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專集】(二十一)夢倾城:中国花千亿竟买来三仇人14亿国人看后心寒:朝鲜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毛时代对外无偿援助折合白银50多亿两;蔡詠梅:請習近平下滎經縣調研;杨小凯:集权制度下的自然灾害;罗印文:湘西镇反惨烈的大屠杀;蘇賡哲:日本皇軍是中共建國恩人;惊人遗嘱藏保险箱81年列宁的导师普列汉诺夫遗言预言苏联崩溃;铁流:书生血泪深似海毛魔罪行神鬼惊;陈奉孝:兴凯湖纪事

[神州有泪]

【批毛專集】(二十一)

夢倾城:中国花千亿竟买来三仇人：14亿国人看后心寒:一、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的故事（1）朝鲜—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  （2）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毛时代（3）—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了巴尔干半岛巨鹰;二、救命粮的故事;三、无偿、不附带任何条件，远超国力对外援助;毛时代对外无偿援助折合白银50多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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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千亿竟买来三仇人：14亿国人看后心寒

夢倾城 來源:電子郵件  

  据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1976年以前，中国总共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大小不一的经济援助。

（详看腾讯《今日话题》——“对外援助六十年”）。

援助支出总额究竟多少？至今仍是个谜。以越南为例，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毛领袖当国二十七年间，中国的援助外交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为避免面面俱到耗费看官更多时间，下面，透过三个部分，感受一下三十多年前的“大国援助外交”何等的怵目惊心，何等的荒诞绝伦。     

 

 

一、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的故事（1）

朝鲜—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三个国家后来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永远心头之痛。       

  文章写到这里时，再次发生朝鲜巡逻艇在中国海域挟持中国渔船索要60万的新闻。那么，就先谈被网民称之“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的朝鲜吧。 

     

  1950年6月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在战争开支高达7万亿人民币（旧币）、无法承受如此巨额开支的情况下，只好举债支付战争费用——举国上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愿捐款，捐飞机大炮”的“爱国义捐”运动。诚然，在绝大多数国民都喝粥的情况下，仅靠“义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只好向“苏联老大哥”举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5亿卢布，总共约62亿卢布（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苏联贷款之事，一直让很多中国人忿忿然、耿耿于怀——抗美援朝之初，咬着大烟斗的斯大林大叔当着中国同志之面大手一挥：“这一仗我打定了！中国出人，苏联出武器！”结果呢？这个承诺，就像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决定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人民”宣言一样，理所当然打了水飘：56。76卢布本金按期偿还，利息也是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与“苏联老大哥”锱铢必较的“无私援助”相比，中国小弟实在太喜欢发扬“国际主义风格”了——三年朝战期间，中国除了举债支付庞大的战争支付外，还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亿（旧币）的战争急需品和生活必需物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中朝兄弟又弄了个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慷慨无比的中国大哥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无偿赠送朝鲜兄弟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建。（详见腾讯每日话题《对外援助六十年》）      

  然而，这只是无底洞的、噩梦式“援助外交”的开始：1959年至1962年，在无数百姓敲着“凤阳花鼓”去讨乞、唱着“走西口”出去讨荒的最困难时段，中国仍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

 （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让你更崩溃的还在后面：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又拍板给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和一大批物资。此时的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更是朝鲜人民的“好总理”——他忘记了中国目前已经陷入举国大饥荒之中，十分周全地向朝鲜同志建议：“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好一个“等后代还也可以！”    

 

  然而，中国的慷慨援助却永远难满足朝鲜同志的革命胃口：1962年，朝鲜要求中国帮助建纺织厂。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70年，签订中国给予朝鲜无偿军事援助6亿元的协议，并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再予以石油140万吨；为了更方便向朝鲜供应石油，1972年，开始为朝鲜修建输油能力400万吨的输油管道。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1950年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究竟给了朝鲜多少援助？只有天晓得！    

（2）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毛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当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老大在战场上刀枪相见的“兄弟国家”。      

1950年5月15日，中国向越南支援2000吨大米。1950年至1954年，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1955年7月胡志明访华，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并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交通，派遣专家、顾问，接收近千越南实习生等。同年，在本国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再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另外，还给越南5吨葡萄干、1130箱酒，以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等一批物资。

    而在自身农业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还为越南提供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一句话：越方是无所不要，中国是无所不给。象疼爱独生子一样对越南兄弟呵护关怀备致！再看一则惊心动魄的一列数据：       

  1962年夏，仍处于三年大饥荒中的中国，又决定给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25。39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二百万吨汽油。帮越南铺设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并供应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还特地给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须知，1976年之时，中国外汇储备只有5。8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更要特别提出的是：给越南的所有援助都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中国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国军队发现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则是“中粮”！“血染的风彩”，是敌人用中国赠送的枪炮染红的！

       

  （3）—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了巴尔干半岛巨鹰     

从1954年起至197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注意了：那时阿总人口才200万，相当于平均给每位国民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广东东莞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毛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跟阿尔巴尼亚打得火热，缘于中、苏两党打嘴仗、其它“兄弟党”绝对一边倒向苏共的情况下，不惜与苏联闹翻支持中共（仅是舆论上支持而已。）。从此，阿方一直以中国反击“苏修”的大功臣自居。从中国得来的东西，从来没有还的概念——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好一个“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尔巴尼亚虽然与新加坡一般，只是一个仅有两百多万人的“鼻屎大国家”（李光耀出言冲撞了台湾，台外交部长陈唐山称新加坡作“鼻屎大国家”。），胃口却大得吓人——动辄开口几亿几十亿。纵然到了1970年中阿关系降温之时，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而中国呢，对阿的援助总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后，销路成问题，于是便销往中国。用中国人给的钱做成的东西倒过来赚中国的钱，阿尔巴尼亚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最大奇迹。

    阿共第一书记霍查曾对中国同志说过一句名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够牛逼吧？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而是“你们没有的，咱们也要有！”——阿尔巴尔亚城市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那时中国国内用的绝大多数是木杆，水泥杆都很少，就更甭说是稀缺的优质钢管了。“国际主义风格”发扬到这个份上，夫复何言？！更牛逼、更奇的是：最恨帝国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却最喜欢帝国主义的东西。——中国援建了化肥厂，阿方竟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象疼儿子一般疼小兄弟的中国于是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      

如此“国际主义风格”除了毛主席、周总理能发扬得出来，谁能发扬得出来？     

  中国大哥援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于是惊人的浪费现象便出现了：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水泥、钢筋也实在太多了，多得没地方用，于是阿方便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竟建了1万多座。      

  更绝的是：满眼是敌人的阿共领导人为了抵御假想敌的“侵略”，便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修了50万个地堡！按200万国民计，每4个国民便拥有一座。这些地堡宽5米，高2。5米，壁厚则达到了30厘米，顶部则还要更厚一些。粗略推算，建造这样一座地堡所需的钢筋混凝土，足够建造三到五座小型居民楼。最后，因为最终没有等到“敌人”入侵，便让附近的农民拾到便宜——纷纷作了猪圈。      

比天方夜谭的故事还精彩吧？      

对阿尔巴尼亚噩梦式的援助，直到1978年7月中阿两党反目为仇才终止。      

为了在中、苏一场毫无意义的嘴仗中寻求一位可怜的支持者，中国竟花费了一百多亿人民币。还不包括其它建设方面的援助。须知，那时中国农民普遍日收入才0。2元人民币左右！     

   

三十五年前100多亿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比值，又是多少亿人民币。       

从1950年开始，中国仅花在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三国的援助究竟是多少？从越南就二百多亿美元来看，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不上万亿也至少几千亿吧？

        

二、救命粮的故事      

  对中国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1959年至1962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时达三年多的大饥荒。整个大饥荒究竟多少人，成为当今中国网民争论最激烈的话题。而为何导致发生如此惊人的惨剧，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只归咎于“放卫星”的失误。然而，随着部分历史档案的解密，人们才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三年大饥荒的最严重阶段，中国仍然出口太量粮食支援“兄弟国家”。并提供经济援助。   

   

心尖滴血的数字——1960年年底，中国紧急援助阿尔巴尼亚50000吨粮食，以及2100万美元的外汇。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在数千万国民生命奄奄一息之时，本应大量进口粮食。然而却相反，竟出口75000吨粮食！这是一种什么“国际人道主义风格”呢？       

出口75000吨粮食在今天而言，确是不值一提的数字。然而在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倒毙于大饥饿面前之时，出口一粒粮食，也是一种犯罪！   

   

三、无偿、不附带任何条件，远超国力对外援助。      

1956年和1957年，中国无偿赠予柬埔寨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纵观三十五年前中国所有的对外援助，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模式的。      

三十五年前中国所有的对外援助，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远远超过正常国家。以2004年为例，美国对外援助的总额为400亿美元左右，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二，只占联邦预算开支的百分之零点九。中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1973年、1974年依次为6。7%、7。2%、6。3%，远远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中国平均每天援外3.65亿美元仅相当于前苏联水平

　　　 

  上网以来，一直想知道中国政府每年援外的金额是多少，但无论百度或谷歌，均守口如瓶，保持了高度一致。今年终于在新浪微博上知道了这个数字：2012年，中国政府将援外控制在6400亿元内，按近期汇率，折合美元1015亿。

　　　 

　1015亿美元平均到每一天，为3.65亿美元。以金元外交著称于中国大陆的台湾当局，2011年全年援外金额为3.8亿美元，只及中国一天的平均数。而且根据成绩夸大问题缩小的劣根性，中国政府每天援外金额比3.65亿美元应该只多不少，至于多多少，又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秘密范畴。

　　　 

　苏联亡党亡国后，国产专家教育人民说，苏联是被美国军备竞赛拖垮的。但美国领导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那是自作孽的结果。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的著作中提供了苏联政府每一天援外的数字：3500万美元。尼克松还列举了几个国家接受苏联外援的数字：每一年越南35亿美元；古巴49亿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30亿美元。

　　　 

　　　居克松提供的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有经济学家通过美元与黄金、石油等硬通货的比价进行了计算，结论是那个年代1美元相当于今天7.5美元左右。据此计算，今天中国政府每天援外金额与前苏联基本相当，略有胜出。考虑到中国属于当代唯一剩世，因此中国援外增长空间依然很大。

　　　毛时代对外无偿援助折合白银50多亿两

 

 

　　　 

转自：南京媒体论坛_西祠胡同胡同口 > 媒体 > 标点－韶韶－记者版 > 看贴

　　　 

　　　    

建国?后至文革结束

　　　    

  不完全统计，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00亿元，援助阿尔巴尼亚90亿元，援助朝鲜63亿元（仅朝鲜战争，不考虑后续），援助坦桑尼亚20亿元（实际是此数字的数倍），援助柬埔寨波尔布特50亿元。    

  以上加起来总额为423亿元，这仅仅是大头，不考虑其他小国的。    

  70年代白银价格为2美元一盎司（约31克），折合人民币介个为8.1元/两（人民币美元汇率文革前长期稳定在2.5：1左右），    

  仅这423亿元便折合白银52.2亿两！ 是清朝末期主要赔款额的数倍（辛丑加甲午总工才6.8亿两）！    

  70年代白银价格为2美元一盎司，在50年代-60年代价格更低，世界折合应在60亿两白银以上！    

附：中国无偿援助有多少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中国援出了200亿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据李光耀估计，20世纪80年代China援出了10亿美元。  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惟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

1、援助阿尔巴尼亚：中国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的状态，设备早成为了废铁；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  

　　　 

  据透露，1964-1970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它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当时人口规模为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阿尔巴尼亚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无果；后来还是找到liuxiaoqi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China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China，接到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人慷慨呀！  　　　　

  2、越南：对于越南，中国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事情。另外，中国还援助了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  　越南人1978年发起的战争中，他们用我们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我们的军人！……

　　　　　　　

  3、朝鲜：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40万吨炼焦煤；2001年3月，朝方对“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2001年9月，发言人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的文章说：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4、“非洲兄弟”：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拉赞助，他在盛赞mao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又说了“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mao现场办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此情此境，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没有资料。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单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看了这篇文章才慢慢了解到中国人民为什么在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里生活会一直那么困苦的原因之一，宁可自家人挨饿甚至饿死也要先还清欠别人家的钱财，也要不惜代价地无偿支援有求于我们国家的“兄弟加战友”的国家，还债和支援国际“兄弟”高于一切！高于自家人的生命！怪不得在网上看到中国在前三十年里取得的巨大的发展成就令人瞠目结舌，可全国人民就是肚子饿！就是家里一贫如洗啥都没有！原来都给了外人了！椰爸可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从小住的是学校的宿舍，用的是学校的桌椅板凳，吃的是学校的食堂，啥叫“私有财产”的概念极其淡薄，因为家里几乎所有的“财产”家具 —— 两张木头的单人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简易的书架子，都是公家的，每个月交租金的，自家的就是陈椰爷爷的一个放唱片和留声机的木头柜子、两个装衣服的皮箱属于真正的私有财产，其他再无什么东西了，那时候每个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24市斤（12公斤），其中还有5市斤是地瓜干、地瓜粉之类的粗粮，每人每月的标准伙食费是8元钱，6元的是低标准,10元的是高标准，那个年代所有的人最共同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饿！生活在城里的人还没听说过有饿死的，农村里饿死人的消息偶尔悄悄地传到了我们小孩的耳朵里，大人们总是提心吊胆地训斥着小孩别“乱说话”，记得小时候穿一双新的“解放鞋”到学校去上学是很神气的了，椰爸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多次拿穿坏的解放鞋到外面补鞋滩去修补，补底补面，穿小了就传给弟妹们穿，一直穿到不能再补了才扔掉，那时候所有吃的穿的东西都发定量的票证，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肉票 …… 这些票可比钱都重要啊！要是丢了粮票就是有钱也找不到饭吃，外面所有的饮食店一律收粮票，葱花面2两半粮票加一角钱一碗，没有粮票就是两角钱、四角钱也不卖！你就是跑遍全市也买不到当饭吃的东东！

　　　 

　　　  

  不知道这国际间的还债和支援有多重要，只觉得和平时代太平年间饿死人太说不过去，这中国人的生命也太不值钱了，这外国人的生命也太值钱了！椰爸对爱国这个概念越来越糊涂了，不知道爱自己的国民算不算爱国？爱外国人的生命算不算卖国？不过椰爸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作为一个家长，一个一家之长，爱自己的家人肯定算是爱家，家长首先最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家人负责任，负责家人的吃住行，负责孩子的教育，其次才是对外人的负责，一个对自己家庭不负责任的人又怎能真正地对外人负责任呢？一个让自己全家人挨饿甚至饿死人的家长又怎能承担起让别人家的人长期吃饱肚皮的责任呢？！一个视自己家人的生命如粪土的家长又怎能是个好家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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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詠梅：請習近平下滎經縣調研

作者：蔡詠梅 来源：开放 來源:電子郵件  [日期：2013-08-07]

編者按：四川省是全國大饑荒餓死人之冠：一千二百萬。滎經縣又是四川之冠：九萬人餓死五萬！而且普遍的人吃人、吃屍體，完全是一個人間地獄。這樣嚴重的事件，中共當局至今沒有一個字的交代。

 

 

●《四川滎經大飢荒紀實》兩位編者童梓平（左）和吳阿寧。

日前四川幾位民間人士撰寫編輯出版了《大劫難——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四川滎經縣大饑荒紀實》，這本書從歷史親歷者的角度還原了四川滎經縣一段被中共當局極力掩蓋和遺忘的歷史慘案真相，最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的大躍進不但餓死千千萬萬的農民，而且還在一個非戰爭年代導致慘絕人寰的人吃人浩劫。

 

 

滎經縣九萬人餓死五萬！

滎經縣是四川盆地西緣雅安地區一個人口稀少的農業縣，現全縣人口十四萬。上世紀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國因為毛澤東大躍進失敗引發的大饑荒，四川為重災區，餓死人全國第一 。據書中引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一九六二年冒險向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和中央辦公廳主任匯報四川死人問題，他對楊尚昆說死了一千二百五十萬，但正式向中央報告只敢說一千萬。餓死人若按人口比例算，全國應以四川滎經縣最慘。當年滎經全縣人口九萬，餓死的竟然達到五萬人左右，已超過該縣一半人口，三年中以一九五九年一年死人最多，為三萬五千人，即全縣四成人口。這段慘痛歷史在當地稱為「五九大飢荒」或「滎經慘案」，雖然官方諱莫如深，但那些慘烈的真相一直活在當地民間的記憶中。

這本大饑荒紀實的兩位編者之一童梓平現年八十六歲，浙江寧海人，中共革命幹部，一九四九年由重慶地下黨派遣他來到當時尚未「解放」的川西邊城滎經縣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基層，五九年摘帽後派到生產隊做包隊幹部，親歷了那段餓殍遍野的悲慘歲月。另一位編者吳阿寧是滎經縣一位文化工作者，當地民間社團「淺草文學社」的創辦人兼其刊物《淺草》的主編。《淺草》近年刊登了很多關於滎經五九慘案的文章。對於「滎經當代史第一大案」，「正史語焉不詳」，「形同空白」。兩人憤怒質問：「五十年過去，難道幾萬活活餓死的人命，在史書上就這麼不值一字？」因此搶救歷史，把真相告訴後人，他們認為是自己作為滎經人義無旁貸的責任。

 

 

●原四川政協主席廖伯康（左，右為四川災民）曾向楊尚昆反映四川餓死1250 萬人。當時中央周恩來、鄧小平都極力掩蓋大饑荒災情。

瘋狂大躍進浮誇逼死無數農民

這本大饑荒紀實收錄的敘述者都是當年那場慘絕人寰大劫難的親歷者，有當時的縣區公社領導和基層幹部，以及當時的公社社員、醫務工作者、教師、學生、孤兒、外來救災人員。此外還有滎經縣民間人士石豐綱和北京學者余習廣到滎經縣實地採訪大饑荒倖存者的記錄。石豐綱與余習廣前後共採訪了二百二十一人，石豐綱個人採訪的倖存者中有三十四位見證了人吃人的悲劇。該書選取了兩人的採訪實錄若干篇章。

滎經縣當時和全國一樣，陷入了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狂熱。不但農業搞浮誇，放衛星。這個九萬人的農業縣也大煉鋼鐵，各行各業建土高爐。組織萬人大軍到兩百里外的祁家河大礦山，用了好幾個月，砍光原始森林燒木炭煉鋼鐵，但結果只煉出六斤三兩廢鐵。

大躍進瘋狂運動導致農業生產失敗，糧食產量大降，但「畝產萬斤」的產量浮誇反造成國家提高糧食徵收定額，使得農民根本無法完成公購糧上交任務。為了向農民奪取糧食，中共當局發動 「反瞞產私分」運動，農村基層幹部為完成國家任務，以殘酷暴力手段向農民逼糧，其間逼死無數人命。在農民的口糧和種子糧被國家強行徵收後，公共食堂斷糧，滎經縣在一九五九年九月開始爆發飢荒。

滎經縣位於川西大相嶺（泥巴山）東北麓，雨量充沛，山青水秀，四季常綠，從來不虞飢荒。但此時慘變人間地獄。

余習廣在書中說，該年十月滎經縣大規模人口浮腫和死亡，幹部群眾以各種方式維持生計，上山剝樹皮、刨樹根、採野菜、挖觀音土，走頭無路就偷集體的飼料和種子，還出現人吃人，甚至殺活人來吃。

「四鄉八野，盡是哭聲。逃難的人們流向縣城，流向外地，從公社到縣城的路上，每天都有倒地的死屍。縣城四街八巷，到處都有餓死者或乾枯、或腫脹、或發臭的屍體！」「上千院壩和村莊滅絕人煙」。

不准逃荒、不准開倉救濟災民

在縣城，死屍就往坑洞和溝裡扔。「城外滎河、經河兩岸沙灘上，死屍拉來堆起，河沙一搭就掩埋了。」在村裡和鎮街上，因死人太多，活人無力掩埋，到處可見骨瘦如柴的殭屍。有的死絕戶，屍體在家裡無人過問，臭氣衝天，最後爛得只剩骨架。

廖伯康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滎經縣當時有個村莊全村人餓死，一個不剩，上面派另一個村的人來埋屍體，新來的人本身在飢餓中虛弱不堪，又要出力挖坑埋人，結果也死了，上面又再派其他村的人來埋這些新餓死的人。

在中國歷朝歷代，一有饑荒，饑民會出外逃荒謀求生路 ，但共產黨統治下 ，饑民連逃荒的自由也剝奪了，只能奄奄一息坐以待斃。書中說，當時的滎經縣當局對外嚴格封鎖消息，派人在郵電局外把守，檢查來往電報和書信，還派民兵把守交通路口阻止饑民外出逃荒要飯。外出要公社介紹信，沒有就關收容所，不少逃荒者最後是死於收容所中。

而更毫無人性的是，就在五九年滎經縣人大批走向死亡的期間，滎經縣糧庫裡還有當年反瞞產高徵購入庫的國家計劃糧食兩千多萬斤，但沒人敢開倉放糧救濟飢民。

人吃人、吃親生子女、吃屍體

在這本書中，多位大饑荒倖存者講述了大饑荒導致人性淪喪到人吃人的恐怖場景。有的是聽說過，有的親眼所見，有的本人就吃過人肉，最慘的是家裡親人被飢餓者吃掉。

編者的童梓平提到一位叫楊學蓉的農民親生兒子餓死後，他把兒子的大腿肉割下來吃。另一位編者吳阿寧說，他的妻子田久芬那時年幼，因為臉比較紅潤，家裡就特別擔心被人偷走殺了來吃。石豐綱訪問的倖存者談到了三四十起吃人事件，其中十二宗是吃自己的親生子女。

參與調查滎經五九慘案的杜治中親眼見過路邊兩具男屍被脫去褲子，「從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他說，此後「吃死人的現象很快波及開來。」倒在路邊的屍體吃完了，就去挖出埋掉的屍體來吃。一個叫丁郭氏的農婦把自己剛死了的孩子煮了來吃，她雖然活過了大飢荒，但後來孤獨內疚一生。

天寶公社社員石章輝回憶同院張姓人家七口人，全家先餓死五口，剩下兒子張么哥和他母親，在母親餓死後，張么哥將母親肉割下來用火鉗在火塘中燒了來吃。石章輝的年幼弟弟因為飢餓問張么哥要來吃。張么哥最後餓死。石章輝這位弟弟後來也因為吃了腐爛的人肉中毒而亡。

楊六蓉一家六口被餓死、被吃掉

六合鄉星星鄉的農民楊六蓉一家七口，先餓死她父親等三人。一九五九年臘月接近年關，她和母親、奶奶、弟弟和母親去公共食堂等待分一點食物。她母親餓昏過去，她的份量就被人吃掉了。而她的奶奶領到食物後，不管自己的媳婦，還對兩個孫子說，「快點走，不然你媽又活過來，要吃我們的，我們又沒有拿有她的那份。」楊六蓉隨奶奶回家後，再也沒有見過她母親。她母親當天餓死在食堂。

她第二天傍晚才知道「我媽媽被人砍成幾塊背回家弄來吃了。」大隊幹部告訴她，在同一生產隊陳玉清家中發現她母親的屍體，「肝臟弄在鍋裡炒得綠陰陰的。」 但大隊幹部沒有處罰陳玉清，只是責令他家把剩下的遺體埋了。但埋在什麼地方，楊六蓉至今不知道。最後她奶奶弟弟也餓死，全家只剩下她一人成為孤兒。她在訪問中為母親的命運痛哭說，媽媽苦了一輩子，最後活活餓死，還被人吃掉，清明節想到媽媽墳前掛一束紙錢卻知遺體在哪裡？

沉痛的使命感：為五九吶喊

滎經縣這場大饑荒直到一九六三年夏收之後才基本結束。這段慘絕人寰的悲劇給滎經人留下了永遠無法彌合的創傷。他們希望公開歷史真相。文革時期忠實執行毛澤東大躍進政策，對四川一千兩百五十萬人餓死負有主要責任的西南局書記李井泉被打倒後，滎經縣曾出現一個造反派組織，叫「五九吶喊」，出版油印期刊「五九吶喊」，為滎經大饑荒死難者喊冤。但這個組織很快就夭折了。

