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愚：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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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x
Sep 11, 2010, 6:19:51 PM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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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说明：猪灵崇拜起源很早，而早期的野猪很聪明，健壮威猛，并不是今天的“蠢猪”的形象。今天的家猪成为“愚蠢”的代名词，是人类自私自利、过度驯 化野猪的结果。人类社会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过度驯化物种，最终必将自遗其咎。如水稻，今天必须依靠杂交，获得野生水稻的优势基因，才能再见良好的性能。
玉猪龙的发现，是红山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之一。“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图腾，有学者认为：猪是龙的早期形象，远古中国人以猪为祭 物，祈求农业的丰收，而后“猪”被神话为龙，龙又演化为华夏的象征、帝王的化身。玉猪龙是早期“龙”的形象之一，它充分证明我们的祖先创造的“龙文化”渊 源流长，同时也反映出早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北方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红山文化玉猪龙形制似有首部由大到小，体由粗到细、首尾间缺口由连接到缺口增大的演化规律，这些有待进一步论证.
黄守愚论上古史：“周易”即“男男女女性交的猪神庙”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据说是周代的产物，夏商时代有连山、归藏，周代有“周易”。“周易”是什么意思，至今没有人解释得清楚，今天我们要用猪灵 生殖崇拜来解释一下，以求教于社会各界人士。
一、“周”是猪灵神庙
“周”是什么意思？《说文》解释道：“周，密也。”这一句，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周密细致”的意思。有学者认为“周”字像田，是周民族拥有农耕文明的象征。 而事实上，“周”的意思却并不是这样的。
“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还得从上古音韵上着手。
“周”字，在上古读“吊”或“都”或“猪”或“帝”。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条解释说，“周”字上古声母在“端”母，如 “雕”、“凋”、“鲷”、“鵰”等字从“周”，可以读作“吊”或“竹”（竹字上古读都）。
“吊”是什么意思，男性生殖器官。那么，“周”字，也有男性生殖器官的意思。不过，这是后起的意思，不是原始本义。
“周”字读“都”字，是什么意思呢？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条解释说，“都”就是“猪”。《礼记·檀弓》上有“氵夸 其宫而而猪焉。”注：“猪，都也。南方谓都为猪。”《书·禹贡》：“大野既猪”，《史记》却写作为“既都”。
猪有什么含义呢？它是上古时代的猪灵生殖崇拜。云南出土有人与野母猪性交的青铜器，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猪头龙身玉雕，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 猪头神象，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等，都是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着的猪灵生殖崇拜。猪灵是人类的祖先，是世界的创世主。它凿破鸿蒙、开天辟地,正如《庄子 ·大宗师》所说的，“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可见，猪灵崇拜远在伏羲的蛇灵崇拜、葫芦灵崇拜之前。
在上古的先民看来，人类是猪灵的子孙后代。 于是，先民把猪当作自己的祖宗，供奉为“神主”。 因此，凡是有猪灵的神主的神庙，就叫“家” 。在甲骨文中，“家”就有庙的正室的意思。 因为人是猪的子孙后代，人是猪族，所以就叫“家族”。在上古，“都”字，是“有先祖的庙的城市”的意思，其实最初指的就是“有猪灵神主的庙”。
猪灵神庙的“官方名称”，还可以叫“閟宫”、“宓宫”、“密宫”，那么它是用来做什么？祭祀，聚会，商议大事，等等，有很多。先民在猪灵神庙里举行男男女 女的集体性交的祭祀仪式。这一点，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也这样认为。
“周” 或“家”，为什么又是“閟宫”、“宓宫”、“密宫”呢？我们还得必须引用《说文》的解释：“周，密也。”“密”就是“閟宫”、“宓宫”、“密宫”、 “都”、“家”。如《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是惟帝之下都。”《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帝之下都。”《山海经·中山经》:“青 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
综上所述，“周”就是“家”，猪灵神庙，那里可以举行男男女女的集体性交的祭祀仪式。
二、“易”是性交中的两猪灵
“易”是什么意思？许多人说是“蜥蜴”，但是他们不知道，“蜥蜴”就叫“猪婆蛇”。在先民看来，“蜥蜴”也是猪灵的一种。
“易”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仍然还是从上古音韵上着手。
“易”字，上古音读“弟”。在《管子·戒》中有“易牙”，而在《大戴礼记·保傅篇》、《论衡·谴告篇》都写作“狄牙”。
在猪灵神庙，不但要举行男男女女的集体性交的祭祀仪式，还要同时举行杀猪吃猪肉的祭祀。“易”就有“杀”的意思，钱大昕先生《说文答问》说：“杀本古文肆 字。肆与杀声相转。”而章太炎先生在《小学答问》中说：“古问杀即囗 之古文。 囗 者，修豪兽，读若弟。”（囗，是一个无法打出来的古字，是猪的一种。）
按照生殖崇拜理论， 在猪灵神庙里，先举行男男女女的集体性交的祭祀仪式，并同时举行杀猪吃猪肉的祭祀。“易”就是“杀猪灵”，也指涉性交中的两猪灵，男男女女的集体性交。
后来，周民族还把他们其中一处的的猪灵神庙命名叫做“豳”，“豳”就是性交中的两猪灵。
“周易”两个词语连用，属于双声叠韵，属于上古时代的普遍现象。所以，“周易”的意思就是“男男女女性交的猪神庙”。
三、周文王是猪灵的儿子
相传周文王是《周易》的最终整理者。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是猪灵的儿子。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梦见与巨大的猪人在猪牢里性交，于是生了周文王。今本《竹书纪 年》：“季历之妃曰太任，梦长人感己溶于豕牢而生昌，是为文王。”《国语·晋语》：“太任震文王不变，少谀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所以周文王对他们 “家族”的文化非常熟悉，最终整理了《周易》。在上古时代，也就周文王的时代，猪灵神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猪神庙里举行男男女女集体性交的祭祀更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那是繁殖种族的一种神圣的方式。
总结：“周易”就“男男女女性交的猪灵神庙”，当时的先民在猪灵神庙里面举行集体性交的祭祀。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周民族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所以周 文王就使用“周易”来命名“《周易》”这部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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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愚论上古史：大禹是一只双头猪考（猪八戒的原型）
古史辨派的顾颉刚先生说，大禹是一条大虫，结果遭遇当时全国的学者们的一致反对，受尽嘲笑，比如鲁迅就骂顾颉刚先生是“鸟头教授”。今天，我要考证大禹是 一只猪，恐怕又有许多人要骂我，嘲讽我，但是，为了复原上古史的真实面貌，我就不得不以身殉道了。
禹是什么？在汉代的许慎那里，是一条爬在地上的虫，《说文》 禸部说 ：“禸 ，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尔疋》曰：‘狐貍貛貉醜，其足𨆌，其迹厹。’凡厹之屬皆从厹。 ”禸部又说：“禹，蟲也。从厹，象形 。”
从《说文》的解释看来，“禹”是一只有脚爬在地上的“虫”，“九”声。
“九”是什么？部落的首领。
《说文》九部说：“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凡九之屬皆从九。”在上古，“九”、“鬼”可以通用。《战国策·赵策三》之“鬼侯”，《史记·殷本 纪》及《鲁仲连列传》作“九侯”。
在很多的少数民族中，部落首领叫“鬼主”，在历史文献资料中，写作“大鬼主”、“小鬼主”。在《易经》中，有“高宗伐鬼方”一句。 “大鬼主”，也就是“大九主”，也就是“大禹主”。
汉代的砖画伏羲、女娲交尾像，就是“九”。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解释“九”就是“交”或“性交”，就很对。
闻一多先生《伏羲考》说，“交龙”、“螣蛇”、“腾马”、“两头蛇”、“二龙”、“并逢”（或作“并封”、“平逢”、“屏蓬”等），等等，都是“阴阳两性 交配”或“性交”的意思。“交”就是“九”，就是“蓬”，而蓬就是双头猪。
笔者在拙著《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中，就把“五”解释为“性交”的意思。“九”、“五”是一个意思。
按照赵国华先生的研究，大禹是蜥蜴。蜥蜴是什么，叫“猪婆蛇”。大禹本是一只双头猪，它成猪变成蜥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的延衍。
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就是一只大母猪。 “涂”、“猪”（上古读都），在上古，读音基本上一致。在《易经》》“睽”卦上九爻辞说：“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则吉”。 豕字，就是猪，上古读作“希”或“弟”或“剃”，与“猪”（上古读都）读音可相转。其中的“鬼”就是猪灵神主，车上装载着猪灵神主，路上就恰好遇到猪爬在 地上发情作性交状，这是有利于婚姻的大好事。
屈原就提到大禹像猪一样贪婪于性欲，他的性欲怎么也喂不饱。 《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所以《淮南子》就说“大禹” 有淫湎之意，是一个大色鬼。而古代，只有猪才能享受色鬼这个荣誉称号。
“夏” 和“禹”字，在上古都是影母鱼部字，可以读作“鱼”或“猪”。此外有一个证据，《西游记》中，有猪八戒“天蓬元帅”戏嫦娥一事。它的原型就是大禹与他的妻 子涂山氏。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里说，涂山氏就是嫦娥，这一点考证得很正确。而“蓬”或“逢”就是象征性交的意义的双头猪，猪八戒在天上做大官，所以 叫“天上的双头猪元帅”，象征着性交，性欲。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猪能下水，能陆地和水中过两栖生活，叫“江猪”（和今天的江猪、猪婆龙不是同一种）。这些，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玉烛宝典》卷四引 《孝经援神契》曰：“彘水伏，故无脉。”又曰：“彘为太阴之物。”《文献通考》：“石氏谓之天豕，亦曰封豕。”《史记·货殖列传》：“泽中千足彘，水居千 石鱼陂。”所以古代在干旱的时候使用猪来求雨，“老母猪过河”的民间俗语。
据文献资料，还有一种猪能潜水很深，《楚辞》王注引《山海经》：“中极之渊，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龙。”《说文》：“豶羠 ，豕也。从豕賁聲。”豶羠 ，音与彭夷、冰夷、冯夷同。
闻一多先生说，河神就是双头大猪 “封豨”，〈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射夫河伯，而夷彼雒嫔？冯 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上言河伯，下言封豨，是河伯即封豨。
因此，大禹治水就是江猪治水。在当时的先民看来，因为江猪熟悉江河特性，所以治水容易。
大禹的母亲的名字鲧、儿子名字启，都是江猪的名称。封豨，又名“奎”。《史记正义》：“奎一曰天豕，亦曰封豕，在沟渎。”奎、鬼、夔通。开、鬼上古音同。 启古音冏，与鬼亦为一音之转。《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处，赤水之南，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 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何新先生在〈龙与神话〉一书中说：“综上所述，夔就龙，是鳄鱼。”《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 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其实，夏后开就是乐正夔。
何新先生在〈龙与神话〉一书中说，鳄鱼叫猪婆龙，是猪跟龙攀关系的证据。但是我却相反，认为只龙和猪攀亲戚的证据。先有一种江猪，潜居水中的猪，才有鳄鱼 攀上猪这种当时的显贵亲戚，于是就叫“猪婆龙”。
