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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11, 2014, 6:18:16 AM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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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忌：大马迷航与中国护照

Posted: 10 Mar 2014 12:05 PM PDT

马来西亚航空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编号MH370的客机，于GMT+8的时区于三月八日失踪至今仍下落不明，机上239人仍然生死未卜。事隔两日，仍然好似迷雾一样，无论是中国或者马来西亚，消息透明度上远远比不上其他已发展的国家，这是两国「经济成就」令人长期所忽略的。

其中最大的疑点，就是两本假护照──有两人持遗失的意大利及奥地利护照上机；适逢中共的权斗，以至昆明火车站的凶案，更令人联想起2002年，包括由英国《每日邮报》所报导，被指是薄熙来幕后指使的大连5-7空难，而有类似的可能性之揣测。

事实上，中共下令传媒要集中报导「两会」，而全面控制传媒报导，只会更令人怀疑背后的动机；同时，马来西亚方面，在事隔两日消息混乱之后，仍然未能向传媒提供，两位持假护照上机人士的图片或视像，更令人质疑事件是否单是一宗空难般单纯；即使日后有证据证明，失纵航机纯是一宗机械意外，类似的阴谋论，随著两国政府的种种令人质疑的行为，不但不会平息，反而只会愈演愈烈。

把问题燃烧到香港的，就是其中一位四十四岁的女乘客吕晶，是持有香港特区护照上机，因为「香港特区护照」上的「机读码」，和中国护照是一模一样的CHN，因而事隔一日才查出。香港人很惊讶，原来一旦出现意外，持特区护照的香港人，要和中国护照持人拥有相同的安排与待遇，由同一个中国政府去「营救」，绝对无法期待香港特区政府有所作为，更不要奢想任何发达文明国家国民所拥有的权利，而中国人没有的权利，因为这属于「特权」。

中国政府以至传媒，从来不是以人民最大利益为依归去办事，而是党国的利益行先，高官的利益行头，因此一但遇著疑似空难，或者疑似恐怖袭击，又或者好似2011年的福岛核灾，持有特区护照出入境的香港人，即要期待自己将会和更多无助的大陆人民一样，接受相同的处理或安排，正如那位吕晶的女儿在微博上所写的「这里却没人管，连信息都查不了。所有家属、媒体都在这等，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政府」。

这就回到一切问题的起点，有很多「先富起来」的中国人，他们一有馀钱，就纷纷去外国读书、结婚甚至移民外国，这些人理直气壮，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良禽择木而居也；然而同样道理，很多香港人认为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远远比不上英国政府，例如2011福岛核灾，如果不是因为英政府首先包机，香港特区政府绝不会当日立即跟进，提供和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相同的待遇，送特区护照的持有人回香港；当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都不想做中国人，千方百计移民持外国护照，部份人却对一百五十几年逃了出去，却被强迫「回归」的香港人，落井下石，反对香港人自决，反对香港人选择自己的道路，这种「民族主义」，岂不是双重标准，荒谬得可以？你就要做中国人，我自己就移民；你就要包容中国的一切，我就要持有外国护照，再高高在上指点你如何爱国；比较起来，反问一句：为何中国领导人的家人，大都持有外国护照呢？这种现实，令可怜的人民咬牙切齿。

呼吁中国政府以及大马政府，请不要再制造更多疑团，先照顾乘客家人感受，透明地公开一切。但愿全机人员，无论国籍与种族，最后都得以安全回家。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程翔：“平庸之恶”与“帮凶帮闲”――从刘进图遇袭说起

Posted: 10 Mar 2014 01:53 PM PDT

图：刘进图

刘进图兄遇袭，突显了香港当前新闻自由的凄风苦雨。对于关心时局的人来说，这个局面，完全是有迹可寻的。独立评论人协会的成立，就是明证。早在去年四、五月间，该会的一些创会会员就是预见局面恶化的前景，遂产生成立协会以捍卫新闻自由的想法。
然而，业内也有人，却认为目前的新闻自由状况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好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斥责香港人为捍卫新闻自由而集会、游行的做法，是"白色恐怖"、"麦卡锡主义式的猎巫"行为，更有人讥讽这是"杞人忧天"的无聊举动。
无情的事实是："白色恐怖"论出来不久，就发生李慧玲被粗暴解雇的事实，而"杞人忧天"论出来当天，却是刘进图被砍之日。血和泪的现实，粉碎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谬论。
为什么同是传媒中人，身处同一环境，却对新闻自由的状况是好是坏，竟然会作出如此南辕北撤的判断？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本来，不同观点的人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原是很正常的，就例如在股票市场里，同一个市场、同一天、同一只股票，有人看涨、有人看跌，都是很普通的事，不必深究，更不必争辩。但是，对政治问题的是非对错，却含糊不得。在股票市场上跌眼镜，从而导致破产，损失的是个人，在政治问题上跌眼镜，从而对局势作出错误判断，则损失的是整个社会。
认为目前的新闻自由状况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好的」那些人士，为什么会作出与事实如此不符的判断？笔者认为原因大概不离以下几条：
一，本身对政治局势的识别能力有限（而决定政治识别能力的因素很多，例如：自身的眼光、阅历、社交圈子等等）；
二，思想上比较倾向和认同最高当权者；
三，总体行为模式可以被认为属于"建制派"。
有这三个特点的人，不限于传媒界。建制派很多政治人物都是这样。所以，他们无论在李慧玲事件或是刘进图事件上的回应，都极力回避新闻自由这个要害的问题。
作出错误的判断的人，他们的错误对社会有什么后果？说得轻点，是回避、掩盖了现实存在的问题，使问题不能得到适时的发现。说得重点，是自己不察觉，却还阻扰有心人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使问题得以延续、发展、扩大。说得严重的，是客观上把自己变成当权派错误的"共犯"。
走笔至此，想起两本很贴话题的书，一是易中天教授2013年的新作：《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这本书谈文化界人士的嘴脸。从孔子时代追溯文人的源头，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类的分野，在对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类型的区分中，考量风骨、气节、担当、性情、学养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人格光谱，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和当前社会里的文人所扮演的"四帮角色"，即帮忙、帮闲、帮腔、帮凶等角色。很不幸，根据易中天教授的分析，中国绝大多数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后三者（即：帮闲、帮腔、帮凶）的角色。在新闻自由遭遇到疾风暴雨摧残的事实面前，继续谎称新闻自由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人，他们究竟是在"帮闲"、或"帮腔"、甚或"帮凶"呢？
第二本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63年写的《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书中提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指出这种罪恶是构成极权主义的根基。
"平庸之恶"是相对于"极端之恶"（radical evil）而言。她指出纳粹的行为是史无前例的，它残忍、冷血、无情、泯灭人性，是属于"极端之恶"。但是这种"极端的恶"之所以能畅通无阻，是因为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之恶"。这种恶是不思考，既不思考人，也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或者说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者虽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个人"平庸之恶"的基本表现。
这两本书，一中一西，其共通之处是指出，极权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正是由于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犯了"平庸之恶"，从而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但愿这些朋友早日觉醒过来。

――信报网，网友推荐

安希孟：宪政，抑或，专政

Posted: 09 Mar 2014 04:23 PM PDT

一  宪政与限政


宪政者，普世价值也。宪政就是限政，一种现代文明，因而也是现政。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没有特殊阶层、例外公民。永不违例。这应该是常态。这样的政府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会事无巨细包揽无遗，因而也是闲政。贤能者执政，因而也是贤政。官员不是事无巨细，因此是仙政。只有在权力过度集中之地，才是险政，如履薄冰。宪政就是仁政，无论如何不是暴政，公然承认自己不施仁政，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宪政的对立面是专政，擅专朝政，因而就是暴政。

人类设计社会制度的目的在于：不论人是多么贪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都可以使人“规规矩矩”地服从公益事业。一个人，不论他多么高尚，多么有觉悟，他也会作恶。这就是人的有限性。没有什么圣君贤相按照接班标准一丝不差完满无缺。休谟(David Hume)说：“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

旅行中的安检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为了保证安全，所有乘客都要通过一道X光机的安全门，每个人都被假定为是违禁物品的可能携带者。制度设计对所有人一视同“恶”地采取消极防范措施。不能把“最佳情形”和“道德楷模”的假说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我们赋予某些人至高的权力和威望，这就是社会无序的根源。“无赖原则”不是贱视草民的贵族原则，而是藐视达官，不相信天纵之跨世纪接班人和将才梯队。这也是“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原则，给权力套上“笼头”。不能等到牲口吃草才给戴笼头。也不能期望某些合乎五条标准的驴子觉悟很高不偷吃麦草。

人类的原罪说，是指人的有限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有限性”的意义上，在人之初性本“善”或“恶”，人人生而平等的意义上，没有谁是可以达到接棒人辉煌标准的全人。薄熙来犯罪，有人替他求情，其实，这不代表民意，因为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他有罪，但不一定派代表请愿。没有请愿的，不说明没有人要求重判。对伟人三七开，没有道理。他的错误和普通人一样，他必须承担责任。不能因为是伟人，做过好事，就可以免责。没有谁是十恶不赦。所有贪官在公开场合都做过好事，贪污受贿的龌龊事发生在夜半无人私语时。一个普通人犯罪，普通罪犯，在他没有犯罪的时候，也是好人，也做过好事，不独大人物如此。你一辈子没有杀过人，还种地生产过粮食，然而一旦杀人，就要负法律责任。你没有特权，尽管你功勋卓著。没有人犯了罪还依然是人民内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说此杀人犯不是彼杀人犯。不能说人民内部矛盾的杀人犯比人民外部的“非杀人犯”更有人民性。没有杀人的人民外部的“敌人”，似乎还不如人民内部的杀人犯更值得同情和帮助。没有什么人是地地道道的敌人，似乎不犯罪也有罪，也是敌人。没有什么人拥有特权，似乎犯有杀人罪还是自己人，还是人民，还是自己人。这里只有罪与非罪的界限。无所谓好人犯罪。犯罪，是等值的，等价的。功罪不能互抵，不能折算。罪就是罪，不能将功补过将功赎罪。耶稣赎罪、代赎，那是指原罪，指主观上的利欲恶念，相当于斗私批修，不是刑法上的过犯罪行。

    宪政与专政不相为侔。宪就是宪法——刘少奇公在孤立无援的时候手拿宪法软弱地为自己辩护。若果他在彭德怀彭真落难时说这句话，那是很有分量的。宪法，是一种社会契约，得有被统治者授权同意（当然也不需要签字画押），你才能堂而皇之地说，我的权力是人家给的。黄遵宪，炎黄后人，理应遵守宪法，不能无法宪。任何人的权力都是被赋予的，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法大于官，这里的法，自然应该是宪法、宪章、宪政、新政，不是人治、苛政、暴政、专政、人政、嬴政、秦政。君主立宪，君主受限。连君主都得遵循宪章宪政。法比党大，彭真说。管你皇帝老儿是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因此坐监。因为那时候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砸烂公检法，就更无法无天。公安六条不会宪政，因为它不是限权限政，仅是险政陷政。民主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根据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而且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法规。政治体制即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民主宪政是政治体制的基础，是国体。只有坚持以宪政为本，以人为本，民主为根，才能体现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离开民主宪政，政治体制就失去存在的基础。政治体制是民主宪政的结果。民主宪政的最终产物就是健全的政治体制。

    专政，是特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运用其掌握的国家权力，对社会实行控制和管理。“专政”一词原意指无限的权力，是拉丁文dictature的意译，原为古罗马最高执政官的称谓，并特指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和统治方式。 近代西方，专政通常与独裁、专制混用，指高度集权的个人统治或党派统治，与民主政治，与分权体制，是对立的。 

    国家以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作为主要专政工具，以维护既定的统治关系。林彪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这就有一系列牺牲人权的专政行动，诸如“镇反”、胡风集团、“反右”、“反右倾”、“ 四清”、“文革”、“清队”、“严打”、“深挖五一六”、“一打三反”等等。“运动式的严打”、“顶风作案”，这些都令人费解。运动治国的实质就是“权大于法”的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酿造冤假错案的毒鸩。 

    宪政就是宪法之治，是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和专政，不可同日而语，有宪政则无专政，有专政即无宪政！宪政者，是宪法规定的一种政权体系；专政者，也是“宪法”规定的另外一种特殊政权体系。“专政”是执政者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宪政则是要依据宪法限制执政者的权力。宪法是什么？宪法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大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订立的契约。宪者，限也，线也。很多人都说 某处有宪法无宪政，其根源就在执政者仍然坚持“专政”的思维，牢牢掌握“镇压之权”，拒绝宪法对执政者权力的限制。

    宪政就是以民主原则为基础，从宪法和法律上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以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和落实少数人的权利。宪政制度的特点是限政，就是限制由多数人赞同而组成的政府权力，确保个人的自由权利高于政治权力。宪政不是一部分人可以恣意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宪政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此之谓宪政国家。当然，这不同于保护少数，因为保护或护佑，带有上峰恩赐或恩典的性质。少数人自身就有天赋之权，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待他人恩准，你也无须谢不杀之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提出宪政理念，遵宪而不违宪。遵宪不是“王夫之”——“国王独夫之治”。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理念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苟延残喘两千年的皇权帝制面临根本逆转。人们认识到，只有走宪政之路，才能避免帝国的崩溃。为肉食者谋，为当权者计，于是就有献计献策者。虽然由于封建大佬深闭固拒坚拒宪政之议，君主立宪计划并未如所期待的付诸实践，但是，共和制度首次将其政治合法性建构于宪法之上，由此开拓了近百年中国的宪政之旅。唉，路漫漫其修远兮，彼辈上下左右前后东西南北而求索。

    清末宪政派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国体，只想补苴罅漏，与虎谋皮，但即使如此，也断难受到容忍。屋漏偏遭连夜雨。更为反动的顽固派拒绝任何形式的改良和渐进，坚拒任何宪政，故而最后爆发革命。武昌义举，生灵涂炭。拒绝宪政和渐进改良，就会引发暴力革命。

　  20世纪初中国政坛上也出现清末立宪派。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张謇的主张是：继续保持以清朝皇帝的统治，而只改变一下它的政权组织形式，召集议会、建立责任内阁，以便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参与政权。中国目今制宪运动或立宪派也是在不触动政治格局的状态下修补。清政府根据出国考察宪政的清宗室五大臣的报告，于1906年下诏立宪。1907年又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各地立宪派政治团体相继发表宣言，鼓吹君主立宪政体，发起国会请愿运动，颁布宪法。1908年，清政府又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武昌起义后，各省立宪派脱离清政府，投向革命阵营。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幻想化为泡影，立宪派分化，一部分人转向武装革命。这应该是流产的立宪。封建主阶级尚且宽容宪政运动——至少口头上如此。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反对立宪和民主宪政。

立宪派本质上仍未超出“中体西用”的范畴，客观上具有进步性。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政和立宪均是清政府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的产物。

   立宪党人为立宪付出生命代价。 1939年和1940年，为了推动中国的宪政，延安成立了宪政促进会。秦邦宪，就是在秦国之邦实行立宪。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中共坚决扛起宪政大旗，领导人民争取独立，争取民主。宪政是什么？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 他把中国的民主定位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新民主义的宪政》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政主张，明确表明继承和光大孙中山军政、训政，循序渐进，进而达至宪政的绝妙佳境。毛泽东认可宪政是民主的政治， 表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可以和其他政治力量达成共识。《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相继发表社评，宣传宪政理念，普及民主思想。《历史的先声》一书，汇集抗战期间《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有关宪政言论，体现了中共要求实现宪政的迫切愿望。此书涉及自由民主法治等方面的的荦荦大端：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国需要真正的普选；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得到广泛、自由的发展；天赋人权不可侵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各个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为达此目标，党提出了一个共同纲领。“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囊括了落实宪政的主要政治诉求。 

    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口号，认为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从武装斗争转向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和合法斗争，要求全党完成思想转变，着手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条款，包括裁军、拟定参加联合政府的名单，中共领导机关准备从延安迁到淮安。这些都表明，他们准备以宪政方式建国。

中共的宪政主张实质是：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新闻自由化化、区域自治化、军队国家化、警察社会化、教育平民化、经济市场化。这些都是共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那个阶级的人可以超越法律。没有哪个阶级治人而不治于人。法律不是出于某个阶级的旨意，可以任意捏扭打扮。法律产生于社会公意，是一致同意的结果。法律不维护某个阶级阶层的特殊利益。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不徇私。法律不对某个阶级阿谀逢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级自身是不自由的。法律是各个阶级相互协议商榷的产物，这就是社会契约论。共同制定法律的人，在政治协商会上各自让渡一部分权力，放弃一部分权力，相互妥协，始有国家社会之稳定。《韩非子•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执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与法律的阶级性不相容混。法律不偏私。法律不垂青于不钟情于某一特定阶级。法律不专门保护某一特殊人群。法律保护所有人的合法利益。法律惩治一切犯罪行为，管你天王老子。法律不是先宣布某个阶级某个种姓某个人种生来有罪或先入为主地作有罪推定。无罪推定， 就是在没有犯罪证据时， 假定你是清白的。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一张白纸。没有死有余辜，也没有生而有罪。所有的人都是无玷受孕。人从造物主手里出来的时候是平等的。

专政，阶级专政，在事实上应该不同于刑法的打击镇压杀关管。不应该包含褫夺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但是我们很长时段是以人治政治代替法制。我们还把专政当成了目的。专政，指独揽政权。《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祁惧其讨也，�诸宣子曰：“盈将为乱，以范氏为死桓主而专政矣。”孔颖达疏：“以桓主已死，其家衰弱，故陵侮栾氏，而专晋国之政矣。”《后汉书•申屠刚传》：“平帝时，王莽专政，朝多猜忌。”晋袁宏撰《后汉纪校注》卷第二十八“诏曰：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为关东所笑。前在长安，李�专政。今朕秉万机，岂可复乱官爵邪？”举一阶级之力专擅朝政，似乎从来没有过。从来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此理昭然。鲁迅说：“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 这就是权力不断弱化，公社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

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对任何人实施法律之外的歧视。法学家童之伟先生指出：在立法上，我国从来没有划分人民和敌人的界线并且规定差别待遇。在适用法律层面，我国解决矛盾的主要形式是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而事实上，在我国民事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完全没有区分人民与敌人、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空间。在民事法领域，不可能制定和实施诸如属于人民范围的公民欠了属于敌人范围的公民的钱可以不还或少还，或属于人民范围的公民侵犯了属于敌人范围的公民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或少承担民事责任之类的法律；在行政法领域可照此推论。而在刑事法领域，即使一个人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也只能把他作为犯罪嫌疑人，依法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审判，追究其罪行，而这些定罪量刑的条款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的行为，不是针对已被划到敌人范围、有了“敌人”身份的特定公民；而且，对犯有这类罪的公民，在定罪之前并没有可能做人民与敌人的区分，而在定罪之后，依法执行法院判处的刑罚就可以了，在法律上也没有再对其做人民和敌人区分的必要。严格地说，在刑法领域也没有从法律上划分人民与敌人的空间。 

“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引蛇出洞，有时可真的是自己造作了一条蛇。动物的法则被人类引用。但动物世界没有宪政——但同一种兽群内部，会有游戏规则，否则他们会自相残杀而灭绝。蚂，蚁蛇，蜈蚣，也该有宪政法制。狮王，虎王，绝对服从丛林法则。占山为王，就是宪政。 

    毛泽东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但是批判也该有游戏规则——就是法治，宪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走狗是什么，当然大家谁也不清楚，因为法官和法庭难以依照法律厘清走狗的身份。反共反人民这罪状远不如卖淫买卖孤儿清晰明确。

我报考大学的时候，班主任是政治上可靠的老师,把政审关。政审，地富子女不得报天文航空航海专业以防潜逃。真理面前、法律面前、分数面前，不得人人平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政审其详，直系亲属不得有被杀管关者。我父亲当兵开小差，写进档案，我就不能填报绝密或保密专业，比如飞天航海入地做油炸馒头锲刀磨剪子。不过 摇唇鼓舌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闫长贵陈伯达们自己不久就尝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知道了自由平等的阶级性。作法自毙，反求诸己，此之谓也。

一个阶级中人集体失语集体失去公民权集体犯罪集体被枪毙集体关禁闭，骇人听闻。对于反动派决不施仁政，阶级敌人就是以一个阶级为敌人，这个阶级中的个体带有原罪天生有罪无论怎样挣扎也无济于事。法律是一个阶级对付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个人不对自己负责，无所谓个人因信称义！这促使我们思索：是否可以把某个阶级、阶层全体，某个职业团体如作家、演员、教授当做敌人，而不管他们中的个体是否有犯罪的真凭实据？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一个阶级集体失语，显然不合乎法治，因为犯罪主体是个人，一个阶级怎么可以犯罪呢？我想，不能无缘无故让一个阶级坐班房。当然， 与其坐露天的班房，有时还不如真的坐班房受囹圄之苦。整个个地主资产阶级地富犯坏右，天然地就应该坐班房，天然地丧失公民权利，没有发表文章的权利，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和其他人一道同工同酬（1973年我给宁夏日报投稿，叙述自己学习十大王洪文报告的感同身受。在决定发表之先，报社先到我所在的单位调查我的政治表现）。政审，表明公民的权利不平等。我报考大学时，保密院校如北外政法，我是不能报的，但当老师还是可以的，就报了师范大学。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不撕自破。阶级敌人作为整体，坐的是天地之间天覆地载的露天大监狱，天当被，地当床，就是他们的班房。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天然地就是敌人、罪犯、囚徒。他们坐的是大监狱。消灭一个阶级，这念头非常新颖别致。

毛泽东说，西方“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可是，两党制作为手段，无产阶级未尝不可以尝试使用。 但是不能一谈论具体的自由，就说它是指阶级的民主自由。具体性不等于阶级性，阶级性可能还是抽象的 。你我他才是具体的人，因为这才是灵与肉的活生生具体统一。只有一个阶级独享的自由，当然就不是自由。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压迫别的阶级的阶级，是不自由的。自然，无产阶级内部也不是等质的、齐一的。两个阶级的人也并不是针尖锋芒怒目而视势同水火。

宪政是法制，法制针对犯罪个体,而非针对一个整体阶级。制裁的对象是犯罪的个体，没有所谓“群体”或“阶级”犯罪之说。没有一个阶级整体接受法律制裁或拷问，举一阶级整体为敌，消灭一个阶级，乃政治概念，不是法制概念。那只能理解为消除阶级差别抹平阶级差异而已。其操作方法不能运用法律手段，应该是经济的、文化的、说理的、协商的、社会体制内的，也就是人民内部的。不能粗暴。他们不是罪囚、恶徒、凶犯。不能踏脚揪耳朵吊打车裂蹲牛棚戴高帽游街示众。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是他自己思想和行动的主人。犯罪主体是个人，而非阶级全体。个人单独面对法律。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为他人埋单。株连，连坐，就是把某一家族，某一亲族，联谊全体视为仇雠。

 传统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吞噬了整个社会，社会依附于国家，国家与社会溶为一体，一切私人领域都具有公共政治的性质。国家权力也有着私人领域的特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意味着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国家形式，也是消灭阶级的手段。  

国家政权也者，曾经是暴力工具和专政手段。它是压迫的机器，它是愚民的专制工具而不是惠民的慈善机构。但是这不等于说，人类应该止于邪恶和压迫。巴黎公社试图建立公仆式机关。天下衙门朝南开，但也会有例外。官官相护，华夏传统，不过不能因此说全世界的古代文明国家权力就是铁板一块。权力制衡，法律超越权力机构，法律维护民众个人权利，也许古已有之。

