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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有泪
【批毛專集】(二十四)
來源:電子郵件张玉凤救了中国 ？
大纪元【史海】掀杀人狂潮 毛泽东令各地“大杀几批”: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毛要各地大规模地“大杀几批”;嫌上海南京杀人太少 毛亲自督阵;下放“批准杀人”权限;杀人导致民众“恐惧”
《中国数字时代》德国之声｜“巨大的倒退”：新领导下的“毛复兴”:国庆典礼上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领导模式的复辟”;“重新评价毛泽东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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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凤救了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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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奥秘发生在1976年。在这一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党内毛泽东的正宗传人——四人帮及其爪牙即刻被粉碎了，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集团得以躲过劫难,东山再起。
而毛泽东作为当时全党全国唯一说一不二，大权在握的最高领袖，竟然不能通过自己生前的缜密安排而保护自己的嫡派传人，使得自己的一生事业在死后得以延续(像北朝鲜的金日成一样)。
中国历史竟然也就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走上了另一条毛泽东生前完全不愿意看到的发展之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盖出于此)。几亿人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彻底改变。
这确实是人类历史20世纪的最大奥秘：多少智者学人,绞尽脑汁，昼思夜想也不能明白其中就里。
毛泽东其实对后事是作了仔细安排的。他在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不久又颁发正式文件，由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样一来，元老派在中央已没有任何实际权力。陈锡联控制了军队，汪东兴控制了中央警卫团。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舆论宣传工具。如果四人帮一旦上台，元老派(包括邓小平)的人身安全都要成为问题。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虽然两次确定了一个身后的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第一次有毛远新、江青、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第二次又增加了汪东兴、张玉凤，但始终没有变更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的安排。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一点是极为致命的，是导致四人帮灭亡的根本原因。
如果毛泽东当时将华国锋的位置由江青或毛远新取代，那历史将完全是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
从现存的所有资料看，毛泽东并没有将华国锋视为自己的接班人。所谓“你办事，我放心”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稻草文件。从常委会组成人员排序看，应当是毛远新或者江青，从思想体系的一脉相承看，也应当是毛远新或江青。（而且毛从没有单独接见过华国锋——这是华下台后承认的）
没有安排毛远新接替华国锋的位置，可能考虑其资历太嫩，不能服众。那么为何不安排江青接替华国锋出掌中央大权呢?
要知道，如果江青当年接替了华国锋的位置，那就不是粉碎四人帮了，而是四人帮粉碎其它人了。那历史将彻底改观。
为什么?
历史并没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潮流，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中实现的。
好比两个高水平棋手之间的胜负，既取决于实力，更表现在两人临场的即时发挥中。在势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谁在关键时刻出了昏招，谁就是失败者。这个时候，就是偶然性在起决定作用。
如果真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所谓潮流在，那朝鲜的金正日为何能够安继皇位呢?中共50多年的历史中，在党内人事斗争方面，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厉害棋手，各路诸侯最后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但在1976年，他走了一着臭棋，导致全盘皆输。自己的治国理念被后人全盘否定，老婆、侄子、追随者都被抓起来，相当于二世而亡。
高明如毛泽东者，为什么会下这一步臭棋? 为什么在这人生的最后关头，竟然不如一个朝鲜的金日成。
他究竟在哪里失误了? 他为什么会失误? 或者换一个说法：中国在哪里被挽救了?是什么最终挽救了元老派的身家性命?是什么让中国走上了今天的路程?
在事情发生32年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冷静考虑分析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
张玉凤的存在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所谓由于张玉凤使得本来该活146岁的毛泽东只活了84岁，那只是调侃戏说，当不得真的。
由于张玉凤的存在，由于张玉凤在毛泽东晚年和毛泽东之间形成的亲密特殊关系，使得毛泽东在考虑接班人安排时，不得不顾忌江青等人在毛泽东身后可能对张玉凤的不利措施。
毛泽东是精通擅长古史之人，汉高祖刘邦身后戚夫人，赵王如意的悲惨下场是前车之鉴，是不能不考虑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和江青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对江青的个人品质了解还是很深刻的。在政治上，毛泽东可以信任江青延续他的方针路线，但在对待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其他女人方面，江青肯定是一头母狼，积聚多年的嫉妒之火在她一旦掌握生杀大权之后爆发，那对张玉凤肯定是灭顶之灾，毛不得不防(要知道,在毛的最后若干年，江青已被毛完全逐出卧室，不得允许，是不能进入大铁门的，江青仅仅是政治上得宠，生活上已失宠多年了)。
所以，绝不能安排江青及其同党入掌中南海中枢大权。为了更安全保险一些，还要追加张玉凤和汪东兴一道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位忝常委之列，与江青平起平坐。
这造就了华国锋的机遇，毛泽东指望华国锋能够平衡江青与张玉凤的关系，使其各安其分，不要互相伤害。但毛泽东万万想不到，由于江青的专横暴戾，江与华之间很快就会势成水火。
这就埋下了四人帮覆灭的根子。从而保护了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的身家性命(此前毛泽东已下令褫夺了叶剑英的军权)。这是毛泽东生前始料未及的。
历史从此得到彻底改变，后来就有了叶剑英复位，邓小平复出，以及元老派重整河山，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就此走上繁荣富强的大国崛起之路。
究其最初起因竟然是一位不起眼的小女子张玉凤，某种意义甚至可以说: 张玉凤救中国! 历史的进展往往就是如此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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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期，中共曾开展了“镇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曾要全国各地大规模“大杀几批”，于是中国大陆各地杀人如麻。（网络图片）
【史海】掀杀人狂潮 毛泽东令各地“大杀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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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10月06日讯】1950年初期，中共曾开展了“镇反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曾要全国各地大规模“大杀几批”，于是中国大陆各地杀人如麻。
杀人超过人口千分之一
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撰文《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一书中称，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但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
根据中共官方统计， 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一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中国大陆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 人。按照此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超额完成了任务。
书中写道，但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 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毛要各地大规模地“大杀几批”
1951年1月，毛曾表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指令：“各大城市除东北外，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 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
毛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 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嫌上海南京杀人太少 毛亲自督阵
毛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给饶漱石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
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
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 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下放“批准杀人”权限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杀人导致民众“恐惧”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杀人)强化了它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
胡平表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使人慢慢地习惯这种残酷。......就像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压迫性政权……这种大规模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正常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责任编辑：李平）
中港台时间: 2013-10-06 04:50:43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10/6/n39801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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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巨大的倒退”：新领导下的“毛复兴”
《中国数字时代》來源:電子郵件
毛泽东死了，但他还活着。中国领导人不去反思毛泽东的错误，反而对他高呼万岁。观察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德国之声中文网）豆大的雨点打在这位权力最高的中国领导人身上。不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典礼的习近平却不动声色，将花篮端正地摆放在近40米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当童声合唱团献上一首讴歌共产党的歌时，习近平打起一把黑伞，举目远眺。在偌大的广场另一头，毛泽东1949年用带着湖南口音的颤抖的声音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即便毛泽东的名字并不时时出现，但他其实无处不在。
国庆典礼上的中国领导人
逝世近40年后，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掀起了一场意识形态运动，要求他的党深刻地整顿党风，并且犹如文革中一般让国家干部们在会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夺取百万人生命的毛时代的阴暗面却没有人提及。
恰恰相反。”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习近平不久前这样强调。6米半高、5米宽的毛泽东画像高高地悬挂在通向帝王宫殿的天安门城门上。这是中国拍照最多的景点。毛泽东像被作为吉祥物挂在出租车后视镜上，在毛泽东逝世25年后，2001年发行的人民币纸币从一元到100元，正面都是毛泽东的头像。
“毛泽东领导模式的复辟”
德国弗莱堡大学的丹尼尔·莱瑟（Ｄａｎｉｅｌ Ｌｅｅｓｅ）指出，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远离对毛泽东的反思。这位对毛主义进行了研究的青年教授对德新社表示：”政府拉紧了缰绳。我对中国现在搞的意识形态的一套感到非常震惊。”
人们不仅不去反思毛统治下的阴暗面，反而进一步将这位领导人神化。莱瑟认为，现在发起的这场运动是一个大倒退。从电视上，人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坐镇”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会。干部们就像吓坏了的小学生一般在会上比赛谁的自我批评更严厉。莱瑟说，这是毛泽东领导模式的复辟。
“重新评价毛泽东几乎不可能”
自由派评论家章立凡认为，习近平的政策是在人民中以及党内巩固权力。他对中共领导层的担忧分析说，重新评价毛泽东会动摇党的合法性，如果重新评价毛，那么党就会失去已有的地位。
章立凡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确定，它其实没有执政权，也不能高于国家。但事实上它高于法律，并且决定中国的事务。尽管中国领导层陷入改革迫在眉睫的窘境，但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对中共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如果不进行改革，没有政治制度的变革，今后可能出现政治崩溃。
莱瑟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毛更多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不相信这只是机会主义。”他认为，习近平可能确实对毛泽东在权斗中的胜利感到折服，但现在对习近平的这场运动下断言还为时太早。到下一次庆典时，事态会更为明朗。”让我们看看毛泽东１２０周年冥诞会怎么庆祝”，他说。在１２月２６日的庆祝活动上，习近平肯定会又一次来定调。