二○○六年童梓平和杜治中投稿文學刊物《淺草》，首次揭開滎經縣的這道歷史傷口，童梓平的文章後來還發表在《炎黃春秋》上 ，經網絡傳播後引起不少震動。為了還原這段歷史的全貌，童梓平多年來一直希望將大饑荒親歷者的見證彙編成書。他說，自己在滎經生活了六十年，出這本書是他人生最後一個任務，這也是他獻給滎經三年大饑荒受難人民的最後一份祭品。

日前中共中辦內部傳達的九號文件為加強思想專制作了七不准新規定，其中一項是不准搞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即不准披露中共的歷史黑幕，意圖阻止中共體制內外對中共官修歷史的質疑。因為在後極權的中國，統治者對歷史解說的壟斷遭到了挑戰。近年中國民間修史蔚然成風，不少民間人士排除各種困難阻礙，以自己的時間精力和財力，孜孜不倦地挖掘二十世紀歷史的真相，將一件件被中共顛倒的歷史事件再顛倒過來，恢復其原貌，還歷史受害者以公道，讓歷史的正義得以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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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杨小凯：集权制度下的“自然灾害” 

《中国数字时代》來源:電子郵件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

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

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 (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 (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 (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6万(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 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 万，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森(Sen,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 。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 (邓力群，1998,pp.103,105) 。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 (高华，p64)。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p64) 。由於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史实是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後来都在1969年 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见杨曦光，1994年)。

1961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後来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高华，p64)。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於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 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 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後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後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pp322-372) 。

毛泽东大约於1961年开始准备反击。他1961年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後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1959年以来犯了错误 (高华,p65) 。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後，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p359)。

本文摘自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John Wiley & Sons Press 2000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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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镇反：惨烈的大屠杀

来源：参与 作者：罗印文[日期：2013-08-16]

（参与2013年8月15日讯）

一

 

湘西，是指湖南的西部。镇反，是镇压反革命的简称。反革命，按照中共的说法，凡属反对共产党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制度者，都是反革命。镇压，同样按照中共的说法，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处决，即枪毙；二是判处徒刑，关到牢狱里去；三是管制，即限制其自由，交由群众监督管制。本文所称镇反，是指处决毙命一项。

中国封建时代改朝换代之初，统治者常实施怀柔政策，并且大赦天下，意在缓和矛盾，取得民心。中共于1949年10月取得政权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只是考虑到国民经济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尚处于起步恢复的初期，而且考虑到新政协中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存在，同时全面的土地改革即将展开，因而提出“不要四面出击”，镇压反革命虽然在进行，但没有大放手。

然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共决定以志愿军名义出国作战。此时毛泽东认为，镇压反革命的大好时机到来，两天后，即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认为必须抓住这个“千载一逢之机”（注1），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1月17日，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中，发现一个小小的湘西，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就处决了4600多人，相比之下，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杀了200余人。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又是50万人口的大城市，已杀72人，准备再杀150人，也只200 多人。而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处决了2911人。河南一个省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执行死刑3000人，就不敢再杀了。（注1）在此以前，毛泽东在批转关于镇压反革命文件中，都只是原则性地强调，要大杀几批，要大张旗鼓，要大胆放手。现在却有了具体的样板了。毛泽东认为，应当立即推广湘西的作法与经验。他迅即将47军报告批转给中共各个中央局负责人。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二

47军在湘西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是从1950年12月中旬开始的。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组织编篡的《湘西剿匪》一书说道：“从12月中下旬至1951年1月底，先后镇压2万名匪首、贯（惯）匪、匪霸、特务、在乡作恶军官、地霸和有民愤血债的乡保长，以及其他有民愤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注2）据47军向上级的报告，已杀的4688人，其统计截止时间是12月20日（永顺专区为12月21日）

47军报告中还说道：“全区八万土匪、几千在乡旧军官，及恶霸与伪警队伪乡保长等坏分子将近十万，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决定分化瓦解消灭敌人。在这个总方针下作出了杀一万人的预算”。

这个“杀一万人的预算”，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已杀的4688人，包括在这一万人内，再杀5312人，就完成了预算。另一种理解，就是已杀的4688人不包括在这个预算内，再杀一万人，前后相加就是杀14688人 。

然而，从1950年12月中旬到1951年1月底，在不到50天时间内，实际已杀2万人，按第一种理解，杀人数超额一万。按第二种理解，杀人数达到24688人。

不管按哪一种理解，杀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原定预算。本来，根据47军于1950年12月31日向上级的报告，他们是准备收缩的。报告是这样说的：“中南局……指示均悉，我们都进行了讨论，并已告各部队和地方，镇压匪首惯匪已收到相当效果，应基本上停止，并已指示总结与检查这一段执行情况。”因此可以说，大大超过原定预算的杀人数，是在毛泽东批示高度肯定其向上级报告的鼓舞下，他们又进一步放手杀人了。

三

 

在湘西是怎样杀反革命的，根据已有资料，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

（一）公审大会后处决。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方式，选择的对象为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参加大会的人从几千到几万，并组织与会者登台控诉其罪行，然后公开宣判，处以死刑。

1950年12月16日，在47军军部和中共湘西区党委所在地——沅陵的校场坪广场，就组织了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并处决汪援华、潘壮飞、周振寰的大会。

汪援华，永顺县人，曾在国军中任团长、副旅长、副师长，还担任过湖南省保安第十团团长、湖南省保安第二总队队长等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官至少将。在1937年上海淞沪保卫战中，他率领特务营坚守浏行地区，激战五天五夜，全营损失惨重；汪援华左脚腕和左脚板被炮弹击碎，仍然率部坚守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当时南京《中央日报》曾以《浏行喋血记》文章报道汪援华率部英勇抗日的事迹。（注3）1949年初，他还在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工委策动下，联络其他武装，打出讨伐国民党常德十七绥靖公署主任李默庵的旗号，一时间搅得湘西各县局势大乱，这就是有名的“湘西事变”。但这个“湘西事变”在打乱国民党在湘西的部署的同时，也给沅陵人民甚至湘西人民带来了灾难。（注4）同年7月，汪援华被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收编为暂编第五师师长，9月升任为暂编第一军副军长，辖暂四师暂五师两个师，共约5500余人。

10月中旬解放军发起大庸战役中，汪援华向解放军投诚，随即动员其所部暂四师暂五师投诚，并参与动员永顺县长、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周振寰率部投诚。

潘壮飞，早年在唐生智部下任团长、副师长等职，参加了抗日战争中南京保卫战。1948年为国大代表。在出席国大代表大会后，由于没有得到他所企望的出任第十区专员公署专员的封赏，遂与同为国大代表、同样没有得到满意的封赏的杨永清勾结，组织土匪武装，于3月25日，由潘壮飞指挥，攻打黔城，造成“血洗黔城”的浩劫。随后在反共的旗帜下，潘壮飞被收编为芷江警备副司令兼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三纵队副司令。1949年11月，解放军发起攻势，所部很快被击溃。潘决定投诚，讨价还价不成，最后只要求“保证其生命安全”，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便率部投诚。

在这次公审大会上处决的三人都是投诚人员，而且还许下了“保证其生命安全”的诺言。在公审大会上宣布汪援华罪行时，说他“自1926年起，24年来一直危害人民”（注5），从上引湖南省档案馆主办的《档案时空》杂志上文章，说到他在1937年参加抗日战争中淞沪保卫战的英勇事迹来看，显然不符合事实，难道率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也是危害人民吗？

1950年12月26日，在芷江举行有芷江、怀化、黔阳、晃县等六县代表参加的公审杨永清的大会。杨永清年轻时即为匪，后被湘西地方部队招安，先后任过连长、旅长、师长。1927年被解职回家后，继续为匪，横行乡里，并以发展帮会组织手段扩充势力，成为“复兴楚汉宫’的双龙头。1949年3月25日，他参与“血洗黔城”事件，不久先后被加封为芷江警备司令和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三纵队司令。同年8月，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来到芷江，对其赞赏有加，加封其为反共救国军司令，并随即给他送来一部电台、一万发子弹和三千元光洋。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给他送来两万发子弹和两千元光洋，封其为湘黔边区反共游击总指挥。11月驻芷江解放军对杨部发起进攻，其所部很快被击溃，但杨本人逃脱；他到处藏匿，最终化妆成新娘乘坐花轿出逃时被抓获成为俘虏，公审当日被公开处决。

（二）训练后处决。1949年10月，解放军湘西军区政治部在沅陵开办了一个名叫“和平军官训练班”，参训的学员都是高级别的投诚起义人员。在办班初期，也确实像个“教育改造原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场所。解放军部队作家李金明在《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一书中，在说到为争取“湘西王”陈渠珍起义，47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顾凌申陪同陈渠珍参观了这个训练班，他是这样记录的：“这个班的学员都是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投诚起义人员，有不少还是陈渠珍熟悉的部下。陈渠珍见到这个训练班既没有铁丝网，也不设警戒，有家眷在（沅陵）的人星期六还可回家团聚。这比想象中的情况要自由得多。再看看学员们贴出的学习墙报，人人自觉接受教育，写出的学习心得实在，很受启发。沅陵之行，使陈渠珍坚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

可是，风云突变，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泽东下达镇压反革命指示后，特别是47军奉命赴朝参战前夕，前后参加这个训练班的几百名投诚起义人员，几乎全部被杀害。

笔者的一位曾在永绥（后改称花垣）工作的朋友说，处决高潮期间，曾目睹从永绥向沅陵这个训练班运送学员的情况。他说，花垣是和平解放的，县里举办了一个投诚人员学习班，县领导人给了这些人礼遇，请他们吃了饭，希望他们改造好，为人民服务。但到了1951年元旦前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分批送到沅陵上述“训练班”。他说，他亲眼见到一次送去五人，其中一人名叫刘启诚，他是原永绥县自卫大队队长，手下有一百余人枪。他率部向47军139师投诚后，获得了投诚证，并曾出任新成立的永绥县支前委员会委员 。这些人被送去后，永远没有再回来。

在这个“训练班”的被处决的人多达279人（注6）。据说大部分处决是分批进行，用机关枪扫射。

47军政治部于1950年10月14日在沅陵《湘西日报》上发表其“自进入湘西以来………向我军投诚的团（支队长）以上伪军官和匪首名单”中，“向我军投诚的（有）158名”。

设定这158人都进入了“和平军官训练班”学习。那么，被处决的279人减去158人，余下的121人，则应为当时湘西所辖各县送去的。他们统统都被处决了。

(三)成批处决。笔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作为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常驻记者，曾经听人说过这种屠杀：先选择一个山谷地方，预先布置好刑场，山谷两端设置警戒，随即将要处决的人，以转场名义重兵押送过来后，立即进行枪决。

著名作家、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宋梧刚，在1950年春至1955年底都在湘西自治州，先后担任下乡干部、通讯干事和中共区委书记等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他将其亲身经历写成传奇通俗作品，反映当年作为通讯干事跟队目睹集体屠杀投诚匪首和匪徒的情况。这位被称为“花匪”的司令，在解放军层层围剿后，所部被打散，因为身怀绝技，只身与解放军周旋了一段时候，最终还是投诚了，并协助解放军找到国军败退时藏匿在山洞的大量武器，立了功，解放军还向他颁发了立功状。之后他和一批匪徒被安排在学习班学习。

宋梧刚是这样写的：

一天，在“在一个金秋刚过，寒风吹起的日子”，学习班举行结业典礼，接着酒会为之饯行，领导举杯祝酒说，明天一早“就要回你们的故乡，你们的岗位了！”

第二天清晨，“迷迷糊糊，已是玫瑰色曙光入室了。我披衣起床，听见汽车声从门前马路轰轰压过。我洗漱未毕，就传来公路吊桥两岸密匝匝的机枪扫射声………”因为担心身怀绝技的匪司令未死，于是由执刑队抛出一束手榴弹。再有本事也该粉身碎骨了。（注7）

像这样的杀戮，当然不会当天贴出判决布告，也不会通知其家属的。

47军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到：“有的地方有成批杀的现象，如芷江、辰溪、沅陵几个城市中曾一天杀过三五十人的”。

（四）每天处决。47军定于1951年2月入朝参战。在中共看来，为了确保安全，必须在47军撤离之前消除可能出现的隐患。截至1951年1月15日止，除去此前处决的外，此时尚关押36583名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注2），分别在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的监狱和临时关押点。放手镇压是从1950年12月中旬开始的。那时各处关押的人会在五万以上。时间紧迫，要处决的任务大，便不得不成批处决和每日处决了。仓促行事，以致有的就杀在空路上，也有没有及时掩埋的。

2012年12月《看历史》杂志载文披露：“1950年12月，金珍彪正在离家不远的佛塔坡古庙里‘集训’。一同关押在这里上千人中，几乎每天都有十多人被处决，地点是金珍彪所在小阁楼对面的那片小森林。”

47军向上级的报告中也写到：“一段时期每天都有枪毙的”。

（五）借刀杀人。我国古代有“充军”之制，百度搜索网上关于“充军”一词的解释是：罚犯人到边远地区从事强迫性的屯种或充实军伍，是轻于死刑、重于“流刑”的一种刑罚，作为死刑代用刑，“刑莫惨如此”。据当年在沅陵县公安局工作的杨先树回忆，上级布置任务时就是说，“找批身体健康、罪恶不大的，准备充军去”。47军撤离湘西时，带去朝鲜前线充军的约7000人（有说带去的近一万人；后来因前线减员严重，又陆续在湘西筛选了几批，这样充军人数要超过一万——注8）他们虽然身着志愿军军服，但并非正式军人，他们自认有负罪感，是走上“救赎之路”。原47军军长曹里怀将军在《湘西剿匪史稿》定稿座谈会上说：“湘西土匪大多是贫苦农民，逼上梁山的。你们想象不到他们在朝鲜打仗有多勇敢。他们打出了国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战死了，很壮烈。我常在梦中念着他们。”（注8）可以说，他们是被当做“炮灰”送到前线的，是共产党借刀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文（四）节中说到的金珍彪，是被充军到朝鲜的前土匪，他却是杀敌最多，获得勋章最多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总部曾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可是他在1962年8月复员回到湘西张家界武陵源区故乡小山村时，迎接他的不是英雄礼赞，而是冷漠、戒备、警惕，并被打入“另册”，以致他不得不遁入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野人生活。（注8）

 

四

 

1951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即千分之零点五，看情形再作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提出处决人犯的“最高限度，即千分之一点五”。（注1）1950年12月31日47军向上级报告已杀4688人，即已超过湘西350万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达到千分之一点三三九。而在本文第二部分说到的处决两万人，是指在1950年12月中旬至1951年1月底期间处决的。这个两万数，所占人口比例已经高达千分之五点七一了，大大超过了毛泽东所说的“最高限度”。在1950年12月中旬以前，就进行了处决反革命；在1951年1月31日以后，镇压反革命运动还要继续进行；而且从1951年2月开始，湘西地区陆续开始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会要杀人的。因此这个杀人比例会高得惊人。如果把送到朝鲜前线当“炮灰”的几千人计算在内，这个杀人比例就更高了。正如本文标题所示：这真是惨烈的大屠杀。

 

五

 

47军撤离后，又经过近两年时间，在完成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后，中共终于宣称彻底消除了绵延几百年的湘西匪患。当然，土匪劫掠财物，奸淫妇女，杀人放火，严重危害社会，当然应当剿灭。

可是，湘西老百姓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空前的浩劫！土地改革，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此处姑且不论。湘西农民在分得土地后，经过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权一步步被剥夺。紧接着是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高达几千万！在湘西，以古丈县为例，该县在1958年人口为76850人，到1961年末，当时流传的说法，饿死的人高达四万多!饿死人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在春耕时有的村寨的劳动力全部饿死，秧苗无法插下去，公社、大队便组织别的队的人去支援，可是去支援的人，也由于饥饿而倒毙在路上和田边！据《湘西自治州志》说，1959年至1961年古丈县人口只减不增，至1961年底人口减至59463，减少了17387人。这当是官方认可的所谓非正常死亡的数字，即使按这个说法，其死亡比例还是高达百分之二十二点一！

随后，湘西人民面临的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全民性浩劫！

 

六

1950年3月，解放军中南军区在部署剿匪的军以上高干会议上明确指出：“匪患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结合，抵制征粮、反对减租退押、反对土改的严重问题。”（注2）

由中共湖省委党史委组织编篡的《湘西剿匪》一书中说：“还需指出的是，社会上有‘十万湘西土匪’的说法。其实，所谓十万之众，是指湘西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旧政权武装、封建割据武装、地主武装、会道门和土匪武装之总和。”该书还说：“到了解放前夕，湘西各路股匪的活动，几乎全部具有反共反人民的性质。”

因此，可以说，在湘西剿匪，或者说镇压反革命，是国（民党）共(产党)内战的延续。中国共产党在大陆镇压和消灭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党，是违反宪政原则的。没有了制衡和制约的力量，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下的一切倒行逆施得以畅通无阻，从而使中国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

这就是不尽的血泪和无数的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

 

 

作 者 后 记

据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主编的《湖南统战回眸》一书记载：1979年初，中共中央下达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指示，湖南有关方面对1950年12月中旬至1951年1月处决的沅陵“和平军官训练班”的279人，进行了审理，平反撤判了其中的193人。至1987年这一落实政策工作结束时，全省共认定起义投诚部队137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108支，与党有联系的地方武装45支。认定起义投诚的75527人，地方武装人员38940人，共计114467人。其中省、将级515人，县、校级4185人。为4万余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其有关政策。其中恢复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离休、退休的有4990人。虽然只做到这一步，但可说是在胡耀邦主政下的德政。

注1：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 运动研究》,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注2：《湘西剿匪》，王中杰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注3：《湘西事变始末》，载《档案时空》2008年第5期。

注4；《山城匪事》，精品文学网。

注5：《新湖南报》1950年12月29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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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主编《湖南统战回眸》。

注7：《宋梧刚自选集》，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注8：《抗美援朝的“另类英雄“》，《看历史》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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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賡哲 - 日本皇軍是中共建國恩人

溫哥華星島   2013年08月13日

 

 

  以前，我在不同媒體上談到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侵華，總有些受眾認為是厚誣中共的建國偉人。近日有人也整理了一批材料，可以進一步證實毛澤東對日軍真誠的謝意。

    毛澤東面謝日本人，我以前舉過的例子如他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會見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更三等時的談話紀錄，在這批材料中也出現了。此外，毛澤東還在其他場合解釋了他感謝日本皇軍的原因，甚至遺憾日軍太早投降。他說：「『和平民主新階段』是為了爭取時間，準備奪取政權。日本投降早了點，再有一年，我們就會準備得更好一些。」(《學習資料》(1957至1961，北京清華大學，頁260)所謂準備得更好一些，就是趁著日本侵華擴大中共的勢力。

    至於河南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則記載著毛澤東所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愈少愈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是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毛澤東選集》中，毛更表示：「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世情往往十分詭異，毛澤東並不諱言中共希望日軍多佔土地，但很多人卻相信他們是抗日的主力。中共宣稱抵擋了接近六成日軍和全部汪偽軍，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假抗日真反共，等到日本投降了，才下山「摘桃子」。如果說，毛澤東將自己的意圖隱藏起來，只是宣傳他們才是抗日主力，那麼民眾中了宣傳之毒，還可以理解，實情是兩種說法都存在、都接觸得到，人們卻選擇性地拒絕相信中共借抗日為名壯大自己，只肯相信他們是抗日的民族英雄。我認為這只能顯示出民眾的愚昧和可欺。

    記得對南京大屠殺發掘出很多史料的張純如女士生前到訪多倫多，華社曾舉行過大型招待會。我出示一冊山東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這是中國高等院校史學參考書，以編年形式記載從遠古到中共建政為止的歷史大事。書中並沒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在大屠殺發生期間，它記載的是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甚麼報告等。

    這是很有典型意義的一本書，《中國歷史大事紀年》顯示中共所施行的教育是黨高於國，黨比國重要。毛澤東早已聲明：「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對政府(國民政府)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是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

    我在撰寫《郁達夫研究》時，對潘漢年這人發生很大興趣。潘本來只是創造社藉藉無名的小伙記，和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聲望相差極遠，但他投身中共後，很短時間就成為中共文藝界負責人之一，左翼作家名聲再大都要聽他指揮。但更傳奇的是他進一步又成為中共情報頭子之一，在抗戰期間，以向日本提供國民政府的情報，成為日本岩井機關的合作人。潘漢年資料陸續曝光，也旁證了中共勾結日本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真相。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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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立陶宛民众骑在被推倒的列宁像上，标志共产主义统治的时代结束。（Getty Images）

惊人遗嘱藏保险箱81年 列宁的导师预言苏联崩溃

【大纪元2013年08月16日讯】1999年11月的一天，一个消息震动整个俄罗斯，那就是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被从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中拿了出来。

这份遗嘱写于1918年5月，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而这份遗嘱的作者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列宁的导师。他曾与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一起作序出版过《共产党宣言》。

可是让当时的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普列汉诺夫写完自己的遗嘱之后却把它放到了巴黎银行的保险箱之中禁止任何人看，并留下遗言：我的遗嘱在俄布（俄国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时候不许发布，当俄布和俄布的国家不在了的时候才可以公布我的遗嘱。说完之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便与世长辞了。

1991年12月25日，当柏林墙轰然倒塌苏联烟消云散之时，人们却忘记了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时留下的遗言。直至1999年巴黎银行在清理二战中遭纳粹洗劫的犹太人财产档案之时，才意外地发现了普列汉诺夫的那份已经在保险箱中藏了81年的遗嘱。

巴黎银行方面按照信封上的约定把信交给了俄罗斯方面，因为信上要求苏俄方面开启。

当俄方有关人员打开已发黄的信封，取出信纸看完普列汉诺夫的遗嘱之后，每一个在场的人脸色都白的吓人，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这份“恐怖”的遗嘱上所写的一切。于是俄方紧急动员了一切的可能手段验证这份遗嘱的真实性，他们化验了信纸和墨水，然后又用计算机扫瞄了档案中普列汉诺夫笔记中的字迹。可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这份遗嘱确实出自普列汉诺夫之手，而且书写日期确实是在1918年。

普列汉诺夫的遗言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份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在电气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将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动荡，直至崩溃。

真难以相信这是在85年前写下的东西，1918年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话让今天的每一个俄国人都震惊不已。而尤其让人深思的是第四段，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其领土和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是没有民主，就依然会动荡不安！

这样的预言，只有历史才能去见证！

（转自互联网，有删节；责任编辑：肖笙）

中港台时间: 2013-08-16 06:10:20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8/16/n39420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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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书生血泪深似海，毛魔罪行神鬼惊

作者：铁流 来源：参与  [日期：2013-08-15]

   （参与2013年8月15日讯）云南昆明不远处有个新民劳教农场，是当年关押改造右派份子的地方。新民农场可以说是云南的夹边沟，关押832人，折磨死382人，死亡率45%以上。那些残酷的折磨手段，令人发指。难友魏光邺在这里呆了二十多年，“改正”回归退休后，花了十余年时把历历往事成书于纸，呕心沥血一字一泪，写出了近三十余万言的回忆录《命运的祭坛》。又花了近两万元通过朋友关系，购得一个《中国作家文丛》编辑组，作家出版社的书号（ISBN9787-5063-3795-9），再花近三万元将此书自费印出。可是“言论沙皇，新闻杀手”中国天字第一号毛左刘云山治下的云南省新闻出版局，竟它将定为“非法出版物”予于查没收缴。

真理就是真理，事实就是亊实。纸是包不包火的。这本历史巨著不径而走，几乎传遍海内外。后来他们自掏腰包由魏光邺牵头，，得到戈叔亚、陈丹等人士的支持，，经过数年通力合作，于2012年 5月将新民农场血泪的劳教史亊制成光盘，寄赠十套给我，我又分寄给各地难友。想不到远在沈阳的姜万里先花费数月时间将光盘浓缩为二万余字的文本，交由《往事微痕》刊发，我们决定全文登在“往刊”109期上。

 