1955年，毛泽东认为宋庆龄是“代表资本家说话”。这资产阶级同路人看来是到了三岔口。资产阶级宋庆龄，甚至彭帅，被讽为无产革命的同路人，算不上是无产革命家。但那些与共产党结伴的同路人，毕竟是风雨兼程，同舟共济，不是游山玩水，吟风弄月，赏花拔草，而是把脑袋别花裤档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成为了斗争对象。这很不幸。五星红旗成了一星红旗。那位罪大恶极的刘公少奇好歹总是通过一段路风雨兼程。

1959年，毛泽东反对宋出任国家副主席，认定她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永远走不到一起来”。 “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尚明轩 《宋庆龄的后半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和 《宋庆龄年谱长编》（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记录，1953年，毛泽东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绕过中共决定过的新民主主义，急剧转入社会主义，变人民民主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允许私人工商业大发展的承诺，通过公私合营变私有为国有。这是对建国之初开放气氛的否定，把国富民强引向民贫国弱的穷社会主义。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直斥决策之谬：“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业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的批示是：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宋庆玲给中共中央写信：“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不幸的是，我们经历过两个过渡时期，后来分别以不同方式消解。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政权，是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过渡时期的政权，应该是发展和鼓励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我们现在的个体私人经济是补课，是还账），应该是“剥削有功”理论的保护伞下的受益人，应该是以五星红旗为象征的各阶级联合的政府。那时候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三马一犁一车新富农经济。

刘少奇赞扬资本主义“进步”和“光荣”，他说了一些实话：“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 “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这些真理有些儿叫人痛苦。他还主张 “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 很遗憾，这些主张直到80 年代才迟迟付诸实践。    

不幸的是，这个过渡时期被人为地通过一化三改造缩短了，取消了，跨越了。五星红旗上只有一颗明亮的星——这颗明星的五个角，也只有中间核心在发亮。那五只角似乎也黯然失色。革命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被过河拆桥，曾经的民主革命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同盟者被丢弃了。农民们被视为具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落后力量。小资是不可靠的。民主党派靠边站。党内的所谓民主派元老功臣也被整肃。资产阶级参与的人民政府让位于一党独大。知识分子被当做资产阶级。二，另一个过渡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个历史时期应该是极为短暂的，不应该是一个无限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个阶段，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应该被削弱，从而进入无阶级无国家无战争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教科书，没有给社会主义留下一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不是国家形态。但是我们后来违背马克思的理想，把这个阶段无限地延长了。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一定为之叹惋。前一个过渡时期被人为缩水，急急如律令 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一个过渡时期成了遥遥无期悠悠岁月的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独立社会形态。这一次不急于进入大同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而是强化阶级统治和暴力专政，只不过推迟且延缓社会发展和迈入共产主义的时机，岂有他哉。

     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主张，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向全社会公有制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成了“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的国家。它介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非国家”之间。“非国家”，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它是全社会公有制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非政治国家。历史上和现在的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工具，而全社会公有制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国家失去阶级压迫的政治职能，变成只有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领导的职能的“非政治国家” 。由于失去国家的传统定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称之为国家，只称它为公民“联合体”。

全社会公有制社会第一阶段，实行非政治国家制度，就是“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为习惯遵守，这个非政治国家在管理社会方面的职能逐渐减弱。当全社会公有制社会高级阶段来到时，非政治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能不再需要，国家就完全消亡。列宁认为“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全社会公有制社会的时候”：这个国家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是非政治国家。这里充斥着赫鲁晓夫三和两全理论 。

现如今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抹平差异的机制的后现代时代。人类与非人类界限和划分，这种绝对价值观念已经被颠覆，因为人和其他受造物具有共同之起源，他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也有共同命运。因此把人群划分为自己人（人民）和人民的敌人，就殊不可取。


                     专政就是人治


“反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但在西方国家刑法法典中，没有“反革命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的言说中出现该词。北伐前夕，“反革命”一词已在中国社会广泛流传。这在当初特定历史时期有以致之。情有可原，事非得已。 

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布 《反革命罪条例》。1925年9月，《现代评论》说：现在社会里面——尤其是在知识阶级里面，有一种流行名词“反革命”，专用以加于政敌或异己者。只这三个字便可以完全取消异己者之人格，否认异己者之举动。其意义之重大，比之“卖国贼”“亡国奴”还要厉害，简直便是大逆不道。被加这种罪名的人，顿觉五内惶惑，四肢无主，好象宣布了死刑似的。

1954年“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首次入宪。中国沿用 “反革命罪”达七十年之久。1997年“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两年之后修改宪法，“反革命”罪被彻底剔除。

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徐建写出《“反革命”罪名科学吗？》建议取消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徐建的文章是第一次系统论证反革命罪的弊端。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一个中央领导批示：“我们和反革命斗争了几十年，人民大学居然有个学生要取消反革命罪，该当何罪，彻查。”好在学院给徐建的结论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反革命是一顶可以魔法般任意伸缩的帽子，说大就大，因地制宜，紧箍咒也。主观标准，与时俱进。“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   

    反革命言论罪是挥之不去的阴霾。今日打击网络犯罪， 不可心血来潮。以言治罪，历史悠久。把观念上的歧见及其文字表述归结为刑事问题，不妥。思想言论自由必须有载体，这载体就是有形的文字。文字属于笔墨官司，应该用文字争论解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宪政与思想自由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言治罪，殷鉴不远。散布反动言论、反革命传单、反动口号、反动标语，这些都很难界定，有很大伸缩空间。反动也者，属于意识层面，言论范畴。最近打击网络犯罪，网络诽谤和网络谣言，就很难界定。你的文章批评某人，可能与事实不完全吻合，可能言辞过激，语言过火，甚至形同骂街，或与事实有出入，或夸大其词，就会被刑事拘留。人们的不同见解，互相辩驳，或者批评政府，发表不同政见。言者无罪，就会成为言者有罪.网络思维活跃，百家争鸣，很可能鸦雀无声死气沉沉，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过头话，可能被诬陷为犯罪。

1967年1月13日 “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步反动言论，一般的，由革命群众同他们进行斗争。严重的，公安部门要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及时进行调查，必要时，酌情处理。反革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然而事实上，这造成无数冤假错案，神人共愤。 

公安六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刑满释放人员，意味着恢复公民权利，有工作、休息和迁徙的自由。“家属也不得串联”，但家属何罪！“这些分子”，一下子把人打入另册。坚持反动立场，固执己见，本身不是罪过。抗拒从严，已经被“有权保持沉默”、“疑罪从无”替代。认罪态度不是量刑依据。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对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批评，甚至扩展对各级革委会的批评。

     这一文件支持了红卫兵的任意扑杀行为。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群众打死人， 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于是就有湖南、广西惨剧的发生。这一法规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打击异己势力的方便法门。 “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造成执法权的流失、滥用。大量冤假错案发生。仅在北京，从1966年8月26日到9月1日，每天有数百人死于棍棒。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说，“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特殊情况下的坏人，就是没有真凭实据的坏人。

    毛泽东说，“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 

当然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如果反革命分子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把真相隐蔽着，他的反革命言论又从何而来？那我们怎么能揪住他们的狐狸尾巴呢？谁又能证明他们就是反革命言论的集散地？我想列国制定言论自由的法宝，不是为着引蛇出洞，而是因为，蛇必须出洞，言论只有说出来，才能叫言论。没有发言机会的人，说他腹诽，可以，但说他散布反革命言论，就有些儿难以置信。“腹诽”，“不满罪”，应该说是国产。言论自由的本意就是，说出来才叫做言论， 所以皇帝老儿就说，“但说无妨”，“免罪”。大臣们谢不杀之恩。你总不能因为他们抱怨“没有言论自由”，就定性说他们是要求反革命的言论自由吧。

“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是思想罪思想犯的理论基础。“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民主的方法，而是用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 

     世界各国都不乏意识形态争论。电影、电视、文艺作品、复杂的社会问题、民间争讼、笔墨官司、社会观察，言人人殊，激烈争论，甚至唇枪舌剑。不过执政当局、法律、法庭、军队、警察、武装力量、政府，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争、观念之争、学理之争，应该保持中立、超然、不介入的态度。大众传媒有义务传递多元声音。官府与民间，桥归桥路归路，凯撒的归凯撒，基督的归基督，井水不犯河水，不相为谋，互不争持。执政的政治当局应该不介入电影话剧文学艺术绘画体育。大社会小政府，是应该的。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说，“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招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 威胁社会稳定。“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一片不能够容忍杂草生长的盐碱地，自然也不会万木葱茏。没有草，就没有钻天大树。错误的思想是思想而不是犯罪。黑格尔说：“即使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比天堂里的玫瑰更美丽。”法律不惩治思想，当然也不能惩治错误思想，因为惩治思想，就是阻滞思想，扼杀思想于摇篮之中。思想没有对错之分，因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观点曾经被认为是错误的思想学说。禁止一种思想就是禁止思想。这用不着几何学的证明。也不能因为几何学原理触犯了你的物质利益，就把它推翻。

帕斯卡尔说，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托并吞没了我，犹如我是一个原子。但由于思想，我却拥有了世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会思想。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恩格斯说：“思维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只有保持思考，学会思想，保持旺盛的渴求的双眸，才能在命运的惊涛骇浪中完美而高贵地生存。

民主（Democracy），语源学上来自古希腊文： dēmokratía，意为由人民统治；这个字由人民(dêmos)和权力或统治（kratos）组成，指西元前五世纪希腊城邦以雅典为代表的政治制度。统治权力归于城邦中的多数人，而与少数人的精英统治截然不同。这里其实不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仅仅是多数决定，不存在被剥夺权利遭受蹂躏遭受践踏的另一部分人。多数与少数不是亘古对立势不两立，而是处于变动之中。

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公民责任的政府。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专政 [dictatorship]：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敌对阶级实行的强力统治。在世界范围的语境内，专政指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实行控制和管理。到了近代，专政通常与独裁、专制混用，指高度集权的个人统治或党派统治。专政的统治形态与民主政治，与分权体制是对立的。 

    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自称“Dictatorship”，即少数人的统治制度。这种理论后来演化为阶级统治即阶级专政。这是战争时期面对外敌的特殊情况下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管治制度，这与古罗马独裁官机制有相似之处。

犯罪就是犯罪，不能讲三七开。病人就是病人。不能说我的九个指头是好的，那一个指头腐烂，你不该吃惊。杀人偿命。一个人杀人就要负法律责任，不能说他前半辈子没杀人，可以将功折罪将功抵过。功过不可互抵。不能说好人打坏人，好人打好人，就不追究。打人就有罪。打人有罪，对所有的人都按照这个标准评定。没有特殊人群可以打人。对警察也如此看待。谁也不是终其一生时时处处都犯罪一无是处，谁也不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人死了，就结束惩罚，不再追讨，不能把瞿秋白的骸骨迁出八宝山，不能把伍子胥的头颅悬挂城门，目眦尽裂，不能掘墓鞭尸侮辱尸体或殃及子孙，世世代代当牛做马。法律不再追溯死人的罪过。死有余辜是国人的理念。罪该万死。其实死一次就可以了，因为生命只有一次。好人坏人的划分，使得刑讯逼供有了堂而皇之的合法外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因为是贫农工人阶级就同罪不同罚，似乎刑不上大夫；也不能因为是地主富农就罪加一等，似乎礼不下庶人。任何人都不是纯粹的坏人，任何人也不是完人。


    专政之下多冤案

人民内部，抑或，外部敌人


     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也许这适合于烽火连天疾风暴雨时期的革命斗争残民以逞。不过，这不是民主的真谛或本意。我想民主的真谛自然就包含团结和宽容反对自己的人。民主不是一边倒。民主不是舆论一律，鸦雀无声。即使是非常时期，也断不可人性泯灭、嗜杀成瘾、无端诛戮、草菅人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学者说：所谓“人民民主”，其实是宪政和公民权利缺位的伪“民主”，从根本上说，就有别于西方现代的“人民主权原则”。人民当家作主，主人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已成肥皂泡影，不是美好回忆。痴迷于这个古怪疯狂念头的人们如果不是走回头路，那可真是愚人。

1949年 6 月30 日.毛泽东回答“你们独裁”时说，“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不过若是反动派没有发言权，那就无法证明其为反动派。任何独裁都是相对的，都是一部分人享有生杀予夺之权柄。在他们内部，是有无限的自由的。这不是新发明。发言权人人可得而有之，不待恩赐和赋予，因为这权利是天赋，是自然权利。自命独裁，以独裁自居，就有点儿太过。

     “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仁政当然是指对于敌对者而言，对于自己的亲人近邻，对于亲属同胞同伙手足胞衣，当然谈不到仁政——因为动物也有亲情，希特勒也有亲情。纳粹时期，日耳曼人享有崇高的尊严。宽大为怀，怀柔政策，绥靖，难道是对于朋友同事同胞吗？

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先严打再甄别。冤假错案浑不怕，打遍天下无敌手。观察现实：几个青年被歹徒打断胳膊，被流氓团伙制服，只好入伙，虽恨忧惧，乖乖听命，入伙碰磁任宰割，受害者摇身成害人者。诈骗所得，交流氓团伙头目，助纣为虐者忍受痛苦，得少许犒赏，上网消磨时日。中华文人亦被集团收编入伙受招安。先打压，后诱哄，普遍规律也。人就是这样堕落的。打个巴掌给个豆豆。流氓团伙就是这样壮大起来的。

达赖喇嘛：道德、教育和人类发展

Posted: 10 Mar 2014 01:49 PM PDT


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 2014年3月3日
  

作者：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译者：小凡 
照片来源：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
信息提供者：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贡噶扎西
英文原稿链接: http://bit.ly/1kGbJjk



今天早上,气温寒冷，天色再次变得阴沉,达赖喇嘛尊者的专车从明尼阿波利斯出发，经过被雪困住的明尼苏达乡村，最后到达罗切斯特。他来到这里的梅奥诊所接受一年一次的身体检查。当一系列的身体指标检测完成之后,他将参加一个由“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委员会的成员举办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为“道德、教育与人类发展”。委员们将向尊者汇报一个把世俗伦理道德应用于现代教育的课程设计项目的进展。

尊者一直关注的是“世俗”一词是否能恰当地表达普世、公正、平等、尊重包容所有宗教传统的基本意图,同时也考虑到那些声称无宗教信仰的人士。他说他与一位穆斯林谈话时被问到关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此尊者的回答是：科学关注的是外部的物质世界,而宗教则是关心内心的价值观。他认为信仰的目的是促进爱心。科学既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也无法证明上帝不存在。他赞赏教皇本尼迪克特的观点：信仰和论证，也可以被视为宗教和科学,必需共同造福社会。

丹・戈尔曼汇报说：针对在校儿童的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促使了一个新项目的开发,这个项目已成功地使学生更具有自我意识。在这个项目中儿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感受并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感觉。这可以让儿童对他人和他人的需求更敏感并能够作出相应反应。一套相互关联的技能正在“社会情感学习”的名义下教授给儿童。这与培养儿童的注意力的工作密切相关。

里奇.戴维森说：调查结果显示,47%的美国成年人难以专注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建议在人生的早期提供解决方案以防止这个问题。尊者想知道为什么西藏僧人似乎不存在思维散乱的问题。

戴维森继续汇报了一个长期研究项目，此项目在新西兰的但尼丁进行，有1000人参与,主要是研究孩子的克制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对其成长的长期影响。很明显,那些在年幼时显示较强自我控制力的人在成长后更快乐、各方面更成功。

最近,神经科学已经确定了年轻人的两个接受情感教育的敏感时期,其中一个时期是孩子入学之后的4至7岁,另一个时期在在11至17岁的青春期。同时科学家还发现了年轻人越来越提早进入青春期的现象，在19世纪晚期的某些地方年轻人进入青春期的年龄是16岁，而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年轻人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只有9岁。这种变化归因于复杂的因素,包括饮食变化。但大脑成熟的速度仍然较慢,对大多数人来说直到20岁出头大脑才能完成发育。


里奇.戴维森也汇报说对儿童爱心教育显示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就连短期的爱心教育都有明显效果。当被邀发表评论时尊者回答说:“我没什么其它可说的。非常棒！”

黛安娜.查普曼.沃尔什告诉尊者,当她和“心灵与生命研究所”成员去年在印度南部的漫果特（Mundgod）与尊者会见时，她被某些东西深深触动了。她说:“我们过着多么舒适的生活,世界却仍然存在如此多苦难深重的人们。”

她告诉尊者今天大部分美国人已经对国家领导失去信心。有92%的人说他们对国会仍有信心,但对华尔街和媒体的信任低于平均水平。尊者认为那或许是因为人们的期望值过高。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70亿人类。这个国家仍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那就是到本世纪末将出现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趋势在世界各地也出现了，所以亚洲人和其他洲的人不认为这仅仅是美国的趋势。我知道你已经在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开始工作,您还必须把工作延伸到非洲。然后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全人类的问题的方法，而不仅仅是美国的。我经常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但全人类问题的问题必须被确认,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


亚瑟.萨卓介绍了布鲁克.多森拉维,她是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关于道德、教育和人类发展方面的高级项目官员。他问她如何实现这个项目的目标。她这样定义“道德敏感的孩子”- 一个具有安全感,信任他人,尊重别人,关心别人,对他人的感受很敏感且具有辨识力。在起草名为“呼唤关心”的课程草案时，她这样定义三种关心模式:接受关心,培育自我关心和扩展关心。这个课程针对2至3年纪的学生设计且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教师和学生双方的需求。

尊者指出:“如果你看看经典的佛教心理训练方法,佛教总是鼓励行善积德并要求停止不好的行为。如果你的行为合乎佛法,你将积累福德；如果你不行善或者你做出了违背佛法的事情,这样的行为将产生对你不利的结果。在爱心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承认我们的生存依赖于其他人类。”

布鲁克.多森拉维表示认同需要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规划工作。尊者回忆了在瑞士裴斯塔洛齐学校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孩子们在一起玩，没有任何的障碍。当布鲁克.多森拉维总结在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研究和工作时,尊者指出尝试让中国参与进来也很重要。亚瑟.萨卓回应道：在香港很多人对这个工作有浓厚的兴趣。

他继续讲:“这是一项颇具挑战的工作的开始——我们应如何学会关心他人? 人类相互依赖的另一个方面和特征就是,我们处于同一个世界。我们应如何学习与人共存? 尊者您是我们的灵感源泉。我们希望最终能广泛地的影响更多的受众。”

尊者回答说:“在40或50年内，该项目可能不会有成果,你和我都未必有机会看到结果。但我们这一代必须开始。现在的年轻一代是诚实和真诚的。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这一代犯了这些错误,如果你简单地跟随,你们也会遭受这些不幸。是时候开始改变了。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会遵循这个方向前进,人类可能会出现更有智慧的新一代,而他们的领导人也会与今天的领导人不一样。”

管见：东莞风波的启示

Posted: 08 Mar 2014 05:16 PM PST

图：2月14日，武汉多位女青年同时走上街头抗议CCTV


东莞大规模"扫黄"，密切关注打"大老虎"进展的人们，对"鸡中枪"甚是不以为然，众多网民于是矛头直指央视，性交易非罪化或合法化的呼声也再次响起。中共当局自然不示弱，开动宣传机器反击网上舆论的批评。

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连发数篇署名"钟新文"的评论文章，先是指责人们"对'莞式服务'叫好，为色情业张目"，将"莞式服务"与东莞色情业等同，遭到反驳后不得不改口，承认"莞式服务"的现实合理性，转而指责"色情业的泛滥让'莞式服务'蒙羞"。

这一变化很是微妙。"莞式服务"发展起来，色情业的"莞式标准"也能够独具特色，折射出色情业与市场化进程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关系。

中共政权曾经相当彻底地禁绝了色情业，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复兴，这一古老行业也逐渐死灰复燃，而这一次，中共政权对它却是屡禁不止，并与中共本身的腐败之势相映生辉。

色情业在中国不合法，不过，中国法律在中共治下屈从于权力，而权力可以默认色情业的生存空间。对这一不合法的行业，中共官员可以默认它的现实存在，只是难以理直气壮地对其实施"市场监管"，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现实中的千差万别：或者状态极差，从业者极其屈辱地生存，或者曲折发展，甚至可以逐渐形成其相当的市场规模与较为规范的市场规则。

色情业有其市场需求，政府对它不能完全禁绝，又难以实施监管，于是，它的市场发展就呈现一种较为自然的状态。而在东莞这样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情况表明，其色情业也相应地形成了产业链及其"莞式标准"，与其它地方相比，其模式以规范化与标准化为特色。

当然，公权力仍然会介入其间，只不过因为羞于公开介入，在这里，它俨然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力量在起作用。至少，它似乎不敢公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寻求垄断，而这就为色情市场留下了较多的竞争空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共领导层表态，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在中国，色情业是极少数能够较多地体现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行业之一。

考茨基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国家消亡，论及国家没落的时候，曾谈到统治者因为沉溺于安乐而失去其治国能力的自然规律，其中，后宫制度和娼妓制度，是"两种强有力的手段"。考茨基写道，据他考察，"异乡人在城市中的出现，是娼妓制度的最初起因"，有关习俗"表明了索取报酬的性爱和异乡人的大批涌来之间的关系"，而"娼妓制度一旦存在，那么本地人，只要他们的社会条件许可他们享乐，就也要求娼妓了"。

"异乡人在城市中生存"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中的城乡二元状态仍然存在。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已暴露无遗，然而，要对其改革或者取消，却还是阻力重重，困难很大。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在城市里艰难谋生，每年春节都出现一场数亿人次的大迁徙，已成常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色情业畸形生长，就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向中高端生长，面向中产阶级和权贵，出现更为复杂的生态。

城镇化进程，涉及两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农民工。后者，文革前的身份是临时工、合同工或外包工，城市工业萧条时就被遣散回乡，文革后改革开放，农民进城谋生规模越来越大，其身份成为农民工。他们先前在城市曾属于"暂住"，后来进化为"居住"，再进化为自由迁徙的居民，则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对于这一庞大群体，中共表态要关心他们的就业，保证他们得到劳动报酬，还要关心其居住条件和子女教育，至于他们的性生活状态，似乎那是一件羞于启齿之事，而他们的生活与色情业之间的联系，则假装看不见。

网上舆论关注东莞"扫黄"，批评央视对性工作者暗访及报导的偏颇，并非偶然，因为人们密切关注打"大老虎"进展，关注楼堂馆所、血汗工厂，而对色情业，则因为权力庇护和运动式打击并行不悖，人们早有不满。舆论反应中出现色情业非罪化的议论，其实更多体现的是对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忧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官方微博上迅速做出反应，表明了文明社会的态度──性工作者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对待。而"钟新文"之类喉舌文章，号称对"'东莞扫黄风波'的思考"，其实只会侈谈"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及"治理责任"，对色情业现实状态及其社会环境，根本不敢具体分析。

中国党政官僚集团的贪腐，在它羽翼下隐然发展的后宫制度，乃至于它对色情业的支持与纵容，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为制度基础。在这样一种亦红亦黑的现实之上，无论怎样打黑。无论怎样扫黄，承受更多损失、痛苦和屈辱的，总是那些缺乏权力支持的弱势群体。中共自身肮脏黑暗，专注于一己之私，还厚颜无耻地吟诵道德高调，当然会恼火网民呐喊"东莞挺住"──毕竟东莞色情业因为处于市场化之中而得以规范化与标准化，而中共之痴迷后宫与娼妓，则仍然散发出数千年专制的那种腐烂气味。


