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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0, 2012, 6:09:42 AM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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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Aug 2012 10:23 PM PDT  戴厚英遗照 （前言：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戴厚英，这位倡导人道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到处贡献爱心的人，竟然最后死于非命。特发本文，以为纪念。）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几年，“文革”的惨痛尚还历历在目，中国却又折腾“清除精神污染”之类的政治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批作家连带他们的文学作品也遭殃。批判者有权却没有真理，他们动辄冠人以“反动”帽子，其实自己正是反时代潮流而动之。我当时决定报读博士学位写论文，也有为被批判者鸣不平之意。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几乎和一个个文学政治事件同步进行，越写越长，结果是规定的最低字数的三倍之多。在我的刻上周扬、巴金、王若水、刘再复、刘宾雁、白桦、沙叶新……等名字的“光荣榜”上，也有一位叫作“戴厚英”的女作家。她像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命途多舛。她甚至还死于非命，真是一位十足的悲剧性人物。 一  戴厚英代表作《人啊，人！》封面 一九六零年，戴厚英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提前毕业，踏上了多风多浪、多灾多难的文坛。那时的她，盲从，无知，却自以为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站在讲台上，大声宣读根据领导意图写成的讲稿，批判她的老师。她的头脑里绷着一根弦：阶级斗争；“文革”中又多了一根弦：路线斗争。她做过“大批判”的“小钢炮”，当过“红司令”的“造反兵”，一度自鸣得意，忘乎所以。但“文革”中不少人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戴厚英也是其中之一个。她和著名诗人闻捷的那段恋爱悲剧尤其闻捷的自杀死亡让她刻骨铭心，悲痛欲绝。她最后终于大彻大悟。“文革”结束之后，她竟然在小说中宣扬她以前所声嘶力竭地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她在小说中倾吐的，正是她以前要努力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的确，她经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真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 戴厚英这个转变，具有非常深刻的典型意义。经过“文革”的惨烈，一般尚能反思的中国人，谁不幡然醒悟呢？ 戴厚英后来在其代表作品《人啊人！》的后记中，代替许多人说出他们思想的巨变： 猛然间，我感到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我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常常一个人发呆发愣，痛哭，叫喊。我多么想抓住我曾经信奉的神祗和那些努力在我心里塑起神像的人们来问一问：以往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为什么在当时你们是另一种说法？是有意隐瞒，还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于是，我开始思索。一面包扎身上滴血的伤口，一面剖析自己的灵魂。一页一页地翻阅自己写下的历史，一个一个地检点自己踩下的脚印。 终于，我认识到，我一直在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想自由却又自以为是最自由的人；一个把精神的枷锁当作美丽的项圈去炫耀的人；一个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也像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戴厚英终于发现了自己，觉得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她眼前一亮：迅速奔驰到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人”字；她的喉咙冲出了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她大梦初醒，便要向人们宣告自己的清醒，写出了长篇小说《人啊人！》她这部代表作品。她以“人”为主题，写人的血迹和泪痕，写被扭曲了的灵魂的痛苦的呻吟，写在黑暗中爆出的心灵的火花。她大声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 今天的文学史家一般都把《人啊人！》看作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大多论者都同意，戴厚英在刚刚结束“文革”噩梦的初期，以自身的血泪经历，对人道主义的高声呼唤，不啻为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文坛的晴空霹雳，可谓振聋发聩！按与时俱进的说法，她的作品可称为“以人为本”在“新时期文学”中最早的先声。而且，当时的主流“伤痕文学”作者多以受害人的角度控诉声讨，而戴厚英在作品中却是以自己作为“文革”参与者的角度，做了沉痛的反思和忏悔，因而历史苦难有了具体的个体担当者的形象。这在“新时期文学”中并不多见，极其难能可贵。这显然比一场浩劫之后只把一切罪恶都归咎到什么“四人帮”而加以控诉的作品更具精神高度。 但《人啊人！》于一九八零年在广州出版后，旋即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被攻击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标本”，因为在这部文学作品中，戴厚英像周扬、王若水等人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或一致的。今天在许多人看来，也许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的赞许了，但当时那些僵化蛮横的理论家包括胡乔木这个最高的理论权威，却像被挖了祖坟一样暴跳如雷，视之为异端邪说，大逆不道。这样，戴厚英就被反复“大批判”了好几年。她其实预料到这个后果，但她不愿意压抑自己心灵的呼声了。她说：该批判就批判吧，它总是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是自觉自愿的自我表现。咎由自取，罚而无怨。  戴厚英代表作《人啊，人！》另一个版本 当然，结果正好使戴厚英和她的《人啊，人！》享誉海内外。正如戴的生前好友、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所说，“大批判”先生们原本想把她一棍子打死，但是，事与愿违，戴厚英反而在“大批判”的烈火中成名。她，一个弱女子，不倒，不垮，不降，不死！《人啊，人！》被译成各种文字。她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二 说来真使人哑然失笑难以置信，今天互联网上充塞着讨论如何更好地自我表现以博取好评以求自我实现的条目，然而当时戴厚英的其中一个罪名却是：“自我表现”。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二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有言在先：“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因此，“自我表现”就是表现作家个人的、阴暗的、卑污的、反动的思想情绪，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妄图毒害无产阶级心灵妄图对抗党的领导的极其恶毒极其卑劣的手法，所以要严加批判，严加压制。 真是为了革作家的命而无视最起码的文学常识！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怎能不自我表现呢？作家只应该尽可能地去发现自己，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见解；要用自己的喉咙去呼喊，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文艺创作要与“自我表现”绝缘或划清界限，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好一个戴厚英！她在创作《人啊，人！》时，公然宣称她现在对“自我表现”这顶帽子一点也不害怕了。她说她不怕人们从她的作品中揪出一个“我”来，更不怕对这个“我”负责！几年之后，在一九八六年，戴厚英在刘再复主编的北京《文学评论》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结庐在人境，我手写我心》的随笔，继续谈论她对“自我表现”的观点。这次，她嘲笑管辖者对作家“自我表现”的多余的担心。戴厚英不无悲愤地说，在中国现时现实状况下，作家敢于完全坦诚地表现自我吗？要达到这种境界，还需要作家作出激烈的自我挣扎！ 当时党的“正统”理论家把“自我表现”连同“反理性”看作是“戴厚英之流”妄图在中国倡导的“西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而他们要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以要对其“叵测居心”加以彻底揭发，加以猛烈讨伐。 戴厚英的确反“正统”之道而行之。她不承认只有现实主义的艺术才是最真实的艺术的“正统”的长期不容置疑的观点。她说：吴承恩为什么要创造孙悟空等一系列神和妖的荒诞形象？曹雪芹又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写了一个太虚幻境？都是为了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主观吧！在西方，在现实主义思潮之后兴起了现代派艺术，严肃的现代派艺术家也在追求艺术的真实。他们正是感到现实主义方法束缚了他们对真实的追求，正是为了充分地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真实的主观感觉和认识，才在艺术上进行革新的。戴厚英创作《人啊，人！》时，就有意识地也进行一些突破。她不再追求情节的连贯和缜密和描绘的具体和细腻，也不再煞费苦心地去为每一个人物编造一部历史。她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对人物的灵魂的刻画上。她让一个个人物自己站出来打开自己心灵的大门，暴露出小小方寸里所包含的无比复杂的世界。她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如写人物的感觉、幻想、联想和梦境。她认为这样更接近人的真实的心理状态。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大陆文坛有了更多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其中，在政治理论上对这个“原则”揭露得最为彻底的可能是年青批评家夏中义了。一九八九年七月，他在《文学评论》第四期发表〈历史无可避讳〉一文。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所谓“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这个短语，其意思无非是说，整个世界的总趋势，包括人生�历史�和社会，已为领袖所指出，作家和艺术家的使命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的技巧去“图解”这些教义，目的是为了诱使读者愚忠于现存秩序，不管这种秩序是否符合良知。的确，现实主义是一种美学原则，而社会主义是政治经济学原则和意识形态原则，在“现实主义”前面硬性冠以“社会主义”，目的何在，不言而喻──就是要文艺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要文艺遵从“三突出”原则，创作高大全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来领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样一来，文学便失去自由精神，这是过去中国大陆文学公式化概念化缺乏真实人性的一个根本原因。 现在，中国大陆早已不是三十年前那种样子了。目前文坛各种流派繁多，可以说各种文学形式实验和推行都可以“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大行其道”了。当年戴厚英热诚地呼唤文学新流派快点形成。她愿意作一个小小的水滴，汇集到这一支当时还很细小的溪流中。在这方面，戴厚英可谓“以身试法”，其贡献也是很大的。 三 但是人道主义问题就庞大复杂得多了。当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期间戴厚英再遭批判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众多“陪斩”中的一个；在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大管家胡乔木及其副手邓力群的统领下，这场政治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身居高位且具广泛影响的周扬和王若水，是他们的人道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异化论（运动背后还有一个阴谋，这里不论）。 周扬、王若水他们认为是“人”而不是“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提倡“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并且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异化”概念扩展为：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异化”现象，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以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王若水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 他们在改革开放方始之时，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从而希望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值得人们向往。其拳拳之心，天日可鉴！只可惜，他们迎来的，却是一场政治迫害，两人均遭到灭顶之灾。 许多年过去了，谁对谁错，中国学术界大多心知肚明。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发表在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读书》杂志上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署名“常念斯”这位显然很有资历很有地位的作者在盛赞去世不久的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 但是，话虽如此说，在政治层面上，这涉及到这个党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重大问题，也许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也心知肚明：如果认同人道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便会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问题，便会进而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整个党的指导思想特别是体制建设思想岂不就会面临改弦更张的危险？在他们看来，这条底线无论如何一定要死守。例如，借着近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学术界有人又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但马上便被批斥为一种错误倾向，是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错误理解和误导”。 其实，正如许多论者指出，从广义从最广泛的视野来看，今天大可不必拘泥“人道主义”这个术语的来源，不必把它仅仅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人道主义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包括曾经占人类四分之一现在占人类近五分之一的中国民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它不仅是哲学课本里一个冠冕堂皇的名词，更不是被历史的意识形态纷争所扭曲而变成互不理解互不服膺的概念。让我们回归到这个词语的质朴性吧！所谓“人道主义”，其核心或基本原则无非就是“人的价值”，无非也包含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这些普世要义；或者简单而论，不就是“把人当人看待”这个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吗？不就是应该被贯彻于人们日常具体行动之中、如“好好做人才能好好做事”这个格言所表达的文明人类的行为准则吗？而中国人不也是自古以来就倡导仁爱的道德传统温良的人道主义天性吗？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二日，温家宝总理在虎年团拜会上说了一句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二月二十七日，他和网民在线交流时又对此话加以阐明。三月五号，温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复了这句话。这很让人感动，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院长、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沙叶新这位戴厚英的校友。他应中国新闻社属下的《中国新闻周刊》之约，写了一篇有感而发的响应文章，标题直奔主题：〈提升人的尊严〉，并于三月十日获得该刊发表。沙叶新的原文结尾有这么几段： 若要让人有尊严，根本要把人当人！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对人的生命并不尊重，难道是物以稀为贵、人以多为贱？当代始皇曾主张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还说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换来一个大同世界还是值得的。这段伟论未见之官方文件，有人在内部书刊上见到过。但就其暴戾恣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言，这番言论非发动过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者莫属，仅就语言风格而言也非他莫属。当代始皇坐天下之时，他是不把人当人的，只当内外战争和政治运动的炮灰。 尊严来自对人尊重，根本的、最起码的是要把人当人，要切实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 所以：不能把人当螺钉，不能把人当齿轮。不能把人当傀儡，不能把人当牺牲。不能把人当砧板上的肉，不能把人当磨盘中的油。不能让人只准举手，不能让人不准摇头。不能把人打成“右派”，不能把人打成“胡风”。不能把人划作“黑五类”，不能把人定为“七种人”。不能强行拆毁人的房屋，不能禁止人的嘴巴发声。不能把人打死说成是“躲猫猫”，不能把人判刑是因为他的言论。不能把代表人民的代表当作投票机器一台，不能把委以重任委员当作御用花瓶一尊。不能禁止得奖的作家出国领奖，不能把返国的公民堵在国门。不能让人随便地请喝咖啡、请喝茶，不能让人任意地被代表、被替身。什么时候真正的以人为本，什么时候真的把人当成人，中国人的尊严就成真！ 四 周扬和王若水已经在冤屈中作古。最不幸的是戴厚英。这位倡导人道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到处贡献爱心的人竟然最后死于非命——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上海住处被她中学老师的孙子谋财杀害。现场极为残忍恐怖。戴厚英头朝南，脚向北，仰卧在客厅中央的血泊中，头颈、背及手臂等处有三十余处刀伤。其中颈部刀伤尤甚，有砍创及刀割二十余处，脖子几乎断裂。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其侄女戴慧。她头朝西侧卧在客厅里北间小屋的血泊里，致命的刀创深达颈椎，气管、食道、颈动脉全被斩断……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这种案件世界各地都会发生。但中国人也可以问一问自己这个社会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些年，整个中国大陆掀起了“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出现戴厚英的《人啊，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控诉摧残人性的罪恶、呼唤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是毫不奇怪的。“文革”这个空前的大灾难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痛感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搞的那一套实在太不人道了，痛感到他们长期大搞阶级斗争煽动仇恨煽动暴力，后果太可怕了。 今天，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人们也发觉在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后面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异化现象严重的社会。其中，如众多论者所指出，监督极端薄弱下的权力异化是最大的弊端：腐败仅仅是一个侧面，深层掩盖的是权贵者对普通公民意志的奸淫，是人道主义的灾难。目睹这一切，人们不能不惊叹：当年仁人志士的真知灼见真是具有悲壮的预见性！人们也实在不能不感愤万分：三十多年来，有关方面对于当年人道主义讨论异化讨论的深意，不仅没有记取和延续，反而轻视和敌视！戴厚英撰写《人啊，人！》的时候，感叹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她的亲人和她自己的命运。充满血泪的、叫人心碎的命运啊！还有，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漫长的、苦难的历程啊！今天笔者仍然听到她长长的叹息……  戴厚英全身照 值此中国清明节和西方复活节之际，笔者特写本文，以表哀悼之情。这是招魂，为戴厚英，为人道主义，为周扬、王若水等所有为人道主义呼喊的仁人志士。他们当年所表达的人道理想、价值维度，在今天既是市场化的也是权贵资本化的中国，尤其珍贵，尤其迫切需要。 但愿人道主义的和熙春风吹遍祖国神州大地！ 魂兮归来！ ——纵览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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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是人民的总理，而是毛氏的家臣 ――从《邱会作回忆录》看周恩来在中共政权中的作用 Posted: 19 Aug 2012 10:06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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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王案和庐江淫照风波：高层政治和草根政治都无法无天（程映虹） Posted: 19 Aug 2012 06:05 PM PDT
最近中国社会生活中两大吸引眼球的事件，从高层政治来看，当然是对谷开来和王立军一干人犯的审判，而草根小民的兴趣，则被庐江淫照风波吸引去了不少。 这两个事件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实际都指向中国社会在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上还是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这个尖锐的现实。 对谷王的审判是无法无天，大概除了中国官方，中国各派从左到右都是这个看法，不过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而已。在国际上，重庆系列政治连续剧从王立军投奔美领馆和薄熙来官场蒸发数月至今毫无音讯，已经给中国化巨资打造的“国家形象”泼了两大桶浓黑的墨汁，而谷王案审判泼的第三桶，可以说更黑更浓，因为它在高层政治之外，又再一次把中国司法制度的黑幕揭示了出来。 而庐江淫照风波（见图），则从一个相反的方面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无法无天。首先，那几张淫照，在当事人的身份还没有确认的情况下，网络上已经把他们和某一级地方官对号入座。其次，即使当事人是官，也不能据此就认定他们都是贪污腐败之徒，因为没有证据说他们之间存在任何权力和金钱交易，例如公款“包养”之类。再次，就照片的内容来看，充其量是“聚众淫乱”这个只有中国才有的罪名，只要照片不流出，和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就纯粹属于私人生活，不会造成任何社会后果。 更匪夷所思的是，这些照片在网上公布后，当事人一经查明身份，竟然被“双开”。如果说开除党籍还有道理的话，开除公职则明显违反了法制国家雇佣关系的起码准则。如果当事人是和他们学校里的学生胡搞，那不仅要开除，而且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当事人都属于私人朋友的小圈子，这和雇佣他们的学校有什么关系？ 在一个司法健全，保护公民隐私和真正注重公共道德环境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首先要追究那个把别人私人电脑中的照片公之于众的人，他犯的是侵犯公民隐私和散布色情图像罪—这些图像只要储存在私人电脑中，和公共生活就没有任何关系，但一旦散布出去就成了色情图像。其次，应该追究那些把当事人直接和未经确认的某某某对号入座的言论，因为它们侵害了这些人的名誉。再次。那些开除当事人的单位应该受到诉讼，因为它们违反了劳动法。 所以，谷王案的审理和庐江淫照风波在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实际上从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指向同一个社会现实。两者都没有现代法制社会起码的对法制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高层政治一意孤行，为了维护小集团的权力和利益不惜让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在世人眼中成为笑料。而升斗小民则寻找一切机会泄愤趁快，把任何社会丑闻在第一时间千夫所指都归咎于“官”，利用网络的便利形成强大的言论压力甚至暴力，在虚拟空间取得对“官”的象征性胜利--当然只是那些级别有限的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庐江淫照风波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打倒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名义下用大字报乱揭个人隐私没有太大的区别。 应该说，在现今的状况下，民粹性的网络语言暴力是对专制主义的言论控制和玩弄司法的有效，迅速和广泛的反击，而且它的存在也是前者长期压抑社会公共空间的结果。但长远来看，它又和前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和加深了这个社会在涉及“官”的问题上无法无天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如此假设：为了维持事关权力高层的信息垄断，这个体制可以允许甚至放任对较低级的官员的网络攻击，既显示自己的宽容，也让社会对“官”的不满有一个发泄的渠道，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这个体制将从这种民粹暴力中自食其果。 ——纵览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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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21, 2012, 6:33:02 AM8/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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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2 09:58 PM PDT
