员、候补委员， 196人自称研究生学历，其中至少156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就 是这么“在职”搞出来的，和徐景颜同学一样，你在校园里是见不 到的。比例有多高？80%！隐形的都是很厉害的东西，比如隐形飞 机。这些隐形研究生厉害吧，都在中央呢。那位徐同学若不是给你们害了，十八大后很可能也进中央了。 国外的确也有“论文博士”这回事儿。但你去看看人家的“论文博 士”是怎么出来的，再比较一下我们的“论文博士”是怎么出来的。 那你就明白了，中国的“论文博士”为什么是个大众笑话。 十八大即将召开，想必下一届中央，高学历也许更多，只要中共不 打假，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共要想再多几年执政，要想再笼络 一点人心，不打这个假，就等着人民拉你们下架吧。 （注：本文仅观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研究生学历者，他们中还存在许多在职获得的大学本、专科学历，读者若有兴趣，亦可予以观察和分析。） 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高学历构成名单 普通中央委员中的水分 中央委员204人，包括其中的26名政治局委员。普通中央委员 178人，简历中拥有研究生学历者74人。政治局委员，简历中拥 有研究生学历者9人。合计，204名中央委员里，简历中拥有研究 生学历者83人。 普通中央委员中，考察简历中学习经历，约有12人，可认为是真 学历。他们是： 王珉、王晨、王沪宁、孙政才、李从军、张庆伟、陈雷、陈至立、 周济、周强、曹建明、路甬祥。 普通中央委员中，从高校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约34人，可认 为基本是“五不学历”。他们是： 于幼军、王毅、王正伟、王金山、王家瑞、尹蔚民、田修思、令计 划、刘奇葆、刘家义、孙大发、苏荣、杜青林、李斌、杨衍银、杨洁 篪、肖捷、张宝顺、张春贤、尚福林、罗保铭、周小川、孟学农、孟 建柱、柳斌杰、姜异康、秦光荣、袁纯清、徐绍史、康日新、彭清华 、韩正、强卫、蔡武。 普通中央委员中，从中央党校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约23人， 基本应是“五不学历”。他们是： 王君、王万宾、王太华、王明东、吕善祖、朱之鑫、刘志军、李海 峰、吴爱英、沈跃跃、宋秀岩、陆浩、陈建国、罗清泉、周生贤、 周伯华、赵乐际、胡春华、聂卫国、郭庚茂、黄华华、李学举、姜大 明。 从省委党校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1人：徐守盛。 另有4人学历为研究生，但无法从简历上判明来源及真伪。他们是： 马凯、朱维群、刘鹏、刘明康。 刘鹏工人出身，却直入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学习，3年完成本科， 又直入重庆大学机械工程系固体力学专业读硕，而且成功取得硕士学 位。这个学习能力，非常令人惊讶！ 刘明康39岁前的简历中，没有大学教育经历。但1984年赴中 国银行伦敦分行贸易清算部任副经理后，于1985年至1987年 ，两年时间，神奇地从伦敦城大学研究生院工商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 位。英国的硕士这么好拿吗？我不知道。 候补委员中的水分 候补委员167人，简历中拥有研究生学历者113人。 考察简历中学习经历，约有19人，可认为是真学历。他们是： 刘石泉、赵宪庚、陈存根、林明月、胡泽君、袁家军、尤权、白春 礼、谢和平、吉林、潘云鹤、王荣、张杰、陈左宁、瞿虎渠、闵维方 、郭树清、陈元、楼继伟。 从高校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约49人，可认为基本是“五不学 历”。他们是： 郑立中、黄建国、申维辰、李买富、余远辉、余欣荣、张国清、林 军、骆惠宁、魏凤和、于革胜、艾虎生、孙金龙、金振吉、巴音朝鲁 、叶冬松、张耕、徐乐江、黄兴国、王玉普、肖钢、肖亚庆、何立峰 、张晓刚、金壮龙、李克、陈润儿、王儒林、叶小文、苏树林、李康 、殷一璀、陈德铭、杨焕宁、陈政高、项俊波、汤涛、陈川平、梅克 保、雷春美、姜建清、郭声琨、陈全国、付志方、夏宝龙、王安顺 、吴显国、张瑞敏、赵勇。 从中央党校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约42人，基本应是“五不学 历”。他们是： 焉荣竹、王学军、杜新宇、朱小丹、李玉妹、张连珍、罗正富、罗 志军、袁荣祥、任亚平、刘慧、杨刚、张成寅、张裔炯、陈尔敏、努 尔•白克力、黄康生、王伟光、刘学普、岳福兴、秦银河、薛延忠、 王宪魁、史莲喜、刘晓凯、苗圩、陈贻琴、王国生、刘伟、刘伟平、 武吉海、李纪恒、宋爱荣、骆琳、邢元敏、焦焕成、王侠、沈素琍、 乌兰、蒋洁敏、刘玉浦、王三运。 从市委党校（武汉）在职获得研究生学历者，1人：张岱梨。 另有2人学历为研究生，但无法从简历上判明来源及真伪。他们是 ：胡晓炼、江泽林。 这当中，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1995年在中南大学研究生部 工商管理系管理工程专业弄到了个硕士学位，后又弄到中南大学工 学博士学位。估计这个工学博士，和汪洋那个工学硕士是一类的，银样蜡枪头。 委员们中的低学历者 37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也有一些比较老实的人，简历中 所显示的学历，在扎堆的硕士、博士群中，相当“卑微”和“寒酸” 。部分列举如下： 发改委主任张平 中专学历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 高中学历 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 大专学历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 大专学历 空军司令员许其亮 大专学历 济南军区政委刘冬冬 大专学历 全国供销总社理事会主任（前河南省省长）李成玉 大专学历 统战部副部长杨晶 在职大专 安监总局副局长杨元元 大专学历 二炮司令靖志远 大专学历 财政部长谢旭人 大专学历 西藏军区司令员董贵山 大专学历 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 大专学历 武警总司令吴双战 在职大专 武警部队政委喻林祥 在职大专 总参谋长陈炳德 大专学历 总装备部长常万全 在职大专 国防部长梁光烈 在职大专 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大专学历 他们的学历固然“卑微”，但人格相对实在，老百姓对他们的评价 ，也许会好于那些假博士、假硕士。
——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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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Jun 2013 01:27 AM PDT 据郑州晚报2013年6月24日报道，6月21日上午，路人在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卫生院附近发现一名弃婴，女孩，未满月脸上爬满蚂蚁，后由民警送往儿童福利院。经体检，孩子除脸上的伤痕，无其他外伤或肢体残疾。 几乎不用猜测就知道，这个弃婴的母亲是用假名字、假身份证号码住院生育的，当然她也没有计生系统开具的“生育服务证”。如果是有证生育，那肯定是用真名的，用真名住院生育然后弃婴，警察半小时内就能破案，这样的蠢事非弱智不为。 在没有“生育服务证”或“准生证”的年代，当然也有弃婴，但是并不多，而且几乎没有用这种方式弃婴的，一方面是因为多数父母不想要的孩子被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收养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把孩子直接送到需要孩子的人家门口并看守到被需要孩子的人抱走无需担心被发现、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 近日发生的另一则新闻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它让人联想到十年前发生的李思怡事件；不同之处仅仅是这次饿死家中的两个孩子，他们的吸毒母亲并不是被警察带走了，所以恶劣程度要稍微低一点。据乌鲁木齐晚报2013年6月22日报道，6月21日上午，南京市江宁区泉水新村两名女童被发现在家中死亡。经查，女童是活活饿死的，女童父亲正在监狱服刑，母亲有吸毒史。 这两个女孩，根据《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至少有一个是无证生育的，也可能两个都是，因为我很难想象如此不负责任的父母会不嫌麻烦地去办“生育服务证”。当我们谴责郑州那个抛弃孩子的妈妈丧尽天良时，我们不要忘了，跟南京这两个小女孩比，郑州那个被抛弃的女婴是幸运的，她的妈妈并不是“神州大地”（这块土地被它的居民这么称呼，真是极大的讽刺）上最坏的。如果她将来被欧美爱心人士跨国收养走了，那她就更幸运了。 我不知道南京被饿死的两个小女孩的父母有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兄弟姐妹当然跟计划生育也有相当关系），但是如果有，我知道他们中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大发善心把这两个女孩收养了。只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八条收养孤儿、残疾儿和福利院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才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只能收养一名”限制。这意味着把无证生育的孩子送养给夫妻双方的兄弟姐妹不但先得缴纳“社会抚养费”，而且必须收养孩子的兄弟姐妹无子女，否则无法办理收养手续。即使收养孩子的兄弟姐妹无子女，“只能收养一名”的限制也将导致同时送养两个女孩给同一兄弟姐妹不可能，而且会把有重男轻女观念的兄弟姐妹排斥在外。需要有两个兄弟姐妹无子女、都有收养意愿并且都不重男轻女，今日中国谁能满足这样的条件？ 当然法律上还有改变监护人的办法可以使这两个女孩避免厄运。但是中国法律同样是不鼓励人们给亲人的孩子充当监护人的。监护和收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监护不形成亲子关系，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只有责任并无权利，通常所谓监护权仅仅是就排除第三人干扰而言的。监护人的墓碑上不能写上非自己子女的被监护人的名字，非父母的监护人对于被监护人的财产没有用益权，被监护人因交通、医疗事故意外死亡非父母的监护人不能索赔，被监护人也没有给非父母的监护人养老送终的义务。正是因为监护、寄养与收养的这种区别，依各国法律非父母的监护人可以从被监护人或其父母的财产中获取费用甚至报酬，如被监护人及其父母都无财产则可以从政府获取最低限度的费用和报酬。但是中国法律对此完全没有规定，非父母而担任监护人只能做活雷锋。 最后还有送福利院抚养这一途径。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儿童福利法，对于“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孩子”，福利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更重要的区别是，福利院可以作为孤儿、弃婴的送养人，把孩子送养给他人收养，收取一笔客观的赞助费。但“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孩子”福利院即使接收了也只是抚养人而非收养人，不能取得类似父母的法律地位，无权将孩子送养给他人收取赞助费。为了配合计划生育，福利院通常还要求送弃婴上门的公民证明送来的孩子不是他（她）自己或自己的兄弟姐妹所生，这导致做好事帮助弃婴的公民陷入把孩子送进福利院很麻烦、自己养着又会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的两难困境。这种困境的直接产物，就是路有弃婴！ 回到题目上，我相信6月21日一定也有女童被拐卖，也一定有女胎被堕掉，数量都比遗弃要大得多，只是未见报道而已。人们喜欢强调即将到来的婚配男女比例失衡，也就是适婚男青年比适婚女青年多出约4000万，但是我觉得娶不着老婆跟被扼杀于母腹中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促使我写出这篇文章的真正原因，并不是2013年6月21日中国的女孩、女胎出了这么多事情，恰恰是因为2013年6月21日对中国女孩、女胎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南方都市报2013年6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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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Jun 2013 02:04 AM PDT
最近的资金荒，众人最关注是，究竟最终会否演变成另一场金融灾难。就像任何一套电影剧，观众虽然被目前的影像震慑，但关心的实在是下一步的发展。 过去几年，在中国大陆市场，新兴所谓理财产品，也就是高回报的结构性储蓄。2012年底，理财产品资产规模已达7.1万亿元人民币。今年6月底，将有超过人民币1.5万亿元的理财产品到期。银行需要在货币市场筹措这些资金，加促了短期拆借利率的上行压力。 坊间对中国现在的状况，有两套观点。乐观派认为，人行只要一放水，资金环境就会回复正常，现在的紧绌，是出于调控金融行业的预期，人行不是没有干预，只不过是在低调地确保金融业得到教训之馀，又不会引发破坏性的骨牌效应。 另一派相信，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正正是要打击过热，所以，就算会令增长放缓也在所不惜。这派仍然相信货币政策的神奇功效，只不过更相信政府高瞻远瞩，不会为一时的方便，放弃长远稳定。 但又有没有人想过，中国大陆资金错配的问题，仍出于制度性政策倾斜？中央口头上要求金融业投放更多资金到民间经济，促进有机增长，但现实中越来越多资金流向国企和地方政府有关的地产，民企钱荒问题，从来没有真正纾缓过？ 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假如各大政策行的决策者，个人利益不是来自银行盈利，而是制度外的回报；制度内，则人和比天时地利更重要，贷款政策自然偏好讨好制度内的既得利益。在边际利润递减的定律之下，长久以来的国进民退，必然出现一边过度投资和错配，但另一边则了无生意。这个现象的最佳指标，莫过于零八年后，大陆股市一愁莫展的惨淡收场。 突发性资金紧张，可以说是人行信贷调控失准，但也可以是因为银行同业突发信心问题。从表象看，现在大陆的资金环境，是金融危机的标准序幕。上周四，7天期回购利率升至28%的历史最高水平，更有市场传闻银行违约和人行秘密注资。虽然及后人行否认向市场投放资金，但传言仍然不绝。 中国大陆的市场结构，要理性分析问题不难，但最难预测，始终是系统外的变数，尤其是人性心思。国家如果是一台没有情感的机械，问题还容易解决；但一个十三亿人组成的有机体，对环境的观感和预期，有谁说得准？再者，政策回应，也要断症正确，谁可以保证不会出现人为失误？ 要知道，世事并非永远直线进行。许多现象，都是要等待外来冲击，才一触即发。见过凝冰汽水吗？从自动售卖机出来的一刻，汽水仍然是液态，一打开樽盖，就立刻结成沙冰。现象叫过冷（Supercooling）；当水份子结构一致，封闭而稳定的环境下，只要外在因素不变，就算冰点以下，水亦未必会结成冰。但打开樽盖，系统平衡改变，过冷的水遇到一点结晶，整体分子结构立刻改变。市场，亦有类似现象。非理性的亢奋和抑郁时，市场系统超级负荷，却没有依循线性模型推测般出现渐变，要等待触发突变的黑天鹅出现，普遍市场参与者的心态和预期，才忽然一致转向，由一极变成另一极。 中国大陆信贷与占GDP比重，由2008年的123%，暴升至2012年的180%。随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部分贷款很可能最终成为呆坏账。高杠杆不稳定的局面，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改变中国大陆经济结构的那颗结晶种子，究竟会在何时何地忽然出现？说到底，资金荒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是整体的结构失衡。系统性的崩溃，是一发不可收拾，以中国大陆现在的社会经济客观条件，抵受得了这样的冲击吗？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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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Jun 2013 02:30 AM PDT