2013年10月2日 下午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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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农访谈：陈伯达与毛泽东林彪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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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雅：陈晓农你好！今年正逢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也刚好是你60岁——一个甲子的轮回。在这样一个时间里，我相信，你对自己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感叹；对那场你父亲也曾参与，然后又被它打倒的、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给你自己的命运带来“戏剧性”转折的事件，会有很多的反思。你去年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已经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但读者还有一些感到不满足的地方。譬如，关于陈伯达的人格；陈伯达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启蒙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又譬如，你父亲和林彪、四人帮被当作了三十年前的那场浩劫的责任承担者，而在林彪集团那里，一直极力撇清与四人帮的关系，你本人似乎也认为陈伯达与林彪集团不存在“结帮”的关系……诸如此类问题，作为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我很想听听你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人子，你对你父亲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这些看法，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在你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铁血党纪与基督教哲学双重锻造的人格
陈晓农：陈伯达仍有旧式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弱点。譬如他懦弱、古板，性格木讷，拙于口才。一些写批判文章的人讥讽他“像个腐儒”，可说他“同谁也合不到一块儿”，却不尽然。父亲不会笼络人，也从来没有提拔过跟前的人。但他平等待人，尽量按情理解决问题，这就能团结人。毛泽东晚年批判父亲时，说他是“北京军区华北地区的太上皇”，那当然是夸张之辞，但也说明他并非落落寡合之人。他在处理有关问题时，能听取当地领导人的意见，努力平息纷争，稳定局面，使生产较快恢复和发展，尽管其工作也难免有缺点错误，但正如北京军区原政委陈先瑞在回忆中说的：“陈伯达来河北，基本解决了河北安定团结的问题，使河北省顺利成立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如果这算问题，那不是自己否定自己吗？”（见舒云《九届二中全会后的李雪峰》）。所以，父亲是在不经意间团结了人，由此引起一些人的不安，是他想不到的。
从对待人生的态度来说，父亲除了受到党的纪律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也曾受到过基督教哲学的某些影响。他对于厄运，颇能逆来顺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圣经和中国儒家的影响。他年轻时在教会学校教过书，解放后又重读过圣经。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父亲在有些事关大局的问题上能独出己见，譬如，在主张“百家争鸣”，提出“电子中心”论，反对“血统论”，提出“反九大”的生产力路线……（详见陈小雅采访录《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表现出倔强的一面，但其性格里也确有软弱、服从的“迂”的一面，这正是旧知识分子性格上的矛盾处。中国儒家也强调服从、顺从。宋代张载的《西铭》，很受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推崇，被很多文人当作座右铭。解放初，父亲因二十多年没用毛笔，重练毛笔字，此时他把《西铭》全文抄写了一遍。《西铭》中有这样的话：“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将明知要被晋献公处死却不逃走的申生，和甘愿被听信谗言的父亲放逐的伯奇，视为道德的典范。《西铭》结尾的话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其以顺从为人生准则，与耶稣的精神是一致的。父亲在代人受过、被强加罪名时，很少为自己分辨，而总是逆来顺受，为顾全大局而忍辱自污。他1980年在监狱里对工作人员说：“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见萧思科《超级审判》下册630页。）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上述人生哲学的影响。
陈小雅：我注意到陈伯达说过，听天由命，“党就是我的‘天'”，党怎么安排，他就接受怎样的命运。这里，令我非常感叹的是：所谓“君臣关系”，并非完全是一方面强加给另一方面的，而是双方在一种共同认定的政治伦理规则内互动的结果。有这样的臣，固然因为有那样的君；而有那样的臣，年深日久，也必然有那样的君！有这样的党员，也就有这样的党。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我这个看法？我读叶永烈写的陈伯达的传记也好，读你编辑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也好，总有一种感觉，他和毛共事的时候，人性总是得不到舒张，而他和所谓“林彪集团”搞到一起去——尽管你否认这种描述——以后，人性是舒张的，他的人格似乎也变得无畏和勇敢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看法，而原因又是什么？
◇ 陈伯达为何出任中央文革组长？
陈晓农：说到父亲和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关系。父亲说过，他与他们几位是工作关系，没有太多的接触。
陈小雅：我听邱会作的儿子说，他们家原来有一幅你父亲题写的大挂轴，每个字都有小脸盆那么大，内容是：天地驰驱客，英雄清静身；留心千古事，不厌一寐尘。邱路光说，他那时还不知道“寐”字怎么读，所以读成“床”字。庐山会议陈伯达倒霉后，他不得不把这幅字撕了。但那木轴的质地很坚硬，他用斧子劈也劈不断。
陈晓农：我问过我父亲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父亲说：“林彪说话不多，他生活好像很简单。有一次我有事去他那里，见他一个人在过道吃饭，饭菜很简单，也没有人陪他。”“黄永胜他们几位，我觉得都比较老实。他们和我议论过江青、康生、张春桥。有一次黄永胜说，康生这个人，血压那么高了，还在忙着整人，连命都不要了。那时候有一种感觉，要搞倒我，主要是江青和康生。我后来写过一份材料，我说真正的四人帮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这四个人。过去说王、张、江、姚，其实，除了那三个，另一个应当是康生，而不是王洪文。”
最近我看到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里面有一些新的事实。作者写道：“陈伯达一直担任中央文革组长，为什么倒是他主动‘停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动？为什么江青等人对陈伯达有着近乎‘刻骨'的恨？这些费解的事一经点破内幕，顿时令人恍然大悟。陈伯达即便作为‘徒有虚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不能为江青所容，多受江青等人排挤打击，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的念头，都被林彪劝止。‘九大'前很早的时候，林彪对想辞去中央文革组长一职的陈伯达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
父亲一直想辞职，却未能有个了断，看来重要的原因是林彪对他辞职进行了劝阻，目的是为了不让江青的图谋得逞。我觉得林彪和父亲在防止江青等人篡权的问题上有些意见交流，是正当的。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同周恩来也有所交流，在《陈伯达遗稿》第115页中已有记录。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大局而同两位主要领导人进行的工作交流，而并非在搞私人同盟。
至于陈伯达与林彪没有结盟关系，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提出了几点证据：其一，是九届二中全会上“称天才”的语录，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是临时让秘书找的。会上唯一违反常规的事情，是“揪张春桥”，但那是汪东兴提出来的。其二，至少在华北，陈伯达的行为被民间看成是与林彪对立的。其三，庐山会议毛泽东发动“批陈”以后，林彪曾对其下属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林彪的下属们果然照办了。（见萧思科《超级审判》下册630页。）如果有同盟关系，不应有这种落井下石的事。其三，“九一三”事件后，在一系列批林材料中，是毛泽东亲自将“林陈反党集团”改为“林彪反党集团”。
◇ 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为帝王师？
陈小雅：我在读叶永烈写的陈伯达的传记时，觉得主人公有一种“为帝王师”的旧式知识分子情结，你认为有没有？是不是作家对他的行为诠释传达了错误的信息，或者我这个读者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陈晓农：这个问题我没有细想过，但我觉得“为帝王师”可以说是儒家的一个传统。孔子、孟子都是“帝王师”，他们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自然也都是要“为帝王师”的。接近帝王的，可以直接对帝王进行说服开导，不能接近帝王的则以其策论、奏章等间接对帝王进行开导。儒家是主张积极参与政治的。本来，政治乃天下之公器，人人可以过问。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中央集权制，政治决定权高度集中，这本来也是儒家的主张；另一方面儒家又鼓励士人参与政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结果，参与政治，“治国平天下”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帝王师”了。从这一点来说，“为帝王师”是普遍现象。但我感觉父亲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他只是“记室”，也就是秘书，而不是“帝师”。有人把他和陈布雷相比较，是有些道理的。陈布雷也只是“记室”，而不是“帝师”。
◇ 哥哥陈晓达自杀原因：失恋还是工作失误？
陈小雅：关于你哥哥陈晓达自杀的原因，你能不能谈一下？你父亲对他和李敏的恋爱持何种态度，生活中有没有流露过支持或反对的意见？你认为陈晓达是因为失恋而自杀，还是因为工作失误而自杀？
陈晓农：这件事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已经写过了。我父亲那时很忙，而且我哥哥与李敏来往最多的那个时期，即1958年冬和1959年春，我父亲不在北京。他那时正在福建和广东的农村搞调查，所以他是在他们分手后才知道情况的。那个年代，青年人谈恋爱，不会先向大人声明是在谈恋爱。我哥哥自小与李敏熟悉，他们有来往本来是自然的。至于我哥哥自杀的原因，我在书里也谈了，我认为是多种因素的结果。
我哥哥小时候是个任性的孩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先驱者的后代》，有篇讲陈昌浩儿子陈祖涛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飞机就要起飞了，陈伯达和他爱人也在送行人的行列中，陈伯达的儿子小老虎（陈小达）被保姆抱着在飞机上玩耍，无论如何不肯下来，并且大哭不止。最后周恩来只好说，那就都去吧。就这样，飞机载着四个小伙伴，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起飞了。”父亲也说起过这个情况，可见哥哥的任性。前两年，哥哥在苏联时的一个同学跟我说：“你哥哥学习非常好，他得了金质奖章。极少有人能获得金质奖章。他后来又顺利考上了莫斯科大学。”哥哥的人生道路太顺利了，任性而又顺利，这使他在连续的挫折面前失去了承受的能力。
◇ 文革中的父子来往
陈小雅：以前我们谈过，你父亲在你的教育、升学与择业问题上的干预。下面，我还想请你谈谈你们父子之间的交流情况。父亲经常对你有指导吗？文革大潮中，你们有什么交往？
陈晓农：文革前，父亲在外地出差的时间往往比在家里的时间长，所以很少有与子女交谈的时间。偶尔谈话时，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政治，更不让我们看他桌子上的文件，不像有些高干，随便把文件拿给子女看。（详见陈小雅采访录《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我一生只收到过父亲的三次信，都是我去内蒙后写给我的。其中1966年7月我因公回京，在离家与同事会合将返内蒙时，父亲写给我的一封，已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引用过。原文如下：
小农：听说你明天要回去，今天下午七时来看你，不遇，甚憾。你继续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贫下中农学习，作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并且要随时拿这一点来考察自己，不断教育自己。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党和人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有前途，才会使自己成为人民血肉的部分。不管怎样，我们总只是群众海洋的一滴水。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你永远记着。
匆匆
祝路上平安
爸爸 七月二十日下午八时
还有两封，是我1965年8月到农村以后时间不久收到的，其中9月22日的信内容如下：
小农：你以前来的两次信，都收到了。你给岭梅的信，也看过了。我和妈妈最近都有些事，迟迟未复，让你心里着急，这是我的不是。
你决心到乡里去做普通劳动者，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一个年青人，如果不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熟悉群众的各种事项，知道他们的心，而同群众格格不入，将来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希望你在劳动方面多多注意，要学习各种技能。睡觉最好要有八点钟时间。这样，对劳动和其他工作，都会做得更好。如果睡觉太少，第二天精神不佳，就必然会影响劳动和其他工作，实际会降低质量。对这点，如有机会，可同领导者和同志们商量一下，看看怎样办才有利。
初到乡村，一切不熟悉，当然会有些困难，但持之有恒，困难可以逐步克服的。家里一切都好。妈妈有病（几天内可好），近日到医院住，所以不能给你回信，但她是很关心你的。小英考上了护士，很高兴，岭梅，弟弟，都好，请放心。有些事，由岭梅给你写详细点，我不多说了。祝平安！
此信发出后，10月9日叔宴妈妈给我写了信，父亲又在该信后面附写了以下的话：
小农：妈妈的话说得很对，你要记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静思索，要同群众商量，有什么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众，熟悉劳动，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很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就会成一个有用的人。
匆匆，祝好！
父亲在信中表示支持我到农村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他知道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后，鼓励我克服困难，努力坚持下去。
然而，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因我的身份是公开的，总有人做文章，我难以应对，我的身体也不好，有高血压，于是我向内蒙古安置办公室提出希望更换劳动地点，将身份保密，得到了同意，可当时的混乱局面使事情无法落实。1967年冬，我向父亲秘书王保春谈了情况，他安排我先到医院检查治疗，就和父亲商量让我到工厂去当工人。起初委托天津的同志帮安排，没几天，受委托的同志被江青点名打倒，父亲只好转而委托李雪峰同志帮助在石家庄安排。
◇ 唯一的一次“走后门”，为的是去当工人
陈晓农：1968年初的一天，父亲领我去了李雪峰家。父亲对李雪峰说：“麻烦你安排他到工厂当个工人。绝对不要让他当干部。让他当个学徒工，从学徒做起。”这样，我就到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当了学徒工，学徒期是两年半。1970年父亲倒台后一个月，正是我学徒期满转为一级工的时候。从此我就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直到1979年12月才有了第一次探监的机会。
