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胡老專集】胡绩伟: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姚监复:永别了!为民主奋斗一生为自由滴尽心血的胡老!老虎庙:胡绩伟何以自嘲:醒时老,老时醒;程凯:人民性高于党性悼念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傅国涌:胡绩伟憂心如焚而無力回天;胡平:胡绩伟仙逝享年九十六;张敏访谈载入史册的胡绩伟及其精神财富纪念胡绩伟先生保護64學生丟官胡績偉逝世家人拒葬八寶山;鄭純清:胡績偉不葬八寶山;多次遭整肃的著名老报人胡绩伟在北京逝世;老报人胡绩伟和VOA;陆杨:18大不能回避六四问题
神州有泪
姚监复：永别了，为民主奋斗一生，为自由滴尽心血的胡老！对胡老的崇高评价和可贵支持;官方要胡老骨灰进八宝山，不如对胡老的书开禁:最后我编了两句輓联，纪念胡老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师：争民主奋斗终生，壮志未酬。为自由滴尽心血，名垂青史！清晰地大声地对我说：“告诉高瑜，要她写文章给十八大为‘六四’平反。”
胡绩伟何以自嘲：醒时老，老时醒（老虎庙）
程凯：人民性高于党性——悼念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人之伟大，有的是因为创建了一个伟大理论，有的是因为进行了一场伟大实践。胡绩伟是报纸“人民性高于党性”理论的创建与实践者，是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
傅国涌：胡绩伟憂心如焚而無力回天:六四推動人大模式遭撤職處分;面對現實憂心如焚又無力回天;晚年提出「胡趙新政十年」課題:我寫了一副挽聯，悼念這位可敬可愛的長者：文士、戰士、志士，有膽有識方國士；蜀人、黨人、報人，大徹大悟是真人。
胡平:胡绩伟仙逝，享年九十六:1.为什么要自费出版;2.人民性高于党性;3.言论自由是根本;4.难能可贵的自省精神
RFA张敏访谈：载入史册的胡绩伟及其精神财富——纪念胡绩伟先生（之一）
保護64學生丟官 胡績偉逝世家人拒葬八寶山
鄭純清：胡績偉不葬八寶山
胡绩伟在北京逝世的有关报道
多次遭到整肃的著名中国老报人胡绩伟在北京逝世:胡绩伟95大寿的时候，曾经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诗句：
一生登危走险，铺桥补路修栏。
抵御风霜冰雪，抗击打压欺蛮。
累累留伤遗痛，赢得树茂花繁。
远闻茉莉吐艳，喜讯风驰电传。
伟哉，人心背向！壮哉，寿追南山！
老报人胡绩伟和VOA:*胡绩伟最早提报纸党性人民性*胡绩伟在VOA说“要让六四娃娃们回国”*
陆杨:学者：18大不能回避六四问题:*胡绩伟遗嘱好友呼吁平反六四*胡绩伟六四保护学生丢官*姚监复：彻底平反六四要几十年之后*姚监复不相信江泽民提平反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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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
來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9/25
欧远方同志（见图）晚年，开始分出很大精力，从事关于安徽文化历史的研究，侧重于对安徽省历史名人的研究。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他对安庆人陈独秀的研究。他写的《陈独秀之死》和《历史无情也有情》的两篇文章，有理有据，有情有义，读了不仅令人心服口服，而且催人泪下，激人拍案而起。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80年后的今天，陈独秀的大冤案，终于有人敢于站出来伸张正义，实在难得。据远方同志文章的介绍，站在最前线的是"军内著名的儒将肖克将军，他第一个站出来要求重新正面研究陈独秀"，而且还"提纲挈领的提出研究的诸方面，都非常中肯。"在改革开放以后，对多年来强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汉奸、叛徒、反革命"等莫须有的罪名已经先后推倒，可是扣在他头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罪名，一直得不到澄清。据远方同志介绍，199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铁证如山的材料，就已经为陈独秀这个党内第一大冤案在实际上翻了案。远方同志这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以后，也到我家来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对陈独秀的问题议论了很多，还从陈独秀谈到张闻天，我向他介绍了我不久前才了解到的遵义会议时期的一些情况。我们共同的认识是：我们的党史从开头起就应该改写。
对于陈独秀的详细情况，我还是以后看到远方同志写的文章才了解到的。这篇文章表明：远方同志仍然鲜明地表现出他作为一个调查研究专业人员的本色。他说：“要处理七十多年的中国第一大冤案，还历史本来面目，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事实根据，是不可能的。”
据他介绍，在这次会上特别提到，在1999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六大本，"给中国的党史研究特别是对陈独秀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历史档案资料，使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会上，根据这些档案提出了最关键的统计数字：在1923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莫斯科的指令和特派代表的指示，敢于进行反对和抵制的，最坚决的人就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党内合作"的妥协投降方针的，他一直主张"党外合作"，保持中共独立自主的地位。令人奇怪的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无论在理论上、路线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受到莫斯科的严密控制，这怎么能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把失败的责任竟然完全推在陈独秀身上，给他加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呢?
据远方同志介绍，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为陈独秀冤案的彻底平反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十分可靠的历史资料。正如安庆同乡、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八十多岁的叶尚志在结论发言中所说："公平地说，陈独秀从根本上是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等重大政策的，但他直截了当，申明持反对立场在先，又限于共产国际一再坚持和组织纪律的约束，不得不执行，但在保留不赞同意见之后，这都符合他一生难得做到的屈意违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性行为。"
至于这次会上的其他发言，以及《华夏纵横》上的其他文章，也都证据确凿，有理有据，难道还不应该尽快为中国人民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创始人和五届中央的总书记彻底平反昭雪吗!
然而，事实上竟然拖了70多年，中央至今还未作出正确的决定。这里面很值得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深思的，我认为就是远方同志在《陈独秀之死》一文中所说的掷地铿锵有声的断语："党的历史上，在处理一些'犯有错误'的领导人物，常用'非常'手段，对陈独秀处理开了恶劣的先例。"远方同志为什么对"犯有错误"四个字加上引号呢?就是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错误，所谓犯了错误，是莫须有的，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妄加的罪名。为什么对非常两字也加上引号呢?就是无法无天!所谓"八七紧急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违背了召开中央全会的起码规定，会议只开了一天，草草了事，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连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毛泽东都有不同意见。而且又不让本人参加，剥夺了本人的申辩权，所以通过的决议案是不合法的，是违背党章的。
什么是"非常"，就是超乎常规，悖乎常理，违乎常情!远方同志最为意味深长的话是最后一句："对陈独秀的处理开了恶劣的先例!"回想我们党80年的历史中的无数事实，不正是这样吗?这个恶劣的先例，还在我党历史上，为了大树特树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不惜一手打击压制，一手抬高吹捧，那些制造冤案的人是这样，那些吹捧逢迎的刀笔手也是这样!至于被吹捧的领袖人物自己，是不是也在有意放纵这种压人抬已的勾当，那就更值得刮目相看了!
来源：《欧远方纪念集》
附录：胡绩伟生平
1935年就读于成都华西大学数学系，1936年转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同年参加组织领导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管宣传工作，先后任成都《大声周刊》、《大生周刊》、《图奋周刊》、《星芒周刊》编辑、主编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星芒报》、《蜀话报》、《通俗文艺》主编。1939年11月赴延安。1940年3月起任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主编及《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曾兼任延安《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
1983年9月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转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曾积极推动起草和制定《新闻法》但未果；1989年因在六四期间赞同赵紫阳主张的在法治、理性轨道上对话，反对军事镇压，被撤消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1990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也都被撤销。
此后他依然坚持改革理想。2009年，他与中共退休高干联合在香港出书，呼吁为胡耀邦、赵紫阳彻底平反。在新闻专业领域，他也因大力倡导新闻自由而被业内人士所铭记。
2011年起因为心力衰竭、脑供血不足两次住院，翌年3次进出医院，于2012年9月16日早上7：05因心肌梗塞引发的心脏衰竭在北京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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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永别了，为民主奋斗一生，为自由滴尽心血的胡老！
來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10/7
图为胡绩伟、姚监复（左）
度过九十六岁生日的第二天，胡老安祥地走了！
二○一二年九月十六日七时五分，胡绩伟老人平静、安祥地告别了苦难的人间.他前一天在沉睡中於北京医院心脏病重症监护室里同家人一起静静地度过了他的九十六岁生日。《人民日报》宿舍区三十一号楼的家中，一排书柜前放着胡老微笑的大照片，朋友们回忆起他就在这间会客室的沙发上侃侃而谈的情景，音容宛在。胡老遗像前摆放着十多个大小花圈，白色、黄色的玫瑰和菊花丛上有几株鲜艳的鹤顶兰，黑色缎带上写着生前好友的姓名和悼辞.于光远夫妇写的是“最好的老朋友绩伟，我们永远在一起”。去世前，李锐夫妇到病房探望。“六四”后中顾委重点批判的于光远、李锐、杜润生、李昌同《人民日报》社重点追查的胡绩伟的心是相通的。许良英、林京耀、姚监复和王德禄等人送的花圈上写的是“助推胡赵新政、力促新闻自由”；远在大洋彼岸的吴国光夫妇和回到祖国的王若水夫人冯媛的唁卡放在胡老遗像前；来自四川老家的花圈和中学校长代表四千名学生的送别信……等等反映出海内外友人和家乡人怀念这位傑出的老人的深情。原中新社记者高瑜及自由亚洲记者张敏，编辑、胡老新闻所的研究生朱晓明送的花圈上写的是“敬爱的胡老，您永远是我们的导师！”《炎黄春秋》杂志的全体仝仁和老社长杜导正夫妇送的花圈代表了新闻出版界的心意。《人民日报》农村部原主任、刘少奇秘书姚力文送的花圈两边的輓联是：“求真务实真君子，大公无畏大丈夫。”多年来与胡老共事的《人民日报》的老编辑、老记者一批批来家里的灵堂致敬、致哀、送别.为胡老编辑了多卷文集的夫人狄沙及陪伴胡老几年住院的女儿飞飞和女婿王镜率全家献上了花圈，祝愿父亲安息，他们在悲哀中接待吊唁者。在签名簿上人们看到了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和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女婿王志华的签名，德平还代签了李昭的名；朱厚泽的女儿朱玫也代表妈妈签上了熊振群的名。胡老家人说，当年的领导人胡启立（原中央常委）、阎明复（原中央统战部长）打电话表示哀悼之情。到九月十九日下午，签名簿已写满了一本，另一本也写了一半多。在平面媒体上没有胡老去世的消息，《人民日报》社离退休干部办发了一个简单的讣告，提到根据胡老本人和家属的要求，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告别会。讣告后面也没有胡老生平介绍.在封锁信息的严酷环境里，仍然有这么多人勇敢地来吊唁，证明胡老并不孤独，许多朋友想念他，祝他一路走好！
对胡老的崇高评价和可贵支持
在灵堂墙上挂着鲍彤、李洪林、郑仲兵写的悼词.鲍彤用潇洒的大字写了“哲人其萎”四个大字，送别他为之写序的《胡赵新政启示录》的作者胡老。二○一一年秋，胡老校对完书稿后，亲自对我交代：“老姚，你去找鲍彤，请他为我这本书写序，看他同意不同意。”鲍彤欣然应允，很快写出了初稿，胡老很高兴.