6月18日，中共又開始了一場新的整風運動，名曰「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中共的各種運動名目繁多。毛時代自不必說，從江澤民時代以降，就有「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運動以及胡錦濤任職中共總書記後啟動的「保先」（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運動。這些運動對中共、對中國社會究竟有什麼功效、起什麼作用，人們完全可以從今天中共和中國社會的現實中得出結論。
對這樣的現實，相信習近平和中共高層也同樣看在眼裡。不僅如此，他們可能還看得更清楚。看在眼裡，看得清楚，為什麼還要勞民傷財、興師動眾地搞這些沒用的運動？這是因為，在中共權力體系中，能不能搞運動是衡量領導人能力和績效的重要標準。任何領導人，只要上了中共的權力牌桌，占著座位不出牌或不按中共的規矩出牌是不被允許的。
再者，每一個新任中共領導人，都想用這些無用的運動來達到自己有用的目的。這些無用運動的有用性就在於，新任領導人要用運動來完善自己進行黨內政治動員的組織架構和技術手段，檢驗下級官員的忠誠度，並由此找出那些不長眼的倒楣鬼擺在運動豐碩成果的祭壇上。這就是為什麼常有官員在這些運動中成為犧牲品，以及為什麼中共總書記總是要在就任大位之後不久，就著手進行這些無用運動的原因之一。
對此，如果人們閒極無聊，可以找來以往中共各種運動的成果總結，捂著鼻子看看這些材料中的自讚評價，如此，就自會明白中共的各種運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也正是在這些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不斷的運動中，中共的腐敗之風日甚一日、深入脊髓。
習近平接位中共總書記之後，不少人自然而然地希望他在反腐方面能夠有大作為。習近平似也知道世間的期待，以「既打老虎，也拍蒼蠅」的說法迎合之。而如果此次所謂「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打老虎、拍蒼蠅的黨內整風運動，那麼，這難免會讓人們大倒胃口。因為據說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是「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還據說「四風」問題是當前群眾深惡痛絕、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因此，「四風」問題解決好了，黨內其他一些問題解決起來也就有了更好條件……。
當前中共自身存在的最主要問題是什麼？當前群眾深惡痛絕、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是什麼？這些問題其實不難回答。但是，將「四風」問題上升到如此高度，並舉中共全黨之力，且以百億甚至數百億國家財政撥款來搞這樣一場運動，相對中共真正存在的問題而言，則確切無疑是指東打西，南轅北轍。
問題還在於，這場所謂教育實踐活動，據說還是著眼於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其方式就是習近平所謂「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中共的腐敗現實，靠「自我」、「靠什麼照鏡洗澡」來整頓黨風，那不啻一場過家家遊戲。如果「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能解決中共黨風問題，那也不啻說一個因病入膏肓而形容枯槁的人，可以通過整容而復至身體健碩。
（作者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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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Jun 2013 01:38 PM PDT
习近平新南巡和1月初两个内部讲话，代表新中央的大政方针。胡德华2月底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对这两个内部讲话严厉批评，近日成为媒体热点。探究一下两个讲话的背景，会得到不寻常的答案。
（德国之声中文网）今年1月18日，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傅高义"十年磨一剑"完成的58万字《邓小平时代》，删去5.3万字，由三联出版社在大陆发行简体版。各个历史时期的高层斗争和六四内容自然是删除重点，但是简体版仍然保留了六四的部分章节，这是89之后首次破禁。
据说简体版的出版发行获得新君习近平的亲批，当然是得先机者的鼎力推荐。
林京耀向傅高义介绍"左王"邓力群的大本营
作者在前言《探寻邓小平》中，列举了他在中国采访过的长长的人物名单，其中有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学者林京耀。林是邓力群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时期反对邓力群的著名人物。据他回忆，他接受傅高义采访，详细介绍了胡耀邦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被邓力群把持之后，反而成为反对改革开放、反对总书记胡耀邦的大本营。邓力群专门在研究室成立一个班子整理胡耀邦的黑材料。1987年1月10日薄一波受邓小平之命，在中南海主持召开连续6天的批斗胡耀邦的生活会，邓力群做了长达两个半天的主体批判发言，就是长期准备的结果。
 南巡期间的习近平
1982年邓力群曾经让研究室下发过（82中研发9号）文件《特区的八个问题》，指责特区有"合资企业工资高"、"丧失主权"、"租界倾向"、"不能把特区办成第二个香港"等八大问题，当时的广东书记处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到北京，亲口对林京耀说："这是给我们总结的八大罪状！"但是得到反对特区的北京大人物的支持，陈云在一份外经部"来料加工"文件上批示："内销一寸都是卖国。"姚依林说他的脚绝不踏上特区土地。邓力群让研究室还搞过一个"雇工就是剥削"的文件，受到室务委员、理论组组长林子立的反对，当场与邓力群吵了起来，这个文件没有被书记处通过，但是林子立、林京耀清污时期都上了邓力群在中宣部搞的"百人以内黑名单"。
傅高义写邓小平与谁合作？
1987年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解散邓力群把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并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改名为《求是》。赵紫阳后来又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特别说明和书记处研究室不一样。
被捣了老巢，邓力群派系把赵紫阳恨之入骨，称胡耀邦是"说资本主义的"，而赵是"干资本主义的"。六四屠杀之后，邓力群重新成立了左派意识形态大本营――"当代中国研究所"，算是一吐胸中的恶气。
傅高义采访林京耀之后说："真不好意思，我和中国社科院合作的部门就是当代中国研究所。"
傅高义说他先后在中国采访了12个月，"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年住了五个月，2007年一个月，2008年数周，2009年一个月，2010年数周。"双方签了合同，合作方式就是全部由"当代中国研究所"接待和买单。
傅高义长长的采访名单中还有一批胡耀邦、赵紫阳的老部下：杜润生、李锐、任仲夷、吴南生、陈一谘、郑仲兵、张显扬等。估计他们接受傅高义采访后，得到了和林京耀相差无几的回答。
朱佳木与邓力群的一所一会
傅高义前言《探寻邓小平》中，多次提到并且深表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朱佳木的父亲是中共副部级老干部，1935年陕北肃反错抓刘志丹，错杀200多人的主要责任人朱理治。朱佳木文革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1975年被邓力群安排进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该室解散后又安排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胡乔木的秘书。1980年06月至1981年08月，邓力群又把他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
 中共纪念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
研究室简报组编辑的简报只发到政治局、书记处、中纪委第二书记、中顾委常委、还有党内的副委员长。因为发的范围很小，很多被简报点名的人，本人根本不知道。简报密度之高，令人吃惊，1983年已发到900多期。"清污"期间，简报发了上百期"思想战线情况专辑"，李洪林、阮铭、郭罗基都是此时被点名，上了中宣部"百人以内黑名单"的。
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由林京耀编辑的《调查和研究》发至省部级，1980年12月刊登林京耀文章《认识新事物，创造新事物》，题目受到胡耀邦在黑龙江讲话的启发。朱佳木给邓力群写信告状：此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邓力群下令将该期全部收回。林京耀也给邓力群写信，说"我的文章的'错误'都是朱佳木读出来的。"朱佳木成为研究室公认的邓力群最疯狂的打手。
1981年8月朱佳木借助邓力群之力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分配给陈云当秘书。几年之后因为违反纪律，被陈云下令赶出。邓力群立即将他安排到天津港务局过渡。两年之后1987年又调回北京社科院研究生院。此后经过近十年在中央意识形态部门的过渡，2001年12月提拔他为社科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
深居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绿色的中式大屋顶，富丽堂皇，即是垄断国史研究和出版的独立王国，也是教育、宣传国史的重镇，该所可以直接招收外国留学生博士生。它主办中国唯一国史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国家一级社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还担负联系与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国史研究工作的责任。1990年该所成立时，邓力群的另一名亲信段若非还在该所创办了一份当当响的左派杂志《当代思潮》，99年因为猖狂反对江泽民的"七一讲话""让资本家入党"，和另外几份左派杂志一起被封杀。不久当局就准许复刊，但是始终不见再次出笼，据说是因为宋平为他们筹集的钱，剩余部分被分光了。
 经济特区的邓小平巨幅画像
该所直到2011年5月12日，才变更了隶属关系，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接管理的研究所。据说这与"左王"邓力群失聪失明完全丧失思维能力有关，这位十三大被王震向邓小平举荐为总书记的人选，已经是久住北京医院北楼的植物人。2012年4月9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免决定：朱佳木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职务。据知情人讲，朱佳木一而再争取退休前能够获得正部级升迁的努力，在社科院受阻后，到中央党校担任正部级副校长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如果邓力群还能理事，结果当然会不同。
十八大前谁占了先机？
2月27日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习近平的老乡，在红二代里被称为"中右"的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发言十分耐人寻味，她说："我觉得对近平他们一代新的领导人，既抱有希望也不能抱有绝对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那天就说了，德平大哥呀，你有责任，你难道没责任吗？人家近平没找任何一个红二代，先找了你了（指2012年7月23日的见面），先找你和你谈什么意思？这不是很明白了吗！他那个南方讲话和前30年后30年，我们在座的公知们，拿笔杆子的人有没有责任？有些人给他做了工作，人家十八大前上了五、六个折子给他，让他警觉起来，让他讲话的时候要注意，包括"前30年后30年"，都是人家不断的去渗透，去影响，占了历史的先机，我们占了吗？我们没有占历史的先机，没有历史的主动性，那你就等着挨打，你就等着你失望。"
据悉，像参加《炎黄春秋》座谈会的胡德平、马晓力这样的红二代，属于极少数，超过不了10%。而90%的红二代，都是当今的深度毛粉。不但是毛泽东，也是薄熙来的拥趸。而胡德平三弟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赢得满场喝彩和掌声，讲的那个老四中精英饭局骂架的故事，正是红二代意识形态分裂的生动写照。
至于那位占了历史先机，十八大前不停给习近平上折子、去渗透，去影响的人物，正是邓力群最为器重的、如今官场不尽如意的朱佳木。
朱佳木也正是"两个30年"的始作俑者。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 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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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近日完成――RFA专访宋永毅教授（之一） Posted: 23 Jun 2013 01:23 PM PDT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3，06，22）
