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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变天日”大事记（附：乌克兰变天 共产党或被取缔）
- 胡平：也谈红二代的使命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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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Feb 2014 10:16 PM PST
《格萨尔》精选本的出版是保存藏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和更新藏文化的历史性伟业。达赖喇嘛闻讯非常高兴，十分赞赏《格萨尔》精选本的工作和成就，并说，藏民族现在到了要利用一切条件和资源来搞好教育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时刻。 2013年，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载入当代中国文化史的。这是一件静悄悄的大事，那就是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共四十卷五十一册编纂完成，正式出版。主持这一编纂工作的，是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著名藏学家降边嘉措先生。为了编纂这样一部史诗，降边嘉措整整工作了三十年。 高原藏人的灵魂之歌 东西方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神话和英雄史诗，在这些神话和英雄史诗中，记录了先人对茫茫宇宙、大千世界和自身生存与未来的认知，隐藏着各个族群集体性格和精神气质的密码。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古代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就是最为人称道的古代英雄史诗。相比之下，汉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神话和英雄史诗的分量比较弱。所以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史诗。 如果说，汉民族拿不出可以和世界第一大民族相称的神话和英雄史诗的话，生活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藏民族，却有足以和世界其他所有民族相媲美的英雄史诗，这就是有关格萨尔王的神话和英雄史诗。《格萨尔》是流传于藏人农牧民中的英雄故事。它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体量非常庞大。它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如果全部记录下来将达3000多万字，其篇幅比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古代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长。而且，其他主要民族的史诗都早已不再是民间说唱的活的神话故事，而是定格在历史和书本中的死的文本，而格萨尔却是直到现在仍然是高原上民间艺人的说唱故事，仍然是农牧民们聆听和陶醉的远古传说。当代世界的声光电色迷人耳目，然而在青藏高原上，行吟诗人仍然在说唱。 神奇的高原说唱艺人 近半个世纪以来，藏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化，铁路公路、电视广播、手机互联网都进入了藏人的生活，传统流浪艺人的生存环境正在迅速消失，这在无形中威胁到主要依靠艺人说唱传承的格萨尔英雄史诗。《格萨尔》虽然在藏区不知传唱了多少代，但是过去几百年里，除了流浪艺人手里的抄本和少量刻本以外，历史上没有系统的文字记录，更没有完整地出版过。于是，系统整理和出版《格萨尔》就带有抢救文化遗产的刻不容缓的特点。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喜马拉雅山里的一个小国不丹整理出版了三十卷的《格萨尔》汇编本。但是，仍然有大量内容只存在于高原说唱艺人的表演之中，没有收入这套汇编本。 著名学者降边嘉措是最早看到整理《格萨尔》之历史性意义的人。文革后，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关学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整理出版《格萨尔》的提议，在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一项目借政治形势的东风，成为一项由国家资助的重大文化建设项目。降边嘉措从一开始就参与和主持了这项工作。 所幸的是，这个时候，高原上有一些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虽然渐渐年高，却仍然在说唱，而曾经担任过十世班禅喇嘛的翻译，曾经为很多中国领导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做过翻译工作的降边嘉措，熟悉西藏三区的情况，有极高的藏汉语言才华和能力，也和这些民间艺人有良好的联系。 这些民间说唱艺人是怎样表演和传承篇幅浩繁的《格萨尔》的呢？和青藏高原上很多文化现象一样，《格萨尔》艺人的神秘令人难以置信，却真切地存在着。这次整理四十卷《格萨尔》精选本，降边嘉措先生特别尊崇的艺人中有两位特别年长的老人，那就是扎巴和桑珠。桑珠老人的神秘遭遇，就是一个实例。 桑珠出生于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从小就放羊。牧民的生活和农民不一样，当牲畜在山坡上吃草的时候，放牧的人有很多闲暇时间，于是就听人讲故事，或者唱歌跳舞。桑珠最早的格萨尔故事就是这样听来的。但是，真正的变化是在一次暴风雨中，桑珠的羊群跑散了，他却在劳累中睡着了，是家人在一条石缝中找到了熟睡的桑珠。从此桑珠就变了，从一个安静的小孩变成了一个特别要说话的人，身体却渐渐变弱，终于病倒。焦急的父母带他到寺院请活佛打卦祈福。活佛念经祈祷，打卦问神后告诉桑珠的父母，这是好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以后桑珠就变得特别地爱唱歌爱说话，成天自言自语地给自己说唱。当地最有名的孜珠寺大活佛召见桑珠，宣布为桑珠开启"智慧之门"。从那以后，桑珠变得口齿伶俐，嗓音嘹亮。从此以后他就在高原上为牧民表演格萨尔故事的说唱，直到2011年九十岁去世。他能够说唱65部格萨尔故事，后来实际录制了46部，长达四十多万诗行，几百万字。如此篇幅的格萨尔说唱，他是怎么学来的，怎么记忆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降边嘉措先生说，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格萨尔收集整理工作中接触到的优秀说唱艺人，都有这样神奇的记忆力，也大多都有类似的神秘经历。这些高原说唱艺人除了超凡的记忆力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说唱格萨尔史诗的激情。女艺人玉梅能说唱格萨尔故事70部，其中有3部，即《梅岭之战》、《塔岭之战》和《亭岭之战》是手抄本和木刻本里没有的，也是其他艺人没有讲过的。她平时是个文静腼腆的人，但在说唱《格萨尔》时，就像换了个人，进入角色后，随着情节的发展表现出各种强烈的感情色彩，有极强的感染力。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有位说唱艺人次登多吉，最擅长讲《辛巴诞生史》，这也是现有的手抄本和木刻本所没有的。次登多吉表演时越讲越动感情，讲得激动时，就站起来，连比带划，有时朗声大笑，有时失声痛哭，感情奔放，犹如鬼神附体，处于一种迷狂状态，美丽的诗句犹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绝。 藏人可做的事情很多 《格萨尔》四十卷精选本的主持者降边嘉措先生，也有一种高原行吟诗人的才情和精神。1938年出生于巴塘的降边嘉措，1950年12岁参加了解放军。巴塘是汉藏交界地，汉藏文化汇合的地区，那是处于古代茶马交易路线上的民族走廊，那里有很多能够讲几种语言的人。降边嘉措先生一生为很多人担任过藏汉文翻译，出版过藏文长篇小说。曾经有一度同事们认为降边先生是只用母语藏文写作的人。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有一天降边先生突然用汉文写作了，一口气写了一本书，交到中文编辑手里几乎没有做什么修改，大家才意识到他现在是能够用藏汉两种语言写作的人了。 除了语言的才能外，降边嘉措先生更有一种沉静和激情兼有的内心世界，这正是他和格萨尔说唱艺人那种高原行吟诗人相契合的气质和风度。藏文《格萨尔》四十卷精选本正式出齐后，很多学者都期盼着汉文译本早日问世，这将是又一个巨大的工程。《格萨尔》精选本的出版是保存藏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和更新藏文化的历史性伟业。 我在印度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将藏文《格萨尔》四十卷精选本正式出版的消息告诉了尊者，尊者闻讯表示非常高兴，十分赞赏《格萨尔》精选本的工作和成就。尊者说，藏民族现在到了要利用一切条件和资源来搞好教育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时刻。《格萨尔》精选本的出版也是一个实例，藏人可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后代，保存并更新自己的文化，而不仅仅是政治口号。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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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Feb 2014 05:03 PM PST
本周六（2月22日），乌克兰“变天”气氛浓烈，该国政局出现一系列重大转变。德国之声为您实时追踪乌克兰最新动向。 21点41分 季莫申科在独立广场的演讲中呼吁反政府人士继续进行反对亚努科维奇的行动。她表示：“你们一定要战斗到底。你们应该得到一个新的国家。别让别人创建一个你们不想看到的国家。”季莫申科已经宣称将参加新一轮总统选举。德广联驻当地记者鲁克（Ina Ruck）表示，季莫申科有许多敌人，有着并不透明的过去，但也有相当大的魅力，直触人心。 20点40分 刚刚被释放的乌克兰反对派领袖季莫申科抵达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广场上数万人欢呼雀跃。季莫申科座在轮椅上，精神状态不佳。她呼吁民众继续留下抗议，直到总统亚努科维奇出现在独立广场上为止。之前，该国激进派反对组织“右翼”宣称，将继续在基辅举行抗议活动。 20点26分 德广联驻基辅当地记者报道称，该国被罢免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Janukowitsch）已经“失去了国内的权力基础”。关于他已经逃往俄罗斯的传闻目前尚未经过确认。 20点06分 季莫申科来到基辅的独立广场，参加纪念死者的活动。 19点54分 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严重警告乌克兰冲突各方不应让国家分裂。他说，所有人必须明确自己对国家未来和统一的责任。所有政治决定的宗旨都应是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乌克兰人民当前需要尽快组建一个有行动能力的政府，维护全国范围内的公共秩序。
19点46分 季莫申科呼吁惩罚导致示威者死亡的有关人员。她表示，应该沉重悼念那些为乌克兰人民的自由而牺牲的人。媒体报道称，她将立即前往基辅市中心的抗议地区，纪念“死去的英雄们”。当地政府机关本周六宣称，有82人在乌克兰权力斗争的血腥冲突中丧生。悼念活动结束后，季莫申科将在独立广场发表演讲。 19点38分 俄罗斯文传电讯社援引季莫申科报道称，她确信乌克兰未来将加入欧盟。这将“改变一切”。 19点31分 乌克兰反对派领袖季莫申科抵达基辅后接受记者采访。独立广场上有数千人等待她发表演讲。 18点42分 乌克兰边防警察向美联社表示。两名被罢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亲信已经飞往俄罗斯。他们分别是总统支持者聚集地哈尔科夫州州长多普金（Michailo Dobkin）以及该市市长克纳斯（Gennadi Kernes）。这两人都是亚努科维奇重要的政治盟友。 17点59分 德广联报道称，季莫申科已经乘上飞往首都基辅的飞机。她将在独立广场向示威者发表讲话。 17点45分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乌克兰新任议长报道称，亚努科维奇曾想要逃往俄罗斯。目前正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Donetsk）。 17点26分 季莫申科宣称，一名独裁者已经被推翻。必须尽一切努力保障没有任何一名示威者白白死去。
16点43分 乌克兰反对派领袖季莫申科被正式释放。多家通讯社报道称，这位入狱超过两年的前乌克兰总理离开了哈尔科夫关押她的一家医院。 16点28分 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反驳了亚努科维奇关于乌克兰正在经历政变的说法。他表示，事实并非如此。最新选举出的议长也完全合法。
16点15分 乌克兰议会宣布解除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权力。同时，议会决定将于2014年5月25日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 15点37分 俄罗斯外交部长外长拉夫罗夫（Sergej Lawrow）指责反对派没有遵守周五和亚努科维奇达成的协议。德国、法国和波兰必须利用对反对派的影响力，立即改变现状。俄外长表示，"武装极端分子和屠杀煽动者"领导的反对派，直接危害了乌克兰的主权及宪法制度。
15点17分 亚努科维奇向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表示，他不会辞职，将留在乌克兰。所有议会的决议都属违法。亚努科维奇强调：乌克兰目前和纳粹当年在德国夺权的情况类似。 15点05分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亚努科维奇称，乌克兰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政变。
14点16分 乌克兰四大安全机关负责人向议会承诺，不会干预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 13点21分 乌克兰政府提出有意促成"负责任的，遵守法律和宪法的权力交接。"政府在声明中表示，内阁和财政部继续正常运转。 13点07分 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季莫申科的女儿表示，将于周六前往母亲被关押的地点哈尔科夫。这显示了亚努科维奇的政治宿敌季莫申科有可能很快得以释放。该国议会之前为立即释放季莫申科做出了铺垫性的决定。
12点43分 乌克兰东部地区宣称，不能让国家分裂，同时对议会最新决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乌克兰东部是备受争议总统亚努科维奇支持者的聚集地。 12点33分 乌克兰议会在基辅通过决议，规定释放反对派领导人季莫申科不再需要总统亚努科维奇的认可。
12点18分 乌克兰议会选举反对派议员阿瓦科夫（Arsen Awakow）出任新一届内政部长，直到成立新联合政府为止。 11点35分 乌克兰议会选举反对党祖国党领导人图尔奇诺夫（Olexander Turtschinow）为议长。他是当时在押反对派领导人季莫申科的亲信。周六早间，原议长雷巴克(Volodymy Rybak)宣布辞职，他是亚努科维奇的亲信。 11点01分 乌克兰内政部呼吁民众与警察合作，重建正常秩序。该部发表声明称，支持寻求政治变革的愿望。
9点46分 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克里琴科（Klitschko）在议会的一次危机会议上要求尽快举行新一轮大选。他表示，这是唯一的出路。亚努科维奇已经离开基辅。 9点21分 媒体报道称，乌克兰总统设于首都基辅附近的总统府无人看守，空无一人。记者能够自由出入。并不清楚总统亚努科维奇身在何处。他原本准备于本周六前往其支持者的聚集地——哈尔科夫。 来源：路透社 作者：任琛 责编：万方 ——德国之声 乌克兰变天 共产党或被取缔
VOA白桦/莫斯科 — 乌克兰反政府示威者星期六在控制了首都基辅市，以及所有主要政府建筑的同时，呼吁取缔共产党并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亚努科维奇和乌克兰其他主要政府高级官员目前去向不明。仅在过去的一天里，又有一大批列宁塑像在乌克兰各地被推倒。在目前国家权力真空的背景下，乌克兰未来政局走向仍然不明朗。 *反政府示威获胜 控制首都和所有政府建筑* 乌克兰反政府示威力量星期六早晨控制了没有防守，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政府办公区。包括议会大厦、政府内阁大楼、内务部大楼、总统办公厅和总统官邸在内的所有主要政府建筑目前都处在示威者的控制之下。曾经严密保卫这个政府办公区的军警在星期五傍晚全部撤走。领导示威的一名反对派议员还宣布，整个基辅市都处在示威者的控制之下。 *总统逃跑 郊外豪华官邸开放* 数千名示威者同时控制了亚努科维奇总统在基辅郊外的官邸，并在官邸中寻找亚努科维奇奢侈生活，以及贪污腐败和受贿的证据。 这处官邸也是亚努科维奇日常生活起居和办公的地方。星期六早晨，乌克兰第五电视频道的记者从现场报道说，亚努科维奇郊外官邸内空无一人。官邸向媒体开放，门口的值班保安甚至还带领记者们参观了一天前还有重兵把守的这处豪华大宅院的内部。门房保安说，亚努科维奇及其家人的私人用品稍早前已被贴身保镖全部拿走。保安早晨来上班时，郊外官邸内已看不到人迹。 *反对派：共产党和地区党是犯罪组织* 反政府示威力量星期六呼吁在乌克兰彻底取缔共产党和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反政府示威力量中持激进立场的领导人亚罗什表示，这两个政党都是犯罪组织。 一般认为，地区党代表乌克兰东南部工业财阀集团利益。地区党和共产党的选票也都来自俄语系居民为主的东南部地区。 *一天内又有大批列宁像被推倒 共产党势力寡不敌众* 仅在过去的一天里，从乌克兰东部到西部的许多州，其中包括东部工业重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南部的基洛夫格勒等地，又有一大批列宁塑像被推倒。同过去一样，列宁塑像被推倒时获得傍边大批市民的欢呼。有民众还在被推倒的列宁塑像的基座上书写刽子手该死的标语。 当人们星期五想推倒在北部切尔尼戈夫市的列宁塑像时，遭到了在当地保卫列宁像的共产党人的抵制。但由于共产党人的力量寡不敌众，几名共产党人士被迫放弃努力，眼睁睁地看着列宁像的脖子被套上绳索后，在汽车的牵引下立刻倒地。 *总统和亲信、其他高官失踪* 与此同时，亚努科维奇总统，他周围的亲信，以及其他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目前都不知去向。亚努科维奇星期五晚间已经飞离基辅，但目的地成谜。有报道说，亚努科维奇可能去了俄罗斯的索契。亚努科维奇的一名助手说，他目前在乌克兰俄语系居民集中的东部重镇哈尔科夫。 *东部俄语区同样要求‘罪犯’总统下台* 但数千到1万名哈尔科夫民众在星期五晚间，也就是亚努科维奇可能抵达当地的前夕举行了支持基辅示威民众的游行。民众在游行中高呼“罪犯亚努科维奇下台”的口号。 亚努科维奇在青年时代曾因为盗窃和抢劫两次被判刑入狱。因此对亚努科维奇不满的乌克兰民众都把他称之为“罪犯”。许多人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正因为亚努科维奇的犯罪前科，促使他和他领导的团队说话不算数，很少兑现承诺。也正因为对亚努科维奇丧失信任，在反对派领袖同亚努科维奇星期五签订结束政治危机的协议后，基辅独立广场的许多抗议民众拒绝离开，他们甚至指责反对派领袖是叛徒。 *批普京 谢波兰 支持俄反对派人士* 哈尔科夫示威民众游行经过波兰在当地总领事馆时，呼喊口号，表达对波兰的感谢。但在经过俄罗斯在当地的总领事馆时，他们呼喊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口号。 一名示威者说，他们支持目前在俄罗斯被关押和判刑的那些批评普京的政治人士。他说，如果俄罗斯能从普京的统治下获得自由，乌克兰会更加自由。 *大势已去 亲信倒戈* 在几十名国会议员一天前宣布退出地区党后，星期六又有一大批国会议员退出了亚努科维奇领导的这个政党党。被认为是亚努科维奇亲信，来自总统办公厅的三名高级官员，以及议会议长和第一副议长都宣布辞职。 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呼吁应在5月末之前举行总统大选，并要求亚努科维奇立即下台。现已投靠反对派，过去是亚努科维奇亲信的一名议员甚至提出了弹劾总统的议案。与此同时，一些国会议员认为，亚努科维奇可能已经同意辞职。 *风向改变 军警调转枪口效忠人民* 一名反对派国会议员说，乌克兰的政治风向已完全改变。几天前还参加镇压示威民众的大批军警人员现在纷纷主动同示威者接触，他们表态不再支持亚努科维奇。 被认为应对枪杀几十名示威者负责的现已下台的乌克兰前内务部长目前同样不知下落。但乌克兰内务部的官方网站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军警人员不服从政治领袖，而是同人民站在一起。 不久前同样参加镇压民众示威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也在当天发表生说，安全局的特工人员效忠人民。 *专门立法照顾示威者家属* 乌克兰议会当天通过专门法律，将给那些几天前惨遭射杀的反政府示威者的家属提供特别的资助和赔偿。 *权力真空 议会命令追查总统下落 释放前总理* 一些国会议员们说，在目前权力真空的情况下，议会现在成为唯一合法机构。议会已推举两名反对派人士担任议长和临时内务部长。同时投票解除了亚努科维奇亲信，乌克兰总检察长的职务。议会接着通过命令，释放亚努科维奇的政敌，被关押多年的前总理季莫申科。 新议长图尔奇诺夫表示，应尽快追查亚努科维奇的下落。新的内务部长说，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者将加入新的内务部领导层。 *东部拒绝承认基辅 政局不明朗 亚努科维奇未来成谜* 但星期六在哈尔科夫召开的乌克兰东、南部地区议员大会却通过决议，不承认在基辅的乌克兰国会是合法政权。这显示乌克兰未来政局发展仍然不明朗。 参加星期五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领袖谈判的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透露，谈判中并未提到保护亚努科维奇的人身安全问题。亚努科维奇曾表示，可能会向俄罗斯提出政治避难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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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Feb 2014 04:25 PM PST
近几年来，“红二代”一词比较流行。 什么叫红二代？红二代和官二代、太子党是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红二代大都是官二代，但官二代未必都是红二代。因为官二代泛指所有中共官员的后代，而红二代则限于中共打天下一代的后代。例如日前在北京举行新春团拜会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就是一个红二代的团体。延安儿女联谊会，顾名思义，就是指父辈是中共延安时期干部的子女的联谊会。同类组织还有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也叫将军后代合唱团，但这里的将军是指开国将军，后来的将军不算。 所谓太子党，是指党国领导人的子女。刘少奇的儿子、邓小平的儿子、陈云的儿子、胡耀邦的儿子、陈毅的儿子、薄一波的儿子、习仲勋的儿子，都算太子党；江泽民的儿子、胡锦涛的儿子也算太子党，但他们不算红二代，前一类人才算。 从年龄上讲，红二代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文革时正在上中学上大学，属于老三届（中学）或老五届（大学），属于红卫兵一代。 很多人讲，红二代的特点是有很强的使命感或曰责任感，有很强烈的打江山坐江山、老子革命儿接班以及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的意识。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很不全面。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一个群体，红二代的地位以及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初的大学和中学里，红二代（当时叫干部子弟）固然常常有优越感，但是在学校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毕竟，学校就是学校，在学校里，一般人重视的是学习成绩的好坏，其次就是在文艺体育活动方面的表现。在这些方面，红二代们并没有什么优势。尽管共产党一直很强调政治，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是受到同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们大多有着一样的价值观，因此即便在政治表现方面，一般平民子弟－－甚至包括黑五类子弟－－也不比红二代逊色。那时候，即便是在红二代集中的学校里，不论是班委会、学生会还是团支部、团委会，红二代的位子都很有限。 自从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国的政治迅速地“左”转。中共发表九评苏共公开信，尤其是在第九评中，明确提出，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必须大力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贯彻阶级路线的名义下，家庭出身成为衡量学生政治优劣的首要标准，红二代的地位迅速上升，入团的入团，入党的入党，学校和班级的学生组织、团组织纷纷由红五类、首先是红二代们占据。有些红二代云集的学校，校领导专门找红二代谈话，甚至组织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王海容的讲话和对毛远新的讲话。正是在这时，红二代们的当然接班人的意识才急剧形成并迅速膨胀起来。 文革爆发，红卫兵应运而生。早期的红卫兵是以红二代为主体或为核心。在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委员会（这和后来的革委会不是一回事）里，红二代舍我其谁，理所当然地占据了领导地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和谭力夫的讲话流行全国。红二代的政治地位以及相应的老子革命儿接班的心态和意识都达到最高点。 不过好景不长。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整所谓走资派。很多红二代的父辈，昨天还是老革命，今天就成了走资派、黑帮，或者是被指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批斗、靠边站，红二代的地位一落千丈。有些红二代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但随即遭到打压，从此一蹶不振。于是，绝大多数红二代都淡出了文革。在此后的群众组织－－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的领导机构中，几乎都见不到红二代的身影；在随后各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里，你也几乎见不到有什么红二代。 伴随着红二代的地位从最高点降到最低点，红二代们的当然接班人心态也烟消云散。作为大独裁者，毛泽东喜新厌旧，排斥元老功臣，宁肯提拔选用新人。当年斯大林做得更过分，一场大清洗，把老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殆尽，大清洗后的中央委员会里绝大多数都是十月革命后才入党的新人。因为新人没有本钱向独裁者挑战；因为新人才会把自己的一切归于伟大领袖。 毛泽东对元老功臣既是如此，对他们的后代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红二代们也多多少少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文革的中期后期，很多红二代利用父辈的关系和地位，入伍当兵躲避上山下乡，或被选做工农兵学员，日子比一般同龄人混得稍好一些，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一度极其旺盛的政治雄心。 有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林彪事件后，在一些年轻人中间萌发了反叛思想。可是查一查当年的记录就可以发现，在那些执着地探讨和勇敢地表达不同政见的年轻人之中，基本上都是平民子弟，红二代绝无仅有，偶然有一两个，其父辈也是高干中级别较低的——尽管以他们的处境，他们比一般平民子弟更容易接触到激发异端思想的书籍或内参。其实，有一些红二代也早就对文革、对毛产生了批判性的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开表达出来。这就是说，他们缺乏勇气，缺乏担当，缺乏责任感或曰使命感。 另一件事就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类似的运动在其他城市也发生过，比如我当时所在的成都。这场自发运动以悼念周恩来为旗号、为发端，很多参与者在其中表达了对文革乃至于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它表明了一代人的觉醒与抗争。应当说，“四五”运动所表达的理念，就和文革中后期出现的异端思潮一样，基本上还局限在国际共运，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在那时，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还极少，其理念还很边缘。这就是说，红二代中果然有强烈责任感、使命感的，理当在这个时候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地站出来，力挽狂澜，把他们父辈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邪路上扳转过来。但事实是，这场运动依然是以平民子弟为主体。“四人帮”说天安门运动的幕后黑手是邓小平。这当然与事实不符合。有些人则以为这场运动的主角是高干子弟即红二代，也是不符合实情的。我认识不少“四五”英雄，也因此而知道很多别的“四五”参与者，但谁听说过其中有几个是有名有姓的红二代呢？ （未完待续）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5期 2014年2月21日—3月6日） 作者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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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2 Feb 2014 04:15 PM PST 如果说"胡温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青"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 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 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 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共识网，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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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Feb 2014 09:25 PM PST
习近平上任伊始重述1840年代故事，通过回溯近代史，想把中国重新缝合成一个整体，以皇权社会的所谓独立繁荣，延伸历史国家的宏大概念；尔后，习又想缝合文革前后三十年，因为前后三十年都在中共领导之下；当习面对世界之时，他又在缝合中国梦与美国梦、世界梦，认为都是共通的。可惜，习没有缝合中国价值与人类共同价值，而这才是政治家应该追求的核心价值。 把党国的梦想转嫁给人民 习近平的缝合之功超越时代跨越东西方，他上任伊始，带领七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将国家复兴故事上溯到1840年，这无疑将当代中国与大清缝合在一起，因为大清遭受屈辱，所以，当代中国人要牢记国耻，复兴1840年之前的"强大与繁荣"，复述1840年代的故事，有多重政治意蕴，一是使当代中国历史延伸到强大繁荣的唐宋甚至久远的远古时代，以复活中华文明自信；二是将西方变成一个敌对的历史概念，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大清才有后来的国耻，将丛林时代西方的帽子戴在宪政民主时代西方的头上；三是中共正在带领人民超胜西方，复兴中华文明的盛世，中国人民离国家强大的梦想从来没有如此近过，把党国的梦想转嫁给人民，人民为国家梦想而奋斗，人民应该忍受个人的苦难，甚至人民在这样的国家竞技过程中应该忽略人权与利益，为国家强大的梦想而努力，是时代主旋律。国家领导人想确立的是国家主义，而国家主义的实质，却是党国第一。 党国强大了，人民就幸福了吗？党国强大了，人权与宪政就有保障了吗？ 宪政与人权这样的核心政治问题因此被忽略了，用虚幻的中国梦、国家强大以及放大的历史灾难、复仇情结，来唤起人民跟着自己走，与虚拟的敌人斗争，为虚幻的梦想献身。一旦有人揭示真问题，表达真观点，立即成为敏感词，最终导致社会真价值与国家假梦想的分裂。 缝合文革与改革、缝合中美梦 紧接着，习近平又抛出文革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既走邓路线，又背诵毛语录，将文革前后三十年缝合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习希望得到毛那样至高无上的威权，同时像邓那样发展市场经济，自己得到政治上的强大，而党国得到经济上的强大。也有学者认为，习缝合前后三十年，是为了获得左右的共同认同，因为他要做全民领袖，但这样的缝合是南辕北辙式的缝合，毛是用个人极权为自己造神，掀起一连串的政治迫害运动，而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获得个人威权，只有经济开放而没有政治改革，使中国进入到权贵资本主义时代。极权与威权都没有使中国政治获得进步，反而一步步蜕化到反宪政反民主侵犯人权的专制状态。 习近平访美，提出"中国梦与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是相连的，也是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梦想相通的。"显然，习近平强调的是人类的一致性，或各国人民在精神追求方面的一致性，中国人的梦想对美国对世界人民来说，不是例外，中国人民没有特色梦想，而是与美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梦想共通。 美国人民的梦想是什么呢，是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最著名的黑人维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最著名的一篇演讲就是：我有一个梦想，关于黑人与其它族裔的人平权，黑人的孩子可以与白人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黑人可以与白人一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而在习访美之前，中央却颁发七不许禁令，不允许中国媒体与高校讲堂宣传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宪政民主制度等方面内容，中国人在价值追求方面似乎异于美国人或世界各民族人民，但梦想却是共通的，习的讲话与党的文件如此分裂，令人不可理喻。在中国争取中国公民教育平权却是违法行为，许志永博士因到教育部门前示威，要求给予外来工子女市民待遇，却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影响交通的罪名予以拘审，并被判四年徒刑，中国人民追求教育平等的因此成为恶梦。 中国城乡二元制，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分裂的社会。 缝合维稳与维权 最近习近平提出维稳与维权的统一，并要求司法部门依法行政，把追求公平正义当成司法的神圣追求，能够在维稳的同时提出维权，或者有意缝合维稳与维权的统一性，是一个进步，但，维稳是从统治者角度提出的，而维权却是受迫害受侵害者提出的，无数上访者到国家机关上访，都是为了维权，许志永博士到教育部门前示威，同样是为了维权，各级政府不作为，或直接是侵犯公民权益的主体，所以他们要借助专政工具，对维权者进行无底线打击与迫害，从而制造出更多、更复杂、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习近平应该看到，每一场维权事件后面，必有政府或权贵对百姓的侵权事件在背后发生，而任何一起上访案背后，多有司法不公或司法失效相对应。 维权与维稳的中介点在哪里？在司法领域，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公平正义的审理，没有阳光公开的审判过程，维权与维稳必然是分裂的，周永康时代维稳经费超出军费，并形成一个政法系王国，是过度维稳的结果，非法的维稳同时制造出更多的不稳定。 仍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国家复兴是宏大的政治叙事，上溯到1840年，试图缝合大清以前的国史与近代中国命运，可以使习时代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神圣感，中国人民离国家复兴的梦想如此之近，但国家强大与百姓的自由平等却相距遥远，城乡居民不能平权，东西部贫富差距如此巨大，民主宪政仍然不能成为当政者政治价值，国家强大的梦想是近了，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却离人民越来越远。 因为中国梦只是当政者的大国梦想，而没有基于百姓的民主自由宪政梦想，梦想的解释权在当政者手中，容不得媒体人或知识分子、普通百姓去做不同的解释与倡导，而近百年中国的历史，也被政治化利用，成为复仇与爱国教材，而不从制度层面去反思与改革。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分裂了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从理论上维护了集权统治与极权方式，仍然固守在只有"我们"才可以为人民服务，只有我们才可以决定中国梦的内容与实现中国梦的制度，只有我们自上而下的打击腐败，发展经济，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除了当政者，中国一切领域都是被动的接受服务，接受领导，接受统治，某种意义上，中国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中。 当代中国史还没有开始，因为，民主宪政制度还没有启动。 2014－1－30 （作者为中国大陆旅美学者）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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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Feb 2014 09:05 PM PST
储百亮, 安思乔 2014年02月22日香港——共产党围绕着国内安全机构前负责人周永康展开的反腐败调查，在政治上相当复杂。随着一名高官的被拘留，这项调查已触及到敏感的中国情报领域，接近党和军队领导人的人士说。 据三位知情人称，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梁克上月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带走，该委员会是负责调查官员不端行为的党内机构。这三人从收到有关决定通知的领导人那里获得的消息，他们说，对梁克的指控涉及腐败，也涉及到他与周永康的关系，国家安全部也曾在周永康的管辖之下。 北京市政府周五宣布梁克已被免职，但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记者周四用传真发给北京市宣传部的有关梁克的问题没有得到答复。 但是，一名前安全部门官员以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位政策顾问（这两人都要求匿名）说，高级官员告诉他们，梁克涉嫌把来自安全局间谍网、电话监听、以及中国首都的告密者的信息，非法转交给周永康，为其提供帮助。 这名前安全部门官员说，“官方传达的信息是梁克涉嫌腐败。但梁克被拘留也与他被怀疑帮助了周永康有关，他的做法超出许可的手段和渠道。” 一名因投资而与警方和军方高官有接触的商人也确实了梁克被拘留的消息，据称梁克是在1月的上半月被带走的。 梁克被拘留一事将围绕着周永康进行的调查带入了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国家安全部及其地方下属机构，即使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些机构都非常神秘，极少被公开讨论。除了负责在国外从事间谍活动之外，国家安全部还收集国内官员的情报、侦查对共产党统治的威胁，以及监视外交人员和外国记者。国家安全官员的名字和言论几乎从不在媒体上出现。 周永康在2012年11月退休之前，曾是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九个常委之一，也是监管中国司法、警察以及其他国内安全部门的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在担任这两个职务的5年中，积累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共产党把维持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之一，从而给他控制之下的安全力量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政府还没有宣布对周永康本人进行任何调查的消息。但接近高官的人士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去年年底已经批准了对周永康的调查。如果周永康因腐败罪受审并被判有罪的话，他将成为前任或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第一个面临这种结局的人。 长期以来一直公开批评周永康的北京市律师浦志强说，他听说梁克“出事”了，但又说，对国家情报部门的保密让人很难了解针对梁克的具体指控。 不过，他仍把对梁克的调查描述为习近平对一个国家权力的独立王国加强控制的最新努力。部分地通过把自己的盟友安排到主要位置上的做法，周永康曾在这个独立王国中享有超级的影响力。 “因为共产党强调稳定高于一切，而且那成了基本国策，所以他的权力极大地膨胀，超过了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权力，警察、法庭、安全机构都成了他的政治资源，”浦志强说，“现在习近平想让每个人都明白，是新头子在管事。” 他补充说，“与周永康案件有关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拿下。我认为他们是在一点一点地发出信息，制造一种周永康的结局已定的感觉。” 梁克被抓的消息最初是由明镜新闻网报道的，明镜新闻是专门报道和推测共产党领导人动向的海外中文网站。 梁克上了自2012年底以来被拘留的周永康前下属和同僚的名单。去年12月，共产党宣布对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进行调查，李东生是周永康在任期间任命的。就在上周，当局宣布正在调查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冀文林曾给周永康担任过十年的助手，跟随周永康从国土资源部调至四川省，后又到了公安部。 密切跟踪中国政治的前官员吴伟说，习近平似乎决心要铲除周永康的势力，以儆效尤。他说，已听到梁克被拘留的传言。“这相当于拔掉老虎的牙齿，让它变成一只病猫，”他说。 据一家政府网站的介绍，梁克于2008年被任命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局长，他是从该局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当时，《新京报》的一则消息称，梁克42岁，来自中国东北的吉林省。那以后，很少看到有关他活动的消息。 周永康在2012年退休之后，共产党的反腐官员开始解除一批其职业生涯与周永康有联系的官员和公司高管的职务，对他们进行调查。反腐官员先从四川省入手，周永康曾在1999年到2002年期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当局还拘留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现任和前任高管，周永康上世纪90年代曾在这家公司工作，升任到总经理的位置。 周永康退休后，接替他负责国家安全和司法工作的人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许多政治内部人士说，高级官员们对周永康顽固支持薄熙来的做法产生警觉，薄熙来是前政治局委员，去年9月因腐败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共产党对周永康、梁克以及其他嫌疑人的调查不一定会导致警方的指控。警方通常是在共产党纪委做了调查、领导人认为需要走法律程序之后，才会进行刑事调查。 前官员吴伟说，“我希望周永康能被公开审理。但是我对此信心不足，因为这件案子涉及的范围太广，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波。” 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香港、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自北京报道。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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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Feb 2014 02:46 PM PST
中共當下的反腐節奏打碎了太多觀察者的眼鏡。 就在香港和海外媒體有關中共即將公布大老虎周永康案件的消息失準後，中共紀檢部門又適時公布了周永康前秘書、現任海南省副省長被停職調查的消息。這一消息，像是一聲發令槍，讓已經深陷迷霧的媒體重又開始了中共究竟何時公布周永康案件的競猜遊戲。 如果說中共18大後開始的眾多拍蒼蠅打老虎的案件，其指向圓心都是周永康的話，那麼，在周永康案件與公眾之間實際上只剩下一張薄紙的情況下，現今進行的類似調查海南省副省長的舉措，毫無疑問就是徹底剪除周永康在政治權力格局中的剩餘勢力的行動。顯然，在現時，單為剷除周永康，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再憑藉其前秘書提供的更多口供。 周案→如何公布伸縮性大 但是，剷除周永康是一回事，而是否公布、如何公布周永康案件則是另外一回事。在薄熙來案件的處理中，中紀委查證了薄熙來和薄谷開來的許多事實，卻只移送一小部分材料到司法機關，以供審判之用。而身為中共官場老手的薄熙來，自然由此摸到了中共的軟肋及其底線，遂在法庭上推翻其在中紀委調查期間的供認，反把自己塑造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 周永康案件面臨著與薄熙來案件同樣的問題。如果全部公開周永康案件的事實，那麼，所謂反腐的負面效果要遠大於正面效果；而如果有選擇地只公開一部分事實，則周永康同樣有可能在公開庭審中扮演一個受到冤屈的政治角色。這樣的審判結果，將為未來的政治權力變化留下難以預測的伏筆，肯定為當權者所不喜。 因此，如何處理周永康案件，將視中共高層如何判斷黨內的政治形勢和中國當前的社會形勢而定。這也如同習近平在處理軍中徐才厚案件一樣，其伸縮性之大，遠超人們想像。關鍵還在於，如此處理徐才厚，實際上更增加了習近平在軍中的權力基礎。 其實，中共治下的反腐敗--不論是拍蒼蠅還是打老虎抑或是打大老虎，都是政治權力鬥爭的一部分，也都是保持政權、保護政權的一部分。權力鬥爭是為了保政權，反腐敗是權力鬥爭的一個手段。這一點，從對要求建立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的許志永案件的判決結果就可明晰。 底線→爭「舵把子」而不翻船 中共的歷史，從某種角度言，是其內部為了爭奪權力而進行殊死傾軋的歷史。不過，六四以後，中共權力鬥爭的形態發生了變化。六四事件讓中共高層意識到，絕不能因為「駕駛室內」爭奪「舵把子」的鬥爭而翻船，以致所有人一同落水玩完。因之，不翻船，成了中共高層進行權力鬥爭限度的最大公約數。 至習近平，他仍然不會打破中共高層這個不成文的默契。因此，他說拍蒼蠅也好，他發誓打老虎也罷，其邊界的一側是鞏固個人權力，而另一側則是有利於中共政權的整體穩固。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所能做的，就是要用各種手段在鞏固其個人權力和穩固中共政權之間達至某種平衡。而這種平衡其實正是決定如何處理周永康案件的根據所在。 如果周永康案件的處理結果，不僅沒有引發人們對打大老虎的讚揚，反致引發人們對大老虎何以能在那麼長的時間內健康成長等諸多疑問，那麼，這就會從整體上損害中共政權。如此結果，在腐敗普遍化的中共內部，不僅不會達到鞏固習近平個人權力的目的，反而會削弱習近平的黨內權力基礎，為習近平樹立更多的政治對手。而在保政權的前提下，中共政權的削弱，也必定是習近平個人權力的削弱。(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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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Feb 2014 02:06 PM PST  昨天，湖北省咸宁市检察院，正式向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四川富豪刘汉提起公诉。刘汉的罪名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开始赌场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等。中国在审判官员的时候，常常采用异地审判的做法，据说是为了减少当地各种关系网对审判的干扰。而刘汉则是少有的进行异地审判的企业家，由此可见刘汉与官场关系的错综复杂。 刘汉何许人也？此人是四川最大的民营企业汉龙集团董事会主席 ，旗下持有境内外上市公司5家，拥有全资或者控股的企业数十家，其商业王国跨越金融、能源、房地产、矿产等多个产业，资产高达数百亿。此人政商两界通吃，曾是连续三届的四川省政协常委。早在2007年，就有人在网络上公开举报刘汉的偷税漏税和涉黑等多项恶性，但是由于官府的保护，刘汉不仅能继续逍遥法外，而且业务越做越大。直到去年三月，刘汉才被北京警方控制。 从刘汉的发家、被控制和被审判，不难看到这些事件在时间上与官场某些事件的"巧合"。刘汉的企业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的，真正的发达则是在九十年代末和这个世纪的前十年，这个过程与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主政四川和在政治上不断发达在时间上重叠；刘汉的被控制，则快速发生在周永康退出政治舞台和周永康在四川的代理人李春城等人的倒台之后；刘汉的被审判则是在中国官方宣布审查周永康的前秘书、现任海南省副省长海口市市长的冀文林之后。 这个过程说明了刘汉的倒霉，其实并不是他长期作恶多端的结果，而是他的保护伞陨落的一个部分。中国政府对刘汉这类恶贯满盈的恶霸进行打击，并不是一个国家机关公正执法的过程，而是一个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展开的进程相互配合的结果。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他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所犯下的如此多的罪行为什么需要等到今天才清算。换言之，人们也不得不想到，还有多少个刘汉这样的"企业家"，仍然坐在全国政协、省政协等的椅子上与中国的官员们举杯畅饮、春风满面。 从本质上看，刘汉是一类独特的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人物。这类人本身并没有什么技能，但是情商不低，善于搞关系；同时他们也敢赌敢拼，常常靠出奇制胜。他们企业做得很大，与官员的关系也很深。但是常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忘乎所以，在官场斗争中选边押宝，并试图利用金钱操作官场。当他们所投靠的官员倒台的时候，这类企业家就变成了官场赢家们用来祭刀的小鬼，成为倒台官员被整肃的信号。这类企业家不少，知名者除了刘汉之外，还有与薄熙来相关的大连实德的老总徐明等人。 当然中国还有其他类型的企业家。其中一类是具有独立精神的创业者，如最近在北京被抓的风险投资家王功权等人，这些企业家最终都会被官府以各种方式予以打击、限制，他们的事业始终不会发展得很大；还有一类企业家如柳传志、马云之类，他们是乱世中的"绝顶聪明人"，企业做得不错，但是始终在与官场的关系上"守本分"，也始终跟随中国政府的"主旋律"起舞。这一类人绝不涉足政治，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企业家在政治的角斗场上不会有任何位置，"闷声发大财"是他们的座右铭，保持奴才本分，让主子放心则是他们在中国官员面前的定位。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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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Feb 2014 01:55 PM PST  中国的政局发生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本来声色俱厉的反贪打老虎，突然变成扫黄捉野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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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会晤达赖喇嘛重申对保护西藏人权的“强烈支持”（附：白宫声明） Posted: 21 Feb 2014 01:53 PM PST
