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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8, 2015, 6:57:03 AM4/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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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pr 2015 11:14 PM PDT 我一直在寻找《日瓦戈医生》令我长久迷恋的原因。二十五年前在长沙监狱，第一次读到这部苏俄文学，我心中的悸动难以形容。仿佛看到俄罗斯旷野上的皑皑白雪和蔷薇色的天空，闻到黄昏树林下柔情的气息，那种美感唤醒人最纯粹的本性。二十多年过去，个人的很多爱好都已经改变，但我对这部小说的着迷却至今不减，以致我不得不沉静下来，花一点心思，去理性地探究这部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 ◎ 经典对人心的激荡与拓宽 与躺在沙发上舒服读书的人们不同，我是在狱中与这本书相逢。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囚徒处境，反而让我更能心无旁骛地敞开心灵，进入帕斯捷尔纳克所描绘的世界。此时的我不是一个普通的阅读者和欣赏者，而仿佛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人，和幼年丧母的日瓦戈一起成长，一起去经历那个动荡的时代，承受生活漩涡里的苦与乐，以及那如诉如泣的旷世之爱。  就像干渴的人在沙漠里遇到一个美丽的水井，因为这本经典之作，我觉得自己的心灵空前地滋润、激荡与开阔起来。苏珊·桑塔格曾经这样谈文学的目的，说"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对于心灵来说是一次成长。它拓宽了你对人类可能性的感性认识，拓宽了你对人性的认识，拓宽了你对世界的认识。它是内在灵性的创建者。" 原来，即使是在现实中挫败崩溃的人生，仍然可以是那样忧伤而鲜亮。原来，即使在生活的恐怖与污秽之中，人也可以变得更加纯洁而珍重。因为心灵的醒悟，狱中的孤独与焦虑不再是我难以承受的了。在冷硬无情的环境里，与书中那些自尊而优美、睿智而高贵的俄罗斯人为伍，能重新找回生命的感触和温度。 我因此明白了文学经典对于人的意义：自我援救。现实主义经典不会遮掩现实的丑陋与残忍，不会将世界描绘得一团光辉，让我们产生摘取天堂玫瑰的幻觉与想象，而是告诉我们，人可以用另一种眼光去观察这个并不善待我们的世界。经典当然要描绘生活本来的样子，但也像契诃夫所说的："你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你心醉。" ◎ 语言光亮战胜极权下的恐惧 人的生命充满了恐惧，因此才需要宗教，帮助人们觉悟生死，解脱恐惧。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在人间制造了巨大的恐惧感，宗教缺席的时候，文学经典发挥了它的另一个功能：帮助人们战胜恐惧。我常常记得，当年自己是怎样默诵着李清照的诗句走上法庭的。 在《日瓦戈医生》产生的时代，苏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铁腕之中，少有不被所谓的"革命"所摧毁的。当时的作家、艺术家，不是从肉体上被消灭，就是变成果戈理笔下的"死魂灵"。苏共专制所制造的恐怖，可以让那个民族自认高贵的人低下头颅，成为一片片行尸走肉。 暴风雪肆虐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依然沉静地宣称："某些东西是不会被革命所摧毁的。" 是什么东西，令帕斯捷尔纳克深信不会被革命的恐惧所摧毁呢？文学家打败恐惧，不能靠神灵的帮助，而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技艺——具有魔力的语言。他们用丰富生动的语言深刻表达现实生活，让极权制造的黑暗在语言灿烂的光芒下无处逃循。语言即家园，借助语言，那不可摧毁之精神——蕴含博爱、尊严、虔诚、崇高和怜悯的俄罗斯精神，得以完美地呈现。 那些俄罗斯文学天才，身上带着的唯一护身符就是语言。对每一次杀戮，每一次监禁或流放，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作家朋友都以诗歌作为回答。前夫被杀、儿子被囚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写下了抚慰大地的《安魂曲》，曼德尔施塔姆写出了控诉斯大林的无题诗。 而帕斯捷尔纳克更以语言为材料，去描绘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内容，对抗时代的恐惧与荒谬。他的《日瓦戈医生》描写俄国革命和内战所带来的残酷和恐怖，描述理想主义是如何被布尔什维克等所摧毁。在横跨俄国的旅程中，主人公经历了动乱时代的一切，目睹食人、分尸、和其他无辜平民所遭受的恐怖事件，还失去了他一生的挚爱——美丽的拉拉。 尽管这些作家都为自己的语言遭受了迫害，但他们表现了真正的作家本能——对自己所置身的时代的不公正，发出声音并提出质疑。尽管他们精湛动人的语言并没有能拯救一个崩塌的社会，但就如契诃夫所指出的："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是艺术家必须承担的。"其语言和问题具有一种沉痛的见证力量。 ◎ 爱情使他们获得温柔与救赎 出生于俄国的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谈到《日瓦戈医生》时，赞赏书中的爱情描写无与伦比。在比较了法国、英国和其他俄罗斯作家笔下的爱情之后，柏林指出：帕斯捷尔纳克所描绘的爱情与众不同，是一种"充满激情、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把世间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 那其实只是一段时间不长的婚外情，但几乎所有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发现那种爱情里有一种庄严之美。可是，即使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好友，柏林也没能解释那种绝世之美产生的根源。人们似乎只能沉迷于那种无法抗拒的美感之中，而难以理解，如此绚烂的爱情何以产生于那样黑暗的时代？ 在笔者看来，这里面包含着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平凡作家所描写的爱情，往往是男欢女爱，多涉欲望与身体，两性之间的互相吸引和占有，少与社会历史政治关连。然而，日瓦戈医生和护士拉拉之间神话般的爱情，却和那个颠倒混乱的世界息息相关。 帕斯捷尔纳克在书中写道："使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只是心灵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俩与其余世界之间的鸿沟，两人都同样地不喜欢当代人身上非有不可的那些典型特征，不喜欢当代人那种机械性的兴奋、大喊大叫的激昂，还有那种致命的平庸。"作家很少描绘他们之间的肉体接触，而是让他们讨论战争、哲学与宗教，探究生命与死亡之谜。 这就说明，正是苏联暴力革命的大背景，酿成了日瓦戈和拉拉之间刻骨铭心的爱情，这种超脱世俗之爱诞生于战火与危难之中，来自两个优秀而具有灵性的人。出身于贵族并热爱写诗的医生日瓦戈是崇尚美与真理的人，而迷人而骄傲的拉拉为了尊严可以不惜一切。两人都坚持内心的自我，与迅速沦落的社会格格不入，在相互交流中毫无保留地敞开灵魂。越是认识了生活的污秽，他们的人性就越发纯净，那突然降临的幸福就越发温暖明亮。 在白雪与狼嗥之中，日瓦戈与拉拉痛苦地告别，等待他们的是悲剧性的毁灭。但他们已经透过彼此体验了生活并探索了世界，在那个个暴烈的世界里，爱情使他们获得温柔与救赎。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四月号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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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pr 2015 10:51 PM PDT 无论左派右派，都不可否认一点：现在的中国面临一个大变革。这个变革是26年前的天安门屠杀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的第一个拐点。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人都看得出来，与前任不一样。仅仅两年时间，无论国内国际，一致认为，习在中国历史上将超越其前任，直逼毛邓的历史地位。这当然不仅仅源于他的反腐，而是他强势抓权。目前为止，习的集权程度已经超越了毛，唯一比毛欠缺的，就是还没有走上个人崇拜的神坛。但是，这一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制来说，也是易如反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国人中，不乏拍马屁的。可以说，现在许多小人正在盼望着一个能够开始大张旗鼓造神的机会，他们虎视眈眈等着的，不过是皇帝的口号罢了。所以，本文想讨论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政治强人的领导下，中国将何去何从？ 一、前景 首先申明，这个前景是我所不希望看到的，可以说，我宁愿这个前景预测是错误的。但是，逻辑推理告诉我，这个趋势几乎不可逆转：中国未来将进入一个黑暗期，一个可以将比邓氏改革开放以来都要专制独裁的黑暗期。这个黑暗期的程度、长短，完全取决于习近平个人的愿望。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的估计最少二十年。这正是非常悲剧的一点，因为在中国目前这个社会中，你很难期望会有特别情况发生。每个人都必须明白，中国正在从寡头威权统治，转向个人独裁统治。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快，加速前进。习不会在十年任期后结束自己的统治，最有可能的是，他继续担任中共的总书记职位（法律上没有任期限制），而把国家主席等职位作为赏赐部下的礼物。当然，也有可能会采取邓当初的模式，垂帘听政。 邓小平时代以来的那种中共党内的派系平衡已经被打破。我只是有点儿奇怪，各派系在强势的习近平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中国人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一定程度上的各种自由，完全是依赖于这种派系平衡。邓时代的改革派、保守派之间的互相牵制；邓后时代的上海帮与团派之间的制约。这种派系斗争，让普通民众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开展，民众在言论自由方面达到了中共六十多年执政来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随着习的强势执政，中共内部的派系平衡被打破，那种夹缝中的自由必将越来越少。首先我们已经看到政治上对于异议人士的抓捕，习时代比前面两个朝代都要严重的多。而且，这种抓捕，常常会用诬陷性关系的方式进行。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性开放的时代，这样的诬陷本身就是荒诞的。但是，政府依然肆无忌惮。 抓捕异议人士本身就是一种对于言论自由的威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共对于言论自由的控制越来越严厉。一方面，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封锁。提升了对于境外翻墙软件的封锁力度，对于内部网络舆论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厉。另一方面，在为宣传舆论向左转做投石问路的行动。辽宁日报、"求是"、教育部长等等的文章，都是在试水，了解严格控制言论自由将要面对的反抗力度。 在这个走向黑暗的过程中，人民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言论自由，也包括经济自由。最近发生的权贵资本"安邦保险"鲸吞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的事件，就很说明问题。相对于李嘉诚的落跑，民生银行的既有股东，在面对权贵资本的肆无忌惮的鲸吞的时候，选择的是忍气吞声的退让，相继出售股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必将出现大幅倒退的情况。当然，共产党用"新常态"代替经济危机这个单词，这种掩耳盗铃的伎俩是他们最会做的。 二、为什么是习？ 首先，为什么是习近平把中国带向了这样一个拐点？如同我前面所说，中国的前面一个拐点是 89年。如果没有6.4的事件发生，中国会完全走上与今天不同的道路。而如果 17大的时候，不是江派的节外生枝，中国今天的最高领导人也很可能是李克强。那么，中国的道路显然也将是另外一条路，而且很可能是胡锦涛的道路：不折腾。这所谓的不折腾，其实就是江泽民所说的闷声大发财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各派系对文革和 8964的一个总结：斗则俱伤不如和而不同。这个派系平衡的结果，在政治上让中央政权变弱，到胡时代已经有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在经济上，各个政治派系的代理人瓜分市场，政治豪门几乎每家都有自己专属的垄断性暴利行业。 可以说，江胡两个时代，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在经济上的放任以及政治上的守成，这是 8964后的必然。64 的枪声不仅把中国老百姓吓倒了，把中共也吓倒了。整个政治生态变成一种过一天是一天的状态。至少在江泽民前期，对于中共能否长久控制中国，是没有底气的。所以，在经济上的采取放任措施，不仅是为了惠及民众，也是要收买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这种收买政策持续的结果，造成中国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前，已经是全国性贪腐。 所以说，习上台以后的改革是必然的。如果继续发展十年，一方面贫富悬殊继续扩大，另一方面经济领域的空白地带越来越少，而新的政治派系也会出现，派系彼此的摩擦会越来越多，最终也必然走向权斗。事实上，习的执政已经是一场典型的权斗，习代表了毛邓一代经历过战争的权贵集团的后代，也就是俗称的红二代。 所以，习发动这样一场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运动，并不奇怪。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代表的红二代群体的政治经济诉求。在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进程中一直冷眼旁观的红二代集团，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 既然如此，习的一切行为就很容易理解。分析一个人的思想，要特别考虑他的学生时代，特别是10岁到25岁那个年龄段，因为这是人生最好奇也最有能力接受外来思想的年龄段。在习刚刚上台的时候，许多人根据他父亲的开明，对于习寄予厚望。那个时候，我就说过，这种厚望一定会变成失望。果然，现在不仅是失望，是根本绝望。在习形成自己世界观的青少年时期，从他九岁开始，他父亲已经被打倒，开始了整整16年的被迫害的经历。根据习远平的回忆，七年以后，他们才再见到父亲，而那个时候，其父已经分不清两个儿子哪个是大的，哪个是小的。 所以说，习在整个青春期，父亲对他只是一种生物符号而已。相反，在那个时代迫害他的父亲的那个巨人毛，却对他的世界观产生了巨无霸的影响力。这从习上台以来的施政方针以及表露的强势性格，都可以看得出来。 许多人一厢情愿，觉得习会接受他父亲被迫害的教训。但是要知道，在共C党的话语体系里，那可以是父母冤枉了孩子，最终还是一家亲。我相信，其父习仲勋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而另一方面，虽然习父受到了迫害，习自己在那个时代遭受的苦难并不多。他1975年还能作为工农兵学生被推荐去清华大学学习，要知道他父亲三年以后才平反（他再有一年就毕业）。这恰恰说明，习自己是那个时代的受益者。 所以说，习对于毛时代不要说反感，相反，他是感恩。上台以后，一句"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表达了习对于伟大领袖多么深厚的感情！ 历史学者米鹤都曾经说：父辈所埋下的种子，让高干子弟的"国家之子意识"非常强。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也是内生的需求。并表现出一种权威型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而我想提醒的，对于习近平，刘源这一代的高干子弟，父辈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毛。毛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不仅是神而且是英雄。如果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家庭遭受毛的迫害而有所怨艾，那么同时他们也会对于毛的权势产生崇拜之心。如果自己那么有权势的父亲，都能够被毛不费吹灰之力打倒，那么毛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如果说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这帮红二代还能够从自己家庭的悲剧中，产生一些积极的、趋向平民化的反思的话，在经历了江胡二十多年的平民官僚集团对于国家治理的失败以后，文革对于他们，突然间高大上起来也就不奇怪了。文革的错误，逐渐只限于迫害了他们的家庭，但是另一个思路，也许是，文革锻炼了他们。 所以，习近平这代红二代们，不仅仅是世界观，就是行为举止语气态度，也会受到毛的极大的影响。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我们已经从同样红二代的薄熙来的执政风格上，看到了时代的烙印。而习近平上台以后，走的更多的也是毛路线，而不是邓江。即使习近平的包子秀，许多人联想到奥巴马的麦当劳吃快餐。其实，这种亲民作风，是毛时代的典型案例呀。随便翻翻历史，就可以找到毛时代的亲民秀多如牛毛。而在内政外交方面，完全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一味强势，也是典型的毛氏红烧肉的做法。 所以，中国这次这个拐点的形成是习近平上台后的必然。这个必然性，是从中共17大把习定为王储，就注定了。现在最后悔的，应该就是江系了吧？所以说，报应还是有的，就看早晚了。如果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所谓报应，就是人性的必然回归。江护持习上位，是人性的自私。而习并没有投桃报李，其实也是人性的必然。所以，我真心希望现在大权在握的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无论今天你拥有多么巨大的权力，能够把中国社会扭曲到何种程度，历史最终会修正回来。人民创造不了历史，但是人性创造历史！人性向往自由，历史就一定会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那么，会不会出现习抓权以后，变成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是许多许多人的梦想。做梦可以，但是把做梦想当理想，就属于头脑进水了。其实，我上面对于习的性格以及只是结构的养成分析，已经说明习是一个结结实实的毛左。习曾经在提到苏联解体的时候，用了一句话："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所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不是习的梦想，而且是习的恶梦。而习从2009年，还是王储的时候，在访问墨西哥的时候，就说过："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难道还看不出他的指导思想？不要说西方现代人文关怀的精神，连中国古代士大夫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他都做不到。总而言之，习的左派思想，决定他不会走戈氏的改革道路。 三、未来具体的政策走向 3.1 分析历史容易，预测未来难，预测马上发生的事情更难。但是，习前面有过薄熙来的重庆新政，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反腐基本相当于重庆的打黑。这将在会贯穿习的整个执政期。对于一个走向独裁的强势领袖，还有什么更好的武器，可以让官员们诚惶诚恐？又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可以动辄几百亿地收敛财富？当然，最终反腐会对普通民众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产生打击平民贪官而不触及红二代的非议。 但是，我们可以预期，这个对于红二代的打击会成为反腐的新高潮。首先，我们要明白，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走向个人独裁的阶段。个人独裁的特点：一人之下，万民跪俯。为什么我会在最近的文章中，一直呼吁重回派系平衡？因为这不是好的制度，但是和个人独裁比，就是好的制度。在个人独裁的体制下，除了独裁者，人人都不安全。在目前情况下，独裁者还处于羽翼未丰的阶段。习，还在借用红二代的支持，还需要民意的喝彩。但是这个蜜月期将随着权力的集中，而越来越短。在击败了最有力的挑战者之后，习会立刻拿红二代开刀。一来立威，不如此，不足以建立独裁者必不可少的独一无二的威吓力。二来继续迷幻普通民众，团结更多的愚民。三来，收编中低层官员，毕竟这些才是独裁者执政的工具。在红二代中抓典型打击，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是，出于个人出身的认同，对于红二代的打击不会扩大化，将会是抓典型，点到为止。在中共红色家族中，我个人觉得李鹏和温家宝家族，最有可能成为牺牲品。目前对于习非常有利的一点，是中共任何一个红色家族，都背负着贪腐大案。选择李鹏家族，最利于收集普通民众的支持。因为李鹏在六4事件中被称为天安Men屠夫。民怨最大。如果打击温家宝家族，可以顺便打压中国的自由派。温家宝是中共体系内高官中，最鼓吹自由派思想的领导人。 3.2 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围剿，将是习政权从今年（2015）开始，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对于网络上有名的自由派大V的批判已经开始。如果说，这种批判一直没有停止的话，这次我们可以看到的几个特色：A、批判的语言非常文革化；B、官方高层次地介入，动用到中共智库"求是"等等。C、上升到敌我矛盾的地步。 所以，我非常担心在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很可能会遭受到六4以来，最严重的打压，很可能会动用到警察强制力。首先，我说的这不是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异议人士的镇压已经早就开展，人们都已经开始遗忘了。这和去年的薛蛮子事件也会不同。如果说薛蛮子事件还挂羊头卖狗肉用"嫖妓"的名义，那么未来很可能会直接用政治性的理由。因为在通往独裁的道路上，一定要恐吓人民。通过反腐肃贪，对于官员的恐吓已经发生作用，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对于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恐吓。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收买。中共是最通晓"两手都要硬"的政党。双管齐下的结果，我觉得一年的时间，就足够让中国的言论变成一边倒的言论。不要相信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那是最劣质的碳化钙产品，而且是山寨货。而在这个过程中，更会出现大量的卖身投靠的，哪怕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正义的方向，就是为了一根鱼刺，他们也会转向变成歌颂一族的。 3.3 外交上，会变得强硬，虽然往往只是言语上的恐吓。国际社会不需要担心这个政权会真正实施这些恐吓，因为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内部的矛盾已经需要这个政权全力消化。但是，为了借助民族主义（这几乎已经是共这么多年来唯一和民间共同的价值），会主动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激化矛盾。许多中国人不理解，中共为什么和俄罗斯这个侵略了中国这么多领土的国家走得那么近。其实，中共是没有选择。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古代就有"远交近攻"的说法，何况俄罗斯一直以来，也没有给中共任何免费午餐过。最近油价大跌，中国还订了2700亿没有购买俄罗斯3.67亿公吨的石油的协议，核算成本达到$92美元一桶，几乎是目前国际市场的一倍价格。中共跟俄罗斯靠近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中共为了自己的特权集团的统治利益，坚持和美国西方国家背道而驰的政治制度。而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显然是不得人心的。在这个大趋势下，中共的宣传必须诋毁西方的价值观，无论中共的利益集团存放了多少美元在西方，他们必须把西方树立为中国的假想敌。在这个大背景下，要中共远离俄罗斯，是不可能的。简单说，中共的外交政策就是牺牲国家利益，换取统治集团的利益。 3.4 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但是不会崩溃。许多经济学专家，包括西方的一些诺奖获得者，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都被欺骗。他们把中国的经济体要么当作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要么当作一个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其实，中国经济体就一直是被权贵集团控制的垄断经济，市场经济只是表象。无论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还是半市场经济，都需要在法律保证下的经济自由。这一点，恰恰是中国没有的。因为中国的法律制定都是被中共掌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叫法律，不如叫政策。中国经济这么多年能够快速发展，当然与中共给予人民一定的自由有关。而偏偏中国人是经济动物，稍微有一点自由，就开花结果。但是，无论这个果实多么巨大，都不要忘了，握有斧头的人是中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无论美国还是德国，其实都是不是靠市场经济度过难关的。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清廉的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要有效得多。所以，中国的这次经济危机，不会成为习走向独裁的严重障碍。相反，在谎言一万遍就是真理的宣传模式下，经济危机反而可能成为独裁者凝聚国民的有力因素。显然，中共的历史中，不缺少通过谎言式的宣传最终达到让国民同仇敌忾的效果。所以，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不会成为中共崩溃的契机，反而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独裁的催化剂。 但是经济既然变化，那么总有人要卖单。中共的历史告诉我们，富裕阶层永远是中共嘴边的肥羊。实际上，中共在造反的开始阶段，就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获得第一桶金，欺骗农民跟着它打游击的。一旦习近平完成独裁统治必须的集权过程，统治基础稳定，他就一定会通过毛时代中共的"均贫富"的方法，实现打击一小部分人笼络绝大数人的政策。那个时候，不要说目前的民营企业家这些草根阶层，就是红色贵族家庭，也要面对被均富的下场。 四、反制 如同我前面说的，非常奇怪，习近平这个揽权的过程中，显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抵抗。不仅团派没有，江系也是望风而逃。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专制体制下一把手权力之大，是没有人能够制约的。所以，我非常不理解，有人为胡时代辩护，认为胡是受到江系的牵制。胡的失败，不能怪到江的头上，只说明他自己的懦弱。这个道理也解释了民主制度优越于专制体制的原因。因为专制体制，完全依赖执政者个人素质，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同样的一个体制下，既能在胡的"不折腾"下运作，也能配合习的强势集权。这种体制缺乏安全性，好比一辆没有煞车的汽车，完全取决于司机的经验。中国人喜欢明君政治，那么，如果在一辆汽车上，你是喜欢这辆汽车有刹车系统，还是没有？即使驾驶汽车的是最牛的司机。 为什么我会坚决反对习的独裁？就是这个道理。虽然说胡是一个软弱的君主，统治时期给中国造成了许多的弊端，但是毕竟因此形成了一种派系平衡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如果形成政治上的惯性，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刹车的作用的。当然，这也不是好刹车，但是总比没有刹车强。 所以，习在未来的专权过程中，我相信会遭受一定的阻力。这个阻力首先来自于中共党内。因为经过过去两代领导的经济收买政策，中共已经是一个无官不贪的政府。习专权，也许对于这些官员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习把反腐当作了专权的武器。这个对于这些官员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即使以前各派系之间也有争斗，但是那毕竟是利益之争。现在是生死之争。所以，出现对于习政权反抗，是必然的。 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目前各种小道消息在互联网上到处传。网民们都说，谣言就是遥远的预言。但是，不要忘了，谣言也可以作为武器，左右政治斗争的方向。比如，习的反腐，最早受诟病的就是选择性反腐。红二代家族，完全没有受到影响。逼得王岐山不得不公开表态：反腐没有铁帽子王。那么，拿哪个家族开刀呢？所以，反抗习政权的另外一个力量，就是这些红色家族。最近网络传的邓氏外孙女婿的安邦保险的上万亿资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然，安邦是邓氏家族在金融界的金库。不要听信什么"中止夫妻关系"，连法院离婚证都懒得展示一下，什么叫"中止夫妻关系"？难道是插进去就是夫妻，拔出来就不是夫妻吗？ 安邦发展十年，谁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发展速度。这个时候突然公开安邦的信息，当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公布安邦信息的人，不仅具有极大能量，而且一定也是红色家族。因为公布安邦，一方面可以起到引导民众，给习的反腐指明方向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安邦牵涉到邓、陈两大家族，逼着这两大家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反对习。这样想一下，我在屏幕的后面不由哈哈大笑：看着这些红色权贵养尊处优，最近这几个月，该是多么煎熬啊。这和我们小平民百姓为生计煎熬不同，他们这个弄不好可是要家破人亡的。所以，我说现在全中国最后悔的就是曾、江这些人啊。当初是他们把习拱上台。我真心希望现在的权贵们，认真想想：中国这个体制，对于你们就一定安全吗？即使今天逃过习的反腐，明天会不会有平民的武装起义？许多人不相信这个，说什么有热兵器、核武器。首先，热兵器、核武器，都是掌握在人手里，而且，都是掌握在来自于平民的子弟的手里。红二代可以当将军，但是几个红二代可以当士兵的？中国再这样下去，兵变未必就不是选项。我现在就想，来自中共对于习的专权的反抗，会不会以兵变的形式出现？很难讲！但是，我敢肯定，如果有兵变发生，一定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对于习专权的反抗，同时来自于民间，这个反抗主要表现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反抗。一言堂，是独裁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中国官媒对于一些自由派公知的攻击，有越来越严厉的趋势。这波攻击以泛泛的对于所谓"呲必中国"开始，到具体攻击贺卫方、陈丹青，这是有警示作用的。但是，网络舆论因此发酵，就属于民间的反弹。当然，中共体制内的派系也在利用这个反弹，比如中国青年报对于"求是"文章的批判，就是例证。说明中共高层有人希望利用民间的力量对抗习近平的遏制言论自由的做派。因为在习已经完全掌握了中国军政大权的情况下，一旦完成了对于网络上言论自由的扼杀，中国就正式进入个人独裁的黑暗期了。 五、对策 上面的分析，已经说明中国走上了习的个人独裁的道路。在这个历史性拐点来临之前，普通的民众怎么办？ 对于政治家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鼓动民众造反。但是，我不是政治家。我只能从我自己的原则出发，提出一点点简单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现在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会如何应对？ 在考虑所有可能性之前，我会寻找一切办法逃离这个国家。人生有限，我没有必要被绑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在黑暗中生活 20年，即使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我这个观点可能会遭到一些（我想不会太多）民族主义者的鄙视。但是，生命真的只有一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在这样一个黑暗期，绝对不会是我的选择。 好吧，如果我没有任何的机会逃离那个国家，怎么办？无疑会处于一个很困难的境况下。曾经有的为数不多的自由，会一点点失去，如同一个被窒息的过程。反抗估计也缺乏一定的勇气。那么，首先，在安全的情况下，我要尽力发出声音，捍卫言论自由！无论我的政治观点是左派，还是右派，我都要尽力发声，抵抗一切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在还能够发声的时候，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到再想发声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有勇气发声！即使你现在没有什么想说的，也要鼓励别人的言论自由权力！因为在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总有人会为你出声。但是，如果连现在的这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就没有人敢再为你发声了。 其次，我做到保持着自己的底线：不阿谀这个社会，不同流合污。当其他人遭受折磨的时候，表达我的同情，而不是幸灾乐祸。 中国社会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没有底线的社会。所以，当黑暗降临的时候，人性的恶会表露无遗。社会上会充满谎言，暴力和血腥。义和团、文革造反派式的人物将会成为社会的主体。也许我没有反抗的勇气，我也不会因此责怪自己，但是在黑暗中，我一定会坚持自己做人的良知。但是随着黑暗的加剧，良知会变得模糊。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则可以做为标准：A，凡是政府的言论，全部往相反的方向思考；B，只要有一丝的可能，绝不参加政府主导的任何政治活动。 夜幕就要降临了，虽然我希望我这篇文章的所有的预言都只是一个错误的假设……期望中国能够走出这个黑暗期！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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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pr 2015 10:48 PM PDT
今天從網上得知中國優秀記者高瑜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這是中共當局對高瑜的第三次嚴重政治迫害。 1988年11月，在北京西郊的一次會議上，《經濟學周報》記者高瑜要溫元凱和我就『時局』問題作一次對話。這次『對話』離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時間有半年，對學生運動並無影響。結果，在『六四』後，陳希同竟然把我與溫元凱對話的內容，作為高瑜的一條『罪狀』。陳希同在1989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點名這次採訪是『為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在1989年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高瑜受全国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委托，幫助王丹起草声明，说服学生撤出天安门广场。同時又起草一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请人大直接和学生对话。高瑜的行為完全正當，沒有任何違法之處，在『六四大屠殺』前一天，高瑜被捕監禁。現在已經非常清楚，陳希同說《經濟學週報》高瑜的報導，是配合當時的『倒鄧保趙』風，完全是無中生有、捏造的。 高瑜第二次被捕是在1993年10月2日。1994年11月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莫須有』的『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高瑜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高瑜第三次被捕是在去年4月24日。據今天網上消息，高瑜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重判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高瑜泄露的所谓国家秘密，是中共宣傳系統公開要求中國國內新聞媒體『不得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不得宣扬普世价值、不得宣扬公民社会、不得质疑改革开放』等的『禁令』。按照2014年3月生效的中国《保密法实施条例》第五條規定，這些『公開事項』完全不是什麼『秘密』。 高瑜三次判刑，都是『莫須有』的『罪行』。中共當局判处高瑜有罪，这说明中共當局完全违背新闻自由和法治原则，从根本上践踏了中國憲法和人权。 周永康掌握中國全國『政法委』大權時迫害記者和自由派知識分子、打擊維權人士和法輪功,目的是為了掩蓋他和一大批貪官污吏的罪行，周永康的統治，摧殘了法治、踐踏了人權，使中國上空佈滿了烏雲。在今天，只要高瑜和許許多多因寫作而獲罪的情況沒有改變，就看不到今天中國的政治狀況與周永康時期有什麼根本區別。 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是不能長治久安的。 （寫於2015-4-17） （2015/04/17 发表） (http://blog.boxun.com/hero/201504/yanjiaqi99/4_1.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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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Apr 2015 10:09 PM PDT
几周前（2015年3月6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崩溃论"（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此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中共的覆灭过程"可能是漫长、混乱和充满暴力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即刻在海内外掀起一阵波澜，可以想见它在中国引发的热议。很快，中共的"喉舌"类媒体《环球时报》刊文，宣称作者的动机有问题，断定这是"学术研究的败笔"，并警告"沈大伟如果做'中国崩溃论'的先锋鼓吹者，他的学术结局一定是悲剧性的"。 许多中国学者在对沈大伟观点表现出惊讶之余，会好奇这样一位长期的"温和派"，怎么突然转变立场，提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官媒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指责沈大伟"前后矛盾，情绪化，对耸人听闻结论的热衷明显高于对搜集新证据的热情"，有着"过山车般的逻辑"，其"学术作风和操守"存疑。要知道，沈大伟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对中国和中共持乐观的看法。 想要完整了解沈大伟的观点及其演进，最佳的途径无疑是直接阅读他的学术著作和文章。熟悉沈大伟的人知道，他对中共看法的转变至少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2013年，沈大伟出版了《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一书，在这部三百多页的著作中，沈大伟一改之前看好中国的立场，第一次系统性地表现出悲观情绪。在此后一年多时间，沈大伟多次发文，不断诠释此书观点。如果说该书是其研究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经过两年多，特别是通过对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中国政局走向的观察，沈大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只是今天的他更为悲观了。 沈大伟是学者，更是凡人。既如此，我们就不应指望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更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高兴。让我们暂且将沈大伟具有争议的结论搁在一边，看看最近几年他都说了什么，说对了什么。毕竟，谈论别人的正确远比指责其错误更让人愉悦。 先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崩溃论"发表前，沈大伟对中国的看法。2007年，沈大伟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 Adaptation）一书，该书认为中共通过学习和适应，尤其是能够借鉴前苏联垮台的经验，有潜力去克服和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腐败以及重塑权威等。这本调子相当温和的书很快便有了中译本。 依沈大伟的介绍，《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关注的是中国内部政治问题，而耗时五年完成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谈论的是中国走向世界以后的情形，重点在于阐释中国的对外行为及其政治后果。因此，这两本书似属姊妹篇，尽管它们的调子完全不一样。 在《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中，沈大伟从中国的全球定位、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以及安全等诸方面反思了中国的全球影响，首次得出了悲观的结论。通过对中国现状与困境的分析，指出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距离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的话。即便如此，中国也永远不会"统治世界"（英文版第5页）。 2014年夏天，沈大伟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中国力量的幻觉"（The Illusion of Chinese Power）一文，这篇文章从中国外交、军事能力、文化存在、经济实力和国内因素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全球地位，认为中国在若干领域虽有光鲜表现，但质量却差强人意，这些弱点将阻碍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在整个21世纪，中国可能仅是一只纸老虎而已（第40页）。 在最近这篇"中国崩溃论"中，沈大伟再次列举了五个他认为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即大批经济精英移民海外、思想自由和言论表达受限、许多对党忠诚的人实际是在装模作样、猖獗且难以根除的腐败问题以及经济改革因利益集团强大阻力而举步维艰等。这五个事实共同指向两个要害问题，即中共不仅面临"体制脆弱性"，而且存在"系统性弱点"，现有体制根本无法克服这两大缺陷，因而，崩溃是可预料的。 在谈到中共的未来时，沈大伟认为依目前中共的作法，结局恐怕会与前苏共殊途同归。前苏联因为放松管制而解体，而中共会因为加强管制而崩溃。中共不希望重蹈前苏共垮台的覆辙，因而不敢懈怠。借鉴前苏联的教训是有益的，但中共似应更多从美国成功的经验中得到启示。要知道，稳定和自信的政府从来不会通过压制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来实施管理，中国眼下的现实恰好说明中共领导层的深层焦虑和不安全感。实际上，以稳定和安全为由，限制公民的自由表达不仅代价高昂，而且不可持续。 需要指出的是，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讨论的对象其实是中共，而非中国。至于文章标题"中国崩溃论"，依沈大伟的最新解释，是该报自己起的，而非其本意。"我不是预测中国崩溃，而是预测中共延长式的衰落"。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中国和中共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尽管总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他们。 对于沈大伟提到五个问题，那些熟悉中国、了解中共体制的人士自然会表示认同。至于由这些问题是否导出中共崩溃的结论，则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范畴。虽见微可知著，但即便是最令人尊敬的专家当年也没能准确预料前苏联的垮台，甚至美国中情局也未做到。沈大伟清楚这一点，正如他提到的，"预言一个专制政权的灭亡实属冒险"。 目前，围绕沈大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他的结论上，人们对支撑他结论的那些基本事实以及逻辑推演似乎并不太在意。然而，与其关注沈大伟的结论，不如认真反思一下他不厌其烦提到的中国问题，尤其他对中共困境入木三分的刻画。 众所周知，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言论空间大幅收窄，自由派人士遭到打压。执政党不断发出前后矛盾的指令，令人倍感凉意，混乱不堪的政策谱线更让人匪夷所思，摸不着头脑。一方面，执政党在推进经济改革，鼓励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人们的自由表达，来巩固政权。例如，宪政民主、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等都成为敏感词汇，许多境外网站被屏蔽，大学使用的外国教科书遭到审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执政党似乎是想向世人证明，他们既能控制住人们的思想，又不至于扼杀中国人的创新能力。 只是，人们稍加思考，便会发现这二者相互冲突，不可协调，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限制人们自由表达的同时，成为"创新型"国家。但执政党就是不信"这个邪"，幻想自己由"特殊材料制成"，硬是想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将本来水火不相容的两极放在一起，这种类似赌徒的心理不仅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而且极有可能将国家带入一种难以收拾的危险境地。 作为一位中国问题的长期跟踪者和研究者，认识的深化甚至看法的改变其实都是正常的，因为研究的对象即中国本身正进行着快速的变化。这一点在《纽约时报》（2015年3月15日）刊发的问答录中得到了印证，沈大伟提到自己观点的改变，"纯粹是因为中国和中共发生了转变"，并强调"关注中国的观察家们都不会坚持那些已经失去实证基础的论点"。 通常，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自然地，对沈大伟的观点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作为一位普通中国人，出于现实的考虑，我并不希望中共崩溃，因为那会使得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倒退上百年，后果不堪想象。于是，一种恰当态度是，沈大伟只是给出一种警告而已。另一种有益无害的想法是，被人批评，说明我们重要，一旦没人批评，没人关注，反倒说明我们真的没那么重要了。 如果不是沈大伟这篇标题"雷人"的文章，我可能不会把他近年的论述找出来看。我曾在中国的会议上听过沈大伟的发言，但无论是他的发言内容，还是他最近的文字，我都未觉得有何不妥之处，因为他谈论的不过是"常识"而已。即便是最近引发争议的文章，我相信撇开标题不谈，多数人也会认同或大致同意他对中国问题以及中共面临困境的分析。 考虑到社会科学家获得的结论大都无法在实验室进行检验，更何况对沈大伟的悲观结论，我们更不可冒险进行验证，否则那可能是一场民族灾难。从这个角度上说，沈大伟的警告便有了某种特殊的意味。若执政党借此深刻反省，顺应世界潮流，响应时代召唤，抛弃不合时宜的做法，竭力避免"崩溃"出现，沈大伟岂不成就了一桩大事？ 最后，但未必最不重要，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沈大伟没有趋炎附势，看人眉睫，他道出了自己想说的话。从这个意义上看，沈大伟至少是真实的和独立的，这对于眼下中国学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稀缺的美德。仅此一点，沈大伟就值得点个赞。 ——金融时报，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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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9, 2015, 7:21:40 AM4/29/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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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Apr 2015 11:04 PM PDT 2015-0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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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Apr 2015 08:02 PM PDT
习近平不久前访问巴基斯坦，砸下几百亿美元投资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中国许多微信群体关注的重要新闻事件。许多支持习近平中国梦的人，都对习的这个决定颇感不解，发问中国为什么要对巴基斯坦这么好？ 习近平想要说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送给巴基斯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习近平的这一重大决策，显然与这些年来越来越热的"西进战略"有相当的关系，而所谓"西进战略"，一个基本的内在动机，就是要去美国化，减少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民主国家的依赖。不难看出的是，这个地缘战略是"党国思维"和"江山思维"的产物，它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个战略也与中国红二代的"帝国思维"有密切关系。最早表达这种思维的，就是刘亚洲的"西部论"。 刘亚洲认为，崛起的中国能否稳定，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确保能源供给稳定。由于中国在南海存在麻烦的领海争端，危及到了中国进口石油的海上通道，因此，减少对这个通道的依赖，成为地缘战略构想的一个重要支点。再加上新疆不稳，加重了"西进战略"的筹码。巴基斯坦可以在三个方面支持中国的"西进战略"：一，开辟绕开马六甲海峡的能源通道；二，用穆斯林国家来箝制疆独势力，并维护阿富汗的稳定；三，箝制印度，遏制藏独。 按照一些红二代的党国思维和江山思维的逻辑，"西进战略"的逻辑似乎讲的通，但对于那些不接受这种思维的人来讲，西进战略让中国冒了完全不必要的风险。 已经有海外华人学者批评，习近平在巴基斯坦的巨额投资，令中国的纳税人不安。我相信美国精英会认为，中国人想像西方会封锁中国的海上能源通道，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对西方强烈的不信任和敌对心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战略思维的幼稚。因为封锁中国海上油路的后果，是一种损人也不利己的做法。那将是一种全面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即使中国有了巴基斯坦的通道，中美依然是两败俱伤。 不过，我相信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西进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不仅不反对，而且会乐观其成。这是因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及中亚影响力的扩张，未必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比如巴基斯坦，早已是美国的麻烦。中国在巴基斯坦若成功，可以帮美国"卸包袱"，而中国若失败，则是自伤国本。 总体上，我认为红二代的"西进战略"，确实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狭隘思维，而体现了一种"帝国思维"。但这是一种缺乏信心和想像力的"帝国思维"，与当年郑和下西洋一样，根本的动机是维护感到合法性不足的统治者在内部的权力，而不是开疆拓土，更不是争霸世界。红二代的"帝国思维"为什么底气不足？刘亚洲在"西部论"中的一段话可以得到解释，那就是他们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体制其实并无自信。刘亚洲写道： "（西方）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著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著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可以想像，这样的"帝国思维"失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由此推动的"一带一路"实践，未必就是坏事。因为就国内政治的演变来说，这种对外的"任性"和挥霍，会加剧国内政治危机，导致类似路易十六支持美国革命的政治效应。从长远看，中国人深度卷入外部世界，有助于中国人更快地认识自己，找到中国在未来世界的真使命和真角色。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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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Apr 2015 07:42 PM PDT 【祭园守园人按】 这是林昭文集的首篇。万不可读作小说，而是十六岁的林昭抒情叙志之中谶言般预告自己一生的散文："婷婷"即是"我"——如同"欧阳英"，十六岁的林昭之自代而已。 鄙薄功名利禄，不甘醉生梦死，任凭普天下人"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婷婷追求与执着的是，也只能是—— "不要说哭是独自哭，而笑也是独自笑"！ 她独自笑傲于前朝的一个黄昏，又独自笑傲于新朝的赫赫暴君，笑傲于"高高的门槛内"带着雪风的寒气，与一声声缓慢重浊的发问……她在两个不同朝代深厚浓重的黑暗里，遐想着被暮色侵蚀了美丽的"遥远的天际"…… "……'一旦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婷婷低吟着，眼光掠了一下圣母像，是那么美丽，那么端庄，浴在黄昏的微光里，更显得圣洁而庄严，她的眼光定住在这圣母像的脸上。" 于是我们知道，十六岁的林昭已经预知了未来"什么是我的路？"，预测到了自己孤独的最后的哭与笑…… 终于我们知道：原来，三十六岁中国圣女，十六岁就义无反顾地跨越了屠格涅夫《门槛》！ ※ 屠格涅夫《门槛》附林昭《黄昏之泪》后 黄 昏 之 泪 欧阳英（林昭的笔名） 日光已经落下，暮色一丝丝的占领了空间。婷婷坐在她的房里，手托着头，似乎在苦思。是的，婷婷是在思想，可是，思想就像一只受惊的野兔，忽而天南，忽而地北的，不知跑到了哪里去。 抬起头，目光又掠到了桌上的一封信，她凝视着那封信，脑中浮出一些信上的字句："你已找到了路，我希望你更坚强，更积极……"路？什么是我的路？婷婷自己问着自己。随后她苦笑了。要一个人了解别一个人，懂得别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连父母都不可能。儿女是父母身体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从父母那里分出来以后，就成为另一个个体，有了自己的另一颗心。心是永久不会坦露给别人看的，所以连父母也不能了解儿女。骨肉如此，何况外人。反正自己的事只有自己知道，甜酸苦辣都是自己去尝 ，也只有自己去尝。 路？路？！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这有什么意思？ 再换一个方向来想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又有什么意思？ 但是不管立功名也好，佯狂作乐也好，她却始终在蜷伏着，像一个平常人一样的活着，每天……每天……同样的生活……刻板的生活。如果永远这样的生活下去，那可真成了为吃饭而生活了，这样子，就是活上一百年，又有什么意思？ 婷婷又想起："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不错，可是婷婷不要说哭是独自哭，而笑也是独自笑。并且……有时候，泪珠和笑容都只有埋藏在肚子里，因为连独自哭与独自笑，都有所不能……别人会当你是疯子。 哦，不要想！婷婷命令着自己，为什么要想呢？不想也够烦恼的了。为着想制止思潮的奔驰，婷婷霍的站了起来。 房中已经差不多黑暗了，一切家具什物都笼在一层悲愁的暗灰色的氛围里，充满着黄昏的哀伤和气息。 婷婷走到窗前，开了窗。 遥远的天际，散着几片娇艳的红霞，然而暮色已经侵蚀了他们的美丽，鲜明的红色逐渐褪色，变得陈旧而平凡，一些微弱的光线，从窗口里射进这小小的房间。 婷婷觉得寂寞而空虚，似乎生命中的灰色，和这黄昏的灰色起了共鸣，她的眼光无聊地在房中打转，转了两个圈儿，停留在角落里的一张小圆桌上面，那里有一个圣母像和一瓶花。 婷婷过去拿起了瓶里的花，谁知道才一碰到花枝，那些憔悴的花朵，就纷纷的碎了，落在圆桌上，落满了一桌子。 她望着那些花瓣，不知所措地松了手，花枝也跌落在桌子上。 "……一旦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婷婷低吟着，眼光掠了一下圣母像，是那么美丽，那么端庄，浴在黄昏的微光里，更显得圣洁而庄严，她的眼光定住在这圣母像的脸上。 忽然婷婷跳过去，猛力关上了窗，又扑到圆桌上去，喃喃自语道："黑暗，我要黑暗，在这个时代……黑暗的时代。" 她哭了，泪珠一滴滴的流下，滴在花枝上，滴在花瓣上，滴在圣母像上……。 房中已经是完全黑暗了！ ※刊于《初生》月刊第2期，1947年5月1日出版 门 槛 俄罗斯. 屠格涅夫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作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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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Apr 2015 04:32 PM PDT 【祭园守园人按】 星火案实质是林昭的青春代反极左抗暴政，为千百万濒临死亡的农民请命。林昭入狱第三个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终于被迫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纠左方针，却在忧国痛民的林昭的赤子之心中，燃起了政治民主化的幻望：以十几万字思想日记痛陈了自己反右前后的真实思想，为一代蒙冤的青春鸣不平之后，林昭又就自己成为政治反对者的过程坦然写出了这份回顾。七千人大会的次月，林昭能得以"保外就医"，显然尤与她在这篇文字中松动政治反对立场，真诚期许实地促成党的治政民主化相关。岂料出狱不久，林昭上书北大校长陆平为芸芸五一九学子请命，依然被认定是罪无可赦"右派翻案"！终于重遭逮捕，迫使林昭成为反极权抗暴政最彻底、最勇敢、最前驱的自由战士。 鉴于思想日记被严密封档，在林昭精神完全正常时期写出的本篇，是林昭研究、林昭与《广场》张元勋诸友以及甘粹关系研究、乃至五一九研究最为重要、无可替代的宝贵资料。尽管还有待三校，特于纪念林昭就义47周年之际郑重首发，对于挚爱、关注林昭的人们，尤其对于林昭研究者，我们不能不深深致歉：这已经是太迟太迟了！
关于我的思想，在"思想日记"中已经作了比较全面和详细的自白。这篇材料，准备应领导之命，着重在个人于反右以后如何进展到政治上与党和政府形成对抗性矛盾的过程，以及自己现在的认识。 "日记"（指"思想日记"，下同）中已经分析过：上大学，在自己来讲，是一种对党热情减退、政治情绪上感觉空虚以及疲倦的表现。但在考入北大之后，因为个人志愿达到圆满的满足，在那么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天地、新环境里，对于生活还是抱着比较乐观而振奋的态度，希望从此开始生命上新的一页。由于过去在农村工作团期间与领导关系不好，受到过打击，情绪上有时也会流露出一种遗留的低沉与压抑，所以对组织不是十分靠近。不过与班上一些党员同学等相处都还和谐。因了傲气和抝强的个性，做不成"积极分子"，却也不算落后分子。对学习，有如饥如渴之心，较为努力，相对说来，政治热情便差，有点"老一套"的疲塌，似乎"日光之下无新事"。 肃反中，个别党员怀着私忿，利用其负责肃反的机会对我打击，"批判"我人生观消极，思想颓伤、"恋爱观不正确"等等，最后并给我以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当时我对此事极有不平，但没有采取正确态度向党组织、向领导反映真实情况，而把不满和埋怨吞下了肚里。而且还有这样想法：批判以至处分，领导上又不是不知道！然则我再去反映，顶什么用呢？从过去的经验看，党组织总是相信党员的，加以私人感情的纠葛，有许多地方，作为当事的本人很能体会得到，对别人形之于口舌就比较为难。"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很难说，罢了，你这么打击我，至多影响我不得入党，那我不想在大学里入党也就是了，学习可是我自己作得主的，你影响不了。一存此念，傲气更増，对政治越没热情，对组织越不靠近。但举一事为例：当时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具体负责新闻专业教学思想领导的罗列教师，是我苏南新专时代的老首长，过去一向对我比较关心。但肃反以后，我大约有一年之久未去找过他一次！自己不主动争取组织的了解，乃使组织对我真实的思想情绪更不了解，嫉妒的小人乃亦更得机会倾陷、打击和中伤。有次我偶然在纸上题了一首他人所作的七绝："泽畔行吟楚逐臣，井中沉史宋遗民，频年我亦伤怀甚，人寿几何俟河清！"其实没有什么深沉的思想活动，不过一时无病呻吟的故态。却又教人抓住列为口实，说我要做蒋政权的遗民。此话在我这个未解放前就积极参与地下党所领导之学生运动、且曾一度有组织关系的人听来真愤然，感觉为对我一向所持政治态度之莫大侮辱！但又因此更抱怨组织———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些事，罢了，因为我平日很少提起，领导上难道也不知道，抹煞我当年一片纯真无邪出自赤子之心的革命热情！看来是不知好歹，只吃马屁，我也心灰意懒了！…… 因为如此，政治态度便渐渐趋向一种批判的保留。虽还是团员也不算最落后的团员，却与一般被人们称为落后分子的同学较易接近，觉得很能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也比较愿意和我畅谈，因为我不像一般组织成员那样作盛气凌人或壁垒分明之状。日后与"广场"诸友的关系，相当部分就从这些关系上发展来。不过那时自己的政治态度只是较为保留，并不十分激进，甚至与团内最激进的怀疑现状者之间也仍有相当距离。记得五六年初学习"再论"时，团支部内一位态度激进的怀疑派（后来成了右派，且是"广场"主要编委之一）所持种种论点，我就还不能同意，甚至无法接受，曾与他进行过一些不很正规的辩论…… "鸣放"开始，这在北大是一开头就来势相当凶猛而凌厉，我的感情——同情，那是肯定说从第一天起就在朋友们的方面；但作为一名组织成员加之深深怀疑党的真正态度和意向，我在行动上又不得不比较保守与稳健。那些日子里，内心有一种深沉的矛盾：似乎有两种力量扯着我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去。当然这种状态是不可能一直保持着的，不久——几天后从在露天演讲会至公开为朋友们辩护开始，我渐渐转到了他们的一方面，当时我认为自己这是对的，是跨出动摇而走向坚定。虽然，以后成为一句在北大校内流传很广的话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多少也透露了、说明了我那时真实的内心。 转向之后，这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因为我与某些同伴的思想状况毕竟还存在差异，我还抱着善良的愿望，希望能够两全其美地解决问题。故常劝一些较接近的朋友注意检点，不要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性质不同，等等，想使他们不要以过激的言行引起领导上的怒恨怀疑，使这新生的民主运动可以进展得比较和平顺利，同时也想劝领导大胆放心、信任群众，不要偏听偏信而轻举盲动。所以在预感到政治的低气压之后，一度想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呼吁…… 形势的发展终于与我无力的愿望相违，急转直下全面开始了反右的疾风暴雨。那些日子里我深深地怀疑而且感伤，不忍正视现实却又无法逃避。开始对我批判也是给我的一个重大刺激，因为我本来倒还不认为自己就和某些人完全一样。而且那时对自己种种言行所造成的群众影响之真实程度也还缺乏认识，故心底感到一些委屈，似乎我并不曾做什么……基于对反右那许多恶劣之人身侮辱的深沉的厌恶和强烈的抗议，我不止一次想以放弃自己的生命来求解脱…… 在五七年整个下半年中，我心底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然而斗争的进行，无论校内校外都只日趋惨烈，无情的现实再一次粉碎了我良善的梦想！大量惨酷的荒谬的事实使我目击心伤、五内欲裂，我终于怀着最沉痛的情绪，亲手撕破了、抛弃了自己的希望。随着认识的深化与反感的强化、我与"广场"友人们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我的思想发展是有个比较曲折的过程，但在过程大体完成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之间并无原则性的距离。我们都不是孩子了，何况又在这么一场残酷惨烈的政治斗争锤炼之下！我们很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持的政治态度意味着什么，了解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可能通向那里……那时，无论是"广场"友人或是我本人，都已经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了。"日记"中已经叙述及我们的一些思想过程，总而言之，觉得如此的现实已经无法改良。故连我这个批判地改良主义的，也不能不抛弃原来的幻想……当朋友们看到我终于和他们达到比较完满和谐的一致之时，他们可是高兴极了……我们终于互相了解而找到共同语言了…… 后期"广场"的活动，接受了前期的教训；加之主客观因素都在改变——客观上镇压愈趋酷厉，主观上则抛开改良主义越发彻底——这样，到得后期，"广场"成员一般采取了避免公开的活动方式并偏于单线进行，人们考虑到未来种种事变的可能，故着重在要使思想上达成基本一致的同伴都能独立作战、独立生存。当然主要成员间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但在联系之时 ，也只谈一些必要由较多几个人来考虑决定的问题而并不一般地谈所有问题，像人们各自分散进行的独立活动，就并不一定都互相知道，甚至互相间连询问都很少询问，似乎都有那么一种默契，不是不信任谁的问题，但你一个人做得的事，我就没有必要非得去知道，反之亦然，我也有我的事，我的情绪，我的关系，我的密友……那时，我与"广场"友人们的接触，大家都守着这样不成文的谅解：我和甲在一起时一般地并不向他特别提起自己和乙的联系，反过来，和乙在一起时，也只直接交谈个人的意见，而很少扯到第三者……我们彼此都是信任的，正因为信任，才自觉地采取这样的态度：把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单线化，各人都不去过问那些自己认为没有必要非知道不可的事情。 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伤痛失望的过程，我由南方回到了北大，已经是五七年暑假开学后的一个多月近两个月光景，这期间，由于空间的阻隔，对"广场"友人们诸般活动的情况缺乏具体细致的了解，但一般是知道的。回校后，政治上共同语言的取得，使我有可能相当清楚地知道若干内部中心事件、主要成员的活动、动向等……他们一般地说，本来不是不信任我，这时候彼此的关系当然又深了一步……我们那时就曾在个别交谈中讨论过越境问题，一般认为：由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制约，民族或民主的政治活动，若是反对当时现实的，历来都必须取得外部的根据地。这样一条规律，看来今日也仍还有其意义——明摆着的么，在国内连说句话都不可能！……越境成功的话，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作为一个或两个具有相当活动能力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即使在独立活动的条件下，也应该可望通过将极权统治、恶性政治迫害的实况诉诸中外正直人士心灵的一切道路，来成功地展开自己的工作…… 当时，我和某一位密友在交谈中，曾深刻地互相剖析过自己在这问题上的思想感情……我告诉他，在我个人几乎一直没有往这方面考虑，我企求的是祖国的平安、自由、繁荣和兴旺，不是个人生活无忧的享受、业务上的发展或其他，当祖国大地还沉沉如墨、遍被哀鸿之时，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获得自由；我宁愿守着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忍受苦难、磨折以至一起去死！…… 我的朋友叹息道："我十分理解你这种心情，我自己也是为此充满着矛盾……虽然去的人也不是为了个人自由，而且本身行动就得冒相当危险甚至……什么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主观上必须自己作一个抉择……我也不想去，不是怕冒险，只是为了不忍离开母亲一般的祖国！……" ——那是一个比墨还黑的酷寒的冬夜，我们并肩走在，以后又坐在北京西郊裸露的田原上，憔悴而寒冷的大地若有知有感，当会听到我们年青而又灼烈的心在腔子里激切地、痛苦地搏撞…… 和"广场"友人（指主要成员）们的单线联系，一直到他们被捕的前二三天……那不是五七年底就是五八年初的一天晚上，我从城里回来，一位"左派"告诉我这个消息，且说且看着我的脸色和表情，叵耐我几乎比冰还冷！……早有思想准备了，上一回相见时还在谈这个呢！不过来得恁快，倒是出乎我意外。那会儿我也曾为自己作过相当准备，对朋友我是完全信任的；可事情出得这么切近谁敢保证前一向我们的行动接触不已在监视之中？天下可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我们主观上高度警惕着……但准备落了空，大约我命该不在北京坐牢…… 紧接着就是反右处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送走一批批友人——更准确地说是习惯地和他们猝然地离别。于是又来到了思想上最痛苦的阶段，那时已是五八年了。绝望也沉重，但和上一阶段——五七年暑假前后那几个月——已有不同：上一阶段的绝望来自现实的疯狂，这一阶段的绝望则来自友人的星散。尽管我们都已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并早已相当地强调了独立活动，但当实况来到时，善感的我还不能不承受着心灵惨重的创伤。我的认识过程完成得比朋友们晚些，女孩子们有时情感上又未免稍脆弱些。惨酷的现实是那么无理地猖獗而肆虐，我即使思想上不需要、不再需要任何鼓动了——现实已成了最有力的无时不进行着的鼓动，其他什么鼓动都用不着了；但感情上还是极需要支持。和小弟的接触，带给个人一些感情的安慰，却不构成为支持。"日记"第十篇中说："3：他的精神力量那时还不如我昵！瞻望前途自己觉得孤军无力，想到朋友们的处境又辛酸彻骨，悲愤交集，难以解开，所以才又重演了一次幻灭。 谢谢天，这一阶段总算也过去了……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的话：痛苦对于灵魂的作用，犹如锻铁的大锤，灵魂要么经受不住被它击碎，要么被它锻成坚而且韧！我自然并不坚，也不韧，不过没终于给它击碎，总算徼幸。通过这一关的过程，就是将悲愤化为力量的过程。对朋友们的思忆使我极感痛苦，每一想到他们正在镣链之下迫害之中，而我还"逍遥法外"，总有一种像是自己叛卖了他们似的感觉。有一天，周末的夜晚，舞会乐声随风飘来，同学们玩的玩儿去了，或看电影、听音乐、做什么去了，我独自坐在宿舍里，但觉得周围那种溫馨的宁静，使我中怀如焚如炽。无法，只好又诉之于诗，写了一首不长的新诗"我应该在那里"，如今背不全了，只记得末段大意是： "悲愤如此沉重，压得我难以呼吸， 我怎能摆脱这些面庞，这些记忆！ 任教它算什么——考验、惩罚、抛弃， 我宁可去——我应该在那里， 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 ——这，就是我心灵的告白，是我的态度，是我的誓言！……我从沉重的悲愤中抬起头来了，尽管痛苦还继续不断地锻打着我的灵魂，比如小弟的被捕和流放，但一切都不能阻止，却只是更加鞭策着、激励着我自觉地、坚定地走向朋友们先行的道路！ 从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活动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一般说，并无什么明显地构成"犯法"的行为，但在自己来说是有意识地从政治角度出发在考虑着、处理着问题（所以我在"日记"中说：人有了政治性，干什么就都得有点儿政治性……）这期间个人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和本校及外地同派们的大量接触，完成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因为既都是共同存在，了解起来极深极快，而且在"孤立"与磨折中谁都有嘤鸣求友之心。我通过来往、书信，联系了好些人。在联系中我努力观察和了解——探索人们的内心，我发现，不满现实，那是极普遍的共同意识，甚至有时达到相当尖锐与深刻，问题倒是：不满之后怎么办？以容忍求苟安，还是决心战斗、采取行动？需要既认识现实又怀有牺牲精神的人，光只认识了那是不够的。小市民对现实的认识也能达到相当的深度，他们可永远只站在一边"看冷破"而说风凉话。从接触中我发现，有些人似乎也有与我大体相同的目的，我们很快就学会了相互鉴别，心心相印！但留着那一层薄纸并不直接揭开。这是基于对现实状况的考虑，许多人都只能说是半自由状态，环境又相当地坏！忙于组织起来，不能成事，反为有害，草蛇灰线，徒留痕迹而贻人口实。我们是懂的：共产党靠组织起家，故最犯忌别人搞组织，但这不成问题，我们何必非要来一套有形的组织！在一定情况下，组织不过是个形式，是次要的；人，才是最主要的。好比串珠子似地，有珠子现成放着，使什么线都能串：黑线惹眼，那白线也成，甚至没线都成。有了珠子还担心线！不仅我，似乎好些人都是如此考虑，所以接触中简直不大谈及这类形式主义的问题。有些人，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他们也是"有心人"，也有较广泛的接触与联系，从本校、外校一直到社会上。但我并不去过问他们所联系的对象，犹如他们不来问我一样，在这许多地方，我们会心默契地保存了、继续了"广场"后期的传统，无形中采取了分散和单线的活动方式。谁来捞也捞不起，没有线——没有东西；当然，实质上却有不少接触和活动，是会心不喻地从政治角度上看的问题。然而又不全是，以我之较密切的一些朋友来说，有些是入大学前的老同学，有些是诗文唱和的文友，有些是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有些是同级同班、平日比较亲近的同窗……老关系新关系，政治关系非政治关系错综交织在一起。这还道是有形的，其中水平高低、情绪强弱、态度坚决或否，认识若何程度，我们相互的了解默契，"点头会意"……这许多完全无形的、极其微妙的东西，除了彼此心里有数之外，第三者天大本事莫想弄清这笔帐！所以我这会儿坦坦白白明说在头里。这，就叫合法与非法之间，进可攻得，退亦守得，告诉了阁下，你也奈何不得。最多执到几个地址命他人检查与林昭的关系去，那可又是雪淡稀松的事。整个说来，珠子仍在，就丢掉我这颗把又打什么不紧？我才放心呢！ 在单线接触过程中，心灵共鸣幅度较大的朋友们，有时自不免谈得深些，研讨一下是否可以有所作为。但主要重点还不在作什么而在如何作。一般共同感觉：对如此一个空前未有的极权政治进行非法之政治斗争，很需要撇开旧规程另寻新蹊径。因为许多老一套，都早让当前的执政者玩过了，玩熟了。所谓"捕快原是贼出身"，抄老法子不行。当然，作为造反来说，有若干规律是较具共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就可以也应该别创新样……特别是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对这问题更值得详加思索考虑……不过并无多少成果…… 秉承着北大以及"广场"传统的影响，我很重视对外地、外校的联系。因为从北大以及京城的情况，使我坚定地相信："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更不如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着深刻的共性，散珠子遍地是，就看会不会拾，小珠串也一定有，找到一些沟通起来，戏就有得好唱……顾雁他们本来早已邀我上西北玩儿一回去，我苦于没法脱身，也怕引起注意。以后他也身体不佳回南了，这便很巧。通过接触，很快沟通了、交流了北大与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谈起来当然会谈到人，但我们的人泰半被各种形式束缚或半束缚着，故而还是他们的人较有实际意义……从主观上来说，我是代表"广场"去考虑某些问题的，自然也没谁们封我当这代表，但也可以说有。在'广场"后期直到主要负责人被捕前后，人们一般都怀着这样的默契：独立存在、独立作战，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不负初愿，不改初志！要像液态的升汞那样，聚到一起立刻能泯合无间 ，拍散了，不论是多细的一颗也独立成珠！——组织上是否正式参加倒又次要了，精神一致 ，自必呼吸相通，（事实上，后期的"广场"诸友们也全不着重于此——不斤斤於什么组织不组织，所以我总觉得：没组织比之有组织还危险、还麻烦，还不好办。）故从这方面说，我又很有资格为"广场"的当然代表，犹如其他"广场"友人们的资格一样。对着顾雁我没很强调这一点，一来因为暂时尚无强调的实际需要，二来，他也是北大出身的，总还有相当强烈的"北大观念"、不烦十分强调。另一方面，我当然也同时代表自己个人，想起来，兰大的伙伴们大致会了解我这种身份。代表"广场"的意义并非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而是作为平等的联合……"广场"是不可扼杀的，它活在我们每一个与它有直接关系和密切联系的人们身上！ 大约黄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内是辽阔而且犷悍，兰大的朋友们性格相当开朗而外向，好动作，却不甚好静去深思。这当然与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似这种好动的习性用以造反，长处是颇富于进取，短处是不善于等待……有些事，北京的人们若真蓄意要做，未尝做不起来，如印些小东西之类。不过我对此可谓是一向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印秘密宣传品，不仅对印的人来说是个冒险，对一切读的人来说同样是个冒险。真要做哩，非但得为自己想，还得为别人想：一份或一张东西出去，能给人家一点什么？值不值得别人冒着险看？倘然不过是些尽人皆知的道理，秘密传单也不足奇，倒使别人冒没有价值的险。自己倒罢了，既干了这个，就不好太畏首畏尾。但也该较计较计，值得才干，不值得便不干。可是我这种主张曾受到过误解，使得我相当生气！——已经走到了这么一步，难不成我还惜此一身么？ 不过有些东西依我看来是没啥意思。在分局，很早，承办员就问到过我关于顾雁印了"海鸥"的事。我叫先不知道，只好由着生米煮成熟饭，若早知道，决不同意！——不用说别的，就作为原作者，我也有不同意的权利，"海鸥"有些叛徒情绪，但也不过是叛徒情绪罢了，不值得一印，不能给别人多少东西。在京时我曾手抄以传阅和赠送过，那个，另一回事，那还勉强可以算在合法的范围里，至多你来批判我这诗便是了。一付印刷，虽是油印，亦总有点哗众取宠、惊世骇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态，其实又没啥了不起，"鞋子不着落个样，月亮里点灯空挂名"，我不为也。否则，当年还曾参与地下党的散发、翻印宣传品等活动。我又不是没有半套，就说印东西，除了一听油墨少不得外，其他什么不用，使图钉把刻好的蜡纸往桌面上一钉，不照样印出来？有何难哉！不过没有着手进行耳。……鼓动，除了一般的目的还应该有具体的目的，因之很该注意时机。忽视时机，单从一般目的进行鼓动，其所起的最大作用，不过是宣告自身之作为现实反对派的存在。然而这种宣告本身却是并不必要的——在主观上说是缺乏必要的，宣告不宣告，总之存在；在客观上则是缺乏意义的：一般性的鼓动，有现实本身在那里进行，进行得很好，就叫我们再去进行，也不过是把某些众所共识的事实加以重复而已，具体的鼓动则尚未有可为的实际。但有些人情绪躁动，偏好此道，叫我也没有办法。就说我代表"广场"，那也是平行联合而非垂直上下的关系；作为个人则更得尊重朋友们的共同意念。我自己便说过：造反，这是十足没有公式可代的东西。是故经验必须在实践中创造，而失败的教训更免不了…… 其他种种方面的问题，内、外、红、白、左、右、上、下、目前与未来，部分与整体，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当然不免都要谈论以至讨论。并非认为区区我们能把从宇宙到苍蝇都巨细无遗地承包下来，但主观上不能不对宇宙到苍蝇都有个适当的看法。这中间，分歧当然也就不免。人们的统一，有时出口便已达到，有时却也得通过思想见面反复论争才能达到，反复争论后仍达不到都会的。很有趣，事实就是那么一些事实，原则就是那么一些原则，看法上却可能形成很大差距，即看法基本一致了，所推出的结论还会不同，人就是这么复杂之至的东西！……比如对于党自觉改革、进行路线转变的可能，在初我之估计非常不足，庐山会议后，更加深了这个看法。经过与个别友人深刻倾谈交流意见后，勉强同意这种可能的存在，但又认为那是一件相当渺茫的事，也许在较远的未来。总之，得受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消长及其作用的程度，又是我们所无法完全掌握的，因此不应等待！——而且当前惨厉的现实及其荒谬的延续加深，也使人忍无可忍没法负起手来等待！诚如一位友人说的："我一见到大标语宣告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便头通（痛）道：完了完了，无可挽回！"——也许这么推理比较简单化一些，但也颇有"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敏感在内……所以我说：有些人对党的感情还比我深哩！ 这么的，总的说来，我们都是清醒而自觉的，我则更是清醒而自觉的，有时我甚至认为：自己比之某些人，即不能说更自觉，至少更清醒一些。 总的来看，来回顾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我觉得归纳起来，还是本月六日我向那位政府人员说的那两句话：存在决定意识，外因通过内因。前一句"日记"数十万言已经作了比较全面的说明。总而言之，党若真能英明理政公勤治国，林昭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岂有政治成见存在，非要闭着眼睛抹煞良心反党不可？但党既不能作到那样而恰恰相反，又要说、弄出了如许多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来致使人物凋零、江山糜烂，血泪遍地而白骨成堆，那么，林昭虽是乳臭未干的黄毛稚子，也觉中怀惨痛五内崩裂而万万容忍不得！这时候，同一条件，起了完全相反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党的革命成功解放全国，自然是千百万生人死者同心协力的结果，非任何一人所能得窃而据之；但我既然曾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追随了党，以青少年的纯真热情呈献给党，则从个人本位出发来说，对于党的一切作为：美政或暴政，在政治上都应义不容辞地担负全部责任，党今日把国事弄成如此局面，作为党的一名追随者，青年热血的林昭无面目以见父老，无言辞可对国人！……有位师长对我说过：人作任何事，最好当然是于人于我都有利而无损；不能如此，则只要于人有利就损了己，亦无不可；损人利己，那自然是要不得的；而最糟糕、最没名堂又没成说的事，就是做了之后于人于己两无利益的。我深服膺此言。又有位友人对我说过：天下兴亡自然不是任何一名匹夫所能全力担得起来的，但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正直的人，虽然身份不过匹夫，也许脱然自认为天下兴亡全担在我的肩上！这不是自我扩张，而是"视民如伤"，我也深服斯言。还有一位前辈对我说过：从抽象的高度来看，爱亦感情也，恨亦感情也，不论对人对事对物，总该有爱始会有恨，无恨，则亦无所谓爱。故金圣叹批"三国"，认为周瑜要杀孔明，正孔明之知己也，此所以孔明祭周瑜文中道："从此天下，更无知音！"以上云云可以作为我个人对党政治态度的小小注脚。 后一句：外因通过内因，这也是当然之理。我追溯自己思想意识，觉得当初所以会政治热情衰退，会同情落后者，会不靠近组织，会对领导傲气，直到会倒向右派乃至成为右派（成为右派以后的事那不必说了），在自己这方面，最内在、最本质的一个原因，就是个人思想上的民主观念和自由倾向相当强烈。当年鸣放中我引过一句话——话不是我的创作，却忘了出处，也许还是法国大革命前后那阵中谁说的昵。不过用来说明我当时所抱的根本态度，极切合，极完满："我不同意你这句话，但我甚至不惜生命来保证你有说出这句话的权利！"这种基本立场导致了我和领导上的分歧，以及和"广场"诸友的统一，却也包含着我与领导上在某些前提下的统一以及与部分友人们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认识过程有长短，进展速度有缓急，因此有时接受别的影响有时又影响别人，当然之理。但特别像我这样个性抝强，追求"真实"的人，一事如未通过自己的大脑，决不随声附和率尔而行！而在认识达到了一定高度以后，那便已有了共同境界，剩下的只是策略方式问题了。这一步，如上所述，是在"广场"后期某些活动的参与时就已完成了的——作为叛逆者，那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了，在这一两年间未作什么明显的非法活动，而将活动限于合法和非法之间，那也如上所述，客观上是因为受到某些条件的制约；主观上是认为某些事情不太必要，只是如此而已。故也不能承认说与党和政府形成对立是自和兰大友人们联系之后始，（何况这种联系开始的时间，看来是到现在也没曾弄准确）老实说一句：北大同派中能有几个是不善能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以活动水平——思想水平而论，犹恐只有更高出外校呢！ 过去，我从不认为在这里面我们有什么错误——"日记"中已不止一次表明了自己这种认识：总觉得领导既错于前，则我们"反"之于后，天经地义，问心无愧！即使看到党近年来的转变，也仍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我反的是未转以前的你，又不是既转之后的你！这不是，你转了，看看是像比较诚意，我隔着监狱的铁门犹在衷心欢喜，我有什么对不起领导的！这样一些见解，也不可以便谓之错，问题在未把事情通盘联系起来考虑；孤立地强调了我等立场的正义。本月初时经过那位政府人员的启发教育，我的认识乃进了一步，觉得这中间我们确实也有错误。诚如他所指出的：我们对于党能痛下决心悬崖勒马的可能，自觉适应现实形势来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治政革新的潜在力量，认识不够，估计不足。基于此，我们当然就不会采取鞠躬尽瘁仁至义尽以促起党和政府猛省的态度，而必然选择自觉与党对抗、革命冲决现实的道路。对客观认识的片面，导致了我们主观立场的偏激。从这方面看，与"日记"十二篇中我所检查的"鸣放"当年这辈青年人的错误，事属同一类型。不过既隔了数年且是这么壁垒对峙的，在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的基础上，事情又推进了一步。而今日，党这一年来的政治革新，虽然在许多地方犹不过是开始，却已收到了相当成果，显示出党还蕴藏着继续前进、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并不全如我们所看到所认定的那么黑暗腐朽与昏愦胡涂，反过来，这也证明了我们当初在政治上对党采取那样对抗的态度和冲决的路线，是一种过激的错误。假如党内党外一切不满党之错误决策者，都采取我们这样的态度和路线，犹恐还不能促成党今日这么个令人兴奋的转变，社会生活开始复苏的局面也不会出现。代替的将是分崩离析、天下大乱、变故迭起与流血的惨祸，徒然为虎视眈眈、狼子野心的民族仇敌制造机会，这岂是国家之利，又岂是国家之福！今日党与政府若以此大义相责，我等诚服无辞。 尤有进者：在我个人来说，可谓成长于一个比较"赤化"的家庭，且具有相当"左倾"的历史，从政治上启蒙时起，不曾把对祖国未来的希望寄向别的政治力量。但自反右以来国内政局全面逆转的情况下，由于精神刺激心灵创伤过分惨重，对党的感情便转过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从热爱变为深恶。于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不仅不能继续维持"鸣放"初期那种良好的愿望，承上启下，以坚忍的态度，恳挚的心情等待领导上觉悟，促成领导上猛省，相反自觉走向对抗的道路。思想感情上与党和政府的距离，对党和政府的反感日益加深，终于在政治上对党来了个根本否定。自以为持这种态度是对国人负责，实在对国人也并不够负责，因为首先就没有很好对党和政府负责。如上所述，对立斗争造成流血惨祸，残杀戕害，于党和政府固然多所不利，于万众也岂能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我已有了这种肯定的看法：一国之内同室操戈、箕豆相煎，无论何时不是件好事，但凡能够避免，应该避免。不过，就在一年以前，倒也还不是这么看的。那时只觉得：渴血者必淹死在血泊中，这是一条规律…… 同时，因着反感的增长与偏激的深化，又更加深了思想方法的片面：对缺点错误特别敏锐，对成绩长处视而不见，意不足，心不平，态度上自亦难免处对立面之后，就又有效地激发反感，助长偏激。这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却也是长期对我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来二所后，通过报纸略知"八九"全会以来的形势，看到了党之政治路线改变，当然，在积愤已久之下，开始时对领导的决心与诚意颇打几个问号，故仍不免带些幸灾乐祸的嘲弄的快意。随着时间的消逝，觉得党这回算是比较脚踏实地眼见群众了，感情乃渐渐转变，开始作了通过向领导上开诚布公以求得问题之合理解决的想法，这便是始写"日记"的动机。在写它的过程中，一方面检讨客观的发展，一方面也少不得探索主观的经历。平心静气之后，考虑也比较全面，乃重新肯定了中共治国以来，在这短短的一纪之中，也有相当成绩。不去定功过之七或瑕瑜不掩，反正也为民族、为国家立下了些功劳这是事实。作为后辈，更应学习那些剖一颗丹心沥满腔热血，争取国家民族自由解放之明日的先烈，只执一端盛气相向来个基本否定或全部否定，显然是不客观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加上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想的肯定，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应该重新把赞成票投给中国共产党。而这样一种认识它本身也便已具体地修正了我们过去所持的政治态度。 在以上的认识基础上，我欣然乐意并且出于至诚地承认：过去所持与党对抗冲决现实的态度是一种错误，且具有危害，不值得提倡。今后，在党已经开始进行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青年，我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热情赞助和实地促成党的治政民主化，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出发确认党的领导，贡献自己的力量进行诚实的工作，以求和众人一起努力推进社会生活，使之不断出现新鲜蓬勃开朗的局面，并实地以这样的态度与认识，影响自己的朋友，使大家都能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向党靠近。 记得反右时我是一直被指责为"态度恶劣"的，大约自始至终就未曾真正——那怕在口头上——低过头者，因此有一位领导曾为此找我谈话，对我责备说：你看看，就你们小组（右派小组）来说，有口口口口都比你好！我冷然作不屑之态道：领导上还真的相信呀！那都是假的。领导道：假的就假的，人家还有个假的，你连假的都没有！有假的总比没有好！……以后细想这话可谓"吾心卫顾"我到了家，可我当时虽惊感于他的坦白，却毕竟丝毫无法接受，要学那班……人的伪诈，骂自己一场口是心非以求免，我不为也。我所追求的思想转变过程是竭力，果我承认自己错，我必须先确实认识到有错，心口如一，否则，上了宗教法庭地球也还是转动，这股劲儿拧不拧？戆不戆？且喜这样一个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已经追求到了——领导上也改变政治路线而圆满地完成了。党和政府就是从法律观点来追究政治责任而进行刑事处理，我也必含笑受之。党的政治路线总是已经实地革新了！——像这样一个党，我是可以重新拥护并且觉着值得拥护的了！
林昭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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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Apr 2015 07:42 PM PDT 【祭园守园人按】 本篇是豆蔻年华的林昭68年前六一国际儿童节向弟弟妹妹的祝福与召唤。 不禁想起林昭四十年祭那天，灵岩哭墙前，林昭邀舞过的于邵老师恭立在我右边，正在读博的修鹏则肃立于左，而面对自由碑我宣读的主祭辞第一句正是： "三代人敬爱的林昭姐姐"！ 又过去七年，屈指算来，那天下午蹒跚上山、最后一次祭奠闺妹的倪竟雄老人——那块自由碑就是倪大姐募刻的——已届九十高龄了！第四代奋祭林昭姐姐的贾榀们已经在担当了！距离十六岁的林昭向弟弟妹妹及小弟弟小妹妹祝福与召唤"走向时代"、"改造社会"、"憧憬阳光"，已经整整68年了！ 四代弟弟妹妹们，面对47前就义的林昭姐姐豆蔻年华却深邃博大、博爱悲悯的祝福与呼唤，泪涌如泉之际，我们情何以堪？！—— "我们决不能再苟安一时了。即使我们能在这种'荆棘满地，豺狼肆威'的时代中苟安自己，可是，请为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想想吧！……" "一定要用我们的血汗我们的生命，作为砖石木材，为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 ————————————————————————————————代 和 代欧阳英（林昭的笔名）每当我看到那些小孩子的时候，心中就禁不住要为他们祝福，因为我想，他们这一代，一定比我们这一代生活得更好。 我常常走到初级小学去，去看那些孩子，他们在阳光下跳跃叫喊，充满着天真和活泼，我祝颂这辈生活在阳光下的孩子，永远生活在阳光下。 我们的上一代，是些腐烂了的木头，我们这一代并不曾受到多少上一代给予的恩泽。一句话，上一代对我们失职了。他们在做些什么？是在捞钱，刮地皮，自己麻痹自己而已。他们不希望我们这一代年青人走向时代的召唤，他们只希望我们陪着他们一起腐烂，为了他们的愿望。现在一部分青年已在渐渐地腐烂了，和他们同流合污了。但更多的青年仍在向前走。于是最卑鄙的手段使用了出来，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安着各种各样的绊脚石。懦弱的我们，竟就渐渐停止前进，停止活动了。但这还不足悲哀，更可悲的事是大部分青年都受了毒，被书本或别的东西吸住，不肯再睁开点眼，望得更远些。无论怎么说，幸福已经和我们的上一代绝了缘，现在它也将和我们这一代绝缘，但是，它却不曾拒绝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我们只有一条路 ，就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当然待我们改造好了以后，我们的上一代早已死了，我们这一代或许也将要死去，然而，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能够过阳光下的生活了。 这种生活是我们上一代所不曾梦想到的，也是我们这一代朝夕憧憬着的。那时候，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奸商，有的只是善良的民众，善良的风气，善良的社会，那该是何等地好啊！这是我们的希望，但希望是可能成功现实的，如果不忽视现实、向往未来的话，使它成为事实的责任，却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决不能再苟安一时了。即使我们能在这种"荆棘满地，豺狼肆威"的时代中苟安自己，可是，请为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想想吧，他们该怎样才好？我们眼看着幸福从上一代那儿飞走，从我们这一代的身旁悄然隐去，难道还忍着它再遗忘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不，我们必须奋起。 上一代已经腐蚀了，我们用不到再姑息他们，我们自己也并不健全，然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血汗我们的生命，作为砖石木材，为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当然我们会死去，然而"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样的死，总比呆在被别人摆布的环境里默默死去，要好得多。 祝福那些天真的孩子，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 —————————————————————————————————— （原载《初生》第3期，1947年6月1日出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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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Apr 2015 07:41 PM PDT
——谨以此纪念林昭英勇就义47周年 【祭园守园人按】 十四万言书成书一年之后、上海一月风暴前这一组五篇林昭杂文，无疑是林昭作为竞技者——以监狱为阵地的反极权囚徒数十万狱中纪实感悟文字之中的最奇之葩：不但完完全全逸脱了十四万言书中那冥婚畸恋的阴影，更在燕园魔窟、古今中外、治国论道、正心爱德、跑马家猫、怆然淡泊的纵横捭阖之间，无比真切地定格了林昭作为自由前驱大英雄的真本色及其旷世文采。 如果说，论诗骨，即使聂绀弩也难及林昭之峭拔；那么，纵使邓拓再世，又何以面对林昭奇崛峥嵘的杂文大气象与情怀？ ——那是浩劫炼狱才能赐予华夏民族的无与伦比的瑰宝！ 无疑，骤卷的上海一月风暴，遏断了林昭涌潮般的竟技激情与杂文文思。从《岁朝之战》开始的《战场日记》，属于留给公众和后世的阵地战纪实了。 愿五一九人与世世代代的北大儿女、仁人志士，永远铭记圣女遗言： "监狱是我们的反抗阵地！ 而未名湖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谨以此纪念林昭英勇就义47周年！ 未名湖畔——竞技者语林 昭 一、 题解之一 运动场上换项目了？好吗。 一切运动项目只要含有竞赛性，便也带有竞争性，同时并具有程度不等的对抗性。运动如此，他事同概。乒乓、篮、排、足球、手球、象棋、围棋等项其成败胜负比较绝对。赛跑、体操、投掷、跳高、跳远之类则在进入了某个阶段上以后但有名次之分，对抗性比较起来似乎不是那么强烈；滑冰项目也便属于此类。若是花样滑冰，那技术性或说艺术性的成分就更浓厚，竞争性乃亦相应地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竞赛性了。 提起滑冰我立刻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我们的冰场：我们北大的冰场就是未名湖。 犹如在亚热带的南方人们喜爱游泳，在严寒的北国，滑冰是一项群众性运动。学生子们对它更是入迷。想当年负笈春明，每到初冬，校内校外、街头、车上，举目莫非三两并肩背着冰鞋冲寒抗风谈笑以行的年轻人，青春气概无视着那卷沙夹雪满处回旋而呼呼作虎啸声的凛冽的朔风。而北大人又得以自己母校所特具的有利条件引为骄傲了：别的学校到了滑冰季节要和泥挑水、打椿筑版化不少工夫去整修临时冰场，我们可用不着。那幽倩秀逸宛如美人明眸的未名湖换上冬装以后我们就有了冰场，既方便又宽广。 未名湖呵，你的名字唤起我多少低徊不尽的联想！几个年头，春夏秋冬，在你身边我度过了一段那么亲切、那么美丽、那么值得我终生记忆的北大人与"五·一九"战斗者的韶光！你的垂柳，你的迎春，你的紫藤，你的槐花，你的千叶桃与黄刺玫。它们听见过我们无邪的欢笑；听见过我们豪情的歌唱；听见过我们战斗的誓言；也听见过我们激越的诗章！作为一名战士又正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我本没有权利放纵自己的感情与想像，但既然已经写下了你的名字，那么也姑且容我稍稍地放纵那么一小会儿吧。未名湖，未名湖，我们的未名湖呵，作为北大校景的中心组成部分我是如此地熟悉着你，任时间与空间遥相间隔，我只要略一凝神，你的形象便分明在目：别具风姿的小塔，玲珑的石桥、岛亭，垂柳掩映的土山，诗意盎然的花神庙…… "那一天再能回到你的怀抱， 那一切是否都依然无恙？" （中国歌曲：故乡） 作为一个学生，我爱北大，那以它之光荣的"五四"战斗传统哺育和培养了我的无比亲爱的母校；也爱我们母校之美丽的未名湖。特别还因为：未名湖畔之许多文化古迹，还都是燕京大学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整个未名湖就是圆明园遗址的一部分！对于如此一个虽创造而占有着古灿烂之东方文化却又不曾普及、不能认识更其不善保存的——老大民族来说，某些（不是所有）"帝国主义分子"所作的事情还真值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去深致感谢呢！ 但是，够了。过分地放纵感情与想象那对于战斗者是不合适的。特别因为自己所禀赋的感性气质，（这对于战斗者来说是个长处也是个弱点：在一定条件下它是长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弱点。）我常常十分警惕地约束自己感情以及想象：它们会妨碍我严肃清醒地面对我所遇着的冷酷的现实。 那么让我，自由人类正义大军队伍之中的列兵，祖国大陆青春抗暴阵线上的战斗者林昭回到现实里来吧。一九六三年八月，刚被移解到所谓之第一看守所的那个魔窟中去时，我就在镣铐之下以自己的鲜血向人们作了庄严的宣告：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 监狱是我们的反抗阵地！而未名湖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置身在未名湖畔！……我们的未名湖，幽蒨秀逸如美人明眸，却也禀赋着热烈而诗意的青春气质，并更渲染着战斗者与牺牲者之赤子鲜血的未名湖！ 未名湖是我们的，她属于我们就如我们属于她！ 未名湖是我们的母亲，因为她是我们北大母校的中心组成部分之一；而我们，北大人也就是未名湖的儿女！ 未名湖，我爱你!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游子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苏联歌曲：贝加尔湖之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四——十五日 二、 题解之二 在那些竞赛性比较浓厚的运动项目中，参加的选手们似乎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表演着竞技。也许可以称他们为竞技者吧？当然竞技这一概念的外延还要大得多，它包括所有运动项目之外的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技能与技艺。 然则我们目下所竞的是何技？将来所竞的又是何技呢？——也许可以称之为一门综合技艺吧？ 记得有个西方笑话，说一个少年成天游手好闲，父母为他发愁道：我们的孩子到底要干什么呢？且来试测他一下看看瞧。这么地，他们在桌上放了一件新外衣、一个钱包、一瓶酒、一部圣经等等，然后躲在帘幕后面偷窥。小家伙回来了，进房一看，便拿起外衣披在身上，拿起钱包掖在袋里，拿起圣经夹在腋下，拿起酒瓶打开喝着，从容不迫地出去了。父母相顾大惊道：哎呀，他是干政治! 既称笑话大约总能引起一个微笑，尽管这笑的味道对于各人不尽相同。在我，这一笑是相当寂寞至于哀感的：假如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条件下，干政治只要如此这般而已，那么在我们，当代中国大陆青春自由战士特别是林昭个人所处的条件下，若想凭这点儿干政治，那都早不知干上了哪儿去!——或者就确实只好如第一看守所之审讯者的恶詈那样，"狗肚子里呆着去"了！咱们所干这号政治真不是人干的！即使作为综合技艺我也实实想不到其内容会丰富若此！略举数端：比如为了要在一副或两副反铐之下长期自理生活，就需要练习从舌头到足尖的全副杂技动作；为了要"透骨地锐敏"以便即时识破以至回答人们那许多暖昧鬼蜮包藏祸心的政治性暗示，就需要学习封建大家庭如红楼梦大观园中大丫头小丫头间那种无聊透顶的勾心斗角；为了要针锋相对命中要害地打击那些令人作呕的可憎的伪善，就需要学习黄色小调色情歌曲，以至越黄越好而唯恐其不够黄削弱了攻击力量；而为了向人们充分显示，使人们确切理解反抗者的决心和意志，竟至于需要在父难之日吞吃我自己的鲜血！吞食自己的血可跟饮喋他人的血完全不是一个味儿呢，嗜血者们！ 类此之举便是林昭在我之斗争中所行的竞技的一斑！这样的竞技不论是在政治领域中或在其他任何范畴内都是史无前例而骇人听闻的！在如此残酷的竞技条件下经受住考验以后，作为一名自由战士林昭确实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论是合法斗争或非法斗争！ 而假如活到将来并进入了另一种性质的阶段呢？一样，走着瞧好了，林昭只要不死，在未来那较好直至好的大环境里同样足以从容对阵而应付裕如。卡斯特罗当年在马埃斯特腊山中树下便和同伴们讨论到未来的问题，而林昭现今在监狱囚室之中也已经多次深思了我们的未来。对于祖国的国情特点自由战士林昭与那些共产党人们可能具有同等深刻的理解，假如不说是更加深刻的话。人们利用着这点理解走邪路、取捷径、干歪事——奴役国人！我却要应用着这点理解从根本上去解决祖国这片中世纪文化遗址上的痼疾症结包括隐患，作为政治领域中的竞技者，这也就是咱们之间的根本分歧。犹如两名水平大致相同的医生，一个是使用着他的生理医学知识害人、杀人，而另一个则是使用着这些知识治人、救人！ 也所以作为竞技者我们这一家无庸过多地考虑到技术方式，即使是从更大的规模更长的时期内着想都是如此。得说走着瞧吧，林昭的棋子自有独门心法，下出来不但你们一家，就连上他们，你们两家都统统不在话下l这首先便因为你们两家都不具备我们这一家独有的主观条件！ 在未来之民主中国的政治领域中，作为竞技者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如何争先超越他人的问题，只有如何创造更高成就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三、第一个音 喜欢唱唱歌的人都知道：唱一支歌，定那第一个音最要适中；太高了唱到后来就会接不上气，太低了却也会发不出声。这一方面要根据具体歌曲的音程范围，一方面则要根据自己发声的歌唱音域。 同样的道理可以应用在其他许多事情上。平凡的事物中原都包含着一定的事理，发现而概括之使其升华便是具更大普遍意义的哲理，而在认识价值上超出了一般事理的范畴。却需要一番思考和探索——思想性的咀嚼、消化、归纳与吸收的过程。古人之行成于思大约便缘由于此：经过思索，平凡的事物具有了更高的认识价值；思索的探求愈深，所获的认识价值也就愈高；而所获得之更高的认识价值又不断增进着思维过程的深刻性。 我唱起歌来倒还能够定准那第一个音，特别因为我喜欢唱的歌子其音程范围我都比较熟悉；但在待人方面就不然了，我定的第一个音往往偏高，于是唱到后来接不上气，只好中断或者变调。这样的教训已经获得了不知多少回，然而事态还每在重现。什么原故呢？难道我竟如此地不善接受教训吗？经过深思，我的结论是：主客观条件不相适应——在待人这个问题上我的歌唱音域不能适应具体歌曲的音程范围。作为基督门徒，爱德永远是我们灵修精进的基本内容。圣经上也明明教诲我们：诫命之中那第一且是最大的，即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而其次就是"爱人如同自己"。若从理性角度分析，人道思想是基督教义的精华，而爱德便是人道思想的精点。作为一个基督门徒他必然或多或少地对他人怀有爱意，然而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人（不仅指犯人甚至也不仅指一般人）有多么不可爱啊！（我每谓这个万恶的魔鬼极权制度践踏而摧残了人性之中一切可贵的成分却发扬并扶植了人性之中那一切最最恶劣的部分！）——发扬而扶植了我们人类弱点的一切下劣恶德至于无孔不入无微不至的地步！这样的"人"按着做人标准来衡量十足是皆曰可杀的对象！而在这样一些无有人味的"人"们之前，基督个人的爱德又是多么可笑以至多么悲哀啊！ 管怎么的也罢，现获得了教训，总该努力接受而且谨记，因为教训之获得都是付出了相当代价的呢！那么至少从现在起让我慎重些来定这第一个音罢。当人们还在那里撇不开"利益"、抛不下"面子"而充当着青天大人或浑天大人的角色之际，帝力于我何有的民女甚无兴趣来口称犯妇！更何况共产党人们的功利主义竟然入骨到如此地步！正如那位何小姐所言道（该是一时失口流露了心声罢？）：面子假如没有相应的里子，那有什么用处呢？哦，原来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还给他们留着一分半分甚或一厘半厘的"面子"，他们都是非要用来换取某种"里子"不可的！确是共产党人——魔鬼门徒们罪恶灵魂之最里角落的赤裸裸的暴露！充分证明着这些人做人毫无原则！故其不知自尊不知自爱也就无足为怪了；对于他们，一切抽象概念都是不存在或至少是不值钱的！假如他们有时也在那里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地卖弄、玩弄而耍弄舞弄着某些抽象概念，那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了可以换取得一定的以至更多的实利！连对待他们自己那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价值都是如此！上帝哪，人是这样做的吗？！这样的人没有人格，没有道德，没有品行，没有原则，因为首先他们没有灵魂！ 人们愿意没有什么都行，那是他们的"自由"；但他们不可能使用着这种可疑而更可悲的"自由"来向基督亲兵的爱德换取那怕只是试图换取他们所欲获得的实利！我们不止嗤笑而且鄙视这样一种企图！ 那么且让我把这第一个音定得谨慎一些罢。意识反映存在，而认识总有过程，任何人只要他的行为已经实地表现出来值得别人尊重，每个知所自尊的人本来也都懂得应当怎样尊重他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十六日 四、谁建议吃豆腐渣？ 六年以前，一九六○年冬天，被捕不久还羁押在静安分局那时，囚粮中曾以豆腐渣当为小菜佐餐。好多人包括我以前在外面原未吃过，这时吃来倒也觉得别有风味而吃得津津有味。 囚犯们欢迎豆腐渣之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实际问题：那程子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顿时期，一天两格子稀粥喝在肚里连影踪也不起，有些人甚至只好牛饮盐开水以欺骗自己那被持续的饥饿折磨得可怜的胃肠。而豆腐渣因其价廉，分量较多；吃着又有涨性颇能管饱。 这么地，铁栅栏里的饿乡居民就日如大旱之望云霓地盼望着豆腐渣了。 这么地，事情也就来了。有天，一个打饭的男劳教，是个十来岁的小鬼，写了张条儿交给管理员建议多吃豆腐渣，管理员看了笑道："这是别人教你写的！是不是？很简单嘛：你是劳教你的饭比一般多，你完全可以吃饱，吃不吃豆腐渣於你没有多少影响，你这是受着别人调教了。" 大约因为那劳教年纪小，又是一件生活细故，管理员说了他这么几句也就不曾再作深究。分局的看守所并不大，男女监室就连挨在一起，故我们听得很清楚。 管理员的分析是切中症结的。确实，劳役有得加饭，已经满够吃饱，吃不吃豆腐渣于他实际影响不大，那么这大概是出自别人的调教。 当然劳教对吃豆腐渣可能也有某种程度的兴趣，首先就因为人都难以摆脱私心。一存私心，便生贪心；而一起贪念，便无餍足：孜孜以求，多多益善，其欲逐逐只注目于一个"得"字，连自己之既得部分都丢在一边视而不见了！——既得的不算，我只想那未得的。作劳教虽有加饭，吃得更饱岂不更好么！天哪，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我总是说：就扛着一大整桶饭来，也得你有那肚子。老托尔斯泰的童话集里有一篇题名叫："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大意讲旧俄之一块地广人稀的草原，属少数民族所辖；需要的人可以上他们那里去买地，不用丈量却依着一宗特别习俗 ：清晨日出时与买地者一同登上某个高坡或小山，买地者付给一天的代价若干，然后就跨上马从那里出发向草原跑去，以他骑马所经为一个大圆圈，他要多大尽得多大——把马儿放跑多远；在这圆圈以内的土地都属于他，唯一的条件是必需在日落以前回到原处使圆圈接上点儿，否则这一天就不能作数而得等下一天重新来过。有个买地者看着那丰美肥沃的草原黑土，贪欲不足放着马跑出了好远好远，跑到过午以后，人们招唤他道：已经够远了，你的圈子够大了。看，你已经尽得了这么些土地，再跑下去可要来不及回到起点哪！他道：且再跑一程子，且再跑一程子。跑着跑着，阳光已经偏西，眼看真来不及回到原处，他急了，取直线放辔向小山猛跑，山顶上日线落得较迟，总算让他赶着跑到，可是马蹄一停，他就从马背上倒了下来。那结尾两句我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 "他们就在圻里把他埋了，从头到脚，只带六尺土地。" 这个作为插话的故事与我平日所讥语的阿Q的圈圈画得再圆也就那么回事颇能联系得上，而也许不免被人们恨骂两句尖钻刻薄之类。然而老托尔斯泰确曾写过这么篇富有哲理的童话，并非林昭的天才爆发。——我向来不把自己的才能估计得太高，我所使用、应用、运用的很多都是别人的现成东西甚至是些过时冷门的东西；别人创造性的发挥不在东西而在运用，治事、为文、求学莫不出此。而当年曾为母校时师长们对这个学生赏识有加的根本之一亦便自此。不止一位师长赞我道：零碎割裂甚至偏不相干的东西挨你一用就活了起来且具新意。知识领域广博还是比较容易作到的：发狠心下苦工夫就行；但如何把获得的知识从不同角度上参考发明联系沟通，却不是尽人所能，即或能之也不一定都能如你这么浑成自然又新又活。然而在我自己来说首先倒全不是从功利主义之"用"字角度上去追求知识的。我这个感性主义者向来最反对作理性的奴隶！不论是在什么事情上对待什么性质的问题！ 作着青蛙在戏盘里跳了一阵，自我陶醉既毕，便也还是跳下来回到原处以使圆圈接上点儿吧。我现在深深觉得：学习满足也是做人的重要一课而且这一课很难学。这不是说要学作庸人，竞技者大致都不是庸人之流作得上的；既上了竞技场，主观努力奋勇精进亦所应分而在情理之中，无可责备之处；问题在于精进根据什么？满足又根据什么？要叫我说呢，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合二而一归结到一点其唯一应循的根源即是天命！孔老夫子等古人讲究"不惑"、"不动心"，归根结底，在"知天命"；"知天命"而"不惑"，就可以"从心所欲不踰矩"，翻译成牛列主义语言则仍是恩格斯的那一句：认识了必然性便有自由。一种意思本可以着种种不同言语表达，外国死人也未必一定比中国死人表达得更好。 在满足天命的前提之下，我们一切人都大可循着做人之道去奋勇精进，这原是天父所许可的，却不能够背着理阴谋巧取豪夺，这是天父所不许的。按着民间口谈就叫做天理难容！ 虽然，不见可欲则心不死，又得说人在肉体之中都难免灵性上的弱点；在权与利的吸引面前能够做到"不惑"、"不动心"、"知天命"以至"从心所欲不踰矩"，这本来是件难事且是件大难之事！是所以《大学》教人，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齐家始而以正心诫意为其全部前提。意诚又首需心正，技术方式对了，能变戏法者总有一定的聪明巧妙；最难之处厥唯正心！心正心术，心正则术通，从心所欲安不踰矩；因为这片正心之念唯在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哪怕就为自己一群一党之心总比一己狭隘之私利略近大我。 正心、不惑、知天命，对于政治领域中的竞技者们说乃是治平正道，也是可保自己事业生命——政治生命安宁长寿的灵药妙方。却又得说一句这是非常难的。假如我辈古往今来中外万国的政治竞技者们中间也有些人能够程度不等地作到这一点，那么我确实怀疑共产党内没有这样的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七日 五、 本 色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这一联对句不知出自何朝何代何人手笔，反正在过去的岁月里它是颇见经传而流行于士人们口头笔下，稗官小记中亦每引入作为插句。 至理每每不需多言，一语中鹄便为破的。我认为这一联对句虽只寥寥十四字而其所道颇具至理，特别是它所着重点出的本色两字。 本色者何？若据我之理解，本色，这应该是不尚虚饰、破除矫伪之一派清澈自然的纯朴的率真。古人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其意大致类此。 万事万物，皆具本色；这本色又因其质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即是同一类物体亦每同中见异地纷呈着区别。随着社会生活的文明进化，人们对各种使用物品的加工程度日益精致细巧；从应用美学或曰实用美学的角度去看这是值得加以肯定的，也可以说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这种加工过程中如何保存，保持乃至突出客观物体之所固有的本色，这却不仅是应用美学的理论问题而更是工艺美术的实际问题。曾见有人为文论玻璃器皿的装饰，对那些在玻璃上描花绘图的作法大加诟病，理由是损害了玻璃那纯净无垢的本色的美。于此我举双手赞成。不仅描绘之于玻璃是谓多余，即使利用玻璃的本色刻花磨沙，亦以简洁大方自然质朴为宣。玻璃的本色或说特色正就是它的晶莹纯净，一切加工性质的修饰和装饰若不能突出而反倒背离了这一点就都是画蛇添足甚至是佛头着粪。 这种崇尚本色的装饰美学原理可以认为具有绝对正确性，故得超越着时间空间而普遍成立．在我们的民族工艺美术中也广泛地应用着它。尽管祖先们不会像我们这样搬弄文字加以渲染，可他们在以往漫长的世纪里就这么实地作着。这种崇尚并突出物体本色美的装饰原理和工艺原则的实际普及，为我们悠久而更优秀的民族文化提供了极好的构成基础。景德镇的瓷器以"清如水、明如镜、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著称，可以说是把瓷器之本色的美推到了无可更加的顶峰；而如考古学家们所艳称的黑陶、唐三彩等则又以自然的单色或明快的复色充分彰显而美化了陶器的本色特质。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要说呢确实也是，对一切物体的成种加工原该崇尚或至少无背乎其本色；因为假如不是这样，加工就变得没了意义。有那么个笑话，可忘了是土货还是洋货了，说一个人爱他的猫，跟朋友们说要给它起个漂亮名字。一个人说：异类之中唯龙最贵，起名"飞龙"颇当；一个人说：金龙还须朝日，叫它"丽日"好了；另一个说：日光虽亮时还被云遮起，不如唤为"彩云"；又一个持异议道：风力强劲能够把云吹散，应该叫它"疾风"；再一个驳道：风虽有力却会被山挡住，叫它"重山"最妙；还有一个说：那些老鼠的本事甚至能够把山钻通哩！管它叫"家鼠"好了。正当众议纷纭莫衷一是，一个半天没开口的听得实在耐不住了，唉了一声道：老鼠的本事那么大，家猫能捕鼠类，本事不是还要大吗？依我之见，还就实实在在地把它叫个"家猫"为是。众人包括猫的主人想想无可说得，乃相对哑然一笑而罢。 笑话总之只是笑话，我也不敢肯定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是否真会有那么一些不受粮食统制所限得以饱食终日言不及义的无聊之辈，拿着一头小小的猫儿来挖空心思作上那许多笑料文章。反正最后的那人下结论下得颇好。本来吗，家猫就是个家猫罢了，哪有那么些名字好起？飞龙丽日，徒事藻饰；风云重山，离题万里！种种都只泯没了家猫的本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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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30, 2015, 6:46:29 AM4/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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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pr 2015 11:15 PM PDT
这是2014年9月8日在纽约举行的《推倒高瑜頭上"莫須有"的罪名》会上我的发言。 最後處理高瑜一定和習近平有關 時間：2015-04-30 03:26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編）： 自從高瑜被抓之後，我心情很沈重，一個70歲的老太太，一個女性，一個記者，在"六四"之後二十來年三次入獄，我想這個在中國都是絕無僅有的。我認識高瑜是在1986年，有事去找何家棟，高瑜也在，就跟高瑜認識了。2006年她到美國來開會，還寫過一本書《我的六四》，我寫了個書評，也算是對她有相當的了解吧。 抓她的罪名，一眼看上去就是莫須有，因為我們在海外都很清楚關於"七不講"早就在說，怎麼可能是她洩的密呢，無從談起！她的案子和別人的情況有不太一樣的地方，你不知道把她抓起來，是不是通過習近平本人，但最後的處理一定和他有關，也就是說如果給她判刑了，這個帳肯定要算在習近平頭上，這點毫無疑問。 由於這個案子本身的性質，而她又是這樣的人，因此她的事情還很關鍵。很多事情對於最高當局來說，你一旦做錯了，以後改正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給自己的空間越來越小。這次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前一段"五君子"被抓等等，都使人感到情況估計很不樂觀，對習近平本人會增加負面印象。 現在對習近平反腐有很多讚揚之詞，但最主要的問題是：他抓那麼多人幹嘛？只要他抓了那麼多人，對他的所有好評統統站不住腳。馮勝平還跟他談憲政，我們之前還談了那麼多這主義那主義，其實很簡單：至少你不要亂抓人，本身就是有限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像吳稼祥說的搞"假動作"，好像要改革總得做點假姿態，那也不能這麼幹啊，就跟你抓"五君子"似的，人家20週年搞過同樣的活動，聲勢比這次還大一點，都沒有抓，你要是真要應付左邊的攻擊，可以照此辦理，沒有必要走得更遠嘛。換句話說，你不做得更開明一點已經很對不起人了，至少沒有必要走得更遠，你照原來的辦法，就足以對付從左邊來的攻擊了。 同樣，像高瑜和姚監復先生，他們講的話也不是一年兩年了，類似觀點說過很多很多次，過去還能比較自由地到海外來參加很多會議，即便講了些話，回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次沒必要來這麼一手。所以高瑜的事情對習政權是很重要的，我們在判斷未來形勢走向的時候，對這件事的意義一定不可低估。 它也有個路徑依賴的問題——你走到這步，下一步就只能順著走下去了，很難再有迴旋的餘地。就像大家談江澤民，他也沒打定主意一開始就那麼幹，1998年克林頓訪華，他對媒體做了有限度的開放，談"六四"問題，民主黨組黨登記，也沒抓人，說明當時他也沒打定主意非要那麼做。但是後來一旦做了，抓了民主黨組黨登記的人，再加上後來法輪功的事，那就沒有餘地了，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 同樣，對於習政權也有這麼個大問題，他在這類問題上若能處理得不太糟——都不能指望他處理得好——不太糟至少今後餘地大一點，這一步要是走錯了，自己就把自己的空間堵死了，對今後的很多事情都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我覺得最大的標準是：一個國家真能做到言論自由，是不管什麼言論都沒有被抓被捕的危險，還能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且不說能到這一步，只從朝好的方面走還是朝壞的方面走的趨勢來看，並不在於官方允許的言論尺度——因為這個尺度本身就有很大的彈性，可以鬆一點，可以緊一點——判斷言論自由有多大進步，取決於當權者想侵犯言論自由的時候，是不是感覺你面臨到來自社會的、包括來自體制內的強烈抵制？如果這個抵制的勢頭比較強，說明這個國家在朝著正面走。 上個世紀80年代沒有互聯網，你要看當時發表的文字，未必比今天開放，恐怕比今天還不如，清規戒律更多，但那時候為什麼大家感覺不一樣呢？就是因為當時知識界有一股勢頭。1989年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大赦魏京生，後來知識界的聯名信風起雲湧，知識界有名有姓的人雖然也知道簽這個名有點風險，但不簽名有點丟臉，就得這麼做。當局也感覺到這一點，也預計到來自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抵制，這是個很大的進步。 而現在當局幾乎沒有這個顧慮，人抓了就抓了，並不擔心知識界或其他各界表示反對，大家都裝著沒聽見、沒看見，按照他們自己的話，只要別波及到我這來，我這個刊物有話還能繼續說，已經是千恩萬謝了。這一點表明是個很大的退步！ （《推倒高瑜頭上"莫須有"的罪名》連載9， 《大事件》記者 馬儉 高伐林整理，《大事件》第3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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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pr 2015 10:09 AM PDT
早期的美国总统都有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其中尤以杰弗逊总统的藏书最为出名。杰弗逊博学多才，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藏书家，建筑师。当年1812战争（也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国会图书馆被英军付之一炬，三千册藏书化为灰烬。杰弗逊得知后，主动向国会提议，以他私人的藏书，来重建国会图书馆。国会一共收了6748册，按书的尺寸计价，给了杰弗逊 $23,950作为补偿金。杰弗逊在他退休的岁月设计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那是美国最早的非教会大学之一。以往的教会大学都是以宗教楼为校园中心，杰弗逊把图书馆安排在校园的焦点中心——圆形大厅(Rotunda) 的顶层。圆形大厅的外形设计是模仿罗马的万神殿 (Pantheon)，图书馆在大学的地位显而易见。不过杰弗逊并不希望人们一进图书馆先看到馆藏图书。带有透明玻璃门的藏书柜沿着圆形大厅壁铺展，嵌在窗户之间。读者步入大厅中心时，只看得到书柜的侧面，但看不到书柜正面的玻璃门——那是他利用视觉差(optical illusion) 特地设计的，这样书就被"藏"起来了。在今天日新月异的数字化、云计算时代，图书馆真还可以做到没有一本纸质书。 现在美国大学图书馆藏书量动辄几百万册。但当年大学图书馆初创时，藏书还真来得不易。据美国图书馆学教授Michael Harris所写的《西方图书馆史》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哈佛大学1616年刚诞生时，并没有图书馆。两年后John Harvard捐出他私藏的280本书和一小笔经费，成立了哈佛最早的图书馆。之后捐书、捐款渐渐地而来，但发展极其缓慢。一百多年后，1723年哈佛印出了第一本图书馆目录，藏书量一共也只有3500册。那时的图书馆只对教授和高年级学生开放。直到1765年，哈佛自夸成立了"本科生图书馆"。事实上那只是用图书馆多余的重复版本书，加上一些流行书刊，拼凑在一起给本科生使用。其真正的目的是把本科生从大学图书馆清理出去，以保障教授的使用专权。今天美国教授足不出户，就能使用图书馆。且不说电子书刊，就是传统纸质书，也只要在电脑、甚至智能手机上按几个键，图书馆就会把书送到教授办公室。现在来大学图书馆的绝大部分是学生。尤其是星期天夜里，图书馆人气十足，熙熙攘攘的比商场还热闹。泡图书馆是学生"临时抱佛脚"的首选方式。 古今中外，图书馆大都是从收藏手稿开始。随着科技的发展，图书馆的收藏内容，也随之改变。从印刷图书，微缩胶片，CD-ROM，到数据库，等等，图书馆一直紧跟潮流。在数码技术普及之前，虽然图书馆早已不是单纯地收藏纸质图书，但纸质书一直是图书馆内的主角。随着数码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纸质书明显地在失去主角的地位。不仅仅新的出版物有电子版，甚至仅有电子版，图书馆的老书，手稿等等也纷纷被扫描成数码版。九十年代做数码项目的图书馆还凤毛麟角，但现在很难想象学术性图书馆没有自己的数码制作部门。2004年底，谷歌宣布和英美主要学术性图书馆合作(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其雄心是将那些图书馆的馆藏老书全部扫描成数码版。谷歌的数码图书工程因版权问题有争议，官司还在继续中。但数码版图书的确给读者带来很多方便。尤其是图书馆的特藏，一般都不外借。有了数码版，研究人员不受时空限制，随时可以上网查阅。数码技术还给普通大众提供了难得的翻阅善本书的机会。坐落在华盛顿的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以收藏莎士比亚最早的戏剧集(First Folio) 闻名。First Folio拍卖价可高达六百万美金一册，那样珍贵的古董书，图书馆是不会轻易让读者触摸的。First Folio被做成虚拟数码版后，用特制的阅读软件，现在就是来图书馆的普通参观者也可以用手指触摸屏幕，随意翻阅古董书. 书不再只以纸的形式出现，数码资料无影无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字节、像素远藏在"云"中，只要能上网，读者在哪里都能看读。"无纸生活"的时代，图书馆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剑桥大学建筑史学家James Campbell (Will Pryce 摄影)2013年出版的《图书馆: 世界史(The library: a world history)，对图书馆的发展有精辟独到的观察分析。Campbell和Pryce，走访了21个国家，82家图书馆，从土耳其的Library of Celsue遗迹(公元135年)，到2011年中国北京郊区的篱苑书屋。两千年的图书馆建筑历史，显示了图书馆并不总是为藏书而建。东西方文明都把图书馆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帝王贵族更是以图书馆来显示其权力和地位。Campbell在书中提到十八世纪中期建造的Altenburg Abbey Library (奥地利)，馆内装潢极其考究，三个拱顶上的壁画均出自于当时的名画师之手。但近10米宽，50米长，15米高的图书馆只有九个书橱。耗资巨大的图书馆仅仅是为了掩盖修道院藏书的不足。因当时修道院权势显赫，所以图书馆不能太"寒酸"。直到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rnegie) 捐出巨资修建公共图书馆前，十九世纪的英美公共图书馆也仅仅是市政大楼或其它公共大楼内的一两间小屋而已。二十世纪初卡内基捐资在美国各地，大部分是小城镇，建造了2500家公共图书馆。卡内基的理想就是为普通老百姓提供免费的知识殿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阅览室成了图书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电子时代的图书馆，设计重点移到了读者空间。现代图书馆都给读者安排了舒适的阅读和讨论交流的空间。Campbell 先生称"图书馆是发挥想象力的地方 (libraries are places of imagination)"。 荣获2013年AIA/ALA (美国建筑师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联合主办的最佳图书馆建筑双年奖 (Library Building Award)的James B. Hunt Jr. Library (坐落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NCSU), 把图书馆作为研究平台，重点放在研究、合作空间的设计。大型开放式的空间，和强调使用楼梯的设计，不仅营造互动、社交气氛，更鼓励读者不期而遇。图书馆保留了传统的阅览室，但更多是实验室，多媒体创意工作室等研究、工作和交流的空间。图书馆内很少看到纸质书，传统的开放式书库被全自动书库系统取代(automated book delivery system - ABDS)。书库又被埋藏起来了，但并不是简单地复古成闭架书库，而是把原来按主题系统排列的开放式书架搬到了网上。读者不仅可在网上检索图书馆的目录，还可以浏览图书馆的虚拟书架来选择想借阅的图书。图书选定后，轻轻一点击，机器人就会把书从书库中取出来。 未来的图书馆会是什么样子，让你的想象力来引导你吧！ ——金融时报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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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9 Apr 2015 09:26 AM PDT 劫持百度的搜索指向，利用其超大的訪問規模，令其攻擊國外特定的目標網站，迫其窮於應付或癱瘓，這一戰術被稱之為「中國大炮」。它被認為是中國防火長城由被動防禦轉向主動進攻的新式手段，意味著功夫網躍進新時代。作為局域網外人，甚感欣慰。而在尼泊爾地震中，出現了一種不確的說法，那就是：大陸人憑借中國護照即可免費登機返國。不僅微博上一些網絡五毛黨積極轉載這一大國崛起的證據，就連官方傳煤也捲進來添油加醋，朋友圈裏不乏這些傳謠與闢謠的拉鋸。這也可以稱之為國家災害中的「中國大炮」。這種不惜借助虛假信息妝點大國形象的做法，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從當年的東帝汶撤僑開始，一直到最近的非洲撤僑為例，始終被黨媒宣揚為這樣一種口號：中國在保護國民方面用盡了心力，災難中的世界始終對中國恭敬有加，不然為什麼會給與中國撤僑優先權呢？這一外交上的動作受到了很大的宣傳力度。也門撤僑時，央視連篇累牘報道，每天放在新聞聯播中放送，彷彿全世界都在感激中國撤僑的做法，不只是印度巴基斯坦這些小兄弟感激涕零，就連個別西方人也受惠。中國感動世界，中國是世界和平的一部分。中國似乎很樂意享受這樣自我炮製的心靈雞湯，自我感動於強國崛起的夢想。文宣的目的統領了真實情況，並在塑造過程中攻擊美國無用。這種對外的文宣慣性，遇到尼泊爾地震，更加發展出用謊言來塑造大國形象、塑造庇護國民的假象，將虛假外交推到極致。實際上，從尼泊爾臨時反悔大陸的機票比往常有了四五倍的暴漲，國有航空公司坐地起價，利用在尼泊爾中國人恐慌回國的心理收割暴利。儘管中國人習慣在他國遇到災難時一窩蜂跑回國內，從來不知道共患難，儘管有人以市場經濟做辯護，可這種國家暴利的收獲依舊是可恥的。即便這樣，大陸的文宣部門與網絡五毛依舊憑借謊言發動「中國大炮」戰術，在社交媒體上釋放大國崛起的謠言。按照「網絡造謠五百轉即治罪」的規定，這些人最該被抓住法治一番。可是他們安然無恙，可見國家造謠有理，只要「愛國」，造謠無罪。這就成全了大陸輿論上的一景。尼泊爾震災，不是談論災民情況，不是說如何救助，反而是津津樂道於國家如何撤僑這些破爛的話題——即使被一再指出免費撤回不過是謠言，可依舊擋不住茶餘飯後的這些東西。震災本身被排斥在外，愛國成了主旋律，也真是醉了。如果說，將汶川地震做成「多難興邦」的證據，灌輸給國民，還屬於內政的二次回收利用，那麼，將別人國家的災難作為成大國崛起的材料，來塑造成中國國力昌盛的例子，也算是很不要臉的事情。不分青紅皂白地利用災難來書寫黨國輝煌，這劑中國夢的麻藥不會停的。 ——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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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 2015, 6:15:42 AM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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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Apr 2015 10:02 AM PDT
谷歌(Google)经常位列学生希望为之工作的公司榜首。上周在参观了谷歌位于硅谷(Silicon Valley)的园区之后，我知道了这其中的原因。天空蔚蓝，温度适宜。一群谷歌员工打着排球，有人在外面的停车场上展示着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的样车。 在享受所有乐趣的同时，谷歌已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之一。市值最高的苹果(Apple)距谷歌大概20分钟的车程。另一个巨头Facebook，位于附近的一个郊区。 不过，硅谷的田园生活正日益被异域刮来的政治风暴所搅乱。全世界的学生可能都渴望为谷歌工作。但是，全世界的政治人士似乎都希望迫使该公司就范。 本月，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宣布，将起诉谷歌违反竞争法。起诉可能会致使该公司面临两种选择：巨额罚款或以高昂代价修改其商业模式。 欧洲并非唯一一个给谷歌制造麻烦的地方。多数西方跨国公司都把中国市场视为自己未来发展的关键。但是，谷歌，还有Facebook和Twitter，实际上均被中国阻断网络入口的"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拒之门外。 与此同时，自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政府监视互联网的程度以来，硅谷与奥巴马当局的紧密关系已经紧张了许多。 斯诺登事件似乎鼓舞了那些认为硅谷有种邪恶力量的人。法国批评人士想到了一个首字母缩写词——"Gafa"（谷歌、苹果、Facebook以及亚马逊(Amazon)）来概括美国的邪恶互联网帝国。正如这个词所暗示的那样，谷歌常常首当其冲。当英国政府决定打击跨国公司涉嫌的逃税行为，并将新措施戏称为"谷歌税"时，谷歌的高管都震惊了。 一种说法是，只是由于谷歌是硅谷最无处不在的名字，因此它吸引了格外关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iPhone，但是谷歌对所有网民都是免费的）。另一种观点是，谷歌业务的广度意味着它让世界各地、各领域的现有公司都感到心烦——无论是被谷歌新闻(Google News)惹火的报纸；受到YouTube（归谷歌所有）威胁的媒体公司；憎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的出版商；还是在大街上看到无人驾驶汽车、担心甚至汽车行业也难逃硅谷魔掌的汽车制造商。 一些欧洲政治人士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美国互联网巨头的成功对欧洲形成了直接威胁。去年，德国副总理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曾公开表示了担忧，称"这个（数字化）基础设施将受控于美国少数互联网康采恩，它们可能会主导21世纪的经济生活。" 对谷歌批评最猛烈的企业是德国出版集团斯普林格集团(Axel Springer)。该集团在柏林和布鲁塞尔都有着强大的话语权，在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 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接受了美国互联网企业是欧洲保护主义的受害者这一观点，最近他指出——"我们（美国）拥有互联网。我们的企业，以他们（欧洲）无法媲美的方式，创造、扩大并完善了互联网。"奥巴马没补充的是，美国政府本身也做过许多有损硅谷的事。斯诺登事件让人们产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任何互联网搜索、电子邮件或者帖子均是受监控的，要么受政府监控，要么受谷歌和Facebook之类的公司监控。 谷歌及其他互联网巨头均极力否认曾向政府提供进入其数据库秘密后门的钥匙。事实上，它们抱怨称，自己也是监视的受害者。为了重新得到消费者的信任，硅谷公司正在强调它们新的加密技术以及隐私保护措施。但是，伤害已经形成。人们对政府监视的担忧，与对谷歌等公司将数据用于商业的焦虑，交织在一起。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人们对互联网监管的渴望。 围绕此事的所有政治热度，貌似都以令人不快的意外出现在谷歌面前，而这家公司似乎真的相信自己一直遵循着其创始人的格言——"不作恶"(Don't be evil)。不过，真正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政治对抗并未在更早的时候到来。谷歌宣称自己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的信息"。但是，常言道，"信息就是力量"。而权力一直都是政治人士的地盘。 有人认为，最好应该让"选举出来的政治人士"，而不是商界人士，来对信息和数据流作出决定。但是，事实上，最渴望与谷歌较量的政治人物中，有些并不是选举产生的，比如中国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虽然没有人给硅谷的工程师和企业家投票，但是超过10亿的消费者已经以点击谷歌产品的方式用手指为他们投了票。这是多数政客只能幻想得到的信心投票。 译者/马柯斯 ——金融时报中文网（作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英国《金融时报》主要负责撰写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欧盟事务、能源问题、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报道。他经常参与会议、学术和商业活动，并作为评论人活跃于电视及广播节目中。他曾担任《经济学人》亚洲版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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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 2015, 6:11:04 AM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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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5 02:47 PM PDT 在网上看到影印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刑初字第00755号"刑事判决书，判处记者高瑜"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记得很久以前就有人在网上调侃："剥夺政治权利"——中国老百姓从无政治权利，何来剥夺之由？！但是七年的有期徒刑，对于已经71岁的女记者高瑜来说，其严酷程度令人胆寒。 三中院认定高瑜的罪行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为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机密级国家秘密" ；量刑的理由是：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高瑜的律师向法庭提出的"申请对中办发【2013】9号文的密级重新鉴定"的请求，三中院以北京市国家保密局出具的密级鉴定书为证明，认定这个文件不但是机密级国家机密，而且"目前尚未解密。" 这份9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4月22日签发至市地师级的，立即得了到这一级单位积极地回应。5月初众多市地级政府网站热热闹闹地报道了自己"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组织学习该文件"雷厉风行的动作，表达了对中央意图的深刻领会和绝对的服从。两年之后的今日，只需将"中办发9号文件"敲入谷歌搜索引擎，仍可即刻看到一连串转载该文件的链接。北京市国家保密局所谓"机密级"，且属"国家级"的鉴定，实在是无稽之谈。但是"上面"将高瑜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这份文件之"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估计得如此之重，竟至构成七年徒刑的重罚，而作出判决的三中院正是我"状告首都机场海关"一案的受理法院，令我反复思考，辗转难眠。 我从网上下载了这份9号文件，它的题目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指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提出"七大危险"，要求市地师三级警惕和根除： 1.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2.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3.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4.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 5.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中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6.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 7.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中办在发出这份文件的说明中说：本文件"已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该文件发出的一个月前，习近平在第十二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具有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已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该"同志"应该是习近平无疑，这份文件所表达的正是他成为绝对"最高"后对中国意识形态如何实施管控的真实理念，竟然不能对"外人"道，直至今日"尚未解密"，上任两年来他通过党的中央办公厅，继而通过党的市地师一级组织一直在秘密地"警惕"有人"宣扬"跟自己不一致的理念，一直在秘密地"根除"那些不按自己指定的路走道儿的危险人物。这搞的是个什么名堂？共产党到底是执政党，还是地下组织？是它的领导太不自信，还是自知很不光明正大？反正中国正走回毛泽东时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其实不是高瑜，正是法院对她的判决构成了对共产党真正的危害：它让很多对习近平所引领的新一代共产党存有幻想的人惊骇梦醒：原来他们确实在暗地里有一套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道道儿"，"依法治国"那是唱给人听的，全方位地恢复和加强"一党专制"才是实实在在，绝对不能动摇的真格儿！口蜜腹剑，莫过于此! 习近平作为新一代领导人"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决心和迄今为止的行动，很是得到一些人的赞誉和支持，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另一个基本常识——"腐败有种种，拍马逢迎、阿谀取容同样是腐败，而且是比贪污受贿更隐蔽、更可怕的腐败。"（引自启之先生《林彪与谄谀——为'九一三'四十周年而作》一文）我在三中院的判决书中即看到了这种更可怕的腐败，而这腐败自共产党执政之日始，演绎到今天，三中院的法官们在虽然不是公开审理，但是必须公示于天下的判决书中指鹿为马，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管理文件认定为"机密级国家机密"；将一名记者向公众揭示自己所掌握的执政党如何作为的真实资讯——媒体人正当的职业行为定为刑事罪。对这种深入骨髓的阿谀上峰，谄媚权力的腐败不治理，不彻彻底底地反掉，金钱腐败在眼下运动过去之后，必将如狼似虎，以百倍、千倍的凶恶反扑回潮。 高瑜案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很可能是以自己"在其位，不得不谋其政"来安慰自己的灵魂。"在极权制度下，不必是恶魔，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可能成为刽子手。……谁在极权制度中'尽忠职守'，谁就注定不再能分辨对错，不再能察觉自己行为的邪恶。他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不需要，也确实没有个人感情、思想和悔意。"这是启之先生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引用的阿伦特的话。高瑜案合议庭的法官们可以有别的选择吗？阿伦特告诉人们：在极权统治下，唯一能够与之对抗，可以使用的武器就是"思想"。启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如果阁下不幸成为夹边沟、古拉格或奥尔维辛中的一员，您是愿意做一个只会哼哼的待宰之'猪'，还是愿意做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有思想才会有判断，有判断才会有良心。思想是良知之父，思想是判断之母。思想，是边缘人、异见者和一切被侮辱被伤害的人在失去话语权时的精神支柱，是受难者、'阶级敌人'和一切社会贱民、'黑五类'身处'极限境遇'时的最后防线。极权可以剥夺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生命，但不能剥夺你的思想。萨特有言：'人是自由的，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 女记者高瑜无疑是拿起了"思想"的武器，成为自由思想的英雄。合议庭的三位法官在七十一岁的高瑜面前会感到懦弱的耻辱吗？我从心底希望他们会。中国公民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审判长李永京，审判员吴海地，代理审判员陈旭艳，依据法规终身追究他们对此案的判决结果。我内心企盼着三中院审理我"状告海关案"合议庭的三位法官：审判长贾志刚，审判员董巍和陈金涛身穿的法袍之下，包容的是思想和自由的灵魂；渴望他们在极权统治下走出拍马逢迎、阿谀取容的腐败黑道，自我解放为自由人，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中国太需要这样的英雄了！高瑜让中国人看到希望，英雄的法官启示着中国光明的未来!