*“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近日完成，专访主编宋永毅教授* 本台独家消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教授6月20日告诉本台，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三“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近日已正式完成。 宋永毅先生作为知名的中国当代史、“文革”史研究专家，曾经在“心灵之旅”节目中多次接受采访。在今天的“心灵之旅”节目中，先请听宋永毅教授介绍这一最新完成的数据库。 *宋永毅：*“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即将在香港和美国公开发行* 宋永毅：“最新情况是，我们的第三个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正式完成，马上就要公开发行。出版单位现在是两个，在美国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中国，或者说在香港，是香港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然后我们通过香港中文大学的出版社发行，在美国通过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发行。 *宋永毅：最新进展，“中国当代史数据库”预计明年全部完成，历史文献记录在案* “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一是2002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之二是2010年出版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 谈到刚刚完成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宋永毅教授说：“这是我们第三个数据库，它的特点是，一半是档案，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 比如说‘文革数据库’，主要来自‘红卫兵’的材料、群众组织出版的材料，例如首长讲话啦，‘文革’中的毛泽东讲话、中央文件……那么，这第三个数据库主要是档案。因为当时从1958年到1962年没有大规模群众运动，也没有大规模的出版物。 我们还有（之四）最后一个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这个是通过‘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一直到1956、1957年的‘肃反’，这个数据库也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估计明年可以出版。 如果明年出版了的话，那就是说，从1949年一直到‘文革’，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史……当然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主要是政治运动史。那些历史的文献就全部记录在案。不仅可以供研究者研究，而且对普通的读者，我们也会精选一些，部分上网，大家可以免费用。这个大概就是最近的进展。” *宋永毅：“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大概在7月份完成征订 * 主持人：“刚刚完成的这第三个数据库有没有一个启动、启用的仪式，或哪个时间点正式开始使用？” 宋永毅：“一般说来，全部的测试工作都完成以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会有一个发行的……没有什么仪式了，因为不是出版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数据库都要开一个会。但是，会有些报道。他们现在正在制做……因为要出版就要征订发行，会有单张的发行简介什么的，然后寄到全世界各地图书馆征订。这大概在7月份可以完成。 以前是这样，如果正好我有机会到香港去，他们就会在香港的学术界开一个小型座谈会， 大家谈谈聊聊，然后演示一下。这是一个。” *宋永毅：明年3月美国费城“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有发行仪式。网络与光碟发行* 宋永毅：“第二个就是在明年3月费城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会有一个简单的发行仪式，我到那儿去给所有来开会的学者，几千人……如果路过香港中文大学租的那块发行他出版物的地方，我就会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发行。第一种是网络发行，主要是供那些图书馆、各个学校征订，征订后整个学校全部可以用。一般说，全世界最主要的几十个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都征订了。第二种形式以光碟形式，就是你图书馆可以买他的光碟，个人也可以买一个光碟，就放到你自己的电脑里用。这大概就是我们数据库的情况。” *宋永毅忆往：红色中国同龄人，“文革”亲历者。从个人经历，到专题研究* 美国华人教授宋永毅先生从1997年开始着手“中国当代史数据库”的工作，至今已经16年了，如果追溯他的“文革”史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已经有大约40年的历史。宋永毅先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又是如何锁定“文革”史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方向，直到主编工程浩繁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呢？ 藉着对宋永毅先生的专访，我们一起听他细细从头到道来—— 宋永毅：“我1949年12月出生，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人’ 。我们这一代一般都说是什么‘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是1977级大学生，读的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是我自己实际感兴趣的一直是历史。1989年到美国留学，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拿了一个东亚研究的文学硕士，然后又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拿了图书馆和信息学的第二个硕士。现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任职，是教授级图书馆馆员。” 主持人：“我知道您这些年在‘文革’研究方面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精力，成为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您自己是因为什么，又是怎样选定了‘文革’这个研究领域？您经历过‘文革’，能讲讲亲身参加‘文革’的印象和与您后来研究‘文革’直接相关的事情吗？” 宋永毅：“好。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题目。而且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文革’也确实可能是我这一辈子经历的一个最大的政治运动了。 我之所以选择‘文革’作为我一生主要的研究目标和对象，完全出于我‘文革’的经历。‘文革’爆发的时候，我在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这个学校的特点，第一是教育质量确实很好，原来是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这就在中共建国以后造成这儿的两个现象：一是这里聚集了一批成绩一流的平民子弟；二是也聚集了一批高干子女，因为共产党的干部、上海市委的干部都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最好的中学来接受最好的教育。 比如现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源潮，当时就是我同学。‘文革’爆发那年，我在初三（1）班，他在初三（6）班。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当时学校高干子弟云集，也聚集了一批平民出身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宋永毅：对文革研究感兴趣，是因文革10年我有5年坐监狱。文革经历三阶段* 宋永毅：“为什么我会对‘文革’研究感兴趣？因为‘文革’10年，我竟然有5年是在监狱度过。 简单回顾‘文革’，我自己的经历，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和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是毛泽东的支持者。尽管我出身并不好。 我出身在一个共产党说的所谓‘资方代理人’的家庭。我父亲是很小的一个百货公司的经理，他本身并不拥有这个公司，是股东请他出来作管理人员。但这在共产党的阶级成分划分中，就成了一个‘不好’的出身。‘资方代理人’就和资本家差不多，高级职员。 为什么‘文革’爆发我还是支持毛泽东、愿意积极参加？ 这个阶段，因为一是长期以来接受的是这个教育，二是当时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有好几点是吸引我们平民子弟的。 第一，是他提倡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当时非常吸引我。日后他自己把它推翻了。 第二，他当时通过中央文革提倡平等，反对‘血统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这些中学生参加‘文革’成为‘造反派’，反‘血统论’、反‘资反路线’恐怕这是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自己身处环境。上海中学因为高干子弟云集，我们班上那些干部子女把我们这些成绩远远超过他们，各方面都是全5分的尖子作为‘阶级敌人’来打，因为抓住我们的出身不如他们。他们是‘三代红’啊，‘高干子女’啊……这也使我对这些‘文革’中间最初的受益者产生极大反感。而且他们‘文革’初期在学校里打老师、胡作非为；我们连革命的权利都没有嘛。当然，这也使我成为中学生中间的‘造反派’，那时候是完全拥护毛泽东的。” *宋永毅：“文革“进入“全面内战”，读“灰皮书”“黄皮书”对我有决定性影响* 宋永毅：“到1967年开始，整个‘文革’进入了‘全面内战’，而且搞得一塌糊涂。毛泽东出尔反尔，从来不搞什么选举，实际上他后来又把‘血统论’重新搞起来，比如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都说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个‘新血统论’。 这个阶段，因为我们这些在比较好学校的，都有读书习惯，图书馆虽然被封掉，并不排斥我们爬墙进图书馆，到里面去拿出很多书来读。因为那时候没课嘛，当然有时间读很多书。另外，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干部子女从他们的家里拿出许多‘灰皮书’、‘黄皮书’、也就是‘文革’之前，只有那些高级干部才能看的书。这个阶段，那些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主持人：“您还能记起一些书名吗？” 宋永毅：“我回忆有那么几本：第一本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中、下三册，描述了纳粹帝国的结构、文化，以及希特勒怎么上台的等等；第二本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讲斯大林的‘大清洗’；第三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第四本好像是当时一个锡兰共产党的书记写的《赫鲁晓夫主义》。那时候看的内部书籍‘灰皮书’、‘黄皮书’大概有几十本之多。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以上几本。” *宋永毅：从《第三帝国的兴亡》看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完全相似之处* 宋永毅：“尤其对我影响大的是《第三帝国的兴亡》，因为我看到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完全相似之处。可以说对我原来接受的那些东西有完全摧毁性效果，或说使我从根本上产生怀疑。 我把我们这代人的历程大概归纳为，从毛泽东的支持者，到他的反对派。但是这个支持到反对的过程，就像历史是一个合力。有的人回忆‘我从那天看了那本书，就变成完全反毛泽东了’，（笑）事情不是这样。 我自己回顾我的思想过程，是在我们看了这书，可以说是产生了怀疑，但是还可以说百分之六、七十当时还是跟着那个党中央、毛泽东走的。但是已经有百分之三十的怀疑了，那就不简单了。 然后慢慢有一个过程，才使得怀疑占了上风，百分之六十是怀疑，最后才变成彻底否定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毛主义的意识形态。” *宋永毅：“迫害使人成熟”，忆“文革”中的卷入和被抓* 宋永毅：“我觉得‘彻底否定’还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有句话说‘迫害使人成熟’。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文革’中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总是怀疑‘这个人反对毛泽东’，‘那个人反对毛泽东’。 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就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因为他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以后采取‘拉一派、反一派’的种种手法，就使得上海的‘红卫兵’或者人民群众对他看不惯。所以上海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运动，第一次是1967年，第二次是1968年，我有幸或者不幸地卷入了（笑）。 我现在回顾这个卷入，并不是说……譬如当时盛传张春桥是叛徒，实际他不是叛徒。1967年我还到北京去调查过他叛徒的材料，看到过有一份江苏反省院引一个姓徐的出来签的《反共自首书》，实际那个姓徐的不是张春桥，当时我们认为是张春桥。 参加‘炮打张春桥’，只不过是对他看不惯，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当时那种‘怀疑一切’的影响。张春桥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最忠实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好学生。