总结：大禹是可能实际存在的一个民族的首领的称号，因为这个民族崇拜猪灵，尤其是江猪灵，江猪灵叫“禹”，于是这个民族就把江猪灵“禹”当作自己民族首领 的称号。而这江猪灵作为崇拜象征物的时候，变成了双头猪，象征性交，生命绵绵不绝，隐喻这个民族将永久存在于这个世界。 （注：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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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zxy.com.cn/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460
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这是一个自上世纪80年代起，被海内外华夏子孙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
可是，中国大陆的很多网民，由《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一文受到的精神冲击和刺激，绝对不亚于有人扒开了自己的祖坟。因为他们实在不原意，也 不敢去想像自己的祖先，居然是一副吃了就睡、睡了就吃，随时可被捉去屠宰而只能干嚎几声的猪的传人，更不愿意承认在自己的喉管里流淌的不是龙涎，血管里竟 流的是猪血。所以，他们的极端愤怒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其跟着黄帖讨论的的言辞充满着暴虐、戾气和无内容的嚎叫，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如果要说有什么遗 憾，也仅仅是非常遗憾地看到，我非常期待能有真正的文化学者，来反驳黄文的力作却一篇也未见，中国文化界那些以龙的传人自居的学界泰斗们，选择了令人印象 深刻也叫人深感失望的沉默。
在我看来，这次由黄守愚挑起的中国人到底的是龙文化传人还是猪文化传人之争，其实，根本就没有触及中国文化的痛处，也没有搔到中国文化的痒处，而只是使中 国的政治病夫们在求医无门的状态下，自以为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对此，你只要是去哪些个争论场所去瞅瞅，谁都能轻易发现，除了有几个心平气和的民间方士在 那里故弄玄虚之外，满场一片狼藉，遍地都是口水和屎尿，其肮脏的程度恐怕也只有猪圈可以与之相比。
想当年，那个矮个子的香港歌手张明敏在大陆中国的春节晚会上，以一曲《龙的传人》而红遍海峡两岸的时代，我对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说法是心存疑虑的，接受它 也是作了巨大保留。因为据我所知，中国人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因为举国上下的男士都在后脑勺上蓄了条酷似猪尾巴的长辫，而被西方人和日本人一直唤作猪 仔。中国人在什么时候除了皇帝老儿之外，有谁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呢？
事实上，在帝王统治中国的时代，谁要是敢在大庭广众中疯疯癫癫的说，他是龙的传人，如果不被灭九族，自己的脑袋要搬家，恐怕就是一个双料的傻子也会明白的 道理。当年，我的本家祖先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准备推翻暴秦时，虽然振臂高呼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他尽管推翻强秦居功至伟，却至死也没有当成龙的传人， 可见想当龙的传人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
龙文化崇尚的是什么？猪文化又崇尚的是什么？它们和现在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它们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有何积极的意义？如果不能回答这些个问题，这 样的研究就是毫无价值的研究。
实事求是地说，像黄守愚从语义学的源流证明“家”字原本就专属于猪所拥有，从而引申为中国人把自己的世系源流叫做“家族”就是猪的传人的意思，虽然在逻辑 上能够说得通，但这毫无积极的意义。这就像我说“幸”字的原意专属于皇宫里的女子被皇帝看上，而被太监们香汤沐浴后送上龙床与皇帝性交，而把“幸福”的意 义狭隘地理解成民间有些人，骂那些痴心妄想的家伙“你想皇帝的卵操”一样没有意义。
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柏杨曾经说过是“酱缸文化”，即什么外来的东西被置于中国的文化酱缸中就会被它给染成黑色。在我看来，如果非要拿一种动物来类比中 国的传统文化，看来也只有猪而且是家猪才能够类比的。根据我读历史的体会，我认为自从200万满族人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样的血腥杀戮行动统治了1.2 亿汉族人，并强制汉族人蓄起亡国奴标识脑后的长辫之日起，中国人从此与猪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其区别只不过是中国人比猪会说人话，中国人的尾巴是留在脑后而 猪的尾巴是长在屁股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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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孩子的眼里，龙基本上是一个恶魔。我们不会由此觉得龙寒碜，更不会对欧洲产生愤怒情绪。在文化象征问题上，如果一定要与“普世”的国际接轨，那么很显 然，大家耸耸肩，相逢一笑才是最明智的。
被虫蛀过的木棍＋工业废弃编织带＋刨完的木屑＋乒乓球＋树叶，这堆从工地上拣来的垃圾，可以组合成什么东西？广东美术馆二楼展厅里，这些东西被组成了一条 3 米长的龙：木棍和编织带扎成了龙身，乒乓球是眼睛，木屑表示龙行过的水纹，树叶裹成菱形，撒在水纹中间，代表粽子———这是“孩子笔下的童话———六国民 间故事儿童画展”广州站的一件展览品。
培训中心主任李绪洪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件展品完成得不像想象中的顺利：“班里有一个欧洲的小孩子，来了几个星期，小孩子就要求换班，因为我们把龙、龙舟的 故事告诉他，并让他参与扎龙舟，他觉得这不符合他们国家的理念，他觉得自己不是龙的传人。”——国外很多国家都认为龙是邪恶的象征，他们不能接受中国将龙 看成崇拜的对象，当然更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世界上，有的地方将母狼作为自己的象征，有的地方以长了两个脑袋的老鹰作为象征，细究起来，大家各有各的说辞，非要较真的话，至少是不明智的。
“文化底蕴不一样，外国孩子对龙有自己的认识。”李绪洪将这看成是此次展览中的最大发现。
“讨论你精神上是什么的传人，并没有太多意义。一种形象应该有很多方面，老鼠也可以嫁女，也可以偷油；白蛇传里的蛇也是好人；龙王爷也是我们对龙的调侃。 不要把孩子给吓跑了。”中国美协少儿艺术委员会主任何韵兰认为，欧洲小孩对童话故事的质疑，她是第一次听说。何韵兰也是这次画展的策划者。
7月28日到8月20日，“六国民间故事儿童画展”在广州展出，这是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站，作品出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六国的孩子。
六国儿童画展开始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博物馆研究儿童美术的扎哈诺娃博士，身上一直都会带些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玩偶。2004年左右，她跟中 国美协少儿艺术委员会主任何韵兰认识了，聊天之后两人决定做一次两国儿童民间故事交流———给中国儿童讲俄罗斯故事，给俄罗斯儿童讲中国故事，让他们把听 到的故事画出来。
扎哈诺娃的丈夫扎哈诺夫是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2004年，他正在考虑做一次六国文化交流，妻子做的儿童画展刚好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就把它扩大 为“六国儿童画展”。
“龙是好人还是坏人，一点都不重要。”在何韵兰看来，重要的是在中国找民间故事居然会是难事：“儿童书店里，原生态的民间故事已经消失了，大部分都是日韩 卡通漫画，流传千年的能够表现民间勇敢、智慧、善恶的故事都没有了。”
何韵兰所谓的“原生态民间故事”，是指“哪吒闹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精卫填海”、“十二生肖”、“梁山伯与祝英台”……何韵兰觉得，美好的爱 情、友谊才是孩子真正喜欢的，“智慧、勇敢、善良”的故事才是符合儿童年龄的“原生态”。
作品大部分是让他们满意的：有童趣、有想象力、颜色丰富、有一定美感，最重要的是，展现出了原生态；但也有少部分不尽如人意：“有些孩子的画过分成人化， 包括服装造型、头发、眼睛、嘴巴，都是模仿日本卡通，没有了天真的状态。”
“孩子们喜欢智慧、勇敢、善良的民间故事，这还需要讨论吗？”中国美协少儿艺术委员会主任何韵兰一直在倡导儿童画的“原生态”问题，她的概念里，“天真” 的孩子绝不会去质疑这些应该“属于孩子”的民间故事，“质疑‘龙’的欧洲孩子完全是特例”。
也许这并不是一个特例：英雄杀死吐火的恶龙、吃小动物的恐龙……在300多幅儿童画中，龙是一种出现频率很高的动物，但在除中国孩子之外的作品中，龙基本 上被画成了一个恶魔，喜欢使用鲜艳颜色的儿童，不约而同选择了黑色、灰色、暗蓝色的冷色调画龙，甚至还有孩子企图淹死龙——实际上，儿童展现的“原生态” 并不只是美好的爱情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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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天之衢由名正（丣）·储备
蔡元培先生画像
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在知识分子和全国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图为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礼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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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又考人本科中国哲学系，中间因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屡次休学，直到1920年才毕业。1919年5月 4 日，我正在家乡养病，不在北京，因此没有参加那天的游行。但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 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我考入北大的时候，听说教育部曾请严复来当校长，他怕事烦不干；继请章士钊当校长，他又因自己年轻，怕对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干。后来请了浙江的数 学家何燏时来当校长，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风潮赶跑了。此后一直由工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代理校长，沙滩的红楼就是由他计划建造起来 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满心想把法、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 来。他办校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 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 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 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 5000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 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 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 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 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 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 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 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 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 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 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 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当时的蔡先生：