――原载《争鸣》杂志2014年3月号

程映虹：“中国形象”都是西方制造的吗？

Posted: 08 Mar 2014 09:49 PM PST



前一期《东方历史评论》上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先生的访谈，题目是“‘中国形象’的诞生与转移”。访谈中周先生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产生和历史演变有许多精到的分析和卓见，但谈到这个在西方产生的“中国形象”在当今非西方世界的“转移”时却有难以令人信服之处。
事关中国人如何看待非西方世界的思想甚至智力水准，不得不在这里提出一点疑问。
周先生说他原来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但后来“觉得老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种文化势利，我就开始关注世界不同区域的‘中国形象’，比如日本、阿拉伯、印度的‘中国形象’。我经过四五年做这个课题，关注了一圈后，我就惊奇地发现，我还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被扩散、复制、左右着世界其他区域的‘中国形象’。”
“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重述西方的‘中国形象’，它们失去了自身的立场和方法，最明显的是日本和印度，这些都是在历史上和中国交往很多的国家，他们竟然失去了自己观察中国的能力和方法，都是在转述西方，所以过去五六年我都在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的问题。”
至于离中国更远的国家，“中国形象”更是在西方影响下：
“在非洲的官方文本中，‘中国形象’基本上是在重复西方的观点，他们这些国家没有实力派记者做实地调查，又大多是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使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法语等，所以大量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
周先生讨论问题，是在他的学术框架之内，使用的也是特定的学术语言。但所谓“国家形象”不是一个很专门的科学或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很大众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如果和日常生活经验背离很远，那就有值得商榷之处。说这么多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中国形象”都是由西方制造的和从西方复制来的，凭日常生活经验我感到不可信，说得严重一点是对这些非西方国家从知识分子到传媒界到政界和普通大众的思维能力和智力的不够尊重，一定意义上也事关这个世界上某个国家的“真相”是否有可能被认识这个大问题。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放在那里，和世界有那么多接触，方方面面都暴露在世人面前，世界各国人民怎么会让他们对中国的观感由西方说了算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正，但毕竟还没有一个一手遮天的“真理部”在那里行使货真价实的“话语霸权”：筛选信息，引导舆论，打压异见。“西方”无论如何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和魔力。
对于非西方国家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本身也是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从事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如果不抱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至少首先应该肯定他们具备和你同等的正常人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其次，我想应该承认，他们接触到的有关这个世界的信息，例如有关中国的信息，总体来说，其覆盖面也不见得比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能接触到的要小很多，尤其是那些中国希望广泛传播的正面的信息。网络就不用说了，中国大陆电视台和官方报纸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是众所周知的。
在访谈中，可能是因为篇幅有限，周先生似乎没有举出很多具体事例来说明西方的“中国形象”是怎样“左右”着非西方的中国观的。也就是说，究竟这些非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印象中有哪些方面是复制西方的中国观。但我想，如果有事例的话，那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是西方人先发现或特别强调的，非西方国家觉得中国是那么回事，于是就拿过来成为它们对中国的认识的一部分。第二，它是西方的偏见，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但非西方国家信以为真。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无可非议，只要这个认识是正确的，王五和赵六在采用它的时候就不用管它是张三还是李四得出的。外人也没有理由说：这个观点虽然是对的，但它是张三说的，李四又做了发展，所以你们不应该采用。这是因人废言。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我们要先看究竟指的是“中国形象”的哪个方面。但恰恰就是到了这里，我们看不到具体事例。
周先生的访谈中虽然没有很多具体事例，但他提到了“中国威胁论”，例如他说，“阿拉伯国家也不是没有受西方媒体的影响，比如埃及、叙利亚也有中国威胁论”。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周先生研究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一部分，非西方国家不加分析地接受了。
真是这样吗？就周先生前面举的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失去了自己观察中国的能力和方法，都是在转述西方”的亚洲国家来说，“中国威胁论”在它们那里可以说是甚嚣尘上，成了这两个国家民族主义的一部分，甚至是所谓“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部分。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你可以说“中国威胁论”没有根据。但你如果认为印度和日本宣传的“中国威胁论”不是自发的，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关，而是从西方复制来的，那不是有违国际关系的日常现实吗？那不是太小瞧了这些国家“反华”的政治家和军国主义者了吗？
就非洲来说，用他们在中国的记者人数少，是前西方的殖民地，使用的是英文和法文来解释他们为什么只能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日本对中国的报道和研究的密集度在国际上可以说很领先了吧？日本更不是一个殖民地或者说西方语言的国家，而是和中国所谓“同文同种”，还数次侵略过中国，对于中国应该比其他国家更知根知底吧？但周先生却说它“失去了自己观察中国的能力和方法”。
关于阿拉伯国家，周先生说，他们“对中国一直是很温和很友好的。一来，现在阿拉伯国家和我们没什么直接的冲突，二来，尤其最近十多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存在的，所以‘中国形象’在阿拉伯国家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和比较正面的。”
这实际上是说，当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负面的多，而阿拉伯世界和西方有冲突，反感西方那一套，他们的“中国形象”就不同。这样说起来，世界上“中国形象”唯一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的，是在阿拉伯世界，因为那里和西方有文化冲突，所以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那里相对就较难扩散。
这样，所谓“中国形象”的扩散和这个形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接受者观察到的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关系了，纯粹变成了一个文本的制造，传播和复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制造者有主体性和主动性，其他人都是消极的受众。他们不知道这个形象是否符合实际，也不关心是否符合实际，它们都被那个“霸权”支配了，看不到中国的现实。如果有人的“中国形象”不同于这个在全世界传播的“中国形象”，那不是他们对中国有真正的认识，而是因为他们拒绝那个霸权。
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在今天这个各种传媒和信息渠道空前发达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形象或者这个形象的某些方面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都这么认为，那多数情况下一定是它本来就确实是这样的，而不是谁的蓄意制造，精心传播和其他人不动脑子的复制。这是日常生活的起码理性。个人很容易被别人误解，但一个国家很不可能被误解，尤其是它的国际形象长期全面被某一部分国家所扭曲，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能对全世界说：你们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你们都是在传谣和信谣。
例如，美国金融体制有重大问题，这是西方媒体数年来几乎天天都报道和评论的，非西方国家媒体都或是转发西方媒体或是发表独立观察，这已经成了美国当今国家形象的一个负面部分，全世界都看到甚至受它的影响，这绝不是中国或者俄国或者阿拉伯世界甚至北朝鲜制造出来后传播到全世界的。虽然我们可以想象有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特别热衷于宣传美国的这个形象，但世界各国绝不会说我们眼中美国的这个形象是从这种宣传得来的，他们会说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和脑子，美国就是这个德性。
又如，北朝鲜政权的更替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王朝制度，“金家王朝”成了北朝鲜的国家形象，世界舆论一般是这么看的，中国的千千万万网民都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想象西方国家特别热衷于宣传这个事实，但我们能说这个形象在全世界的被接受是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吗？
谈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重要的是看这个形象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我不知道周先生访谈中所说的今天世界上由西方制造和扩散的“中国形象”究竟包含什么内容，除了“中国威胁论”。但我知道中国在今天世界上的形象中确实有很多重要方面是西方人首先发现或者特别热衷于谈论的，甚至你也可以说他们是居心叵测，例如腐败，污染，暴力犯罪，食品安全，人权和民主方面的问题等等。而这些难道不是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自己也承认或至少部分承认的问题吗？这些难道不是中国人每天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吗？我们能因为西方特别喜欢谈论这些问题就说它们是西方制造出来传播到全世界的吗？
周先生的访谈中比较具体地谈到一点“中国形象”的，是在非洲，但恐怕恰好说明“西方”难以“制造”中国形象。他说： “当然，西方人也很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比如BBC拍过一个片子The Chinese is Coming（《中国人来了》），对中国的工业和资本进入非洲很警觉。大致说来，非洲的公共媒体、官方的‘中国形象’主要是复制西方观点，个人在经验层面的‘中国形象’就和跟中国人打交道有关系，而且非洲很大，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到非洲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非洲人眼里的‘中国形象’也就不断滑坡。”
我们知道，西方舆论不但喜欢谈论在非洲的“中国新殖民主义”，而且一直收集中国人在非洲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新闻，在媒体上广为传播，这应该算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了吧？如果周先生的观察或者概括是符合实际的话（非洲人通过“和中国人打交道”后他们心中的“中国形象”就“不断滑坡”），那么无疑是说：第一，非洲人对中国的印象本来不坏，所以西方制造的“中国形象”在那里并没有取得过什么“霸权”地位；第二，通过和中国人直接打交道，非洲人反而得出了和西方制造的“中国形象”越来越接近的印象，那不等于是说西方的“中国形象”并没有太离谱吗？
可见，讨论任何版本的“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看它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无论是西方的，非西方的，还是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民间的。如果你的“中国形象”完全是虚构的或者主体上不真实，即使你有一手遮天的话语霸权加上遍地撒金，那个形象也不会被人自发地接受。如果你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即使你居心不良，别人也会拿去做参考。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个人，当它发现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不尽人意时，重要的是知道它是否真的反映了自己的形象，而不是把镜子翻过来去查它是由哪个厂家制造的。
由周先生关于“中国形象”的讨论，我想到在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会做一些公关，推广自己的国家形象。但这和认为自己的形象根本就没有在国际间得到正确展示，完全被少数国家刻意歪曲了，从而大张旗鼓推出自己版本的国家形象去全面纠正别人的印象不是一回事。就我的观感来说，觉得自己的形象被全世界如此误解并在全世界展开宣传攻势的，好像只有中国。

——网友推荐

张千帆：消除族群暴力的宪政之道

Posted: 08 Mar 2014 04:57 PM PST

@蓝色风车：待宰羔羊

今年"两会"前夕，昆明发生3.1事件，一群维吾尔族人持刀砍死砍伤多人。官方一如既往地迅速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大陆网民们也跟着喊"杀"声一片，新一轮"严打"呼之欲出。暴力活动当然要谴责，但是如果仅停留于谴责和镇压，而无视造成族群暴力的制度根源，则不仅无助于消除此类暴力事件，反而会进一步恶化维族与汉族之间的情感并加剧族群暴力和分离主义倾向。就在此前十天，乌鲁木齐警方以"分裂国家"的罪名，逮捕了中央民族大学维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讽刺的是，伊力哈木不仅从未宣扬暴力或国家分裂，而且因为其温和姿态而被维族极端分子视为替政府说话的"维奸"。两起事件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却存在制度上的因果关联。它们说明，如果国家族群政策与宪法背道而驰，那么族群关系乃至国家统一都将岌岌可危。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汉人已经认识到，造成3.1事件和族群仇恨的根源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在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实行的高压维稳政策。这种政策的效果是滋生常年靠"维稳"吃饭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并授予他们实际上的生杀大权，用于剥夺少数族群的自然资源、歧视其就业机会、侵犯其宗教自由并压制其表达正常诉求的言论自由，结果必然是少数族群的地位边缘化和情绪激烈化。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疆独"、"藏独"等分离主义势力不断发展壮大，一些对前途感到绝望的少数族群则诉诸暴力"恐怖"活动，譬如去年10月28日发生的天安门撞桥事件就是因为南疆村庄的拆寺行为所致。由此，边疆维稳进入了不稳定因素触发高压维稳机制、高压维稳产生更多不稳定因素的恶性怪圈。如果执政者充分尊重少数族群的宗教自由、平等机会与言论自由――也就是落实他们享有的宪法权利，所有这一切原本均可避免。
为了维护族群和谐，1982年宪法对族群问题规定得相当不错。不仅第33条规定了一般的平等原则，而且第4条特别规定了族群平等理念："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如果各族群通过人员、物资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实现逐步融合，少数族群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就业平等机会得到有效保障，加上第36条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他们自然会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主体的一部分，完全可以在保留族群认同的前提下形成牢固的整体国家意识，有什么理由诉诸族群暴力甚至国家分裂？只要上诉宪法规定的任何一条得到实施，"疆独"、"藏独"等分离主义势力就不会有发展空间。如今族群暴力和分离主义愈演愈烈，只能表明宪法未得到实质意义的实施。
美国今天的社会歧视仍然普遍存在，但是为什么没人鼓噪成立"黑人共和国"或"西班牙裔共和国"？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对于保障少数族群的平等权利付出了真诚的努力，最高法院的经典判例拆除了大量体制性歧视，因而虽然私人歧视仍然存在，但是在国家层次上基本做到了族群平等，奥巴马当选总统就是一个标志性里程碑。美国黑人之所以不闹独立，关键在于他们完成了从奴隶到公民的身份转变，其各项宪法权利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平等保障。事实上，他们是维护宪法的主力，因为他们看到宪法是保障自己平等权利的守护神，而维护一部统一国家的宪法就是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统一。相反，假如宪法形同虚设，少数族群的权利和尊严受到歧视，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那么这个国家必将陷于分离主义和暴力反抗的"四面楚歌"之中。
由此可见，消除族群暴力和分离主义倾向并不难，关键在于落实现行宪法并从根本上反思和调整边疆维稳政策。为此，必须让少数族群政策摆脱维稳既得利益集团的绑架，而要打破既得利益障碍，首先要落实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规定的地方自治。就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一样，对于少数族群地区也要落实"藏人治藏"、"疆人治疆"等地方自治制度。这里"藏"与"疆"并不是一个族群概念，而是一个地理概念。其实，治理新疆的官员没有必要是维族人，而只要是生活在新疆的选民推选出来的官员――如果大多数维民自己选择由一位汉人担任自治区主席或人大常委会主任，为什么不可以呢？事实上，虽然少数族群地区一般聚集着少数族群的人口，但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驱使下，各地人口不断流动，少数族群地区未必存在一个特定族群独占的多数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疆人治疆"无非就是指新疆地区实行有效的地方自治而已。只要落实现行宪法规定的民主自治模式，那么族群和谐就得到了最可靠的制度保障。
地方民主自治对于族群和谐与稳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少数族群被剥夺了民主自治的权利，那么就自然产生了外族统治和压迫的直观，从而很容易激发少数族群的抵触情绪和分离意识。民族区域自治的初衷正是在于为少数族群保障基本政治权利，通过自治化解敌意。事实上，也只有保证地方官员对当地选民负责，才能保障少数族群的宗教、财产、语言和文化权利，防止这些宪法权利受到各级政府的任意侵犯，并化解少数族群的误解和敌对情绪。如果少数族群真正掌握管理和统治自己的权利，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主张独立，从而大大削弱分裂势力的吸引力。
目前，汉族与少数族群隔阂太深，当务之急是依照宪法第35条开放言论，让不同族群自由交流，唯此才能产生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化解双方的极端情绪和暴力倾向。维族和藏族应被允许表达自己的困境和诉求，通过和汉族的自由对话寻求理性的解决方案。既然绝大多数少数族群都不支持分裂，任何观点均应被允许自由表达，即便最极端的分离主义言论也不会产生可怕的后果。相反，压制言论必然产生敌意、不信任和疏离感，反而成就了分离主义的社会基础。压制伊力哈木的温和言论更是适得其反，因为他的言论不仅没有超越现行宪法与法律的范围，而且有助于化解族群矛盾、促进国家统一。扼杀维族内部的理智力量、维护现有的既得利益格局、延续激化族群矛盾的维稳政策，恰恰是族群暴力和国家分裂的幕后推手。

――网友推荐

黄河边：关于加国投资移民“一刀切”的三篇小文

Posted: 08 Mar 2014 03:38 PM PST

一点杂感

最近温哥华众多大陆背景社团一起齐声呛声加国终结投资移民的决定，其实对这一事件华人侨社内部本身存在巨大分歧，大多数华裔新老移民对政府“加国利益优先”的决定持支持的态度。可是，温哥华四十个所谓华人“主流侨团”联名致信加国移民部长，一起出来为富人说话，这本身凸显了华人社团长期以来被少数投资移民群体（当会长很多都要出钱）和华裔政客绑架的事实。这些团体很奇怪，比如涉及本身利益的大陆新的出入境管理法，其中有回中国需要邀请之类，屁都不敢放一个，前几年28万技术移民申请一刀切终止的时候，也不说话，唯独涉及“富人”的时候，全部跳了出来。他们越来越远离民意，逐渐让自己彻底边缘化，而且还自鸣得意。

前不久我在大陆期间，当地的侨办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海外侨社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利益团体。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讲：不仅仅是个利益问题，现在越来越成为海外华人的负资产了。

我把最近的写的关于投资移民的三篇拙文附上，均刊载于《环球华报》，供大家闲暇时间一笑。

黄河边

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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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富人说话是件苦差事

 

黄河边  2014-02-28 10:30  环球华报

这年头替富人说话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榜�草根说话的政党忽而热衷�富人代言更需要格外谨慎。一周前，针对联邦政府新出�的终结现有投资移民专案计画的决定，大温华人社区的部分人士举办了一场媒体发�会，对加国政府的移民新政进行了吐槽和炮轰。�管发言者个个义正词严，但�非批的都得要领。

 

首先，这些敢於替富人说话的社区人士，品种比较单一。除了两位具有鲜明省新民主党背景的人士之外，不是做移民生意的律师就是专注卖房的经纪，你要他们�开自己的“生意”，站在超然的立场上去解读政府的政策，恐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因�这个原因，这种替富人说话本身，有利益作祟，公信力存疑且不说，搞不好还容易陷入无聊的党政，把政府一个好端端的�全民福祉考量的计画，贴上各种花里胡哨的五彩帽子。

 

其次，把投资移民专案的终结和投资移民的功过划等�，明摆著就是想把大家的视点引上歧途。加国政府从来没有否定过投资移民的贡献，只是觉得这项政策经过时间的检验，必须倾听民�的呼声做一次根本性的了断。任何政策的改变，都有可能令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但这不是挑动这部分群体和政府对立的理由。

 

第三，批评者往往以局部的观察和单一的判断来评估投资移民对加国的贡献，比如投资移民所交税款比住家保姆少10万等诸多细节问题，可他们往往忽视了整个计算评估程式的整体性和立体性。在这点上，不管批评者如何慷慨陈词，我情愿相信政府的结论的科学性以及这种结论背后所依附的�多专业研究机构的成果。

 

第四，批评者故意回避投资移民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回避加国近30年投资移民计画失败的基本现实，弃国家整体利益和国民感受于不顾，而专注於对外国投资移民申请者个人损失美梦破碎的感同身受，格局实在太低。

 

第五，在那场记者会上，发言的投资移民代表居然还是不久前喧闹一时的温哥华“唱红颂毛”活动的积极组织者，我不知道是记者会举办者的一时疏忽，还是实在找不到更加合�的人。请这样的投资移民现身说法，不会给批评者加分。相信人们除了担心投资移民抬高了加国的房地�价格，更担心的是大量“问题富人”的涌入，有可能动摇整个国家的价值判断。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华裔人口在未来20年里�从现在的130万，增加至240万至400万人之间。这个数字对加国来说是一种惊喜还是一种�忧，这是个问题。难道除了一味地责怪加国政府“对移民不厚道”之外，不能自身找点什�原因吗？

 

其实，危机早就在慢慢向我们袭来，从暂停受理父母、祖父母团聚类移民申请3年、C-38法案令近30万联邦技术移民申请被冻结，到对留学生移民以及入籍申请的新规，其主题词只有一个：抬高门槛，很难讲这种政策的改变只是针对华裔，但恰恰因�华裔作�目前第一大移民来源族裔，我们受到的“伤害”最重。

 

是“控诉”还是自省？是�伐还是重生？ 加国调整投资移民政策给了我们一次绝好的思考机会。一味地“替富人说话”，恐怕是件吃力不�好的苦差事。



解读移民部长“一刀切”三大理由

 

黄河边  2014-03-07 11:17  环球华报

针对大陆部分投资移民申请者在北京召开新闻发�会，扬言要控告加国政府“一刀切”终止已经施行了近30年的投资移民计画，联邦公民及移民部长亚�山大本周透过电话举行新闻发�会，说明了加国政府�何停止这项计画的三大理由。不管那些投资移民申请人是否听得进去，但加国利益优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理由之一是“该计画存在大量申请个案积压情况，令申请人需要等候审批的时间长达8至10年，这对申请者�不公平”。在这里移民部长�了给申请者留点面子，故意回避了造成积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出现了大量申请者的造假现象。

　　

根据报导，加拿大某省2013年在一份针对省提名投资移民的审计报告中提到，该省在2011年审查75个中国申请人的案件时发现，其中有52件�认造假，14件部分�认、4件无法�认、3件没有结果、2件疑似造假。也就是说老老实实申请的不到两成。让加拿大移民部门大开眼界的是中国申请者的造假能力以及大陆的一条龙造假系统。

　　本人上个月在大陆，有位从事会计师工作的老友私下和我讲，他兼职了一家当地移民公司的�务工作，越干心里越发毛。发现这家公司办理的投资移民申请，几乎全部是“假”材料：资金证明、银行存款、公证资料，均来自正规机构，盖的章全部是真的，但数位全部是假的。於是，干了两年赶紧走人了。更可笑的是，那些造假得逞的申请者，常借著酒兴，四处宣扬如何忽悠加国移民部门的秘笈，把加国移民官员当作白痴，这样使得后加国移民机构都变成了“超级侦探”，从而大大延长了申请者的审理时间。

　　

理由之二是“投资移民计画实际效果不理想。通过投资移民计画吸收进入加拿大、分配到各省的资金，有一半以上没有真正对经济发展和拓展就业发挥作用。”大陆第一代富人都经�了从白手起家到腰缠千万贯的�练，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钻政府政策的漏洞。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加国的那些规章制度可谓“千疮百孔”，不费吹火之力就可逐一攻克。很多商业移民出少量费用，只在一些公司�名�有股份，根本不去进行实际的投资。也有一些省提名计画的投资人，胡乱组建公司、聘用人员，一等到符合考核条件便关门大吉。这样的例子，在华人投资移民中不胜枚举。

　　

理由之三是“在申请投资移民的人中，有太多人甚至根本没有真正在加拿大居住和扎根的打算。受益于这移民项目成�永久居民及加国公民的人，�非全部都是真正符合条件或遵守规定的人。”这第三点，移民部长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大陆的绝大多数投资人都是“太空人”，他们至於加拿大，只有养老计画，�无奋斗打算。我认识的多位元投资移民中，除了一位年龄已过70者，其他都只是�老婆孩子岳母等留在了大温，自己回老家“继续革命”。

　　

移民部长还特�指出了很多投资移民�非“全部都是真正符合条件或遵守规定的人”。这里面，包含著其中一些人对加拿大价值观的基本认同的差异，换句话话说，是否真正接受加拿大的道德取向和是非�准。

　　

加国移民部长所说的三大理由，显然无法平息那些北京记者会上申请者的愤怒，但状告加国政府肯定是白忙一场。前人挡了后人的道，究竟要告谁，盼那些“苦主”三思�妙。


 

加国缘何对大陆土豪如此“绝情”

 

黄河边  2014-02-14 10:26  环球华报

这个元宵节对大陆数万想移民加国的土豪们来说有点悲催了，他们尝到了富人不被待见的滋味，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也有见了白花花银子不动心的国家，还真有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最新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无预警地准备将积压的6万联邦投资移民和7千企业家移民申请一刀切终结，占总额7成多的大陆申请者成为了最大的一群“牺牲者”，这种“牺牲”，对加国来说是具有深远的意义。

 