历史已经证明。 那么因为当时这个‘炮打’呢，张春桥当然是报复了。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到1971年‘清查5.16’我就被抓进先是‘封闭式学习班’，然后是隔离审查。” 主持人：“是从学校抓走的吗？” 宋永毅：“那时候我已经在单位工作。我在学校时，1968年已经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学红代会’搞到一个地方，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给我们办过一个月的‘封闭式学习班’。那时候我还不是重点，因为对中学生还不能怎么样。 1968年我就工作了，到1970年我那个学校‘工宣队’、‘军宣队’又一次把我从单位里叫回学校，办了两个星期‘封闭式学习班’。说明他们在继续追查上海中学‘炮打张春桥’的事情，以及我们这些人和当时复旦大学的大学生‘炮打张春桥’的事情。后来有个很有名的冤案‘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是复旦大学抓出来的‘一打三反’最主要的一个‘成就’，把那些大学生全部打成‘反革命’。” 主持人：“1968年您被分配了工作，是学校分配的工作吗？到什么地方？” 宋永毅：“是学校分配的。到上海郊区的一个港口，那港口收粮食、食用油和工业用油。” 主持人：“那时您为什么能躲过‘上山下乡’？” 宋永毅：“上海的情况和北京有很大不同。上海因为是工业基地，需要劳动力。1968年八、九月份，毛泽东‘上山下乡’指示还没出来，所以我们当时这届绝大多数是去了工厂，少部分人去了农场。只有什么人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呢？像我们上海中学因为在郊区，有农村来的子弟，就贯彻‘社来社去’原则，像我们班大概有3人，就回去作农民了。” 主持人：“把已经工作的人又找回学校，我听得不太多。” 宋永毅：“这在上海很普遍。因为张春桥最后决定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把‘炮打’他的事作为一个追查重点，作为‘反对革委会’、所谓‘反对三红’的重点。 这样，所有大学和重点中学都开始查。非但有像我们这样回去办‘封闭式学习班’的，大学生被从所分配到的工厂或中学抓回去直接隔离审查的都很多。在上海波及到几十万人，而且造成迫害致死的也有几百上千，这个数字至今也还不清楚。 我举个例子，上海师范学院有个‘炮打张春桥’很厉害的，‘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的头儿叫迟东民（音），他是我太太的老师，而且当时还是他们那个中学最好的语文老师，中文系毕业。他就是‘文革’中被搞回上海师范大学， 1970年作为‘反革命’批斗，隔离审查。他在隔离审查中自杀。这种事当时在上海1970年时并不稀奇。因为既然张春桥下定决心要算这笔帐，当然首当其冲是算那些‘炮打’他的学生的帐，因为学生总是走在最前面，所以所有学生都给他理了一遍。我也不幸是被他们重新叫回学校办学习班的成员之一。” *宋永毅：在我家的5人“地下读书会”中有人被隔离审查，逼供信供出全部人* 宋永毅：“我还要讲的是， 从1967年我们看那些书，到1968年工作以后，大家就觉得要继续学习。那时候有5个同学，在我家里，大概两个星期左右我们聚会一次，交流读书经验，就是‘文革’中流行的‘地下读书会’。 记得当时有一个是我同班同学，另外两个是复旦附中的，再一个是‘五四中学’的，也是上海不错的很好的学校。现在这些人有的已经到了美国、德国，有的还在中国国内后来写小说。 当时我们这5人每两星期交流一次，例如‘你能搞到什么内部书籍？’‘我能搞到什么内部书籍’，我们互相交换看，看的过程中交流一些看法。当然，年轻人看了那些书，会讲到比如江青30年代绯闻啦，德国纳粹帝国和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对比啦，比如讲到或者张春桥、甚至毛泽东，他们在指导‘文革’中间的一些错误等等。这是导致我在‘文革’中最后被关押五年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所有这些言论，都被作为‘防扩散言论’。因为那时候议论到江青、毛泽东，就是‘防扩散言论’。” 主持人：“那你们这些‘防扩散言论’又是怎么扩散出去的呢？” 宋永毅：“起因是参加我们‘读书会’中间的一个姓叶，他已经在里弄一个街道工厂工作。他先被隔离审查，在逼供信下交代出来，还不是一般的交待，是非常夸张的交待。因为他是写小说的，所以写了500多页交待。（笑）造成我们5个人全被抓起来，不得了，被打成一个‘宋永毅反革命小集团’。” *宋永毅：被囚5年多，直到最后家人才知我被关在哪里，只有大哥去探望过一次* 主持人：“这是哪一年？” 宋永毅：“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我在里面从1971年12月被关，一直到1976年的3月份才出来。” 主持人：“还能回原来单位吗？” 宋永毅：“回了。讲起来当时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主持人：“判了几年？” 宋永毅：“没判。就关着。” 主持人：“能去探监吗？” 宋永毅：“不可以。只有一次，就是我快要出来了的时候，他们才允许我大哥来看过一次，因为我大哥当时在国防工委一个准部队的研究所工作。” 主持人：“您家兄妹几人？” 宋永毅：“兄妹四人。两个姐姐一个大哥，我最小。现在两个姐姐都在中国大陆，已经退休。大哥过世了。” 主持人：“一直没判，家人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吗？” 宋永毅：“不知道。我被他们关在王洪文在上海搞的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后来变成‘上海民兵’，关在苏州河旁边的一个厂的地下室。” 主持人：“当时父母健在吗？” 宋永毅：“我五、六岁父亲过世，母亲在我13岁时过世，我进上海中学那年。这个学校是全部住宿的， ‘文革’时不上课，所以看了那么多书。因为父母都过世了，负担我的是大哥，每个月寄点钱。那时候有15块20块钱日子就很好过了，他寄给我小姐姐，小姐姐也有工作，负担我的生活。因为我没父母，不太有人管，‘文革’中就很投入。” *宋永毅：当时无法无天，“隔离审查”可以无限期搞下去* 主持人：“当时您被关押，有没有一个说法，像罪名、要关多长时间……？” 宋永毅：“第一，那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隔离审查可以无限期搞下去。第二，他们不是没有试过，本来是想把我枪毙的。因为搞出来的‘防扩散言论’有几百条，实际上那些话都没有讲过，都是逼供信乱弄。 而且搞得很恐怖，比如说我们竟然说到‘毛泽东祸国殃民，值得我们把他的头割下来，当作蓝球去打’，你说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怎么可能讲这个话？不可能讲的，我们对毛泽东个人没什么仇恨。 又把我们讲的‘非常支持陈毅、叶剑英、那些老帅，非常反对‘文革派’的许多观点……讲起来很好笑，‘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中央 发了一个第23号文件，那是1977年发的。就是要给纯属反‘四人帮’的人平反。 当时因为我那个案子级别搞得非常高，一直搞到上海市委去了。当时上海市委复查办公室，有一个以前是叫23号文件办公室，后来叫复查办公室。管的人是原来上海市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叫王鉴，复查我的时候就说‘永毅，你完全是我们老干部这边的，意思是你完全是支持我们老干部的’当时他已经是市委政法书记了。我就跟他说‘老王，我要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些话实际上我都没有说过，一个是别人乱揭发，第二个是在‘逼供信’下面，我想承认一句承认两句都无所谓了嘛，当时也承认了。实际上都没有说过。’” *宋永毅：酷刑，打得很厉害，绑起来打* 主持人：“那时候有没有酷刑？” 宋永毅：“那时候很厉害。打得很厉害，绑起来打。” 主持人：“酷刑是从始至终，还是一开始？” 宋永毅：“你要有反抗，就有酷刑，你顺着他们说，当然也不会对你有什么酷刑。你不承认，不给你饭吃，长时间殴打不稀奇的。” 主持人：“最后就都承认了？” 宋永毅：“也不是全部承认。” 主持人：“你们五人后来都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宋永毅：“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因为我是‘小集团’的头嘛。他们最长的一个大概也有3到4年。” 主持人：“您是一直被关在一个地方还是……” 宋永毅：“就关在一个地方，外面都有民兵24小时看着。” *宋永毅：“逼供信”下“承认”的一百多条“防扩散言论”或够枪毙判刑* 主持人：“看管的人都是普通百姓，而不是……” 宋永毅：“这个案子本来很简单，就是一个我们单位里因为学校转来的材料，就搞我。我当时是在上海市粮食局下面的一个仓库，一个港口。后来这个案子就搞复杂化了。粮食局的专案组，把我报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正式逮捕我。因为，你想想看，（承认的）一百多条‘防扩散言论’还了得？要说这个人是可以枪毙的，可以判刑。 公安局就开始复查这个案子。那时候，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已经有些公安局的‘老公安’开始被‘解放’了，办这个案子。他们一办这案子，就觉得‘这不可能，这5个人最早出生的是1948年或1949，有的1950年，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的意思是怎么会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总体上仇恨到这个程度？ 当然我们主要是对‘文革’有些不满。所以，他们就怀疑这个案子，就复查。 复查的人到隔离审查的地方来找我，我说‘没有这个事，他们打我到那个样子，你有一句和有十句都无所谓，我当然也就承认了’。这个案子就变成一个悬起来的案子。” 主持人：“承认到什么份儿上？‘把毛泽东的头割下来当球踢’承认了吗？” 宋永毅：“没有，没有。我当时说‘这很荒唐’。” 主持人：“真要承认了会杀头吗？” 宋永毅：“就杀头了，就是。但是我承认的已经够了，比如说‘毛泽东整老帅是诸葛亮到周瑜的墓上去哭’这个话我们是讲过的，当时我们在讨论《三国演义》的时候，点到为止，比如说‘政治嘛，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整老帅也是这样子’。但是等到这个案子有人揭发，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把他的话全部掏出来，光凭这一句话就够枪毙了。” （待续） 以上是对近日完成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主编者宋永毅教授专访的第一部分，在以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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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Jun 2013 02:45 AM PDT
在多年修建防火墙严打说真话的基础上，出台了惊世骇俗的“七不讲”令，我们将安然地坐拥莫名其妙的“七不核心价值观”，死亡于“国在山河破”的毒食毒饮毒空气里了。
今上下令做夢，我就奉命入夢。可是很慚愧，作為中共黨員，我雖六十年前就已受過一切服從黨安排的訓練，但是一入夢境，就心不由黨，夢來夢去，都夢不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黨白天喊他夢見什麼晚上就做什麼夢的先進同志面前，我真無地自容。而且更加不好意思的是，多少個夜裡我總做噩夢，夢見的總是壓垮我們民族的最後那根稻草。本文就來說說它。
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
猶憶童稚時，父母帶我去看電影《風雲兒女》，首次聽得銀幕裡響起歌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從此對它記憶深刻，直到它成為我們的國歌。在喊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一九三五年，日寇早已侵佔東北搞起偽滿洲國，和關內搞得熱鬧的兩個中國三分國土，苦難的中華民族真是面臨壓垮自己的「最後一根稻草」了。所幸三國中華兒女終於團結起來，趕走日本鬼子，躲過了那最危險的一劫。哪知最危險的此劫躲過，最最危險的彼劫又來：殺戮自己人，剝奪自己人，餓死自己人，批倒批臭自己人，勞改勞教自己人，實行階級鬥爭為綱，自外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民族再再面臨那根要命的稻草，走到「崩潰的邊沿」。真可謂沒有「最危險」，只有「更危險」啊。好容易熬到了「改革開放」，只是真正準備實行對內改革集權專制對外融入現代文明的志士次第被收拾下去，厲行「少數人先富起來」和「穩定壓倒一切」為綱，國家倒是「崛起」了，崛起的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的「國家機器」軍隊警察監獄，以及餵養這個機器和它的主人們的龐大經濟；至於它對於中華民族廣大子孫的意義，茲引官方喉舌CCTV裡少有的幾位憑良心說人話人士之一柴靜的警告如下：
「三十年後大陸礦產資源、煤炭石油等能源挖光；所有河流高度污染；環境也破壞殆盡；沒資源、能源和廉價勞動力支持，血汗工廠大量破產；外國資本大量撤離，關上門陸續逃亡殆盡；到處是殘破的鋼筋混凝土建築、爛房子；只剩下十億餓殍。以前日本鬼子跑了，我們還有資源，以後中國鬼子都跑了我們怎麼辦？」
中國鬼子都跑了我們怎麼辦？
柴女士描述的是多年以來破壞性的「向自然開戰」和掠奪性的向民工開戰以榨取驚人財富實行先富起來的報應，還未涉及上下交爭利導致爾虞我詐巧取豪奪無貨不假無食不毒的千古未有之巨變，比起七八十年前的那亡國滅種的危險，中華民族今天面臨的危險已是亡人滅根了。「以後中國鬼子都跑了我們怎麼辦？」柴女士此問還是問得太天真了。「中國鬼子」倒是成堆成捆地把金錢財寶老婆孩子二三四奶六親八戚往美國送，但是他們自己不到內鬥失敗或民族滅亡那天，是一定還會堅持領導我們而不會「跑了」的。本來，中國大陸環境的破壞毒品的橫行，應該也是趕跑他們自己的最後那根稻草，可是他們卻有專制制度裡一個無敵盾牌保護著：首長特供制度！善良的人們可能不會料到，正是這個不見經傳也從未立法的制度，保護著今天中國所有主人穩坐在廣大人民頭上不動搖。中南海不用說了，那裡多年以來就有類似蘇聯克里姆林宮的「小白樺」專用商店供應特別生產基地的「貢品」、絕對無毒無害的食品香煙乃至文具電器，當國民恐慌於毒奶粉而傾巢出動買貴全球奶粉的時候，後宮的皇子皇孫皇曾孫放心享用著特供乳品。推而廣之等而下之，幾乎生活所需食品上下所有衙門莫不如是，保證了特別的人兒的特別安全。除了食品，現在連空氣也弄得無法呼吸了，乃有公司宣稱他們的空氣淨化機「進駐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淨化空氣」，「在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和其他領導人居住及辦公的中南海，至少安裝了二百台空氣淨化機。」不是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嗎？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籠子呢。可以設想，假使沒有這種籠子設防，那些和所有主婦一樣為兒孫健康憂心如焚的官內助們首先就會揪著丈夫的耳朵去打擊偽劣淨化環境，至少做好這一件「實幹興邦」的事情，順便解民於倒懸了。所以，切不可小看這個特供制度；如果說，幾十年前「無中生有」的階級鬥爭（胡喬木語）把中華民族分裂為「敵人」和人民兩個階級，今天的無所不在的特供制度則實實在在地把她分裂成為免毒階級和服毒階級，前者錦衣玉食胡吃海喝面不改色悠然自得而後者居然「開始琢磨他是否要像戒煙那樣戒除米飯」（《紐約時報》報道）了。難道最後壓垮我們民族的，竟是這個「籠子」嗎？