美国表示，奥巴马在与藏人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的时候，重申他对保护西藏人权的"强烈支持"。 奥巴马还鼓励中国和西藏代表重新恢复直接对话。 尽管中国事前提出强烈谴责，并警告中美关系将会受到严重损害，奥巴马仍然按照预定计划和达赖喇嘛在白宫举行会晤。 白宫表示，奥巴马是因达赖喇嘛作为宗教以及文化领袖的身份而接待他的。 达赖喇嘛进入和离开白宫的具体时间并不清楚，不过两人的私下会晤似乎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 这是奥巴马第三次会见达赖喇嘛，奥巴马曾在2010年2月和2011年7月两次会晤达赖喇嘛。 让步路透社报道，奥巴马是在白宫地图室，而不是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达赖喇嘛的，这看起来是向中国作出的一个小小让步。 白宫发言人海顿在两人会面之前表示，"我们对中国西藏地区的紧张局势和恶化的人权状况感到关切。" 她还说，奥巴马是因达赖喇嘛作为宗教以及文化领袖的身份而接待他的。 白宫是在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的前一天，也就是周四的晚上发布两人即将见面的消息，消息一发布立即引起中国政府严厉谴责。 严厉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方安排领导人会见达赖，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也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她说，"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认真对待中方的关切，立即取消美方领导人会见达赖计划，不为达赖在美从事反华分裂活动提供便利和讲坛。" 据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奥巴马下个月将在荷兰举行的一次核安全高峰会上见面。 在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取消下个月的会面，华春莹说"任何国家如果执意损害中方利益，到头来也必将损害其自身利益。" 奥巴马之前两次会晤达赖喇嘛虽然也引起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但并没有出现严重后果。（BBC)  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 藏人呼吁关注西藏问题桔红两色藏袍坐在了黑色西装的旁边：美国总统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反对，在白宫接见了达赖喇嘛。北京方面大怒，称会晤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白宫发言人表示，美方对日益恶化的西藏人权状况感到担忧。  （德国之声中文网）尽管北京方面的抗议声音不断，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在白宫接见了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正如2011年和达赖喇嘛的会晤一样，奥巴马试图淡化此次会晤的官方性质。 所以，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见面的地方不是奥巴马的椭圆形办公室，而是在白宫的地图室。这个地方通常是奥巴马和妻子米歇尔见面说话的地方。所以也禁止媒体进入。 媒体目前对双方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内容并不了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Caitlin Hayden)周四晚间表示，奥巴马将把达赖喇嘛作为"受尊敬的宗教与文化领袖"接见他。 此次会面得到流亡藏人的称赞。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对法新社说，奥巴马和达赖讨论了中国管理下藏区的人权状况。 中国对于奥巴马接见达赖喇嘛的计划立即表示"严重关切"，敦促美方领导人立即取消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五表示，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方安排领导人会见达赖，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也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方指责达赖喇嘛是"长期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 美国领导人此次接见达赖喇嘛正值美中关系脆弱之际。美国对于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越发强硬的举措表示关切，而奥巴马总统"重返亚太"的战略被视为是对中国崛起所做的回应。与此同时，美中越来越相互依存，在国际事务上也必须进行合作，例如伊朗核纠纷和朝鲜问题。中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美国支持"中间道路"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曾接见达赖喇嘛。当时中国外交部进行了强烈抗议与反对。在会晤结束后，中国虽立即表示美国此举严重干涉其内政并损害中美关系，但不久后便示意要避免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习近平希望与美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认为，中国在公开发出强烈抗议的同时，私底下也会警告奥巴马不要走得太远，因为两国还必须建立重要的新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希望与美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非对抗、非冲突、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为核心。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Caitlin Hayden)表示，美国承认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支持西藏独立，但支持达赖喇嘛追求更多自治权的途径。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即西藏既不接受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位或状态，也不寻求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寻求整个西藏三区实施名副其实的自治民主。2012年11月，达赖喇嘛曾致信奥巴马，请求其介入调解西藏问题。 达赖喇嘛周四抵达华盛顿，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说时并未提及西藏议题，只强调世界需要"怜悯、包容和原谅"。 唯色：世界依然沉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表示："我们对中国西藏地区持续的紧张情势以及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感到担忧。" 她指出，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政府重启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的对话，不设先决条件，以此减少紧张。"  尽管美国表现出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但藏人作家唯色认为，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纯粹是礼节上的会晤，过去美国总统布什和克林顿等人也曾接见达赖喇嘛，但对许多西藏问题都无法带来实质性改变。 唯色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自2009年至今已有131人自焚，而2014年已有2位藏人选择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对北京当局的抗议。虽然西方政要多次表示关注西藏问题，但却缺乏实质行动。 “这说明实际上西藏的境况是不好的，如果西藏真如中国当局所说的那么好，不会有那么藏人连续不断用火焰燃烧自己。人没有到非常决绝的地步，不会采取这种方式抗议。” 她认为，美方对西藏人权表示关注，或许是此种“政治抗议”的一种反响。“但是这种反应其实很微妙，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表示。世界依然是沉默的。” 唯色介绍称，在中国的西方媒体希望进入藏区采访却屡屡受到当局强烈阻拦，西藏流亡政府虽然敦促国际社会派遣独立观察团进入藏区了解藏人的实际情况，但至今未有任何进展。 社交网络的反映 《赫芬顿邮报》在推特上表示，当有资本家问达赖喇嘛为什么他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时，达赖喇嘛反问：“什么是富有？” 美国民主党政客Nancy Pelosi通过推特表示，奥巴马和达赖喇嘛今天的会晤发出了强有力的支持人权、和平以及同情心的信号。 德国脸书用户Alx Hein表示，他们也应该和斯诺登见面…… 注册名为Martin Flegel的用户说：先搞好人权，再开口说话！ 脸书用户Sammy Koch说：奥巴马和世界上最有名的喇嘛会晤，中国反对。好一个幼儿园啊！ 作者：张筠青/任琛 责编：叶宣/万方 【附录】 美国白宫于21日发布的有关奥巴马总统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会见的声明 关于奥巴马总统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会见的声明 2014年2月21日 今天上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会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总统重申了他对保持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传统以及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藏人的人权的大力支持。 总统赞扬了达赖喇嘛对和平与非暴力的承诺，并表示支持尊者的中间路线。总统强调他鼓励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通过对话以解决长期存在的分歧，并认为一个有结果的会谈对中国和藏人都是有利的。 在此背景下，总统重申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以及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达赖喇嘛说他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重启与他的代表的对话。总统和达赖喇嘛都认为美中两国保持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很重要。 （注：该声明译者为前哥大学生陈闯创） FOR IMMEDIATE RELEASE February 21, 2014 Readout of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His Holiness the XIV Dalai Lama སྲིད་འཛིན་ཨོ་བྷ་མ་མཆོག་གིས་དབུ་མའི་ལམ་ལ་བསྔགས་བརྗོད་གནང་འདུག2014-02-21།། དེ་ཡང་རྒྱ་ནག་གི་སྐྱོན་བརྗོད་ལ་མ་བལྟོས་བར་སྤྱི་ཟླ་༢བའི་ཚེས་༢༡རེས་གཟའ་པ་སངས་ཉིན་གྱི་ཞོགས་པའི་ཆུ་ཚོད་༡༠ཡོལ་ཙམ་ལ་ཨ་རིའི་ཆེ་མཐོང་བདེ་འཇགས་ཀྱི་སྲུང་སྐྱོབ་འོག་བོད་ཀྱི་དབུ་ཁྲིད་སྤྱི་ནོར་༧གོང་ས་མཆོག་ཨ་རིའི་སྲིད་འཛིན་ཕོ་བྲང་དཀར་པོར་ཕེབས་ནས། དུས་ཡུན་ཆུ་ཚོད་གཅིག་ཙམ་རིང་ཨ་མི་རི་ཀའི་སྲིད་འཛིན་ཨོ་བྷ་མ་མཆོག་མཇལ་འཕྲད་གནང་ཡོད། དེའི་ཐད་ཨ་རིའི་ཕོ་བྲང་དཀར་པོ་ནས་གནས་ཚུལ་སྤེལ་དོན། མཇལ་འཕྲད་སྐབས་སྲིད་འཛིན་ཨོ་བྷ་མ་མཆོག་གིས་རྒྱ་ནག་ནང་གི་བོད་ཀྱི་ཐུན་མོང་མ་ཡིན་པའི་ཆོས་དང་རིག་གཞུང་། སྐད་ཡིག་དང་འགྲོ་བ་མིའི་ཐོབ་ཐང་ཐད་རྒྱབ་སྐྱོར་ཤུགས་ཆེན་སྟོན་གནང་ཡོད་པ་དང་། ༧གོང་ས་ཏཱ་ལའི་བླ་མ་མཆོག་གི་ཞི་བདེ་དང་། འཚེ་བ་མེད་པའི་ཆོད་སེམས་ཀྱི་དབུ་མའི་ལམ་ལ་སྲིད་འཛིན་གྱིས་བསྔགས་བརྗོད་གནང་བ་དང་། དེ་བཞིན་སྲིད་འཛིན་མཆོག་གིས་རྒྱ་བོད་བར་ཡུན་རིང་མ་མཐུན་པའི་གནད་དོན་ཁག་སེལ་ཐབས་སུ་ཐད་ཀར་གྲོས་མོལ་ཡོང་བར་ནན་གསུངས་དང་། དེའི་ཐོག་ནས་རྒྱ་ནག་དང་བོད་མི་གཉིས་ཀར་བཟང་ཕྱོགས་ཀྱི་འབྲས་བུ་སྨིན་རྒྱུ་ཡིན་པའི་སྐོར་གསུངས་འདུག རྒྱུ་མཚན་དེ་ལ་བརྟེན་ནས་སྲིད་འཛིན་མཆོག་གིས་ཨ་རིའི་ངོས་ནས་བོད་དེ་རྒྱ་ནག་གི་ཆ་ཤས་ཡིན་པར་ངོས་འཛིན་དང་། ཨ་རིས་བོད་རང་བཙན་ལ་རྒྱབ་སྐྱོར་གནང་གི་མེད་པ་བསྐྱར་ཟློས་གནང་སྐབས། ༧གོང་ས་མཆོག་གིས་བོད་མིས་རང་བཙན་རྩོད་ཀྱི་མེད་པ་དང་། རྒྱ་བོད་བར་གྱི་འབྲེལ་མོལ་བསྐྱར་གསོ་ཡོང་བའི་རེ་བ་གནང་གི་ཡོད་པ་གསལ་སྟོན་གནང་འདུག དེ་དང་ཕྱོགས་མཚུངས་སྲིད་འཛིན་དང་༧གོང་ས་མཆོག་རྣམ་གཉིས་རྒྱ་ནག་དང་ཨ་རི་གཉིས་བར་བཟང་ཕྱོགས་ཀྱི་འབྲེལ་ལམ་འཛིན་རྒྱུའི་གལ་ཆེན་རང་བཞིན་སྐོར་ལ་མོས་མཐུན་བྱུང་ཡོད་པ་འཁོད་འདུག དེའི་ཐད་དབུས་བོད་མིའི་སྒྲིག་འཛུཊ་ཀྱི་དྲ་གནས་ཐོག་གནས་ཚུལ་སྤེལ་དོན་ལྟར་ན། ཆུ་ཚོད་གཅིག་ཙམ་གྱི་མཇལ་ཕྲད་དེའི་ནང་དབུ་ཁྲིད་རྣམ་གཉིས་ཀྱིས་འགྲོ་བ་མིའི་རིན་ཐང་གོང་འཕེལ་གཏོང་ཐབས་དང་། ཆོས་ལུགས་ཕན་ཚུན་བསམ་ཚུལ་བརྗེ་ལེན། དེ་བཞིན་བོད་ཀྱི་ཐུན་མོང་ཡིན་པའི་རིག་གཞུང་དང་དུས་རབས་༢༡པའི་ནང་ཀུན་སྤྱོད་ལྡན་པའི་དུས་རབས་གསར་པའི་དབུ་ཁྲིད་ཡོང་ཐབས་སོགས་ཀྱི་སྐོར་བཀའ་མོལ་གནང་ཡོད་འདུག ད་དུང་གནས་ཚུལ་ནང་། སྐབས་དེར་སྲིད་འཛིན་ཨོ་བྷ་མས་༧གོང་ས་མཆོག་དང་མཇལ་འཕྲད་བྱུང་བར་དགའ་ཚོར་ཆེན་པོ་བྱུང་སོང་ཞེས་དང་༧གོང་ས་མཆོག་གིས་སྟོན་གནང་བའི་གཉིས་ཕན་དབུ་མའི་ལམ་ལ་ཨོ་བྷ་མས་རྒྱབ་སྐྱོར་ཡོད་པ་དང་གསུངས་ཡོད་འདུག དེ་བཞིན་རྒྱ་ནག་གཞུང་གིས་༧གོང་ས་ཏཱ་ལའི་བླ་མའི་་སྐུ་ཚབ་དང་མཉམ་དུ་སྔོན་འགྲོའི་ཆ་རྐྱེན་གང་ཡང་མེད་པའི་ཐོག་ནས་ངེས་པར་དུ་གྲོས་མོལ་གནང་དགོས་སྐོར་གསུངས་པ་དང་། བོད་མིའི་ཆོས་དང་སྐད་ཡིག་རིག་གཞུང་སྲུང་སྐྱོབ་ཐད་ལ་རྒྱབ་སྐྱོར་ཡོད་པ་ཡང་ནན་གསུངས་གནང་ཡོད་འདུག མཇལ་འཕྲད་སྐབས་སྲིད་འཛིན་ཨོ་བྷ་མས་༧གོང་ས་མཆོག་ལ་བོད་ཀྱི་གནད་དོན་སྐོར་བཀའ་འདྲི་ཞུས་པར་༧གོང་ས་མཆོག་གིས་ད་ལྟའི་བོད་ནང་གི་གནས་སྟངས་གསལ་བཤད་གནང་བའི་སྐབས་སུ་སྲིད་འཛིན་མཆོག་གིས་བོད་ནང་དང་རྒྱ་ནག་ནང་གི་འགྲོ་བ་མིའི་ཐོབ་ཐོང་གནས་བབ་ཇེ་ཞན་ཇེ་སྡུག་དུ་འགྲོ་བཞིན་པའི་གནས་སྟངས་ལ་སེམས་འཚབ་ཆེན་པོ་ཡོད་པ་གསུངས་འདུག ཡང་དེའི་ཐད་སྲིད་སྐྱོང་བློ་བཟང་སེང་གེ་མཆོག་གིས་གསུངས་དོན། སྲིད་འཛིན་ཨོ་བྷ་མ་དང་༧གོང་ས་མཆོག་མཇལ་འཕྲད་གནང་བ་དེས་བོད་ནང་དུ་དཀའ་སྡུག་ཚད་མེད་མྱོང་བཞིན་པའི་བོད་མི་རྣམས་ལ་རེ་བ་ཆེན་པོའི་ནུས་པ་ལྡན་པའི་བརྡ་ལན་ཞིག་སྤྲད་པ་རེད། མཇལ་འཕྲད་དེ་བརྒྱུད་ནས་ཨ་རིའི་གཞུང་དང་མི་དམངས་ཚོས་རང་དབང་དང་དམངས་གཙོ་ལ་མུ་མཐུད་ཆོད་སེམས་བརྟན་པོའི་རྒྱབ་སྐྱོར་གྱི་རྣམ་པ་མཚོན་གྱི་ཡོད་པ་རེད་ཅེས་དང་། ད་དུང་སྲིད་འཛིན་མཆོག་གིས་བོད་དོན་འཐབ་རྩོད་ཀྱི་དབུ་མའི་ལམ་ལ་རྒྱབ་སྐྱོར་ཆེན་པོ་གནང་བ་དང་། རྒྱ་བོད་བར་དོན་སྙིང་ལྡན་པའི་གྲོས་མོལ་ཡོང་ཐབས་ལ་རྒྱབ་སྐྱོར་ཤུགས་ཆེན་གནང་བར་བསྔགས་བརྗོད་གནང་འདུག ཡང་དེའི་ཐད་རྒྱ་ནག་གཞུང་གི་མགྲིན་ཚབ་མHua Chunyingདབུ་ཁྲིད་རྣམ་གཉིས་མཇལ་འཕྲད་མ་གནང་གོང་ཕྱི་བསྒྲགས་ཤིག་སྤེལ་བའི་ནང་། ཨ་རིའི་དབུ་ཁྲིད་ཀྱིས་ཏཱ་ལའི་བླ་མ་དང་མཇལ་འཕྲད་གནང་རྒྱུ་བྱས་བ་ནི་རྒྱ་ནག་ནང་ཁུལ་གྱི་གནད་དོན་ལ་ཐེ་ཇུས་བྱེད་པ་ཞིག་དང་། དེ་རྒྱལ་སྤྱིའི་འབྲེལ་ལམ་གྱི་ལུགས་དང་ཚབས་ཆེའི་འགལ་ཟླ་འགྲོ་བ་ཞིག་ཡིན་པའི་སྐྱོན་བརྗོད་བྱས་འདུག གསར་འགོད་པ་རྡོ་རྗེ་དགྲ་འདུ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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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与一个有六万法国人的美国城市――奥朗德访问旧金山追记 Posted: 20 Feb 2014 11:43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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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Feb 2014 11:19 PM PST  籍华国锋二月十六日的生日之机，本专栏的上两篇文章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这位中共政权的前主席被邓小平以逼宫形式赶下台之后所遭受的种种诟病大都是诬陷不实之词，甚至是把白说成黑。比如华国锋被迫提出辞呈并被邓小平一句"就是当仁不让"而给自己加冕中央军委主席的同时把表面上的党的一把手职务安排给了胡耀邦之后，在清算华国锋"所犯错误"的过程中给他罗列的诸多罪名之一"压制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但是莫须有，而且根本就是把原本的功硬说成是罪。 自邓小平时代开始至今，只要一说到"思想解放"，始作俑者都被宣传成邓小平和胡耀邦。但我们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韩刚先生引据当时的党史资料得出的结论恰恰是因为时任党主席华国锋的有意纵容，才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展开和持续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 具体的细节是：1978年6月份，当有人向华国锋请示说《红旗》杂志要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态的时候，华国锋说不要表态。因为此前两个月，中央宣传口向华国锋、汪东兴汇报关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的时候，张平化、廖井丹和朱穆之三个人两次请华国锋对理论争论问题表态，华国锋都已经明确拒绝，他表示，理论界思想活跃是好事，放开一些，活跃一些对于理论有好处。如果我现在就对理论问题表态，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 至于胡耀邦，他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当然功不可没，但他在邓小平与华国锋的"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较量"（邓小平当面教训华国锋的原话）的整个过程以及日后全面否定华国锋的谎言制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也是令人不敢恭维的。 中国大陆放美学者谢选骏曾在一篇文章中考证说，前德国执政党纳粹党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兼全国作家协会主席戈培尔的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原话是："如果你说的谎言范围够大，并且不断重复，人民最终会开始相信它。当谎言被确立的期间，国家便可阻隔人民对谎言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果的了解。因此，国家使用其所有的权力，镇压异己，就变得极其重要。由于真相是谎言的死敌，所以由此推断，真相便是国家最大的敌人。" 这位戈培尔为其主子希特勒殉葬之后的近七十年以来，所谓"戈培尔效应"被中国共产党发扬光大至今。 在中国大陆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应该还记得当年为了把毛泽东塑造成"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共政权的"戈培尔"不但随心所欲地篡改党史资料，甚至还编造谎言，"引证"无中生有的"史实"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创始人陈独秀说成是"十恶不赦"。 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在世时也曾经私下里表示过如果早年不是受陈独秀的影响，他本人就没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然，公正地评价，无论陈独秀当年被自己所创立的党所开除的原因是什么，但既然是被开除了，那么这个党在抗战之后与国民党争夺中国大陆统治权的过程中他陈独秀当然没有直接的功劳可言。但是，既然毛泽东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缔造者"，这个党的真正创始人，也是毛泽东的"革命引路人"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地位应该不亚于毛泽东本人才是。因为从逻辑角度追根朔源，如果没有陈独秀根本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的走上革命道路，当然也就没有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政权。 无论是过去的邓小平还是如今的习近平都一再强调"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如果这句话是"真理"话，那（如果）没有陈独秀呢？ 今天，2月19日正好是邓小平的忌日，虽然既不逢五又不逢十，但无论是在中共官方主持的网上纪念馆还是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等地，例行的纪念活动是少不了的。相比于互联网上无论是代表官方还是代表民间的主流言论一面倒的都是对邓小平的歌颂、怀念和感恩。此之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每年的9月9日，也就是毛泽东的忌日，更多的中国人不但不是要借机表达怀念和感恩之情，反而是要庆贺这一天是中国（大陆）人的"重生"之日，甚至连中共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都会感慨"没有毛泽东的存在，很难有我们习惯称之为'新中国'的现在；（但是）没有毛泽东的离世，中国历史也很难翻开新的一页"。 而这新的一页是谁翻开的呢？当然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所以公正地评论，如果说相对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计划经济，邓小平时代的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是纠正错误、回归常理的话，那么先不说这个对外开放的最初决策人是华国锋，仅从"粉碎'四人帮'"的单一角度评价，仅就"粉碎'四人帮'"这一项历史功绩而言，华国锋之于邓小平，就好比陈独秀之于毛泽东，更何况华国锋还是对外开放的奠基人。而邓小平只能被称之为华国锋之后的对外开放的领路人。 在刚刚举行过的纪念邓小平逝世17周年的献花仪式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厉无畏在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发表讲话说："正是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破除思想禁锢、精准把握社会主义内涵本质；正是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高屋建瓴地启动了改革开放……" 这位厉无畏是"无条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的众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一，他本人当然不是中共政权的"戈培尔"，但作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们哪里知道，不但对外开放不是始自邓小平，"解放思想"事实上也是华国锋在"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早已经不止一次强调过了。 笔者在本专栏的前两篇文章抛出之后，一位国内朋友告诉笔者说：华国锋去世之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有过为华国锋编撰生前文集的动作，但拟收录的文章、讲话等的目录被上奏之后便没了下文，高层的难言之隐毫无疑问就是担心此文集一经问世，"负效应"还不仅仅是"有损于小平同志的光辉"。 如今的中国大陆人，不仅仅是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就是普通老百姓中凡是能够识文断字者，无人不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大都知道甚至会一字不漏地背诵其中的经典内容之一："实践证明，我们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 而如果《华国锋文集》被面世的话，必然会招至的"恶果"之一就是所有中国人立马恍然大悟：原来邓公的这句指导了中国陆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的"英明论断"居然是盗取自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原话，而且华主席发出这一指示的时间要比邓小平整整早了十四年。早在一九七八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华国锋即已经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强调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一定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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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Feb 2014 11:05 PM PST
杜老刚才发出了一个号召：“在座的诸位，如果您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话，您怎么提出治国的建议？”可惜刚才大家都很谦虚，没有一个人响应杜老的号召。曹思源不自量力，我来设想一下，如果曹思源是总书记，我现在要提出什么问题。（全场鼓掌）啊，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我如果是总书记，我将要在今天推动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这个建议将提交给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什么建议呢？我已经起草了一份一万三千字的《宪法修正草案》。这一万三千字太长了，现在我只谈两点。 第一点，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刚才在座的很多人的发言，给我起了一个引导作用。许多人曾经挨整。高锴同志刚才也说了，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很容易被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变成专政对象。 我们国家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当今世界有多少国家在宪法里说要专政呢？我对此做了三十多年的研究，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宪法，也就是中国和朝鲜的宪法写上了“专政”。我们的专政据说每次都是打击一小撮，团结95%以上的人民，打击5%的敌人，专政对象为5%。但是几十次运动下来，二十次吧，就可能打击将近100%。毛泽东搞的运动，据统计，已经有52次了。仅仅毛泽东就搞了52次运动。我们的专政对象已经多次重复地接近100%了。像国家主席刘少奇，头天还是在职的国家主席，第二天就被打成人民的敌人、专政的对象，有口难辩，死无葬身之地。曾经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他当然是专政的力量，但他也曾经对他的副局长邬纪成说过：“我们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会被人家抓起来。”你看看，在专政制度之下，中央警卫局局长尚且如此恐惧。 中国的反右派斗争，反了多少呢？据正式宣布是55万，但是《炎黄春秋》上已经公布了的数字是317万，还有143万中右分子，都是专政对象，其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数是多少呢？是500万。可见分量有多重！ 文化大革命更是一个专政的闹剧，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站起来了，我又打倒你，对你实行专政。任何一个公民，可能昨天还属于人民一份子，今天就变成了敌人了，他的公民权利就没有任何保障可言了。因此专政的对象几乎是100%。 专政的恐惧不仅是属于被专政者的，也属于专政者。罗瑞卿曾经是公安部长，后来被专政了；好多派出所长公安厅长都曾经成为专政对象，由专政的工具变成专政的对象。所以说，为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免于专政的恐惧，我们还是希望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取消宪法的第一条—专政。在座诸位，你们同意取消专政吗？（全场鼓掌）你们当中谁不同意取消专政的话，那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全场笑声） 还有第二点建议呢，问题就更严重了。我今天响应杜老的号召，斗胆提出一个问题。1989年6月4号，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为敏感的日子。每到6.4，几乎全国人民都有三个问题涌上心头。有位朋友提醒我，要“悠着点”，我衷心接受劝告。鄙人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曾经是“在朝的”，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过；也曾经是“在野的”，就是下海了，在民办机构工作；还曾经是“在狱的”，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一段时光。所以我知道这件事情的份量，正因为知道这个份量，我们这三个问题始终是挥之不去。 第一个问题，人民的国家什么时候向人民公布，1989年6月4号，有多少人死了，有多少人伤了？这个死伤数字什么时候公布？ 第二个问题，将来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六四”类似的悲剧？ 第三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制度上的措施，防止发生“六四”的悲剧重演？这三个问题无人解答，挥之不去。 同志们、朋友们，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人都能达成共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希望将来不会再发生军队向平民开枪的悲剧。有谁主张将来还要向平民开枪呢？有吗？有此主张的站起来说说！没有。是的，我相信没有。我们不希望向平民开枪！不希望向平民开枪靠什么？靠良心吗？良心靠不住！我们要靠制度，这个制度要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宪法上。因此我提出修改宪法，在宪法上写进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拿枪的、国外的敌人。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大家赞成不赞成啊？我们的军警是对付拿枪的敌人！好！前排有两位女士表示赞成。哦！三位、四位，我再问一句：“我们的军警不能向平民开枪！大家赞成吗？”（台下听众：“赞成！”，鼓掌。） 我认为这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军队谁养活的？老百姓养活的！纳税人养活的！我作为纳税者的一份子，我也养活了军队，我养活了军队，不是让你在某一天对我开枪，对我的儿子开枪，对我的孙子开枪。军警作为公仆，没有权利对平民开枪。可惜这一条没有写进伟大的1982年宪法。现在说要防止颠覆性错误，我看，向平民开枪这样的颠覆性错误决不能再犯了。因此要写进宪法。 我的发言是自由发言，责任自负。可能让一些朋友感到有点为难了，但是共产党人要讲真话嘛。当然都说要讲真话，我也是共产党员，所以我就讲了这点真话。时间不够，我带来一篇三千字的文章，奉献给大家，希望多多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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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Feb 2014 10:44 PM PST
《彭博商业周刊》近日嘲讽陈光标发给美国记者的名片，罗列出十多个夸张的头衔，比如"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中国最重要的慈善家"、"中国的道德领袖"、"最著名和最受人爱戴的道德模范"、"中国最具有魅力的慈善家"等等，形同戏台上白鼻子丑角。他扬言收购《纽约时报》，却对人家股权结构都毫无知识。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又豪言收购CNN、彭博社、《华盛顿邮报》。凡此种种，十足井底之蛙，只不过是一只镀上"土豪金"的井蛙。 彭博社还报导，马云为阿里巴巴上市而无视美国法律，为保持控制权出尔反尔。至于另一个富豪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扬言收购AMC连锁影院，他要求会晤好莱坞影星妮可‧基德曼和汤姆‧克鲁斯，他却迟到一小时。王健林对要求会晤的"梦工场"影业公司的创办人卡森柏格，解释迟到原因是"我的私人飞机停得太远了"，惹得卡森柏格反唇相讥："我的私人机队也没有停得很近"。王健林摆谱炫富不成，反丢尽了脸。 说到中国富豪百态，还有江苏土豪订制由100张百元人民币折成的花束求婚；浙江土豪买下退役坦克车，轰隆隆地开著坦克玩越野；还有土豪用几十辆保时捷组成跑车队去迎娶新娘……如此"烧包"奇观! 又根据英国《商业内幕》网（Business Insider）报道，伦敦姑娘索拉雅‧海达利（Soraya Heydari）刚刚大学毕业，为了攒一些钱去游历世界，看到中国有富人为孩子从小学英文而聘请家庭教师兼保姆，她就从英国应聘到杭州，在某大富之家担任此职，从而目睹了中国富豪阶层的奢华生活，她的雇主有五辆保时捷，每个周末要到顶尖饭店享受有50道菜的奢侈晚宴。索拉雅‧海达利说，漂亮的女主人非常讲求时尚，每星期都有一批名牌鞋子送上门任由挑拣，而富豪集中的这幢住宅楼的其他女主人都是满身名牌和名车出入。 这个英国姑娘还算运气好，尽管富家孩子很娇纵刁蛮，但雇主颇为善待她。而其他户主的家教和保姆就未必有这运气，主人颐指气使，甚至加上肉体虐待式的惩罚。 不难判断，这样的富豪怎会有仁心仁念？这个阶层的情感和是非观，和其他阶层肯定是不一样的。这种裂痕由后六四开始，随著社会蜕变日渐扩大为鸿沟。而造成官民对立，贫富分裂的正是权力和资源高度垄断的权贵体制。社会贫富日益悬殊，党产国库持续膨胀，国民消费占 GDP比重日益下降；几千万公务员成为收入与福利保障最好的阶层，最底层屁民想申请"低保"，反要向公务员纳贡送礼；百姓不堪毒奶毒米毒菜毒水毒空气，权力顶端的精英享受著各种特供，富豪穷奢极侈，物欲与肉欲齐齐膨胀。 然而比起"官豪"来说，土豪还多少显得本色一些。因为官员阶层及其衍生的"官豪"，人格却是分裂的，薄熙来铁腕打黑，结果自己行事最黑，周永康维稳最得力，却敛财至巨，现在要整肃周永康的那些人，他们自己的家族财产也少不到哪里去。但是官豪个个说起道德话语都冠冕堂皇，丝毫不觉得与周围的龌龊现实有什么冲突。就好比李鹏的女儿"官豪"李小琳，在两会上提议要给每个国民"建立道德档案"，这就是人格分裂。 一面高喊打老虎打苍蝇，一面却将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许志永博士判刑，还把公布中国高官家族财产的《纽约时报》、彭博社等外媒拒于国门之外。这就是整个体制的精神分裂。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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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Feb 2014 08:37 PM PST 中国舆论界最近推出的“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中第一条是“富强”，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异议，因为富强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物质指标，难以用来作为一个社会在精神、道德和制度层面的基准，即所谓价值观。 纵观世界，很多国家都追求富强，但这和把“富强”宣布为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来“践行”是两回事。可以说，“核心价值观”中除了“富强”是中国特色外，其余不但是都是普适价值，而且并不反映特定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把“富强”放在“核心价值观”的首位，恐怕还是体现了“中国特色”和“普适价值“之间微妙的关系。 我后来发现，“富强不能成为价值观”这个观点，也受到了中国官方对外宣传中对这个词的翻译的佐证。 中国官方的翻译腰斩了“富强”。 在人民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英文版”中，除了“富强”，其他所有“核心价值观”基本都是直译的，只要有一定的英文基础都能想到，例如“民主”就是democracy，法治就是rule of law，敬业就是dedication。但“富强”却译为“prosperity”，这是让人有些意外的。 “prosperity”在中文里的意思是“繁荣丰裕”，只包含“富强”中的“富”，而不包括“强”。在习惯用法中，“富强”的直译应该是“wealth and power”（名词），或者“rich and powerful”（形容词）。这样的翻译，我想有一定英文程度的人恐怕都会同意的。或者说，在没有特定语境的情况下，这两个英文词组就是中文“富强”最对应的译法。
现在，中国官方的版本把“富强”翻译为“prosperity”，斩掉另外一半意思，让外国人以为你追求的就是“富裕”。但你自己清楚，还有一个“强”字瞒着没说。 “富强”在当代中国政治中虽然是一个高频词汇，但只要上网一搜就能看到，它最初的出处是战国时商鞅“故治国者，其专力也，以富国强兵也。”这是当时秦国在兼并战争中的口号，后来在一般用法中简化成“富强”，虽然“富国强兵”这个完整用法也还是很常见。 我想，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甚至小学生，当他们听到“富强”这两个字的时候，是绝不会仅仅想到“繁荣富裕”的，而是会把国家的强大甚至军事的强大也包括在内。 为什么不用一般常见的英文对应词，而是腰斩，只翻译出“富”而略去“强”呢？我猜想，很可能是因为翻译者也知道，无论是“wealth and power”还是“rich and powerful”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和困惑。别人可以理解你追求富强的国策，这无可非议，但却很难理解你不但把富强作为价值观，而且是排在其他价值观之前的价值观。以这样一个价值观作为底色的中国形象，恐怕难以让别人期待你给国际社会带来正能量。 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富强”只能翻成“prosperity”的隐衷。 虽然“prosperity”这个翻译不但没有忠实于原文，更片面转达了“富强”一词在当代中国国内语境中的用法，但我还是理解这个译法至少在眼前避免了一个由误解产生的麻烦。 在亚洲和东亚的历史上，一提“富强”，很多外国人都会下意识地想起日本明治维新时的Fukoku kyōhei，这就是中文的“富国强兵”—“富强”的最初和完整的表达。 在英文维基百科上搜索，Fukoku kyōhei后面跟的就是中文的“富国强兵”和英文的"Enrich the country, strengthen the military"，并说它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心目标”。接下来还有词源学的解释，明确指出这个词来源于中国战国时为秦国所采用的法家思想。 （注意：无论战国时的秦国还是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富”指的都不是人民生活的丰裕，而是国家财富的积累。这是另外一层有待讨论的意思。） “富国强兵”不过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引用中文成语和词语来表达重要的政治概念的一个突出事例。其他的如靖国神社里的主要展览馆“游就馆”的名称取自《荀子》，而太平洋战争战败前的“玉碎”口号则取自《北齐书》。 连维基百科都这么写，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外国人眼中从两千年前的秦国到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所践行的“富强”国策，作为今天的“价值观”，恐怕暂时只能勉强翻译成“prosperity”了。 但问题是，今天世界上懂中文的不知有多少，别人迟早会发现你的中文原文和英文翻译之间的不一致的。如果别人好奇，问为什么把另外一半意思瞒着不译，同时本国人民对这个词的理解又是“完整的准确的”，对内说的是我们追求财富与力量，对外说的是我们只想着繁荣丰裕，这又该如何回答呢？ 解答这个尚未出现的难题，可以参考“韬光养晦”的先例。为了平息国际上对这个成语的翻译带来的纷扰，干脆对外宣布把《辞海》也改了，说这个词现在没有过去那个意思了（语言本来就是发展变化的么），翻成英文就是keep low profile（行事低调）。如果你还要根据过去那个意思来翻译和理解，那就不是“善意的翻译”，而是别有用心的曲解了。 中国的崛起在观念上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多半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很多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造成的。这种冲击的一个后果，就是在语言上，一些年深日久约定俗成的词语现在必须为了政治原因而重新解释，出现中外两个版本。别人根据文化交流的惯例按照你的传统和原意来翻译，你却说现在我把它的意思给改了。“富强”翻译成“prosperity”，就是一个事例。对文化交流的惯例和本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任意改变，或许能够避免一时的麻烦，却会带来长期的困扰，加深彼此的隔阂甚至猜疑。 （关于“韬光养晦”的翻译引起的风波，可见以下两篇网文，一是“怎样善意地告诉外国人我们在"韬光养晦"？”，其中有以下文字： “那么西方人为什么会这样解读“韬光养晦”这个词呢？其实，这是从中国人自己的翻译那里抄袭来的。（着重号为程加）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新世纪汉英大辞典》，就将“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ne's cap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这与美国《中国军力报告》中的译法几乎一样。外文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英对照《生活中的中国智慧》一书，将“韬光养晦”解释为“一种为人的策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最好先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适的机会”。其对应的英文表述是“to conceal one's fame and ability”；“temporary retirement to bide one's time before going on the offensive”。这些译法都为西方人“误读”提供了依据。” 二是“是谁误译了‘韬光养晦’” ，其中有如下文字： “面临国内外多方面的挑战和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特别需要对外准确表达清楚自己的真实意图，完全透明地阐述到位我们的基本观点，不给别人做出战略误判的把柄。我们必须要还现代‘韬光养晦’之准确含意，解除因为误解和误译给我国造成的‘阴谋论’的指责，彻底放下历史上一句成语造成的现代国际包袱。 此外，多年以来，在正式阐述我国外交政策时，我国的外交部门和对外传播权威机构一直把“韬光养晦”翻译成to keep a low profile，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带有‘hide’或者“pretend”这两个字的译法，任何其他引发误解的译法要么是以讹传讹，要么是学者们的文字训练不足。”） —— 原载: 《影响力》，胡平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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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Feb 2014 08:34 PM PST  虽然贾樟柯对於自己的新片《天注定》能够在中国上映信心满满，但是目前为止这似乎还是海市蜃楼。这不难理解，因为《天注定》这部根据社会新闻改编的电影，不仅具有批判性，而且隐隐地揭示出了今天中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徵：暴戾。 是的，我没有打错字。不是暴力，是暴戾。暴戾，是深刻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 当然，暴戾之气也是通过暴力行为显现出来的。 贾樟柯在《天注定》中讲述了四个非常暴力性的个人故事：一个村民屡次揭发村里的官员和致富者狼狈为奸，贪污公共财产而不果，结果自己还被报复，愤而枪杀煤矿主，村长和会计等；一个抢劫为生的自闭性格强烈的年轻人自己遇到抢劫，二话不说掏出枪来，打死三人；色情场所工作的小玉不堪被有钱人羞辱，用包中的水果刀刺杀对方致死；东莞的一个打工仔陷入种种生活的绝境，最後跳楼自杀（这里显然是改编自富士康连环跳事件）。贾樟柯完全是刻意地，使用了很浓烈很直接的暴力叙事，其中很多镜头令观众只好背过脸去，不忍卒睹。 而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在。你所不忍卒睹的，你觉得过分暴力的，那些於大国崛起的形象极为不符的现象，其实就是现实，就是每天都发生在中国的各个角落的事情。贾樟柯用串联在一起的四个个人的暴力故事，白描出了一幅中国现实的暴力画轴。他有意选择了从山西到四川，横跨中国的四个地点，也是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暴戾，弥漫在整个中国。 所谓暴戾之气弥漫中国，早就有专家指出，这是因为，安全感的缺乏破坏到个人的生活，破坏了自我价值和自尊，产生恐惧，焦虑，无望和无力等负能量，并影响到社会的整体情绪。安全感的缺乏会带来很多心理问题，构成集体心理问题，例如：总是担心被人拒绝，不信任，敌视，自私，急躁，不满足等等，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中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发布的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中国社会出现反向情绪。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跌破及格线，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不信任，群体和阶层之间也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上海发生的杨佳袭警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自那以後，暴戾之气更加弥漫。 国家暴力加重了社会的暴力，而社会的暴力反过来也会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今天的中国，经济上虽然在发展，但是人心惶惶，不确定感普遍存在；而更重要的警讯，就是暴戾气氛的逐渐加重。 《天注定》中个人的暴力行为似乎是一个隐喻，隐隐昭示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一个不妙的前景，就是暴力行为的扩大，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性社会反抗。《天注定》因而可以看作是一部预言片，预言了未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是大家隐隐约约都会担心，但是谁也不敢触及的，现在，贾樟柯用电影的方式说出来了。 《天注定》的最後，那一段盛世中华的表演极具讽刺性。在一片穷奢极欲，物欲横流的气氛中，末世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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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Feb 2014 08:28 PM PST  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4年2月19日 作者：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译者：小凡 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办公室 信息提供者：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 英文原稿链接: http://bit.ly/1fD1O6F 美国华盛顿特区，2014年2月19日：尽管达然萨拉最近几天寒风凛冽，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从印度德里乘飞机顺利启程。朵啦多山脉在蓝天的映衬下无比壮丽。尊者在法兰克福中转之后抵达美国。当他的专车从机场开往华盛顿，美国东海岸依然银装素裹，街头积雪仍未消融。在下榻的酒店尊者受到了由司政洛桑森格带领的藏人们的热烈迎接，仪式洋溢着喜庆的藏族传统音乐。 在周二早上,达赖喇嘛尊者在几次私人会议后接受了伊丽莎白・迪亚斯的《时代》杂志的采访。在被问到他是否认为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对人权议题避而不谈时，尊者认为民主，自由和正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无疑美国将继续在这些方面保持领导权。他认为自由世界应该继续与中国交往,但该在道德原则上保持坚定立场。尊者补充说：在道德原则或在坚持真理方面如果立场松动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他继续补充说：所有国家都需要应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已经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他指出,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失败是因为许多国家把短期国家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他警告说,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科学家们的预测。 对于社交媒体是否能造福社会,尊者说,这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们。对于他自己的建议：下一任达赖喇嘛有可能是女性以及女性在领导能力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尊者解释说：过去的领导能力依赖于体力，这导致了男性的主导地位。今天，教育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平等，但仅仅靠教育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道德原则指导下的教育方式以及一种现实的观念。 尊者说：“女性在提升人类情感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她们在这一领域更擅长。” 就有关西藏发生自焚的问题，尊者重申了他的观点，他（们）对此感到非常难过，我们都应该珍惜生命。人类早在越南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自焚的先例。他重申，因为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无论他说什么都可能被别人曲解，他宁愿不要说太多。他支持印度和中国改善关系，这将促进两国进一步发展并终将造福于两国各自的人民。他还期待各界对对西藏事业的更大支持。 “我们从不寻求从中国分离。在公元7世纪、8世纪和9世纪西藏曾是中国,蒙古和西藏这三大帝国之一。但这只是过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昨天的好食物无法满足今天的饥饿。今天的西藏需要发展，而西藏的发展需要受益于中国。中国宪法规定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反复告诉我：中国并不以看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相同的方式来看待西藏。” 关于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尊者说，许多告诉中国朋友告诉他，他似乎更为现实。这可以从他的解决腐败问题的果敢方式得到印证。他曾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会面，后者给予尊者很好的印象。也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可能会尊从胡耀邦的实事求是的行事方式，后者依赖于可靠的信息来源并曾访问拉萨承认错误。 《名利场》杂志的大卫罗斯在采访尊者时提问：您为什么要来到我们中间。尊者答道: “我是一个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都相互依赖,在这一个世界里,我们需要更关注他人的福利。与他人分享这个想法是我的义务。我的另一个目的是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共存。所以，无论我到哪里我都喜欢与公众会面。会见领导人当然不错,但与公众会面是最重要的。” 当被问到他如何遇到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主席阿瑟・布鲁克斯,尊者回忆起阿瑟・布鲁克斯如何亲自到兰萨拉拜访并邀请他去研究所访问。 尊者说: “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有些人抱怨说,美国企业研究所是一个右翼组织,但对我而言右翼和左翼人士首先是人。要改变社会，我们首先需要教育,我们需要考虑人的共性。因此,作为一个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应该考虑到整个世界的福祉。” 对于罗斯关于“政治在幸福中的扮演角色”的提问，尊者说,政治的作用是创造使人幸福的条件。他说,我们不像机器人，我们都有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我们希望别人以对待人类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他提到,如果说没有欲望就不会有社会进步,但欲望并非贪欲。资本主义关注创造财富,马克思则关注平等分配。无论哪种政治观点,没有人希望大家依旧贫穷。 尊者被邀请参加一个私人午餐会，在午餐会中他受到了与会嘉宾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热烈欢迎。午餐会之后的讨论议题是“幸福、自由企业和人类繁荣”。亚瑟・布鲁克斯请教尊者如何定义幸福。他回答说: “如果你只认为幸福是快乐,这是非常局限的。例如,有时甚至是痛苦可以带来满足感。这种满意度会带来内心的平静，这种内心的平静可以提升至心灵的平静。我们不仅可以体验物质层次的幸福,我们还可以体验在情感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当一个医生建议我们放松,他或她并不仅仅认为我们应该放松身体，我们也应该在精神上放松,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平静的心灵。 “我们的现代教育往往专注于物质系统。我们需要的现代教育应包括道德意识。在印度的例子显示,在一个多宗教、多文化的社会,基于某个宗教的道德往往会导致偏见,今天的道德观应该有一个世俗的基准。谈及世俗我并非想摒弃宗教,我仅想表达我对所有宗教的尊重,甚至包括对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的尊重。这种世俗主义观念也基于科学的发现。这些科学发现表明,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意识,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而热心肠和利他精神是开放和广阔的，非常有利于达成内心的平静和更大的幸福。我们需要倡导以人为本的人人平等。” 尊者收到的听众提问包括：尊者认为谁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提到了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他们都通过非暴力途径达到了伟大成就，以及他已经会面过的哈维尔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当被问到哪些书最令他感动,尊者解释道：对他的佛教教育和起源于佛经和译著，他们属于那兰陀大学的传统经典，盛行于印度北部。他回忆了自己如何通过背诵经典,研究译著并如何通过辩经进行学习。 在随后的会议上，当尊者在回答学生和潜在的未来领导人提出的问题时,他的再次解释了幸福与满意度的关系。“满意度产生内在的力量和信心。我们是社会动物，我们需要朋友。真正的友谊取决于信任，而信任来自于彼此真正的尊重和情感。”关于愤怒以及如何处理愤怒, 尊者说,这取决于心灵的平静程度。 如果你的心灵足够平静，有可能愤怒这种破坏性的情绪完全无法扰乱你平静的心灵。他还建议尝试从内心的一个角落来观察你的愤怒并评估它是否真的有价值。 就“全球经济危机是否产生了更大的责任感”这个问题，尊者说，事实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全球经济。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通过全球化的责任感来处理问题。他重申，保护环境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要求我们把全球利益置于本地利益或国家利益之上。 在阿瑟・布鲁克斯的会议总结致辞中，他对尊者表达了感谢并对观众总结说: “我们都是70亿生存者中的平等的成员。我们应该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向不同的人敞开心扉。全球人类亲如一家的神圣原则就掌握在诸位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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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Feb 2014 12:38 PM PST
