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專集】(二十)鲍彤:审判还是做戏?张林被正式逮捕郭飞雄律师被阻会见促警道歉;举报高官记者刘虎家中被带走许志永被正式批捕;鲍彤:现场直播的代用品彰显了什么?陈小鲁就文革老师遭批斗承担责任并道歉;习近平授权文件曝光民主列反动潮流;薄与习谁真心拥毛;张红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朱欣欣:回望中国的八月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历史;毛的女人们张姐妹俩侍候一个男人;才差二斗:张为毛生了两个孩子毛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毛死后张正式向中央提为两孩子正名要求公开承认是毛的儿子 --
神州有泪
RFA独家：鲍彤:审判还是做戏？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安徽异见人士张林被正式逮捕 郭飞雄律师被阻会见促警道歉:现在他的女儿马上开学了，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珠海的陈凤强，他也被抓了，他有三个孩子，这种维权案件你会感到无法理解”。张林的女儿安妮到蚌埠第一看守所举标语“请释放我爸爸，我要上学”，呼吁当局释放张林，引来路人同情的目光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举报高官记者刘虎家中被带走 维权律师许志永被正式批捕:他被带走时带有手铐。刘虎曾于7月29日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担任重庆市委常委期间，在一起并购案中涉嫌严重渎职；并在6月15日举报上海高院代院长崔亚东任职贵州省公安厅厅长时16项贪腐内容，包括对开发商进行重大利益输送、每年偷拿走6顿茅台酒;百度首页:受集体举报舆论谴责上海“法官集体嫖娼”就是“敌对势力”
RFA独家：鲍彤:现场直播的代用品彰显了什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老师遭批斗承担责任并道歉
法广:陈毅之子网上发文为文革中批斗老师的行为道歉
《中国数字时代》长江网 |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道歉
香港报刊论中国 苹果日报:习近平授权文件曝光 民主列反动潮流:恐中共受制经济放缓;中共列举七股反动潮流
美国之音叶兵:薄熙来与习近平 谁真心拥毛*美媒谈习近平薄熙来尊毛情节*李大同：习薄非真心拥护毛阶级斗争路线*茅于轼：习近平拥毛逻辑上说不通*茅于轼：薄颇似陈水扁 善用民众不满赢得支持
《中国数字时代》新京报 | 一名红卫兵张红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朱欣欣:回望中国的八月：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历史
阿波罗新闻网:毛的女人们 张玉凤、张玉梅姐妹俩侍候一个男人 组图
才差二斗: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第一个女友;第二个女友:《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中国老百性耳熟能详的这首《七绝》，原来是这样产生的，真是哭笑不得。江青见了《题照》，不依不饶，一定也要毛泽东为她同样题诗一首。于是就有了另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题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第三个女友;关于张玉凤:张玉凤为毛泽东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儿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泽东亲自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儿一样，从母姓)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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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独家：鲍彤:审判还是做戏？
2013-08-21
鲍彤 Photo: RFA
明天8月22日也许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薄熙来案之所以举世瞩目，与其说在“判”的结果，不如说在“审”的过程。
因为这个案子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里的司法制度历来声名狼藉。在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国度里，公正的法官和公正的律师，必有被边缘化的经历，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本人也在所难免，尽管他是中共发起人之一，从1957年起，他就因为主张党不干预审判而靠边站了。法律屡战屡败，因为权力屡战屡胜。法律是权力的奴仆和 摆设。中共党的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以无法无天而洋洋自得，第二代核心邓小平以反对三权分立而扬名于世。中国的案件，一旦涉及政治人物丶政治因素丶政治后果，法庭就是戏台，审判只能演戏，一切以党的面子或里子为转移，再无合法与非法可言。
别人不可能贬低法庭。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各级法庭存在的条件。胡耀邦在大约三年时间内主持和推动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这个数目就足以证明中国司法制度已经糜烂到了什么程度了。有鉴于此，赵紫阳主政期间，中共中央要求自己和各级党委不再审理案件。可惜人亡政息，此后又是源源不断的新冤假错案，连胡赵本人也成了冤案的牺牲品——只是由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邓小平对他们二人没有动用司法工具。
中共中央直接操办的对政治局委员的审判，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九十年代有，本世纪初也有。对“四人帮”的审判，创造了把四个“恶魔”和一个“救星”全面切割的独特经验。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先验地铁板钉钉编好了林彪“要杀毛泽东”和“要叛国逃亡”两个离奇的神话。对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进行了转移目标式的审判，成功地压制了被告人的申辩。对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进行了避重就轻式的选择性审判，使领导和罪犯皆大欢喜，而真正的受害者和他们委托的律师郑恩宠先生却被打败了。
这些往事早已成为渔樵闲话。现在有了新领导，又一位政治局委员届时将登上被告席。但愿中国梦能使法的精神起死回生——也许能，也许不能，局外人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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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异见人士张林被正式逮捕 郭飞雄律师被阻会见促警道歉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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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蚌山分局下达的关于检察院正式逮捕张林的书面通知书。（维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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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安徽异议人士张林（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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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维权人士郭飞雄。（资料图片）
安徽异议人士张林本周四被当地检察院正式逮捕，据称，当局曾让张林签下保证书就会释放他，但遭到拒绝。此外，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本名杨茂东）的律师隋牧青就本周内当局两度借故阻挠会见，要求道歉。
一 个多月前被刑事拘留的安徽蚌埠异见人士张林，本周四被检察院正式批捕。他的代理律师刘晓原星期五告诉记者：“张林昨天被逮捕了，还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上次我们申请取保候审，当局也不同意，现在他的女儿马上开学了，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由张林的事我又想起珠海的陈凤强，他也被抓了，他有三个孩子，这种维权案件你会感到无法理解”。
据维权网消息，张林因为失学女儿维权于7月18日被蚌山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 拘留后，8月22日下午3点多钟，家属收到蚌山分局下达的关于检察院正式逮捕张林的书面通知书，他现羁押在蚌埠市第一看守所。据称，当局曾让张林签下保证书就会释放他，但遭到拒绝。
本周三，张林的女儿安妮到蚌埠第一看守所举标语“请释放我爸爸，我要上学”，呼吁当局释放张林，引来路人同情的目光。刘晓原告诉记者，将尽快安排时间，前往蚌埠会见他的当事人。
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林多次因发表文章和参加民运活动，遭当局判刑及劳教。1997年，张林从劳教所出来后，前往美国，但他因立志要为民运事业献身，于第二年闯关返回中国，但回国第二天即被警察带走，处以劳教三年。其后，他还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当局，要求实现民主的文章，2005年7月被安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
另外，维权人士郭飞雄8 月8日被广州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刑事拘留后，他的律师隋牧青本周两度持律师函及委托书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他，均遭当局借故阻挠。隋牧青星期五告诉本台：“19号我去会见，看守所说需要登记，在48个小时内，按照法律规定安排会见，到21号上午十点半，还是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此时我赶到看守所，看守所又变了一种说法，说需要办案单位批准。
他说，曾要求看守所向公安部门查询，但答复是郭飞雄涉及另案：“黄文勋、袁小华、袁奉初等人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他们）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会见（郭飞雄）有碍侦查或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所以不允许会见”。
据报，参与“光明中国行”的黄文勋、袁奉初、袁小华、陈剑雄、李银莉五人，今年5月25日因在湖北赤壁宣传民主理念，被刑事拘留，其中李银莉和陈剑雄已于7月13日取保候审，而黄文勋、袁小华、袁奉初则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隋 牧青对看守所以各种理由不让见当事人，表示愤怒，他认为有理由怀疑广州天河分局蓄意阻挠他会见，此举不但践踏现行法律制度，利用公权力破坏国家法律实施， 而且侵害了郭飞雄依法会见律师的权利，构成行政违法。他要求天河分局迅速自查自纠，改正错误，赔偿律师的经济损失，并向郭飞雄及律师赔礼道歉。
湖 北异见人士秦永敏对记者说：“郭飞雄先生为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呼吁奔走，迄今为止，他的所有做法都是合理合法的，目前因为整个大形势的倒退，抓了很多 人，是完全违反国际人权准则的，所以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大力呼吁，要求当局释放他，也包括释放许志永先生，和其他所有要求公示财产的公民，这是很自然的”。
他说，当局一味的采取抓人的方式打压民间维权活动，解决不了社会问题：“不论你当局怎么打压，中国公民要求按照宪法行使游行、集会、示威的权利的呼吁声浪，只会越来越高。我们希望当局审时度势，公民要求行使公民权利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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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高官记者刘虎家中被带走 维权律师许志永被正式批捕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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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广东记者刘虎实名微博举报中国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渎职。（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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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微博出现一张许志永在北京第三看守所会见律师的相片。（ 腾讯微博）
《新快报》记者刘虎星期五中午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刘虎曾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有评论认为，这是当局在进一步打压言论空间。此外，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发起公民社会运动的维权律师许志永在被关押一个月后，日前被正式批捕。
广 州《新快报》记者刘虎周五在重庆家中被警方带走。《南方都市报》引述刘虎的妻子表示，8月23日中午，刘虎被北京警方和当地社区民警一同带走，他被带走时带有手铐。刘虎曾于7月29日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担任重庆市委常委期间，在一起并购案中涉嫌严重渎职；并在6月15日举报上海高院代院长崔亚东任职贵州省公安厅厅长时16项贪腐内容，包括对开发商进行重大利益输送、每年偷拿走6顿茅台酒等。试问崔代院长，舆论谴责上海“法官集体嫖娼”就是“敌对势力”，还是官员腐败是人民的“敌对势力”？崔代院长之言有威胁舆论之嫌，崔代院长何以对舆论谴责腐败如此恼羞成怒？只是人民想不到，原来崔代院长自己就是人民的“敌对势力”？
其后，大量媒体迅速转载了这一消息。本台记者下午尝试打开南都网上的相关报道，但发现链接已失效，不少网民的转发也被删除，而刘虎本人的微博帐号同样遭到屏蔽，《新快报》总编室的电话则无人接听。
《新快报》一名不便透露姓名的记者周五向本台表示，他们对刘虎被带走感到震惊。
“中午我看他老婆发信息就说他被北京那边带走调查，但是具体怎么样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记者：“你平时和刘虎有没有过接触，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对方：“我觉得他人品挺好的，我觉得让我们还是很敬重的。他很多时候还是敢说敢做，就是重庆的那种风风火火的那种性格吧。”
消 息也迅速引发民众关注，网民“作家草军书”说：爆料茅台院长（崔亚东）的新快报记者刘虎被北京警方带走，是用手铐铐走的。每次都是这种结局，爆料者被警方抓走，被举报者安然无恙。事情处理被完全倒置，刘虎爆料之事是否属实，官员是否真的涉贪，没有机构出来说明，却直接对举报人下手。这样的不公开操作，你让民众怎能相信这里面没文章？
网民“携酒与鱼”则认为：当初欢迎实名举报本来是开开玩笑秀秀反腐决心忽悠群众，哪知记者们居然当真了，一连举报了几个高官，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态，若不赶紧杀鸡儆猴，会有更多记者依靠自己的专业技能成为官员杀手，让整个官场人人自危。
广州维权律师唐荆陵周五向本台表示，带走刘虎说明当局准备进一步钳制言论自由。
“估计可能和前一段时间中共打击所谓谣言有关吧。前两天抓了一个秦火火，主要针对比较活跃的网民或者新闻界的人士，积极从事披露官方丑闻的。而且当局用刑事手段对付这些事情，那显然是为了在言论方面进一步的钳制，防止网民地披露官员贪腐的真相。”
此 外，维权律师许志永周四被当局正式批捕。自从他7月16日被刑事拘留后，包括美国国务院、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等海内外各界不断发出呼吁当局放人的声音。然而，网民“小爱乖乖1981”周五发布来自许志永朋友王功权的消息说，根据许志永的律师张庆方先生8月22日从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得到的消息，许志永已经于当日被北京检察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正式批捕。同日，薄熙来案审判在山东开庭。
本台记者周五致电张庆方供职的北京汉鼎律师事务所，但职员表示张律师不在。
一直关注事件的北京律师李方平周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一批捕在意料之中，因为在两个月前，高级检察院曾下发《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通知》。