2015.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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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5 02:44 PM PDT
政府由人民纳税养活，老百姓遭遇意外，政府出面帮助解决，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也门撤侨和尼泊尔接载受困灾民这两件事中，中国政府派军舰和派航班接回受困在外的中国人，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他们做了，值得肯定。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在这两件事件的报道中，夸大政府的作为，要求中国人因此而对政府感恩。官媒的做法事与愿违，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普遍反感。 在也门撤侨事件中，中共官媒通过所谓的对比手法，大肆嘲笑美国政府拒绝帮助当地的美国公民撤离，试图以此彰显中国政府对公民的特殊关爱，甚至来炫耀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中国护照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所有有海外旅行经验的人都知道。对中国护照免签的国家数目，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非共产党执政的华人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分析美、中两国政府在也门事件中的态度，得出的结论与中国政府所宣传的完全相反。也门是一个极度动荡地区，不断遭受到极端武装的威胁。美国政府早就向本国公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到也门地区旅行。在此情况下，一些美国人，不顾政府警告，固执地前往这一地区。事发之后，要求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和其他美国人的生命去帮助少数冒险者，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反观中国，政府此次从也门撤回的侨民，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派往当地从事投资和商业活动的员工。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了商业利益，将员工派往危险地区，实际上，是拿普通人的生命来博取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凸显了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将普通中国人的生命视为草芥。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应该赞扬，而应该受到严厉谴责。事发后协助撤侨，纯属亡羊补牢，哪里有任何功德可言？ 谈到中国的国有和国有控股的航空公司在尼泊尔撤走受困中国旅客一事，中国官媒的宣传是，中国迅即增派航班，无论旅客是否购票，通通接回。而不少受困的中国旅客，以真实身份在网上发声，怒斥中国官媒撒谎。他们用亲身的经历和大量现场拍摄的照片证明，这些国有的航空公司肆意抬高票价，借机发财的丑恶嘴脸。这些亲历者，纷纷对中国官媒不顾事实地为政府贴金的行为表示不齿。 中国官媒早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但是，他们仍然是数十年如一日，越来越不知羞耻。为了达到愚弄民众的目的，中国政府不惜屏蔽所有不按它的指令进行虚假宣传的媒体和网络，希望以此来掩盖真相。好在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利用网络平台，揭露事实真象。我相信，真相终究会战胜谎言，中国的民众终有一天会彻底将中国官媒和他们的后台老板，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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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May 2015 02:27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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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3, 2015, 6:04:28 AM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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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2 May 2015 11:44 AM PDT
April 30, 2015 習近平大張旗鼓的反腐敗戰至今日，碩果不斷且也不少，但卻臻至死棋。 所謂死棋，即反腐難以按既有的節奏進行下去，而若非向前推進不可，則存在政治崩盤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首先體現在整個官僚階層與知識階層同時出現了焦慮心理，官僚焦慮反腐反到自己頭上，而知識界人士則看不到反腐的出路何在。這種因不同擔心而致的焦慮心理，在某種情勢下出現共振，就有可能使當下的政治局面崩裂。 反腐敗當然不是一種可至「帕累托境界」–簡言之就是所有人受益而無人損益的遊戲，但是，作為政治行動，反腐敗的受益者卻必須多多益善。如果反腐敗的受益者僅僅是反腐敗的發起者自己，其他人都損益於反腐敗，乃至在利益上絕收於反腐敗，那麼，這種政治行動就會被認為是出於個人的權謀算計而失去政治後援以及持續下去的動力。這就無疑浪費了反腐敗的天然合理性。 最近網路上有文章以杜撰江澤民會8門外語為由頭，描述了江澤民的「博學與開放」。這種懷舊文章的出現也許偶然，但在反腐已經劍及江澤民提拔重用的一干黨政軍最高層官員的情況下，評江澤民的功、擺江澤民的好，也並非尋常之事。這類文章的出現，除了說明當下進行的反腐敗尚沒有匡正基本是非以外，也說明在相當多官員看來，反腐敗絕非是政治上的最優之選，且以懷舊的方式將這種看法表達了出來。 官員階層對使他們提心吊膽、無所增益的反腐敗持有這樣的看法並不奇怪。對於官員而言，他們寧要江澤民時代的腐敗，也不要習近平治下的反腐敗；他們寧願以個人貪腐促進制度衰敗進而可能陪葬這個制度，也不願服務於一個不能從中暴斂其利益的制度。或因如此，官僚階層對反腐敗的反抗已呈蓄勢狀態，只待破殼之機。懷念江、胡，不過跡象之一。 問題更在於，反腐敗也並沒有帶來與其合理性所匹配的政治變化。而這些變化，則是獲取知識階層等非官僚精英支持的象徵性前提。甚至相反，現時中國社會出現意識形態左轉和肯定毛澤東作為的政治風向，已經讓在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的知識階層不寒而慄，由此判定了反腐敗所象徵的政治行動的可能前景。這樣的判斷，也正是知識階層產生焦慮的根由所在。而即使是那些在江、胡時代從腐敗大潮中撈到些油水、從而成為比官僚還堅定的體制維護者的知識精英，也因反腐敗而心生抗拒。 不過，有一個傳承自江、胡時代的政治現象在習近平治下也仍然未變，那就是左的意識形態的維護者與腐敗官員的重合性。鄧後至今，中共黨內改革派消失的後果之一，就是體制正統性非以改革說明之，而愈發回流至左的意識形態。體制的受益者，雖早就不再相信這些以馬、列、毛為主幹而構建的意識形態，但卻因利益的原因而樂於以此來說明體制緣何成功。這種政治姿態，一方面是由於政治正確以確保個人安全的緣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排他性而導致的利益獨享性。 正因如此，無論是薄熙來還是周永康，也無論是其他大老虎還是小蒼蠅，幾乎無一例外是左的意識形態的宣導者和維護者。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開展的反腐敗，也不啻在意識形態上拔除了一顆顆左的釘子，在消減了左的幹將的同時，也凸顯了左的意識形態與腐敗、以及與體制的彼此關聯性。 又由於支持反腐敗的普通民眾難以為排他性的中共體制所容納，也非反腐受益者，至此，反腐敗已走至死棋。 (作者是中國政治觀察家)原载《世界日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7, 2015, 6:12:12 AM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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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May 2015 07:06 PM PDT
《辽宁日报》派记者去高校听课，统计有多少教师在讲课时"抹黑中国"，然后，向全国高校发出公开信，这酷似当年由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革前奏。教育部长袁贵仁公开声称要把西方价值从教材中清除出去，并且要"拔钉子"，要把不尊崇马克思主义的清理出教师队伍。同时，新的造神运动方兴未艾，尤其是那首肉麻的颂歌《把心交给你》，引起网络热议，有心者把它和讴歌金三世的《除了你我们谁都不相信》作对比，可谓半斤八两。 回顾文革，完全可以印证世界上一切极权主义的三段式，第一阶段是造神，全民膜拜，天下归心，"三忠于，四无限"，造成一种超乎宗教情怀的信仰向心力；第二阶段是靠各种恐惧来维持威权统治，斗争、批判、牛棚、清理阶级队伍，红色恐怖一波接一波；到了第三阶段就已经礼崩乐坏，泛社会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大家都习惯了说谎话，讲者和听者都知道那是谎言，却假装相信。 中共建政超过一甲子的统治，如今到了极权主义的第三阶段。官场和传媒上充斥著"正能量"，背地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央视红人毕福剑在私人饭局中夹唱夹议的视频，就是一个经典标本。他藏在心底的真话，不多喝了几杯，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毕福剑在央视出镜诠释党的意志和声音时，铿锵有力，饭局上却极尽刻薄讥讽之能事，哪个才是真实的？毫无疑问，酒后的才是真言。以他的出身和经历，他的个人与家族不可能没有毛时代的阴暗记忆。他当过多年兵，他对军队形象的不恭，早被今年两会上军队代表的正式发言所证实。那些军队代表说，当兵的探亲、入党、提干都要贿赂上级，至于买官鬻爵，从班长、排长、连长再往上数，每一级都有价目。这难道是"抹黑"者编造的？ 其实，所有专制机器里的零部件，没有不是人格分裂的。毕福剑不但是党的喉舌代言人，也是所谓培养"红色基因"工程的"爱心大使"，这是一个为确保红色基因世代传承的政治教育工程，毕氏和刘翔等名人，都是"红军小学"的"爱心大使"，穿著红军灰军装，戴著八角帽，领著小学生举拳宣誓效忠红色政权。同一个毕福剑在饭局上对红色军队的调侃尖酸刻薄，完全是另一副面孔。讽刺的是，他作为体制里的齿轮和螺丝钉，在所有主持的节目里都弘扬红色符号，他在"正能量"的粉墨表演中获得了赫赫名声和丰厚的个人利益。 毕福剑这段饭局上的折子戏，被愤怒的毛派馀孽指为"吃饭砸锅，吃肉骂娘"，而微博民调却有八成多的网民认为他不应该道歉。不过，对毕福剑也不去恭维。多数人骂他"出镜说鬼话，酒后说人话"，但至少他会说几句人话。当然，事发后，毕福剑迫不及待地跪地求饶。可见，对吃共产党饭的人来说，人话不能当饭吃，假话才是靠得住的槽头食粮。 尽管毕福剑已经负荆请罪，磕了一百个响头了，但央视还是拿掉了他主持的节目，红军小学也即时革去他"爱心大使"的称号。不管他头上曾有多少光环，毕竟吃饭砸锅、吃肉骂娘为党限定的主旋律所不容，必得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这一公共事件，再次证明李承鹏在《中国人正在丧失说话的能力》这篇演讲里的结论："整个国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本能——我饿了；你不可以说出你的情感，我爱你；你也不可以批评领袖的话——屠杀同类是不对的；你不可以说出科学的话，得承认亩产确实两万斤；你甚至不可以描述大自然——比如太阳很毒，那是影射领袖。说话，作为上天给动物的一个本能，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权利……统统被切去了。" 高瑜和毕福剑的不同遭遇，都验证出一个定律：在极权社会活在谎言里是一种幸福，活在真实里只有痛苦。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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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6 May 2015 06:16 PM PDT 不过，我并不同意郑永年文章中隐含的这样一个批评，即习近平执政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偏左的问题。如果按照郑永年的逻辑，习近平只要多听右派的意见，包括多听他的意见，中国的情况会大为改观。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中国今天面临的危机，本质上不是信仰哪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导致的恶果，而恰恰是什么都不信，只信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结果。因此，加大左或右的话语力度，对于中国走出今日的困境其实是于事无补的。 正如很多人都认识到的，中国现在的基本秩序，完全是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维系的。这是因为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已经彻底摧毁了社会自治的能力。加上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过程，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在这种格局下，如果官僚体系解体，整个中国社会就解体了。 江泽民、胡锦涛掌权的时代，一方面系统地压制各种社会自治的冲动，打压民间组织的成长，一面又姑息，乃至鼓励官僚以权谋私，以至官僚系统空前膨胀、空前腐败。这个趋势如果不改变，中国就会彻底崩溃。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看到了，习近平也看到了。 正因如此，为了遏止官僚系统的自我解体和自我崩溃，习近平上台后大力反腐，用政治高压来威慑官僚，让官僚"不敢贪"，由此形成了一个"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让整个官僚系统完全出于个人利害、出于对惩罚的恐惧来执行公务。这种既没有经济利益支持，也没有道德伦理支持，没有意识形态支持的官僚政治"新常态"能够持久吗？这是习近平反腐以来，一直盘旋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大问题。 最近的形势发展表明，这种"新常态"已经难以为继，力挺习近平的郑永年刚刚发表的文章，就是一个明证。那么，什么是中国的"非常态"？中国的非常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官僚体系完全失去对中央权威的信心，失去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提出来要给官员加薪，要对贪官大赦，等等。但我认为，这些措施固然重要，但面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迅速恶化，这些措施已经不足以维系官僚体系对中央权威的信心，不足以维系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那么，有什么神奇的办法来避免官僚体系瓦解？避免进入无可挽回的非常态吗？郑永年文章的荒谬就在于，其字里行间隐含著的意思就是这样神奇的办法是存在的，就看你习近平听不听我的了。我认为，这样神奇的办法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危机发展到今天，权力精英集体的政治能力是决定中国官僚体系会不会崩溃最决定性的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而中国权力精英集体的政治能力是非常不透明的。习近平上台以来，既展示了他藏匿多年的政治抱负和坚强意志，同时，也暴露了他严重的知识和学养不足。最危险的是，他似乎没有能力举贤任能，没有能力扩展巩固中央权威的政治同盟。这样，他就不仅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对整个权力精英的政治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最近，中国政治出现了不少政治怪象，包括中共的战略特务公开在海外召集莫名奇妙的大会，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习近平的政治能力失去信心。如果习近平不能尽快扭转他政治能力不足的印象，中国高层政治危机的爆发将不可避免，而如果高层政治危机一旦陷入僵局，则非常态的趋势将难以逆转。 中国的非常态一旦不可逆转，是否就一定意味著中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大乱？对这一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判断。因为与中国权力精英的集体政治能力一样，中国民间的政治能力也是非常不透明的。我现在最看不透的，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沟通革命，尤其是微信带来的沟通革命，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能够带来多大的提升。也许正是这个因素，让我对未来的中国政治演变，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郑永年：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和《东亚政策》主编，著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著作。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新常态"，通过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和发展的蓝图，主要表现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方案。三中全会通过的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四中全会通过的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执政党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持续的反腐败运动，在强化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同时，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和防止党内"寡头政治"的出现。这一系列的举动结束了十八大之前"无改革"的局面，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悲观看法，展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大好前景。 意识形态是最大的政治，今天仍然要防左 但是，要实现所规划的美好前景，不仅需要把这些规划执行和落实下去，需要避免在执行过程中犯重大的错误，更需要提防有可能出现的"塌方式"的变化，甚至倒退。从近来的一些局部发展来看，塌方式的变化和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是近来意识形态尤其是左派意识形态的回归。左、右派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最近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进入新阶段，一些观察家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内战"。左派尤其是左派机会主义营造着类似文革那样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践行着文革那样的斗争方式。在中国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争论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和学术争论，而是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外部性，会深刻影响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在中国，意识形态始终是最大的政治。上世纪90年代初，尽管经历了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的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邓小平仍然很清醒意识到左派在中国的危害性。他强调，对执政党来说，既要防右、也要防左，但主要还是要防左。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类似的情形。 老百姓对国企改革高度不满，出现民粹主义 一些改革也开始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最显著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前的极端新自由主义，开始转向极端的民粹主义。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改革。从前是新自由主义，仿照美国华尔街的方式，给国有企业领导人奇高的工资水平，并且对国有企业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内部的令人发指的腐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式误入歧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不是华尔街的企业。国企主要依靠行政垄断和政治权力来谋取高额利益，毫无作为而收获高额利润，但华尔街企业则需要在市场上打拼，冒着无限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模式在西方导致了老百姓的很大的不满。中国老百姓也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表达了高度的不满。纠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是对的。问题是如何改革？根据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市场化应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工资改革则表现出民粹主义的趋向，为了迎合民众的不满，国企老总的工资从以往的上千万元甚至更多减低到数十万元以内。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低的工资水平如何能够调动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积极性？有迹象显示，人们试图从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过，这样做并不能持续，也不会成功。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是走三中全会确立的市场化路线。国有企业必须市场化，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利益，工资水平则需要在适当加以控制的前提下让市场决定。通过1990年代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改革，国有企业好不容易走出了困境。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上了民粹主义路线，最终必然会给国企带来更多的问题，重新走回困境，导致改革的失败。 反腐败的"非法律方式"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 反腐败的必要性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无需再谈，但也应当注意反腐败对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在一些地方，反腐败已经从打寡头转向政治化和扩大化，不仅影响到官僚体系的运作，也影响到企业的运作。这次反腐败主要针对的是党政官员，而非民营企业。尽管发生了少数几个类似刘汉那样的案例，但对更多的企业家还是体现了"放过一马"的原则。尽管如此，反腐败还是对民营企业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法制不健全。例如，对企业和企业老板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制化。在发达经济体，一个企业的老板出了问题，企业仍然可以继续运作，因为企业老板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边界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中国则不一样，在多数场合，企业老板一出问题，整个企业运作就停顿下来。第二，反腐败运动过程中一些过度使用"非法律"的方式，例如用政治方式来迫使企业家承认和党政官员的腐败关系。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作。 对政商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出现了理想化现象。政商关系无疑是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不过，要对政商关系作现实主义的和科学的理解。二战之后，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要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体，被称之为"东亚奇迹"。这些经济体都形成了和西方不同的政商关系，批评者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支持者称其为"战略性资本主义"或者"发展性政府"。不过，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是同时发挥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政府和市场的有效配合，使得东亚社会仅用了30来年的时间，走完西方100多年的历程。 把所有的政商关系视为腐败根源并不确切 相比之下，西方的发展的确是以市场为主。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就没有发挥作用。大多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早期也盛行重商主义，即通过政治和行政力量，保护民族产业，等民族产业成长起来，再让企业成为主体，并向外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模式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走了类似的道路，促成了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就像东亚其他经济体所经历过的，或者仍然经历着的，过于紧密的政商关系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型？这需要理性思考。很多方面的政商关系必须得到改变，但把所有的政商关系视为是腐败的根源并不确切。从东亚的经验看，通过改制，可以大大减少和控制腐败，但要避免过分理想化的政商关系。即使在西方，人们仍然在探讨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规制型政府的演进就是很好的例子。 官僚掌握权力却不作为，企业没有权力难有作为 在经济层面，今天也面临很多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并不发育成熟。中国的困境是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这是三中全会的主题。问题是市场在哪里呢？从前是政府深度卷入经济运作，现在要退出来。的确，如果政府不退场，市场永远发育不起来。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的退出并不表明市场的成熟。政府的退出和市场的成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更大的麻烦是，从法律上来说，很多应当归属企业的权力，现在仍然在政府官僚机构手中。现在因为种种因素（例如反腐败），很多官僚机构已经不作为，出现了空转政府。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企业却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这样如何能够把国家的改革发展蓝图转化成为现实呢？ 中国已经接受了最坏形式的资本主义，更无情更恶劣，具有高度投机性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接受了最坏形式的资本主义。尽管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国企业的要务仍然是发展实体经济，但中国的企业家纷纷从投资实体经济转向资本运作。资本运作方式的恶劣性，比美国华尔街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中国也面临一个困境：要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只能走比发达国家更为无情的和恶劣的资本主义形式。在早期表现为对农民工的压榨，现在是转向了具有高度投机性质的金融资本主义。通过"聪明"的资本运作，大量倒卖企业，把企业当做股票那样倒卖。这在美国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中国会出现更严峻的问题。不仅把一些好的企业吃掉，而且会制造大量的经济泡沫。不管其理论上有多么漂亮的话语（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投机资本的结果就是扼杀实体经济，把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没有其他的功效。可以预见，如果这种恶劣的资本主义不能得到纠正，中国永远产生不了优良和可持续的实体经济。 经济新常态需要法治化来避免各种极端情况 尽管"新常态"已流行于大街小巷，但今天的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常态"。人们所知道的就是，旧常态难以为继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除了这一点是确定的，其他方面都不确定。理想地说，新常态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如10至15年，实现经济百分之六到七的增长。显然，新常态是中国需要争取实现的目标。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2014年实现了7.4%的增长，但普遍认为有很大的水分。最近就爆出一些地方政府是如何虚报GDP数据的事例。其实这种虚报也符合一般情形，在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各地方会少报；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会多报，去年已经把所有能够报的都报上去了，今后几年的下行压力会更大。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常态已经到来，人们可以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发展高枕无忧了。如果有了这样想法，那会是大错特错。实际上，能不能实现新常态是中国今后改革发展的关键。前些年有关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很有意义。如果不能实现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的脚步声便离中国不远了。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急需法制化和法治化。各种极端的主义、官僚的不作为、恶劣资本主义、腐败等等，都需要用法制来避免，用法治来整治。法制和法治是"新常态"的最好保障。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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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开希：朱习会确定台湾的后国民党时代（附：我所看到的朱习会） Posted: 06 May 2015 10:34 AM PDT
吾尔开希：朱习会确定台湾的后国民党时代 可以大胆地预言，朱习会确定了台湾进入后国民党时代。 去年底九合一选举后，很多人也已经作出过类似的假设，但毕竟，九合一只是地方选举；毕竟，国民党仍然是今天台湾的执政党；毕竟，国民党还是台湾国会的多数党；毕竟，台湾选举总是存在所谓的钟摆效应；毕竟，国民党是个存在于台湾60多年的巨大现实，哪怕从习惯的角度，人们也还是会迟疑一下，国民党耶，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了？ 是的，国民党会消失，朱习会让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朱习会展现出来的国民党对台湾现实的完全无知让我确信这个党必将在未来8个月，把这次台湾2016总统立委大选变成那个分水岭，这次选举之后，台湾人民即使在思索民主政治需要两党、民进党需要被制衡的意识中，也会把国民党剔除于选项之外。 朱习会怎么了？在三一八之后，台湾民意高度觉醒，人民参与意识极高，而民意思维的主流几乎可以确定就是投票结果的指标。这次朱习会，共产党至少是看到了太阳花学运之后的台湾局面，忧心忡忡，逼迫国民党与之联手共同围堵台湾的民意潮流。 *自说自话远离民意 反而是国民党似乎完全没看见这股民意的方向，仍然陷在自说自话的思维惯性中不可自拔，离民意越来越远。 这个民意潮流说穿了，也简单得不得了：人民对于国民党主导的两岸发展走向不信任。虽然过去这些年的两岸之间活络互动，数据也显示，这些互动对于台湾的经贸发展确有助益，但人民就是不信任老共，因此无法相信由国共建构的"九二共识"，这是一个实在不难理解的现实，并不需要民运人士大声疾呼，但国民党似乎就是茅台喝多了，铁了心要以更密切的两岸互动建立一点也不新的所谓新局，并指望人民出于对那个新局的憧憬而票投国民党。 共产党思维当然不会以民意为依归，这些年的共产党似乎只懂得围堵、恫吓和镇压。国民党可是经历了台湾过去这几十年的选战，总应该有深刻的民意意识吧，好好回忆一下，其实不然。国民党过去这20年来所得到的选票主要来自长期以来形成的国民党政商结构，商界总会觉得在台湾经商必须建立政商关系，而国民党相对好说话，基层又有很大程度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因此政治献金总能流入国民党的金库之中；而这股金流又一定会变成维持基层选战的重要能量，人民也相对习惯票投国民党有利工商的心理结构，也因此，在相对非政治议题的地方选举上，国民党总能靠着这种结构有所斩获，并转化为卡死的执政优势和派系结构。国民党长期依靠的所谓组织票就来自于此，与民意自然不须有太大关系。 但太阳花的震撼难道没点醒在九合一惨输后的朱立伦吗？即使国民党选战策略仍诉求台湾人的工商保守意识，新科党主席朱立伦总会在大选年有一点对九合一惨败之后痛定思痛的反省，并因此在这个朱习会上拿出一点国民党急需的对于民意的回应吧？ 没！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朱立伦也还是国民党。 既已无可救药，那就让他安心上路吧。 （流亡台湾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 ——台苹 --------------------------------------------- 吾尔开希：我所看到的朱习会 朱习会当然是台湾人甚至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为什么值得关注呢？因为它检验共产党国民党面对台湾在九合一选举之后的新局是否能够作出合宜的反应。 太阳花学运因立法院张庆忠委员粗鲁三十秒通过服贸而引发，即使学生们也知道，台湾社会对于两岸的经贸互动是有所期待的，因此在学运期间不断强调，他们不是反服贸，而是反黑箱，就是对于台湾社会的民意是否支持并无把握。但三月三十一日的大游行让学生们吃下一颗定心丸，台湾社会不分蓝绿、不分对于服贸的态度，都表达了对学生的支持。大家支持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说明白了，就是对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信任，不是不支持，是不信任。 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有什么让人这么不信任之处呢？再说明白一点，是对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信任无法信任，虽然拗口，归根究底台湾人不信任共产党是个不争的事实。国民党要想推销他的两岸和平发展套利政策，就必须说服台湾人，他们可以作到严守底线，再倾中也只会蒙其利而不受其弊。 不信任被提出来了，解决方案就只有出题目加以检验一途。'九二共识'这个老生常谈，陈年腐议就在这样的时候慢慢成为台湾社会再次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 其实'九二共识'当年对于突破两岸长期的意识形态僵局，启动和解与对话，的确起过作用。九二共识核心意义就是承认两岸立场的差异，Agree to disagree. 是一种搁置，并靠着这种搁置完成了两岸过去突破僵化意识形态对立，开启了互动，并描绘了一幅两岸之间可能理性对话、和平发展的美好图像。 但现实是，两岸在九二年建立这项不是共识的共识之后，有了基本互动，有了辜汪会谈，有了两岸通商、通汇、通航、人员通行，但就是迟迟没有实质性的对话。 这对话没有出现的原因是两岸缺乏信任以及国共双方各自的一厢情愿。共产党的一厢情愿是，只要有这'九二共识'，台湾就不会独立，在这基础之上，两岸之间日益频繁的商贸文化交流必定使得台湾独立愈发不可能，那时再开启对话，必然更有利；国民党的一厢情愿是，靠着'九二共识'，台湾就有维持立场的空间，模糊表述创造两岸交流的实际结果，占了便宜再说，而国民党最缺乏信心缺乏前瞻性表述的两岸政治关系议题，可以在这种模糊状态下，永远不碰触。 在这种虚假的共识之下，台湾人还很常用另一个名词－－维持现状。国民党爱讲，民进党逢选举也讲，每次民调出来，发现大多数的台湾人民也爱讲。其实，每个人心中的维持现状想法都不一样，国民党的维持现状是回避，民进党的维持现状是权宜，最多是不冒进，人民的维持现状是和平。共产党和美国也爱讲维持现状，共产党的维持现状就是台湾不要走向独立，美国的维持现状就是不要提出新问题。 而现实中，极为严峻的问题是，这现状根本无法维持。 先不说，台湾面对北京的国际封杀，近乎窒息，这个现状我们不要，寻求进入联合国，有尊严的进入国际社会也是一般人民的普遍心愿，这其实是对于今天北京框出的现状的不满；大陆在国际社会长期霸道蛮横的作法已经在一个全球媚中的格局中发酵，常常不需北京出面，各国都会主动表现出符合中国期待的一个中国作为，这样的现状令人愤怒，我们也不要；两岸分治六十多年，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心中的国家认同也早已与当初建立'九二共识'时的教条法统格格不入，我们当然也不要。 就说最为现实的两岸过去这几年的互动状态，我们也应看到，所谓现状其实也早已无法维持，无法接受。随便举两个例子，商贸互动使得两岸对于互设办事处的需求日益强烈，过去的现状解释根本无法面对这个挑战；同样，两岸监督条例的制定和将来的实施也在突破这个格局。 一言以蔽之，台湾人民随着两岸多年的互动，已经产生对于中国更加无法信任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只会离中国原本的预期越来越远。太阳花学运之后的台湾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也向台湾的政治人物各政党提出课题，向国际社会作出宣示。 北京至少看到了，也知道作为民主社会，台湾的民意会影响政治发展，政党选择，因此，在情急之下，这个专制统治集团只能拿出自己唯一的本事来试图扭转局面－－施压。 逐条审视习近平五点主张，第一条是当然是破题重点，习近平决定深入明确定义九二共识。其中关键一句话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最具有政治涵义的一句话，其关键词是'同属'。习近平并在这一条中明确加入了赤裸裸的危险，'否认九二共识''就不可能有和平，也不可能有发展。' 其实，九二年的两岸香港会谈原文中并没有'同属'这个名词，这些年所形成的对于'九二共识'的描述用语也仅止于承认'一个中国'是一个原则，两岸关系是'谋求'统一，如此而已。但习近平这句话，等于宣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极为鲜明的政治主张。对此，台湾如不明确表达异议，等于过去所期待建立的模糊空间消失殆尽。 第二条，所谓'深化两岸利益融合'说穿了就是利诱，也符合国民党的选举策略，这几年很多台商，例如郭台铭冲上第一线充当其政治买办，给了共产党这样的启发，深刻期待整个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台商化'，最好都在商贸经济利益诱惑之下变得像当年许文龙不得不放弃台独主张。 第三条'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的说法听似一厢情愿的无聊政治八股，但其实是受到香港很多出于自身利益决定亲中的人士的启发，他们多冠以'爱国''爱中华文化'名义，招摇过市，甚至形成某种气候，共产党提这一条是在给国民党支招，希望以'中华文化'的口号，给亲中穿上华丽外衣，建立合法性，找到台阶。有趣的是在这一条中习近平提到青年，是看到了台湾青年心理上与中国越来越远的距离，焦虑之下，也只好提出这样一个除王炳忠之外最不能吸引台湾青年人的口号。 第四条，平等协商政治分歧。这条文辞最优美，最具欺骗性，因此也最无耻。共产党曾几何时愿意'平等'？何曾'协商'过任何分歧？我们从八九年提出'对话'口号，至今，共产党从来不愿对任何议题进行'对话'，在中国，民主派提出符合中国宪法精神的'零八宪章'被投入监牢，冤民上访被压制，达赖喇嘛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对话被拒绝，维吾尔人提出政策异议被镇压，香港学生要去北京对话也被拒之门外，共产党今天会愿意与国民党'平等协商'？台湾人民必须清楚，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是在他的'原则'被满足之后的细节安排。而那些'原则'不正是最大的政治分歧吗？ 第五条，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说给大陆人民的宣传口号，对于台湾人来说，就是个口号并无特别涵义。 面对这样一个'习五条'，面对这样一个'九二共识'，面对这样一个'维持现状'国民党，朱立伦的表现令人失望至极，不说指出两岸关系的症结点，提出建设性主张，面对共产党的压力，国民党应有的基本防御都没能表现出来，仍然沉迷于所谓两岸和平发展新局的幻想之中，被共产党偷渡概念成功，收编为其'反台独统一阵线'的成员，承担第一线围堵台湾民意的打手，我很善意地认为，国民党是愚蠢至极！ （作者为落籍台湾大陆民运人士） ——风传媒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8, 2015, 6:44:28 AM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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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May 2015 11:41 PM PDT
笑侠云飞，这是著名伦理学者肖雪慧女士对陈云飞的命名。知道陈云飞其人其事者，对"笑侠"二字均表认同，认为高度概括，传神，到位。 被称为笑侠，而他本人自称为陈犯云飞的这位，拥有众多名头：陈广告，驯兽师，劳改农场主，广告公司小客户（浦志强语），陈犯，飞飞……。而我叫他"向坚强"。这起源于一次著名的广告事故，一个可以传世的奇特的历史故事。 2007年6月4日，在《成都晚报》第十三版广告页，分类广告栏，悄悄出现了一条总共14字的小广告，内容为：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大多数读者并没有发现这条小广告。然而，当天上午九点许，武装警察进驻这家党报，现场封锁，只能进，不能出…… 这一天距那次拖拉机进城事件，已经十八年整。这是一代人成长的时间，而这一代人，对十八年前的事，完全无知。这给陈犯云飞创造了作案机会。 几天后，在成都读书会，我见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成都晚报》广告部的最小客户，上着西装，下穿草鞋，笑眯眯的陈云飞先生。据陈犯交代，他5月28日前往报社，登记了广告预约，支付了45元广告费。当时，报社广告部一位十八岁小姑娘问另一位姑娘，六四是怎么一回事？那位二十二岁的广告业务员表示不知道。陈云飞说，那是一次矿难，死了很多人。在矿难已经成灾的2007年，纪念一次矿难，实在不足为奇。 后来才知道，陈犯云飞自己，就是那次"矿难"的幸存者之一。当时，二十岁的陈云飞，是中国农业大学大二的学生，广场绝食团三千绝食学生之一。5月17日，在他饿得几近昏迷之际，一双大手抚摸着他的头顶，说，小同学，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说这话的，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政治秘书鲍先生。陈云飞活了下来，却再也无法走出那次历史事故的阴影。 二十六年来，与八九一代相比，国人早已面目全非，他们或在财富希望之中梦游，或在政治恐惧之中装睡，或在现实生活之中虚拟，或在无可奈何之中逃避，仿佛震惊世界并且间接改变了世界的那件事，从来沒有发生。而作为拒绝遗忘的六四之子，陈云飞却用自己独创的政治行为艺术，不断强化着自己的记忆，同时也警示着世人。 如同浦志强每年必去广场，陈云飞在每一年的清明节，坚持为不幸罹难的中国人大学生吴国锋扫墓，二十六年来从不间断，并因此被吴的父母收为义子。今年清明前夕，他终于因为继续"组织策划"为六四亡灵吴国锋、肖杰扫墓，把自己扫进了牢笼。 中国农大畜牧系出身的陈云飞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农牧厅，却因六四学生的背景，百事不顺。万般无奈之下他逃离了体制，在彭州租地，开办了一个十多亩地的小小苗圃，自称陈氏劳改农场，在此开始了他的业余驯兽事业。 零八年春，陈云飞给彭州两家企业移植厂区绿化树，十多天后，树木没有返青，有的已经干枯死亡。两家企业因此拒付陈云飞的绿化工程款。陈犯找我去看看现场，我发现，厂区及附近大气环境污染严重。处于日化企业下风，成都方向的两千多亩水稻出现大面积空壳现象，当地供出口的大蒜只能长到蚕豆大小。于是，我找到著名学者肖雪慧和维权人士黄琦，前往彭州调研。通过入户访问及现场调研发现，自从彭州市医药日化工业园区建成后，附近农业区受到极大影响。不仅出现农作物减产，苗木枯萎，空气污染，人畜健康也受到危害。受灾农民把情况反映给天门镇政府，镇领导答应赔偿，并通过彭州市环保局，让企业支付了一定数额的赔偿金。然而当地政府并没有一次性发放赔偿金，而是向农民提出要求：此事不能对外面讲，不能接受媒体采访，否则不发赔偿金。受到损失的农民被迫接受了分期赔偿条件，欲哭无泪。黄琦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报道，通过六四天网发布出来。不几天，陈云飞得到彭州市环保局约见，并通过环保局协调，拿到了企业拖欠的绿化工程款。 此事发生和解决的时候，距此地八公里的彭州石化基地工程还没有全面开工，非著名的成都五四散步，还没有发生。因此，当彭州石化工程不顾成都市民的强烈反对，强行建成之后，陈犯云飞始终没有停止表达反对意见，几次三番组织石化基地一日游，这与他自己作为一次环境公害事故的亲历者的切身感受，当不无关系。然而，陈云飞独创的石化基地观光一日游这种最低限度的表达方式，也没被容忍，为石化基地保驾护航的强力部门，十分从容地把他请进了派出所。陈犯这次被山颠，被寻性，与他执拗地用独特的表达方式，使"石化"这个敏感词不断出现，藏不住身，也是有关系的。 老狗记得千年事。陈犯云飞记得石化污染，记得公民维权，记得林昭冤魂，记得紫阳恩典，这在一个提倡遗忘的国家，十分危险。 陈氏政治行为艺术，精彩纷呈，常常成为朋友们聚会的谈资。广告事件后，陈犯被监视居住半年。但一到星期六，他就要出门。监管警察问他去哪里，他笑答，去读书会，警察让他去好好学习。于是读书例会他总能准时前来。来读书他也不闲着，胸前挂着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告示牌，背上一块牌，上书：温馨小提示——公仆，请别对主人动粗。 一贯节俭的陈云飞办招待的最高规格，是请人吃面。一次，他主动约面，我想，这家伙定有大事。果然，他提出以义务献血的方式，作为一个特殊日子的纪念形式。我说行，但不举牌，不采访，自己知道就行，他同意了。我们当即又去约另一位云飞，也得到了响应。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问他，还去吗？他说怎么不去，政府正在号召为灾区伤员义务献血嘛！直接去，不通知。于是那一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到达同一地点，默默地与当天几百名献血者一起，为地震灾区伤员献出了自己的一点心意。 由于我事后被动接受了媒体采访，六四献血构成我后来被定罪量刑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一篇日记体回忆录的发表）。而陈犯云飞，却拿出了他一以贯之的敢于承担的劲头，成天追着我的辩护律师浦志强说，献血是他的创意，他要与我同罪。被纠缠不过的浦律师没好气地说，你自己就近找个派出所，投案自首去吧！ 对于派出所，陈犯可不陌生，短短几年内，在国内38个派出所作过短期访问的，陈云飞当为第一人。这项政治表达的禁制记录，给周氏维稳体制，镶上了一条好看的花边。 自称驯兽师的陈云飞经常利用自己小小的苗圃，对访民进行普法教育。一天，陈氏在园里组织访民学习《警察法》，两位警察兄弟前来干预。陈云飞说，请你们出示警官证，亮证经营。其中一位忘带证件，云飞笑了，对不起，请你回去备齐执法手续。这一位刚走不久，陈对另一位说，根据《警察法》，执法必须二人以上在场，您请回吧。这位兄弟也无可奈何，扫兴而归。通观陈氏政治行为艺术可知，陈云飞从不针对警察个人的行为，而是针对公权力的执行，进行现场规范和免费培训。上述案例，对前来执法的警察兄弟，对正在上课的访民学员，不啻是生动的一课，难以忘记。 陈氏行为艺术，在其看似荒诞，实则合理的外表下，有着严肃的政治内容。这些政治内容包括；在特定时期政治高压之下，主张政治反对的带有原则性的思想和精神内容，也包括表达方法上灵活多变的形式内容，甚至，还包括必要的政治妥协与服从。陈犯掌握运用这些手段，表达着公民不服从的政治意愿，从事着公民权利主张和维护的艰苦事业。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习总书记执政以来，多次重申，要把泛滥的权力，重新关进笼子里。陈云飞的驯兽术与总书记不谋而合，如此默契，可谓中国梦成都分梦的经典华章。作为普通公民，陈犯从不自我矮化，拒绝自我奴化，更不管那些自以为是的政治正确。他总是随心而至，随意挥洒，举重若轻，在护法维权的紧张对抗之中，试图找到一种相互适应，互相教化，甚至对话沟通的可能性。明知'驯兽有风险，入行须谨慎'，他却以吾独往矣的大无畏气摡，以身饲虎，献身公义，如果这样的哈儿不能感动中国，试问谁能？ 所以，作为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慕道友，仰望行公义，好怜悯的基督精神，赞我云飞弟兄；接近再接近，早进主的门。阿门！ 作人 2015-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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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9, 2015, 6:43:39 AM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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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5 11:39 PM PDT  截至本文发稿，英国议会大选结果尚未正式揭晓。根据媒体的预测，现任首相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有可能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从而赢得单独组阁的资格，而不需要像五年前那样与政见相左的小党组成联合政府。未来五年的英国政府的政策路径，将因此更清晰，工作将更有效率。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和第三大党自民党，则在这场选举中成为明显的输家。 从三月三十日宣布大选开始，到昨天开始进行投票，这一轮的全国性竞选活动，历时三十八天。各个政党的领袖和候选人，到各个选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向选民详尽地解释本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入户拜票、电视辩论、选民集会等各项竞选活动中，包括首相在内的所有政党领袖，都不得不面对面地回答各类尖锐问题，争取选民的支持。 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来决定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采用这个制度的国家还有许多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通过定期的选举，由选民来对不同的政策和政治家们进行重新选择，能够以文明的方式缓解不同团体和阶层的利益冲突。这个制度能够让老百姓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行使手中的政治权利，在这一点上，它优于任何其他的政治制度。 在看到英国人顺利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同时，尤其是看到在竞选期间英国所有政党的领袖们不得不洗耳恭听最低层老百姓的指责的时候，我不禁对香港的现状感到十分悲哀。中国政府在接受香港主权之前，曾经承诺允许香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最高行政领导人。现在，他们正在通过由中国政府操纵候选人提名的方式，收回他们的承诺，继续剥夺香港人民的政治权利。 香港的人均国民收入远远高于英国，人民受教育的平均程度高于英国，人均期待寿命高于英国，享受的资讯也比英国更丰富。因此，以香港人的文明程度太低来剥夺香港人民选举领导人的政治权利，显然是一个十分低级的借口。继续阻挠香港人实行充分的政治民主的真正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放弃它对政治权利的垄断。 即使是在大陆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和资讯传达的技术手段等经济和社会指标，也都远远高于欧美国家当初引进现代民主制度时候的水平。中国的执政党，一方面宣称自己代表人民和相信人民，与此同时，却又毫不留情地剥夺人民选举领导人的政治权利，并不断地用人民的文明程度不够，作为自己垄断政治权利的借口，这是对中国人的赤裸裸羞辱。 昨天的英国大选，再一次地提醒在东方的中国人，国家管理不是少数政客的专利。虽然日常的管理工作需要交由政府官员们打理，但是，人民有权利定期地对他们进行重新授权，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公权力便会沦为少数政客和职业官僚牟取私利的手段。剥夺中国公民的定期选举领导人的权利，正是中国官场和社会腐败猖獗的一个制度性原因。 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能够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利，在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也能有效的行使政治权利，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香港人和大陆的中国人也能这样做。我希望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人，能够挣脱掉捆绑他们的政治枷锁，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真正成为自己和国家命运的主人。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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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5 11:32 PM PDT （参与2015年5月8日讯）  1 那是我在生死之间几度徘徊的日子——1990年8月底的一天，我正站在门口，见远处有个熟悉的身影正晃晃悠悠地向我走来。谁啊？定睛一看，竟是十来年未曾见过面的高瑜，她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变，衣着还是那样又时髦又得体。 高瑜是我在人民大学大语文系（我当时由哲学系调到语文系）教过的学生，那时我同几位青年教师一起开设"文学评论"课，她当时是五年制的文学专业中四年级学生。我除了给他们上课外还"双肩挑"兼任她所在班的政治辅导员。虽然总时长不到两个学期，但期间文革爆发，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热情勇敢的她给了我很多帮助。她利用学生的身份给我传递消息，使我免受陪同系领导接受红卫兵批斗之苦。由此，我们师生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谊。文革结束后，她们一家三口请我们俩带着连儿一起观赏刚引进的苏联影片《解放》，片子长达6个多小时，但那时初看这类解禁影片，竟一点都不感疲劳。 一见面，我忙问她："你怎么来了？这些年上哪去了？"一连串问题随口而出。 "我刚释放回家，才恢复自由。" "啊？怎么回事？" 未等她回答，我忙把她拉到屋里。 高瑜还是那样快人快语，还是那样开朗、豁达。她很快就回答清楚了我所提的问题： 原来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我们看完电影分手后这十年间，当我这个新闻【喉舌】专业科班出身的毕业生埋头于美学教学之际，她这个文学专业的高材生却华丽转身，一转而成了位新闻工作者，而且不再做党的喉舌，做了个自由新闻的拓荒者。本来从市文化局借调到北影做编剧的她，先去中国新闻社当记者，后又出任半民间的《经济学周报》副总编。 89学潮期间，人大常委胡绩伟找到她，告诉她当时天安门广场绝食运动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况，政府随时会动武。希望她能代表胡绩伟设法进入广场，去说服学生尽快撤离，以免遭受血腥镇压。她抱病到广场找到王丹，费尽口舌说服学生领袖同意撤出广场。她还为学生领袖们拟就了一份体面地撤离广场的《告全国人民书》。原本以为此事已办妥，没有想到柴玲等人后来又反悔，使得她的努力付之东流。 6月3日白天她一出门便遭几名便衣人员绑架，就此开始了十五个月的牢狱生活。出来后，她供职的《经济学周报》已被撤销，自己的人事档案也"丢失"了。 她话锋一转，说："我一出来，老赵（她丈夫）就告诉我小连遇难的噩耗，这不，今日是我出狱的第三天，他就催我一定要先来看望丁老师······。" 她善解人意，不忍多问小连遇难的经过。 她还告诉我，她的儿子萌萌本来在八中，成绩不错，也是高二学生，"六四"同样改变了他的命运。母亲入狱，儿子受到了强烈刺激，从此不愿再去学校上学。 她却没有自怨自艾，反过来劝慰我。 "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挺过这一关。"她对我说："丁老师！文革中你受那么大的罪都过来了，这次还得靠你自己坚持，才对得起小连啊！" 是啊！必须坚持。但如何坚持呢？当时我还一片茫然。我想到在这场劫难中还有比我更苦更难的人。于是我给她讲了才认识不久的尤维洁的遭遇，她一听我提到尤的丈夫杨明湖的名字，立即像触电似地呼了一声： "什么！什么！你说谁了？" "杨明湖，怎么了？" "唉！这世界怎么这样小啊！"她叹道："我认识杨明湖，而且太熟悉了······这人是我弟弟的同学，'文革'停课，他常来我们家一起摆弄照相机，所以与我也挺熟的。当时他家境确实不好，挺困难的。" 我提及小尤母子目前又陷入经济困境，她忙安慰说："丁老师！您甭着急，我来想办法。"后来，她还真的想出一些方法来。对六四遇难者家属的人道援助的头两笔捐款就是她募捐得到的。可以说，高瑜是难属接受外界人道捐款的第一位推动者。 其实她自己也挺难的，没了单位，"丢了"个人档案，连给她开基本工资的地方都没有。 我又提及一年前初识的张先玲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王楠遇难的惨烈经过和政府惨无人道的做法。高瑜在"六四"屠杀前就被拘捕，没有亲历大屠杀的场面，想不到她一出狱后就知道了三位遇难者，王楠的死令她扼腕。 就这样，我们与高瑜又恢复了联系，浑身充满活力的她给了我很大的感染和安慰。高瑜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处境顺利时她似乎从你眼前消失了，可当你遭灾遇难时，她又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且从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与其说在名分上我与她是师生关系，在很多方面，不如说她才是我的启蒙老师。 2 1991这一年的大年初二，我们三家难属第一次在一起过春节，参加者除了张、尤以外，还有高瑜——她成为难属群体首次春节相聚的历史见证人。那天下午，我们约好，小尤母子与高瑜分别来我家里。高瑜是初次见到老友杨明湖的遗孀和遗孤，尤其是当时才6岁还不谙世事的小男孩，看着他无忧无虑（她母亲对他说父亲去外地出差了）的样子，大家都不仅禁悲从中来。此时此刻，大家仿佛都想到一起去了：眼泪流的再多也无济于事，为了孩子的未来，我们成年人都必须尽到责任。 傍晚，我们一行数人又来到紫竹院对面张先玲家。他们夫妇已为大家准备好晚餐，张还为小男孩准备了一份礼物。这次相聚的兴奋和激动多少冲淡了春节里思念逝去亲人的悲凉。 这一年的四月初，高瑜来电话，说有位香港记者想来采访我，问我是否愿意？我考虑了一下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约好了时间。随即我就给张先玲去电话，问她是否同意接受采访，她也表示愿意。 于是，在这年清明节前，由高瑜陪同，香港资深记者张结凤来到我家。张说1989年6月3日深夜开枪时，她正在大陆采访，子弹擦破额头头皮，受轻伤，原来她也是一位劫后余生者。所以，尽管我首次接受她采访，谈话却毫无拘束。 我正接受她采访时，张先玲坐着"小面的"也到了我家。她那时刚扭伤了脚，从车上下来拄了条拐杖走路。进了家门，与张、高寒暄了一番，就激动地诉说她儿子王楠遇难的经过以及戒严部队阻止民众救护队上前抢救的惨景。她除了递交给记者王楠生前的照片外，还交给记者她在清明节前夕写的悼念儿子的诗。在我家那间小小的客厅里，大家沉浸在一片悲愤之中。 接着，我向记者简要述说了连儿遇难的经过和他在学潮中的表现。我以事实驳斥了当局关于"动乱"、"暴乱"的定性，以及我向学校和系里多次提出的诉求。 采访快结束时，我向记者递交了连儿百日祭的照片以及1989年5月17日他参加游行声援绝食大学生的照片。我和张先玲的这些照片和采访记录都发表在1991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的香港《新报》上，整整占了大半版（见下图）。 《新报》的这篇报道令我感到欣慰。在高瑜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冲破中共设置的禁区，第一次为冤死的儿子和其他死难者发声。 3  这一年4月9日两代会结束，召开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这个招待会上总理李鹏谈到了1989年6月4日中共政府的"平暴"事件。 当时有记者问：中国政府为何迟迟不公布"六四"死难者人数和名单。李鹏作了回答，大意是：政府之所以没有公布死亡人数和死亡名单，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愿。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一场暴乱，家属不愿意对外公开死者的名字。 看到李鹏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那番谎言。我怒不可遏。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个弥天大谎竟从一国总理口中说出，而且是面对中外媒体。然而这确实是真的，真实地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里。二十多年过去啦！我至今脑海里仍然深深地刻印着他那副滥杀无辜、强奸民意的得意忘形的狂态。 连儿离世近两年，我日思夜梦，多次通过校系各级组织所要求的就是公布死亡真相——哪怕政府认为我儿子是该杀该剐的"暴徒"，也必须给我一个负责任的、有事实根据的交代。而我当时所认识的难友也与我有着同样的期盼。1989年秋天，邓小平和江泽民在分别会见李政道时，都曾亲口许诺：要公布全部死者名单。人们都翘首以待，现在却等来了李鹏的谎言。 我立即拨通了张先玲的电话，对她讲述了我看到李鹏讲话时的愤怒，她与我有同感。我又随即打电话告诉了高瑜。她说她也听到了李鹏的这番谎言。电话里她安慰了我一番，让我别生气。 不久，5月1日那天，高瑜陪同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士来访。高介绍：她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赵爱素（中文名）女士。此人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典型的美国人风度，说话直白，没有客套，与我交谈没有丝毫障碍。 那天她未作采访，而是先来征询我的意见。她对我说："两年前军队镇压示威游行时我也在北京采访，了解军队进入天安门的全过程，6月3日深夜我正在木樨地附近，躲在一个垃圾桶后面亲眼看到打死了一些人。现在，我们想做一个纪念（大概是"六四"两周年纪念）节目，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而且她还告诉我："在这之前我也认识几个遇难者家庭，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她还说："接受采访对你我双方都有风险，最大的风险是：我作为记者将有可能被驱逐出境；你则可能会坐牢。所以我不勉强你，由你自己考虑决定，定下后再告诉我。" 于是双方约定：半个月后我再把决定告诉高瑜。  不到半个月，我把同意采访的决定通知了高瑜。 5月15日上午，赵爱素与摄影师两人如约来到我家——中国人民大学静园一楼43号寓所。在近两个小时的电视录像（我此生首次接受此类采访）采访中，我介绍了蒋捷连短暂的一生，痛斥了李鹏的谎言；为我儿子做了力所能及的名誉辩护；向全世界表述了我的期待。 又过了些日子，赵爱素来看望我，带来了播放的片子和原始采访录像，并告诉我：这个节目当时在美国播放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她的亲友来电向她祝贺成功。但她高兴不起来，相反陷入了伤感之中。她告诉我，这份苦难太残酷了。她已30岁了，未婚夫是位外科大夫，她想回国后就结婚，甚至不想当记者了。她特别解释这与中国政府的警告无关。 继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采访之后，于当年6月2日，通过赵爱素的介绍，我又接受了英国《独立报》记者贺安雷（中文名）的采访，并向他提供了儿子生前与父母的合影和1989年5月17日蒋捷连参加游行声援绝食大学生的照片。6月4日《独立报》以"迫使父母去寻求真相——一位两年前遇难青年的家属与贺安雷•西金斯的谈话"为题，详细地报道了这次采访。《独立报》同时刊登了《我的话》一文的英文译稿，记者所加标题为："不要忘却那些再也无法为自己申辩的死者》。 正是高瑜，把难属引向香港和西方的媒体，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链接】71岁祖母级的、多病缠身的记者高瑜因为泄露所谓的"七不讲"被判处七年的徒刑的 判决，（1）是中国司法机关用莫须有的罪名对一位以感言著称的记者的残忍迫害；（2）是中国政府再一次用恐怖主义的手段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无情践踏；（3）是中国正在崛起的极权主义对人类文明底线的公然挑衅！ 记者高瑜并不孤单。在全球化、网络化的自媒体时代，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按动快门、敲打文字、点击鼠标发送一篇博客、一条微薄、一则微信，都可以成为公民记者，都有可能成为"莫须有"罪名的猎物。高瑜的命运也可能是你我这样的中国公民的命运。在黑暗铁牢受难的高瑜，依然是站到第一线的自由战士。她为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而承担的苦难，是中国公民争取自由权利的集体苦难。声援高瑜，使我们不再是中国人争取自由之路的旁观者；为高瑜发声，因此就是为你、我、以及你我的后代不再遭遇这样的命运发声。 伸出您的援手，声援高瑜，有您有我！ "人道中国"将对每一笔捐款，实行一比一匹配捐款，将双倍的钱送到高瑜亲人手中。 您可以選擇支票、信用卡、PayPal、或全匿名方法捐款，辦法詳見（中英文）： http://h-china.org/do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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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May 2015 11:15 PM PDT  4月下旬，我在香港艺术中心参加一场"文艺复兴之女流音乐会"，音乐会主角是3个刚发个人首张专辑的年轻女创作歌手，嘉宾有活跃的独立乐队"鸡蛋蒸肉饼"和本来已很具知名度的独立女歌手林二汶与卢凯彤。 这是一场丰盛的音乐飨宴，这也是香港文化的未来——其中一位歌手唐艺在演唱会的两天后，在香港iTunes拿下不分类别音乐榜的第二名，另一位卢敏拿下第四名，该榜的第一名是英国乐队Blur，亦即这两位年轻女生的排行超越所有知名华语主流歌手。 ▲香港正在经历一场文化典范的转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黄金时代，但那些华丽如今已经不会再复返了。电影工业的北上的确让香港电影产业空洞化——在去年金像奖典礼上，以电影《殭尸》得到最佳女配角的惠英红小姐就说很感谢导演，因为香港演员机会愈来愈少了。看看每年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香港演员几乎都是少数。 然而，另一方面，许多独立电影创作者正在写下这个城市的故事。我有幸担任第20届香港ifva（独立短片与影像媒体比赛）的公开组评审，在评审过程中我看到香港年轻一代创作者丰沛的创作能量，深为震动。但讽刺的是，4月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司仪之一的林家栋对于独立电影《点对点》表现出不尊重的态度。显然，许多上一代的工作者，不知道新的力量正在发生。 同样的，香港主流流行音乐也早已丧失了想象力与创造力，但新一代的独立音乐工作正在弹奏这个城市的声音——唐艺之前，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岑宁儿都拿下过排行榜第一名。年轻人一向渴望真实的声音来表达他们的情绪与情感，而当主流音乐愈来愈贫血，更真实与诚恳的独立创作因而会被愈来愈多年轻人喜爱——这是过去10年发生在台湾的故事。台湾和香港的主流音乐都早已步入困境，但香港的独立音乐工作者却更困难去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恶劣环境，包括地产霸权让使得专业演出场地很难生存下去；如今乐队还要面临政治的压力——岭南大学学生会邀请的独立乐队在校园中演出，唱了骂警察的粗口，政治人物激烈要求关闭学生会、拘捕乐队，连校长都出来批评学生会。粗口骂人不是值得鼓励的，但这在任何自由社会都是一种基本的创作自由表现，没有人会因此大惊小怪。这件事可见演唱会原来的主题是如此贴切：黑暗时代抗争音乐会。 ▲年轻世代进入"后中环价值" 而音乐人何韵诗在雨伞运动之后成为独立歌手，她说以往在大唱片公司，其实相当"离地"，成为独立歌手之后，才发现在在香港，有这么多精彩的独立文化工作者。尤其在雨伞运动中，我们不只看到一整代青年为了他们相信的香港而站出来，也看到他们在运动中展现的草根创意和文化能量是如此巨大。 这个城市的光辉夜景可能的确逐渐黯淡。但是未来香港的灿烂，将不再是那些维港边的离地高楼，而是高楼之下的地面，是爬不上高楼的青年人的创意与想象力。以年轻人为主的"新独立时代"已经来到香港。 与这个新独立时代同时出现的，是香港年轻世代进入了"后中环价值"。 是的，一如许多人所感叹，这个城市愈来愈多部分走向死亡与崩坏：老店与小区、传统生活方式、核心价值、政治人物与警察的可信任度、政治管治等等。但另一方面，过去几年，新的力量、新的价值、新的声音也在这个城市的不同角落崛起，他们扬弃过去主流的中环价值，具有更多元的想象、更强烈的本土意识、渴望更独立与自由的生活；他们追求从小区保育、土地正义、本土农业、支持小贩到同志运动，当然，还有本文前述的各种独立文化创作 。 ▲独立创作者有否机会发声 问题在于，这些独立创作者是否有机会发出更大的声音，以真正改变这个城市。当体制的资源与决策权如此牢固地掌握在既有的权力与资本集团中，且当这个政治体制是如此封闭僵化（因此真普选和废除功能组别是必须的），那么社会的资源分配必定很难有新的视野去支持年轻独立的创作者。 去年有一部独立制作的短片《香港将于33年后毁灭》，在网络上有超过70万人观看。影片描述一个小行星将在33年击中香港，造成大灾难，因此大财团和有办法的人都纷纷离开香港——接下来故事一转，几年之后，香港人更少，更舒服，少了大商场之后有更多不同小贩，人人都可以买起楼了，而少了大批自由行和水货客后，来的观光客是更珍惜和喜爱香港的外国人。当然最后新科技的发展阻止了这场灾难发生。而那时的香港，再也不一样了。 这个7分钟的短片不只内容极有想象力，且这电影本身就是代表香港年轻世代的价值和创作能量。 旧的香港的确正在死亡，但年轻世代正用新的声音、新的价值，创造一个美丽新香港。 ——明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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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1, 2015, 6:33:06 AM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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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May 2015 07:27 PM PDT
2015年05月11日 06:36 AM 【编者按】2015年上半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首个五年任期近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二届任期也已进入下半程。就在此时，中美关系这"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语）却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窘境：一方面，两国在诸多全球性传统合作领域稳步推进，取得了一些里程碑式的进展；但另一方面，美国高调介入中国与亚洲邻国在东海、南海的海洋领土争议，并且两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筹建过程中的较量也日趋公开。这些本非双边关系核心的区域性话题以"喧宾夺主"之势，迅速成为中美两国间的争议焦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在合作领域的重要成就。 3月初，美国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中国即将崩溃"的惊人言论，激起两国外交关系学界和媒体界一轮旷日持久的辩论。剔除互相指责"冷战思维"、"霸权心态"等空洞的激烈言论， 这场辩论仍旧见仁见智、不失精彩。但是，在双方隔空喊话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两国官方和学界甚至对"中美关系怎么了"这一基本问题的答案都难以达成共识。如美国知名中国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所言，美国国内"对中国持友善态度的核心利益群体"已经不复存在，而中方对此却似乎无动于衷。而美国在东海、南海争议中选边站队，支持几乎所有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则被中国认为是冷战心态作祟，加强对华包围圈。 为了把这场"隔空喊话"引向关于中美关系前途的更有建设性的对话，FT中文网与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在线杂志ChinaFile合作，邀请了中美两国多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和观察人士撰稿，详尽阐述他们对双边关系现状与走向的观点。我们希望以这种互相回应，彼此答疑解惑的方式，促进两国学术与政治精英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和关注点，澄清误解与迷思，重新建立共识。在这一系列评论文章之外，我们还将选登两国公众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留言，以飨读者。 在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长达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对美中之间的气氛在近几年陷入"严寒"感到不安。自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于1972年踏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两国间的互信和乐观情绪鲜有降到如此低谷之时；当年，两国关系刚刚开始从多年的高度敌对状态恢复正常。 过去两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总统奥巴马都曾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者于2013年在加州阳光之乡庄园与习近平的"衬衫峰会"更是受到媒体高度追捧；但是，两国领导人之间并未建立起真正的个人友谊或良好关系。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峰会并召开气氛随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之后，两国领导人恐怕就没表现过真正愉快共处的迹象。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之初，曾努力试图与中国外长建立个人友谊，但在很大程度上无果而终；约翰•克里一直缠身于中东事务，无暇尝试；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直到去年秋天才首次访华。 诚然，美中两国为巩固关系，多年来不但高调宣示双方对于共同利益、共赢和联手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视，更是通过多次元首峰会、战略和经济对话以及部长级会议建立了相当牢固的架构。但是，数十年建设互信的努力之后，我们仍旧面临当前的窘境：互相猜忌与互不信任长期持续，已经如同"隐性感染"一般令双边关系难有作为。除了1989年北京的流血事件之后的那段时间，两国间的总体气氛恐怕从未如此犹疑。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关于对中国态度的全球调查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55%的人则持负面看法。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猜忌令奥巴马总统此前宣布"重返亚洲"，而北京则将此举斥为悍然重返冷战的遏制思维。 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后，人们或许期待中国领导层会变得更加自信、开放和大度：中国GDP连续30年实现了10%的年增长率，到2013年已经猛增至9.24万亿美元（据世界银行数据）。与此同时，中国成功地获得了真正的全球性影响力。但是，中国本届政府却在走向相反的方向：在国内，对互联网、媒体、公民社会、大学和政治改革倡导者予以打压，对外则对邻国展示了更为强硬的态度，令人对中国的崛起心生警觉甚至敌对。这一切对美中关系当然于事无补。而最突出的问题是，美国国内目前没有对中国持友善态度的重要核心利益群体。美国商界一度是支持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核心团体，但是2014年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60%的全球企业CEO表示，他们在中国感觉不像过去那样受到欢迎了。 最近我和两位同事到访华盛顿，对白宫、国务院和国会当前对华态度有了深切体会。我们所到之处，官员们仍旧在致力寻找两国可以合作的途径，但是他们都对中国目前的强硬、甚至在某些人看来蛮横的态度表示不解和高度担忧，认为这妨碍了两国合作关系的深化，并且与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背道而驰。 无论是何种逻辑在驱动当前的中国对外政策，华盛顿和美国各界都难以清晰领会。也许这是双方互相缺乏透明度的结果，但现实是，美国各界并不清楚北京当前为何感觉有必要在南海问题、东海的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对在华外国媒体、以及对香港的反对派等等，采取如此强力的措施。在没有更好解释的情况下，多数美国人将此解读为，北京采取了普京式的外交冒险政策。 无论多大的财富和权力，都无法取代真正的合作精神；但是，这一道理太容易被忽视。结果就是，危险的负面情绪越积越深，让人不得不怀疑：中国官员是否在乎他们的美国同事们、甚至包括美国非政府界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已经感觉多么不满。而中国一贯不善直截了当地表达态度并且缺乏透明，这就让此问题更加难解。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近期的一份报告直白地宣示："美国需要彻底改变对华的整体战略。" 我们在华盛顿遇到的每个人都同意，美国应该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强硬的态势，但是他们也都担心北京会将此视做报复性举措，从而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反制与反反制的恶性循环。这必将阻碍两国联手维护在遏制气候变化、应对大规模传染病、反核扩散和反恐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可叹的是，任何资深外交人士都能理解，如果仅仅因为担忧对方报复就显得举棋不定或无能为力，那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如果美方表现出这种态度，北京也很容易将之解读为美国实力和意志衰退的表现，甚至是对中国的默许。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对美国某些政策提出抗议，表达了困惑和不解。例如，"你们推行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返亚洲 '、并且拙劣地反对亚投行，用意何在？" 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 无论目前双边关系冷淡的原因何在，这不但即刻威胁着双方合作的能力，更恶化了美中这一关键的双边关系赖以发展的政治气氛。这种负面气氛必将对大国关系的未来造成深远危害。 也许中国领导层正陶醉于展示他们新近获得的巨大财富与权力。毕竟，中国有着过去150年被迫屈从于"列强"意志的痛苦历史，人们也能够理解一旦局势逆转，中方现在的感受。但双方都不应该忽视这种恣意而为的态度具有多大的风险，尤其是两个如此重要的国家仍旧在试图发展成熟的双边关系，而上述态度会恶化这种政治环境。正如自然环境能够被污染一样，外交关系赖以存在的政治生态也可能被毒化。美中两国尚未处在如此危险的境地，但目前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 的确，官方的外交架构仍旧存在，能够让两国间的会议、谈判和关键交易等持续进行。但是，仅仅因为上述架构的存在就认为美中间万事太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不知道中方对美国的态度，但我可以说明美国目前对华态度：美国各界、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人士，对美中关系不畅感到愈发警觉。一家知名的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负责人遗憾地表示："很奇怪的是，正是那些对中国最亲近的人，现在感到最受疏远。" 如果对这种酸楚态度不予应对，这将不可避免地限制两国在关键全球问题上合作的能力，并且妨碍共建可行的未来。 近期在纽约市举行的一场关于南中国海的智库闭门讨论会上，一位来自中国的法律专家旁征博引地阐述了他的"严格的建构主义"解读，说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何给予中国明确的权利，可以对远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海岸附近的争议岛屿提出声索。这时，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彼得•达顿(Peter Dutton)举起了手。他微笑着摇头，似乎认为这场讨论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 "我不想像幼儿园老师一样说话，但是他们对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 要共享，要友善。' " 一时间，会议室陷入沉寂。他以一种既简单又深刻的方式巧妙地指出了缺失的元素。 友谊、友情、善意，无论你如何称呼，这是不同国家间合作的根本性团结因素。但是，必须承认，要在拥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间建立这种和谐友好的情绪是很困难的。而美国人一向对列宁式的一党体制过于敏感，这也让局势难上加难；同样，中国当局也很反感别人视自己为该推翻的倒退独裁体制。另一方面，现实的决策者们并不把"情绪"当做考虑因素。但是，否认情绪的重要性无异于忽视外交关系中一块最关键的基石。而在华盛顿，目前对中国的情绪正在变得异常灰暗。 ——金融时报中文网，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12, 2015, 6:59:07 AM5/12/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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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May 2015 09:52 PM PDT  斯大林是毛澤東的鏡子 習近平講「照鏡子，正衣冠」，毛澤東一生照得最多的大概是斯大林這面鏡子，但這面鏡子從未有助於毛「正衣冠」。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毛澤東要學習、追隨、模仿：「反AB團」、「搶救運動」是抄襲斯大林的肅反運動，「兩條路線鬥爭」的權鬥模式基本照搬斯大林欽定的《聯共（布）黨史》。毛澤東僅有的那一點支離破碎的經濟學知識，也主要得自於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繼續照斯大林的鏡子，但徒弟已經出師，鏡鑒之義就比較複雜了：其一，毛不僅要做中國的斯大林，也試圖扮演國際共運的斯大林角色。在對赫魯曉夫的能力和領袖魅力作出負面評定之後，毛想讓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們看到並承認他才是斯大林衣缽的可靠傳人，共產主義的道統將是「馬、恩、列、斯、毛」──這個序列裡當然沒有赫魯曉夫的位置。當赫魯曉夫忙於內部權力鬥爭而不得不討好毛澤東的時候，毛的個人野心急劇膨脹，他一度覺得他就是當今的斯大林。中共官員已公開吹噓「世界革命領導的中心轉移到我國」，國際共運領袖的責任「落在我們的毛主席身上」。訪蘇歸來的無恥文人當面報告毛，說「蘇聯人民盼望毛主席住到蘇聯去領導他們」。其二，在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之後，毛澤東內心不安，開始做噩夢了：一方面，毛始終放不下「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裝模作樣與「斯大林晚年」劃清界限。廬山會議毛聽聞「軍事俱樂部」私下議論他「到了斯大林晚年」，不禁怒不可遏，破口大罵，「蘇聯鞭死屍，我們這裡鬧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屍」。毛此後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既要像斯大林生前那樣隨心所欲、無法無天，又不要像斯大林死後那樣被人批判、受人唾罵。在中蘇兩國漸行漸遠直至徹底翻臉之際，毛將其主要心思和功夫都用在了「反修防修」、「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上面。這一切變態行徑，其實都與斯大林生前身後命運向毛澤東的心理投射緊密相關。 面對蘇聯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和恐怖統治進行政治清算，隔岸觀火的毛澤東一直堅持斯大林「功大於過」、「功勞是第一位的」、「始終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主張對斯大林要「三七開」。毛這麼做所要維護的，與其說是斯大林，不如說是他自己。並非巧合的是，毛對待斯的這一套思路、態度和語言，恰好就是鄧小平對死去的毛澤東的正式評價。這似乎說明，毛澤東的「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竟然「成功」了，因為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為百年之後的毛主義道路清障，要把中共未來一切可能的非毛化消滅在搖籃之中。毛澤東定點清除了劉少奇這個「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頭子」，又意外逼死了林彪這個貝利亞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注：蘇聯的非斯大林化並非始自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而是在斯大林中風尚未咽氣的時候就已悄然展開。不獨赫魯曉夫，馬林科夫或貝利亞上台也都會非斯大林化，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最早向斯大林開刀的其實是斯大林大清洗的「親密戰友」、得力打手貝利亞。從《五七一工程紀要》和林彪日記，我們似乎也可以合理猜想，若林彪真的「接班」，也必定會「變修」，必定會大搞非毛化），最後，讓「死不改悔的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撿了便宜。 鄧小平心中的赫魯曉夫陰影 頂著黨內外、國內外巨大的非毛化壓力，鄧小平始終不肯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澤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紙《歷史決議》，使得從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粉碎『四人幫』」開始，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兩個凡是」的非毛化進程戛然而止，變成了一個搖搖欲墜的政治爛尾工程。此中玄機何在？真是文革「反修防修」意外成功了嗎？當然不是。這其中有一個鄧小平不肯承認、或許鄧本人尚未意識到的原因，那就是，鄧小平心裡一直照著赫魯曉夫的鏡子，為的是不蹈赫氏改革功成被迫下台之覆轍。 鄧小平曾抱怨說：「在西方，他們稱我什麼都可以，但赫魯曉夫我很熟，我個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瞭解這個人的，把我比作赫魯曉夫是愚蠢的。」然而，鄧小平恰好處於與赫魯曉夫相似的歷史位置，也恰好起著相似的歷史作用。鄧的改革、開放、搞活，對西方示好、緩和，說是「中國特色」，其實當年都曾經在蘇聯做過，赫魯曉夫正是鄧改革的前輩。鄧很清楚，赫魯曉夫十年蘇共第一書記做得很不順利、很不容易，想要「三和一少」，但樹欲靜而風不止：黨內鬥得很兇，東歐很不安寧，中共一個勁兒找彆扭，與西方的冷戰沒有消停過，用毛澤東的話說，赫魯曉夫「多災多難」。兩次遭遇和平政變，第一次被朱可夫搭救僥倖逃脫，第二次被勃列日涅夫強迫退休，此事成了鄧小平難以擺脫的心理陰影。所以，鄧小平刻意與赫魯曉夫拉開距離：赫魯曉夫搞非斯大林化，搞得冒冒失失、跌跌撞撞，生出不少後遺症，所以鄧小平失去非毛勇氣，要堅決剎住非毛化之風。胡耀邦公開贊成鄧小平退休，趙紫陽於敏感時刻對外公佈鄧垂簾聽政「秘密」，都讓鄧頓生疑竇，產生了不祥預感，他怕胡、趙像勃列日涅夫對待赫魯曉夫一樣逼他退休，故先發制人，非法罷黜胡、趙。 中蘇交往、論戰時鄧小平一直是中方主將，如鄧所言，他太瞭解赫魯曉夫，沒有另外一位中國人比鄧更熟悉赫魯曉夫，沒有另外一位外國元首比赫魯曉夫更刺激鄧的戒心。鄧知道赫魯曉夫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因而時刻警惕，怕自己落到赫魯曉夫的下場。但鄧反應過度，把本來應該以民主與法治之道解決的天安門事件變成了不可挽回的血光之災。 後鄧時代的蘇共亡黨噩夢 鄧小平高壽，親眼見證了蘇共滅亡、蘇聯瓦解。他一定還記得中共建政初年那句鼓舞人心的響亮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可惜，當鄧見毛於地下之時，世上只剩下「前蘇聯」這個世人日漸陌生的舊名詞，再也沒有什麼「蘇聯的今天」了，而那句口號也似乎變成了一句魔咒、一個夢魘，揮之不去。鄧與其後的中共領袖從此再也掙不脫蘇聯亡黨亡國的噩夢。他們因此而心虛膽怯、心理變態，怕高層出戈爾巴喬夫，怕地方政府出葉利欽，怕「公開性」、「透明度」，怕政治體制改革，怕新聞自由，怕「西方敵對勢力」，怕群體性事件，怕NGO，怕劉曉波、許志永、浦志強、高瑜……，怕街頭抗議，怕「顏色革命」，怕死到臨頭之際「竟無一人是男兒」，……這一切的一切，都與蘇共亡黨噩夢有著扯不清的因果關係。 然而，有些事情不是想避就能避得開的。蘇共滅亡乃是天滅，只怕中共步蘇共後塵也將「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只是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正如毛雖不想走到「斯大林晚年」，卻與斯大林晚年無分軒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鄧雖不屑於做「中國的赫魯曉夫」，終究也只是化了妝的、走了形的赫魯曉夫。江澤民、胡錦濤當然也都不想被人比作「中國的勃列日涅夫」，但以江時代大搞官僚特權、將「紅二代」打造成權貴壟斷「新階級」，以胡時代政治愚劣、縱官行貪、養虎遺患，江胡種種「特色」，與蘇聯漫長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何其相似乃爾！不管中共如何繞、如何躲，似乎冥冥之中總有一條看不見的紅線在牽引著它，讓它沿著「前蘇共」的道路走下去，直至走到相似的結局。 習近平是「中國的安德羅波夫」 蘇共作古二十年後，中共來到習近平時代。身上流淌著紅色血統，受過毛澤東思想教育，雖說吃過文革苦頭，卻一生改不掉毛澤東情結、紅衛兵脾氣。知青素質的習近平，他當然對蘇共的結局不服氣，習要以「中國夢」壓倒蘇聯夢，所以一反江、胡時代且行且腐、得過且過的執政風格，他強勢集權，振衰起弊，六親不認，重拳出擊，一手打腐敗分子，一手打異議分子。但是，習自己也許意識不到，他現在所做的這些事，其實也不過是安德羅波夫的中國翻版（何清漣女士早就指出了這一點）。長期擔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羅波夫有清廉、強悍、能幹的好形像，一上台就整頓紀律、強化「法制」、反對特權、厲行反腐，也曾以「打老虎」而聞名於世──勃列日涅夫是他的政治恩人，但他上台不久就把勃的愛婿丘爾巴諾夫搞掉了，這和習近平打虎打到江澤民門前亦相映成趣（習上台是否由江澤民、曾慶紅薦拔或有可疑，但取決於江曾以「紅二代」為政權重心的權貴組織路線則確定無疑）。 安德羅波夫是死後得到俄羅斯民眾好評最多的前蘇共領袖，被譽為「唯一可能挽救蘇聯的人」，某種程度上這種評價是不真實的：這一是沾了普京「高支持率」的光，安、普二人的相似之處很多──比習近平對普京自道「我與您性格很相似」還要更加神似一些；二是安德羅波夫來去匆匆，掌權一年三個月即撒手西去，來如驚鴻遊龍，去如電光火石，給後人留下了加以理想化的想像空間。安德羅波夫真要長期掌權，則久未必佳，只怕最後不僅救不了蘇共，反而帶給蘇聯人民的集權之痛、「法制」之苦會來得更多些、也更猛些。當今普京就處在當年「安德羅波夫新政」的政治延長線上，歷史以這樣的方式給了安德羅波夫足夠的補償。但普京之政外強中乾，乃隔代遺傳之蘇俄專制餘緒，早就沒什麼值得期待的地方了。 習近平未必躲得過亡黨結局 作為「中國的安德羅波夫」，習近平有足夠的時間──甚至還有人慫恿習打破兩屆一換的交接班規則。也許，官運長久並非安德羅波夫們的命運，即使他沒有生病。在蘇共，安德羅波夫之後是更加病弱的契爾年科，一年之後換成了戈爾巴喬夫。人人皆知，習近平最不想做的角色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並非不可理解，因為戈爾巴喬夫自己也不想。 不過，不想做其人，不等於不會遇其事，更未必就可逃得過亡黨噩夢。中共文人總是把蘇共亡黨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政治改革，這是天下最愚蠢的總結。即使就事論事，如果沒有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變」，戈爾巴喬夫和蘇共仍有機會探尋並實現另外的結局，或許好一點，或許壞一點。耄耋之年的戈爾巴喬夫回憶往事，表示他從不後悔政治改革，但後悔改革得太晚，還後悔在高度敏感時間遠赴烏克蘭度長假，給政變者製造了機會。對於拒絕政治改革的習近平來說，他或許永遠也不會後悔改革得太晚，但對於「打老虎」已深陷「膠著狀態」的習近平，難保他會有予政變以機會之類的同樣後悔。不久前沈大偉教授也明確談到了習近平或將遭遇不是戈爾巴喬夫的戈爾巴喬夫式結局，他說，「我也不排除習近平在權力鬥爭或政變中被廢黜的可能性」。是的，「前蘇共」就擺在那裡，擺在歷史裡，擺在現實中，擺在習近平們心裡──別以為中共離它很遠，其實噩夢從未遠去。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争鸣杂志2015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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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经斯大林毛泽东理解现代中国——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上） Posted: 11 May 2015 09:34 PM PDT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对根据苏俄解密档案新出版的中文版《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的评述。 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有一些人被称作"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他们以自己非同小可的作为改变了本国、进而有力地影响了本区域乃至世界事务，这些人中大概就数毛泽东的优质个人传记最为罕见。 所以，当西方学术界2007年报告有一位原籍俄国的学者即将出版一本资料丰富的毛泽东传时，从欧美到亚太，多数读者都期盼着能早日享受开卷有益的快意。可是，该书原版是俄文的，非俄语世界又等了五年才读到编译的英文版。现在中译本在台北出版了：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为何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多位世界历史性个人，以毛泽东的优质传记相对最稀缺？这显然不能归咎于本时代缺乏既有学术功力、也有兴趣为毛作传的人；实际上，无论是健在的还是过世不久的华人洋人学者里，我们都能列出数位充分够格的执笔人。 过往一直缺乏毛优质传记的原因一串，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中国缺乏一套以法治为准则、有明确时间界限的官方档案解密程序，以及严格照此办事的负责部门。研究者在中国内地一旦遇到这类问题，只能在"有关部门"的雾霾中迷失。 那么如今这个中译本（为避免与其它雷同的书名混淆，本文单称这本书为《毛传》）为什么是一本全球汉语读者期盼已久的那种性质的毛传记 ？ 一本目前最有史料价值的毛泽东传记 最特别之处，在于它大量依据以前从未被学者公开使用过的位于莫斯科的档案资料：前苏共的中央档案库（十月革命后不久组建）、前"第三共产国际"（Comintern 1919-1943年）及其后续组织"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 1947-1956年）的档案卷宗、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档案卷宗；现在合成一体，统称为"俄罗斯社会和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俄文缩写RGASPI，英文RSASPH）。其中有来自中共的多种内部文件、报告、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资料、医院病历存根（比如毛泽东在苏联出生的最小的儿子，子女排行第十，但夭折了），等等。还有从20世纪初直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常规性地向莫斯科递送的重要党务政务资料文档。 这是全球最大、也是最集中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多国共产党历史的文献汇集。当然，它的真实和完整的程度不应该被绝对化，须知，莫斯科的档案文献从一开始就被其拥有机构做了限制性处理。 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y）那本脍炙人口的斯大林传记同样大量依据莫斯科绝密档案而写成的，他特别提醒读者，苏共政治局的绝密档案有其不可靠之处："请看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保存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绝密纪要的几段摘录：'1920年：政治局有关极其重要问题的决定不写入正式记要。''1923年：重申政治局原先的决定，除了决议外，任何内容均不得写入政治局纪要。''1924年：党中央书记处职员的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采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措施。'……着手写有关斯大林生平的书时，我们就进入了这一片昏暗" （《斯大林秘闻》第4页）。 苏共开创的这套有损党内文献真实完整程度的体制，不可能不影响到中共。中共内部草就文件时怎么删改、把何种资料发送莫斯科、莫斯科收到资料后如何处置等，所有环节都会影响到莫斯科档案库里文献的可靠程度。然而，即便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迄今为止唯一被允许利用这些档案而写出的《毛传》，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当然，潘佐夫的学术和家庭背景令其得此机缘。 正因为此，本书的合作者在前言里把本书区别于此前西方最广为人知、多次重印的三部毛传记：斯诺的《西行漫记》（首版1938年）、施拉姆的《毛泽东：政治传记》（首版1966年），和张戎妇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首版2005年)。他俩认为，这三部传记，第一部过于依赖毛本人的陈述，宣传性强，第二部过于依赖中共官方公布的文献，第三部用了很多不可靠的资讯（本书多处驳斥其细节），三者都缺乏《毛传》所依赖的档案，历史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得益于这样的档案来描述毛，因此本书英文版一问世，就得到众多知名英文媒体的书评推介，书评作者也均为西方著名的教授或曾多年驻华的资深记者，虽然他们未必完全赞同该书观点。同时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原作者的俄国背景，他在描述评论苏中双方的矛盾时，并没有一边倒，有时是站在中方立场作持平的判断。 谁刺激毛泽东成为"领袖加导师"？ 《毛传》覆盖的时代近百年，内容庞杂；我仅选可能是中国内地读者兴趣的聚焦之点做些评介。第一个焦点是：毛为何那么用功费力，要大树特树自己"不仅是领袖而且是导师"？ 《毛传》第22章强调，毛在党内加速推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在1938年秋斯大林通过长期观察、决定把毛作为中共领袖团队的核心之后。此前即便毛有雄心，也不敢太放肆。他本人及中共在极其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生存发展都离不开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物资和政治支持。"大老板"（毛对斯大林的恭称，《毛传》第23章）不首肯，毛就不敢把自己大树特树成中共的领袖（最高的组织权力）加导师（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力）。 从具体操作看，毛泽东在1943-1945年在延安全力塑造自己为党内"唯一正确路线的代表"，也是以斯大林在1924年后塑造自己为"列宁唯一忠实的继承人"的方式为蓝本的。斯大林早期十多年里每日在教会学校受训，特别注重以神学正统的方式改写苏共党史，以确立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释权包括不言自明的篡改权："历史有时候需要被纠正。"于是他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1938年起成为苏共的"可兰经"，凡不符合它的理论解说和党史细节，皆为异端邪说，做到了意识形态定于一尊。其它共产党也必须随之起舞，此教程马上在延安发行中译本。读它仿它，毛终于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共的斯大林。 有必要说明，斯大林的故乡深受伊斯兰传统的侵染，这一点常被忽视，绝大部分人只记得他的东正教背景（ Robert Service, Stalin:ＡBiography MacMillan Publishers, 2004, Part1）。他此后在党内斗争和统治方式中，伊斯兰国教的特色很浓厚。 此前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是梁漱溟访问延安时，建议毛要把自己树立成"亦君亦师"，而不仅是"为君"，才能绝对统治党员和民众，于是毛狠下工夫争当意识形态之王（基于与高华等学者的交流）。我倒是更倾向于接受《毛传》的解释，斯大林才是毛确立党内意识形态霸权的主要启示和楷模。即使是到了毛终于"君临天下"的1950年，他还是小心翼翼，不敢在国际共产党范围内扛意识形态大旗，自称只是一家"分店"，因为斯大林还健在（《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260-261页）。 既然是"分店"，就得由"总店"发放和验证"正宗配方"，于是毛请斯大林派来一位跟外交事务没啥渊源、却是苏联意识形态系统得力成员的尤金（Pavel Yudin）到北京出任大使。"尤金的任务是对不久即将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泽东选集》进行正确、技术性更正的编辑工作…… 尤金在中国住了两年，这段期间就毛泽东的作品提出500个批注，不过全都是私下"里做的（《毛传》第24章）。毛作为"分店"店长，对此必定是口服却不太心服。多年后，毛"最好的学生"林彪就此反击一记回马枪："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1966年9月18日指示"，《林副主席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第67页；无出版机构名）。 读客观的斯大林、毛泽东传记及共产党历史越多，就越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让毛感到畏惧的活人。斯大林也确实值得毛真诚地畏惧，《毛传》处处显示前者始终从世界战略的大棋局来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鲜战争。毛若是知道1938年苏联大清洗时整肃共产国际官员，斯大林"一度把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陈云、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邓发、吴玉章、董必武等，都列入黑名单"，计划对他们"发动大规模政治审判"（《毛传》第29章），毛一定会更加畏惧斯大林。 人人皆知，斯大林那时期先从政治上、接着从肉体上消灭了苏共数千名高干，都是这么操作的。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毛才能在国际共产党圈内扬眉吐气。这以后，毛在大跃进时实施城乡隔离的户口制、大三线军工建设、一波波党内高层清洗等，也都学了斯大林的政策和手法。不了解这两位绝顶领袖，就无法理解现代中国。《毛传》里的诸多焦点提供了作这种透视的难得窗口。 【作者注】潘佐夫 、梁思文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 （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n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台北，联经公司5月发行，七百多页中百多页是注释和参考书目，供读者进一步探究。 ——金融时报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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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May 2015 12:28 PM PDT             图1，2015年4月5日清明，各地访民前往赵家紫阳书房祭拜，左4、7、右2、4，手持赵二军送每人的《赵紫阳纪念卡》，久久不愿离去，左5赵二军。上午9时半 图2，邓晓生（赵家世交）送花篮。 图3，原紫阳的警卫战士李平送的花篮。 图4，访民仰望紫阳像泪眼汪汪。10时。 图5，焦作市访民失声痛哭。10时半。 图6，河南省鹿邑县访民住拐杖进书房。9时半。 图7，跪地叩首的访民。9时55分。 图8，拄拐杖访民夫妇进书房。10时20分。 图9，访民在书房留言。9时20分。 图10，下午4时半，北京国企退休职工群体行进在富强胡同。 图11，人们进入赵家前院。 图12，人们在富强胡同6号赵家门口。 斯人已去 政念长存 ——赵紫阳十周年清明祭 俞梅荪 历史上，寒食禁火，祭奠先人，蔚为习俗。唐朝之后，清明节扫墓祭祖，缅怀先烈成为传统。 2015年4月5日，为避免警员在这所谓敏感日上门监控，清晨5时半，我出家门，7时之前来到灯市口西街，行人很少。7时半，一辆中巴警车驶至富强胡同口，几位警员进了餐馆。我快步进胡同，叩响6号赵宅大门。门卫说时间尚早，要我一小时后再来。为躲避周边警员的盘查乃至被带走，我请求进院等待。 走进赵宅，前院数株海棠树上花盛开，春风吹来，溢出淡淡清香。这是赵紫阳当年栽种，花开花落20多载，静静守候。书房陈列依旧，墙上的书法条幅，凝结着人们的怀念与思考，布衣青衫的紫阳像在丝绒帷幕映衬和鲜花的簇拥下，端庄而肃穆。 得知我清明前往祭拜，88岁汪廷奎（中山大学反右受难者）托我送其专为此而作的词"斗百花"（词牌）怀紫阳： 睿聪能知形势，反省开明纠弊。联手耀邦施政，化雨和风初被。重视舆情，为民疾苦筹谋，全力复兴经济，又解松专制。 遭禁锢后，格物冥思彻底。神器已归，当今结团权贵。独处牢笼，惟凭挚友探望，表达大贤心志。 功过是非任评说 8时半，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乡亲前来祭拜，他们每年都来，带着家乡人的深情。1976年底，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因工作繁忙，无法回乡为母奔丧，派次子赵二军回乡料理并叮嘱："不放炮，不演戏，不立碑，一切从简，自己办，不向政府伸手。"按当地民俗前来吊唁的乡亲达百多人，都要吃流水席，赵母丧事五天，出殡结账400元，赵二军带的钱不够，只好拆了东屋卖砖和木料，把钱凑齐。1986年，赵紫阳总理致函滑县政府，不要修缮房屋。紫阳去世后，赵家子女谢绝相关人士要出资整修故居。如今的紫阳故居只剩下1944年建的三间房。 村党支书赵志伟介绍，近年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来看故居，有时一天八、九拨为百多人，屋里放了紫阳的介绍和图片。他说："2014年2月2日（正月初三），30多人来参观紫阳故居，又去黄河大堤（濮阳县渠村段15号防洪处）举行'紫阳、耀邦和六四先烈'公祭活动。第二天，警员拿着录像来调查，我们都说不认识。"两月后，有报道，郑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了10人，半年后释放9人，为首的于世文，目前正在被起诉。 一位80岁老北京平民把洁白名贵的马蹄莲花篮，默默地放在紫阳像前。他说："为人民做好事的人，老百姓永远记住他；对人民做坏事，向老百姓开枪的人，老百姓也永远会记住他。26年来，对赵老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说不过去呀，应对老百姓有个交代啊！共产党人标榜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经济搞活了，非得搞法治不可" 9时，邬清（曾陪紫阳出差的工作人员）跪地三叩首。他说："老人家（紫阳）精通经济，凡到企业走一遍，就知道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在南宁某玻璃厂，他见其效益好，但因各种关系进了不少人，管理人员与工人的比例接近一比一。他指出，人浮于事会拖垮企业，建议厂领导采取措施解决。他深入沿海城市，提出'来料加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中间加工'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 有人问："紫阳与现任领导人有何不同？" 邬清说："每位领导人都有各自的风格，他的风格是比较接地气儿。" 这使我想起80年代，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工作，见证邬清所说那时紫阳的工作。1985年4月初，紫阳总理多次召集顾明、安志文、李灏、马洪、张彦宁研究立法问题。他说："经济搞活后，一系列管理工作要跟上。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要改的东西很多，要继续放开，放活，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管理工作明显跟不上去，那边放开了，这边没有章法来约束。经济立法很不健全。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一大批经济法规，促进和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他强调："经济搞活以后，非得搞法治不可！"他责成这"经济立法五人小组"采取措施，紧急立法。5月1日，紫阳对我执笔的《立法计划》批示："国内各种形式的合资、合营、股份形式的企业正在发展，应针对此拟定一个法规。"随后"五人小组"及时制定了10多个当前急需的重要法规。1986年3月5日，紫阳对我执笔的《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成立六年来的工作汇报》批示："法规中心成立以来，做了许多工作，随着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经济法规工作尤为重要和迫切，望加倍努力，做出更大成绩。" 紫阳在我国政治经济大变革的转折时期，努力驾驭错综复杂的经济局势，十分重视立法的制度建设，规范政府职能和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保障企业改革和经济的顺利运行，促进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为后来我国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邓晓生（赵家世交）捧着花篮来到书房(图2)，聊起往事："1971年，赵伯伯任内蒙古区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主管农业，与我爸同事和邻居，住我家楼上。那年冬，我和赵五军随赵伯伯下乡，到了呼和浩特百里外的和林格尔县，看到田间作业的农民，他就下车和农民坐在田埂上，也不垫张纸，聊完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就走了，没有村干部到场。他习惯轻车简出，走进农家了解生产情况。" 邓晓生动情地说："赵伯伯参加革命，追求理想，不怕牺牲，做了贡献。我党从陈独秀、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许多非正常下台而去世的领导人，均给了结论；华国锋、胡耀邦去世也有结论；唯有赵伯伯至今没有结论，对党来说，这很不正常！" 访民泪洒紫阳书房 9时半，不断有访民结伴来献花、焚香、三叩首，其中大部分8时在胡同口被警员拦截驱赶而离去，转了一圈，躲过警员又来了。有的好不容易进入胡同，来到赵宅门口，又被警员拦截、推搡。赵二军闻讯出门怒斥："哪有在门口拦截我家客人的？你们太过分了！"四警员悻悻离去。 两小时里，陆续进来的访民百多人。他们仰望紫阳像，泪眼汪汪；有的默默祈祷，有的沉默不语而跪地"咣、咣、咣"叩首，有的哭诉："要是您老人家在，我们不会冤成这样，政府不会腐败成这样！我们背井离乡，跑到北京告状，反被抓捕，东躲西藏，都没地方躲了……"（图4） 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女访民跪地不起，泣不成声（图5），其十岁儿子在该市劳模街小学上课时被老师留校而昏厥，她赶到学校送子去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为儿子而向学校和警方讨说法被置之不理，求告无门。 拄着拐杖的河南省鹿邑县城郊乡农民（图6），13年前驾车在该县公路拒绝非法收费站的勒索，被打成重伤，运输车被抢走。他告状，反被对方报复而敲诈20万元。多年来，他依法维权抗争，所遇警官、检察官、法官、律师、信访干部，均官官相护，反法而治，被诬为诽谤和扰乱秩序罪，先后3次被判刑共冤狱4年，如今流落北京，还要躲避警方追捕。 北京顺义区前进村女访民，为强拆而维权上访十多年，被打伤，被两次劳教。 一位访民在博客写道："我们来到书房的祭拜台前，给赵总书记磕头，因房间小，分批进入祭拜，看到赵总书记像的慈祥面容，想到他不谋权、不谋私，只为民，我不由泪流满面，一个年轻的摄影师也哭了。我想说：我们都是您的儿女，为有您这样的总书记感到骄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来年我还会来祭拜您。" 赵二军向每人赠送《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纪念卡》，大家拿着纪念卡，在院子里围着他，久久不愿离去。（图1） 紫阳儿媳李娟感慨："清明时节，他们都有亲人需要祭拜，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实不容易啊！" 宪政民主 民心所向 下午3时，80岁学者阮兴华（曾因反革命罪重刑冤狱）来访，谈到"六四"学运失败的原因是：学生停留在"五四"运动的激进思想和行为，没有和紫阳改革开放的渐进文明路线相结合。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打着科学民主的旗号，其激进的做法，实际是反掉了萌芽中的'共和宪政'。'五四'学运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支持国民政府走向'宪政民主'，应该反对孙中山的极端主义和党国专政。'六四'学生沿袭了'五四'精神，所以失败了。" 阮兴华说："软禁中的紫阳在反思中提出，中共应该允许并支持'反对党'的成立，他为后任执政者提前承担了历史责任。他的最大贡献是推进'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削弱党权，削弱公权，走民权之路。他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一切问题。'" 4时半，国企退休职工的书画爱好者群体60来人悄然从小路辗转进入富强胡同，捧出花篮和字画，进入赵宅，向紫阳像鞠躬，送上多幅手书字画，几人深情朗诵。 张东朗诵已故诗人郭小川的长诗《团泊洼的秋天》：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头脑发达…… 6时许，我和赵二军离开赵宅，同路走在街上。我说起，1月17日紫阳祭日，那位拄着拐杖60岁天津访民跪地大哭，我问她为何如此伤心？她把冤状给我，我躲开了。她转而把冤状塞给你，你无法拒绝而收下转给我处理。我在《赵紫阳十周年祭日》文中，叙述访民冤屈而提了两句。大年三十的午夜，我打电话告知并拜年，她又大哭说是高兴地哭。她说："最近在北京走投无路，当日拄拐杖在王府井乞讨到60元，被警员驱赶，之后乘火车刚回到家中。"她说："上访多年，不断被警方抓回天津关押，腿被打残，头一次有人为我说公道话啦！" 我对赵二军说："她要来北京感谢你，我说不用了。我们竭尽所能，只能做这一点点了。" 赵二军心情沉重地说："这么多冤案，相关部门都不解决，而且越来越多，成了社会问题。访民来向老人（紫阳在天之灵）喊冤，以后我家成了'访民中心'，也是个麻烦事啊。" 我问起胡耀邦家先前住在此院。赵二军说："1980年我陪一位挨整成为所谓"走白专道路"的大学生，找到住在此院的中组部长胡耀邦反映，他收下了材料。"（80年代初胡家搬走，1989年9月赵家搬来此院。） 紫阳去世，至今未能入土为安。今日警员竟然到赵宅门口拦截来客，蛮横恶劣，竟比以往更严厉，使赵二军十分忧虑。 当年我到赵家紫阳灵堂吊唁，出赵宅在门口被警员非难，大家护送我出了胡同。回家次日，警员追踪而来，我在警车的追捕中，骑自行车奋力逃脱，未能前往八宝山送别老领导紫阳同志。十年来，每逢纪念日，我均被警员上门非法监控，要提前数日出走，或是当日从外地抵京，或是从郊区直奔赵宅。之后回家，警员立刻上门盘查。有两次被警员追至赵宅，把我叫出而带走拘禁。今日清明，警员未来我家干扰，境况似乎松动一些。 80年代初，胡赵新政，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大规模地平反昭雪，为千百万人讨回公道，惠及上亿人，恢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官员务实，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矛盾降到最低点，使濒临崩溃的党和政府焕发勃勃生机。1989年"六四"之后，我国政改倒退，官商勾结，横征暴敛，强征强拆，欺行霸市，广大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抗争，被公检法部门残酷打击迫害，被信访部门层层敷衍，警察治国，司法黑暗，血泪斑斑，造成各地访民数万人长期滞留北京，成了社会问题。 官清民思，官浊民怨。每逢赵紫阳和胡耀邦的纪念日，都有苦大仇深，走投无路的访民前来祭拜，祈祷保佑，尽管被警方驱赶、拘禁，不少人被遣送原籍，被殴打、拘留、劳教、判刑，有的在两年后恢复自由，在下一个纪念日又来了。他们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缅怀紫阳、耀邦成了精神寄托，成了对法治的向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王岐山致力反贪，遏制腐败，冲击既得利益格局，清理权贵恶政，只有彻底改变周永康建立的打击广大依法维权访民的暴力维稳体系，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为劫难中的访民向贪官污吏和权贵集团讨回公道，司法为民，还社会公平与正义，重建社会秩序，走上依法治国之路。 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师友读后来信 ●91岁石天河（四川反右派运动受难者，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离休作家）：河南紫阳故居，不像北京那样有人拦阻，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前往瞻仰。中国这盘棋，现在显得很乱。我想，大概是因为阻力没有消除。如果坚持反腐，把路打通了，紫阳和一些悬着的历史大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 ●90岁许有为（北京师范大学反右受难者）：今次清明节，小俞能顺利祭奠赵公，我为之欣慰。赵公九天有灵，会永远护佑大家。我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晚辈，因为"六四"站在赵公一边，他也会护佑我。 ●82岁黄一龙（四川反右受难者，1952年参加中共）：谢谢小俞带我祭拜了赵紫阳，体会了在他光辉照耀下的民心。站在赵紫阳的角度看，他真希望那些踏着群众的（也是他的理想的）鲜血上台的人们，以及继承那些人的遗产遗惠的人们，为他平反吗？当年他并不支持反贪腐求政改的学生，并未与死保专政体制的皇族世家搞"分裂"，只是希望在法治轨道上解决矛盾。既然他未和他们沆瀣一气，他会希望那些人与他握手言欢，说"原来你是我们的好同志"吗？这是为他平反还是对他污辱呢？所以，只要一天不出现平反所需的前提,一天不能斩断对那次所谓"暴乱"、"动乱"、"风波"的镇压形成的利益链，只要能在墓碑上鲜明地刻上被栽的罪名，就保存了历史的真相。事实上，该罪名正是他与那借镇压而形成的利益集团的鲜明界限。用幼子赵五军代表可敬的赵氏遗属所言：历史真相对赵紫阳"不是什么耻辱，而是最大的光荣！" ●82岁朱光（中共基层党支部老书记）：紫阳盛名"要吃粮，找紫阳"，尤其是主张"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运问题"，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反对戒严，反对军队镇压学生，在失去权位后又不作违心检讨。紫阳站在人性的立场，在紧急关头，无私无畏及其捍卫人格尊严的崇高行为，永远铭记在人民心头。 ●81岁刘凤麟（清华大学反右受难者）：我未能前往祭拜明君——赵紫阳，此文揭示正义和邪恶较量的场面，读后仿佛身在前往祭拜的访民人群之中，增加了祭拜的隊伍。 ●81岁谭蝉雪（曾因反革命罪重刑冤狱14年）：看后心情沉甸甸的，可以说没有赵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解放了我们而他却蒙冤至今未平，湛湛青天，精卫填海，何日回归！ ●79岁彭浩荡（北京师范大学反右受难者）：小俞带去了我们的缅怀，可感，可敬！ ●77岁陶渭熊（四川反右受难者）：回想胡赵时代，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万民归心，社会欢腾，是中共建国后的最好时期。可惜这个最有希望的时期因"六四"枪声而万劫不复！现在又是冤狱遍地，求告无门，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梦？访民们，冤民们，怎不思念胡公和赵公！ ●74岁方子奋（1982年为冤案进京上访受优待的前辈访民）：紫阳先生为中共体制中罕见之"异类"，将来必名标青史！ ●74岁姚燮庭：清明赵公十周年祭，深刻揭示赵公在民众心中的份量和企盼。人心所归、民心所向，足显当前社会矛盾突出和民间苦难深重。我们不愿看到，当年血和泪的历史仍在今天延续。我们殷切期望，当局必须深刻进行反省和汲取历史教训，为赵公彻底平反，以声张社会正义。只有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民族复兴才有希望；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致力实现社会公平，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幸福生活才有充分的社会保障！ ●谢庆庆（红二代）：看到那些访民的悲惨世界，心中再愤怒，也是深感无可奈何！只觉得共产党欠全国人民的太多太多，永远也还不清！为什么赵紫阳的冤案没有结论？是他们根本没资格、没能力、也没办法做的事。 ●孔国平（北京某出版社退休编审）：尽管当局刻意淡化赵紫阳，但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清正爱民的已故领导人。回想"六四"期间，如果他的对话主张得以实现，就会开启民主新时代；如果绝食学生听其劝说，则会避免流血。但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应正视历史，吸取教训。清明我曾想到赵总书记，今见此文，如临现场。继承遗志，任重道远！ ●刘庆云（教授）：清明纪实，黑白岂容颠倒，是非自在人心！送上纪念耀邦和紫阳的诗作《湖口》： 石钟山上秋风起，探胜吴头观楚尾。 安得人间是与非，有如分界江湖水。 ●周明：我国的穷苦人们通过缅怀好王（赵），纪念忠烈（林昭等）获得了一种精神支持。一个民族的信仰决定了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而这将决定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要让百姓从官本位的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就需要一个崭新的信仰，这个新信仰将带给中华民族新生命。老百姓得道了，内心就发生改变了，天下才会有道，社会才会和谐。台湾就是例子。 （完稿于2015年5月11日） ▲本文首发《纵览中国》2015-05-11 参考文： ▲胡赵十年真改革 遗留大爱在人间 ——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祭（2015年1月17日） ▲探苏联神话破灭 问中国制度究竟 ——送别曾彦修被警方打压看《天堂往事略》的启示（2015年3月9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13, 2015, 6:50:46 AM5/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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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光：美日联手主导世界的可能性——析安倍的美国国会演讲（附安倍美国国会演讲全文“迈向希望的同盟”） Posted: 12 May 2015 07:58 PM PDT
2015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访美期间，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这是一次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全体议员出席听讲的演讲会，是美国政府接待外国元首或最高政要的一种最高的礼遇，并非任何外国元首或政要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安倍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个享这种最高待遇的首相。虽然海内外有媒体贬损这种礼遇，说安倍是用钱收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某些议员才获得此种邀请的，但并无真凭实据，可信度很低。 近日，笔者看了安倍这一演讲的全文，反复推敲，觉得这篇演讲有几个重大含义，向世界透露了一些重大信息。而这些含义和信息可以证明，安倍享受这种最高待遇，乃是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之所需，而非安倍单方面向美国有所求必须用钱来买美国的赏赐。 我认为安倍演讲的重大含义是： 一、肯定美国的文化和民主 安倍在演讲的开头部分说，"美国没有级别和论资排辈现象。人们靠业绩说话。当你和别人讨论事情时，你不用在意对方的资历深浅。人们看重的是一个想法本身是否很棒，而不是这个想法由谁提出。""这种文化真令我着迷。" 接着他又指出，在美国，"农民和木匠的儿子可以成为总统，19世纪晚期，日本被这样一个国家唤醒了民主意识。""对于日本来说，与美国的首次接触也是我们与民主的接触。这已经是150年前的事了。这使我们一起拥有共同的成熟的历史。" 前者，安倍指的是美国社会没有特权现象，所有人一律平起平坐，平等相待。后者，安倍指的是，美国人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利争当最高行政长官或执行官。安倍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实际意味着，在美国，人人都有法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既然农民和木匠的儿子可以当总统，人人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就不在话下了。 而平等正是民主的最本质的体现，无平等而自称是民主的社会，绝对是骗人的鬼话。安倍只用这两个现象来肯定美国的文化和民主，确实是画龙点睛之作。 二、肯定美国人的和解精神 安倍接着以"过去是敌人，现在是朋友"为题，指出日本和美国是"曾以命相拼搏的敌人，现在成为心灵相通的朋友"，"如果这不是历史的奇迹的话，还能称之为什么呢？" 安倍作此结论的根据是，二战末期，美日在太平洋的硫磺岛激战期间，美军上尉劳伦斯·斯诺登和硫磺岛战役期间的日军最高指挥官、现日本议员新滕义孝都来到了演讲现场，而斯诺登曾说过，"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要去硫磺岛庆祝胜利。我们只有一个庄严的目的，即向双方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员致以敬意和荣誉。"所以安倍说："我要对斯诺登将军说，我对你所作出的和解努力表示敬意，非常感谢。" 当然，人们，尤其是国内某些民族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可以而且一定会将此斥之为安倍拒不承认和忏悔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的遮羞布，但美国人确实表现了相当的宽容和解精神。根据几千年来的人类自相残杀，冤冤相报，永无止息的可悲境遇，当今人类确实需要更多的宽容与和解，舍此，人类只能是继续无止境地自相残杀。不管安倍用心何在，他疾呼人类宽容与和解，绝对是正确和必要的，与当今个别国家的统治者过去对本国民众犯下的蹈天屠杀大罪，不仅毫无悔悟之意，还不许民众谈论过去，而对他国的历史罪责却总是揪住不放，非要人家按自己的要求下跪求饶的行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与美国结盟是日本唯一正确的道路 继充分肯定美国文化和民主的优越性之后，安倍强调与美国结盟是日本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既符合逻辑又十分自然的事了。 安倍说："亲爱的同仁，没有美国的领导，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无法实现的。回首过去，我们高兴地看到，日本在过去的每时每刻都作出了正确的抉择。""那个抉择就是选择一条道路。也即，日本与美国结盟，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前行的道路。最后，与美国和其它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道，我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是一条让日本成长和繁荣的道路。即便在今天，日本也别无选择。" 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安倍所说的，无论过去和现在，是客观事实。如果日本在战后不完全倒向美国，不与美国结盟，而是保持独立和中立，游移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或保持绝对中立，独立自主地发展，就很难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更何谈强大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成熟的世界第二民主大国。 安倍的这一经验和结论，看起来只是指的日本，实际上它揭示了一个很多人不愿公开承认或谈论的真理：二战后，不管是战败国或战胜国，新独立的或尚未独立的国家，凡与美国结盟或与美国友好，学习和采用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都在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今天全面繁荣的发达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等许多欧洲国家就是典型代表；凡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不结盟的所谓新兴国家阵营的，都在经济上发展缓慢，多数民众未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社会矛盾复杂，动荡不稳，甚至军事政变不断，政治上处于极不成熟状态，民众受压受苦。印度、印尼等国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印度独立后，如果尼赫鲁像日本那样与美国结盟，不搞所谓社会主义，不倒向苏联和中国，不搞所谓不结盟运动，今天的印度一定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上与美、日同步前行，远超俄罗斯和中国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事、经济、民主大国。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所谓印度与中国谁优谁劣，谁强谁弱之争了。 所以安倍今日之说，恐怕不只是光说给日本人和美国人听的，更是对全世界大多数后发国家的人说的，它是一个很善意而又诚心的忠告。 四、美日同盟的终极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法治、民主和自由，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尊重。 安倍在强调同美国结盟是日本唯一正确的道路以后，着重阐述了美日同盟的核心内容和未来任务。 安倍讲美日同盟的核心首先是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签定。他说，美国首先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繁荣、随后是日本。而繁荣就是和平的温床。但是因为"有多个亚太国家涉及该协定，它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因此，"美国和日本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建立一个公平、有活力、可持续的、不受任何国家专断意图影响的市场。""在太平洋市场，我们不能忽视血汗工厂或经济发展给环境造成的负担。我们也不能容许知识产权方面搭便车的现象。相反，我们应当在世界各地传播共同的价值观，即法治、民主和自由，让它们生根发芽。""这正是TPP的实质。" 而安倍并未止于此，他还强调"TPP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好处，它还事关我们的安全。从长远看，它的战略价值将是巨大的，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这一点。""我们必须将这一地区发展成一个拥有持久的和平与繁荣的地区。"在谈到美日谈判时，他更强调，我们已接近达成目标。让我们通过共同的领导来成功完成TPP吧。 安倍在讲述这一问题上，突出了如下几点：一是TPP的极端重要性和重要作用，二是协定伙伴国背景复杂，必须由美国和日本来共同领导，三是应当通过TPP成员国向世界推广法治、民主和自由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四是TPP不只是经济繁荣，价值观推广，还有人的安全保障问题。在强调这些价值的同时，安倍还不忘对中国的专制放暗箭，所谓不容许知识产权方面搭便车，强调要传播共同价值观，即法治、民主和自由等，显然是针对中国而言的。 安倍的演讲表明，日本不仅不是如国内某些人所说的不会积极主动加入TPP，而是不仅要积极参与，还非要与美国来共同领导TPP不可。因此，美日在农产品和汽车关税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一定会以相互妥协让步来解决，以保证尽快完成TPP的谈判。 同时TPP本身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而兼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性质的区域组织，有点接近欧盟的性质。它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更不可同日而语。一带一路或亚投行要发展成TPP或欧盟那样的组织根本不可能。原因在于主导者中国是共产专制政权，其成员国又是各种不同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大相径庭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某些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谁也无法把它们搅和在一起。 五、美日同盟的亚太军事战略任务 安倍以"联盟：在亚太地区的任务"为题阐明了美日同盟的军事战略任务。他说："我们支持美国的'再平衡'，以加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将明确表示，我们将始终支持美国的这一努力。""我们已经与澳大利亚和印度深化了战略关系。我们与东盟和韩国在许多领域加强了合作。" "就亚洲海域而言……我们必须让从太平洋至印度洋广泛的海域成为自由和自由之海，所有国家都遵守法治原则。""为此，我们必须强化美日同盟，这是我们的责任。" 安倍的这些话明确告知亚洲以至全世界，日本不仅要协助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而且要承担相当一部分军事、外交、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领导和实施责任。日本除了努力帮助美国建立美、日、澳、印的潜在军事政治同盟外，安倍还宣布，"我们正在努力采取措施，强化我们的安保立法基础。""美日达成了新的防务合作框架，一个更好地共同配置美日军事力量的框架。" 安倍宣布的美日同盟亚太战略任务和日本所承担的相应领导责任和措施，首要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 六、美日同盟的世界战略任务 然而，安倍在演讲中并未止于日本只承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任务，还要承担美国的世界领导角色中的相应领导责任。 安倍说："我们必须确保，除了国家安全，人类安全也必须得到保证。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竭尽全力让所有人获得教育，医疗支持，获得实现自力更生的机会。""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恐怖主义、传染病、自然灾难和气候变化。""现在是美日同盟直面和共同应对这些新挑战的时候了。""没有必要为这个联盟制订任何新概念。这个联盟由自由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日本组成。""这个联盟永久珍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法治、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尊重。" 安倍的这些话，用不着再加解释，一般人也能看出，日本是要通过美日同盟和美国一起来领导或主导世界事务，至少是协助美国主导世界事务，或者说美国当主帅，日本当次帅。 七、美日联手主导世界事务的可能性 既然安倍表明了日本欲与美国共同主导至少协助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愿望和要求，那末，目前的形势，主观和客观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容不容许这种可能性呢？ 我的看法是：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都有，但可能性要大于不可能性。 1、美日两国从二战结束至现在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正如安倍演讲所指的，有着类似父子或师徒的血缘关系，这是两国联合主导世界事务的首要基础或前提。 2、目前，美国作为单独一国领导世界角色的实力和能力确已相对削弱，正需要世界最发达的第二民主大国日本的协助和助力。美国以最高礼遇邀请安倍赴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如此重要的演讲，证明美国民意和政府均欢迎和需要日本协力美国主导世界。 3、目前世界多事之秋的地区，表面上在中东阿拉伯、非洲地区，实际则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后一地域存在着强大的共产主义体系和政权同美日为首的民主自由国家的长期较量和争夺，这种较量和争夺最终必然扩展到全世界，除非那里的共产主义体系崩溃或消失了。要在这里遏制和消除共产主义体系的扩张和影响，非美日联手主导这个地区和世界事务不可。这是美日同盟主导地区和世界事务的客观需要。 4、美国原来的主要盟友欧盟由于与美国和亚洲、太平洋区域距离遥远，共产主义扩张对它们不构成直接威协，加上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经济利诱，欧盟国家又被几十年的福利主义所侵蚀，唯国家和个人利益是从，还要全力对付俄罗斯的挑战，已经无法无力成为美国最忠实坚定的盟友。这次出于国家经济利益考虑，由英国带头，法、德、意跟随，不顾美国劝阻，毅然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就是有力证明。美英历来是铁杆盟友，此时已经不再了，美日同盟必然成为一对新的铁杆盟友。但美欧联盟仍然是反对世界共产主义体系和一切专制独裁者的主要力量。欧盟绝不会整体倒向共产主义政权的。 5、美日两国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主宰世界事务，对付共产主义和一切恐怖势力的进攻和侵犯。美日两国的经济总量大大超过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更超过中国的数倍十倍以上。两国的军事数量也超过中国，质量更远优于中国。文化影响力大大超过中国，甚至无法比拟。两国民众的幸福指数和社会和谐稳定，也是中国无法比拟的，完全不在同一档次上。最近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幸福指数，日、美两国均在前十位和十几位，中国排行第84位。美日两国是世界科学技术大国，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中国为零。 6、最根本的是美日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和价值代表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深得人心，而共产主义体系和价值观则阻碍社会发展和进步，泯灭人性，违反历史潮流，不得人心。后者不可能战胜前者，取代前者，而是相反。例如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共产主义政权最多用经济利益诱惑和广大市场争取两三个国家站在自己一边，绝大多数国家都会从制度、价值观和经济上倒向美日为代表的民主自由一边。 7、中国的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体系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的内部矛盾，加上它的非普世价值观，绝对不可能领导世界，除非改弦更张，弃共产主义专制，走民主自由道路，方可有资格谈论争当世界领导角色。 总之我认为美日同盟有可能主导世界，而且这是有益于全人类的。我相信，未来二十年世界格局一定有大的变化。 2015年5月4日写成 安倍晋三美国国会演讲全文：《迈向希望的同盟》 尊敬的议长先生、副总统先生、参众两院议员，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1957 年6 月，我的外祖父———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也曾站在这里，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始了他的讲演： "日本与世界的自由主义国家携手合作，也是基于对民主原则和理想的坚信不疑。" 58 年过去了。今天我有幸成为首位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演的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荣幸，对你们的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有许多想说的东西。但我今天并不打算进行长篇大论，我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今天，当我站在你们面前时，我心中浮想起了很多伟大议员的名字，他们曾作为美国驻日大使受到日本的欢迎。他们是麦克·曼斯菲尔德、沃尔特·蒙代尔、汤姆·福利、霍华德·贝克。 我代表日本人民，对于你们派出这样杰出的民主斗士表示感谢。 卡罗琳·肯尼迪大使同样延续了美国民主的传统。非常感谢肯尼迪大使，感谢你为我们所有人所做的杰出工作。 我们所有人也都很怀念参议员丹尼尔·井上，他代表着日裔美国人所取得的荣誉和成就。 我与美国的首次接触可以追溯至我的学生时代，当时我在加州留学。 我寄宿在凯瑟琳·戴尔·弗朗西亚女士的家里。 她是一位寡妇，总是谈起她已经过世的丈夫。"你知道，他要比加里·库珀还要帅。"她内心似乎也是这样想的。 我的妻子昭惠现在正坐在听众席。但我可不敢问她平常是如何评价我的。 弗朗西亚女士做的意大利菜可谓天下一绝。她总是很快乐，非常和善，让许多人在她家留宿。 这些人都有非常不同的背景，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并对自己说："美国真是个很棒的国家。" 之后，我在一家钢铁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并有机会去纽约工作。 美国没有论资排辈的现象，而是靠实力说话。当你和别人争论事情时，你不用在意对方地位的高低和资历的深浅。如果你提出的想法很有道理，就会被毫不犹豫地加以采纳。 或许是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在我日后成为政治家之后，我所在政党的一些前辈经常会说："安倍，你太狂妄了。" 就我的姓而言，它不念作"埃布"。有些美国人不时这样称呼我，但我也不觉得遭到了冒犯。这是因为，日本人自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就在葛底斯堡讲演的著名段落中看到了民主的基础。 农民和木匠的儿子可以成为总统，19 世纪晚期，日本被这样一个国家唤醒了民主意识。 对于日本来说，与美国的首次接触也是我们与民主的接触。这已经是150多年前的事了。这使我们一起拥有共同的成熟的历史。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访问了二战纪念馆，那是一个平和安静的地方，让我想起了圣殿。耳边回响的满是喷泉流水的声音。 在纪念馆的一角，有一面"自由墙"，上面镶嵌着4000 多颗金色的星星。 当听说每颗星代表着100 位阵亡的士兵，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我相信，这些金色的星星象征着人们为捍卫自由所做出的牺牲，这种牺牲无疑是高贵的。但这之中也凝聚着美国年轻人的痛苦、悲伤和对家人的爱。这些英年早逝的年轻人本应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珍珠港、巴丹及科雷吉多尔岛、珊瑚海……这些被铭刻在纪念馆的战役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忍不住思考起这些阵亡的美国年轻人失去的梦想和未来。 历史是严厉的，已铸之事无法改变。 带着深深的忏悔，我站在那里，静静地作了祈祷。 我亲爱的朋友，我谨代表日本和日本国民，向二战期间遇难的所有美国亡魂，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永恒的哀悼。 女士们先生们，海军陆战队中将劳伦斯·斯诺登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70 年前的2 月，他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尉，指挥一个连队在硫黄岛登陆。那时他23 岁。 近年来，斯诺登将军经常出席日美两国在硫黄岛举行的联合纪念活动。他曾说过： "我们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要去硫黄岛庆祝胜利。我们只有一个庄严的目的，即向双方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员致以敬意和荣誉。" 坐在斯诺登将军旁边的是日本国会议员新藤义孝，他曾在我的内阁任职。他的外祖父栗林忠道大将曾是硫黄岛守备司令官，我们直到今天还记得他的勇气。 如果这不算是历史奇迹的话，还能称之为什么呢？ 曾以命相搏的敌人现在成为了心灵相通的朋友。 我要对斯诺登将军说，我对你所做出的和解努力表示敬意。非常感谢！ 战后的日本带着对二战的深切反省，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自己的行为曾经使亚洲国家的人们饱经苦难，我们不能无视这一切。在这一点上，我与历任首相的观点没有任何不同。 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致力于亚洲的发展，必须为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竭尽全力。 我们一路走来，时刻提醒自己牢记这一切。我为日本所选择的道路感到自豪。 70 年前，战后的日本沦为一片废墟。当时，每个月都有美国公民向日本捐赠礼物，例如给孩子们喝的牛奶和身上穿的羊毛衫，还有2036 头山羊。 最早从美国推动的战后经济体系中获得了最大好处的是日本。当时美国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呼吁建立自由的世界经济。 随后，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了韩国和东盟国家的崛起。再过不久就是中国的崛起。日本也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与此同时，日本在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 美国首先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繁荣，随后是日本。而繁荣就是和平的温床。 美国和日本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在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亚太各国，建立一个公平、有活力、可持续发展、不受任何国家意志摆布的市场。 在太平洋市场，我们不能容许在知识产权方面"搭便车"的现象。我们也不能忽视血汗工厂以及环境造成的负担。 相反，我们应当在世界各地传播共同的价值观，即自由、民主和法治，让它们生根发芽。 这正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实质所在。 此外，TPP 并不只有经济上的好处，它还事关我们的安全。从长远来看，它的战略价值将是巨大的，我们永远不应忘记这一点。 TPP 覆盖的地区，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四成，占全球贸易额的1／3。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必须将这一区域发展成永久性的"和平与繁荣的地区"。 日美间的谈判，已接近达成目标。让我们通过共同的领导来成功完成TPP吧！ 事实上，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 那是在近20 年前，当时正在进行农业领域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谈判。 我当时还是一名年轻的议员，血气方刚，反对开放日本的农业市场。我甚至与农民代表一道在国会前举行抗议活动。 然而，日本农业在过去20 年已开始走下坡路。农民的平均年龄上升了10岁，超过了66 岁。 日本的农业正处在十字路口。为了使其能够生存下去，现在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我们将对已经实施了多年的农业政策采取重大改革行动。同样将面临改革的还有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在过去60 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要彻底进行改革。 我们按照国际标准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管。在医疗和能源等领域，僵硬的规则被打破，我则在其中起着先锋的作用。 为了逆转人口减少的趋势，我决心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我们正在改变一些旧习俗，以便让女性拥有更多权利，让她们能够更加积极地投身各行各业。 简而言之，日本正处于大飞跃之中。 亲爱的国会议员们，请来看看新的日本吧，感受日本改革的精神和恢复的速度。 日本不会逃避任何改革，我们一心向前看，并将推动结构改革。我确信我们别无选择。 亲爱的同僚们，没有美国的领导，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是无法实现的。 回首过去，我高兴地看到，日本在过去的每时每刻都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正如我开始引用我外祖父的话中讲的那样，那个抉择就是选择一条道路。也即，日本与美国结盟，作为西方世界一员前行的道路。 与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道，日本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这是一条让日本成长和繁荣的道路。即便在今天，日本也别无选择。 我们支持美国的"再平衡"，以加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将明确表示，我们将始终支持美国的这一努力。 日本已经与澳大利亚和印度深化了战略关系。我们与东盟国家和韩国在许多领域加强了合作。 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增加这些伙伴，将使我们的地区更加稳定。 现在，日本将提供28 亿美元援助，用以建设关岛的基地。关岛基地的战略重要性在未来将会变得更加突出。 就亚洲海域而言，请让我在这里强调我的三个原则： 首先，国家不管提出任何主张和要求，都应依据国际法。 第二，各国不应当使用武力或威吓手段来推动它们的要求。 第三，必须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任何争端。 我们必须让从太平洋至印度洋广泛的海域成为自由和彻底奉行法治的和平海洋。 为此，我们必须强化美日联盟，这是我们的责任。 日本正在努力采取措施，强化我们的安保法制。在这些立法措施就位的情况下，日本将更能对各项危机作出天衣无缝的反应。 健全这些法律将使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合作更加密切，美日联盟更加牢固，将为地区和平提供可靠的威慑力。 这是战后的首次大改革。我们将在今年夏天完成这项改革。 在此我还想告诉你们。美国国务卿克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前天会见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防务相中谷元，双方进行了磋商。 作为前面提到的健全法制的前提，我们达成了新防务合作框架，一个更好地共同配置美日军事力量的框架。这一框架将有助于建设更可靠的和平。 这就是新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奥巴马总统和我昨天对这些指导方针的意义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达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 在上世纪90 年代初期，日本海上自卫队曾在波斯湾清除过水雷。过去十年，日本自卫队在印度洋支持了美国的行动，以遏制恐怖分子和武器的流动。 与此同时，5 万名自卫队队员在柬埔寨、戈兰高地、伊拉克、海地和南苏丹参加了人道主义援助和维和行动。 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我们决心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承担更多责任。 为此，我们决心在今年夏天通过所有必要的法案。我们将说到做到。 我们必须确保，除了国家安全，人类安全也必须得到保证。这是我们坚定的信仰。 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要竭尽全力让所有的人获得教育、医疗，获得实现自力更生的机会。武装冲突使女性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实现让女性免遭人权侵犯的最终目标。 自卫队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的援助人员也是如此，他们持续不懈地工作着。二者的努力使我们获得了新的自我认同。 我们现在高举的是"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 请让我重申，"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将引导日本沿未来之路前进。 我们面临的问题包括恐怖主义，传染病、自然灾难和气候变化。日美同盟将共同应对这些新的挑战。 日美同盟的持续时间已超过了美国全部历史的1／4。这是一个牢固的联盟，由信任和友谊相连接，是一个深度合作的联盟。 这个联盟由自由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日本组成，没有必要为这个联盟寻找任何新的理由。这个同盟永久珍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法治、人权和尊重自由。 当我在上中学时，电台播出的一首由卡洛尔·金演唱的歌曲打动我的心。 歌中唱道："当你心情低落、饱受困扰时，闭上眼睛，想想我吧，我将在那里，照亮你最黑暗的夜晚。" 2011 年3 月11 日，日本最黑暗的夜晚降临了。地震、海啸和核事故袭击了日本东北部。 正在那时，美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救援行动。很多美国人向东北地区的儿童伸出了援手。 我们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你们和地震受灾者一起流泪，你们给了我们不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东西。 那就是希望。 美国能够赋予世界的最佳资产是希望，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尊敬的美国公民的代表，让我们将美日同盟称作"希望同盟"。 美国和日本应联合起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希望的同盟，如果我们携手合作，就一定能实现！ 非常感谢！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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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May 2015 12:15 PM PDT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最近在新书《和中国打交道》中明确承认，在如何对待崛起的中国这个重大问题上，美国精英阶层发生了严重分歧。保尔森说，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主流，都认为与崛起的中国合作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现在，面对中国在军事上越咄咄逼人，加上习近平上台后对待民间维权组织的强硬态度，一些美国精英改变了原来的立场。不久前公开批评中共的沈大伟，就是这种人的一个重要代表。 主张改变美国对华合作态度的美国精英，一方面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没有必要如此快速扩张，更没有必要对美国持如此强烈的敌意。同时，沈大伟还认为，中共正在没落，不可能克服国内严重的危机。言下之意，美国没有必要与这样一个行将灭亡的政权进行合作。 保尔森本人也不排除中国会出大问题、出大事，因此，声称自己"只开药方不算命"，不对中国的未来做任何预测。保尔森认为，尽管中国内部危机严重，但对于美国来说，与中国积极合作，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保尔森认为，唯有采取这样的对华政策，美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对中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不利于美国自己的改革。换言之，保尔森认为，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而是来自需要改革的美国体制。 笔者认为，保尔森的选择在逻辑上看起来比对华强硬派更有道理，特别是，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很可能不利于美国自身的改革。不过，保尔森的这一主张，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将会是美国越来越棘手的难题，而关于美国应该坚持与中国积极合作的主张，也会在美国内部遭遇越来越大的困难。 之所以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两国的经济利益互补的大格局因中国崛起而发生了改变，而主要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令其有了把内部政治和社会危机转嫁给世界、转嫁给美国的能力，这一发展会让美国很不舒服，给美国带来很大麻烦。 以中国的军力扩张为例，很难说中国的巨额军费投入能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实惠，但在美国方面来讲，则不能不做出反应。也就是说，虽然中美彼此不可能发动战争，但中国投入巨资开发出一些对自己并无国防价值的进攻性武器，美国就要耗费大量资源来防备。这样的竞争，其实只对两国极少数人有利，对两国的多数人并不利。 比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人民币越来越具有国际性。也就是说，缺乏民主合法性的中共政权，现在有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大量印钞。这是过去苏联，乃至德国纳粹，都没有的手段。如果中国滥用这种手段来转嫁内部危机，对于那些主张美国坚持与中国合作的人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正因如此，不久前，保尔森在得知中国将采取"微刺激"来阻止经济增长减速过快的时候后，曾发表了警告中国的言论，希望中国决策当局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不要把内部危机转嫁给美国、转嫁给全球经济。 可是，我们不难想像，没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约束的中共当权者，在事关自己能不能继续当权的厉害关头，是不可能在意来自美国的警告的。目前，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还有社保、医保等巨大的社会福利基金的不足。如果让决策者在艰难的改革和印票子之间做选择，如果他们认为印票子能够把危机转移出去，或者能够拖延改革的话，怎么会选前者而不选后者呢？ 也就是说，美国的中国难题，是她要不要，以及如何与一个经常把保住自己的权力置于本国人民利益之上的政权合作。这个问题，过去就没有简单的答案，今后就更难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14, 2015, 6:55:00 AM5/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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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3 May 2015 10:31 PM PDT