图一：铁流在云南弥勒县和新民劳教农场倖存者合

魏光邺难友为什么百击不悔地做着此一事情？他说：“有一天，也是我们右派，叫俞民（原禄劝县供销社联社主任），他交给我几本黑呀呀的笔记本。就是这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我们的一个难友刘世显同志生前留下来的笔记本。俞民把这笔记本交给我以后，我就仔细的阅读。阅读后发现这几本笔记本就是他在元谋（新民农场）劳动教养当中的记录，我感觉到如果不把这段历史留下来，死了几百人就等于白死了。再一方面，作为历史，不应该埋没，是一笔社会财富，应该把它整理留下来。”

    笔者先后三次去云南，并亲临昆明新民劳教农场拜祭，目睹了镌刻在石碑上死难者的名字。这些死难者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一代民主革命的俊杰，仅因帮助中共整风，响应恶魔毛泽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号召，竟然被活活整死、饿死、拆磨死。想不到五十五后的今天，执政的中共仍尊称他为“伟大领袖”，一些无耻之徒还提出无耻的建议，要立他为“国父”，还准备为他大庆120岁冥辰。我们希望习总书记要三思而行，切不可认贼作父，重步历史罪恶之路！如果你执意要尊毛、崇毛、敬毛，不妨先看看这部录像带。

 纪录片《新民农场》（文字稿）

（序幕，画面展开）

徐钟璃（原禄丰县供销社营业员）：“凡是属于右派的人，比任何劳改的都还不如。”

史应麟（原禄丰县文化馆干部）：“是全国稀有和罕见的。”

贾应祥（原禄劝县中医院中医）：“充军桎梏到新民”。

沈  俊（原富民县法院院长）：“新民农场灾难多”

贾应祥 ：“足步黄沙泪染成”

沈  俊 ：“捆绑吊打脚镣手铐都齐全”

贾应祥 ：“土掌房中饿殍痕”【注1】

沈  俊 ：“管教干部就是催命鬼”

贾应祥 ：“戈壁滩头千般苦”

沈  俊 ：“场长就是活阎王”

贾应祥 ：“法老河岸杜鹃吟”

沈  俊 ：“尸骨遍地泪成河”

贾应祥 ：“小磨山上忠魂哭”

陈宝凯 ：“我在新民农场饿惨了”

                     

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 

一段亲历者愤怒的口述

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配乐大字标题栏目图） 云南新民农场右派的生活

（配乐旁白）一个很偶然的情况，得到一本书《命运的祭坛》，读后非常震惊

魏光邺（《命运的祭坛》编著者）：“有一天，也是我们右派，叫俞民（原禄劝县供销社联社主任），他交给我几本黑呀呀的笔记本。就是这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我们的一个难友刘世显同志生前留下来的笔记本。俞民把这笔记本交给我以后，我就仔细的阅读。阅读以后就发现这几本笔记本就是他在元谋（新民农场）劳动教养当中的记录，我感觉到如果不把这段历史留下来，死了几百人就等于白死了。再一方面，作为历史，不应该埋没，是一笔社会财富，应该把它整理，留下来。形成了一本《命运的祭坛》

【注：刘世显，1933年生于禄劝县双花水库边的景中村，1949年5月参加滇桂黔边区纵队，立功受奖。1954年转业回乡，被推选为农业合作社社长，乡人民代表。1957年鸣放中为民请命，被划为极右分子。送新民农场强迫改造。宁死不屈一直不承认是右派。在死亡线上挣扎中，他记录下新民农场中右派们的苦难，成为珍贵的历史证词。1979年9月病逝。1980年8月27日他的右派冤案得以昭雪。关于刘世显的事迹，见《命运的祭坛》第614——688页】

（配乐旁白）：“《命运的祭坛》用新民农场幸存者的回忆，以事实为根据，真实地再现了云南省楚雄州在1958年至1962年，‘改造右派’的新民农场的那段历史”

魏光邺：“把整个元谋新民农场的苦难 血泪史，通过五十多个人的回忆录，把它记录下来。

（配乐旁白）：“在魏光邺老师的陪同下，我们回访了还健在的当年新民农场的幸存者。他们谈了当年在新民农场的衣、食、住、行 以及 病、死。”

新民农场的衣

（出现一位老人翻阅笔记本的视频。旁白说：施放是1949年解放大西南时候的南下干部，他总是在历史转折或者最困难的时期留下日记。

施  放（亲历者，原武定县商业局副局长，朗读日记）：“1962年2月23日，组员苏士田，原有的中山服，袖子破了，剪去袖子成件褂子，褂子烂了，补上一层又一层，将近三公斤多重。”

杨玉麟（亲历者，原元谋县公安局局长）：“穿什么衣服？不发衣服，完全是自己带的衣服。我出来的时候，穿一套制服，中山服，到最后，破了烂了，然后没有补的布，就把袖子拆掉，拆了来补身上。后来，袖子都补完了，没办法，破破烂烂的了，就拿麻布口袋来补，拿麻布来补。最后，一件制服就剩一件背心了，两边袖子都弄掉，连口袋都撕掉，拿来补。”

毛振岫（亲历者，原禄劝县财政科科长）：“特别是我随身带的衣服很少。当时人倒霉，全部东西没收了。”

沈  俊（亲历者，原富民县法院院长）：“一年不发一尺布票，不发一分钱。结果，带去的有限的衣裳裤子，长衣改成短衣，长裤改成短裤，戴的帽子都没有一顶，个个都是买块手巾（毛巾）系在头上，可以擦汗，所谓的羊角牌的帽子。”

刘庚远（亲历者，原禄劝县小学教师）：“仅仅是占着气候的条件，衣服再破也不会冷。”

 

何琴诗（女，亲历者，原富民县邮电局话务员）：“还算好，元谋热，长裤，把裤腿夹（剪）了来补屁股，就这样子穿。”

何  格（亲历者，原南华县法院法官）：“带去的衣服都烂完了，换的衣服都没有了。”

许定康（亲历者，原元谋县文教科副科长）：“屁股都烂了。农场里面有羊，他们杀了羊吃，把羊皮扔在那里，我就捡了一块，揉一下，软和一点，我就补在屁股上，。这样子，最实际。哦，老许他妈的，你狗厉害，拿羊皮补在屁股上。我说，你晓得什么？又膛坐，又实惠。”

杨玉麟：“本来是单的衣服，结果到后来补了多厚，像棉衣一样，用麻布补，补了多厚厚。”

张问仁（亲历者，原禄劝县小学教师）：“没有办法，没有衣服穿，长裤剪成短裤，后来整成褂褂穿。有点之前的东西都给人家群众，换东西来吃。”

何琴诗（女）：“我穿的这件衣服是我妹妹带来呢。……（魏光邺插言：都不是你的，是家里带给你的？）是家里带来的。”

张问仁（亲历者）：“我曾经没有办法，衣服裤子没有以后，向他们场部要求以后，施舍给我一条劳改犯穿的裤子，劳改犯给我一条裤子，我都穿过劳改犯穿的裤子，”

史应麟（亲历者，原禄丰县文化馆干部，绰号小秀才）：“教养人员过街的那些衣服，先说那个帽子，帽子有那个拿裤子角剪了戴的，有拿煮饭的铁砂锅垫块布罩着的，有拿烂草帽的心心，也有汗裤拿了缝起来的，像犊子帽。那么穿的衣裳呢，大部分都烂了，长衣改短衣，短衣改汗衣，长裤改短裤，全是打补丁。不下四五十个。每一个人都穿着破烂衣服，并没有哪一个人暗中煽动说今天来个破烂服装大示威。没有。大家都是那么穿着。有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或者傣族人。没有长裤，天气相当冷，拿那个垫单或者被里子做成筒裙，围着，各式各样的服装。”

（配乐旁白，展示一幅元谋县地图）“现在的元谋县平田乡，是原来新民农场所在地。它位于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是楚雄州当年为改造右派而建立的农场。当地的年轻一代都不知道这段苦难的历史。

（画面：魏光邺访问一位年轻人）：“你家是本地人吗？”

年轻人：“是本地人。”

魏光邺：“听说过新民农场没有？”

年轻人：“新民农场没听过，没有。只听说过农场，没有新民”。

（又一被访问者）

“知不知道新民农场？” “不知道。”

“新民农场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

新民农场的食

施  放（边翻阅当年的日记边说）：“1960年10月22日日记，这几天吃的饭食是虫吃的老苞谷磨的，发霉的，一大股臭味，每人（每天）五两。”

孙松林（原楚雄专区财办副主任）：“（干部说）干部工人每月才28斤，你们（右派）凭什么吃28斤？你们是老右派，所以罚你们，扣你们的粮！”

徐钟璃（原禄丰县供销社营业员）： “实际真正到这些人嘴里20斤都不到。哪里去了呢？场部的，那些民警，他们吃掉了。真正到我们嘴里20斤不到。

刘庚远（亲历者，原禄劝小学教师）：“劳教人员是不是吃到那四两三钱六？实际上还吃不到三两。因为，场部里的那些人要多吃，厨房里的炊事员要多吃，他们吃剩的，其实真正到我们嘴里面不超过三市两。那就是一年到头，所吃的。”

毛振岫（亲历者，原禄劝县财政局科长）：“吃的很差，基本上是半饥饿状态。吃的都是红薯、高粮、攀枝花、橄榄果……是这样度过的。”

施  放：“把黄菜叶拿来煮煮，就说干板菜，所以，他们叫玻璃汤。”（一大碗清汤，飘着几片黄菜叶，没有油腥）

苏明哲（亲历者，原禄劝小学教师）：“红薯掺什么呢？红薯掺攀枝花，红薯掺橄榄，这些吃了营养是非常差的。”

闻从善（亲历者，原武定县粮食局干部）：“除了吃红薯，还吃高粱饭。一个人一顿得那么小个高粱粑粑，还要加点茴香。橄榄煮烂以后，把涩味漂掉，和高粱一起拌，那小娃娃的小搪瓷碗来拓，像拓土基一样的拓，一个人得一个，高粱还不筛壳，连壳整在里面，吃了，解大便都解不出来，要拿手去帮忙抠。”

何  格（亲历者，原南华县法院法官）：“苞谷拿来泡一下，就生蒸，就是强制把它蒸出来，就打给你吃，做饭吃。”

李正康（亲历者，原富民县）：“干了，连大便都解不出来，有些拿手去抠。大便太干了。”

何  格：“吃大米的时间很少。我们元谋自己种的不够吃，要国家供应。即便供应了，你没有力气去挑”。

徐钟璃：“长期吃红薯。要想吃大米，要请假。说我不能吃红薯，才可以给你点大米饭吃。”

闻从善（亲历者，原武定县粮食局干部）：“吃大米饭，那一碗里面尽是沙子，因为那个地方尽是在沙窝窝里，它的谷子也是在沙里面晒，米里面沙子多，不敢那个吃，要去打一大盆水来把饭搅了以后，把沙子镇底，皮头吃了以后，到底底，那几两饭当中，要有一大调羹沙沙。就是那样的吃。菜呢，就是牛皮菜，清汤寡水的，油都没有，有什么油？”

周文章（亲历者，原中共南华县委员会干部）：“黄果辣，攀枝花，小球藻，甘蔗渣，这些都是代食品。苞谷核核舂细，拿来掺和，一般说来，小凹口缸打满了，用勺子刮一下，然后倒给你，还不满了嘛……吃豆子，有九十六颗，一颗一颗数着吃。”

李玉祥（亲历者，原武定县邮电局会计）：“ 如果两三下吃下去，就难过了嘛，看着别人吃就难过了嘛，拿钵钵打来，几颗几颗挑了吃，本来想几嘴吃完，耐的，就怕几嘴吃完就完了，自己宽自己，我还有饭的。”

周文章：“早上的早点，王建国整了个打油诗，杂面煮成粥一瓯，鼻风吹起两条沟，（鼻子的气息可以吹起两条沟嘛），粥面好似圆圆镜，照见先生在里头。那就是我们的早点了。”

贾应祥（亲历者，原县中医院医生）：“因为那个元谋是高温干旱，每天重体力劳动，挑那种大粪桶，七八十公斤那种大粪桶，要干十二三个小时，一顿就是两个红薯，大一点的就是一个多点，劳动力好的人家给你八市两，劳动力不好的，人家给你定五市两。”

贾应祥（原中医）：“五市两红薯，大一点的就一个，只吃到这个地方（指喉管下边）到不了胃，就饿了，情况就是那个样。所以这个人呢，一天十几个钟头的干，晚上还要加班苦战，一天就两顿红薯，吃那个玻璃汤。”

闻从善：“一年四季吃，八个月左右的红薯。”

许定康：“吃红薯，我们自己用筷子做一个稱。哪一个多一个都不行。一个一个的分，”

周文章：“五一节，给那种小碗，半小碗花生米，国庆节给半小碗，春节给半小碗，这就是人道主义了。不然不得吃。苞谷收收，稀稀赖赖，要不成那种炸它一大锅，每人给两包、三包，这是党的人道主义了。”

史应麟：“我们不如牛马，过冬的时候，我就亲自参加他们那红糖煮稀饭，拿腊肉煮了给（牛吃），龚琼芬队长叫我去监督，说你也不要抓了吃，监督他们喂牛，一个也不敢抓了吃。牛吃红糖稀饭腊肉。”

张问仁：“（场长）贡茂福和他老婆龚琼芬，最缺德，折磨、迫害、扣饭，这种现象不少。”

刘庚远：“完不成劳动任务，轻微的是操骂几句，重的就扣饭、减饭。”

李正俞（亲历者，原楚雄师范学生）：“分等吃饭，都是吃红薯，甲等、乙等、丙等。”

马胜雄（亲历者，时任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越挑不动的，越吃的少。越吃得少，越没用体力，就越挑的少。这个恶性循环。”

李正俞：“甚至有丁等，一两、二两，都有。”

董安国（亲历者，原大姚县委副书记、县长）：“发动去抬木头，我只抬了一根十公斤的小檩子，我说我抬不动，我这个脚有点毛病，我抬不动，结果是回来他们是按劳动打饭吃，结果才给我那一小杯子，那一小杯子饭。”

施  放（展示日记，朗读）：“1961年11月17日，这几天，偷洋茄子、红薯的很多，贡队长在一次报告中念了一段顺口溜：帽子歪歪戴，像个老右派，见瓜就偷瓜，见菜就偷菜。不管价多高，我都要买。说出右派发自内心的无奈。

李玉祥（亲历者，原武定县邮电局会计）：“那种折磨之下，吃不饱，天天都想吃东西，想吃饭，但是，你吃不到，一开始去那两年，一样都没有。看见一颗花生不敢去捡，捡了就怕说你对粮食政策不满，你还吃不饱，怕人家说，清口水淌都不敢拿来吃，最后，两年以后，为了保命，管你三七二十一，见什么，吃什么，管他三七二十一。”

李正康（亲历者，）：“这些耳朵都是干了嘛，那个屁股坐在凳子上，屁股上没有肉，有两个骨头，坐下去就像两个窝窝，就像两个牛角窝，你说瘦了多少，才有40多公斤，原来我是70多公斤的体重，那个时候才有40多一点。”

何  格：“有一个人就形容当时的生活，他说我们坐着开会，最好每个人整个对丘（石臼），对丘（石臼）它是空的，屁股是个光屁股，一坐下去刚好，你坐着（屁股）骨头就受不了。”

沈  俊（原富民县法院院长）：“林华是地质队的秘书，大学生，看见人消化不了的，人拉出来的，在路上，用口缸搂起来，拿水中淘淘洗洗，炖了吃，晚上还遭到批判斗争，所以说吃屎也有罪。”

闻从善：“哪天得饱饱的吃一顿都值得，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李玉祥：“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年，从进去哪天饱饱地吃过？一顿都没有。从去就没饱过。一开始，体质在，原来本钱在，耐得住了，但是，本钱完了，单靠吃苞谷饭，红薯，那个起什么作用？”

张开培（亲历者，原中共武定县委会干部）：“我的想法就是为了保住这条老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千方百计改善生活。”

施  放（翻看日记，朗读）：“1960年2月3日，今天挖菜塘时，拿着一条黄鳝，拿开水烫的时候，被同教揭发，送到队长那里去，让我写反省。”

史应麟：“他（场长）夫妻俩怎么搞？死马、瘟牛、病猪，死了不抬埋，拿了炒肉给大家，卖一块钱人民币一盘，外边公私合营的，只卖两角、三角。”

闻从善：“有些同志去打了以后，三小点茄子南瓜，眼皮大的两三片肉，一个就整着指头大的两小点，一点两点肉，其它都是茄子，就这样赚我们的钱，这个场里面。”

周文章（亲历者，原中共南华县委会干部）：“干了两年半，发了一回叫做工资，最多的发五块钱，三块两块一块，发了以后，贡茂福场长把场部的猪杀了一个，然后卖给我们吃，（用右手指比划，约二寸半长）那大的一个调羹，那大的一个饭勺，一调羹猪肉，一饭勺茄子，一块钱。我呢，五块钱吃了不算，还把我家里背去的一床高毛毡，现在没有，过去羊毛纺的毡子，垫着睡觉的，高毛毡卖掉，还有我的一个美国那种军毯，毛呢的，那种毯子，卖得九块钱，五块钱吃上，又把那个高毛毡吃上，毯子吃上，还吃得空空的。所以大家说，王小五子打牙祭，一本万利。开馆子，王小五子开馆子，一本万利，他发出来那点钱，成五倍十倍的收回去。”

马胜雄（亲历者，原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崔宗仁（副队长）一讲话，你们说不给你们吃，今天打牙祭都吃了四两三钱了，我们下面说，三钱都说出来！那时候，有的人刚去，还有些存款，有的还有公债券，可以兑换，有的人把毛呢衣服也当掉，公债券也拿出来卖，手表也卖掉，为了保肚子。”

孙松林：“那些干部就在旁边站着，因为，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就把裤子卖给他。把什么都卖给他。我就是卖给他长长的英国哔叽呢，卖给他，卖了十块钱，五十块钱的裤子，卖了十块钱。張毓吉的那条也卖了几块钱，拿去买茄子吃。”

马胜雄：“后来就出来这幅对联：王小五子开饭馆一本万利，崔大判官打牙祭，四两三钱。”

孙松林：“我说，我来作个中联，中联就是：空前绝后。”

苏明哲：“能活下来那几年，还是得以我妻子儿子帮助。”

苏  渊（苏明哲儿子）：“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条狗，敲了以后，磨成炒面，

苏明哲：“磨成炒面带到昆明，给我调着吃，瞧的很不卫生，有点黑色黑色的。也就同样拿给我了。如果是带肉食那些，多数就拿不到劳教人员手中，被那些（?）卡掉了。我的那些有点黑色黑色的，看着不卫生，就轮到我手中，那种就当做救命心肝了。我每顿舀两小调羹拌在饭里吃，结果，那个狗肉吃完，我的身体基本保持住，虽然还有点不够，还是把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了。”

陈宝凯（亲历者，原南华县小学教师）：“有一次我们出公差，过马街河，过不去，涨水，过不去，就到糖厂借宿，我们大概二十来个人，结果没有地方住，就叫我们去糖房住，熬糖的那个糖房，锅灶旁边摸着比较热敷，因为没有背行李，土热，就在旁边睡了，在睡的过程中，有个人发现土是甜的，大家就往嘴里填，发现（土）很好吃，就拿手抠，一直吃到半夜，吃饱了。所谓是进了一次莫斯科医院了。太甜了，有的还拿包包或麻布领褂装满（带走），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熬糖的时候，一涨它就要瀑，要点香油，你就是在注意也点不赢，它都会溢出来，这个糖就浸到锅灶的四周，就浸到泥巴里面，泥巴就甜了，就变成跟红糖一样的好吃。”

张问仁：“右派分子在一起，为了保这条命，偷吃成风。”

闻从善：“肚子饿了，去猪食锅里面抓，喂猪都是大锅大锅的红薯，我们就是和猪打平伙，去挠红薯吃，那一段时间，肚子饱了，体力也恢复了。”

陈宝凯：“为了活着走出新民农场，所以就不顾一切了。”

刘庚远：“要争取活下去，那就必须解决充饥，所以，全场的人，由开始偷吃一个红薯，捡吃几粒花生，到慢慢学会了烧吃、煮吃，进行储藏，凡是在新民农场活下来的人，都全靠偷吃，所谓偷，实际就是拿我们自己种出来的粮食，甘蔗、红薯、花生，……”

孙松林：“我那时还是比较古板的，小东西，或者拿点偷点东西吃吃，不敢的。也不愿意，好像知识分子的面子……后来人家劝我，老孙，孙松林，你的耳朵根都干掉了，你再这样非死不可，有东西捡点吃吃，花生地里剩下的你刨刨，刨出两颗吃吃，后来才学会捡点东西，偷点东西吃吃，在新民农场这些东西我都吃过。老鼠、蛇、癞蛤蟆、动物的东西，蚂蚱这些捡来也吃吃，当时嚼嚼就吃掉。植物的东西，攀枝花、西西果、山上结的果果，蚕豆叶，植物长的叶子也吃，都吃这些东西。种庄稼种什么吃什么，种蚕豆吃蚕豆，因为吃蚕豆，好，整些六六粉拌在里面。你拌在里面，人家还是抓一把，拿水洗洗还是吃，种花生吃花生，花生拿来洗洗还不是吃，吃了还是没有事。有的东西吃不得，吃了会死掉的。山上有的农民毒豺狗，把死猪、死鸡拌些农药，丢在山上，毒豺狗（狼），结果，新民农场的人去看了，就捡回来，就洗，洗洗吃，那个毒药已经到身体里面了，洗了也不解决问题，洗了还不是吃了就死了。有好几个，在外面整那个肉来，吃了就死了。”

闻从善：“太饿了，反正是绿的东西，像花生芽、小鹅菜，拿来就吃了。动的蚂蚱、蛐蛐那些都烧吃了。有的耗子都拿来吃，新民农场就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去割蚕豆，排着队，一个背一背，回来路上，你摘我背上的吃，我摘他背上的吃，他又摘别人背上的吃，等回到家，都成了光杆杆，就是这样，所以，只要是绿的东西，只要是动的东西，都拿来进嘴，因为活命要紧。你不这样不能维持生命。”

施  放（边翻阅日记本，边读）：“1961年10月19日，这几天收花生，普遍偷吃花生，成为大好时机。一大包一大包的被搜出来。有的甚至把花生埋在干牛粪里面。”

李玉祥（亲历者，原武定县邮电局会计）：“吃不饱，在那里是家常便饭了。”

贾应祥：“在那种高温干旱、极端的重体力劳动之下，任你好的身体，过去都是胖墩墩的，年纪轻的一些人，到了那里不到一年，结果就死的死，倒的倒，肿的都肿起来了，好长时我也是肿，”

新民农场的住

（画面：行进中的小汽车中一位老者）

何琴诗（亲历者，原富民县邮电局话务员，问小汽车里的一位老者）：“这里是原来的什么？”

（从小汽车里走出的老者，是杨玉麟，原右派受难者，原元谋县公安局局长）：“这里是原来场部大晒场。……这点……是了……场部……原来都是老房子。”（镜头摇过绿树掩映中的一排排灰色瓦顶红墙房）

何琴诗：“是了，是了，我记得这一面去了。我记成这一面去了。我记成这一面，这一排就是场房……我记成我们在下面，我们是在那边，（杨玉麟插言：不是那边。）那么它的门是从这边（开），也有门，那边也有门一样的。场部的样子 我记得的。这间房子还留着。这边是场部的后边，我们在那边，方向整错了，我们来的时候是农民住家，是农民的房子，农民的房子就是场部的干部住了。我们就进一道小门，我们就住在原来农民的猪圈里面。或者马圈里面，”

（镜头摇出一扇赭红色木窗户，约1米宽，1.5米高，窗框上加了铁条）何琴诗：“这些都是原来的。门窗都是原来的。几十年了。”

杨玉麟（举起右手指向右方：“下边是个土坎，围墙下边，两三米高的土坎，土坎下边是一大院房子，就是劳教人员住的地方。从街边起一直围过去，整个大院就是劳教分子住的了。进了大门之后有一排房子，医务室和病号在的地方。医务室的对面，西边有两格厨房，煮饭的地方。厨房过去，再进去就是关劳教人员的地方。……上面是场部。这个大坎坎，当时没有这个围墙，他们直接跑到坎坎这边监督我们。好像隔墙就在这了。（何琴诗插言：是了，是了。）这边是后院（指左），这边是前院（指右），中间一个小门。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就是原来的医务室了。这里是医务室。你们女的在什么地方？”