其一：“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干，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 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2月)
其二：“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8月)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 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 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 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 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 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比 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 宁值一笔欤？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 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 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 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 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 (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 生都可人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 来，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 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 “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 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 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 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 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 “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 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我参加了《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 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 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 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 潮》杂志的前一个字，叫“北新书店”。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 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 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 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开明的态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1919年2月，他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载《新潮》第一卷第 二号)，这篇讲演颇能代表他的思想，特抄录于下：
诸君！此次世界大战争，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 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 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裤儿，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咨议顾问， 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 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史学典范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
编者按：顾颉刚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原是四、五月间的事情，由于非典，中国社科院把这一活动推迟到8月举行。考虑到人们谈论顾颉刚先生总是超不出所谓的 “三大块”（古史辨学派、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和是否必要走出“疑古时代”之类，本报特约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博士撰写专稿，讨论作为20世纪 中国史学传统代表之一的顾颉刚的意义。
正如徐坚博士在给编辑的信中所说：“古史辨这个遗产真的是个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的包裹，只是被人贴了个标签而已，要好好整理，时间还长呢。”希望这篇文章能 为21世纪的人们真正打开这个包裹开个好头。
问题：辨伪传统文献，抑或创建全新的文献认知标准
发轫于新文化运动的古史辨运动一度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主流。不管如何讨论疑古学者及其著述的得失，不容否定的是，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材料、方法和建立在此 基础上的对传统史观的颠覆作用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顾颉刚曾经非常自信地表示，“古史辨的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然而《古史辨》第三册以后，古史辨演化成 古书辨，器局日渐促小而琐碎，另一方面，古史辨派学者因挑战中国传统史观而遭受到各种非学术意义的清理、排斥和批判，都导致疑古传统过早地离开了中国近现 代史学的中心舞台。20世纪40年代之后，顾颉刚本人自“疑古”转变为“释古”，其旨趣变化之巨，非常令人回味。而今天的学术界对于这一伟大传统的中断所 形成的空白感却没有足够的认识。今天对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的纪念，不限于褒扬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史学流派，而在于纪念中国近现代史学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进而清算新史学传统中最丰厚的遗产。古史辨对于当下的中国史学，尤其是上古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而言，并不是遥远的历史词汇，而是活生生的学术遗产。现在也不 是需要我们急不可待地与疑古思潮划清界限，“批判性”地继承，继续前进的时机，准确地说，古史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与疑古思潮的对话还将在一个比较长 的时期内继续占据我们的话语中心。
古史辨运动的核心语汇是疑古。疑古不是“怀疑”“古史”记载或者构成的简单缀合，如果仅仅停留在如此的词汇组合层面上，古史辨运动所蕴含的史观和方法上的 进步意义将被大大低估。如果将疑古作为一个有特定情境（context）的专有词汇的话，那以疑古为号召的古史辨运动是否构成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古 史辨的工作只是对传统文献的辨伪、还是全新的文献认知标准乃至史观的建立？如果说，传统文献的考证并不是疑古思潮的产物，那么古史辨的工作是开宗还是承 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利于我们重新定位中国近现代史学传统上的顾颉刚和古史辨派。
渊源：在追认的“考信辨伪”传统中层进而出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考信，无论在实质还是表征上，与古史辨视野下的疑古相去远非道里可计。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史学本就有辨伪考证的传统，史料甄别本不是顾颉刚 的创举，疑古故不成为一个史学时代，因此也就没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必要了。显然，这个说法不能解释的是，在文献考信传统流传有序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有古 史辨运动的出现，才全面颠覆了中国社会的史观体系？
关于古史辨派的学术渊源，学者多取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中的说法，“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 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顾 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故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 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 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 又深进了一层了。我生当其顷，历历受到这三层教训，加上无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来看古史时便触处见出它的经历的痕迹。”（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 序》）顾颉刚列举出古史辨派学术传承四端，分别是：自刘知几以至崔述的古史考辨传统，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方法，胡适提倡的科学主义方法，和由故事和民 谣所引起对史书的反思。其他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无外乎强调两点，一是中国史学的辨伪传统，再则是胡适的科学主义方法。但是，很多武断的判断强调从刘知 几、郑樵、姚际恒以至崔述的考辨传统，将顾颉刚的工作当成这个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首先，从方法论上看，在一个长时段上列举出若干个相互孤立的人物或者事 件构成的点，各个点之间仅仅通过一些断章截句获取的词汇便被捆绑在一起，并由此虚拟出一条连续的线索，这个做法在时至今日的中国史学研究中仍然屡见不鲜。 中国史学的辨伪传统的认定恰是这种情形的最好说明，以上列举各例全然缺乏任意两者之间关联性的证明，此类列举非但不能说明中国有着流传有序的辨伪传统，恰 恰相反，暗示考信辨伪思想只是主流之下的断裂的暗涌。这条中国历史上的考信辨伪线索是现代追认而不是历史自言的。
更为有趣的是，在追认的“考信辨伪”传统中，崔述这个环节正是古史辨派自己发掘或者追认的结果。1921年，顾颉刚标点《东壁遗书》，乃是辗转受到日本那 珂通世的影响，恰不是中国“考信辨伪”传统的继承。“要是没有陈履和一生勤勤恳恳地忠于表彰他的老师的著作，崔氏虽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也不会发生这样大 的影响的。然而，后来第一个接受他的思想的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作《支那通史》的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在他的国内断句重印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同样大力提倡崔述的考信精神的胡适也提到，“明年（1924年），就是《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了。这一百年中，这部不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约二十 年前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把陈履和刻本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中国人方才知道有崔述这个人。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 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的。”（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740－1816）》） 虽然有学者以《书目答问》的条目为例指出，胡适和顾颉刚关于崔述在传统学术中的际遇是错误的，但这正好同时说明，古史辨派重新发掘崔述，与传统学术没有任 何关联。