“我 觉得在预料之中，我的当事人李焕君也是上周五被批准逮捕。从6月份高检的那个通知来看，我认为应该是相当高层的一个决定。因为高检的那个通知说要严厉打击 以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非法集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现在的包括许志永、李焕君、还有丁家喜都是用这一系列的罪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既定的安排，才会走 到这一步。”
不少网民则在微博上感叹：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受集体举报
百度首页
因“法官集体嫖娼”事件言论引起哗然的上海高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崔亚东，“后院”起火——他在贵州省公安厅任职时的70名下属，实名举报其贪腐。所列16项内容，包括对开发商进行重大利益输送、建成面积达1442平方米“空中别墅”、每年偷拿走6吨茅台酒等[6]。[7]
崔亚东从省委常委副部级位置上调到上海高院任院长，一般省高院院长也是副部级，作为国家直辖市的上海官员往往是高半级配备的，如此则意味崔亚东升迁为正部级了。只是人们不明白，崔亚东存在如此之多腐败问题时，在调任升迁新职时就没有考察，还是我们组织部门的考察只是形式缺乏深入？不然，如此腐败官员崔亚东何以能被升迁？当然，这并不排除崔亚东背后有人有靠山赏识提拔？这是否意味高官的晋升通道也存在一定腐败？
当然，也许崔亚东在贵州任上被考察时，确实无人反映问题或者无人敢反映问题。只是贵州省委主要领导就迟迟没有发现崔亚东腐败问题，他们是有责任向组织部门反映官员腐败等方方面面问题的。无论如何，腐败官员崔亚东被提拔是组织部门考察之失。
敌对势力讲话
前一段时间，上海“法官集体嫖娼”案，遭遇网络声讨，法官不修官德，遭遇舆论谴责，这本是正常现象。因然而，崔亚东代院长对此，竟与“敌对势力”相联系。试问崔代院长，舆论谴责上海“法官集体嫖娼”就是“敌对势力”，还是官员腐败是人民的“敌对势力”？崔代院长之言有威胁舆论之嫌，崔代院长何以对舆论谴责腐败如此恼羞成怒？只是人民想不到，原来崔代院长自己就是人民的“敌对势力”？
如今社会，我们官员队伍很庞大，个别官员临时缺位，不会对工作影响太大。假如被调动、被提拔官员都能安排离职调研几月时间，留下缓冲期。那样可以避免崔亚东等官员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也可让多少贪腐官早日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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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独家：鲍彤:现场直播的代用品彰显了什么？
來源:電子郵件 201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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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鲍彤先生近照（摄于2012年12月/鲍朴提供）
Photo: RFA
昨天薄熙来案在济南开庭。我本来以为会有现场直播，结果大失所望。无论中央电视台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没有即时播出庭审实况。
奇迹发生了。今天（8月23日）新华网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居然是《薄案庭审直播彰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自信》。
这里有个新名词，“庭审直播”！在反映普世价值的英美法德日俄百科全书中当然找不到这一词目；可怜，反映中国特色的中国辞书，都没有给它预留一席之地。
我不揣浅陋，姑且为这一史无前例的新名词下一断语，如下：
“庭审直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新创造的一种新闻形式。这是一种异常巧妙的语言创造。在中国的语境里，它简直可以百分之百地混同于“法庭审判的现场直播”，因此在给公众的感觉上，它完全有资格冒充“现场直播”。但是，两者毕竟有四个明显的区别：
一，“现场直播”是一切合法媒体都可以进行的新闻活动；“庭审直播”则有绝对垄断权，操作者和审查者全部由当局指定，其他媒体和其他新闻人一概无权插手。
二，“现场直播”的内容，可以是原原本本的。“庭审直播”的内容，一定不是庭审全过程的录音或录像，一定只限於经过选择和处理後的文字记录和照片。
三，“现场直播”的初次播出时间，一定和事件完全同步。“庭审直播”的播出时间，不可能同步于，而是必然滞後于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
四， “庭审直播”给受众的信息少于现场直播。因为现场直播的宗旨，是爲受众提供更快更全面的信息，由受众去作自己的判断；而“庭审直播”的宗旨，则是使受众只 能品尝经过当局咀嚼以後的美味，从而更加容易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庭审直播”的制作成本显然高於现场直播，但是，这应该算政治账，不应该斤斤于经济账。
新华网文章的题目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薄案庭审直播彰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自信”。
如果真是原原本本现场直播，我愿意相信它的确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自信。现在出了新问题，原原本本的现场直播已经被非原原本本的代用品“庭审直播”所替代，谁知道这里所彰显的是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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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老师遭批斗承担责任并道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 2013-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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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陈小鲁（网络资料）
已故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20号在博客发表声明，就文革初期他所在北京八中的校领导和一些师生遭批斗承担责任并道歉。评论界人士对陈小鲁此举表示欢迎。
陈小鲁在博客的声明中说，他作为文革初期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他为此向他们表达真诚道歉。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表示，这些年不少人写文章反思文革创痛，但高干子女表示反思的人还不多。孙教授对陈小鲁对文革行为的忏悔表示欢迎，并希望现在身在高位的人能够对文革进行认真反思：
“很多高干的子女现在年龄也大起来了，处在一个比较高的岗位上，这些人我想更应该反思。”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已故陈毅元帅对文革始终是抵触的，他自己在文革中也是批判对象，所以说他的儿子陈小鲁当初真心诚意地拥护文革— 好像不合逻辑。陈小鲁在博客的声明中说自己参与文革是“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这个辩白是可信的、可以接受的。美国西东大学教授尹尊声说，陈小鲁以及和他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反思是“好现象”：
“比较成熟的知识分子现在都是年过花甲了，开始反省(文革)这事，这是一个正常的、好的现象。（要问一问）中国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人们怎么能够走向那种疯狂状态，办出一些现在不可思议的事情？”
十年文革的成因是复杂的，但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无疑是成因之一。尹教授希望人们能从制度着眼对文革进行反思：
“这个东西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不是外部人搞起来的，是（革命队伍）内部、自己人搞起来的。中国老百姓历来还是有‘好皇帝’这么个情结。（但）一个国家的安定还是要靠制度。”
孙文广教授表示，文革中六亲不认的行径是对中华民族伦理传统的破坏与践踏：
“人要尽孝道，对父母要尊重、爱护，对朋友要讲义气，不能出卖朋友。”
尹尊声教授表示，“相反相成”的是，文革的浩劫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得以相对顺利地进行：
“正是因为文革中国家经历了这样的灾难，生灵涂炭，所以邓小平上台以后要掉转船头遇到的阻力相对来讲要少一些。”
法新社的报道有一句这样的评论：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在他的大跃进方针造成大饥荒之后所发动的一场巩固权力的运动。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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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子网上发文为文革中批斗老师的行为道歉
作者 法广
中共十大元帅之一、前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之子陈小鲁近来在网络上发表文章，为文革中批斗老师的行为致歉。陈小鲁说，目前社会上出现一股为文革翻案思潮，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他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淨化，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
陈小鲁说，他当年是北京第八中学的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北京八中同学目前正安排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陈小鲁说，希望借网络表达真诚的道歉。
在陈小鲁之前，中国近期出现多个为文革行为忏悔的报道。不久前一名律师张红兵忏悔自己当年向当局举报了母亲的反革命言论，导致母亲被枪决在舆论引发 强烈反响。《南方周末》曾以“历史深处的来信—44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为题报导了一群当年殴打老师的红卫兵向被打的老师道歉。此前，《中国青年报》8月14日刊登题为“迟到的忏悔”文章，列举多人向文革受害者道歉。《南方都市报》之后也发表社论“迟到的公民忏悔在为民族清毒素” ，报道对文革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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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网 | 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道歉
《中国数字时代》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博客上发表声明，就文革期间组织批斗校领导和同学道歉，称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行为不应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
在此之前，8月18日该博客发布文章《发生在北京八中不堪回首的一幕》。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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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apigu 2013年8月20日 下午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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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0821 习近平授权文件曝光 民主列反动潮流
香港报刊论中国 苹果日报
中共「九号文件」近日在党内地师级官员范围内传达，这份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授权的文件将近年流行的「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独立媒体」、「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统统列作「反动潮流」，并且警告官员，如果中共不能消除中国社会中七股反动潮流，权力就会从他们的掌控中失去。
「九号文件」题为《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文前有2013年4月22日中办印发的通知，写明该文「已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该文称，反对中共一党统治的人「制造事端，要求公开官员财产，利用互联网反腐，反媒体控制和其他敏感话题，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而「七种危险思潮」不仅在境外媒体和出版物中大量存在，并通过网络向境内渗透，甚至在大学课堂和民间读书会时有出现。
恐中共受制经济放缓
有分析指出，「九号文件」显示，习近平虽在公开场合充满信心，但惧怕中共受制于经济放缓，民众对腐败的愤怒以及迫切要求政改的自由分子的挑战。否定宪政民主势必引起自由知识分子和温和派官员不满，却让党内反对改革的守旧派极为兴奋。
中共列举七股反动潮流
•宣扬西方宪政民主，否定中共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
•宣扬普世价值，动摇中共执政理论基础
•宣扬公民社会，瓦解中共执政社会基础
•宣扬新自由主义，改变中国经济制度
•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中共管理媒体制度
•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共及新中国历史
•质疑改革开放，就是质疑中国社会主义性质
数据源：《明镜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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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与习近平 谁真心拥毛
美国之音中文网电子新闻叶兵华盛顿报道08.19.2013
在前中共高官薄熙来即将以涉嫌贪污受贿和滥权罪名面临审判之际，美国华尔街日报刊发报道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是在加强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借鉴薄熙来的毛主义复兴运动和善用媒体为政治造势的元素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那么，薄熙来和习近平这两个红二代政治人物，究竟是不是真心拥护毛呢？
*美媒谈习近平薄熙来尊毛情节*
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Jeremy Page在一篇题为“习近平巩固权力 向毛泽东思想靠拢”的深度报道中指出，习近平表现出明显的“左倾”姿态。
这篇报道在回顾这位中共总书记上个月在中共革命圣地西柏坡以及稍后在武汉参观毛泽东旧居时的尊毛言论之后说，习近平的“毛泽东倾向”让许多支持政治改革的人不满，而他近期的作为让许多原薄熙来的拥护者感到振奋和鼓舞。
习近平当时强调，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所谓“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指的是毛泽东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现已沦为阶下囚的薄熙来曾在他主政中国西南重镇重庆期间竭力鼓励群众高唱颂扬毛泽东的红色歌曲，并模仿毛生前不断发动的“肃反”、“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运动模式打击黑帮团伙，也就是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的 “唱红打黑”，被认为志在实现其晋升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目标。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引用历史学家章立凡的话说，“习近平和薄熙来的思维方式颇为相似，他们接受的都是毛时代的教育，拥有相同的红色家族背景和共同的成长经历。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很快就倒向毛式思维。”
*李大同：习薄非真心拥护毛阶级斗争路线*
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薄熙来还是习近平都不想恢复毛的路线，他们也并非真心拥毛，不过是因为时下中国官场腐败横行，民众怨声载道，需要用毛的旗帜借尸还魂，缓解社会矛盾。
这位资深媒体人指出，薄熙来并没有支持毛的阶级斗争哲学。
李大同说：“他也没有直接（打出）毛的什么旗号，他打的（旗号）是红嘛。红也不是毛。他就是唱红歌嘛。他并没有要支持毛的什么东西。毛的东西从始到终就是搞阶级斗争的。习近平也好，薄熙来也好，谁打出这个旗号了？不可能打出这个旗号来。”
