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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有泪
【批毛專集】(十五)
龚斌：别了，毛泽东:一、群体心理意识下孕育出来的“历史现象”—毛泽东。二、制度化的“作恶现象”—毛泽东。三、别了，毛泽东。A，群体心理意识与历史进程的关系;B，制度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别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时代。
金鐘：告別暴力論，回歸修正主義:新皇少不更事，大談蘇共教訓;習近平決心用武力保江山;1946年和平民主的大好機遇;斯大林要求中共放下武器走法國道路;蘇共對中共的農民性質耿耿於懷;國際共運主流從修正主義走向社會民主;否定暴力奪權，實現軍隊國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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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斌：别了，毛泽东
來源:電子郵件
本文针对在毛泽东时代下，整个民族群体心理意识为什么会孕育出这种“历史现象”加以探讨，并对它的制度化“作恶现象”加以清算。
我的文章将分三部份予以展开：一、群体心理意识下孕育出来的“历史现象”——毛泽东。二、制度化的“作恶现象”毛泽东。三、别了，毛泽东。
一、 群体心理意识下孕育出来的“历史现象”——毛泽东。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歌对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是极其熟悉的，它诞生于毛泽东在延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原先的歌词被部分更改，并以“毛泽东”取而代之。我们从这首歌里可以引伸出这样两对关系：A、人民与毛泽东。B、幸福和救星。通过一个“谋”字为结蒂，人民需要幸福，靠毛泽东帮他们谋得。而毛泽东靠为人民谋得幸福而成为大众的救星。
这是群体心理意识下产生典型化观点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毛泽东的“历史现象”（诞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是中国式的产物，而这一孕育的双重作用出现，则导出一场关于制度化的恶梦后果来。
二、 制度化的“作恶现象”——毛泽东。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为开端，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京病死为终结，整整二十七年的岁月即为“毛泽东时代”。
以一场革命的成功来划分新旧社会制度，毛泽东很清楚“建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有一种本能的心态很自然地驱使他力图把一种合适他个人人格的制度建立起来，即革命制度。这种革命制度是在前期（即新民主主义秩序阶段）为人民民主专政，由这一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则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其实质都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最终的实际状态则是为他个人的极权统治铺平道路。
如同革命时期，恐惧他的革命对象：原政权掌握者国民党一样，革命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对被统治者依然抱着一种革命神经质的恐惧感。因此，毛泽东的第一步棋就是镇压反革命。为此，他制定的步骤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外层”就是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清查“中层”就是清查隐藏在其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清理其“内层”时，则引伸出下一个步骤行动：整党。所谓“整党”即为清洗党内异己分子，也就是所谓“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这样说道：“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去。”在毛泽东的话语里，“第四部分人”即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
顺着这样的逻辑推导，当毛泽东建立起自己作主的革命制度后，其继续革命的对象很自然地由社会上转向其党内。这可以称之毛泽东革命和继续革命的“历史性的选择”。于是，也就有了将高岗、饶漱石两人及其同伙定罪为“反党联盟”而加以实行彻底的革命专政。
同样是从镇压反革命引伸出来，而又独立进行的另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则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毛泽东来说，既要用实际行动打破来自反革命的正面“威胁”，又不可低估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侧面“威胁”。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知识分子会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斗争来削弱或者动摇甚至颠覆其革命专政的制度。所以，迫害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他非做不可的一件事了（后来发生的让知识分子集体进“五七干校”大洗脑就是一件最好的例子）。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权力化的批判其意图可谓是一石双鸟：这既是对那些老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政权失败后转向为革命政权服务）可能会带有反革命嫌疑的一次政治性警告，又是对新知识分子一个明确的警示：不排除他们当中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下一次会算账（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有这方面的动因存在）。
似乎这是“历史的必然”，在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六月，由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迫害行动开始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洗和镇压。这是知识分子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大冤案开始。
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时期，毛泽东滥用权力，对他的人民民主实行制度化作恶的第一幕。第二幕的作恶对象则是对资本家、农民，工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也是其乐无穷。”毛泽东最喜欢说的话。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党内通知：“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在农村，由开始的互助合作社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其间完成了中国农民本该自食其力的自由人却不幸沦为国家农奴的掠夺（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因此，对中国农民来说，这一天，确实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劫难之日，对每一个中国农民来说是永远不能忘却的。
与掠夺农民相呼应的就是“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其手段除了掠夺农民之外，配合其展开的手段就是通过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达到目的。于是，原本个体化的、私营并占有小规模生产资料者的手工业者一夜之间变成了集体所有制下的雇佣者，原有的资本家没有资本可言而只能成为靠食属于自己资本本钱红利的受韏养者。至于原先可以自己支配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工人，则完全沦为全民所有制下的雇佣者。这里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就是通过极权强行占为所有的一种领袖垄断行为。至此，由毛泽东一人极权统治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了，从而使亿万中国人民（大陆）陷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浩劫之中。
在由新民主义秩序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六年）以后不久，首先被劫难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这就是数年之后夏季发生的反右派政治斗争。也就是从这场劫难开始，毛泽东的作恶由对社会力量的打击转向清洗他的党内对手。而其纲领的口号就是“抓阶级斗争”。为此，毛泽东发明了两大名词：“阶级敌人”、“走资派”。两者是一个有机体，社会上的阶级敌人要反对共产党，势必要在党内寻找他的代理人。而党内反对派要同他进行政治斗争也必然会向社会力量“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由社会上转向党内的标致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其领袖独裁，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进行了赤膊上阵的清洗。经过这场清洗之后，毛泽东的极权统治达到了顶峰，而使原本已经徒有虚名的共产党内部的一点民主作风丧失殆尽。从此，党内人人自危，由此也开始了毛泽东极权的衰落。其后的两次清洗是对刘少奇、邓小平资本主义司令部和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斗争。尽管这是以毛泽东个人极权胜利而宣告结束，但是，这同时也是最后导致了毛泽东对自己极权的一次致命打击。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孤陋寡闻的毛泽东终于不能再行使他的极权来保住他的有限生命，而一命归西天了。
在我结束归纳制度化的“作恶现象”——毛泽东这一部分时，我不会忘记写下这样历史性一笔：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九个年头里，毛泽东对整个民族所作的最大一次恶就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发动的那场具有世界影响的“红卫兵运动”。在利用青年人政治上的单纯与狂热达到对清洗反对派（刘邓集团）的政治斗争获胜以后，一个巴掌又将这些小将送入十八层地狱：“上山下乡”。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第三代人所遭遇的一次灾难深重残酷惩罚。用林彪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变相劳动”的大劫难。
三、 别了，毛泽东。
以毛泽东的死亡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但是，以此就能说明我们和毛泽东远离了，或者说，毛泽东和我们永别了呢？如果仅仅将毛泽东视作一个肉体的话，那上述的观点可以成立，可要是将毛泽东视作一种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精神现象，那么问题就远不是那样简单了。以感情用事的态度来对待它是方便的，可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安全保障。不说毛泽东现象死灰复燃，可它仍然可能会在某一个早上变成另一种方式卷土重来，从而使我们民族再遭一次灾难。所以，这个问题不能以简单的方式来对待，而应以极认真的严肃态度加以分析研究。于是，我们应该回到本文的第一、第二部分重新加以考查。
A， 群体心理意识与历史进程的关系：
毛泽东出生于一八九三年，在这一百多年里，存在一个明显特征：即古典的中国向近代化（现代化是它的总体概括）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因西方列强卷入中国而导致民族主义的崛起。而当中国社会各种力量涌入到这一新兴的民族主义旗帜下时，已经无法按照传统的政权更选方式那样，关起门来进行了。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以汉民族相对于满清异族和中华民族相对于西方列强）运动已经汇入了世界历史的文明发展洪流中。这时，很显然的交织状态就是世界近代文明两股潮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了中国民族运动的选择对象。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选择了自由主义，在推翻了清朝帝制以后建立了中华民国。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则选择了社会主义，在击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仅仅到此作为结论的话，那还看不出群体心理意识在这场历史进程中的关系作用。因此，我的分析还得接着进行下去。在这场中国内部的历史进程中，一九二四年，是一个转折点，它的转折性在于孙中山向苏俄求援，由此提出了下述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当时的苏俄是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社会主义纲领，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一转向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被引进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从而成为另一种选择的中国潮流。
与一九二四年的转折性具有等量齐观的是一九二七年。因为在这一年，国共由联合走向对抗，而恰恰是因为这一次转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彻底转向苏俄，并且彻底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稍微回顾一下共产党产生于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党历史，就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意识形态的纲领，但是它的倾向仍然以民主主义为追求目标。而自此以后，则由它独自成为一支领导力量。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它则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最后争取的目标。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言，社会主义是继自由主义之后被引进来的一种对于当时而言属于新兴潮流，这就涉及到了群体心理意识这一要素。
世界近代文明是从欧洲突破中世纪教会禁锢而开始的。当时是以自由主义运动为主流向前发展的。其结果就是建立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它并不是完美的，代之以兴起的即为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思潮。而这种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专制主义以及可怕的单一化者象征。
这一点，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是这样指出的：“在启蒙运动时代和法国大革命的乐观幻想中就有着大患的萌芽了，即错误地要追求那不可能到达的群众性的人类幸福，随后它就转化为一种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地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他的目光是多么敏锐呀！更为敏锐的是，我们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运动所结下的恶果——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悲剧，也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被他体察到了。