今年是中国留学生集体获得留居权二十周年，"六四"枪响以后，西方政府鉴于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开枪镇压，从人道的角度考虑，同意本国的中国留学生难民申请的要求，给予政治庇护。他们的人数在澳洲达四万之众，在纽西兰也有五千之多。二十年过去了，这些留学生与他们先后来到的父母、子女，亲属团聚，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身在澳洲的这批中国留学生，怀着感谢、感激、感恩的心情举行大型的纪念活动，有晚会，有文献《澳洲：居留岁月》。在"澳洲梦之夜"晚会上他们深情地说："让我们有机会向澳洲说一声谢谢！让我们以一份尚未泯灭的激情和良知，试着表现一下这种感念！"听着这样的动情的语句，相信对于许多留学生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二十年前的那一刻，因着澳洲政府与其它各国政府的仁慈，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包括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子女。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国文化中弥足珍贵的一种情感。但得到庇护的留学生的感 恩，却因着对自己生死同胞的冷酷完全被沾污了。当年，西方政府允许中国留学生的居留申请，是完全根据中国留学生提出如果回国，他们将会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惩，因为他们在这里参加了抗议政府的游行。为此，所在国政府从人道的角度考虑而给予居留。政府在给这些留学生居留权时，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我们之所以给予你们居留，是因为天安门广场那些学生的生命与鲜血。记得当年纽西兰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得到居留权，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中国政府屠杀天安门学生的示威流行，在得到居留权后的答谢餐会上，中国留学生高呼纽西兰政府万岁。当时在场的移民部长，挥手站起来词色严厉地说：你们不要感谢纽西兰政府，你们要感谢的是那些在天门广场流血牺牲的学生，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我们不会给予你们政治庇护。整个餐会顿时尴尬冷场，而草草结束。那一个餐会对于移民部长与一干前来的政府官员必定感触良多，这些中国留学生为何一拿到"绿卡"即刻变脸，将天安门流血牺牲的学生忘记得干干净净，并急不可待地要与"六四"天安门事件划清界线？ 二十年前的纽西兰居留的中国学生是这样，二十年后的澳洲居留的中国学生，则是要篡改历史了。他们说："这批人大约有四、五万人，有人称之为'四十千'，数年后这批留学生以各种方式居留在澳洲，这就成就了澳洲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这是澳洲移民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定居"。他们以这样一种语义不详，逻辑混乱的句子，把居留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抹得干干净净。在"澳洲梦之夜"的晚会上，那些个二十年来已经把自己六四难民身份洗刷干净的所谓成功人士们，在他们的感谢致词中，没有一个提到"六四"一字，没有一个提到天安门一句。仿佛"六四天安门"与他们的身份绝不相关，好象他们的居留，是澳洲政府忽发善心，是天下掉下来的一块馅饼。这是一种集体失意，还是精心算计，有意回避？如果仅仅忘记，也就算了，如果因种种原因而回避，也是可以，但是不可以公开抹杀历史，公开说谎。你们明明是无情无义，狗苟蝇营的小人，却以感谢当地政府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知情识礼，懂得知恩图报的高尚之人，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无耻，太不地道。这样的做法，对天安门流血牺牲的学生，无疑是吃着他们滴血的馒头，又再杀了他们一次。 一个集体利用同胞的流血牺牲，成就他们在海外居留。居留后又刻意将他们忘记，刻意与他们划清界线，这样的无情无意的龌龊之为，又何来的感恩之情？当他们说要试着表现一下尚未泯灭的良知情感时，这种情感显得多么地伪善。 好在这个集体，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无耻，也有居留者表示"我们不能忘记无数的学生民运人士，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背景注定与我们生死同存"。更有一些获得居留身份的学生，他们在感谢所在地政府给予人道居留的同时，没有须臾忘记死难的天安门学生，每年到了六月四日的这一天，他们都会秉烛纪念。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他们又发起"天下围攻"全球性的"六四"纪念活动。因为有着这些人的良知坚守，海外这个以"六四"的名义获得政治庇护居留的群体，才不至于成为卑鄙无耻的代名词。 ——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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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Feb 2014 12:10 PM PST
1989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动乱，今年是它的第25周年纪念。当时，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因胡耀邦之死引发的学生抗议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充满激情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整治政府腐败，进行民主改革和尊重人权。胡耀邦是一位相对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迫于1987年辞职。中共元老邓小平认为，这场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大本营的示威，对中共的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授权在北京市区实施了戒严令，罢黜了胡耀邦的继任者、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并命令人民解放军终结示威。镇压行动在6月4日上午达到了高潮，军队最终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在北京各处，有数百名抗议者和普通市民因为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被军方枪杀，同时也有军人死在愤怒的市民手中。自1989年以来，确切的死亡人数就一直存在争议。 中国政府宁愿让这一系列事件淡出人们的记忆。不过，旧日的抗议领导者、人权组织和学者正在纪念这些事件，敦促政府承认，镇压行动极其错误地打压了一场合法的运动。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从蒙大拿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退休的斯蒂芬・I・莱文(Steven I. Levine)启动了“纪念‘六四’25周年倡议”(Tiananmen Initiative Project)活动，其中包括一纸呼吁书，它呼吁各界公开纪念在6月4日达到高潮的系列事件。斯蒂芬在位于蒙大拿州史蒂文斯维尔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这个项目和它获得的回应： 1989年6月6日，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守卫长安街。两天前，由学生带领的抗议者遭清场，死亡人数至今不明。 Manuel Cenet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989年6月6日，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守卫长安街。两天前，由学生带领的抗议者遭清场，死亡人数至今不明。 问：你为什么要提出此次请愿？ 答：我提出请愿，是因为我的整个成年人生一直在研究中国，我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有强烈的感受，并非只是在远处观望。我猜想，我在和中国保持了一种思想和学术联系的同时，也有一种情感联系。我对1989年有极其清晰的记忆。镇压发生时，我实际上在东京，不过，自胡耀邦在当年4月去世后，我就日益不安地关注着事件的发展。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对六四怀有兴趣。去年夏天，我意识到，“六四”事件第25周年纪念正在接近。我琢磨着，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在美国发起倡议？我决定做两件事。第一是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写信运动，设法鼓励学术机构和民间机构，包括孔子学院[一个受中国政府支持，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兴建的中文普通话教育机构]举行某种形式的会议——比如纪念会、讲座、宣讲会——让曾参与1989年运动的中国人和中共领导层知道，全世界没有遗忘6月4日发生的一切。我们不仅没有遗忘“六四”那一天，而且没有遗忘自那年4月中旬直到镇压行动之间的整场运动。他们试图把这一切掩盖起来，编造谎言，制止人们谈论此事和与之有关的所有事。另一件事就是利用互联网，通过一个网站贴出呼吁书，人们能在上面签字，首先签字的是学术界——不过实际上，它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我们还计划联系美国50个州的所有议会，提请他们通过纪念“六四”的决议。 问：你还提到了孔子学院？ 答：我对身为道德哲学家的孔子极为尊崇，所以，我对中共挪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学院感到厌烦，它们真的和孔子没半点关系。实际上，多年前孔子学院能落户蒙大拿大学，我也出了一份力。在那之前，我没有真正深思过这件事。我认为，孔子学院主要侧重的是中国文化和语言，他们应该扩大文化的概念，把历史囊括进去，“六四”以及近年的历史也应该被纳入进去。我听到了一些间接的消息，说写信运动至少在一部分孔子学院已经引发了喧嚣，产生了某种问题，至少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是这样。我从孔子学院的美方院长那里得到了一些反馈，表明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是赞同的。不过，他们怕是身不由已。 问：你认为孔子学院所在的那些大学应当做些什么？ 答：我认为，这些大学应当切实要求孔子学院展现出一些独立性与骨气，要求它们允许采用北京的指令之外的课程。 问：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值一些人在私下里讨论，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方式，不仅要影响事关中国的媒体报道，还要影响相关的学术研究。迄今为止，你是否发现这影响到了任何联署人？ 答：我想，很多联署人是像我这样的退休学者，不再迫切地要去中国访问，因此他们愿意签名也根本不冒什么风险。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他们都是活跃的中国问题学者，愿意冒险在这样一封请愿书上签字，老实说，我对这一点颇为失望。我认为，越多人签名，风险就会越低。虽说如此，这一点也不是事先没想到。 问：不过，试想一下，如果你自己还处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你是否认为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对不起，我的研究太重要了，因此我不打算拿它冒险来在这种东西上签字？” 答：当然，我能理解这一点。现在，有很多人在中国做实地研究，而这些研究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对那些依赖实地研究的人，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想签。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希望回国探亲访友的海外华人。我失望，但也能理解人们选择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的动机。我没有资格来谴责任何人。 问：中国政府及其支持者可能会提出一种说法，即政府在1989年采取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此后25年中国的增长和稳定。对此，你有何回应？ 答：坦率地说，我可不信这一套。并非全部，但部分像波兰那样的东欧国家，它们的经历、在经济领域的成功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表明，可以同时拥有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还有，我认为，中国民众的自治能力要远远超出共产党愿意承认的水平。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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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Feb 2014 09:12 A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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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Feb 2014 10:42 PM PST
在2014年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资中筠先生对中国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会启蒙分别表达了自己看法和期待，本文系她的发言实录。作者本人审阅后。——FT中文网编者 讲到中国的问题，我想到的是第一个问题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还不光是人，不光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目前中国如果要是再不注意环境，如此地污染下去，我们看不到生态的拐点。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性可能超过空气，空气大家可以看得到，但水污染却不然。现在中国已经基本没有青山绿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希望的就是2014年执政者能够把主要的资源和注意力，切切实实转到环境领域，不然民众根本住不下去了。 第二个，目前的反腐方式难说乐观。现在因为中央的反腐举措，好像导致经济一片箫条，饭店开不下去了，各行业都受影响，据说连做日历的都破产了。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说明中国的民间消费力量非常之弱，只能靠官消费，官的消费实际上用的还是纳税人的钱，这是不正常的消费市场。所以不能靠明年的官员消费反弹和大吃大喝来繁荣市场。所谓拉动内需，是应该真正把民间消费力量、老百姓的消费力量拉动起来，那么市场才是靠大多数民众支撑的，而不是靠官员奢华的大吃大喝、贪污腐化支撑的，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市场。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落实决议里面对于经济改革的好多积极的措施。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很多经济学家出席的会，经济学家们一片乐观，他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决议，如果每一件都能够落实的话，足以推进经济改革，而且认为这次的经济改革是根本性的、可以突破政治框架的。那么起草决议为何能够把如此根本的改革措施写上去呢？是不是因为，有关领导并没理解某一个措施意味着什么，就放过了。我不懂很专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金融、证券方面的改革，在座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了解的。 假如这些改革措施落实后国家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一项一项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遇到政治上的阻力和矛盾怎么办？这和许章润教授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上层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方向，那么改革措施与权力框架的矛盾，一定会有一个爆发点，矛盾张力紧张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 我不乐观。一方面在政治高度集权的情况下，经济措施每落实一项都必然触动非常强大的权贵既得利益，这比当年蒋经国遇到孔家的麻烦大多了。我对目前这种方式的反腐，无论能够揪出几个大老虎，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戕害温和的中间力量 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法治的问题。如果不强化法治，目前实行的大力反腐、反贪官，在另一方面将民间的健康反腐力量也一同打压下去了。仍依靠原来的老式反腐办法，就是清官（在体制内进行官僚机构的整肃，编者注）的办法，是不行的。 如果没有法治，相当温和的、配合正面改革又具有善意的，想让社会和平向前推进的力量，都会被当做敌对力量被抓起来，而在现有体制下贪官是抓不完的。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上面是暴君、贪官和酷吏，下面是愚民，很快变成刁民和暴民，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没有法治的反腐会把中间力量都打下去。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逃走，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只要有条件的，就往外跑。这个国家、民族就要被抽空了。我还是很欣赏清华孙立平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危险不是揭竿而起和暴动，这不太可能，危险在于整个民族的溃烂。 目前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溃烂在发生，原本在社会共识中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认为非常正常。比如去年高考，有还算尽职的监考老师没收了作弊的工具，家长们却聚众把他揍了一顿，为什么？家长认为他们唯一公平的权利就是作弊，因为权贵子弟不需要作弊，走后门就可以入学。现在公然认为作弊是堂而皇之的权利，而且是取得公平的手段，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如果再没有法治，大家都认为干坏事可以得到好处，年轻人根本不相信靠自己的努力、诚实的劳动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获得好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法治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是不能乱抓人，把无辜的人投入监狱是绝对错误；还有一点是严禁刑讯逼供。纵观全世界，曼德拉坐了27年牢，如果他一开始受到刑讯逼供，他还能走出来做这些事情吗？甘地是非暴力抵抗，他的对立面英国政府也是非暴力。如果甘地最初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也就没有今天的印度。现在很可怕的就是抓人后用各种办法变相的刑讯逼供，把肉体和精神都摧毁了，或者屈打成招，造成冤狱。这个人出来后也没有能力再做事情。 我对中国法治最大的期许就是能够公开严禁刑讯逼供，包括变相的折磨，并且对于刑讯逼供严加惩罚。这样对政治犯而言还稍微有点希望，当然我最希望是取消政治犯，不再有因言获罪。但在尚未没取消政治犯之前，起码给他们以尊重和人道的待遇。但我听说取消刑讯逼供非常难，据说若取消后，真正刑事犯破案率会大大降低，因为相关部门缺乏经费取证，只能靠口供。要是真按照法律一个个取证，他们没有这笔资源，就要罢工。也就是说如果取消刑讯逼供，刑警就没有资源去破案，抓获刑事犯、杀人犯，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社会。太高的期许不必要，起码这一条我希望能够做到。 另外，就是在整个社会溃烂下去的时候，能够保护那些还剩下的一些健康的细胞。现在把那些健康细胞一个个都摧毁，整个社会就烂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文革”再现的风险不大，但“反右”风险犹在 刚才讲到有“文革”再来的危险，我认为这一危险不太大，尽管“文革”的思维方式是存在的。“文革”的发生，是因为有一个非常自信的神话领袖，领袖个人认为把群众都发动起来，能拥护他一个人，打击所有他要打击的敌人，所谓“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现在如果真发生“文革”，把群众都发动起来，“造反有理”，矛头针会对谁？最近纪念毛泽东的规模缩小了一点，可能是领导层回过味来。现在“毛粉”们这样大张旗鼓的纪念毛、怀念毛，在他们心目中毛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了，就是那么一个偶像。而他们现在对现状最不满意的事情，是针对现任领导人的，他们都认为要是毛在的话就可以治治他们。特别是湖南韶山的那次纪念，似乎要做成一种把全国人都发动起来的大事，却受到当地的保安、警察的限制。实际上可能是执政者意识到，现在如果把毛再抬出来，群众的矛头是针对现在一切不满意的事，不满意的根子在现在的领导。所以“文革”再现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现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专门打压不同意见和知识分子。这是我感觉到的一种情况，“反右”重来的危险是存在的，因为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还是最弱的。 希望中国外交不要走向冒险主义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外交领域。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这一代人实际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至于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泽东在的话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但其实，毛泽东送掉了很多领土他们不知道。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毛泽东从朝鲜战争之后，在外交上至少并没有走冒险主义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传备战，但是没有敢主动向外冒险，还打开了中美关系，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中国虚骄之气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国别自以为国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发生冒险主义，至少最高决策者还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民间启蒙已经开始，任重道远 最后，我觉得希望在民间。如果说希望领导人或者上层能有向前突破的举动，我不抱希望。但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来民间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经多元化了。现在有一个撕裂现象，就是极左和极右都出现了，但真正比较理智的声音，或者是说我称之为“正能量”的（跟上面认为的“正能量”可能是两回事）的声音，像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正在传播开来。 如果说启蒙，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认字的民众里面，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明显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不见得大家都会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 现在在体制内觉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启蒙是不是还得继续下去？当然还要继续，因为启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众的狂热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脱离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维。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与原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尽管言论空间正在紧缩，好在现在的互联网和微信的传播力是是很难完全控制的。 ————来源： FT中文网，网友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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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Feb 2014 10:34 PM PST
腐败有多种形式，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就是任用干部上存在的腐败。中国政坛上长期存在的"秘书帮"现象则集中反映了用人制度中的弊端。日前海南省副省长、曾担任高级领导人秘书的冀文林成为马年第一个"归案"的大老虎，宣告了一个 "秘书帮"的沦陷。让人震惊的是这些秘书们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以及高级领导人秘书升迁之快、能量之大。 这种情况几乎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很少听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秘书有这样的能量，实际上，在现代文明国家的文官制度下，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隐形人"，我们最终知道了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有秘书班子大多是从他们卸任后秘书写的书或者发表的文章中了解到。至于总统和国务卿职位以下的领导人的秘书，这些年几乎就没有听说过。 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能如数家珍地指出身边哪些领导曾经是哪些领导的"秘书"，高级领导人的秘书空降到省市"挂职"、"锻炼"随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扶正"几乎成了组织用人制度的规则，现在是连一些芝麻绿豆那样的小官也学会了安排自己的"秘书"。按说，副省以下的干部是不能配备专职秘书的，但市、县甚至乡镇领导都有秘书班子，例如"办公厅"里的秘书们，各级领导如今都学着中央的领导，安排自己的"大秘们""空降"到更下面当领导，这现在也成了各地认命领导干部的潜规则。 稍微不经意之间，我们发现，"秘书治国"也有了新的形式：以前是秘书帮领导人出谋划策，或者架空领导直接去"领导"，去发号施令，现在他们则不甘寂寞，干脆利用在领导那里获得的权力与影响力，空间到各地去直接当领导。如果用人制度不改变，再过多少年，我们整个国家真可能会被秘书们领导了。 秘书受到重用，对领导来说，便于延续自己的思想与指令，对于体制来说，秘书跟随领导多年，对领导个人与体制的了解，自然不是他人能及的，但"秘书"原本是一种比较专业的职业，除了给领导写稿子，料理工作中的琐碎事务例如安排日程之外，有些还兼顾生活上的照顾之责。鉴于他们的工作性质，真正的秘书的就应该是内敛、低调、细心。在领导权力不能有效被限制的制度与体制下，秘书必须被限制住，这是中国古代人的"智慧"。 中国古代皇帝都有"秘书"，就是太监。太监为什么一定要被阉割掉？除了担心他们对皇帝身边的女人生出非分之想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他们有私心，担心他们专权。根据弗洛伊德后来才发现的理论显示（显然没有中国人"先进）：男性荷尔蒙是权力欲望的根源，而去根的男人，基本上都没有权力欲。这些没有权力欲望的太监在皇帝身边，一般都不会做欺上瞒下的勾当，更没有必要贪赃枉法为自己留下巨大财富。 可我们也看到，中国历史上恰恰有很多宦官太监专权，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恶行。其实这并不是说太监就比"正常人"坏，而是在皇帝体制下，皇帝身边的人就被赋予了各种权力去使坏。设若过去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伺候在皇帝身边的"秘书帮"不是太监而是正常的人，中国历史别说可能会更乱更遭，很可能早就像太监们的根一样被一刀截断了，咱们的"文明"也就无法连续至今啦。 从冀文林这类秘书们我们不难看出，一位干过十年左右的省部级领导如果愿意，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秘书"派到好多个重要县市与岗位任职，而一位更高级级别的领导例如常委，仅仅靠秘书帮就有可能控制某一个关系国家命脉的石油等垄断产业。 正因为这样，中国秘书们的命运也就同他们服务的官员密切交织在一起。一个领导倒下，一帮秘书进去，而一个秘书进去，也就往往预示一个领导将要倒下。秘书帮同领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体制，造成他们成了一个强大攻守同盟的"利益集团"。在一个没有了理想、信念与原则的时代，秘书帮们大多把领导的权力当成自己的权力而肆无忌惮，而领导们也把秘书们当成了家人或者家奴一样信任有加，不但对秘书们放任纵容，还让他们干自己不便出面的各种脏活与非法勾当。 在这样的环境下，秘书们自然而然都学到了一门新的秘而不宣的"秘书学"，不是为领导安排日常工作、写稿子与及时提供资讯，而是如何把领导的权力更大化，为领导和家人，也顺便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秘书们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不再对国家、党和人民负责，而只对领导和领导的家人忠心耿耿。即便秘书们犯罪了，领导也会百般包庇、听之任之，继续任用不说，还能不停升职。 单单从这方面来说，现在的领导还真远远比不上毛泽东时代，毛泽东任用秘书不是看谁听话，也不是看他们是否为自己谋利益，而是有自己的政治标准，看他们是否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所以，毛泽东的十个秘书，就有九个是被他开除或者整死的（包括自杀的那些）。 不管是被纪委和法律整死，或者被领导亲手弄死，"秘书帮"现象都极其不正常，冀文林的垮台暴露出只不过冰山一角而已。这届领导人反腐要想彻底，也不能不触及到"秘书帮"。当然，要想彻底解决"秘书帮"现象，最终还得在用人制度上做出变革，要在滥用权力上对那些当权者"去势"，要把绝对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否则，就只有恢复太监制度，把冀文林种之类一定会专权与贪赃枉法的秘书们阉割掉，恢复我大清朝的太监制。 ――墙外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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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Feb 2014 10:28 PM PST
晚清政府变革是在反复受挫之后才选择改革？晚清的既得利益者主动掀起一场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袁伟时：不要以为既得利益者肯定一味反对改革。在覆没的威胁下，他们也要寻求生存的希望和道路。这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晚清70年，改革成败得失都与既得利益集团息息相关。 1865年开始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是改革。三次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内外强敌敲打，统治者不得不变。不幸，这样的片面改革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真正全面系统的改革是最后十年的“新政”。这场改革是两大因素促成的：第一，经过19世纪五场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两次被占，民穷国困，清政府不改革就维持不下去了。第二，国门打开，现代文明的信息日益普及，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接受现代文明不行了。当时朝野各方梦寐以求的是“富强”。而用当时顺天府尹胡燏棻的奏折《条陈变法自强事宜》中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更无致富强之术。”这既是当时的中国梦，也是甲午惨败后朝野的共识。 如果没有革命党，清廷统治者会真心实意的改革吗？ 袁伟时：“真心实意”还是“假情假意”，这类词汇是政治斗争中惯用的煽动性语言。判断主观动机，随意性太大；研究历史的学者，不会太在意。分析行动主体的实际措施和客观效果，有根有据揭示过程和原委，这才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辛亥革命后，由国民党开其端，竭尽所能夸大革命党人的作用，许多读者上当受骗了。其实，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些革命小团体力量和影响都十分有限，对清末新政的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同盟会成立后，马上就分裂了，几次所谓“革命”，带有很大的军事冒险性质。1911年黄花岗之役，孤注一掷，代价很大——一百多位参加者大都是留洋的精英和同盟会的骨干，经费用尽，几个小时就失败了，没有掀起激发巨变的大波澜。而改良派——梁启超他们参与和推动改革却有实实在在的记录。例如，那些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们的考察报告，好多都是掏钱请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代笔的。 有人认为，晚清政府变革的最主要方面是经济，而政治上不改，体制上不改。为什么会是这样？ 袁伟时：晚清新政经济领域成效最著。这符合事实。但是不能说它政治上不改，体制上不改。 预备立宪搞得有声有色，从中央到基层都在尝试建立三权分立的体制。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吗？ 法律和司法系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新政期间，毅然抛弃了司法与行政统一的传统制度，废除了沿用两千多年的中华法系，移植西方的大陆法系，并制定了一系列现代法律。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非常慎重对待清末制定的法律，基本上是在沿用的基础上适当修改。清末法律和司法系统的变革幅度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教育体制大变革，科举被废除，又是一项划时代的大变革。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新式教育体制，并且采取措施，妥善安排了原有的举监生员，稳步过渡，波澜不惊，非常成功。至今仍有人惋惜科举被废除。应该提醒这些朋友注意，科举的所有优点，都被袁世凯时代开始建立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继承了；而没有新式教育，中国要向工商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必然寸步难行。 清末新政是一场上下结合的大变革。美国有位学者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新政革命”，是很有见地的论断。 不幸，清政府没有完成这场大变革。但是，接踵而至的政治集团也没有完成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仍是清末新政开其端的体制改革的未竟事业。 改革需要共识。当时是如何达成共识的？利益集团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袁伟时：鸦片战争后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太平天国后的变法自强；戊戌前后的维新；义和团事件后的新政；1910—1911年的请开国会运动；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的意识。 19世纪，皇族和满汉大臣的共同利益是保护江山不变色：内不被民众推翻，外免被外国占领。在这个共同利益下，分化出两大派：以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文祥等改革派和人数众多的保守派。后者有两个特征： 1.坚持华夷之辨，坚守一些僵化的制度，不愿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改变。例如，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让外国公使进驻京师？更不要说信教和传教自由了。在经济领域也不愿意向洋鬼子学习，与国外的自由贸易固然抗拒，对国内的贸易也设置重重障碍，民间想办新式工厂、航运企业，比登天还难。光是要不要修铁路，就辩论了将近30年！ 2.害怕改革使自己丢掉官位。利益攸关，不肯轻易让步！ 义和团事件，顽固保守派和无知团民乱杀外国人和本国无辜的罪行，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血腥的罪行终于使朝野猛醒：再不接受现代文明就要亡国了！认真学西方的新政才得以开始。 改革共识是挨打逼出来的。保位子的私利则是改革的阻力。 1910年开始的要不要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的辩论则是直接的利益冲突：广开参政门路——还政于民还是坚持皇族专制统治？清廷用实际行动作出明确的回答： 1.组织皇族内阁，减少汉族官员人数，加强集权专制。1911年5月8日，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两位内阁协理大臣和十位各部大臣，组成所谓责任内阁。十三人中，汉族4人；蒙古族1人；满族8人，其中皇族又占了5位。总理大臣庆亲王奕�比较开明但以贪婪和颟顸著称；度支部大臣戴泽等三人居然是二十来岁的皇族，德与才都无法服众。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 2.收兵权。除其他措施外，竟让毫无实际军事经验的二十来岁的皇族毛头小伙子�昌、戴洵分别出任陆军、海军大臣！而在新练陆军中最有威望和实际权力的袁世凯则被迫退休，回乡“养病”！ 这对立宪派转变为革命派有什么影响？ 袁伟时：拒绝在1911年召开国会和皇族内阁上台后，立宪派绝望了。他们转向与革命派结盟。由于他们在知识阶层和工商界中有巨大影响，在各省谘议局中占据优势和领导地位，同时有自己的武装——各城市的商团，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推动了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并维护了过渡期的治安。但他们没有成为革命派，对革命派后来一些错误举措是坚决抵制的。准确地说，他们一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稳健力量。 义和团事件后，有哪些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是怎么达成“新政”共识的？利益又是如何分配的？ 袁伟时：政坛免不了有各种派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晚清新政期间最著名的有所谓总督岑春煊、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的党争等等，好些史书记录了不少他们争斗中的生动故事。这些都是查有实据的。不过，这些都是利益或官位之争。就大的方面——支持新政而言，大体上是一致的。 可能一直受“路线斗争”教育的熏染，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用派别观念去解释政治。其实，不一定符合实际。皇族要保皇位，这倒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他政治势力往往变动不居。 革命派、北洋派和立宪派三种力量的共识是“有限革命”。而“有限革命”是部分利益妥协的结果。“有限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袁伟时：我不知道革命派、北洋派和立宪派三种力量有什么“有限革命”的共识。辛亥革命后的纷争，正好说明他们缺少共识。有人认为没有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就是“有限革命”。除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不会废除私有制，因而都是有限的。凡是实行封建制的国家，都要废除这个制度，连日本那样的维新(改革)也不例外。回到中国的实际，他们对史实的解释有牵强附会之嫌。 历史研究贵在切实梳理史料，慎重概括论点。玩弄概念，没有多大意思。 “辛亥革命”是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您怎么看这一观点？这是否也可理解为一种共识？ 袁伟时：革命派(同盟会、国民党)一直想打，但他们力不从心。谈判期间，他们还想以一些出格的条件，换取日本政府的支持，用武力统一全国。日本政府和军人权衡利害得失，没有同意。他们参加和谈是被迫的。另一方面，皇族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交权，最后同意退位，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两极都是打不下去了，才真的愿意谈判。 形势比人强。清帝退位、袁世凯政府成立，是当时各方以实力为基础，相互妥协产生的共识。 有人认为，预备立宪没有得到实现的主要原因是满洲人是一个特权集团。您怎么看？ 袁伟时：清末，500万满洲人已是腐化和破落的集团。他们丧失了军事能力和统治能力，也没有生产技能，原有的薪俸又不足维持不少人口较多的家庭。其贵族阶层特别是皇族，是真正的特权集团，关键时刻不接受宪政，主要是他们作祟。 宪政必须在保障公民自由、实行民主基础上以分权制约政府权力。上面说过，1911年5月，清政府却以实行内阁制为名，进一步把大权集中到皇族手上。皇族最大的私利是保住皇位和专制权力，从这点说，清末新政功亏一篑的最大原因是皇族不肯放弃特权。 另一方面，革命派也抓住清帝国是少数民族占据皇位的弱点，鼓吹恢复大汉江山。这是武昌起义所以能得到各地迅速响应的重要原因。 按照现在的改革定义，清廷的改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还有后来的戊戌变法，再到预备立宪。这看起来，清廷一直在改革，为何它还是垮了呢？ 袁伟时：说来话长。总的说就是一句话：由于传统包袱太重，不愿切实学习、移植现代文明。在《晚清大变局》一书中，我用一整章40页的篇幅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简单地说，有几个原因： 1.选择了错误的发展道路。着力最多的发展经济，依靠的是办官办垄断企业，民营企业长期没有发展的自由，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 2.没有及早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培养足以满足社会转型需要的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 3.沿用摧残人才、压抑生机的政治体制和腐化、无能的官僚机关，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4.领导核心见识短浅和软弱。慈禧总是挑选小孩接班，选用的多半是庸人，听话啊。 归根到底这是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朝野的观念变革跟不上改革的需要，排斥现代文明的天朝大国的心理挥之不去。 有人认为，清朝的灭亡不是改革改的，而是太平天国运动推动的。您怎么看？ 袁伟时：有些史学家认为剿灭太平天国过程中，实权转移到地方督抚，特别是汉族督抚手中，造成清帝国的瓦解，甚至导致后来的军阀混战。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第一，清帝国所以覆灭，是不能当机立断实施宪政的结果。拙作《大清帝国的两道夺命符》(已收入《晚清大变局》)有详细论述。 第二，地方有实权不可怕。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实行地方自治的；统一是宪法共识和实施宪政的必然结果。辛亥革命后的混战领导人有几个是原来的督抚？ 不要忘记极端思潮的体现着——国民党，一直认为全国政权没有抓在自己手上，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因此不惜三度挑起战争。可是，1928年全国政权到手，国民党内部的内战也连绵不断。 宪政是现代国家统一的基础，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您在《晚清大变局》里谈到，“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那么，清末新政又有那些成绩被后来继承了，那些被中断和废止了？ 袁伟时：清末新政的成果在北洋时期被全面继承下来了。不幸的是袁世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称帝后，没有哪一人和哪一股政治势力足以维持全国稳定的局面，改革无法进行到底。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法律被继承下来了，地方自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也大体上被继承下来了。但政治领域摧毁了清末新政追求、并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的三权分立体制，倒退到一党专政，取缔言论自由。 ——原刊于《长江日报》，采访人：李晨。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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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宪政社会主义访谈稿；第二届影响力论坛：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研讨会 Posted: 19 Feb 2014 08:50 PM PST 胡星斗宪政社会主义访谈稿