30年內徹底無知化弱智化傻瓜化
不過要保證籠內階級的安全，也得籠外階級的配合，就是說要服毒階級安於接受免毒階級的指揮天天服毒吸毒毫無怨言地懷抱兒孫走向死亡，如同當年那些脫光衣服懷抱孩子默默走進納粹毒氣室的猶太婦女一樣。當年納粹靠的是黨衛軍武力專政，中國特色的是多了一套「思想工作」。只須領導要你怎麼想你就怎麼想要你夢什麼你就夢什麼，事情就成了大半：「攻心為上」嘛，這就是名震中外的宣傳部的工作。這項工作的最大障礙，在內是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在外是「負面信息」林林總總瞬息萬變難預防，怎麼使人只信領導的話就成為該部的最大課題。多年的實踐證明，要人相信Ａ不如禁人相信非Ａ，要禁人相信非Ａ不如禁人知道非Ａ。所以儘管宣傳工具天天塞滿「正面信息」，還不得不進行一次再次的思想批判；進行思想批判雖然取得極大威懾效果卻同時傳播了等量的「負面信息」因而終極效果等於零，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封鎖一切負面信息只剩Ａ信息。這個主意其實就是一切獨裁政權的法寶，只是由於改革開放初期一度受到胡耀邦趙紫陽（還有習仲勳）們的干擾而多少有所收斂，現在終於被聰明的宣傳主管徹底想明白了，於是就在多年修建防火牆嚴打說真話的基礎上，出台驚世駭俗的「不講」令，不准向青年傳授的內容聽說多達七個方面；這一命令可以預計的效果是中華民族的絕大部分將在三十年內徹底無知化弱智化傻瓜化，不懂普世價值不懂新聞自由不懂公民社會不懂公民權利不懂司法獨立不懂統治集團的歷史不懂他們的屬性，當然也就絕不計較資源匱乏山河殘破飲食要命空氣污濁也不計較少數人的「特供籠子」，從而徹底地從人類社會孤立出去成為另一物種，好像當年瑪雅民族一樣無聲無息地走向消亡。──瑪雅民族的消亡原因各說不一，而我們則將安然地坐擁莫名其妙的「七不核心價值觀」，死亡於「國在山河破」的毒食毒飲毒空氣裡了。然則將要壓垮中華民族的，最終將是這根「七不講」的稻草呢，可不懼乎！
以上推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考慮到一個擁有幾千年文明歷史和十幾億英雄兒女的民族，一個無數次戰勝過死亡稻草威脅而獲得偉大振興的民族，可以毫無反抗地接受這種致命的馴化嗎？如果她也「可以說不」並且於某時某地實行說「不」，爆發出歌聲「醒來，不願被毒死的人們」，情況將會如何呢？那根力壓千鈞的稻草，最後將壓垮什麼東西（或根本「不是東西」）呢？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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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Jun 2013 02:43 AM PDT
近日，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
在《卫报》上，他声称国家安全局令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在《华盛顿邮报》上，他提供了美国情报商博斯艾伦咨询公司的一份PPT，称过去六年间，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在《南华早报》上，他则称自2009年起，美国频繁侵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政府官员、企业及学生的电脑系统。这些爆料引起了轰动和全美的大讨论。 从后期各方反应来看。调取通话记录指控属实，政府已承认。服务器后门式的网络监控模式，则被政府和牵涉的所有公司否认，从该项目所获拨款数额看，也不具备作如此广泛的监控的硬件条件，考虑到该材料仅为情报商的宣传PPT，而斯诺登也非相关专家，预计爆料有所夸大。最后一项指控则暂时未见公开材料，因涉间谍战，恐难证实或证伪。 对现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时事评论者而言，为理解与传播观念，不妨梳理这些讨论，其层次与顺序非常明晰。 一、是否合法？ 联邦政府重点回应的是合法性问题，认为其举措均符合FISA（外国情报监视法）相关条款。该法案规定，在得到法院授权的情况下，情报与警察部门可与电信公司合作，获取涉嫌犯罪或恐怖袭击的非美国人士的电子信息，合作的私密性受政府保护。奥巴马强调，该项目无权调查美国公民，以及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士。在各大网络公司并无后门，而是先获法院许可，再向公司提交查询请求，相关条款则定期在国会投票延长并接受质询。搜集美国人的电话记录，则仅限于通话次数、时长、时间等，每三个月须向法庭申请延长，其中并不包括通话内容。而根据最高法院的相关解释，电话记录并不属于隐私，不适用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虽然有部分人反对，但从已披露信息与相关法条看，该项目基本合法。 二、是否合宪？ 合宪与合法属不同范畴。围绕宪法的讨论，多为基本价值与理念之争。具体到此事，则是公共安全与隐私保护的冲突。 恐怖袭击在美国是很现实的威胁。9•11后，美国执法部门权力大幅扩张，尽管此后对争议较大的爱国者法案进行了限制，禁止了无法院授权下的窃听，但可合法搜集的信息范围依然广泛。全球化时代，无数美国人都与外国朋友通讯往来，这些记录，是否可被合法窥探？不透明的操作过程，是否存在法院与执法部门合谋的可能？对此，联邦政府表示该项目对所有国会议员透明，且随时可公开听证。除此以外，它更强调项目功用，这些做法制止了数十次恐怖袭击。该数据是否可信并不清楚，但近年来美国恐怖事件确实大幅降低。 在多个民意调查中，支持与反对人数几乎各半，仅随调查的问题细节而有所波动。《纽约客》的棱镜专栏则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它发出两篇结论完全相反的文章，在每篇文章下，读者也给予了完全分裂的评论。就此民意基础看，若再发生类似波士顿爆炸案的恐怖事件，斯诺登将很快被人们遗忘。即便反对者说得再多，只要他们无法给出现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就不会改变当前的局面。 三、是否滥用？ 该项目暂时还没有被滥用的证据，很多指控出自不了解技术的评论员之手。就笔者个人的分析，搜集通话记录很可能是个数据挖掘项目，分析可疑号码并跟踪与之通信频繁的人士。网络监控则很可能是公司与执法部门为交互方便，共建的用户信息分享系统。 由此看，大部分指控未必不成立，但仅是出于未知恐惧、基于个人想象的辩论，没有太大现实意义。但这种操作方式的确非常容易被滥用。法院批准数据监听授权很宽泛，而互联网公司为便利也可能提供远多于执法部门所需的用户信息，执法者违法接触不被授权的信息容易得超乎想象。以此趋势发展下去，在各大公司通过后门或接口，直接监听不无可能。 这是早已被多次验证过的教训：若公众疏于监督，政府即便走完全合法的程序，也可以做出让你极其震惊的事情。为防止滥用，各界恐将推动该项目提高透明度。 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犯罪分子与恐怖组织逐步放弃专用的通讯网络，与普通人一样，使用手机、网络、社交网站等公共服务来交流信息。此时，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挖掘与信息分析，能大大降低情报部门的成本，而成为其首选。相关法律则显得完全落伍，需要重新修订。如果想得再远一些，这些掌握无数用户隐私的跨国大公司，同样也具备重大威胁。它们需要符合时代特点的法律来规范。 此事的特点是前期爆料给公众的印象很深，但后期报道发现许多地方与之并不一致，爆料者的信誉受到了严重损害，材料的说明力不足。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此事将很快平息，恐怕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情报部门这次对爆料者看得不是很重，笔者预计只会使用普通的通缉引渡方案，少量施压并走正常程序。 在中国，暂时还没有严肃认真地讨论这件事的社会基础。隐私于大部分人而言，是新鲜事物，没有切肤之痛。不少网络媒体论述全面，如网易的“另一面”和腾讯的“今日话题”，远胜传统媒体，只是读者评论区依然惨不忍睹。 从各媒体评论看，知识分子们更关注合宪与否，即安全与隐私的价值之争，却较少谈到程序与合法性。这也是中国时事评论者的特点。谈论理念更容易引经据典雄辩滔滔，而具体到法条、政策的历史轨迹、政府与国会的博弈，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并不完全掌握，而国内中文信息又被严重污染，难以凭此进行精准讨论，评论中错讹极多，这可以看作另一种基于想象的争论。若有媒体能请来相关专家，对法条细节、前因后果进行梳理，厘清事实，会更有价值。 国内讨论者的心态和目的也值得玩味，很多媒体与个人，支持捍卫隐私的爆料者，只是为了让另一个政府能更加理直气壮地侵犯本国公民的隐私而已。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讨论的话题，而是一张牌。他们对细节缺乏了解，兴奋感由丑闻驱动，高估其严重性，有些人甚至疯狂到相信美国要通过轰炸香港来抓人。与其用闲余时间做公共讨论，他们还是更适合找人打牌。 （本文作者断桥，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目前在硅谷从事IT业工作。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其联系。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原载《华尔街日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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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Jun 2013 02:42 AM PDT 
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绝大部分的主要投资机构对中国今后两年的经济增长势头不看好。按照中国官方媒体的不满说法，西方投资者正在试图唱衰"中国经济"。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也的确出现了增速下降的局面，当前的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去年同期和上个季度，而且也低于政府和市场的预期。不仅如此，用来预测未来增长局势的各项信心指数也令人十分不乐观。
上周，光大银行由于资金紧张无法归还到期贷款的消息又见诸报端，正好成为那些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的人的又一个论据。不仅如此，六月份以来，中国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的局面也正在恶化。昨天，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尤其是近期利率再次出现大量涨幅，有些股份制银行更是十分夸张，甚至出现了百分之三十的隔夜利率和百分之十七点五的月拆借利率，完全是高利贷。 中国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局面的持续，对中国股市有著极大的负面冲击，对投资者的信心更是一个打击。这一点从最近数天中国股市的连续下跌得到了印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央银行并没有出手救援的任何表示。央行的态度或许是在对中国资金市场的状况进行一个压力测试，或许这也反映了央行对前一段投放货币过多可能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担忧。 资金是经济运行的血脉，资金的运行出问题，实体经济会供血不足，一定会出问题。当然，在很多情况下，资金运行的问题也是实体经济的问题所引起的。例如，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经营恶化，无法偿还银行的债务，从而导致银行负债表上的坏债增加，银行由此产生了无法进行正常贷款，民众对银行的信心也会动摇。这种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资金运行的相互负面影响，有可能会将宏观经济推向严重的危机。 今年是习李党政的第一年，按照通常的惯例，他们是不希望经济出现大的起伏的。高增长似乎是好事，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一种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缺乏效益的增长，继续这样的增长无异于给不断膨胀的气球继续吹气，总归是要爆炸的。这样的增长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为增长泡沫的破灭而担心。正因为如此，虽然现在市场流动性出现问题，中央政府在增发货币出手救援的问题上仍然犹豫不绝。 但是，假如中国的流动性问题继续恶化下去，高利贷似的资金成本将使得相当一个数量的企业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倒闭，中国目前的支柱产业制造业将首当其冲，出口也会出现大幅度下滑。当然，从理论上讲，这正是经济机构调整的好时机。问题是，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去承受由此导致的大量失业人口？ 从政治上看，如果中国经济真地出现大的跌宕，习李的经济管理能力也将受到党内同事和社会民众的质疑。而且这种政治信心的缺失将使得他们今后几年的执政岁月备受压力，他们是否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和政治准备？对上述这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因此，我想中央政府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延续以往的的思路，救急第一，短期效果第一，继续将解决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难题推向未来。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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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Jun 2013 02:20 AM PDT HELEN T. VERONGOS 2013年06月19日在俗话说“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农村，“计划生育”这个词带有一层险恶的内涵。 地方官员在定期执行中央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时，表现得既残忍又积极。他们无所顾忌地闯入农民家中，拖出一个女人，绑起来实施绝育手术，给她装上宫内节育器，或者把有毒的溶液注入她的胎儿体内。这户人家还必须缴纳手术费，而钱很可能就落入了执法者私人的腰包。