事实证明，加国的投资移民计划根本不是“寻找好公民”的良策，赚得盆满钵满，第一个想到的却是成群结队从发家的地儿开溜，这群人本来就令人生疑，好在加国政府明白得还不算太晚。当然，移民的门槛是加国自己设立的，这个政策被检验下来有问题，首先政府有责任。加国政府比较冤的是万万没想到，中国的土豪居然都是这个德行。反观这些年来移民过来的那些土豪们，是 “富而知礼节”还是“富则轻狂”？是“乐善好施”还是“自娱自乐为主”？是“达则兼济天下”还是一定程度上做了负面的示范？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看看今天大陆的富人，再看看温哥华的土豪移民，有区别吗？用中共的习惯用语，还真是一群“具有中国特色的”富人，绝大多数和加拿大的精气神一点也不搭。

 

加国28年的投资移民政策吸引来了13万外国有钱人，直到最近10年大批中国土豪蜂拥而入，情况才出现了质变。加国政府的初衷是这项政策除了带来“无息贷款”，还能促进政府税收和各种就业机会的全面增加。哪知道这些土豪们混完身份，丢下孩子老婆全溜号回去继续发财，既不给政府上多少税，也没给加国除房产经纪和理财中介之外的人更多就业机会。更有甚者，摇身一变成了申领各项救济大军的成员。现在大家才明白过来，投资移民20年交的税收还不及一个家庭保姆的一半，近30年投资移民政策迎来了一大帮子“废人”。

 

大陆的土豪移民都是“富一代”，几乎全是从穷人堆里跌打滚爬起来的人精，“第一桶金”靠勤劳得来的人比较少，大陆的实际环境导致这拨人都是钻国家法律和制度空子的高手，无底线操作属于常态，弱势关怀属于鸡对鸭讲。一旦富裕不是建立在守法、诚信、学识、勤奋、服务他人和社会互惠的基础之上，即使再有钱，也是一群“问题富人”。他们中的不少人从移民填第一张表格开始就不准备是真实的，但一路走来始终能保持脸不改色心不跳的仪态，这不是一日之功，这是多年的商海历练。加国政府要和大陆这伙土豪“斗法”，基本上不是他们的对手。要指望这群人来加国“反哺社会”，那比登天还难。因为，人家压根儿就没把这里当做第二故乡，人家也不稀罕你的什么民主制度和自由环境，人家在意的是个人财产的安全和子孙的千秋万代。 如今，加国政府一刀了断虽然有点不够意思，但至少对遏阻加国移民基本素质下滑是个良策。

 

中国人吃尽了过于招摇和“一窝蜂”的亏，动不动就会令自己如入无人之境，而且还不善于自我批判。要不是挤破头地申请、要不是逃税逃得那么疯狂、要不是作假做得那么精细、要不是现金购豪宅那么显摆，情况可能还不至于现在那么糟，后面排队的土豪们还能有点希望。如今聪明反被聪明误。彻底绝了后面人的路。细细一看，加国政府的“一刀切”，不就是活脱脱一个凌然的“排富计划”嘛。似乎有点似曾相似，只是这次针对的不是穷人是富人。

 

有的是时候，历史的场景以不同的形态呈现出来，作为华人，我们需要理解加国政府基于国家利益做出的这种决定的无奈和决绝。

安希孟：移民，还是爱国，这不是个问题

Posted: 08 Mar 2014 03:35 PM PST

                        

    把移民和爱国扯在一起，要做二难选择，这是奇了怪了的问题。可我们明明看到，许多人移民美国，但还继续做“国人”——到了美国，做“国人”就该是做美“国”人，可他却继续做中“国”人，扯起大旗上面有五颗星——可是这五颗星里明明有非法武装——第五颗星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在打倒之列，地主资产阶级就是革命对象。走资派还在走。海外关系， 那是什么种姓，我可说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事。

    移民和爱我中华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最近被赵氏孤儿本山大叔搬上小品舞台。赵本山说他不移民，说他爱国爱到骨头里。 可是，移民与爱国有什么关系呢？我没移民，是因为没条件，这跟爱国扯不上边。不爱国又不是犯罪，爱国不能挂在嘴上体现在委婉动听歌喉里，或写在纸上。爱国应该和霍元甲一样练武功打擂台或者和郎平妹妹一样靠打排球振兴中华——后来的布料排球冠军，中华的大地郭就衰落了——这是什嘛指导思想？一个思维如此混乱的民族必定不能振兴中华。

你不必心虚怕人家说“尔”不爱国。你也没卖国卖情报卖（你想买情报也不够格）女人或卖淫，更没有从心底里对我们伟大的党有过一丝一毫的不满。这个国家就知道叫人耍两片嘴，叫人喊爱国，给他们发两颗糖和豆豆吃。那些把爱国挂在嘴边的人，一有战事，就扭头往回逃跑。爱国爱到这个份上，叫人心烦。 贪官们要是像骆家辉那样作秀就好了。骆家辉分明想入党提干当人大代表。这种作秀，我们中国人分明见惯了。

什么是矫情？矫情就是虚饰。一种虚假的伪君子。张明明骂赵本山说，怎么，移民就不爱国了？不过，就他们二人而言，我想赵大叔可能爱国爱得更彻底：爱国就不该移民，也不穿洋装，应该演小品说中国荤段子低级下流话满嘴。不过不移民并不是爱国的充足而且必要条件，因为不移民的还有不少卖国贼如刘少奇蒋介石汪精卫邓拓胡风。移民也并非不爱国的充足而且必要条件。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你为嘛远离国土故乡，没有中国身，只留中国心？柴静到美国生崽子，为嘛)。洋装虽然穿在身（穿你妈的洋装干嘛），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马屁股上有烙印），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中国心，就那么珍贵？可爱？亲不亲，阶级分。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都背叛了，还爱反动老子？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胸中重千斤，不论何时 不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明明打蒋介石斗资本家斗刘少奇阎锡山邓小平达X赖法X轮X功整死胡风彭德怀乌尔开西王丹王新龙内人党，还说大家都是什么炎黄子孙契丹人。

   “五千年风雨洗礼黄土地，长江黄河水育龙的传人，八千里川岳根脉相通，五湖与四海天涯若比邻。黄河黄，长江长，长城就是巨人的肩膀，盆地沃，平原广，神州大地日出东方。中国人。中国心，华夏儿女一脉相承，黄皮肤黑眼睛，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国人中国心，中华大地一条根，一样血一样种，我们都是中国人。”

   哈哈，长城是用来抵御东北蒙古大米牛羊肉的。大同在关外，出了大同就出口。到了关外，就叛国投敌。苏武牧羊节不辱，就是不走西口不到蒙古东北当书记。只有是汉人，同文同种一家亲——刘少奇闻言大喜——我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啦。我投敌也是投奔自己人了。我们和贪官和薄熙来和地主富农杀人犯一条根、一条筋、一样血、一样种、一家亲，都是中国人一脉相承一家亲，黄皮肤黑眼睛炎黄子孙，中国人中国心不分男女老幼一体贪污受贿。多么美妙多么一往情深。


许知远：许家屯流亡24年仍不承认自己在流亡

Posted: 07 Mar 2014 08:35 PM PST

许家屯
原题：漫长的休假

“先说说你的看法嘛”，许家屯问，苏北口音浓重。我们正谈到此刻的香港的局势，这城市充满躁动与不安。
未及我开口，他自顾自地笑起来，笑声爽朗，有一丝恶作剧式的调皮，像是一个手中有了标准答案的少年在难为他的同学。
这苏北口音与笑声曾经征服了整个香港。在1984年至1990年间，这个坐在我对面的老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这个新闻记者式的职位就是北京在香港的最高权力，它与半山上的港督府共治这个殖民城市。当他赴任时，香港又处于一个转折时刻。中英和谈即将结束，过渡时代开始，而他的使命就是让这过渡更平稳。这个城市有一种深深的恐共情绪。它14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逃离中华帝国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正是红色帝国的兴起，共产党制造的无穷饥荒与内斗，让人们拼死逃向此地，以获得安全与希望。而如今，它又要重回北京的治下，尽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已经改变，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了“四人帮”，但这值得信任吗？
他成了不同寻常的的分社社长。他参访九龙城寨、身着体面的西装出席酒会，宴请大资本家、在新闻发布会上爆发爽朗笑声、主动接近台北……象北京的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刘宾雁一样，他成了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象征———“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他们都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加入共产党，在文革中饱受折磨，如今他们参与“拨乱反正”，要复苏被压制的理想，为人民谋福利。
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们似乎都接近了目标，他们缓和了党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长期紧张关系。人们也是健忘的、倾向于原谅统治者的，不管你犯下多少罪恶，只要你表现出少许的改变，就立刻迎来欢呼。权力是春药，巨大的权力更是毒品，它让你原谅一切，北京正是这巨大的权力。而他们又代表了这巨大权力中开明的一面。
不过，这一切都在1989年的夏天嘎然终止。人性面孔被撕下了，共产主义的狰狞面目显现出来，这些开明派不仅无力阻挡这些变化，而且陷入了困境。他们的领袖赵紫阳丢失权力，身陷软禁，他的支持者被清查，身处香港的许家屯则决定逃亡。他曾建言赵紫阳与杨尚昆，把学生的诉求理解成爱国运动，切勿以武力对待，他也对香港的中资企业、媒体的反北京的态度保持宽容，拒绝进行路线斗争、事后清算。他随即发现自己也陷入了窘境，1990年5月，他秘密飞往旧金山，临行前，他致信邓小平、杨尚昆，他是被迫“去国”，这只是暂时的，他将对外宣称是“旅游休息”。他成了中共历史上“叛逃”的第二高官，仅次于林彪在1971年的离去。
24年过去了，邓小平与杨尚昆都已作古，许家屯的“旅游休假”还是没结束，而且看起来，它也无法结束了。在洛杉矶的Chino Hill的一座半山寓所里，我见到了他。借助辅助器具，他仍能在偌大的房间中自由行动，而当他开始谈话时，真难以相信他已经98岁，他思路清晰、记忆准确，只偶尔用力地拍拍自己的前额，感慨人老了，忘记了“陈伯达”的名字。
出生于1916年的许家屯，历经了20世纪中国的主要变革。他感慨说，自己参加革命晚了，要到20岁才入党，他记得日本兵的强大战斗力——“他们的民族性不同”，他记得毛泽东的接见——“他表扬了我，因为我敢于接近群众”，他也记得初次见到达赖喇嘛——“我做南京市委书记时接待过他，他才21岁，整个人很‘洋化’”，他还记得文革中那两百多次批斗，还有对邓小平的印象——“他这个人容易偏听偏信”……
出乎意料的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不是香港时光——他的历史地位标志，而是“解放战争”。“我们都以为要打上8年，结果4年就结束了”，他笑意吟吟。那时，他不仅年轻，也确信自己不仅站在历史正义一边，也站在历史力量一边。
当然，他也从不会认定自己后来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他难以同意“解放”只是意味着更深的奴役，他也相信“六四”屠杀只是意外的出轨，至于他多年流亡，也只是因为党内反动势力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他不相信共产主义存在着根本错误，错的只是具体的人。正是江泽民与李鹏的方式，他才被迫出走，也正是在他们的治下，中国才出现如此多的“利益集团”，造成空前的腐败。所以，他赞扬习近平的“新政”，因为反腐败有力。而他对“国民党为何失败”的解释，则是“他们太腐败了”。他从未试图与共产党决裂，即使在流亡24年后，他仍不承认自己在流亡状态。承认流亡，就意味着他与这个既有体制的分离。
我该反驳他这些想法吗？让他接受“共产党已无药可救”的观点吗？这似乎过分残酷了。他把人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共产党，被一股理想主义所吸引，为了这种理想，他对于现实采取了“选择性的记忆”，至今他仍是毛泽东的崇拜者——相信文化革命并非毛的本意，而林彪的叛逃则是“他太等不及了”。
面对他的真挚态度、爽朗笑声，我无法反驳。毛泽东的共产党是他青年时代的信念所系，倘若否定，不啻是对他整个人生的否定。最近，他又在撰写新的回忆录，是对之前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的补充，从他的出生，贯穿整个革命生涯。不过，他没准备书写流亡美国的岁月——“这有什么可说的”。对他来说，美国生活的主要意义是有了大段时间思考往事，也为他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资本主义的良机。他发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兼容的，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存在，他也相信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知识经济是未来的主流。你无法嘲笑、更不能低估他的这种发现的重要性，他一生都在意识形态的牢笼中度过，身经各种战争与残酷，如今重回一个常识的世界，这本身就是个非凡的成就。不过，他的常识依旧带有明显的缺陷。
我们也谈到了香港，我很想知道，这个离任已久的香港分社社长怎么看待此刻的香港——它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却没有准备投入中国的怀抱，反而兴起一股越来越逆反的情绪。这也是文章开头的问题。当我说完这是“香港人争取主体性的追求，《基本法》并未落实”后，他显然不同意我的判断。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香港是中国与英国决定的，此刻的香港则是中国与美国的较量。他仍是一个大国的领导者的角色，香港自身的渴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外部的力量。香港要获得自主性的愿望更显荒唐，因为所有社会都需要被控制，此刻的香港正处于控制与失控之间。
这也象是他对于社会的理解，个人的诉求固然重要，但当发生冲突时，还是集体的意志更重要，北京正代表这集体的意志。这或许也是共产主义存在的根本魅力，它让个人遗忘自身的存在，投身于历史与集体的力量。
而他正是这个需要服从集体的个体。或许出于个人信念，或许出于家庭原因，他没有抱怨不能归国的痛苦，坦诚自己“可能再看不到中国了”，但他想中国啊。
这个98岁的老人的命运与思考最终成了中共改革派的缩影。他们被迫流亡与失声，许家屯、刘宾雁流亡美国，赵紫阳、朱厚泽则在中国进行内在的流亡，他们都被迫从公共舞台消声了。而他们最大胆的想法，仍很难突破“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框架。
许家屯的漫长“休假旅行”仍要继续，倘若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他的旅行仍值得庆贺，他内心的执着信念——不管对错与否——仍保护着他乐观地向前。



——原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刘怡：被高估的帝国――俄罗斯强势外交的隐忧

Posted: 07 Mar 2014 08:40 PM PST


　普京始终在效仿他的苏联父辈，试图为俄罗斯创造一种完全基于地理考量的外部安全环境，并为自己主持的“复兴”制造外部镜像。然而他手里可用的工具远不及苏联时代来得丰富，实际上只有能源杠杆这一项，而俄罗斯油气在北美页岩气革命之后已经不再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伊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在1992年担任俄罗斯联邦代总理时没有留下任何正面名声，但他有一句历久弥新的妙语：“在国际油价分别是每桶20美元和80美元时，治理俄罗斯根本就是两份工作。”盖达尔天不假年，来不及看到普京第三度就任俄罗斯总统；倘若他活到今天，只怕会怀疑自己碰上了“鬼打墙”——1960-70年代以高油价为基础的苏联强势外交，时隔四十余年于俄罗斯再度高调登场，就连美国人的反应都很类似：忧心忡忡，惊呼大事不妙。

　　自1965年西西伯利亚萨莫特洛尔油田（Samotlor Field）发现以来，能源作为苏联-俄罗斯经济支柱的局面就已得到奠定。勃烈日涅夫出于冷战需求，急欲将这项意外之喜转化为现实权势，是故早在1970年代，苏联就形成了早熟而粗放的“能源帝国主义”模式：对旨在增加单位面积石油-天然气产量以及生产下游制品的部门不做过多投资，集中人力物力开发新油气田，以数量之巨大冲抵生产效率的低下，并把大部分产能输出到国际市场套取外汇。1974-80年世界油价居高不下的阶段，苏联甚至靠油气出口盈余完全解决了农产品进口问题。也是在这一阶段，对东欧经互会国家乃至高加索-中亚加盟共和国的“管线政治”开始布局，目的是形成经济依赖，强化这些地区对莫斯科的向心力。

　　时过境迁，21世纪初的俄罗斯虽已摆脱1990年代经济崩溃、政治分裂的困境，但远未恢复到勃烈日涅夫时代四面出击的状态。不过“能源帝国主义”却在强人总统普京领导下复活了：俄国人已经学会利用国际油价长期高企的机会，重新布局其“管线政治”，在能源需求急剧增长的新兴国家之间待价而沽；莫斯科还以能源兼充胡萝卜和大棒，殚精竭虑在原苏联西部加盟共和国重建影响力。这一系列动作带来了相当矛盾的后果：一方面，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自我定位多少显出了“红色帝国”的返景复照，普京在国内的号召力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以近期的乌克兰抗议事件为代表，莫斯科的强势外交远未所向披靡，反而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抵制。最大的问题在于，普京似乎从未想过如何在油价每桶20美元时治理俄罗斯——这恰好是1980年代初苏联经济急剧走低的原因——也未想过为他的强势外交寻求能源以外的支柱。这使得高调的普氏外交多少显得有些外强中干：它完全没有任何冗余度。


　　地理：帝国式外交的孤魂

　　马汉和麦金德都曾试图为历史上的俄罗斯扩张主义寻求心理和环境依据，他们注意到了北部高纬度地区的冻土带：由于半年封冻、半年形同沼泽，这一区域显然不适于长期定居。冻土带往南是波罗的海向东延伸到太平洋的广大针叶林，也是早期俄罗斯人的栖息地；再往南则是起于东欧、经高加索和中亚向东伸展的草原，沃野千里但无险可守。经历过13世纪蒙古人入侵的梦魇，俄罗斯人开始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只有尽可能向前推进，才能逆转缺乏地理屏障的局面；若能直抵大海，便可获得最终的安全。是故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便开启了并吞欧亚大陆腹地、朝黑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全面推进的征程，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楔形版图——楔子尖端插入中亚，两翼分揽黑海与日本海。

　　苏联解体摧毁了这个巨大楔形的西方一翼，并使俄罗斯一度处在“北约”东扩的压力之下。但就像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无法阻止德国作为经济和人口大国重新崛起，冷战后独立的高加索国家及其背后的欧盟本质上仅是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它们永远无法彻底抵消掉俄罗斯依托领土纵深形成的优势。而莫斯科却对高加索的政治归属格外上心：这个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拥有3000万人口和丰富油气资源的板块是欧亚大陆中心最重要的连接点，大小高加索山脉将其划分成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两大板块，前者插入黑海和里海之间，形成一个突出部；后者（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背靠土耳其，松散地环绕在北高加索周边。南高加索背靠欧亚大陆最重要的锁钥土耳其和伊朗，寄托着莫斯科向中东输出影响力的期望；北高加索扼黑海及里海，使俄罗斯势力可以继续向东欧和中亚缓慢延伸。是故早在苏联时代，高加索就是“铁幕”背后受控制最严的区域之一；而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最大的安全恐惧便是车臣正式独立、切掉北高加索突出部，如此则楔形的西翼将被彻底削平，中亚五国与莫斯科的离心力也将增强。无怪乎即使是在俄罗斯国力衰落、未获西方舆论支持的叶利钦时代，莫斯科也要大张旗鼓实施对车臣的弹压，寸步不让。

　　21世纪以来，普京政府对“后颜色革命”时代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挥舞大棒，依然是出于地理政治考虑。2008年在南奥塞梯动武既是为了警告第比利斯不得单方面改变高加索领土现状，也是暗示经历了“颜色革命”的格鲁吉亚依然难逃俄罗斯的政治“监护”。2004年以来与乌克兰的周期性关系恶化动机亦无不同，普京对尤先科大玩天然气价格筹码，对“朋友”亚努科维奇则施展台下游说，殊途同归，目的无非是恢复苏联时代莫斯科在高加索的影响力，以帝国式的“威望”向俄罗斯人乃至世界舆论宣示——大国复兴之路进展顺利，权势输出业已恢复。

　　讽刺的是，地理因素几乎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殚精竭虑的唯一动力。除去能源锁链外，俄罗斯在东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正面吸引力，而现阶段莫斯科真正具备经济和外交潜力的部分却在亚洲，这就放大了乌克兰人对这个西方强邻的不满。不独如此，地理这个单一要素也无法在俄罗斯国内争取到对外政策所需的民意认同，这正是“新帝国外交”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所在。


　　油气：能源支柱是否稳牢

　　2008年，曾在霍多尔科夫斯基时代担任尤科斯石油公司顾问的美国专家迈克尔・伊克诺米迪斯（Michael J. Economides）出版了一部专著，题为《从苏联到普京的轮回：能源在今日俄罗斯的统治地位》（From Soviet to Putin and Back：The Dominance of Energy in Today’s Russia）。伊氏在书中提出一项尖锐的观点：以油气资源为支柱振兴国民经济无可非议，但勃烈日涅夫和普京醉心的仅是单一的原油-天然气开采，能源经济的收益被短期化了。

　　执着于短期收益正是第一代“能源帝国主义”在1980年代破产的主因：原油出口带来的可观外汇原本可以帮助苏联优化产业结构，包括帮助打开其工业制品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俄国本身的石化工业也大可利用此良机实现效率提升，在上下游之间维持平衡。但莫斯科对高油价信心十足，对任何可能影响短期收益的改变都敬而远之。在最疯狂的年头，苏联甚至不再精炼石油，开采出的原油直接经管道输往国外，本国所用的成品油则以外汇在国际市场购买；因为人力物力全部集中在采油部门，石油加工业和衍生产业极度萎缩。1980年国际油价暴跌后，生产效率低下、缺乏体系的苏联石油产业濒于崩溃，加之美元贬值，“能源红利”在一夜之间就透支完了。

　　今日的第二代“能源帝国主义”拥有另一项重大资产——天然气。仅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一家就供应着欧洲市场1/4的液化天然气，近期又打入中国市场；预计若莫斯科放开私营企业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俄罗斯在全球天然气市场所占的份额有望达到10%。但新“能源帝国主义”也延续了上一辈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差的宿疾：在普京治下，石油-天然气占俄罗斯货物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0年代中期的不到50%上升至70%，政府岁入的50%和GDP的17%来自能源产业，但石油-天然气开采仍是一枝独秀，对工业和服务行业发展毫无助益。于是，2008年世界性经济衰退爆发后，伴随国际油价暴跌，俄罗斯经济总量在第一年就萎缩了8%，继而长期走低；Gazprom的市值更是在6年里萎缩了74%。雪上加霜的是，西西伯利亚油气田预计只能继续开采20年左右，后继无着。

　　伊克诺米迪斯的著作还指出了另一项事实：经历过1990年代初的灾难，俄罗斯经济从1997年起开始复苏，当时的国际油价和1980年代初接近，处于低位。1999-2004年，俄罗斯经济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这证明提振经济绝不止大规模出口原油这一条路径。而作为这个短暂的“复兴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在他的尤科斯公司（Yukos）推行的恰恰是一条“非俄罗斯式”路线——尤科斯大幅减少了人工和油井数量，聘用欧美技术人员，借助新技术和更严格的管理制度来提升产量。经此改革，尤科斯的产量增长率迅速攀升至其他俄国公司的3倍以上，开采和勘探成本低于其他任何跨国能源集团。2002年，尤科斯超越Gazprom成为俄国第一大企业。

　　但尤科斯的传奇随即戛然而止：2003年10月，霍多尔科夫斯基以逃税罪名被捕；三年后，尤科斯宣告破产。这场风波很快被证明是一次意图昭彰的惩罚，短短几年里，叶利钦时代呼风唤雨的几位能源寡头或者淡出、或遭清算，企业陆续重新国有化，由新领导人普京的亲随执掌权柄。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恰恰是第二代“能源帝国主义”最关键的步骤——在一个没有了最高苏维埃和苏共中央、又未建立起熊彼特式民主政体的国家，政治强人惟有亲自主持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达到他理想中的平衡。作为仅有的大致稳定的财源，普京需要能源收入来安抚军队和安全机构，为大众贴补养老金，为边疆地区改善交通状况，为教师和医生增加工资，包括也需要以能源出口作为增加国际权势的筹码。在此状况下，他比1970年代的勃烈日涅夫更不愿触及前景未卜的“长期增长”话题，并且需要时时寄望全体民众对现状表示满意。