这种旧社会纽带的解体并终于创立新的但又是非常强有力的束缚，它将是由那些强有力的人们；那些可怕的单一化者建立起来的。他们会得到军方机构的支持，强迫人民群众再度俯首听命，并放弃自己以往对自由的一切渴望。在他们可悲的日常生活状态下，他们每天奉命清早随鸣鼓而就位，傍晚又随鼓而归。
或许，今天我们可以指着毛泽东鼻子骂，可是在争取中国独立（民族主义）以社会主义作为唯一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毛泽东语）时，又有多少人表示怀疑呢？
B， 制度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具有奠基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会议宣言上，居然有代表提议增加这样一句话：“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下”。这，使得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具有了制度化的性质，由此使得毛泽东的“作恶现象”公然带有制度化的特征。
找问题就应该从民族精神上去找。如果说群体心理意识必然要塑造出毛泽东这样一位“领袖”人物来，那么民族精神则无疑是这种塑造的集体动力。而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可以发现这样的主体特征：单一化、绝对化、专制化。就象儒术需要皇权来维护它的思想一统地位一样，皇权本身就是要求所有人绝对服从它的统治权力。而与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相比，它又是显得渺小了。因为皇权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统治权力。越到下面，它的权力也就越弱小。所谓天高皇帝远就是这意思。
而毛泽东的制度化的极权则是以一个国家主义形式的党作为统治基础的，党的这张网是无所不包罗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是：“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的领袖毛泽东则是领导党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一切的一切。这，确实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因此，当这个群体心理意识下的人物目空一切时，整个民族跌入灾难的深渊是不可避免的。
当一场劫难过去，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需要反省的不仅仅是对一个或几个人（即领袖）作为替罪羊加以一次清算就了事了。如果每一个公民都有发言权、知情权、真正意义上的否定与肯定表决权，以及人人享有做审判官的评判参与资格，那么，曾经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将不会再步入这历史之恶的循环魔圈中。
别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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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告別暴力論，回歸修正主義
（金鐘 香港《開放》雜誌主編）來源:電子郵件
【一個建立在小農社會流痞基礎的政黨，毀掉戰後憲政民主好機會，也自絕於國際共運的修正主義主流，靠槍桿子打出一個新王朝，現在依然故步自封，迷信暴力。政改必須撤銷中央軍委，讓軍權回歸1954年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席。】
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忽忽已是一個甲子有多，六十三年。仍然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統治的國家，其演變，歷經五個「朝代」——毛鄧江胡習。鄧小平和毛的「反資」戰略相反，實行「走資」策略，造就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名的權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基本特徵是「實用主義」，被概括為「三論：貓論、摸論、不爭論」。中共意識形態的中心命題就是防止內外敵人顛覆政權。從毛時代「帝修反復辟，千百萬人頭落地」，到十八大強調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習近平上台大談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都沒有離開這個中心。
新皇少不更事，大談蘇共教訓
習近平接班，有兩個正式的講話昭告天下，一個是十一月就任總書記時，講「民族復興」；一個是三月人大就任國家主席時，高調號召「為實現中國夢奮鬥」。同時提出三個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這三個自信，顯然比發夢要嚴肅而沉重。本文著重探討「道路」問題。看看中共成立九十年以來，走的一條什麼路？
習近平在南巡講話中，談到政治改革時說，我們是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否則無法挽回。他指出：蘇聯崩潰就是源於「很多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示意他不會在中國實行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改革。他的坦白卻顯出他的歷史、政治經驗有限。可謂「少不更事」。
習和他的秘書們，忽略了老鄧1992年1月南巡的背景：「六四風波」不到一年，而蘇聯解體才不到一個月。鄧此時大駕南巡，高調走資，放言「誰不改革誰下台！」所為何來？鄧何等老道，「務實」。深知只有加大外資輸血，才可以救中共，挽狂瀾於既倒。其他不必爭論。鄧對蘇聯垮台，只說到此為止：「蘇聯東歐的問題，出在共產黨內部。」「我們要把自己內部搞好……」。隨後又有「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的指示傳出。老鄧為甚麼沒有罵人，氣急敗壞？無他，中國沒有誰比他更清楚中蘇分裂和反修的真相！（他領導九評時，向蘇共潑了多少髒水啊），八九年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已羞於啟齒，他明白中國之「走資」又豈是蘇共當年可比？
而比習近平年長二十七歲的老江，也是中蘇恩怨的見證人，他心知肚明。前幾年不是傳他接見沈志華教授，讚揚赫魯曉夫嗎？他搞的「三個代表」讓資本家入黨，被毛派罵是「全民黨」的蘇修翻版，其中含有的「理論、道路」之玄妙，習近平不懂，胡錦濤也不懂。
習近平決心用武力保江山
蘇聯變天，其實從斯大林死後就已開始，其間經歷三十八年的演變，到戈爾巴喬夫執政六年，已是瓜熟蒂落。蘇聯演變的真相及其歷史必然性，在毛鄧頑固派統治下，被極端地妖魔化，並轉化成從反右到大饑荒、文革的巨大災難。中共官方及知識界，至今沒有把中共前三十年愈演愈烈的極左路線直到毛澤東無法無天的個人獨裁及其後果，同中蘇分歧、反修鬥爭的關係說清楚。不是有意迴避，就是刻意扭曲。有獨立思考的人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也不敢說、不准說。
1980年有四千高幹集中北京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不少人訴苦、批毛，如方毅，敢於指控毛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但沒有一個人為赫魯曉夫說一句好話。今天，習近平這代人能夠想像，文革已是全黨被癱瘓、全國經濟臨近崩潰，無異於「亡黨亡國」的邊緣嗎？戈爾巴喬夫和習近平都算共產黨的第五代，有道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到第五代，應該有點歷史的反省吧。可是他還在抱怨八一九政變放了戈爾巴喬夫，因為專政力量不在手上，「軍隊無動於衷，保持中立。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共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
習近平的結論是：「我們為甚麼要毫不動搖的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吸取的教訓。」他還說，「否定斯大林，是歷史虛無主義。」其實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正是中共這樣的領導人，他們一門心思想的，就是如何「江山永不變色」，而這個江山曾經使數以千萬計的人死於無辜，為什麼發生？誰應該負責？是不是可以避免？一概不理。
1946年和平民主的大好機遇
中共黨史專家李銳今年已經九十六歲，卻在不停地思考這些問題。在十八大後的座談會上，他第一個發言。說：「中共的封建傳統，要得到清算。黨是農民黨，毛澤東是農民領袖、民粹領袖，一直是一個人說了算。現在改革，要軍隊國家化。」
李銳提到的「農民黨」「軍隊國家化」，正是點中了中共「道路自信」的要害。也正是本文打算探討的重點。蘇共為什麼可以民主化，而中共不可以？分歧的根源正是在於黨的性質和對於武力、暴力的態度。馬列正統認為現代產業工人，「最先進，有遠見、大公無私」。而農民依附於小農經濟，狹隘，保守，自私。原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蘇共，瞧不起中共這個農民黨。
中共無疑是農民黨。1956年八大時，公佈全黨工人比重14 %，農民69 %。五十年後，工人比重下降到不夠10
%。八大後之黨大會，從來不提黨的階級成分，因為說出來顯得中共不正宗，在國際共運中沒有面子。而實際上，看看中共的「革命實踐」特別是實現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之後，已經充分顯示農民造反的狹隘、落後與封建傳統的反動性。反右的以言治罪、大躍進的荒謬絕倫、文革的無法無天，那是人類空前絕後的醜聞與暴虐。一個黨淪落到如此地步，為什麼不能像蘇共那樣，獨裁者一死，就開始修正道路，改旗易幟，而踏上民主自由的光明大道？
這需要從歷史道路中尋求答案。不妨擇要地回顧1946年中國憲政民主得而復失的那段史實：從戰後和平走向國共內戰。一個關鍵詞是「不准革命」。
二戰結束，開啟世界歷史的新時代，也是中國走上憲政民主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當時還是國共合作抗日時期，經受八年抗戰之苦的中國官民，無不渴望國家和平，浴火重生。美國也特別關心中國的戰後和平。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四天起，蔣介石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會談，共商國是。毛不想去，但終於在十四天後，和美國大使赫爾利一道飛抵重慶。原來毛之成行，是因為他收到斯大林三封電報，斯大林不僅要他去重慶，而且對中共戰後發展作出指示：要求國共兩黨不要打內戰，中共交出軍隊，參與在蔣介石領導下的聯合政府。此即「不准革命」之由來。
斯大林要求中共放下武器走法國道路
蔣毛談了四十多天，簽署雙十協定，同意「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但是雙方都是陽奉陰違，都在調兵遣將搶地盤。尤其在東北和華北地區已起衝突。於是兩個月後，美國派馬歇爾來調停中國內戰。美蘇兩大國都主張中國和平統一，羅斯福甚至說，中國統一了，要請蔣毛來白宮喝咖啡。斯大林更希望中共走法共之路，放下武器，與國民黨合作。
1946年1月，國共雙方在馬歇爾調停下，簽訂全面停戰協定。二月一日，中共中央經過多次討論，毛審定後正式發出指示，宣布「中國從此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已從武裝鬥爭轉變為非武裝的群眾的議會鬥爭」、「我黨即將參加政府」、「軍隊即將改編為國軍」，黨將不再向軍隊發出命令。接著，毛起草電報，同意他等八人可任「政府委員」，周恩來任行政院副院長。三月份，毛還對張治中說，政府改組後，中共中央將搬到南京去，他住淮陰，開會去南京。
但是，另一面，兩黨關係仍然緊張。首先，是在談判席上，在軍隊改編限額和解散「解放區」上，雙方談不攏。同時，毛在內部不斷強調「人民武裝一槍一彈也不能交」，指示各地要針鋒相對。認定「美蔣要以統一來消滅我們」。蔣介石洞悉毛的心計，非常不滿，在日記中，斥中共「禽獸不如」。於是兩黨在東北的武鬥激化。中共成功的獲得蘇軍大量的可以裝備數十萬軍隊的武器支援。馬歇爾調停失敗。內戰七月全面爆發，不可收拾。
美蘇的和平願望，化為泡影，他們不了解國共關係的勢不兩立。
蔣介石在戰後，居明顯優勢：①國軍承擔抗日主戰場，蔣有全國統帥的領袖地位；②中國抗日獲國際支持，美國出錢出兵出軍火，蘇聯亦有上億美元的援助，蔣在外交上有大國元首之位；③兵力上國軍有450萬人，共軍為127萬人；④美國蘇聯都強調中國統一只能是一個政府、一個軍隊，統一在蔣的領導下；⑤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和平、反內戰。因此，蔣在和談中居高臨下，在軍隊收編和取消解放區上，態度強硬，只允許中共保留12個師。蔣看到中共武裝割據的危險性，也利用了中央政府統一全國的合法權力。
但是，蔣的致命弱點是嚴重低估了中共的反叛能量，和蘇聯在背後對中共的支持。中共消極抗日，蟄伏八年，養精蓄銳，不僅保存實力（兵力從四萬擴充到一百三十萬，統治區人口一億），而且透過「延安整風」毛體制的強化和國統區「第二戰場」對國府的拆台，充分作好一決雌雄奪取政權的準備。這一點，美蘇都估計不足。（當毛後來向日本客人情不自禁「感謝皇軍對中國的侵略」時，世人還以為他在說笑話呢）。
內戰到一九四八年底，可說大局已定，共軍三大戰役逆轉勝，國軍損兵折將二百萬，長江以北全部赤化，共軍已達三百五十萬。毛豪情萬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反動派，公佈要嚴懲的四十三名戰犯，「蔣匪」居榜首。不料在此關頭，1949年1月，又突然來了一份斯大林電報，表示蘇聯接受南京政府的內戰調停要求，希望國共直接談判。毛閱電大為意外。疑斯大林要中共放棄勝利形勢搞「南北朝」劃江而治。毛表示不滿後，斯大林又提一招降式的談判方案，遂為毛採納。國民黨當然拒絕接受此城下之盟。後一年，中共佔領全大陸，「將國民黨趕到海島上去了」。（評說斯大林擔心中國內戰會引發美蘇大戰，那並無根據也不合理。）
蘇共對中共的農民性質耿耿於懷
斯大林在戰後一而再地主張國共合作建國，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勝利前夕，還在叫停內戰，有偏袒蔣方之嫌。其中必有某種更為深刻的內在原因，值得探尋。
早在1944年，斯大林會見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時，就坦言他同意羅斯福的看法，蔣介石是唯一能將中國統一起來的人。他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不過是些『人造奶油』式的共產黨人。」這段經典名言，流傳很廣，但是很少有人加以闡釋。研究中蘇關係的學者楊奎松，在描述米高揚西柏坡之行，談到佔領大城市問題時，寫道：
「讓莫斯科的領導人最為關心的問題，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化』的問題。斯大林對中共長期活動在鄉村，黨員主要是農民這一點，始終耿耿於懷，因此，對中共的階級性質也頗多懷疑。」而毛向米高揚炫耀共產黨獲得農民的擁戴時，竟然說：「中國農民要比所有美國工人和許多英國工人的覺悟高得多。」
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沈志華教授指出：戰後國際共產運動的方向，「法國道路是對斯大林路線的準確理解。」「斯大林要毛放下武器，走和平道路，但毛不放下槍桿子，要的是武裝割據；斯大林要求的聯合政府是長久的，毛加入聯合政府則是權宜之計。」
戰後，斯大林的中國政策，史料顯示的趨勢，可作如下解讀：
1、二戰的沉痛教訓。斯大林有意將蘇聯建成一個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示範，不惜和希特勒簽互不侵犯密約，而終未免戰並遭到二千萬人犧牲的重大損失，列寧格勒（聖彼得堡）戰後男比女已不足十分一。因此，在反戰成為創深鉅痛的主流思潮中，斯大林和歐洲各黨無不高舉和平旗幟。
2、國際共運的大國主義。蘇聯不僅在「帝國主義包圍」下，實現工業化，成為世界革命的燈塔和靠山，經過反納粹法西斯的勝利，更取得超強的世界大國地位。因此，拉大了和非正統社會主義的東方革命的差距。對中國山溝裡的農民游擊戰爭的陳見自然有增無減。
3、對蔣介石的好感。斯大林對外對內，不止一次肯定蔣介石是「愛國」「無私」的領袖，無人可及。他認為這是中國的「實際」。因此抗日期間援蔣經費數十倍高於援毛。1945年6月蘇與蔣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決定蘇軍出兵東北對日作戰等大事，並無知會中共。甚至可以回溯到西安事變，斯大林已明令中共要放蔣，擁蔣抗日，放棄蘇維埃革命。
4、從鼓勵中共戰後走「法國道路」，這無疑是被毛共痛斥的修正主義之議會道路。正是蘇共二十大正宗明義提出的理論突破。斯大林沒有也不可能像他死後赫魯曉夫那樣的整套構思，但是他畢竟在國際共運最核心的「暴力革命」路線上，作出了另類選擇，並以他的巨大權威推行之。這件事的內涵與影響，無論如何，不容低估。
國際共運主流從修正主義走向社會民主