对于媒体报道习近平近期一再引用毛泽东语录一事，李大同认为不能只看某领导人怎么说，重点要看怎么做，中共不可能重归已被历史证明行不通的路线。
他说：“他（习近平）说两句也很自然。但是至少政策上没有什么变化是吧。他说两句什么‘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也不要过度解释。他当然有很多毛的影子、毛时代的痕迹，比我们想像的要多。但是你要说他是恢复到毛的什么什么路线、什么政策上去，那现在根本是胡扯，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时代不同了嘛。”
*茅于轼：习近平拥毛逻辑上说不通*
资深经济学家茅于轼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说话反复无常，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这位曾发表批毛言论的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不会真心拥护毛泽东。
他说：“我觉得他不可能真心诚意拥毛的。他也说过很多跟毛不同的话。所以，他是个矛盾人士。他的思想挺混乱的。这是我能够看到的。他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我认为，他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的这种路线恐怕很难坚持下去。”
*茅于轼：薄颇似陈水扁 善用民众不满赢得支持*
茅于轼在评论被许多毛左派人士奉为精神领袖的薄熙来的时候说，薄与也是因为贪腐问题而被问罪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有几分相似。茅于轼认为，薄熙来只是在利用底层民众怀念毛时代贪官污吏几乎绝迹的心理。
他说：“他（薄熙来）这个人绝对不会拥护毛的。他就是利用底层群众这种对现状不满的心理。他从感情上不会拥毛。从事实的发展历史过程来看，他都不会拥毛。他只不过是拿这个作手段。这个人是个没有原则的人。我说他有点像陈水扁，没什么原则，但是很能干，获取群众的支持，他想要登大位。但是，如果他登了大位，他绝不会坚持毛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做法。”
本星期四，薄熙来案将在山东省会济南开审。分析人士一般认为，这一走过场式的审判的结果早已在中共党内高层内定。但由于此案是审判毛泽东的夫人江青集团四人帮案以来政治意味最浓的案件，这次审判仍然受到广泛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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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 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
《中国数字时代》來源:電子郵件
张红兵小时候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
张红兵 59岁，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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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作者: dapigu 2013年8月6日 下午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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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回望中国的八月：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历史
作者: 朱欣欣 來源:電子郵件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3/2013
人类历史曲折复杂、波澜壮阔，重大事件不过是平凡生活积累而出的浪花，这其中看似是人与人的外在冲突，仔细观察却是内在精神的碰撞，自觉或不自觉的信仰左右着每个人的行为。回望中国的八月，充满了阴冷的暴戾之气，少见温暖的爱之气息。那些信奉强权的人们往往披着傲慢的神圣外衣，得意一时；那些信仰爱的人们却谦卑而坚韧，让爱的希望永恒闪耀。
8月的第一天，在党文化洗脑中成长的大陆人，往往会想到中共的“八一建军节”，由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即中共所称“南昌起义”而来。这个日子是中共与国民党抛弃民国宪政的议会政治之后，拥有独立暴力组织的开端。而仅仅5年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国共准备合作时，1922年8月29日，中共还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天从历史的高度审视南昌暴动，它不过是以暴易暴传统的循环，是此后至今中共暴力革命、暴力执政的肇始，毫无历史的超越和进步。就在南昌暴动7年前的同一天，1920年8月1日，为了抗议英国所加于土耳其的苛刻和约，甘地发动了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号召受封者退回爵位封号，抵制学校、法院等，提倡纺织土布，不买英国布。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影响的甘地，是1907年7月在南非初次运用“非暴力抵抗”为印度侨民维权的。甘地对此后的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史见证了甘地的话：“只有平和的心，才有世界的和平。”
中共南昌暴动不过是加剧了历史的激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天：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由于盲目仇外，第二年的同一天，1895年8月1日，福建发生了“古田教案”，英国传教士史荦伯夫妇等11人被当地斋会信众所杀，5人受伤。这是1900年庚子事变前与1870年天津教案并列的两大教案，加剧了中外矛盾和冲突，最终酿成义和团运动，引来八国联军。1900年8月16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权者的顽固和改革者的激进，二者使和平改良被暴力革命取代，重复了几千年政治博弈的暴力形式。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经过一系列暗杀、暴动，辛亥革命最后推翻了君主专制，但人心和传统的惯性，使脆弱的共和宪政形同虚设。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并没能挽救宪政体制的瓦解。此前在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后，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首先诉诸法律的建议，匆忙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而失败。暴力意识深深影响着对立双方，而主张以和平与法律方式解决矛盾的声音却得不到回应。
再向前追溯，暴力同样充满了8月。尽管元成宗1307年8月17日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最高谥号，但孔子一直只是被利用的偶像，其提倡的“仁爱”，从未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784年8月23日，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遭陷害被缢杀。1121年8月24日，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在汴京被斩。1645年8月16日，清军为镇压抗清反剃发，继同年6月13、14日之后，在江苏嘉定第三次屠城。这三次屠杀史称“嘉定三屠”。1863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兵败被诱捕，8月6日遭凌迟，至死默默无声，观者无不动容。第二年8月7日，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俘遇害。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贪官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张文祥刺马案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许多小说、影视、戏曲都演绎了这个故事，如同名电影及电视剧《刺马》、电影《投名状》等）……1990年8月30日逝世于台北的著名史学家钱穆说：“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
传统伦理被瓦解，缺乏共同的信仰背景，所以各方势力毫无底线，导致中国现代史不是寻求共识、建立共和宪政的历史，而是比赛谁更厚黑、消灭对方、建立专制的历史。例如，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人物廖仲恺被暗杀；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被军阀张宗昌枪杀，与4月26日遇害的著名报人邵飘萍是同一地点，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1929年8月30日下午，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等4人，在南京被国民政府处决。中共用烧杀的方式发动农民时，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地区最突出，短短两个月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彭湃曾在演讲中号召：“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1930年8月6日，中共成立指挥全国武装暴动的最高机构。1935年8月6日，兵败被俘的中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政府执行死刑，罪名是在福建、浙江打内战和为勒索钱财杀害美国牧师约翰•师达能夫妇等人……
人们的行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信仰所驱使。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世，它是共产主义者以暴力和专制追求乌托邦的“圣经”，此书的译者陈望道同月加入了陈独秀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但他很快就尝到共产主义专制的滋味，1922年下半年，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式的作风而退党。这位共产主义幽灵和病毒的引入者之一，最后成为共产制度的受害者，是文革时被批判的上海出版界“黑线人物”之一。同样，中共创始人和一大代表之一、曾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新青年》编辑、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著作的哲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却在文革中的1966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遣送原籍强制劳改。毛泽东在武汉游长江的当月，1966年7月19日，李达写信向毛泽东求救。20天后毛接到信，毫无反应。其后，8月17日，毛泽东却批示保护了被批斗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后任教育部部长等职）。8月13日，76岁的李达在十几万人的被批斗会场，倒地吐血，不省人事，大小便失禁，血压低，发高烧，送医院被拒，直到22日才被送到医院，迫害他的人又命令不准用药，24日，李达绝气身亡，临终前他还满怀幻想地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李达刚死，9月5日，《人民日报》就用一整版批判李达，称其“叛徒”、“民族败类，反共老手”、“剥削农民”、“土皇帝”、“反动学术权威”。
日本侵华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证明中共不过是口头抗战、趁机发展而已。为了争取民心，中共从1940年3月开始在其占领区搞所谓“三三制”的政权（中共党员、左派人士、中间分子及其他人士各占三分之一），1941年8月31日，晋察冀边区完成民主选举。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中共的权宜之计。由于中共获得合法地位，1937年8月25日，红军被列入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回望抗战中的8月，真正值得崇敬的不是弄权的政客，而是那些用生命御寇的先烈。1936年8月2日，在东北艰苦抗战的女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七七事变”爆发，国军团长吉星文率部在卢沟桥英勇杀敌（他最终却在1958年8月23日死于中共轰击金门的炮火中）。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高志航率领中国空军首次抗击日本空军，击落敌机6架，8月14日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于11月27日殉国）。1941年8月1日，由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的“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加入中国空军（4年后的同一天，1945年8月1日，陈纳德告别中国）。抗战中，“飞虎队”从印度经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向中国空运军用物资80万吨，击落日机2600架，“飞虎队”牺牲1500多人。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毁灭性打击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月29日，在印尼化名担任日本宪兵翻译、从事秘密抗日的作家郁达夫失踪，结果说法不一，有被日寇秘密绑架后杀害、被当地游击队当作汉奸误杀等。
只想独霸权力，不接受利民利党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权力制衡，这样的政治思维，不可能建立共和宪政。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再三催促和美国的保证下，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和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为商讨“团结建国”大计，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但双方毫无诚意，45天的“重庆谈判”从头到尾是做戏。毛到处喊：“蒋委员长万岁！”宣称他支持蒋做中国领袖，但羽翼丰满的他一心要独霸中国。蒋介石也很清楚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只是他需要一个和平协议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订后，毛刚飞返延安，蒋就把他的真实感情倾泻在日记里：“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随后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第二年8月10日，美国承认国共调停失败。中国失去了历史性的机会。1949年8月2日，美国教育家、燕京大学创办者和校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黯然离华。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大门紧紧关闭了。
中共为了利用农民打内战，必须分裂农村社会，强化对立，拉一方打一方，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向中共交纳“投名状”，于是沿用二十年代在苏区的做法，发动暴力土改，剥夺地主，分土地给农民。毛泽东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1947年8月16日到11月21日，他在陕北葭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腌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会后，他跟警卫们讲到土改中的各种刑罚如“吊、打、拉，磨、杀等”，“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斗”。暴力土改引发了人性的残忍，乱斗乱杀十分普遍。打耳光、跪瓦渣、浇毛粪、剥衣服、捅刺刀、砸核桃（用石头捣碎脑袋），“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许多人被迫自杀。“杀的方法上，有活埋的、枪毙的、活剐的，还有勒死的，剐了以后还要挂在树上或者门上。”“更有骇人听闻的是，有的地方把地主的小孩也活埋，有的村把小孩活活摔死。”“还有个别干部将犯罪分子处决后取出心肝来吃，说是为了治病”。
晋察冀地区五寨县一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最后一个儿子在共军某区任政委，闻讯赶回后愤而自杀。土改造成相互仇杀。山东胶济线东段四五个县十万多人逃往国统区，国民党将逃亡地主和农民组成武装还乡团，1947年8月在胶东地区杀害共产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16177人。土改中“三三制”被废弃，开明士绅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例如：陕甘宁边区副议长安文钦被没收全部财产，扫地出门；“在晋绥区，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后开膛剖肚，尸体被扔进黄河。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贤，交群众审判，惨遭殴毙。”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被拉出来陪斗其父、开明士绅牛友兰，牛友兰被人用铁丝穿鼻，让儿子牵着游街。土改也造成干部党员的内部斗争。