不少人認為，若非中、日政府故意「放水」，香港保釣人士不可能登陸釣魚台島。言下之意，民間保釣的「成功」，是中日「勾結」的結果。 種種迹象顯示，中日高層雖然缺乏互信，但兩國在處理被扣的保釣人士，確有默契，且建基於兩項原則。其一，不刺激公眾情緒，盡快結束事件，以免事件發酵、事態擴大，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中日危機。其二，在公開言論及行動中，兩國政府都可強硬一點，以滿足本國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主導民間的反日反中活動。 事實上，這樣做也符合兩國政府利益。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民望不振，當南韓總統李明博登上與日本有領土糾紛的獨島之前，支持度已滑落至兩成左右，而登上獨島就獲近八成五韓國人支持；相反，日本政府無力阻撓李明博，野田支持度因而跌破兩成，若再在釣魚台問題過於軟弱，相信倒台不遠矣。同理，北京當局近年鼓吹「愛國主義教育」，民族主義成為中共與民眾的最大共識，也是維繫政權的重要依據。他們開口閉口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斷不可能在釣魚台問題示弱，否則將對中共的愛國主義論述造成致命打擊。 因此，兩國都會理解對方的口頭強硬，不會因對方的「嚴重關切」、「強烈不滿」而動怒。 更重要的是，兩國都不希望事件失控，進而影響實質關係。由兩國官僚掌握事態發展，尚有機會控制破壞的範圍；若由民間自行其事，事件則會不斷升溫，到一發不可收拾時，兩國政府只能遵從民意，採取更強硬極端的行動去回應民間訴求。這是兩國官僚不願看到的。 所以，日方扣留保釣人士十多小時後，就以他們沒有造成執法人員傷亡為由，不以「妨害公務罪」予以起訴，改以非法入境罪名將他們閃電式遣送出境。 不過，若說北京當局故意放香港保釣船出海，既向日方示威，也因港人身份沒那麼敏感，可用「一國兩制」應付日方抗議，實在太高估北京的保釣決心了。保釣船成功出海，與其說是北京暗中放行，毋寧說當局大意，以為啟豐二號也會在稍加阻撓後就回航，而今次水警的攔截力度跟過去差不多，誰知今次保釣人士豁出去，強行衝到公海；到了釣魚台海域，日本軍艦的攔截力度也跟過去一樣，製造海浪、發射水炮之外，還撞擊啟豐二號。若非保釣人士不惜船毀人亡的駕船衝上石灘，他們絕不可能登島。 可以說，如何處理被扣的保釣人士，中日確有默契，但保釣人士能夠成功登島，則更多是他們努力的成果。 張華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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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2 10:09 PM PDT
保釣一出，萬籟俱寂。中共一再利用這個小島煽動國民情緒，國民總是願者上釣。而示威的口號、標語一次比一次惡毒、愚昧：血洗東京、中華帝國萬歲、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寧可大陸不長草，也要收復釣魚島。隨着這些瘋狂叫囂，中共可暫時壓下民怨；軍中的強硬派，更有機會大展身手。此次香港保釣人士成功登島，再次幫了中共一把，成為其維穩爭權的工具。 這四十年來，中共從未派人登島，遑論宣示主權。這既是基於國際形勢，更是中共對外政策毫無原則之明證。每一次，中共都是藉民間保釣人士登島煽動民粹，將民眾怨憤對準日本，然後自己收割民族主義的果實，讓更多人認同這個失德的政權。此次登島，則更為惡劣，原因有二。一為日本右翼分子早已在年內蠢蠢欲動，意欲購買釣魚台，將該島變為日本領土。香港保釣人士登島，不單讓日本政府名正言順行使領土主權，拘捕保釣人士，更讓日方加快將釣魚台變為自身領土的計劃。二為現時中共正值權鬥，近半年發生的一切證明中共各派系的鬥爭進入白熱化。而保釣人士登島之舉，一反過往之夭折，竟然能順利出海，不是出人意料嗎？ 近日的報道，包括保釣人士收受建制派人士捐款、回港後與該建制派人士同場合照並參與慶功宴，甚至邀梁振英接保釣人士回港等，都顯示有人在背後操作。當我們看到上述那些惡毒的口號標語時、看到《環球時報》稱中國滅日本只需一個月、當解放軍中越來越多將領表示要與日本一戰，這次登島，是愛國，還是害民，一目了然。 香港的不幸，在於有太多人盲目愛國，結果淪為中共棋子而不自知。是次事件，立即牽動整個東亞局勢：日本政府蠢蠢欲動，意欲快刀斬亂麻；中共強硬派玩弄民粹，伺機出擊；美國隔岸觀火，隨時趁火打劫。假若事件中有港人遇害，最終導致三方大戰，港人捲入其中，請問如何善後。屆時，這些愛國者為了一個從不屬於自己的島和一個視國民性命如草芥的國家而連累無數港人陪葬，這筆賬，又如何計算。 孫進 自由撰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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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2 10:15 PM PDT  日本有效管理尖閣列島（即釣魚台），執行遞解非法入境者之後，中國一位史學家，找出人民日報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的社論影印本（见图），告訴全國，死了這條心好，尖閣列島確實是日本領土。 人民日報社論，題為「琉球群島人民反對美國佔領的鬥爭」，第一段就給中國同胞上地理課： 「琉球群島散布在我國台灣東北和日本九州島西南之間的海面上，包括尖閣諸島、先島諸島、大東諸島……等七組島嶼，總計共有五十個以上有名稱的島嶼和四百多個無名小島，全部地面積為四千六百七十平方公里，群島中最大的島是沖繩諸島中的沖繩島。」 這段文字，忽然在中國網絡流傳，中國人一看，都矇了。一直並無刪除，史學家也沒有被抓起來，由政治常識來看，多半是日中兩國在幕後「協調」好，放出這項「歷史文獻」，平息爭議，令「保釣勇士」知道，「保釣」是如何多餘。 人民日報絕對不出錯的，官方喉舌權威，錯一個字，主編都要殺頭。一九五三年是什麼時候？是韓戰「鎮壓地主反革命」最肅殺的時候，主筆不敢亂寫。 這段文字，至少證實尖閣列島屬於琉球。琉球是今日的沖繩。難怪大陸軍方上月有人呼叫：「釣魚台問題」，要與「收回琉球」一併「綑綁處理」。不先「收回沖繩」，所謂收復釣魚台，不必做夢。 這樣一來，我們「保釣勇士」的責任更重大了，下一步行動，不是登陸什麼釣魚台，而是到沖繩島（亦即中國稱的琉球群島）登一登。琉球自古以來，像梁振英說的，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一旦收回沖繩，島上二百萬日本人都自動轉賬為中國人了。大家快向沖繩的日本人，不，琉球的中國同胞喊話：一國兩制，香港，台灣之後，就輪到你們啦。哈哈，想一想，都樂開了花。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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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2 11:14 PM PDT
党的报刊和为党的报刊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喉舌"，这话自列宁发明以来，贯穿于整个共产主义新闻史，至今依旧是支配党的新闻生产（报道、写作、评论）的公理。按列宁同志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一切公开发行的俄国报纸，目前已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206页）。在这个要求之下，党的"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党的报刊的目的是，"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要把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范围加以扩大，内容加以充实"这个口号列入无产阶级机关报的纲领（见《列宁全集》第4卷第288页）。正是在列宁新闻思想的指导下，前苏联时期的真理报，中共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文革时期的两报一刊，均都积极扮演着党的喉舌的角色，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主要部分。
以"喉舌"来定位环球时报及其总编胡锡进（见图），想必不会引来歧义。作为党报旗下的一家报纸，环球时报自创办以来不仅忠实地充当党的喉舌，全面配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思想维稳、舆情引导、民意整肃、鼓吹和谐、批判异见等方面，始终不惧民间汹涌物议，以居高临下之势，旗帜鲜明地站在舆论大潮的前头；而且，这家报纸还不甘心仅仅充当喉舌角色，公然以社评形式，呼吁中国所有媒体都要成为国家利益的"看门狗"。从"喉舌"到"看门狗"，党的报刊的形象经环球时报的推广显得更为具体生动，以前只是一个传声筒，一种灌输的方式，现在则是一副呲牙咧嘴、狂吠不已的嘴脸，自我作践到这种程度，列宁同志在九泉之下，不知会作何种感想？ 胡锡进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了，他个人的微博粉丝已高达两百万，一条微博发出来有时能吸引多达上万条的评论，这种高调言说的风格在党报总编群中可谓绝无仅有。文革两报一刊时期的舆论英雄，比如"梁效"、"罗思鼎"等，在当时大名鼎鼎，可其真实的写作者是谁，人们至今几无所知。按照党报的惯例，总编是幕后的指挥者，他只要严格按党的要求和纪律办报即可，不必自己冲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胡锡进显然是打破了这个惯例，这些年来他一直是身先士卒，高调发声，纵论国是，以自己的微博和报纸双管齐下，毫不掩饰党性立场和倾向，用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国家"话语，持续刺激公众耳目，既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关注度，也为报纸开辟出号称两百万份的发行量。这在党报长期低迷的发行市场中，无疑是一个异数。 胡锡进在自觉地扮演党的喉舌和看门狗的角色时，对自己还有一个定位："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另类在何处？他没有过多解释，我的观察是，他没有以党报一贯的腔调说话，不是党的文件的直接传声筒，似乎也不愿意扮演一个语言刻板思想僵化的布道者。对于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意识形态与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胡锡进和他的环球时报还是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胡锡进并不完全是以传统的党报方式来办报，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该报力图摆脱党的喉舌的刻板形象，不仅仅是说"党话"，在许多时候也会说些"人话"。例如，在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各种传言四起，真相以所谓谣言方式传播，对此情况，党报普遍发声要求专政机关以法律手段予以制止。但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却表达出另一种声音，认为有关部门尽快公布真相是制止谣言传播的最好手段。在胡锡进的微博里，也时能看到他说出和民间主流意见大致相同的看法，针对最近的"唐慧事件"，他对劳动教养制度也提出了批评。我注意到，当胡锡进说"人话"时，网民们在惊诧之余，一般都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党报的方向问题，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统一。胡锡进作为一家党报的负责人，主观上是想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大概就是他刻意扮演"另类"角色的出发点。 其次，环球时报并不像其他党报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主导，以党的路线政策宣传为主，而是重新开辟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无疑是对党的宣传策略的一个重大调整。党报传统的宣传和鼓动方式，实际上已经失效，在党内和党外都无法起到收拾人心的作用。环球时报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其关键词不再是阶级、政党、伟光正，而是国家利益、民族复兴、中国崛起。运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好处是，能够直接迅速地动员民意和民粹，以爱国的正当性掩盖制度的弊端，或者以中国崛起的一套说辞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提供开脱的理由。不仅如此，爱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是需要制造敌人的，美国自然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其鼓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均被环球时报视为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环球时报成了军界鹰派、民族主义和民间民粹高调反美的主要阵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成为环球时报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它的市场基础。 第三，环球时报从外观上看，更像是一家商业报纸而不像是一家党报，它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巧妙地将其政治立场掩盖起来，或者说，它把以前让人们难以容忍的意识形态主题转化为政治消费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各种话题衍生为"眼球经济"，有时甚至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方式，博取人们关注，从而赢得订户。胡锡进的粉丝高达两百万，我估计拍他砖头的有一百九十万，他没被口水淹死，活的还很自在。现在这个时代，不怕有人骂，就怕没人关注，有了关注就有效益。一些极端的网络意见领袖，也多采取这样的发展策略，故意把话讲绝，有意制造话语冲突或事端，以此分裂舆论，操纵舆论。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的话语平台更大，影响也更大，号称两百万订户，加上胡锡进的两百万粉丝，至少有四百万的受众面，这是一支很大的话语力量，声势造出去了，既可以贯彻政治正确，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所以，从营销上说，胡锡进是非常成功的，他和他的报纸必须时时扑捉社会热点，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社会争执之中，敢说党报不敢说不能说或不方便说的话，不求人们理解谅解和支持，只求人们关注订户和市场。真可谓"不怕遗臭万年，就怕一时无名。" 胡锡进的"另类"角色及其表现，在党的新闻队伍中的确罕见，在大多数党报都无法同时取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收益时，胡锡进主持的环球时报无异于创造了一个体制内的奇迹。对于那些始终不认可这家报纸的人们来说，不是可以像以往那样对待党报的方式将其轻易拒之门外。执政党一直在说，要掌握真理，掌握群众，其实它现在根本没法做到这两点；环球时报的存在，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党的宣传主管部门提供些许安慰。不管胡锡进如何"另类"，也不管这家报纸时不时地会发表些有"人民性"的言论，从根本上说，这家报纸还是党的喉舌，或者按它自己的说法，就是党的忠实看门狗。因此，在一些所谓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从来都不会表现出和党不合拍的"另类"立场。 比如，对于茅于轼在美国获弗里德曼自由奖一事，胡锡进会很大方地祝贺他，但他同时想说的是，"这个奖既是美国人给他的，更是中国给他的。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对中国自由派才有了特殊关注和兴趣，茅这样学术成就一般但政治上活跃的人，才有越来越多从西方获奖的机会。他们是中国强大另辟蹊径的受益者。我相信茅很清楚这个因果关系。"这个话体现了胡锡进对中国所谓自由派的一贯立场，但是，对于中国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却没有表现出对茅于轼那样的严苛态度，相反，宽容得很，他们并不认为腐败会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将导致党不将党、国不将国的局面，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现有的条件下，腐败无法避免，民众必须适当忍受。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所谓中国自由派的存在。最近，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发出重话，称中国自由派有"可能捅破中国的承受力，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你们已是美国试图撬动扳倒中国的主要杠杆。"当他意识到这话说得有点过时，他的进一步解释是："我说的是'有可能'成为中国严重病变的癌细胞。有可能性不代表一定是。这点请分清。我是想说，自由派对中国的社会多元化作出了贡献，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但自由派同时增加了中国未来的风险，他们应当意识到这一点，摸索建立自然的制动机制。西方想利用他们是明摆着的，自由派自己需警惕。" 很显然，上述言论才是环球时报的主旋律，是它作为喉舌和看门狗的应有本色，是它偶有"另类"表现不可突破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时有批评政府的某些言辞，或对体制内弊端的揭露，不是显得矫情，就是显得虚伪，和他们对自由派的真实批评相比，这些批评更多的是显示出对政府的理解和辩护。对于那些大是大非问题，胡锡进和他的报纸所表现出来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以及在党性和人民性的纠结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人格分裂，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自觉履行作为党的喉舌的职责，是他们应有的本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从来如此，人们何必苛责他们？ 之所以要提到"苛责"这两个字，是因为在胡锡进的巨大粉丝群中，好像没有几个是他真正的拥护者或同情者，在他每一条微博之下，挂着的差不多都是批评甚至漫骂的字眼。这份压力虽然来自于看不见的网络世界，但体现的绝对是真实的力量，是不能回避的力量。胡锡进是怎么看待这个平常人可能难以忍受的压力？我的一些朋友在私下里也曾经议论过此事，都试图分析出胡锡进何以能够顶着一片骂声继续我行我素的原因，是出于对党的真正信仰？还是冒险进行政治投机？抑或是为了某种利益？要知道，历史是有前鉴的，多少文人墨客，向权力投怀送抱，最后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样的例子还少吗？难道胡锡进就不会想到这些？难道他真的以为网上对他的一片骂声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 从目前来看，胡锡进对他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好像不以为然，他曾经抱怨过，他受到了不仅有来自于西方舆论和中国自由派的压力，也受到了来自于官方的压力，他自信是从事着一项体制内从未有过的事业：他和他的报纸"在趟出并努力支撑起中国舆论的一片新空间，我们是拓荒者，但有时会被当成野蛮人。我们在走一条其他人没走的路，鞋破了，露脚趾了，脸上还有点脏。"难道就是这份自信，让他漠然无视民意，漠然无视任何道德责难，漠然无视将来一定会有的历史追问？ 我对胡锡进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党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的喉舌，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终身，无可厚非。你可以以此作为你的信仰，作为你自己赖以工作的政治伦理，作为你持续一生的道德基础；但你是否考虑过，为何你信赖的新闻原则会遭致这么多新闻人的反对？为何你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得不到社会大多人的认可？你是否还考虑过，在党性和人民性不一致时，你是站在哪一边？当你能够自由地说话时，你是否认同新闻自由？当你指责自由派是中国病变的癌细胞时，你是否会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对于这些问题，你或许会按照你的惯例，一概置之不理，你可以对此既无道德负担，也不怕历史追问，但应该要有一点理论反思的精神。我作为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史长达三十年的学者，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一贯坚持的所谓"党的喉舌论"，在马克思的思想谱系中没有任何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它比列宁主义更具有正统和经典的意义。打开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是马克思于1842年为彻底揭露普鲁士政府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而写的第一篇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辩护，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坏，用他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实际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痼疾"，即垄断批评，剥夺舆论的监督权，依靠警察手段，没有客观标准，无能和堕落，其实质"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同上书，第17页）"。针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在痼疾，马克思明确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同上书，第31页）"。在后来关于莱茵省第六届议会的辩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同上书，第45页）"。为反对思想文化专制，马克思把新闻出版自由视为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同上书，第74、75页）"。 在提倡新闻出版自由的前提下，马克思也提出了他的"喉舌论"，即报刊是人民的喉舌："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这段话是马克思为"新莱茵报"审判案写的，时间是1849年，也就是说，按马克思思想史的权威标准来看，他在这时已经完成了从所谓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但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在莱茵报时期（1842年）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马克思是从事着从根本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工作，他的思想能否自由正常地表达出来，直接依赖于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没有这种制度的保证，马克思主义就根本无从产生。 所以，马克思对一切违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予以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不仅把新闻出版自由视为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把它视为国家的"第三种权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页）。马克思用"第三种权力"来定位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的作用，是对他早年提出的自由报刊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第三要素"思想的一个升华，在他看来，新闻出版制度既不能被国家权力所垄断，也不得受控于特定的党派、阶级和利益集团，它应当是社会的公器，是公民自由独立发表意见的公共平台。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去英国撰写他的《资本论》，就是因为英国具有当时最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资本论》的顺利出版，用恩格斯的话说，正是英国的出版自由与英国的政治活动、海上霸权和规模宏大的工业，共同推动英国远远领先于欧洲大陆上各个民族。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同样高度重视新闻出版自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在1844年对出版自由就有过清晰的界定，称出版自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恩格斯在1865年写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争取出版自由就是争取工人政党本身呼吸所需要的空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6-87页）。18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拥有上百万党员。恩格斯认为，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1882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伯恩施坦的信中，批评党的领袖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反对意见，遭到议会党团批评，恩格斯表示支持党报，议会党团不得不作出让步。恩格斯后来说： "《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1890年，恩格斯又指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发表马克思16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后，遭到党的许多领导人的反对，恩格斯专门对此发表意见，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必须实行不可侵犯的自由。"他同时还认为，如果党的领导人压制批评，干扰监督，那么，不仅党的报刊无法履行其他使命，而且党报工作者也痛苦不堪。他说："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报刊思想，可以用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来概括："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324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列宁主义，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原理，"党的喉舌论"应是其中的一个大项。从根本上说，这个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重建思想文化专制的历史倒退行为。当然，这个转变不能完全以现在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有它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是积极地主张新闻出版自由。1896年，他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三章第四节。他在比较英美等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制度和俄国的差别时，充分肯定了英美人民享有到的自由和民主，他把沙俄时期的报刊制度描述为："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因而出现了"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他认为，争取出版自由的途径首先是摆脱"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然后再摆脱资本的控制。（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但是，列宁为争取"火星报"的生存权而鼓吹新闻自由的言论，只是一种话语策略，是政党斗争的策略。从当时俄国的社会构成来看，沙皇专制下存在着不同党派的生死搏斗，布尔什维克是通过创办党的全俄机关报来重新整合党内外的各种资源，党的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为形成思想高度统一、组织严密的政党而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即以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作为报刊言论的准则，完全充当党的喉舌。这大概是政治专制条件下所有报刊的一个宿命，而列宁则以他的理论和权威进一步强化了党对报刊的控制，使党的报纸完全沦为党的宣传机器和斗争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又把党对言论的控制伸向全社会，实行彻底的思想文化专制。 对于列宁来说，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党彻底取消新闻出版自由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曾有过打算，实行经济和政治的全面退却，这包括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市场，恢复商品货币调节，同时着手逐步恢复新闻自由，开放言论。具体做法有：（1）允许一部分非党报刊存在。（2）主张党内分歧应在党报上公开讨论。（3）提出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出版物质条件。（4）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但是，这些政策随着列宁去世后很快就被终止，斯大林一方面通过国家暴力全面肃清党内异己，对全社会实行红色恐怖；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机器，强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将"党文化"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建立起无所不在的专制统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真理报"除了谎言、废话、套话、假话，惟独没有真理。 