1945—1946年，在國共兩黨間，發生的有美國、蘇聯深度介入的一幕「戰爭與和平」的大戲，非常戲劇性，當代中國的文武百官、名流雅士一一登台，陰謀與夢想齊飛，紅白共處天一色。當年好漢，現在無一倖存。留下的唯有「不准革命」一說，還在大陸當作佳話相傳。因為故事的下文是毛和他的共黨共軍，在內戰中把國民黨和國軍打得落花流水，建立起一個共產黨新王朝。像數千年改朝換代一樣，大家都奉「成王敗寇」為真理。連斯大林也認了錯：「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
不過，歷史並沒有終結。六十多年前鋪陳的這條武力奪權之路，已有幾代人掙扎前行留下斑斑血跡，承受暴力革命與專政的痛苦。億萬民眾對中國革命及操縱這場革命的共產黨的質疑，來自切身感受。例如那個「米高揚報告」事件，米高揚1960年曾揭露斯大林1948年回覆毛澤東表示奪取政權後，要取締所有政黨，實行一黨制的電報。斯大林明示不同意，要求中共組織聯合政府。仍然是重慶會談的思路。1949中共建國有民主黨派進入中央政府任職，被宣示「長期合作」。可是沒幾年，毛就將那些追求民主的合作者打成右派，全部趕出權力機構，實行一黨專政至今。
毛自白一生只做了兩件事：打敗國民黨、發動文革。這兩件事其實是一件——崇尚暴力。無異說，毛自認一生，就是整人、殺人。他以殺戮為樂。他信奉列寧、斯大林，只因他們是兩把殺人的「刀子」。坐井觀天，完全無視時代的進步。治國瞎折騰，一無是處，終於發動反修，死於反修。六、七十年代不僅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時期（如亞洲四小龍），也是蘇東集團步入修正主義的成熟階段。毛卻把偌大一個國家一個黨，拖到萬劫莫復的邊緣。中共當局只看到反修、文革給黨和國家造成的損害，而不敢承認，毛鄧之反修，政治上反動、道德上忘恩負義的惡劣性質。
而在蘇聯發生的一切，只是反映從第二國際到列寧革命、斯大林專政，再到二戰後修正主義泛起，而後民主化轉型——這條歷史軌跡上的必然過程而已。可否認為，發跡於西歐文明的國際共運主流的演變，必將回歸到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上來，成為當代普世價值的一部分？
否定暴力奪權，實現軍隊國家化
毛那一代靠在江西殺人放火起家的山大王當然不能理解蘇東的演變，但是成長在全球化的中共第五代應該有所不同，這是我們對習近平毫無歷史感，拿蘇共八一九政變說事感到吃驚的原因。
中共至今還在延續毛崇拜。中共十八大居然將毛的災難性政策造成的「嚴重曲折」，曲解成為黨「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學者指證，所謂毛時代奠定的基礎，就是蘇聯援建的前後共達三百三十個大中型項目，還不算導彈原子彈，而且絕大部分都是赫魯曉夫時期提供的。）
毛以來幾代領導人動輒以「亡黨亡國」作警告，作政治動員的綁架。更成為今天抗拒政治改革的憑據。那麼，本文的回顧，意義就在於，指出這種建立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論基礎上的黨和政權，必將蛻變而滅亡。用槍桿子打下來的政權的合法性，只存在於短暫的革命時期。當共和國的立憲時期開始，革命黨與政權就必須轉型，實行憲政民主，這是死亡，也是再生。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就是一次偉大的轉型。中國憲政民主的大門，已經打開。不僅有國際的強力支持和人民的熱切期待，中共甚至都已作出過交槍的回應。
但是，毛的槍桿子主義佔了上風。他嫌在國民政府「做官」不過癮，要打江山坐江山，當皇帝。無視一個合法政府怎能容忍一個武裝割據的特區存在，內戰的實質無異於造反作亂。歷史無情地證明，毛共以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後，建立的是一個無法無天、殘民以逞的獨裁政權，其施政之苛暴，超過中國歷代王朝。六十年變遷，卻毫無還政於民之意，企圖打造一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共產黨法統。
蘇共確實在中共奪權中，功不可沒。但是，它也確實在戰後一再主張中國和平統一。中共上台後，不是沒有機會，納入國際共運的主流，追隨蘇共的道路，真正「走俄國人的路」，在戰後的修正潮流下，實行民主轉型。我們熟讀中共黨史，確知該黨也有一批明智的憂國之士，但他們不敵獨裁者的橫暴，九死一生而浩嘆大國沉淪，積重難返。
這就是今日中共領導面對的形勢，挑戰是艱鉅的、歷史性的。可以相信，針對中共傳統，在一切政治改革的舉措之前，必須衝破暴力專政的思想牢籠，將軍隊國家化擺在第一要務，取消中央軍委，讓武裝力量的指揮權像1954年憲法規定的那樣，回歸國家主席，以取信於民。憲政民主才有實在的前提。
（初稿原載《開放雜誌》2013年五月號，5月8日修改稿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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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以毛式铁腕捍卫权贵资本主义
——习近平的执政蓝图（一）
何清涟 05.14.2013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Tweet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
习近平执政已逾半年，给出的执政蓝图已经非常清晰：他以做“红色政权守护者”为自己的政治使命。面对事实，再顽强的造梦者也难以继续讴歌习近平将从事所谓“政治民主化改革大业”。
*9号文件展示习近平政治蓝图*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在网上流传，因其文件编号为（中办发【2013】9号），简称为“9号文件”。据传，该文件已下发至县团级，重庆、吉林等省市已有学习9号文件的相关报导。这一通报指出：宣扬“普世价值”的核心目的是排除党的领导，逼党让步；“公民社会”主张的要害是，在基层党组织之外建立新的政治势力；“新自由主义”理念反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提倡“西方新闻观念”，是反对党一贯坚持的“喉舌论”，要摆脱党对媒体的领导，搞苏联当年改革时推行的“公开化”，用搞乱舆论来搞乱党、搞乱社会；“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针对党领导下的历史问题，否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事实，其突出表现是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目的是削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歪曲改革开放的种种说法则认为，改革中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改革不彻底，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完善经济改革，等等。
网上轰传一时并经几位知识分子证实的“七不讲”，实际上就是上述“9号文件”精神的浓缩。中央要求高校教师在课堂上“七个不能讲”，其中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围绕“9号文件”精神，《光明日报》发表“‘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该文除了强调习近平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之外，还特别强调习另一说法，“如果当时否定了毛泽东，我们的党还站得住吗？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准备以各种形式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至此，习近平的执政蓝图已清晰显现，只待按步就班实施落实了。这张执政蓝图表明，习尊毛、邓已成定局。习以毛为宗师，学的是毛将权威定于一尊的强权统治；他师法邓小平，则是继承邓小平的“国家机会主义”精神，保存并发扬邓时代的“改革硕果”，即官僚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际上主要是中共对国家资源的掌控能力）。
很明显，面对国内民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高度不满甚至仇恨，习近平并不打算采取措施化解；相反，他正准备以毛式铁腕统治，来保护邓江胡以来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这就是习近平政治蓝图的主调。
*习近平重建毛式铁腕愚民统治有无可能？*
我从来就不怀疑习近平想做“红色政权守护者”的决心，只是对其运势与能力颇有怀疑。
先说其运势，即习近平是否能够重建毛时代闭关锁国条件下的愚民政治。
毛统治最大的特色就是依靠“枪杆子”与“笔杆子”，形成“三个垄断”，即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真理”（邓以后变成“垄断舆论”）。但毛统治时期，“枪杆子”的作用主要在于威慑，不象胡温统治时期那样经常刀枪出鞘，形成警民对峙之局。毛之所以能够对内不轻启兵戈，前提是严密控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让国人自觉服从。毛之所以能够建成这种铁腕愚民统治，在中共党内，是挟其建政之功以及党内等级制的利益分享；在全国，则是依靠当时那种闭关锁国的封闭式社会环境。仅以信息传播而言，毛时代全国主要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加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些喉舌的主要功能是“传达毛主席与党中央的声音”，干部们的信息来源多一些，按级别可阅读参考消息、各种内参或内部读物。胆大的民众收听美国之音、莫斯科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及台湾及香港电台，都被定为“偷听敌台”，一旦查获便处以三年乃至更重的刑期。即使是青年人自发组织的马列学习小组，也属于“犯罪“，我的熟人当中就有人因此被以”反革命罪“判十年重刑者。
可以说，严密的政治社会控制、严格的信息封锁，再加上政治高压和民智未开，造就了毛愚民统治成功的条件。
习近平今天虽然成为中共掌门人，却并不具备毛泽东实施铁腕统治的诸项条件。首先，闭关锁国的封闭社会环境不复存在。对外开放政策与信息封锁及思想控制之间高度不兼容。当年邓小平只想品尝经济对外开放的成果，曾试图把西方的文化价值拒之门外，但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还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都功亏一篑。江胡两朝，尽管中共一直竭尽全力控管媒体，但世界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技术时时更新的互联网实难驾驭。甚至在传统媒体中，中共也难以维持将党的声音定于一尊的格局。尽管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知性裂沟”，即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因其消息来源的不同而差别甚大，是否上网、是否能翻墙，决定了人们掌握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但各种信息如洪水一般四处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共再也不可能维持全国人民只信奉主流思想、党内外一种声音的愚民统治。
毛泽东到了晚年，其实已知道腹诽者绝非少数，他那神的地位早已如流沙之塔。他死后不足一个月，便发生了针对其妻子江青等“四人帮”的高层政变，毛的不可一世的地位从此崩塌。习近平接受掌大位之时，毛时代建立的红色信仰早已荡然无存，中共党内全靠利益分赃来维系统治，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的“面包契约”的涵盖范围则越来越小。刚性“维稳”体系的出现，说明中共统驭国民早已不依靠百姓的信从，只能依靠暴力压服。
习的地位由其党政军三项最高领导职位赋予，并非源自其功绩或能力。早在他接班前夕，就有外媒记者提出疑问说，习近平除了在地方逐级上升的履历之外，其政绩记录主要是跑遍下属各县市，并无其它治绩可言，如此何以服众？《中国新闻周刊》曾发表一篇 “乾隆为何把皇位传给资质平庸的嘉庆？”，文中谈到，嘉庆帝“品格端方、为政勤勉”，但“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身上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乏术和平庸。”这篇发表于2012年7月13日的旧文，在微博上被翻炒，不少人干脆说，此文影射的就是当今皇上。
人类历史上，独裁者依靠暴力与谎言统治，结局都不美妙，齐奥塞斯库与卡扎菲是其中下场最悲惨者。习近平想用毛式铁腕愚民统治维护邓江胡三代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恐怕只是一厢情愿。他崇拜毛泽东，却无毛的威望与时代条件；他仰慕普京，但缺乏普京赖以扩张权势的自然资源基础（加上国际能源价格上升之机会）。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只能依靠暴力与谎言来维护中共的权力，在各种社会冲突日益激烈的今日中国，他这一“政治宏图”究竟能有多少成功机率？
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其他评论文章，发表在何清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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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延齡：否定毛泽东才有“三个自信”
[日期：2013-05-14] 来源：参与 作者：顾延齡
（参与2013年5月14日讯）习近平的“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普通人也看得出来这句话是忽悠我们老百姓的。如此说来，前三十年的“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文化大革命”等毛泽东犯下的滔天罪行就不能否定，难道这也要肯定是建设中的“探索”吗？
我们都是过来人，大家都明白前三十年的‘理论 ’﹙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制度’﹙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与后三十年的 ‘理论’﹙邓小平理论﹚‘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截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我想习近平不会不明白，但为了自园其说，为了平息左右之争，为了掩盖毛邓的矛盾，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习近平﹙或是其幕僚﹚苦思冥想抛出了“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说，实在掩人耳目。随之而来的所谓“三个自信”，恰恰并不那么“自信”。
我们五七老人跟随习总书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劝习近平总书记头脑务必清醒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道路”，更恰当地讲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邓胡赵江胡的资本主义救活了频临崩溃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以中央当权派如毛泽东说的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不是说要听毛主席的话吗？那就要造反，把皇帝拉下马，‥‥你看，毛左两年前企图‘公诉’八十老人茅于轼，今天他们拿了你“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这个尚方宝剑，又在到处围追茅于轼，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针对中央的，毛左兴师动众又要来折腾我中华大地了。
我们五七老人劝习总书记大胆否定毛泽东，天下不会大乱；毛左是孙猴子，它一天也不会让你和谐安稳，只有否定毛泽东，才有真正的“三个自信”，才能园满实现“中国梦”。
当前审判薄熙来贪腐的同时，应彻底批判他的“唱红打黑”路线，绝不可姑息养奸，否则新的薄熙来还会出来篡权。
保佑习总书记不会成为刘少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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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苍山人：十五点道尽毛泽东的政治特色
[日期：2013-05-14] 来源：参与 作者：括苍山人