李洪林在胡老去世后的悼词中对他的一生作出崇高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你是耀邦同志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最得力的助手，是当代中国新闻战线最卓越的领军人物。你是知识界少有的硬骨头.”“你的高风亮节将永存人间.”
郑仲兵在悼词中说：“共产党不要你，恰是你的光荣正确伟大。因为你是属於人民的。三十年前，你就提出：人民高於党，人民性高於党性。《人民日报》要代表人民对党进行舆论监督。”“共产党不要你，你活了九十六岁，还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胡绩伟万岁！”
在胡老的遗像前，摆放着香港《争鸣》、《动向》杂志全体仝仁敬献的花圈，缎带上写着“胡绩伟先生是香港和海内外华人读者的良师益友”。多年来，香港的多份杂志，使大陆被噤声的胡老有了呼籲民主自由、反思历史教训的舆论场所，最终将陆续发表的部分文章结集出版了《胡赵新政启示录》一书。由於新世纪出版社鲍朴的高效率工作，二○一二年一月出版问世，胡绩伟在春节前作为礼品送给了自己的老朋友、老同事。他感到重病期间能在几年内把他的深刻反思形成了一本重头着作，生前由自己送出，非常高兴.他多次微笑地真情地向我这个记录者和出版方表示谢意。我们知道，没有香港新闻出版界朋友无私的勇敢的支持和帮助，《胡赵新政启示录》的许多思想只能留在他的谈话中，而不能成书留之后世。因此，这些香港媒体人的可贵支持是胡老十分珍视的情义，他真诚地感谢这些朋友。他的朋友们也可以自豪地坦然地说，胡老困难时期，他们作为友人义不容辞地尽力了，而且成功地帮助胡老出版了他的文章和书，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胡老生前的心愿实现了，达到了自己预定目标。但是，他又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老姚，能不能我们再合作写上十篇文章！？”我知道他的病情很重，就向胡老说：“你九十五岁了，仍然出了书，超额完成了历史交给你的任务。”他微笑了。朋友们，读者们，你们会感到，他满脸笑容的遗像是对你们微笑和致谢！
官方要胡老骨灰进八宝山，不如对胡老的书开禁
九月十六日胡绩伟去世后，代表官方的中宣部蔡名照副部长，在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吴恆权等人陪同下，到胡老家中致以悼念之意，并向胡老家属表示，如家人同意，愿协助将胡老骨灰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但胡老女儿、女婿表示不愿这样做，正在考虑是否在四川老家或其他地方安葬。
胡老一生中，挨过党内多少次霜风剑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后几乎被开除党籍，最后受到党章中没有的“留党察看六年”的荒唐处分，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了重大打击。中宣部给予胡绩伟的是不断地批判、打击，把胡老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新闻战线的头子”，支持动乱的“头面人物”等等。现在，胡老逝世了，中宣部连一个胡绩伟生平也发不出来，却想要胡老骨灰进八宝山，是不是要给胡老戴上“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傑出的新闻战线的负责人”等政治帽子，最后把胡老为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奋斗终生的形象进行乔装打扮，来为中宣部的宣传工作贴金？胡老本人以及家属看来已早做了准备：宁可归葬故乡，也不进八宝山。
当然，我记得二○一一年九月中宣部领导下的新闻出版署正式地通过我本人所属的党组织转告我：“不要在香港由鲍彤儿子出版胡绩伟的书《胡赵新政启示录》”。我回答说：“作者不是我，是胡绩伟。出版社是一国两制的香港正式的出版社。我都无权干涉、无权决定出版或不出版。但是，我可以如实转告他们领导机关的态度。为了准确起见，我希望有一个正式的书面意见，以免转达有错误.”可是至今没有收到书面意见。不过，有关部门又讲了，胡绩伟的书在香港出版以后，将按“扫黄打非办法处理”，即这本书是非法出版物。一位日本记者告诉我，她在香港买的胡绩伟的《胡赵新政启示录》过大陆海关时被没收，确实被当作“非法出版物”。这是胡老生前不愿看到的恶劣现象。
因此，中宣部与其想让胡老骨灰进八宝山，不如对胡老的书解禁，在大陆自由流通。
九月十一日下午当胡老由北京医院干部普通病房，按医生意见搬入心脑科重症监护病房时，他不顾医生不要激动、不能讲话的医嘱和家人的劝阻，仍然清晰地大声地对我说：“告诉高瑜，要她写文章给十八大为‘六四’平反。”杜导正在九月十二日探视胡老时，他又向杜导正说：“要为‘六四’平反。”胡老的遗言表明，这位老人最后惦念的是无辜的逝者、伤者和被整肃的群众。老人的遗愿是为八九死难者和受难者伸冤平反。不知何时这个遗愿才能实现？！
最后我编了两句輓联，纪念胡老这位可敬可爱的老师：
争民主奋斗终生，壮志未酬。
为自由滴尽心血，名垂青史！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原载《争鸣》杂志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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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何以自嘲：醒时老，老时醒（老虎庙）
來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9/20
我因为进山拍纪录片，消息阻塞，加之任务繁重，也就世事不谙。
17日出山，耳目顿然不能清净，却又从喧嚣市声里听来噩耗：胡绩伟于16日逝世！消息说“因心力衰竭，享年96岁”。
我给蓁蓁去电话询问此事。蓁蓁是胡耀邦的助手林牧的女儿，五年前，我受托编撰《林牧口述》一书，因此有机会和蓁蓁多次拜望胡绩伟。胡绩伟是林牧的挚友，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在胡耀邦领导下他们有过共同工作，共同为理清中国前进路上的种种认识而奋斗的经历。因此《林牧口述》的序言当属胡绩伟著写最妥，胡绩伟也对此事欣然应允。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那年胡绩伟已是91岁高龄，身体并不见好。我和蓁蓁见胡伯伯的时候，他甚至需要拄着那种H型的金属制辅助工具才能在屋内有限范围里走动。胡伯伯的夫人狄莎阿姨叮咛我们“他最多能谈话十分钟。然后就得休息。”我们这才知道胡伯伯是专此起身接待我们的。胡伯伯说：这事情我要做，我要像林牧那样最终得以安静地死该多好。足见他对挚友的真诚情谊。
因为是第一次来胡伯伯家，所见倍感新鲜。约15平方米不大的书房，四墙有三面被顶天立地的书架和书橱拥塞。一眼就看到的是某位画家为胡伯伯所做巨幅画像。胡伯伯走出里屋的时候，那画里的老人顿时跃然现实。立刻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逼人之力。之前只从照片上见过胡伯伯。不高的个子，圆润线条的面庞……如今是眼前的胡伯伯了，只见他白发冠顶，虽步履维艰却精神矍铄。忽然我就想到：大约思想家衰老在先的只能是身体，那思想一定会走到极致吧。这个想法真的就被以后的事情一次次验证。
胡伯伯的遭际基本为世人熟知。而他的境遇又都与宪法所定“言论自由”的落实于争取关联。为此他付出了毕生代价，以至连自己曾经为之信仰，并为之热烈投入的思想和组织对他做出种种处理之后，他依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勤奋耕耘，深入探索，勇于大胆言辞。以已之耄耋身躯积极投入社会事务，不计得失。就在我们前往那座位于北京红庙附近的《人民日报》家属院探望胡伯伯的时候，我们还被暗示这位老人还在被“关照”中。一个为自由言论奋斗一生的知识分子却最终不得自由，如此待遇是我们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说起胡绩伟，不能不提及他的晚年绝配狄莎阿姨。狄莎阿姨和胡绩伟是在1990年结合的。对于他们的结合，狄莎阿姨在文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里有过幸福记录“绩伟感到意外美满的，是我很快就成为他写作上的得力帮手；七年来，我负责为他修改润色了新稿一百多万字，整理编辑他的旧稿不下二百万字，老胡戏说我家是一个新式的‘夫妻老婆店’。”对此，我在三次拜访胡伯伯的过程中，印象尤为深刻。
下楼协助我们打开门禁的是狄莎阿姨；扶持胡伯伯从里屋并肩走出的是狄莎阿姨；为我们展示胡伯伯新近在香港出版百万字自述集的仍然是狄莎阿姨。此期间，胡伯伯则只是笑呵呵地坐于对面沙发上与我们晚辈侃侃而谈。因为是为林牧著作的编撰工作而来，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部的资深编辑狄莎阿姨，就尤其为我们讲述了为胡伯伯出版自述集过程的曲曲折折和诸多宝贵经验。作为一辈子从事文字工作，以己之文字投入中国民主运动的胡绩伟早在二三十年代的重庆时期就参加和主办过诸如《活路旬刊》、《大声周刊》、《星芒报》、《蜀话报》等报刊，但在“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国民党时期，胡绩伟所参与的报刊却被屡屡查封。这样的查封竟然在1936到1939年的三年中有过十次。而作为曾经做到《人民日报》总编辑位置的文化人胡绩伟，在人生走到总结、回忆、出成果的晚年时，却连自己出一本文集都要历尽千辛万苦，异地奔波，自费联系，还要被屡屡追查。为胡绩伟出版文集的小印刷厂就曾经被严厉制裁。狄莎阿姨在此期间真的是饱经折磨。真如胡伯伯所言“我家是一个新式的‘夫妻老婆店’”。
在胡伯伯的书房里，我看到了由狄莎阿姨历尽千辛，跑遍中国南北，最终在深圳完成印刷的那一大摆七本《胡绩伟自选集》。粗粗浏览目录如“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报人生涯五十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民主”等。旁边则是《胡绩伟自述》，约从1916年编至1989年。我也注意到这些书籍均为香港出版社出版。
2007年5月，我第三次拜访胡绩伟老人，这次我带去了初步编撰成文的，由杲占强协助复印的厚厚一本《林牧自述》手稿。临去之前我就直犯犹疑：这样浩繁的文字工程拿给胡伯伯去读，显然是胡伯伯身体所不允许的。但是作为序言作者，并且是胡伯伯应允的事情，我们又似乎不能不为之。这其实也是前一次狄莎阿姨所要求的“要亲自阅读手稿”。显然，我们的担心是多余了。不久，我们便如期拿到胡绩伟为林牧著作所写序言。这就证实了我初见胡伯伯时的随想：衰老了的只是身体，思想却充满活力。就在2011年那一次数十位老干部集体谏言中央的书信中我又一次看到了胡绩伟的签名。我就想，有谁能知道在那签名的背后有一位思想何等活跃却虚弱着身子的老人呀。后来由于编辑计划的改变，最终没有将胡绩伟所写序言编进《烛尽梦犹虚-林牧口述》一书中，而是留给了稍后才开始编辑整理中的“林牧全集”里。
三次拜望胡绩伟伯伯启发匪浅，如果有可能我真希望有更多机会去亲耳聆听老人的教诲，但这又怎么可能呢？胡伯伯对我说，你们年轻人有互联网，我则无法利用它了。但据我从狄莎阿姨那里了解，胡伯伯仍然委托自己孩子通过互联网密切关注着国家大事。如此一想，让我们后人更为损失了这样一位不服老迈的民主战士，敢讲真话，热衷为普通百姓办报的新闻人而深感痛惜，
16日，胡绩伟逝世消息传来，我和林牧女儿蓁蓁通话，蓁蓁说“可惜，老人一个个地去了，之所以我们前些年就着手了这个工作（求写序言）也是一种抢救历史。”是啊，如今写书的人去了，写序言的人也去了，该由我们这些后人考虑如何去读他们，认知他们，这些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他们写在纸上的是字，是精神，而我们依此付诸于社会实践的东西还得由我们思路清楚，只有如此，我们方能少走些弯路，多做些宜于社会推进的实事不是吗！
胡伯伯终生从事新闻工作，也因此他在新闻自由这个人类民主大法中形成鲜明的人生追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新闻法是新闻自由的保护法。他把争取新闻自由同争取中国民主联系起来。他认为保障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首要部分，也是最起码的条件。没有新闻自由，只能是专制社会，根本谈不上是民主社会。