按照“层累底形成”的历史说的理路分析，胡适和顾颉刚笔下的崔述已经不再是原本历史上的崔述了，而是服务于疑古思潮的崔述。而他们的材料来源，又至少经历 了那珂通世和陈履和的处理，离原本的崔述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已经不得而知。在一定程度上，古史辨派“发掘”崔述，和为了否定古史辨派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 开宗地位而非得生硬地整理出中国考信辨伪传统的做法一样，都是“新瓶装旧酒”的做法。
其次，顾颉刚原文所表述的疑古思想来源四端中前三者本是层进关系，却长期被误读为并列关系。原文清晰地表明，以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方法代替传统考信传统，继 而以胡适的科学主义方法代替康学考信方法。关于顾颉刚和胡适学术关联的史料迭出不穷，古史辨实际上是胡适的科学主义方法的展现。此外，廖名春在《试论古史 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中阐发胡秋原的钱玄同受日本思潮影响一说，认为顾颉刚通过钱玄同辗转受到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的研究》的影响。（廖名春《试论古史 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此说甚为精湛。需要补充的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策源地，其地位更近于西方学说入华的中介。白鸟库吉是兰克学派在日本 最重要的传人，其学说入华，当与傅斯年欧游之后带回中国的史料学观念遥相呼应。因此，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西方史学的进入，古史辨运动绝不会生长在中 国自身的辨伪传统之上。
核心：“移置历史”在疑古与释古之间
仅仅依靠得西学风气之先，尚不能确立古史辨派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上的地位，此一地位的奠立需要根植在古史辨的内核理论上。古史辨运动常常被人诟病的地方是， 古书辨常常替代了古史辨，对古史的甄别替换成为对古书的甄别，而古书的甄别标准又单单锁定在成书年代一端，因此，一旦成书年代不符，就可断定是伪书，而伪 书所载必是伪史。毋庸讳言，这正是古史辨派在极盛之后迅速衰落的内在原因。顾颉刚对于“古书辨”的指责有所辩护，“古书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筑研 究历史的基础。由‘古史辨’变为‘古书辨’，不仅不是怯退的表示，恰恰相反，正是研究向深入发展的表现。”（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所谓研究深入发展， 正是顾颉刚的“移置历史”理论。可惜的是，“移置历史”理论恰恰是顾颉刚史学遗产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部分。
“移置历史”理论不是顾颉刚首创，但是在其学术著述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诸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和《战国秦汉间人的 造伪与辨伪》名作的诞生。“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 术。” （顾颉刚《自序》，引自《古史辨》第三册）这个理论直到今天的上古史研究中仍是振聋发聩的。古史辨运动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批评是，认为古史辨派的贡献在破坏 而不是建设。顾颉刚也有所回应，“近来有些人主张不破坏而建设。话自然好听，但可惜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真不知道，倘使不破坏《易十翼》，如何可把《易经》 从伏羲们的手里取出来而还之于周代？倘使不破坏汉人的《诗》说，又如何脱去《诗序》，《诗谱》等的枷锁而还之于各诗人？如不还之于周代及各诗人，则《易》 与《诗》的新建设又如何建设得起来？”（顾颉刚《自序》，引自《古史辨》第三册）顾颉刚的“立在破中”的眼光显然比批评者要更深远：在“破”上古的同时， “立”在移置的历史之中，即所谓“中古期的上古史”。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复古的四个步骤，即“复宋学之古”、“复汉唐之古”、 “复西汉之古”和“复先秦之古”。每一个阶段的“复古”，就是对后一个阶段的“解放”，也就是后一个阶段的认知状态的复原。因此，古史辨的立足点不在于讨 论一书一文的成文成书时代是否如传统学术所认定的那么早，而是如何反映成书年代的历史记忆。
较早对古史辨派在学术史上的定位的讨论见于冯友兰的“信古、疑古、释古”说。冯友兰指出，“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 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 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杨宽在此基础之上提出 “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说，“近人分我国古史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主信古者动谓战国秦汉之书尽古，所记传说必有所本， 一切皆为实录，未可轻疑；主疑古者以古书既有真伪，所传古书又不免失实，苟无精密之考证批判，未可轻信；主考古者，辄病于传说之纷繁，莫由遵循，又鉴于近 人争辨古史，立论绝异而均不出故纸堆之范围，乃谓但有纸上之材料无用，非有待于锄头考古学之发掘不为功；主释古者，则以古人舌口之相传，‘事出有因’，必 有史实之残影存乎其间，莫容一概抹杀，苟据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即为可信之古史。此四说者，除信古一派外，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杨宽：《中国上 古》）。按此解释，古史辨派当既是疑古，又是释古，两者之间前因后果。而顾颉刚先生所谓“疑古不能自成一派”，其意味在于坚持认为古史辨派不是只破不立， 而是与“释古”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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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27/page083.html
中華民族只有兩個人是受到全民族之尊崇的，一是文化之父軒轅黃帝，一是民主之父孫中山先生。我們年年紀念軒轅黃帝和孫中山先生，海內外炎黃子孫每年都發自 內心去參拜黃帝陵和中山陵陵寢。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兩位父親級的巨人，他們的思想和智慧，是中華民族得以長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立族之本。
但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一幫背祖棄宗之徒，大肆散播軒轅黃帝子虛烏有論；一幫淺薄無恥之徒，掀起了一股又一股攻擊孫中山先生的黑孫浪潮。這些民族小人居 心叵測，以漢奸為榮。
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20世紀初葉掀起的疑古思潮已經徹徹底底地破產了，那些污蔑祖先是條蟲的謬論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而往孫中山先生身上倒髒水 的那些人，既然相信倭寇為侵華而偽造的證據，與倭寇穿一條褲子，不是漢奸是什麼？！
那些妄圖毀掉黃帝和孫中山先生的人，其靈魂深處的漢奸嘴臉，必遭全中華民族之唾棄。難道這些漢奸肆無忌憚地攻擊孫中山先生，虛化軒轅黃帝，就可以動搖軒轅 黃帝和孫中山先生在中華民族中擁有的崇高和神聖的地位嗎？把黃帝和孫中山拉下神壇，就能把漢奸們供上去嗎？誣衊民族之父，漢奸們得到了什麼？為了揚漢奸的 臭名嗎？哪一個不孝子孫生下了如此這般孽子妖孫，妄圖毀我中華命脈。
中華必將復興，必將在軒轅黃帝和孫中山先生所奠定的基礎之上復興。十三億人口中也就是那麼幾個漢奸人渣，撼動不了我民族之精神，搬起石頭砸的不是軒轅黃帝 不是孫中山，到頭來砸的是自己的腳。
在20世紀顧頡剛掀起疑古思潮以前，華夏民族從未懷疑過軒轅黃帝。日本以白鳥庫吉為首的文學士，污蔑和虛化中國的三皇五帝，其目的是把中華民族的祖宗消滅 後，好讓中國人認日本人做祖宗，為日本侵華做輿論準備。白鳥庫吉參加過土肥原策劃的“滿洲國”運動，可見其鼓吹“堯舜禹抹殺論”的用心，王國維就嚴厲批評 顧頡剛的作風“與日本文學士同”，魯迅亦痛斥顧頡剛是吃奇肱國〔日本〕糧食的紅鼻子鳥頭先生。
如果果如疑古思潮所言，百家言黃帝的諸子肯定都是精神病。誰能夠找到鐵證如山的證據，證明軒轅黃帝是假的？證明中國的歷史是假的？否定軒轅黃帝比肯定軒轅 黃帝要難上一萬倍，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證據，胡猜亂測怎麼能夠作為證據呢！但是今天卻頗有一些人，以沒有祖宗為榮，一說到軒轅黃帝就說是假的，侵華時 期的倭寇就這麼說，他們不是漢奸是什麼？！
日本軍部為了達到攫奪中國的陰謀，偽造了有“孫文”簽名的《中日盟約》、《日中盟約》及《致小池張造密函》。袁世凱為了給“二十一條”解脫，亦偽造了《中 華革命党總理孫文與日本民党首領犬養毅所締結協約》和《孫文與日本人秘密協定》。日本軍部所偽造的“中日盟約”等檔上的“孫文”簽名，經美國、日本和中國 專家鑒定是偽造的，這事在歷史學界早已成為定論。
1981年日本人藤井昇三又拿日本軍部偽造的《中日盟約》說事，大陸與臺灣的文化漢奸群起回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黑孫浪潮，大唱孫中山賣國戲，往國父頭上 倒髒水，為萬惡的日本軍部張目。
1920年8月5日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發表演說指出：“我們對於留存二十一條款的檔，萬不承認。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是日本制的最強韌的鐵鎖鏈，來綁中國 手腳的。”（《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98—300頁）不打倒這個到死都念著“和平奮鬥救中國”的人，為日本軍部張目的漢奸們啟肯甘心？！
從虛化軒轅黃帝，到醜化孫中山，都有日本軍部在後面興風作浪。而中國那些無恥的文化漢奸，甘於認賊做父，妄圖推倒中華民族兩位至為偉大的父親，妄圖推倒中 華民族之保護神，妄圖毀我精神長城，妄圖阻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0世紀初葉，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同盟會，高舉尊黃旗幟，進行推翻帝制的社會動員。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天下為公”，就源自于黃帝學說。從黃 帝學說到三民主義，軒轅黃帝和孫中山先生，已經為中華民族奠定了永久性的思想基礎，乃“萬世為子孫所常者”。這些文化漢奸連軒轅黃帝和孫中山身上的一根毛 都不如，有什麼資格批評孫中山？！
許多人還沒有認識到毀黃和毀孫的後果的嚴重性，大陸一些柿油分子，不知不覺就被日本人利用，有頭有臉地當上了漢奸。毀黃和毀孫的始作俑者，都是抱有不可告 人目的的日本人。有日本軍部背景的日本人挖中國人的祖墳，目的是很清楚的。而中國的文化漢奸，也起哄和日本軍部一起來挖自己的祖墳，繼續幹日本軍部沒有完 成的陰謀。請問，文化漢奸們把祖墳挖掉之後，把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黃帝和孫中山毀掉之後，中國人還能夠剩下什麼？我們的子孫還能依靠誰來團結和凝聚這個民 族？！
凡我炎黃子孫，絕不會自刨祖墳。誰毀黃，誰毀孫，誰就是漢奸，誰就是日本軍部的走狗。這個結論，並不侵犯學術自由。西方正宗的自由主義者，亦不以自刨祖墳 為樂。美國的制憲之父們和林肯，就是美國的祖墳，美國人從不曾處心積慮去毀掉其制憲之父和林肯，從不曾以挖掉自己的祖墳來彰顯學術自由。
浩浩橋山，巍巍紫金，中華龍脈，佑我子孫。我十三億炎黃子孫，每人吐一口唾沫，就可以把那些毀黃與毀孫大挖祖墳的文化漢奸淹死。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永遠 尊黃，永遠尊孫。
2008年11月22日於北京天秀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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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zxy.com.cn/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459
黄守愚：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
［ 作者：黄守愚 来源：红网 点击数：417 更新时间：2006-12-5 文章录入：雪花抄 ］前置说明：猪灵崇拜起源很早，而早期的野猪很聪明，健壮威猛，并不是今天的“蠢猪”的形象。今天的家猪成为“愚蠢”的代名词，是人类自私自利、过度驯 化野猪的结果。人类社会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过度驯化物种，最终必将自遗其咎。如水稻，今天必须依靠杂交，获得野生水稻的优势基因，才能再见良好的性能。
玉猪龙的发现，是红山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之一。“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图腾，有学者认为：猪是龙的早期形象，远古中国人以猪为祭 物，祈求农业的丰收，而后“猪”被神话为龙，龙又演化为华夏的象征、帝王的化身。玉猪龙是早期“龙”的形象之一，它充分证明我们的祖先创造的“龙文化”渊 源流长，同时也反映出早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北方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红山文化玉猪龙形制似有首部由大到小，体由粗到细、首尾间缺口由连接到缺口增大的演化规律，这些有待进一步论证.