（参与2013年5月14日讯）毛泽东能够在一次次路线斗争中稳操胜券，归根结底和他的政治特色有关。毛泽东的政治特色，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所谓文化革命，其实是地地道道的武化革命，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毛能够长盛不衰，牢牢挺立于不败之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特务政治—广布耳目，暗藏眼线。中央所有领导人的警卫人员都是毛的耳目或眼线。在1971年发生“9.13事件”时，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中，有的人竟敢阻止林副主席‘到天上去转一转’，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众所周知，首长贴身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应该在政治忠于首长、在思想上服从首长、在行动上追随首长，而且在危险时刻，能够舍生忘死地为首长挡子弹。而这位却胆大包天，分明是有通天的本事，因为他没有接到上峰的指示，所以副主席不能够出行。由此可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毛的视野之中，可以说是“难逃法眼”。虽然历史已经跨越了整整60年，而封建主义的幽灵却还在中华大地徘徊，时时兴风作浪，难怪文革过后从中央到地方都一致要求，坚决反对封建专制的领导作风，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流毒。
文革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国家主席也好、副总理也好、元帅将军也好，他们在被批、被斗、被打、被抓时，他们身边的警卫人员、工作人员，没有一位挺身而出，护驾保驾；没有一人冲冠一怒，拔枪相助！仔细揣摩，如梦初醒。原来这些人都不是他的人，他们都是“光杆司令”。这一观点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中共中央文件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文件要求：八大军区司令员必须在指定日期报到、必须轻车简从不得带领一兵一卒、不得搞送往迎来等等。由此可见，这八位“诸侯”都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窃以为，中共高层的安全保卫工作既天衣无缝，又漏洞百出。天衣无缝，是指敌特要想谋害他们难于上青天；漏洞百出，是指在路线斗争中这些保卫人员形同虚设。不仅仅如此，其中某些人还落井下石，为虎作伥，把自己的首长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从而获取残羹剩炙、换得一官半职。
二是军事政治—军权独揽，其他将帅无力调动一兵一卒。1966年所谓“二月兵变”后，有一位军队高级领导人为罗瑞卿辩护时说：我想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不可能，何况是他。（大意如此！）由此可见，军权仅仅在毛一个人手中，其他人休想染指。没有这一条，毛绝对不会口吐狂言：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这个“你”不是别人，而是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任主席。
三是运动政治—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制造、挑起、激化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从中渔利，文革初期派工作组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派工作组到大学和基层是经过毛首肯的，而当工作组下到基层时，毛正在南方疗养。名曰疗养，其实是在遥控北京的政局，一只手同意派工作组；一只手挑动造反派反对工作组，一切均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后择机抛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给刘少奇致命一击。众所周知，古往今来，任何国体、任何朝代，要想挑起底层和上层之间的矛盾，都是轻而易举之事，刘少奇等人很自然地就是中了这个请君入瓮的阴险圈套。
四是崇拜政治—口里说“四个伟大”讨人嫌，心里却是美滋滋。八次接见红卫兵，每次均达百万之众，山呼万岁之声震天动地，何其壮观、何其畅快。说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前面四个字是真心，后面四个字是假话。
五是阴谋政治—诡计多端，无所不用其极。57年反右是阳谋，文化大革命则是阴谋。派工作组是阴谋——击中刘少奇的死穴；不设国家主席则是阳谋，以此诱使林彪犯错误。
六是分化政治—拉一派，打一派。说的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其实是自己可以有派，别人不能有派，哪怕是两个人、三个人、几个人的小集团也绝不容许。所谓路线斗争，就是派别之争。毛常说不要树敌过多，其应有之义就是要树敌，这个敌人就是所谓的“派”。有人说毛泽东反对“四人帮”，我看纯粹是书生之见，愚不可及。毛泽东说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打倒国民党；二是文化大革命。请问：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文革派，毛为什么要反对。窃以为，这是他临终前向中央政治局领导打招呼，其弦外之音是：我生前没有处理四人帮，我死后你们就不要动了。
七是实用政治—用则捧上天，不用则踩在地。比如所谓最可靠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都写进了党章，看穿了却是一种骗人的诱饵。利用林彪打击刘少奇，然后卸磨杀驴。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这是违宪之举、是无法无天之举。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拷问林彪事件，错误的一方应该是毛而不是林。林的仓惶出逃，明显是迫于无奈。还有所谓红卫兵小将、五大学生领袖，当走资派被打倒批臭后，前者全部被赶往广阔天地；后者则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八是档案政治—口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其实是既要抓辫子，又要打棍子，还要装袋子（进档案）。所有挨整的人，无一例外，都要反复写检查——深刻的检查，然后装进档案，要想重用必须承诺永不翻案才行！即便如此，稍有抵触还是弃之不用，那怕你“人才难得”！
九是绝情政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之死地而后快。刘少奇也好、陶铸也好、彭德怀也好，都被折磨致死。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高中级干部也成为屈死鬼、冤死鬼。毛说翻脸就翻脸，从来不留念几十年的战友情、同志情，这是何等的寡情寡义、绝情决意。毛从来不遵守游戏规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已是常态。
文革时期坊间流传一个“冷笑话”：说每一位高级干部在得知毛主席要接见自己时，无不胆战心惊，因为吉凶难卜、焉知祸福。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向家人交代后事，然后才去考虑接见时如何应对。如果能够平安归来，则往往是一家人抱头痛哭，庆幸全家躲过一劫。这样的悲喜剧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这种伴君如伴虎的况味，却不足与外人道！
十是山头政治—山大王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上演的是“火并王伦”，在陕北又故伎重演，直至林彪事件亦是如此。据说毛泽东有一次突然昏迷，好半天人事不省，刚刚醒来时周恩来贴着毛的耳朵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旁观者言：还是总理最懂主席的心思！这个心，其实就是一种山大王之心、独裁者之心。
十一是舆论政治—把握话语权。领导权、决策权皆源于话语权——最后的拍板权。当毛失掉话语权时他会拿出党章、宪法作为武器和匕首，直指对方的死穴。毛常常讲：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情同此理，要打到党内的一个派别也要先制造舆论。所谓“修正主义”、“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都是一种致人于死地的狠毒舆论。
十二是报复政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毛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作为类似北漂、形同农民工身份的管理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搞点事务工作，此时毛受到张申府一类大知识分子、大教授的轻视或批评。此后一直耿耿于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40年代延安整风，直到57年反右，不断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折磨和打击。特别是反右中，有30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些人和地富反坏一起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对曾经反对过他的党内同仁，毛也绝不放过——彭德怀就是一例，庐山会议时新账老账一起算，直至文革置于死地。
十三是圈地政治—画地为狱。在第一次制定宪法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迁徙自由”写进宪法。此后几十年一贯制，利用户籍和粮食关系，把农民限制在农村、把市民困锁在城市。三年困难时期，几千万农民被画地为狱的政策所限制，封锁在自己的家乡被活活地饿死。毛泽东一生所担忧的问题就是他所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实际上是画地为狱的政策取代了所谓的教育说服。毛泽东时代最苦的是农民、最穷的是农村、最落后的是农业。毛执政时期，三农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改善。以至于周恩来回到延安时，看到老区人民依然一贫如洗，不得不深深自责地说自己对不起老区人民。毛泽东进城后去天堂杭州几十次，却一次也没有回延安，是不是忘记了老区人民呢？我们不得而知。
圈地政治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土地国有。全国土地说是国家和集体两级所有，归根结底还是国家所有，土地财政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从小产权房的尴尬处境就知道，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只是一句空话！
圈地政治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户籍控制——改革开放前还有所谓“粮食关系”控制，这一招可是致命的一击，没有粮票，人们寸步难行；没有户籍，你到其他地方讨生活，就会被定性为“盲流”——其罪名仅仅好于逃犯。你是盲流，地方政府有权把你“遣送回原籍”，多次遣返则有可能遭遇牢狱之灾。
十四是狂热政治。在延安时期政治狂热病还没有形成，当共产党处于弱势时毛泽东还是比较谦虚谨慎的。比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作为党内整风的学习教材，意在教育全党吸取李自成骄傲自满而导致起义失败的血的教训。可是，在国共内战中形势急转直下，共产党“天翻地覆慨而慷”，国民党“流水落花春去也”之后，毛泽东尝到了人民战争的甜头、体味到奇迹带来的快感，所以总是想在经济建设中克隆这一模式。总路线也好——多快好省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单相思；大跃进也好——超英赶美其实是空想主义的幻影；人民公社也好——一大二公其实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于今三面红旗统统进了进了历史博物馆—成为后人的笑柄。
十五是递延政治—图通过指定接班人，来确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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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高调纪念江青自杀22年（图）
[日期：2013-05-15] 来源：参与 作者：汊河口
（参与2013年5月15日讯）凤凰网昨日（2013年5月14日）以两组图片新闻置顶高调纪念江青自杀22年。
一组题为《江青自杀22年：李讷为何不遵遗嘱将其葬在老家》图片新闻，在展示九张江青墓碑照片和文革风采时，用文字介绍了江青的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报道——“1991年6月4日晚23时，新华社公布了江青的死讯。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生平，亦无对她曾经的政治地位进行介绍。江青墓位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东南隅祭台前的青白石碑被塑料鲜花簇拥，碑文简洁，‘一九一四年—一九九一年，先母李云鹤之墓，女儿女婿、外孙敬立，二零零二年三月’”。
江青的死亡细节是：1991年5月14日凌晨3时30分，一名护士发现江青已自缢于卫生间浴盆的上方。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江青，在她77岁时身亡，死前两日，江青还拒绝了李讷夫妇的探访。
还有说明称，1991年清明节，江青向上级表达了去毛主席纪念堂的愿望，并希望允许李讷能在看望她时带来一卷白纸，好让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最终她的这两项要求都未被批准。大陆作家舒云据此与江青的专职秘书阎长贵与杨银禄核实，得到的答复是，江青确实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不过，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希望他对此事保密。
1991年5月14日凌晨3时30分，一名护士发现江青已自缢于卫生间浴盆的上方。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江青，在她77岁时身亡，死前两日，江青还拒绝了李讷夫妇的探访。
网民指这一新闻隐含有对当局的批评：为什么不能客观地介绍江青的生平和其主要功过？而江青的女儿女婿、外孙皆未按墓碑规则署名，到底是当事人不敢落名还是官方不准其落名？这些疑问引发了人们对江青的同情。
另一组题为《1938年前，美艳江青的颠沛时光》的图片新闻，用20张老照片回顾了江青青年时代的独到风采。
专家认为这两组图片新闻给人的感觉是，江青的第一夫人风采远远超过彭丽嫒等人。江青身前身后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2013年5月15日
在展示九张江青墓碑照片和文革风采时，用文字介绍了江青的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报道。
这两组图片新闻给人的感觉是，江青的第一夫人风采远远超过彭丽嫒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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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近日大肆为中共唱赞歌，否认中共在大跃进、反右运动中的罪恶历史，被骂不说人话不干人事。（网路图片）
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称反右没处死一个 网络沸腾
【大纪元2013年05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近日中共喉舌人民网刊登了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发表在《红旗文稿》杂志上的文章，抛出题为《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文章，大肆为中共唱赞歌，并否认中共在大跃进、反右运动中的罪恶历史，称三千万饿死数据是刻意编造，反右也不是“血淋淋”的，并没有被处死一个。李慎明闭眼说瞎话，在网络上引起人们极大的震惊，被骂不说人话不干人事，民间建议解散社科院。
中共御用学者抛出惊人观点
李慎明文章借力捧毛泽东之际，也将中共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劣迹和罪行进行一番美化，文章指责现在有的人在中共刚建政时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认为“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甚至别有所图”。