胡绩伟有一句评价自我的名言“醒时老，老时醒。”这也是他以自己一生经历，来印证“党性”与“民性”的摆位关系的警言。
有两件时隔三十年的事情可以举证他的“醒时老，老时醒”的人生总结。
其一：据一位于194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回忆：那时，我到陕北仅仅半年，受过几个月政治训练以后，在延安大学新闻班作语文教员。有一天，我和新闻班的同学一起到清凉山《群众日报》社去参观，胡绩伟以报社总编的身份给我们讲话，针对我们这些到边区不久的人对中共党报提出的颇见微词的问题（例如：国民党报纸说假话，边区的报纸也不全说真话）阐述了报纸的党性原则。我记得他讲道：真实性也要服从党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党的利益，真实的东西可以在一定范围讲，不宜公开报导。四川人多辨才，胡绩伟口若悬河，慷慨陈辞，给人以深刻印象……
其二：1976年12月，华国锋起用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此后的几年里，胡绩伟与胡耀邦密切配合，在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以舆论工具抵制“两个凡是”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就在1981年，胡绩伟在陕西临潼温泉治疗肩周炎期间，所撰写文章《论党报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给他带来了一场大祸。该文章观点：党报既要有党性，又要有人民性；既要作党的喉舌，又要做人民的喉舌；既要尊重党的领导，又要尊重人民的意见。而且，党性应当服从人民性，是人民至高无上，不是党至高无上。
一个人改变容颜容易，一个人若被他方改变思想很难，一个人若能自己改变自己的思想则要付诸更大规模的人生经验。胡绩伟的人生改变来得正是那样坚定、果敢，但凡新知，必波澜壮阔而为。胡绩伟的一生正是这样的改变过程，以至看起来损失更大，似水而逆流，却发人深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大义、大识和宁折不弯。
2011年初，在时隔四年后，我试图就拍摄中的《努力走向公民社会》系列演讲录，为胡绩伟老人安排一集，尽管这看似不大可能，据不断消息传来，胡伯伯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又怎敢惊动他老人家呢？抱着抢救口述历史的心态，我也曾试探地向狄莎阿姨提起过此想法。得到意外的答复是“由于你胡伯伯身体不好，可以先把采访提纲寄过来，我看看能不能争取……”我最终没有将狄莎阿姨要求的提纲寄给胡伯伯。一是寄希望于老人家身体康复后再访；二则因为听到的消息很令人担忧，我是隐隐觉察到采访胡绩伟伯伯的愿望将在此生无果。如今果不出所料，那个面对我们晚辈总是透出着阳光笑容的老人面孔如今静止在2012年9月16日上午7时05分。
胡绩伟先生，伯伯，我们怀念您！
（作者博客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22467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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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人民性高于党性——悼念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
來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9/29
9月16日，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先生逝世，终年96岁。海外中文网站刊登了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由原《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马立诚发布。
我17日打电话到胡绩伟家致哀。胡继伟的女婿接电话，告诉我国内媒体没有刊登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网上一有贴子就被删掉。我又打电话给国内新闻界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胡绩伟逝世。可见中共当局对胡绩伟逝世消息封锁之严密。凡是令中共恐惧的人和消息，中共都要加以封杀，胡绩伟在世他们恐惧，胡绩伟逝世他们也恐惧。
胡绩伟的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进八宝山。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来胡继伟家，说八宝山给胡绩伟留着一个位置。他的女儿胡雪滔只用一个字回答：“不！”八宝山里有一众独夫民贼，胡绩伟怎能与他们共用一个墓园。胡耀邦、赵紫阳都拒绝进入八宝山。
我这一生曾遇到三位对我影响至深的伟大新闻人，一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便认识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同事的刘宾雁，一位是89“六四”后流亡美国结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原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第三位就是胡绩伟。前两人都已去世，如今胡绩伟也走了。他是在中国政治改革可望出现一线曙光，中国新闻改革呼之欲来之时离我们而去。
人之伟大，有的是因为创建了一个伟大理论，有的是因为进行了一场伟大实践。胡绩伟是报纸“人民性高于党性”理论的创建与实践者，是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
《人民日报》历任社长和总编辑，包括知名的范长江、邓拓，个个才华横溢，但他们无一例外都被中共打断了脊梁，他们主政的《人民日报》只能充当中共撒谎欺骗的工具。唯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才有了人民的色彩。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为中国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为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推波助澜。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就不会有中国的黄金1980年代。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更是罪恶累累，一无是处。我至今仍怀念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短暂日子，怀念《人民日报》80年代胡绩伟造就的一度辉煌。
我与胡绩伟先生接触并不多。对一位伟人的感受，其实不需要朝夕相处。
1980年我在广东《羊城晚报》工作。那一年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诞生，我奉派出任《羊城晚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1986年初，我接到《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指示，要我接待到深圳工作和考察的胡绩伟先生。当时胡绩伟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免去了《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他一到人大便着手推动制定《中国新闻法》。他到深圳，目的是邀请香港新闻界人士过来，为制定《中国新闻法》提供意见，并顺道考察深圳特区。胡绩伟不愿意受深圳官方的接待，认为那有碍于他了解真实的深圳，他选中与民间较为贴近的《羊城晚报》。
制定《中共新闻法》中途夭折，原因是陈云的几句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胡绩伟在深圳期间，与分批前来的香港新闻界人士座谈，其余时间由我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建立的过程、成就和问题，并带他到深圳各处参观考察。他一路向我讲述他的观感和他对中国新闻改革的思考。
几天与胡绩伟相处，令我思想震撼，使我接受了一个全新的新闻观。我亲耳听胡绩伟阐述“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办报理论。
胡绩伟说：一张报纸，从事新闻工作的每一位编辑记者，应牢记人民性高于党性，当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毫不犹疑的站在人民一边。共产党宣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包括高于党的利益。党与人民发生冲突，证明党犯了错误。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
我自小在共产党的生态圈中长大，从事新闻工作，一向以党性为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虽然也曾思考过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质疑过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但全身经过共产党新闻理论污染的我，不可能有深入思考的思想功力。胡绩伟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论述，从那时起在我心中扎下根来，使我思想升华，作为新闻人，我获得新的生命。
也许我对深圳经济特区的见解得到胡绩伟的欣赏，他在离开深圳前夕，对我说：希望你到《人民日报》工作，如果你愿意，我向《人民日报》推荐。我当场答应，感谢他的器重！
一个月过后，人民日报社通过广东省委组织部发来调令，要求我在指定时间前往北京报到。
我在《人民日报》经过短暂实习，便被派回深圳，创建《人民日报》深圳记者站，出任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那时的《人民日报》，虽然继胡继伟之后又更换了两任社长，但胡绩伟遗风犹在，解放思想、为民代言，仍是报社上下多数人的共识。如果不发生“六四”屠杀，《人民日报》社的改革派随中共党内改革派一起全军覆没，由胡绩伟开创的《人民日报》的辉煌，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时间不长。1987年，中共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办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我被调往海南出任中共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兼党委书记。我之所以乐意到海南工作，是因为我希望在海南大特区一展新闻改革的抱负，为党报“人民性高于党性”再做一次实践。虽然这如同在悬崖上行走，但1980年代中国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充满信心。结果却超出了我的最坏想象。
《海南日报》经过一系列变革，有脱胎换骨的新貌。1989年3、4月间，我趁到北京《人民日报》补办行政关系调转手续的机会，前去拜访胡绩伟，邀请他年底到海南过冬、考察，并请他代我邀请新闻界的老同志同行，人数不限，为期一个月。《海南日报》负责他们的考察、休息、交通、食宿事宜。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考察结束后，每人为《海南日报》撰写一篇评述大特区建设的文章，留下三条《海南日报》新闻改革的建议。胡绩伟欣然答应组建这个考察团并担任团长。“六四”事件发生，这件大好事成为泡影。