列宁和斯大林所创立的前苏联的党的新闻制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闻出版自由传统，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在夺取政权前，他们是愿意大讲特讲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旦夺取政权，党的喉舌论就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准则。这种对言论自由的颠覆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也同样出现，甚至表现得比苏俄更为彻底。孙旭培写的《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和做法》一文对此有详细描述，我愿意引述一二。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批判国民党"言论不自由"，"党禁不开放"，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1943年他要求"诚意实行真正民主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1945年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按孙旭培的统计，在1944年和1945年这两年内，党的两个主要报纸《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在鼓吹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是当时中国要求开放言论最积极的力量。（参阅孙文，《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历史的先声》由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在这个时期关于自由民主的社评以及其他文章等编辑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为追求新闻自由曾经所作出的努力，其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对言论自由的渴望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在的中国知识界。例如，《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社论指出："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1946年9月1日，《新华日报》在一篇评论中还对所谓"喉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该报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当然，共产党认识到，要实行新闻自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用《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社论的话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上述言论，应该说，表达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制度的真诚愿望，在不能完全用暴力夺取政权时，民主和言论自由显然是在野党争取最大政治利益与权力的合法途径。但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很快就把它以前反复倡言的新闻自由弃之一边，公开主张实行"舆论一律"制度，用毛的话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157-159页）。正是在"舆论一律"制度之下，不仅党报成为党的喉舌，而且原来由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也成为党的的喉舌；不仅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言论自由，在人民内部又何尝有过党所许诺给人民的各项自由？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毫无疑问，"党的喉舌论"和"舆论一律"制度，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违背马克思主义创世人对党报的一贯要求，违背共产党人在反对专制时期追求新闻出版自由的光辉历史，也违背了共产党人曾经作出的要求实现人民各项权利的庄严承诺。面对这些历史、理论和现实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期待党的新闻工作者胡锡进，能以他自己的方式，作出回应。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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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2 11:16 PM PDT
作者：原南天一剑
《一》历史原因造成的"弃国病" 以前我国历次运动，都有大批受害者。这些人不但自己心有余悸，而且还影响到他们子孙后代。他们有的人是在土改中被剥夺辛辛苦苦创造的财产，然后被戴上黑四类帽子接受专政的人，也有的是在反右运动中被引蛇出洞的阳谋害得九死一生的人，文革中被批斗被抄家被投入十八层地狱的人。其中最让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为了新中国的繁荣强大，自愿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不远万里来报效祖国的海外赤子。这些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计报酬，不辞艰苦，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祖国贡献出他们所有知识和赤胆忠心。可我们后来是怎么去对待这些海外赤子的？可耻的是我们不仅仅只对这些人造成极大伤害，就连他们的亲属、朋友、子女我们都不放过。如果现在这些人对这个国家感到寒心甚至绝望患上"弃国病"，我们现在谁有权力去苛责他们？他们当初的失望，恐惧，创伤，不知道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们。只有理解他们这些人，才能理解今天许多中国人千万百计弃国而走的原因。这是历史积淀原因造成的"弃国病"，对此我只能觉得很遗憾和很无奈，我们本是手足，为什么非要自相相残呢？ <二> 是既得利益者在大肆传播"弃国病"毒。 如果政府想让广大民众去热爱这个国家，那你自己必须首先去热爱这个国家。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如果连你们这些人自己都不热爱这个国家，那还会有谁去爱护这个国家？如果连你们这些靠纳税人血汗钱来养肥的高层政客都不爱国的话，那这个国家还有谁有义务，有责任去爱护这个国家呢？现在你们这些人不但不爱国，反而还在大肆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正是由于在你们这些人带领下，现在我们中国有钱人都要抛弃这个国家去移民，那些没钱去移民的人，正在千方百计地去拼命挣钱，然后再让自己去加入到移民大潮里去。 据称现在中国已有中高层裸官一百二十万，他们这些人，在国内高叫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而背后，却将自己的二奶和妻子，以及资产全部转移至世界上"最差"制度的国家去。这些人为国民做出了极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中国就产生了这种世界上独有的"弃国病"。产生这种病毒滋生的源头，就是来自我们中高层的领导队伍。这些人选择"弃国病"的原因有二种:1是他们要丢弃中国这条破船，去另登新船。2是怕自己今后被国人清算。所以他们就此得了这种"弃国病"，"弃国病"的病毒就是这些人产生出来的。 <三>"弃国病"滋生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国的环境越来越恶化。 通过这几十年所谓的"改革"，民众已越来越看清了它的真实面目。所谓的"发展"只不过是一种杀鸡取卵，泽渔而竭的慢性自杀性方式中进行。改革前我国稀土总储藏占世界总量的86%，可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我们稀土就锐减了三分之二，如以此速度继续开采下去，我国将在十年后就要变成稀土进口国了。由于环境恶化，我国的水资源有三分之二遭到了污染，有许多地方只得靠抽取地下水才得以维持生存，农田森林，矿产资源正在飞快地消失。砍光，挖光，卖光已成为现阶段的国策。所以那些有眼光，又有经济条件的人就跟着患上了"弃国病"。 <四>对内腐败，对外软弱以及特权之风盛行，使得"弃国病"在全国迅速蔓延。 现在中国国内，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跟你讲道理的，特别是我们的政府行政部门，他们有的只是利益关系。法律对权力者来说，只是一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时脱掉的外衣。权力可以世袭，权力可以摆平一切，权力可以得到一切，权力可以在百姓身上作威作福，权力也可以让你失去一切。在中国，只要你有了权力，你就可以拥有一切。公平公正，阳光透明对于百姓来说，只是奢侈的期望。我们的官员可以花天酒地去畅游世界各地，自己不但不用交养老金，但可以比那些要交养老金的百姓多拿好几倍退休金，他们有钱年"三公"万亿，但决不会拿出1600亿去为全民搞医保。但作为中国普通的老百姓，要为自己的一日三餐去累死累活，他们除了累死累活外，一生所得到只有:子女上不起学，家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老了还没有任何保障。 对外我们又是另一番景象，当自己的孩子遭车祸尸骨未寒，我们就向马其顿捐献几十辆高级校车。当我国贫困山区孩子没有学校上课时，我们却为非洲捐赠了一千所希望小学。救美国，救欧洲，救希腊成了我们政客最重要的任务。就在我们无穷无尽的外交付出后，我们这几年又得到了什么？在我们东海自己地盘上花费巨资建造起来的油井，只因为有日本人的"抗议"，我们只好让所有设备放在海上腐烂。泰国在接受我三千万援助后，才愿意调查军人杀人事件。从前我国在南沙区域捕捞的渔船有一千多条，现在我们在这一区域捕捞的渔船只有二十条。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渔民都保护不了的政府。她还值得国人去爱吗？所以这"弃国病"就在全国讯迅速蔓延了。 近日一则香港的民调，显示只有百分之十七的香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在七十年代后期，台湾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高达80%左右，为什么现在台湾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会大幅超出承认者？难道是香港和台湾天性爱背叛自己的祖先？当然不是，现在就连生活在这个家庭里的成员，他们自己都想尽快离开这个国家，这样的家庭，你还能有什理由和脸面指望生活在外的兄弟姐妹再回来？我请大家今后不要再去指责台港澳同胞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自己的同胞不爱国。一个连自己都想早日离弃这个家庭的人，你还有什么借口和大道理让生活在外的兄弟姐妹回家？一个国家暂时落后贫穷并不可怕，因为只要我们有决心和意志，这种状况是会改变的。但如果这个国家人人都患上这种"弃国病"，那这个国家就无药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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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2 12:51 PM PDT
2012-08-20
保钓又成为话题。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我对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实在非常有保留。这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讲法。
保钓，我没有太大的感觉，不支持，也不反对。但是，我见到好多国人同胞，忽然情绪高涨，我就感到非常不自在。尤其是当许多平时都很冷静理性的朋友，在这个时候都讲要保家卫国，我就更加不自在。
前几天，在一片反日情绪之下，深圳有一家日式拉面店，在店外卦起一条横额，写著：「100%港人投资，同种同族，一样爱国。」这种狂热，令人不安。 个人主义者，对政权，抱有同样的怀疑；无论是那一国的政权，一样抱有怀疑，不论中、日、美、韩。但是，所有个人，就应该一视同仁。日本政府有甚么不对，不代表要对日本的货物要抵制，更不应该对日式的货物要抵制。这个道理，不难明。 反过来说，要是有朝一日，别国的国人冲著中国而来，甚至连带中国人和中国货也抵制，我们又有怎样的感受呢？一定不好受吧。再讲远一点，要是人家抵制中国，中国人和中国货，我们又应该怎样做呢？还以颜色吗？ 事实上，廿世纪初的两次大战，起因又是甚么？一来，就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变成了全民对抗的仇恨。二来，就是因为狭隘又狂热的民族主义，酿成的种种贸易壁垒主义，对资源的争夺，最终成为了发动战争的藉口。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占有越多地下的资源，国家的财富就越丰厚。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一定要抢占有利的位置，争取最大利益。 客观事实告诉我们，天然资源丰厚的国家，在某些经济周期或者可以受惠，不过，真正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是一直向价值链上移。换言之，真正的经济大国，创造价值的最主要环节，都不在天然资源。 不少发达国家，甚至因为成本太高，索性放弃在本国开采天然资源。虽然很多人以阴谋论去看待这个现象，但这确实是一个理性的决定。拥有开采天然资源的权力，并没有为政者所讲的重要。 绝大多数的天然资源商品，已经有全球性的市场。再稀有的，只要有钱，便买得到。从经济的角度看，重点是，本国的经济，增值的部分有多重要，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因为天然资源而去引起地缘政治的纷争，非常之无谓。其他甚么的民族意识情绪，更加容易被利用来煽动排外情绪。封闭思维，才是对人民利益长期造成损害。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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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Aug 2012 11:00 AM PDT
与薄谷开来一家关系密切的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郭维国，受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指派，负责该案的办理。发现薄谷开来有作案的重大嫌疑，遂通过制作虚假走访笔录、隐匿物证等手段掩盖其到过现场的真相，并商定将尼尔·伍德的死因确定为酒后猝死，不作刑事案件立案，且通过做工作，使尼尔·伍德家属认可了酒后猝死的结论，并不做尸体解剖，就地火化。
据共犯张晓军呈堂自供：薄谷开来把小瓶里的毒药倒进事先
带来的小酱油壶中，然后把水倒入小酱油壶，走到床的左侧，一边和尼尔·伍德说话，一边拿着小酱油壶往他嘴里倒……薄谷开来离开时将“请勿打扰”牌挂到1605室……明目张胆的被杀易如反掌。
这不是好莱坞的大片。斐然成章，
一起现实版无所不用其极的权力谋杀！
薄谷开来杀死海伍德只是冰山一角！
1992年11月，走出蝸居的画室，圆明园画家村的《
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政治风暴的中心-----北京大学的三角地露天举行。此后，圆明园画家第一次打破 89·64后的沉默，结队举画在中国人民大学前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当局取缔画展压制艺术自由……接着，诸多圆明园画展均遭阻遏。为取缔圆明园画家村，警方对画家进行逐个调查摸底。
1993年元旦前的调查，
春节后严正学被民选成为市级人大代表，严拒绝当举手机器缺席两会，使警方调查走入误区。
节前摸底和缺席两会，7月2日阴错阳差的公安，在画家村
住地派出所严刑毒打严正学致重伤。为取缔画家村发出白色信号弹，
严以身试法，用《民告官》行为艺术，检验中国法制真伪。使《
人大代表状告人民警察》《北京公安无法无天》在海内外媒体凸显。
誉情汹涌，陈希同政府为摆平民告官的行为艺术，栽赃掐害、利诱、
恐吓、威胁无不用其极。1993年8月26日的“浙江日报”披露：“恳谈…私了。与此同时，还有好心人打来电话对状告警察向严正学晓以利害关系，要他当心上街被车子撞死；要他从法院撒回行政诉讼” 期间，多次打来匿名电话：“若不撤诉，制造交通事故将你辗死！”
2006年，严又被卷进了更险恶的政治风暴，10月18
日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入狱。在连续五天六夜车轮转的审问后，为了使严封口禁声，台州公安局国保政委胡普荣亲自审讯，香港出版的《行为艺术下课！》中有如下记述：
“1994年年底，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飲彈自殺，
市委書記兼市長陳希同被抓入監獄。我於96年3月27日重獲自由。從北大荒返回北京後，北京市公安局法制辦，賠我兩輛新車的錢500元。釋放前，海澱法院將北京市公安局賠償的兩萬元，送到北大荒雙河監獄。但是，我26歲身為現代廣告公司經理的兒子，我和女兒在圓明園搞藝術的經濟後盾……”
我悲痛欲絕，語無倫次……秘密警察問：“你說沒說過，
你兒子的死是政府加害的？”
“對我的各種恐嚇不斷升級，要麼撤訴，要麼離開北京；
在軟硬兼施毫無結果情況下， 1993年11月29日深夜，兒子嚴溯宇（見圖）在人為的交通事件中肝腦塗地，死於非命……” “為什麼說交通事件，而不是交通事故？”秘密警察查根問底，捅了我心窩的舊傷，我淚流滿面，回答說：
“兒子住在白雲新村。每晚必經鳳凰山莊拐彎，
就在這個拐點上，一輛飛馳而來的貨車將騎著摩托車正在拐彎的兒子撞飛，當即斃命。肇事司機承認車沒開燈，事件的目擊證人毛毛作證，駕室中有兩人，另一個人是誰？至今不得而知。貨車當夜未裝貨，也未乘人，司機說去噴漆，深夜下著小雨，椒江有半夜噴漆的地方嗎？種種疑點公安沒給說法。”。
“根據此次抄家，查獲你妻子朱春柳的日記，
她悔疚沒有阻止兒子赴宴，怎麼能說成政府加害。”，“你們說穿了當年被辦案機關隱瞞的玄機。命案發生在深夜，那天午前拉著我兒子赴宴的是政府官員——台州市工商局廣告科科長劉豐。我妻悔疚沒有阻止，使她不安的是，兒子為了審批椒江市西大門的廣告場地，有求於劉豐。根據官場潛規劃，劉豐怎會反而宴請我兒子？
“當天以我兒子朋友的身份陪同去的陳小冬，
在筆錄上明白寫著‘劉豐請客’，這更讓人疑惑本就是個陷阱。當年跟蹤報導的《浙江日報》，以及記者陳燮衡寫的《內參》裏，均未掩飾恐嚇在前，奪命在後，嚴溯宇分明死於非常事件。
“政府官員的反常、辦案機關的反常和海澱法院的反常，
則使死亡事件更離奇、更可怕、更不堪回首……
“關鍵時刻，海澱法院限我立即返京，
若逾期不能參加後天上午的開庭審理，則本案會按自動撤訴處理。我只好放棄對兒子死因的追究，第二天立即乘飛機從台州返回北京。終於在第三天晨8時趕到海澱法院，法院大門前早聚集數百名旁聽的公民。15分鐘後，行政庭審判員饒亞東法官宣佈：此案無限期延遲開庭。人群沸騰了。當事人的兒子非正常死亡正在追查，法院強迫其旁听公民被驱赶，所有媒体者逐一登记。
是为了掩饰匪夷所思斐然成章的谋杀，还是为法院诈严正学回京，
中止严对丧子真相追究设弥天骗局的封口，由此引发 89·64后最广泛的签名呼吁。
陈希同怒形于色，警方设鸿门宴，诱捕严正学，
被告抓原告解押北大荒“北京双河监狱”强劳。
所有真相都被掩埋，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能力成邪恶
，以团派起身极度执著权力的一个工商局的小小广告科长转身成了临海市工商局刘丰局长。
人模狗样，若不是“王八看绿豆──对了眼”，刘丰局长应
对他的“宴请”负疚，稍些人道，慰勉节哀。至于使严的广告公司终无能力匹敌潜规则下的贪渎，被倒闭出局。
一个人与一个群魔乱舞统治机器的抗争，
行为艺术民告官诉讼即被终止，陈希同政府并没有放松钳制，在荒无人烟的北大荒腹地的囚笼里，为消声虐杀，十几个警察六根电警棍，一哄而上横施磔刑长达三个多小时。直至邪魔王室森被打头，陈希同在政治权斗中倒台，酷刑凌虐才有所收敛，终于获准囚室中研习水墨。十个多月后，画家村艺术家们被抓、被打、被驱赶，为避祸迁徙通县宋庄……
“一把手经济”腐败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今日，新一轮权斗始。
如大佬对马仔，薄希来重掴王立军一个嘴巴，掴醒了王立军，一个部级的警界高官，为不“被牺牲”黑社会报复死；不“被精神病”或抑郁或畏罪自杀死；深谙杀人尤如风吹帽的王立军，为不遭斐然成章的谋杀，为保命，惶恐不安地逃亡美国领事馆……
年近七十的严擦拭着老泪说：“如此嚣张的政治谋杀，根源是中国没
有法治，再如钱运会案，被交通事故死，官员左右法律，目击证人抓捕判刑，颠倒黑白被河蟹，谋杀成常态，杀戮者就逍遥法外。”
权钱色黑恶的中国官场弥漫着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
哪管身后洪水滔天’！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的所有，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表明革命的幽灵在中天徘徊，头上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
警告所有狼狈为奸的张丰、李丰、刘丰们：“君不闻民愤、民怒、
民怨，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ug 22, 2012, 6:06:08 AM8/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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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1:51 PM PDT 核心提示：过去几个月来，有关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的信号十分混杂。一方面，中朝两国高级领导人的高层会晤因金正日去年12月去世而中断，会晤最近才得以恢复。另一方面，中国许多分析人士和官员都抱怨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有限。 原文：Beijing Doubles Down on Kim Dynasty 发表：2012年8月17日 作者：Richard Weitz（理查德・韦茨博士，现任华盛顿哈得孙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任）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图：胡锦涛会见北韩高官张成泽】 过去几个月来，有关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信号十分混杂。而今看来，两国关系已平安渡过北韩最近的领导层交接期，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得到巩固。朝鲜执政党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张成泽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在朝方巩固复杂的领导层交接的同时重振两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关系。中朝两国在张成泽访华期间宣布，根据今年春天进行的一系列高层会谈，北京将通过两个经济区对北韩加大投资力度。 中朝两国高级领导人的高层会晤因金正日去年12月去世而中断，会晤最近才得以恢复。在金正日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不爱旅行的他曾三次造访中国。金正日打算让小儿子金正恩接班。上述访问似乎成功确保了北京对其计划的认可。据信，金正恩只有二十多岁。今年4月5日－6日，由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少将率领的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与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人民武力部部长金永春举行了会晤。当月晚些时候，金永日访问北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委员戴秉国、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会见了他。王家瑞本人还在今年7月30日－8月2日访问了北韩，成为与金正恩会晤的首位外国高官。据报道，王家瑞当时敦促北韩，至少在中国于今年晚些时候完成政权交接之前，不要继续发射远程导弹，也不要再进行核武器试验。 北京加大对朝鲜投资力度 张成泽访华期间，中国商务部发表一份声明证实，中国在北韩境内的投资以及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其它联系都将在未来几年得到大幅发展。主要推动因素将是，两国将重申开发两个经济特区——即罗先开发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的承诺。设立上述经济区的目的是吸引外国直接对北韩投资。据认为，张成泽是幕后影响平壤最高领导人的大人物之一。8月14日，张成泽还与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在北京共同主持了上述经济区的组委会会议。 中朝经济关系专家约翰・帕克（John Park）在今年举行的詹姆斯敦防务与安全会议上做报告时称，自从中朝双边关系于1992年跌至谷底——北韩领导层当时对北京与韩国加强关系表示不满——以来，北京一直在大力维护北韩境内的稳定。几年后，中国还帮助遭遇洪灾和饥荒的北韩恢复元气。此后，北京一直鼓励北韩引进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同时还帮助北韩建立执行上述经济改革所需的国家能力。比如说，北京一方面不再那么强调食品援助及其它单向转让，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则一直在帮助平壤开发本国自然资源和采矿。中方在北韩投入巨额资金、设备及其它资源，还对当地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张成泽本月访华期间还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对北韩提供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该国发展并改革经济。王家瑞表示，中国政府会考虑这一请求，但希望朝鲜承诺将这笔追加资金用于经济改革，而非军事开支。 除降低邻国出现垮台风险外，北京也从投资和当地能力建设中获得了其它好处。北京可由此确保，北韩以比全球市场低得多的价格对华供应大量煤炭、铁矿石及其它矿产资源。中朝在上述经济领域的关系不断得到加强，且北韩的稳定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对中国来讲，让北韩免受进一步制裁以及不引起平壤的敌对情绪以防朝方针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实施报复可谓利益攸关。即便如此，中国领导层在某些时候可能也需在支撑北韩经济和确保以低廉价格获得朝鲜自然资源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据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估计，中朝2011年双向贸易额已达到50亿美元并刷新了最高纪录。中国对朝主要出口品包括汽车和机械，进口品有矿产、木材和稀土等资源。此外，中国还一直单方面向朝鲜提供食品援助、燃料援助和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北京当前至少让大约4万名朝鲜劳工在中国工作，并将他们的大部分工资支付给急缺资金的朝鲜政府。这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是有风险的，因为北韩工人可能会与中国本国无特殊技能的劳动力展开直接竞争。许多中国人认为，该国对不懂感恩的北韩人提供的援助过于慷慨，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北韩海盗最近扣押并虐待中国渔民也加剧了中国民众的这种情绪。 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还在对北韩提供可加强该国军队的军民两用型援助。比如说，今年早些时候，平壤在阅兵式上展示了新型导弹运载车。这些导弹运载车看起来象是由中国万山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提供的。该公司是颇具政治影响力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下属的一家独资公司。2012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对国会说，尽管联合国对北韩实施制裁，美国政府还是掌握了中国仍在支持北韩实施导弹计划的证据。6月29日，联合国一工作小组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北韩存在38项涉嫌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其中21项与中国有关。首尔保守政府2008年上台后取消了多项朝韩双边经贸项目。朝韩经济关系此后破裂。这也在经济上巩固了中国在北韩的首要地位。 尽管如此，中朝官方的双向投资额很低。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年底，对朝非金融部门投资额仅为3亿美元，朝鲜对华投资总额仅有大约1亿美元。一名匿名的中国商人说至少有8,000名中国商人在北韩工作。据他说，虽然北韩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但是北韩的基础设施状况拖累了运输，也破坏了商业信誉。北京已经在为北韩的管理人员提供培训课程，同时也投资于北韩的基础建设，以此作为构建其经济能力的努力的一部分。辽宁大学的朝鲜事务专家张东明在谈到8月14日的协定时确认中国在帮北韩构筑发展经济的能力："根据国家的条件形成经济政策是北韩目前最重要的人物，培训管理干部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从如此低水平增加投资应不是难事，但直到最近，有关北韩政权交接的政治不确定性及朝中关系现状可能一直在打击投资者信心。