文章强调了二个三千万称地球人都知道，一个是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还有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但否认真实性，称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文章甚至还称1957年的反右中55万的右派，不满被全部被描述成“血淋淋”的，公然称没有处死一个。
民间佐证反右运动血淋淋
李慎明观点遭到网络上一面倒地反击，到处呈现一片怒海。
云南昆明的“圣雨666”表示：“血淋淋的还需要描述？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丁祖晓、李启顺都死于法西斯暴政！！！无不鲜血淋漓！！！而被枪杀的林昭的家属，还要向嗜血的兽类缴纳五分钱子弹费！鲜血淋淋还需要描写！这位李先生如果了解上述血案，还要大放厥词的话，显然是别有用心啦！”
著名平面设计师陈绍华用当年被处死的北大右派的信息来驳斥李慎明称没有处死一个人。“反右运动中，北大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有8人先后被正式处决，包括：中文系学生林昭（1968年）、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70年）、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70年）、历史系学生沈元（1970年）、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76年）、物理系学生吴思慧(1970年)、哲学系学生黄宗奇(1957年)、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70年)。”
夹边沟的右派劳改营 惨绝人寰堪比一切集中营
而李慎明说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是刻意造假数据，北京某企业执行董事“墨钜” 要求请李慎明先体验夹皮沟生活再说，他说：“对于夹边沟里的右派，死亡是一个没有流血但却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焦虑烦躁、全身乏力、意识障碍、四肢浮肿、开始消瘦、死亡。”
深圳某影视公司董事长邓康延要求政府有责任在向前看时，厘清后事。他说：“否则过七八年就会出现一批李、孔、司马等混淆是非、哗众取宠的混蛋。遍布全国如夹边沟的右派劳教劳改地，其惨绝人寰堪比一切集中营，入者九死一生。历史不大白天下，历史必重新上演。”
他还向中国社科院发出要求表明态度的问题：“李慎明代表你们官方态度吗？”很多人就此表示赞同邓康延的观点，一起质问社科院“同问”。
民众建议解散社科院
新浪的“吉尔维斯”称，忍了半天才把打好的两行骂人的话给删了。如果社科院都是这种玩意儿（竟然还是副院长！），建议赶紧解散，别拿着各种津贴成天不说人话不干人事，浪费纳税人的钱。
云南的老知青“海七叔”认为，不怕败类胡说八道，就怕流氓有文化，社科院不做学问改做叭儿献媚极权，李副院长手下大半流氓不冤枉他吧。
学者李剑芒对此评论说：“无人知晓的事情李慎明说他知晓，世人都知晓的事情李慎明说他不知晓。李慎明唠唠叨叨说一堆，稍微懂得逻辑的人，从他的话中只能得出一个逻辑结论：‘我不是人！’”
很多学者研究并撰写的书中，就对大饥荒导致的死亡给出过具体数据。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冯客撰写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书中给出中共在大跃进时代的死亡人数约为4500万。而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也曾在二十年前作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相同的数字：四千五百万。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书中称大约4千万人死于大饥荒。外界众所周知至今中共当局禁止人们在公开场合下谈这个话题。
（责任编辑：李熙）
中港台时间: 2013-05-14 20:55:43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5/14/n38707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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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監復：毛澤東成了中國政治宗教教主
姚監復 來源:電子郵件
人們的脊梁一步步被迫地和自願地在神面前彎曲了
希特勒德國和民主德國以及中國將宗教式的宣傳滲透進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個領域，依賴的是武力和無所不包的組織與措施體系，胡蘿蔔與大棒交替使用，使人們的脊梁逐漸地彎曲了。每個人都會失去東西，因而每個人都有理由感到害怕。彎度不會馬上改彎，而是一步一步的。這一步使下一步更容易，而且很難再扭轉過來。一個人只要每次屈服於壓力，他的脊梁每次都會多彎一點，下一步就變得更容易了。
脊梁隨著多年來大大小小各種鬥爭方式的運用已經彎曲了，公民們慢慢習慣了管住自己的嘴巴，只做期望之夢。每一步屈從都是單向的，很難逆轉。脊梁彎曲了，但是，各種宗教發現，強迫的忠誠是表面的。強大獨裁政權創造不出能建立千年世俗王國的新人類。建立在流沙上的房子，無法抵抗暴風雨。希特勒德國、蘇東各國證明了，中國也將證明這個真理。（《彎曲的脊梁》，第231頁）
1959年彭德懷被毛澤東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頭子。
最最最最專制的傳統文化同最最最最革命的共產主義結合，形成了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宗教化，建立了政治宗教
毛澤東成為道統與法統合二而一的政治宗教的教主
李慎之認為，在中國最最最最專制的傳統文化同最最最最革命的革命理論相結合，形成了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專制社會變成了極權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毛澤東將道統與法統合二而一，政教合一，既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還是偉大的導師，不同於封建專制時代，帝與師是分開的，皇宮與孔廟分設，皇帝要尊孔祭孔，為兒孫請帝師講經；也不同於西方皇帝與教皇分權，凱撒是凱撒，主教是主教。
這樣，共產黨把共產主義宣傳為絕對真理，共產黨領袖掌握絕對權力、壟斷真理，金口玉言的聖旨絕對正確，神化了毛澤東。中國老百姓在最革命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卻重新樹立了毛澤東這座尊神，變成圖騰式的太陽，雨水、陽光、像媽媽、父親的“大救星”，十億人民高唱 頌歌“東方紅”，高舉紅寶書的毛澤東語錄，一天多次祝福毛澤東“萬壽無疆”，宣誓保證要“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為神奉獻一切。這證明托克維爾的 判斷是正確的：“歷朝歷代的歷史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終紮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經消亡的宗教都在人們心中有自己的歸宿。”（托克維爾著，馮棠譯 《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8月第一版）毛澤東逐步在中國成為神壇上共產主義這個政治宗教的教主。
2、毛澤東建立的政治宗教和嚴厲的教規，使全體黨員、幹部成為愚忠於教主的虔誠教徒，否則會被殘酷打擊為異教徒、階級異己分子、三反分子、右派分子、反黨集團
毛澤東採用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建立中國共產黨，強調少數服從多數、地方服從中央、中央又服從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這個常委主席又被授權擁有重大問題的“最後決定權”。黨員入黨時宣誓，如同青紅幫、邪教要忠於幫主、教主那樣忠於黨組織，永不叛黨，否則要承擔政治後果。
因此，在黨內反對左右傾路線鬥爭中，反對毛澤東的高級領導人遭到無情打擊，政治上、歷史上釘在恥辱柱上，永世和永遠不得翻身，遠不如犧牲在敵人槍下可作為烈士。現實的和歷史的教訓，使黨員、幹部寧可追隨毛澤東錯誤的政治路線，絕不在組織路線上犯錯誤，跟人、跟隨教主毛澤東，而不是為真理而鬥、實事求是。
1959年彭德懷講了真話，被毛澤東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頭子，中央委員們沒有一個人敢於為彭德懷辯護，張聞天、黃克誠開始說了一些正確的話，隨即在毛澤東政治壓力下屈服，揭發彭德懷、劃清界限，表現忠於毛澤東的黨性。老幹部勸彭德懷不認錯時說，我們像舊社會女人嫁了人，要從一而終，即要完全聽毛澤東的。即教徒只能聽教主的。
張勁夫在懷念張愛萍的文章中，承認1959年他們在批彭德懷的錯誤決定通過時舉了手，這是“忠誠的愚蠢，愚蠢的忠誠”。胡繩在臨終前反思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時說過，我們的黨是現代的青紅幫的話。實際上，毛澤東把這個黨以革命的名義，改造成遊民社會的黑色幫派、邪教式的政治宗教了。
劉少奇製造了一個神——毛澤東，他又被這個神打倒。
毛澤東利用最革命的理論作為政治宗教的教義，以毛澤東選集、語錄作為聖經，俘虜了、征服了、奴役了全體黨員、民眾，成為馴服工具的失去獨立思想與人格的忠實教徒 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群體把毛澤東吹捧上共產黨神壇。正像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所述，劉少奇製造了一個神，他又被這個神打倒。造神的過程，首先是創造出聖經、聖諭—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是領導中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戰無不勝的偉大理論。
甚至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1977年4月10日的鄧小平還吹捧毛澤東思想將世世代代指導中國和世界共運勝利前進：“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主義運動的事業，順利地推向前 進。”仍然是林彪說的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同樣的吹捧和迷信教主的神聖教義的思路。
加上“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是反革命，就要全黨共討之，全國共伐之”的暴政威脅，多少人因此被打為階級敵人，甚至被槍殺。軟硬兩手， 把中共黨員和廣大群眾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全部毀滅了，雷鋒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沒有自己頭腦的螺絲釘精神，劉少奇要求黨員 做“黨的馴服工具”的奴於心者的安於做奴隸的理論，被當作神聖教條，全黨全國學習、執行，人們被征服了、俘虜了、奴役了，全體中國人跪拜在毛澤東腳下，不 准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存在一個思想：毛澤東思想，教主的思想。只能服從一個活人教主講的話的教派，而不是服從、遵循、信仰不在人間的神留下的聖教、聖諭， 那麼這個教派就是邪教。（《內幕》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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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拔掉“穷根”种下恶根的土改运动
來源:電子郵件
在毛泽东建政后的土改时，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是和国民政府或国民党沾有一点边的人，无论其道德品行如何，都一律予以捕杀了。其残酷性已超过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时对前朝的镇压。
谨以湖南澧县的两位人物来举例说明：
1、杨载雄（1881-1951），又名杨怀斌,字璘轩,湖南澧县县城桃花滩人（今老啤酒厂附近）。杨与蒋翊武从小是同窗好友，澧州官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少时好驰马试剑，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时，杨加入湘军劲字营北上抗敌。后改投湖北新军，与蒋翊武同队。
1911年1月，文学社成立，蒋翊武任社长，杨任本部参谋。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蒋翊武任军事总指挥，杨为军事筹备员，协助蒋谋划制定武昌起义计划。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杨参加会攻清督署、藩署战斗，身先士卒，勇敢顽强。武汉保卫战中，杨临危受命，由第十标统带升为步兵第六协统领，兼率马、炮各队，防守东湖门，搜索阳逻、葛店、武昌、黄州一带顽敌，进攻龙王庙以牵制清军。退守汉阳兵工厂时，受命指挥将校决死团的一部和敢死队第三队。敌以小船载引火物，拟火烧兵工厂，杨迅挑善泅兵士潜水焚烧敌船，致敌船损人失。汉阳失守后，率战卒千余，死守武昌城外大堤口、毡泥厂、下新河之线，防御工作极坚，见者匪不称道，是蒋翊武“守危城、却强敌”的功勋战将。
民国成立时，被孙中山授予陆军少将衔，并授孙中山亲书“陆军三等龙虎章少将”匾。所属部队被编入北伐第一军，杨被任命为黄陂、孝感镇守使。
1913年杨解甲归澧，1915年至1924年在澧州中学任教。
1925年，任命为建国联军川军补充团团长，参加北伐。
1927年受国民政府派遣赴沈阳劝张学良易帜。
1927年底，因不赞同蒋政府对共产党的清党政策，又回归故里，重执九澧联立女子师范等校教鞭，直至1936年。
1937年至1939年，任澧县国术馆馆长；1940年始，创办童蒙学校，发展地方小教事业。期间著有《陆军上将蒋翊武事略》。
毛泽东建政后，曾有毛泽东主席亲笔信函寄杨，邀赴京会议国事。因年高体弱，未能成行。
1951年土改时被枪毙。据传当时有毛泽东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以及投降我党的红人程潜都曾替他求情，结果还是保不到。
这么一个民国的开国英雄，1927后就辞职回家专心从事教育的人，可谓从来未与共产党交恶过。对这么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党都居然容不下而杀无赦。而且连林伯渠、程潜也竭力营救未果。可以想见当时在全国不知道有多少精英被屠杀掉了。呜呼哀哉。
2、颜寄村（18871951）澧县城东2公里澧东乡人。本名颜昌榕。
自幼嗜学，约20岁时考入湖北武昌存古学堂（原武昌经心书院），受学五年，曾与徐特立先生同学，并为挚友。
辛亥革命爆发前，颜追随蒋翊武，为文学社成员，任会计兼发行；武昌保卫战中，又随李仲衡、岳景飞率湘第二次援鄂军参战武昌，担任蒋翊武战时司令部工作；蒋任军务部长，颜即为军务部秘书。武昌组设军政府过程中，颜陈述澄清吏治，严肃法纪等大政尤力，深得党人之意。后避回湖南，致力于于常德、澧州教育事业，勤恳热诚，尽力桑梓。创设澹江完全小学，及试验性工读学校。又曾仔细考察京、沪、杭（州）、苏（州）、无锡、南通、南京、武昌一带教育发展状况。1920-1925年任澧县县立中学校长。卸任后历任湖南私立明道中学校长、湖南省审计员、安徽省建设厅科员、澧县第一区区长。后又任事于桃源金矿局、花畹岗川盐局、汉口卷烟煤油税局等地。所至皆以廉洁负责著名，尝自谓“服务多年，无所建白，惟案无片纸积留之牍，室无不可告人之钱而已。”
抗战胜利后，颜回澧城寓居，并授聘于县城各中学，教授历史、国文、地理、公民等课程。生平讲学，以“学问须从图书馆搬到茶室酒寮”为言，每思深入社会，随时随地随事随人，必期有所裨益。最喜称道者，常谓“有宁静淡泊之节操，必须有鞠躬尽瘁之事业。”又谓“知而不行，是一无气力之学者；行而不知，是一无理智之勇夫。”又谓“无气力之学者，立于人后以冷笑一世。无理智之勇夫，排他人以盲进于世界。”治学严谨，深受学生爱戴。
1946年，湖南省府主席王东原给颜的《六十寿颂》中，有“修身立德，斯为真儒。经世致用，雅有传书”之赞。1951年土改运动中，程潜曾向王首道求情欲保，但遭婉拒。颜在多次凌辱批斗毒打下不堪忍受而自缢身亡。著有《澧县小学概况》、《考察教育日记》、《乡村自治写真》、《平民家庭读物》、《书目问答》、《中国近代史稿》、《中国文学史》等多部著作传世。……
大陆全面“解放”的第二个年头——1950年的“今冬明春”，毛泽东在全国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土改”是毛泽东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当年5月30日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的“土地改革法”宣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籍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粮食及其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也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保护工商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地，其他财产……”，对于在“土改运动”中的过激行动，毛泽东辩称，这是铲除“三千多年封建势力”所必须的。但运动主要仍是按照政策，以理服人的“文斗”方式进行的。