尽管异常艰难和痛苦，我在海南还是一往无前实践“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办报理论。89民运期间，则是我为自己的实践所做的最后一搏。以至我本人“六四”后遭受严酷整肃不得不流亡海外。
“六四”后，海南新闻界发起一场对我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大批判，着重批判我推行“人民性高于党性”。2010年2月出版的《海南省志》对这场大批判有专门记载：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海南日报》曾一度发生舆论导向的严重失误。前总编辑程凯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程凯在主持报纸改版时就流露出他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提出‘特区报纸不必过分强调党性原则’，‘副刊要办得离政治远一点，格调要软一点’，‘读者来信专版要办成海南的包青天，为百姓伸冤’，‘要专家办报，不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等。‘北京风波’为他充分表现自己提供了机会。在他的策划、支持、影响下，《海南日报》发生了偏离党的政治方向的一系列问题。”
“动乱期间，程凯亲自指挥，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发表了大量支持动乱的文字和图片报道，坚持错误的舆论导向。突出的例子是：5月24日，当首都召开了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代表党中央讲话，形势趋于明朗化之后，程凯亲自拍板在《海南日报》第一版发表《赵紫阳，好！！！》、《反对暴力》的巨幅相片，影响极为恶劣。”
我谢谢《海南省志》的记载，使《海南日报》这一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悲壮实践不致湮没。“人民性高于党性”新闻理论的创立者不是我而是胡绩伟。胡绩伟8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将其“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首先付诸实践，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我追随胡绩伟，80年代末在《海南日报》也为这一实践付出了惨重代价。
“六四”23年来，我被列入禁止回国的黑名单，再也没能见到胡绩伟先生。他曾通过新闻界的朋友转达对我的关心。唯一的一次联系是，2005年12月5日刘宾雁在美国病逝后，北明、一平、黄河清三人编辑一部《刘宾雁纪念文集》，我自告奋勇担任这本书的校对。文集缺少胡绩伟的一篇文章，我打电话向胡绩伟先生约稿。他很快寄来一篇准备发给香港《争鸣》杂志的文章《和谐社会，岂容游子有家不得归？──沉痛悼念宾雁老友》。他的夫人狄沙也寄来悼念刘宾雁的文章《宾雁，我为你深深地悲哀》。胡绩伟在文章中称赞刘宾雁具备优秀新闻记者应有的可贵品质，那就是贴近人民，以人民为先。
23年来，胡绩伟生活在一个险恶的环境中，身体日渐衰弱，精神却更加硬朗。他不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呼唤中国的政治改革。他去世前，进入特护病房，还请人转告著名记者高瑜女士，请她写文章呼吁中共十八大平反“六四”。这也是胡绩伟先生的遗嘱，不仅是对高瑜的嘱托，也是对海内外所有民主人士、人权人士、有志于为中国新闻改革而献身的所有新闻人的嘱托。
23年来，虽然中共对媒体的禁锢越来越严厉，但今日中国，已经出现具有自由意志的报刊和一批独立思考的新闻人，网络上更涌现大量民间记者不断将翻墙得来的外界信息传播到国内。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必首先从新闻改革实现突破。而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仍将是一面旗帜，引领人们对中共禁锢媒体、扼杀言论自由的专制体制展开冲击。这面旗帜上写着七个大字“人民性高于党性”。
（2012-09-26）——原载《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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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胡绩伟憂心如焚而無力回天
來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10/7
一個到老都在奮力思考，不肯放棄黨內民主改革，不肯安度晚年的知識份子，從黨人報人向真人的轉型，令人動容。
二○一二年九月十六日，九十六歲的胡績偉先生悄然走了。
得知噩耗已是次日中午，我在博客上轉載了十多年前他夫人為《脊梁》寫的長文《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因涉及「六四」等敏感詞很快被刪除了。在權勢集團眼中，他今天依然如同一根芒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位革命黨陣營中出來的報人，致力於推動新聞自由，不停地呼喚民主。他雖無鄧拓那樣的才華和魅力，但他的正直、誠懇、直率和執著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在「六四」二十三年之後，他以望百之歲告別人世，在他生命的黃昏，他已竭盡所能，把他能發揮的能量幾乎都發揮出來了，特別是他留下的《胡趙十年新政》，以他的親歷親見親聞，為充滿生機和希望的八十年代做了新的解釋
六四推動人大模式遭撤職處分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由學生運動引發的民主運動席捲全國，戒嚴令下達之後，他得知北京的醫院已在發急救包，為天安門廣場學生的生命憂心忡忡。五月二十一日，他委託《經濟學週報》副總編高瑜前往廣場勸說學生撤退。當高瑜帶著三個學生來到他在煤渣胡同的家時，他見到學生非常熱情，全家人都迎了出來，又送麵包又送水。高瑜曾目睹他在沙發上向學生左右揮動雙拳說：「敵進我退嘛！」老人的真摯熱情，老人的可愛天真都在這個畫面中畢露無遺。高瑜被捕後，公安審問她時，要她寫胡績偉的材料，寫了三、四次都通不過，其中就是少了這個細節，而公安通過學生掌握了這個細節，最後公安在她面前把雙手攥成拳，在胸前左右晃動，「還說，敵進我退。」
當年五月十日召開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擬定六月二十日左右在北京召開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議程包括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匯報；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等。消息見報後，人們產生了通過人大常委會依憲法程式解決問題的希望。我曾看到過紀念碑上的大標語：「召開人大，推進民主」。
胡績偉為此做了重要的工作，五月二十五日，他徵集了近三十名人大常委簽名，要求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他也因此獲罪當道，遭撤職、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他家的那張沙發，幾年之後我也坐過。老人的神態、口氣如在眼前。一九九六年夏天，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進北京煤渣胡同三號《人民日報》分給他的宿舍，記得是獨院，天井中種滿了花，進門是個不大的廳，有一張長沙發，裡面是他的書房。老人身體硬朗，就是耳朵有點聾，帶了助聽器。此前，我讀過他一九九五年的新作《新春放語》，從西安林牧先生那裡輾轉傳來的。又聽說他新寫了一篇長文《論和平與民主》，他卻沒有多談他的這些文章，而是談了些養生之道。我臨走時，他去書房拿了一本《方法》雜誌，告訴我這是一本討論聰明與愚蠢問題的刊物，他在上面發表了一篇談養生經驗的文章。
面對現實憂心如焚又無力回天
二○○○年，我和百華等幾個朋友編《脊梁》一書，胡績偉先生這篇是由他夫人狄沙和林牧執筆的，狄沙的部分有七千八百多字，對他生平的介紹很詳實。大約二○○二年，我和丁東先生一起去過他的新家，在金台夕照的《人民日報》宿舍，老人見到我們很高興，在客廳裡談了兩個小時，老人除了聽力不好，精神狀態很好。他送了我自印的《胡績偉自選集》三冊：《我與胡喬木的十年論辯》、《辦一張人民喜愛的報紙》、《報人生涯五十年》。他夫婦很想多要幾本《脊梁》，我讓他們托人去香港取。
自一九八九年之後，正直而有良知的人在這個統治體制內或被出局，或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一茬又一茬的勢利之徒，權力內部的生態普遍惡化，中國轉型的複雜性加大，那些把持著大大小小各種位置的人，往往只在乎一己私利，根本不關心這個體制的未來，當然更不關心自己身後是否洪水滔天，只要他們繼續有機會撈取好處就好了。這是胡績偉們所無法想像的。統治體制內的理想主義者在「六四」之後漸漸老去，十年來，李慎之、吳祖光、何家棟、李普、李昌、朱厚澤等相繼離世（還有趙紫陽）。健在的李銳、何方、杜導正等先生也都八、九十歲了。他們經歷了年輕時的理想被毀滅的過程，患難和痛苦轉化成為他們自省和批判的動力。
他們晚年目睹自己投身的這個革命黨一天天腐爛下去，目睹統治集團內部不可遏制的貪婪、利己趨勢，眼看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憂心如焚，卻又無力回天。歲月無情，那一代人不斷凋零，更無情的是扼住了中國咽喉的權勢集團，他們的冷酷、冷漠正把中國帶向一個不可預測的未來。面對這個已擁有八千萬之眾、掌握著泱泱大國命脈的黨，他們的心情何等複雜，作為從延安、從地下黨一路走來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生命與這個黨已經不可分了，他們與個這個黨之間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他們只能恨鐵不成鋼，內心的蒼涼和期待交織，我們不能責怪他們到老也沒有辦法超越馬克思主義給他們的限制，革命生涯給他們的限制。
晚年提出「胡趙新政十年」課題
每個時代的人都是他那個時代塑造的，人不可能超越時代。他們對新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嚮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情感的選擇，而不是理性的判斷。胡績偉先生晚年耿耿於心的就是要搞民主，認為不能再專制下去了，現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維持不下去，只要共產黨能搞民主就好。
他晚年提出「胡趙新政十年」的說法，顛覆了過去將改革開放的功勞全部歸於鄧小平的定論。二○○八年初我從許良英先生來信中最早知道他的這個新說法，他在跟姚監復先生的談話中提出「胡趙十年新政」解放人、解放思想、解放經濟，解放社會只是開了個頭，未完成的是直接普選和軍隊國家化。許先生給他的回信雖不同意他把「胡趙十年新政」納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框架內，但認為他提出這個概念對當代中國史研究是一重大創新，對實現中國民主化一定會產生推動作用，深入研究下去，真是大有學問。
他在一月十四日和二月一日給許先生的信裡說：「現在我真是人老心不老」（那時他已九十二歲高齡），「已慢慢喪失研究問題的能力，研究得佔有實際的資料，我現在已經慢慢喪失搜集、積累和引申資料的能力。研究，就得佔有理論根據，我也慢慢喪失搜集、沿引的能力。很多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儘管如此，他仍在不斷努力。到他離世之前，由他口述、姚監復整理的《論胡趙十年新政》已在香港出版。他的觀點內容或可以商榷，其意義卻是不可忽略的。一個到老都在奮力思考，不肯放棄，不肯安度晚年的知識份子，從黨人、報人向真人的轉型，令人動容。我因此寫下了這樣一副挽聯，悼念這位可敬可愛的長者：
文士、戰士、志士，有膽有識方國士；
蜀人、黨人、報人，大徹大悟是真人。