我在工厂时，身份是保密的。父亲倒台后，1970年底，省里已将我的情况通知厂里，但表面仍一切照常。那时，父亲的一个秘书、原8341部队干部缪俊胜给我写过信，告诉我不能回家，信里没有解释任何原因。1971年新年过后，我很苦闷，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想自己回家看看，就跟班组领导说了。车间书记马上找我谈话，说省里通知，我不能离开石家庄，并说这样做是对我好。我才明白父亲完全倒了，而且倒得很奇怪，很神秘。10月份传达林陈反党集团文件后，厂领导和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话，说我的身份公开不公开由我自己决定。我想这时候了，不公开别人也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必要，就在车间会上公开了身份。一些朝夕相处的工人直到此时才知道我的情况。
……
父亲平时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他对子女当然也这样要求。他倒后，“小小老百姓”这句话也被人加以种种罪名。其实，这句话不过是吐露了他希望离开官场，过百姓生活的心情。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刘盆子”。“刘盆子”是东汉末年一个放牛娃，因是皇室远亲，被起义军强拉出来当了傀儡皇帝。父亲自比“刘盆子”，以表明接受任职的不得已。
父亲本人尚且不愿滞留官场，又如何肯让子女再入官场呢？父亲平生没有为任何亲属谋过一官半职。专案组调查了多少年，也没查出他谋私利、用私人的证据，他的所有本家亲属都是老百姓，只不过他曾走后门为儿子谋过一个学徒工的位置。
一个人总有他的本色。就像许世友征战几十年仍在多方面不失僧人本色一样，父亲为中共中央服务几十年也仍持有书生本色。
◇ 欲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陈小雅：从陈伯达一生的行为轨迹看，他确实实现了儒家倡导的信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陈晓农：作为书生，父亲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福建读书人自古就有亦官亦民、弃官为民的传统，官民界限看得淡。朱熹为闽学的开山祖师，一生多次弃官为民。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父亲的书法即取“仲晦”为笔名。明代泉州人李卓吾，别号李温陵，也是弃官为民。清代主持泉州清源书院的陈寿祺，是父亲曾祖父的老师，也是辞官讲学者。父亲希望像前辈乡贤那样回归民间，即便得不到许可，也自视是百姓，与其自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不无关系。
我下乡前，1965年春夏间，父亲对全家人说过，他正式向中央提出过下放的请求，但没有得到批准。父亲晚年说：“毛主席知道我想离开，想了很多办法留住我。他提出办《红旗》杂志，也是想留住我。”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父亲提出过下放的请求。六十年代，他又提出过退休的请求，受到了刘少奇的批评，《陈伯达遗稿》第142页有父亲对此事的记录。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父亲觉得累了，想换个环境或退休为民，应当是不难理解的。
陈小雅：据你看，陈伯达提出下放也好，退休也好，是因为什么原因？
陈晓农：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曾述及他在建国前后起草过《七大政治报告》、《共同纲领》、《宪法草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等重要文件，以及他第一个提出在文化科学上应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一个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在“人民内部”后面加了“矛盾”二字）；以及在八大决议中提出发展生产力是首要任务，即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等等。
据近来看到的材料，父亲还第一个提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上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所载刘少奇1948年9月13日讲话《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这个政策对五十年代初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父亲的工作量很大，为完成这些工作他已瘁心竭力，疲惫不堪，所以希望休息。一般人都知道军人征战不易，较少想到文政同样艰难。正确的内外政策和根本大法，对于新政权的稳固至关重要，所谓“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陈小雅：除了“疲倦”，还有没有失望的成分在其中，觉得若不能实现理想，不如退而“独善其身”？我知道，他年轻时代是很有雄心壮志的，譬如他给自己取的笔名叫“伯达”，实际上是斯巴达克思的音译；他还发起过三十年代轰动全国的“新启蒙”运动，你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个被历史湮没了的“镜头”……陈伯达如果对照他的晚年，是不是距离这些理想目标太远了？
◇ 陈伯达首倡的三十年代“新启蒙运动”
陈晓农：关于新启蒙，应由历史学家根据原始文献来研究。概括地说，新启蒙运动有两大主题：抗日和民主。其纲领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的启蒙运动，……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见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1936年9月10日）
新启蒙运动主张团结文化界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组织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号召“组织全民族的抵抗，来挽救民族大破灭的危机”，并强调民主和思想自由。我父亲在《哲学的国防动员》、《论新启蒙运动》、《我们还需要“德赛二先生”》、《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无罪》等文中对新启蒙运动作了论述。
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还有张申府、艾思奇等，响应者比较广泛。父亲说，张申府当时在清华大学讲授西洋哲学，他们曾多次见面，商讨新启蒙运动的事。和艾思奇则是文字交流，艾思奇那时在上海。新启蒙运动的历史作用如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所说：“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凡是救亡运动所能波及的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多受了它的影响。”（见该书1962年版第二卷330页）
2003年初，李慎之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说：“现在，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见2003年《炎黄春秋》第3期）
其实，官方史书不提新启蒙的原因很简单。父亲倒后，新启蒙是受批判的。代表性的批判文章，我见到的有1974年第9期《学习与批判》上的《陈伯达尊孔反共的一生》和1978年《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上的《“国防哲学”就是投降哲学——评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等。
198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对新启蒙运动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评价。此后一些著作陆续有所介绍，但中央权威部门的出版物对这一运动仍是不提的。
无论是头等大事化为不值一提的小事，还是父亲提出的主张，有的在实行时走了样，有的只被部分采纳或未被采纳，总之，父亲挑担子挑累了，想换个轻活儿或好好歇息，这是实在的想法。此外，他感觉到与领导在思想上有分歧，也是想离开的原因。
父亲想下放和退休的请求未被接受，此后他服从党的纪律，继续为中央服务，但是，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基本不是积极主动，而是被推动着工作。对很多事，他是勉强、甚至是违心的。他还时不时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异议。所以，毛泽东说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周恩来1970年9月3日也指出：“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叶群同年10月13日在写给毛泽东的检查中也说“陈伯达动不动就撂挑子”。这些说法，印证了父亲与领导在思想上存在分歧的事实，印证了父亲晚年确有离开中央之意。至于他在中央的最后阶段再度要辞职却最终未能辞，原因在前面已说过，是因接受了林彪的劝阻，防止江青趁机揽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主要的，是父亲提出并坚持“唯生产力论”，不肯认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思想路线上的分歧是“从来没有配合”、“长期不合作”和“动不动就撂挑子”的根本原因。
当然，父亲想离开中央，是希望能好来好去，好聚好散，“安得君恩许归去，东陵闲种一园瓜。”东陵侯被废后学种瓜一类故事曾是他乐道的。可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在被关押十年之后又被判了十八年重刑，对此他只能听凭摆布。
◇ 陈伯达与周扬的厄运
陈小雅：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你曾谈到你父亲和周扬1982年4月会晤的情况，但以后两人的间接交往情况没有多谈。最近，我看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里面又提到这件事。他的意思好像是，周扬犯错误，与他和陈伯达的交往有关。但在我们看来，那是周扬的觉悟，当然，也与陈伯达的觉悟有关。你能补充一些这方面的细节吗？
陈晓农：1983年5月周扬发表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讲话，事先父亲并不知道，报上刊登以后，父亲看了也觉得提法很新，随后翻阅了一些文献。不久，报上有一些商榷的文章，语气尚和缓。很快，周扬委托一位同志来询问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记得父亲当时想了一下，约略谈了几点：“‘异化'的提法，马克思早期用得多些，晚年用得少些；他后来更多地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解释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还需要人们继续研究。”9月底，父亲因腿疼加剧，住进位于小西天的解放军262医院，10月份，报上突然对周扬点了名，并把周扬文章的观点上纲为反对社会主义。父亲很感意外，对我说：“糟糕，这样一来，周扬会很难过的。”我回答说：“不会吧，他过去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父亲说：“那不一样，现在他年纪老了。”父亲一时很焦虑，说：“不会是因为跟我的来往连累了他吧？原来约好出院后和他再见一面。看来只好拖一拖了。”
父亲再也没有机会和周扬见面了，他出院不久，周扬就病倒了。父亲看了胡乔木写的批判周扬观点的长文，对我说：“胡乔木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他过去基本上没有写过哲学方面的文章，对哲学问题不熟悉。”我说：“他过去好像写过一篇评论尼赫鲁的哲学的文章。”父亲说：“那不是哲学文章。”停了片刻，又说：“总之，这些问题是属于比较高级的理论问题，应当允许讨论，不能这样随便下结论。”
前两年听说，胡乔木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命而作，究竟是怎么个情况，我还不清楚。
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曾说周扬和父亲“先后轻重不一跌入俄狄浦斯厄运”。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位努力避免做坏事，却偏偏躲不开命运的摆布，在无意中犯了杀父娶母大罪的底比斯国王。俄狄浦斯知道真情后，刺瞎自己的眼睛，把自己流放出国，在雅典附近的科洛努斯死去，在那里被大地吞没。这是古希腊最深刻的悲剧故事。古希腊最杰出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将其写为剧本后，亚里士多德称该剧为“悲剧的典范”。你可以说周扬和陈伯达这两个文人有这样那样的大过，但应明白，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在特殊时期的一些所作所为和他们自身的命运，本质上不由他们自己主宰。他们像俄狄浦斯一样坦诚，也像俄狄浦斯一样以实际行动改过。
◇ 对父亲的总印象
陈小雅：你是陈伯达诸多子女中，陪父亲度过最后几年时光的孩子。在访谈该结束时，可不可以再概括说几句？
陈晓农：父亲原本是个教书匠，从17岁开始，先后在惠安和厦门的许多小学当教师。22岁在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30岁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讲授世界经济，后到北平中国大学讲授先秦诸子，同时先后主编过《民族战旗》、《华北烽火》、《长城》、《国防》等抗日救亡刊物，其一面为教育操心忙碌，一面为救国呐喊奔走，如他年轻时一位乡亲的调侃：“七文钱的面孔，为国担忧。”33岁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教书。建国后也曾主持马列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他一生中教过的学生难以记数，然而一旦以言获罪，身陷狱中，则划清界限者有之，毁师求荣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不过也有一些态度迥异者。
史立德、张楠、王拓都是原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和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士，在父亲去世后，他们不顾年迈体衰，不避时忌，拄着拐杖来到告别室，在父亲遗体前痛哭失声，其情其景，难以言表。而马列学院的学生中，只有洪禹一人到场。
偶尔我也遇到过老百姓中的父亲的学生。1982年春我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先在发行科工作，不久，因图书资料室缺人，领导让我到该室跟一位老先生学古籍编目。老先生名鹿辉世，解放前曾在辅仁大学教历史，是陈垣校长的助手，后因病辞去教职，解放初病愈想重新工作时，却因曾是北京市的参政员，去有关部门登了记，结果被分配到外省教小学。他是退休后被杂志社临时聘用的。鹿老先生一见到我就说：“我也是你父亲的学生。那时我是中国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你父亲是教国学系，但他讲大课时我也去听过。”
过了两天，我想到“鹿”这个姓很少有，就问老先生：“您老家是哪里？”老先生答：“河北定兴。”我又问：“那鹿传霖……”“是我曾祖。”老先生应声而答。
我俩的话马上多起来。老先生问到我的高祖陈金城，谈到他熟读过陈金城老师陈寿祺和寿祺之子陈乔纵的书，还说他自己跟吴承仕先生也很熟，当年还有人想介绍吴承仕的女儿跟他谈对象……。似乎世界一下就变小了。
说来奇怪，鹿传霖是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陈金城只是道光年间的刑部主事，哪跟哪呀，可他们的后代碰到一起就觉得很投缘，也许就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吧，我和鹿老先生成了忘年交。父亲得知有这样一位文史专家做我的老师，也很高兴，叮嘱我一定要跟老先生好好学。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单位领导嫌老先生已年过七十，硬把他辞退了。
回顾此生，我总会想起宋代陈与义的两句诗：“多少人间事，天涯醉又醒。”人们总是在事情过后才容易清醒些。想来，将来的人们，会比现在的人更清醒些。
陈小雅：在这方面，我倒是认为，将来是既可以进化也可以退化的，关键看我们今天怎么做。无论如何，非常谢谢你能够接受我的访谈！相信许多读者都会对此感兴趣的。