金正日去年12月去世后，中国媒体随即报道说，中国的专家们对北韩局势感到不安。比如说，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韩镇涉就对北韩近期发生外交政策上的变革这一前景持怀疑态度，因为新领导层的重中之重是权力交接。据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张庭延猜测，北韩可能会按计划进行权力交接，但他也警告说，"我们不能排除发生意外情况的可能性"。一月的时候，中文媒体对于北韩的局势则有了更乐观的、更确信的估计。 中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中国许多分析人士和官员都抱怨说，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有限。他们说得可能是真话。过去几年来，中国试图恢复去核化谈判（2008年下半年中断）未果。今年3月，杨洁篪外长重申，北京支持六方会谈。杨洁篪称，六方会谈是"讨论和解决核问题并增进各方共同利益的有效机制和重要平台"。 最近也有证据表明，北京对北韩新领导层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北京发动长达一个月的外交攻势，试图让北韩取消3月16日发表的声明——即该国将利用远程火箭发射"地球观测卫星"，但以失败告终。大多数外国观察人士认为，北韩按计划发射也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远程弹道导弹能力——如果说那并非北韩的首要目标的话。联合国安理会已禁止北韩进一步进行导弹发射活动，日美两国官员尤其对此感到担忧，因为北韩似乎已在研制可与此类导弹搭配的核弹头。中国外交部称，未事先获得北韩政府通告。北韩4月13日发射卫星失败。中国外交官此前与李英浩等朝鲜官员及其他外国代表举行了紧急会晤。事后看来，这些努力都没有起到效果。对北韩人来说，发射活动已成了一个关乎声望的问题，因为北韩当时要利用发射活动纪念重要的国家纪念日。事实最终证明，试射活动令人尴尬地以失败收局，但这一发射未遂事件导致朝美在中国支持下于2012年2月底谈判达成的不扩散换食品援助的协议脱轨。 与2006年和2009年发生的类似危机一样，中方代表对平壤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但也批评了呼吁对朝作出强硬回应的首尔和华盛顿人士。北韩进行发射活动后，北京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中国政府对平壤表示了不满。其表示不满的方式有，允许此前一直被关在韩国驻北京大使馆内的五名北韩难民最终到韩国避难。但北京阻止联合国通过新的制裁措施，而只同意安理会轮值主席发表声明，对北韩的发射行为进行谴责，并指示制裁委员会寻求采取更多措施。北京起初是想以此向北韩施压，避免其采取进一步挑衅行为，但随后还是应北韩要求否决了有关制裁措施。此外，中方代表还拿避免朝鲜再次进行核武器试验一事邀功。在2006年和2009年发生导弹危机后不久，北韩都进行了核试验。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有证据表明，朝鲜准备在今年春天进行核武器试验。但平壤随后宣布，它并无计划"在当前"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中国目前仍是北韩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伙伴。但中国利用上述资产向北韩施压的意愿是有限的，这基于几点考虑。尽管对北韩政权感到愤怒，但大多数中国官员更担心的似乎是北韩可能垮台，而不是北韩领导人在核和导弹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北京担心，北韩一旦发生崩溃就可能导致东亚地区出现大规模经济混乱；导致大量难民跨境流入中国；让美军得以将军事潜力集中于其它战区（如台湾）；还可能去除掉一个将本国边境与美军驻守部队隔离开来的缓冲带。最糟糕的局面是，朝鲜崩溃可能在朝鲜半岛引发军事和民众冲突，其负面影响由此可能渗入中国境内。中国决策者们一贯反对对朝采取军事行动、严厉经济制裁及其它可能威胁朝鲜半岛稳定的动作。但北京一直以来只愿为实现上述目标采取有限举措。这些措施包括：施加一定压力——如批评北韩的行为以及暂时减少经济援助等，但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经济贿赂及其它刺激措施诱使平壤就范。 结论 中国最近承诺，将向北韩追加经济援助。这表明，尽管中朝关系吃紧，北京对平壤的无赖伎俩表示担心，但中国领导层还是决定支持北韩新的领导团队。北京没有考虑美国提出的加大对朝制裁和施压力度的建议，而是选择通过更积极的手段——贸易、投资和能力建设——来施加影响力。中国的逻辑或许是，该国而今需要对北韩重新树立影响力，为的是此后能以拒绝给予北韩好处这种靠得住的威胁方式，阻止朝方进一步采取挑衅行为。目前来看，北京施加影响力的手段还不够灵活。威胁切断食品或燃料援助缺乏可信度，因为那可能导致北韩崩溃，而那种局面将是北京最可怕的梦魇。然而，中国当前也在进行本国的领导权交接工作，这就增加了北韩在未来几个月内重新考量其对华政策的可能性。 注释（略）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者 于 8/22/2012 11:52:00 上午 发布在 译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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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1:16 PM PDT
8月19日，近30个中国城市发生反日示威。这波示威的背景是，若干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遭日方逮捕、扣压、遣返；作为回呛，日本议员和民间人士也登上该岛，宣示其立场。
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二战结束前夕，美、英、中三国联合签署发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战后日本主权限制于其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依此，曾于1895年经由清日《马关条约》“永久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交由中华民国托管；包括尖阁诸岛在内的琉球群岛，则交由美国托管；因碍于《苏日中立条约》而并没有签署《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苏联，眼看日本就要被美国击败，匆忙于战争行将结束前的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并趁机占领日本北方四岛
。
1953至1958年，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社论和文章，指明“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承认“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曾被规定脱离日本”；并严正声明：所谓“中国绝不放弃对琉球的主权”的说法，是美国的捏造，是对中日两国“恶毒的挑拨”，“目的在于打击冲绳人民要求把冲绳归还日本的强烈情绪。”
1972年，美国将包括尖阁诸岛（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后统称冲绳群岛或冲绳县）交还给日本，中共方面未提异议，不仅如此，同年，中日展开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共总理周恩来明确表示：“钓鱼岛的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它与恢复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并对参加谈判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我并不了解尖阁列岛，没有关注尖阁列岛。”与此同时，中共却关注被苏联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当局反复声明：“支持日本收复北方四岛。”
二战后相当长时间，大陆和台湾两岸政府所绘制和发布的官方地图，均未包括钓鱼岛。后因台湾方面不断提出钓鱼岛属于台湾或中华民国，台湾、香港和美国华侨界，也一直有保钓人士、保钓团体的活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被动地提到钓鱼岛主权问题。邓小平时代，中共急于获得日本经援、日元贷款，对钓鱼岛，邓亲自提出“搁置争端，留给后人。”
钓鱼岛争端加剧，据称是在该岛屿周围发现富藏石油和天然气之后（最早于1967年发现）。中国、台湾、日本都宣称对钓鱼岛（尖阁诸岛）拥有主权。行政概念上，台湾方面，将钓鱼岛划归台湾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日本方面，将钓鱼岛（尖阁诸岛）划归日本冲绳县石垸市；中国大陆方面，则从未提出过钓鱼岛的行政划归。
事实上，自1895年日本将它所称的“无主地”钓鱼岛（尖阁诸岛）纳入其版图后，除1945至1972年间曾被美国托管外，其他时段，这片岛屿就一直处在日本的“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之下。
发生在本月的中国民间反日抗议，各地规模以数百至数千人不等，实属近年罕见，显然是在北京当局一定程度的默许之下；否则，一旦它决意弹压，开动庞大的维稳机器，抗议活动即被碾为齑粉。
中共高层心下并非不明白，不管各方折腾得多热闹，也无法解决钓鱼岛争端。对日本而言，既然已经“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又怎么可能让出来？对中国而言，政府既然已经放话“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又怎么可能收回去？对台湾而言，地域上的钓鱼岛，近在台湾门前，而远离中日，中日两方尚自争执不休，台湾又岂能松口？对美国而言，既然已经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冲绳群岛交还日本，并涵盖于“美日安保协定”之下，又岂能变更？
除非战争，武力摊牌，否则，钓鱼岛争端无解。然而，谁敢轻启战端？即便是连年狂涨军费、狂增军备、武装到牙齿的中共集团，也未必敢轻举妄动。透视中南海的两难处境，便可窥知个中诡谲：针对民间反日示威，中共小心操控，既要让民众发泄一些怨气，挟中国民意给日本以压力；但又不能过火，不至于动摇中南海念兹在兹的稳定大局，更要防范民众倒过来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与台湾、香港、美国侨界形成对照的是，在地域广袤、人口众多、民族主义盛行的中国大陆，鲜有保钓人士和保钓团体的活动。原来，凡有保钓人士或保钓团体冒头，都立遭中共当局打压，或警告，或取缔，或监控，直至赶尽杀绝。爱国乎？卖国乎？显见，在普世价值严重缺失的国度，连人民捍卫主权的权利，也遭剥夺。“保家卫国”？全看独裁者脸色行事。
香港保钓人士插上钓鱼岛的中华民国国旗，竟遭中国报章篡改为中共红旗，造假大国，令人叹为观止！连民族感情都敢恣意玩弄，爱国贼的“爱国”闹剧，令人啼笑皆非。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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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1:10 PM PDT
自中港台保釣人士登陸釣魚台後，彷彿整個中華大地熱血沸騰，左一句愛我祖國，右一句日本鬼子，疾呼「血洗東京」云云，甚麼綠壩也「屏蔽」不了境外愛國人士，昂首登島引出的地獄之火。 接近一星期鋪天蓋地有關於釣魚台的新聞，本地各大媒體聚焦程度，令人驚訝。一時間，號稱資訊最流通的小島，對諸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和一年一度「重光紀念日」等等資訊都視而不見。盲從愛國登島的本地保釣人士，試問有誰在意鄰近強國滅港洗腦等行徑？ 不難發現，自詡民主反共的本土「愛國」保釣人士，竟在此事跟強國眉來眼去，實際上轉移了公眾視線，讓強國可乘機吞噬香港。千里迢迢登釣島，以近水救遠火，還愛起縱火狂徒，做其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一起火燒後園，世道之詭異，比武俠小說還精采。 瘴氣瀰漫香江不散，令筆者反思為港捐軀先賢之可貴。雖然絕大部份英烈並非來自本土，但他們在二戰中為保衞香江、奮勇殺敵之高尚情操，更值得為我們和平成長一代悼念和反思。主權移交前曾定為公眾假期之「重光紀念日」，今天竟成為無關痛癢的尋常日子。相比保釣泛起令人頭昏腦脹的千重浪，筆者更愛細味先賢優雅冷靜，笑看風雲之潺潺流水。 本星期六又是一年一度「重光紀念日」，縱使欠缺官式悼念的莊嚴哀號與氛圍，然而筆者深信，面對歷史滾滾洪流，人們終究會慎終追遠、莊敬自強，自發前往大會堂前和平紀念碑獻花，感恩蒼天憐憫，保衞香江。畢竟，香江是我家園，香港人身份，並非如登陸釣島般，只爭朝夕。 歲寒山人 自由撰稿人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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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0:51 PM PDT
反日人士認為他們的行為是出於「愛國」，砸毀別人的車輛、侵害他人的選擇權都是「愛國表現」。有關「愛國」，是一個大題目，不是三言兩語說得透徹。譬如說「國家」包含甚麼內容，國家歸屬究竟是跟血緣還是國籍、「愛國」的行為模式應該如何？……這一幫「愛國人士」有思考過麼？ 今天的釣魚台所涉及的就是國家定義中有關「領土」的範疇，這確實是一個極為惹火的題目，在絕大部份人的心目中，「領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一個「絕對性」的概念，沒有任何討論的空間。但實情是「領土」跟「國家」的定義和展現的形式都經過時間的演化而有不同的內容，這方面就交由學者去詳述了。 目前全球有「領土爭議」的地方超過三十處，成因不同，有所謂的「軍事入侵」搶奪的，更多的是「狗隻撒尿」式的所謂建立「國標」，然後說這個地方是咱們的，亞洲很多島嶼的領土糾紛是屬於這一種，包括釣魚台群島。換言之，爭議之前，這些荒島很多時根本就沒有受過任何國家的行政管理，沒有所謂的「國民」投票、納稅，亦沒有軍隊進駐，直至傳出這些荒島有珍貴資源，爭議各方就搬出大量歷史材料，說自己是最早在這地「撒那泡尿」。說到底，是資源爭奪，與領土被侵的關係其實不大。 國際上對這種「撒尿爭議」是有仲裁機制的，就是交上「國際法庭」，爭議各方交出「尿證」，由法官定奪，最近日本政府就聲言會把竹島（韓國稱之謂獨島）領土爭議交上國際法庭裁決。至於釣魚台，兩岸政府一直只作「口腔抗議」，不作任何實際行動，呼籲中、日兩國把爭議「私了」，已經是釣魚台島主人的日本當然「睬你都儍」啦！ 這樣的一場「狗撒尿」的領土爭議原屬於國家外交事宜，竟然令中國人三十年來發動多次規模不小的「反日示威」，讓國際社會見證了中國人容易躁動的民族性格。 余英時教授在他的《歷史與思想》開卷第一章〈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有這樣的一段話：「中國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着一層反智的氣氛；我們如果用『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這句成語來形容它，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看今天的反日示威，不得不承認，一談到政治，不少中國人仍然表現得十分反智。這也是一個理由，我認為中國人還是少點「愛國」，因為他們的「愛國」很多時得到的是「禍國」的效果。 徐少驊 自由撰稿人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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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0:34 PM PDT
剧变后的俄罗斯的命运，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因缘，无论俄罗斯的转型是成功还是失败，中国对俄罗斯的认识将影响中国的命运。俄罗斯是中国的镜子。看不清俄罗斯也就看不清中国自己。可以说，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对中国模式的挑战。
在俄罗斯转型问题上，我们应该擦亮眼睛，端正心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反思是不充分的。许多人乐于见到，也乐于相信，俄罗斯糟得很，热衷于报道俄罗斯的困境，渲染俄罗斯的痛苦，实则是想教训人们：看吧，这便是俄罗斯的下场！简单地把俄罗斯的历史进程贴上反面教材的标签是危险而有害的。这就可能使我们从苏联和俄罗斯的经验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从而妨碍了我们本应该进行的变革，或者延缓了变革的步伐，甚至是直接遏制某些必要改革的进行。
在有些人看来，俄罗斯改革采取的是激进战略，并且认为这种战略震荡大，风险高，社会难以承受。其实答案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也许在中国人的眼里，仅仅1991年后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滑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俄罗斯的冬天开始了。虽然两个国家的国民都长期受过这种观念的灌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有的中国学者却宣称俄罗斯陷入了醒不过来的噩梦之中。在一本纪念苏联解体10周年的书中，我们只看到剧变后的苦不堪言：90年代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苏联时期的25%，每4个俄罗斯人就有1个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单看这些数据，似乎俄罗斯已经民不聊生。不少中国学者一直在为俄罗斯人民忆甜思苦。对于俄罗斯一度出现的经济衰退，有些中国人表现得比俄罗斯选民还要愤怒和不满。
照这样的视角来看，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5年持续增长，岂不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春天来临，噩梦已醒吗？要知道，1999年，俄罗斯GDP增长32.%，2000年增长8.3%，2001年增长5.0%，2002年增长4.2%。2003年GDP总值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同比增长7.3%，人均3200美元。2003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2010年GDP比2000年增加一倍。
由此可见，如果只会以物欲的心态判断俄罗斯的转型，就会走眼，看不清俄罗斯转型的真相。单从俄罗斯对苏联制度的否定程度和速度来看，是根本性的，也可以说是激进的。但是，俄罗斯社会是否能够承受这种激进变革所带来的震荡，俄罗斯国民用自己的选票做出了回答。俄罗斯自1991年以来，无论是经济处于什么状态，哪怕是1991-1998年连续7年的经济衰退，国民也没有用选票选择回头路。1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俄罗斯人民在坚定地用选票宣布自己抛弃什么，需要什么。或许，这让只会以经济眼光看问题的人难以理解。
俄罗斯的制度剧变不是暴力强制，而是俄罗斯民意的反映。1990年10月16日，俄罗斯公布的《全民公决法》规定："全民公决是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重大问题进行的全民投票。全民公决的决定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不需要进行任何批准，而且全国均须遵照执行。"全民公决解决了国家重大变革的合法性问题。先是在1991年3月17日，俄罗斯就是否实行总统制举行全民公决，75.3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69.85%的选民投赞成票。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总统选举中，74.7%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57.3%的选票投了叶利钦的票，只有16.8%的选民支持雷日科夫。1993年4月25日，64.5%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其中58.76%的选民对叶利钦表示信任，53.04%的选民对叶利钦总统和联邦政府自1992年以来实施的社会政策表示赞成。1993年12月12日，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选民的58.4%赞成通过了俄独立后的第一部新宪法。迄今，俄罗斯已于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举行了四次总统选举。1996年大选时，与1991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然而，是叶利钦，而不是久加诺夫获胜。1999年12月，普京代行总统职务，并于2000年3月26日当选为俄罗斯第三届总统。2004年俄罗斯第四届总统选举中，登记选民共1.09亿，选民投票率超过61.18%，普京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获得71.31%的选票，远远超过2000年当选时的52.94%。俄共推举的候选人哈里托诺夫只获得14.7%的选票。
这四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实际上是俄罗斯人民对选择方向的再确认。如此看来，转型就不仅仅是渐进还是激进，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导致经济衰退那样简单的问题。当我们看到， 1997年与改革前的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幅度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25%、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30%，我们就不能因此简单得出结论：俄罗斯倒退了。
俄罗斯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已经不可逆转。宪法的权威得到尊重。自新宪法通过之后，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在宪法框架下参与政治。比如，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哈里托诺夫在初步选举结果公布后承认自己在大选中失败。选举失败的政党和政治家都承认选举结果。权力分配和运行进入了法治轨道。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在未来的时间里，已经不会出现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震荡。政治斗争将继续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这也表明，俄罗斯没有把苏联制度的瓦解看成是改革失败的象征或标志，而是相反。国家权力乃公器。不能简单地以权力的得与失评价变革的成与败，以为得即成，失即败，而要看是否有利于完成向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
可以说，从俄罗斯的几次全民公决和总统大选来看，没有出现过社会难以承受的问题，倒是反对根本变革的激进思想和行动没有赢得国民的支持。比如，1991年的8. 19事件就是例子。判断变革的步伐是慢了还是激了，准确的民意表达是最好的裁判。换句话说，俄罗斯转型是首先从变革的合法性入手，而不是简单的激进或者渐进的问题。一旦宪政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建立起来，并获得了权威，那么国家的目标就明确了，变革也有章可循，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是哪里，甚至是到底会走到哪里，到底想走到那里，都不清楚。如果是慢慢地往火坑里走，这样的渐进无论是怎么个渐法，都形同慢性自杀。只要民意认可，壮士断腕有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有俄罗斯学者对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说："俄罗斯有很多骗子，包括政治骗子和理论骗子。这些骗子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把最终目标告诉俄罗斯人民。"这本身就是谎言。俄罗斯选民从来不是对一张白纸进行全民公决，然后政治家拿着这张白纸任意填写。这一点如果不提，俄罗斯变革非但不能给我们提供积极的教训，而是可能被简单地当成反面教材，甚至变成吓唬变革的工具。
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俄罗斯的立国之基，已经不可动摇。因为这个基础是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认可的，其权威性和合法性，任何政治家和政党都难以否定。任何政党想谋求政治席位，就必须在这个前提下从事政治参与。在此基础上，俄罗斯未来的改革就一定是渐进的了。这不是对苏联制度的修补，不是在苏联制度的基础上走一步看一步，最后走到哪里都不知道的改革，而是在全新的地基上对宪政民主制度的修补和完善。
在立国的基础奠定和稳固之后，俄罗斯的转型就会一种方向明确的渐进变革。在这样的框架下，政治家会争相寻找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换句话说，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了政治家必须符合"国情"，否则他就难以赢得选民的支持。比如，普京就说，"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尽管人们对俄罗斯总统的权力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总统由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的公民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不能连任两届的规定，使得总统不可能成为彼得大帝，也不可能成为斯大林。在新制度下，任何意识形态都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任何人都不受强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信念，而且宪法明确规定，禁止书刊检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里，集权只能是有限的，因为没有绝对权力聚敛的基础。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且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等，都表明，政府不能不是有限政府。这是一个不会再出现克格勃半夜敲门和大清洗的国家。即使总统拥有君王般的权力，他也是宪政民主制度约束下的君王，他的铁腕只能是法律认可的铁腕，是受到在野党和社会制约的铁腕。
毋庸讳言，转型不是给国民免费发放的纯净水。玫瑰色的、纯净的变革是没有的。在思考俄罗斯转型时，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腐败和两种不同的稳定。否则，我们就难以看清俄罗斯的现实和未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政治改革使得俄罗斯的变革走上了不归路。私有化一方面造成生米做成熟饭的事实，从而形成维护权利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比如，谁想把一块属于公民个人的土地要弄到手，就得遵照平等自愿的市场法则，否则，就会遭到强烈反抗。反过来，经济自由化政策也保证了政治变革的民众基础，谁想退回计划经济制度的老路已经没有可能性。虽然公开私有化，不免出现了寡头或者腐败，这也和关起门来化公为私的政治含义不同。选票和民意意味着鞭策。任何政党和政治家想立足都只能在民意的基础上进，而不能退。如果寡头利益跟选民利益不一致，那么，政治家里就会分化出制约力量，而不是整个政坛如酱缸，径直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清晰的产权界定使得发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更加容易，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解决问题，比如解决竞争不足、垄断价格等等问题，就不会觉得是一团乱麻，不会觉得不全盘推倒整个制度就没有希望。
在私有化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国企的公司化改造就会存在更多腐败的可能。和公开私有化导致的腐败相比，这是两种不同的腐败。一种是关起门来的腐败，一种是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腐败。在前者，媒体只是权力的看门狗，后者是自由和权利的表现。我们应该理解宪政民主制度下腐败治理的前景和专制下腐败的治理前景的区别。如果俄罗斯还是斯大林时代的制度，书刊必须审查，这也不能批评，那也不能公开表达不同意见，不但不能消除腐败，相反，倒是腐败和特权的温床，如果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改革，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市场激发的物欲结合起来，就不能不导致黑社会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了。这时再来自我赦免，就缺乏道义基础和合法性，会引起社会严重不满，甚至是政治危机。