二○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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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仙逝，享年九十六
胡平 來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9/16
胡绩伟在北京医院
【高瑜推文：令人尊敬的胡绩伟先生于今晨7点零5分因心肌梗塞不幸与世长辞，昨天老人刚刚度过96岁生日。5天前，在医生禁止讲话的情况下，他对姚监复说：转告高瑜，让她写十八大的时候，要提出为八九民主运动平反，要谴责六四屠杀。】
重发旧文，深切悼念。
党性、人民性与言论自由: 读《胡绩伟自选集•新闻卷》
1. 为什么要自费出版
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先生在去年自费出版了一套自选集，新闻卷，共三册，大约一百万字。我最近从一位朋友那儿得到这三本书，读后很有些感慨。
胡绩伟早年参加共产革命，从事新闻工作长达五十年，在体制内担任过不少重要职务，在大陆新闻出版界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可是他这 本自选集在国内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也不能公开上市出售。原因当然是在政治上，是因为胡绩伟被当局视为自由化代表人物，是因为文集中有若干篇文章触犯了当局的禁忌。这件事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它说明中共当局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压制是何等的严厉，也反映出当局是何等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然而这正 好证明了这套书的独特价值。在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里，如果一个文化人、新闻人，一辈子也没写过一篇出格犯禁的文章，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不能无所 顾忌地畅所欲言，那不是太可悲了吗？胡绩伟的自选集要自费出版，这正是作者的光荣。
《胡绩伟自选集•新闻卷》共三册，三册的标题分别是：一、《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辩》；二、《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三、《报人生涯五十年》。其中收录了作者从1979年到2002年间的五十三篇文章和讲话，相当完整地呈现出作者晚年的思考与奋斗。
2. 人民性高于党性
胡绩伟这三大本自选集里的文章，主要是有关新闻有关办报的一些理论性、原则性问题。胡绩伟说他信奉“民为邦本”、“主权在民”、“人民高于一切”。但是胡绩伟又是共产党员，长期从事党报的编辑工作，具有党报报人的身份。正象作者自己所概括的那样，党性和人民性，成了其一生所有矛盾冲突之源。通过对文革浩劫的反思，胡绩伟抛弃了过去甘当党的驯服工具的愚蠢观念，鲜明地提出“党报的人民性高于党性”；强调在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时，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胡绩伟立志要办一张人民喜爱的报纸。应该说，在《人民日报》五十多年的历史上，以胡绩伟主持工作这段期间(从“四人帮”垮台到八 三年)相对最好。当然，要真正做到把人民性放在第一位，必须要实行新闻自由。晚年的胡绩伟也意识到这一点。
胡绩伟自选集里还收录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文章，其中，回忆邓拓、胡耀邦和王若水的文章都很让人感动。另外一些文章则披露了某些 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譬如作者讲到在七八年夏天《人民日报》注销文章，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遭到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强烈反对，责骂《人民日报》“不听党的话”，责问《人民日报》“究竟代表哪一个党中央？要查一下！”然而就在严厉批判《人民日报》的几次中央主持的宣传会议上，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是会议主持人，却对《人民日报》的这些“严重错误”一声不吭，连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说，更没有下令纪律处分了。
胡绩伟提供的这段事实很重要。以往，我们只知道华国锋是“凡是派”，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可是上述故事告诉我们，华国锋至少并没有动用手中大权压制这场讨论。今后在书写这段历史时，不应遗漏这件事实；后人在评价华国锋的功过时，也不应忽略他的这一表现。
3. 言论自由是根本
在一篇纪念周恩来九十诞辰的文章（写于1989年1月）里，胡绩伟对共产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指出中共有三大弊病：左倾顽症、党内专制和驯服工具。其中，对党内专制的分析尤为深刻。作者告诉我们，在早先，中共党内还有些民主。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只要遵守“讨论自由，行动一致”的原则，只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们就还可以在上层继续活动。例如当初毛泽东就是少数派，但是他并没有被开除党籍，而且还保留了若干重要职务。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还可以同几位领导同志热烈交换意见，扩大自己的影响，并没有被扣上“非组织活动”的罪名。这样，毛泽东才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毛的正确路线才得 以取代王明的错误路线。
作者反问道：“大家想想，如果当时把毛泽东开除了党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把同意他的人也打成反党集团，也开除出党，毛泽东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吗？他的正确路线能够胜利吗？” 可是，等到中共赢得政权，等到毛泽东成了绝对多数，对于不同意见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办法，动辄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党”，把少数派开除撤职，而且还禁止少数派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交流，否则就扣上“非组织活动”、“搞分裂”的罪名。这就完全扼杀了党内自我纠正错误的可能，使当权者越来越专制独裁。
联系到党报的功能，胡绩伟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党报不能代表全党和人民对党起监督作用，党的领袖永远高踞于任何监督之上，党委党报只能是领袖的驯服工具。” “党报只能宣传最高领袖的意见，不能宣传次高领袖的意见，甚至根本不能在报上反映他们之间存在分歧和什么分歧。”这种情况至今仍未有任何改变。其实，不只是党报，其它报纸也不准发出不同声音。胡绩伟这段分析批判既理性中肯，又深刻尖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党也好，整个政治体制也好，它们的问题首先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举凡左倾顽症、党内专制、个人崇拜，都是建立在压制言论自由之上。争取言论自由是克服体制弊端的根本。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公开反对自由民主，但是，有不少人却借口要维持稳定，借口要渐进不要激进，借口不要照搬西方民主要制度创新，维护现行体制苟延残喘，抵制政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把视线集中到言论自由这个关键上来。无论如何，言论自由总是应该兑现，而且没有理由拖 延，现在就该努力争取，现在就该兑现的吧。如今，很多人都很赞赏胡适的名言“多谈些问题，少讲些主义”。那么，言论自由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多谈谈言论 自由的问题。不论你喜欢什么主义，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总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除非你坚持的是法西斯专制主义。
4. 难能可贵的自省精神
胡绩伟自选集的又一值得称道之处是作者的自省精神。作为一个给共产党充当了几十年驯服工具的老报人，作者坦承自己是到了晚年才醒悟， “老时醒，醒时老，醒时已白发盖头，临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年轻的一代或许不难超越胡绩伟的思想，但是，那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这位老人的尊重。这一曲折漫长的觉醒过程值得我们去认真理解和思考，其中所必需的道义勇气也值得我们尊敬。
200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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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张敏访谈：载入史册的胡绩伟及其精神财富——纪念胡绩伟先生（之一）
來源:電子郵件 群, 照片 | 2012/9/26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2，09，22）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先生9月16日在京病逝*
9月16日原中国《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胡绩伟先生1983年9月因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整肃，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9年“六四”后，被撤销一切职务， “留党察看” 连续六年。
*姚监复：见胡绩伟最后一面，嘱转告高瑜“给十八大写文章，要求平反‘六四’”*
胡绩伟先生逝世前五天，他的好友、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先生曾前去医院看望，胡绩伟先生在病危中留下嘱托。
我请姚监复先生讲讲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
姚监复：“最后一次见他是9月11日下午，医生决定把他从北京医院六层的普通病房搬到心脏科的重病监护室，这时家属和医生护士不希望我再去打扰他。
他在床上看见我来了，希望跟我讲讲话，我做的第一个事就是把鲍彤签了字的《鲍彤文集》给他看。”
鲍彤先生是原中共中央委员、政治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姚监复：“因为他前一段在杂志《争鸣》上看见了《鲍彤文集》出版，他就问我‘能不能问鲍彤要这本书？’我就跟鲍彤说了。等鲍彤有了书以后，7日给我后，我11日就去给他。他看后笑了‘谢谢！’然后我就把这书交给他女婿保管。
这时候医生和家属都说‘胡老不要讲话’，因为他处于病危状态，随时可能心脏都会出问题。这时候他把我拉过去，招手叫我到他跟前，别人都说‘不要讲话’，他说‘我还要说一句’，就说‘姚监复，你告诉高瑜，叫她写文章给十八大，要十八大为六四平反’。