黄守愚论上古史：“周易”即“男男女女性交的猪神庙”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据说是周代的产物，夏商时代有连山、归藏，周代有“周易”。“周易”是什么意思，至今没有人解释得清楚，今天我们要用猪灵 生殖崇拜来解释一下，以求教于社会各界人士。
一、“周”是猪灵神庙
“周”是什么意思？《说文》解释道：“周，密也。”这一句，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周密细致”的意思。有学者认为“周”字像田，是周民族拥有农耕文明的象征。 而事实上，“周”的意思却并不是这样的。
“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还得从上古音韵上着手。
“周”字，在上古读“吊”或“都”或“猪”或“帝”。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条解释说，“周”字上古声母在“端”母，如 “雕”、“凋”、“鲷”、“鵰”等字从“周”，可以读作“吊”或“竹”（竹字上古读都）。
“吊”是什么意思，男性生殖器官。那么，“周”字，也有男性生殖器官的意思。不过，这是后起的意思，不是原始本义。
“周”字读“都”字，是什么意思呢？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条解释说，“都”就是“猪”。《礼记·檀弓》上有“氵夸 其宫而而猪焉。”注：“猪，都也。南方谓都为猪。”《书·禹贡》：“大野既猪”，《史记》却写作为“既都”。
猪有什么含义呢？它是上古时代的猪灵生殖崇拜。云南出土有人与野母猪性交的青铜器，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猪头龙身玉雕，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出土的 猪头神象，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等，都是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着的猪灵生殖崇拜。猪灵是人类的祖先，是世界的创世主。它凿破鸿蒙、开天辟地,正如《庄子 ·大宗师》所说的，“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可见，猪灵崇拜远在伏羲的蛇灵崇拜、葫芦灵崇拜之前。
在上古的先民看来，人类是猪灵的子孙后代。 于是，先民把猪当作自己的祖宗，供奉为“神主”。 因此，凡是有猪灵的神主的神庙，就叫“家” 。在甲骨文中，“家”就有庙的正室的意思。 因为人是猪的子孙后代，人是猪族，所以就叫“家族”。在上古，“都”字，是“有先祖的庙的城市”的意思，其实最初指的就是“有猪灵神主的庙”。
猪灵神庙的“官方名称”，还可以叫“閟宫”、“宓宫”、“密宫”，那么它是用来做什么？祭祀，聚会，商议大事，等等，有很多。先民在猪灵神庙里举行男男女 女的集体性交的祭祀仪式。这一点，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也这样认为。
“周” 或“家”，为什么又是“閟宫”、“宓宫”、“密宫”呢？我们还得必须引用《说文》的解释：“周，密也。”“密”就是“閟宫”、“宓宫”、“密宫”、 “都”、“家”。如《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是惟帝之下都。”《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帝之下都。”《山海经·中山经》:“青 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
综上所述，“周”就是“家”，猪灵神庙，那里可以举行男男女女的集体性交的祭祀仪式。
二、“易”是性交中的两猪灵
“易”是什么意思？许多人说是“蜥蜴”，但是他们不知道，“蜥蜴”就叫“猪婆蛇”。在先民看来，“蜥蜴”也是猪灵的一种。
“易”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仍然还是从上古音韵上着手。
“易”字，上古音读“弟”。在《管子·戒》中有“易牙”，而在《大戴礼记·保傅篇》、《论衡·谴告篇》都写作“狄牙”。
在猪灵神庙，不但要举行男男女女的集体性交的祭祀仪式，还要同时举行杀猪吃猪肉的祭祀。“易”就有“杀”的意思，钱大昕先生《说文答问》说：“杀本古文肆 字。肆与杀声相转。”而章太炎先生在《小学答问》中说：“古问杀即囗 之古文。 囗 者，修豪兽，读若弟。”（囗，是一个无法打出来的古字，是猪的一种。）
按照生殖崇拜理论， 在猪灵神庙里，先举行男男女女的集体性交的祭祀仪式，并同时举行杀猪吃猪肉的祭祀。“易”就是“杀猪灵”，也指涉性交中的两猪灵，男男女女的集体性交。
后来，周民族还把他们其中一处的的猪灵神庙命名叫做“豳”，“豳”就是性交中的两猪灵。
“周易”两个词语连用，属于双声叠韵，属于上古时代的普遍现象。所以，“周易”的意思就是“男男女女性交的猪神庙”。
三、周文王是猪灵的儿子
相传周文王是《周易》的最终整理者。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是猪灵的儿子。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梦见与巨大的猪人在猪牢里性交，于是生了周文王。今本《竹书纪 年》：“季历之妃曰太任，梦长人感己溶于豕牢而生昌，是为文王。”《国语·晋语》：“太任震文王不变，少谀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所以周文王对他们 “家族”的文化非常熟悉，最终整理了《周易》。在上古时代，也就周文王的时代，猪灵神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猪神庙里举行男男女女集体性交的祭祀更是神 圣不可侵犯的！那是繁殖种族的一种神圣的方式。
总结：“周易”就“男男女女性交的猪灵神庙”，当时的先民在猪灵神庙里面举行集体性交的祭祀。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周民族的至高无上的“神圣”，所以周 文王就使用“周易”来命名“《周易》”这部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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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愚论上古史：大禹是一只双头猪考（猪八戒的原型）
古史辨派的顾颉刚先生说，大禹是一条大虫，结果遭遇当时全国的学者们的一致反对，受尽嘲笑，比如鲁迅就骂顾颉刚先生是“鸟头教授”。今天，我要考证大禹是 一只猪，恐怕又有许多人要骂我，嘲讽我，但是，为了复原上古史的真实面貌，我就不得不以身殉道了。
禹是什么？在汉代的许慎那里，是一条爬在地上的虫，《说文》 禸部说 ：“禸 ，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尔疋》曰：‘狐貍貛貉醜，其足𨆌，其迹厹。’凡厹之屬皆从厹。 ”禸部又说：“禹，蟲也。从厹，象形 。”
从《说文》的解释看来，“禹”是一只有脚爬在地上的“虫”，“九”声。
“九”是什么？部落的首领。
《说文》九部说：“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凡九之屬皆从九。”在上古，“九”、“鬼”可以通用。《战国策·赵策三》之“鬼侯”，《史记·殷本 纪》及《鲁仲连列传》作“九侯”。
在很多的少数民族中，部落首领叫“鬼主”，在历史文献资料中，写作“大鬼主”、“小鬼主”。在《易经》中，有“高宗伐鬼方”一句。 “大鬼主”，也就是“大九主”，也就是“大禹主”。
汉代的砖画伏羲、女娲交尾像，就是“九”。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解释“九”就是“交”或“性交”，就很对。
闻一多先生《伏羲考》说，“交龙”、“螣蛇”、“腾马”、“两头蛇”、“二龙”、“并逢”（或作“并封”、“平逢”、“屏蓬”等），等等，都是“阴阳两性 交配”或“性交”的意思。“交”就是“九”，就是“蓬”，而蓬就是双头猪。
笔者在拙著《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中，就把“五”解释为“性交”的意思。“九”、“五”是一个意思。
按照赵国华先生的研究，大禹是蜥蜴。蜥蜴是什么，叫“猪婆蛇”。大禹本是一只双头猪，它成猪变成蜥蜴，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的延衍。
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就是一只大母猪。 “涂”、“猪”（上古读都），在上古，读音基本上一致。在《易经》》“睽”卦上九爻辞说：“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则吉”。 豕字，就是猪，上古读作“希”或“弟”或“剃”，与“猪”（上古读都）读音可相转。其中的“鬼”就是猪灵神主，车上装载着猪灵神主，路上就恰好遇到猪爬在 地上发情作性交状，这是有利于婚姻的大好事。
屈原就提到大禹像猪一样贪婪于性欲，他的性欲怎么也喂不饱。 《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所以《淮南子》就说“大禹” 有淫湎之意，是一个大色鬼。而古代，只有猪才能享受色鬼这个荣誉称号。
“夏” 和“禹”字，在上古都是影母鱼部字，可以读作“鱼”或“猪”。此外有一个证据，《西游记》中，有猪八戒“天蓬元帅”戏嫦娥一事。它的原型就是大禹与他的妻 子涂山氏。何新先生在《诸神的起源》里说，涂山氏就是嫦娥，这一点考证得很正确。而“蓬”或“逢”就是象征性交的意义的双头猪，猪八戒在天上做大官，所以 叫“天上的双头猪元帅”，象征着性交，性欲。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猪能下水，能陆地和水中过两栖生活，叫“江猪”（和今天的江猪、猪婆龙不是同一种）。这些，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玉烛宝典》卷四引 《孝经援神契》曰：“彘水伏，故无脉。”又曰：“彘为太阴之物。”《文献通考》：“石氏谓之天豕，亦曰封豕。”《史记·货殖列传》：“泽中千足彘，水居千 石鱼陂。”所以古代在干旱的时候使用猪来求雨，“老母猪过河”的民间俗语。
据文献资料，还有一种猪能潜水很深，《楚辞》王注引《山海经》：“中极之渊，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龙。”《说文》：“豶羠 ，豕也。从豕賁聲。”豶羠 ，音与彭夷、冰夷、冯夷同。
闻一多先生说，河神就是双头大猪 “封豨”，〈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射夫河伯，而夷彼雒嫔？冯 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上言河伯，下言封豨，是河伯即封豨。
因此，大禹治水就是江猪治水。在当时的先民看来，因为江猪熟悉江河特性，所以治水容易。
大禹的母亲的名字鲧、儿子名字启，都是江猪的名称。封豨，又名“奎”。《史记正义》：“奎一曰天豕，亦曰封豕，在沟渎。”奎、鬼、夔通。开、鬼上古音同。 启古音冏，与鬼亦为一音之转。《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处，赤水之南，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 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何新先生在〈龙与神话〉一书中说：“综上所述，夔就龙，是鳄鱼。”《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 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其实，夏后开就是乐正夔。
何新先生在〈龙与神话〉一书中说，鳄鱼叫猪婆龙，是猪跟龙攀关系的证据。但是我却相反，认为只龙和猪攀亲戚的证据。先有一种江猪，潜居水中的猪，才有鳄鱼 攀上猪这种当时的显贵亲戚，于是就叫“猪婆龙”。
总结：大禹是可能实际存在的一个民族的首领的称号，因为这个民族崇拜猪灵，尤其是江猪灵，江猪灵叫“禹”，于是这个民族就把江猪灵“禹”当作自己民族首领 的称号。而这江猪灵作为崇拜象征物的时候，变成了双头猪，象征性交，生命绵绵不绝，隐喻这个民族将永久存在于这个世界。 （注：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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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忱：“中国人是猪的传人”制造了精神冲击
［ 作者：亦忱 来源：作者博客 点击数：478 更新时间：2006-12-5 文章录入：雪花抄 ］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这是一个自上世纪80年代起，被海内外华夏子孙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
可是，中国大陆的很多网民，由《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一文受到的精神冲击和刺激，绝对不亚于有人扒开了自己的祖坟。因为他们实在不原意，也 不敢去想像自己的祖先，居然是一副吃了就睡、睡了就吃，随时可被捉去屠宰而只能干嚎几声的猪的传人，更不愿意承认在自己的喉管里流淌的不是龙涎，血管里竟 流的是猪血。所以，他们的极端愤怒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其跟着黄帖讨论的的言辞充满着暴虐、戾气和无内容的嚎叫，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如果要说有什么遗 憾，也仅仅是非常遗憾地看到，我非常期待能有真正的文化学者，来反驳黄文的力作却一篇也未见，中国文化界那些以龙的传人自居的学界泰斗们，选择了令人印象 深刻也叫人深感失望的沉默。
在我看来，这次由黄守愚挑起的中国人到底的是龙文化传人还是猪文化传人之争，其实，根本就没有触及中国文化的痛处，也没有搔到中国文化的痒处，而只是使中 国的政治病夫们在求医无门的状态下，自以为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对此，你只要是去哪些个争论场所去瞅瞅，谁都能轻易发现，除了有几个心平气和的民间方士在 那里故弄玄虚之外，满场一片狼藉，遍地都是口水和屎尿，其肮脏的程度恐怕也只有猪圈可以与之相比。