何琴诗：“就在对面了。”

杨玉麟：“那里有一排什么，有一排土掌房。有几格，一大溜的。”

刘庚远：“我们住的是土掌房。睡的铺是用土基砌成的揽场铺，三乘、两乘、四乘，中间有一小点过道，每个人睡的面积，就是刚好睡平了，两只手搭在床边上，这么宽点。我们每个人床头都钉三颗桩，钉两颗桩，挂一个篾箩，或者原来带去的箱子。这个面积，这张床头上，就是我们整个住宿的面积。也就是我们全部财产。烂被子、行李、换洗衣服、吃饭的碗筷、就在这个面积范围了。”

施  放（翻看日记本，朗读）：“1959年5月20日，晚上睡觉很挤，一个小房间住了一个班组，经常翻身都翻醒，睡不着。”

毛振岫：“睡觉后，基本上能够睡得下去，翻身都很困难，就是那种土掌房，下面土基砌了以后，用些柴条条，糊上泥巴，在上面铺了个床，一个人只有40公分左右。”

施  放：“大跃进当中，我前面后面都死掉，好好的、宽宽的住了几天，等几天又来人了，又挤满了人。”

闻从善：“总之太热，衣裳都穿不住，去干活就把衣服脱掉，脱掉以后身上晒起大泡，有些有碗大，有些有拳头大，那个泡一通掉就淌黄水，晚上睡觉都睡不下去，我们那个床，是一大张揽场铺，每个人只要一个半土基，一土基二十四公分，只能睡三十六公分，像插筷子一样，侧楞的睡，如果你想四平八稳的睡，你就糟了，侵犯到别人的领地。背脊这些一落到床，太疼了，一晚上就是那个咬咬牙过一天，咬咬牙又过一天。背脊上那些泡，起一层，干了脱一层皮，起一层，干了起一层皮，真正真的是换了几层皮，才适应了那个地方。”

许定康：“哎吆，睡不住，吼一声，翻一下，好，要翻一起翻，翻就要侵犯别人，都是集体翻身。”

杨玉麟：“我觉得这样的环境太不行了，容易得传染病，肩膀搭肩膀地睡，呼吸，空气不好，后来我就要调过来，我就把它倒过来，他们头朝那边睡，我就调过来，头朝这边， 颠倒了睡，颠倒了睡，要宽一点，然后，为了防止呼吸互相影响，脱了衣服拦在前面。”

张开培：“我到新民农场的第一个印象 ，瓦房不多，土掌房是一大片，我心里想，瓦房怕是劳改农场的头头的住处（插入当年土掌房劳改大院模型图），……生活区，……那一大片土掌房就是我们的住处了。”

（杨玉麟旁白）：“场部的房子是当时最好的，是土基墙，瓦顶，下边那一院是劳教人员在的地方，全部是茅草房。”（镜头摇近土掌房房顶）

（杨玉麟继续旁白）：“周围都没有人。……还是有大门，有当兵的管。”

何琴诗接言：“在楼上，房顶上，因为那土掌房是平的，他可以站在上面，在上面走，在上面转。”

张开培：“还有几个碉堡，警察抬着枪在上面。”

魏光邺问：“原来这个坝坝是什么？”

杨玉麟：“这里是晒场，晒粮食的。“

（画面：一位村妇迎着问几位来访的原右派老人问：“你们是哪里来的？乡政府退休的吗？”）

魏光邺答：“不是，原来这里的老右派。……原来的新民农场知不知道？”

村妇：“知道，知道。”

何琴诗：”现在我们就是来看看以前我们在的这个地方。”

魏光邺：“那时你有几岁？”   村妇：“我有十六岁。”

魏光邺：“你见过他们吗？”   村妇：“没有。”

魏光邺：“大嫂今年多大？”   村妇：“我有六十七。”

杨玉麟：“差不多，记得了。”  魏光邺：“六十七应该看见了。”

何琴诗：“那个时候他们有十多岁了。”

村妇：“那个时候我们读中学了，他们抬木头，朝那边过来，我们还跟他们说话，

 那些领导说：小姑娘，不要跟他们说话。……草鞋套袜子，抬木头。”

何琴诗：“抬木头，抬木头，对的。”

    面对一排砖瓦房，何琴诗说：“它这个都是后来盖的。原来盖的没有瓦，土掌房，（村妇：“我们八几年来就是这个样子了。”）草房，不是草房，就是墙上面铺些树皮、包米干，完了上面糊上泥。（杨玉麟插言：“我忘了，男的住的是草房吧？”） 都是土掌房嘛，你看，警察在上面走，……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瓦房。……那个时候的土掌房都拆掉了，这个都是后来盖的瓦房，那个时候哪里有瓦房？”

杨玉麟（左手指前方）：“那是个大坎坎，原来没有这个墙，那些队长就在这个坎坎上来瞧，指挥，（何琴诗插言：“就在这里。我们一收工回来蹲在这里吃饭，他们就在这房子上监视我们。”）他们居高临下，望得清清楚楚，整个这一片荒无人烟，我们来了以后开荒开垦的。

（镜头摇向一排土掌房，旁白解说道：）“1958年3月楚雄州为了改造右派建立了新民农场，到1962年宣布撤销，先后接受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种种分子共832名，其中有痨病缠身的老人、生活难以自理的残疾人、临产的孕妇、还有12岁的小学生，更有刚满10岁的小哑巴、8岁幼童。）

新民农场的行

 杨玉麟（作手势）介绍说：“ 1958年3月，第一任场长是任喜民。任喜民当场长的时候，他认真按中央的政策办事。”

史应麟：“这个同志是南下干部，心地善良，为人忠厚。”

杨玉麟：“劳教人员还是比较高兴的。”

史应麟：“他也知道这些都是知识分子，老师、教师、干部，所以随时和颜悦色的跟我们讲，他说：好好地劳动，到一定的时候大家就回去了。”

杨玉麟：“后来有人就去汇报他，说他右倾，所以就把他场长撤掉了。”

史应麟：“调来一个人，叫贡茂福，此人来当新民农场的场长，是带着极左的面目来的。 ”

杨玉麟：“贡茂福来了以后严格了。左得很了。”

史应麟：“这个人来了以后，要扭转任喜民的右倾，所以他是带极左的面目，一，我们没有通信自由， 写信不能封口，外面亲友的信来了以后，他们全检查看过。”

马胜雄（亲历者，原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想打你就打你，想骂你就骂你。”

孙松林（亲历者）：“被吊的人，像李镁（女，原南华县财政科长）也被吊过。”

（画外音，村妇问：“这是攀枝花树，你记得吗？”何琴诗答道：“攀枝花树，记得，还在的。窦宗芝（女）在攀枝花树上吊了一夜。 ”

史应麟：“最典型的是事例一桩是，因为有两个人病了不能出工，他（贡茂福）为了杀鸡给猴子看，杀一儆百，叫了二十六个人，旁边两个病人站着，拿来两颗扁担，逐一打了下来，打断两颗扁担，打了二十四个人，两颗不得都打断掉，最后两个人都打不成。”

周文章：“（有一夜，三更半夜，月光昏暗，场长贡茂福把劳教人员）集合起来，要出工（挑煤炭），王茂希就跟他（场长）讲：报告场长，我实在是病了，去不了了，请一天假，给我休息一天。  是当着多少人打，不是背着人打，贡茂福就拿了一颗扁担，当时就打他三扁担，当时就打吐血了。”

孙松林：“世人皆知的事情。在新民农场，王茂希是南华的一个中学教员，打下去，第二天死的。”

【辑录者根据目击难友鲁开华的亲笔证词注——王茂希，云南省宾川县人，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月夜挑煤，卧病在床。场长贡茂福指使民警李光华拖了出来。打了三扁担，三日后死亡。王被打死后，凶手场长贡茂福指示劳教医生贾应祥写死亡证明书，写死因是“吃花生胀死”】

何 格（亲历者，原法官，做手势抡臂膀）：“平的那么砍，我们没有力气，贡茂福是有力气的。”

何琴诗：“贡茂福到新民农场以后，他老婆龚琼芬对我嫉妒，我就一连串的灾难，一下子都说不完了。戴脚镣、关禁闭，九死一生，死了拿去埋。”

李镁（亲历者，原南华县财政科长，……女分队长，也曾被吊打）：“何琴诗、窦宗芝，在农场都是戴大脚镣的。他（贡茂福）有三大法宝，在农场，第一法宝就是关，合适不合适就是关，第二法宝就是饿，给你饿着，不给你饭吃，第三法宝就是棒棒打。”

施  放（读日记）：“1959年6月14日，晚上崔科长讲话，重申纪律制度，规定5点40分起床，11时到12时吃早饭。12时到下午1时午休，下午7时收工，劳动10个半小时。”

李  镁：“在新民农场劳动是托土坯、挑水，每天挑一百挑水。”

施  放：“劳教不如劳改。”

李  镁：“托土坯每人每天二百个的任务，分给我管，平均下来。完不成就不准打饭吃。能完成任务的只有五六个，其他还有小脚女人，还有个哑巴，九岁十岁的有两个小姑娘，这些就不能说。”

刘庚远：“定额都是超负荷，本来都是完不成。比如说壕红薯，一栅红薯，一沟沟，一天到晚，那个时候的劳动力，壕四沟红薯已经是够累了，但他的定额至少是六沟八沟，始终都要给你完不成。所谓的要劳动积极表现好就可以早点解除劳教，永远也不可能表现好。他规定的劳动任务就远超过我们力所能及。”

施  放：“早晚不分昼夜的苦战，十天八天十几天，迎接什么检查团，迎接什么节日，反正是拼命。特别是有月亮的那一天，日夜不分的干了，没有月亮，下雨，还好，晚上还能休息一下。”

何  格：“那个时候，有个口缸、调羹的人就算富裕了。有（财）产了。多数人都是沙盆，临时掰两根棍棍做筷子，调羹都没有，当时流传着那么一个顺口溜，……”

马胜雄（亲历者，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一个土锅，两个瓦盆，三餐不饱，四事求人，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不成，八不就，九九令人寒心，十在令人可怜。”

周文章：“一样都没有了，只有一把调羹，元谋产的那种沙盆，两个沙盆，三餐不抱，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不成，八不就，九在狱中，十分凄惨。就是那么个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当时的环境。”

施  放：“劳改队还有国家规定的发给一小点零用钱，必需品，还要发囚衣。而我们一无所有。”

周文章：“我们本来是有偿劳动，但是跟犯人一样，白劳动，大概干了两年半，发了一回叫做工资，最多的发给五块，三块两块。”

施  放：“共四年多，一共得了十二块一毛钱。有一次只发了一块钱。一次发了九角五，一块钱还不到。”

刘庚远：“原来说劳教人员每个月可以领几块钱，结果我们到新民农场以后，一分钱没领过。一直到62年4月份我回来，发了十六斤粮票，十六块钱。这就是全部的报酬。”

史应麟：“我们没有工资，听说是要发工资，像我从来没有领过。自己的存款不得完全取出来。”

沈  俊：“我们入场的时候向场部交了三个月的原工资，最后不知道哪里去了。”

史应麟：“当时有个地质队的大学生王道芳，她在地质队省吃俭用存了四百多块钱，在里面生产了，生孩子了，要提二十块钱，由医生万耀全和王绍淑去跟他（贡茂福场长）说，王道芳生孩子急需用钱，他都不行，只能批十五块。还要你买东西来报账。”

刘庚远：“家里寄来的钱，都要拿去场部存起来，给你一个存折。休息天，排队领取钱。一个人只能取五角钱，一次。不管你有三十块二十块，家里面汇来的钱，或者原来身上装的，被他们发现叫你拿去存的，一次可取五角钱。我们一个月最多休息一次。所谓休息，就是全部东西搬出来，嗮嗮，允许洗洗衣服，洗洗澡。另外，他们就通过这种休息天，全部东西搬出来，打扫卫生，文明，就可以搜，检查，劳教人员全部东西。”

董安国（亲历者，原大姚县县长）：“说是监督改造，实际比劳改队都厉害，有枪杆子跟着，什么监督改造，那点说我们有公民权，那些管理人员也不懂，说我们有公民权了什么了，但是一步一跟的，还有枪杆子跟着，叫什么公民权？”

张问仁：“卫兵就跟着，这群人带着去劳动，背着枪跟在后面，监视，看着，那点场地大一点，有个碉楼，他在碉楼上，”

闻从善：“出去干活要排队，你插队，插出去几丈，要开枪。”

徐钟璃：“离开这个队伍，不是脚镣，就是手铐。我本人也戴过四十天。去挖沟了嘛，去挖大沟，离开队伍去小便，结果那个民警在我的头上打了一枪。下午回来脚镣就给我戴上了。”

何琴诗：“警察拿枪站着，你去方便，你得报告。”

闻从善：“收工你要报告，报告人民警察，我们收工了。要报数，要排队报数。报数以后才准进大门。”

毛振岫：“小便要报告，大便要报告，单独出去行动是绝对不可以的。除了大小便以外，没有办法，都不能出去。如果要外出做活，由组长带队，组长报告以后结对成群的出去。”

何琴诗：“在工地上，报告队长，右派何琴诗要去厕所。”

张问仁：“他不点头，你不敢走。”

周文章：“有个何一久，人也调皮一点，有一晚上起来上厕所，他说，报告。……什么事？……人民警察撒尿。……你这个家伙，你反动！……我报告你不悦。不报告你又不行。……你到底哪个撒尿？……我报告人民警察，我撒尿。”

施  放（读日记）：“1961年6月3日。每次收工回来都要搜腰包，住处也经常遭搜查。搜出盐巴、咸菜等。……”

周文章：“出去劳动回来，来到大门那里，警察站着，要搜包包，开头他们亲自来搜，随后站在旁边，一个一个包包拿出来亮亮，没有的就给进去了。因为那个地方生产花生、红薯。”

（画面展示大墙里是一排土掌房。画面外，杨玉麟的声音）：“岗楼不见了，原来的岗楼。”何琴诗的声音：“是，是在那里。”杨玉麟：“反正就在房子两头。”）

许定康：“我记得还搞过一次选举。我们劳改农场还选举。我们有选举权。哎呀，那个才荒唐。上面叫我们填选民证。”

闻从善：“我们这些所谓的还有公民权。虽然是劳教的，还有公民权，还有选举权。”

苏明哲：“1960年的选举，选举人民代表，那个时候就提贡茂福。选举的选民是荷枪实弹的押在场坝上，高头，土掌房上面机关枪架着。”

闻从善：“一个发张选票给我们，就把我们押解在场部那个院子里。那种选举怎么选举呢？大门头上一挺机枪架着。”

周文章：“平常是拿步枪。那天是机枪都架起来了。”

闻从善：“周围民警是背冲锋枪巡逻。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整在里面，参加选举！这个就是所谓的行使我们的选举权。是在武装押解下选举。选举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在新民农场最狠、最可恶、在他手上亲手打死人的那个场长贡茂福。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王小五子。唯一的就是选举他一个。”

苏明哲：“你选也好，不选也好，哪个不举手，那个武装就来踢你：你怎么不选？选贡茂福为代表！”

刘庚远：“还有一种特殊的叫集训队，就是违反纪律的整到集训队，要有枪跟着，拷上脚镣。”

孙松林：“集训队的根源还在于上面耍那些手段，要提早解除劳教，摘掉你的右派帽子，有好的表现，你检举我，我检举你，检举来，检举去，相信这类话的人还多，于是都互相检举。检举以后，说我看见你，又是说什么话，你就不承认。不承认就整去集训队。他又是想逃跑了，你是不是想逃跑，整集训队。集训队都是一两百人。知识分子，不说全体，一般还有骨气，没有的事情你硬要我承认，就不承认。”

李正俞：“王少喜就一直不服气，所以，一直在新民农场都是戴一副大脚镣，因为他不服气。这样一种情况（魏光邺插言问：那时候他有几岁？拷脚镣的时候。）恐怕也就是十八九岁。当时他是高中学生。”

张开培（亲历者）：“我说，这是对我们这些人的慢性屠杀，这种办法是：晚上吃了饭，就在大场子里面开大会，就来收拾我，说我反动了，大帽子说了一大篇，最后说，把脚镣拷上！”

徐钟璃：“刘华在当时，农场搞交心运动，他就提了个意见，既然向党交心，我就谈谈我的想法，为什么这些民警，百货公司那么多手表不去买，专门在这些教养人员这里买？便宜的东西。在那种情况下，这些人，有个手表也好，有点毛呢衣服也好，为了保命，赶紧卖。卖了，过一天，算一天。所以，他就提了这个意见，为什么这些不去百货公司买，专门找这些教养人员买，想占便宜？就是为了这么一点，就给他戴脚镣。左斗右斗的。”

沈  俊：“有一个分队没有完成任务，孙家信分队长拷上脚镣，就是因为完不成任务。”

李安邦（亲历者）：“戴限速器。什么叫限速器？限速器就是脚镣。好些是你跳，限速器一安，就跳不动了。”

何琴诗：“那个脚镣戴的是你根本走不动。得拿一根布条条往中间拎（做手势学样）。我们看渣滓洞那个脚镣算什么，轻飘飘的。我那个脚镣都动不了。那个链子多粗粗，拿布条子拴的，拿手拎的，不拎，你脚都动不了。脚镣大概十几公斤重，大镣给我戴的。”

李安邦：“大概在里面，五公斤是有的。我见过，最大的是三十公斤、四十公斤，它是拿圆铁，拿砂轮切开，切开以后用电钻打眼，用钢筋焊了两个环，中间焊两个是活动，两头焊两个是惩罚者的脚上。”

孙松林：“手铐拷着，所以，集训队整得早上出工的时候，叮铃哐啷，叮铃哐啷，硬是跟地狱一般。”

（深沉的音乐伴奏，画面：      

              

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 

一段亲历者愤怒的口述

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配乐大字标题栏目图） 云南新民农场右派的生活

                 

新民农场的行

施  放（朗读日记）：“1959年5月26日。人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半年来，我预感这悲剧越来越近，等待爆发。今晚学习时，民警陪同法院工作人员把我喊出来，我已猜到几分。他们拿着安徽省全椒县法院转来的公函，（妻子）张淑林的亲笔离婚申请书，给我看，她的理由是过去我俩有感情，但不甚好，中间曾分居半年为由，要求与我离婚。”

何琴诗：“你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就不得离婚。如果我是右派，对方不是右派，就可以离婚。两个右派就不能离婚。”

沈  俊：“我们分队有个李镁，是南华县财政科的科长。有一天吃了饭要出工，收到一封信，在那里哭泣。我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哭？她说爱人和她断绝关系。”

魏光邺问何琴诗：“你当了右派以后就再也没见你父亲？”

何琴诗：“没见过。一直到去世。”

杨玉麟：“他就再也没见过你了？”

何琴诗：“再也没见过。”

闻从善：“精神上的折磨更厉害。天天晚上开斗争会。天天晚上开批判会斗争会。为什么？今天这个又是不接受改造，明天那个思想又反动。整去跪着，罚跪，斗争，不开大会，小会也要开，右派当中有的为了想早早的出来，迷信了，去汇报，某人又是反动，某人又是什么，我就是经常被我们小组长去汇报，说我不接受改造，反动思想，经常拿去斗，说我对粮食工作抵触，吃不饱了，如何如何，我被罚跪，无所不为，反正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就是这样的情况。”

孙松林：“一天晚上还在学习，自我批判，一天就骂自己，我是这样，我是那样。”

史应麟：“开始去的时候，有人还想积极争取，多少机关带去的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踏肩头、摆资格的作风，初期还有一点。”

李玉祥：“两年以后，幻想已经破灭了，摘帽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你再积极也摘不到。”

毛振岫：“什么叫改造好？没有一个标准，说你改造好了，就改造好，他说你还要继续改造，你就得继续。”

沈  俊：“这个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

苏明哲：“新民农场办不下去，回家，还是受到歧视。”

马胜雄：“贡茂福就讲：你的帽子给你挂到墙上，什么摘帽，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只是一种手段。”

毛振岫：“劳动教养摸不到底，究竟劳动教养到什么时候？再看看解除劳动教养以后，仍然是留队生产，蹲在劳教场所多少年。”

李玉祥：“队长就说了，你几个不要翘尾巴。你摘了帽子怎样？你摘了帽子挂在墙上。捣蛋就再拿给你戴上。我那下又成了摘帽右派了。睡的地方从楼下搬到楼上，我们就喊，帽子挂在墙上，在楼上，我们就搬到楼上睡。”

周文章：“解除（摘帽）以后，叫做安置就业，就业就是无期徒刑了。就业，你最多可以在大门外买点瓜瓜菜菜、盐巴之类的，其他也没有什么区别，照样还是把你关着。”

孙松林 ：“最初几年大家还苦，因为到底还是干部出身的，要争取早日摘帽，是苦得很。到后头两年简直干不动了。肚子吃不饱。”

苏明哲：“那时候，大战钢铁，苦战十年，超英赶美，放卫星，劳动强度比劳改队还强。劳改判三年五年，有个期，我们这个劳教的没有期限。”

李安邦：“遥遥无期了嘛，劳改有期，劳教无期，这个话出来以后，大家认识到，再表现好也不可能实现承诺。”

施  放（读日记）：“打小报告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共同的目标是早日解除劳教，告别新民农场。”

沈  俊：“到后来，大家没有信心了，过去积极劳动，最后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体，走出新民农场，对这个劳动不是歧视，是对抗了。”

史应麟：“每次集会，贡茂福都要粉饰他能为，他都要叫大家唱歌，但是，他一句话是大家最反感的，就是‘右派分子翻案也翻不了’。可是，我们里面的人，一唱起这个歌，就给他捣蛋：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新民农场教养人员就是吃不饱，吃不饱，还叫什么好？大家就是这么唱，你就是听见也是这样。”

毛振岫：“还可以这样说，新民农场还好，好在解散的早，比夹边沟、红河州东风农场解散的早，如果再不解散，死的人更多，后来基本没有人劳动了。已经成了对抗性的，不出工，那些锄头把，那些扁担都烧完烧尽了，当柴烧了。”

杨玉麟（右手指着前方说）：“那里有一个岗楼了嘛，我们的院子在这边。”

何琴诗（指着前方说）：“碉楼在这里了，在场部面前，我们走路，坡坡下去，就是我们住的了。就在这个地方。”

杨玉麟：“原来这里还淌得有水。”    何琴诗：“有，有，原来没有这些沙。”

村  妇：“去年才拉来沙垫起。”

（镜头摇出一片树林，画外音解说）：“新民农场的‘新民’，寓意要把这些人改造为新型公民。”）

（镜头渐渐变为一片浓密的乌云）

新民农场的病

刘庚远：“新民农场有好几百人，分为有历史问题的、有我们右派、有社会上这样那样问题的，七八百人的一个农场，医生不过三个。三个医生，也是劳教人员，原来是医生。”

张开培：“原来我的身体蛮好的，到1960年，过了两年以后，肿病就来了，肿病很普遍，他们医肿病的办法是什么？因为有一个小医务室，医生也是我们去劳教的，没有任何药物，就不是过几天吃一台大锅药，什么是大锅药？就是中草药拿到大灶煮它几锅，一个个拿碗接一碗来吃吃。这就是大锅药。大锅药对消肿有点作用，肿病就是吃不饱才有肿病，大锅药可能有消肿的作用，我们去吃了两晚上，慢慢的它这个肿的确就消掉。消了肿，又添了个皮包骨头的架架，肿时候走路脚一样感觉都没有，消肿以后，皮包骨头的，还拄拐棍，”

鲁开华（亲历者，原南华县委会干部）：“新民农场后期，我们这些人多数都是三只脚，要拄拐棍走路，一条小沟，走到面前要考虑一下，不敢跨。是到那种程度，”

何  格：“睡觉，起来起不来，吊个绳子。”

周文章：“梁上拴根绳子，不是吊脖子，是要爬起来。”