近年来，美中两国在双边关系上猜忌不断、磕碰不断，有增无减的负面情绪，甚至敌对意识，正使双方关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生态趋于恶化。美中关系何去何从，可能成为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双方共同面对的最严峻挑战。为了促进两国精英澄清误解，建立共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与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ChinaFile，共同主持了一场有意义的讨论。 在目前已经披露的文章中，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的"中美两国应学会'友善与共享'"、《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的"中美关系：磕碰中的'新常态'"，和南京大学教授朱峰的"中美关系需警惕'修昔底德陷阱'"，透露了不少美英中三国精英，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焦虑。 夏伟对美中关系现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因而特别值得关注。第一，美国国内"对中国持友善态度的核心利益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从夏文看，除了55%的美国普通人现在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外，这个"核心利益群体"覆盖商界、政界、外交界和学界，他们中已发生了巨大的情绪转变。美国商界曾是支持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核心团体，但是，2014年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60%的全球企业CEO表示，他们在中国感觉不像过去那样受到欢迎了。在美国政界和外交界，官员们对中国目前对内对外的强硬甚至蛮横，表示不解和高度担忧。而学界中那些曾经对中国最亲近的人，现在感到最受疏远。 夏伟的第二个判断是，美中关系近年来由猜忌与互不信任主导。他认为，正是这种猜忌，令奥巴马宣布"重返亚洲"，而北京将"重返亚洲"视为重返冷战的遏制思维。此外，多数美国人把北京政府处理南海、钓鱼岛、在华外国媒体，以及香港反对派的强硬举措，解读为北京采取了普京式的外交冒险政策。 夏伟的第三个判断是，长期持续的互相猜忌与互不信任，导致美中双边关系难有作为。在华盛顿，目前对中国的情绪正在变得异常灰暗；而中国领导人对美国某些政策如TPP、反对亚投行，表达了抗议、困惑和不解。双方危险的负面情绪越积越深，其发展趋势必将对大国关系的未来造成深远危害。 对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斯蒂芬斯和朱峰，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斯蒂芬斯说，迄今，中美之间一直是磕磕碰碰的合作和竞争，但它们距离冲突仅有一步之遥。朱峰抱怨说，美中双方敌意明显上升，美国的对华政策主流声音正在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好，"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然爆发冲突的魔咒，正在困扰中美关系。 这三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3月份披露的一份报告"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报告检讨了美国过去把崛起的中国当作全球秩序利益攸关者的政策，主张美国需要彻底改变对华的整体战略。 该报告的结论是：中国现在是，将来也将继续是美国的最主要竞争对手。报告认为，中国非但没有像美国预期的那样，演变成"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是采取新的大战略，加大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和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巩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欲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力量。 该报告因而建议，美国对华大战略做出如下修正：振兴美国经济、强化美国军事力量、拓展亚洲贸易网络、创立技术控制体制、实施有效的网络政策、加强印度-太平洋伙伴关系、与北京高层外交建立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是基辛格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曾任前总统小布什的竞选顾问。其对华强硬的主张，在美国总统濒临选举换届之际，格外引人遐想。 美中关系的真正挑战，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挑战：美国反感一党专制，中国坚持一党专制。这个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看不到多少可以弥合的机会。正如夏伟所说：要在拥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间建立和谐友好的情绪是很困难的。美中之间能否渡过猜忌、磕碰，甚至濒临战争陷阱的难关，现在看来，似乎很难叫人乐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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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6, 2015, 6:21:30 AM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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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附朱厚泽：建设阳光政治—我心中的耀邦） Posted: 15 May 2015 09:24 PM PDT
今年（2009年，编者注）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附： 朱厚泽 | 朱厚泽：建设阳光政治——我心中的耀邦 纪念耀邦，我的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 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 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人议论，最终由众人决定。 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 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 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 耀邦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巨大的组织魄力平反冤假错案，以无比的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意愿，突破公社制度的桎梏，支援发展商品经济，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对专制政治和权谋政治的勇猛冲击，是对专制政治权谋政治社会基础的深挖翻犁，是阳光政治的鲜明昭示与光辉实践。 耀邦的勇猛冲击，体现出革命家智慧、良心和胆识的高度统一。 耀邦是顶着政治天空中的阴霾，拨云雾，迎晨曦，走上政治领导岗位的。 耀邦的出现，对于始终不忘革命初衷的老共产党人，是一个精神的安慰。 耀邦的出现，对于怀抱自身理想信念的善良的人们，也带来了某种憧憬。 耀邦的逝世，令千万人震惊，悲痛，哀号，惊天地、泣鬼神…… 耀邦的消失，让人们猛醒，冷静，清醒，追问，深思…… 人们将走向何处？ 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阳光政治中，经过议论、纷争、对话、交流、讨论，人们定能取得共识，最终获至相互认同的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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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y 2015 01:21 PM PDT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王岐山约见了美籍政治学家福山、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和中信证券的日裔总经理德地立人，与他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事后，王岐山的老熟人德地立人，将他整理的谈话发表在网络上，引起了各方的多角度解读。按照中共政坛的规矩和德地立人与王岐山的关系，他整理及发表这个讲话一定事前得到了王岐山的同意。 根据德地的说法，在整个会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里，与会者只是坐在那里听王岐山天马行空般地指点江山，福山和青木这两个世界著名的学者少有插话的机会，以至于福山在会见后评论这次谈话"像玄学讨论"。那么，王岐山为什么要高姿态地约请这三位学界和商界的日裔名人进行这样一场务虚的谈话？事后为什么要同意（或者授意）德地将这个谈话公诸于众呢？ 王岐山通过这次谈话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他所领导的反腐运动的确十分艰难。作为当前中国执政党试图挽回民心的重要战役，中国的反腐运动是由王岐山领导、习近平支持的。这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王本人的领导风格正在党内招致日益增多的非议，那些被整肃的派别和大量政府官员对有选择的反腐和王岐山手下的中纪委势力的快速扩张颇有微词。 显然，王所领导的反腐目前已经陷于一种胶著状态。如果就此打住，民众的情绪会由期待变成失望，社会的不满会迅速发酵成为动荡。如果反腐继续按照目前的节奏进行，他所在的执政党将难以承受，内部的一些派别，甚至会进行拼死对抗。对于这些来自内部的阻力，王在谈话中归结为"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并且在谈话中发出有种的感叹："难啊！自己监督自己！" 在这种两难的境况下，王岐山向党内的反对派许诺，他不会寻求能够根除腐败的彻底制度变革。这是王岐山在谈话中传递的另一个重要信息。王岐山试图通过不同宗教的内部治理中寻求经验，以期达到一方面有效治理已经腐败不堪的执政党，另一方面，实现一党永久执政的目标。他向政治思想学者福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在整个会见中唯一向对方求教的问题。 遗憾的是，王岐山无法接受福山提供的答案。福山认为，宗教内部解决不同教派冲突的基本原则，就是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福山还向王岐山解释，西方社会的法治精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正是源于这种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福山问到中国的宪法能否保障司法独立时，王岐山立即给予了坚决的否认，并且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治理权威不可动摇。 王岐山的整个谈话，在极度不自信和极度自信这样的两极来回穿梭。他希望用他所接触到的一些历史知识，为自己和执政党打气。其实，人们不难看出他的谈话缺乏逻辑上连贯性。例如，他一方面强调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有著共同的基因，但是有坚持中国不应该走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他似乎对他上述两个观点之间的矛盾之处全然不察，或者不屑解释。 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王岐山的谈话，还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找来访的外国学者座谈，通常是管统战、或者教育的领导人做的事；作为一个专管党务的常委，王岐山高调出面，并且让谈话内容以非官方的方式公布，这种非常规的做法是党内高官的大忌。他这样做，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体制内难寻知音的苦恼，似乎也在表明，习近平对他的依赖，已经可以使得他不受常规的约束。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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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5 May 2015 12:23 PM PDT
2015-05-14 日前，在《共识网》上读到一篇文章"难忘的会谈－－记王岐山与福山、青木的会见"。文章说，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在中南海会见了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和比较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以及在北京长大的日本人、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德地立人等三名日本裔的政治经济学者。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德地立人。 这三位客人中，福山名气最大。1989年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轰动一时。近些年来，他对中国问题也很感兴趣，多次到中国访问。 在当今中共领导人中，王岐山多少有些异类。他不是从当基层干部或团干部进入官场，而是以学者身份，从当智囊幕僚而进入政界的。其博学多闻，能言善辩，在同僚中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王岐山曾经担任当时大名鼎鼎的《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也就是说，王岐山和当时那批中青年自由派知识分子曾经走得很近，六四时分道扬镳；不过说起来，王岐山和那批自由派知识分子总该还有些类似的思想底色，因此他现在的思想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根据德地立人的记述，双方见面，王岐山向客人表示欢迎，然后就说请三位客人"今天也给我们上上课"。可是一场一个半小时的会议，王岐山自己讲话的时间就占了九成以上。我以为这倒未必是王岐山官当大了太傲慢，主要是王岐山无法和别人平等对话，因为有太多的问题他无法正面回应，所以他只好把对话变成独白。王岐山讲话很多，话题很广，海阔天空，信马由韁；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讲话风格有些相似，初听下来，对方可能会感到很玄妙，高深莫测，但事后认真盘点，会发现信息量其实很有限。 下面，我对王岐山讲话的几个问题略加评点。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讲话中，王岐山引述习近平的话："有人说一党执政不能解决腐败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当时我批评道："问一党制下能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好比问一个医生能不能自己给自己动手术－－那取决于你得的什么病，要动什么样的手术。"有意思的是，在这次和福山等外宾的会见中，王岐山也讲到了医生自己给自己开刀做手术的比喻。 王岐山说："长期执政的党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压力很大，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自己监督自己难－－医学上有自己给自己开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网上查到，俄国的西伯利亚的一位外科医生给自己割过阑尾。这是唯一的病例，说明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 这就怪了。既然王岐山明知医生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只有唯一的一个病例，而且还只是割阑尾；他自己也承认当今中国官场的腐败相当普遍相当严重，这岂不是表明，王岐山本人也对一党执政下的反腐败运动很没有把握、很没有信心么？那么。他为什么又对福山建议的法治和司法独立断然否定呢？可见，习王发动的这场反腐，目的不是反腐而是保党。法治和司法独立，固然对反腐有效，但由于是限制了党的权力，所以再好也不能用；共产党自己操刀给自己动手术，再不可行也要行，因为他们要的就是共产党自己操刀。可见，习王的这场反腐败运动，无非是共产党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而已。 王岐山说，他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说法。因为他认为"人类文化的最基本要素其实中国都有"，也就是说，人类是有共同的价值的，王岐山说："最基本的价值是一样的，不然我们怎么谈呢？"在这里，王岐山没有用普世价值这个词，但其实说的就是所谓普世价值。 王岐山说："我跟美国朋友讲，搞美国宪法的人很聪明，首先把自己的利益确定好了，所有原罪的人释放了，后来把穷人拿进来，再慢慢地把妇女，最后把黑人拿了进来，建国二百年后选举权给了黑人。现在反过来要求他国复制，但乱了又不搞了。埃及乱了，穆斯林兄弟党首，原总统刚判了20年。美国的特点怎么复制？"王岐山强调中国有十三亿人，现代化的路还很长，"中国的事情运行还要很慎重"，如此等等。 王岐山这些话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也认同普世价值，认同民主宪政的目标，但只是考虑到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因而在实行方式上或步骤上和我们不一样。 问题是，假如王岐山们在价值目标上果真和我们没有多少差异，事情就简单多了。其实，在如何结合本国具体情况，渐进稳妥地推行民主宪政的问题上，前人早已提供了很多经验。例如，当初清政府就提出过循序渐进的预备立宪方案，还拟定了实行立宪的具体计划和时间表。孙中山和国民党也提出过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可是共产党却与此不同，共产党直到今天仍然拒绝承认民主宪政的理念，更没有提出渐进改革的时间表或路线图，而且还扬言几不搞几不讲，不但不准许国人进行民主的试验和实践，甚至连讲都不让人讲，妄图堵死民主宪政之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需要说明的是，王岐山和福山、青木的这次会见，中共官方媒体没有报道，只有德地立人撰写的回忆文章在网上流传。该文首发于《共识网》，香港的亲共媒体《大公报》也转载了。但是等我提笔写评论时却发现，在《共识网》上和《大公报》网上，这篇文章都不见了。 在后记中，德地立人写道，他们乘车离开中南海，快开到景山公园时，福山指着景山突然问德地立人："这是什么地方？"德地立人回答说，"是景山公园，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故宫全景"。福山说："那我来过，是明朝最后皇帝崇祯自缢身亡的地方"。 无论作者是有心还是无意，这个结尾都会引起读者的联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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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7, 2015, 6:15:45 AM5/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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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May 2015 11:23 PM PDT
一 习近平、王岐山刚开始搭档打老虎的时候，大概没有考虑过何时收场以及如何收场的问题。王岐山说，"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不信这个邪"，"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他的意思似乎是说，这场游戏有始无终、没完没了，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在去年10月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二次会议上，习近平也曾气壮山河地表达了不依不饶、穷追猛打、"全面从严治党"的昂扬斗志："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好一副"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狠样。当然，这些话都是宣传语言，不能全部当真，但也能说明某种真实心情。 不过现在，高歌猛进的打虎战役似已渐渐进入休整阶段。种种迹象表明，不管习、王愿意不愿意，也不能不认真考虑如何收场的问题了。以下事实颇耐人寻味： 其一，周永康的庭审戏往后推延，显然不光是彩排出了差错、临时增加了若干"翻供"戏份——那是中国特色司法体制可以应付裕如的事情——十之八九是导演组或编剧组的战略意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其二，"海外猎狐"行动雷大雨小，明显名不副实，"红色通辑令"百人名单里既没有令完成、郭文贵这些与正在查办的大老虎案件高度相关的关键性人物，也没有高严这样已经逃亡多年、贪污证据非常扎实的昔日省部级高官。说是"猎狐"，待猎的基本上都是些连苍蝇也称不上的小蚊子，这表明"猎狐"行动尚未开始，就已经迷失了方向。 其三，日前，中纪委网站以罕见的指责地方党委、纪委的方式推卸中央的反腐败责任："如果省区市党委不作为，不把腐败遏制在基层，让有问题的人逐级提拔，最后就会把问题全部推给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只靠中央抓，那能抓得过来吗？"这话很好笑，集权的时候恨不得中央包揽一切，问责的时候倒是想到了地方。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反腐败的工作重心正在悄悄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中纪委的工作方式料想也将从亲力亲为、亲手抓人转为隔空下指导棋。 其四，已经隐约露出老虎面目的几只新的大老虎似乎又都逸出了打击范围：郭正钢父亲的案子虽已呼之欲出，却仍然停留在"你懂的"阶段，有人公开发出了"儿子是儿子，父亲是父亲，共产党不搞株连"的"正义呼声"；"江苏帮"的塌方式覆灭在仇和之后戛然而止，两位副国级的后台老板均无大碍，似已获得相对安全；至于"大清裸官庆亲王"，则是树大根深，人走茶不凉，虎老雄心在，一旦反扑，照样虎虎生威，其能量之大显然超出"新四人帮"多多，就连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著名媒体《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也都有意无意卷进来趟这滩浑水。 二 转折点似乎就是中纪委网站那篇被人们解读为打虎预告片的影射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这篇文章无非是借古喻今，但写得并不好，很缺乏历史知识。大清庆亲王奕劻虽然贪得无厌，却没有转移财产，也没有让子孙移民外国，他当权的时候一家老小常住北京，死后他的子孙们也只是从北京"移民"到了天津，连自家堂兄弟当皇上的"满洲国"都不肯去。奕劻的大阿哥、末代庆亲王载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所封）一生吃喝嫖赌，败完家产之后死于天津，只有奕劻的五阿哥是在共产党"解放"之前匆匆跑到香港，没两年又因为过不惯回来了，也是死在了天津。"大清裸官"一说显然是造古人的谣，"裸官"而加一"庆"字，再加上"亲王"头衔——意味着必是血统纯正的"红二代"，在中纪委眼里，这个人也就只能是曾庆红了。今年两会期间，曾庆红的秘书施芝鸿怒斥"全民竞猜庆亲王"是不正常现象，在媒体面前气急败坏、脸红脖子粗，颇显失态。这大概也能折射出他家"首长"对"庆亲王"话题的极端愤怒程度。 众所周知，曾庆红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左膀右臂，二人的亲近程度远非普通江系人物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可比。据说，当年拿下陈希同，帮助江泽民在邓小平92南巡后顺利过关，挑拨邓与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的关系，这些事情都由曾庆红操盘，可见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堪称党内斗争高手。与大清庆亲王奕劻一样，曾庆红也是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虽贪得无厌，却足智多谋；既有顽固自私的一面，也有开明务实的一面；既是官场巨虎，也是政坛巨匠。这样的老虎打不打、怎么打，对习近平、王岐山而言非同小可，是天大的问题。 在政治人脉、官场根基方面，曾庆红与奕劻倒是确有几分相似之处，比如说，二人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善处官场人际关系的典范。拿奕劻来说吧，奕劻虽然贪名远播，却是清末政坛上各路各派人马都乐于交际，至少是各派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不仅慈禧太后信任他，荣禄、那桐这些满族权贵，李鸿章、袁世凯这些汉族能臣，也都乐意和他倾心交好，你来我往，投桃报李，这边联姻，那边拜把，所以，他树大根深，人脉深厚，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虽谤满天下，却任谁也参不倒他。奕劻也不是没做过好事：庚子拳乱，他主张对外友善；晚清新政，他赞成立宪改良；辛亥革命，他坚持和谈、退位，也算是创建民国的有功之人，所以，清朝灭亡之后，民国政府对这位贪财好货、名声很臭的前朝巨虎也是优礼有加。像庆亲王这样的人，你很难想象他会在一场反腐风暴中落马；要落马，他也只会和朝廷一块儿落马。 三 前一阵子，很多人都在谈论"政变"话题，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美国的"中国通"沈大伟教授也说，"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从习近平对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北京卫戍区、国家安全部进行密集人事调动可知，习本人对政变传闻并非等闲视之，而是持以高度警觉、高度防范的态度。但是，对军队、内卫、国安系统进行人事清洗，这样的动作只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样的准军事政变有防范之效，而对于前苏联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所经历过的那种和平政变，或对于中共前名义领袖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所曾遭遇过的非程序化下台事件，则是几乎完全无效的。 军事政变（或武装政变）并不是共产党国家政变的经典类型，非程序性的"党内斗争"式和平政变才是共产党国家常见的政变形式。像胡耀邦，在"组织生活会"上受到一群暗地里已经统一了口径的中共元老的恶意围攻，被当面"揭发"、诬陷、批判而百口莫辩，不得已只能辞职了事；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最高主席团会议上受到一群早已悄悄联络妥当的高层同事的突然发难，狂轰滥炸之下也只得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各种"错误"，并立即接受退休养老的安排。当年在"生活会"上"揭发"胡耀邦最得力的人当中，不仅有被他平反的势利老人，也有被他视为密友的多年至交；发动推翻赫鲁晓夫的人中，有人刚刚公开称颂赫鲁晓夫为"天才的领袖"；"8·19政变"的组织策划者全都是戈氏身边最亲近的人，是他亲自提拔的政治亲信。像这样的和平政变，习近平、王岐山们是很难防范的；如果政变阵营里既有代表政治高度的前代"核心"，又有足智多谋的智多星——而且还是庆亲王那样树大根深、人脉超强的智多星——那就更加难以防范了。 如果习近平某一天忽然在一个临时召集的"扩大"的（或缩小的）高层会议上被众人一致推上了被告的位置，当然，绝对没有人会指责他"反腐败"搞错了，他们只会指责他反腐败动机不当、另搞一套，只反别人的腐败、不反自己人的腐败（在事实层面这种指控十之八九倒是可以成立的），最后，他们会义正词严地要求他对损害了党的团结负责，对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严重失误负责。 四 前两年习近平、王岐山打的大体都是弱老虎、病老虎、衰老虎，由王立军出逃事件发其端，落网者大都是这一条线上你牵出我、我连着你的人物——归根溯源，这都是薄熙来两个耳光打出来的一笔反腐红利。在军队，落网者大都是王守业、谷俊山、徐才厚这条线上攀扯下来的人物，扯出了郭伯雄，最后也扯到了贾廷安——这位跟随江泽民数十年之久、相当于江氏家臣的忠实秘书，打军老虎之事也就从此断了线。 打掉薄周徐令这些病老虎，习近平、王岐山倒是练出了胆气、打出了斗志，但随着两位打虎英雄意气飞扬，把战场摆到了"庆亲王"的门前，原本以为事不关己、暂避风头的巨虎、虎王也就被惹出了怒气，激出了凶性。接下来，除非打虎收场，否则，"大老虎联手反扑"的现实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了——所谓"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转成长期僵持，以至发生逆转，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种种迹象表明，打虎已近收场时。虽然王岐山心有不甘，习近平意兴阑珊，但也没有办法，因为打老虎注定是一个烂尾工程。当习、王打得性起，打得正欢，或者打红了眼、打忘了姓的时候，他们似乎忘了，共产党里几乎无人不贪，苍蝇拍不尽、老虎打不完，红二代是老虎窝、中南海是虎头山，反腐败其实是一场根本上毫无胜算的绝望的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若不从制度上改弦更张，还只能"信这个邪"。 2015-5-13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7期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19, 2015, 6:02:31 AM5/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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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传珩：未来中国新视角——“红后”与“右后”的对决
- 管见：习近平欲将“残局”转为“中兴”
- 许知远专访蒂莫西·加顿艾什：华沙、开罗与北京
- 魏京生：高瑜女士素描
- 胡平：山雨欲来风满楼
- 章诒和怀想储安平：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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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5 10:54 PM PDT
观察未来中国发展的新视角，就是这种"红后"与"右后"，围绕保"党天下"与争"公民社会"的对决。 2015年4月22日，大陆媒体纷纷报道，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像投掷墨水瓶的男子被判有期徒刑14个月，再次引发国内左右舆论对立。 公众舆论的严重分裂 最近，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反毛泽东及恶搞"红色经典"样板戏事件，又聚焦起不少海内外左右舆论纷争。毕福剑因父亲曾经是被毛泽东迫害的右派,私底下有许多体制内官员、名人都有的对共党神话领袖与军队"大不敬"的"右二代"情结。大陆"毛左"与"红后代"，对毕福剑此次借样板戏反毛恼羞成怒，如同他们当年对茅于轼否毛要集体起诉一样口诛笔伐，意欲投井下石。但更多倾向非毛网民，却力挺毕福剑，千夫所指告密者。这种全民卷入情绪、观念、立场对立的现象，深刻地体现了当今中国公众舆论的严重分裂,透视出这一社会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体制内外一直存在着"红后代"与"右后代"分野为引擎的阵营对决。 "红后代"与 "右后代" 所谓"红后代"，是指中共建政前"老革命"的子女。"红后代"大都属于"左后代"。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可以发现，这些"红后代"，往往与当年叫嚣"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部分"红五类"与文革"三种人"合流，如今又带动了不少社会上的"毛左"、"愤青"、"五毛党"等，可谓"左"流滚滚，其社会基础不可小觑。 当今中共当权派主流多是"红二代"，大都以"我们是共主义接班人"自居，迷信"东方红、太阳升"。"红二代"们以"父辈的江山""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为借口推行封建时代的"家天下" ，"盗合法之名，渔天下之利 "，谁否认毛泽东，就如同挖了他们的祖坟。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带领其父辈暴力革命赢得并传承的政权，是兑现他们为"阶级斗争"投资的红利，而权力寻租腐败，则是他们为"共产革命"付出代价的利息。 中共建制后一党专政，拒绝还权于民的现实，曾孕育出了"五七"一代的储安平们，抨击"党天下"，并由此成为了毛泽东大搞反右"阳谋"的靶子。在全国打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及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右派阵线由此而生。 如今的右派分子，离去的不少，但右二、右三代如雨后舂笋，在大批产生和繁殖。所谓"右后代"，就是指当年右派的子女加文革"黑五类"。从右派子女、文革"黑五类"到民主墙、反自由化、直至"六四"，中共历次政治运动血腥镇压的"敌对势力"（自由化力量）及其灾难所波及的所有家庭与公民总数,构成"泛右后"阵线，已经远远超过了"红后"。 "五七精神、薪尽火传" 近些年来，虽然"红后代"动作频繁，媒体鼓噪。什么"红二代座谈会""红二代老区访问团""将军后代合唱团""多名领袖后代前往吊唁"等等，花样繁多。当今中国每一个撕裂社会共识的公共事件，都有以他们为主体制造、带动的极左言论氛围。 如此同时，最近几年"右后代"更是亦步亦超，也在不断发声与集结。2012年6月10日，"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冲破禁锢的一些右一代、右二代、甚至右三代都到了。他们从世界各地，五湖四海，汇聚一起。目的就是继承与发展拒绝"党天下"，呼唤"公民社会"的到来。在纪念右派50周年时，全国上下，党内外一致呼吁要求中共当局负起历史责任，反省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反右"阳谋。特别是全国各地被错划的右派及其家属们，纷纷联名上书，要求中共领导人公开向所有受到中共违法迫害的民众道歉并予以赔偿。自 2005 年11 月《议报》发表了山东大学李昌玉等几个右派当事人为主发起的《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联名信后，至今签名者历年暴增。如今，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济南、沈阳、武汉等地，都有右派及其后人的自发组织发起联署签名活动，上书中央。那些当年被错划成右派的知识界，社会政界，学术、文化、新闻界人士及其家属们纷纷加入其中。据统计"右派上书" 已有3000 多份，汇成了极为壮观的右派上书浪潮。甚至有钱伟长、丁石孙、吴阶平、孙起孟、董寅初等高层知名人士也都上书，要求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作出必要的政治上、物质上的补偿。 中共领袖从不道歉 反右派运动冤枉、毁灭了那么多的知识分子与家庭，导致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甚至含冤自杀，死不瞑目。这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犯罪。然而，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坚决拒绝道歉与赔偿，导致国内外舆论一片挞伐之声。大陆彼岸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可以负起历史责任，反省国民党镇压异己的历史罪过，向人民三鞠躬；德国领导人已多次为二战责任向世界道歉；前苏共也为其历史错误在国内国外道过歉。但中共领袖邓小平是当年打右派的急先锋，却只承认"扩大化"，从不道歉，当然他指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胡锦涛也都不道歉。习近平上台后，更以"红二代"首领自居。去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特意到西柏坡拜毛，称红色政权"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发出"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的著名"两不变"宣言。由此可见，红二代首领习近平更不会就反右运动道歉。 "党天下"与"公民社会" 对决 如今，正是"红后"当家的时代。"红后"们因把持权力而貌似强势，一意孤行地大肆镇压中国大陆民间所有不服从一党领导的个人与团体、组织，"公民社会"已成为习近平主导中共９号文"七不讲"禁绝的话题。日前，北京借对泄露"七不讲"的高瑜重判，再次向社会传达"党天下"镇压"公民社会"的最强音，体现着中共最高层的"新反右"斗争意识与"刀把子"镇压思维。 然而，历史重来都不是当权者可以单方面书写的。目前，红、右两阵,虽不能整齐排队：红营并非都是毛左,右营也并非都非毛,但其主流倾向基本是泾渭分明的。如今不少当年的"红五类"都已分化、脱变到"黑五类"阵营,甚至连中共的两个下台总书记,都一个倾向"自由化",一个反对镇压。虽历来被当权者打压，但远比"红后"更具有社会基础，且远超过"红后"的泛"右后"力量，一旦从局部的"自在"，走向全局到"自觉"，吹响"自由化"的联合阵线集结号，那将是一个翻江倒海的公民社会到来时代。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理解，观察未来中国发展的新视角，就是这种"红后"与"右后"，围绕保"党天下"与争"公民社会"的对决。而毕福剑视频事件反映出的泛"右后"集体心声，正是为此打开的一个观察窗口。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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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5 10:48 PM PDT
国内经济中市场自由仍然受到重重限制、对外国企业的排挤性规定也日益增多，相形之下，这种"一带一路"对外以国家行为、以巨额资金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俨然前三十年国内计划经济实验的国际版，其实风险极大，而严令不准否定前三十年，恰好为其背书。 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充满信心，他绝不会同意这一统治正在进入"残局"的判断。相反，他"不信邪"，一定要为中共创造"中兴"的局面。 不过，"中兴"是需要条件的，不可以无中生有，也难以闭门造车，以为所谓"顶层设计"可以再圆行政型计划经济的黄粱大梦。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 在理论方面，习近平墨守成规，其"自信"建立在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之上，而这种"理论"的成果，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成为"中兴"之大忌。 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理论十多年，他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他的授课情况。他说，他"几乎从未受到过政治干预"，"唯一的一次例外发生在我2004年到北京后不久。当时，我想教授一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但却被告知这个想法不可取，因为我的解读可能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人权和民主都可以，但马克思主义不行。"这件事似乎不大，而细想想，很有意思。 马克思学说源于西方，现在中共力图屏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联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神圣"，吹得天花乱坠，孰知它其实很脆弱，经不起同国外的马克思学说流派碰撞。中国大学课堂上可以讲人权和民主，中共御用学者可以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对其或限制或歪曲，或批驳或抵制，然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却经不得风雨，清晰地折射出中共理论的贫乏。 理论的贫乏，辉映着政治上中共维护其一党专政的信念及粗暴施政，致使中共逐渐失去民心。不过，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惯性尚未消失，而改革开放若能够真正在经济中深化，进而向政治领域伸展，倒也可以为"中兴"之梦带来希望。 习近平的行动断送自己的梦想 然而，习近平热衷于作梦，却也不惜以他的行动断送他的梦想。 习近平当政以来，其所作所为的主旋律，是改变毛邓之后集体领导之常态，集中权力于他一人之手，其突出表现，一是反腐败，一是以"四个全面"勾画其"中国梦"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实际的大手笔，是所谓"一带一路"。 中共腐败之严重无人可以否认，中共高层在社会共识面前不得不有所收敛，其权力斗争借此展开，而习近平以"打虎"而制约"垂帘听政"式老人干政，也有其合理性，于是，反腐败轰轰烈烈，取得进展。 但是，中共腐败的特色是垄断权力。"红二代"将权力私有化，以世袭方式进入政界、军界和商界，为最大腐败。权贵集团吞噬财富，权力为第一要素。而习近平反腐败，同样作为其权力斗争的手段，矛头指向党政官僚机器，被其视为政治上有威胁的"红二代"权贵也会有所涉及，不过，广泛揭露的贪污受贿及滥权罪行，与红色权贵弄权敛财的手段根本无法相比。 经济中的困境，则为增长放缓，其背后，是增长的"奇迹"之中不可避免且迅速蔓延的产能过剩。党国专政下的市场经济，产能过剩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而消解，就要拼命寻求国际市场，而出口遇到麻烦，就动"一带一路"的心思。 从乡村书记起家的"红二代" 习近平欲为"中兴"之君，以"一带一路"施展他的抱负，无可厚非。然而，国内经济中市场自由仍然受到重重限制、对外国企业的排挤性规定也日益增多，相形之下，这种对外以国家行为、以巨额资金推动经济发展的实践，俨然前三十年国内计划经济实验的国际版，其实风险极大，而严令不准否定前三十年，恰好为其背书。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作说明，他历数中共十四大以后的十五大到十八大，在所谓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上徘徊多年，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下决心承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过，即使如此，看来习近平其实还是不愿意轻易放松党国对市场的控制。 习近平曾在浙江当政，而浙江乃民营经济较为发达之地。不过，他在赴任浙江之前，先是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然后担任县委书记三年，再到福建，从市委、地委到省委，为官七年。或许，这位从乡村书记起家的"红二代"，固然对农民生活有了解，对民营经济有接触，而从农村干部到各级党政机构的磨练，特别是其中的专制与弄权，看来对他更有影响，熏陶更深。 毛泽东起家于农村割据，啸聚山林的"山大王"经历无可避免。他感念张闻天为"开明君主"，但他得势后便显露霸气，根本学不来张闻天的开明。习近平对毛泽东顶礼膜拜，视而不见民众对公民社会的向往，而对市场经济，则以计划经济思维予以曲解、扭曲，这对他的"中国梦"，实乃不祥之兆。 ——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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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5 07:56 PM PDT 华沙、开罗与北京——专访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 时间：2013.01.25 访问：许知远 "你怎么可能高估中国的影响力呢？"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这潜台词在明确不过了，这个国家太重要了，怎样评价它都不为过。 是啊，这世界正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话题，美国担心他取代自己的领导地位，破产的欧洲在等待他的营救，非洲与拉美的矿山吸引它的投资。中国不仅意味着"倘若每个中国人买一顶帽子"的市场想象，也意味着令人惊诧的实际购买力，从巴黎的老佛爷到温哥华的高档住宅区，这炽热的消费热潮只有30年前的日本可以媲美。但中国的影响轻易地溢出了狭隘的经济维度。它的地理面积、人口规模、还有漫长而繁盛的历史，都让人心生更多的憧憬或是畏惧。经济成长可以转移为军事力量，购买力则撬动政治影响力，它甚至可能意味着某种理念与意识形态的新可能。在"历史的终结"之声回响了20年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吗？ 他穿着粉色衬衫、黑色西装，谈话缓慢、耐心却富有节奏。他是蒂姆西•加登•阿什，牛津大学的欧洲研究教授，从不安于坐在学院的高桌上畅谈世界。"要理解一个地区，最好的方式就是抵达那里。"他喜欢这么说。狭窄的学术分工也不适合他，他是英国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传统的一员，他们向更广阔的人群描述、分析正在变化的世界，挑战固化的思维。整个1980年代，他以报道分析东欧的变化著称，从波兰的格丹斯科造船厂到布拉格的魔灯剧场再到柏林墙，他目击了整个变革浪潮。人类的剧场充满了悖论，这体制曾经激起几代人的希望，如今却变得如此苦涩，它宣称代表了未来，却令文明后退，它看起来如此强大，却又不堪一击。在1990年代，他追随了整个欧洲融合的过程，冷战结束了，但民族冲突却随之而起，但之后历史的又一个惊奇时刻到来，这块大陆曾以无穷的战争著称，而现在准备消除壁垒、使用同一种货币、甚至搭建同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在这过程中，他创造了一种鲜明的叙述风格，将历史学家的知识深度与新闻记者的直觉结合到一起，能在描述真实事件时赋予它小说家的想象力，人们常用两个矛盾的短语来形容他的写作——"现在的历史（History of Present）"，"事实的文学(Literature of Facts)"。 他的经历与思想，也经常令我想起英国的帝国传统。在很多中国人用"衰落的帝国"来形容英国时，却经常忘记了它曾怎样缔造的现代世界，一直到现在，它仍在对世界发挥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它没有人口、资源的优势，却在创造力上仍占据着某种制高点，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牛津、剑桥、BBC与Beatles的世界吗？在帝国上升期，它有一群商人、人类学家、作家、军人来支持它的海外冒险（尽管他们常带有令人不悦的"殖民者"的标签），而在帝国衰落时，也有一群杰出头脑相当巧妙的管理了这种衰落，并保留了相当的影响力。 对于他这样的头脑，什么事能比捕捉到历史潮流更令人激动呢？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为"亚洲的复兴"而着迷。他相信当未来的历史书描述21世纪初的世界时，9/11事件与随后的反恐战争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主要的章节将留给亚洲，在经过五百年之后，世界权力的天平再次从西方摆回东方，而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其中的支配性力量。 我们坐在北京东区的一家拥挤、装修品位不佳的咖啡馆里。对他来说，北京已处处展现出一个未来世界之都的模样。那些令人眩目的建筑，那街头涌动的、欲望高涨的人群，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的精神是那么令人迷惑。在外观上，它与世界的大都市毫无二致，但它仍依靠列宁缔造的组织来维系着政治权力，惊人的富裕与惊人的贫困则比肩出现，它是宣传时古老的文明，却又像是个新兴的大国。你该用什么样的概念来形容它，"列宁资本主义"，"市场列宁主义"，还是"伟大复兴"，它有很多不同的坐标系。 对他来说，个人的成长印证了这种戏剧性。他出生在1950年代的温布尔登，童年时，中国是留着一小缕胡须、穿丝绸的中国佬，会用滑稽的口音说"孔夫子说"，接着它变成了一个狂热的革命时代，他还保留了毛主席语录复印本，而现在它又变为了金光闪耀的经济强权，散发着的未来的魅力，在他眼中，1950年代的年轻人去巴黎，希望在咖啡馆里碰到萨特，1990年代去布拉格，要看到重建的欧洲，而现在，他们都来北京了，连他的儿子也在这住了两年了。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多少吃惊于这样一个富有洞察力的人，在谈到中国时，竟讲了这么多陈词滥调，听起来这与大众报纸上的言论别无二致。 这是个奇妙的时刻。在他说中国是一块希望之地时，在中国的精英们都在谈论怎样移民时，在他被中国的能量所吸引时，我却觉得这个国家的一切是如此平庸。从电视节目到报纸杂志、书店里的出版物，人们纵乐、钻营，却从不思考。那些大获成功的当代艺术、横扫票房的电影，都像是一种虚空的狂欢。在他感慨新技术的巨大能量，3亿人的微博网络真令人惊讶时，我却觉得整个社会更像是被掏空灵魂的象征，人们不停地表达，却只有姿态、没有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新获得的财富、权力没有催生新的社会进步、文化上的创造力，而似乎只变成了特权者的虚荣与傲慢。在他确认中国的不可低估的影响时，我在旅行时的观察却总有一种特别的沮丧，人们被中国产品与中国人的数量震惊，却从未感到中国代表着什么令他们值得尊敬的价值观，或是某种持久的力量。更糟糕的是，我总记得恰达耶夫的感慨。在俄国因战胜了拿破仑而欣喜若狂时，这个昔日的近卫军却大声疾呼："各民族在人类之中的意义，是由于在世界上的精神影响，而不取决于其发出的喧嚣。"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更多是某种喧嚣，而不是真实的影响。即使整个世界都在谈论"中国模式"，但很少人会希望自己的国家也采用这种模式，它似乎只适合中国。 很有可能，我们感受都是对的，一个大国的转变必然矛盾重重，截然相反的情形总同时出现。一个外来者可能忽略内部的困境，而一个局内人则可能过分沉溺其中，而忘记了更广阔的时代背景。而在历史的很多时刻，陈词滥调缺乏智力上的刺激，经常是对的，"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复兴"或许正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人们总生活在一种对他人的想象中。不管多么清醒的头脑，也总不免对陌生之物心生更多遐想。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仍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阿什先生抱怨英文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实在太偏狭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转变，缺乏足够的探究欲望。 他说的当然是对的，这不仅是这些媒体的困境，它也是中国自身的体制与历史决定的，它仍封闭，缺乏兴趣与能力表达自己。他感到中国与世界间深入对话的迫切性。我们已经目睹了巨大的中国闯入既定的世界秩序带来的摩擦——从南海的对峙到意大利的温州人。 当我们的谈话越来越热烈时，我日渐感到中国面临的真正困境——我们从未在中国社会内部建立起对话，又怎可能与世界展开对话。我们感慨外界扭曲了中国形象，但在我们又在多大程度理解自己，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扭曲同样显著。在中国经济崛起时，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力却显著地落后。中国从没有对自己的变化做出严肃的智力回应。在国家舞台上，中国到底要成为怎样一个国家？倘若它准备成为一名领导者，它要表现出怎样的行为，承担哪些责任？倘若它要赢得尊敬与信任，它该怎样建立这一切？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在国内，我们到底要建立怎样一个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 中国的崛起既应该激发这些探讨，也该给这些讨论注入无穷的活力。倘若如历史学家王赓武所说，此刻的中国面临着它历史上的第四次崛起，是秦汉、盛唐、明清之后的再度辉煌，那么，此刻的中国与历史到底有何种关联？倘若如这位英国学者所感叹的，世界力量的东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中国在怎样去拥抱丰富的世界文化，做一个强者首先是要吸纳、宽容的不同价值观。 谈话结束后，我们从咖啡馆走出。一个大国崛起的辉煌理论，突然被肮脏的空气遮蔽，这令人畅快的历史动力被堵塞在大望路的拥挤车流上。 一 问：你的政治写作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它与乔治•奥威尔的影响相关吗？ 答：乔治•奥威尔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我的网站上就有他的座右铭："把政论写作做成一门艺术"。说得千真万确。我认为英国有这种政论体的伟大传统，能把个人视角与大的视野结合起来，通过个人的叙事讲述一个宏大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种精髓。我把这叫做钥匙孔书籍。让人通过一个钥匙孔似的小孔，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通过很小的一个题目，打开一个很大话题。可以把他当成小说来读，但内容都是真的。 问：为什么对政治这么着迷？ 答：其实，普通政治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也就是普通的权力竞争，例如党派政治，这些没意思。成百上千万年轻人愿意参加一个政党，然后参与权力的竞争。我特别不喜欢这样，我觉得毫无必要。真正吸引我的是超常的权力，超常的政治，就是变革时刻的政治，以及反作用情况（有时被称为反-政治）。这是我最感觉激动之处。 问：自从发表了《波兰革命》，30年来，你觉得自己的写作风格有什么变化吗？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年纪大一些后就会出现一种危险：坐在高脚凳子上夸夸其谈，什么都爱下定论，却从不走下楼到街上去实地看看。显然，比起20岁时，我在街上混然后和衣睡觉的情况绝对少了很多，不过，我仍然总是试图把做学问、读书、读历史、读政治科学、读经济、读哲学，与走到民众中间与普通人交谈结合起来。我个人的座右铭是，"什么也比不上深入生活"。我想都不敢想，可以不真正走到实地体验和了解。具备个人感受之后，才敢对一个国家或一个话题大放厥词。但毫无疑问，我写作涉及的圈子是越来越大了。你想想看，我一开始就是柏林这个小圈子，这是一个分裂的城市。然后写德国，写东欧和中欧，写巴尔干半岛，然后是整个欧洲。然后写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写自由世界。我现在写的是欧洲与更大世界的联系，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联系，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关系。这个圆圈是越画越大了。 问：现在再回过头来，怎么看待自己在东德的经验, 你在《档案》（The File）这本书中有着非常动人的描述。 答：首先，我当时太年轻了，自己都难以想象有多年轻。人年轻时就会特别有激情，会一下子爱上政治，跟感情生活中的状况一样。所以，这本书既有很多感情上的引人入胜，也有很多分析让人流连忘返。我总是试图做到公正，试图理解另一方的所思所想。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诗人詹姆斯•马丁•芬顿，他是特别棒的作家，他年轻时对柬埔寨情有独钟，他觉得美国人是坏人，红色高棉是好人。但是三十年之后他回过头来一看，就只说了一句话，"我的老天爷啊！"我回头看自己的作品时，读起来还是不错，还很像样，但我也很幸运，因为毕竟事情实际上后来发展不错。我还有一位朋友，是瑞典作家，如今在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工作，他年轻时钟情于非洲、非洲的革命斗争，他最了不起的朋友是罗伯特•穆加贝。你可以想象后来他会怎么样。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问：如何看待那些政治笑话，它在东欧的转变中有什么作用？ 答：笑话往往是一种安全阀，一种发泄形式，力不从心的表达。当你不能采取实际行动时，只好口头说说而已。在真正的政治解放时期，它的力量是非常惊人的。我冒昧说一句，与两年前相比，今天缅甸政治笑话的火药味少多了。所以，你可以编制一个玩笑指数，与政治自由呈负相关的关系。 我喜欢笑话。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将笑话与积极参与政治及发表观点的满足感混为一谈。事实上，我正在研究这个项目，最终会撰写一本关于言论自由的书。可能听起来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在古老的雅典，人们突然有了这个想法，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被邀请到公共广场集会，一个人站了起来，他是一位使者。他说：谁想在大会上讲话？在成年男性公民中，任何一名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站起来，发表言论。如果在你的心中会浮现出这个人的形象，对人类来说，他是如此不凡、如此强大、如此令人高兴。与此相比，坐在咖啡馆的角落，讲几段不错的笑话，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利。它更像是雀巢咖啡，而非口感上佳的意式浓咖啡。 问：从东欧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答：绝对能，我认为可以学到三件事。首先是社会的自我组织。民间团体自身是有价值的，尽管规模不大。波兰之所以如此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在某些领域已经相当活跃。第二点是，当权者如果不改革，就要面临革命的风险，这是再三重复的老生常谈。所以要改革，否则，时机一旦成熟，就会爆发革命。第三，绝对需要非暴力，对不对？所以，1989年的伟大创新是创造出新的革命模式，即完全非暴力。你看，这正是1789年、1970年、1949年的革命模式，绝对非暴力。你提到的亚当•米奇尼克提出过一项很好的主张。他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巴士底狱革命最终以暴力收场。"我认为，这句话阐释了历史，你的开始决定了你的结局。不是结果决定手段，而是手段决定结果。我再说一个其他地方的例子。很多年前，在缅甸东部（与昂山素季不同），一些年轻人非常急躁，他们说看不到希望，昂山素季的完全非暴力做法根本指望不上，佛教徒注定一事无成。你看看现在发生的情况。如果遵照非暴力的谈判路线，就能实现协商过渡，这要好得多，是吗？虽然需要更长时间，但最终结果更好。 在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上每四个国家里就有一个民主国家。1970年代初，世界的民主国家比例仍是1/4。有更多的国家会成为民主国家，但比例基本不变。自从1974年在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Carnations）开始，我们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民主化浪潮：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拉丁美洲，然后是中欧、东欧。 问：亚洲呢？ 答：亚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已实现民主，包括台湾。现在的第五波民主化有许多共同点。跟以前一样，它是一种公开的革命，组织方式是社会自发组织、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利用社会媒体，但手段是相同的，然后是谈判和妥协，对吗？所以我的答案是明确肯定。这些是连续发生的，当然，每个个案存在不同特点。当下埃及发生的事情令人震惊，给塞缪尔•亨廷顿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塞缪尔•亨廷顿的影响根深蒂固，因为"文明冲突论"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是完全不相容的，对不对？只要在穆斯林世界存在着强权人物，或多或少就会有一些争取平等的革命。伊斯兰政党在埃及赢得选举，或多或少会按照规则出牌，这是一种议会民主。但埃及的最大问题不是伊斯兰教主义者，而是军队和安全保障。 问：那么，如何理解这新的革命形态，人们说只要你有Facebook与twitter，你不需要明确的知识与道德领袖了。 答：嗯，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正如你看到的，每一项新的信息技术都言过其实了。所以，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一篇文章说，事实会给你自由。事实没有让你自由，电子邮件没有让你自由，互联网没有让你自由，社交媒体没有让你自由。只有人民才能给人民自由。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方法。埃及的示威活动组织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没有领导人，是网络领袖推翻了穆巴拉克。好了，如果他们在埃及罢工，你去了，问谁是领导者，有人可能会说是一位穆斯林教士，其他人会说是……但这也是问题。但我认为，在没有道德权威的国家，要向民主过渡，是会出问题的。 问：怎么解决？ 答：无法解决，现实如此。还有其他问题，有利的外部环境非常非常重要。这些转型国家需要外部支持，另一种形式的马歇尔计划，但现在的发达国家似乎拒绝这么做。 问：为什么欧洲人拒绝这样做呢？只是因为他们缺乏雄心吗？ 答：因为自欧洲计划开始以来，我们自己一直处于最大的生存危机之中。你想想看，从1945年开始，历经六十年的发展，绝对是件惊人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我认为中国人低估了欧盟的成就。你知道，这些原来都是主权国家。想想中国、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缅甸聚到一起，组成联盟，不可想象，是吗？这些都是主权国家，彼此间打了几百年的仗。法国和英语已经斗了七百年，对吗？这是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团结在一个政治阵营里，欧洲的大多数人生活得很好。繁荣、自由和福利国家融合在一起，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你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觉得还不错。问题是，所有人都觉得面临威胁。欧元区的危机、人口老龄化、移民，你知道的，还有中国的崛起，以及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因此，欧洲的心态是防御性的、畏缩不前的，不具有走出去的信心和想象力。这是自1989年以来的最大机会，就摆在眼前。 问：金融危机对整个欧洲将有什么影响？它令欧洲更团结，还是更分裂？ 答：是啊，只能任选其一。我们不会做的一件事是保持不变，这种事不会发生。现在欧盟做的是货币联盟，不是实体联盟，这是维持欧盟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我们是把车放在马前面，现在的问题是能否把马重新放到车的前面？也就是说促成财政联盟。这需要在欧元区内部形成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如果能在五年期内完成，欧盟就会更强大。如果从现在起五年内做不到，欧盟就会更加衰落。在汉字中，"危机"一词中确实包含机遇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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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5 07:20 PM PDT 我和高瑜女士没见过面，但却印象深刻。有几次都几乎要见面了，却擦肩而过，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 记得九三年底假释期间，何家栋老先生向我推荐说；你在监狱里呆得太久了，对外界的情况了解不够，需要一个新闻助理。这样你才可以对外界有及时和准确的反应，不至于出错。 我说我在监狱呆了十几年，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万一用人不当，也是个麻烦事儿。老先生推荐说；有一个人选很合适，她是个老记者，有良心又很勇敢的那种。现在有良心的不少，勇敢的就不多了。而且她既了解共产党，也了解民运圈子。很适合你现在的情况。唯一的缺点是比你年纪大。 我自然是很高兴 , 说年纪大正好可以多向她学习。谢过何老先生就等着高女士。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高女士没能来。后来才知道她也因为所谓的泄密案进了监狱。所以在法国人权组织准备发奖，征询我的推荐时，我就推荐了高瑜。 因为中国的新闻界被共产党摧残了几十年，缺少的不是有良心，而是勇气。就我所知，新闻界有良心的记者编辑多如牛毛，有胆量敢说真话的人也不少。但是，敢说那些共产党不许说的真话，就需要胆量了。这样的人，凤毛麟角。 第二次和高女士打交道，是去年。和第一次打交道相隔了二十多年。这时候何老先生已经去世，高女士也已经名满天下。她和李伟东、姚监复三人来美国。本来约好来华盛顿见面，结果姚先生有事，需要高瑜陪同。高女士又急着回国。又一次擦肩而过。 据说朋友们都劝她；习近平正在反普适价值观。也正在抓捕异议人士，晚一些回国可能更安全一些。她很自信的说，没事儿，大家不必担心她的安全。除了勇敢，可能自以为有一定的安全系数，是重要的原因。毕竟过了二十年，人应该比较成熟，考虑问题比较周全了。 所以大家也都没有死劝，都觉得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很多在国内可以自由活动的异议人士，而且可以自由的进出国境，必定是有保护伞。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越激烈，在反对派里寻找同盟的动机越强。这也是走向民主的预兆，或者说是演习。 但是高瑜却被捕了，经过了将近一年的争论，居然被以接近莫须有的罪名判了长期的徒刑。不管那个罪名是否成立，至少是非常简单。这么简单的罪名，却等了将近一年。其中必有不为外人所知的蹊跷。 这让我想起三十五年前对我的审判。时间也是很长，罪名也是很简单。甚至最后还取消了几项罪名。我觉得不是我的辩护词写得好，共产党在政治案件中，从来不讲理。后来才知道，是在中央和政治局里有争议。所以最后才保了一条命。 高瑜案和去年的徐晓案，显然有类似的情况。徐晓和高瑜都是敢言的记者，都是女性，都可以自由出入国境，也都肯定有保护伞。不同的是，许晓是最近很出名的胡舒立的部下；胡舒立显然是王岐山的派系。 所以抓捕徐晓是在警告王岐山，必然的结果是没过几天就放人。毕竟不敢得罪王岐山，至少不敢太过分，警告一下就可以了，见好就收。但高瑜就不同了，没有保护伞或者不够强硬，结果就不同了。 二十多年前，高瑜就属于民间自由派。现在的自由派大多也和当年一样，很难区分体制内体制外。近年来不仅自由派的经济色彩更浓了，政治色彩逐渐淡化。而且和美国的政界、学术界的自由市场派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更强。 习近平集团最近大肆鼓吹完善市场经济，这可能是高瑜和她的朋友比别人对安全更有信心的原因。但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中共最近极力鼓吹所谓的新加坡模式，说明习近平的方向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而是邓小平希望，而又没有建立起来的古代的模式。也就是专制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而高瑜事件，正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派的警告，是标志性的事件。 关于中国不可能学习新加坡模式，网络上已经有很深入的评论了。而建立中国古代那种皇权专制下的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皇权专制。其实更不可能。 但是我们认为不可能，不等于共产党认为不可能。因为这种专制，是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党专制的统治方式，唯一可能存活下去的模式。习近平的理想，正是这个。而不是高瑜和自由派学者们一厢情愿的想像。 可以说，大家都上当了。习近平树立权威之后所要做的完善市场经济，不是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更不是打击官僚资产阶级。而是完善官僚资产阶级对国有资产的瓜分。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新一轮国企改革了吗。在一党专政的黑箱操作下，是怎样瓜分人民财产的，过去三十年人们已经看得很多了。 把全民财产的概念偷换成国有资产。为官僚资产阶级用各种借口偷窃人民的财产制造了理由。高瑜事件又说明改革的方向不是自由市场经济 , 而政治上又坚决保卫一党专政。这样的改革骗局，正是习近平的路线图。 _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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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5 07:19 PM PDT 几天前，海外《明镜网》发表文章说，"在江泽民、曾庆红等元老联手阻击和内外交困之下，习近平、王岐山停抓大老虎，针对常委家族的调查已经停止下来"。最新一期《明镜》杂志封面有几排大标题："元老分头施压，政商各路反弹。反贪大刹车，停打大老虎。王岐山四面树敌，众官齐喊十九大让他滚蛋。" 上述消息一发布，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多家媒体纷纷转载。尽管说到目前为止，上面提到的消息，有几条还没有得到其他来源的证实，因此无法确定其可靠性，不过也有几条早已是路人皆知。 例如，一，在今年2月7日纪检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上，王岐山讲话，引用习近平对当下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概括，是"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两军，另一军是指哪些人？头面人物是谁？当然不是指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徐才厚这些已经落马的人物，也不可能是指自身难保的郭伯雄，因此一般人都分析说是指江泽民、曾庆红。 二，在3月份的两会上，曾经担任曾庆红秘书的施芝鸿主动向记者讲话，为曾庆红辩护。此举非同寻常。它说明了此前关于习近平打大老虎要打曾庆红这一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而施芝鸿敢于打破常规在两会上挑明这件事，可见其背后必定有相当的支持力量。 三，3月底，国内《财新》杂志发表文章"起底郭文贵"，身在美国的郭文贵高调回应，还出人意料地爆料胡舒立有私生子；更有人散布流言，说郭文贵故意张冠李戴，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是暗指王岐山有私生子，"你懂的"。按照中共的规矩，官员有私生子起码是要罢官的。于是乎，"王岐山也不幸中箭"。 四，4月下旬，《纽约时报》连续发表调查报道，披露中国首富王建林和习近平等党国领导人家族财富的关系。这些报道就算在时间上是巧合，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把高举反腐败大旗的习近平一方拉下道义制高点的作用。 五，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藏身美国，想必手中握有猛料，虽然沉默不语，但也足以使得北京方面投鼠忌器，致使对令计划的处置没了下文。 六，近来一段时期，若干重量级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沈大伟、马若德、洛德，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对习近平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提出严厉批评。沈大伟的文章还明显表现出"扬曾抑习"的倾向。 七，也是在近来这段时期，中共退位元老，从江泽民、胡锦涛到温家宝、贾庆林，还有江泽民的儿子江棉恒，纷纷出镜亮相，也显得很不寻常。 从上述种种情况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推断，习王的反腐败运动确实遭受阻力，不得不暂时妥协。但正像我以前多次强调的那样，眼下的妥协只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已经打破了原有的恐怖平衡，对立的各派失去起码的互信，双方的争斗已是你死我活。一场恶斗在所难免。目前的形势恰似"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很难赞同沈大伟，把曾庆红看作渐进政治改革的推手。因为江泽民当了十三年总书记，尤其是在97年邓小平死后便是权倾天下，而曾庆红正是江泽民最为倚重的助手。既然在江时代没有政治改革，我们如何还能相信曾庆红？ 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习近平一方抱希望。就算你认为，为了打倒权贵集团，习近平首先需要集中权力，因此不可能在现阶段就表现出开明姿态，就去推动自由化推动政治制改革，但至少他没有必要比他的前任在打压民间力量和控制言论等方面做得更凶狠。 应该说，目前中共高层这场缠斗，只是黑帮内斗。它的积极意义仅在于，由于双方的彼此攻击乃至自相残杀，进一步暴露出中共统治集团的丑恶。这场恶斗的激化甚至有可能导致破局，从而释放出健康力量，并进而为历史的转折提供机会。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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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May 2015 07:05 PM PDT
编者按：2015年5月18日，储安平衣冠冢在宜兴落成，章诒和先生特意为此撰文，独家授权历史百人会全球网络首发。 1957年6月8日的夜晚，心情烦闷的章伯钧独自一人到史良家中做客，为的是表达对当天《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不满。他说了很多，最后说了一句："将来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后才有定评……" 储安平真的成了历史人物。一是因为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发表了"国共民主多少与有无"的看法（原话为"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二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中共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震惊朝野的"党天下"的观点。这在1957年短暂的春季是中国知识分子"飙"出的最高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6月11日，章伯钧来到刚递上辞呈的储安平家中。两个人都是岌岌可危，他们谈到未来。章伯钧说："老储，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时间已然过去六十载，回顾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一方面，深感储安平果真是个历史人物。自民国以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来，从大陆范围来看，能站得住、又让人记得住的文人，有几个？陈寅恪是一个，储安平是一个，还有呢？有的人还是很不错的，但出于各种情况或被淹没，或被淡忘。而储安平和他说过的话，连同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死亡，像云一样在天空飘散，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转，被越来越多的人咀嚼、记忆和怀想。我在"往事"一书里形容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万不想这七个字在网上也是千百万次转发，不可思议的神奇和美妙！并非是我写得好，储先生就是这个样子。有样子的人，历来不多。 另一方面，深感中国的诸多问题依旧，有的好像还更严重了。这里只引用资中筠大姐的一句话："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注二）话说得让一些人很反感，但说对了。 请愿学生到了南京，集中在中央军校大礼堂。蒋委员长莅临训话，要学生或返校读书或去孝陵卫当兵，不得再生事端。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这时突然有个学生跑到讲坛，指手画脚地讲了一通，抨击政府不抗日……没人知道他是谁，只有光华的学生认出来了，他叫储安平。 储安平不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他乃报人，是真正意义的报人。储安平一辈子的生活和命运都与报刊、出版、新闻、言论相联系。朝于斯，夕于斯。因它而声名鹊起，因它而"一败涂地"。这里，有必要对其从业履历做一个简要介绍—— 1932年7月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7月进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从事编辑工作三年。继"中央公园"之后，开辟"文学周刊"。 1936年编辑出版文学期刊《文学时代》。 1938年1月从英国归来，6月重回《中央日报》创办《平民》副刊。 中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教期间，1943年与夫人端木露西创办袖珍书店。 经历婚变，储安平奔赴桂林，1943年冬进入《力报》，任主笔。 1945年7月在湖南辰溪县受聘于《中国晨报》，任主笔。两月后离任，赴重庆。 1945年10月在重庆创办《客观》。 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至1948年12月被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在北京复刊，1952年停止经营。 1952年4月担任新华书店总店第二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7年4月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被撤职。 这里，我先问一句：何谓报业？报界前辈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一书里，有精辟的阐释。戈氏认为：它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就是以揭载新闻为主，反对报纸的党派性，除军事上有时必须保守秘密，其他一切消息皆可开诚布公的宣布于民众之前，使多数人"能了解政治问题，能自下而上的判断，进而监督报纸，强制政治家，使自觉其责任的重大。"它于国家的进步，自是有非常重大关系。也正是基于报业的这个本质，当年的傅斯年才对胡适说："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储安平非但深谙此理，且为终身之志，通过公共论坛干政。国民党执政他无情揭露国民党，共产党执政他尖锐批评共产党，恪守报业"中立、客观、理性"的宗旨和"独家，独特，独到"的本性，以及报人必须具备的魄力、眼光、担当等职业精神和素养。这是一个很高又极严的从业标准，远远超过加入某党、某派的条件。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注三）储安平始终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别看他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其实他也游离在民主党派之外。无涉军政，不党不派，他的心只守着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并在此安身立命。胡愈之搞报纸、搞出版，他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报人。储安平搞报纸、搞出版，他是报人，不是新闻工作者。说句大不敬的话，任何党派（包括强大的党派）对储安平自由主义灵魂和报人的天职本性来说，都太窄，也太矮。说他有政治野心，那才是活天冤枉！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储安平是把一张报纸、一份期刊，当作清寒艰苦的事业干的，以此启迪民智，以此振兴国运，以此实现人生理想。这就是储安平。 办报，要有办报的头脑、胸襟、能力及手段。储安平样样具备，要啥有啥。 远的不讲，拿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来说，自跨进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的第一步，便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路数、理念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半是痴狂,半乃性情。他宣布《光明日报》不能机关化，要报舘化；党报工作经验已经过时，当回到从前旧报传统；年轻记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报人为榜样；撤销了编辑室，所有的稿子直送总编室，自己都一一要看过。他明确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是写新闻，新闻就是要抢先，就是要独家；社论少写，那种歌功颂德、教条主义的社论不要再写。正值"大鸣大放"，储安平立即派八批记者，分三路到全国各地调查。得知清华大学在研究改变党委制的问题，他第一时间派人去采访。从5月7日到6月2日，《光明日报》均在头版刊发民主党派和高校关于取消党委制的报道，重量级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甩了出来……这是啥做派？这叫报人办报。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成一流，储安平就在这短短八十天之内，让这张民主党派机关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才气过人，也傲气凌人；严于律己，也苛于待人。拙作"往事"出版后，我和《光明日报》的几位老编辑有些交往。吃饭，聊天，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储安平。 他们告诉我：储安平太能干，大家都佩服他，也都怕他。 我问：为什么？ 答：头天布置任务，第二天就被叫去询问——做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管得太细，太严，手下人跟不上，也受不了。所以到"反右"阶段，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会议室被斗得要死。手下人恨他，当然，有的是假恨，有的是真恨。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说的话：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最后，我想强调储安平是个作家，极为欣赏他写的《英国采风录》。自从国门大开，到英国留学、旅游、经商、访问，乃至移民定居的人无数。几十年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写下数以万计的访英散记、游记、札记、日记、笔记，这些文章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是在议论和描述英国和英国人。这样说，那样讲，写来写去，比来比去，依我看它们都不及储安平在抗战逃难岁月，用五个月的时间（1944年11月——1945年4月），于僻远的湖南溆浦县写下的《英国采风录》。书中，对英国王权的更迭，自由传统的特征，议会政治的源流，种族的历史以及贵族的形成，都做了详尽又风趣的介绍。作为研究者，它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作为读者，它则是爱不释手的佳作。储安平文字功夫了得！尤喜末尾几章，英人的性格、气质、习惯、性情，乃至雨伞、茶壶套，无不写得准确凝炼，但又是在娓娓道来，仿佛感受到从远洋飘来的微风与水气，让你获得满足和感动，这与我们那些浑浊僵硬的东西完全不同。显然，储安平被英国的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和良好社会风尚所深深吸引。那时的他对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但是他能把愤世嫉俗的情绪掩藏起来，而采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静的讲述，太成功了！冷峻的美丽比汹涌的强悍，更令人过目不忘。时隔七十载，重读"采风录"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由于命运，由于个性，储安平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妻子已分手，子女多疏离。最后一个探视他的亲人是女儿储望瑞的丈夫熊荣光，"文革"爆发，红色恐怖扫荡北京城。这个在北郊农场工作的青年骑上自行车，揣着两个农场自产的水蜜桃，悄悄进城看望岳父—— 所有门窗都是敞开的，任人出入。储安平静坐床边，室内空荡无物。熊荣光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则无话，遂将两个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不敢久留。出门回望，储安平一手捧着一个桃子，仍然静坐床边。这竟是他最后时光的人生镜头。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氏，五十七载斯文遂绝，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微信《历史百人会》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20, 2015, 6:24:53 AM5/20/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 复活节岛的人口红利（维基原文，朱学渊删节改题）
- 丁学良：反思“按比例搞斗争”的当代意义——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下）
- 王军涛：王岐山猎狐美国的障碍
- 孔杰荣：王岐山访美受制度之累
- 张铁志：野心中國的末路狂歡
- 张雪忠：写写微博也犯罪？——关于浦志强案的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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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5 11:19 PM P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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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反思“按比例搞斗争”的当代意义——读依据苏俄档案的新版毛泽东传记（下） Posted: 19 May 2015 10:37 PM PDT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对根据苏俄解密档案新出版的中文版《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的评述下篇。 《毛泽东：真实的故事》里另一个值得评论的焦点，是关于毛泽东的"按比例搞斗争"的革命方法论之渊源。这一政治斗争指导方针堪称是毛对政治极端主义的特别贡献，连斯大林都没有那么一以贯之地推行。"按比例搞斗争"在社会科学里通常被归纳进"政治工程学"（political engineering）的范畴，它曾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死存亡，同时对目前中国艰难推进的法治进程和曲折迂回的改革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法论始于农民运动动员 按照毛的思想路线，"搞斗争"既包括针对中共之外的民间社会的阶级斗争，也包括针对中共自身的党内斗争。《毛传》多章节梳理了他有关这个基本方法论的源头：在1927年4月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把那时期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地主"界定为"拥有五百亩（82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毛对此激烈反对。因为他看出来，这个理性的标准对于"发展阶级斗争完全不适当"，阶级敌人太不够了。 可是毛在当时的党内领导层仅位居第32名，也不再兼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他无法可施。在同年8月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上，他提出的方案是减少一个"零"，把"大地主"界定为"拥有土地五十亩以上的，超过于此的土地通通没收"。这个门槛从500亩猛然降到50亩，巨大效果立马显示出来（《毛传》第14章）。 毛泽东的论证极富政治智谋，他说：如何对待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即小地主——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里所说的普通农户、自耕农，是农村革命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中共五大刚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民协会则要停止工作。"只要把500亩的标准缩减成50亩，就可以导致许多原本不属于"阶级敌人"的小土地所有者，马上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毛传》第13章）。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阶级斗争，激化农村里的对抗，让更多的无地游民、长工和短工抱着有地可分的期望，加入有人可斗、有利可图的农民协会，直至投身于武装造反的赤卫队。 可见，在毛的政治智谋里，阶级斗争其实与"科学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尽管他常以这一意识形态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做法作论证。"阶级斗争"不是以科学考证为依据的客观事态，而是一门靠着主观意图来操纵的斗争艺术。 《毛传》一直追溯到1925年12月1日毛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一文——此文后来被当作毛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第一证据而收入《毛选》四卷列为首篇，其开场白即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早就领悟了如何发现和发明"敌人"的技巧——在发现不了敌人的情况下，得想办法"发明"敌人。俄文原作者经过对照那时的中国统计资料，发现毛泽东文章中"所有的数字都只是粗估，甚至毛说的中国全国人口四亿人也是信口开河……纵使如此，这篇文章会打动人心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质" （《毛传》第12章）。 一点不错，毛泽东把500亩的标准砍掉一个"零"，本来不够激烈的斗争立刻激烈了许多倍。等到"八七会议"后不久，他上山当了部队政委，就在井冈山地区强行推动这一斗争策略，把周围农村斗得血泪横飞，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因为该地区的经济生态被毁得无从恢复，养不活他的部队了（《毛传》第15章）。 "按比例搞斗争"逻辑贯穿中共历次政治运动 纵观毛泽东的全部革命生涯，他的"按比例搞斗争"都是一条基本方针。他在1960年后整肃刘少奇帮派时总结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75年批判邓小平时强调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并非凭空的想象，而是基于多次大规模的实践：在没有阶级敌人的地方能创造出阶级敌人，在阶级敌人不够的地方能凭空增加许多阶级敌人，因为"比例"是灵活机动的，随着领袖的斗争需要而随时调节。 毛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坏人不到百分之五"的黄金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能够有效地把数十万、数百万、直至数千万的民众，包括实事求是、以民为本的中共干部及普通党员打入政治"异类"，乃至送进牢狱和地狱，因为每一波的新斗争都能在上次幸免的人群里再挖出新的百分之几，这是一个没有句号的连续剧。 其中最著名的实例，是毛泽东在国共内战获胜后为着巩固全国范围的新政权而推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他于1951年4月20日发给各大区主要领导的"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把两个月前刚刚定下的杀人比例从千分之一，翻一番上升到千分之二，导致全国正式处决了约100万人（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2014年）。若是把自杀、羁押期间迫害致死、被群众打死者包括在内，死亡数目高得多；按《毛传》第26章引用的估算，被镇压的可能高达400万人。 要感谢胡耀邦的另一个理由 读了《毛传》对这些历史细节的系统考证，我们真是要感谢邓小平那一代的改革派领导，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1979年，庄重宣布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主义政治路线。若非这样，从那时到现在，不知道又有多少无辜公民包括以民为本的中共党员会被"百分之几"的斗争比例送进政治地狱。 特别值得人们记住的，是中共领导层里面把这个道理讲得最明白的那一位——胡耀邦。他在1979年1月18日的一次重要会议的引言中说："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去年搞了组织工作（注：胡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大力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事业）以来，脑子里经常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么个大国，'打倒'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数量概念？……我们现在的脱产干部已经有一千七百万，今年年底可能要到一千九百万，同罗马尼亚的人口差不多。打倒百分之一，就是十九万，打倒百分之二，就是三十八万，不得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54页）。 胡耀邦这里说的，只是1979年之前涉及中共党政干部的"按比例搞斗争"的可怕后果。如果把同样的思路应用到今天的中国社会，13亿人口中若仅有"百分之一是阶级斗争的对象"，那就是1300万人，等于是澳大利亚全国人口的60%；再加上他们的家属，一共多少人？ 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恐怖的，"按比例搞斗争"则是顶级恐怖，因为各级权力部门必须完成任务，完不成任务这些干部自己就成了斗争的对象。最低限度，他们也要把比例中的人打成"阶级敌人"，如果超额完成任务还会有升官等等的奖励。胡耀邦当年若不是大胆推翻"按比例搞斗争"的革命传统，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的良政善策，根本无从谈起。今年中国官方要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千万不可抹杀胡的这一功绩。 中国需要以"法治"告别"专政" 读了《毛传》的上述考证，我们更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两年来中国无数人都在关注推进法治的细节，为什么"法治中国"的愿景还同时吸引着全球公民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因为只有法治这把无形的"宝盖大伞"，才能令每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或她眼下的地位、财产、名望、关系、容貌如何，一旦遇到一定的麻烦（小麻烦未必要上法庭）时，可以通过一整套公开透明的正义程序，得到公平的判决，人身、家产、名誉才有得以保障的底线。 法治中国是普通公民"中国梦"的基础性安保建设，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事业特别难推进。因为把法治做到位，那些迄今依靠不受限制的权力，过着高人几等的风光日子的人士及其家属和情人，都不得不回落到普通人的地面上。 绝非巧合，就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法治中国"纲要的前夕，就在体制内和民间的开明人士大声疾呼"宪法高于一切"的关键时刻，2014年9月23日，《红旗文稿》刊发了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称国际领域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专政是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巩固、强大。 此文一发海内外哗然，因为照它的逻辑推演就是：在中国大力鼓吹以法治原则取代专政原则的人，是敌对势力在试图推翻政权，因为"专政"才是维稳的不二法宝，其运用绝不能被严明的法律程序所制约。大家都知道震撼了整个20世纪的那几句名言："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专政是一个重大的、残酷的、血腥的字眼……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64页；第30卷第322页）。苏共"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斯大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卷第157页）。 毛泽东是这个专政原则在中国最热忱的引进者、推广者、巩固者、扩大者，刚出版的一部专著对此有极丰富的比较分析（Andrew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虽然 "专政" 这个术语近年来已不再被官方宣传每日重申，但一遇上几类"影响稳定"的事态，一些处置的方式却体现了"专政"的体制韧性。人们在维稳的操作过程中，不难看出 "专政" 原则的一些要素仍然很有生命力。所以在中国，法治原则与专政原则之间的紧张摩擦，还会持续很多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mojin...@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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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5 10:18 PM PDT
海外追捕外逃贪官是中国健康公平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所需要的国际合作只有在中国宪政民主化之后才能真正地进行。王岐山猎狐美国的障碍说到底是中共专制制度造成的。 王岐山要访问美国的消息激起人们的热情，不仅因为王岐山近两年反腐迭兴震惊中外的大狱，几乎成为除习近平外中国最受关注的领导人，而且因为他访美的意图直接关系到中国权争新进展及未来政局走向；据说，他访美是为了实施猎狐行动，捉拿一批逃离美国的权贵归国。笔者认为，尽管王岐山过去在美国留下的好印象和人脉关系，但他此行却很难实现目标。 王岐山访美的目标 王岐山访美的主要目标是两个：一是替习近平访美打前站；二是建立与美国建立捉拿贪官的合作机制并就几个势在必得的贪官捉拿达成协议。 王岐山为习近平打前站的主要任务是向美国人解释习近平是何人？想干什么？这个任务并不容易。本来，习近平刚上台时，许多中国人和美国人寄希望他进行政治变革，这既是因为传说中的他的性格和他的父亲，也因为他手下办事的或支持者散布的传言。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展示出的是红色太子的抱负和作态。对外激化改革开放后缓解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公然与西方世界最敌视的国家站队结盟。对内则严厉镇压异议人士，突破周永康时期的政治迫害底线。这些都引发西方民主国家对习近平的反感和警觉。 习近平继位后，一直回避在重大国际事件和正式外交场合亮相于西方民主国家就是想躲避尴尬。然而，即将到来的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庆典活动中，习近平不能再回避。如果他到美国遭遇冷遇、轻慢和无礼，都会影响他在国内权争的境遇。为了成功地在美国获得不亚于过去领导享受的礼遇和欢迎，必须在他来之前有人为他消除美国人的疑虑。王岐山将动用他过去积累的人脉关系和在美国精英圈中的信誉做好这件事。这件事虽然不是探囊取物，但也还有可能。上个世纪90年底中期中美关系曾因台湾而紧张到几乎军事冲突，就是江泽民到美国的几次忽悠，成功地说服美国人配合他强化国内政治地位。 然而，世人讨论比较多的王岐山访美目的是捉拿贪官，因为王岐山目前的职责和成为明星人物的原因就是捉拿贪官。这方面习近平则没有那么容易。他要解决三个问题：美国法律问题、中国民间抗议和国内政敌的政治算计。 猎狐美国障碍一：中美制度差异 根据国际法中国家主权的原则，中国政府到美国抓人，必须要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间没有引渡协议，还有利益和制度差异，妨碍捉拿贪官，王岐山是知道的。因此，他近年反贪延伸到海外后再中纪委网站上公布了一批贪官的名单。另一方面，他寻找一切制度渠道争取国际合作，例如双边协议和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 王岐山忽略了中美制度最大差异不是法律制度的，而是政治制度差异；法律制度只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中美两国间司法合作的最大障碍是人权问题。不仅中国司法实践中许多暴虐做法让国际社会无法进行合作，而且中国制度中的许多规定也违背西方人权。在大部分量刑上，中国刑法过重。而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调查方式在美国司法标准看都是违法。那些证据因获取方式的违法都 不能作为证据。例如，王岐山作为中纪委书记来美国讨论刑事案件本身就是违法的。还有人查看了中纪委网站公布的名单，许多事企业家，根本不属于中纪委管理。有些虽然属于党政官员，但他们是因为权力斗争而被通缉。他们可以通过申请政治庇护获得保护，躲避中国的抓捕。 如果被捉拿的嫌疑人提出政治庇护申请，那么美国政府就不能决定是否遣返当事人。这个问题就成为法院管辖的案件。中国政府必须自己或通过美国行政当局在法庭上打赢官司。而法庭不会因为中国与美国行政当局之间的政治利害、经济利益和政治交易而递解中国政府要捉拿的嫌疑犯。 猎狐美国障碍二：民间的抗议 中国高层领导出访会遇到旅居西方的受过中国政府迫害的中国民间人士的抗议。但通常王岐山这个级别的不会遭遇。他过去来过美国，都没有遇到这类麻烦。但此次王岐山访美不同了。因为中共刚刚大规模迫害要求宪政民主取向改革的领军人物高瑜、浦志强、于世文等，极大地激怒了海外民间力量和西方世界。 中国民间力量早就在西方形成强大的抗议声势。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王炳章博士和中国民联就组织小规模的抗议活动。1989年大屠杀，激怒全球华人并使得素不往来的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华人同仇敌忾抗议六四屠杀。此后，虽然大陆抗议声势不如从前，但中国领导人外出仍然遭遇抗议。后来，台湾、西藏和法轮功相继成为新的强大的抗议力量。 21世纪，西方对大陆的看法转向正面。跨国公司、中国问题专家、国务院外交系统和海外华人都帮助中国大陆宣传中国发展成就，解释中国人权问题，一些西方专家甚至提出北京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还有人提出中国发展模式的说法。由于习近平最近严厉镇压民间运动和维权运动，他在西方印象很坏。那些原来帮助中共的西方人士，要么近年来转变看法，警惕中国崛起；要么出于对舆论压力的顾忌而回避与抗议者对抗。 猎狐美国障碍三：政敌杯葛 在以往的外交活动中，基本不存在党内政敌捣乱的问题。因为那时党内冲突都通过国内制度架构和方式解决，利用境外机会多少被视为叛国。最多有少数人利用境外媒体抹黑媒体。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种势力利用职权和工作关系在境外发展自己的关系网。不过，在薄熙来权争前，这些关系网在为国家谋求利益的同时，为个人谋取好处。据中共现在自己揭露情况看，薄熙来是第一个利用境外关系杯葛政敌的高层领导。除了向境外媒体散步抹黑政敌的资讯，还挑动境外其他力量刁难和抗议出访的政敌。后来，这种情况已经是普遍使用的方式。据说，近些年落网的安全领域的高官和媒体方面的大腕明星都是因为卷入这类活动而被抓。 王岐山此次造访美国，肯定要利用他在担任副总理期间建立的美国关系网实现他的访问目标。而他的政敌可以在这些精英圈中散布对他不利的信息。美国是多元社会，王岐山的美国朋友也会有自己的政敌和竞争对手。王岐山的朋友的政敌和竞争对手可以利用中共践踏人权的丑恶记录抨击与王岐山的合作。 海外追捕外逃贪官是中国健康公平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所需要的国际合作只有在中国宪政民主化之后才能真正地进行。王岐山猎狐美国的障碍说到底是中共专制制度造成的。恶劣的政治迫害人权纪录、以反腐打击民营资本和政敌、以及践踏法治的办案方式和处罚，都使得他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民主国家的合作。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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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5 10:06 PM PDT （VOA方冰）纽约——美国著名中国法律学者孔杰荣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中共主导反腐的领导人王岐山如果现在访美，美国所有注意力将都会集中到中国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上。他指出，美国不可能跟一个随意指控人的国家达成引渡协议，除非中国对其刑事司法制度从理论、立法和实践上加以改善。  孔杰荣（左）和傅高义在讲台上 (2015年2月18日，美国之音方冰拍摄)对中共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有可能无限期推迟访美的消息，纽约大学法学院著名法学教授孔杰荣的第一反应是，他一定担心他会受到的待遇。 现在来美不是时机 "王岐山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如果他（现在）来美国，所有的注意力必定集中在中国不足够和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上。" 王岐山访美的消息曾伴随"红色通缉令"、"猎狐"、"天网" 行动，被传得沸沸扬扬，显示北京把贪官从海外全部缉拿归案的决心。 但是，《明镜邮报》5月16日的消息说，王岐山访美计划已经被取消。消息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原本下月访问美国，但因为无法与美国达成将中国逃美贪官遣返的合作协议，已无限期推迟有关访问行程。" 在纽约的明镜媒体集团负责人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了消息来源："作为民间媒体，《明镜邮报》是一个针对精英阶层、通过电邮发布消息的媒体。王岐山取消访美的消息是由这个读者群中的人向我们提供的，然后再由明镜的记者通过接近官方的管道得到印证。" 美中现在不可能签署引渡协议 一度被广为传播的王岐山访美，曾被期待会形成海外缉拿中国逃犯的高潮，包括把中共最想要的令完成和郭文贵捉拿归案。但是，孔杰荣教授认为，王岐山知道这样的期待会落空， "他知道我们（美国）不能跟中国签订引渡协议。没有西方民主国家肯冒风险跟中国签署引渡协议。"他说： "美国怎么可能跟一个随意指控人的国家达成引渡协议呢？我们不可能把人送回没有公正法律制度的中国。" 孔杰荣表示，共产党依靠自身反贪，而不是法律制度。他说："任何涉嫌贪腐的中共官员，立即被送到纪委。只有在纪委结束了对涉嫌官员的审讯、调查，有时是酷刑，然后才决定是否要将其送检察院起诉。" 最近中国的法院判处71岁的独立记者高瑜7年徒刑。法院的判决书甚至没有提供能证明她被控"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的证据。与多年前中国记者师涛被以同样罪名定罪的惩罚相比，现在的做法更加随意。 孔杰荣说，中国的政治案件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说，这个人必须被定罪并惩罚，有时甚至是死刑，那么检察官、法官就必须执行。他们必须听从领导的话。" 两国司法制度差异是最大障碍 何频表示，造成王岐山取消访美的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认为现在中美之间的气氛不那么友好，两国之间的政治框架也不对称，即使美国的行政当局愿意与中国某个部门达成某种遣返协定，也会受到美国独立司法体系的制约。 "在美国，对一个人罪行的认定、遣返的程序都是非常复杂，非常严格的。而中国的司法完全是控制在党的手中，所有的定罪都不需要经过一个严格、专业的，而且是独立的司法审判，所以中美之间要达成一个引渡的协议，目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王岐山所担任的是个很受批评的职务，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不受制约的党的系统，美国哪个部门的官员能接待他这样的一个官员呢？ 不过，孔杰荣认为，王岐山的中共任职头衔并不会对其访美造成任何困难，"党的领导人当然可以访问美国，我们的官员可以跟任何他们想要见的人会晤。" 但是，他也认同两国司法制度的不同是他访美取得成果的主要障碍。他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可能与美国签署引渡协议，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改善其刑事司法制度的理论、立法与实践，然后美国就会把所有他们想要的通缉犯送回中国。" 孔杰荣说，他希望王岐山能访美，"因为这样可以给中国领导人施加更多压力，从而改善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评论员陈奎德(左一)和何频（左二）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谈话节目（2006年11月17日）何频说："王岐山访美大家比较惊奇，'是不是真的要抓出大老虎？''是不是来缉拿令完成和郭文贵？'""事实上根据明镜最近的判断，中国打老虎已经结束了，或者说中国的这种反腐败运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失败了。" 何频表示，其中的逻辑很清楚："中共没办法把老虎继续打下去，因为老虎首先是在最不受制约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最高层中产生。他们怎么会继续打下去呢？会打到江泽民头上吗？会打到曾庆红头上吗？会打到李鹏头上吗？会打到温家宝头上吗？会打到朱镕基头上吗？他打不下去的。" 何频说，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他提到了最近王岐山跟福山的谈话，以及习近平的一系列讲话，"你看得出他们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何可能性吗？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那么这个体制的必然特征就是要培养贪官。所以，这个体制不改革，反腐败不可能真正继续下去。" 他说，所谓"猎狐行动"其实是打大老虎失败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猎狐行动'抓的都是股长啊、科长啊，一些小虾米，而且有的根本就是一些经济纠纷。真正的大老虎根本是打不下去。打不了大老虎，中国的反腐败就是失败。" 党领导一切是中国特色 王岐山最近在与著名政治学者福山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中国不可能实行司法独立和法治。当福山问他，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法治、司法独立的问题时，王岐山说："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孔杰荣说，他欣赏王岐山的坦率。"他所说的是所有领导人都说的大实话。党控制法院，就像党控制一切一样。" 孔杰荣说，王岐山并没有假装中国可以实现司法独立，"去混淆人们的看法。" 但是孔杰荣认为，中国领导人反西方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他说，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得到了巨大好处。他问道："谁是西方？卡尔·马克思是中国人？列宁是中国人？他们并没有拒绝那样的西方影响啊。" 孔杰荣认为，其实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拒绝了任何限制其权力的价值。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ABC。" 孔杰荣是美国最早帮助和参与中国建立和改革法律制度的法学学者之一。他说，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期间他到那里培训官员时就认识他，"他是个很诚恳、聪明、坦率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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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5 10:03 PM PDT
紐約客記者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是對當代中國的精確描述嗎？ 是也不是。 歐逸文在此書中，認為當下的中國是一個「野心時代」（這是中性的字眼），而這個時代有三種主角：追求財富的各種企業家、追求真相的記者或異議者，還有追求信仰的信徒。這些追求有很大一部分都受到了阻礙，但他們對這些東西的追求的確定義了這個時代。 他說，「四十年前，中國人民事實上沒有取得財富、真相或信仰的管道──因為政治及貧窮，這三件東西無由取得….. 一個世代內，這三種東西他們都有管道取得，而且還想要更多。以往幾乎全由他人操控的東西──比如決定到哪兒工作、旅遊、嫁誰娶誰──中國人民已能自由掌控。只是隨著那些自由的擴大，共產黨不斷採取步驟來加以適應。」 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寫了三種人的野心，卻沒有寫最大的野心者：中國共產黨。是這個執政黨對於財富的追求，對於真理和信仰的壟斷野心，對於強兵富國的慾望，扼殺了人們的追求。（歐逸文確實在序言中說，這些故事是人民的渴望與集權主義的碰撞，但後者如果用他的「野心」概念來描述，或許更恰當。）更細緻點分析，黨國的野心鼓勵並且釋放了民間對財富追求的野心，但是壓抑後面兩者，而這些分析上的差異，在本書中都被模糊了。
無論如何，翻讀本書，確實讓我心情激動，因為這是一個我熟悉的中國。但在2015年的此刻，我覺得那個野心時代中這個熟悉的中國似乎正逐漸消失。 對財富的追求當然不會停止，畢竟這是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改革的動力。 但對真相的追求卻似乎越來越微弱。書中的主角們，艾未未被噤聲了，韓寒不做公共發言了，陳光誠去了美國，劉曉波在監獄，胡舒立和她的財新倒是依然健在。 歐逸文所在的中國時期，05年到12年，確實是中國崛起的關鍵年代。在這個年代，中國對外崛起的巨大身影，伴隨著國內各種矛盾的激烈爆發；從博客到微博，民眾取得新的發聲工具，在殘缺的公共空間中努力發出各種聲音。 在那幾年，我們會看到房屋被拆遷者自焚的消息而為之心酸，我們會看到大連和其他地方居民為了環境走上街頭而覺得興奮，每一兩個月就有一個陌生的地名字因為抗爭躍入公共視野，每一兩個月就有一個重大公共議題糾結著人們的心情。（在那幾年，我個人也透過推特和網路保持密切關注，並且在台灣媒體上大量書寫這些事件。） 但現在那一切似乎都消失了：公知與網路大 V被沈默了，媒體被整肅，維權者被消失，曾經活躍的公共領域在這兩年幾乎徹底崩塌。 一切曾經劇烈的變動現在都已煙消雲散。 歐逸文「野心時代」其實是一種人民的「中國夢」，不論這個夢是財富、真相或者信仰，只是當如今真正進入號稱「中國夢」的時代，卻只剩下一種中國夢。
相異於歐逸文全景式角度，另一種凝視中國的視角是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在台灣出版的著作「大路」。這本書是他記錄老家湖南一條高速公路從無到有的興建故事。他在湖南省懷化市東北角的小村鎮「中夥鋪」──這個名稱代表這裡是一條千年前古老驛道上的一個小村莊──蹲點三年多，和築路民工一起生活，並記錄下這條公路底下那些勞動者的故事。 面對有人質疑他為何在此拍片，他給了一個聰明的主旋律的回答是：「我想通過紀錄一條道路的修建過程，來表現公路建設者這個群體的精神面貌和勞動風範。」這個答案讓他可以獲得當地幹部和工人的信任，因而深刻地刻劃了他們的生活。 但他當然不是來頌揚偉大的公路。「中國正處於從農業時代轉型為工業時代的某個階段，粗糙、龐大、野蠻，這個時代的標籤是鋼筋和水泥。」張贊波說。的確，沒有比高速公路和高鐵的建造，更能象徵中國當下的時代精神。在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甚至主張「彎道超車」，他說要想領先對手，必須在大家都拐彎減速之既，加踩油門搶道勝出，越是危險，越是有機遇。在高速公路開工儀式上，主席台背後宣傳版上寫著：「加快富民強省，實現彎道超車」。 到2008年年底，中國的高速公路通車總里數超過六萬公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中國官方對此充滿了無與倫比的自豪，「大路」也引述了許多網民在網上表達的驕傲感，認為這就是「中國崛起」。 在這本精采的田野調查中，我們看到底層工人的辛勞，不受保障的工作環境和勞動條件，看到政商利益的糾葛、利益集團的腐敗，看到黨的力量和意識型態教條的無所不在與荒誕可笑，也看到大規模的徵地和拆遷──官方把拆遷當做是一場「波瀾壯闊的徵地拆遷攻堅戰」，但他們所呈現的結果是「和諧拆遷」。 當高速公路帶來更多發展與經濟成長，許多人不但分享不到那些財富與光榮，而是只讓他們的血和青春被快速的車子碾壓過去。不過，張贊波不只是義憤填膺地站在底層工人這邊，去政治正確地指控掌權者；他比較是娓娓道來那些底層民工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他們的無奈，他們的貪婪與虛無，他們對暴力的漠視，以及他們如何努力活著，追求他們的「中國夢」。 書中當然也有明眼人。一個唐老師在三杯酒下肚和小張說，「現在這個國家一切向錢看，為政者只顧自己，底層者麻木不仁，傳統喪失，道德淪喪，如果還不改變的話，所謂的盛世就是末路狂歡。」他甚至認為古代的驛道很好，在現代的高速公路，「只要上了車，就身不由己，沒有了過程，只有起點和終點。從人生的意義上來說，這是最大的喪失，就是喪失了整個過程。」 書的結尾是公路建成之後，民工離開了這裡，有人繼續去下一條公路打工，有人嘗試不同的事業但失敗了，只能不斷延著各種公路，在中國崛起的燦爛背影下，四處尋找生活的希望，追求微小而脆弱的夢想，生活下去。 在故事最後，張贊波接到朋友發了照片給他，在他老家邵陽火車站的宣傳牌上寫了這麼一段話： 「誰不加快發展誰就是邵陽歷史的千古罪人 誰不加快發展誰就是邵陽人民的不孝子孫 誰不加快發展誰就是邵陽今天的混世魔王」 這才是中國的「野心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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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May 2015 09:57 PM PDT
2015年5月1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浦志强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浦志强利用信息网络，先后多次发布微博，煽动民族仇恨，情节严重；公然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前，浦志强先生的辩护律师曾公布浦的二十余条涉案微博。从这些微博的内容来看，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浦的刑事指控，完全是颠倒黑白、毁弃法律的言论迫害。 一、煽动民族仇恨罪部分 关于煽动民族分裂的指控，浦的微博内容一方面是谴责有疆独背景的暴恐袭击，另一方面也呼吁当局改进现行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比如，浦在2014年5月1日的微博中称，"新疆恐怖袭击越发频繁，我当然谴责暴力，但在此基础上，探讨是必须的"，他"希望新疆公检法会尊重宪法和尊重人权"。针对昆明的暴力袭击，他也说"昆明事件太血腥，凶手罪孽深重"，但同时认为当局的新疆政策，以及王乐泉在新疆的管治方式，亦有值得反思之处。 浦志强先生以一名汉族人的身份，呼吁当局反思和改进现行政策，切实尊重维族同胞的平等权利和基本人权，这种行为根本就不是煽动民族仇恨。恰恰相反，浦的呼吁只会促进维汉两族之间的和解与团结，因为浦的言论，事实上是在向维族同胞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维护维族同胞的平等权利和基本人权，不但是维族人自己关心的事情，而且也是汉族人关心的事情。 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第41条也规定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如果浦志强仅仅因为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就必须面临刑法规定的处罚，那当局无疑是在向世人表明，现行"宪法"的实际作用连一张手纸都不如。 浦志强的微博言论不可能煽动民族仇恨，但因此而对他进行刑事处罚，则无疑是在煽动民族仇恨。因为，当局若是一边放任少数汉人在网上对维族人喊打喊杀，一边又要迫害像浦志强这样的人权律师，那无疑是在向维族同胞传递一个不祥的信号：对于当局来说，汉族人哪怕只是以言论的方式，为维族人争取平等权利，都是必须严惩不贷的犯罪！ 二、寻衅滋事罪部分 在与这部分指控有关的微博中，浦志强只是对申纪兰、毛新宇等人进行批评和讽刺，以及质疑雷锋被官方包装成政治符号式人物的过程。 申纪兰常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却毫无问政能力，只是一个只知道举手的政治木偶；毛新宇身受将军之衔，但他的公开言行却略显低智。这两个人本来就极富争议，在网上讥讽乃至责骂他们的人，几乎多得难以计数。我不想在此品评他们的个性或为人，但从法律上说，既然他们是担任重要公职的公共人物，他们的名誉权就要受到一些特别的限制。也就是说，人们对他们的批评或讽刺，可以超过适用于常人的法律尺度。 由于申纪兰和毛新宇均属国家工作人员，这些批评和讽刺性言论，还应受到"宪法"第41条关于公民批评权规定的特别保护。依照现行法律，浦志强在微博上对他们的批评和讽刺，甚至连民法上的侵权行为都谈不上，更不用说是什么犯罪了。 雷锋是官方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刻意树立的一个政治符号式人物。他既是一名公共人物，也是在当代史上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诸多事迹的质疑，纯属言论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的正当行使，与违法犯罪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 我相信，上述分析足以表明，浦志强的二十余条涉案微博，只是一些批评政府政策和公共人物（甚至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言论。发表此类言论，纯属行使公民基本权利的正当行为。这些言论如果真要作为证据，最多只能证明两件事：（1）浦志强先生是完全无罪的；（2）北京警方和检方对他的指控纯属言论迫害。 言论迫害是最令人不齿的政府暴行之一。一个政府若是动辄将批评它的人视作罪犯，那只能说明，这个政府正被一帮真正的罪犯所把持。可以说，在本案中，真正的法律问题不是浦志强是否犯罪，而是那些蓄意迫害他的政治官员和司法人员该当何罪。未来，政治民主化之后，在清理这种政治迫害案件时，我们有必要在遵循正当程序的前提下，基于从旧兼从轻的刑法适用规则，追究这些迫害无辜者非法构陷和枉法裁判的法律责任。 当然，如果具体办案人员在执行上级命令时，也能尽一己之力，努力减轻当事人的苦难，我们也将在新宪法的框架下，基于惩恶扬善的原则，进行必要而正当的赦免。 2015年5月19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21, 2015, 7:12:27 AM5/21/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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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5 10:38 PM PDT
中国崛起确实对美国构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挑战，这让不少中国人相当得意。不过，这些人在得意的同时，往往又有一种真实的担心，乃至恐惧，那就是美国人不会甘心让中国强大，因此，他们坚信总有一天，两国会发生全面对抗。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反美势力中有不少属于权势阶层，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密切合作的最大得益者。其中不乏在美国受过系统教育的学者。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对美国有深入了解的人，反而成为反美派呢？ 这是因为这些人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感觉到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重大的不良倾向，其中包括迷信权力和集权，缺乏对公正和法治的信仰，是非常反感和格格不入的。他们也知道，美国的普通人不可能放弃自己对自由、公正和法治民主的信仰，而很多中国人又绝不会相信美国人相信的"这一套"，从而得出了两大文明必将冲突的结论。 随著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权势精英滋生了这样一种"中国梦"，那就是美国人拿中国不公正的秩序没有办法。中国权势精英的这种不识好歹的洋洋得意，引起了越来越多美国人的警觉。两国近两年的紧张关系，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王岐山最近见福山的讲话的一个重要姿态，就是重新作出了"夹尾巴"的姿态，承认中国不如美国"现代化"，也就是承认自己不文明，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变的文明。 虽然王岐山此时的低姿态已经不大可能让美国人放弃对中国的警觉，但至少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当权者中还有明白人，彼此还能够继续打交道。这是王岐山讲话最重要的动机。王岐山的讲话还表明，他知道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要往邪路上走，美国是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文化顽固的集权和反自由倾向，必然遭到美国的抵制，乃至对抗。有美国的支持，中国要想搞霸权是难以得逞的。这就是中国人面临的美国难题的第一层内涵。 但是，中国的美国难题还有另一层内涵，那就是由于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差异巨大，同时又都是超级规模的国家，美国的认知偏差、美国内部的政治博弈，能够对中国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非常负面的。 在我看来，从长期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正面远大于负面，这是因为美国人对自由、公正的信仰，代表了人类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的主流方向。但从近期看，中国面临的美国难题，很可能是其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即美国精英和社会的认知偏差和利益扭曲对中国精英和社会的认知偏差和利益扭曲有一种放大效应。这个现象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存在著巨大的利益互补空间，因此，通过巨大的利益输送和传导，两国的认知失误和利益扭曲，会有一种相互推波助澜的互动；而由于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和纠错能力要比美国差很多，所以，这种破坏性的互动，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后果会大于美国。 具体来说，近年来，中国权势精英和贪腐的既得利益者，对美国敢于口出狂言和得意忘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很多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抵挡不住中国的糖弹攻势，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作出了不少机会主义的选择。他们还看到了美国政治制度陷入了重大危机，改革十分艰难，加上美国独自支撑全球秩序中出现的错误和遭遇的困境，让他们情不自禁地露出了自己的本色和真面目。 福山之所以成为中国权势精英热衷"对话"的人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冷战后对自由和民主的扩展过于乐观，随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对美国和西方的体制问题和政治衰败进行了最诚实的检讨和批评。福山在检讨美国体制弊端的时候，赞扬了中国体制的"国家能力"，让中国精英感到非常舒服。在认知上，福山可能又走过头了。但福山的认知偏差对美国的影响并不大，但却让中国的权势精英忘乎所以，因此，会有非常不妙的后果。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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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5 10:21 PM PDT 4月23日，王岐山会见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经济学家青木和中信证券总经理德地立人，洋洋洒洒谈了一个半小时，横跨政治、经济、宗教、历史、文化等宏大主题，涉及反腐、共产党的自我监督、中国现代化道路、法治等具体问题。这场会见在海外激起千层浪，引发中国问题观察者极大的讨论兴趣，而在大陆却是一片静悄悄，讨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偃旗息鼓了。 笔者查遍百度，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罗昌平在凤凰网上的转载"王岐山最新表态：我们很坚决也很慎重"已经被删除；杨恒均的"王岐山谈话透露了什么信息？"也被删除。新浪微博的众多转发，变成"此内容被多人举报，相关文章无法察看"。如果不是德地对这次会谈的整理和有限披露，外界可能会与这个会谈的海量信息，失之交臂。 王岐山在会见结束时说，自己"不成系统地讲了这些话，也算作信号吧"。本文想要搞清的是：王岐山到底想要传递什么信号？他为什么要传递这些信号？会谈内容为何被删除？ 这场会见的主要信号，应当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目标、时间、尺度和存在的问题，现在逐渐清楚；要达到目的，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尽量要修好；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党要走市场化经济，领导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是个了不起的探索。 除了这个主要信号，笔者认为，王岐山在这场会谈中，还传递了几个具体的、明确的信号：不搞司法独立、不搞美国模式、不搞媒体监督和民意监督。 关于不搞司法独立，王岐山说得非常明白。福山问王岐山，法律（rule of law）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统治者在内，不知中国的宪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并司法独立。王岐山断然答道："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关于不搞美国模式，王岐山的讲话透露了几个理由：第一，优秀的DNA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言外之意，挖掘自己的优秀DNA就行了，无需学习他人；第二，美国的特点，别国无法复制，如要复制，就会天下大乱；第三，十三亿人如搞美国模式，就是走到悬崖峭壁上了。 关于不搞媒体监督和民意监督，他并没有直接说。他讲的是共产党搞自我监督很难，压力很大，而且现实中鲜有成功的例子，但他有信心走出来。他说，"我们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头，但我们的信心是从实践中得来的，还要走出来"。 这三大信号实在没有新意，习近平的几次讲话，中国官方媒体不厌其烦地造势及中国当下的实践，都围绕著这三个"不搞"。问题是，王为何向外界传递已经了无新意的"三不搞"信号呢？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王岐山这么做，是否和他目前的处境有关。最近，网上对他处境不妙的传言越来越多，主要有几个方面：反腐反到最高层，给共产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原本声势浩大的"海外猎狐"行动难有成效；借反腐提拔培植自己的势力，等等。在这些危险信号不断涌出之际，王岐山重复那几个没有新意的"不搞"，可能是一种自保。 至于他的讲话为何被删，有评论家认为，他的讲话犯了大忌。胡少江说，作为一个专管党务的常委，王岐山高调出面，并且让谈话内容以非官方的方式公布，这种非常规的做法是党内高官的大忌。如果王的讲话是因为犯忌而被删除，那就更证明了王岐山处境不妙了。 德地在文章中引用了王岐山一位朋友的话："岐山说，你什么都可以思考、可以思想，但说话就不同了。"言多必失，在共产党政治文化里摸爬滚打数十年的王岐山，太了解这一点了。如果有人想在他的讲话中挑茬找刺，并借机扣帽子、打棍子，那是非常容易的。共产党文化的残酷，连中共的第一把手都无法逃脱，更何况王岐山只是个名义上的二把手！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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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5 09:58 PM PDT
达赖喇嘛告诉赛根，佛教从佛陀时代开始，就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宗旨，因为佛教认为，痛苦来源于无知和愚昧，摆脱痛苦的第一步是知识和智慧。对待知识，佛教的态度是"为内心快乐而知识"。 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 在半个多世纪失去家园的流亡生活中，他见过很多人。他以佛教高僧的智慧和慈悲心，坦诚而谦卑地对待外界的各色人等，赢得了当代世界很少有人能比肩的尊重和崇敬。当达赖喇嘛能够自由访问欧美的时候，面对现代科学发达的西方世界，他以极大的热情去接触科学家。他和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的对话，持续了三十年至今还定期举行。他倡导建立的"心智与生命"研究所是藏传佛教和当代西方科学的对话平台。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争取和科学家深谈，一旦深谈，就和科学家结下终生友谊。卡尔·赛根就是其中之一。 倡导科学与宗教对话的科学家 卡尔·赛根（Carl Sagan 1934-1996）是美国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太空生物学家。他早期在科学上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金星的表面温度，不过他更为出名的是致力于对外星生命的科学探索，他在世时参与了NASA的所有外太空探索项目。他科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写过600多篇科学论文和文章，编著过20多本著作，尤其是他的科普著作，在普通读者中非常有名。他还参与撰写了电视科普系列片《宇宙》，这套得奖的电视系列片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使赛根的名字广为人知，全球六十多个国家至少有五亿人观看过《宇宙》。他还出版过科幻小说，改变为电影。赛根本人得过无数科学和艺术方面的奖项。 卡尔·赛根出生于纽约的一个贫穷犹太工人家庭，他父母是为逃避沙皇政权而从乌克兰移民美国的。犹太家庭有一个特点很像中国人，虽然贫穷却都要给孩子以尽可能好的教育。美国为这个犹太家庭提供了这个条件。但是，犹太家庭在教育上还有一个特点却是中国人所缺乏的：犹太人崇尚"为知识而知识"，穷根究底地追求知识，是为了能够更接近上帝，而不是为了他们亟需的物质利益，因为做生意赚钱其实不需要最高最深的教育，最高最深的教育常常是不利于赚钱的。 卡尔·赛根五岁那年，他妈妈就为他办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借书卡，他就开始独自前往图书馆，他对太空、宇宙、大自然的本质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好奇心，从此再也没有停止对自然的探讨，对物质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人类精神世界的本质的追问。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一向提倡怀疑精神。他认为，相比大自然的浩瀚和精深，人类对外界和自身的知识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对人类科学成就抱着谦卑和开放的态度。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热心公众利益的人，花费巨大精力和时间于科普工作，倡导科学家应该把科学知识传导给大众，他身体力行地倡导科学与宗教对话。 两个伟大头脑的缘份 达赖喇嘛一听说卡尔·赛根其人，立即表示了要结识这位科学家的愿望。1991年，达赖喇嘛访美期间走访了康奈尔大学，他向校方提出能不能见见卡尔·赛根。校方表示愿意联系安排，倒是赛根本人有点犹豫，因为他深知他的天文学和宇宙学研究所发现的知识，是会和宗教义理发生冲突的，而达赖喇嘛是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东方宗教领袖，是校方请来的贵宾，他不愿意他们的会面和交谈给达赖喇嘛带来不快。但是，作为倡导科学和宗教对话的人，他还是见了达赖喇嘛。这其实是他对达赖喇嘛的一次采访，主要是他向达赖喇嘛提出问题。 这次谈话让卡尔·赛根激动万分，结束后久久难以平静。达赖喇嘛的坦诚、谦卑和佛教智慧给赛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没有想到，东方的藏传佛教竟然是如此对待大自然和人类自身、对待科学和知识的。 第二年，印度政府为卡尔·赛根的科学成就而给他颁发了一个奖项，他带着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前往印度领奖。他提出，希望在印度见到达赖喇嘛，安排一次深谈。于是，达赖喇嘛在新德里的旅馆里，和卡尔·赛根及夫人谈了一个上午。赛根看到，达赖喇嘛的时间安排非常紧，旅馆的大堂里有很多人在等着达赖喇嘛的接见和祝福。 三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到了结束谈话的时候，两人依然谈兴甚浓，意犹未尽。达赖喇嘛说，我来试试能不能把其他日程安排往后顺延，咱们下午继续谈。赛根夫人说，这很好，可是他们有两个孩子，其中小的一个才十个月，下午说好了要陪孩子的。达赖喇嘛说，那就把孩子带来吧，我们一边陪孩子一边谈，我喜欢孩子。这样，那天下午，赛根夫妇带着九岁的女儿和十月大的儿子，和达赖喇嘛谈了一下午。 赛根十月大的儿子是一个羞怯的小男孩，依偎在妈妈怀里。当谈话最后结束而要告辞的时候，奇迹发生了，这小男孩伸出手来，扑向穿着绛红色袈裟的达赖喇嘛，要达赖喇嘛抱。他妈妈说，孩子对"陌生人"如此表现，从来也没有发生过。 这一切，只能用"缘份"来解释。达赖喇嘛和赛根为什么这么投缘？赛根说，达赖喇嘛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震撼了他。 佛教面对科学 赛根的问题是：如果我的科学发现和你的佛教义理相矛盾，你怎么办？ 达赖喇嘛的回答是，对于佛教徒来说，这不成问题，因为佛陀的教导就是，信仰应该建立在自己研究和发现的基础上。佛陀说过，即使是佛陀给你一块金子，你也要自己去检验，火烧锤打，证明是真金，你才把它当金子。你若发现那不是金子，那就不要把它当真金，即使那是佛陀给你的。所以，如果科学证明佛教的某些认识是不符合实在之本质的，那么佛教徒就应该修正原有的认识。 达赖喇嘛告诉赛根，佛教从佛陀时代开始，就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宗旨，因为佛教认为，痛苦来源于无知和愚昧，摆脱痛苦的第一步是知识和智慧。对待知识，佛教的态度是"为内心快乐而知识"。特别是古印度佛教的那烂陀学派，是崇尚理性和知识的。达赖喇嘛给赛根讲解了历代佛教大师们的事迹，西元二世纪的龙树菩萨和提婆菩萨，四世纪的世亲菩萨，八世纪的月称菩萨，等等。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和科学大师。而他们思想和精神上的继承者，就是藏传佛教，就是以"第二那烂陀"著称的西藏三大寺。 和达赖喇嘛的谈话，让赛根及夫人非常激动，他们看到，在他们面前的是人类伟大的头脑和慈悲的心灵。这样的谈话不仅让他们受益终生，也一定能有益于他人。他们决定把和达赖喇嘛的谈话记录下来。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见面深谈，多次谈话，积累了三十多小时的影像资料，直到1996年卡尔·赛根不幸去世。——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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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0 May 2015 09:56 PM PDT 中共解放军1950年秋在藏东昌都一战消灭了藏军主力后，立刻停止军事行动，作出和平姿态，释放藏军俘虏，发给路费甚至马匹，要求西藏接受"祖国统一"，同时对国际社会"侵略西藏"的指责不屑一顾。 中共当时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和平解放"，一是武力攻打。中共高层更希望是前者，那意味着"西藏自愿回归祖国大家庭"而非武力占领，既有利于对外的形象，又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能减轻战争负担，所以极力向"和平解放西藏"的方向引导。 西藏方面知道没有力量能够阻挡解放军进藏，任命被解放军当做俘虏羁押在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从昌都直接去北京进行谈判。阿沛·阿旺晋美去北京的一路，各处皆予最高规格接待，当时在中共西南局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到北京时，周恩来和朱德到火车站迎接。共产党那时的"统战"很能笼络人心。在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后，于1951年5月23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著名的《十七条协议》。 把《十七条协议》的每一条用一句话概括，如下： 一、西藏属于中国； 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 三、西藏自治； 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 五、六、恢复班禅地位； 七、维护西藏宗教； 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 九、发展西藏教育； 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 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 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 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 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 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 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 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协议的最后一条意味着不需要西藏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批准，协议便可以开始实行。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以及西藏噶厦政府是通过北京的广播得知协议内容的，他们立即致电西藏代表表示反对。而中共则充分利用协议最后一条的合法性，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对协议表示正式同意之前，就开始向西藏进军。在此期间西藏方面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一直拖了5个月，直到解放军主力部队已经兵临城下，在拉萨城外安营扎寨了，才在1951年10月24日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向北京发出了正式批准协议的电报。 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和理性地看，《十七条协议》应该还算当时西藏方面能争取的最好结果。无疑，那是西藏第一次在法律意义上明确承认中国的主权，同时也给中共提供了改造西藏社会的着手处。然而，比较一下当年清朝政府施加给西藏的《二十九条章程》，《十七条协议》至少表面上宽容，态度也友好得多。《十七条协议》有实质内容的条款中，北京对西藏地位作出保证和对北京进行约束的占一半，且通篇都在宣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而与当年制定《二十九条章程》的清朝相比，中共的强势有过之无不及，即使直接用军事手段占领西藏，打进拉萨，西藏也没有任何能力对抗。所以，从最低意义讲，《十七条协议》的签定至少延长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八年的统治，直到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22, 2015, 6:03:21 AM5/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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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江琳：讲讲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
- 杨光：“七不讲”与历史虚无主义
- 刘军宁：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官商社会主义？
- 阑夕：草榴关站风波——中国的色情恐慌症
- 鲍朴: 中国出版自由再收紧 香港困难（附英国《卫报》相关报道）
- 戈晓波：我已习惯与恐惧同睡一张床——公民作家慕容雪村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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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5 10:25 PM PDT
为什么"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简单地回答就是：中共犯下的不是"错误"，而是"国家罪行"，犯罪者当然不愿意让人天天提起他们的罪行，特别是当他们还把持国家政权的时候。 2015年4月17日，著名记者高瑜被中共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七年徒刑。 据说 她泄露的"国家机密"是所谓"九号文件"，俗称"七不讲"，即中共禁止高校教学中提及的七项议题。 "七不讲"中第五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颇有点意思。这说明中共是知道、也承认自己犯了"历史错误"的，但是他们的错误，你们不能讲。 国内外历史学家都清楚，只要研究中共党史或中国现代史，就绕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比方说，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绕不开"土改"，讲到"土改"就绕不开对原土地拥有者的屠杀；研究"大跃进"，就绕不开"大饥荒"；讲到"反右"，研究者不会不知道"夹边沟"。事实上，不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就没有真实的中国近代史。 是罪行，不是"错误" 严格说来，"党的历史错误"不仅高校不准讲，民间不准说，很多重要史实，在中共党内也是列为机密的。研究当代藏史的人都知道《平息西藏叛乱》这本资料集，这是1995年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共同编纂的。其中收录了一份文件，"中央军委通令嘉奖所有执行平叛任务的部队"。这本书注明"内部发行，不得引用"，属于保密级别较低的资料集，或许正因为此，其中收录的这份中央军委嘉奖令竟没有注明"节录"，让有机会读这本"内部发行"资料的人以为看到的是全文。所谓"内部发行"就是说，这份1961年的军委嘉奖令中，有些信息到了1995年还是不能让级别不够高的人知道的，而这本资料集里收入的其实并不是嘉奖令的全文。 几个月前，我恰好找到了几份涉藏机密历史资料，其中就有"嘉奖令"的全文。完整的"嘉奖令"在1961年颁发的时候，保密级别是团级，其中"不可告人"的信息是关于"平叛"的时间、地点和"歼灭"藏人的数据："从1956年平叛开始，到今年8月底止，在藏、甘、青、川、滇高原地区，前后累计共歼叛匪XX万余人……"这个"XX万"可圈可点：具体数字连团级干部也不能知道。 不过，另一份机密资料中给出了一个数字："叛匪投降21万，占歼敌总数的46%"。据此推算，被"歼灭"的"叛匪"达45万6千多人。这是什么概念？根据一份被列为"绝密"的人口资料，1950年代，藏人总人口约为270万，也就是说，在6年间被"歼灭"的藏人达当时藏人总人口的17%。换言之，不少于17%的藏人总人口直接卷入战场。这个数据还没包括为了"防叛"被关押，以及后来"反封建"运动中被抓的人数。真实情况如此惊人，难怪连团级干部都不可告知。 这几分不同程度的保密资料说明， 为什么"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简单地回答就是：中共犯下的不是"错误"，而是"国家罪行"，犯罪者当然不愿意让人天天提起他们的罪行，特别是当他们还把持国家政权的时候。于是，"党的历史错误"也就成了机密，是不能让民众知道，也不能让民众评说的。 那么，党既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又怎能"伟大、光荣、正确"呢？个中奥妙是：党告诉你：当时"歼灭"是正确的，只不过"扩大化"了，而党一向是"光明磊落，有错必纠"的，因此，党现在为你平反也是正确的。如此一来，党犯了一次"错误"，却"正确"了两回。照此逻辑，党当然就永远正确了。 是谁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党既不准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讲述，又不让内部级别不够高的人了解其"历史错误"，历史真相就被控制在极少数高阶官员手里，于是，党就控制了历史的解释权，把历史当作他们的玩偶任意打扮，甚至成了历史的代表。最近，中共发表的《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白皮书据说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西藏的发展与进步是历史的选择"。 这些数据并无新意，无非是目前在西藏的自治区范围内有多少（中低级）干部，中共给了西藏多少财政补贴，诸如此类。"白皮书"当然不会包括那些连他们自己的团以下干部都不准了解的数据。 中共从1956年在藏区展开的所谓"民主改革"以及"平叛"和"合作化"、"宗教改革"等运动，对藏民族和藏文化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即使按照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中共机密资料来叙述，中共在藏区的"国家罪行"所展现的残酷和悲惨可谓罄竹难书。最有说服力的资料之一是人口变化。根据被列为"绝密"的少数民族工作统计资料，1958年藏人人口为270万，到1964年统计时，短短六年间人口减少了10%左右。我根据大量中共地方性资料统计出的数据比这个数据还要高，有些地方，例如青海藏区，人口减少程度惊人。牧区的大量成年男性因"防叛"而被抓捕，大多死在监狱中。由于损失大量男性，中共新华社的机密内参向中央报告，藏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衡，有些地方性别比甚至达到一比十七的程度。在这样的数据后面，是难以想像的惨烈的人道灾难。 根据中共自己的机密资料， 从1958年至1960年，藏区4616座寺院只剩下2.5% （117座），以"满足群众的宗教需要"，其余悉数被拆毁、占用、破坏。如果不算"四省藏区"，仅以"白皮书"涵盖的"西藏自治区"为例，原有的2676座寺院中，2606座被摧毁，"保留寺院"仅占原有寺院的2.6% （70座）。这些留下来的寺院，也无法正常活动。寺院被系统性地毁灭，等于摧毁了藏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载体，对藏文化造成了灭绝性的灾难。 中共在藏区的"民主改革"、"平叛"、"合作化"、"文革"，一直到现在的"牧民定居"，对于藏人来说，无异于一种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共的公开宣传竟然还好意思说什么"历史的选择"。"历史选择"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说法，只能用来掩饰藏区曾经发生的国家罪行。其实，历史自己是不会选择的，作出选择决定的是人。藏区半个多世纪的悲惨境遇，不是藏民族自己的选择，而是中共武装占领藏区后强加给藏区和藏人的。随着更多机密和绝密文件逐渐公布于世，这种国家罪行终将大白于天下。到那一天，历史将对那些罪犯作出判决，就像历史已经对中共支持下的红色高棉作出了审判一样。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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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5 10:16 PM PDT 按照官方用法，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不过是一顶政治帽子、一根整人的棍子，是那些"吃共产党的饭"的意识形态打手拿来攻击、构陷不同历史观点者的专用工具，跟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毫无关系。 毛泽东是极端历史虚无主义者 顾名思义，历史虚无主义似乎专指那种无视既往、轻蔑古人的反历史倾向，即所谓"厚今薄古"思潮，如果是这样，那么毛泽东大概就是古今中外除尼采、希特勒之外最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了。因为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此十六字精彩评语是著名学者张奚若1957年鸣放期间讥讽毛泽东之语，《人民日报》立即给张冠以"右派野心家"之名，但睚眦必报的毛本人竟然没有发怒，且不以为忤，不仅网开一面没给张奚若评右派，反而得意洋洋，多次提及、反复引用这十六字评语。此中玄机，旁人或有不解，以为毛偶尔也会有"心胸宽广"的时候，殊不知在毛竟是以否定过去有理、轻薄历史光荣。这位"伟人"一向如此偏执，他以为凡"史无前例"者、"前无古人"者就都是好东西。毛评论张奚若说："这话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又说，"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后来毛尊秦批孔，其理由居然也是，孔夫子克己复礼，"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所以"我赞成秦始皇，反对孔夫子"，一句话，谁反古人、反文明、反历史，毛就站在谁一边。 毛一向认为，与发生于当代的"翻天覆地"的重大历史变革相比，与以他本人为代表的"今朝风流人物"相比，与未来注定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历史上的一切人和事——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一代天骄"——都是鸿毛粪土，不值一提。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近代中国历史说成一团漆黑，在毛眼里，蒋介石是"蒋匪帮"，国民政府是"反动派"，北洋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大清王朝是"卖国贼"，总而言之，除了"开天辟地"的毛本人，中国政坛没有好人，都是豺狼走狗、一群畜牲；岂止如此，就连五千年国史也都一塌糊涂，都是狗咬狗、人吃人，毛讽刺孔子学说是"粃糠"，礼义廉耻是"虚伪"，仁义道德是"狗屁"，古往今来的文化与历史于是乎只剩下假仁假义的压剥史、苦大仇深的血泪史。 胡风当年讴歌"新中国"，谓之"时间开始了"，此诗句之所以令人过目难忘，是因为它豪迈地道尽了毛泽东式对历史的无比狂妄与无比浅薄。他们是要给中国的后代洗脑：毛泽东之外没有伟人，共产党掌权才有历史，意思就是，没有毛和共，中华民族一文不值、屁也不是。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激赏的"厚今薄古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了。试问，还有什么历史观比毛泽东式的中共历史观更加虚无主义的呢？ 毛左神棍送给习左的政治棍子 然而，"历史虚无主义"的发明者们并不打算把这个标签正确地贴在毛泽东、共产党自己人身上。在他们看来，事情正好相反，毛泽东这种最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倒不是什么"历史虚无主义"，谁敢揭毛时代的严酷真相，谁敢说当年整死人、饿死人的骇人往事，谁敢据实考证上至"伟大领袖"、下至"战斗英雄"的光辉事迹，谁才是"历史虚无主义"。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让"历史虚无主义"煞是风光：毕福剑"辱毛"，据说是"历史虚无主义"；加多宝"侮辱邱少云"，据说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看起来，判别标准是这样的：谁若对毛泽东"不敬"，对共产党那些不真实、不光彩、不敢经受史实考证和逻辑辨析的历史往事寻根问底，谁就是共产党认定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正是中共御用学者——主要是中国社科院系统的毛左派学者群——生造这一伪史学概念的标准用法。他们生造此一概念，貌似学术名词，实为学术垃圾，既没有下学术性定义，也没有厘清适用范围，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一种什么"主义"，其思想起源、观点主张、具体涵义均付诸阙如，当然，他们也不指望有哪一位历史学家、哪一种史学流派对号入座自称"历史虚无主义"。按照他们的官方用法，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毛时代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邓时代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一样，不过是一顶政治帽子、一根整人的棍子，是那些"吃共产党的饭"的意识形态打手拿来攻击、构陷不同历史观点者的专用工具，跟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毫无关系。 社科院养了一帮毛左神棍，平日里以掩盖、粉饰、维护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罪错为己任，他们发明"历史虚无主义"来干预历史研究、摧毁学术自由倒也不奇怪——也许他们自认为这就是"吃共产党的饭"的本份所在，令人稍感奇怪的是，习近平作为中共诸多历史罪错的受害者习仲勋的儿子，作为文革政治迫害的亲身经历者，他偏偏挑选了毛左递过来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么一根破烂棍子。鼓噪"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最凶的毛左"学者"李慎明、朱佳木是罔顾事实、无视历史的典型，他们连反右派运动整死过人、"三年经济困难"饿死过人都不肯认帐，对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也一直耿耿于怀。此二人一个是王震的前大秘书，一个是1935年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的儿子，熟悉中共党史的人皆知，开明宽厚的习仲勋与狭隘残暴的王震一向不睦，积怨颇深，几十年里从来就不是一路人，而朱理治则是差点儿活埋了习仲勋的当年陕北肃反运动的领导人。习近平"心胸宽广"（李光耀评习语），诚然可以不计较父辈恩怨，但却不应该一举抹煞父辈用鲜血和自由换得的历史教训。即便习近平要拿意识形态棍子打人，似乎也不该挑选这种毛左烂人递过来的破烂棍子。 "七不讲"又算什么"主义"？ 因高瑜入狱而举世闻名的中共9号文件（"七不讲"）里面有这么一条"国家秘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谁讲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原先人们以为，这是有人恶搞习大大，因为人们认为习近平再蛮横无理，也还不至于如此不识好歹，如此不分青红皂白。不幸的是，这竟然是真的。 9号文件如是说：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主要表现为：否定革命，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称是"误入歧路"，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贬损革命前辈，诋毁党的领袖。近来，一些人借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一些人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或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企图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七不讲"透露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秘密"。根据《红旗文稿》，至少"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这段话是习近平原话。原来如此啊，什么"虚无"，什么"主义"，这些都是幌子，"长期执政"才是要害。为了"长期执政"，这个党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可以封锁真相、欺世盗名，可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可这又算什么"主义"呢，或许该叫它"权力实有主义"？ 2015-5-3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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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5 06:22 PM PDT