在一个不干净的国家，"哪个是干净的？"这个疑问将是毁灭性的质疑。要知道，这种渐进改革并不是没有牺牲品，而是牺牲品不能发出声音。渐进改革不是没有代价，而是代价由弱者付出。一旦他们有机会释放自己的能量，将会有什么后果呢？基于这一忧虑，既得利益集团就可能奉行顽固抵制宪政民主改革的策略。一旦错过了时机，面临投鼠忌器的困境就更大。因为宪政民主的转型必然意味着社会对腐败的遏制，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经济命脉和资源，形成了恶棍绑架国家的局面，必定会产生经济社会震荡。另一方面，经济成就往往意味着跟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对于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来说，它首先看中的是否能够赚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和社会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资本就会开溜，但国家却不能开溜。由于担心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震荡，切实向宪政民主制度转型就会更加艰难。
因此，应该正视转轨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显著的短期负面影响，不应该在社会精英中培育和强化期待完美转型的幻想。否则拖延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代价更加高昂。宪政转型必定会有或大或小的风险和震荡。变革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天上掉馅饼。风险也不能单从一年二年甚至10年、20年的经济效果来看。如果地基打歪了，虽然拆掉会有损失，但是将就着下去，盖得越来越高，住起来就更危险，再要拆掉，那就损失更大了危险更大。可以说，从俄罗斯变革历史中得出要求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同步是十分危险的结论，本身就是危险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几乎成了一种宿命论：中国走过改革道路是只能如此。改革在变成另一种僵化，一种不断变动的僵化。
中国除了走过的线路外就别无选择吗？或者说，走过了的，就是最好的？中国的制度、体制、社会发展是可以持续的吗？这样的问题也许异类，但是这样的问题却可以使我们警惕。
我们应该有反思的自由和勇气。
――许医农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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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2:40 PM PDT
美國《排華法案》限制華人移民早在六十多年前的一九四三年已經廢止不再施行，絕大多數美國人，包括華人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個法案，儘管如此美國國會還是表示歉意，而中共執政六十年，建立嚴格的歧視性戶口管制，而且迄今還在實施，比較美中，孰優孰劣，不言自明。
六月十八日美國眾議院通過第六八三號決議案，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限制華人入境、入籍美國的移民法表示歉意。提出該決議案的華裔眾議員趙美心說，對美籍華人而言，這是“歷史性”的一天。看了這條新聞，筆者浮想聯翩，有幾句話不吐不快。 《排華法案》真相如何？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自獨立以來，在兩百多年的歷史上，立法通過至少二十種不同版本的移民法。總的來說，南北戰爭以前由於大量人口的需要，對各國移民持歡迎態度；南北戰爭以後由於國內受到戰爭重創，經濟凋敝，勞動人口相對過剩，對外國移民的態度開始趨於嚴厲，各種限制移民的措施步步加緊；進入二十世紀後，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移民法根據當時的需要，對不同地區、族裔的限制又有多次改變；到了六十年代民權運動興起後，移民法才基本去除族裔的區別對待，一九六五年的“移民與國籍法”停止了族別配額，而優先考慮美國公民的依親移民。 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但華人，幾乎所有外國人，包括來自歐洲地區的白人，都受到過所謂的“歧視”對待。舉例來說，早在建國不久的一七九零年通過的第一部“公民歸化法”中，對白人成為公民是有限制的，但對非白人卻沒有任何限制。在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初期，移民法對猶太人、愛爾蘭人、日本人以及來自東歐、中東地區的各族裔都有各種限制；在此期間，移民法對華人移民、歸化的限制更加嚴厲，這便是所謂的《排華法案》。 《排華法案》的出現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主要是太平天國起義後，大量中國南方省份的民眾前往美國謀生，尤其是在加州一帶，華人成為最大的外國移民群體。南北戰爭後，美國經濟衰退，外國移民成為不受歡迎的人，加上當時的華人為清朝子民，留著辮子，外貌、生活習慣與白人格格不入，所以華人就成為限制移民的主要目標。一八九二年國會經過激烈辯論，通過了嚴厲禁止華人移民美國的法案。 《排華法案》與日裔美國人被關集中營不可同日而語 從法理上來說，一個國家是否給與外國人移民及歸化權，完全是這個國家的主權，不受任何外國干涉。是採取嚴格的移民政策還是寬鬆的移民政策，也是隨當時的情形而定的。 《排華法案》不歡迎華人移民美國，對當時的美國政府來說，只是基於國家的需要施行的一種制度，何錯之有？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主人家中條件有限，不歡迎客人長期居住，這是主人的權利，有錯嗎？當然，用現在的人權標準來看，主人在許多客人中，挑選了某一位客人限制其居住權利，似乎有種族歧視之嫌，但那是一百多年前的法案，而且這個法案在六十多年前的一九四三年已經廢止不再施行，絕大多數美國人，包括華人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個法案，有重新拿出來要求道歉的必要嗎？ 要求美國國會對《排華法案》道歉的華人爭辯說，美國政府曾就二戰時將日裔美國人關進集中營表示道歉、並向每人賠償兩萬美元，美國政府也就黑奴制向非裔美國人道歉，所以美國政府也應該就《排華法案》道歉。黑奴制以及二戰時日裔美國人被關集中營，這是黑奴以及日裔受到了人身迫害，而《排華法案》只是限制華人移民美國，這完全不是一類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要求美國政府就《排華法案》道歉的人，連這個事實都沒有弄清楚，可見多麼牽強附會。 《排華法案》与中国户口政策 儘管如此，由於有人舊事重提，將一百多年前的所謂《排華法案》拎出來要求國會道歉，美國的議員們還是從道德高度對此做了表決。為何說是從道德高度對此做了表決呢，原因是這個提案並非關係國計民生，其實也就是可有可無，所以從表決到用詞都十分簡單：表決是口頭通過形式，並非投票，沒有人反對，全體通過，前後不過幾分鐘；決議案用詞則不到三十個單詞，只有一句話：“眾議員們就各項法律，包括排華法案對在美華人造成的不利後果表示遺憾” 。決議案的用詞是“遺憾”而非道歉，把握得十分準確。正如前面筆者提到的，《排華法案》只是限制華人移民，與迫害是兩回事，所以議員們不可能道歉；表示遺憾，則是對過去發生的事以現在的行為準則來衡量，覺得不應該那樣做或發生了不應該發生的事，所以這是一種道德層面的決議。 美國國會決議案通過後，中國大陸外交部就此發表了看法。照道理來說，所謂的《排華法案》發生在清朝，施行期間主要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要說發表評論，也應該由台灣的國民政府來發表評論，關北京什麼事？北京在此事上插上一腳，顯然那些推動此事的華人，就是做給北京看的，目的是討好北京。推動此事的某華人，六四事件時就在美國，目睹北京鎮壓，也曾參與學自聯活動，但後來搖身一變，成為北京坐上賓，從此不再談平反六四之事。筆者想不通的是，一位了解中共惡行的人，絕口不談反右、文革、六四等道歉案，卻對《排華法案》的道歉起勁得很，這種人實在很虛偽。 美國《排華法案》限制華人移民早已被廢除，美國國會也已表示歉意，而中共執政六十年，施行嚴格的歧視性戶口管理制度，不但限制農村人進城生活工作居住學習，也限制城市人之間的流動，這個制度迄今沒有廢除，還在實施，從比較的角度看，美國與中國孰優孰劣，不言自明。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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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0:32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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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隐患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委多年暗地里操心不已的重点难题，“文革”爆发后毛泽东及高层领导频频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号称“雄伟壮丽”却危机四伏的顶部门楼高悬在领袖人物的头上，让知道内情的高官们担忧后怕。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管理处向市委紧急报告说：“天安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广大革命群众的地方，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向往中心。为了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我们意见，要下定决心，采取治本办法。”
早在1952年，就有技术人员就天安门城楼的损毁情况提议大修。1956年市道路工程局草拟书面报告，反映“天安门木结构早已变形严重”，要求全面修缮。1957年后北京市即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组”名义，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报告要求翻修天安门，但高层屡屡没有明确回复，以致1968年有人愤愤不平地表态：
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的走资派，宁可花钱修庙宇（如智化寺等）及其他城门楼（如前门、端门、午门），就是不顾天安门安全问题的重要，不予翻修。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了，面对天安门当前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了。为此，我们再次建议翻修天安门。（见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关于天安门城楼木结构构架安全检查报告》）
1968年3月初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为了保证当年五一节天安门城楼的建筑安全，特意召集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工局建筑一公司、规划局、建筑设计院等单位负责人专题研究，会上决定调集技术干部、老工人14人组成检查小组，于3月11日至23日对城楼的主要承重构架进行全面检查。行前所有工作人员都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心，宣誓要进行解放以来最认真、最详细的一次大检查。
检查人员在城楼内部近半个月攀爬查验，发现木结构的恶劣程度大大超过预先的想象。大厅内金柱已有两根糟朽，其中一根柱心通朽，另一根朽空过半，1963年时曾经林业研究所化验，已认定情况比较严重。八根五架梁，是承受屋顶荷重最大的梁，已有六根断裂；其上三架梁，也有一根断裂；十六根双步梁，通裂八根，有的梁头已被压酥，有的梁头或梁身糟朽。八根角梁，也有七根脚丫子榫出位。令人没想到的是，作为皇家门面城楼，当年建造时偷工减料，竟使用了不少诸如杨木之类的劣等木材。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时，大都会在这些木梁构建的大厅里休息、与人交谈，糟朽的大金柱已经直接威胁毛的人身安全。
检查人员还发现，所有的檩、枋绝大部分脱榫，有的榫头被切断，有的歪闪出位，有的跨间下垂或糟朽、断裂。四周二十四根承檐枋及两山采步金，普遍外扭，一般都扭出十公分左右。屋面四角及明间屋檐亦显著下垂，普遍达十多公分。东西两山草架柱和踏脚木，普遍外张，尤以西山最大，达十九公分。
经过几次会商，检查小组酌量再三，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城楼结构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和用材不当，加之，三百多年来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较强烈地震的冲击，在屋面渗漏，长期缺乏维护和长期失修的情况下，整个木构架的变形越来越大，梁、柱等脱榫、走闪、弯垂、断折、糟朽等情况越趋严重。”（见1968年4月1日《市革命委员会工交城建组致吴德同志并报谢副总理》）
这实际上已把天安门城楼定为严重危楼了，只不过用语上略显委婉、内敛，没把话说得过于震惊、骇人。
二
从保存下来的《天安门屋顶结构平面上架检查示意图》中可以看到，平面图上大都密集标有“枋下垂榫裂”、“枋朽”、“枋裂”、“枋出榫”等字样，足以令审阅者惊慌不已。在另外一件名为《天安门关键结构危险情况示意图》中，明确标出了斗拱、礅斗、童柱、角梁等破坏性图示，并给领导加以简易的专业说明：“斗拱压扁压酥上面所有的力量通过很小的斗拱传给柱子。”“下面合力大于上面的合力所以破坏。”
最有政治意味的是，这些示意图的上方都印有毛泽东一条较不为人知的语录：“不要等问题成了堆，闹出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像“不要等问题成了堆”、“闹出许多乱子”这样有特殊意味的句子，对各级负责任的官员是颇有警示、提醒作用的。
约有十几张城楼现场拍摄的图片被送到高层，其中一张据说是遭到当年八国联军炮击、在西采步金柱上留有20公分炮弹洞的照片最引人注目，可以明显看到扭动和断裂的情况。其他照片都标有诸如“三架梁断朽”、“明间爬梁下垂13公分”、“承重结点脱榫断榫酥裂”等文字说明。在这组照片中，工程技术人员在梁柱上用粉笔手写的“朽”、“脱榫”、“酥朽”字样也格外醒目，较为严重的局部区域甚至都被保护性的铁片架层层包住，完全看不清内部的状况。
从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杜春永1968年3月24日在一份文件上钢笔批示来看，在送上报告和照片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已口头答应翻修了。但高层之间在探讨是否使用年限2000年？这样投资是否太多，费料过多？高层负责人士只能笼统地提出，还应该本着“好、快、省”原则来办事。
为了保证1968年五一节和国庆节的安全使用，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提出几项技术上可行的应急措施，比如，明间朽空过半的大柱，在其南北两面各附一根10米长的大型槽钢，直顶大梁下皮，防止柱身及屋架坍塌；西山通朽的大柱已有下塌迹象，将山墙拆开一段，南北两侧各抱一根附柱，以防大额枋及簷头下塌；对断裂的七根大梁（即五架梁）及一根梁，分别加柱子顶住；明间顶棚内，两根爬梁下垂十多公分，已超过允许垂度，分别用两块大夹板予以加固；所有的断榫，或出位较大的梁和檩、枋，一律给予支顶或拉结，等等。但是，检查小组坦率地表示，这些技术手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不发生较大地震情况下，仅能暂时维持现状。一旦遇到较大地震，那就难测安全了。
据此，北京市委、市革委会1968年5月15日向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报送了《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同时抄报了国家计委和建委。请示报告明确了“拟采用木结构进行翻修”的方案，并称：“根据北京市建筑队伍的技术水平和施工力量，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原稿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这是有根据、有经验、有把握的。”市委某位领导人为稳妥起见，发文前用铅笔删去这句话。报告送上后，在周恩来尚未正式批示前，李富春首先提出“确保安全抓紧施工准备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接报后立即开始翻修筹建工作。
三
出于焦虑和担待，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提出马上进行材料和技术的准备，在1968年国庆节后立即开工，在第二年五一节前挂完瓦，拆除外面的施工架子，在国庆20年大庆前（即1969年10月）全部竣工。市委上报的请示报告也是据此提出施工计划设想，里面写有“国庆节后立即动工，挑顶拆架，拆除旧门楼和清理场地；在今年十一月到明年四月，苫背挂瓦；明年五月至九月，做好内部及两山后簷的油漆彩画”的详细步骤。从后来的实践效果来看，限制于诸多技术条件，当年根本不可能顺利开工翻建，这完全是不顾实情、盲目应答的一厢情愿之事。
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当即提出了三种天安门翻修方案，检查组全体人员明确表示集体倾向于第一种方案，于是这个方案自然就倾注不少论证的文墨。这个改良性的木结构方案可概括为：“保持原有古建体形，对原有建造不合理的地方，全部使用一等木材和干材进行彻底翻修”。具体策划为，将屋顶挑开后，对所有脱榫、走闪的大木，如梁和檩、枋的脱榫，柱和梁的歪闪等一一给予拨正；对所有断裂、糟朽、压酥、压扁的大木的斗拱全部更换。
检查组专家举证说，木结构比钢筋混凝土、钢结构的优点多，木结构建筑如蓟县独乐寺（九百多年历史）、文化宫太庙（五百多年历史）至今仍然坚固安全，完整无缺。专家们称，此方案的优点是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钱少，局部出问题，容易加固或局部翻修。缺点只有一条，防火性能差。
鉴于北京基本地震裂度为八级，专家小组认为新修的天安门城楼抗震应按九级考虑，为此详细铺陈一系列的抗震措施，比如取消围金柱的柱头斗拱，加固梁柱结合，使之形成抗震框架；上部结构童柱间加支撑，瓜柱加叉手加强稳定性；加长角檩椀与角梁形成三角桁架，防止滑动，防止扭曲变形；适当加大明间檩子、五架梁和端部挑尖梁的断面尺寸，并采取组合梁形式；明间单额枋改用钢梁（外包木枋）；改善局部应力过大的现象。如斗拱加大坐斗面积，加大上层簷斗拱尺寸，榫接加大榫头断面，对承受剪力特大的雀替改作钢牛腿等等。
专家们还共同确定了一条合理选用树种的原则，就是要坚决废弃劣质木材，在承载应力较大的部位，使用柚木、楠木、黄柏等坚硬树种，像柱、梁枋等主要受力构件，一定要使用物理力学性能较好的树种，需进口木料色皮、满桑尼亚、卡壳洛达等，而像扶脊木、檩则可使用变形小重量轻的杉园木。（见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关于天安门城楼木结构构架安全检查报告》）
请示报告中对第二、三种方案只是简要介绍，这两种方案都是要大体保持天安门原有体形，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只不过第二种方案是在保留红墙座不动的条件下拆掉现有门楼，由于混凝土重量大，需在红墙座上截做个满堂红的钢筋混凝土加固层。而第三种方案就是彻底将现有门楼及红墙座拆掉，全部采取钢筋混凝土结构旧地重建，是完全意义的新建筑物。两种方案的缺点均是“工期长，花钱多，费模板”，但让领导动心的是，在第三种方案中可以在重建城楼红墙座中预设人防工程，这对于未来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又是至关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
高层主政者最后采用的就是第三种方案，干脆利落。
四
1968年8月2日，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工交城建组正式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递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列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报告》，内中称：“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为了按期施工，保证六九年‘五一’、‘十一’节的使用，请将天安门城楼修建工程，作为中央项目列入国家计划，并作为国务院重点工程，由国家建委直接掌握。”8月20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军管会批复同意作为重点项目列入计划，复函大多是老套、虚饰的政治性文字，诸如有“怀着无比深厚阶级感情”、“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但有两句话最为深重：“天安门城楼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检阅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庄严场所。因此，建筑结构必须确保安全，翻修工程必须按期完成。”
设计者在早期参与设计时，首先想到的是城楼上领袖人物们使用方便的问题，如要利用现有人防设施，增设备用电梯一座（原有电梯一次只能容纳三个人）；在西端休息室增设了卫生间，适当增加城台上的厕所，将西配房后的厕所改作永久性的；在城楼上要建五个休息室、三个服务室。最引人注目的是，考虑到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时，要从城楼前廊下三步台阶才能走到正中的检阅位置，就准备将前廊台明地面坡度适当加大，同时把廊前城台地面适当提高，使这三步台阶变为一步台阶。后来觉得留下这一步台阶也不便，干脆建议前廊台明向前推至女儿墙的扶手处，取消台阶，栏板移至扶手位置，不顾及后排人能否观礼。（见1968年2月18日市建委革命领导小组天安门检查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建设计方案的报告》）
专家小组测算天安门翻建需要琉璃瓦十万多件，四十六种规格，烧制需时七个月。为了保证预定的转年五一节扣上瓦顶，天安门检查小组已在1968年5月31日与门头沟琉璃瓦厂订了生产协议，除四吨半纯铅由国家建委供应外，还有劈柴550吨、大同块煤500吨、一等红松规格料四立米半，白布200市尺，需由市里解决，尤其白布和红松是作模具用的，急于使用，希望能在一周内及时提供。（见1968年6月3日天安门检查小组《关于天安门琉璃瓦制作需要材料的报告》）但到了8月，由于“文革”运动的影响，琉璃瓦厂两派群众组织尚未联合，相争剧烈，导致琉璃瓦件的生产受阻。经过多次呼吁，门头沟区总算派了一支军宣队进驻督促，但由于队员多是一般战士，又不断调换，生产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见1968年8月12日天安门检查组《天安门城楼翻修准备工作情况汇报》）涉及天安门翻建，基层单位派别组织可以不顾其重要性，照样纷争不止，市革委会直接出面调解效果也不佳，可见出“文革”造成的部分失控和政府部门执行的无奈。需指出的是，这两份有关琉璃瓦的报告，均以“天安门检查小组”的名义上报，但前一份盖的是“天安门管理处”代章，后一份却是“市建设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代章，由此看出申报、经手单位的级别正在不断调高，到了最后阶段不少报告都以“市委、市革委会”联合署名。
技术上的准备还算顺利，翻修任务确定由市房管局古建队施工，结构、建筑改进设计方案于1968年7月下旬报市革命委员会审批，整个天安门各部尺寸的实测工作已于7月底结束，水暖、电气、摄影、广播、电话等设备的设计工作，确定由广播局、供电局、新华社、新影、电话39局等单位自行设计，并组成综合设计组解决各专业间的矛盾。
由于以往天安门城楼照明灯具条件差，光亮度不足，致使电影、电视拍摄时只能拍近景，不能反映毛主席接见革命群众、外宾的全景。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提出，为了在电影、电视中表现出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要适当增加碘钨灯，电气回路增加至12个，容量增加近4万瓦。天安门城楼长期未建有功能齐全的播音设施，每逢重大节日实况录音带都要运至广播大厦延迟播放，由于距离远，交通不便，影响播音的及时。因此广播局也希望，现有广播机房向西扩建两间或向南伸展2米，作为播音室和电视设施、电缆充气之用。
天安门城台前簷女儿墙距检阅扶手仅有50公分，摄影记者在此空当进行拍照，由于距离太近，拍摄领袖人物的照片比例不合适。同时空间窄狭，记者转身行走很困难。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图像完美，拟将50公分厚的女儿墙减为30公分，以增大女儿墙与扶手间的宽度，改善摄影条件。
还有人提出，当毛主席由城楼走向前廊城台时，由于通往城台的台阶窄小，两墙栏板又高，记者不能从两侧拍照，都挤堵在正面，影响主席和广场革命群众间的视线。因此建议拟将靠台阶两端栏板的长度适当改小，台阶内移20公分。（见1968年9月20日天安门翻修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中各项设施设计方案的报告》）
天安门城楼正脊两端的制高点，上面有龙兽等属于“四旧”的雕饰。这时候高层已排除了“工农兵”、“万年青”、“井冈山”等预备图形，明确定为“延安”图案。
这个方案的敲定是一个处处为最高领袖着想、竭力周全的漫长过程，在当时的条件下技术人员凭据己力已达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譬如毛泽东常用的休息室，原来安装日光灯，就因为担心日光灯容易发生毛病，届时影响毛泽东的安全和使用，技术人员衡量再三，决定采用更稳妥的小花灯。原来大厅内纵横交错的明设电线全部改为暗装，易渗水结冻的水暖管道变成暗沟，电热开水炉由后廊移到槛墙内……这些不起眼的小措施都是从根子上消除不安全的隐患，显现当时人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唯恐闪失的紧张心态。
五
1968年8月上旬，检查组已大致确定天安门翻修工程需土建各工种工人四百多人，加上各项设备施工，高峰时工人约有五百多人。房管局准备了进场施工人员的名单，上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审批。（见1968年8月12日《天安门城楼翻修准备工作情况汇报》）
8月20日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确定了参加天安门工程审查小组人选，主要负责所有施工人员的政审。市里强调，天安门是具有伟大世界政治意义的建筑物，必须确保此项翻建工程绝对安全和保密。参与人员必须是本人历史清楚，没有较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个别有一般历史问题，但已查清并作了结论的专业人员可以放宽参加。经查本人确实没有反动言行，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中没有被杀、关、管分子，没有海外关系和反动嫌疑分子。（见1968年8月20日天安门工程人员审查小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建工程人员审查条件的报告》）原稿中尚有“阶级斗争觉悟较高，有较好的集体观念，有较高的革命警惕性，政治责任心好，无自由主义表现”的典型性字句，这些标准化言辞被市领导删除，并用电话告诉审查小组：“这几个条件内部掌握，不批文字，不公布。”
房管局革委会领导在行文中一直持谨慎、惶恐的态度，连续几个文件的第一段话就时常使用这样句式：“这次翻建工程是直接关系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全的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有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以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房管局请求北京卫戍区最少也要抽调四名解放军同志担任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骨干，施工队伍准备按部队建制，组成一个营，下设三个连。（见1968年8月26日《市房地产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致市革委工交城建组》）
8月27日工交城建组即向市委领导谢富治、吴德报送《关于组织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领导机构的报告》，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施工中的绝对安全”为由，建议对天安门工地实行军管。吴德在报告上方用铅笔写道：“如经批准翻修，首先应把领导小组和工程指挥部建立起来，以便着手工作，此事请富治同志阅批。”谢富治铅笔大字批示：“必要时讨论一次。”
未等谢富治他们讨论，房管局革命领导小组两天后又匆忙地向上报告说，当前的壮工大多数是预约工，都没有人事档案，不便政治审查。经过暗中安排，左挑右看，从现有180名壮工中只能凭以往的政治经验挑选出稍微可靠的60来人，剩下的120人不敢贸然使用，因为谁也无法保证这120人会不会出事。他们紧急请求领导派出解放军工兵一连，参加天安门工地的施工，一方面既解决壮工的不足，另一方面增强保卫力量，也有利于工程的安全。（见1968年8月29日《关于请求解放军工兵支援天安门城楼翻修的报告》）
不到一周时间，房管局又以“天安门城楼翻修技术小组”名义，再次提出工人档案比较简单，有的还没档案，政治审查十分困难，为保证天安门的绝对安全，要求调派解放军一至二连战士加入工人队伍，参与施工，防止坏人破坏。（见1968年9月6日《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准备情况的报告》）
面临无法预测的政治危险，房管局革委会领导慌乱中自有主意，不嫌麻烦，十天内四次上报，坚持提出调派军人渗入施工队伍，其心思的缜密与稳妥可见一斑。
六
城楼翻修所需的梁、枋、檩等木材于1968年7月中旬由上海陆续运至北京，天安门安全检查小组已迅速添置特殊设备，准备8月10日开锯加工大木。新设立的施工组要求木料全部要求为一等材，部分特等木材需楠木、柏木，且为干料。他们估算木材需1650立方米，全部翻修投资为125万元。（见1968年4月22日天安门城楼安全检查小组《天安门城楼木结构翻修概算主要指标及施工计划设想》）过了不到一个月，在市革委会致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正式请示报告中，木材需要量已升至2000立方米，投资增加到150万。（见1968年5月15日《关于翻修天安门城楼的请示报告》）
木构件用材的干燥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从加纳进口的木材尤其显著。加纳木材含水率高达百分之四十，湿度大，易劈裂、变形、闷腐，影响胶结，虽然在技术上可以采取措施加速脱水，但处理周期长，缺乏实践经验，不能绝对保证质量。
施工组曾提出，阜成门和安定门两个城楼已决定拆除，应及时安排力量，从旧城楼中搜集好料重新利用。但领导方面也预想两城楼已是破旧不堪，估计也难于找出整块上好木料。
1968年9月底、10月初，临近做出施工决定的关键时刻，因国内找不到合适的特大规格木料，国外当年进口无望，整个指挥部陷入困境之中，焦虑万分。在9月22日天安门翻修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的紧急报告》手写稿上，市工交城建组杜春永担忧地写道：“时间的确很紧。如抓紧还可施工，如再抓不紧，只好推迟到20大庆以后干了。”直接负责人杨寿山用毛笔批：“问题是材料准备如何是关键问题，如大木头烘干等问题。”