胡星斗：今天请来的人都是很有特色的，郭道晖教授我认为是国内研究宪政最权威的，王占阳教授是研究社会主义最权威的，华炳啸所长是研究宪政社会主义最权威的。华所长年龄虽然比我们小，但是对宪政社会主义这方面做了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学理上的阐述。高锋教授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最了解的，因为他长期在瑞典担任外交官，对北欧的情况非常了解，他也是对中国宪政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有独到见解和研究优势的学者。所以我说你们约请的这几位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的确很有代表性。 我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关注学理上的研究，我这个人的特点是比较重视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即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我当初也是思考了很久，采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就是像王教授所说的，实际上也有政治安全性的考虑。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推动中国的宪政，只能是借助社会主义这样的旗帜。因此，我所说的宪政社会主义要统合左派的社会主义、右派的宪政，我希望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团结起来，要把中国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与世界潮流也就是宪政结合起来，要把我们的路径依赖——这是目前很难改变的社会主义与最后的发展目标宪政民主结合起来，实际上也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 虽然宪政社会主义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寻求社会公正，那么宪政社会主义也就是效率与公正的结合。但是很大程度上我又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目前中国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而非目标，宪政社会主义很有可能就带有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必须尊重现有的秩序和权威，这样才能够达到最后的宪政。我最近写了一篇《2050年中国宪法》，其中99%的内容都是宪政的内容、普世价值的内容，当然也是关于社会公平公正的内容。所以，你既可以把2050中国宪法理解为宪政社会主义宪法，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纯粹追求宪政的宪法。 同时在中国宪法之外，我又写了一个过渡时期“宪条”，指的是从现在到2050这个过渡期间要实行宪政社会主义。这里又可以看出我把宪政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过渡，宪政社会主义只是过渡时期的一条道路。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目标，但是我更多的时候把它看做过渡时期的一条道路。
王占阳：宪政社会主义既是现阶段我们需要打起来的旗帜，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从两个结合当中理解中国学者所说的宪政社会主义。
华炳啸：我们中间的一些更体制内的学者，尤其是和我接触较多的陕西当地的学者型官员，对把“宪政社会主义”理解为过渡形态的“过渡论”观点是明确反对的，从官方来说，更不会接受。国内著名的自由派学者张维迎教授曾对我讲，他可以赞同和支持一个过渡形态的“宪政社会主义”，在二三十年后，其终极目标仍然是自由主义。我当时对张维迎教授的这一问题做了一个更具理性的回应，说二三十年后的发展道路就让二三十年后的人们去做选择吧，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那个时候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显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能预知和测准的，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关心当下的发展道路和时代命题，破解宪政与社会主义结合的现实难题。在我们“宪政社会主义”这一学术共同体里面，也存在着一种主流的学术力量，他们认为“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并不仅仅来自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和主张宪政的，所以更注重立足社会主义学术资源本身去开掘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进路，当然它必须破除思想禁锢，大胆借鉴自由主义，因为迄今为止自由主义对于宪政的实践与理论贡献最大最多，汲取自由主义宪政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一切宪政思想的合理因素去发展当代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必然选择。至于“过渡论”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学者能够接受的观点，但社会主义学者难以接受，可见提出这个问题只能引起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对于构建新改革共识只会起消极的作用，而没有实质意义，所以我一般不愿意过多地去谈这个“伪命题”。上午我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顾上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内心深处，在主观上我有一个期望，从我的学术立场和学术信仰来说，我是希望立足于社会主义学理创新、制度创新，通过宪政路径为当代社会主义找到新的出路，通过宪政建设使社会主义赢得新生。这和有些学者为了实现宪政而不得不承认、接受社会主义现实的妥协姿态，会有一点点差异，这个差异在我们的讨论中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一直强调思想理论的包容性发展，所谓包容性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里面既有主张中国特色的宪政社会主义的，又有像王占阳教授这样主张普世的宪政社会主义的，还有自由派更易接受的那种过渡型的“宪政社会主义”的。我主张思想包容，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这样，当代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离开温室的圈养、适应野生环境的竞争性挑战，真正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如果说，宪政社会主义学派里面也存在左中右的话，那么我算得上是中道理性的践行者，也是立足于中间的中间，超越左右寻求最大共识的平衡者，在我的左右两边，都有一批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在同一个学术平台上自由平等而富有建设性地进行着对话交流，坚持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有价值了。今天参加访谈的几位学者一般会被认为更靠中右一点，那些被认为更靠中左立场的代表性学者虽然没有到场，但他们的存在不容忽视。
Andreas：根据我的理解，过渡和转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渡”意味着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好的制度，同时也可以保留自己的好的制度，而“转型”是完全抛弃了原有的制度。
高锋：“过渡”是指在旧体制的基础上朝着改革的目标逐步过渡，“转型”就是要彻底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可能稍微有一点区别。
胡星斗：两者兼有。
华炳啸：无论“过渡”还是“转型”，都是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的过程。关于什么是“转型”，需要清晰的界定。美国的奥塔曼教授在《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中，对于什么是“转型”，什么是“民主化”，都有学术上的界定。从他的界定来说，转型就是从过去一种旧的制度模式转为新的制度模式。具体怎么样转型，选择什么样的转型的方式，包括它的程度等等，轨迹、路径，它都会有差异。这可能是国际普遍理解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终极版的“宪政社会主义”，一个是过渡版的“宪政社会主义”，这两派都主张转型。一个是转到一个点上，也即在“宪政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一种执政及参政党权与政权均受到宪政规制的制度形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合法性而稳定上一段时间，比如说在100年或更长时间内，制度转型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得以形成长治久安的一个历史时期。这种状态被说成了“终极版”，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是终极版，因为历史是永远发展变化的，历史不会终结，所以所谓的“终极模式”是不可能存在的，制度始终是在发展中的。我们仅仅只是在特定时期的“改革目标”的意义上讲的，如果“新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就是“终极版”的，如果其终极目标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就是“过渡版”的，也就是说，经过10年、20年暂时保留“社会主义”标签的过渡时期，很快过渡到了另一种制度形态，过渡到了全盘西方化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譬如美国式的制度模式或台湾式的制度模式等。这就是关于新改革的“过渡版”和“终极版”两者之间的差异，但两者都主张转型，从斯大林式的集权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到新的宪政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次根本的制度变革与制度转型，这种制度转型绝不是“换汤不换药”，绝不是“新瓶子装旧酒”，而理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否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不能真正在广大公民的心中确立起来，那么持续演变的步伐谁都挡不住。 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里，关于新改革的“过渡版”和“终极版”的这两种观点都有。我个人主观上更倾向于我们要探索一种新的宪政制度模式，既与西方既有的宪政模式不同，也与过去的斯大林体制完全不同，而是一种同时符合宪政与社会主义之本质要求及其衡量标准的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也承认这在当下仍然是一个“乌托邦构想”，是需要实践去检验的，所以从严谨的学术视角而非主观的政治愿景来看，对于未来历史的发展轨迹我没有办法给出明确的唯一的答案，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过程，一切皆有可能。
胡星斗：我是把宪政社会主义作为过渡的，我承认我的理想是宪政，就像刚才华教授所说的，我只是把宪政社会主义作为过渡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华教授他可能更多的是把宪政社会主义看作是最终的追求，要以宪政来规制社会主义，他的这种做法是更加稳妥的，所以他能够获得体制内的认可，他最终能够召开多次宪政社会主义的会议，出版著作，而且最后由华教授把宪政社会主义推向了全国，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他的这种体制内的做法或者是把宪政社会主义看作是政府的目标，这样的做法更容易获得官方的认可，可能是更加有效的。但是我的确更多的是宪政主义者，只是从策略的角度认为现在要推行宪政社会主义。
第二届影响力论坛：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研讨会 （2月15日下午）
主持人：各位专家，第二届影响力论坛正式开始。这届论坛我们的主题是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我们想就土地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如何改革和与土地相关的权益保护，以及在权益保护方面怎样做好工作，对这个进行探讨。首先我介绍与会嘉宾，这位是晏智杰教授，晏智杰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也担任很多公共职务，影响非常大。我身边这位也是著名学者汪玉凯教授，汪玉凯教授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我们也是经常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文章中见到汪教授的大名。我左边这位是高续增教授，高续增教授是银行家杂志总编审，也是著名学者，经济专家。这位是著名学者高全喜教授，高教授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高等学院院长，在人文领域也有很高的影响力，我们欢迎高教授。这位是王殿学，是南方都市报北京新闻中心资深记者，我记得很多年前就和他联系过，原来在新京报，现在在南方都市报，欢迎。这位是章龙飞总经理，是我们影响力网的负责人，所以他今天是东道主，我们其实都是你的客人。下面这位是张振江主任，张主任是中国城乡统筹工作委员会主任，属于国家机关，张主任因为他是负责城乡统筹这方面研究和一些事务，所以对今天这个话题应当是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是了解实际的，欢迎张主任。下面这位是李德深教授，李德深教授是中央党校教授，局长，曾经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作出过很多贡献，一些特区、开发区各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国家很多政策的提出，都有他的一份功劳，他曾经也担任省委的秘书、省委的领导，我们欢迎李教授。下面这位是李智勤主任，是中央电视台的资深记者，部门主任，我们欢迎李主任。 今天我们的研讨会是由影响力网举办，影响力网是目前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网站，过去叫影响力中国，与共识网不相上下，现在正在改版转型，叫影响力网，未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它是一个关于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网站，但是主要是面向高层次学界。 我们这个研讨会属于一个小型的论坛，论坛虽小，但是我们通过视频、文字来传播，逐渐的在社会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会产生它的积极影响。我们论坛的原则是理性、包容、研究性、建设性。理性就是我们发表观点要更加理性，同时我们又强调包容，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各种观点，因为我们这是小范围的，对不同的观点我们都应当是具有包容性的，当然上网我们就更加谨慎。同时我们是强调研究性，我们有很多都是研究成果，所以它可以是多元化的，发挥人们的创新能力。再就是建设性，我们可能对某些政策会有批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建设性的建议。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论坛更加具有含金量，对于各级政府，对于某些政府部门可能都有借鉴的意义，或者是参考的意义、参考的价值。 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题目？因为我感觉到土地问题在中国还非常严重，土地相关的权益保护问题也很严重。因为土地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要素之一，也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资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资源，第一大自然资源。而土地制度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我感觉到土地制度它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比如说与国有土地制度，我指的是官僚式的土地制度，相对应的必然是国家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形态。所以在中国土地制度急需改革，同时与土地相关的侵权事件，比如强征强拆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中国也急需加强土地权益的保护，所以我们召开今天的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研讨会，希望各位著名学者、专家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中国的土地改革出谋献力。下面再补充介绍这位新到的是刘晓华教授，河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欢迎！ 下面我们请高教授、高主编，他准备了一个发言，15分钟左右，然后他发言完了以后，咱们大家自由发言，每位发言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除了高教授可以长一点，其他最好控制在10分钟左右，这样我们下午的会就能控制在两个小时以内。下面请高教授发言。
高续增：各位专家、学者，尊敬的胡星斗教授，今天我还意外的在这里能跟高全喜老师、晏智杰老师、各位老师坐在一起，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阐述一下我关于对中国土地问题的思考，也希望借此机会，请各位老师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指正。 咱们的主题是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土地是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正因为如此，农人的中国虽不能称雄天下，却能独自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文明延续。传统上土地权益归属的天条是中国人所熟知的理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用天赐神授，不用逻辑推理，谁做了龙庭，天下所有的土地就是谁的。这样的认知是中国主流文化全部内容的神圣基石，不可动摇，也无法动摇，动摇了就不是中国了。 但是在20世纪初从西方兴起的那股革命潮水，要冲毁一切腐朽罪恶的旧社会，大潮的余波涌到了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必然对“皇天后土”这一天条进行质疑，进行否定，最终摧毁。与这一天条相对立的是中国产生于民间的思想，耕者有其田，这历来是中国理想主义者的梦想，其思想源头可上溯至孟子的惠民思想。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把这五个字明确组合到一起，顿时获得了大多数国人的拥护和欢呼。 就在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迎来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夕的1947年，国人们听到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你是农耕者良知者，你必然欢欣雀跃、载歌载舞，你是食利者吃租者必然如丧考妣，噤若寒蝉，这道划过千年长夜的铿锵有力的闪光文字，见诸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此句话是《大纲》开篇中第一条的全部文字。历史将从此被重新改写，我们作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何等幸运，能见证五千年文明史的车辙在我们这一代嘎然转向。 1949年9月24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权会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条）再次强调：“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如果历史是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的前途将会是另一番景象，更不可能就在这仅仅几年后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了。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问题就出现在1956年以后的变法，众所周知，从那以后不但耕者无其田了，居住在广大农村的农民就连自己的宅基地也不属于自己了，只能在“集体所有”这个虚名之下，找不到能决定其真正归属的主人了。更悲惨的是一群人是土地改革以前的那些土地的主人们连人格和起码的尊严都丧失殆尽，统统成为监内的或者监外的罪犯。 用理想主义者的手法把理想主义的口号生硬地嫁接到严酷的现实中，竟然引出了后来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后果。理想瞬时间变成厄运，原因在哪里？不在土地，不在耕者，而在于造成变革的那股力量的社会功能与行事方法，它本身也无法彻底摆脱掉立基于中国文化之上的那个皇权思想的束缚，不自觉地回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逻辑思维中来。对中国的农耕文化来讲，它的外部形式变换了，内里的实质却悄然得到了回归。 日月如梭，光阴荏苒。如今又一个甲子过去了，不用再这里花费时间去评说这个甲子间所发生的风风雨雨，也不必忙于厘清其中的是是非非，我们在叹服中国文化传统的顽强力量之余，只能下决心为改造它而继续付出尽可能的时间和精力。 历史的长河没有尽头，生活依然在继续。其实现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依然在“耕者有其田”这个命题前徘徊踌躇。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是在“耕者无法有其田”的现实面前，谈论耕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所幸的是，今天的我们却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为化解60年前因土地产权制度的虚拟化所造成的产权混沌而集思广益，寻找出路，为此，我们今天必须苦思冥想，百般推敲，对内认真调查研究，征询良策，对外广泛搜寻借鉴，以利参考。这是国之大事，匹夫难辞其责。 中国人或许能有这种非凡的智慧，在建设好大后，回过头来再顺利的解决好地基工程中遗留的问题。“耕者有其田”这个理想经过了“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运动”的轰轰烈烈，却也经过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包产到户”的急风暴雨，其间的大起大落、惊心动魄，让经历这个时代的国人心里感受得到，而嘴里描述不出。所幸的是中国这块不算太大的土地如今竟然光荣地承载起了十三亿国人的衣食之需，这也可以称之为华夏民族的空前大幸。我理解，这是中国人赶上了好的时候。化肥的发明、机械化的田野操作、生物技术的应用，这些从外面传进来的先进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救了中国人的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中还有国人袁隆平先生的卓越贡献，这足以撑起当代国人的腰板。 既然现在“粮食过了关，衣裳不愁穿”，那么“耕者有其田”这个诉求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我们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不是的，顺着原来的主题“耕者有其田”还有一些话要说。 民族要发展，文明要进步，“耕者有其田”所期盼的顶多是前现代的中国人的小康理想，解决的是基本生活需求，而且根据历史的经验，那个小康社会或者是随后到来的盛世，在经历了繁荣之后，必然是战乱频仍和外患入侵。我们想要彻底打破这个周期律，就要从“耕者有其田”这个低档次的理想基础上实现升华，而这样努力起步的起点仍然要从“耕者有其田”这一点重新跋涉。 当前，环顾世界文化上领先于我们的那些民族的社会建设早已超越了中国古代圣贤所描绘的大同世界，这应当是今天国人的着眼点，而不要埋头于从圣贤书中寻找绘制蓝图的素材。应当看到“耕者有其田”这个老大难问题的现实转化，其实就是为人民日夜牵挂的“三农”问题，那就是正在和曾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和他们的后代将来怎么办？他们曾经生存的那个空间今天面临怎样的困境？他们赖以为生的那个产业将面临怎样艰苦的转化难题呢？其实这就是“耕者有其田”以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们现在提出“耕者有其田”，它深层的意义已经不是这五个字表面昭示的那么简单了，今天我们有必要给它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那些曾经被拴在土地上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亿万农人因为非主观上的原因，而错过了中国经济初步腾飞阶段的“红利”，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当中的“后排观众”。他们这个集体作为土地名义上的主人，他们也应当从那块土地权益的归属上得到补偿，否则就是不公。看看他们现在的境况，家庭的分离、亲情的隔断、子女教育的被歧视、一年一度的迁徙、现行户籍制度造成的种种不公，我们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人们不能泰然处之。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化的主张“一分了事”，把土地的所有权益在他们中间按人头多少进行均分，那样做的结果将可能像前苏联的下场一样悲惨。 土地如何让它的耕者所有，所有权如何得到保障？所有者如何行使其权利？都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来进行保障。那制度应当成为法律利剑下的铁的律条，天王老子也要自觉自愿地按照公允并公正的制度行事，这是现在中国建设中急切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而今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依然遥远，故在此务请各方贤达多赐良谋，鼎力齐心，让我们不屈不挠共同努力，为使中国能尽快奔此化境而尽心尽力。五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汪玉凯：你给出药方了吗？你说怎么办？
主持人：他现在是让大家给药方。我们又新来了两位，这位是叫杨志，是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发行主任，这位是勤民强，刚才银行家杂志的主编审高续增先生谈了他的观点，可以说纵横两千年，他从中国人曾经的耕者有其田，到后来的耕者无其田，中国历史上可能也是不断循环的一个过程。中国近代或者中国现代也没有脱离这个窠臼，从49年之后，一开始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样的政策，但是后来又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等，又把人们的土地权益给剥夺了。现在我们又要重申耕者有其田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不能够耕者有其田，的确会造成很多的悲剧。就像刚才高主编所说的，土地产权不明晰，就导致很多农民到城里，最后也很难融入城市，那些土地也无法变现，土地没有它的价值，也无法真正的进入城市，造成很多问题。强征强拆这方面的问题更是很多，甚至如果不能耕者有其田，农村是否能够建立起它的道德，是否能够真正进行合作，是否能够避免短期行为，甚至农民是否能够真正拥有自己的土地，可能都是问题，这是我初步的看法。下面谁回应一下或者谁接着发言？高教授。
高全喜：我接着高主编的话往下说，今天受到星斗教授的邀请，以前没参加过，我知道有影响力网，我以为是一个讲座式的，没想到是一个内部讨论，我觉得这个内部讨论更有意义。这个主题我不是研究土地方面的专家，也不是三农问题的专家，但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愿意接着高主编的话，接着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一些粗浅的认识。 我想分两个层次来谈，第一个层次还是从刚才像星斗教授所说的，国家制度或者宪法制度，这个国家之所以作为一个政治体，它存在一套法律制度，尤其是宪法制度这个层面来谈这个土地制度问题，土地问题，这个层次来谈一下。第二个层次再谈一下作为目前在已经确定的国家宪法制度情况下的一个土地政策，那只是一个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个层面，来谈目前我们面临的土地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问题，这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要区分开这两个层次。 为什么要区分这两个层次呢？首先谈一个国家制度宪法制度，土地制度确实是一个政权建制的根本基础。共产党在49年建立这个政权，它的立国基础是秉承着三民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土地属于耕者有其田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演变的传统，是建立在这样一套宪法制度下的，所以它的共同纲领乃至五四宪法都确立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而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可以上溯，共产党在瑞金时代，首先搞的就是土地大纲，后来废除旧法统，基本上是使耕者有其田，或者每一个人民或者国家公民拥有土地，这个土地最终要使得每一个农民或者每一个人都拥有土地。但是我们又看到这样一个宪法基础，在建国三十年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演变，就把原先土地改革，把土地尤其是国民党当时土地或者地主的土地分给每个个人，但是后来分到每个个人，这个政策刚确定下来土改很快就开始，先是集体，逐渐上升，逐渐到人民公社，就把它收到国家手里了。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当时关于土地问题宪法的规定，是有它的重大变化的。这个变化给中国共产党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路径是有关系。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实际上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 为什么从宪法来谈这个问题呢？我们发现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八二宪法，八二宪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宪法，是属于三中全会确立的一个改革的宪法，但是这里头有一条是非常值得研究或者值得追溯的，不能说它有问题，至少值得研究。就是国家宣布这个土地问题国有，这是八二宪法中明确确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条款。以前的宪法中是没有这样明确确立的，这个国家所有就等于是把过去所承诺的共同纲领，甚至文化大革命做实的那些问题，八二宪法就把它宣布为国家所有了，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宪法依据是什么？整个建国三十年的依据是什么？是没有对这些加以认真的追溯，给予一个理论解释的，只是一条规定了。我们后来政策上，我们只是土地管理法，只是管理这块土地的，然后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只有使用权，现在土地流转这些问题。但是首先土地属于谁？这个主体到底是谁？在宪法中它是什么意义？在八二宪法中是有这么一条谈到这个问题，但这一条也有人说，像八二宪法很多都是非常先进的，非常改革的，非常好的。但是这一条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有问题的，把过去曾经三十年做的那些事情，是作为党的政策，党的文件，但在宪法中八二宪法这一条一下宪法化了，一下宣布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以前没有宣布，回到过去怎么回去，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这一条当时想当然，认为是党的文件，这个过程都已经确定下来，宪法只不过是背书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重新思考，宪法属于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土地制度怎么确定的，土地国家所有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还是主权性的概念还是关于个人权利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还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到底国家所有，首先对历史要有总结，建国的时候要土地改革，最后通过共产党的政策，收回去了，人民公社，历史这三十年的账，共产党的理想目标，你怎么加以理论回应和理论的说明。 第二条即便国家所有，这个国家所有是什么意义上的所有，是主权意义上的所有？高主编我有点看法，虽然我们传统社会是国家所有，皇家所有，但是不排除个人私人产权还是在流转，还是在经常兼并，土地在传统意义上个人是有财产权的，是有土地所有权的，和我们社会主义这一套完全是两回事情，差别很大。那种只是主权意义上的一个说法而已，莫非王土，每个人的产权是有明确的。我们现在到底这个国家意义是什么意义上的？这是我谈的第一个层次。 还有就是如何理解所谓权益保护，权益保护问题，由于是国家所有了，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管理只不过是一个利益问题，没有上升到权利，因为土地给每一个国民或者农民拥有的土地，首先不是利益问题，利益是它的附着物，最根本的是它的基本权利，这个权力是一组权力、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一系列权利附着在这个土地权利中，土地假如是国家的，个人没有任何正当性主体的话，他只是利益上的流转，这样的追溯，个人这个权利它的权重是差别很大的。首先土地他作为主体占有这个土地了，再上升到他不是权益了，他首先是权利，然后再追求这方面的附着物，利益。在宪法层面中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解决我们现在无论是农民还是我们城里人，都面临这些问题，土地在权利问题上到底是利益上的一个区分还是一个权利的区分，权利的区分这里头跟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是一组权利，而这些必须在宪法中要确定。土地权利的主体，人民也罢，国民也罢，农民也罢，在宪法学中，国人、农民、城里人在宪法中是一视同仁的，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八二宪法把它视为国有了，个人在这里头是什么关系，不光是农村土地，还有城里的，以前的房屋问题，没收的资本家，宗教一些教会财产，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宪法中要去探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探讨，对共产党建国60年刚开始的诉求，刚开始的立国共同纲领到现在，他这一套历史的账说不清楚。第二个，对每个公民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就是国民，在土地问题上的权利是什么，附着一系列的权利系统也说不清楚，光谈利益上的流转补充多少，你这个正当性是缺乏根本性依据的，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谈三农问题一些经济学的研究，还有政治学的政策研究，都很少涉及到宪法问题，没有这个宪法问题，一般的诉求只是利益。现在改革中，可以在利益上做一些调整，这个都是策略上的，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事情需要逐渐的深化触及到根本问题，这是我谈的第一个层次。土地问题跟宪法有关，我们要追溯历史，它有一系列变迁。我尤其提出八二宪法中其他都很好，这一条当时写了，我们现在怎么对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不清，很多问题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础。私人财产权问题，土地这些问题，我觉得都缺乏一个依据，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因为我没有研究，这里头主要涉及到了我们目前所谓的04年后来13年《关于中国土地管理法》它有一些修订，一系列问题，它叫土地管理法，不是土地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在既有那样一个框架下，如何管理这一套已经定的国家所有的集体的个人的这些问题，如何管理，在管理一系列的层面中，政策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三农问题出现，城乡差距，市场经济的扩展，在管理上是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改革，在管理层面中开一扇窗户。但是目前需要的是我们要重新思考，中国是不是要重新考虑土地法，而不是完善土地管理法。土地法共产党历史中是制定过的，现在在新的时期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个土地法的问题，土地法的问题涉及到了土地的主体，国家和土地的关系，土地制度在国家根本法律中占有什么地位，然后主体问题，确定了之后，才是如何区分这一系列的集体土地问题、个人土地问题，涉及到个人财产权的问题，在管理法目前这个情况下，涉及到几个普遍争议的问题，第一个如何理解公共利益问题，需要法律界定。现在土地管理法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概念，属于经济法，民法层次都没有上到。我们现在谈到要上到民法层面，作为民法权益，民法实际上还是一种私法，还不是一个公法体制。把土地权益问题要从经济法学那种意义，现在要做民法典，它已经上升到民法层面。但是这个民法层面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上升到宪法层面，宪法层面涉及到了个人私有产权问题，因为私有产权问题，市场私有产权流转问题，最终是一个宪法中所确定的权利问题，而不是一个民法，民法是兜不住的。而我们现在土地管理法只是一个经济法中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关于公共利益问题，我们现在思考公共利益只是从经济法层面，现在上升到一些民法了，但是公共利益最终要到宪法层面，宪法层面涉及到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概念，关于公共利益。 再一个就是在目前的管理法中，农民的主体，使用权、所有权，你这样一个使用权到底是怎么流转，这一块中不能太模糊，分不同阶段，要制定比较具体的清晰的一系列的操作上的制度上的一些规章。但是总的来说，我对这一块不抱特别大的希望，在没有一个土地法情况下，光是土地管理法，有一系列红杆杆的情况下，现在在三农以及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差别重大的背景下，目前要解决这个土地管理以及相关联的权益问题，我觉得它的空间是有限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高全喜教授的真知灼见，的确八二宪法虽然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宪法，但是在土地制度方面，却是一个大大退步的。通过宪法，全部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而且没经过任何全民讨论，人大的程序还是经过了，没有经过全民公觉，可以说就是几个人躲在暗室中就宣布土地制度的重大变化，然后把很多人的权益都给剥夺了。过去很多人在城市还有土地所有权，还有土地证，八二宪法一出来，那些土地证全都作废，可以说它是变相的对很多人的财产进行了掠夺。如果说的严重一点，可能就是这样。高教授又谈到关键就是如何确立宪法的权利，宪法可能要进行一些修改，要制定土地法，而不仅仅是依靠土地管理法，要保障民众的土地权利，而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土地权益，这个提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就应当修正。下面晏智杰教授发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著名的经济学家。
晏智杰：谢谢胡教授的邀请，能够有机会来参加今天这样一个研讨。今天这个研讨的主题我知道之后，也深表赞同。的确在现在的中国改革进程中间，围绕着土地制度和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是一个焦点之一。刚才我也听了胡教授谈到这个论坛的宗旨，我也深表赞成。需要有这样的场合，能够起到一个交换意见、相互启发，为我们的决策层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刚才听了两位高教授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想着重就第一位高教授谈的问题接着谈一点意见。 事先我也准备了一个稿子，和高教授不谋而合，为了节省时间，这个稿子留下来，也不用过多解释了，有些地方再给它简略一下。这个稿子的题目是什么呢？叫做耕者有其田，何时梦成真？是想谈一谈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问题。耕者有其田指的就是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说农民作为土地的耕作者和经营管理者，他真正应该拥有土地的处置权，拥有经营管理权和土地收益的分配权等等。而且生活证明，有了所有权，自然也就有了土地的使用权，但是反过来并不成立。仅仅有了使用权，未必就有所有权，而现在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在土地制度上存在的现状，恰恰就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此，我以为实施耕者有其田这样一个原则，仍然是我们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土地制度改革应该，而且必须实现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目标。 下面围绕这个中心思想，说一点我的意见，不一定成熟和妥当，跟大家交换意见。耕者有其田就像刚才高教授说的，是中国农民为之奋斗的千年梦想，这个梦想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初，曾经得以实现。那个时候经过土改，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终于圆了耕者有其田的梦，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在极左路线的支配下，经过合作化、公社化，刚到手不久的土地所有权又被无情的剥夺了。这种剥夺在十年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它的结果只能是农业落后，农村衰败，农民贫困，改革开放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极大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成为我国这几年来农业得以发展的制度保证。我以为这种发展制度上的根源，就在于农民通过这种制度安排，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使用权。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把“赋予”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进一步推进到“赋予”农民土地的所有权，也就是说真正的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今年初一号文件的内容来看，我的理解是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因为文件明确的规定，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从集体承包来的土地的经营权，要求稳定并且保持长久不变，农民同集体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并且指出要在坚持和维护承包关系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各种权利，这个赋予是没有加引号的。这种权利我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了。 总而言之，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由此而来的土地的承包关系，看起来是当前中国土地制度的一条底线。相关的同志也发表谈话，说有三个底线不能突破，这就是其中第一个不能突破的底线。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制度，这种所谓集体所有制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之下，它实际就是由村委会、镇政府到县政府的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所有制。这与其叫做耕者有其田，不如叫做政府及其官员有其田。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土地集体所有权实际上就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所有权，以及在这种制度之下实施的土地承包制，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事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从过去完全被剥夺的情况相比，赋予农民一定的土地使用权毕竟是一大进步。但是使用权毕竟不是所有权，因此，对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积极作用，也不应当估计过高。 另一方面，这种制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证明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他们既是土地唯一的买方，也是土地唯一的卖方，这就是土地垄断。这种垄断为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成为过去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已经广泛蔓延的腐败的一大温床，这些我想都是事实。 由此，我们不禁要发出两大疑问，疑问之一就是说在土地垄断的条件下，如何铲除官员的贪腐，垄断是贪腐的温床，这是必然规律，也是常识，并且已被现实在不断的证实。我们的疑问之二，既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担心有使用权的土地随时可能又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够真心实意的参与和发展农村的合作经营？参与发展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经营和严重性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对土地的经营做长期打算？加大对土地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农民又如果能够安心地去搞他的家庭经营？而家庭经营应该是农业经营的基本方式。可见没有土地所有权这个根基，技术层面的措施再好，恐怕也都难以落实。这并不是农民落后，而是出于维护自身合理权益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这也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 如果我们这些质疑能够成立，那么必然也就会对现有文件规定的那一系列技术层面的，肯定现在这个所有制前提下技术层面，有的是牵扯到技术层面的安排，能够得到预期好的效果？我是深表怀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允许突破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底线？为什么不肯迈出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步？这是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在思考的问题。 我以为除了既得利益者集团和既得利益者阶层的有意和无意的阻挠和反对以外，一个重要的背景和原因，恐怕就是有那么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可能对我们的决策者是有影响的，而这种影响恐怕还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就值得拿出来好好谈一谈，在太阳底下晾一晾，依照这种观念，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依照这种观念还认为这种公有制只能而且必须通过我们党和政府加以实施，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就是这种公有制理所当然的代表，几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尽管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负面的甚至于毁灭性的后果，早已经大白于天下，尽管35年的改革实践，也已经否定了这种陈腐观念。但是时至今日，这种观念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时还甚嚣尘上，大有占领舆论主流的趋势。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所有制崇拜和公有制崇拜，我还以为现在是到了彻底清算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生产力标准，为民营而不是官民正名的时候了。因此，允许我稍微说几句，所有制的崇拜和公有制的崇拜，最根本的措施就在于颠倒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同生产力之间的正常关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首要的根本的条件推到次要地位，而把本来受到生产力制约的生产关系提到第一位，从而违反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水平这个普遍真理。其结果只能是经济凋敝，百姓受苦，国力下降，这是历史对倒行逆施无情的惩罚。事实上，离开了生产力标准，其他的任何标准无论看起来多么公平正义，多么振振有辞，都失去了它科学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因为发展生产力才是最根本的，所有制也罢，经营管理方式也罢，分配方式也罢，他们的是非和优劣最终都要以他们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转移，在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面前，其他统统是次要的，服从的，没有与发展生产力平起平坐的资格。更不用说要把它们抬高到处于主宰地位的情况，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从反面证明了这个客观规律的无情威力。 另一方面，认为党和政府部门和它的官员所有制就是公有制，就是国有制，理所当然的和唯一的实现形式，这种观念的错误和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不仅因为由各级政府及其官员所谓代表全民利益的做法，没有体制保证，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官员本人的品质和表现。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一点已经一再被不断揭发和承办的贪腐案件所证明。更重要的是我以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以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依照这种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高度集权的个人独裁，政治领域如此，经济领域也不例外。当然这样一种与无产阶级专政相适应的公有制和国有制，在夺权之后的一个时期，以及在战争这样的特殊条件下，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剥夺了现代社会个人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它必然导致腐败和效率低下这样的弊端，最终沦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阻力，这也是早已公认的事实。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又提供了反面的教训。 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所有制呢？我以为回答应该是，我们应该要的是每个公民实际都有份的那种所有制，也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前资本主义小生产私有制的否定，而未来新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他说这是否定之否定。他又说这种否定不是要去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要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他在其他著作对这一点也有其他相关的说法，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未来新社会的公有制应该和必然是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在一起的，是仍然有份的。这种公有制当然意味着任何个人无权分割劳动者共同占有和使用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对生产资料真正的拥有一定的实际的所有权，个人是真正的所有权，细想起来很容易理解，如果每个社会成员不拥有自己的实际所有权，所谓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就是一句空话嘛。而事实证明这一点，我们过去的公有制并不是真正的人人有份的公有制，它演变成了我们党和政府及其官员的所有权。而在马克思那里，公有制应该是同重建个人所有制相一致的，同我们实际形成的这种公有制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命题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同马克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恢弘理念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否定之否定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如果它只是一种新的剥夺，代替旧的剥夺，从而制造出不断新的无产者或者有产者，只是两者交换位置，只有将生产资料所有制推进到共同占有基础上，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拥有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其他的贡献，而确立起来的个人所有权，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遗憾的是，马克思这个思想并没有被后来的革命运动所继承，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在推进公有制的情况下，并不是人人有份的公有制，而是我说到的党和政府部门所有制，甚至是首长所有制，也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所谓一把手说了算。这样一种制度是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牢靠的经济支柱，这种公有制和国有制在政府官员发生腐败的情况下，它实际上可以蜕变成一种新形式的私有制。中外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一再证明，必须要坚决打破和改变这样一种所有制的现状，使广大的民众真正当家作主，现实也证明公司化和股份化是实现公有制和国有制的较好形式，另外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职业经理人而不是政府官员去管理经营企业，包括经营土地，才有利于革除贪腐，提高效率。 就中国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来讲，实现耕者有其田，当然不是要恢复小生产的私有制，像解放初期那样，再把土地一块一块分给农民，时过境迁了，客观环境、主观环境、农民主体，农村的结构等等，都大不一样了。因此，想照着那种做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甚至于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我以为我们要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本着这样的精神来改革我们土地制度。这种公有制当然不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所有制，而是先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有效形式。例如股份制，在这种所有制框架之下，重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说需要探讨实现这种个人所有权的形式，而不变的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和支配，并不是由其他人来做他们的代表。 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应该是它的主要形式。而发展家庭经营的根本条件，也应该是农民对土地的实际所有权。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权，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相信赋予农民的其他各种制度的，尤其是那些技术层面的权利和举措，才可能真正得到农民的拥护和支持，真正落到实处。收到预期的经济效果和政治效果，也就是说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以及由政府官员实际掌握资源的所有制的模式，我以为早就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了。这就是我想说的。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晏智杰教授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的观点，他讲得太好了，我也不忍心打断他，他的时间是超时了，但是他讲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价值的。怎样来重新实现中国的耕者有其田？不是要回到传统那种私有，他认为是要进入一种土地分治这样一种新型的股份制。但是在中国这个土地股份制前几年有不少地方在试强，但是后来都被叫停了。但是我是非常赞成晏教授的观点，土地股份制应当是未来中国土地改革的一个方向，目前土地的国有也好，集体所有也好，它的确就是一种官员所有制，它造成了寻租，造成了两极分化，很多的问题，也只有让农民获得土地的产权，农民才能带着财产进城，也才能解决中国的消费不足这样一些问题，两极分化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晏教授的观点我也是非常赞成。