这时候就换床，要推着这床出去到八层楼，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到重病监护室把他放好以后，我说‘我要走了’，他又说了一遍‘你告诉高瑜，叫她写文章给十八大，为六四平反’。这是我在场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还是为‘六四’平反，还是想的那些‘六四’的死难者和受难者。”
*姚监复：家人设灵堂，亲友吊唁。胡绩伟遗嘱不作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
姚监复：“胡绩伟先生的家属告诉我，他自己有准备，不开任何追悼会、告别仪式。我希望说，我们能不能有几个人……告诉我们时间，我们去看最后一眼，家里人说‘只有家属去，老人家决定了的’。”
主持人：“他家中吊唁的情况您知道吗？”
姚监复：“我是9月18日和20日两次去灵堂向胡老致敬。我看见在胡绩伟微笑的遗像前，放着他们家里人送的花圈。女儿胡飞飞（胡雪滔）和女婿代全家的、胡绩伟夫人狄沙送的，希望老人安息。
旁边有于光远送的一个大花圈，另外徐良英、林京跃、王德禄、程宏、还有我送的花圈，我们觉得他是推进胡赵改革、争取自由民主的一个斗士。胡德平、胡德华、王雁南……他们胡赵的第二代也来了。
打电话的除了《人民日报》的和胡绩伟其他的亲友以外，还有严明复、胡启立电话吊唁。《人民日报》的同仁送了很多花圈，来探望的也多。《炎黄春秋》杂志社和社长送了两个大花圈，杜导正原老社长和夫人送了花圈……我看到摆了不少白色菊花为主的大花圈。中间有胡老的大照片，微笑地看着大家，我们去的人都三鞠躬。
虽然没有公布这个信息，只有《人民日报》离退休办公室发了一个简单的讣告，也没有公布他的生平。”
*姚监复：胡绩伟晚年思想升华，著述在港出版，遗憾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
姚监复：“胡老后来的夫人狄沙（原来《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编辑）帮他编了十几本书书，做了很重要的工作，把胡老这几年写的书编辑出版了，在香港出的。
我做了一点事就是这五、六年帮他整理了一下他坐在轮椅上或沙发上口述、我写出来以后他改，有的改了五稿，第五稿跟第一稿完全不一样了，最后由鲍朴的新世纪出版社出了一本《胡赵新政启示录——并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剖析》，这本书等于把他最后的思想……包括升华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的肯定、不足和批判，最后提出‘要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对时代判断错了，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而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不应该消灭资本家、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私有制。他的思想的变化和结论写在这本书上，能在生前出版，2012年1月出版，我觉得他心里是比较高兴的。当然这本书被有关部门认为是‘非法出版物’，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是很遗憾，他也觉得很遗憾。”
*胡绩伟在“心灵之旅”受访回放：忆“清污”中、“六四”后受批判*
胡绩伟先生十年前曾经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采访，忆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和1989年“六四”后受到批判。
请听胡绩伟先生的一段谈话录音——
胡绩伟：“‘清除精神污染’搞了28天，胡耀邦（等）几个人、万里他们出来，最后把‘清除精神污染’制止了。可是到了‘六四’的时候，因为我同情学生，他们就说我是‘支持学生暴乱’，那么这样一来，就把我同王若水（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在《人民日报》展开一个大的批判运动。”
*高瑜：我理解胡绩伟先生遗愿——为“八九民运”平反，谴责“六四屠杀”*
胡绩伟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日、在医生禁止讲话的情况下，请姚监复先生转告高瑜女士“写‘十八大’的时候，要提出为‘六四’平反”。我采访了现在在北京的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资深记者高瑜女士。
高瑜：“胡绩伟先生去世。因为我到韩国……他这次住院，最后了，医生不让讲话，他还说‘转告高瑜’，说让我向十八大呼吁，就是要为‘六四’平反。老先生最后是用了大家习以为常的这种（说法）‘平反’，我认为他的意思呢，应该是这样理解——为‘八九民运’平反，要谴责‘六四屠杀’。”
*高瑜：9月20日去胡绩伟家灵堂吊唁，带去鲍彤手书挽联*
9月20日下午，高瑜女士到胡绩伟先生家中灵堂吊唁。
高瑜：“我们今天约的下午三点半到胡老家。中午我们是和鲍彤先生餐聚。鲍先生只能够出来吃饭，你要说我们来开研讨会什么，都不允许。”
鲍彤先生亲笔书写一幅挽联——“哲人其萎，绩伟先生千古，鲍彤敬挽”。鲍彤先生将挽联交朋友转送胡绩伟先生家中灵堂表达哀悼。
高瑜女士给我发来了照片。
高瑜：“你看鲍彤那字多漂亮，看他对胡绩伟的悼念，写的挽联。我们就给他带去了，飞飞（胡绩伟先生的女儿）他们特别高兴。可是（官方）已经跟鲍彤打招呼了，说‘你们希望到什么地方去旅游？’要给‘出北京’了，他就准备走了。”
*郑仲兵：悼念胡绩伟，党不要你，恰是你的光荣、正确、伟大。因为你是属于人民的*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讲讲当天到胡绩伟家中灵堂吊唁的情况？”
高瑜：“我们去的时候，屋里摆满鲜花，而且几大本的‘签名簿’，我看有五、六本，好像都满了。我们的花篮就挨着赵紫阳的女儿王雁南和她的丈夫王志华的一个花篮。白颜色挽带的是胡耀邦家的。最上边，就是胡老的像下边有三个……最边上是一幅手写的悼词；中间是冯媛……就是王若水的遗孀，她在厦门大学教书，寄来的悼念纪念卡；最右边是吴国光夫妇寄来的悼念卡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朴素的灵堂。就是一些花圈，有些挽联贴到墙上了，今天我们带去鲍彤写的挽联，旁边是郑仲兵的，就是我给你寄过去的文字。”
郑仲兵先生写的是：悼念胡绩伟，党不要你，恰是你的光荣、正确、伟大。因为你是属于人民的。三十年前，你就提出：人民高于党，人民性高于党性，《人民日报》要代表人民对党进行舆论监督；你携秦川、王若水真的把这个党报办成了人民的报纸。你是人民日报第一人！你活了九十六岁，你还将世代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学生郑仲兵2012年9月17日。”
还有一个是李洪林夫妇的，都是改革派的知识分子，而且写的都非常感人。”
*高瑜：家人表示，胡绩伟遗骨不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高瑜：“我再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今天上不去网，不然我就写一条推特：今天去的代表官方的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在《人民日报》副社长吴恒权陪同下到胡绩伟家吊唁，说‘八宝山给胡老留着一个位置’，但是胡绩伟的家人他的亲生骨肉飞飞（女儿胡雪滔）夫妇回答‘不！’就是‘不进八宝山’。我就想发这样一条推。”
*高瑜：，共产党这么改造人洗脑，但共产党里有一个胡绩伟，说明你们是失败的*
高瑜：“胡绩伟的思想观念这五年发生了非常大的飞跃，从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共产党人的思想，完全变成一个追求宪政民主的、接受普世价值宪政理念的老知识分子。他有了这种变化，我要说，我更看到人性是不可泯灭的，你共产党这么样的改造人、洗脑，但是共产党里面有一个胡绩伟，说明你们是失败的。”
*宋永毅：胡绩伟先生生前最后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为我们的数据库作序*
听到胡绩伟先生逝世的消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说：“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那么，人家要觉得奇怪了‘你又没跟他见过面’，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有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是今年4月为我们写的很长的一篇文章，为我们即将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所作的三千多字的序文。你想想看，以他96岁的高龄写三千多字，这已经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我先讲一点背景。我们有一个大的数据库计划，就是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实际整个上是从1949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时代的。已经出版有《“文革”数据库》、《“反右”数据库》。第三个是《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
为前面两个数据库作序的一是余英时教授，第二个是李锐，李锐老，这次我们就考虑，觉得那些党内宝贵的‘九十（岁）老人’，希望他们能在仙逝之前也给我们留下些文字。
当时我就考虑到请胡绩伟先生。我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我通过朋友向他提出。他住在医院里，但是他立刻欣然答应。他说，我们所作的这个工作他也知道，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极其有利于人民和历史的浩大工程。所以他说，这个对当代及后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因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宋永毅：德高望重的胡绩伟先生的道德文章*
宋永毅：“他总共写了三稿，最后一稿写好后，他又专门托人到美国来打电话，告诉我，他不希望把他的序立刻送出去发表。他讲了个理由我很感动。他说，这个序应当和我写的关于这个数据库的‘前言’一起发表。他说‘因为这个数据库是你们这些海外华人学者的心血之作，所以我不能抢了你们的风光’。
实际上，就他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给我们写序，是增加了我们的风光。但是你看，他考虑的很仔细。他不仅是文章写得严谨仔细，他发表这样一篇序，他都很仔细地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个使我特别感动。
现在很少有这样的道德文章了。文章有的人可以做得好，但道德有的人是不行的。”
*吴国光：悲痛。我与太太同去看望胡绩伟先生的心愿未能实现，成遗憾*
听到胡绩伟先生逝世的消息，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先生表达他的心情。
吴国光：“当然是很悲痛，也很遗憾。我本来是想前两年回北京的话，找个机会去看看他。但是因为……你知道我的太太廖晓英也是他的学生，我就想一起去看。廖晓英不是经常有机会回中国去，所以我想等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带孩子去看他老人家，这个机会就一直没有找到。他虽然是96岁的高龄，这几年感觉他的身体好像虽然有些毛病，但是还满有精神，挺好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主持人：“您的太太是胡绩伟先生名下的研究生……”
吴国光：“我也代她表达对老人家的这种思念和悼念吧。”