在陕北，“一个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晋绥区贫雇农以纯洁组织为名，对干部党员乱打乱杀。某县一位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肉到骨头而死。有的县贫雇农自行选举领导机关，“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这类闹剧还蔓延到一些部队，出身贫雇农者罢免了出身富裕的旅长团长们，罚他们站岗放哨，甚至整到纵队司令员陈赓头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被派去参加土改“锻炼”，但对土改保持了相当的反感，他的“工作笔记”详细记载别人讲给他听的一次“万人大会”。大会足足开了一个星期，一个村把斗争对象打倒在地，宣布胜利时，“一响炮一擂鼓，其它村也沉不住气了，大家都争先斗争胜利，于是会场更加乱的不可收拾，结果打死8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斗了。第六天召开祝捷大会，选举新村干。大会提拔的积极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伪军狗腿”。“万人大会的结果，许多农民只弄了二斗粮食，这是翻身吗？”
1989年六四事件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的地主父亲在土改时被枪杀（其坟墓和祖坟文革中被掘开，为此赵至死未回故乡）。赵紫阳当时认为是革命的需要，但晚年称那是不人道的，后悔没有及时相救。1948年初，中共占领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起码1600万人成为受害者。1947年的暴力土改，“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据专家保守估计，在中共建政前后的两次大规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死（含自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而在海峡对岸，蒋介石在台湾的和平土改，调节了地主和农民利益，保护并促进了农业发展。
中共宣布建政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举行了奠基仪式。1952年8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动工兴建。然而一党确立的死难者纪念碑并没有结束死难，接连不断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使大陆人民陷入更深的苦海。
1953年8月25日，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公布，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实为专制经济）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权力对农民和民营企业私有财产的公开剥夺，摧毁了人权的经济基础。
在经济控制的同时，中共还实行精神控制。1954年8月6日，压制信仰自由的官方宗教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文革爆发后“三自爱国教会”也未能幸免，亲共的首任主席吴耀宗被斗，接受劳动改造，1979年9月17日去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杨新磊，继所拍摄的九集纪录片《中国基督教》1998年被官方查禁后，再次筹拍记录吴耀宗生平的电视剧《大爱》，即使是这样一部表现亲共宗教领袖的作品，也阻力重重，历尽坎坷，杨几乎倾家荡产，至2005年，此剧最终胎死腹中。
1957年8月，反右运动进入高潮，新华社8日报道说，右派分子子们正“一个一个地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人民日报》6日发文《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公布了老共产党员、新华社记者戴煌的“右派言论”：“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 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这一切“应该由中央负责”；如中央再不改变，他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员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戴煌1962年因写万言书要求平反被逮捕，和1957年的大批“右派”知识分子一样，被押送劳改营，17年后才回家。
八一南昌暴动时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的章伯钧（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职），成为最终未被平反的著名六大右派分子之一。1957年8月，首都戏剧、电影界接连举行四次批判吴祖光的大会，每次都由田汉主持。由于吴曾对“今天的政府机构和过去封建统治的机构有什么不同”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发表过疑问，田汉著文批判吴“包藏祸心”，“一贯对我们的制度有反感”；他还将吴受邀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标上《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题目，在报上发表，用以作为吴“反党”的铁证。剧作家曹禺甚至发表文章说：“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老舍大约是为了自保也言不由衷地在报上打了吴一杆子。后来吴到北大荒劳改，吴妻新凤霞将他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说等吴归来时“物归原主”。9年后文革爆发，吴祖光幸运地活了下来，老舍却在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尽；曾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国歌词作者田汉，也死在这个奴隶国的监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批判同行的作家杨朔，同样在1968年8月3日被迫害致死。相比之下，朱自清这类死于中共建政前的作家（1948年8月12日）反倒幸运。在红色专制下，所有官方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生命早已死亡。
当年反右时毛泽东尚且敢于将右派言论公开出来，我们至今再未看到官方媒体披露如此大胆的言论，它们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预见性。仅以《人民日报》1957年8月的部分报道为例：早在中共夺权成功之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这样评论过中共：“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认为中共已经变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1957年8月21日《人民日报》）河南省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认为：“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借端报复。”“不如武则天，倒像隋炀帝……以顺为贵，以直为仇。”（1957年8月2日《人民日报》）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批评“肃反运动是不道德的斗争”，“今天政府权力之大，从古所未有，而能力之低也从古所未有。”他甚至还说“共产党可能亡的”。（195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政治学家王造时说：“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来说，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越多。……越到乡村，越不敢鸣放；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最弥漫。”“为了我们这个运动不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为了这次鸣放和整风的成果可以联系起来，巩固下去，我认为我们心目中应该有这么一个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治。”（王造时文革后入狱，1971年8月初病危时才被送往医院。他入院时没有姓名，只有囚号，双手铐着手铐。第二天周恩来闻讯通知抢救已晚。王临终前不断地喊“毛主席救救我”、“毛主席万岁”。）
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老工程师戴占奎写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任、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马松亭发骚说，政府把他和达浦生（中国伊斯兰友好协会副会长）“当作两盆花，一盆摆在伊斯兰教协会，一盆摆在回民文化协进会”。（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曾这样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目由比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要广，因为资产阶级国家还允许共产党存在，有出版言论自由，我们却不是这样。”（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给《新湖南报》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共辨别是非的标准是“唯经典论”、“唯苏联论”、“唯成份论”、“唯鬼神论”。（1957年8月8日《人民日报》）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1936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195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化学工业部一位普通科员阎义采在《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中说：“我认为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化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8月3日《人民日报》）江西省公路运输厅工程师黄振藩写了一份《修改宪法要点》，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级“先进人民代表大会”，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现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自动宣布解散”，“此后全国任何人不得另组织政治党派”。（1957年8月21日《人民日报》）讲这些话的人都是从民国时代过来的，体验过自由，有对比的认识。如今的国人大都一出生就在“动物庄园”，退化很多，许多人毫无被囚之感，没有体验过人的尊严，身为奴隶而不觉，可悲可叹。
反右运动制服了知识分子，中共更加为所欲为，头脑发热大跃进。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视察冀鲁豫农村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第二天，南开大学一夜提出两千个研究项目。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通过了把钢产量翻一番，达到年产量1070万吨，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等决议。从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1959年8月2日，针对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虚报成绩、抨击毛的腐化、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等，中共的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此后党内也无人敢言。于是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其间，华侨领袖陈嘉庚1961年8月12日去世，不知他最终是否有所醒悟。他1940年5月31日到延安劝说国共合作抗战，被那里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对他描绘未来的国家是：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
在一个专制暴力社会，任何人都难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轮回。如果梅兰芳不是在1961年8月8日病逝，文革中必然遭遇其他伶人们那样的命运。22岁的雷锋如果不是在1962年8月15日死于意外，也许成为文革的造反派。
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指刘少奇（一年后的同一天，天安门广场百万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标志着文革的爆发，中共红色恐怖达到高峰。就在同一天，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女生打死在校园（参看纪录片《我虽死去》等），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三天后的8日，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31日，毛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毛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共8次，每次超过百万人，致使许多来自各地的青年在人群蜂拥时被践踏而死。）一些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其中包括北师大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中共高官宋任穷之女），她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于是“宋要武”一夜成名……宋彬彬后来改名，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一直未听到她的忏悔，只是自我辩解。更可耻的是，2007年，北师大附中九十年校庆，在所出的北师大校友名录中，竟将“知名校友”宋彬彬的照片与卞仲耘的照片放在一起。
文革再次诱发了暴力邪恶，而中共是直接指挥者。1966年8月初，发生卞仲耘等数人被打死事件后，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毛首次接见红卫兵后，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全国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在20万人以上。从8月24日至9月10日的半个月内，北京共非法打死1772人，其中崇文区139人、东城区116人、西城区333人、海淀区124人。例如，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要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周恩来得知消息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随即急剧增加。
北京大兴县公安系统1966年8月25日传达谢富治的指示后，从8月27日开始，造反群众开始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大屠杀，到9月1日结束，县内13个公社（乡镇），48个大队（行政村），先后杀害（含自杀）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其中8月31日一夜就杀了一百多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为“黑五类”鸣冤而死的烈士遇罗克之胞弟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的记录惨不忍睹，各类酷刑有：剃阴阳头、撕头皮再用浓碱水洗伤口、饿饭、跪玻璃渣、吊打、性虐待、乱棍打死、铡刀铡死（中心大队贫协主席一人就铡死16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绳子勒死、偷偷勒死或电死、婴儿劈成两半、小孩被摔死。儿子被逼用哑铃砸碎父亲的头而变疯；老太太被女红卫兵在肚子上蹦跳踩死；有未死的小孩从死人坑里往外爬，被用铁锹砍死；一个老太太和小孙子被活埋，孙子在怀里说：“奶奶，迷眼。”老太太无奈地说：“一会就不迷了。”……一户陈姓贫农只是因为当过伪军，一家人（有两个儿子）被一田姓村民用杀猪的通条捅死，凶手只是出于私利，为了不还欠陈家的钱；有个车把式运尸体的时候，发现一个3岁女孩还有一口气，就将其藏在车辕下，颠簸中女孩掉下，被打手发现，过去将她劈成两半，车把式忍无可忍，扔掉鞭子不再干了……