汪玉凯：上面讲得非常精彩，土地问题，这次三中全会还是做了很多思考，但是我整体感觉非常精简，骑虎难下，不改不行，要改，又不敢大改，城乡建设用地可以流转了，我想讲三句话。过去中国35年的改革最大的教训就是剥夺农民，这个剥夺是双重的，不是主观上的，是客观上的。从客观上来看，我们对农村造成了双重的剥夺，从改革到现在，农村向城市输入了2.5亿的农民人口，这2.5亿农民人口在农村接受义务教育，这些人到城市以后，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拿到的报酬待遇大体相当于城市居民的一半，打工打不动了，就回家养老去。几年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剥夺了数亿计农民的权利。第二我们城镇化、城市化变成一个城市扩张，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中国城市人口增加26%，但中国土地面积扩张了50%，是中国土地制度决定的。除了国有土地以外，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赚取巨额收益，把农民排除在外。征地越来越变成战争，整个群体事件在15万起以上，因为土地纠纷引起的征地拆迁引起的纠纷占到70%，我们对农民客观造成双重的剥夺，中国改革最大的教训就是双重剥夺农民。 第二句话就是中国土地制度实际上已经作为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农村土地制度客观上已经成为中国既得利益群体能够快速形成，羽翼丰满，实力雄厚。我在前几年分析过，既得利益者就是用非公平竞争的手段，借助公权力，获取了巨额利益。如果从边界看，大概形成三个群体，第一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第二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集团，第三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这三大利益集团既掌握了权力，又掌握了资源。我们想想中国利益集团为什么在这么短短过程中能够形成这么大的利益集团？跟土地有关，把中国房价搞到这么高。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快速形成，壮大实力，相当程度和土地程度有关。通过房地产变富是他重要的手段。
第二句话，三中全会有人提出新股改，有人叫第二次股改，我认为遇到很大困难，比如减少地方政府的征地范围，第二个农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同权同价，但是做了限制条件，一要符合规划，二要符合土地用途，这两个条件等于又给政府提供了抓手。如果不符合城乡发展土地规划，不符合土地用途，你是出不来的，这等于又给我们官员一个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又给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三中全会在土地方面很纠结，认为不搞不行了，但是又不敢彻底的改，又不敢彻底的从土地所有权上做比较大的尝试。有前面两个限制条件，就可能使这个改革成效性大打折扣。尽管想法是非常好的，想让农民受益，包括城乡农民的财产权利，包括要放开户籍，但是能不能达到预想的成效，我认为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认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可能还需要更深的思考。比如城市的70年产权大限，70年以后怎么办？如果能够比较理性的，完全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建立起来的，我认为是有理有据，应该给上面建议，我们应该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应该事先迈出一步。
主持人：刚才汪玉凯教授谈得得非常好，过去35年中国改革最大教训就是剥夺了农民，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剥夺的状况。土地制度作为既得利益群体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汪教授还总结了三种利益集团，权贵的利益集团，垄断的利益集团和房地产利益集团，他们是中国改革巨大的障碍。汪教授建议中国应当在土地所有制方面要进行大的改革，要进一步改革，汪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李德深：刚才听了几位学者教授讲的，深受启发，你们讲了很多新的理论和观点，我都接受，觉得很不容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能够在这个时候旗帜鲜明的，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认清现在的发展，我觉得很难能可贵。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特别我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在中央党校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是搞实践的，基金会的秘书长，现在已经退休了，已经60多岁了。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坚信不移，中国革命，中国事业是靠马克思主义推动得以达到今天这种成果的，现在我们仍然要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来跟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汪玉凯：现在问题我们举的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在这。
李德深：我们不断在努力让它修正为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学习讲修正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一定要修正，不修正就走偏了。今天谈的是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我从06年开始抓中国镇长论坛，我是中国镇长论坛的秘书长，连续搞了八年了，每年开会都是我在钓鱼台主持这个活动，都请国家领导人过来，每一届都有二三百个乡镇长参加这个会议，话题很多，对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说的还不多，但是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振聋发聩。比如对乡镇长，一般老百姓叫乡镇长什么？叫王爷，他们已经不是乡镇长了，是王爷，叫村长叫什么？地主，直接喊张地主、马地主、李地主，这个在南方很普遍。开玩笑不叫王村长，王地主，大地主，这些年来土地像刚才几位老师说的，基本就是靠土地，使这些贪官污吏发了大财。 我记得我在90年代初，就是93年那时候刚到中央党校，曾经下派到深圳去工作。当时那个村长我就了解了，一个女村长姓何，她就有二十多处宅基地，一百平米一个，她卖出去十个，自己建了十套楼，小别墅，当时价格便宜，一百平米的地基是二十万，现在那个楼值多少钱了？盖三十万就盖完了，现在值几千万，很可怕。这个地主多简单哪，当时是一个村长，就有权力支配村的几块土地，而且是个女村，就能成亿万元户。那时候我接触一个镇委书记，就敢提出北有邓小平，南有周景庭，我听着就觉得很可怕。盖镇长楼就跟天安门城楼差不多，不知道他能把财富挥霍到什么程度，就把土地利益发挥到极端程度，使人们望而却步，很可怕。在乡镇这一级干部亿万元户，经过这十多年，比比皆是，真是被他们剥夺了。 像最近习总书记讲改革的肥肉已经没有了，到我这就啃骨头了，这句话也是意味深长。所以就是前那么多年，刚才几位老师说的，改革红利都被几个层面剥夺了，所以形成了整个社会层面就是人人效法贪腐，自己不贪，老婆孩子司机秘书这群人都成了腐败的对象，所以为什么最近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要管好身边人？对身份证制度，包括裸官等措施，这都是无奈的办法。另外我个人认为中国取消农业税，这个事是有点超前了，现在这个乡镇干部，我们过去收农民土地要收点粮食税，一分钱都没有的，我们跟农民是什么关系呢？农民说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犯法了，有法院，我有刑事了，有公安，我跟你什么关系，我是主人，你是公仆，没有任何关系，你要请我去干点活，交钱，你要我去参加救火防洪，拿钱，现在变成这种关系，这个也是很可怕的。把农民的积极性全都给打没了，也把唯一一个有关系的关系给放弃了，你哪怕收一毛钱的税，一亩地收一毛钱，知道有个关系，每年能见一次，现在每年见一次都不容易。有些政策有失偏颇，闯王来了不交粮，不纳税了，不好管，乡镇长们有些苦衷，在论坛上有些议论，我们觉得确实不好弄。 我搞了八年中国镇长论坛，在北京开了四年，在外地开了四年，效果还是不错的，每年都有一些理论或者实践上的东西，向高层汇报。当然我个人，因为我是学经济学的，等于是晏教授的门生，我跟刘红英老师关系非常好，一块写了消费资本论，本来是搞经济的，后来到党校从政，搞行政工作，理论方面荒芜，到这边是班门弄斧，简单说这些。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德深教授对这个事情的观点，而且讲了一些南方的事例，的确是触目惊心。但是你说农业税收费收早了，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倒不在于农业税费不收了，而是要建立农业协会或者是通过农业合作社这些方面，把农民给组织起来。但是要形成真正有效的合作社，它的前提又是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个土地的产权要清晰，农民要拥有这样一些土地的权利，他的产权，否则这个合作社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合作不起来，农村一些集体的事情就没人去做了，我认为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刘晓华：我是第一次来，随便漫谈一下。我首先谈一下，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常有意义。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它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研讨会本身的意义，它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召开了这么一个适当的会议，很及时。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三农问题的凸显，对土地问题一直是我们讨论的一个热点。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我们一些问题看起来解决了，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又出来了。本来这应该是官方好好的召集大家各层次各领域的人讨论这个，刚才我们谈到的，大家都知道八二宪法，而没有做到，我们胡教授填补了这个空白，在这个适当的时候召开这个会议。这关系着我们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不光是农民问题，农民是基础，没有农村，哪有农业的发展，哪有中国的发展，中国是农业大国。所以农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很多问题都很难解决。 我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我是搞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其中有一个所有制问题，民营经济，户籍制度，我很赞成胡教授的意见，我很早就谈我的看法，就是要取消户籍制度。我在这个专业的全国会议上发表了我的观点，文章也已经发表了，你要取消户籍制度，首先土地制度你得解决。所以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会议我觉得很重要，当然咱们也可能会在网上引起大家的妥协，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讨论引向深入，我们切实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流于形式。土地讨论多少次了，大会小会，各个层次都讨论过土地问题。我相信在胡教授的倡导下、引领下，我们会把这个研讨提到一个高的层次，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是一点。 我感觉我们接触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这里谈到土地制度，你这个制度不解决，你谈到什么权益，这个权益保护，目前只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来谈农民的权益保护。因为你现在土地公有，谈农民的权益保护，只能在公有制条件下他的权益保护问题，但他的权益没有得到保护，刚才大家谈了一些实际情况，这就涉及到一个土地制度问题。这个土地制度问题它也就涉及到所有制的问题，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攻坚阶段，我们现在弄到一个底线上来了，讨论这个所有制，土地究竟归谁所有，归谁所有才能谈论到使用权。我们经济学讲到两权分立，国企改革两权分立，所有权是国家的，使用权是企业的，可是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吃大锅饭过去，现在我们把所有权赋予了新的权益，使用权包括五个权利，既然你有使用权，你有收益权、处置权、决定权等等，都归到使用权里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看到农民没有，征地也好，卖地也好，买地也好，都是政府的，政府代表国家在说话。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公有制一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我们应该允许多种形式存在。这个多种形式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包括个体私营。不局限于公有制，就应该非公有经济的存在，农民为什么不能耕者有其田，不能有自己的土地呢？现在我们说耕者有其田，关键在哪里？怎么样使他有其田呢？怎么样使他能有自己的土地呢？是国家分给他还是他通过自己勤劳买来还是怎么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他有其田？这里就涉及到刚才说的，我们这个生产制度，这个所有制问题了，这是一个绕不开的。我们现在贪污腐化，效益低下，社会风气不正，我们很多问题都可以从所有制上找到根源，所以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关键的关键，是根源。我们现在弄到在探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所有制，这里面就进入攻坚阶段 ，深层次的矛盾在这，这是一个很不好说的问题，但是又绕不开的问题。现在海归们说土地应该私有，他们十年前就这么说，当时遭到我们研讨会的一致反对，因为大家知道解放以来一直是公有制，怎么能说土地私有呢？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条件下，究竟这个土地怎么样让耕者有其田？怎么样能保证在坚持公有制条件下，马克思提到社会公有制是什么，社会公有制现在是经济学上的哥德巴哈猜想。将来的公有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一个否定，而社会主义又推翻资本主义是第二个否定，在否定基础上，将来建立大家是协作劳动，共同在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马克思这样说的。而我们在引用马克思话的时候，我们片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我们突出强调了公有制，而忽视了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为什么说重新建立？它区别于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建立那个私有制，马克思是反对要打倒的，是指在公有制基础上所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我们经过探讨，我们认为股份制能代表这一点，当然这个股份制是不是适合农村的土地改革，还有待于大家探讨。 另外我们知道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正是由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当时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们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后来农民分到土地，欢欣鼓舞，开始搞经营建设，但是在这个条件下，由于劳力的不均衡，给了你地，你不一定能把它耕得好，互助组的建立是一个好的事情，可以调剂余缺，你有牲口，我有地，你有人，我有牲口有地，大家互相帮助，可以把生产力发展起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谈到土地制度改革，不能把以前的全盘否定。在建国初期，我们这个土地制度不能说它没有一点优越性的。它还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它提出来互助组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当时这个落后的低下的生产力的发展，而使农民能够开展生产。这个互助组它可不是所有制的一个全部收回，实际上也是一种入股的形式。你到互助组来，你拿牲口，我出人，也是以这种形式来入股，而来从事一种生产，推动生产力。但是后来我们越来越左，搞合作社，搞人民公社，越来越背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说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性质来说，土地制度的形式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生产力的要求来建立什么样的土地制度，而不是你先想好了，我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我再去发展生产力，这是颠倒了，完全违反马克思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断章取义，极左的一些人他们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刚才德森老师说了修正主义，我考虑是什么呢？马克思究竟是怎么说的，恩格斯、列宁怎么说的，长期以来我们光听一些极左人说，高校在十多年前理论工作者讨论多少次，读原著，究竟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极左的人又是怎么说的，十多年前就提倡大家学原著，看原著究竟怎么说，因此在这里，我们不能把改革中的一些缺陷完全归于马克思身上，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也要区分开，我们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之处，要区别情况来说这个事情。 一个是土地制度怎么改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怎么样能改革土地制度，再一个就是这个权益的保护，在目前如果所有制动不了，在公有制为主这个条件下，农民的权益怎么来落实，能不能落实？从解放以来这个情况来看，按照原来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农民权益是不能得到保证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这种例子当然有很多了。所以我想第一个高教授确实是抛玉引玉，确实把这个主题给提出来了。各位教授也都发表了高见，对我也是一个再教育。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也没有准备。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刘晓华教授，她谈到了应该讨论八二宪法中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谈到了在目前的公有制前提下，其实是很难落实农民权益的，这些观点非常赞成，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希望最好五点钟能够结束，但是下面还有两位要发言，下面是张主任发言，章总总结，代表主办方总结，还有几位记者可以简短地说几句，下面张主任发言。
张振江：今天很荣幸参加胡教授为主的各位专家教授学者共同探讨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这么一个论坛。我想沿着刚才胡教授的这个话题，就是改革开放35年以来，农民得到了什么？从开始我们提到了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在地方上农民真正得到什么实惠？搞了城镇化建设，首先要考虑到农民的问题，土地流转，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土地制度与农民的权益自然就有了。新农村建设从十年前国家就提出来，要土地改革，农民作主，实际上真正到地方上，土地承包给农民，真正农民作主的很少。因为我从地方上来的，亲身体会，包括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地方成立了很多农业公司，包括合作社，就刚才胡教授说的合作社，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个例子。 就是在某个县，一个合作社承包了县城周边将近上万亩土地，当时他签的是50年不变的，县城的发展包括工业集聚区的进入，大量吞并了农民的所有权。当时要强制拆这个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当时投入了部分的资金，养殖种植，包括高效农业。因为农民在地方，今天来的都是老师级的，在地方上少一些。真正农民得到的依靠很少，他除了政府给他一亩地是四万块钱，要求农民手里把地给他征走，他又投入了每亩地大概两三万块钱，政府土地每亩地拍卖价80万，只给了农民补助4.5万一亩，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就是真正农民在土地上得到合法保护，我觉得胡教授今天搞这个论坛非常关键，给老百姓维权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他不同意的时候，政府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措施，我说的是一个现实的事情。 当地政府发展，首先解决农民的就业，你把土地给他征走了，没有工作，怎么养老？农民没有土地了，失去土地了，没有一个合适的单位让他们去就业，领导教授以后有退休金，农民有什么，真正农民交医保的，地方没有落实到位，很少。养老问题，另外一个提出来一些城镇化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盲目的把农民赶上楼房，不是说每个村每个户都有这个合作社，他有他的自主权。你说让农民自己去买房子，新农村建设，他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益，地方政府又把土地给他买走了，有些地方四万块钱一亩，有的三万块钱一亩，他做什么？他的养老谁来管？这是今天我们胡教授提出来合作社，要完善合作社这个体制，首先要给它保护。也就是保护了农民的基本利益，没有他的受益，每亩土地给农民四万块钱，政府拍卖价是80万，基本的保障都没有。我今天替老百姓说点实际的话。
主持人：张振江主任他谈到了中国改革35年以来农民到底得到了什么，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到底获得了什么？怎样来保护农民的基本权利，非常感谢。下面我们就请影响力网的总编章龙飞先生发言，你做总结。
章龙飞：我先说明一下，我是副总编辑，不是总编辑，代表我们总编辑感谢胡教授，感谢各位专家学者，这个平台是大家的平台，我们也说不上主人，刚才胡教授说我们是主人，其实也不是，我们把问题弄明白，弄明白以后，告诉更多的人，我们总编有这样一个想法。以前做影响力中国，官方不喜欢，就让我们整改，给我们整改了一下，以前是很不错的，尤其在13年，我们被海外很多华文媒体报道过的，包括香港媒体报道过我们影响力中国。
汪玉凯：你们注册这个域名？影响力中国，后来让你们改名？
章龙飞：后来让我们整改，现在就叫影响力网了。
主持人：过去谈宪政谈太多了，现在综合性更多。
章龙飞：我们现在想更好的沟通，首先要活下来。
胡星斗：其实现在是更接地气。
章龙飞：这个论坛我们感觉社会需要这些东西，要有人做这些事情，中国转型，有一百多年了，为什么转型转不过来？有它的原因，像土地制度和权益保护，刚才高老师，高老师我听过您好几次讲座了，还有汪老师也听过您的讲座，讲的那些东西都接近核心问题了。
汪玉凯：我经常为省领导讲课，胡德平去年到云南，跟省领导交流，我只能用踩边的话，要保持话语权。
章龙飞：另外我们网站也有一些专家，我们有一个思想专栏，很多专家是中国的一流专家学者，真正的学者，中国学者很多，很多说难听一点叫伪学者，我们不好说他们什么。整体上讲，我们希望是真正关心中国问题的，能说一些真话的，我们欢迎我们到影响力思想专栏，开思想专栏，我们欢迎大家如果有空，有学生的，可以做，没有时间的，给我们授权，我们也可以上传。我没有其他要说的，再次感谢大家！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我今天也学习了不少东西。谢谢！
主持人：谢谢章总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平台，也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建言献策，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下面王殿学说几句。
王殿学：首先感谢胡老师还有章总提供这个平台，各位专家说的都很好，也很受启发。我是平常没有各位老师眼界那么宏大，就是报道当中权益保护方面接触比较多一些，我有两个问题，开发商在征收，不是政府在征收，征收程序上，国务院有一个实施条例，说的非常笼统，没有很具体的东西，市政府搞了以后，下面农民在听证会，农民能够表达出来的一些渠道很少，这块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去年土地管理法修改征收规定的时候，全国人大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给我们解释，提升十倍，原来是六万，提到六十万，太高了，担心国家承受不了。这个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地方政府阻止的力量很大，土地财政减少很多，影响地方发展，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三中全会的决定说了提升农民的权益，还有一号文件，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征收管理办法出台，有什么促进作用？请老师解答一下。
杨志：各位前面教授都已经做了理论方面的总结，我也没有太多的准备。我因为在中央党校建设新农村文选工作了一段时间，经常到农村进行调研，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咱们这个会议的形式，我觉得可以改变一下，避免在会议室闭门造车，大家谈一些理论的东西，我建议以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乡镇去，了解农民的呼声，了解乡镇这些人的呼声，这样在做这个制度改革的时候，就有第一手资料。一方面让农民和乡镇企业知道咱们在做这件事，为他们说话，我们也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也是第一时间传达给他们当地的这些农民。具体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起码是时间的问题，起码作为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做这件事，任何一件事不是我们开个会，这个事情明天就成了，起码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探讨，国家的批准，才能做成。我有这样一个建议，我们在全国各地有不少农业基地，河北省承德市一个村是我们的试验点，我们经常去那里和他们一起过年。
李智勤：我是新闻调查周刊的，我和他的情况是一样的，我采访当中遇到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我想会后再交流也行，我觉得今天的会确实开得不错，感谢胡老师为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从理论的角度，从政策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读，我们这边就是跟实际相结合的，实战性的，这个分配得比较好。
主持人：我们每次既邀请理论的，也邀请实际的。
李智勤：对，这样就有双方的结合点，我在实际调查中遇到一些农民一些实际操作问题比较复杂，有些问题在会后说，在会上说不是特别方便。
嘉宾：我也是走基层的，现在正在处于休息的阶段，今天到这里来，也给大家班门弄斧，讲两句，今年春节回去比较早，农村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事，圈地，我们镇比较大，四个乡一个镇，有个公司，镇开会，你们那个地必须承包给这个公司，当时签合同，正好公司老总是我以前初中的老师，我那天阻止他们没有签成。
主持人：比较具体的问题下面再来探讨。因为时间关系，已经五点多了，非常对不起，刚才的问题，高教授你给答复一下。
高全喜：我只能简单说一下，抽象的说，因为我不是具体研究三农问题的，我想这个征收条例中关于增加十倍，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地方差异很大，明确作为一个条例，这么具体的多少倍多少倍，这实际是一个权宜之计，不一定符合实际。但是我觉得这里头背后，使它不能通过，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至于是不是增加十倍，有的地方不止十倍，北京、上海，可能其他地方五倍都没有。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太不平衡了，南北差异，沿海内陆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不在这，还有背后的当地政府不愿意放权，不愿意把审批权下放。 第二个，我和其他教授都一样，在大的框架下，这种促进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更主要的是在于可能当事者他个人公心一些，法制一些，可能做的好一些，但也有可能引起新的寻租，也是有可能的。三中全会决议以后，又使得新的资本家们纷纷找新的增长点，也可能找到一些新的形式，我觉得中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大的土地制度的法律层面一个更深层次的改革，假如在这个情况下不能实现的话，在小的细节上无论是程序上还是规则上一系列的修修补补，很难发生根本改变，反而有时候会出现叠床架屋一种作用，而且中国地理差异超大规模，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也不能老一刀切，最主要的还是根本的土地制度问题，这一块没有推进，可能其他方面有差异，有可能做的挺好，有可能很差，这个是属于个案差异太大了，不好说。总的来说，慢慢在推进吧。
主持人：非常感谢高教授的回答。第二届影响力论坛它的主题是土地制度与权益保护，进程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我认为这次会议还是比较成功的。大家基本上达成了某些基本共识，但是同时我们各自提出了自己各有特色的一些观点，这正是我们论坛所需要的，大家都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最终大家在某些问题上取得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制度的问题，从宪法法律的角度来解决土地制度的问题，权益保护是很难真正做到的，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今天的论坛，我也希望以后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记者都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影响力网和影响力论坛，欢迎大家以后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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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 1945》之一 Posted: 19 Feb 2014 08:35 PM PST
王实味在延安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共产党治下的“革命圣地”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惹祸上身。当时延安的等级制其实不是什么秘密，那些为追求平等、公正理想而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用不了多久都会经历理想幻灭的过程，只是多数人不会像他那样公开直言，更多的人是私下抱怨，萧军日记中记录了大量耳闻目睹的事实，他也是牢骚满腹。之所以他会拍案而起，为他并不认识的王实味说几句公道话，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有许多同感，对延安的等级制、特权现象一样有诸多不满。 萧军在延安多年，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一次次又没有走成，拖到抗战结束。早在1941年5月12日，他就说“自从到延安以来，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袭着”，“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 这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 啊！丑恶到这里来集合了！”这些地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特权在那里或隐或现，一个有个性、有棱角、自视甚高的作家，当然很不习惯这样的环境。次日下午看到江青，又引发了他内心的这种不平，“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因妻子分娩，当年6月24日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 “ 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 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造成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 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 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 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 。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 ” 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延安，革命阵营大大小小掌握着权力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享受也是有限的，一句“馒头也是白的”可见一斑，但他们在物质上的供应远比普通革命者充足。这种不平等一直在悄悄蔓延，并成为私下的谈资。王实味杂文中的概括实际上引发了延安许多人的内心共鸣，也因此遭到严厉压制和打击。萧军看见延安的不平等，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认为“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他不曾想到的是，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 只是萧军1941年2月16日所断言的“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并没有发生。大多数文化人屈服了（连王实味最终也屈服了），甚至完全融入这个“革命”的大染缸中，成为这个“革命”的一部分，即使遭遇了严酷无情的迫害也无法认清这场革命的真实面目，像司马璐这样选择离开的少之又少。反而，他们甚至认为“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的”。 萧军书生意气，始终看不惯阴暗丑恶的现象，乃至到了东北，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被出局，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一点他似乎也有自知之明，1941年7月31日他在河中洗澡时想要离开延安，“我对于这里不再存有着什么流连和幻想，我是将永远不为既成的势力所容忍的 无论国民党，共产党 我也决定一生和这些庸俗的东西们战斗着。” 悠远的中国文明史中没有产生像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及基础》这样的著作，对此进入深刻的思考，更没有产生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政府体制的相互制衡等问题作严肃而认真的论证。对于人性中的幽暗以及权力必然带来的恶缺乏清醒的洞察，总以为王朝更迭可以解决问题，结果充其量只能在揪贪官、反腐败上做做文章，对于这样循环演出的戏码，公众也往往乐此不疲，千百年来似乎百看不厌，最终特权还是特权，等级依然等级，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无法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拥有，一代又一代人都在苦闷和无望中死去，特权的享受者也照样没有得到真正人的尊严。享有特权和没有机会得到特权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是同构的，都是在这个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一致。这是千百年来的制度累积造成的，或者说是政府的性质决定的。18世纪卢梭在《忏悔录》中的那一句真是可以力敌千钧：“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 萧军自称“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很遗憾，他没有盗到真正的“天火”。不过有一点他的自我评判是准确的：“装点和取悦这全不是我的长处，我爱悲剧，这才是人来最崇高的感情表现，它可以提高人，净化人。”他一生的道路比他的作品具有更动人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悲剧作品，他虽然成为中共的同路人，选择了延安，一度是毛泽东的座上客，对毛也颇有好感，却没有选择“装点和取悦”。他在1940年代的延安看到了种种不平等，对革命中的特权有深深的反感，不仅记在自己的日记当中，也表现在公开的言行上，包括决绝到乡下种地。但他依然无法挣脱那张革命之网，不可挽回地成为大时代的牺牲者，他所厌恶的那些特权随着时间，越发在这片大地上森林般地生长起来。文坛上已然缺乏敢于直言的作家，各个领域被动的顺从者远多于独立的清醒者，更不要说批判者，而反抗者的命运则是牢狱。毫无疑问，今日之现实与延安窑洞之间是一条直通车道，没有任何的障碍。面对这样的时代演变，这个人口超大的民族眼看着无法抗拒而深感无力。老实说，我们还处在启蒙阶段，多数国人远不明白人类文明中早已成为常识的那些思想、观念、价值，对自身的处境和命运，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缺少真实的认知，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十分匮乏，没有办法辨识那些由掌权者过滤后提供的信息，说到底，不是生活在真实中，而是一直生活在谎言和欺骗的捆绑中。虽然，在教育、新闻被权力高度垄断的情况下，要大面积走出这种蒙昧状态十分艰难，但在网络无远弗届的时代，缝隙依然存在，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如此行，并日复一日的去行，窗越开越多，乃至门慢慢打开，一切也就皆有可能了。 2014年1月10日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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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Feb 2014 06:54 PM PST
本意是要里里外外观察中国（“中国里外看”），却扯上了“乌克兰巨变”。 扯得上么？这不是东拉西扯么？不是胡扯么？ 显然，中国网民此时此刻对上面三个问题的斩钉截铁、毫不含糊的回答是：Yes，no，and no again。 在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看来，看乌克兰就是看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是乌克兰人。 2月22日，动荡了几个月的乌克兰局势发生巨变。先前被中国当局整肃得一片萧瑟的微博，尤其是政治评论最多的新浪微博也随着乌克兰的巨变在一夜之间陡然恢复了生气。 中国的网民通过微博在见证、在参与乌克兰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行动，为乌克兰人民祈祷，为乌克兰人民欢呼： @北京杨博：【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在国防部网站发表声明称，武装部队将不卷入任何政治冲突。政治的纷争没有动摇军队效忠国家与人民的立场，才能保证自由与进步的空间，进步的力量才能在与反动力量的争斗中不被強权扼杀，武装力量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守护者。 显然，乌克兰军队跟先前的苏联军队和东欧共产党阵营国家的军队一样，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选择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站在要求军队镇压/屠杀人民的当权者一边。 乌克兰军队的选择，得到乌克兰人民的赞扬，也得到千百万中国公众和中国网民的赞扬。 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的选择显然让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忧心忡忡，忧心如焚，悲叹哀伤。 一年前，习近平在对中共官员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大声哀叹在独裁专制、民心丧尽的苏联共产党政权即将倾覆之际，苏联军队居然没有对人民大开杀戒以保住苏共政权。 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苏共以及苏联军队“竟无一人是男儿”敢于对俄罗斯人民痛下杀手，从而眼睁睁地看着苏共政权垮台。 鉴于习近平是当今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的首领，直接批评习近平这种在批评者看来是丧尽天良的讲话会导致批评者进监狱，中国公众不敢直接对习近平公开提出点名批评。 但中国著名学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间接对习近平的“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讲话提出了批评。资中筠指出，在苏共政权面临覆亡的历史关头，苏联军队选择不对人民开枪，从而显示出苏联军队有起码的文明世界的“军德”，这是俄罗斯人民的大幸运。 与俄罗斯人民相比，与乌克兰人民相比，中国人是否会有军队不对人民开枪、避免血流成河的大幸运？ 今天的中国人在怀着强烈的兴趣观察今天的乌克兰的时候，显然也在思索这个要命的大问题。中国的网民纷纷在说乌克兰，但心里显然是在想着自己，想着中国，想着中国军队： @南方王爱忠：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伊利英当天发表声明说，他不会下达“犯罪性命令”，乌克兰武装力量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使命，不会卷入国内政治冲突，军方领导人完全按照现行法律要求行事，官兵位于常驻地，正按照计划执行日常任务。 @爱丽粉丝团：【乌克兰军方表态将不卷入政治冲突】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在国防部网站发表声明称，武装部队将不卷入任何政治冲突。乌克兰军方依然淡定，保持着超脱姿态。微评：军队是抵御外敌的，人民内部的事就让人民自己来解决吧！乌军方好样的。 @罗亚蒙：乌克兰总参谋部在国防部网站发表声明称，武装部队将不卷入任何政治冲突。政治的纷争没有动摇军队效忠国家与人民的立场，才能保证自由与进步的空间，进步的力量才能在与反动力量的争斗中不被強权扼杀，武装力量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守护者。~~敢不服从党的绝对领导？ （注：由全体纳税人养活的军队必须是执政党共产党的私家军，军队绝对不能国家化，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对不能动摇，这是习近平当局反复强调的中国国策，中共的铁的纪律。） @蒋子刚与发明：[转载]乌克兰议会通过禁止对平民使用武力的决议：原文地址：乌克兰议会通过禁止对平民使用武力的决议作者：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在典型的共产党国家的宣传中，“我们的心跟xxx一起跳动”是一种滥情的滥调。 然而，在今天，在乌克兰人民经历艰难、危险和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的时刻，千百万中国公众、千百万中国网民的心显然跟乌克兰人民一起跳动。拜微博这种社交媒体之赐，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跟乌克兰人在一起心跳： @徐昕：法新社：乌议会议长称，亚努科维奇欲乘飞机前往俄罗斯却被拦下。此前报道，乌克兰警察倒戈，乌克兰警官在基辅独立广场集体宣誓效忠人民，加入抗议队伍，支持民主运动。楼下大爷说：乌克兰警察倒戈，忠于人民，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警察，不像有些孙子，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微天下：【2月23日7时15分乌克兰局势汇总】乌克兰议会22日决议弹劾总统亚努科维奇，而他本人坚持称该决议无效。同日，前总理季莫申科获释，并在基辅独立广场进行演讲，呼吁继续抗议。乌克兰局势何时平息，如今仍不得而知。详见：http://t.cn/8FE2fpp 更多乌局势消息：http://t.cn/8kqFE6U （新浪） 现在还不清楚乌克兰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乌克兰还会经历什么巨变。但毫无疑问的是，在2014年2月22日和23日，千百万中国人变成了乌克兰人。 美国的一位政治家有一句名言：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 然而，乌克兰的例子显示，随着互联网的发达，社交媒体的发达，一国一地的地方政治都可以在瞬息之间成为全球性的政治，西半球的乌克兰政治可以让东半球的中国人全神贯注，欲罢不能。 ——胡平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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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Feb 2014 06:49 PM PST  在"紅都"延安見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頭目，也為中共創辦"新華社"立下汗馬功勞，一個年輕的中共黨員如何身在紅色漩渦中，歷經磨難，終於看清中共的可怖黑幕和反人性本質，毅然決定奔向自由…… 作為中共最大黨報《人民日報》的社長、總編輯，一位有良知的共產黨員，如何在"黨"和人民之間作出了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選擇，呼籲民主，呼籲政治改革…… "文革"中一名年方二十的上海青年，僅僅給海外寫了一封信，即招致被中共當局逮捕、槍決，這是為甚麽…… 2月底，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真相讀本的《紅潮沉浮錄》（《穿牆的短波 · 第二卷》），由溯源書社以"國情教育 · 公民教育書系"的最新一種在香港推出。 該書並向讀者附贈5小時20分鐘長度的聲頻光碟，將胡績偉、李銳、司馬璐、王若水、吳祖光、金堯如等紅潮沉浮中為自由奮力搏擊的精彩人物他們的傳奇人生原聲重現，是值得聆教、傳諸後來者的一份珍貴收藏品。 《紅潮沉浮錄》以中共建政前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重大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親歷者、目擊者、研究者的見證、記憶口述和調查訪談，披露紅潮中國的斑斑血史，令人震驚，也啓人省思，呈現了理性、公正和客觀的公民史觀。 書中人物口述歷史還原了中共建政60多年至今仍在刻意掩蓋的駭人史實，原聲追訪揭示了中共專制幾經蛻變但制度性痼疾不變的本質與現狀。在書中，胡績偉、李銳、司馬璐、王若水、吳祖光、金堯如等親聲道出這一切，他們的親人、知交等以回憶和敘說，將這些受難者、見證者名單上難以回避的、重大歷史事件中重要人物的言行與事蹟、音容與笑貌、風骨與神采一一再現。 從七九"民主牆"、八九"六四"到九八"組黨潮"……，更年輕一代民主中國的追求者、探索者，自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前仆後繼的感人故事也在書中娓娓道來。 該書由北美知名廣播人、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編採、撰錄。書中的有些受訪人近年來已去世，他（她）們的聲音和文字留下了中共建政以來真實歷史、真實國情的不可替代的珍貴檔案，爲有意瞭解和研究中國國情、探求和還原歷史真相的各界人士、特別是青年一代的讀者和聽衆，打開信息封鎖、真相遮蔽的黑盒 ，得以清晰而準確地回溯當年、觸摸史實、審視當下、思索未來…… 張敏，筆名敏一鴻，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新聞係法學碩士；美國台福神學院（現正道福音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 張敏"文革"中自北京師大女附中上山下鄉到"北大荒"10年。回城後先後作做過"待業知青"、北京一五六中學勤雜工、北京二龍路中學歷史教師、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權益部調研員、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總編室編輯、"午間半小時"節目記者編輯、加拿大維真學院中國研究部訪問學者。 現爲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 曾獲第27、29屆美國婦女廣播電視基金會Gracie Allen獎（2002，2004）、第10屆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獎（2002）等多項新聞廣播獎。 300多篇文字散見於互聯網。 著有《走向開端——一個中國人的尋找與仰望》，溯源書社出版、田園書屋發行。 【供稿：信息自由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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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Feb 2014 06:15 PM PST