如果农民无力支付手术费用，这些暴徒就会没收他们用来维持生计的东西：猪和鸡，大米和种子；然后毁损他们的房屋，留下成堆的碎瓦残砖。 这是马建在其力道强劲的新小说《阴之道》(The Dark Road)中描写的状况。他的作品已在中国被禁。马建说，他在湖北、广西等省，以各种方式跟逃亡的超生家庭同行时，亲耳听到过这样的故事。 小说《阴之道》主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的经历。孔老二(Kongzi)是一名教师，深为自己是孔子的第76代传人感到自豪，一杯啤酒下肚，他就会开始吟诵古诗。孔老二觉得传宗接代是自己的神圣职责。他的女儿囡囡还不满3岁，妻子美黎已经怀上了第二胎，当计划生育工作组把火力瞄准他们村时，美黎正开始显怀。孔老二决定，在他家的继承人出生之前，他们必须远走高飞。 在逃亡路上，美黎得知广东省有个地方叫作天堂镇，那里不仅不会统计你有几个孩子，还有大量的工作岗位：从倾倒在附近的国外电视机和电脑中回收贵重材料；而且避孕也很容易——吸入被二恶英污染的空气就能杀死精子。 “听上去真是个好地方呀！”她说。 书中除了有形的角色之外，还有一个婴灵，它属于尚未出生的孩子，直至婴儿“成功娩出”（它在书中还提供一些旁白）。作为一种文学手段，它显得有些累赘，但这给马建提供了足够的隐喻上的许可，让他询问：现实会有这么残酷，以至于胎儿可能不愿离开子宫吗？一位本能强烈但信息匮乏的母亲，会觉得让胎儿安全留在自己体内才是最好的选择吗？ 数年之前，马建离开中国，旅居伦敦，但他不仅仅是一个回顾往日生活的局外人。马建在2008年出版的《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讲述了天安门惨案及其后果。在那本书中，他讲故事的方式更加简洁，更加内敛。而在《阴之道》的寓言中，他增加了一个“超自然的可能性”维度。 然而，任何一位读过《北京植物人》的读者都知道，马建不会退缩，他会栩栩如生地描述他所看到的中国的细节：人们喝的水里有寄生虫，浑浊不堪，吃的酱油是用人类毛发发酵制成的，人们在有腐蚀性的河水里洗澡，用从脏水中捡出的玻璃给土豆削皮。 孔老二一家沿河旅行时，就遇到了这样的风险以及其他状况。他们赚了一点钱，买了一艘摇摇晃晃的小船，乘坐它去下一个定居点。 《阴之道》不仅描述了这些风险，还剖析了当今中国自暴自弃的道德规范。被贫困扭曲了的、沾满了迷信的价值体系体现了马建作品中一再回归的主题——旧中国和新中国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在美黎和孔老二遇到陌生人魏伟（Weiwei，音译）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魏伟想雇他们的船去寻找投河自杀的母亲的尸体，孔老二承认自己曾经抛光处理过发霉的大米，以便让它们看上去比较新鲜，还给西瓜注射过催长剂，但与此同时，他还是拒绝了魏伟。他说：“让我运假货或者是违禁品都可以，但尸体不行，因为尸体会带来厄运。” 美黎想知道的不是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自杀，而是她为什么会选择投河这种方式。在美黎的村子里，丧失希望是毫不起眼的事情，“有几个女人跳井了，有一两个在树上吊死，但大多数女人都是喝杀虫剂。” 在《阴之道》里，就像在《北京植物人》里一样，马建很擅于震动我们的感官，他用几句关于疼痛、味道或气味的话，把我们带到了中国的那些地区，那些生活在中国经济奇迹遥远边缘的数以百万计的人身边，令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 美黎20岁，几乎没有上过学，像其他生活在下层的人一样，她也怀揣着安逸生活的梦想—— 皮凉鞋、红色指甲油和属于她自己的店铺。但在现实中，她却遭遇了政府规定的几乎每一条门槛，碰到了似乎潜伏在每个角落里的猥琐之徒：婴孩贩子、皮条客，不一而足。美黎和丈夫坚持得越久，她就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丈夫“生儿子”执拗愿望的一个容器。 最终，美黎和孔老二抵达了天堂镇。当他们的船驶入小镇时，她如饥似渴地大口呼吸着刺鼻的空气。从某种意义上说，美黎在天堂镇获得了成功，她终于开了一家店，拥有了一些她渴望的安全感（以及穿戴饰品）。但是，当她出售的婴儿配方奶粉被作为假货没收时，她很不平。 毕竟，“天堂镇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仿冒的，”她说。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6月12日。 翻译：土土 ——纽约时报，读者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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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Jun 2013 08:10 PM PDT
毛泽东的徒子徒孙是一批没有想象力、没有人格魅力、没有宏大理想的平庸的党国政工干部，他们当下在控制思想意识形态方便的做派，只能是神经中枢受损退化后出现的癫痫症。
中共败亡以意识形态死亡为标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以贩卖进一个西方理念起家的。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改造计划没有在西方的主流价值体系中找到中心位置，却在他所鄙视的"东方亚细亚"社会中找到了试验田。无论是典型的中国东方社会形态，还是半东方的俄罗斯，还是天主教占据多数的法国和意大利，都成为了远较西方新教文明更为适合共产党生存的土壤。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粉红十年"后，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失败了的上帝"，开始抛弃它。赫鲁晓夫揭露出斯大林的暴行后，苏联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庞大帝国开始了瓦解，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彻底坍塌。共产主义在欧洲实践以失败而告终，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敲响了丧钟。而中共的最终彻底失败也是会以意识形态的死亡为标志的。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接受经过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三层污染，起始就带有从近、现代文明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退化和庸俗化的特征。但因为这种退化是以暗合中国历史专制主义传统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获取了强烈的本土适应力。不过，与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相比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只是当代极权主义政权才有的特征，即对心智的暴政和对思想的控制。实施这一目标的精神改造又叫"洗脑"，或叫"对心智的强奸"。
中国共产党引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其实玩的是用"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双重手法来诋毁和消解中、西方的精神遗产（尤其是心智至上的哲学观和各种宗教学说），建立自己的诡辩话语体系。它又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一套虚假的历史进化阶段论，用历史决定论来代替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价值强加给民众。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把他的追随者转化成了精神奴隶；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把知识分子驯化成帮助他洗脑的工具。这种做法在共产党夺权后继续演绎：前者有"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等运动，后者有"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通过当代的"焚书坑儒"、愚民政策和个人崇拜，毛把马恩列斯主义打造成世俗化的神学教条，而自己则装扮成他们在中国的先知和救主。在匮乏和恐惧双重压力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接受了毛的乌托邦似的意识形态，直到上帝之手结束了毛的性命后，才敢发出对毛主义的怀疑。
神经中枢受损退化后的癫痫症
无论毛主义有何等的疯狂和荒谬，至少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毛还是有信念的，他似乎也试图实践他的信念，但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第二，毛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现实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还能建立自己的超凡魅力来动员民众。第三，尽管毛牺牲了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毛也不惜牺牲自己的家人来实现他的理想。第四，毛对全球权力格局和走向有敏锐的直觉，所以他的意识形态既激发了中国人自己抵御外辱的想象力，也曾激励了无数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如果说毛是一个精力体力、想象力、抽象能力和超凡魅力都过人的激进主义恶魔，那他的后继者则是一批没有想象力、没有人格魅力、没有宏大理想的平庸的党国政工干部。他们永远不会步入毛时代"恰像台风扫寰宇"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他们染上的意识形态病症只能是神经中枢受损退化后出现的癫痫症。
毛泽东紧抓意志把中国人诱入疯癫状态去奔共产主义乌托邦。矮小的邓小平则像张爱玲教导出的女人，从肠胃入手征服了中国人。在"求温饱、奔小康"的肚皮政治下，邓却也未忘一个大志：等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后，再推行民主选举。江泽民似乎也认同这一思路。所以，从邓首肯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江推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有着逻辑的联系。但到了2004年，所谓的"胡温新政"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问题是，这两项口号不是"胡、温"力求进取而践行的完美标准和追求的宏大目标，前者成了"胡、温新政"自我认证的商标品牌，后者成了中国人现状的"客观描述"。从"胡、温"到"习、李"，他们打造出了"大国崛起"、"和谐社会"和"千年盛世"的表象世界，然后，再动员举国体制把这一华丽的表象世界植入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并让每一个中国人接受它为中国的客观现实。
仅仅从政治理论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意识形态工程的几个特征：第一，新意识形态是以"训诫"的形式出现的。他们只是中共政治化妆师扳着指头来昭示天下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条腿走路"、 "三个自信"、"四项基本原则"、"五个不搞"、"七个不讲"、"八荣八耻"，等等。
"宇宙真理论"PK"普世价值"
第二，意识形态新戒律既不需要前提，也不需要内在逻辑；既不留下讨论、异议的空间，更不允许反对的声音和多元选择。比如说，中共最高智囊王沪宁把美国民主思想家杜威的"鞋子夹不夹脚、夹在何处，只有自己知道最清楚"的个人自由主义原理，运用到中国国家主义的外交，宣称"道路合不合适，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外国不能指手画脚"；同时否认个人自由选择可以同时适用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再比如，中共又一高级智囊俞可平提出"三个和谐统一"，宣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却无法认识到，赋予中共一党永久独享执政特权就已经割裂了执政党与人民的选举纽带，破坏了法治精神（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正当程序，等等）。最为可笑的是，中共一手否认"普世价值"，另一手却捧出"宇宙真理论"，声称中国坚持的"主义"就是"宇宙精神"。
第三，中国社会科学界全方位紧急跟进，与党国宣传机器一体化，以至中国思想界妖孽盛行、妄语充斥。近几天出现的"新四论"（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论"、刘亚洲"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认毛为父的"新国父论"）就是典型例证。我所认识的一位复旦教授苏长和还做了"将西方民主知识从普世降为地方级别"的工作，完全无视在上世纪的民主第三波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口都选择生活在了他所说的"地方级别知识"下了。
当中国的学者甘心被一个惯于迫害文人、扭曲知识的政权御用、并引以为荣时，他们似乎忘记了"存在即合理"的现状还有一个原始含义：国家的理性 （raison d'être 和reason of state）。如果他们甘愿放弃理性，热衷于仰赖国家机器来放大他们的意见和支持他们的结论时，知识精英也加入了发羊癫疯的干部官僚队伍。
法国政治哲学家福柯曾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漠视真理的政权更不稳定；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声称能界定真理的政体更加危险。"
（作者为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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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毛新宇是否“中南海的红孩子”？（高新）【附：习近平和“中南海的红孩子”们】 Posted: 20 Jun 2013 07:24 PM PDT
本专栏的《习近平和"中南海的红孩子"们》传给国内朋友们之后，一位在新华社总社供职的记者朋友的反馈是："中南海的红孩子"的说法很好玩儿，不过你说毛新宇也是"中南海的红孩子"？严重质疑！