　　萧墙：帝国之内的隐忧

　　然而霍多尔科夫斯基并未就此退场：身陷囹圄10年之后，他在近日和一批政治异议者一同获得了特赦。鉴于尤科斯王朝已经灰飞烟灭，很难指望霍氏仍能像鼎盛时期那样发挥重大的经济-政治作用，他本人也已表态不会涉足政坛。真正有趣的是“大赦者”普京的心理：看上去他对自己掌控下的内政颇有信心，以至于可以大胆释放昔日的挑战者。考虑到索契冬奥会将在一个多月后举行，铁腕总统的宽大似乎也有与西方舆论“和解”的意味。

　　这种惊人的高姿态，配合着乌克兰街头的反俄抗议以及去年12月29日伏尔加格勒的人弹袭击，显得极不协调。联想到俄罗斯政府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上略显浮夸的“演出”，不禁令人怀疑这出帝国复兴、强势外交的戏码，重点究竟在形式还是实质。而普京自2012年三度就职以来频繁出手，对欧、对美、对内政皆有动作，又显得张扬无比。

　　然则仔细辨识即可发现，不断出牌的背后实质是无牌可打。欧盟对莫斯科仅仅保持冷淡的礼节，双方不至于爆发大规模冲突，但也缺少进一步合作及沟通的欲望。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对普京政府的能源定价、贸易政策乃至人权纪录毫无正面印象，俄罗斯也无意做出重大调整来迎合西欧。至于东欧，乌克兰人对莫斯科的声讨正在达到又一波高潮，摩尔多瓦、立陶宛以及其他几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也对莫斯科的过度“关心”表示拒斥。至于中东，普京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支持和在伊朗问题上的幕后作用似乎显示俄罗斯仍是一个世界大国，但这种印象并非来自俄罗斯承担的重大责任，而是美国进退失据的副产品：由于撤出中东已成既定方针，奥巴马政府既无决心武装干涉叙利亚，对伊朗也不再倾向绝对强硬。俄罗斯在这个尴尬时刻出场，以成本不高的斡旋给了美国一个台阶下，继而大肆宣扬俄罗斯在稳定局势方面发挥的作用。实则一旦对话重点转移到美国和冲突制造者本身，俄罗斯便再无置喙空间，华盛顿也绝不会因为普京的“热心”而怀抱感激。莫斯科唯一积极的外交成果是巩固了和中国的关系，但这无法掩盖总体的窘境。
事实是：普京始终在效仿他的苏联父辈，试图为俄罗斯创造一种完全基于地理考量的外部安全环境，并为自己主持的“复兴”制造外部镜像。然而他手里可用的工具远不及苏联时代来得丰富，实际上只有能源杠杆这一项，而俄罗斯油气在北美页岩气革命之后已经不再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在此状况下，莫斯科再度求教于苏联经验，努力营造一种俄罗斯复兴大业进展神速、西方国家正在策划又一起反俄阴谋的印象，为此甚至不惜主动制造话题（如收留斯诺登）。

　　伏尔加格勒的爆炸声提醒人们：莫斯科的“新帝国主义”只有其先辈的外壳，它的内在基础相当脆弱。本质上，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外交更像是一场模仿秀，它否定了叶利钦时代收效寥寥的“融入欧洲”方针，但又未能将经济和政治重心移到更有活力的远东。普京没有花费心思去对俄罗斯的国际角色和远期目标做规划，他选择了复古，满怀憧憬地认定能源武器可以使俄罗斯回到1991年之前雄踞欧亚大陆腹地、保持攻势的状态。索契冬奥会原本是莫斯科精心策划的一场秀，借以展示“复兴”之成果，特赦异议人士更是绝佳的公关环节；然而人弹袭击显示出俄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力值得怀疑，外交上的强势也更像是自我取悦。马克思在嘲讽路易・波拿巴时曾有言：“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不过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外交中，有的只是借尸还魂的老帝国而已。

——网友推荐

人大和政协：万分之四的价值（胡少江）

Posted: 07 Mar 2014 04:18 PM PST

在政协会议上的葛剑雄

北京又在开人大、政协两会。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像打了鸡血般的兴奋，全世界的媒体也都莫名其妙地跟著忙活一番。其实，除了一些"肥少将"、"傻公主"之类的花边新闻之外，每年的两会，基本上没有给中国的老百姓提供太多的新信息；也没有给世界媒体提供什么新的新闻。真正关注中国进展的人，不会通过两会来探测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也无法通过两会了解经济起伏的脉搏。

两会没有价值，是因为参与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没有价值。如何看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否有价值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他们敢不敢就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当下最敏感的问题发声；能不能提出与政府工作报告、与所有的官样文件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这不是为了与政府作对，而是为了让代表和委员们，体现他们在执政方面的"附加值"。党和政府说过了的那些事，不需要代表和委员们来重复或附和，否则就是浪费资源。

截止今日，政协已经开了五天、人大也开了三天了。总共五千二百多个代表委员，只有两个人，说出了一点与政府工作报告的口径不同的话，或者是表达了老百姓想说而又无处说的心声。这两个人中，一个是来自北京的全国政协委员高鸿宾，他在政协小组会上，对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的扶贫和农村工作部分，提出了有内容的批评；另一个是来自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他向政协提交了关于通过立法，制定退休国家领导人生活待遇的提案。

高鸿宾曾经是负责扶贫工作的农业部副部长，他对李克强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李克强关于就业、扶贫的目标不切合实际，办不到。他尤其强调，现在有七百二十七万大学毕业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连工作都找不到，而总理却在空谈让他们"更加体面"和"更有尊严"；总理关于减少贫困人口的有关论述也缺乏常识。二是批评政府报告的行文风格，"太多感性语言"，太"花里胡哨"，不实事求是。

葛剑雄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他建议为离任国家领导人制订礼遇条例，令他们退位后的待遇有法可依。葛剑雄尤其强调，这些法定的待遇不能延及子孙，也不能随意扩大。如今的中国，仅仅是在职和卸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高达数百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在生活、医疗、出行等方面花费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但是纳税人却对他们的待遇一无所知。不仅如此，上行下效，省部级、地市级、县处级的官员们也都是如此。葛剑雄的提议有针对性，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有人称他的提案是今年两会"最勇敢的提案"。

在五千二百多位代表委员中，只有两个人说了一点有价值的话，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提案，简单的数学计算可以告诉我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中，只有万分之四个明白人，或者说只有万分之四的人愿意为老百姓说话。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纳税人为两会花了那么多钱，两会也给北京人的出行带来了那么多的不方便，在所有这些花费中，人民只得到了他们所付出的账单的万分之四的价值。由此看来，如果两会是个商品，实在是物所不值，消费者是不会愿意为消耗在两会代表和委员们身上的成本买单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晴朗：对昆明大血案的再省思

Posted: 07 Mar 2014 03:43 PM PST

图为2013年５月３日及４日，上海普陀区一清真寺附近的维吾尔族小贩持抗议标语，抗议被禁止摆摊。


昆明火车站滥杀平民的恐怖事件，再次把中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无可回避地暴露到每个国民面前，而不管他是属于汉族，还是维族或者其他民族，都必须作出更深一层的反思。

先说民族问题，这在任何国家都很敏感。国民权利平等的民主发达国家情况要好得多，但民族问题仍要审慎对待。专制国家就更麻烦了，且看苏联帝国的瓦解以及前南斯拉夫吧。本来汉族比例超过九成的中国，应该比它们幸运，但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以来的民族政策却是宽严皆误。

昆明血案，改变不了维族人是弱势群体这一基本事实。内地汉人为雾霾和水土污染等环境破坏而怨声载道。但自六十年代以来，在新疆进行的核试验多达四十次！近一个甲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农场广筑水坝，到处开发人工灌溉绿洲，导致塔里木河流域急剧沙漠化，两岸胡杨林大片枯死，曾经是烟波浩瀚的罗布泊彻底干涸，成了生灵绝迹的死亡地带。

或者有人会说，上述这些伤害并不只是对维族人，而对新疆各族人民都是伤害。那么，维族党员及干部，不得到清真寺祷告、不得蓄须、斋月不得斋戒。这涉及的已不单是民族问题，而是宗教问题了。再加上人权问题，即使在比较富庶和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北疆地区，各大企业八成职工都是汉人。在比较贫瘠的南疆地区，维族人失业率多年居高不下，文盲多，生活困苦，使得南疆成了伊斯兰极端教派的温床。这次昆明恐怖袭击的暴徒，就是来自南疆的阿克苏地区。

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曾提出过"新疆六条"，要求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十，汉族干部比例降到百分之十；还有"两少一宽"的政策，即少数民族犯罪少捕少判，量刑从宽。胡耀邦用心良苦的宽松政策，为什么收不到良性效果？因为只要一个非民选的威权政府，不是用宪政与法律来保障人民权利，当整个社会不是以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去看待别的族群，那真是宽严皆误。维族觉得自己备受歧视；汉族人觉得自己的公民权利本来已经那样苍白，遇事还要压低汉人一头，把稀缺的人权让给少数民族，于是各个族群都觉得不公平，都满腹怨气，汉族维族的矛盾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并非仅仅在新疆地区而已。前几年，韶关汉族民工群殴维族民工事件，迅速产生"蝴蝶效应"，放大到乌鲁木齐，又酿成比今日昆明事件更严重的血案，这决不是偶然的。

现在的中国本身就是充满怨恨、不平、歧视的等级社会，汉人自己就因地位、地域、城乡、贫富等无数理由而互相歧视，更不必说对少数民族了。在专制加物欲拜金的后极权时代，全民精神都在退化沉沦，维族人在内地的小偷小摸与强卖强买，比起汉人的坑蒙拐骗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维吾尔信仰文化的沉沦速度，至少与汉民族的信仰虚无和道德败坏是同步的。

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就痛心疾首地说过："我们在变成什么样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现在却是盗窃、吸毒最多的民族。一个维吾尔人去偷去抢去犯罪，没人管没人抓。但如果他去谈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问题，去反映真实的民族问题、社会问题，马上就会有人去抓他去关他。"他自己就是例证，伊力哈木恰恰反对疆独、反对暴力，他对维吾尔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最尖锐，然而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却被当局拘捕了。

昆明血案是每个人心头的痛，这不是某个族群的罪过，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令少数民族有认同感和向心力，这是谁的错？难道是所谓"境外势力"造成的吗？这值得汉族、维族和所有中国人深思。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李直：新疆 社會治理失敗的另一面

Posted: 07 Mar 2014 04:09 PM PST

昆明事件后武装军警在街头巡逻


昆明火車站群戮案是中國最新的新聞熱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打擊網路「大V」行動中沒有傷到毫毛的幾個微博大咖，卻把許多線民的聲討引致西媒是否以「恐怖主義」定義事件的用詞上面，並由此在官媒的助力下，成功地把中國公眾對一起凶殺案件的憤怒引致對西媒乃至對西方國家的憤怒上來。

在法治國家中，暴力行為是否具有恐怖主義的性質，其結論常常會導致不同的法律後果。而在一個並不以法律為治國圭臬的地方，爭論是否為一起凶殺案加上恐怖主義的形容詞，對於暴力行為的受害對象、甚至即使對暴力行為的施加者來說，其意義都不大。

昆明案定性恐襲 西媒矛盾

當然，在中國，官方以及許多「愛國民眾」，實際上是把西方國家和西方媒體將昆明群戮案定性為恐怖主義，視為對中共在新疆治理方式的肯定性背書。有了這種背書，西方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責，尤其是對中共治藏和治疆政策的指責，就全成了邏輯矛盾、標準不一的沒事找事。

其實，把因國內社會治理失敗而導致的威脅公共安全的社會暴力定性為恐怖主義，實為治理者之不智。而把所有在國內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社會治理失敗而導致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社會暴力行為，都歸類為以分裂為目的的恐怖主義，就更要在社會治理者的腦袋瓜上加一個2字，用以表示失敗的平方。

導向民族分裂 避治理責任

在中國，把一起暴力行為是否歸結為恐怖主義，不會給暴力實施者帶來不同的法律後果，但卻可以為社會治理者帶來不同的治理成績單。這份治理成績單，可以遮蓋住治理者的治理實況，由此把社會治理而導致的公共安全問題，替換成民族分裂而導致的恐怖主義。既為恐怖主義，昆明火車站群戮案件就自然不能等同於燒死47人的福建公共汽車爆炸縱火案，也就自然不用反思或追究社會治理者的治理責任。

按說，中國在最近30年令世界瞠目的經濟增長，無論在何種意義上講，都應該在相當程度上增加國家的向心力。儘管一個國家的凝聚力不單是以物質為基礎，但國力的增強確可為更加靈活的政策實施拓展更寬鬆的轉圜空間。反觀中共對西藏和新疆的治理，其空間卻越來越逼仄，其方式亦越來越呆板，其手段尤越來越嚴苛，由此產生的反抗，以暴力形式宣洩出來，就如同在中國內陸地區發生的眾多以孩童為目標的暴力行為一樣，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暴烈程度和發生頻度的問題。

王樂泉腐化 治疆成「山東人的」

新疆的能源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在市場架構下，新疆本應得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充裕的發展資金，新疆的各族公眾也應該得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充分的發展機會。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一些地區的公眾生活甚至每況愈下。在新疆，中共新疆自治區前黨委書記王樂泉的治理無能和貪腐醜聞早就不是新聞，新疆的資源產業大都由來自山東的人所擁有，以致有道「新疆成了山東人的新疆」。山東者，王樂泉老家及發跡之地也。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經濟增長成果不能普惠至國民的重要原因，就是官員以近水樓台之利，行聚攏扣留經濟增長成果之為。從最近幾年中國社會的情勢看，構成社會治理失敗之重要原因的官員貪腐，除了會產生少數族群離心於國家意識的結局外，不也同樣產生了公眾離心於政府的結果嗎？

因此，那些糾結於恐怖主義辭彙的非官方人士，真是像極了被人販子倒賣了的標的物，正一臉莊嚴地和人販子較真價格是否「公道」。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何俊仁：为了香港人的普选权我们愿意坐牢

Posted: 05 Mar 2014 11:31 PM PST

MICHAEL FORSYTHE 2014年03月06日
从1997年起，香港政府大楼上就飘起了中国国旗，但这片土地和中国大陆一直是分开治理的，保留了它从英国人那里承继的司法制度和各种公民自由。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就可能会看到其中一项自由权利的行使：集会自由。假使中国的全国立法机关设置条件，限制选民的选择，倡导通过普选形式推举香港最高领导人“行政长官”的人们，就计划在这座世界金融重镇的核心区域开展静坐示威。
上一次香港行政长官的选举是在2012年，是由选举管理委员会投票选出。香港有超过700万人口，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却不到1200人。但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已于2007年决定，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周二，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在北京向新闻界宣布，“实现普选是香港的一件大事，也关系到香港未来的稳定和发展。”但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运动的组织者称，如果在提名过程中就排除了那些被认为对北京不友好的候选人，那么更大范围的选举权也就毫无意义了。受到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所著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启发，他们已经准备好进行示威，甚至为此坐牢。
  • 查看大图香港立法会委员、知名律师何俊仁。
    Bobby Yip/Reuters
    香港立法会委员、知名律师何俊仁。


    在这篇文章中，这位美国19世纪的超验主义哲学家写道：“如果一个政府会不公正地将任何人投入监牢，那么正义之士的真正去处也就是监牢。”
    62岁的何俊仁(Albert Ho)是香港立法会委员、知名律师。去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前承包商雇员爱德华・J・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在香港停留期间，何俊仁曾为他代理相关事务。他是占领中环运动的支持者。他说，一旦北京对行政长官的候选人资格做出限制——这可能会在今年发生，或许是9月——就将引发抗议。在一次采访中，他解释了这一运动背后的原因：
    问：来自北京的草案如果设置了限制条件，这可能会引发占领中环运动吗？
    答：如果这些条件让北京能够将一些持不同政治信仰的候选人排除在外，换句话说为了达到排除的目的而设下政治标准，那就将使我们最终的制度与国际标准不相符合。那么我想，对我们多数人来说，就没有必要再等待行政长官在未来将这一模式提交讨论了，因为这一模式必将受到那些条件的限制，所以我们可能会立即推动占领中环的行动。
    问：从某一方面来说，占领中环运动将会是最后一步棋，可以说，人人都会是输家，对吗？
    答：是的。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只想把所有的牌亮出来。我们不希望让北京感到意外。我们知道中央政府机构相当庞大。而在香港人民和中央政府高层之间常常是缺乏沟通的。
    问：你有信心这会带来任何好结果吗？
    从形势来看，现在是最有可能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的时机，因为我们争取实现的这个时间表，是由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在2007年向香港庄严承诺的。这是给予我们的时间表。
    问：所以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为占领中环而坐牢？
    我们准备好了坐牢。我们不会刻意避开警察的抓捕。如果我们被捕，也不会在警局寻求保释。对于施加的任何罪名，我们不会进行辩护。我们不会寻求减刑。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当充分的入狱准备。不只是我，还有许多其他人也会和我一起走进监狱。当香港变得如此不公正时，监狱就变成了我们的正义之地，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梭罗就这么说过。他说，在不公正的地方，唯一的正义之地就是监狱。
    我们将会这么做。他们知道我们是说真的。北京真的需要在知悉后果的情况下做出一个严肃的决定。我们不希望他们在不正确信息的引导下做出决定，所以我们才会这样清楚明白地阐明立场。我知道北京如今处于威权统治之下，对民主有着许多敌意，因此我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但我也并不过分悲观。我对于成功还是抱有一定希望的，因为即使是中国领导人也会意识到，从很大程度上整个国家都处在十字路口。是时候整个国家必须寻找一个新的改革方向了，而允许香港民主化，使之成为一个典范，这将相当重要。
    翻译：曹莉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纽约时报：昆明事件的两个版本（附RFA：维人怀疑昆明事件或与和田宗教镇压有关）

    Posted: 05 Mar 2014 10:23 PM PST

    中国官方媒体称昆明火车站严重暴力袭击案件已经告破。（法新社图片）
    作者：杰安迪 2014年03月06日
    上周六在中国西南城市的一个火车站砍死29人、砍伤143人的袭击者，是有志当圣战者的人呢，还是寻求逃离中国的未来难民？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一个来自共产党官方，另一个来自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一家新闻服务机构，它们对事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为什么这6名男子和2名女子，从自己在西部边远新疆地区的老家，来到近1500公里以外的云南省省会昆明，并在那里下决心要杀死尽可能多的人。
    • 查看大图一位医生正在检查在昆明暴力袭击中受伤的患者。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一位医生正在检查在昆明暴力袭击中受伤的患者。
      虽然当局还未给出被捕者的民族成份和家乡，但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是维吾尔族人，维吾尔族人讲一种属于突厥语系的语言，他们大部分信奉穆斯林教，近来，维吾尔族与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据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报道，这些袭击者可能是被逼入绝境的，因为他们多次试图从中国与老挝接壤的边境地区离开中国，皆未成功。自由亚洲电台是一家受美国国会资助的媒体。其报道援引一个匿名消息源称，这8人去年逃离了他们的老家、丝绸之路城市和田市，那是在当地维吾尔族人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之后，冲突导致几十名维吾尔族人死亡。该消息源称，中国警方逮捕了试图从莫亨附近的边境离开中国的其他30名维吾尔族人之后，他们放弃了尝试。
      “他们不能返回和田，但也不能在昆明做任何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带身份证，而且新疆地区的警方还发布了对他们的逮捕令，”自由亚洲电台援引该消息源的话说，该电台把这个消息源描述为一位在昆明生活的维吾尔族人。
      他说，他们孤苦伶仃，后又听说新疆流血冲突事件不断增加，这让他们的绝望变成了杀人倾向。近几个月来，有100多名维吾尔族人在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中被警方开枪打死或打死，当局称这些事件为“恐怖主义袭击”，但流亡组织则说，警方的所作所为与违法杀人没什么两样。
      这位消息人士说，“他们给政府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也可以做些事情。’”
      与这个描述相抵的说法是云南省党委书记秦光荣给出的，他对中国广播网称，这8个人原先是想出国参加“圣战”，曾试图途经越南离开中国，云南与越南接壤，但没能“出去”。
      他说，他们未能离开中国，也不能返回新疆，于是决定在昆明发动“圣战”。
      该报道称，秦光荣的说法是基于一名嫌疑人的供述，这名女嫌疑人在火车站被警方击中受伤。其他3名嫌疑人也已被逮捕。据国家媒体报道，有4名袭击者被当场击毙。
      这篇引述秦光荣说法的文章已被该广播电台从其网站上删除，但之前已被其他媒体转载。
      虽然这两种描述在关键点上有出入，但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最值得注意的是，袭击者在决定采取暴力行动之前曾试图离开中国。尽管无法确定真相，但这两种解释都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在阿富汗战场上曾经捕获到维吾尔族战士，包括后来被关在位于关塔那摩湾( Guantánamo Bay)的美国拘留中心的22人。2011年中国当局说，在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区袭击并杀死了十几人的一群维吾尔族人，曾在巴基斯坦接受过训练。
      但是流亡组织和人权倡导者说，中国政府夸大了受伊斯兰主义影响的暴力威胁，甚至将维吾尔族异见人士也说成是分裂主义者。近年来，许多试图逃离中国的维吾尔族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接壤的边境附近被捕获到后，被遣返原籍接受处罚。
      2009年曾出现过一个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在时任国家副主席、现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带着12亿美元（约合73亿元人民币）援助访问柬埔寨的前一天，有20名寻求避难的维吾尔族人被从柬埔寨遣返回新疆。
      北京称被遣返的维吾尔族人是罪犯。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使者曾和这些人进行过面谈，作为处理他们避难申请的一部分，联合国称他们害怕受迫害的说法可信。
      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些寻求避难者中任何人的消息。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张亮亮