旧金山市 2014年2月22日 作者：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译者：陈闯创 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信息提供者：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 英文原稿链接: http://bit.ly/1fmp3He 旧金山是达赖喇嘛尊者1978年首次访美时的第一站，当时是应理查德・布卢姆（Richard Blum）和他的妻子戴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邀请而来。此次则是由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和布卢姆经济发展中心特邀尊者重访旧金山，该基金会是布卢姆三十年前为了在教育和其他方面帮助包括藏人在内的喜马拉雅地区人民而创建的，该中心则是为了解决贫穷和不平等的问题。在开场白中理查德・布卢姆提到他和尊者年龄相仿，他们俩于1972年首次见面，很高兴能再次在旧金山迎接尊者。布卢姆在致辞结尾引用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的话 “我们关注并照料的人，努力将会继续，事业一定持久，希望依然存在，梦想永远不灭”。 尊者以他习惯的方式开始了演讲： “兄弟姐妹们，我非常高兴能和你们在一起。我是以当前70亿人口中的一员站在这里讲话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幸福的生活，我们也有权利做到这一点。但世界上不可能没有问题存在。 在过往我们经历了很多问题，但也收获了很多经验教训，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美。年轻人则不同，他们是新的，拥有崭新的想法和愿景，这就是他们的美。当面临问题时，我们如何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许多问题其实和我们的内心有关。你的眼界越是广阔、现实，你就越有能力处理此类问题。内心平静是通过更加幸福与平和的生活关键所在。这对于我们70亿人都是适用的，因为我们在情感、精神和生理上都是一样的。” 尊者指出以物质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教育制度似乎缺乏对伦理道德的关注。尊者提到今天早上会见老朋友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时（Paul Eckman），埃克曼概述了改善教育的想法，尤其是如何描绘情感及其工作原理。心灵与生命研究所最初仅仅是为现代科学家与亚洲冥想派提供交流的机会，但现在他们正积极从事如何控制破坏性情绪的研究，并打算将研究结果融入到世俗教育系统中。 尊者说，有人认为伦理道德必须以宗教为基础。但尊者更推崇印度世俗伦理体系的典范，这种体系不偏不倚地尊重各种宗教传统甚至是无信仰派。基于印度多宗教、多文化的现实，这种观点在现代印度的世俗宪法里也有表述。尊者指出在目前70亿人口中至少有10亿人宣称没有信仰，那么在重新将道德引入教育制度时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无信仰者。另外，即便是那些自认为有信仰者中也有很多人并不很严肃、真诚地践行宗教规范，所以这些人需要培养伦理道德。 谈到这里，尊者离题讲起了朵杰或多杰雄登派。当尊者抵达演讲大厅时，这一派信徒正在厅外的街道上激烈的抗议，他们呼喊口号、挥舞旗帜，因为激烈的表达而面目扭曲。尊者说1997年时正是这一派人在他的达兰萨拉居所附近于夜间谋杀了正在把佛教经典译成中文的一位上师和他的二个学生，今天这些人又在此呼喊“停止撒谎”，问题是谁在真正说谎呢？ 尊者说“近来教皇方济各批评了一位德国主教并将其停职，原因是该人奢华的生活方式与天主教的教义不符，教皇想制止这种虚伪现象。前不久在印度东部有人问我现代教育是否就伦理道德给出足够的指引，我指出许多聪明的饱识之士同样很腐败。很明显为了缩小巨大的贫富差距我们还有做更多的事情，这其中就包括道德教育。但仅凭祷告是不够的，而需要基于真实、坦诚和透明而采取的行动。行动才能产生信任并带来真正的友谊。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朋友，我们的生存也依赖于他人。” “心灵平和与身体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几年前，埃默里大学的一位科学家告诉我持续的愤怒、恐惧和猜疑会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而且心灵平和与真善也能带来自信心。” 尊者问如果世界由各国政府或统一的联合国管理会有什么不同，然后回答到变化必须由个体开始。他建议把70亿人口的福祉都放在同一个人类大家庭下来考虑。尊者呼吁家长向孩子们展示爱心并培养他们宽广的世界观。 回到多杰雄登争议，尊者说他也曾信奉过雄登。然而，他逐渐意识到雄登信仰有关佛教传统的教义是有问题的。尊者回顾历史，称雄登问题起自第5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认为雄登是依邪愿而投生的魔，会伤害到教义和众生福祉。所以尊者建议雄登派应向第5世达赖去抗议。 当尊者离开下榻的酒店时，有尼姑对他说雄登争议是一个宗教自由的问题，尊者则另有己见。雄登派自身主张宗派主义并且压制宗教自由。尊者回忆起他曾想从库努（Khunu）喇嘛仁波切那里接受宁玛派的教义讲授，并就此咨询了自己的老师林仁波切。尽管林仁波切与此派毫无联系，却建议尊者不要接受宁玛派的讲授以免会引起诸多麻烦。尊者说：这个例子就表明他自己的宗教自由受到了限制，只有当他停止信奉多杰雄登派后他才真正享受到了宗教自由。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正是由于无知和歪曲的信息，雄登派追随者完全糊涂了。在印度，他们有自己的寺院做他们想做的事。格桑嘉措，他们的一个老师，曾告诉英国记者第14世达赖喇嘛对西藏的事业毫无益处。这不是骗人是什么？” 回到心灵本质的问题，尊者引用了一个朋友的话，说所有的宗教都试图回答三个问题：我是谁？开端为何？尽头为何？信仰造物主的宗教，认为祂（造物主）创造了我，可是有關尽头的解釋仍然模糊。耆那教（Jainism），这其中包括印度數論派和佛教，则持「自创论」认为没有造物主。佛教徒认为身体有始有终，但意识没有。只有佛教徒断言身体和心灵以外没有自我，但这绝不是说根本没有自我。 解放是和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提供了很多关于心灵的解释。尊者接着说，在古印度，专注于修持一点集中观的传统中包含了深刻的对心灵本质的解释。这种传统认为终极的负面或破坏性情感来自无知，对应的解药就是知识和意识。无知导致痛苦，但若能充分利用人类智慧，我们就能克服它。尊者说，一旦你能控制自己的意识，就能完全掌控身体。 尊者说“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意识和心灵的连续性，那就是有的儿童可以记得自己的前生。弗吉尼亚大学的伊恩・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对此现象有充分的研究。我自己在印度就遇到两个女孩有这样的记忆。人们告诉我说我小时候记得前世，但我现在已经连昨天的事都不记得了。” “20世纪后期，科学家开始了解到除头脑外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心灵（mind）的东西。然后他们发现了大脑的可塑性。从佛教的观点来说，任何物质都不会是心灵的起因，同样心灵也不会是身体的起因。心灵像水一样清晰，其本质就是意识（awareness）。” 在简要回答观众几个问题后，所有人都站起来静听在钢琴和大提琴上演奏的独特西藏国歌。尊者感谢了艺术家的表演和主办者的邀请，在离开舞台前，尊者向观众谈起舞台旁边的西藏旗帜。尊者说毛泽东在1955年曾问他西藏是否有自己的旗帜，在得知确有后又说这种旗帜应该保持下去并且可以和中国国旗挂在一起。尊者开玩笑说虽然毛泽东曾允诺他使用此旗，但现在的中国强硬派却将其视为西藏分裂主义的象征。观众们闻声大笑。 明天尊者将会在伯克利发表演讲。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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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Feb 2014 05:49 PM PST
乌克兰基辅——当盟友纷纷抛弃他，抗议者几乎就在窗外叫喊要把他置于死地的时候，维克托・F・亚努科维奇(Viktor F. Yanukovych)周五还抽空祝贺乌克兰队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中赢得首枚金牌。在发给参加两项女子接力赛的队伍的贺信中，亚努科维奇称赞她们“夺冠的能力和决心”。 就在发表贺词前不久，亚努科维奇自己也受到“获胜决心”的驱使，与三名反对派领导人签署协议，尽管在摇摇欲坠的政府中，有很多人已经选择放弃了这种决心。亚努科维奇希望该协议能允许他继续执政到12月份，或者更久。 “他在努力保留他能够保留的，做出最小程度的让步，”波兰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说。“一如既往地，他的错误在于放弃的时机太迟了。时机决定一切。”西科尔斯基作为负责调解达成协议的欧洲外交官团队的一员与亚努科维奇会谈了几个小时。 到周五下午晚些时候，亚努科维奇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在乌克兰总统府——一座有柱廊的宏伟建筑——参加和平协议签订仪式，还抽时间为冬奥运呐喊助威，在此期间，这位总统的前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数百名保卫总统府邸及周围政府建筑的防暴警察都已消失不见。 “令人震惊，”西科尔斯基说。“这不在协议之中。真是难以置信。”离开总统府时，西科尔斯基神情沮丧，看着警察们跳上大巴车离去。 警察的撤离是几日来的一系列事件造成的结果——上周三晚些时候，反对派控制了内政部位于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军械库，并将武器运至基辅郊区。周四的暴力冲突致使80多名抗议者和很多警察死亡，激怒了反对派，挫败了亚努科维奇的策略执行人乃至亚努科维奇本人的意志。 亚努科维奇曾认为该协议会为他赢得至少几个月的执政时间，但在周五午夜前，也就是独立广场上愤怒的抗议者刚知道这份协议时，协议已经失效、被废弃。但亚努科维奇当时正在飞往东部城市哈尔科夫的飞机上，他似乎仍认为这个预定行程只是他四年执政时期中的另一次官方访问活动。 乌克兰于去年11月爆发政治危机，当时亚努科维奇在最后一刻拒绝与欧盟签订贸易协议，而他在之前几个月里一直承诺将签署该协议。自始至终，亚努科维奇错误地漠视反对势力，并错信了其支持者保卫他的忠心与决心。 周六，在抗议者控制了他的办公室、位于基辅郊区的富丽堂皇的住所及其他曾经坚不可摧的权力中心之后，亚努科维奇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愤慨地抱怨称，基辅的事件已经使他无法参加在哈尔科夫召开的苏式代表大会，与会人员都是来自乌克兰东部及南部的政客和显要人物。 自此之后，亚努科维奇便杳无音讯。周六，在抗议者接管基辅期间，总统的官方网站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网站最终也在周日沦陷。与此同时，那些仅剩的盟友也纷纷离职，他所在的政党发布了一份言辞尖刻的声明，称他是懦夫、罪犯、骗子。 在经过相对平静的一个月后，事件在上周早些时候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亚努科维奇下台。周二，在俄罗斯前一天宣布的新援助计划助威下，亚努科维奇要求取缔反政府活动人士在独立广场的营地，他们从去年11月开始一直在独立广场咒骂亚努科维奇领导的政府。 防暴小组控制了抗议者设立的屏障的外围，并向前推进至离独立广场中心舞台不到25码（约合23米）的地方。 抗议者别无选择，孤注一掷地设立了最后的屏障，也就是用轮胎、木柴，以及他们自己的睡袋和软垫制成的所谓的火圈。 但独立广场“自卫”队——与政府对抗的激进活动人士的联盟组织的副主管安德烈・列乌斯(Andrei Levus)知道援军正在赶来。利沃夫的抗议者已经占领了内政部的一个要塞，并带着抢获的军用武器赶往基辅。 “我不想谈论这件事，因为我们是抗议者，不是非法的武装组织，”列乌斯说。“但广场看起来会有所不同。会有更多人，而且他们将不再是赤手空拳。” 尽管防护性的火墙不断减弱，抗议者还是决定坚守广场，双方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武器到达首都意味着什么。 由一名议会成员牵线，列乌斯开始与一名内政部副部长保持电话联系，不过他拒绝透露这名副部长的名字。亚努科维奇似乎也察觉到安全部队不愿意镇压抗议活动，他更愿意向军队求助。他已经在周一将陆军总参谋长弗拉基米尔・扎马纳(Volodymyr Zamana)上将解职。 “我们知道，他们有几百名狂热的防暴警察，但其余警察不想参与战斗，”列乌斯说。 “我们斗志昂扬，他们却士气低落，”他表示。“他们不想参与这场战斗。他知道，我们的人已经准备迎着枪炮而上。” 列乌斯说，上周四中午，他的手机接到那名内政部副部长的电话。“我告诉他，‘如果他们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将保证警察的安全，’”他说。 这名副部长同意先停火到下午3点，以便让议会开会。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Party of Regions)正在迅速瓦解，在该党一部分成员的支持下，议会投票支持了抗议者让警察撤离的要求。 亚努科维奇自己则已经开始和欧洲调解员进行讨论。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表示，亚努科维奇一意孤行，还对法国、德国和波兰外交官说，这场危机不能怪罪于他，他甚至拒绝考虑为提前举行大选定下日期。 西科尔斯基说，他告诉亚努科维奇，让反对派同意一项协议的唯一办法，就是明确什么时候进行新的总统选举。他说自己对亚努科维奇说：“你需要表个态，你哪天会辞职。” 西科尔斯基说当时亚努科维奇“脸色苍白”。但是，在这位乌克兰领导人接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之后不久，僵局得以打破。“他回来了，他同意缩短任期，”西科尔斯基说。“这使得一切都有了可能。” 与此同时，警方和议会也在进行自己的讨论。上周五上午，议会通过一项议案，以对示威者使用暴力为由，将亚努科维奇手下那位招人憎恨的内政部长维塔利・扎哈尔琴科(Vitaliy Zakharchenko)免职。抗议者的战斗团队也与个别警方指挥官谈论了警察撤离的方式，以落实议会之前发布的一项撤离防暴警察的决议。 上周五下午晚些时候，就在欧洲外交官签署和平协议后离开总统府时，在亚努科维奇办公大楼和内阁部长大楼周围一些最敏感地点的警察开始撤离。 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们了解到了这份协议的细节后明确表示，这是个毫无希望的协议。一个战斗团队的领导者弗拉基米尔・帕拉斯尤克(Volodymyr Parasiuk)走上舞台，宣布亚努科维奇如果到了早上还没有辞职的话，他的人将开始进行武装攻击。 黎明时，组织有序的抗议者已经手持棍棒和盾牌，而不是枪，向亚努科维奇的办公大楼、内阁部长大楼（政府总部）和议会涌去。由于警察已经撤离，他们并没有遇到抵抗。 瓦迪姆・欧瓦德(Vadim Ovad)曾是一名司机兼保镖，他说自己早上六点左右到了内阁部长大楼，和队友一起守着它。当太阳升起，新闻媒体说亚努科维奇已经离开基辅时，人们开始从全市各处涌入这个地区，品尝出乎意料的胜利。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面带微笑，”欧瓦德说。“每个人都洋溢着喜悦之情。” Andrew Higgins和Andrew E. Kramer自乌克兰基辅、Steven Erlanger自巴黎报道。 翻译：土土、许欣 乌克兰临时政府指控亚努科维奇屠杀平民DAVID M. HERSZENHORN 2014年02月25日 乌克兰人民在基辅悼念上周暴力冲突中的死难者，亲亚努科维奇的示威者则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一些城市上街抗议。 乌克兰基辅——乌克兰代理内政部长周一称，政府正在追捕被赶下台的前总统维克多・F・亚努科维奇(Viktor F. Yanukovych)，并会将其逮捕，他被指控在上周反政府抗议中犯有大规模屠杀罪。亚努科维奇据认可能躲在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 代理内政部长阿尔森・阿瓦科夫(Arsen Avakov)是议会在周六任命的，他在自己的Facebook上写道，他本人参与了这场追捕，他于周日夜间到达克里米亚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希望能在那里的机场拦截亚努科维奇，但亚努科维奇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出现。 他说，亚努科维奇那时已乘汽车逃走，去向未知，但随身的警卫已经不多。 周一，追捕亚努科维奇的行动吸引着全国的关注力，就连许多原来支持他的人现在也普遍鄙视他。与此同时，议会在继续努力重建新政府，有望在周二任命一位代总理，以及任命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 前总理尤利娅・V・季莫申科(Yulia V. Tymoshenko)周六被从监狱释放，她说自己不想考虑出任该职位，因此人们对代总理的猜测落在了她的盟友阿尔谢尼・P・亚采纽克(Arseniy P. Yatsenyuk)身上，自去年11月反对亚努科维奇的街头抗议开始后，亚采纽克一直是活动的领导者之一。 西方官员在周一继续称赞乌克兰的局势发展，称议会成功地弥补了权力真空，民主机制也得以成功运行。而俄罗斯则于周日从基辅撤回了本国大使，并加大了批评力度。 “今天，我看不到乌克兰的合法对话伙伴，”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A・梅德韦杰夫(Dmitri A. Medvedev)说，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Interfax news agency)消息，他是在索契冬季奥运会结束一天后讲的这番话，他说，“如果基辅那些蒙着黑面罩、拿着AK步枪的人被认为是一个政府的话，我们将很难与这样的政府合作。” 事实上，乌克兰首都的安全状况周一似乎有所改善，常规执法机构和一些反政府武装人员在共同承担守卫政府建筑和疏导交通的责任。一种日常的平静感似乎在这个城市开始恢复，虽然主要抗议地点周围的路障尚未拆除。 随着亚努科维奇的公共形象从一个令人畏惧的强人沦落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逃犯，最后残存的一点对他的支持似乎也在消失，就连在那些亲俄罗斯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也是如此，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是给予他政治支持的大本营。 在上周基辅大屠杀发生、议员们开始叛离其阵营前，亚努科维奇本人所在的地区党(Party of Regions)曾一直支持他，该党周日发表声明称，国家被欺骗、抢掠和背叛了。该党声明说，“一切责任都在亚努科维奇。我们谴责亚努科维奇的潜逃和懦弱。我们谴责他的背叛。” 人们已经知道，亚努科维奇及其家人在他执政期间敛聚了大量财富，据认他拥有至少一艘游艇，可能用之从海路离开了乌克兰。 阿瓦科夫在Facebook上说，亚努科维奇在放弃了其位于首都附近的住所之后，乘直升飞机前往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他周六在那里准备了一段视频声明，宣称自己仍是总统。之后，他去了顿涅茨克机场，和几名随行人员试图乘坐猎鹰公务机逃离乌克兰。 阿瓦科夫说，该机场的边防警察阻止了飞机的起飞，亚努科维奇一行随后驾驶车队逃往南部。在得知议会已经投票剥夺了他权力之后，亚努科维奇开始避开政府官邸，包括一座位于克里米亚的总统别墅，人们曾预期他会到躲到那里去。 亚努科维奇除了面临屠杀指控外，人们还呼吁以腐败罪起诉他。在他逃离了位于基辅郊外一个国家公园里的总统府后，人们在其住所内发现了惊人的象征财产的东西。整个周末，好奇和愤怒的人们鱼贯进入这座府邸，目瞪口呆地观看他收藏的贵重现代和古董汽车、私人动物园，以及其他庸俗的值钱东西。 随着记者们在这座府邸里翻找整理大批半被烧毁或仍到河里的文件，当地媒体已开始报道有关贪污腐败的指控，亚努科维奇私人生活的新细节也开始浮出水面。 当地的《基辅邮报》(Kyiv Post)称，已找到证据表明，现年63岁的亚努科维奇与一位39岁的女朋友住在这座官邸中，与他们同住的还有该女子与前夫所生的现年12岁的女儿。亚努科维奇与妻子柳德米拉(Lyudmila)已经结婚42年，但柳德米拉长期居住在顿涅茨克，基本上没有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 尚不清楚亚努科维奇的女友柳博芙・普勒扎(Lyubov Plezhay)是否跟随亚努科维奇一起出逃。阿瓦科夫说，与亚努科维奇一起的有他的亲密政治盟友安德里・克柳耶夫(Andriy Klyuyev)，亚努科维奇最近任命克柳耶夫为总统办公厅主任。 翻译：张亮亮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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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Feb 2014 05:07 PM PST 乌克兰迎来变天，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人去楼空；数个城市民众加速推倒各城市的列宁雕像；镇压者也将面临审判。中国官媒密集报道也戛然而止，但中国网友中对这场变革的思考和热议远未停止。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去年11月开始爆发的乌克兰民众抗议迎来2月22日的 "一日变天"，从上午9时开始的每个时间节点上情势的变化，都在铺展乌克兰新的历史篇章：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人去楼空，其位于郊外的豪华官邸或成被推翻的乌政府腐败的明证及展览场馆；多个乌克兰城市加速推倒列宁塑像，切割与前苏联的联结；被释放的 反对派领袖季莫申科呼吁惩罚导致示威者死亡的有关人员，乌克兰议会也下令下令镇压示威者的官员出境，逃往他国的乌克兰前镇压官员也将面临国际通缉。 乌克兰大规模广场革命爆发起，中国官媒央视曾密集报道"乌克兰动乱"。2月22日乌克兰反对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央视关于乌克兰的新闻以中国外交部表态"尊重乌克兰人民选择"作为结束语，并迅速将关注焦点转向"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其他内容。官媒渐渐转移乌克兰话题之时，基辅广场的熊熊火光还在中国网友的心中燃烧，关于这场广场革命的思考远未停止。从"八九民运"再到2011年的中国"茉莉花行动"，中国民众的广场运动皆以被镇压而告终。 据"自由微博"披露，在中国内陆微博上，很多网友发布的为乌克兰革命胜利欢呼和"乌克兰军警投案自首"的内容遭到封杀。但以新浪大V司马南为代表的一种声音却畅行无阻，司马南在微博中写道："部分乌人渴望加入欧盟，欧盟吊着乌克兰的胃口，多年口惠而实不至。部分人希望保持传统与俄融为一体，乌内部分裂达不成统一。2009年，我在基辅广场逗留一个星期，就看他们这样打来打去。有人欢呼街头'民主'，我却忧心无序折腾。我的祖国，万不可陷入这样的政治陷阱。"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参与了多位网友对乌克兰民众拆除列宁塑像的讨论，他在推特上也表示："北京很多高校仍然有暴君毛泽东的塑像，这些与他在天安门的水晶棺木乃伊和天安门城楼的像都该拆除销毁"；香港的自由作者斯蒂芬・汤普森（Stephen Thompson）在推特上发文"今天的乌克兰是明天的中国，今天亚努科维奇，明天习近平。"  乌克兰民众推倒列宁像 "同样的过程，为啥结局不一样？" 网友 "小眼镜" 在推特上发文："预料的内战没有爆发，基辅事件以双方的妥协告终。恢复2004年宪法、议会总统制。惩办开枪的军警，下令开枪的军方首脑辞职，提前举行总统选举。作为中国人，感受很复杂，除了祝贺乌克兰人民主运动的胜利，多少有点失落。广场静坐，对话，西方声援，清场。同样的过程，为啥结局不一样？" 广州知名文化人叶恭默在微博上发表评论："此次乌克兰军队中立、警察临阵倒戈，宪政革命没有被拖拉机（意指"六四事件"时中国政府镇压平民和学生的坦克）血腥镇压，没有在暴力冲突中走向万劫不复，反而一夜逆转，重新启动宪政程序，没有为党国喉舌提供民主如洪水猛兽是动乱之源的论据。民主大潮所趋独裁渐次崩溃，民主后发国家将将逐步成熟，尔等走狗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在意料之中。" 北京时政评论人"五岳散人"认为乌克兰事件中的亮点是："即军队宣布自己只对外、不对内，不参与国内政治。"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曾亲历"六四事件"，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网友强调"军队不向民众开枪"在此次事件中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国际政治力量在该事件中的博弈、乌克兰民众对革命的坚持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另外一点就是乌克兰毕竟是民选政府，这也决定了其总统不可能像"八九民运"中的邓小平一样，可以直接下令开枪："在中国的体制内，所有的政治权力在共产党一面，党是永远正确的，党的领袖也是永远正确的，遵循这样的逻辑，当党的领袖的意见和人民自发的意愿产生冲突时，党的领袖是占绝对上风的。乌克兰的体制造成总统没有办法像邓小平那样坚持到底，最后把人民的抗议完全镇压下来，我认为他们做不到，是因为他政府的构架形成了。"  “八九民运”时的天安门广场 "中国人，还敢再上街吗？" 中国独立作家温克坚发表《看乌克兰变天有感》，他认为："不指望改革，不臆想第三条道路，革命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广场模式越来越成为主流政治革命模式。" 鲍朴也表示， "六四事件"的枪响之后 ，打破了中国人的幻想，也打破了中国人上街表达诉求的勇气，相信乌克兰的胜利会点燃民众埋藏已久的火苗。但他认为今日乌克兰的变天，不会很快成为明日中国的现实："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人心的背向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事件中，大家会看到，开枪是最差的解决方法，除了中国以外，国外的革命有各种种样的解决方法，没有一个国家血洗长安街，所以大家意识到邓小平的那种选择是最坏的选择，到现在中国人还在为之付出代价，希望执政者也汲取到教训。 " 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共中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中国学者吴伟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此次革命的胜利势必给社会矛盾频发中的底层公众带来激励和影响。2月24日，据中国活跃人士欧阳小彪在推特上上传图片，湖南衡阳多位公民在长沙街头打出横幅："祝贺乌克兰人民自由胜利。"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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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Feb 2014 02:17 PM PST
 香港近期出现多宗打压新闻自由事件，新闻业界周日发起游行，关注香港特区的新闻自由状况，有六千人参与。记协形容香港新闻自由受压程度，为数十年来最严峻。另外，有二十多名时事评论员组成"独立评论人协会"，捍卫新闻自由。不过，亦有建制派人士指责记协双重标准，他曾经投诉专栏被报刊灭声，但记协并无处理。（RFA林静报道） 由香港记者协会主办的"企硬‧反灭声"撑言论自由的游行，周日下午由中环遮打花园出发前往特首办。大会声称有六千人参与，但警方指高峰时期只有2200人。 游行有多个新闻组织参与，包括明报员工关注组、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壹传媒工会及独立评论人协会等，当中亦有不少市民自发参与，包括修读传理系的大专生。 教师叶先生抱著女儿参加游行，他表示是为了捍卫下一代的言论自由而举步。 叶先生说： 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新闻自由著想，很多人会说，游行过又如何，但你今天不出来(捍卫)，将来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了。 游行队伍抵达特首办后举行集会，除香港业界代表发言外，澳门传媒工作者亦有出席，批评澳门政府严重干预新闻自由。另外，近年一些灾难事件的受害人或关注团体，包括菲律宾人质事件伤者易小玲、南丫海难家属、货柜码头工人等，亦轮流上台发言，表扬传媒为他们仗义发声。 而被商台解雇的主持李慧玲亦于集会中发言，她希望市民共同捍卫新闻自由，并在沉默中站出来。 李慧玲说： 有人指我是小爬虫，但我一定不会做应声虫。 逾两小时集会，最后在特首办门外铁闸绑上蓝丝带后离去。 另外，亦有关注传媒操守的团体，在特首办的另一方，即政府总部外举行集会。 大会批评传媒的报道手法，有参加者指传媒报道错漏多且偏颇，导致公信力下降。数名市民认为新闻自由并无被削弱，媒体近日的人事调动纯属行政安排。大会称 高峰时期有130人参加，警方说高峰时有80人。 而《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质疑记协处理投诉时持双重标准。他表示，曾被《信报》取消他的专栏"灭声"，他向记者协会投诉但对方未有协助。记协回应时证实，当年收到刘乃强的投诉，但由于未能取得进一步资料，所以难以跟进。  2014年2月22日，二十九名资深传媒人及学者，包括被商台解雇的节目主持人李慧玲、时事评论员程翔、刘锐鉊、商台主持潘小涛等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独立评论人协会"，以关注和维护香港的新闻及言论自由。（粤语台林静摄） 另外，一批资深传媒人及学者，周六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独立评论人协会"，关注和维护香港的新闻及言论自由。协会召集人吕秉权表示，一班成员无钱及无权，但有笔及良知，期望向遭受打压及传媒低气压说不，又指协会的资金来自成员，不会与任何商业利益扯上关系。 成员之一的时事评论员程翔指，若失去新闻自由，社会将会大祸临头，身为有识之士，有责任捍卫并呼吁大家站出来。 程翔说： 新闻自由，不是全个新闻界的自由，而是全社会的自由。若我们不想整个社会，真的不敢讲，讲的不是真，那我们就是要站出来。那每个人都会出来捍卫我们的新闻自由。 独立评论人协会表示，正考虑开一个网上平台发放讯息，并且不时上载成员的评论文章。协会目前有29名成员。 特首梁振英参选时，跟记协签订「新闻自由约章」，当中包括积极推动制订信息自由法，以营造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现行的公开信息守则，不具法律效力，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以法例保障市民方便快捷获取信息的权利。 出席游行后集会的业界代表和节目主持人更演绎被自我审查掉的新闻，包括在码头工潮中的工人苦况、指责码头营运商所属的长实集团、批评梁振英的言论，以及具批判性的评论员被列入黑名单等。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岑倚兰在集会上指出，新闻自由近期备受打压，「趋势已经很明显，有人想收编传媒，惩罚不听话的记者」。她指出，传媒一旦被整顿，日后便没有人替市民不平鸣。为此，记协呼吁港人一起参与反灭声行动，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以免香港下一代可能要面对一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香港记协发起反灭声游行集会捍卫言论自由 VOA 海彦/香港 —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天下午发起"企硬反灭声，撑言论自由"的游行和集会。2千多位身别象征言论和新闻自由蓝丝带的游行人士，在中环遮打花园集合后出发，前往行政长官梁振英德特首办外集会。记协表示有6千人参加集会，警方则说高峰时有2200人。 包括澳门记协、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席、港电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壹传媒工会、明报员工关注组，以及星期六才成立的独立评论人协会在内等多个媒体和其他民间组织，都响应支持和参与这个捍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游行集会。 遊行队伍由记协主席岑倚兰、资深媒体人程翔以及近期被商台解雇的节目主持人李慧玲等帶領，沿金鐘道遊行，下午3時许，游行先锋抵达特首办。 除新闻从业员外，还有包括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参与，有市民表示，传媒被灭声的情况已到达忍无可忍地步。 包括泛民主派议员、传媒代表、遭受过"封嘴"的前电台和电视主持人、民间团体代表等相继获邀上台发言，呼吁香港市民为受到受到打压的传媒发声。记协主席岑倚兰表示，参与游行和集会人数超出想像，反映出香港市民警觉到新闻及言论自由已经到了危险状况。 近年专注时事评论的程翔表示，明报不久前莫名更换总编辑、商台解雇敢言的李慧玲、苹果日报等媒体被抽广告等事件，难以令人信服只是商业理由，都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遭遇打压，空间被缩小。 集会在6点多结束后，数以千计的民众在特首办的围墙铁栅栏上系上蓝丝带，敦促特首梁振英信守参加特首选举时，更记协签订的"新闻自由约章"。 在记协集会进行的同时，也有亲中团体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举行传媒操守讨论会，希望让市民表达对传媒立场的意见，与记协的集会打对垒，不过参加人数最多时只有100多人。 另外，港府星期天下午发表新闻稿回应说，行政长官已公开申明，特区政府和他本人都十分重视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过去、现今以及将来都是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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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Feb 2014 01:45 PM PST
清是东北的满族人灭了明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是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异族统治。为了控制地广人多的汉族地区，满人不得不联合蒙古人弥补自己以少治多的力量不足。然而同为北方民族，满清政治家又深知蒙古在历史上摧毁过许多强大王朝，威胁性极强。为了自身安全，满人必须能同时控制蒙古。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满人要玩弄连环套的统治术──借助蒙古人在军事上控制汉人，再借助西藏佛教在精神上控制蒙古人，他们就必须不畏西藏的山高路远去经营西藏和控制藏人。 自蒙古人的元朝帝王接受藏传佛教以来，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蒙古全民族的信仰，西藏的佛教领袖也成为蒙古人共同的精神领袖。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如果能够控制西藏和西藏的的宗教领袖，那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蒙古人。反之，如果不进行这种控制，西藏和蒙古自己联合起来，就很容易形成祸根。轻则失去西部百万里之地，重则威胁整个大清的社稷江山。那些所谓的维护国家统一、坚持主权完整等目的都是后人的杜撰，肯定不是当时满清皇帝考虑西藏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利用西藏宗教和对西藏进行笼络，满清皇帝带头推广藏传佛教，包括自己受戒。顺治年代，五世达赖喇嘛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亲自出城迎接。当时采取的礼仪是二人平起平坐。藏人后来因此而强调，达赖喇嘛与清朝皇帝是"帝―师"关系，而非"君―臣"关系。不过，在那种表面的尊崇之下，其实存在着很强的利用之心。以乾隆的话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乾隆还特地以"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的说法来表示这种利用关系。清代史学家魏源对此也总结："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 除了从宗教和感情上笼络西藏，清朝也对西藏采取了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措施，以达到对西藏的控制。清初中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国力强大，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周边势力无能与之匹敌。而当时西藏内讧不已，战乱纷争，以达赖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自元以来统治西藏的蒙古汗王争夺权力，各方势力都要寻求靠山和保护者，也需要一个居高临下的仲裁权威，清王朝正好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时每逢西藏地方统治者之间发生纷争，各方都向清廷申辩和解释各自的行动，争取清廷援助，清廷也就利用那些时机，或是派兵入藏平乱安抚，或是进行审判裁决，得以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控制，扩大清对西藏的权力和影响。清对西藏进行的重大制度变动或人事变动，几乎都是在对西藏用兵后挟余威完成的。这是当时西藏与清朝之间的典型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西藏当时还有抵御外敌侵略的问题，它北邻强悍的准噶尔蒙古，南与善战的廓尔喀人接壤，它自身实力不足以抗衡侵略。而能得到大清的保护伞，便可威慑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发生战争也可以得到救援。清政府利用西藏的这种需要在西藏驻军，系统地控制西藏的要隘、大路等军事要害，从而进一步控制了西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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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Feb 2014 10:49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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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译者：陈闯创 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信息提供者：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 |
英文原稿链接: http://bit.ly/1etHunz 今天早上，达赖喇嘛尊者乘车从旧金山来到里士满（Richmond）为这里的藏人社区中心开光，1980年代里士满仅有极少数藏人，到现在却已有近1500名藏人。无论老幼藏人都站在街道两旁以传统方式迎接尊者驾临。社区主席贡确扎西陪同尊者来到社区中心。尊者在门口剪彩后为佛堂撒米祈福，在入座前尊者查看了大藏经上的标签。在上过茶水和糯米后，尊者简要地谈起应该维护藏人身份认同和西藏文化，他强调这个中心应该在这方面排上用场。 随后，在户外寒冷的阳光下，藏人们聚在一起听里士满市长盖尔·麦克劳林（Gayle McLaughlin）和尊者讲话。麦克劳林代表里士满正式地欢迎尊者到来，然后尊者说： "我们已经流亡近55年了。当时我还年轻，但很多1959年后出生的人现在也已成为父母，所以我们已经迎来第三代流亡者了。对个人来说一代看起来很长，但相对已经50多年的西藏事业来说一代并不算很长。留在西藏的藏人们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尊者鼓励听众们重视他们所承载的传统： "我们都想要幸福而非痛苦，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心灵（mind）能否转变。藏传佛教并不仅仅是祈祷、念咒语和仪式表演，还要解释现实的本质。我们藏族文化最完整的呈现了佛陀的教导。我们不应感到贫穷，而应为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所自豪。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通过其他任何语言来接受这些知识，因为藏语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路径。不要在醉酒和赌博上虚度时光。没有理由自认低人一等或意志消沉，自信和乐观才更好。" 尊者还说"如今司政已经完全承担起政治责任，西藏精神也充满活力。世界上各地许多人们都支持西藏。对于我们并不寻求独立的中间路线，无论中国境内外，都有中国人支持。但要是寻求完全独立的话，就会损害我们已获得的支持，也不利于同中国当局重开对话。" "如果能获得我们应有的并且为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这对我们大有裨益。因此，中间路线是有益的。与此同时，我接到来自西藏的报告说那些停止信奉多杰雄登（Dolgyal）的寺庙和同区域内其他寺庙正在和谐相处，这个消息令人鼓舞。祝你们快乐。" 估计另有3300人聚集在附近的伯克利社区剧院聆听尊者发表演讲。首先由西藏儿童演唱西藏和美国国歌。然后国会众议院议员芭芭拉李（Barbara Lee ，民主党）发表动人的演讲欢迎尊者来到第13国会选区， 她说这个选区是全美进步主义立场最鲜明的选区。她赞扬尊者为促进和平的不懈努力并欢迎尊者来到伯克利。尊者回应到： " 尊敬的女国会议员，兄弟姐妹们，我们真的需要这种兄弟姐妹般的感觉。正是我们的自我中心观引发出世界上诸多问题。像蚂蚁和蜜蜂一样，我们也是社会性动物，无需宗教或法律约束就会按照自然本性一起工作并产生社区意识。环境危机和经济全球化都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人类同处一个世界。人口在增长，不断增加的自然灾难越来越清楚地要求我们承认人类的同一性。" 讲到这，尊者停下来问观众： "你们认为什么是获得幸福的最好方式，是通过金钱和权力吗？我的长兄塔泽仁波切（Taktser Rinpoche）曾告诉我，当他在寺庙里待着时对金钱毫不在意，但一旦流亡到外部世界就意识到钱是多么重要。不过，金钱只能给我们宽慰我们的身体，物质价值本身无法带来内心安宁。" "我到访巴塞罗那时，有位天主教修士想见我，他曾在深山里闭关五年。他真是一个美妙的人，我问他如何修行，他说是静思关于爱的教义。当他讲话时眼睛迸发着喜悦的光芒，虽然他基本以面包和水为生，极少吃熟食。显然，真正的幸福不依赖于物质享受。" 尊者解释说，科学家们发现越是有慈悲心的人越幸福。快乐的心态有利于身体健康。他说，我们需要朋友，但怎么样才能找到朋友呢？靠着信任、透明、真诚就会找到朋友带来欢乐，并创建幸福的家庭、社区以至于全世界。 尊者还提醒人们注意美国科学家正在从事的促进世俗伦理融入现代教育系统的工作。我们不必然需要宗教教导而仅出于人类的同一性就能发展出对他人的关心。当然，所有的宗教传统都承认事情没这么简单，所以会教导容忍和宽恕。而且因我们受到贪婪的辖制，所以宗教还教导人们知足和简约。同样，所以主要宗教传统也教导自律，等等这都是宗教间的共有特性。正因此，尊者致力于促进宗教间和谐。与此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内在价值可以为生活带来真正的幸福。 在众多观众提问中，有一人请尊者谈谈对死亡的看法。尊者说，如果你过着有意义的人生，帮助他人并避免伤害他人，那就可以确定你死后也会很好。尊者强调在临死时的内心平安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死亡的过程就不会被干扰。从佛家的角度来看，思索慈悲和现实本质并将其可视化会很有帮助，就像人们在日常实践中做的那样。 最后以一群儿童祈祷尊者长寿结束了此次演讲。 尊者回到他在旧金山下榻的酒店用过午餐，然后应邀出席一场答谢和赞扬默默无闻的慈悲英雄们的活动。这是由迪克·格雷斯（Dick Grace）和格雷斯家族基金会组织的，已经是第四次举行类似活动，目的是向全世界范围内那些致力于减轻别人痛苦而不期望汇报的人们致敬。 在阿旺凯曲用他的长笛演奏引领现场进入平静后，90岁的Takelma印第安人部落老祖母艾格尼丝（Agnes）致辞，在漫谈中她鼓励所有观众停下来思考一下水是造物主赐给人类的多么伟大的一个礼物。她还呼吁大家和她一起向造物主祈求保护和延续达赖喇嘛尊者以及他的人民。当演员彼德・考约特（Peter Coyote）请尊者讲话时，尊者也向艾格尼丝致意。 "我们都生自母亲，这位老太太刚才就像母亲对孩子那样的关心我们。我们非常感谢，谢谢您。" "在我们的生命中，我这一代经历了20世纪的主要阶段。我接近79岁了，但上个世纪的杀戮和暴力仍然在像叙利亚这种地方持续。问题是这种无情杀戮真的是人类本性一部分吗？母亲生育了我们，又以乳汁喂养了我们。现在科学家们也说愤怒和恐惧对健康有害，而真善则有益于健康。这都说明人类本性是好的。" "正如我以前所说，现实是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人都依赖于各自所在社区才能生存，所以战争实在是过时的想法了。古时候，毁灭敌人就是胜利。现在我们人类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所以别人的不适也会影响到我们。我们理应彼此照顾。" "我经常说，现在30岁以下的人属于21世纪的人。我这一代则是20世纪的人，20世纪已经是过往的时代了，我们将不会看到21世纪的巨大变化。现在的年轻人有责任创建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我也开玩笑说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注视着你们的工作。" 尊者称赞迪克·格雷斯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能让这些美好的人们获得更多的关注。这些人的榜样作用能使年轻人们感觉更有力量。然后，2014届无名慈悲英雄当选者依次上台接受荣誉，结束的掌声持久而响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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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Feb 2014 10:34 PM PST