该记者朋友说：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刘源，说起来都算得上是在中南海里出生的，薄熙来生于建国前，但是是在中南海里长大的，所以他们无疑都是中南海里的"红二代"，诸如邓小平孙子邓卓棣、薄一波孙子薄瓜瓜，还有陈云孙女陈晓丹等，当然都是中南海里的"红三代"。可这位毛新宇不但不是中南海里出生，中南海里长大，甚至在毛泽东生前根本就没有到中南海里认过亲...... 这位记者朋友电邮过来一篇文章，说是该文原本是出自他们新华社开办的新华网的新华博客里，被国内许多网站和网友竞相转载、转帖之后，新华博客里的"源文"似已被新华网"自宫"，但迄今为止上到国内其他一些网站上还能够搜得出本文其相关讨论评文章。 该文作者说最初是因为毛泽东的儿媳妇邵华去世令其想起来了曾经与邵华有过多年交往，邵华中学时代的同学柳明转述的邵华生前亲口所述，毛泽东没有从未见过自己"唯一的孙子"毛新宇。 这位柳明是原《家庭》杂志总编，她出版的反映四清运动的小说《湖边女人》产生过较大影响。此人在作家和编辑圈子内口碑很好，在邵华生前也多有文章对邵华进行正面描写，为邵华做了很多令邵华非常感激的事情，相信她绝无能编造出邵华根本没有说过的话来。 据柳明回忆，邵华对她解释说，当年她不愿意让儿子进中南海，因为江青心狠手黑，不知道这个女皇能够干出什么事情。 文章作者写道：江青的品质众所周知，但她再黑也断然不敢向毛泽东的孙子下手。谁都知道，江青当年最怕的就是毛岸英，曾有毛泽东身边的人回忆，毛岸英曾大声训斥过江青："你不愿意和爸爸在一起，可以走！为什么和我爸爸吵架？"江青连屁都不敢放。至于毛远新，江青那是疼爱有加，悉心培养。也就是说，江青对于毛泽东家的男人从不敢龇毛儿。对毛岸青的儿子又敢怎样? 一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党史遗老们在陆续面世的怀念文章中，大都提到过毛泽东生前，特别是晚年对对子女是如何的"充满著爱"，描述说一九七六年，也就是毛新宇已经六岁那年，毛泽东病危之际见到来看他的女儿李敏还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地说："娇娇，你是娇娇，你来了?"而这些深切怀念他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怀念文章中，确实也都没有提到过毛泽东生与自己的单传孙子毛新宇之间的互动。可见这些曾经的毛主席卫士、护士和秘书们对"晚年寂寞的毛泽东知道有了唯一的孙子，怎么会无动于衷"的问题都是避而不答。 毛新宇是个孙子当然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毛泽东的孙子！有意为毛泽东和毛新宇开脱的人士在网上发文猜测说，毛主席晚年消息被封锁，也许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了孙子。这话显然极为弱智，凭毛泽东当年在党内的权威与震慑能力，谁敢封锁他有了孙子的消息? 就是否见过自己自称为他"最为怀念的人爷爷"的问题，曾经有一位记者公开问毛新宇，他回答说："不敢让我去见爷爷，因为怕江青谋害我。"这与邵华的说法是一致的。但邵华去世后，毛新宇立刻否定了自己。中新网曾经转载过毛新宇接受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节目采访的节目内容。主持人许戈辉问道："你对他老人家生前有什么样的印象？"毛新宇的回答是："我印象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最高兴的事肯定是去见爷爷，我记得爷爷确实很疼爱我，疼爱我，可能还给我讲过一些故事。爷爷讲的多的，有时候，因为我是小孩儿嘛，我大概记得，给我讲过《西游记》呀，讲过这个《三国》里面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真是很崇拜爷爷，我就觉得，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歌就是《北京的金山上》，我面对的，我说这个老人就是那个金山上的太阳一样的。" 即使没有毛新宇此前亲口说过的"不敢让我去见爷爷，因为怕江青谋害我"，人们对毛新宇改口之后如何"见爷爷"的这段细节描述也绝对相信是信口胡诌。 继而，毛新宇在作客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时又被网友追问"你见过你爷爷吗？有合影吗？"毛新宇回答："在我3到4岁的时候见过爷爷，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合影！" 有网友评论说：从没有见过到亲聆教诲，这个毛新宇大将军到底是临时失智还是从来就是智商低下？说是怕江青谋害，已经很有忽悠感，后来说经常见，因为没有条件合影才未留下照片，就简直是侮辱群众的智慧了。既无照片，也没有任何可信的文字记述，这使得毛新宇的"见爷门"有如曹操墓，充满了疑点。 毛泽东的儿媳妇、毛新宇的母亲邵华去世之后，中共官方对她的生平介绍清楚说明她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即步入文学和摄影领域，并因此老资格而被推举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主席和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仅举此证足以见出毛新宇大将军在编假话时犯傻犯到了何等程度。 向笔者挑起如上话题的新华社记者朋友是一九五三年生人，虽然无缘象郭美美一样与习总书记同月同日生，但仍能以与习总书记同庚而自豪无比，一喝高了就开侃，开场白永远是"我和近平同志都属于知青一代......"，周围的朋友们则调侃他和近平同志更相似的是一喝高了就"革命理想高于天"了。因为笔者对他转述的毛新宇真实身世的所谓"独家报料"表示不敢采信，并告诉他笔者所撰写的专栏文章为"非娱乐性质"，不带玩儿绯闻的，这位朋友又故做作正经地说：说起来您也是一个"在野"的中共党史专家，竟然就不知道"毛泽东生前是否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一个孙子"的问题已经是中共党史界的一个严肃而又重大的研究课题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附录】
习近平和"中南海的红孩子"们
高新
正要撰写本文的时候恰好读到一篇评价习近平的文章，说他"接管中共最高权力半年以来的作为，让人看不到政治改革的一丝希望。不久前曝光的所谓"七不讲"指示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号，那就是他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将是走保守派路线的。在首都政治圈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习近平不那么像习仲勋的儿子，倒更像是毛泽东的孙子。"
一位网友在这篇文章之后的跟贴中写道:"谁都知道毛的孙子是个白痴。这文章对习总夸得真有水平。" 笔者曾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中读到过一则新闻，说的是中共每年召开"两会"时，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毛新宇少将那伟岸的身躯都会在人民大会堂里被媒体疯狂追逐。在今年三月的"两会"期间，毛大将军在向记者谈及反贪腐问题时说："反腐败关键在于给人民群众更大的民主权和监督权。这些本应属于人民的权力有时却不能受到领导干部尊重甚至被肆意践踏，这是最令人气愤的。"话说的虽无半点新意，但总还算囫囵。接下来，毛大将军趁着兴头又应邀给记者题字，挥笔写下了"反腐败关键在于给人民更多的民主权和jian du权"。其中"监督"二字是用拼音代替的。 无独有偶，在此之前的去年年底，也是这位毛大将军应邀到广州大学参观时，被当场宣布兼职该大学管理系的"班主任"，于是他便当场题写了"广州大学是个好大学，我是个好班主任，你们不要羡慕，ji妒，恨！"一串字，其中"嫉妒"的"嫉"字也是用汉语拼音取代。 有中国大陆的网友在此新闻的跟帖中写道："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就凭能用毛笔写英文字母这点能耐，就说明毛少将已经比他爷爷强！" 说起"嫉妒"二字，前几天习近平夫妇在正式访问拉美国家之后顺路到美国加州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灌茅台酒时，奥巴马的夫人竟然不给习夫人彭丽媛面子，拒绝按照外交惯例随夫前往欢迎中国总统夫妇。此新闻被热炒过程中，海外华文圈的亲共媒体一致认为是美国总统夫人深深嫉妒中国总统夫人，因为自愧弗如干脆避而不见；反共媒体则援引美国外交专家的观点，说是基于彭丽媛的共军少将身份的原因。但事实上奥巴马在加州被习近平用茅台酒灌得半醉之后，不但亲自接见了习夫人而且还临时从口袋里翻出一张字纸，说是自己的夫人给习夫人的致敬信，信中不但祝习夫人和丈夫的美国之行顺利并愉快着，而且还特别说明她自己对不久之后将会携一双女儿随夫访问中国的期待。既然如此，所谓习夫人共军少将身份的"敏感"之说不攻自破，所以笔者宁可相信美国梦已经破灭的奥巴马总统夫人避而不见中国梦正在兴头上的中国总统夫人，笃定是因为无论是美国总统夫人还是美国总统本人，都不具备"三个自信"。奥巴马总统没有习近平总统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奥夫人米雪儿则没有习夫人彭丽媛的富贵自信、歌喉自信和军龄自信。 说完"嫉妒"二字再说"监督"二字，就算习近平总书记的所有讲话稿都是手下御笔捉刀，虽说中共媒体公布出来的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数次给属下臣民的"亲自回信"都是电脑打印稿，但要说他必须要自己亲自动笔写字时连""监督"二字都不会写，打死我也不信，一时笔误把"监督"写成"监狱"到是有点儿可能。所以，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和毛新宇将军从"三个自信"角度绝对是相映成辉、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但从汉字记忆的多寡角度，习总书记毕竟也还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所以，至少是北京的"中南海里红孩子"出身的那一票人私下里调侃习近平时，也都不至于从智商角度拿毛孙与之作比，但用三十多年前曾经将习近平和薄熙来以及刘源等人全部聚拢在自己门下举办"精读马列"学习班的胡乔木长公子、刑满释放人员胡石英的话说："单挑政治智商，熙来还真是略胜近平一筹。" 向笔者转述胡石英这番评价的一位在北京的朋友自称与众多"中南海里的红孩子"都是"饭桌上一喝高了什么都说得出口"的酒肉朋友，笔者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薄熙来会被习近平和王歧山比照陈良宇的量刑标准处理，也是此公透露的消息。此公的原话是："我今儿把话儿撂这儿，如果将来熙来被量刑的经济犯罪金额上了千万（人民币），我输你一瓶习总灌醉了奥巴马的茅台特供酒"。 无论这位朋友是否真能拿得出"茅台特供酒"，仅从情理上判断的话，笔者倾向于相信习近平不但会对薄熙来刀下留人，而且也不会让他的后半生活得比陈良宇和前几天刚刚去世的陈希同更委屈。说起来，共产党政权治下的四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中，已经先后有北京、上海和重庆三个直辖市的一把手以在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进了秦城监狱了。下一个是否就轮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了？ 笔者在今年初为本专栏撰写的《薄熙来是否会被习近平刀下留人》一文中帮读者和听众们从中共官方媒体中扒出了习近平在十八大召开前两年时考察重庆对薄熙来重庆政绩的高度评价，由此断定薄熙来的下台和入狱完全是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力主，而非习近平这厢情愿。官媒上白纸黑字的历史记录是：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在听取了时任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后，习近平说：重庆大力推进"五个重庆"建设，办了一批利民、惠民实事，城乡面貌发生了新变化；以"唱读讲传"活动为载体，弘扬主旋律，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开展"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打掉了一批黑恶势力团伙，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很多经验具有示范意义。这些成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历届市委、市政府工作基础上，以熙来同志为班长的一班人，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 这段习近平同志指示里，至今仍为"薄粉兼习粉"们最为称颂的是"很多经验具有示范意义"这句话。可见当时的习近平对薄熙来政治角度的所做所为打心底里是认同的。仅因此，如今的习近平对薄熙来的真实态度应该是"挽救不及也绝不能一棍子打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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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记着，中共还会扣动扳机！（附：姚监复：悲剧性人物陈希同告别了悲惨世界） Posted: 20 Jun 2013 06:49 PM PDT
六四时候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病死了，经历过那场伟大民主运动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个北京市长，记住了他1989年的所作所为。
那年的6月1日，他心怀叵测地对北京市中小学生发表讲话：“亲爱的小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今天都想到天安门广场去过庄严的队日，去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可是现在天安门广场被一群坏人占据了……”他的这个讲话，是为两天之后，24万野战军荷枪实弹进城大屠杀公开制造舆论。此时先头军队已经通过地下通道进入人民大会堂数日，他们在华丽的地毯上吃住，争水、争厕所，以致地毯赃污、磨损，全部报废。
北京市委黑报告有陈的签名
陈希同六四中肩负的巨大责任，赵紫阳在他口述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所说确真：“（1989年4月）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领头人。”
我在89年5月以《李锡铭4・24请战报告》为题，报道了4月24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送上《请战报告》的详情。其内容是学潮以来，北京市组织人到各高校有选择地抄录的学生大字报和标语口号；利用3月份以来跟踪、偷拍、窃听、诱导、编造的知识界的人、事、言论，说明学潮实际是经过两年酝酿、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该报告使用耸人听闻的语言说什么："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不就是肯定耀邦同志，否定小平同志吗？"北京市委明确向中央请战："只要中央给政策，我们是有办法解决的。"24日晚8点，李鹏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北京市委的《请战报告》，形成纪要，李鹏拍板发表社论。此时接到电话，邓小平次日十点召见杨尚昆、李鹏。北京市委的“请战报告”也就成为李鹏向邓汇报的主要内容，引发出邓小平的讲话，也就是“4.26社论”的全部内容。
何家栋的夫人，今年88岁的律师陈蓓，89年在司法部任职，她告诉我她在司法部亲眼看到89年4月24日北京市委打给中央政治局“关于北京市发生动乱的报告”的印发件，上边是李锡铭和陈希同两人的签名。
六四责任陈希同仅在邓、李之下