当今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见仁见智。有官方的版本，有海外的版本，有民间的版本。不过最流行的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版本，这个版本认为，中国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个版本的出处不详，但是在官方和民间却引起了普遍的回响。然而，中国真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吗？ 依我看，中国根本就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国发明者真是高明，让那么多的聪明大脑上当。然而，只要去稍作认真辨别，就会发现这是谬言。就像阿伦特把极权主义的脏水泼到资本主义的头上一样，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把全部的脏水都泼到了在中国还不曾存在的资本主义头上。其结果是把人们的仇恨引向资本主义，把真正的祸首藏在身后。 中国连资本主义都没有，哪来权贵资本主义？从徐明、刘汉、丁书苗、刘志军、蒋洁敏、薄熙来和周永康等这样的人身上，我只看到权，看到官商勾结和权力操纵的经济，根本没有看到贵，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有人说，中国现在不是有很多民间的交易和商业活动了吗？难道还不是资本主义？当然不是。中国古代就有很多民间的自由交易和商业活动，在很多方面比现在还要自由，可以自由买卖武器，可以自由生儿育女，可以自由开办银行票号，可以办学，甚至还能买卖人口、自由交易毒品，我们能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吗？当然不能。 在体制与官方的层面上，中国目前在制度上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上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的， 政治上是专政的，文化上是红色的唯物一元。况且，资本主义，与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专政的政治体制和国资委、发改委的管理体制以及国有经济占主导的经济体制，都是不能并立的。 资本主义离不开市场经济。而现在的中国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官商经济。在中国，发展经济首先不是企业家与市场的事，而更是各级党委、行政首长、发改委的事。中国只有权，没有贵，只有社会主义，没有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哪来真正的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都没有，哪来权贵资本主义？中国只有权钱交易，只有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 与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相关，当前还流行另一种说法，叫"左陷极权，右陷权贵"。"左陷极权"这个判断是对的，"右陷权贵"这个判断却不合事实。假如中国有权贵的话，那一定是"左陷极权"的结果。既然叫权贵，那与"左陷极权"当然是一家，否则，权贵从何谈起？既然与当权的一家，那必定姓左，何来"右陷"？ "权贵资本主义"暗示，当前的一切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富分化，都是搞资本主义惹的祸。然而，中国不仅没有实行资本主义，而且还在用各种方式来抵制西方的资本主义，怎么能让中国还没有的东西为现体制造成的问题来担负责任？让资本主义对中国目前的两极分化负责，就像把中国目前的腐败归因于官员未能抵制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诱惑一样，从而拒绝了从自身的体制上找原因。 有人会问，如果中国不是权贵资本主义，那么，中国实行的是什么？答曰：中国实行的是官商社会主义。其主体是以官员、官商和国有制为主体的、以权力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宪法上写的很清楚，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 有人会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哪有中国的版本这个样子的？答曰：世界上有许多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却从来没有过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即便是科学的，也不过就是资本家恩格斯资助设计的一个乌托邦。谁都没有见过，也不会有机会见过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古人认为，画鬼是最容易的，但凡是画出来的，都是走样的，因为没有人见过真鬼，即便他大喊"真见鬼"。 资本主义不是天堂，不仅不是天堂，而且还有很多问题。对资本主义，是可以怪罪的，可以批判的。但是，对资本主义在中国造成的问题进行责难，要等中国实现了资本主义之后。 有人会问，什么是资本主义？如何判断资本主义是否实现？根据人类社会中已有的样本，健全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实行基于私有财产权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以私营经济为绝对主体；在政治上实行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在文化上实行信仰自由和文化多元。有一天中国完全做到了这三条，那时，责难"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时机就完全成熟了！ ——作者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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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5 06:20 PM PDT  昨天，作为最大的中文色情站点之一的草榴社区无法访问，一则关于草榴社区遭到GFW的攻击且数据尽数丢失的传言也于社交网络蔓延。尽管流量倾灌式的攻击仅会造成带宽上的压力，而不太可能直接摧毁物理层面的数据储存，但是显然，常识在刻奇面前不堪一击。在"1024"早已成为一个流行性的网络符号的时代，人们抢着献祭的，不仅是草榴社区本身，还有终将失去它的恐慌。 事实上，在这个严厉管制色情产业、并推行强烈的道德意志的国家，草榴社区的崛起和兴盛，及其大隐隐于市的经营模式，无不堪称奇迹。 ◎色情经济的原罪 人性如同弹簧，压得越紧，弹力越大。 根据以色列一家市场调研公司Similar Web的报告显示，保守国家在对色情网站的人均访问数据要远高于开放国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家均名列前茅，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国家反而拖了后腿。 这份榜单里并无中国的踪影，不过并不是中国足够"洁身自好"，而是统计样本皆为英文语种的色情网站，由于语言隔阂和教育程度，这些网站很难获得规模化的中国用户的访问。不过，如果将英文水准普遍较高的香港单独拿出来就会发现，这个弹丸之城在色情网站的人均浏览时长上在全球排到了第6位。 周鸿祎曾分享过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他说曾有人将木马封包装进色情影片里进行传播，360在用户试图播放影片文件时弹出风险警告，但是大多数用户的选择都是关掉弹窗，"如果360再弹，就把360彻底的卸掉"。 什么是刚需？这就是。 改革开放以来，色情之于中国社会，有着解冻和非罪化的趋势，情趣用品等敏感产业也从遮掩走向坦然。但是，由于"扫黄打非"始终占据着行政意义上的制高点，"可以做爱，但是不许了解做爱"也成为了某种悖论。 以现行法律而言，购买、下载和观看色情影片并不违法，但是只要涉及制作、运输、传播和租售行为，就属于触犯法律了，且量刑尺度极大。 两个实际的案例，可以形象说明中国法律为色情所设立的边界： 2002年，延安一对夫妻因在家里看"黄碟"而被当地警察刑拘一事，曾在社会舆论上引起极大争议，最后，公安机关正式道歉，并做出了赔偿。当时就有媒体称，如果按照是否观赏色情影片作为抓人的标准，恐怕中国剩不了多少清白之身的人口了。 2013年，广州一名李姓男子在电脑摊位上以1元1部的价格售卖他个人收藏的色情影片，在刚刚获得5元"非法收益"之后就被警方抓获，最终法院以"复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情节特别严重"将其判刑5年。 因此，在尚未脱离原罪的色情领域，中国市场兼具高风险和低回报的不对等特性，以致于供需失衡，时至今日，各大门户点击最高的链接，仍是那些带有色情意味的擦边球标题及图片。 ◎草榴社区的上位 就像上文所言，在一个将色情视为洪水猛兽的国家兜售相关内容，如同于沙漠中心贩卖水源，丝毫毋需担忧客群。饭岛爱、武藤兰、苍井空分别代表了碟片、ADSL和宽带三个时代，而P2P技术的空前发达，则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色情影片消费国。 早期的中文色情网站鱼龙混杂，挂羊头卖狗肉的采集模式层出不穷，用户点击一张又一张的图片，在一个又一个垃圾站之间来回跳转，就是无法抵达想要下载的文件，已是寻常之事。此时，只要小心不让Google Adsense等广告联盟"K站"，操控流量的站长利用色情内容日赚过万美金，并不算难。 而在这样一个用户体验为负值、全赖原始荷尔蒙驱动的行业里，一旦出现超出及格线的行为，很快就会形成标杆效应。 2004年注定是值得铭记的一年，在这一年，草榴社区、情色六月天、爱城、色中色、18P2P、九九情色先后成立。迄今，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定了"行业标准"的色情网站品牌为何集中于2004年爆发诞生，而它们的迥异命运，亦令人不胜唏嘘。 换句话说，草榴社区的幸存和独大，恐怕也有着时运成分。 2006年，拥有60万余注册用户的情色六月天被太原警方捣毁，由于使用境内银行卡收款，其站长坑了整个版主团队，案件也一度被广为宣传，体现扫黄成绩。 在查处情色六月天的过程中，九九情色的"色情网站矩阵"被首度曝光，当时的资料显示，网名为"戏子"的一名华人以半投资半收购的方式，控制了高达48个中文色情站点。由于"戏子"身在美国，所以相当安全，但是用现在的话来讲，他是"不作就不会死"，躺着挣钱之余，竟然涉足儿童色情的内容，这在美国也属于犯罪范畴。2011年，中国公安部与美国警方协作，将"戏子"抓捕并引渡回国。 2011年，色中色产生内部分裂，技术负责人与网站经营者"理念不合"，前者利用技术权限将网站数据拷贝另建新站，而后者在联合其他知名色情网站，对"叛徒"进行通缉，直到现在，若是下载当年的色情影片资源，仍然能够看到被装入文件中的控诉信件。 2012年，新兴色情论坛MM公寓被定性为"特大淫秽色情网站"，超过两千名用户遭到抓捕，这种夸张的执法尺度一度遭到质疑，由于站长依然身在海外，办案人员甚至向其亲属施加压力，迫使关闭服务器。 面对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同行伙伴的纷纷倒下，草榴社区的稳如磐石，更显珍贵。草榴社区明哲保身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坚决不碰面向用户的经济账，据称业内有着"公开的秘密"，即监管部门会特别注意有着明显收费行为的色情网站，若是避开这道把柄，安全性会相对高很多。 另外，草榴社区也拒绝身在中国境内的用户担任版主等职位，防止留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创口。 ◎并不复杂的产业 尽管草榴社区几近一枝独秀的地位，但是从中国色情内容的产业链而言，草榴社区处在相当下游的位置。 位于最上游的，是色情电影的购买者。一部新问世的日本AV，在DMM上通常会以1000-4000日元不等的价格售卖，就像任何盗版电影的流出过程一样，必须要有人掏出真金白银，购买获得影片文件。 由于日本对于数字资产的保护措施十分严格，其AV生产商可以放心在DMM这样的线上渠道发行数字版的AV影片，日本国内也少有复刻行为。但是，这个规矩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值得遵守。 DMM使用微软媒体文件WMV格式的DRM版权手段防止购买者进行复制，但是，由于微软的更新漏洞，导致目前仍然有一些老旧电脑能够运行未更新DRM保护的WMV文件，完成破解。所以，中国的这批购买者通常会与色情网站合作，将购买所得的影片内销回来。 很遗憾，松散管理的草榴社区并无力竞价这些稀缺资源，诸如上文提及的色中色以及从里面分裂出来的第一会所才是最大的买单者。这些网站设有发片员的角色，主要用于完成色情影片的压制、封装（通常会植入网站的推广文件）、发布和做种流程。 接下来，是相当于义务工作者的转帖者，这些用户出于在其他网站赚取积分等动机，会迅速激活P2P所需要的各处网络节点，用互联网的术语来讲，就是"分发"，草榴社区就是一个举重若轻的分发渠道。 最尾端的，也是最为大众的消费者，尽管他们（我们）没有付出任何钱物，但是就如互联网的经典商业模式一样，一切生产及流通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用户身上。 2010年之后，许多"老资格"的发片员相继隐退，新一批发片员开始以团队组织运作，比较典型的是ID为"第六天魔王"的团队，他垄断了大量的热门片源——一般而言，如果某片源已被购买，其他发片员不会重复购买以避免浪费——进而在影片画面中加入网络赌场的水印广告，尽管引起用户的强烈抗议，却也取得了商业上的起效。有消息称，由于影片传播人群足够广泛，"第六天魔王"所代理的网络赌场分账不菲，已让发片成为一门生意。 同时，利用色情影片建立于刚性需求之上的特点，在用户与内容中间人为设置障碍、然后进行雁过拔毛式的碎片变现，也是当前色情内容产业链里的重要营生。 比如，故意将帖子里的预览图片的尺寸缩小，引导用户"点击观看大图"，进而进入充满各种弹窗广告的图片托管代理站点，用户的每一次点击都会给作者增加CPC收入； 比如，将种子上传到需要多次跳转的网盘里，并限制用户的下载间隔，无论用户是误点广告，还是在该网盘开通VIP账户，作者也都能够拿到佣金分成； 再比如，伪造某些断档的番号，故意传播错误的种子，在里面留下付费购买的信息，借此点对点的吸引对该资源有着特定需求的少数用户。 包括草榴社区在内的色情网站，对于这些产业链上游的单位急于变现的行为保持既不鼓励亦不反对的态度。毕竟，没有核心内容的持续攻击，网站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坛子。某色情论坛曾经透露，一名发片员在一年时间里赚了数十万的美金，这位老兄感激网站对他的放任，转手给站方捐赠了五万美金，以示"君以国士待我，我必国士报之"的情谊。 ◎杯弓蛇影的情绪 快播的覆灭，是对中国网络色情文化的一次重大打击。 快播在实质上并不主动提供色情内容，但是站长和用户的默契使用，使得快播被赋予了那些特殊情绪凝结而成的共性，当一个以快播播放器窗口为主体的网页被打开时，它也就象征了某种似由窃取而来的快感。 草榴社区的现实处境，或与快播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就其文化的传承性而言，它们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这次，人们之所以忧心忡忡的分享关于草榴社区可能永久关闭的伪劣传闻，委实是恐慌世间再无第二个草榴社区。我在微博上吐槽，称草榴社区的民间地位有点虚高，因为从功能性出发，只要掌握种子搜索引擎和番号索引数据库两类工具就能完全摆脱对于草榴社区等网站的内容依赖，但是很多慕名前来反驳我的"榴友"说得也理直气壮：在他们看来，草榴社区的价值在于其兼容并蓄的平等氛围，除了注册与非注册的区别，草榴社区的用户之间没有阶级，访问权限也趋于扁平化，近年以来，专注于自拍的版块"达盖尔的旗帜"和崇尚信息自由的"技术讨论区"起色极快，更是营造了乌托邦式的场景。 谁也不曾料到，仅是因为站方心猿意马不太注重管理，这个色情BBS竟然在无意中承载了人们对于粗放型田园平台的全部要求：没有莫名其妙的删帖、没有脸红脖子粗的骂架、没有逼人弃坑的戾气、也没有阿谀奉承的水军。 保暖方思淫欲，而在淫欲之上，草榴社区偶然融合了关于表达、审美和避世等诉求，进而在中文互联网里树立出了一支独立品牌，如此究竟福兮祸兮，还很难说。 但是，就像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我们感激灯塔，因为它为夜里难以出航的人，用火光照亮前路"——草榴社区的面前，注定泥泞坎坷，而在它的身后，是整整一代受到启蒙的互联网原住民。 祝福草榴，祝福我们自己。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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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朴: 中国出版自由再收紧 香港困难（附英国《卫报》相关报道） Posted: 21 May 2015 02:28 PM PDT
临近六四事件26周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举行有关中国创作自由及审查座谈会，有大陆及香港作家及电影制作人出席。将出席座谈会的香港出版人鲍朴指出，目前，中国新闻出版自由比前收紧，香港也愈渐困难，他希望业界能坚持理念。(海蓝报道) 美国笔会及自由之家，将于下周四(28日)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创作自由、言论自由及审查"座谈会，并邀请旅美电影制作人及小说家郭小橹、大陆作家慕容雪村及香港出版人鲍朴主讲。其中，鲍朴周四（21日）向本台表示，这次出席的目的为介绍目前中国的出版审查的景象。由于外界不了解中国的审查制度，所以，他为大家解答问题。他又指，目前，中国新闻出版自由比以前更紧，香港的自由程度亦减少。从出版方面，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受香港出版商姚文田出版敏感书籍在大陆被重判10年事件影响；另一因素是出版业在萎缩，当局收紧与政治气氛及要求有关。 鲍朴说： 这个毫无疑问是更紧，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空间更少，这个毫无疑问，包括香港的自由程度，比以前要减少。 近日，香港一些敏感题材或独立出版社的书籍，没法在大型书店如亲中的三联书店等出售，鲍朴指出，这是香港收紧的一个迹象，愈来愈不利于自由出版。这些书店如果清理某类政治书籍，他也直接受到影响。他对总体的前途感到忧虑，如果再没有人去坚持，便会失去一些作品。他认为，香港仍有一定的自由，如果坚持出版仍然可以出，因为香港没有机构审查书籍，他希望独立出版人或书店，能够想尽各种办法坚持下去，他本人亦会坚持出版有价值的书籍。 被问到临近六四出席座谈会讨论出版审查，鲍朴指，他从不回避纪念六四，他认为是应该的。鲍朴是赵紫阳前秘书鲍彤的儿子，现时居于香港。 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亦指，近期，香港的出版自由受到一定限制，例如晨钟书局出版人姚文田，他想出版余杰关于习近平书籍被禁止；另外，亚洲周刊前记者王健民、呙中校，因出版政论杂志扣留至今，这对作者或出版商是严重威胁。 他又指，从书籍发行来看，目前，香港书籍的发行量，八成五被中资控制，即被三联、中华及商务印书局垄断。占中事件发生后，由于政治压力，很多有关书籍没法在这三间书店上架，影响其发行量。他又察觉很多占中书籍由作者自费出版，并靠朋友推销，出版巿场并不健康。 程翔说： 现在，由于政治压力，令出版商不敢出，出完后发行商不肯发，这些政治外力已经将香港巿场的作者、出版社及发行商的有机连结斩断 出席讲者，包括郭小橹，她是旅美华裔电影工作者及小说家，最新小说名叫"I am China"，其纪録片包括"The concrete Revolution"赢得2005年国际人权电影节奖项等。而大陆作家慕容雪村，本名郝群，中国第一批网络作家之一，他的微博被中国当局注销，前粉丝逾8百万，其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售出逾百万本。 【附录】 审查渗透香港：北京如何控制禁书销售（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英国《卫报》5月18日报道，当被问到有没有赵紫阳的畅销书《国家的囚徒》时，店员突然生硬地答道："我们不打算卖这本书。抱歉。"该书爆炸性地讲述了在1989年北京亲民主抗议幕后发生了什么。"或许以后会有"，他含糊地说。 从表面上看，在香港似乎没有审查。不像内地，在这里网络是自由的，还有范围广泛的报纸、电视新闻报道示威抗议，印刷书籍也无需申请许可。 "40年来，我只知道有一本书被停止发行"，田园书屋的社长Wong Sheung Wai说，"那是一本指导自杀的中译本"。"台湾翻译的，但香港当局没有允许它在这里出版发行"，他说。 但是，来自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想要更大限度地控制香港公众及涌来这里的中国游客能读到什么。 通过自我检查、软性审查及大陆的经济控制这样一个复杂的网络，香港的书店和媒体已经在改变调子，或是较少报道被中国视为敏感的话题。 香港在缓慢但稳步地"大陆化"，这是去年雨伞运动期间让数以万计示威者走上街头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一直在改变着出版和图书发行行业的面貌，更少商店愿意销售或能够销售在中国大陆的禁书。 蓬勃发展的房地产成本也加剧了这一问题。 一位出版业内人士说，"读者人数各个地方都在下降，没人能支付得起一楼的书店，除非有雄厚财力的人支持。" 香港本地三大连锁书店共有51家店面，是由北京在香港的官方代表中联办控制的，她补充说，确保它们只需象征性地支付租金来经营。 中联办在控制着香港大多数媒体，这个状况一直令人忧虑。近日，在香港唯一一家完全不受大陆影响的中文报纸《苹果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中联办如何通过空壳公司，100%控制了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母公司联合出版集团。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中联办还控制了两份报纸，《大公报》和《文汇报》，及三本杂志。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香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去年香港的学生抗议领袖周永康说，"那就是中联办，以及他们越来越多地介入香港事务。" 印刷了许多政治敏感书籍的独立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的Renee Chiang说，"三大连锁店出于商业利益，他们也会试图销售顾客想要的书。有时，一些书即使中国当局不喜欢，也仍然（在那里）买得到，但它们被藏在柜台后面，或是堆起来，书脊对墙。" "但过去两年里，情况一直在进一步收紧。过去在中方背景的书店里会有一张书台，我们叫'禁书台'，可以在那里买到禁书。现在几乎每家店里都没有了。唯一还有的是在机场那里，但他们把它藏在后面。" 三联书店在皇后大道中一家最大的店面证明了这一点。这家三层楼的书店，直到几个月前还有一张大的禁书桌，上面挤满了在大陆的禁书。 赵紫阳的《国家的囚徒》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里面详细介绍了北京当局在1989年是如何做出对手无寸铁示威者开火的决定。该书目前在香港无法买到，尽管以前售出了15万册。 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书，亲民主活动人士许志永的《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国》也不在架上，要求订购得到的都是摇头。许志永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正在服刑四年。 然而，这种审查非常微妙。一楼放置的是关于香港的书籍，其中有很多书的标题是关于雨伞运动的，人们可以公开阅览。然而，那些被放在最显著位置的是批评占领运动的书。 "在过去两年里，情况发生着巨大变化。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中国（大陆）或是香港，之前被容忍的书变得不再被容忍了"，田园书屋的Wong Sheung Wai说。 "三联书店过去会从我们这里订购许多禁书；现在，他们可能只是要几本"，他说。 "我们现在依靠位于高层商业楼二楼的书店，那里的租金比较低，但较少人知道它们。" "这种压力是要阻止港人和内地客读到未获当局批准的书籍。当销售变得更困难时，我们开始把书寄给在大陆的个人客户。但他们都没有收到。我们试图通过一家在深圳的快递，但他们停止接收书了"，他补充道。 2012年在中国推出了一个明确针对"打击香港政治性有害读物专项行动"，甚至给旅行社施加压力，导游被威胁说，如果其旅客从香港带了"禁书"入关，他们将受到罚款。当局从未公布该禁书名单。 香港大学的Michael Davis表示，这些政治压力是相当全面的："在大学里，在学校及在媒体中，通常你不知道自己是在和谁打交道。" "不过，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当地政府没有捍卫我们的自主权。相反，他们在向香港讲授如何做来讨好中央。" 原文Creeping censorship in Hong Kong：how China controls sale of sensitive boo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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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May 2015 01:43 PM PDT
批林批孔那年出生于孔孟之乡山东省的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原名郝群，十四岁迁居于吉林省，十八岁时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大学毕业后去到四川省成都市。这种出生与成长的多重生活空间背景，显然为他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积累。"二十八岁那年偶然手痒，写了《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此书畅销逾百万册，被翻译为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越南等多种文字，多次改编成电视剧、话剧、电影。二○○九年的最后一天，已经以慕容雪村闻名于互联网的他深入江西上饶一传销团伙二十三天，然后以亲身经历写出了一部解析传销骗局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因而在二○一○年十二月获得人民文学杂志的"特别行动奖"。从此，慕容雪村便广泛涉足于公共话语领域，并成为中国最大胆敢言的著名公知之一。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May 25, 2015, 6:02:54 AM5/25/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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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y 2015 09:21 AM PDT
本星期，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执政以来的第二十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他的统战工作思路。在讲话中，除了重复过去对知识分子、私营工商业者、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等的传统统战工作之外，习近平还提出了统战工作的新对象，他们是："海归知识分子"、"企业家中的富二代"和"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 被执政党列为"统战新对象"，一个明显的意义是：这三种人恐怕不会成为执政党完全信赖的"自己人"。共产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筛选、提拔这些统战对象中的代表人物，甚至让他们到各级政府、人大和政协去担任高官，但是绝对不会授予他们实际权力。因为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真正的决策机构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地方各级党委的常委会。 中共将"海归知识分子"、"企业家中的富二代"和"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列为统战工作的新重点，也说明他们非常担心一个现实，那就是他们没有实现对教育科技、工商金融、互联网媒体的完全控制。这三个领域里所需要的人才，是党的机关所无法培养的。那些从小就被共产党看中培养的"苗子"，只会成为权欲熏心的政客，无法在这三个需要真才实学的领域里取得成就。 一日无法实现对这三个领域的完全控制，中国的执政党就一日不会安宁。共产党的政权是靠枪杆子来维系的，随著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下一代的政治觉醒，维系一党专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执政党需要帮手来实现对社会经济基础、新媒体舆论和年轻一代的控制。这正是习近平提出通过统战"新三种人" 的初衷。 没有实际权力，但是，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这是不少没有灵魂的所谓"民主人士"们求之不得的美差。他们甘于在各级人大、政协会上举举手，在各种官方媒体上露露脸，愿意成为共产党欺骗世界舆论，掩盖一党专制真相的遮羞布。由此看来，共产党有统战的需求，"新三种人"有卖身投靠的供给，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游戏，还是可以继续玩下去的。 但是，那些被统战的人，但凡尚存一丝的人格和良心，结局都会十分悲惨。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它的统战对象基本上是以合法手段与国民党专制政府进行抗争的左翼非党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后方牵制国民政府，取得了许多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所无法赢得的效果，成为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同盟者。 中共在执政之初对他们还有些客气，也给他们分配了一些有职无权的官位。但是，一旦这些所谓的"统战对象"坚持初衷，开始对执政党进行批评和监督的时候，执政党便立即翻脸，对他们展开了残酷的清洗。事实上，对当今的中国执政党而言，不是完全由它选拔控制的跟从者，便是它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治敌人，不存真正地属于中间地带的统战对象。 现在，共产党的统战无非三个目的，一是收买自己无法培养的人才，为它的专制提供技术支撑；二是欺骗世界舆论，向外宣示中国并非共产党一党执政，以此减少来自世界各地的道德压力；三是麻痹台湾，通过所谓多党合作的假象来引诱台湾的统战对象。但是，说到底，所谓的统战，除了能够收买少数出卖灵魂的人物之外，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闹剧罢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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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y 2015 09:00 AM PDT
今年的红场阅兵式气氛诡异，凝重多于欢乐，压抑盖过喜悦。习近平倾情捧场是一种政治表态，欧美集体缺席也是一种政治表态，都与纪念二战无关。习近平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俄关系走到了这一步，是一种病态发展，诚非世界之福，亦非两国之福。 "不是同盟，胜似同盟" 习近平上台两年多来，已访俄四次，与普京会面11次，正如两国媒体所言，这两个数字体现了"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也体现了习普二人交往超乎寻常的亲密程度。据说，普京对两国关系的评价是"不是同盟，胜似同盟"，此话颇耐咀嚼。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普京众叛亲离、形只影单，在国际舞台上已沦为孤家寡人，此次莫斯科举办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盛大阅兵式，西方各国首脑均拒绝出席，而习近平雪中送炭，携解放军仪仗队、庞大代表团、四十多份经贸与军工协议、巨额采购订单访问俄国，与普京并肩阅兵，大秀亲密，不仅给足了普京面子，也彰显了两国实质性准同盟国关系。于俄国而言，习近平此访可谓"既好看，又好吃"（此为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拜见斯大林时对中苏新同盟条约的期待）。 二次大战死伤惨重、教训深刻，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弥足珍贵，值得隆重纪念。这一点，不仅中俄两国，当年战胜、战败各国均不持异议。且看十年之前的卫国战争六十周年，同样的纪念日，同样的阅兵式，同一位俄国主人——那时普京第一回当俄国总统，莫斯科红场风云际会，东西方政要云集，阅兵派对上既有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法国总统希拉克等前同盟国领袖，也有德国总理施罗德、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等前轴心国领袖，除了英国首相布莱尔因为"太忙"、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因领土纠葛而缺席之外，世界各大国领袖，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各国的领袖，二战主要的参战国首脑，几乎悉数到场。那次红场阅兵堪称二战参战各国的全家福、合家欢，好一副团结景观，好一派"和谐"气象！ 好景不常在，十年之后，一切皆变。十年前坐在弗拉基米尔·普京身边与其交头接耳的外国贵宾是乔治·W.布什，今年换成了习近平夫妇——而习的前任胡锦涛当年还排不上这个显眼的观礼位置。今年的红场阅兵式气氛诡异，凝重多于欢乐，压抑盖过喜悦。习近平倾情捧场是一种政治表态，欧美集体缺席也是一种政治表态，都与纪念二战无关。十年变化表明，和平与团结的国际共识越来越淡薄，分裂与对垒的"新冷战"意味越来越浓烈，两大阵营已隐然浮现。相形之下，不仅二战当年的敌友关系恍如隔世，中苏对峙和东西方冷战的战后秩序亦已碎裂。 习普主导中俄关系所处危险态势 阅兵式过后，中国海军舰艇将由黑海转赴地中海与俄国海军举行联合军演，此举迹近在乌克兰问题上选边挺俄，可以看作是中国对俄国海军去年在东海与中国联合军演，隐晦对抗日美同盟之投桃报李。四个月后，今年九月普京还将回访中国，与习近平并肩检阅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俄国十年一度的二战胜利大阅兵其来有自，从斯大林时代即已形成传统，而中国一向并无抗战胜利大阅兵的惯例。习近平此番阅兵，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与二战纪念无关，只是因应钓鱼岛事件引发中日关系变坏之举，亦不无应对东海南海危机，对抗日美同盟，陶铸中俄准同盟关系之意。届时，美国、日本首脑势必缺席中国阅兵，其他主要大国是否赴京捧场，亦难以预料，唯一可以提前确定的是，习近平和普京这两个难兄难弟还将惺惺相惜，公开大秀亲密。就这样，中俄两国两场二战胜利庆典演变成了表态、站队，别亲疏、划阵线，公开确认中俄准同盟关系的多边舞台，这恐怕是国际社会原本想象不到的事情。 这边厢你替我撑腰，那边厢我给你垫背，这就是习普二人主导下中俄关系所处的危险态势。这两个国家虽有沉重历史恩怨，且目前关系结构中一无共同价值，二少共同利益，只是为了对付共同的强敌而相互容忍、相互利用、苟且联合。中俄关系走到了这一步，是一种病态发展，诚非世界之福，亦非两国之福。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是向欧美示好、对西方开放——只是开放得还不够全面彻底，中国经济体量之成为世界老二端赖于此，如今习近平自以为他手上有了敌视西方、对垒美日的经济与地缘资本，反邓之道而行之，实足令人不安。 中俄联盟从来没有好下场 自《尼布楚条约》以来三百多年间，中俄从来就不是好邻居、好伙伴。一部中俄关系史，就是一部俄国侵略、掠夺、欺诈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两国互不信任、互相背信弃义的历史。可笑的是，作为近代史上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俄国同时也是与中国结盟次数最多、结盟时间最长的国家，更是唯一曾与大清、民国、共产党中国相继结盟的国家。1860年俄国以盟友面目替清政府向英法联军"调停"，随即以"说合"之功胁迫中国割让1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896年俄国凭借甲午战后干涉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之功向中国请赏，蛊惑李鸿章签订同盟密约，赋予俄国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李鸿章原以为中俄盟约"可保中国20年太平"，不料四年后八国联军之役，俄皇尼古拉二世亲任侵华军总司令，两个月占领东北全境。若非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只怕东北早已不是中国领土——日占领土尚有收回之望，俄占领土何曾回归一吋？至于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发布加拉罕宣言骗取外交承认，苏联与民国结盟之背信弃义，与毛共结盟之反目成仇，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以二战为例，苏联先是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出卖中国利益，待到日本败局已定，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即为中共鸟枪换炮，怂恿中国内乱，终于颠覆了契约盟友中华民国。史实如此残酷，中俄联盟从来没有好下场。奕訢、李鸿章、蒋介石、毛泽东都曾经在中俄同盟上栽了跟头，欲以夷制夷，终为夷所制，其共同的教训，习近平不该好好吸取吗？ 2015-5-10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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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4 May 2015 08:58 AM PDT  今天我要讲的是俄国举行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70周年庆典当然是庆祝德国纳粹投降，那是1945年的5月9号。今年刚好是70周年，习近平亲自到莫斯科庆祝。而且习近平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大，他也要借此机会推动他领导的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有重要贡献。所以他也是以卫国战争胜利给自己宣扬，所以在三月间他派他的亲信到俄国跟普京商量怎么样来庆祝。中共这次参加也是盛大得很，而且又派了中国军队也参加他们的游行，唱俄国的歌。 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所以美国的各大报纸都有很详细的报道，其中有些报纸的评论是值得注意的。我综合这些报纸的说法，包括纽约时报在内，我就想做一个简单的评论， 我的看法是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中俄到底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共产党中国现在跟美国是几乎完全对立了，对整个西方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西方当做外面的敌人，那是毫无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要拉拢苏联，等于回到过去毛泽东时代，中共跟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关系一样。实际上当然不可能到那个程度，但是无论如何好像中俄联手对付美国的姿态是摆在那里的，当然现在中俄关系又不一样了。 目前我要强调的就是世界各国的新闻报纸评论都指出习近平最近几年来特别要推动中国的国际声望，国际形象，而且事实上它认为除了美国之外它已经是最强的国家了，它已经比俄国还要强，不过为了联合对付西方它还是愿意跟普京有很深的交情。在过去和普京对谈的时候他还说他个人觉得他的个性跟普京是一样的，这样来拉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次他的参加引起了瞩目。 引起瞩目的结果就是习近平借此机会强调他代表的中国也是抗日八年胜利，这是他引以为豪的，在国际上占声望的一种成就。可是评论家就指出许多人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觉得习近平代表中国是不完整的。为什么不完整呢？因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而是借此机会发展它自己的武力，结果是最后可以把国民党推翻。而抗战从1937年开始，甚至于更早一点1931年日本九一八侵略中国满洲。虽然当时国民党没有打起来，可是已经在准备抗战，一直拖到1937年国民党认为非打不可了，就站出来抗日，这一抗日就放弃了对共产党的围剿。所以共产党就松了一口气，它可以自由发展起来了；另外一方面国民党把它训练的军队拿来对付日本人。 总而言之，这个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现在看到西方报纸评论就引用了英国的历史学专家米特。米特写了一篇中日战争专论，在这个专论中他就特别指出，从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主要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打的。尽管国民党打的一路失败，可是它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把日本拖住，使得日本始终没有能够胜利。到后来美国也参战了，珍珠港事件以后1941年12月8号以后，美国也参战了，美国也帮助中国共同抗日。可是在这中间共产党所发展的只是它的游击队偶尔跟日本人有些小接触，但是没有起任何正式的作用，也没有在任何的第一线跟日本人对抗过。所以习近平拿抗日来做本钱在国际上抛头露面，这些西方评论家认为是非常牵强的或者说是勉强得不得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俄国跟中国是不是这样像表面上的那么亲密，那么好也是个问题。包括中国的专家也说中国跟俄国跟普京之间还是有很多问题。首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利益关系的一种暂时的结合，一种战略伙伴，而不是盟友，还谈不上盟友两个字。 中共最近为了经济的发展要搞丝路经济，跟东亚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从前都是苏联的附庸，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是今天都跟中共搭上关系了。中共在那里修铁路，修公路，建造各种各样的东西，使得中国经济势力已经侵入到中亚许多国家。俄国人对这个也是非常看不惯，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双方虽然有许多贸易协定，可以实质上没有很好的关系。所以这个庆典表面上起来很热闹，到底怎么样还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一点看习近平的莫斯科庆祝行动恐怕是失败多余成功。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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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6, 2015, 6:05:24 AM5/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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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朝鲜使者眼中的中华——读葛兆光著《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Posted: 26 May 2015 12:40 AM PDT ——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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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7, 2015, 6:56:07 AM5/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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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May 2015 12:16 AM PDT  新一轮资产泡沫来势凶猛，已成为眼下所有中国人生活中最热门的话题。这一轮泡沫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对那些一直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自不待言，即便是对那些一直看好中国经济的人来说，这一轮资产价格泡沫的到来之快、之猛，也是大出意外。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已高度失衡，其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人们因此而相信，信誓旦旦的决策者绝不可能明知故犯，选择刺激资产价格泡沫的方式来解救经济下滑。这不是自杀吗？ 不过，对不少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在这一轮股市大涨中发了横财的人来说，身处泡沫经济中的感觉，与瘾君子们戒毒后第一次吸食毒品的感觉是一样的：一方面知道自己向著可怕的后果又近了一步，另一方面，又空前自觉地享受这短暂的快感。股市大涨，让不少新股民第一次尝到了赌场初次得手的快意，也让靠房市谋生的许多人再度兴奋起来，因为股市上的赢家已经开始把利润投入房市。 微信中流行著对这一轮泡沫成因的各种解读，其中不乏阴谋论的版本。我读到了署名"妞掰"的文章，就是一篇代表作。文章认为，政府发动这一轮大牛市，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化解地方债务危机，二是从股市上捞一把来补社保基金的大窟窿，三是解救银行坏账，四是让上届当权者及与他们关联的权贵，从股市上再捞一把，体面退出权力场...。 这种阴谋论虽然很有市场，但并不符合常识。因为如果当权者有如此的本领操纵市场，他们也就有能力做更好的选择。常识告诉我们，人为制造泡沫来达到上述目标，风险极大。由此提出的问题就是，当权者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风险极大的决策？我的回答是，第一，当局没有能力改革，认为别无选择；第二，当局也没有料到泡沫来的会如此之快。 所谓别无选择，就是说习近平的底线思维，不允许经济增长下滑继续下去，否则，将危及他的权力稳定。情急之下，顾不了许多，只好冒险赌一把。我相信，他们对于泡沫来的这么快、这么猛，心里并不轻松。 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这一轮资产泡沫将如何终结，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后果？这一轮资产价格泡沫来势凶猛，已经引起广泛警觉。因此，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高层在各种政治压力下，主动捅破泡沫。但这样做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也非常大，搞不好，会导致内外危机全面爆发，索罗斯甚至认为有引发世界大战之虞。 因此，当权者完全有可能把这一次资产泡沫过程维持一段时间，也就是用人造牛市来换取时间，寻找改革出路。这个逻辑与王岐山"用治标的办法来换取时间"的思路更为一致。那么，中国的资产泡沫是否能维持一段时间呢？这个问题将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的这一轮资产泡沫，是否会影响到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而这一点既取决于美国愿不愿与中国当局合作，也取决于中国愿不愿与美国合作。 从中美两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加剧来看，中国很可能押注美国不敢不支持人民币汇率，更不敢与中国开战。这是中国当局敢于让这一轮资产泡沫持续下去的一个深层原因。中国当局这样押注有可能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也会带来极大风险。 短期和中期的风险，就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预测这些短期乃至中期风险何时爆发、如何爆发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当局刺激资产泡沫的豪赌给未来带来的长期风险，则是可以预见的。 最大的风险之源，来自于这一轮资产泡沫将极大地加速中国人口向北上广的集聚、向省会城市的集聚，从而形成极不均衡的人口空间分布。加速人口集聚的基本原因不仅是经济的，更有心理的。因为中国的基层和农村治理正在加速恶化，因为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和恐惧在日益加深，这一切都推动许多人卖掉小地方的房产，以不可思议的价格购买中心城市的房产。这也是这一轮房市泡沫不同于以往的深层原因。 由这一发展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难题，将不仅令中共的治理危机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对全球经济和秩序的稳定，也将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不难预料的是，中国向海外的移民，也将掀起新的高潮。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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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写在六四26周年前夕（附“六四“26周年：海外留学生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 Posted: 27 May 2015 12:15 AM PDT
5月10日母亲节那天，我在常熟参加了市中原初一（4）班的同学聚会。那可是一个真诚动情、热辣欢畅、别开生面的聚会，我这个高他们五届的校友，忍不住当场点赞，由衷称道。聚会将近尾声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位已在别处吃过晚饭的校友闻讯赶来，意外地见到我也在场后，带着几分醉意，为没能出席4月18日我母亲的百岁寿宴，向我道歉竟达10次之多！我身边见证这一幕的同学说：这说明两点。一是他酒后吐真言，二是他真的很内疚。 这两条，确实都说到了点子上。 5月13日，我回到北京，通过电邮和项小吉、陈小雅共同回顾26年前的1989年5月14日晚，在中共统战部与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刘延东等进行对话的史实。距今26年前的北京街头，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八九民主运动和举世震惊的六四屠城事件。而26年来，当局对这两件事，又一直在做些什么呢？八个字：掩盖真相，抹去记忆，以至于六四成了"一个提都不能提的日子"（见《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2015年5月22日刊于《纵览中国》）。那么，当局为什么要毫不懒政怠政地掩盖真相、抹去记忆呢？ 我的看法是，干了六四屠城的大脏活，实在心虚理亏的很，但又真的不想、不愿或不敢承认罪错以谢天下。 我自信地认为，我的回答说到了点子上。 我在常熟的时候，有些老同学不无庆幸地对我说，习近平有个内部讲话，他打完老虎后，就要为六四翻案了。我淡淡地回应说：那是没谱没影的事；姑且不说当局一直不给我办养老手续和不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单说26年来一直剥夺我的出入境权利这一条，就可看出这一点。我告诉他们，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的2014年5月27日，我终于拿到了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往来台湾通行证，但是，我于一个月后的6月30日，手持赴香港九龙的火车票在北京西站过海关时，竟被拦了下来！说是"不能让你去。"墨迹未干、光鲜亮丽的通行证，说不管用就不管用了，哪里有一丝一毫就六四屠城要认罪、谢罪、悔罪的影子？接着，我又举了熊焱母亲病危，他要回国探母而当局不给签证的最新事例，说明当局连这样的口子都不开，又怎么能奢谈它"快解决六四问题"了？ 不让出境，是政治迫害；不让入境，也是政治迫害。不过，对比两种不同的迫害，备受煎熬和远为痛楚的，应是熊焱身受的那种悖逆人伦的迫害，它使母子生分，子欲孝而身不能至！ 我不能出国，确实憾事多多，但因此而能尽些孝道，则给我带来莫大宽慰。今年春天，我与弟妹、侄子女和朋友通力合作，于4月18日隆重热烈地为母亲举办了百岁寿宴，这一盛举在家乡被传为佳话。寿宴的视频和照片，我会设法放到网上与大家分享，在这篇短文中，我先将自己在寿宴上的致辞照录如下—— 各位嘉宾： 今天，你们来到虞山脚下的常熟森林大酒店，喜庆地出席我母亲百岁大寿的生日庆典，我谨代表全体家人，真诚地欢迎你们，热烈地欢迎你们！ 帷幕已然拉开的这场百岁寿宴，五代同堂，高朋满座。我愿意相信，它不可多得，将令人难忘。 各位嘉宾，80多年前，我的父母亲随同祖父，走出福建永定的客家土楼，北漂而来，在常熟这块土地上，养育了我们五男一女兄妹六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她言传身教，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勤劳的人，一个认真的人。在座的我的小学老师和小学同学，我和林生插队时结识的农民兄弟姐妹，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见证人。 1978年春天，我有幸作为一名七七级大学生，去北京读书。我离开常熟、离开母亲，已经整整37年。在这37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尽孝的日子，很少很少。能够让母亲感到欣慰的，是我做到了她对我的殷殷期盼。我化了18年心血，得到了有可能是十分重大的物理学研究成果。还有，我的确点燃了自己良知的烛光，坚持一生说真话。虽然，我是吃了一点苦，但是，与母亲所经受的苦难相比，那真算不了什么。 此时此刻，我站在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身旁，我想说：她的坚强、达观和担当，超乎你的想象，也超乎我的想象。 母亲一生中，经受了中年丧偶和中年丧子这两大撕心裂肺般的惨痛。52年前，我的父亲突然病故，47岁母亲的双肩，压上了极为沉重的担子。她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外婆和我们五个孩子，而她的工资，只有每个月30来块钱。可以说，当时我们家，陷入了几乎无解的悲苦困境之中。在那样的危难时刻，我的哥哥、嫂嫂站了出来，他们已有三个孩子，但每月按时寄来30元，雪中送炭地帮助母亲把我们抚养长大。那几年，母亲又要上班，又要承担一家七口全部的家务，她的不容易，真是到了极限！但她，挺过来了。 谁能想到，41年前她58岁时，竟又失去了我的哥哥、她心爱的大儿子！任何人都清楚，这对她是何等巨大而悲催的打击！但她，挺过来了。 10年前，她89岁时身患肠癌。她与病魔作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搏斗，她，又挺过来了。 历尽风霜雪雨的母亲，奇迹般地成了长命百岁的寿星，这是她的福分，也是我们儿女辈、孙辈、重孙辈和玄孙辈的福分。今天，聚集在她身边的，是来自福建永定的她的侄子侄媳，是来自四川和重庆的她的孙子孙女、重孙女和重外孙女。还有，就是她的第一个玄外孙，大名李元康；再过4个月，这位可爱的小宝宝，就满一周岁了。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我有一个甜蜜的梦想——我在想，在座嘉宾中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年轻的朋友，如果31年后的今天，同样在这家森林大酒店，能为我举办一场盛大的百岁生日Party，那该有多美啊！ 现在，我恭请全体嘉宾起立，共同为我母亲的百岁大寿，干杯！ 谢谢大家！ 还是5月10日母亲节那天，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原初一（4）班同学动容地对我说：你母亲真的不容易、不简单，特别是你经受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她都挺过来了！我说，读书不多的母亲，懂得一个至明的道理：全副武装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干的事。 2015年5月26日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5月26日播出） 【附录】 "六四"26周年：海外留学生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 我们是一群在国外深造的八零后、九零后。二十六年前的六月四日，一群在当时和我们现在一样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怀着对国家的一片赤诚，在北京街头倒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这段历史一直以来被精心编辑和屏蔽，以至于许多同龄人知之甚少。我们身在墙外，能够不受限制的接触当年的照片、视频和新闻，并倾听幸存者的故事，更能感受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场惨案在国内外的余波。所知越多、我们越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把真相讲出来，揭开围绕六四屠杀一直延续到今的罪恶，我们写了这封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 1989年6月3日夜9点半，枪声撕裂了本已紧张的北京街头。在这一天，戒严部队对在北京静坐示威了近两个月的学生和市民动武。这场学生发起的示威，参加者涵盖社会各阶层，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三十万，而静坐的核心区是天安门。当时，民众被八十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鼓舞，对中共和这个以"人民"命名的政府怀有信任和期待，在经济危机和腐败严重的时候希望和领导人对话、让国家更好。但是这些和平的示威者做梦也想不到，一场屠杀正等待着他们。 根据邓小平、李鹏等人的命令，解放军在这一天强行开赴被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他们开着坦克驾着机枪，一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口号一边对平民开火。在军队途径的木樨地等处，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民众喊着"法西斯"、"杀人犯"倒在血泊中。遇难者中有大腿中弹的23岁北大数学系学生严文，他当时带着摄像机希望记录历史的一幕；有17岁的中学生蒋捷连，他决心去天安门和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坚守；有19岁的王楠，他被子弹洞穿的头盔曾在香港展出；有21岁的吴向东，他在遗书中说"为了民主、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4日凌晨，根据学生追述，清场军队虽然同意学生从天安门撤离，但又用棍棒追打聚集在那里的学生，在六部口开着坦克追逐、碾压刚从那里撤走的学生，在坦克履带下失去双腿的有北京体育大学的方政。更有抗议者被包围、集体处决的未证实报告。在六四前后，成都等地也发生了对民众的屠杀。 6月中下旬，官方出现三个版本的"平暴报告"，一方面指责平民是暴民，并精确统计了军方伤亡人数和交通工具的损失，另一方面对平民伤亡人数语焉不详而且互相矛盾。然而，拥有热兵器的军队为什么竟然无法自卫、既然无法自卫又是怎样突破十万平民的阻止？是什么促使一国的民众聚集在首都街头阻止军队的行进？既然声称平民伤亡不多为什么多次更改数字而且不敢公布准确数字？既然声称是民众首先攻击军人，为什么在军队开枪三个多小时、木樨地几乎被血洗之后，才传出第一例军人死亡? 警察对在场的学生领袖周锋锁承认，在这场近两个月的"动乱"和"暴乱"中，"北京的治安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好过"；根据在广场上留守到最后的侯德健回忆，学生在军队强行清场的最后关头，还坚持非暴力原则，扔掉手里所有可能成为武器的东西。关于军队所实施的暴行，有血流满地尸体成堆的现场照片、有疯狂扫射平民的视频、有医院的认尸通告和统计数字，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吴晓镛震惊世界的报道，更有天安门母亲们二十六年来持之以恒的追问——如果真是像官方所说这些统统是谎言，那么是什么力量能让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牺牲二十六年来自己的全部正常生活? 在去年的国会山，执笔人和屠杀的幸存者站在了一起。主持人宣读了一部分被收集的遇难者名单，人们向他们献上一束鲜花。北京一地民众的死亡数字，从数百人到上万人有不同的说法，然而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人们见证了许多触目心惊的罪恶，有更多的罪恶或许在角落里静悄悄的发生；当年的证人有的年迈、有的离世、有的深受刺激尽管身在海外仍然不敢开口。而中共当局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但不敢公布确切的伤亡数字，反而从一开始义正词严的"平定反革命暴乱"到轻描淡写的"政治风波"，有计划地把它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六四"成为一个每年一度的敏感期、一个提都不能提的日子。这更加反证了当年对平民的杀戮之惨恐怕在有内战、反右、文革杀人历史的中共自己看来也难以解说。 执笔人的一位同学认为二十六年前的故事太遥远，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好他的生活很幸福。两年前我在长安街头不见一丝血迹一处弹痕，但见高楼广厦车水马龙，我们生活在繁荣中，但这是怎样一种繁荣——大小官吏贪腐数字挑战想象力，当年学生极力反对的官倒成为控制国家经济的权贵资本巨头，习近平政权高举反腐的旗帜，普通人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却成为寻衅滋事犯，而手上沾满学生鲜血已经家财万贯的邓小平、李鹏，他们的家族已经家财万贯。一些在在位和倒台的高官，我们惊奇的发现其家人竟然多半已经移民别国——我们被一群外国人统治着，中国只是他们生鸡蛋的母鸡。当年的学生希望新闻自由，今天中国所有的媒体依然能被真理部控制，记者和律师纷纷被以子虚乌有的罪名被关押，高瑜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执政党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最新指导方针。有同学可能认为他们是名人，我们只是不问政治的普通人。但是普通人就安全吗？想想夏俊峰、徐纯合、唐慧的女儿。在不自由的体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朝鲜士兵越境杀人如入无人之地、缅甸战机头越境投弹五次三番，这个政府能做的只有严正抗议——三十年来这支军队唯一的胜仗，竟然是在1989年6月4日血洗北京街头！这是脆弱和扭曲的繁荣，从堪与军费比肩的维稳费用到越来越高的网络防火墙，都说明真相随时可能大白、繁荣随时可能崩盘。 国内有一种声音说：虽然有六四，但是中共吸取了教训，我们不必再追究。然而镇压依然在继续：六四的真相至今被掩盖、牺牲者至今被侮辱、幸存者经历长期监禁、天安门母亲们祭奠被害的孩子们几乎年年被国保阻拦和软禁，去年六四纪念日北京的一群学者在家议论了几句就纷纷入狱、北二外女生赵华旭提议用现代技术发布六四真相因此突然失踪。在另一方面，屠杀的最高决策者作为总设计师被歌颂、指挥开枪的高官和军人没有被审判；这个政权不要说谢罪，甚至连文革后那样一句平反的话都不肯讲——他们知道一旦公开承认自己当年的罪恶，自己很可能被人民的怒火吞没；他们傲慢的自称掌握了"宇宙真理"，同时高筑网络围墙，并且躲在暗室里悄悄删除网上新闻和评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这是一个屠夫的政权，六四的枪声已经消解了他们全部的合法性，他们在六四之后的政绩已经不重要。我们不指望中共平反——刽子手不配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须受到审判。在正义得到声张之前，在迫害持续的情况下，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宽恕是逝者的不义。 执笔人和联署人深知这封信对自己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希望国内的同学们能知悉这段历史，并由此出发重新了解自从1921年以来的那些被刻意掩埋和篡改的血腥和残暴，从井冈山到六四丧生的几千万无辜者今人铭记，祖国承受的一波又一波苦难值得今人反思。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你们一定想什么、更没有权利要求你们一定做什么，但我们心中的确怀有那么一个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在还原历史和实现公正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世界，这是我们，一群海外学子的中国梦。 执笔人：古懿 (University of Georgia，slm...@uga.edu) 联署人: 封云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陈闯创 (Columbia University) 郑丹（Adelphi University ） 陈炳旭（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金萌 (Northwest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卢炎 (University at Albany, SUNY) 王宵悦 (University at Albany, SUNY) 王剑鹰 (University of Missouri) Meng Li (St. John's University) 吴乐宝 (Melbourne, Australia)联署签名和评论地址如下（请帮助转载）：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XmqrVd-rmeahW9j8lrBMwupdfIaS3KE2bbKfW5r2sY/view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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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8, 2015, 6:35:03 AM5/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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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7 May 2015 07:56 PM PDT 马连顺律师转述：（5月27日）今天会见于世文先生，他写的一封信，因狱警不让律师接收，所以当场口述如下。 于世文狱中六点声明 一个月前，在狱中接到管城区法院送来的检察机关指控我一年前组织、策划、公祭六四英烈，缅怀耀邦紫阳，涉嫌寻衅滋事犯罪的刑事起诉书，这也就意味着"郑州十君子"案件，到了公开审理阶段，作为唯一被告人，我可以公开发声名了。 一、 感谢国内外关心"郑州十君子"的所有人士。2014年5月26日，郑州公安机关"奉上级指令"非法束缚包括我在内的十位参与公祭六四活动的公民，并在这之后的一百多天里，剥夺我们聘请律师的合法权利，他们成立几百人的专案组，征用旅馆、统一吃住，审讯外调取证，节假日不休息，昼夜连轴转，准备破获一个所谓的"大案彻底摧毁中原地区异议人士圈子，成千上万的国内外网友，迅速自发组织起来，网上持续关注事态发展，大量维权勇士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来到关押我们的看守所门前现场声援，发表文章，发表声明公开支持我们，并组织律师团队为我们义务辩护，是对六四的共同情感，对民主自由的真诚渴望，让大家走到一起来，没有大家的守望相助，今天被起诉的将绝不止我一个人。大家的努力和付出，共同催生的"郑州十君子"事件，使中国的民主化抗争又一次得到巨大告慰，感谢大家！ 二、 我欠六四的太多太多。我很欣慰终于为六四贡献了绵薄之力，我情愿为六四坐牢，况且轮也轮到我了。作为六四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我欠六四的太多太多，六四给与我的太多太多，没有六四，我的青春得不到张扬，情感得不到升华，事业理想不能明确，人生目标不能坚定。六四过去的26年来，一批批仁人志士为践行六四理想，为中国民主自由义无反顾的先后走进牢门，就像接力赛一样，现在轮也轮到我了，我很内疚惭愧，由于懦弱和自私，我来的太晚了。 三、 我将在法庭上一言不发，保持沉默。用无声和不合作表达对非法审判表达最强烈的抗议！对于玩弄法律的所谓庭审和判官我将用不理睬的沉默表达对他们的蔑视和审判资格的质疑。在我心中六四是圣洁的，我愿用生命捍卫六四的尊贵和尊严，我很清楚这种庭审无非走走过场，因我的案件是大陆许多年来直接涉及六四的案件，法庭上不可避免的要谈到问到许多关于六四的问题，而主审法官他掌握的法槌完成上级交待的制止正面宣传六四的任务，与其这样还不如保持沉默，不配合演戏，不给当局任何企图亵渎六四的行为以可乘之机。 四、 沉默并不表示放弃自我辩护的权利。我将写好自辩词，并在庭审前公之于众，当法律被扭曲，成为专制强权的奴仆和工具时，唯有诉逐于公理、正义、人心、历史和时间。 五、 我们要共同警惕有关部门的下三滥手法，司法机关唯一指控我的是"编造虚假信息……向媒体提供的42个签名……被签名现已落实人员中，部分人员签名系于世文未事先争得本人同意，或者未授权即予以打印并对外公布。"而事实是，这42个打印签名除我和我妻子外，其他人均是我们夫妇的朋友，他们都是六四的亲历者和同情者，他们有的人到了公祭现场，有的人因种种原因来不及赶到现场，但对我发起的公祭活动完全支持认同，当局的险恶用心在于一举二得：构陷我入罪、分化瓦解六四阵营，使我们朋友间祸起萧墙，我们要共同警惕这种下三滥伎俩！ 六、我保留对本案署名检察官（公诉人代理人）追诉的权利，尽管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案不是几个基层检察官所能掌控的，尽管赵晓瑜、马晓琳女士多次表示"身不由已"的歉意，但我保留对赵晓瑜、马晓琳终生追诉的权利，我的心中没有仇恨，我也知道宽容是一种美德，但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专制和体制不是每个人都行平庸之恶的挡箭牌，唯有如此，专制才能早日铲除，体制才能早日转型。 于世文 2015年5月27日，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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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9, 2015, 7:14:16 AM5/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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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May 2015 11:30 PM PDT
習近平在第12次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的一個新提法頗耐人尋味。這個說法就是「要重用改革促進派」。 那麼，誰是改革促進派？改革促進派在哪裡？如何判斷誰是、誰不是改革促進派？衡量一個人是否改革促進派的標準是什麼？這個標準又由誰定、誰來掌握？什麼叫「重用」？為什麼習近平在其掌控中共大權近三年的時候才提出「重用改革促進派」的問題？如果習近平其間沒用、或沒重用改革促進派，那麼，他用、或重用的是什麼人、什麼派？又如果習近平已用、或已重用了改革促進派，那麼，他為什麼此時又特別公開亮出了這一說法。 「重用改革促進派」的提法，其實正凸顯了習近平在用人問題上的緊迫性。隨著中共19大的日漸臨近，靠拍蠅打虎騰出空位以安置改革促進派的速度，與拍蠅打虎所結怨官員的速度相比，已經難保把19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在共產黨的會議場上，中央委員、黨代會代表拂逆黨領袖意志的事情固然極其罕見，但也絕非沒有。在蘇共歷史上，趕走總書記赫魯雪夫的中央全會是其成功範例；在中共歷史上，讓黨領袖灰頭土臉的「七千人大會」也讓走過場的程式突然極具威脅。 當然，習近平所謂「改革促進派」，一定是習近平的標準，而非江澤民、胡錦濤的標準。但是，問題正在於現今官位上的絕大多數官員，卻正是依據江、胡的標準，而非習近平的標準被重用上來的。這些表面上已經被拍蠅打虎震懾住了的官員，雖在極力表現符合習近平的標準，但是，如有機會，尤其是在這些官員自感其被拍打的可能性大於其被認為符合習近平的標準的可能性時，就會被迫進行孤注一擲的殊死一搏。而這種機會，就包括19大甚至19大之前的黨的會議。 因此，重用改革促進派的提法，或從一個方面顯露習近平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儘管這個意識來的並不早。不過，意識到問題所在，也並不意味著問題有解。在中共體制下，作為儲君的人，其地位即使為黨的領袖和黨集體所確認，其也不敢在正式上位前挑選自己的人選以搭組自己的班子，甚至連這樣的表示都不可示人。組閣的舉動，被認為是危及當任領導人的僭越之舉，因而會危及接班人的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也堪稱是中共制度下的合格接班人。但這樣的合格接班人，在上位之後，放眼所及，幾乎全是前任領導人安置的官員，如果不想蕭規曹隨的話，就必須冒著被平時看似走過場的程式所顛覆的危險。消除這個危險，也只有通過換人——或曰「重用改革促進派」來實現。 就習近平而言，其無人可用的現狀，除了制度所限以外，還與其接班後所宣示的政策密切相關。其延續江、胡的政治標準、更加傾斜的意識形態導向，以及「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定論，無異收緊了言論空間以及判斷言論是否政治正確的尺度。在這樣的空間下，用這種與江、胡並無大異的尺度約束，就很難出現異於江、胡標準，而有可能符合習近平標準的改革促進派。 事已至此，如果改革促進派已經來不及培養、發現和重用，那麼，要把19大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也只有向那些以江、胡標準被重用的人妥協。妥協的說法恐怕有損威信，公開的說法應以「團結」為佳。而要團結那些已經被拍蠅打虎嚇壞了的官員，把風頭勁猛的反腐敗停一停是不二之選。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 ——原载《世界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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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May 2015 10:35 PM PDT
根据瑞士联邦司法部发表之声明，被捕人士涉嫌由九零年初起，就多项足球赛事之转播和赞助权，非法收取超过1亿美元贿款。 调查揭发，部份相关人士就明年夏天美国举行的百周年纪念美洲杯，收受高达1亿美元贿款。由于有关贪污交易在美国发生，也牵涉到美国银行，故此，美国司法部才高调介入。被起诉人员，包括FIFA前副主席沃纳（Jack Warner），以及其馀八名来自中北美洲之国际足协高层。 资料显示，国际足协一年收入高达十三亿美元，另外有十四亿美元的储备，这个理论上的非谋利组织，由全体大会监察。全体大会每年开会一次，另外有一次特别大会，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其实，早在2006年，已经有英国记者Andew Jennings揭发国际足协的黑幕，甚至连英国国家足协的前主席，也公开表示，国际足协是个像帮会一样黑暗的组织。 这件事令我感兴趣的地方有：一，为何一个机构会一步步走向腐败？二，为何一个机构明明已经烂透，但仍然可以继续下去？三，这种被腐败蚕食的机构，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 先说腐败的成因。有人认为，是监管不足。这种解释，总有人当作是最终答案，但永远都没有人讲得出，最终又由谁去监管负责监管的人？ 亦有人相信，不如将一切都交由普选去处理，最公道。不过，从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看，选举要发挥监察的功能，最佳的安排是将每个选区尽量定得细一点，好让每个选民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否则，当每一票都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的影响力，选举就很易沦为少数政治既得利益行之如仪的愚民工程。全球性的组织要透过选举制衡，理论上极不可行。 说了那么多普选的坏话，恐怕已经有听众不耐烦地以为我是反对普选。不，这个制度行之有效，没有反对的必要，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其使用方法，才能将它最好的一面尽量发挥。回到制衡权力防止贪腐的问题，事实上，有许多反对普选的观点，就是说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有普选，但贪污问题同样不受控，并以此为藉口去反对以普选产生民主政府。 这个讨论最大盲点，就是没有搞清楚自由民主政制的精神。假如说自由民主政制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种信念，我想讨论就算踏上了正确的方向。 民主不是和平的权力轮替，也不是甚么选出人民心中的领袖，而是有个机制去防止公权扩张和被用作谋取私利。贪污就是公权私用。国际足协的高层以公权谋私，所以是贪污。防止贪污，最好的方法是如非必要，都不让权力生根。 权力一生了根，就很难杜绝它的扩张。当今太过半吊子的政治主张，都是为了为制造公权力而来，广义地说甚么权力轮替的胡说八道，也是为公权力膨胀的一种掩藏。回到刚才我提出三条问题的第二条，为何明明烂透的机构，仍然可以苟延残喘？我的答案就是，因为权力生了根，造就了一群既得利益者。这群人为了自己和手上的肥肉，会用上各种方法去捍卫制度，那怕是再扭曲的道理，他们一样可以讲得出口。 一个公权和私利混乱不堪的制度，我不知道会有甚么终局。按道理，应该都不会好到那里，至少效率应该会极为低落。发生在国际足协，大不了就是球迷转去欣赏其他运动。可是，当问题发生在一个国家，众人每天事无大小都被权力和贪污的阴影所笼罩，我想这个国家的国运应该极为暗淡、极为悲观。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美国在国际足联贪污调查案中对14人提起指控（华尔街日报）美国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周三表示，九名足球官员和另外五人在美国受到贪污指控，他们被控通过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 简称：国际足联)一个24年期项目中饱私囊。 这些被告中包括国际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机构负责人韦布(Jeffrey Webb)，以及他的前任沃纳(Jack Warner)。韦布还担任国际足联执委会副主席。 长达47页的起诉书指控两届足球官员与体育营销高管共同排挤竞争对手，为自身谋取利润丰厚的合同。 检方称，美国和南美体育营销高管向国际足联官员行贿和提供回扣逾1.5亿美元，以获取国际足球赛事的媒体和营销授权。 当局表示，已有六人认罪，包括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Concacaf)前秘书长布莱泽(Charles Blazer)，和沃纳的儿子Daryll。 根据起诉书，这些贪污行为影响了世界杯预选赛和其他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赛事（包括在巴西的比赛）的相关授权。检方称，2010年世界杯主办国的甄选也受到了影响，那届世界 是在南非举办的。 应美国的要求，瑞士警方周三早上逮捕了包括韦布在内的七名足球官员。美国警员携带搜查令对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位于迈阿密的总部进行了搜查。 其余被捕人员包括Eduardo Li、Julio Rocha、Costas Takkas、 Eugenio Figueredo、Rafael Esquivel和 José Maria Marin。瑞士警方称，被捕人士目前暂被拘留，等待引渡。 FIFA周三还受到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Switzerland)的调查。该办公室称，已启动针对个人的刑事诉讼，这些人的罪名是管理失当，且涉嫌进行与2018和2022年世界杯申办有关的洗钱活动。2018和2022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已分别花落俄罗斯和卡塔尔。 FIFA发言人表示，调查时机也许不是最好的，但FIFA对此表示欢迎，并将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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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8 May 2015 10:09 PM PDT
黑龙江庆安县徐纯合被枪杀案，言人人殊，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我听到的版本是：徐纯合夫妻双病（本人有先天性心脏病加肾炎；妻子患精神分裂症），母老，家贫，子幼（6岁，5岁，3岁），要求孤儿院收养被拒。走投无路中买了车票拟赴大连亲戚家托养老母幼儿，在火车站被警察怀疑有上访嫌疑，于是"截访"，于是禁止他上车，于是徐纯合因此被铐，被打，最后在扭斗中被警察枪杀。 还有其他不同版本。但我只能根据我所听说的版本说话。有人认为死者是"人渣"，非杀不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但我认为，这是悲剧，非但是死者的悲剧，更是法治的悲剧，国家的悲剧。 此案关键多多，值得一一探讨和总结。其中致死之由，是警察奉命必须执行"截访"的政治任务。这任务是否出自中央，我没有根据，不应该妄加推测。但是可以肯定，许多地方都不约而同具有"截访"的任务；许多交通要道都有警察承担此项工作。另外还听说，"截访"是和经济利益"挂钩"的。疏于"截访"的地区，不仅要受批评，而且有可能被上级处以罚款。"截访"有功的机关和人员，则能得到当地领导的奖励。据说，这是事关国家稳定和领导荣誉的大事，有关人员守土有责，不能说空话，必须干实事。 如果以上传闻不实，我希望中央主管机关明确宣布绝无此类丑事，以便全国访民共同免予遭受被非法拦截的恐惧。如果确实存在着此类成文或不成文的非法规定，我希望中央主管机关明令加以废除，借以保证公民的上诉权，落实依法治国的原则。 死者已矣。重要的是教训，真相需要大白。善后必须认真。最重要的是，国家应该进步。如果从此得以把成文或不成文的"截访"任务送进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室中去，未始不是一种进步。 我记得好像是2003年，好像有一位名叫孙志刚的公民，在收容所中被打死。致死之由是存在着收容制度。举国上下总结这一沉痛教训，迅速导致收容制度的废除。当时的政法委负责人好像是周永康。周现在已被立案，想必劣迹累累。不过我想，当年在废除收容这一点上，他如果发挥负能量，大概什么都办不成了。十五年已经过去，但愿当今主管人员的作为不比当时的周永康差劲。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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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30, 2015, 6:05:12 AM5/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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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解读中国特色的审查制度（附：“自由之家”、“美国笔会中心”联合召开研讨会） Posted: 30 May 2015 12:43 AM PDT （VOA海伦30.05.2015 04:44）华盛顿— 5月28日，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分享了他从一名自我审查的畅销作家转变成为中国审查制度的严厉批判者的故事。 2002年，慕容雪村因在网络发表《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走红，成为畅销作家。他说，在2002年到2010年间，他一共写了六本书，每一本都有网络版和纸版两个版本，而两个版本之间总有一些差别。 慕容雪村说："中国的审查标准很奇怪。" 他举例表示，2008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司法腐败的小说，纸版比网络版少了两万余字，因为书中关于死刑犯器官摘取的内容全部都被删除了。 就这样，慕容雪村说自己做了九年的自我审查者。这期间，他从不去碰天安门事件、文化大革命等敏感话题，甚至不允许自己去想。
直到2011年，他遇上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审查者，不允许他批评社会现状，不允许他提到政治人物的名字，甚至不允许他使用"农民"一词。这名审查者告诉慕容雪村，如果要批评就批评欧洲、美国或者唐朝。 一本抒写中国现实的文学作品变了味。因此，在这之后，慕容雪村改变了他的写作方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内容审查制度的严厉批判者。 如此看来，似乎文学作品的纸版审查比网络审查更加严厉。但是慕容雪村表示，在习近平成为领导人后，言论自由的状况越来越差，大量网络帐号被注销，境外网站被屏蔽，对网络文学也展开扫荡。 他说："全面清理整顿网络上的不和谐声音是政府的重要项目之一。"他认为，政府要把网络清理到和《人民日报》、CCTV一样。 慕容雪村特别提到人权律师浦志强被捕一事，说这是政府在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在这个国家，不允许随便说话，否则就会被逮捕"。 另外，他说以往台湾(Taiwan)、西藏(Tibet)、天安门(Tianmen)这三T被认为是不可多谈的话题，现在最敏感的则是新疆和西藏。蒲志强入狱，还有学者站出来为他向政府讨公道；但同样被捕的新疆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却没有大部分是汉人的学者们的支持。慕容雪村说，大多数人都不敢谈论这两地的话题，而不谈论就越发造成了不知情。 【附录】 "自由之家"、"美国笔会中心"联合召开研讨会    关注言论自由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研讨会，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等人应邀出席，以自身经历讲述中国审查制度对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的限制。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和"美国笔会中心"5月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由之家"总部联合召开研讨会，题为"文化和管控：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加强言论审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朴、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和旅英华人小说家、电影制作人郭小橹应邀作为主讲人，讨论中国审查制度对言论自由、创作自由的限制。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朴介绍说，很多敏感题材的书籍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转而到相对自由的香港出版发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创办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因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而兴旺发达。很多中国大陆游客到香港会购买"禁书"带回大陆。不过，近年来中国政府推出"南岭"工程，以阻止香港出版的"禁书"进入中国大陆。 鲍朴说："他们给每个导游下指示，让大陆导游在车上告诉游客，下列题材的香港出版物是'禁书'，如果你购买或试图带回大陆，会有严重后果。他们没说有什么后果。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书可能会被（海关）没收，如果你带了好多书，（海关）可能复印你的身份证，来恐吓你。而且他们定下规矩，每个入境中国大陆的游客，其行李都要经过扫描。如果行李中有书，海关人员就会单独检查该游客，海关人员可以自行裁决游客携带的书是否是'禁书'。" 鲍朴说，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的"南岭工程" 令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图书销量减少，香港出版业整体也呈现衰落。他对香港出版业5年之后的命运感到担忧。 中国网络作家慕容雪村（本名郝群）在星期四的研讨会上表示，从2002年到2010年，他在中国大陆发表了6本书，每本书都有互联网和实体书两个版本，与网络版相比，实体书通常少很多字和章节。审查人员不仅删除他们认为敏感的内容，有时还往他的作品中加入符合正确导向的内容，并要求他把对中国司法腐败黑暗现实的描写改写为一场梦。 慕容雪村说："差不多在9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是个自我审查者。我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不能写，所以当我想到这个话题，我就把这个念头去掉。直到2011年我遇到一个特别不可理解的审查者，这才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他不允许我评论中国的社会现状，不允许我批评中国的政治现象，不允许我提及中国政治人物的名字，他甚至不允许我使用'农民'这个词。每当我要批评中国现状的时候，他就会建议我，'你去批评欧洲，或者去批评唐朝'。" 慕容雪村指出，2014年中国当局加大对网络文学的审查力度，10个网络文学网站编辑被捕。慕容雪村认为，中国当局以清理网络文学"色情、暴力"之名，封杀网络言论自由。 "事实上共产党倡导的文学才是真正的色情和暴力。比如这些年在中国大陆上映的反映抗日战争的电视剧，都非常血腥，有的也非常色情。中国政府整顿网络文学的唯一目的，还是打压网络上的言论。他们整顿了社交媒体，然后把这些能发表作品的文学网站也视作他们最大的威胁。总而言之，他们是要把网络清理到像《人民日报》或者CCTV这样，然后他们才满意。" 旅英华人小说家、电影制作人郭小橹在研讨会上表示，她的电影《嵌入肉体的城市》（The Concrete Revolution）描述了北京申奥期间农民工悲苦心声及城市样貌变化。她在威尼斯电影节推介该电影时，蜂拥而至的中文媒体记者听到影片内容后，惟恐避之不及。后来在法国嘎纳电影节上，她目睹了刘烨主演的《颐和园》因涉及六四事件遭到中方人士抗议。这些事件促使郭小橹放弃用中文写作，改为用英语写作，以避开被审查的危险。 "我可以用英文写作一些我永远不会用中文写作的题材，比如89天安门事件、文革。我用英语重现这些题材，尽管实际上我是在写中国小说。" "美国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诺瑟（Suzanne Nossel）在星期四的研讨会上指出，"美国笔会中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很多西方作者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时，其中文译本内容常常在原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删改。 （RFA 记者：林坪 责编：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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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May 2015 12:37 AM PDT
中国的宏观数据，表明经济下行的压力依旧没有缓解。为了减轻经济放缓对就业和财政收入产生的压力，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连续多次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但是，央行新近增发的货币，除了进一步推高中国股市之外，似乎并没有对实体经济起到刺激作用：市场依旧疲软丶厂家依旧困难，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收入都表现欠佳，最新的数据还表明中国的出口和进口连续数月下降。 经过长达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不令人意外。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中央的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和未来走向，似乎缺乏基本的判断。他们出台的经济政策正在明显失去章法，有些政策是朝令夕改，有些政策则是互相矛盾，还有的政策是进退失据，顾头不顾尾。总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期。 中国的许多问题是体制性的。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三中全会，将所谓的改革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他们表示，希望从改革中释放活力，获取所谓的"改革红利"。总理李克强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逢会必谈改革，甚至对许多部门抗拒改革的态度大发雷霆，公开斥责。但是，最近的情况表明，经济增长的加速压力，正在逼迫中国政府放缓改革的步伐。 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根据中央媒体报道，中央派往各省市丶各部门的检查组，已经将检查的重点由贯彻中央简政放权的改革举措，改为督促各地贯彻中央政府关于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这表明，中央的政策已经从原来的"争取改革红利"，变成了"改革为增长让路"，这背后的潜台词，则是仍然要动用行政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市场导向的改革，将再一次为政府官员的权力让路。 中央政府的货币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政府成立之初，总理李克强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收紧银根，改变过去依靠发票子来推动增长的做法，要采取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货币政策。发票子在短期内的确能够起到促进增长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政策只能助长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得到好处的是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那是一种资源浪费行为的增长。 中央政府开始改变货币政策的时候还是羞羞答答，随后则越来越公开化：多次下降银行准备金率丶多次下调利率，政府还多次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为市场投放新的货币。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只能通过放松银根的老方法来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最近所指，从中国重新放任货币发行的做法，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病得不轻。 除了上述提到的行政改革放缓丶货币政策放松之外，中国政府最近还在房地产政策方面作出了大幅度的调整，鼓励各地对正在施行的控制房价的一些限制措施松绑。这样的做法正中地方政府的下怀，因为卖地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维持生命的鸦片，而且他们早就对中央政府控制房地产的政策极为不满。不过，令他们忧虑的是，截至目前，刺激房地产的政策似乎收效甚微。 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束手无策，还表现在他们越来越依赖于一些宣传口号来代替扎实的政策，甚至用一些没有经过测算的丶似是而非的安排，对未来进行赌博。最为明显的空洞口号，包括所谓"大众创业丶万众创新"，而最为明显的对未来的赌博，则是所谓的"一路一带"。这些举措，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没有任何有根据的测算，它们凸显了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能力的严重缺失。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 2015, 6:24:46 AM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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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y 2015 05:58 PM PDT
去岁末在香港，鲍朴赠我一册《底片》六四图册，这是大陆摄影艺术家徐勇于89年春夏之交拍摄的写实图片，直至20多年后，他才把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交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细看之下，那些风云翻卷、枪弹横飞、血肉模糊的历史瞬间一一重现，令我惊心动魄！ 六四死结纠缠着中国当代史已经二十六年了，在装金镶玉和雾霾深锁的"盛世中国"，渐少提起，却没有人能遗忘，它像一圈年轮，在越来越多的年轮缠绕下进入时间之树的深部。如果说，六四血案能在十年之内实现社会和解，人们或许可以将之视为历史悲剧性的一笔，从而稍许淡化并"向前看"。但到了二十六年之后，哪怕将来中国实现制度转型，对当年的悲剧进行国家道歉和政府赔偿，却已不能抚平这道裂痕了。六四情结超越了现实与历史，成为了一种象征和恒久的民族记忆。 摄影家徐勇以负像底片的形式，寓意六四至今被官方禁止谈论，遑论以照片方式公开发表。这些历史底片在提示着中国人民的群体记忆。他在自述中说："对试图遮蔽、制造人们遗忘历史的行为，底片比照片及数字媒介更具直接强烈的证据意义。以这种方式拒绝遗忘或证明时间或许并不重要，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与这件作品相关的时间和环境因素，它们是比我更重要的作品作者。" 曾几何时，现代科技的数字化影像已经使传统的相机渐渐成为古董。而摄影作为时代的佐证，依然有助人类深化对自身历史的反思和认知。徐勇的作品，逼真记录了八九春潮中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片段，以及戒严后百万市民以血肉长城堵截军车的壮阔场景，也记录了军队血腥清场以及坦克在长街疾驰的恐怖画面。徐勇刻意用负像底片，排除了一切事后修饰的可能，以凸显其无可怀疑的真实性。这就是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中国，这就是二十六年前的北京。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理想主义高昂的年代，国家和人民到头来却满身血泊地卷缩在威权巨兽狰狞的利爪之下。 每个人的记忆与遗忘都是有选择性的，历史的底片却是无情的。今年暮春，当年被通缉的廿一名学生领袖之一熊焱试图回国探视病重的母亲，被当局所拒。《环球时报》为此撰文称："他们曾经在年轻时为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如今人到中年，他们不仅拒绝反思和忏悔，而且继续站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对立面，他们应当很清楚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装出无辜的样子，但国家有自己的管理底线。" 到底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还是坦克战车和真枪实弹屠杀平民的暴力犯下罪行，姑且不论。《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本人就是八九届的大学毕业生，他当年亦指天誓日、掷地有声地支持八九民运。六四血光乍现，他也曾义愤填膺、目眦欲裂。然而选择性的遗忘以及转而充当权力的恶犬，可谓无耻之尤。当局对六四的定性固然"一步也不能退"，但终究不愿重新撕裂这道血痂，倒是卖身于体制内软体蛆虫表现得比专制巨兽更凶残。 由此想到，极权机器对人灵与肉的全面异化奴役，如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专制城堡里昼夜灯火通明的生产谎言的"真理部"，以及专司改写和消灭记忆的"忘怀洞"。谎言取代真实，权力强暴历史，这是所有专制主义殊途同归的基点。笔者在文革末年初读"内部出版"的《一九八四》，震悚不已。曾以为这是掷向共产帝国最锐利的投枪，后来才晓得英国作家奥威尔是社会主义者，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是"国际纵队"披坚执锐的忠勇战士，和他站在同一战壕里的还有美国作家海明威、智利诗人聂鲁达和西班牙本土战士大画家毕加索等人。他们擎起的是挑战所有极权制度和独裁政权的战旗，而不独是共产幽灵。彼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阴森恐怖尚未有几多了解，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却不期然揭开了那块沉重的殷红幕布。 我自己也是从专制城堡走出来的，对身心奴役的切骨恐惧，迄今挥之不去。那是一头硕大无朋的怪兽，它动用国家机器不懈消灭人们的记忆，彻底垄断话语和历史解释权。一如《一九八四》所写："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现在；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单说六四如此简单的是非判断，二十六年来，莫说中国大陆，就香港一埠便可见"真理部"与"忘怀洞"的效能。 笔者曾去过布拉格，走到古老的查理大桥上，德沃夏克和斯美唐纳谱写过的VLTAVA河在脚下喧响。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想起了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和七七宪章运动。"拒绝遗忘"——捷克知识分子坚执这无权者的权力，与专制怪兽对峙了数十年，终于赢得了尊严。 反观极权酱缸里的红色蛆虫，他们以谎言换取锦衣玉食的无耻，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徐勇用摄影机留给历史的民族记忆，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原载《争鸣》杂志2015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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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y 2015 05:48 PM PDT
我从电子《周末文刊》上看到王小宁的文章《坚决与污蔑毛泽东的人进行政治斗争》，该文共4838字，其中引用哈佛教授托尼·赛奇的话是1511字，占了全文的31%。在网上搜了搜，知道这篇文章原发在王小宁的新浪博客上，发文日期是2015年4月14日。4月24日，王小宁又以"西方政治家、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为题，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称："我的文章《坚决与污蔑毛泽东的人进行政治斗争》发表后，影响非常大。……我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支持。有人指出文中引用的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所说是伪作。我准备将文章略做修改，删去托尼•赛奇的名字，删去少量容易起异议的引文。但是我仍然认为假冒托尼•赛奇所说的文章是篇好文章。所以大部分仍然保留。"文中加黑和底线是我做的，可以说，这句话彻底毁掉了王小宁。 一个人要能够在学术界站住脚，要取得学人和读者的尊重，无论观点如何，学术的诚信是第一位的。明明知道了文章系伪造之作，"仍然认为""是篇好文章"，还要"大部分仍然保留"，这就将自己自我驱逐出知识分子行列，一脚踏进了肮脏的流氓文人堆儿。 再看看王小宁所引的伪托尼·赛奇文章的内容，在有人指出是伪作之前，他竟然没看出来那些话绝对不会出自西方学者之口，他也真的是完了。不想多引，只举几处说明（楷体字为王小宁所引"托尼·赛奇之语"）： "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家丑不可外扬'出自中国，全世界都认可的哲理，而你们中国人现在却在违背。" 这里提到"中国对毛"，"全世界都认可"。西方学者不会有这种语境。他只会指名道姓地说"谁谁谁对毛"的哪条评论他赞同还是不赞同，不会笼而统之地大到说你们"中国"如何；他会说自己赞同或者不赞同的理由是什么，绝不会拿"全世界都认可"说事儿。首先，没有哪个西方学者敢断言某个"哲理"被全世界认可；其次，退一万步，若世界上真有个"哲理"全世界都认可了，西方学者也绝对不会因此而要求你们中国人不得违背，因为这悖佞了西方学者思想独立的治学规则。 "'和平演变'首先就是要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以我观察，中国现在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 否定某个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在美国是一件天天发生的事情，没有哪一天的网络媒体，广播、电视里不出现对总统、对某个州长、对某个国会议员的批评甚至恶搞的。这些"最有影响的人"的形象和地位不是人民、更不会是学者所要保护的，人民关心的是自己的饭碗，学者关心的是国家走在什么路上。而保证政府的政策正确，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挑战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的决策，指出他的错误，没有人会将这种挑战，这种批评视为"污蔑"。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非常尊重你们中国的毛，……" 西方的学者只会说，也只敢说自己对某个人怎么看，如何评价，绝对不敢自以为可以代表"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如此浩大的一群人去表达对某个人的尊重。他清醒地知道：除了他自己，他谁也代表不了。 "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 在西方，当老百姓对现状不满时，他们绝对不会去怀念什么人曾经有过的思想。他们会说华盛顿那些开国元勋们是怎么做的，里根总统曾经施行过什么政策，马丁·路德金领导我们那么行动过……。西方学者不会以为普通群众会重视谁谁的思想，会以什么思想为武器。在德国，马克思的著作不过是一家的学术之说，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和中国，才把它当成了神圣不可侵犯、永恒的真理。 被中国大陆宣传部门所接受，并能占据大陆网络媒体博客空间主体的写手的文章中，常常会出现"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西方主流媒体的恶意诽谤"，"西方御用文人的无耻之言"……一类的话语；在大肆诋毁来自西方的声音的同时，又常常会有王小宁这样的人需要以"西方政治家、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来支撑自己对毛泽东的赞誉；更甚的是有人竟然伪造出一篇哈佛教授托尼·赛奇的文章，为无法自我圆说的论点站脚助威。而王小宁更更进一步地知其之伪，还要"修改"、"删去"继续使用。虚弱莫过于此！ 我就自己对王小宁文引用托尼·赛奇文章之疑，给托尼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他澄清。2015年5月13日他给了我以下的回复（为了怕我的翻译会不够准确，先将英文附上）： Dear Nanyang This fake interview has been circulating on and off for a number of years. It has become more elaborate over time and now often includes a picture. When the original version was posted, the university issued a warning to take it down. I have been asked by numerous people if the interview was genuine and I have replied to all of them that it is a fake. It is very frustrating and keeps reappearing. A number of people have posted online, including Wang Jisi, that it is false. I hope that all is well with you. Best wishes Tony Saich 亲爱的南央： 这篇伪造的访谈已经被传来传去好几年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跟真的似的，最近甚至还常常附有照片。这篇文章的第一个版本出现时，哈佛大学曾经发出警告要求从网上删除。曾经不止一个人问过我这篇访谈是真是假，我对每个人都做了回答：它是假的。很多人都在网上贴了帖子，包括王缉思，指出：那是一篇伪作。可是这篇访谈不断地反复出现，令人非常恼火。 希望你这一向都好！ 祝好！ 托尼·赛奇 希望我的这篇文章可以给伪"哈佛教授托尼·赛奇之作"的网上之旅划上句号。别再让人笑话引者的水准"太凹"了！也盼有心的读者记住我在拙文中列出的那几个例子，以后再见这类"西方著名学者"的访谈或文章，即刻做出真伪判断。 李南央 2015.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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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y 2015 05:46 PM PDT 写这篇"跟进"的日子，距2013年12月25日我委托律师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首都机场海关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过去一年又近五个月了，虽然感到十分的迷茫，但是心中那忽忽悠悠、时暗时明，顽强燃着的烛光的蜡芯被四月底发生的事情拨得亮了起来。 4月25日清晨4点零5分，手机信号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是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主任瓦肯先生发来《纽约时报》电子版报道"Lawsuit over Banned Memoir Asks China to Explain Censorship"的链接网站，并附有短短的一句话："I hope you get your day in court! （希望你能有开庭的那一天！）"4月26日纸质"纽报"在16页上刊登了这一报道，4月27日"纽报"中文网以《李锐之女起诉中国海关没收其父回忆录》为标题刊载了这篇英文报道的中文译文。这块小小的石子，立时激起层层涟漪，我在家连着接到了媒体的电话采访，众多的北美网络、纸质媒体纷纷转载并评述了这篇报道。 4月28日晚8点零8分，收到大陆朋友的电邮："看了《环球时报》关于此事对你的评论员文章吗？"我曾经在国内询问据说是最大胆的两家媒体，问他们是否能刊登我"状告海关案"的文章，结果连个能与不能的回音都没有盼到。这份《人民日报》子报的评论员竟然就"李锐的女儿李南央近日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公布她就两年前从香港前往内地时所带书籍被扣起诉中国海关一事"进行了评述。虽然文章本身滥得不值一理，但是我由衷地感谢"环报"评论员单仁平的"帮助"（国内一家媒体的编辑告诉我，单先生即是"环报"主编胡锡进），他让国人知道有一本书叫《李锐口述往事》在香港出版。"李锐现年98岁，曾在很短时间里兼任过毛泽东秘书，多次受政治冲击，改革开放后曾升任至中组部副部长等职。"有个人叫李南央，她是李锐的女儿，"她一共带了五十多本，一并遭海关扣留。她就此事状告海关，西媒认为这将迫使海关官员具体指出，这本书是因为'哪些内容'不能带进内地。"（引号内异体字均引自"环报"文）终于呵！我的"状告海关案"经由这家大陆主流媒体的主编之笔，让订阅这份报纸的读者知悉了此一"状告"，并且将这一"状告案"不受拦截地滞留在大陆网站上，有了数目可观的点击率。 我自己向所有网络上的朋友转发了胡主编的评论，立即接到数封关照的电邮："南央，你要小心呵！"但有一位朋友持相反意见："这下你连被'喝茶'的可能都没有了。"我无法判断自己因"接受西方主流媒体采访"变得很不安全了；还是很安全了？ "……极权专制是靠恐惧来维持的。恐惧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它吞噬了知识分子群体，毁灭了社会道德，扼杀了创造精神，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御用文人，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引自启之《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环报"主编胡锡进先生颇入启之先生的这段勾勒。因为"状告海关案"，我结识了一位白面书生——北京大学的教授印红标先生，他让我了解到：恐惧的力量虽然强大，但是它吞噬的是自我束缚、失去自由的人。在胡锡进之外，大陆还有保持了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恐惧中倔强地活在内心的自由中。 在我准备起诉首都机场海关时，一位香港的学者知道印教授在香港出版的学术著作也被海关扣过，建议他加入我的"状告"，他拒绝了。我没有想到他会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而且没要求在报道中隐去他的姓名。他对"纽报"记者说："我感到无助，我没办法改变政策"。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印红标告诉我"环报"的编辑曾电话采访过他，问他对李南央为扣书一事跟海关打官司的想法。他回答这位编辑："海关不公布查扣书的标准或者名单，查扣与不查扣的随意性很大。我的书就有时被扣，有时不扣。我只好请北大党委宣传部开了证明信，证明我的曾经被扣的书没有政治问题。这样做的影响不好，给人封闭的印象。" 更更想不到的是，看到"环报"评论后，印教授立即找到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号码，给那位采访过他的编辑打去电话:"我不能同意那篇时评的观点，李南央打官司是民告官的案子，是'依法治国'应当保障的事情；……跟外国记者谈此事没有什么不对。……希望他们就此事给有关方面写'内参'反应相关意见，可以写我的名字，以便促进调整或改变（现行）政策。"印教授告诉我他这么做，"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想法，至少礼貌地请小编辑倾听，影响小编辑的判断。能做一点事就做一点事，小打小闹也比沉默好些。"。 印红标教授外形跟"哈儿"浦志强全无相似之处，言谈行笔也绝少感情色彩，娟娟细细，就事说事，事必有据。我能感觉到他拒绝参与"状告"，他接受"西媒"采访，他打电话给"环报"小编辑说事儿，都是源于一种育人教师的天职本性。不豪爽，不刺咧咧，有如春雨细润无声，却让你感受到别样的勇气、理性和坚韧。他在以自己的方式背书我的"状告"。我原以为如今的北大只出产如负责三产的副校长那样的人物。这位副校长从未名湖畔专程驱车到欧美同学会为一位影视公司的老板四十大寿送安全套一盒作为贺礼，并且摇晃着那礼物放声说："董事长先生是影视界大亨，身边佳丽如云，这个东西不可不备呀！"（参见启之《北大三事》文）。印教授让我看到了十年浩劫之后走进未名湖畔、走进梦寐以求的教育殿堂的那批人中，仍有人在传承着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精神；知晓了，北大为什么会培育出郭玉闪、许志永那样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良知担待的学生。我有限的阅读让我知道北大还有位了不起的钱理群教授，这应该是个群体，是一群脊梁骨没有被压折的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引为骄傲的北大人。 其实居住在海外的我，不惧怕专制是容易做到的，充不得英雄；而生活在大陆，就是另外的故事了。但是我认识的人中还是有高瑜，有浦志强、有夏霖、有郭玉闪、有何正军……，现在又多了一位印红标，这个名单拉得更长了。这个群体给了我勇气，也让我坚信：中国人绝不会在沉默中渐渐死去。 此文正将收笔，又收到国内朋友发来的最新消息：中国传媒界收到通知，下周一(5月18日)公安部将开展打击网络"政治谣言"专项行动，重点是4类：一是攻击抹黑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二是攻击抹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三是攻击宣传战线的；四是攻击中共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消息称，这次很严，一旦查出来要抓人。另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在4月下旬宣布2015年全国网上"扫黄打非"工作计划，其中一个专项行动"清源2015"，将全面清理和打击"港台反动有害资讯、境外有害文化"。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周慧琳早前透露，今年"扫黄打非"工作以互联网为主战场。在网上行动的同时，各地政府已接令配合，在各口岸及市面严厉堵截查缴来自香港、台湾"攻击党的领导、贬损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反动出版物及资讯"。 "要抓人"，就是动用法律程序了，那个发出通知的权威部门，想让恐惧变得更为真实。暂且抛开虚的"依法治国"不谈，只讲实实在在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的哪个章程、哪项规定界定过什么是"攻击"、什么是"抹黑"、什么是"贬损"、什么是"反动"？"批评"、"建议"、"监督"、"举报"同它们的区别在哪里？ 我如果在网上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词："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 " 算什么？ 我如果在网上贴国际歌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算什么？ 我如果在网上贴《李锐口述往事》中的话："不认真反思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历史，直到现在仍将过去的种种错误蒙盖起来；还是要'枪杆子、笔杆子'治天下；政治体制改革说说而已；依旧是舆论一律，绝对不准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宪法规定的条款，实在令人痛心无已！"算什么？ 我如果在网上贴习仲勋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回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算什么？ 我如果在网上贴原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经讲过的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又算什么？！ 如果中国的言论空间变得像毛泽东后期一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恐惧到只剩下一种声音：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英明的领袖习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当今的领导人，你们真能相信老百姓是这么想的吗？中共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中的七个人，有一个算一个，哪一位没亲历过"四人帮"垮台时全国人民心从底如火山喷发般奔涌而出的狂喜？举国上下、犄角旮旯每一个商店的酒类产品销售一空，神州大地溢满酒香，万众举杯豪饮同庆的世纪奇观，你们不会忘记吧？即是不为国家计，不为百姓想，只为你们自己个人的归宿、共产党的前途，这种愚蠢的强势高压也到了必须止步的时候了。前车之鉴，不可忘乎所以！ 我一看到《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即告诉文章的作者其中有一处翻译不够准确："我希望人们少像服从者那么思考，多像公民那么思考。"应该这样翻译更确切："我希望中国人不要把自己当成臣民，而应该具有公民意识。" 每一个自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中国人，都应该肩负起公民的责任：批评执政党、监督国家政府。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要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下去，我们必须给他们留下蓝天，净土，清水；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开辟出一片可以自由呼吸、自由思考、自由驰骋，实现自己梦想的天地。 "国无法则国乱，文有法则文亡。"为了国家的安定，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我们虽然暂时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努力：国家要用法治，思想要有自由。如此，我们才有望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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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1 May 2015 05:44 PM PDT
她不是不知道危险，她只是为了道德义务顶着危险前行。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时代，高瑜跻身于世界女性英雄的行列 不止一次有朋友转告我，说高瑜曾笑着问他们："大家都说我和茉莉相像，是吗？"虽然高瑜和我同是"八九"入狱的女人，但我们却至今仍无缘相见相识。从认识我们两个的朋友那里获知，高瑜和我确实有相似之处，都长着大脸庞，性格都有一点傻大姐。  流亡在自由而安全的北欧，我对留在国内顽强抗争的高瑜，对她一而再、再而三陷狱的命运，充满了一种姐妹般的忧心与关注。我钦佩她那无与伦比的勇气，自愧远不如她，因此总是要追问：高瑜的这种勇气来自何处？在众人退缩的时候，为什她能如此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信念，平静地接受命运？对这样一个始终站立着、大写而高贵的人，一个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人，难道连绵不断的厄运就是对她的报答？ ◎ 如天外来人勇敢守护公民知情权 身为中国人，我们已经默认了一位西方传教士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然而，高瑜却仿佛是天外来人，她身上奇异地存在着中国人最稀缺的品质：勇敢而正直，她就以这种罕见的品性，为中国公众守护真实和知情权。 自一九八九年至今，高瑜已是三次入狱了。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早上，在大屠杀的前一天，积极活动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否定戒严的高瑜，在上班路上被秘密绑架。第二次是1993年10月2日，她被当局以莫须有的"泄露国家机密"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第三次就是最近，4月17日，高瑜被北京当局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重判7年。 每一次被判刑，高瑜的罪名都和"泄密"有关。但每一次律师发表辩护词，都义正辞严地指出：判决不公，高瑜所涉及的文件不属国家机密，完全没有社会危害性。但无论律师的辩护如何有理有据，无论泄密的指控如何荒谬，高瑜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那个野蛮践踏新闻自由与人权的政权监禁了。 其实高瑜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做一个忠于职守的新闻记者，坚持报道真实。1993年，她只是摘抄了江泽民等人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写了文章在境外发表。最近这一次她被控为境外中文网站提供中共内部文件，那个"七不讲"文件的内容是：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 这些文件只是涉及中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的做法，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而且是属于公民有权知道的信息。知情权（Right to know）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按照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新变化，都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知情权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是保护公民自身利益的需要。 ◎ 东西方哲学解释高瑜勇气来源 勇敢，是人面对痛苦、风险、不确定和威胁的能力。尽管伦理学一般都把"勇气"视为德行，但中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谈勇气的来源时，说出了另一番见解："只要是利益所在，人们就浑然忘却自己的嫌恶，害怕，而勇往直前。" 能为韩非子的观点做例证的，眼前就有一个典型。就在高瑜被判刑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周永康于4月3日被当局正式起诉。周被指控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等罪名。 像这样在利益面前充满巧取豪夺巨大"勇气"的政府官员，在当今中国如过江之鲫。盛传马克思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如果能获得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冒被杀头的危险。"在中国贪官污吏涉足腐败的惊人规模面前，西方资本家的冒险精神简直不值一提。 而高瑜的勇气却完全与利益无关，它来自另一个价值系统，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所论述的"善意志"，即好的动机。康德认为勇气属于人的自然禀赋，但也是人趋善避恶的自由选择。因为人确信能够达到至善，勇气才被极大地激励出来。 能给高瑜非凡的勇气提供来源说明的，还有中国思想家老子的论断："慈故能勇" （《道德经》）。东方西方都有共同的智慧，老子认为勇气源于仁慈，他的观点与康德的善意志基本相似。 为什么说高瑜的勇敢来自她的仁慈，体现了善意志呢？我们可以从高瑜在六四以后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所做出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来看。按照康德的理论，一个具有善意志的人会选择为义务而行动。高瑜相信报道中国的真相是她的道德义务，选择这个行动是对中国公众有益的，她因此毫不犹豫地去做公正诚实的报道。 她不是不知道危险，她只是为了道德义务顶着危险前行。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怯懦的时代，高瑜跻身于世界女性英雄的行列，两次获得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新闻勇气奖"，她获得的奖项还有"自由金笔奖"和无国界记者新闻奖。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人类不屈服于强权的尊严。 ◎ 命运会偏爱那些勇敢者吗？ "专制政体病菌"毒害了整个中国社会，一批批的勇者、义者被赶尽杀绝，人们普遍变得冷漠被动、恐惧无助只求自保，对权势者唯命是从。像高瑜这样勇敢的人，在中国已经是快要绝迹的珍稀动物。 然而，命运是如何对待如此优秀的人呢？我们知道的是，高瑜长期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近年来她的丈夫病逝，儿子失业，自己到了古稀之年，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还再次陷入囹圄遭受磨难。连绵不断的厄运追着高瑜，她似乎就像古希腊悲剧所描写的："人不是因其缺点而是因其优点而被拖入更大的悲剧之中。"这令我感到困惑和绝望：为什么最勇敢者往往成为最不幸者？ 就在高瑜被判刑这个四月，著名六四学生领袖熊焱的母亲处于弥留之际，为回国探母熊焱在香港被拒入境，只能在海外大声疾呼。而我这个同样有国有家不能归的流亡者，也在遥远的北欧点燃蜡烛，追忆悼念刚在家乡湖南逝世的老父亲。正是父亲的去世，让我意识到，是我们这一代面对死神的时候了。 意识到自己也要面对死神，我对高瑜的命运就容易理解多了。正如契诃夫所说："我们只有生活一回的机会。人需要勇敢地过他的生活，过得清醒，过得美。人要做强有力的、独立的、高尚的人。"一句话，向死而生。 难道命运没有偏爱和报答高瑜这样的人吗？比起那些营营苟苟只知谋私利的人，高瑜活得多么自由而生动，多么坦荡与磊落！她从容而平静地接受命运，当局只能关押她，却不能让她屈服。难道命运没有给高瑜幸福吗？她得到的不是凡俗平庸的幸福，而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界定的幸福：一种与美德相一致的行动。美德的报偿就是美德本身！ 不信神灵的作恶者逃不掉历史的审判。那些迫害高瑜的中国专制统治者，他们残酷的恶行会留在史册上，被今人和后人痛恨唾骂。而高瑜，人们会永远铭记她闪闪发光的品质---真诚、勇敢、忠实，仁慈，以及她热爱人类的能力。 －－－－－－－－－－－－－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5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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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 2015, 6:24:43 AM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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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Jun 2015 11:37 PM PDT ● 李鵬洞悉鄧小平的理念，他只要讓常委會通過一個極端應對方案，先下手為強，共產黨只有照單全收。和趙鬥，招招得逞。寫日記緊扣老鄧，拉江墊背。
二十年前，天安門廣場最響徹雲霄的一句口號是：「李鵬｜傻Ｂ！」萬眾逞口舌嘴癮之快，莫過於此，大概只有文革除外。中國人之討厭李鵬，以這句口號為經典，可以不必多著一字。當年天安門，罵翻李鵬，是標語口號一大主題，其中還有民謠味的幾句如下： 李鵬，李鵬，缺少水準，去收酒瓶。 鄧媽媽，快把鵬兒領回家，再給兩個大嘴巴！ 開除李鵬，出口南非。 治蛔蟲藥，兩片；治感冒藥，兩片；治李鵬藥，兩片。 但是二十年下來，雖然討厭他的「人民」一敗塗地，卻無人反問過一句：李鵬真傻嗎？李鵬的顢頇、強硬，連同其面部肌肉的僵直，給人印象深刻，很難得地在共產主義崩潰大潮前夕，被雲集北京的全世界攝影機拍攝下來，幾乎是一個「極權主義」的最後留影；這副尊容，跟「六四」血光之災，一道凝固在世界和中國的記憶庫裡。八九年危機中的共產黨，李鵬衝鋒在前，鄧小平「垂簾」於幕後（他卻要說學生幕後有「搖羽毛扇的」），中國民間視李鵬為「弱智」，或許正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幼稚。 不過，共產黨雖有李鵬式的強硬，對歷史卻沒有信心。劉少奇有句話很著名：「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但人皆明白，「歷史」還得你自己寫。於是，對「六四」人人都要留下說法，人人不甘寂寞，已是一股風氣。掐指算來，「楊家將」老大乃始作俑者，生前已表示「無力糾正六四事件」的遺憾，他乃鎮壓執行人，等於撇清責任。這廂趙紫陽原無意願自己寫，老部下們竭力相勸：「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寫出來，留給後人，是你應盡的歷史責任。」（杜導正《改革歷程．序》） 近來網上流傳的一本《李鵬六四日記》，香港出版又叫停，說明李鵬有些慌張，鄧曾「垂簾」、楊要撇清、江胡把自己摘得一乾二淨，趙紫陽已寫出「歷史」，那麼「六四」血債，難道要拿他這個「總理養子」頂缸不成？ 指證鄧小平責任、拉江澤民墊背 這本《日記》毫無掩飾地彰顯了李鵬的智慧。他每次見鄧小平，都有「當場筆記」，他援引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下午鄧小平的原話，那是在地安門大街前沿米糧庫胡同的鄧府裡說的：「實行戒嚴如果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打倒，我自已倒下來，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帳上。」李鵬並在此話前面特別加了一句修飾「小平同志以大無畏的精神指出」，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六四」這筆帳，你們要找鄧小平去算，別找我李鵬。 緊接著是五月十九日上午的常委會，李鵬又引鄧的原話：「準備流點血。動亂分子搞打砸搶，也有暗藏武器，他們要反抗，阻撓戒嚴。如果我 們提出『絕對不用殺傷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於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全世界不是一直在追問「六四」開槍令是誰下的嗎？李鵬出版他的日記，只要達到一個目的就夠了：白字黑字指認鄧小平下令開槍。 趙紫陽錄音談話面世以後，坊間傳說李鵬也要出書，卻被胡錦濤封殺了；此前據傳是楊家將背景的那本《六四真相》流落海外，也曾令江澤民怒不可遏。江胡二人，視「六四」為身外之物，彷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雖然他倆都是最標準的「六四產兒」。李鵬恨此已極，卻也無奈，思來想去，大概自己出書替自己「造歷史」，是唯一選擇，連鄧力群不也是這麼幹嗎？ 所以，張良彙集一堆「中央文件」，梳理造冊，編成一部秘史，是一個現成的模式，何不拿來？如此召集一幫秀才為自己編一部《日記》，對李鵬不費吹灰之力。這本《日記》的真偽，要看其中史料、記載有多大水分，而不在於是否作者親筆。通篇《李鵬日記》，皆枯燥的中共官式檔語言，脈絡中卻有兩條灰線，一貫到底，一則是詳細引證鄧講話，另一則，是絕不遺漏江澤民在上海的每一步動作，詞語間還帶上一點阿諛，用意昭然。 李鵬日記填補了哪些空白？ 江胡不對「六四」做官史，便給野史預留了極大空間，但民間修史對暗箱操作的高層決策，又似無奈，即便如趙紫陽錄音回憶，自他被廢黜，五月十七日之後便一派茫然，形同空白。 李鵬亦不會「和盤托出」，但他要摘淨自己，就躲不開述過程，從他的日記裡，我們倒可以找到趙紫陽規避、未明之處；再就是五月十七日之後，他們磨刀霍霍、國家機器運作的嘎嘎之聲，躍然紙上。 最值得一議的，是五月十九日上午、即當晚於總後禮堂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黨員大會」的那個白天，鄧小平竟還召集過一次會議，以往所有關於「六四」的回憶、史料中，皆未曾出現過這個紀錄，這次卻由李鵬公佈出來，內容之敏感、尖端，前所未有，鄧小平若地下有知，一定大罵李鵬爆料他，比趙紫陽更甚；而就憑披露這個「鄧講話」，胡錦濤就有理由封殺《李鵬日記》。 「上午十時左右，我們應邀到小平同志處開會，參加會議的有陳雲、先念、尚昆三位老同志，三位常委李鵬、姚依林、喬石，人民解放軍三總部的遲浩田、趙南起、楊白冰，還有秦基偉、洪學智、劉華清三位老紅軍參加。鄧小平同志在會上講了六點意見......」主要是三點：「準備流點血」、籌備罷免趙紫陽、確定江澤民接總書記。這次會議，不僅議題至關重大，李鵬記錄下來的此次鄧講話，也將是研究八九歷史的關鍵史料，舉其要者： ──開禁「殺傷性武器」； ──借鑒臺灣戒嚴的前例，「戒嚴要多久時間，現在定不下來。總之，要到一切恢復正常為止。臺灣不是戒嚴二十多年了，也沒有說哪一天解除」； ──認定戈趙談話是「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我。廣場放起鞭炮，打倒鄧小平。打，我也不退，要鬥到底」； ──承認選錯了胡趙二人； ──不否定「改革開放」，「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對的」，從這裡可以接續到日後的「九二南巡」。 另一樁事，是趙紫陽訪朝第二天， 四月二十四日晚李鵬召開常委碰頭會，除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之外，列席的還有楊尚昆、萬里，書記處的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丁關根等，「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認為學潮背後有人操縱，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李鵬提出三個方案：人民日報發社論、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向各省市發通知、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並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 由此可見，鎮壓學潮的模式，早在此刻（四月下旬）已經出籠、定型，後來的鄧講話、「四二六社論」、鄧府決定戒嚴、廢黜趙紫陽、總後禮堂大會等等，不過是走形式而已。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李鵬牽著鄧小平的鼻子走，還是鄧在幕後指揮這一切，李鵬不過是個前台的一個皮影兒？有沒有吳國光所鉤沉的一個「鄧小平四二三密令」？李鵬在此究竟隱瞞了什麼呢？ 五月二十日「沒有想到部隊進城受到極大阻力，可以肯定，戒嚴消息事先被洩露出去了」，也是李鵬日記精彩的一筆，「西面來的部隊被人群圍堵在八寶山，南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南苑，東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通縣，北面來的部隊被圍堵在北太平莊。戒嚴指揮部曾設想，西面的主力部隊經過地鐵運送到天安門，也因為走漏消息，復興門地鐵施工洞口被一群動亂分子佔領，堵塞了地鐵的通道，部隊調不進來。惟一成功的是從河北沙河縣乘火車到達北京車站的兩千餘人。這是根據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同志的請求，我下令鐵道部長李森茂執行運送沙河部隊的命令，他執行了。但部隊一下車，就被動亂分子包圍，困在北京車站動彈不得。」 涉及趙紫陽的兩處，亦耐人尋味。李鵬說楊尚昆向他透露五月十三日趙紫陽見鄧小平情形，「小平對趙紫陽說，我現在感到很疲勞，腦子不夠用，耳鳴得厲害，你講的話我也聽不清楚。」查趙錄音回憶，一字未提鄧的態度——很明顯，鄧裝聾是一種政治表態，對陳雲也一向如此，趙紫陽對此是很熟悉的，這次竟未能解讀，那廂楊尚昆卻及時通報了李鵬！另一處是，五月二十一日部隊進城受阻之際，李鵬給王瑞林打電話，請示近日內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罷免趙，鄧小平答復：「要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幹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顯然，這是鄧怕兵變的一個旁證。 「李鵬策略」解讀 「八九」這場廝殺，無論是官民對陣，還是黨內角逐，結局仿佛大家都輸給了一個白痴，聽上去很慘。其實，決定因素是鄧小平的理念，而支配他當時心理的，是來自波匈巨變的強烈衝擊，《李鵬日記》對此均有充分的展示。這個大氣候，決定了在權力結構上，趙紫陽與李鵬並不處於均等的地位，雖然他倆同時處於鄧小平與柴玲、地安門（鄧住所）與廣場、老人與學生的夾縫之間──但趙需要勸慰、安撫鄧小平和學生兩方，李鵬則只需踐踏、侮辱學生一方，就能贏得老人一方。 李鵬在《日記》裡寫了一個因果鏈條：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讓他栽了──「為什麼非要向我遞交請願書，而不是向趙紫陽遞交？」他以陰謀論判斷，有人要以文革手法搞臭他；同時他對民間怨言趙紫陽的兒子「官倒」，又幸災樂禍。兩人誰會成為這次學潮的「替罪羊」，李鵬有非常清晰的意識。四月二十三日他卻若無其事地去北京火車站送趙紫陽訪朝，還說「今天我來送你，可以顯示中央的團結」，心裡大概已在狂喜，天賜他一個絕佳的機會：他要先下手為強──這應該用來解釋前述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碰頭會的原委。李鵬擁有的優勢，是老人幫和鄧小平的恐懼心態，但他缺少一個時機，來把生米做成熟飯。我們可以斷定，李鵬洞悉鄧小平的理念──痛恨「紅衛兵」、將文革與東歐變色一鍋煮、恐懼民心浮動、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還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讓常委會通過一個極端的應對方案，鄧小平和全黨只有照單全收。 在策略上，李鵬使用「袁木談判模式」，持續地激怒學生，有一石三鳥之效：令趙紫陽疏導學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為烏有；令學運從靜坐向絕食逐步升級，其領袖「理性受冷落、激進得擁戴」；令鄧小平越來越陷入一種「鎮壓衝動」。何東昌也配合李鵬，在北師大說趙紫陽的態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會上，趙紫陽怒責此說，李鵬則保護何東昌，反唇相譏：「要李鵬下台，這些傳言由誰來闢謠？」此後「對話破裂，絕食開始」，沒幾天趙就對戈氏撂出了鄧「掌舵」。後人研究這段歷史會發現，趙紫陽步步落空，李鵬招招得逞。 米（萬里）有愧於糧（紫陽）？ 歷史是個多面體，每個當事人只能映射某個單面，李鵬說「六四」，其價值也在於此。從他的記錄中，我們也能看到其他當事人的某種側面，有時候竟是令人詫異的。 楊尚昆就不必說他了。李鵬筆下的萬里，也叫人「跌破眼鏡」。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時，萬里同志打電話來，說北京市領導反映，形勢非常嚴峻，中央態度不明朗，他們很難工作。萬里建議立刻召開常委會討論對策。我同意了萬里同志的建議，決定晚八時開常委碰頭會，擴大到有關同志參加。」照李鵬的說法，他那個先發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頭會」，竟是萬里起的頭！趙紫陽錄音回憶中的說法則是，「萬里上了陳希同、李錫銘的當」──其實，京津兩地的首腦，陳希同、李錫銘，包括李瑞環（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個宗派，大佬就是萬里，這個宗派八九年力主鎮壓學潮。另據宗鳳鳴引李樹橋談，趙赴朝後，李先念要李鵬通知北京市委強硬對付學潮。 萬里被趙紫陽反反復復地引為「志同道合」者，說他是中央領導人中「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並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贊成「反自由化」、學潮初期不贊成北京天津兩市委的「階級鬥爭意識」、預定召開人大常委會討論從法制軌道解決學潮，等等。萬里後來在壓力下沉默了，鄧小平去世後，趙紫陽又呼籲萬里站出來，「小平在時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小平不在了，我覺得萬里不應該再有什麼顧慮了。誰能怎麼樣他？」但萬里依然沉默，其實他已噤若寒蟬。一九九七年九月趙紫陽給十五大寫信，再次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宗鳳鳴請張廣友將這封信送給萬里，據說萬里看到此信後，神情緊張，叮囑不要外傳......。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個傳世佳話，後來被「六四」陰影所蒙晦，象徵著一個時代的死去。時光不能挽留，人格卻永存歷史，趙紫陽不玩陰謀，沒有私黨，對後果承擔到底，且毫不畏懼，堂堂正正地做個現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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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Jun 2015 09:56 PM PDT  作者按：此文曾以《那个自缚下地狱的人上天国了》为题发表在大陆本月的《随笔》3期上，由于写作时间较早（3月6日）以及层层审查等原因，其中重要情节未能阐述，乃于日前增改后以现题送上，希能弥补不足。 严秀（曾彦修）先生于4月3日逝世的消息，是曾伯炎兄电话告诉我的。我们这两个在以严秀等鲁迅传人为代表的当代杂文界里实习的老年新生，不仅是他的铁杆粉丝且有幸得他青睐，而且还因先后就读于历史名校成都石室中学，算是他的同窗，所以闻讯之后顿感痛失师长。经向京中友人朱铁志君探询，得知他在辞世前曾对后事有所安排，除一切从简外，遗体和器官一概捐作医用和教学，这自然也免除了他作为党国高干去八宝山与同僚们按级别排序入住安身了。只是听说他长期领导的人民出版社计划于6日为他举行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到5日突然通知取消；仅仅过了一天，那通知取消告别仪式的上级突然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总书记习近平要对曾老致送花圈，那通电话在那所衙门里引起的波涛对有关面孔造成的畸变，一定极具观赏价值；而形势也自然随之再变：决定于9日举行仪式，刘云山、赵乐际、刘奇葆等沉痛哀悼的花圈也纷纷跟着总书记来了；送花圈的更有前任"国级"高官等等等等。这番戏剧性的变化所传达的信息，恐怕不是"备极哀荣"一类的陈词所能传达的，那原因好像涉及什么机密，且不说它。 虽然严秀以出版元老和文坛巨擘知名于世，但我首先回想起的却是他作为"曾彦修同志"的高干业绩，那在我党历史上似尚无先例。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担任人民出版社实际领导人的他成为领导反右的五人小组组长（无副组长），掌握全社政治生杀大权。可是他竟把自己当做本社头号右派列入名单向上峰交账。在伯炎托我和他共同署名的唁文和挽联里，我把此事当成了主要内容之一： 恭送严秀学长西行 出版界耆宿、杂文界大师曾彦修（严秀）同志于本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正职胡绳为挂名）期间，顶着让全国按比例划右派的命令，为保护无辜同人，把自己划成右派去顶替，落入苦海二十余年。先生为文坚持鲁迅风骨，冷对强权，热掖后进，令人没齿难忘，定将垂范千古。他早年就读四川成属联中（石室中学前身）高普11班，是我们的学长。我们以他为荣，力求配作他的学弟。 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 不倦诲世甘为孺子做老牛 后学黄一龙、曾伯炎敬挽 2015年3月3日 唁文里说他把自己绑下地狱的壮举是"为保护无辜同人，把自己划成右派去顶替"，本是朋辈共识，可是在他晚年的自传性随笔《平生六记》里，却说"有关'反右'问题的，对我传说很多，虽均认为我是自动报名的，但与真相仍差很远"，而谦虚地另作解释，说那时他已被上峰怀疑，那样做不过是迫不得已。但细查那迫不得已所传达的"真相"，乃是他虽身任全社反右总管而"上面"却早有迹象对他极不信任，他"无非是老运动员了，知道在劫难逃，还不如自报或可以减少麻烦与损失。"那所谓"麻烦与损失"，首先就是五人小组里坚不同意他自划右派的那四位，"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卷进去。……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为了那四位，更为了"整个单位"，他自动下地狱了。这个"真相"和挽联说他"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其实并无区别。 不仅反右运动，纵观先生一生，他虽多年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即使领导阶级斗争搞运动，他也从不求"一抓就灵"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职权去解救无辜的弱者。据《平生六记》记载，县里土改当领队，他体谅民间对逃荒灾民收留丫头讨为小妾的历史问题，"不告不理"；从宽处理穷困村民集体抢劫路人的旧案，但不去请示高级领导陶铸，"错了我们顶住不要紧，反正我们是小干部无关紧要，一扯上陶铸，就是路线问题了。"任《南方日报》社长期间正值镇反运动，某夜知道政法部门并未报告中央华南分局而定于次日大规模地处决一百四十余名"反革命"，送来见报的罪名均为空洞的"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此连夜报告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与政法官员面折廷争，迫使对方暂停执行且允报社人员前去帮助"补充资料"——虽然他"无权过问"能否使个把幸运者因此捡回一条命。从1955年由批判胡风引起的"内部肃反"运动起，他即担任人民出版社领导运动的"五人小组"组长，在他的领导下，"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须知在当时，全国上下"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治界限不清，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曾在一个时期以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机关学校内部大约160万人一度成为"审查对象"受到冲击（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内容计算）；在笔者本人所在的小机关青年团成都市委，在中共市委派来任五人小组组长的宣传部副部长指挥下，居然从五十来个干部里面弄出一个"胡风分子"、四个反革命嫌疑分子，加以严密看管日夜斗争，中间还曾有鼻子有眼地宣布，曾有一名"光头蓝布衫"的人到机关进行特务联系，那名"胡风分子"又从胡风骨干分子阿垅那里领到过一把手枪藏在家里，于是又是抄家找枪，又是遍查亲友，结果枪无踪影，一位嫌疑分子的农民小脚妻子却吓得上吊自杀了。比较起来，严秀所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在海内无异凤毛麟角、沙漠绿洲了。更为难得的是，1957年以后他顶着"摘帽右派"的帽子去参加"四清"，做审查历史问题的"资料员"，居然在"一个政治很复杂的工厂"里把"三十来个被怀疑有各种政治问题的，全弄清楚了：一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认为他"一生真正谈得上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须知那时他自己不仅不是什么领导，已经排在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之列，却坦然去为几十个人"弄清楚"是否反革命的政治问题，那哪里是什么"一件工作"，那是玩命！——正如他在《平生六记》的前记里所说，"那是拼着我的生命"呀！所有这些在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中难于找出它例的作为，无非表明当事者的独特的主观人格，而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包括受到的政治压力无关。 这独特的人格，其实来源于他自少年时期弃学从政起就秉承的五四反独裁专制求民主自由的传统，对于"前三十年"神化领袖践踏斯文分裂国民制造敌人的"运动政治"，从来格格不入。他的种种"迫不得已"，都是迫于自己道德操守；简单地说，在那个以"整人"为纲的环境下，他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不整人！他说"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平生六记》）。他不愿做"非人"，所以当他以"微觉此生未整人"（《九十自励》）自况时，他是无比自豪的。而正因他能够以真正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告别人间，他的去处自然只能是天上——那个绝不收留畜牲的地方。 2015年3月6日于不设防居，5月27日改定 附记：本文开始所说作者受到严秀先生"青睐"，是某日偶然从网上看到他在2003年初有一封致《杂文月刊》的信，涉及我，如下："我有一个想法，你们可否邀请一批杂文作者到你刊开两天会，你们可以提出一个邀请名单，我也可以替你们参谋一下（有邵燕祥、牧惠、李普、陈四益、戴煌、王春瑜、刘征、曾彦修等），邀请十来个人到石家庄市开两天会，取消一切仪式，绝不要任何首长接见，更不要任何的参观游览，现在的假西柏坡（黄按：当年迁自延安的中共中央旧址"真西北坡"已于1958年淹没于当时修建的岗南水库之下，现有的假址纪念馆建于1971年。）也不要去，不看电影，不参加晚会，一切虚浮的东西全部砍掉，只务实：座谈。每人可以留下一篇文章。更不要通知报馆电视台，弄得不胜其烦，胡吹乱叫，人人反感。外地建议象征性地请两位大家来，一是上海的何满子，二是广州的章明，或再加上成都的黄一龙。开完会即走人。不作任何十几年来虚张声势、铺张浪费、自我吹嘘的小丑表演，有你们做出一个老老实实、朴朴素素的样子来，这会提高你们的威信。" 其中把我附于诸"大家"之后，自是小可的无尚殊荣。不过把此信附在此处，原因乃是他的"会议文化"见解太精彩了，希望再加传播："取消一切仪式，绝不要任何首长接见，更不要任何参观游览，一切虚浮的东西全部砍掉，只务实，座谈"！如果我国多一些和大一些做此指示的首长，国家将会减少多少损失，我们现在也大可不必为她的富强做梦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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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后极权时代对孩子心灵造成的伤害——一个八九学生的隐痛 Posted: 01 Jun 2015 09:44 PM PDT
2015年2月2日，天安门母亲群体举办了年度聚餐。聚餐前，家属举行默哀怀念在六四镇压中失去的子女和亲人。（天安门母亲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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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Jun 2015 09:40 PM PDT 我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一瞬是父亲给予的。那是五十年代末，我被父母全托在邵东县幼儿园。一个周末的黄昏，爸爸来接我回他教书的邵东一中。灿烂的夕阳里，爸爸居然在路边茅草小屋顶上掏下一个白色的鸟蛋来。小小的我，双手捧着那个无比珍贵的鸟蛋，乐得快要发晕了。对个子高高能掏到鸟蛋的爸爸，我童稚的心里充满了崇拜之情。 幼时如金子般耀眼的时光，转眼就黯然失色。自六十年代大饥荒、文革以来，个性高傲的父亲在残酷的政治高压下长期沉默寡言，忍辱负重。一九八九年我被判刑入狱，出狱后被逼流亡，父亲一次又一次地为女儿申诉，毫不畏惧地指控李鹏等中国当权者侵犯人权。 二十余年，父亲一直痴痴地等待女儿归来。直到九十五岁，满怀期待的父亲终于油尽灯枯。不孝的我没有回国探亲、送葬，但父亲在临死之前留言，仍然将唯一的女儿视为他的骄傲。 无论怎样远离父母，死亡让父母重新占据孩子的感情世界。当父母的存在成为瑞典语中的过去时态，难以抑止的怀念与感恩之情，如潮水般涌上来。记忆是我唯一的回归途径，我只能以点点滴滴的回忆，去对抗骨肉长期分离的家庭悲剧。
@ 穿越时空的一组历史蒙太奇 在遥远的北欧点燃一支又一支蜡烛，我念念叨叨地和父亲告别。又一个给我生命的人走了，我的思绪回到人生的起点。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性让我们一味面对未来，使得遗忘如烟雾一般弥漫，淹没了很多宝贵的记忆。那些过去了的幸福和痛苦，如同前辈植物里淌下的晶莹琥珀，埋藏在海底，需要去用心打捞。 打捞记忆带出了一组蒙太奇，因为年岁久远，那原本生动的图景大都成了黑白色。在他人看来再渺小不过的往昔故事，在我却是自己成其为自己的根源。无论我和父亲有多大的代沟，他是在精神上给我影响最大的亲人。 我童年时第一次看到父亲露出畏缩惊惧的神情，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傍晚，父亲拿着一个旧布袋，带着我去到学校旁的一块绿豆地里。他弯着腰，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摘起豆荚来。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个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乡下的亲戚跑来求一口食物活命，父亲把食堂里限量的钵饭端给家人吃，自己因饥饿患了水肿病。本是书生的他，只好私下开一块土地种点绿豆以充饥。 1964年的四清运动后，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从县城中学清洗出去，调到一个叫肖家冲的偏僻山区。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已在城镇小学受到歧视，因出身不好被撤了少先队文娱委员之职，母亲因此让我跟着父亲到那个山区去。父亲遭贬罚之地，一度成了我的天堂，我在肖家冲和乡村女孩一起钻山洞、采野花。 每个月有一次，发了工资，父亲就去杀猪的人家买肉吃。每次他拿着用桐叶包着的猪肉，走进做为校舍的祠堂，都要分出一小块肉来送给门口的贫户六嫂。六嫂的小女儿因缺乏营养面黄肌瘦，嗷嗷待哺，一小块猪肉在那个时期是非常稀罕之物。我长大后，凡自己有的东西都不很吝啬，愿意与人分享，这大概是父亲身教的缘故。 到了1968年文革狂热时期，我们连那个宁静的山区小学也不能呆了。我终生难忘的一个镜头是：父亲从公社开会回来，头部带着被造反派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口，胸前挂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当时父亲只和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清理自己的东西，我们被命令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不敢问父亲是怎么回事，只能拿着一对长长的竹竿帐棍，沉默地跟在挑行李的父亲后面，摸着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回老家去。 @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 连绵的回忆伴着泪水，也伴着歌声。我一遍遍地唱英文歌《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顶端；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我有一个芬芳的名字。因为我们家先有了两个男孩，父亲在我未出生之前，就早早准备了一个女孩的名字：莫莉花。我是一个被父母期盼的女孩，是世人所说的"掌上明珠"，但我却时运不济。刚小学毕业就遇上了文革，因为是"黑五类"子女我被禁止升中学，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民办中学就读，才读了七天就被人从教室里赶出去。 我夜夜哭湿枕头，为自己失学的屈辱伤心不已。父亲看到我小小年纪就在乡下插秧割稻、拾柴禾扯猪草，信奉"唯有读书高"的他难过地对人说："我家莫莉花本来是读博士的料子。" 但父亲不让我继续悲悲切切，他偷偷地教训我，说：当年和他一起在民国时期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凡是留在大陆没去台湾的，有些人在共产党土改镇反中被枪杀，有些人在反右运动中被监禁，我们家直到文革才被整肃下乡，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有一次我在田间挑塘泥，肩膀挑肿如馒头，父亲看了不以为然地说："乡下农民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劳作的。" 在他人更大的苦难面前，我学会坚毅地承受命运。1968年，在父亲的指示下，我找到家乡一间农业中学就读，半天上课，半天在生产队出工。几年后就靠着这张只读了一年的农业中学文凭，我当上民办教师。八十年代开放时代来临，我在父亲的敦促下，一边教书带孩子，一边进修中文系专科和本科。父亲很为我自豪，因为我勤奋努力，从乡村小学简陋的讲台，一直教到大学漂亮的梯形教室。 心理学家会说：一切源自于童年。童年遭受的政治歧视和侮辱，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到了1989年，身不由己地我卷入了沸腾的民主运动，那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因家庭出身长期被欺压到社会底层的自己，对生活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盼望。 在我被邵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公审时，我的父母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1989年12月24日，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案在邵阳市委大礼堂开庭。我为自己做无罪辩，上千听众为我热烈鼓掌。当时我的母亲很恐惧，她一边哭泣，一边轻声地抱怨、责骂我。 而我父亲却很兴奋激动，他与大家一起为我鼓掌，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民国时期在南京读大学时，年轻好学的父亲曾旁听过一些世纪大案的庭审，他因此比我母亲更有头脑与见识，能认识到这场审判的性质，认识到女儿虽被判刑要送去劳改，但当局在道义上则一败涂地。 在女儿被剥夺权利与自由的困境中，父亲挺直了腰板，站在我身后。很多年后我才在他乡反思时悟出，我在被审判时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自己的尊严，拒绝认罪，是因为我命中注定地继承了父亲清高和执着的性格。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从水管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出来的是血。"  ◎ "教女护人权"，父亲一生的骄傲 在母亲走后三年，父亲也走了。我翻阅他们留下的书信，禁不住泪如泉涌。母亲在留下的遗嘱里声称："晚年多亏莉花的慷慨赠予，这些年我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她提及我多年来对父母的经济资助，这减少一点我对自己没有尽孝的愧疚感。尽管如此，不能在父母晚年和去世之际探望和照顾他们，仍然是我心中最深的痛。 是否回国探亲，这是我流亡二十二年中一直纠结万分的问题。曾有老乡传话，说有关当局考虑有条件地让我回国探亲。但是，要我接受一种类似施舍的机会，从一个小洞里爬回去，对看重个人尊严甚于生命的我来说，实在是太为难了。我知道有不少同命运的流亡者回去了，但他们不是写了某种类似悔过或保证之类的文字，就是被当局追究抓捕，或友好合作，或被传言招安。我既不能承受那种羞辱，也不想私下接受某种"恩惠"而放弃自己批评中国政府的权利。 母亲不问政治，却清楚地知道当局会使出什么手段，为了我的安全她表态不要我回国。父亲却相反，他一直为我的基本人权抗争。早在我入狱期间，父亲就以亲属名义为我写申诉书，坚称我无罪，并严厉斥责中共当局："你们在我女儿的判决书上例举的罪状只有区区五句话，却判了她三年刑。" 从2008年起，日渐衰老的父亲盼女心切，不断给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机构写信，指责他们说："我女儿莫莉花，被你们无理抓去，又无理判刑。……你院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人。"他还写信给李鹏、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声言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他们侵犯人权。 尽管父亲的一封封告状信都石沉大海，但他坚持向那个冷酷无情的国家机器要个说法。他充满信心地告诉我："等我告倒了他们，你就可以回国了！"无论父亲晚年是否丧失了对现实的认知能力，他的逻辑是清晰的：是那个政权逼得女儿流亡，是他们有罪。他仍然豪情满怀，在一首写给台湾的老同学的信中，他自作挽联一首，其中就有"育才执教鞭"、"教女护人权"等句子。他把我走上为人权抗争的道路视为他的骄傲。 我的父母都活到高龄，但都没有等到女儿回家。一生与父母聚少离多，丧亲之痛使人清醒，让我从虚无之中获得人生的信念。生命的真相犹如海水退后裸露的礁石，我意识到自己继承了父辈的遗传密码，也承载了他们的追求与梦想。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六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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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1 Jun 2015 09:20 PM PDT ——纪念"六四"惨案二十六周年 天安门母亲