从1991年底全民公投宣布独立以来，乌克兰的民主化进程已经进入第24个年头，这在人类历史中只能算一瞬间，在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历史上既不算短也不算长。在这24年里，乌克兰经历了四位总统，两场革命，两部宪法，三次宪政体制的改变──从总统议会制（1996）到议会总统制（2006）,到总统议会制（2010）,再到2014年的议会总统制，另加一位总统被暗算中毒，一位总理被审判入狱，一位曾经引发过橙色革命的贿选总统候选人最终夺得总统宝座，而这次却在总统任上被议会解职后仓皇出逃。 在橙色革命之后10年，乌克兰的"政治马戏团"终于革命梅开二度──它到底是正当的政治革命还是破坏宪政的政变，目前尚有争议，可暂且不论。这次的民众不像10年前那样充满希望，充满对未来的憧憬，而是民众们既有独立自主性的政治反对，也有被政客私仇裹胁的党派反对，并且充满了对10年来政治的失望与厌弃。最严重的差异是，此次事件数十万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与政府发生了可怕的暴力冲突，政府下令狙击手开枪，可能导致了上百名抗议者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惨剧。屋漏偏逢连夜雨，乌克兰还同时面临着凋敝的经济和紧张的外交关系，成为民主化以来最寒冷的一个严冬。 乌克兰此次事件在中国舆论界也引发了大量不同的声音，在许多人羡慕、敬慕乌克兰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英勇精神同时，也有许多质疑反对派政治反对行动是否足够正当的声音。 且不论此次乌克兰事件的最后结果该如何定性，对引发此次事件的诸多因素做些梳理，似乎更有其必要，说不定也是将来中国会遇到的问题。 出逃的解职总统亚努科维奇原本是2004年大选中有确凿证据证明的舞弊者，是橙色革命的引发者，然而，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新当选的总统尤先科不但没有对亚努科维奇的选举舞弊罪行进行调查，反而与亚努科维奇达成一项政治交易，以免除起诉换取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对新内阁的支持。尤先科刚刚接手新政府，就被丑闻包围，他提名的司法部长涉嫌伪造学历，儿子拥有豪宅和价值4万美元的手机，即使是橙色革命时独立广场上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季莫申科在入阁后也涉嫌经济丑闻，并且因为与总统政见不同而被尤先科迅速解职，重组内阁。民众对橙色革命成果的期待几乎完全落空，2004年高达12%的经济增长在2005年却低到3%，而原先人们极度失望的库奇马时代的腐败问题却根本没有解决的动静，2005年被视为乌克兰"权力寡头化"的一年。这明示了总统、政府和议会三方权力唯有冲突，难以相互制衡。在接下来的10年里，乌克兰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这种动荡的政局，除了是民主化初期各国普遍容易染上的共同病症之外，也跟一个国家所选择的宪政体制密切相关。乌克兰的宪政体制是属于新兴民主国家采纳最多的半总统制架构，即直选的实权总统有权提名或任命政府总理，但政府总理需要经过议会投信任票通过，因此，总理需要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乌克兰的半总统制在半总统制亚型态中，1996体制属于总统议会制，即总统可以直接解职总理，而2004年大选时，各方反库奇马联盟则达成一个修宪共识，将总统议会制改为议会总统制──总统无权直接解职总理，以削减总统权力的方式提防总统擅权，这赋予了总理以很大的权力,保持了极大的人事任命权以及与议会联合推进立法的权力，修正案规定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议会总统制，这导致了后来八年总理和总统冲突不断。 议会制之下议会若解职首相或总理，首相可以向总统申请解散国会，这是一组权力均衡的设置，但在乌克兰的议会总统制下，总统无法直接解职总理，而只能通过解散国会和国会改选来逼迫总理下台，于是，当总统与总理权力冲突严重时，例如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尤其是与后来当总理的亚努科维奇的冲突（因为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一直是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而其他各党，包括尤先科自己的"我们的乌克兰"和季莫申科的"季莫申科联盟"、社会主义党、共产党却又四分五裂，难以团结，因此不提名亚努科维奇当总理非常麻烦）时，常常得解散议会让其改选来解决总统与总理的权斗，议会因此备受冲击。这一议会总统制直到2010年亚努科维奇成功当上总统以后才再次经过修宪改为总统议会制。然而，此次亚努科维奇被议会解职后，宪法法院迅速宣布2010年的修宪因程序等多方违宪而无效，乌克兰宪政体制依然回归2004年体制，即议会总统制。 橙色革命之后乌克兰的宪政体制反复多次，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设事，修宪变得十分轻率，甚至荒唐，掌握权力的政客们缺乏对宪法的忠诚和敬畏，仅仅将它当作权斗的工具，以至于经常性地出现宪法危机。2007年时甚至因为尤先科再次动用解散议会方式逼迫亚努科维奇下台，三方权力争斗几乎引发全面内乱。 从"权力党"库奇马总统以来的腐败与权斗，经济萧条与外交复杂，以及国内东西部分歧，这些也都在橙色革命之后的10年里继续发展，人们对政府的失望愈演愈烈。在这个过程中，政客们的政治品质一次次跌到谷底，人民却眼看着无能为力。 亚努科维奇是个早在1968年和1970年就因抢劫罪和伤害罪入狱的前科罪犯，而在2004年大选中也是他的公然舞弊导致橙色革命，尤先科二口英中毒时他也是最大投毒嫌疑人，2011年他又涉嫌将季莫申科构陷入狱。而上台执政之后腐败问题更加严重，并被人民普遍怀疑存在严重的黑金政治，此次源于亲俄引发的抗议，一个重要原因是亲俄导致人们明显感到自由遭到了进一步侵蚀。就是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政客，却长期领导着议会中的最大党，直到成为总统，可以说乌克兰人对亚努科维奇显然过于纵容，纵容的时间也过久，终于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不独亚努科维奇政治品质低劣，就是因橙色革命而晋身总统府的尤先科，独立广场的耀眼明星季莫申科，也都被传各种政治丑闻，此次出狱后季莫申科要求抗议的民众在严冬下继续坚守大街，令人怀疑她是否公器私用，以泄私愤。然而迄今乌克兰人民对政治家的政治品质如何要求，依然缺乏清晰的证据。 除了这些因素，地缘政治也是个极端重要的因素，亲俄还是亲欧是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此次事件至少反应出人民的决绝态度，似乎在验证着尚未完成的橙色革命。 乌克兰2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在新兴民主化国家常常是个通病。早在100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毫不陌生，而且不约而同地表现为宪政体制的翻烙饼。政客们为了满足个人权欲而滥用修宪权甚至僭行制宪权，从1911年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到191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宪政体制竟然变了三次，即分别是超级总统制、权限不明的议会内阁制和超级议会制，而且宪法条文的立宪水准也极其糟糕，其后15年的权力走马灯就是这最初三年落下的病。 所有掌有事实立宪权者都缺乏公心，不遗余力地夹带私货，国家根本大法在毫无敬畏和尊重的权斗中被搞得面目全非。这种行径最后导致了各种宪政危机，甚至直接导致宪法如废纸从而政局混乱不堪，直到后来引发1917年的府院之争，以致兵戎相见。于是，当1917年俄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徒政变时，王国维先生就在给他朋友柯劭口的信中说："观今日中国，必以共和始，以共产终。"（此处王所谓共产是指国民党）1924年，当政治墙头草冯玉祥指使鹿钟麟非法进入故宫驱逐溥仪，撕毁《优待清室条例》后，当时中国已再无宪政可能。以至于当时王国维就有殉国之念。 冯玉祥的政治犯罪"北京政变"还连带着使当时最为优秀的立宪活动遗憾终结，即《双十宪法》刚开始实施就因曹锟被囚禁而结束；其后，由段祺瑞主持制定的《段记宪法》，吸取1917年府院之争教训而设置了世界上最早的宪法法院，但这部宪法也完全没有实施的机会。至于后来1936年宪法和10年后在此基础上的1947宪法，却都由于错误地恪守五权分立教条而使权力分配失衡，以至迄今台湾宪政体制运行弊病多多。 自己的历史，抑或邻国的今日教训，倘若不研究不吸取，对民主化之后的政客们缺乏长期坚持不懈地警惕和监督，都会后果堪忧。两岸对民国部分政客的造神运动已经带来严重的偶像崇拜恶果，使得许多本该严肃检讨的历史教训无法得到严格对待，从而被重重迷雾遮蔽。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如果不认真使用，被用坏了的好东西也一样制造灾难。 ――华尔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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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Feb 2014 10:30 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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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Feb 2014 04:29 PM PST  许多人预感甲午年要出大事，但谁也无法预料具体的时间和机缘。未来的史家可能会指出，2014二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就是黑天鹅飞临的时刻。这个周末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头版价值的大新闻，对中国，也许对世界来说，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是乌克兰的革命。 现在总结乌克兰革命的历史意义显然为时尚早，但笔者还是贸然一试。众所周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对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列宁不仅抓住了资本主义自伐的机会一举夺权，而且锁定了全球一代激进青年的想像力：走俄国人的路。今天看来很清楚，俄国人的路，不是通往自由之路，而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邪路。俄国、中国、乌克兰等许多国家，至今仍在为此而付代价。 除了巨大的生命和环境代价，更深刻的代价是自由精神的挫败。那种为自由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勇气，似乎随著乌托邦的幻灭，也一道死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天，确实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很大程度是红色权贵改旗易帜以自保。因此，青年一代的自由精神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这正是普京敢做沙皇梦的社会基础。 乌克兰革命的意义就在于，这个事件证明自由的魅力存在于人的基因之中，世道越是腐败，就越能激发青年一代为自由献身的激情。而专制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低估了人类追求心灵自由的本能。乌克兰革命之所以可能产生巨大的历史影响，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因素，一个因素就是这个革命发生的时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秩序又一次处在世纪性的危机之中。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不可避免带来的腐败，触发了全球性的变革大潮，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最贫穷的国家，都在探索新的内部和国际秩序。 阿拉伯之春代表了一种变革类型，即伊斯兰文明如何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制约中走出来拓展自由的秩序，而乌克兰革命，则有可能代表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从历史的弯路中走向自由。乌克兰的变革模式，无疑对中国青年一代具有更大吸引力。另一个历史因素，就是网络技术带来的沟通革命。这场革命方兴未艾，青年正是这场革命最有力的推动者。 也就是说，和百年前俄国革命爆发前的世界十分类似，青年一代面临的是一个腐败且压迫性的世界，而于此同时，新的通讯和交通手段，又赋予他们超越以往的时空约束来交往的手段。这两个因素，注定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到来。 这一次乌克兰革命最令人振奋之处，就在于一向亲俄的东部青年，也选择了自由而不是石油，这对于以石油资源为后盾、重温帝国旧梦的普京是一个致命打击。乌克兰革命最可能的连锁反应，就是激发一场俄国革命。果真如此，则中国的激进青年将很难避免重新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即便俄国不发生类似乌克兰的革命，乌克兰革命重燃中国的自由之梦，已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如中国领导人自己都认识到的，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发生革命的条件。真正的问题是，革命何时发生，成败和代价又如何？ 虽然无人能回答这些问题，但历史也给了我们一些重要启示。启示之一，从宏观视野看，革命就像气候灾变一样不可避免。启示之二，就是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来教育和发动的。因此，革命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方式发生，很大程度取决于统治者如何作为，如何选择。此次乌克兰革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普京执意要圆帝国旧梦，如果亚努科维奇聪明一点，就不会有这次乌克兰革命。 有人认为，中国人不会再闹革命，因为只要有饭吃，中国人就不会造反。这个观点其实在历史上也不十分准确，太平天国就不完全是因为没饭吃。精神和信仰因素，从来是中国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不错，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为自由而牺牲生命，但此次乌克兰革命给自由派带来的最大兴奋，恰恰就在于他们看到，只要有很少数量的年轻人敢于牺牲，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就能够翻盘。这个假设可能不适于中国，但你很难阻止激进的自由派这样去想，去行动。 历史证明，自由的代价非常高昂，革命也很可能不成功。乌克兰革命有可能误导中国的激进自由派，让他们低估了自由的代价和革命的风险。不过，最大的历史责任并不在他们身上，而是在当权者肩上。中国将成为今天的叙利亚，还是今天的乌克兰，取决于他们如何来教育和发动中国的下一场革命。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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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Feb 2014 04:24 PM PST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陈独秀之于毛泽东与华国锋之于邓小平》引述当事人的回顾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真实的华国锋相比于当时的邓小平，不但不是思想僵化,而且是十分是在意如何能够在党内和理论界形成中共建政之后只有在五十年代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曾经出现过的思想活跃，不同观点被允许讨论和存在的政治气氛。 近些年来一直至力于"还原华国锋"的中国大陆著名党史专家韩刚先生所披露出的第一手史料文献说明，邓小平直到华国锋被迫下台的十几年之后还不忘对他全盘否定的那句"他就是'两个凡是'"，也是诬陷不实之词。首先一点，能让中共政权有了从邓小平至江泽民，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的今天的基础的基础----"一举粉碎'四人帮'"，把毛夫人江青及其政权追随者，甚至还有被晚年毛泽东和江青视为己出的毛远新全部打入天牢的行动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最大否定，更何况所谓的"两个凡是"既不是华国锋的专利，也不是华国锋下令做为"中央工作的指导方针"向全党正式发布的东西，而华国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引用过两次"两个凡是"的说法，其语意环境和针对目标都不是政策制定和工作指导方针，而是基于要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 那么无论是站在当年的邓小平的角度还是站在今天的习近平的立场上，维护毛泽东的政治形象的出发点居然会被当成"罪行"来批判，等于是共产党政权在自己狠扇自己的耳光。正如韩刚先生所说：华国锋的所谓维护毛泽东形象的讲话内容,如果从反共角度,当然是要否定的。但是日后从华国锋手中夺取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坚决制止党内从人格角度否定毛泽东的评价,坚持为维护毛泽东的所谓伟大领袖形象的所言所行，事实上比华国锋还要过份。同样一件性质的事情,华国锋说了就是罪过,邓小平说过并坚持实行就是所谓的真理或者说正确决策？由此可见邓小平整肃华国锋的手段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手下人整肃老干部们的手段殊无二至，都是中国封建统治史上屡见不鲜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邓小平当年夺取了华国锋手里的党政军大权之后,给华国锋强加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中还有一项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而事实也是恰恰相反。先不说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一九七八年初被恢复"组织生活"并安排工作是华国锋"钦定"，继而习仲勋奉调广东也是叶剑英和华国锋两人的决定，而当时的邓小平只不过是表示同意，更鲜为外界所知的是，就是直到自己去世，邓小平给胡耀邦盖棺定论的最无保留的一项历史功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华国锋的实际支持下才得以推动的，就是胡耀邦本人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很快被恢复工作的过程也都是华国锋一手促成。至于习仲勋本人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之冤案之所以被拖延至一九八零年初才被党内正式正发文平反，幕后原因不但没有华国锋半点责任，而是全都因为碍于整肃高岗的两个最重要的毛泽东政治打手邓小平和陈云关于"绝对允许为高岗翻案"的内部指示。 韩刚先生曾介绍他自己在多年来的对华国锋的研究中,确实找到了汪东兴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的材料，但是华国锋阻挠老干部恢复工作，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到现在为止找不到这种材料，倒是有相反的材料。就是事人披露的材料让韩刚发现华国锋在恢复老干部工作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正面的事情。韩刚先生举出了两个人的例子,，第一个是胡绩伟。 胡绩伟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文革当中当然作为走资派被打倒了。文革后期被调去参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人鲁英是毛泽东在世时姚文元和张春桥等人从上海《解报》调来的，水平极低,被讽剌为草包主编，所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都纷纷强烈要求罢免鲁英，调胡绩伟回来。据胡绩伟自己回忆，在1976年的10月底，华国锋就亲自找胡绩伟，胡绩伟推脱说自己能力不够。华国锋当时用了个激将法，他说你能力不够，总比得上那个草包主编辑吧？这一下把胡绩伟给激起来了，他说我水平比他当然还是要高一些。华国锋说，既然他能干你就能干。胡绩伟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日报》。 第二个例子是胡耀邦。胡耀邦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就靠边站了，在家里赋闲。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亲自到胡耀邦家里登门拜访，请胡耀邦出山，被胡耀邦拒绝了。这是胡耀邦的女儿满妹在书中自己说到的。后来华国锋又请叶剑英来做工作，因为叶剑英与胡耀邦私交甚好，有很深的私谊，所以经过叶剑英的动员，胡耀邦答应了。紧接着，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谈话，而且明确地告诉他派他去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可见胡耀邦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得以在中共政坛上步步高升，首先是受益于华国锋。 如果说当年伙同邓小平共同取代了华国锋的胡耀邦居然是被华国锋"两顾茅庐"才"出山"工作的史实已经令读者和听众们大跌眼镜的话，更让人不敢相信的邓小平等人强加在华国锋头上的"罪状"之一"经济工作好大喜功"的唯一证据原本竟然是邓小平自己的错误。 事件的原委是，1978年6月下旬，华国锋、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的时候了。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强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紧迫性及重要性，要求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邓小平又在会上提出了"引进800亿美金"。当时的邓小平在国务院副总理中并不是分管经济的，但分管经济的李先念在作总结报告时遵从了邓小平的提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会后，陈云对大引进计划有相当的保留。他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迫使华国锋下台的第一步。与此同时，陈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也被陡然提高。 会后，因为陈云的据理力争，令私下里不得不承认相比陈云，"经济工作自己是外行"的邓小平同意安排陈云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令原来在国务院系统的经济工作一把手李先念为陈云打工，同时收回了自己最先提出的"引进八百亿"的狂妄之言。陈云也许是为了回报邓小平，在主持经济工作大调整，否定"大干快上"的党内会议上罔顾"洋跃进"的始做俑者首推邓小平，其次是李先念，都有白纸黑字之会议报告或内部传达过的"重要谈话"为证的事实，把"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罪过"硬栽到已经面对"墙倒众人推"局面的华国锋头上。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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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血要热 头脑要冷 骨头要硬－－推荐万润南回忆录《商海云帆－－四通故事》 Posted: 25 Feb 2014 03:59 PM PST 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恐怕就是自传，就是回忆录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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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5 Feb 2014 03:08 PM PST
按照维基、百度《林昭》词条，林昭生于1932年12月16日。其实她生于1931年，林昭的母亲许宪民以为1931年生人属羊，不好，所以往后推了一年。今天是林昭80冥诞。 林昭是专制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瑰宝，她的珍贵之处在于直面暴君，说真话。《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儿说出最简单的真理，大人却做不到，不仅做不到，还要对着赤身露体的皇帝夸奖他的新衣如何漂亮、高雅、时尚。老子把像小孩儿那样说真话提到玄德的高度，问修炼的人：能修到如婴儿乎？问题简单，做起来却非常之难，林昭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痛苦修炼，才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1947年7月，林昭高中毕业，报考共产党操作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母亲作为过来人，对此竭力反对。一进这个“革命摇篮”，林昭就变了，说出“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这样绝情绝义的话来，甚至无中生有揭发母亲。毕业后林昭投入南农村土改以后进入媒体“，写了许多不实报道。 与很多一辈子说假话的人不同的是，林昭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经过多年痛苦挣扎，终于逃出共产党的染缸，恢复了做人的勇气。在北大，她哭着给母亲写信：“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她说到做到,至死不渝。1957年引蛇出洞时，她没上当，可是当她的同学被口诛笔伐时，她却挺身而出，与打手们辩论。5月22日晚上辩论后，她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將张元勋等人开除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林昭在发言时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 张元勋们被打成右派，林昭则以死相抗，被判劳教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那一年北大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许多人被开除、判刑、发配，到了胡耀邦主政才得以平反。 挣脱了精神羁绊，林昭对追求思想自由的同道有了一种本能的亲和力。1960年她与兰州大学顾雁等人筹办针砭时弊的文学杂志《星火》，并在首期发表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星火》刚一问世，即被查封，所有编辑和作者均被逮捕，林昭也未能幸免，从1960年10月起开始了铁窗岁月。 两年后林昭得以保外就医。1962年9月，林昭在苏州与刚放回来的右派黄政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这期间她还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三个月后，林昭又被收监。这次开始了真正的炼狱，林昭多次绝食、自杀，分别给上海市长、《人民日报》写信申诉冤情，并反映狱方如何践踏人权。没有纸笔，林昭用血在白布被单上：“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林昭蘸着自己的血写了《告人类》、《判决后的申明》、给《人民日报》的第三封信和诗篇，近20万字，字字是血。 御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出了《毛主席诗词》，马屁诗人郭沫若、藏克家们争着吹捧、唱和。狱中林昭却逐句批判毛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里的独裁思想： 双龙鏖战玄间黄↘钟山风雨起苍黄，冤恨兆元付大江↘百万雄师过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虎踞龙盘今胜昔，横槊阿瞒慨当慷↘天翻地覆慨而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宜将胜勇追穷寇，那许山河私帝王↘不可沽名学霸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天若有情天亦老，枉言正道是沧桑↘人间正道是沧桑。 第一句说国内战争里的国共两党打得昏天黑地，让无数冤魂都付之长江。第二句说今天中国不乏2000年前反对秦王称帝的鲁仲连，但也有嗜血成性的当代曹操。第三句最给力，国家是老百姓的民，而不是你毛泽东的家产。最后一句指到暴君鼻子尖儿上了：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恬不知耻，说是人间正道！在那个时代，中国有几人有这样的勇气？ 林昭的觉醒也是民族的启蒙，两首明志诗《自诔》和《自由颂》是中国诗歌中少见的，毫无传统文人忠君的陈腐： 《自诔》 恶不能辍，愤不忍说， 节不允改，志不可夺， 书愤沥血，明志绝粒； 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自由无价，年命有涯； 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自由颂》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家祭》是写给身为革命老干部舅舅的：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 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我知道教我的是妈， 而教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是对专制东厂的抗议，最后一句对专制迫害人权的写照，如今已流传为名句。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1968年 4月29日，林昭接到死刑判决书，不容上诉，立即被押赴龙华处决。两天后是劳动节，公安局的人在她家楼下嚷了一嗓子，收了5分钱子弹费。 中华圣女也好，自由女神也好，林昭年都当得起。圣女和女神不是造出来的，而是炼出来的，十字架上定格的。 龙华泣血，少年白骨，烟销灰散，一无觅处； 灵嶽吟诗，耄耋青丝，魂舞韵生，众望归时。 2011年2月16日于莱茵风雨中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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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4 06:59 PM P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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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4 06:40 PM PST 更新时间 2014年2月2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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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4 05:04 PM PST 2014年新春伊始，中国大陆思想界和知识界纷纷聚会，表达自己对新一年的期许，同时直言批评习近平当局在过去一年的执政表现。在这些聚会中，"思想中国"2014迎新联欢会和《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传递的信息，尤其值得关注。 这两个聚会，吸引了思想界和知识界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教授、律师，记者等。他们的讲话，显示出对当局执政的不满和反感，这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他们对官方主导的反宪政、反公民社会舆论不满。去年5月开始的一股反宪政思潮，在思想界和知识界中引起很大反响和反感。不少人相信，反宪政反映了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对此，政法大学教授王建勋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宪政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反宪政实际上就是反文明。他还表示，他对目前的局势比较悲观。和王建勋相比，胡德平的话则比较委婉。他说，既然三中全会强调宪法是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根本大法，而且还强调要把忠于、遵守、维护宪法的机制形成制度，"在这种形态下，反宪政、反公民社会的言论不好再讲了"。 他们对执政者动辄抓人、以言治罪不满。去年当局拘押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民众，逮捕主张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扣留支持新公民运动的企业家王功权，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弹。人大法工委高锴说，习仲勋曾说过要保护不同意见。不能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集团。几个人在西单举个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这符合18大精神，是忧国忧民的行为。有什么罪呢？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拿刀拿枪，怎么可以给人家抓起来判刑呢？我很想不通。什么叫包容？包容就是要容许不同意见。屁大点的事就判刑，这能和谐吗？ 他们最反感的是当局的思想控制和舆论控制。去年当局主导的打击网络谣言运动，在民间引发恐慌，在知识界中引发极度不满。律师陈有西的发言代表了许多思想界和知识界人士的想法。他说："大家整个心情不舒畅，还没有回过神来，对当前的思想控制、舆论控制、用抓人的方法管言论非常反感。"资中筠说，现在律师和记者竟然成了高危职业，她把迫害律师和记者比作小人迫害君子。 此外，他们对习近平的一些说法也很不以为然。譬如，对于没有前30年就没有后30年之说，他们认为，这表明执政者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法学家郭道晖先生指出，现在有人提出经济上去了，改革成绩很大，和改革开放以前30年打下来的一样，没有前30年就没有后30年。"我觉得这种思维方法有问题，好像说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能团结一致抗日，共产党就不能得到发展，难道我们就应该感谢日本的侵略？" 他们还认为当局不提毛泽东犯有严重错误而美化毛，是一种倒退。原《红旗》杂志编审阎长贵说，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犯有严重错误。但现在有些重要人物讲话却不提了，一味地美化毛，这是一种倒退。 对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及其实施，他们中不少人不太相信，都认为说得到未必做得到，因此不能盲目乐观。比如，关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他们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环境意味著，政府在这方面的地位必须下降，司法的权力必须上升，但政府做得到吗？关于反腐，他们明确表示，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反腐不会有成效。关于司法独立，他们认为全会提出的法院条条管理不是司法独立，只是中央地方分权。关于改革舆论缺位问题，他们认为现在的舆论政策是在扯改革的后腿，在制约著改革、伤害著改革。 去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把直言批评当局的知识分子定性为"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但思想界和知识界的这些直言批评表明，他们并没有被习近平的定性吓倒。另一方面也表明，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当中已大失人心，以至于朝野双方分歧严重，甚至对立。胡德平把朝野对立解释为，在朝的喜欢考虑成败，在野的喜欢考虑对错。成败也罢，对错也罢，没有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参与和推动，习近平的改革将寸步难行。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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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4 03:03 PM PST  最近爆出个大冷门。以拥护党中央，攻击所有不同观点而著名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居然在他的微博上公开的哀叹"现在的中国，人人都不开心"。这位被网民们评为现代四大恶人的极左派也说了实话，倒是让不少网民对他产生了那么一点点好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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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6 Feb 2014 11:54 AM PST
總有一名女郎， 硝煙漫卷火光燃燒背景，迎風而向， 熱血滔滔，旌旗飄飄， 德拉克洛瓦的靈感盪漾。 貞潔屬於自由，自由是今夜的乳房！ 不自由，毋寧死！神聖的都城： 布達佩斯、華沙、索菲亞、 布加勒斯特、布拉格…… 2014，聖城是基鋪， 今夜，聖女是烏克蘭姑娘。
總有一位上將，像遞交辭呈把 心臟放到天平上， 用民族的成語宣告—— 軍人天職：效忠憲法，保衛人民；因為 配劍、白髮，榮譽、胸膛。 裴多菲，匈牙利自由之魂，預表 1956年多瑙河藍色之波 閃爍年輕國防部長的高傲目光（注1）； 2014年第聶伯河洶湧，映照 烏克蘭陸軍總參謀長肩頭的——金色徽章。
總有一幅聖像， 引領上帝的使者，站在 槍彈、刺刀、仇恨、殺戮之間， 東正教、天主教，戰場、屠場…… 教堂鐘聲轟鳴，洪水漫過堤岸—— 撫闔死者眼瞼，古老法器鮮血流淌。 空氣凝固，經文低沉回環， 索非亞大教堂，一千年的輝煌： 穹頂、彩畫，燭火、希望， 眼窩深陷，街壘錯落淚光。
總有一個廣場， 腳步、吶喊、撕殺，瘋狂…… 瓦礫、磚塊、龍捲風和塑像， 1825，彼得堡樞密院廣場， 近衛軍把十字架嵌進俄羅斯天空， 1848，巴黎廣場三色旗凌風高颺， 1989，浸血頭巾長埋天安門廣場…… 1991，命運女神在紅場親吻，舞蹈…… 世界定格，巨輪倏然剎車—— 2014，世界的重心叫獨立廣場。
總有一群好兒郎， 第一道連鬚胡掛滿臉頰，寬肩的青年， 哥薩克英俊的子孫，彼得里群峰式的英雄 列維坦筆底海空寥廓，大雁奮翼， 1968布拉格之春，火焰里的捷克少年……(注2) 今晚，吉他、銅鼓、小號，男子漢小步舞， 肩並肩手挽手，——瞄準狙擊手槍口！ 姑娘，眼淚是昨晚的嫁妝 兄弟，犧牲是今宵的新床， 烏克蘭，我們並排躺在你的前額上！
總有一輪太陽， 照亮歐羅巴的古堡、亞細亞的城牆， 英雄的遺體，也照亮屠夫的下場。 塞瓦斯托波爾在黎明醒來，柴可夫斯基 同時醒來，一千萬亡靈同時吟唱安魂曲， 大草原遼遠而荒涼，遙看東方沉睡…… 冰雪鋪墊悲傷，八百座教堂同時敲響彌撒之音， 21世紀拒絕1914，也拒絕羅馬-莫斯科-北京。 光明次第蒞臨，春天充滿天機： 當自轉與公轉驗證符咒，自由比太陽還亮！
注1，1956年匈牙利人民奮起反抗蘇軍軍事佔領，年輕魁梧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勒特尔 參與起義，拒絕赦免，被處絞刑，成為匈牙利民族英雄 注2，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一名叫扬·帕勒克（Jan Palach）的年輕人 在瓦茨拉夫广场引火自焚，抗議蘇軍入侵，成為捷克民族英雄。 ——《纵览中国》首发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 黄章晋：再见，伊力哈木！
- 高新：当年最先表态支持万里农村改革的是陈云而不是邓小平
- 曹思源：关于修改宪法的四点建议
- 达赖喇嘛：21世纪非暴力和爱心的影响力
- 徐少驊： 劉進圖被權貴懲戒？（附ICIJ發聲明讉責襲擊劉進圖事件）
- 李江琳：清除了理性派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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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Feb 2014 11:07 PM PST
日前，伊力哈木老师被以“分裂XX”的罪名正式批捕。回顾黄章晋先生的旧文，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一起了解这个维吾尔学者和他那个饱受责难的民族。 ----------------------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7 月8日零点50分，突然接到伊力哈木的电话，他劈头就说：“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哈木的声音了。主席说维吾尔在线煽动暴力 事件，这是冤枉我，我没有煽动过暴力，我不可能煽动暴力，暴力和仇恨对任何人对任何民族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愿意看到民族仇杀的悲剧。”我只来得及说一句你 要多保重，他就挂掉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一位朋友家谈起乌鲁木齐、谈起伊力哈 木。一个小时前，我曾致电他，希望获得他的授权，因为我很难受，我想写这个人，让更多汉族人知道这个人，也想表达一下自己对民族冲突的认识，我知道他可能 不便接电话，果然，他在电话那头说，他身边有几个“朋友”，希望我能理解。 “你赶快问问他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和有什么交代啊！”朋友提醒道，我如梦初醒，立即回拨电话，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那边已经转为人工呼叫了。 伊 力哈木身边的“朋友”，也许是7月5日夜去拜访的。当时，我得知乌鲁木齐的骚乱极为严重，便电话问伊力哈木的乌鲁木齐情况，电话杂音极大，几乎无法听清他 说什么，只模糊听到他介绍，事件由韶关引起，据说下午示威的学生开始约定要遵守一切公共秩序，后来有失控，被逮捕。接下来几分钟完全听不清内容，再然后， 依稀听他说似乎有人现在鼓动，要每天上街坚持闹让政府打死一百个（维吾尔人），连续让你杀五天，直杀到政府形象破产，他焦虑地说这些人现在都疯了，这时我 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门铃声，然后他嘟囔道，难道我的朋友们就来拜访了？回头给你电话，然后挂断。 认识伊力哈木似乎是命运的必然。 2001 年秋的某一天，某位朋友给了我一张人民大会堂的演出门票，因为想见识一下人民大会堂什么样，我兴冲冲去看那莫名其妙的演出。今天我已完全忘了晚会主题也和 大致内容，但我记得快结束时，在欢天喜地的乐曲声中，一大群人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载歌载舞齐声赞歌。我突然被那些或插着鸟毛、挂着叮当作响的配饰，或袒 臂或皮帽子的装束刺激得醒了过来：这难道不是一个现代版的中央帝国在炫耀万邦来朝的仪式么？今天还会有哪个国家会刻意将所有少数民族各选一对演员代表，穿 上平时根本不穿甚至早已淘汰的服饰，在首都欢天喜地的歌舞展示呢？我能想起来的，只有强盛的苏联帝国，曾让各民族代表轮番上场激动地表达“对各民族的伟大 父亲”斯大林的赞美，而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了。 从那时起，我就常存辞职去新疆做 民族问题调查采访的念头。在我内心深处，那里更像是我的故乡，虽然我在湖南生活的时间长于新疆，但湖南之于我始终是个笼统而整体的故乡概念，而新疆则是一 个具体而清晰的小镇，我甚至不会说任何一种湖南方言。如果中华帝国步了苏联帝国的后尘，那我时时梦见的故乡就彻底变成敌国领土了。 除 了阅读资料，为了能认识一个愿意讨论民族问题的维吾尔人以便于我日后的计划，我在一个穆斯林聚集的论坛潜水一年多。可惜直到它被关闭，我都不曾结识一个维 吾尔人，而在别的维吾尔人常出没的论坛，则几乎看不到一个对时事关心的维吾尔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但凡是汉语的维吾尔人论坛，几乎都没有时事或社会 论坛，人们只谈风月。但我好歹开始知道普通维吾尔人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处境和呼声是什么。 等我已绝了到新疆去的念头时，因为做维吾尔流浪儿童大量在内地当小偷的问题调查，无意中知道竟然还有个“维吾尔在线”，于是，先碰到了站方几位小心谨慎在京读书工作的维吾尔年轻人，然后，是站长伊力哈木。时在2007年夏。 伊 力哈木全名伊力哈木・土赫提（伊力哈木是其本名，土赫提是父名），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维吾尔在线”创办人，他业余时间是个成功的商人和 “一小撮”维吾尔人的精神领袖。伊力哈木大约生于1969年，新疆阿图什人，阿图什人在维吾尔人当中的地位犹如犹太人，此地人特别善于经商读书，历史上这 里诞生了维吾尔大把大把的名人。伊力哈木毕业于东北师大，曾留学韩国日本，因为足迹广泛，伊力哈木通晓汉语、英语、韩语，“能说一些”日语、乌尔都语，“ 那不算啥”地能听懂中亚各国的语言。我结识的一些维吾尔朋友，大多都拥有令汉族人汗颜的语言天分，伊力哈木自称其语言天分在维吾尔人里“是中等偏上”。 伊力哈木的相貌容易被认为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矮矮的个头，挺着大肚子，秃顶较严重，——陌生人在头半个小时里，未必认为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他曾屡次问我，他像我一样剃个光头是否可行，这个决心两年未下，看来最终由政府帮他光头愿望了。 最 初，伊力哈木和我们交道时，约略有公事公办的架势，只在我见面向他用维吾尔语问好那一刻，他眉毛一挑、眼睛亮了一下，热度维持了五分钟，100W的灯泡就 回到了40W的亮度。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对我并不真正信任的缘故。在救助维吾尔流浪儿的过程中，他们曾与各地的民间反扒组织建立起联系，他感谢一些 组织对维吾尔流浪儿的关心，——这些素不相识的汉族普通市民体现出远比政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但一些反扒组织血腥的报复则让他认为，本质上 汉族人还是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维吾尔人的苦难。 但到他家做客，小心地谈起我 的新疆情结，说起我曾写过一篇《请对他们说一声 yahximusiz》时，他突然像插上了一个五千伏电源般振作起来，抓住我的手。原来那篇文章转到维吾尔在线，竟一直被置顶。他说他一度怀疑是否会是一 个真正的在新疆呆过的汉人写的，因为他相信有能客观平等看待维吾尔人的汉人，但不相信真有有反省能力的 “好汉人”。 在我，则同样无法想象，我会这么不经意地遇见这样的“好维吾尔人”。我说的“好”，是指好的谈话对象，因为我确实想不起我的汉族朋友里，有过像他这般让我觉得兴趣点和见识有如此匹配和过瘾的交流对象。——当然，他是我的老师。 伊力哈木当时身边就有位一直追随他的学生，是西南某个民族的孩子，所学专业完全与伊力哈木无关，仅仅因为伊力哈木身上绽放的神奇的魔力，毕业在东南沿海工作一年后，又辞职返回伊力哈木身边。此外，他还吸引了好几个不同民族的热心者参与网站的管理。 伊 力哈木生来就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他说话一激动，就有股力量像蒸汽顶着茶壶盖子一样让他时不时想站起来。他似乎拥有五十升的肺活量，能不换气地倾斜出几十 个排比句，原话照录，不需要修改一个字就是一篇杰出的演讲稿，而这个演讲稿，光你看一遍就能体温瞬间上升。POWER，这是我能想起来的唯一一个词，他显 然没有过任何修辞学和口头表达的训练，完全凭一股澎湃浩荡的力量，一种从胸膛里抓出的滚烫的带着血肉温度的热情和痴诚，打动你，催眠你，征服你。 这 样的人，我不可能放过他，尤其是这个人的知识和见识，一个人是否能吸引我，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他似乎也绝无放过我的意思。第一天，我们聊了一个通宵，同去 的小姑娘从未听闻一个如此的世界，一直好奇地睁大双眼，我们注意到她时，她早已趴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我意犹未尽，又叫上另外一位同事前往，直到天亮方 才各自找沙发、地毯躺倒。 其实，与他长谈后，我在感慨认识这个人的神奇之时， 偶尔会升起一种莫名的怀疑，他在敞开胸襟时是否会真的相信我，相信我有与他一样的坦诚。因为不用他介绍我也知道，谈到民族问题，普通维吾尔人之间往往都没 法互相信任，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大哥”的眼线无处不在，一个处境逼仄的民族，绝望可以大量制造仇恨，也可以大量制造被出卖的灵魂。 而 我，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从未交往过的 “和台”（Khitay，音“赫岱”）。在当地有维族朋友或藏族朋友的汉族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与这位异族朋友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吃吃喝 喝生意上互相照应，但多半都会默契地避免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期。你可能会有一位维吾尔朋友，但随着时间流逝，你们会越来越不能诚实交流民 族问题。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普遍事实。 伊力哈木给我讲过一个疯子克里木的故 事，此人二十年前曾在东南沿海炒外汇发了财，与当地汉人的交往中，深刻发现自己的族群在观念意识上的落后，也深刻感受到周围汉人对他的歧视，于是他狂热地 想融入汉人社会，先是疯狂练习各地汉语方言，接着饮食习惯上完全向汉人看齐，不吃清真食品，每每大啃猪蹄，后来干脆到医院换了八升汉人的血，但他主动“被 同化”彻底失败，人们看到那张中亚面孔，还是本能地横上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客客气气的隔膜。 就 如“和台”这个称呼，在懂维吾尔语的汉族人在场时，维吾尔人会用“汉人”这个词，但私底下维吾尔族人多半会常用“和台”这个称呼。同样，汉族公开场合使用 “维吾尔”，而私底下会有不少人使用“缠头”这个词。对当地人来说，公开场合使用“汉人”和“维吾尔人”，不少时候只是自觉配合民族团结的一种表演。 “和 台”这个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大量使用的称呼，被“老大哥”禁止使用后，于今，早已自然而然地悄悄附丽上了一种贬义的、私下暗语切口的意味。原本，“和台”即 “契丹”，源于金灭辽后，契丹人的一支逃到新疆境内建立的西辽政权，它并无任何贬义，俄语里中国的称谓Кидай（Kitay）就应当来自突厥语。 而“缠头”源出“缠回”，得名维吾尔族人旧时以白布缠头的习惯，原本可视为无歧视意味，但清代官方公文中将“缠回”、“生回”与“汉回”、“熟回”分指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时，中华文化中心论的歧视性意味不言自明。 而 “和台”与“缠头”在今天日益广泛的私下使用中，民间又赋予其全新的歧视性解释：“缠头”多被解释为脑筋不好使，纠缠夹杂不清。而关于“和台”，则更让人 啼笑皆非，一位“内高班”学习后考入名校的古丽说，她父亲给她的解释是：当年汉族人来新疆时，基本上都穿着黑大衣，所以大家就用“黑大衣 ”（Khitay）来称呼汉人。——汉人大规模进新疆，的确是穿着黑色棉大衣的劳改犯开道，但这个维吾尔词语的误读却完全是在汉语语音基础上，而非维吾尔 语的语音基础（诸位读者可品出其间意味）。 ——我不相信一个内心敏感的汉人在与维吾尔人、藏人交往时，会感觉不到有一道看不见的长城横亘在中间。——据伊力哈木介绍，“长城”一词在维吾尔语里还有一种称呼，意为“把我们隔在外面”。 第 一次见面时，伊力哈木就给我讲过他的那种强烈不安全感，讲过一些这方面他知道的、他经历过的种种。当时，他刚刚经历过一次“大哥”的关心，家里的电脑、书 都被搬去化验检查。他怀疑自己家里可能有小电子动物入驻，滔滔不绝之时会突然紧急刹车，抬头望望天花板，喃喃自语：“唉，党中央啊，我哈木可都是为了你好 啊！” 我有一种隐约的分裂感：他虽然开玩笑说“我看我们中央政府真要是听到了我的真心话，那可是好事”，但这种状态下的生活，没有任何人会觉得自在。他可以认为，焦虑和不安全感是“老大哥”在看着他，也可以认为，这个明察秋毫的目光是“和台”的。而我，是“和台”的一分子呵。 第二次见面后仅仅两天，他的手机就始终无法接通，家里的座机好不容易有人接了，却是他的妹妹，她也在到处找他。 那天，我刚刚看完《窃听风暴》，我正被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强烈左右着情绪，我想这就是伊力哈木日常的感受吧。我在伊力哈木那里的长谈，大量是关于新疆的民族问题的现状、可能的危机、解决之道、他个人的理想追求等等。对维吾尔人来说，无一不是犯忌的内容。 我， 一个“和台”，扮演一个假意对维吾尔人的热心人，诱使他滔滔不绝地说出内心的想法，讲出大量对“老大哥”的批评，然后我离开，“老大哥”破门而入。 ——当他坐在大功率电灯下的椅子上，不知道白天黑夜的时候，他是否会这么怀疑？他会对“和台”有信心么？如果我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否会因此彻底对汉族 人失去信心。 这种纠结，我无法用文字表达。 知道我生于兵团，伊力哈木毫不掩饰一个普通维吾尔人对兵团人内心的敌意，甚至在我面前，他会故意夸张那种情绪，因为我和他热情如火刚好相反，表情肌实在不发达，或许总是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我在他面前扮演过无知的大汉族主义愤青、扮演过党中央、扮演过自治区政府、扮演过沾满维吾尔人鲜血的湖南人代表、扮演过把新疆各个工程都承包了的山东人代表、扮演过掠夺了当地维吾尔人、当地汉人资源的国有垄断企业代表……我可能是中国带表最多的人吧。 他是在告诉对我来说只有概念没有细节的事实，是在倾泻压抑多年的表达愿望，我是在倾听和接受有关“把我们隔在外面”另一侧世界的系统知识教育。这是一个“和台”倾听一个“缠头”的倾诉，这是一个“和台”接受一个“缠头”的教育。 你 们汉族当然是大哥，大哥说我都房子地方小不够住，小弟弟你让点地方吧，于是最好的地都让给兵团了，上游的水哗哗都截到兵团的地里去了。你说，国家发展的需 要，东部的大哥需要小弟当原材料基地，暂时牺牲一下，没问题，石油、煤炭、天然气、棉花……拿去。也不求你的税收给我们维吾尔人给我们新疆汉人多留一点， 但不要说每年国家拨款多少多少养着我们，这个话不好听对吧。 你看网上的汉族愤 青，脑子很笨的，整天骂海外资本掠夺了中国财富，其实应该感激人家。你看，它们帮你解决了多少就业机会，把那么多农民培训成了适应现代管理的产业工人。没 有台湾人、香港人办厂，内地人哪里会知道怎么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没有外资企业的示范，内地人哪里能掌握什么东西都可以山寨的能力？应该有一颗感恩的 心！可惜啊，我们维吾尔人有一颗感恩的心，但没人给我们感恩的机会，还有我们可怜的新疆老汉人，你看我们新疆什么都有，就是本地人没什么机会。 打 个不正确的比方，汉族是个统治民族，是殖民者，到新疆来我们欢迎啊。刘晓波说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的话很对，哪个落后民族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现代化？ 但是你看你们汉族人，最高端的行业，我们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经验没有资本，好，你们去干，简单的加工业，你们开厂子，我们当工人嘛，低端的工作可以交给 我们，我们可以边被剥削边学习嘛。你看看西方殖民者，从来都是带去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他们高高在上，一个英国人从来不会跑到印度和当 地人去抢重体力活，但你们汉族人带给我们什么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最高端的工作抢了就抢了我们不眼红，但连扛麻袋这样的苦力都要和我们维吾尔人抢，世界 上哪有这么没出息的统治民族呢，我都替你们着急啊。 不是么？大哥哥到处打井、 开矿、修路、搞建设，你说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国家的，不是新疆本地人的，没关系，内地也是这样嘛，你守着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中石油中石化一来说对 不起，地下有国家的资源，你搬家吧，你搬家了。没关系，你还需要劳动力嘛，正好小弟弟没活干，分配一点苦力活给小弟弟养家糊口好吧？苦力活的机会都不给小 弟弟。你看看新疆一些招工启事，这个写着只招汉人，那个写着限招汉人。你们兵团的人受不了兵团剥削，人口流失，没劳动力了，你们放着一边更穷的维吾尔小弟 弟不管，偏要跑到内地去招民工，来一个人就给几千安家费，提供住房家具——汉族大哥哥很多时候做事太不含蓄。 你 说我哈木有语言天分，没办法嘛，我十七岁才接触汉语，拼命学啊，汉语这么复杂这么难懂的语言都学会了，像日语、韩语这样和维吾尔语语法接近的阿尔泰语学起 来就快多了。你说我们维吾尔人有语言天分，都是被逼出来的啊，你看维吾尔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要么去中亚做生意，要么去当导游，只好拼命学外语，成绩好 的就到西方去留学，不回来了。 为什么很多维吾尔人想独立，很简单嘛，在自己的 家乡找个工作都必须懂汉语，哪怕是工地挖个沙子到小区扫个地当个保安也要懂汉语，懂了汉语还不一定给你这个工作。你们内地的汉人没有说一定要懂英语才可以 到工厂打工、去扛麻袋吧？维吾尔人到内地去找工作，不懂汉语你当然可以不要他，但新疆是民族自治区，有宪法、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你看美国黑人，你白人如果 因为种族肤色不雇用解雇我，我可以去告你，但你如果是一个维族人去告人家搞民族歧视，人家不理你，如果你敢到网上去说，人家就可以跑来抓你，说你破坏民族 团结煽动民族分裂。这个时候，受害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谁？还有当地汉族老百姓，这些人欺负不了维吾尔人，自己平时也受气，新疆的资源他们也没分，但怎么 办，维吾尔人恨他们，是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是你们汉族人在欺负我们，我能分得清是哪个汉人欺负我哪个不欺负我吗？ 我 知道伊力哈木不可能对我存有一丝的责怪或迁怒意识，他甚至认为新疆本地汉族是被愚蠢民族政策绑架的人质，但我得经常扮演这样一个坏人或愚蠢政策的代表，因 为后来我介绍过几个关注新疆但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朋友给伊力哈木，通常，这些新朋友在伊力哈木那里是“友邦”，而我则是干下了种种蠢事，让新疆民族问题越来 越严重的主犯。 “如果我不是一个维吾尔族，我肯定会说，我是个自由主义者， 但我是个维吾尔族，我首先得是个民族主义者。”