但实际上，作为实际执行的土改政策，毛泽东搞的是“村村见血”的红色恐怖，即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以“立威”，藉以发动农民“积极参加运动”。这个政策的荒唐与非人性在于，必然害死无辜者。这样的实证，在网络文章中比比皆是。比如：某“地主恶霸”是一个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老实人，当他被拉去枪毙的时候，吓得全身直哆嗦，腿都瘫软不能走动。毛泽东此一“绝招”，正与日本鬼子进村时必先杀一个村民以便顺利拉壮丁去为其作苦役有异曲同工之妙。“杀鸡儆猴”，正是一切暴力统治者之真传衣钵。
除了在“斗争会”上残酷斗争、折磨地主分子之外，即使在平时，工作队与贫偏农们随时随地可以对被划为地主的家庭成员施行人身侵犯。“查夜”是使地主们闻主丧胆的一种虐待方式。腊月寒冬，把地主一家老幼叫起来，都只穿着内衣裤，站在凛洌的北风中，再用竹片抽打白白的双腿！一家地主的五个女儿（包括未成年者）就被“查夜”的“贫协”会员当着她们父母的眼皮底下给强奸了。不言而喻，毛泽东展开的“土改运动”，是真真正正如假包换的痞子运动。
土改运动中，为了防止地主们把“浮财”（金银细软）转移他处或者藏了起来，并迫令他们交出，而对地主当家人实行严刑迫供，手段极其残酷，骇人听闻；对于工商业地主，则通过“城乡联络站”到城市抓人，一旦被“城乡联络站”传叫去，是十去九无回。能以一笔巨款赎身而回者，算是万幸。
由于“土改”的残酷与非人道，令地主恐惧而又绝望，是以自杀者屡见不鲜。其时，广东省潮阳县棉城镇的一个池塘，天天有浮尸，地主全家老幼绑着绳子自杀，弄得那个池塘的鱼好久无人敢吃。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暴力土改，发源地东北。毛泽东嫌当年南方土改不够劲，特地由中南局头头，曾经在东北搞过土改的陶铸坐镇广东，于1951年）搞“土改覆查”，祸害尤深。
毛泽东对地主的最后处理是：一、扫地出门。即将地主全家赶出原居住房屋，没收所有生活资料，包括御寒衣服和必不可少的用具；能安置在破庙楼宇就是莫大的恩典了。二、将地主份子及其“没有改造好的子女”定为“阶级敌人”，实行永远的专政。地主作为“五类分子”之首，在“社会主义太平盛世”的遭遇，尽人皆知，笔者就不再在此“罄竹难书”了。如此挑动农民斗争地主，目的在于制造仇恨，把广大农民绑上内战的战车，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惧怕国民党反攻大陆，“还乡团”回来算帐，只好“积极参军”，跟着毛泽东去干“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勾当。这个情况，用来美化土改的御用作品（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者：丁玲）。获斯大林文学一等奖）《暴风骤雨》（作者：周立波。获斯大林文学三等奖），都有很生动、老实的描写。
1958年，毛泽东挟“反右”的余威，借口台湾的国民党即将反攻大陆，迫令沿海地区的“地、富、反、坏、右”家庭迁徙至内地山区。荒山僻壤，人地生疏，谋生困难又受当地人的欺侮，地主家庭又遭受一次劫难。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地主家庭成员惨遭杀害者，就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也许有人会说，土改有其正义性。“旧”社会农村中地主阶级为富不仁，欺压乡民之行为也是不可宽恕的。这种用“正义复仇”来为“暴民政治”作辩解的说法，不用太多的理论来予以反驳，只看事实后果就可以了。“土改运动”是毛泽东治下一系列侵犯人权，罔顾法治、“多数暴政”的政治运动的滥觞。一是“正义性”，一是少数人受害，遂使暴力土改运动在人权意识阙如的中国广大农村顺利展开，毛泽东也就达到了目的。加上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用群众斗群众”（也叫“人民欺负人民”）的治国术。群众专改的法宝到了“文革”更登峰造极且“放诸四海而皆准”了。
顺便一提：1968年在广东省澄海县县城游斗“余（锡希）林（兴胜）反革命集团”、“黑帮份子”时，有一百多名县、公社中层干部被活活打死。知情者指出，这些被打死者无一不是当时“土改”斗争地主时大打出手的“积极份子”，因“立场坚定”而节节升官者！这是“现世报”还是“暴力循环”？！但无论如何，毛泽东治下的每次政治运动，总是有一批人被整，另一批人整人，“被人剃头者，人也剃其头！”这种情况，正是毛泽东暴力土改闹的恶例所致。人民互相斗争，互相戒备，互相约制，使得最高统治者得以稳坐钓鱼台。
可恶而又可笑的是，在毛泽东带领农民中的痞子（毛泽东称作“流氓无产者”）丧尽天良，残酷地牺牲了地主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之后，并没有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更没有把广大农民带进“社会主义天堂”。相反地，从1956至1958年即完成“土改”，六、七个年头之后，毛泽东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社化”等手段，“把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夺了回去。现在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农民一年至头辛苦耕耘，汗水淌下的充其量是“承包责任制”的国家土地而已。
回想这一段历史，用一位老雇农的话来讲：“咱村本来挺太平的，就是让那帮人来给整天找穷根、拔穷根，这不到底拔出人命来了？”他说的“那帮人”是指工作队，他并不知道工作队也有“难处”啊，“找穷根、拔穷根”是指工作队开始发动群众时，启发贫雇农：你们的“穷根”在哪啊？在地主富农身上，怎么样就不穷了？打倒他们！拔出“穷根”！终于不再“右倾”，农村的“阶级斗争”带上了血腥味，冤寃相报。“穷根”终于拔出来了，该打倒的都打倒了，该死掉的都死掉了，在极度疯狂的时候，泯灭掉一颗人性的善心！
对于台湾几乎与大陆同时进行的和平土改，以至像泰国这样一个没有通过“土改”以“解放生产力”的农业国家，现今之经济、发展与社会状况，与当今中国大陆的现实相比较，一边是善良繁茂，一边是恶果累累。
60年不短，大陆政权现在的中下层干部，有好多“土改”时尚未出生。有人提议办“文革纪念馆”而不可得，还是建议先办个“土改纪念馆”吧，这个纪念馆就办在传媒、资讯上。趁当事人有些还健在，大家都来写“土改回忆录”，也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土改”是怎么回事。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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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私有：极残暴的实践，极荒谬的理论
张三一言 來源:電子郵件
“权力私有”是王希哲运用其森林法则论述的得意理论之一。
王希哲遵从的森林法则之“权力私有”，实践极残暴，理论极荒谬。
人类所有暴政都出现在权力私有的专制极权社会；权力私有程度越高，暴政程度就越严重。有一套谬论为权力私有服务；以下谈王希哲为权力私有服务的理论。
王希哲权力私有的理论如下：『右派鼓吹资本主义合理，私有制合理的最看家理论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此，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即有也是偶然的，特例的，共产主义是反人类本性的。既然如此，一个革命党九死一生打了天下，就垄断了政权，不向革命党外的人开放，更不向反对他们革命的“敌对势力”开放，不是很自然，很合乎人性的么？怎么你们就那么反对了呢？认为不合理，不公平了呢？你们不要人性了？』这种理论王希哲重复不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毫丝没有增添真理量。只有禁止言论自由例共中共的极权社会里，谎言经过千百次重复才可能会成为“真理”；在言论自由环境下，谎言重复千百次还是谎言。
其一，财产之所以可以私有，是因为财产可以向不为任何个人据有的自然索取、可以通过思想或劳作创造、可以增值（加工、买卖、陈年…），这些都须经人努力作为才能取得，所取得的财产理应成为作为者所有；以上取财方法人人可为、人人机会平等；这是财产私有权（化）合理化的理据。权力不可通过上述途径取得。权力可以用财富收买而得，这是富人比穷人多一些权力的原因；但是，通常财富买不到政权，所以不论。
政权是怎么样取得的？
有两个途径：权力私有途径。一是权力私有的专制途径。某个（些）强者剥夺他人（众人、人民）权利、权力据为己有，并用夺得的权力统治和持续剥夺他人。这是专制、极权制度，是人类历史的常态，现时是少数。另一是权力公有的民主途径。是据有权力的权力主人交出部分权力给他们选定的某人或某些人，交换这些个人或某些人提供社会秩序和提供服务。这些由众人交出的权力并不构成被授权人的私有物品，也不能永久使用；所以权力不是执政者的私有权力而是公权力。
王希哲理论之非，是无视权力和财富取得方法不同、性质不同、权力与人的关系和财富与人的关系不同，反常识反常理反逻辑地把财产可以私有之理硬套到权力方面去。
其二，王希哲主张权力私有的理论高山滚鼓不通不通。权力私有确是存在且占历史主流。问题不是事实存在不存在，而是这个事实合理不合理。站在专制统治者立场看，不讲正义、不顾平等、不理普世价值，用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衡量，私有权力合理；要正义、要平等、要普世价值，站在平民百姓立场看，就极端不合理。简单地说王希哲理论与众多人理论分歧点在于：王希哲反正义；人们维护正义。
每一个人天生就是自主的个体；个人的自主权利是天赋权利。我这里说的天赋，可以是宗教意义解释的天神赋予的意思，也可以是指每个人生而必有的自然人性，人人皆然的人性。我用的是后一种。
若有想要拥有管治他人的权力，有两种途径可行。一是，经被管治人同意交出一部分权利给你（换取和平与秩序）。被授权人除拥有特定管制权力外还必须依约尽义务。这权力是定期有效过期收回的，且行权时受授权人监督。这是民主授权制度。民主制度的政权是公有权力；私相转让或暴力夺取都是非法的。民主用的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普世原则。二是，强者强行夺取他人权利、权力，对他人实行强制性管治。这是强者为王的专制制度。专制权力是私有物品，是可以传位、指定接班人、暴力夺取。不管用什么方法取得权力的就是权力合法持有者；尊从的是森林法则。王希哲就是打天下坐天下，权力私有等等森林法则的鼓吹者。
其三，从上所述，权力公有合理合法，顺乎人性天理；所以凡有人性者都争取民主；这是今天民主占主流的深层理由。权力私有等同打劫，伤天害理，凡持兽性者必热衷此道；所以最终为反兽性的人性兼理性所否定；这是今天专制制度与政权有减无增的基本理由。
王希哲的理论是，财富可以私有，同理，权力也可以私有。你可以贩卖自创特色的糕点或发明电脑致富，同理，我可以偷窃打劫致富。别人用的是利己益人办法拥有私人私富；王希哲用的是损人利己的暴力办法夺取和拥有私人政权。
其四，王希哲认为：依照人自私性和劳动者拥有劳动成果的愿则，共产党“九死一生打了天下，就垄断了政权，不向革命党外的人开放，更不向反对他们革命的“敌对势力”开放，不是很自然，很合乎人性的么？怎么你们就那么反对了呢？认为不合理，不公平了呢？”
重复回答这个问题。王希哲有意搞混既念。人们拥有的财富不是抢劫得来的，是自己创造或在你情我愿的公平交易中取得的；私有权力是抢劫得来的，是在人们不愿意且多是反对反抗下用暴力夺取得来的。王希哲有意搞混概念，把劳动成果归劳动者所有，与抢劫所得归抢劫者所有等同起来；把合理合法的事和逆理违法的事等同起来。完全颠倒是非黑白。
20130511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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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生有：三起反革命集团案件（孙陇）
來源:電子郵件
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正案，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了“反革命罪”，“反革命罪”退出了法律的范畴，这个自1949年以后时时“威胁”着每一个国人的罪名终于作古，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已经有数百万人死在这个罪名之下，还有更多人背负着这个罪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因惧怕这个罪名而小心翼翼地说出每一句话、胆战心惊地去做每一件事。这个罪名扰乱了过去几十年这个新政权下每一个人的生活，因为这个罪名的含义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代名词！
自新政权建立之初就大张旗鼓地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打击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运动一直不曾中断，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七十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都是重点打击反革命活动的运动。可以说，执政党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打击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在这样一个强势打击之下，“反革命分子”还是层出不穷，各地破获的反革命案一起又一起，在一些特殊的年代，专政机关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政权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生活水平下降，一些人对现状不满，于是发些牢骚，说些“不合时宜”的话，这些牢骚话往往被认为是对现政权不满而被定罪为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的证据；另一方面，新建立的政权是以暴力革命获取的，为了稳固政权也必然会用暴力的手段来镇压一切危机政权的行为和言语，特别是当一些政策和措施有失误的时候，更是提高警惕，以防民众由强烈地不满情绪而引发出激烈的社会变革，危机到政权，严厉的镇压，无情的打击，无限的上纲上线，成为当政者必须要采取的行动和处理的手段。
五十年代，通过镇反运动和肃反运动，该镇压的镇压、该判刑的判刑、该管制的管制，基本上肃清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到了六七十年代打击反革命分子活动进入到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上，有大批的人因为种种原因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当政者的专政，更有什者，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中，很多的案件是以群体状态出现的，是被冠以“反革命集团”案来处理的。笔者最近几年收集到不少有关“反革命分子”的原始材料，其中有三份是关于“反革命集团”的资料，一份是1966年6月河南省南阳专署公安处党组公布的《关于内乡县破获反革命集团“幸福党”案件的总结报告》，一份是1971年江西省景德镇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对“反革命集团”“卫军”的刑事判决书，另一份是1966年4月贵州省公安厅编印的《公安工作请况简报》上刊登的《关于打击反革命集团“百姓党”的几点意见》。这三份资料分别讲述了三省“幸福党”、“卫军”、“百姓党”三个反革命案件被破获的情况，通过这三份资料可以看到当时对打击“反革命集团”的一些基本情况和手段。
一、“幸福党”反革命集团案
关于“幸福党”的材料有三份，一份是打印的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武装部《关于吗分子贾俊德参加“幸福党”的活动情况通报》，并附有《师岗公社王岗大队原民兵营长贾俊德参加反革命组织“幸福党”活动事实材料》一份，一份是手写的内乡县人民武装部《关于民兵参加反革命“幸福党”情况的总结报告》，还有一份就是上述所提到的南阳公署公安处的总结报告，手写并盖有“机密” 印章。
根据材料，这个名为“幸福党”的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案情概况”是：这个案件是以新生反革命分子时应国（22岁，高小度，下中农成份，其父系伪连长，已死）、刘聚良（25岁，贫农成份，高小程度）为首。62年七、八月间和64年八、九月间分别在内乡县师岗公社王岗大队和乍曲公社李营大队先后发起的。在当时，前者是一个没有名称的反革命小集团，后者是一个名为“救民党”反革命组织，两者总共不过十几人，相互并无联系。至65年四月在发展活动中，勾连在一起，两股合一，并且经过老反革命分子杨培林（蒋匪军准尉，51年搞反革命暴乱判刑三年）、思想极端反动的老兵痞贾中权（当过九年蒋匪军）从中操纵策划，正式形成了“幸福党”这个反革命组织。一年多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先后在内、邓、淅、西四县（笔者注：内乡、邓州、淅川、西峡四个县）、12个区社、41个大队，发展反革命成员143人，其中有我党党员15人，团员19人，国家干部职工15人，大队和包产队干部42人。此外，还有被串联发展、暂未表态、正在动摇犹豫和包庇的70人，设立反革命军事组织一个师、五个团，阴谋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里迎外合”实行反革命复辟。在上述地区内，这伙反革命篡夺了领导权的大队党支部4个（内乡的王岗、杨井、春景、西峡的德胜）、基层事业单位一个（师岗供销社食堂），受其瓦解浸融、有严重问题的企事业单位两个（师岗粮管所、瓦亭信用社），、大队党支部两个（内乡的符王庙、乍曲）。