想当年，那个矮个子的香港歌手张明敏在大陆中国的春节晚会上，以一曲《龙的传人》而红遍海峡两岸的时代，我对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说法是心存疑虑的，接受它 也是作了巨大保留。因为据我所知，中国人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因为举国上下的男士都在后脑勺上蓄了条酷似猪尾巴的长辫，而被西方人和日本人一直唤作猪 仔。中国人在什么时候除了皇帝老儿之外，有谁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呢？
事实上，在帝王统治中国的时代，谁要是敢在大庭广众中疯疯癫癫的说，他是龙的传人，如果不被灭九族，自己的脑袋要搬家，恐怕就是一个双料的傻子也会明白的 道理。当年，我的本家祖先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准备推翻暴秦时，虽然振臂高呼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他尽管推翻强秦居功至伟，却至死也没有当成龙的传人， 可见想当龙的传人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
龙文化崇尚的是什么？猪文化又崇尚的是什么？它们和现在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它们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有何积极的意义？如果不能回答这些个问题，这 样的研究就是毫无价值的研究。
实事求是地说，像黄守愚从语义学的源流证明“家”字原本就专属于猪所拥有，从而引申为中国人把自己的世系源流叫做“家族”就是猪的传人的意思，虽然在逻辑 上能够说得通，但这毫无积极的意义。这就像我说“幸”字的原意专属于皇宫里的女子被皇帝看上，而被太监们香汤沐浴后送上龙床与皇帝性交，而把“幸福”的意 义狭隘地理解成民间有些人，骂那些痴心妄想的家伙“你想皇帝的卵操”一样没有意义。
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柏杨曾经说过是“酱缸文化”，即什么外来的东西被置于中国的文化酱缸中就会被它给染成黑色。在我看来，如果非要拿一种动物来类比中 国的传统文化，看来也只有猪而且是家猪才能够类比的。根据我读历史的体会，我认为自从200万满族人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样的血腥杀戮行动统治了1.2 亿汉族人，并强制汉族人蓄起亡国奴标识脑后的长辫之日起，中国人从此与猪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其区别只不过是中国人比猪会说人话，中国人的尾巴是留在脑后而 猪的尾巴是长在屁股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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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袁蕾：他们不是龙的传人
［ 作者：记者袁蕾 来源：南方周末 点击数：430 更新时间：2006-12-5 文章录入：雪花抄 ］* 欧洲孩子的眼里，龙基本上是一个恶魔。我们不会由此觉得龙寒碜，更不会对欧洲产生愤怒情绪。在文化象征问题上，如果一定要与“普世”的国际接轨，那么很显 然，大家耸耸肩，相逢一笑才是最明智的。
被虫蛀过的木棍＋工业废弃编织带＋刨完的木屑＋乒乓球＋树叶，这堆从工地上拣来的垃圾，可以组合成什么东西？广东美术馆二楼展厅里，这些东西被组成了一条 3 米长的龙：木棍和编织带扎成了龙身，乒乓球是眼睛，木屑表示龙行过的水纹，树叶裹成菱形，撒在水纹中间，代表粽子———这是“孩子笔下的童话———六国民 间故事儿童画展”广州站的一件展览品。
培训中心主任李绪洪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件展品完成得不像想象中的顺利：“班里有一个欧洲的小孩子，来了几个星期，小孩子就要求换班，因为我们把龙、龙舟的 故事告诉他，并让他参与扎龙舟，他觉得这不符合他们国家的理念，他觉得自己不是龙的传人。”——国外很多国家都认为龙是邪恶的象征，他们不能接受中国将龙 看成崇拜的对象，当然更无法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世界上，有的地方将母狼作为自己的象征，有的地方以长了两个脑袋的老鹰作为象征，细究起来，大家各有各的说辞，非要较真的话，至少是不明智的。
“文化底蕴不一样，外国孩子对龙有自己的认识。”李绪洪将这看成是此次展览中的最大发现。
“讨论你精神上是什么的传人，并没有太多意义。一种形象应该有很多方面，老鼠也可以嫁女，也可以偷油；白蛇传里的蛇也是好人；龙王爷也是我们对龙的调侃。 不要把孩子给吓跑了。”中国美协少儿艺术委员会主任何韵兰认为，欧洲小孩对童话故事的质疑，她是第一次听说。何韵兰也是这次画展的策划者。
7月28日到8月20日，“六国民间故事儿童画展”在广州展出，这是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站，作品出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六国的孩子。
六国儿童画展开始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博物馆研究儿童美术的扎哈诺娃博士，身上一直都会带些俄罗斯民间故事的玩偶。2004年左右，她跟中 国美协少儿艺术委员会主任何韵兰认识了，聊天之后两人决定做一次两国儿童民间故事交流———给中国儿童讲俄罗斯故事，给俄罗斯儿童讲中国故事，让他们把听 到的故事画出来。
扎哈诺娃的丈夫扎哈诺夫是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副秘书长，2004年，他正在考虑做一次六国文化交流，妻子做的儿童画展刚好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就把它扩大 为“六国儿童画展”。
“龙是好人还是坏人，一点都不重要。”在何韵兰看来，重要的是在中国找民间故事居然会是难事：“儿童书店里，原生态的民间故事已经消失了，大部分都是日韩 卡通漫画，流传千年的能够表现民间勇敢、智慧、善恶的故事都没有了。”
何韵兰所谓的“原生态民间故事”，是指“哪吒闹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精卫填海”、“十二生肖”、“梁山伯与祝英台”……何韵兰觉得，美好的爱 情、友谊才是孩子真正喜欢的，“智慧、勇敢、善良”的故事才是符合儿童年龄的“原生态”。
作品大部分是让他们满意的：有童趣、有想象力、颜色丰富、有一定美感，最重要的是，展现出了原生态；但也有少部分不尽如人意：“有些孩子的画过分成人化， 包括服装造型、头发、眼睛、嘴巴，都是模仿日本卡通，没有了天真的状态。”
“孩子们喜欢智慧、勇敢、善良的民间故事，这还需要讨论吗？”中国美协少儿艺术委员会主任何韵兰一直在倡导儿童画的“原生态”问题，她的概念里，“天真” 的孩子绝不会去质疑这些应该“属于孩子”的民间故事，“质疑‘龙’的欧洲孩子完全是特例”。
也许这并不是一个特例：英雄杀死吐火的恶龙、吃小动物的恐龙……在300多幅儿童画中，龙是一种出现频率很高的动物，但在除中国孩子之外的作品中，龙基本 上被画成了一个恶魔，喜欢使用鲜艳颜色的儿童，不约而同选择了黑色、灰色、暗蓝色的冷色调画龙，甚至还有孩子企图淹死龙——实际上，儿童展现的“原生态” 并不只是美好的爱情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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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天之衢由名正（丣）·储备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2009-05-18 02:27 P.M.蔡元培先生画像
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在知识分子和全国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图为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礼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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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又考人本科中国哲学系，中间因为生病及家中人死亡等原因，屡次休学，直到1920年才毕业。1919年5月 4 日，我正在家乡养病，不在北京，因此没有参加那天的游行。但五四运动前后我都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因此，对那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况，多少了 解一些。我的亲身经历使我深信：北大1919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指挥部，同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有密切关系。
我考入北大的时候，听说教育部曾请严复来当校长，他怕事烦不干；继请章士钊当校长，他又因自己年轻，怕对付不了一班老教授，也不干。后来请了浙江的数 学家何燏时来当校长，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风潮赶跑了。此后一直由工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代理校长，沙滩的红楼就是由他计划建造起来 的。1916年冬，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蔡元培先生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初，蔡元培正式到任。他满心想把法、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 来。他办校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 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有的教师死守本 分，不容许有新思想；当然也有好的，如教音韵学、文学批评(《文心雕龙》)的黄侃先生，教法律史的程树德先生(他著有《九朝律考》)，但不多见。学生们则 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 5000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像我这样一年从家里只能拿二三百银元来上 学的，就是穷学生了，在学校里简直没有地位。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 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 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 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 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蔡元培先生来长校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我当时比较注意读书，暇时看看 京戏，就算是好学生了。
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 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 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蔡先生自己虽然在前清中过举人、进士，点过翰林，但他后来到欧洲德、法两国留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自 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一到任，就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最注意的是文科，认为文 科的任务是该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他到校之后就断然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以后还陆续聘请了一批有真才实学和有新思 想、希望改变旧社会的人来任教。
我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当时的蔡先生：
其一：“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干，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 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文科学长自夏仲彝去，改聘《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2月)
其二：“先生之为人，诚实恳挚，无丝毫虚伪。……其言讷讷也，如不能出诸口；然至讨论学理之时，则又滔滔不绝。”(8月)
蔡先生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无分新 旧，应允许其自由讲学，让学生自由进行鉴别和选择。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 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了自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 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 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 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比 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 宁值一笔欤？