六四事件中，陈希同活跃程度超过李锡铭，也在何东昌、袁木之上，屠城整个过程，他也坐镇中南海，参与了指挥部的全过程。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以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身份，向全国人大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汇报》。这个报告是继邓小平“6月 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对八九民运做的总清算。在该报告中，明明是李先念向陈希同透露"戒严"的机密，陈希同反诬鲍彤"泄密"。在鲍彤之后，点了几十名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将所有群众组织都打成搞"动乱""暴乱"的非法组织。随后，北京市继上海市查封《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迅速查封了《新观察》、《经济学周报》。
正因为陈希同以上独一无二的表现，深获邓小平信任，成为取代李锡铭、进入政治局的不二人选。
姚监复受了陈希同的骗
姚监复先生因为表姐钟鸿曾经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关系，得以到北京市小汤山疗养院，向陈希同赠送钟鸿的文集、诗集为契机，从2011年1月6日至2012年5月6日，一年四个月中，与保外就医的陈希同做了10次访谈。去年六四期间，由鲍朴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访谈录《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书名取自陈希同自己的七言诗。
至今姚监复说，陈“是坦白的”，“跟我讲话是诚实的，但是对问题的认识不一定(一致)”， “我想他也相信我。”我认为姚先生错看了陈希同，陈并没有对他讲真话，他甚至是上了陈希同的当。原因有三：
其一：陈希同对上述他在六四镇压中的重大责任有的矢口否认，有的供认不讳，虽然都把自己说成是被动的、无辜的，但是他有明确的底线，就是坚持“4.26社论”对学运定性。他只说结局“应该能够避免”，但是又完全赞成邓小平镇压。
这种首鼠两端的矛盾说法是极不老实的，是典型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其二，陈希同接受姚监复的访谈，有明确的目的，是为了让姚监复为他的贪污一案的申诉造舆论。他不同意将全部访谈发表，但是他明示姚监复可以将两个问题单独写成文章发表：一，他不是"北京戒严指挥部的正指挥"（《李鹏日记》所说）；二，他不是"贪污犯"。
其三，《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出版之后，陈希同虽然对当局的追查予以过驳斥：“那么多书报对我进行攻击，你们不管，怎么有一本书为我辩护，说我没有贪污，你们就追查？”但是他认为姚监复把全部访谈记录出版，妨碍了他的申述。他公开对姚监复表示不满，他的夫人甚至说：“都是姚监复把事情搞糟了。”以致公开与姚监复绝交。今年二月他病重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四楼干部病房6号床位（专设封闭病区），姚监复通过表姐钟鸿只得到虚假的消息：“春节看望的人太多，到医院躲清静。”陈希同一年来切断了姚监复能够和他联系的一切渠道。
24周年是中共政权与人民的又一次对视
今年六四，当局严控升级，限制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王范地夫妇去香港，也限制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去木樨地祭奠亡儿蒋捷琏。全国普遍对异议人士设岗、抓捕。至死享受中共特权待遇的陈希同偏偏于6月2日病逝，只差两个月没有跨过政敌江泽民加给他的16年刑期。2006年5月，陈希同保外就医，曾聘请张思之大律师为他申诉辩护。张思之看到他作为钦犯的生活环境，三层小楼，专职秘书、专职司机、专职大师傅（他自己点名要的），除了有个警察班子看守，与高级干部待遇无异，而他的一切开销都由秦城监狱负担，当场拒绝了陈希同。
年年六四，中国普遍下雨，今年将陈希同的死讯瞒到六四晚上，维园烛火大雨中点燃之时，由官媒中通社首发，是想阻挡天怒？还是人怨？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已经成为中国人永久的信条。陈希同的死，使得赤手空拳的中国人民与紧握枪杆子的中共政权，在24年之后又一次发生强烈的对视，天安门母亲们等待置之死地而后生，人民公开为宪政理念而奔走……
但是他们知道，你们还会扣动扳机！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
【附录】
悲劇性人物陳希同告別了悲慘世界
姚監復
「六四」二十四周年前夕，陳希同逝世，隨即火化，在狂風暴雨中這個悲劇性人物告別了昌平、北京，告別了這個給他喜怒哀樂、榮華富貴，恥辱與罪惡的悲慘世界。
他上過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名師名校名岳父（與魯迅有交往的川島），卻在解放後到了派出所當警察，領導的小秘書，昌平縣委副書記，文革中逐村游鬥三百多次。文革後又當上市長，六四後還成了政治局委員、首都市委書記，到江澤民時代，又淪落為貪污犯，自己不認罪，但是到死也是罪犯身份，此起彼落，現實版黃粱夢，有人罵他遭現世報，確為悲劇性人物。
偶然機遇使他向我談了十多次心裡話，我記錄整理了《陳希同親述》應鮑樸之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發行之前，驚動了國保大隊，各路大軍奔赴陳希同、姚監復、鮑彤和鮑樸處，要求封存這本書。鮑樸出書已發至書攤，不能收回。但給了國保一部份存書，以便交卷。當我把樣書送給陳希同時，正好有人打電話告訴他這本書上網了，似乎不得了。不過，陳希同的回答是：「上千本書和文章罵我是大貪污犯。現在有一本書說陳希同的貪污案是大冤案，有什麼了不起?!」而且一位曾在中南海內工作的幹部對我講：「這本書告訴人們三個黑：黨中央很黑，司法制度很黑，反腐敗鬥爭本身也很黑。」這更有意義。
至於人們從陳希同為自己辯護，企圖減輕「六四」罪責看，責難我為罪犯說話。我希望他們認真思考，為什麼國保大隊要動員力量封殺這本書。我和吳國光在書中都指出，北京市長陳希同再三聲明他不是《李鵬日記》中指出的「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挑明了『六四』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的反改革武裝政變」，是一場調動二十多萬正規軍隊的軍事行動，屬戰爭的戰役。為了掩蓋軍事、戰爭的本質，以北京市長為名作「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報告，當什麼「戒嚴正指揮」造成北京市局部地區有動亂的假象。這可能是維穩當局企圖查禁此書的動機。因此，陳希同的揭發，既是自我辯護，也是戳穿「六四」軍事政變本質的重要舉証。所以，對這本書的出版，我不後悔。對陳希同的敍述和揭發，人們會看到更重要的價值。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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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胡德华“批习”讲话为什么受欢迎（附：胡德华讲话突显中共内部分裂） Posted: 20 Jun 2013 06:33 PM PDT
中国学者陈子明周四（6月20日）在长微博上再次发表了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杂志今年2月新春联谊会上的讲话文稿。
胡德华的讲话稿被网民称为"批习"讲话，主要不点名批评了中共领导人"改革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指示，并对习近平为苏共垮台感到痛心发表评论。
网络上有关胡德华今年2月的讲话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陈子明在微博里说明，此前上传的版本可能经整理者加工，与讲话原文有出入，因点击者达数百万，为了尊重事实，故再次上传"更加准确"的文稿。
提供第二版文稿的资深媒体人高瑜向BBC中文网证实今天上传的文本是她根据胡德华讲话录音逐字逐句整理的；而公布这个文本是出于尊重事实、尊重讲者胡德华，而不是一些议论所称的要出"洁本"。
她说，最初看到网上传的第一个版本后觉得内容"多了"，时间上似乎也有出入，核实后发现有些话胡德华当时确实没有说。
言简意赅
高瑜对BBC中文网说，胡德华的讲话本身就"非常好"，语言简练、幽默，内涵则非常丰富、深刻。
胡德华的讲话稿被网民称为"批习"讲话。
针对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为苏共垮台感到痛心胡德华说，"首先要了解苏联的现状和他的历史，只有了解了历史，才能以史为鉴，"分析判断才有基础。
对比苏共和中共，胡德华提到改革路线，经济改革和自由讨论的气氛对于避免中国再次出现"文革"灾难的重要性。
据高瑜所知，胡德华讲话中关于苏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对苏共噩运的总结言论是最早被传到网上的。
久加诺夫认为苏共的致命错误在于对政治的垄断，对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对真理的垄断。
关于所谓"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胡德华反问"那我们否定的是拨乱反正？"那改革开放"不是把咱们自己给否定了吗？"
文化教养
高瑜表示，文革十年摧残了一代人，影响波及后代，是造成目前中国政治生态"没文化、无序"的主要原因。
胡德华在讲话中用自己的例子说明文革剥夺了一代人受教育的机会。
高瑜说，文革本身体现了义和团式的愚昧、暴力，反文化，反人性，是毛泽东犯下的最后一个大错，这都是中国官方定案的。
她认为，自文革以来中国人文教育的残缺，很可能使中国在改革、发展和社会演进道路上"走一段大弯路"。
太子党
北美的《多维新闻》网周四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说，胡德华的讲话"无代表性却有象征性"，海外一些舆论将它解读为中国"太子党翻脸"是误读。
胡德华在讲话中也提到一次"红二代"子弟一次校友聚会上的风波，"普世价值派"和"正统派"两位昔日同窗争吵到喷粗语。
高瑜认为，胡德华确实只能算中国"红二代"里占10%的少数；占绝大多数的都是"毛粉"，或"正统派"，或"左派"。
她说，之所以现在出现怀念毛泽东、社会上戾气横生，一方面是掌握了政治和经济大权的利益集团主要是"红二代"，他们需要通过请回毛泽东这个"精神教 父"来稳固自己的根基和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民间对社会不公、贪腐盛行愤懑难耐，想诉诸文革式的暴力运动达到"翻身"目的。
（撰稿：郱书 责编：李莉）
――BBC
【附录】
胡德华讲话突显中共内部分裂
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最近在《炎黄春秋》杂志的一个内部发言被网络曝光。胡德华在发言中，不仅质疑习近平的一些讲话内容，也透露了中共太子党内部出现了高度分裂。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目前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
胡德华的讲话，最近被他的一些朋友全文放在微博中，并得到大量的转发。香港明报报道说，胡德华本人向该报证实了这份讲话的真实性。 胡德华在讲话中，针对早前流传的习近平讲话的要点进行了批评。他质疑，如果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否定之前的三十年，则毛泽东打倒习仲勋和发动文革等是否都不应该被否定。 另外，胡德华也透露说，最近北京一次太子党聚会中，两名政见不同的人士，为是否应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生激烈争吵，最后差点大打出手。 对于广泛流传的习近平有关苏共倒台时没有人出面抗争是“更无一人是男儿”的说法，胡德华认为，坚守立场不向民众开枪的苏联军人才是真正的“男儿”。他并且呼吁中共最高当局学习蒋经国，对中共的错误进行认真反省，否则中共将失去所有的执政合法性。 中国社会学者刘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目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 “胡德华也在猜习近平的讲话，据我所知习近平的那些讲话应该是真的。习近平确实知道中共的危险，但他没有体制之外的支点，他想要中共回到五十年代的黄金时代是不现实的。” 他表示，目前中共内部分裂严重，尤其在最高决策层中更是如此，而中共太子党内部的激烈争论只是这种分裂的具体体现。 “太子党从来不是铁块一块，也分左中右。其中左派和中间派是大多数，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前面。这些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绝不宽容。太子党这批人是习近平的基本政治力量，所以习近平想要改革，甚至做出一些改变都非常困难。” 胡德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幼子。刘先生表示，一直有消息说胡耀邦的两个儿子和习近平关系密切，但胡德华的发言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无紧密联系。 目前流亡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见人士魏京生，本人也是高干子弟。他表示，中共的高干子弟中，有不少人希望能够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人近年以来积极活动，希望能够影响中国的局势正面发展。 “在圈子内几年前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就是坚决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几年前就出现了。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如果不改革，一旦老百姓造反，全完蛋。” 有一些分析认为，胡德华的讲话突显了中共内部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对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表现十分失望。魏京生则认为，习近平代表的是中共和这个专制体制，最近半年多以来，各种迹象显示某种倒退正在进行当中。 “你看习近平的趋势就是往回走，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不是要改革而是要倒退。在这个前提下分裂会非常严重，所谓的路线之争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就像当年毛泽东要整彭德怀一样，铁哥们儿也不行。” 魏京生也认为，中国目前的局势非常微妙，中共既得利益者和统治阶层已经和大部分中国民众分道扬镳，如果习近平坚持保党和专制，未来中国很可能出现很大动荡，而中共必然会受到清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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