（转自共识网2013-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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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元老评林彪：功劳最大，下场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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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42周年之际，一名中共元老化名“雪老”发表《林彪没有死党，他自己就是毛的死党》一文指出，在军事将领中，林彪对党的功劳最大；在党内斗争中，林彪的下场最惨。被视为林彪死党的海军政委李作鹏被指控放走林彪，事实上是周恩来一直不下命令封锁山海关机场。这名元老援引李作鹏的话说，只要封锁机场，十个林彪也跑不掉。李作鹏在牢里想了十年才明白，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林彪不跑。全文如下。
眼看又到“9.13”了。这两天血压比较稳定，和同志们谈谈林彪事件。42年了，今天看，这是一件大冤案嘛。
党内斗争，林彪下场最惨
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一样，容易的早就平了，剩下的都是难平的。不算1979年以后，之前的冤案，至今没有平反的还有两个，一是高饶反党联盟，现在看，哪有什么联盟嘛，反高岗的倒是有一个联盟，刘、周、陈、邓嘛。第二个就是林彪反党集团。林彪和他手下的黄吴李邱，其实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这么多年过去，没有发现政变的证据。所谓反党集团是捏造的嘛。
高岗与林彪很有渊源，115师就是红一方面军加陕北红军嘛。解放战争在东北，两人也配合默契，林彪会打仗，高岗善于组织后勤保障、搞经济建设，两人惺惺相惜嘛。高岗和彭德怀关系也很好，彭德怀说抗美援朝的胜利主要靠了两个麻子，一个高麻子高岗，一个洪麻子，就是志愿军的后勤司令洪学智嘛。后来高岗挨整，林彪、彭德怀心有戚戚，但毛吹了风嘛，所以都不再为高说话。六年后就轮到彭德怀倒霉了嘛，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被打成反党集团，林彪也上山批彭嘛。再过十二年，林彪也倒霉了，下场更惨，尸骨无存嘛。中国人形容下场最惨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死无葬身之地”，二是“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这两条，林彪全占了嘛。一家三口，死在异国他乡，尸骨不全，惨绝人寰嘛。
林彪对党的功劳最大
军事将领中，林彪对党的功劳最大。主要体现在两个历史阶段，一是长征，他率领的一军团，对于保卫毛和党中央居功至伟，当然这时彭德怀也有大功嘛。二是占领东北，这对于我党夺取全国政权是决定性的。七大选出11名政治局委员，派去东北4个，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可见这个宝押得有多重。林彪这时只是中央委员，彭真是东北最高首长——东北局书记、东北联军政委，但后来局面不利嘛，毛下决心易帅，把东北交给林彪，任命他做东北局书记、东北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成了他的副职。这个决策在今天很难想象嘛，用一个中央委员当书记，用政治局委员当副书记。这就是战争年代，夺取胜利是第一位的，其它顾不了那么多嘛。事实证明，毛的这个宝押对了，林彪不负重望，拿下了东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挥师百万大军入关，一直打到海南岛。
古语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林彪真正做到了这一条。东北战场，他乾纲独断，谁的帐也不买，甚至在战略上坚持自己的判断，给中央发报说“请主席头脑清醒思考之”。这样的话，连彭德怀也不敢讲嘛。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军仁川登陆，金日成招架不住，向毛求援。毛召集政治局会研究出兵，大家都不赞成。林彪明确反对嘛。毛心中的挂帅人选，第一是林彪，第二是粟裕，结果这两个人都称病。这件事毛对林彪产生了成见，多年后还说“给林彪发了转业费”嘛。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要与主席分出是非曲直，这就犯了毛的大忌；而林彪在关键时刻，始终维护毛的威信，是毛的铁杆粉丝嘛。1958年毛头脑发热发动大跃进，造成大灾难，1959到1961年，农村饿死3000万，城市经济也出现严重困难。毛一看事情搞砸了嘛，宣布退二线，把刘少奇推上一线，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刘当选国家主席，从此中国两个毛并列嘛。经过三年整顿，实际上全面纠正了毛的大跃进错误，经济有了起色，建国以来第一次执政危机，成功化解了嘛。
七千人大会林彪保驾有功
按照党章，1961年应该召开党的九大了，但这时开九大，毛能不能保住领袖的位置，至少毛自己没有把握嘛。林彪笔记中分析毛，“他最大忧虑在于表决时能得到多数否”。从1961年1月开过八届九中全会后，五年里没有开过中央全会，更不要说党代表大会嘛。工作怎么布置呢？毛很聪明，他不开有法律效力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而是开“中央工作会议”。我们党历史上最有名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数1962年春节期间在北京开的“七千人大会”。全国的县委书记、厂矿书记都来了嘛。刘少奇作报告，反思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过去总讲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这次恐怕要反过来。彭真也说，毛有错误，也要检讨。关键时刻，林彪出来保驾嘛，他在大会上发言说，毛最实事求是，总是离实际不远，总是八九不离十，过去几年我们遇到困难，是因为没有按毛的意见办。毛带头起立鼓掌，说“讲得好”，还叫他整理成文章，发给全党学习。这次保驾，对毛至关重要嘛。毛四年后拿下刘少奇，决心也来自这个时候嘛。
毛发动文革，最坚强的盟友是林彪。毛有30年没有穿过军装了，1966年却穿上新军装，表明了他要依靠军队嘛。林彪1959年主持军委后，把军队变成毛卫队嘛，树立一个榜样叫雷锋，核心不是什么做好事助人为乐，而是做毛的好战士嘛。没有林彪，毛很难发动这样一场颠覆全党的政治运动。
林彪难逃兔死狗烹
李锐同志说过，毛最喜欢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林彪。这是很准确的。但再喜欢，也是工具，一旦用不着了，或者刺手了，就兔死狗烹嘛。九大以后，刘、邓、周的势力都受到致命打击，毛威望空前，成为红太阳，这个时候，林彪的抬轿子，没有太大意义了嘛。张春桥、姚文元比林彪更有理论高度，是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衣钵传人嘛。林彪对文革不理解，对文革派看不惯，党内军内威望也太高，这些都给他留下祸患。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讲话暗批张春桥、姚文元，开始毛不以为意嘛，后来各小组讨论一呼百应，张春桥和姚文元跑来求救，抱腿痛哭，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嘛。毛暗暗吃惊，林彪的势力超过了当年刘少奇嘛。这个时候，毛对林彪警觉了，不舒服了，想修理他嘛。但毛是策略大师，他写了一篇短文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如何如何，麻痹林彪嘛。林一方面觉得毛出尔反尔，耍弄自己，心里有气，但又被毛迷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拒不出席批黄吴李邱的“华北座谈会”，也不给毛写检讨。在党内，从不检讨的只有毛和林彪二人嘛。而毛特别喜欢别人写检讨，不仅高级干部，就连身边的警卫、护士出了小错，都要写检讨书，有时一次还不行，要反复检讨多次。在他看来，写检讨体现了一种思想上的臣服，检讨书放在保险柜里，就是一个把柄，什么时候要搞倒你，把检讨书公布出来就好了嘛。邓小平为了出来工作，向毛多次写检讨，毛后来允许他恢复工作，但前提是把邓的检讨书向全党公布了，里边说“永不翻案”等等，成为邓的紧箍咒，一直到死，他都不敢做赫鲁晓夫的报告嘛。
1971年五一节，林彪拒绝上城楼，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再三哀求他才出来。和毛坐在一张圆桌，两人互相不理睬嘛。没有几分钟他就回家了。后来他求见毛，毛就是不见嘛。直到这个时候，恐怕毛还认为林是个“娃娃”，没当回事。7月毛开始南巡，一路讲党史，讲纪律，旁敲侧击，一贯手法嘛。这个时候，林立果想暗杀毛，但也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具体实施。后来传达文件说暗杀计划被毛挫败，不是事实嘛。
最诡异的，是林彪女儿林豆豆居然成了周恩来的卧底。我党的情报工作有光荣传统。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傅作义、陈布雷的女儿都是中共党员，关键时候发挥重大作用。这个法宝保留到建国之后，各领导人的秘书、司机、厨师、警卫都由中办安排，等于是中办的眼线，一举一动，毛都能了如指掌嘛。直到毛死后，李先念去玉泉山找叶帅谈话，叶帅都要打开收音机，就是防窃听嘛，可见他对身边环境警惕到什么程度。林豆豆爱父亲，痛恨母亲和弟弟，总理大概利用她这一点，要她保护林彪，有情况就要向中央报告。叶群、林立果商量事情都背着豆豆，让豆豆更加怀疑。其实没有豆豆报告，中央警卫团也早收到密令，对林的一举一动严密监视嘛。
“9.13”坠机没有悬疑
总理接到林豆豆报告说林彪要跑，打电话问叶群调专机干什么，让林立果和叶群惊惶失措，9月12日毛提前回到北京，在丰台又找人谈话，风声传到林彪那里，林立果和叶群更慌乱了，他们心里有鬼嘛。刘少奇没有二心都死那么惨，我们可是真正有二心的，一旦被毛发现，那还了得嘛。他们动员林彪跑，林彪并不情愿，但吃了安眠药，判断力与行动力都有问题，帽子都没有戴就跟着上车了，57号文件说“仓惶出逃”嘛。林豆豆后来一直坚持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劫持走的，因此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还坐了几年牢嘛，但她至今还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的飞机究竟是如何掉下来的，版本很多。主要是我们信息不透明，官方说法缺乏公信力嘛。但这些年出版了许多著作，包括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在香港出了回忆录嘛，应当说情况还是比较清楚的，特别是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当时都在一线处置，最了解情况，导弹击落的说法，子虚乌有嘛。苏联发射导弹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黄吴李邱都是9月24日才被捕的，之前一直参与军机，这时蒙古使馆工作人员已经看了现场，拍了大量照片送回国内，如果飞机是被击落的，当时就会有判断，但黄吴李邱也不知道有苏联导弹这回事。看来迫降失败坠毁，还是很可能的嘛。
有一种说法，说从黑匣子中听到飞行员潘景寅与地面的对话，论证飞机原来要飞广州，潘受汪东兴的指使，偷偷改变了航向，绕向北方，这是无稽之谈嘛。256号飞机的黑匣子至今被俄国密藏，中国怎么可能解读？如果当时有通话，吴、李都在空指，怎么会不知道？况且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证明，在去机场的路上，他听到后边坐的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可见预定的目的地就是苏联。从林彪特别是叶群和林立果的心理来看，既然逃了，就要逃到毛的控制范围之外，否则有何意义？王立军都明白这个道理嘛，林彪怎么会不懂？
林彪没有死党，他自己就是毛的死党
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广州军区也是林彪死党控制，都是瞎编嘛。林彪哪有死党？林彪本人就是毛的死党。空军司令吴法宪是林彪一手提拔的，得知林彪飞走后，他积极向周恩来建议派歼击机打下来嘛。海军政委李作鹏被指控放走林彪，事实上是周恩来一直不下命令封锁山海关机场，李作鹏说，只要封锁机场，十个林彪也跑不掉。他在牢里想了十年才明白，毛和周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他不跑嘛。总后部长邱会作，长征前负责掩埋物资，干完后差点被组织灭口，是周恩来救了他。黄吴李邱都是毛的信徒，周的粉丝，四个人都不知道林彪要逃，如果他们知道，没有一个会跟着走，在毛与林之间，他们只会选择毛。
毛的嫡系思想很重，他的嫡系就是“双一”嘛，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双一是毛从井冈山带出来的部队，是最亲的亲兵。黄吴李邱都是双一出身。而林彪是双一的代表，红一军团的创始军团长。历史上我军有四个山头嘛，朱毛的一方面军，贺龙、萧克的二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的四方面军，刘志丹、高岗的陕北红军，陕北红军后来合并到红一。长征后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五千多人，加上陕北红军共二万人，改编成115师，林彪当师长；二方面军二万人，改编成120师，贺龙当师长；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和西征消耗，剩下的二万人，改编成129师，刘伯承当师长，原来的统帅徐向前，只是副师长。一、二、四方面军这三大山头，一直延续到文革，说到军队干部，首先要问是哪个方面军的。建国后几十年，毛一方面重用“双一”将领，他也懂得牵制的重要，有意用了一些四方面军的人做大军区司令，如武汉军区陈再道、南京军区许世友、沈阳军区陈锡联、北京军区李德生等，让这些人心怀感激，更懂报效嘛。林彪事件后，毛对“双一”不再倚重，反而重用四方面军的李德生、陈锡联。
最信任的人出了问题，老人家很尴尬嘛。所以毛表面上很旷达，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嘛，其实心头受到重创。历次被他打倒、整死的老干部，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反对他，要背叛他的，彭德怀至死都强调，我没有反对毛。而林彪对毛确有看法，笔记中称他为“老东”，说他一贯功劳归于自己，错误归于别人嘛。乳臭未干的林立果，竟直接对他动了杀心。刘少奇只是与他政见不同，从不敢公开批评他，而林立果主持的《571工程纪要》直接骂他是秦始皇、绞肉机、B52。我相信毛看《571工程纪要》时，肯定有三国王朗的心情嘛。所以林彪事件之后，毛又惊又气又羞又悔，急火攻心，七二年一月，肺心病发作，突然休克，几乎一命呜呼。虽然抢救回来，但元气大伤，从此健康每况愈下。那个自信、潇洒、谈笑风生的毛泽东消失了，变成多疑、易怒、伤感、衰老的老人家。
林彪事件宣告文革破产
1971年的9.13，对中国可以说是天崩地裂。它在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破产，毛失去了最忠实、最可靠的盟友，也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出了大洋相嘛。毛自己深知这一点，要求对他的个人崇拜降温。文革中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停止了，各地的毛塑像大部分拆除了，一大批将帅恢复工作了，毛像章也不用戴了，只有总理，一直戴到死嘛。
从表面上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是对立的，但江青背后是毛，江青的主张就是毛的主张。所以后来江青受审时说，我是毛的一条狗，并不是乱说的嘛。林彪找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发展生产力，被毛否定。林彪同情周恩来，曾要求军队系统支持总理的工作，九大后的政治局，一多半都是军人，大都很尊重周恩来嘛。林彪死后，军队系统对江青集团的权力制衡被打破，王洪文被作为接班人调入北京，十大成了副主席，四人帮正式形成，周恩来的日子从此更难过了嘛。他虽然跃升为党内二号人物，但这是最危险的位置，刘少奇、林彪的下场放在那里嘛。所以周恩来事实上成为四人帮，也就是毛的打击对象，这都是后话了。
文革十年，林彪事件恰好处于中间，前五年可以说是狂热发烧，后五年逐渐降温。林彪对文革是有责任的，首先他做了毛的坚强后盾，其次是把毛捧上神坛。在中国大历史上，他充其量是杨秀清、石达开，不大可能得到正面的评价，但对我党来说，他真是一个大功臣。党内不给他平反，让四野的干部寒心嘛。四人帮被抓后，黄吴李邱以为平反的时机到了，说我们一直和四人帮做斗争嘛，结果不但没有平反，还被送进了秦城，之前在北京卫戍部队监护，基层干部都很客气，现在正式成为囚犯，还要和四人帮同时受审。
权力中心就像绞肉机
林彪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人生的跌宕起伏嘛。林彪1907年出生，18岁考上黄埔四期，20岁参加南昌起义，23岁当军长，25岁当军团长，30岁任115师师长，指挥平型关战斗，39岁成为“东北王”，42岁成为“中南王”，48岁授元帅衔，51岁成为党的副主席，58岁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64岁葬身蒙古荒漠。林彪受过枪伤，身体不好，他也深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建国后以养病为由，蛰伏了十年。但毕竟是凡人嘛，按捺不住，想在政治舞台的中心表演一番，结果折戟沉沙嘛。 回头看这些开国将帅，凡能超脱的，或者早早就被边缘化的，都以高寿善终嘛，像朱德、徐向前、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原二方面军创始人萧克，只授了上将衔，1958年被彭德怀批判后赋闲，他与林彪同年生，但活到2008年，享年101岁，写了部长篇小说，得了茅盾文学奖嘛。而处于权力中心的，都被整得七荤八素，像彭德怀、贺龙、陈毅、罗瑞卿。风流上将黄永胜，建国后一直在广州军区，司令员当得好好的嘛，杨成武下台后调进北京任总长，毛对他极为器重，秋收起义的子弟兵嘛，筹备九大时让黄永胜参加人事小组，还提名他进常委，其中不排除有拉拢他牵制林彪的考虑，可以说一时风光无限嘛。可是不到三年，就关起来了。1981年公审后假释，已经是肝癌晚期，医院住了两年就死了。比萧克少活了30年。所以呀，权力中心固然风光，但也很危险嘛，在阶级斗争年代，就像林立果说的，权力就是一架绞肉机，今天绞别人，明天自己就被推进去了嘛。