在蔡先生这种办学方针指引下，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身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 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和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先生主校以后，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一时人才 云集，面目一新。像鲁迅(周树人，教中国小说史)、钱玄同(教音韵学)、吴梅(教戏曲史)、刘半农(教新文学)等，都来到北大教书。李大钊、陈独秀和他们 一起，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蔡元培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例如，在他的提倡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最有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邓中夏 主持)、社团(如《新潮社》等)、研究会 (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还有“静坐会”等体育组织。蔡先生还亲自主持成立了一个“进德会”，师 生都可人会，条件是：不嫖、不赌、不娶妾。学校还开音乐会，办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总之，是要努力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研究学问、研究大事上 来，让学生有正当的文体活动，有健康的、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因为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校内经常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思考和讨论之风盛行，师生都活跃 了起来。无论在教师还是学生中，都有左、中、右，有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有立宪派，甚至有帝制派、复古派(如中文系里的 “国故派”)，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那以后，学生们打麻将、吃花酒的越来越少，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北大名副 其实地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了。
蔡先生当时声望很高，但不轻视青年人。记得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曾经向蔡提出：北大“中国哲学系”应改为“哲学系”，以便包括世界各国的哲学。蔡先生 不因人废言，接受了我这个青年人的建议，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哲学系”，讲授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哲学史和哲学流派。另一个例子：梁漱溟比我小半岁，投考北 大未被录取，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了认为是“一家之言”，就破格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讲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 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那时，由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办得非常吸引人，畅销全国，李大钊同志等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们学生组织了 “新潮社”，由“新潮社”办了一个杂志，名叫《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新潮》的影响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致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 杂志要赔钱，我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由教育经费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我参加了《新潮》的发起和编辑工作。创刊时，主编是 傅斯年。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我接编。我办了三期，因为北洋军阀政府不发学校经费，学校便不能再给补贴，经费 不足；再加上印了不少《新潮丛书》一时卖不出去，积压了资金，才办不下去，停了刊。先后参加过《新潮》编辑工作的还有孙伏园、俞平伯、周作人、康白情、何 思源等。《新潮》停刊后，当时主管行政财务的干事李小峰，把《新潮丛书》摆在家门口的地摊上卖，大概卖了不少钱。后来他开了一家书店，取北京大学和《新 潮》杂志的前一个字，叫“北新书店”。
北京大学的变化影响到了北京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北高师、女师、法政专门、俄文专修、高工、高农等，也仿效北大的样子，成立了一些社团组织，有时还和 北大合搞一些活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蔡元培先生本人虽然在五四当天没有参 加游行，但他的同情是在学生一边的。他曾经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以身家作保要求北洋反动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运动得到广大的工人、商人、学生 的拥护，他们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以示支持。北洋军阀的头头们害怕弄得不可收拾，过几天就把抓去的学生释放了。
蔡元培先生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开明的态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1919年2月，他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载《新潮》第一卷第 二号)，这篇讲演颇能代表他的思想，特抄录于下：
诸君！此次世界大战争，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 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 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裤儿，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咨议顾问， 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固然蔡先生有勇气，同学们也有勇气，可是北洋军阀的势力也很大。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之后，段祺瑞的有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就命令他的部队把大炮架 在景山上，炮口对准北大示威。在这样严酷的压迫下，蔡先生只好剃掉了留长的胡子，混上了火车，又到了欧洲，校务由他的秘书长蒋梦麟维持了下去。
史学典范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
编者按：顾颉刚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原是四、五月间的事情，由于非典，中国社科院把这一活动推迟到8月举行。考虑到人们谈论顾颉刚先生总是超不出所谓的 “三大块”（古史辨学派、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和是否必要走出“疑古时代”之类，本报特约中山大学历史系徐坚博士撰写专稿，讨论作为20世纪 中国史学传统代表之一的顾颉刚的意义。
正如徐坚博士在给编辑的信中所说：“古史辨这个遗产真的是个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的包裹，只是被人贴了个标签而已，要好好整理，时间还长呢。”希望这篇文章能 为21世纪的人们真正打开这个包裹开个好头。
问题：辨伪传统文献，抑或创建全新的文献认知标准
发轫于新文化运动的古史辨运动一度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主流。不管如何讨论疑古学者及其著述的得失，不容否定的是，他们对中国传统史学材料、方法和建立在此 基础上的对传统史观的颠覆作用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顾颉刚曾经非常自信地表示，“古史辨的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然而《古史辨》第三册以后，古史辨演化成 古书辨，器局日渐促小而琐碎，另一方面，古史辨派学者因挑战中国传统史观而遭受到各种非学术意义的清理、排斥和批判，都导致疑古传统过早地离开了中国近现 代史学的中心舞台。20世纪40年代之后，顾颉刚本人自“疑古”转变为“释古”，其旨趣变化之巨，非常令人回味。而今天的学术界对于这一伟大传统的中断所 形成的空白感却没有足够的认识。今天对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的纪念，不限于褒扬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史学流派，而在于纪念中国近现代史学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进而清算新史学传统中最丰厚的遗产。古史辨对于当下的中国史学，尤其是上古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而言，并不是遥远的历史词汇，而是活生生的学术遗产。现在也不 是需要我们急不可待地与疑古思潮划清界限，“批判性”地继承，继续前进的时机，准确地说，古史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与疑古思潮的对话还将在一个比较长 的时期内继续占据我们的话语中心。
古史辨运动的核心语汇是疑古。疑古不是“怀疑”“古史”记载或者构成的简单缀合，如果仅仅停留在如此的词汇组合层面上，古史辨运动所蕴含的史观和方法上的 进步意义将被大大低估。如果将疑古作为一个有特定情境（context）的专有词汇的话，那以疑古为号召的古史辨运动是否构成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古 史辨的工作只是对传统文献的辨伪、还是全新的文献认知标准乃至史观的建立？如果说，传统文献的考证并不是疑古思潮的产物，那么古史辨的工作是开宗还是承 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利于我们重新定位中国近现代史学传统上的顾颉刚和古史辨派。
渊源：在追认的“考信辨伪”传统中层进而出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考信，无论在实质还是表征上，与古史辨视野下的疑古相去远非道里可计。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史学本就有辨伪考证的传统，史料甄别本不是顾颉刚 的创举，疑古故不成为一个史学时代，因此也就没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必要了。显然，这个说法不能解释的是，在文献考信传统流传有序的情况下，为什么只有古 史辨运动的出现，才全面颠覆了中国社会的史观体系？
关于古史辨派的学术渊源，学者多取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中的说法，“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如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 之司马光、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明之宋濂、梅鷟、胡应麟，清之顾炎武、胡渭、毛奇龄、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大、万斯同、袁枚、崔述等人都是”。（顾 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故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 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 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的方法 又深进了一层了。我生当其顷，历历受到这三层教训，加上无意中得到的故事的暗示，再来看古史时便触处见出它的经历的痕迹。”（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 序》）顾颉刚列举出古史辨派学术传承四端，分别是：自刘知几以至崔述的古史考辨传统，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方法，胡适提倡的科学主义方法，和由故事和民 谣所引起对史书的反思。其他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无外乎强调两点，一是中国史学的辨伪传统，再则是胡适的科学主义方法。但是，很多武断的判断强调从刘知 几、郑樵、姚际恒以至崔述的考辨传统，将顾颉刚的工作当成这个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首先，从方法论上看，在一个长时段上列举出若干个相互孤立的人物或者事 件构成的点，各个点之间仅仅通过一些断章截句获取的词汇便被捆绑在一起，并由此虚拟出一条连续的线索，这个做法在时至今日的中国史学研究中仍然屡见不鲜。 中国史学的辨伪传统的认定恰是这种情形的最好说明，以上列举各例全然缺乏任意两者之间关联性的证明，此类列举非但不能说明中国有着流传有序的辨伪传统，恰 恰相反，暗示考信辨伪思想只是主流之下的断裂的暗涌。这条中国历史上的考信辨伪线索是现代追认而不是历史自言的。