*吴国光：胡绩伟先生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和“新闻立法”非常值得历史记载*
吴国光：“胡绩伟先生这样一个官方人物的身份来讲，我觉得他有两个事情是非常值得历史记载。
一个就是他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这个当然还是戴着锁链跳舞了，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新闻媒体往往是强调党性的，什么都要遵从党的意志；那《人民日报》呢，它又宣称是人民的，至少有‘人民’那么两个字。中国共产党也宣称它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它也不能不提出‘人民性’这个东西。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控制新闻的模式之后，党性和人民性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一个主导中国新闻界的非常重大的线索。
胡绩伟先生在经过文革的磨难和反思之后，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人民性是高于党性的’。这实际上是在‘党性、人民性’这个框架里，对党性是一个颠覆性的挑战。他对中国媒体、中国新闻理论的贡献，这个当时在现实中来说也让我们感觉很振奋，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一个突破性发展。
第二点就是他在离开《人民日报》之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去，他就开始思考新闻立法的问题。在1989以前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先生，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新闻自由的。我想，他那篇论文应该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第一篇系统地讨论新闻自由的论文。这个意义上我想，即使胡绩伟不是他名义上的导师的话，如果说是他精神上的某种导师，我想孙旭培先生应该会承认的。
胡绩伟先生致力于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新闻自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了中国的新闻立法这样一个项目。
当然这个项目历经三十多年，没有任何进展，也没有任何成功。现在有很多人也反省说，在当前这个法律的框架、政治现实下，即使有了新闻立法，恐怕也是约束新闻界，而不是赋予新闻界更多的权利。胡绩伟先生在推动新闻立法这点上，也是有历史性贡献、值得记入历史的。”
*吴国光：胡绩伟先生1989年要求“人大”行使权力制约政府施政，是生命亮点*
吴国光：“胡绩伟先生在1989年作为一个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当然也是个人大代表，他对于自己的责任…这样一个历史性责任的体认，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他当时能够站出来，要求全国人大通过合乎宪法的这样一个权力，来对政府当时的施政加以制约，来反映人民的呼声，我觉得这不仅是非常勇敢的，也是非常有见地的，我想这也是胡绩伟先生生命中的一个很大的亮点。”
*吴国光：胡绩伟先生最后23年思想达新高度，反思共产革命，留给后人精神财富*
吴国光：“胡绩伟先生最后的23年，我觉得是他个人反思的一个光辉的顶点。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我是越来越敬佩这位老人家。他在他这一代人，1989年之后的生命的晚期，我觉得他的思想开始走上新的高度。他对于现体制的反思，他对于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经历的反思，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最近三十年改革以来历史的反思，我觉得都是留给后人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纪念胡绩伟先生”专题节目待续）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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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64學生丟官 胡績偉逝世家人拒葬八寶山
【大紀元2012年09月22日訊】（大紀元記者陳怡蓮綜合報導）《人民日報》前總編輯、社長胡績偉於16日早上7時在北京醫院逝世。中共當局派出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前往弔唁，並要將胡績偉送葬八寶山，遭到家屬的拒絕。 保護學生丟官 胡績偉生前呼籲平反「六四」
胡績偉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因反對軍隊鎮壓，在六四後被撤公職、處以「留黨察看」處分。胡績偉因心肌梗塞引發心臟衰竭，9月16日早上在北京醫院逝世。據他好友、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復說，胡績偉被送入ICU搶救前對他說，要呼籲十八大平反六四。
姚監復9月21日對美國之音說，為六四平反是胡績偉先生主要遺願之一，而且在他去世之前一直沒有放棄呼籲為六四平反。「他是一直呼籲給六四平反，十八大不會平反，就十九大，二十大。但沒有認定十八大就會平反。」
北京的自由撰稿人高瑜對美國之音說，胡績偉先生的確托她在寫十八大文章時，呼籲為六四平反。高瑜說，她和胡績偉先生在八九民運當中結下不解之緣，胡先生在89年5月21日要高瑜去天安門找到學生領袖，通知他們離開廣場，軍隊要進駐廣場。
高瑜說，北京戒嚴之後，民運學生還以胡績偉的名義上書人大，要求取消戒嚴令，為此，胡績偉先生被扣上支持反革命暴亂的罪名，被撤銷了人民日報社社長的職務，還三次受到黨內紀律處分。
據報導，中共宣傳部副部長蔡名照前往弔唁胡績偉時，提出將胡績偉骨灰放置八寶山革命公墓，說八寶山給胡留著一個位置，遭到家屬拒絕，胡績偉親生女兒胡雪滔夫婦回答：不！
民眾悼念
一位網友悼念說：「9月16日，原《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在北京逝世（1916 -2012）。胡先生生前最著名的一句話：這份報紙，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它沒甚麼真的！」
胡績偉的學生鄭仲兵悼念：「黨不要你，恰是你的光榮、正確、偉大。因為你是屬於人民的。你提出：人民高於黨，人民性高於黨性，人民日報要代表人民對黨進行輿論監督；你攜秦川、王若水真的把這個黨報辦成了人民的報紙。你是人民日報第一人！你活了九十六歲，你還將世代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傅國湧：「沉痛悼念胡績偉先生！想起他80年代推動《新聞法》的努力，想起他的『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論述，想起他在《人民日報》推動重評『四五』的舉動，想去他揮舞雙手說『敵進我退』時可愛的神態，想起他對青年學生的厚愛，想起很多……。」
胡績偉：黨史從頭起就應該改寫
陳獨秀（1879～1942），中共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因共產黨鬥爭，被打成了「漢奸、叛徒、反革命」，直到80年代後期才得以平反。
胡績偉說，回想黨80年的歷史中的無數事實，不正是這樣嗎？這個惡劣的先例，還在黨的歷史上。為了大樹特樹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不惜一手打擊壓制，一手抬高吹捧，那些製造冤案的人是這樣，那些吹捧逢迎的刀筆手也是這樣！至於被吹捧的領袖人物自己，是不是也在有意放縱這種壓人抬已的勾當，那就更值得刮目相看了！
他說，從陳獨秀到張聞天，還有遵義會議時期的一些情況，「我們的黨史從開頭起就應該改寫」。
胡績偉（1916年9月15日－2012年9月16日），原名德恕，生於四川威遠。當代中國爭取新聞自由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1989年因在六四期間贊同趙紫陽主張的在法治、理性軌道上對話，反對軍事鎮壓，被撤消一切職務，留黨查看兩年。
2009年，他與中共退休高幹聯合在香港出書，呼籲為胡耀邦、趙紫陽徹底平反。在新聞專業領域，他也因大力倡導新聞自由而被業內人士所銘記。
2011年起胡績偉因為心力衰竭，腦供血不足兩次住院，翌年3次進出醫院，於2012年9月16日早上7:05因心肌梗塞引發的心臟衰竭在北京醫院病逝。
（責任編輯：肖笙）
本文網址: http://epochtimes.com/b5/12/9/22/n3688703.htm
2012-09-21 14:27:49 PM 【萬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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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純清：胡績偉不葬八寶山
2012-09-23 10:22 PM 【新唐人2012年9月23日訊】
拒絕中共 胡績偉遺願不葬八寶山[粵語] 胡績偉病逝 不忘六四 媒體人感念胡績偉病逝 不忘六四 媒體人感念
京西八寶山，幽靈綁架站。被黨洗腦人，生爭埋裡邊。
卻有圈內者，對爾避其嫌。耀邦不想去，國鋒墓已搬。
心跡雖不一，皆因心膽寒。避嫌非一致，有的為避險。
周鄧揚骨灰，不去是不敢。自知罪孽重，後人恐清算。
績偉黨舌尖，半世聽使喚。良心一發現，頃刻被切斷。
一下心傷透，拒入八寶山。八寶山之鬼，腦殘重傷員。
天在滅紅魔，將有大災難。黨在拉陪葬，腦殘最危險。
陪葬地獄底，永世無生還。黨扮笑臉騙，高攀八寶山。
有人還死鑽，因腦被洗殘。洗殘不要緊，現有神靈丹。
用心看九評，轉變世界觀。擯棄無神論，馬列往出趕。
清除黨文化，良知拿主見。抓緊辦三退，保命搶劫前。
未來修佛法，天國之家還。就是不修練，也在新人間。
註：原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在六四事件中因同情學生，反對軍隊鎮壓，後被撤公職，處以「留黨察看」處分。他於2012年9月16日在北京醫院逝世後，中共當局派出中宣部某副部長前往弔唁，並要將胡績偉送葬八寶山，胡的家人斷然拒絕。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生前對家人說，「我死了，不想去八寶山」。他去世後，家人按其遺願把他安葬於江西鄱陽湖畔的富華山。原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之墓已搬遷到其故鄉山西省交城縣。周恩來、鄧小平的骨灰均在其死後照其遺囑撒掉了。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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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在北京逝世的有关报道
來源:電子郵件 群 | 2012/9/17
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北京逝世
RFA 2012-09-16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16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教授、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对胡绩伟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他们说，胡绩伟为人民坚持真理、敢于向领导犯颜直谏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胡绩伟先生一生并未跻身高位，但是他在他所处的敏感位子上为着国家的福祉鼓与呼，在大半个世纪中未尝稍有懈怠。他逝世的噩耗传出，相信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无不若有所失、心有戚戚。