有人提出能否拆用长陵大殿的柱子，因为在明十三陵建制中长陵规模最大，柱子长度适宜。于是一队人马快速前往查看，大家发觉大殿建筑庞大，拆殿会得不偿失。也许使用皇家阴宅的旧物，也会给主事者落下心理的阴影。这样一犹豫，也使长陵大殿逃脱一次毁灭的厄运。
做出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决定是在10月11日，促使这样决定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十三根高12米、直径大头93公分、直径小头84公分的立柱，本来还寄希望外贸部与国外的联系通道，但此刻外贸部已回复今年不能解决，这就彻底断绝了1968年开工翻建的期待，让中央高层颇感无奈。市革委会致周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的专题报告中，建议将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推迟到1969年国庆节以后，对于1969年五一、十一两大节日的使用，可采取临时加固措施以保证安全。（见1968年10月11日《关于推迟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的报告》）吴德在修改报告时酌定再三，最后力求言语简洁，删去了原稿中“（推迟）比较有利，这样可以充分的做好准备工作，使用干燥木材，在翻修进度和工程质量上都有可靠的保证”这样解释性的句子。
吴德在报告中刻意想突出的主要一点是：“（推迟一年）这样可以充分作好各项准备工作，承重柱子也有条件选用整料，木构件可以作到基本干燥，在结构安全上会得到更可靠的保证。”中央高层领导接报后，只能同意翻修工程延至转年国庆节后开工，并做了如下几句指示：“准备工作不能削弱，而是要调整加强，以便充分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确保质量和工期。”这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批评和恼怒的意味，北京市革委会不得不加大了执行的力度，也有了一些自我检讨的意味：“应提前作出有关建筑方案，以便对一些特殊要求、特殊规格的材料及早着手准备，避免临时造成被动。”（见1968年11月19日天安门翻修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致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关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准备工作计划的报告》）
从1968年5月开始翻修筹备，截至10月份，在材料、加工订货、运输等工程费用已支付97万元，主要为55万元的木材、18万元的琉璃瓦制品、9万元的木材加工、9万元的铁活加工、3万元的运输等等，都由北京市财政局暂时垫付。很快，财政部军管会致市革委会财贸组，通知说，增加北京市1968年基本建设预算97.7万元。由此，天安门翻修预付款由中央财政解决。
七
1969年国庆节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如期展开，10月下旬搭好脚手架木，11月下旬旧城楼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装，3月中旬扣上瓦顶及有关设施、油漆彩画，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整个工程没有什么很大的技术难题，只是为了解决冬季施工的不便，建设者们搭建一个宏大的暖棚，把整个城楼围得严实，临时建造锅炉取暖。所有建设者口风极严，没有丝毫外露消息。外面来往群众看不到里面施工的任何情形，只是在1970年五一节后突然见到焕然一新、金碧辉煌的城楼，欣喜万分，流连徘徊，哪能想到它已是一个功能先进、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
只是在十多年前一则公开报道中有意无意披露其中拆除翻建的建设秘密，惊奇的读者们才能对天安门城楼“刮目相看”。此时离建设时期已相隔三十多年，当年“文革”的语境、氛围随风荡去，当事人想完整叙述情景也变得不易，只有暗黄的档案旧纸留存着历史现场的点滴信息。
（作者为《北京青年报》编辑）
――炎黄春秋 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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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中原离中欧有多远――中国大北方农村住居环境的千年变局 Posted: 21 Aug 2012 12:11 PM PDT
作者按：中原离中欧有多远，不是空间地理上相距多远，而是自然环境上差距有多大。初问之下，在中国与欧洲之间有些旅历的人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说：要论自然环境，中原与中欧差别大了，不可同日而语。此文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个认识误区。就环境而言，从中原到中欧其实不远，穿过空心村就到了――将中原的空心村作育成森林而不是复垦为耕地，几年后中原就自动生成中欧了。此文写于二��八年底，一直未得公开发表。近两年，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硬搞农民"被上楼"，中原腹心地区的河南省搞新农村建设又露出大跃进苗头。当此之时，本文讨论的问题就更形突出、紧迫和重要了。 2011-12-7 北京 二��六年十一月至二��八年年二月，我在德国生活了十五个月，头三个月住在离科隆六十公里的一个小村里，后来的十二个月住在柏林。科隆在德国西部，靠近法国，柏林位于德国东部，靠近波兰。法国属西欧，波兰属东欧，从科隆到柏林等于是横跨整个中欧。在这十五个月里，我还到科隆和柏林之外的德国其他城市和德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旅行，足迹四至，东到波兰、捷克边境，西到英吉利海峡，南到阿尔卑斯山山麓，北到波罗的海滨。该区域航空交通发达，城市之间短途支线密布，出外旅行乘飞机非常方便，但我每次都选择火车或汽车，为的是顺便考察沿途的地理风貌，并欣赏其自然风光。 二��八年七月我回一趟位于河南豫东地区的杞县农村的老家。不料，此次故乡行竟在我脑海里产生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故乡中原似乎变得有些眼生，依稀带有几分中欧的影子。道路沿线林木丰茂，放眼望去，绿色满目，平畴无垠，坐落其上的一个个村庄，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片蓊郁的森林，与森林村庄相间的则是一块块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的农田庄稼地。中欧地区最大的视觉特征是农田或草场与森林相间；在中欧乘车旅行，一块块森林与一块块农田或草场交互驰过，目不暇给，美不胜收。如今我的故乡，若仅从其地面植被景观看，俨然已是另一个中欧了。 中原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核心的农耕文明区，至今仍是全国最重要的产粮基地之一。大约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原地区即被全部开垦为农田，几百公里、上千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几乎未残存一寸森林。可是这次回乡，我突然发现该地区的自然面貌大为改观。林木生存量大大增加，公路、铁路沿线，乡间农田路旁，包括村庄四周，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树林。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我想大约有如下几点：一，农村新建房屋，土木结构少了，砖混结构多了，金属门窗大量取代木质门窗，木材消费减少，树木存有量增加。二，青壮年进城打工，家中只剩妇孺老人，农村人口减少，人类对植被的挤压损害减少了。三，农村禽畜养殖规模化了，村子里几乎见不到游逛的牲畜，畜类对植被的挤压损害也减少了。四，使用化肥简便省力，农民不再扫落叶积绿肥，荒草树木存量增多。五，作物秸秆已足够炊用，不少农家使用煤气或电烧饭，不再以树叶、树枝、灌丛等材料做燃料。后面这两个原因，使得村落周边不但树林增多增密，而且路边林下的荒草芜棵和陈年腐叶也得以大量积聚。由此种种，村落周边的林地开始呈现出野趣盎然的森林生态。 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就是这样。四周林木茂盛，林下荒草浓密，上下葱茏，丰腴无比，生气十足。我把这次回乡在村外林子里拍摄的照片发给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朋友看，他们竟对照片中的自然美景神往不已，叹道："有个农村老家真好！"然而，曾几何时，我们村子外的树林下全是光光的地皮，落叶被扫去烧饭，荒草被刮去沤肥，小树被家畜啃光，触目所见，人勤地光，水瘦山寒。 与村落周边林木苍翠的"养眼"景象相反，如今各村子的中心区却是破败破落的，一些院落荒芜，一些房屋倒塌。村中心本来人密、房多而树木稀少，如今新房子都建到村子周边，老宅只剩残垣断壁、荒草芜棵。这就是媒体常说的空心村现象。 以我家为例。我家住在一个深胡同里，属于我村"开村"最早的地区。明朝成化年间，开村始祖从山东（一说河北）迁居于此，第一块落脚地很可能就是我家这片宅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个胡同里生活着六七十口人，早、午饭时间，胡同路两边被端着饭碗的邻里蹲满。如今这个胡同里只剩五个常住居民，两对老夫妻和我的母亲。而且现在胡同也不成其为胡同，房子、院墙拆的拆，塌的塌，连胡同轮廓也看不出来了。我家的院子，左侧靠胡同，右、前、后三方住着四户人家。如今，靠胡同的院墙剩一道痕迹，其他三方的四户人家只剩四个院落废墟。前方和右侧废墟上种植的南瓜秧和豆角秧，翻过院界，爬到我家；母亲在我家院子里种的爬蔓植物也毫不客气，探头探脑、不假思索地爬到邻家的瓦砾堆上。植物们已经长混，全然分不出此疆彼界。 空心村的衰落景象，完全当得上"万户萧索鬼唱歌"。以前我就这么看，每次回乡，心头隐隐感到几丝凄凉，可是在中欧住了一年多之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这不是萧索，这是大机遇！清末洋务派曾说当时中国遭遇到的是"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我看来空心村是中国遭遇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大变局正孕育着一个大机遇，一个使古老农耕的中原回复到前农耕时代林栖环境的大机遇，一个可以使中原人像中欧人一样可以居住在绿窟黛海之中的大机遇。 此话怎么讲？你想，如今村子周边已蔚然成林，如果再把空心村填满树木，村民的房子不就完全像中欧乡下一样，住房建在森林之中了吗？中原农村的林栖环境各项指标，便可望中欧项背。一座村落就等于一片森林，中原的村落与农田交错就等于中欧的森林与农田交错。在中欧大地上旅行，很少看到人家，只看到一片片的黑森林，实际上每片森林里都藏着住家。也可以说，每片森林里都有一个或几个村子。等到我们中原的空心村填满了树林，相邻的村子由林木联成一体，那也是每片森林里都藏着一个或几个村子。 当然，到那时，我相信中原的富裕程度与中欧相比可能还有很大差距，至于整个气候环境，也许我们永远赶不上中欧。中原地区，大陆性气候，纬度低，蒸发量大；中欧地区，海洋性气候，纬度高，蒸发量小。在中原，干旱和风沙永远不可能绝迹；在中欧，农田根本无须水利设施。此乃海陆大势和地理纬度决定的，非人力所可奈何。如此说来，似乎我们中原有"地理原罪"，可是如果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原则有"地理原福"。中原积温高，适合农作生长；中欧积温低，更适合草地养牛羊。农业比牧业对人口的承载力更大，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角度考察，中欧又永远赶不上中原。 此次故乡行之后，一方面我为中原农村美好的林栖居住前景激动不已，一方面又有生出一个沉重的忧虑，我担心有一天国家或地方政府把空心村"付之一犁"。空心村没建成森林而复垦为耕地，中原自然环境中欧化的美好前景就从此化为泡影。 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我收看河南卫视的节目，内容是访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其中一个话题是：全国耕地总体在减少，河南的耕地数量未减，何故？徐回答了几个措施，其中之一是将空心村复垦为可耕地。闻听此言，我心一沉，我最担心的事正在发生，虽然我老家的村子目前尚未被开垦。 自从脑海里产生中原有些像中欧这个念头，我就一直在想，要尽快写一篇文章，提请各级政府注意：我们古老的家乡，居住环境正面临三千年一见的历史机遇，千万不可把空心村排错了用场，实现居住环境的历史转型，机会全在空心村！ 中原地区村落和农田的格局，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来逐步确定下来的。如果不是城市化造成了空心村这个现实，若要中原人像中欧人那样在森林中安家，永远不可能。以农耕为业，以森林为家，这本是中原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是随着空心村的出现，这个可能性实实在在地降临了，这个做梦都梦不到的梦想，离现实只剩一步之遥。 中原自然环境中欧化已遭遇政策危机，我必须以最开的速度赶出这篇文章！ 我提请河南省政府把空心村作育成森林，而不是复垦为耕地。我相信不少中原人都游览过欧洲，到科隆就看大教堂，到柏林就看勃兰登堡门，到巴黎就看埃菲尔铁塔，可是在我看来欧洲的乡野更令人神往。我们那些欧游归来的河南同乡，可曾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中原的自然环境与中欧相比实际上只差一个将空心村森林化？中欧那样的自然景观和人居环境，是多少钱都买不来，抓住三千年一见的机遇，把空心村改造成森林，恢复农耕文明前的林中居住环境，造福子孙后代，是我们当代中原人不可错失的历史良机。 我的提议不只是将空心村作育成森林，还有更细化的设想，即空心村里应该栽什么树。中原地区树种非常单一，杨柳榆槐桐这五种树的数量可能占该地区树木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个树种就是一个特有的景观，甚至同一树种生长在不同地区其视觉景观也会不同。一位日本汉学家说，日本的柳树没有中国江南的柳树好看。我的一位台湾朋友也说，颐和园的柳树要比台湾的柳树漂亮。因而，无论从植物学角度还是从景观学角度，我们都应把中欧地区的落叶和常绿树种引进中原空心村。中欧落叶树种，如橡树、栗树、枫树、马栗等，树干高大，树冠优美。中欧的一些常绿树种，如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松树品种，树形非常独特、优雅，视觉效果极佳，想来用材也不差。如果气候条件许可，中欧森林里常见的藤本植物也可引种，一来增加林际空间的枝叶密度，二来可点缀冬季的空林，使生命的色彩即便在这个万物肃杀的季节也不致绝迹。中国各地城市里常见的观赏藤类，如地锦和凌霄，也应引种到空心村。有此二物，则夏花之灿烂，并秋叶之静美，备矣！ 在居德期间，我读初中的儿子曾去那里随我度暑假，他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德国的树怎么也与中国的树不同？我想了想，回答道：树之不同，远看近瞧，粗粗说来无外乎树冠形状不同和树干、树叶色泽有别，橡树的树冠与柳树的树冠全然不同，枫叶的色泽与杨树的色泽深浅有差。如果中原的空心村里栽上橡树，二十年以后，由高大的橡树冠点缀的中原大地上空，远远望去将会多出几分赏心悦目的欧陆风情。 不仅引种树种，也应考虑采取措施，人工增加野生动物。中欧地区开发很早，平原都被开垦，没有大森林，只有小片森林。即便在那些小片森林里，野鸡、鹿、野兔等小型野生动物也很常见。至于池塘、湖泊、河沟里野鸭和天鹅，几乎等同家禽，根本不怕人。一些候鸟已经不再迁徙，常年定居在城边或城里的某条小河或某片水塘，即便冬天也它们不愁吃的，当地的老人、家长和孩子都会去喂它们。 在欧洲旅行，田野里、道路旁、车窗外常见野生动物的影子一闪而过。有一次乘火车自海德堡回柏林，见两头小鹿悠然站在金黄的麦田里，刚刚露出两个小脑袋，迷惘地望着奔驰的列车，煞是迷人。 十五个月的德国居住之后，我又在英国停留了三个月。一次自英格兰东海岸的诺维奇乘火车去伦敦，我甚至瞥见过一次狐狸，就在铁道边的斜坡上，火红色，白眉心，蹲在洞口，像晒太阳，又像在探风声，列车经过也不回避。雉俗称野鸡，公的叫锦鸡，中国古诗文里可以见到。唐王维《渭川田家》里有"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少"的诗句，南北朝时期某篇作品里有"麦垄朝�"的句子。"雉�麦苗秀"意思是野鸡鸣叫时麦苗抽穗，"麦垄朝�"的意思是早晨麦苗垄里野鸡在鸣叫。这两句诗文都提到麦苗与野鸡，此前我想不通在古人笔下为什么野鸡总出现在麦苗的背景里，�八年春天在英国乘车旅行之后，我懂了。在铁道边的麦田里，我几次瞥见过公野鸡。此时是野鸡的发情期，对野鸡而言，将抽穗未抽穗的麦田可能是最催情的现场。列车上虽然听不见"雉�"，却能看到它们的神情，傻傻的，愣愣的，情圣似的，痴痴呆呆等待爱人的到来，其情其状，非常惹眼。古代中国的诗人看到了野鸡的这个突出特点，把它写入诗文，这说明那时野鸡在麦田里也很常见，一如今天的欧洲。在我曾经生活过的乡村，野鸡绝迹了。据老家的人说，近年乡村田野里野鸡、野兔多起来了，甚至村中心的坑塘里也出现了野鸭的身影，真令人兴奋。 既说起英国的野生动物，不能不提野兔。在英国，野兔之多无法想象，铁路、公路边的斜坡上，只要是土质的，都被兔子打满了洞。洞口之密，跟蜂窝一般。早上艳阳升起时，路边野地里到处是晒暖的兔子，各种神态的都有。铁路边栽植的幼树，都套个塑料筒子。为什么？防兔子啃树皮。诺维奇东英格利大学附近有一片森林，一天傍晚我走出森林，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我没想到那里有几百上千只野兔正开晚餐大Party，乍见人来，野兔们四散跑去，满地乱滚，有的甚至撞到我脚下，我受惊吓的程度比兔子们所受的更大。如果英国发生中国式的大饥荒，光野兔肉也够英国人抗一阵子。 再说几句北欧。�八年四月我去了一趟挪威的斯塔万格市，这是一个靠近北海的海港城市。市中心有一片水塘，约有三个足球场的面积，塘边有一棵不知多少年前被风吹倒的老柳树，还活着。在塘岸与躺着的老柳树干所形成的夹角里，有一个硕大的天鹅窝。从塘底算起，窝高应有近一米，水下一半，水上一半。所谓天鹅窝，也就是一大堆压在一起的小木棒树枝杂物。一对天鹅夫妻正在孵卵期，一只伏在窝里，另一只不紧不慢悠悠然地在从水底"打捞"树枝等杂物，用来筑巢。天鹅衔筑巢的材料很特别，不是一次衔一口到巢里，而是每次从前面的水底捞出东西，折过脖子丢在尾巴后面，一边往前游着打捞着，一边面往后丢着，实际上每一口材料只移动两脖子长的距离：向前伸一脖子，捞；再向后伸一脖子，丢。有一次从水底叼出一个小可乐瓶子，它也一扭脖子从前面丢到了尾巴后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天鹅巢恐怕也持续建造好几年了，而且至今仍然在建造中。 天鹅巢的岸上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站，人来人往，天鹅也不回避。巢上有人投的麦当劳薯条，孵卵的那只天鹅懒洋洋的，不时伸颈衔一条，扬扬脖子咽下去。有一天我碰到一个拍照的人，上前与那人搭话。他告诉我，他是本地报纸的记者，每年都拍这对天鹅孵卵的照片，发布孵化进展情况的消息。他说，这对天鹅在这里已经孵化好几窝了，一年一窝。市民们很关心它们，地方报纸每年都要报道它们生儿育女的消息。过路的人，等公共汽车的人，来此驻足的不少，看来这个天鹅窝的确是一个市民关心的所在。 离这片水塘不远处便是斯塔万格港湾。湾里有一种大游禽，看起来像天鹅，只是体表有一些浅灰的羽毛，好像是一层脏东西。我问一位当地人这是什么鸟，怎么弄这么脏，那人回答说是天鹅。"天鹅怎么这个颜色？""是小天鹅，长大就全白了。"这些身量长成但尚未成年的天鹅，应该是那对天鹅夫妇去年的孩子吧。 斯塔万格市海鸥很多。有一次在郊区，一台拖拉机正在翻地，后面可能有上千或几千只海鸥上下翻飞，起起落落，覆满地皮，紧跟这拖拉机，极其壮观。它们在干什么？估计是抢捉刚翻开土地里的蚯蚓。 所以我们中原的空心村里，不仅要培育森林，也要培育野生动物。只长人类不长动物的土地不是诗意的栖地，不见野生动物居住的田野也不适合人类居住，无野生动物相伴的人类活着没意思，没趣味，这样的生物圈也不合上帝创世的初衷。 走笔至此，我也顺便谈几句关于城市居住环境的问题。目前中国各地城市居民小区的绿化环境都是按照花园模式构建的，其基本形态是花坛或绿篱围绕草地，草地上稀疏地点缀一些花木。这个绿化格局和花草树的比例说明这样一个心理事实：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居住环境是花园而不是森林。这一点也可以从全国各地城市住宅小区的名称上得到印证，它们绝大部分皆以某某园或某某花园命名。比如北京大学各居民小区，燕南园、朗润园、蔚秀园、燕东园、燕北园和中关园等，皆以园命名，甚至北京大学也别号燕园。这是居住环境花园化理想的自然流露。 花园是把人类从自然环境中托举出来的一个重要手段。人类的第一个生活环境伊甸园，就是花园，有别于上帝原创的森林。地球上最大的沙漠国家沙特阿拉伯，其首都利雅得在阿拉伯语里就是花园的意思；地球上最大的农业国家中国，其园艺、园林也最为发达的国家。因而可以说，花园把人类的居家从森林、沙漠和庄稼地中"分别为圣"。 生活在花园式的环境里固然惬意，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更合理性的居住环境应当具有森林的特征。森林能涵养水源，吸纳噪音，过滤粉尘，冬防风沙，夏输清凉，可以大幅度调节小气候。有一年夏天的傍晚，天气炎热，我骑车从白石桥回人民大学。自行车刚近紫竹院，就感到一股凉气直扑路面，仿佛一个巨型空调往外吹冷气。这次经历让我真正感受到森林（竹林）的制冷威力。在环境危机越来越深的当代社会，从生态效益上说，森林性的社区自然环境要比花园性的社区环境更益人，这一点恐怕是无需更多证明的。 一提森林，人们往往自然联想起"茫茫"这个修饰词。社区空间这么狭小，怎么可能与森林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三木为森，森林的特性在木多，而不完全在面积大。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地面，如果林木茂密而多样，仍然堪称是一块小森林。小区内楼栋之间的面积要比篮球场大多了。如果我们的居住环境意识能实现由花园理想向森林理想的转变，那么居住环境的林栖化并不是痴人说梦。 我这里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路，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第一，增加树木的比重。现有的居民小区地面空间格局无须大动，只在花坛或草地上增加树木的比重即可。目前小区内花和草的比重过大，要把花和草的空间让位给树，把视觉上的花园、草地景观转变成密林景观。把小区的空地栽满树，使之就像一个插满筷子的筷笼子。或者，彻底把花坛、绿篱的格局打掉，在小区大大小小的空间里密植树木。 第二，增加树木的种类。目前各小区内不仅树木的密度过低，而且树的种类也太少。首先应增加常绿树的数量。无论落叶树还是常绿树，都要增加其品种，最好能增加一些欧美树种，使树冠景观更多样。这些外洋树木的树冠形状与中国各地城市常见的绿化树，如杨、柳、槐、榆、桐、松、柏等相比，大异其趣，别具风情。 第三，增加藤类植物，尤其要多植常春藤。藤类可以使林子更密，使之更像森林。目前北方常见的藤类主要有三种，即凌霄、地锦（爬墙虎）和葛藤。这三种藤都是落叶的，秋冬凋零，多栽常春藤可弥补其不足。而且这三种落叶藤都是被当做美化藤来对待的；应扩大其职能和栽种范围，把它们变成林化藤，使之可以在林中随意攀援生长，以增加林子的枝叶密度。 第四，不要再人为地栽种某种草。栽草费钱费力费水，只多栽树就可以了。再说，刻意栽培某种绿化草，必然破坏植被的生物多样性。 第五，不要再组织人力拔除杂草。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血液里与杂草结下了种族仇恨，养成了见杂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文化遗传根性。森林化就是植物种类多样化，就是生态多样化，要把城市居民小区空地（和城市的大小空地、道旁街边和犄角旮旯）交给各种植物天真烂漫地生长，不要再组织园丁或农民工一年无数次提着蛇皮袋子满小区（或满城市成群结队）地拔杂草。小区（或城市马路牙子缝隙里）的杂草与庄稼地里的杂草对于人类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要区别对待。 第六，不要再扫林下落叶，也不要再修剪树木。林下落叶一年一年地积累，林子的枝叶越来越密不透风，生物就会越来越多样化，生态就越来越接近自然，我们的居住环境就越来越像森林。要把小区的绿地空间与农家的庭院明确区分开来。小区绿地不是庭院的延伸，洒扫庭除并不适合小区内的绿地林地。 我曾在北京大学燕北园家里的阳台上（五层）看见一只猫追逐一只小黄鼠狼，野趣盎然。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把城市居民小区的空地培育成森林，小区内的野生动物就会越来越多。有了密林，甚至可以有意识地投放一些小型的鹿科动物。如果小区内常见野兔、小鹿、黄鼠狼、松鼠、刺猬等小动物出没，就更能颐养身心。我希望许多年以后，全国各地城市居民小区的名字逐渐由某某园变成某某林。还以北大各小区为例，燕南园变成燕南林，朗润园变成朗润林，蔚秀园变成蔚秀林，燕东园变成燕东林，燕北园变成燕北林，中关园变成中关林，连燕园也叫成燕林。甚至，圣经创世纪里人类第一个居民小区伊甸园，有朝一日也能改称为伊甸林。一句话，我希望全国各地城市和城市居民小区的绿化模式和居住理想能逐步实现从花园化向森林化的历史性跨越。 还回到中原环境中欧化的话题上。有一种说法，河南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或中国的吉普赛人。中原河南人口众多，十三个中国人里有一个河南人，六十个地球人里一个是河南人。中原历史悠久，是文献记载以来中华民族开化最早的地区之一，中原人的后裔星散全国，流寓全球。有一则资料，广东梅州客家人共有七十七姓，全部来自大中原，其中源于小中原即河南省的有四十二姓。《百家姓》中的三百多个姓氏，绝大部分出于河南。相当程度上说，中原河南是全体中国人的故乡。换句话说，即便你本人今天不是河南人，可在由你上数的历代先人中，总有一辈或多辈先人曾经寓居河南，是河南人。作为今天的中原人，我们有义务爱惜这片土地，这片中华民族的老娘土，借助城市化、空心村带来的历史机遇，我们有责任从头打扮我们的故乡母亲。千载难逢，不容错过！ 本文虽然以"中原"命题，实际上不止中原，全国空心村可能都面临着是复垦为耕地还是培育成森林的抉择。最起码黄淮海华北大平原，北起燕山，南到淮河甚至长江，将空心村森林化，使该地区的人居环境中欧化，可能都是最好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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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1:58 AM PDT
因为香港的保钓行动成功登陆钓鱼岛，煞那之间，香港媒体都在喊“勇士回归“，对于日本政府的行为又喊“全国震怒”，港人举著五星旗在钓鱼岛飘扬的照片广为流传。
可是不管来多少个太空人和奥运选手，也不及数个港人（其中一个还是被拒绝入境大陆的曾建成）拿著五星旗在一个石岛上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所引起的关注和讨论。刚刚欢送访港的太空人，便要准备迎接中国奥运得奖选手，这些安排在过去数年巳经被认定为增添香港爱国情怀的指定动作。 保钓的年代隔膜只要惹起关注便会成为选举争拗点，所有参选立法会超级区议会的候选人，包括民建联、工联会、民主党等，都要求梁振英支援保钓、并去欢迎保钓船归航。政界和媒体的温度热烘烘，但民间呢？ 对于不少在70年代成长的知识分子，保钓是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关键。不少大学生就是从那时开始投入中国事宜，配合著中共的统战，孕育了“国粹派”阵营。这些人后来都在香港政治的建制力量中扮演重要角色。 可是香港年青一代对保钓活动是没有很大感觉的。教科书没有说过钓鱼岛的事，课程也不会提及，对于在90年代成长的人，更是不知“钓鱼台”在何时变成了钓鱼岛，很多人只是记起当年陈毓祥为了要去登陆钓鱼台而赔上了性命。 到了近年，大家巳经不会深究“钓鱼台”巳经变了钓鱼岛，直至这数天，才知道是因为这叫法和大陆不符；这些年来的保钓出航，也不为港人注意，反正用的不是公家钱，港人不会反对，可是也不会倾力支持，因为不明白这个岛对香港的有何关系或意义。 社会惯常冷待保钓生活在一块自己命运都决定不来的地方，港人还凭什么去关心那个位置偏远的石岛？而且日本是很多人渡假的首选，不少港人到日本的次数比去大陆还要多，更不用说对日本产品的喜爱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钓活动很少受到社会的关注，可以说得上是没有任何本地传媒十分注视。就像这次保钓行动出发前的记者会，只有凤凰电视去报导，也只有他们随保钓船出发，但该台的节目和播放渠道都不是针对香港观众。 近年关于保钓行动的报导都是行动遭特区政府阻止，如两年前保钓船便曾经因为“有鼠患”，要被检查而无法成行。这次能成功登陆，究竟当中得到默许，还是港府阻止出航不力？这些都让不少人充满疑问。所以当梁振英就保钓人士的安全发言，便有声音批评他在不提供任何协助的情况中增加民望。 本地意识和保钓行动的对倒但和过去的保钓运动所不同的，是在赞扬“勇士”的当儿，有人反问何谓全国震怒？有人不解何以唱国歌？也有人会质问为何不把香港特区旗也插上？本来不被祝福的行动和成员，现于大陆一片反日声音中被视为值得赞扬的“英雄”。港人不反日，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为何被视为保钓的勇士是被大陆拒绝入境的港人？ 大陆和香港政府怎样定性这些保钓人士？ 网络的声音更直接，认为香港人应该关注现在正“被规划”和大陆融合的新界东北的发展，很多年青人都认为不要被保钓议题转移视线，精力应该放在保留香港的地方，更不要因此而放轻反对政府推行国民教育的监察。 其实当中若隐若现有个讯息：香港人不要被“民族主义”或“爱国精神”统战。 这让人想到了早阵子到香港的三个太空人，在香港首要“表演”的是要说广东话，表示要在香港大购物而不是科技发展，更表示在太空船看到香港灯火灿烂，然后说一大段为国家贡献的话，这都令人觉得这些太空人被当成工具去讨好香港。 在奥运健儿还没到香港的当儿， 可能巳经出现了更好的取代品。 ——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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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1:21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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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Aug 2012 10:56 AM PDT
原题：缅甸取消新闻审查制度 北京粗暴禁止独立影展
RFA 2012-08-21
缅甸连串改革措施下最近又取消新闻审查制度，连续放宽政策引中国民众称羡，而北京民间自办的一个独立影展因所谓敏感题材再被禁，会场遭到了粗暴的拉闸断电。