看这样的案情，似乎这个反革命集团已经渗透到当地党政军机关里面，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那么他们又有哪些反革命行动呢？在总结报告的第二部分“ 反革命活动情况和特点”提到：
62年七、八月和64年八、九月正是蒋匪帮叫嚣反攻大陆、美帝侵越战争的加紧升级以及苏美联合反华正在嚣张的时候，加之国家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在某些地区尚未完全克服的情况下，这伙新老反革命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就针对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新发展，由酝酿准备、谣言煽动到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组织活动。他们的口号是“中国已经四面受敌，毛主席江山已经到头”，煽动反、坏分子起来“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叫嚷恢复私有制，土地分到一家一户，（或是）单线发展的手段（或）是威胁欺骗软硬兼施，同时还用了封建迷信的欺蒙，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其具体表现为：
1、一部分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子弟，在这些猖狂地反革命口号鼓动和督战下，觉得变天复仇的时机已到，就迫不及待地而响应。正如毛主席在论述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决不甘心失败时所教导我们的，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在大地主出身的右派分子郭铭仁参与这个反革命组织后，觉得有了靠山，四处去拉线串连网络信徒，并且扬言修正主义七个月内就要在全国举行政变。被镇压的大匪霸子弟靳伍付、靳金成均分别担任了反革命的营长、秘书等职，叫喊要“继承父业，为父报仇”，放肆地收集我党、团员名单进行杀头排队。地主分子杨瑞芳（女）公然在群众中威胁，要把全村杀光。更狡猾更阴毒的分子则积极地为首犯出谋划策，什么“单线发展，等待时机”，用政变代替军变等。另一名右派分子江书谱看到23条上“有些领导机关中也有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些人有的在台上，有的在台下，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这一段话，沾沾自喜，断定中国迟早要变，晚参加不如早参加，总计怀着阶级仇恨加入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各类分子共29名，占全案成员的20.3%。
2、用“先杀党，后杀团，大小干部都杀完”进行威胁，并且指名道姓地吹嘘，从中央、省、市、县直到公社，各级党、政机关内都有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人，不参加或者参加而暴露消息，全家都要被电枪和无声手枪打死。这些无耻的谰言，又确实在一部分政治思想脆弱的年轻基层干部和一些胆小怕事的群众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瓦亭公社信用社会计何国高（党员）、北郑家大队民兵营长张建义、李营大队的小队会计郭中旭（团员）等，都是在“蒋介石反攻了争取不戴帽子、保住命”，“得罪人多，不如趁早兵随即转”，从第24批被杀名单上得救的胁迫之下，向反革命分子表了态或者向这个反革命组织写了反对共产党的决心书。女社员朱兰翠听说不加入要全家被杀，因而又哭又劝反复纠缠，把自己的丈夫杨元甫（小队会计）拉下了水，跟她一同参加。属于此种情况者有27名，占全案成员的18.8%。
3、污蔑三面红旗，诽谤三个大办（钢铁、水利、食堂），大肆攻击什么三面红旗倒了两面，大办钢铁是一扫光，拔钉子、小四清是共产党无情、是卸磨杀驴，当干部没有下场等。这些猖狂地反革命宣传，正符合了某些犯过错误，受过批判处分，心怀不满抵触情绪的基层干部和反社会主义口味，他们在敌人这种恶毒地煽动瓦解之下，而参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就有33名，占全案成员的23.09%，大对支书王绍鼎（在整风整社中集过训受过处分）、石其全（严重四不清，小四清中受过批评），民兵营长贾俊德（在整风整社中集过训）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反革命道路的。这些拒绝改正错误，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戴着“党员帽子”，披着干部外衣要比公开的敌人厉害十倍。这个案件之所以能蔓延这么大的地区、涉及这么多的人员，正是由于他们心中起确定的作用。革命分子贾俊德披着“老干部”的招牌，用所谓“卸磨杀驴”的亲身体验，四下去献身说法，他一个人就先后发展17人，并且要被发展的每个人写反革命决心书，决心书上又必须特别写明“打倒共产党，活捉毛主席”。他充当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师长，利用职权，布置全副武装的民兵为这伙反革命的集会作保镖警戒。杨井大队支书石其全，曾一再向主犯表示他和共产党“不共戴天”，因而积极活动，先后把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团支书、会计等主要干部一一拉下了水。
4、用封官加职、发财致富进行诱骗。首犯时应国、刘聚良知各种场合先后正式和非正式地封了近40名的官职，什么师长、团长、县长、特派员等，在这种反动名利诱使笼络下，加入的分子就有54名，占37.72%，这部分人主要是兵痞流氓、落后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职工和少数的回乡知识青年。兵痞出身的陈保聚被加封为团长后，得意忘形，次日就去串联他的妹丈为其当护兵，并且又在其亲友中发展了一个营长、一个连长。贫农出身的国家干部供销社经理屈荣德，一贯的腐化堕落，认为共产党制度严，管的宽，搞个（男女关系）认个干亲、吃点喝点都要管，我现在是个经理，这么大的生意，还得担着挑子下乡送货，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后洋洋自得，成功了，把老婆搬到街上，雇几个伙计，立个大门面，想干啥干啥。粮管所办事员贾克昱，骄傲自大，认为自己有“才”，几年来都未转正式干部，觉得人生几十年干啥都是穿衣吃饭，既然共产党的工作没混头，有能升官发财的组织何不参加。因此，当敌人去串联他并委之“秘书”时就毫不犹豫地以身相许，并在同类分子中一再宣称“怕事别干，既干别怕，应沉着气，要顶住”。
通篇两千多字的反革命活动情况，里面没有提及一起已经造成人员伤亡的反革命暴力活动，也没出现有任何有针对现政权的具体的反革命实际行动，仅仅是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严峻性和这些人的言语中来找出反革命活动的证据，用这样一个逻辑来推断出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是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且不说作为罪证的那些“反革命”话语的真实性，是不是屈打成招，单就仅仅利用这些话语而没有实际活动证据来定罪就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
特别提到的是这个反革命集团中有三分之一的是干部和职工（至少42名），根据内乡县武装部的《关于民兵参加反革命“幸福党”情况的总结报告》中统计的，民兵中有61人参加。（这样一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多见，一般出现这样情况的反革命集团案都是与当地党政内部的派系斗争有关，因为没有更深入详细的资料，这一点也仅仅是一个猜想。）
对于这个“幸福党”反革命集团案件的“ 破案情况与收获”，报告中写道：
这个案件，由于参与的成员之身份和原因十分复杂，因此，我们在侦查调查的过程中，主要是采取了“由内而外，秘密争取，政策攻心，分化瓦解”的方法。在对敌分化瓦解在一定程度搞清了案情的基础上，逮捕了首犯，揭开盖子，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的开展了揭发、批判斗争。同时，审讯和查证工作紧密结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推动了生产。
1、彻底摧毁了这个反革命组织，逮捕了首恶分子刘聚良、时应国等七名，其余主要骨干分子，依法管制四名，戴反革命帽子六名，交群众监督暂不戴帽六名，参与活动120名一般分子全部进行了坦白登记，被串联发展、正在动摇犹豫和有意包庇的70名也绝大部分作了书面或口头的交待说明，收获了各种反革命罪证31件。
2、教育提高了干部群众，直接受到教育的群众6万人左右，周围影响所及不下十余万。广大干部群众，通过这次的阶级教育，觉悟大大提高。正如毛主席指示的，“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这个反革命集团，妄图复辟是坏事，给我们的干部、群众敲了一次警钟、擦亮了眼睛，看到了敌人，积极的行动了起来，自动自觉地监督敌人，向一切坏人坏事作斗争。在此期间，同时揭发和查清反革命标语2起，发现和查清反革命集团线索7起，查破各种刑事案件3起。
案件破了，罪名定了，该处理的处理，该管制的管制，该逮捕的逮捕，同时这个案件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同时间又发现了反革命集团案线索七起，不知道这之后这个县还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起反革命集团没有造成一人死亡，但在破案过程中自杀三个人（成员1、知情包庇2）。
二、“卫军”反革命集团案
这份关于“卫军”反革命案件的材料是附在这个集团成员魏照华1978年“劳改犯出监评审表”中的，是1971年的判决书。判决书内容如下（节录）：
江西景德镇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刑事判决书
景保判字（71）第14号
案由：现行反革命集团
主要犯罪事实：本案于1968年4月由红卫、峙滩、江村、蛟潭人民公社依靠群众，缴获了该反革命组织的“会议记录”“申请书”和伪造的我市储田公社公章等反革命罪证。现经本部审理完结查明：
富农子弟袁毕田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于1964年纠集了思想一贯反动的反革命分子丁长水、丁盛蓬等人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称“卫军”又称“卫军联络站”。1965年曾被公安机关发觉将袁犯拘留审查，当时他们为了保存反革命势力，一度停止了反革命活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专某些地区由于阶级敌人的挑动而发生武斗，他们却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重整其反革命旗鼓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我市红卫、峙滩、江村、蛟潭公社地区发展反革命成员57名。在丁长水家中设立了反革命联络站，并预谋在峙滩公社侈溪大队和英溪大队以及江村公社的柏林大队设立反革命联络站，建立反革命据点，多次召开了反革命会议，制定以“推翻共×党为目的”的反革命纲领；提出了发展反革命成员，行动、计划和策略方法，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书写反革命集团的申请书、决心书、要求书、成员名册以及会议记录等反革命文件，进行反革命分工，还大肆进行造谣、煽动，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属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集团。
现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教导和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卫军”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犯分别依法判处如下：
主犯：丁长水，别名：丁万蓬，男，现年57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安徽省怀宁县人，家住本市红卫公社储田大队，现在押。
该犯系“卫军”反革命集团策划者之一，1964年4月在其家中成立反革命联络站，并任该反革命集团“排长”、“站长”职务，直接发展刘振全等反革命成员十余人。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大肆造谣说“共产党的日子不长久，国民党马上要回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鼓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修正主义买卖自由，分田到户，不卖余粮，不搞统购统销，买东西不要计划，所以大家都喜欢它”。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案后再关押期间仍造谣说“共产党不久了，国民党7、8月要反攻大陆”，实属罪恶严重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主犯丁长水有期徒刑十五年。
主犯：丁盛蓬，男现年45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安徽省怀宁县人，家住本市红卫公社储田大队，现在押。
该犯系“卫军”现行反革命集团策划者之一，任反革命联络站的“负责人”兼任“班长”。亲自发展王根发等反革命成员12人，多次召集和参加反革命会议，竟嚣张地说：“卫军组织的目的是推翻×××保卫刘（贼）少奇以蒋（匪）介石为首，以刘少奇为代表待蒋介石反攻大陆里应外合……”。又说“要依靠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打共产党。……”。指使反革命成员伪造我储田公社公章一枚，窝藏和销毁反革命罪证，破案后又不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实属死不悔改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主犯丁盛蓬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施金安，男，现年57岁，江西景德镇市人，家庭出身中年，本人成份农民，历史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施金安有期徒刑廿年。
罪犯：沈中蟠，化名：余明钧，男，现年58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沈中蟠有期徒刑廿年。
罪犯：施于天，男，现年43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历史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施于天有期徒刑廿年。
罪犯：朱来银，化名：朱来方，男，现年39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手工业者，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朱来银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王宗林，化名：王柏桃，男，现年4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手工业，系历史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王宗林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林云祥，化名：二姐，女，现年50岁，家庭出身反革命，个人成份流氓，……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林云祥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丁士衡，男，现年4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伪兵，……据此依法判处罪犯丁士衡有期徒刑十五年。
罪犯：魏照华，化名：魏光远，男，现年28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手工业，……据此依法判处罪犯魏照华有期徒刑十年。
罪犯：郑新民，男，现年45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系反革命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郑新民有期徒刑十年。