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教授对胡绩伟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他说，胡绩伟在他心目中留存着“非常非常”美好的印象：
“他是在胡耀邦时期中国新闻自由最坚定的捍卫者。《人民日报》在他主持下-- 他先是社长，后来总编辑--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以来最自由、最好的时期。”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也对胡绩伟表示崇高敬意。他说：
“他（具有）坚持说真话、坚持真理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性格；我是比较尊敬他的、敬仰他的。”
谢博士表示，为了中国的前途，中国需要胡绩伟这样的人：
“中国从古到今几千年的文化当中，不断有这种（犯颜直谏的）人出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风格、风骨。”
严家祺教授用八个字来概括胡绩伟一生的为人：
“一句话：正道直行、光明磊落。”
《侨报》网的报道援引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天定的话说，“胡绩伟做总编辑的时候，创造了《人民日报》历史上一段传奇。有些地方的农民把《人民日报》揣在怀里，与反对包产到户的地方官员辩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多次遭到整肃的著名中国老报人胡绩伟在北京逝世
VOA 东方 09.16.2012
胡績偉在北京寓所中照片转载博讯新闻网 (由高伐林攝於2007年)
中国著名老报人，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9月16日上午7点零5分在北京逝世，胡绩伟从1952年起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胡绩伟在报社待人谦和，被报社同仁亲切地称为老胡。他在人民日报期间。曾培养出刘宾雁等一批有胆识，有文采，有道德的记者和编辑。
1983年9月，胡绩伟受到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的牵连，不再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而转任七届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在任人大工作期间，曾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新闻法的起草和制定，终未能在中国推出一部保护记者权益和新闻采访自由的新闻法。1989年，胡绩伟被撤消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两年。
胡绩伟晚年思维愈加敏捷，反思更为深刻。他最后出版的是一本研究赵紫阳和胡耀邦的书《胡赵新政启示录》。书中公开对自己一生的共产主义信念提出疑问，被海内外学术界称为当代屈原的”天问“。
96岁高龄的胡绩伟身体精神虽然一直不错，去年开始因为心力衰竭，脑供血不足两次住院。今年也数次进出医院。今天早晨因心脏停止跳动而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天前，他刚刚过了96岁的生日。
去年胡绩伟95大寿的时候，曾经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诗句：
一生登危走险，铺桥补路修栏。
抵御风霜冰雪，抗击打压欺蛮。
累累留伤遗痛，赢得树茂花繁。
远闻茉莉吐艳，喜讯风驰电传。
伟哉，人心背向！壮哉，寿追南山！
今天重拾这些诗句，正是这位老新闻工作者一生的写照。据胡绩伟生前好友说，胡绩伟生前嘱咐，不办任何形式的告别仪式，由家属送老人去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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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报人胡绩伟和VOA
VOA 10.04.2012
华盛顿 — 中国老报人胡绩伟走了。这位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今年9月16日走完了自己96年的人生，溘然而去。胡绩伟在病床上留下最后的话：要为六四平反。19年前，胡绩伟曾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VOA)播音室发出“让六四娃娃们回国”的声音。这是中共非流亡高干首次在海外发出如此的呼吁。
*胡绩伟最早提报纸党性人民性*
最早提出报纸党性人民性问题的中国老报人胡绩伟，两个星期前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6岁。他1937年入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是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改革开放后受到胡耀邦和赵紫阳重用。1989年那场风波后，他受到“严肃处理”，被撤销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但保留了党籍（留党察看两年）。
新华社上星期发出讣告说，胡绩伟1991年“离休”。1993年夏天，“退居二线”的胡绩伟77岁，来到美国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曾在华盛顿美国之音总部接受采访。
中国老报人胡绩伟1993年访问美国之音中文部x中国老报人胡绩伟1993年访问美国之音中文部
*胡绩伟在VOA说：“要让六四娃娃们回国”*
记得当时他在采访刚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六四都过去好几年了，那么多学生都流亡海外，应该让这些六四娃娃们都回去啊！”这是六四发生四年多后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退休部级高干在美国发出如此呼吁。
六四惨案发生后，当局通缉了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一批（20多人）学生积极分子，后来抓捕了一些，但多数都流亡海外。以后，他们大多数又都集中到了美国。
当时胡绩伟只是来美国短期访问，还要回国，况且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也非常压抑，当局还在继续追捕或批判这批流亡海外“逍遥法外”的“天安门学运领袖”，采访他的记者，都不禁为胡绩伟如此敢言而捏一把汗。
胡绩伟说，这些学生娃娃们，也不容易。总不能因为他们一时的表现，就永远让人家流亡海外。
在这些被通缉的学生中，只有李录前几年曾以金融投资家身份陪巴菲特 盖茨回了一次中国，还更改了名字。其他人，都不能回国。目前在台湾居住的吾尔开希曾多次表示，希望能让他回国，哪怕“自首”也行。他为此还到澳门和日本中国驻当地机构询问，试图“闯关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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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18大不能回避六四问题
陆杨 09.21.2012
胡績偉在北京寓所中照片转载博讯新闻网 (由高伐林攝於2007年)
华盛顿 — 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人们要求中共重启政治改革、为六四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刚刚去世的前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为好友留下的最后遗言就是嘱托朋友向十八大呼吁，为六四平反。
距离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人们期待这次大会能够重启政治改革，以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为六四平反则是启动政改必须跨越的一部。
*胡绩伟遗嘱好友呼吁平反六四*
9月16日过世的前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曾嘱托好友、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转告资深媒体人高瑜在撰写有关十八大的文章时，呼吁为六四平反。
姚监复9月21日对美国之音说，为六四平反是胡绩伟先生主要遗愿之一，而且在他去世之前一直没有放弃呼吁为六四平反。“他是一直呼吁给六四平反，十八大不会平反，就十九大，二十大。但没有认定十八大就会平反。”
姚监复说，胡绩伟生前没有放弃任何的机会，要求高层平反六四。
北京的自由撰稿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胡绩伟先生的确托她在写十八大文章时，呼吁为六四平反。
*胡绩伟六四保护学生丢官*
高瑜说，她和胡绩伟先生在八九民运当中结下不解之缘。是胡先生在89年5月21日要高瑜去天安门找到学生领袖，通知他们离开广场，军队要进驻广场。
高瑜等人费尽周折找到王丹等学运领袖之后，经劝说，在广场的学生领袖同意撤出天安门广场，军队不进北京。高瑜还帮助起草了一份同样内容的书面东西，送给胡先生看。高瑜回忆说，胡先生当时修改了两句话。
高瑜说，北京戒严之后，民运学生还以胡绩伟的名义上书人大，要求取消戒严令，为此，胡绩伟先生被扣上支持反革命暴乱的罪名，被撤销了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职务，还三次受到党内纪律处分。
她说：“我认为，这两件事真是功德无量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胡绩伟就是这么一个勇敢、有胆识，而且极端的有良心，爱学生，爱人民的这么一位老共产党员。”
高瑜表示，她会以其它方式完成胡绩伟先生的嘱托，而不会给十八大写信。
据报道，中共宣传部副部长蔡名照前往吊唁胡绩伟先生是，提出将胡先生骨灰放置八宝山革命公墓，遭到家属拒绝。
*姚监复：彻底平反六四要几十年之后*
姚监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本人对中共高层近期为六四平反不抱期待。他说：“因为去年中共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90年大事记’里仍然肯定‘六四’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所以，党史里都仍然维持这样的定性，怎么会十八大就变了呢。”
姚监复说，要先解决为六四定性的难题，才能谈平反问题，也就是说，到底六四是反革命暴乱，还是风波，还是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姚监复认为，等中国进入了公民社会，民主化进程到了一定程度，平反六四才有希望。
姚监复说，反右到现在都55年了，还没有得到彻底否定。他认为，平反六四的进程要超过55年。
*姚监复不相信江泽民提平反六四*
海外中文媒体近日发布消息说，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中国高层成员时表示，解决六四问题不要再拖下去了。江泽民还说，六四平反问题要拿出方案，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展开。
姚监复表示，他不相信江本人会有平反六四的愿望，因为他本人是六四镇压的收益者，因此不可能由江提出为六四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