除了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等地对黑五类的大屠杀（道县1967年8月至10月有326人被迫自杀；零陵地区文革期间的自杀人数达到1397人）和广西吃人事件（打死人后炒吃心肝、喝人脑髓等），都令人发指。大陆的暴力也波及香港。1967年5月开始的香港“六七暴动”更加激烈，1967年8月20日出现土制炸弹。一对姐弟因为好奇，在街头接触可疑物件，结果双双被炸死……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自杀达到了1949年后的最高峰，仅在1966年8月自杀的部分人士有：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3日），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4日），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俞大因（26日），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陈同庆、外交部田保生夫妇（28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绍宏、《大公报》记者刘克林等。
人祸往往因天灾而加剧。早在大跃进时期，各地修建了许多水库，质量参差不齐，隐患重重，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故接踵而来。1975年8月初，在台风莲娜的残余影响之下，河南驻马店遭受连日暴雨侵袭，8月5日至7日3天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相当于驻马店地区年平均雨量的1.8倍。8月7日19时30分、8日零时20分，驻守在大型水库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两次特急电报，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洪水像脱缰的野马，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随后另一座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中型水库（竹沟水库、田岗水库），以及58座小型水库，在数小时内相继溃坝。洪水所到之处，建筑、树木一瞬间消失了踪影。干流水面上，人头攒动，拼命挣扎、呼救。遇难人的尸体和猪、羊、牛、马、鸡、鸭等动物尸体，顺水漂流。石磙碾盘被冲下沟河，链轨拖拉机、重型机械车床等随水翻滚。遂平火车站50吨的火车车厢被冲走5公里，京广铁路被扭成麻花形……洪水过后，只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大地。河沟里、淤泥里，人畜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此次灾难造成约26000民众被洪水直接淹死，之后炸堤分洪造成数万群众死伤，而后可能有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受缺粮、疾病感染而死亡，这是目前有记载的世界史上毁坏最大的水库垮坝灾难。有关这次水灾的伤亡人数，一直被中共以“国家机密”为理由而禁止对外公布。外界一直都估计死伤惨籍，而大陆人很多都不知此事件发生。直到2005年，由于法律经过修订，有关数据才得以公开，但外界人士认为伤亡数字及受灾范围被修改。
水利工程问题是专制社会缺乏科学决策机制的表现，权力的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没有法治和言论自由，因此，科技也不可能健康发展，研究自然与物质的科学家也是受害者。1996年8月11日，三峡库区一期水位移民工作全面启动，人的整体流散意味着悠久文化的失散。2001年8月27日，水利水文专家黄万里（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去世。他主张以疏导为主治水，因反对三门峡、三峡等水利工程而不断遭迫害。临终前，他在昏迷中还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如今三峡工程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证实了黄万里的预见。他用坚持真理的一生践行了父亲的叮咛：“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
天灾背后是人祸。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县突遭强降雨，8日凌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堵塞了白龙江并形成堰塞湖，造成重大伤亡。报导最多的数字是1471人死亡，331人失踪。这里过去是水草丰茂、山林葱翠的陇上江南。上世纪1952年至1990年，累计砍伐森林189.75万亩，为国家贡献上百亿立方的木材，加上滥砍滥伐，全县森林以每年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导致水土流失，山体塌方形成了世界第一大“泄流坡”。
专制社会也没有真正的教育，教育只是党文化愚民的一部分。1981年8月26日，国家教委颁布《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第一项规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2004年新版《中小学生守则》第一项丝毫未改。将国家、政党、人民偶像化，这种现代迷信完全体现了专制国家政教合一的特点，是对爱之情感的扭曲和绑架。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学生守则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有的只是体现普世价值的文明准则。例如，美国小学生守则第一项是：“总是称呼老师职位或尊姓”。加拿大小学生守则第一项是：“互相尊重，尊重自己，尊重学校和学校财产”。法国小学生守则规定有：“尊重师长，团结同学”。“我有权利学习、犯错并寻求帮助，在尊重同学言论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我……”“我不应该——取笑他人，伤害他人……”
专制暴力体制是人治体制，没有公正法律的稳定保障，人的命运难免沉浮不定。例如，1969年4月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两年后与毛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妻儿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十大通过决议，将林彪、陈伯达等人永远开除出党。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6年第二次被打倒，8月23日，全国媒体猛批“三株大毒草”，即1974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形成的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人民日报》称“《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1978年8月3日，十大大将之一罗瑞卿在西德治腿伤期间病故。当年在庐山会议上，罗瑞卿采取告密、诬陷、批判等方式对待彭德怀，会后由公安部长升任总参谋长，但文革中又被残酷迫害，自杀未遂而摔瘸腿。1992年8月3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成员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死于肝病。1976年10月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4年后又被邓小平赶下台，2008年8月20日去世。靠唱红打黑猖狂一时的薄熙来倒台后，其妻薄谷开来因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2012年8月20日被判死缓。
十年动乱祸国殃民。毛泽东死后第二年，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共的根本任务。但是个人崇拜并未结束，出于政治需要，1977年8月30日，中共建成毛主席纪念堂，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1980年8月23日，邓小平表示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永远要保留。
鉴于十年动乱暴露的体制弊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94年8月19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同时，出于维护一党专制的需要，为了打压西单民主墙引发的公民言论自由，同月30日，中共通过全国人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四大”（大鸣、大防、大字报、大辩论）。
随着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文坛掀起“伤痕文学”热。这其中著名的包括周克芹（1990年8月5日病逝）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及两部同名电影，女作家戴厚英（1996年8月25日遇害）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这些作品在控诉、反思文革暴力的同时，呼唤人道与博爱。但是，另有一些官方作家坚持极左思想。例如，以红色经典《谁是最可爱的人》成名的军队作家魏巍，1980年与黄钢、姚远方等人联手，创办了杂志《时代的报告》，沿用阶级斗争的政治思维，对《在社会的档案里》、《苦恋》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1983年这份刊物遭整顿，被《报告文学》的名称所取代，魏巍等人被迫“下课”。他们又创办了《中流》杂志，坚持“要继续革命就要批判修正主义”的思维理念。2001年8月，《中流》被停刊。之后，81岁高龄的魏巍在“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发文。2008年8月9日，已经住院一年，病重的魏巍从昏迷中醒来，交代给孙子一句话：“我交代你的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没有？”孙子说记住了，魏巍让孙子连续说了3遍“继续革命，永不投降！”魏巍2008年8月24日去世。他的告别仪式弥漫着毛左的政治气氛。“向魏巍同志学习，向魏巍同志致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地思潮终涌动，中华山花烂漫时”的留言，成为八宝山告别室内外情绪的写照。悼念厅外，两位男士拉起的“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最可耻的人，虽生犹死”的横幅……
在专制社会，法律至高的地位，完全是政治权力的工具，随意被权力驱使。1983年8月25日，中共发动“严打”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此后于1996年、2000年—2001年又进行了两次“严打”。由于“从严”、“从重”、“从快”的要求，产生不少冤假错案。有业内人士批评，这种刑法理念的专制思想严重，人道人权人本理论淡漠；目的、手段、措施片面，即重惩罚、轻预防，重打击、轻人权，重处罚、轻矫正，已不适应中国当前的司法现状。
中共建政后的民族冲突也源于专制暴力，不断加剧。例如，2008年8月4日，新疆喀什市发生爆炸袭警事件，造成武警士兵16人死亡、16人受伤。两个维族被告人2009年4月9日被执行死刑。
暴力专权是个自毁体制，必然导致权力对掌权者的腐蚀，其恶劣影响导致腐败蔓延社会。早在1926年8月4日，中共就发布《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制止党内腐化现象的发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最早的反贪文件。建立专制统治后，中共的腐败愈发严重。例如，1993年8月27日，著名农民企业家、天津静海县大邱庄支部书记禹作敏，专横跋扈，私设公堂，18人被殴打致死，被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被判刑20年（保外就医期间的1999年10月3日吞安眠药自杀）1997年8月6日，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因受贿22万元被判刑10年。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原主任丁岚与付榕合谋诈骗1.95亿元人民币后外逃，1999年8月3日被从泰国押解回国，2000年12月20日二人被判死刑。中国农业银行萝岗支行原行长周东华和农行萝岗支行原客户经理唐剑威共同贪污5950万元、诈骗3000万元农村征地补偿款，并用于赌球等非法活动，这些款项涉及1600多农民的切身利益。该案2011年8月移送审查起诉。2012年8月26日，陕西延安发生特大交通事故，致36死，在事故现场微笑的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遭网民炮轰并质疑其所戴名表等，由此导致其被调查，2013年2月因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而被移送司法机关。
后邓小平时代，中共不断倒退，维稳体制强化了专制暴政和官民冲突。例如，维权人士在大陆无法成立组织，2011年8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百姓维权联盟”。湖南母亲唐慧的女儿11岁时被强奸并被强迫卖淫，染上性病致终身不育。经过唐慧6年上访，2012年6月5日，2名被告人才被判死刑，4名被告人被判无期，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5年。可是8月2日，永州司法机关8月2日对不满结果而多次上访的唐慧作出劳教1年6个月的决定，在社会舆论压力下， 8月10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撤销了此决定。此事再次引发10位律师8月联名致信司法部与公安部，敦促政府修改劳教制度，官方的人民网也登出了这封公开信。2012年8月12日，中国网民大量转发大连“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非法使用尸体黑幕的网帖，薄熙来被指在主政期间审批了该公司的落户。有网民推测尸体来自火葬场、失踪人士、监狱等。不少人质疑，标本中极有可能来自法轮功学员。
2012年8月30日，香港反对“洗脑教育”的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发起集会，要求港府撤回新学期将推行的“国民教育”课程，此课程中立性和目的性广受质疑。生命是统一的整体，比戕害肉体更隐蔽更可怕的是精神戕害。早在1923年8月3日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鲁迅在自序中回忆一群身体强壮的中国人看日军对同胞砍头却神情麻木，他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如今，中共在挥霍巨资和国家恐怖中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确定从2009年起，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但是，国人既无强身环境，更无强健精神的自由。2011年8月31日沈阳阜康心理医院医生见病人上吊自杀而不救等事件，充分暴露了外表光鲜下中国冷漠麻木的众生相。
暴力维稳只能加剧危机，难以持续。2012年8月1日，前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经济导报》和《香港商报》发表文章《时间就是生命 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指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生命源自爱，“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圣经》创世纪1∶27）侵害生命的暴力行为，是公然废掉上帝的权柄，向上帝宣战，侮辱上帝，破坏上帝对每个人生命的计划。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圣经》马太福音26：52）所以上帝就是爱，耶稣告诫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圣经》马可福音12：30～31）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圣经》约翰一书4:7）
神子耶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血，表达了对人类的神圣大爱；用祂的复活，彰显了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永恒的力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歌林多前书13:4～8）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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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女人们 张玉凤、张玉梅姐妹俩侍候一个男人 组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3-08-06 讯】
2004年，毛泽东生前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历时三年写好的回忆录《回忆在主席身边的岁月》，经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等单位整整审核了四个月，最后决定：该书极不宜发表!