何  格：“就是拉着那个绳子，睡的拉着那根绳子，才慢慢起来。到山上，像现在那种水沟，一步就跨过去了。那时跨不过去，就绕两三里路，有个小桥才过去。你不绕就过不去。”

许定康：“我们平常在田坝里劳动，进城挑大粪，后面有一群小娃儿，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叫劳教队嘛，（小娃儿们就喊）‘劳教队，劳教队，劳教队走路打瞌睡’。我们就这么走路，这么高一个坎坎都要跌，一棵草都把我们绊了跌倒。走路就没有精神。那些小娃儿在后面叫得跟耍猴戏的一样。”

周文章：“男的没有力气，像女的来说，包括王道芳、何琴诗、王绍淑，年轻的小婆娘，月经都没有。”

闻从善：“后来把我送到病号室，病号室一窝病号，住在里面。”

刘庚远：“进病号室，无非就是不劳动了，准许住下来医病了，吃的稍比中队上的伙食软一点。改善一点点。”

闻从善：“病号室就有这种恼火了，住病号室有个讲究，你害肿病的不能吃盐巴，要吃淡的，一两三个月不得盐巴吃。拉肚子的病号只得吃一半饭，就是说，你平常的标准是吃六两，只得三两吃，那个就雪上加霜了。为了吃点盐巴，在元谋买两角一斤的盐巴，没有办法，想吃盐巴，去和私人买，像那些吆马车的，可以自由活动的，自己买些盐巴来，卖给我们，一角钱一调羹。”

刘庚远：“哪怕是一调羹盐巴那么宝贵。”

闻从善：“饭买来，不够吃，你调些盐巴，加许多水，连盐水喝下去，那一头肚子涨了，这样来抵饱。”

刘庚远：“他们给我们治肿病的唯一办法，就是吃一些尿水的药，所以，根本就说不上巩固，肿了又消，消了又肿。”

李正康：“进病号室的人不能想吃鸡蛋饭，想吃鸡蛋饭的人就是不行了，要抬出去了。”

孙松林：“到病号室，不是说病号室可以医你的病，进病号室基本上没有人出来，隔几天就抬走。”

周文章：“人已经是饿了没有办法了，当时还说是盐巴吃多了，饭吃多了。有个医生叫万耀全，他们又给他起个外号‘万要烟’。打饭的时候，他来那里坐着，大家都怕他，他说半饭，炊事员就打一半，半菜，就打不放盐的菜。”

闻从善：“那个病号室进去以后，主要是要靠自己命大，他那个医药起不了多大作用。”

李正康：“有什么病？就是吃不饱。”

张问仁：“在里面就是有一点所谓的营养品，黄豆炒香，磨成面面，给点黄豆粉吃吃。”

施  放（朗读日记）：“1960年5月10号，住在病号室，病号越来越多。今天进病号室的人有二十多人，现在病号达到一百一十人。死神笼罩着新民农场，阴风惨惨，人们忧心忡忡。”

贾应祥：“当时的情况就是这种，人一朝朝死掉，贡茂福就把我从第一中队右派大组调来医务室看门诊。我看门诊，排队，一天要排两三百人，我一天看病要看十四五小时，没有药，叫我自己从哪里拿？没办法，又看在病人身上，病人的确肿的可怜，杵棍掇棒的。没有办法，我到老东山，要了几个人，去挖土丹参，挖茯苓，挖来，自己熬，自己升，自己蒸馏，蒸馏了做成针水，给病人打，打了以后，病人小便多一些，肿就消掉，另外，丹参针打进去，病人精神要好一些，只有这种代替。当时那种情况，用药也不行，不要说没有药，有药也不行，还要增加营养，主要是吃不饱，营养不良引起的水肿。贡茂福问我肿病的原因，我说是营养不良，水肿。结果晚上就斗我，斗得一塌糊涂，斗了以后还要叫你医病，如果医不好还要拷你的脚镣。那么怎么医好？没有药怎么医好？没有办法，我想尽一切办法，我用药草来蒸水肿病，拿来做蒸汽，也就是蒸汽疗法，我只是照书上来搞，熬大锅药，煮草乌给他们吃，我看那个书上小球藻还是可以那个水营养。”

周文章：“小球藻，大概是挖一个池塘，然后放点尿素或者什么东西，青苔似的起一小层，那个叫小球藻，说是营养最好。”

贾应祥：“但是，跟他们要一点配小球藻的尿素也找不到。找不到，我用小便试试看，用我自己的小便储藏实验，试了以后，还是会变成小球藻的。不仅我的，还要了几个人的小便，做了几次，小球藻绿茵茵的。给重病人煮饭煮汤，煮稀饭，重病人有点稀饭吃，当开水喝，效果还是比较好。”

闻从善：“为了营养，培养些小球藻，拿给我们，加给我们吃，讲营养，病号室里也没有什么药，尽是些草药，什么西药也没有，只有红汞碘酒，一般的药品。”

何  格：“小球藻，那个是精神上的安慰。”

周文章：“所以，当时有这个说法，淡饭淡菜小球藻，”

闻从善：“下联是，红汞碘酒大锅药。就是给医务室出的一副对联。但是你那个对联没有人敢贴出去。”

徐钟璃：“得了肿病，把这些人拿了去走，从马街到新民农场场部，然后再从场部走回马街，今天去，明天再走回来。效果好的，一回来就瘪了，但过了两三天又肿起来了。”

何  格：“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三肿三消，杆子皮条。我也是三肿三消的。”

刘庚远：“凡是进病号室的人，根据我住那两次看，出来的人不超过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出不来。因为，七八百人的劳教农场，全部住院的不过二三十人，好多病人就不能来住院，要有特殊突出的，进来的能够医出来的不多。”

何   格：“重病号室，如果营养跟得上，多数人还会活过来，营养跟不上。活活饿死的。”

（画面：一位六十多岁的村妇引领魏光邺和何琴诗，来到一片农田的小道上，指引前方说：“你们右派死的人，一般埋那边……”）

何琴诗：“哦！就是这里呢。小磨山就是这里了。”（魏光邺同时也指向远处的一座土岗，岗下有几棵树。）

村  妇：“以前，这些坑就是埋你们右派死的人。”（杨玉麟跟随在后）

（画面：一行人来到一座学校门前，迎面的校门和门房都装饰了白瓷砖贴面。牌楼式的，门楣上镶着“培英中学”四个金色大字。）

杨玉麟：“变了，这些都盖了学校，挖掉了。”

何琴诗：“它原来是个山包包。”

杨玉麟：“整个沙沟箐的上边。这一块地方，包括下边，就叫小磨山。整个这座山就叫小磨山。”

（何琴诗等在一堵矮墙根前蹲下，取出一叠冥币，焚烧祭奠）

何琴诗：“要念名字才领得到（纸钱），我首先给黄爱莲，黄爱莲我记得住。小兰兰。还有记不得名字的这些老难友，来看你们来了。（村妇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何琴诗，……我们是命大，活下来了。”

（画面：一片灌木树丛覆盖的丘陵。）

旁白：“小磨山。这里距离新民农场驻地仅仅不到一公里。今天，这里已经没有埋葬死人的土堆，更找不到刻有姓名的任何墓碑。时不时能挖到一些骨骸和遗物。这里曾经留下多少冤魂孤鬼。”（镜头摇过一座座岗丘坑穴）

新民农场的死

施  放（朗读日记）：“这几天又死了不少同教。这是劳教医生许绣跟我说的。他还说，死亡的比例大概是一百七十比七百。大概四个同教就死一个，真是触目惊心。…………我在病号室时候，一天就死十一个，三五个，几个，那是经常的事。”

贾应祥：“大概死了一百多，（画面外有人问都是什么病？）都是肝肿病，（问；其他还有什么病？）其他的，有些是老病复发，老心脏病，高血压。大部分是，百分之八九十是肝肿病，营养不良引起的，没有吃的，消耗大，体力透支，吃进来的营养少，付出的热能多，所以，把肌肉已经耗完了，然后营养不良引起水肿，水肿最后引起心脏不好，引起心脏出问题了，心脏没有血。”

马胜雄：“当时我们眼见的饿死不止一个两个。”

贾应祥：“当时死的人多了，都是已经断了气才叫我去，看看死了没有，人家来喊。有两个睡在宿舍，第二早上起来，旁边一个死的，这是一种。还有的在厕所，倒在厕所死的。还有的还在上工，挑水、挑粪桶的，死的。死的方法多得很。最死得惨的，打死的，拿脚跺死的。像跺个蚂蚁一样，把人家跺死。”

孙松林：“攉着攉着水，攉水，噗咚一个跟斗就死了。挖田，噗咚，一锄头、一跟斗，一栽就死了。这种事情在新民农场是常有的。不稀奇。回来说，那个又死了，哦，死了。”

李玉祥：“有一天去上厕所。就看见原来在武定新华书店我们一个组的，他突然叫起来，他们说，你死掉了呢，怎么你还活着？他在厕所，我看见，悲观了，死了就死了，只是议论下，怎么活过来，我都不知道，本来我要去小磨山了，人人都说我死了，许多人都说我死了，不知道我怎么又活了。”

何琴诗：“我在禁闭室，有一个轻病号和重病号在煮饭，他又不知道我在禁闭室，我在里面饿，等到其他人四天以后回来，我饿死了，昏过去了，还有一口气，四天都没有吃东西，在禁闭室里，人们把我忘了，以后运糖的人回来，说有人偷糖吃，把他拿到禁闭室去关，才发现我死在里面。那时候死人，不管有气无气，背上山就埋掉了。”

杨玉麟：“就挖了个坑，给她放进去，放进去以后，结果是没有断气，放到坑里面她又活过来。”

何琴诗：“有这口气，回来我又活过来，没死，又把我背回来。”

闻从善：“在那个病号室里面，我和一个叫杨天佑的睡在一起，晚上我俩还聊天，睡到半夜还在聊，第二天醒来，摇摇，就死硬了。我摇摇，摇头脚动，摇脚头动，已经死硬了。叫人才抬去小磨山。”

毛振岫：“有一天最高的高潮，是抬出了八个人，这个我倒是有印象的。我记得，有这个事，抬出了八个人，你前脚抬出去，后脚又来抬。”

杨玉麟：“那个时候新民农场死了人，由劳教分子抬来这里埋，抬到这个沙沟箐上面，小磨山埋，这一片地方完全是荒，树都没有茅草的，完全是荒的。”

贾应祥：“小磨山总共是一两百三平方的一小块沙土，其他都是包包戈壁，平处只有那么两三公尺大的一块。”

李正康：“轻病号室死的没看见，重病号室哪天不拖两三个出去！怎么会看不见，当然有，小磨山，我初步统计埋了三百多人。”

周文章：“死人的情况根本就是饿肚子，没有其他大病，叫肝肿病。”

贾应祥：“病人死了，他要往上报，他印了个表格，要填死亡证明书，那个表格上有病情，我填肝肿病，要拿到上面，要整到场长那里，场长就要刮，骂。不填肝肿病不符合事实，心脏性水肿，或者是休克虚脱，极度贫血这种死的，你填这些，他说不对，他说你是攻击国家。我才说营养不良水肿，斗了我几次，大会斗，医务室叫病号来斗我，没有办法，只有问，贡场长你叫我填什么？他叫我填‘偷花生吃胀死的。”

周文章：“死人了，贡茂福说：是因为偷吃花生、红薯胀死掉，实际不是，都是饿死的。”

贾应祥：“我说，这个人明明是饿死的，怎么要说胀死？才说那么一句就把我赶出去了。赶出去烧炭。到我已出去烧炭，病人更多起来，死的更多，哗哗哗死的更多，西医一点办法没有。”

何  格：“其实，在病号室如果营养跟得上，多数人还是活得过来的。到了重病号室 ，还是没有吃的，吃点稀饭怎么能维持现状？就活活的饿死。”

李正康：“今天这个死了，死了怎么办？就喊轻病号，旁边那些出工去了，哪个来整？就喊轻病号，喊这些么，四马攒蹄的，就像抬死牛烂马，脚脚手手绑在一起，穿心杠杠一穿，头耷拉着，提溜提溜就抬去埋，有个什么办法？”

贾应祥：“西医没有办法，又叫我回来，你既然叫我回来，肯定要给我药，药又没有。”

李正康：“有些家庭你抬人家，明后天人家又抬你。（旁边人问：“你抬过几个？”）我只抬过一个。那时候我还在轻病号室。到重病号室就是等人家来抬我了。”

张问仁：“有些不抬，就在地下拖，拖出去，小磨山一丢，就行了。”

贾应祥：“抬的人也是病人。拿锄头挖的也是病人，他就挖不动。”

何  格：“当时我走路都走不动，那个死人的尸体，加上他的烂衣服烂被子，也应该是有30公斤左右。两个人抬，一个人扛把锄头，三个人，我们抬的两个人走路都走不动，还抬个死人。”

李正康：“没有办法挖，那个沙太铁、太硬了。那个锄头挖下去会倒，挖不进去。”

何  格：“想挖深一点，也挖不动。挖点软土就埋了。”

杨玉麟：“你看，它这个土还、还硬得很，它里面还夹得有石子，当时就是随便挖个坑，扔进去，就给他埋起来。因为这个土比较硬，又干，所以，挖也挖的不深，埋也埋的不深。”

贾应祥：“挖不动，把那个坑坑挖了恰好只埋得下一半人，只挖得二十公分深，就把人放下去了，就用铲铲铲点沙，把人盖起来，盖起来以后，太阳一嗮，天气一热，尸体就发泡，那个大白肚子亮堂堂的。就把沙土拱通出来。”

毛振岫：“豺狼把他吃掉。”

杨玉麟：“往往是头天下午埋，第二天早上就被狼拖掉了。”（狼的嚎叫声）

贾应祥：“到第二天去，骨头拖得到处都是，血肉模糊，肠肚都不在了。肉也不在了，只剩些骨头东一点，西一点的。”

孙松林：“老远就听见小磨山的狼叫，吃的肥头壮耳的。就是吃我们埋的那些尸体。”

贾应祥：“小磨山到处是骨头，到处是人脑壳，狼拖剩啃剩的。到处是烂衣服，这个尸体就已经拖出这个坑了，不在这个坑，这个坑又空了。”

李正康：“到第二天抬去又扔来这个位置。”

贾应祥：“第三天又没有了。挖一个坑究竟埋多少人，也不知道。”

徐钟璃：“我亲自抬过三个，就在马街建筑队，在农场那边就更死的多了。”

张开培：“专门成立了个埋死人的队，哪个房间死人，他几个就去埋了。大概七八个人。”

贾应祥：“开头死，还有点席子裹，后来死的就没有席子裹，他有什么就拿什么，一样没有就穿着衣服，拿绳子兜着头，一根杠杠就抬出去埋。”

周文章：“朱绍武去埋高应喜的时候，高应喜是高家的，他说，老乡，你虽然是没埋严，多少我也给你盖了土了，轮到我的时候，说不定土都没人帮我盖了。他们那个小坛坛，前前后后，有个朱绍武、苏世武、还有个什么武，埋了十五个人，都是坎坎下面扒点土，表示下。”

贾应祥：“埋的，名字也没有，当时我也起了个好心，我去找点烂木板板砍砍，砍砍拿去钉钉插插。有时候放牛娃娃烧红薯吃，又把那些木板板我写的名字整走。”

毛振岫：“所以，那个地方，你要找哪个埋在哪里，哪个是哪个的葬身之地，现在没有办法办了。”

李万经（亲历者，原禄丰县小学教师）：“我说给吕正银写个墓碑，免得以后他家属来连尸骨都找不到，太惨了。那个警察问，你要怎么写？我就先拿个石头写个‘吕正银老师之墓，学生李万经立’。 不行，不行！ 我说怎么不行？ ‘右派分子吕正银之墓！才行’。我说，人都死了。 ‘没摘帽！这是场长规定的！你不写右派分子就不准你写！’ 唉，我说，死了还不摘帽？‘不行！’ 我就没有写成。”

毛振岫：“家属他都不通知，糊到这种地步。有个别家属来了找尸体，一样都找不到。遗物有什么？当时有两种情况，好的东西，被人家没收掉，前脚我的毛呢衣服，后脚就到你穿着。那时队长，你是副队长。他到底是拿钱买的，还是没拿？一样没有。你的存款他都要收掉。他在那保管，到最后你去取，取五块钱都取不到。”

杨玉麟：“所以，你看我们一样都找不到，这些地方，原来没有老百姓，一点住房都没有，学校也没有。学校是后来盖的。”

闻从善：“差不多右派当中是五个死一个。”

一位当地农民对魏光邺先生说：“前几年，八几、九几年，挖出来一些。”

魏光邺问：“你看见挖出一些什么？”

村民：“挖出一些白骨，骨头。”（边用手比划长度）

闻从善：“我们这些幸免于难，活到今天，主要是我们当年年纪轻，如果年纪大一点，都活的回不来了。我是死了几回了，都死不了。”

贾应祥：“像贡茂福这种还给他逍遥法外，在他手上死的人很多，我亲眼见的是一脚就跺死的。（说着，摘下眼镜擦拭眼角）这个是我亲眼见的。我只说我亲眼见的。我不在，他们在别处打死的，我都不提了。（画外音：狼嚎）我听说，扁担砍死的，咋个整？”

【辑录者根据目击难友鲁开华的书面证词注——被跺死的是吴学礼，原禄丰县中学教师，生病戴镣，气息奄奄，场长贡茂福指示民警李光华把他从床上拖着脚镣倒拉出来摔在地上。贡骂吴‘反动透顶，花岗岩。’吴回骂‘法西斯，王小五子。’（大家给贡茂福取的外号）贡上去一脚跺在吴胸口上，吴当场吐血毙命。劳教医生贾应祥问：‘死亡原因怎么写？’贡说：‘吃花生胀死’。】

闻从善：“就不是咬咬牙过了一年，咬咬牙齿过一年，我们足足去了四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画外音：狼嚎）足足的四年，在新民农场。”

贾应祥：“当时的新民农场的确是人间地狱！” （屏幕渐渐转暗）

画外音；响起深沉哀婉的乐曲。

大字字幕显示：

               

直到1963年4月新民农场撤销

全场先后共死亡“劳教人员”382人

死亡率达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其中死亡最多的是南华县南华县送到新民农场67人，死亡46人 死亡比率百分之六十八以上

只剩下21人捡得半条命 侥幸爬出新民农场

策划：魏光邺  戈叔亚

编辑：孔  丹  杨  华

摄像：陈华杰

解说：皇莆化书生血泪深似海，毛魔罪行神鬼惊

铁流

 

纪录片《新民农场》是一部珍贵的口述历史文献。讲述者都是当年的受害者、见证人。视频的优点是形象、直观、涵盖丰富，但阅读却受设备、时间、场地等限制。为了便于随时阅读，方便推广，根据视频光盘，结合专著《命运的祭坛》中的一些文章记载，我把片中当事人的对话转换成文字，并对一些镜头场景的转换增加了适当说明文字。        姜万里 2013年8月13日星期二  于沈阳

【注】①土掌房： 彝族土掌房（又称土库房）为彝族先民的传统民居，以石为墙基，用土坯砌墙或用土筑墙，墙上架梁，梁上铺木板、木条或竹子，上面再铺一层土，经洒水抿捶，形成平台房顶，不漏雨水。

②戈叔亚，1952年生，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1983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滇缅抗战史，足迹踏遍云南、缅甸、印度几乎所有中国远征军涉及到的战场。写作、翻译出版了《抗战史上的空运壮举：飞越驼峰》、《寻找驼峰坠机记》等多部著作，并在海内外媒体发表多篇反映中缅印战区历史的著述。

③孔丹：曾任昆明电视台纪录片主任、现从事独立制片

④魏光邺：禄劝县扶贫办公室退休干部。1957年在禄劝县撒营盘镇粮管所任会计时被错划右派。著作有《景中村的呼唤》、《命运的祭坛》、《云南民俗：乌雅公主》

纪录片《新民农场》口述历史人士简介

纪录片 《新民农场》是一部口述历史片。由魏光邺、戈叔亚、陈丹等人士经过数年通力合作，于2012年 5月制作完成。

历史，就是发生过的事实。可是，有些人为了私利，往往会美化自己、掩盖自己的恶行，篡改历史，从而使历史的真相变得模糊，进而歪曲了历史。篡改历史的贻害，会使后人迷失前进方向。所以，一批有良知、有社会责任心的人士发起抢救历史运动。纪录片《新民农场》中出镜接受采访的老人们，都是当年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是当年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如今他们都已耄耋之年，他们的口述，是历史的证言，弥足珍贵。

与视频光盘比较，文字稿有携带、阅读、传播等方面都更方便的长处，可以与光盘相互补。为了阅读方便，对视频中出镜的人物的身份有所了解，在这里按照出镜顺序，依次注明每位在反右运动时的社会身份，如职务等。

1、魏光邺：右派难友，时任禄劝县撒盘营粮管所会计

2、徐钟璃：亲历者，时任禄丰县供销社营业员

3、史应麟：亲历者，时任禄丰县文化馆干部

4、贾应祥：亲历者，时任禄劝县中医院中医

5、沈  俊：亲历者，时任富民县法院院长

6、陈宝凯：亲历者，时任南华县小学教师

7、施  放：亲历者，时任武定县商业局副局长，

8、杨玉麟：亲历者，时任元谋县公安局局长

9、毛振岫：亲历者，时任禄劝县财政科科长

10、刘庚远：亲历者，时任禄劝县小学教师

11、何琴诗：亲历者，女，时任富民县邮电局话务员

12、何  格：亲历者，时任南华县法院法官

13、许定康：亲历者，时任元谋县文教科副科长，

14、张问仁：亲历者，时任禄劝县小学教师

15、孙松林：亲历者，时任楚雄专区财办副主任

16、苏明哲：亲历者，时任原禄劝小学教师

17、闻从善：亲历者，时任武定县粮食局干部

18、李正康：亲历者，时任富民县

19、周文章：亲历者，时任中共南华县委员会干部

20、李玉祥：亲历者，时任武定县邮电局会计

21、马胜雄：亲历者，时任广通县一平浪小学教师

22、李正俞：亲历者，时为楚雄师范学院学生

23、董安国：亲历者，时任大姚县委副书记、县长

24、张开培：亲历者，时任中共武定县委会干部

25、李  镁：亲历者，女，时任南华县财政科科长

26、李安邦：亲历者，

27、鲁开华：亲历者，原南华县委会干部

28、李万经：亲历者，时任禄丰县小学

附魏光邺介绍：魏光邺，1936年生于云南省禄劝县，任撒营盘粮管所会计，1958年4月被错划右派。1985年获得改正，安排在禄劝县扶贫办公室任干部。著有《景中村的呼唤》、《命运的祭坛》，还策划并与人合作制作了《新民农场》、《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我是怎样被改正的》、《右派的婚姻》等纪录片，保存下珍贵的历史资料，揭露和鞭挞那场荒唐野蛮的反右派运动。另还有关于云南民俗史的著作：《云南云 〈邬雅公主〉〈中国民俗探略〉》现在的住址是：云南省禄劝县新华路8号201室 邮政编码：65150 手机号码：135 7702 0076

咐姜万里难友信：

铁流兄： 

       

6月21日，辛成哲老师带回您送给我的《大劫难》（书）和光盘《新民农场》。我看过视频，深受感动。新民农场可以说是云南的夹边沟，关押832人，折磨死382人，死亡率45%以上。那些残酷的折磨手段，令人发指。我曾复制了10张送给朋友们，但还是觉得传播力度太小。有朋友建议把视频传到网上去，我征求作者魏光邺先生意见，他怕招惹麻烦暂不同意。于是，我就萌发要把视频转换成文字的念头。因为，文字可以纸媒传送，随时随地阅读，比起光盘要方便些。

       

我就参照魏光邺先生的专著《命运 的祭坛》一些篇章中的记载，着手录成文字的工作。断断续续，到昨天完成，共24000字。我又配写了两篇有关的说明文字，以便于阅读。

现在，把文稿发送给您，请和你的编辑部同仁们审阅。

                                                                                   

姜万里  2013-08-14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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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凯湖纪事