缅甸军政府从2010年释放异见人士昂山素季之后被视为政治转型的重要开端，之后缅甸屡屡释放改革消息,也受到世界的关注，继开放选举、解除互联网封锁之后，本周一缅甸政府的信息部网站中发表一则声明，表示：“从2012年8月20日起废除针对所有本地出版物的审查制度”。 缅甸的新闻审查制度已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因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媒体长期受到严格的管控，所发表的内容都需要有相关审查部门进行审核。 虽然也有人认为缅甸取消的只是官方的刊前审查，刊后审查与追惩仍暂未取消,但这毕竟是文人政府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缅甸改革推动民主进程引发了世界的高度关注，不少中国大陆媒体对此也进行了报道，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周二向本台表示：中共一党独裁控制下最根本的国家制度要是改革，中国的民主化很快就会到来，我有一次在瑞典开会，当时是世界报业组织，还有瑞典国王，还有杂志主编机构，他们当时就问我，缅甸搞红色袈裟运动，镇压的很厉害，僧侣起来要求民主，我当时说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国家,结果满桌人都笑了，这种改变就是共产党亡党的结局，只要制度改变了,一党专政就没有了，共产党必须变成一个竞选党，不能变成独裁党。 网民小菊说：“缅甸用2年走完了中国半世纪都走不到的路。” 而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周二的社评称“无须拿缅、越改革做中国的图腾”表示，中国的新闻开放已经走了很远，今后要走得更远，我们决无回头路可走。但中国需要听从时代的召唤，顺应国家现实的前进，而不应六神无主，让缅甸、越南这样的落后国家成为我们的图腾。 这一评论招来不少反驳。网上的“郭巍青”针对《环球时报》称缅甸越南是落后国家说：“那学先进国家如美国行不行呢？环球时报又会批美国拿人权自由那一套来搞乱中国。其实你就一句话直说，中国不能取消新闻审查制度，环球本身也很享受目前状况，不就完了吗？绕得那个费劲啊。” 香港《新报》周二的社评表示，俄罗斯民主化了，越南的政治改革在快速变更，现在连缅甸也走在中国的前头了。我们且不分析现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好还是不好，但是他国的政治改革，举行民主选举，以及开放传媒自由，肯定对中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压力。 相对于缅甸的进步，中国的种种审查制度再次遭到了民众的质疑。
上周六下午《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展》在北京宋庄美术馆开幕，而开幕不到三小时，会场却遭到了拉闸断电，据悉仅仅是因为此次影展上参展的影片敏感，不仅有北京艺术家艾未未的《深表遗憾》（So Sorry）还有极具讽刺意味的《鸡蛋与石头》。当天会展门前有十多位当局人员，开幕前大门已被关闭，只需出不许进。 当天出席影展的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告诉本台记者：专制的思维和公民的思维是没有办法合拍的，他们这种做法也不知道他们在害怕什幺，我觉得他们的通病就是害怕真相，因为纪录片本身就是写实的，很多剧情片也是根据事实让非专业演员去演绎，都是一种针对某个社会问题来做出的解析，纪录片本身就很震撼，缅甸开放新闻自由这件事，我昨天也在推特上说，这次给中国的中宣部倒数计时，没错我们的确就是给他们倒计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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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演唱会受压被腰斩2012-08-20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当局加强对艺术活动的控制。其中在北京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受到严密监控，中途更遭停电，节目被迫终止。另外，在浙江省宁波市举行的丝路音乐节演唱会，亦无故被腰斩。(姬励思报道)
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展周六下午于北京宋庄美术馆举行，影像展举行前已遭当局阻挠，中途更因停电被迫中断。
据悉，参加本届展览和评奖的电影不乏“题材敏感”的作品，包括闭幕式播出的艾未未纪录片《深表遗憾》，描述艾未未工作室和中国政府之间紧张关系的缘由，其中包括艾未未调查四川地震死于豆腐渣工程的学生名单后，遭警方暴力对待而被迫到德国求医的过程。开幕式另一套电影《朝来寒雨晚来风》，就讲述因杀死城管被判死刑的小贩夏俊峰的故事。 影像展筹备人之一，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当日展览会场门口，就有20多名人员把守，在开幕式开始前就关闭院子大门，只许出不许进。开幕片《鸡蛋和石头》播放大约30分钟就被停电。但大部份到场的人士仍留守在美术馆外的大院至晚上，期间进行烛光酒会，以示抗议。 他说：“开始前那个院子的门就被关起来，有观众无法进来，尽管门被关，这次是我参加独立影像展以来，场地最大，来的人数最多，有二、三百人。“  郝建表示，影像展举行前，当局已劝喻主办单位取消有关的活动，但他们坚持继续进行。郝建不愿评论是否跟十八大召开的敏感时期有关，但他相信，凡是有人群聚集的活动，当局都特别紧张。他批评当局的做法窒碍中国的艺术发展。 他说：“我无法猜测当局的目的，我想是怕聚集人多，这是我无根据的。“ 当日出席影像展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表示，他是最后一位进场，会前亲眼目睹当局故意骚扰阻挠的行为。胡佳认为，随著十八大召开在即，当局必定加强打压 独立的声音。 他说：“他反覆的要大家出来验牌，只有带牌的人才能进去。十八大前，当局都会神经过敏，不想有任何独立的声音，独立的群体活动。创作自由肯定跟共产党的统治意识形态有冲突。”  另外，大陆网上流传的一段影片显示，33岁南京民谣歌手李志，周六晚在宁波海上城市丝路音乐节的演出，在没有解释原因下，突然被警察腰斩。 记者周一试图在李志的微博与他取得联系，但至截稿他仍未回覆。李志周日在未微博上透露，上台前接到通知只能唱三首歌，他强忍怒气，到达现场继续演出，却就收到通知不能唱。 网友 “彦乐先生”在微博上表示，观众疏散后，李志为了弥补歌迷损失，去酒吧献唱，但门口外面马上站满警察，歌迷和观众再一次被驱散。 熟识大陆自由音乐人的董先生相信，因李志的歌曲内容被当局视为敏感。 他说：“不管是摇滚还是民谣，只要内容跟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同，都会被和谐掉。李志有首歌叫广场，就提到六四。” 李志上月底在其微博上透露，６月初南京一个音乐节曾联络他演出，其后主办单位以“碰上中共十八大，北京表示8月底到10月初不允许户外万人聚集”而胎死腹中。 宁波首次举办的海上丝路城市音乐节，于8月15至19日免费让市民入场，由李志、崔健、筷子兄弟等歌手轮流献唱。 据《宁波日报》周一报道，周日在筷子兄弟这对“老男孩”歌声中，为期五天的首届海上丝路城市音乐节，在钱湖天地广场落幕，该次音乐节有2万多名乐迷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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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ug 23, 2012, 6:48:42 AM8/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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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Aug 2012 01:28 PM PDT
唯一可以肯定地预测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所制造的麻烦、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在未来十年，会比在过去十年更为强烈地困扰中国。 吴注：2012年5月，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我的一本新书，《没有道德罗盘的霸权：后革命时代的中国》。6月，《产经新闻》驻北京首席记者矢板明夫先生，在读了拙著之后，先是书面向我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又进行了电话采访。7月18日，《产经新闻》在第2版和第8版，分别刊出了矢板先生的访问记和我的书面回答。感谢《动向》愿意借出一角宝地，把这份书面答问的中文原稿刊出。
“六四”后中共政权何以续命
问：“六四”以后，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失去了民心的共产党政权会很快瓦解，中国即将崩溃。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出现，在中国至今要求民主的声音没有成为大势力。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答：中共在“六四”之后采取了政治高压和经济诱买相结合的政策，这是这个政权能够稳固下来的基本原因。政治高压使一般人都害怕了，不敢再表达异议，甚至不再关心公共事务，因为共产党垄断着公共权力而不允许民众表达意愿；经济诱买则调动了人们的物质欲望，特别是把本来应该关心公共利益的精英阶层彻底收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社会是这样一个充斥着怯懦、贪婪和不讲公德的社会。当然，国际局势的改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后冷战时代的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商品拜物教主导着世界，资本进入了新的一轮扩张和掠夺。中共做得很高明的一点，就是早早瞅准了这个机遇，充分利用了这个机遇，从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样它的经济诱买政策也有了实行的物质基础。
中共少数民族地区矛盾尤其尖锐
问：近几年，藏族、维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很多抗争事件，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出了什么问题？ 答：应该不光是民族政策的问题。在汉族居民聚居的地区，抗争事件近年也很多。这是整个中国实行“六四”以来我在上个问题中所说的那种政策的结果，这就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社会矛盾尤其尖锐。一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首先是牺牲弱势群体的，严重偏向于有权有势有钱的既得利益阶层，而少数民族一向就是比较弱势的社会群体，因此付出的牺牲很大。再一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对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而我们知道，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往往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实行不顾代价的开发，也酿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当地居民要直接承受这样的灾难。这些都是从发展的层面来看的。还有精神、文化的层面。少数民族比汉族居民更加注重自身的精神文化传承，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严重破坏精神文化的，特别是破坏少数民族的文化。还有，相比汉民族，少数民族不那么怯懦，更多地具有抗争精神。这就是说，因为有信仰，所以少数民族比较不容易为金钱所收买，也比较不容易被高压所吓倒，社会矛盾在这里因此就更容易激发抗争。最后，还应该说到，苏联垮台之后，中共对于民族问题变的比以前更加高度神经质，有借助经济开发而大量向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汉族移民的趋势，这也激化了当地的民族矛盾。 问：您怎样评价2002年到2012年的这10年，胡锦涛政权的功过是什么？ 答：在我看来，胡锦涛政权的“过”是很明显的，主要就是没有推进政治上的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通过所谓“大维稳”来强化高压，使得中国进一步腐败，进一步专制，进一步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发展的代价越来越高。
胡锦涛搞掉薄熙来的两个原因
问：您认为胡锦涛为什么要打倒薄熙来？保守派的溃败会不会推动政治改革？ 答：胡锦涛搞掉薄熙来，恐怕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容许下级像薄熙来那样挑战他的权威，不容许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高层权力分配的既定游戏规则；再一个是作为共产党高层政治中一大派系的首领，在面临十八大最高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打倒一个属于另外派系的薄熙来，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对胡有好处的。既然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来搞薄，那么，我看不到这里有什么“保守派的溃败”，更看不到这和政治改革有什么关联。我认为，舆论这几个月以来的那些谣言、推测、评论，很多都是一厢情愿，英文叫 wishful thinking. 一些可能有心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政治力量，以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际上恐怕是反过来被利用了。如果一定要说薄熙来被搞掉是有治国路线上的含义的，那么，我看是这样：当局要坚持“六四”以来的路线，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幅度内微调，就像江和胡之间的那种差别，一个更强调资本、精英和发展速度，一个为此涂抹上一些注重基层利益和社会公平的油彩，往右偏到自由民主固然决不可以，往左偏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的毛泽东后期路线也是不能被容许的。 问：您怎么看习近平，他的理念及能力，他会成为什么样的领导人？ 答：基本上，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惯性和约束性是很大的，这个东西比个人因素在今天更能决定这个政权的领导人要干什么和怎么干。习近平会不会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意志、有能力打破这种惯性的领导人？现在还完全看不出这种可能。
习近平时代对日本会较前友善
问：中国最近的海洋对外扩张路线，让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中国今后会追求霸权吗？ 答：中国近年的海上扩张，和它对于世界能源、原材料的寻求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中国寻求世界霸权，那我一点儿也不感觉奇怪。 问：最近中日关系恶化，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您认为习近平时代的对日政策会如何？ 答：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似乎一直处在反日情绪高涨之中。事实上，天安门镇压之后，日本是唯一一个不参加经济制裁中国的工业大国。但是，这并没有能给日中紧密合作提供机会。反过来，中国政府要鼓动民族主义来强化自己在镇压中失去的政治合法性，结果中日关系成为牺牲品。在习近平时代，我预期，中国当局会对日本较前友善，会争取把日本拉进以中国为主导的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经济合作体系，逐步地迫使日本变成中国的小兄弟。当然，这样做，需要日本能够接受这种屈从的地位，前提是日本愿意逐步地把日本外交的轴心从日美关系转移到日中关系上来。如果日本不接受的话，中日关系则还会持续紧张。 问：习近平退休的2022年，您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答：我承认，我看不清楚中国的未来十年是个什么态势。这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我是中国人，但我一直不很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的忍耐性这么好，对生活、尊严、自由等的要求这么低——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人就有这个特点——别的民族早就不能忍受的东西，中国人不仅可以忍受，甚至还总会有人为此沾沾自喜。当然，中国民众的心态、精神状态，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可能是深刻的变化。但是，怎么估计这种变化，还缺少可靠的指标。而且，从认识的变化到采取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中间还有巨大的鸿沟。再说，从采取行动，到能够取得行动的成功，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变数太多，我无法预测。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目前还看不清楚这个世界未来十年在政治经济上会怎样变化。冷战后的全球化已经进行了足足二十年了，它所制造的危机在2008年以来开始不断显现。但是，出现重大变化的苗头还没有呈现。中国的未来是与全球化进程的未来密切相关的——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我唯一可以肯定地预测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所制造的麻烦、所激化的社会矛盾，在未来十年，会比在过去十年更为强烈地困扰中国。习近平当政之后，中国当局怎样解决这些麻烦和矛盾，也将决定十年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2012年6月20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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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Aug 24, 2012, 6:07:25 AM8/24/12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易水虹：誰的釣魚島？
- 瑪倫：本土派和大中華派的決裂
- 中国老百姓支持八国联军的历史镜头
- 黃世澤：中共賊喊捉賊
- 李純恩：義和團
- 梁文道：越是保釣越要國教
- 陈永苗：改革已死 公知已亡
- 未普：从北戴河会议看中国的黑箱政治
- 王丹：台湾逐渐出现的“香港化”
- 董郁玉：薄熙来扔出的白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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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11:33 PM PDT
自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最耐人尋味的一則民眾評論是：「釣魚島？跟我有甚麼關係？」一個「房屋被強拆，吃着地溝油，喝着三聚氰胺奶，啃着『皮鞋』，在貪官汙吏的欺凌下，被獨裁和特權扒光了身上最後一條內褲」的中國人，他幾乎沒有片瓦遮身，幾乎沒有立錐之地，他如何去關心管釣魚島是誰的？他如何在乎那個幾千里地外的釣魚島是姓中，還是姓日？中國的一切「偉大勝利」，都和「屁民」們毫無關係！甚麼「崛起」，甚麼「奧運」，甚麼「神九」，甚麼「十八大」，唱來唱去，演來演去，中國民眾還不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當「屁民」嗎？ 處黑暗時代，「屁民」多不愛國。一八九四年日軍輕取東北重鎮九連城，駐守此處的清軍聞風而逃，九連城當地居民簞食壺漿迎接日本軍隊，還有人請求為日本軍隊效力。一九○○年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大清子民以獨輪車隊為八國聯軍運糧送草；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大清子民冷淡圍觀；八國聯軍貼出告示要「火燒圓明園」，大清子民木無表情；八國聯軍真的燒了圓明園，大清子民卻趁火打劫起來。西人埃德蒙伯克說：「要讓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應該可愛才行。」「在上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在下者輦金載寶，鑽營奔競，恬然絕無羞恥」，這種流氓統治的混賬國家，值得國民去「愛」嗎？ 大清國的「屁民」們，看清軍失敗如同看笑話。英軍統帥巴夏里目睹此景，十分疑惑，他問其買辦何以至此，買辦曰：「國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國。」把國家當成私產，把持公權力搞獨裁，從不把老百姓當人看待，這樣的國家、朝廷、官府，它的得失存亡，與「屁民」何干！ 「釣魚島」？「尖閣列島」？愛叫啥叫啥吧。幾千里以外的一個島，它愛誰誰的吧。這跟在獨裁下苟延殘喘的我等「屁民」，有甚麼關係嗎？ 易水虹 大陸自由撰稿人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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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11:14 PM PDT
所謂「保釣」人士的登島行動事件，竟然惹來網上討論區和報章留言板的瘋狂圍剿，實屬始料未及。香港人世代交替及價值轉變，正影響時代巨輪的運行軌迹。 「保釣」成員大多是像梁國雄及曾健成等五、六十歲的老一輩民主派，這個世代深受大中華思想影響，身上沾有強烈的憂（中）國救民味道。他們的中國觀建基於制度論，綱領乃透過區分切割「中國」、「中國人」和「中共」三者，然後孤立「中共」，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獨裁政治，最後說得中國人如何本性善良，彷彿只要引入民主體制，便能使其步入正軌，符合其民族主義的胃口，演變成愛國不愛黨的理論基礎。 後生仔就不認同這種說辭。首先這一代生於斯長於斯，早已情歸本土，香港第一、香港優先的概念深植骨髓，從網上討論區觀察，博愛左派及大中華主義是極不受歡迎的字眼，往往負評而後快。面對中國及中國人，總懷有一股無法消解的疏離感。隨着中港兩地交往日漸頻繁，體驗到中國政府對香港實施的殖民統治及中國人的種種醜惡嘴臉，心態由冷淡變成厭惡排斥。不少年輕人開始質疑民主派幾十年來兜售的美夢，和殘酷現實格格不入，遂發展新的理論框架解釋時勢。 其次最令民族主義者受不了的，恐怕是包括筆者在內的新世代，開刀抨擊「中國人」。文化大革命往往被用作今日中國人道德淪喪的藉口，可是仔細一想，真的能完全怪罪中共嗎？百餘年前中共尚未成立，世界各國已經有排華潮，如果說人有人緣，民族或許也有民族緣，那麼中國人肯定敬陪末座。他們本身就擁有一種令人討厭的陰暗性格，中共只是將其發揮得淋漓盡致，決不能像煉金術師無中生有。年輕人察覺「中國人是問題根源」，開始探討即使中共日後倒台，以中國人的德性，中國民主了又如何？中國利益又與我何干？ 負面心理加上危機意識，促使後生仔心理上加速脫離中國，亟欲與其劃清界線，建立以香港本土利益為唯一考量的價值觀。在他們的眼中，中國侵蝕香港的領土領海、大量中國人移居香港及日益中國化的現象才是洪水猛獸，那幾個島嶼並非香港事物，何足道哉。民主派在中港矛盾議題上漠視香港甚至吃裏扒外，讓新世代洞悉其賣港本質，感覺上已和民主派若即若離，要不是同在民主路上，早就反枱割席了。 在此筆者向傳統民主派提出嚴重警告，不要盲信「薪火相傳」之類的屁話。後生仔擁有自己的記憶和思想，絕對不是你們的扯線公仔。他朝一日若有利益衝突，必定會另起爐灶，兵戎相見。 瑪倫 自由撰稿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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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10:58 PM PDT
原题：慈禧向十一国宣战，百姓反水后援联军（图组） http://fthj1976.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_25.html?showComment=1345786028017#c6878780380954775703
现今的中国人，一提起八国联军，无不咬牙切齿血脉贲张，这个贴子要告诉你的是，你这还不是爱国的表现，而是被洗脑的表现。真实的八国联军侵华，果真是历史书上那样吗？下面这些才是有图有真相。看了这些你就知道，党的教育不是要把你教成聪明人，而是要把你洗成一个可被它们随意支配的蠢材。
【图1】0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皇帝的子民们竞相扶逃命。当时的清兵和义和团兵不下20万,大清和八国联军比例约10:1。装备上清兵一样不缺，而八国联军的重武器还不如守城的清兵多。然而清兵逃了个精光！留下了穿布衣长衫的百姓，也留下了这张真实的民众竞相扶梯相助八国联军的照片。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时，守卫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请求周边义和团支援，谁知义和团却见死不救，眼睁睁的看着清军与洋人血肉相搏，清军寡不敌众后撤时，率先撒丫子逃跑的恰是天津义和团。更可恶的是，天津义和团还趁清军力战不支时，从背后攻击清军！原因仅仅是为了报聂士成的“私仇”，哀哉，可怜数千清军，一面要抵御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一面要防着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当天津保卫战打到最激烈的阶段，又快马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把聂士成老母亲在内的全家老少杀得一个不留，聂士成听了顿了一下，只平静的说了一声“好。”然后肃穆的整好衣冠，向对面的八国联军阵地发动了最后一次决死的进攻。最后，聂士成战至全身破碎，德军将他的尸体用毛毯军旗包裹好恭敬地交还给清军。聂士成尽了一个军人的天职。而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写满了“义和团英勇保卫天津”的传奇。
聂士成始终认为义和团不可能“扶清灭洋”，救国于危。他曾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当场揭穿了农民们的把戏：先装枪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枪弹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所以伤不了人。聂士成当场杀了那个搞骗术的农民。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甚至匪夷所思，感觉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何曾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呢？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英国首席代表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侨民”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野蛮地命英军于10月18、19两日，将北京西北郊的五园（即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皇家园林焚为灰烬。
【图2】这是一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的老照片，记载了八国联军1900年8月14日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地点在广渠门一带，是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唯一一座城门，此地属于市郊。联军正在顺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2个小时解决战斗——可以肯定，爬下水道绝对有人带路。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作围观状。按照今天教科书上的解释，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应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才是，京城百姓起码应该和慈禧太后一样四散逃亡躲避战火。然而我们从照片中，却没有看到百姓表现出害怕的样子，而是袖着手，抻着脖，平静地围观，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看热闹神态。
圆明园是皇家园林，为中国皇帝私有。额尔金想通过烧毁圆明园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应该为逮捕公使和虐待俘虏等暴行负责的是中国皇帝和他的走卒，而不是中国老百姓。报复行动的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北京全城张贴如下公告，宣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任何人－－哪怕地位再高－－犯下欺诈和暴行以后，都不能逃脱责任和惩罚；圆明园将于（1860年10月）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只有清帝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与暴行无关的百姓不必担心受到伤害。”以前我真不明白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烧杀抢掠，而围观的老百姓脸上面无表情，根本看不到恨意。看看现在，全明白了，英法联军烧的那是我们想烧不能烧的；抢的那本来也是我们被抢走的；杀的原本就是我们都想杀但杀不掉的。我们何恨之有？
【图3】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独轮车队为联军把粮草送进城。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
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爱国爱官僚,凭什么?