我戎马一生，没有多大功劳，也没有多高的权位，但能坐在历史舞台下边观看一幕幕活剧，就很幸福嘛。现在除了血压高一点，没有其它毛病嘛。争取向萧克同志看齐，活到100岁嘛
（来自朋友推荐，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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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回潮？毛泽东挥手铜像在北京铸成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2013-10-04
在中国大陆，各地掀起建造“毛泽东塑像”热潮。图为位于韶山“毛主席纪念馆”的商店。（AFP）
在中国大陆，各地掀起建造“毛泽东塑像”热潮。北京日前举行了一座被称为全国最高的毛泽东铜像的铸成典礼，铜像高12.26米，耗资百万元，将安放在广东清远市的东方红文化广场。
中国官方媒体日前报道，虽然北京“国庆”期间阴雨绵绵，但毛泽东侄女毛小青经营的北京红星韶膳国际餐饮养生会馆却红旗飘飘，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一座据称高达12.26公尺的毛泽东全身铜像由中国红色文化产业发展联合会、中国红色文化联合会及广东省东方红文化广场等单位联合主办了铸成仪式。
中国官方“央广网”报道说，当天包括毛泽东女儿、女婿、毛岸英生前妻子等毛家后人及大批“红二代”人士出席了铜像铸成典礼仪式。现场还出现大量“毛主席最亲”、“共产党万岁”等红色标语。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国家政权的代表性人物。直至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极左经济路线和连续性的政治运动颠簸下，出现了空前的倒退。历经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所谓“毛泽东思想”逐渐被江的三个代表，胡的科学发展观取代。去年年底，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后，当局对毛泽东的推崇又日渐公开。
在武汉的知名作家胡发云就此警告说，中国社会需要警惕近期“毛左”势力日渐回潮的动向。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管是党的高层还是民间、不管是正式官方文件还是学者专家的研究，都已经做出了比较接近于事实真相的评价。今天的很多做法，显然是往后在大踏步地倒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历史动向。我们不希望中国再一次回到毛泽东时代，也不希望回到由那个时代产生的各种各样重大的历史悲剧当中去。”
美国中文政论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认为，中国社会对于毛泽东红色专权时代的留恋，也存在官方和民间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有当局要维护权力的需要，因为毕竟这个政权最初是由毛泽东领导下夺得的，也是（共产党）标榜自己合法性的源泉。在民间方面，九十年代后的经济改革由于成了权贵私有化，使得很多底层民众利益受损。其中一些人开始对毛时代产生了留恋情绪，这也是民间所谓‘毛热’兴起的原因。这种崇拜更多是对权势的崇拜，它和宗教信仰以及当年对毛的崇拜都完全两样。”
上个月，一则有关中国“文革”标志性产物《毛主席语录》即将再版发行的消息，引起中国舆论的关注。官方新华社10月2日突然发布简讯称，经向有关部门了解，所谓“新版《毛主席语录》或年内出版”纯属误传。似乎显示当局，目前并不急于扮演幕后推手的角色。
中国作家胡发云指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崇拜毛泽东的回潮反映出目前中国社会处于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
“各派势力都感觉到，有一种变动即将到来。有的人就希望能够回到毛泽东时代、有的人就希望中国迈向更加民主的社会。这样的一种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较量，就表现在眼下的社会冲突当中。但我想，（共产党）只不过是把这作为政治的武器，延续自己既得利益、历史周期的权宜之计。长远看来，历史大潮流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
中国在实行毛泽东的接任者邓小平有关“经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之后，如何突破政治改革僵局以维系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要求，也是官方主管意识形态部门担忧的问题。习近平在相继接任国家主席和共产党总书记职位后，党内“反腐”整风、党外严控舆论的举动，被外界视为中国政治回归左转路线的信号。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中国新领导层推崇毛泽东的举动虽更多出于维系自身权力的需要，但长远来看，必将扰乱中国长远的发展路径。
“包括现在的执政当局没有意愿，另外也没有力量真正地回到毛时代。重新抬高毛形象主要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以此作为手段打压要求宪政民主的力量。如果这种趋势不得的遏制，倒不会把中国引向又一个毛时代，而是使中国走向所谓‘国家主义’的道路。强调在一种中央高度专制的政府之下，造成所谓的富国强兵，以此否定普世价值。任其发展的话，不但对中国是个灾难，而且对整个世界都会是一个灾难。”
中国“央广网”的报道说，继宁夏师范学院在校园树立毛像之后，目前在北京铸成的毛泽东挥手铜像也将被运往广东清远市，一座尚在修建的“红太阳文化广场”安放。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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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小宁<毛泽东是功高过亦大的伟大的政治家>一文展开的讨论
王虹 來源:電子郵件
实际上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并没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展开，所以事情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应该说是一种思潮（毛泽东思想），或者一种文化。所以任何涉及评价毛泽东的议题都不应该脱离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
毛泽东是一个能人，但他的思想并不是什么顶峰，甚至还不如一般正常思维的普通人来得正确。1971年913之后，我们这一代的很多人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如果至今还没有走出这个认识的瓶颈，那确实应该检讨自己的思维方式了。
在 13-9-20，Beiming Ma<ma.be...@gmail.com> 写道：
大错而特错。
马悲鸣
一群灵魂肮脏，自私自利的小人在争夺利益时达成的妥协就是善政。一个或一组大善人给全民行善时，肯定是恶政。故，一群互相仇恨的人定出的公平报复法则就是善政。一个或一群内部团结相爱的人替天行道，一定是恶政。
反华势力几十年前在国外，主要是在苏联，后来苏联在中国培植起了它的势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才是货真价实的反华势力，是根子在国外的国内反华势力。共产党反华已经几十年了，越来越猖狂，越来越肆无忌惮，残害中华民族无所不用其极，谁也奈何不了。谁来消灭这样的反华势力？
在历史上的各种暴政中，最恶劣的暴政就是理念的暴政。
毛的伟大，在他开天辟地地顽强地以某种人类理想，企图在中国创造一个底层的劳动阶级作统治阶级的国家。
这一点上，恰恰证明毛泽东没有丝毫"伟大"之处。其乌托邦理想，是马克思创建的。第一付诸实施的是列宁。连中共本身也是苏俄以自己的目的一手操办出来的。因此毛根本没有任何"开天辟地"可言。
布尔什维克主义抛弃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中的普选和民主概念，建立党集权和个人集权的极权统治，与其声称的理想完全对立。这在当时，就已经被包括罗莎*卢森堡在内的一些共产党同志强烈地批评并准确地预言了其失败。其后，斯大林建立起完全的个人极权的血腥统治，在实践上已经完全地证明了罗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人所预言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的失败。
而你所说"毛泽东的失败"，恰恰是在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上的失败早已成为现实之后，依样画葫芦地重复了同样的一个失败。在别人已经正确地指出路上有坑之后，还是有人第一个掉进了这个坑，这已经够愚蠢了，难道在这之后*第二、第三个掉进坑的人有任何"伟大"可言吗？真是笑话！他们不过是第一个落坑者盲目的跟屁虫而已*。
而且，从毛的历史经历看（包括他的早期活动，以及其在党内上升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他从来没有真心试图"创造一个底层的劳动阶级作统治阶级的国家"，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造世主、大救星上面，为了自己个人目的（包括在中国皇帝式的独裁权位，以及在国际共运的领袖虚名），不惜牺牲亿万蚁民。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一篇旧文中说，"毛泽东其实是右派"。
毛泽东唯一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他的统治下，无辜死亡的人数，超越古今中外所有暴君，比希特勒用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得多。
小刚
晋高平:但愿这个王小宁不是与 师涛同时受雅虎迫害的王小宁。不然，这个王小宁几年监狱白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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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观察：习总与荒诞
齐之丰 09.30.2013
问卷
观察当今中国，总是能让观察家们遇到种种现象，让他们感到自己陷入一种哭笑不得、十分纠结的伦理和理智困境，无论观察者是学者、记者，还是普通的关心国事、有思想的中国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目前正在推行的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就是这种让观察者哭笑不得、深陷伦理和理智困境的现象。
*荒诞可笑又危险的批评*
以习总为首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正在中国全面推行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习近平为此多次高调发表讲话，并亲自挂帅筹划、发动、领导和参与运动。
在详细介绍、解说当下的中共“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荒诞可笑又危险之前，不妨回顾一点历史。
中共在其90多年的历史上进行了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历史学者们指出，中共历次所谓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归根结底无非是让中共各级“干部和群众”彼此承认自己是坏蛋或混蛋，只有中共现任最高领袖及现任最高领袖的领导是光荣的，伟大的，而且是一贯英明正确的，坏事或错事都是领袖下面的人干的。
不用说，在一般理智正常、精神正常的人看来，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是绝对荒诞可笑的。但在比较专业的观察者看来，这种运动也是危险的，甚至是有致命性的危险。
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指出，中共发动的历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都是以残酷打击批评者而告终。例如，
---在1940年代，也就是中共延安时代，中共老党员王实味响应当时的中共领袖、也就是如今的中共领袖习近平十分崇敬的毛泽东的号召，对中共领导层提出了批评，结果是被用大刀砍头；后来中共承认王实味确实是不该砍头，但那已经是王实味身体和头颅被中共强行分离三四十年之后的事了，王实味的头已经找不回来了；
---在1950年代，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各地机关大力动员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以便帮助中共改进领导作风；毛泽东宣告要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政策，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毛泽东的诚意，提出了意见；毛泽东随后发动“反右”运动，至少50万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遭到延续几十年的残酷打击，被发配劳改，剥夺工资，家人也受到几十年的株连；在被批评是搞阴谋之后，毛泽东又表示他只是搞“阳谋”，目的是“引蛇出洞，”让毒草生长出来以方便彻底铲除；中共后来承认，“反右”运动的打击错误率至少是99%999，但“反右”运动依然是必要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共至今坚持拒绝对所谓“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做出任何道歉，拒绝做出一分钱的赔偿，甚至拒绝补发“右派”分子一分钱的工资；
---在1960年代，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因批评毛泽东不懂经济瞎指挥，导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造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中国人饿死，毛泽东于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整死；
---在2013年8月下旬，湖南网民杨盛显然是响应当今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的“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的号召，以及响应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要摒弃毛泽东一人独断专行的号召，发帖劝谏习近平不要学不得人心的毛泽东，结果杨盛第二天就被警察抓捕，其罪名是“公然侮辱国家主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中共的历史反复显示，中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总是荒诞可笑又危险。就是这种荒诞可笑又危险的现象使观察家们深陷哭笑不得的伦理和理智困境。
一方面，中共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说法和做法极其荒诞可笑，看上去比小孩子过家家可笑不知多少倍。另一方面，中共又能随时、随意翻脸、动辄让批评者丧失脑袋或丧失自由，从而让观察家们不由得感到自己以鉴赏的心情和眼光看他人陷入危险是不道德的。
这种荒诞可笑和危险的组合，让观察家又想笑又不能笑，哭笑不得，纠结不已，陷入一种困境，让观察家感到难以挣脱、摆脱、超越、回避、或无视。
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各种迹象显示，迄今为止，看来全世界还没有一个观察家找到一种理想的途径可以超越观察当今中国时难免遇到的这种伦理和理智困境。
*习近平成笑柄（1）*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发动的这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与中共以往历次的同类运动一样，其最明显的特征或标志也同样是让中共各级干部在可控的范围和场合彼此承认，自己是坏蛋或混蛋，只有中共现任最高领袖及现任最高领袖的领导是光荣的，伟大的，而且是一贯英明正确的，坏事或错事都是领袖下面的人干的。