上一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但是，这场惨案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惨案的死难者依然含冤于九泉之下，难以安息。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 在以往漫长的二十年里，即从上个世纪1995年起，我们这群"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每年都要秉笔直书，致函"两代会"及国家领导人，声明八九天安门流血惨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我们要求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要求就"六四"遗留问题与政府方面协商、对话。为此我们提出三项诉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单和死者人数；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这三项概括起来，就是 "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然而，上述要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回想起上一个世纪，中国无辜死亡了很多人，仅中共统治下就惨死了八千万（也有说六千万）。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个"土改、镇反"，打死、杀害了很多人；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一个"大跃进"（实则为"大饥荒"），又活活饿死了很多人；60年代至70年代，有一个全国性动乱的"十年文革"，自杀、他杀了很多人。一直到了世纪末，还发生了一起八九"六四"流血惨案，这是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开进北京城对学生和市民实行的最残忍的大屠杀，用机枪扫射、用坦克碾压自己的同胞。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还严严实实地掩盖着。 "六四"流血事件过后，我们从亲人倒下的地方站立起来，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到一批又一批聚拢来，逐渐形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我们在漫漫长夜般的黑暗中，抗争，失败，再抗争，再失败……但我们没有停步，没有歇息；每一次失败之后不是绝望和气馁，不是退缩和溃散，而是继续向前走，吸引更多同命运者向着我们的群体走来。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是个坎儿，"天安门母亲"从整体上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密监控和打压。原先，大家有个约定，自"六四"十周年祭开始，每逢五、十周年之际，在京的难属都要举行"六四"受难者集体祭奠仪式。我们都会带着已故亲人的遗像，聚集在某户难属家中，供上鲜花，焚香点烛，播放哀乐，洒酒哭祭，以此抒发悲情，安抚亡灵。 1999年"六四"十周年，我们在便衣警察严密监控下祭奠成了；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尽管那年三月遭受了"文化衫事件"的不白之冤，但还是在便衣警察警戒下祭奠成了；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除了丁子霖夫妇被国安软禁在家不得参加外，其他难属排除干扰毕竟也祭奠成了。 2014年是"六四"惨案二十五周年，我们本来决定五月十六日仍在难属家中举行集体祭奠仪式。然而，自四月清明节之后起至六月十日左右，在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绝大部分成员都被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所在辖区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上门"谈话"，家门口被设岗，外出被跟踪盯梢……这样，原拟举行的集体祭奠，遂胎死腹中，连每年的"六四"祭文在"二十五周年"之际也未能发出。更有甚者，当局对我们之中有的成员还进行了变相抄家：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找难属"谈话"，从早到晚一整天，直至逼迫其"自动"交出家中电脑里所有存件才罢休。丁子霖夫妇则自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被北京国安软禁在外地不得返京，以致他们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未能在亡儿冥诞（六月二日）及忌日（六月三日）陪伴其灵前（其亡儿遗骨一直置放在家中），更不用说在家中为亡儿祭奠了。 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并没有随着"六四"二十五周年过去而停止，而是转入了"新常态"，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在这之前，他们一般通过窃听"天安门母亲"一些主要成员的电话、手机掌握情况，采取措施；然而，自今年年初开始，他们居然把窃听器置入"天安门母亲"某成员家里，当难属们为共同关心的事情议论纷纷时，他们就直接录下各人谈话的内容，包括当场宣读的文件讨论稿也不放过，然后随即采取威吓措施。对于这种卑劣做法，难属们义愤填膺，纷纷予以谴责。 杀了你的亲人，不给任何交代；你要公道，没有！只有迫害和监控，封住你的嘴，而且越演越烈！ 今年三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代会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这是就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侵略战争说的。当年日本人给中国造成了天大的灾难，今天日本政府的领导人理应担负起前人罪行带来的历史责任；那么，同样道理，当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在自己国家里犯下的一系列人为的乃至杀人的罪行，他们的后继者是否也要担负起由此带来的历史责任呢？这是确定无疑、不可移易的。这就叫做"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以史为鉴"。国人将拭目以待。 不能采取强制性遗忘：凡是对我有利的，就记住；凡是对我有害的，就忘掉。中国从"六四"至今的几届领导人，他们的思维定势，都是对"六四"采取了选择性遗忘。我们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今天的领导人：靠强权采取选择性遗忘，只能得逞于一时，人们的噤若寒蝉也不可能维持多久。欠债总是要还的，既躲不过，也赖不掉。 中国政府自从八九"六四"以后的隐瞒和欺骗，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空壳，社会的每个角落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尤其是"六四"后的青少年，他们从书报杂志上、从网络媒体上，看不到"六四"，看不到"六四"死难者，看不到"六四"死难者亲属，看不到"天安门母亲"，以至于使得整个"六四"这段历史在他们那里成为一片空白。这究竟是谁之过？！ 不要忘了今朝是何年——为何人们要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要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何台湾每年都要纪念"二二八"镇压事件，韩国每年要纪念"光州屠杀"事件。试问：哪一年，哪一天，中国也将纪念土改、镇反中惨死的无辜者；纪念大饥荒中饿死的平民百姓；纪念"十年文革"中遭虐待、迫害致死的中国公民；纪念"六四"大屠杀中的死难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签名者： 尤维洁 郭丽英 张彦秋 吴丽虹 尹 敏 郝义传 祝枝弟 叶向荣 徐 珏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王范地 周淑庄 李雪文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 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广明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树森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王文华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王 连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孙珊萍 张振霞 刘天媛 黄定英 熊 辉 张彩凤 何瑞田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齐志英 方桂珍 雷 勇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穆怀兰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隋立松 林武云 冯淑兰 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奚永顺肖宗友 乔秀兰 陆燕京 李浩泉 赖运迪 周小姣 周运姣 陈永朝 陈永邦 刘永亮 张景利 孙海文 王海林 陆三宝（共129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程淑珍 杜东旭 张桂荣 赵廷杰 陆马生（共37人） 天安门母亲服务团队集体讨论 丁子霖 蒋培坤执笔 2015年6月1日 ——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4, 2015, 7:02:55 AM6/4/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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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5 07:58 PM PDT
"六四"已經過去二十六年了，為甚麼我們今天還要紀念？因為 第一，今天的中國，經濟實力大為增長，這使得很多人忘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創造了經濟增長的，是中國的人民，而享受並瘋狂瓜分經濟成長的利益的，是統治集團───中共。而中共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並沒有順應世界潮流，進行任何政治改革，相反，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對於公民社會的打壓，對人權的侵犯，對人民自由的限制，比之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的中國，雖然蔚為大國，但是政治上，正在向法西斯化的方向倒退。這樣的發展趨勢，正是從26年前的"六四"屠殺開始的。 因此，今天，我們紀念"六四"26週年，就是要提醒世人：我們不要忘記，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並未改正26年前的暴政心態，仍舊堅持抗拒民主潮流。這是一個強大而邪惡的統治集團，26年來從未改變。我們不能被表面的國力強大矇住雙眼，只看到變化的部分，而看不到這樣的沒有變化的部分。中共想用經濟成就抹去自己的罪行，我們決不能讓他們得逞。 第二，人權是普世價值，民主沒有國界。26年前發生的那場悲劇，不僅僅是中國的事情，也是全世界的事情；不僅是重大的歷史事件，也是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一個巨大污點。今天，我們紀念"六四"，就是提醒我們自己，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不自由，都可能影響到我們的自由是否能夠得到保障；更不用提，香港和臺灣的自由，已經在受到中共勢力的威脅。 因此，我們紀念"六四"26週年，也是為了表達世界所有愛好民主的力量，尤其是香港和臺灣的民主力量，我們要團結在一起，抵抗反民主力量向全世界擴張的決心；因此，我們紀念"六四"26週年，是為了過去的那些死難者，也是為了仍舊倖存的我們的明天。 第三，26年前，曾經有那麼一群青年學生，在他們最美好的人生階段，為了一份理想，為了爭取自由，而失去了生命。這樣的勇敢，這樣的追求，這樣的參與和行動的精神，是那麼的美好。因而，他們的犧牲，真正是歷史的傷口，是每個人心中的淚。他們，是值得我們記住的人。 人道高於政治，因此，僅僅是從人道的角度出發，今天，我們紀念"六四"26週年，也是為了告慰那些年輕的生命。我們要告訴他們，不管26年，還是36年，46年，你們曾經為自己的國家付出的代價，你們的勇敢，世人永遠不會遺忘。 第四，，我也代表一批當年的八九學生，對那些已經在天堂裡面的兄弟姐妹們說：親愛的你們，作為幸存者，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在，就絕對不會忘記你們，不會忘記你們每一張青春的臉，也絕對不會放棄為你們討回公道的努力。同時，在這令人悲傷的日子裡，我也希望你們知道，我們是多麼的想念你們，想念我們共同的崢嶸歲月。就像那首歌中說的：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張破碎的臉；難以開口道再見，就讓一切走遠。／到如今年復一年，我不能停止懷念，懷念你懷念從前。／但願那海風再起，只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溫柔。" 雖然時光流逝，但是我們還在。放心吧，我們希望你們在天堂一切安好。 郵寄地址： 台灣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pages/%E7%8E%8B%E4%B8%B9%E7%BD%91%E7%AB%99-Wang-Dans-Page/105759983026 Twitter: http://twitter.com/wangdan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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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5 07:28 PM PDT
「震驚世界的天安門抗爭中，全國數十上百個大中城市裡，學生民眾向著參政公民主體投射出的理想主義，激發出罕見的高度自律和遍及社會的關愛與同情，最終凝聚在只身對抗坦克車隊和數以千計奔波救治陌生人的影像中，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象徵人類精神力量的重要標識。」 去年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抗爭二十五週年，適逢台灣和香港先後發生震盪社會的太陽花學運和要求真普選的「雨傘」運動，令人再次體認到秉持理想的青年學生在維護社會基本信念方面的重要角色。在政治算計和經濟利益大行其道的現實生活裡，人們不自覺地長期壓抑了自己對社會共同價值理想的認可與追求。日常生活中的不滿與疑慮，無從得到形而上表述，遂累積成無處不在卻又漶漫於無形的無力感、焦慮感，甚或暴戾之氣。因此，無論具體成因為何，不期而然爆發的學生運動，總能為人們的社會想像注入正面的理想主義精神，成為全社會傾力支持的焦點。這也正是二十六年前發生在北京的情況。由於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離世，引發震驚世界的天安門抗爭。全國數十上百個大中城市裡，學生民眾向著參政公民主體投射出的理想主義，激發出罕見的高度自律和遍及社會的關愛與同情，最終凝聚在只身對抗坦克車隊和數以千計奔波救治陌生人的影像中，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象徵人類精神力量的重要標識。 天安門抗爭的民主因素 大規模學生運動內在的理想主義精神和學運在歷史節點的敏銳先鋒角色，並不僅僅存在於相對抽象的意義層面。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延續近兩個月的學運，在具體實踐層面也始終受制於不同形態的「民主」概念，在看似紛繁雜亂的表象下，體現出社會思想對社會行為的影響。可惜的是，二十五年來，公眾輿論對政府的譴責漸漸由簡單到疲倦，對學生的指摘卻固執持續，而且越來越廣泛地被境內公眾接受，似乎當年慘烈抗爭遭致鎮壓的結局，主要責任在學生而非政府。這是極為扭曲的犬儒式理解，只會為政府提供不需為六四鎮壓辯護的輿論場域，令政府享有更為便利的管控藉口，並導致今日更為惡劣的思想文化環境。學生和公民合法抗爭的權利，包括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罷市等各種方式，是現代公民政治題中必有之義，必須在中國大陸語境中得到正名。反之，政府以「維穩」名義動用國家暴力機器鎮壓抗爭民眾，則是盜取濫用公共授權的犯罪（筆者《我的「學生有錯，政府有罪」立場──紀念八九民運十二週年》一文對此有較為詳盡的討論）。 有批評者指責學生本身就不懂民主，在組織內部實施獨裁。並想像說如果學生當權，將比中共統治更糟糕。且不說這種論調根本混淆了要求建立民主制度保障民眾參政權並不能等同於試圖推翻既有當權者來取而代之。更重要的，這是對當年歷史現象的錯誤理解（如果不是刻意歪曲的話）。考慮到當時各種因素，例如，中共建國四十年來對民間組織的嚴密控制和打擊，一九八九年學生自治組織公開成立的倉促，抗爭期間無時無刻不在升高的各種政治壓力等等，完全可以說，當時學生群體內部對民主因素的運用和依賴，已經達到相當自覺的程度。從胡耀邦逝世開始，北京各高校學生就急於形成組織，以便集體行動有所依託。這種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上的需求，一直延續到六月四日凌晨。廣場學生最後撤離之前，封從德還要主持一次形式上的「口頭投票」，為決定撤離獲取民意正當性。可以看出，「投票」或者說「多數決」在內部意見分歧時始終具有重要作用。 從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到四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北高聯）正式宣布成立，北京重點高校響應追悼會之後出現的全市罷課呼聲，多半都成立了校園內臨時自治會或籌委會，以區別於官方學生會，組織抗議活動。此後為保證有效成果而建立的對話團，雖然沒有明確要求如何推舉人選，但北京大學（北大）和其他一些院校仍然啟用了某些「競選」和投票機制。即使是脫離北高聯組織、以個人名義發起的絕食，當自願參加者人數從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時，發起者也立即訴諸組織形式，在成立絕食團指揮部的同時，建立起絕食者內部以學校為單位的代表會議，對有關絕食期限或轉移場地等動議付諸表决。由於絕食發起當天晚上，統戰部長閻明復就聯絡安排了與學生的對話，北高聯當時採取了尊重絕食者個人意願並提供一切可能支持的態度，在組織上與絕食者做出區分，結果，此後再無緣參與任何絕食團的表决程序。不過，在五月十三日到五月二十日凌晨的絕食期間，北高聯和絕食團基本處於平行狀態，後者比較單純地保證絕食場地內的秩序，前者則承擔起協調（並非指揮）每日上百萬人次前來廣場的煩雜重務，雙方基本上可以說是相安無事。（對話團活動在此期間遭中途叫停，具體情況有待另文分析） 絕食結束時，正是戒嚴第一天。身體虛弱的絕食者大多不再出面（事實上堅持多日的聲援和糾察隊同學同樣虛弱），但被激怒的北京市民卻幾乎是傾城出動。通向廣場的主要路口人山人海，阻擋可能進城的軍隊。那時還非常少見的直升飛機向廣場散發傳單，激發起更多聚集在廣場上的抗議者。在並無心理和組織準備的情況下，北高聯成為事實上的廣場指揮中心。在疲於應對之中，北高聯（由我本人主持）曾召集北京四十餘所高校代表在紀念碑西側開會。可以說，這類舉措等於公開承認北高聯並沒有堅持廣場抗爭的意圖和目標，也直接刺激了不願立即結束廣場抗爭的「外高聯」（外地赴京高校學生聯合會？）的成立。戒嚴第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間，休整後重返廣場的前絕食團指揮部成員，召集「廣場各校」代表開會，人員遠多於上述北京高校代表，遂高票決議要求北高聯將指揮權暫時移交「廣場臨時指揮部」，回校進行「四十八小時」整頓。這應是那一年整個抗爭過程中第一次出現「廣場指揮部」的名義。【註】 這幾天的變動，可以視為因絕食結束而凸顯出廣場領導權正當性的真空期。耐人尋味的是，「表决」成為當時爭奪並確立正當性的法寶。無論當時在策略態度上多麼激烈的學生，不管是柴玲、李彔，還是封從德、張伯笠，都沒有說過，「我以個人名義，⋯⋯」。所有人都在試圖證明，自己的立場獲得了多數群眾代表的支持，因此有無可辯駁的優先權。只不過，這裡存在著代表基數上「廣場各校」和「北京高校」的區別，雙方出現潛在對立。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北高聯從沒有公開否認過「廣場各校」參與行動決策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當時也沒有發生以「廣場各校」名義明確否決北高聯代表性或領導地位的情況。上述幾位學生帶頭要求高聯整頓的藉口，是廣場管理混亂。顯然，在積極使用表决機制的同時，這幾位也需要抓住最容易獲取贊同的理由來爭得多數支持。 廣場營地會議的惡質民主 如果說絕食結束和戒嚴開始的關鍵幾天，暴露出北高聯特別是我本人對全民抗爭缺乏認識和準備，甚至在意識到運動的全民性質時，仍固執堅守校園基礎的狹義學運，那麼，緊接著的變化則暴露出知識界完全無視這些至關重要的「民主」遊戲在廣場上已經有所表現。王軍濤去年評論香港爭取真普選抗爭時說，八九年的情況是「誰能往前沖，誰就能成為運動的領導。如果你不衝，你很快就被邊緣化」（類似看法也見於社會學學者趙鼎新研究天安門抗爭的專著）。然而，絕食結束時波瀾不驚，已經表明這種說法有簡單化嫌疑。實際情況毋寧是王軍濤和他知識界的朋友們當時已經有了這種先入為主的概念，沒有看到學生們在運動中多方利用「民主」規則的關鍵作用。結果，他和他的朋友們最終竟被別人利用「民主」遊戲排斥並邊緣化。 五月二十三日，知識界牽頭成立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首聯）在北高聯回校的同一天，在自身缺乏代表性基礎的情況下，自行授權成立了取代臨時指揮部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廣場指揮部）。五月二十四日舉行隆重的誓師大會時，新指定的總指揮柴玲領頭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的廣場不可丟」。一方面，誓師達到重振士氣並明確領導架構的目的，有效整頓了此前已開始陷入混亂的廣場秩序。但另一方面，多位參與其事者後來回憶說，首聯的目標始終是要將學生帶離廣場，只是因為柴玲李彔兩人變卦，才使得本已取得共識、要在一周後五月三十日撤離的計劃流產。且不說這裡存在著動機與手段的分裂（讓抗議者堅持期望與廣場共存亡，還是通過慶典儀式讓他們接受領導權並盲從撤離？），也不說還存在著回避直接面對群眾的責任倫理問題（為甚麼讓柴玲個人承擔面對公眾宣布策略立場大變卦的責任？），問題是柴玲李彔等人並不是以個人身份否決首聯開會通過的決定。改變立場時，他們很清醒地搬出了「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作為堅強後盾。這個從原來「廣場各校」現場會議脫胎而來的新機構，為他們提供了具備「民意」的正當性掩體，令首聯諸君只能暗地切齒，無法公開譴責。如果今天還看不清這一點，只能說我們的自我反思還差得太遠。 但另一方面，也必須認識到，從北高聯到首聯，其實都有充足的理由反對柴玲、李彔等人借助營地聯席會議改變他們曾在其他場合接受的、本應具有協議效力的決定。問題在於，我們當時都未能緊緊抓住問題的根源。為了吸取當年的經驗教訓，有必要明確，這個營地聯席會議實際上只具備虛假的「民主」表象，並以這個虛假表象劫持了基於多元民意的高校「民主」幼芽。 首先，所謂「廣場各校」代表，並不能代表各自的學校。當然，假設某校只有少數學生願意出頭參加抗議，跨校學生自治組織並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參與決策的權利。但即使如此，營地聯席會議的代表仍有與本校環境割裂的問題，以致無法被視作其本校的少數。當這個機構聲稱每晚有數百名各校代表參與決策性會議時，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地進京學生，其代表性的不可靠更為明顯（我本人參加五月二十二日和六月一日兩次夜間營地會議，觀察到的參加者人數最多一百人上下，至少這兩天裡並沒有指揮部人士所聲稱的兩三百人的情況）。結果，當六月一日清晨發生綁架柴玲封從德事件後，經香港人士從中斡旋，指揮部四位總指揮副總指揮與北高聯代表鄭旭光、王丹，以及我本人，於當天晚上舉行聯合記者會，目的是對外展現學生內部的團結統一。換言之，當內部分裂的傳言高漲時，外地學生代表從來沒有被邀請加入共同重建公共形象的努力（李彔是極為個別的特例），從反面證明這個營地會議民主代表性的虛妄。在北高聯方面，如果當時沒有在回校整頓期間明確要求各常委院校必須在本校重新認定常委代表個人資格，則指揮部也不會想到要借助我這個想必已經被徹底邊緣化的溫和派來重建正當性（王丹沒有參加高聯整頓，亦屬極為個別的特例）。同時也必須承認，這次北高聯參與共同露面，不過是與首聯一樣的曇花一現。內部統一的形象保證了香港方面繼續財物支援，指揮部就開始再次消極抵制廣場上的合作，特別是排斥北高聯參與介入營地會議等決策程序。 其次，營地會議議程內容本身，也暴露出其「民主」性質的不足甚或虛假。據李彔回憶，最後一周時間裏，撤不撤幾乎是每晚會議的唯一議題。討論侷限在可能的行動方案，而結論總是通過表决再次確認不必改變佔領現狀。這種議程缺乏不同立場的政治表達和辯論，將「民主」程序的工具本質推向極致。由於擱置了目前行動方案以外有關長期目標的辯論，營地會議限制並剝離了表决者與現實政治生活的直接聯繫。其中隱含了對大多是外地學生參與者的不信任，進一步削弱了營地會議及其表决機器的代表性。（封從德聲稱曾有過長達兩三個小時、數百人出席的半夜會議激辯，迄今並未見到任何旁證，令人難以確信其真實性。畢竟所有人都已十分疲倦，對時間的感覺和後來的記憶極有可能出現誤差。） 最重要的是，營地會議完全沒有相對於指揮部的獨立性，反而成了指揮部成員拒絕外界要求政治討論的擋箭牌。這是為甚麼那些在政治上對指揮部言行提出質疑的人，總是找不到辯論對象的根本原因。指揮部的中心人物，當時就不注意政治辯論；之後的二十多年裡，在政治上積極回應批評意見這方面，也並沒有表現出多少改善。批評當年知識界沒有注意到其中的「民主」因素，也必須認清這個「民主」因素的惡質一面。 記憶者需承擔責任倫理 去年紀念六四，境外媒體格外重視，當事人也因此獲得不少言說機會。在譴責屠殺並支持「天安門母親」難屬群體要求的同時，也有對當年情況的回憶重述。令人遺憾的是，有些當事人的說法極不慎重、不負責。這裡僅略舉一二，以作澄清。筆者對本人言論負責，竭誠歡迎有不同記憶者回應。 首先，關於抗議者對西方國家介入的想像，絕對不是當時的主流。例如，導致高聯絕食結束後回校整頓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吾爾開希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場廣播站呼籲學生撤離，並在答問時說應該撤到使館區，當即惹起不滿喧嘩。即，雖然學生呼籲國際關注，但他們當時也有強烈的民族自信，拒絕相信示威群眾只能求助於西方政府。去年六四前夕美國國務院舉行紀念儀式時，當事人代表卻在英文演說中聲稱天安門學生在屠殺迫近時極度渴望美國的援助。這是公開臆造，也是公開侮辱天安門抗爭者以及今日仍在堅持的難屬群體。 其次，學生組織的財務與「貪污」可能，並不足以構成對學運的指控。例如，查當時港台媒體報道記載，六月一日綁架事件內部爭議的起因，是懷疑指揮部人員財務不清，捐款自肥。當時以及其後最初幾年裏，包括張伯笠回憶錄為絕食團指揮部每人分發一千元人民幣保命費辯護在內，幾位當事人都沒有提到過那時曾有「每天清賬」和「財務公開」。這個「財務公開」的說法，出現甚晚，但其實和保命費一樣，並無他人追究。去年卻出現當事人封從德著文指責北高聯有貪污嫌疑。且不說北高聯負責財務和受人之託保管現鈔捐款的兩位外界不知名同學後來都為此付出坐牢受迫害的代價（現鈔被警察起底），只說該作者本人當年財務記錄尚有疑雲，在政府堅持拒絕認罪二十六年的時候，在大多數流亡同仁都曾度過經濟艱困時期的事實面前，這種指責及其用意，令人無法接受。 再者，封從德去年文章主題，其實是指責首聯要為學生最後沒有撤出廣場負責，認為首聯鼓勵學生中的個人野心傾向，造成撤離困難。二十五年來，當事人的相關回憶已經相當豐富；當時大批港台記者在京，兩地媒體逐日報道如今也還能查得到。所有證據都指向首聯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後失去直接影響力的事實。該作者是否應該解釋一下，為甚麼在五月二十八日之後的一個星期裏，學生仍然沒有能夠撤離廣場，直到六月四日凌晨該作者才主持最後一次依聲音大小判斷的撤離決定？筆者上文重點梳理當時學生群體當中事態發展的內在邏輯，目的就是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所得結論卻與封文完全相反。如果反思只是流於在扭曲史實基礎上指責同受迫害的當事人，那和直接幫助劊子手粉飾罪惡，恐怕已經相去不是太遠了。 紀念六四，為受難者發聲 中共當局拒絕還權于民，以正規軍坦克機槍殺傷進行政治抗爭的民眾，導致當時參與決策的領導人個個都急於洗刷自己的責任。二十六年之後，新一代中共領導，不願繼續背負這個包袱，在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拒絕與駐港解放軍部隊聯誼之際，通過其喉舌《環球時報》發表署名文章，試圖為六四屠城提出新的官方解讀。但鎮壓帶來的社會分裂影響長遠。這個分裂並非如某些人士所想像，僅僅存在於少數流亡者和中共高層官員之間，只要這些人能採納「和解」就可以解決。社會已處於深層斷裂，今天官場普遍腐敗、而民眾卻難以保障最基本的法律救助，就是最明顯的病徵。這個斷裂，只有在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得到尊重和補償的時候，才會有彌合的希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六四的槍聲，也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當年為了追隨理想主義而奮鬥犧牲。 ── 【註】 張伯笠在《逃離中國》一書中回憶此事時多有誤記。他以為戒嚴前三天我們已設立"廣場臨時指揮部"。事實上，那幾天只有糾察隊或組織廣場活動的"總指揮"，並不存在一個獨立於高聯的"指揮部"。而且，這天半夜的會議並非如他所說由高聯召集。當時高聯常委鄭旭光等人也在廣場，但只有秘書長王志新和我兩人與會。此外，這次產生的臨時指揮部，並沒有指定"總指揮"和"副總指揮"，只是資格平等的七位成員。我本人是在第二天清晨正式辭職，返回北大主持高聯整頓，並非當場謝絕任命。同時，張著說高聯從這天開始才執行常委輪值也是錯誤的。院校常委制和主席由院校常委輪值在四二七大遊行之後就確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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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華：堅持理想，釐清事實，認識歷史——八九民運二十五週年反思 Posted: 03 Jun 2015 03:49 PM PDT
二零一四年是一九八九天安門抗爭和六四屠殺二十五週年。這四分之一世紀，對中國大陸意義深遠。如今籠統言之的中國經濟起飛，當時還在艱難掙扎的瓶頸，後來也曾多次上下起伏，並非後來想像的一路高歌猛進。這些起伏與六四鎮壓，關係深刻，仍待挖掘。二十五年時間並不短。當年尚未出世的孩子，現已長大成人。他們或許已完成大學學業，正在職場打拼；又或許因為農村戶口，與父母常年分隔，早就自己跑到大都市，已在險惡江湖上磕磕碰碰很多年。但他們並沒有正常機會和公開渠道，去了解這一段並不遙遠卻又至關重要的歷史。 這並不是說所有年輕人都完全被蒙在鼓裏。事實上，每年五月底六月初的"敏感時期"，當局以往風聲鶴唳的緊張，正化為頤指氣使的驕橫。不加解釋的封網等措施，既有引起好奇探索的效果，也造成相當普遍的懶於深究的無奈。與此同時，中共當局自八九年以來，歷經三任領導，兩次換屆，當年並未參與決策的現任領導，不願永遠承擔六四鎮壓這個歷史負資產，也在通過多種渠道以各種手段解套。嚴厲管控下的種種現狀，使得有關六四的言說，漸漸落入某種"遙看風景"與不以為然混合的定勢。堅持正義和歷史真相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以及諸多民主人士，因此而在持續的政權壓迫下，還要承受日益增加的社會冷漠和道義壓力。這其中牽涉到一些根本問題，需要釐清。一方面，八九抗議運動激發出的理想主義，是重建中華文明進步精神的寶貴資源。檢討當年學生和政府的對立，決不應狹隘地侷限在指責學生。另一方面，六四鎮壓絕非一次無關歷史要義的偶然失誤。恰恰相反，那是改革開放三十五年的一個關鍵轉折點，直接決定了中國經濟基於全民成本的崛起模式（參見袁劍、鄭義論述）。 一、學生抗爭之理想主義 中國大陸知識界和一般民眾對八九年抗議者理想主義精神的變相否定，集中表現在對學生運動的不以為然。這一點，如果以前還不明顯的話，經過今年三月台灣太陽花學運和九月以來香港學運，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態度只是鎖定學生運動，並非一概反對民眾抗爭。其中折射出，中共當局多年來強力貫徹灌輸的維穩邏輯，正在以去政治化的方式滲透社會心理，並與知識界特定立場匯聚，固化出扭曲的視角。 互聯網時代的中國大陸公眾輿論，通常對地方發生的抗議抱有同情。地方出現官民衝突時，民眾總是會在第一時間通過網絡呼籲支持，向虛擬空間的讀者解釋事件來龍去脈，說明真相，抗議官方信息封鎖。這類呼籲行為，本質上可以說，是基於認定網絡用戶共享的公民身份，也是基於對公共空間的信賴和對社會正義的想像。廈門反化工建廠的市民"散步"，廣州郊區反對建造垃圾焚燒爐的群眾動員，都帶有這些特徵。所有這些要素，在現代社會分析中，都會直接指向事件衝突的政治內涵，即使當事人沒有明言，觀察家的評論仍會著力於揭示被掩蓋的政治對立和觀念衝突。但在這方面，當代中國卻是一個顯著例外。由於中共當局對政治活動的強權壟斷，特別是上世紀末刑訴打擊中國民主黨組黨和鎮壓法輪功之後，社會上完全沒有非官方政治社團的空間。輿論引導上，當局同樣刻意掩蓋各種社會衝突的政治內涵。廈門市民採取"散步"形式抗議，本身就是對公民政治權利被剝奪的無奈妥協。這種妥協或回避姿態隨處可見，而且常常有明顯順應官方掌控強度的伸縮。反日風潮高漲時，日資廠工人罷工，合理要求福利保障，但政治言說上借助的僅止是民族主義，而不是工人理應有的罷工權利。 自我設限以回避"政治"標簽，已經成為今日中國社會群體抗爭的重要策略特徵。其中的行動邏輯，是"表達政治要求必然會遭遇懲戒"，這種由暴政有意製造、並慢慢內化為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效益權衡，是強權借助恐懼心理維護統治秩序的結果。更甚者，敢於表達政治要求，被公然視為異類，不但當局放手公開壓制，民眾在實際生活中也是避之猶恐不及。這是負面評價所有學生運動的重要背景。問題在於，由於學生相對抽象的社會屬性，大規模學生運動，必然具有鮮明強烈的政治品格，幾乎不可能借助去政治化的恐懼心理來消除其色彩。同時，高度政治動員的學生運動，必定是與既成秩序相對抗。在這種時刻，所謂的公民不服從，不再是據守一隅堅持一己的消極自由不受侵害，而是具有了主動出擊去伸張政治意志的動力，行動上就會走出課堂向社會呼籲。這些特質為學生運動帶來巨大的動員能量，動員規模的增長又會加強運動固有的特徵。八九年天安門如此，今年台灣太陽花學運如此，如今香港要求真普選的抗議再次展現類似情景。在這種情況下，官方媒體通常會旁敲側擊地指責學運背後有"黑手"或境外反華勢力指使，試圖一箭雙雕地將"盲目追隨"的學生和"投機者""野心家"的學生領袖對立起來。而社會上自我設限不談政治的觀察角度，難以理解也無法解釋理想主義爆發式的張揚，在猶豫不定中也易於接受官方說法，熱衷於指責個別學生領袖品質低劣，要為場面失控負責，並因此不但忽略了學生抗爭中的理想主義乃是民族精神最可寶貴的資源之一，而且模糊了大規模學運的重大歷史意義。 二、學生運動與歷史節點 自從十八世紀的美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二百多年來的世界現代史，充滿了各種社會運動和革命浪潮。但是，以學生運動激發社會變動的狀況，卻是二十世紀的現象。其實，無論規模多大的學生運動，都很難直接引發政治革命。不過，學運一般都發生在文化價值框架滯後於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時刻，以青年人的敏感刺激出社會觀念的重大轉向和變革。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能夠引起廣泛反響的學運，大多是因為社會已經處於急需價值轉型的躁動不安之中，是學運以其激烈的理想主義姿態，將文化危機推向極端，從而引發整個社會價值結構的更新。因此，即使學運未必次次成功，甚且可能遭到鎮壓而"失敗"，絕大多數國家對本國學運歷史仍保有尊重，認其為自己現代歷程中的重要一環。如中國政府這樣嚴防死打地抹殺民眾關於八九年民主學運的記憶，詆毀其中激發民氣的理想主義精神，在二十一世紀諸多經濟大國當中，實屬絕無僅有。這是在軍事鎮壓之外，持續濫用政治權力破壞民族文化健康的累積生長。 世界各地學運歷史各有不同，但都包含挑戰既有秩序和價值體系的衝擊力。歐美國家蔚為大觀的學生運動出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學運接續已經日益高漲的民權運動，將種族歧視議題從黑人社區帶入精英校園和中產階級的客廳，並與反戰示威匯合，更新政治文化格局。歐洲學潮以法國1968年五月為標誌，在若干國家都曾遭到警方武力鎮壓，學運領袖遭暗殺被拘捕的情況也所在多有。但最終，青年一代推動了社會觀念轉型——"戰後"並不意味著要將社會秩序恢復到戰前，經歷過戰爭的老一代被迫正視現實，在反法西斯的過去和冷戰的今天，還需要有青年認可的價值去想像明天。在社會普遍檢討認知中，學潮影響得以進入文化價值積澱。儘管幾十年後，歐美精英統治階層同樣會刻意淡化貶低六八學潮，但每逢必須面對新起抗爭的時候，仍可看到公共知識份子站出來支持，公共輿論積極檢討抗爭暴露的社會問題，也可看到政府吸取當年教訓、不以抗爭者為敵的謹慎一面。 非西方國家的學生運動，在自身社會中的作用往往更為重要。一個關鍵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現代進程在非西方國家擴展，是外來勢力多方壓迫滲入的共同作用。西方現代史上，資本以其製造財富的巨大能力挑戰貴族、帝制和宗教的文化壟斷，逐漸達至妥協，卻從未完全取代後者既有威望。非西方國家的經歷與此不同。近現代西方擴張從多方面顛覆在地社會的既存秩序。外來資本和西方制度與文化輸入之間內在的價值矛盾，轉化為本土文化衝突。其中，現代軍隊和現代高等教育機構，取代原有機制，成為主要的精英養成所。在儒教傳統主導的國家，高等學府比軍隊的作用更重要，在社會變動中維繫了"現代"文化價值連續性，通常指涉著進步應有的方向，並因此在社會上與政治權力同享規範性權威。遇到歷史變動的關鍵時刻，大規模學生運動衝到政治抗爭前沿，既凸顯青年對時代變化的敏感，也常常凝聚起知識思想界的密集思考。這正是五四運動的情況。今年香港爭取真普選運動，同樣如此。一九八九年以學生帶頭的爭取民主運動，也不例外。 八九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急需進一步明確方向的時刻。這是新時期的第十年，經濟改革五年前已經從農村轉向城市，但要用市場機制改變固有的計劃經濟體制，處處面臨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困難。經過幾年增發貨幣和對工業廠礦放權讓利刺激生產，一九八八年開始梳理流通渠道。以市場調節代替計劃規定的"價格闖關"造成那年夏天將近百分之二十的通貨膨脹率和市民恐慌。改革衝擊從工作場所進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按照當時大力鼓吹市場改革的主流輿論，以及關於《破產法》、《合同法》草案和住房改革的討論，可以想見，人們很快將遭遇商品供應、公共福利、就業方式等等眾多方面的根本變革並在個人生活意義上承擔其沈重後果。中央政府卻很誠懇地告訴民眾，改革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似乎這只不過是無關痛癢的試探而已。市民群眾積蓄的不滿，最終都在八九年爆發。 上面提到的這些改革，基本都是由當時從國務院總理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主導。他曾在當時的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後來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陪同下，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真誠勸學生保重，並因堅決反對軍事鎮壓而遭無情撤職和多年軟禁，於二零零五年年初郁郁而終。很多訪民，海內外追求民主的人士，都為趙紫陽遺憾，為其鳴不平。他在廣場絕食後的表現，永遠值得後人紀念。但這不應阻止我們探討他此前忽略政治改革的缺憾乃至錯誤。 趙紫陽、鄧小平，以及他們手下一大批聚焦於經濟改革的黨內外人士，在整個八十年代都為如何實現中國經濟市場化而興奮激動，基本沒怎麼關注"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論爭，不大在意"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也沒覺得胡耀邦下台有多糟糕。至於說基層選舉，他們樂觀地以為，只要市場化改革成功，民主化早晚會跟上來。只是到一九八八年秋季，為了平息恐慌保障供應，中央決定要"理順、整頓"經濟環境，趙紫陽及其智囊群體才開始注意到要爭取群眾政治上的支持。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引發學潮，趙紫陽仍然持觀望態度。只是在他出訪北韓期間發生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和廣受北京市民支持的"四二七大遊行"之後，趙紫陽才在五月初提出，改革必須兩條腿走路，經濟上要過市場關，政治上要過民主關。可惜，這個明確表態來得太晚了。假設幾年前他就能以他在封疆大吏任上的改革成績做籌碼，和胡耀邦一起共同保護思想文化和基層選舉的開放，事態發展恐怕會非常不一樣。 八九年學生為胡耀邦逝世上街，很明確是要報答當初胡耀邦為學生下台。但進一步追問就可發現，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一九八六年年底學潮，起因是上海合肥等地當局拒絕大學生開放參與下一年基層人民代表大會換屆改選的要求。中央經濟改革的干將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他們也忽略了，這兩年裏高校學生感受著越來越壓抑的政治氛圍。同樣認為沒有出路，一些著名人文知識份子提出"新啓蒙"，力求擺脫必須支持體制內改革政策的思路及其束縛。上文提到，城市居民對個體公民承擔改革重大成本抱有嚴重懷疑和不滿，其實質是質疑改革進程中如何處置社會公義。社會公義價值的缺失，無法僅僅用強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加上模糊的"摸著石頭過河"搪塞。對這些潛在質疑的正面回應，只能是通過政治改革賦予公民參政權，但當時民眾並未明確意識到這一點。此時，大學生不但敏銳感受到政治改革止步不前（侷限在黨內民主如退休制等）甚至倒退，而且強烈要求改革作為整體進程必須有明確的價值目標。這是學生在八九年沖在抗議最前線、表現出強烈理想主義精神、也激發出市民群眾高昂理想主義表現的深層原因。 三、天安門抗爭的民主因素（上） 以上討論大規模學生運動內在的理想主義精神和學運在歷史節點的敏銳先鋒角色，基本是從相對抽象的集合意義層面觀察。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延續近兩個月的學運，在具體實踐層面也始終受制於不同形態的"民主"概念，在看似紛繁雜亂的表象下，體現出社會思想對社會行為的影響。可惜的是，二十五年來，公眾輿論對政府的譴責漸漸由簡單到疲倦，對學生的指摘卻固執持續，而且越來越廣泛地被境內公眾接受，似乎當年慘烈抗爭遭致鎮壓的結局，主要責任在學生而非政府。這是極為扭曲的犬儒式理解，只會為政府提供不需為六四鎮壓辯護的輿論場域，令政府享有更為便利的管控藉口，並導致今日更為惡劣的思想文化環境。學生和公民合法抗爭的權利，包括遊行示威罷工罷課罷市等各種方式，是現代公民政治題中必有之義，必須在中國大陸語境中得到正名。反之，政府以"維穩"名義動用國家暴力機器鎮壓抗爭民眾，則是盜取濫用公共授權的犯罪。【註1】 有批評者指責學生本身就不懂民主，在組織內部實施獨裁。並想像說如果學生當權，將比中共統治更糟糕。且不說這種論調根本混淆了要求建立民主制度保障民眾參政權並不能等同於試圖推翻既有當權者來取而代之。更重要的，這是對當年歷史現象的錯誤理解（如果不是刻意歪曲的話）。考慮到當時各種因素，例如，中共建國四十年來對民間組織的嚴密控制和打擊，一九八九年學生自治組織公開成立的倉促，抗爭期間無時無刻不在升高的各種政治壓力等等，完全可以說，當時學生群體內部對民主因素的運用和依賴，已經達到相當自覺的程度。從胡耀邦逝世開始，北京各高校學生就急於形成組織，以便集體行動有所依託。這種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上的需求，一直延續到六月四日凌晨。廣場學生最後撤離之前，封從德還要主持一次形式上的"口頭投票"，為決定撤離獲取民意正當性。可以看出，"投票"或者說"多數決"在內部意見分歧時的重要作用。 從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到四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北高聯）正式宣布成立，北京重點高校響應追悼會之後出現的全市罷課呼聲，多半都成立了校園內臨時自治會或籌委會，以區別於官方學生會，組織抗議活動。此後為保證有效成果而建立的對話團，雖然沒有明確要求如何推舉人選，但北京大學（北大）和其他一些院校仍然啟用了某些"競選"和投票機制。即使是脫離北高聯組織、以個人名義發起的絕食，當自願參加者人數從一百多人迅速增加到三千多人時，發起者也立即訴諸組織形式，在成立絕食團指揮部的同時，建立起絕食者內部以學校為單位的代表會議，對有關絕食期限或轉移場地等動議付諸表决。由於絕食發起當天晚上，統戰部長閻明復就聯絡安排了與學生的對話，北高聯當時採取了尊重絕食者個人意願並提供一切可能支持的態度，結果，此後再無緣參與任何絕食團的表决程序。不過，在五月十三日到五月二十日凌晨的絕食期間，北高聯和絕食團基本處於平行狀態，後者比較單純地保證絕食場地內的秩序，前者則承擔起協調（並非指揮）每日上百萬人次前來廣場的煩雜重務，雙方基本上可以說是相安無事。（對話團活動在此期間遭中途叫停，具體情況有待另文分析） 絕食結束時，正是戒嚴第一天。身體虛弱的絕食者大多不再出面（事實上堅持多日的聲援和糾察隊同學同樣虛弱），但被激怒的北京市民卻幾乎是傾城出動。通向廣場的主要路口人山人海，阻擋可能進城的軍隊。那時還非常少見的直升飛機向廣場散發傳單，激發起更多聚集在廣場上的抗議者。在並無心理和組織準備的情況下，北高聯成為事實上的廣場指揮中心。在疲於應對之中，北高聯（由我本人主持）曾召集北京四十餘所高校代表在紀念碑西側開會。可以說，這類舉措直接刺激了"外高聯"（外地赴京高校學生聯合會？）的成立，也等於公開承認北高聯並沒有堅持廣場抗爭的明確意圖和目標。戒嚴第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間，休整後重返廣場的前絕食團指揮部成員，召集"廣場各校"代表開會，人員遠多於上述北京高校代表，遂高票決議要求北高聯將指揮權暫時移交"廣場臨時指揮部"，回校進行"四十八小時"整頓。這應是那一年整個抗爭過程中第一次出現"廣場指揮部"的名義。 這幾天的變動，可以視為因絕食結束而凸顯出廣場領導權正當性的真空期。耐人尋味的是，"表决"成為當時爭奪並確立正當性的法寶。無論當時在策略態度上多麼激烈的學生，不管是柴玲、李彔，還是封從德、張伯笠，都沒有說過，"我以個人名義，⋯⋯"。所有人都在試圖證明，自己的立場獲得了多數群眾代表的支持，因此有無可辯駁的優先權。只不過，這裡存在著代表基數上"廣場各校"和"北京高校"的區別，雙方出現潛在對立。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北高聯從沒有公開否認過"廣場各校"參與行動決策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當時也沒有發生以"廣場各校"名義明確否決北高聯代表性或領導地位的情況。上述幾位學生帶頭要求高聯整頓的藉口，是廣場管理混亂。顯然，在積極使用表决機制的同時，這幾位也需要抓住最容易獲取贊同的理由來爭得多數支持。 四、天安門抗爭的民主因素（下） 如果說絕食結束和戒嚴開始的關鍵幾天，暴露出北高聯特別是我本人對全民抗爭缺乏認識和準備，甚至在意識到運動的全民性質時，仍固執堅守校園基礎的狹義學運，那麼，緊接著的變化則暴露出知識界完全無視這些至關重要的"民主"遊戲在廣場上已經有所表現。王軍濤最近評論香港爭取真普選抗爭時說，八九年的情況是"誰能往前沖，誰就能成為運動的領導。如果你不衝，你很快就被邊緣化"。【註2】絕食結束波瀾不驚，已經表明這種說法有簡單化嫌疑。實際情況毋寧是他和他的朋友們當時已經有了這種先入為主的概念，看不到利用"民主"規則的關鍵作用，才會最終被別人利用"民主"遊戲排斥並邊緣化。 五月二十三日，知識界牽頭成立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首聯）在北高聯回校的同一天，在自身缺乏代表性基礎的情況下，自行授權成立了取代臨時指揮部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廣場指揮部）。五月二十四日舉行隆重的誓師大會時，新指定的總指揮柴玲領頭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的廣場不可丟"。一方面，誓師達到重振士氣並明確領導架構的目的，有效整頓了此前已開始陷入混亂的廣場秩序。但另一方面，多位參與其事者後來回憶說，首聯的目標始終是要將學生帶離廣場，只是因為柴玲李彔兩人變卦，才使得本已取得共識的五月三十日撤離計劃流產。且不說這裡存在著動機與手段的分裂（讓抗議者堅持期望與廣場共存亡，還是通過慶典儀式讓他們接受領導權並盲從撤離？），也不說還存在著回避直接面對群眾的責任倫理問題（為甚麼讓柴玲個人承擔面對公眾宣布策略立場大變卦的責任？），問題是柴玲李彔等人並不是以個人身份否決首聯開會通過的決定。改變立場時，他們很清醒地搬出了"廣場營地聯席會議"作為堅強後盾。這個從原來"廣場各校"現場會議脫胎而來的新機構，為他們提供了正當性掩體，令首聯諸君只能暗地切齒，無法公開譴責。如果今天還看不清這一點，只能說我們的自我反思還差得太遠。為了吸取當年的經驗教訓，有必要明確，這個營地聯席會議只具備虛假的"民主"表象。 首先，所謂"廣場各校"代表，並不能代表各自的學校。當然，假設某校只有少數學生願意出頭參加抗議，跨校學生自治組織並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參與決策的權利。但即使如此，營地聯席會議的代表仍有與本校環境割裂的問題，以致無法被視作其本校的少數。當這個機構聲稱每晚有數百名各校代表參與決策性會議時，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地進京學生，其代表性的不可靠更為明顯。【註3】於是，當六月一日清晨發生綁架柴玲封從德事件後，經香港人士從中斡旋，指揮部四位總指揮副總指揮與北高聯代表鄭旭光和我本人（王丹也有參加）當天晚上舉行記者會，目的是對外展現學生內部的團結統一。即，當內部分裂的傳言高漲時，外地學生代表從來沒有被邀請加入共同重建公共形象的努力（李彔是極為個別的特例），從反面證明這個營地會議民主代表性的虛妄。在北高聯方面，如果沒有回校整頓期間要求各常委院校必須在本校重新認定常委代表個人資格，指揮部也不會想到要借助我這個想必已經被徹底邊緣化的溫和派來重建正當性（王丹沒有參加高聯整頓，亦屬極為個別的特例）。同時也必須承認，這次北高聯參與共同露面，不過是與首聯一樣的曇花一現。內部統一的形象保證了香港方面繼續財物支援，指揮部就開始再次消極抵制廣場上的合作，特別是排斥北高聯參與介入營地會議。 其次，營地會議議程內容本身，也暴露出其"民主"性質的不足甚或虛假。據李彔回憶，最後一周時間裏，撤不撤幾乎是每晚會議的唯一議題。討論侷限在可能的行動方案，而結論總是通過表决再次確認不必改變佔領現狀。這種議程缺乏不同立場的政治表達和辯論，將"民主"程序的工具本質推向極致。由於擱置了目前行動方案以外有關長期目標的辯論，營地會議限制並剝離了表决者與現實政治生活的直接聯繫。【註4】其中隱含的對大多是外地學生參與者的不信任，進一步削弱了營地會議及其表决機器的代表性。營地會議完全沒有相對於指揮部的獨立性，反而成了指揮部成員拒絕外界要求政治討論的擋箭牌。這是對指揮部言行在政治上提出質疑的人，總是找不到辯論對象的根本原因。批評首聯沒有注意到其中的"民主"因素，也必須認清當時這個"民主"因素的惡質一面。 今年紀念六四，境外媒體格外重視，當事人也因此獲得不少言說機會。在譴責屠殺並支持"天安門母親"難屬群體要求的同時，也有對當年情況的回憶重述。令人遺憾的是，有些當事人的說法極不慎重、不負責。這裡僅在這個關於史實的小節最後，略舉一二，以作澄清。筆者對本人言論負責，竭誠歡迎有不同記憶者回應。首先，導致高聯回校整頓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吾爾開希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廣場廣播站呼籲學生撤離，並在答問時說應該撤到使館區，當即惹起不滿喧嘩。即，雖然學生呼籲國際關注，但他們當時也拒絕示威群眾只能求助於西方政府。今年六四前夕美國國務院舉行紀念儀式時，當事人代表卻在英文演說中聲稱天安門學生渴望美國的援助。這是公開臆造，也是公開侮辱天安門抗爭者以及今日仍在堅持的難屬群體。 其次，據當時港台媒體報道，六月一日綁架事件內部爭議的起因，是懷疑指揮部人員財務不清，捐款自肥。當時以及其後最初幾年裏，包括張伯笠回憶錄為絕食團指揮部每人分發一千元人民幣保命費辯護，幾位當事人都沒有提到過那時每天曾有財務清賬和公開。這個財務公開的說法，出現甚晚，但其實和保命費一樣，並無他人追究。今年卻出現當事人封從德著文指責北高聯有貪污嫌疑。且不說北高聯負責財務和受人之託保管現鈔捐款的兩位外界不知名同學後來都為此付出坐牢受迫害的代價（現鈔被警察起底），只說作者本人財務記錄尚有疑雲，在政府堅持拒絕認罪二十五年的時候，在大多數流亡同仁都曾度過經濟艱困時期的事實面前，這種指責用意，令人無法接受。 再者，封從德今年文章主題，其實是指責首聯要為學生最後沒有撤出廣場負責，認為首聯鼓勵學生中的個人野心傾向，造成撤離困難。二十五年來，當事人的相關回憶已經相當豐富；當時大批港台記者在京，兩地媒體逐日報道如今也還能查得到。所有證據都指向首聯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後失去直接影響力的事實。作者是否應該解釋一下，為甚麼在之後的一個星期裏，學生仍然沒有能夠撤離廣場，直到六月四日凌晨作者才主持最後一次依聲音大小判斷的撤離決定？筆者上文重點梳理當時學生群體當中事態發展的內在邏輯，目的就是回答這樣的問題，但所得結論卻與封文完全相反。如果反思只是流於在扭曲史實基礎上指責同受迫害的當事人，那和直接幫助劊子手粉飾罪惡，恐怕已經相去不是太遠了。 五三、歷史轉折點 雖然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包含了重要的"民主"因素，雖然這值得我們細緻考察思考"民主"概念（包括概念理解上的偏差）對學生行動的影響，但真正令天安門抗爭無愧於"八九民運"名義的，是千百萬普通民眾的參與。他們在運動進程中從熱情支持到積極參與到最後面對暴力的英勇抗爭，是運動能夠持續將近兩個月並在組織不健全狀況下保持積極正面影響力的重要原因。多年來的反思討論，總是傾向於忽視這個極為重要的力量，似乎他們確實如政府宣傳所說，只是被激進學生煽動起來的盲從者。這種看法不但貶低了普通民眾要求政治權利的事實，而且變相貶低抹煞了六四鎮壓在當代中國史上作為歷史轉折點的重大意義。近年來，中國社會學學者袁劍和在美國的流亡作家鄭義，對中國模式提出新的解讀，強調發展成本社會化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這一觀點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民眾積極投入八九抗爭的政治內涵和長遠影響。【註5】限於篇幅，下面僅從兩個互相關聯的方面簡要概述在這個分析基礎上可以且應該如何認識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 首先是經濟改革的成本負擔問題。很多學者注意到，一九八八年夏季因價格改革闖關，發生高達百分之十八以上的通貨膨脹，出現城市居民搶購生活必需品狂潮和銀行擠兌現象，迫使中央改革剎車，轉而治理經濟過熱。過去二十多年來，學界已經接受，這與八九年民眾積極參與抗爭有直接關聯。但是這個關聯的政治內涵卻很少得到審視辨析。從社會成本角度回顧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前五年裏的農村改革，放開對生產者和流通交易領域的控制，個體農戶作為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單位，在經濟上普遍受益。改革成本主要落在此前的基層社會組織，特別是一九八四年前後解散人民公社，農村福利以及醫療保健和義務教育失去既有網絡，在社會成本方面埋下重大隱患。但當時直接承受成本衝擊的個人應屬極少數，而農村經濟則走上整體復蘇。 改革重點自一九八四年轉移到城鎮和工業領域後，首要目標仍是減少控制刺激生產。宏觀上，據曾參與決策的人士回憶，應對農村復蘇和工業生產效率提高，中央銀行逐年增加貨幣發行量。產出提高和貨幣增長形成對流通領域的巨大壓力，迫使中央試行價格改革。在城鎮和工業領域，生產與消費割裂，計劃經濟下的價格控制，為城鎮人口提供了生活保障，這與當時以農戶為生產和消費基本單位的農村經濟根本不同。價格闖關的目的是讓市場代替政府決定流通價格，這也是當時主要的宣傳口徑。問題是主政者及其智囊群體始終沒有注意到，在非關生產的市民日常生活層面，這等於是讓城鎮人口承擔流通領域改革的直接成本。他們也沒有考慮到，這在政治上，相當於放棄自己對城鎮民眾的承諾。在這麼直接的經濟政治雙重拋棄面前，市民直覺自己地位的無形淪落，才會在第二年積極支持學潮並奮不顧身地參與六四抗暴。這應當看作八九年抗爭具有民主意義的最根本原因。 這就聯繫到第二方面的問題：趙紫陽一直堅持改革，對此沒有警覺嗎？這裡無意對趙紫陽做全面評價。簡單說來，值得注意的是，新時期從一開始就走上兩個不同方向。當王若水等人與鄧力群、胡喬木爭執於黨屬媒體要如何解放思想，開放對待國際共運史上各種思想資源時，受益於思想解放的經濟改革，正高歌猛進，基本沒有分心去看看"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爭論是怎麼回事。趙紫陽確實相當開放坦率，積極推動經濟改革。但在政治改革方面，不能不說他認識相對模糊。他能夠在胡耀邦下台的過程中配合鄧小平，並在接任中共總書記後立即高調提出"一個中心（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很顯然並沒有意識到經濟改革必將直接關係到民眾的政治權利。他對政改的關心，大約是在經改遇到社會阻力之後。這種態度，決定了他和胡耀邦看待改革的不同。胡耀邦認為改革動力來自對文革以及其他歷史錯誤的反思，而趙相信經改需要政改同時進行，主要關注還是在經改上面。鄧小平在新時期十年之初，同時兼有胡趙這兩種看法，但在迫使胡耀邦下台之後，他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堅持，要比趙更為頑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六四鎮壓成為中共統治和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胡趙的思路同時被拋棄，文化大革命不再是經濟改革的參照物（但在宣傳口徑中還繼續用來服務於維持中共統治下的穩定），中央政府對經濟轉軌方式的控制必須置於一切其他利益之上。 二十五年來的改革，因此成為袁劍和鄭義所指出的，建立在發展成本社會化基礎上的"中國模式"。民眾表達不滿的政治渠道被徹底堵死，經濟政策以各級政府名義推行，卻不必經受公共利益的審視。相反，社會公益和民眾個體承受著最大份額的成本重負。政府與資本聯手，四面出擊尋租，可以相當靈活地在環境、醫療、教育、戶口、土地、股市、公債等等極為不同的領域轉換，唯一不變的是，政府只會收益，不會承擔成本。這是中國模式與世界其他許多地區發展模式的根本不同。這一切，都是在六四鎮壓撲滅人民政治要求的基礎上實現的。這樣的模式持續時間愈長，整個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負債就越嚴重，將來的重建也將更為艱巨。六四並不僅僅是中國改革路程上的一次"不幸失誤"，而是需要在徹底否定基礎上，嚴肅審視分析的重大歷史轉折。人們能否堅持這方面的努力，對於中華民族的未來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 【註】 1、參見筆者在網絡散發的《我的"學生有錯，政府有罪"立場——紀念八九民運十二週年》，討論為何二者不屬同一層面問題，以及為何學生之"錯"與佔領或撤離等具體策略決定無關。 2、見法廣相關報道。趙鼎新關於八九民運的研究持類似觀點。 3、我參加五月二十二日夜間臨時指揮部成立會議和六月一日營地會議，觀察到的參加者人數最多一百人上下，至少這兩天裏並沒有達到過兩三百人的情況。 4、封從德聲稱曾有過長達兩三個小時、數百人出席的半夜會議激辯，迄今並未見到任何旁證，令人難以確信其真實性。畢竟所有人都已十分疲倦，對時間的感覺和後來的記憶有可能出現誤差。 5、請參見袁劍，《大拐點：世界經濟裂變，中國路在何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5月初版；鄭義，⟨中國經濟奇蹟的秘密⟩，自由亞洲電台2014年9月5日，www.rfa.org/mandarin/pinglun/zhengyi/zy-09022014113111.html，2014/09/02。 ——原载《台湾人权学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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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邓小平道路与中国的腐败（How Deng Xiaoping Helped Create a Corrupt China—By Bao Tong / New York Times) Posted: 03 Jun 2015 02:47 PM PDT 邓小平道路与中国的腐败鲍彤 2015年06月03日 Christina Hagerfors 北京——我被告知从五月六日到六月四日不得接受采访，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二十六周年。 中共《党章》说，有个东西叫"邓小平理论"。出于政治需要，把党魁册封为"理论大师"是共产党的一种游戏，但事实上不存在"邓小平理论"，正如人间没有"秦始皇理论"一样。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并不依靠理论，邓小平也用不着。他凭借毛泽东为共产党打造的权力，开创了一条"邓小平道路"，使中国进入了腐败的深渊。不同的是，焚书坑儒很少有人歌颂，"邓小平道路"却香火不绝，被膜拜者们一路点赞至于今。
晚年邓小平自己把毕生经验总结为"两手硬"。两手，特指1989年的"六四"镇压（泛指一切对异议的压制）和1992年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宣布谁不听话谁下台，意味着"邓小平道路"从此畅通无阻。 "南巡"到中共十八大有二十年时间，十八大后的三年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前二十年各级党官闷声大发财，后三年雷厉风行反腐败"打老虎，拍苍蝇"。 前二十年基本上不反腐，不等于腐败不严重。如果前二十年不严重，后三年所反的腐败分子难道是十八大培养出来的？可见基本不反腐，乃是"邓小平道路"题中应有之义——有领导地隐藏和保卫腐败。 研究腐败专注老虎和苍蝇而忘掉邓小平，好比回忆文革只盯住四人帮而忘了毛泽东一样。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所提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有史以来共产党领袖中最富创造性的。原因是与共产党的建党宗旨刚好相反。 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绿灯，南巡讲话因此被称为邓小平"改革"的纲领，尽管它的内涵是含混的。当时我在坐牢，出狱后虽然读到了公开发表的文本，但仍然不知所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发了三句硬话：不改革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的话，内容和主体都不明确。问题是到底谁先富起来？ 先富起来的，可以是共产党自称代表的"工农联盟"；可以是刚被党国平反的"地、富、反、坏、右"；可以是掌握知识和技术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是掌握和靠近共产党权力的党国官员及其亲属朋友邻居等等。 但先富起来不是抽象的假设。谁有条件先富起来？邓小平不是小孩子，应该懂得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党权压倒一切的社会里，特别在政治改革已被扼杀，特权结构严禁触动的新态势下，普通老百姓下海，除了寥寥的特殊幸运儿外，不淹死就算大幸了。由此可见，有资格先富的，非有权有势的精英，即党的权贵莫属。 这是逻辑，也是事实。看看被"依法"禁止进城的农民和被下岗的工人就明白了。 经济改革直接决定着利益的调整和财富的分配。在党权高压一切的条件下进行内涵不清不楚的"改革"，真相和结局就是权大大发财，权小小发财，无权无势者继续当穷光蛋。 "寻租好猫" 南巡讲话激动着海内外的弄潮儿。中国的商海不同于其他，特色是党管一切。管以关卡为载体。关卡林立，处处有险滩暗礁，不寻租者不得活。中国崛起中，最难于公开表彰的功臣，要算是"寻租"这只被秘密珍藏在黑箱之中的好猫了。 寻租之前，党官的天职是"管、卡、压"，即使对同党手足，兄弟单位，国营企业，也照例全程开红灯，处处留难。作为弄权者，他们最拿手最愿意发出的能量，照例是"负能量" 向谁寻租？抽象地说，向权力寻租；具体地说，向党，向官，向从中央常委周永康，直到乡官村官张三李四们寻租 有了"寻租"的刺激，被埋葬多年的市场经济的手段纷纷破土而出，竞相为"社会主义"所用。市场经济的各种范畴一旦被收编到党国麾下，纷纷失去了自由地进行选择和竞争的本质，温驯地为党和权贵谋幸福。从筹款到上市，从签约到验货，无不如此，无一幸免。 招标呢，大概应该"公正"了吧？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一不小心，露出了它的中国特色：谁向他的女伴寻租，谁就能够取得"公开中标"的胜利。 党官是党的肉身。寻租就是和党官合作，齐心合力，把GDP搞上去。这岂止是为寻租者找方便，同样是为党官们立政绩，大而言之，乃是为党国谋发展。 至于摧残民生，糟蹋资源，破坏环境，祸殃子孙，那就应当在硬道理的弹压下忽略不计。 这就叫识大体，顾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硬道理"压倒软道理。总而言之，与其说是有人在向党官寻租，不如说是党官根据党的路线，执行"抓大事"的神圣使命。 "抓大事"就得启用大体制，举村、举乡直到举省、举国体制——取决于你寻的是多大的官。就算县官乡官，在党权覆盖的领地之内，定能胜任愉快。 这是因为被寻租之后，党官自己成了大股东，当然自觉全程开绿灯。不管你利民还是害民，合法还是非法，只要你我共同有利可图，一概慷慨输送"正能量"，保证一切横冲直撞，畅行无阻。寻租虽然无法带动环保，带动内需，带动廉耻，但是靠它带动GDP，真的是得心应手，蛮拼的！ 六十多年，中国没有民选政府。党国的基础目前就寄托在统计报表的GDP之上。对党官来说，没有比GDP更耀眼的政绩了。今天替寻租者奔走最力的党官，明天将堂堂正正成为政治明星。腐败与发展齐飞，财运共官运一色，对调动党官的正能量来说，还有什么比它更刺激的兴奋剂？ 毛泽东把老百姓的私产充公成为归党支配的国产；邓小平把国产慷慨地以象征性的"作价"转入官僚（及其各种代理人）的腰包。偌大国资"鲁能"居然被"改"为私有。舆论大哗，党国默然。你懂的，默然就是无法启齿但必须坚决奉行的明确信号：此乃南巡"改革"的宗旨，全党上下内外，必须习以为常，不得大惊小怪。 "六四"改变了改革的性质 邓小平的另一只"硬手"，就是1989年的"六四"镇压。当年邓小平调集六位数的国防军，驾着坦克，端起冲锋枪，武力镇压了要求反腐败和加速改革的百万和平请愿者。 既然出了六四，改革想不变质也办不到。在万马齐喑的态势下，谁丧失了语言权，谁就丧失了改革的主导权，沦落为被摆布的对象。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宗旨因此而被彻底异化。本来是党官应当向劳动者和经营者松绑、放权、让利；一变而异化成为按权分配。不要相信邓小平所谓"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六四镇压本身已经改掉了改革的主体和主题，把改革推上了邪路。 评价历史应该根据事实，铁的事实是：邓小平通过六四颁布了划分敌我界线的新准则，本党可以保卫腐败，谁反对本党要保卫的腐败谁就是我党我军的死敌。 化国有为官有，是南巡后标志性改革中的大手笔之一。没有六四的坦克开路，这种东西是无法想象的。 邓小平"两手硬"的威力，可见一斑。 党国反腐有功，民间反腐犯法 十八大后三年雷厉风行打虎拍蝇，看来是历史性的进步，无疑起了擦亮世人眼睛的伟大启蒙作用。革命之血的红旗堕落为藏垢纳污的渊薮。迄今揭出的腐败分子，包括一百个部省级高干和几千个县处级骨干，虽是冰山区区一角，也足以使震古铄今，令中外一切腐败记录失色。中国从头到脚的腐败，纸包不住火，再也无法在世人心中磨灭了。 但中国的谲诡事层出不穷。虽说党国反腐有功，民间反腐却是犯法。群体性反腐败照旧被严厉镇压。被侵害和欺凌的公民继续被剥夺上告的权利。建议通过阳光法案者被抓。揭露党官腐败线索者受审。腐败的尅星普世价值，被公然视为境外敌对势力而遭受讨伐。党的无所不管的权力，正在向法律化、技术化和境外化扩张。 党国现在到底是想反腐败，还是要反反腐败？有人说，只有顶层自己知道。 本文想说明两点：第一，在坚持邓小平道路的历史阶段内，中国改变不了腐败的局面。打老虎，拍苍蝇，不是"治本"，也未必真能"治标"。老虎遍野，苍蝇蔽日，多打一百，少打一千，改变不了存在着全面腐败之路的现实。但是我还是乐观的，我的根据是其逆亦真：离开这条腐败之路，中国就有救了。 第二，"六四"周年纪念日又到了。许多人盼望中共中央领导人能主动承认屠城的非正义性和非法性。我现在只能说，希望如此！我不乐观的根据是，现在还没有看到足以支持这种可能性的迹象。至于将来会不会出现变数，我不知道。 本文由《纽约时报》翻译成英文，并经过编辑。点击此处阅读本文英文版。 鲍彤在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等职务。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反对当局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成为当时被逮捕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 New York Times  BEIJING — For the past month, I have been banned from giving interviews, and so I am offering this essay to mark the 26th anniversary of the crackdown of June 4, 1989, when the authorities suppressed dissent in cities across China. The big news these days is the Communist Party's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In the three years since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which installed the current generation of China's leaders, the government has called on officials to "slay tigers and swat flies" — a metaphor for targeting all kinds of corruption, big and small. While the government has periodically cracked down on graft, there has not been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on this scale.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re wasn't corruption. In fact, during the two decades after Deng Xiaoping's famous Southern Tour of China in 1992 — when, in semi-retirement, he traveled to Guangdong Province to forcefully promot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quietly got rich. Tolerating corruption was, in fact, part of what Deng unleashed. Deng, China's paramount leader from 1978 until his death in 1997, is today revered as a hero. And, like Mao Zedong before him and Xi Jinping after him, Deng is portrayed by the party as a political theorist. But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a Deng Xiaoping Theory, any more than there was such a thing as Qin Shihuang Theory. Like Qin Shihuang, the first emperor, who centralize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China, Deng used force, not theory. He leveraged the power that Mao had won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to march China along his new "Deng Xiaoping Road" — toward an abyss of corruption. There is one difference. Few people today commend Qin Shihuang's policy of burning books and Confucian scholars. But smoke from the incense burned in praise of the Deng road continues to reach the heavens. Focusing on the widespread corruption in China today while forgetting the role of Deng is like blaming the Gang of Four for the tumultuous destru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while overlooking the role of Mao. Let Some People Get Rich FirstDeng famously said that to open the economy, the party would have to "let some people get rich first."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policies ever advocated by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 as it was in direct contradiction to the party's founding aim. At the time of Deng's Southern Tour, I was in prison, having been removed from office in 1989 along with my patron,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and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Zhao Ziyang. At first, when I read the publicly available texts, I didn't really get what he was driving at. What made a deep impression was his hard tone, exemplified by three lines, quoted everywhere: "If we don't change, we are at a dead end! Whoever doesn't reform will have to step down! Some people will get rich first!" Despite Deng's tough talk, neither the outline nor the substance of his policy was clear. Who were these people who were going to get rich first? Deng might have meant those the Communist Party supposedly represented: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Or, perhaps, those classes that had then only recently been rehabilitated by the party: "landlords, wealthy peasant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he bad elements, the rightists." He might even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intellectuals, with their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cal skills. But the correct answer was none of the above: Those who got rich first turned out to be party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close associates. The question of who should get rich first was no abstraction. Deng would have understood very well that — as the saying goes — a waterfront pavilion gets the moonlight first: In other words, certain groups would be best position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new opportunities. In a post-1989 society in which the party's power kept the lid on social dissent, political reform had been strangled, and potentially influential organizations were prohibited from stirring unrest, the prospects for ordinary people who plunged into the sea of business were not bright. Far from striking riches, they were lucky if they didn't drown. Consider the vast ranks of peasants who were legally prohibited from moving into cities (becaus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which restrict families from relocating from their home provinces without approval) or the legions of workers laid off by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as a result of Deng's economic reforms. The upshot of Deng's revolution was that those with significant power got significantly rich, those with modest power got modestly rich, and those with no power remained in poverty. How to Do Business in ChinaDuring Deng's Southern Tour, he coined his most famous catchphrase: "It doesn't matter if a cat is black or white; as long as it catches mice, it is a good cat." Deng's endorsement of market economics stirred a tide of business activity that swept across China and far beyond its shores. China's sea of business was distinctive because the party controlled everything. Effectively, it operated a great number of shoals that those afloat on the sea had to navigate. Beneath the surface were dangerous waves. In these rough seas, if you don't pay for the right to do business, then you are likely to encounter interference from party official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lso make doing business difficult. Chinese officials have a real talent for giving people a hard time. In the story of China's rise, the unsung heroes are Deng's "good cats." Whom should they pay? In the abstract, party authority, and specifically, party officials — from the former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Zhou Yongkang all the way down to county and village cadres.  Subterranean streams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at had been buried for decades broke forth little by little and flooded the socialist dikes. The market economy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party-state, along the way lo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uly free choice and competition. Instead the market worked compliantly for the good of the party high-ups: From venture capital to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from signing contracts to quality inspections, this was the way things were done. No exceptions. Party officials are the body of the party. The new economic order means paying for the services of this body. Entrepreneurs join officials to push up G.D.P. This is not only a good solution for businesspeople, but it also gives officials opportunities to notch up career achievements. In a broader sense, it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tate. This system of market distortion wrecks livelihoods, wastes natural resources, destroys the environment and threatens calam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But political priorities require that such collateral damage be forgotten. These priorities are expressed by slogans like "remember the big picture," "pay attention to the whole situation," "smaller principles should be sacrificed to larger ones" and "main priorities trump lower ones." Rather than admit that they are doing what economists call rent-seeking — extracting a share of the wealth for themselves, rather than creating wealth — officials would prefer to imagine that they are faithful to the party line of "doing big things." In China, if you want to "do big things," you need to buy plenty of backup. How high an official you must pay rent to depends on whether you plan to make an impact at the village, county, provincial or even national level. Party officials at even the lowest levels can determine who within their domain will succeed and prosper. Once his interests are secured, an official becomes a major stockholder who can be relied on for green lights. So long as he gains, it's irrelevant whether a venture helps or hurts the public. Its owner can be assured the official will channel "positive energy" to clear obstacles. Such an arrangement may do nothing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atisfy domestic needs or bolster public integrity, but it will no doubt drive up G.D.P. It's been more than 65 years since China has had any form of democracy. The legitimacy of the party-state today rests on statistics about economic growth. For officials, there is no more brilliant evidence of achievement.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rise together. Mao Zedong turned private property into state property. Deng Xiaoping transferred national assets, at generous and largely symbolic prices, to party elites. As a result today's "princelings" — the descendants of the party's founding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 control much of China's wealth. These events were noticed by the public, but the party rank and file largely stayed silent. They understood what was happening, and knew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enact this policy. This was the purpose of the Southern Tour, to ensure stability throughout the party as the new line was implemented. The Legacy of 1989On June 4, 1989, Deng ordere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o forcibly suppress large numbers of peaceful volunteers —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in cities across China — who were calling for an end to corruption and to an accelerated pace of reform. The trauma of June 4 was a sea change. In a situation in which no one dares speaks out, everyone loses their right to speak, everyone loses the right to shape reform, and everyone can be pushed around. One result was that the aim of reform in the 1980s was radically subverted. The party-l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was supposed to unchain both workers and business owners, unleash their energies and permit profit-making and profit-sharing. But after the sea change of 1989, profits and resources we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power. Deng, through his actions on June 4, drew new demarcation lines to define enemies. The party would protect corruption, and anyone who opposed party-supported corruption was a deadly foe of both the party and the army. Following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the movement to "slay tigers and swat flies" struck China like a series of thunderbolts. The anti-corruption crackdown seems like an epochal event, but perhaps its greatest usefulness has been in opening people's eyes. China's red flag, dyed in the blood of martyrs, has become a shelter for evil people and practices. The legions of corrupt officials exposed may be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but these revelations have already eclipsed other reported instances of corruption in China or abroad. There is no longer any way of concealing this top-to-bottom corruption, no chance of erasing knowledge of it from people's minds. But while the party's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s presented as a public service, if independent citizens — members of civil society — take up the cause, it is a crime. Popular movements to combat corruption are, as they were in 1989, sternly repressed. China's put-upon and bullied citizens are denied legal redress, through the court system or petition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deed, people who have exposed corruption have found themselves put on trial or in prison. Universal values lik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re smeared as tools of overseas enemies causing trouble. Meanwhile the limitless power of the party to meddle has only increased, as it co-opts concepts like the rule of law,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Does the party-state have the heart to truly fight corruption, even to the point of risk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arty? As many have said, only the top tier of leaders really knows. I want to say two things. First, as long as China travels on the road charted by Deng Xiaoping, it will not fundamentally end corruption. "Slaying tigers and swatting flies" is not a root-and-branch cure; it can't even alleviate the worst symptoms. Tigers roam wild, and flies cover the sun: You can attack 100 or 1,000 of them, and it won't change the essential fact of a corrupt road. But I remain an optimist, because if Chinese leaders are willing to abandon the Deng Xiaoping road, then there is hope. Second, the June 4 anniversary is here again. Many people long for the party leadership to voluntarily admit the injustice and illegality of the killings. This is also my hope. But I am not optimistic, because so far there have not been many signs to suggest that this will happen. As for whether it might be possible one day, down the road, this I can't say. Bao Tong was a longtime adviser to Zhao Ziyang,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an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 was removed from power in 1989 and died in 2005. This essay was transla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the Chinese. Follow The New York Times Opinion section on Facebook and Twitter, and sign up for theOpinion Today newslet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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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5 10:08 AM PDT  上月，浦志强被起诉了。 浦案整个过程、最后作为罪证的36条微博，加上一份荒谬绝伦的起诉书，一起构成一份供人了解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法律状况、民与政府、政府官员的关系，公民人权状况的绝妙证词。 一．抓人、立案……起诉全过程无视人权、无视法律 这个案子，从抓人、批捕、反复送检、退侦、起诉，每一环节都把中国"法治"特色展现得格外刺眼。 最初借十几人在家里举行的研讨会以"寻衅滋事"名义刑拘数位学者、作家、律师。家中座谈，发张照片，居然就"寻衅滋事"了，实乃滑天下之大稽。而警方搞这么大阵仗，抓一批人，真实目的却是为了把浦志强收监。 所以，案子开端，就扯掉了法律外衣：只要想治你，罪名随便找，还可以为了抓一个目标人物让其他数人陪抓！ 之后过程也步步令人瞠目。胡乱找个罪名先把人抓了，再动用浩大资源查证据。有人批评这样的做法是有罪推定。在我看来，有罪推定已经不足以表达对浦志强所做的，对他，是抱定宗旨：管他有罪无罪，都得治他的罪。于是，先抓起来再下大包围，涉外、经济、个人生活、社交……无所不至，翻个底朝天。 但这人干净，查了许久，志在必得的一方一无所获，但不肯收手。于是拿微博言论当罪证，以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从数万条微博中筛选出36条罗织重罪。 几经送检、退侦，加上先把人抓进来查罪证的时间，前后折腾一年多，检方于5月15日宣布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两个罪名中，寻衅滋事罪虽然跟抓他时用的罪名保持了一致，但内容早已大挪移。从把家中座谈、发照片当寻衅滋事，转移到他对官员、人大代表、新闻发言人的议论了。这样的内容挪移，去年8月19日张思之通报浦案最新情况就透露了：警方指控浦在微博上对毛新宇、申纪兰的嘲笑和批评是"侮辱高级官员"。 "侮辱高级官员"之说尽显黔驴技穷和荒唐。我把这看成一个超级笑话，发帖调侃："……张思之昨日披露浦案最新情况，尽管警方早就知道浦与骆家辉会面……并指控浦在微博上对毛新宇、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的嘲笑和批评是'侮辱高级官员'。微博发言的注意了：一个新的特色罪名横空出世。" 不料，检方真拿这当罪名。荒唐程度跟最初抓人由头难分伯仲，却更直白道出了这里颠倒的政治关系。 二．以微博言论为罪，是权力进攻权利 言论自由是人权的基本内容，我国也把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载入宪法。言论自由，一，无关乎内容的对与错；二，无任何机构和个人有权宣称拥有关于言论或观念对与错的裁判权，言论、观念的对错，只能在自由论争中呈现；三，即使错误的观念和言论也有权存在，除非有"明显而即刻的危险"。 在人们缺乏自由表达平台，对公权力也缺乏畅通有效的批评、监督渠道的现实情况下，出现不过五六年的微博承担了不可承受之重：它是各种观念和思想的表达、对话、交锋、砥砺的平台，也是人们不得已采用的一种替代性批评监督渠道。 但北京市检察院二分院起诉书指控浦志强的两个罪名，均拿言论当罪证，所谓罪证，均从他公开发表的微博搜集而来。浦志强的微博表达，不论内容正确与否，受宪法第三十五条保护；被挑出来当罪证的36条微博，绝大多数是对国家领导人、政府决策、党政官员、人大代表、机构发言人的质疑评点臧否，所针对的多是监督对象。不管他采用的表达方式是直截了当的或是反讽挖苦调侃的，也不论他的批评是否准确，都受宪法第四十一条保护。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的精神，每个公民有权对政府和官员进行批评。就是说，对来自公民的臧否，后者只有听取或容忍义务，无拿公民言论问罪之权。把公民的臧否当犯罪证据，不仅表明掌握公权的一方借浦案蓄意颠倒罪与非罪的标准，而且无异于宣布宪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作废。 警方把微博言论当罪证送检，检方以此提起公诉，配合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言论案。如果法院继续罔顾事实和法律判他有罪，将在司法史上写下最可耻一页。 三．围观检方端出来的一盘"罪证" 这个案子，以言为罪，事关每个言者的权利和安全。维护言论自由当然是第一位。 在这个前提下，不妨看看检方拿什么当罪证。有朋友表示，不必跟公诉方谈微博内容，但我认为很有必要。因为只有了解这些微博，才能知道公诉方在罔顾公民宪法权利的同时，把是非、罪与非罪、基本政治关系颠倒到何等地步！在起诉书中，甚至语词也被颠倒使用而失去自身确定性从而失去词语应有的正常表达、沟通功能！ 仔细看过被当成罪证的36条微博，浦志强的表达方式，我相信，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一定会有很不一样的观感：喜欢、激赏、反感、痛恨……，各种各样。但即使痛恨他这些微博的，要否认他说的基于事实，难！ 如：疑似"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的9条微博。9条中好些条内容重叠，基本内容可通过以下三条来了解： 32、2013.11.17日13:54:29，账号5 "这条新闻信息量太少，但将九名暴徒全部击毙，现场有必要如促嗜杀吗？有无过度使用武力之嫌？何况，不留一个活口，侦查怎么进行？是要灭口吗？" 34、2012.1.25日23:58:01，账号3 "藏区要寺庙"九有"，要挂毛邓江胡领袖像，伊宁禁穆斯林留胡子和戴面纱，连串组合拳打出，号称淡化宗教意识，是汉人头疯了？还是汉人的头儿疯了？！" ——注"九有"：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报纸 36、2014.3.2日14:03:52，账号12 "昆明事件太血腥，凶手罪孽深重。说疆独制造恐怖，这回我信，但这是结果，不是原因。死伤极惨重，后果太不堪，你就给了我一句话，说疆独凶残你没责任，我不满意。天天说党的政策亚克西，维吾尔人心向党，就这么血肉横飞？法学会会长王乐泉，你镇抚西域十几年，那儿你最熟悉，告诉我：为什么？冲谁来的？" 这些微博，均含事实叙述和质疑臧否两部分。事实部分，人所共知，无一条是由他编造的。他的质疑，则是任何一个大脑长在自己头上的人，尤其尊重多元信仰的人，很容易生发出来的，只是，多数人不会像他那样直言不讳说出来罢了。而他质疑中饱含的焦虑和痛心，有正常阅读能力并希望各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的人不会感受不到。 把这些微博说成"煽动民族仇恨"，那得需要怎样一种罔顾事实和颠倒语言功能的能力！ 在中国，区域、民族问题现实存在，不承认的鸵鸟态度是不负责任的；导致民族隔膜的，是官方的不智政策和举措，我在民族大学，每年目睹某些时段如临大敌，学校周边到处布防，特定民族的人随时被拦截检查、旅店不能入住……这些措施导致的隔膜绝非谁发几条微博能比。起诉书指控质疑并要求当局反思民族政策、为弱势民族说话的人煽动民族分裂，是倒打一耙。 36条微博中疑似涉嫌寻衅滋事罪罪证的27条呢？ 这些微博言辞犀利，涉及对象不少。有前掌权者、政治团体，有党、政、军、学各类官员、人大代表、发言人……；针对的是他们的职务行为、能力、人品、晋升途径……等。这些是每个公民都有权评说的，而被评说一方，无权挑剔来自公民的评说方式。除非评说者蓄意虚构，比如以编造"水稻亩产3万6千斤"的劲头对自己臧否的对象进行凭空捏造。而国家领导人，不论已故还是在世，同样没有不受批评指责的豁免权。也许有人认为浦志强的话说得难听，但几十年统治状况和后果就摆在那里，不能不让人评说，评说也不能只准说好听的，不让说难听的。 有正常表达空间的地方，浦志强这27条微博涉及的所有对象以及他通过这些微博表达的质疑和不满，无一不可以作为公共议题进行自由讨论。拿他讥讽的申纪兰来说吧，依我看，占据全国人大代表位置半个多世纪的她自诩从不投反对票，近两年又就什么是民主以及选民与代表的关系公开发出胡言乱语，浦志强区区几句讥讽，对她来说，不过分。有哪个正常国家的选民能容忍这样的人占据那位置几十年、能容忍她那样的言论和履职行为？ 四．公诉"辱骂"第一案——对公民批评权的公诉 检方用寻衅滋事罪指控浦志强，是落在"辱骂他人"上的。起诉书称："被告人浦志强自2011年以来，为发泄情绪，在……发布微博，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以侮辱性语言对相关人员田某某、申某某等多人肆意辱骂引发大量网民浏览后转发和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起诉书称浦的行为触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款哪来第（二）项？起诉书在列出的刑法条款上也能摆乌龙。真够可以的。 但跟这个案子的性质相比，起诉书摆乌龙，不过留下一个笑点而已。真正耐人寻味、需要重视的是，浦案是刑法修订以来——也许是六十余年来——公诉"辱骂"第一案。 自有互联网以来，官员、人大代表撒野耍横，谩骂、侮辱平民的事常有披露，如："你们算个屁"的酒后"名言"；发出死亡威胁，叫嚣"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的"国家罗汉"……，如此等等。不用说，每次都引起轩然大波，但纵然舆情滔滔，不是不了了之，就是被后来的"官骂"刷新、盖过。 可是，官骂者，哪怕发出死亡威胁的官骂者，比如新近在微博向贺卫方等人发出追杀令的某法官，别说没享受过国家提起公诉的待遇，即使被骂者提起民事诉讼，也鲜有听闻那家法院受理，更别说官员应诉。如今，官骂者没享受过的国家提起公诉待遇，平民浦志强享受了。跟官骂相比，首先，这个平民的27条微博所涉对象，如前所说，本来就必须接受社会各界臧否评点；第二，27条微博进行的点评臧否全部基于事实，而调侃讽刺挖苦奚落并不等同辱骂——很多人都见识过辱骂，知道什么才叫辱骂，不少网友手里有的是截图证据，这些证据可以教教检察官，让他们学会辨别"辱骂"和臧否——，浦志强的臧否话再尖刻、难听，那些对象都有义务忍受。至于27微博条中个别不雅用语，当事人视为侮辱，忍不下去，该由他们自己提起民事诉讼，轮不到国家越俎代庖替他们出头，更没理由当刑事犯罪提起公诉。 对浦志强提起公诉，是貌似偃旗息鼓30余年的"恶攻罪"高调复活，而且高调复活的"恶攻罪"之下享有批评豁免权的对象已经不是30余年前限制在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是扩大到"公家人"群体。 可以说，浦案的实质，是对公民批评权的公诉。 五．并非结尾 起诉书和被当罪证的36条微博包含太多沉重信息。除了上面所谈该案性质，还有不少其他信息，它们对任何一个欲透过此案了解这个时期的人来说，都不可不察。 下面聊举二三。 之一，利用36条微博罗织刑事罪名，有一个细节令人讶异： 36条微博中至少有两条是零转发、零评论。上过微博的都知道，任何稍有影响的博主，如果发出的微博转发、评论均为零，就意味着一发出就被屏蔽，别人看不见，只能自己看见。这就叫让博主自话自说、自娱自乐。 把被屏蔽、别人根本看不见的微博也拿出来当罪证，这个做法传递的是什么信息？是我们已经离"腹诽有罪"近在咫尺的恐怖讯息：不管你说的是不是被别人看见，是不是产生影响，你说了，就是罪，相当于在自家屋里自言自语也成罪。 之二，似乎想加罪浦志强的心太切，以致到了慌不择伎的地步，竟然在起诉书中使出昏招：叠加浦志强使用过的多个账户的粉丝数，用这种作假手段，想得出浦志强那36微博影响巨大的结论。然而，被销过号转世重来的都知道，每次转世新号都从零开始，而且前后各账号的粉丝大多重复，怎能叠加？但检方不仅都按每个账号最后数据计算，还把消失了的各账号各自最大粉丝数加在一起。 且看： 起诉书在指控浦志强"煽动民族仇恨罪"时，列举他使用过的多个账户，紧随一个括弧，注明账户粉丝数目，而注明的数目，是把各账户粉丝叠加在一起。起诉书称：（上述账户粉丝共13万余人）。指控"寻衅滋事罪"时，用同样伎俩，称：（上述账户粉丝数共计20余万）。指控这两罪时，还都使用了把罪名跟粉丝数量捆绑在一起的措辞——"引发大量网民浏览后转发和评论"，却忘了其中几条零转发、零评论，无影响。真是自打嘴巴。 然而，并无法律依据可以根据粉丝数的多少来入罪，检方在粉丝数目上搞名堂，还想怎样突破既有法律？ 之三，被当罪证的36条微博，是从若干个被销号账户搜罗而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言论状况的无言证词。 这个情况至少告诉人们两点： 第一，在这里，对言论的控制到何等地步，自由表达何等艰难。作为浦志强罪证的36条微博所涉多个账号，只是他在被不断销号情况下被迫使用过的许许多多账号中极少部分。他被销号的频率之高，有时一天换几个号。记得有天，他早晨账号是"小小律师在山顶"，中午就变成"……在山腰"了，我还跟帖开玩笑："悠着点，别跌落到山底了"。 第二，账号虽然被删，但只要当局想治你，照样从你被删账号找罪状。 如今，检方拿36条微博当罪证，自己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份中国言论状况的证言。 仅仅频繁转世的账号就是一个无声证据：言者如果说政府不喜欢的话，是何等艰难！浦案还表明，说这样的话，言者处境是何等险恶！ 浦志强曾接手很多言论案，现在他自己成了最骇人听闻的言论案当事人。上月初，尚宝军律师在会见浦志强之后通报：他希望成为当代第一个成功挣脱"文字狱"的人。 在我看来，浦案关系你我他，每一个在乎自己作为人之为人的表达权的人，都不宜置身事外。我也相信，很多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协助他打这一仗，无论胜负！ 2015年6月2日星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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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5 07:04 PM PDT 王岐山會見學者講話被封殺 五月中旬，網上傳出一份由中信證券總經理德地立人整理的，王岐山四月二十三日會見弗朗西斯‧福山、青木昌彥、德地立人的講話記錄。這是一場以現任政治局常委為主角的公開會見，按中共宣傳報道常規，應由官方媒體對外發佈消息，但這場會見被中宣部消聲，半個多月之後講話內容曝光，卻不循正式渠道，沒有官方通稿，而是以私人記錄、網上發佈的方式公之於眾。這種現象在中共非常罕見，或有「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之嫌。講話記錄隨即被官方封殺，王岐山、德地的言論權與民眾的知情權悉遭踐踏，這倒是符合黨管網絡的黑規矩的。 那麼，王岐山說了什麼值得封殺的言論呢？難道他一不小心透露了敏感消息或「國家秘密」？當然沒有。這是一篇宏觀、抽象、務虛、空洞的講話，話題很多，談歷史、文化、宗教、政治，論中西異同，析「中國特色」，貌似高深、複雜，其實既乏新意，更無「乾貨」，內幕消息、重磅炸彈之類，是一句也沒有。德地寫道，「岐山說，你什麼都可以思考，可以思想，但說話就不同了」。王岐山不是畢福劍，即使有怨氣，或者有猛料，也定能做到滴水不漏。福山開門見山，向王岐山表明「希望就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的反腐運動與您交換意見」（可惜按目前體制，除了習近平，其他常委都未必有機會與王交流「正在進行的反腐運動」），青木感興趣的話題則是「新常態」下的企業改革（王岐山雖曾長期主管經濟金融事務，但眼下經濟改革卻是別人的奶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王岐山並未滿足兩位客人的願望，一直顧左右而言他。會見結束後，德地評價說，「幾年，甚至十幾年以後，回過頭再看今天的會談，它一定是個具有歷史標誌性的會談」。但福山明顯有些失望，他的評價是「像玄學討論」。 王岐山滔滔不絕大談政治文化 在中共高層，王岐山無疑是口才最佳、學識最優的人。年輕時就因為口才好、擅說服而擔任大隊革委會副主任，也是因為口才好被選拔進城，只當了兩年知青就進入陝西省博物館去當了解說員。他的好友習近平則是老老實實在黃土地上當了七年知青才被推薦為工農兵大學生。王岐山是學歷史的，早年無意從政，甚至不肯入黨，只想當一個學有所成的學者。後來進中樞，當智囊，又轉行搞經濟，當銀行家，當「救火隊長」，最後平步青雲，成為中共高官，主要是沾了他岳父姚依林的光。（王岐山從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調入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是依從姚依林的意見。鬧SARS那年孟學農倒台，王岐山接任北京市長，此二人其實是一家人，都是已故常委姚依林的女婿，似乎是有意安排，這個職位非姚家莫屬？）以王岐山的為學、為政經歷，他是可以與國際頂尖級學者進行思想對話而不必因見識短淺而心慌的中共高官，但是，一場一個半小時的會見，王岐山一人滔滔不絕講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面對國際著名學者，或者會被人覺得有些班門弄斧。 中國歷史文化有現代政制DNA？ 王岐山的話題主要圍繞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而展開，但是，他似乎沒有讀完這本書（也許只讀了第一章），當他不容置疑地說出「（對著福山）你講國家、法治、問責三要素在中國的歷史裡都有DNA，說明中國文化裡有這個DNA」時，福山一定是如坐針氈。因為福山從來沒有、也絕不可能有這樣的觀點，但是出於禮貌──再說也沒有從容插話和辯論的餘地，只能聽之任之。《政治秩序的起源》用了很大的篇幅專論中國，在討論其他國家時也都將中國列為重要比照對象，但福山從不認為中國「都有DNA」，反而認為中國從無法治、問責制的「DNA」。福山將中國作為最早建立現代國家的典範（此處「現代國家」是按馬克斯‧韋伯的定義，擁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和科層制官僚管理機構的國家），這在西方政治學著作中大概是獨一無二的。但是，福山也不下二十次寫道「中國沒有法治」、「中國沒有基於宗教的法治的歷史基礎」、「（中國的）法律只是皇帝自己金口玉言所頒佈的制定法」，而不是最高統治者也要受其約束的至上規則。他還說，「法治和政治負責制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制度中唯一的責任只是道德上的」、「制度中唯一正式的負責制是向上的，即對皇帝負責」。王岐山認為福山的現代政制三要素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皆有「優秀DNA」，並將這一王氏觀點安在福山頭上，這不僅讓福山很無奈，也與他自己關於「中國特色」的觀點自相矛盾：如果中國「優秀DNA」全有，何以「（習近平）他完全理解鄧小平說的：中國需要幾代、幾十代才能實現現代化」？何以「rule of law並司法獨立」在當代中國反而「不可能」了呢？ 福山以國家、法治、負責制政府（負責制的極致是現代民主制）三種制度的有無、多寡及其組合的均衡性來比較不同的國家與文明。在他眼裡，中國建國第一，但沒有制度化的法治和負責制；印度的國家孱弱，卻有不太成熟的法治和負責制；歐洲的國家姍姍來遲，但英國（及其衍生品美國）、丹麥因其扎實的法治基礎而成為現代自由民主政制的優等生。很難判斷王岐山是否瞭解、是否贊同福山的自由民主的歷史觀和價值觀。王陽明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岐山既然自稱愛好王陽明，將這句格言用在他身上，用在所有那些以「中國特色」搪塞「普世價值」的人身上，都是合適的。 王岐山的信號 王岐山說，他的講話「也算作信號」，那是什麼信號呢？他說：「長期執政的黨的自我監督、自我淨化壓力很大。……難啊，自己監督自己啊。我自己也在考慮這個問題。醫學上有自己給自己開刀的唯一例子，可以在網上查到，俄國的西伯利亞的一位外科醫生給自己割過闌尾。這是唯一的病例，說明自我更新、自我淨化很難。」與去年八月在全國政協作反腐敗報告時的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相比，與今年初在中紀委、監察部春節團拜會上作即興演講時的輕鬆幽默、自信滿滿相比，這段話已是語含滄桑，略顯疲態。兩會以來打虎節奏明顯放慢，表明「治標為主，打大老虎」的習、王反腐戰略進展不順。但所謂「難啊，自己監督自己」，讓人聯想到年初落馬的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的「為官不易，做一世好官更加不易」。據說，習近平批示「做好官不易是什麼心態？你可以不做嘛。」「自己監督自己難」又是什麼心態？你可以開放報禁、黨禁，讓別人、別黨來幫忙監督嘛。 在回答福山「不知中國的憲法能否做到rule of law，並司法獨立」時，王岐山斬釘截鐵地說：「不可能。司法一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這就是中國的特色。再說憲法是黨，也不就是人寫的嗎？」至此，王岐山的「信號」真相大白，如果說「自己給自己開刀」意指反腐敗治標不易，那麼，這段最無玄學意味的坦誠之語所發出的「信號」便是：反腐敗治本無望。人治助長了腐敗，司法臣服於黨政權力放縱了腐敗。如果法治和司法獨立「不可能」，那麼，除了服務於權力鬥爭、政治報復，反腐敗運動還有多少正面意義？ ——原载《争鸣》杂志2015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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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n 2015 02:42 PM PD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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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5年4月15日，胡耀邦26周年祭日，在胡家耀邦客厅，左起，刘瑛（最早知青）、马玫丽（中国青年报老记者）、罗玉清（团中央老同志）、黄天祥和李蓉夫妇（耀邦老部下），胡德华；后排左1俞梅荪。（上午11时摄） 图2，6时半，我从地铁天安门东站出来，见长安街警车林立。 图3，我凝视着耀邦像，久久不能平静。 图4，9至10时，陆续来献花的访民被便衣警员（左3人）拦在会计司胡同大铁门外的北长街上。 图5，10时，被拦在北长街上的访民来到景山前街，故宫护城河边僻静处，展示横幅，缅怀耀邦。背景是故宫角楼。 图6，中午时分，我出了胡家，信步一站，来到景山前街大石作胡同35号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旧址，门上大锁而没人。我拿出《胡耀邦传》三卷本，其中引用1989年4月24日《导报》第2-6版（记者张伟国）对耀邦去世的报道。 为民舍命 人间大爱 ——胡耀邦逝世二十六周年祭 俞梅荪 2015年春节期间，央视播放《转折时期的邓小平》，当我看到剧中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奔走的场景，想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惨死的家父得以改正，使我摆脱"黑五类"被歧视的境遇，开始正常工作，我现住的房子就是家父单位落实政策分给的（原住月坛北小街财政部宿舍1957年被收回）。我提请几位师友观看此剧，重温耀邦和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走过冬天的人，渴望温暖，是你打开家门，向未来跨越，自由的空气，是那样新鲜，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用你的身躯，挺起强大的世界……"深情的主题歌，使我沉浸在对耀邦的思念之中。 随后收到耀邦之子胡德华发来《1965：耀邦早春行》（陕西人民出版社）新书评论，读罢使我震撼。 陕西"百日维新"与胡赵新政十年 1964年11月，耀邦上任陕西省委书记，奔走乡里，顶着巨大压力，平反各种冤假错案，为吃不饱饭的广大农民减去沉重的征购负担，放开农贸市场，发展工业；解决了很多原本应解决，却又没人敢解决的"极左"问题。他风尘仆仆三个月，兴利除弊，扶贫帮困，脱贫致富，刚有起色。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即"23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开展"四清"运动。为此，耀邦的政绩被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党政班子视为"右倾路线错误"，批判了三个月，直致耀邦患重病危及生命，被张爱萍将军接回北京，民间戏称耀邦"百日维新"。 1965年秋收，陕西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增长24.96%，农业增长28.96%；仅在耀邦曾8天里跑了7个县的安康地区，粮食产量达10.69亿斤，增产3.69亿斤，改变当地人均口粮每月20斤以下，断粮人口达三万六千人（饿死12人）的贫困局面。前来接重病耀邦回京的张爱萍感慨："陕西肥了，耀邦瘦了。" 1976年，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冒风险取消农民统购统销的沉重负担，还权于民，连续两年增产共达130亿斤的"要吃粮，找紫阳"盛况，这与11年前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解放生产力，一脉相承。 1977年起，心系苍生，视民如伤的耀邦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他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力排众议，为历次政治运动的370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十倍于林肯解放黑奴的人数），惠及亿万人民，重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把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降到最低点。当年陕西小试锋芒的办法，如今全国推广而大见成效。胡赵新政十年，举国上下勃勃生机，但耀邦却因此又遭党内保守势力围攻，被以"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被迫辞职于1987年1月。 之后，耀邦很少谈论自己的被非难被冤屈，更忧患国家的前途和民众的疾苦。他抄录马克思的话给刘崇文秘书："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的，应当努力去理解他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后果。" 耀邦客厅 笔墨书香 4月15日是耀邦仙逝26周年，为避免警员在这所谓敏感日上门监控，清晨5时半我出家门，6时半从地铁天安门东站出来，见长安街警车林立（图2）。为避免经由天安门被盘查，则反向转大圈，绕行南池子大街、故宫、景山前街，至北长街。 8时，我走进北长街，沿街五百米内两侧五步一岗的警员约80人戒备森严。会计司胡同口的大铁门虚掩，警员驻守。回想去年和前年的耀邦祭日，我前往都被警员拦截，推搡，未能到胡府。于是，我拐入故宫西华门护城河边稍息，回到街上发现警员走开了，我迅即走进胡同。 8时半，我进入胡府，来到客厅，正好胡德平迎面出来，拉着我的手说："你（寄）的材料我看了，延安整风那段写得好。"（材料是《耀邦对立法规划的批示》和《顾明忆周恩来》，顾明在延安与耀邦同事）。他鼓励我继续发掘法治史料，说是要赶往陈野苹百年诞辰会去。（陈野苹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曾协助耀邦纠正冤假错案。） 耀邦家的客厅保持原状，正面桌上的耀邦青铜像，金色基座雕刻着党徽，两旁摆放着向日葵和玫瑰花，地上摆满花篮，侧墙上耀邦和李昭夫妇画像。联体书柜摆满藏书，涉猎颇广。在书架上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美国两党制度解析》、《密特朗政府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与自由》、《国际法》、《历代刑法考》（4卷）、《台湾府志》（3卷）等书。耀邦爱读书，每到一地，先要翻看《县志》历史沿革，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关注世界政治经济走向，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世界文明。我凝视着墙上耀邦的大图像，感受他在这个房间里留下其生命最后的思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久久未能平静。（图3） 追忆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几位胡家的朋友和学者已在客厅。"百年耀邦"摄制组全程记录当日场景，应编导采访，我谈起当年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感知耀邦。1982年耀邦对《"六·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145个法）批示："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1985年7月，我执笔《"七·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300个法）。耀邦认为"立法太多，人们记不过来，无法维权。"而严厉批评。当时我认为耀邦不懂立法。 1994年，我被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告密，栽赃陷害。我身陷囹圄，被禁看法律，被公、检、法人员"依法"任意宰割，枉法加害，在牢门砰然关上的瞬间，猛醒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远见卓识。 法治贯彻落实的前提是，必须大力向公民普及而使其掌握，必须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必须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制约。如今，各种法律法规成千上万件，法律从业人员百万之众，俨然成了新兴的高利行业。"去打官司吧！"竟然成了许多司法人员或强势群体违法乱纪，持强凌弱的挡箭牌，有钱有势者打得起官司，嬴得了官司，法律成了司法人员寻租和博弈，欺压百姓的工具，民众反而无所适从。官商勾结，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更加无法保障，而走向反面。 谁说耀邦不懂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在人治向法治的转折时期，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让民众掌握法律，捍卫自身权益不受侵害。（注1） "小个子扳倒大个子" 9时起，耀邦身边工作人员陆续到来，92岁黄天祥（耀邦在川北的老部下）、84岁高勇（耀邦在团中央的秘书）、81岁李汉平（任职36年的警卫秘书），大家聊起耀邦，恍如昨日，短短几句，体现耀邦率真坦诚的人格魅力，感染众人。 钱江（人民日报记者）等学者介绍研究耀邦的新进展，大家谈论2015年11月耀邦百年冥诞，透着人们的关切和社会环境的冷暖春意。耀邦曾下放劳动的河南信阳黄湖农场送来花篮和相关史料。胡德华夫妇热情地为每人端上热茶，94岁李昭老人因昨日接待来宾，夜里未休息好，未能看望大家。 80岁刘瑛（最早知青，黑龙江省友谊县人大主任退休）自豪地谈起1950年14岁从北京女三中和同学赴黑龙江友谊农场支边，成为我国最早的康拜因拖拉机手。1957年7月，团中央书记耀邦率领我国青年代表团1200人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大会，随团成员刘瑛说："耀邦的大会发言，展示新中国青年建设国家，发展友谊，交流经验，争取世界和平的愿望。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我的手都拍疼了。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激动地把耀邦举起来。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头版标题《中国小个子扳倒苏联大个子》。多年后，'小个子扳倒大个子'被换成了'邓小平扳倒赫鲁晓夫'的另一个版本了。"（注2） 1957年7月，耀邦率青年代表团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打电话，得知团中央机关50多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还有"中右"近百人；《中国青年报》就有17人。他大吃一惊，当即指示刹车，等他回来再说。后来，耀邦为被发配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送行说："同志们……我坚信咱们还有共事的机会，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之后的数年，耀邦一直关心和设法善待他们。 1977年底，耀邦就任中组部长，推动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为蒙冤20余年的55万右派分子的平反，他竭尽全力冲破各种阻力，后因邓小平（当年全国反右派运动总指挥）仍坚持"反右派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故只给一纸"改正"通知，有限恢复基本名誉，未能彻底平反和经济补偿。1989年4月5日，耀邦向李锐谈起此事仍感遗憾。十天后，耀邦去世，成了他的临终遗言。（注3） 83岁沈宝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原主任，耀邦倚重的笔杆子）向我谈起，1977年7月，耀邦创办《理论动态》，打破政治禁锢，把颠倒的是非观念再颠倒过来。沈宝祥十多次到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中开会，不断执笔呼唤思想解放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1978年5月6日下午，在耀邦家的讨论会上，耀邦亲手改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文献，四日后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曾提醒"理论问题要慎重"，耀邦反驳"理论问题要勇敢！" 沈宝祥深情地说："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是普通的四合院，因耀邦的长期居住，运筹帷幄，革故鼎新，处理解决党和国家在转折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增加了意义。不久前，我又到富强胡同怀念耀邦，有厚重的历史感。1980年耀邦就任总书记，搬家至中南海隔壁的会计司胡同25号。" 国之兴也 视民如伤 临近中午，大家向耀邦铜像三鞠躬而告辞。胡德华大哥把我留下，取来整包《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三卷本）送给我。此书由张黎群等五位耀邦老部下撰写，记录耀邦一生心路历程和坎坷经历，是一部治国活动史，历时15年，120万字，2004年完成，送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第一卷，从耀邦出生至1976年7月"文革"尚未结束，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后两卷，从耀邦致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被选为总书记，至被下台经过，再至去世经过。作者根据审读要求，两度删改，两度送审，没有回复，致函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仍无果；2008年致函中办新主任令计划，至今无果。在漫长的等待中，五位作者中的张黎群等四位相继去世，两位序言作者于光远、胡绩伟也已去世。 我出胡府，在北长街上遇到几位访民得知，上午陆续来献花的各地访民约60人，都被警员拦在大铁门外的街上，有的拿出"怀念耀邦"横幅，被警员没收，驱赶，但没有像去年那样被带走关押。他们悻悻离去，有的至景山前街故宫护城河边僻静处，展示横幅缅怀耀邦。有访民说："耀邦一心为民，却被非难而下台，含冤病逝，我们纪念他，也是为他喊冤，只有他平反了，国家才能走向法治，我们百姓才有希望啊！"（图4、5） 回首1977年起，耀邦面对访民如潮，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竭尽全力，纠正各种冤假错案，还在家中热情接待登门喊冤的各地访民。1978年9月20日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耀邦强调："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就要平反。"（注4） 耀邦下达了这一艰巨的硬任务，各级信访部门行动起来，积极协助党政机关纠正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致使信访部门的职能和政绩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但如今，官场腐败，强征强拆，欺行霸市，广大弱势群体依法维权上访，各级信访部门层层敷衍，警方暴力截访打压，为虎作伥；访民求告无门，血泪斑斑；成千上万的各地访民长期滞留北京，成了社会问题。每逢耀邦纪念日，走投无路的访民前来祭拜，缅怀耀邦，成了精神寄托，更是对法治的向往。 耀邦14岁参加共青团，为民求解放，从革命的红小鬼，到身居党政要职，历经战火的出生入死，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迫害。他深刻认识到，总结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体制的经验教训，变法图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他带着这个无以释怀的心结，走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为何党之大奸，国之巨贪，践踏法治之凶竟然出现在党内最高层，且还形成了固化的特殊利益集团，贫富分化也到极限。想想耀邦曾说：'千万不要鱼肉百姓'，他如活到今日，能不愤怒吗？"（胡德平语）（注5） 《左传，哀公元年》有言："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士芥，是其祸也。"（释义：国家的兴起，是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者一样加以抚慰，这就是它的福德；它的灭亡，把百姓视作粪土草芥,这是它的灾祸。） 耀邦为民舍命，他活在人民的心里。 （2015年6月3日修订） 注释： 注1，摘自《俞梅荪：追忆胡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注2，谢列平（1918-1994），长期担任苏联共青团书记，1958年起，任克格勃主席，致力纠正冤假错案；1961年当选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二号人物，为官清廉，反特权反贪腐，实行仁政；后来被下台，贫病抑郁而去世，命运与耀邦类似。（百度百科） 注3，摘自《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原载《怀念耀邦》第4集，亚太国际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6-302页。 注4，摘自《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第三卷，第380页。 注5，摘自《胡德平：〈1965：耀邦早春行〉读后散论》，原载《中国民商》2014年第9期。 师友读后来信： ●91岁石天河（四川反右受难者、离休作家）为耀邦同志逝世26周年纪念敬撰《耀邦颂》： 巍巍耀邦，邦之栋梁。立身正直，处世堂皇。 不争虚名，不为虎怅。不崇偶像，不畏凶顽。 惟民所望，惟世所倡。临深履薄，绝不彷徨。 十年浩劫，惨苦亲尝。拨乱反正，敢作敢当。 万千冤案，奋力推翻。声张正义，执法如山。 惩治衙内，冒险犯难。个人利害，置之道旁。 国家兴衰，赤膊上场。宁下地狱，岂避刀山。 明辨真理，透视经幡。实践验证，炼出金钢。 摒弃特权，不讲排场。千里万里，沐雨践霜。 求民之瘼，痛国之殇。推进改革，去弊图强。 一生清廉，冰玉辉光。百年华夏，第一忠良。 ●90岁许有为（北京师范大学反右受难者，安徽离休教授）：小俞呀，我们大家怎能不怀念耀邦呢？他是那么好的人，那么朝气蓬勃、永远年轻。对于我这个新中国第一批老共青团员来说，耀邦是我们永远的团中央书记。我想起1956年在北师大中文系念书，在全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执行主席传来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激动人心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耀邦竟然来到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阐述向科学进军的伟大意义，鼓励我们刻苦学习，占领科学高地。会后，我作为学生积极分子，受中文系党总支、团总支委托，创办了中文系学生科研期刊《谷风》，发表同学们的科研论文、诗歌、小说、理论动态等等，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不久，风云突变，一场反右派运动，使得大批老、中、青优秀知识分子遭灭顶之灾，我在其中。 之后的20年，我经受了种种苦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九死一生，最后又在1979年的耀邦执政时期得到改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我们没有失足，而是执政者失了足，造成祖国和人民的苦难。我们无罪，耀邦无罪，他们是有罪的。 耀邦，耀邦，魂兮归来！ ●82岁朱光：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内数一数二的伟人之一。 ●81岁刘凤麟（清华大学反右受难者，长期以修鞋为生）：胡耀邦是红朝一代圣主明君，他为370万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将所谓的"牛鬼蛇神"还原成人！我们552877名获得"改正"的右派分子，不再惨遭迫害！胡耀邦光明磊落的人生轨迹，昭示"活在人心便永生"的真谛！用枪杆子打造的伟大、遗臭万年的"丰功伟绩"是见不得炙热阳光，更经受不住人性、正义、历史的审视！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挥之不去的暇想，如果没有人坚持"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蛮橫干预，我获得的就不只是没有经济补偿的一纸"改正"空文，而今也不会在依法维权被打压中度日如年！ ●77岁陶渭熊（四川反右受难者）：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千万受迫害者重见天日，我是受惠者而铭记。耀邦的"简法护民"思想，道出了法治的根本目的，那就是限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今天的"法治"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各种场合，各种文件里，好像我们已经"法治"了。但是，强拆强迁、暴力截访、城管打人、枉判思想者，乃至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人……。这一切道出"法治"就是"以法整人！"公权横行，民权无保障。这与耀邦思想的差别何止天壤！更与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 ●74岁姚燮庭：看如今，官场腐败，贫富两极，社会矛盾重重，成了鲜明对照。相比之下，现状是"官员肥了，人民瘦了。"这与耀邦在世时，形成强烈反差。当今政治体制改革，弘扬法治精神，倡导"依法治国"，就是要求执政当局沿着耀邦的足迹走下去，以民为本、依法执政，这才是正道！ ●孔国平（北京某出版社退休编审）：胡耀邦是中国科学院的老领导，我是科学院培养的博士，现住的科学院宿舍便是在他关怀下修建的。作为77级大学生，我看到在胡耀邦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错案几乎都平反了，包括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大人物，也包括张志新、林昭等民间志士。80年代中期，他倡导自由、民主，政治改革的曙光出现了，不料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被迫辞职两年后病故。政改未成身先死，长使百姓泪满襟！我和王渝生博士同去他家吊唁，胡德华含着眼泪说："爸爸用生命唤起人民的觉醒，代价太大了！"26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周敏：公道自在人心！人民将来只会记得爱人民的领袖，而不是那些伟大的领袖。 ●谢明：耀邦是人民的良心，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纵览中国》2015-06-02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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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5, 2015, 6:23:11 AM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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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尤维洁在全美学自联主办的"六四"屠杀26周年纪念会上的特别发言
- 六四屠殺后的中國：要錢可以，要理想不行（林培瑞 / 譯者 陶小路）Perry Link : China After Tiananmen: Money, Yes; Ideas, No
- 马英九总统六四感言
- 戴晴：备忘“六四”
- 林和立：习近平极力揽权维护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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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尤维洁在全美学自联主办的"六四"屠杀26周年纪念会上的特别发言 Posted: 04 Jun 2015 10:40 PM PDT