【图4】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 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
 1894年日军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於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於境外，起真豪杰於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俬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
慈禧太后居然一口气向全世界十一个强国宣战，这摆明了是发神经，大臣们不反对慈禧太后发神经，但你发你的神经就算了，少把大家全都扯进来。遂有李鸿章密电各地督抚：
【图5】八国联军时期西方的宣传漫画明信片。“中国龙闭关自守.招来八国联军，小日本打先锋”。该明信片1900年在德国国内邮寄
“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李鸿章的意思是，这大清国算是完蛋了，大家就甭指望了，现在大家只能靠自己，要小心别沾上义和团，让他们将你们这些督抚卖给洋人，大家齐心协力，保住东南，算是给这个民族留下一点希望吧……于是各地督抚纷纷在由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元老级别的重臣们搞出来的“东南互保”协议上签字，表明当地不介入这场乱子，由着慈禧太后一个人陪着洋人们玩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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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09:33 PM PDT 
雖然香港人強烈反對國民教育，但中共仍然死心不息要洗掉香港下一代的腦。《文匯報》有文章，便指反對國民教育便是搞「去中國化」。
「去中國化」是台獨運動的一部份，以刷掉台灣文化中的中國文化成份，藉此區別中台。只不過，「去中國化」這帽子並不適用於香港。祭上「去中國化」這帽子，反而只會令中共出醜。
過往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主要功績在於令香港避過文革一劫，這不但令香港經濟繁榮，更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精髓有好大一部份留在香港，而不是中國。
無論不少中國傳統習俗，還是不少重量級的中國文人，都在英國人庇蔭下得以繼續留在香港。甚至文革成長的一代沒怎讀過經典古文篇章，像《前後出師表》、《滿江紅》等等，香港人只要受過教育都會讀過。
因此，真正在搞去中國化的，並不是反對國民教育的香港人，而是將源自德國，再在俄國發揚光大的異族共產文化引入中國的中國共產黨。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摧毀中華文化不遺餘力。由文革紅衞兵四處破壞文物、逼害知識分子，到官方改用完全不合漢字造字法則的簡體字。香港人仍是用正體漢字，因此，香港人絕對有資格對國民教育說不。
今天的香港，就像明亡後，朱舜水等儒家學者流亡後的日本，不但庇護不少不容於異族政權的知識分子，也是中華文化的堡壘。所以中共以去中國化的帽子扣在香港人身上，其實只是賊喊捉賊。香港即為中華正統，毋須俄化中國的所謂國民教育。
黃世澤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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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09:15 PM PDT  二十世紀初，清朝末年，中國發生了一次「扶清滅洋」的排外運動，這就是著名的「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眾，最初打的旗號是「反清復明」，跟朝廷作對，隨着清朝統治日久鞏固，義和團眾也不提「反清」，不想「復明」，到得清末，外國傳教士勢力在中國擴張，信眾日增，加之鴉片戰爭後國勢衰弱，洋人漸漸坐大，這便導致義和團（當時還叫「義和拳」）轉向支持清朝廷，將攻擊矛頭指向洋人，「扶清滅洋」，燒教堂，殺洋人，殺信洋教的中國人。 那一陣子，慈禧太后也覺得常受洋人烏氣，看着洋人不順眼，有這一幫子義和團代自己出氣，很痛快。1901年1月，頒旨維護，朝廷正式支持義和團，由得他們燒殺搶掠，胡作非為。義和團起初殺洋人，殺信洋教的中國人，後來發展到通洋語、用洋貨者也可殺之，有人因身懷一張洋紙被殺，有人因為不捨得扔掉兩本洋書被殺，最後是看誰不順眼，或貪圖某人財產，貪某人妻女美貌，隨便安一個「通洋」的罪名，不論男女老幼，皆屠之殺之。單於北京，死於義和團刀下的，便有十幾萬人。 浩劫一發不可收拾，八國聯軍借意攻佔北京，慈禧棄京逃到西安，清廷反過來幫手鎮壓，這一場大火才算撲滅，「扶清滅洋」的「民族主義運動」宣告失敗，百姓免於生靈塗炭。 二十一世紀初，民族主義火焰又在中國各地燒起，前兩天，一條震撼標語在西安出現：「哪怕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
——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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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09:14 PM PDT  當年大陸忙着文革內鬥，無暇顧及釣魚島這塊「神聖領土」，全靠港台人士及海外留學生站在第一線上「捍衛國土」。數十年後，只有香港人陳毓祥為此意外犧牲，也只有香港人曾健成等人成功登島。這幾十年的不懈奮鬥，幾十年的薪火相傳，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港人愛國心切？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國民教育科」之無聊無用嗎？ 在我看來，情況恰恰相反，保釣義士這趟壯舉正好證明了香港人幾乎全是一群缺乏國民教育的草莽勇夫，他們不只搞不懂什麼叫做國家利益，甚至搞不懂什麼叫做國家。我們香港人的「愛國」，並不是真正現代民族國家機器想要的那種愛國;我們的愛，是一種先於國家又外於國家的原始民族主義熱情。好比李小龍一腳踢開洋人惡漢，又好比葉問寸勁打癱日本軍官，出的是一口華人也能進公園的惡氣，非常江湖非常野，遠非任何國家機器所能馴服。 你看北京政府，他們真想看見民間人士成功登島嗎？當然不。他們希望我們能收能放，有需要的時候就像當年大學生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樣，乘搭事先準備好的大巴出門逛逛，喊完口號再乖乖回家洗澡睡覺。他們心目中的好國民，是一種很懂「大局」很看重現實利益的良民，一方面懂得為神九登天等「國家取得的成就」驕傲自豪;另一方面又深明大義，很克制地不為國家添煩添亂。他們寧願國民精英一邊把全家人送到海外移民，一邊回頭高唱祖國形勢一片大好;也不願大家熱血上腦，跑到日本實際控制的海島上製造戰略危機。 更不必說那面叫人尷尬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有那一國的國民會舉着兩種國旗去捍衛國家領土？記不記得那些在運動會和影展上面抗議主辦方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中國代表團，他們或者退賽退展，要不乾脆動手撕掉那面礙眼的旗幟。那才是國民教育想要製造的好國民。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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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08:29 PM PDT
当所有的犯罪和任何恶一样，都被归结为不合理的建制，把不合理的建制当做万恶之源时，个体的罪恶被抹掉之后，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或者铁屋，就出现了。无物之阵或者铁屋不仅仅出现在民众和知识分子面前，而且出现统治金字塔的最顶端人物的面前，毛泽东都不例外，更不遑论后来的平庸继任者胡温等诸人。当你想促成政治往美好挪进一步时候，就异常困难。
我比较隔阂于那种觉得自己是局内人，可以参与路线斗争，可以指点江山的主人翁子态度，改革观念不死，他们就要沉沦于斯。如果限于在现有统治秩序之下，往好往坏的思考，作为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则是高度近视眼。
对公知的批判，如果是针对个人，或许有道德批判，可是一旦针对一个群体，其心理现象就是公共性的，也就是从效果来呈现，因此，我并不是道德批判，而是政治批判。
林语堂在1935年说，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在那些贪官污吏们可以大模大样地定购去横滨或者西雅图的一等舱时，谈论什么廉洁政府，纯粹白费力气。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既不是仁慈，也不是正直，而是将那些既不仁慈，也不正直的官员们拉出去枪毙的勇气。
被迫持改良立场，作为保护面具，也会弄假成真，欺人最后自欺，人数很多和因专制控制话语权强大，会自动产生对原初目的及其捍卫者的压迫挤压。在改革已死的局面里，批判污蔑妖魔化改革派比同情宽容团结他们，要起更大的作用，更好的作用。苏东转型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1060。
体制与人民是对立的，祸害人民的。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坏人。 除非有证据证明你自己不是。有改革愿望的人们，还是坏人，他们需要赎罪， 获得人们的原谅。 有改革愿望并不能赎罪，而只有行动， 才能赎罪。体制内的改革力量，等于零蛋，或者等于负数。改革派是一个负面的名字，这在东欧转型中特别明显。
我绝不干扰视线，散布欺诈的鸦片，布局瞒与骗的深渊。欺骗别人说还可以改革，那就谋财害命，杀人放火。在当前，让人民对体制绝望是最大的善之一。还让人民对体制抱有希望，是最大的罪恶。改革一代人批判当局路线，作为党内路线的内在组成，预设九常委的倾听，和可以协商对话。“改革已死”观念思潮搞自我批判，对同类开伙，是因为唯一的狭路，在于我们自己，在于公民社会，九鼎在野。我们错了，中国全完了。我们之间的共振，才是出路所在。
改革已死
改革就像魔术师玩飞刀，看着抛出去了，实际上还牢牢攥在手里。没有消灭专政的政治改革，只有加强党建活动。所有的改革与新政，都不是对高干和实权人物进行限权。加强监督，而是使劲转移到低干和民众身上。
哈维尔说，极权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这种反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彻底的措施，并企图为极权制度服务，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但改革使得民众对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体制内改良的路径是一段已经烂掉的阑尾。现在改革已经是毒奶粉，需要清理的是改革。让他们获得支持的，并不是其主义，而是其地位。例如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影响很大，并不是其文本本身的魅力，而是因为他作为胡文胆引发的巫术，联想和移情。
党内地位越高，越发引发意淫，然而党内地位越高，越可能起的作用捍卫党的领导。在外人看来温家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炳显赫，这样的权柄如果用来推动权贵资本主义贪污腐化，确实显赫有效，如果用来推动民族国家政治进步，也只有逃避到仰望星空的非政治领域。就一把菜刀，刀刃能砍自己的刀把子吗？
没有一个好制度，作为边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会越界。权贵官僚集团的形成，是文明的终结，古今中外皆是如此，韦伯有个论述，官僚权贵体制的出现，是文明的终结，搞什么都不行主义了，整个世界文明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党国就一癌症，耗尽一切生机。没有比癌症更大的力量，可以遏制癌症。还要依靠癌症去启动政改，不是有毛病么。认为党国有生机的，就是不把癌症当做癌症，当做肿瘤。觉得保守癌症会救得了整个身体么，带来的代价比还是动个手术挖个肿瘤更痛么？可以保守的，保守之，不可保守的，保守也没用。
从个人角度来说，自己的立场就像在历史赌场下赌注，谁对谁错，历史来裁决。可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指出对方不同立场的条件或前提，是否成立，是否政治浪漫，需要交流辩论。
最大的悲剧改良就是意图伦理，当谈政治的时候。对政治事务，用渴望来表达，用“我要”替代了“我能”。民间知识精英永远也进不了那个格局，持不持保守立场没有政治意义。韦伯说官僚集团的统治是无人统治。当想承担官僚集团之外的政治家使命的时候，就是局外人。即使是王沪宁，当了总书记，他也进不了那个格局。上不了牌桌的，不要幻想自己在下棋。
如果制度好，精英不那么无耻贪婪，革命的呼声也只能促进改良，也就是改革为改良做工，就像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英国激进风潮。如果制度不好，尤其精英无耻贪婪像如今，改良，维稳都只会促成革命。制度才是决定的，精英是否受到约束才是决定的，个体是否改良还是革命，还不起一个放屁的作用。
改革立场改革当权者不支持。老百姓也不支持。换一句话说，我的一个目的在于说明：改革当权者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支持，没有政治基础，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白日梦。
不能跳出自己的屁股，远不是聪明人。当是瞎子不能要求整个世界都按照瞎子的生活方式改造过来。当你不要把的一生个人目标寄托在，下注于政治变天这个大变局的时候，个人心里就会好受很多。
改革已死，对体制内的力量没有任何期待。他们除非已经瓦解，才会冒出来。民间社会力量，也无法促进转型，之能用来守护公民社会自己，所以没有必要有时间表。保护自己，不是时时刻刻看的要求。
公共知识分子死了
当改革已死重大情势变更，伏莽四起，大局日非，就日渐没落。在改革已死中，知识分子代言的，只是自己所在的阶层。民众与公知对立，革命以及为革命预备的维权，成为首要任务。
公共知识分子的觉悟起于民众的抗争，例如西单民主墙，例如小岗村。如果民生问题解决的不错，禁言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最好的维稳措施，剩下如果还能颠覆，那就是运气。公共知识分子无足轻重，只要能开点门缝，丢出一点点骨头，就能互相撕咬一百年。
当人们不能行走，盘腿论道者就成了行走。公共知识分子重复发功，且政治上是迷糊的，双刃剑，也可以用来维护统治（让说话出气，就是维护），也可以用来反对。民众所需要的，不是公知所发出来的影响力。如果对民众真的有影响，早就被封了。公知说的，是四五一代人生经验的通俗版，这对统治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杀伤力。但是对统治本身，是一种异议花瓶。
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当然也是被迫，可是因此自我为义，而且形成特权阻挡不能具备条件的人，是为不义。而且在官僚集团眼中，只能算一堆苍蝇，不够成政治力量，谈判对手；而且在民众面前，也不显示为迥异于权贵官僚的可选项，不外乎是在野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是体制性压迫力量的可疑性组成部分。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与众不同的地位，就是稿费高一些，江湖中有人读文章，绝无介入政治，介入利益结构的可能，作为官民之间第三方的可能性。也就是有商业地位，绝无政治地位。如果说国共之间游走的民主党派在国民党之下还能存在，能发挥第三方作用，更迭后还能干个部长；今天绝无缝隙，部长秘书都没戏。
当下显露台面上，或者允许显露台面上的，已如甘蔗渣。改革三十年暧昧特权产生四五一代话语霸权，应该退出舆论市场或者萎缩在边缘角落处在为自己辩护才得以苟存的地位。其政治方案，看起来靠拢普世价值，其实还是伪装成普世的特殊性，特殊群体的道德价值，完全受制于体制边缘的特殊地位这一特殊性。
对公知的批判很重要，但对如何产生一个公知的替代物，超越公知，履行公知已履行和未履行的责任，抛弃其特权和弊端的替代物，更加重要。这就是汉密尔顿说的“替代的重要性。例如构建维权律师，如同加缪的《论抵抗》。若不构建光批判，十年之后还是原地不动。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在公共舆论中的出现，与之孪生的就是质疑和否定。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和获得自觉之前，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由在改革权力格局中失势的左派承担，之后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内部裂变和对立，来自右派的爆破性批判，摧毁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道义性和社会根基，同时2003年之后兴起的底层左派用污名和妖魔化的手段，一起完成了这个任务。
我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公共知识分子死了》中宣布了公共知识分子之死，抬高维权人士，压倒公共知识分子。同时还进行理论上的传输，如《少一些立法者，多一些维权人士》，还有如《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对权贵启蒙，有用么？》，《玉娇龙案是一个分水岭：维权或启蒙》等。
罗素说，知识分子优越地位正是专制的特征。教育产业化和网络降低了门槛，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位就越低。也许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中说的律师，才是现代性中知识分子正常的位置。
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在维权运动中进行国民劣根性改造，作为独立阶层，他们能起的作用，就是帮助专制，知识分子应该融化于民众当中，受塑于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优越地位的丧失，这是历史的必然，大势已去。
公知面对来自反对派而不是来自官方强有力的批判海潮，不应把当自己是中流砥柱的礁石，更不应去抗拒，应把这种压力导向与公知们有交游关系的开明官员们，迫使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经过如此二传手，就可以把革命的压力部分转化为改良的推动。
在临界点之前，若能有效改革，革命的压力会帮助改良，当然我相信任何改良只会为革命撕开口子，真正的改良也有助于革命。不要谋求内心道德立场的一致性，而需要谋求结果的一致性。
2003年之后，改革右派一部分人变为专制右派，为了维护稳定的目的，拥戴专制，一部分彻底否定专制，从过去的暧昧性走出来。左派也是一样，左右派的这种分割进程，与政权吃掉子女的程度相关，损益和参与的可能，决定了亲近与疏远。改革的收益与受害，是决定性的分法。
如果设想将来最好的出路是阿拉伯之春式的，需要开明官员，倾向民主的学者，声援维权运动，上下勾连在一起。不是高高在台上，讨论那一些傻逼问题。不肯帮助民众，老想领导民众。
社会共识是需要建立在大部分人可以沉默的前提之上，他们可以沉默，是没有生存危机。如果大部分人不可以沉默了，那么就没有什么社会共识。民情是可塑的，如果知识分子是去帮助他们维权说话，那就变为民权运动，如果牛逼哄哄的高高在上，还要参与分赃，增加一重，那就会变为激愤的民粹。维权也可能带来秩序，也可能带来无序。不过维权带来的无序，总比极权带来的，要有秩序很多。维权压倒主义，方法和手段的首要性，压倒立场。
与体制合谋的个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主动的，获取巨大利益的，另外是被动的，获取微薄利益的。对于前一种，谴责嘲笑他们，就等于朝体制开火。
现在面临着就是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继续或者渴望继续分赃，还是参与到抗争中去。当下也只剩下学院内左翼，还最坚定地自带干粮唱颂歌。他们之外，环遍周边都在沮丧绝望中，包括最高层和高级干部。就剩下改革派，对自己的体制内生活，有意义感。他们都是被统治的，所以在更弱者身上，通过道德批判，找到坐稳奴隶的感觉。
底层民众如同卡夫卡，处在城堡之外，那是比黑色更加绝望的，更加窒息的。甲虫没有一丝可能性可以变为人，既然不可变为人，那如何加入人的世界，成为人，享有人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本来是同一国度的两个部分，却别异化为天堂和地狱之差距。
“说真话”把优越感和继承专制的领导权，建在改革的绝对性之上，偏偏改革是一个骗局或者空荡荡的毒瘴雾林。强加于民众斯德哥尔摩症，把民众的利益精神进一步镂刻在被挟持的高空飞机上。绝不盖章确认“匍匐前进”的高度，就像有人把你打伤陪你医药费，你就要感恩戴德磕头么。我们是站立的人，不是蚂蚁。罪恶也是法律问题。
关键是怎么办
官僚统治的安全，来捆绑人民的安全，把自己当整体人民，肉身的代表性。不要惹火恐怖分子，否则整个飞机都完蛋了。推定人民不在场，没有行动能力。这是启蒙派的视野，基本推定人民群众没能够力，或者应该没能力。剥夺政治资格和能力。而维权运动让人民在场，有了抢回飞机的能力。
共军的行动原则是，夺权时说，同志们给我上。掌权时说，跟着我干非得听我的才行。国军的是：兄弟们跟我上。公知推崇知识，预设以知行合一内心的改变来改变政治，谴责民众愚昧懦弱就是下令：同志们给我上，自己躲得得远远。
范式由“听我说”变迁为“跟着我干”。今天唯一还需要的知识，那就是怎么干，并不是在传播知识，而是在行动才能如此有行动的担保：跟着我干没错，从而建立起政治权威。
党内民主派确实只是替主人铺床的男仆人，并没有英美反对党在公共舆论面前以影子政府等替补的形象或者渴望出现。不再是知识的占有，而是行动，尤其是对权力对力量的占有用来达到目的，成为尤其迫切的渴望。行动与力量的渴望，抛弃了启蒙。专制早就被判决死刑，不用一判再判，再多的判决书起不了什么作用，关键是我们要有能力来执行死刑判决。
《铁将军阿贵》中，
和珅给他弟弟一个批他自己十大罪状的折子。参完之后他弟大红大紫，
和珅说这一些罪状大而无着落，一根毫毛都损不着。痛斥改革问题的批判，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推动意义。吴敬琏孙立平等一批显赫学者开出来的药方，有着极大的奴隶暧昧性，他们痛斥改革问题，结论就是呼吁高层政改，是一种与访民相同的清官情结的发作，都把自己的主动权，交给党，无非是对党领导的强化和确认。政改呼吁算另外一种转型陷井。
我们的“怎么办”就是无视党改不改，而思考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因此有了民间主体性。政改方案中，提出呼吁，把决定权交给救世主，是对党领导的强化和确认。政改呼吁算另外一种转型陷井。本来是为了消除党领导，而结果相反。呼吁高层政改，是一种与访民相同的清官情结的发作，都把自己的主动权，交给党，无非是对党领导的强化和确认。
民间的主体性必然要求，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解决问题，改造世界，而不是政改方案中，提出呼吁，把决定权交给作为“一切万恶之源的救世主”。在维权运动中树立民众的主体性或者主人公意识，是一切生长的基点。例如体制内“良知”的真心话，或者改革派的开明举动，是他们应该干的，更是他们的赎罪行为，民众是否原谅他们，要视情形而定，这里必须呈现民众是主人公。
那一些改革派报纸，总是要迫使民众对“良知” 和改革派感恩戴德。既然已经被严重污染的地方，还寄托那么大希望和努力，不是狗进污水池找黑么，我的意见是，既然污染了，就放弃掉，让其自生自灭。
而不是在批判中，把焦虑消解了，“问题就解决了”。骂一个人是坏人，并不等于把问题就解决了。关键是怎么办，而不是在道德批判中，把改革派的焦虑消解了，“问题就解决了”。“说真话”骂一个人是坏人，并不等于把问题就解决了没有任何实质推动性，只在外面永恒的打转，皮靴上瘙痒。
在维权运动中树立民众的主体性或者主人公意识，是一切生长的基点。凡是体制内开明“良知”加入，都需要投名状，“杀”一人，或者朝体制开火，才勉强算我们的人。把维权运动当做政改的助力，就会把民众当做改革开明派的群众演员，消灭了主体性。政改是永远的性幻想，维权才是实在的事业。
民间要学会自己设置话题，自己出牌，让当局跟着你应牌，就像维权。天天贴着当局设置的话题，讨论来讨论去，就像一蜂窝嗡嗡一样，是被人玩弄的对象，被消费的对象，在猫手上玩弄的老鼠而已。央视上说什么，我从来不想。中共领导人在《求是》上说什么，我才不讨论。
跟着他们的思路走，属于典型的弱者思维方式。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确实处于弱势，但要学会和习惯强者的思维方式，否则永远走不出他们划的”圈“。只搞公民政治，再弱小都要自成一派，不要憋着去踩宫廷政治的点儿。
指出当下中国存在的问题，就觉得牛逼哄哄的，是个傻瓜。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办，不是指出问题。指出问题，阿猫阿狗都做得到。用指出问题来无视如何行动，是一种主体性消失的体现，等待恩赐的体现，是对党国体制的强化。马克思说，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单认识世界，就足以，那是因为获得解释，安慰其心理焦虑，心底就平静了。这种人与中国无关，是局外人。
--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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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08:21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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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08:14 PM PDT
原题：港台公民社会的逐渐趋近（王丹）2012-08-23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最近，我在台北参加了一场座谈会。这个由台湾《新社会政策双月刊》主办的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台湾逐渐出现的“香港化”现象。
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题目，是因为，第一，今年是香港回归十五周年，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年的香港表现出自2003年来对中国最大的不满，而香港的认同调查对中国人认同也创下新低的纪录。中国为了拉拔香港，并作为两岸统一的范本，给予香港在经济上极大的帮助，但是结果换来的却是香港社会对北京政府的反弹。中共的“一国两制”政策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这是否会影响到中共对台湾工作的政策，值得观察。
第二，在今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中，中国透过台商与亲中媒体，赤裸裸的介入台湾的选举，大家都深深感受到香港与台湾受到中国制约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共在台湾进行的一些政治操作，与在香港的做法如出一辙。我在会上就提出两个例子，来证明台湾社会已经逐渐出现“香港化“的现象：第一是台湾社会已经开始在面对中共和大陆的时候，出现内心中的”自律“现象，很多做法和说法，开始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对岸政府的感受。这种自律现象当年在香港导致了一些媒体主动撤除一些被中共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士的文章专栏，也使得一些学术会议在邀请大陆学者参加的时候，在题目的设定上有意模煳，使其不那么敏感。如今，这些现象在台湾都出现了；第二个例子就是中共通过商人来影响台湾社会。当初在香港，北京政府很注意做李嘉诚等大地产商的工作，必须说，这样的工作是有效的，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工商阶层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2012年台湾的总统选举，到了最后阶段，一些在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台湾大商人纷纷出来表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这种现象过去没有过，其中也有香港化的影子。 第三，台湾的存在，也给香港争取民主带来一个空间，正因为两者有点相同但又不同的处境，台港两地的人民更需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看到香港的处境，台湾人民庆幸民主的可贵，并认识到生活不是经济收买就可以满足的。座谈会上就有台湾学者指出：当总统大选中因为台商的呼吁、因为经济的考量而投给国民党的人民中，从香港的经验，或许可以了解到经济不是全部，特别是要牺牲民主来换取的经济利益，更可能是个包着糖衣的毒药。 在双月刊的文章中，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吴介民提出建立跨海峡公民社会的构想，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事实上，正是因为台湾已经开始出现“香港化”的现象，本来关系比较疏远的台港两地公民社会才开始彼此关注起来。而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决定着港台两地的未来命运。未来三地的公民社会如何结合互动，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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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Aug 2012 10:42 A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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