假如说，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发动和挂帅参与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与以往的同类或同名运动有什么重要差别，那么，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大概就是，如今是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因此在中国公众眼中，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这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荒诞可笑。
中共权威通讯机构社新华网报道说：
“9月23日至25日，滹沱河畔，翠屏山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省份河北，全程参加并指导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对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十分关心，要求会议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么，在习近平亲自领导和挂帅监督下，中共河北省委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呢？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批评中共河北省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急于求成，急于证明自己，急于让领导认可；”
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滨批评周本顺：“对干部工作投入的精力不够；”
河北省常务副省长杨崇勇批评周本顺：“希望（周）书记能够强力推进决策落实；”
周本顺批评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干事过于急躁，有时过于追求规模、声势和形式；”
赵勇批评周本顺：“对扶贫工作过问不够。”
在习近平如此亲自披挂上阵、亲自督阵之下，中共河北省委进行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中国网民的笑料，习近平也由此成为大众笑料。
中国网民这种难以压抑、难以自制的笑声之大，显然连中国官方媒体和习近平本人也无法完全忽视或无视。
*习近平成笑柄（2）*
鉴于趋利避害是全人类乃至大多数高级动物（如猴子或狐狸）或低级动物（如蚯蚓或海蜇）的本能，鉴于中共已经三番五次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为由头对批评者实行残酷镇压或打击报复，中国公众和中共干部早就学乖了，学猾了。众所周知，在可能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耍弄，被别人“引蛇出洞”打死打残，或当成“毒草”除掉。
因此，每每遇到中共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共所说的群众和干部）为了表示服从、服帖、对中共没有二心，或为了蒙混过关而自保，便向中共各级领导人提出“我对领导最大的意见是领导工作太拼命、太不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之类的批评。
这种荒诞可笑的局面也导致许多政治学和文学研究者提出，自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至今，中国的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超大规模的荒诞剧；其演员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其总导演是中共最高领袖，其舞台是整个中国大陆，其中没有非荒诞特区。
习近平本人显然知道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令全中国和全世界感到荒诞可笑。从习近平发表的有关讲话和中国官方媒体所做的有关报道来看，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显然是力图避免让习近平和他所领导的中共再度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
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网的报道，习近平到河北亲自督阵，领导和参与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对中共河北省委说：
“我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可不是听你们讲莺歌燕舞的，要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于是，在习近平的直接统帅监督下，中共河北省委成员做出了上述让全世界、全中国忍俊不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习近平做出了认真的努力，力争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看到中共这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真刀真枪、货真价实的，不是装模作样的荒诞剧。然而，习近平的一番努力显然只是使他本人、使中共河北省委以及中共政权显得更加荒诞可笑，让中国网民笑翻了天。
在当今中国，由于直接嘲讽或批评习近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权依然有现实和当即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如杨盛以及其他许多例子所显示的），中国网民的嘲笑性评论只能是迂回曲折，大都不敢或不能直接提及习近平，但网民们的价值观和娱乐嘲笑对象清晰可辨。
这种娱乐嘲笑如今已经有两套版本，一套是现代的，一套是借古讽今的，其代表作如下：
“听说河北兴起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领导们相互‘严厉’批评。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这事小学的时候就做过了。当时班主任叫同桌互相写对方的缺点与自己的缺点，由于那个年代同桌椅子是长凳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义愤填膺的写下：『小婷缺点：屁股太大，总是挤到我坐的面积。我的缺点：长（得）太帅，让小婷过于自卑。』”
“西门庆对武大郎说，我今天必须批评你，出门老是不关好门窗。武大郎委屈的说，大官人，我也提醒你一下，你来我家时，不要被隔壁的王婆看见好伐。潘金莲满脸娇羞，武大郎一本正经的批评，娘子，下次晒衣时，注意晾衣杆，高空坠物很危险滴。潘金莲说：死鬼，下次能再晚点回家么”
还有中国网民把习近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图片并列贴出，算是一种评论。
观察家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如今将习近平与大多数中国人所强烈鄙视的金正恩相提并论，因为公众和网民认为习近平跟金正恩越看越相似，其相似之处包括：
1）习、金两人都肥胖，而且两人都喜欢炫耀自己喜爱体育运动；
2）习、金两人都是靠自己的老子而不是靠选民的选票当上了执政党和国家元首；
3）习、金两人都是不学无术、志大才疏，但又刚愎自用，无知无畏，除了老调的宣传和铁腕的镇压之外，治国的理念、思想和政绩乏善可陈。
对中国公众和网民所表达的这种对习近平不利的言论，中共当局已经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有力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大张旗鼓地直接抓捕言论者，以威慑、震慑、恐吓其他胆敢发表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的人（如抓捕湖南的杨盛）；再就是防患于未然，尽力封锁或阻碍网民有关的言论。
如今，中国网民假如在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搜索“习胖”，便会立即得到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超荒诞可笑的告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习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一告示，显然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法律法规和政策如何荒诞的最生动形象的广告。
*前途未卜的认真批评 *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迄今为止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言行显示，他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中共最高领导人可以一统天下、说一不二、万众仰从的毛泽东时代。
然而，中国网民对习近平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的评论，显示了如今的中国毕竟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要将2013年的中国拉回到1976年之前不是非常容易。
那些嘲讽性的评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不敢发表，无处发表。现在却有不少人敢于发表，而且也能发表，发表了之后又能广泛流传。
这种局面，导致一些中国一波又一波的网民禁不住跃跃欲试，虽然明知中共的所谓“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不是要真心实意要接受批评、承担责任，但还是忍不住提出认真、半认真、或调侃式的、可能给他们招来切身危险的批评。
有网民对中共统治下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运作提出批评：
“河北去年春晚请大腕花费330万，有关领导自我批评说是浪费了！想请教的是，宣传部花的是不是纳税人的钱，既然是，为什么不经人大审批？如果经过了，人大为什么不去监督，而任其浪费？如果人大只起到图章的作用，那纳税人养活人大起什么作用呢？”
有人对中共垄断权力、不准许反对党存在提出批评：
“事实上反对党就是最好的监督机构，包脓养疮是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本能。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填补了没有反对党的纠错机制，但自从‘统一思想’的歪理出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迅速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结果自然是你好我好，满园长草，河北省委的民主生活会，能否脚踏实地，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执政者的明天。”
还有人对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言不及义、回避公众强烈关心的司法正义问题提出批评：
“17年前，一个叫聂树斌的说自己没杀人但被判死刑并执行了；后来，出现了一个叫王书金的坚持说被杀的人是自己杀的，交代的细节和警方查证的证据高度吻合，但检方坚决认为人不是他杀的。河北，今天刚刚批评与自我批评过，明天（9月27日）怎么判？”
观察家指出，上述这些认真的批评意见都是前途未卜的，提出上述意见的人甚至有可能让自己陷入牢狱之灾。
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法规，按照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司法解释，上述言论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类于涉嫌“寻衅滋事”、“诽谤损害国家形象”、甚至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可以顺理成章地“依法”予以拘捕和定罪判刑。
当然，是否入罪，定多重的罪，可以由中共最高当局和中共地方当局任意决定。
不过，关于聂树斌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答案：王书金承认自己杀人，但河北当局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性，对中国全国瞩目的聂树斌案进行了长达9年的复查，依然坚持说杀人者不是王书金，对聂树斌判处和执行死刑没有错误。
河北高级人民法院9月27日作出裁决，提出在共产党国家十分反常的“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判杀人者不是王书金，从而再次创造了当事人坚决认罪、司法机关却竭尽全力、拼死努力为当事人脱罪的荒诞可笑又可怕的局面。
中国著名法律学者贺卫方就此通过微博发表评论和呼吁：
“今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排除了王书金杀死康姓女的嫌疑。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要求该院也遵循同样的原则，重审疑云密布的聂树斌案。我们也郑重呼吁：在聂树斌案重审结果发布前，最高法院不得核准执行王书金死刑！”
千百万中国人担心，河北当局和中国最高法院会迅速将王书金处死，以便让聂树斌案成为一件彻底的无头公案，从而保护当年将聂树斌定为死罪的一系列官员，使他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追究；与此同时，聂树斌的父母将陷入终生的痛苦深渊。
*观察家的看点*
在观察家们看来，聂树斌/王书金案、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习近平亲自发动和挂帅领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都是层层相套的荒诞，都是荒诞可笑又危险的当今中国国情。
中国公众普遍认为，中共所宣传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来都是谎言。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共荒诞可笑的谎言性宣传和荒诞可笑的运动，中国网民已经发明了一套可以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总是合适的评论。例如，
“今天还恬不知耻的公然撒谎！尤其不可理喻的是你明知大家都知道你公然撒谎的时候你依然撒谎！”
“时代不同了，撒谎要增加技术含量！”
现在各方观察家们现在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在互联网时代，在民智大开的时代，习近平当局如何能维持这种荒诞局面，或这种荒诞局面能维持多久。
观察家们正在兴味盎然又忐忑不安地观察。
发表评论 (27)
评论第页，总共3页
作者: 不具名30.09.2013 16:43
一帮裆王朝阉竖围着穿新衣的皇帝玩过家家，耍狗熊，耍猴把戏。
作者: 不具名30.09.2013 16:23
假博士和金三，天生一对。
作者: 老土 发自: 中国30.09.2013 15:48
感觉习近平存在智力和人格障碍，说俗点就是有点二，有点缺心眼。也许这才是他说话办事不靠谱的真实原因。 大家好像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就像是皇帝的新衣，按照常理，谁也不会相信一个总书记会是个傻子。 但是我真地怀疑习近平脑子有毛病，但是还没严重到很容易就辨识出来的程度。 心理精神方面的专家朋友给个说法。谢谢。
作者: 游园惊梦 发自: 紫禁城30.09.2013 15:03
看遍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拿梦来做政策宣言。估计王沪宁想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与“和谐”后，已江郎才尽，不得不拿抄袭马丁路德金，加工出一个“中国梦”来搪塞交差。这个不伦不类的“中国梦”，让中国人困惑，让中国在全世界丢脸。文人不淑，遗祸家国。
作者: HW30.09.2013 13:53
1957年的反右，是毛泽東一生由盛至衰的轉捩点。开始時信誓旦旦，請党外人士发揚愛国精神帮助共产党整風，提出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总之把自己和共产党的信用和威望全部押上。结果原来只是引蛇出洞之陽謀，把至少55萬自以为听毛主席的話，为帮助共产党整風立了功的人士，一网打尽成了右派分子，其实這批右派，大多是对共产党，至少对毛、周的魅力有好感的人，如此下場，情何以堪。那些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当時是绝不会发一声的。当了右派以后，身心受尽磨难和屈辱，有多少人能够捱得到改正那一天。难道这还不是血淋淋的教訓嗎？尔后之反右傾，文化大革命，都是反右的延续。反右的结果，就是中国人从此不说真話。中国今天成为造假大国，謊言大国，皆始于反右。
作者: 不具名30.09.2013 13:50
习大英明盖世无双，是舔菊党棍五毛三生有幸，祖坟青烟冒，但愿习大多搞运动多折腾，哈哈哈。
作者: 不具名30.09.2013 13:40
带路党们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啊.