伊力哈木曾重任在肩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我们维吾尔知识分子里，学社科方面的人很少很少，内地的大学在 新疆招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从来就招的很少，经济学的有一点儿，你看维吾尔人里有不少理工科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不懂得自己民族的权益去怎么表达，那些 老的搞文化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嘛脑子不好使，又活的像个娘们一样，我哈木自己能挣钱，我敢说我敢想，我不想着自己的民族，不关心自己的民族，谁去关心？” 伊力哈木自信是在为中央政府、为党操碎了心。因为他反对新疆独立，时刻担心新疆出现剧烈的民族冲突，虽然它认为后者随时可能。 伊 力哈木反对新疆独立脱口而出的根本理由是：“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 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 人有压倒优势。” 我曾多次问过伊力哈木，是否也有过独立的想法，只有一次，他 一脸痛苦地认真想了一下喃喃道，有谁不曾幻想过生活在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度，可以畅快自由地呼吸呢？他缓一口气道，你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负责的知识分子， 一个尊重历史也要尊重现实的知识分子，要有民族自尊，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独立是绝不能追求的。 好 几次，他甚至这样反问并自答：“所有的汉族人都在担心，苏联、南斯拉夫的命运会不会落到中国头上，难道汉族人就没想过，维吾尔人也在担心吗？那么多维吾尔 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能活得好一点就非常满足了。就算血流成河之后，汉族人说你们独立吧，维吾尔人得到的是什么？从此世世代代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邻居为 敌？你想过没有，就算汉族人像瑞典人一样，大家和平分家，但是，新疆这么大的地方，这么长的边境线，你让汉族军队保卫你的安全多好，自己独立再搞一套东 西，老百姓的负担多重？如果真像有些人想像的，独立后让美国人驻扎进来，那么我们就彻底变成双重仇恨的人质了。” 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 “但 是，你们那些整天喊着自由民主进步的汉族人可是不关心我们”，伊力哈木目光闪闪地笑着问：“我们维吾尔人脑子很笨吗？你看看你们汉族多少愤青啊，他们一边 说西方在搞文化侵略，在搞经济剥削，要反西方，要反西方的价值观，回过头又说要狠狠地镇压维吾尔人，要把我们维吾尔族全部同化，你看你们汉族人脑子好使 吗？对不起，开玩笑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是在维权，是在维护宪法给我们各个民 族平等的权利，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应当享有的权利，不是搞民族分裂、不是在煽动民族情绪，有人说我们这是民族分裂，我们不能上这个当，不能真的去搞民族分裂 煽动民族情绪。但为什么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一听到维吾尔人说我们争取民族平等，就跟着说怀疑我们是在搞民族分裂？ “在 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 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我 怀疑，伊力哈木的有些看法，或许只敢对我分析：你看看中亚独立的国家，有哪个不是独裁者当政，一个比一个操蛋。有时候你会想，汉族人带来的难道就都是坏的 影响吗？你看中亚那些国家，都是独裁国家，但斯拉夫化最深的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它的统治比斯拉夫化浅的国家要文明一些开放一些现代一些。我当然恨不得汉 族人是像讲英语的民族那么文明。 伊力哈木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 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中国就对中亚地区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为维吾尔人的语言优势，他们天然会成 为拓展中国在中亚文化、经济影响的排头兵，哪怕是对维吾尔人平等一些，情况都有不同。很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伊力哈木说如果有时间他要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 的建议系统写出来，我也很多次答应，我可以帮他完成文字整理。两年了，这个事情终于被彻底搁置了下来。 伊 力哈木说，虽然维吾尔人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但因为维吾尔人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一个善于向汉族学习的民族，维吾尔商人向西拓展市场时，很多时候得益于 维吾尔人在十三亿人口这个巨大市场上与各民族的互相交流学习。伊力哈木举餐饮业为例说，维吾尔人与中亚很多民族其实是同一民族，饮食习惯完全一样，但国境 线这边的维吾尔人的餐饮文化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的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比起国境线那边的同胞，有明显竞争优势，譬如中亚国家现在流行新疆人发明的“ 大盘鸡”，名称都是汉语音译。虽然维吾尔人在中亚也是夹缝中求生存，但服务行业却逐渐落在了维吾尔人手中。 “难道我们维吾尔人，我们诞生过《突厥语大辞典》、《福乐智慧》的维吾尔人只能推广大盘鸡、推广筷子？我们没有人才吗？”说到这里时，伊力哈木常会目光炯炯地扳着手指头，说他认识的多少中亚国家高官，虽然公开身份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但其实私下自认为是维吾尔人。 “我 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伊力哈木说：“和内地的汉人比，像浙江江苏广东的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经验、意识都比不过他们，他们起步早有资本，但和新疆本地的 汉人比，我们维吾尔人是温州人，汉族人是东北人。我们自生自灭，从来没人管我们，只好从小摊小贩做起，新疆汉族人嘛大部分生活在体制内，习惯了被安排被管 束，他们比我们日子好得多，但靠自己力量做起来的你看有几个呢？” 伊力哈木 最佩服的汉族学者是秦晖。我曾向他提过两次秦晖的名字，一段时间未见，他一口气搜集了大量秦晖的文章。他称秦晖是他知道的唯一可与西方学者比肩的中国人， 他有很多观点想和秦晖碰撞，我好几次答应他，要找机会让他和秦晖认识，可我去年一系列的工作变动，此事就被无限地拖延下来。 他 曾经最想认识的汉族学者是王力雄，他看过王力雄的全部作品，王的作品几乎全部被他转载过，他很想当面感激这样一位长期关心维吾尔人的汉族人。当然，也有许 多观点想与王商榷。我拉他与王力雄见面认识后，伊力哈木多少有一点点失望。他用食指在自己太阳穴上比划着对我说：“王力雄先生有良心，这个人了不起，有人 格魅力。我非常非常尊重王先生。嗯，他是不是文学家出身的缘故？我觉得他很多问题的思考方法不对，和我们使用的工具不一样，怎么回事？” 我 想，与王见面后对伊力哈木的情绪打击，主要是因为写过《黄祸论》的王，对中国前景持完全不抱希望的悲观态度，这与伊力哈木高涨的积极乐观态度完全相反。如 果按照王对中国前景的悲观预计，不但汉族社会要彻底崩溃，维吾尔人更会完蛋——“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说法，中国大崩溃，维吾尔人闹独立，那肯定汉族人会镇 压，我们维吾尔人还不会被愤青杀光么？你信么？” 伊力哈木甚至好几天在反复咀 嚼王力雄的观点，试图逐点粉碎王氏观点。等我第三次见到伊力哈木，他已再度恢复他特有的乐观。伊力哈木坚信，经济的开放，必然带动法律和整个制度逐渐向西 方世界看齐，人们的观念也会逐渐改变，而私有制和公民个人财产的增加，必然带动权利意识的觉醒，最终会倒逼政府一点点放权，期间的博弈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社 会秩序震荡，但大方向不可能逆转。“你们汉族人是个多么勤劳能吃苦的民族，我在全世界都没见过这么不知疲倦的民族，你怎么可能拿来与南美、南亚和非洲相 比，是不是？”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曾临时赶回北京，那段时间，伊力哈木 每天盯着电视。他的固执的乐观和维吾尔人角度，总能得出一些我不曾留意的观点，我记得他双眼湿润地感慨：四川人真了不起，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你们汉族 人，在这么操蛋的统治之下，平时生活得像野草一样卑贱，像动物一样麻木，但你看看这次地震的四川老百姓，太顽强坚韧，太了不起，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意 志，你说说，世界上哪一个优秀民族，能比汉族表现得更好吗？有什么人能征服他们吗？你说新疆那么多维族人为什么要主动献血、捐物资，那真是被打动坏了啊。 啧啧，这样的民族不应该也肯定不会永远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哎，有这样的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伊 力哈木认为，王误读或夸大了维吾尔人分裂意识，把普通老百姓都当成了政治动物来观察，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王的眼界和思维方式还是紧盯着几个悲 剧性的国家，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可能。因为新疆民族问题，伊力哈木甚至也怀疑过王力雄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思路。他觉得，某种程度上，汉族知识分子公开同情民族 自决或同情独立，其最终结果也许是悲剧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指望所有汉族人都与你一样，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民族能都觉悟到这个程度，在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情况 下，被激发起独立意识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对抗，不但少数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汉族本身也因为必然残酷的镇压行为而面临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关 于民族自决原则，伊力哈木曾试图和我探讨，到底是这个共识重要，还是其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才是根本？对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截然不同于西方的东 方，难道没有更易被接受和更适用的共识么？我没有能力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是“和台”，我关心新疆民族问题，但它不是让我日夜寝食难安的问题，在今天还极 难有制度创新可能的事实面前，我很难像他一样有热情去考虑未来复杂的制度创新问题。 伊 力哈木很多关注和思考，我已完全只能倾听，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他曾给说，假如维吾尔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前提下，分裂意识的人比例更高，其实是可以借 鉴鞑靼斯坦共和国的经验，通过宪法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保证其留在俄罗斯内，而不出现主张分离的政党获得地方政权的情形。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经验，新加坡处 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得失，欧洲各国处理民族矛盾的经验，都在他的重点研究之列。 是不是还有过一个汉族学者，一个汉族官员也像他这样想过问题，我很怀疑。 （黄章晋，先后担任凤凰周刊主笔、华夏时报评论员、青年参考副主编、网易新闻中心副总监。）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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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Feb 2014 11:06 PM PST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邓小平自从华国锋手中夺走中央领导权之后，为彻底整垮华国锋而给他罗织的一系列罪名中，最荒唐不过的就是把他邓小平自己提出的经济建设和引进外资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之错也算到华国锋头上。 公正地讲，在陈云于一九七九年牵头成立新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之前的华国锋实际主政时期，整个中央领导层都曾经对经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盲目乐观，诸如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之类的鼓舞性的口号从华国锋口中喊出过好几句，但是，此形势的大前提是当时的老臣叶剑英、聂荣臻以及国务院系统的所有副总理，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比华国锋本人更为乐观和盲目兴奋，具体的“高指标”全都是邓小平、李先念等人提出来的，所以自邓小平突然又说他完全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和“紧缩”政策，一夜之间把“大干快上”的口号变成了“退就要退够”，对此感到十分不解的国务院副总理之一康世恩私下里发了很多牢骚，指责邓小平和李先念不但“说变就变”，而且还毫无担当，连起码的实事求是原则都不顾，毫无道理地把责任都推到华主席身上。 康世恩的这番牢骚被传到邓小平和陈云耳中之后不久，即赶上了1979年11月25日的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事故。邓小平和陈云借机发难，指责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的康世恩对这场直接导致72人遇难身亡、经济损失3,735万元的恶性生产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直接责任，。事发数月之后，康世恩被通知列席了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宣布给予他记大过处分。自此，康世恩成为了中共政权国务院副总理中受记大过处分的第一人。 而在康世恩去世之后的中共官媒的怀念文章中披露说，真正的事实是那场事故发生之后，正是康世恩本人及时果断地向有关部门作出指示，令全力查清事故原因，而且还亲自前往事故现场指挥，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怀念文章还特别强调“在那些日子，康世恩悲痛之余，时时思索事故的诸种因素”，夸赞他不计个人的政治得失，一心奉公。 在处理康世恩的过程中，华国锋虽然被邓小平以“集体领导”为名夺走了实际领导权，但因为他的党中央主席职务和国务院总理职务都暂时还没有被别人取代，要以中央政治局或者国务院的名义处理康世恩原则上都应该是由华国锋主持，所以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才想出了由中央书记处出面给国务院副总理处分的极不合规矩、完全有违常理的办法。 一九九一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上海冬时召见朱镕基等人说他自己很后悔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把上海定为特区之一。他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一开始没有把上海定为特区）这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你们可以借鉴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后来居上。” 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邓小平在自说自话，当初正式确定开办“特区”的时候，陈云已经对他邓小平有言在先，那就是只在可以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但明确反对各省都搞特区。陈云当时让自己的传声筒，如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老丈人姚依林向邓小平“带话”：（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尤其“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因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另外一个重要史实是，当时在习仲勋的领地广东境内率先开办的“特区”雏型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半年，由华国锋一锤定音的。二零一零年前后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正式回顾总结文章中也承认说：“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经济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向中央建议在深圳与珠海办出口基地和面向港澳的游览区。中央领导同志闻知后深表赞同，并且要求付诸实施。” 这里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华国锋。而邓小平在此之后的功劳不过就是在同习仲勋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把此前由华国锋建议使用的“实验区”改成了“特区”。但事实上无论是叫“特区”还是叫“实验区”或者是“专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中共党内党外，都是舆论一致地坚信邓小平为党内改革派领头人，陈云则一直是被当成邓小平的对立面，被贴上了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领袖标签的，但事实是如果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始自广东，中国的经济改革始自安徽的话，当时的中共中央最先明确表态支持万里的恰恰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 曾经在万里身边工作过的人士回顾说”1977年万里被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安排去湖北省挂帅，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正是因为有过这样一个邓小平推荐万里去安徽的故事，日后就被中共党内的邓小平吹鼓手们演义成了邓小平派万里去安排搞农村改革。 万里的长子万伯翱日后向中共官方媒体提供的历史事实是：当年里到安徽后当地还在被继续号召 “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万里当年的重要追随者之一张广友的回顾文章中说：万里在安徽主持的农业新政，在1979年初到1980年初，面临的主要是来自中央的阻力。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依然在强调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安徽省农委的同志介绍安徽实行联产计酬的改革和成效，大部分人都持反对意见，包括当时国家农委的领导。这里说的主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指的是王任重。 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华国锋讲话，他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在会上做了总结讲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之前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到安徽后，将会议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请示如何传达贯彻。万里的决定是：不传达。于是，安徽人继续我行多素，直到万里奉调中央，促使“包产到户”成为合“法”，期间再没有走过回头路。 在这个会议上冒出的“思想毫无准备”四个字说明了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已当时经以“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自居的邓小平并不是什么“总设计师”，日后他从观望到日益明确了对万里农村改革路线和政策的支持态度的过程不过是形势所迫，随波逐流而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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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Feb 2014 11:55 AM PST 我国先后颁行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尔后，在1988 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又有了四个宪法修正案。宪法的修改走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究竟如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关键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急需广开民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现行宪法，才能保证国泰民安，为此特提出四点建议。 一、坚持依法治国，取消专政。 二、莫将公民撕裂为“人民”与“敌人”。 三、共和国的主仆关系要作明确表述。 四、以宪法禁止军警向平民开枪。 对此四点建议简要说明如下： 一、专政不除，国难未已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和朝鲜的宪法保留了专政条款。六十年来，中华儿女为专政牺牲了几千万条鲜活的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专政了317万右派分子、143万中右分子，共计460万人；这与当时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相比，分量有多重！1959年反右倾、整彭德怀反党集团后，又专政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不少党内干部，曾经是党的专政工具。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专政的闹剧，今天你对我专政，明天我站起来再把你打倒，对你实行专政，据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斗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作为在职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专政对象，有口难辩、自身难保、死无葬身之地。像夏衍这样的文化老人，也难逃专政的整肃。他用切身体会写过这样一首歌： 整人歌 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 有头皆须剃，不剃不成头。 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 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有人以为加强专政能保天下太平，结果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动乱不已。曾经的专政者林彪和王、张、江、姚等也前赴后继、身败名裂。虽然专政的理论强调打击面只是百分之五以下的“一小撮”敌人，但是几十个回合下来，被专政的人数便接近百分之百了。有这么一把利剑悬在公民的头上，随时落下砍人，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就成为虚设的一纸空文了。 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方面来看，所有可能的专政受害者都应该是取消宪法专政条款的拥护者。为了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切“专政者”和“被专政者”都能永远免于专政的恐惧，还是让中国的宪法勇敢地告别专政、拥抱法治吧！ 二、敌我强分 撕裂社会 六十多年来深受政治动乱之苦的中国人，莫不痛恨动乱。而细心研究一下不难发现，动乱的根源就在于：全国被强行分为人民与敌人两个阶级。有权者不难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敌人”则是被专政者。按照专政的理论，鼓动人民对敌斗争要狠：“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于是乎公民之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成为常态。（如江西的李九莲因写信给其未婚夫，被未婚夫出卖而于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枪毙）一个公民只要被划为“阶级敌人”，其公民权利就没有任何保障可言了。任何人都有可能今天还属于人民，明天就被打成阶级敌人，由人斗人的工具，变成了人斗人的靶子。以致于谁也不敢拍着胸脯夸口：“我永远不会成为阶级敌人。”就连曾经的国家二把手周恩来最后躺在病床上还担心地说：“我死后你们不要在我脸上画叉子啊”；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也曾对其助手邬吉成流露过自己的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家抓起来。”可见对敌专政几乎威胁到了每一个人。国人被分敌我，相互之间虎视眈眈，没有了安全感。这样的社会不出乱子才怪哩！（以言获罪等等都是以所谓对敌专政为依据的。） “人民”一词本是人的集合名词，并没有什么政治性。但是在六十多年全党全民敌我斗争的专政实践中，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太多的阶级色彩、太多的抗敌性和排他性。说“人民政府为人民”，就意味着只为一部分尚未被划为敌人的公民服务；而另一部分公民一旦被划为敌人，则不在服务和保护之列，这就制造了社会分裂。 因此，我建议在宪法修正案中尽量不使用“人民”这种已被弄得含义不清的概念，或者以“公民”取代“人民”。 诸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不妨就叫共和国、政府、法院、检察院；而人民代表大会则改称“公民代表大会”更好。 有鉴于此，建议修改宪法第一条，在删除专政的同时，重新考虑国家名称，这里有六种方案可供选择，无论采用何种方案，简称均为中国。 第一方案 中华共和国 【突出共和制为国家的根本制度】 第二方案 中华联邦共和国 【明确以联邦制的形式统一全国各地区】 第三方案 中华全民共和国 【有利于消除以人民的名义制造敌对意识，剥夺部分公民的权利之弊】 第四方案 中华民主共和国 【突出民主诉求】 第五方案 中华民国 【有助于两岸和平统一】 第六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震动，但是究竟谁是敌人呢？】 三、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伟大领袖”何谓伟大？应该是他为全国公民服务的工作卓有成效。从角色上说，公民是国家的主人，领袖是公仆。不仅如此，国家所有的公务员、军人和警察都是公仆，公仆的神圣职责就是为公民服务，主仆关系不能颠倒。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却有“四个一切”的口号响彻云霄达十年之久，叫做“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这就完全颠倒了公民与领袖的主仆关系。毛泽东健在之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理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公仆。作为职业，公仆受命于公民，服务于公民，应当是“公仆一切为着公民”，岂能号召公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为着公仆毛泽东呢？随着毛泽东逝世，“一切为着毛主席”的错误口号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一切官僚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不懂得公民与公务员的主仆关系，还在那里以其所作所为颠倒这种主仆关系，在继续祸害国家，侵害公民权益。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修改宪法的草案中对公民与公务员的主仆关系，应作出明确的规定。建议宪法修正案第二条作如下表述： 第二条 主权在民 中华共和国的原则是：公民权利高于一切。 中华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源于和属于全体公民，公民直接或通过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 共和国全体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公务员、军人和警察是公仆。公仆的神圣职责是为公民服务。 中华共和国实行政务公开，最大限度地公开信息，重大情况向全民公布，重大问题经全民讨论。 凡需要保密的政务信息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等级和权限。 中华共和国范围内所有党政公款收支的账目，均须在互联网及时公布，公民有权查阅。 四、子弟兵岂可向父老动武？ 1989年6月4号，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为敏感的日子。每到6.4，几乎全国人民都有三个问题涌上心头。始终是挥之不去。 |
第一个问题，人民的国家什么时候向人民公布，1989年6月4号，有多少人死了，有多少人伤了？这个死伤数字什么时候公布？ 第二个问题，将来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六四”类似的悲剧？ |
第三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制度上的措施，防止发生“六四”的悲剧重演？这三个问题无人解答，挥之不去。历史包袱越背越重。 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人都能达成共识。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希望将来不会再发生军队向平民开枪的悲剧。有谁主张将来还要向平民开枪呢？有吗？没有。是的，我相信没有。我们不希望向平民开枪！不希望向平民开枪靠什么？靠良心吗？良心靠不住！我们要靠制度，这个制度要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宪法上。因此要修改宪法，在宪法上写进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拿枪的、国外的敌人；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是保护公民的权利！无论如何我们的军警是对付拿枪的敌人！我们的军警不能向平民开枪！ 我认为这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军队谁养活的？老百姓养活的！纳税人养活的！我们每个人作为纳税者的一份子，养活了军队。养活了军队，不是让你在某一天对我开枪，对我的儿子开枪，对我的孙子开枪。军警作为公仆，没有权力对平民开枪。现在说要防止颠覆性错误，我看，向平民开枪这样的颠覆性错误决不能再犯了。因此要写进宪法。 我建议修改中国现行宪法中关于武装力量这一条（宪法第二十九条），作如下规定： （一） 中华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包括军队和警察。 （二） 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国防，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 （三）除了军人和警察之外，任何人不得拥有兵器。 （四）军人和警察不得对非武装人员使用兵器，唯对现行凶手除外。 这四款规定中，第四款是关键。如果能严格执行这一宪法条款，就能避免出现军警向徒手平民开枪的悲剧。 前文已经阐明，共和国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员和军警都属于公仆。世界上哪有公仆向主人开枪的道理呢？可惜原宪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表述。付出了“八九六四”的惨痛代价之后，现在亡羊补牢，关于禁止军警向非武装人员动用兵器这一条就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了。如果能成功地把这一条写进宪法，从根本制度上避免悲剧重演，也有利于唤起海内外的中华儿女对中国未来政治前途的信心，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打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六四”僵局，放下历史的包袱，共同建设法治中国。 2014年2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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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Feb 2014 09:46 AM PST  今天经过从圣何塞至洛杉矶的短暂飞行,达赖喇嘛尊者直接赶往英格伍德论坛,在此他向几千位观众发表了题为“21世纪非暴力和爱心的影响力”的公开演讲。 此前尊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芭芭拉.柴的采访时说,当他于1973年第一次访问欧洲及于1979年访美时,并没有多少人谈论爱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此产生了兴趣。然而,有些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当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成长并面临情绪压力,他们唯一的宣泄方式是毒品或酒精。当被芭芭拉.柴问到对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时,尊者告诉她：朋友们说他更现实。他提及了习近平在反对腐败的方式上颇具勇气,在最近的中共三中全会里提出改善贫困农民生活和改善司法系统作为实现梦想的基石。他说: “13亿中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他们都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阻碍这种自由的审查是有害的。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的司法系统应提高到国际标准。” 在上台演讲之前，尊者还在后台短暂会见的名人包括演员吉姆・凯瑞,篮球教练菲尔.杰克逊和歌手埃里克.贝纳,尊者对他们的工作以及传播欢乐的才能表达了敬意。尊者告诉他们应该在教育中包括爱心的培养。在这个话题中，著名情感专家保罗.厄曼对投身游戏和娱乐界展现出强烈的兴趣。 在与NBC新闻的玛丽亚・施赖弗尔的对话中，尊者强调了他的观点：这是爱心和保持冷静的头脑是力量的象征，愤怒则是弱者的标志。 当走上演讲台的时候尊者受到了观众一次又一次的热烈鼓掌。英格伍德市长詹姆斯.伯特说在欢迎致辞中说,今天的听众中不但有企业管理者，还有一千多名孩子。市长在欢迎致辞中表达了对尊者的敬意和支持。 玛丽亚・施赖弗尔在随后的致辞中说:“尊者所传递的爱心及和平信息从未像今天那样如此重要。” 尊者说：“德高望重的兄弟姐妹和年轻的兄弟姐妹,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在善和恶两个方面，我们都有相同的潜力。我们都想过幸福的生活,我们都有权利这么做。人类有非凡的大脑,拥有伟大的智慧,但如果我们不善用头脑和智慧，它们可能使我们成为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他说,尽管在许多领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20世纪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有人说2亿人丧生,包括使用了可怕的核武器。如今，在21世纪的开端,发生在叙利亚等地方发生的暴力只是过去的错误和疏忽所导致的症状。在这个星球上,一些人极尽奢华，有些人却生活在贫困中,他们的孩子营养不良。尊者说,不但富人应该分享他们的财富,对穷人提供设施和支持,穷人自己也需要抓住机遇,建立自信心并努力工作。这样才可以减少贫富差距。 由于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增多,全世界70亿人必须学会一起工作。尊者说,如今已经不是仅关心“我的国家”或“我们的大陆”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更宽广的全球责任感，这种全球责任感基于人类的同一性。 “一旦我们明白,其他人也像我们一样想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且，我们自己的未来取决于他人的幸福，这样更容易培养爱心。这是关于生存的问题,”尊者说：“为了保护我们的爱心,我们需要宽容和宽恕。在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些类型的品质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实现一个更快乐更和谐社区的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现实中,我们正致力于开发一个介绍世俗道德的课程，这个课程可应用于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中。” 尊者还向听众们介绍了科学家们有益的发现：当人们进行了仅有三周的爱心练习之后，他们的精神压力水平和血压均降低了,而他们与周围的人相处的能力则提高了。他还指出,在场的几千聪明的观众,那些在家长倾注了感情的环境下成长的人可能比那些没有在爱心环境下成长的人更加快乐。同样的,当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充满爱心,无论他们是富裕的与否,他们会更快乐,而有些家庭可能是富有的,但却由于深深的嫉妒和猜疑造成了不开心。尊者说：这是常识。他讲了一个故事：他遇到了曾在巴塞罗那山中进行了五年爱心冥想的一个天主教修道士。他主要只吃面包和水,然而他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反映了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内在价值是真正幸福的关键。 “在美国这个世界创新的中心,我们必须将创新应用到我们的教育系统。你们中那些年轻人属于21世纪,未来在你手中。我们过去的经历已成往事,仅剩经验可以供你们借鉴,但未来是开放的,你可以改变它。今天的年轻人能改变世界。你需要的是远见和决心。” 尊者的演讲结束之后,卢尔德基金会的肖恩.卢尔德上台表达了他对尊者的感谢和感激。他也感谢丹增喇嘛,是他组织了这次活动。最后，尊者向大家挥手告别,卢尔德说:“如果我们专注于希望,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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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少驊： 劉進圖被權貴懲戒？（附ICIJ發聲明讉責襲擊劉進圖事件） Posted: 27 Feb 2014 10:10 AM PST 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5%8A%89%E9%80%B2%E5%9C%96%E8%A2%AB%E6%AC%8A%E8%B2%B4%E6%87%B2%E6%88%92/ 劉進圖被斬，跟新聞自由有關嗎？我認為從常識推斷，劉被斬跟他的新聞工作有很大可能有關。有人立即會說：「你說劉進圖被斬跟新聞自由有關，你有什麼『證據』呀？不要捕風捉影喎！」我沒有「證據」！若是有，也不會在此披露，而是交給法庭。 我只能從邏輯推論，劉進圖被斬的模式不像是私人尋仇，平民百姓用到「買兇」對付仇人除非是其心理有人格障礙，否則正常的人會因為不能控制的後遺症而中途放棄。所以能夠用這種方法去對付一名知名的新聞工作者，不怕因巨大的輿論壓力令警方出動豐沛資源查案，「買兇者」大多數是社會上的權貴，出得起錢，有很多人為他辦事，而且知情者亦不敢據此勒索他。新聞工作者被斬，從來都破不了案，因為斬人的是黑社會，幕後操盤手卻是社會的權貴，黑社會只是權貴的一把刀，法律制裁的是刀手，權貴則在法律範圍以外繼續操盤。 再來看行兇手法，不似是要取劉進圖的命。新聞說，劉進圖中了六刀，四刀在腳，兩刀在背，「背部最長的傷口長達16公分，傷及背部肌肉及左胸膛，幸無傷及肺部組織、主要血管及橫膈膜，『係不幸中之大幸』，另一背部的刀傷深4公分，已經縫合。」報導又說，劉被斬後是自行報警的。 從這些資料推斷，行兇者的目的是要劉痛苦，並留下終身的傷害。想想這些是專業殺手，他們的專業令他們能按照主顧的指示精確行事，不會多一刀少一刀，多了或是少了除了是不專業外，都會有機會出差錯，被主顧責難。 另一點是，劉被襲是在一條僻靜的街道，行兇者沒有急於撤離的壓力，若是要取命，可以確認劉必死無疑才離開。而且劉被斬後是自行報警的，明顯是仍然有活動能力的，若真的是刀手落手不夠徹底，那負責把風的「代理人」可立即通知殺手回來補刀，當然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對付一名手無寸鐵的書生，出岔子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不會出現回來補刀的場面。 若是要取劉進圖的命，專業殺手不要說要用六刀，一刀也可以致命，而且取命的多數是用槍，不會讓劉有機會送院搶救。 唯一解釋是，上頭落的指示不是要取劉的性命。所以，劉進圖被斬有兩種可能，一是報復或懲戒，二是警告，若然是後者，警告什麼？會否劉手上仍然有一些材料？而他的被《明報》老闆撤換不能再當總編輯又是否因為未能令他答允不刊出有關報導有關？ 按照上述的推論，我認為劉進圖是因為在工作上得罪了權貴，因而被懲罰、報復和警告。 劉進圖的新聞工作從來都圍繞著政治，《明報》亦以政治新聞為主打，劉被斬若是因為其工作原因，不是政治人物做的還會是誰？！ 有說《明報》在特首競選時是「梁粉報」，後來卻揭發了梁振英大屋僭建，令他的民望如江河日落，據報梁曾為此致電劉，劉沒有接電話⋯⋯，後來後來就發生了劉被撤換⋯⋯。當然我不是說此兇案涉及梁振英，但警方如秉公調查，上述情況豈能不跟進？ 經劉進圖處理的其中一宗調查式新聞是另一件是《明報》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合作的一個項目，據說ICIJ取得超過二百五十萬家離岸公司機密檔案，「揭露中國有兩萬多名權貴在離岸金融中心『英屬處女群島』（BVI）和庫克群島開設隱秘離岸公司，隱藏其巨額財富，並進行逃稅，洗黑錢等財經活動。其中包括至少五位現任和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李鵬，鄧小平的親屬。」(梁慕嫻的《一個推想》)，而劉進圖身為當時《明報》的總編輯，當然是掌握了當中的敏感資料。 後來《明報》於今年的1月22日於A1頭條刊登了一篇名為《密檔證溫家寶婿擁BVI公司》的報導，揭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家族在海外的龐大資產。沒多久，劉就從總編輯的位置被拉下來，而這些檔案涉及的其他中共極高層的海外資產仍然未曝光。  當然又是那一句，我不是說此兇案涉及中共領導人，但警方如秉公調查，上述情況豈能不跟進？ 事實上，寫出上面的推理分析，我是要壓抑著又憤慨又鬱悶又悲傷的心情，1996年5月14日，《凸周刊》社長梁天偉我的恩師同樣是被斬和劏開背部，隨後的數個星期我這名副社長和總編輯游清源與多個新聞同業組織遊行抗議，責成警方緝拿兇徒歸案，那時候的心情今日又再湧現，至今襲擊梁天偉先生的兇手和幕後主使人仍然逍遙法外！而我亦於十年前離開了新聞界。 新聞自由的重要性我在這個平台已經重覆強調多次，但究竟有多少香港人對此有足夠的看重，並願意為此用積極的行動去爭取？！失去了新聞自由，失去了願意為新聞自由努力的新聞工作者，香港就會正式進入黑暗鬼域，比起沒有民主政制的破壞更要厲害。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曾說：「如要讓我決定，有政府而無報紙，或有報紙而無政府，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後者。」 老徐把這一句改寫：「如要讓我決定，有民主而無報紙，或有報紙而無民主，我會毫不猶豫，選擇後者。」 因為「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的根據，「言論自由」則是「思想自由」的根據。當然，民主與自由關係之密切是難於過度闡述的，簡言之，民主政制是新聞自由的堡壘。 在此，祝願劉兄早日康復，我亦深信，暴力不能令新聞工作者退縮，相反地會激發更多的有志之士接過新聞自由的大旗繼續奮戰下去。而我雖然在火線上退了下來，也會繼續在新媒體和個人媒體為各位吶喊！ ——网友推荐 附录： ICIJ發聲明讉責襲擊劉進圖事件2014-2-27 10:04:53 與《明報》合作調查中共高官離岸資產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發表聲明，譴責《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遇襲事件。ICIJ總監Gerard Ryle在聲明中指，現時未有證據顯示劉遇襲，與他們合作進行的報道有關，但認為這種猜想反映不少香港傳媒機構對新聞自由受脅的憂慮；他又指ICIJ對曾與一位如此勇敢的編輯合作感到自豪。 ICIJ昨日在網站上刊出聲明。總監Gerard Ryle表示對事件感震驚，向劉及其家人致以慰問，並相信警方能夠盡快緝兇。 美國非牟利新聞組織「國際調查記同盟」（簡稱ICIJ）兩年前取得了超過12萬家離岸公司的秘密檔案，逐步揭發全球權貴商賈不為人知的利益網絡。 2013年中，ICIJ針對大中華區資料展開調查報道，選定與香港《明報》、台灣《天下雜誌》、德國《南德意志報》和一家中國大陸傳媒組成合作團隊。 去年11月，有大陸媒體退出團隊，表示受到政府警告，不得發表有關該資料庫的報導。為免記者遭到打擊報復，ICIJ 決定不公開該大陸媒體的名字。 今年一月，《明報》以頭版刊出了相關報道。 昨日早上，劉進圖在西灣河被電單車刀手襲擊，身上有6處刀傷，現時在東區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劉遇襲一事引來國際媒體關注，各主要通訊社均有詳細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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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Feb 2014 09:37 AM PST
中國政府要想一勞永逸地處理好邊疆民族問題，應該發揮理性派的作用，和理性派達成某種諒解和合作。這是良性處理民族問題的最好路徑。清除掉理性派，中國邊疆的非漢民族地區，將永無寧日。 中央民族大學的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中國警方以涉嫌“分裂國家”而拘捕，只會使得本來就緊張的西北地區民族關係雪上加霜。伊力哈木是新疆非漢民族中的理性派。中國政府要想一勞永逸地處理好邊疆民族問題，應該發揮理性派的作用，和理性派達成某種諒解和合作。這是良性處理民族問題的最好路徑。清除掉理性派，新疆問題的麻煩就更大了。 新疆問題和西藏不同 近年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關係日趨緊張，各類衝突事件此起彼伏。我在研究當代西藏問題的時候，常聽到熟悉新疆的朋友說，新疆和西藏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新疆的民族關係問題更嚴重更棘手。 西藏是單一的藏民族和中央政府形成雙邊關係，由於藏民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又有具備無與倫比道德感召力的達賴喇嘛作為精神領袖，而達賴喇嘛多年來一直公開聲明“中間道路”的方針，所以，儘管中國政府一直呈現一種以達賴喇嘛為敵的惡劣姿態，達賴喇嘛卻始終對中國政府抱著希望，希望中國政府有朝一日良知發現，和藏人坐下來談判，讓藏民族在中國憲法框架內獲得自治權。達賴喇嘛這樣說了，藏民族就會同樣地追隨。即使年輕一代裡有越來越多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希望西藏能獨立，能復國，但未能成為藏人訴求的主流。藏人的主流是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中間道路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政治主張。我前不久在印度的某佛教聖地遇到一群從境內來的藏人，大家一起一路上口誦六字真言，到了山頂年輕人大叫一聲“西藏自由”。我問，“西藏要獨立嗎？”大家竟然齊聲笑著說，“不獨立不獨立。”這說明，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在境內藏人中也是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 新疆的問題就更為複雜。首先，新疆的非漢民族不是單一的，即使是在最大的非漢民族維吾爾族中，還有宗教流派和地域的不同，其政治訴求有所不同。再者，新疆沒有像達賴喇嘛那樣一個全民服膺、全民崇敬，並且具有崇高國際信譽的精神領袖。過去半個多世紀裡，西南西北地區的非漢民族遭遇都很慘烈，但是只有西藏問題始終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活躍，只有藏民族在尋求和中國政府談判，爭取民族自決權的鬥爭中始終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廣泛支持。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藏民族有單一的領袖，單一的訴求。簡單地說，藏民族是統一的，團結的。而新疆的非漢民族缺乏這一條件，所以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組織或領袖，成為中國政府面前的單一談判對象。相比藏族而言，新疆非漢民族的處境更為困難。非漢民族人民在高壓狀態下倍感沮喪和絕望，其反抗就會更激烈。而有朝一日中國政府想通過談判協商來改善民族關係的時候，它在新疆找不到一個單一、能夠一錘定音的談判對象，想要談出一個和平來也會更困難。而新疆非漢民族的反抗卻不會停息，只會越來越激烈，越來越頻繁。中國政府應該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和人類歷史上以往的情況完全不同，由於技術的進步，世界上已經不存在絕對的封閉地區，你不可能把一個民族斬盡殺絕，不管你殺人的能力有多大。 理性派伊力哈木 伊力哈木是維吾爾知識分子中的理性派。伊力哈木受過完整的現代教育，精通漢語，了解新疆也了解中國。他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工作生活多年，對於新疆的民族問題，他的態度一直是理性的。 伊力哈木指出：“在新疆，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反恐扩大化问题。以反恐的名义掩盖其他矛盾，包括地方政府的无能以及维稳部门的无能。其实，新疆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反恐问题，也不是恐怖主义问题，而是权力（不受制约）的问题，权力的不平等以及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和垄断的问题。”這一判斷，可以說是切中要害。他是一個有勇氣也有洞察能力看到和說出問題的人。對於這個要害問題，他向中國政府提出的建言是：“政府应该做的是什么？不是一再高压，而是要首先对自己动手术。治理不好自己，它也治理不好这个国家。治理不好自己，不去改变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和思维，不尊重人民的发言权，包括民族自治的权利，那么维吾尔人与政府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尊重民族自決權是當今的歷史潮流，為全世界所公認。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大國，不管政府打算拖多久，最終也繞不過去民族自決權這一關。尊重民族自決權，多民族的國家長遠來說才能攏在一起，以大欺小的民族壓制政策，不管帝國貌似多強大，最終也免不了分崩離析。中國的領導人如果有一點長遠見識，就必須直面民族自決權問題。而面對新疆這樣的多民族地區，處理民族問題的最好合作夥伴就是伊力哈木這樣的理性派。 可惜的是，現在的中國政府還不在這個思路上。中國政府現在實行的是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式強人政治，沒有周永康的周永康式維穩手段，它把一切不同的聲音都看成敵人，它以為消滅了這些敵人，不同的聲音所指出的問題就算解決了。於是，維穩的刀子終於落到了指出問題的理性派伊力哈木頭上。 當今世界沒有比這更愚蠢的了。 當理性的聲音沉寂以後 這次中國政府拘捕問罪伊力哈木，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伊力哈木是一個北京的大學教師，他在互聯網上創建和主持維吾爾在線，提倡非漢民族和漢人之間的對話，他的活動就是他的言論，他的言論都是公開的。公開地說理，正是伊力哈木的理性表現。中國政府其實也知道，按照法律來治罪于伊力哈木是很難的，於是在公佈拘捕伊力哈木的消息後，指揮網評員在網上瘋狂轟炸，成千的匿名網評員狂呼“槍斃伊力哈木”，此情此景酷似文革。這種做法是蠢上加蠢。因為它不僅向維吾爾民族，也向藏人和其他非漢民族傳遞了一個信號：和中國政府理性溝通是不能成功的，爭取自己的權益只能走別的路。 除了伊力哈木所一直在身體力行的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說理溝通意外，還有什麼路可走？清除了理性派以後怎麼辦？ 只有一個可能性：中國邊疆的非漢民族地區，將永無寧日。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