作者：陈奉孝  來源:電子郵件 2013年07月26日发表于五柳村海外版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我又被押送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

　　　

  兴 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省东南角的密山县。那里有大、小两个兴凯湖，小兴凯湖完全在中国境内，大兴凯湖有三分之一在中国境内，三分之二在苏联（俄罗斯）境内。两湖之间有一条不太宽的土岗子将两湖隔开，这条土岗子叫大湖岗，它是由密山县城到兴凯湖劳改农场唯一的陆上通道，长约五十公里。由大湖岗进到里面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到了雨季，这一片沼泽地跟小兴凯湖连成一片。密山县的北面是虎林县，那里有部队开垦的十个农场：八五零农场至八五九农场。当年的大“右派”丁玲、吴祖光等人就在这里劳动改造过。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李锐被打成“右倾分子”，也在这里劳改过。据说是在建这十个军垦农场时发现了这片沼泽地，如果在这里开垦，条件实在太困难，所以就选择了虎林县。这一情况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组织人去进行了实地勘察，发现如果围着小兴凯湖修一条堤坝将水拦住，然后将沼泽地的水排掉，开垦出来，那将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于是通过跟黑龙江省协商，征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就把这一片沼泽地要了下来，打算组织劳改犯去开垦。

　　　   

  五一年镇反、五五年肃反、五七年反右、五七到五八年之间的第二次肃反，全国抓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人，这么多的犯人关里各地方的监狱是绝对容纳不下的，怎么办？毛泽东决定利用这批无偿的劳动力到边疆去开荒，美其名曰“劳动改造”。

　　　    

  一九六四年之前，关里的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犯人，基本上都往黑龙江省发配。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等省的犯人大都往新疆、青海省发配。人们常说的“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还不属北大荒）基本上都是劳改犯开垦出来的。我估计光劳改农场就不下一百个，因为六七年我从兴凯湖农场调到北安县的长水河农场时，长水河农场就叫第四十九劳改支队。除了几个大城市的监狱外，基本上一个支队就是一个大农场，支队下面又分大队，每个大队又是一个分场，因此我估计黑龙江省光劳改农场就绝不止一百个。可能是因为荒地开垦的差不多了，也可能是因为黑龙江省的荒地靠苏联太近，六十年代中、苏处于敌对状态， 因此从六四年开始，关里的犯人就不再往黑龙江省发配了，一律往新疆、青海发配。听说一九六四年山东省和黑龙江省还打过一场官司，山东省想把四十万在黑龙江省劳改刑满后就业的人员要回去，结果没有成功，原因是经中央调解说，山东人多地少，黑龙江地广人稀，还是将这些人留在黑龙江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从这点就可以想象到全国究竟有多少劳改犯发配到了黑龙江省了。

　　　    

  兴凯湖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五年。第一批发配来的犯人都是青壮年劳动力。椐一个叫王世禄的犯人（回民，原是国民党兵，他是第一批发配来的）告诉我，他们是冬天发配来的，为什么选择冬天来呢？因为冬天沼泽地里的水基本不多了，即使有水的地方也结了冰，人们可以用镐头刨开冻土挖土修堤。他们那一次就来了一万多犯人，解放军用机枪押着，经过大湖岗进到里面。车停下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一位处长下来用喇叭筒子对大家说：“我们到家了！”犯人们一看，白茫茫一片雪地，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怎么说到家了呢？是不是要集体枪毙？开始有点骚动。那位处长可能早就料到了这一点，马上大声喊话：“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你们看前面地上的烟筒不是在冒烟吗？那是地窖，里面生着炉子，很暖和，铺着厚厚的草，一点也不潮湿，这是早就给大家预备好了的。目前条件暂时艰苦一点，等大家把大堤修好了，水排下去，我们还要盖砖瓦房，盖楼房，把兴凯湖农场建设成一个鱼米之乡！”

　　　    

  犯人们随着他指的方向往前看，果然在不远处的一快高包地上，平地上竖着一根根烟筒在冒烟，这时大家才放心了。下车后，根据事先分配好了的小组，一组一个地窖进到里面。外面的温度是零下三十多度，可地窖里的确很暖和。离犯人居住区大约五、六十米远的另一个高包地上是管教干部和看押犯人的解放军住的地方，他们住的也是地窖，条件当然比犯人住的要好的多。这里既然没有围墙，难道不怕犯人逃跑吗？不怕。这里除了大湖岗唯一一条旱路外，周围全是一片沼泽地，而大湖岗上设了好几道卡子，连干部进出兴凯湖农场都要有证件，犯人要想从这里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周围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你怎么跑？这片沼泽地也很奇怪，夏天全是一片烂泥塘，谁要冒险逃跑，非掉进烂泥塘淹死不可。冬天结了冰也不行，小湖里有的地方冰冻的一米多厚，可以跑汽车和拖拉机，可有的地方不结冰，湖里到处是芦苇，人要进去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冬天逃跑非冻死不可。我在兴凯湖劳改八年，还没有听说有一个犯人活着跑出去的。另外，如果往苏联跑的话，那很容易，因为兴凯湖一分场与苏联毗邻，中间仅有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相隔，可那时中、苏友好，往苏联跑等于送死。六三、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确实有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跑到苏联去过，结果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在我被押送去兴凯湖农场之前，已经押送去过好几批犯人，这些早去的犯人的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围着小兴凯湖修了一条长一百多里的大堤，取名叫“导流堤”。导流堤底宽七、八十米，高十多米，顶上两辆汽车对开富富有余，最初的规划是修好后在上面铺铁轨，直达密山县城。二是修了一条宽几十米宽的泻洪道，因为小兴凯湖的水位比大兴凯湖的水位高，夏天涨水时可向大兴凯湖泻洪。三是修了两条大排水渠，取名叫“双排干”，直通苏尔察河，将沼泽地的水排下去后好开垦。四是修了一条七、八十米宽，一百里左右长的大干渠，好引小兴凯湖的水灌溉种水稻。五九年我去时，从兴凯湖总场印的一份小报上看到过介绍，仅这四项工程的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的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三圈半！有个叫卢俞飞的犯人是总场的技术员，此人当过国民党上将卫立煌的秘书，他给犯人作报告时也谈过。这样大的土方量全是犯人用铁锹和镐头一锹锹的挖、一镐镐的刨，然后用肩膀抬出来的，这跟历史上秦始皇修长城又有何异！今天中国的媒体宣传“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修长城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异族的侵略，但实际上这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封闭锁国的象征，也根本没有起到抵御异族侵略的作用。实际上长城是用千百万奴隶的尸骨堆积起来的奴隶劳动的象征。当时修长城累饿而死的奴隶就埋在了长城角下，历史上还留下了家喻户晓的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兴凯湖建场究竟累死冻死了多少犯人，官方是绝不能公布的。不过，王世禄告诉我，当时的确死了不少犯人，死了的犯人就埋在了取土修堤后留下的土坑里。兴凯湖建 场这样大的工程如果是部队或老百姓干的，报纸、广播电台早就大量宣传了，可犯人的劳动是不能宣传的，外人哪里知道其中的内情和犯人的苦难！

　　　

（二）在四分场的经历 1. 押送经过

　　　    

  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六号被押送到兴凯湖农场的，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还有一部分劳动教养的（后来谭天荣告诉我，他也是 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过因为他是劳动教养，我是犯人，所以我们始终没有碰过面）。临走时一人发了一身劳改棉衣、一兜子馒头和几个萝卜咸菜。管教干部嘱咐说“这是路上的口粮，要节约着吃，谁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发了。”闷罐车里犯人象排麻袋似的挤的满满的，中间放着一个大尿桶，让犯人拉屎撒尿用。每个闷罐车顶上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每到一个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时，车站上都布满了菏枪实弹的解放军。

　　　    

  四、五月份正是黑龙江省东部的连阴天季节，五九年这一年的雨水又特别多，一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火车到了密山，大雨下个不停，汽车根本走不了，这么多犯人怎么办？车站上有一些破仓库，就把犯人暂时关在这些破仓库里，解放军穿着雨衣日夜持枪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剧院里。密山剧院是兴凯湖农场盖的，平时给密 山县当电影院、剧院用，当北京押送犯人来时作为临时落脚的地方，面积很大，楼上楼下能容纳两、三千人。为稳定犯人情绪，预防犯人闹事，天天演戏，这倒不错。演戏的是兴凯湖农场的一个犯人京剧团。这个犯人京剧团大有来头。解放初，中国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因干涉他儿子尚长春的婚姻（尚长春因此自杀）曾被判过三年劳改，是他在北京监狱创建了这个犯人京剧团。五七年以前，政府对犯人还比较好，北京的各劳改单位为了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每两个礼拜还演一次电影，过年过节还组织犯人自编自演节目。后来听说梅葆玖先生也曾参与过这个犯人京剧团的创建工作。

　　　    

  劳改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这里面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北京监狱犯人京剧团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县城的剧团的水平要高的多。兴凯湖犯人京剧团就是由北京监狱京剧团分出去的。在这里困了四天，这倒好，悃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觉，醒了就看戏，与在闷罐车里相比，简直是进了天堂了。解放军看的非常严，每隔五六米远就有一名解放军持冲锋枪日夜监视，想逃跑比登天还难。

　　　    

  不过在这四天当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原北京监狱的几个犯人想组织逃跑，由于解放军看的太严，他们没敢行动。这几个犯人的刑期都是无期、死缓，只有两个年青的，一个叫闫长河，一个叫赵得亮，刑期是十五年。这件事差一点把我牵连上，如果被牵连上，我早就没命了。赵得亮原是一名中学生，因参加流氓盗窃集团并且是一名小头头，被判刑十五年。在密山剧院他曾几次跑到我跟前来跟我聊天，但却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他们想逃跑的问题。这种事情是极其秘密的，他们绝不会向一个他们不十分了解的人透露他们的计划，更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不可靠的人加入他们的团伙。他们既然要策划逃跑，当然免不了要来回串动，这一点早已被安排好了的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盯上了，汇报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干部，可是他们没有付诸行动，干部也没有惊动他们，因为怕惊动其他犯人。要知道，几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险的。

　　　    

  在密山呆了四天后，雨停了，把犯人立即押上大卡车向兴凯湖农场进发。每两辆大卡车之间有一辆中吉普，上面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车队两边还有骑兵，这种威严的阵势我是第一次经历。如果有哪个犯人企图跳车逃跑，立即击毙。

　　　    

  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赵得亮他们抓了起来，经审讯破了案。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牛连乡的犯人打开的。牛连乡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山东济宁人，五十岁左右，从小跟着傅作义将军，当过北京市昌平县的县长和傅作义部队的军法处处长。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他被抓起来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枪毙，可是临行刑前，一辆吉普车飞速赶到刑场，将他押了回去，后改判无期，是傅作义向中共领导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来，大镣子往地下一摔说：“牛连乡！你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这条命是怎么留下来的。你们在密山剧院策划的阴谋我们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否则后果怎样，你自己也会知道！”这老家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后首犯钟殿馨（此人是国民党空降特务）、主犯李学谦、王海洲、刘全忠四人被枪毙了，从犯赵得亮、闫长河被加刑到死缓，牛连乡因为已经是无期，又检举有功，没再加刑。

　　　

2. 四分场的劳动

　　　

  到了兴凯湖农场后，我被分到四分场一中 队七班（劳改队对犯人的管理完全是采取军事化的办法）。那时兴凯湖农场共有总场、八个分场和一个造纸场共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一个码头监狱（也叫“严管 队”），是专门关押重新犯罪准备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编制相当于一个中队。总场是团级，分场是营级，每个分场又分若干中队，中队是连级，中队下面又分若干小队，小队是排级。

　　　    

  我在的四分场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大约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队种水田，四中队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残，种旱田和菜园。犯人住的房子是从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垒高一米左右，顶上搭上木杆子，铺上草，抹上泥，因为是硷土，下雨一般不漏。监舍里有对面两盘大土炕，每个监舍住七、八十个犯人。早、晚出工到地里干活都要站队点名。劳动是安班分配任务，班长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刑事犯，实际就是牢头，专门负责在地里监督本班犯人的劳动。班里领到任务后再分到每个犯人，如果整个班完不成任务，班长要受批评，如果长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班长首先要受到奖励，有的给予减刑。这样一来，有哪个犯人干活不卖力，完不成任务，不用干部说话，犯人班长就对你不客气，回去以后还要开你的批斗会。有哪个犯人如果长年完不成任务，会以“消极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劳改队后，首先一条，你必须拚命干活，这一关如果你过不了，劳动中拉班里的后腿，不要说会受到加刑处分，犯人这一关你就过不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犯人在劳改队里受犯人的欺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兴凯湖农场进入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这批犯人就是为赶春播，劳动力不够调来的。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种着近一万亩水田，全是人工劳动，其劳动强度可 想而知。种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这里打的田埂可不象我国南方农民打的那种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挡住水就行。这里由于是新开荒的地，地势不平，面积又大，每个池子就有三、五亩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宽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计算的，每个人每天的定额是十方。

　　　

  黑龙江地处我国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别长，早晨三点钟左右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落下去。为了抢种抢播，早上三点多钟就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到了播种时，甚至到晚上九点也收不了工。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打田埂时，我的两只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来，腰疼的象断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后，就慢慢适应了，“劳动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平地。黑龙江的气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经化开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冻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里仍然结 冰。早上三点多钟犯人到了水池子里，光脚下去将一层薄冰踩碎，脚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冻土上，冻的脚疼的受不了，干一小会赶紧就得跳到池埂上让脚暖和暖 和再下去，这样来回折腾五六回，脚慢慢适应了（实际是冻麻木了）才能干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干部和犯人大组长看到你在池埂上会催你赶快下去。我的脚脖子被冰碴子划的满是小血口子。这样干不行，后来就干脆穿着鞋下去，这样好多了，起码脚不至于直接踩到冻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脱下来晒一晒，晚上收工时再穿。到中午开饭时，犯人伙房把窝窝头和菜汤送到工地，吃完饭休息一小会，马上起来再干。每一批新调来的犯人，在来农场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个幻想，认为到了农场后就能吃饱饭了，也不至于天天被锁在监号里了，到农场一看，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农场不但依然吃不饱，而且劳动强度之高、劳动时间之长、气候条件之恶劣比在北京监狱及北京附近的劳改单位要坏的多。我的情绪更加低沉，怀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3.  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第一次被关小号

　　　    

  春播过后到中耕除草，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农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较早，吃过晚饭以后，犯人可以在院子里溜达溜达，下下象棋什么的。这时有几个同中队但不同组的犯人经常来找我聊天，一个是北京铁道学院的蒋明欣，一个是北师大的闫景旭和清华大学的智淼源，这几个人都是由“右派”升级 为“现反”的。有人向干部作了汇报。管教干部找我说：“监规纪律规定犯人不许串队、串班组，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报告管教!我知道，我没有串队、串班组。”“那你为什么经常和蒋明欣等几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们打算搞什么名堂？”我说：“又不是我找的他们，是他们来找的我，不过是闲聊天罢了！”他又说：“陈奉孝，我警告你！我们知道你原本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如果你胆敢在劳改期间继续搞什么名堂，绝没有好下场！”本来我的情绪就很低落，一听这话我就火了，我说：“监规上没有规定犯人不许互相聊天呀，国民党监狱里关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还允许互相聊天呢，难道共产党的监狱里犯人连聊天都不允许吗？ 聊聊天就是企图搞什么名堂？”这下把他惹火了，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哪个犯人敢如此顶撞管教干部的，他下令：“把他关起来！打打他的反动气焰！”于是给我戴上手铐，关进了小号。这是我到兴凯湖农场后第一次，也是入监后的第二次被关小号(第一次是在通州监狱)。实际上这次我和蒋明欣等人都犯了一个大忌，前面我交 待过，在犯人当中，“现行反革命”犯，被认为是犯人中的“危险分子”，因为这些人的罪名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因此是被严格监视的。如果几个“现行反革命”犯经常在一起凑堆子，势必引起管教干部的怀疑。

　　　    

  不过这次被关小号并没有给我施加什么严重的刑罚，只不过戴了付前铐，小号也不是后来几次被关的那种棺材式的小号。这次被关的小号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两八”，而是每天八两，一共关了二十一天。可能我也算是一个“特殊人物”吧，在这期间分场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导员（即分场的副场长）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进行教育，他说：“陈奉孝！你本来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人民培养你念了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你应该感激才是，而你却犯了严重错误，成了右派反革命，你应该好好反省，吸取教训，好好接受改造，可以争取减刑嘛！你还年轻，初入监改造，不能自暴自弃。在改造期间顶撞干部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你要好好写个检查，早点出去参加大帮的劳动。”

　　　    

  此人看来有点文化，说话态度也比较和善，我也没再讲什么，只答应着就是了。最后我胡乱写了份检查承认自己顶撞了干部，违犯了监规，就把我放出来了。其实我也很清楚，我又没犯什么大错误，他们也没抓着我什么把柄，现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节，将我关着也是白白浪费一个劳动力，所以才决定把我放出来的。

　　　    

  这次关小号认识了一个叫彭大普的孩子，才十九岁，跟我关在一起。他有严重的抽羊角疯病，一天抽好几次，不能下地干活，整天关在这里。一抽起羊角疯来就“朴通”倒在地下，满嘴吐白沫，浑身抽搐。有一次正吃着饭，犯了羊角风，菜汤也撒了，窝窝头也掉在地上了，我给他检起来用水洗了洗，等他醒过来再吃，醒来时他 还从地上捡菜叶子吃，太可怜了。我出小号后，不久他就死了。

　　　

4.  五八年犯人加刑风潮中的几个案例

　　　    

  拔草这种活听起来似乎是一种轻劳动，实际不然，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里，弯腰九十度拔草是很累的，腰疼不说，因为头老冲下，许多人的脸都倥肿了。这还是其次，如果干部要找哪个犯人的麻烦，利用拔草这个机会是很容易的。稻田地里稗子草多的不得了，把稻苗都欺住了，当时又是条播，不是插秧，草苗混在一起，稗子草跟稻苗又非常相似，一不小心会把稻苗和草一起拔下来。拔草的要求是每把草最多不许带下三棵稻苗来，如果拔下稻苗多了会以破坏生产论处，轻者挨批评、关小号、记过，重者加刑。在兴凯湖农场各分场年年都有为此而受到加刑处分的。按理说草拔下来应当塞进泥里烂了当肥料，但干部不让，必须将每把草都扔到田埂上，好让干部和犯人组长检查。我干这种活时非常小心，因为我知道管教干部时刻盯着我。

　　　

  五八年我被判刑的时候，在北京监狱K字楼就知道，那时凡是不服判决上诉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加了刑，但对劳改队的情况并不了解，现在通过跟一些早来的犯人闲聊才知道，五八年那股加刑风在监狱、劳改队也很厉害。

　　　

我举几个例子。

　　　    

  有个叫孔庆海的犯人，此人原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朝阳大学是专门学法律的，国民党时期有一种说法，叫“无朝不成法”，意思是说，法院、检察院如果没有朝 阳大学毕业的，你这法院、检察院的牌子就挂不出去。当律师的也必须有朝阳大学的文凭，否则你这律师也当不成。解放后五二年北京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都取消了，在朝阳大学的基础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北京政法大学）孔庆海在朝阳大学只读了一年，北京就解放了，那年他才十九岁，因为在读大学时他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被判刑七年。五七年“大鸣、大放”，犯人虽然无权给共产党提意见，可读过两天书的人有个坏毛病，总爱对时政发表言论。他老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根本没有法，判刑多少完全凭审判员当时的心情而定。”他举了个例子，北京市宣武区法院一位审判员判了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偷，因为罪行不大，只判了一年，可是不久这位审判员的自行车也被偷了，他火了，说：“偷到我头上来了，再让我判偷车贼，我非重重判他不可！”果然不出一个月又赶上他判一个偷自行车的，这次他一下就给判了十年。就这么一句话不要紧，他老兄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被加刑十年。

　　　    

  五八年“大跃进”，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争分夺秒，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国）赶美（国）不困难”。有一个叫张亚介的犯人（刑事犯）说怪话：“争分夺秒，累死拉倒”，结果以“恶毒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被加刑五年。

　　　

  一个叫苏振兴的老犯人（奸污犯，文盲），在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他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粮食政策”的罪名被加刑七年。

　　　    

  一个叫朱乃康的老犯人，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个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北京市宋庄人民公社的。解放前省吃俭用买了二十亩地，解放后被划成了地主。五八年“大跃 进”，农业上大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朱乃康他老先生种了一辈子的地，种地对他来说当然是行家里手，他看着村里人这样翻地，拄着根棍子，一边捣着地，一边说；“你们这是种庄稼吗？你们这是糟蹋这快地！把冷土翻上来，庄稼还能长吗？”这句话不要紧，以地主分子“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企图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让我详细列举的话，凭我现在的记忆，至少可以举出一百个。五七年毛泽东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报纸上出现了不少“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反动言论”，有些在押的劳改犯也借机进行申诉，结果偷鸡不着舍把米，不但没有减刑，到五八年都被加了刑。有些犯人根本没有申诉，也无缘无故被加了刑，原因是在五五年肃反时，这些人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抓起来以后，判刑判的特别重，五六年实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宽松政策，对在押犯进行了甄别，不少人被减了刑，甚至被释放了。可反右后，五八又给减过刑的在押犯重新加了刑，甚至比原判还重。那些被甄别后释放的，也被重新抓了回来，无怪乎人们常说，共产党的政策朝令夕改。

　　　

5. 被蚊子叮死的王锦泉

　　　     

  八月中旬，水稻已开始拔节扬花，拔草就停止了。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是农闲期。所谓农闲是不会让犯人闲着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导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场院和田间道路。

　　　    

  这一个多月兴凯湖的蚊子多的叫你难以想象。每个在兴凯湖农场呆过的人，不管是犯人、劳教人员还是干部都知道这一点。在关里，白天蚊子是不出来叮人的，兴凯 湖的蚊子可不一样。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干活时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变成”黑囚服，犯人干活必须把袖口、裤脚扎死，用一块布把脸包起来，光露着眼睛，手因为不停的干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紧。这年八月份我参加了修场院。场院里的杂草长的半人多高，里面的蚊子滚成蛋。用铁锹一铲，蚊子象一窝风一样向你扑来。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则全部被整编了，而他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前面写的牛连乡就是一个，王锦泉又是一个，我接触过的傅作义部队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等等。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的叫。等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象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了，这全是他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就死了。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那时晚上犯人都把劳改被 子里的棉絮抽出来，利用被面和被里做成一个象棺材一样的小蚊帐，钻进里面睡觉，屋地下还用蒿子点起来熏着，就连吃晚饭也要钻进象棺材一样的蚊帐里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还有两种咬人的东西最可恶，一种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么厚，都被这小东西咬出血来，何况人，一叮就是一个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种就是“小咬”。小咬这种东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专门往人的眉毛、头发根里钻，人被他咬以后，肿起来好几天下不去。过去民间有一种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可兴凯湖的犯人也有一个顺口溜：“兴凯湖有三宝:瞎虻、蚊子和小咬”。

　　　

6. 第一次与死神握手

　　　    

  修完了场院我参加了打乌拉草。真正的乌拉草并不长在旱地里，而是长在水泡子里的草甸子上，草根连着草根织成一层厚厚的甸子，甸子底下是烂泥塘。用镰刀割下来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来，小把连成大把，然后用草搓一根绳子，趟着水拖出来，最后背回去。老弱病残犯人再用木棒子将每把乌拉草砸柔软了，打成乌拉草绳，秋收时发给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垫在棉胶鞋里，的确很保暖，冬天鞋里如果不垫乌拉草，非把脚冻坏了不可。打乌拉草这个活按说不算累，可我差一点送了命。乌拉草甸子是漂在水上的，底下是烂泥塘，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围好几米的地方都颤动。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腐烂了的草甸子上，一条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来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趴下以减轻压力，同时用手抓住周围的乌拉草大声喊，幸亏组长杨奎离我不远（实际上是管教干部叫他时 刻盯着我），赶紧过来把我拉上来了，不然的话，再晚一点我就全陷进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号前后开始收割水稻。水稻、谷子这类农作物跟小麦不一样，小麦的杆是光滑的，而水稻、谷子的杆上有毛，磨手磨的厉害。头一回割水稻，我一点经验没有，拿镰刀的右手磨起了泡，抓水稻的左手的五个手指头肚都磨流了血，把把稻子都留下了我的血印。有些老犯人告诉我，你抓稻子的方法不对，攥的太死，应当攥活把，后来我学会了，割的还比较快，为此还在黑板报上受过表扬，这是我二十二年劳改生涯中唯一一次受过的表扬，其它时间不是挨整，就是关禁闭、戴铐镣蹲小号了。