作者: 不具名30.09.2013 16:22
五毛专制余孽黔驴技穷，到毛垃圾桶里捡垃圾。
作者: 不具名30.09.2013 13:30
“今天还恬不知耻的公然撒谎！尤其不可理喻的是你明知大家都知道你公然撒谎的时候你依然撒谎！”
作者: 不具名30.09.2013 13:29
党委开会，委员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作者: 文章太長也荒誕 发自: 批評為啥荒誕?30.09.2013 13:02
齊先生的評論性報導又香又長,顯然不比習總荒誕遜色 ! 不過,批評若用得對,何錯之有? 媒體每天在做的是啥事?? 建設性非惡意的批評,是促成改善的動力,日本社會就是社會制裁力很強,故人們大多循規蹈矩,不敢作讓人恥笑批評的壞事--- 因為怕別人批評笑話! 至於本文所舉的網民評論,則多數是惡意無根據的詆毀訕笑,也是批評--- 但卻是惡意擾亂,蓄意侮辱--- 當然也會有另一種效果 ! 習近平或許該把"批評"定義清楚,讓善意指陳缺失/建議改善,和惡意破壞信譽,混淆視聽,.. 區分清楚; 後者該使發出者受到應有懲罰,讓言論雖享自由,更應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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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者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最终爆发了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一些有良知的县级官员看到百姓的惨状向上级反映，有的被批斗致死，有的被逼自杀，甚至有的死后尸体还被批斗。（网络图片）
【史海】中共33岁县长大饥荒中自杀:咱们把罪犯下了
來源:電子郵件
【大纪元2013年10月01日讯】中共建政者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最终爆发了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一些有良知的县级官员看到百姓的惨状向上级反映，有的被批斗致死，有的被逼自杀，甚至有的死后尸体还被批斗。
由于中国当局封锁这段历史，近年有为数并不多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著作和研究报告，最为著名的为中国学者杨继绳的作品《墓碑》。书中记录有3,600万人死于大饥荒时代，这本书在中国内地为禁书。杨继绳还表示查阅中国当时各地资料，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
2011年9月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的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中国浩劫史》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发行。冯客在这本书指出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4,500万；另早在20多年前，因受“六四事件”影响流亡美国的民主人士、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当年根据赵紫阳指示，曾对“大跃进死亡”做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为4,500万。
33岁县长自杀遗言:咱们把罪犯下了
《开放时代》杂志报导，甘肃通渭县长田步霄，这位1956年仅30岁出任县长的青年，在1959年写下了“土地荒了，人民饿着，咱们把罪犯下了”后自杀。死后的第二天，他被开除党籍，机关干部对其进行批尸活动。
1959年2月河南郸城县副县长卢世仁因抵制当时的浮夸、瞎指挥和违法乱纪，受到批判斗争，自缢而死。
上书抗争
报导说，上书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抗争。1958年山东省郓城县实际亩产300斤却上报为“全国亩产双千斤县”，县长鲁成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总理写信6封，如实反映农民逃荒、领导干部说瞎话的情况。
信件退回菏泽地委后，鲁成开始遭受批斗，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逮捕入狱。之后，许多为鲁成鸣冤的学生、干部、群众被开除、撤职或批斗。其妻也被劳改3年。
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以县委和个人名义，多次向省政府、平凉专区反映全县严重缺粮问题，被上升为政治问题。中共省委派工作团进驻镇原县，制造了“反革命集团案”，逮捕了许、张等县、社干部。
安徽省贵池县县长徐世达因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村中的严重困难情况，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徐世达代笔给党组织写信的人，也被迫害致死。
公开上书的结局是悲惨的，因此有的人不得不采取写匿名信的方式。当年四川省梁平县委书记明朗在七千人大会上给毛泽东写了封匿名信，揭露了四川省的问题称 ：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不少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四川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
当时的玉门 （县级市）市长杨志范曾作了这样的如实记录：“腊月三九天，北风刺骨寒，路遇冻死人，沿途牛驴死，大车七零落，凄凄惨惨寒”，“走了几村庄，没见鸡狗影， 没见有猪羊，未闻猫儿声”，“红旗挂在墙上，牛皮吹到房上，胸前戴的章章，肚子喝的汤汤”。这位市长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河北蔚县县委副书记贾振兴1962年给中央与毛泽东写信说：农村经济破产，群众生活极其困难，群众连最低生活都不能维持，百分之八、九十的群众破产度荒，离婚早婚，浮肿干瘦病死严重，甚至少数人卖儿卖女，妇女卖淫。因而，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了信心……群众要求“包产到户”。
（责任编辑：郗古韵）
中港台时间: 2013-10-01 05:06:44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10/1/n39761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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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前，大陆《看历史》杂志推出当年毛泽东送儿子毛岸英去农村锻练的一则官方版的历史笑话，引发外界热议。（网络截图）
中共窃国日网络疯传毛父子笑话
【大纪元2013年09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9月30日上午，大陆各媒体报导或将出新版高价《毛泽东语录》，中午网络随即开始疯传一段当年毛泽东派自己儿子去农村锻练闹出的一则大笑话，这是官方记载且鲜为人知，引起人们的热议。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四年，在十一窃国日之际，网络出现这两个相左的毛泽东消息，但其结果在网络是高度一致，人们借题发挥，调侃、羞辱中共当局。
官方史料：毛岸英背30斤米骑马故事
据官方微博介绍，《看历史》杂志是中国第一本历史新闻类杂志。10月1日前一天中午，《看历史》官方微博转载了《北京文史资料》中一个片段：1946年的延安。一天，毛泽东派岸英去农村锻练，毛泽东给儿子准备了行装，包括一斗（30斤）小米。路上，毛岸英骑着马，马同时也驮着30斤米。毛岸英生怕马累坏，非要把米背在自己背上，再骑马。警卫员连忙向他解释：“马同时驮人和米是一样的”。他这才搞明白。
这个微博消息引起网络热议，一些人纷纷猜测这是想说什么？有的说这是高级黑。
民间：毛岸英死于蛋炒饭
针对这则官方记载的毛岸英的笑话，有人介绍了民间流传甚广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死于蛋炒饭的故事，以此证明其智商导致其死亡。湖北一银行职员说：“智商高，蛋炒饭太子就不会在战场里违反军令开明火热蛋炒饭了，也就不会被美军机上的热成像设备锁定了！自己荒唐丢命事小，差点牵累整个指挥部的领导们被一窝端，那就真成国际大笑话了！”
由于毛泽东发动文革、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迫害运动，陕西安康的一位青年认为：“这是报应！所以其子孙一个比一个蠢”。
力转毛儿子笑话讥讽两高网络恶法
两高（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前不久出台恶法，转发5百次可能入罪，因此有一些民众在网上乐于看笑话，哈哈大笑称谣言吧？不断提醒转发超过5百次了。一些学者也高调转发称不会如此弱智吧？大概是诽谤。甚至有民众讽刺称这是泄露国家机密。
还有民众核实后说：“原来是真的，在《北京文史资料》47辑上”。福建民众还根据这个历史片段，讲了一寓言：张三远行。李四送一匹马让他骑，说：“四条腿比两条腿跑得快”。张三牵着马猛跑，李四惊诧，张三解释：“六条腿比四条腿跑得更快。”
毛泽东新版高价语录或12月出版
9月30日上午，大陆媒体都转载发表了新版高于2千元的《毛泽东语录新》或将于12月上架的消息，此书的总编、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强调称没有政治目的，目前待审批。复旦大学河南校友会秘书长高会民对此微评：“拿毛主席语录挣毛左、毛粉们的钱，也算取之有道吧。”
有北京著名学者徐昕则翻出1979年2月12日，中共发出的《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当时通知上称：“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现存的中文版、民族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
很多民众认为网络上这个疯传的毛泽东儿子的笑话，跟这个新版高价毛泽东语录或将出版有关，暗喻脑残。
（责任编辑：刘毅）
中港台时间: 2013-09-30 19:14:32 PM 【万年历】
本文网址: http://cn.epochtimes.com/gb/13/9/30/n39759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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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毛泽东语录年底面面世 学者认为或有官方背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 2013-09-30
资料图
中国媒体报道，毛泽东语录新版本将在今年年底推出。其总编表示，再版毛泽东语录是民间和学界的行为，没有政治目的。但海外中国学者对此有不同解读。
广州的《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新版毛泽东语录的封面将与1960年代出版的“红宝书”截然不同。
新版毛语录总编、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表示，此次再版毛主席语录是民间和学界的行为，没有政治目的，而且目前还在等待官方的审批。
他透露，新版毛泽东语录以24万字，12万字，6万字三个版本发行，正式的书名还没有确定，但不会叫《毛主席语录》，有可能使用“毛泽东”的称呼，以示客观。
报道说，新版语录的内容不同于1960年版的《毛主席语录》。1960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摘自四卷毛泽东选集，新版语录则出自1960年代至今出版的58本毛泽东著作，并且会提及文化大革命。
语录总编陈宇表示，新版语录的版式不模仿‘红宝书’的样式。新版为大开本，24万字的版本A4纸大小，宣纸印刷，售价高于2000元。而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语录》为红色封面，手掌一般大小，可放在制服口袋里。陈宇称，新版语录由他和其他20人费时2年完成，这些人包括学生、企业家、大学教授、老大妈，从18岁到70多岁。
另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也说，中国官方近来越发推崇毛泽东的思想和做法，而这次又由一位解放军背景的学者主编和出版新版《毛主席语录》，被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可能有官方背景。
旅美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认为，中国大陆如今要出版毛泽东语录，这是中共回光返照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中共的回光返照，临死前都会有这种现象。实际上，中共的高层在内部讲话里、甚至在对社会的讲话里都承认，它已经病入膏肓，离死不远了。而中共新领导层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远离了毛泽东的思想，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经可念了，就再把毛泽东的语录拿出来念一念。”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还说，近年来，在中国民间曾有过一些毛泽东语录新版本。例如，2005年，一位名叫杨一峰的人曾出版过《毛泽东语录》；今年4月，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也出版了《毛泽东箴言》。
旅美中国学者李洪宽就此表示，中国大陆这次重新编辑出版毛泽东语录可能也有商业炒作的一面。
“我也注意到这条消息了，我也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也许是出版商在炒作。过去毛泽东语录之所以能印的那么多，都是因为靠政府发放的，不是老百姓自发买的。也许出版商期望政府现在也会这么做。但要指望来自市场的需求的话，那这个新版毛语录应该挣不到钱的，至少价格不会是两千元。”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毛泽东语录最早出现在1961年的《解放军报》上，当时，为便于军队学习毛泽东思想，军报从毛泽东选集中摘取片段刊登。1964年后，《解放军报》将语录结集出版。文革前，毛泽东语录经过数次修订再版，但1966年之后就再未出版过新版语录。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毛泽东研究学者萧延中认为，将在今年底出版的新版毛泽东语录仍由解放军背景的学者主编，很可能有官方意图。
报道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党史者韩钢认为，在社会矛盾复杂，价值观冲突明显的当下，新版毛泽东语录的出版形式上是要回到过去，但绝非简单的怀旧，而更多恐怕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
新版毛语录的主编陈宇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基于毛泽东思想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定论不会有什么变化，只要中南海新华门前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还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还在，中共对毛泽东的定论就不会变。
自19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学术界和民间对毛泽东的评价变化巨大，三方均有分歧。有左派人士仍推崇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许多如腐败等问题，就是因为中共脱离了毛泽东思想。但也有更多学者和老百姓，把毛泽东看作是曾为中国带来诸多巨大灾难、并导致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监禁、被残酷斗争、或被死亡的一位独裁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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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1003 外交部解密档案 – 中國上世紀外援 網文