      【附录】

      RFA：维人怀疑昆明事件或与和田宗教镇压有关  2014-03-05

      随着官方宣布昆明火车站袭击案告破，陆续有案情细节曝光。本台维语部在昆明当地获悉，该群袭击者计划越境老挝到第三国避难，但可能越境不成功遭到警方通缉，走投无路进行报复。当地维人怀疑事件与去年6月发生在和田的中国警方开枪镇压宗教示威有关。另外，国际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二谴责中国当局对事件的报道进行监控审查。
      在官方宣布昆明火车站袭击案告破后，陆续有案发经过细节曝光。据大陆《财新网》周二晚报道，8名袭击者中有5名负责行凶，其余3人负责接应，这3人还曾经留有案底。另据云南省省委书记秦光荣透露，事发当天被特警击伤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已经清醒并已经招供。称这8人原先想参加“圣战”，曾前往广东，最后又重新回到云南红河，计划在红河及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
      此外，包括凤凰网在内的大陆多家媒体，周二都曝光了部分嫌犯的照片，包括4名被警方击毙的3男1女袭击者遗照及被捕的一名年轻女子，她睁大了眼睛，脸上可见污渍和伤痕，网传其只有16岁。至周三，大陆官方仍未回应照片真伪。
      不少网友转发了该图片，并评论称，该女相貌清秀，眼神既惊恐又无辜，看起来“斯文柔弱”，看不出她竟然是一名“杀人狂魔”，但有关相片及评论很快被删除。
      而据官媒新华网称，暴徒在25分钟内犯案，却造成170多人伤亡，疑受过特殊训练。
      但据本台维语部从昆明当地的维族人获悉，这群袭击者早前从新疆逃往云南，欲越境老挝往第三国避难，但他们的计划被中国官方发现，从而陷入困境。这名维族人怀疑，这群袭击者逃往云南的原因与去年6月和田地区罕艾列克乡的一群维族人抗议宗教领袖被捕及清真寺遭关闭而遭到中国警方开枪镇压有关，这一事件造成15人死亡，50多人受伤。
      而本台维语部也曾在去年10月收到消息，罕艾列克乡事件发生后，中国警方为追捕7名逃往老挝边境的疑犯而在云南召集了100多名维尔族人问话。一位维族商人证实，去年9月，至少有30名维人在西双版纳的勐腊县与老挝接壤的磨憨地区被捕，警方还在省内各地抓捕了大批涉案维人，他还目击了拘捕的过程。
      本台维语部还提到该名维族人称，8名袭击者中的两名妇女的样貌，与去年30名维人被捕后，警方发布的通缉者的照片颇为相似，他认为，这些袭击者为了寻求政治庇护而想方设法越境，但在30名维人被捕后他们彻底放弃了，由于他们没有身份证明又在被警方搜捕，既不能回乡又不能在昆明谋生，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之下，发动了该次袭击展开报复。
      对 此，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周三对本台记者说：“很多维吾尔人在当地受到压制，无法生存，面临生命危险，从当地边境想方法逃离中国对他们的镇 压，当局拒绝给维吾尔人提供任何办理护照的便利，有些无法出境的，采取中国其他省份的边境逃离中国，这种现象一直都有，在云南也有不少。”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周二呼吁中国政府理智处理事件，“不要将维吾尔人妖魔化为国家的敌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周二例行记者会上谴责世维会“是一个反中国分裂分子组织”、“代表不了中国维吾尔人”，热比亚的言论别有用心。
      对此，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回应称：“如果世维会不代表维吾尔人，难道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代表维吾尔人吗？境内的维吾尔人无法表达的政治愿望，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向海外反馈。”
      此外，海外的维权团体公民力量日前发表关于昆明暴力恐怖事件的声明，敦促中共当局适时全面反思其民族政策，检讨这其中的深层原因。
      国际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二谴责中国当局监控审查有关对3月1号昆明袭击事件的新闻报道。该组织呼吁中国当局保证对昆明事件报道的透明度并公布事件的调查进展。
      原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周三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碰到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官方总体上都是控制的，而且都是要求以新华社通稿为准，这个是一贯的做法。这样做确实存在一个真相到底是什么问题。”
      长期关注维吾尔问题的中国独立学者王力雄在昆明事件后发推特称， “问题不在事件本身，在事件后面。那其实很早就在发生”， 认为“新疆正在巴勒斯坦化”，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被推到敌对一方。少数恐怖分子并不是最大问题，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从整体上成为敌对，才是新疆最大的危险所在。
      （RFA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林迪/申铧）

      达赖喇嘛应邀将主持美参议院周四祈祷仪式（中共前高官呼吁北京准许达赖喇嘛回西藏）

      Posted: 05 Mar 2014 09:57 PM PST

      达赖喇嘛是美国国会的老朋友

      （法广/作者 安娜）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将应邀主持美国参议院周四会议前的祈祷仪式，法新社发自华盛顿的消息说，这是美国多位支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的议员给予他的一项荣誉。与此同时，中共前藏人高干呼吁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达赖喇嘛的办公室方面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周四，美国参议院会议前的祈祷仪式将由在美国访问的达赖喇嘛主持。这也是第一次参院会议前由指导神父主持的祷告由达赖喇嘛替代完成。依照传统惯例，美国国会参议院每天的例行会议都是由祈祷仪式开始。参院指导神父巴利 布莱克（Barry Black）经常邀请各宗教知名人士代替他宣讲祷告词。

      据法新社消息说，达赖喇嘛将在周四会晤美国参众两院负责人。

      2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首次会晤达赖喇嘛，遭到北京当局的抗议。中国方面指此举“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

      达赖喇嘛在美国政界，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中，都有广泛的人脉。周五，达赖喇嘛将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发表演说。

      中共前藏人高干呼吁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另外，因引中共入藏而被称为“红色藏人”的前中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措汪杰，近日呼吁北京方面准许流亡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据《中央社》的消息说，今年92岁的平措汪杰（Puncog Wanggyai，虽然身体状况很差，但最近仍在中国召开全国
      政协、全国人大会议之际出版《走向平等统一的漫长之
      路》的新书。

      令人惊讶的是，平汪在这本自称为是“我的政治愿望和遗嘱”的书中，敦促北京放弃偏执与成见，像对待台湾领导人一样对待达赖喇嘛，透过和解化解过去恩怨，“结果将是汉藏和平而非西藏动乱”。

      平汪日前接受英国《泰唔士报》专访时说，他曾提醒中共领导人，民族政策必须以保护少数民族利益和权利为基础，否则必会导致对抗。

      他还警告中共领导人不要产生“帝国心态”，否则会激起愈来愈多的群体抗争事件。他说，他的藏族朋友们都认为，光靠枪炮和人民币无法保持包括西藏在内的地区稳定。

      中共近年以“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目标，加大在西藏和新疆的高压政策，导致藏人不断透过自焚和暴动来抗议；新疆的维吾尔人则被指控与中国各地近来发生的一连串爆炸和暴力事件有关，包括日前发生的云南昆明砍人暴力事件。

      中共前高官呼吁北京准许达赖喇嘛回西藏


      更新时间 2014年3月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05
      达赖喇嘛
      前中共西藏高官呼吁北京准许流亡藏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回西藏。
      被称为引汉人进藏的“红藏人”、前中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措汪杰呼吁北京准许流亡藏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回西藏。
      今年92岁、身体状况很差的平措汪杰（简称平汪）的一本反思中国政府少数民族政策的书将在本周出版，他在书中令人惊讶的敦促北京放弃偏执成见，像对待台湾领导人一样对待达赖喇嘛。
      平汪所著的《走向平等统一的漫长之路》即将出版，出版前英国《泰晤士报》获得的独家消息说，平汪曾经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族政策必须以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权利为基础，否则会导致对抗。
      平汪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藏族党员之一，他是中共藏边地工委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等组织的创建人，在共产党进藏时他曾起了很大作用，他还是中共西藏工委八名委员中的唯一藏人。

      “受排斥和被清除”

      平汪把这本《走向平等统一的漫长之路》称作是“我的政治愿望和遗嘱”，他提出的让达赖喇嘛回西藏的呼吁，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北京政府的重大挑战。
      《泰晤士报》报道说，这本书在本周出版，正值中国召开全国政协和人大会议之际；而上周末昆明火车站发生的对大量平民的致命攻击，正在点燃中国种族摩擦的火焰。
      该报记者引述出版该书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总编鲍朴的话说，这可能是曾出版过多部民族问题著作的平汪一生所写的最后文章，是一个内部知情者的真实的批评。
      作为与北京政府最早合作的藏人之一，平汪见证了中共进藏早期阶段的历史，他在书中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说它让少数民族感到“受排斥和被清除”。

      “帝国心态”

      平汪警告中国领导人不要产生“帝国心态”，否则会激起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他说，他的藏族朋友们都认为，光靠枪炮和人民币是不能保持包括西藏在内的地区稳定的。
      北京政策的中心是强调稳定高于一切，甚至连藏族人要求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字也成为敏感甚至可怕的问题，而近80岁的流亡海外的藏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要求回西藏，更被北京一口拒绝。
      但是平汪在他的书中指出，如果北京政府让1959年就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回家乡，迄今为止一直国际化的对抗性局面，将转变为非对抗性的国内问题。
      如果北京像对台湾领导人一样对待达赖喇嘛，通过和解，化解过去的恩怨，结果将会带来汉藏和平而不是西藏动乱。
      但是如果北京政府在达赖喇嘛去世前不做任何努力，那么达赖喇嘛之后，局面只会变得更糟，他说，“只能默默吞下心中不满与愤怒的藏人，总有一天会爆发”。
      作为深深了解汉藏关系内幕的知情人，平汪书中对北京民族政策的批评权威而有力，尤其在发生了昆明火车站杀死平民的恐怖事件之后，民族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焦点的今天。
      （BBC / 编译：嵇伟 责编：尚清）

      谴责，问责――美国华人舆论评析昆明恐怖袭击事件

      Posted: 05 Mar 2014 09:55 PM PST

      对于3月1日中国昆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华人舆论的反应远比中国的舆论冷静而理性。美国华人舆论不只是谴责这些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的暴行，而且探究和追问恐怖袭击为什么会发生，中共统治新疆的政策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句话：谴责的同时，必须问责。
      最早对昆明恐怖袭击事件做出反应的是美国华人组织“公民力量”。“公民力量”发表声明指出：“人类没有任何一种立场、理论可以为这种暴行辩护，不管施暴者曾受到过专制政府或者恶霸多么残酷、不公平的压迫和对待，或有多大的冤屈。昆明惨案中，施暴者对手无寸铁、毫无准备、无辜无助的民众所用的屠戮手段之冷酷、野蛮和残忍令人发指。施暴者是一群毫无人性、残酷血腥的懦夫。”
      “公民力量”的声明接着敦促中共当局适时全面反思其民族政策，检讨昆明恐怖袭击发生的深层原因。指出：“自建政以来，中共政权在新疆维吾尔地区并没有像其宪法里承诺的那样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以汉人为主的中共通过暴力和谎言牢固地掌控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统治权，全面垄断了经济、社会、自然和文化资源。在维吾尔地区，维吾尔民族被日益边缘化，在各类生活领域中都降为二等公民，受到民族压迫；中共坚持其无神论的统治地位，漠视维吾尔族宗教信仰需求，对维吾尔伊斯兰教予以严格控制甚至围剿；更有甚者，近年来中共借九一一以来全球反恐的口实，加紧对维吾尔族人士的控制和打压，动辄以打击‘暴力恐怖分子’的名义对维吾尔族人的正当抗议进行武装镇压，把一般治安事件当作‘暴力恐怖’事件进行处理，伤及无数无辜。专制制度和民族压迫政策是滋生恐怖暴力行为的土壤，昆明惨案也不例外。”
      刚刚出任美国纽约网络政论杂志《中国之春》主编的陈维健发表题为“中共的新疆政策是昆明血案的始作俑者”的评论文章指出：“新疆的维吾尔族是世界伊斯兰的一部分，是不同于汉民族的一个少数民族，他有着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在世界版图依靠武力划分的时代，这块曾经建立过无数王朝的西域到了清王朝手里才成为新疆，取新的疆土之意。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分分合合，一个民族与其它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版图之内，在一个共同的政权下生活，只要有足够的自由能够让他们过着自己的经济文化生活，民族的历史很难成为反抗、分离、独立的原因。但是如果这个版图内的主要民族与政权，把他们当作劣等民族，犯罪民族，把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感情与对自由的要求统统当作敌对与分裂，那么敌对的情绪，分裂的愿望就自然产生了。如果对这种敌对的情绪与分裂的愿望，又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统杀，而他们又无还手之力，绝望之中必然产生恐怖主义。而中共这些年来对新疆维族人采取的政策与行动正是如此。可以说中共的政策促使了维族形成了恐怖主义。今日昆明的惨案以及在这之前曾经无数次发生的恐怖袭击，政府是难辞其咎。”
      全美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3日发表题为“铁腕对付疆独，不如反省治本”的社论指出：“事发后，由官方舆论引导的愤怒情绪，声讨疆独势力，并呼吁在国安委领导下，对新疆分裂势力和恐怖分子展开系统性、大规模、持续无情清剿，彻底铲除疆独组织、领导人和骨干队伍。”
      社论劝北京当局三思，指出：“铁腕打击、严厉维稳不是平息不满情绪的唯一办法。当局上周对被捕的中央民族大学维族温和派讲师伊力哈木提出‘分裂国家’的指控，罪名可能被判死刑。如果连温和主张的人都难容忍，只会把更多人推向极端。”

      未普：“雾霾兴邦”

      Posted: 05 Mar 2014 11:46 AM PST

      网络图片
      原题：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上月底，习近平在雾霾天去北京南锣鼓巷视察，官方媒体称之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官媒好像已经完全忘记，当初是怎样围剿骆家辉及其主持下的美国使馆的空气监测了。

      已经离任的骆家辉，曾被大陆网民称为"唯一全家都扎根在国内的部级官员"。或许，那才真叫和中国"同呼吸，共命运"。这一点恐怕连习近平都比不上，毕竟习家千金，远在骆家辉的祖国美国，并不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不过，北京的雾霾实在太恐怖。骆家辉太太和孩子不得不先回西雅图，骆留守了好一阵终于也离任了。他的告别演说，寄语中国青年一代，指出这个国家未来发展，取决于独立的司法制度及言论自由，强调"不应该为短期维稳而牺牲公民参与带来的长期成果"。他奉劝中国领导人，要以大国襟怀对待国际媒体和世界舆论。他论证言论自由是社会稳定的力量，特别举出北京雾霾为例。

      他说： "北京居民都知道空气质量很差，但到底有多差，需要提供监测数据。为此，美国大使馆开始提供PM2.5小时读数，供居住在北京的美国人使用。这一信息最终惠及北京更广泛的民众，帮助中国民众在网上就阴霾的危害展开公开讨论。"

      骆家辉的提前离去，令人黯然神伤。或许，未来美国驻华外交官的任期都会缩短，至少是大大增加假期，好让美方人员到空气净洁的地方去"洗肺"疗养。由此可见，重度空气污染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危害有多大。网上流传一个微博段子：某出租车司机，从首都机场接了一个初到北京的外国人，往市区开不到一半路程，外国人就要求返回首都机场，不愿在北京停留了。出租车司机感叹："八国联军那时候，北京为什么没有雾霾啊！"

      以雾霾抗敌，化腐朽为神奇，还真进入了御用喉舌的思维和话语。被称为军事"砖家"的张召忠，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雾霾是对美国激光武器的最好防御。《环球时报》更发表题为《雾霾对武器影响多大：侦察看不清导弹打不准》的搞笑文章，称"雾霾不仅会影响人体健康和正常出行，同样会影响作战行动：它会令很多侦察装备的效果大打折扣，也会让一些导弹瞄不准目标，对于靠天吃饭的航空兵来说，雾霾更是大敌"。央视网站发表文章更可笑："你可曾意识到，让你既痛恨又无奈的雾霾并非一无是处，它肆虐神州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五大好处：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雾霾让中国人更平等；雾霾让中国人更清醒；雾霾让中国人更幽默；雾霾让中国人长知识。"这是说"雾霾兴邦"吗？

      只不过，习近平视察南锣鼓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和百姓同呼吸，因为他并没有，也不会和他们共命运。早在几年前，一家企业打广告时不小心泄露了国家机密，该公司自豪地宣称，中南海是中国政治的心脏，任何物品要绝对安全，空气要求"无毒，无异味，无噪音"，而远大空气净化机则顺利通过了重重检测，更"获得了领导人的一致好评。现场清洗净化机时，当看到像墨汁一样的脏水，远大净化机的功效在中南海领导人的心中已经确信无疑了。远大净化机终于成为国家领导人指定用空气净化机！"

      能够成为御用产品，并且为中南海提供特供空气的产品，应该是很不错的。以中国空气污染的程度，十几亿国民至少有十亿，都需要这种空气净化机。当北京空气可以过滤出"墨汁一样的脏水"，说不定一千几百万市民的肺叶已成了五香熏干。只有国家领导人尊贵的肺叶是需要特护的，为了捍卫国家政权不被颠覆，他们要呼吸特供空气。

      形成如此严重的雾霾公害，是中国模式种下的恶果。不顾一切快速崛起，不但是"中国梦"的核心，也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基本价值，大跃进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从过去中国"非正常死亡"了几千万人，到今日不惜牺牲后代子孙的健康与生命，都是要大家去为那个强国梦殉葬。

      中国人当然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和他们同呼吸，只有这样，重度污染的雾霾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不过，在一党专制下俯仰由人的小民，却不敢指望高高在上的党国领导人能和他们共命运，他们从内心深处，更不愿意自己的人生永远和这种制度同命运。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林昭的摇篮：《北大 五一九》五集纪录片

      Posted: 05 Mar 2014 11:08 AM PST

      林昭
      五十年前的今天，林昭在狱中完成了她永载华夏青史之血谏毛泽东《无题九章：血诗题衣并跋》。

      谨在这个令人怀缅日子，郑重流布林昭的摇篮：《北大五一九》五集纪录片优酷链接及王书瑶先生《对<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访谈记录片的说明》。

      《北大五一九》记录片顾问：钱理群/陈奉孝 ； 编导/制片：韩松/朱毅；监制：王书瑶。


      《北大五一九》第一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5NzkzOTM2.html

      《北大五一九》第二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5OTg3MDMy.html

      《北大五一九》第三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wMzMxMjg4.html

       《北大五一九》第四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gwMzU3NzM2/v.swf

       《北大五一九》第五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wMzgyNjI4.html

      或《北大五一九》1-5全集

      http://www.jianzi103.com/movie/lishihuigu/2014-03-02/5303.html
                                                 朱毅  2014/03/05 于北京





      对《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访谈记录片的说明

      ——兼谈没有北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就不会有五十五万右派的产生

                                    
                                                                                                            王书瑶

                                 （一）


      2007年是中共在全国的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全国的“右派”人士都为之进行纪念活动。网名为“祭园守园人”的朱毅先生，想找五个健在的北大右派分子写一些纪念文字，他通过远在大洋彼岸的王友琴女士，找到了我，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说还想做关于林昭的记录片，我则向他建议做整个“五一九运动”的记录片。

      原因很简单：关于林昭，已有胡杰的记录片，而且只是林昭一个人，题材很单薄，可是五一九运动却是波澜壮阔，内容无比丰富，数百人参加，有数千张大字报，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他找到曾写过两部电视剧的作家韩松做编导，开始酝酿，到了2009年开始采访，一个简单回顾历史的记录片的制作，也受到我们这个自由共和国的“国保”的热情关注。

      2009年我陪同韩松到山东去采访三个人，——他们都是五一九民主运动的重量级人物，——陈奉孝、谭天荣和张元勋，我同韩松只在电话中说了什么时间的火车，“国宝”们就跟上了我们。

      第一站是潍坊，我们见到了陈奉孝，并且做采访，在我们回到旅馆的时候，立刻就有三个警察来查看我们的身份证。

      第二天是由于疏忽还是什么原因，我们到了青岛，他们不知道我们下榻何处，我们顺利地采访了谭天荣，但是，住旅馆要填身份证，到了下午，我们就又被“国宝”跟上了，在我们去崂山游玩的时候，一辆看不清牌号的汽车紧跟在后面，出租车司机问我们是几个人，我们说只有两个，司机说，后面那车怎么紧跟着我们，我们快他就快，我们慢他也慢，完全是一部警匪片的追逐场面。

      到了曲阜就更惊险了，我们住进了曲阜师院的招待所，然后就到张元勋家去找他，窗子开着，却没有人响应，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手机和座机都没有人接，我们很失望，到了晚上，我们再去找，过来几个保安，说他们知道张去了哪里，在保卫处办公室，一个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张元勋因为生病，回江苏老家养病去了。

      晚上我们住在招待所，我早晨起来晨练，看见过道的长椅上坐着两个保安，我问你们在这过了一晚上？他们说还“倒班”，一共是四个人值班看着我们两个人。

      找不到张元勋，晚上才有火车回北京，我们就去孔府参观，韩松发现，后面有一辆马自达6不紧不慢的跟着我们，到了晚上我们离开曲阜去兖州上火车，还有一辆马自达跟着，在候车室，有一个青年人，公开地盯梢，直到我们上火车。

      在火车上，韩松只买到了中铺和上铺，一个挺帅的大高个，见了我就说，你睡下铺吧，很明显，他就是这一路跟踪我们的总指挥。

      事实是，当天张元勋是被学院领导安排到了市内的一个宾馆中去了，这种情形经常都有，主要是有些外国学者有问题要与师院学者讨论，他们就要张出面，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宾馆见面，这一次则是为了不让我们采访他。

      共产党的阴谋诡计，如此无聊。

      后来张元勋到北京治病，我们才完成对他的采访。



      从2007年算起，历时七年，从2009年算起，历时五年，我们总算完成了这一工程。

      对每一个人的采访，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有的人还是上午、下午都谈，最后这个片子压缩到二个小时又五十分钟，中间还有一些画外音，这种取舍实在是一种很高的艺术，这是韩松的重要工作。

      他还找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虽然不是北大五一九的真实场景，但是很贴切，他煞费苦心，也独具匠心。

      我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接受采访的人一致认为完成的记录片反映了访谈的情况，也相当真实地再现了“五一九运动”的情形，大家对记录片的完成表示满意，有人还表达了对韩松的谢意。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几位重要人物没有采访到，他们是：第一张大字报作者许南亭同学，第二张大字报的作者龙英华同学，“我的忧虑和呼吁”的作者叶于泩同学，“自由主义宣言”的作者严仲强同学，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遗憾和敬意。刘奇弟1960年瘐死狱中。

      但是其他的重要人物却都有了，他们是：第三张大字报的作者数学系陈奉孝，他还是这次运动的几个事件的组织者；数学系杨路和张景中，他们被认为是《百花学社》的宣传部长；“是时候了”长诗的作者中文系沈泽宜、张元勋（张是“广场”的主编，沈是“广场”的副主编）；“一株毒草”作者物理系谭天荣，他被毛泽东钦定为北大右派首领；“有头脑的人们不要那样想”的作者、最早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收集右派大字报最后编辑成《广场》的中文系王国乡；被认为是整个大字报运动中理论水平最高“利己主义原理”的作者物理系王存心；“铲草要除根”的作者物理系岑超南；“怎么办”的作者、年轻的女右派物理系燕遁符；对印刷《广场》作了很大贡献的数学系孙传仪等等。

      虽然有些人不出名，可是他们也同样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他们也是这股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有两位被采访者已经在饱受折磨之后，在这几年当中离开了我们，他们是，物理系的王存心（2012年），中文系的张元勋（2013年），我们向他们表示哀悼。

      我们还感谢接受采访的同学们热情的接受采访，并且对他们认真的回想和配合，表示感谢和敬意。

      我们还向所有参预制片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和敬意，谢谢他们为此付出的劳动和艰辛。

      不过也有一点不好理解之处是，为什么找了一个与北大五一九运动毫无关系的王康做五一九运动国际背景的说明。



      这个片子或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我们表示歉意，一个全面、真实反映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纪录片，最后只能等待北京大学开放他的档案之后才能出现。

      当初划右派的时候，唯恐人不知，是张榜公布的，比如“请看右派份子xxx的丑恶嘴脸”，现在倒是成了“国家机密”了。对共产党的作风，我们小民实在不能理解。

                                                                      （二）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中共宣布整风之后，于5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中央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整风座谈会，与此相配合的是在各地上层民主党派中也召开相类似的座谈会，尚未动员工人、农民、学生也开会提意见，只限上层。如果事情就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到了6月1日座谈会结束的时候，所能抓的右派，确实不会太多，没准就真的只有4000右派、8000右派，因为全国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终究有限，最多，10000个，了不起了。



      不幸的是五月十九号，北京大学发生了“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

      五月十九日中午，在北大的大饭厅的东墙上，张贴了一张十分醒目的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团员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她）们？作者是历史系三年级团员学生许南亭，用了几个团员的名义。到了下午，就又贴出了两张大字报，大意是要求开放“民主墙”，让同学们在墙上发表意见，党委退出学校等等。其中一张的作者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龙英华，另一张的作者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四人。到了晚上，又有一首长诗“是时候了”贴出，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的沈泽宜和张元勋。后一首诗具有很强的煽动力，“是时候了”这个口号本身就很有煽动性。里面说：