更为有趣的是，在追认的“考信辨伪”传统中，崔述这个环节正是古史辨派自己发掘或者追认的结果。1921年，顾颉刚标点《东壁遗书》，乃是辗转受到日本那 珂通世的影响，恰不是中国“考信辨伪”传统的继承。“要是没有陈履和一生勤勤恳恳地忠于表彰他的老师的著作，崔氏虽研究了一世的古代史，也不会发生这样大 的影响的。然而，后来第一个接受他的思想的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作《支那通史》的日本史学家那珂通世，在他的国内断句重印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 同样大力提倡崔述的考信精神的胡适也提到，“明年（1924年），就是《东壁遗书》刻成的百年纪念了。这一百年中，这部不朽的奇书几乎没有人过问。约二十 年前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把陈履和刻本加上标点排印出来，中国人方才知道有崔述这个人。崔述的学说，在日本史学界发生了不小的影响。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 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然而中国的史学家，似乎还很少赏识崔述的史学方法的。”（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740－1816）》） 虽然有学者以《书目答问》的条目为例指出，胡适和顾颉刚关于崔述在传统学术中的际遇是错误的，但这正好同时说明，古史辨派重新发掘崔述，与传统学术没有任 何关联。
按照“层累底形成”的历史说的理路分析，胡适和顾颉刚笔下的崔述已经不再是原本历史上的崔述了，而是服务于疑古思潮的崔述。而他们的材料来源，又至少经历 了那珂通世和陈履和的处理，离原本的崔述究竟有多远的距离已经不得而知。在一定程度上，古史辨派“发掘”崔述，和为了否定古史辨派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 开宗地位而非得生硬地整理出中国考信辨伪传统的做法一样，都是“新瓶装旧酒”的做法。
其次，顾颉刚原文所表述的疑古思想来源四端中前三者本是层进关系，却长期被误读为并列关系。原文清晰地表明，以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方法代替传统考信传统，继 而以胡适的科学主义方法代替康学考信方法。关于顾颉刚和胡适学术关联的史料迭出不穷，古史辨实际上是胡适的科学主义方法的展现。此外，廖名春在《试论古史 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中阐发胡秋原的钱玄同受日本思潮影响一说，认为顾颉刚通过钱玄同辗转受到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的研究》的影响。（廖名春《试论古史 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此说甚为精湛。需要补充的是，日本也不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策源地，其地位更近于西方学说入华的中介。白鸟库吉是兰克学派在日本 最重要的传人，其学说入华，当与傅斯年欧游之后带回中国的史料学观念遥相呼应。因此，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西方史学的进入，古史辨运动绝不会生长在中 国自身的辨伪传统之上。
核心：“移置历史”在疑古与释古之间
仅仅依靠得西学风气之先，尚不能确立古史辨派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上的地位，此一地位的奠立需要根植在古史辨的内核理论上。古史辨运动常常被人诟病的地方是， 古书辨常常替代了古史辨，对古史的甄别替换成为对古书的甄别，而古书的甄别标准又单单锁定在成书年代一端，因此，一旦成书年代不符，就可断定是伪书，而伪 书所载必是伪史。毋庸讳言，这正是古史辨派在极盛之后迅速衰落的内在原因。顾颉刚对于“古书辨”的指责有所辩护，“古书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筑研 究历史的基础。由‘古史辨’变为‘古书辨’，不仅不是怯退的表示，恰恰相反，正是研究向深入发展的表现。”（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所谓研究深入发展， 正是顾颉刚的“移置历史”理论。可惜的是，“移置历史”理论恰恰是顾颉刚史学遗产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部分。
“移置历史”理论不是顾颉刚首创，但是在其学术著述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诸如《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和《战国秦汉间人的 造伪与辨伪》名作的诞生。“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 术。” （顾颉刚《自序》，引自《古史辨》第三册）这个理论直到今天的上古史研究中仍是振聋发聩的。古史辨运动面临的另一个主要批评是，认为古史辨派的贡献在破坏 而不是建设。顾颉刚也有所回应，“近来有些人主张不破坏而建设。话自然好听，但可惜只是一种空想。我们真不知道，倘使不破坏《易十翼》，如何可把《易经》 从伏羲们的手里取出来而还之于周代？倘使不破坏汉人的《诗》说，又如何脱去《诗序》，《诗谱》等的枷锁而还之于各诗人？如不还之于周代及各诗人，则《易》 与《诗》的新建设又如何建设得起来？”（顾颉刚《自序》，引自《古史辨》第三册）顾颉刚的“立在破中”的眼光显然比批评者要更深远：在“破”上古的同时， “立”在移置的历史之中，即所谓“中古期的上古史”。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复古的四个步骤，即“复宋学之古”、“复汉唐之古”、 “复西汉之古”和“复先秦之古”。每一个阶段的“复古”，就是对后一个阶段的“解放”，也就是后一个阶段的认知状态的复原。因此，古史辨的立足点不在于讨 论一书一文的成文成书时代是否如传统学术所认定的那么早，而是如何反映成书年代的历史记忆。
较早对古史辨派在学术史上的定位的讨论见于冯友兰的“信古、疑古、释古”说。冯友兰指出，“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 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 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杨宽在此基础之上提出 “信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说，“近人分我国古史学之派别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释古。主信古者动谓战国秦汉之书尽古，所记传说必有所本， 一切皆为实录，未可轻疑；主疑古者以古书既有真伪，所传古书又不免失实，苟无精密之考证批判，未可轻信；主考古者，辄病于传说之纷繁，莫由遵循，又鉴于近 人争辨古史，立论绝异而均不出故纸堆之范围，乃谓但有纸上之材料无用，非有待于锄头考古学之发掘不为功；主释古者，则以古人舌口之相传，‘事出有因’，必 有史实之残影存乎其间，莫容一概抹杀，苟据新史观加以归纳推理，即为可信之古史。此四说者，除信古一派外，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杨宽：《中国上 古》）。按此解释，古史辨派当既是疑古，又是释古，两者之间前因后果。而顾颉刚先生所谓“疑古不能自成一派”，其意味在于坚持认为古史辨派不是只破不立， 而是与“释古”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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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27/page083.html
段振坤：從黃帝陵到中山陵
本 欄 責 任 編 輯 按 語 ﹕ 段先生是一 位 有潛力的青 年 學 者 ， 他 的 “ 三 民 主 義 與 政 治 五 原 則” 一 書 亦已 經是 不 可 多 得 的 煌 煌 巨 著 。 現 在 他 以 黃帝學說來批中共有一個難處是：黃帝是個傳說人物（司馬遷有“百家言黃帝”之說）， 史料不多，發揮空間不大。如從老莊、孔孟、釋等入手，可能會更有一番天地。如以儒的“天下文化”包容孫中山的“天下為公”來論述更具說服力。“天下”即屬 人民大眾，是不為哪朝哪 代服 務的，滿 清轉 眼 之 間倒臺，人民不跟隨它就理所當然了。這就是孫中山“天下為公”的號召力。借古諷今，最具殺傷力的莫過於就是拿起你自己的棍子打你自己。相 信 段 先 生 成 就 益 著 。中華民族只有兩個人是受到全民族之尊崇的，一是文化之父軒轅黃帝，一是民主之父孫中山先生。我們年年紀念軒轅黃帝和孫中山先生，海內外炎黃子孫每年都發自 內心去參拜黃帝陵和中山陵陵寢。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兩位父親級的巨人，他們的思想和智慧，是中華民族得以長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立族之本。
但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一幫背祖棄宗之徒，大肆散播軒轅黃帝子虛烏有論；一幫淺薄無恥之徒，掀起了一股又一股攻擊孫中山先生的黑孫浪潮。這些民族小人居 心叵測，以漢奸為榮。
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20世紀初葉掀起的疑古思潮已經徹徹底底地破產了，那些污蔑祖先是條蟲的謬論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而往孫中山先生身上倒髒水 的那些人，既然相信倭寇為侵華而偽造的證據，與倭寇穿一條褲子，不是漢奸是什麼？！
那些妄圖毀掉黃帝和孫中山先生的人，其靈魂深處的漢奸嘴臉，必遭全中華民族之唾棄。難道這些漢奸肆無忌憚地攻擊孫中山先生，虛化軒轅黃帝，就可以動搖軒轅 黃帝和孫中山先生在中華民族中擁有的崇高和神聖的地位嗎？把黃帝和孫中山拉下神壇，就能把漢奸們供上去嗎？誣衊民族之父，漢奸們得到了什麼？為了揚漢奸的 臭名嗎？哪一個不孝子孫生下了如此這般孽子妖孫，妄圖毀我中華命脈。
中華必將復興，必將在軒轅黃帝和孫中山先生所奠定的基礎之上復興。十三億人口中也就是那麼幾個漢奸人渣，撼動不了我民族之精神，搬起石頭砸的不是軒轅黃帝 不是孫中山，到頭來砸的是自己的腳。
在20世紀顧頡剛掀起疑古思潮以前，華夏民族從未懷疑過軒轅黃帝。日本以白鳥庫吉為首的文學士，污蔑和虛化中國的三皇五帝，其目的是把中華民族的祖宗消滅 後，好讓中國人認日本人做祖宗，為日本侵華做輿論準備。白鳥庫吉參加過土肥原策劃的“滿洲國”運動，可見其鼓吹“堯舜禹抹殺論”的用心，王國維就嚴厲批評 顧頡剛的作風“與日本文學士同”，魯迅亦痛斥顧頡剛是吃奇肱國〔日本〕糧食的紅鼻子鳥頭先生。
如果果如疑古思潮所言，百家言黃帝的諸子肯定都是精神病。誰能夠找到鐵證如山的證據，證明軒轅黃帝是假的？證明中國的歷史是假的？否定軒轅黃帝比肯定軒轅 黃帝要難上一萬倍，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證據，胡猜亂測怎麼能夠作為證據呢！但是今天卻頗有一些人，以沒有祖宗為榮，一說到軒轅黃帝就說是假的，侵華時 期的倭寇就這麼說，他們不是漢奸是什麼？！
日本軍部為了達到攫奪中國的陰謀，偽造了有“孫文”簽名的《中日盟約》、《日中盟約》及《致小池張造密函》。袁世凱為了給“二十一條”解脫，亦偽造了《中 華革命党總理孫文與日本民党首領犬養毅所締結協約》和《孫文與日本人秘密協定》。日本軍部所偽造的“中日盟約”等檔上的“孫文”簽名，經美國、日本和中國 專家鑒定是偽造的，這事在歷史學界早已成為定論。
1981年日本人藤井昇三又拿日本軍部偽造的《中日盟約》說事，大陸與臺灣的文化漢奸群起回應，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黑孫浪潮，大唱孫中山賣國戲，往國父頭上 倒髒水，為萬惡的日本軍部張目。
1920年8月5日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發表演說指出：“我們對於留存二十一條款的檔，萬不承認。二十一條款和軍事協約，是日本制的最強韌的鐵鎖鏈，來綁中國 手腳的。”（《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98—300頁）不打倒這個到死都念著“和平奮鬥救中國”的人，為日本軍部張目的漢奸們啟肯甘心？！
從虛化軒轅黃帝，到醜化孫中山，都有日本軍部在後面興風作浪。而中國那些無恥的文化漢奸，甘於認賊做父，妄圖推倒中華民族兩位至為偉大的父親，妄圖推倒中 華民族之保護神，妄圖毀我精神長城，妄圖阻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0世紀初葉，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同盟會，高舉尊黃旗幟，進行推翻帝制的社會動員。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的“天下為公”，就源自于黃帝學說。從黃 帝學說到三民主義，軒轅黃帝和孫中山先生，已經為中華民族奠定了永久性的思想基礎，乃“萬世為子孫所常者”。這些文化漢奸連軒轅黃帝和孫中山身上的一根毛 都不如，有什麼資格批評孫中山？！
許多人還沒有認識到毀黃和毀孫的後果的嚴重性，大陸一些柿油分子，不知不覺就被日本人利用，有頭有臉地當上了漢奸。毀黃和毀孫的始作俑者，都是抱有不可告 人目的的日本人。有日本軍部背景的日本人挖中國人的祖墳，目的是很清楚的。而中國的文化漢奸，也起哄和日本軍部一起來挖自己的祖墳，繼續幹日本軍部沒有完 成的陰謀。請問，文化漢奸們把祖墳挖掉之後，把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黃帝和孫中山毀掉之後，中國人還能夠剩下什麼？我們的子孫還能依靠誰來團結和凝聚這個民 族？！
凡我炎黃子孫，絕不會自刨祖墳。誰毀黃，誰毀孫，誰就是漢奸，誰就是日本軍部的走狗。這個結論，並不侵犯學術自由。西方正宗的自由主義者，亦不以自刨祖墳 為樂。美國的制憲之父們和林肯，就是美國的祖墳，美國人從不曾處心積慮去毀掉其制憲之父和林肯，從不曾以挖掉自己的祖墳來彰顯學術自由。
浩浩橋山，巍巍紫金，中華龍脈，佑我子孫。我十三億炎黃子孫，每人吐一口唾沫，就可以把那些毀黃與毀孫大挖祖墳的文化漢奸淹死。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永遠 尊黃，永遠尊孫。
2008年11月22日於北京天秀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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