罪犯：胡松柏，男，现年54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系地主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胡松柏有期徒刑十年。
罪犯：刘振全，化名：刘狗仇，男，现年36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据此依法判处罪犯刘振全有期徒刑十年。
罪犯：洪锡银，化名：李锡银，男，现年27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据此依法判处罪犯洪锡银有期徒刑八年。
罪犯：叶普年，男，现年52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系坏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叶普年有期徒刑五年。
罪犯：黄尧林，男，现年4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据此依法判处罪犯黄尧林有期徒刑五年。
罪犯：胡松荣，男，现年51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系坏分子，……据此依法判处罪犯胡松荣有期徒刑五年。
罪犯：郑治平，别名：郑正林，男，现年5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罪犯系带帽子的坏分子……据此依法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罪犯：陈金贵，别名：陈家弟，男，现年4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罪犯解放前曾任伪警察，……据此依法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罪犯：朱日元，男，现年45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罪犯父亲在1934年被我红军镇压，与我们有刻骨阶级仇恨，……据此依法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罪犯：朱振久，男，现年31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农民，……据此依法给朱振久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强制劳动。
罪犯：蔡其安，男，现年42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手工业，……罪犯系外流人口，……据此依法给蔡其安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押回原籍交群众强制劳动。
罪犯：李金海，男，现年28岁，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份学生。……据此依法给李金海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
首犯：袁毕田，男，现年38岁，安徽省长丰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农民。逮捕前住本市红卫公社储田大队祖庙里生产队。1968年9月4日逮捕，1969年1月9日子狱中病死。
罪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一贯不满，好逸恶劳，子1960年起长期在外流窜，1964年纠集丁长水、丁盛蓬等人组织“卫军”反革命集团，1965年被我公安机关拘留审查，后因患急性肝炎被保外求医，出狱后不仅不痛改前非，相反乘我文化大革命之机，又重整其反革命旗鼓，继续组织反革命集团，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卫军”反革命集团形成后袁犯又积极制订反革命纲领，计划和策略方法。大肆造谣，胡说什么“蒋介石已从福建登陆，打到了浙江……”。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央领导同志，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胡说什么“×××不行了，所以要推翻他，明年选举要选上刘（贼）主席就好了”。“现在浙江不挂×××的像了，挂的是刘（贼）少奇的像”。还歪曲地说：“修就是好东西，如桌子坏了修就好了”。并指示反革命集团成员打进我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妄图破坏和篡夺我基层政权。破案后拒不交待罪行，实属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
罪犯：张维正，化名陈东成，男，现年47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历史反革命分子。……1968年9月4日逮捕。1970年8月16日于狱中病死。
……
对于一般现行反革命成员，破案后坦白较好，又有悔改表现的王根发、……等32人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交群众进行批判。
对知情不报破案后又能交待自己所知道问题的施国良、……等14人交单位和当地群众批判教育。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九日
（注：除首犯、主犯以外外其他成员的罪行未录）
这是一份完整的判决书，对“卫军”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25人（两人在判决前已死于狱中）进行了判决，从刑期二十年到管制、强制劳动不等。这起反革命集团案与“幸福党”反革命集团案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没有任何实际反革命行动的证据之下被作为反革命集团来进行处理的，不同之处在于：
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大多数是五类分子或者是五类分子的后代，他们本身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是时时刻刻被监督的对象，而此时中国正处于最为疯狂的文革时代，也是五类分子处境最为艰难的时代，他们被人为地认为最具有反革命动机的人群，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和同类人多说些话也被认为是有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嫌疑。因一两个人的不满言语就会连坐到一批人，所谓的“卫军”反革命集团就应该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的。
另外，判决书上多次出现这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为刘少奇说话的反动言论，且不论这些人是否真的对刘少奇有多少好感或者支持他，就一般百姓而言，对于执政党内部的斗争的内幕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之间孰是孰非更是只有听信于广播和报纸的，而用这样一个主要的罪名来定这些人的罪，实在是牵强附会，试想如果这个判决于1971年“ 913事件”之后，估计还要网罗一些为林彪说话的反革命证据。
对于这个判决，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魏照华并不接受，在他的《劳改犯出监评审表》中的“劳改期间主要表现情况”一栏中提到：“该犯从投入改造以来思想上是不认罪，多次向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能安心改造自己”。多次上诉，其结果还是坐满了十年牢，按照时间来判断，还有三个集团成员要坐牢到1988年了。
三、“百姓党”反革命集团案
这份材料来自于贵州省公安厅编印的《公安工作情况简报》1966年第8期上，是转发了“中共兴义县捧鲊区社教分团党委”关于“关于打击反革命集团“百姓党”的几点意见”，并在转发时编了“编者按”：“中国百姓党”反革命预谋暴乱案件的侦破情况报告，前已刊登载本刊今年第一期上。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兴义县活动比较久，牵涉面比较宽。目前，该县捧鲊区的几个地方，经过社教运动已将这个反革命集团揭露出来。捧鲊区社教分团党委为了彻底打击敌人，已经进行了安排部署。他们的这个部署意见很好，现刊载于此，供各地参考。
通过省公安厅的编者按，这个所谓的“百姓党”反革命集团案件还是正在侦破中，作为经验交流而向全省推荐中共兴义县捧鲊区社教分团党委的做法，而对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般情况，转发的“几点意见”中是这样介绍的：
这个反革命集团，有所谓“党”、“军”两套组织，“党”叫“百姓党”，“军”叫“救国军”，也有的地方叫“救民军”。根据现有的材料，他们的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其骨干分子都是惯匪、伪保长、劳改释放分子、帮会头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地主、富农分子、右派分子及个别混入干部队伍的坏分子；2、他们有不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不少是支持“当权派”的阶级敌人；3、他们发展人的方法，主要是制造战争谣言、散布“变天思想”，威胁利诱、封官许愿；其次是采取亲连亲、友连友、打干亲的办法，投其所好，拉拢人搞投机倒把、唆使人贩毒、赌博和大搞迷信活动，煽惑人心。有三段时间，他们的活动最为猖狂：一是一九六二年新华社公布蒋匪企图窜犯沿海大陆的时候；二是一九六四年北部湾事件的时候；三是一九六五年我们宣传备战的时候。直至这次四清我们入村，他们的活动才处于守势，互相威胁、控制，订立攻守同盟。
无容置疑，这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还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在加上当时被毛点名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叫做“走资派”的这些人，而与前两个反革命集团相同的是都是他们反革命活动主要集中于当局内忧外患之际，似乎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要配合“蒋匪”和国际反华势力反攻大陆的。
对于这样一个反革命集团如何来进行斗争和揭发，中共兴义县捧鲊区社教分团党委的做法是：
二，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几个地方陆续被揭发出来，大体有如下三种情况：
1、已经揭开了盖子，其骨干分子基本上都已暴露出来；
2、已经揭露出组织线索，也揭露出个把骨干分子的名字；
3、已经揭露出一个影子。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幕后敌人勾结起来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搞封建迷信活动的阶级敌人和“百姓党”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关系密切。
三，我们打击这个反革命集团应采取的方法：
1、坦白大会，体现政策，分化瓦解。在有了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交代之后，即可适时召开坦白大会，让他当众坦白交代，并宣布从宽处理，会后乘胜追击，争取瓦解其他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这主要适合于第一种情况。
2、顺藤摸瓜，突破一点。对已经发现的个别骨干分子，应从其本人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揭发斗争，或个别说服动员，迫使他交代。这主要适合于第二种情况。
3、大会斗争，小会交代政策，个别动员交代。大会、小会，主要是斗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也要有意识地揭露他们与反革命集团的联系，然后个别谈话，启发他们交代反革命活动。这主要适合于第三种情况。
4、对被敌人拉下水的国家干部，利用坦白大会或斗争大会的机会，把他连带揭发出来，然后进行个人谈话，动员他交代。
5、为了分化敌人，制服敌人，考核敌人的坦白的程度和更好地发动与教育群众，有的地方可以搞“三部曲”：（一）打击敌人的头子。即根据其罪恶，予以逮捕；（二）坦白大会；（三）以毒攻毒，使其内部开花。即让自首悔过的骨干分子再次斗争他们的头子。
这样的做法继承和发扬了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做法，大会批斗、小会交待、个别谈话，搞一场群众运动，让所谓的阶级敌人无处可藏。在这期间，如果一旦被某人说到或牵扯到，那么被提到的人也就成为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无限的上纲上线，宁可冤枉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形容这个时候的阶级斗争是在恰当不过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个材料，这次的反革命集团案件似乎并不是由公安机关来破获的，而是四清运动中的社教团来组织工作的。文革前夕，中国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已经到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阶段，所谓的清组织、清思想正是要深挖藏身于组织中的阶级敌人，肃清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当时全国各地各党政机关除自身进行“四清”以外，还纷纷组团到各地来进行以“四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社教团犹如“钦差大臣”一样，取代当地党政机关，对当地的干部群众进行阶级清算，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百姓党”反革命集团被挖掘了出来。
上述三起反革命集团案件，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同于党内斗争中所出现的“反革命集团”和“反党集团”，党内斗争出现的这些“集团”基本上都有平反昭雪之日，而这些“反革命集团”成员都是一般的老百姓或黑五类分子，平反昭雪极其难，当文革结束，左的路线被纠正，对于被判“反革命罪”的这些普通百姓来说刑期未满的还要继续坐牢，甚至这个时候还有像李九莲、钟海源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杀的。迟至1986年5月才有一份《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抓紧复查处理政法机关经办的冤假错案的通知》文件提到了对这一类案件的复核平反，“ 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要继续解放思想，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过去确实搞错了的案件，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决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准的，都要坚决平反纠正。对因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或一般违法行为而被错捕错判的，或虽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不应以反革命罪判处的，均应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对有些案件从原判案卷中就可以判断属于一般错误言行，构不成犯罪的，应及时予以改正，不必再去做繁琐的查证工作。对一些虽经复查仍维持原判的案件，但本人一再提出申诉，经审查又发现主要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要重新查证，不要草率作出结论。”根据这样一个文件精神，并不是所有反革命罪都是可以平反的，只要当时“反革命罪”还存在，“反革命分子”就一定还有。“反革命罪”退出历史舞台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使用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那场被称为“反革命暴乱”的运动，又有不少青年学子被定为“反革命暴乱分子”。
“革命”一词就社会领域来说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革命”本身就不具有进步意义的话，“反革命”之说也就不存在实际意义，“反革命罪”也就是无中生有，为以往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应该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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