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 所有前来参加"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的朋友们： 我和服务团队的成员们首先要向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母亲、父亲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二十六年来他们不畏强权、持之以恒、不离不弃的艰苦抗争，给我们这些失去丈夫、失去妻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树立了榜样。但是，岁月不饶人，他们毕竟都已年已古稀，体弱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今，该到了薪火相传，由我们这些６０上下的人来接替她们的工作了。下面，我就来说说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最近，我看到在海外留学的80、90后的学子们"六四"二十六周年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是一群在国外深造的八零后、九零后。二十六年前的六月四日，一群在当时和我们现在一样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怀着对国家的一片赤诚，在北京街头倒在人民子弟兵的枪口下。这段历史一直以来被精心编辑和屏蔽，以致于许多同龄人知之甚少。我们身在墙外，能够不受限制的接触当年的照片、视频和新闻，并倾听幸存者的故事，更能感受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这场惨案在国内外的余波。所知越多、我们越感到责任重大。" 我很高兴能够看到八零、九零后新生一代的崛起，他们同样有着对自己国家的赤诚。当他们了解到89年"六四"惨案的真实情况后，他们震惊、他们思考，质疑现在的执政党，一个不能承认当年屠城罪行的政党是否还有执政的合法性呢。用他们的话说：遗忘是对历史的不忠。 做为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我深深地感受到，群体中的每一位母亲和父亲，虽然岁月流逝已过二十六年，想起自己的孩子被无辜打死的惨景，依然痛彻心扉，泪流满面。他们好好珍藏着自己孩子的所有遗物、血衣，那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如果，当年没有血洗京城的惨案发生，这些学子们已经四十多岁，正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是活跃在各个领域里的主力军。 "六四"情结是很多当年亲历者们心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那一天，充满着恐怖、到处是腥风血雨，子弹在飞，无辜的生命倒在街头场景铭刻在心里。因为"六四"情结，一些资深的记者、律师成为了阶下囚。已是70岁的老人被重判7年的记者高瑜，仅仅是在个人家庭里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六四研讨会就被以寻衅滋事罪带走的律师浦志强，六四25周年时，在赵紫阳的家乡滑县黄河大堤上进行"六四"公祭的郑州十君子之一的律师于世文依然深陷囹圄、四川成都当年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的学生陈云飞，今年清明时，因陪同身在成都的"六四"难属祭扫遇难者时同样以寻衅滋事罪被带走至今。 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对89年"六四"大屠杀进行祭奠，发出声音，这样的行为无罪！因为那一场屠杀不仅仅是我们难属的伤痛，也是中华民族的伤痛。因暴政而虐杀是国之大殇。 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与会的朋友们，你们有着同样的六四情结。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当年的学子，曾参与了这场学运，亲眼目睹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屠城。26年来你们和我们同样经历着痛苦，每年"六四"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祭奠活动就是你们的情结所致。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六四"的情结，被国家列为黑名单，禁止入境，再也不能回到曾经生他养他的祖国。为了能让世界所有热爱和平、尊重生命的人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当年"六四"惨案的真相，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都会举办各项有关"六四"的活动。你们关心和帮助我们二十多年如一日，对我们坚持抗争到底，追求我们的三项诉求：真相、问责、赔偿的决心起到鼓舞的作用。正如陆文禾博士曾经对我说的：全美学自联因"六四"惨案未能得到解决、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存在而生，只要"六四"惨案没有解决、天安门母亲群体存在，也是全美学自联存在的必然。 感谢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 感谢所有参加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大会的朋友们！ 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尤维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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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殺后的中國：要錢可以，要理想不行（林培瑞 / 譯者 陶小路）Perry Link : China After Tiananmen: Money, Yes; Ideas, No Posted: 04 Jun 2015 02:38 PM PDT 「六四屠殺」一直沒有被遺忘。到今年六月，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及周邊地區的屠殺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親歷者及死難者的親友不會忘，那些曾經站在且現在仍然站在屠殺者一邊的人也不會忘。鄧小平，這個下令向成千上萬為民主和平抗議的人們開槍的人已經死去。然而，在這個屠殺民眾的政權中或是與這個政權有利益關係的人卻對這場屠殺的記憶一直保持高度警覺。 當然，他們不會將這種警覺表達出來；他們一直壓制對六四屠殺的記憶。他們派便衣跟蹤、監控那些曾公開談論六四屠殺的人；他們養著幾十萬網絡監督員，這些網絡監督員的任務之一便是從網站、郵件里清除任何與六四相關的內容。每年到六月四號這個「敏感日」，他們會派幾十名或穿警服或著便衣的警察在天安門廣場四周守衛，以防「作亂分子」進行任何紀念活動。他們給的官方辭令是「中國人民早已對這場反革命暴亂做出了正確的歷史裁決。」如果中國當局真的相信所謂的「中國人民」認為屠殺有理，那麼它應當在六月四號那天開放天安門廣場讓民眾彙聚一處，一齊痛斥「反革命暴亂分子」。可是它沒有這樣做，這個事實能告訴我們他們心裡真正想的是什麼。 當年中國政府大開殺戒並非意外，它是經過精心謀算之後的決定，從當時以及現在的當局者看來這都是一個「正確決定」。從《六四真相》中我們知道，在1989年的春天，中共最高層已意識到自己面臨生死存亡的命運。當時席捲全國的抗議運動（不僅在北京，各省省會城市的人民都走上街頭進行抗議）令當時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王震，總理李鵬以及最高決策圈中其他成員得出結論：中共政權岌岌可危。 「清場」本可用催淚彈、高壓水槍或者木棒。（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由於人們對文革不滿而爆發的另一場示威活動中，當局者選擇的清場工具便是木棒。清場後來也完成了，死傷的人數較少。）之所以1989年沒有用木棒而是開出坦克，架起機槍是因為當局者希望借此震懾人民，不僅是對全國，也是對將來的反對者產生威懾作用。這的確奏效了，全國三十多個省會城市為爭取民主而進行抗爭的民眾被嚇退了。這之後很多年，中國人也的確時時被提醒「你們最好規規矩矩的，否則就沒好果子吃！」製造屠殺的根本目的便是維持并延續中共的統治，這，當然也實現了。 然而，命令軍隊鎮壓人民嚴重損毀了中共政權的形象。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大多數中國人都接受了「為人民服務」這一共產主義口號背後的理想，這種理想賦予了中共及其統治階層某種「合法性」（借用一個政治學術語）。文革中毛主義所製造的災難使該「合法性」大大受損，但1976年毛死後一直到八十年代，許多中國人對中共滿懷希望，認為中國可以在其領導下走向美好明天。（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不對中共抱有希望又能對什麼抱希望呢？）但隨後六四屠殺讓這個希望徹底破碎。用當年的學生領袖易丹軒（他因為89年在廣州組織和平示威被捕，現在流亡海外）的話說，「隨著六四槍聲響起，政府一直以來所編織的謊言與偽裝也被徹底戳穿。」易丹軒現在認為對於中共而言，保住權力從來是它唯一的目標。 最高層的那些人肯定想，現在不能再從社會主義理想中獲得「合法性」，那能去哪裡獲得呢？屠殺之後沒過幾周，鄧小平宣佈中國需要接受「教育」。大學生被逼著參加各種活動接受教育，「坦白」自己離經叛道的思想，譴責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暴徒」。這些都還是很淺顯的方式。鄧的長期工程是要通過激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來「教育」他們，這一方式收效甚好。不論在教科書、博物館還是所有官方媒體，「黨」和「國」被糅合在一起，愛國主義則是要去熱愛「黨」與「國」的合體。中國舉辦2008年奧運會是「黨的偉大勝利」。外國對北京政府的批評不再是「反共」，而是「反華」。中國與日本、美國以及台灣、西藏的所謂「分裂勢力」之前與現在的矛盾、衝突都統統被誇大，藉此證明需要在「反華勢力」與敬愛的黨國之間劃清界限。這一切令中共政權在「教育」民眾上取得成功，民族主義成為了其重獲合法性的工具之一。 另外便是通過錢，掙錢，致富，炫富慢慢成了人們追求的全部。（有關社會主義理想的語言還在用，但只是用來粉飾現實而已。）許多人的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西方分析家正確地指出民眾生活水平的提升鞏固了1989年之後的中共政權。可這些分析家重複中共號稱自己"讓億萬中國人脫貧"的話就錯了。 中國經濟的繁榮是這麼來的：毛時期的中國人生活的幾乎全部方面（除了最平常的方面）都不自由。1976年毛死了以後情況開始有了變化，1989年屠殺之後變化則更明顯，鄧小平放鬆了管控，他給中國人傳遞的信息基本是這樣的：在政治、宗教以及與"思想"有關的事情上他們仍受到嚴密控制，但在掙錢上面他們可以放開手腳。中國人也便這麼去做了。對于任何人而言，如果他只能在一件事上去發揮自己的能力，他都會這麼去做。中國人工作地很辛苦，他们的報酬低，工時長，他們沒有工會，沒有工人賠償法律，沒有新聞自由和獨立法院的保護，他們在自己所工作的城市甚至沒有合法地位。這樣的中國人有數億，他們就如此年復一年地工作。這麼多人在這樣的工作條件下創造出巨大財富真的是一件怪事嗎？中國能夠取得經濟上繁榮之細節肯定比我在這裡的描述複雜許多，但它不是一件多麼神秘的事情，更不是"奇蹟"。 1985年鄧小平開始講"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部份人的確富起來了，先富起來的人幾乎總是那些跟政府有關係的人。有權力意味著有資源，也意味著可以更好地行賄受賄，於是這些有權力的人的財富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急遽上升。中國的收入不平等迅速擴大，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僅僅低於非洲和南美的一些欠發達國家的水平。在中國流行的口頭文化里（后來在網絡上），人們用各種笑話、小曲、順口溜表達對權力階層所擁有財富以及人们认为他們獲得財富的不義手段的強烈憤恨。但是這些觀點與其他對公民價值的自由討論一樣不能在官方媒體出現，過去如此，現在依舊如此；在這樣的一種討論中不可避免會提到平等、民主、憲政、不被官方認可的宗教以及其他話題，圍繞這些話題進行的討論會受到監控，經常的情況是不允許談論這些話題。 天安門大屠殺如同有自己的意願一般，它回到當下，一一戳穿中共政權統治合法性的說辭。1989年中共政權徹底地毀掉了"社會主義理想"這個說辭；屠殺發生之後，鄧小平轉而用民族主義替代"社會主義理想"，強調中共與人民爲一體，但人們無法忘記，正是這個黨架起機槍屠殺人民。所以中共政權仍然需要把與大屠殺相關的記憶視爲最需要清除的思想之一。爲達此目的，它軟硬兼施。"硬"的手段包括警告、威脅，"冥頑不靈者"會被沒收電腦、手機，不予辦理護照，他們還會丟掉工作，銀行賬戶會被凍結；真正的"頑固分子"則面臨軟禁或拘捕的命運。"軟"的手段包括請喝茶，有關部門人員會微笑地提醒你，不再談論有關屠殺的事情能你生活地更好，他們會建議你現在調整還不遲，告訴你誰誰這麽做以後物質生活更好了；他們還會給你吃的，讓你出去玩，給你工作機會，還會給你錢（如果你向他們舉報其他人則能拿到更多錢）；最後會忠告你最好不要將這個「友好的茶話」內容透露給其他人。 "軟"策略在當前瀰漫著發財致富和物質主義文化的中國社會尤其有效。對金錢的重視加上專制社會對其他原則公開討論的限制導致了這個社會公共價值的貧瘠。哈維爾曾寫道，在"后極權社會"中，由官方編造的謊言無所不在，形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第二種版本"。八九民運學生領袖沈彤的看法呼應了哈維爾的觀點，他認為，"生活在一個警察國家的現實便是你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公開的謊言之中"。同是學生領袖現在是學者的王丹觀察到人們會"下意識地撒謊"，他的解釋是，人們之所以會這樣並非出於自己的錯誤，而是因為他們逐漸習慣了謊言。對發財致富大加頌揚的中國的確與哈維爾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但是這樣的中國並不比天鵝絨革命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更好。西方政治家曾經樂觀地認為追逐金錢會銷蝕謊言，但是在現在的中國，對金錢的狂熱在一些方面令謊言得到加固。 從中國的新有產階級現在的做法來看，他們似乎在摸索著，想去找到"新有產階級"應當怎樣表現。在毛時代的中國，人們通過漫畫來了解資產階級肆意揮霍的生活，這樣的漫畫中會出現食物、飲品、性、锃亮的皮鞋、漂亮的手錶、光滑的車等等，這些統統都是邪惡的東西。毛時代之後，人們迎來了"致富光榮"的時代，人們想知道有了錢該幹什麼，于是拿過來揭露資產階級腐朽生活的漫畫來指導自己，漫畫里锃亮的皮鞋、漂亮的手錶、光滑的車現在都成了好東西，不再是邪惡的了。中國的富人們在巴厘島和巴黎縱情玩樂，在這些地方他們購買的香奈兒香水和路易威登手袋等奢侈品總價值領先于世界其他地方。 要形容這一新富階層，"物質主義"一詞可能並不準確，因為這種亞文化不一定需要實際物品。"外觀主義"這個詞可能更好。這些人活動的最終目的並不是一個路易威登的手袋，而是向別人展示自己有一個真品手袋（不是許多國內中國人使用的假貨）。如果展示的目的達到了，那麼這個手袋的功用也就實現了，手袋本身只是手段。外表才是最重要的。隨著這種亞文化的流行，對這種亞文化的諷刺也隨之盛行起來，在這種諷刺中可以看到中國的希望。近年來，大量在人們口口相傳的笑話和網上的段子將炮火對準虛假的一切：假牛奶，假酒，假古董，假照片，假歷史，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假唱等等，甚至動物園里的獅子都是假的（由一只大狗假扮）。余華譏諷道，你唯一知道是真東西是假的假東西。 然而，幾乎所有的諷刺都是私下進行的，如果公開進行諷刺，那麼一定是匿名的。很少人會冒險在公共場合出於原則對政府表達反對意見。中共當局稱其為"異議"，人們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人們覺得保持低調更聰明，他們也許會在私下憤怒譴責中共，但在公開場合絕不"惹是生非"。人們會把異議者當成怪人看，認為他們是一些為自己利益算計的可憐人，有時他們的家人也會這樣去看他們。他們的朋友和鄰居會和他們保持距離，其原因並非中共當局所聲稱的是出於觀點不同，而是因為害怕被牽連。王丹作為持不同政見者聞名全國后，有一次他去他父親的故鄉探親，人們把守村莊入口，不讓他靠近。 一些中國人接受中共的謊言，而另一些人則假裝接受，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區分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無論是真的接受還是假裝接受，這些人的自我利益都得到保護，他們是"正常"社會的成員。正如何曉清在《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中所言，到最後，中國現在"這一代人根本無法想像一個年輕人會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的社會"。 然而，在更深的層面，中國人跟任何國家的人一樣，在一個建立在謊言之上的體制中生活讓他們沒有安全感。富人們將錢存到國外，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國外受教育。2013年，多個調查和報告顯示中國人（尤其是富人）全家移民數量劇增，窮人如果有條件也肯定會選擇移民。 我們不能說1989年的屠殺是導致今天中國道德滑坡的全部原因。中共官方語言的虛偽導致了犬儒主義，而這種虛偽的官方語言則源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9至1962年由"大躍進"導致的饑荒歲月。"我們內心深處都有災難"，這種災難讓人們"瞪著毫無生氣的眼睛看著世界，快步往前走"，好像"無處可去，無處可藏"（引號內是艾未未的話）。毛澤東對造成這樣的災難的責任遠遠超過鄧小平。然而，1989年的屠殺是一個轉折點。若沒有這場屠殺，中國人不會服從於鄧小平的"要錢可以，要理想不行"（這個政策奠定了我們今天看到發生在中國的一切的基礎）。自1989年以來，中共政權對中國民眾的恫嚇便是建立在屠殺催生的恐懼之上，這種恐懼在人們內心深處，鮮被明確提及，卻已經為人們所習慣。 幾個星期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這樣写道： 極權主義強加於中國、俄羅斯和古巴之上的落後令人感到莫大的悲傷。較之於共產主義給這些國家在公民社會、文化以及政治上帶來的阻礙，再較之於其給它們充分利用自己所有的資源，實現涵蓋民主、法治和自由的現代社會帶來的至今仍然存在的障礙，共產主義給這些國家可能帶來的任何社會進步都不值一提。老的共產主義模式已經死亡并被埋葬，這再清楚不過，但是，這些國家需要很多時間并付出很大犧牲才能擺脫它的陰魂。 鄧小平在1989年的屠殺后宣佈中國人需要接受"教育"，他的政府隨之系統地開展各項工作，撲滅中國人在政治上的熱望，將他們塑造成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熱愛金錢的臣民。鄧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可能是在向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致敬。布萊希特曾這樣寫道："人們若對政府失去信心，那麼政府則當解散人民，重新任命人民。"從長遠來看，中共政權的策略似乎很難成功，但是只要它嘗試去做，那麼不僅中國，整個世界都要為此付出代價，這個不斷增加的代價可能會很可怕。 本文改編自林培瑞為何曉清的《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一書所寫的前言，該書将在本週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 2014年3月31日，下午4时12分 China After Tiananmen: Money, Yes; Ideas, NoPerry Link David Turnley/Corbis Soldiers and demonstrators at Tiananmen Square, May, 1989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in Beijing has had remarkable longevity. What happened in and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twenty-five years ago this June not only haunts the memories of people who witnessed the events and of friends and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but also persists in the minds of people who stood, and still stand, with the attacking side. Deng Xiaoping, the man who said "go" for the final assault on thousands of Chinese citizens protesting peacefully for democracy, has died. But people who today are inside or allied with the political regime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remain acutely aware of it. They seldom put their awareness into words; indeed, their policy toward massacre-memory is repression. They assign plainclothes police to monitor and control people who have a history of speaking publicly about the massacre. They hi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ternet censors, one of whose tasks is to expunge any sign of the massacre from websites and email. Each year, on the "sensitive day" of June 4, they send dozens of police, in uniform as well as in plain clothes, to guard the periphery of Tiananmen Square and prevent "troublemakers" from honoring anybody's memory. Their official rhetoric hold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long ago reached their correct historical verdict o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iot." If the authorities truly believe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pproved of their killings, however, they would throw open Tiananmen Square every June 4 and watch the masses swarm in to denounce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hat they do the opposite is eloquent testimony of what they really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se of lethal force was no accident. It was a choice, the result of calculation, and moreover was, from the regime's point of view—now as well as then—the correct choice. We know from The Tiananmen Papers that people at the to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elt that they were facing an existential threat in Spring 1989. Major protests in the streets not only of Beijing but of nearly every provincial capital in China led Vice President Wang Zhen, Prime Minister Li Peng, and others in the ruling circle to conclude that the survival of their regime was at stake. Tiananmen Square could have been cleared using tear gas, water hoses, or wooden batons. (Batons were the tools of choice when the same square was cleared of another large demonstration, of people protesting Maoist extremism, on April 5, 1976. The clubs were efficient in that case, and few if any lives were lost.) The reason the regime opted for tanks and machine guns in 1989 was that a fearsome display of force could radiate well beyond the time and the place of the immediate repression. 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thirty provincial c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could be frightened into retreat. This worked. The Chinese people could be put on notice for years to come that "you had better stay within our bounds, or else!" This, too, worked. The fundamental goal was to preserve and extend the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was achieved. The fateful decision to order a military crackdown against its own people, however, severely damaged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regime. In the early 1950s, a larg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embraced the ideals that Communist language projected in slogans like "serve the people," and these ideals gave "legitimacy"—to borrow a piece of political-science jargon—to the Party and the ruling elite. The disasters of late Maoism took a heavy toll on that legitimacy, but after Mao died in 1976, and through the 1980s, many Chinese remained hopeful that the Party might finally lead their country toward a better future. (With no real alternative, how else could one hope?) But then the bullets of June Fourth killed this hope once and for all. In the words of Yi Danxuan, a former student leader and now exile who was arrested in Guangzhou in 1989 for organizing peaceful protests there, "the gunshots actually stripped away the lies and the veils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wearing." Now Yi saw that the Party's own power had been its goal all along. With no more "legitimacy" to be drawn from claims about socialist ideals, where else could the men at the top generate it? Within weeks of the killings, Deng Xiaoping declared that what China needed was "education."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forced to perform rituals of "confessing" their errant thoughts and denounc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ioters at Tiananmen. These were superficial exercises. But Deng's longer-term project of stimulating nationalism and "educating"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urned out to be very effective. In textbooks, museums, and all of the official media, "Party" and "country" were fused and patriotism meant "loving" the hybrid result. China's hosting of the Olympics in 2008 was a "great victory of the Party." Foreign criticism of Beijing was no longer "anti-Communist" but now "anti-Chinese."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conflicts with Japan, the US, and "splittists" in Taiwan and Tibet were exaggerated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a need for clear lines between hostile adversaries and the beloved Party-country. The success of these and other efforts at "education" has allowed the regime to use nationalism as one of the ways it can redefine its legitimacy. The other way has been money: the pursuit, acquisition, and display of wealth have come to dominate people's motives. (The language of socialist idealism survives, but as a veneer only.) For many people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have risen considerably, and Western analysts have correctly noted how this rise has bolstered the regime's post-1989 legitimacy. The same analysts err, though, when they repeat the Communist Party's claim that it "has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from poverty." Here is how the boom in China's economy actually came about: during the Mao era, the Chinese people were unfree in all aspects of their lives except the most mundane. After Mao's death in 1976, and even more clearly after the massacre in 1989, Deng Xiaoping relented and told the Chinese people, essentially, that they were still under wraps in the areas of politics, religion, and other matters of "thought," but in money-making were now free to go all-out. So they did—as would anyone when given only one channel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ersonal energies. They worked hard—at low pay, for long hours, without unions, without workman's compensation laws, without the protections of a free press or independent courts, and without even legal status in the cities where they worked. Moreover, there wer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them and they worked year after year. Is it strange that they produced enormous wealth? The fine details of the picture are of course more complex than this, but its overall shape is hardly a mystery or a "miracle." In 1985 Deng Xiaoping began using the phrase "let one part of the population get rich first." That happened, and, not surprisingly, the ones who got rich first were almost always the politically well-connected. Access to political power meant better access to resources as well as better positions from which to practice graft, and the wealth of the elite began to skyrocket in the mid-1990s.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grew until it surpassed that of countries in the capitalist West and was exceeded only by som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n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In popular oral culture, and later on the Internet, jokes, ditties, and "slippery jingles" (shunkouliu) consistently reflected strong resentment of the wealth of the elite as well as of the unjust means by which the wealth was perceived to have been gained. But such views, like other free discussion of civic values, did not—and today still cannot—happen in the official media, where references to equality,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ism, unauthorized religion, and many other topics that are essential to such a discussion are monitored and often banne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as if having a will of its own, seems to come back to undermine whatever the regime claims as its legitimacy. In 1989 it killed the "socialist idealism" claim once and for all; then, when Deng shifted to nationalism, stressing that the Party and people are one, it was impossible not to recall wh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were on opposite ends of machine guns. So the regime still needs to list massacre-memory as one of the kinds of thought that most needs to be erased. It uses both push and pull to do this. "Push" includes warnings and threats, and—for the recalcitrant—computer and cell-phone confiscation, passport denial, employment loss, bank-account seizure, and the like, and—for the truly stubborn—house arrest or prison. "Pull" includes "invitations to tea" at which one hears smiling reminders that a better life is available to people who stop talking about massacres; advice that it is still not too late to make this kind of adjustment; comparisons with others who are materially better off for having made just that decision; offers of food, travel, employment, and other emoluments (larger if one cooperates by reporting on others); and counsel that it is best not to reveal the content of all this friendly tea-talk to anyone else. Gianni Giansanti/Sygma/Corbis Italian fashion designer Valentino at Tiananmen Square, May, 1992 The "pull" tactics have been especially effective in the culture of the money-making and materialism that has pervaded Chinese society in recent times. The emphasis on money, in combination with authoritarian limits on open discussion of other principles, has led to a poverty in the society's public values. Vaclav Havel wrote about the "post-totalitarian" condition as one in which a pervasive web of official lies comes to constitute a sort of second version of daily life. Echoing Havel, the Tiananmen student leader Shen Tong observes that "the reality of living in a police state" is that "you live in a huge public lie." The scholar and fellow Tiananmen leader Wang Dan, in explaining the behavior of people who, from no real fault of their own, become inured to lies over time, finds that they "lie subconsciously." China's celebration of money-making does make it different from Havel's Czechoslovakia, but hardly better. Far from melting the artificiality (as the theories of optimistic Western politicians have held that it would), the money craze in some ways has worsened it. The new moneyed classes in China behave as if they are groping to figure out how "new moneyed classes" are supposed to behave. During the Mao years, there was a caricature that helped everyone to understand what bourgeois profligacy looked like—food, drink, sex, shiny shoes, spiffy watches, slick cars, and so on. All evil. After Mao, in the era of "getting rich is glorious," people have looked for guidelines about how to behave with money, and the bourgeois caricature is ready at hand—shiny shoes, spiffy watches, slick cars—now valued positively, not negatively. Wealthy Chinese cavort in Bali and Paris, where they lead the world in purchases of luxury items like Chanel perfumes and Luis Vuitton handbags. "Materialism" may not be exactly the right word for this new elite subculture, because it need not involve actual material. "Appearance-ism" might be a better term. The final aim of a person's activity is not a Luis Vuitton bag but the display of a such a genuine bag (not fake, like many back home). If the display works, the bag was but its vehicle. What counts is the surface. Hope for China is visible in the fact that, as this subculture has spread, so has satire of it. An effusion of oral and online jokes in recent years has focused on fakes: fake milk, fake liquor, fake antiques, fake photos, fake history, fake singing at Olympics ceremonies, and much more—even a fake lion in a zoo (a big dog in disguise). The Chinese fiction writer Yu Hua has quipped that the only thing you can know to be real is a fake fake. Nearly all the satire, though, is private or, if public, anonymous. Very few people risk principled objection in public. The regime calls this "dissidence," and the costs of dissidence are high. People find it smarter to lie low, perhaps fulminating in private but not rocking any boats in public. Dissidents are viewed, even sometimes by their own families, as somewhat odd, and as poor calculators of their own best interests. Friends and neighbors keep them at a distance—far less because they disagree with their ideas (as the regime likes to claim), but out of fear of absorbing their taint. When Wang Dan went to visit his father's hometown after he became known as a dissident, people guarded the entrances to their villages to make sure he didn't come too near. Some Chinese accept the regime's lies while others only pretend to, but with passing time this distinction becomes less and less important. In either case people's self-interest is protected and they fit into "normal" society. In the end, as Rowena He puts it in 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na is left with "a generation that cannot even imagine a society whose youth would sacrifice themselves for ideals." At a deeper level, though, Chinese people (like any) do not feel secure in a system built on lies. The wealthy send their money abroad—and their children, too, for education. In 2013 several surveys and reports showed sharp increases in the plans of whole families, especially among the wealthy, to emigrate,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poorer people would not follow this trend if they had the means. We cannot say that the ethical deterioration in China today is due to the 1989 massacre alone. The cynicism generated by the artificiality of official language has its roots in the 1957 Anti-Rightist Movement and in the Great Leap famine years of 1959-62. Mao Zedong, much more than Deng Xiaoping,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 has called the "psychic disasters deep within us," that cause people "to walk with a quickened pace and to see with lifeless eyes," as if having "nowhere to go, and nowhere to hide." Still, the 1989 massacre was a turning point. Without it, Deng Xiaoping's formula for the Chinese people of "money, yes; ideas, no"—a policy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so much of what we see in China today—would not have wrought its effects. The massacre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of fear—a deep, seldom explicitly mentioned, but accustomed dread—on which the intimidation of the populace has rested ever since. A few weeks ago, Mario Vargas Llosa,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wrote that: It is hard not to feel a great deal of sadness at the backwardness totalitarianism has imposed on China, Russia and Cuba. Any social progress communism may have brought these societies is dwarfed by the civ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tardation it caused, and the remaining obstacles standing in the way of these countries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ir resources and reaching a modernity that encompasses democratic ideals, the rule of law, and liberty. It's clear that the old communist model is dead and buried, but it is taking these societies plenty of time and sacrifice to shake off its ghost. When Deng Xiaoping announced after the 1989 massacr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needed "education," and when his government launched a systematic effort to extinguish their political longings and to mold them into "patriotic" subjects focused on nationalism and money, he could have tipped his cap to Bertolt Brecht, who wrote: "The people have lost the confidence of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dissolve the people and to appoint another one." In the long run it seems doubtful that the regime's strategy can succeed, although the mounting costs of trying,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could be fearsome indeed. Adapted from Perry Link's foreword to Rowena He's 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this week by Palgrave Macmillan. March 31, 2014, 4:1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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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Jun 2015 01:34 PM PDT
今年是「六四事件」廿六週年，也是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這兩個重大事件教導我們同一件事，就是不論中外，主政者不能迴避傷痛，必須勇敢面對歷史、痛定思痛，才能走出陰霾，邁向未來。今天是我最後一次以總統身分發表六四談話，特別要呼籲大陸當局，正視歷史，走出傷痛，創造更有對話基礎的共同未來。 三十年前，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經驗證明，政治改革或許有陣痛，但不會造成災難，反而成為國家新生的契機。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是鳥之雙翼，相輔相成，缺一就不能振翅高飛。過去卅年大陸經濟改革成就斐然，回頭來看，當年的改革者，絕對無法想像能有今天的成果。改革開放不但沒有造成災難，反而使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準也有顯著的提升。但政治改革卻相對腳步較緩，國際社會對大陸的人權印象，停留在「六四」，凡此種種，不免讓希望兩岸關係未來進一步擴大與深化的人，感到失望。 民國九十七年（2008）本人上任後，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基礎，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成功打造出台海兩岸「和平、繁榮」的現狀。但由於兩岸制度間存有巨大差異，兩岸人民心理上產生相當距離；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先生也說過，兩岸人民要能「心靈契合」，我們認為，要縮短心理距離，要達成心靈契合，「和平與繁榮」只是必要條件，充分條件則要靠大陸致力推動民主化改革才能達成。 去年雙十國慶致辭時，我曾呼籲，大陸在推動政治改革時，建立包容異議分子的民主價值，逐步推動具有大陸特色的民主化進程。容忍歧見不是舶來品，中國春秋時代的子產，就以不毀鄉校、容忍人民批評政府獲得時人的讚賞。我們這七年來的努力，使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已經有堅持「九二共識」作為共同基礎，倘若大陸方面更進一步深化民主進程，我們認為，這就是兩岸未來可以更深入對話的共同基礎。 七年前，本人在五月二十日就職時曾說：「我們真誠關心大陸13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而「平反六四」，就是為兩岸創造雙贏的重要歷史條件之一。正視歷史，尤其是「六四事件」，我們認為，這樣的共同基礎會更加穩固。 如同我們每年在臺灣不斷紀念、反省民國36年（1947）的「二二八事件」與民國40（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一樣，任何政府面對傷痛歷史，都必須「就事論事」，面對沈痛家屬，更需要「將心比心」。我們誠懇期望，大陸當局能正視「六四事件」，一方面絕不能讓悲劇重演，另一方面更應該採取必要行動來「平反六四」，積極撫平受難者與家屬所受的傷痛。這樣的行動，必然會對臺灣產生極大的正面作用，拉近雙方心理距離。讓兩岸互動有更穩定與更豐富的共同基礎，為後代創造更有開創性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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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Jun 2015 01:30 PM PDT
戴晴是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六四镇压后曾入狱近一年，但从未被起诉或定罪。戴晴根据亲身经历以及25年的采访、调查和研究写成《备忘"六四"》。这篇文章以逐日记录的方式，概述了六四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并加以解释和分析。2014年6月4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 （一）25年前那一天 25年前，1989年的6月3-4日。 红旗已然在中国共产党治下飘了40年当口，古老中华帝国的五代古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枪声大作，坦克开进了天安门。 现代装备的野战部队成建制地出动，沿街射杀学生和平民。 在"首都戒严令"发出十四天之后，七大军区各军兵种配合的大部队作战行动开始。不过数小时之后，军队开进街道，临近各医院死者与伤者堆积…… "平暴"胜利结束！从6月4日到8日，往日里旖旎优雅的五代故都，一片肃杀。 6月9日，84岁的邓小平出场。在这个国家，他唯一的职务是军委主席。 邓小平，在25年前的那个夏天，灭掉了本由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开明智睿、进取务实，声望日渐卓著，但显得不肯亦步亦趋的本党同志赵紫阳。最后，他不惜动用野战部队……鲜血——学生的血、平民的血、士兵的血，一起洒在古都街头。 在具有皇家象征的怀仁堂大殿，邓只为20万官兵当中的15位"死难的烈士"默哀之后，这场屠戮行动的最终决策人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 "而'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然而，不过就在此前两个月，事态似乎还不是如此。那是胡耀邦含冤离世的那天，笔者本人曾经亲历不曾为官家披露、也不曾为研究者注意的一场准高层会见：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 想来胡的离世，在那一刻尚未影响到党政常规工作，汪锋于是也没有修订他事先准备的谈话——意图通过台湾享有盛誉的严肃传媒，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 以上所述现场，并非孤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草者胡乔木，早在这之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从《宪法》上拿下来"，这就意味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党政分开有了制度上的依据。 然而，不到两个月以后，六部口血迹尚未彻底清洗，面对党国钢铁长城（首都戒严部队）百名军以上干部，邓在怀仁堂大殿凛然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 难道胡乔木、汪锋在传谣？从4月15日到6月9日，尚不足两月啊！ （二）那一天之前 北京，春暖花开的四月天。 1980年代一线管事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死讯传来，满怀一腔郁愤的学生们，打起横幅、走上街头，希望越过党的系统的层层管制，把他们的感受告诉百姓，告诉当政者。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学生们的诉求都已经越过正求学的年轻人的激愤，而跨到政党与国家政治变革的层面。 抗议与诉求一波接一波，愈加丰富深刻、也愈加切中时弊，整个社会对中共40年执政的不满——从肃反镇反到严打，从公私合营到价格闯关、从小脚侦缉队到政审排查、从《共同纲领》到阶级斗争……深层表层，前所未有地、全民性地调动起来：以关爱热血青年的形态爆发。 是时，赵紫阳，这名无论从理念还是情感，罕见地对异议怀有包容的政治家，以尽可能开明的姿态对待社会诉求，如他在5月4日接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代表时所谓："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自从代理了总书记，在中顾委诸老或关爱、或嫉恨的环伺之下，在小平同志的威望与智慧笼罩下，在"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胡耀邦语）的强劲潜规捆绑下，面对民间诉求，赵紫阳艰难地——应该说，也是十分勇敢与罕见地——发出了不一样的调子：首先承认自身工作的失误，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胀和社会不公。对"学运"，坚持认为：处理得好，将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革（见赵紫阳《改革历程》）。 对于当时（直到25年之后之今天）民间最为痛恨的腐败与权力寻租，赵不仅曾致信中央，建议从自己家人查起，还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专机、专列和蜂拥警卫"；并立意从最根本处下手：建议全国人大常委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赵当时或许没有想到，这姿态，是会引起他人——特别是邓家——强烈忌惮的…… 这是因为，"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见《改革历程》）。 邓小平不得不动手了。不止为驱散人群、收回广场，他还想要别的。 邓已经忘记北大学生在国庆35周年游行队伍中打出的那个用自己床单制成的横幅"小平您好"了么？已经忘记1976年丙辰清明时天安门广场树枝上挂着的叮当作响的小瓶子了么？ （三）回到1989 4月15日 胡耀邦离世。赵紫阳亲赴米粮胡同向邓小平报告（见《改革历程》）。 学生上街，"怀念耀邦"、"中国魂"等标语拉出。 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是，邓"摒弃前嫌"。他告诉总书记，一定出席胡的葬礼。 此时的邓，想到什么？ 十三年前"丙辰清明"的民众悼念，让身处最高权位的毛泽东（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一下子就敏感到："矛头是对着我的"——以悼念总理为名；"有人插手"——直指的正是刚被二次打倒的邓小平。 如今身处最高权位的，已经是邓小平自己。"矛头对着小平同志"！出此言者李鹏的嗅觉格外灵敏。 别的人呢？他们打算借这局势为自己一腔宏愿与一肚子不得意闹闹么？ 4月18日 这一天，粗疏的口号式政治抗议（而非单纯悼念）开始。风头最劲者，涌向新华门。针对"冲击中南海"行动，邓小平立即同意杨尚昆的建议，调38军部分部队进京保卫中央。 按照常委分工，这天具体在第一线处置的是乔石：坚持不扣帽子的劝说与调用公安清场。奏效。 4月19日 北京《新观察》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这是1980年代以来，在改革风潮中逐渐实现角色转换的两家报刊——联手召集在京的开明高干、舆论领袖等，开了一个"祥和"的追思会。 与会者藉怀念他们半个世纪的战友、他们蒙冤的总书记，从思念慢慢转向对蒙昧、对霸道、对无视规则之专权的批判，其力度已经远大于学生们的呼喊：他们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后一系列失败乃至罪孽的根源；跺到了"个人专权"与"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要命的痛脚。 从4月18-23日，邓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 和毛一样，邓应该算作是大时代的大政治家，而非平庸投机政客。邓最看重的，无疑是1980年代已经出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即将出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大权不可旁落，想要甩开共产党自己干，门儿都没有。 犹记86年底那次"闹事"，《人民日报》1987年开年的社论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说得干脆："学生再有闹事的，一律开除！共产党决不培养反对共产党的大学生！" 或许，还没到该出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整个北京传的是：小平同志认为，两边（即开明与强硬）"谁有本事谁解决"。邓的改革正推进到节骨眼，只望一切顺遂。有人闹事——以邓的意思，那就"快刀斩乱麻"。 这天，赵紫阳就访朝一事拜望邓时，特别谈了学潮情况和自己的处理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赵紫阳《改革历程》）。 广场局面胶着。对于知识人的自命不凡，对于盲众泛意识的恶，邓心里有数。 4月22日 邓出席了胡的葬礼。 年届84高龄、晚期帕金森病人。邓坚持站立一小时。 没有几个人知道邓在答应参加此葬礼之后，又恨恨地说的那句话："规格够高的了"。他的这一纠结不是一天两天的了。1987年初，一举拿下胡耀邦大功告成，自认把到圣脉的李鹏建议乘胜追击，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批判"，将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举全歼。邓当即喝止：他没犯什么错。淡化！ 葬礼当天，徐勤先任军长的38军部分官兵赴京维持秩序。广场和人大会堂前数万北京大学生彻夜聚集。葬礼期间，三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请愿，引发骚动。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4月23日 出访朝鲜之前，赵紫阳特别前往邓家请示。邓说了什么？据赵记录——邓说"等朝鲜访问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总书记的问题"；邓让赵"放心去。回来以后，军委主席交给你"。（见《改革历程》） 然而，就在这天，诡异的事情出现了——据李鹏日记，就在这天晚上八点半，一年前刚刚接受恩赏当上国家主席的杨尚昆"鼓励"他去见邓小平，说自己也同去——想来不会是去打桥牌。这"鼓励"，是杨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而为？ 查《邓小平年谱》，这一天空白。事实上，不仅这一天，从4月22日到5月10日，在北京和全国多处"炸了锅"的局势下，公开发表年谱对邓的活动均无记载。 4月24日 就在总书记出访翌日，暂时受托"主持日常事务"的李鹏，出手一个统摄全局的动作。这天晚上，他召集并且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听汇报，作总结，气势十足。共产党历年用来吓人的"定性八卦"全用上了：形势严峻、蓄谋已久、有计划有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本是中央委员、且任职常委会秘书的鲍彤，此次被排斥在外。鲍彤并非赵紫阳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亲随，如王瑞林之于邓小平。1980年，赵奉调入京担任总理，鲍彤是中组部为赵选派（而非他从广东或者四川带来）的秘书。 "动乱"二字在碰头会上出台。继而议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会议结束。李鹏宣布第二天到小平同志那里，"请老人家听一下常委汇报"。（见《李鹏六四日记》) 后人读史到此，难免油生疑窦： 23日李鹏送赵赴朝访问，赵在回答李鹏"还有什么交代"的时候，明确说"对于学潮，我还是那三条意见"（即已经邓首肯的"三条建议"：1，追悼会已经结束，坚决劝阻学生上街游行，马上复课；2，尽量避免流血，但打砸抢要依法严惩；3，对学生积极疏导，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各种形式的对话），怎么不过一天之后，政治局齐刷刷地全变了主意？ 其实，对赵不利的迹象早已出现，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赵本人当然也蒙在鼓里。 这也就是说，这个"反革命动乱"的定调，很有可能是在23日晚上，而不是等到政治局常委正式汇报的4月25日上午才发出——那已经是在照着脚本演戏了。 这里，尚须补充一点具有启示意义的细节： 这年4月初，80年代活跃在文化界的张郎郎听到华润在香港的中国广告公司总经理胡文善——胡那时更重要的角色，其实是该公司派到邓家专事打点这家成员杂事的跑腿，比如邓林香港开展卖画，胡便邀阔佬前往，然后在阔佬出手时再在定价后边加上一个0——在审看赠送即将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礼品像册的时候，胡几次开口"他（赵紫阳）的（照片）别太大，别放这个（重要）位置"。张记得自己当时心里一惊：怎么，赵在邓家已经不被看好了！ 再有，鲍彤曾记得，邓家女儿在学运前曾专门上门要求总书记身边的鲍彤出手制止社会上"彻查康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组建的公司）"的动议，不意竟遭到鲍的拒绝。她最后丢下了一句糙话"老娘不高兴"（25年后，鲍彤对此仍是一头雾水，不知这"老娘"所指何方神圣）。是否可以由此推测，早在十三大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之后的1988年，邓家女眷已经有要总书记"挪挪位子"的议论了？ 4月25日 在党的总书记不在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会在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的家里召开了。听汇报的邓小平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定调：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不要怕什么国际舆论什么经济制裁。共产党人从来是什么都不怕。"（见《李鹏六四日记》） 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俗称"4-26社论"），正式把春夏之交这场借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定性为"动乱"——镇压开场了。 4月27日 1989毕竟不是1957。中国变了。中国人变了。中国青年，经历了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十年，不打算再在政治恫吓下屈服。 绝不认可"4-26社论"！数万学生在百万市民的夹道瞻顾下，以平和而坚定步伐通过一道又一道（北京警察、武警、包括军队的）拦阻线。 旨在抗议"4-26社论""动乱"定性的"4-27大游行"秩序井然。这本是八九风波里最可播扬的亮点——无论民众还是官方；无论组织者还是军令发布者。 4月30日 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 在平壤，当他得知"4-26社论"时，曾回电"同意小平同志决策"，但具体究竟是坚持他提出的"三点意见"，还是坚持邓的"反对动乱"，不得而知。 然而，如此重大与紧急求见，居然遭挡驾：一连十多天。邓家大秘王瑞林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中苏最高级会晤定于5月中旬举行），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对此，赵紫阳没有过丝毫怀疑，只有"请阎明复（时任统战部长）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自己的想法转告。 这期间间或有话从邓那里传来：鉴于社会反应，邓周围的人也感到"4-26社论"的问题，希望事情"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弯子"，具体做法，"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顶好不要找邓，万一不同意，反而难办。（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从4月底到5月11日，赵一直按照此精神办理，正如他在5月4日的"亚银"讲话中所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 问题是，小平同志在哪里？ "重大决策的掌舵人"从上下左右视野中消失了十多天。受制于不同元老的常委们，在"4-26社论"背景下各怀拳经、艰难运作。 对这"消失了的十多天"，除了民间研究者的推测，官方（包括军方）没有一个字透露。 5月4日 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并针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发表了"同中央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 5月6日 赵紫阳提出呼应学运的合理部分，"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5月11日 除去近随，在对几乎所有人——包括赵紫阳——保密的情况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十多天的邓从外地回到北京。杨尚昆获准前往汇报并聆听。由此，邓得知了赵的"亚银"讲话；得知了讲话之后上上下下的反应——包括李鹏在内的常委们、官员们和知识分子们，都认为"很好"——在北京的许家屯曾写条子给赵："杨尚昆对这个讲话极为赞同"。 邓得知局面依然胶着。邓还得知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建议人大常委在六月份的会议上对此次学运做专题研究。（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5月13日 在求见邓小平13天之后，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终于得以前往觐见这位党的军委主席——杨尚昆陪伴。 恰在这天，趋于和缓（间或拉锯）的局面被突破——绝食学生进占天安门广场。 此时聚积在邓心中的，除却恼怒，更多的，或许是焦急——中苏最高级会晤在即。 无人能够否认，中苏两党两国能突破毛的任性而走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一步，可谓运筹擘画十载，是邓内心的巨大骄傲。一生成就之高峰揭幕在即，却遭逢如此尴尬。 元老们（陈云、李先念、还有从头至尾一以贯之视"犯上作乱之众"为齑粉的王震）再度施压："党内思想混乱"、"出现两种声音"等等。到这时候，邓对赵并未严厉责备，只要求"尽快拿出办法"。邓当然也没有忘记强调"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见《邓小平年谱》）。 赵能拿出办法么——当邓坚持视国民为子民的中共法统，无视民意诉求，坚持不从"4-26社论"退步，坚持"坏人挑事"说时。 改革离不开邓的专权，对此，赵紫阳比谁都清楚。将他从四川调入北京，担任副总理、总理、总书记，哪一步离得开邓？意识形态领域掀起的一次接一次风浪，没有邓的一言九鼎，顶得住么？ 赵没能拿出办法。 （四）这三天 5月16日 中国最高领导人次第会见戈尔巴乔夫：杨（15日，机场）、邓（上午见，中午宴请，人大会堂）、李（下午，钓鱼台）、赵（晚，钓鱼台）。 中联部与外交部相当紧张：接待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是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会见为主，还是与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会见为主？讲究规格仪礼的外事活动，怎么个处理法？ 尽管中联部已经照会苏方，与邓的见面是所有会见的最重头，但对方还是心有狐疑。会见最后排序：邓在先，赵在后。外交部也很紧张，只好定出"淡化处理，既不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 中联部与外交部不知道的是，早在三天前的5月13日，在总书记上门请示小平同志有关此次会见的时候，邓已经明确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戈尔巴乔夫如期抵达。因为广场被学生占领，这场准备了近一年、引起世界关注的大事，国宾欢迎仪式只能临时由天安门广场改到机场举行。 不知出于隐忍还是淡定，在这天上午出场的、曾在60年代主持过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九评苏共中央"写作事宜的邓小平，表现得兴致很高、谈锋甚健，脱稿历数中苏历年恩怨。最后，在客人既没见到总理也没见到总书记的情况下，邓握住对方的手："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邓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傍晚，总书记出场。赵心里惦记着三天前小平说的那句话，于是——据赵后来回忆——"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小平同志掌舵，最后的决策人是小平同志"。 宴请结束，赵立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局面如何疏解，双方依旧纠结在"4-26社论"。对于寻找机会将他置于死地的对手，赵似毫无察觉——哪怕李鹏相当不寻常地不许鲍彤如往常一样列席会议。 在会议结束时，总书记下的决心是：必须改变对学潮的定性，由自己承担责任，明天直接"向小平同志说明这次学潮真相"。 赵是不是依旧相信邓对改革局面的珍惜？相信自己与邓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认知与道德底线？ 这天的政治局常委会，直开到凌晨2点。艰难地、几经拉锯地定下"赵代表常委，对广场学生发表《停止绝食书面谈话》"——此"谈话"一一列出五名常委的名字，内含爱惜与期待，但"4-26社论"精神已不见踪影——这是赵做了多么艰苦的努力才争取到的！广场上亢奋的抗议者却毫无反应。 直到此时，还未见一个人对赵--戈会面提到"小平是最后决策人"提出质疑。（以上引文均见《改革历程》） 这天，知识分子筹划有时的《五一六声明》发布，声明以北京知识界的名义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 5月17日 凌晨，赵求见邓：希望单独见。邓办通知他下午再说。 "向小平同志说明这次学潮真相"——最后的机会了。十三大以来的政治经济局面，不都因为邓小平最后把舵？这，赵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自1980年4月调入北京，九年以来，赵稳扎稳打，而且特别顾及"意识形态脸面"地只谈经济体制改革——邓对赵因此鼎力支持；对于政治改革，邓的意见和底线，赵不仅清楚，也不曾掉以轻心。这样的局面，太难得了。失去，太可惜了。 下午，赵的求见遭邓拒绝。似乎是，通过自己的特别渠道，邓小平已经被"下了小话"，已经没有了单独见他的必要（见《改革历程》)。 下了什么小话？时任国台办主任丁关根后来对李鹏说，这天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见《李鹏六四日记》） 广场几近沸腾。"邓小平下台"标语（大约在10时）第一次出街；临近中午，直指邓小平为"老迈""昏庸""垂帘听政"皇帝的《5-17宣言》出台，其起草者：曾任社科院（俗称"党中央智库"）政治学所所长、曾在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的严家其。 这天中午12点前后，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下午，政治局常委会在邓家召开（杨尚昆、薄一波参加）。 诸常委焦虑地一一议论之后，邓给出结论：紫阳同志的亚银讲话之后，学生闹得更凶了……接着，邓对"学潮"给出了远超过"4-26社论"的判词： "这次事情不一样……一些同志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止那些学生，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见《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在他的发言里，再次点鲍彤的名，说赵的亚银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联想到16日晚李鹏超乎寻常地不许鲍依惯例列席赵召集的常委会，联想到邓在讲话的最后发出"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之后，"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十天之后，鲍彤即以诬指的"泄密"遭捕——此刻，是不是在某个更小的圈子里，"4-26社论"所指的"后台、黑手"终于锁定（见《改革历程》）？ 姚依林在会上率先提出，赵见戈尔巴乔夫时"把小平同志推出来……无异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这是十三届一中全会的一致认定。这一"一致认定"虽从未正式公诸全党和国民，但赵见戈氏前也数次在兄弟党和来访国家首脑间公示。这次赵--戈会见之前，赵曾就此专门请示过邓；四月中以来，中共要员在会见工人和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的时候，都曾专门讲过这一点。为什么到了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一句不仅全党默认、而且正在践行着的事实的话，竟变得如此大恶不赦，变成了"赤裸裸把矛头对准敬爱的小平同志的反革命宣言"？（见《陈一咨回忆录》） 在软禁中，赵回忆说："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这段按照他的意思、而且事后反应很好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见《改革历程》） 对愈演愈烈的局势，邓给出结论：当局不能再退。邓"郑重地向常委会提出"：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 说是向常委"提出"，在场的没有人认为这不是最后拍板。总书记当场表示"对此难于执行"，只能"服从党的组织纪律"。 在赵紫阳不同意戒严，甚至要求辞职的情况下，邓小平"指定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 到最后，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 "上次"？说的是不是4月25日？那回，李鹏一干人前往邓宅"向小平同志汇报"。邓听后同他们讲的，应该算是内部交底吧？而李鹏的做法是：当天夜里就把邓的内部交底向各级干部传达，并立刻将其写成社论发表。李鹏闻戒后连连说：不会！不会！（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实施戒严，有了邓的明确"提议"，如何具体部署？晚上，常委们到中南海勤政殿继续开会。到了最后，对戒严与否，就算邓已经发话，五人意见依旧统一不起来：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邓的戒严"提议"，竟然在中国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常局常委会上没能得到多数同意。 赵紫阳请求辞职——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职权行使，事实上已经画上了句号。党与国家命运的决策，即使在形式上，也无可掩饰地转到邓小平（外加元老）手中。这回，年届八十有四的"老爷子"，不得不亲自走上一线。 邓是否知道，为了改革能在老人政治中向前推进，赵一直"靠小平同志的威望"、即所谓"跪着执行"。此刻，是否对平民动用武力，已经触到了这名政治理想家的底线。有些理念，比如内心深处对自由与正义的坚守，是不能拿来交易或者玩弄的。也就是说，赵不能做到像邓在林彪堕机后给毛写输忠信那样——在口头绝对服软，至于以后，那就再说了。 也许，邓在等着赵的告饶。可赵无动于衷。 一手亲选的人，居然不一致紧跟……对邓说来，是不是有些意外？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还没等他们晚上开会，邓已经自己动作起来：召集"三大佬"——陈云、李先念、彭真，秘书们也立即通知军委常委们外加王震、邓颖超：次日（18号）上午召集中顾委和军委常委开会，通报政治局常委的戒严部署。 广场那边呢，在这十多个小时里？ 《5-17声明》起草人严家其后来说：《5-17声明》将郁积于胸腹之中对专制体制的憎恶，尽情挥洒出来： "清王朝已经灭亡76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4-26》就无法否定……" 这篇檄文，17日凌晨之前就完成了。推算起来，此件被遍布各处的耳目"报送中南海"时，也许正是赵希望单独见小平而遭拒的时间档。 这一声明，"在决策圈引起强烈反响"。"是日晚邓家人坐在一起。邓脸色凝重一言不发，看着《5-17宣言》。全家一致认为：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来，把我们剁成肉馅了。"（见《陈一咨回忆录》） 5月17日——"八九六四"最关键的一天！ 图穷匕首见。中共最核心的问题此时现身：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5月18日 这一天凌晨，一线的领导人到距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几家医院看望因绝食而被救治的学生。赵返回后，分别在上午和下午给小平写信：一封请求辞去职务；一封请求邓再考虑，改变戒严主意——两封都被杨尚昆劝阻。（见《改革历程》） 这天上午，李鹏在11点与学生代表对话并现场直播；杨尚昆则召集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戒严决定。 甩开了坚持"和缓、协商"的总书记，中办几乎瘫痪，军委和国务院依照指令动作起来。 邓呢？有没有动作——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 毛泽东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将规章玩弄于股掌：党内外种种组织、机构、名号、小会大会、书记处工作会、政治局扩大或者不扩大的会议……不过是毛专权的行头：或撮或撇，完全根据情势需要。 这回，到了邓时代，由邓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会，居然拒绝紧跟他的"戒严"决定，这太意外了。但决心已定，话也放出去了，邓小平效法恩师，一招不成换一招：召集顾问委员会，换个方式通过。 按照小平建议的"部署"：戒严命令将于5月19日内部宣布；21日凌晨实施。杨尚昆负责具体规划。最后，邓小平签署命令：三大军区及武装警察约十八万人于5月19、20两日，进驻北京地区的目的地。 说是"戒严第二天宣布，21日实施"——事实上，没等他们决策，三名军委常委上将刘华清、洪学智、秦基伟也还没有表态，杨尚昆（包括下午参加"戒严工作会议"的李鹏、乔石）已经动作起来。 杨尚昆上午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拟定出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的进军命令。邓签署后，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指示总参谋长迟浩田立即与三大军区司令员最后确定"每一个集团军的有关师团进京名单、进军具体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间、戒严主要事项等实施细则。（以上均见《李鹏六四日记》）" 命令发布。有"万岁军"之称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 对此，徐后来曾对李锐等人有过"交代"： 北京军区于当天在驻首都的军区大院，以"作战会议"的规格，传达军委命令。 蹊跷的是，并没有什么会议，而是"一个野战军一个野战军的来"听命令，每个战斗单位"多少人，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北京，指挥所设在什么地方，带什么武器，带什么装备"——任务部署明确具体。 面对执行传达命令的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38军军长徐勤先说："你们亲自给军里边传达去，我不管。"周说，你是军长，你怎么能不管？徐："军队是党领导的，没有我还有别人呢。" 多年后，徐勤先追述："局面僵持着。他说，你还是传达吧。我沉默了一会，我说你给我个文字命令。但是他也把我堵了，他说打仗的时候先口头的，完了以后再给你补文字命令。这个他说的也对，军队有一个口述战斗命令（的军规），而且口述战斗命令在前，就是我布置任务口述的，任务部署完了，这时候根本没有文字的，文字的是后下的，可能仗打完了打差不多了，才下去。所以，他这个说的也对。我朝他要文字命令也对，他驳的我也对。僵持了好长时间。" "最后，我还是到作战室用保密机子把命令传回去了"——从北京传到保定38军军部。"传达完了命令我表了态，我说我不同意。我都跟他们讲了：我不同意，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 "抗命"之后，徐勤先被送到军区85楼招待所。在那里，"我想，我在这儿呆着还干什么呢？我就给刘志华同志打了个电话。我说政委，命令我传达完了，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我回总院住院去。刘政委还说，好吧，你安心养病吧。我就走了。" 这就是徐勤先的"抗命"（徐因此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徐不知道如此行事的后果么？当然不是。因为，在与周司令员的僵持中，徐已经说"你上级命令我当军长，你可以撤我嘛！"但徐同时又是一名中共党员，也清楚地记得1980年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徐说，《准则》"其中有一条，无条件执行的条件——除非是会立即引起的严重后果的情况，必须无条件的执行。这就是说，政治上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你都应该是下级服从上级。但是什么东西可以例外呢？就是立即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对于这次的军令部署，徐勤先认为，"这个事和打仗不一样，这是个政治性的事件，政治性的事件不能这么办。" 徐如此认识，并非无根无据。从学潮一开始，38军就在北京执勤，5月16日碰巧徐又因突发性肾结石在北京住院。对北京市内的情况，徐是了解的："矛盾很激烈，这样的话非发生冲突不可。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明显当时的状况不适合用激烈的办法解决，还是用谈判对话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政治问题。" 而依照军令武装强行推进——"这样的话，非出事不可，就是军队和群众发生冲突。发生冲突无非就是流血。因为他已经明确带枪带子弹，带枪带子弹肯定要出问题。""带枪带子弹就是为了要镇压，因为邓在这之前有好多讲话，'我们有300万军队'；'不要怕流血'；'不要怕名声不好'——他的狠招儿已经出去了。" 在命令传达的当场，徐勤先就明确讲出他的意见："我说最好收回成命，好好研究研究，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国务院，好好研究研究，这问题不能这么解决。" 当晚，此情被报告到中央军委。杨尚昆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立即赶到保定38军驻地，以保障该军党委成员坚决执行军委命令。 邓小平当然随后即得知。他只原则上说"军纪严，军心齐"，让杨尚昆去处置。 军长"抗命"，这是邓小平自学潮以来，遭受到的第三个"当头棒"。第一个是"4-26社论"之后的"4-27"大游行；第二个是他明确发令之后的常委会表态，居然多数拒绝紧跟；这是第三个：王牌军军长抗命！ 三个当头棒：民心、党心、军心！ （五）又三天 5月19日 如果说前三天，就"戒严"而言，是提出与决策，而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与实施的时刻。 《李鹏六四日记》载：这天上午10点，应召赴邓宅"开会"的，是部分元老、三名政治局常委、三名军委常委，外加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 据李鹏"当时的记录"，邓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 "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 "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本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情况已好转，学生已决定复课。赵紫阳5月4日讲话是一个转折点，学生闹得更凶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参加的人范围小一点，人少一点好。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鹏、乔石、宋平负责，参加会议的名单也由他们提出。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妥。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 "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据李鹏之所记，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许多人注意到，文革后复出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对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之名拢起自己的人号令全局，早就一肚子的不甘。与邓联手成功闹掉胡耀邦之后，他们对学潮这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更是心中暗喜。他们最怕的，恰是学生没闹到他们的目标达成就住手。40天来，台上台下不停捣鼓，到了"大乱子，赵酿成"胜利在望，即只差最后逼邓小平出演最后一场：组织解决（赵紫阳胡启立出常）。然后，他们再一个个道貌岸然地拎出自己亲信排座次，分果果。 这天凌晨，赵紫阳终于冲破"一再阻止"，依照中办安排，到广场和绝食七天的学生们见了他公开露面的最后一面。正是在这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他那带有河南滑县口音的几句话流传全国以至回响到今天："对不起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下午，他接到"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包括不知何人起草、与他的意见完全相违、却需要他来宣读的党的最高领导人讲话稿。 赵拒绝出席。 这天下午，广场人头汹涌，"来京声援学生已达六万余众……'戒严''军队进城'的传说纷至沓来"（见张万舒《历史大爆炸》）。 也在这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常委报告送达中办：鉴于当前严峻局势，建议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会议。虽然是中共党组的报告，但人大十一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对此均一致赞同。（见《李鹏六四日记》） 也是在这天下午，属于"改革智囊"（即体制内改革精英）的"三所一会有关反对戒严决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发布。尚可称作体制外具有独立意见和运筹能力的"公知"（陈子明、王军涛、周舵等）站到了第一线：在蓟门饭店成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晚10点，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宣布"政治局常委戒严决定"。偌大北京，开会的地方都不好找了，动员大会最后定在军队总后勤部礼堂召开。 简单的主席台，一排七把椅子，坐了六个人：第七张是一把空椅子——总书记赵紫阳"身体不适，请假"。 乔石宣布开会。与前番原则性的空洞恫吓不同，在这次会上，北京最高领导人（市委书记李锡铭）点了一串"幕后黑手"的名字：方励之夫妇以及海外的一些人。 李鹏的"主报告"中的一个亮点，是在尚未点名的批判中，将赵的罪错定在了5月4日"亚银"讲话的"分裂党"。 下边本应总书记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讲话。但是无奈之下，小平同志与政治局常委会的联络员——杨尚昆不得不上前脱稿做即席发言。杨说北京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且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回调兵的"不得已"，以及"绝不是对付学生"。 如果不是对付学生，那对付谁呢？用二十万正规军！李锡铭点出的"幕后黑手"多在境外啊！ 邓小平的戒严这步棋，谁看得透？ 散会。与会者离开总后礼堂的时候，"从东南西北各路进京的军车，在各个重要路口，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堵截"。（见张万舒《历史大爆炸》） 5月20日 到北京执行戒严的部队依照命令开进，但无法进入预定目的地。 下午，杨尚昆主持军委和戒严部队负责人会，做出"从次日起，部队转入休整状态"的决策。李鹏在日记里对此解释说：受阻部队原地休整，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队，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5月21日 这一天，军队中张爱萍、萧克等八位上将联名给戒严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发信："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军队不要进城"。这些空有老资格但并未实际执掌兵权的老将一时之激愤，难阻戒严。 这天上午，"因病请假三天"（19日-21日）的赵紫阳"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杨尚昆拒绝了赵的建议。（见《李鹏六四日记》） 杨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兼邓的大管家，对邓的态度有十足把握。终生不喜欢虚套的邓，与毛一样，视人大政协为安排些名人和 "退下来"老同志的窝窝。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过："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此情，赵紫阳岂不知？但必须制止流血，这在他心头已是重中之重。从1987年代理总书记，到十三大之后任总书记，在推进改革的每一道坎上，都是邓在支持。这次，从胡耀邦追悼会前后，到5月13日广场绝食之前，邓对赵"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之意见，不仅"原则上表示赞成"，更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 在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已经无法工作的情况下，赵只好全力推进另一步棋：必须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启动《宪法》，"由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赵紫阳早在5月6日就已经正式提出——呼应学运的合理部分，"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接着，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赵又对此一再强调。其后，人大委员长（同时也是政治局委员）万里及时做出呼应："6月20日左右在北京召开人大常委第八次会议"。 在21号这天，人大委员长万里无疑已成为各方争夺的人物：何时回国，何地降落，回国之后人大如何运作……显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没有得到多数票通过的戒严决定，如果再触礁于人大这块突然变硬的"橡皮图章"上，那么，接下来的政治局面就更加复杂化。 为此，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彭冲已经动作起来。 5月19日，彭冲（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曾就"提前召开第八次人大常委会（原定6月20日）"的问题，召开了在京"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共11人）。委员长们一致同意将提前开会的提议上报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然而，中央无人批复。 而据赵记载："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外交部长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见《改革历程》）" 志在必得的李鹏，这天也相当紧张。据他自己记载： "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见《李鹏六四日记》）" 这里传达出两个信息：李促最高决策层依照章程换将，俨然已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再一个，"大军进入北京（会）才能开得有把握"——一曰政治局扩大会，必须在武力炫耀下召开，即"动用二十万大军威慑人大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堵死反政变的渠道"；二曰，也即毛泽东"整肃党内高层反对者"的法宝：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 这一天，已推进至北京周边的戒严部队受命休整"暂不进城"。 （六）从休整到清场 5月22日 戒严部队被"围阻"在北京中心之外。 到此时，《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的重要性空前凸显。 数日来，彭冲、胡绩伟（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社长），加上由四通公司创办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一直在分别行动，就"万里立即回国"、"提前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以开会讨论戒严的合法性，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到戒严令发布的第三天，已经征集到57名常委签名，这已经超过了开会所需要的经法定"三分之一"（委员总数156）常委会委员提议的人数。 这天，未被"八老"免去的职务的三名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下午紧急开会，讨论接下来如何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解决组织处理赵）。按照邓的部署，此会应放到一周后——"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见《李鹏六四日记》）。 5月23日 在这几天里，京外的省市第三层领导（包括江泽民）纷纷入都，由中央第二层领导一对一分别谈话：形势、决策、应对措施，让他们一个个表态。 民间，由新闻、出版、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及文化界代表组成"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并发布成立宣言：《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同时创办《新闻快讯》。"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后来又有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建立了关系——他们组织起来了！ 组织起来，这可正戳共产党心窝。 5月25日 这一天，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 万里应召提前回国——但没被允许落地他的工作地北京，而是被飞机载到了上海。"中央派丁关根同志到上海迎接万里同志，向他传达中央5月17日会议情况，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见《李鹏六四日记》）"。 丁关根是上海交大毕业生，一直稳当低调地在铁道系统任职。1982年秋，丁还只是铁道部计划局局长助理。这位邓小平的桥牌牌友，幸得火箭式提拔，其后五年间，已升至政治局候补委员、铁道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无奈此位子尚未坐热，即以列车出轨等铁道事故而循当时其他部委首长被问责辞职的先例而引咎辞职。但是，与先前得咎辞职的其他部委首长不同，丁虽辞去了原职，官阶却接着升：中央书记处书记、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对台办主任，直到此刻担此重任。而且，人们后来已经知道：丁确确是不辱使命——万里同志站到了党的一边。 万里怎么就听他的了？让我们等着这百岁老人的自述吧。 5月26日 这一天，陈云主持中顾委常委会"向全党、全国人民表态"。到会的22人——包括曾经致信反对戒严的上将们都"一致坚决拥护"。83岁的陆定一没有象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那样拍案而起，而是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张爱萍、黄华等五人"因事因病"请假。 至于这天下午彭真（丁关根、阎明复陪同）与非（中共）党员副委员长的"座谈"，已属中共运作娴熟的统战应酬：喝杯茶、摆摆花——七位德高望重民主党派领袖当然也"一致拥护"戒严的决定。 5月27日 这天，由党为人大委员长起草的《万里书面谈话》发布，宣布那千呼万唤的人大常委会议将于6月20日左右召开。至于李先念以主席身份召开的政协会，本属老生常谈。 这天，"动乱"的"黑手"终于被揪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自1980年即担任总理秘书、总书记秘书、政治局常委秘书的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鲍彤。纠黑的举措是李鹏将一份国家安全部"报送"的"最高机密"《要件》紧急批阅，然后立呈小平、先念、陈云："鲍彤泄露了戒严的最高国家机密，蛊惑人心。建议立即予以法办。" 邓说："鲍彤这人我不熟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责难逃。李鹏主张立即法办。" 不熟悉？邓本人或许如此，但邓办、邓家，就不能这么说了吧。学运开头，在游行者要求彻查康华公司的时候，邓家女眷专门找到总书记大秘鲍彤希望通融，但遭碰壁。当时还丢下一句村妇骂架的狠话……回去没对老爷子说么？ 或许这些都上不得台盘。此刻既然邓发了话，李鹏立即亲自下达逮捕令——中组部部长宋平现场执行：谈话后，直接将鲍彤押送秦城。 5月28日 这天晚上，李鹏见了丁关根。李鹏在当晚的日记中记载："晚上，我和（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同志谈话。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 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 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 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你们态度坚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下台。 到5月19日因赵主动辞职，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李鹏写道： 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陈云和李先念同志还先后对我说过，国务院任务十分繁重，你已经开始熟悉这一工作，比较之下，由你继续担任总理更合适一些（以上均见《李鹏六四日记》）。 看来，党的总书记究竟如何产生，这至少与《党章》所规定的产生程序不一样。 5月29日 以主持编辑对80年代启蒙具有重大意义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包遵信披露出一件他在这天亲历的事： 深夜回家，他发现邓的长子邓朴方的密友何维凌留下的一张条子："无论多晚回来，都立即回电话。"包立即拨打，接通时已是午夜。何接听后立刻赶了过来。 一见面，何维凌就说：能否劝王军涛他们，动员学生月底撤离。原则是"别让老爷子一口气咽不下去"。老爷子"气咽下去"了，杀戮或许能够停止，办法是广场打扫出一块地方，学生代表和军队长官都讲几句话，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团结和解的气氛"下把事情了结。 包问何，你到这里得到谁的指令。何说"都跟朴方说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的首肯，杨家也知道。" 第二天早晨，包遵信赶往文化书院（负责协调天安门广场行动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所在地）通告此事。大家听后觉得事关重大，当即决定了联席会议具体联络运作人：刘刚（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人员）、刘苏里（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王丹（北大学生）——其实刘刚他们这几天一直忙的，也是这个：人员撤出广场，军队进来也白来一场。 包遵信立刻给何维凌回电话——再也无人接听。"几天之后我才知道"，包写道，"他从我家回去以后就被捕了。"那时，是5月30日丑末寅初。（见包遵信《六四内情——未完成的涅磐》、陈一咨《陈一咨回忆录》） 何维凌（后被放出国，90年代初死于墨西哥的一场车祸），"六四"之前即遭拘押的第二个人。何的逮捕令由谁签发？也就是说，谁不许邓家的代表出面制止可能发生的惨剧？ 5月30日 江泽民突然接到中办紧急通知：下午抵京。化了妆的江泽民甫下飞机，即依照杨尚昆安排，分别拜会陈云、李先念。见邓，被放在次日上午。 这天，"全体撤出天安门广场"计划，在最后一刻出了意外。至此，撤出广场的机会全盘落空。 接下来，广场"自由村"安营扎寨、民主大学成立、民主女神像耸立…… 曾有文章说，坚持不撤的柴玲成功逃脱赴美之后，接受访问时，对她当时坚决不撤的举动曾作如下解说：是赵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抑或智囊，授意她这样做的。 时至该日，"赵身边"还有谁在上班么？难道什么人顶他们的名在联络广场学生——不撤离？ 5月31日 这一天，邓先见了李鹏和姚依林，主题是"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此会见刚完，旋即接到陈云处通知——两人立刻过去。 李鹏记载："通知我到陈云同志处。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穷都在，一致同意赵紫阳不能保留在政治局，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 问题是，在如此紧急时刻就如此重大议题做决定，为什么把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乔石抛在一边？ 6月1日 这天早晨，外地大学生联合会的总指挥连胜德，在广场上宣布大撤退，还打算召集记者会。按照封从德的记载，此举"幸为外高联同学所阻，当即罢免了他的总指挥职务"。北京"高自联"的封从德说："此前一、二天，有个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的秘书，到广场指挥部来对我们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要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广场上还有不少人随时可以听从你们的调遣。" 封从德说"这个国办秘书为外高联的领袖在北京饭店包了房间，而从那时起，连胜德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敌我界限分明的他和柴玲，遂决定"更不能撤离广场"，而是要"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 那个主动联络学生、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秘书究竟是谁，在李鹏日记里没有记载。 6月2日 宣布戒严第十三天。在这十多天里，党内顶层人事调整，各派势力已达成一致。中共元老决定清场——邓小平主持。 这天，在李鹏"对局势的汇报"里边，主要对手已经由赵紫阳变为"非法组织"、境外反对势力、港台财金支援。 邓认为当前的局面有可能导致"全面内战"。杨尚昆再次强调"以和平方式在天安门清场"。大家一致认为"清场行动"越早越好。 邓最后发话（还没忘冠以"建议"）： "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清楚，责成其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 下午，杨尙昆召集"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发布3日零时进入"攻击出发地，向警戒目标开进"命令。 下午16时，戒严部队接到"如遇阻拦，采取一切手段"命令。 午夜，一辆无牌照但暗藏器材的武警部队吉普车，在木樨地冲上人行道，发生三死一重伤车祸。由此，军队进城的消息广泛播扬开来。 6月3日 凌晨，戒严部队开始准备行动。 下午，常委和军委制定清场坚决措施。 晚10：00，各路部队奉命开进…… 这天，曹思源（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被抓捕。曹一直在运作人大常委会提前召开事宜。曹自述其宗旨是："开会总比开枪好。" 6月4日 子时，各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连续广播。广场上十多万市民学生，剩下数千名。 丑时，6月2日"咸与绝食的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由红十字会医生陪同，出面与金水桥边的部队谈判。 38军112师336团政委季新国上校出面接应，许诺立刻报告。 正在此刻，"准备清场"时间（4：00）到。广场上灯光关闭。 数分钟，命令下来，双方决议达成：留出广场东南口，尽快带领人群撤出。军队在限定时间内不开枪。作出这一决策的，是从38军序列到天安门指挥部、再到中南海，决策由李鹏、乔石和杨尚昆当即做出。 那天晚上的伤亡数字一直是个谜，各种说法都有，从几百到几千……"天安门母亲"核实的数字已经有200多人。 在六部口，有坦克追着撤离人群的一路碾压…… 还有，"暴徒"对军人、军车的暴烈行为…… 徐勤先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在戒严决策刚刚达成时所预料的情形，终于未能避免。 李鹏记载道：寅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人民"？新华门影壁上那金光闪闪的大字么？ 6月6日 下午，"反革命暴乱"平息之后第一次元老加新常委班子的会议，在西山举行。邓小平再谈"四项基本原则"，再谈"稳定压倒一切"。 在这次会上，确定了6月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6月23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走一趟以合法方式认定他们已经非法干下的事情的过场。 江泽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发表——谰言归谰言，国人受到十足威慑。 6月9日 震惊世界的"六四"平暴结束。 邓小平在王权象征的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武力宣威功臣——"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捍卫者"、"最可爱的人"。 邓再次说：在平息暴乱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应该搞得更好。 "六四"——尚有多少待披露、待剖析的"绝密"啊。对自己国度的历史，中国人有知情权。 中国人民要求真相之上的正义与和解。 我们等着。 等着这样一天的到来。 更正：本文此前一个版本将38军112师336团政委误写为季兴国，应为季新国。 戴晴现居北京，是自由撰稿人。"六四"时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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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4 Jun 2015 09:34 AM PDT 张彦 2015年06月02日 Andy Wong/Associated Press 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林和立认为，习近平偏离了集体领导模式，转而独自担任掌门人。 最近三十多年来，林和立(Willy Wo-Lap Lam)一直是吸引读者最多的中国精英政治分析专家之一。这位现年62岁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已出版了五本著作来对赵紫阳以来的中国历任最高领导人进行评述。他最近出版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复兴，改革还是后退》(Chinese Politics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Renaissance, Reform, or Retrogression?)探究了以下问题：一个相对平凡的地方官员如何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权势也最具魅力的领导人之一？在采访中，林和立探讨了在扭转"后毛泽东时代"主导中国政治的许多原则的背后，习近平的动力和原因，同时也阐释了他眼中的"中国思想走向闭塞"这一观点。采访节选如下: 问：您已经分析了过去三十多年里所有主要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什么特殊之处？ 答：习近平与之前的领导人很不一样。江泽民和胡锦涛基本延续了邓小平的指示，不仅改革经济，也多少做出了一些制度上的改变。虽然邓小平不认同西方式的改革，但他的确尝试对制度进行重大变革，以防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式独裁统治再次发生。所以，他推行集体领导制——（执政的共产党）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领导，而总书记虽然名义上更具权威，却基本与其他领导成员处于平等地位。邓小平不希望出现个人崇拜现象。他有句名言，领导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背景、来自各行各业。但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主张与邓小平的许多主张背道而驰。我们已经看到了习近平对个人权力的过度敛聚，他不是委员会中排名第一的成员，而是掌门人。他肆意地凌驾于其他六名常委之上，尤其是总理李克强。 问：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揽权是为推行改革。这种看法是否有一定的道理？ 答：这个解释就是所谓的新威权主义理论，意思是说像中国这样的国情复杂的国家，统治者必须要掌握几近绝对的权力。习近平宣称，所有容易的改革都已经推行过了，留给他的全是涉及冲击党内势力集团特权的改革难题，因此他需要额外的权力来推动变革。 不过，我在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为何没有发生？我认为习近平集中权力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确保共产党在中国的持久统治。他想要保证无人能挑战党在中国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二是为了确保党内只有一个派别独大，那就是羽翼渐丰的习派。这的确就是为了把权力敛聚到自己手中——与经济或政治改革几乎没有关系。 问：他是否有一套经济策略？ 答：是要走钢丝，一方面保证党对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继续推动市场改革。所以他在推行不会妨碍共产党控制经济的变革，比如中国货币人民币的全球化。 然而，对于主导通讯、金融及自然资源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并不存在什么改革计划。习近平提出要大幅削减高管的奖金，但总体情况是，他希望维持这类企业集团当前的垄断地位。 问：限制高管的薪酬听起来像一种民粹主义做法，与反腐运动类似。你怎么看这场反腐运动？ 答：习近平策划并实施了数十年来最彻底、最有效率的反腐运动，值得称道。如果只看中高层官员，被捕的人数比江泽民和胡锦涛关押的人加起来还多。然而，如果看最顶层的官员，比如政治局级别的干部，特别是太子党，落马的人并不多。他沿用了毛泽东的经典策略，把反腐作为打击党内政敌的一样武器。 这些声势浩大的运动和他在地方上任职时的低调口碑形成了对比。 他在福建待了15年，官至省长，并于2002年调离。那15年很平淡，习近平没做过什么明显具有改革特色或是值得关注的事情。从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在浙江任职，这期间的记录出彩一些。但如果和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高调的官员相比，他还是谨慎过头的。习近平急于表现得改革色彩不要过于浓烈。 问：他为什么突然变了呢？ 答：在中国，对于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来说，最不利的就是被人认为过于有野心，抢了上级的风头。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习近平父亲的经历。他父亲习仲勋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了毛泽东的苛待。我对他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尽管习近平毋庸置疑地敬重父亲，但习仲勋的政治立场充当了一个反面教材，告诉他不要做什么。所以看到才华横溢、仗义执言、持自由派观点的父亲被毛泽东迫害后，习近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党的正统思想。 2007年，习近平的机遇来了。他赢得了江泽民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支持。江泽民不同意胡锦涛选李克强为下一任总书记，希望有其他人选。因此，江泽民选择了他认为好操纵的习近平。后者看上去像是中国人所说的"老好人"，也能与团队合作。这很可能是江泽民最大的错误。习近平上台后几乎立马就开始打击江泽民及其派系。 问：掌权后，他的政策受到了什么影响？ 答：他更像是师承毛泽东，而非邓小平。上世纪50年代，尽管中国一贫如洗，军力薄弱，但毛泽东实行了大胆的外交政策——力图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习近平也是。但当下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原因：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人们都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了，因此在不能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能为党赢得合法性：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眼下GDP增长正在放缓，于是就只剩民族主义了。 问：在书的最后一章中，你谈到了中国的思想在走向封闭。这只存在于政治领域，还是属于广泛现象？ 答：这一点适用于普通人，包括中学和高校学生、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在共产党禁止高校教授谈论七大禁忌题材的"中央9号文件"等事情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习近平还发起了针对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的新立法，旨在更严厉地打击异见人士、人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 在习近平掌权后发表的首批重要讲话中，其中一次谈的是苏联解体的教训。习近平指出，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否定斯大林，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开始诋毁斯大林主义传统。因此，习近平将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将其作为国家的指导方针。 问：这对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 答：习近平的"中国梦"集中在"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上。其一是，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习近平希望，到那时，中国能成为"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则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国已经弥合了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差距。 问：你认为，这是否意味着，像我们目前在南海看到的那种紧张局势将成为常态？ 答：习近平可能有些过头了，表现得太冒进，特别是在对日本和美国的问题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南海几个小岛上进行的填海造陆活动。这加深了紧张不安的邻国对中国置国际法于不顾的印象。"中国威胁论"会进一步扩散。此外，随着美国向争议礁石附近派出更多护卫舰和侦察机，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中国称为南沙群岛）的紧张态势将加剧。习近平咄咄逼人的力量投射可能会威胁到亚太地区的和平，而没有和平，中国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问：不过，看上去美国难以有什么作为。比如，中国想造岛，美国能采取什么行动？ 答：是的，这也是我认为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有更多回旋余地的原因所在。因此，他可能不会去应对棘手的国内问题，而会在外交政策上花更多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转移心怀不满的中国下层阶级的注意力。北京有一大笔专项资金，可以用来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和"一带一路"超级工程等项目提供资金。这些政策的结果在近期就能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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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6, 2015, 6:18:35 AM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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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Jun 2015 02:55 PM PDT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北京发生的大屠杀，距今已经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来，对于那场惨案，有的人不忍回忆，因为至亲和朋友丧生于坦克和枪弹，在他们的胸口留下了永远的痛；有的人则恐惧回忆，因为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从而被历史和人民清算；也有一些人不断艰难地呼唤著这个民族的记忆，希望这个民族不要在忘却中沉沦。 令人唏嘘的是，随著时间远去，纪念"六四"不仅在大陆，而且在海外的中国人中，似乎日益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事情。官媒当然绝口不提；师长们对学生、晚辈们也会三缄其口。年轻人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就是亲历事件的中、老年人，如今捞名的捞名、夺利的夺利，即便是在茶余饭后，"六四"也成为他们极不愿意提起的"遥远过去"。 "六四"果真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一个累赘、日常生活中的一剂毒药吗？当然不是！"六四"是一场悲剧，它不仅剿灭了数以百计的年轻生命，更吞噬了无数活著的人们的青春理想。但是，"六四"为这个民族提供的教训，却是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拒绝忘却二十六年前的那场大悲剧，既是为了这个民族的今天，也是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 纪念"六四"，当然是为了永远记住那些为了民族的光明未来而抛洒热血的英烈。在物欲横行的今天，有的人不理解他们，还有的人嘲笑他们，但是，比起今天马云之类的见利忘义的商人、周永康之类的五毒俱全的官员和随时准备用自由和尊严去换取蝇头小利的懦夫们，那一代青年、那个时刻的中国人，才真正无愧于他们自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 纪念"六四"，就是不断地将中国专制统治者的虚伪和软弱，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每当"六四"祭日来临，那场血腥镇压的指挥者，不仅不敢宣传自己的"胜利"和"功德"，反而千方百计地清除任何与那场历史事实有关的文字和图像，阻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纪念那场运动。这既暴露出他们对自己在二十六年前所犯罪行的胆怯，更反映出他们如今四处宣扬的所谓"制度自信"的虚伪。 纪念"六四"，也是为了不断地提醒当今之中国与人类现代文明的差距。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有精神的追求；现代人与奴隶的区别，就在于现代人拥有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那场运动所追求的自由、民主的目标远未达到。现在，中国政府不断地诱导人民，满足于动物性的物质需求而远离精神追求，并一如既往地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这说明中国社会离现代文明距离遥远。 能不能直面历史真相，能不能允许中国公民自由地讨论包括"六四"在内的所有历史事件，这也是对任何个人和集团是否具有执政合法性的一个终极考验。因为试图掩盖历史真相、试图封堵讨论历史真相的声音，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和政治企图；而奉行这样政策的人和集团，没有资格充当引领国家的执政者。这也是"六四"为中国现代政治提供的一个难以替代的观察角度。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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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8, 2015, 6:44:59 AM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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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Jun 2015 10:10 AM PDT
正在给法兰克福汇报写一篇文章，为已故诗人奥斯卡•帕斯提欧"线人案"辨冤。陷他的人里有话语权极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句话置人万劫不复,何况人死不能开口。我无籍籍名，只能剥茧捯丝，发掘湮灭的事实，还原历史。 屏幕一闪，邮箱显示一封新邮件，标以 "父亲"，发件人是Huang Dawei。预感不好，打开，果然是苗子先生走了："父亲已于八日上午十一时二十七分离开了我们……遵循他生前的遗嘱，我们决定不搞任何活动，仅以三个儿子的名义发布一个简单消息。" 前年春节回京，先生刚刚经过一场大劫，住在朝阳医院，尽管每周三次透析，仍招集子媳为我洗尘。见面时，先生避开轮椅和护理员，陪着我从电梯口一直走进苏浙汇。一个身材矮小的巨人，定力之大，让我仰服。席间，先生问我："你在德国，怎么会知道我心中想什么？"我不假思索答："心有灵犀啊。"先生开心大笑。回到病房，这也是先生的画室，画架上是创作中的《狩猎图》、《农作图》、《祭祀图》。先生问我："《燧人氏》、《庖牺氏》后面还写谁？"我说："《女娲氏》。"先生当即许愿："我给你写字，你写多少书，我都给你写字。" 去年春节回京，得空便去朝阳医院看望先生。每去一次，先生都送我一本书，题款风趣："容芬大姐二次晤"、"容芬大姐三次晤"……返回德国之前去医院握别，先生的手又轻又软，一撒开怕就要就化成气缕。不得不分手时，我说："明年见！"病榻上，先生会心笑了，连说"明年见！明年见！"那张绽开的娃娃面像是注释《老子》：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秋天，故宫博物院在神武门举办黄苗子郁风艺术展，题名"艺缘"。大威夫妇来访时，带来一本沉甸甸的《艺缘》画册，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他们回去后来信说，先生情况艰难，靠鼻饲，不过神志清醒。我买了提前回京的机票，下周起飞，先生却等不及，先走了。此时，先生该到郁风身边了吧？ 翻开精美的《艺缘》画册，前三幅就是我看到的创作中的《狩猎图》、《农作图》、《祭祀图》。第四幅题名《国殇》，先生送过我版画，四把大火，中间一个黑绿相间的人，双膝外屈立地，两臂内弓托天，像在承受炼狱里熊熊烈焰。送画时，先生告诉我，中间那个撑地托天的是个"六"字。画的上方题："身既死兮 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庚辰秋日写屈原《国殇》，苗子"。一枚"多味居"印，多少风雨感慨！22年前黄先生卧病书《光明》，郁风先生捧着两个大字到广场义卖。他们的好友吴祖光先生在国外开会，发来电报嘱妻捐款，新凤霞先生摇着轮椅，抱着现金送到广场。 怀忧若苦，愁思沸郁。如今，饱受诬陷的屈原、帕斯提欧、黄苗子都解脱了。三人中，黄先生最长寿。大威信里说："今年元旦，父亲还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今天一百岁了！'"黄先生一生追求完美，今天画上完美的句号，人间天上，都圆满了。 2012年1月8日，莱因风雨中。 ——原载《纵览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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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鲜为人知的“新加坡的伤口”——李光耀制造的“冷藏行动” Posted: 07 Jun 2015 10:07 AM PDT 如果用地质学的眼光来考察政治历史，那么新加坡，一个洋溢着热带风情的花园城市，其表面好像光滑而色彩斑斓的页岩，但在其层层叠叠的地层深处，隐藏着凝结受害者血泪的黑色化石。 今年一月中旬，在新加坡繁华街区的宽敞书店，我惊讶地看到一排排书架上摆着的《李光耀传》，令我记起文革时中国书店里摆满《毛选》的情景。而后，朋友带我走进牛车水地段不起眼的草根书室，我在那家中文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简洁的书：《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我的黑白青春》。  身为旅游者的我，就这样偶然地一瞥，发现了那个美丽国家的一道未曾愈合的伤口。放弃坐船去印尼旅游的计划，我埋头于两本沉重苦涩的书之间，并设法与"冷藏行动"的受难者亲属会面交谈。两个多月后，强人离世。在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声中，少有人提及"冷藏行动"那道历史创伤，少有人批评李光耀执政时期残酷的政治迫害。 我为此感到困惑：在一个建立了民主制度并拥有一定自由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对"冷藏行动"这个人权迫害事件做出清算？为什么新加坡人至今没将这一事件提交给国会调查听证，以促使政府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并做出赔偿？新加坡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为此公开抗争？难道知识分子都因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放弃了批判的使命，而人民都因为恐惧焦虑而成为自由的叛徒了吗？ ◎ 阴谋夺权，未审关押昔日同盟 "冷藏行动"是李光耀于六十年代犯下的一桩不可原谅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其中充满了冷血的背叛与阴谋，此案至今仍未平反。 1963年2月2日，在李光耀的主导下，新加坡政府和马来亚联合邦发动"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在全城搜捕133位在野党社阵、工会、学运和社运人士等人。不经正当程序和公开审判，那些左翼人士就被以"涉嫌参与共产党颠覆国家罪"关押入狱，其中有的人被囚时间竟然长达32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对于这段极不光彩的历史，李光耀的官方解释是："冷藏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控制公共机构，所以与马来亚合作阻遏共产党的扩张。就在近几年，李光耀的儿子——现任总理李显龙还在重复其父的观点，仍然指已故的左翼政治领袖林清祥是马共党员，社阵（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当年受马共控制。 然而时间不在李氏家族一边。五十年后的今天，英国的历史档案解密了。档案显示：当年英国驻新加坡情报机构军情5号（MI5）研究了李光耀的报告后，称李光耀指控社阵有共产党渗透、企图颠覆政府的文件是"垃圾"。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在新加坡殖民一百多年，他们知道社阵只是左倾的民族主义组织而已，林清祥主张宪制观点温和，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鼓吹暴力。 那么，李光耀究竟为什么要在1963年逮捕林清祥及其同仁呢？直到2013年，新加坡历史学者覃炳鑫才在研究英国档案局解密文件后发现，李光耀是应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的要求而展开大逮捕行动的。当时李光耀要求东姑接受新、马合并方案及成立马来西亚，因而和东姑合谋铲除新加坡左派。 李光耀曾一度是林清祥的左翼同路人。五十年代初，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因代表新加坡罢工工人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时任工会领袖的林清祥结识了他，两人共同筹划，与1954年成立了人民行动党。1956年，林清祥和李光耀双双代表新加坡去伦敦与英国殖民当局商谈独立事宜。  1954年，林清祥（右）与李光耀（左）初次相识 两位年轻人都在旺盛年华里走上从政之途，为新加坡的独立做出了贡献，他们共同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后执政，李光耀成为自治后第一任总理。1961年，由于政治分歧尖锐，林清祥为首的左派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动党，另组社阵，成为李光耀的政治竞争对手。当时李光耀在芳林补选遭受重挫，其政治前途岌岌可危。 这也是李光耀要下狠手陷害昔日盟友的另一重要原因。林清祥是非常出色的魅力型政治领袖，拥有广大草根群众的支持。李光耀曾赞美林清祥的人格，还曾预言林清祥前途无量："他是新加坡一流的华人演说家，他将成为新加坡的下一任总理。"然而，最后的结局却出人意外：李光耀本人成为新加坡声名显赫的"国父"，而比他更受人民喜爱的林清祥却成了政治牺牲品。林清祥坐牢六年饱受摧残，又变相流亡英国十年，后回到新加坡，在忧伤中病逝。 ◎ 内安法：街头霸王的铜节指套 以奸诈绝情的政客手段，李光耀玩天真的左派理想主义者于掌心之中。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李光耀并不否认。他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政界的"街头霸王"，得意地说："如果你惹怒我，我会戴上铜节指套（打人用凶器），把你逮进一个死胡同。" 也难怪李光耀会和邓小平惺惺相惜，强烈共鸣。李光耀曾大赞邓小平的名言"杀20万学生保20年稳定"，公开为邓小平"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辩护，说镇压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很遗憾，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追随的是英国民主体制，总理李光耀不能像中国总理李鹏一样把坦克开上街去杀人。但李光耀在他可能的范围内，把"街头霸王"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这个霸王在镇压异己时，既有理论，也有恶法作为工具。 没有其他宗教信仰，李光耀信仰的是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权术和谋略，为控制他人不惜使用欺诈和机会主义手段，坚信"政治无道德"。直到晚年，李光耀还在向马基维利致敬，说："在被敬爱和畏惧之间，我一向相信马基维利是对的。如果没有人怕我，我就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李光耀怎样才能如他所愿"令人畏惧"呢？在他为争夺、把持权力所使用的铁血手段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内部安全法》。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时期就设有安全部门，独立后，李光耀利用这个内安法大肆迫害异己。据统计，在李光耀执政40年间，他引用内安法囚禁了2600名异见人士，很多人被长期囚禁。此外还有大批人被驱逐到国外，终身不许回新加坡。 这个可怕的内安法就是街头霸王李光耀用以打人的铜节指套。该法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那么，由谁来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呢？在李光耀看来，当然是由他和他的政府来认定。为什么囚禁他人不须经过审判？李光耀回答是："因为共产党人组织能力太强且按正常程序审判效率太低。" 和中共的国安法相似，新加坡内安法可以任意拘留反对派人士，因而恶名昭彰。近年来，邻国马来西亚废除了内安法，在新加坡引起强烈反响，新加坡人也纷纷要求废除内安法。目前，新加坡政府表明会继续保留这项法令，但只会用来对付一些如恐怖主义之类的重大威胁。 与极端腐败的中国政府相比，李光耀可以引以为傲的是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然而，从用恶法迫害异己这一点看来，自诩清廉的李光耀，却陷入严重的"权力腐败"之中。"权力腐败"特指权力的蜕变，即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使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变。为了满足政治贪欲，李光耀父子建立了一个唯我独尊的"李氏王朝"，这难道不是典型的权力腐败吗？ ◎ "冷藏行动"为何至今未能平反？ 我从台湾到新加坡，我的问题也涉及这两个国家的比较。为什么台湾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能够在1995年获得政府的道歉，政府并公布处理和补偿条例，而新加坡政府却至今不承认冷藏行动是一个错误？ 对新加坡朋友，我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中国人拥有你们这么多自由，我们一定把"六四事件"提上国会听证。我认为新加坡人现在就可以这样做：在内安法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向国会提出要求开放档案，调查"冷藏行动"这桩民怨很深的历史事件。这样，国会可以查证政府是否有错误以致犯罪之嫌疑，揭露问题所在，进行立法补救。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新加坡拥有一个议会民主制，还有近年来颇具战斗力的反对党，也没有人将这桩历史公案向国会提出来。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 首先，新加坡和台湾不同，台湾二二八事件涉及族群冲突，本省受害者及其家属坚持发声，被反国民党专制的党外人士当作精神资源，因此他们的抗争从未中断，几十年延续下来。而新加坡的冷藏行动里没有族群因素，在林清祥等反对党领袖被一网打尽之后，左翼组织的声音嘎然中止，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出现的反对党已经隔了世代，并未继承林清祥和社阵的源流，他们对为新加坡历史上的这一大污点似乎视而不见。 其次是李光耀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由于李光耀的亲西方路线，新加坡在独立后获得了大量的西方投资，人民在经济上受益，这条路线因此被认为是走对了。历史似乎只能由胜利者书写，新加坡人于是患上了集体健忘症。 在一个公民素质优良的民主国家，即使政府能搞好经济，也绝不允许他们去侵犯人权，因为人不是经济动物，而是必须享有权利和尊严的公民。但是，新加坡人是被李光耀所严重歧视的人民。他曾在1978年对前来访问的邓小平说："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他赤裸裸地宣称："至于群众在不同时刻怎么看待我，我认为完全不重要。" 既然视新加坡人为不值得尊重的贱民子孙，李光耀便摆出一副"受我恩惠不许忤逆"的严父姿态。他深知人性的恐惧与贪婪，因此利用他的宣传机器一再重复这种观点："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富裕的新加坡。"他还吓唬新加坡人说："我们必须把人们收监，毋须审判。""如果不这样做，今日国家就会灭亡。" 然而新加坡人也真的可以被忽悠，很多人居然相信李光耀如此明显的逻辑谬误。在这里李光耀犯下的是"虚假两分"的逻辑错误，他让那些头脑简单的新加坡人相信，该国只存在两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尊重人权，要么贫穷亡国。事实上，尊重人权与发展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反而是互相促进的。 ◎ 人民的背叛与知识分子的软弱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施莱辛格曾有这样的名言："在自由社会，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在像上帝一样英明的国家领袖面前，住上了舒服组屋里的大多数新加坡人感恩戴德，他们害怕失去较为富足的生活。来自政府的谎言更容易成功，因为说谎者事先知道人们恐惧什么，希望什么，从而引导了舆论。而普通人由于惧怕社会孤立，会对主流的优势舆论采取趋同行动。 这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现象：心怀不满者不敢公开发表意见，不占主流的受害者及其亲属处于无助的地位，越发孤寂下去。李光耀使用各种手段打击异议人士，钳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逼得反对派走投无路。这种对人权的压制，被一些新加坡人看作是为使社会井然有序必须付出的代价。享有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新加坡人，并未随之发展出现代化思维。 那么新加坡知识分子呢？难道他们不应该是守护人权价值、揭开历史真相的人？笔者孤陋寡闻，只能从中文出版物上一睹新加坡杰出华人知识分子的阵容。首先是《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一书的编者和作者傅树介，陈国防和孔莉莎等人，《我的黑白青春》的作者——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其次有挑战主流历史论述的覃炳鑫等新加坡学者。此外还有一个叫"圆切线"的批判性思想团体，那些中青年学者挖掘本国的历史，争夺由当权者独占的历史解释权。  林清祥的弟弟林清如 然而，敢于抗争的知识分子在新加坡仍然是寥若晨星。按照"圆切线"的创办者柯思仁的说法，这是因为新加坡有一个"选贤与能"制度，"这个制度长期以来为新加坡政府与相关机构吸收了大量的最优秀的人才。不过，这个制度也对民间能量的储存与发挥，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效果。"这就点明了新加坡民间知识分子力量软弱的原因。批判性思想一般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所具有的，但这些人才都被执政者网罗去了。对那些优秀人才来说，体制内的利益实在太大了。 按照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些"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人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局外人。只有从体制内的特殊利益之中走出来，才能坚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但是，在现实中愿意做批判性知识分子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人，毕竟太少了。 无论历史进展如何缓慢，李光耀留下的威权政治遗产终将失去影响力。近几年，新加坡人对"冷藏行动"的研究与揭露越来越多，受害者已经敢于说出自己的故事。新加坡人将从集体失忆中醒悟过来，开始正视李光耀给这个国家留下的阴暗面，揭开长期被人捂住的历史伤口。 －－－－－－－－－－－－－－－－－ 原载香港《太平洋月刊》2015年6月号 万维读者网瑞典茉莉博客：http://blog.creaders.net/Swemoli/ 附：作者茉莉在新加坡植物园的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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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7 Jun 2015 10:02 AM PDT
在二十六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中国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这场运动提出了"反腐败"和"争民主"的两大主要诉求，表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政治意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令人痛心的是，这场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推动社会政治转型的中国版"光荣革命"最终却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血腥镇压。无数年轻的学生市民们被枪杀、学生领袖和体制内改革派人物流亡海外、主张向学生让步、拒绝参与镇压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废黜并软禁致死。中国社会就在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指引下进入畸形发展的歧途，至今在政治上未能摆脱一党专制的桎梏，以致社会腐败溃烂，又到了一个令人从宏观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中国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值此纪念"六四"二十四周年之际，回顾我们中国人民近百多年来争取民主自由的曲折历程，对照世界各国先后取得宪政成功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非常有益的思考与启发，从而认清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追溯到世界上创立现代宪政体制最早的源头，就是比中国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早了整整三百年的一六八九年英国"光荣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力图复辟王权专制的詹姆斯二世和代表议会民主的国会之间的矛盾而激发的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当时英国七名著名的主教被国王以"颠覆罪"起诉，反而被法庭宣判无罪后，成了人民眼中反抗专制皇权的英雄。于是他们七人向远在荷兰执政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三世发出邀请书，请他以保护英国人民的"宗教、自由和财产"名义率军入侵英国。于是威廉三世率领一万五千名军人，分乘500艘舰只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英国海岸登陆，向伦敦推进。由于詹姆斯二世民心尽失，尽管他拥有四万名军人的庞大军队，沿途却没有进行抵抗，詹姆斯二世仓皇出逃，故威廉三世兵不血刃地完成了这场革命。 1689年2月6日，在伦敦召开了上下两院联席会议。会议谴责了詹姆斯二世复辟专制、破坏法律的行为，宣布其自行退位。同时提出一项"权利宣言"（后经通过正式成为《权利法案》），该宣言中确保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接受了这一宣言，被立为国王和女王来共同治理英国。 英国历史学家将此一发生在1688年—1689年的政权交替事件称之为"光荣革命"。经过这次革命之后，在英国逐渐确立起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被称为"光荣革命"，除了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之外，最主要的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威廉和玛丽接受了议院提出的"权利法案"，放弃作为国王原有的诸多权力，自愿成为处于"虚位"的君主，将主要的政治经济实权移交给了国会。这样一来，英国名义上还是君主制，实质上已经是共和宪政制，所以"君主立宪制"又被成为"虚君共和制"。英国的这一政治体制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君权衰落、民权兴起，皇冠纷纷落地。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建国革命都是对此政治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所以称之为"光荣革命"，当之无愧。 君主立宪的宪政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在清朝末年的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运动，首先是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有感于满清政治的积弱落后和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崛起的经验，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极力鼓吹清廷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他们提出立宪法，开国会，进行君、民共治，并采行三权分立之政制。他们的建言得到光绪皇帝的采纳，于是有了"百日维新"的政治改革。"百日维新"失败后，又有慈禧太后主导的"预备立宪"、"仿行宪政"运动，一九零八年还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都在往这个方向而努力进行。这些政治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尝试。 一九一一年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在危难之际接受了退位的要求，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宣布向临时共和政府交出政治权力与领土疆域，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诏书明确宣示："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并授权"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 现在国内的宪法学者高全喜教授认为这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清政府实际上是以和平移交政治权力的方式参与了新共和国的建设，功不可没。在此逊位诏书中清廷厘清了此后中国政府的政治体制由君主制向"共和立宪"转型，国家政治权力和全部人民与领土向"大中华民国"移交，这就从法律契约上使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大清王朝全面合法的继承人。 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新建的民国政府，出于各种原因，未能建立起健全稳固的共和宪政体制。此后发生帝制复辟、军阀混战，造成民不聊生。随着苏俄共产革命成功后，国际政治上崛起新的专制形式——"党国体制"。祸水东移，国、共两党都背离共和宪政，误入歧途，走上一党专制的新专政道路。两党相争内战，生灵涂炭，造成国土分裂，台海两岸分治，一直延续至今。 所幸的是，退据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蒋经国总统主政的晚期认识到世界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接受了反对党成立的既成事实，已经"光荣革命"，华丽转身，完成了由一党专制向多党制的"共和立宪"政体和平转型。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沉沦在"一党专制"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今天还要聚集在这里来纪念"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讨论如何才能再次推进我们中国大陆的"光荣革命"，向共和宪政转型，从而完成我们未竟的历史使命。 回到"六四"的话题。"六四"是在中国当时搞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发生的。经济改革一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所以产生严重的官倒腐败现象。"六四"学生要求的就是"反官倒"，争民主。反腐败和求民主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 邓小平采取的办法是镇压民主，却放纵腐败。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来推动经济改革。这种短视的机会主义改革路线，造成了今天腐败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富倒是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社会却被糟蹋得更不成样子了。别的不说，光看看现在揭发出来的贪腐案列，其天文数字就令人咋舌！ 现在中国又面临着当年"六四"前的局面——腐败猖獗，民主缺如。执政当局也看到了腐败的严重性，开始反腐败了，但是走的还是毛式的老路，只是针对腐败个体的整肃，而不是从制度上反腐败。而且这种针对个体的、有选择性的反腐往往会沦为权斗的工具，其公正性和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这种反腐败，连标都不能治，更遑论治本。打个比喻来说，你在茅坑里拍苍蝇是永远拍不完的，得把茅坑改建为抽水马桶，苍蝇自然就少了，甚至没有了。 为今之计，要纠正邓式错误的改革路线，突破当前反腐败处于胶着状态的瓶颈，全面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要及时地将反腐败运动转化提升为宪政建设运动，这就是要进行一场当下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如何来推进中国的"光荣革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近段时间来政治学者冯胜平先生提出目前中国可以通过走"党主立宪"的道路逐渐步入民主，并三次公开上书习近平来游说他的政见，其用心良苦，热情可嘉。我觉得"党主立宪"是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提法，对之可以有不同的演绎和诠释。如果中国共产党只是挂个"党主立宪"的招牌，行的依然是一个政党，自己来立个保证自己可以永久执政的、保护自己利益的宪法，自己来执行这个宪法，一切我来"做主"，重心放在"党主"上，那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宪政，依旧还是一党专政。如果把"党主立宪"诠释为目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自行主导启动共和宪政的改革建设，本着"君主立宪"的精神，学习历史上自动转让手中绝对权力的君主，向人民和其它政党开放让渡政治权力，共同来建立共和宪政体制，重心放在"立宪"上，那么这样的"党主立宪"就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了。 我本人曾经在1989年回国上书，提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执政三十年不变的宪政改革方案，就是倡导第二种诠释的"党主立宪"版。具体的内容我在这里就不谈了，相关的一系列文章都收在我的《中国共和宪政之路》一书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参考。 那么今天的中国如何来筹划启动宪政建设的"光荣革命"呢？ 我想首先，中国执政当局要对"共和宪政"体制改革设定一个三至五年，甚至十年的宏观规划，把"中国梦"确立为"宪政梦"上来，制定一个新的中国共和宪政宪法大纲，努力在一定的期限中达成之。 在这一宏观规划的框架下，要解开中国百年来在政治上的各种纷争纠结，实现社会大和解，大团结，大和谐，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从而达成中国共和宪政成功建成的大团圆结局。 首先就是要给"六四"民主运动翻案正名，中国执政当局要为当年的血腥镇压暴行向人民道歉谢罪，取得人民的原谅。要给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恢复名誉，要抚恤"天安门母亲"等"六四"难属，要恢复因"六四"事件遭迫害人士的名誉并赔偿其损失，并邀请因"六四"及其他政治原因流亡海外的民主活动人士回国，共同参与共和宪政建设。 释放国内包括王炳章、刘晓波及中国民主党人等等的所有政治犯、良心犯，邀请他们参与到共和宪政建设中来。 邀请达赖喇嘛、热比娅等各边疆民族地区的精神、政治领袖回国参与共和宪政建设。 开放香港、澳门地区行政长官的真正普选，也让当地的民主党派参与到共和宪政建设中来。 再扩大为邀请在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等政党返回大陆，和大陆的人民及各政党共同参与中国共和宪政的建设。 尽快停止运动式的反腐败整肃运动，将工作重心从"反腐败"转移到"立宪政"上来。对已法办的失足贪腐官员，如能交出赃款，表示悔改的，酌情给予减刑或特赦。国家可设立"宪政建设基金会"，将已追回的赃款转入该基金会；并鼓励未被法办的贪腐官员向该基金会退赃，退赃后将不予追究其刑责。让赃款已清，悔过自新的原贪腐官员也能参加到共和宪政建设中来。 当年大清皇帝退位时曾同民国政府订有皇室优待条例，后被一些军阀粗暴破坏。考虑到清廷在辛亥革命的变局中和平交出权力、自行退位对共和政府顺利建立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作为政府应遵守订立条约的契约精神，现新共和政府应恢复给大清皇室后人以适当的尊崇名义与待遇，并邀请他们参与到共和宪政的建设中来。 总之，启动包括上述各种举措的中国"光荣革命"，就是正视中国近百多年的政治历史变迁事实，承继自清末以来的中国追求共和宪政的法统，理顺一切纠葛的环节，解决所有遗留的问题，抚平政治上的恩怨创伤。这里涉及大致国家宪政体制的建立，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各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团结与历史事件的定性评价；小致个人冤假错案的平反抚恤，以及给失足者以赎罪新生的机会，方方面面，各正其位，从而使中国这场始于百年前的追求共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由乱到治，画下圆满的句点。 我们要正视历史，就是因为我们仍然还生活在历史当中。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所有纠结，都是历史发展的延续。不解决历史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有圆满美好的将来。解决历史问题，也就是解决今天的问题。 中国人民自清末以来一直在探索中国社会转型的道路，但路途曲折，历尽艰辛，付出的代价充满血泪，牺牲的人何止千万。26前"六四"天安门广场的斑斑血迹我们记忆犹新，难道还要让这样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继续演下去吗？在今天纪念"六四"26周年之际，我们中国共和党人提出推进中国"光荣革命"的倡议，就是希望唤起中国人民和中国执政当局，回顾我们的历史，正视我们的现状，展望我们的未来，认清我们应该怎么办。今天我们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点，何去何从，不容我们再次错过。 在当今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环境下，普世价值的旗帜高扬，民主、自由、公正、人权是人心所向，中国人民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不愿再做专制制度下的猥琐臣民。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岂能再乖乖地容忍一个比人家三百年前还落后的国家政治制度？事到如今，确立中国共和宪政的"光荣革命"势在必行，当下正是中国执政当局启动这场革命的最好时机。就算当政者不去主动发动，体制内识时务的俊杰和民间的民主力量也会去努力推动。不管是谁，一旦打出这样的旗号，必得万民之拥戴，何愁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历史上已有诸多先例可鉴。谁能顺天应人，守正出奇，率先启动，谁就是历史的胜利者。正所谓"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机会就在眼前，开天劈地的光荣伟业正待非常之人去创造，何去何从，值得各方明察决断。 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依然坚持"六四"民主运动提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在这场革命中没有人会失去什么。不再流血，不再流泪。没有清算，没有复仇。只有宽容，只有和解。在这场革命中不但人民得到自由与民主，获得做人的尊严，执政者也得以华丽转身，名标青史。这场革命将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盛宴，每个人都可以盛装出席。 如果把中国人民自清末以来对共和宪政追求的漫长历程看作是一场百年马拉松的话，那么这场圆我"宪政梦"的"光荣革命"大团圆盛宴，就是她将要到达的终点。让我们高举这百年马拉松长跑的火炬，点燃这盛宴的蜡烛，迎来她辉煌的开席！ （在德国斯图加特 "六四"研讨会上的讲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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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9, 2015, 6:23:01 AM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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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闯创：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谈“六四26周年：留学生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 Posted: 08 Jun 2015 02:20 PM PDT 陳闖創在國會山對美國之音談對六四的認知（VOA視頻截圖） 首先介绍一下关于这封公开信的写作和发表后的情况。我和公开信的主笔人古懿同学早就认识，去年在华盛顿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上意外重逢。我事先并不知情他写这封公开信，他是写好之后立刻把草稿发给我征求意见。我仅就几处细节做了改动，并特别提醒他就相关细节向当事人认证及征求行家的意见。然后，我就立刻征集联署，半天内找到8个留学生签名。我们原想尽量多征集些签名，并认真再修改一下公开信，等到"六四"前夕，找个合适的场合发表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把这个草稿在网上发表了，而且有些网站已经转载了。我们只好赶快把已有12人签名的公开信的正式版发出去了，匆忙之下还漏掉了一位徐闻同学的姓名。 从签署公开信至今，我都认为这件事的象征意义远比实际意义大，尽管我预料到最终不会有很多人签名。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年轻一代中第一批发表关于"六四"的公开信的，3年前（2012年）就有8位在美国的留学生发表了一封口气较为和缓的致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公开信，希望中共十八大可以平反"六四"，并呼吁中共遵循普世价值，摒弃一党独裁。大家知道，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很多人对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抱有期待，所以他们这封公开信的平和口吻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便如此，当时也没有更多的人签名，而且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 没想到我们这封公开信发出去5天后，中共的《环球时报》就刊发了匿名社评来抨击我们。更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在几个小时后就心虚地在网上删掉了这份社评，实际上，这对公开信起到了更好的广告效应。截至6月3日，我们统计有五十多所国内外学校的学生在公开信上签名，其中有国外的30多所院校，包括哈佛、哥大、UCLA等；国内有十几所，包括清华、中科大、复旦，甚至还有一些中学生；当然还有些香港、台湾的学校。虽然签名人数仍然不多，但分布如此广泛，还是让我们感到鼓舞。有些人说签名需要勇气，确实相比那些同意我们公开信但不敢签名的人，我们的勇气是大了一点点，但比那些在国内并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人，我们这点勇气算不上什么。 虽然《环球时报》的社评为我们的公开信做了很好的免费广告，但我对社评中的内容坚决不同意。社评就我们公开信中对"六四"屠杀的事实描述避而不谈，却臆想公开信的出台过程，并且捏造出所谓"六四"亲历者的"共识"，最后还就如何看待历史问题自打嘴巴。 比如，社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的信像是被人手把手教着写出来的、充满民运味的极端观点。这个评论有错有对。古懿早就说清楚了，这信是他自己用3个小时一气呵成，没有任何人指教他。至于说信中充满民运味的极端观点，那就对了，我们对此感到光荣。中共习近平政权两年多来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地推行集权专制，大肆抓捕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我们当然不能再像3年前那封留学生的公开信一样口气和缓了。事实也证明，正因为我们在公开信中说到"刽子手不配为受害人平反，但是屠夫必须受到审判"，才逼得中共做出反应。 社评第二段说，假如这封信真是留学生写的，那就说明这些人在国外被洗脑了。这真是可笑，洗脑只能是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才能出现，比如《环球时报》社评所承认的有网络屏蔽的中国。而我们来到言论自由的美国，又怎么能被洗脑呢？实际上，古懿和我都是早在国内时就知道"六四"事件是共军开枪镇压平民，但那时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就此事进行公开或即便是较小范围的讨论，只有在来到国外之后，接触了幸存者，获得了更丰富的信息，避开了言论审查对人们思考的限制，我们才可以直接讨论这件事，从而认识得更加清楚了。所以，我们在国外经历的不是被洗脑，而是反洗脑、"去"洗脑。 《环球时报》又说，当年亲历"六四"的青年学生在反思之后大多改变了观点，达成共识，让这一页翻过去。这段话无耻到了极点，也和我的亲身经历完全不符。即便大多数"六四"亲历者口头承认这种"共识"，恐怕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人会不清楚，这实际是建立在中共暴力专政和言论管制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翻页"，实际上是中共试图完全抹去人们关于"六四"的记忆。在国内，批评"六四"不被容忍；敢于挑战官方对"六四"的说法则会被抓起来，比如谭作人、浦志强、于世文等等；在公开言论中，就"六四"这个词也不能提。总之，绝少有"六四"亲历者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观点，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 早在1990年，我刚识字不久，在地上看到一张旧报纸，其中提到"六四"事件，我很纳闷这两个普通的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捡起报纸问家里的长辈，没想到他们严厉制止我询问，让我不要再想这个词。话说回来，在我出国前，我仅两次听过"六四"亲历者在只言片语中谈及此事，都是对官方的负面看法。2004年时，中共狂热地鼓吹邓小平百年诞辰，我那时虽然已经知道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下令开枪，但这丝毫尚未影响到我对邓的好感。有一次，我正津津有味地看邓小平的电视纪录片，一位长辈拿起遥控器就换台了，还鄙夷地说"再怎么讲他也还是个屠夫"。这话当时令我非常震惊，是啊，我是知道邓在"六四"中的责任的，但此前根本就未想过亲历者没有忘记邓这桩罪行，而且历史也会对此做出评判。后来，另一位长辈私下对我说"开枪的帐早晚还是要算的"，其实他没提"六四"，但我知道他是在说这件事。这些都清楚地说明，如果不是中共严厉的言论封杀，所谓的"翻页"根本就不可能，这也是为何我们在公开信里说"真相随时可能大白、繁荣随时可能崩盘"。 社评还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尊重这些现在50岁上下的"六四"亲历者，不应越俎代庖，狂妄地为他们代言，这只能说明《环球时报》的无知。二战后，德国人在对纳粹的反思中，恰恰是那些没有经历过纳粹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历史负担，更能积极地投入。中共的统治远比德国纳粹统治更糟，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害者数以亿计，又有多少亲历者讲述出来？所以这更需要年轻人努力去探寻真相。文革结束将近40年了，虽然官方彻底否定文革，但由于官方的压制，部分档案被销毁，很多亲历者已去世，文革真相已经不可能完全被揭开了。"六四"过去26年了，虽然中共肯定"六四"镇压，但却禁止人们谈论，所以人们对当年之事仍然没有充分的讨论和认知。"六四"惨案和"八九"民运亲历者众多，虽然有不少人讲述过当年的经历，但比起当年介入运动的人数仍然非常有限。我担心的是如果中共独裁长期持续下去，"六四"的大部分真相或许将被掩盖。 最后我有个感觉，《环球时报》在文中屡屡污化民运人士，这实际上表明共产党对年轻人接触国外的民运人士感到恐惧，因为一旦年轻人敢于接触民主运动参与者，他们就能感受到民运人士的理智、勇敢、正气和爱国之心，并且发现中共那些所谓民运人士靠"敌视中国力量的资助，讨些残羹冷饭"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所以，我既希望民运前辈能更多地接触、鼓励后来者，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勇于突破中共的限制，去接触民主运动人士。 2015年6月6日 于纽约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8期 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11日） 【附录】 陈闯创发表的所有文章 http://cdp1989.org/author/ri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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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n 2015 12:05 PM PDT 图：苏童、毕飞宇、阿乙等中国作家纽约书展受冷签赠会无人问津 经常有网友表示不理解：官媒的公信力已失，为什么还要看它们发布的消息？在当局严格的宣传垄断和信息审查之下，相关中国内部的一手资讯，信息源大多在墙内，与此同时，外媒采访遭受阻碍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只能从大陆媒体的消息中挖线索加以分析。如何在满纸荒唐言的官媒文宣中筛出有价值的新闻线索，一直是新闻分析的主要功课，也是关心时政资讯的大众应该掌握的技巧，尤其是不方便翻墙的大陆网友。 ◇官媒删稿引发联想 举例：环球时报（六四）、凤凰网（纽约书展） 本网曾有报道，临近六四26周年，海外有中国留学生在网上发布公开信给国内学生，指希望大陆学生了解六四历史真相。公开信在海外网站流传了近一周后，党宣《环球时报》发表了一批名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批评公开信以凶悍语言，攻击中国现有政权，就八九政治风波发表充满"民运味"，照抄海外一些势力的话语歪曲26年前发生的事。又指写公开信的八、九十后在国外被洗脑。 因为六四相关话题多年以来一直是当局严控的重点，六、四、八、九几个数字在墙内都不能连起来发布，不止民间不能提，就连官媒也不可以做任何形势的舆论引导，于是这篇社评显得尤为抢眼，迅速引发墙内外关注，但几小时内便被全网删除了。 该社评中称"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那批青年学生今天大约50岁上下，他们是最有权利就那件事发言的群体……现在的青年学生如果对当年的事情感兴趣，首先要搞清楚那个当事群体如今的态度，尊重他们的集体认识"，尚未被删除时，就此段文字有分析认为，或许当局对舆论管控有了足够程度的自信，准备正面这个话题加强舆论引导？或许还会找几位五十岁左右的亲体制名人按照当局安排好的措辞伪装"现身说法"？但这个可能性非常低。掩盖一段历史相当困难，当局永远无法为当年的施暴自圆其说。至少此时浦志强案的关注度持续高温，浦志强本人为大众所知晓的众多标签之一就是六四亲历者，当局基本无法控制舆论不涉及相关联系。 但稿子删除了，于是另一个线索浮现出来：胡锡进为什么如此胆大，竟敢在未"接旨"的情况下发布这样的文章？"环球时报是选题最自由的媒体"这一观点一直被大陆地方媒体人所公认。这是一句暗带嘲讽的评价，指出的背景是环球时报被当局高度信任，主编胡锡进的忠心和洗地能力被认可。此文之所以能发表大致有两点可能性：1、环球时报对自身选题权限的骄傲；2、胡锡进表功过急，透露地位危机。 传统相声里有个著名段子叫《扒马褂》，捧哏为了借一件马褂而百般为大肆胡说的逗哏接盘洗地。胡锡进和当局的关系就如这里面的捧逗，当局的恶行恶言中各种漏洞及引发的公众舆论危机，胡锡进都能将其掩盖、洗净抹平，也是民间称其为"叼飞盘能手"的原因。但他的风格尤其是近年来在网上的声名已令当局大失颜面，相比下，胡舒立和她的《财新》尚未被广泛质疑，身为红二代的胡舒立不论是政治面貌还是其风格培养起的公众形象对当局来说都是靠谱的，做为可控的意见者，在当局眼中有超越胡锡进的利用价值，其地位已在习近平政府治下大幅提升，财新进入网信办白名单就是实证。胡锡进"失宠"近在眼前，紧迫感令其更为卖力，于是此文基本可视为上述心态下的强舔之作。但胡锡进短期内不会倒台，在当局角度上看，除了不可自我否定之外，也尚未抓到其把柄，更有，紧迫感能带来更多尽心尽力，也不失为利势。 审查不可能从选题上全盘覆盖，更多需要媒体单位的自我审查，以罚款甚至撤职等惩罚形式培养起来的"红线意识"已相当鲜明，记者很明白哪些内容不能采，编辑深知哪些稿子不能发、哪些细节需要删减或削弱比重。但即便如此也无法确保完全过审，于是紧急删除的情况在网络文稿中较为常见，原因大致属于在传播中发现其引发的负面舆论难以掌控。 近日另一则来自凤凰网的消息也是被迅速删除了：《苏童、毕飞宇、阿乙等中国作家纽约书展受冷 签赠会无人问津》。消息称：纽约书展上，超豪华的500人中国作家团现场遇冷，国内知名作家的英文图书赠书台几乎没有读者前来领一本免费的英文图书。该消息在墙内一时广传，网友议论纷纷。众所周知，消息中列举出的几位作者都是被审查筛选出来的"良品"，他们在海外的展示是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所谓"国际形象"，遭受冷遇则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对审查的唾弃。采写该消息的记者似乎有为其抱不平的意思，但很显然，消息本身已令当局的审查机构丢了脸，被删除是必然的。同日，另一则同样是对纽约书展的报道，来自被大陆严格封锁的纽约时报中文网，题为《纽约书展中国走红，中国作家抗议出版审查》，这篇稿子在大陆平台上是看不到的。 ◇文宣"等级"看维稳态势 举例：屠夫吴淦案 官媒新华社27日报道：网名为"超級低俗屠夫"的福建维权人士吴淦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及诽谤罪，在周三被福建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日，另一重量级官媒《人民日报》以《揭开"超级低俗屠夫"真面目》为题对吴淦大泼污水；此前25日，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曾以《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被拘真相》为题报道了吴淦被南昌警方行政拘留的消息，长达12分钟之久。 前政法大学教授张雪忠评论指：最近两年，这些中央级的官媒为了配合当局对言论和民权的打压，已经堕落到了连最起码的脸面都不顾的程度。 一位民间维权人士就让当局一次性动用了三大党宣法器，同等惊人"待遇"的案例几十年来屈指可数。如此高调，完全不考虑自身负值公信力引发的负效应（官媒的批判等同于加冕，早已是民间共识），明显做的是舆论声势，针对的是模式和性质，而非仅限于具体人和事。同时也验证了，维稳已成为中国政治核心的一部分。 做为行动者，吴淦的"杀猪模式"颇具特色，既能彻底脱离体制局限，掌握主动权，又能合理利用网络优势，在传播和召集等重点方面发挥能力，对传统维稳形成有力挑战。政治学者温克坚的解析很明白："通过邓玉娇案件的出彩表现，屠夫（吴淦）成为中国社会运动O2O模式的重要一环，这种模式通过人际资源整合，把网络热点事件转化为线下压力行动，逼迫体制做出反应"。时评人莫之许的分析更为透彻，他指出：此为针对以其为核心节点的死磕（律师）+围观（公民，访民）+舆论和动员（网络）的模式进行大合围式打压的开端，维权律师和活跃围观群体是其下一步打击目标，开端既已如此强势，运动式打击的后续展开，可能会更加出人意料。 死磕式抗争做为普通维权的升级版，以其坚决不合作的态度早已被当局纳入维稳重点。网络维稳是以传播能力（影响力）为标准的，对应的线下维稳则是规模（气候）。为确保治理秩序，当局不会允许任何一种抗争形式得到有效结论，从早前的局部熄火、重点监控到如今的针对模式的打压，进深度明显升级。吴淦的"杀猪模式"看起来属于个体对抗，不形成明确组织，但因其巧妙有效易于形成气候的优势，正在被更多抗争者效仿。抓捕一两个人是没有用的，当局启动三大官媒联手掀起声势，应该是为彻底根除这种抗争模式而来。 社交网站上的舆论管制手段有删帖、屏蔽（只有自己可见）、限制传播（取消转发按钮）、转发评论内容不可见（遮蔽负面声音）等，能引出线索的特征包括局部五毛密度、被收编和统战的大V对话题的反应速度、立场倾向，以及敏感词更新和禁令。 舆论维稳主要有防和控两种模式，"防"是指对那些必须公开但又可事先意料到其很可能引发大面积舆论反驳的消息或话题，大多属于长期敏感话题的相关突发，或者专为舆论造势而作，如新疆恐暴、西藏人权、双边关系、香港独立、大型群体事件（维稳事件）等。网信办的"约谈十条"发布后，各网站为免于被约谈都在加强自我审查力度，同时还要维护活跃度、营造表面繁荣，又需谨慎注销账号，只能在磨合中挤兑出临时的"平衡"。 舆情经验显示，涉及上述话题的内容引发的舆论多半会大范围倒向异议，短时内形成不可控局面，未免于此，在消息发布之初，后台便将其设置为"转发/评论内容不可见"，有舆论引导需求时，还会调用大量五毛在评论中灌水。为了展示"受关注度高"而如常显示转发评论数量，结果便形成一种奇葩的视觉效果。 另外，"控"指的是不在上述长期敏感话题内的突发消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预期外的失控，于是紧急关闭转发或删除内容。如5月10号消息：贵州毕节五一"中国梦"主题歌咏比赛，现场舞台塌陷，造成8人受伤。该消息的微博帖文字部分并没有"中国梦"三个字，如果不点击链接，应该不会发现这一槽点。但舞台剧照的配图漏了陷，跟帖中一片嘲讽，于是在被转发七百余次后关闭了转发内容。 ◇社交网站舆论维稳 举例：庆安枪案（徐纯合）、兰州日报（赵文） 近期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就是庆安枪案。对当局来说，该话题包含几个敏感点：截访、维稳持枪权和开枪权、官媒记者被传受贿、"袭警"的尺度。 对于袭警与否的质疑是最初级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当局利用央视公开视频的方式以期对大众质疑封口。这是个强制定调的姿态，已顾不上考虑央视的公信力问题。意料之中，民间舆论并没有在当局所谓"真相"的展示下得以平息。很明显，当局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日午间时分，新浪新闻官方账号@头条新闻 在发布视频消息时采取的是直接关闭转发内容的方法，截止30号截屏时间，该消息显示转发量为九千四百余次，而浏览评论可见，近乎百分之百的五毛和自干五，明显是硬性文宣。 硬性是必然的，在大维稳局势下，当局需要利用此案从概念上形成持枪合理、开枪合法的惯性。有评论讽刺说"连弃车保帅的戏码也顾不上演了"，其实并不需要弃谁保谁的考虑，即便不保帅，如以反腐的理由裁撤事发地方的官员，也属于趁机清洗，已无关此案。 定调是基础，下一步就是在舆论引导上做文章，将民众注意力牵出开枪合理性的问题。为完成这一任务，@头条新闻 使用了一个"舆论场"的标签，利用大众语系中的"真相"一词假扮公正，原帖："【庆安事件不能止于对警察开枪的调查】徐纯合为何封堵通道阻拦旅客进站？在警方的调查信息中，忽略了徐纯合'犯浑'的主观动机调查。对于警方合法正当执法带来的后果，当地政府为何要先行与死者亲属签订补偿协议？当地铁路警方又为何要捂盖子捂这么久？真相还不够完整。http://t.cn/R2hU1LV "。 截止截屏时分，该帖显示转发量为两千七百余，内容同样不可见。评论内容是可见的，大致九成五毛，其余少许质疑内容也处于中立的态度，令其表面看上去一片"稳定和谐"，但很显然，此处的"舆论场"已成当局的包间。 虽然央视受贿的消息被证不实，但暴力截访一直是民间情绪的燃点，当局需要针对性"灭火"，使用的方式依旧是人品抹黑。@头条新闻 紧接着发布了一则"其人其事"味道的帖子，原文：【徐纯合是个怎样的人 当天是否要上访？】据村民描述，庆安枪案死者徐纯合"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有钱就买酒"，家里很大一部分钱都花在喝酒上，喝完酒经常打孩子。徐纯合的堂弟则透露，徐肯定不是去上访，而是去乞讨，因为"上访也不可能去大连，黑龙江的事辽宁管不着。"http://t.cn/R2PZzfW 该帖一样是转发内容不可见，评论中的五毛密度相对稍少，大致七成左右。留存一部分公众舆论的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来话题属于相比下的次重点，二来全面一致显得过假，也可趁机考察下强行定调后的民间态度。 同日，也是@头条新闻 发布了另一则枪击案消息，此案中开枪者未标注身份，但看上去不是警察。这则消息穿插在庆安枪案舆论引导的数个帖子之间，疑似有意在"社会稳定关系重大"这一概念上旁敲侧击。由于同为枪击案，其带来的关注度几乎和庆安枪案持平，但评论转发内容皆可见，有观测舆论情绪之意，且该消息应该不在网信办规定的防控重点范围内。 被"预防"的敏感点都属于现象型，也就是说，管控并非针对独立事件，而是其属性、存在背景，包括牵连的"概念"。比如庆安枪案，对应的是暴力截访和持枪权，近日另一则热点消息："兰州日报记者赵文在微博发帖被停职"，对应的是体制内媒体人意识形态整肃，也就是早前习近平所说的"不能吃饭砸锅"。 该事件起因是赵文用自己的微博账号在"烟台市某警察执行公务时被刺死"的消息下面跟帖留言。甘肃党媒《兰州日报》在上周四发表声明称："赵文在其个人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发表不当言论，伤害公安干警及家属的感情，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经5月28日报社党委（社委）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停止赵文编辑工作，接受报社调查，并做进一步处理。" 但并非所有敏感热话都必需关闭转发评论内容，做敞开评论处理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目的的收集舆论，属于"公示"型；二是消息本身不在网信办舆论防控黑名单之列，网站有意炒热点，重要的是认为负面评论可控。兰州日报的消息大致属于前者。@头条新闻 对此的报道帖下面没有关闭转发评论内容，显示评论有千余条，其中约七成左右五毛和自干五。 近来已出现多起官媒从业者因发表不满体制的言论而遭受惩罚的事件，整体上看有运动式清整的味道。上个月，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因在酒席间唱评《智取威虎山》丶调侃毛泽东而被封杀；《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赵世龙因撰写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文章，被认为与当局的观点冲突而被迫放长假，同时该报多名记者被逼离职；在去年11月，浙江党报《嘉兴日报》评论员王垚烽因发表支持"占中"及"亡党"的言论遭解聘……这些消息的报道在当局看来是做为"反面教材"的存在，于是官方希望由此把握舆情方向，也就是"受教成效"。但对于这类话题，民间的反驳声音相对较低，主体理由是不同情体制内的被清洗，但也有一部分直指言论管制的批评，其中少量出自同行人士的"物伤其类"，另一些来自民间的正面反对者，抗议极权扼杀言论自由的行为。网站的自我审查会进一步削弱这些反驳声音的传播能力。 ◇纯舆论文宣 五毛出没的速度之快和密度之高，是纯舆论文宣的外观特点。一般需要运用这类文宣的政治背景都属于长期敏感，且在相关方面大陆政府处于弱势、理亏或被动的局面，于是需要舆论造势加以掩盖。有点儿像俗话说的"剧情不够，台词凑"。 举例：马来西亚遣返香港民运领袖、日本地震 本网曾有报道，香港学运代表黄之峰应邀赴马来西亚参加"六四26周年纪念论坛"，但被与中国政经关系紧密的马来西亚禁止入境，并遣返回港。马来西亚的绥靖行为引来中国网友强烈批评，但该消息在墙内看不到。两天后，官媒环球时报发布了同一则消息的另外一部分：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赴马来西亚参加同一会议被遣返，标题中称梁国雄为"香港反对派议员"，意在暗示香港大局是亲北京的。为绕避"六四"二字，消息全文未提及论坛名称。 看起来黄之峰的名字已在大陆敏感，程度超过梁国雄，以至于同一则消息被大陆官媒做局部报道。评论转发内容都可见，但明显做了删减，留存的几乎全部是辱骂香港民主人士、力挺马来西亚行为的观点。 雨伞革命后，北京全方位加强对港管制，香港自由度大跌。但北京当局仍不放心，至少无法干涉香港的游行和结社自由，且港人的独立意识正在一定层面上提升，抗争重来随时可期。于是北京开始对内挑拨港陆矛盾、对外经济拉拢周边国家绥靖，该消息就是做为纯舆论文宣出现的，利用封堵异议加五毛团队集中渲染的手段，以期形成貌似一致性反占中的舆情外观。然只是外观而已，其本质透露的依旧是北京当局的紧张心态。 30号晚间，陆媒转载NHK消息称：日本小笠原群岛海域当日下午发生了8.5级地震。一小时后用关键字在墙内搜索相关评论，显示大批疑似五毛出没，到处可见民族主义味道的跟帖。 此前消息，日本朝野政党数十名议员于4月21日参拜靖国神社。在当日下午的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对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保证日本不会再发动战争，他会建立一个和平的国家。" 日本首相安倍与习近平于去年11月APEC前夕在北京进行了首次会面，被评论认为"两国关系略有回暖"。但那场会面只持续了25分钟，关于东海那几座造成了中日核心矛盾的岛屿主权问题，双方只字未提。 中日岛争的形式已不限于海域动作，意识形态上的较力中国方面显得颇为积极。去年不仅新添了"抗战纪念日放假一天"，年底还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连日本灾难消息都不放过，调集大量五毛渲染民族主义情绪。日本主流媒体在报道"公祭日"消息中引述神田外语大学教授兴梠一郎的话说，"中国在国民对贫富悬殊和贪污腐败强烈不满中，以刺激爱国心来团结国家，谋求增强习近平主席的凝聚力"。当下，中国当局不得不应对的是经济低迷、民间抗争和自身腐败的三面夹击，强化意识形态和升级维稳等手段，都透露其面对自身统治稳定危机的紧张意识。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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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8 Jun 2015 09:13 AM PDT 何以"布大局" 周永康庭审延期，令计划无声无息，"江苏帮"摇而不坠，郭伯雄坠而不落，胡温贾高调亮相，"庆亲王"愤怒反击，猎狐令雷大雨小，王岐山访美无期……正当人们对习、王打老虎是否遭遇"联手反扑"，还能不能继续打下去感到怀疑之际，5月22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忽然"报料"，说中纪委一直都很忙，中央正在"布更大的局"，原话是这样说的："中纪委已有段日子没'上头条'了。这让一直在猜'下一个大老虎是谁'的人不禁犯起了嘀咕：'老虎'落马速度变慢了，难道是中央反腐力度减弱了么？不然！看似'低调'的中纪委其实一点都没闲着，综合梳理近期的信息，我们发现，在经过两年多轰轰烈烈地'拍蝇打虎'后，中央反腐正进入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一人一事，而是着手布更大的局。不敢腐不是终点，不能腐、不想腐才是中央的目标。" 所谓"更大的局"，按《人民日报》的说法，可以从下面两件事情看出端倪：一是"地方纪委书记密集换将"，多半省份都换了，绝大多数是"中央空降"和异地调入，本地升迁的只有两人；二是王岐山宣布"要修改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此前已经出台了地方、央企纪委正副职和中纪委派驻纪检组正副职的三份《提名考察办法》，也就是说，省部一级的纪委人事大权已经完全掌握在老王手里。《人民日报》说，"选人用人"就是"一盘比打一百个老虎更大的棋局"。联系到军队、内卫、国安系统也都在密集换将，暗示十九大之前权力要分配、人事要更新，反腐王家将、治国习家军，或许，这就是悄然展开的"更大的局"？这不禁让人想起"林副统帅"那句名言，"这次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当然，习、王的粉丝和对习、王打虎抱一厢情愿幻想的人们并不是这么理解的。他们认为，"布更大的局"就是要打更多、更大的老虎，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打到"庆亲王"（曾庆红）甚至"铁帽子王"（江泽民）那一级。习近平、王岐山是否有过这样的打虎规划，外人不得而知，但打草惊蛇、敲山震虎的小动作、假动作的确是有的。这些动作起到了什么效果，似乎不可乐观，以江、曾的政治能量，即使全都起了反作用，也不足为奇。至于《人民日报》所谓"布更大的局"，则恰恰相反，如其所言，"布大局"是要从解决"不敢腐"转移到解决"不能腐、不想腐"，潜台词是， "治标为主，打大老虎"的习、王反腐战略即将被放弃，转而回归到"惩防并举，重在预防"、"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江、胡反腐常规——而众所周知，在上层皆老虎、下层尽苍蝇的中共政坛，"标本兼治"往往是一句空话，是治标不力的托词。 所以，"布大局"的意思其实是：把重要岗位、关键位置尽量换成自己人，此后，打老虎的事情也就"进入新的阶段"，要顾全大局、适可而止了。但是"人民群众"已经被风风火火的打虎运动吊起了胃口，期望值越来越高——那就对不起，只好拿"布大局"的漂亮话来搪塞了。 何谓"顾大局" 5月25日，中纪委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讲政治，顾大局》的奇文。说是奇文，是因为它把本应在内部会议上秘密传达，只许耳朵听、不准作笔记的内容公然搬上了台面——这一来，就把传言中的"选择性反腐"、"主席让咬谁就咬谁"的反腐真相大白于天下。这篇文章说："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在党中央和同级党委、上级纪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对违纪违法干部的审查都是经中央和同级党委批准进行的，历来如此。"这意思是说，哪怕线索再多、性质再重、案情再大，也不一定就要去查；如果中央和同级党委不批准，办案人员是不能碰的——而且"历来如此"。 还有更详细的解说："反腐败工作高度敏感，无论对哪个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必须把规矩进一步明确起来，加强请示报告。这不是一般的工作程序问题，而是政治立场、政治纪律问题。管纪律的更要守纪律、守规矩。纪律审查进展情况特别是拟立案、重点初核案件，要事先向分管领导报告，分管领导也要及时向主要领导报告，之后再正式行文请示。决不能先斩后奏，更不能搞倒逼、'反管理'，把事儿办得差不多了，甚至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再往上一端。在纪律审查工作中，不仅要报告结果，也要报告过程，这样才能有'领'有'导'，才真正叫领导。这既是对上负责，也是工作程序，更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做得越扎实越好。" 这段话非常离谱，它告诉各级纪委办案人员，如果发现了苍蝇、老虎，不仅无权独立办案，就连"正式行文请示"也不可以，而要先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分管领导"、"主要领导"报告，得到领导的明确授意之后，才可以假模假样"正式行文"、"请示立案"。打虎拍蝇的标准不在于贪腐证据是否确凿、充分，而在于"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是否同意，这就是"讲政治，顾大局"。换言之，如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事先不知情，你就胆敢"先斩后奏"，甚至"把事儿都办得差不多了"，那就坏了规矩，非但无功，而且有错。有什么错呢，说白了，就是让"分管领导"难堪，让"主要领导"尴尬，领导本来不想查的人，让你逼到墙角，不查说不过去；领导不敢办的案子，让你用充分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倒逼"着，只好硬着头皮去办，这不是让领导穿帮的节奏？难道你以为习近平的豪言壮语"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竟是真的不成？ 《人民日报》声称"布大局"，无非是虚张声势，打虎不顺，自己找个台阶下。中纪委强调"顾大局"，却一不小心说出了不足为外人道的选择性反腐秘辛。在这个意义上，"布大局"与"顾大局"看似对立，实质上是一回事。 2015-5-28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8期 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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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10, 2015, 6:02:06 AM6/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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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n 2015 06:48 PM PDT