毛泽东的女儿愿出一百万人民币买断版权，阻止出版，不但说明张玉凤写的是实情，而且里面有毛的不为人知的丑闻。
据一个曾去聆听毛泽东训教的高官回忆说，那天为了一点儿事，张玉凤和毛泽东绊起嘴来，最后张玉凤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发雷霆，对着「红太阳」狂吼道：你去死吧!当时把毛气的瑟瑟发抖，那位官员在旁边吓的目瞪口呆，以为张玉凤将大祸临头，结果事后什么事也没发生。
还有一次，毛张俩口子绊嘴，各自说了一些过火的话，后来张玉凤赌气说：谁反悔，谁是狗!每次吵嘴张玉凤都不说软乎话，反悔的每次都是毛泽东。毛气的在纸上反复写道：她骂我是狗!她骂我是狗!她骂我是狗!…以此解压。
邵华与妈妈张文秋、姐姐思齐、妹妹少林50年代初在北京。这一家有几个女人共同侍候过毛？
中共的高层机密太多了，都不能解密，否则这个组织就得自行解体。
毛是1976年9月9日咽气的。李**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到关于毛与张玉凤的关系问题。
李**写道：毛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张玉凤在一起。毛自一月病重后便常和张一起吃饭。江青和别的领导要见毛都得先透过她。江只好通过张玉凤打听毛的情况，传递消息，取得毛的支持。为此，江送给张玉凤许多东西，像手套、西装、衣料之类。甚至张生孩子所用的尿布，江也送去。据同在毛身边做服务工作的孟锦云说，江青让张玉凤在毛面前多说江的好话，使毛多见见江。张也很卖力向毛说了，鼓励毛多见见江。但是张不明白毛的心理状态。
张玉凤确实不理解毛为何如此讨厌自己的最后一任老婆，当年江青怀孕时，毛并没有和在苏联养病的贺子珍离婚。后来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毛顶着政治局极大的压力才与挺着大肚子准备要生的江青结了婚。现在为何讨厌江青到无法见面的程度?张玉凤并不知道，毛最无法忍耐的是有人跟他分权，而江青就是打着毛妻子的名义在搞自己的势力范围。
李**写道：张和我一向就相处不好，她对毛的控制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关系便日益紧张。她要毛每顿饭喝一小杯茅台酒。我反对，怕烈酒容易引起咳呛。但毛说他已戒烟，以前也不大喝酒，一点点茅台不会怎样的。喝一点对睡觉可能有帮助。张很喜欢喝酒，在她的鼓励下，毛完全听不进我的话。
张玉凤与毛生的儿子。
李**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九七二年底，张玉凤怀孕了。张耀祠跑来找我商量。汪东兴和他都提出，要好好照顾张玉凤，能平安生育下来。我向张耀祠说，毛早已没有生育能力了，何况这时已近八十岁，又在重病以后，体力虚弱，这不可能是毛的孩子。
我说「在我这方面没有什么照顾好不好的问题。张玉凤的行政隶属在铁道部，铁道部有自己的公费医疗医院，她可以去做产前检查，可以在那儿生产。」张耀祠说「正是这件事要你办。张玉凤讲，主席说了，要给她送到一个好些的医院去。所有的费用，由主席的稿费出。」我看汪东兴、张耀祠两个人都是这种态度，再争下去，也没有用处。于是我将张玉凤介绍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院看到是我介绍的，认为张玉凤来头不小，可能是那位首长的夫人，或是文化革命中窜红上来的「新贵」，自然要待如上宾。到八月张玉凤生产的时候，给她住进高级干部病房。张分娩以后，的确有许多政要显贵来探望，其中还有张的丈夫刘爱民。江青和张耀祠都去了，送了吃的和尿布等东西。江青一再向张玉凤提出，及早回去上班。张产假期间，由她妹妹张玉梅代替工作。张玉梅比较单纯，没法子替江青向毛传送消息。
张产假期间，由她妹妹张玉梅代替「工作」?姐妹俩侍候一个男人?这是一般人实在无法想像的事情，更何况发生在「一句顶一万句」身上。这哪里是什么国家领袖啊，明明是毛氏私家**作坊。人民报 萧良量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抄史
作者：才差二斗(czrd)
毛泽东亲自回忆第一次婚姻，是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毛泽东的这个妻子叫罗大秀。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罗大秀并没有自己正式的名字。那个年代的女人们，就一个乳名，出嫁随夫后就把夫姓冠在前面。比如毛泽东的母亲姓文，嫁到毛家前乳名叫七妹，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就是一个文七妹了，韶山冲里人叫它“毛文氏”也是不会错的。后来有人把文七妹叫成“文其美”，想必是另有用心吧。小罗姑娘出嫁前的乳名唤做秀妹子，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她的父母就叫她“一秀”或“大秀”。大秀家居住在韶山杨林桥炉门前，与南岸毛家相隔不过六里之遥。她的父亲叫罗鹤楼，有三个女儿，而毛贻昌(即毛顺生)有三个儿子。这正是罗鹤楼选中毛家结亲的一个原因。大秀生于1889年10月20日(《韶山毛氏族谱》载：罗氏生于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时)，大秀18岁那年(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坐着花轿，吹吹打打，明媒正娶地嫁到了毛家，她比毛泽东大四岁零两个月，石三伢子那年才十四。大秀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体面丰满，与毛家人相处的也是不错的。
阳历1910年春(2月)，罗大秀患痢疾去世的(这种病七天左右就会要命)，其时还不满21岁。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从本质上讲，妻子的死比13岁那年毛泽东因为父亲骂他“懒惰”而闹到以跳塘投水相要挟那一次深刻得多。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毛泽东袭来。一个17岁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同年秋，毛泽东才第一次离家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到长沙求学是1913年的春天，年满二十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合并于第一师范)。1925年他带着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父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有两处错误：一、“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不对。罗大秀嫁到毛家时不到二十。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是凭记忆随口说的。或者是斯诺记错了。二、“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感情是相当不错的，大概是因为某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吧，没有承认。在毛泽东的家谱中，对毛泽东的婚姻是这样记载的：罗氏是毛的原配，杨开慧是继配，贺子珍是续配，江青是再配。根据现有正史，毛泽东(1893——1976)一生有过四次婚姻。第一次婚姻：1907年与罗大秀(或者叫罗一秀)成亲，毛泽东14岁。第二次婚姻：1921年春节前后(也有说1920年后期的)，与杨开慧结婚。第三次婚姻：1928年5月在袁文才、王佐等两位“大媒”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和当时的“永新第一美人”贺子珍(又名贺自珍)同居。
第四次婚姻：1938年11月19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婚姻。近百年来，毛家五代人分别是：毛的父亲毛顺生，毛泽东和他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毛的儿子毛岸青、毛岸英，毛的孙子毛新宇，毛新宇的儿子毛东东(2003年月12月26日，毛新宇的儿子在爷爷110岁生日这一天出生。如果不是剖腹产，我想这简直是一种天赐的巧合。这个孩子的乳名叫东东。)
几段野史：
一九九○年底，大陆流亡作家京夫子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关于毛泽东的恋情有这样的独家记载：
其一、毛泽东与陶斯咏(陶毅)：在罗大秀与杨开慧之间夹了一位陶斯咏小姐。估计这个陶小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自由恋人。陶斯咏与向警予、任培道，同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的三位杰出的女弟子。杨昌济还有三位杰出的男弟子，那就是毛泽东、蔡和森、萧瑜。陶斯咏于一九一四年参加了毛、萧等人创办的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大约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前后，毛泽东与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进行革命活动，“两人深深堕入了爱河中”。于是“两情相悦，愿作鸳鸯不慕仙”。——京夫子这段材料的来源自萧瑜的《我与毛泽东行乞记》(萧特之《毛泽东传》)。说法现在看来是有些硬伤的。但从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年谱》里，有许多条毛泽东与陶毅通信、登山、组织学会活动的记载，而且，即使是在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伟大而神圣的时刻，毛泽东也抽出了时间去看望在某大学读书的陶毅。有一首词以前说是写给杨开慧的，后有人分析是写给陶毅的：“《虞美人&S226;枕上》(1920年)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其二、毛泽东与李一纯：婚后五年，杨开慧生下岸英、岸青两个儿子;毛泽东则“奸污了同住在一座院子里的中共另一位早期领袖、朋友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大约在第三子岸龙出生前后，毛泽东又有过一次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杨开慧跟他狠狠地闹过一次家庭矛盾。——李立三太太(李一纯)“被强奸案”来源于中共早期领袖之一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的回忆录。有硬伤，不可信。
其三、毛泽东与丁玲：“他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大清亡在她手里……’
他是个很风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做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凋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
一九八二年盛夏，刚从美国访问旅行了半年回来的丁玲，在大连避暑时，亲口对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的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讲的，所谓“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大概就是京夫子自己。说法也有硬伤，不可信。不过老毛对他喜欢的女人老是爱题个诗什么的，给丁玲真是写过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其四、毛泽东与“两个骚货”：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秋天。而这一年的冬天，蓝苹(江青)才从上海抵达延安，第二年的夏天，她才有机会进入了毛泽东的生活。贺子珍动不动就要拿枪“毙掉那两个骚货”当然既不是江青，也不是丁玲，而是史沫特莱跟吴广惠(吴莉莉)。史沫特莱是年仅25岁的美国女记者，一九三七年春上到延安。据一位不肯透露姓氏的中共老人于一次闲谈中提及，史沫特莱跟毛泽东见面，第一次握手，第二次拥抱，第三次亲嘴，使得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惊讶这洋人的礼节。亲亲嘴也就罢了，一亲还“亲上半个时辰”——毛一位警卫员偷偷跟自己的老乡说。吴广惠的事迹，则引自斯诺的前任夫人韦尔斯的一段文字。吴广惠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教，一九三七年初由一个共产党员保送到延安学习。她年轻(26岁)漂亮，教养良好，梳的是三十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及肩卷曲长发，还涂着唇膏。她被指派为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中英文翻译，跟史沫特莱住一个窑洞。史沫特莱住里间，吴广惠住外间。毛泽东本来的亲嘴对象是史沫特莱，后来却变成吴广惠了。一天深夜，贺子珍尾随毛到了吴广惠的窑洞，大力拍门，门开后，见到毛与吴便歇斯底里大闹起来，史沫特莱闻声出来相劝，竟遭贺子珍持手电筒殴打。这件事以毛泽东下令将她们“驱逐”出延安而告结束。一年以后他告诉斯诺：“我下令从延安驱逐了三个女人。”三个女人，还有谁呢?就有贺子珍。被驱逐的吴广惠后来不知去向。这段故事是真，姻缘有假。
其五、冯凤鸣与孙维世：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冯凤鸣。冯姑娘原是一位南洋富商的千金，回广东投身抗日，曾参加中共东江抗日纵队，后保送到延安，在延安平剧院做演员，与郭兰英、孙维世、张醒芳并称“四大美女”。从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起码其中最有名的郭兰英就不能算作“美女”。不过在当时都算。毛泽东看她演出，嘴里不住地称赞：“小冯，小冯，强过郭兰英……兰英演什么都是一个样子，劲头十足…….凤鸣却是演什么就像什么……”江青看在眼里，明在肚里，为了讨好毛泽东，竟伙同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大姐”，将冯姑娘骗到毛的窑洞吃霄夜，让毛把她给占了。冯凤鸣是个血性姑娘，此后不久便从延安消失了踪迹。这段故事有硬伤，不提也罢。
“四大美女”的另一位孙维世，也被毛泽东占了。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也曾在延安平剧院当演员，后赴莫斯科专修俄语。一九四九年学成回国，已是一个二十多岁、人见人爱的“大美人”。这年十二月，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孙维世临时充当专列上毛的俄语教员。一天晚上，孙维世于昏昏糊糊之中，以纯真的处子之身，伺奉了“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竟玩世不恭，说三大战役，同登仙境。要说孙维世确实是死于文革中的迫害。享有“保护了一大批老同志和文艺工作者”盛望的周恩来，竟然未能出面保住自己这位养女的性命，诚属怪事，可想其中一定有隐情。这故事中可能与孙在延安时与江青演戏争风头有关，与婚姻无关。
其六、毛泽东与俞珊：俞珊是江青前夫俞启威的妹妹。据美国记者沙兹伯里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新皇朝》中文版一书中称，“传说，俞启威认为他的前妻不足以匹配新中国的统治者，故意安排俞珊接近毛泽东。俞珊文化水平高、聪明、迷人，样样胜过江青，但，这仅是传闻。”沙兹伯里启发读者，中共官方称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从香山迁入中南海，实则从三月二十五日直至十一月，他都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其间，江青被送往苏联养病，「毛泽东此时是否金屋藏娇，与俞珊在香山鬼混呢?似乎颇有可能。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俞启威时任张家口市市长。“传闻”正是这时将俞珊引见给毛，以为邀宠。问题是，俞珊虽出身名门，毕竟“俞”娘半老，年已四十上下，似不可能。有硬伤，不可信。
其七、毛泽东与刘松林：说毛岸英战死沙场，毛泽东深感悲伤，儿媳亦痛失丈夫，经常扑到“爸爸”怀里要岸英。这举动颇令江青忌恨，于是采取防范性措施，吊销了她的中南海出入证。毛泽东知道后，另安排了一张出入证，并嘱她今后直接来见他，不要再去找江青。一九五三年九月的一天，他们又搂在一起想念亲人，相对垂泪“很久”。不料，“恰在这时，江青一头撞了进来，见了他们的模样，顿时打破了醋罐子，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的，什么难听脏话，都骂了出来。”这次“扒灰”受挫，导致了毛泽东心情极坏，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破口大骂他的老朋友梁漱溟。胡扯，附会。极不可信。