      “  是时候了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到了五月二十日，又有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的“一株毒草”，那里说“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

      他还说“三好学生”是“白痴”等等。

      到了二十日下午，全校一下子就贴出了162张大字报。

      这是北京大学“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引起的，大字报题 目就非常惊人，他说，“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许多同学要求对肃反中错斗的同学给出解释。以至于“白毛女伸冤”层出不穷。人民大学的林希翎来北大讲演；这期间还有连续不断的大大小小的辩论会。五月二十五日，数学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同学们中间不断地引起新的关注的热点。我的大字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就是在这时贴出的。

      整个大字报运动一直持续到七月上旬，在《人民日报》臭名昭著的“六、八”社论发表之后，北大的大字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加猛烈。大字报的总数我估计有数千张，沈泽宜说有一万多张。

                                                            （三）

      没有五一九大字报民主运动，就一定不会有55万右派的产生。

      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很多普通的右派，我指的是：大学生、教师、中小学老师、普通的机关事业部门的干部，他们之所以当了右派，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写了大字报，就一定是与大字报运动有关。

       大字报起源于北大，从5月19日到5月26日，不仅北京的其他高校没有大字报贴出，就是近在咫尺的清华，也死气沉沉、死水一潭，直到26日北大的学生，借北京高校运动会宣传之后，全市高校才有大字报贴出，于是，整个大字报运动就如井喷之势，形成洪流，席卷全市乃至于全国，几乎没有一个高校不贴大字报的，参加者的人数，就决不是少数民主党派的几个上层人物那么少了。中小学老师、机关干部都参加进来，共产党恐慌了，只抓了五十五万右派，好像还少了些。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有那么多的右派受难。

      这是中共掌权之后中国人民第一次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参加的人数众多，说明这种力量在民间的潜力巨大，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集权争取自由的意志，对它的镇压，是套在中共专制主义脖子的第一根锁链，它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下启1989年的春季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重要的里程碑。

      五一九运动还培养了林昭。

                                                            （四）

      这次运动，在中共的历史上，是被一个“反右派运动”概括的，实际上却是由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个阶段是“右派运动”阶段，它指的是从五一九民主运动开始到七月上旬为止的一个多月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所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期；第二个时期才是“反右派运动”时期，时间是从“6、8社论”开始，到1958年第一季度结束，从6、8社论到七月上旬，是进攻与反攻对峙阶段，最后的结局当然是右派分子被彻底击溃，然后是残酷的迫害。

      但是，谁都无法否认右派运动的存在和它的积极意义。

      对右派的镇压，彻底暴露了毛泽东的流氓本性，开初对右派的许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的“言者无罪”彻底不见了，代之的是“言者有罪”而且罪在不赦。

      这也不是“枭雄”的手段，“雄”总有一点大气，而这里则是流氓气，痞子之类的。

                                                                             （五）

      北大右派总数在715到811之间，根据我“传销式”的统计，现在已知姓名的总数大约为540人，超过了一半，不很准确，非正常死亡31人。

      受“三劳”（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劳动考察）处分的有126人，其中，劳动改造9人，劳动教养27人，劳动考察90人。（这里说的处分，都是指最初北大给的处分，不包括后来的变化，比如物理系沈志庸，最初是劳动考察，后来又劳动教养。）

      劳改九人

      陈奉孝   赵清   林树果   钱如平（以上数学系）  刘奇弟（物理系） 李燕生  张保正（化学系） 刘含光   郑瑞超（以上地质地理系）  张元勋（中文系）  

      劳教二十七人

      张景中、杨路、孙传仪、杨奇峰、李力、董尚斌  陈金灿（以上数学系）谭天荣   严仲强  王存心 王书瑶   何建鄂（以上物理系）  姚仁杰   袁植芬（以上生物系）  陈洪生（历史系）  张志华 王国乡  刘秉彝  张本吉（以上中文系）  刘佐汉（俄语系教师）  黄继忠（西语系讲师）  时荣章（西语系）  龙英华（哲学系）   朱祖勋（不明系）  刘培之  高光泰（职员）、弓清源（讲师、不明系）

      劳察九十人

      陶懋颀   任大熊   倪国熙   梁世辉  于 劭  刘巽仁  张世林  李   权  洪允楣  吴其斌   茹新民   闵均泰  贾保成  贺绍甲  罗公群  王东华  袁橹林   梁次平   何纯瑾（以上数学系）      蔡一坤  倪皖荪   赵志圣   徐祖年   章豫梅  岑超南  张戴铭    曹  澧   梁忠赵   肇恒标  沈迪克   陈成钧   李雪琴   燕遯符  王克岩   叶培松   陈德贵   邓鲁阳   王又芈  刘显声  张承孚   陈子雄   张云鄂   王克晖   敖瑞伯  黄冠涛   李港龄   钱汝明   章  鹏   张效政   孙贤义   沈志庸   顾慰君  王宁人   吴继一  顾根涛  褚宗祥  吴佶宁  郭定一   阎瑞昌   黄茂兰  徐鸿年（以上物理系）   纪增善  陆宇晖   黄  森  郑远志（以上化学系）   张鉴模   林自立  王向阳   俞庆水   刘国鼎   李世俭   刘学良   陈廷模  赵汉雄  陈心亥（以上地质系） 杜锦堂(生物系)  刘慈忠（俄语系）  段静修  孙机  张剑奇   赵明海   黄良元    张磊（以上历史系）  王文全   李思孝    郑宗钊   宗若铁   樊鸿源   钱咸生（以上中文系）  李华荣（哲学系）   （以上的红色名字不能完全肯定）

      以上受“三劳”处分的共一百二十六人。

      其中，劳改者以数学系为最多，是4人，劳察以物理系为最多，是42人，几占总数的一半。

      文革中被处死者等非正常死亡名单 共31人：

      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张锡锟、吴思慧、黄宗奇、黄立众、任宗正；

      施于力；

      刘奇弟、陈洪生  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

      敖瑞伯  贺永增 、林国策、 郑光弟、 章  鹏、孙贤义、黄茂兰、邵？？、周云霞、林生方、许世华 、卢贤军、冷辛；

      胡稼胎、吴兴华。



             处死者九人

      中文系学生林昭，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先是劳动考察，后于1970被处死，处死时被割断喉管；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54年入学，1976年被处死；

             物理系研究生吴思慧  1953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哲学系学生黄宗奇因与看管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事实上并无人身伤害发生）。其他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据王友琴提供）；

      哲学系学生黄立众(又名黄美琦)，在家乡组织《劳动党》并准备暴动，于1970年7月被军管会下令处决；

      法律系任宗正被枪杀于山西。



      被打死者1人：

      施于力在文革时被打死。



          饿死者6人

      物理系刘奇弟1960年在监狱中病饿而死.

           历史系陈洪生，1961年饿死于清河于家岭分场；

           ？系  朱祖勋，1961年3月15日饿死于清河585分场；

      物理系气象专业二年级黄思孝困难时期饿死于清河农场；

      法语系肖其中，病死於劳教所；

      生物系袁植芬，54届，58年先劳教改判死缓后饿死於狱中。



      自杀者13人

      物理系54级敖瑞伯  文革中服毒自杀于光华染织厂

            西语系贺永增  文革中自杀于北京市编译局

      物理系1955级林国策文革期间自杀

      物理系56级章鹏劳改时自杀，

      物理系56级孙贤义文革时自杀，

      物理系56级黄茂兰劳察时自杀。

           化学系1955级 郑光弟 自杀

      历史系还有学生邵？？在团河农场劳教时投湖自杀

      周云霞（女）57年12月跳楼自杀身亡。

      林生方?

      许世华  党委委员、宣传部长1966年投水自杀

      中文系卢贤军文革跳楼自杀

      中文系冷辛1958年跳江自杀



      死因不明者2人

      胡稼胎教授1960年(?)，在劳改中死去，不足70岁

      吴兴华西语系教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人的鲜血。

                                                                       （六）

      我对这次大字报运动的评价和定性是：

      “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的主旨是：探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途径；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的任务是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需要深刻的理论探讨，需要鲜明的观点，需要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想的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安危，这需要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情操，这些右派们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和情操。

      他们仰不愧于皇天，俯有情于后土，在黑暗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呼唤过光明，他们以年轻的血肉之躯，迎战黑恶势力的刀剑，什么叫可歌可泣呢！



                                             2014、3、4

      魏京生：维吾尔族、疆独、恐怖分子

      Posted: 05 Mar 2014 11:21 AM PST

      维吾尔族妇女和儿童在喀什市艾堤尕尔清真寺前的广场上（法新社图片）
      维吾尔族妇女和儿童在喀什市艾堤尕尔清真寺前的广场上（法新社图片）
      Photo:AFP
      维吾尔族、疆独和恐怖分子这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常常被混淆不清。刚刚发生的昆明恐怖袭击，几乎占据了新闻和网络媒体的半边天。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分不清这三者的关系，对老百姓的舆论给予了极其危险的引导。历史上的多数种族灭绝事件，都是在这种偏颇的舆论引导下完成的。

      维吾尔族是一个民族，他的人民和我们汉族老百姓一样，勤勤恳恳的劳作，希望和家人能过上富裕和快乐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仇视汉族人民呢？没有道理。至于说生活习惯，文化观念，但这有时还成为生活中的笑料，著名的相声小品中就有不少拿烤羊肉串儿，和咕噜咕噜的新疆口音做笑料的。要是大家都是一个模子立刻出来的，也就笑不起来，生活变得索然无味了。

      再者说，不但是不同民族，就是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甚至不同的性格之间，也会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世界上都没有两滴完全相同的水滴，何况是人呢。不管是什么人在一起要和睦相处，就要学会容忍，更高的境界是寻找别人的优点。能在不同的人之间取长补短，就不但能和睦相处，而且对自己还大大的有益。

      我很佩服老北京人。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个全世界各色人等聚居的城市，这里的人不但学会了容忍不同风俗不同文化，还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即使自己学不来，至少也加以理解，加以尊重。我当工人的时候，就有老师傅来和我说；人家雍和宫老喇嘛打的酥油茶确实味道独特，你能不能给探听一下怎么打的，咱们以后也可以时不时来一壶。我一打听还真不简单，于是作罢。

      北京人本身就来自五湖四海，甚至世界各地。他们学会了和各种不同于自己的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文化。和现在的美国文化一样，可以容忍并且学着欣赏不同文化的优点。那么现代的民族矛盾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

      再从实际的例证开始。我被关押在青海监狱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儿的干部几乎一致的歧视少数民族，而且到了可笑的地步，凡是和老藏民相关的事和物，都被认为是低级的。现在流行得出了圈的藏獒，被他们认为是低级的，一定要和内地带来的柴狗交配后的混血狗才被承认。最可笑的是坚决不承认老藏民的酥油就是西餐吃的黄油，"老藏民怎么会有那么高级的东西"。我告诉他们牦牛产的酥油实际上比一般的黄油更高级，几乎笑破了他们的肚皮，"可找到一次驳倒老魏的机会了"。

      等到他们按我的指点在西宁的西餐馆吃过一顿饭之后，才承认那确实差不多。

      我一直很奇怪，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这种歧视性的意识形态是从哪儿来的呢。 慢慢地我发现，从这些军队和警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共产党就给他们灌输从苏联人那儿学来的开拓思想。也就是把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各族人民都当作是野蛮人，包括生活在远东一带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这些人都不是人，所以才有开拓无人区的说法。

      这种民族歧视的思想灌输，一代传给一代，而且也传染给新来的移民。在当地占据上层地位的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别人不可能看不出来。于是就从民族隔阂发展成为矛盾，又从民族矛盾逐渐酝酿成为仇恨。你就是有再多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也抵消不了受歧视没有自尊的现实。也许大多数人都有或强或弱的奴性，但还是会有一大批压不服的人。和咱们汉族人一样密密组织反抗团体。这就是疆独团体的来源。

      各疆独团体在十几年前就成功召开了世界维吾尔大会。虽然各团体的观点争议很大，但还是通过了一些决议。一条就是不得伤害无辜的老百姓，远离恐怖主义；另一条就是要和新疆的各族人民一起争取独立，不搞反种族主义。这两条立刻在海外汉族人里获得了好评，新疆独立的事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其中包括在新疆的汉族人。

      曾几何时这个好的政策被打破了。被塔利班和阿拉伯石油国培训和资助的一批人越走越远，他们受到了恐怖主义的洗脑，同时接受了恐怖主义的训练。回到新疆各地发展组织，开展所谓的圣战。过去我一直不太理解恐怖主义有什么用，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懦夫战术。不敢和人正面拼杀，就躲在暗处放冷枪；捅刀子。

      直到一位疆独的领导人私下里向我询问，这种政策有没有用。我才被吓了一大跳。原来他们和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一样，希望用恐怖行动吓坏赶走当地的犹太人和汉族人，直到他们占多数了，依靠选举就可以获得独立。这的确是非常恐怖的想法；也的确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只有疯子的脑袋才会产生的想法。

      我们汉族人不要继续上共产党的民族歧视的贼船，不要助纣为虐。要分清楚普通的维族老百姓和恐怖分子的区别。不要什么问题都挂上维族人的标签。如果不分清是非，迟早要官逼民反，真的制造出民族流血冲突。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林保华：新疆问题将逐渐国际化

      Posted: 05 Mar 2014 11:15 AM PST


      000_Hkg2563973.jpg资料图片：2009年7月14日的新疆乌鲁木齐，两名维族妇女身后的街道上有军警持枪巡逻。（法新社）
      3月1日的昆明流血事件，还有许多真相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一百多名的平民伤亡是不争的事实，这是非常不幸的种族冲突事件。无论如何，把仇恨发泄到平民身上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暴力行为；但是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更是必须受到谴责，正是中共几十年来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才导致这次的惨案。可以说，这次事件的不幸受难者，正是中共多年来错误的新疆政策的代罪羔羊。

      中共上下习惯把新疆发生的一些冲突事件定性为"分裂势力"、"恐怖袭击"，这种懒汉思维与推卸责任，甚至是为骗取更多维稳经费的做法，终于结出恶果，那就是把更多的维吾尔人推向暴力袭击与分裂主义。

      过去两年的大冲突，主要还是与公安及官员的冲突，但是维吾尔人死伤惨重，大批被抓，因为他们的武器只有大刀这种冷兵器，而公安人员与武警却几乎武装到牙齿。估计那些被迫反抗中共统治，以及家人受害寻求报复的维吾尔人，转而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了。去年10月在天安门发生冲撞游客事件已经出现端倪，然而中共没有公布事件真相，毫无反省之心，才继而发生这次昆明事件。

      不论天安门的冲撞事件与昆明事件，也反映有维吾尔人想藉此引发国际关注，以解决维吾尔人面临的困境。也的确，国际媒体增加了对事件的关注，这次的灾难，更引发西方大国对暴力行为的谴责，他们包括了美国、法国与日本。俄罗斯因为有车臣的前车之鉴也出来谴责。

      然而国际关注也必然带来国际干预，因为这些冲突不是无缘无故的发生，而是与中共长期践踏人权有关。因此中国在短期内可以藉此转移民众视线，并且煽动民族主义与大汉族主义，但是长远来看，对中共并非有利。

      我们只要注意到，在中亚西亚有维吾尔人同族的土耳其人，以及接近维吾尔族的中亚其它族裔，有与维吾尔人同一个宗教信仰的中东国家，他们怎样看待这个事件？虽然中共已经极力用金钱拉拢土耳其，并且早早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来建立防火墙。但是中共不是认为"血浓于水"是最有粘合力的吗？他们怎么可能与中共这个异教徒长期粘合在一起而放弃自己要被灭绝的兄弟？

      最近出版的2-3月号的《动向》杂志，有一篇分析中国能源的文章讲到新疆的能源问题。分析了作为西部大开发中最重要的"西气东输"，除了是新疆的能源外，还包括经过新疆东输的其它中亚国家的能源，它们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他们供应中国的能源超过新疆本身的供应，因此中国非常担心颜色革命带来的"中亚之春"。因为如果供应线被切断，上海将立刻被"卡死"。而根据中共的报导，近来已经有"恐怖分子"在边境线活动。

      这篇文章还有令人注意的一段说："新疆内部局势不稳不只是像北京当局所言是宗教极端力为害的结果，其中'中亚之春'潜势暗中影响之大，是体制内任何一个研究机构都不敢（也不能）涉及的。北京地方政治警察与乌鲁木齐的同行，先后指称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维族教师犯下'分裂国家'罪行，实则与'中亚之春'的待发之势关系密切。"这位维族教师应该就是今年1月在家中被捕的伊力哈木。

      新疆的煤藏量占全中国的四成，一吨煤制气需要消耗八吨水，且不说这将对新疆未来的环保生态带来严重影响而激化维汉矛盾，也因为中国已经拦截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水量流到俄罗斯，引发俄罗斯的不满，也因而推迟输送给中国的天然气。

      根据这个分析，中共所担心的新疆问题的国际化，中亚国家的态度，恐怕比起只是嘴上说说的美国更可怕，尤其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地缘政治将会出现许多变数。这将关系到中国的生存，因此中共那种依靠暴力镇压的简单粗暴思维，将把中国引向险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唯色博客：王力雄在昆明事件后发的推特（并译英文）

      Posted: 04 Mar 2014 11:20 PM PST

      王力雄著《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写作历时近九年，2007年10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




      有人问我关于昆明事件的看法，我觉得已经没有多少可说。问题不在事件本身，在事件后面。那其实很早就在发生。我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中，该说的都说了。在这里陆续做些摘录，当做回答。

      什么是“新疆”？最直接的解释是“新的疆土”。但是对维吾尔人，那片土地怎么会是他们“新的疆土”，明明是他们的家园，是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呀！只有对占领者才是“新的疆土”。维吾尔人不愿意听到这个地名，那是帝国扩张的宣示，是殖民者的炫耀，同时是当地民族屈辱与不幸的见证。

      新疆——即使对中国也是个尴尬地名。既然各种场合都宣称那里自古属于中国，为什么又会叫做“新的疆土”？御用学者绞尽脑汁，把“新疆”解释成左宗棠所说“故土新归”，却实在牵强，那明明应该叫“故疆”才对，怎么可能叫“新疆”呢？

      有位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儿童每晚把当局规定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做出如此举动呢…的确，从孩子身上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就成了全民同仇敌忾。

      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这一点。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在我看来，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虽然表现上不似巴勒斯坦那样外在，但在民族内心中却不断发展。

      新疆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却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

      新疆当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军阀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计程车司机看见我手拿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的敬佩，夸赞“那时的政策才好”。

      继续沿着今日中共的道路加深新疆民族关系敌对，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失掉转回良性互动的可能，唯有恶性循环，矛盾不断激化，把双方越推越远。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古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家园还被敌人占领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汉族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日他们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但是一谈到新疆问题，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不动声色。

      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改变政治，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是可以在一起共建新社会。而若少数民族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会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这对中国的政治转型会非常不利，因为改变政治制度不仅不会使少数民族留下，反而会借转型期的国家控制力衰弱追求独立。

      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场面—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然而平衡不会无限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地架高，总会有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架得越高，垮得越狠。

      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传承被割断，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边缘，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饮鸩止渴。

      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更为深入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诡诈却单薄，只能以应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人文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新疆历史上出现过两次“东土耳其斯坦国”，但上个世纪的中国也出现过各种旗号的割据，包括共产党也曾建立过“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导致中国分裂不断。事实上新疆问题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几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疆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

      中共曾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七号文件”  ，其中一个关键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话在句式上模仿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国际关系转向民族关系，成为中共在新疆实行强硬路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为什么镇压加强了，恐怖活动反而增加呢？这种恐怖活动和镇压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一些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可能正是被“预期”造就的。北京没有思索最重要的问题，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早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缘和故到底是什么？

      “七号文件”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样一种逻辑的结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让他们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

      汉族理所当然成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被推倒敌对一方。少数恐怖分子并不是最大问题，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从整体上成为敌对，才是新疆最大的危险所在。

      以发展经济稳定新疆的思路，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

      北京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当地民族反问却是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第一号工程的“西气东输”，就是开采新疆天然气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质疑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没有理由。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都免不了会被贴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占近四成的新疆汉人掌控了大部分新疆的权力、经济和知识资源，他们有足够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新疆经济依赖中国内地，仅一个汉语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劣势。今天在新疆找工作，不会汉语往往是被淘汰的第一理由。高层次的职位大部分都被汉人占据。

      新疆失业严重，当地民族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汉族人还可以去内地打工，当地人只能在家。我在新疆旅行时，常能看到到处是当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打闹。看着那种情景不由得产生一种恐惧，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精力升华释放，同时不断积累仇恨，未来会发生什么危险实在很难预料。

      一位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小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99％是汉族，99％是公费！”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地民族，那里几乎跟中国内地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是汉语。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评估新疆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政权的路线走下去，无疑越走越近。

      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视为从神圣的天山流下，穆斯林又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还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不洁的，王震又是异教徒刽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等于弄脏了所有穆斯林的水。

      治理新疆这么多年的当局颟顸到如此程度，为了满足王震的愿望，一千多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必须让位，而且还大肆宣传。新疆穆斯林对此的确没办法，水还得照样喝。但是一千多万穆斯林每次喝水时，眼前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随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让清真寺开办教授古兰经的学校，但是宗教怎么可能不传教？不让在新疆办学，学经者就会去巴基斯坦、阿富汗……最终可能被训练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古兰经的学习，还有圣战思想与恐怖主义训练，最终再返回新疆从事恐怖活动，为新疆争取传教自由。

      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没有真正领会。今日当权者甚至为此得意，维吾尔人敢流露一丝不满，立刻就会遭到迎头痛击。

      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也被同时消灭掉。那不是真地消灭了矛盾，只是压抑和加深了矛盾，并且积累起来，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引发，从无声中响起惊雷。

      如果新疆汉人比例小，只要有发生动乱的风吹草动，势单力孤的汉人就会往中国内地撤；反之，如果汉人移民数倍于当地民族，占有绝对优势，则会使当地民族比较谨慎，不会轻易起事。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就是目前这种汉人与当地民族势均力敌的状况。

      汉人数量上是新疆第二大民族，相当一部分在新疆扎了根，甚至在新疆生活了几代，他们在内地一无所有，因此会把新疆当作自己的家园来保卫…这决定了新疆汉人在面对民族冲突时，不会采取克制和退让姿态，而是利用所掌握的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以及背后大中国的支援，与当地民族进行战争。

      虽然新疆汉人总数比当地穆斯林人口少（二者比例约为7:10），控制的资源却要多得多。尤其新疆驻军几乎全是汉人。所以即使中国内地陷入混乱，一时不能西顾，仅靠新疆汉人自己也不会手软，甚至可能对“分裂主义势力”主动出击。

      当维吾尔人打起脱离汉人统治的圣战，其他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投入呢？东土人士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在世界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听他们如数家珍地谈论新疆地缘政治、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常为他们的广阔视野感叹不已，自愧不如。

      那时新疆会同时出现有组织的起事和无组织的闹事、有准备的军事行动和盲目发泄的恐怖袭击，几十万海外维吾尔人会参与，国际穆斯林势力也会介入，汇合在一起，冲突必定愈演愈烈。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而仇恨一旦被调动是无止境的，仇杀一旦疯狂，残酷程度难以想象。

      当年波黑战争很多情况，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资源比例，塞族与大塞尔维亚的关系，国际社会对穆族的态度等，都和新疆维汉状况相象。还有波黑的克罗地亚和新疆哈萨克。波黑人口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那场战争足以成为前车之鉴，也是强烈的提醒—新疆会不会在未来变成一个三倍大的新波黑？

      一位新疆的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此书译成 My West China,Your East Turkestan 正是我的原意，当年曾为此与出版社争论，出版社坚持译成 My West Land,Your East Country，可能是怕敏感吧，虽然出版社在台湾。

      Excerpts from “My West China, Your East Turkestan” — My View on the Kunming Incident

      By Wang Lixiong, published March 3, 2014


      (On the evening of March 1, 2014, several knife-wielding men and at least one woman killed 33 and injured more than 140 in the train station in the southwestern city of Kunm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lame Uighur separatists for the terrorist attack. — Editor)

      People asked how I look at the Kunming incident. I don’t feel I have much more to say. The issue lies not in the incident itself but beyond it, and it has been long in the making. I have said everything in my book My West China; Your East Turkestan (《我的西域; 你的东土》) published in 2007.  I offer the following excerpts from the book to serve as my answer:

      What is “Xinjiang?” Its most straightforward meaning is “new territory.” But for the Uighurs, how could the land possibly be their “new territory” when it has been their home and their ancestors’ home for generations. It is only a new territory for the occupiers.