六四到今天已经26年了，过去我讲过很多次六四。26年来中共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子？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两年半左右，习近平对于六四到底是什么态度现在也已经很清楚了。 在十八大刚刚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时候像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都提到过，好像引起了许多人的幻想，以为他上台以后经过整顿经过打击政敌也会改革，因为他的父亲是对改革很有真诚意愿的人，可事实上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看2015年最近的一些运动，就是共产党抓了5个女权主义者，从这件事情开始引起国际的反响极大。所谓的女权运动者就是5位反对公共交通色狼很普遍地侵犯妇女的现象。这5位女权主义者，有的在北京，有的在杭州，都的在广东都开始在公共场合把一些图片给大家看，引起大家同情，要大家警惕，特别是公共汽车、电车或者是火车上的色狼怎么样来抵抗。当然还有其他的活动,都是争取妇女基本权利的。这个照说在任何国家都是应该受到政府鼓励，不会受到政府干涉的。可是在中国,忽然之间这5位妇女的活动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就变成了犯罪，'寻衅滋事罪'。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把争取妇女的正当权利的，对抗色狼的这种运动变成罪名把她们投入监牢。一直拖到4月13号才释放。释放也是暂时保释，罪名并没有取消。 世界各种人权组织有一个共同看法，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六四以后，这是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对政府的批评最坏的一个事情，因为很少看到对妇女领袖做这样的不合情理的逮捕运动。全世界都看出来习近平实在是不但不走改革之路，不但不能回到六四以前的一种状态，反而是加强了言论的控制。 换句话说，26年来中国在这方面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是越变越坏，变成最坏的一个时期了。这个并不光是表现在妇女运动上，最近我们还可以提到像2014年高瑜在4月别逮捕。同样的一个月以后人权律师浦志强也被逮捕，特别是高瑜的案子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高瑜是一位妇女人权活动者，而且已经70岁了。逮捕她的罪名尤其可笑，说是因为她把国家机密向外面透露了。什么机密呢？就是她发表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七不讲'。'七不讲'是共产党内部的一种宣传。'七不讲'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能讲；司法独立也不能讲；还有中国共产党历史错误也不能讲。这已经是四个了。总而言之，这种不能讲本来是党内文件下到很低的基层，事实上一般党员都可以看见，谈不上机密，可是他们要把这个'七不讲'变成高瑜的罪名。 有个共产党干部说高瑜最后被判入狱7年，原因就是因为她讲了这个'七不讲'，每一个'不讲'判了她一年。这个当然是一个笑话，可是无论如何可以说这种重判对一个70岁的老妇人可以说是出乎任何人的想象之外的，而且这个抗议也是世界性的。但是这次就没有用了。事实上'七不讲'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根本就不是一个机密。共产党向来不承认有七不讲之说。现在它以这个来判刑那就表明它的'七不讲'是真的，所以共产党自己也招认了有七不讲之说，而且是国内的机密。机密由高瑜宣布出来就变成了很重大的罪名。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样的压制言论自由、压制批评政府的自由确实是六四以来所没有的，而是习近平的新的贡献。习近平的贡献不仅在此，而且还表现在比如说浦志强。浦志根本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情，因为无论是浦志强也罢高瑜也罢甚至于刘晓波也罢，他们都是讲中国接受一种宪法或者加以修改，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意图要做土地革命运动或者用暴力达到目的的运动，这些都是非常和平的，在任何国家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只有在中国，因为中共实在是怕得不得了，怕苏联垮台这件事情会在中国重演。所以，民主自由在习近平统治之下是不必考虑的，没有实现的可能。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觉得非常泄气的。将来中国怎么演变，我们只有看事态怎么发展了。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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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n 2015 06:02 PM PDT
"东方之星"翻沉事件，不禁让我想起了四年前发生的"7.23"动车追尾事故。虽然时隔不算太久，但中南海已经换了主人，中国也从微博时代进入了微信时代，政治格局和舆论空间，都有了重大变化。 不难看到的是，官民对立并没有缓和，而是比四年前更尖锐了。事故一出，当权者的第一反应就十分紧张，未经调查，就以国务院的名义定性船沉是"大风大雨造成的"。言外之意，就是民间不要像当年动车事故那样，把政府当作舆论批评的靶子。虽然习近平行事风格很高调，而且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许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会直接面对人民，但他还是不敢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当局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太紧张。 四年前的动车事故发生后，大V们在微博上发动的煽情舆论，令当局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习近平吸取了这个教训，上台以来，他不仅对网络上的敢言者进行了系统整肃和打压，还组建了自己的队伍，"抢占舆论高地"。在这次"东方之星"翻沉事故引发的舆论攻防战中，这支队伍果然派上用场。结果，却是帮了当局的倒忙。明知沉船中几百人生命无望，家人处在煎熬之中，《人民日报》却发出了"救援一线，中国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啦"这样不可思议的文章，让世人看到，当局的舆论队伍，竟然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 对比之下，微信中的民间舆论，比四年前微博时代又有了进步，令当局矫揉造作的煽情舆论更难以容忍。这可能与微信更适合小众化的交流有一定关系。这种交流不仅能产生有深度、有分析的文字，也能更迅速地传播开来。 笔者通过微信收到一个段子，"我眼中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就是一例： 1）内河船吃水浅、重心偏高，这是设计问题，背后是标准问题；2）船只多次改造，加剧重心缺陷与逃生障碍，这是监管问题；3）涉事水域天气恶劣有预报，但该船长未重视、未采取正确措施，这是犯罪问题；4）船舶公司对下属船只放任，这属于管理问题；5）江面气候恶劣，不适宜航行，但只有预报，没有限行措施，这属于机制问题；6）出事后，限制报道，这属于党性问题；7）部分媒体过度煽情、洗地，这属于人性问题；8）大风暴露了上述一切，是最后一根稻草，风是唯一凶手，企图判风死刑，这是智商问题，以此欺骗大众，在互联网时代还这样做，是组织集体智商问题；9）把丧事当喜事办，不是他们家风俗问题，是他们几个人的精神问题。 可以说，这次有关"东方之星"翻沉事故的官方与民间的舆论攻防战，民间还是占了上风。不过，这并不能让我对中国的事情变得乐观起来。因为这个事件让我看到，虽然民间赢了，官民舆论之争，也不能有效地改变国家强、社会弱的大格局。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遇难者家属的处境。在巨大的国家机器压迫下，遇难者家属的心声在国内媒体上完全听不到，外媒的报道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管束。最悲哀的是，你看不到中国社会像正常社会那样，对遭遇这场飞来横祸的家庭立即伸出援助之手，这固然是因为有组织的社会，比如宗教和慈善机构本身就力量不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越来越将社会有组织的自助和自救视为对自己的威胁，把遇难者家属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非动用一切手段，把遇难者家属置于当局的全面控制之下不能安心。 事实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政府应对事故的这种办法，完全无助于防止"东方之星"这样惨烈的灾难事故再发生，更不会消解中国的官民对立。等到国家把社会彻底压垮的时候，稍有风吹草动，国家就会与社会一同崩塌。到那时候，能够逃出这种劫难的人只是极少数。这就是此次"东方之星"船难最令人感到可怕的隐喻。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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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n 2015 11:38 PM PDT  六四事件26週年前夕，開放網獲得一條最新消息：上海1979年和魏京生齊名的民運領袖喬忠令，被上海公安秘密關押在精神病院已經五年，正在接受改變大腦思維的藥物摧殘。一位醫生竭力營救他，無效，已經來到美國尋求支持。 喬忠令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現年70歲。早在文革中因反動言論和同學好友王申酉被打成反革命。四人幫倒台後，王申酉竟以「現行反革命」被槍殺，後平反。喬忠令1978年投身民運，組織「上海民主討論會」。每天到人民廣場發表演講，激烈批判共產黨，要求實行多黨制、民主社會主義，平反冤假錯案。廣場人山人海，他被稱為「喬司令」。在鄧小平下令鎮壓時，點名北京西單民主牆和上海民主討論會，先後抓捕魏京生和喬忠令。喬被判刑三年，出獄後一直在公安的監控下，以金錢美女脅迫他做特務，沒有工作，親戚朋友都和他斷絕關係。他選擇寫書控訴社會和政府…… 公安將異議人士強制性送進精神病院 2001年4月，喬忠令好不容易帶著數十萬字書稿來到香港。找到開放雜誌陳述他的遭遇，希望得到香港媒體的支持。我花了十多小時和他面談，並寫了一篇九千字的報導《在上海公安的魔影下》，作為封面故事發表在五月號開放雜誌上。5月，他回到上海。一段時間內，聽到他的處境並無改善。然後像我們接待許多來訪者一樣失聯了。……沒想到，事隔14年，一位上海的青年醫生馬錦春先生從美國打電話給我，詳述喬忠令被迫害的狀況及他援助喬脫離困境的經過。 馬醫生七○後一代人。曾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學醫，又在政法大學學法律，做過律師。後在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做醫生。2009年由內科轉精神科。2014年8月三病區的王慧醫生告訴他，有一個被公安送來的病人。幾天後，馬醫生見到病人喬忠令，聽他訴說從文革到寫作自傳三部曲的冤屈，並出示他手邊的文件資料及手稿。馬帶回資料看了幾天，並根據他的觀察，喬忠令在醫院生活正常，資料真實，無精神病症狀。完全是一個「不同政見者」。 上海精神病醫院有一種按照「強制單」送來的患者，無需經過醫療診斷。護送者通常是公安機構。他們在單上簽名後，醫院不得拒絕接受。喬忠令2010年世博前被公安與居委會押送長寧區精神病院，後又轉松江區華陽橋精神病院，2014年2月轉送閔行區「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即馬醫生上班的單位。喬忠令在這三家醫院被不斷加大劑量的服用精神病藥物。這些藥物可令大腦受損，喪失記憶和思維能力，還影響心臟與血管的正常運作。馬醫生和喬忠令交談時，意識雖然清楚，但手與嘴唇在不斷抖動。公安指稱根據喬忠令的著作，他要推翻共產黨已是一個「被迫害妄想症」患者。 青年醫生見義勇為營救喬忠令 馬醫生說，根據他的專業判斷和信仰主耶穌的同情心，決定要營救喬忠令。當他將此計劃告訴喬時，喬感動異常，連道謝謝。馬醫生反說，是我應該感謝你才對，你為國家的民主進步犧牲了一生，我們晚輩什麼也沒有做。他們這樣折磨你很不公平。馬醫生告訴我他採取三個營救的行動： 一、打電話詢問醫院醫務科駱慧燕，喬忠令的醫療費是誰付的？駱質問他：你關心這個事幹嗎？掛斷電話。馬再找醫院高慧副院長。高明說，喬是公安強制單送來的，醫院必須接受。錯了也不怕。喬忠令的「精神病」帽子誰也摘不了。高勸馬醫生不要插手這件事。 二、找到喬的主治醫生沈怡。要求對喬忠令停止服藥，喬沒有精神病。沈怡說，這事他不能作主，病區負責人邵斌元可以作決定。馬醫生致電邵。邵回答說：下星期一再說。到了週一早上，高院長來電話，要馬醫生馬上到他辦公室去。馬去了。期待有新的說法。結果只有一句話：警告馬醫生再不要插手喬忠令的事！ 三、要求停藥失敗。馬醫生轉而要求「減藥」，以減少喬忠令的痛苦。他找到盛佳玲主任。她是醫院在專業上最資深也是有最高信譽的醫生，已經60歲。馬希望得到她哪怕是有限的支持。他告訴這位長者：對喬忠令的診斷很可疑，沒有足夠的臨床依據。不料，盛主任以一副長輩的關照口氣反過來說服他：今天在我們這個時代，反對共產黨，那是精神有問題的人才會反共。她舉例一個同學的父親，劃了右派後，再也不去關心政治，一頭搞專業，很有成就…… 營救之路走不通，期待國際社會聲援 三條路都走不通。馬醫生想，喬忠令遲早一天要被他們毀掉！他救不了他。只有一個辦法：讓這個迫害人權的案子在海外曝光，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聲援，他知道是有先例可援的。但這樣做，會不會帶來更大的迫害？他和喬忠令商量。喬說，他已經是古代的義士一樣，他的問題、他的要求早已公開，官方也知道。他無所謂了。倒是擔心你的安全。馬醫生回家和太太商量，終於夫妻倆一條心—— 選擇去美國！ 為此，他做了相關的準備。利用每週一下班可以見面的機會為喬忠令拍了視頻，包括書稿。喬寫了親筆信。他為喬買了好多食品，分給同室共居的兩名年輕病人，盼他們以後不要欺負喬先生。他先於去年十月到洛杉磯一遊，查看環境，印象很好。便於今年4月20日帶著在一家大型超市任職的太太和幼女，從上海浦東飛往芝加哥，隨即向移民局提出要求政治庇護。 馬醫生對我說：無論從醫學或信仰的角度，他都不可能再留在大陸，留在上海精神病院和他們同流合污，不能再以醫生治病救人的高尚的名義，做政治迫害的事。他說，喬忠令不僅對歷史做了貢獻，而且是一個優秀的人才，在一個正常的國家，他起碼是一個大學教授。他為人正派，有道德。長期忍受著每月200元的清貧生活。馬醫生說為喬忠令的健康和自由做點事是值得的。 （2015年6月3日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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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11, 2015, 6:42:43 AM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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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n 2015 05:58 PM PDT
中国自从秦朝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就不惜国本建造万里长城，到了隋朝又开掘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千百年来，这些都成了历史沉淀下来图腾符号。建造这些超大型工程，中央王朝当然既有经济上的理由，也有政治上的理由。 比如，长城的走向从经纬度来看，正符合15英寸降雨线。在这条降雨线以北，土地干旱，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降雨线以南，则适合农耕民族。长城阻挡游牧民族南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出于国家安全的政治考量，同时，也是经济考量。隋朝开掘大运河，既是出于漕运的经济效益，也包含了一统天下的威权扩展的政治考量。 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心理定势，而且是威权文化的一部分。也正因为中央集权，国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超大型的工程本身，就是强盛王朝的声威符号。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一直延续至今，试看中共建政后的三门峡工程、葛洲坝、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都是可以折射出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历史回光。 随著中国经济实力的膨胀，这种好大喜功的传统心态，又随著"一带一路"的壮阔蓝图向全球扩散。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两条世界级大运河，都由中国投资，分别是泰国境内的克拉运河和尼加拉瓜大运河，这里同样包含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考量。克拉运河的构想，理由是推进与东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得中国和东盟出印度洋航线缩短1000多公里，航运成本和时间都大大节省；而政治考量就在中国的石油运输，以及世界贸易不需再通过马六甲海峡。众所周知，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掌握在美国手中，而北京对"美国封锁"的阴谋论始终不能释怀。不过，克拉运河现在基本确定是一场炒作，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空中楼阁。 泰国政府已明确否定克拉运河的传闻。泰国作为一个佛教国家，对万里长城和大运河式的宏大工程毫无兴趣，对环境破坏的前景尤其警惕。加上虚拟中的克拉运河路线经过分离主义严重的泰国南部，建造运河只能制造出更大的政治麻烦。何况任何涉及中美角力的事情，泰国怎么可能甘为北京的一枚棋子？ 至于另一条更宏伟的尼加拉瓜运河，计划要穿过加勒比海，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三倍于巴拿马运河的长度，该计划已经得到尼加拉瓜政府的支持。尼加拉瓜作为世界级穷国，要摆脱贫困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这里先不提经济因素，从政治角度去看，尼加拉瓜运河一旦建成，不但抢走巴拿马运河的生意，而且中国将强势插足拉丁美洲，成为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这是美国、欧洲，甚至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然而，依照建三峡、造高铁的"中国速度"，尼加拉瓜运河的环境评估未完成就开始前期工作。于是，引来尼加拉瓜国民和中南美洲很多国家的强烈质疑。运河穿过原住民领地和中南美洲最大淡水湖尼加拉瓜湖，这是周边许多国家共同的淡水资源。一旦运河的海水注入淡水湖，将危及人类生存。何况开挖运河的淤泥，以及超级油轮的通过，将使中美洲生态发生灾难性的巨变，无数水陆物种将永远消失。目前，已引起国际环保团体的强烈抗议。中国政府自己建三峡大坝可以不理会反对声音，但尼加拉瓜和中南美洲不是中国的后院。 中国虽然声称这条运河并无政府背景和国家资本的参与，只是民营集团的投入。但是，根据北京强势推动资本和产能对外扩张，以及急于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这种说法是很可疑的。令人感慨的是，这个集权政府对为人民的福祉去建立好社区、好的生存环境、清洁城市的空气这种目标从来缺乏兴趣，而对超大型工程却情有独钟。这和当年郑和下西洋只是弘扬中华大帝国的声威是一脉相承的，这正是习近平"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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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n 2015 03:56 PM PDT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的潜台词想必是，好在历史不是共产党写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一到中国就办不到了，使国家主席不得不发此浩叹。 今天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中共自己的及其敌人的历史，国内外一切与本党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历史，哪怕殷纣王、秦始皇，哪怕金日成、波尔布特，必须归本党写！而且，也唯有本党，才拥有随时随地改写之权！ 党的报刊、电台、教科书正在这样传播历史，党所资助的娱乐消遣作品就在这样热销历史，党的理论和文献的编译机构更是义不容辞地在这样创作历史。这些机构，规模之大，合作之密，用力之巨，罗网之细，古往今来，无与伦比，也许只有存在于奥威尔名著中的"真理部"差堪与之比拟。 这些历史制作者的使命，是随时随地用党当前的立场观点，去剪裁和改写党所不喜欢的各种史实。每当党的立场观点有所调整，不管是大变还是小变，他们都有责任及时地改造历史，使过去的历史也能够跟得上党的眼前的行动的方向和节奏。 在歌颂邓小平镇压学生的同时，反对向学生开枪的总书记赵紫阳当然必须在历史上被消失。为了掩盖毛泽东撕毁《十七条协议》的真相，达赖喇嘛当然必须被中共一口咬定为藏独。为了证明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毛泽东屡屡对之高呼万岁的蒋委员长，当然也必须被毛亲自定性为坐享其成的摘桃派。不管哪个独夫民贼，只要本党正处在和他亲密合作期间，他就必须被铁定为天命所归的当然领袖。 党的意识形态，对于一切被领导者（即使是血统无产阶级，更不要说非无产阶级了），正如列宁所说，是必须由党"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所以，罄竹难书的被如此这般改造过的历史，就统统进入了从娃娃喂起的儿童奶品，成为青少年为了应付考试必须倒背如流的八股，是成人立身处世必须有趋有避的准则或禁区，当然也是凭借"软实力"和"大外宣"免费赠送给国际友人的有奖甜点心。 基于什么生死存亡的考量，纯抽象的面子工程如今成了赤裸裸的现实利益的核心？凭借什么奥秘，造假作伪居然得以公然风行？采用哪些特技，指鹿为马才近乎天衣无缝？他们依靠什么力量，使历史的见证者们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心甘情愿作伪证？ -- 诸如此类带有制度性的疑难杂症，个个是探讨中国特色无法回避的课题。 揭开当代中国之谜是一巨大的工程。 《解密时刻》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萃取了一组实例。一斑来自全豹，又以共同的DNA反映着全豹。人们得以自由顺畅地交流信息而免于恐惧之时，真相大白的日子就不远了。 鲍彤 2013年 2月 于北京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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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12, 2015, 6:47:41 AM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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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n 2015 06:54 PM PDT
转@斯伟江：在位时是检察官法官之上的首长，沦为罪犯后也深知这个规律，所以不上诉，认罪后面都意味着交易已经达成，不是什么诉辩交易，轮不到辩护人作交易，这种案子辩护律师基本上是必要的摆设。后面周的儿子一定不会判死刑。在薄公审后欢呼法治的人，该出来洗地了！ 转：贺卫方【说实话】刑罚轻重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司法程序是否严格地依据了诉讼法的规定，应该追诉的犯罪是否都得到了追诉，与主犯相关联的其他犯罪是否得到应有的审判和处罚。一个主持全国政法工作长达十年的大鳄，居然是潜藏已久的罪犯，听起来也是令人错愕不已。 转温克坚：这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审判的完成，喻示着通过反腐攫取和巩固权力的闹剧已经偃旗息鼓，而判决结果也表明，相互厮杀的各方也可以很大度的展开合作。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继续厮杀难以避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不妨静静等待。 张伦：转我老弟滕征辉关于康师傅案妙评！今天看新闻，羞羞答答地发现康师傅，在天津鸟悄地过堂了，结果就是个无期。那么多传闻，就像烟花一样，凌乱了一地。 又或像一颗核弹引爆点在海底，你只发现了海面的浪花有点大。很快地，潮汐会把这一切变得一如既往。 康师傅有贵人啊！而且是个讲究人，用王宝强的话来说叫不离不弃。我们啥时能摊上这么个大哥呢？ 屁民们还没从股海里缓过神来，只有个别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还在那儿嘟囔："不是说好了拉泡屎吗？怎么鼓捣半天，还是个屁！" 《每日一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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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1 Jun 2015 05:39 PM PDT
April 30, 2015 習近平大張旗鼓的反腐敗戰至今日，碩果不斷且也不少，但卻臻至死棋。 所謂死棋，即反腐難以按既有的節奏進行下去，而若非向前推進不可，則存在政治崩盤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首先體現在整個官僚階層與知識階層同時出現了焦慮心理，官僚焦慮反腐反到自己頭上，而知識界人士則看不到反腐的出路何在。這種因不同擔心而致的焦慮心理，在某種情勢下出現共振，就有可能使當下的政治局面崩裂。 反腐敗當然不是一種可至「帕累托境界」–簡言之就是所有人受益而無人損益的遊戲，但是，作為政治行動，反腐敗的受益者卻必須多多益善。如果反腐敗的受益者僅僅是反腐敗的發起者自己，其他人都損益於反腐敗，乃至在利益上絕收於反腐敗，那麼，這種政治行動就會被認為是出於個人的權謀算計而失去政治後援以及持續下去的動力。這就無疑浪費了反腐敗的天然合理性。 最近網路上有文章以杜撰江澤民會8門外語為由頭，描述了江澤民的「博學與開放」。這種懷舊文章的出現也許偶然，但在反腐已經劍及江澤民提拔重用的一干黨政軍最高層官員的情況下，評江澤民的功、擺江澤民的好，也並非尋常之事。這類文章的出現，除了說明當下進行的反腐敗尚沒有匡正基本是非以外，也說明在相當多官員看來，反腐敗絕非是政治上的最優之選，且以懷舊的方式將這種看法表達了出來。 官員階層對使他們提心吊膽、無所增益的反腐敗持有這樣的看法並不奇怪。對於官員而言，他們寧要江澤民時代的腐敗，也不要習近平治下的反腐敗；他們寧願以個人貪腐促進制度衰敗進而可能陪葬這個制度，也不願服務於一個不能從中暴斂其利益的制度。或因如此，官僚階層對反腐敗的反抗已呈蓄勢狀態，只待破殼之機。懷念江、胡，不過跡象之一。 問題更在於，反腐敗也並沒有帶來與其合理性所匹配的政治變化。而這些變化，則是獲取知識階層等非官僚精英支持的象徵性前提。甚至相反，現時中國社會出現意識形態左轉和肯定毛澤東作為的政治風向，已經讓在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的知識階層不寒而慄，由此判定了反腐敗所象徵的政治行動的可能前景。這樣的判斷，也正是知識階層產生焦慮的根由所在。而即使是那些在江、胡時代從腐敗大潮中撈到些油水、從而成為比官僚還堅定的體制維護者的知識精英，也因反腐敗而心生抗拒。 不過，有一個傳承自江、胡時代的政治現象在習近平治下也仍然未變，那就是左的意識形態的維護者與腐敗官員的重合性。鄧後至今，中共黨內改革派消失的後果之一，就是體制正統性非以改革說明之，而愈發回流至左的意識形態。體制的受益者，雖早就不再相信這些以馬、列、毛為主幹而構建的意識形態，但卻因利益的原因而樂於以此來說明體制緣何成功。這種政治姿態，一方面是由於政治正確以確保個人安全的緣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排他性而導致的利益獨享性。 正因如此，無論是薄熙來還是周永康，也無論是其他大老虎還是小蒼蠅，幾乎無一例外是左的意識形態的宣導者和維護者。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開展的反腐敗，也不啻在意識形態上拔除了一顆顆左的釘子，在消減了左的幹將的同時，也凸顯了左的意識形態與腐敗、以及與體制的彼此關聯性。 又由於支持反腐敗的普通民眾難以為排他性的中共體制所容納，也非反腐受益者，至此，反腐敗已走至死棋。 (作者是中國政治觀察家)原载《世界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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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13, 2015, 6:31:20 AM6/13/15
to kanggongjiuguoju...@googlegro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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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Jun 2015 11:02 PM PDT
上个月底，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始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审理"。昨天，法院对周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决书认定周永康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三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根据中央最高当局审发的新闻报道通稿，周永康在归案后认罪悔罪，并且主动退还全部受贿赃物。据说，这就是对其从轻判决的根据。我相信，对于第一个涉及政治局常委的这场世纪审判，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会感到令人信服。 周永康一案的审判难以令人信服。首先，是法院对周的从轻判决没有法理依据。周永康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他从享尽特权的正国级国家领导人，沦为秦城监狱的阶下囚，并不值得同情。在长期担任中共政法机构最高领导人期间，一方面，他领导专政机构，运用各种非法手段对争取公民权利的普通民众残暴镇压；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腐败透顶。即使是按照中共自己拟定的法律，他的罪行累累，完全应该判以极刑，否则，中国根本不应该有极刑存在！ 这次判决所采取的秘密审判方式，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周永康案中的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因此，必须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审理。假如说，周永康案中关于泄露国家秘密的罪行不便公开审理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他收受他人1.29亿的巨额贿赂，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高达21.36亿元的非法收益，这两项普通的刑事犯罪，无论如何都算不得是国家机密，完全应该进行公开透明审理。 公开审理刑事案件，尤其是那些高级官员和其他公众人物所涉及的重大刑事案件，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有权利了解这些人犯罪的事实、背景和原因，以及对他们的量刑是否合法合理，这是公民的知情权，也是公民对政府官员和司法系统进行有效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二是公开审理有助于保障涉案人的合法权益，中国的公检法系统在暗箱操作和逼供信方面臭名昭著，公开审理给了涉案人一个向社会揭示真相的机会。 有两种人是官方刻意对周永康一案进行秘密审判的受益者：一是那些向周永康行贿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商人，"保密"使得他们买官卖官和官商勾结的丑恶行径无法公诸于众；二是周永康的提拔者和他的政治局常委同事们，因为有薄熙来当堂翻供的前车之鉴，当局害怕周永康向薄熙来学习，有意无意中暴露了中国最高统治集团长期对他进行包庇和怂恿的恶行，甚至暴露了最高集团其他成员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罪行。 当然，从周案的秘密审判中得益最多的，还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如果公开审理，中国的普通民众和世界舆论难免会对产生周永康们的制度环境进行深刻思考，他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寻求一个能够限制周永康和其他高级官员为非作歹的制度，尤其是会进一步要求行使任命和罢免官员的基本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过去被周永康和他的同事们非法剥夺，至今仍然被还在台上的周永康一类人非法剥夺。 不少仍然盘踞要职的高官们与周永康一样，都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只要这个制度还在，他们和他们的家族的利益就有保障。他们坚持对周案采取秘密审判，同时严格控制对周永康审判的舆论宣传，就是为了费尽心机地切割周永康和当前制度的内在关联，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由这个制度和这样一些人来审判周永康，怎么可能令人信服？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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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2 Jun 2015 10:33 PM PDT
周永康即将被公审，此案系全中国人民期待已久，也吸引了全球观察家们的目光，可谓中国第一大案，目前终于有了法律上更权威、技术上更清楚的公告。这位不久之前位列"红都九卿"的大人物，马上就要被以三宗罪名审判。根据北京新华社上周五4月3日的专稿，周永康的"三宗罪"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无数媒体立刻注意到，周永康的前"亲密战友和同志"薄熙来——他俩极有可能很快成为"不亲密的战友和同囚"：一旦互相揭发，就要对对方张牙舞爪；即便同样是关押在秦城监狱，也不会让他俩见面交流——薄熙来在2013年也是被控三宗罪，不过内容稍有不同：受贿罪、贪污罪和滥用职权罪。 周永康案蕴含极高风险的操作 把周永康双规管制继而立案公审，是一件极高风险的操作。人人皆知，他当年不是一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是这个九人班子中"唯二"掌控大规模武装力量的成员；另一位是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1949年以后，只有一位与周永康基本上旗鼓相当的掌控着最广义警察力量（即外国评论者所谓的"中国安全沙皇"）的高级政治领导人被抓捕，即1965年12月突然倒台的、当时在党政军警所有权力系统均担任要职的罗瑞卿。不过那时中国的绝顶权威人士都健在，毛泽东、林彪下令布置抓捕，周恩来出面协调周密安排，"安全沙皇"才被安全地处置（参阅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一章及书尾详细注释，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版。务必注意：这里只是就安全风险作比较，而不是把罗、周二人在政治上划等号，因为罗是被林彪陷害的）。 最近两年半中对周永康及其集团的一系列处置，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其中不确定的因素要多得多，因为目前掌握中国局势的最高层，还远未达到毛泽东那一代的程度。周永康集团的能量也还没有被根除。政治上极高风险的操作，就要预先布置，以收获极高水平的综合效应，否则付出和收益太不成比例。 在1989年夏季的那场政治悲剧清洗了许多优秀中共干部之后的极不正常政治氛围中，周永康身逢其时，扶摇直上，从1992年10月中旬举行的中共十四大上首次进入中央层，不过所得选票总数第90名，只位列候补委员，接近于得票最低的档次（最低的是第130名）。然后周永康就一"虎"风顺，直达"天庭"，终于掌管了比国防预算更高的维稳预算，指挥着无处不在的维稳队伍（参阅徐斯勤、陈德升主编《中共"十八大"政治继承：持续、变迁与挑战》，台湾新北：INK出版社，第一部分）。 从周永康的"人尽其才"到对其"物尽其用" 根据海内外比较可信的各类媒体报道，可以说，什么按党纪国法不能做的事，周永康差不多都做了；什么按人伦天理不应做的事，他也都做了；什么人间可以享受的荒唐事，他亦无一遗漏。因此，周永康从在位直到2012年年底正式退位的漫长岁月里，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两年多里，新一代领导层千方百计地围猎，才把周永康收虎归笼，现在成了群虎中最大的"被猎获物"。那么，北京最高层就不应该浪费他，而要让他接下来做到"物尽其用"。 从"人尽其才"到"物尽其用"，也应该依照法律来办。 让我们首先看看现在对周永康提出的那三宗罪：它们在中国的法律系统中，可说是非常合适的、同时又是非常有效的三个弹性"大箩筐"，任何事实内容可以朝里面装。其中最厉害的一个箩筐，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这也是海内外谈论最多的那项"非组织政治活动"罪；它在中共的党话语系统中，是早年"秘密拉帮结派、阴谋篡党夺权"的淡化版。若是依照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传统做法，犯此大逆罪的可以被肉体消灭（参阅Mao: The Real Story, by Alexander Pantsove and Steven Levine, 2012，第31-35章）。不过，即便如今的中国已经非同毛泽东时代，我们也不要指望这一个"箩筐"会敞开大口让公众看仔细。涉及到最高层人事换届的非常态冲突部分，一定是闭门审讯过堂的。大家看不到那里面的剧情细节，虽然颇为遗憾，但也能够设身处地去理解。 在这一关节点上，必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能为周永康案件提供有益参考的一个重大先例翻出来，希望当今的北京决策层力求比它做得更好，不应不及它。此即1980年11月20日开始到1981年1月27日终场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其时林彪夫妇已死，在此省略不谈。对江青集团的指控，众所周知，是深受她一伙迫害多年的中共老干部群体对迫害者们的政治复仇。外部世界几乎异口同声说，法庭过程在形式上"带有现代法制的意味，却是凭借法律的名目……的政治审判"（参阅陈永发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修订版下册，第十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高层的政治复仇又是在中国境内深得民心、且符合大多数普通党员意愿的一件正义举措，主政者确实有推动法制的意图，而且也确实在客观上起到虽然是有限的、同时是显著的法制进步效果（参阅《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这场审判一结束，许多中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法律界人士都说，完全可以不把江青集团的政治问题搅和进来，那些可以根据中共党纪来处理。仅仅凭着她及同伙们十年期间直接下令随便抓人、抄家、没收公民的合法家产、关押未成年人、酷刑、致人以残、导致人非正常死亡、虐待被关押者的年长前辈、占用公共财物、婚外通奸、强奸、长期观赏色情电影和书籍等等一大堆纯粹的违法行为，也能够依照中国普通刑事法条款，判她及其同伙们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且按照这些标准去广泛收集证据、公开举证、法庭辩论，能够对全民进行活生生的法制教育，同时警示目前手中掌权的个人及机构，不得再滥用权力无辜伤害他人。 很快笔者就去了美国学习，在许多次的比较政治学和法学研讨会上，听到外国学者专家们的评论：邓小平一代的改革派领袖们丧失了一半的大好机会，来向全中国树立依法治理的起步楷模。若邓小平领导班子能够明确地、以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人权"为基准，把江青集团以"违反基本人权"的名义起诉、审判、定罪，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就朝现代政治文明迈进了一大步。外国人士的这些评论，与上述的中国国内人士的说法，精神上是一致的，就是：法律的尽量归法律，政治的尽量归政治。 要超越三十五年前的世纪大审判 假如把三十五年前的那场世纪大审判，与目前的周永康案件对照来思考，至少以下几点是明白合理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第一，把所有涉及权力斗争的问题打包放进"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箩筐里，中国人都能解读其中的奥妙，籍此便达到了"你懂的！"的威慑和警告效应，大体上说得过去。但不必以这一条判周永康太多年的徒刑，现在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了，政治罪不应过重判。 第二，无数人都注意到4月3日的新华社专稿里，没有出现201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里，"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的部分。假如"真事隐去"是为了保护数十上百名的女性，其中不乏知名度高的，那也可以理解：她们毕竟是权力高于一切环境中被动或主动的牺牲品，同"宁愿进青楼、不愿打苦工"的风月场女子差不多。但是，凡涉及到人命的情色事件，那不可将真事隐去，必须纳入公开审讯的环节。 第三，首要重点是应该充分运用三宗罪的"滥用职权罪"箩筐，这里面可以放进去的实实在在太多了。周永康掌控整个维稳机器的很多年里，用该名义所做违法事情，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一宗罪。无数的受害者和目击者都能够举出很多案例。最近露出水面的，是周永康做"维稳沙皇"期间居高临下操作的人体器官买卖产业。根据《财经网》3月16日的报道，"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参加凤凰卫视节目《公益中国》，谈及取消死囚器官移植话题。他表示，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而周永康落马才打破了这个利益链。黄在节目中表示，中国很大，死囚器官来源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许主持人接问，这中间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利益链，所以会变得肮脏。黄说：死囚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特别敏感、复杂的区域；反腐败，没有打老虎、打苍蝇，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这个消息。许问：'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能够给推翻呢？这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啊？'黄答道：'太清楚了，大老虎这个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是原来的政治局常委。……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 仅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判"拍板人"周永康一个无期徒刑，遑论其它几十种严重违反人权的操作，在他当"维稳沙皇"期间皆蔚然成恶风。这类"滥用职权罪"全部加起来，判他十个无期徒刑也能依法通过。中国的普通民众会拍手欢庆，国际社会也会基本赞同。目前"法治中国"的官方宣示很不得力，国内外观察家均期待中国政府能够推出实实在在的措施。对周永康的这类罪行作公开透明的审判，比几百篇社论更能令公众获得对法治中国的长远信心。 第四，重点之二，是应该充分运用三宗罪里的"受贿罪"箩筐，这里面可以放进去的东西一定是有数可查、惊天动地的。周永康案件不能再重复前两个类似的案子，陈希同案和薄熙来案，只以微末小数来办通天巨案。1989年夏江泽民当上中共一把手之后最大的"反贪腐"操作，是在1994-1995年间清洗时任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当时许多人对公开审判陈希同一案的点评，很像前不久许多人对公开审判薄熙来一案的点评："这么大的官，就贪污了那么一点钱财？"公布出来的陈希同贪腐案中最耀眼的证据，是他接受了一块劳力士手表；薄熙来则是在法国的一处房产，也不算是豪宅。 可是人人皆知，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大中型贪腐案的涉及钱财额是以几倍、十几倍的增速超过中国GDP的增长率。县级、地市级的一个实权人物贪污受贿几千万人民币，已经是家常便饭；稍微厉害一点的同级别实权官员一家贪污受贿上亿元，也越来也普遍。据《财经》杂志4月2日报道，"河北工会网"今年1月5日发布的一则通知附件，披露了多名近年来高级别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令人醒目。此附件是省总工会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上河北省检察院一位检察官的授课稿，名为《畏法慎行，预防职务犯罪》。据这份授课稿，原军队后勤总部副部长谷俊山贪腐案牵涉金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曾有一块军产卖了20多亿，光是给谷俊山的回扣就一亿多元。该讲稿还提到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贪腐涉案金额达到24亿元人民币；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据悉被冻结资产达近30亿元。此授课稿内容一经曝光，舆论界哗然——"胡润财富排行榜"上的诸多名人，顿时矮了三尺。 网上的传言常需要大打折扣，但许多内容并非毫无事实支撑。假如周永康家族贪腐案涉及金额达几十亿元人民币，最后只公布三四千万元，就会把该案里所有其它证据的可信度冲刷殆尽，反倒支持了"周案是纯粹的政治迫害"一类说词；而内地的极左派小圈子，眼下每天都在海内外散布此类说词。周永康当主管的那四大块——石油系统、国土资源、四川省、维稳体系——里面已经出了上百名巨贪名流，世人皆知。他/她们的周大主管不可能那么愚笨，二十多年里全家族捞到的，只有下属的一个零头。 总而言之，对周永康案的公开审判，要从三十五年前对江青集团案的审判吸取经验教训，力求通过一个全球关注的大案审判，达到更佳的综合进步效果，让笼中大老虎为国家社会的公益"物尽其用"。若此，世人才会在未来的很多年里，用公正之笔，记下2013-2015年审判薄熙来、周永康集团案，是怎样有力地推进了法治中国的建设。让高风险的作业，得到高水平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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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17, 2015, 6:03:19 AM6/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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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un 2015 09:52 AM PDT 中美关系也是最复杂的关系。不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区域、国际、教育及其他许多方面，中美两国都密不可分。中美在亚太区以至全球都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不但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军事预算和海军规模也是全球之最。中美既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石油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对气候变化有重大影响，哲学博士生和专利申请也属全球最多。今时今日，中美是国际舞台上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 中美互为彼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向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而中国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其对美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2014年超过120亿美元，雇用8万名美国人）。中国是全球最大出口国，美国则是全球最大进口国。每天往来两国的旅客约有9千人。目前有接近3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留学，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则有2万人。目前有38个省/州及169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加强人民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交流机会。目前有3亿中国人学习英语，约20万美国人学习中文。 以上述情况和许多其他标准来衡量，中美都是密不可分的，在国际关系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因此，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构成和推动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不断在变，过去几年和过去几个月就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本人今天主要想说的，是中美关系虽然十分密切，而且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合作，但在这段关系中，彼此竞争的情况却不断加剧。 这个现象的结果是：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即本人所谓的"竞合"情况。但在这段关系中，竞争成份不断增加，并成为这段关系的主要成份，合作则退居次席，并且正在逐渐弱化。彼此合作的空间减少了，因此为了建立合作关系而召开的政府间会议，就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并不时出现充满火药味的场面。 两国之间普遍存在互不信任的情况。尽管双方政府仍然十分希望两国的90多个双边对话可以维持下去，也希望两国高层官员继续交流，但甚少再看到大力争取两国加强合作的官员。 〔在几个星期后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会出现这个情况〕 两国人民互不信任的情况也显而易见。新近就这个问题而进行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2013）就发现，中美人民互不信任的程度正在增加。在美国，68%公众人士及80%专家和学者都视中国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只有26%认为可以"信任"中国。该调查也发现，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关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6成共和党人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将"严重威胁"美国，但民主党人中就只有48%有这种想法。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也访问了中国民众，当中66%受访者视美国为"竞争者"，15%认为美国是"敌人"。因此，中国民众中约有三分之二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相对于2010年时进行的调查，当时两国大多数民众对彼此看法仍然正面，从中可见现在情况已出现显著改变（转差了15-18%！）。一般相信，如再进行类似的民调，结果可能会更差。 我们可以感觉到，中美关系已出现重大变化。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愈来愈难达致平衡──要令关系转趋正面、并于未来朝积极方向发展，就更加困难。我和许多人都认为，两国关系多年来风波不断，双方也一直未能达致广泛共识，无法缔结真正可持续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之所以仍能维系，只不过是出于对关系破裂的恐惧。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两国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深厚的联系。 至少在过去10年，两国宏观关系持续恶化，只有当双方领导人出席高峰会议时才略有改善，暂时止住恶化趋势，令外界定期希望：两国关系正趋向稳定及得到改善。 例如2011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赴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2013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阳光之乡"进行非正式会晤；2014年11月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在北京的烟台出席峰会（我未有计入奥巴马2009年11月对华的国事访问，因为该次访问成果未如理想）。而两国官员偶尔召开的双边会议，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等，也为特定的政策领域带来稳定因素和前进动力。但大家很快就发现，这些峰会和双边会议的重要性只属昙花一现；短短几个月后，中美之间就出现新的波折，两国关系再度恶化。天安门事件之后，克林顿和江泽民在1997至1998年期间举行了多次峰会，让中美两国重新建立关系，但此后双方关系就一直处于上述模式，反覆不定。 中美最近的波折，发生的时间仅在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漫步后几个月。事源于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的行动，令两国针锋相对，关系愈发紧张。在南海纷争的背后，各方愈发关注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在中国附近的军事活动，以及更广泛的亚洲权力平衡问题。但同时也有许多较小但同样重要的事务，例如执法（以盗取技术之名拘捕华人、伪造美国大学入学申请）、法律修订（中国针对非政府组织及国家安全的法律草案）、人权问题（中国自2009年以来便遏制人权、将人权律师拘捕定罪）、网络黑客行为（近日美国人事管理局电脑网络遭中国黑客攻击），以及中美双方在贸易及投资方面的问题。关于两国之间出现摩擦的新闻，几乎无日无之。 我认为这种"新常态"的确已持续一段时间。中美两国最好习惯此常态，而非幼稚地笃信不可能实现的和谐关系。 合作和竞争之间的天秤已经倾侧，竞争已成为主导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对中美关系来说，安全的重要性已凌驾于经济。军事、国防、地缘政治领域的问题，现在已是两国关系的最重要事务──而这几乎是一则纯粹的坏新闻（唯一的例外是过去两年，双方向来极为有限的军事交流频繁起来） 。在美国，这意味着以商界为首、支持与中国交流的联盟已不再是主导力量，而由几个界别组成、倡议与中国竞争的联盟，如今占了上风。 中美的竞争并不只限于战略方面，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竞争，包括商业、意识形态、政治及外交领域。即使在学术领域，中国当局都曾向多名美国学者下达禁令，并向国内的大学合资企业施压，例如新颁布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就令在中国运营的私人非政府组织心头一凉。 近几月以至近几周，以上情况已令华盛顿多家智囊机构前所未有地发表大量评论和报告。我曾在华盛顿居住及工作了很长时间，期间从未见过如此海量、谈及中美关系的文章──而且内容全部都是负面的，只有一个例外（即陆克文的亚洲协会报告）。这些评论和报告对中国及中美关系均持负面意见，而且均认为（一）美国应检讨对华政策；（二）美国应全面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白热化，上述情况只会令中美关系及两国的互动更趋负面。美国将有愈来愈多人呼吁当局"下定决心"、担起"领袖"角色、"敢于与中国抗衡"等，尤其是共和党人。 这的确是美国出现的巨变，或至少是一种"范式转换"（paradigmatic change），但我个人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的短暂现象。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出现本质上的变化。以下我将详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何转变。 以下这件事你可能觉得幼稚到了极点：虽然许多中国专家以至整个外交政策圈和美国政府，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及预测中国的将来，但中国最后并没有如他们所料般发展。尼克松以来，美国八届政府都采用"接触"战略，这种战略基于三个大前提：（1）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政治自由化也会随之实现; （2）随着中国的全球地位提高，正如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它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拥护二战之后西方创建的全球自由秩序（即"融合战略"）; （3），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和东亚秩序。 第一个前提显然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政治压迫的情况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数。在中国，目前政治压迫的情况是继天安门事件之后25年来最严重的。至于前提二和前提三，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对这些区域和国际制度架构作出严厉批评（仅是目前未发生而已）。实际上，若中国真的这样做，将是极为不智的，并且正面冲突并不是中国的行事方式（但美国则相反）。而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政府在目前国际组织以外正在建立另一批机构，清楚显示中国对美国主导的战后格局感到不安。 中国正有条不紊地试图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著作、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和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所撰写的报告《中国军力审查》，还是许多其他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个题目。这些评论、研究也一致认为美国要遏制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幻想破灭，或许更能反映美国的问题，而非中国的情况。 2百年来，美国一直天真地希望影响中国的演进；美国的醒悟也许标志着这项任务掀开了新的篇章。美国之前的有关行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时期，最后都以悲剧告终。随之而起的，是美国国内爆发了"是谁失去中国？"的争论。 作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我曾仔细研究并追踪两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并发现了一个重复的规律：美国有一股如传教士般的冲动，希望以自己的形象为模板改变中国，但每次都以失败收场。首先，美国不了解中国复杂的国情，而中国也执拗地拒绝遵从美国的意愿。依我的见解，问题要归咎于美国本身和其不切实际的期望，而非中国。但历史可能会重演。 尽管这是中美关系整体上的宏观环境，但两国仍需共存，并需要和平共处。中美之间有业务往来──除了香港、内地和美国之间的商业活动外，还有两国的外交事务。中美关系和平稳定，对整个亚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都很重要。不论两国人民是否察觉到这点，他们都受着中美关系影响。 也许，能大幅度推动双方关系进展的最直接机会，就是落实双边投资协定（BIT）。预计两国政府都会交换各行业的不准进口商品单草稿（不准进口商品单列明不允许其他国家投资的商品）。现在早已过了发布和交换这些名单的时间，而推迟的原因未明，但有可能是受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贸易促进授权（TPA）的影响。奥巴马政府正试图先完成这两个目标，但众所周知，相关的程序（不论是美国政府方面或是TPP 12国之间的双边谈判）都仍在进行。一位美国前高级政府官员最近便指出，奥巴马政府要获得国会支持TPA和TPP有困难，如果现在硬要寻求通过，将会是死路一条。 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提出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只是一个诡计，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便是这个诡计的经济组成部份，目的是在各方面牵制中国。虽然我今天的演讲主要和美国相关，但大家都感觉到中国政府对美国既忧虑、又猜疑。双方目前都好像带着有色眼镜看对方，这些成见都会影响双方关系今后的发展。 目前中美议程上的另一项重要事务，就是寻求务实合作的机会，处理一系列所谓"全球治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朝鲜、伊朗、伊斯兰国（ISIS）、阿富汗、反恐、反海盗、气候变化、海上安全、经济稳定、能源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以及需要制定网络活动的国际规则。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论是中美政府协同工作，还是两国政府朝着同一方向各自努力，彼此合作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迄今为止，在应对这些全球治理问题上，尽管10年来美国政府试图争取与中国政府合作，但中国却一直不愿意公开与美国合作。但现时由于习近平支持"积极外交"政策，希望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中美合作可能更加可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强国，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事务，向世人展示其付出与能力相称。这不会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但将有所帮助。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习近平也将于9月下旬（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前）赴华盛顿展开国事访问。这是两国讨论上述问题的契机，彼此可以尝试切实地合作，消除双方关系之间的隔阂。以往的首脑会议，包括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双方都曾尝试这样做。但问题是：这些尝试是否只是过眼云烟，还是足以奠定中美关系的发展基础？随着美国总统选举周期临近，加上奥巴马政府成了"跛脚鸭"，要做到这一点也许比较困难。但如果中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彼此互相合作，这无疑会对下一届总统有利。 但我担心的是：在这个越来越消极和相互怀疑的气氛之下，将越来越多"可信度测试"（对象主要是以国内民众，但在美国，则包括区内的美国盟友）。我个人认为，未来两至三年内希望出现的理想情况是：中美两国有技巧地处理双方关系，并注意对方的"底线"和"核心利益"；并希望期间不会发生诸如中美撞机等无法预料的事件，中国也不会在南海划出航空识别区，明年1月台湾大选时不会由支持台独的民进党领袖上台。不过现时的南海问题有可能令冲突一触即发，因为中国不可能停止建造人工岛，因而无法达到美国的要求。那么，美国会如何应对呢？军事对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因此，展望未来，两国有责任学习如何应对竞争、防止爆发冲突，同时要努力拓展真正的合作领域（但也要了解到：希望两国完全同意对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两国也没有任何剧本可以引导双方关系发展（冷战时期，中美相互依存的情况并不存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既希望也预料两国能"共同进化"，并认为双方需要有"智慧和耐性"，并须抱着务实﹑包容和忍让的态度。但我目前尚未十分清楚：两国的政治文化、目前的政治制度﹑民族身份﹑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均有所不同，双方能否在战略方面作出重大妥协。 因此，中美两国可能会认为彼此越来越难以共存。但不论共存如何复杂、如何问题重重，两国都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它们只可选择结婚，一旦离婚，战争就会爆发。 本人希望有机会来到这里，发表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乐观讲话。我真的希望这样做。但是，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我实在是非常担心。在过去的"倒霉日子"里，既然双方都能找到出路，希望它们能再次走出困局。面对目前形势，我们下一步应怎么做？我的建议是：扣好安全带、抓紧帽子、分散资产！ 谢谢各位。欢迎你们发表意见、提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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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6 Jun 2015 08:55 AM PDT 在这样一个时代，不管你是否认可，互联网都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信息成为生存的方式。如果对这个时代能有一个梦想，我会希望有那样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上网、自由地获取信息，而没有人会来过问他、没有人能来约束他。 网友推荐在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的概念里，百度可以满足他们搜索信息的需求，微博可以满足表达和互动的需求，微信可以满足社交的需求。百度上那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微博上那些"该微博已经被发布者删除"，微信上那些被封锁了的朋友圈，在一部分人眼中是刺眼的空白或黑幕，而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则是顺理成章的习惯。 对自由的渴望是身处极权之下的人们觉醒的标志。而在一个被封锁、被阉割的网络信息世界里，并非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由的缺失。就像鱼缸里的鱼、羊圈里的羊认为鱼缸就是大海、羊圈就是世界一样，在被封锁、被阉割的网络中行走的人们，也认为他们所见的信息就是宇宙全部的真相。当更多的真相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像鱼缸里的鱼被放归大海、羊圈里的羊被放归野外一样无所适从，并且选择拒绝，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世界。 非常遗憾，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现状：一面是被阉割、被封锁的信息，一面是习惯于被阉割、被封锁的用户。世界网站访问量排名前三的google、facebook、youtube，都是中国用户无法使用的；每当有重大事故、群体性事件发生，或者敏感时期，搜索、社交网站就会全网行动，清除那些"有害信息"；执行封锁、阉割任务的GFW，已经成为中国IT技术最先进、最周密的项目。在自由世界看来，这无疑是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而在中国，至少目前的比例仍属于大部分的网民群体看来，这是他们的使用习惯。 信息体现自由的尺度，也是民间智力的集合。在极权社会，钳制自由的表现之一就是信息封锁；民间智力则被视为极权统治资源的一部分。因此，对信息的封锁，事实上也就是对民间智力的收割；民间的愚昧和落后，对权利的麻木不仁、对极权的欢迎和歌颂，也就是智力下降的结果，是极权能够保持长久统治的必需。智力下降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民间创造信息能力的下降。极权正借此恶性循环，达成"长治久安"的目的。 既然我们生存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信息的时代，反抗极权的重要内容就是突破封锁、拒绝阉割。无论有多高的墙，都有更高的梯子，引导着人们去探寻墙外的世界，探寻这个世界的真相，把他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传达给世界。世界也由此一分为二。跨越GFW去寻找自由，在一部分用户看来是智力充值的方式，在另一部分用户看来却是不甚必要的，或许还是"充满危险"的。而这正是封锁和管制所期待的，民众的愚昧和恐惧。 只有把自己视为上帝、把国家视为伊甸园的党和政府，才会禁止民众享有智慧，拥有朝鲜人民同样的"幸福"。而智慧之果就生长在枝头，无须蛇的诱惑。选择了被封锁、被愚昧、被阉割，即使把梯子放在面前，也没有勇气蹬上它看一眼外面的世界。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寻找翻墙的梯子，并不是技术上的困难，而是态度上的困难。事实上，从GFW建成开始，就有技术人士不断随着墙的加高，开发升级着翻墙的软件；这些软件也经由热心人士，不断地在墙内传播。各种翻墙的工具并不难以获取，难以获取的是向往自由的心灵。 未知的世界充满着风险，当局也以此来恐吓民众。以当前的技术手段，很难说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具体哪个动作，不在当局严密的监控之下。幸运的是，人们所能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梯子和相关的反制技术，还有越来越多的翻墙的人，以及他们创造的更多的信息。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翻墙，极权就必须花费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从越来越多的信息当中找出它认为有害的一部分加以封锁；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找出发布这些信息的人一一定位并予以打击。 在海量的信息面前，这个任务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就像众多不翻墙的用户看到的那样，总有足够多的裂隙，把墙外的声音渗入进来；总有足够多来不及删除的网页和信息，出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所谓安全，并不是幻想一个极权力量所不能至的避风港，而是勇敢地加入反对它的浪潮，成为海洋的一部分，成为战斗者的一员。终结极权，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这并不是说要忽视安全的措施。相反，梯子就是安全措施的一种。雅虎因为出卖师涛，为中国当局提供作为关键性证据的服务器信息，至今仍被当成协助作恶的典型予以展示，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在党控党有的各种网站里，这种作恶正是它们的日常工作。党控党有的网站和网络服务运营商，可以把用户的每一个行为汇总上报给"有关部门"，使它们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打击那些发布"有害信息"的用户；而在墙外的世界，它们只能依靠各种分析、汇总、比对，获取模糊的"证据"，以此恐吓用户交待"罪行"。 同时，各种安全的措施，也随着翻墙软件的传播，在民间口传心授。关键并不在于怎样做的技术问题，而在于态度和选择。通过翻墙，用户可以获得更充分的关于网络安全的信息，能够更好地掌握安全的措施，选择更加科学、更加安全的上网方式。在一个技术高度透明化、操作高度"傻瓜"化的网络世界，获取相关信息，既是一种基础的能力，也代表了网络用户对网络世界的认知水平。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诞生互联网的时代，也必然是、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任何封锁、阉割，都在提醒着人们，极权的罪恶有多么广泛，也在强调着对自由的追求是多么迫切。泡泡网致力于互联网的开放和自由，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自由是我们击败极权的最丰厚的战利品——我们不幸生活在极权统治的时代，我们也有幸生活在与它战斗的时代，翻墙是你的态度、梯子是你的武器，被高墙囚禁的朋友们，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赋予你们的抗争的责任。 泡泡君为你梳理出2014年中国互联网审查大事记。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些因言获罪的人，那些层出不穷的禁令和接二连三"被消失"的网站（http://tv.cntv.cn/video/C10323/cc9d991ab27e449391d70b9816813902），不要忘记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和自由。 ——泡泡网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18, 2015, 6:30:48 AM6/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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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8 Jun 2015 01:05 AM PDT 周永康的宣判，意味著中國政治又恢復到了以前的常態政治。以周永康案的結束為标誌，習近平主導、王岐山主抓的「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敗運動已告結束。 如果從政治讖語「反腐敗找死」的角度看，反腐敗運動的結束，等於保全了黨的主幹力量，因而也就保全了習近平自己。以長遠計，雖然反腐收場的方式可能非習近平所選擇，但反腐收兵本身對習近平而言，也许并非一件壞事。就此，兩年多的反腐敗運動，其實只是見證「反腐敗找死」這一政治禁忌的過程。 事實表明，反腐敗這一所謂「新常態」政治，無論在中共黨內還是在國家層面，既沒有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資源，也缺乏體制性的支撐力量。在不變更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進行反腐敗，反腐敗遂成地道的自挖牆角。在習近平接位初期，這種看似自挖牆角的舉動與習近平鞏固權力的合理需求之間，可在延續中共整體性權力之點上達成妥協與平衡。因為習近平鞏固權力與習近平反腐敗，是確保中共權力地位可延續的一體兩面。 因此，超出鞏固個人權力的「合理需求」而尋求清黨式的反腐敗，就必遇「膠著狀態」的頑強抵抗。而且，由於中共把永續執政設為至上目標，所以，一切損害這一目標的行動都不具黨統意義上的合法性。於是，頑強抵抗超出「合理需求」界限的反腐敗的力量，就不僅人多勢眾，並且還占據著黨統合法性的制高點。這些力量，完全不必以「非組織活動」來顛覆主導和主控反腐敗者的權力，而大可名正言順地以黨的名義，用現存正常的組織程式和手段，通過民主集中制來形成新的權力架構。 這種根植於中共組織制度的特點，構成了在中共黨內進行大規模反腐敗以及政治變革的煞車機制。一切不順應這種煞車機制的人，都將被甩出中共的權力之車而摔至粉身碎骨。因此，習近平現時所面對的，並非隱藏的、陰謀式的、非組織化的反對力量，而恰是公開的、符合黨統及其意識形態的、循既存正常組織程式的反對力量。這種力量，可以利用黨內有限的自由空間，如發言、投票，在暫態改變黨內的領導架構。 停止「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敗，中共政治又將恢復到常態。這個常態，就是最高層領導以默許其同事、中下層官員一定程度的腐敗為對價，來換取這些人對其個人權力及其所依附制度的擁戴，並以此來潤滑各級官員對政策的實際執行。這種常態政治，自江澤民時代始，到胡錦濤時代，已然運作成型。 當然，這種常態政治的代價，就是社會多發、頻發的各類災難性事件。最近兩年多，中國災難性社會事件的數量相對下降。這個下降，是反腐敗的附加效應。由於害怕因其他事情而牽涉出腐敗，各級官員皆提心屏氣，到處堵漏，唯恐出事。在反腐敗中，不幹事、不出事，是多數官員的座右銘。反腐敗的風球一撤，官員的心態放鬆，不用再怕因其他事發而查腐，許將導致災難性事件報復式的增加。最近中國大陸出現的養老院大火、兒童「集體自殺」和長江沉船事件，只是這種趨向的端倪而已。 常態政治，從某種程度上講，等於解除了各級官員在兩年來日重的危機感。危機感的解除，能否有助於政策的推進，能否恢復以往黨內的潛規則及其建基之上的信任關係，進而有助於鞏固習近平的權力地位，都尚未可知。如果其正面效應遲遲不出現，那麼，這就無異把各級官員的危機感轉嫁到了習近平身上。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原载《世界日报》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n 20, 2015, 6:11:27 AM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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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9 Jun 2015 09:47 AM PDT
——网友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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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1, 2015, 6:19:02 AM6/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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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5 12:30 AM PDT  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越俎代庖，替港人做出了应该如何治港的决定。昨天香港立法会开会，出席者36人，合乎法定人数。会议以28票反对，8票赞成，否决了人大常委的决定。 合法的会议，依法进行的表决，理所当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定效力。全国人大的决定固然曾经是合法的；现在香港立法会以28比8的压倒多数作出的否决，则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因此已成废纸。这是中共1949年夺到政权以来第一次在国内遭遇的历史性的挫折。 人大常委的831决定是一个有关选举的决定。它说，它准备把香港特首的选举扩大到"一人一票"，这应该是好事；但它同时规定，被选举人的提名必须服从中央的指示。这就是说，只给你选举权，不给你提名权——港人可以一人一票在我设定的筐子里自由地选举，假如在我设定的筐子里有以王、张、江、姚、康、毛为代号的六个对象，有一人一票选举权的香港选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其中选出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担任未来的特首，但一定不得选姓彭、姓高、姓习的[1]；当然更不得选姓章、姓罗、姓储……的。 这是非常高度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比大陆已经具有60年历史的"等额选举"水平高多了。用老北京的词汇，这是一种"变着法儿"的聪明。但对中世纪有效的，21世纪不见得灵。大陆正在忍受的东西，香港不一定有市场。 最高利益，最高意志，几辈子唯我独尊惯了，几辈子为所欲为惯了，这次撞到了难以逾越的边界，撞得不轻，而且是在竭尽了多年全力之后，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港人来说，否决假选举，不等于得到真选举。阶段性胜利，还不是最后胜利。任重道远。港人治港的路，只能靠港人自己再接再厉不屈不挠走出来。 对831决定的策划者来说，其实未必是坏事，应该说是好事——是虽然苦口的良药，是足以醒梦的晨钟。 到目前为止，只有几个非露面不可的跑龙套，出场作了些自我解嘲式的反应。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没有作出巴甫洛夫指出的那种一触即跳的条件反应。确实，大人物应该懂得珍惜羽毛。何必把自己的身价和前途，跟那些被否决的东西非捆在一起共赴历史的垃圾堆不可？ 希望由此得出教训，从此起步，倾听习仲勋老人的遗教，保护不同意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学习民意导向的现代民主政治ABC。果能如此，港人之福，国人之福，台胞之福，肯定也一定是中共之福，人们会由衷高兴的。 -------------------------------------------------- [1] 1962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宣布，中共党内有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联盟"。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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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5 12:28 AM PDT 最高法院院长郑重宣布过周永康案将依法公开审判。三个月后，对周却改变了方针，进行了秘密审判。中国的法没有变，首席大法官也没有变，依法公开则一变而为依法秘密。全国老百姓对此案了无所知，成了聋子和瞎子，当然也只能被迫噤声，成为哑巴。 有人说，对周所以秘密审判，是因为事关党国机密，老百姓无权知道。这就奇了！薄熙来案难道不涉及党国机密？既然薄熙来的妻子谋杀英国人不是国家机密，难道周那些伤天害理神人共愤的事情，倒变成了党国必须帮他维护的神圣机密？为什么薄可以公开审判，唯独必须把周秘密起来？ 由此可见，实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倒退。中国本来就不存在法治。去年四中全会说，要法治，很起劲地宣传了一通。现在证明，宣传归宣传，倒退归倒退。 倒退也许有理：丑闻实在太不堪，一公开将严重危及党国的声誉和容貌。也许，决定倒退乃是一系列深思熟虑和胆战心惊的判断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第一，必须把丑事当机密，第二，必须把保密当遮羞布，第三，必须把党和国家同肮脏紧紧捆在一起，第四，必须把世人当作可欺的傻瓜和必欺的敌人。也许这些是最后决策的根据——不过，我宁愿都是我的错觉。 真不知道明年的中国人权白皮书会怎么写。它会承认，从大法官宣布公开审判到天津法院秘密审判是倒退吗？它会承认，从薄熙来公开审判到周永康秘密审判是倒退吗？ 最重要的不是量刑，而是体现法治和民主和宪政的精神——以民为主的精神。固然有人点赞，说周案已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那是少见多怪：毛泽东的刑，早就上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被载入党章的副统帅林彪，周永康又何足道哉！ 真正成为大问题的是，刑姓党，不姓民，打来打去打不破公民管不了大小官员的陋规。这陋规和反腐败绝对无法兼容，它跟腐败倒是如胶似漆，天结良缘。党管干部，一进入"中央管理"的范围，非经中央作出"双规"决定，公民不得控告，法院不得受理，媒体不得揭露，党管呀党管，管出了公民不得监督干部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维稳新局面——穷途末路，夫复何言！ 下一步怎么办？有说反腐要出新招。杀鸡儆猴是做游戏，不算新招，绝对创造不出"不能不敢不想腐败"的新社会。要造成没有老虎苍蝇的世界，必须铲除培养和呵护腐败的条件，建立主权在民的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 致力于创造这样的大环境，则一通百通。文明世界都是这样做的，哪有国家元首和政党中央亲自决定开展反腐战役以决定选择哪只老虎和不选择哪只老虎的怪事！ 否则的话，一边竭尽全力维护滋生腐败的制度，一边精心选择杀一儆百的典型，纵使倾全党全军之力，旦旦以伐之，假打必漏洞百出，真打必筋疲力尽，不打必民怨沸腾，长此以往，何以为继？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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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1 Jun 2015 12:10 AM PDT 昨天，香港立法会以28票反对、8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了中央政府提出的所谓"香港政改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北京通过它操控"选举委员会"指定特首候选人，再让香港市民从这些北京看中的人中选出一人担任香港特首。对这个方案，北京和它的追随者称之为"普选"；而香港市民则称之为"假普选"。 在立法会投票之前，北京通过它在香港的代理人利用各种方式向香港市民推销这个选举方案，进行了为期半年之久的所谓"政改咨询"。名为"咨询"，但是面对香港市民的强烈反对，北京没有与持不同意见的市民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对话，也拒绝作出任何有诚意的让步。相反，它利用各种手段，对坚持抗议的香港市民进行谩骂、嘲讽和恫吓，专制者的骄横嘴脸在全世界暴露无遗。 北京昨天品尝了失败的滋味。身居紫禁城的北京专制者们与香港市民们太遥远了！遥远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思想政治上的境界。围绕香港政改方案的政治交锋，是具有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的香港市民与禁锢在中世纪专制主义理念中的北京统治者的交锋。立法会的表决结果是弹丸小城香港的市民们的胜利，更是现代自由民主精神胜利。 昨天投票结果对香港市民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立法会总共有70位议席，其中一半的席位是北京政府通过所谓的"界别组"选举的方式扶持上台的；在另外一半的由市民直接选举的议席中，民主派成员占了四分之三以上。民主派议员忠实于选民的意愿，正是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立场和精诚团结，挫败了北京在政治上强奸香港民意的企图！ 可以想像，北京一定会继续坚持专制立场，也会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继续顽固地阻止香港的民主进程。但是过去半年的经验表明，只要香港市民不放弃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他们仍然可以令全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强奸民意是北京政府的一向作为，它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改弦更张。但是香港市民有不为北京政府的恶行背书的权利，更不缺乏维护自己尊严的意志和力量。 昨天的立法会投票结果除了使得北京的专制者尽失颜面，也使得那些甘愿充当走狗的香港奴才们尝到了丧家犬的滋味。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商业上的利益与北京难舍难分，有的则是做惯了奴才已经不会有尊严地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失去了北京作后盾，他们没有能力独立地与香港的民主派较量。只要香港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这些人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将毫无立足之地。 昨天的胜利只不过是香港市民拒绝专制制度的一个宣言而已，在北京专制者的严格钳制下，香港市民还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政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任重而道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香港市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是一项属于未来的光明事业；而北京政权及其香港奴才所紧抱不放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则是一具属于过去的僵尸，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具有自由精神的香港市民！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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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4, 2015, 6:21:38 AM6/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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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Jun 2015 11:10 AM PDT 一个月前，读到于建嵘的一篇文章，警告中国的决策者，二代农民工是未来中国的隐忧。其实，于建嵘看到的，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就是中国的二代农民工既不能被大中城市认同，又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务过农，很多人是随父母在城里长大的。于建嵘估计，二代农民工的人数有一亿二之众，他们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大麻烦。 上周，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而习近平则赴贵州考察农村扶贫问题。中南海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他们开始认真应对三农问题的新挑战。http://money.163.com/15/0621/11/ASKNCU9E00253B0H.html 2002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朱镕基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对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作出了经典的概括："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封信成为推动中共三农政策调整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此次中南海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可能成为标志著中国三农危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十三年前相比，中国农村确实没有那么穷，农民也没有那么苦，农业也没有那么危险了，但是，中国的三农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更深刻，以至威胁到了整个中国的未来稳定和发展。这个判断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深度榨取农民和农村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高度依赖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方式，已经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塌陷。三农危机正在转化为中国的城市危机、转化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二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去留两难的困境，正是这个危机的集中表现。 面对这个危机，目前，中国的主流精英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就是干脆把全部传统意义的农民都赶进大城市，让资本下乡，让农业彻底资本化、现代化。不久前，楼继伟在清华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思路。这个思路的基本依据，是把农民全部赶进城，可以拉动需求，刺激经济继续增长，而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很大的潜力容纳更多农民进城。 此次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表明，楼继伟代表的这种主张，并没有被李克强接受。李克强选择的，是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李克强的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现实中，中南海推动大城市接纳农民工完全推不动。所谓的户籍改革，遭到了各大城市的有效抵制；而与此同时，内地农民逃离农村的大潮，却越来越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治理危机正在迅速升级。北京市政府在中南海的强令下，被迫迁往燕郊，就是这个治理危机升级的结果。 那么，李克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我以为这个思路的方向是对头的，但目前的政策措施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内地和农村治理早已恶质化、黑社会化。大批内地农村人口逃离家乡涌入大城市，并非完全是因为城市有更多的经济机会，而是因为家乡已经"沦陷"，没有公义，甚至没有基本的人身安全。对那些在家乡没有权势的人来讲，同样是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法治，自然会选择到大都市居住，而不会选择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小城镇居住，因为大都市还要维持一定的文明底线。李克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根本没有面对内地的治理危机。 习近平的贵州考察，完全没有为化解内地乡村的治理危机提供任何新思维。他连自己主张的大学生村官，也不敢再提。他的"重要讲话"充满了陈词滥调和空话，令人十分失望。倒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中出现了一个新思路，就是要协调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发展。这条新思路包含著政治性的挑战，因为鼓励地方之间的自主协调，意味著鼓励地方分权自治的倾向。这对于习近平的集权偏好和现在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都意味著颠覆性的挑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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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23 Jun 2015 11:05 AM PDT 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是很令人兴奋的。就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到中国找周恩来总理来、毛泽东谈判。好像要表示尼克松要访华，所以那个时候是双方都很兴奋的。虽然开始表示很冷淡，可是有一段时期是非常热烈的。从1971年到毛泽东死后到1977年邓小平上台中美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很高潮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毛泽东没有死以前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中国国内还不敢对美国做太友好的表示，周恩来也只是保持一个距离，要看毛泽东怎么说，而毛泽东当时是病着的。邓小平上台以后卡特当总统建立了中美关系，并且请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美国，白宫有盛大招待，而且邓小平到美国到处访问都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奋。所以那一段时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高潮。所以中国留学生、中国学者不断到美国来访问。美国也有许多学者不断到中国访问。所以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是非常的好。 由于对美国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种种欣赏的中国知识界的人士越来越多，引起党的恐慌，所以才有1989年的六四。六四是另外一个转变，这就使中美关系开始恶化。但是那时候美国还占优势，共产党的经济还差得很远，许多地方要靠美国帮忙，所以获得许多美国优惠的待遇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许多事情美国施加压力共产党抓了人有时候还要放一放，然后再抓。抓了以后如果美国抗议就放掉，等到以后再说。这是邓小平采取的一个路线，叫做一手硬一手软。软的就是关于人权、自由思想等这些东西要采取软的方式不能硬来，可是在国内的控制是需要硬的，某些地方是不能让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直演变到后来的状态。这个演变结果当然是美国帮忙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 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过去几年之内，中国的经济由于外国的投资很多，美国帮忙很大，忽然之间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共产党在这个情况之下慢慢对美国的态度就开始转变了，在江泽民时代还对美国倾向于友好一点，到胡锦涛时代就已经比较麻木了，但是还没有到敌视的状态。到了习近平上台，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涨起来了，对美国是处处针锋相对而且越来越厉害。所以，中美关系恶化是这几年来是很重大的事件。 大体上讲，有许多迹象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在南海，共产党现在造岛，造各种岛做空军机场，显然有军事，虽然它说的一套总是很漂亮的话，说人人都可以借用，事实上它是造岛来扩张它的势力，扩张它的海域。所以引起菲律宾还有各种所近国家的不安，这就造成美国对于共产党中共领导的情况不放心，因此就和日本发展更好的关系，甚于是建立一种军事同盟的样子，这就使双方关系越来越坏了。 双方关系坏当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的，美国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美国对共产党越来越不信任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又跟苏联发展很密切的关系。中美关系固然恶化，但是中国跟俄国的关系也变成中国是主要力量了，取代了苏联的地位，所以苏联在这个方面也是觉得不是很满意。双方在合作的情况之下跟美国领导的西方对立几乎是回到了冷战状态，这是一方面双方关系越来越坏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共产党发展了多弹头的原子飞弹。从前共产党的原子弹政策不是特别要发展的，只是说要准备别人攻击的话可以回手、可以反击、可以报复。但是不是主动地去攻击，所以就没有发展多弹头的飞弹，这也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一个新的发展，这使美国非常不安。另外在经济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最近李克强到拉丁美洲访问特别是访问巴西，跟巴西定下了好几十亿的经济关系，比方说帮它发展铁路呀种种。因为巴西的女总统准备在6月到华盛顿跟奥巴马的政权调整美国跟巴西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插进来要挖美国的后腿，让美国跟拉丁美洲各国距离越来越远，跟它的关系越来越近，这等于是在经济上向西方进攻，尤其是向美国进攻。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最近中国有6个教授跟工程师到美国开会。其中有个教授叫张浩，36岁，是天津大学的，过去在美国把美国的技术偷去给中国政府用。这个人一直在中国没有办法，后来他假借开会的名义跑到美国来，一下飞机他就被抓住，不但抓住他一个人还有另外5个人都是中国公民，所以这里就有6个人刚刚被逮捕，所以这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美国对于共产党越来越不信任。这6个人中间就有张浩、庞伟、陈靖平（音）等等，罪名是合谋从事经济间谍，这就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差的另外一个象征，所以说是多方面的。 我们刚才举了这么多的例子都说明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差。虽然说双方想调和，可是习近平对于在南海造岛的运动绝不肯放弃，而且非常强硬，对于美国跟中国双方来讲都不是好事情。可是怎么样来防止它？基本上我看中共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中共现在是不是决定要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向全世界去发展，走过去向希特勒或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路那就不知道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企图想来壮大自己、想来借这种力量稳固自己的政权，我想这是一条很危险的路。美国在双方关系恶化中主动的力量不及中共，因为美国显然不会对外国有侵略的行动，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的，可是对中共大家就没有这个把握。所以今后中美关系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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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8, 2015, 6:21:48 AM6/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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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原因与出路——兼评《21世纪资本论》（秦晖） Posted: 27 Jun 2015 10:42 PM PDT 【摘要：在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当左派是要反全球化的，在中国真当左派，则是应该赞成全球化，但同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全球化造成的要素供求格局变化理应对中国劳动阶层、弱势阶层带来的那些好处能够真正得到实现。】 不是"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但也不是"趋同论" 最近我们的书界盛传：有一本风靡世界的《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大问题。我认真拜读了皮凯蒂的这本书。它提的基本上是西方左派的老话题，当然老话题也可以讲得很精彩，但他并没有自比马克思。"论21世纪的资本"在我们这里被翻译成"21世纪资本论"，倒是很抓眼球的。不过，现在世界上还有"资本主义"吗?马克思当年抨击的那种资本主义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世界上所有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从中国到美国全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搞的计划经济或者马克思朦胧想象的那些东西。"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既有国有也有私有，既讲社会平等也讲利益竞争"现在是几乎所有国家的现实。 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宣传"趋同论"。虽然都"既有-也有"，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一样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就不必说了，经济体制其实也有本质的区别。所谓本质区别,就是不能仅仅从数量比例看。"既有"、"也有"的两种东西比例大小是个问题，但并非主要的，也未必能成为区分的标志。中国国有经济雇员比例比美国高，但不如奥地利，然而中国与美、奥的区别显然比美奥间的区别大得太多。另一个例子是"福利"，据说瑞典是高福利国家，美国则是低福利的。但中国的福利就不是高低的问题，我曾指出它是一种"负福利"。 需要强调，我这里讲的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体制的区别。两者不是一回事。在1970～1980年代，中国和苏联曾经是国家利益上的头号死敌，毛泽东不仅主张联美制苏，甚至还埋怨西方反苏不尽力，对苏搞"绥靖"。但这并不等于毛时代中国跟美国的体制接近、跟苏联相差很远——我们都知道其实恰恰相反，那时的毛泽东非常崇信苏联的体制，甚至见不得苏联人自己"修正"它。所以，今天我希望中国崛起，但并不希望"中国模式崛起"，并主张改变、至少"修正"这个模式，也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就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矛盾而言，尽管最近的一些事件使人担心走向"新冷战"，但至少"旧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大国间关系是明显缓和的。然而大国的体制是否"趋同"则是另一回事。照我看，至少中国与其他大国做对比，1980年代的体制的确有趋同之势，但自1990年起，虽然趋同的成分仍存在，总体上体制的区别是在拉开，而不是趋同的，甚至1992年中国明确宣布要转向市场经济也没有改变这一点。 有人问了：既然你说现在世界上已没有纯社会主义，也没有纯资本主义，大家都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又说实际上体制的区别还是在拉开，这不矛盾吗?为什么会拉开呢? 两种相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谈"A类型" 原因就在于：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有一种理解，我姑且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吧，在这种理解中，"社会主义"意味着老百姓必须对政府进行更大程度的公共服务问责，你要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保障，这不是你的"恩情"，而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供养你就是让你给我们干这个;干了是你该的，我们无须感恩(像瑞典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承担责任，也不见百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不干我们就要问责，就要换马(所以瑞典自由党理论上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上了台还是得搞福利，因为老百姓不给你卸责，你就必须搞)。我们讲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人民为政府服务，这种"社会主义A"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它的政府并不整天这么标榜——用得着吗?公仆服务不好，主人就把你解雇了。你不但得服务，而且只要主人要求，你还得"服务最大化"(高福利)。 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在这种A类型中，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长不找市场找"(注意：不是"不找市长找市场"，是限制"市长"找百姓弄权，不是限制百姓找"市长"问责)。你政府的权力要受到限制，不能有无限政府，你的权力不仅是我们授予的，而且必须有明确的边界。边界之外就是我们的自由，包括契约的自由、市场行为的自由。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公民加大对政府的问责，而"市场经济"意味着公民对政府权力严格的限制，权力无限的政府就不可能是市场经济的。 有人说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是"分配社会主义"，国家只搞分配，不搞生产，其实倒也未必。不管是最早开始掌权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还是英国工党，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模式曾经的典型代表印度，其实本来都是想搞"生产社会主义"的。但不是他们不想搞，而是后来发现很难，因为在民主体制下搞生产型国有制，的确相当难，难就难在民主条件下搞"红色血汗工厂"不太可能。东欧也有这个问题，东德刚刚建立没几年就发生了1953年的6•17工潮，就是工人运动，提出的主张就是"反对红色血汗工厂"，既然搞社会主义，怎么能允许血汗工厂比资本家都搞得厉害?资本家都不能让我们干那么多，挣那么少，"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我们有权比资本主义工人干的时间要短，工资要高，福利要多。你现在相反，居然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先生产，后生活""小车不倒只管推"?资本家都不敢这么要求我们，是不是? 经济学家通常讲国有企业是"预算软约束"，其实在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最典型的。在专制条件下这个问题倒不一定很突出，因为专制条件下官僚唯上是从，完全可以对劳动者进行"硬约束"，把国有经济搞成"红色血汗工厂"，要劳动者干得更多，挣得更少。例如列宁就对泰罗制很着迷，他认为苏维埃经济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可以强制普及泰罗制。布哈林更是赤裸裸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对付资本家，也包含"对工人阶级自身的超经济强制"!他列举的强制方式包括：禁止罢工、"劳动军"制度、强制无偿劳动、变劳动权利为劳动义务、取消"劳动自由"("劳动自由与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不相容")等。 但"社会主义A"这么干就不行。瑞典社会民主党掌权以后，是国有化了一批企业，之后发现经营很困难，民主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往往工会就很强大，民主条件下国有企业管理者也不可能像我们国企干部那样——上面的指令完成得好就可以升官。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政务官靠选举，事务官靠"科举"(专业考核)。没有"厂长受上面赏识就可以提部长"这种升迁渠道。既没有升迁激励，又没有资本积累激励，所以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非常难解决的。东欧国家剧变初期之所以急于处理国有企业，主要并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而是因为民主化以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变得更厉害。讲得简单点，既然民主化了，厂长就不能只讨好上面，而要讨好工人，工厂又不是他厂长的，工人和管理者大家一起吃国家，国家受得了吗?包括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后来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从生产社会主义角度讲，有一个时期很多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也搞得很大。比如英国工党，有人说它比瑞典社会民主党"右"，其实那是在政治上英国人更加温和，"告别革命"比瑞典人更彻底，但在经济上要讲国有化，工党却比瑞典人更热衷。当然有些国家的社会党，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比英国工党还积极，经济国有化一度比英国的比重还要大。但是后来到1970年代，就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办。还有一个典型就是印度，印度所谓的马哈拉纳比斯社会主义，就是"政治学英国，经济学苏联(不是学瑞典)"。印度国有企业办得怎么样?记得改革初期1980年左右，我国体改部门有个代表团访问印度，回来后做了个报告，我印象深的一点是说印度的国有企业办得不如我们，但是印度的私营企业办得比我们好。请注意，198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私营企业，所谓不如我们和比我们好，都是与我们的国有企业比。简单地说就是印度民营企业的状况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好，但是印度国有企业比我们的国有企业要差。政治民主化延伸到企业内部，变成企业民主化、"工会治厂"，资本积累激励和政治升迁激励都没有了以后，搞国有企业的确是难度很大。结果印度到了1990年代，拉吉夫•甘地时，也向市场经济转轨了——比中国晚了十多年。总之，要么是专制国家的国有企业我不说好不好吧，至少还可以正常经营，要么是民主国家的民营经济经营得也不错。 这样，"社会主义A"的国营企业经营困难，逐渐就主要转向"社会主义分配"了。有人说这是社会党"变质"了，被资本家收买了。其实民主体制下的存量国有化一般也是赎买而非没收，增量国有化就和资本家的偏好更难相关。国家是把资本家的企业赎买下来由政府自己经营，还是搞累进的高税收、让资本家主要是给国民而没法给自己挣钱?资本家对哪个的抵触更强烈?这根本是不一定的。道理很简单：赎买也好，征税也好，两者都有条件是否优惠的问题。对资本家来说，企业要是可以卖个大价钱，这钱还是我的嘛，我怎么一定会更愿意交那么高的税让你把我赚的钱几乎全拿走?所以瑞典左派放弃大办国企而转向"分配社会主义"，与资本家的偏好无关，而是绝大多数选民(主要当然是劳动者)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可行性的缘故。这个体制发展到现在，已经在发达国家中成为普遍的形态，即使在美国，我们知道美国几乎是不办国企的，连军事工业都是私营的，但就再分配而言，国家财富中公共财政所占比重也是相当大的，而更重要的是民主制下那公共财政就是"公有"而不是官有、皇有的，是用于"社会"、取向于社会平等的，不可能用于皇家或官家，那还不是"社会主义"?古代专制皇帝的"盐铁官营"倒是管生产的，难道那才是社会主义? 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当然有人说不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叫"社会市场经济"，我觉得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讲得简单点就是国家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都存在，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和公共意志公共利益都对经济行为有重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能力很强，而政府的权力被民众限制得也很严;前者体现"社会主义"，后者体现"市场经济"。 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以及A与B两种类型的全球互动：积重难返的畸形互补 但是，还有另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姑且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吧[1]，那虽然也有两种调节，但是两种调节的逻辑都恰恰与A相反：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老百姓不能限制它。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可以推卸责任，老百姓不能对其进行公共服务问责。前者使自由市场无法存在(或者没有市场，或者只有垄断和特权充斥的"市场");后者使福利国家无法存在——给你一点福利你必须感恩戴德，不给你也不准要求。老百姓被告知"不找市长找市场"，"市长"却可以随意找老百姓横征暴敛。总之，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经济"，在这种B类型中都意味着人民要"为政府服务"——尽管它经常标榜的是相反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上节论述的类型A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责任越来越大，而权力越来越小。相反在本节讲的类型B中，"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权力变大，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责任变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而责任越来越小。 这样一来，这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B的差别，也就变得越来越大;换言之，不是"趋同"，而是"趋异"了。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混合经济"，但是这个混合经济有两种不同类型，用我的话说：有些国家政府拥有"社会主义的权力"，甚至"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是只承担"资本主义的责任"，甚至连这点责任都不愿意承担。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力，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权力"，但民众却要它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责任"——所谓福利国家的分配，追求社会平等到这种程度，以致如果按照以前的某种教条，似乎不太像是"社会主义"，但却更像是"共产主义"：福利国家这种分配形式是"按需分配"的，不是"按劳分配"，福利保障不是奖励劳动模范。所谓福利就是满足穷人的需求，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的人的需求。如果按那种公式，"按需分配"的福利国家实际不就是要求国家承担"共产主义的责任"吗? A和B的对比，现在可以说越来越鲜明：有些国家政府权力无穷大，可以任意横征暴敛，但是责任却很小，福利说不给就不给，延长退休年龄、公共服务价格暴涨，都可以一锤定音。另一些国家政府权力很少，但是责任无穷大，民众既要求减税(或者反对加税)，又要求增福利(或者反对减福利)。两种体制的区别越来越大。而这两种体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成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的国家尽管国民可以很富裕，但政府却越来越穷，穷得债台高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类型国家尽管国民并不富裕甚至很穷，政府的钱却多得没法花，没法花就有两个办法：一是政府放手"自我服务"，不仅越来越奢侈，花在压制民众上的钱也越来越多;二是借钱给那些"A类型国家"，让他们的债台越筑越高。 一般地说，如果可以随心所欲，统治者总是希望权力尽量大，责任尽量小，专制条件下尤其如此。相反，民众总是希望统治者权力尽量小(以便民众有尽量多的自由)、责任尽量大(民众有尽量高的福利)，民主条件下尤其如此。但是，在全球化的程度没有如此高之前，这两种状况的发展会受到很大限制。例如在A类型的孤立国家中，百姓如果既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那很快会出现大亏空，政府只有印钞填补，百姓很快会吃到恶性通胀的苦头，他们就明白游戏不能再这么玩了。反过来在B类型孤立国中，统治者一味要求百姓"先生产后生活"，在计划经济中就会出现大饥荒，在"市场经济"中就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但是现在经济全球化了——我这里讲的全球化不一定是全球范围的全球化，也包括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国际化，比如说全欧化，欧洲一体化——不管欧洲一体化也好，还是全球化也好，总而言之，市场经济"超国界"的大发展，使得A类型国家民主制下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越惯越严重，国民消费过分，积累能力不足，但全球化下的贸易逆差和国债规模使他们越来越可以在全球透支，以拖延问题。而反过来，B类型的国家成为"世界(血汗)工厂"，国民消费不足，积累能力过剩，可以而且"需要"别人来透支;B类型的"马"更是骑在国民头上狂吃山珍海味却可以不"跑"，吃不了就借给别人。像这样一种全球化下的AB互动，两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而且相反相成，互为因果却又互相抱怨。这些问题逐渐走向积重难返。 因此，我觉得现在人类社会真的是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比起过去只有"资本主义"的时代，以及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互不来往的状况，说进步当然有很大进步：A类型获得了高消费高创新，B类型获得了高增长高"国力"，而且交往也产生了类型转化的进步——B类型不但向A类型学习"市场经济"，而且也在学人家的"社会主义"(他们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正如我们血汗工厂对他们的影响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说危机也蕴含着空前的危机，那就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背景下畸形互补的"竞劣"发展。 皮凯蒂vs沃勒斯坦：南北差距缩小而西方内部分化加大? 这样一种畸形互补，当然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发生了平等的危机，包括《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至少从左派的角度看，19世纪的《资本论》就批判那个世纪而言是不朽的，假如要指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公平，可以说的话，马克思基本上都说完了。需要解释的新东西无非指的就是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这种互动造成的不平等。 在这方面，皮凯蒂无疑是个标志性人物。近几十年来，由于马克思讲的那种"贫困化"尤其是"绝对贫困化"在西方实在难以证明，西方左派大都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抨击"南北差距的拉大"，突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与中心"的对立，如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等人都是强调的这个。即便把批判矛头仍然指向西方内部的，也"对财富分配和社会阶级问题丧失了绝大部分兴趣"，很少谈经济分化，而是把重点转向了"文化批判"，如过度世俗化导致人生意义的迷失，所谓人的"一维化""媒体宰制""品位的区隔"、"象征的暴力"、"符号权力"与"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之类,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布迪厄都是如此。 而皮凯蒂改变了这个趋势，他把人们的视线重新吸引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不平等上来。从这一点而言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 曾有中国的书评说皮凯蒂也批判"南北不平等"，笔者一度信以为真，等到读完此书后才发现评论者似乎是想当然，或许根本没看原书。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皮凯蒂对全球化会在总体上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一点是完全承认并且还颇为强调的。与沃勒斯坦等人不同，他把抨击经济不平等的主要矛头又重新指向了西方内部[2]。在这点上，他倒是"回到了马克思"。自19世纪末到1970年代由于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的成就使人们对平等产生了乐观预期，他这本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了许多数据，证明这种乐观预期已经破灭。他指出198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贫富差距又在拉大。有人对他的这些数据提出质疑。但是我想部分数据或许可疑，但他关于西方当代贫富差距重新凸显的总体判断符合一般人的直感，学界也不是他首先提出，这个判断应该还是实在的。 皮凯蒂实际上要解释的是当代全球化发展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的不平等扩大。这一点上他确实比沃勒斯坦这些人敏感。其实，所谓"全球化过程中穷国和富国之间扩大的不平等"恐怕并不存在，可能只存在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两类国家的差距在拉开。但失败国家和成功国家完全不等于原来的穷国和富国。加入全球化过程中的发达国家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 比如国外左派特别强调最近几十年拉美的衰落，好像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公平。其实拉美的衰败，衰败最典型的国家并不是"穷国越来越穷"的问题，而是"富国变穷"的问题。海地原来就非常穷，现在同样，可以说它很失败，但也难说越来越穷。而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原来怎么能叫"穷国"?委内瑞拉还可以说是靠石油，"富"而不"发达"，但"拉美衰败"最典型的是阿根廷。而阿根廷是拉美几乎唯一的纯白人国家、"纯西方型"社会，它根本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曾是一个不但富而且很发达的国家，其现代化基本与欧美同步，比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它的前宗主国西班牙都要富得多。但庇隆夫妇时代它就开始衰败了。而"庇隆主义"的经济主张与希特勒差不多，就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后来军政府时代基本上也是这样。阿根廷在20世纪初人均收入曾在世界排第七，超过德国、法国、加拿大与荷兰，后来垮成这个样子，那是富国变成了穷国(说是穷国有点夸张，但说从世界最富的几个国家之一衰落成"中上收入国家"是没问题的)，可见全球化未必就有利于富国。 另一方面，这几十年来穷国变得更穷的情况也有，但不能说是全球趋势，而且有的也与全球化无关。比如朝鲜显然更穷了，但她加入全球化了吗?她不恰恰是因为闭关锁国窝里横而变穷的吗?更不用说全球化也造成不少穷国变富了，中国不就是吗?中国不是加入全球化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吗?谁能说她变得更穷了?印度的绝对水平比中国低，但发展速度也仅次于中国，比所有发达国家都快得多。仅凭中国、印度这么大的体量，这两个国家能由穷变富——至少走出了过去的极度贫穷，那怎么还能说总体上全球化导致穷国更穷? 但皮凯蒂讲的一个现象是有的，尤其是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重新扩大。皮凯蒂主要使用"%-倍数"指标(即顶端的n%人群占有总收入的多少，为底端n%人群的若干倍)，其他学者则使用别的指标如基尼系数，但结论往往类似，即不平等加强了。而这恰恰与本文前面讲的AB两种类型国家在仅限于经济维度的现行全球化格局中的畸形互动，有着密切关系。一个基本状况是：AB两种类型国家共享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使A类型国家的资本大量流向B类型国家——这些国家特别具有依靠专政机制压低要素成本来招商引资的"低人权优势"，A类型国家的资本可以流入那里搞血汗工厂，形成大量廉价商品再向A类型国家市场进行覆盖，这个覆盖就对A类型国家原有产业产生一种替代效应。从经济总量讲，这对双方似乎都不是坏事，甚至都是好事。B类型国家由于这种互动出现了GDP的高增长(国土内生产的增长)，而A类型国家GDP增长率并不高，但GNP(国民财富的增值)也由于这种互动而明显提高。 但从分配格局讲，这对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A类型国家原有分配格局会造成明显冲击。因为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分配，从市场均衡的角度讲，是由两种要素的过剩和稀缺格局来决定的。资本越过剩，劳动相对稀缺，劳动的谈判实力越强;而劳动越过剩，资本相对稀缺，劳动的讲价实力越弱。原来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面对民主制下的福利分配和强势工会无可奈何，现在全球化了，资本"惹不起，躲得起"，转到"低人权国家"办血汗工厂去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就不那么过剩、甚至相对稀缺了，而那里的劳动就变得相对过剩了。简单地说，在这波全球化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普遍出现就业率下降。就业率下降当然会导致对福利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失业的多了，要增加政府的再分配。但另一方面资本外流却导致税基的减少，使福利供给能力又受到压抑。全球化的一个规则也加剧了这种现象：这就是"避免双重征税"规则。A类型国家的资本跑到B类型国家，在这些国家办血汗工厂，赚取超额利润，但却减少了本国的就业机会，同时"避免双重征税"又规避了本国的赋税，税基减少和福利需求增加造成严重分配失衡。如果干脆把公司注册地也迁来，这些外国老板也入籍中国变成中国人，这个企业变成中国企业，倒也罢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关心中国的公民权和产权保障，关心中国政治体制。可是他们把资本的"祖国"照样留在西方，一方面享受民主国家的人权保障和资产保障，却不承担那里的纳税责任;另一方面作为西方资本家他不用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却可以在中国办厂获取超额利润。这样两头都讨巧，的确是造成发达国家原有利益平衡被打破、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提高的重要原因。 "双顺差"与高增长：哪个是"新兴国家"经济趋于平等的原因 ——兼论中国何以例外 因此，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或弱势群体而言，全球化下的这种资本外流、商品进入的双向流动，的确恶化了他们的谈判实力，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全球化导致了他们分配格局的逆转和基尼系数的上升，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如果从中国的角度看，同样是左派，面对的问题其实正好相反：既然市场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格局是受稀缺和过剩格局决定的，则外国资本进入中国，中国商品(实质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输出外国，实际是减少了中国的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造成了资本相对过剩和劳动相对稀缺，使中国劳动者谈判地位增强，利益分配格局变得有利于他们。换言之，资本、商品这样一种双向流动的全球化过程，逻辑上在西方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同时，在中国恰恰相反，它应该导致中国社会不平等缩小，劳动者谈判实力增加，而资本的谈判实力趋于下降。 事实上，皮凯蒂书中强调的一点，即经济高增长时期"资本优势"会下降，分配会比较平等，而经济放缓则会导致资本优势凸显，不平等扩大。应该说在全球化时代这种情况的确存在。笔者认为其原因不难解释，就是如上所述的市场均衡条件改变，而不是像皮凯蒂所说的什么r>g("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律"发生作用。 近几十年来，经济出现高增长的国家多数都是全球化潮流下的外向型经济拉动的，资本流入、商品涌出形成的"双顺差"是这类经济体的显著特点。皮凯蒂注意到这些经济体在高增长时期收入分配会相对平等，但他把速度本身作为原因(而高速度不可持续，这样他就可以论证"资本优势"是常态了)，却有意无视"双顺差"对市场均衡-要素博弈的作用。他正确地强调全球化缩小了南北差距，促进了新兴国家的高增长。但他说这只是科技和知识传播的作用，与资本输入、商品输出的外向型发展无关。 皮凯蒂这个说法于逻辑、于常识、与统计都是讲不通的[3]。没有投资和贸易，科技和知识难道是仅靠学术交流来传播的?而事实上，投资与贸易不仅促进了经济高增长，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劳动(主要是附着在商品上的劳动，也包括直接劳务输出)流出更改变了这些外向型发展的新兴国家(地区)的劳资博弈均衡。与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发达国家出现不平等扩大相反。这些国家在"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双顺差"最明显的时期(同时也是高增长时期)大都出现了基尼系数下降、社会趋于平等的所谓"均富"趋势，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西班牙莫不如此，甚至当时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也在"双顺差-高增长"的1970～1980年代出现了不平等程度下降的趋势(尽管是在高不平等的基数下)[4]。 事实上，就是老牌发达国家，他们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多数也是资本流入(或本地资本的高积累)、商品流出的。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关于平等的乐观预期(从19世纪的"美国例外论"到20世纪的"库兹涅茨曲线")流行时期。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的欧美左派和劳工运动并不反全球化，相反还正盛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类"国际主义"口号，与今天欧美工会热衷于贸易保护、关税壁垒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有一个明显的反证：20世纪中叶一些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也一度出现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但是他们采取的是"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而不是吸引资本、输出商品的双顺差外向型模式，于是就没有出现高增长时期分配趋向平等的情况，反而是在这个阶段不平等更加严重，成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著名例证。南非的例子就更明显：种族隔离时期最后20多年她的不平等是下降的，但1994年黑人掌权后，不平等却明显上升，尽管这个时期不仅废除了种族隔离，而且执政者还是南非共产党成员占30%左右的左派政府，甚至就经济增长而言，这个时期南非虽然没有再现"经济奇迹"，但增长率并不低于种族隔离最后几年和过渡的动荡期。然而，新、旧南非的经济结构类型却有明显改变：由过去制造业为主"双顺差"的出口拉动型变成了第三产业为主、逆差明显的进口拉动型。显然，造成不平等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影响不平等状态变化的因素不会只有一个。已经有皮凯蒂的批评者指出他把增长率看作唯一的原因而不考虑制度变化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个批评是对的。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并非增长率，而是资本-商品对流的"双顺差"，但也要指出不平等下降的原因还有其他。事实上，前述南非种族隔离后期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与这一时期种族隔离制度的弱化也明显有关，否则就难以理解1970年前南非同样处在"双顺差-高增长"状态，但不平等却在强硬达于峰值的种族歧视下愈发严重的事实。不过，单纯以种族隔离的制度强弱来解释也不行，否则1994年后彻底取消了种族隔离，收入不平等何以反而扩大?[5]同样，对于1980年代以前欧美劳工及下层地位的上升和社会平等化趋势，左派传统上通常强调这是劳工斗争的成果和民主福利国家的制度成效，右派则以这一时期发达国家资本高度积累导致过剩、劳工相对缺乏，因而谈判实力上升这一"市场均衡"因素来解释，笔者曾指出，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的"西方平等"应是两者的综合结果。 而根据这一思路，中国在"双顺差-高增长"状态下何以出现不平等的明显扩大就不难理解了。在近著《南非的启示》中，笔者指出当代中国与旧南非在身份性歧视下实现"双顺差-高增长"经济奇迹的路子是非常类似的。看看1970年前南非在"双顺差-高增长"时期不平等因高强度歧视而扩大的史实，就可以了解中国何以"例外"了。 西方的左派与中国的"左派"：皮凯蒂的问题误置 遗憾的是，与前述欧美、东亚、西班牙、南非(1970～1990年代)等多数情形不同，中国(与1970年前南非类似)的情况却显得十分"特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恰恰在"双顺差-高增长"最典型的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上升，不平等的状况在加剧，甚至比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西方还更甚![6]这是什么道理呢?在西方，上述加剧从逻辑上是很容易解释的，无论从市场经济(要素博弈之均衡条件改变)的逻辑，还是从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的角度都很容易解释。但是在中国这就很难解释：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比所谓资本主义的西方更贫富悬殊、基尼系数更高?而从"市场经济"的逻辑讲，既然与西方相反，全球化过程在你这里是减少了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怎么你的劳动者谈判地位还是那么弱，甚至比西方弱得多? 这只能说是"经济以外"的原因了：因为B类型国家的政治体制导致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被人为地压低，劳动获得的回报是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近年来在"民工荒"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按：这无疑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市场均衡变动)的情况下，中国很多地方为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动用政府力量"帮企业解决用工短缺问题"，"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行政化"，"招工指标层层下派"，甚至用纳税人的钱重奖招工中介。尤其是借助教育行政化体制，通过教育主管部门迫使职校技校学生扩大进厂"实习"规模，"实习"期根据企业订单来安排，以满足企业"弹性化的用工需求"，"实习"工资畸低，且与学生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但不"实习"就不准毕业，迫使大量学生把"本应用来学习的时间和体力消耗在一条条流水线上"。2010年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摆脱了困境，而且避免了"人力成本"的"过度上升"。据调查当年暑期就有10万在校学生被派到深圳富士康"实习"，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达到整个厂区员工的六分之一，而向重庆富士康派遣实习工的职技校达119家，太原、武汉富士康也是类似情况。在体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惊人竞争力的建筑业，低工资自不待言，"年底结算"更是体制认可的"中国特色"，时至2013年，不给农民工按月发工资仍是普遍现象，全国工地按月支薪的比例只有19.9%，北京最低，只有5.5%，因为北京政府工程多，而拖欠工程款的"时常是政府项目"。只要年底给钱就不算欠薪，就这样，"未经讨薪"即能拿到钱的比例也仅46.6%，而12%的工人年底仍没拿到一分钱。这种规则不仅等于强制农民工承担利息损失，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他们在年内选择离开的权利。 在集体谈判权方面，中国过去工会、商会都是完全官办的摆设，实际就是政府说了算，没有任何谈判。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商会的多元化已经颇有进展，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民间商会，尤其是外商、港台商的商会完全是自主的。但自主工会则完全没有，官办工会"上层姓'官'，中下层有的姓'官'有的姓'资'，但唯独不姓'劳'"。为"招商引资"，劳资纠纷中官府与官办工会对工人往往比资方更强硬，多次发生资方愿意让步而官方却执意弹压工人的新闻，1990年代"下岗"大潮中官方电视频繁播放"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的"公益歌曲"，堪称彻底否定工人谈判权的奇葩之举。在西方，关于工会的作用，尤其是过于强势的集体谈判权对个体契约自由的妨碍历来争论很多，但是只许有商会、不许有工会则是谁都不会赞成的。当然在中国，官方对资方侵权同样屡见不鲜;一些左派认为中国官方"代表资产阶级"，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在劳资关系方面，中国的体制对劳工显然压制更甚，尤其对如今已成为蓝领工人主体的"农民工"更是如此。 显然，政府动用权力为"招商引资"不择手段加上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严重扭曲了资本-劳动的市场均衡机制。本来，即便没有福利国家和强大工会这类"社会主义"因素，仅凭市场均衡条件，我国劳动者也应该有更大的利益博弈空间和要价的能力，但是"经济以外"的条件使其不能实现，至少不能充分实现。1970年前的南非和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所以，尽管笔者并不以左派自命，但如果我是一个左派，我在欧洲当然是要反全球化的，因为这个全球化导致资本的外流，外部血汗工厂廉价商品涌入，弄得我们失业增加了、工会蔫了、福利黄了、贫富差距大了;但是，我这个左派是在中国，我为什么要反对这种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与西方不是相反的吗?我们是资本流入，商品输出，它导致的市场均衡变化不恰恰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吗? 因此，如果在中国真扮演左派角色，就不应该反对这种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不平等弊病怎么办?这就应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减少现有政治体制对劳工维权能力的压抑。首先第一步要得到市场均衡条件下劳动者应该达到的收益，其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为福利而问责"，要求福利国家二次分配的利益。但如果市场均衡条件下的状况都不能争取到，还谈得上第二步吗? 所以我觉得在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当左派是要反全球化的，在中国真当左派，则是应该赞成全球化，但同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全球化造成的要素供求格局变化理应对中国劳动阶层、弱势阶层带来的那些好处能够真正得到实现，进而促使B类型转变为A类型，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能增加效率和公平。 这方面如果取得成功，也就同时解决了上述那种全球性A、B"畸形互动"造成的危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是B类型的了，也就不会居民消费率畸低、积累率和投资率畸高、产能极度过剩、百姓缺乏保障而政府的钱多得不知如何花以至于需要靠"被别人透支"来维持高增长。而他们的A类型不能再无限制地透支我们，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也就不会越惯越严重，而是福利要求会逐渐合理化。两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目前很大程度上是畸形的互动变成良性互动。 这才是解决我刚才讲的这种世界性问题的根本出路。皮凯蒂先生作为一个左派，他的书不被右派欣赏是很自然的。但左派的书也可以写得很伟大，比如马克思。而皮凯蒂就不行，他的书即便按左派的逻辑讲，对问题的把握和解决的建议都不怎么样，这就是我对该书评价不高的根本原因。 "21世纪的资本"和两千多年来的资本优势? ——历史与逻辑的双重谬误 "21世纪的《资本论》"与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最大的不同之一，在于马克思是个历史进化论者，尽管后来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规律"是强加给他的，但他确实是只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只是在这个阶段才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从来就认为"交换关系"取代"人身依附关系"只是在"市民社会"才实现的过程，绝非几千年来都如此，更不是任何地方都如此。 在作为《资本论》雏形的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说，"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人际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与"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这三者分别就是后来马克思学派定义的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家长制的、古代的或封建的")和后资本主义(即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撇开未来的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问题不谈，至少前资本主义的分配建基于"统治-服从关系"，资本主义分配建基于"交换"，两者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显然，只有在这个"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的时代，劳动与资本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分配对象(从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才能形成)。 而在此以前的历史时期，盛行的是"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劳动"与"资本"都得服从"统治"者，分配规则既非"按劳分配"，亦非"按资分配"，而是"按权(政治权力与身份性特权)分配"。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制造不平等而言，"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当然，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限于资本主义，但"交易分配"论却仅限于资本主义，即："前资本主义"的分配之所以具有政治性("超经济强制"性)，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导致交换不发达。现在看来其实未必如此。工业时代由于政治强权压制交换而导致了政治性的分配，我们难道没见过?