其八、两位青岛佳丽的小说故事：一九五六年夏季，青岛歌舞剧团有两位年方二十、俏丽迷人的女演员，一个叫大玢，一个叫小芳，先后由组织上安排，去接受一次“光荣的政治任务”，即获选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经过一番七弯八拐，又是洗浴、又是验身、又是梳妆打扮的折腾，被送进了毛泽东在青岛行宫的密室，让她们替毛泽东洗澡。大玢因为害怕，错过了为毛服务的机会，被出浴之后的毛打发送了回去。虽有司机语重心长的告诫，“今晚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是忍不住讲给了同室的好友小芳听。小芳为之错过好时机顿足叹息：“你傻，你真傻!你差点就跟了毛主席去北京，叫做进宫呀!”第二天，小芳也被接走，她比大玢有出息，再也没有回来。大玢也在这一天被送到遥远的东北边境，在小兴安岭当了一名伐木工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却跟采伐场一个又一个的单身汉睡过觉。直到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已经四十二岁、变得又老又丑的大玢才“落实政策“返回青岛。条件是，她必须忘记这一切。至于小芳，则不知所终。故事讲的太传奇，不可信。
其九、毛泽东与上官云珠：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到了上海，住西郊宾馆一号院。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安排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跟毛泽东幽会。先是一道吃霄夜，吃完霄夜一道游泳。一号院是上海专为毛泽东修的行宫，内有一座三十米长的室内游泳池，绿波荡漾，清澈见底。毛与上官游了一会儿，手拉手，在水中你一句我一句对起了唐诗。对到后来，就在池中水浅处成了好事。京夫子在这里有几段的细节描写，读来颇似香港色情杂志《龙虎豹》上抄得的文字：“主席……轻些，轻些，侬真雄伟啦……妈呀，阿拉站不住啦……”第二年，毛泽东又到上海，与上官云珠重会。每次上官都要拋下女儿，跟毛住上好几天。一九六五年，她甚至被毛泽东带进中南海，公开同居，又随毛乘专列回上海。此后再没有见过毛泽东的面。一九六六秋天，她被江青下令逮捕，后死于狱中。这是模仿《龙虎豹》的写作手法写的，搞笑。
其后被京夫子详细写到的女人，还有庐山服务局的会弹琵琶的服务员白玉莲，杭州西湖别墅擅长按摩的保健护士杨丽清，等等。她们都各占了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这本书的女主角，的确是从专列服务员，一直干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张毓凤﹚。这个人物在毛泽东的晚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毛泽东死后，她还在一些与毛有关的仪式中出现。从文革中过来的中国人，都记得她那总是伴随和搀扶毛泽东出现在公开场合的身影，她那说不上秀美却总算端正的容貌，有点像京剧样板戏《海港》里的女主角方海珍。她的故事也在中国的平民百姓中流传甚广。对那些传说，那些逸闻轶事，她始终是默默无言。毛泽东死的时候，她才卅七岁。她有一天会开口向我们讲述一个真正的毛泽东吗，就像“白头宫女说玄宗”?
李志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地提到：“毛喜欢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女孩，好象特别喜欢女演员。吴广惠，江青，冯凤鸣，孙维世，俞珊，大玢和小芳，都是女演员。一九五三年韩战结束，援朝志愿军陆续回国，由一帮漂亮姑娘组成的“志愿军歌舞团”回北京后，竟直接隶属于中央服务局，改名“中南海歌舞团”，主要任务就是陪“中央首长”跳舞。毛泽东当然是主角。许多女孩子跑到老首长彭德怀家里，哭诉遭受的凌辱。彭德怀大怒，责问毛：“主席，这些孩子都是从朝鲜前线下来的，都是我的部下，你要留作后宫吗?共产党也兴这个吗?”随后，他下令撤销“中南海歌舞团”，为她们另行安排了工作。看看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怎么写的“三个女友”的故事。
第一个女友：发生在“专列窃听事件”中。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春节过后不久，毛的专列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可能是大托铺之误)，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王延春数人应召来到毛的隔壁车厢等候晋见，“很久”毛才出现。会谈开始，李志绥、幼儿老师(毛的女友)、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录音员刘凑过来，对着幼儿教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么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他：“还听到什么?”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教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此事一经发现，当然得到果断处理，所有录音装置立即撤除，涉案人员坦白交代后被调离。毛泽东的心里，也由此埋下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对他的“中央”，对他的越来越与他疏远的党内同志们的深深疑惧。更使他震动的是，他被窃听监视了几年，身边竟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的人，最后让他知道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看来除了“女友”，没有谁真正靠得住。毛泽东有许多“女友”，要一一数清是不可能的，连他自己恐怕都办不到。所以可叫做“无数”。中南海春藕斋舞厅旁专门为毛修了一间“休息室”，放了床铺。舞会时常见毛泽东乘着舞兴正酣，拉一位女孩子进去，呆在里面少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这些伴舞的女孩子，都是从各军兵种政治部文工团选来的女演员。另外在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也有一些“女友”。
第二个女友：在上海，毛泽东及随行服务的“一组”住在锦江饭店南楼，毛与一位女机要员住第十二楼。凌晨四点，一名新来的卫士到毛房间倒茶，不料一个女人光着身子从床上掉了下来，把这名卫士吓得赶紧跑到八楼找李志绥。后来才知道，是毛与这位女机要员吵翻了。她有个男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这次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作为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非常生气，将她踢到床下。他俩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毛把汪东兴叫进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汪进退两难：“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们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最后汪想了个折衷办法，批评她不尊重主席，让她作了自我批评了结。这位女机要员是湖南人，毛的同乡，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毛泽东曾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中国老百性耳熟能详的这首《七绝》，原来是这样产生的，真是哭笑不得。那位照片上的“女民兵”，文化革命期间曾广为刊印。平心而论，毛的这位女友飒爽有余，而风韵不足。毛泽东确实是喜欢那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人。所以江青偏要骑马驰骋，贺子珍惯使双枪。杨开慧没赶上参加红军，不然以她投身革命的积极和刚烈，一定也是骑马打仗的好手。这位女机要员化装成“女民兵”，倒不一定是投毛所好，她天生就有几分女民兵的性格，以致竟敢指责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煞是憨勇可爱。据说江青见了《题照》，不依不饶，一定也要毛泽东为她同样题诗一首。于是就有了另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题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李进”同志是江青同志的笔名。文革以后，不少人把这首诗加进浓厚的性意识，逐句新解。现在想想，倒是解得有些妙。《为女民兵题照》是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事，《题仙人洞照》是同年九月的事。这年的十二月，毛泽东又作了一首词《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词前有一则小序：“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据说陆游的这首词，是毛泽东一位女友抄来给他看的，以表达排遣心中的失意与不平：“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这才有毛对她的劝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题仙人洞照》和《咏梅》，后来都被称为反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光辉诗篇，表现了革命领袖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
第三个女友：一位文工团员，她是江青在外地时第一个整晚待在毛房内伺候他的女人。不但自己奉献，还把姐姐嫂嫂们都介绍给毛，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在无锡太湖的梅园请那位文工团员、她二姐和二姐夫一起吃饭。饭后毛叫二姐夫回家，让二姐住了三晚。二姐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期间毛把曾希圣和柯庆施叫来，讨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汪东兴愤愤地评议：“竟然还有这样“王八式”的男人。”接着又讥笑，“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那位女文工团员有滴虫病(在团内，舞蹈服装是混穿混用的，极易互相感染)，使毛成为滴虫携带者，又传给他的众多女友。李志绥一面用西方进口的最好的药给她们治，一面劝毛也接受治疗。毛不以为然：“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哪!”李说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不好说明。毛笑了笑：“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办不了事情了。”李再劝他将局部清洗干净。毛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
这三个故事，女主角只有两人。加上窃听事件，一共三个女主角。李志绥对这三个女人显然都没有特别的反感，基本上可排除“曾有嫌隙、藉写书之机报复”的因素。
李志绥写这三个女友的故事，都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在场证人，那就是汪东兴。一九九五年八月五日，在李志绥去世近半年之后，美国华文报纸《侨报》“转载”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我们对李志绥及其「回忆录」的看法》。看完汪东兴等人的“看法”，不禁失望。一是公开信没有具体地指出李志绥写的哪一条关于毛泽东的回忆与事实不符，通篇只说李志绥本人不是东西。二是公开信的签名多达一百三十五人，其中毛泽东身边的旧工作人员只有三十几人，其余不是只数面见过毛，便是干脆跟毛没有一点关系，八竿子都打不着。这就大大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削弱了其作为“知情人”的公信力。后来林克、徐涛和吴旭君合写的《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一书。和书中的观点正好相反，据一位接近过林克的学者透露，林克曾私下承认，李志绥所言毛与众多女友淫乱一事“都是真的”。观《历史的真实》全书，没有一处敢于正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究竟淫乱与否?”其作者在这样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上，采取这样一种公然的回避态度，当然也就很自然地让我们看出了林克等人的胆怯。
毛泽东最后的女人张玉凤和孟锦云。再来讲几个故事听：张玉凤最出名的一例，是骂毛泽东作“狗”。一天，护士孟锦云一觉醒来去接张玉凤的班，走到毛的卧室门口，听到里面毛在大声吵嚷：“你给我滚!”“滚就滚，”张玉凤的声音也很激动，“谁不让我走谁是狗!”毛泽东气得发抖，“你骂我是狗，你……”后来毛把张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有关工作人员。“我要不滚，你就是狗”这件事李志绥也提到了，而且更为生动。
那是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李同两位心脏病专家朱和陶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一进去毛就叽里咕噜说了一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跺脚，张才说明真相。原来前天，即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回来，毛很生气，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即回骂：“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对李志绥等人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朱陶二位听完，不禁愕然。
第二个故事是民间流传张玉凤在毛泽东身后的“名份之争”。一个皇朝已经结束，先君走了，她似乎有一种“秋菊式”的执着，一定要讨“一个说法”。她接连向党中央打了三次报告，要求为自己和孩子正名。邓的批示是：“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郭沫若同志去世后，也有许多女子领了孩子来提要求。统统不能承认。”倒是胡耀邦觉得应该实事求是，至少得有个妥善的安排，于是让心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找张玉凤个别谈话。冯文彬色胆包天，竟依仗权力，将她弄上了手，满足了巨大的好奇心，但还是没能给她“一个说法”。张玉凤一气之下，写信告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后由胡耀邦出面，撤了冯的职务。
除了众所周知的张玉凤，还有一个发掘出来的“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这就是孟锦云。孟锦云到毛泽东身边，是一九七五年初夏。准确些说，是五月。那年孟锦云被留在中南海，在毛身边当贴身护士，陪伴毛泽东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四百八十九个白天与夜晚。
一九五九年，十二岁的孟锦云考取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那时她看到一些年纪较大的老同志经常到中南海“出任务”，也就是陪中央首长跳舞，心里羡慕极了。所谓老同志，不过就是十几二十岁左右。到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她十六岁，成了老团员，也被派去陪舞。在“春藕斋”舞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看过毛跟别的女团员跳过一曲之后，孟锦云主动上前邀毛。这时奏的舞曲是《喜相逢》。
“你是新来的?”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面生。小同志，你叫什么名?”