      The Uighurs don’t like to hear the name “Xinjiang” because it is itself a proclamation of an empire’s expansion, the bragging of the colonists, and a testimon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humiliation and misfortune.

      Even for China, the name “New Territory” is awkward. Everywhere and on every occasion, China claims that Xinjiang has belonged to China ever since ancient times, but why is it called the “new territory?” The government-employed scholars racked their brain, insisting that “new territory” is the “new” in the phrase “the new return of old territories” by Zuo Zongtang’s (左宗棠, best known as General Tsao who led the campaign to reclaim Xinjiang in 1875-1876).  This is far-fetched, because in that case, shouldn’t it be called the “old territory”?

      I will never forget a scene once described by a foreign journalist in which, every evening, a seven-year-old Uighur boy unhoisted the Chinese flag, whic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quired them to fly during the day, and trampled it underfoot. What hatred would make a child do that? Indeed, from children, one can measure most accurately the level of ethnic tension. If even children are taking part in it, then it is a united and unanimous hostility.

      That’s why, in Palestinian scenes of violence, we always see children in the midst. I use the term “Palestinization” to describe the full mobilization of a people and the full extent of its hatred. To me, Xinjiang is Palestinizing. It has not boiled to the surface as much, but it has been fermenting in the hear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regarded Sheng Shicai (盛世才) , the Han (Chinese) war lord who ruled Xinjiang during the 1930s and 1940s, as an executioner, and they call Wang Lequan (王乐泉), the CCP secretary who carried out heavy-handed policies in Xinjiang, Wang Shicai. But when, in Urumqi, the Han taxi driver saw I was holding a copy of Sheng Shicai, the Lord of the Outer Frontiers, a book I had just bought from a bookstore, he immediately enthused about Sheng. “The policies at his time were truly good,” he exalted.

      CCP’s policies in Xinjiang today have been escalating the ethnic tension. Continuing on that path, it will not take long to reach the point of no return where all opportunities for healthy interaction will be lost, and a vicious cycle pushes the two sides farther and farther apart. Once reaching that point of no return, Xinjiang will likely become the next Middle East or Chechnya.

      Once, I asked a Uighur youth whether he wanted to make a pilgrimage to Mecca. He said he wanted badly, but he cannot go now because the Koran teaches him that, when your homeland is still under occupation, you cannot make pilgrimages to Mecca. He stopped short there, but the idea was clear. To fulfill his wish, he will fight to drive the Hans out of his homeland.

      However, I am more shocked by Han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some elites at the top. On any normal day, they appear to be open-minded, reasonable, and supportive of reform, but as soon as we touches the topic of Xinjiang, the word “kill” streams out of their mouths with such facility. If genocide can keep Xinjiang under China’s sovereignty, I think it is possibl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stay composed and quiet if millions of Uighurs are killed.

      If the oppression is political oppression, once the political system changes, the oppression will be lifted, and I suppose all ethnicities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live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new society. But if the minorities believe that the oppression comes from the Han people, then political chang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fundamentally. The only option will be independence.

      This is a factor working against China’s political transition, because, instead of helping keep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political change will weaken the Chinese control,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ill seek independence.

      As an observer of the CCP’s power operation, I often see in my mind’s eye a scene you would see in Chinese acrobatics: one chair stacks on another, another and another, with the performer turning upside down one moment and swiveling around the next on top of them. Today, the CCP’s acrobatic skills have also reached such virtuoso levels, stacking chairs to an incredible height. However, the balance will not last forever, and the chairs cannot be stacked to an indefinite height. There will be a moment when all chairs will tumble down. The taller the chairs have been stacked, the harder they will collapse.

      Over the CCP’s rule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humanistic tradition has been cut off, education of humanities has been marginalized and has become insignificant. Even the new generation of bureaucrats, who are considered to have received a good education, are mere technocrats who have knowledge but no soul and who worship power and look down on the poor and the weak. They rely on nothing else but the power system and the art of power struggle; they are good at nothing but using such administrative power as a means of suppression. They churn out phrases like “step up,” “strike hard,” “punish severely” every time they talk. It seems to work for the moment, but it is drinking poison to quench the thirst.

      In the absence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the power group has no capacity to face deeper areas of culture, history, faith, and philosophy. Their solutions tend to be wretched and simplistic, calming down disruptive incidents like a fire engine darting out to distinguish a fire. But the ethnic problem is precisely a humanistic issue and the correct way of solving it is only attainable through a humanistic approach. Looking ahead, it is hard to expect the CCP to make any breakthroughs, because the revival of humanistic values cannot be done in a snap.

      Throughout its history, Xinjiang was twice “East Turkestan” (once in 1933 and another time in 1944).  But China in the last century also saw various separatist rules, including the Communist Party’s “Soviet Republic,” resulting in China’s continuous division. In fact, the escalation of the Xinjiang problem almost coincided with Beijing’s “anti-separatism struggle” in Xinjiang. Therefore,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Xinjiang issue to a large extent i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2000, the CCP issued Document No. 7 with regard to the Xinjiang issue. This is how it described what is at issue: “The principal danger to Xinjiang’s stability is the separatist force and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The syntax resembles Mao Zedong’s edict about Xinjiang [in 1962 when China and USSR turned from “brothers” to enemies]: “the principal danger in Xinjiang comes from the Soviet Union’s modern revisionism.” The difference is the focus has turned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ethnic relations. And this document has since become the CCP’s guidelines and policy foundation for carrying out hardline approaches in Xinjiang.

      The crackdown has been strengthened, but terrorist activities have picked up. Why?  Is there a cause-and-eff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terrorist groups and activities are the creations of the CCP’s “prophecies.” The CCP’s own creator Mao Zedong said long ago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hate without a reason,” but Beijing has not pause to consider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What are the reasons and causes of ethnic hatred in Xinjiang?

      When Document No. 7 insists that “the principal danger to Xinjiang’s stability is the separatist force and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it separates the Han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living in Xinjiang into two groups, pitting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because both the “separatist force” and the “illegal religious activities” are aiming a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Naturally, Beijing has been relying on the Hans living in Xinjiang to carry out it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become groups on whom watchful eyes must be kept. Consequently, all the “prophecies” are being self-fulfilled: The Hans are vigilant towar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eventually will be driven to the opposite side. A small number of terrorists are not a big problem; the biggest danger is whe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Xinjiang as a whole turn against Beijing.

      With the idea of stabilizing Xinjiang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asic mistake i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ethnic issue is not economic but political. To begin with, it is upside down to solve a political problem with economical solutions, and how do you expect to solve the ethnic problem when high-strung political suppression continues to ratchet up?

      Beijing likes to flaunt how much money it has given Xinjiang, bu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re asking: How much oil have you siphoned away from Xinjiang? The Number One project in China’s “Grand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is “the transportation of natural gas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The Xinjiang residents have legitimate reasons to question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is in fact a plunder of the west. As long as the hostility exists and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distrust each other,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can be labeled as colonialism.

      Hans are 40% of the Xinjiang population but they have controlled most of the power and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 Xinjiang. They are positioned to grab more benefit tha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any given new wealth distribution or new opportunities. Xinjiang’s economy depends on the interior of China. The use of Mandarin alone puts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t a disadvantage. Today,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job in Xinjiang but don’t speak Mandarin, you will be dismissed right away. High-level positions are mostly held by the Hans.

      Unemployment in Xinjiang is severe. Young people often can’t find a job. Han residents can go to the interior to work, but the indigenous people can only stay home. When I travelled in Xinjiang, I saw ethnic youth loitering together chatting or carousing. Scenes like that always troubled me because, what would the future hold if so many young people are idling, having no place to make better use of their energy, while hatred keeps growing?

      A Uighur friend told me, “Look, 99% of diners in these little restaurants are Uighurs and 99% of them are paying from their own pockets. But 99% of the customers in big restaurants are Hans, and 99% of them are paying bills with public money!” The discont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first and foremost came from such visual and straightforward contrasts. Indeed, in expensive venues in Xinjiang, there were hardly any ethnic people. There, it felt just like China’s interior with Hans all around speaking Chinese.

      As with any changing circumstances, there is a tipping point. Before reaching that point, there might be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once past the tipping point, the situation will be similar to the kind of ethnic war between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Israelis that has no solution and no end in sight. I cannot estimate how far we are from that tipping point, but following the path the current regime is walking on, we are fast approaching it.

      The CCP seems to believe that, with the grip on power, they can do anything they want without having to care about the feeling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 typical example is that they sprinkled Wang Zhen (王震)’s ashes in the Heavenly Mountains. (Wang Zhen was one of the eight “lords” of the CCP and the first party secretary in Xinjiang.) For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ll water comes from the sacred Heavenly Mountains (天山). The Muslims have particular concepts of being clean, not just tangibly but also intangibly. Ashes are not clean; on top of that, Wang Zhen was a heretic and a murderer, and to spread his ashes was to foul all of the water for Muslims.

      Having ruled Xinjiang for deca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mpertinence was such that, to satisfy Wang Zhen’s wish, the will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Muslims living in Xinjiang must be cast aside and the event must be broadcast loudly. Indeed, Xinjiang Muslims coul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and still had to drink water. But you can imagine every time a Xinjiang Muslim drinks water, how he or she would be irritated by the idea of uncleanness, and how they would think that, if Xinjiang is independent, such a thing w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The mosques are not allowed to run schools to teach the Koran. But how can you prohibit a religion from preaching its beliefs? When the students cannot study Koran in Xinjiang, they will have to go to Pakistan, Afghanistan … in the end some of them will be turned into Talibans and get Jihad indoctrination and terrorist training. Finally they will return to Xinjiang to engage in terrorism and fight for the freedom of spreading the Islam.

      When people petition, protest, even provoke disturbances, it means they still harbor hopes for solutions. When they cease to say or do anything, it is not stability; it is despair. Deng Xiaping was right when he said,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s when the people are stone quiet.” Unfortunately none of his successors really understood him. Today the rulers are rather complacent about the general silence. Any expression of resistance by the Uighurs will be met with head-on blows.

      Eliminating conflicts “at the germinating stage” isn’t a good way to deal with conflicts, because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 doesn’t manifest itself in that early stage, while many positive factors can also be eliminated. That’s not really eliminating the friction, but suppresses it or rubs it in deeper. It will pile up and there will be a day when it will be triggered unexpectedly: out of silence thunders crashes down.

      If the percentage of Hans in Xinjiang are small, they would retreat to the interior as soon as there are signs of unrest. Conversely, if the Han immigrants outnumber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ith even more advantages than numbers, the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ould shun rashness. But now is a time when conflict is mostly likely because the Han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re closely equally numbered.

      Han is the second largest ethnic group in Xinjiang.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m have long put down roots in Xinjiang, and some have lived in Xinjiang for generations already. They don’t have anything in the interior, and they will defend Xinjiang as they would their homeland. This means that, when Hans in Xinjiang are faced with ethnic conflict, they are unlikely to exercise restraint. Instead, they would use the weapons, the fortunes, the technology and the leadership positions they have at their command to figh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ith the help of the great China behind them.

      When the Uighurs begin a Jihad against the Chinese rule, will other Muslims join their cause, such as the Caucasians, the Afghans, and rich Arabs? The separatists know very well that they can’t confront China by themselves, so they have always put their cause in the larger picture of the world. I have heard them talking about Xinjiang’s geopolitics, the world of Islam,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 was surprised by their wide visions.

      When the time comes, Xinjiang will simultaneously have organized unrest and random disruptions, prepared armed actions and improvised terror attacks. Overseas Uighurs will get involved, and international Muslims will also intervene. In a convergence like that, the conflict will inevitably escalate. It will not be easy for the Hans to put Xinjiang under control, but on the other hand, once hatred is being mobilized, it will see no end, and the killing will be imaginably frantic and ruthless.

      In Xinjiang, an Uzbek professor told me that China is bound to slip into chaos in the future, and the day China democratizes will be the day when Xinjiang will be in a blood bath. Every time he thinks about it, he said, he is scared, and he must send his children abroad, away from Xinjiang.


      王力雄Wang Lixiong (王力雄) is a Beijing-based Chinese writer best known for his political prophecy fiction, Yellow Peril, and for his writings on Tibet and China’s western region of Xinjiang. Wang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outspoken dissidents, democracy advocates in China. Between 1980 and 2007 when this book was finished, he made nine trips to Xinjiang and his travels brought him to every part of the region. While traveling in Xinjiang in 1999, he was briefly detained by the Chinese secret police for suspicion of collecting classified information. But his prison time in unexpected ways helped the writing of this book. Wikipedia (in English) has a list of Mr. Wang Lixiong’s works.

      Read the complete book My West China; Your East Turkestan her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y China Change)

      茨仁唯色：藏人的呼声终将被世界听见

      Posted: 04 Mar 2014 07:58 PM PST

      茨仁唯色，藏族诗人、记者、博客作者，与王力雄合著《来自图伯特的声音：唯色、王力雄随笔、报道选》。

      2014年03月05日
      2009年2月27日，正值西藏新年第三天，24岁的僧人扎白走出阿坝尔登寺院，当街自焚，成为西藏境内自焚运动的第一人。
      那年的新年，西藏各地多数藏人是以静默纪念的方式度过的，以纪念2008年三军警镇压下的遇难者。有四人被判死刑，逾千藏人遭扣押，无数人迄今下落不明。
      扎白在自焚前写下遗书：如果当局禁止为亡者举行祈福的法会，那么他会自焚。当一场纪念遇难者的祈祷法会被当局强行取消，扎白履行了诺言。
      从扎白自焚开始，我记录下每一位自焚者的情况，发布于我的博客。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后来会有这么多藏人以身浴火，以致一种新的抗议形式正在出现。这几年来，我的记录常常追不上一个个生命被烈火燃烧的速度。至今，共有131位自焚者，其中只有少数跟扎白一样倖存，但数目无法核对，因为他们皆被当局扣押，全无音讯。
      在西藏的历史上，尤其在其当代史上，从未有如此众多的遍及城镇与乡村的藏人焚身明志。事实上，藏人的自焚是2008年3月遍及全藏的群体抗议的延续。那次抗议显示了占领西藏长达六十多年的中国政府仍未赢得西藏民心，藏人仍在反对中国的统治。而中国政府的反应，照样还是暴力镇压，而对藏人的要求――如民族平等，让流亡逾半世纪的达赖喇嘛回国――置若罔闻。
      不理解藏人处境的把自焚看成自杀。但死的方法很多，为何要让身体的每个细胞被烈火逐一烧焦？理解的关键恰在于此：自焚者就是要以常人无法承受的极端痛苦，去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一度藏人曾前仆后继地在公共场合进行个体抗议――喊口号，撒传单，不怕军警毒打和入狱，问题在于那种个体抗议完全无人知晓，换来的只是毫无声息的人间蒸发。自2008年3月镇压之后，藏地如被占领的战场，关卡重重，工事林立，抗议再也无法形成群体规模。
      只要藏人还有进行群体抗议的可能性，哪怕是面对镇压，就不会、也不需要采取自焚的方式。这出于绝望的行为就如在2012年10月4日在那曲县自焚牺牲的网络作家古珠所说"要把和平斗争更加激烈化"。
      在监控严密的藏地，无从知悉藏人对自焚的舆论。他们均须听命中央施令――五星红旗必须高挂，尊者达赖喇嘛的肖像只能消失。但我深知藏人都把自焚者视为民族的英雄儿女，在许多藏人家里，都供奉着自焚者的一张张照片。
      自焚在2012年11月达到最高峰。那正是中共十八大召开之月，将产生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一个月自焚28人，充分说明了自焚者期望促使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改变西藏政策。
      可惜自焚藏人的希望是徒然。事实证明中共新领导人在他们上台就开展"反自焚斗争"，对自焚者家人、亲属、所在乡村及寺院等进行连坐，予以严惩，并课以重金罚款，甚至不准自焚者亲属去拉萨朝圣；目前已有数百藏人为此遭到拘捕和判刑。
      的确今天自焚减少了很多。中国当局可能会得意占上风，但言之过早。
      中国着名作家鲁迅有一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今天的西藏变成无声处，惊雷必会在明天震动雪域高原乃至整个世界。

      ――纽约时报，网友推荐

      高新：关进笼子的“老虎”为何迟迟还不示众？

      Posted: 04 Mar 2014 07:44 PM PST

      进入每年一度的“两会”期以来，借机生事的疆独极端势力制造的昆明血案被海内外强烈关注了不过三两天时间，中外媒体的中国政局关注热点就又回到了周永康身上，因为自诩为“官媒前卫”，不久前还在号召中国人民“应该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认为只需要“把腐败控制在民众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的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直接点出了周永康的大名。该报评论员单仁平在其最新一篇评论文章中对“提敏感问题为何是境外记者的‘特权’”的强烈不满似乎已经是忍无可忍。其文章中说：在3月1日全国政协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南华早报》的记者提到周永康的名字。该记者问：外界有很多关于周永康的报道，不知道政协有何回应?问题引来场内笑声。之后发言人说：“我和你一样，在个别媒体上得到一些信息。”他接着说，“无论什么人无论官职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厉惩处。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场内又笑。

      关于周永康的传闻，大概已经充斥了中国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媒体上关于“神秘商人”周滨违法经商的报道也已经非常公开，此外四川省、中石油和政法系统部分高官前一段落马，媒体做了“意味深长”的解读。但周永康的名字备受揣测后在中国媒体上第一次提及，借的是昨天政协记者会机会，提出者则是一名中国大陆之外的媒体人。

      调查显然还没结束，可以用来对外宣布的结论大概也还没有，所以尽管中国市场化媒体纷纷抡圆了胳膊打擦边球，但官方就是不接招，那个关键的名字就是没人提，媒体上演了罕见的“旁敲侧击”和“影射”战术，以致“该懂的人全看懂了”，但就是不破题。

      官方有什么不对吗?涉及那么高的前官员，必然要经历一个调查过程，能不谨慎吗?在媒体上把一个人的名字点出来，这在中国与在西方的含义很不一样。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性，那么做不会被鼓励。

      然而完全不在媒体上提他的名字，做得到吗?如今看也不行了。两会每天都有公开的记者会，它们可都是现场直播的，即使中国大陆记者克制了，来自境外的记者会客气吗?后者当然要充分行使他们的“特权”，专问大陆记者“无法问”的问题。

      单仁平在其文章中痛心疾首地说：人说两会的记者会“好看”，就“好看”在境外记者的“胡乱问”上。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挑衅当然招人讨厌，但他们有时能突破一些中国国内的“禁忌”。

      这一来，两会让中国公众看到了国内记者在境外同行面前的“弱势”，展示了境外特别是西方记者的“强势”和“客观”。中国国内记者问的问题相对“容易回答”，外部记者的问题更富于挑战，因此对普通中国公众来说，后者“更像记者”。这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困局。中国针对敏感问题的现行做法有着强大的国内真实理由，几乎“不这么做不行”。这么做在维护一件件具体事情顺利的同时，却伤及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这种公信力对国家的长远利益是多么重要......

      通观全文，这位环球时报的评论员的出发点是在对境内媒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且他文章中关于”周永康的名字备受揣测后在中国媒体上第一次提及，借的是昨天政协记者会机会，提出者则是一名中国大陆之外的媒体人“的说法也欠准确，因为在此之前不但已经有境内媒体点出过不法商人周滨他爹是周永康这一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都一定知晓的事实，而且借河南副省长被抓的新闻被公布之机点出他是周永康前秘书的关键履历，但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无论是“爱国”还是“反共”的所有媒体们，只要是关注到单仁平这篇文章者，无一不认为单仁平在此时此刻抛出此文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代表官方宣布周永康已经可以被“直呼其名”。

      笔者十分怀疑单仁平和它（环球时报三人写作小组）的环球时报能够“通天”通到随时被习近平至少也是刘云山直接授意“你们应该如何为文”的地步，但也不能否认它和它的环球时报可能会享有其他所有二级官媒为之馋水直流的“小灶”待遇，随时从中宣部或者外宣办得到一些直接的、可靠的内部消息。所以单仁平这篇评论文章中的“调查显然还没结束，可以用来对外宣布的结论大概也还没有”一句或许是确有“出处”。

      外界已经看到，自政协委员们开始报道至今的三五天时间里，被允许到会采访的境内外记者们对周永康问题的热衷几近疯狂，抓到刚刚才从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职务上卸任的崔海容赶紧问一句“周永康案会否很快公布”应该算是问对了人;逮到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之孙朱和平也把关注点引到周永康身上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与习近平都是“中南海的红孩子”出身，敏感信息肯定比一般的政协委员们知道得多。但连党外人士、京剧大师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委员都被香港记者们追问“‘懂不懂”周永康的事情，就真的是令人涕笑皆非了。

      更有点好玩儿的事，在被迫回答“关于周永康”的问题时，常委一级的政协人士里话里话外显得较为严谨、不失为“专业”水平的恰恰不是象崔海容这样的“法”界人士或者象朱和平这样的“知情”人士，而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从2008年连续当选两届政协常委的葛剑雄。他在接受香港媒体凤凰网的采访时说：我断定前常委中间有人出事了，我有确切的根据，而且是公开发表的，那就是习近平等去看望老同志的报道。新闻其实是可以做比较的。去年的这条消息我看的很仔细，而且我数了被“看望”的有多少人，数下来133个。这次就变成了“江泽民、胡锦涛等老同志”，那就说明什么？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国作为新闻的报道应该是有惯例，我们这个年纪就想起历史上一件事，林彪出问题。林彪是9月份出的事，到了当年国庆，还没有正式公布这个消息，当时外国都要打电报来祝贺中国的国庆，照理这个抬头是毛泽东主席，然后是林彪副主席。结果出现了个奇怪事情，就是这一年报上所登的所有的来电都是没有抬头的，上来就是正文。这是为了避免再出现“林彪”这两个字的尴尬。

      据此，这葛老先生断定周永康肯定已经“出事”的同时也认为“周永康也好，其他人也好，审查就审查，结论是不能随便讲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媒体、公众关心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一段时间里面，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时候，不公布也是正常的。”

      至于周永康案拖至今日仍不能示众除了“调查尚为结束”是否还更有其他——比如“结论”难以拿捏、是否一步到位......什么的，会在下篇文章《周老老虎与薄大老虎的同与不同》里继续分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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