所以，我们不必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但也不必否定他对政治性分配不同于交易分配的区别，更不能忽视他认为前者(至少在非民主条件下)比后者更野蛮的观点。 但是，皮凯蒂却试图证明他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基本定律""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书与其名为"21世纪的资本"，毋宁说叫"21个世纪的资本"更贴切(而马克思的那本书倒更像是《19世纪的资本》)。尽管由于资料局限，他多数表格讲的是19世纪以来的情况(可见他还是想做一位力求实证的严谨学者)，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试图论证他所谓的资本优势("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或曰r>g)是除极罕见的经济超常增长阶段外，古今中外都适用的"规律"。他甚至煞有介事地搞了个公元1年到2000年的"全球税后收益率和产出增长率比较"表，宣称r>g从古代"直到'一战'前夕的人类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显然成立，21世纪很可能也是如此"[7]，而且地域上这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换言之，除了在罕见而不能持续的"经济奇迹"中"劳动"可能分到些蛋糕，在其余古今中外的一切情况下，不平等的唯一原因都是由于"资本"欺负了"劳动"，缓解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抬举政府来"冲击"资本。而专制权力"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这种马克思痛斥的中世纪弊病，按皮凯蒂的逻辑也都应该是救世良方了。 为了给这种超时空、无条件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论找根据，皮凯蒂大力批判了"人力资本"之说。他把资本定义为可以自由交易的财富，而人是不能交易的，所以"人力"不是"资本"。在他看来，"人力资本"之说是为了掩盖资本与劳动的区隔。应该说，在自由人(人不能被交易)和自由市场(物可以被自由交易)的条件下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在市场经济的要素博弈中，"人力"与非人力的"资本"确实是不同的要素，"人力资本"之说会给分析这种博弈带来逻辑上的混乱。但问题在于，古今中外任何时空中都只有自由人和自由市场吗?人(不是指人提供的劳务，而是作为劳务提供者的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被交易(奴隶制、农奴制和其他人身依附制度，包括依附于专制国家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逻辑的现代体现)，而物的交易却有诸多窒碍和束缚，乃至完全不可交易(完全无市场的命令经济)——这都是不可能的吗?在这些条件下"资本"与"劳动"能构成影响"分配"的两个因素，而且是仅有的两个因素吗? 皮凯蒂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他专门解释了他的"资本-劳动"二元对立模式可以用于奴隶制。在他看来，由于奴隶的人身可以交易，所以奴隶应该算是主人的"资本"，而不算是参与分配的"劳动"。然而，在一个只有奴隶和奴隶主的经济(现实中未必有这样的经济，正如未必有只存在工人和老板的经济一样，但作为逻辑分析你不能回避这种"典型"，正如不能回避分析劳资关系)中，如果奴隶不算"劳动"，岂不就只有"资本"一个独享者，还何谈资本与劳动的收益分配乃至资本优势这一"普遍规律"?奴隶固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但他也要消费，用马克思的说法即也需要"必要劳动"，而奴隶主能剥削的只是"剩余劳动"(虽然可能不是"剩余价值")，因此，说奴隶不参与分配本身也是说不通的。假如按皮凯蒂的说法，奴隶无论待遇如何都只能算在主人"资本收益"项下，那奴隶要求改善待遇还有何正义性可言?如果连改善待遇都不该要求，他们还能要求解放?皮凯蒂的"规律"用于奴隶制会导致这样的逻辑后果，恐怕他自己也没想到吧。 而更重要的是，假如面对"半奴隶"状态例如农奴制或其他依附关系呢?农奴有其独立经济，能说他不参与分配吗?那么他算不算"劳动"呢?如果算，与他竞争分配份额的难道只是"资本"?又由于按皮凯蒂的说法，"自由市场中资本对劳动总有优势"，所以自由就应该是不利于农奴的? 皮凯蒂也多次提到"农业社会"，但他似乎只知道自由租佃制(以土地为"资本"的地主与自由佃农的"劳动"对立)和内战前美国南方那种商业化奴隶制(庄园内只有"资本"，"资本"对"劳动"的优势似乎只是就奴隶主与北方自由劳动者的关系而言)，这在中国或美国或许可以理解，而在皮凯蒂的祖国——历史上曾经盛行依附农制度的法国，他这样说就令人奇怪了。要知道，农奴受制于主人并非因为财产关系，而是因为人身关系(即马克思所谓的"统治-服从关系")，中世纪法国农奴的份地是基于采邑或封臣制原则的土地，这种土地既非农奴的也非领主的自由财产。主人把份地"封"给作为最下级封臣的农奴做采邑，这与主人的领地也是受封于上一级封主的采邑，逻辑上是一样的。每一级的这种依附关系都是基于不自由、非交易性的身份。因此，购买了(采邑以外)土地的农奴还是农奴，而失去了土地的主人(所谓骑士)还是主人，前者照样对后者承担义务。如果皮凯蒂对这些农奴说你是"劳动"，所以为了反对"资本"你应该抵制"自由"，他们会怎么说? 在1861年前的俄国，贵族自己的私有土地很少，当时俄国绝大部分土地属于农村公社或"农民集体"，而农村公社又受专制国家的控制。由于贵族为沙皇国家服役，沙皇就把若干农村公社赐予其为采邑，社员受命服侍贵族供其役使，因而形成俄国野蛮的农奴制。但是沙皇并没有授予贵族以土地私有产权，农奴作为社员拥有耕作公社份地的权利(以及不能摆脱份地的义务)，也从未有"租了贵族土地故而要交地租"的概念，他们只是作为公社社员受"公社之父"(沙皇)的差遣来侍候老爷。直到农奴制废除时，沙皇实行"割地"，把部分公社土地割给贵族私有，使其可以不靠役使农奴而是靠土地收益维持地位，贵族才有了"地主"身份。那么在此以前，农奴是因为"没有土地"而受"剥削"吗?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把农民自由退社、自由交易份地作为农民解放的"唯一要求"，普列汉诺夫甚至说，"俄国人民分为两个阶级：剥削者公社和被剥削者个人"，公社化会造成"古代中华或秘鲁帝国的再版——共产主义基础上的专制帝国"。他们这么说，难道是为"资本"谋"自由"，而与"劳动"过不去? 不仅如此，由于皮凯蒂断言r>g是常态，只有在经济高增长的"奇迹"下才会例外，经济增长愈缓慢，这个"定律"就愈凸显。而我们知道在盛行不自由制度的古代、中世纪，经济通常就是停滞的，按皮凯蒂自己的说法就是"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近乎为零"。那么这种状态下r>g或"资本"通过"自由交易"来欺负"劳动"的弊病就愈严重，而在逻辑上，这就意味着更需要减少"自由"、让不受制约的权力狠狠打击"资本"——在农奴制时代尤其应该打压"自由"?这说法太耸人听闻了。不幸的是，如果皮凯蒂要把他的"定律"用到那个时代，在逻辑上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的推论。 皮凯蒂的著作发表后，不少经济自由主义者纷纷反驳。他们把皮凯蒂和马克思绑在一块，说这两人对"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论证都是失败的。其实，不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具体批判(如剩余价值论等)在学理上能否成立，自由竞争经济带来的"结果不平等"引起非议并不始于他，也不会因他的所谓"失败"而结束，而他显然已经成为这种非议的最具象征性的代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或民主福利国家就体现了这种非议的巨大影响。从这点上讲马克思已经不朽。 但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一般规律"无论成立与否，至少马克思并不想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的所有历史阶段"，更不会在农奴制时代嫌"自由"太多(正如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嫌农奴享有的"福利"太多一样)。马克思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家，但他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进步作用"的高度评价也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德国)的宪政民主仍在建立过程中，专制因素仍很浓厚，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对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前资本主义专制国家干预感同身受，抨击亦烈。 而生活在21世纪的皮凯蒂，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抨击的了，从自由主义或"右派"的角度看他的观点固然难以接受，但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他的"泛资本主义"论说恐怕就更难接受——而且在这方面更正确的可能是马克思，而非皮凯蒂。 防止什么"卷土重来"? ——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面临"低人权优势"的挑战 这当然不是说皮凯蒂比马克思更"左"或者更"右"。表面上看，马克思只限于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资本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他不仅不批判，还很强调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不仅强调"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封建"和"专制"政治的进步性，也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对于"封建社会主义"与专制国家的干预和管制的进步性。而皮凯蒂却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推广到"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阶段"，似乎比马克思还"左"了。但另一方面，皮凯蒂政治上既不主张革命，经济上也不主张国有化，他开出的药方只是对资本进行"民主监督"和征收"全球资本税"。尽管在没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如何征收这种"全球税"大受怀疑，但这种主张基本还是属于民主福利国家即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传统思路。与中文译本刻意把"论21世纪的资本"理解成"21世纪的《资本论》"不同，皮凯蒂对马克思与后来打着他旗号的运动刻意保持距离。在导言中他说自己成长于柏林墙倒塌的年代，"我们这一代见证了苏联解体，并且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或者对于苏联没有丝毫的喜爱和怀念。我一向对'反资本主义'的那些传统而粗糙的论调免疫"。在他的书出版大获成功后，他还对记者称自己与马克思不同："我相信市场竞争、私人财产与私人经济，这不仅仅事关经济效率，还与我对个人自由包括创业、经营自由的理念有关。"因此，一些极左派在为他欢呼的同时也表示了不满："有了皮凯蒂，我们仍需要马克思"。而另一些评论者则恰恰对皮凯蒂"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较量"极为看重。 实际上，皮凯蒂出现的背景就是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面临的严重困境。而这场论战基本上还是以往"自由市场vs福利国家"长期争论的延续。偏向自由市场的"右派"大多批评皮凯蒂，而偏向"福利国家"的"左派"大多支持皮凯蒂。也可以说，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内部的论战，皮凯蒂一方要求更多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如今这A类型越来越少"社会主义"(越来越不平等)表示抗议，认为19世纪的"野蛮资本主义"正在卷土重来。而反对他的一方则要求更多的"市场经济"成分——至少反对减少此种成分，同时作为事实判断，他们认为现实中A类型的"社会主义"成分并未减少，对未来的"库兹涅茨乐观"也并未破灭，为此他们对皮凯蒂的数据提出很多质疑[8]。 在我看来，反驳者在数据上挑刺纵有成就，但没法从总体上推翻人们(不仅是皮凯蒂)的印象，即：30年来西方内部不平等在增加，库兹涅茨曲线带来的关于平等的乐观预期发生了逆转。然而，皮凯蒂就此事实展开的解释并不成功。问题在于：双方实际上都在A类型内部谈问题(皮凯蒂号称论及从古至今，其实是把从古至今都看成"资本主义"，他并没有真正的历史眼光)，延续着19世纪以来的左右之争。 然而，今天我们很可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即本文前面所言的：高度全球化时代A、B两类型互动可能造成的恶性后果。它不可能通过西方内部的左右之争来理解，更不可能按上述左或右甚或左右"之间"的思路来解决。皮凯蒂担心19世纪"巴尔扎克式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他的反对者试图解除这种担心并恢复库兹涅茨式的乐观。笔者并不认同皮凯蒂的解释，但却可能比他更悲观。在依托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类型"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后，再回到19世纪的"纯资本主义"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A、B两类型互动的前景却不好断言。在自由竞争市场和民主福利国家双方的支持者展开又一场大论战之际，他们是否想到一种概率也许不大、但却是明显存在的可能：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都被一种既缺少自由也缺少福利的体制所击败，卷土重来的是一种比"19世纪资本主义"还要糟糕(无论对他们的左派还是右派而言)的体制? 对比19世纪的争论，如前所述，那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高度关注"反封建(广义封建，即前资本主义的各类专制)"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则在"反封建"的同时与马克思们论战。另一方面，两者以外的"负能量"——从中世纪势力到近代极权主义既摧残自由民主派，也摧残社会民主派，并相应受到后两者的抵抗和反击。但是，也许恰恰因为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成功导致了自满，现在我们看到的争论却"单纯"了许多：皮凯蒂批判"资本主义"，而他的对手则捍卫"资本主义"[9]，双方似乎都心无旁骛。我们已经看到皮凯蒂的"资本主义批判"一旦用到中世纪会导致什么后果，正如另一方如果把"福利国家批判"用于中世纪会同样荒谬一样。 当然，古典意义上的奴隶制、农奴制今天或许已不存在(除了极个别的，如ISIS那样的情况)，但是不自由的人和不自由的财产——尤其是专制国家之下的不自由，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并不罕见。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都已远非19世纪可比。如果说那个时代的左右派可以不管印度或中国如何而争论英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可以产生很多真知灼见，那么在今天的全球化格局中，不了解B类型的人不但没法讨论中国问题，恐怕也不可能对A类型目前面临的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 皮凯蒂把西方这些年的贫富分化全都归咎于对资本的"自由放任"，这在马克思的时代说说也就罢了，在今天西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条件下哪来的"自由放任"?这方面我不想附和西方的"右派"，就让大家看看我们中国的官方"左派"是怎么说的吧： 2010年我们有几位"左派"聚在一起抨击西方，说着说着就把怒火聚在了"福利国家"上，一位所长说："金融危机其实是一次福利主义的危机"，"西方自罗斯福新政以后，对老百姓实行甜头主义。但福利主义政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终于酿成了这次危机"。另一位接话说："西方现在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福利国家使)人变懒了。""中国人比你勤劳肯干，且肯忍受较低生活水平"，这有什么不对?!又一位副所长提到，这些年西方"人权政策重心主要往草根上靠，以此针对中国现在存在的社会矛盾"，这就"非常可怕了"。说透了，西方这不就是想用他们的"社会主义"颠覆我们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把我们的血汗工厂"和平演变"成可恶的福利国家吗? 皮凯蒂可能不奇怪：西方也能听到"自由放任"论者批评福利国家的声音，只是火气没那么大罢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我们这些大骂福利国家的朋友当然不是自由放任论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既反对自由，也反对福利的!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朋友既骂西方的福利，也骂西方的自由，但却既得到了西方福利主义者的赞扬(你们拒绝自由市场?好样的!)，也得到了西方经济自由派的赞扬(你们拒绝福利国家?好样的!)。在那些除了"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之争"就不知有其他的西方人看来，你没自由就证明你享受着高福利，你无福利就证明你比谁都自由，那种既无自由也无福利的状态，他们是怎么也没法理解的。 取之于民，囤之于官? ——皮凯蒂的"公共资本"概念与B类型的"高税收低福利"模式 皮凯蒂对此就完全不能理解，于是他的某些论证在我看来非常古怪。例如他痛心疾首地说，西方现在"私人资本"压倒了"公共资本"，国民资本中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超过100%，比如意大利的公共资本为负，也就是说其公共债务超过了公共资本，因此私人资本的比例增大"。而中国则一枝独秀，"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因此赢得了他的高度赞许。 但是谁都知道，现在西方各国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分配社会主义"，即便是最偏向自由竞争因而皮凯蒂很不喜欢的美国，税率虽比欧洲低，但比美国自己的过去还是高多了。我国一些"左派"朋友一直以此为榜样，抱怨中国官家"汲取能力"不如人，尽管这个说法似乎过于谦虚(我国官府税收之外加上"卖地财政"、国企盈利、"预算外"搜刮等"全口径"收入其实已经高于他们)，但也说明我们扩充"公共资本"的路数至少表面上是跟他们学的。怎么按皮凯蒂的说法，我们的"公共资本"会比他们阔得那么多? 原来，皮凯蒂讲的"公共资本"是扣除了公共支出之后的净资本!在逻辑上他的这个指标其实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并不相关。道理很简单：低税收低福利的自由放任经济固然会使收支相抵后的国库余钱不多，但高税收高福利的收支相抵不同样会使国库余钱无几吗?事实上，虽然现代左派和各种社会主义者一般都会反对"自发的市场"而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但除了"生产社会主义"者要求国家掌握大比例的存量生产性资本(皮凯蒂看来并不持这种主张)外，对于分配性资源他们尽管也强调国家干预，但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人要求静态地囤积这种性质的"公共资本"。 从分配角度讲，在逻辑上只有高税收+低福利、收入多支出少，国库最有可能涨满。但这与皮凯蒂鼓吹的"民主监督资本"难道不是恰恰相反吗?布坎南等人曾证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民主制下政府财政易于出现赤字[10]。他的论证比较复杂，我曾以"两种尺蠖效应"为喻给出更为简单的论证：因为民主制下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天性就喜欢让右派为他们减税，让左派为他们增福利，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像皇上天性喜欢让左派为自己扩大权力，让右派为自己推卸责任，马儿骑在人头上狂吃山珍海味、跑一步你得谢恩不跑你也没辙一样。欧美各国收税固然多，但国民的福利问责更厉害，他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决定了其公共财政必须不折不扣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没法"取之于民，存之于官";甚至往往取之于民相对少，用之于民相对多，以至于形成大量公共债务，照皮凯蒂的说法，就是"公共资本为负，私人资本超过100%"了。 怎么办呢?皮凯蒂似乎很苦恼。但在我看来，这问题太简单了!只要废除了民主制度，皇上可以横征暴敛，百姓不能对其进行福利问责，给你一点你要千恩万谢，不给你只能干瞪眼。皇粮国税"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甚至官挥霍不完还可以囤之于官，贷之于洋，何愁府库不充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于红腐而不可食"! 所以，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而言，"公共资本的积累"简直太容易了!不幸皮凯蒂教授生当官不聊生的"万恶西方"，完全不知道有此等好事。他犯愁他们那里的"公共资本"不足，这当然不是向往"取之于民存之于官"，更不是想要"人民为政府服务"的B类型，而是希望他们那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能够延续，希望民主国家的税收能够赶上国民福利开支的增长。他的脑子里除了"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较量，是根本不知道还有一种两者皆非的"皇粮国税"的。他提出：是放任资本自行其是呢，还是"让资本接受民主的监督"?看到这我几乎要笑出来了：他竟然完全不知道还有一种两者之外的选择，那就是让资本和劳动都接受皇上的监督! 皮凯蒂这本大厚书反复论证靠劳动(他所谓的劳动包括经营管理)致富比靠继承遗产致富更合乎理性和正义。与马克思时代无区别地谴责"资本"家不同，21世纪的皮凯蒂虽然强调"民主监督资本"，但并不否认企业家、创业者和经营管理工作的意义，他主要反感的是未经自身努力而仅靠继承得来的"资本"。他指出如今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假如像过去一家有十个孩子，哪怕是富人之子也很难靠这十分之一遗产维持"富二代"，可是现在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世袭富户"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的确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而且皮凯蒂还知道中国由于长期实行强制性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这个问题也很突出，这成为此书对中国的许多赞赏之余少有的一处疑虑。 皮凯蒂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只靠累进所得税"抑富"还不够，还要大幅度加征遗产税。在西方从左派的立场讲，他这些想法无疑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并不是首创，遗产税在那里也早已有之，并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的特征之一，只是税率或许还未达到皮凯蒂的要求而已。 但愿"昂纳克寓言"仅仅是寓言 可是在"B类型"国家，哪怕也是基于左派立场，皮凯蒂的药方能对症吗?在"靠劳动致富"与"靠继承遗产致富"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致富可能?在法国当左派的皮凯蒂或许已经不需要考虑其他可能，但是在B类型国家呢?靠权力致富不可能吗?靠强掠致富不可能吗?靠继承——但不是继承财物而是继承权力、身份与特权致富不可能吗?皮凯蒂可曾听说过"我爸是李刚"?这李刚是"资本家"吗?平民出身的"康师傅"不仅自己而且整个家族的成员几乎个个腰缠万贯，这是因为"康师傅"的"劳动"?还是因为"康师傅"从他爹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 不仅皮凯蒂，一般西方学者无论左右也不会想到还有这"第三种可能"，因为事实上西方现在也不会有这种可能。通常现今的西方学者，左派认为妨碍他们追求福利国家的只有自由放任，右派认为妨碍他们追求自由放任的只有福利国家。所以左派看到有个地方自由很少，就想当然认为那里福利很多，并为之鼓舞;而右派看到那个地方福利很少，就想当然认为那里最自由，也为之鼓舞。正好这个地方经济增长又挺快，于是双方都以为这个地方可以为他们在西方的争论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依据，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左派歌颂低自由，右派歌颂低福利"的古怪合唱。其实可以设想，有朝一日假如那里的经济出了大问题，他们又会"左派大骂低福利，右派大骂低自由"，双方又都以这个地方为依据来论证对方的谬误。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生当其中，甘苦自知，对我们的问题感受最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被那些满脑子只想他们自己问题的别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牵着鼻子走。 不过要指出的是，"我们的问题"和"他们的问题"并非来自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宿命或万古不易的特殊"国情"，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他们如今没有了，但历史上是曾经有过的。所以那时他们的思想者，包括左派思想家都不会像如今的皮凯蒂那样想问题。比如马克思，这个在19世纪写了《资本论》(不是《论19世纪的资本》)的左派大师，恨"资本主义"绝不会亚于皮凯蒂。但是被普鲁士容克专制整得没了"祖国"而流亡到最资本主义的英国去放言高论的他，还是知道世界上有比"资本主义"更坏的东西。他对"私人资本"的批判堪称皮凯蒂的老祖宗，但对那个时代的"公共资本"，尤其是他那专制祖国的"公共资本"却有更加不堪的评价，以至于在迄他那个时代的西方经济学传统中，马克思一向认为主张自由放任的派别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派别更"进步"——17世纪主张自由贸易的魁奈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柯尔贝进步，18世纪主张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比主张国家管制的李斯特进步，等等。 而对于那时的"国家"，马克思斥责其"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是一点不留情的。至于更加专制的沙皇俄国，列宁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更曾明确表示："反对一切想靠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保护来为劳动阶级谋福利的企图……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而是从它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与今天西方"右派"的主张是不是很像呢? 实际上，左派支持福利国家，反对自由放任，而右派反之，那是宪政民主制度而且是普选制宪政民主下特有的现象。历史上在有宪政而尚无普选制的时代，统治者曾以恩赐"福利"为饵来消弭下层民众对民主权利的要求，那时的"福利国家先祖"是英国的迪斯雷利、德国的俾斯麦那样的"右派"，而左派与自由主义者都是这种"托利党社会主义"(李普塞特语)或"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语)的反对派。再以前，当宪政与普选制都还未有之时，专制权力"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即所谓柯尔贝主义(Colbertism)，更是受到宪政进程中不同阶层民众的抵制，那时还没有现代所谓的左右派之争，有的只是(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要求反封建"。 皮凯蒂如今已经不考虑这些问题，他考虑的是如何使"民主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即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能够持续发展下去，而不让"食利者-民主之敌"和"继承制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皮凯蒂政治上坚信西方的民主制度，经济上对"生产社会主义"也没有兴趣，这本书并不讨论私有企业或是国营企业的利弊，从头到尾谈的只是分配问题，最终的建议是以"全球资本税"来补充如今以累进所得税为主的再分配形式，以解决现今西方公共债务庞大、福利国家难以为继的问题。接受马克思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理论的人恐怕不会把这本书看成"21世纪的《资本论》"，皮凯蒂本人其实也没有这样看。但是他坚持"分配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福利国家、要求"劳动"对于"资本"的优势——这种左派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那些批评福利国家、主张自由放任的西方右派不喜欢这本书，是毫不奇怪的。 但即便从左派的角度讲，我们中国的问题固然难以从此书寻找答案，就是如今西方的问题，从这本书恐怕也难以求解。这是因为，如果仅从西方内部看，"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当然是真问题，冷战时代乃至更早时他们全力争论这种问题是很自然的。然而，30年过去了，与冷战时代"两个平行市场"甚少互动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今天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模式下，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实际上都是在全球意义上面对挑战(从另一面讲也是面对机遇)。换句话说，福利国家面对的挑战绝不仅仅来自"自由放任"，就像"自由放任"面临的挑战也不仅仅来自福利国家。皮凯蒂担心19世纪式的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其实如今西方右派思想家包括经济学界被视为右派的"新自由主义"诸流派的忧虑也不亚于他，他们也惊呼自由市场面临挑战，担心"社会主义"卷土重来。其实，无论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今天"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都并不大，但比19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更糟糕的一些东西，比如作为法国学者的皮凯蒂很了解的"柯尔贝主义"或者马克思当年描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会不会在今天的高技术-全球化时代以某种形式"卷土重来"呢? 实际上在笔者看来，今天全球范围内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更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前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的互动和互相影响、互相挑战了。在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化中，A与B的各自问题既互为因果，有愈演愈烈之势，又互为浸染，劣币驱逐良币、良币驱逐劣币皆有可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向他们学习"市场经济"的同时，其实也在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现代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等)。但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我们的"低人权优势"也形成了"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之势，我曾以"昂纳克寓言"作比喻描述过这种可能： 2009年我在德国和东德末代共产党总理莫德罗长谈，两德统一是西德把东德"吃掉"了，德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有严重的问题：东德原有低质制造业垮了后，新的制造业发展有限，德东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虽然第三产业大有发展，但就业率仍比西部低。作为反对派的莫德罗很不满。为什么?因为统一后西德通过巨额"统一税"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基本拉平了两边的收入，高福利社会，强势工会，劳工权益等都变得和西德一样，对资本也就不再有特殊的吸引力。于是尽管政府极力推动西德资本投资更新东部工厂，效果却很有限。西德资本宁可投资中国生产巨量的德牌汽车，也不愿更新东德的汽车厂。 我当时对莫德罗说，您设想过另一种可能吗?比如说两德统一，你们可能把西德"吞"掉吗?莫德罗说不可能，我们搞原来那套体制明显失败了，如果搞民主，西德有6000万票，东德只有1600万，投票我们也投不过他们呀。 我说，能否设想第三种如果?假如20年前，东德镇压了民主化，柏林墙仍旧，东德人仍没有自由，低工资低人权，更没有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但是，昂纳克先生到西方逛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和红磨坊，觉得花花世界妙不可言，突然对市场经济发生大兴趣，说我不搞乌托邦了，我要赚钱。政治上不变，但经济上要与西德一体化。对西部资本完全打开大门，当然前提是西方也开门让我把商品卖过去。我可以用专政手段提供最好的招商引资条件：土地你看中哪块我就给你"圈"来，工人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百姓的房子我想拆就拆，企业产权我想给谁就给谁，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工会农会一概不许有，谁来投资我有重赏，谁妨碍招商引资我就镇压谁……如果这样，你说会有什么结果?莫德罗说不可能这样。同样的问题我其实还问过左中右各种德国朋友，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仍追问，假如就这样硬干了呢? 答案很简单，如果硬这样干，东德人又忍受了，那我们看到的后果可就跟现在完全相反：西部资本不会再到中国来，也不会跑到罗马尼亚，甚至都不会用土耳其劳工，他们会一窝蜂涌入东德，把东德人当农民工，一片血汗工厂在那里拔地而起，把海量廉价产品覆盖到西部市场，把那里的原有产业全部替代……这样东德立马会发生经济奇迹，而"去工业化"和高失业率将会出现在西德。随着资本出走，劳动丧失议价能力，工会蔫了，福利垮了，一百多年建立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都将荡然无存。当然，东德这样也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官商勾结、腐败蔓延、环境污染等等。但假如东德人可以忍受这一切，那么西德会怎么样呢? 我说，如果东德不发生变化，西德无非只有三个选择：一是西德人自己搞个经济柏林墙，阻断一体化，我的资本不许出去，你的商品不让进来。实际上就是现在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极端版。但这样做，在道义上就要付出极大代价，因为打破柏林墙本是你自己倡导的呀。而且其实也不可行，因为西德不可能有东德维持柏林墙的那种手段：东德可以把自己翻墙的公民枪杀在墙下，你西德能把到东德投资的企业家枪毙吗? 二是如果你不修这"柏林墙"，你就要把自己的条件降低到东德水平，否则在一体化情况下你没法跟它竞争。西德人要学做"农民工"，福利和人权必须大降，福利国家重变血汗工厂，接受劣币驱逐良币。如果西德真的这样，实际上就等于被东德统一了。因为从制度上讲你已经被同化了。 三是西德的民主体制下上述变化不可能被民众接受，不管是减少自由还是减少福利都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更不用说引进东德的制度了。而西德如果因此发生大乱，东德就有可能用非常手段统一西德。 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东德这样吞掉西德，当然在任何意义上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只是血汗工厂战胜了福利国家、"野蛮资本主义"战胜民主社会主义。我问莫德罗："右派"是否乐见这种结果姑且不论，您作为一个左派，希望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坚称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当然，众所周知这样的事在德国并没有发生，所以我把它叫作寓言——"昂纳克寓言"。 但在其他地方，这种不良现象还只是"寓言"而已吗?实际上，这对他们的自由、福利都逐渐构成了比他们内部"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之争"更大的挑战。 然而，从皮凯蒂这本书问世后左派基本是一片叫好、反对的基本只是右派的情形看来，他们那里无论左右对于这一"天下大势"似乎都还不太明了。如果说我们对他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A"了解得还很不够，那么他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B"就更是无法理解，甚至往往以己度人，一厢情愿。当然，在全球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过去，这个缺陷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今天，这缺陷恐怕就不能不正视了。 (相关简介：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关于国家行为与市场经济的不同搭配，学界还有种种说法。笔者曾在中国语境下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封建市场经济"的两分法，黄宗智曾用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分法(参加其著：《国营公司和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但是"封建"一词如今歧义太多。而黄宗智的两分法据说区别在于前者是国家一味在市场上赚钱，后者则是国家追求公平和福利。但根据这样的区别古时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岂不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样板，而西方的民主福利国家自然该是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典型了。可是他又说后者的典型是薄熙来搞的"重庆模式"，而前者则是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国多数地方据说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的经济改革。同是中共治下，重庆与别地的模式真有如此对立?而按这逻辑汉武帝不但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还是"新自由主义"者了?笔者不采取这种容易把人搞糊涂的名词游戏，只想指出事实上国家与市场结合有种种方式，但基本的分野就是"为官"结合还是"为民"结合。皮凯蒂也许不理解复杂的中国，但作为法国人，他如果不想把自己混同于柯尔贝，应该是能够理解这种区别的。 [2] "关于资本的不平等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每个国家里富人和穷人的冲突，远比其导致的国家间的冲突更严重"。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45页。 [3] 皮凯蒂用若干数字否认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这与他对资本及资本归属国的独特定义有关，当另加评述。实际上"双顺差"的统计数据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表明了资本和商品大规模对流的存在。 [4] 有趣的是，1990年代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无论以基尼系数还是以顶层人口收入份额计的不平等却明显上升。皮凯蒂的书就是以2012年南非马里卡纳劳资冲突事例作为首章开头的，显然是把这作为r>g的典型例证。而反对皮凯蒂的阿西莫格鲁等人则认为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普遍贫困，分化被压抑，废除种族隔离后黑人富豪兴起导致基尼系数升高应属正常(达龙·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之兴衰——评〈21世纪资本论〉》，贾拥民译，载汪丁丁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No.28，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166页)。不过，如今南非的基尼系数已经高得离谱，无论如何不能算正常了，笔者在《南非的启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提出了第三种看法：1990年代南非"双顺差"的消失与不平等的恶化有关。 [5] 近20年南非不平等的扩大，主因并不是黑人富豪的兴起，而是与投资不振、制造业疲软、外贸顺差转逆差高度相关的极高失业率。参见秦晖：《南非的启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6]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2年年终西南财大一课题组发布调查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0.61，贫富悬殊"世所罕见"，远远甚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1209/200513945407.shtml)消息一出网上哗然。中国官方统计部门其实一直有基尼系数统计，但并不公布，此时面对舆情，国家统计局长不得不出来说话：十年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473以上，2008年达到0.491，没有学者说的那么高，但也很高了。关于0.61这个惊人数字，局长并未一口否定，而是说抽样方法与样本量不同，"民间调查是官方统计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他还给出了其他国家的近期基尼系数，让"大家自己比一比、看一看"：阿根廷0.46，巴西0.55，俄罗斯0.40，墨西哥0.48，印度0.33。(国家统计局官网：马建堂就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tjgz/tjdt/201301/t20130118_17719.html) [7]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04年，362～367页。说实话，公元1～1000年的数据天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 [8] 2014年夏英国《金融时报》曾为此展开一场数据论战，参见克里斯·贾尔斯《质疑皮凯蒂的理由(1-3)》、FT社评《应该公开监督皮凯蒂的数据》、皮凯蒂回应FT的《数据问题不影响结论》等文，FT中文网2014年8月17日检索。 [9] 这当然过于简化，实际上皮凯蒂并不想完全取消资本主义，他的对手也不想完全取消福利国家，但这仍然是"A类型"内的争论，他们基本上都不考虑A类型之外的问题。 [10] 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又见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布坎南把"民主赤字"主要归咎于凯恩斯主义，主张"要民主，不要凯恩斯"，但实际上如今"欧猪国家"的恶性赤字是在凯恩斯理论已非主流，欧盟的"大锅饭"却敝窦百出的背景下发生的，显然民主制本身有赤字冲动，而全球化(超国家经济一体化)使这种冲动得以释放，即便不信凯恩斯，问题也仍然存在。 2015-06-23 《领导者》杂志总第63期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l 1, 2015, 6:08:33 AM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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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un 2015 11:36 PM PDT
上周，中国和世界都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发生，但是对太多中国人来说，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新闻，都没有股市暴跌更重要。上至最高当权者，下至把自己终生，乃至未来的积蓄，都已投入股市一搏的新生代股民，都知道自己面临著一个关口。当权者知道，如果处理这次股灾的决策失误，会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因为错误的决策不仅会伤害已经深陷困境的实体经济，而且会带来中国金融秩序的混乱，从而增加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风险。至于那些遭受惨重损失的股民，虽然知道挽回损失希望不大，但如果当局的决策进一步影响到自己的生计，他们就很可能把自己赌场的失意，转化为对当局的愤怒，乃至政治对抗。 正是在这个严峻的背景下，当权者于周六紧急决定，同时降准降息，以罕见的力度增加流动性。这个重大决策是否能挽救对A股的信心，很多人持悲观态度。不过，我支持这样的看法，真正的挑战是这个决策能不能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中国的麻烦就大了。 中国股市的疯牛现象，其实，很多人早就看到了。而且，那些有经验的炒家造就稳健出货。他们知道这样的疯牛，不会有好下场。令许多人感到疑惑的，是决策者究竟是如何想的？他们究竟是看不懂疯牛的危险，还是另有图谋？根据国内消息，最高决策者并非有意要激发股市发疯，而是犯下了重大错误。错误之一，就是鼓励企业用自己的股票作抵押向银行融资。这样一来，如果企业高管人为抬高自己的股票价格，就可以一石多鸟，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融资规模，而且可以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炒作机会。决策者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放纵炒作股市的杠杆融资，让偏好赌博的中国股民，面临不可抗拒的投机诱惑。 真正深刻的问题是，这样明显的错误，为什么迟迟不能发现，以致带来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风险？我的看法是，此次股灾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系统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其实不是敢于承担风险、追求利润的企业家，而是回避风险和逃避责任的官僚。李克强想了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银行不愿给企业贷款的问题。因为主导中国银行的是官僚，他们没有意愿与企业分担风险，分享利润。无奈之下，逼出了这个用股票来融资的办法。表面上看好像是皆大欢喜，银行回避了风险，企业得到了贷款，但结果却是放出来一头股市疯牛。 我不相信中国的金融精英们看不出这个办法隐含的巨大风险。但是，假装不知这个风险，显然对自己和家人炒作股票发财实在太有利，因此，对官僚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装傻。当然，这一次肖钢将逃不脱决策失误的责任。他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是没有及时打击杠杆融资炒股，从而制造了一个大炸弹。第二，为了防止这个炸弹升级为原子弹，他又以引爆股灾的方式来打击杠杆融资。肖钢将难保证监会主席的官位，但我相信，那些在这一轮疯牛股市中大发横财的金主，会以某种方式给他发奖金。 因此，此次股市暴跌揭示的最深刻教训，就是中国官僚阶层本能的利益冲动，已经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有了根本性的冲突，而当权者却不得不继续依赖这支官僚队伍来推动所谓的"改革"。在这个悖论下，官僚集团是真傻也好，是装傻也好，都会带来种种灾难性的后果。 上周被股市暴跌淹没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政治局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决定。习近平显然在寻找治官的新路数，而且他看到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扭曲，是这个国家，也是他自己面对的最大威胁。但是，我对习近平的最大疑问，就是他有本事选贤任能吗？如果不能，那么，推动能上能下，就无异于制造股市疯牛，鼓励各种疯狂的政治投机，加速中国政治危机的爆发。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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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un 2015 11:32 PM PDT
六月二十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参与的两档新闻节目《新闻周刊》和《新闻1+1》，分别停播一周。央视对停播的解释，是因为频道节目的安排所致。这样的解释，显然太过牵强。 随后几天，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背后的原因远比这种解释复杂。这极有可能是继毕福剑之后，又一名央视名嘴，因为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原因，遭到最高当局的封杀。封杀白岩松的原因，与他在《新闻1+1》和《新闻周刊》两档节目中，主持两件枪击案时发表的评论有关。 第一桩枪击案发生在五月二日，四十五岁的农民徐春河，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内被警员李乐斌开枪击毙；第二桩枪击案发生在六月九日，河北肃宁农民刘双瑞，开枪打死两名村民和前去执行任务的两名警察，刘本人则在最后被警察击毙。 在主持报道这两起恶性案件的节目中，白岩松评论的口径，与警察部门的立场有所不符，因而被认为是对执法部门的大不敬，对政治正确的忽视，甚至藐视，从而引起了上级的不满，乃至停播其主持的节目。 其实，白岩松在这两个报道中并未走极端，而是非常中性和职业化。在庆安火车站枪击案中，他只不过是回应公众要求公布真相的呼吁；在肃宁枪击案的报道中，他只不过没有用警方用过的"牺牲"二字，来描述两位警察的死亡，也合乎逻辑地对让哪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开枪的原因提出了一个疑问。 根据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标准，白岩松的举动都没有违反法律；根据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准则，他的言论也都没有违反社会道德。即使是按照中国现有的臭名昭著的不成文新闻控制规则，白岩松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违规"之举。 公众不满意经过剪辑的电视镜头，要求庆安公安当局，公布事发现场的完整视频当然没有错；白岩松支持这一要求，也是媒体人应尽的职责，他还特别理性地指出，公布真相不仅是为了满足公众要求，而且对在一线工作的民警，也是一个正常的交代。 至于用"死亡"而不是"牺牲"二字形容中枪而亡的警察，以及没有称呼据说是患有精神病的老汉为"犯罪嫌疑人"，那是因为白的报道发生在权威的法律部门为事件定性之前。事实上，在节目中，白岩松也播放了对警察部门现场采访的片段，包括"牺牲"和"犯罪嫌疑人"等警察部门的原话，也都被如实采用。 对白岩松的处理，显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意，也不是简单地是由于警察部门的压力。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权力结构来分析，停播白岩松主持的节目，一定来自更高的权力部门。联想到近来对律师、新闻从业人员的大量镇压之举，这似乎是中央加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个新信号。 白岩松不是在这个整肃中"中枪"的唯一的社会精英。他在肃宁枪击案的报道中发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端起了枪？"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稍加改动，问到："是什么让现在的权威人士对像白岩松这样温和理性的社会精英扣动了扳机？"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现在的意识形态控制者的精神状态与那位肃宁的五十多岁的精神病老汉并无二致。它已经神经紧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们眼中，不是奴才就是敌人，甚至中性都无法容忍。他们不仅镇压可能的敌人，而且通过制造敌人，来恐吓不满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为自己的倒行逆施壮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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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un 2015 11:35 PM PDT 梁文道批判香港本土主义，把矛头指向陶杰，在昨日苹果副刊仍坚持说：「本土族群主义的背后，有陶杰先生言论的养份」，成为香港否决政改以外，由政界谈论到文坛不止的议题；然而，在口水与朋党之外，真正的议题却被遗忘了：一， 所谓「民族性」是真货还是伪学？二，香港的本土思潮，真的是个别人士之果吗？ 由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鲁迅的《阿Q正传》、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酱缸、陶杰的「小农DNA」，其实都是在批判华人思想的问题，狠狠攻击「中华文化」影响下，华人的种种陋习的源头，即华人穿起西装，驾驶著德国的跑车，西化外表的包装，都无法改变其内心的「丑陋」。事实上，随著中共经济改革三十几年来，这「民族性」都一再印证其正确－－大陆那些富起来的「大款」，可有「发财立品」？可会学识「文明世界」的价值，例如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至种种「普世价值」的美德？不要说远，单是在个人卫生，以至公德心方面，答案亦显而易见－－有病的就是所谓「中国文化」本身，是华人社会的环境、习惯的潜移默化。 以此路进，套用黄仁宇《新时化的历史观－－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的方式，早就有了解答－－就是思想的全盘西化。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其实就是来自思想日益西化的影响。八年前，我对此提出，这是有如电脑OS作业系统的改变，因为旧有「中式」作业系统，根本无法符合当代文明的要求，其种种有如陶杰所说的「小农DNA」，需要去芜存菁，甚至全盘摒弃；陶杰的方法是推崇英美的「进步」，对比起华人社会的反智；而年轻本土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和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来一个更彻底的否定，这其实不是新鲜事－－只不过，近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再来一次。因此，如果要指陶杰是「本土族群主义的养份」，那么胡适、鲁迅、柏杨等都是。的确，陶杰很受欢迎，但他只不过是道出了民心的潮流，因为在内心深处同样批判旧思想的，其实是香港人自己，陶杰只是把大家的心声，以其妙笔引起更大的共鸣而已。 至于梁文道更大的错误，就是尝试在纸上或所谓「理论」，去找出香港本土主义的「养份」，然后，把矛头指向陈云与陶杰。观乎西方历史，当知道世界各地「民族建构」的过程，多来自一个差劣而不合格的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香港本土主义的源头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推行大量荒谬的政策，弄至本地年轻一代由生子没有床位、养子没有奶粉、教子没有学位，行街睇戏坐车，以至去乐园也没有空位，这种绝望的高压政策本身，才催生了香港的本土主义。梁文道等的错误，就有如当年中共把香港「民心未回归」推去「一报一刊两枝咪」般，而不是其荒谬的施政，是倒转因果的本末倒置。没有政府的倒行逆施、没有每日遭遇的中港磨擦、没有中国的殖民统治，陶杰主持多几多晚《光明顶》或陈云再写多几多本《城邦论》，也不会受到愤怒香港人所追捧。套用香港左翼最常用的一句，请「对准政权」－－源头就是中国政府及其政策。 幻想香港有人可以靠卖书变成希特拉再上台屠杀中国人，实在是历史与政治的白痴－－香港与中国的力量对比，就有如幻想同属德意志民族的小国列支登士敦、卢森堡，甚至是瑞士、奥地利，可以大屠杀德国人般脱离现实。请不要离地幻想，以为几本书或者几个电台节目可以变成毒气室－－希特拉的《我的奋斗》，是上台后才成为真正的畅销书，而希特拉可不是靠卖书上台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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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un 2015 11:30 PM PDT
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落闸拒绝港人的真普选诉求。今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依法投票，慨然否决京官的假普选方案。我对8·31决定，给出顶级差评；我对6·18否决，送上由衷点赞。 先说8·31决定差劲在哪里。 人所共知，当代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玩假选举，资本主义搞真普选。而所谓一国两制，是指中国大陆搞社会主义，香港搞资本主义；那么，大陆玩自己的假选举，香港搞他们的真普选，就是不言自明的硬道理。在拥有正常理智、遵奉正常逻辑的人看来，不让资本主义的香港搞真普选，没有任何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理由和借口。 然而，近乎匪夷所思的是，北京当局还真就这么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说：香港选民一人一票，在经北京当局政审合格的2至3人中，选出1人当特首。香港公民无提名权，过不了政审关的公民无被选举权。 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标准，这绝对不是真普选，而是百分之百的假普选。这种普选中的选民，不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公民，而是被用作投票的工具；这种普选产生的特首，只会是首先向中联办谢票、主要听命于北京的马仔而已。 说实在，我确实有点弄不明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一个小口子，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搞一下真普选，对北京当局而言，真有那么可怕、那么不爽、那么不可接受吗？我想，对当局来说，真普选导致的最为不妙的一种结果是：港人"瞎了眼"，一人一票选出了一位敢"与中央对抗"的人当特首。然而，即便如此，当局用得着害怕么？那位特首敢与《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对抗，从而危害国家安全、坑苦香港民生吗？给他10个豹子胆，他都不敢。在没有言禁、报禁、党禁而有真普选和司法独立的香港，民选特首被关在民主、宪政、法治三合一的铁笼子里，他只能按香港现行法律行使权力、治理香港，否则，他就得下台。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悬疑吗？ 退一步讲，如果北京当局对真普选确是怀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反感和抵触，确是万万容不得，即便仅在香港实施也不行，那当初与英国人谈判并承诺实行"一国两制"时，为何不提出保留条款？后来与港人商订《基本法》时，为什么不声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不包括真普选？而先前既然答应了，签约了，如今再窝火，再不爽，在众目睽睽、朗日清风之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言而有信、让话算数。人世间通行的，不就是这么个理吗？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是君子，盗亦有道。可叹8·31决定的炮制者们，竟然无所出息，与他们夺取政权的前辈如出一辙，视承诺为儿戏，对守信无敬畏。更有甚者，北京当局还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把背信弃义的8·31决定说成是"不可撼动"的，它"适用于以后各任特首"的产生！ 8·31决定所凸显的北京当局的颟顸、霸道和厚颜，把珍视尊严、追求和争取真普选的港人，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试问，他们还能听得进严家祺先生言者谆谆的劝导吗？他们还会取得和严先生一样的共识，自己单方面"讲妥协"，以看到初升的太阳那样的好心情，愉悦地、多多益善地为8·31决定投下赞成票，从而见证"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步步向前迈进的"吗？（见严家祺《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的公开信》，2015年6月14日贴于《博讯·博客》） 6·18否决之前，我读到了梁家杰议员在立法会上的发言全文。梁先生说："如果我们今次通过政改方案，就是连拒绝指鹿为马的尊严都丧失，以后就不能再有自己的思想，香港人就从此沉沦。中央逼香港人接受的，不只是一个选举方案，而是盲目顺从的态度，放弃自己的认知与是非之心。"梁先生的这段话，不，梁先生发言的全文，说得何其棒、何其爽、何其有震撼力啊！事情已经摆明：站在底线之上，没有妥协，不能退缩。面对无理逼迫，是忍辱认命，还是公民抗命？答案呼之欲出。 基于自己的认知，香港泛民主派判定：8·31假普选决定是北京当局一意孤行、悍然落闸阻断香港民主化进程的骗招和损招。为此，听者藐藐的泛民主派议员，一票不落地全部投下反对票，坚定鲜明地对8·31决定说不，遂在香港史和中国史上，铸就了意义非凡的6·18否决。 6·18否决的到来，除了建制派议员荒腔走板自摆乌龙，闹出了一朵硕大的奇葩花絮之外，其它一切都很正常，很质朴。6·18否决不是泛民主派议员的过分之举、出格之举，更不是街头政治巨大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诚如程翔先生所言，6·18否决只是表明，港人坚守了做人的底线而已——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底线，和维护基本是非黑白标准的底线。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和道德的双重坚守，展示了港人的尊严和气节，如同每年六四夜维园动人心魄的万千烛光，6·18否决为大陆中国人"抗拒强权歪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我不想讳言，我对香港"占领中环"的抗争方式从未点过赞。但是我要说，使建制派议员灰头土脸乃至失声痛哭的6·18否决，不是标志香港的"街头政治"压倒了"代议政治"，更不是什么正中北京专制政权下怀，让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撇除28 : 8的戏剧化效果，6·18否决可以视为一场民意对抗强权的悲壮的胜利：一场重申"一国两制"契约、反对背信弃义的胜利；一场捍卫自治权力、抵制京官治港的胜利；一场追求真民主、拒绝假民主的胜利；一场拥抱真进步、誓言不沉沦的胜利。 本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除外交和国防外，一切香港事务，皆由港人说了算。但是，作为契约一方的北京当局，在权力任性的驱动下，愣要越界干涉和管控。这就叫：香港本无事，京官滋扰之。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面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成果，北京当局的既定方针是：蚕食存量，落闸增量；而泛民主派港人的使命是：守护存量，逆袭增量。因此6·18否决之后，香港的民主化之路依然曲折艰难。梁家杰先生的发言，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知。他的发言中我唯一不以为然的地方，是他提到要"说服中央"。恕我直言，这种"说服"犹如春梦，很不靠谱。香港民间和香港年轻人发出的"自己香港自己救！"和"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当是振聋发聩、理性务实的最强音，也是"香港会终见真普选，香港人终会做真老板。香港终会再见政通人和，香港会继续璀璨，光辉永久"的切实依凭和可靠保证。 2015年6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6月29日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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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30 Jun 2015 10:32 PM PDT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给我的上一次"延长审限通知书"的签发日期是2015年3月9日，三个月的延长审限6月8日到期。怀抱着最后一刻可能会开庭审理的侥幸，我于6月6日（星期六）飞回北京，当晚入住宾馆后立即与律师通了电话询问情况，被告知法院那边还没有消息。隔过周日，6月8日（星期一）上午，接到律师的电话，他收到了三中院的第四次"延长审限通知书"，延长期还是三个月，而不是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放至"六个月"的一审判决期限。至此，我的"状告海关案"开庭日期，被高院四次批准延长。 "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说得很清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结束与律师的对话，为了弄清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因何特殊情况，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准许三中院延长一审，我拨通了案件联系人、也是我的状告案合议庭书记员张怡的电话，告诉她我特为案件回国，6月6日到京，6月14日返回美国，刚刚从律师那里得知三中院第四次延期审理我的案件，希望能够与我的案件合议庭庭长贾志刚法官有一次沟通，了解案件不能开庭审理的特殊原因。电话那头的张怡十分客气，给了我贾志刚法官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但又立即请我不要自己打电话给法官，说她会向贾法官转达我的意思，贾法官会给我回电话的。请张怡记下我的北京手机号，放下电话，开始等待。整整一天，贾志刚法官没有来电。 第二天，6月9日（星期二），为了确保留言能被存入贾志刚法官的电话，我在清晨七点拨通了他办公室的电话，按留言机的指令，道出我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后简短留言：我特为案子回国，希望至少有机会与您有个沟通，使我了解一再延期审理的原因，也使您了解我的诉求。如蒙回电，将不胜感激。一直等到下午，没有回音。两点半，再次给贾法官电话，那一头还是机器在说话。只好再留言，恳请能给我回个电话。6月10日（星期三）静候一天，还是没有等来贾法官的回话。6月11日（星期四）九点整，第三次拨打贾法官办公室电话，接听的还是机器不是人，重复了我的姓名、联系电话，再再次恳切请求给我个沟通机会。放下电话，于心不甘，拨了张怡书记员的号码(看看手表，是九点零五分),张怡接了电话，说她已经将我的意思转告给贾法官了。我说一直在等他的电话，他却一直不回，我已经三次留言了。张怡说贾法官天天开庭，很忙，我若再晚打五分钟，她也去法庭了。我说此次特意为案子从美国回来，你也应该能够理解机票的昂贵，即使不能面见法官，总要让我说上几句话吧？麻烦转告法官，请他哪怕下班后匀出几分钟的时间，来个电话，作个起码的沟通和了解。张怡客气地回答：一定转告。 直等到6月14日（星期日）上午11点45分，杳无音信，到了登机时刻，无可奈何地关上了手机。此次往返机票外加北京食宿花费，不菲的价格换来了又一纸延期审理通知、与合议庭书记员张怡的两次通话+给法官贾志刚的三次留言。这些结果，即使我人呆在美国也是同样可以得到的。有人说我蠢得可以，但是我不这样想，我以我的行为告诉法官我对合议庭的尊重，对"状告海关案"态度的执着，不管你们拖延多久，我都不会失去耐心和决心。我希望以我的行为和态度，提请李南央案合议庭成员给予一个状告"官府"公民同等的尊重，赞同她的理性，承认她依法寻求宪法赋予公民权力的正当。 但是这次，贾志刚法官显然是连话语层面的接触都不愿与我发生。法官躲着原告，北京市的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联手将一个情节简单明了的民告官案，三个月接着三个月地屡拖不爽。中院不解释延期的原因，高院不说明批准延期的理由。我想问一句三中院：你们想拖到哪一天？再问一句北京市高级法院：你们凭的什么，批准三中院一延、再延，而不问责他们的不作为？ 也许法院有法院的困顿，但是作为被告的个人，我更是倍感挫折和无助。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章、第一条的内容是：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字体加黑和下划线是作者加的） 贾志刚法官的态度，让我看不到公正，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再批准三中院延长审理期限的做法，让我看不到及时和对公民的保护。 这次回国前，先生怕我会有麻烦，让留下一段音频，万一我被抓了，就贴到网上。想到最近一位朋友给我看的微信圈内传的魏京生大约一两年前的一段视屏（对着镜头，魏京生说他郑重声明，他的党从现在起放弃非暴力抗争，支持大陆一切以暴力推翻中共的行动，他认为用暴力的手段推翻共产党是中国剩下的唯一道路——大意如此），我录了这样一段话： "明天就要回国了，这次回国之前留一段录音，因为不知道这次回国的情况会怎么样。还有几个月就要六十五岁了，活到现在有些问题想得比较清楚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政党是用它的党员的鲜血和生命，用劳苦大众的鲜血和生命夺得的政权，它必然会用践踏生命的方式去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真地不能再要流血的暴力的革命，不能再要流血的暴力的运动，我们应该在国家现有法律的框架之下，通过法律的程序去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宪法所给予我们的权利。这么做，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到法比党大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修出一部相对完美的宪法。我自己的爷爷三十几岁就去世了，他去世前是早期同盟会的会员，他的好朋友是黄兴和宋教仁，是主张宪政的；我的父亲明年就虚岁一百了，他二十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晚年还是疾呼中国宪政大开张，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要救这个党；我呢，无党无派，我是相信个人的力量的，我觉得中国十四亿人口，如果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话，这个力量是排山倒海的。你们若同意我的这段话，请帮助转贴。" 我自己简单的"状告海关案"被中院和高院联手拖延，开庭之日遥遥无期，有生之年能否等到，也未可知，我承认，按法律的途径争取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一条漫漫之路。但是，这是中国走出以暴易暴，推翻一个暴政后，建立起又一个更恶的暴政的怪圈的唯一途径。即使现在看不到路的尽头，也要坚持走下去。暴力看似捷径，但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以为覆车之鉴吗？ 我的律师告诉我，今年5月2日警察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开枪打死农民徐纯合后，两位律师前往了解情况，被庆安县当局拘留；又有四位律师前往营救，又被庆安县当局拘留；立即有律师在网上公开联络同仁前往实施再营救；一呼百应，形成七百多律师的队伍欲赴庆安。面对如此的压力，当局只好放人。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力而无所畏惧的律师群体，尽管他们依然受到共产党各级司法局的制约，但是他们独立于官本位体制之外，不靠政府发薪，不用政府官员给他们定职，因此有了自己的头脑，形成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公民现在所急切呼唤的是一支只遵从法律，而不听命于任何党政部门和上级个人的法官队伍，法官的级别绝不应等同于官本位的科、处、局、部，他们的权力凌驾于一切党政机构和党政官员之上。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四条明确地写着："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中国法官队伍挣脱出官本位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实在是需要有法官勇敢地站出来，真正地实践这一条款。只要有了第一位，就会有第二位、第三位、第十位，……成百、成千位的群体跟进。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找到了律师夏楠、夏霖接手了我的案子，我和我的朋友们对二位充满了敬佩。我和支持我的朋友们，等待着敢做敢为的法官开庭审理我的案子。听说我的案子的合议庭庭长贾志刚是位年轻的法官，真希望他拿出青年人的锐气、法官的尊严，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条、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干脆利落地开庭审理"李南央状告海关案"。 本案原告李南央遵从法律，并委托律师帮助我在法律框架下起诉首都机场海关的违法行为，我们翘首期盼着合议庭的三位法官：贾志刚、董巍和陈金涛，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一章、第一条阐述的立法之本，尽快开庭审理本案。只有百姓、律师和法官共同承认法律条款至高无上的尊严，一起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中国人才有可能理性地、和平地走出党比法大的中国特色的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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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l 4, 2015, 6:23:02 AM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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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5 11:29 AM PDT
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节。在美国居住二十多年，每年看美国的国庆节庆祝活动，都相当感慨，它至少有两个特色：
首先，美国各地的庆祝活动，不是官方为了宣传国家强大、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而组织的，而主要是由民间团体或私人公司举办的。像纽约多年的国庆焰火，都是由民营的梅西（Macys）百货公司举办的（今年是第39年）。焰火相当绚丽多彩，据说要几百万美元。而首都华盛顿的焰火，以及各地的庆祝游行活动等等，几乎都是私人团体举办的。而不像专制国家那样，总是倾国家之力，做政府一手操纵的宣传。
美国国庆纪念活动的第二个特色是，它虽然是纪念国家的建立，但主要是赞美这个国家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给个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就是这个国家刚刚建立时发表的《独立宣言》所确立的那些原则。美国人不说国庆节，而是把七月四日称为"独立日"，不仅是纪念美国当年从英国统治下争取到独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更是传递《独立宣言》所确立的美国立国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强调人的权利。《独立宣言》译成中文才二千三百字，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强调人有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人，而不是指国家或政府。而政府的存在，都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这三大权利，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人民就有权推翻这个政府。
今天美国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超强，并不是因为它的幅员，人口和资源世界第一，而是《独立宣言》所确定的这种保护个人的精神。纵观美国文化、历史和政治，有一个英文词被最多地强调，那就是Individualism，中文把它译成"个人主义"并不妥，因为它容易和中文里贬意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连在一起，根本就背离Individualism的本意；因此把它译成"个体主义"比较准确。保护"个体主义"，可以说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因为无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形形色色色的集权主义，从本质上说，都是"群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变种，最后都是以"群体的名义"奴役个人，剥夺自由。而个体主义，正是对抗群体主义，对抗集权的最主要武器，也是人之所以能有自由、尊严的保障。
整个一部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高扬个体主义，追求个人自由，对抗群体主义和极权的历史。美国所以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正是因为高举了个人自由、个体权利的伟大旗帜。例如连写信这种小事，美国人都是先写人名（凸显个人的重要），然后是城市，最后才是国家。中国则是：先国家，再地方，最后才是个人；国家、集体永远高于个人。而美国人，即使姓名，也是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前面，父姓在后，而不是中文人名的父姓在先（父权、家族社会的表现之一）。这也是强调，你自己的名字是独有的，最个人化的，你这个"个体"才是最重要的。这些都体现美国人对"个体主义"价值的推崇。
在美国国庆节前夕，俄亥俄州阿什兰德（Ashland）大学政治学教授、匈牙利移民施拉姆（Peter Schramm）写了篇文章说，50年前，他还不到10岁，随父亲逃离匈牙利。当他听到要逃往美国时，问父亲"为什么是美国？"他父亲说，"因为，儿子啊，我们是美国人，但生错了地方。"
施拉姆说，他用了过去大部份的时间琢磨这句话的含意，最后更清晰了，"我父亲用他的方式，说明他向往的美国不仅是个地方，更是一种价值。"施拉姆认为，"做一个美国公民跟当其它国家的公民不同，我们美国人不以血缘或历史当作成为公民的连结；相反，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认同的原则。这种认同正如林肯总统在提到《独立宣言》时所指的'电缆'——将我们跟签署宣言的先贤们像'血中血，肉中肉'般地紧密连结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这个定义，已超越了具体是哪国国民的界限，它代表着对自由、生命和追求幸福这三大个人权利的信奉和坚持，代表"自由人"！
从1776年至今，美国才走过二百多年。一个只有这么短历史的国家，却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进程和方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911恐怖袭击时被撞毁的纽约世贸大厦，重建后被命名为自由大厦（Freedom Tower），新建筑的高度为1776英尺，就是纪念美国1776年独立，表达自由精神不可摧毁的坚定信念。
美国遇到重大事件时鸣礼炮21响，因为它是1776这四个数的总和。1776，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没有1776，没有"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世界今天不知会是怎样。仅仅回顾过去一百年，20世纪如果没有美国领衔抵抗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今天人们可能不是生活在希特勒的全球化奥斯威辛之中，就是被关进共产老大哥主宰的"动物农场"。没有1776，整个世界可能就是《1984》。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抵抗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人类解放战争中，美国投入了1,224万部队，最后40万阵亡，100万伤残。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曾说，美国人解放了欧洲和亚洲等，但没有占领一寸土地，他们唯一的"占有"是那些阵亡美军墓地，包括二战时的美军名将巴顿，也葬在了欧洲。
刚刚结束二战，美国又马上投入150万部队抵抗共产主义在朝鲜半岛的蔓延，结果阵亡几万人，才保住了自由的南韩，并使台湾没被共产红海吞噬；在随后的越战中，美国又牺牲了近六万人，虽然在西方左派杯葛下没有打赢，但历史会记得美国为阻止共产主义蔓延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后来美国的对外干预，就如我在"怎样看待美国的强大"一文中列举和强调的，都是跟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在一个轨道。就如布什总统强调的，要推广"全球民主"，不要再有"雅尔塔"，即不要再为稳定而牺牲小国的自由利益；不要在中东"保持现状"而容忍毛拉的专制。强调美国人要承担传播自由、解放被奴役者的道德责任，重新举起二战时那面给所有被压迫者带来希望的星条旗，向全球传递自由的信息和价值。
这种坚持道德原则，重视民主价值，缘源于美国历史。美国独立后的前三任总统华盛顿、亚当斯、杰佛逊都是这种理念的奠基者。其中起草《独立宣言》的杰佛逊于1826年6月24日写出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他说，由于重病缠身，无法去参加纪念国庆和独立宣言发表50周年的庆典，但他确信，自由的价值，一定会传遍世界，"在有些地方快一些，有些地方会迟一点，但最后一定会在全球实现。"十天后，在7月4日美国建国50周年那天，杰佛逊合上了双眼，和他同一天去世的还有他的前任、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美国两个总统同一天在建国50年之际去世，大概不是巧合，而是天意，意味着他们完成了神圣的使命。
从杰佛逊和亚当斯去世至今，不到二百年，而在全球的200个国家中，就已有130个是民选国家，占60％以上﹕欧洲44国，全部走向民主，使欧洲成为地球上第一个都是民选政府的洲际大陆。美洲35国，除古巴外，也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在撒哈拉的非洲，48国中有44个实行了多党制。在亚洲，日本、印度、南韩、菲律宾、台湾、印度尼西亚，阿富汗，都走向了投票选举。从美国诞生，至今才短短的239年，还没有清朝的历史长，可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切，都和1776有关。
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世界才充满了希望；正是星条旗的飞扬，才给全球带来自由！
美国，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心灵的故乡，祝你生日快乐！
2015年7月4日
——原载"曹长青网站"
祝美国生日快乐：https://youtu.be/XJisvYMKE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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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5 11:22 AM PDT
希腊拒绝偿还欧洲债务，并决定7月5日举行公投，摆出要退出欧元区的架势，结果导致全球股市应声暴跌，周一（6月29日），美国，中国，日本，欧洲这四大经济体，跌幅都愈2%（中国超过3%，欧洲超过4%）。全球股市单日损失数千亿美元。在股市大跌之日，《标普500指数》把希腊的信用等级调降到"垃圾级"（junk territory）。
细究起来，这有内外两大因素，既是希腊内部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群体心理造成的，也跟法国德国的"大欧洲乌托邦"幻想导致的纵容默许（希腊赖帐）有直接关系。
人们谈到希腊，总想到那个产生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荷马史诗、原始城邦民主的希腊。但今非昔比，希腊不仅绝非欧洲文明中心，甚至沦落到一个巴尔干半岛的落后国家。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宗教原因。
人类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政教合一的窒息，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才从"上帝为中心"走向"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觉醒，人类才发生重大变化，文艺，科技，经济等，出现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这个重大的人类变革阶段，希腊却没有跟上潮流。因为希腊全民信奉东正教，而没有乘着文艺复兴的浪潮而文明复苏；这个文明，就是后来英美所代表的保护个人权利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思想价值（及在这种价值上建立的体制）。
广义的基督教有三大分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这三大派中，天主教和东正教都被视为基本教义派，也就是更守旧，更陈规，更讲究繁琐仪式，也是最强调均贫富等左倾教条的。
梵蒂冈是天主教的训导中心，现今的罗马教皇方济各（原阿根廷主教）是全球最左倾、最装模作样、最虚伪的宗教领袖之一，他一会跑去古巴跟独裁者卡斯特罗谈天，一会发公告呼喊全球气候过暖，一会主张成立全球政府，统管世界（他就会成为全球政府的国师）。
东正教跟天主教相比，就更差了。因为在传播均贫富、反资本主义和装模作样等仪式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全球近二百个国家中，有两个主要国家都是东正教佔绝对地位，一个是俄国，一个是希腊。东正教对这两个国家的损害都是无可估量的。共产主义在俄国起源兴起（输出后使中国深受其害），很大一个原因，是俄国知识分子传播东正教的均贫富、抵制资本主义的结果。当时俄国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的索尔仁尼琴，都是狂热的东正教信徒。他们都是斯拉夫主义者，也就是俄罗斯至上的民族主义分子。其思想根源是群体主义，而不是英美文明的个体主义。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要想走向世界，不仅要民主化，也要"去俄罗斯化"，也就是去掉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俄国毒素"，这个毒素就是左倾的群体主义（视国家、社会、群体的价值超过个人）。
希腊是东正教的发源地之一。不要说当年，就是今天，东正教还是希腊的国教，一千多万人口中，98%信奉东正教，可谓全民皆"东正"。今天希腊国民中普遍存在的贪图福利，劫富济贫，要躺在别人（欧洲其它国家和人民）的税款上吃大锅饭的心理，跟东正教的反富观有直接的联系。
当今世界有个显著的经济现象，凡是东正教、天主教盛行的国家，几乎都是贫穷之地。例如拉美国家（墨西哥和巴西等。天主教的宗教语言曾定为拉丁语，新教是英语），亚洲的菲律宾（人口83%是天主教徒；亚洲国家的经济全部都腾飞，只有菲律宾拖后腿）。今天希腊的经济困境，还有俄国的民族主义狂热（普京挥军侵占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得到69%的俄国人支持）等，都可以从东正教中找到心理原因。
第二，地理原因。
希腊虽地处欧洲，但在欧洲的最东南端，是个半岛，三面环海（地中海等），北部相邻的都是原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再北点是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在上述那种均贫富、反富的东正教基础上，再加上共产国家的贫富阶级斗争学说的包围渗透下，可谓里应外合，希腊的共产党势力曾一度很大。他们上山打游击，跟政府军作战，导致希腊局势动荡。在二战之后的非共产国家中，有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军事力量大到几乎颠覆政府，一个是全民信佛（印度教）的尼泊尔，毛派势力曾主导全国除首都加德满都之外的主要地区，再一个就是希腊。直到南斯拉夫的铁托跟斯大林闹翻，因希腊的共产党选择站斯大林一边，铁托停止了援助，希腊共产武装才逐渐式微。但是那种近乎全民的左倾（否则共产党怎么会有生存空间），却没有消失。
第三，右派政变原因。
正由于希腊的共产势力经久不衰，左倾浪潮汹涌，才导致右派反弹。1967年希腊军方为阻止共产党卷土重来，而发动了政变，建立了亲西方保守派的军政府。政变当然违背民主原则，美国政府等并不赞同，认为是"强奸民主"。但当时非常了解希腊实情的的美国中情局驻雅典的主管处长毛瑞（Jack Maury）则反驳说，"你要怎么强奸一个妓女"？
希腊军政府只维持了七年，1974年就被结束。但这场军事政变和短暂的军政府，却为希腊的左倾势力高涨，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因为你是用政变手段获得政权的，给了西方左派们（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左媒）一个绝佳机会，来攻击军政府，讨伐保守派。这很像南非的白人政权，他们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结果被西方左派痛斥围剿，因为这给了西方左派们一个理想的机会来显摆他们的政治正确，他们的占据道德高地。
希腊的那次军政府之后，该国的左翼势力就反弹到登天了，保守主义势力在这个国家，简直就再无翻身之日。对希腊军政府遭到的全球左翼围剿，可以从中国人很熟悉（更有很多知识分子敬佩）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代表作《男子汉》一书中了解。法拉奇晚年成为坚定的保守派，尤其在对抗伊斯兰主义上，几乎成为全球右派的勇敢发言人。但她早年却相当左倾，竟然跑到希腊，支持当地的左派势力。她的那本《男子汉》，就是以刺杀军政府首脑的左倾激进分子为主角（是纪实作品），写这个她眼中的"男子汉"如果在军政府的监狱中英勇不屈。更令人吃惊的是，她竟然爱上了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冷漠男人"，跟他结了婚。
晚年的法拉奇，从不再提她的希腊这一段，很可能是痛悔至极，因为聪明如此的法拉奇，当年竟然跟左派刺杀分子同居、结婚过。从《男子汉》中的描述来看，法拉奇的这场婚姻，并不是爱情超过意识形态，而恰恰是左倾思想把她跟那个激进分子连结到一起。虽然法拉奇的《男子汉》几乎竭力歌颂这个激进分子，但从其它资料仍可看出实情：当法拉奇告诉她的"男子汉"自己怀孕了，他竟然跟她商量怎样分摊打胎费。最后没花一分钱，是她的"男子汉"在情绪无法自制的暴怒下，踹了法拉奇一脚，把孩子"打"掉了。
第四，家族统治原因。
希腊虽然战后就是民选制度（除了军政府那七年），但希腊的总理，总是叫"帕潘德里欧"。2011年的希腊总理是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s），八十年代的希腊总理还是帕潘德里欧，他是乔治的父亲（做过两任总理）。四十年代的希腊总理，是乔治的祖父（做过三任）。仅这一个家族，就出过六任希腊总理。
当希腊总理不是"帕潘德里欧"时，就是另一个家族当政，在50到70年代，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Karamanlises）曾四次当选希腊总理。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前，希腊总理是康斯坦丁·卡拉曼尼斯的侄子。
这种家族统治说明什么？说明希腊人仍沉迷于名人（名家族）崇拜的群体主义思维之中。这种家族势力/家族崇拜等，往往都因为政治世家的领袖被暗杀而中断，例如美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都有这种现象。
美国著名的肯尼迪家族一直非常左倾，肯尼迪总统的父亲当年是左派民主党的罗斯福政府驻英国大使，当丘吉尔请求美国援助以对抗德国纳粹入侵时，肯尼迪大使强烈反对，认为美国不应干预欧洲事务，不要引火烧身，不能与纳粹德国交恶，所以罗斯福政府开始时根本没有支持丘吉尔的英国。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他的当司法部长的弟弟，最后都被暗杀。再加上几年前肯尼迪总统的唯一儿子驾飞机失事身亡，才等于肯尼迪政治世家的基本终结。
印度国大党更是左翼政党，国大党创始者尼赫鲁及家族曾长期执政，仅尼赫鲁和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就前后在印度掌权32年！后来英吉拉.甘地和她的儿子拉吉夫都被暗杀，印度的家族统治才被暂时中断。拉吉夫的儿子去年出来跟印度右派人民党的候选人莫迪竞选，结果惨败。但他仍觊觎东山再起，所以印度的政治家族还没有完全断气。
第五，错过改革良机原因。
20世纪八十年代，是人类又一重大变革时期。东欧国家纷纷结束共产专制，进入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世界大潮。在西方国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都是保守派）联手，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推动市场经济的改革。这场经济革命，给英国、美国及欧洲等世界很多国家都带来显著益处。中国也是这个时候开始起步改革，走向市场经济。中国今天的一切经济发展和富有，都是自由经济的结果。但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头，希腊却沉迷于社会主义的幻梦之中。几乎整个八十年代，希腊都是"泛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安德列斯·帕潘德里欧当总理，他在左派学术大本营的美国哈佛上过学，然后到美国西海岸最左倾的加大伯克利教书，他对市场经济极为反感，热衷国有化和社会主义。据统计，在他执政的八年期间（81-89年），希腊的国有经济比例大幅增长，他卸任时增至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5%。而同期美国的国营比例低于15％，英国低于20％。
上面五个因素的综合发酵，导致希腊的左倾病越来越重，上次希腊危机爆发时，希腊的工人上街游行抗议欧盟，打出的旗帜是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而最近希腊大选，泛社会主义的政党下台，当选的总理是更为左倾的前共产党人。在前东欧国家都脱离共产主义的今天，整个欧洲只有希腊，从政府、到国会，到民众，还在昂首阔步地迈向社会主义！
但是，仅有这些内因，小小希腊的经济困境，也不至于影响到整个世界股市大跌的地步。其外因是，欧元区主要大国法国、德国领导人的纵容，才导致希腊敢如此撒野、耍赖。
事实上，希腊经济规模很小，只占欧洲的2%，即使崩盘，也是自毁长城，对整个欧洲，更别说世界，根本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在希腊的耍赖（威胁退出欧元区）面前总是妥协退让，他们怕希腊退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解体，所以不断加码援助，跟希腊更捆在一起。对他们来说，只要有欧盟，有欧元区，就可继续圆他们"欧洲大一统"的乌托邦梦想，就可做"老大"，扮演欧洲领袖的角色。
这里法国的心理可想而知，那个曾发明断头台、有过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拿破仑的征伐杀戮，二战时投降纳粹德国等丑陋历史的国家，今天更是欧洲以至世界的左翼大本营。那个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就推行左派的大幅增税政策，把法国的经济弄得一团糟，他的支持率已降至全球第二低（只有12%；第一低是台湾的马英九）。所以法国支持希腊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要把希腊留在欧元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思想连体婴。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不可原谅了，她跟法国总统奥朗德不同，在政治光谱上她是保守派，右派来纵容左倾的希腊，就不合逻辑了。
但默克尔有她的背景，她原是共产东德的地方官员，即使出任了德国总理，也没有改变她的这种成长烙印。设想，如果默克尔公开讲话：希腊要退出欧元区的话，请便！那希腊早就不敢像现在这样耍赖和威胁了。今天希腊的这种局面，默克尔要负很大的责任！
如果今天的德国总理不是默克尔，而是敢想敢做、坚定信奉市场经济的撒切尔夫人，希腊早就老实了。雅典所以敢嚣张，就是因为他们摸准了默克尔，更有奥朗德们的软肋——那种要当欧元区"区长"的虚荣和野心。所以才一再敲诈，耍赖，反正"哭闹的孩子有糖吃"。
如果7月5日的希腊公投结果是拒绝欧盟的援助条款，等于希腊向脱离欧元区迈出一大步。这就要看德国法国等，能不能看清希腊的诈术，毅然允许希腊退出。
希腊如果退出欧元区，不仅对整个欧盟的经济有好处（不再受希腊的威胁而股市动荡），对希腊本身，也是根本出路。因为不管希腊怎样左倾，只要由它自己主导经济，它就只能向右转，走向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而不是延续大锅饭。那些前东欧共产国家，结束了专制之后，在根本没有获得希腊这样欧援的情况下，全部都经济改革，所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比希腊好。因为你不改革，就自己遭罪，根本无法找到外部的"替罪羔羊"。所以，如果希腊有勇气、要脸面、懂得自尊的话，就真的退出欧元区。虽然那暂时会使希腊货币大幅贬值，经济更加动荡，但从政府到人民，都会知道，只能靠自己了，他们就会被迫改革。而只有全面改革，改掉社会主义政策，重新走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希腊才能有新生，希腊才会有希望。（caochangqing.com）
2015年6月30日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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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3 Jul 2015 11:08 AM PDT 【法广《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场战争带来的是一段惨痛的历史，而且至今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困扰着北京与东京、台北与东京的关系。如果说北京和台北竞相组织各种活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话，事实上中华世界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与描述却不尽相同。国共两党长年围绕各自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作用各说各话，这种历史恩怨让人们忽略了另一个问题：面对这段历史，早在1895年因马关条约而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是否与大陆有相同的记忆？台湾岛内，朝野、民间对这段历史是否有某种共识？围绕二战终战70周年纪念，台湾岛内出现了台湾面对这段历史，应当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的讨论。我们就台湾的抗战历史记忆话题电话采访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所长薛化元教授。 ◎台湾的经验和记忆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 法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面对抗战，台湾人与大陆人是否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这其中有什么不同呢？ 薛化元：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对于二次大战的记忆和描述有相当大的出入。国民党透过教科书传达出的信息是：国民党才是对日作战的领导者，主要的战事都是国民党在打。相反，中国共产党则在努力陈述共产党在抗战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就是说，国共两党的抗战记忆不一样。 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1945年8月15日以前，台湾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所以，台湾人当时的国籍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因此，在二次大战期间，台湾人民的经验和记忆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的记忆截然不同。就是说，台湾人当时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分子，参与了日本对外的扩张，也同日本人一样，要面对盟军在二战末期的攻击，特别是1945年，台北、乃至台湾各地遭到（盟军）严重的空袭是台湾人非常重要的记忆。换句话说，除了当时到中国大陆参加共产党或国民党军队的对日作战的人之外，在台湾岛上绝对多数人的记忆是不一样的。他们当时是以日本国民这样的身份去参加这场战争。只是后来，也就是1949年以后，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透过教育体系，抹杀了—或者说不教导台湾人对于台湾岛历史的记忆，而是把（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记忆移植到台湾来，因此，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台湾岛上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记忆看起来（与大陆人的记忆）很接近。比如，很多年前，有一所国立高中的老师问学生：1945年是哪一个国家的飞机轰炸了台湾？在那位老师看来，答案是日本。但是，合乎历史事实的答案应该是：美国。这几年来，透过对历史的重新挖掘、阐述和传播，台湾岛上不同的历史经验开始凸显出来。在今年，面对二战结束70周年，国民党当局的主要论述着重所谓"抗战70年"，或者是抗战与台湾的关系，等等。相对的，比较民间的，比较本土派的研讨会则着重要检讨二次大战70年后台湾历史的发展，等等。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的思考。 法广：您刚才提到，在1945年以前，台湾是在日本的统治之下，是日本的殖民地。当时的国民政府也许在大陆主导了抗战努力，但它是否参与了台湾岛内抵抗日本统治的努力呢？国民政府在台湾岛上人民面对日本统治争取自由的努力中做过些什么？ 薛化元：应该这样说：基本上，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也就是中华民国建国以后，与日本是邦交国关系，国民政府后来还在台北设立了一个总领事馆，甚至在所谓的"八年抗战"开始以后，总领事馆也没有马上撤离台湾，它服务的对象是在岛上拥有中国国籍的所有华侨。 第二件事情是，在1937年以前，我们看到在1935年时国民政府的国安报告，包括1935年日本统治台湾40年纪念日，国民政府还派代表团到台湾，团长就是在战后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陈仪。陈仪后来在报告的叙述里，还认为日本的统治非常好，应该学习。这也是战后陈仪接收台湾以后，延续了部分日本的统治体制而因此被台湾人批评的重要原因。 ◎反省历史 唤醒不同族群的不同记忆 法广：您提到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将在大陆的抗战历史移植到了台湾。那么，台湾两大主要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面对这段历史，是否有一定的共识呢？ 薛化元：国民党基本上延续过去的看法，但有些国民党人可能历史记忆模糊，所以，在今年纪念活动中（包括军方的纪念活动），他们纳入了共产党方面过去的宣传内容…… 法广：您具体指什么？ 薛化元：就是以为（共产党方面宣传的历史版本）是自己的。我举个例子：国民党宣传的"800壮士"，事件发生在上海，但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800壮士"，事件发生在黄河。 今年（台湾）的纪念活动内容就出现了"800壮士在黄河"！被人指出后，才得到修改。这说明国民党内一些年轻人对历史可能不很清楚，这是一个现象。 在民进党方面，民进党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像刚才那个例子那样，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岸一家亲的情形。民进党对日本统治的历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目前看起来，民进党官方并没有对这段历史的诠释表达意见…… 法广：没有表达意见是因为意图模糊带过呢？还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国民党方面对这段历史的诠释比较接近呢？ 薛化元：应该这样说：大部分的民进党人是接受国民党的历史教育长大的，有些人意识到了这样做不对，但有些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才会有模糊。 法广：就是说台湾整体社会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比较模糊？ 薛化元：对 法广：这种记忆模糊的原因是什么呢？ 薛化元：原因就是1949年以后长期的历史教育没有我们刚才所讲的内容，只有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二战记忆与内容，如果没有其他的单独的管道，单纯接受官方的教育长大的话，那么，考试考得越好，就说明这样的历史记忆就更深刻。只有接受到不同的说法以后，才有可能改变。台湾社会最近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实际上是源自于国民党接受对1945年以后历史的再反省，特别是公元两千年以后，高中教科书才开始有比较大规模的台湾历史描述，两千零六年以后，台湾统一成一本历史课本，这以后台湾接受历史教育的年轻人的记忆就会与过去不一样，因为他们了解了在日治时代，台湾也有被动员的现象，这种动员是让台湾人以日本国民的身份去参加战争，这样的历史记忆被唤起之后才会出现我刚才所讲的，台湾岛上不同族群之间，对于二次大战的历史记忆的不同。这也是回到历史脉络中的必然，因为台湾岛上在1949年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家庭遭遇的二战经验，与台湾本土的人民的二战经验本来就不一样，所以，这种多元呈现是很正常的。 法广：台湾近年来，很少有大规模纪念抗战的活动，一些民调也显示台湾人对这段历史的热情也不高，怎么解释这种现象？ 薛化元：因为过去对于所谓抗战—二次大战的纪念，基本上是官方扮演主要角色，一般的台湾人在过去的历史教育之下，对于历史比较冷漠，无论是外省籍的子弟，还是台湾本土籍人的子弟。但是，特别应该说的是，台湾近年来包括针对二次大战诠释问题，也一直是国共双方努力在学术场论战的一个重心，但是，随着共同举办研讨会，我们前面提到的双方歧见的部分实际上没有解决，不过，至少在表面上，大家可以有各自陈述的可能，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势下，台湾不止是作为二次大战的纪念，当然不会有什么记忆，实际上，如果去问像我这个年纪的台湾人，我们在接受过教育之后，甚至可以不知道二次大战是因为旧金山和约才结束的，因为课本根本没有教过！两千零六年的课本才第一次告诉台湾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因为1952年的旧金山和约的生效。这样的历史教育结果，不仅是导致对历史事实的认知问题，也由于把历史变成一种宣传品，而影响到人民对历史的热情。 ◎两岸关系发展激发台湾了解自身历史的热情 法广：那近些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对于台湾人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是否有一定的影响？ 薛化元：是的。因为，台湾重新去面对中国，特别是双方的交往日益密切，一些歧义点慢慢凸现出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产生兴趣，特别是因为随着1991、1992年开始的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给了台湾比较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空间，这样才使我们刚才所讲的不同记忆有了被认识的可能。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台湾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结果，大家都愿意去面对历史的结果，就是发现：历史的记忆当真不一样，这一点在去年的太阳花学运以后，由于对中国，对与中国关系过度亲近的这种异见，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化了大家想更多了解台湾（历史）的一种热情。 法广：台湾今年在7月4日举行比较隆重的官方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在岛内引起一些争议（比如日期的选择）。马英九政府决定举办这次纪念活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被动，更是为了因应大陆方面在今年9月的大规模纪念活动，而必须有所表示？是否可以解读为：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意图之外，同时也是国共两党争夺抗战历史话语权的举动呢？ 薛化元：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有这个部分的考量。可是，这些纪念活动常常是彼此都参加对方的会议，所以，也不大会出现过去那种以国民党或共产党为唯一声音的论述，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会再出现了。譬如说，台湾方面开会，会有大陆学者来，台湾也会有学者去大陆参加会议，这样就不会像过去一样，只有一种说法。但是，官方纪念类似阅兵这样的纪念活动，确实是有强烈要争夺自己话语权的重要意义。 ◎尊重历史的多元存在 法广：近些年来，无论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还是韩国与日本的关系，都围绕一些历史问题，不断出现紧张。但是，相对来讲，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比较缓和，如何解释这种局面？ 薛化元：韩国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不只是韩国对日本关系的紧张（与台湾不同），也是韩国对日本统治时期那段历史的经验与反省与台湾不一样。台湾（包括国民党在内），认为只要是反对日本当时的统治政策的努力，都是心向祖国，是有强烈的中华思想，这不一定合乎历史事实，但是，至少国民党愿意接受这样的行为，但同样的行为，在韩国可能是不被接受的。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在日治时代的台湾，争取台湾人合理的权利，要求与日本人平等，（这样的努力），国民党是肯定的。可是在韩国，这是不可以的，认为向日本当局争取与日本人平等，就是认为（承认）在日本的体制下。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不止韩国与日本关系的这种殖民历史的反应上，而且，包括对他们自己的民族和历史的诠释上，都比台湾来得强烈。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至于中国，中国对二次大战那段历史的诠释则随着时代而有明显的改变。比如说，毛泽东时代曾经认为日本对他们的革命有贡献，这些在文献上都有记载。后来，他们向日方抗议，日本就给他们经济援助，所以，抗议过后，（双方）并不是持续对抗的状况，那这个现象这一、两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有了不一样的状况，我们才看到这种持续对抗的现象。这也是不一样的。 台湾与日本的关系相对比较友好，因此对一些事情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可是，我认为，正常的话，台湾人作为曾经被殖民的人民，应当要求日本政府把殖民台湾的历史写入日本的历史教育中，而不只是讨论侵略中国。这个检讨，我认为，是未来台湾与日本关系正常化很重要的一环…… 法广：您的意思是说把日本占领台湾这段历史，与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历史，并列放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 薛化元：日本的教科书不能只承认侵略中国，他不能忘记他曾经殖民过台湾。这是不对的。日本政府不承认曾经殖民台湾，那么台湾与日本关系正常化就会有困难…… 法广：但是事实上，台湾与日本的关系相对平和很多…… 薛化元：没有错，我刚才解释过，那不仅是台湾人与日本的关系，包括国民党也一样，他对台湾过去历史的诠释，相对于韩国人对那段日本殖民的历史诠释本来就更缓和。 总之，我觉得台湾岛上有两群对二战历史不同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这种彼此不同的历史记忆应该受到尊重，而且应该能多元地存在，这很重要。而且，不应该强把自己的记忆变成另外一群人的记忆，我觉得这是一种霸凌的行为，是非常不适当的，而且也是不尊重历史的行为。我想讲的最后一点是，虽然大家对过去的历史记忆不同，但是，台湾岛的历史必须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不可以把他置于另外的历史时空来考虑，我的意思是：台湾岛过去的历史怎样，应该尊重历史事实，不可以强把中国的历史脉络当作台湾的历史来讲，这对于历史来说，是非常不尊重的，而且政治宣传色彩浓厚，是非常不适合的。 ——网友推荐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l 5, 2015, 6:30:34 AM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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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5 Jul 2015 12:17 AM PDT 几个小时之前，中国股市再一次以暴跌收场。一天之内，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的跌幅分别高达百分之五点七七和五点四一。上证指数跌破四千点的心理防线后继续下行，直至跌破了三千七百点。中国股市已经连续三个星期送来令投资者胆战心惊的"黑色星期五"。从中国股指的跌幅看，在过去三个星期里，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损失高达百分之二十八。
——RFA  |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Jul 7, 2015, 6:31:04 AM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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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庆贺达赖喇嘛八十大寿（附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Posted: 06 Jul 2015 10:09 AM PDT 达赖喇嘛生于1935年7月6日，今年是他80大寿。1997年底我到他居住的印度达兰萨拉采访他时，提到当地有个藏人居民点，办了个养鸡场。达赖喇嘛去视察时看到八千多只鸡被关在笼子里，说了一句"最好使用别的方法，这样我能活到80岁。"他们就把鸡场关闭了。现在达赖喇嘛就要欢度80岁生日了。
藏传佛教相信转世传承，西藏至今共有14位达赖喇嘛。但自第二世之后的12位达赖喇嘛中，9位都不到50岁就去世了，其中第九世到十二世的四个达赖喇嘛，平均寿命不到18岁。
14位达赖喇嘛中，超过50岁的只有五位：第一世83岁，第二世67岁，第五世65岁，第十三世57岁，当今这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马上80岁，是他们之中除第一世外的最长寿者。
在14位达赖喇嘛中，有三位被认为成就最大（也都是长寿者）：第五世达赖喇嘛曾到北京跟满清顺治皇帝见面，维持了汉藏关系稳定；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英国和清王朝都觊觎西藏的复杂局面（大清王朝末期），坚定力保西藏的独立地位，曾两度为此被迫流亡。当今这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1959年西藏人民反共抗暴起义失败后，率领八万藏民逃抵印度，至今已流亡56年！他是第一位走出西藏高原，走向世界镁光灯的西藏精神领袖，赢得世人的广泛尊敬，他所代表的西藏人民的命运，得到世界性的同情。
为了保护保住西藏的宗教文化等，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妥协让步到同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求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民主选举），但始终遭到北京方面的拒绝。
我曾几次采访达赖喇嘛，多是谈西藏的前途命运等政治问题，1997年在达兰萨拉的采访，特意重点访谈了关于生命，情感，死亡，人生等可能更多人关心的普世问题。值此达赖喇嘛80寿诞之际，再次刊登，以庆贺这位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的长寿。
以下是那篇专访的正文：
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作者：曹长青
1937年冬天，2岁半的男孩拉木登珠被簇拥的马队从他的出生地西藏东北部的安多（今青海）护送到拉萨，这个后来闻名世界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此在有一千个房间的布达拉宫潜心研经，过着隐居生活；偶然出来，也被严裹在黄顶轿中，四周是森严的警卫和马队，普通人根本见不到他。
但现在达赖喇嘛可能是当今世界旅行最多的人，一年中有数月周游世界，访问演讲，讲经布道。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有一年在澳大利亚，他一天的日程有17项，从早上7：50开始，晚上8点还给二万人做"内心和平与世界和平"的演讲。
他的睿智、谦恭、慈悲与神秘，赢得了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包括好莱坞巨星李察基尔、史蒂芬席格、哈瑞森福特和莎朗史东。他演讲，票被抢购一空；他走到哪里，人们争相一睹为快，更有不少人希望被他摸一下头顶，得到他的祝福。
西方媒体称他为"人类抵抗撒旦的最后一个和平偶像"。有记者问他，人们是不是对他比对西藏更感兴趣？他调侃地回答："是中国政府对我的谴责和批判帮助我出名、成为更重要的人物。"
●全球掀起"西藏热"
在网络上打出"达赖喇嘛"，会出来全球媒体的一万多篇英文报道和访问。好莱坞的电影"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上映后，全球更有"西藏热"。
全球媒体记者一批批奔赴达赖喇嘛居住的印度北方小镇达兰萨拉，等待采访他。他说的每一句话，佛教徒都要仔细研究，藏人更是认真聆听。虽然绝大多数藏人都渴望西藏独立，但当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即只要求西藏高度自治，64.4%的人回答：达赖喇嘛怎么说，我们都认同。
在达兰萨拉，他早上四点起床，祈祷、研经到六点，然后洗澡，早餐。早餐通常是西藏传统的米粥：糌粑拌和酥油与蜂蜜。他每天只吃早、午两顿饭，晚上仅喝奶茶。他每天骑半小时自行车，晚上看英国BBC电视新闻，然后可能到他的工作室修表，他从小就对复杂的机械着迷，至今恋恋不舍。
●坦率真诚，注重友情
1997年11月2日，我在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时发现，他的住处戒备森严，门卫检查比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还严格。负责安全工作的藏人朋友告诉我，几年前，一个藏人妓女从拉萨逃来，在接受达赖喇嘛摸顶时突然嚎啕大哭，交代说，她是中共派来的。一个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人，住在高墙铁门与持枪士兵之中，让人感慨、悲叹。
这是我第三次采访他。他一般见人15分钟，长的半小时。我问他给我多少时间，他幽默地说"给你100小时，但今天是一小时，以后再给你99小时。"然后是他著名的大笑。但我们一气谈了三小时，但我没忘叮嘱他还欠我99小时。
采访用英文进行，据录音整理（有删节）。采访中达赖喇嘛偶然说一两句汉语，到底他的中文程度如何，如同他本人一样，充满神秘性。
●同情与慈悲使人快乐
记者：以前在纽约和波士顿采访你，谈了很多政治。这次我想问些关于人生的问题。你认为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活得平静和快乐？
达赖喇嘛：什么情形下？在警察国家或极权社会（大笑）。在严密控制的前苏联共产社会，没有小偷，没有妓女，没有丑闻。在毛泽东掌权时的中国也是这样，没有小偷妓女，这样的社会就有"和平"（大笑）。
记者：那在你的领导下的"和平"是什么情形呢？
达赖喇嘛：我认为，人应该有慈悲感，要关心他人。有关心他人的情怀，才不会去伤害别人，才培养了自律，这样就不需要警察，不需要政治角色。当有了内心的信仰和价值的时候，人就会平静和快乐。
记者：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达赖喇嘛：通过教育，好的家庭与学校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富有同情心与慈悲感，关心他人，人就会达到那种境界。
记者：孤独，是现代人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人们需要妻子或丈夫。你一直是和尚单身，有没有过感到孤独的时刻？
达赖喇嘛：没有。孤独，并不取决于是否单身、或有否生活伴侣，而取决于人是否有正确的生活态度。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即使结婚，有了伴侣，今天感到幸福，但一个月，一年后，那种热情和真实的感觉会一点点消失，最后可能双方成为敌人。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和他人有很好的关系，就不会感到孤独。
记者：在你的生命中，你有否那样的瞬间，渴望有一个人，你可以向他倾诉内心深处的所有想法？
达赖喇嘛：我和最亲密的朋友什么都说。从小我就愿意和人交流，我经常可以在身边找到能分享感情的人。
●结婚生子，麻烦太多
记者：在你看来，是否僧侣生活比结婚生活要好？
达赖喇嘛：这个我很难说，但从研学佛教来看，当然和尚尼姑的单身生活更好。单身生活可以降低这个太自我中心世界中的许多附加关系：妻子，丈夫，孩子，孩子的孩子等等。有了孩子，你就要操心他的教育、婚姻以及将来，太多麻烦事。婚姻产生太多复杂的关系，你得操心你的朋友和敌人，你妻子的朋友和敌人，你儿子的未婚妻的朋友和敌人，太多的分支关联。自然带来很多需要做的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僧侣生活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从佛教角度，这种生活更有益。天主教亦如此。但抛开宗教的角度，泛泛地谈的话，就因人而异了。比方说，如果你的妻子分享你的感情，共担你的责任，就像两个人一个脑袋，那你就会觉得非常幸福，那就很好。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我采访一个年轻和尚，他虔诚信仰佛教，但又非常喜欢儿童，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为此很苦恼。你有过这种苦恼吗？你是否喜欢孩子？
达赖喇嘛：我喜欢孩子，因为他们诚实、天真，心胸向人开放，和儿童交往非常容易，我爱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哎哟，你看看，有人为没有孩子犯愁，到处求医；有的为孩子太多烦恼，吃避孕丸，做流产。当代社会，人们不是担心有没有孩子，而是担心有孩子后有否足够的钱供他上学。上好的学校，意味更多的钱。孩子毕业了，又要担心他能否找到工作，这种担心没个完。你看，这种没有意义和不必要的问题，使做父母的觉都睡不好。
记者：是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些分支的烦恼，所以总是睡眠很好。你从没用过睡眠药？
达赖喇嘛：没有，我躺下就睡着，从没有吃过睡眠药。
●死亡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
记者：几天前，你接受印度记者采访时说，也许哪一天在新德里与达兰萨拉的山路上发生车祸，达赖喇嘛就消失了。你是否恐惧死亡？
达赖喇嘛：我是半开玩笑说那话。不管怎样，这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我死了，对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个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停止。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这个民族还在，新一代藏人会继续斗争。但就像你的一篇文章中说的，"达赖喇嘛健在，会更容易解决西藏问题；如果他不在了，藏人的斗争会继续，但青年藏人可能会使用武力。"我不怎么恐惧死亡，人早晚得死，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你这个问题或许应该是我有没有准备好了面对死亡。作为佛教和尚，有很多准备死亡的训练，准备死亡，即准备进入更好的来世。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或者说这种准备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重要的是当你活着的时候要活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作为和尚，我没有孩子和家庭，一身无牵挂，这是我不恐惧死亡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我今天就死了，我还是有牵挂的，因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还没有找到。
●毛泽东使我恐惧
记者：那你的一生中从没有过恐惧的时刻？
达赖喇嘛：有过两次。一次是1954年，我从拉萨去北京见毛主席。北京负责礼仪的官员弄得我非常紧张，他要求我见毛时要这样那样，必须做得准确无误。例如，他要我进门只能走十步，然后在一边坐下。当时连我的资深老师都很紧张。我站在前排，后面是班禅喇嘛，然后是我的资深老师，他拿着献给毛的礼物，再一个是我的年轻老师，后面跟着至少有15个人带着各种礼物给毛。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见那样的首脑人物，所以有些惊恐。
但真正的恐惧是1959年3月17日那个晚上，我做了决定逃离拉萨去印度。在走到一条小河时，看到河对面有大批中国士兵，都能看到士兵枪上的刺刀。我当时真有一种恐惧，因为我们可能被全部毁掉。但同时我也有一种勇敢的感觉，因为我们决定冒任何风险，面对任何困境。那是一个经过好几天的商量、反复思考后的决定。我至今不后悔当时做了这样的决定，它关系到西藏的未来，联结西藏的历史。
记者：你有过恶梦吗？
达赖喇嘛：我做过恶梦。有时梦到我1959年时不得不逃离拉萨的罗布尔卡宫去印度的情景。
记者：在上次采访中，你说各种迹象表明，你可能是最后一个达赖喇嘛。但几个月前你对西方记者说，下一个达赖喇嘛将转世在西藏之外的自由世界。你改变了想法？
达赖喇嘛；没有。我当时所以对你那样说，是因为达赖喇嘛是否存在要取决于西藏人民。如果藏人认为达赖喇嘛现象不需要存在，那我就可能是最后一个。如果藏人要求继续这个传统，那么，问题就是怎么继续这个传统，是否可以像罗马教皇那样选举，或根据资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到时候西藏人想继续传统的选择方式，那么就会有选择转世灵童的过程。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西藏人还像今天在外面过难民生活，那么下一个达赖喇嘛只能产生在西藏之外，因为作为我的转世，十五世达赖喇嘛就是为完成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追求而存在的，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达到他的追求，如"五点和平计划"和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可能转世成女性
记者：西藏历史上有一个达赖喇嘛不是藏人，是蒙古人。下一个达赖喇嘛有否可能转世成印度人或中国人？
达赖喇嘛：这是可能的。如果是中国人，可能出现在自由中国，而不是在中共统治下。也可能是纽约的中国人，或在台湾（大笑）。但以现在西藏还没有获得自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还在流亡的现实，他的转世最有可能是西藏人。各种事情都有内在的联结。
记者：有没有可能你的转世会是一个女性？
达赖喇嘛：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下一个达赖喇嘛是女性，会更有益。西藏传统中，很少有地位高的喇嘛转世成女性的。只有一个大喇嘛的转世是女性，她的寺庙存在了700年。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我听说有个八千只鸡的禽场，你去视察时说，如果你们关掉它，我能长寿，活到80岁。结果他们就关闭了这个很有经济效益的鸡场。是这样吗？
达赖喇嘛：我没有叫他们必须关闭，只是说，如果有其它方法可得到同样的效益，最好使用别的方法。我说过，这样我能活到80岁。
记者：从第三世达赖喇嘛开始，除了五世（66岁）和十三世达赖喇嘛（58岁）之外，其它达赖喇嘛都是在50岁之内就去世了。你今年已62岁，你预测自己能活到多少岁？
达赖喇嘛：第一世达赖喇嘛活到82岁呢。我的专职医生根据我的健康状况预测，我能活到103岁。我经常梦想和期望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回到西藏。那时我会辞去一切政治职务和责任，做个自由人。我想在全西藏旅行，访问很多很多的地方。当然我也想去中国内地旅游，去见那些中国佛教徒，和不信佛教的中国兄弟姐妹，与他们分享我的想法。当然也想再来印度，见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徒；去世界各地，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你看，如果我活到百岁，我仍然会有很满的日程，可能那时我是一个坐在轮椅里的忙碌而快乐的人。（笑）
●最愿吃四川辣椒牛肉
记者：在印度南方的藏人居民点，市场上几乎看不到卖猪肉，藏人说他们不吃猪肉，因为你的生肖是猪。你对此怎么看？
达赖喇嘛：哎哟，如果他们真的这样，他们就是愚昧或盲从。我达赖喇嘛自己都喜欢吃猪肉，对这个没有限制。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烹调味道的猪肉，最好的是四川菜。在我去台湾访问时，曾说过喜欢吃辣椒牛肉，记者把我这个话报道了出去。台湾邀请我的一个寺庙住持看到报导后给我发来传真说，"你最好不要提辣椒牛肉"。（笑）一般来说，藏人，尤其是年轻喇嘛避免吃鱼、鸡、猪肉和鸡蛋。
记者：但是你全吃？
达赖喇嘛：是的。但在我参加佛学考试之前，不吃。过了考试，就没有限制了。西藏古文献记载，吃这些东西会损害记忆。现在藏人居民点的人不吃猪肉、鱼和鸭禽，为的避免杀戮，因佛教主张不杀生。作为佛教社会，我们当然不鼓励人们杀生。
记者：我采访藏人居民点时看到，每个家庭，以及办公室、出租车，都挂着你的画像。你是否担心成为霍梅尼？你怎样比较你和伊朗已逝宗教领袖霍梅尼？
达赖喇嘛：我常说，我不多不少只是一个和尚。不管人们是否把我与霍梅尼比较，对我都没有什么。还有人说我已成了好莱坞明星，我也不在乎。我真正忧虑的是有些藏人自称是佛教徒，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教，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因为我属猪，他们就不吃猪肉，这是乱来，这就是缺乏真正佛教知识的结果。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有宽容
记者：不久前你在旧金山批评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很多报纸转载，成为一时话题。在美国很多同性恋者同情支持西藏。但你的话让他们很不高兴。你是和尚，从没有过性生活，怎么知道什么样的性行为是好或坏？
达赖喇嘛：佛教有"十戒"。其中三个和身体有关的是：杀生；偷窃；不当性行为：它包括僧侣和他人有性关系；婚外性；同性间的性行为；口交或肛交；手淫。从佛教的观点，这些都是错的。但如果同性恋者不信仰佛教，不是佛教徒，从社会角度，如果两人真正相爱，彼此尊重，而且感觉幸福，那么有那种关系也应该可以。不管怎么说，比暴力要好的多。但有些同性恋者想从我这里得到赞同，对我来说，这怎么可能？观音对此说的很清楚，这种性行为是错的，我不能改变这个。但有些社会歧视同性恋者，这也是错的，做得太过分了。如果没有艾滋病的危险，双方同意，同性恋对社会并没什么伤害。
记者：藏人99%以上信仰佛教，以佛教立场，同性恋被视为"不当"。如果西藏获得自由独立，西藏政府将怎样对待同性恋者？
达赖喇嘛：西藏是个佛教社会，但没有规定每个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但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就应该遵守"十戒"。当然，一个佛教徒有了不当性行为，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不可以继续信仰佛教。佛教的"十戒"有三个是涉及精神的：欲望；仇恨；错误看法。所谓"错误看法"指不相信有来世和观音。这是最严重的违背戒律的行为。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说这个人就不是佛教徒。我们不能规定所有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我们怎能这样？社会一定是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有人信教，有人不信。应该宽容，包括宽容同性恋者。
记者：自由的西藏会是多种宗教共存的社会吗？
达赖喇嘛：是的。
●和尚的舌头不能说谎话
记者：从我三年前采访你到现在，达兰萨拉与北京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问题出在哪一边？
达赖喇嘛：当年我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也就意味着西藏成了中国的一部份。我们当时百分之百地想留在中国。但北京宣称西藏过去就是中国的一部份，经常是"自古"，还"一直是"（笑），这就违背历史真实了。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我的观点是，西藏过去的政治地位，应该留给历史学家，我们应该着眼未来。
记者：在去年德国波恩的"第二届世界声援西藏大会"上你致词说，北京要求你公开宣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份，你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谎话"。在这点上，你会妥协吗？
达赖喇嘛：现实是，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问题。北京必须尝试去懂得这一点。他们应该去了解西藏大多数普通人要什么，而不是少数为他们服务的藏干。去倾听藏人的呼声，感受藏人的感情，然后做一些政策改变。如果中国政府不再把眼睛只盯在达赖喇嘛上，就有了正确的开始。
●寻求西藏自治是根本目标
记者：我在藏人居民点采访发现，无论和尚尼姑，还是普通藏人，每个人的内心呼唤是西藏独立。而你主张高度自治。在你和西藏人民之间，谁是最高权力者？
达赖喇嘛：当然是人民，这无可质疑。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我认为"中间道路"能更好地解决西藏问题。如果多数藏人最后完全拒绝这个方案，那就听人民的。但现在我尝试去解释为什么要走"中间道路"。坦诚地说，要求西藏独立的想法还是在情绪的层次，不智慧，也不现实。
记者：你寻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达赖喇嘛：不是。这是我长期思考后确定的目标。我一直认为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独立更重要。保护佛教文化不与国家自豪有关，它与人有关。如果我回到西藏，会把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不建立任何军队，除了少数必要的警察。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国的保护，也需要中国的物质援助。虽然我们也能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就有责任在物质上帮助我们。而我们回馈给中国佛教文化。这样双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国现在就有几百万佛教徒，将来更会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非常尊重其它的宗教，西藏佛教不仅对藏人有益处，也对十三亿中国兄弟姐妹，尤其是对中国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处。当中国的佛教徒和其它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主动关心这种佛教文化不被毁灭。如果中国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环境，把藏人当做兄弟姐妹，我们干吗要独立，要分离？正因为在我眼里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我才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
●21世纪将会更好
记者：你的高度自治可以理解成是"一国两制"吗？
达赖喇嘛：不完全是那样。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中国的其它地区会怎样，我们要在自治的西藏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西藏议会和领导人都要通过选举产生。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你怎样预测21世纪？更好，还是更坏？
达赖喇嘛：在20世纪，人类得到很多教训，因此也更加成熟。现在很多迹象表明，共存的精神，非暴力精神，都比以前更加强大。同时，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提到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的概念，像民族自决权，少数族裔文化保护，都比以前更被人接受。当然人们也更关心生态环境。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谈民主了，中国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说要有更多的民主。这都是积极的信号。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宗教之间也比以前有更多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认为21世纪将会更好。
——原载香港《开放》1998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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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9, 2015, 6:22:09 AM7/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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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5 12:16 AM PDT
六月发生的股灾已经成为本年降临中国最大的一只黑天鹅。这次股灾导致的最严重的政治后果，就是全面引爆了对习李新政的信心危机。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习李的治国能力的质疑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发展对于中国今后两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将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应该说，对习李的信心危机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只不过这次股灾把这个危机加剧和表面化了。对习李治国能力的信心危机的来源，首先是两人的治国言论和国策，让人感觉肤浅、似是而非，甚至是极不靠谱。这方面习近平的问题比李克强更突出。但习近平反腐的力度很大，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个问题。不过，随著越来越多的人看出习近平的反腐并不敢触及中国巨大的家族资本利益，对习近平的执政信心已经在急剧衰减。 左派对习近平的失望是非常明显的。借著这次股灾，这种失望和愤怒得到了一个极好的表达机会。我刚读到，"毛左"的代表人物张宏良，直接把周一政府救市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家族资本。他认为是中国庞大的家族资本，成功地阻击了政府倾全力的救市。他写道：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国内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把做空力量的帽子扣到了温州老板和浙江民企的头上，... 从而在转移全国和全世界的视线，保护家族资本在携取十几万亿现金资产。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悲哀的地方。把罪恶扣到浙江温州老板头上，还有一个可怕之处，就是会彻底打垮中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央政府连几个浙江老板都打不过，又怎么能够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 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我们遇到了不可战胜的家族资本。对于家族资本而言，除了人民群众，他们没有任何对手，对上能够战胜上帝，对下能够战胜魔鬼，人间更没有任何对手。这就是今天股市告诉我们的历史事实。虽然这个事实特别可怕，可怕的让人浑身发抖，但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铁的事实。" 另一位左派学者潘维，则对当权者发出了"是信仰人民还是信仰乌托邦"的质问，直接批评习近平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中国在野的自由派早已对习李不抱幻想，他们在微信中的言论表明，自由派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与左派取得了共识，那就是中国的五十个大家族利益是中国的真正问题所在。 那些天天在金融市场中谋生存的职业人，按道理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维护者，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李克强的救市策略也非常不满，认为李克强的救市办法无视了金融市场和百姓的根本利益，没有把老百姓的钱，包括通过杠杆融资套进去的私人存款真正从股市中解脱出来，从而有引发社会动乱的危险。 由股灾引爆的对习李执政能力的信心危机，本周正在经历最严峻的时刻。这场信心危机会不会进一步引爆中国的金融危机、进而引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救市的结果。 从救市的措施来看，习李完全认识到了这次股灾对自己政治生命的严重威胁，会不惜代价来救市。那么，习李救市的胜算如何呢？我认为他们最大的危险，就是高估了手中的好牌，尤其是高估了自己的学识。作为红卫兵一代出身的领导人，习李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虚骄。他们既没有打江山的系统历练，又没有民主政治的系统历练，却都给自己戴上了名不符实的博士头衔。关键时刻，这个弱点有可能妨碍他们接近真正的有识之士，从而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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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5 12:01 AM PDT
我们知道从1997年7月1日英国把香港归还了中国就由中共来管理。到今天也已经过了十八个年头， 是个十八年的纪念。每年的7月1号是我们都知道香港会有大批的，十万甚至是更多的人上街游行。 今年好像也是一样，不过今年的人数比我现在所知道的据我所知比从前少了许多。其原因就是去年的的九月到差不多十二月有70多天占中的行动，是轰轰烈烈的全世界都注意。那时候占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向中共抗议。要求真正地直接选举，所谓政改就是老百姓根据中国跟英国当时定下的相当于条约一样的同意书，最后一国两制由香港，最初由中共指派特首，然后经过若干年由香港老百姓直选，所以香港老百姓直选他们的特首是他们一直期望的。这个期望在中共已经宣布了，到2017年香港特首不是再有1200个人，多半是亲共的推荐然后由中共指派，相反的中共要提出候选人来让香港老百姓直选。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去年的8月31号中共的人大会突然发表一个重大决定，就说香港的直选是要进行的，可是候选人不能由香港老百姓自己自由提名，不管是多少人都不能提名，只能由原来的1200个中共同意的委员会，由他们来选定人选。这个选定的人选或者两个或者三个，大概最后两三个选定以后代替老百姓直选，换句话说老百姓只能在中共同意的两三人之内进行直选，而不能找自己想要的特首作为候选人，所以这一点引起极大的争执。去年70多天的占中行动，就是占据整个中环还有旺角都是因此而起，但是政改在香港有一个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同意由香港立法会来决定？ 香港立法会一共有70个人，而立法大会必须要有2/3的人通过这个政改方案才能够实行，才能变得合法，民主派主张真正直选的，不是假选的。共产党提出这个方案是一个假的直选。民主派在立法会一共有27张票。27个议员，超过了1/3，他们必须要在这27张票中说服4个议员改投赞成票，然后这个方案才能通过。 可是通过几个月来的努力，共产党在背后支持，香港政府在通过各种管道跟这些泛民主派的人磋商。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得到四个人的支持就可以通过法案了。可是香港的民意到底是非常强硬的。在民意如此强烈的情况之下，泛民主派的议员也不敢违背民意去改投赞成票。所以政改到最后完全失败了，不但失败了而且失败得非常出乎意料之外。因为支持共产党的议员由30多名， 觉得民主派没有人肯转向干脆就拒绝投票，只有8个人投了支持共产党议案的票，而反对票不但没有少，不但27个泛民主派还有一个是多了的一票，是28个人反对，其中一个当然或者是中立的或者是独立的议员，可见香港的民意对于反对政改， 假的直选是非常一致的。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失败。 这个失败以后当然有很严重的后果。就说我们看到双方的议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民主派的说法， 民主派的说法是说中共用假直选让我们去投票，这是骗我们上当，上当以后就再也改不回来了，所以为了这个保持将来民主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不能在第一次有这样的方案的时候马上就表示支持，所以这是他们很强烈的一种反响，这个反响事实上已经证明是得到多数人同意的；另外一方面中共也有它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支持中共，但不一定完全是中共方面的人， 这个是认为老百姓从没有办法投票到开始有票可投总是一个进步，虽然是候选人你不能决定，可是你可以在候选人之中直接一人一票发生作用。用这个方式的话也许可以打开将来进一步的发展，这两个说法我们现在都不能，可是这个投票后果以后他们也有困难，他们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就是将来怎么办？ 下一步怎么走？ 如果直选特首由中共直接指派，这当然也不是很好的方式，可是泛民派和一般支持民主直选的老百姓人数虽然很多但是没办法起作用。所以只能在各方面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中共又玩出花样来了，他们是鼓动大陆的人来拼命到香港来进行渗透的活动。可见在香港未来的前途是很令人担忧的。今年7月1号据说也还是有很多人出来抗议，不过人数少了很多，主要是没有问题可喊了。这个问题只是说过去是反对假直选可以有号召，现在没有一个题目为号召，只是说我们下面怎么办？怎么样能够使香港还能争取到民主直选的一天？我们知道一国两制，对香港比较松动的决定是在邓小平时代做的。当时的意思也不完全是为了香港。 香港自从中共从英国人手上收回以后它要怎么样办都可以怎么样办。但是它当时想到是做给台湾看的。让台湾感到香港受到比较好的待遇。还有相当的自由、还可以一国两制，那么就可能愿意同意跟中共统一起来，变成中共的一部分，台湾也变成一个特区。但是这个情况并没有在台湾真正发生作用。虽然国民党在最近七八年执政其中有许多人要跟中共发生关系，在经济上也不能不发生关系，可是共产党用各种方式、用各种机构的人到台湾去做统战工作，想把台湾拉过去，当然少数人可能被拉，多数人我想还是要希望台湾维持现状的，所以目前为止，台湾的中国人更知道中国的真面目。所以从这方面看，对中共是非常不利的。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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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0, 2015, 6:16:27 AM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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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09 Jul 2015 05:21 PM PDT
「全世界的政府和央行，都会在市场失去信心的时候出手救市，大陆政府要救A股，有何不妥？」有人这样问。 请容许我借著名财经评论家张化桥先生的话来回应：「政府干预只是摧毁政府信用，浪费纳税人的钱，浪费官员的时间。它容易导致道德风险。政府容易被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对股价，指数没有任何责任。它唯一的责任是维持秩序。」 究竟市场对甚么失去信心？是对价格水平失去信心？那就易办。价格下跌到某个水平，总会有人觉得是合理，从新持有资产。问题是，资产价格涉及到抵押品的价值，当抵押品的价值大幅下跌，便会引发信贷危机，继而变成银行的信心危机。通常，一发生银行的信心危机，一个地方的经济就会完全崩溃，返天乏术。 暴力救市，不是因为北京怕股民输钱，因为股市本来就是一个冒险的地方，愿赌服输。其实上次股灾，也只不过是零七年的事；当时，北京被没有今天的那种慌乱。 零七年和今天的最大分别，在于当年的股市还未有杠杆化。换言之，当年的股市下跌多少，财富都是即时蒸发，财散人安乐。可是今天的股市，已经因为融资融券的制度，产生了杠杆效应，也就是说，股市下跌会影响到信贷市场；当信贷市场出问题，那才是真的的信心危机。 今个星期二，A股市场上的上市公司，竟然有近三分一自行申请停牌；它们当然有各种理由，不过，说穿了就是为了要避开股价急跌。为甚么这些上市公司怕股价急跌？假如这些公司本身都有用自己的股票作抵押，又或者他们的高层将股票抵押了，他们当然不想见到股价下跌而被银行追收差额。所以有大陆股民觉得过去个多星期的所谓救市，只不过是「让领导先走」，足见中国不少老百姓也清楚明白，究竟这个社会是腐败到一个甚么程度。 当然，今次的A股股灾，至今仍然有人深信共产党政府是无所不能，只要他们想做的事，没有办不到的。这种想法的最大盲点，就是在于没有考虑到，每一个政府干预都有其代价，而且大多数时候，代价是由一般平民百姓去负担。有人说，今天要是在大陆发生经济危机，结果会演变成管治危机，我相信北京也意识到这个风险，所以对于托市，要无所不用其极。可是，长久下去，今次的干预只会令中国经济对外接轨的步伐走回头路。 说到底，一个专制政权太过依赖不断的经验膨涨来肯定统治的合理性，最终只会令到经济变得扭曲，统治也不合理。当下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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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1, 2015, 6:41:50 AM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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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5 05:19 PM PDT  不过四周的时间，上海A股指数从五千一百多点狂泻到三千五百点以下。政府在股市狂跌的前两周茫然失措，随后又在市场一片恐慌之中仓促出手救市。但是前几轮救市措施不仅没有达到期待的效果，反而进一步推动股市加速下行。直到政府最终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才止住了股市的狂泻的势头，到本文发稿为止，上证指数仍然在三千九百点以下。四周的累计跌幅仍在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在中国股市近几个月来的跌宕起伏过程中，中国政府与市场力量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博弈。这场博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窗口，展现了政府、企业和一般民众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化。 这一轮股市博弈显示，假如根据市场规则行事，中国政府远不是企业、投资者、投机家等市场力量的对手。从最初几周的股市几乎不受拘束的自有落体过程看，中国的市场监管者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全然不察严峻的形势。他们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稳定市场，而且还通过进一步严格限制融资融券等措施继续打压市场。由此可见，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知识理解市场的情绪，也没有成熟的指引市场运行的机制。 而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行动的企业、投资者和投机者们则比中国政府要明白得多。他们先是利用中国政府的愚蠢人为推高中国股市，从中赚足了利润，然后立即撤退。在中国政府三心二意地出手救市之后，他们又很轻易看出政府政策的破绽，巧妙利用市场情绪，继续打压市场以期抄底为未来赢利打基础。而在中国政府鼓励下高位入市的小股民们则被牢牢套住。小股民俨然成为自利精明的基金专业人员和盲目愚蠢的中国政府的共同受害者。 在前一段推高股市和股市下行的博弈中，市场专业人才完胜中国政府官僚。政府的惨败说明了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体制内机构不再是中国第一流人才的集聚地。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政府和其他体制内机构是中国社会精英首选的就业目标。如今，中国的社会精英正在政府以外的领域，尤其是金融、法律、新技术企业等另辟天地。 当然，中国社会精英不敢也不愿意与中国政府正面对垒，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并非是一个法治社会，政府仍然有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法外特权。但是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利用中国政府官员的愚蠢和贪婪，来为自己赢得利益。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大多是二三流的人才，即使还有少量优秀的人才，由于没有合理的动力机制，这些人也不愿意主动学习和研究新问题，更不愿意冒任何风险来为新的政策背书。在这样的博弈中，政府怎能不输？ 中国政府在市场博弈屡遭失败之后，断然采取完全行政命令方式来指挥股市。除了使用印钞权宣称将无限提供资金之外，还出面决定在何等价位企业和企业高管应该买进或者卖出股票，并且公开声称将对不遵从著进行惩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在所难免，但是干预到决定什么价位是合适的股指价格，却是天下奇闻。从表面上看，政府强权暂时在市场占了上风，但是这也意味著从此之后中国政府将有责任为中国股市起伏负责，为在股市中亏损的中国人买单。因为政府正在明目张胆地操纵价格！ 中国政府在股市上的孤注一掷说明了它的尴尬处境，它这样做是因为它实在输不起。股市上的彻底失败会暴露它是一只无能的纸老虎：民众的愤怒将摧毁它已经风雨飘摇的统治合法性；与社会精英博弈的失败使得它对进一步失去社会控制而胆战心惊。但是，政府注定是赢不了的，因为一个由于经济发展而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不会永远接受号称全能而实则无能的政府控制。政府采取的非经济、非法制手段虽然可以赢得一些时间，但是却在为这个集权制度的彻底失败奠基。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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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10 Jul 2015 05:15 PM PDT 本来在七月份想和大家讲讲共产党的故事。其中的很多趣闻都是大家不知道的。结果最近闹起了股市灾难，就不得不把好听的故事压后。先给广大的股民们讲讲有中国特色的股市，以免大家继续受骗上当。 中国共产党同意搞股份制，是为了解决他们经营不善的企业的债务问题。当然他们宣传的目的是为了让股民们赚钱，好像人人都可以借此机会成为小康之家。 之后把这个宣传又扩大了一步，说股票市场更能够发财，引起了一些人的赌性大发。中国的股市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了。朱熔基和他的班子说得不错，股市确实能让人发财。不过是他的国务院和一些有内幕消息的大户发了财，中小户很少能发财。国务院就靠着这笔收入填补财政亏空。 很快。一些靠内幕消息发财的大户发现了这个猫匿。先国务院而进货；先国务院而出货。几乎掐断了朱老板的财路，搞得朱老板大怒。双方对掐的结果，就是九四年的股市动荡。由于朱老板的大手笔出乎大户们的预料，朱老板赢了这一局。 九 四年初，正是我第二次被捕的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个被股市暴跌搞得快要破产的大户。在饭局上我告诉他朱老板的计策，他不相信。我就说把你那二十多亿的股票都 转给我，按季度结算，输了我赔你；赚了给你利息，一年为期还本。他最终咬咬牙，同意给我十个亿玩儿玩儿。还一再的说；看着不行了就赶快结算，不然你没钱赔 我。 在 我们成交后的两个多月，股指从二百七十点回升。那时侯我已经被非法拘禁两个月了，自然不可能自己操纵股票。到接近年底的十一月份，股票涨到了一千二百点。 虽然我拿不到钱，但是证实了我对共产党股市的观察：朱老板大兴股市就是为了圈钱，其他的都是附带的目标。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 后来有个大户告诉我：他们和朱老板的斗争进行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达成了私下的妥协；有钱大家赚，不得再搞突然袭击，否则不客气了。从那之后几个大户都长期驻在国外，远程操纵，轻易不敢回国，免遭不测。 因为双方牵扯的人太多，中国人又不太守规矩。每次发生冲突都是一场股灾，也客观上促使中共增加了很多金融方面的立法。客观上使得有中国特色的股票市场向正确的道路上发展。但是国务院赚钱这个特色没有改变，只不过有时候不太那么嚣张而已。毕竟有所制约了。 从那之后我又被关了几年，然后被押上飞机，像交换人质一样送到了美国。一直也都没有关心国务院是怎么赚钱的，老百姓是怎么亏钱的。反正进了赌场的人都和疯了差不多，劝他们是白费口舌。 这之后我还劝过几个亲戚朋友，发现挺聪明的人，一说到股票和房地产，就成了上海人说的脑筋搭错线。而且极端顽固，不讲道理只相信共产党编的神话。真正的在劫难逃。 不过这一回可不仅仅是股民们脑筋搭错线。是习近平和他的智囊们脑筋搭错了线；再加上总理克强同志迂腐弱智。为了多捞些钱拯救破产的重工业，又不太知道这里边的深浅，玩儿得过火了。导致这次的股市灾难。 看看前几个月的股市暴涨。在经济下滑严重；内外市场都紧缩的形势下，凭什么暴涨呢？是政治体制真正的改革给经济改革开创了空间吗？没听说呀。发达国家的市场 已经被剥削得差不多了，要是外星人市场被开发了，倒是个大大的利好消息。可惜那是个什么什么梦，股民们是疯子但是没做梦，股市靠什么疯涨呢？ 只有政府加上大户们有这个能力拉抬几十万亿的股市；只有官方媒体的舆论一律能够忽悠几千万的股民。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专家找出了股市暴涨的罪魁祸首，因为他们不敢得罪当局砸了饭碗。 低买高卖是赚钱的不二法门，这个谁都知道。问题在于什么是低；什么时候是高。正常的股市靠的是预测能力，有人赢得多；有人输的多。所以政府不应该参与这种赌博，否则就是监守自盗，就是明抢而不是骗钱了。而监守自盗正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 即使是监守自盗也应该知道见好就收，不能竭泽而渔。可惜全能组长和他的智囊们贪得无厌，而且还弱智。又可惜范围扩大了的众多大户们并没有弱智。这就造成了不平衡，心理的不平衡。 什么不平衡呢？就是暴涨破坏了多年来的规据，涨到了不像样了还没见收手。超出了国内外大户的心理承受底线，人家只好不和你玩儿了，提前套现出场。这是朱老板前些日子已经预测到的，也是造成最近股市暴跌的真正原因。 不过坏事有时候能变成好事。最近有人献策说，可以借此机会解决反腐败的政治问题，把这场股灾嫁接给要打击的反对派，不就坏事变成了好事吗。所以官方媒体先是把股灾按传统栽赃给美国公司，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开始说什么黑手在国内。总之得有个替罪羊。 遗憾的是。这次不但股民们损失惨重，纷纷跳楼跳水。国务院好像赚的也不多，所以李总理急得要骂人。别以为他是热爱股民的大好人。如果这次股灾真的会造成经济崩溃，他本人就成了替罪羊。他能不着急吗？他还没那么弱智吧。 ——R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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