编者按:此文已在【批毛專集】(二十一)中，由夢倾城撰写的<中国花千亿竟买来三仇人>中转发。内容基本相同，但非常重要，尚未阅读的网友，值得认真阅读，深刻反思！來源:電子郵件
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1976年以前,中国总共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大小不一的经济援助。（详看腾讯《今日话题》——“对外援助六十年”）。援助支出总额究竟多少？至今仍是个谜。以越南为例，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毛领袖当国二十七年间，中国的援助外交究竟到了何种地步？为避免面面俱到耗费看官更多时间，下面，透过三个部分，感受一下三十多年前的“大国援助外交”何等的怵目惊心，何等的荒诞绝伦。
一、数千亿巨资买三个“仇人”的故事
（1）朝鲜——一只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三个国家后来也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永远心头之痛。
文章写到这里时，再次发生朝鲜巡逻艇在中国海域挟持中国渔船索要60万的新闻。那么，就先谈被网民称之“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的朝鲜吧。
1950年6月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在战争开支高达7万亿人民币（旧币）、无法承受如此巨额开支的情况下，只好举债支付战争费用——举国上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愿捐款，捐飞机大炮”的“爱国义捐”运动。诚然，在绝大多数国民都喝粥的情况下，仅靠“义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只好向“苏联老大哥”举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5 亿卢布，总共约62亿卢布（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苏联贷款之事，一直让很多中国人忿忿然、耿耿于怀——抗美援朝之初，咬着大烟斗的斯大林大叔当着中国同志之面大手一挥：“这一仗我打定了！中国出人，苏联出武器！”结果呢？这个承诺，就像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决定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人民”宣言一样，理所当然打了水飘：56.76卢布本金按期偿还，利息也是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
与“苏联老大哥”锱铢必较的“无私援助”相比，中国小弟实在太喜欢发扬“国际主义风格”了——三年朝战期间，中国除了举债支付庞大的战争支付外，还向朝鲜无偿提供了总值人民币7.2952万亿（旧币）的战争急需品和生活必需物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11月,金日成访问中国, 中朝兄弟又弄了个经济文化合作协定——慷慨无比的中国大哥不仅将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无偿赠送朝鲜兄弟8万亿元人民币（旧币）。并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恢复重建。（详见腾讯每日话题《对外援助六十年》）
然而，这只是无底洞的、噩梦式“援助外交”的开始：1959年至 1962年,在无数百姓敲着“凤阳花鼓”去讨乞、唱着“走西口”出去讨荒的最困难时段,中国仍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让你更崩溃的还在后面：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又拍板给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和一大批物资。此时的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更是朝鲜人民的“好总理”——他忘记了中国目前已经陷入举国大饥荒之中，十分周全地向朝鲜同志建议：“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 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好一个“等后代还也可以！”
然而，中国的慷慨援助却永远难满足朝鲜同志的革命胃口：1962年,朝鲜要求中国帮助建纺织厂。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70 年，签订中国给予朝鲜无偿军事援助6亿元的协议,并提供石油15万吨；1972年，再予以石油140万吨；为了更方便向朝鲜供应石油，1972年，开始为朝鲜修建输油能力400万吨的输油管道。同时，还援建了20万千瓦火电厂、平壤地铁等项目。（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1950年开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究竟给了朝鲜多少援助？只有天晓得！
（2）越南——湄公河巨鳄的血盆大口
毛时代，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对“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当然，也是第一个与中国老大在战场上刀枪相见的“兄弟国家”。
1950年5月15日,中国向越南支援2000 吨大米。1950年至1954年,提供1.76亿人民币的援助。1955年7月胡志明访华，赠送越南8亿元人民币。并提供设备、物资,恢复交通设施、尤其是铁路交通,派遣专家、顾问,接收近千越南实习生等。同年，在本国大米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再援助越南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另外，还给越南5吨葡萄干、1130箱酒，以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等一批物资。
而在自身农业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还为越南提供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火柴厂、加固水坝等,还包括10个碾米厂、两个汽油库。（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一句话：越方是无所不要,中国是无所不给。象疼爱独生子一样对越南兄弟呵护关怀备致！
再看一则惊心动魄的一列数据：
1962 年夏,仍处于三年大饥荒中的中国，又决定给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 25.39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 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二百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三万多辆汽车,二百万吨汽油。帮越南铺设三千公里以上的油管。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并供应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府还特地给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须知，1976年之时，中国外汇储备只有5.8亿美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更要特别提出的是：给越南的所有援助都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中国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中国军队发现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则是“中粮”！ 、
“血染的风彩”，是敌人用中国赠送的枪炮染红的！
（3）—阿尔巴尼亚——永远填不饱肚子了巴尔干半岛巨鹰
从1954年起至1976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注意了：那时阿总人口才200万，相当于平均给每位国民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广东东莞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毛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跟阿尔巴尼亚打得火热，缘于中、苏两党打嘴仗、其它“兄弟党”绝对一边倒向苏共的情况下，不惜与苏联闹翻支持中共（仅是舆论上支持而已。）。从此，阿方一直以中国反击“苏修”的大功臣自居。从中国得来的东西，从来没有还的概念——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好一个“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尔巴尼亚虽然与新加坡一般，只是一个仅有两百多万人的“鼻屎大国家”（李光耀出言冲撞了台湾，台外交部长陈唐山称新加坡作“鼻屎大国家”。），胃口却大得吓人——动辄开口几亿几十亿。纵然到了1970年中阿关系降温之时，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1974 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而中国呢，对阿的援助总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后，销路成问题，于是便销往中国。用中国人给的钱做成的东西倒过来赚中国的钱，阿尔巴尼亚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的最大奇迹。
阿共第一书记霍查曾对中国同志说过一句名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够牛逼吧？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而是“你们没有的，咱们也要有！”——阿尔巴尔亚城市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那时中国国内用的绝大多数是木杆，水泥杆都很少，就更甭说是稀缺的优质钢管了。
“国际主义风格”发扬到这个份上，夫复何言？！
更牛逼、更奇的是：最恨帝国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却最喜欢帝国主义的东西。——中国援建了化肥厂，阿方竟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象疼儿子一般疼小兄弟的中国于是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
如此“国际主义风格”除了毛主席、周总理能发扬得出来，谁能发扬得出来？
中国大哥援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于是惊人的浪费现象便出现了：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水泥、钢筋也实在太多了，多得没地方用，于是阿方便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竟建了1万多座。
更绝的是：满眼是敌人的阿共领导人为了抵御假想敌的“侵略”，便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修了50万个地堡！按200万国民计，每4个国民便拥有一座。这些地堡宽5米，高2.5米，壁厚则达到了30厘米，顶部则还要更厚一些。粗略推算，建造这样一座地堡所需的钢筋混凝土，足够建造三到五座小型居民楼。最后，因为最终没有等到“敌人”入侵，便让附近的农民拾到便宜——纷纷作了猪圈。
比天方夜谭的故事还精彩吧？
对阿尔巴尼亚噩梦式的援助，直到1978年7月中阿两党反目为仇才终止。
为了在中、苏一场毫无意义的嘴仗中寻求一位可怜的支持者，中国竟花费了一百多亿人民币。还不包括其它建设方面的援助。须知，那时中国农民普遍日收入才0.2元人民币左右！
三十五年前100多亿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比值，又是多少亿人民币。
从1950年开始，中国仅花在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三国的援助究竟是多少？从越南就二百多亿美元来看，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不上万亿也至少几千亿吧？
二、救命粮的故事，
对中国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1959年至1962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时达三年多的大饥荒。整个大饥荒究竟多少人，成为当今中国网民争论最激烈的话题。而为何导致发生如此惊人的惨剧，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人只归咎于“放卫星”的失误。然而，随着部分历史档案的解密，人们才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三年大饥荒的最严重阶段，中国仍然出口太量粮食支援“兄弟国家”。并提供经济援助。
心尖滴血的数字——1960年年底，中国紧急援助阿尔巴尼亚50000吨粮食，以及2100万美元的外汇。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详见《对外援助六十年》）
在数千万国民生命奄奄一息之时，本应大量进口粮食。然而却相反，竟出口75000吨粮食！这是一种什么“国际人道主义风格”呢？
出口75000吨粮食在今天而言，确是不值一提的数字。然而在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倒毙于大饥饿面前之时，出口一粒粮食，也是一种犯罪！
三、无偿、不附带任何条件，远超国力对外援助。
1956年和1957年,中国无偿赠予柬埔寨800万英镑的物资,由柬埔寨政府自由使用,中国政府不加任何监督和干涉。这是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具体化,此后成为范本。纵观三十五年前中国所有的对外援助，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模式的。
三十五年前中国所有的对外援助，所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远远超过正常国家。以2004年为例，美国对外援助的总额为400亿美元左右，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二，只占联邦预算开支的百分之零点九。中国对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从1963年开始比例逐年提高，到1972年、 1973年、1974年依次为6 .7%、7.2%、6.3%，远远超过了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
四、结论——由读者自己作出
话到这里，要回归主题了：中国被“抬进联合国”的代价究竟有多大？四个字概括：极其惨重！
而中国被“抬进联合国”究竟值不值？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如果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外交路线，作为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国，联合国会恭恭敬敬把中国请进联合国。然而中国一开始便选择了一条极为错误的外交路线：先是一边倒向苏联。最后与美国、苏联和世界所有强国闹翻。只剩下一班用金钱买来的一班贪得无厌的穷兄弟。吃了拿了中国太多太多，于是便来个“一二三”，合伙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平心而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治国经验、外交常识的匮乏，以及两大政治集才尖锐对立的国际大环境等因素，造成极为严重的外交失误并非是不可宽恕的。然而作为后人，一定要正视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如果基于维稳思维，一再强调“毛主席、周总理的伟大外交政策和外交成就绝不能否定！”不但难于得到国人的谅解，类似的外交悲剧就可能随时重新上演。