　　　

  收割完了是运输脱谷，运输全靠人背，最远的地方离场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万亩的水稻背到场院，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谷的时间更长，从十月下旬一直干到过了元旦，这种活又脏又累，犯人日夜两班倒，每班十二小时。拖拉机发动起来带着十个大脱粒滚子，每个滚子上四个犯人用手拿着一把把 稻子在飞速旋转的滚子上脱粒。每个滚子前面有一个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乱草挑出去，把脱下的谷粒用刮板刮出来，这项工作不仅又脏有累，而且很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打料的人是不许背朝脱粒滚的，可是有一个犯人背对着脱粒滚往外推脱下来的谷粒，不小心滑倒了，被脱粒滚把脚绞了进去，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全绞烂了。

　　　    

  也是同年，种旱田的三分场在脱黄豆时，一个在脱谷机老虎口前管着喂机子的犯人，因为踩着黄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里往里挠豆秸的铁爪子钩住了他的包脸布拖了进去，两边的两个犯人赶紧拽住他的两只脚，结果整个脑袋被打碎了。犯人脱谷，不论是在脱粒滚上脱水稻，还是在脱谷机上脱黄豆，年年都有伤亡。犯人工伤致残 不能下地干活了，养好后在监舍里干轻活，例如坐着编筐，打草绳之类，不会让你白吃饭。工伤死了的，挖个坑埋了拉倒，不论伤还是死都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扶恤金，死伤犯人的家属没有一个敢追问的。

　　　    

  黑龙江一年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地里被大雪覆盖，一片白茫茫。老百姓打完场以后基本上没有多少活可干了，进入了农闲时期，犯人是没有什么农闲的。脱完谷从一月到三月打冻方，每人一把镐、一把锹修排灌渠或马路，零下三、四十度顶着大“湮泡”干活。所谓“湮泡”就是暴风雪，黑龙江人管它叫“湮泡”。这一年快过春节时，一连几天刮大湮泡，一天夜里刮湮泡刮的把犯人监舍都埋起来了，我因为靠进一个窗户口睡觉，窗户口上有一条缝子，雪花直往里钻，我就把头蒙起来睡，等睡醒后，被子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屋里到了零下十七度。早晨犯人出不来了，就从里面往外掏雪洞，一个个象狗一样爬出来，然后用锹把堵住监舍的雪挖开。

　　　

7. 跟死刑犯关在一起

　　　    

  由于环境的恶劣，又累又饿，冬天又冷，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每天收工后回来，吃过饭以后我就往被窝上一靠，开会学习我也不发言，有人向管教干事汇报说我有逃跑思想。管教王干事找我谈话，问我：“陈奉孝！你来兴凯湖农场已经半年多了，通过半年多的劳动改造，你有什么收获和想法？”我心里说，什么劳动改造，纯粹是拿人当奴隶使唤！于是我就回答：“不就是劳动吗？有什么想法？我没有什么想法！”他听我讲话带着不满情绪，便说：“陈奉孝！我告诉你，我们对你的要求，不仅仅是劳动，而是要通过劳动改造你的反动思想。我们知道你不认罪，你开会学习不发言，你整天在想什么？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逃跑或是想搞什么名堂，那是死路一条！”

　　　    

  我本来情绪非常低落，思想苦闷的很，听他这么一讲，立刻就火了。我也没加“报告”俩字，就说：“王干事！你根据什么说我有逃跑思想？你根据什么说我想搞什么名堂？是哪个混蛋向你做的汇报？学习不发言就是想逃跑？就是想搞什么名堂？”一个犯人怎么敢用这种口气和管教干部说话？这还了得！他立刻给我戴上了手铐，关进了小号。

　　　    

  这时兴凯湖农场还没有盖起象棺材一样的小号（这样的小号是六零年盖的）。可是小号里已经关着一个犯人刘全忠，就是在密山剧院参与策划逃跑的其中一个。他已经被判了死刑，等待开宣判大会枪毙。我一进去他就问我：“怎么，你也被判死刑了？因为什么？”我说：“没有！我是因为顶撞干部进来的。”他说：“那怎么跟我关在一起？”我说：“不知道！”实际上我明白，他们是想给我施加思想压力。我进来的头几天，刘全忠好象还跟常人一样，可是当快邻近枪毙的时候，这家伙精神开始崩溃了。刘全忠原来犯罪就是流氓打架，后来又因为在监狱里参与犯人打群架，死了一个犯人，结果他被加刑到死缓。象他这样的流氓犯，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总喜欢表现自己是“英雄”，不怕死，但真正到了要杀他的时候，精神就垮了，这就是所说的“假亡命徒”。临枪毙前大约一个礼拜，这家伙时哭时笑，我有点害怕，我怕他对我下手，因为这种家伙临死前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判了死刑等待枪毙的犯人，关在死刑号里，拉屎撒尿都不许出去。号里有一个破马桶，专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用。可这家伙这时却把屎尿到处拉尿，拉完屎还用根小木棍往墙上抹，这时我可不赶制止他。你想，跟这样一个家伙关在一起是个什么滋味！

　　　    

  到了枪毙他的那一天，一早给他端来一碗饺子，他知道今天就要枪毙他了，他一边吃一边说：“饿了这么多日子了，临死做个饱死鬼！”看他吃完了，门外的看守让他把手伸出来。他从观查孔上把手伸出去，看守给他摘了手铐，然后开开小号的门，叫他出来，等他一迈出小号的门，事先藏在小号门口两边的看守人员一个拌子把他撩倒，迅速将他的两只胳膊拧到背后，五花大绑绑起来，押到汽车上拉走了。后来看小号的犯人告诉我，是在二分场开公判大会枪毙的，同时枪毙的还有钟殿馨，李学谦和王海洲。

　　　    

  听早进监的犯人刘玉祥讲（枪毙建国初期第一宗贪污案犯刘青山、张子善时，他是刽子手之一，后来也因为贪污被判八年徒刑）在五一年“镇反”及其以前，枪毙犯人时，犯人不戴脚镣，可镇反时北京枪毙恶霸“南霸天”，将他拉到刑场，两边两个解放军押着他，让他跪下，就在这时，他猛一回头，一脚将一个押他的解放军踢死了，这家伙会武术。从那以后，凡是被枪毙的人，都戴脚镣，枪毙后再摘下来。

因为是冬天，农活不紧，我就这样无故被关了四十五天，这年的春节我就是在小号里度过的。

　　　

8. 第一次行凶. 又一次与死神握手. 被关进“三两八”小号

　　　    

  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想十五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时还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时才二十四岁，年纪青青就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里水平地，一个叫郝志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的不好，那里平的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我抡起铁锹 照他脑袋劈去。要知道，因为是新开荒的地，为了切草皮，犯人的铁锹三面都磨的象刀子似的，这一锹如果劈在他脑袋上，非把他脑袋削去半个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没想到象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他吓的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动不了。因为他弯下身去，我的锹就够不着他脑袋了，同时当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的趴在了泥里，我的锹 把断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在附近干活的几个犯人赶紧把他扶起来，时间长了泥水就把他呛死了。他穿个棉袄，背上都被我打紫了。 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去，带上手铐脚镣塞进了小号里。

　　　    

  这回的小号跟上次关的小号可就大不一样了。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象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象一个棺材。

　　　    

  我这一锹要是劈死了他，毫无疑问我要偿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铁器行凶，我也要被加刑，可是关了我三个月就把我放出来了，只记了一大过，没有加刑。这是为什么呢？管教干部找其他人了解情况，我们俩是怎么打起来的，所有的犯人都异口同声说是他挑起来的，都说这个家伙坏，说他平时汇报别人也是假的，犯人没有不恨他的。其实管教干部也知道这个家伙坏，他并不属于“自己人”（所谓“自己人”就是那些国家干部、军人犯一般刑事罪的家伙。毛泽东把这些人称为“人民内部犯罪”。在劳改队里，这些家伙实际上成了犯人中的贵族）的范围，同时又考虑到我刚入监不久，刑期长，思想不稳定，最近父亲又死了，心里难过，因此算是对我从轻发落。不过这三个月的小号也算是阎王爷开恩，好歹活出来了，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孙得高说的“共产党把我饿怕了！”这句话的含义。每天三两八的苞米面，这个滋味真不好受阿！出来时我真成了皮包骨头了，脚镣子摘下来以后，我连十公分高的一根门槛都迈不过去，只能象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用手扶着门框才能迈 过去。

顺便谈一下关于“三两八”的故事。

　　　    

  在北京监狱时我认识了一个叫孙得高的犯人，山东莱阳人，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胶东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他参加了海军，是海军少尉。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大力号召学习苏联老大哥，跳舞是苏联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于是我国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举办舞会。孙德高迷上了跳舞 并在舞会上交了个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他挣的那点军响不够花就向战友借，但借了他又没有钱还人家，人家多次问他要，他还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给他钱的战友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觉得这伤了他的面子，结果把人家打了，于是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给砸了并打了看禁闭室的战士。本来关七天禁闭就算了，这下可好，被军事法院依破坏军纪罪判刑三年。他更火了，继续胡闹，又被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地方，进了北京监狱。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 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今天为这么点小事就判我七年徒刑，这辈子算完了。于是便破罐子破摔，顶撞干部、抗拒劳动、骂监狱长，又被加刑到十五年。他干脆就豁出来了，越闹越厉害，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还了得！犯人打管教干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换一个没有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动手 打管教干部，非枪毙不可。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遗孤，原犯罪也较轻，又不是反革命这样的阶级敌人，因此对他宽大处理，加刑到死缓，塞进了小号，一关就是三个月。在小号里每天给他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窝头（或稀粥）吃。“三两八”是什么意思呢？听一些早进监的犯人说（管教干部也透露过）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的，一 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这也算是“人道主义”吧？！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都吃不饱，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你想，劳改队犯人的生活能好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后面我将详细叙述）犯人当中又犯了错误的“犯人中的犯人”，被关起来不劳动，还能让你跟一般犯人享受一样的待遇？于是便决定只给“三两八”吃。说来也奇怪，有人被关小号最长达一年多之久，竟然没有饿死！我看这位发明“三两八”的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但这种长期饥饿的滋味可真难敖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时间的，而这种饥饿却是长时间的。凡是五九年到六一年在北京劳改单位被关过小号的犯人，一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

　　　    

  孙得高被关了三个月实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怎么样，孙得高？你想谈什么？你服不服？”他说；“报告监狱长（犯人跟干部谈话，前面必须加‘报告’两个字，过去孙得高从来没喊过报告），我服了！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我没有低过头，现在共产党把我饿怕了，我服了，我低头认罪。”监狱长笑了， 把他放了出来，这回可真的成了皮包骨头了。后来孙得高也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并且跟我在一个中队。我们在一个中队呆了四年多，后来他被调走了。他虽然被加刑到“死缓”，但我估计用不了十年他就会被释放的，因为他毕竟属于“自己人”。

　　　    

  出来后，那些刑事犯可就对我另眼相看了，这就应了那句话：“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劳改队有些刑事犯所谓的“亡命徒”，实际上是假的，借此唬别的 犯人，欺侮别的犯人，真到了“玩命”的时候，他就缩回去了。而我的这次行凶证明我不是假亡命徒，而是真的。我也同时放出话：“我上无老、下无小，十五年徒刑我也没打算活出去，我不会找别人的麻烦，谁要是老想找我的麻烦，你能豁出去，我就能奉陪到底！”从这件事以后，没有哪个犯人敢随便找我的麻烦。

　　　 

9. 第二次企图行凶. 第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年秋天收割水稻时，犯人普遍偷生稻谷吃。稻谷上有芒和和皮怎么吃？犯人有办法。从稻穗上撸下稻粒来，在手里搓搓，吹去芒,带皮吃，只要在嘴里细细的嚼，把稻壳嚼的象面粉一样细，咽下去就不会得阑尾炎。我也象其他犯人一样吃。犯人不但在地里干活时偷吃生稻谷，在脱谷时不少犯人用一个象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装好了塞在裤档里往回带，有的就把裤脚扎起来，塞在裤脚里往回带，半夜里藏在被窝里吃。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因此每天晚上收工站队时，让犯人 解开棉袄、裤腰带检查。这你还能藏得住吗？都检查出来了。被检查出来的犯人除了挨训挨骂外，还扣你的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带工队长，他是山东人，部队转业的，属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阶级觉悟”特别高，一提到“现行反革命”，他就恨的咬牙切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尤其是对“右派分子”，恨的更加厉害，我想，如果他掌握大权的话，非把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带生稻谷被他检查出来了，他不但当众骂我：“你是什么大学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是些黑心狼！”这还不算，把我捆起来示众，回监舍不仅不让我吃饭，还让我在院子里冻了半宿。我心里想，在他手底下我 是活不出去的，我这条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里。本来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恶魔，我也不能白白让他把我整死。反正我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最多不过是一死。于是我便偷偷预备好了一根镐把，藏在了监舍的风斗里，准备对他下手。因为每天晚上犯人吃过晚饭还要盘 腿坐在炕上“学习”。所谓“学习”，大多数时间是开生活检讨会，让犯人象狗一样互相乱咬，有时也找人念念报纸，而他每天晚上都来查看。我想等他走时我就跟出去，从风斗里摸起镐把一下我就把他打死，然后我就扑电网。那时监舍院子周围除了有围墙，上面有解放军站岗外，围墙里侧还有一道十米左右宽的水沟，水沟里 侧还有一道电网（六三年以后撤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把一个管教干部打死了，他们绝不会简单的给我一个枪子吃就算了，他们肯定会用各种酷刑折磨我，最后才枪毙我（七二年我刑满后在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就业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就业人员，这家伙是福建人，过去当过海匪，因为多次请假回家探亲得不到允许，结果他把一名干部杀了，临枪毙以前，不知把他整死过多少回，眼睛、耳朵、舌头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没了，最后是被绑在汽车上开宣判大会后拉出去枪毙的，实际上枪毙前他已经被折磨死了，不过是通过开宣判大会来“教育”其他就业人员罢了）。可是说来也奇怪，我一连等了他三个晚上，姓鞠的没来，到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队时来了一位新队长，他说鞠队长调到五分场去了。我心里忽然一惊，心想我已经是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第一次差点掉进乌拉草甸子里淹死，第二次行 凶打郝志祥，差点把他打死，打死他我也就没命了，这一次又这样过去了，看来我命不该绝，还能活出去。从此以后我就老实了，虽然我仍不认罪，可尽量避免与干 部正面顶撞。这一想法我从来没有敢向任何人暴露过，如果当时让管教干部知道了我有这个思想，非枪毙不可。有不少策划逃跑的犯人，还没有付诸行动，被干部知道后都加了刑，有的象钟殿馨、李学谦、王海州、刘全忠等人策划逃跑，没等付诸行动都给枪毙了，何况是企图杀干部呢！今天我把当年的这一想法写出来，只不过是想说明，这是我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由不想活到决心咬牙活下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罢了。  

　　　

（三）--三年“自然灾害” 

　　　

1.  大批犯人被饿死

　　　    

  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破坏，我国从一九五九年起进入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直到一九六一年底。稍微有一点自然科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在这样大的面积上，每年局部地区都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这毫不奇怪，但是要说在这样大的面积上，连续三年都发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正如当时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在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讲的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根据官方的统计数 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比八年抗日战争死的人还多！几千万人呵，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无人负责！在三年 “自然灾害”期间，老百姓把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多少人得了浮肿病，社会上尚且如此，劳改队犯人的日子能好过吗？从五九年的上半年，社会上的老百姓就开始 挨饿了，兴凯湖农场晚了半年多，严格的定量是从这年的秋季开始的，每人的平均定量是三十斤，根据每个犯人的劳动表现分为若干等级，少数身强力壮能干活的犯 人和犯人大组长（牢头）能吃到四十二斤，老弱病残犯人吃十八到二十四斤。安理说，平均三十斤粮食可以了，不至于饿死人，实则不然，请别忘记，犯人每天十小 时以上的强体力劳动，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

　　　    

  六零年春天打田埂时，不少犯人就借着打田埂的机会挖野菜根吃。有两种野菜根吃起来是甜的，很好吃，一种是野胡萝卜，另一种是野芹菜。可偏偏有两种有剧毒的草根与这两种菜根十分相似，吃起来也是甜的，一种叫狼毒，跟野胡萝卜十分相似，另一种是走马芹（也叫毒芹），跟野芹菜十分相似。这两种植物在中药书里都有记载。这两种东西吃了以后，如果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之内不进行抢救，必死无异。犯人干活的地方最近离监舍也有四、五里路，远的地方离监舍一、二十里，就是 马上有人跑回监舍去找犯医也来不及。这年春天光四分场就有十三个犯人因误食狼毒和毒芹而被毒死。有个叫连喜子的犯人，有一天，他正挨着我打田埂，误吃了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没等将犯医找来，他就死了，死时满脸青紫，面目吓人极了。我现在记得因误食狼毒或走马芹而被毒死的犯人,除连喜子外还有杨贵、马明华、李亦彬，这四人都是我所在的一中队的犯人，其余的都是别的中队的，我叫不上名字来。

　　　    

  现在正是春播大忙季节，一天劳动十二到十五小时，犯人都饿的干不了活了怎么行呢？有个叫李义山的犯人就说，不如给我几天饱饭吃，枪毙了算了。

　　　    

  分场场部开会决定把一些稻秕子（未成熟的稻粒）和苞米穰子一起磨成粉，掺在苞米面里蒸窝窝头给犯人吃。这回窝窝头个大了，犯人的肚子撑起来了，可拉不出屎来了。医务室门前犯人排成队等待灌肠，疼的捂着肚子乱叫，有的自己用手指头扣，把肛门都扣流了血。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后来就决定凡是参加春播的犯人在春播期间每人增加五斤定量，春播过后再慢慢往回扣，并且还采用了“双蒸法”。什么叫“双蒸法”呢？就是把窝窝头做成发糕的形状，蒸两次，发的个特别大，里面的孔象马蜂窝一样，据说这是从社会上学来的，能起到一种精神作用，纯粹是糊弄人。

　　　    

  凡是六零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 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的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流着连拖带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 大病，只不过是象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的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叫孙连仲的犯人，北京市昌平县人，罪名是“历反”，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的象高粱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饿的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 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的我和另外挨着他睡觉 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经过六零年 一年的饥饿劳累，到了六一年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这一年有大批的犯人因饥饿劳累而死。死了的犯人就埋在四中队的菜园旁的一块荒地里。一开始死了的犯人还用几 块薄木板定个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干脆就用一张破席或用一床破劳改被子卷卷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有一次管教让我和另外两个犯人去挖坑埋一个刚死去名叫 毛继玉的犯人，挖着挖着发现下面已经埋了一个死了的犯人，因为兴凯湖气温低，地下很凉，尸体和穿的衣服还没有烂，怎么办？把两个人埋在一起就是了。这下可好，两人合葬并骨了！这一年死的人太多了，那块小坟地上，死人都埋不过来了。

　　　    

  中国官方承认的数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这其中是否包括犯人，不得而知。究竟有多少犯人被饿死，连中国的公安部门恐怕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因为犯人死了连个死亡报告书都没有，因此我猜想，饿死的这三千多万人当中肯定不包括犯人。我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在五九年调往兴凯湖农场的犯人当中，跟我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七十五名，到六七年一月因“文革”全国大乱，兴凯湖农场因紧靠苏联，被编散时，活下来的只有二十九名，其他人绝大多数都死在六零和六一这两年。死去的犯人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年老体弱，经受不了那种恶劣环境的折磨；第二类是个子高、食量大，营养分配不过来而饿死；第三类是家有父母、老婆孩子，本人刑期又长，思想压力过大，饥饿、劳累、郁闷而死。象我这样个子小、食量小，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光杆一条，无什 么可牵挂的，这样反而能活下来。

　　　    

  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四分场一中队饿死的犯人的名字有：孙连仲、毛继玉、周世伟、冯继文、贺祥、胡仪、于广才、曹玉明、田维新、贾世昌、敖全忠、梁玉田、李显 庭、李得祥、马明、李树芳、鲍文震、杨玉华、任凤歧、桂连科、孙如山、国成、王彬、张得民等，其余的人记不起名字来了。四分场一中队大约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人左右（因为犯人随时有来的有走的，人数不固定），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犯人不少于五十人。

　　　

2. 四分场几件难忘的事

　　　    

  这一年还发生了三件事使我一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二中队的犯人有一天早上出工，在路上遇到一辆马车拉着喂马用的一车碎豆饼往马号里送，有一个犯人就伸手拿了一块，别的犯人看到有人拿，也上去拿，这一下不要紧，好多人都上去抢豆饼。带工的干部立刻鸣枪示警，队伍就停住了，干部和犯人大组长挨个检查，犯人藏在怀里的豆饼都被翻出来了。当时没怎么样，可是等晚上收工回来，把十几个抢豆饼的犯人都关了起来，春播过后都加了刑。第一个带头拿豆饼的犯人被加刑十年，其他犯人被加刑五年、三年不等。

　　　    

  第二件事是与我同中队的犯人李×（我不愿透露他的名字），他原是北师大的一名讲师，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好意思象别的的犯人那样在地里挖野菜吃或偷东西吃。一天夜里他起来解手，到犯人伙房的泔水桶里捞东西吃，被打更的抓住了，报告了管教干部。第二天早上站队出工时，当着全体犯人的面，管教干部骂他：“你 是什么知识分子？吃屎分子！泔水是喂猪的，你却去偷猪食吃，你连猪都不如！”把他羞辱的恨不得钻进地里去。

　　　    

  第三件事是在打田埂时，有一次我在地里解大便，有个叫郭怀玉的犯人（北京市通县人，锁匠，精神有点毛病）蹑手蹑脚走到我背后，当我的大便还未落地的时候， 他一把抓了去就往嘴里塞，当时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以为是狗或狼什么的，回头一看是他，把我恶心的差点吐出来，真是人饿极眼了什么东西都吃呵，无怪乎历史上 记载着灾荒年有人吃人的现象（近年来看了一些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回忆录，才知道那时也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现在我确信历史的记载是不假的。不过那时 犯人吃不到什么油水，窝窝头里面大半是稻秕子和包米瓤子磨成的糠，拉出来的屎确实不很臭，拉在地上风吹干了，随风也就刮跑了。

　　　

(四) 

　　　  

1.  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

　　　

  自从六四年、六五年报纸上陆续出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批判鬼戏“李慧娘”，发表毛泽东的谈话“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专了我们的政”、“警惕那些睡在我 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批判“海瑞罢官”，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恐怕又要开始了。我还断言这一次恐怕不单纯象五七年那样，矛头主要指向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可能是指党外人士。这次不仅党外知识分子，恐怕共产党的上层也要有人遭殃了。更早一 点，一九六三年我曾经在“黑龙江日报”上看到一则报道“刘主席视察伊春特区”，林区工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并在头版上附有毛、刘二人 并排着一样大的照片。那时我就想，毛、刘之间恐怕早晚要出问题，因为党内规定只能喊毛一人“万岁”，而现在出现了两个“万岁”，那怎么能行呢？！在封建社会如果出现两个“万岁”，那就非天下大乱不可。那时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

　　　    

  运动发展速度之快，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六六年的春天，由批判“燕山夜话”开始，首先就挖出来了“三家村”，进而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了黑帮。坦白的 说，当时我有点幸灾乐祸。因为我对于吴晗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充当急先锋一直很有反感，对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当年在我们去北京市委请愿时的蛮横态度更是记忆犹新。我想这回也轮到你们了，真是恶有恶报，不过这种情绪我可不敢流露出来，而是每天在日记里用非常隐晦的词句记下我每天读报的感受。当时兴凯湖农场 的干部和劳改就业人员的一些孩子跳猴皮劲，一边跳，一边唱：“一根藤上结仨瓜，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四家店，出了三个大坏蛋”。我听了以后感到又好笑，又惊奇，中国的小孩子也会赶政治浪头呵，谁教给她们的呢？