孟锦云报了姓名。
“这名字好听，你跟孟夫子同姓呢。”
顺便说一点，毛讲究禁忌。除了“面相学”，还好留意“姓名学”。汪东兴的名字，据说是毛重用他的一个原因。有汪，“东”才会“兴”。江青的名字也是他亲自给取的，这之前叫蓝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胡宗南攻占延安，中共中央流亡黄河边期间，毛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叫李得胜——“离开就能得到胜利”，他后来果然得胜。中南海舞会上，有个伴舞的女文工团员被问到名字叫“双华”，毛立即说不好，“两个中华”。文革首次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一个献袖章的女将被问到叫“宋彬彬”，毛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便说“要武嘛!”结果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有人说，张玉凤也是凭着一个好名字，而让毛一直留用在身边的。所谓“游龙戏凤”。
又问到她的老家湖北，更高兴了，连说“是我的半个小同乡!”这就是陪毛泽东跳舞的许许多多女友中的一个，认识过程非常简单，是由孟锦云自己回忆的。在孟去中南海做护士之前，毛泽东还有一位贴身护士“小李”，一直伺候毛伺候得好好的。孟来了以后，毛开始左看她不顺眼，右看她不眼顺，经常喊她“滚”。这是真滚，不是假滚。跟孟在一起却老是有说有笑，打趣，讲故事，等等。
“主席，您嘴巴底下有一个痣子，听我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痣子呢。”
主席听了，看到小孟白白净净的脸蛋上，也有一个小小的痣子，便笑着说：
“你的脸上也有一个痣子，那你也有福噢。”
“那可不是，您的痣子是湖南痣子，我的痣子是湖北痣子，长的地方不一样。”
主席哈哈大笑：“没想到，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
有一次，孟锦云对张玉凤说：“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我真想要个小孩呢。你跟主席替我说说。”张果真把孟的想法告诉了毛：“主席，孟夫子想要个小孟夫子啦。”
“再等一年吧，等我死了，她再要吧。”
孟锦云想要小孩，如果不是想要一个毛的孩子，干嘛要张玉凤跟主席替她说说?她要跟丈夫生孩子，与毛泽东和张玉凤何干?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小孟想请个假，回去与丈夫同房。但这样理解显得牵强。当毛的贴身护士虽不自由，并不是连跟丈夫同房的机会都没有的，除非你不想同房。毛的回答也有意思，明显是不想跟孟生孩子。其时孟锦云才二十七、八岁，毛却已力不从心，李志绥也早告诉他无法再生育的实情，所以才有“等我死了，她再跟她丈夫去生吧”的潜台词。
到底谁是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女人?是张玉凤还是孟锦云?其实是无关紧要，也无从考据的。而且“最后一个女人”的意思，也本来含混不清。是指最后一个跟毛泽东睡过觉的女人，还是指毛泽东最后发展成“女友”的女人﹖看叙述者力图表明的意思，应该是指具有女友身份、最后一个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女人。
某春日，毛泽东到户外蹒跚走了一圈，半开玩笑地说：“张姐，孟夫子，你们二位是我的左膀右臂噢。”他没有说错。一个左右了苍茫大地沉浮的人，一个“扭转了乾坤”的人，最后就剩下这两个年轻女子，扶着他走到生命的终点。
李志绥出生于北京，祖父做过清朝皇帝的御医，父亲曾留法勤工俭学，后成为国民党的高官。李志绥十六岁受洗为基督徒，在抗战结束的前一年毕业于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曾任职南京中央医院，一九四八年底赴澳大利亚悉尼，担任海上的船医，一九四九年六月，应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之邀从香港回到北京，在香山“劳动大学”(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代号”门诊部工作，一九五○年秋季进入中南海门诊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四月获毛泽东接见，专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并在毛健康恶化病危之际任医疗组组长。毛死后，李志绥曾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回北京复职三○五医院院长，年底退休，一九八八年八月与妻子同赴美国芝加哥与儿媳团聚。他的回忆录，就是旅居美国以后，花了三年时间在芝加哥的寓所里完成的。李志绥一生的经历，无疑是极为特殊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他的多幅与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合影，更为他在毛话题上发言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提供了有力的左证。他的保健医生的职业，也颇为方便和不可避免地接触和了解到毛的大量隐私，包括毛的病理状况、性能力、性心理、性观念和性习惯。这绝非藉助来源于别人的材料，进行想象发挥的「小说家言」可以相比。绝大部分读者的判断是，它是真实的。我以为，即使没写“性生活”，或者即使写了“性生活”，李志绥的书都当然是极有阅读价值的。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或依另一些人说的，工作了十八年之久;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人类的影响和研究价值，也远非一个英国的王妃所能比拟。跟随这样一个人物这么多年，一定有许多独特的见闻和感受，让人饶有兴趣。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只要基本上秉持一种中肯、严肃的态度，它就会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至于写没写“性生活”，为了一个什么目的，为还原于真实还是为了钱去写“性生活”，他到底写了多少，而且怎样写的“性生活”，其实倒还真是其次。
读者群和影响面的不断扩大，负面批评也随之而来。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首的一百三十五人签名公开信《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从李志绥的个人身份和人格，到此书的目的及出版过程都进行了否定。一些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也出面“证伪”，认为李志绥其人其书都是骗人的。毛泽东的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合撰《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一书，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以相当的篇幅批驳李志绥，还有一部分篇幅用以温馨地回忆毛泽东。当然，这些批判遭到了声势更为浩大的反击。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正面评价，都是基于“非毛”的立场;几乎所有的负面批评，也都基于“护毛”的立场。两种立场截然相反，不共戴天。
张玉凤与毛生的儿子。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后不到四个月，已着手撰写第二本书《中南海回想录》的李志绥猝逝于他在美国的寓所。李志绥的死因，也一度成为人们的话题。美国警方的报告是因心肌梗塞自然死亡，他的次子李二重却怀疑，其父死于谋杀。一是死亡现场洗手间里，一卷厕纸的卷筒中轴被抽出来，拉成一条类似绳索的长条﹔二是牙膏、牙刷被扔进了马桶，似乎是谋杀者以此种方式泄恨，表示李「臭不可闻」﹔三是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是下午四点，而下午三点李二重出门上班时李志绥还好好的。
(转载）
关于张玉凤
张玉风
图片中间是张玉风的儿子
张玉凤原是毛泽东专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车员，一次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连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被“大太监”汪东兴发现后，立即调张玉凤到毛泽东车厢里专门侍候毛泽东。不久又调入中南海丰泽园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编者注：从中可以看出汪东兴对“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时年张玉凤仅18岁。最后又提升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享受正部级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张在毛泽东身边整整侍候了十八年。事实上她与毛泽东同居了18年，这期间张玉凤为毛泽东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儿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泽东亲自取名为“张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儿一样，从母姓)。
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同意张玉凤的要求，无疑给“伟大领袖”的脸上抹黑。当时，华国锋已大权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张玉凤和孩子的命运，问题最后到了邓小平手里，他说：“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
胡耀邦觉得总应该跟人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并进一步安排好张玉凤跟原先那位丈夫复婚，过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说：“她才四十岁的女同志，本身有什么错?是毛主席要了她十八年吆。
在毛泽东死后，张玉凤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为两个孩子正名问题，要求公开承认是毛泽东的儿子。这当然是一道难题。同意张玉凤的要求，无疑给“伟大领袖”的脸上抹黑。当时，华国锋已大权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张玉凤和孩子的命运，问题最后到了邓小平手里，他说：“这类人儿太多，我们不要管什么李玉凤、萧玉凤，不要开这个例，……”。
胡耀邦觉得总应该跟人谈一谈，做做思想工作，并进一步安排好张玉凤跟原先那位丈夫复婚，过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说：“她才四十岁的女同志，本身有什么错?是毛主席要了她十八年吆。”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郑浩中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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