　　　    

  兴凯湖劳改农场直属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辖，劳改队的干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这些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更是大惑不解。有一次出工干活时，我走在后面，就听到韩指导员和王队长谈话：“怎么搞的！怎么整个北京市委都成了黑帮呢？ 今后听谁的？”他们思想上虽然跟不上形势，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对犯人加强了防范。出工时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围墙和大门上都增加了武装人员，收工后 不准犯人到院子里去，一律在监舍里“学习”，对象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更是加强了监视。一位晚上值班打更的犯人肖福安，因为六二年时我曾经给他写过 申诉材料，对我不错，有一天他对我说：“陈奉孝！最近你可要注意，说话要小心，千万别再顶撞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事少议论，管教让我注意你。”

　　　    

  有一天晚上，韩指导员把我叫到队部去谈话，问我：“陈奉孝！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你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倒怎么看？”我知道他们思想上是倾向北京市委 的，不过我这次谈话很小心，我怕他们抓我的辫子。我说：“报告韩指导员！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至于北京市委为什么被打倒，我不清楚，也许是犯了错误，这是共产党上层的事，我被关在劳改队里，社会上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不是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他笑了，说：“你这小子学乖了，你不是整天看报纸吗？你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什么看法，应该如实向政府汇报，象你这样的犯人，劳动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加强思想改造。”我笑了笑，答应一声就没再说话。我明白他们找我谈话的用意，一是想通过我谈看法来验证一下他们自己的判断，二是想从我的谈话中找把柄，我不会轻易上当的。

　　　

2. 日记事件

　　　    

  监狱、劳改队有一个规律，每到“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两天，都要进行“清监”。所谓“清监”，即等犯人出工后，对犯人 的行李进行仔细的检查，检查一下犯人是否藏有凶器、违禁书刊以及写过什么东西（这是重点）。对此我是有所准备的，每到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个多礼拜，我就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记拿到院子里找个地方藏起来，可是这一次在六月底来了个突然袭击，犯人出工后进行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仔细的检查。收工回来进监舍一看，整个监舍被翻的乱七八糟，我的一床草褥子被翻到了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我知道这一下恐怕坏事了。

　　　    

  我被捕前留下的“财产”就是书和一条破线毯子，被捕后，书被没收了，线毯子给了我，我就用这条破线毯子做了一条很厚的乌拉草褥子。在草褥子头上我留了一个小口子，每天晚上我写完了日记后就偷偷塞进褥子里。从六二年到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差不多天天写。日记的内容除了记录了劳改队里发生的一写事情外，还写了我对中、苏两党分歧的看法、对“九评”文章的个人见解以及对我所读过的一些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点的质疑。“文革”开始后，我重点记录了自己对“文革” 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北京市委被打倒后我的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还有我读“燕山夜话”的一些心得体会。报纸上透露说是陈毅元帅首先对毛主席说“燕山夜话”有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也觉得邓拓写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我对邓拓的才华非常佩服。

　　　    

  当然我首先就检查我的草褥子，从撕开的口子往里一摸，日记不见了，我知道这下恐怕要大祸临头了。当天夜里我一夜没睡觉，我只能期望但愿他们不能从中发现什么问题。我知道劳改队的干部文化水平有限，我写的日记当中，凡是敏感的地方，我写的特别隐晦，有的地方我就只用每个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我估计他们看不懂。可是我的估计错了。他们越是看不懂就越是怀疑我写的是“反动内容”。

　　　    

  第二天一早站队出工就把我留下了，也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就给我戴上手铐，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码头监狱。

　　　    

  码头监狱是整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监狱，也叫“严管队”，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犯人或刑满就业人员，都是因为有“重新犯罪”行为，准备加刑或判刑的。兴凯湖劳 改农场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公判大会，每次加刑的、枪毙的都有，全是从这里拉出去的。为了让我受“教育”，这样的公判大会，差不多每次都让我参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看见有那么多人被拉出去枪毙，我心里还有点害怕，参加的次数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码头监狱先给我增加了一付脚镣，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小号。我心想，这一次恐怕小命难保了，好在我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孤身一人，无什么牵挂，早死早“托生”。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也就豁出来了。

　　　    

  两天以后从总场来了一位管教干事（此人是公安干校毕业的，看来有点文化），跟码头监狱的尹指导员一块提审我，要我承认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翻案，并让我交待我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我写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是不是“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等等。我当然不能承认，我承认这是我记下的读书、读报的心得体会，也承认了我对北京市委被打倒，感到幸灾乐祸，因为我估计这一点问题不大，因为北京市委毕竟被打成了黑帮。至于我记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我就坚持说，时间久了，记不得了。别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如果真是的话，说什么我也不能承认。于是他们便让两个打手给我上老虎凳。

　　　    

  对于“老虎凳”这种刑罚，过去我只是从小说里知道，日本宪兵队抓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上刑时有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刑罚，但老虎凳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不知道。这回我可知道了。原来上老虎凳就是把你捆在一条长板凳上，胸部捆一道，靠近膝盖的地方再捆一道，然后掀起你的后脚跟垫砖头。人的腿是只能往后弯，不能往前弯的，这时给你垫了砖头以后，就好象把腿往前折断了似的，疼的浑身直冒汗，不一会就昏了过去。听说旧社会在东北抓到了“胡子”（土匪）上刑时，有的垫到三块砖头，腿上的筋都绷断了，仍然咬牙不承认，因为旧社会审犯人时，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判刑的。不管这些家伙的罪行如何，能挺过这样的刑罚可真不简单。这回我也真正懂得了为什么在重刑之下会出现那么多屈死鬼。后来看电影“红灯记”时，我又联想到了这次受刑，我认为叛徒虽然可恨，但也应该分别情况，对于那些主动叛变投敌的叛徒，抓住应该千刀万刮，但对于那些因挺刑不过招了供而成了叛徒的人，的确还有情有可愿之处。王连举最初并不想当叛徒，如果他一开始就想当叛徒的话，就用不着自己打自己一枪了，只不过他这一招没有逃过老奸巨滑的鸠山的眼睛，最后在重刑之下实在挺不了啦，才招了供,当了叛徒。好在我这一次只垫了一块砖就昏了过去，再上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解开绳子等我苏醒过来以后，两条腿疼的站不起来了，最后他们拖着我重新将我塞进了小号。

　　　    

  塞进小号以后，我用戴着铐子的手按摩自己的膝盖和腿弯处，并试探着弯弯腿，渐渐地觉得恢复过来了，我又扶着墙慢慢的站了起来，知道自己并没有残废。经过这次提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提审我。我心里直纳闷，我想可不能就这样拉出去枪毙，我又没招什么供。文革的一些回忆录，描述了文革期间一些惨无人道的刑罚，其实这些刑罚早在五、六十年代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就存在。

　　　    

  十一月份的一天，突然把我从小号里放了出来，其他被关在小号里的犯人也放了出来，码头监狱的管教人员还经常有时来，有时不来，只是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看见原来的管教干部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红卫兵”三个字是一样的，但下面的小字好象还不一样。后来听从总场送来的犯人赵宝成说，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干部们也成立了这个战斗队、那个战斗队，自己跟自己打起派性仗来了，还说总场的符政委戴高帽子游了街等等。我明白了，原来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顾不上犯人了，只是交给武装人员严格看押，别发生逃跑、暴动之类的事就行了。其实他们也知道，码头监狱跟农场不一样，犯人整天被锁在监号里，一个也跑不了，也不可能闹起什么事来，又有武装看押，所以他们放心。

　　　    

  进入六七年一月份，“红卫兵”运动发展到了高潮，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在夺权，不可一世的各地党委纷纷陷入瘫痪状态，过去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利被各派“红卫 兵”组织夺去，全国乱成一锅粥，兴凯湖农场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兴凯湖农场紧靠苏联，相隔只有一条大约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后来发生的珍宝岛战役，就离兴凯湖不远。鉴于六二年发生的新疆伊犁地区事件的教训，公安部决定解散兴凯湖劳改农场。但是一、两万劳改犯和劳教人员以及刑满释放的 就业人员怎么安置呢？最后决定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负责安置。黑龙江省有许多劳改农场，但任何一个劳改单位要一下子接纳这么多的犯人，这是不可能的。怎么 办？最后决定将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犯人“化整为零”，分散到黑龙江省的各个劳改农场去，原兴凯湖农场的干部除了少数人随犯人一起调到了黑龙江省的劳改单位外，大部分暂时留守。在犯人调走的同时，兴凯湖农场进驻了兵团，后来知青下放，兴凯湖农场就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因为经过犯人十多年的开垦和建设，这 里的房屋和农田基本建设已经相当不错了。不过后来听说,下放青年进入后发生过严重的武斗,死了不少人,还听说有的下放青年往苏联跑,被枪毙了。

　　　    

  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被调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县（现在叫市）第四十九劳改支队，即长水河劳改农场。押送犯人的干部作完交割后就回去了，就这么一乱哄，我的问 题再也没有人继续审问，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谢天谢地！我又捡了一条小命。不仅我捡了一条小命，这些被送到码头监狱的犯人，大都是要准备加刑的，这下全幸免了。

　　　    

  一月份是天气最冷的季节。走的那一天兴凯湖正刮着大“湮泡”，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八度。为了怕犯人冻死在路上，还算不错，临走每人发了一顶新的狗皮帽子。 这样也不行，因为坐的是敞蓬汽车，连一点挡风的东西都没有，犯人就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用上了。我就干脆解开自己的破行李，拿出破劳改被子把自己包起来。 兴凯湖农场离密山县城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密山县城，许多犯人都冻坏了，不少犯人的脸上、手上、脚上都冻起了泡。

　　　       

  我爱人家有一位亲戚，六七年作为下放青年就去了兴凯湖农场。八一年我和我爱人回北京过春节正好遇到他也是回家探亲，因为他与当地一个姑娘结了婚，不能再回北京了。当年下放青年武斗打死人的情况就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八0年在兴凯湖安家落户的青年也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但是他却因为得了严重的大骨结病，不能下地干活，生活十分艰难，经济上多靠北京的父母救济，他的一个孩子就因为养活不了，一直住在北京的祖父母家，而他本人于八十年代后期，因癌症死在了兴凯湖农场。

　　　      

  现在报纸、电视台上介绍说，兴凯湖已经建成了一个旅游胜地。的确，大兴凯湖边是一片柔软的细沙滩，湖水清澈见底（我在时当年的情况），鱼产丰富，黑油油的肥沃土地，如果好好建设一下，完全可以建成一个北国江南的鱼米之乡，一个难得的夏季避暑胜地。我真想在我有生之年旧地重游一下，沿着过去走过的足迹凭吊一 下，这是我的一大心愿。

　　　

陈奉孝     二○○四年五月

　　　

[附]"四挖三查".  在"集训队"第五次与死神亲吻

　　　

  六八年全国上下又开展了一场"四挖三查"运动，这可能是由中央挖出了一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引起的，目的是深挖隐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社会上 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长水河农场就成立了"集训队"。您可不要误会，这可不是体育比赛前的什么集训队，劳改队在犯人当中成立的"集训队"是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犯人集中起来，通过学习"毛选"，"提高思想觉悟"，再配以各种刑罚，让你交待"余罪"。三分场的"集训队"由那位和杨黑子串通一气制 造"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冤案的孙教导员一手抓，别的干部没有参与。

　　　

  据三分场的一些老犯人讲，三分场原来的一把手叫李义山，二把手才是这位孙教导员，在"文革"前，这二人对犯人还不错，不轻易训斥犯人。"文革"一开始，两人都被打倒了，姓李的始终没有站起来，孙教导员在六八年大联合时站 起来了，又恢复了工作。还听说孙教导员是伪满"国高"毕业。所谓"国高"，即在伪满洲国时实行的中、小学十年一贯制（学日本的教育体制），东北过去的教育 一直比较差，因此"国高"毕业的实际文化水平大概跟现在的初中毕业差不多。可他老兄却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这一点。这也难说，在劳改队的干部中间，他就算是一个"秀才"了。与"文革"前相比，这位孙教导员站起来以后，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是通过学"毛选"，思想觉悟"提高"了吧，对犯人非常狠毒。

　　　

  " 集训队"一成立，第一批成员就把我弄进去了，共有二十名。除我以外还有一名叫叶鲁的犯人，此人原是黑龙江省密山县公安局司法科的科长，六零年因贪污罪被判十五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嘴巴能讲，笔杆子也能写。他本来属于"自己人"的范围，可是因为他一直瞧不起劳改队的这些土包子干部，顶撞干部出了名，这次也把他弄进来来了。他向我讲述过公安局内部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因为不属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在此就不多写了。除我们两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历反"，目 的是想通过这些"历反"交待余罪，深挖社会上隐藏的叛徒、特务。那时候外调人员全国到处跑，经常有一些外调人员到劳改队来找在押犯调查了解、核实材料。

　　　

  进了"集训队"后我就琢磨，"四挖、三查"主要是挖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肯定不是叛徒；二，家乡解放时我才十一岁，也不可能是特 务，哪有十一岁的特务呀！三，共产党又没有给过我什么官当当，被捕前我还在念书，更不可能是走资派。那么把我弄到"集训队"来干什么呢？后来审我时我才明白，还是我那张倒霉的判决书把我害的。

　　　

  "集训队"的犯人要挨个被提审，第一个就提审了我。

　　　

  我一进审讯室看到孙教导员坐在审判桌的后面，旁 边站着几个红卫兵（劳改干部子弟），离审判桌三、四米远的地方放着一个小板凳，我径直向小板凳走去，没等他发话我就坐下了。他开口问我："陈奉孝！你知道 为什么把你弄到集训队来吗？"我说："报告孙教导员，不知道！"他冷笑一声说："陈奉孝！我们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我看过你的判决书，你不是一般犯人， 二十一、二岁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头头、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首犯，还想出国叛逃，被当场抓获。在文革期间你有反革命言论、反革命预谋！"他指了指桌子上放的一打子纸接着说："这都是对你的检举材料，是死是活今天就看你自己的了！党的政策我们用不着对你多说，你好好交待吧！"

　　　

  我琢磨了两三分钟 回答说："报告孙教导员！我判刑十五年，现在已服刑十一年多了，刑期已过了三分之二，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点我坚信不移，不过这一次我决心走抗拒从严的道路了，该加刑加刑，该枪毙枪毙，我认了！请你把检举材料拿给我看看！"说完了我就站起来想往前走并伸手接材料。他老兄"刷"的一下就把那打子纸拿起来放到了桌子下面去，好象怕我去抢似的。我笑了，并说："报告孙教导员，自从我被捕后，由北京草岚子看守所、北京监狱、通州监狱、兴凯湖农场 到长水河农场，光大的劳改单位就转了五、六个，至于劳改大队、劳改分场、劳改中队、小队，究竟转了多少个，我一时恐怕也说不清楚。可是政府干部可从来没有 唬过我，你怎么唬我呢？你那是检举材料吗？你那是一打子白纸！"

　　　

  任何一个被审讯过的人都知道，一进审讯室的门，一定会首先往审讯员坐的方向看，这一点可以说毫无例外。我一进审讯室的门就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大约有半寸厚的一打子纸，我想这是作审讯笔录用的，根本没在意，没想到他竟然说这是对我的检举材料！一打子纸是整整齐齐的，许多人写的检举材料摞在一起，再整理也不可能象一打子纸那么齐。我一下戳穿了他的西洋镜，弄的他很尴尬，一时说不上话来。我就继续说："不错！你那上面有一张带字的东西，我敢断定那也不是对我的检举材料！退一步说，就算我有反动言论、反革命预谋，这个中队能写检举材料的犯人不 过十来个，能写出这麽多检举材料吗？"我为什么敢这样对他讲话？第一，我心里有数，"日记"问题根本没有收进我的档案里，如果在里面的话，绝等不到今天才 来找我的麻烦。第二，自从在兴凯湖农场没收了我的日记后，在"文革"中我处处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既没有乱说乱动，也没有顶撞干部，平时我跟别的犯人都很少讲话，给任何人都没有留下把柄，所以我不怕他。

　　　

  他听我这样讲可恼羞成怒了，下令："把他绑起来！"这四个红卫兵立刻就上来扒下我的棉袄，五花大绑 把我绑了起来。退路是没有的。我也豁出来了，宁肯让皮肉吃点苦，我也要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我继续对他冷嘲热讽："听不少犯人讲，您水平多么多么高，多么掌握政策，先是唬，唬不了就动刑罚，这就是您的高水平啊？"他又下令："给他砸上镣子！"红卫兵立刻拿了一付四十八斤重的大镣子给我砸上了。到了这一步如果再向他求饶，那是自取其辱，我进一步揭穿他："孙得才！你被打倒刚站起来，想在我身上捞稻草立功，门也没有！今天我这一百斤陈就交给你了，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吧！如果你把我整死了，有这么多人作见证，如果你整不死我，总有一天我要向军管会告你！"他说"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陈奉孝的骨头有多硬！"接着他又下令："把他吊起来！"四个红卫兵立刻把我吊在了房梁上，连脚镣子都吊离了地。这还不算，又拿来一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给我卦在了脖子上。那时我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把一百二十斤重的东西加在我身上吊起来，不到五分钟我就昏了过去。他们还认为我是装的，一个红卫兵拿烟头烫我，见我没有反应，知道我是真昏过去了，再吊着已没有什么意义，就把我放下来，解开绳子，用一桶凉水把我浇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腰部怎么这么疼？低头一看，左肋上起 了三个大泡，我看见那四个红卫兵嘴里都刁着烟，才知道肯定是他们用烟头烫的我，至今我的左肋上还留下了三个疤。

　　　

  关于这付四十八斤重的脚镣和这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我必须交代一下。

　　　

  公安部规定的重镣是十八斤，而长水河劳改农场最重的脚镣是二十四斤。有一个叫刘化国的犯人，他原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一名代课教师，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判刑三 年，在"文革"期间又因为言论问题被加刑十年，成了"现反"。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很严重。有一天他当着众多犯人的面跟管教干部 顶起来了，管教干部拿来一付二十四斤重的大镣子要给他砸上，他说："这付镣子太轻，你拿付四十八斤重的来！"管教干部就说："好！刘化国，你等着！"到铁匠炉找了一根铁棍，让铁匠截下一段称了称还不够四十八斤，又找了一小块铁加在一起当着刘化国的面称了称，整好四十八斤，然后就让铁匠打成了中间有三个大粗 环的特号脚镣给他砸上了。一开始他还装作不在乎，等把他弄到黑屋子里一通收拾，他草鸡了，从此便留下了这付特号脚镣。在我戴这付镣子之前，朱玉斌、吴振华、姚贵、苏全树、叶鲁等人都戴过它。戴上它连炕都上不去，必须两手搬着它，人的腿才能上来。

　　　

  这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原是在六分场时给一个逃跑的 犯人预备的，它是用一些一寸多厚的湿桦木板钉成的，一米二长，一米宽，钉好后称了称，七十二斤重，钉这块牌子时我亲眼见过。这个逃跑的犯人（长水河农场原来的犯人，不是我们严管队的）被抓住后，就象美国西部电影里的镜头那样，栓在拖拉机的后面拖回来的，等拖到院子里时，他穿的衣裤后面全磨烂了，后腰磨的直 流血。回来后立刻把他吊在了院子里一个栓马的架子上，卦上了这块大牌子。后来孙教导员为了配合杨黑子破获那个捏造的"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将 这块牌子弄到了三分场。

　　　

  对姓孙的来讲，他第一个审我真可说是"出师不利"。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我碰上一个参与整我的红卫兵，他说："陈奉孝！你这家伙骨头可真够硬的！"言语之中，对我好象还有点佩服。

　　　

  姓 孙的从我嘴里没得到任何东西，只好先让我回"集训队"。我披上棉袄，拖着这付重镣回到了"集训队"监舍，那些历反都吓坏了，他们害怕轮到审讯自己时也会受 到同样的折磨。我的腰部有三处被烟头烫烂了，穿衣服磨的疼的厉害，犯医给我找了点药膏抹了抹，又用纱布包了包，过了半个多月才好，但留下了伤疤。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在总场场部召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枪毙了一个叫赵天震的犯人，罪名是他在劳改期间继续搞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活动。为了对我进行"教育"，让我陪了一次绑。要知道"陪绑"对一个人来说，精神压力是特别大的，因为你不知道被枪毙的当中是否有你。参加"陪绑"的还有一个姓王的四川籍的犯人，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他所在的一个连队，准备叛变，没等形成事实就被破获了，结果连长、指导员、各排排长都被枪毙了。他是一个班长，根本没有参与策化这件事，也被判了十五年，因此他一直不认罪。在枪毙赵天震时，姓王的吓昏了，我却没有，因为这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的次数多了，是否是枪毙一看就知道。第一，被枪毙的人都戴着脚镣，我跟那位姓王的都没有戴；第二，绑的方法也不一样，被枪毙的人绑的特别紧，脖子上还勒着绳子，防止被枪毙的人临死前喊口号，而我跟那位姓王的绑的都比较松而且没有脖绳；第三，被枪毙的人一宣判完了立刻在脖子后面插上"亡命旗"，我看到审判台上只有一根"亡命旗"，因此我知道这只不过是让我陪绑，不是枪毙；第四，枪毙一个人事先当然有一个审讯过程，而且并不是一宣判死刑马上就拉出去枪毙 ，而是宣判死刑后先把你关在死刑号里等待一段时间（那时没有上诉不上诉这一说），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再召开公判大会，拉出去枪毙 ，以"教育"其他犯人，这些我都很清楚。因为我心里有底，所以并没有感到特别恐惧，而姓王的根本不懂这一套（这恐怕与他没有多少文化有关）所以他被吓昏了。醒过来以后他疯了。   

　　　

  过去我们的舆论工具总是宣传，我们对犯人实行的是"革命人道主义"，对犯人绝不动用刑罚，绝不刑讯逼供，我们是要通 过劳动，改造犯人的思想，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等都被改造好了。溥仪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从皇帝到公民"，叙述他的改造经过。六二年北京市检察院的一位冯处长到兴凯湖四分场去蹲点，还特意给了我一本溥仪写的"从皇帝到公民"，要我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对于溥仪叙述的他自己的劳改经历的真实性，我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对那些战犯管理所的"高等犯人"的确是实行特别优待，这些"高等犯人"的生活待遇比 起社会上的工人、农民、一般干部要高的多。他们的所谓"劳动"，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共产党根本没打算利用这些人来创造劳动价值。共产党为什么要花钱来养活 这些人呢？目的是为了对台湾国民党搞统战，在国际上搞宣传，因为这些人是"有影响的大人物"。象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虽然遭到了批判，但仍然给予 他们很高的生活待遇，梁漱溟还保留着全国政协委员的位子，每月还给他一百元的车马费，共产党花这点钱是值得的。可是对一般的犯人怎么样呢？那就完全是两码 事了。"文革"中监狱、劳改队的各种各样的酷刑，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和不少人写的回忆录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都有所描述。其实，这些酷刑在 监狱和劳改队里早就存在。

　　　

  参加完了宣判大会回到"集训队"，孙教导员问我："怎么样？你对这次宣判大会有什么感受？"我说："受受教育呗！不过这 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过多次了，我又没犯死罪，怕什么？如果真犯了死罪，怕也没有用！"看来姓孙的在我身上是黔驴技穷了，再把我继续留在"集训队"里已毫无意义，只会给其他"集训队"的犯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关了我两个多月就把我放了出来，但没有让我回"现反队"，而是单独把我送到了"历反队"（二中 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再让我回"现反队"，那些小"现反"会把我当成"英雄"看待，给他们的改造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我从"集训队"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不过在"集训队"这两个多月虽然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却没干活，这也算是一点"收获"吧！

　　　

  "欺软怕硬"可能是中国人的一大毛病，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更是如此。你如果整天怕事，就越有人找你麻烦，你如果敢于跟他们硬碰硬，不论是犯人还是干部反而会对你有几分尊重，因此我遵循的原则就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